文明的进程系列（全5册）

丨有料、有趣的文明历程丨

[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特费尔德 等 著

余静 等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蛊惑世界的力量：可卡因传奇

黑石头的爱与恨：煤的故事

上帝之饮：六个瓶子里的历史

万用之物：盐的故事

一条改变世界的鱼：鳕鱼往事

蛊惑世界的力量：可卡因传奇

[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特费尔德 著

余静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引言

第1章 印加人的可乐

第2章 德·加希耶疯了

第3章 从古柯到可卡因

第4章 人类第三大劫难

第5章 弗洛伊德的渴望与恐惧

第6章 春药？毒药？

第7章 黑人、苦力、英国人

第8章 好莱坞的宠儿

第9章 卷土重来

第10章 泛滥与恐慌

第11章 “死亡未婚夫”的报复

第12章 提纯可卡因——人咬狗

第13章 中情局引火上身

第14章 可卡因骑士

第15章 墨西哥往事

第16章 玻利维亚惊魂

第17章 秘鲁的无奈

第18章 建在毒品上的哥伦比亚

第19章 可卡因游戏

致谢

参考书目精选

引言

快到下午4点半了，生物碱刚刚开始让人觉得刺痛。我躺在吊床上荡荡悠悠，注视着橘黄色的太阳慢慢沉入拉贝德弥业特群山之中，随手插上了耳机，放上一小段音乐，任思绪随意飘荡。此时我突然明白——它起作用了。

此刻，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是可卡因，因为这本书写的就是可卡因，对不对？没错，这本书的确写的是可卡因。要是你把我的血抽一点儿来检验一下，会发现它呈阳性。但事实上，我没有使用可卡因。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你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在安第斯山区，人们并不像那些故弄玄虚的演员那样大模大样地把可卡因往鼻孔里猛地一推，再把剩下的用手指轻轻一蹭，抹在牙龈上。他们不在洗手间里干这个。实际上，他们根本不用可卡因。真的不用。你要是想在安第斯山脉使用可卡因，你得咀嚼。而这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或者说我想做的。

开车在南美洲进行了大半个月的可卡因之旅后，现在我正在秘鲁的廷戈·玛利亚地区寻找上好的货。我得出的结论是：要么是我现在的做法根本不对，要么就是嘴里嚼的这东西根本没有什么神奇之处。那么是南美洲的印第安人4000年以来都弄错了吗？有可能。我躺在吊床上，听着音乐，轻轻地左右晃悠着，注视着夕阳西下，此刻所有这些思绪在我脑海里徘徊。

接着，我意识到舌尖已经失去知觉，不像是看牙医时打了麻药后的那种麻木感（尽管这个说法可能十分恰当），而像是吃了太多薄荷糖后的那种感觉，麻木而又刺痛的感觉。尽管没吃饭，我也不觉得饿。尽管天很热，什么也没喝，可我也没觉得口渴。

我突然想到，就这么躺在吊床上打发这个下午真的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尽管蚊子成群结队地对我的双腿进行轮番偷袭，还有上一顿吃的棕榈油沙拉像飞鱼导弹似的在我身体里穿肠而过，害得我不得不大半天都蹲在马桶上，我还是的的确确感觉妙极了。我没有放声狂笑，没有滔滔不绝好像过了今日没有明天似的讲个不停，没有跳下床来手舞足蹈，没有沉沉睡去，也没有那种强烈的欲望想要向同伴吐露心声，说生活的真谛便是受苦。一点儿那样的感觉也没有，我只是躺着。

我躺在那儿，在吊床上轻轻地荡悠着。忽然我意识到，现在听的这段音乐同《雨》的旋律完全一样，而这恰好是甲壳虫乐队所有乐曲中最棒的一首。我轻轻地晃悠着，舌头阵阵麻木，喉咙也开始失去感觉，这时我忽然明白：我并没有感到什么不适。现在我明白无误地知道，自己正在体验可卡因的味道。

在秘鲁上华拉加谷地（就在胡安诺科北部），我最终弄明白咀嚼可卡因的奥妙。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在几万年前，可卡因被创造了出来——不是由人类，而是由大自然创造出来。正是在这里，印第安部落发现了它并开始在这里种植它。正是在这里，可卡因在19世纪晚期充斥了秘鲁的种植园，在20世纪晚期这种非法产业也是在这里复兴。胡安诺科就是秘鲁可卡因主产地。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来到了这里。也正是在这里，我这个言语不通的外国人终于找到了我要的信息。

真正的可卡因——我指的是纯可卡因，不是你在街上从一个名叫麦考姆的朋友的朋友那里买来的下等货，那里面的可卡因含量比日本电影的预算还要低，还会让你在马桶上蹲上一个星期，因为其中含有的一种物质便是甘露醇——同真正的可卡因相差十万八千里。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可卡因可以让人体验到快感，所以瘾君子们愿意支付高得离谱的价格去购买，毕竟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最后的确在这上面花费惊人。

可卡因的价格对消费者而言非常高，但对生产者而言，它的价格就更是高得离谱。在南美洲，可卡因的危险要大大高于鼻黏膜偶尔穿透的危险。从毒品交易中获得的无数的硬通货在这个大陆上横行无忌，所到之处无不人仰马翻。仅在过去的25年内，可卡因交易产生的现金就引发了玻利维亚和洪都拉斯的多次政变；它渗透进了巴哈马、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海地、古巴以及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它为在尼加拉瓜进行的游击战争提供资金（制造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历史上最为尴尬的丑闻）。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毒枭竟然富有到提出愿意替各自的国家偿还国债；哥伦比亚的毒枭权力大到对自己的国家宣战——打得自己的国家当局不得不低头认输。就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可卡因正在秘鲁制造暴乱，玻利维亚的警察也因此而遭受绑架并被折磨致死。如果我是个赌徒的话，我会把钱押在可卡因上，赌它能够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把哥伦比亚正在进行的内战推上过去36年来的最高级别。正在此时，秘鲁、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三国政府正在其靠近哥伦比亚的边界线上驻扎军队，以应付即将大批涌入的难民。

我想写这么一本书：有枪支、暴力、骚乱、犯罪、金钱，还有可卡因本身的魔力和神秘色彩。

于是，我揣着刚签的出版合同，一头扎进了大英图书馆，要用接下来18个月的时间去挖掘关于可卡因的所有资料。当时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涉足的是什么样的领域。

我挖掘得越深入，问题变得越深奥，也就要求进行越多的挖掘工作。因为我发现，如果想了解可卡因，了解它的发源地——我的意思是，如果想真正了解可卡因，就必须追溯到很久以前。追溯到可卡因庄园主和贩毒集团之前，追溯到布什和巴拿马及毒品之战之前，追溯到诺列加、里根和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丑闻之前，追溯到提纯可卡因和约翰·贝鲁西之前，追溯到那些毫无意义的，说流通的钞票上99%都带有可卡因成分的调查报告之前，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雅皮士潮之前，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对可卡因进行游离盐基化的狂野潮流之前。一直追溯下去，追溯到所有的一切之前。你必须回到它最初开始的地方。你必须回到一株无伤大雅的植物那儿去。追溯到古柯那里去。

第1章 印加人的可乐

高卡古柯树是一种南美洲土生土长的灌木，看起来没有任何奇特之处。教材上说它可以长到两三米高，一年结一次鲜红色的果实，但实际上这种植物通常高不过一米，也不太可能看到它结出果实。

如果你是个园艺专家，也许会评论说它很像茶花。它的叶子呈椭圆形，背面有两条同中脉平行的清晰的纹路；奶白色的花朵看起来像春天的羽扇豆。如果你凑近叶片，也许还会闻到叶子发出的香气：很著名的一种说法是这种香味近似于刚刚收割的稻草和巧克力混合起来的气味。

研究高卡古柯的专家认为它“很美”，不过研究蟑螂的专家也会认为蟑螂“很美”，所以我们也许不能对这种说法太当真。只有认识这种植物的外行人才会认为它很美丽。因为一旦你了解了它，知道它代表着什么，它便获得了一种可怕的魔力，就像那些我们希望从来就没有发明出来的东西一样，例如原子弹。

这并不是说高卡古柯很丑，不过是看上去其貌不扬罢了。说实话，很难再找到比它更没有特色的植物了。想象一种矮小的灌木丛，长着近似椭圆形的叶子，有茎，那就对了。这就是古柯。它的名字又是如此普通，你向人们提起它时，别人以为你谈的是可可豆，或是椰子。你谈的不是可可豆或椰子。古柯曾经引发过战争，促成了侵略，令政客蒙羞，让政府倒台，使监狱人满为患，造就了亿万富翁，却令国家破产，夺去了（也许也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所有这些都只不过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因为高卡古柯，这种再普通不过的灌木是地球上最富含可卡因的植物。

高卡古柯属包括大约250个物种，其中大多数都属于南美洲的本土植物，有一些也可以在欧洲找到。只有两个植物学家曾经详细地研究过这一科的植物，而这两个人都已经去世。然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这250多种植物中有许多含有可卡因。一份1974年的论文分析了29种高卡属的植物，其中有13种含有可卡因。不过里面只有几种能够提取足够的可卡因，值得人们进行商业种植，而它们又全都生长在南美洲。首先是高卡古柯属的古柯。这就是最初的古柯——直到最近仍是市场上的主要产品——从前人们称之为“玻利维亚古柯”。

其次是高卡属的伊帕度种。它生长在亚马孙盆地，当地的部落几千年以来一直收获这种植物。过去没有人对它进行商业种植，因为它的可卡因含量相对比较低。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逃避缉毒组织的打击，古柯种植园开始离开本土向其他地方蔓延，于是种植者便选中了亚马孙盆地。从此，伊帕度便成了毒品家族的一员。

再次是高根古柯，是以新格兰纳达城来命名的（即西班牙的殖民者为哥伦比亚起的名字），因为这种植物原来就生长在那里。这也是白人见到的第一种古柯，它的样品通过轮船运送到世界各地。

可卡因一旦被最终分离出来，荷兰的西印度公司便把它带到印度尼西亚，高根古柯便成为世界毒品行业的基石。尽管高根古柯以前从来没有真正被用在非法的可卡因行业，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卷土重来，因为当时哥伦比亚的贩毒集团决定停止从玻利维亚和秘鲁购买古柯叶子，转而在本土进行古柯种植。本土种植最终让他们大赚了一笔：目前世界非法可卡因产量约85%来自高根古柯。

最后，便是所有古柯中最难以捉摸也是最受珍视的：高卡属的图克西里斯古柯。这也是所有古柯中种植最广泛的——不过原因与你想的不同。人们一般称它为“图克西里”，它只能在偏僻干燥的沙漠山坡区域生长，通常生长在靠近安第斯镇的安第斯山脉东面的山坡上（也是唯一生长在东面山坡上的古柯品种）。

由于当地土壤贫瘠，图克西里斯古柯的生存完全依赖人类（古柯种子必须在湿润的环境下才能发芽——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古柯生长在潮湿多雨地区的原因）。它的叶子小，颜色很深，以其强烈的香味和较高的可卡因产量而闻名——印加人认为图克西里斯非常好，甚至称之为“皇家古柯”。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这要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尽管这种叶子里含有大量的可卡因，却很难提取出来，因而图克西里斯一直没有在可卡因行业真正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可卡因行业并不一定全是非法的：即使在今天，一些大牌公司还是很乐意偷偷弄走古柯叶子去加工，包括那家最知名的大牌公司：图克西里斯的叶子现在仍然被用来调配可口可乐的味道。

这种情况很古怪。显然，一种世界上利润最高的非法产业却支撑着一种世界上利润最高的合法产业。当然，可口可乐公司采购古柯叶子是得到许可的——一切都是公开操作，仅此而已。古柯既可以用于合法的工业目的又可以用于非法目的，这就产生了问题：你不能禁止人们种植这种植物——然而，既然这种植物是生产可卡因的原材料，那就会产生问题。不过这是后面要谈的内容。这就是关于古柯的难题：一旦你开始挖掘事实，所有的故事便一下子由中心向四面八方展现出来，每一条小小的信息都向四周蔓延开来，同时却又无处可觅。正因为这个故事很古怪，所以关键是要把这些事实一一整理清楚。

高卡属的古柯并不是特别挑剔，它们到处都能生长。然而（除图克西里斯和伊帕度之外），再没有比位于北纬7°到北纬10°之间的安第斯山脉东坡更适合富含可卡因的植物品种生长了。要是当地气温高，没有霜冻，雨水充足，土壤碱度很低，古柯应该成为你的首选作物。这就是说，古柯的种植，往往会出现在从北部的哥伦比亚，沿着南美大陆的东部边缘地区，往南穿越秘鲁延伸到南部的玻利维亚，向东一直延伸到亚马孙盆地的第一阶，这一地带是比较偏僻的地区；不过古柯也可以大大超出这一范围，在其他地区生长。尽管在布里克斯顿[1]家中的日光灯下种植古柯来致富的可能性不大，但也没有理由说这行不通。同样，许多加勒比海的岛屿一直时不时被用来种植古柯，牙买加、夏威夷、泰国、印度、斯里兰卡、北非和印度尼西亚也不例外。

尽管大多数古柯离海平面越近，生长的速度就越快，但是离海平面越远，其可卡因含量也就越高，因而人们通常在安第斯山脉海拔457~1830米的陡峭山腰上开垦出如同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等高线一样的梯田，在上面开辟种植园种植古柯。在安第斯山脉，人们一直严格地按照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方法种植古柯。今天，古柯种植遍布南美大陆，再也不存在什么“野生”古柯，植物学家也无法确认古柯到底起源于哪一个国家。

科学家们怀疑，单从古柯在南美大陆的分布情况来看，“最初的”古柯产于玻利维亚，不过具体的分布情况则纯属学术研究的范围。主要原因是，这种看上去非常平常的灌木，通过进化过程的某种机缘巧合，竟然实际上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小型化学实验室，从安第斯山脉黑色的泥土里面吸取了那少得可怜的养分，将它们鼓捣一下，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一系列天然的兴奋剂，其中一种碰巧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非法药物。这样一来，它便刺激产生了一种年产值920多亿美元的行业。

几千年以来——也许是几万年以来，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就已经开始为了提取兴奋剂而种植古柯，而一直以来他们几乎都非常成功，当然不是完全成功。原因在于，虽然古柯的确含有可卡因，但是含量却不是太高。其实每一片古柯叶子99.3%~100%的成分不是可卡因。最近有一篇论文指出，一份图克西里斯的样品中含有“高达”1.02%的可卡因成分，但是一般认为这种情况实属异常：一般情况下的可卡因含量为0.72%。按照这个比率，你要是想吸点儿可卡因好出去逍遥一晚，得往鼻子里塞上40~50克晒干的古柯叶子，这么多的新鲜叶子足以装满一辆小汽车的后备厢。尽管如此，一些聪明的印第安部落几千年前就发现，长时间咀嚼少量的古柯叶子，可以使里面所有的天然兴奋剂（称为生物碱，可卡因只是现有的多种生物碱中的一种）慢慢释放出来。因此，咀嚼古柯叶子的人——通常称他们为“嚼客”，咀嚼的时候就可以获得一种缓慢而持久的兴奋感。

咀嚼古柯是一项通过学习才能获得的技能。这个过程几千年以来都没有改变过，一般是这样的：从烟袋里取出一小撮古柯叶子，仔细地卷成一卷，放在嘴角处的牙齿和面颊之间的地方。然后拿出你的碱壶，即用来装一种称为“特克若”的强碱性粉末的葫芦。这种粉末也许是用烧焦的植物根部制成的，也许是磨碎了的贝壳粉，或是用其他任何酸碱度合适的东西制成的。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如果这种具有腐蚀性的物质同口腔内膜直接接触的话，会造成口腔灼伤，产生强烈的痛感。因此你需要拿个小木棍或是金属丝从葫芦里挑出一丁点粉末，然后小心地把它塞到你口里的古柯卷中间。这样，碱面才会由唾液安全地稀释，慢慢释放出来，提高古柯汁的酸碱度，从而提高人体吸收可卡因的速度（这其实不过是中学里就能学到的化学知识，不过尚需改进的是往古柯叶子里加碱面，以便里面的生物碱能够为咀嚼者吸收的方法——考虑到几千年以前就有人想出了这种办法，这一点还是很令人惊奇）。说是咀嚼古柯，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咀嚼：只需不时用舌头搅动口里的古柯叶，使之保持湿润，好让里面的味道慢慢渗出来。你很快会发现古柯汁液顺着喉咙后面流了下去。立竿见影的是，你的唾液变成吓人的绿色。如果你坚持下去，就会开始注意到更加微妙的变化：嘴里有些刺痛，喉咙感到轻微的麻木，没有饥饿感，明显感觉精力倍增。

到亚马孙盆地深处，在只有伊帕度生长的潮湿阴暗的小山谷里，印第安人咀嚼古柯的技巧稍有不同。他们不是把古柯叶子晒干整张嚼，而是在露天生火，把古柯叶子放在火上的大盘子里烤，连续猛捣，直到将之捣成细微的绿色粉末，然后再拌入从名为“印包巴”树或是“亚如么”树制成的碱性灰末。这种粉末状的混合物还可以用烟熏，使之更为适口。人们要么把这种混合物做成小球留待以后嚼食，要么直接放入口中，里面还可以掺上烟草。

捣成粉末状后，古柯叶子里的天然生物碱成分更容易溶解，也就更容易通过牙龈和口腔内膜吸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伊帕度古柯可卡因的天然含量很低。咀嚼古柯这一主题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分类：人们在墓葬里发现了吸食鼻烟的管子，这表明当时的人是通过鼻孔来吸食古柯的，而今天美斯蒂索部落中吸食古柯的人也为数众多。20世纪80年代，秘鲁政府曾花费巨额资金大力宣传从古柯奶油到古柯牙膏的所有商品，孤注一掷地想要使外界眼中政府赞助的毒品生产合法化。

在安第斯地区，古柯还可以用来治疗雪盲症、头疼、开放性创伤——任何你可以举出的病痛：无论你在南美洲得了什么病，古柯都很有可能起到较好的疗效。如果疗效不好的话，也肯定会让你病中感觉不那么难受。

古柯的这些用途，只有很少的几种在西方被采用——毫无疑问是因为古柯及其衍生物可卡因属于非法药品。然而早在立法禁止使用古柯之前，古柯能治疗各种疾病这一点其实是常识：斯科特船长和他的船员在1910年那次南极探险途中就携带了可卡因和含锌的药片来治疗雪盲症。这些药片的效果好极了。

作为最早的西班牙评论家之一，巴德·布拉斯·瓦勒拉是伟大的印加历史学家加希拉索·维加的同事，他算是古柯药效的早期信徒：

古柯可以保护身体免受许多疾病之扰，我们的医生使用粉末状的古柯来消除伤口的肿胀，治疗骨折，驱除体内的寒气或阻止寒气入侵，还可以治疗腐烂或生蛆的伤口。如果古柯对外在的伤痛有如此好的疗效，那为什么这独特的功能不能在食用它的人的内脏产生更好的效果？

但是大多数的可卡因不是被用来治病，而是被用来消遣。南美大陆的居民以咀嚼古柯来提神，正如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喝咖啡来提神一样，古柯加唾液加碱面这简单的公式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诚然，把晒干的古柯叶子放进嘴里，再加上些带有腐蚀性的苏打来促使它们分解，这个方法的确有些旁门左道，但是当时想出这个点子的印第安人也就是发现吃毒蘑菇能使人看到奇异颜色的那些冒险家：这些人认为把干叶子放到嘴里再放些辣辣的碱面的做法很酷。在离经叛道地使用植物方面，他们颇有点历史渊源。

专家们喋喋不休地发表高论，探讨普通的嚼客嚼一天或一辈子的古柯会吸收多少可卡因，但却至今还没能对哪个数字达成一致。他们估计出来的数字从一天13毫克（等于一杯蒸馏咖啡的咖啡因含量）到一天0.5克，这个量代表着相当大的毒瘾。这样一来，一位科学家得出结论说，嚼食古柯是一种无害且有助于恢复精力的消遣活动，而另一位则把所有的嚼客都列为吸毒成癖的瘾君子。反对古柯的争论尖锐且带有宗教式的狂热，因为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对南美大陆的拯救已经势在必行：

平均每棵古柯树造就的瘾君子，要超过其他任何能产生麻醉成分的植物；1500万南美居民沉溺于这种含有可卡因的叶子。半数玻利维亚人嚼食古柯，300万秘鲁人无法摆脱它，而哥伦比亚的全部人口都染上了古柯瘾，并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支持古柯的人的理由同样动人，但更现实：

没有古柯就没有秘鲁。

这两大阵营的科学家时不时相互攻击，隔三岔五还总有些愚蠢的外国佬坐着船跑到南美洲，一本正经地建议说，为了印第安人的健康，为了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了世界禁毒之战取得胜利（或者说同时为了这三个原因），应该禁止嚼食古柯。他们说，这显然对大家都好。但实际并非如此。古柯种植者对这些人常常公开表示敌意。所有主张终止这种习惯（和这一行业）的建议都会遭到怀疑，引起愤怒或嚼客们的嘲笑。他们摇头，偷偷咒骂，嘴里依然嚼着古柯，一如从前。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再次提出类似建议，因为西方世界一直拒绝了解这一点：古柯永远不会，也从来没有走开过。在外国佬到来很久以前，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农民就在这片土地上开始嚼食古柯了。他们还会一直嚼下去，直到外国佬走了很久以后。

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让人稍微感到精力充沛并不是嚼古柯的唯一好处。1974年6月，一位名叫吉姆·布劳曼的科学家（在今天的南美大陆植物学家中非常出名）觉得自己已经受够了“古柯有危险与古柯没有危险”争论的困扰，便采取了一种以前谁都没有想到过的方法：将一公斤的古柯叶子从玻利维亚的查帕尔省寄到美国进行成分化验。检验的结果令人吃惊。那些看上去无伤大雅的高卡古柯不仅能够产生可卡因，而且还有不少其他的好处呢。由于古柯叶片里含的成分如此丰富，他得出结论说，100克的古柯叶子足以提供专家推荐的个人每日所需的钙、铁、磷、维生素A、维生素B_2和维生素E。嚼客每天嚼两盎司古柯就能获得日常所需的所有维生素——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南美山区新鲜水果和蔬菜奇缺。

南美洲其他蔬菜的钙含量没有哪一种能接近古柯的。这也很重要，因为山区里也没有大量的牛奶供应：对哺乳期的母亲来说，古柯似乎是天赐佳品（人们对布劳曼的数据仍然有争论，由于古柯叶子嚼完扔掉，因而有人指出它们的营养价值达不到那么高）。此外，还有人认为古柯在高原地区有益于调节人体的新陈代谢，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一直在嚼食古柯。我们知道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同高原反应作战。南美洲首屈一指的高原生物学专家卡罗尔·曼基博士指出，嚼食古柯的数量同嚼食者居住的海拔高度之间存在直接联系。此后又有人提出，古柯能限制血液流到皮肤的速度，提高人的核心体温——这一点对那些居住在高纬地带的人来说仍然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地方往往非常寒冷。同古柯的所有其他特点一样，人们仍然对这些事实展开着激烈的争论。无论如何，美斯蒂索人并不需要布劳曼那样的试验才能知道古柯对自己有好处，他们千百年前就已经知道了。这就是他们使用古柯的首要原因。

考古发现，人们对古柯的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比人类最先发现南美大陆还要早很多年，因为当时的绘画和小雕像中都出现了腮帮子鼓向一边的人物形象：证明他们不折不扣地是在嚼古柯。有些坟墓里面放有为死者来世准备的东西，墓里总是能找到古柯叶子。一般认为“古柯”这个词来自玛雅语，即提万那库部落的语言，“khoka”（音同“古柯”）意为“植物”或是“树”。然而，这种翻译忽略了这个词的另一项重要含义——“khoka”不光指的是任何古老的植物，还可以指精髓的东西、最初的东西，即古柯这种植物。

似乎早在语言产生之前，就产生了古柯。在秘鲁，古柯直到今天还被用作测量距离和时间的标准。路程是用“古柯达”来计算的，即一个人以正常的速度步行时所嚼食的古柯卷的数量（一个古柯卷大约等于45分钟，约计在平地上行走3公里或攀登2公里陡峭山路的距离）。人们千百年来一直围绕古柯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一点自有其动人之处：一个“古柯达”今天所等同的时间分毫不差就是一个古柯达昨天所等同的时间，也就是它明天或者是后天等同的时间。不可能把它变成十进制，它也永远不会变成十进制。

没有人真正知道古柯树是怎样进化从而产生了可卡因。有人提出，古柯里的可卡因含量证明它是一种有利于生物进化的杀虫剂，使得含有这种成分的植物相对具有免疫力，可以抵抗昆虫和其他害虫的袭击。这种推测可能是正确的。也许可卡因的产生仅仅只是历史的一种偶然。然而历史评论者却能讲述其他有关古柯起源的故事。尽管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这些故事各不相同，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基础：古柯总是被视为神赐给人类的礼物，通常能够使人忍受艰难的处境，而且总是出现在可怕的悲剧发生之后。在一个神话故事里，一位年轻的母亲悲痛欲绝，伤心地在山间流浪，她神志狂乱之下不禁从身边的灌木丛上摘下一片树叶放进口中。众神可怜她，便利用这片树叶喂她食物，使她能够忍受悲伤。另一个故事讲的是人类做了错事。有一个女人非常美丽，得到所有人的爱恋，人们却发现她品行不端。作为惩罚，她被砍成两半分别埋了起来。这两座坟墓上便长出两丛美丽的灌木，这就是最初的古柯。这也是为什么南美年轻人直到第一次同女人发生关系，变成“真正的男人”之后，才被允许开始品尝古柯。

这些神话同基督教的神话常常会有一些广为人知的共同点：这些故事讲述的都是创世之初，人往往因为犯下某种可怕的凡俗的错误，被逐出永久的幸福之地，自此开始了艰辛的劳作和痛苦的人生的故事。这些故事中最出名的也许就是关于安第斯山脉的印第安人长途跋涉去寻找自己的第一个家园的故事。他们穿越了许多高山，最终到达了这个完美的地方。这里有着美丽的深谷，这片土地是如此肥美富饶——他们首先得开辟出一块空地来才可以建造自己的家园。尽管在这里放火非常危险，他们还是放火来焚烧那些灌木丛。火势很快失去了控制，火焰越烧越高，烟尘升腾进入高山，遮住了太阳的光辉，把整个世界投入黑暗之中。

烟尘升腾了起来，染黑了伊利马尼山和伊兰普山白雪皑皑的山巅，那是雷电之神昆努用冰雕雪凿的家。昆努看到人类所做的一切，不由得大发雷霆，降下一场可怕的暴风雨。随后到来的洪水淹死了许多人，冲走了人们的农场和房屋。当暴雨最终停下来的时候，只有几个全身湿透了的幸运者活了下来，他们藏在峭壁上的岩洞里，目睹了这一切。什么都没有留下——没有栖身之处，没有食物。更加糟糕的是，通往山谷深处的路也给冲断了，他们再也回不去了。于是他们像游牧民一样在山间游荡，想找点儿吃的，可是什么吃的都找不到。正当他们以为自己要饿死的时候，忽然遇到一丛灌木，绿油油的叶子长得郁郁葱葱。尽管知道树叶不能吃，他们还是从树上摘下叶子放到了嘴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这些树叶立即令他们恢复了体力，获得了足够的力量，重建了家园。

据此看来，印第安神话同基督教神话之间既然存在这么多的共同点，那么一种文化一定曾经影响过另一种：一开始都是类似伊甸园的情况，然后某项基本原则被违反，接下来便是因违反原则而遭到来自上苍的可怕报复。洪水泛滥，生灵涂炭，然而最后总会获得某件礼物而使生命得以延续下去。就像基督教神话里的第一道彩虹一样，古柯这种礼物肯定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双方各守其活动领域而不会僭越。

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人们最初是怎样利用古柯，最初种植古柯又是在什么地方，从什么时间开始的。然而我们可以猜测，早期的印第安人认识到它具有刺激性的特点后，便赋予了它神秘的色彩，此后不久便开始了对古柯的利用。人们对古柯早期的利用也许带有萨满教的色彩：由于嚼食古柯后人会产生一种不同寻常的精神状态，所以人们可能会将古柯作为同祖先或神灵交流的工具（烟草后来曾被用作同样的目的）。

古柯可能还被萨满教用于宗教仪式：预言吉凶、驱除邪魔、念驱邪咒语以及其他具有安抚作用的仪式，来确保从丰收到普通祝福的一切事宜。同样，由于原始宗教是人们医学知识的唯一来源，古柯既被用作象征意义的药物，也被用作实际的疗病良药。

从考古获得的证据表明，嚼客在公元前2500年的时候就非常常见——所以古柯的起源一定早于这一时期。至于到底有多早，就只能靠猜测了。南美洲早期作物（玉米、南瓜、各种豆类和古柯）中，古柯是唯一不属于粮食类的作物。在秘鲁的一处考古地点发现了两具人类尸体，身边就放着一个装古柯的器皿和几个里面有粉末状石灰的容器：这就是发现“里普塔”（现在嚼古柯时仍然用来促进吸收的碱面）的最早记载。在亚洲一号的考古地点发现的尸体旁边也同样发现了“里普塔”，同这一时期发现的大部分尸体相同的是，这些尸体也被做成了木乃伊。人们倾向于认为，古柯在保存尸体的过程中起到了神秘的、至今很大程度上也无法解释的作用。

古柯早期的用途中有一种给人印象最深刻，却也最容易被误用：环钻手术。环钻手术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如果你感到有点儿头疼，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头上开个洞。这样可以减轻头部的压力，也可能会要了你的命，当然也会非常疼。

出土的前基督教时代的头骨证明，当时就已经有在头骨上钻孔的做法，对这些头骨所做的检测表明，这种手术通常是用火石或其他锋利的石头来完成的，与其说是钻，倒不如说是刮。一位编年史作者谈到人们经历这些手术后的存活率可以“高达”60%。

还有人倾向于认为头骨环钻术实际上是一种超前的外科手术方法。战争中的头部受伤往往由3000年前广泛使用的武器（如棍棒）造成。显然，减轻头骨内部压力（通过制造一条裂缝）的方法可能挽救人的生命。这似乎让人又感到有些乐观：坦率地说，如果有人用棍棒打了我的头，我想得到的是伙伴的同情，而不是让某个披着狮子皮的笨蛋坐在我身上，拿着一块石头在我头上刮个洞。话又说回来，如果非得让某个披着狮子皮的笨蛋坐在我身上，拿着一块石头在我头上刮个洞不可的话，我会坚持来点儿麻醉剂。幸运的是，前印第安时代总算还有一种麻醉剂。药师用古柯（嚼过的古柯，里面混有唾液）来令病人失去知觉，免受钻孔过程产生的疼痛之苦。他们懵懵懂懂地发明了麻醉的土方法，这样一来便比文明社会早了1000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用作麻醉剂的药物同很久以后在欧洲最先发现（其实是再发现）的药物完全相同：可卡因。

可以嚼食，可以用来保存尸体，可以用于手术，怎么用怎么好。事情似乎进展良好，但我似乎还是没能接近可卡因贩子和提纯可卡因的工厂。反政府武装又是怎么回事呢？然而就在研究进行到这一关头的时候，我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突破——当时我偶然碰见一位绅士，他的名字很怪：威廉·戈尔登·莫尔提默（William Golden Mortimer）。我从来不知道“戈尔登”是复姓的一部分，还是雅皮士的教名，抑或是大学兄弟会里什么稀奇古怪的头衔，不过这没什么关系。后来证明他的到来是我寻找可卡因过程中的重大转折点，标志着一种古怪关系的开始——我同一个已经死去了大半个世纪的人的关系。

在每一项研究里，都会有那么一本书，守在通向目的地的关隘要道上。你会在那些与研究关系不大的书上浪费多少时间，这要看你的选择，或者看你运气好不好，或者你有多勤奋，或者你是个什么样的记者，或者也有可能全看上天的旨意——我不太肯定。但是如果你坚持的时间足够长，读过所有能够找到的东西，那么你终会遇到一本书，发现这就是你一开始就应该读的那一本。如果你一开始就读到这本书，就完全不必浪费那么多的时间，白受那么多的罪。

这本书可能所有写同样主题的人都读过——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要告诉你有这么一本书。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本书竟然完全从图书馆的书目中消失了，你得多跑几趟多试几次才能发现，而它竟然神秘地出现在书目的最前面。瞧，它金光闪闪，还有块耀眼的霓虹灯牌子告诉你：“不用看其他的书，我就是你想要的那一本。”这时你开始读这本书，才发现它熟悉得出奇：不是因为谢天谢地你总算找到它了，也不是因为它是个“老朋友”或类似的东西，而是因为所有那些写过这个题目的剽窃者们所用的引语和故事都是从这本书里搬过去的。你读到的大多数故事都当仁不让地具有一个共同点：来自某个母本。总是来自某个母本。问题是：这个母本在哪儿？如果运气好的话，在研究活动早期就会遇到它。

我运气不错，因为我的确是在研究开始不久就遇到了它。不太幸运的是，我一直找不到那本神秘的《印加人的“神圣植物”：秘鲁古柯史》，那是威廉·戈尔登·莫尔提默的著作。莫尔提默在100年前花费了整整4年的时间，专心致志写出了这本书。这一点可以从书中看出。这本大约600页篇幅的书覆盖了古柯史上人们能够想到的所有方面，内容详细得出奇，一些章节对可卡因的本质进行了特写，例如“欧拉维的戏剧：滑稽剧的典型情节”、“和声学”和“印加歌曲同希伯来诗歌的相似之处”。

莫尔提默显然认为，这本书的读者数量将与他纳入书中的细节数量成正比，所以他引用起参考资料来就像迷路的航海家从地图上看地名一样，希望能帮助自己回想起一些东西。他还采取了大胆的方法，并没有从头开始讲述有关古柯的故事，而是从故事的中间讲起，然后同时朝着开头和结尾讲下去。我花了不少时间才发现，他最喜欢的就是把一个故事任意分散在三四个章节里面来戏弄读者。我第一次拿起了这本书，就在这一刻，开始了我同威廉·戈尔登·莫尔提默持续将近两年的关系。说接近两年，是因为大约两年的关系对我而言太长了。

从古柯的史前史讲起，莫尔提默直接把我带到了印加人那里。如果说他会爱上什么的话，那就是印加了。因为正是印加人不自觉地教会了西方人如何使用古柯——这是西方人步履迟缓却又轻率地向可卡因进军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在谜团、道听途说和神话的重重包围下，这个故事的起源要追溯到很久以前。

最初的印加人就是三个兄弟，都是太阳的孩子。他们出生在库兹克南部20英里远的帕夸瑞坦布山悬崖上的一个山洞里。最大的一个孩子叫曼科·加巴克，他带着自己的新娘、月亮的女儿玛玛·欧克拉——她刚好也是曼科的妹妹（印加人的家族联系的确紧密），两个弟弟阿雅·卡奇·阿索卡和阿雅·乌初也带着各自的新娘紧随其后。这6个人一起动身去寻找一个可以安家的地方。寻找的过程充满了危险：有一次非常危急，弟弟阿雅·乌初变成了石头，这只是要说明当时人们必须非常小心。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坚持前进。他们路上一直带着一根很大的金棍子。到达库兹克后，他们把棍子放在了地上。于是棍子便钻到了地底下，再也没有出来。这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信号。太阳的孩子们便宣称这片土地属于他们，他们要从这里出发征服世界。

其实许多早期的印加人都是传说中的人物，包括曼科·加巴克。不可否认，他们的确是在12世纪出现在库兹克山谷，不过我们知道的仅此而已。所有的证据都指向第四个印加人迈塔·加巴克（出现在12世纪晚期）和他的儿子加巴克·雅番库，父亲真正开始了印加拓展领土的过程，儿子则首先在谷外开拓领土。

然而到第8个印加人维拉克卡（出现在15世纪早期）的时候，他们开始频繁迁移。维拉克卡一生占领了足够的领地（也开化到足以认识到他已经占领了足够的领地），因为他不得不派驻军到已经征服了的地区去维持秩序。这证明是确保帝国未来至关重要的一步。到1438年帕卡库提（“世界改革家”）获得王位，带领大军往南进入提提卡卡盆地时，印加人已经是所向无敌。他占领了整个安第斯中部地区，然后向奎托进军。

印加人非常聪明。500年前根本没有人听说过“冷战”，而他们却掌握了“战略性威慑”的概念：取胜其实不一定非要歼灭对手，只需要具有能够歼灭对手的能力就行了。这并不是说当必须歼灭敌人时他们不愿意大开杀戒，而是一般来说，避开战争要比打实地歼灭战少很多麻烦。因此他们给对手部落提供一个选择：投降保命，或是战死。面对着美洲人有史以来所见过的最强大的帝国，大多数敌对的部落纷纷土崩瓦解。

要成为印加帝国的一部分，条件很简单：学习印加语言，信奉印加宗教，派年轻人加入印加军队。只要缴纳土地收成的1/3，一年服满规定时间的劳役，印加人就不大会来打扰你。为自己生命支付的价格并不高。不管怎样，这就是印加人的思维方式。今天看来，其实印加人首先倡导的显然不仅仅是简单的“战略性威慑”，他们发明了保护费。

尽管有保护费，不可避免的结果还是出现了。随着印加人征服的地区越来越多，军队越来越庞大，他们发现要打的仗越来越少。国内安全也通过一种很聪明的办法得到保证，即转移被征服部落里的危险分子，把他们送到新的地方去，以分散潜在的捣乱分子；对付年轻人（最有可能惹大乱子的就是他们）的办法就是把他们输送到印加军队里去。印加属于极权统治：所有的东西都属于国家，所有的人都为国家工作——只要你遵守这后一点，一切就都皆大欢喜。这种统治很有效。在仅仅100年的时间里他们成功地统一了100多个部落，占领了整个玻利维亚、秘鲁和智利，还有厄瓜多尔的大部分和阿根廷的一大块地区，总面积达90.7万平方公里。在鼎盛时期，印加人占据了南美大陆上75%的太平洋海岸，从厄瓜多尔的北部边界一直到智利中部——横跨大约4830公里，几乎是整个大英帝国跨幅的5倍，或相当于从纽约到哥伦比亚的距离。他们有1200万的臣民。

印加帝国的后勤供给一定庞大得令人惊愕，不过一个重要的发现帮助了他们：他们很早就发现良好的交通是成功管理庞大帝国的关键，于是就开始修路。完工之后，有2.4万公里的公路横贯南美大陆，从山峰中间凿穿而过的隧道和藤蔓编织而成的吊桥让这些道路四通八达（不可否认，罗马人在1500年前就开始修路，但是罗马人当时可不需要对付安第斯山脉）。为了交通安全便利，印加公路的特色是每隔一天路程的距离，路上就设一个驿站。这些驿站里设有巨大的仓库来储存食物，供官差享用，还驻扎有士兵，以保卫道路和周边地区的安全。驿站里还有帝国最棒的信使，这样一来，庞大的信使队伍便构成了帝国异常发达的高速公路，印加的将领一天之内就可以将信息传递到240多公里远的地方。据说当库兹克的印加人想要鱼时，那么从太平洋捉到鱼再送到库兹克（大约320公里以外）的时候，鱼还非常新鲜。

他们还是能工巧匠。1438年帕卡库提继位的时候开始大兴土木，要在库兹克建都，在城市的中心建造著名的太阳神庙。从遗留下来的砖石结构可以看出，他们的石雕工艺可能比中世纪大多数的欧洲国家要先进得多。马丘比丘[2]这座“失落的印加古城”便是他们高超技能的证明。这是一座城墙环绕之中的完美无缺的城市，修建在悬崖顶上，石块之间吻合得严丝合缝，根本不需要用泥灰。地里的庄稼由印加人独创的庞大的灌溉系统来浇灌，支持着这个帝国庞大的农业经济。同时，他们的金制品（几乎所有的金子后来都被西班牙人抢走熔化了）在当时真是举世无双。在这样一个稳定强大的君主专制政权的统治下，南美洲处于几乎是有史以来最团结、最和平的时期。而这一切活动的中心便是古柯。

再没有什么比古柯更受印加人尊重的了。帝国的命运依赖它，没有它就没有帝国的繁荣。古柯因其具有恢复精力和刺激神经的神奇力量，成为神圣的物品，同样获得了特殊的待遇。祭祀时，祭司在太阳神庙为上天献上完美的古柯叶子——他们走近祭坛时嘴里也嚼着这种神圣的叶片。高级祭司一面喃喃念着神秘的咒语，一面嚼着古柯叶子，以保证精神的洁净；在特殊的仪式上，人们燃烧古柯，好让天上的神灵能够闻到这神圣的香气——散发的烟雾便被视为各种征兆的信号。

古柯还可以被烧成灰烬来劝慰地球女神帕卡，以保证丰收以及军队在战争中多多掠取财富；还可以把古柯献给死人、灵魂和超自然的力量，让他们安息，不来打扰活着的人。用古柯所做的预言对战时决策至关重要：把古柯叶子放在装满液体的盆里，通过观察叶子来决定各种战略可能达到的结果。

火也可以用来预言未来——由牧师拿一个巨大的风箱对着一堆大火猛吹，一边吹一边嚼着古柯，这样才能保证精神的纯洁，才能同灵魂的世界进行完美的交流。并不仅仅只有神才享有这样的待遇，印加王本人在场的时候也要嚼古柯。印加的国王毫无例外都是古柯迷。他们过着有如神灵保护的生活，一生只带着一样东西：烟袋。

有两位印加王非常喜欢古柯叶子，便拿古柯为自己的妻子命名，赋予她们女人所能获得的最神圣的名字：古柯妈妈。只有三样东西能够享有“妈妈”的称号，而这三样东西都是帝国生存的根本：古柯、金鸡纳树（奎宁就是从它里面提取的）和玉米。

古柯很容易就成为印加平民百姓的常用药，而且在合格的医生或巫师的手中，它作为一种诊断方法是很难超越的。伸出食指和中指，把古柯汁液吐在手上，观察汁液流过皮肤落到地上的方式。这种诊断方法会告诉见多识广的观察者他想要知道的一切，也能可靠地指出病人身体或精神上的不适。

另一种方法是将一小撮古柯叶子扔到地上，通过观察叶子落下的方式来进行诊断。当然，一旦确诊就要处理，这样古柯就再次发挥作用。嚼过的膏状的古柯叶子对治疗伤口、骨折、感染、伤痛以及所有小灾小难都很理想。

平心而论，古柯的确是良药妙方：肚子不舒服、疼痛、孕期反应——没有什么是古柯不能治的。有这样一个例子，一次考古工作中发现巨大的冲洗器状的喷水器，估计是用来给那些肠道不好的人作灌肠术的工具，将嚼过的古柯和唾液灌入他们的腹中。

如果发生了最糟糕的情况，而相关的治疗又失败了，印加病人也会心平气和，因为他们确信自己会得到良好的治疗：印加的医生都是非常好的外科医生。头骨环钻术当时已经成为非常平常的手术，头骨环钻师们经常从早忙到晚。与此同时，医学科学已经发展到较高的阶段，医生很乐意去尝试一些更加野心勃勃的手术，包括截肢、内脏摘除和那种令人头皮发麻的器官与肢体移植手术。在这里，外科医生再次利用古柯的麻醉作用。它能令身体失去知觉的功效还应用在了其他临终程序中：尽管后来的研究前印加历史的史学家们想尽办法来避免这方面的报道，整个这一时期都是一直拿人当作祭品。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古柯被用在受害人的身上好让他们更顺从些。女人要是不幸嫁给了武士，如果丈夫在战争中阵亡，她们有时就会随丈夫一起被活埋。很难想象要是没有某种化学成分的驱使，她们便会乖乖地陪着丈夫的尸体走进坟墓里。在古柯的陪伴下踏上通往另一个世界路途的并不只有她们。在被埋葬的印加人的身边总能够找到装古柯叶子的烟袋和装碱面的葫芦。传说在死亡的那一刻享受着古柯芳香的人能直接被送入天堂。

古柯一方面标志着人们从这个世界消失，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人们来到这个世界。对年轻的印加贵族而言，从男孩儿到男人的转变是真正值得庆祝的重大事件，要举行复杂的仪式。古柯是其中的关键。对这种庆祝仪式有各种不同的描述，有的要经历巨痛的考验，或是进行以失败者的死亡告终的搏斗（一位评论家说，第一阶段就是要“能够忍受严酷的鞭打”），或是进行失败就不仅仅只是丢脸的短跑比赛。还有人把这仪式描述得更有趣。其中所有的描述都提到了一个场面，那就是在长辈面前进行赛跑比赛，最后跑过一排排年轻姑娘身边结束比赛，姑娘们手捧“奇恰”（一种稍微发酵过的啤酒）和古柯，卖弄风情地嘲弄他们：“快来啊，年轻人，我们等着呢！”，在仪式的结尾，作为成人的标志，要奖励幸存者一个正式的弹弓和一个装满古柯叶子的烟袋。直到今天，美洲印第安人还是将装碱面的葫芦作为长大成人的奖励。哥伦比亚科吉部落的成员向前更进一步，还要进行复杂的仪式，象征性地同古柯叶子结婚。

印加历史学家加希拉索·维加（1539—1616）谈到，神把古柯赐给太阳的孩子，“让饥饿的人不再感到饥饿，让疲惫的人和昏厥的人重新获得精力，让悲伤的人忘记自己的不幸”。维加的母亲是一位印加公主，因而他可能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然而使人们对古柯和印加人产生最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的还是他。这种错误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古柯仅限于贵族或获得皇家特别许可的人享用。

自从维加的《秘鲁皇室揭秘》问世以来，历史学家一直在猜测能够享用古柯的到底是些什么样的重要人物。显然印加王本人可以享用古柯，还有他的朝臣，因为他在场的时候大家都得嚼古柯。印加王还有权把古柯奖励给任何自己特别喜欢的人。祭司嚼古柯是因为怕冒犯众神，医生和巫师得到许可也可以嚼古柯，不过只允许用于医药或是占卜。

高级官员可以享用古柯，被征服部落的首领也可以享用古柯，只要他们能令臣民不出乱子并缴纳“米塔”税。然而其他人也可以嚼古柯，无论是获得了许可，还是出于与工作无关的原因。军人可以得到古柯，因为古柯能够使人吃得更少，却可以走得更远，作战更勇猛。帝国的信使同样可以嚼古柯，因为他们必须以极快的速度跑很远的距离，才能保证帝国的交通线畅通无阻。从事公共事务的人（例如修路工人）也能够得到古柯配额：印加帝国的的确确是建立在道路之上的。

尽管如此，并不是只有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才能得到古柯。像印加王国这么庞大的帝国，事无巨细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但这项工作需要极高的智谋，因为印加人完全不识字：这个辉煌的帝国从来没有发明文字。然而，他们有自己特殊的簿计系统。他们雇用记忆力好的人，就是“雅拉维克斯”，这些人的工作就是记忆有关一切的一切。雅拉维克斯保存着印加王国的档案，在一些纪念场合，他们会背诵出印加的作战史、作物收成史或是族谱。

为了让他们更好地发挥这种惊人的记忆技能，印加人还用羊驼毛线打出复杂的绳结，即“奎普斯”。这些长度在60厘米到一米的绳子上系着各种长度、各种颜色的绳结，通过仔细查看这些绳结，雅拉维克斯就可以记起数量大得惊人的信息。（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够破译。）这样，在一系列绳结的帮助下，帝国1200多万人口的整个后勤记录便被死记硬背了下来。这种记忆技能的确非同寻常，雅拉维克斯也的确帮了大忙。除了绳结，他们还可以利用古柯。这些人的一生都在记忆和背诵，古柯的刺激作用可以让他们在长时间的记忆和背诵过程中保持清醒。

评论家认为这些帝国统治等级中的重要人物拥有享用古柯的特权，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认定帝国禁止普通印加人使用古柯却不太具有说服力。能够证明古柯使用的考古发现实在是太普遍了，似乎不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享用古柯。

我们后面会看到，许多早期到达印加的西班牙人都谈到了古柯——至少他们到达时古柯的使用一定非常广泛。此外别忘了，印加时代还没有到来之前，古柯的使用就已经在南美大陆文化中根植了至少5000年。因此可以肯定，一个帝国，即便如印加帝国般伟大的帝国，也不可能禁止古柯的使用。再说他们为什么要禁止呢？当时也不缺古柯：印加时代早期，在玻利维亚的云加斯地区（今天仍是玻利维亚的古柯生产中心）和秘鲁的蒙大纳地区就已经建立了大型的古柯种植园。胡安纳克山谷几乎相当于一个古柯生产工厂，成吨地生产出古柯叶子，而叶子里的兴奋剂能够保持印加帝国运转良好。气候炎热的低地上也有种植园，那里的条件几乎令农夫们无法忍受。他们连小小的热带疾病都无法抵挡，伤口和痛处不可避免地会感染，种植园里的活儿非常辛苦，还有可能遭受远处部落的袭击。没有人愿意到那儿去。

最终，唯一能够放心地派到那儿去照看这些非常重要的种植园的就只有罪犯了，因为他们可以因此获得减刑——如果能活着回来的话。这就是说，种植古柯从来就不是（现在仍然不是）让人益寿延年的职业。（在此值得指出的是，这是南美历史上仅有的利用犯人种植古柯的两个时期之一。）

有人认为，印加人对古柯实行垄断后，只要拒绝向任何制造麻烦的部落供应古柯，就可以将古柯叶子用作政治控制的手段。这倒有点儿历史修正主义的味道。实际情况是，尽管我们不知道印加人是否控制人们拥有古柯，但是获取这种神圣的、可以治病救人的作物的途径是受到限制的观点一直延续了下来。古柯叶子（作为礼物送给新娘的父母以确保获得他们同意婚事，出远门之前撒向空中可以保证平安归来，农民把它埋在地里来确保丰收，在新房子的奠基石处燃烧它可以保证住在里面有好运，放在献给帕夏克马克山的石头堆上可以保佑你平安通过这座大山，等等）竟然会被禁止，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整个南美大陆的体力劳动者（这一时期还没有其他类型的劳动者）一直用古柯来帮助自己完成一天的劳作。他们早上起来做的第一件事，也是今天秘鲁的农民早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伸手取来古柯，嚼着古柯开始新的一天。

并不是只有祭司才用古柯来举行仪式，每个人都要采取点儿自己的小程序来保证有好运气，或是度过愉快的一天，或是早点干完活儿，或是有个好天气，或是天能下雨，或是其他任何事情。500多年过去了，还没有人能够解答印加下层人民是否使用古柯的问题。而且别忘了，我们现在知道的有关印加的大部分信息也都是我们100年前就已经知道的那些。除非有什么惊人的考古发现（也很难想象究竟要花费多少时间才能最后证明这一点），否则不太可能会有任何人能够解答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印加帝国里哪些人能够得到古柯，哪些人不能。我们知道的只是：古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无论印加的民众能得到的古柯是多还是少，这种情况都会发生变化，因为15世纪末发生的事情将要终结南美大陆上这个正处于鼎盛时期的伟大帝国。正当印加人忙着修建城市、统一部落、大打胜仗、膜拜太阳之际，8000英里外的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人正在策划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而这个计划最终会将印加人所有的努力化为乌有。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从来没有听说过古柯，不过他当时也没有听说过美洲，他脑子琢磨的是别的东西。他是个满脑子都是幻想的旅行家，童年时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阅读《马可·波罗游记》，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到中国旅行。有这种想法的并不只有他一个。东半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那里有所有的诱惑、香料和异域风情，而这些当然也意味着金钱。

还有可能和大群大群的异教徒接触，把他们感化成基督徒，所以又有了双重的好处：既可以获得教皇极大的信任（为来世赢得无限的荣誉），同时又可以令自己绝对地、异乎寻常地富得流油。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就是野心勃勃的年轻航海家向往的可以让他们发迹的地方。哥伦布比其他野心勃勃的航海家高明的是他有一个计划。

哥伦布不是傻瓜。他知道世界是圆的，所以他推测，如果一直向西航行，最终就会到达东方。他还听到这样的谣言：据说大晴天的时候可以从亚述尔群岛看到东方，如果看到的不是东方，至少也是通往东方路上的群岛。毫无疑问，那里也有金子和非基督徒。一直走到东方去的主意其实并不新鲜：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就提过这样的建议。不同的是，这次真的有人“傻”到去尝试一下。哥伦布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研究了所有的地图，还再次阅读了马可·波罗的作品。他计算出到达东方的确切距离，还告诉潜在的赞助者，要是他向西直行大约4450公里就会撞上“Chipangu”（即日本）。令人吃惊吧！中国简直就在隔壁。他甚至雇了一个阿拉伯语的翻译——因为据说中国人讲阿拉伯语。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能有多难呢？这个计划最终得到了西班牙人的支持，哥伦布得到了需要的资金和船，开始亲笔把自己载入史册。尽管他的计划非常轻率，航海技术完全是半生不熟（即使到他第三次航行时，他还以为地球的形状像个梨，北极星会因他所处地点不同而改变位置，因为他是在往高处航行），他并不真正明白自己在做些什么。1492年10月12日星期五，他遇到了陆地：多米尼加共和国！麻烦的是，这时多米尼加共和国还没有诞生呢。这便造成了某种混乱。

哥伦布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是迷路了。不过当确信蒙古可汗不会出来迎接时，他意识到自己犯了个愚蠢的错误：多米尼加不是中国，它是日本。不管怎样，这里还是有陆地，有钱可赚，有金子可挖，当然也有些土著人需要感化。这是一个胜利。发现新大陆的消息传遍了意大利的大街小巷，人们开始了热烈的庆祝活动——他成了民族英雄。

不过这片新大陆到底有什么稀奇之处呢？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哥伦布对自己的工作有明确的计划，年轻的探险家们成群结队报名来到这个“新世界”。印加帝国的灭亡开始了倒计时。第二年，《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决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平分这块新大陆。以沃尔德海角以西由北向南370里格长的线路为分界线，东边的一切都属于葡萄牙，西边的一切都归西班牙。分赃已毕，下面的问题是：这个新发现的岛屿有多大？

甚至就在哥伦布进行这些探索发现的过程中，正在酝酿之中的一些事情即将夺去他为自己发现的新大陆命名的荣誉，因为当他1492年正忙于发现美洲之际，一个叫亚美利哥·韦斯普西的银行职员被派到了卡低兹去处理老板的船运生意。韦斯普西在卡低兹旅行的时候得了点儿小病，只好放弃旅行。此后，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文学家在三年之内便安排了前往新世界的航程，并作为导航员带领一支有三艘船的小舰队踏上了征途。

当然，这个人就是韦斯普西，1507年的马丁·沃尔德塞姆地图上的一个错误造成的后果是，人们将用韦斯普西的名字来给新大陆命名：亚美利加（即美洲）。发现古柯的也是韦斯普西。

应阿隆索·德赫捷达的要求，韦斯普西在1499年5月16日起程开始他的第二次美洲之旅，42天后到达巴西。这支舰队沿海岸线朝西北方向前进，寻找金子。他们发现了帕罗斯海湾，然后很快环绕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航行，并在搭救了四个不久前被绑架并加以阉割以备食用的年轻小伙子后，他们给这两个地方起名为“食人族之地”。他们沿着委内瑞拉海岸线向西北方向前进，8月中旬意外地在右舷发现一片陆地，便前去探索，登上了“离大陆约15里格远”的一个小岛。这就是圣玛格丽特岛。韦斯普西说，他们就是在这里遇到了人类所见过的最令人厌恶、最叫人恶心，也是最野蛮、最讨厌的种族。他们不光是外表举止令人憎恶，还保持着一种实在让人恶心的陋习：

所有人的腮帮子都鼓了出来，因为他们嘴里都含着一块绿色的草药，不停地像牲口一样咀嚼着，所以几乎不怎么说话。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两个晒干的葫芦，一个里面装满了嘴里一直嚼着的那种草药，另一个装着一种看起来像粉笔灰的白色粉末，他们不时把一个小木棍放在嘴里打湿，再到粉末里蘸蘸，然后把小木棍放进腮帮子里面去，将粉末同嘴里的草药混合起来；他们非常频繁地做这种动作。我们对这种行为感到非常惊奇，却无法领会其中的秘密，也不知道他们嚼的是什么东西。

与此同时，印加人本身也出现了问题。1493年，也就是教皇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就把他们的整个帝国送给了西班牙的那一年，托帕·印加·雅番库去世了。继位的是赫伊纳·加巴克，他继续入侵厄瓜多尔。形势看起来似乎一片大好，不过实际上他们已经来日不多了。不断有人报告说他们发现了样子怪怪的外国人乘着巨大的木船像鲨鱼围着失事的船只一样绕着陆地转。印加人并不担心：像他们这么大的帝国是不会害怕偶尔出现的来访者的。印加人有这么多，几个外国人又能成什么气候呢？不幸的是，他们成了大气候。这片土地属于西班牙，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这么宣布。为了寻找金银，他们绕着海岸线航行，大把大把地攫取各种奇珍异宝。无论到哪儿，他们都报告说印第安人是野蛮人，沉湎于各种粗野的行为习惯，根本算不上是人类：

印第安人吃人肉，他们鸡奸，他们射出的箭上都抹了有毒的草药……他们住在前面提到过的乌拉瓦海湾或是称为加勒巴纳往西的地方，那里的海岸都是悬崖，他们吃人……

很难再想出还有其他什么比食人族和鸡奸犯更能吸引西班牙人的东西了，然而无论这种报道有多夸张（或者根本就是瞎编出来的），它对印第安人和他们的新地主之间开始的关系来说都不是什么好兆头。他们作为亚人类、吃人的野蛮人的印象在西班牙人的头脑里一直没有改变，因而西班牙人把这些报道当作绝佳的理由，可以对他们穷追不舍，至少对他们的灭绝不用放在心上。

此外，早期的探险家们还有一个理由去生印第安人的气。鸡奸是任何称职的基督教神明都不会原谅的罪恶，而且可以十分肯定的是，早期的旅行家们还发现印第安人已经因此而受到了惩罚，染上了一种当时欧洲还不了解的疾病。无论这些西班牙的探险家到哪儿，这种病就马上传染给了他们：梅毒。西班牙人当然不希望染上这种极易传播、自己却又没有抵抗力的疾病，不过他们很快就实施了报复。这种报复的传染性其实要比印第安人所能对付的任何疾病的传染性要大得多。病菌可能随着哥伦布的到达就来到了美洲，经过一定的时间才沿着南美大陆的北海岸蔓延开来，因为这些地区的部落各自迥然不同。也许是后来才到达这里。没有人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早期的报告中谈到有印加人在哥伦比亚的红树林沼泽同叛军作战时遇到了一些西班牙人。双方迅速撤退，但是大祸已经酿成。等到发生新的瘟疫的消息传到奎托的印加国王赫伊纳·加巴克耳中，他忙着请示神谕的时候，已经有20万印加人死去。

加巴克近两年一直做着奇怪的梦。他的巫师和医生都无法解释梦中的征兆。唯一知道的是，这些征兆表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将要发生。在王国边远地区的星相家报告说看到奇怪的光和流星，还有谣传说印加王的宫殿也遭到了雷击。这些人吓坏了，不敢告诉赫伊纳·加巴克这些情况，而是将这些解释为加巴克将要死亡的征兆，而且更糟的是，这是皇室血脉毁灭的征兆。一次，加巴克游完泳后感觉不舒服，他们就知道这只是迟早的事。他先是浑身发冷，接着很快发起了烧，他知道自己有麻烦了。

是天花？还是麻疹？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弄明白。不管这到底是什么病，印第安人都对此没有天生的免疫力，所以成了一场大灾难。除了接下来的100年里瘟疫一次次席卷美洲大陆，死伤无数，这里还面临着另一场危机：赫伊纳·加巴克死时没有指定两个儿子赫斯卡和阿塔赫尔帕中该由谁来继承王位，所以他一去世，两个儿子马上就反目成仇。两人各自驻扎军营，虎视眈眈地相互对峙。最后赫斯卡派了使者去阿塔赫尔帕那儿议和。阿塔赫尔帕剥了使者的皮做成一面鼓，并把这鼓作为回信送到赫斯卡那里。

现在形势真的开始麻烦了。5年的血战之后，阿塔赫尔帕刚刚占了上风，就有个人要露面了：弗朗西斯科·皮萨罗这个不学无术的私生子，想要寻找根本就不存在的金山。皮萨罗从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就是常说的“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那里得到了特别许可，可以入侵秘鲁，条件是国王要获得所有获利的1/5。权钱交易达成后，他便在1530年带着自己的小军队动身了。印加人就要见识见识西班牙人的外交了。

皮萨罗做了安排，在1532年11月15日同阿塔赫尔帕见面。印加人，一个最擅长外交的民族，并没有料到会有什么阴谋，尤其不会想到这一小群衣衫褴褛的旅行者会耍阴谋。为了以防万一，他们还是带着军队来了，大约有5000人。当他们到达会面的地点时，很吃惊地发现迎上前来的不是皮萨罗，而是孤零零的一个神父。这个神父向阿塔赫尔帕呈上一本《圣经》，问他是不是接受基督为自己的救世主，查理五世为国王。阿塔赫尔帕对此不感兴趣，他看不懂《圣经》，便将书扔到了地上。那个神父马上跑回掩体，对藏起来的西班牙人喊道：“冲啊，我赦免你们无罪！”西班牙人一开火，从来没有听到过枪声的印加人被吓得动弹不得。他们还被皮萨罗的人冲锋时骑的战马吓坏了，情急之下只能赶紧蜷缩在地上以免被砍死。168名衣衫褴褛的西班牙冒险家的枪林弹雨消灭了3000名印加人，他们还绑架了阿塔赫尔帕。作为报应，他们也有伤亡：皮萨罗的手不小心让自己的人刺伤了。整场战争不过持续了半个小时。

皮萨罗现在小有权力。不光因为大部分的印加人都害怕他，还因为他挟持了他们的国王。他住在皇宫里，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估计，只要阿塔赫尔帕在他手里，他就是安全的：由于担心他会杀了国王，没有人敢轻举妄动。但是这时阿塔赫尔帕的提议让他喜出望外。印加王非常清楚西班牙人要的是金子，所以阿塔赫尔帕答应给他们大量的金子，足以装满他现在被囚禁的这间屋子，以此作为赎金赎出自己。这比他们原先想得还要好，皮萨罗接受了，他早就知道这里的某处有一座金山。西班牙人严密地监视着，确切知道金银来自何处后便马上跟踪而至，偷走所有能找到的东西。

到了第二年的7月，屋子也差不多装满了，皮萨罗意识到必须对阿塔赫尔帕有个交代，但放了他可能不是个明智之举。皮萨罗不但没有放了阿塔赫尔帕，反而在卡加玛阿卡的广场上当众绞死了他。阿塔赫尔帕搜集来的满满一屋子用来赎买自己自由的印加无价之宝都被熔化后直接送回了西班牙。这可是皮萨罗的“伟大”成就，他还十分得意自己下令毁灭了一座新建的首府城——雷耶斯城，也就是今天的利马。

大举进攻还在进行。神父领导下的士兵充分利用了印加十分全面的道路系统，使得入侵军队对如此巨大的帝国的进攻变得相对简单多了。他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进行大屠杀。帕布罗·约瑟·阿瑞亚加后来是这样描述传教士感化土著居民的典型开幕式的：“所有能点着的马上烧掉，其他的一概砸成碎片。”而此时的印加人失去了自己的领袖，被身边可怕的瘟疫和大量的死亡吓得不知所措，几乎没做什么抵抗。不过侵略者还是面临一个问题——该怎么处置活下来的这些人呢？皮萨罗正忙着瓜分这个帝国，他是不会关心这个问题的。他的神父倒是真的很关心：是不是要把他们全都杀掉？这个问题提交给了梵蒂冈。1537年6月9日，教皇保罗三世裁定这些“野蛮人”的确是人类，不能冷血地一杀了之，他们必须改信基督教。还有：

我们决定……上述的印第安人以及基督徒未来将遇到的其他所有民族，即使他们与我们的信仰不同，我们不应该也没有权力剥夺他们的自由，或是剥夺他们所占有的领地，更严禁让他们沦为奴隶……

“严禁让他们沦为奴隶”给西班牙人制造了一个难题。有一大堆的体力活儿要有人去干，如果印第安人不愿意干，那该叫谁去干？印第安人看起来不太乐意干这些活儿。西班牙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雇用印第安人当帮手，不给他们付那么多工资，或者干脆根本不给工资。当然，印第安人要是真的不识相，就必须得采取特别的措施了。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弟弟海尔纳多·皮萨罗就是许多乐意采取这类特别措施的人之一。他到丛林去了好几趟，带回了几百个“自愿”来干活儿的脚夫。他们都非常“渴望”为他干活儿，“渴望”到不得不用链子套住他们的脖子，把他们锁在一起。要是一个人病了或是死在了路上（由于背的东西太重，分给每个人的食物又太少或是根本没有食物，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死了），不用砸开链子就能继续赶路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他的头割下来。不可否认的是，白天赶完了路，夜晚倒不用拿链子把他们锁在一起，不过规矩就是规矩：他们脚上戴着枷锁睡觉。当然，这只是为了防患于未然。

在6年的时间里总共只用了183个人、27匹马和100支火器就征服了印加人。这可真是一项令人震惊的功绩，不过这同军事实力关系不大，多半靠的是运气。皮萨罗还没有到来之前，由北部而来的西班牙疾病就已经令大片大片的美洲本土人口荒芜，而且印加人才刚刚结束血淋淋的5年内战——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加巴克死于西班牙瘟疫。

人口消减得如此之快，等到西班牙士兵到达村子里的时候，许多村庄都已经没剩下几个人了。在未受瘟疫污染的地区，结果甚至更加令人吃惊：传教士和神父刚好赶到那里，目睹印第安人就在自己眼前神秘地死去。西班牙人认为如果需要的话，这就是证据，证明上帝是站在西班牙人这一边的。当然了，要是上帝站在你这边，你做什么都不为错。士兵们在村子里制造了成千上万起屠杀和强奸，毫不怀疑自己夺去的这些生命毫无价值。面对这样惊人的伤亡，印加人一开始以为西班牙人是在用魔法杀死他们，然后使劲熬煮尸体，再用船把残骸运回西班牙用来制造某种邪恶的药品。最终，即便是出于这个目的，死亡的数目也实在太庞大了。印加人觉得，这么残暴的瘟疫证明神是站在西班牙人一边的，因为只有神才能够以这种近乎荒谬的规模赋予他们死亡。

情况的确达到了近乎荒谬的程度：秘鲁早期的一次人口普查确认，秘鲁人口从1548年的800万下降到了1561年的100万。整个南美大陆的情况都是如此。

但是西班牙人还是面临着一个问题。钱都到哪儿去了？金子呢？印第安人很听话，可是要他们干什么呢？皮萨罗的同伙儿都得到了大片的土地，却不知道该拿这些土地怎么办。西班牙人到秘鲁是来找东西的——能让他们拿着去买、去卖、去利用的东西。可是等他们真的到了那儿，却找不到任何值得利用的东西。唯一真正有市场价值的就是古柯了。所以他们抓住这个大好机会，开始种植古柯，再把古柯叶子卖给印第安人。这就是印第安人真正关心的东西，让他们愿意干活儿（也能让他们愿意付钱）的东西。尽管评论家们直到今天还在争辩西班牙征服之前秘鲁的古柯使用量到底是多少，但是人人都同意一点：西班牙人一到，古柯的产量就直线上升了。这是唯一可以获利的产业，人人都想分一杯羹。正因如此，西班牙人在整个大陆大力培养人们嚼古柯的习惯。

皮萨罗回到西班牙向国王汇报的时候，满载着所有可以带走的好东西，包括古柯。不过国王对古柯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金子，特别是他的那1/5。尽管编年史上早就有书面记载，证明古柯有振奋精神的神奇功效，西班牙国内似乎还是没有人注意到它。古柯之所以成为所有南美植物中最迟受到欢迎的植物，是有许多原因的。首先，古柯叶子经过长途跋涉到达西班牙时早已面目全非：只要有一点点潮，整船的货就都会变色，马上开始腐烂。其次，嚼古柯是一种非常不体面的习惯——把古柯叶子和石灰放在一起嚼，这种行为怎么样都算不上体面。再次，当时的人很自然会对任何大航海途中碰上的一群野蛮人发明的习惯产生偏见，况且嚼古柯的习惯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养成的。150年后的一个西班牙人这样谈到他第一次品尝古柯的经历：

我刚把两片叶子放到嘴里，舌头似乎就变粗了，粗得嘴里都装不下它，还感觉火辣辣的，一阵阵刺痛……因为古柯碱的作用，我简直受不了了。他嘲笑我的窘态，递给我一小片面团状的东西，像块黑色的止咳糖，说这叫“糖”，我要是把它和古柯一块嚼，古柯那种令人难受的效应就会消失……我发誓我从来没有尝过这么苦的东西，苦得我把所谓的糖和刚放在嘴里的古柯叶子都吐在了地上，要不是这些症状消失得快，我差不多会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印第安人称这种小小的止咳糖为“里普塔”。

人们对新产品还普遍存在一种怀疑。就在皮萨罗把古柯带回西班牙的5年前，教会差点儿下令禁止人们食用土豆，因为《圣经》里没有关于土豆的描述，所以西班牙人对古柯不感冒并不令人吃惊。这可真是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他们真要是想投机发财，就应该忘记黄金国，对古柯申请专利，命他们的化学家研究古柯，分离出可卡因来，然后向欧洲的王室大力推荐。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既然南美没有金子，他们只好凑合着找仅次于金子的东西。

最后他们找到了仅次于金子的好东西：银子。玻利维亚到处都是银子。西班牙人到来的100年前，印加人就在波托西的山间发现了丰富的银矿，不过很快就停止了开采工作，因为波托西的群山轰轰隆隆地警告说这个地方不属于他们。尽管如此，西班牙征服玻利维亚后不久，山里的银矿就被再次发现，并开始了采掘活动。他们可赶上了大好时机，波托西是世界上银储量最丰富的地方，银子就在那儿等着西班牙人去拾。一年之内，一座城市拔地而起，有7000名印第安人在矿山干活儿，每个星期从土里凿下大约3吨重的银矿石。伴随着古柯历史这悲剧性的第一章，即将翻开印第安人悲剧中令人哀伤的另一章节。

一开始，印第安人还是很高兴的。银子很丰富，活儿也不十分辛苦，工资也还说得过去，还可以给自己留下一定数量的矿石。这可比其他工作收入都高。他们还有技术：印加人发明了一种更好的方法来熔化自己本土产的银子，比西班牙人的方法产量高。波托西的每一个人都迅速致富：从哥伦布到达的时间算起到1550年，矿山每年可以生产出70吨的银子。历史学家帕德罗·西埃萨·德莱昂1549年亲眼看到了西班牙国王的那1/5，每个星期估计都有价值3万~4万比索的银子。德国的探险家范·汉博德估计波托西最初11年里生产出了价值1.27亿比索的银子。然而，随着矿层的发掘，矿山越挖越深，也越来越危险，印第安人也越来越不愿意到那儿去干活儿。波托西山也变得冰冷而不友善起来，矿山里黑暗、阴湿，十分危险。没有古柯他们不愿意干活儿。

古柯对西班牙人来讲仍然是个谜，不过他们还是明白了一点：把古柯卖给印第安人还是有钱可赚的。这是个关系重大的种植行业。只要还有辛苦的体力活儿要干（特别是矿山的活儿），古柯就有市场。还有这样一种很大的可能性：随着矿山的挖掘，银子越来越难弄到，就需要费越多的力气来采掘，因此就需要越多的古柯。到1548年的时候，矿工们一年要消耗十几万公斤的古柯。经济蓬勃发展起来，人人都发了财。拉巴斯城是在1549年作为把波托西的银子运送到海岸路途上的一个停靠点而修建起来的，不过实际上这个城市大部分的财富是靠古柯赚来的。虽然古柯交易进行的方向同矿产业刚好相反，却大大加快了白银运往西班牙的速度。随着波托西的白银越来越少，印第安人需要越来越多的古柯才能采到银子，因此这个城市变得更加繁荣起来。同时，印第安人从来没有用过硬通货，他们不信任西班牙货币，要求付给他们古柯。因此，古柯不仅是个利润非常大的生意，还支撑着银矿和拉巴斯城。没过多久，它还支撑起了西班牙的国库。

就是在这个时候，教会决定禁止古柯。天主教认为，古柯代表着仅次于食人和鸡奸的一种最邪恶的威胁：它被用在异教徒的宗教仪式上，举行宗教集会之前人们嚼它，它还与各种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有联系。更糟糕的是，它似乎具有某种神奇的作用，可以赋予印第安人精力——具有这种作用的植物不正是撒旦窗口的花坛里剪下的枝条吗？最重要的是，任何妨碍印第安人全心全意接受基督教的事物都是危险的，必须被连根铲除。

教会拉开阵势，决定对古柯表示反对，于是发起了一场关于古柯的辩论，这场辩论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最初的反对意见出现在1552年的利马第一次议会上，还伴随着有关萨满教的仪式和祭祀、宗教狂热、纵欲以及其他更糟糕的描述。人们向国王请愿，还进行了一些严肃的争论：

这种植物有关邪教崇拜，是恶魔的杰作，似乎只有通过恶魔的诡计才能获得力量；没有任何优点，只能缩短那些印第安人的寿命——他们好不容易才拖着毁坏了的身体逃离了森林……这种东西唯一的用途就是用来促进印第安人的迷信行为……每一个称职的法官都会断定它根本不具有任何真正的优点……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次反对服用麻醉品的战役，同以后所有反对服用麻醉品的战役一样，大家都争先恐后跑过去推波助澜。西班牙王室甚至还发表了声明，证实国王认为古柯是“un delusion del demonio”（魔鬼的幻觉）。尽管如此，形形色色的古柯支持派的说客迅速令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认识到，古柯是秘鲁除了白银之外的第一大产业，如果没有古柯，就没人愿意到矿山去干活儿，于是他驳回了教会禁止古柯的要求。

这并没有阻止教会再做尝试。15年后，利马的第二次议会直接要求禁止古柯生产。这一次教会又直陈古柯的各种危险：具有麻醉性，会带来恶魔的影响，是异教徒的东西。据说在“古柯勒”（古柯种植园）里干活儿的女人要么不育，要么生下的是畸形的怪物。显然，这一招儿显然不见效。西班牙贵族蒂耶格·德·郝布理称古柯为“一种魔鬼发明出来要彻底毁灭这些土著的植物”。非常巧合的是，这个“魔鬼”在5500年前就向这些土著居民提供了这种植物，但他们毁灭的开始却恰恰是在西班牙人到来时。郝布理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西班牙的神职人员以自己简单的方式为印第安人的切身利益“着想”。这时他们甚至注意到印第安人正在以惊人的数目死亡，其中一些人的确是因古柯而死。古柯种植园在西班牙人的统治下与在印加人的手中一样危险。那些生活在低地种植园里的人非常容易生病。历史记载种植者会染上各种各样常见的疾病，尤其是黑热病，即“安第斯人病”，这种病会造成可怕的面部毁容，最终导致死亡。

由于有这么多的危险，到16世纪中期的时候，西班牙人允许印第安人在古柯勒里一次只干上5个月的活儿。据估计，还没等这短短的规定时间过完，40%的印第安人就会在那儿丢掉性命。安东尼奥·德·朱尼格在给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信中说：“在种植这种植物的土著中，每一年都会有许许多多陛下的臣民死去。”腓力二世认为他的话不无道理，并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他早期的声明称古柯是“魔鬼的幻觉”，后来则说：“数不清的印第安人因为古柯生长地的酷热和疾病而死去。许多人因为从气候寒冷的地区跑到那里去而丢掉性命，其他的人生了病，身体非常虚弱，以至于永远无法康复。”

鉴于古柯勒里的死亡率太高，腓力二世在此之前就下过命令，要求不得强迫那里的任何印第安人干活儿，但是这个规定根本没人理会。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在那里劳动，死在那里。他知道这些。那么这一次可以禁止古柯了？看起来很有可能，直到行政长官胡安·德·莫迪耶泽告诉他“上帝从来不做没有理由的事”——因此古柯是个好东西，因为没有古柯，印第安人就不愿到矿山里干活儿，白银生产就会停止。尤其是他的那1/5也要拿不到了。古柯生产的问题再一次触及它真正的本质：金钱。腓力二世拒绝禁止古柯，不过下令进行进一步的改革，还委任了新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托雷多去负责这些改革事宜。

托雷多想要制止这种剥削，就对印第安工人在古柯勒里停留的时间做了限制。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可他接下来制定的一条规定则会带来可怕的后果。1573年，他决定把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工业重新组织起来。托雷多认为要是能把印第安人的生产力提高上去，就能提高国王那1/5的利润，也就能让自己大大获得国王的宠信。但是怎么才能让印第安人多干活儿呢？他决定重新引进米塔税——传统的以劳役形式缴纳的印加税。尽管不允许把印第安人当奴隶使，这个做法却名正言顺，因为它是“为了大众的利益”。

拖雷多在1573年宣布，所有年龄在18~50岁的男子都必须每六年为西班牙政府工作一年。根据他在1570年下令进行的一次人口普查，有1677697个印第安人符合条件。他命令这些人站出来。托雷多的米塔税同印加的米塔税概念并不一样——这只不过是为西班牙帝国的利益组织廉价劳力的手段罢了。将其称为“米塔税”，是为了沾印加帝国的光，让它有点儿连续性，意思是印加头领已经倒台了，西班牙头领天衣无缝地把它接收了过来。这样一来，西班牙就实实在在成为印加帝国的合法继承人：他们也懂得保护费的威力。

托雷多并非毫无人性。为了保证印第安人不被过分地剥削，他制定了一项特殊的条款：必须让他们工作一个星期，休息两个星期；付给他们合适的工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要过得去；他们从村子来干活儿要付给他们路费；只允许他们工作一定的时间。

不幸的是，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西班牙人实施的米塔税制度要比以前印加人的残酷得多，很快变成了一种制度化的奴隶制。分配给工人们的工作份额根本不可能完成，付给他们的工资也少得不能再少，工作量却一直在提高。到了18世纪，工作量高到他们不得不把家里人拉来帮忙的程度。与此同时，分给他们种庄稼的土地也被偷走了，他们不得不支付高得近乎勒索的费用来购买食物和住所，结果他们节衣缩食积攒下来的就只有债务了。

印第安人每六年只需工作一年的规定本来是要保证他们的工作量不至于过重，但是实际上这个规定只不过促使他们的老板逼他们干更重的活儿。老板们知道自己可以耗尽工人所有的力气，因为下一批新工人年底就会来到。试图逃跑的印第安人被抓住后要遭受鞭笞。尽管托雷多规定征收米塔税只是暂时的措施，但米塔税直到250年以后的西蒙·玻利瓦尔时期还是没有停止实施。到那时它会造成数千（也许是数百万）印第安人的死亡，他们为了一个遥远得无法想象的帝国而一直干到死。即便是普通西班牙人也认识到这种做法的不公平性：

付工资的做法还不如根本不给工资，把他们放在家里当打了烙印的奴隶；因为奴隶主还会给自己的奴隶饭吃，给他们衣服穿，病了还会给他们治。然而西班牙人让印第安人像奴隶一样干活儿，却没有给他们食物和衣服，生了病也不管他们；给他们的玉米不够填饱肚子，发的工资也不够买衣遮体。

尽管印第安人并不欣赏米塔税，可是它还是效果非凡，波托西的白银产量直线上升。到1577年的时候城里大约有2000个西班牙人，监督2万多名印第安矿工干活儿，到17世纪早期时，波托西成为美洲最大的城市——很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1556~1780年，由于米塔税的作用，印第安工人从地里挖出了大约21500吨白银运回西班牙。到18世纪初，法国人也行动起来，派出大型帆船满载着欧洲的奢侈品驶往新世界，来交换著名的波托西白银。古柯也开始支撑起了法国的国库。

米塔税在经济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没有古柯，它根本就行不通。嚼着古柯，印第安人可以干更重的活儿，需要的食物却更少，这对矿主而言就意味着更多的金钱，对西班牙国王而言也意味着更多的金钱。很多情况下，印第安人没有古柯干脆就不愿干活儿。这并没有阻止利马的第三次议会再次试图禁止古柯，却成功地阻止了西班牙国王认同议会的做法。尽管教会公开对古柯表示敌意，却最终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自己屡试屡败的结果，不再阻止对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叶子进行的交易，因为教会自己也上了工资花名册：对古柯征收10%的税——由印第安人购买古柯时支付，这些钱最终很快装进了主教们的腰包。既然教会也分到了一杯羹，就很乐意从另一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了，于是便忙着考虑诸如印第安人在复活节斋戒期间嚼古柯来抑制饥饿感是不是非常大的罪恶，以及该怎么看待那些在做弥撒之前大吃巧克力的人之类比较紧迫的问题了。金钱上的细节敲定了之后，就可以像平常一样做生意了：矿主对提高了的白银产量很满意，教会对自己的10%也很满意。这一点在1609年就有人意味深长地指出来了：

古柯对劳工的巨大用途和功效展现了出来：因为嚼古柯的印第安人变得更加强壮，更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他们有了古柯就十分满足，可以整天干活儿而不吃东西……古柯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库兹克天主教教会里的主教、教士和其他神职人员的收入都来自从古柯叶子上征收的什一税，许多西班牙人都发了财，并将继续在古柯贸易中获利。

大约在托雷多征收米塔税的时期，又有了另一项发现，可以进一步提高白银的产量，同时会大大提高古柯的需求量和印第安人的死亡人数：在秘鲁的万卡韦利卡发现了水银矿。自从1571年以来，人们发现了一种效率更高的提炼白银的新技术，用的就是水银——这种技术可以保证从同等数量的矿石里提炼出更多的白银来。

因此巨大水银矿的发现对西班牙人而言可是个大好的消息，但对印第安人而言可就没那么理想了。事实上，印加人在几百年以前就已经在此发现了水银，并设法进行了开采。虽然人人都知道水银色泽美丽、形态多变，却没有印加人发现它有什么用途。还有，当在矿里干活儿的人一个个开始死去的时候（水银含有致癌物质），印加人便命令把矿山的通道封死，禁止任何人在公共场合提到水银。这样便在100年之内把水银从印第安人的头脑里完全抹掉了，甚至连个词都没有留下。

直到西班牙人找到水银，一切都改变了。托雷多听到万卡韦利卡的消息后简直欣喜若狂，米塔税马上运用到了这项开采工程中来。

随着开采过程的继续进行，西班牙人开始注意到矿工一个个接连死去。这毫不奇怪：波托西的情况极度恶劣。在发现水银不到50年的时间里，矿山的通道就深到矿工不得不垂直下降300米才能到达矿层。没有灯，没有通风设备，常常发生塌方。矿工在地下摸索着前进，只有拇指上绑着的一根小蜡烛照路（他们还被迫自己掏买蜡烛的钱）。矿工常常在一周开始的时候下到矿层里去，心里很清楚，只有到换班的时候（也就是在一周结束的时候）才能出得去。

危险的不仅仅是采矿。一旦矿石采出运到地面，就得打碎研成粉末状，好用来提取白银。这个过程使许多工人致残。粉尘充斥了肺部，他们便得了硅肺病，这种情况一遇到营养不良，常常会致人死亡。在万卡韦利卡，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因为粉尘本身有毒。水银矿石危险到运送矿石到地面的骡子都活不过一年。情况很快变得非常清楚，在水银矿服米塔役就等于被判了死刑——仅有的几个活着出来的人再也不能干其他的活，也永远无法康复。因为矿工们开始死去，所以需要更多的矿工。再次起草的米塔税的适用范围扩大了，最初的服米塔役的年龄限制取消了。活儿越来越多，干活儿的人越来越少，因而服役的时间也就越来越长。

古柯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矿工们因为营养不良、无人照看，所以往往购买古柯。因为在地下，古柯要比那些从矿主手中买到的昂贵又没有营养的食物能更好地支撑他们，还因为古柯可以麻木他们，让他们感觉不到自己的疼痛和不幸。西班牙人已经十分了解古柯的功效，把古柯卷高价卖给工人，让他们脚不沾地地工作48个小时才换班。德里昂这样评价古柯贸易的价值：

古柯在秘鲁是如此受重视，在1548~1551年这4年间，除了这种香料外，人们从来没有在树上采摘过根茎或是其他任何东西，因为它是如此受人尊重。那些年里，他们很重视从库兹克、拉巴斯和布拉塔分得的8万比索，这些钱或多或少都是由古柯而来。人们把古柯带到波托西的矿山里去卖，这种植物的种植和叶子的采摘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结果古柯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值钱了，不过它永远也不会变得没有价值。有些西班牙人靠生产古柯，在印第安市场上拿古柯交换其他东西，再转手卖钱。

古柯使得西班牙对这个民族的奴役更加方便。人们对死亡人数的估计各不相同。有一种说法是，1560~1620年，波托西的采矿业和水银炼银业每年都会夺去1万个印第安人的生命。许多人认为这个数字太高，不过这似乎有统计数字支持：1683年的人口普查确定印第安人的可劳动人口在仅仅10年的时间内下降了45%。米塔税的适用范围扩大了，两次服米塔役之间的间隔时间缩短了，从6年缩短到了1年。

何赛·德·阿克斯达神父曾经陪伴托雷多穿越美洲大陆去参观波托西城，他在给西班牙国王本人的信中写道：“许多人相信，剩余的印第安人不久都会灭亡。”多米尼加的历史学家赫瑞格·德·罗埃萨这样写道：“我必须提醒信奉天主教的陛下，可怜的印第安人正在被榨干，正在灭亡。一半的人已经消失，要是不对这种情况加以补救的话，8年之内所有的一切都会结束。”

他们的话并没有起多大作用。米塔税在波托西还要再继续250年。

[1]地名，位于伦敦南区。——译者注

[2]500多年前被印加人遗弃的城市，位于海拔2500米的山坡上，是南美洲考古学上的重要古迹。这一伟大的印加城堡失落了几百年而无人知晓，直到1911年才被耶鲁大学拉丁美洲史教授海拉姆·宾格汉姆发现。——译者注

第2章 德·加希耶疯了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碰上某个人，不知怎么回事，他还没开口说话，你就知道大家会成为朋友？书也是这样。有些书，你看见有人在公共汽车上、书店里或是图书馆里读，知道这本书就是你这一刻应该捧在手上的，而且是你必须读的一本。在书店，你走过这些书，扫了它们一眼，就发现自己对它们的兴趣油然而生。你不由自主就把它们买回家，好看看它们到底想要给你讲些什么，而从你刚一开始读的那一瞬间，它们就紧紧抓住你的心，再也不松开。就是那些你刚一读完马上就开始读第二遍的书；就是那些你希望能细细品味却无论如何总是一口气读完的书；就是那些你圣诞节时买上一大堆，送给所有认识的人，或是借给大学时期的老朋友的那种书——尽管你知道他只会飞快地扫一眼，然后扔给小狗磨上一个月的牙，等到你再要回来的时候，封底已经掉了下来，封面也被撕没了，从38~46页也都不见了；就是那些让你接触到某种真正的知识的书；就是那些你拥有的书；就是那些拥有你的书。

威廉·戈尔登·莫尔提默的《印加人的“神圣植物”：秘鲁古柯史》却不是这样的一本书。

一开始你把它拿起来，马上就被吸引住了，可是只一会儿工夫，你就开始感觉不舒服，希望自己根本没有开始读才好。就像正看着恐怖电影，你忽然意识到这部电影真是太吓人了。或是像坐上过山车到了山顶，车向前翻倾，尽管这时知道自己毫无办法，你还是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可怕的错误，实在是想现在就下车。

莫尔提默总对你干些奇怪的事。他一会儿给你大讲《阿伊达》（Aida）里的和声以及古柯糖的改进；一会儿你会发现自己埋头于大英图书馆的书桌上，完全不知东南西北——不知道你在哪儿，到过什么地方，去了多久。尽管你笨重地起身去喝了杯咖啡，吃了块蛋糕后最终恢复了神志，脑子又转了起来。其他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是的。图书馆里足足有50%的人都有足足50%的时间在自言自语：你可以在咖啡馆看到他们独坐着，双唇紧闭，脑海里争论某个中世纪的哲学论文或是其他东西的时候眉毛会上下飞舞。一群疯子，每一个人都那样。

一旦你在这个图书馆待的时间足够长，脑子里就会想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也许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会让所有人都变得有点儿异想天开。也许大英图书馆是建在古老的印第安人的坟地上的（这也许可以解释这里的钟为什么走得那么慢）。我给自己讲这些，可并不真的相信。不过暗地里，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小口小口品着茶，心里很清楚莫尔提默正在搅乱我的思维。

所以我坐在图书馆里，盯着房间里所有那些有幸不必读莫尔提默的著作的读者，最终我把注意力集中到坐在2242号座位上的一个有着褐色眼睛的年轻姑娘身上。我很好奇她是谁，想知道她在看什么。我想到我的前任女友，她一个星期前告诉我说，她觉得应该让我知道她已经开始和别人约会了：和某个会弹吉他、会给她买花、赚比我工资高百万倍的钱、不会在公共场合自言自语地瞎逛的某个编计算机程序的小丑约会。她想知道我是不是也在和别人约会。我使劲儿想找句合适的不冷不热的话来回答她，可是什么也想不起来：我不光没有和别人约会，5个月以来我几乎没有和另外一个人类说过话。我差点儿和她谈起2242号座位上的姑娘，不过我估计这即便是对我来说也有点儿太可悲了。那书写得怎么样了？她想知道。我什么时候动身去哥伦比亚采访毒品大亨？我看着自己的脚，嘴里嘟囔着头骨环钻术。

这个过程我在出版商那里已经经历过了一次。我当时也感觉自己像个傻瓜。其实情况是这样的：我已经沉浸在我的可卡因故事里5个月，似乎并没有同贩毒集团或是反政府武装更接近点儿。可卡因的魔力都到哪儿去了？这些麻醉品又都去哪儿了？印加人、考古学家、哥伦布——这些都比我预计的要冗长得多。所以，在完全不知道任何事情的情况下，我傻呆呆地走回到座位上，等着2242号座位上的姑娘喝完咖啡回来，再呆呆地盯上她一下午。这就是读莫尔提默的书的好处——让你胡思乱想。想得最多的，还是你的道德。

没过多久，西班牙征服者和历史学家开始出现在书页里，毫无保留地向你揭示他们的秘密。这些资料给我开辟了一条从古柯到可卡因的逃生之路，因为只有古柯的证据充分，才会有人真正注意你的书，仔细地读你写的东西。

帕德罗·西亚兹·德里昂是西班牙人，出生在16世纪早期，14岁时就动身前往新世界赚大钱。他一到那儿，就在臭名昭著的希博斯迪安·德·贝拉尔卡扎手下服务。这个人对待印第安人非常残暴，以至于最终他自己的手下对他处以私刑，还把他的尸体分给印第安人吃，因为“他用石弓和恶狗杀死了许多印第安人。上帝允许在一个地方对他判以死刑，并以印第安人的肚子作为他的坟墓”。德里昂于1541年22岁的时候开始写作，他的巨著《帕德罗·西亚兹·德里昂穿越神秘秘鲁王国的17年之旅》的第一卷在12年后写成。书中记载着有关各种奇妙的农产品的消息，其中包括土豆，更重要的是还包括古柯。

在我到过的所有印第安地区，我都发现一点：印第安人很喜欢把草药或是植物根茎放在嘴里……卡里城和波帕雅城所属的大部分村子里的居民到哪儿嘴里都含着小古柯叶子，叶子里还放上一种混合物，这东西装在他们随身携带的葫芦里面，是用某种像泥土一样的石灰石做成的。整个秘鲁的印第安人嘴里都一直含着这种古柯，从早上起来到晚上躺下睡觉都不拿出来。我曾经问过一些印第安人，为什么老是在嘴里含着这些叶子（他们并不吃进去，只是含着），他们回答说这样可以让自己感觉不到饥饿，还会感觉到精力十分充沛。我的确相信古柯有这种功效，尽管这个习俗也许只适合这些印第安人。

奥格斯丁·德扎拉特是秘鲁第一任总督的皇家审计员。他在1555年写有一本经典之作《新奇愉快的秘鲁发现史》，书中提到人们对古柯比对金银还要尊重，但是实际上没有给我提供什么新的信息。他的同事桑迪兰却给我带来了转机：他的书写在德扎拉特之后8年，显然他当时就在当地陪着教会的权贵（这些人正准备禁止古柯），因此第一次出版了对这种草药比较全面的描述：

在这个王国（秘鲁）里还有另一种可以从中获利的财富，也是各种方式中最糟糕的，对印第安人的危害也最大，这就是古柯，一种像“祖查玛”的草药。印第安人无论是干活儿、走路还是做其他任何事情，嘴里都含着它，这也是他们最古老的习惯……由于古柯对他们而言非常珍贵，可以想见，在西班牙人进入这片土地后所有人都开始使用古柯……这已经并还在继续夺去无数印第安人的性命。

无论是持反对意见还是支持意见，对早期使用古柯的大多数报道都非常相似，描述这种叶子的模样以及印第安人是怎样在嘴里含着古柯叶子的；给用来辅助咀嚼过程的石灰末起各种各样的名字，讲述印第安人相信古柯可以使使用者精力充沛。但是我特别注意到一则叙述，是尼古拉斯·摩纳兹的叙述。摩纳兹是个西班牙医生，以报告从新世界来的产品为己任，这些产品要么非常稀奇古怪（例如犰狳），要么可以用作药物。由于住在西维尔，他能够得到所有新到物资的消息，因而在1577年出版了题为《来自新世界的快乐消息》的文集。摩纳兹早在400年前就对古柯的种植进行了第一次非常详细的描述，常常被引证为是第一次从植物学的角度谈到古柯。

印第安人对古柯的使用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出门旅行时用它，在家时也可以用它：取来扇贝或牡蛎的壳放在火上烧，再研碎，烧了之后的残渣像是石灰粉末，他们拿来古柯叶子，放在嘴里嚼，一面使劲嚼，一面拿贝壳制成的粉末混在叶子里。他们用叶子和少许粉末做成面团，用这个面团做成小圆球，把圆球放着晾干。他们用时，拿一个小球放在嘴里，尽量吸里面的汁液，吸完了，就再拿一个放在嘴里。就这样，所有的时间都在嚼小球，在路上旅行的时候就这样，尤其是路上没有东西吃，或是水不够的时候。因为嚼这种小球可以让他们感觉不到饥饿和口渴，他们说他们的确获得了物质，就好像的确吃过饭一样。另外一些时候他们用它是为了找乐子，即便不在路上干活儿，他们还是爱嚼古柯，把古柯卷放在嘴里，从一边转到另一边，直到里面一点儿水分也没有了，然后再嚼一个。

对古柯能够恢复精力的作用是否只是人们的错觉的争论还要持续300年。也许这种古怪的习惯真的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而阿克斯达清楚地认为它有不寻常的地方：

他们说古柯赋予他们勇气，令他们感觉非常愉快。许多人板着脸说这是迷信，不过是人们的想象而已。就我而言，说实话，我不会劝自己说这只是想象而已，相反，我认为古柯确有其效，可以给印第安人带来力量和勇气，使得他们可以几天不吃肉，只要有一小把古柯就行了，或是具有其他类似的功效。

阿克斯达的有趣之处不仅仅在于他是一位愿意公开说古柯确有其效的高级官员，还在于他愿意像耶稣会会士那样去做。因为就在这个时候，神职人员的说法是，古柯是“魔鬼的幻觉”。26年后，基督教的宗教裁判所勉强放过了秘鲁，却抓住了墨西哥，对印第安土著服用麻醉剂的做法非常注意，发表了表示反对的声明。然而阿克斯达明确表示支持古柯，也许他几次去波托西矿山的经历让他对此深信不疑。不过他也并非永远正确。就在同一章节，他提到一种卑劣的秘鲁饮料非常受当地人青睐，可是它“令人讨厌……有一种尝起来令人很不舒服的泡沫……”。这种令人讨厌的饮料正是热巧克力，当时正一路飞奔来到欧洲。

尽管古柯有了一些支持者，古老的关于古柯的迷信还是没有消失，而且恰恰在教会最盛行。在教会开始向古柯征税100年之后，我们还能找到有关它邪恶影响的报道，也正是由于这些报道被后来的评论家盲目地引用，才使得认为嚼古柯容易上瘾的荒诞说法——这种说法直到今天都没有消失——广为流传。

我想要宣布，秘鲁在所有这许多的幸福之中，不幸拥有古柯这种植物（被那些恶魔的爪牙用来犯下滔天罪恶，做尽邪恶坏事）。真是不幸，真是极大的罪恶……无数瘾君子的迷途都是因为把古柯放进了嘴里（它不能吃也不能喝）——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很快变成了乞丐，讨来的所有施舍都只用在了维持这种恶魔般的罪行上。

我们的国王能不能下令，无论在什么地方找到这种害人的植物，都要把它连根拔起，甚至连有关它的记忆都不许保留？要是能从这片领土上根除掉它，会带来极大的好处：将令恶魔丧失他收获的大批灵魂，帮上帝一个大忙，无数的男人和女人都不会死去（我说的是西班牙人，因为古柯对印第安人不会造成任何害处）。西班牙的评论家和牧师在讨论与古柯有关的好处时，另一群思想家开始关心起一个更加紧急的问题来：古柯到底是什么？植物学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现代意义上的植物分类学也即将出现。古柯应该处于哪个位置？

我在图书馆里漫无目的地查找，终于发现了一个沉睡的宝藏。布朗恩的《牙买加的自然历史》最后出现时，已经破得不成样子，它是放在盒子里拿来的。不过这么说对它有点儿不公平，好像说《牙买加的自然历史》是像尸体放在棺材里一样放在盒子里送来的。盒子很大，大约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两倍大小，重得让人生疑，图书管理员取下它的时候砸在了自己的身上。“我刚刚把你的盒子砸在了我自己的身上。”他一边把盒子从柜台上推过来，一边面无表情地对我说。

我向他说了声抱歉，把盒子抱在怀里搬到了我的桌边。一打开盒子，我发现它可能原本就是个棺材：里面的书碎成一片片的，书脊也破了，封面呈粉末状，我一碰，手指头上就留下了红色的污迹。这本书已经苟延残喘了很长时间，慢慢等死，还有一种强烈的腐朽气味。

《牙买加的自然历史》有500多页，完全成了碎片。书里有很多牙买加植物的图片，还有一只巨大的死蜘蛛，可把我吓了一大跳。它太古老了，出版的时候乔治二世还在当英国国王，美国的独立战争20年之后才发生。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时候，《牙买加的自然历史》在大英图书馆的书库里就已经待了差不多60年。

书里有索引，可是既不是按数字顺序，也不是按字母顺序排列。最后我终于找到了我需要的那一页：

高卡1：红木，或硬木，叶片椭圆形

这是一种植株很小，但很美丽的植物：叶片呈椭圆形，背面有两条纵向的细长叶脉，花聚集成小簇生长，密密麻麻长在枝条上。树皮内层呈肉色；材质呈棕红色。被认为是极好的木材，因为大小很合适，高度一般为18~20英尺，直径一般为过5~6英寸。

这听起来可不太像古柯，尤其是“18~20英尺”那部分。脚注上说见插图38的图二，看上去是有一丁点儿像古柯叶子，不过显然不是这么回事。其实这根本不是古柯：这是对属于高卡属的任何植物的第一次分类。不可否认，它对“高卡”这个名字（从字面上理解是“红色的根”）的来历的记载还是给了我一点儿启示，可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对我有用的东西。莫尔提默搞了个恶作剧，我上当了。其间图书管理员很生我的气，我手上沾满了红色的污迹，身上还发出一股臭味儿。我合上了书，很想知道有多少人曾经读过这本书。也许一个也没有。慢着，也许有一个……我愿意他是莫尔提默，他到伦敦来搞研究，在我之前拿过这本书。也许他也和我一样仔细——他来的时候这本书也已经有150岁了。也许那时就得对它小心翼翼。也许那时它已经装在了盒子里。也许它已经发出臭味儿。也许那个蜘蛛就是他放在里面的。也许是莫尔提默弄坏了书脊。这个浑蛋。

事实是，到18世纪的时候人们还没有从植物学上对高卡古柯进行分类，这表明尽管旧世界知道古柯和它的作用，却对它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了解。这是因为西班牙声称南美洲是自己的殖民地后，就宣布不允许非西班牙的民族进入这里。其他欧洲人只能从书上了解新大陆的各种奇迹。

可是西班牙并没有费心派科学家去新大陆考察。他们不仅决定自己不去惹麻烦搞什么科学考察，而且要等到200年后才允许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到南美大陆上去，还只能在他们严密的监视下进行考察。获得他们许可的这次考察活动——即将把古柯带到南美大陆以外的地方的考察活动，与植物学考察无关。它可不只是要收集一些植物而已，而是有更高的目标。这次的考察活动旨在测量地球的形状。

一段时间以来，人人都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是还存在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地球是浑圆的吗？这个问题对很多诸如航海之类的人类活动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因为要是地球不是浑圆的，那么一个纬度的距离就会根据你在地球上的地点不同而发生变化。这种不确定性令航海家非常不安：一度也许就意味着发现一个新岛屿和发现不了它之间的差别，或是意味着驾着船穿越一片风平浪静的海面和把船一头撞在礁石上之间的区别。

1734年12月，法兰西学院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要派两支探险队到地球上不同的地区（一个去赤道，一个去靠近北极的拉普兰），去测量一个纬度的距离有多长。两支队伍回来后，把他们测得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不过还有几个问题没解决。第一个就是法国人在赤道地区没有占据任何领土。这第一支探险队到哪儿去找一块平坦的、地形不那么复杂的，而且还比较安全的地方来测量呢？理想的地点就是厄瓜多尔的奎托，可是奎托自发现后就一直不对外国人开放。学院于是向西班牙国王发出请求，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是，他们很快就获得了许可，测量工作要花多少时间就可以在秘鲁待多久。现在这第二个问题就变得格外紧迫了：谁有能力来领导这样一支探险队？

自告奋勇者当然不乏其人。当法国公众知道本国的科学家要第一次拜访南美大陆的时候，人人都想去。排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少年老成的年轻数学家，名字叫查尔斯·玛利亚·德·拉·康德曼。他是个神童，29岁的时候就进入了法国科学院。伏尔泰和他很熟，说他具有“强烈的好奇心”。

这两个人是在一次晚宴上认识的。当时，法国的国家审计大臣想要通过博彩的方式来筹集资金，于是举行了这次晚宴，他们两人刚好坐在一起。康德曼是位才华横溢的统计学家，他在餐巾纸上草草演算了一下就知道抽奖组织者印制的彩票数量不足。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伏尔泰，并解释说谁要是把所有的彩票都买下来，就一定能赚上一大笔。伏尔泰大概是因为多喝了几大杯的缘故，决定试一试，最后在晚宴结束时赚了50万法郎。这次的事情加深了他们的友谊，每当康德曼需要帮助的时候，伏尔泰就肯定会为他打通关系。所以当出现一个真正的肥差的时候（例如带领一支探险队到赤道上去测量一个纬度的距离），伏尔泰特地私下里去见国王，并向国王提到他知道做这个工作的理想人选，这并不完全是巧合。由于有了伏尔泰的推荐，再加上本身就很富有的康德曼又从自己兜里掏出了10万里弗投入到这次考察中来，他成功地得到了这份工作。

北部的探险队必须得等到夏天才能动身，到赤道去的这一组则在1735年的春天出发了。康德曼召集了最棒的一组科学家来协助自己，包括一位天文学家、一位数学家、一位植物学家，还有一个表匠。陪同他们上路的还有两个年轻的西班牙海军军官，他们的任务是要确保这些人不是来搜集情报以便将来入侵南美的法国间谍。一班人马在1734年11月到达南美，他们是有史以来第一批踏上新世界土地的科学探险队。

这是个不祥的时刻：它开始了一项即将持续大约45年，只有当所有的参加者都死去的时候才会真正结束的使命。这是一项将把古柯引向科学的使命。康德曼在自己的书中叙述了这项使命的历史，书的名字叫《南美洲内陆地区游记精选》。

他们刚一到南美就分开了。康德曼独自步行前往奎托，其他人宁可坐船去。也许他们应该再考虑考虑，因为整个旅行中最伟大的发现就是康德曼在他史诗般的步行途中做出的：他在“卡欧丘”树（“哭泣的树”）中发现了一种有弹性的、黏黏的物质，好像可以用作任何用途。他毫不迟疑地亲自用这东西给他的科学器材做了套防水服。由于对这东西的表现很满意，他采集了一份卡欧丘树的树脂样品。他对这种神奇的、富有弹性的物质开始产生了兴趣。

几年后，约瑟夫·普瑞斯特勒注意到康德曼的一块口香糖可以用来擦掉铅笔写的字，就给这东西起名字叫作“笔擦”。尽管卡欧丘树的树脂以前就有人注意过，可是由于康德曼的描述才激起了公众对它的兴趣——打开世界橡胶市场的功劳也应归功于他。他还偶然拾到一些被当地人称为“布拉提诺”的岩石。出于好奇，他把这些石头带回法国，惊奇地成了白金的发现者。

真正的测量工作开始于1735年中期，即将继续8年时间。然而就在1739年，探险队得知一个毁灭性的消息：前往拉普兰的人马（比他们去的地方要近得多）完成了测量工作，已经安全返回法国。他们的测量非常充分，没有赤道上的测量结果也能证明地球的形状。大家都感到无法接受这个结果：自己远离家园，在丛林里生活了4年，考察得到的结果竟然毫无价值。祸不单行的是，队里的一个成员死于疟疾，而测量结果无用的消息传来后，队里的医生偏偏又被一群愤怒的暴徒打死了。

探险队于是藏身在一所修道院里。此时事情似乎已经糟糕到了不能再糟，祸事却再次发生。队里的植物学家，约瑟夫·德·加希耶——法国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之一，一直在搜集保存各种南美本土植物标本，想要带回国进行研究分类。他把这些标本都交给一个用人保管。他5年来搜集到了许许多多的新物种，并荣幸地给所有这些植物都起了名字。他很有可能会作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植物学家而被载入史册。可是在探险队藏匿在修道院的时候，这个用人把加希耶搜集的所有标本都丢掉了。一听到这个消息，加希耶就疯了。

1743年，他们的工作终于完成了，可是情况继续恶化。数学家决定不回法国了，在利马大学找了个工作。他的堂兄娶了个13岁的当地小姑娘。表匠也已经结婚，决定留下来。队里还有一个成员也疯了。制图员搭脚手架时被倒下来的架子砸死了。

到了3月，他们离开法国已经8年了——康德曼决定该是暂时停止考察的时候了。由于他是队里唯一一个既没有疯也没有变成当地人的幸存者，他只好独自踏上旅途。他于1745年2月回到家时已疲惫不堪，身无分文。各种各样的热带疾病和旅行中的严酷经历让他部分失聪，一条腿也瘸了。尽管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40位终身院士之一，他也永远无法恢复昔日的活力。他这样写道：“至于我，德·拉·康德曼，您把我当作半个人就行了。”

这是个伤感的故事。但是还比不上植物学家加希耶的故事悲惨。历史上说约瑟夫·德·加希耶再也没有从失去所有标本的打击之中恢复过来。他搜集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历史这样说，只是因为康德曼回法国后是这样写的。真实的情况更加离奇。

测量工作完成后，加希耶想要同康德曼一起回巴黎，可是康德曼坚持要沿着亚马孙河走，这条路线漫长而又昂贵，加希耶没有这么多钱，当时又发着高烧，于是，不知道是不愿意还是没有能力借钱给他，康德曼一个人动身回家了。加希耶起身前往利马解决自己的资金问题。

办完这件事情后，加希耶还是忍不住进行几项自己的植物学研究工作。他对金鸡纳树（奎宁的来源）特别感兴趣，于是就折回到康德曼丢下他一个人走的旅途，一路边观察边采集样本。就在这次艰苦的长途跋涉中，他对橡胶进行了意义重大的研究。可以理解的是，加希耶意识到自己在同一个地方采集到了太多的植物标本，于是整个这段时间他总是把标本和所做的笔记寄回家去。不幸的是，大多数都没有寄到。更糟的是，到他结束旅行的时候，他又一次不名一文，不得不在奎托当了医生。

可是，正当他凑够了钱的时候暴发了天花，由于他是城里仅有的几位西方医生，地方当局禁止他离开。作为对他的帮助的“感谢”，主人把他软禁在家里，对任何帮助他逃跑的人施以严厉的惩罚。他只好靠研究传染病来消磨时间。

加希耶最终在1747年获准离开奎托，前往利马去搭乘回家的船。去利马的路上他又对白桂皮树（从树皮里可以得到肉桂）进行了研究。他再一次把所有的标本都寄回了家，大部分又再一次丢失在路上。

他于1748年到达利马，偶遇当初探险队的另一个成员戈尔登。出于某种原因，这两个人又开始了另一次穿越安第斯山脉的艰难跋涉，以便能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过冬。路上他们又到了波托西，考察了那里的银矿，接着又去了万卡韦利卡的水银矿。加希耶在拉巴斯停了下来，在那里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植物，他非常兴奋，决定让戈尔登一个人赶路，自己留下来对它进行研究。

到1749年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云加斯山谷研究古柯——以前他只是听说过这种植物。可是他再一次用光了所有的钱，只好在1750年被迫回到拉巴斯当医生。拉巴斯的州长对他非常感兴趣，坚持要他住在自己家中，接着就不允许他离开。

加希耶接下来从事了各种各样的科学活动，最著名的是修建桥梁。4年后，他筋疲力尽，身无分文又被囚禁，终于设法劝得州长允许他离开。就在这时，灾难再次降临在他身上：他得知自己的绝大部分植物标本和笔记都在寄往巴黎的路上丢失了。他简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还从来信中得知自己的母亲和两个兄弟都去世了。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这也许是情理之中的事。他再一次当了医生。其间他给巴黎的亲戚写信说，植物学同医学联手毁了他的生活，他决定放弃这两门学科，当个数学家。这一次加希耶永远地疯了。

穷困潦倒之际，他在利马找了个小房子，这个垮掉了的人在里面还要再待上10年。最后，一群法国旅行者听说了他的困境，给了他回家所需要的钱，强行把他送到回国的船上。他于1771年7月到达巴黎的家中——他离开家已经36年了。来接他的是他两个还健在的兄弟，他连他们两个都认不出来了。

即便回到了巴黎，好运也没有降临到他身上。离开利马前他不愿意提前把他后来收集到的标本寄回家，而是把这些东西留在一个信得过的仆人那里，说他走后一定会派个可靠的人回来护送这些东西回法国。在这期间，这个仆人去世了，所有这些东西，包括他所有的学术论文，都同仆人的私人物品一起被烧掉了。要不是加希耶的精神已经完全垮掉了，单是这一个悲剧也许就会把他彻底毁掉。

他在索邦神学院任职，尽管法兰西学院选他为院士，但是他从来没有去过那儿。他也一直没有恢复神志。约瑟夫·德·加希耶死了，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写的那样，8年后他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后”离开了人世。

所有这些和古柯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很大。加希耶所搜集到的这些标本绝大部分没有能够到达欧洲。只有一种到了法国，它就是古柯，就是今天还待在巴黎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那一株植物，陪伴它的还有加希耶最初给它画的图。各个植物学家一直分析来分析去、给它起了各种名字的正是这株植物。直到1786年，法国生物学家让·凯沃利尔·德·拉马克把它归类为高卡古柯。这个名字一炮打响。既然科学家已经知道自己在找什么，而且到南美大陆的旅行也比以前容易得多，对古柯惊人作用的进一步报道不由蜂拥而至。

唐·赫伯立特·瑞兹于1777~1788年穿越了秘鲁和智利，写了如下报道：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坚信古柯和烟草一样，是一种会让人上瘾的、用来令印第安人开心的植物，但是实际经历让我改变了这种毫无根据的看法。我看到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这种似乎无色无味、死气沉沉的叶子的确具有奇妙的功效。此外，古柯是一种药效已经得到证实的良药。将它煎煮或是沏泡，可以治疗痢疾，止腹泻，并能治疗妇女产后月经不调；将它研成粉末混入白糖，可以治疗胃酸过多，还可以强健牙齿。

不幸的是，瑞兹颇有见地的话并没有引起注意：他的日记丢失了200年，等到人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自然历史博物馆被炸毁后的废墟里再次发现它时，其他远不如他博学多闻的旅行者早已后来居上。

德国的探险家亚历山大·冯·洪堡于1801年到达秘鲁，马上开始着手研究这种可以使印第安人精力充沛的叶子。但是要研究这种活性成分是怎么回事，还是件新鲜事：科学刚刚开始逐步接受生物学的因果关系，接受事情并非变个魔术就能发生的事实。洪堡想知道是什么使得古柯能够令人精力倍增。显然，可能的答案只有两个：要么是古柯叶子具有某种能让人精力充沛的自然特性，要么是石灰具有这种特性。

在对这两种成分进行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错误的一种，得出的结论是石灰具有这种特性。然而正是对古柯的用途所做的报告（例如洪堡的报告）才使得人们对围绕这种古怪的草药展开的争论有了更加广泛的评价，并认识到科学可能会在这方面激起人们普遍的兴趣。大众传媒甚至也谈论起这个奇怪的习惯，想知道南美印第安人的秘密是什么。《绅士杂志》写道：

我们确信存在这样一个异乎寻常的事实：他们知道了这个秘密，在一起实践了好几个星期；经历了极度的疲乏，他们的身体健康和精力却没有受到任何损伤——他们不需要屠夫，不需要面包师，不需要啤酒工，不需要酿酒师，不需要燃料，不需要厨房用品……要是现在大卫教授旅行回来，愿意思考一下这个课题，我这里有一些重要的材料可以供他试验用。要是他发现了一种几乎没有质量和体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临时抗饥荒法，或是食物替代品，即便是在我们这片幸福的土地上，也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把自己的祝福献给他。因为有了这种东西，任何人都能像秘鲁的印第安人那样，时不时地不用吃饭，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生活和工作一个月。无论伦敦的市议员怎么想，这都将是人类智慧所能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

德国的自然学家普皮格很早的时候就对印第安人和古柯有一种天生的反感，当时对于困扰嚼古柯者的问题，他是这样写的：

消化器官或轻或重地不断变得虚弱……这种虚弱首先袭击的是不幸的“嚼客”。病人的这种抱怨一般被称为消化不良，可能一开始并不要紧，但很快就达到了令人警觉的程度。接着出现胆汁阻塞，并伴有上千种痛苦的症状，这些症状在热带气候下会很快恶化。接下来是黄疸病和神经系统的紊乱，伴随着头疼和精力的极度衰竭，病人很快会完全丧失胃口；眼白呈铅色，接下来完全无法入睡，这又会加重这不幸的人精神上的抑郁程度。病人这个时候尽管已病入膏肓，却还是无法抑制地要使用古柯，而且还会渴望喝白兰地。他的胃口变得非常没有规律，有时完全不想吃东西，有时又会贪婪地暴饮暴食，特别喜欢肉类食品。这种悲惨的状况会这样拖上几年，直到最后痛苦地死去。

普皮格是从哪儿得到这些信息的，谁都猜不出来，没有其他人报道过这些症状。这些报道肯定不准确，这一点玻利维亚和秘鲁几百万嚼古柯的人都可以证明。尽管如此，他的这种个人偏见（他承认自己不管是对印第安人还是对古柯几乎没花什么时间）还是会影响公众对古柯和嚼古柯行为的看法。后来，当可卡因分离出来，人们知道它很危险，而且还会上瘾的时候，反古柯纵队的人马上就提到了普皮格，于是死了很久的普皮格又从档案里冒了出来，轻声地说：“我早就跟你说过。”

即便是普皮格这样的报道，读者们也还是十分着迷。既然南美洲最终对外界开放，各国便派遣植物学家到那里去看个究竟。普皮格之后仅仅6年，他们中最伟大的植物学家，英国人理查德·斯普鲁斯（Richard Spruce）进入了亚马孙流域。当他15年后最终从森林里出来时，身边带着大约两万份物种标本，所有这些标本他都运回国内，存放在了英国皇家植物园里。

同大多数旅行者一样，斯普鲁斯对印第安人嚼了古柯就可以不吃不睡连续走上好多天的能力很感兴趣，他第一次描述了古柯在亚马孙流域的使用，从而为人们认识这种叶子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见解。

可是斯普鲁斯收集的物种最终还是引起了争议，因为英国皇家植物园从他那儿继承的植物之中有一种便是古柯树，人们匆匆给它分了类便展出了。因为这是欧洲的第一株古柯树，皇家植物园的这棵树（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它）变成了送往欧洲各地的植物标本集中古柯枝条的来源，这些标本集给古柯的分类也同样不正确。这令植物学家们非常头疼，因为后来发现他们称为“玻利维亚古柯”的植物并不是生长在玻利维亚，而是长在哥伦比亚，而高根古柯（以西班牙给哥伦比亚起的殖民地名字命名）倾向于长在玻利维亚（这个问题最终在1982年由蒂姆·普洛曼解决）。

第3章 从古柯到可卡因

1859年，克莱门茨·马卡姆（Clements Markham）为了获得金鸡纳树的种子去了南美（从金鸡纳树里可以提取奎宁）。一到了那儿，他就无法不注意到古柯。和其他人一样，他对印第安人消耗的古柯数量大感吃惊：估计南美大陆古柯的年产量有1370万公斤。面对产量如此庞大的一种作物，他开始相信古柯里一定另有奥妙，自己还试了试。

我嚼古柯，不是常常嚼，而是非常频繁地嚼……它除了能产生那种令人愉快的安抚的感觉外，我发现我能长时间节制饮食，却没有感到不舒服，还可以轻松爬上陡峭的山崖，大气都不喘一下。这后一种作用应该推荐给阿尔卑斯登山俱乐部和普通的步行旅游者。

历史没有记载到底阿尔卑斯登山俱乐部有没有采纳马卡姆的建议，不过显然，欧洲旅行者把古柯推荐给步行游客用作娱乐用途的时候，也就该是对古柯进行某些严肃的调查研究的时候了。显然古柯并不仅仅是一群野蛮人为了打发时间而咀嚼的一种植物，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足够多的报道证明它的确具有增强精力的作用，这说明它的功效是真正存在的。不过几乎没有谁意识到这样一种研究已经在进行之中。正是这次的研究最终分离出了这些不同寻常的叶子里含有的活性成分，并为世界带来了可卡因。

很久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进行从植物中分离天然的化学成分、将之用于医药学的工作。1805年塞提纳从鸦片中分离出了吗啡，1817年发现了士的宁，1820年发现了奎宁和咖啡因，1821年科学界把这些产品——从植物中提取的，对身体具有不同功效的氮基有机化合物——统称为“生物碱”。1828年分离出了尼古丁，1833年分离出了阿托品。更多的物质还在发现之中。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猜测，人们最终认识到这些稀奇古怪的植物并不是有什么魔法，而是里面含有活性成分，这些活性成分作为药用，会对身体产生特殊的功效。人们还认识到，如果这些活性成分可以运用化学方法分离出来，就会成为功效强大的药物。

1708年，有机化学的奠基人海尔姆·博尔哈弗（Hermann Boerhaave）把古柯纳入了他的经典著作《医药学》里。他说，因为这种植物的汁液里面含有某种化学成分，才会使它具有所有这些神奇的功效。尽管当时他还不知道怎样用化学方法来研究这种成分，他的见解还是有助于发动人们寻找所有能够产生麻醉品的植物。阴差阳错的是，虽然是古柯最先激发了他的想象力，然而古柯的生物碱却是最后一个被分离出来的。

关于古柯的化学组织、性质和反应，存在好几种理论。冯·洪堡认为，这种增强精力的作用不是来自于古柯，而是来自于和古柯一起嚼食的碱。法国植物学家韦德尔认为，古柯里含有诸如咖啡碱，甚至是咖啡因这样柔和的刺激成分，并分离出了一种他认为就是这种成分的脂状物。与此同时，德国化学家弗雷德里希·戈德克声称已经分离出了这种成分，方法是蒸馏干燥的古柯残渣，然后对得到的物质进行提炼。他还设法提取出了一些晶体，他称之为高卡素，可是从来没有人能够复制他的试验，所以也没有人对他多加关注。

瑞士专家冯·斯库迪花了4年时间在玻利维亚旅行，曾委托拉巴斯大学进行一项重复试验。那里的化学家用新鲜的古柯叶子重复了戈德克的实验，说他们成功地分离出了高卡素，并把一份样品寄回了欧洲。然而当他回到家把样品拿给一个化学家进行检验时，人家告诉他这只不过是石膏粉而已。

无论叶子里面是什么，都似乎极其难以提取。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要分离古柯里的活性成分，问题不在于化学方法，而是因为古柯叶子本身十分短缺。古柯在欧洲生长得不好，从南美运来的叶子在路上就变质了，所以做实验用的古柯叶子非常短缺。仅有的那点儿可以拿来做实验的叶子总是很不新鲜，里面只含有一丁点儿或根本不含可卡因。科学家们需要有人能供给他们可靠的高品质古柯。命运弄人，他们即将得到这样的古柯——这要感谢奥地利军方。

1856年，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决定派“诺瓦拉”号护航舰绕地球一圈，向世界展示奥地利海军的威力。“诺瓦拉”号这次环球旅行带了352个人，其中包括7位科学家。其中一位便是卡尔·施科泽博士，他最后出版了对这次航行的权威性著述。《诺瓦拉的旅行》一书中说：

“诺瓦拉”号起航的时候装了1500升醋，95天后就吃完了；装了16000份泡菜，也只吃了299天。就在动身前夕，一位德国科学家找到他，要他帮个忙。这位科学家碰巧正是这个世纪最著名的化学家之一：弗雷德里希·沃勒。沃勒成功地分离出了铝和铍，发现了乙炔，还第一个合成了尿素——这是第一次有人设法从无机物中创造出了有机化合物。正是沃勒检验了斯库迪那份从玻利维亚带来的样本，发现它其实是石膏。这件事一点儿也没有令他不高兴，反而激发了他的兴趣，所以他才有了对施科泽的请求。他想要古柯，要很多。面对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的请求，施科泽同意了。

施科泽对古柯一无所知，但是他在秘鲁碰到了一位名叫康拜尔的苏格兰人。这个人告诉他，自己曾经见过一个印第安人一天步行了145公里，中间没有停下来休息，除了古柯和几粒玉米外什么也没吃。走完了路，这个印第安人接着头朝下倒立了半个小时（这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可以休息双脚，使血液倒流），然后很快喝了杯白兰地，马上又动身步行回到90公里外的家中。施科泽对此非常感兴趣，所以当“诺瓦拉”号经历了漫长的两年半的旅行回到家后，他行李中除了其他23700份科学标本外，还有一个标明属于施科泽的大箱子，里面装着13.5公斤重的古柯。

在哥廷根大学，沃勒把这些古柯叶子交给了自己最有前途的博士生——阿尔伯特·尼曼。尼曼把对它的分析记录了下来，书名是《论古柯叶子里的新有机基》，书中描述了他在1859年夏天分离古柯中的活性成分时用到的每一个步骤。第一步是将古柯叶子放在含有微量硫黄酸的85%浓度酒精溶液中清洗，然后把酒精蒸馏掉，留下一种黏黏的物质。再从这种物质中分离出一种脂状物，然后把这种物质同苏打重碳酸盐混合摇匀。然后再把这样得到的混合物进行蒸馏。最后得到的是一种纯粹的、由完美的棒状晶体组成的白色固体，他发现这种物质可溶于水，极易溶于酒精，可瞬间溶于乙醚，而且经过进一步的化学分析后，证实这种物质的化学公式为C_32H_20NO_8（实际上是C_17H_21NO_4）。这就是古柯的活性成分。他给这种新化合物起名为可卡因。

尼曼为这个古老的谜题提供了答案，可是迎接他伟大研究成果的却是世人异乎寻常的沉默。尽管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却再也无法知道自己研究成果的全部价值，因为他一年后就去世了，年仅26岁。

可是就在尼曼分离出可卡因的同一年，一位意大利医生写的一份论文引起了轰动。1859年，也就是尼曼的古柯叶子从秘鲁来到德国的那一年，保罗·曼特加扎本人在秘鲁逗留数日后回到了米兰。他的论文是从一个搞科学研究的人的角度来写的，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提醒科学界注意可卡因的潜力。当然，他写的是古柯，不是可卡因，不过从古柯叶子里分离出这种生物碱的时候，古柯和可卡因被认为是一码事儿。

曼特加扎遵循早期所有伟大医生的传统，总是为了确定各种药物的效果而在自己身上做实验，他对古柯也是这样。得到的结果非常令人惊奇。就医学而言，他宣布古柯在治疗“早晨起来舌苔厚，胃胀气，牙齿发白”方面很有效。古柯增强精力和令人兴奋的能力不是反映在他的医学分析中，而是反映在他的散文里。在试图描述不断增加的剂量对他产生的作用时，他常常忘记语法规则，有时甚至忘记自己在说些什么。曼特加扎的论文在1859年出版，文章充满热情，思维混乱，语无伦次，但还是说明了关键的一点：他爱上了古柯。

用上2~4打兰（6~12克），人开始逐渐脱离外部世界，一头扎进某种幸福的喜悦之中，感觉自己充满活力，浑身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我本性极其不适应任何类型的体育活动，但是用到12克剂量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异乎寻常地灵巧，有一次我双脚一跳，竟然跳到了高高的写字台上，还跳得信心十足，连桌上的台灯都没有碰倒。还有几次我感觉自己可以跳到邻居的头上去。不过一般说来，这种突然的发作只是一瞬间的欲望，人很快就回到一种快乐的昏昏欲睡的状态，只想这样过一整天，手指头都不想动一动，没有一丁点儿想要改变什么的愿望。在这种醉酒般的状态中，人一刻也没有失去自我意识，而是享受着这种完美的懒洋洋的状态。这时人会长叹，有时会放任自己无意识地大笑，想要告诉别人自己的感受，却又无论如何找不到词——要么就是说得语无伦次。我不止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为了让别人听懂我的意思，我不得不说得极其缓慢，音节和音节之间要间隔好久。

接下来曼特加扎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我一天内嚼的古柯剂量最大时有18打兰（54克），最后的10打兰是夜晚服用的，隔一小时嚼一次。这是唯一一次我经历古柯麻醉感的极限，我必须承认自己发现了那种超越其他已知肉体快感的快乐……我嘲笑所有那些注定生活在苦难里的可怜的凡夫俗子们，而我驾着古柯叶子的翅膀，飞翔着穿越过77438个世界的空间，每一个都比前一个更精彩。一小时后我非常平静地写下这些话，手丝毫也没有颤抖：上帝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令人类没有能力终生维持古柯的这种功效。我宁可拥有古柯而生活10年，也不愿没有古柯而生活100000（我还要在后面写上一大串儿的零）年。

两年后，一个名叫罗西耶的人重复了曼特加扎的实验。他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我们自己常常嚼食剂量适中的古柯，马上感到身体和精神都兴奋起来，这对我们熬夜工作可帮了大忙。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注意到类似的效果。我还要给您讲讲其他人的经历：VA先生是巴黎王室的一位律师，他也使用古柯，不过不是嚼，而是吸，每次通宵完成工作的时候都得吸上6~8片古柯粉做的片剂。他说：“我们总是发现（服用过古柯后）第二天早晨一点儿也不感觉累，反而还很想出去溜达溜达……”

有一个人对曼特加扎的论文尤其关注，他就是科西嘉的一位化学家，名叫安杰洛·马里亚尼·安吉罗，于1860年搬到巴黎，想寻求生财之道。他马上看出古柯的潜力，意识到可以从中赚大钱。从那一刻起，他一心一意了解关于古柯的所有事情：显然古柯有市场，可是市场在哪儿？很明显，欧洲人不太可能去嚼古柯叶子，所以要由他来找到另一种欧洲人能够接受的方式。

他决定把古柯放在饮料里，很快就找到了一种完美的溶剂：葡萄酒。葡萄酒有一种可以掩盖古柯味道的天然味道，又为社会各个阶层所接受，并且在巴黎很便宜，人人都买得起。葡萄酒里还含有酒精，是一种良好的可卡因溶剂。把古柯和葡萄酒混在一起，让酒把古柯叶子里的生物碱过滤出来，再把叶子残渣去掉，剩下的就是一种真正有优势的酒精混合饮料了。

他找到了一种合适的波尔多葡萄酒后，马上开始寻找上好的古柯叶子。他很快意识到，印第安人最喜欢的就是最好的。弄到一些这样的叶子后，他接着便创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款有巨大市场的古柯饮料，并于1863年以“马里亚尼”的名字开始投放市场。

为了把酒推向市场，马里亚尼想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来大打宣传战。除了在新闻上定期做广告外，他给当时知识界的精英和各界名人送去了一箱箱免费的葡萄酒，征求他们对这种酒的意见。他的精明之处在于，他要求收到酒的人寄给他一张签名照作为回报。马里亚尼首先瞄准的是戏剧界，因为有谣言说他的酒对声带很有好处，所以这第一批的酒就到了法国戏剧界的重要人物那里。不过，他很快就开始将酒寄给更出名的人了。

此刻他还没有意识到感谢信和推荐信正像雪片一样飞来——还有一大堆签名照片。现在很难弄清这些名人回信是为了表示收到了礼物，还是他们真的对这种产品印象深刻。不过结果都一样：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男男女女寄来了一大堆的信，这种现象本身显然就是在提倡人们喝马里亚尼葡萄酒。马里亚尼叫人把这些信印在廉价的纸上，作为免费增刊夹在法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里。他们大约散发了5000万份这样的传单。很快，人人都听说了马里亚尼葡萄酒。

1894~1913年，他把这些信件编成一系列相册出版，共有13卷，每一页上都有一位名人的轮廓像，下面是他们的照片、签名以及他们对马里亚尼葡萄酒的评论。

在马里亚尼伟大的古柯推销广告中有许多名人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路易斯·布雷里奥（Louius Blérìot，1909年飞越英吉利海峡的第一人），他这样写道：“我事先带了一小瓶马里亚尼葡萄酒，它可帮了我大忙。它增强精力的作用在飞越过程中一直支撑着我。”电灯泡和留声机的发明者托马斯·爱迪生也同样对它印象深刻，还有挪威作家亨利·易卜生。

在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圣埃克苏佩里、罗丹大力推荐这种酒，还有数学家彭加莱，他神秘地写道“20马里亚尼＝100T”。罗丹在信上签上了“您的朋友”，刚修建自由女神像回来的奥古斯泰·巴托尔迪说，如果他早一点儿知道马里亚尼葡萄酒，自由女神像“就会达到几百米的高度”。

在英格兰，儒勒·凡尔纳开玩笑说：“既然一瓶不同寻常的马里亚尼酒就能保你活上100年，那我还不得活到2700岁！不过，我倒不反对！”科幻小说作家威尔斯更够意思，他没有写信，而是用铅笔给自己画了两幅漫画，一幅悲伤，一幅高兴，分别标上“喝马里亚尼之前”和“喝马里亚尼之后”。

马里亚尼接着进一步开拓市场，送了一箱酒给美国总统麦金莱，总统的秘书写信说总统对这种酒已经非常熟悉。他接下来给教皇列奥十三世寄了一箱子，得到一封回信和罗马教皇颁发的一枚特别金奖章，奖励他的发明。与此同时，还有报道说美国南北战争时的著名将军格兰特在生命的最后5个月里，每晚上床睡觉之前都要喝上一茶匙马里亚尼葡萄酒，这足以支撑他写完自己的回忆录。

机缘巧合的是，巴特博格公主正在尼斯城，有人送给她一套《肖像》后，她谈到自己的母亲将会非常喜欢这套书。马上就有人又送了一套过去，于是马里亚尼便收到了一封给他本人的感谢信，信中说维多利亚女王认为这些书“是她的藏书中最好的”。（真是巧合得离奇，我后来在洛杉矶寻找这个最棒的发明家的时候，碰巧找到了维多利亚女王最初的那几卷书。）读者都被镇住了。显然，世界上的许多头号人物都在喝马里亚尼葡萄酒。于是销量一路飙升。

没过多久，马里亚尼就发现自己富得流油。尽管他的办公室设在巴黎的郝斯曼大街上，但他在塞纳河畔开设了世界上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古柯博物馆。它是一座由设计师建造的巨大宫殿，里面有许多温室（他喜欢种植古柯，还把古柯标本免费送给各个植物园），还有熟铁铸的立柱和新艺术派的装饰品，他就在这里接待来访者。

马里亚尼是第一个看到古柯巨大市场潜力的人，认为它是一种让人们感觉很舒服的无害的兴奋剂，然而他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而且再也无法关上。继马里亚尼葡萄酒成功之后，一大批古柯产品很快便紧跟其后，包括马里亚尼止咳糖、马里亚尼药剂（含有加量可卡因的止咳糖）、马里亚尼灵丹（比马里亚尼葡萄酒度数高的酒）和马里亚尼茶（不含酒精的饮料）。

然而在保守的英国，古柯引起的争议最多，也最难受欢迎。1870年，一位名叫克里斯蒂森的苏格兰医生对古柯具有的兴奋作用进行了一次不太专业的试验。他派自己的两个学生不吃东西不喝水走上16英里的路。当他们筋疲力尽地回来后，他给他们喝了“两打兰”的古柯溶液，发现“饥饿马上完全离他们而去，所有的疲惫感迅速消失，他们接着又到王子大街轻松愉快地散了一个小时的步”。

接下来他自己尝试了古柯——他先是不吃不喝步行24公里，观察了一下自己有多累，过后又嚼着古柯如法炮制地走完同样的路程。他在接受《英国医学杂志》采访时说，试验的结果令人非常吃惊：

我惊奇地发现，所有的疲惫感都消失了。我不但可以十分轻松地，而且可以非常灵活地继续走下去。我毫不吃力地在一个小时内走了6.5英里，发现接下来可以轻松地保持每小时4.5英里的速度，然后一次跨过两个台阶，飞快地走到我位于三楼的更衣室。

这些本事值得一提，不仅仅是因为克里斯蒂森是英国医学协会的会长，还因为他当时已经是78岁的高龄。

这种热情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高度重视。《英国医学杂志》的对手《柳叶刀》（Lancet）就毫不客气地这样写道：

我们同时代有人一心想着古柯，想的方式真的很糟糕。这种妙不可言的植物已经抹杀了那种能够表扬人们说真话的礼貌……罗伯特·克里斯蒂森爵士对古柯叶子所做的试验毫无意义，其他任何解释……这些每周一期的、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人们提供真实信息的文章，也都毫无意义。对这些文章的解释很简单——他们让古柯叶子迷了心窍。

大洋彼岸的美国对古柯的判决也十分相似：

我过去8年来一直在谈古柯。我要说的是，人们不遗余力大肆谈论的那些用途都是“胡说八道”。古柯可以减轻口渴，一定程度上可以止住口渴，但是嚼颗子弹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我认为它同烟草一样无法止住人的饥饿。同时我还要建议我的医学同胞们不要认为已经在古柯叶子里面找到了长生不老药。

克里斯蒂森的试验可能招来了一些同行的嘲讽，但还是激起了其他人极大的兴趣，人们纷纷刻意模仿他。很快开始出现了许多报道，讲述类似的通过古柯来提升体能的事例。一群登山者在布兰克峰重复了克里斯蒂森的试验，报道说他们尽管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可是上山下山都没有什么困难。一位加拿大的医生在多伦多曲棍球俱乐部参加艰苦的比赛之前给运动员嚼古柯叶子，特别指出这种叶子可以帮助他们出色地完成比赛。克里斯蒂森的试验还产生了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出名的可卡因瘾君子——我们在下一章里会讲到。

古柯不仅仅引起了医学界的兴趣，更多不明身份的人也在琢磨它。他们关起门来推测：既然古柯可以使人吃更少的食物却行动效率更高，那它岂不是可以很好地补充军队的口粮？这个主意并不新鲜，各种各样的历史学家早就已经指出许多将古柯用作军事用途的可能方法。

一位法国医生查尔斯·甘泽在试过用古柯来治疗食欲不振后提出，古柯也许可以供应给军队，这一点1861年法国科学家波尔迪也强调过。他在翻阅过当时所有有关古柯的论文后得出结论说，古柯应该用于军队和工业领域，因为“它在这些地方可以充当滋补品和兴奋剂”。

1883年夏天，一位名叫西奥多·阿斯肯布兰特的医生在巴伐利亚军队里进行了一系列试验。阿斯肯布兰特不是仅仅让士兵嚼古柯叶子，而是把试验向前推进了一步。因为他是个德国人，他对在哥廷根大学工作的沃勒和尼曼的研究工作十分熟悉，了解他们在分离古柯里的生物碱过程中的所有冒险行为。他给士兵的不是低等的古柯叶子，而是真正的精华：可卡因。他说：“我的研究是要证明，古柯叶子里的生物碱可卡因就是那种具有‘不可思议的性质’的物质。”

1883年秋天，在第二炮兵营进行的军事演习中，阿斯肯布兰特给士兵服用了可卡因。试验结果大有希望：

试验对象LT是一年的志愿兵，在行军的第二天离开W地的时候由于精疲力竭而虚脱；天气极其酷热，我给了他大约一茶勺水，里面滴上20滴可卡因溶液。几分钟后，他自己站了起来，轻松愉快地走完了到H地的几公里路程，背上还背着一个包。

他总结说：

尽管这次的研究不够全面，剂量也不够完全准确，当然也算不上最终证明了可卡因的特性，但我还是希望它能引起军方的注意，促使他们对可卡因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我相信自己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它不同寻常的用途。

正是这份报告触发了可卡因流行的潮流。因为维也纳一个学医的年轻学生正在寻找新的研究课题，他的目光落在了可卡因上。正是他的研究造就了第一个可卡因瘾君子，并开创了随之而来的把可卡因用于娱乐的潮流，还释放出了他的一位同代人所说的“人类第三大劫难”。他的贡献在于，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古柯和可卡因的历史进程。的确，如果要把将可卡因介绍给现代社会的功劳归功于某一个人的话（无论是用在医学领域，还是用作非法用途），这个人应该是一个29岁的医学学生。

他就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第4章 人类第三大劫难

威廉·格尔登·莫尔提默的书是人类已知的最强有力的镇静剂。我现在明白了这一点，不过当时并不知道。在图书馆里待了8个月后，我开始感觉有什么地方很不对头。

莫尔提默令我生疑：他这本书枯燥得折磨人，却又如此有条不紊，还伴随着错综复杂的前后参照，他怎么能写得这么轻松随意，意味盎然？这可说不过去。举个例子，让我们来看看第三页的第五段：

尽管别人可以指明道路，但仗还是必须得大家自己打。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这世界也许看起来就像我们为自己塑造的那样——作曲家瓦格纳把这个思想表达得非常有诗意，他说：“世界只存在于我们的心灵和观念里。”这种塑造如果是由虚弱的双手来完成，或是受到混乱的大脑的影响，那它可能并不总是很对称。一种敏感的想象，如果音调调得很尖利，会在不和谐的环境中发出刺耳的声音，而如果这是一种已知的无能造成的，那将显得更加刺耳。

弗洛伊德夫妇于1860年搬到了维也纳。大儿子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学校非常聪明，很有希望以后成就一番大事业。他是大儿子，最受父母宠爱，也是家里唯一一个拥有自己卧室的人。他很快就在卧室里把他压倒一切的热情所在——书，直堆到天花板。他对知识的渴求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他常常在自己房间里吃饭，好多留点儿时间来读书。

1873年他决定成为一名医生，于是来到维也纳大学，作为一名搞研究的学生，在厄恩斯坦·布鲁克教授的实验室工作。他在那里爱上了医学研究。他开始涉及新的神经科学研究，花上很长时间研究小龙虾和其他软体动物的神经细胞。他最终脱颖而出，只不过其成就有点儿让人拿不准：他成为第一个找到美洲鳗生殖器位置的科学家（如果有什么科学研究算得上比较要紧的话，这也算一项吧）。毫无疑问他是个才华横溢的学生，他的成名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也就是说，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1882年4月的一个晚上，弗洛伊德回到家，正准备回自己的房间里继续自己的研究，忽然听到餐厅里传来说话声：他妹妹请了几个朋友来喝茶。其中有两个女孩儿他不认识，玛莎和米妮·伯内。弗洛伊德上楼梯的时候透过开着的门扫了一眼，看到了玛莎。玛莎正在削苹果，碰巧也在这一刻抬头看了他一眼。她小他5岁，个子不高，长得娇小玲珑，人也聪明得要命。只需要一眼就够了。在家人惊愕的目光中，他走进了餐厅，坐了下来，并进行了自我介绍。就单身汉弗洛伊德而言，一切都结束了。两个月后他们订了婚。

玛莎的家人并不同意这门亲事。弗洛伊德家既没有钱也没有名望，尽管他们自己也不是非常富裕，但是他们出自一个备受尊重的家族。为了体面些，可能还希望玛莎能够找到更符合条件的人，玛莎被送到汉堡附近和她母亲一起生活，直到弗洛伊德能养得起她的时候再让他们结婚。这给他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他住得离她很远，既花不起那么多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钱，买那必不可少的火车票定期去看她。

他没有安全感，感觉很痛苦，甚至预见到她会撕毁婚约。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快挣到足够结婚的钱。但是怎么挣？弗洛伊德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发现某种可以轰动医学界的东西，使他可以名利双收：美洲鳗的生殖器是一回事，和玛莎结婚则是另一回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实验室待的时间越来越长。

他的第一个真正的发现，就是一种用氯化金来维持神经组织的新方法，可这个发现没能给他带来什么经济收益——尽管两份新出的神经学杂志都对此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报道，但是很明显他永远也没办法靠这个发现来赚钱。他接着就有了主意。他4月给玛莎写信，告诉了她自己的想法：

我一直在看有关可卡因的东西，有些印第安部落靠嚼古柯叶子来抵抗穷匮和苦难，可卡因就是古柯叶子的基本成分。一个德国人已经把它用在了士兵身上，事实上也报道说可以增强精力和忍耐力。我自己现在设法弄到一些，想用它来治疗心脏病和神经衰弱……也许其他人也在研究它；也许什么结果也得不到。不过我当然还是要试一试，一个人只要坚持，就迟早会成功。我们仅仅需要幸运地成功一次，就可以考虑成家的事了。

弗洛伊德从当地一家名为“天使”的药店订购了1克的可卡因，在4月24日的那一周收到了药。他很关心药的价格（他把数量计算错了，最后花了他一个月工资的10%），收到药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吞下1/20克。很见效：他对钱、研究项目和生活的感觉好得多了。他想知道是不是可卡因能用来治疗精神忧郁症。此外，既然它可以消除饥饿感，他认为也许还可以用它作胃部麻醉剂。

弗洛伊德又服用了一些。显然，他有了重大发现，并对此抱有极大的热情。他坚持自己的理论，认为可卡因也许可以用来治疗胃部疾病，于是就给一个患胃黏膜炎的病人服用了一些，效果非常好，他便开始把样品转让给朋友和同事，要他们也试一试。他又订购了一些，还寄了半克给玛莎，要“让她结实点儿，给她的面颊增添点儿红润”，还建议她“制成8小包或是5大包药剂”。

向朋友和亲戚赠送可卡因样品，他的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是非常鲁莽的。正如他的传记作家后来所写的那样，“他硬把可卡因塞给朋友和同事，给他们自己用或是给他们的病人用，他还给了自己的几个妹妹。简而言之，凭我们现有的认识来看，他很快就成了一个公共危险人物”。当然，他不知道这种药真正的潜力，而他和朋友们也都是为了娱乐才服用它的。

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理解大大加深了：他开始不服药就感到很难受。他有一年多没有见到玛莎了，她长时间不在身边加剧了他天生的抑郁倾向。可卡因提供了完美的解药，他立即倾心于它。他在1884年计划在夏末的时候去见玛莎，还兴奋地给她去信说：

我来的时候，我的公主，痛苦将离你而去。我会把你的小嘴亲得红红的，把你喂得胖胖的。而且要是你早熟的话，就能看出谁更强壮些，是个吃得很少的小姑娘，还是身体里含有可卡因的棒小伙子。我上一次情绪很消沉的时候又服了些可卡因，小小的一剂就把我带到了妙不可言的兴奋之中。我刚才还在收集美妙的文字，想给这种神奇的物质写一首赞歌。

他由此写出的论文《关于古柯》，最终于1884年6月在一家德国医学杂志上刊出。他以后再也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一个历史学家这样说道：“这篇文章一点儿也不像弗洛伊德的风格，出了好多小错误，名字都写错了，时间和地点也很混乱，文章起的标题也不准确，甚至还在可卡因公式上犯了个错误。”今天读到这篇论文的人一定会同意他的传记作家所做的分析——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作品：

这篇文章的语气……弗洛伊德后来的作品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它把客观性和个人热情的感受奇怪地结合了起来，就好像他爱上了文章的内容本身。他用的短语在科学论文中很少见到，例如注射可卡因后动物表现出来的“最棒的兴奋感”，以及用上一“份”而不是一“剂”可卡因。

他事先就把这篇文章称为“一首赞歌”，这倒是清楚地表明了他这一阶段对可卡因的看法。当然事后可以看出，很明显他对这种药的热情一部分来自于其医学潜力，某种程度上也来自于他自己尝试这种药而体验到的愉悦之感——弗洛伊德正在神游天外呢。

他把论文交给印刷商后就动身去看玛莎，指望回来的时候能够获得有利的评价，他这种新药也能获得可能的未来。事实上，等他9月末回来的时候，可卡因已经比他以前所能想象到的出名得多——不过出于不是他所期待的原因。因为就在他去玛莎那儿度假的时候，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发生了，一切都改变了。

弗洛伊德在继续他对可卡因的研究的时候，同一位名叫卡尔·科勒（Carl Koller）的同事一起做过几次生理学试验。科勒是个眼科实习医生，比弗洛伊德小18个月，他对医学着迷到近乎令人厌恶的地步。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止疼药，这已经成为他后来的痴迷之所在。由于当时完全没有局部麻醉剂，他学做的眼部手术是根本不用止疼药的。手术时把病人用带子捆在床上，把嘴塞上，把眼睛强行扒开，然后就动刀了。这对病人是一种折磨，对医生也很难算是件轻松的事。此外，一些眼科手术在手术过程中还要求病人积极地配合，可能得转转眼球，眨眨眼皮，或是告诉医生自己能看到什么。可是，没有用麻醉剂就拿手术刀把病人眼球切开，你再要他们干什么都不太可能。

在难度非常大的手术中可以用乙醚使病人完全失去知觉，但是这个办法一点也不理想：这对体质弱的病人来说非常危险，病人醒来后常常会感到非常恶心。要是他们感到恶心，那么呕吐的时候手术部位的针脚会撕裂开来，就必须得再做一次手术。因此做眼部手术的外科医生宁可不用麻醉剂，而衡量眼部手术质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医生手术的速度有多快。

科勒决心要改变这种情况。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在用包括吗啡和三氯乙醛溴在内的各种化学物质做试验，想找出能够消除疼痛却又不必让病人失去知觉的药物组合。巧合得出奇的是，他同弗洛伊德的合作将要带给他的恰好是这样一种药物。因为无论是他还是弗洛伊德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试验的这种药物正是他一直以来在寻找的。

这两个人在一起度过了许多个下午，相互给对方服用可卡因，并用一个功率计来测量服药前和服药后的肌肉力量。在试验的过程中，他们既注射也服食适量的可卡因，据弗洛伊德说，有一次科勒嘴唇上沾了一些可卡因，告诉他说感觉嘴唇麻了。弗洛伊德同意他的说法，但是显然他自己完全没能领会这种药效的重大意义。科勒也没有。在弗洛伊德同玛莎度假期间，科勒继续进行可卡因的试验，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猛地意识到这种麻木感的重要性。数年以后，他叙述了当时那一刻的情形。

有一次我的另一个同事安琪尔医生用铅笔刀的刀尖挑了一点儿（可卡因）与我一起品尝，他说：“这东西怎么这么麻舌头啊！”我说：“是啊，吃过这东西的每个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正是在这一刻，我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我口袋里现在装的不正是我几年前一直在寻找的局部麻醉剂吗？

科勒跑出房间，穿过院子，径直跑到病理解剖学院的实验室，告诉值班的实验助手葛埃内医生他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试验。35年后，葛埃内是这样讲述这件事的：

科勒医生……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瓶儿，里面装着些白色的粉末。他对我说：“我希望，其实是我期待这种粉末可以用来麻醉人的眼睛。”“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我回答道。接着我把几粒这种物质溶解在少量的蒸馏水里，从水箱里选了一只比较活泼的大青蛙，用一块布按住它，再将一滴溶液滴到它的一只眼睛中……大约一分钟后，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到来了——我毫不犹豫地认定它具有历史意义。这只青蛙可以让我们触摸甚至弄伤它的眼角膜，没有一丝反射行为，也没有试图保护自己，而它另外一只眼睛哪怕是对最轻微的触摸都会产生反射行为……在兔子和狗身上进行的相同试验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在必须前进一步，在人身上重复这样的试验。我们相互掰开眼皮，把溶液滴到对方的眼睛里。接着我们又把一面镜子放在面前，手里拿着一支铅笔，试着用铅笔头来碰眼角膜。我们几乎同时很肯定地说：“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我们甚至可以在角膜上按出一个窝来，却感觉不到哪怕是最轻微的接触，更不要说任何难受的感觉或是反应了。就这样，局部麻醉剂问世了。我非常高兴，因为是我第一个祝贺科勒医生成了人类的大恩人。

科勒也许的确是人类的大恩人，可是他当时仍然只是个毫无名气的实习医生，该怎样让世界注意到自己的发现还是个问题。由于他没有钱到海德堡眼科协会的下一次例会去宣布自己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便事先起草了一份发言稿，宣布自己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局部麻醉剂，然后把稿子交给前去参加会议的一个朋友约瑟夫·布莱特医生。

1884年9月15日，当布莱特在会议上宣读了这篇论文，论证了可卡因具有麻醉特性后，大家不由瞠目结舌：科勒，一位来自维也纳的年仅27岁的实习医生，竟然解决了医学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等到弗洛伊德9月晚些时候回来的时候，他的朋友已经成了国际知名人士。

印加人是不会对他们的这些发现感到吃惊的：他们数世纪以来一直在利用古柯止痛的特性。科勒也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可卡因具有麻醉作用的人，他只不过是第一个充分认识到了这种特性的重要性。他这篇论文刚一发表，就凭空冒出了许多医生，都声称自己早就知道可卡因是一种局部麻醉剂。要是把其他曾经提到可卡因具有令身体麻木的作用，却没有衡量出其重要意义的人列出一个单子来，那么这张单子会列得很长很长，而且上面尽是杰出人士：就连弗洛伊德本人都在《关于古柯》一文中谈到它可以用作止痛剂。他提交论文后还专门对同事里奥博得·孔尼斯坦说，可卡因也许可以用作诸如沙眼之类眼部疾病的止疼药。据报道，孔尼斯坦还给一位有这种症状的病人试用了可卡因水溶液，结果发现情况弄得更糟糕。后来才知道他用的溶液浓度超标10倍，因此造成了眼部疼痛。

与此同时，巴黎的一位名叫葛日尔的法国医生数年以来一直给喉咙痛的歌剧演员开马里亚尼葡萄酒当局部止疼药，而且还总是劝任何愿意听的人，告诉他们说古柯具有麻醉作用。马里亚尼后来想争取让人们承认葛日尔的发现，不过他的动机与其说是无私助人，不如说是出于裙带关系：他是葛日尔的堂兄。

早在1880年就有一位名叫瓦西里·冯·安瑞普的俄国医生明确提到可卡因也许可以作为局部麻醉剂使用，还在《欧洲生理学杂志》上就如何使用它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观点从来没有人注意到。机缘巧合的是，接替安瑞普研究职位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西奥多·阿斯肯布兰特——他的研究工作当然又激发了弗洛伊德的兴趣，因而间接地导致了局部麻醉剂的发现。没有人肯听安瑞普说些什么，这一点首先就足以把他打入了未被承认的医学先驱的行列。科勒成了英雄，安瑞普什么也不是，于1925年死于巴黎，死时仍默默无闻。

弗洛伊德认为自己非常不幸。所有的工作他都做了；科勒只是凭一时直觉（他也欣然承认其他人的确做了许多基础工作，还特别提到了弗洛伊德）。是他引起医学界对这种药的注意，别人却抢走了所有的功劳。这种情况一定非常令人恼火，因为恰恰是这种发现能够让他和玛莎结婚并马上在维也纳安定下来。

没能认识到可卡因的潜力，弗洛伊德找不到什么好的借口：他已经研究了几个月，甚至还对别人说过它也许可以用作治疗眼部疾病的止疼药。然而，他没有实现可卡因从一种可以导致身体麻木的药物到麻醉剂的飞跃。他后来非常无情地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未婚妻玛莎：

我可以追溯一下往事，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没有早年成名是我未婚妻的错。当时可卡因不是我的主要兴趣所在，但是我研究得很深入，因此我在1884年从默克公司得到了当时几乎不为人所知的生物碱可卡因，并研究其生理反应。就在我进行这项工作期间，出现了一个机会，使得我可以去看我的未婚妻，我和她已经分别两年了。我匆匆忙忙结束了对可卡因的研究，满足于从书本上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并预言说很快就能够找到进一步利用可卡因的方法……科勒因此而被认定是局部麻醉剂的发现者，这种麻醉剂后来对小手术变得非常重要；但是我对未婚妻中断了我的研究工作毫无怨言。

这肯定是有记载以来想要将过失推诿到别人身上的最无奈的努力之一。真实情况其实不是这样的。弗洛伊德同玛莎分别的时间不是“两年”，而是只有一年。去看未婚妻的机会也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如他未明言的那样已经计划了一段时间。他也根本不是“匆匆忙忙”地结束了研究：其实他是在6月中旬把《关于古柯》送到出版商那里，接下来他并没有直接去看玛莎，而是等到了9月才去。弗洛伊德编造的借口掩盖了他对自己没能成为局部麻醉剂的发现者的失望；他后来私下里也承认，自己没有把研究工作进行下去完全是出于“懒惰”。

尽管如此，他当时并没有显得过分沮丧。他坚信这种奇迹般的新药一定可以派上很多用场，认定这条路上还会出现更多的荣誉。可是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除了作为局部麻醉剂外，再也无法为可卡因找出什么合理的用途了。科勒的确偷走了弗洛伊德一鸣惊人的机会，不过随着事情离奇地发展下去，弗洛伊德很快就有理由为此而感谢他。

这次发现过了6个月，弗洛伊德发现父亲意外地来了，还告诉他自己的一只眼睛很疼。那天下午科勒碰巧在弗洛伊德家里，于是提出要给他看看，马上就确诊他患了青光眼。就在第二天，弗洛伊德、科勒给弗洛伊德的父亲做了手术，挽救了他的视力。麻醉剂用的就是可卡因。

弗洛伊德的父亲并不是唯一一个感到高兴的人。医学界注意到可卡因的麻醉作用后，开始对这种药痴迷起来：似乎什么都用得上它。弗洛伊德在研究如何用可卡因治疗神经衰弱和精神忧郁症；其他人认为可卡因可以解除糖尿病、哮喘或是梅毒给患者带来的痛苦。到处都在报道它在外科的用途，从切除扁桃腺手术和产前阵痛到拔牙和痔疮手术，都说它可以在手术过程中减轻疼痛。《英国医学杂志》以前报道过罗伯特·克里斯蒂森爵士在苏格兰高地所做的颇为滑稽的试验，该杂志报道称：

盐酸可卡因，新型局部麻醉剂

盐酸可卡因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力，任何非一流治疗药物很难获得这种程度的关注。我们可以很公正地说，发现新型局部麻醉剂的消息赢得了广泛的好评，人们为此而欢呼……显然，我们拥有一种价值极高的新药，可以帮助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来完成其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一项职责——减轻病人的痛苦。可卡因不仅仅在整个外科神经痛领域经得起考验，而且作为各种手术的局部麻醉剂，在眼部和喉部的外科手术以及妇科手术中尤其适用。目前，这位最后加入我们治疗武器库的成员立刻向我们展现了极其广泛的应用领域。

这种新药是个奇迹，似乎什么事情都能办到，至少有一个年轻的医生是靠它而一举成名的。医学论文里忽然到处都充斥着年轻医生在自己身上试验这种药物、报告其作用的故事。可卡因还能有其他什么用途？还有别的什么地方能用上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眼科医生赫曼·克纳普订购了一些可卡因，拿到后就把它涂满了自己的舌头，抹在了耳朵、眼睛和嘴里，接着又把它吸到肺里，喷进鼻孔里，然后（也许超出了职责的必要）又给自己的阴茎注射了满满一针管的可卡因。他发现自己变得面色苍白，失去了知觉。在一次善良的但带有自虐色彩的试验中，他把一系列的导尿管和“其他器械”（可以想象竖笛或是长号之类的可怕画面）插入了自己的阴茎，想要发现会疼到什么地步。“为了保证试验的完整性”，他对自己的直肠重复了这次试验。

他骄傲地称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做”的试验。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与此同时，美国的医学新闻界还报道了人们成功地把可卡因运用于尿道手术、切除向内生长的脚趾甲、牙科手术、妇科切除手术，甚至用在“用电解法去除一位女士上唇长的多余毛发”的手术中。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对可卡因非外科手术用途的报道中还可以找到其辅助治疗男人性无能以及治疗女人手淫的报道。克利夫兰的一位医生声称用可卡因治好了两例耳鸣患者。《纽约时报》报道说：可卡因在纽约已经成功地应用到一些新的领域……包括治疗花粉症、黏膜炎和牙疼，现在还在试验用它来治疗晕船……所有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可卡因能够治疗我们所听说过的最厉害的伤风头疼病。

其他的报纸也同样热情洋溢，尤其推崇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即可卡因也许能够渐渐使得酗酒者和吗啡瘾君子戒掉酒瘾或药瘾。

《波士顿医学杂志》报道说：“适量使用古柯不仅有益健康而且大有裨益。”《治疗学学报》评论说：“无论有没有鸦片瘾，人们都想尝试一下古柯。情绪低落时用上点儿无害的药物是必不可少的。”美国神经学协会得知，就连“一个郁郁寡欢、沉默寡言的病人，背负最深沉的哀痛或悲伤的人”在可卡因的作用下也会停止抽泣，高兴起来。制药公司纷纷开始推销可卡因药物，来治疗从晕船到花粉症各种各样的疾病和不适——有糖剂，有香烟，有止咳药，有感冒药；可卡因的应用范围没有任何局限性。

正如医学报告指出的那样，到1884年下半年的时候，再没有人对可卡因神奇的滋补作用抱有任何的怀疑。可是究竟为什么这种药物会有这样的疗效，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大多数的试验新手知道这种解释是他们理解不了的，所以也并不费心去琢磨这种药究竟有什么功效，或为什么有这些功效。甚至连弗洛伊德和曼特加扎这样的先行者也完全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这种情况一点儿也不奇怪：科学要揭开可卡因神奇魅力的秘密，还要再等上一个世纪。

在新泽西的布鲁克黑文镇，别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同弗洛伊德一样致力于可卡因研究的人。诺拉·沃尔科夫（Nora Volkow）博士是个身材娇小的美国人，说话带着西班牙口音，讲起话来速度足有一小时100英里，是一个精英科学家小组的成员，专门研究可卡因对人类大脑的作用。过去17年来的研究使得她对这种药物的“犯罪手法”有独特的见解，现在她能够解释为什么19世纪末可卡因会令大家感觉非常美妙。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可卡因会让人这么快乐。

在纽约城东65公里的地方，沃尔科夫2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都一直在给志愿者服用可卡因。我们在她的办公室里坐下来后，她告诉了我自己是怎么开始研究可卡因的。事情要追溯到1984年她在休斯敦得克萨斯大学学习的时候：“我接诊了许多表现出可卡因兴奋症状的病人，我们还在急诊室见到几个病人——这种情况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因此我开始对他们进行研究，从开始进行第一次研究的时候，我就惊奇地发现，过量使用可卡因会使人的大脑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的思维非常混乱。”

沃尔科夫在这一阶段寻找的不是可卡因在大脑里的作用机制，而是要找到证据证明这种药物会对上瘾之人的大脑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她发现严重的瘾君子常常表现出类似中风患者表现出的症状，包括局部面瘫。沃尔科夫得出结论认为，因为可卡因造成血管收缩——这也是它为什么可以用作有效的局部麻醉剂的一个因素，而血管收缩可以减少手术部位的出血量，从而造成大脑供血不足。

“血管的直径大小在调节大脑血流量方面非常重要——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大脑对氧气非常敏感，”她这样解释道，“因此实际情况是，可卡因导致血管收缩，而血管一旦收缩，紧接着就会造成血液根本无法通过，这时人就开始出现各种症状。”

这个发现很有意思，但这只是个开始。比她的实际结论还要重要的，便是她在研究中所用的方法。在她寻求证明可卡因在服用者身上会产生类似中风症状的过程中，沃尔科夫采用了以前从来没有人试过的方法：她拍下了人的大脑在可卡因作用下的照片。给人类的大脑拍照，这在弗洛伊德的时代需要把颅骨削去，所以他没想到这个主意也就不足为奇了。给大脑拍照而不干扰其正常活动，需要有一台非常特殊的设备，名为PET（即正子放射型计算机断层扫描）。

PET有点儿像警方采取的一种行动：给被窃车辆安装一个定位发射仪来监控其所在的位置。将特定的分子同一台放射性发射器（正电子源，所以才有这样的名字）连接，然后再注射到人体内。当这些分子通过血流进入大脑的时候，这些带了标签的分子会发射出自动导引的信号，扫描仪便把这些发射的信号记录下来，从而提供一系列的图片来表明这些特定的分子在任何既定时间所到达的位置。你几乎可以给任何东西加标签，然后就可以观察它是如何经过大脑的。

沃尔科夫一开始是给水加标签，把氧分子改成O15。接着就开始摆弄使用可卡因过程中可能参与进来的分子——葡萄糖，后来就是可卡因本身了。她的工作第一次具体地演示了可卡因在人的大脑内运行的方式。沃尔科夫说，整个运行过程的关键在于一种叫作多巴胺的负责神经传递的化学物质。

电路通过机械的转换来进行物理连接，就像铁路上有许多个连接点一样。然而大脑却没有可以移动的部位。相反，大脑的电路连接靠的是通过化学方式相互交流的连锁线路：当细胞A想同细胞B连接的时候，它不是在物理意义上接触B，而是释放出神经传递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几乎同时被细胞B接收，产生新的信号，信息就这样一环一环接替传递下去。这些神经传递物质中的一种就是多巴胺，它就是为什么可卡因让人感觉非常快乐的关键。

在大脑的边缘区域（控制情感的区域）可以找到多巴胺。从进化的角度看，这些区域发生进化是因为它对诸如人之类的动物非常重要，可以使其能够进行某些物种繁殖行为（性交，进食），相比之下的某些其他非物种繁殖行为则是诸如跳下悬崖，把肢体插入脱粒机之类的动作。多巴胺就是那种能让你的身体知道什么事情同物种繁殖相关的物质，它在身体里所产生的反应会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称之为“快乐”的东西。多巴胺通过打通快乐线路来让你感觉很好。不仅仅是很好，是让你感觉好极了。因此多巴胺对可卡因让人感觉很好的方式负责。

事实上，在合适的位置上有更多的多巴胺就意味着更多的快乐。尽管人们各有各的口味，某些物质似乎能够非常有效地提高人体内的多巴胺值。吃巧克力，大热天喝上一杯冰啤酒，或是洗个热水澡，这些都能提高你的多巴胺值。不过这些刺激物产生的快乐总是非常短暂，因为多巴胺刚一产生，马上就被收集起来以备下次利用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块巧克力吃的时候感觉非常好，却不能让你整个下午都感觉棒极了。大脑提供的多巴胺只够让你知道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接着这种快感就消失殆尽了。

尽管如此，还是有方法可以人为地大大提高你的多巴胺值：通过药物。吸上几支大麻香烟后再吃巧克力，味道会好极了，这是因为大麻增加了多巴胺的分泌，所以吃巧克力的时候会分泌更多的多巴胺。诸如鸦片之类药劲儿更强的药物，可以强行释放出大量的多巴胺涌向大脑的快乐中心——从而产生强烈的快感。

但是可卡因比这些东西都要聪明。可卡因并不是仅仅增加大脑里多巴胺的分泌，而是阻止大脑对多巴胺的再吸收。它找到一种叫作“多巴胺搬运工”的分子，把它捆绑起来，使之无法起作用，从而阻止多巴胺的再吸收。随着更多可卡因的摄入，更多的多巴胺搬运工忙碌起来，被再吸收的多巴胺也就更少，因此就有更多的多巴胺在你的快乐线路上游荡——你的感觉就会更好。

沃尔科夫是第一个在PET扫描仪上目睹这一运动过程的人。她指出，可卡因刺激下的多巴胺分泌的峰值刚好同正在服用可卡因的瘾君子所说的“欣快感”完全吻合。她还指出，可卡因服食者通常使用的可卡因剂量可以锁定60%~77%的全部多巴胺再吸收区域。这就是为什么可卡因让你感觉非常快活。

当然，弗洛伊德和他的同事对这些都一无所知。他们现在正在别处忙活儿呢。

除了可卡因的麻醉作用之外，人们最兴奋的莫过于它可以用来治疗鸦片和吗啡上瘾的潜力了。在美国，人们对用这种简单的药物来治疗麻醉品上瘾的想法极为激动，因为南北战争之后，数不清的士兵回到家乡时都染上了鸦片瘾（因而人们委婉地称有吗啡瘾的人是得了“从军病”）。当时对这种上瘾的人仅有的治疗方法要么是实行冷火鸡疗法（即突然完全停药），要么是下半辈子仍然当个瘾君子。因此，在1878年5月W. H. 本特利医生在给《治疗学学报》的一封信中最早提出这个想法后，美国医学杂志上纷纷出现了一系列报道，建议用可卡因来治疗吗啡上瘾。医生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弗洛伊德也是其中之一。真的可行吗？本特利引用了4个用可卡因消除了鸦片瘾的例子，还补充说他还治愈了三个“酒鬼”。美国各地都有报告支持他的观点。

可卡因看起来像是全世界医生的救世主。然而除了可以在外科手术中用作麻醉剂外，它实际上什么也治不了：它只是让人片刻感觉很不错罢了。还有一个问题可不仅仅是让人担心而已，因为在可卡因群体的心中，情况变得有些不妙。

早在1885年1月的时候，就开始有报道谈到可卡因的副作用。人们大为震惊，因为最初大家认为它是绝对安全的。第一份报告谈到病人面部失去血色，出冷汗，然后晕倒。接下来出现了更为严重的症状：病人完全昏厥过去，全身痉挛。似乎某些情况下使用可卡因很有可能造成中毒反应，情况还会十分严重。据说一个俄国医生为一个小姑娘做小手术前给她用了23滴可卡因溶液，结果她马上就死在了手术台上。这个医生后来自杀了。所有的药物都有副作用，可卡因的药性也一定会有波动，使得人们对剂量的计算带有很大任意性，因此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太令人吃惊，不过有一个问题要严重得多。正如弗洛伊德很快意识到的那样：他亲眼看到了这种药物如何夺去他的好朋友恩斯特·冯·弗莱施尔·马克索夫的生命。

弗莱施尔·马克索夫是恩斯特·布鲁克教授实验室的一名助手，是一个聪明、英俊、魅力超凡的医生，以个人魅力和能言善辩而出名。人人都喜欢弗莱施尔·马克索夫，弗洛伊德也不例外，并且几乎成了他的门徒。弗洛伊德是这样描述他的：

他是个杰出的人，先天的性格和后天的教养在他身上都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他富有，接受过各种体育训练，神采奕奕的五官带有天才的印记，英俊，心理健康，多才多艺，对所有要紧的事都具有独具创意的判断。他一直是我的偶像，我不和他成为朋友就无法安下心来，我从他的能力和名声里体会到纯粹的快乐。

弗莱施尔·马克索夫几年前在一次试验时出了事故，结果造成手部感染，从而导致他右手拇指的一部分被切除，而这又引起手术部位长出了神经瘤，这种情况会非常疼痛。尽管做了好几次切除手术，这些神经瘤还是不断繁殖，每一个都比上一个更疼。每做一次手术，弗莱施尔·马克索夫的情况都会恶化一次。

尽管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但他还是很快就疼得夜不能寐。深夜，当整个世界都睡着的时候，弗莱施尔·马克索夫会坐着读书度过凌晨的时光，靠研究数学来转移注意力。当自己无法解决的数学问题都研究光了时，他就开始研究物理学，而一旦物理问题也变得太简单，他就自学梵文。弗洛伊德把弗莱施尔·马克索夫的一生描绘成“永无休止的疼痛和慢慢靠近死亡”的过程。不过，他很快就要知道，弗莱施尔·马克索夫默默忍受着的痛苦并不是其唯一的秘密。

为了麻木疼痛，弗莱施尔·马克索夫开始给自己注射吗啡，而且很快就发现无法控制自己摄入的药量。等到弗洛伊德出现的时候，他已经不可自拔地染上了毒瘾。弗洛伊德于1883年10月发现了这个秘密，在给玛莎的一系列信件中记录下了这件事：

我非常悲伤地问他，这一切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他说他的父母都视他为了不起的专家，只要他们活着，他就会坚持工作。一旦他们去世，他就会自杀，因为他认为自己也不可能支撑太久……他不是那种靠空洞的安慰就能接近的人。他的状态完全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令人绝望，你根本没办法反驳他。“我真受不了，”他说，“明明以前已经习惯了做什么事都要比别人更轻松，现在无论做什么却都要比别人多花上两倍的力气。我所忍受的痛苦，别人无法忍受。”他补充道。我非常了解他，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1884年4月的一天，为了照顾弗莱施尔·马克索夫，弗洛伊德整夜未眠。他洗着暖洋洋的热水澡，却处于绝望的痛苦之中。弗洛伊德后来在信中说他无法描绘那天夜晚的情况，因为这和他以前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不一样，就像是“奏响了每一个最深沉的绝望的音符”。可是就在那个可怕的夜晚，他有了个主意。

两个星期后，他坚信可卡因是弗莱施尔·马克索夫唯一的出路。当时他去探望他可怜的朋友，发现门从里面锁上了，家里却没有人应答。弗洛伊德把门砸开，发现他的朋友“疼得几乎失去了知觉”。弗洛伊德建议弗莱施尔·马克索夫试试可卡因。绝望之下，他愿意试任何东西，“像个快要淹死的人那样抓住了可卡因”。效果似乎很神奇：反复服用几剂后，弗莱施尔·马克索夫的吗啡摄入量渐渐下降。

弗洛伊德现在变成了可卡因可以治疗吗啡瘾的支持者，开始在报纸和讲座中提到可卡因在这类病例中具有近乎神奇的功效，并推测说可卡因总有一天会清空所有的“醉鬼收容所”。他在来年向精神病学协会宣读的论文中谈到了对弗莱施尔·马克索夫进行的可卡因疗法，说这个过程仅仅花了20天的时间，还说“没有出现可卡因上瘾的情况；相反，还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对这种药物的反感”。

但是没过多久，情况就大为不妙起来。1885年4月，距弗莱施尔·马克索夫第一次尝试可卡因一年的时候，他的情况急转直下。弗洛伊德后来才知道他每三个月要用掉价值1800马克的可卡因——等于每天用上整整1克的可卡因，而且还是静脉注射。他开始出现可卡因中毒的症状。先是昏厥和痉挛一阵阵发作，接着是举止越来越古怪。很快就出现奇特的错觉：弗莱施尔·马克索夫被一个念头困扰着：他觉得自己的皮肤下面有昆虫和蛇在爬，于是花上很长时间把自己关起来，专心致志地想要把它们都抓出来。

卡尔·科勒也目睹了弗莱施尔·马克索夫的痛苦经历，他这样写道：“我同他一起度过不止一个夜晚，看着他在妄想之中把想象中的虫子从皮肤下挖出来。”到6月4日的时候，情况危险到了极点，弗洛伊德再次陪弗莱施尔·马克索夫度过了一个夜晚。他后来说这次经历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夜晚”。他立即写信给玛莎，说他认为弗莱施尔·马克索夫可能染上了可卡因瘾，警告她在服用他寄去的那些样品的时候要千万小心，以免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她的身上。

在这么大的可卡因剂量的作用下，弗莱施尔·马克索夫经历的副作用（比他曾经经历过的吗啡的副作用还要严重得多）让他坚信自己必须停止服药，可是他很惊奇地发现自己办不到。弗洛伊德无意之中造就了世界上第一个可卡因瘾君子。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弗莱施尔·马克索夫现在不仅仅服用可卡因：他重拾吗啡，以很大的剂量同时注射这两种药物。他发现鸦片和可卡因混合得好极了，一种药物的“升”恰好能抵消另一种的“降”。就化学意义而言，弗莱施尔·马克索夫是在一脚猛踩汽车油门，一脚死死踩住刹车。他发明出了“速度球”，即极其危险的可卡因和吗啡（或鸦片）混合的鸡尾酒，这东西在20世纪一度非常流行。

弗洛伊德最终明白了情况的严重性，他非常沮丧。那一年晚些时候他写道，弗莱施尔·马克索夫的身体对这种惩罚已经忍受不了多长时间了，他会在6个月之内死去。其实他还要再忍受6年。弗洛伊德的后半生一直把他悲剧性朋友的照片挂在书桌上方。

弗莱施尔·马克索夫可能是第一个染上可卡因瘾的人，不过很快就有了其他人。开始有谣言说有可卡因瘾的人因为渴望可卡因而发疯。这些流言在医学界传播得很快，因为瘾君子们通常都是医生自己（也包括许多药剂师和牙医）。记者们在医学杂志上相互交换有关可卡因的恐怖故事。一则报道说一位医生在可卡因的影响下“发了疯”，在大街上被逮捕。另一则报道更是令人担忧：“一个医生想要给病人开处方，结果却写信要州长送自己去坐牢。”可卡因似乎能让你做出各种奇怪的事情来。在英国，可卡因有危险的消息由《英国医学杂志》披露出来，这家杂志还刊登了自己的故事警戒世人：

可卡因在这个国家几乎被用在一切事情上；但是我们已经发现这朵甜美的玫瑰也长了苦涩的刺。芝加哥一个可怜的家伙（是个医生）由于急于想要研究出可卡因奇妙的特性，变成了一个瘾君子，还把自己和家庭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他自己服用可卡因不说，还给妻子和孩子吃，残忍地拿他们的身体来测试它的麻醉作用。他现在待在救济院里，在那里他可能会很快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整个美国的吗啡瘾君子都染上了可卡因瘾，而他们的医生由于以身试药也上了瘾。可卡因瘾的浪潮席卷了美国的中上层社会。后来发现染上可卡因瘾的人不仅仅有医生和牙医，还有他们的妻子。

19世纪的科学家和医生们不明白为什么可卡因会让自己感觉这么好，同样，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可卡因会奴役自己。这时人们还展开了一场严肃的辩论，探讨可卡因究竟有没有可能让人上瘾。这场辩论几乎持续了一个世纪，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还有一些顽固的科学家坚持认为它不会让人上瘾。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论点似乎很合理，因为可卡因不像海洛因，服用者停药后身体并不会产生什么明显的症状；同样，尝试这种药物的人中只有比例很小的一部分人会继续使用而出现问题。这可能同可卡因的价格有关：由于可卡因很贵，人们一般只在特殊场合才用它，其间用得又比较有节制，因此很难上瘾。然而，在可以买得起大量可卡因的人中间，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那么多名人有可卡因瘾，而我们认识的人中间却一个也没有）。当价格跌到人人都买得起的时候，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出现的提纯可卡因，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可卡因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很稀罕（还很昂贵），稀罕到上瘾的情况真是非常少见。因此，医学界比较保守的成员也许就得出结论，说可卡因不会让人从身体上上瘾。他们勉强承认，说它也许会让人从心理上上瘾。不过要是这么说，巧克力也会让人上瘾——让那些意志力薄弱的人上瘾。

为了人们不把这种让人上瘾的新物质的到来归咎于他，弗洛伊德为自己开脱时采用的也是这个观点。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可卡因的确是一种可以让人上瘾的药物。摆脱它魔爪的关键也正是赋予它魅力的那种分子。它就是多巴胺。在新泽西的布鲁海文，沃尔科夫博士解释了原因。

可卡因拦截大脑里的搬运工，提高与快乐相联系的区域里的多巴胺浓度，因而会产生强烈的阵阵快感。这就是常说的“上冲”感。然而，当可卡因最终从大脑系统退去，搬运工分子开始打扫多余的多巴胺的时候，快乐线路就停止了燃烧，快感便迅速消失。这就是常说的“崩溃”。由于“上冲”得如此猛烈，而紧接着就是“崩溃”，这一过程使得人的情绪发生更加深奥的变化。此外，因为你体内天然的多巴胺水平已经被耗尽了，现在你会感觉比用药前更糟糕，而且还会产生强烈的想要再次兴奋起来的欲望。如此一来，你便会进入科学家所说的“渴望”的状态。当然，唯一能够把你的多巴胺分泌量提高到先前的水平，好让你感觉好一些的东西，就是更多的可卡因了。威廉·伯勒斯（William Burroughs）在《一封头号瘾君子的来信》（Letter from a Master Addict，1956年）中指出：“对可卡因的渴望会非常强烈。我会整日什么也不干，只是一个药店接一个药店地拿着处方买可卡因。”

如果你有了更多的可卡因，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狂欢的模式中：服用可卡因，等它的药劲儿过去，渴望可卡因，接着服用更多的可卡因。这就像个循环：可卡因让你感觉非常好，所以你服得更多；药劲儿过去后剩下的多巴胺更少，所以你感觉很糟糕；因此你还得服可卡因以便再次高兴起来。这一切之后，是这样一个事实：这种药是一种兴奋剂，也就是说，服可卡因的人做大多数事情都倾向于比平常要快，无论是说话还是吸烟。不幸的是，有一件事他们也比平常做得快：服用可卡因。所以问题不断升级。

动物研究给我们演示了这种狂欢模式的运行方式。20世纪60年代晚期，科学家开展了一个著名的试验，用到了两组老鼠，一组可以无限制地得到可卡因，另一组可以无限制地得到海洛因，两组老鼠都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两组都没花多少时间就找到了药。不同之处在于，海洛因是一种镇静剂，老鼠吃了后就想睡觉，所以吃起来还有些节制。而可卡因是一种兴奋剂，起的作用刚好相反。两天之内，吃海洛因那组老鼠的行动就形成了规律：吃海洛因，睡觉，四处溜达，进食，吃更多的海洛因，再回去睡觉。与此同时，可卡因一组的老鼠一直在吃可卡因。这就是它们所有的活动。可卡因不会让它们感觉想要睡觉或是进食，只会使它们感觉想要摄入更多的可卡因。当它们最终筋疲力尽倒下来的时候，才会暂时停止吃药，但是刚一醒来，它们就马上又开始吃起可卡因来。试验进行了一个月，最后海洛因一组的所有老鼠都染上了严重的毒瘾，不过相比而言还算健康：它们还在正常地进食，清理毛皮，喝水。可卡因一组的所有老鼠都死了。

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发明出一种科学的测试方法，来确定某种特定药物让人上瘾的程度有多高。不过，常见的确定一种药物上瘾潜力的试验是把动物放在笼子里，训练它们撞击拉杆来获得小剂量的药物。一旦动物明白只要撞击拉杆就可以得到一点药物，吃了后会感觉非常好，它们撞击拉杆来得到药物的次数就会增加。动物学会了更加频繁地撞击拉杆，撞击的次数会再次增加。这样继续下去，直到动物觉得得到的药物抵不上撞击拉杆花的力气为止——这样试验者就知道动物为了得到该药物愿意花上多大的力气。

在这类药物上瘾潜力的测试中，可卡因总是胜利者。最近有消息说，一次试验中的一只黑猩猩为了得到一点可卡因，竟然撞击拉杆1.3万次，实验人员最终只好放弃了试验。不可否认的是，兴奋剂通常会在这种测试中产生最令人惊奇的结果，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期待可卡因表现不凡。但也不是非常好：1.3万次的撞击比其他人类已知药物作用下记录的撞击次数只不过高了100%~160%。

另一次在密歇根大学进行的试验是让黑猩猩自由地获取可卡因。试验向人们展示了它们一旦明白怎么回事后，想要得到可卡因的心情迫切到什么程度。学会自己服用药剂后，黑猩猩马上对彼此和周围包括食物和水在内的一切事物视而不见，在5天漫长的狂欢中只服用可卡因，连觉都不睡。到这段时间结束的时候，它们变得如此激动，以至于有些黑猩猩把自己的手指都咬掉了。然而它们还是继续撞击可卡因拉杆。当发现它们宁可饿死也不愿放弃可卡因的时候，人们停止了试验。威廉·伯勒斯在《裸体午餐》（Naked Lunch）里解释了这种感觉：

我们这时得到了一些C（可卡因）或是RX。把它注射到静脉里，孩子。你可以闻到它正在进来，你的鼻子和喉咙感觉清爽冰凉，接着一阵纯粹的快乐直冲向大脑，点燃了那些和C有关的区域……吗啡的快感体验在五脏六腑。打了一针以后你可以倾听自己身体内部的快乐。但C是穿越大脑的电流，C瘾是只有大脑参与的狂欢，不需要身体、不需要感觉参与的快乐。受C控制的大脑就变成了“疯狂弹球游戏机”，在极度的电动兴奋下闪烁着红红蓝蓝的灯光……10分钟后，你还想再来一针。

诺拉·沃尔科夫在布鲁克黑文镇发现了另一个因素，也许可以解释这种可卡因引起的狂欢行为。她用PET对可卡因瘾君子进行了扫描，发现他们刚好位于眼睛后面的大脑区域（就是人们所说的前额脑区底部）出现了异常现象。一般认为大脑的这个区域决定着刺激物的重要性：决定任何既定时刻某一刺激物有多重要。你饿的时候，食物拥有第一位的优先权。你不饿的时候，食物就会被忽视。大脑里的某个地方必须对所有类似刺激物的价值加以判断。你今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你的前额脑区底部就会不停地反复评价你目前的食物，将之按重要性排列，然后你吃饱了，它就会把优先权从“吃饭”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这样你就会停下来不吃了。可是如果你的前额脑区底部受到某种损伤，结果就大不一样了。“如果你破坏了大脑的这一区域，”沃尔科夫说，“那么你就会一直吃下去。你无法注意到食物的重要性已经改变了。那些大脑这一区域遭到破坏的动物就是这样。它们只是吃个不停。”

前额脑区底部的功能紊乱一直都与诸如强迫症（身体失控似的重复进行某种活动而无法停下来）这样的情况相联系。沃尔科夫的研究表明，滥用可卡因会对这一区域造成损害，从而指明这种药物控制瘾君子的另一种方法。如果你扰乱这一区域，就会看到自己是怎样陷入某些类似情形之中的，例如服药不再能够带来快乐，可还是戒不掉。这就是为什么可卡因瘾君子们会告诉你：“现在已经不是为了寻找快乐。”

沃尔科夫的研究最近又在可卡因瘾君子身上发现了一种更让人警觉的倾向。她通过给捆绑多巴胺搬运工的化学物质甲基芬尼定（就像可卡因一样）加上标签，用扫描仪进行断层扫描，设法测量出可卡因服用者相对于非瘾君子的多巴胺值。结果令人担忧。可卡因服用者不光是在服药后不久多巴胺值异常低（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会导致他们反复使用药剂），而且在上次服药三个月后，他们的多巴胺值还是异常低。可卡因通过人为方式大大提高服用者的多巴胺水平，从而使他们身体的快乐系统因为滥用而降低了敏感性。现在，其他可以产生多巴胺的刺激物（如巧克力、咖啡、冰啤酒）都不再能够使得他们释放出从前那么多的多巴胺了。对于服用可卡因的人而言，一切事物能够带给他们的快乐都减少了。一切事物都如此，但更多的可卡因除外[3]。

见过沃尔科夫几天之后，我碰巧遇上了另一位神经学家——哈佛大学的汉斯·布瑞特博士。和沃尔科夫一样，布瑞特也在给瘾君子们服用可卡因，在可卡因起效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不过，和沃尔科夫不一样的是，他的扫描仪要大得多，名叫“磁振造影仪”，可以拍下大脑内部活动的动态画面，而不仅仅是及时拍下一张张单独的照片。但当时他对可卡因本身并不感兴趣：他的目标要大得多。布瑞特在动机情感神经科学中心工作，过去一直（现在仍然）在寻找神经学的圣杯：人类动机本身的根源。可卡因只是个起点。

在人类所有决定的中心存在一个负责的系统，将我们遇到的一切事物按照简单的轻重缓急的顺序进行分类。布瑞特7年以来一直在试图弄清楚这个系统是如何工作的：试图解释究竟是什么使得人们想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为此，他将志愿者放进扫描仪里，给他们服用他认为能够促进强烈的动机反应发生的刺激物，然后监测他们大脑的特定区域是如何做出反应的。在1993年这项研究开始的时候，布瑞特决定寻找涉及习得和奖赏的神经线路。“我们正在映射人类的动机线路，”他告诉我，“这就是我们全部的目标，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采取迅速却又卑鄙的方式，就是要看看牵扯到快乐本身的是什么……所以我们问，‘最有可能袭击这一系统的会是什么？劲儿最大的是什么？’可卡因。这是已知的最能让人上瘾的物质了。”

布瑞特召集了一批瘾君子，对他们进行扫描，给他们通过静脉注射可卡因，药性发作后，让他们每一分钟都按照“上冲”、“欣快感”、“崩溃”和“渴望”来给自己的感觉划分等级。一开始，想到他也许会把我也放进扫描仪里，也给我来点可卡因，令我很激动，不过我很快改变了注意，因为我听到了这个剂量有多大。“我们给他们提供的是狂欢派对所需的剂量，”他说着话，咧开嘴笑了起来，“我是说，你和我……用上这么大的剂量，说不定马上就会得冠心病。”我那天不是特别想得冠心病，因此他告诉我说按规定他只能给登记在册的瘾君子注射可卡因，我也没觉得特别失望。

布瑞特从以前对动物的奖赏线路所做的试验中发现，他要找的是大脑边缘系统中的各种区域，即可卡因起作用时影响到的那些区域。结果证明他的论断对极了。不仅如此，他还记录下了可卡因快感消失时大脑的反应，并指出一些可以解释“上冲”感产生原因的区域同样涉及产生“崩溃”的过程。布瑞特第一次成功地拍下了活动中的人类大脑奖赏结构的画面。下一步要用不同的刺激物来重复这个试验，看看可卡因试验中看到的情况是不是同用其他奖赏试验的情况一样。等到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试验过赌博、吗啡和性吸引力，所有这些试验麻醉的都是大脑里的同一区域。

布瑞特发现的正是大脑接受感官刺激并决定该刺激是好是坏的机制。而可卡因的作用，便是影响这一机制。“涉及人类习得过程的就是这一大脑系统，基本上就是它在对我们说，‘瞧，这种刺激非常讨厌；让我们知道它讨厌’，或是会说：‘这种刺激很有好处；让我们知道它有益’，”布瑞特说。“可卡因影响的恰好是这种习得信号……所以它强迫我们习得一种关于奖赏的新信号，非常强大的一种信号。”

他解释说，可卡因就是用这种方法劫持了大脑的动机系统。做出决定这一过程的整个等级结构被重新排序，诸如性和食物之类的传统奖赏方式被降格，可卡因被放在了最上层。要忘却这一结构也不容易。事实上，这种忘却是在完全无意识的层面上进行的，这在许多试验中都已经得到证明。

如果你不断给瘾君子可卡因，并像布瑞特那样同时持续监控他们的多巴胺水平，就会很快发现奇怪的事情：他们的多巴胺值在注射可卡因之前就开始上升。由于可卡因以上述方式作用于动机系统，大脑不光记录下了可卡因带来的愉悦体验，还记录下了与这种体验有关的所有感官信息。就像巴普洛夫的狗一样，瘾君子下意识地记住了表示可卡因马上就要到来的指示物并做出反应，甚至在没有药物的情况下也会做出反应。对他们而言，可卡因具有如此优先的地位，重要到一想到与之相伴的众多的其他刺激物，他们的多巴胺系统马上就剧烈活动起来。如果那时还不给他们用药，他们的大脑就会引发对可卡因的可怕的渴望——事实上就是告诉他们这件非常重要的东西不在那儿，他们最好想想办法。

任何数量的暗示都会提醒大脑想到可卡因（从瘾君子常常买可卡因的街道拐角，到看起来有点像可卡因的一小堆白糖或是面粉），都能引发这种渴望。其他的奖赏不是这样的，都不同于可卡因。

“巧克力就不是这样，”布瑞特说，“巧克力本身也许是一个奖赏性的刺激物；性也是，同某个人聊得很痛快也是。这些都是奖赏。但是这些奖赏都不会改变大脑神经的化学性质。”

关于多巴胺，沃尔科夫也说过类似的话：你每一次服这种药，它都会强行把越来越多的多巴胺塞入这一系统，大脑再三领会到这才是快乐的感觉。其他一切事物带来的快乐都被减少了。因此大脑一直不停地重新安排，将其他令人愉悦的刺激物产生的正常反应抛开，不重视它们。整个大脑被重新改组。

如果布瑞特和沃尔科夫没弄错的话，可卡因的确从根本上（在超越意识的层面上）改变了人的大脑，那么传统的“道德”权威的声音（告诉人们不要再使用可卡因，要是他们不听，就威胁他们）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认为“这是违法的”的观点不可能产生任何作用：让可卡因瘾君子不要使用可卡因，就像训练一条曾被打得半死的狗看见你扬起胳膊而不向后躲一样。服用可卡因不是由人的意识来决定的行为。毫无疑问，这些反应经过很长时间后是可以忘却的，只是不太容易。

布瑞特批评起那些把药物上瘾和缺少内部驱动力等同起来的人毫不留情：“持这种观点的人会说‘这同道德毅力有关’或其他类似的话，这绝对是毫无根据地胡说八道……我认为，用‘道德观念’和‘只要能拒绝’这些话来谈论这件事的人，简直错得离谱。我差不多要说这种人就是白痴。他们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让“可卡因不会让人上瘾”的观点见鬼去吧。

当然，对药物上瘾得出这些解释的科学理论同19世纪晚期那些走在前面的外科医生之间还隔着十万八千里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由于使用可卡因做实验而染上了毒瘾。此外，承认染上毒瘾是件令人很尴尬的事，许多上瘾的病例无论如何都被迅速隐瞒了起来。其实，他们掩盖得非常成功，直到世界上一位杰出的外科医生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爵士的私人日记泄露给新闻媒体之后，当时最著名的一宗病例才在一个世纪之后暴露出来。

奥斯勒是牛津大学的资深医学教授，1919年去世时把自己所有珍贵的医学藏书都遗赠给了加拿大的麦基尔大学。他的藏书里有一个皮面装订的小册子，用一把小巧玲珑的银钥匙锁着，看上去也没有书名。奥斯勒称这本书为“历史的秘密”，并对他的图书管理员威廉·弗朗西斯说，书里的内容直到1989年才能公开。这本书由奥斯勒本人亲笔写成，记录的是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医学基金会的内幕，里面还有令人大为震惊的叙述，讲述的是该基金会四位创始人之一，“现代外科学之父”的威廉·霍尔斯特德医生的亲身经历。

霍尔斯特德也许是他这一时代最有才华的外科医生，是全体美国人的英雄。他曾是耶鲁大学橄榄球队队长，1870年开始行医，非常有名气。1889年，一群投资人决定建立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时候，便聘请他和奥斯勒来领导外科工作。接下来的30年中，这两个外科医生一起奋斗在外科领域的最前沿。直到今天，霍尔斯特德还因为最先提倡在外科手术中使用橡胶手套而为人们所怀念。

他于1884年33岁的时候成名，因为他当时发明了神经阻断麻醉法，这种方法是以特殊的方式将可卡因注射到神经细胞周围的区域，使得沿着这条神经的部位被局部麻醉。卡尔·科勒发现可卡因可以用作局部麻醉剂，但只是用于眼部、嘴部和鼻腔内黏膜；霍尔斯特德可以通过神经阻断术将可卡因用在身体的任何部位。然而，他在完善神经阻断术的过程中染上了毒瘾（有人认为他是美国第一个染上可卡因瘾的人）。到1886年的时候，他的毒瘾大到一天需要吸食两克可卡因，状态也差到不得不完全放弃行医。紧接着，他神秘地失踪了。

实际情况是，他的一个朋友威廉·韦尔奇绑架了他。这位朋友租了一艘帆船，雇好了船员，把他放在了船上，强迫他踏上前往迎风岛的旅途，试图治愈他对可卡因的依赖。6个月后回来时，他似乎成了惊弓之鸟，正如他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的那样，“才华横溢、性格开朗外向的他似乎不再才华横溢、性格开朗了”。他住进了罗得岛的巴特勒医院，试图完成他的戒毒过程。可是，等到他1889年住进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时候，人人都知道他“很奇怪地改变了许多”。没有人真正明白为什么。

然而，这个带着银钥匙的小册子会揭开这一切的真相。尽管按要求图书管理员必须等到1989年才能公布书中的内容，但他还是在1958年就决定出版它，因为书中提到的每一个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过，他自己在出版后的第二年也去世了。这本书的内容最终于1969年刊登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奥斯勒在书中谈到1893年前后的事情时披露说，霍尔斯特德设法治疗自己可卡因瘾的方法，不过是用另一种麻醉剂——吗啡来替换可卡因。正如弗洛伊德的朋友弗莱施尔·马克索夫从吗啡转向可卡因一样，霍尔斯特德从可卡因转向了吗啡。正是吗啡和可卡因的混合物改变了他的性格。

奥斯勒还揭示了更深层的情况：大约1890年的某个时候，霍尔斯特德发生严重的抽搐，他马上意识到霍尔斯特德其实已经染上了吗啡瘾。在奥斯勒的追问下，霍尔斯特德承认了一切。他说，戒掉可卡因瘾太难了，他还发现要摆脱掉吗啡瘾也是不可能的，一天最少也得三克。威廉·霍尔斯特德也许是当时最才华横溢的外科医生，但后半生一直没能摆脱毒瘾。他在一封信中提到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我们在自己身上做实验的过程中，可怜的豪尔和我另外两个助手也都染上了可卡因瘾。他们至死也都没能戒掉……”

整个美国出现了众多的药物上瘾病例，这要归咎于可卡因可以有效治疗吗啡瘾的传言。然而，就像弗莱施尔·马克索夫的例子那样，用可卡因治疗吗啡瘾只不过是暂时拿一种让人上瘾的药物来替换另一种，结果常常是受害者对两种药物都产生极大的需求。

但是这种谣言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像我们今天听起来那么愚蠢。19世纪晚期，人们关于药物对身体的作用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可是他们知道吗啡是一种强效镇静剂，而可卡因是效力同样强大的兴奋剂。于是人们就推测，后者的刺激作用也许可以抵消前者的镇定作用（20世纪60年代，类似的误导性理论导致了为有海洛因瘾的人注射安非他命的做法——从而导致全世界都要品尝一下非法的“安非他命”的滋味）。

1995年，奥布瑞特·赫斯克姆勒在德国特宾根大学揭示了这个故事更为阴险的一面。有关可卡因能有效戒除吗啡瘾的报道源于《治疗学学报》。赫斯克姆勒发现，这份杂志归底特律的派德制药公司所有。事实上，《治疗学学报》与其说是一份医学杂志，不如说是全美医生的免费时事通讯，一份唯一目的就是给派德制药公司的产品做广告的杂志。猜不到吧，派德公司是美国唯一一家生产和销售可卡因的公司。几乎同古柯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事件一样，与其说它与可卡因本身有关，倒不如说是与一样比它阴险得多的东西有关：金钱。可卡因能治疗鸦片瘾的整个故事从头到尾都不过是一系列的谣言，是一场精明的销售战的骗局。作为广告，它效果好得令人吃惊；可是作为医学报告，它完全是伪造的。

弗洛伊德一开始研究可卡因的时候，首先在“首席外科医生办公室”，的索引条目（这是一个全面列出了美国出版的报纸上所有题目的报道列表）下查询“可卡因”。他在这里发现了刊登在《治疗学学报》上的许多文章，但他并不知道这些文章不符合医学逻辑，于是照单全收，丝毫也没有怀疑其可靠性。他在《关于古柯》一文中引用了7篇文章来证明可卡因能够治疗鸦片瘾。所有这些文章都出自《治疗学学报》。当1885年4月派德公司找到他，提出给他24美元，要他对他们的可卡因进行书面认可的时候，他甚至还是没有起疑心。他拿了钱，对他们的一些产品做了测试，得出结论说这些产品同默克公司的产品一样好。这样一来，他就是在用自己的名字来支持派德制药公司。他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把自己拖进了这汪浑水。

1885年，弗洛伊德的一个同事阿尔布莱特·埃伦梅尔在德国的一家医学杂志上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警告说可卡因上瘾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弗洛伊德拒不承认这一点，但是到1886年年初的时候，有了弗莱施尔·马克索夫的经历，就连他也不得不承认，某些颇具决定性的证据证明可卡因可能会有危险。但是，他争辩说只有注射可卡因才会上瘾，而他从来没有建议任何人注射它。这不是真话：他在1885年特别建议说“以每剂0.03~0.05克的剂量皮下注射可卡因，就不用担心药物会积聚起来”。这一点被他悄悄地掩盖了。朋友和可卡因的支持者们都在帮助他：他的老同事奥博斯坦勒在哥本哈根的会议上为他积极辩护，亚伯拉罕·林肯手下的前军方首席外科医师威廉·哈默德（他本人也是个坚定的可卡因狂）在《纽约医学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说可卡因并不比咖啡或是茶更有害，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真正可卡因上瘾的例子。在纽约神经学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他表现得十分轻视关于可卡因会上瘾的传言以及上瘾引起的过激行为：

我在4个不同的日子给自己注射了可卡因。先生们，那些可怕的反应我一点也没有，也没有任何暴力行为的倾向；嗨，我甚至不想去实施谋杀！

其他医生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笑。随着越来越多的瘾君子出现，一个强大的反对可卡因的组织出现了，他们认为过量服用可卡因比服用吗啡害处还要大。可卡因让人感觉非常快乐，所以人人都喜欢它，要得更多，这与吗啡可不一样。还有一点不同于吗啡的是，可卡因不需要用注射器，因此使用起来更容易——这导致人们更快地上瘾。与此同时，人们知道吗啡瘾君子用药的同时还可以过着比较正常的生活，而可卡因瘾君子似乎只能发疯。1886年5月，埃伦梅尔发起了对可卡因最猛烈的攻击，他尤其指责弗洛伊德释发动了继鸦片和酒精之后的“人类第三大劫难”。到了这时，医学界和新闻界携起手来反对可卡因瘾，《纽约医学记录》引用了圣路易斯的查尔斯·H. 修伊的话，大意是说“可卡因瘾比吗啡神经症的害处还要大，它是频繁用药的必然结果，它的奴役比鸦片的奴役要残暴得多”。现在就连弗洛伊德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可卡因。

发现局部麻醉剂的荣誉属于科勒，然而出了问题，承担过错的却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判断极其值得质疑：要么是他的研究完全不计后果，要么就是他根本没有资格如此毫无保留地推荐一种危险的新药。他给一个病人用上大剂量的可卡因，结果病人马上死去。他后来写道，这是一次招致“严厉批评”的事故，这时他的情绪就更加低落了。到1887年年初的时候，他在《维也纳医学杂志》上发表了有关这种药物的最后一份报告，他同意可卡因有毒的说法，但认为只是在注射时才有毒。他坚持认为可卡因在戒掉鸦片瘾的过程中很有效。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他还声称可卡因只会让某类性格软弱的人上瘾。除了那些不幸的前吗啡瘾君子，“可卡因没有造就一个受害者，没有一个单纯因为可卡因受害的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清楚事实真相，后来他写文章称1887年“是我一生中最失败最黑暗的一年”。他1885年3月的那篇建议人们“毫不犹豫”地注射可卡因的论文从来没有出现在他已出版的论文集中，他把自己的那份底稿也毁掉了。此后，弗洛伊德再也没有发表有关可卡因的文章，似乎完全放弃了这个课题。

奇怪的是，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使用会在100年之后产生轰动效应。为了纪念他建立精神分析学100周年，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决定举行一次专题展览来庆祝他一生的成就。展览包括一个名为“可卡因趣事”的专题，部分展品是从曾经属于卡尔·科勒的一堆旧书稿中精选出来的。这些展品是科勒的女儿从1969年从一个缎带系着的纸盒子中发现的，她还因此给《心理分析季刊》写了篇有关她父亲发现局部麻醉剂的文章。1995年，她把这些东西赠送给了这家图书馆。

然而，图书馆馆长不知道的是，盒子里的东西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字材料：科勒还在盒子里给后人放了件有关他的发现的小纪念品。因此，第二年3月，当一个研究员手捧一个上面有科勒亲笔题字的小信封走来的时候，手稿阅览室的部门主管不由大吃一惊。这个研究员把题字翻译了出来：“我于1884年8月用来进行第一次可卡因试验时剩下的第一剂可卡因。”第一个信封里面还有个小信封，上面用另一种笔迹写着：“分两次服用。”里面还有一小块纸，打开一看——是一小撮可卡因。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发现了可卡因，这可能是任何一家图书馆所能发生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了。部门主管喊来了图书馆的总监，总监看了一眼，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一小堆麻烦，便马上给美国联邦调查局打电话。联邦探员火速赶来接管了这个信封。分析之后发现，因为时间太久，信封里的可卡因已经失去了药性，于是调查局便很周到地把信封还给了图书馆，直到今天它还躺在手稿部的书库里。

尽管可卡因具有危险性的名声越来越大，可是公开销售并没有停止。围绕着这种药物产生了如此多的激动情绪，以至于不仅制药公司和东奔西跑的销售商鼓励人们使用它，在英国还有外行群体为它做广告——最著名的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使用麻醉剂的消息最先出现在阿瑟·柯南·道尔的作品《波西米亚丑闻》（1886年）中。约翰·H·华生[4]说“可卡因和野心在他身上交替更迭”，还让人摸不着头脑地提到“这种药令人昏昏欲睡”。大概福尔摩斯的创造者阿瑟·柯南道尔爵士本人此时还没有尝过可卡因，只是知道有人最近发现它可以作为麻醉剂，便以为它和吗啡一样有镇静作用。这种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我们在后来的故事里发现福尔摩斯为了打发无聊时间服用了可卡因。正如他自己在推理小说《四签名》里说的那样：

“我认为这药对身体没有好处。可是我发现可卡因具有卓越的刺激作用，还能提神醒脑，所以它的其他次要作用就关系不大了……”他说，“我的大脑最厌恶停滞不前。给我问题，给我工作，给我最深奥的密码，或是给我最复杂的分析，才能让我处于适合自己的状态。我可以不用人工兴奋剂。但是我痛恨单调重复的日常生活。我渴望精神上的兴奋。”

人们一直以为身为眼科医生的柯南·道尔最早听说可卡因是在科勒最初的论文发表之后，从狂热的医学新闻界了解到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其实他对可卡因的了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柯南·道尔在爱丁堡大学学医，师从19世纪最伟大的毒理学家罗伯特·克里斯蒂森爵士。毫无疑问，柯南道尔认识他。事实上，传记作家们常常说他是福尔摩斯本人性格背后的影响因素之一，至少影响了他的一些显著特点（对毒药着迷、天性一丝不苟、具有丰富的法医知识）。有些人甚至提出克里斯蒂森可能就是福尔摩斯的死对头莫里亚蒂教授的原型。柯南·道尔写作的时候，第一轮可卡因上瘾的情况还没有出现，所以在他看来，福尔摩斯的业余爱好就算是有些古怪，也没多大坏处。福尔摩斯很无聊，可卡因似乎治疗起无聊来非常有效。长期服用可卡因有害的消息当时并没有广泛公布，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可以继续服用可卡因。

歇洛克·福尔摩斯不是第一个在可卡因上找灵感的文学形象。另外一宗（也许还要更加出名）在文学作品中使用可卡因的例子把全世界读者的魂儿都吓飞了，同时也令人难忘地记录下了可卡因的刺激作用以及带给人灵感的功效。事情发生在另一个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身上。

史蒂文森小时候从母亲那里感染了肺结核，一生都在生病，可是到1884年的时候，他病得更加厉害了。事实上，他的病很严重，以至于医生建议他带着家人住到伯恩茅斯去，因为那里新鲜的海洋空气对他的肺部有好处。他后来的医生托马斯·斯科特对他的身体状况感到非常震惊，命令他卧床静养，绝对什么都不能做，连说话都不行，免得出现“肺部大出血”。可是史蒂文森需要钱，出版社也在等着他的下一本书。到1885年夏天的时候，情况变得非常可怕。

长期以来，史蒂文森都想写一本有关人性两面性（人类内心善与恶的交锋）的小说，但是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叙述方式。现在他连话都说不成，只能躺在床上，一天比一天更灰心。一天夜里，妻子范妮忽然被他的声音吵醒，发现他在睡梦里呜咽：他做噩梦了。她唤醒他，他却因此对她大为光火：“为什么叫醒我？我刚刚有了个很棒的恐怖故事！”这个梦显然对史蒂文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就开始了写作。他不停地写，不睡觉，一步也不离开桌边。事实上，他写得非常快，三天里就写出了长达85页的小说——平均一天写近30页。这是一项惊人的成就——尤其是对他这种身体状况的人而言。

三天过后，史蒂文森把小说手稿交给范妮，征求她的看法。她下午把手稿送到他那儿，告诉他自己觉得应该再多点寓意。半个小时后她回到楼上，吃惊地发现他坐在床上，盯着壁炉里的一堆纸灰发呆。他把整部稿子烧掉了。他不理会妻子的抗议，又回过头来工作，又一次三天之内写完了小说。范妮谈道：

这本小说涉及的工作量令人瞠目结舌；一个像我丈夫这样的健康状况的病人竟然能在6天之内独自写下了6万字，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这本书交给了出版社，第二稿就直接送去印刷。等到下一周斯科特医生来给史蒂文森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上次还病得连话都说不了的这个人竟然在床上坐了起来，对着他傻笑：“我写了一本耸人听闻的通俗小说。”那就是《化身博士》。

史蒂文森这样一个身体虚弱得连话都说不了的病人，怎么会写得这么多、这么快？他是如何做到6天6夜不合眼的？为什么《化身博士》的写作风格同他其他的作品截然不同？也许因为他写作的时候服用了可卡因。可卡因可以带给他精力、驱动力和连着熬上6个通宵的狂热精神。最重要的是这本书的主题：杰克博士是个医生，他发现一种神奇的药物，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邪恶的人——海德先生。杰克是个生活严谨的人，海德是个纯粹的坏蛋，胆大妄为，干尽杰克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切坏事。海德最终把一个老人打死了，却一直都隐藏在受人尊敬的杰克博士的身体里。

奥斯卡·王尔德后来这样写道：“杰克博士的转变读起来让人感觉很危险，很像是《柳叶刀》杂志上刊登的医学试验。”他只说对了一部分：它不只是像《柳叶刀》上的试验，难道听起来不像是可卡因试验吗？

史蒂文森当然尝试过吗啡，因为斯科特医生曾经给他开过吗啡，但是我们并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他服用可卡因的记录。《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指出，有力的间接证据足以让人们有信心地认为是可卡因给了他写这个故事所必需的精力。但是不止如此。她在撰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曾经给范妮·史蒂文森的儿子写过信，问他这种情况实际上有没有可能，他知不知道自己的继父是否用过这类药。就在文章发表之前她收到了回信，没办法把这部分内容加进文章里，不过还来得及加上个脚注。他不知道继父写《化身博士》的时候是不是服用了可卡因，不过他的确想起了一件事：他母亲一直极度关心史蒂文森的健康，所以总是喜欢读《柳叶刀》，想看看里面能不能找到对他有用的新的治疗方法。

我妈妈简直就粘在了《柳叶刀》上……这是世界上她最不该读的东西，因为这本杂志是为任何想要投机取巧的外行准备的，可是她还是一直在读它，想要同医学发展保持一致，以便找到任何也许能够帮助史蒂文森的线索。

《化身博士》写于1885年10月。那一年英国的医学报纸一整年都淹没在各种有关从古柯中提炼出来的神奇新药可卡因的报道中。那年的冬天仅《柳叶刀》就刊登了22篇关于可卡因的报道。可卡因真的提供了《化身博士》背后的灵感和动力吗？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

正如杰克的神秘药物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与他同时代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也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可卡因的麻烦之中。华生有一次告诉我们说，福尔摩斯整整三个月每天注射三次可卡因，结果他的胳膊和手腕处“布满了数不清的针眼针疤”。他显然不赞成福尔摩斯服用可卡因，还提醒他戒掉药瘾，但是他除了说这也许会导致福尔摩斯“身体永久性虚弱”之外，也找不出什么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来。华生在1888年没有提醒福尔摩斯可卡因有上瘾的危险，也没有提醒他可卡因有毒，这说明柯南·道尔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过量服用可卡因的危险，或是对此不太在意。如果他对可卡因有这么多的了解，那他就会认识到任何三个月来每天静脉注射三次可卡因的人都已经染上了极深的毒瘾。

尽管柯南·道尔没有这么说，许多福尔摩斯评论家还是从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后来的冒险经历中找到了数不清的蛛丝马迹，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长期持续使用可卡因，再加上华生离开了他（华生结婚了），福尔摩斯显然陷入了绝望和无聊的泥沼之中。据说他服用可卡因达到了渐渐出现妄想症的程度。正如弗洛伊德的朋友弗莱施尔·马克索夫开始感觉到自己的皮肤下面有虫子，福尔摩斯也开始觉察到所有的事物中都有犯罪活动发生。可卡因让他坚信他周围遍布错综复杂的阴谋，但是只有他才能看得到。根据评论家们的说法，福尔摩斯1890年消失在莱辛巴赫瀑布前的最后一次冒险，即第四辑中的最后一章《最后一案》，正是他的妄想症发展到很深程度的例子。

《最后一案》的故事围绕着一个罪犯头目展开，他狡猾得连福尔摩斯都无法跟踪。当然，华生很幸运地对此一无所知。直到4月24日下午，他那疯狂、激动、身体消瘦的前同事兼朋友意外来访。福尔摩斯冲进房间，马上要求关上百叶窗，迅速在屋里飞奔了一圈，检查门窗是不是都关好了。华生问他为什么这样时，他承认说自己害怕有“气枪”袭击，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就告诉华生说他不能走前门，必须从后面的花园翻墙走。接着他的妄想症露出了端倪：

“你也许从来没有听说过莫里亚蒂教授？”他问。

“从来没有。”

“唉，真是见了鬼了！”他叫了起来，“这个人渗透了伦敦的每一个角落，却竟然没有人听说过他……”

福尔摩斯的幻觉同所有妄想症的阴谋理论一样，具有两个典型特征：阴谋复杂得可怕而且很重要；整个世界都很幸运地丝毫没有注意到它。福尔摩斯证实了这个看法：他妄想出了许多有关这个难以捉摸的莫里亚蒂的细节：

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意识到这个犯罪分子后面隐藏着某种力量，某种深藏不露的组织力量，它永远挡着法律的道，庇护作奸犯科的人……他是罪犯中的拿破仑——华生。他是这个伟大的城市里一半的邪恶和几乎所有未被发现的罪恶的始作俑者。他是个天才、哲学家、抽象大师。他有第一流的大脑。他待在那儿一动不动，就像个蜘蛛坐在它的网中间，但是这张网有一千条线，每一条线的每一次轻微颤动他都了如指掌。

值得指出的是，除了福尔摩斯外从来没有人正经八百见过莫里亚蒂。在此基础之上，再加上我们已经知道福尔摩斯此前染上了可卡因瘾，还有他后来回来后不再使用这种药，我们可以大胆推论，实际上莫里亚蒂并不存在，这只不过是让可卡因弄坏了脑子的侦探想象出来的人物。就像别的瘾君子从皮肤下面抓想象中的虫子一样，福尔摩斯在抓他凭空想象出来的敌人。

换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还可以当成个寓言来读：瘾君子福尔摩斯被他阴森森的死对头莫里亚蒂追踪，而莫里亚蒂要么代表可卡因，要么代表毒瘾本身。福尔摩斯两年半后回来，他的身体健康得多，也不再服用可卡因，这就说明华生对他在莱辛巴赫瀑布失踪的叙述是误传，是想要对公众隐藏真相：也就是说，福尔摩斯是离开英国到瑞士的某个地方戒毒去了。人们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个疗养院（尽管一部后人续写的福尔摩斯小说《百分之七的溶液》中提到，福尔摩斯得到当时世界级的可卡因专家西蒙·弗洛伊德的亲自治疗）。这次失踪回来之后，华生还是很担心福尔摩斯的安全会受到这种药的威胁：

我开始害怕这种无所事事的时期，因为经验告诉我，我同伴的大脑异常活跃，如果不给它什么东西琢磨是很危险的。我多年来渐渐让他远离了这种一度威胁到他杰出职业生涯的疯狂药物。现在我知道，正常情况下他不再渴望这种人为的刺激物，但是我也非常清楚，撒旦并没有死去，不过是睡着了……

据推测，福尔摩斯还是重新回到可卡因身边，致使他再一次被迫离开犯罪调查工作，就是著名的，“失踪的一年”，从1895年11月到1896年冬天，他故态复萌，于1897年3月到1898年夏天再次没有解释就失踪了，当时华生说带他去康沃尔进行“修养治疗”，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福尔摩斯最终早早隐退，定居在苏塞克斯，最终他摆脱了可卡因，经常游游泳，拍拍照片。没有证据表明他后来是否旧病复发；也许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最终吸取了教训。

歇洛克·福尔摩斯并不是唯一一个理应明白是非、不让自己冒可卡因之险的人。因为随着第一轮可卡因上瘾的浪潮席卷西方，吗啡瘾君子、医生和专业人士都幡然醒悟的时候，另一个人（完全熟悉这种药的种种危险的人）仍然同可卡因纠缠不清。这个人已经有了一次从可卡因那里死里逃生的经历，但是他早期的职业生涯似乎还是奇怪地与可卡因交织在一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可卡因给大多数医生制造了数不清的问题的时候，单就这个人的经历而言，它也许最终对他最重要的发现，也是20世纪科学意义最重大的活动负责。这门科学就是精神分析学，这位科学家就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3]沃尔科夫对PET和甲基芬尼定进行的研究还得出了一项有意思的结果，她指出，天生多巴胺值比较低的人倾向于喜欢可卡因这样的兴奋剂，而天生多巴胺值比较高的人则不会——也许这可以说明为什么有些人比别人更容易染上毒瘾。

[4]约翰·H·华生（John H. Watson），《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重要人物。——编者注

第5章 弗洛伊德的渴望与恐惧

依常理推测，经历了弗莱施尔·马克索夫可卡因上瘾的事情之后，弗洛伊德停止服用可卡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他对可卡因的依赖程度大大超过他自己所了解的危险限度，甚至在1891年弗莱施尔·马克索夫悲剧性的死亡之后还在继续服用。1885年七八月的时候，他获得了去巴黎学习的奖学金，在著名的神经学家马丁·沙可门下求学。

10月到巴黎后，他提出为沙可将医学论文翻译成德文，从而迅速打进了他的内部社交圈。从此他便可以参加这位伟大教授著名的聚会，巴黎知识界的重要人物就聚集在这里进行社交活动，交换意见，公开展示自己的博学。弗洛伊德吓坏了——他给玛莎写信说他在这些场合靠服用可卡因来帮助自己放松。因此我们发现，他出去参加宴会之前的准备工作包括：“打上白领结，戴上白手套，换件干净的衬衣，小心地梳理一下我最后剩的那点头发。再来点可卡因，好解开我打了结的舌头……”。

但是弗洛伊德并不是只在这种场合才服用可卡因。平常感到情绪低落的时候，特别是觉得孤独、思念玛莎的时候他都服用可卡因。这种药可以使他变得饶舌，他似乎很喜欢这种感觉，两个星期后写信告诉玛莎说：

刚才服的一点点可卡因让我变得非常健谈，我的小女人……我在这里傻乎乎地向你承认，亲爱的，真的是没有其他任何原因，只是因为可卡因我才说了这么多的话……

在正式的场合，可卡因是唯一能让他保持清醒的东西。这封信接下来谈到他另一次夜晚同巴黎社会上的女性老前辈们外出。他说，这个夜晚“无聊得让人要爆炸，只是那点可卡因才让我忍住了”。不过第二年9月回到维也纳同玛莎结婚后，他对可卡因的依赖减少了：既然他的未来已经很稳定，他似乎不再需要这种药了。然而这就结束了吗？他的传记作家希望我们这么认为。然而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其实他继续服用可卡因的真实情况要更加离奇——而且更加隐蔽。

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实际依赖程度一直不为人知，直到他结婚50年后，他的一批私人信件在柏林的一家古书店出售，这一真相才显现出来。这些写给柏林的一个名叫威廉·佛里斯的年轻医生的信件，让人们惊奇地了解了他当时的思想过程。信件集中在1887~1904年间两个人之间奇特而颇有成果的友谊上——围绕着两个人都服用可卡因而发展起来的友谊。有人说，正是这种友谊促使弗洛伊德有关性欲理论的到来，并最终产生了精神分析学本身。然而按照弗洛伊德的要求，这些信件本应该被毁掉。它们能幸存到今天，是一系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的结果。

1936年，佛里斯的遗孀把弗洛伊德写给佛里斯的信交给了一个德国书商，委托他卖掉。他把信带到了巴黎，碰巧拿给一位名叫玛利亚·波拿巴的希腊兼丹麦公主看。波拿巴又刚好是弗洛伊德最亲近的弟子之一，她马上意识到这些信件的价值，便花100英镑把所有的信都买了下来。接着她写信给弗洛伊德，告知他信件的存在。他回信说非常感谢她把它们从市场上买了回来，并要求她把信件毁掉，因为这些信里包含有一些令人难堪的内容：“我们的通信是你所能想象得到的最亲密的那种。要是落到了陌生人的手里，那将会令我极其难堪……我不想后人了解其中任何一封的内容。”

但是波拿巴不愿意烧掉它们，还透露说当时买信时她答应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些信将永远不能还给弗洛伊德家族。她于1937年把所有信件寄存在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银行保管。但她刚办完这件事，德国就入侵了维也纳。罗斯柴尔德银行是犹太人开的，有纳粹在城里，它里面的东西也不太可能安全，所以她利用自己可以自由进出的王室身份，领回了这些信件，把它们偷偷带到巴黎，但三年后巴黎也陷落了。

波拿巴迅速逃往希腊，把信件留在了丹麦公使馆。这些信件再一次被偷偷运走——这一次是放在扫雷舰里，运到了英国。为了防止船在途中被鱼雷击中，这些信件都用防水材料包了起来，还系上了浮标。幸运的是，它们一路安然无恙。它们在英国又待了10年，一直没有被发表。

弗洛伊德的家人最终设法获得了这批信件的保管权，但他们却进退两难：该怎么处理它们呢？显然弗洛伊德本人不想公开这些信件，但是这些信件记录下了他在极富创造力、撰写他最著名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思想，毁掉这些独一无二的记录难道不是犯罪吗？他们最终硬着头皮于1954年出版了这些信件，书名叫作《精神分析的起源》。

研究弗洛伊德的学者兴奋得要命：这可是他发表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梦的解析》这一时期内心最深处的思想。这简直像拿到莎士比亚在塑造麦克白时所写的私人日记一样。一位专家说这就像“找到了一首伟大的诗歌最早的也是最粗劣的那些底稿一样”。但是他们越研究这些信件，就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有些部分不见了。这些信件被删节过。实际上共有284封信，书里只包含168封。人们很快认为这种删节是为了保护某种见不得光的秘密。既然许多失踪的段落显然包含涉及可卡因的内容，人们推测说弗洛伊德的家人是在试图隐藏他对可卡因的真实依赖程度。不过这种推测是真的吗？弗洛伊德和佛里斯之间实际发生了什么？

佛里斯是一位耳鼻喉科专家，只比弗洛伊德小两岁。他于1887年来到维也纳，两个人一见如故：两个人都很年轻，都是研究医学的犹太人，都有不断添丁增口的一家子人要照顾。两个人都极其野心勃勃。他们俩于11月开始通信，很快就成了最好的朋友。佛里斯的妻子爱达不久就开始忌妒起丈夫同弗洛伊德之间的亲密关系了，而弗洛伊德完全被自己的新朋友迷住了，并决定以他的名字来给自己最小的两个孩子起名（这证明不太合适：他的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儿）。

至关重要的是，弗洛伊德和佛里斯有一个共同的关键特征：他们俩都梦想着通过全新的反传统理论来让医学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他们花上许多时间，给对方寄去许多材料，设想出各种各样有关医学和科学的不合情理的理论。不过他们从不相互批评对方的努力，而且每次都毫不吝啬地赞扬对方，他们俩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两人小分队，专门支持对方古怪的理论。人们后来发现，这个小团体不仅建立在不断热情赞扬对方的工作的基础上，还建立在两个人都服用可卡因的基础上。

佛里斯有一种理论——他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发现”了一种综合征，认为身体所有病痛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鼻子里的某个部位。他说鼻腔是身体本身的一个微观世界，反映着病人的健康状况，并对此负责。他把这个发现称为“鼻反射神经官能症”，并宣布说这一定会让医学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坚持认为，从此以后，医生不需要对身体出现的症状进行局部治疗，而是应该治疗鼻子。说到治疗鼻子，还有什么药能比他的新朋友弗洛伊德发现的可卡因更好的呢？

佛里斯很快就声称他治愈了100多例病人，从抑郁症和胸部疼痛到头晕、头疼、心痛、背痛和胃部问题以及其他疼痛——都简单地分析了一下是鼻子里哪个部位在作怪，然后涂上可卡因。这是一次突破。

医学界对佛里斯的理论并没有热情。他在有关鼻反射神经官能症的关键著作《鼻子与女性性器官之间的关系》中进一步探讨了鼻子内部同身体其他部位，特别是生殖器的关系，这本书在医学新闻界颇受冷遇：

这本书……同医学和自然科学没有任何关系……读者在不少的地方都产生这样的印象：作者跟自己开玩笑……考虑到出版商这份选题广泛的书单上也包含了很好的科学作品，把这本丢脸的作品剔出去对他们而言应该不难办到。

弗洛伊德对此却不认同：他不仅坚信鼻反射神经官能症真实存在，而且坚信他自己得的就是这个病。这一时期他正忍受着抑郁症断断续续的发作，还伴随着心痛和黏膜炎（佛里斯有同样的症状；这两个人都有黏膜炎的问题）。他请来了各种医生检查，可是没有一个能指出症结所在。有人建议说是他抽烟引起的，接着有人说他先天心脏就有问题。没有人能肯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而鼻反射神经官能症似乎给出了答案。弗洛伊德小心翼翼地给鼻腔内部涂上了可卡因，不一会儿他就感觉好多了。这点证据对他而言已经足够了：佛里斯是个天才！从此以后，两个人之间的通信就神秘地围绕着各自的健康状况展开，尤其是围绕着对方的鼻子转。下面的细节很直观：

某种很奇怪但是并非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用上了可卡因，上一次可怕的发作马上就结束了；此后情况一直不错，出了大量的脓……自从上次用过古柯碱之后，有三种情况继续同时发生：（1）我感觉不错；（2）我排出了大量的脓；（3）我感觉非常好……

对于严重的鼻反射神经官能症，单用可卡因是不够的：肿块和鼓起处必须被切除。所以当弗洛伊德的症状发展到无法忍受的程度时，佛里斯会到维也纳去看他，给他的鼻子动手术。佛里斯自己的鼻子也同样要动手术。两个人术后都反映说感觉好些。可卡因被用作手术中的麻醉剂，术后又用来麻木手术部位的疼痛感。这类手术间隔期间发作的小小不适和精神抑郁两个人都是自己治疗的，当然还是用可卡因涂在鼻腔内部。

佛里斯没有意识到的是，可卡因很容易通过黏膜，尤其是鼻黏膜转移。把这种药涂在病人的鼻腔内部，就保证了病人的身体能够吸收它。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尽管可卡因对他们的症状没有任何疗效，他们还是会反映说感觉好多了。佛里斯不了解这些还情有可原，但弗洛伊德应该对此了解得很清楚。他对这种药有足够的经验，应该知道关键的两点，也就是说，可卡因能诱发非自然的快乐和健康的感觉，以及可卡因可以非常容易地通过鼻子来吸收。也许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原因是以前他都是服食，而现在他是涂在鼻子里。另一个解释可能是他的情况太糟糕了，以至于没办法正常思考。

弗洛伊德和佛里斯因为不断使用可卡因而进入滥用毒品的怪圈。可卡因似乎的确能在一段时间里消除他们鼻子的问题。但是他们要为此付出代价。可卡因是一种血管收缩剂和气管扩张剂，它减少皮肤表面血管的血流量，并扩张呼吸通道。结果，鼻子堵住了的人，例如弗洛伊德，服了可卡因之后就会感觉呼吸容易多了。但是，可卡因的药劲儿一过去，血液就回到了皮肤表面，造成毛细血管膨胀，发痒。毛细血管开始发炎，鼻部充血又回来了，而且比以前更严重。与此同时呼吸通道又关闭起来，病人就会产生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因此，用可卡因来治疗这些症状倾向于导致重复治疗，因为用药者不得不靠一直给鼻子涂上可卡因来避免旧病复发。但是重复使用可卡因会损害鼻腔通道，而鼻腔通道的损害又会以黏膜炎和鼻塞的方式表现出来。

可卡因根本不能治疗弗洛伊德的黏膜炎问题，反而是这种病的根源。弗洛伊德和佛里斯都没能用可卡因治愈对方，只不过感觉治好了。这一点他们两个都没有意识到。

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依赖和他与佛里斯的关系令他的朋友感到不舒服，后来还成为令他颇为尴尬的根源，但却为他提供了创造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医学遗产所需要的环境。可卡因可以让服用者充满无限的自信和各种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大多数的想法不过是任性的幻想，但在某些情况下（也许对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和弗洛伊德而言），它们可能真的会通向令人兴奋的新地方。在弗洛伊德职业生涯中的这一时刻，他正处于用某种全新的东西来替代19世纪心理学理论的边缘。他要提出的，是大胆的、反传统的、当时没有其他医生能想到的思想。尽管完全是以误导的方式，他的朋友佛里斯还是鼓励他，认为他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与此同时，可卡因给了他颠覆传统思想所必需的有深度的想象力，让他产生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别人全都错了的自负。就这样，佛里斯和可卡因结合起来，成为弗洛伊德一生发展最关键时期的催化剂。

好了，就是这个论点。不过，真是这样的吗？

我在图书馆以一本E·M·桑顿写的《弗洛伊德的错误：弗洛伊德与可卡因》（The Freudiam Fallacy: Freud and Cocaine）的书为起点。桑顿不仅认为可卡因为弗洛伊德提供了创新的推动力，而且认为没有可卡因，他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从表面上看，这个观点有点愚蠢：说弗洛伊德加上可卡因就产生了精神分析学是一回事，说弗洛伊德减去可卡因就什么也没有，这可就是另一回事了。真的吗？我决定弄个明白。

我的第一站是汉普斯蒂德的弗洛伊德博物馆。弗洛伊德曾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去世，所以我估计他们应该对此略知一二。不过我还是有所保留：别人告诉我就是这里的那些家伙删节了弗洛伊德写给佛里斯的信件原件，他们要是发现我想宣传弗洛伊德有可卡因瘾的话，就绝不会帮我的忙。后来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这些人不但不是删节那些信件的人，他们还非常乐意帮助我。我偶然路过博物馆，想和他们聊聊麻醉剂，他们便邀请我进来，领我四处转了转，然后给我一堆书，让我坐在桌边看——最上面的就是桑顿的那本书（让他们害怕我写有关麻醉剂的看法见鬼去吧）。不过他们的确提醒我说，严肃的弗洛伊德学者对这本书非常怀疑。“是，是的。”我会意地说，还摸了摸下巴。我想让他们明白，我也是个严肃的弗洛伊德学者。他似乎相信了我，给我端来了一杯草药茶。

我在弗洛伊德的房子里待了两天，细细查看了他们的藏书。离开之前，我问他们还可以和谁谈谈弗洛伊德，于是得到了一小堆世界各地的弗洛伊德专家的电话号码，以防我在什么地方卡住了。当然，我随即就卡住了。

从我所搜集的资料来看，弗洛伊德一直坚信鼻反射神经官能症是真的，直到1895年3月的一天，他接待了一位名叫爱玛·艾凯斯坦的年轻女士。她患有歇斯底里症，这种病非常棘手——似乎诊断为鼻反射神经官能症很合适。他知道佛里斯在这一领域颇有专攻，所以喊他来会诊，两个医生都认为，应该给爱玛动个可卡因麻醉的小手术，取出她鼻子里的肿块。佛里斯做完手术后就回家了，两个人都以为这个病例到此为止，但是爱玛很快就开始出现严重的流鼻血现象。

两个星期后，她的鼻子里散发出一种腐臭的味道。显然是手术出了问题。弗洛伊德请来了另外一位专家，这个人清理了爱玛上次手术部位附近的区域，发现她鼻子里有一小截线头。他拉了拉线头，结果发现后面还连着半米长的医用纱布。他接着把整截纱布扯了出来，结果却出了意外。弗洛伊德在给佛里斯的下一封信里讲述了这件事：

片刻之后血大量涌了出来。病人脸色变得苍白，眼睛鼓了出来，脉搏也没有了……这时异物取了出来，我明白了一切。随后我马上面对面看到了病人——我感觉恶心。给她包扎好伤口后，我飞奔到旁边的房间，喝了一瓶子水，感觉糟糕极了……

他们给爱玛草草包扎了一下，但是她有一段时间还是很危险。6个星期后，弗洛伊德给佛里斯写信说她的鼻子再次流血，这次的情况非常严重，要不是包扎得非常迅速，她30秒内就死了。这一对儿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他们自己明白。同代的一位专家写道，这件事对弗洛伊德的震动非常大，他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该不该相信鼻反射神经官能症的存在。弗洛伊德此前一直坚信爱玛的病根出在身体上——即出在鼻子上。事实上，他现在意识到，这是心理病症。这是他向发现无意识领域走出的第一步。

这似乎合情合理：弗洛伊德的脑子里有可卡因，错误地在身体上寻找疾病的病源，以及可卡因在爱玛身上造成的可怕错误。这可能让弗洛伊德意识到了什么。然而真的是这样吗？现在该是用上我的弗洛伊德专家的时候。

我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彼得·斯威尔士。斯威尔士现在在弗洛伊德世界里有点传奇色彩。他是搞弗洛伊德研究的人中比较特立独行的年轻人，还是滚石乐队的前私人助理，被视为是有独立见解的人，他对傻瓜毫无耐心，还不时地对那些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的人发起刻薄的攻击。他没有学位，也不是精神分析家，却一直令弗洛伊德研究学界怒不可遏，因为他总能发掘出“丢失的”关于弗洛伊德的材料来揭弗洛伊德的短（他找出了佛里斯的一份声明，说弗洛伊德曾密谋要杀害他，还翻出了证据来证明弗洛伊德和玛莎的妹妹米妮有性关系，把弗洛伊德与佛里斯之间的关系搅成了一潭浑水）。也许是因为这些颇有争议的理论和他无法容忍持不同意见者的缘故，他同其他人之间发生过多次争吵。在弗洛伊德档案馆，珍妮·迈尔考姆对20世纪80年代在弗洛伊德研究学界发生的明争暗斗有详细的描述，她提到，据了解斯威尔士曾写过一份长达45页的材料来谩骂他不喜欢的人。弗洛伊德博物馆也曾悄悄告诉我说他有一次给一个人寄去过一封血书。我拨了他的号码，做好准备见识一下他的火药味。

一点火药味都没有。斯威尔士原来是个安静的、乐于助人的家伙，尽管他承认说，弗洛伊德学术界有许多“梦游者”，不过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他非常高兴地给了我其他人的名字，告诉我说应该同他们谈谈弗洛伊德和可卡因。我听说过1981年《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里面用到了他的研究，于是问他值不值得一读。他对这篇文章有什么看法吗？似乎没有多少——“是失败之作，”他说。显然，他尚存些许昔日的魅力。

我们聊了半个小时，他向我解释了一些有关弗洛伊德的基本知识，建议我给其他学者打电话，一个星期后再找他，免得他忘了把一些相关的数据交给我。在此期间，我找到了《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那篇文章。情况从这里开始变得非常令人费解。因为从《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看，爱玛根本就无关紧要。相反，他们引用了弗洛伊德另一个病人——伊玛的例子。

伊玛是弗洛伊德梦的主题——这个梦显然标志着精神分析学真正的诞生。弗洛伊德在他的第一部大作《梦的解析》里记录并分析了这个梦。根据《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说法，这个梦全都与可卡因有关，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可卡因是如何直接带领弗洛伊德发现精神分析学的。

在这个梦里，弗洛伊德在一次聚会中，伊玛走到了他身边。他给她做检查，发现她喉咙里面有一些难看的伤疤。然而在解析这个梦的时候，他指出他检查的其实不是喉咙，而是鼻子：“她鼻甲骨上的伤痕唤起我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担忧。我当时常常使用可卡因来减少鼻腔里讨厌的脓肿……”伊玛一直在用可卡因。她被诊断出发生了感染——显然是因为在以前的治疗中给她注射了一系列包括三甲胺（弗洛伊德对这种化学物质表述得非常准确，还说“我看见它的化学公式以黑体字出现在我面前）在内的化学物质。按照《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说法，这个梦的重要意义不在伤疤上，而在于他命名的这种化学物质：三甲胺。”

11年前，他在《关于古柯》中谈到提炼可卡因过程中古柯叶子产生的一种化学物质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味：三甲胺的味道。联系就在这儿。这就是连接一切的关键。这就是引导弗洛伊德发现精神分析学的那种认识——三甲胺。

咦？三甲胺和这些有什么相干的？我现在可是完全糊涂了。我于是给一个弗洛伊德分析家打电话，斯威尔士告诉我说他在20世纪70年代对可卡因有过一定研究。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伊玛意味着什么？突然，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让一大堆精神分析学上的、比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古怪的事还要古怪一万倍的东西给埋到了脖颈。竟然还发生在我最古怪的日子里。

他拿起了话筒，我便开始做自我介绍，但是他打断了我的话。“我知道你是谁，”他说，“我听说过所有关于你的事情。我会给你打回去的。”我给了他我的电话号码，开始道歉说不该在不方便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但是我突然意识到他已经挂上了电话。半个小时之后电话响了，是他。“这方面你应该找彼得·斯威尔士。”我解释说是彼得·斯威尔士建议我给他打电话的，但是他根本不听我在说什么。“我帮不了你。”他说。不过接着他就有了主意。“我跟你说，”他说，“最好的办法是你把东西先写出来，然后寄给我看，我再告诉你我的看法。”我说我的问题不是要找人校对文章，而是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动笔。说什么道理都没用。也许我应该仅仅问他几个有关伊玛注射药物的梦的问题。但这个办法也没多大用。他已经挂上了电话。天呐！

我给另一位专家打电话，这次打到了荷兰。他根本就拒绝同我讲话，除非我给他寄一份完整的个人简历来，再加上一份书面文件，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想和他联系。我问他是不是非得这样不可。“是。”他说。接着他解释说研究弗洛伊德的专家倾向于比较小心谨慎，因为他们都趋向两个极端，要么认为弗洛伊德的伟大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要么认为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服用了太多的药物。每个人不是支持弗洛伊德，就是反对弗洛伊德，没办法分辨出每个人站在哪一边。“你站在哪一边？”我问道。“我不会告诉你的，”他说着话，就挂断了电话。

情况更不妙啊。我给剑桥的一位教授打电话，问他有关弗洛伊德的事情。他要求我告诉他自己读过哪些书，和谁交谈过。我告诉了他。“是这样，那就没有什么别的人了。”他说。我解释说我还是稀里糊涂地不大明白，还问他对桑顿的书怎么看——书里说的是真的吗？“你认为是真的吗？”他问我。我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给他打电话。那些事实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被歪曲？“你认为它们有没有被歪曲？”但关键是这个论点：佛里斯，鼻反射神经官能症，伊玛注射药物。这个论点站得住脚吗？“你认为站得住脚吗？”他问道。

噢，老天！我是在和一台只会把我的问题搅个乱七八糟再抛出来问我的机器说话！也许这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起作用？那伊玛注射药物的梦呢？它又意味着什么？三甲胺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你知道三甲胺是什么吗？”不——不，我一点也不知道。他最后还是回答了一个问题。“三甲胺，”他说，“就是腐烂的种子里散发出腐味的化学物质。”接着他挂断了电话。

我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这里有一个梦，显然能证明精神分析学的发现在于弗洛伊德使用可卡因，但是没有人愿意解释是什么原因。两个专家压根就拒绝和我通话；一个专家就在此刻无疑在给我起草一封血书；我从剑桥大学得到的所有信息不过是三甲胺是发出种子在腐烂时发出的味道的那种物质。我感觉自己是在飞快地一圈一圈地兜圈子。

绝望之下，我扯出一张A3纸，在上面画满了箭头和方框，试图总结一下自己的发现。所有这些解释起来可能会含糊不清，但在我看来，事实还是非常清楚的。

从1884~1896年，至少有12年的时间，弗洛伊德在定期服用可卡因。尽管很难确定服用可卡因对他的工作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我们还是可以肯定一点：肯定有某种影响。考虑到他这一时期正在为《梦的解析》做基础工作，认为可卡因在他形成这些理论的过程中起到某种作用的看法还是合情合理的。至于起到多大的作用，人们看法不一。

有两点证据指明弗洛伊德服用可卡因与他发现精神分析学之间有具体的关系：爱玛的病例和伊玛的梦。二者都清楚地指出，一是弗洛伊德本人服用可卡因而且把可卡因用在病人身上，二是他对医学怀有某种古怪的想法，这些想法在他的头脑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能说的也就只有这些了。弗洛伊德迷们争论说没有真正的证据表明可卡因在他后来的思想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诋毁弗洛伊德的人说这些证据清楚地意味着可卡因起了重要作用。问题是：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有可能，但还是没有确实的证据。最关键的证据（伊玛注射药物的梦）没有说服力。分析学家在过去的100年里一直在分析这个梦，绝望地试图把它榨出汁来，好看看它里面是不是含有别的东西。可要是它里面没有包含什么东西呢？再次翻阅这些论文，我忽然意识到，最有可能的，是这些家伙正在试图解码事实上根本没有加密的东西！也许伊玛注射药物的梦仅仅就是个梦而已。直截了当地看，我不得不承认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之外，再也证明不出别的什么来：也就是说，它只能证明弗洛伊德使用可卡因，建议病人也使用可卡因，这对他当时的思想也许产生了某种影响。再多往前走一步就纯属猜测——就是最可憎的那种把阴谋理论化和循环制造诡计的做法。

几个星期过后，我唯一可以真正肯定的是，同研究弗洛伊德的人纠缠，需要聪明得像是坐在空气管子上，或把冰激凌藏在内裤里一样。这就是说：越傻越好。

我陷入了困境。无论我对弗洛伊德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都一定会得罪某个人。要是我说可卡因同弗洛伊德发现精神分析学毫无关系，斯威尔士和他的人马会咬住我不放。可要是我得出结论说弗洛伊德发现精神分析学的背后隐藏着可卡因，那么弗洛伊德博物馆和整个弗洛伊德研究群体都会对我群起而攻之。弗洛伊德写给佛里斯的信、爱玛差点送命的经历、弗洛伊德使用可卡因、伊玛的梦……无论如何，这可能就是他们不愿意公开的那些东西。

要是我已经知道得太多了呢？也许我现在应该收手：谁知道那些在精神分析学的博物馆里问太多问题的人身上会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呢？我想象着自己被带到弗洛伊德博物馆下面的某个秘密的地窖里，被捆在椅子上，手腕上绑着精神分析学家用来牵引他们的爬藤植物的绿塑料带，嘴上贴着结结实实的精神分析的胶带。弗洛伊德家族的一个不露面的代表埋伏在阴影里，某个维也纳的精神病患者穿着黑色的套头毛衣，戴着镶金属边的圆眼镜，面部表情怪异，双唇紧闭，拿着个带有绝缘性能极好的橡胶柄、连着电线的大号不锈钢圆棍走到我身边：“要不要像对付上一个那样对付这一个，嗯？”这个澳大利亚人会这样问。弗洛伊德家的人会点点头：“对，奥托。让詹姆斯先生见识见识我们是怎么安插克劳非德检测仪的。”我会拼命把头左右摇动，试图透过胶带说：“不要，请不要啊。不要克劳非德检测仪……”

我做了一个星期的噩梦，我的同屋建议说我应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不幸的是，我害怕的正是专业人士的帮助。

第6章 春药？毒药？

19世纪末受到可卡因引诱的医生，并不是只有弗洛伊德一个。尽管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服用可卡因有上瘾的危险，它的销量还是直线上升。可卡因是当时唯一一种医用局部麻醉剂，各种新的应用方法一直在被不停地发明出来：1884年威廉·霍尔斯特德完善了神经阻塞麻醉法；第二年，雷纳德·康宁发明了部位麻醉法；1892年卡尔·路德维西·斯雷恩提出了通过皮下注射实施浸润麻醉的观点；1898年奥古斯特·比尔发明了最危险的麻醉法：腰麻，即将可卡因直接注射到脊柱的椎管里去。

所有这些方法都很危险，有些极其危险。现在都很少用到，不过，要是你在牙医那儿打上一针麻药，就会对霍尔斯特德的神经阻塞麻醉法熟悉起来（今天，可卡因很大程度上已经由人工合成的麻醉剂替代，这种麻醉剂能达到同样的麻木效果，却不会产生快感）。

尽管可卡因的合法用途一直在增加，但真正赚钱的，还是那些药效平平的虚假治疗性专利药物。科勒发现局部麻醉剂后掀起了人们对可卡因的狂热，任何含有可卡因的东西都一定会有市场：不明就里的读者看到有关这种神奇的新药的报道后，就想让自己的药里也含有可卡因。《纽约时报》1885年报道说，在其麻醉作用被发现后，可卡因名声大振，甚至“如果有人说自己牙疼得厉害，身边就会有人大叫‘抹点可卡因吧！’”。专卖这种骗人的药的商人注意到这一点之后，马上在他们的老配方里增加了可卡因，让这些药更加神通广大，还炮制出各种各样以可卡因为基础的产品来垄断新的市场。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古柯和可卡因药物的出现，他们不得不想出更加有力的推销方法。有秩序的推销变成了肆无忌惮的推销，没过多久，这些虚假产品的广告商就开始求助于一个能保证卖出任何商品的要素：性。他们用的这种方法也许是所有古柯神话中最古老的一个：可卡因能改善你的性生活。

古柯可以当春药的观点并不新鲜。印加人当然拿它当春药，有关它壮阳特性的报道在1794年就打动了旧世界。当时唐·伊波里托·乌纳聂在他的航海日记里耸人听闻地报道说：“……这个嚼客已经是80多岁的人了，却还能挥洒连正值壮年的年轻人都借以自傲的雄风。”正如1999年“伟哥”在世界市场上畅销所证明的那样，任何能让人相信可以治疗性无能的药准保都能找到巨大的市场。再没有什么比期待能以某种方式改善自己性能力的药物更能驱动顾客往药房跑了。100年以前也是这样。有些古柯药的推销策略更狡猾，例如古柯酒就宣称：“老年人会发现它具有足可信赖的壮阳作用。”就连可口可乐都开始采取行动，吹嘘说自己是“最棒的强壮剂”。

《英国医学杂志》以前也曾报道说古柯是春药，这一点上文中并没有提到。在美国，有关古柯在性能力方面的功效的报道也非常混乱。威廉·哈蒙德（William Hammond）哀叹说可卡因不能治疗手淫之类的病，即便是给只有四五岁的孩子用上10%的可卡因溶液也不行。美国医生维克多·维克在他于1901年出版的课本上让人们注意到可卡因在治疗性无能方面的混乱，他指出“内服可卡因毫无例外地会在56岁的老人身上产生性冲动……这刚好与美国海军方面H·威尔士博士的看法相反，因为威尔士博士声称他注意到可卡因有降低性欲的作用”。我们也许很幸运地看到，威尔士博士最终认识到，无论可卡因有什么样的功效，它都不会降低性欲——否则的话，美国海军也许现在还一面喝着加可卡因而不是加溴的茶，一面还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上航行着。

有关可卡因是否有壮阳作用的争论一直在继续。这也许没有什么好吃惊的，因为麻醉剂和性总是连在一起的：麻醉剂让你感觉好极了，性让你感觉好极了，这两者人们都只在特殊的场合才会纵情享用；二者都是儿童的禁忌。性让人快乐，麻醉剂让人快乐。即使不是人类学家也能把二者联系起来。

然而，这种联系仅仅是道听途说，还是真有几分道理？有一种说法是，可卡因既然可以引起瞳孔扩大，那么就可以令使用者显得更加性感（瞳孔扩大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诱惑；19世纪的维也纳女性在赴激情约会前常常把致命的茄属植物的汁液滴到眼睛里来扩大瞳孔。这种植物因为能够以这种方式使女性更加迷人，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名字：颠茄，意为“美丽的女人”）。这种东西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但总比没有强。

尽管瘾君子同医生对可卡因是否有催情作用存在意见分歧，但是大家都同意，归根结底，要是服用的可卡因量过大的话，就一定会对性能力造成伤害。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化学上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不过从可卡因使用者的观点来看，最重要的原因只不过是对性本身失去兴趣。说简单点，可卡因能比性带来更多的快乐，尽管一开始使用可卡因是为了性，但最终渴求可卡因的强烈欲望会取代进行性行为的欲望。

对实验室动物进行的所有试验所得到的结果也是如此。给哺乳动物安装上仪器，可以让它们为自己弄到小剂量的可卡因，结果所有的动物都完全忽略了性行为，一心扑在可卡因上。重复过量使用可卡因，人类和动物最终都会变得性无能。

19世纪末的人对这些都一无所知。可是他们知道可卡因能让人感觉好极了，似乎还能治疗许多其他药物都无能为力的疾病。大批的古柯和可卡因新产品开始出现在市场上。继古柯葡萄酒和补品之后，出现的是家庭常用的止痛剂：止咳滴剂、止咽喉疼的锭剂、止牙疼滴剂，所有这些利用的都是可卡因的麻醉作用。可卡因新药流行起来，药越新，就越能吸引前来购买的公众。接下来各个公司竞相提出各种奇特的使用可卡因的新方法。随着“古柯宝拉”（“一种用于咀嚼的膏体，能够强效滋补肌肉和神经系统，减轻精神疲劳和体力不支，为使用者补充额外的脑力和体力，没有任何不好的后效”）的到来，咀嚼可卡因也成为可能。早在1885年，派德制药公司在给古柯香烟做广告时就保证说他们的产品可以缓解咽喉痛，减轻精神抑郁——这也是可卡因文学中第一次提到人们可以吸食这种药。他们还在散发给美国医生的广告单上引用了《治疗学学报》一位通讯员的经历：

在自己身上做实验的时候，他感觉有点精神沮丧——换句话说，有些忧郁，因为家人不在身边，家里空荡荡的。饭后，他吸了几支这种香烟，“忧郁”的感觉马上烟消云散……

该学报接着提到他们的古柯产品成功地治疗了消化不良、胃气胀、疝气、胃痛、肠痛、歇斯底里症、臆想症、脊柱痛、原发性痉挛、神经异常兴奋、严重的急性感染造成的肢体无力等。尽管这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实话，但派德制药公司提出吸食可卡因的想法的确是个非常好的主意——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主意。但是，出于我们后面要谈到的原因，吸食可卡因的习惯在这一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还是不太流行。专利药制造商开始炮制复杂的以可卡因为主要成分的药物，然而不久他们就意识到根本没必要用古柯叶子。简单得多的办法，就是直接把一定量的可卡因倒进产品里。值得指出的是，治疗鼻窦和黏膜问题的药物里的可卡因含量特别高。把可卡因当作治疗呼吸系统问题的灵丹妙药来卖，这简直就是天才的想法：正如弗洛伊德发现的那样，可卡因能很快（但只是暂时地）令鼻窦干燥并打开呼吸通道，似乎是治疗过敏症和鼻塞的理想药物。骗人的江湖假药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大做广告说自己能治疗从哮喘和花粉症到流感，从咳嗽和感冒到一般的呼吸不畅甚至打鼾的各种病症。塔克医生牌特效药、阿格钮牌药粉、盎格鲁·美国人牌黏膜炎药粉、比尔内牌鼻烟、瑞诺牌花粉症与黏膜炎用药以及阿兹玛牌膏药，只不过是一些鼻烟和喷雾剂。因为制造商知道可卡因开始的时候会使患者的各种症状消失，所以他们大可放心地为这些产品打包票。

出售治疗黏膜炎的药时，通常会附有说明，要求病人继续服药直到病愈——这种建议十有八九会产生问题，因为药里的活性成分是什么都治不了的、只会让人上瘾的兴奋剂。这些药的药性还非常强：后来人们分析了“塔克医生特效药”，发现含有1.5%的可卡因；“古柯宝拉”更厉害，含2.5%的可卡因。“奈尔牌复方达米阿那精”含3.5%，而“阿兹玛膏药”则大大一跃，含量达到16%。“阿格钮牌黏膜炎药粉”里的可卡因含量高达35%，但无可非议的冠军当属瑞诺牌花粉症和黏膜炎药。它由密歇根的恩·瑞诺医生研制，含有高达99%以上的药用纯可卡因（尽管包装上并没有提到里面含有任何可卡因成分）。这些药物售价为大约50美分一包。令人毫不吃惊的是，这些药卖得好极了，刺激了唯一目的就是扩张的新的可卡因产业的诞生。

最初世界上只有两家公司生产可卡因：阿达姆斯丹的默克公司（供应弗洛伊德的那家）和底特律的派德制药公司（后来买通弗洛伊德给他们的产品写书面证明的那家）。继科勒的发现之后，可卡因的价格扶摇直上，两家公司都意识到，要想赚大钱，就得尽快生产出大量的可卡因来。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由于古柯叶子在从秘鲁运来的路上很容易腐烂，甚至连派德制药公司和默克公司都发现不太可能保证有大量的古柯供应。

与此同时，这个星球上的其他药物公司都在试图得到可卡因，很快情况就明朗起来：谁控制了古柯贸易——能保证得到大量高品质的古柯叶子，谁就能赚大钱。首先意识到这一点的是派德公司。他们认为，显然必须派个人到南美洲去把事情打点妥当。

因此，当“阿卡普尔科”号邮轮于1885年1月10日从纽约港向着智利出发时，它的上甲板上站着一个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亨利·赫德·鲁兹比。尽管鲁兹比刚刚大学毕业，对古柯并不精通，以前也从来没有去过南美，但最后证明他是派德制药公司理想的人选。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个合格的医生和多才多艺的植物学家，而是因为他具有另一种更重要的品质：创新精神。

最终到达了玻利维亚之后，鲁兹比马上就发现了问题的本质。他从自己的植物学研究中了解到，古柯无法在北美生长，但是需要运输的古柯叶子数量巨大，而且价格昂贵，常常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发霉了。他开动脑筋琢磨这个问题。很快，在拉巴斯城一家肮脏的旅馆里，他灵机一动，有了主意。

鲁兹比的主意是在玻利维亚把古柯叶子加工成粗制的可卡因，然后再把这种产品运到美国去进行最后的精加工。这个主意很有前途，不过有一个关键的缺陷：可卡因的提炼过程非常复杂，必须在正规的制药工厂进行，但是玻利维亚没有合适的设备。鲁兹比又想了想。要是能找到更简单的从古柯中提炼可卡因的方法，那事情就容易多了。他对这个主意感到非常激动，于是决定自己来找到它。

在这个想法的刺激下，他马上开始着手实施这个计划，从当地的市场买来了几大袋子古柯叶子，在旅馆二楼的空房间里进行试验。正如他所愿，计划进行了几天后，和鲁兹比同居一处的人吃惊地听到几声歇斯底里的叫声，接着就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他一直在进行一种复杂的提炼过程的最后一步，需要把古柯叶子溶液放在纯酒精里蒸馏。由于没有找到正确的仪器，他只好自己进行改进，把一个铜制的蒸馏器放在敞开的炭火上，再把酒精倒进蒸馏器里。可是这个蒸馏器不是用作这种用途的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裂开了，里面具有爆炸性的混合物泼在下面燃烧的火苗上。一眨眼的工夫，所有的东西都烧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鲁兹比抄起仪器——呼呼冒着火苗的酒精和所有的东西，径直从窗户扔了出去。火球从两层楼上坠落，落到了大街上，点燃了旅馆的走廊，最后才在地面的鹅卵石上燃烧殆尽。谢天谢地当时没有人从旅馆前面走过。

经历了一番艰苦的准备工作之后，鲁兹比很快又开始了，这一次用了改进过的化学方法，再加上运气好，他找到了一直要找的东西：从古柯叶子里提炼可卡因的新方法，可以得到状态稳定的可卡因。最重要的是，这个过程非常简单。他发明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今天的制药工业所用的方法。它的基本步骤是，把古柯叶子放在硫酸溶液里浸泡一段时间，泡出里面的精华，然后把叶子舀出来，剩下的便是一种暗棕色的汤。接下来把这种汤同酒精充分混合摇匀，让酒精滤出溶液里的生物碱。然后在里面加上诸如小苏打之类的碱，便会沉淀出一种白色的浮渣样的物质。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原始膏体，再对这种膏体进行过滤干燥，里面便含有40%~65%的可卡因。

在南美，这种膏体便是可卡因交易的标准单位，而不是可卡因氢氯化合物本身；可卡因巨头们很少购买古柯叶子——他们成公斤地购买古柯膏。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同鲁兹比发明这种方法的原因一样：因为古柯膏很稳定，容易运输。别忘了，100公斤的古柯叶子（足以装满一辆普通汽车）可以制造出大约1公斤的古柯膏（刚能填满一品脱的瓶子），它的优势太明显了。

鲁兹比的新方法很快导致古柯叶子贸易崩溃：做古柯膏生意要便宜得多，根本就不值得再去进口古柯叶子。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古柯种植地区附近冒出了许多制造可卡因的小工厂。很快，除了古柯生长的地方，在哪儿都很难找到古柯叶子。这样一来又有了一种反弹：由于找不到古柯叶子来进行试验，科学家们便认为古柯叶子和可卡因本身是一回事儿。古柯叶子当然同可卡因一样危险，除此之外便没有什么其他的内在特点了。就这样，当可卡因的形象在公众的意识里发生了改变，被视为洪水猛兽时，古柯也与之同命运。对嚼客而言，他们的祖先历代都嚼着这种无害的叶子，可是他们现在发现自己被归类为瘾君子。不过，最初的时候，古柯贸易的繁荣曾令南美人极为兴奋。

秘鲁在早期的可卡因贸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开始的时候，他们一直在这里种了几千年的古柯，所以他们不光有种植园，还真正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还有一点，从1860年尼曼分离出可卡因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一直在扩大生产来满足国际上对古柯激增的需求，25年后，秘鲁终于等到了机会。

可卡因粗加工工厂纷纷出现在胡安诺科山谷附近（这里是500年前的印加古柯产业的家园，现在仍然是古柯贸易的所在）。看起来，这个十分落后的国家似乎第一次可以真正赚点外快。有一段时间的确如此：市场需求非常大，致使秘鲁的古柯产业扶摇直上，到1900年，秘鲁每年可出口一万公斤的可卡因膏——由100多万公斤的古柯叶子制成。

不幸的是好景不长。秘鲁和玻利维亚的专家们认为他们可以无限期地赚到钱，因为古柯除了南美哪儿都生长不了。他们错了。尽管鲁兹比是可卡因进入医界后第一个进军南美的医药公司代表，但是其他更加大肆声张的来访者已经在探索古柯的潜力，在南美洲浓密的热带雨林中劈出路来，从所到之处窃取了大量的植物标本。

在园艺偷盗领域遥遥领先的是英国人。直到19世纪头10年，世界上最贵的药一直是奎宁——已知的唯一治疗疟疾的药，英国殖民地印度真正的灾难之源便是疟疾。奎宁来自于金鸡纳树的树皮，当时这种树只有南美洲有。毫不令人吃惊的是，英国皇家植物园急于伸手弄到一些，于是派出一系列探险队进入南美的丛林以便获得种子进行培育。

金鸡纳树的种子和枝条很快被送到伦敦，人们研究之后便把它们送到锡兰和印度。一旦新的金鸡纳树种植园结出果实，奎宁的价格便一落千丈。这对英国人是个好消息——但对南美洲的奎宁产业来说可就没有那么好了。几年之后的1876年，英国人还对橡胶故伎重施（从巴西偷来橡胶移植到锡兰）。他们此时已经把这一招儿用在了古柯身上。1870年，英国皇家植物园把古柯树苗送到锡兰、牙买加、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英国殖民地圭亚那和印度，希望它们能在某个地方生长得不错。事实上，它们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长得很好，英国人的古柯很快开始同秘鲁古柯争夺世界市场的注意力了。

在锡兰，古柯作为商业作物的兴起得益于另一种主要作物——咖啡所遭受的打击。一种毒性特别厉害的菌类15年内横扫了大约40470公顷的咖啡。显然，人们需要一种能够抵御咖啡枯萎病的新作物。古柯成了这种作物。英国杂志《新商业植物》颇有见地地指出，“在一两年的时间里，欧洲市场将主要由东方供应”。到1912年的时候，单是锡兰就拥有近1600公顷的古柯。然而就全球范围而言，这简直不算什么。英国人从来都没有真正生产过这么多的古柯，原因很简单：其他产品利润要大得多，种植起来也要容易得多，例如鸦片。也许带头从秘鲁盗窃古柯种子的是英国人，但是秘鲁人真正要提防的却不是他们。真正欺骗了秘鲁人的是荷兰人。

同英国人一样，荷兰人在19世纪60年代晚期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了古柯种植园。他们最初在雅加达东南部建立的“土地庄园”（“政府植物园”）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不过等到一家比利时公司赫曼·林登公司于1876年发售一种新品种古柯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改变。爪哇、苏门答腊和马杜拉群岛都开始种植这种新品种的古柯。这一点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这种古柯就是贾瓦高卡属的图克西里古柯。图克西里古柯的不同之处不仅体现在它具有很高的生物碱含量（含量高达1.5%），而且因为它的可卡因提取过程很特殊，这一点使得它在欧洲古柯叶子市场上不那么受欢迎。

这都是德国人插足这一领域之前的事情。1898年，一家名叫费博沃克的德国化学公司偷偷摸摸地找到一种从图克西里古柯里提取可卡因的新方法。他们马上对这种提取方法申请专利，有谣言说这种方法可以提取出荷兰人的种植园中“含1.5%可卡因的植物”里所有的可卡因。荷兰古柯叶子里的可卡因含量比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古柯叶子含量高一倍——这使它在世界市场上所向无敌。

唯一的问题是，由于图克西里古柯的提取过程非常复杂，必须把古柯叶子而不是粗制的可卡因膏送到欧洲去，这使得它很难受欢迎——也给秘鲁人赢得了一些时间。然而，一旦运输上的问题得到解决，它便垄断了市场——可以将它装在巨大的容器里从印度尼西亚运到费博沃克进行加工，然后再运到世界各地。但是，正当德国人以为他们把整宗生意都打点好了的时候，荷兰人显然并不受德国专利法的约束，在爪哇建立了自己的图克西里古柯加工工厂，开始生产出他们自己的可卡因，把德国人完全踢出了生意圈。加工商最终在1900年同印度尼西亚的古柯种植园主一起成立了一家名叫荷兰可卡因工厂的公司。爪哇可卡因大量涌入了世界市场。

国际上的制药公司购买初步加工过的可卡因进行深加工，然后把产品运送出去——数量多得越来越离谱儿。而且，当德国人的提取方法专利于1903年到期的时候，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都参与了进来，亚洲的可卡因生产便一发不可收拾。到1920年，单是爪哇一个国家一年就生产出了1650吨的古柯叶子。默克公司从1887~1913年生产出了超过75吨的可卡因，从1906~1918年平均每年生产4吨。

所有这些发展都导致了欧洲和美国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可卡因，结果造成价格崩溃，可卡因在市场上更容易买到——因而上瘾的人就更多。问题几乎马上就暴露了出来。早在1885年，弗洛伊德的同事埃伦梅尔就指责他“释放”了这种药。很快，另一位直言不讳的医生路易斯·莱文也加入了声讨的行列。莱文接着写出了他这一时代对麻醉品的权威性论述《梦想国》，他在文中记录了早期可卡因瘾君子们的命运：

一个瘾君子吸入了3.25克的可卡因，便把自己武装起来，免受想象中的敌人的攻击；另一个瘾君子急性癫狂发作，从船上跳进了水里；还有一个瘾君子把家具和陶器打得粉碎，还袭击朋友……这些不幸的人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的有生之年完全由不得不服用的下一剂可卡因来测量，每服下这样一剂药，他们生与死的悲剧就朝着不可避免的结局前进一步……只有比率非常小的瘾君子能恢复过来，其他的人都会旧病复发。

这些不幸的人中的大多数要么是医生，要么是想要戒毒的吗啡上瘾者。人们很快都认识到，用可卡因来治疗吗啡上瘾是个严重的错误——弗洛伊德自己最终也承认这种方法就像是“要撒旦来驱除魔鬼”。到1887年年底的时候，《纽约医学记录》总结道：“没有哪一种历史这么短的医学方法能像可卡因这样使这么多的人受害。我们担心可卡因上瘾只能带来凄惨的未来。”如果不是出于其个原因的话，这种警告也许本会使得上瘾的人停止使用可卡因，让它不再出现在公众的意识里，这个原因就是：人人都注意到，可卡因会带来快乐。尽管早期的人员死亡大多是因为“医疗原因”（不论这种说法有多么误导人）上瘾而致，《纽约医学记录》1885年11月的一篇颇有预见性的报道已经指出了以后的发展方向：

对一些人而言，再没有什么比沉溺于可卡因更令人心醉的事情了。可卡因能减轻疲惫感，消除精神压抑，产生愉悦的美妙感觉。一开始的时候，药物的后期效果非常轻微，几乎无法觉察出来，但是不断沉溺于可卡因之中最终会产生一种不得不满足的渴望；个体接下来会变得紧张、发抖、失眠、没有胃口，最后沦落为严重神经衰弱。

到1900年，由于娱乐目的过量使用可卡因而导致死亡的病例超过了因医疗事故而死亡的人数。显然，一种新的药物上瘾问题即将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成立了一个“毒瘾成因委员会”，这个机构比较了它所收集到的1898~1902年所有有关药物上瘾的资料。该委员会指出，美国的人口数量4年间上升了10%，而可卡因进口量则上升了40%（这还不包括诸如派德之类的公司在美国生产的可卡因）。与此同时，外科手术中使用可卡因作为麻醉剂的情况也迅速减少，因为人们发现了诸如普鲁卡因之类更安全的人工合成麻醉剂。

1890年，随着可卡因最初的繁荣，美国对可卡因的需求大约为每年一吨。15年后这种需求达到了7吨多。然而市场很容易就吸收了多余的量。委员会给美国的制药商发出了调查问卷，结果发现每家公司平均有5个瘾君子，据此估计美国总共有20万个瘾君子。同年，《英国医学杂志》报道说光是辛辛那提就有大约1万人染上了可卡因瘾。

美国人那时才明白可卡因上瘾是个严重的问题。尽管还没有针对可卡因的联邦立法，美国各个州已经开始自己采取行动。奥尔良在1887年开始行动，禁止销售没有处方的可卡因。蒙大拿州于两年后，纽约于1893年都紧随其后采取了行动。接近1900年的时候，许多美国本土地区都禁止可卡因。

然而，仅仅限制可卡因销售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人们从专利药里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它。此外，各种惩罚措施也执行得不严格，人们很容易就能够贿赂药剂师买到可卡因。而且，由于美国各州在药物立法上没有达成一致，可卡因在一个州是非法的，而在另一个州则非常合法。有些规定可卡因合法的州干脆进口更多的可卡因，然后穿越边界运到另一个规定可卡因不合法的州去。当地的执法人员很快就发现，随着上瘾现象不断蔓延，要控制可卡因供应简直不可能，所以干脆听之任之。只有医学界似乎还是对此十分关注。

医生一度认为需要对可卡因和鸦片的销售加以管制。医学界认为可卡因的害处尤其大，因为他们在它身上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到1901年的时候，美国30%的可卡因上瘾者仍然是牙医）。医学协会对含有可卡因的江湖假药的持续热销，还有它们使用虚假的广告手段，尤其感到愤怒。为了追求越来越高的销售量，这些生产者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引用著名医生为他们的药做担保时说的话，然而这些医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药，或是虚构一位根本就不存在的医生。被治愈的病人也同样都是虚构的。就连医学行业本身也被这些大众制药行业当作了目标：据说医生嘲笑专利药是因为人们生病的话，就能保证他们的既得利益。

记者们写出了各种各样的有关可卡因和专利药的危险的文章，但是没有人愿意听。直到一个专题系列报道揭开了整个医药行业的黑幕。

1905年春季，《考利尔国家周刊》的编辑威廉·哈普古德认为该是发起反击的时候了。他对美国各个级别的记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后，雇用了他所发现的文字最犀利的雇佣文人，一个名叫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的彪形大汉。接着威廉为亚当所有的活动埋单，要他尽可能多地揭露这些骗人假药的真面目。亚当把目标对准了最出名的264种江湖假药，每种都买了些样品送到私人实验室，化验它们里面到底含了些什么。正如所预见的那样，这些药里主要含有两种成分：为了让药物好看或是尝起来口感好的无害色素或是调味品，以及具有上瘾作用的麻醉剂。他问科学家这些产品是否真的能治疗人们期待它们能治疗的任何一种疾病。答案永远都是不能。

很明显，亚当并不是在瞎胡闹，如果他的报告见报的话，制造这些假药的人就很有可能损失一大笔钱。因此，在研究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注意到有人跟踪。还有人试图贿赂他，甚至还发生了一起著名的敲诈阴谋（有人污蔑说，他与一位朋友的妻子有染）。亚当没有被吓倒：他马上雇用了自己的私家侦探，让他们去跟踪那些跟踪他的私家侦探。接着他发现了这些人为谁工作，反过来便敲诈了那个人一笔，因为他碰巧发现那个人同别人的妻子有私情。亚当是个办事认真的人。他的报道于1905年刊登在《考利尔国家周刊》上，人们发现他显然还是个直言不讳的人：

美国大骗局

容易上当的美国人今年花了大约7500万美元购买专利药。与这个数目相对应的是，美国人吞下了数量巨大的酒精、数量惊人的鸦片、麻醉剂和五花八门的药物，范围从药力强大的危险的心脏镇静剂到暗地为害的肝脏刺激物不等；而远远超出所有其他成分的，便是纯粹的假药。

如果亚当对除了染了色的水和草药提取物之外什么也没有的“药”感到气愤的话，那么他对那些含有麻醉剂的药就是怒不可遏了。这些东西不但不能治疗广告中专门提到的疾病，而且极其危险，可能会造成用药过量或是药物上瘾。1898年的《波士顿医学与外科杂志》中谈到一个著名的病例。一个人对本特利牌黏膜炎鼻烟上了瘾，每天要吸上3~6瓶，直至他破产为止。（本特利鼻烟非常受欢迎，有些圈子把使用可卡因说成是“抽点本特利”。）亚当说，销售这些药的人参与了“一宗可耻的交易，它令无辜的婴儿神志不清，让我们的小伙子成了罪犯，把我们的姑娘变成了妓女……无情的贪婪设下了这个圈套，死亡是这桩生意的同伴”。

人们认为亚当的“美国大骗局”系列报道非常重要，以至于《美国医学协会杂志》又印刷了50万份，作为公共教育服务的形式以成本价销售。情况看起来对这些专利药和江湖药的制造商大大不利。然而，尽管他们还不知道，但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比亚当还要强大的敌人：他的名字叫哈维·华盛顿·威利（Harvey Washington Wiley）。

威利直到今天还是个谜。他出生在印第安纳州，参加过美国南北战争，接下来开始学医，不过从来没有真正从事医生职业。1883年他被任命为农业部的主药剂师，他很快就产生了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认为所有可食用的产品都应该标上标签说明它们所含的物质，这样公众才会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这个想法非常合理——可能也是他整个职业生涯中唯一合理的想法。

威利是个非常糟糕的科学家，极其固执己见，根本没有办法管理任何公共卫生部门。说他的试验是“业余水平”都算是溢美之词。这些试验不仅没有什么计划性，进行的时候还无可救药地存在偏差：他对任何既定试验的结果如此有把握，以至于他只做那些他知道一定能得到他想要的结果的试验。有时候甚至连这些试验都得出了他不喜欢的结果，他干脆不理会这些结果。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在1997年指出的那样，威利对美国的反对服用麻醉剂运动方面的政策具有深刻的影响，因为他是第一个赞成“零容忍”立场的人，还是第一个通过“伪科学”来丑化麻醉剂的科学家。

然而威利真正的兴趣不在麻醉剂上，而在食物上。他最开始是着手“证明”苯甲酸（从水果中发现的一种天然防腐剂）有毒（其实没毒），从而使得它被禁用。他对这次的胜利得意扬扬，接着开始对更大的目标实施一系列越来越愚蠢，也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的计划。威利在实验室里的能力似乎完全可以与他在实验室外的能力相媲美：他是第三个在华盛顿拥有摩托车的人，却很快成为华盛顿第一个把车撞坏的人。

然而他能大显身手的地方，是寻找公众的支持。为了苯甲酸的计划，威利曾经收集了12只天竺鼠，称它们为“试毒小分队”，喂它们吃各种各样的垃圾来观察它们的反应。公众根本不知道他的试验方法有多么粗劣，但对他的做法非常欢迎。试毒小分队！妙极了！威利成为美国食物安全卫士，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他，所以当保护公众免受药物危险成分的危害时机到来时，公众同样需要他。

尽管威利不是个药理学家，他还是决定来对付江湖假药。从1902年开始，他开始制定一项法案，这项法案不是禁止麻醉剂本身，而是要求专利药生产商在药瓶上列出药里的所有成分。如果一种药里含有可卡因，那就必须明确说明它里面含有可卡因。这种做法实际上引起了很大争议：这些药关键的卖点之一常常就是它们的“秘密配方”。强迫生产商揭示配方很可能会砸了他们的买卖（可口可乐发明之后的一年之内冒出了数不清的模仿可口可乐的产品，而可口可乐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秘密配方）。1906年2月，威利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纯粹食物与药品法》。议员们决定对它展开辩论。

碰巧在这一关键时刻出现了一本书，促使参议院迅速通过了这个法案。《丛林》是一本揭露芝加哥肉类加工产业内幕的书，作者是一个名叫阿普敦·辛克莱尔的信仰社会主义的改革家。书中详细地揭露了美国人吃的肉制品的真相，还披露了诸如此类的细节：屠宰场里的老鼠满地跑，工人们把抓住的老鼠同牛肉一起直接扔进肉类处理机里。公众怒不可遏，《纯粹食物与药品法》在参议院顺利通过，并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于1906年6月签署生效。

这对江湖假药产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许多古柯制造商破产了：人们根本就不想喝什么使精力旺盛的补药，因为他们发现药瓶上写满了“毒药”这个词。一些厂家设法从配方里去掉可卡因，换上其他什么成分。另外一些厂家试图据理力争：安杰洛·马里亚尼于1906年声称马里亚尼葡萄酒里只含有“微量”可卡因，应该得到这项法律的豁免。他后来还辩解说，拿可卡因来代表古柯，就好像拿氢氰酸来代表桃子（氢氰酸是桃子上的小麻点中所含的毒素）。这是个空洞的比较，不过其实他说中了要害：把古柯产品同可卡因产品混为一谈是不公平的。

不幸的是，《纯粹食物与药品法》没有对那些含有大量可卡因的专利药和那些只含有微量可卡因的药物区别对待。威利真正的敌人不是可卡因本身，而是那些不诚实的药商，因为他们闭口不提自己的产品里含有可卡因。他说：“我们不关心数量——数量多少绝对没有任何区别。”他错了。那些立法者不明白的是，古柯叶子以及由其制成的滋补品相对无害，因为人们通过服用它们而可能吸收的可卡因数量非常少。但是有一些可卡因专利药却含有数量相当多的纯可卡因，因此危险性极大。关键问题不在可卡因本身——而在剂量上。威利似乎从来没有弄清楚这一点。

关键的是，《纯粹食物与药品法》也没能对禁止可卡因销售本身进行立法：一方面古柯酒和古柯兴奋饮料的制造商纷纷破产，另一方面人们仍然可以走到美国某个州的药店，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买到纯盐酸可卡因。

《纯粹食物与药品法》成功了，因为它在一年之内取消了市场上大约1/3的可卡因产品和古柯产品。然而它也失败了，因为被取消的这些产品并不是那些真正造成危害的产品。最先倒闭的就是那些生产低浓度古柯补品的公司，它们只有两条路：要么从产品里去掉古柯，要么抛弃这种产品。哪一条路都没有什么吸引力。那些原来计划开发数不清的江湖假药的公司很快就放弃了可卡因：犯不着费这么大劲儿。

那些生意完全依赖古柯的人发现自己有了麻烦。马里亚尼专门为美国市场引进了一种不含可卡因的马里亚尼葡萄酒，可是卖不动。与此同时，治疗感冒和哮喘的药物在美国各地都卖得非常成功。制造商在药瓶上贴上了标签，提醒顾客里面含有可卡因，但还是和以前卖得一样好。

这项法案的确从市场上取缔了许多含有可卡因的媒介药物，然而它对真正的可卡因上瘾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可卡因瘾比较大的人根本不服用古柯补药——他们要么使用高浓度的鼻烟和喷雾剂，要么使用纯可卡因。显然，要把可卡因从街上赶走还需要施加更大的压力。然而威利又开始忙着对付另一种有隐患的药物——咖啡因。所需的压力从哪里来呢？答案并不遥远。20世纪伊始，一场始于报纸和广播报道的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最终导致美国人全面禁止可卡因。这次运动靠的是激发美国人最深的偏见，再捕获他们心底最深处的恐惧。他们的法宝就是种族主义。

第7章 黑人、苦力、英国人

新闻刚一开始出现有关可卡因上瘾的报道时，在读者中产生了轰动效应。这不仅是因为可卡因有这种迷人的作用，还因为上瘾的人属于中上层阶级，这一点让他们的同代人兴奋得发抖。这些人常常是医生和医学专业人员，这些可怜的人充分享受了可卡因，却失去了一切。这个故事讲述的是由富变穷的故事，讲的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的故事，这使得它更具吸引力。染上可卡因瘾的人被描绘成悲剧性的人物，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常常被称为“不幸的人”或“受害者”。

但是，随着可卡因上瘾的故事越来越常见，读者对他们失去了同情心。可卡因上瘾不再令人感动，只会惹人烦。随着越来越多的可卡因涌入美国，价格也随之下降，就有更多的人买得起它——造成可卡因使用者所属的阶层没有那么突出。新闻报道开始强调的不是“不幸的人”，而是“上瘾的人”和“可卡因狂”。这些受害人得到的同情更少，因为公众认为他们染上药瘾不是因为医学研究而造成的不幸，或是因为在工作过程中以身试药造成的，而是因为他们为了寻找快乐服用可卡因造成的。这样一来，瘾君子的形象从具有悲剧色彩却又受人尊敬的绅士（或淑女），渐渐变成了坏的、自私的、危险的，而且还可能犯罪的瘾君子或“可卡因狂”。

这样一来，可卡因第一次同犯罪联系了起来，二者之间建立了明显的因果关系，直到今天还有人这么认为。随着可卡因的价格越来越便宜，数量也越来越多，发动这场可卡因狂热的人们开始躲得远远的，最终害怕了起来。不久，可卡因和犯罪之间的联系就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了。1911年，汉密尔顿·莱特（美国反对服用鸦片运动的领袖，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本人是个酒鬼）的新发现让《纽约时报》的读者大为震惊：

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市负责执行制药法的机构都一致认为，滥用可卡因直接刺激人们去犯罪；它或许还是增加犯罪级别的所有因素中最不同寻常的一个。非法使用可卡因是最难对付的，习惯性地使用可卡因会暂时提高犯罪的能力，结果他们为了拒捕，会毫不犹豫地实施谋杀。

可卡因似乎不仅有诱导暴力和犯罪的倾向，而且可能会导致使用者对自己施加暴力。《汉普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可卡因地狱里的8年”的文章，讲的是一个名叫安妮·梅尔斯的女瘾君子的故事。梅尔斯回忆起对可卡因的渴望驱使自己采取绝望的手段：

由于可卡因一开始的效果是盗窃癖，所以我不停地惹麻烦……我故意拿起一把剪子，把一颗填满金子的牙齿撬松。接着我拔出了这颗牙，把它砸开，拿起里面的金子就往最近的当铺跑（血从我的脸上流了下来，浸湿了我的衣服）。我把它卖了80美分。

这篇文章的作者克里夫兰·莫菲特——这个人有一个名声不太好的独特之处：在发布这篇报道之前他就曾经因为预言摩托车“永远也不会在美国流行”而被记载下来——进一步把可卡因同犯罪联系了起来：

“可卡因狂”所犯的罪行不仅仅反映在他们疯狂地渴望得到可卡因之上，还反应在服药之后疯狂的愉悦……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前，在新泽西州的爱斯伯瑞公园杀死小史密斯·玛丽的凶手就供认说自己是可卡因上瘾的受害者，还有芝加哥警察局的副警长告诉我的一桩尚未破获的谋杀案，种种疑点都指向可卡因……这种新罪恶，可卡因罪恶，也是我们要对付的最严重的罪恶，已经证明它是犯罪分子和最不同寻常的暴力行为的制造者。

犯罪的确令人惊恐，然而后来发现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种族思想。如果白人在可卡因的作用下会犯罪，那么黑人服用了可卡因后会干出些什么来呢？大多数人认为黑人不服用可卡因就已经非常疯狂。从1900年左右开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已经在跃跃欲试了。这个答案如此可怕，以至于很快就获得了动力，《美国医学协会杂志》说“有报道称南部某些地区的黑人开始对一种新的恶习上瘾——用鼻子（吸食）可卡因或是染上（可卡因瘾）”。这会导致什么后果？没过多久，公众就发现：

美国某些地区的黑人使用可卡因的情况简直就是骇人听闻……问题地区的警官告诉我们说，瘾君子们被可卡因弄得发狂，他们要得到可卡因真是易如反掌。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服用可卡因呢？《英国医学杂志》解释得很清楚。据这份杂志说，一切都开始于新奥尔良，那里的工人轮班给蒸汽船装卸货物，需要持续工作长达70个小时。黑人搬运工发现可卡因可以使他们干得更起劲儿，时间更长，吃得却更少，反过来又把这种习惯传给了种植园的工人，工人们马上就喜欢上了可卡因。没过多久，正如波托西城的西班牙工头一样，庄园主们发现可卡因对维持秩序非常必要：

今年，如果不能保证在附近某个地方可以买到可卡因的话，许多河边种植园里的黑人就拒绝干活儿，据说有些庄园主在种植园的供应物资中储备了可卡因，就像定量分发威士忌一样定期给黑人分发可卡因。

黑人不光是服用可卡因，而且用得很多。佐治亚州的沃森上校是一个热切地反对服用可卡因（和可口可乐）的活动家，他在《纽约论坛报》上报告说：“我去过亚特兰大蒂卡杜大街上的一些黑人酒吧，老板们告诉我说因为黑人染上了可卡因瘾，弄得他们简直要关门大吉。”

整个美国有关黑人滥用可卡因的报道都是刻意捏造出来的，目的是要吓唬北方那些头脑狭隘的中产阶级白人。他们已经读过有关可卡因对诸如医生和律师之类受过教育的白人造成的可怕后果，但是黑人却不同。没过多久，美国白人的偏执狂思想开始表现在报纸上。沃森上校接下来还说：

毋庸置疑的是，可卡因能很快影响到大脑，导致南方的精神病院里塞满了不幸的受害人。一个人在某段时间内习惯性地使用可卡因，会在精神上变得不负责任。没有人能够长时间服用它还能保持精神健康。这是一种最糟糕的伤害大脑的方法。

沃森的结论非常坚决。“南部各州有色人种犯下的许多可怕的罪行，”他这样写道，“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可卡因瘾上去。”与可卡因有关的黑人犯罪事件在整个20世纪头几年急剧增加，与此同时，有关他们的犯罪故事里增加了越来越多的暴力，也越来越不可信。这里面最著名的，便是由真正的“公正报道大师”爱德华·H·威廉在《纽约时报》上打着“黑人可卡因狂成为南部的新威胁”的旗号所做的报道。他当然很清楚如何给自己的故事开个好头：

几年来一直有谣言说南部麻醉剂上瘾的情况在增加——这些闪烁其词却又总是持续出现的谣言提到，吗啡和可卡因之类麻醉剂上瘾的现象正在成为加在某些地区有色人种身上名副其实的诅咒。对这些所谓的情况进行的报道，有些读起来像是那些耸人听闻的小说家所做的最狂野的想象。有关用可卡因寻欢作乐和“吸食可卡因派对”，后面跟上大宗谋杀案的故事似乎是最低级的那种骇人听闻的新闻报道。但就事实而言，许多这类报道一点都不“低级”。疯狂的可卡因使用者在密西西比州一次杀了9个人，北卡罗来纳州死了5个，田纳西州死了3个——这些都是事实，没有任何想象的色彩。既然这些令人憎恶的证据后面有精神病院、警察局、监狱和教养所的记录做证，我们只能坚信服用麻醉剂已经成为南部某些地区的种族威胁。

是的，威廉说，南方的麻醉剂上瘾情况比北方要严重5~15倍。他们服用的是什么？可卡因。可卡因会让你怎么样？产生幻觉和妄想。它还造成使用者对无辜的路人进行危害生命的攻击。但是可卡因还有一个更加可怕的作用：

可卡因会产生其他几种情况，使得可卡因狂成为特别危险的罪犯。这些情况中的一种，就是暂时对强烈的攻击具有免疫力——即便受了致命的伤也不会倒下。子弹射进了身体的重要部位，会造成正常人当场死亡，却不能阻止“可卡因狂”——无法阻止他向前冲或削弱他的攻击力。

威廉还引用了一位南方执法警官给他讲的一个案子作为例子。这个警官是北卡罗来纳州的阿西维尔警察局局长利尔里，他曾经试图逮捕一个“杀气腾腾到处跑”但“迄今为止没有造成伤害的黑人”。然而因为可卡因，事情没能按照计划进行。当英勇的利尔里局长通知这个可卡因狂他被逮捕的时候，这个人拔出了刀向他袭击，刺中了他的肩膀。利尔里马上做出反应。《纽约时报》宣称：

（利尔里）拔出左轮手枪，把枪口对准这个黑人的胸口开了枪，“想要一枪毙命”，但是这一枪甚至连让这个人晃一下都没有。第二枪穿透胳膊击中了胸部，也几乎没起什么作用，没能拦住黑人或阻止他的进攻。

利尔里意识到自己无路可走，最后不再浪费宝贵的子弹，把手枪装进皮套里，拿起警棍把这个人打死了——显然这是唯一具有他想要的效果的工具。他被自己刚刚杀死的这个“黑人可卡因狂”的超人力量吓坏了，马上跑回家，他所能想到的唯一能确保自己安全的事情是：给自己找支更大口径的枪。整个南部的执法警官都换了枪支。

这个故事令人恐惧，但是糟糕的还在后面。威廉还进一步揭示了一个更让人警觉的事实：

射击的准确性不受可卡因的影响——实际上可能还提高了这种准确性……阿西维尔附近的“可卡因黑人”让5个人当场毙命，每个人只用了一发子弹，我相信，这个纪录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我怀疑近几年是否有人能保持这种射击纪录……可卡因使用者这种致命的准确性已经成为南方警界不证自明的公理。

超人般的黑人，子弹打不死，无法超越的枪法？报刊文章上的“不证自明”这个词？怎么会有人相信这种垃圾？要想知道相信麻醉剂骗局有多容易，只需要回忆一下PCP（苯环已哌啶，或称为“天使尘”）的情况就行了。这种非法麻醉剂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70年代晚期的时候出现了大量有关PCP服用者的故事，说他们在药物作用下疯狂起来，可以完成不可能的壮举，如举起小汽车，肉身穿越砖墙而过，还能刀枪不入。在这类道听途说的基础上，PCP——一种医治牲畜的麻醉剂，一般会让人躺下来咯咯笑，被美国众议院于1978年归类为“人类所了解的最危险、隐患最大的麻醉剂之一”和“当今街上最具杀伤力的麻醉剂”。一位国会议员站了起来，宣布PCP对“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结果是一片混乱。然而第二年匆忙召集的一位人种学研究人员却被这种药给弄糊涂了：即便是在模拟试验中要求大量服用这种麻醉剂的人相互袭击，也什么都不会发生。为什么？

即便要求PCP服用者进行攻击，他们打架的能力还是严重地受到这种药的麻醉作用的影响，结果几乎没有一起造成严重伤害的事件发生。一个服用者说：“我下楼都很困难，更不要说打架了。”

愤世嫉俗的人也许认为这类故事中夸大了麻醉剂产生的力量，只不过是警方为自己在麻醉剂执法领域的失败找借口。不过公平点说，大多数愤世嫉俗的人也不会在半夜三更去逮捕一个手里拿着枪的歇斯底里的瘾君子。也许，对超人力量和麻醉剂产生的疯狂的恐惧只不过证明了即便在美国，执法的警官有时也会害怕。

其实，瘾君子具有麻醉剂产生的超人力量的故事在麻醉剂神话的年鉴里非常常见。每当一种非法麻醉剂吸引了执法界的注意力的时候，对这种麻醉剂的最早指控之一便是它会“让人实施暴力”。无论是否有证据证明，总有某个地方的某个在戒毒康复或医学方面有点背景的人会站出来声称它会导致攻击性。让我们来思考一下美国第一位麻醉剂专员哈里·安斯林格的一番话：

据说那些已经习惯了使用麻醉剂的人用药后会最终产生一种狂暴情绪，在此期间他们至少暂时无法对暴力犯罪负责，或倾向于实施暴力犯罪……一帮男孩儿把两个小女孩儿的衣服扯了下来，轮奸了尖叫着的小姑娘。佛罗里达州一个16岁男孩儿杀死了自己全家5口人；明尼苏达州的一个人开枪打穿了路上一个陌生人的头；科罗拉多的一个丈夫想开枪杀死自己的妻子，结果打死了她的祖母，然后就自杀了。这些罪行每一桩发生前，凶手都抽了一两支大麻烟。

实际情况是，执法界的用意是良好的，他们试图把公众从可怕的麻醉剂上瘾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因此总是轻率地对待事实真相。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就好像《圣经》许诺说存在永远的诅咒和地狱之火，那么为了让普遍没受过多少教育而又很矛盾的公众能充分理解某个信息，有时制造点实实在在的恐怖还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像这样恶意丑化麻醉剂造成的问题是，人们很快就开始认识到警方没有告诉他们全部的真相，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再告诉他们其他的事情他们也不会理睬了，因为这些可能也不是真实的情况。在治安维持会成员的带领下（这些人要么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要么故意篡改事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卡因强烈的不良反应还会在美国一直继续到20世纪30年代。前西美之战中的战争英雄理查德·皮尔森·哈勃森就是这样一个人。来看看他于1927年2月在他自己宣布的“麻醉剂教育周”期间在电台上读的广播稿：

我们现在知道，大多数光天化日下的抢掠、胆大包天的拦路抢劫、惨无人道的谋杀和类似的暴力犯罪行为主要是由使用麻醉剂的人犯下的，这些人构成了令人担忧的高犯罪率的主要原因。麻醉剂上瘾比麻风病更具有传染性，也更难以治愈……这个问题决定了人类文明是否能永存，决定了世界的命运，也决定了人类的未来……

由于对滥用麻醉剂的危险（包括从“更多暴力行为”的危险到可卡因上瘾的危险）的夸大，唯一合理的设想就是，警方在不得不处理这些罪犯的情况下，要求得到更多的保护。因此，直到今天，有关麻醉剂的立法还是倾向于围绕两个关键来进行：禁止使用非法物质，购买更多更大的枪支。这恰恰正是这个世纪之交的时候对待可卡因的办法。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反对服用可卡因的院外活动集团不但打种族牌，还非常聪明地煽动另一个必定会引起反应的领域：性。几乎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异常性行为是服用可卡因的结果——不管怎么说，那些广告商不就是大肆宣传这东西是春药吗？汉密尔顿·莱特博士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犯罪和可卡因的文章，文章警告读者说目前的可卡因消费量是合法的医药用量的10倍——我们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毫无疑问，这种药被那些贩卖奴隶的人用来令年轻姑娘堕落，而且一旦养成了服用这种麻醉剂的习惯，这些女孩儿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会沦落到妓女的行列中去。

从性和可卡因只需要轻轻一跃就达到最具爆炸性的组合：性、可卡因和黑人。莱特于1910年在国会委员会面前做证说“可卡因直接刺激美国南部和其他地区的黑人犯强奸罪”。

这个恐怖故事还得出了符合逻辑的结论：

大多数南方白人女子遭受的袭击都是黑人狂热迷恋可卡因造成的直接后果。

黑人男子与白种女人发生关系？这足以使每一个敬畏上帝的美国人冲出去把自己的手枪换成大口径的。所有这些垃圾消息都是从哪儿来的？真的发生过嗜可卡因如命的黑人对白种女人进行性攻击的事件吗？

耶鲁大学的戴维·穆斯托博士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研究麻醉剂立法史的权威，他的回答是，没有这样的事。事实上，沃森上校声称的南部精神病院和监狱都“住满”了瘾君子的说法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穆斯托博士引用的是佐治亚州的刑事机构所收集的调查资料，该资料揭示的真实情况是，在2100个被关押的黑人中，总共有两个人是可卡因瘾君子。与威廉和莱特的报告相反的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卡因犯罪高潮。其实可卡因和麻醉剂上瘾只不过是一种用来很方便地解释南方的高犯罪率的方法而已，它为南方的执法部门的失败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穆斯托还指出，可卡因历史上的这一特殊时期碰巧同南方的动荡不安的时期——还伴随着大量的种族主义犯罪和私刑——相吻合。可卡因是个很方便的替罪羊。此外，正如2000年夏天我们在哈佛广场附近的一家旅馆见面时他向我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反对服用可卡因的争论背后还有一个更加隐秘的原因。

在20世纪之交的时候，美国政府没有权力针对宪法里没有专门列出的任何事情通过相关的联邦立法。这严重地阻碍了它的权力。“因而联邦政府的权力一直很小，它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干预南方的做法，例如，取消黑人选举权的做法，”穆斯托说，“在南方，人们强烈反对制定联邦法律来控制地方医疗服务行业。因为一旦制定此类法令并为宪法所许可，那就为选举人权力立法开辟了道路。”

政府里的鹰派对这种情形一点也不满意。因此，符合他们利益的做法便是，营造出一种非常令人担忧的情境来，好吓得南方人要求他们插手进来。一旦南方要求北方采取行动，联邦政府一只脚就踏进了门里——从此以后，联邦政府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插手南方事务了。“政府的一个方法，”穆斯托总结说，“就是让南方人对供应南方黑人可卡因的北方制药公司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相信这些黑人会对南方的白人实施暴力行为。如果让他们足够担心的话，他们就会支持通过控制可卡因销售的联邦立法。”

20世纪初的这些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瞎话恰恰折射出20世纪末的种族主义瞎话。当可卡因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再次出现的时候，只有少数的精英人士使用（因为它的售价太高）。然而价格一降下来，它也失去了唯我独尊的形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它。它忽然一下子变成了国家问题，那些一开始使用它的人——那些富人，有魅力的人，马上就不用它了。可卡因的地位降得越来越低，直落到社会底层，最后生产出了一种廉价又方便的人人都买得起的可卡因。这就是提纯可卡因。

今天，人们把犯罪高潮、各种各样的性犯罪和美国内部城市的瓦解都归咎于提纯可卡因。然而提纯可卡因问题的根源是阶级问题，而阶级问题的根源是种族问题。实际情况是，如果富有的、微笑着的、长着一口完美牙齿和漂亮头发、有着好工作的白人吸食可卡因，就不代表它会对社会带来多大危害。但是提纯可卡因——不幸的、穷困的、失业的黑人吸食的东西，就代表会对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麻醉剂很危险，还具有破坏性；少数族裔被视为是危险的，具有破坏性。这二者之间一定有联系。过去75年来美国所有的犯罪行为中有50%以上都归咎于麻醉剂，因为麻醉剂是一个没有能力责备自己的社会最方便的替罪羊。即便到了解释这些麻醉剂为什么会存在的时候，该责备的仍然不是美国消费者，而是种植这种东西的外国供应商。在美国没有坏人——只有受害人。

威利本人在《纯粹食物与药品法》之后的可卡因辩论中大大落后了。他坚信美国所有的产品中都不应该含有咖啡因，并以极大的热忱来追求这一理念——尤其是这还涉及他最不喜欢的公司：可口可乐。其实，在1902年的那起令人难堪的法庭案件中就有证人做证，说儿童对这种饮料上瘾，成年人喝得太多后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此后可口可乐公司就自动除去了饮料里所有的可卡因，不过还是把古柯作为它神奇的“7X”成分的一部分用来给产品调味。威利对这还不满足：他想要彻底禁止这种饮料。他对这家公司发动了一场长期战争，最终设法让美国陆军在1907年全面禁止饮用可口可乐，理由是里面含有大量的可卡因，而且酒精含量同啤酒一样多。军方后来认识到他在撒谎，便解除了这项禁令，但是威利还是不愿放弃。1909年，他没收了40大桶和20小桶的可口可乐糖浆，还试图以产品里含有毒素（咖啡因）和虚假广告（里面不含可卡因）的罪名起诉可口可乐公司。这个案子于1911年在田纳西州开庭审理，一连串的政府证人竭尽全力劝说法官相信可口可乐对社会是个危险因素。

威利笼络的那些科学家出示了证据，包括可口可乐令男孩儿手淫的报道，另外一个不是别人，正是亨利·赫德·鲁兹比本人的叙述，他证明说自己知道可口可乐糖浆有毒，因为他给一只兔子的肺里灌满了这种糖浆，兔子神秘地倒地死去了。除了双方都花了一大笔钱之外，案子没有任何进展。

到了这个时候，威利已经是大失人心，因为他认为和咖啡因一样，糖精也应该被禁止。他为了这件事接近罗斯福总统，有一段时间给总统讲禁止这种有毒化学物质的必要性，闹得总统怒不可遏。他不知道的是，罗斯福本人是个大糖精迷，每天都要在咖啡里加上点儿——“任何说糖精有害健康的人都是傻瓜，”他说。威利再也没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1912年他被解雇。不出所料，他继续作战。可口可乐的案子在经历了9年的法律之战后于1917年告终。尽管实际上什么都证明不了，可口可乐还是同意减少饮料里的咖啡因。

尽管威利有关食物和药物上瘾物质的悲哀呼吁方向不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必须对可卡因上瘾问题采取措施。紧随其后的完全禁止麻醉剂的行动标志着一场运动的开始，而这场运动最终导致人们通过了1919年的《沃尔斯特法案》——这就是禁酒令时代的黎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还导致了犯罪集团的产生，这种集团先是非法贩卖酒精饮品，后来贩卖麻醉剂来绕过禁酒令。此类犯罪集团在麻醉剂和酒精饮料方面有走运的时候，也有不走运的时候，但他们最终要为多年后可卡因的再度出现负责。

与此同时，大西洋对面的英国对可卡因却几乎不关心。到1900年的时候，可卡因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无害的药物，常常同女人联系起来。事实上，出于某种原因，可卡因总是拥有很多的女性追随者。100年前，它的追随者主要是女演员和妓女，她们服用可卡因是为了支撑自己完成晚间的表演（这简直是今天情况的预演，因为现在妓女最常见的形象就是为了维持毒瘾而走向街头的人）。可卡因在上层社会还同“有艺术气质的”人——那些被认为非常虚弱而且情绪化的人，联系了起来。1901年《每日邮报》的一篇报道还大大强化了可卡因的这种柔弱形象，文章称可卡因“在伦敦牢牢地站稳了脚，不是在一般人当中，而是在最聪明的人当中”。这篇文章还保证说吸食可卡因一直是“一种贵族化的罪恶”。

我们可以在此假设，同美国的情况一样，可卡因首先袭击的是医生和牙医这个社会阶层，因为他们对它早有耳闻，很容易就能得到它，更重要的是，他们买得起。最先付出代价的也是医生。《药剂师》杂志1901年的一篇文章指出“过去20年来创造出的所有恐怖事物中，吸食可卡因也许是最糟糕的一个”。然而在他们这一阶层之外，可卡因是游戏：在这一阶段，尽管已经有人指出可卡因是种罪恶而不仅仅是社会习惯，还是根本没有人关注它。

英国对立法反对致人上瘾的药物之事不太热心的原因之一是，它从对中国出售鸦片的交易中赚得了巨额财富。印度全部财政收入的20%是从麻醉剂贸易中而来的。这项收入实在是太重要了，以至于英国人为了保护这项利益于1856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因此，当美国人建议禁止鸦片贸易时，英国人并不热心。1909年美国在上海组织了第一届全球禁止服用麻醉剂大会，试图劝说其他国家禁止远东鸦片贸易。英国没有提到要停止自己的麻醉剂贸易，但也不想看起来太恶劣。因此，在经历大量的辩论之后，他们同意出席会议，但是他们在会上围着美国代表绕圈子，确保各国不会对任何重要事情达成一致。

会议结束后大家都回家了，晕头转向的美国人以为他们已经得到其他13个出席国的认可，同意削减并最终停止鸦片贸易。其实他们什么都没办成。美国小分队说，各国一致通过了9项决议。事实上一项也没有通过。不过，就连英国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迟早必须面对鸦片贸易的问题。但是该怎样拖延这一决定？美国人已经决定还要再开一次会，这次是在海牙。英国人坐了下来，开始炮制新的拖延策略。

海牙会议于1911年举行，尽管英国人设法避免对有关减少鸦片贸易做出任何严格的承诺，美国人还是逼得他们赞同减少鸦片贸易也许是必要的。在接下来的会议中，英国粗暴地撕毁了前面的协议。一开始他们宣布说这次会议应该将眼光放远点，不光要讨论鸦片问题，还要把可卡因问题包括进来。直到今天也没有谁敢肯定他们当时为什么这么做：也许他们对全球毒品交易很实事求是吧。但是也有人指出，他们了解德国（美国毒品谈判中的盟友）当时是世界上头号可卡因制造商，所以知道这种做法一定会带来麻烦。事实果真如此。为了把可卡因问题包括进来，德国必须向大会提交其可卡因生产的所有细节。但是德国人不想把自己在全球毒品贸易中的商业利益暴露给竞争对手。再一次，一切都要往后延期。一位英国外交官后来回忆说，海牙会议是“为隐藏彻底的失败……挽回面子”。

然而，美国人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阻拦得了的，他们又组织了一次会议。在第三次会议上，各国最终同意所有与会国家都尽量减少危险麻醉品贸易，目的是最终完全停止这方面的交易。所有危险麻醉剂从此都应该受到限制，只能用作纯粹的医学用途。这下美国人高兴极了。剩下的工作就是要让那些没有参加会议的国家认可这项协议。这能有多困难？

这次会议于1914年6月25日正式结束。三天后，斐迪南大公被暗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蓦地一下子，人人关心的都是相互残杀而不是相互拯救，国际禁毒努力搁浅了。

对英国而言，这场战争才真正将可卡因放到了重要位置。伦敦是从前线下来的士兵度过长长的周末假期的第一站，但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对旅游景点不感兴趣。他们想喝酒。令人毫不吃惊的是，伦敦西区的私人俱乐部和酒吧活跃了起来：这里满是金钱、故事，显然还有许多年轻人，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钱留到以后再花。

当局意识到伦敦西区中心所发生的情况后，对勇敢的英国小伙子们的健康非常担心，认为他们是在堕落。此外，当开往前线的时候，他们也许会遭受宿醉的痛苦，无法正常作战。非法俱乐部遭到警方突袭并被关闭，妓女被包围逮捕。一项彻底禁酒的禁令也被提了出来。当时差一点实施了全面禁令，不过还是规定酒吧和餐馆夜晚9点半必须关门，下午也不许营业，以阻止有人酗酒——这个习惯在整个英国一直继续到20世纪80年代。国王宣布说他和王室成员在战争期间完全禁酒。

从前线下来的士兵可是绝不会效仿他的。他们要喝酒，喝很多的酒。他们夜晚9点半以后也不想回去。所以他们就到那些警方想关闭的廉价的地下场所去。酒还是很贵，那儿还有可卡因：他们既然已经违反法律夜晚在外面逗留，那么来上一点能让人熬上一夜还感觉很不错的粉末又有什么害处呢？饮酒俱乐部的秘密性质特别适合进行毒品交易：秘密、淫荡、无法无天，还有钱。《晚间新闻》报在1916年对这一新潮流做了报道：

吸食鸦片的狂热正在渐渐增长，现在我看到其他人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上面来。伦敦西区的波西米亚人一直听到一些现在发生的黑暗故事。但是更流行的是人们开始使用兴奋剂可卡因。它使用起来如此容易——只需吸入鼻孔即可……前一天清洁工人在某个场所的女盥洗室里发现了满满两大桶丢弃的圆形小纸盒——被遗弃的装可卡因的盒子。

英国在1916年经历了它第一次真正的毒品恐慌。“有迹象表明，可卡因上瘾正在伦敦蔓延开来。”《晚间新闻》报这样警告道。必须采取某种措施。要是我们的小伙子醉醺醺地从法国回来怎么办？很快，所有人便都携起手来反对可卡因。新闻界有关可卡因的轰动新闻更是煽风点火。《每日年鉴》报道说，可卡因情况在过去6个月里已经恶化到“真正疯狂”的地步。《晚间新闻》认为，服用可卡因的做法正在“像野火一样在社会各个阶层蔓延，它将毫无疑问地成为仅次于酗酒的最常见的服用麻醉剂的形式”。

前线的英国士兵面临很大的威胁：必须保护他们免受这种可怕药物的伤害。《泰晤士报》把可卡因称为是“比子弹还致命”的威胁（也许许多从前线回来的人宁可到可卡因那儿碰运气，也不愿找子弹：他们在可卡因这里的运气要好得多）。有报道说前线的战士在冲锋陷阵前会服用可卡因来镇定神经。法国方面报道说可卡因是早期飞行员特殊的心爱之物：

可卡因给服用它的一些空中斗士注入了冷静而清醒的兴奋感——兴奋剂中只有可卡因才能产生这样的感觉……同时，它对他们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毫发无损。有人也许会说，可卡因令他们更加坚强，因为它摧毁了战士面临危险的想法。

许多飞行员在战斗中都服食可卡因，这似乎不太可能，但是其他军队肯定在服用它。澳大利亚新西兰军团的士兵就特别偏爱这种麻醉剂：给这些晕头转向的士兵看病的是不合格的实习医生，他们干脆给士兵分发可卡因和吗啡。但是可卡因对军队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泰晤士报》对此毫无疑问：

对于遭受神经紧张，承担艰苦工作的士兵来说，可卡因一旦用上了，就必定会变成可怕的诱惑。它会暂时消除他的不适、疲惫和焦虑情绪；会带给他虚假的体力和精力。但是它也会最终让他变成一个毫无价值的士兵和一个毫无用处的人。

对军队首领而言，可卡因对军队效率带来的威胁太大了。该是行动的时候了。1908年的一项法案已经覆盖了可卡因问题，将之列入“毒药”一类，这样一来，可卡因就受到了某些规定的制约。军方决定严厉地强制执行这些规定。1916年年初，许多药剂师因为没有合适的原由便出售可卡因而受到起诉。但是，这也很难阻止这股潮流：俱乐部里服用的可卡因大部分来自于黑市，当时可卡因甚至不属于非法药物。

报道普遍是这样说的：英国军队里的可卡因瘾真正的根源在加拿大军队身上。尽管英国战前就可以买到可卡因，只有在加拿大人（他们自己也是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这个习惯）给英国人演示了服用可卡因有多快乐之后，英国人才上了瘾。弗朗西斯·切斯特是个早期的瘾君子，他在自传中写道，在他1915年同军营一起从加拿大回来的时候，整个伦敦中部很容易就可以买到可卡因。同样，另一个早期的瘾君子塞西尔·德·莱诺写道，可卡因在1915年的伦敦西区到处都可以很容易地买到。他说，“从莱姆豪斯区到汉默史密斯区”一次卖给他一克可卡因却什么也不问的药剂师，他至少认识有一打。

媒体把可卡因和鸦片描绘成狡猾的德国佬腐化英国战士的阴谋的一部分，最后在1916年5月，任何被抓住为军队人员提供麻醉剂的人，军方将对之实行一项特殊的威慑令：入狱6个月。但是，要保护英国军队的安全，光这样是不够的，因此在1916年7月28日通过了《领域防务法案》的第40B项，禁止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向军方人员销售含量超过0.1%的可卡因和鸦片产品。这项规定最终变成1920年的《危险药物法案》——这标志着英国禁毒立法的开始。

在《领域防务法案》通过三个月后，一个委员会聚集在内务部调查可卡因问题。从表面上看，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可卡因和未登记的牙医的问题（伦敦有大约7000名无照经营的牙医；限制向他们销售可卡因会让他们破产），但可卡因上瘾的问题似乎更加吸引人。委员会长时间地讨论了人们服用可卡因的原因、它作为春药可能产生的效果和“放荡的女人”利用它来麻醉英国军人并抢夺他们财物的可能性。尽管这里面存在大量的夸张成分（“以前服用可卡因的人为了得到可卡因连谋杀都干得出来。”英国军士报告说），大家还是普遍认为，可卡因的问题实际上没有那么严重，《领域防务法案》是一项非常有效的立法。

美国人那时也已经制定了一项类似的立法。他们在可卡因上瘾方面已经比英国早了10年——哈里·安斯林格即将成为美国第一个麻醉剂专员，据他估计，美国有20万人染上了可卡因瘾。《加拿大制药杂志》估计的数字还要高——有600万人。因此，美国1914年通过了《哈里森法案》，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的禁毒立法，规定所有麻醉品必须只能由合格的人员管理，这些人必须对药物的使用情况进行详细的记录。没有正当文件的情况下企图销售麻醉剂的，要受到长达5年的监禁或2000美元的罚款。对销售可卡因所做的判决最终提高到1922年的5000美元罚款或10年监禁——比销售海洛因的量刑要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人们才真正开始试图削减全球可卡因的消费量。按照《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可卡因生产国德国被命令必须服从《海牙公约》的协定。可是这对约束英国的可卡因使用情况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人们刚刚从战争的压力下解脱出来，把可卡因用作娱乐用途变得非常流行。当然，能找到可卡因的地方是伦敦：在西区，聚会永远开个不停，这里是毒品文化形成立足之地的理想场所。年轻又聪明的人群更是巴不得在肮脏、常常还是非法的私人饮酒俱乐部逗留，他们在那儿肯定会接触到伦敦的黑社会。这是进行毒品实验最成熟的环境。尽管销售没有处方的可卡因是违法的，饮酒俱乐部里的厉害人物还是一定能接触到可以搞到些可卡因的人——如果价格合适的话。对许许多多有钱人而言，情况往往都是这样。也许是因为人为造成的高价，可卡因多数情况下还是由专业人士服用。《每日邮报》是这样报道的：

可卡因聚会早就已经成为伦敦西区的某些专业阶层人士所追求的生活特色。它在战前就已经存在，尽管有法律限制，现在还是非常活跃……在伦敦的一些房子和公寓里，男人和女人、高级律师、政客、女演员、音乐家和其他人聚集在一起吸食几剂可卡因，享受一夜狂欢。

与此同时，英国警方展开了一系列大胆的诱捕行动。在索霍区，便衣警察接近看起来有可能贩毒的人，试图向他们购买可卡因。警察发现这些可卡因大多数来自于私下里接受贿赂的合法的药剂师。然而，随着被捕的药剂师日益增多，可卡因供应开始减少，有胆量的走私分子开始利用新方法把可卡因带到英国来。塞西尔·德·莱诺本人就目睹了一次可卡因走私活动：小船在隐蔽的埃塞克斯河口把药卸下，装进小汽车里，然后直接运送到伦敦。他说，麻醉剂来自荷兰，巧妙地伪装成雪茄运输。如果运输麻醉剂的是条大船，药便封入防水容器里，在船开进码头前扔到船外，夜晚的时候再用小渔船打捞上来。更复杂的是把带有防水包装的货系在一大块海盐上，货就会沉下去，盐完全溶解后才会再次浮上来，这时海关和警方早就走了。

尽管英国警方一开始的时候打击可卡因很有成效，清除了大街上的可卡因，但是这样一来，可卡因的价格就会提高，从而使得毒品走私更具诱惑力。有人问1922年逮捕的一个德国毒贩为什么要走私毒品，他指出他在德国买的价值30英镑的可卡因到了伦敦价值就超过3000英镑。随着警方的警惕性越来越高，毒贩也设计出了新方法来绕过海关。1922年《晚间新闻》上刊登的一篇题为“可卡因走私者的惊人伎俩”的文章报道说，在最近的抓捕活动中发现，可卡因藏在鲜花、蔬菜、德国泡菜、墨水瓶，甚至是猎犬标本里（要不是涉案的女人在快要通过海关前打开标本取出一些可卡因来给自己增强体力，她本来是可以逃之夭夭的）。与此同时，养鸽人也在利用信鸽从欧洲中部地区走私可卡因：把可卡因系在鸽子腿上，然后放它们回英国。《晚间新闻》报道了一起把可卡因藏在木制纪念碑模型里面的走私案子——这个计谋毫无品位，“只有德国人的脑瓜子”才能想得出来。

英国人愤怒了。国会里有人在大声呼吁。一位议会成员认为，贩卖可卡因的人应该遭受鞭笞，因为“这些外国人除了这什么都不怕”。法庭对他们也同样毫不同情：一个塞浦路斯人同一年走私了“6000剂”的可卡因到英国，他犯了个大错误，竟然试图把药卖给一个药剂师——英国仅有的几个自己可以买到可卡因的人之一。“愚蠢”似乎不是个能减轻犯罪情节的合适理由。“我真希望我们能枪毙你，你这个流氓。”地方法官咆哮着说，接着判了他最长的刑期。

可卡因灾难横扫欧洲。塞西尔·德·莱诺1922年来到巴黎，他发现那里的“可卡因比我所到过的其他任何地方使用得都广泛”。10年前的医学杂志报道说，巴黎超过50%的妓女都使用可卡因。受打击最严重的地区是蒙特马特区以及巴黎周围的夜生活区：豪尔区、拉丁区和香榭丽舍大街上几个非常时尚的场所。从巴黎警方1920年的记录可以看出，他们在巴黎没收了70公斤的纯可卡因，但是直到1924年，全国禁毒小分队只有8个人。

西班牙也遭受了打击。警方报告说，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出现了专门的“可卡因俱乐部”。比利时也同样如此，当地的医生报告说可卡因服用者清楚地分为四类人：知识分子、身体有病的人、精神不稳定的人，以及那些从事卖淫行业的人。在意大利，情况还要严重得多，一家主要精神病院的主管在1920年提醒人们提高警惕，因为由可卡因造成的偏执妄想症，导致入院人数大幅增长。这也许并不令人吃惊：正如他指出的那样，这时的意大利人认为，一天用上5克可卡因才算时髦。

德国人也有了麻烦。因为无法保证一直可以获得充足的古柯供应，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都在囤积可卡因。战后的德国筋疲力尽，负债累累，还要支付数额巨大的战争赔偿金。德国国内的黑市火爆；金融上的萧条和精神上的压抑使得人们必然会寻找某种能让他们轻松点的东西来调剂一下。囤积的可卡因开始神秘地消失——结果只是出现在大街上。从一条记录上可以看出，直到1920年非法的可卡因还可以在药店买到，不需要任何处方，分量大到一次卖出一公斤。毒贩买上大量的可卡因，掺入大量的杂质，然后按照其实际零售价值的7倍或是8倍的价格在大街上出售。精神病诊所一直在加班加点，因为有很多看起来很健康的德国青年由于可卡因引起的偏执妄想症而入院治疗。究竟有多少人，至今无人知道。一家德国机构从1916~1921年因可卡因中毒而接纳的入院人数猛增了近10倍。就连瑞士也出现了问题。自从1916年军队开始撤退回国，后面就很快跟上了依附者——巴黎的妓女，她们还把吸毒的习惯带到了瑞士。瑞士精神病学家汉斯·梅尔在他1926年出版的经典之作《可卡因上瘾》中研究了20世纪20年代瑞士可卡因上瘾的程度，描写了100多个严重的上瘾病例。（他曾经目睹了他的一个病人竟然服用了19克的可卡因！）他注意到，可卡因瘾君子所遭受的所有常见的症状，包括鼻炎、鼻孔之间的隔膜穿孔（最早的记载出现在1904年；“用鼻子吸”可卡因的方法可能在20世纪之交开始于穷人当中，因为穷人买不起上层社会极其迷恋的注射器），以及心脏不适。他饶有兴趣地发现，正如多年以前的印第安人早就说过的，以及曼特加扎在1859年提到的那样，可卡因的的确确对提高肌肉的能力和耐力具有耸人听闻的效果：

在可卡因的作用下，个体能够具有相当的平衡和杂技本领，而这种本领需要他们的肌肉具有正常状态下无法达到的紧张度和灵巧性。我的一个病人完全处于幻觉中的时候，能够像一只猫那样灵巧地爬上一栋多层楼房的前墙。

梅尔对一种特殊的可卡因副作用特别感兴趣：幻觉。弗洛伊德的朋友，恩斯特·冯·弗莱施尔·马克索夫是第一个体验到奇怪的幻觉的人——他感觉到有蛇或昆虫在他的皮肤下面爬。产生幻觉的不止他一个人。人们很快便清楚这是可卡因中毒常见的一个显著特点，人们给它起名叫马葛南综合征，这是以曾经在1889年研究过这种病的一个法国医生的名字命名的，不过人们更熟悉的是它在街头巷尾的名字：“可卡因虫”。德国医生路易斯·莱文报道了使用可卡因的人在妄想之中会怎样试图消除这些触觉上的幻觉：

外围神经的不正常感觉会导致病人相信自己的皮肤下面有动物。其结果往往是病人为了清除身体里的异物，会造成自我伤害，而且在虚假的主观印象影响之下，还会伤害他自己的家庭成员。一个女人为了杀死“可卡因虫”，用针刺伤了自己。一个男人忍受着胳膊和双脚产生的阵痛和疼痛感，以为自己正在遭受电刑。他认为自己可以看见连接在自己身体上的电线。

在上瘾程度不那么严重的人身上，可卡因产生的妄想没有那么严重：梅尔发现比较有技术头脑的病人吸了毒精神恍惚之际，一般会把时间花在发明不同寻常的小玩意上。他的一个病人设计了一个复杂的机器，可以在战场上把敌人一扫而光。其他病人一次又一次解决了永动机的问题，等到药劲儿过去了，他发现他们只不过是在纸上涂下大堆的胡言乱语罢了。“‘一战’期间，”梅尔指出，“法国战争部收到了可卡因瘾君子们幻觉之中研究出的大量方案。”

德国的可卡因产业由大约10个公司组成，全都坐落在距法兰克福80公里的范围之内。这些公司里最出名当然是默克公司了。早在1910年，它每年就大约生产0.53万公斤的纯可卡因——75%用于出口。在战后的不安情绪与毒品上瘾增多的影响下，你可能以为德国人会放慢其可卡因生产的步伐。事实恰好相反。可卡因在世界市场上是价值极高的一种产品，也是少数几种能够赚取硬通货的产品之一。

德国人大大提高了可卡因的生产量。在一次又一次的毒品没收行动中都在装有可卡因和海洛因的容器上发现了德国制药生产商的商标和标志。1925年的前4个月，光是德国就向瑞士出口了超过1500公斤的吗啡、554公斤的海洛因和516公斤的可卡因。但是这些麻醉剂要到达的终端市场显然比瑞士远得多：这么多的海洛因足够供应瑞士合法的医疗需求150年。

德国这一招很聪明。尽管所有的国家都不得不认可《海牙协议》，但仍有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慢一点。瑞士就还没来得及认可它，所以通过瑞士运输麻醉剂并不违法。到瑞士后这些药再运往何处，那就谁爱管谁管了，反正德国已经赚到了钱。当瑞士不得不遵守新的国际禁毒法的时候，这个漏洞便堵上了。不过没过多久，又出现了其他的漏洞。

从1921年开始，国际社会引进了一种新的系统来监控危险药物的国际运输。这个系统要求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具有进口和出口证明。出口可卡因之前，买方需要向卖方提交一份证明，说明出口危险药物已经获得了法律许可。卖方国家要证实这份证明是否真实，然后提供这批药物所附的本国出口证明。交易双方都必须为药物交易进行精确的记录。人们希望这样一来，只需要查阅这些记录，就可以追踪到世界上一国与另一国之间的国际毒品运输而不致让这些药物不知所终。不幸的是，这个系统实际上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

从一开始，禁毒协定就只规定了一些化学物质为非法药物。聪明的毒贩意识到，只要把毒品转化成其化学变种，就根本不需要什么国际证明。可卡因和海洛因被伪造成不违反法律的形态，公开运输到世界各地，等到达了目的地，再转换成海洛因和可卡因。

一家著名的瑞士药物公司的一桩生意轰动一时。它交易的是一种显然无害的叫作乙酰基丙酰吗啡的化学物质，直到1928年才有人指出，这种物质很容易就可以转化成吗啡。瑞士方面知道这种化合物并不违法，干脆把它邮寄到市场国。另一种绕开国际规定的方法是把可卡因从制造商那儿直接运送到该制造商在购买国设立的跨国子公司那里，而不是运送到购买者那儿。这样一来，可卡因尽管到了国外，可是从技术上讲仍然属于制造国的财产。这样就不需要任何进出口许可证。可卡因一旦到了国外，当然就进了当地的黑市。对这种走私行为的量刑很宽松：1925年在汉堡被捕的一个贩毒集团承认他们在过去的两年里把“成百上千”公斤的可卡因运送到了世界各地。这个集团里只有一个成员被判监禁——入狱一个月。

渐渐的，随着国际立法和警方执法日益严格起来，此类的漏洞都被堵上了。不过最大的一个漏洞还是运行了近10年。1928年，警方在鹿特丹城对一艘货柜式货船进行的突击搜查中查获了60公斤的可卡因，这是第一次有迹象表明实际存在着一个能制造各种各样麻烦的庞大的国际走私组织。警方在调查过程中暴露了一个情况：形形色色的国际制药工厂都发现荷兰尚未认可有关麻醉剂进出口证明的国际协定。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只要通过荷兰，危险药品交易就能合法起来。这60公斤的可卡因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据披露，一家位于荷兰的那顿化工公司，在仅仅18个月的时间内就运送了850公斤吗啡、3000公斤海洛因和90公斤可卡因——直接进入黑市。1927年，一家瑞士制药公司罗斯勒·费尔斯公司通过那顿化工公司运输了4349公斤的海洛因。该年度全世界海洛因的合法市场也不过是1700公斤。毒品运输的数量令人震惊：国际联盟秘书处总结说，从1924~1929年4年间，光是通过那顿公司直接进入黑市的可卡因就超过6吨。

那顿化工公司大多数非法交易的路线都要通过亚洲。这些荷兰人一直都很狡猾。这个“世界毒品交易中心”完全用烦琐的官僚作风把自己包裹起来，如果有案子上了法庭，也能设法证明那顿化工公司没有违反任何荷兰法律。只是在国际社会的沉重压力之下，荷兰最终停止了毒品交易。这个时候，就连荷兰人也意识到可卡因是一个坏消息：有证据证明荷兰人在尝试自己的产品；全国到处涌现出了可卡因瘾君子；荷兰政府惊恐万状地读到，医学杂志报道说可卡因竟然导致男人发生双性恋。国际立法上的最后一个漏洞也堵上了。

然而最大的毒品贩子只不过才刚刚开始采取行动。尽管日本参加了所有反对可卡因的会议，签署了所有的协定，但它还是要实施它自己的计划。

日本一开始是从德国和英国获得可卡因，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政府担心日本帝国这种珍贵的药品可能不够用。为了保护可卡因的供应线，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古柯种植园和精炼厂。日本开始在中国台湾种植古柯，还一直观望是否有机会购买荷兰人在爪哇的种植园。在国际社会进行禁毒立法后，这些种植园很快就失去了价值：因为反对古柯的立法已经产生，可卡因的合法市场太小，不足以维持这些种植园。爪哇的古柯庄园主开始出现了亏损。他们便把种植园卖给了日本人。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年可以生产超过1500吨的古柯——足以制造出15吨的纯可卡因。日本人开足马力增加产量。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南美洲购买土地（他们仅在秘鲁的种植园就达到大约3000平方公里），在冲绳和硫磺岛开辟新的种植园。

然而，美国制药巨头派德公司的名字再一次出现：日本在古柯种植和可卡因提炼方面的专家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科学家，名叫高峰吉丈，他在1901年成为第一个分离出了荷尔蒙肾上腺素的人。此后他在派德公司工作，掌握了可卡因产业化生产的各种秘密。他带着这些知识回到日本，为一家名叫“三共株式会社”的日本制药公司担任顾问——这家公司碰巧一下子变成了日本最大的可卡因制造者之一。毫不令人吃惊的是，继日本对可卡因贸易的大量投资之后，这家公司很快成为国际可卡因生产名单上的头号厂家。国际权威很快清楚地认识到，日本正在进口（而且还在生产）多到它根本就用不完的可卡因。

日本1929年对外宣布的可卡因产量为320公斤，而他们实际生产的可卡因超过100吨。

日本的这种非法可卡因交易活动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弄清楚。尽管如此，他们的交易量足以大到令太平洋西南战区的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大感震惊，以至于要求美国的联邦麻醉剂专员哈里·安斯林格在对日作战取得胜利之后派出一队人马处理相关事宜。安斯林格对这次行动的规模之大非常吃惊，而非法的麻醉剂交易也是日本在纽伦堡受审时要面对的指控之一。

不难看出，日本政府支持这种贸易。一开始，美国和欧洲的麻醉剂立法者还在对日本显然过于庞大的可卡因和鸦片消费量感到迷惑不解。然而很快，没收的走私可卡因揭露了事情的真相。这些毒品开始出现在亚洲地区，包装在印有日本制药公司名字的盒子里。再没有什么地方比在大英帝国的珍宝（印度）发现这些盒子更能制造恐慌了。

印度从1883年起一直在尼尔吉里山区种植古柯，每年从马德拉斯向英国出口约1800公斤的古柯叶子进行加工。然而印度的可卡因不是印度古柯的产物——先是从德国，接着是从日本走私进来的。当时富有的地主开了些可卡因治牙疼，发现这种药具有让人愉悦兴奋的作用。服用可卡因的习惯很快沿着广阔的铁路网络蔓延到整个大陆，最后出现在孟买、加尔各答和德里的贫民窟。印度可卡因消费的主题与世界其他地方可卡因消费的主题完全相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同一出版物摘录下来的简短报道就可以看出。先是性：

在印度，人们发现大多数的受害者都错误地认为可卡因能够大大提高性交的快感。

接着便是犯罪：

要是说绝大部分的侵占他人财物的犯罪都是那些习惯性沉湎于可卡因不可自拔的人犯下的，这并不是夸张。

还是同英国一样，可卡因常常是女人服用的东西：

在撒哈兰普，有些女人们常常到曼达尔（寺庙）去进香。她们内衣里有个秘密的小口袋，里面放着装有1/8打兰可卡因的小瓶，到寺庙出售……

到1902年的时候，根据当地一名医生凯拉斯·羌德·鲍斯的说法，可卡因夺去了大批加尔各答人的生命。鲍斯非常担心——有那么多的人染上了可卡因瘾，他说，很快政府就不得不给他们修建酒鬼收容所。他举了几个自己收治的不幸病人的例子：

……H，29岁，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说话没有头绪。他极其害怕遭到警察追捕，这种恐惧让他发狂。在大街上漫无目的闲逛的时候，如果他看见任何白色粉末，便会小心地拾起来放在舌头上咽下去，然后说这不是他想要的东西。他现在完全靠别人的施舍生活。

《英国医学杂志》刊登了这个悲剧性的报道。“如果这种邪恶要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理的话，”它认为，需要采取“制约措施”。这个问题特别难以控制，因为它太普遍了：所有的印度社会阶层都服用可卡因，富有的上层世袭阶级出于一时兴趣服用它，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穷人从街上买来信封装着的称为“里发发斯”的毒品，靠服用它来解除饥饿感。也许可卡因蔓延得这么快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人们总是把它同槟榔（全印度上下都喜欢嚼的一种常见的轻微兴奋剂）放在一起嚼。加一点点可卡因会使得槟榔嚼起来的效果格外好，还令服药的过程不至于让人们感觉太陌生。可卡因常常作为槟榔卖给富人——家里人发现这东西让他们感觉这么好，马上就会订购更多槟榔。据估计，大城市里每1000个居民中就有5~10人染上了可卡因瘾，而德里城的这个数字高达每1000人中就有20个瘾君子。

英国当局对东方的可卡因消费极其担忧。种族主义再一次起了作用：如果英国或美国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白人都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毒品消费，那这些不识字的土著又能怎么样呢？《英国医学杂志》认为“东方种族特别容易对神经镇静剂上瘾”。《泰晤士报》同意这一说法，还警告说可卡因只要三个月就能夺去一般印度人的生命。英国当局开始积极追捕拉加帕特的可卡因贩子，并详细统计整个大陆突击搜查情况。

他们的一份原始报告今天还保存在大英图书馆的东方和印度官方收藏部里。1912~1913年的记录表明，单是孟买就没收了大约67.5公斤的可卡因。丙戈尔省查出了多达169公斤的可卡因——光是加尔各答就占了154公斤。缅甸紧跟其后，查出了78公斤可卡因。直到1930年，印度当局估计他们查出的可卡因还不到非法进入印度的可卡因总量的2.5%。如果这个数字准确的话，我们可以推测出加尔各答一年大约要消耗6000公斤的可卡因——如此大的数目，使得可卡因在印度大肆流行，成为20世纪秘而不宣的大灾难之一。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时候，据估计有25万~50万印度人定期服用可卡因。

到1922年，从文件中的一个注释可以看出，查封的可卡因产地不再主要是德国，而是变成了日本。不断出现的脚注还证实了当时可卡因急遽膨胀的价格：合法可卡因的售价是一盎司30卢比，它在黑市上的价格高达150~200卢比。尽管查获的可卡因数量从1912年的322公斤下降到1936年的59公斤，这仍然只代表了毫发无损地进入黑市的可卡因实际数量的极小部分。

日本对印度的可卡因贸易达到了如此猖獗的程度，以至于英国内务部在1930年派J·斯莱特里勋爵到远东地区调查。斯莱特里发现，走私分子转移的大量可卡因上都标有富士鹤、佛或是大象的商标，但是这里面没有一个是有资质的生产商。有两次没收的可卡因上还贴有已知的诸如“保灵曼”之类的德国制药厂家的商标，但这些都是很容易辨认的假货，因为上面的单词都拼错了。这给斯莱特里明显的印象是，这些可卡因都源于日本，但是他从日本当局那里却无法获得任何帮助：

当我提出这次到日本访问的问题，并表示自己的调查不会超出询问的范围……日本政府……表现得一点也不热情……每一个案子得到的回答都是，关于这件事，我们没有任何发现，你们提供的细节不充分，不足以作为调查的起点。

即便把特定的非法毒品交易活动的详细情况递交给日方，他们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926年，调查人员在香港开展的一次缉毒行动中逮捕了一个毒贩子，从他的小屋里搜出了一系列的电报，都是发给神户一个叫伟基的家伙的，或是从伟基那里发来的。所有这些电报都同可卡因交易有关。可是当把伟基的详细资料交给日本政府后，他们竟然奇怪地找不到他。可笑的是，伟基的电报还在不断地发过来。其他调查线索也同样被斩断：斯莱特里把一份印有富士鹤的可卡因包装纸拿去让人分析一下是谁制造的。他得到消息说这是日本富士公司制造的，打包的线也是日本产的，这个情况后来被确认是准确的。他把这个情况提交给日本当局，对方却竭力告诉他说这和日本没有任何关系，包装纸可能来自任何国家。当听说印度大街上出售的可卡因掺假掺得非常厉害时，他们很认真地告诉斯莱特里说那不可能是日本货，因为日本只生产百分之百的纯可卡因。

接下来日方领着他去参观了一家可卡因工厂。后来发现那不过是几间肮脏的屋子和一个上了锁的仓库。这个地方的规模似乎证明它只能生产少量的可卡因。斯莱特里对此并不惊奇。“我不相信他们领我看的工厂同生产可卡因有任何联系。”他写道。最后，他被这个国家无休无止的官僚主义弄得筋疲力尽，只好放弃调查回家去了。

截至目前，我从日本内务部的朋友那里几乎没有得到什么信息；但是我在那儿的受欢迎程度已经渐渐消耗殆尽。他们借口工作压力大，问我打算什么时候离开日本；我们最后一次会面的时候，他们还叫走了译员，因为有人说别的地方需要他……就主动提供信息或是其他形式的合作而言，我对东京、神户和大阪警察局的采访证明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再回到印度来。尽管英国中央情报部在印度建立了专门处理可卡因问题的分支机构，印度当局逮捕这种秘密交易背后的罪犯还是有困难：很少能抓到贩毒重犯，因为他们的毒品交易总是隐藏在其他合法的生意背后。同今天的情况一样，被逮捕的参与可卡因交易的一般都是低层次的走卒和中间人。真正的参与者很少暴露身份，他们会保证自己的双手干干净净。

第8章 好莱坞的宠儿

国际社会在禁止非法可卡因贸易方面所做的努力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服用可卡因作为社会消遣方式的现象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报纸仍然定期吹嘘又一次的可卡因突击搜查行动，或报道又一个麻醉剂狂死亡了，然而这些文章大多是警方的公关行为——查获毒品的消息会有助于他们树立良好的形象。这不是说警方的工作干得不好：到1928年，美国所有联邦监狱里的犯人有1/3是因为违反了《哈里森法案》入狱的。吸毒者进了监狱，这一劳永逸地证明毒品会驱使人们犯罪。不管怎么说，如果这些人不是罪犯，那他们待在监狱里干什么？这是个事实上存在的观点，它证明了犯罪行为和吸毒之间所有更深层的联系都是正确的。没有入狱的吸毒者也被监禁在为瘾君子们新建的机构里。这种地方与其说是戒毒中心，不如说是军方的新兵训练营。自然没有谁非常渴望到那儿去。

但是可卡因从大街上消失，并不仅仅是因为警方的干预。20世纪20年代和1930年出现了安非他命——这是一种价格便宜、合法，显然还很安全的兴奋剂，实际上具有和可卡因同样的功效。安非他命插了进来，取代了可卡因，而且既然使用它也不违法，那警察就给自己找点别的事情做一做。在美国，大麻成了他们的新目标。到30年代的时候，纽约市长委员会总结说“可卡因作为上瘾药已经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这个委员会说得对：可卡因上瘾的问题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在大西洋两岸都消失了。在英国，据报道，吸毒的问题到1924年的时候就“逐渐减少”了，从记录上看，1921~1925年间宣判了239宗与可卡因有关的案子，接下来的4年里这个数字下降到只有27宗。在如此严厉的刑罚之下，极少量的吸食可卡因的行为都非常隐秘，以至于70年后，我们唯一能找到的有关吸食可卡因的资料，只有当时的流行文化提及的只言片语。当时的流行歌曲记录下了公众对可卡因的态度：孟菲斯陶瓶乐队1930年的一首名为“可卡因瘾蓝调”的歌里唱到“……可卡因瘾非常坏……我所有瘾中它最最坏”。著名蓝调歌手利德贝利曾录了一首《热舞之歌》，最初的歌词是这样的：

可卡因是给马不是给人用的；

医生说它会要了你的命，就是不说什么时候要；

唱吧甜蜜宝贝，甜蜜宝贝，芳心归我好不好？

让我吸一点吧。

另一首传统歌曲《可卡因莉尔》记录下了同名女主人公的命运：

一个冰冷的夜晚她去参加白雪聚会，

路上她吸了一点儿马上就容光焕发。

嘻嘻哈哈的麦吉和醉醺醺的斯里姆，

还有坎纳克·里兹和颜西·吉姆。

早上3点半的时候大家全都像棵圣诞树似的精神焕发，

于是莉尔回家躺到了床上；

她又吸了一点，这下可要了她的命。

他们给她穿上可卡因衣裳抬了出去：

她戴着顶雪鸟的帽子插着朵鲜红的玫瑰；

在她的墓碑上你会看到反反复复的这一句：

“她虽死犹生——一直都在吸可卡因。”

流行文学中也出现了对可卡因负面形象的描写：《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在1928年的作品里描绘了几个堕落的人在同性恋妓院使用可卡因的故事，其中一个人物维克提斯·德·圣菲阿西因为可卡因而毁了容；法国诗人让·考克多写到有人试图用可卡因来自杀。《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清楚地描写了吸毒行为，并指出这篇小说曾遭到编辑的拒绝，因为“我们不出版有关吸食可卡因者的故事”。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她的惊险小说里也不时提到吸食可卡因的人：一般是讲有钱的老太太为了毒品抛弃了一切。英国著名推理小说女作家桃乐丝·赛尔丝描写了一宗有关可卡因的国际阴谋，最后导致悲剧和死亡。雷塔·伯克在《亲爱的毒品》里继续了这个潮流，描写女主人公克莱尔哀求男朋友罗伊说“给我点毒品吧，亲爱的！给我点可卡因吧”，后来每个人都因染上毒瘾而死去。这些描写加深了公众对可卡因的负面认识。在美国，“毒品”这个词以前指的不过是任何类型的麻醉剂，现在有了新的含义。很快，“吸毒者”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词语，最终“毒品”这个词本身变成了“傻瓜”的同义词。

然而，可卡因危险的一面再加上它越来越罕见的事实，更为它增添了某种有悖情理的神秘色彩。可卡因——罕见、危险，却又唯我独尊，总是能够吸引社会上的某些人：不但吸引严重依赖毒品的瘾君子，还吸引附庸风雅、放荡不羁的那类人，以及心怀不满、见识不及金钱多的上层社会人士。欧洲就是如此。我们在柏林或巴黎的大街上很少听说跟无家可归的堕落者有关的事，却听到大量跟颓废的贵族进行狂欢和欧洲王室稀奇古怪的癖好有关的事——包括他们对可卡因的使用。

真正琢磨着干些肮脏勾当的一群富人是纳粹党。过去的30年里一直有报道声称德国纳粹的高级将领特别偏爱可卡因。据说赫曼·戈林是个专职瘾君子，也有谣言说纳粹副元首鲁道夫·赫斯1941年飞到英国的时候吸食了可卡因。有人推测，德国统治结构从上到下各个阶层都存在吸毒现象。

没有证据表明戈林吸食可卡因。但他是个吗啡瘾君子，他的吗啡瘾非常严重，以至于他在纽伦堡受审的时候，一天需要服用100片的二氢可待因。虽然指控他使用可卡因的说法不成立，但他似乎还是很有可能在周期性的突击节食期间使用兴奋剂（他的体重严重超标）。比如说，他在1939年初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内减了18公斤，这很可能是使用安非他命或可卡因的后果。不可否认的是，他也可能是通过体育锻炼或是节食减的肥，但你要是对他的性格略有所知的话，就知道这不太可能。赫斯的情况同样不可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1941年的那个夜晚降落在苏格兰的时候吸食了可卡因。

这么说，这些证明纳粹吸毒的证据似乎都有误。只有一点除外。我在浏览有关第三帝国的各种各样的书籍，试图证实有关戈林和赫斯的谣言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本题为“阿道夫·希特勒的医疗记录”的书。这里的证据证明的不是纳粹统治的高层使用可卡因，而是它的最高层——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对可卡因颇为青睐。

希特勒毫无疑问是使用安非他命的。据他的贴身男仆海因茨·林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接受了审问）说，希特勒的私人医生每天早上都会给他打一针“维生素”。打针之前希特勒睡意正浓；打针后他非常警觉，充满活力，急着要起床。显然这实际上不是维生素针剂，而是“兴奋剂”。随着战争的继续，元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赢不了了，便越来越频繁地找医生给他打针。希莱姆发现这些针在希特勒身上几乎具有神奇的作用，他打完针后就变得极其精力充沛，他的另一个内阁成员也谈到他打完针变得“高兴起来，话很多，还能一直熬到深夜不犯困”。

到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希特勒一天要打上2~5针。他间或还服用一些特殊的兴奋药片，分析后发现是“博维丁”——一种甲基安非他命。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希特勒服用的甲基安非他命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他夜晚睡不着觉，不得不靠镇静剂来帮助他入睡。用这些药的结果是，早上要喊醒他极其困难（联军在诺曼底登陆那天德军反应迟钝，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唤不醒希特勒）。但是这些药还有其他的副作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希特勒可能出现了安非他命中毒的迹象：发抖，易怒，失去理性。

希特勒非常有可能在服用安非他命期间穿插服用可卡因——一种几乎具有相同作用的麻醉剂。要是考虑到1944年后他的医生曾不择手段帮他戒掉安非他命这一情况的话，这种猜测就更可信了，因为戒掉安非他命的一种方法就是用可卡因来替换安非他命。不过，证明希特勒使用可卡因的真正证据来自希特勒的另一位医生厄文·吉埃森医生。他曾在1944年7月克劳斯·冯·施道芬贝格的暗杀行动失败后给希特勒处理伤口。吉埃森是个耳鼻喉科专家，希特勒抱怨说嗓子疼的时候给他用了10%的可卡因溶液。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除了一点：吉埃森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希特勒非常喜欢可卡因疗法，即便在他喉部的问题消除了之后还要求继续使用它。事实上，希特勒要求使用可卡因的次数非常频繁，以至于吉埃森不得不专门警告他不要再使用可卡因，以免上瘾。吉埃森最后干脆拒绝给希特勒增加使用可卡因的次数。好吧，希特勒说，还按原来的用药次数，那就把可卡因溶液的浓度提高一点。

除了第三帝国，还有一个地方仍然有可卡因，至少是暂时有，那就是好莱坞。当然，这里一度有大量的可卡因：艾利斯特·克劳里1916年到那儿进行巡回竞选的时候，不由大为震惊，说当地“挤满了为可卡因痴狂、沉迷于性事的电影狂”。（克劳里是许多同代人眼中的反基督教分子，要让他震惊可不太容易。）真实情况是，好莱坞有那么多的钱，还有那么多为了寻欢作乐什么都愿意干的人，可卡因要是不在那儿流行，那才叫人吃惊呢！

早期的电影提到可卡因的地方也不在少数。道格拉斯·范朋克主演了一部名为“跳鱼之谜”的电影（1912年），是一部模仿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侦探片，范朋克演的是那个稀里糊涂的侦探可卡因·埃尼德。同年的另一部电影《为了儿子》显然是可口可乐故事的翻版，讲述的是一个制药大亨发明了一种软饮料，里面含有一种神秘的让人上瘾的兴奋剂。他给这种饮料起名叫多普可可，接着便靠它发了大财——包袱抖得很糟糕：他自己的儿子很快对这种饮料上了瘾，最后死了。再后来的一部电影《可卡因狂》把可卡因上瘾讲述得如此荒谬，以至于评论家暗示说这是一部拙劣的模仿秀，只有可卡因狂热爱好者才会欣赏它。

到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人们甚至认为可卡因做滑稽片的题材很合适：查理·卓别林在《摩登时代》（1936年）里扮演了一个倒霉的流浪汉，他从一个标着“鼻烟粉”的盒子里挖出了点粉末，吸了几次之后马上就变成了超人。另一部无声电影《夺命之速》的内容简介是这样的：“几只雪鸟衔来了‘可怜粉末’或‘快乐粉末’。然而奸诈的小贩则称它为‘娃娃陷阱’，因为它是儿童服用的一种毒品，促使他们以夺命之速开始步入万丈深渊！”

不过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一系列丑闻，涉及好莱坞著名人士的行为不检，从而导致警方取缔了可卡因。例如1920年的“胖子”阿巴寇事件致使一名年轻女演员死亡。同年的另一起谋杀指控将楔石公司的喜剧女主演之一梅布尔·诺曼德同吸毒扯在了一起：据说她一个月要用掉价值2000美元的可卡因。流言蜚语毁掉了她的事业。有人称，道格拉斯·范朋克在《三个火枪手》里的合作主演巴巴拉·拉·玛尔在她的大钢琴里藏有可卡因，靠它才能让自己每天只睡两个小时——一直到她开始过量服用海洛因。1923年，《纽约时报》报道说好莱坞的吸毒现象十分普遍，认为这一现象证明禁酒令和吸毒之间具有因果联系。

当局对好莱坞进行了严厉打击，成功地清除了一度十分猖獗的吸毒现象，在一开始轰轰烈烈的逮捕行动过后，一切都平静了下来。不但可卡因越来越难找到，而且还出现了第一轮的杂志“新闻调查/小道消息”高潮，使劲儿往富人名人身上泼脏水。卖可卡因给电影明星简直就是可以上封面的那类出轨行为：即便是在好莱坞，也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

只有一些顽固分子还在继续吸毒。电影演员塔卢拉·巴克海德就是其中一个——她在传记里谈到一次在纽约参加宴会的经历。她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两个小玻璃瓶，吃完了饭，她拿起眼药水，往眼皮里滴了几滴，然后悄悄对旁边的人耳语说：“我滴错了眼药水。”同伴大吃一惊，建议她看医生，她一听就大叫起来：“我把可卡因滴到眼睛里去了，我可不会告诉医生或别的什么人！”然后突然离开。据估计，那句人们常常提起的经典名言“可卡因不会让人上瘾。我再清楚不过了——我都用了好多年了”，也是出自巴克海德之口。

不过这种情况毕竟少之又少。可卡因渐渐步入低谷，新生的一代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种麻醉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更加速了可卡因衰落的进程。不但供应和走私古柯的通道被切断，更重要的是，美国和欧洲忙于战争，几乎抽不出时间来照顾非法毒品。整个欧洲百分之百的就业率很好地解决了当地的毒品问题（英国1940~1943年也只有三起与可卡因有关的逮捕行动）。

然而也是这场大战使得人们明白非法毒品交易有多赚钱，从而出现了第一个真正的麻醉剂集团。这个集团的出现要归咎于“幸运的卢恰诺”。他自1942年起一直同美国海军情报部合作为战争出力，运用他广泛的黑社会关系来追踪布鲁克林造船业里的“间谍”，还帮助把意大利四分五裂的黑手党家族联合起来协助联军在1943年入侵西西里。作为回报，卢恰诺30~50年的服刑期可以忽略不计，条件是他得回到意大利，永远不许回到美国来。1946年1月3日，他的减刑申请获批，并回到了意大利，很快利用自己同意大利和美国的犯罪集团的关系，让战后的海洛因交易重获生机——20世纪50年代，海洛因交易通过所谓的“法国贩毒网”在马赛达到了顶峰。接下来的20年里，95%的世界海洛因交易都是由这个组织完成的。

到1952年的时候，美国染上海洛因瘾的人比战前多了3倍。尽管可卡因还没有列上名单，但全球麻醉剂市场已经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利润，从而为可卡因指出了前进的道路。可卡因虽然步入低谷，但远远没有销声匿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可卡因的确非常罕见。“到1948年的时候，”哈里·安斯林格报告说，“我们在这个国家进行的所有没收行动中几乎没有发现可卡因。”他所能找到的仅有案例都是给马服用毒品：他在1961年的《谋杀者》一书中讲述了一个马主给他的马注射了一剂被称为“霰弹枪”的药物：14粒可卡因、3粒海洛因和其他各种兴奋剂的混合物。马打完针后变得非常激动，要5个人才能拉住它。尽管这匹马最后遥遥领先赢得了比赛，但它太疯狂了，以至于在前10个马身距离的时候就把骑手从马背上掀了下来。当安斯林格的人发现马主要拿木质的球棍打它一顿，好好教训教训这匹顽劣的马时，他们插手了。但他们还是迟了一步，马主第一棍还没来得及打到马身上，就被他那犯了偏执狂病的马给踩死了。

其实，禁止可卡因的命令执行得非常好，看起来似乎可以劝说秘鲁和玻利维亚也一起来禁止古柯生产。最初作为两个国家的骄傲和经济上的巨大希望的古柯产业，现在也开始衰落。从一开始，秘鲁在市场上的主要作用就迅速被荷兰人和日本人抢了过去。与此同时，人工合成的麻醉剂也诞生了，可卡因禁令开始发挥威力，可卡因的市场越来越小。就在此时，古柯还遭受着一系列被误导的“改革家”的猛烈抨击。

站在反对古柯总队前列的是教会，这也许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自从1552年基督教权威们没有获得国王的许可禁止古柯以来，他们一直对古柯耿耿于怀。现在他们终于等到了机会。由于秘鲁在19世纪晚期的时候逐步对外开放，因此传教士们不断深入秘鲁内陆地区，走到哪儿就把哪儿的居民转变成基督徒。领头的便是耶稣第七日复临论者，他们要求自己的新教徒保持完全清醒，劝告任何愿意听的人，该是对古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虽然耶稣第七日复临论者永远也无法对一项存在了4500年的产业造成太大的威胁，不过有影响的大人物很快就行动起来。到20世纪前几年的时候，秘鲁成立了一支强硬的自由派别，他们一致认为改善一贫如洗的印第安人的命运的时候到了。他们的看法很正确，大多数人的用意也是良好的，但是他们行动的方式却是错误的。为了试图搞清楚究竟是什么令这些人如此贫困，他们建立了一系列的智囊团，所有这些智囊团都断定，如果要消除贫困，首先必须要处理古柯。

然而，要劝说政府采取行动，真正需要的还是严肃的证据。于是他们便开始着手找证据。正如此前此后的一切禁毒战一样，他们是不允许真实情况来干预他们的计划的。要是你要寻找它背后误导性的动机，伪科学和彻头彻尾的谎言就是。因为这些证据一望而知根本就是错误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秘鲁到处都充斥着大堆的科学调查者，对古柯上瘾的可能性进行实验。这些人物中有许多都成了名，还在政治上获得了影响力。所有这些人的教父就是卡洛斯·里基斯。里基斯具有某种重要的影响力：他不仅是一位合格的医学博士，事实上他还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过。他对古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古柯是一种非常糟糕的东西，还召集了尽可能多的医学界同事来对此表示赞同。他建议政府对古柯生产进行垄断，以此作为控制古柯生产的手段。这一建议很快被采纳。反对古柯的浪潮开始了。

1936年利马大学的另一位科学家卡洛斯·古德雷斯·诺列加为了证明古柯的危害，开始了新一轮的实验。

为了支持他预先形成的结论，古德雷斯·诺列加继续对每一片古柯叶子里的可卡因平均含量进行计算，还使用了一些具有高度欺骗性的数学运算，从而得出结论说秘鲁嚼食古柯者每年要消耗38500公斤的可卡因。他为了证明古柯对国家造成了威胁简直费尽心机，还引用了早期诋毁古柯的资料，却对所有正面报道熟视无睹，最终总结说，长期使用古柯会导致精神失常。他的论点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但他的推理却高度可疑。来看看下面的这段话：

最近发现在古柯消耗量大的地区存在比率相当高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们还发现，文盲人口的比率同古柯叶子的年消耗量之间存在着联系……80%染上古柯瘾的人智商都低于正常水平。

好吧，看来嚼古柯的人大多不识字。可是，这难道就意味着他们不识字就是因为古柯？难道该责怪的不是他们受教育太少的事实吗？古德雷斯·诺列加的逻辑在他谈论智商问题的时候就更荒谬了：要是这些印第安人不识字，那他是怎么测试他们的智商的？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运用的“比纳智力测验”（一种书面测试方法）告诉他印第安人的“智力商数非常低”。这也许并不令人吃惊：正如他说的那样，他们不识字，他们读不懂这些问题。做这种测试，要是他们的智力商数（不管到底是什么）不是零而是其他数字，那才是怪事呢。

诺列加在报告的末尾还一锤定音：

一般说来，嚼客表现出感情迟钝或冷漠，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缺少意志力，注意力不集中。他们非常多疑，害羞，不爱交际，遇事犹豫不决。进一步发展下去，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会变成流浪汉。

最后，他又是老调重弹，把古柯与犯罪联系起来：古柯等于犯罪。诺列加在这里没有揭示的是，他的研究对象事实上全部来自利马中心监狱。他百分之百的研究数据都是从一所监狱获取的，这样就保证所有的人都是“流浪汉”。（后来有人透露说，他关于可卡因嚼食者“精神失常”的例子来自于利马中心精神病院。）按照这个标准，他甚至能在喝水的人和犯罪行为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认真地对待他的文章。毕竟研究古柯的专家少之又少，而这种植物又即将登上世界舞台。

1946年，在刚刚成立的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苏联指责几家在秘鲁运营的美国采矿公司通过用古柯而不是用钱来支付报酬的方法剥削印第安人。美国的代表感到非常尴尬，因为他们发现苏联人说的是实话：许多公司，包括巴思科铜矿公司在内，的确是用古柯来支付印第安人的工资。当然，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印加时代，甚至更早——古柯是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物质，可以用来同其他产品进行物物交换，而且与现金相比，印第安人还是更喜欢古柯。苏联人对美国人的解释不感兴趣，毫不客气地拿他们在秘鲁的采矿贸易同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进行类比：他们说，这两种情况都是先进的国家通过向落后的国家输入麻醉品来对之进行控制。这种行为必须停止。它当然停了下来，但是已经造成了伤害：不但所有的新闻都在讲古柯，就连秘鲁也被迫严肃地回顾自己的历史。联合国大会同古德雷斯·诺列加之流的信仰宣传活动结合起来，很快便取得了成果。

秘鲁驻联合国代表在4月22日向麻醉剂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提议，建议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来研究秘鲁的古柯问题。联合国很快成立了一个“联合国古柯叶子调查委员会”，这时玻利维亚意识到秘鲁将会得到专业帮助，便同样邀请这个委员会去检查玻利维亚的情况。

要想知道联合国委员会是否公正并不困难，因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对自己的研究项目毫不掩饰地表示出了极大的偏见，还没有踏上初步的寻找事实之旅，他便迫不及待地向新闻界透露此次调查的结论。由此看来，这个委员会最终在1950年拿出了一份对古柯表示反对的报告毫不令人吃惊。这份报告称，秘鲁超过一半的农村人口都是瘾君子。联合国古柯叶子调查委员会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强调说，要改善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就“必须限制古柯生产”。它还总结说，为了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就必须对印第安人征收古柯税。如果他们不交税，就必须制定法令来对付他们。

就在这份报告发表的27年以前，即1923年，国际联盟就曾经命令安第斯山脉的各个民族立即停止非医学用途的古柯生产。当时秘鲁根本不理会国际联盟的命令，玻利维亚还明确要求他们离开。这一次他们可是无路可逃了。

有几个人勇敢地探出头来，反驳这个委员会的错误结论。其中最出名的两个科学家是卡洛斯·曼格（安第斯山脉生物学院的创始人）和秘鲁神经学之父费尔南多·卡比西斯。他们在抗议过程中组织了一个后续的古柯大会“秘鲁委员会”，目的是再次调查古柯叶子的情况。第二个委员会的结论比较折中，考虑得也非常周详，同第一个委员会的结论刚好相反，认为嚼古柯是一项没有害处、有时候甚至还大有裨益的消遣。

这也没有什么用。联合国委员会有其国际上的影响力。这样一来，就连秘鲁都不得不表示服从，尽管此前它一直拒绝在要求其摧毁古柯贸易的国际法令上签字。1962年，秘鲁和玻利维亚都签署了《日内瓦禁毒单方公约》，要求两国分别在接下来的25年里完成彻底清除古柯的任务。这项任务毫无意义，也不可能完成，执行起来还要花掉好几百万美元，而且要是真这么干的话，会有20万秘鲁人失业。拉丁美洲对此大为震惊。哥伦比亚种植的古柯数量要少得多，在1947年就同意销毁这种作物，但直到这时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秘鲁和玻利维亚效仿哥伦比亚的做法。尽管大家普遍对根除古柯的法令置之不理，但各国签署了这一法令本身就会产生重要的后果。

这些错误的试图扫荡古柯贸易的努力，利用了人们长期把古柯叶子和可卡因本身混为一谈的事实。就在1906年美国通过《纯粹食物与药品法》的时候，当局就已经把这二者混淆了起来，因此起草了禁止古柯酒和其他含有古柯成分的药剂的法令。他们显然忘记了这个事实：无需处方就可以在美国任何一个药剂师那里买到可卡因。当时专利药品行业之外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一点：人们对可卡因上瘾和“可卡因狂”是如此恐惧，以至于从来没有一个人会停下来对麻醉品立法者的这些激进断言表示质疑。就连路易斯·莱文（麻醉剂研究领域伟大的先行者之一）这样的专家都落入这样的圈套，对嚼古柯者进行严厉的批评：

他们从身体上和精神上都表现得类似吸食鸦片的人。他们会出现一种标志性的状态，身体极其虚弱，伴随有行为举止的逐渐改变。他们还没成人就变成了老人。他们对什么都无动于衷，对所有更加严肃的生命目标而言都毫无用处，沉湎于幻觉之中，深受对毒品的热切渴望支配，除了毒品之外，生命中的其他事情都没有多大的价值。

巧合的是，推动这场反对古柯的辩论力量大多来自美国，包括为诸如古德雷斯·诺列加和里基斯之流的“科学家”提供研究基金。美国人在20世纪之交的时候对停止古柯贸易尤其热心，因为他们并没有插手世界古柯交易，所以削减古柯贸易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损失。而且，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候，麻醉剂方面的立法似乎非常成功，看起来好像真的可以永远停止这种贸易。再愤世嫉俗点，你就会说有人强行要人们接受这一观点，是为了获得政治资本。坦率地说，这样一来，安斯林格之流就能有事点干。这是一种耻辱，因为这种做法不仅完全没有必要（当时美国境内几乎没有什么可卡因），更重要的是，美国立法者试图取消古柯贸易，也就是在为一种危险性大大超过古柯贸易的交易打下基础——就像他们在禁酒令实施期间对待烈酒的效果一样。只是他们自己当时还不明白罢了。

美国20世纪前10年反对可卡因的立法使可卡因的生产受到限制，允许生产可卡因的公司数目也大大减少。美国的可卡因生产商迅速减少，到1930年的时候只剩下两家：默克制药公司的分厂和梅伍德化学制药厂（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被美国制药业的巨头斯蒂芬公司收购）。可口可乐于1903年同这家初出茅庐的梅伍德公司做了一笔生意，要它去掉可口可乐里的古柯成分，于是这两家公司开始了实质上的合并。梅伍德替可口可乐公司把可能会令人难堪的可卡因挡得远远的，可口可乐公司则以家族形象制造并销售这种饮料。

从麻醉剂立法的观点来看，只剩下两家可卡因制造商的事实使得生活简单得多。联邦当局无须监管成千上万家拙劣的小制药公司，现在只需要同两家打交道就行了。其他所有要求进口古柯或制造可卡因的请求都遭到拒绝。同样，这样的安排对梅伍德公司和默克公司都很方便：既然实际上已经没有了竞争，它们便可以垄断美国市场——因为有联邦麻醉品局保护它们免遭所有潜在竞争的威胁。事实证明，梅伍德公司和安斯林格之间存在尤其互惠互利的关系。

在安斯林格看来，在南美洲进行的反对古柯生产之战中，梅伍德和可口可乐公司是他宝贵的同盟军：因为这两家公司在那儿有种植园，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它们同意向他提供新情况，源源不断地向他提供各种有关古柯贸易的情报。此外，它们凭借自己强大的购买力，在秘鲁具有相当的势力，因而每当政府不愿意在麻醉品执法方面进行合作时，它们还可以去游说秘鲁政府。作为对这种支持的报答，安斯林格保证可口可乐不会遭遇不测，还确保无论国际麻醉剂立法方面签订什么新条约，里面都一定会包括几个条款，赋予可口可乐进口古柯叶子的权利。然而安斯林格对可口可乐的保护不仅限于此。他还阻挡其他潜在的古柯进口商（也就是说，潜在的竞争者）涉足这一行业。他还阻拦秘鲁政府对古柯产业实行国有化——因为这个计划将会提高可口可乐购买古柯的价格。（他的办法是含沙射影地威胁秘鲁驻华盛顿大使：“古柯要是国有化，可口可乐就把所有的生意都从秘鲁搬到玻利维亚去。”古柯最终还是实行了国有化，但价格可是从来没有涨过。）

与此同时，安斯林格和可口可乐都密切地关注着里基斯、古德雷斯·诺列加和曼格在秘鲁对古柯进行的科学研究。安斯林格不希望宣布古柯“无害”，因为如果古柯不存在“危险”，那他要禁止古柯生产，就会遇上各种各样的麻烦。同时可口可乐公司也很有可能损失惨重，因为如果证明古柯完全无害，就没有理由禁止人们把它进口到美国来，大堆可口可乐的冒牌货就会再一次充斥美国——实际上就会破坏他们对市场的垄断。不过还有个限制：要让人们认识到古柯不受欢迎，这一点固然重要，但至关重要的是还不能把古柯表现得太危险——要是古柯太危险，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在软饮料里加入古柯呢？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点点负面的媒体报道和大量混淆是非的舆论。凭他们同联邦麻醉品局的关系，这一点他们可以办得恰到好处。正因如此，他们在支持安斯林格的同时，还灵活地缓和他的观点，以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口可乐同哈里·安斯林格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亲密无间、根深蒂固、无处不在”。这种关系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可口可乐和梅伍德公司能在这一敏感领域给美国政府提供很多东西，反之亦然”。

毫无疑问，联邦麻醉品局同可口可乐之间这种“相互挠挠背”式的互利关系很长时间以来使得双方都非常愉快。事实上，他们的相互信赖程度至深，以至于在20世纪60年代古柯看起来要被彻底根除的时候，联邦麻醉品局允许可口可乐在夏威夷建立一个古柯实验庄园，以便它能够试着培育出可卡因含量比较少的古柯新品种来。（不难看出，对可口可乐而言，完全毁灭古柯产业也是个极其糟糕的坏消息。）

这个代号为“阿拉克项目”的实验于1962~1966年间在夏威夷的农业实验研究站进行。这个项目非常隐秘，甚至还让夏威夷州长签署了一份保证不透露任何消息的协议。尽管阿拉克项目没能产生出不含可卡因的古柯树来，但还是有证据表明这个项目一直持续到70年代，直到研究站的收成神秘地遭到一种名为“镰孢菌”的致命毒菌的袭击。

美国关闭了境内所有的可卡因生产厂家之后，秘鲁的古柯种植者发现自己的产品没有地方卖了。这个一度看似会令秘鲁富裕起来的奇妙产业崩溃了。更重要的是，反对古柯的院外活动集团——联邦麻醉品局、联合国、可口可乐公司，开始显示出其威力，禁止古柯的压力让人无法忍受。秘鲁上下，粗加工可卡因的生产者开始孤注一掷地寻找用古柯赚钱的新方法。到20世纪40年代晚期，联合国古柯叶子调查委员会开始采取行动时，情况简直令人绝望。秘鲁是南美洲可卡因的唯一来源，人人都很清楚地认识到秘鲁的这一行业不得不关门大吉了。1949年，秘鲁最后一个可卡因制造商最终宣布停产。联合国出台了关于古柯叶子的报告，古柯马上被列为罪犯。安斯林格得意扬扬——不过也高兴不了多久，因为对秘鲁可卡因产业的铲除固然标志着半个世纪之前开始的反对可卡因之战的胜利，同时也是可卡因转入地下的起点。

秘鲁合法的可卡因制造商被国际禁毒立法逼得破了产，从此转入地下，从而诞生了一项新的可卡因产业。没过多久，非法可卡因开始从秘鲁的丛林里向外渗透。警方逮捕了许多“巴勒若左帮”分子（他们要对1949年纽约出现的可卡因死灰复燃负责），后来发现他们曾是受人尊敬的可卡因药剂师，因为最近的禁毒令失了业才干了这一行。这种新的非法可卡因产业的危害要远远超过过去合法的可卡因贸易。既然可卡因工厂和古柯种植者不再光明正大地工作，联邦麻醉品局便无法知道可卡因从哪儿来，是谁生产的。非法的可卡因交易开始了，尽管这一时期它发展得非常缓慢，但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加速。因此，安斯林格在1953年报告说“非法市场上的可卡因非常罕见”的时候，他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事实上，这一阶段的毒品正经历着“悄无声息的恐慌”。可卡因正卷土重来。

第9章 卷土重来

没过多久，这种隐秘的交易开始把触角伸到其他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那一点点可卡因都来自于一个国家，而在接下来的15年里，这个国家一直成为美国可卡因产业的枢纽。如果你相信有些历史学家的话，这个国家还是25年后本可以让美国政府垮台的一系列事件的根源。它就是古巴。

理解古巴在世界可卡因交易中所扮演角色的关键是它的地理位置——乘飞机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美国大陆。由于拉丁美洲呈曲线形围绕着加勒比盆地的南部边缘，墨西哥、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哥伦比亚沿着半圆弧形伸展开来——很容易到达。事实上，如果你想为从拉丁美洲到美国的可卡因运输路线设计一个中途停靠点，要想找到一个比古巴更合适的地方简直是太难了。然而20世纪50年代古巴毒品走私的优势不仅仅在于它良好的地理位置。

1952年，巴蒂斯塔夺取了古巴政权后，立即同美国许多主要的黑帮人物做生意，其中最出名的便是本杰明·巴格斯·西格尔和梅尔·兰斯基。这个岛屿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便成为禁酒令时期的逃税者和纸牌高手的避难所，现在更是非法的寻欢作乐的天堂，是富人、有魅力的人的游乐场，这里的酒吧和夜总会通宵营业，赌博在这里也合法。如果你很有钱，又是美国人，想要度过狂欢之夜，古巴就是你要去的地方。

古巴的旅馆和赌场的首脑，也就是旅游活动的核心人物，便是西格尔和兰斯基。但是西格尔和兰斯基都是狡猾的生意人，他们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例如兰斯基当时把粗加工的鸦片从土耳其经由黎巴嫩运到西西里，由他的人在西西里加工成海洛因：他同“幸运的卢恰诺”一起成为法国贩毒网背后的主脑。而且由于他同巴蒂斯塔政权的关系非同一般，前往美国的海洛因都经过古巴，因为古巴政府的官员保证不会多管闲事。

海洛因在古巴永远都不会非常流行。当地人认为吸食鸦片既肮脏又昂贵。相反，可卡因更能激起他们的兴趣。大部分的古巴人认为可卡因是一种放纵的享受，而不是一种威胁。与此同时，想找乐子的美国富人对可卡因的了解却又仅限于好莱坞电影中古老而又迷人的形象。它不需要脏兮兮的注射器和针头，价钱又贵得出奇，更使它显得身份尊贵，因此也就更受欢迎。它还能给人带来许多快乐。

可卡因市场开始发展起来，而对兰斯基的组织而言——他们可以精炼出海洛因，并且能绕过半个地球运过来，要想出些路子来弄到些这东西不算太困难。制造可卡因很容易，它的主要原料在许多拉美国家长得到处都是，而从古巴到这些国家又非常容易。他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原产国。

一开始他选中了智利——据说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可卡因生产商。一旦可卡因离开智利，便用飞机运输，或是经由秘鲁、玻利维亚，以及哥伦比亚走陆路，而只要花点代价，哥伦比亚的官员非常乐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智利政府也是心甘情愿大开方便之门：智利的军队有一次甚至还担负了为美国的黑帮把可卡因运到古巴的任务。

就在安斯林格忙着宣布可卡因已经消失了的时候，可卡因网络正在整个安第斯山脉国家蔓延开来。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时候，这个岛屿消费掉了世界上90%的非法可卡因，因为古巴已经找到了新的供应者。1959年，警方的一次诱捕行动追查出了古巴可卡因的来源，就在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麦德林城外的一家黑手党控制的实验室。麦德林城具有悠久而著名的走私史，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可卡因大流行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为了寻找新的可卡因来源，以古巴为基地的黑手党还偶然发现了另一个在现代可卡因产业中起主要作用的国家：墨西哥。到1960年，墨西哥已经开始在当地的匪帮乔治·阿萨法·巴拉的密切关注下运输可卡因。同今天的墨西哥集团组织一样，巴拉的集团对走私海洛因更感兴趣，但显然这里有钱可赚，而且可卡因在这方面也不比其他任何毒品差。巴拉最初是从秘鲁购买可卡因，然而，1960年对墨西哥一家可卡因实验室的突袭检查证明，他自己也很擅长提炼可卡因。这次被警方查获了14公斤可卡因和古柯膏的突袭，是古巴一个线人密报的结果。当年晚些时候警方在克沃纳瓦卡又发现了另一个秘密的实验室，这次是因为提炼可卡因的工人计算错误，导致整个大楼发生了爆炸。警方发现这个工厂背后有6，个古巴人，而墨西哥人只有一个。

但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卡斯特罗1959年发动革命，把巴蒂斯塔轰了出去——被一起轰出去的还有他的朋友西格尔和兰斯基。这些“正派”的生意人意识到，新成立的共产党政权可能不是赚大钱的好地方，于是便夹着尾巴匆匆撤回美国。同他们一起的还有古巴难民潮，这些难民很快在佛罗里达建立了流亡者组织，发誓要对卡斯特罗实施报复。正如哥伦布把第一世界的传染病带到了第三世界一样，这些旅行家返回的时候也给第一世界带了一件礼物：可卡因。

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的头号毒品一直是海洛因。整个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毒品上瘾率一直在上升——这个前景让麻醉品立法者惊愕不已。然而真正让他们震惊的，还是新吸毒者同老吸毒者完全不一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瘾君子都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无法适应社会的中年人。新瘾君子都很年轻，受过很好的教育，在社会上也游刃有余。新一代的麻醉剂使用者正在出现。50年代中期出现了吸食海洛因的巨浪，这毫无疑问是因为人们越来越容易得到毒品，而毒品的充足供应则又要归功于法国路线[5]精确无误的机制。但这也是另一个社会因素造成的结果：吸毒现象正在卷土重来。

正当可卡因在颓废的古巴高层社会翩翩而过的时候，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变化使得这种毒品到达之后马上就找到了稳固的立足点。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的一代刚刚成年。这些年轻人发现了自己独特的地位：他们拥有足够的知识、足够的教育和足够的空闲时间，可以质疑他们的父母从来没有机会怀疑过的这个社会体制。这一代人似乎很喜欢打破一切规则。在音乐、文学和诗歌方面，他们抛弃传统，青睐混乱的东西，创造出难以捉摸的、磕磕巴巴的作品来，让年青一代着迷，让老一代怒不可遏。他们消化吸收的是新生的流行音乐和垮掉派作家快节奏的作品，因而他们抵制从前为父母所接受的约束和限制，开始过自己不被打扰的生活。媒体很快捕捉到了这个潮流，没过多久，屏幕上的英雄就开始反映思想自由的新一代的生活态度。流行的英雄形象开始从局内人的形象（地方长官、警察或政客）转变成局外人的形象，即反抗地方长官、警察或是政客的人。1955年，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在《无因的背叛》（Rebel Without a Cause）里展示了该如何真正进行反叛。

也许是因为人们认为反叛思想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所以吸毒者的形象也开始改变。20世纪初的时候，瘾君子被视为虚弱、没有勇气的个体，而20世纪50年代的吸毒者则表现出一种不同的形象：反叛者的形象。他们违反联邦法律而不受惩罚，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写出自己的经历。与詹姆斯·迪恩一样，新一代的瘾君子成为美国青年对社会、同伴、父母、权威和自己的生活不满的象征。他们无法参与到社会中去，社会无法同化他们。这种不妥协的立场非常流行，没过多久，其他人就开始仿效吸毒。

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50年代末的反叛潮流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增长。婴儿潮出生的人来到了，空前多的富有的年轻人进入了世界各地的大学，为毒品泛滥提供了完美的滋生地。与此同时，大众航空旅行时代的到来使得大陆之间麻醉剂的运输更加方便，人们从而也越来越容易买到非法毒品。新一代的年轻人现在距20世纪头几年的可卡因上瘾大泛滥已经隔了两代，所以没有什么第一手的资料来警告他们提防娱乐用麻醉剂的危险性。尽管父母告诫他们要远离麻醉品，60年代的一代还是一致选择对这类建议置之不理。

首先流行的毒品还是老一套：大麻、吗啡和海洛因，但是巴比妥酸盐和迷幻剂之类的新发现也不甘落后。然而可卡因仍然没有什么影响力。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1963年的报告说：“查获的可卡因大多数来源于合法渠道，从数量上看，现在还不足为虑。”可卡因大灾难的大本营亚洲的情况与之十分相似，也没有什么大风大浪。“有报告说查获有可卡因；但涉案数量不足为虑。”委员会报告说。同年，整个美国没收的可卡因也不足5公斤。

但是，其他毒品消费量都在上升，促使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1961年在美国，白宫第一次就滥用毒品的问题召开会议，认为美国的确出现了问题，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被禁止。1965年，安非他命和巴比妥酸盐也成为非法药品。1966年，林登·约翰逊建立了“卡赞巴赫委员会”，建议从源头和需求两个层次来制止非法毒品交易。对毒贩子的刑罚再一次加重，但到了此时，这股潮流已经是无法阻挡了。很快，抽大麻成为非常常见的消遣行为，同时也打破了当代的麻醉剂联邦立法的重重条款。1965~1970年，因私藏大麻而被逮捕的人数激增了10倍，对美国大众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有2400万的美国公民因吸毒而知法犯法。

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决定对滥用毒品现象的“不断升级”采取行动。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通过一项意在阻止大量大麻从墨西哥流入美国的轻率计划。从表面上看，他这项代号为“拦截行动”的计划的愚蠢程度几乎可以等同于它的野心程度：尼克松派遣了超过2000名海关人员到边境线，命令他们拦截并检查每一辆试图跨越边界进入美国的交通工具。此次行动三个星期拦下了超过550万名旅行者，每个人跨越边界的时间都要拖延半天。尽管这次行动堪称和平时期最大的一次搜查行动，却没有查获哪怕是一份数量较大的大麻。作为一次禁毒行动，它彻底失败了。

不过，在给墨西哥施加压力遏制大麻交易方面，尼克松政府还是颇有成效的。但是这也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副作用。首先，墨西哥的大麻产业搬到了哥伦比亚，而哥伦比亚很快就意识到可卡因优于大麻的潜在优势，从而导致了更为严重的问题。此外，大麻最初的短缺造成追求非法刺激的人到别的地方寻欢作乐。最后，一直在旁边等待时机的可卡因来到了。传统观点认为，可卡因在美国再次融入主流是在1967~1968年，因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和文学作品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提到可卡因的，不过其实可卡因出现的时间比这要早。约翰·考勒曼是1991~1994年的禁药取缔行动的负责人，据他回忆，纽约60年代中期遇到可卡因的情况是这样的：

1965年出现了可卡因，但数量非常少，大多数来自于秘鲁，多由到达纽约的海员走私而来，一次几公斤而已。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大宗运输。我当时见到的最多的是5~6公斤。使用这种毒品的主要是娱乐界的家伙：艺术家、作家、音乐家——这是一种带有标志性的毒品。

在英国，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报道说他第一次尝试可卡因是在他写《佩勃军士孤心俱乐部乐队》（1967年）的时候——这张唱片甲壳虫乐队从1966年年底开始录制。最初介绍麦卡特尼（现在是保罗爵士）接触可卡因的，是伦敦艺术馆的所有者罗伯特·弗拉泽，他也是一个海洛因使用者。我们从这个联系上可以看出，可卡因是如何跨越“严重”的瘾君子和偶尔的吸毒者之间的界线的。

可卡因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在英国，但数量非常少：1951年，警方对卡纳比大街上的爵士夜总会进行突袭检查时逮捕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海洛因瘾君子，身上带有少量的可卡因。可卡因基本上只为海洛因圈子里的人所了解，甚至此时了解它的人还为数不多。从1957年对海洛因上瘾者所做的调查可以看出，英国的359个瘾君子中只有16个人尝试过可卡因。这个吸食可卡因的小集团渐渐开始吸收新成员，到1959年的时候，英国有30个海洛因上瘾者尝试过可卡因。

使用可卡因的人在增加，这要部分归咎于现在臭名昭著的心理学家伊莎贝拉·弗兰科的行为——她是当时治疗海洛因上瘾方面的重要人物。弗兰科认为，只有让瘾君子们能够通过正当的渠道而不是从声名狼藉的毒贩子那里获得他们渴望的麻醉剂，他们才能集中精力戒掉毒瘾。她理所当然地很快作为愿意开处方的医生而在上瘾者人群中出了名，瘾君子们很快在她门前排起了长队。他们要求开的可卡因总是比实际需要的多，拿到药后，就跑到大街上卖掉。然而伊莎贝拉开的不仅仅是海洛因。她还给瘾君子分发可卡因。尽管她很清楚这种药会让人上瘾，还是很乐意把它交给那些说自己需要它的人，而且很快还把它交给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可卡因的海洛因上瘾者（我们再一次看到可以用可卡因来戒掉海洛因瘾的老掉牙的神话）。人人都很喜欢伊莎贝拉的可卡因。他们要得更多，而且都得到了。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时候，海洛因瘾君子的数量已经达到1729人。当然，413人尝试过混有可卡因的毒品。然而这也几乎不算什么问题。苏格兰场认为：

瘾君子会偶尔进行少量的海洛因和可卡因交易，来源一般都合法。在伦敦大约有400个这样的瘾君子，但是就伦敦西区而言，他们并没有造成什么特别的问题……没有穿着制服的警察或便衣警察专门负责侦查与毒品有关的犯罪行为。

但是就在此时，使用可卡因的几乎全是有鸦片瘾的人。据麦卡特尼回忆，1966年的时候，包括甲壳虫乐队在内的大多数熟人都认为可卡因不为人知，可能会带来危险，位于可接受的“软”毒品和会让人上瘾的“硬”毒品之间的分界线上。尽管甲壳虫的许多追随者都十分乐意来试一试可卡因，但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尝试他四处吹嘘的“速度球”，这个“速度球”就装在从一套化学仪器中偷来的一支试管里。因此，作为使用海洛因过程中的附属物的可卡因，以及自身成为可供独立使用的毒品的可卡因，二者之间的交叉似乎就发生在弗拉泽把它介绍给甲壳虫乐队的那一刻，至少对英国的一个社会圈子而言的确如此。他们使用可卡因，他们的朋友也使用可卡因，从而证明这种麻醉剂用起来没有什么严重的毒副作用。正如麦卡特尼回忆的那样，他对其他的甲壳虫乐手说：“‘别担心，哥儿们儿。我能对付它。’而且我刚好对付得了。”

可卡因一旦跨越了这道线——一旦人们把它视为可以拾得起放得下而不受什么惩罚的东西，它流行的机会就为时不远了。一旦诸如甲壳虫乐队这样领导时尚潮流的人开始涉足可卡因，显然这个星球上其他30岁以下的人都会模仿他们。

可卡因在国际舞台上再次出现，一部分是因为诸如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这样引导潮流的人在使用它，还因为它一直同另一类兴奋剂安非他命保持着联系。安非他命是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同可卡因一样，它一开始也是作为神奇的万能药、春药和补品推向市场的。同可卡因一样，制造商吹嘘它能够治疗海洛因瘾——同样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还有一点同可卡因相同的是，军队也靠服用它来试图提高作战能力，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作战双方的士兵都大量服用它。（它非常受欢迎，就连战时的流行歌曲都这样唱道：“是谁把苯丙胺放进了墨菲太太的阿华田[6]里？”）战争结束的时候，复员的士兵便把安非他命也带回了家，于是这种药开始在平民人口中间广泛使用，它可以提高行为能力，消除无聊之感，还能减轻体重，然而老百姓弄不到足够的这种奇妙的药片。同可卡因的情况一样，没过多久问题就出现了。尽管传统的看法认为安非他命完全无害，但是人们对它的广泛使用导致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包括对这种药的严重心理依赖、精神抑郁症、血液循环问题和过量使用可卡因产生的那种偏执性幻觉。经常使用安非他命的多是体力劳动者，例如卡车司机，因为他们发现它可以让他们长时间保持清醒：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们的习惯做法是“西海岸转个圈”——司机开着卡车从美国的这个海岸跑到那个海岸，然后再跑回来，中间根本不睡觉。安非他命的确使得有些司机可以连续赶路；还有些司机被弄得晕头转向撞了车。不久，人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药很危险，开始有人抱怨说应该对它采取措施。

由于医生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就意识到安非他命的危险性，所以他们开处方时开始限制这种药的数量。然而医生并不是安非他命唯一的来源。同可卡因的情况一样，安非他命类药物是作为缓解充血药出售的，用来减轻流感、哮喘和花粉症的症状，无需处方就可以买到一次性吸入剂形式的安非他命。到50年代晚期的时候，那些找不到地方购买可靠的安非他命药片的人常常买这种吸入剂，把包装撕开，或是吃掉里面注满苯丙胺的药条，要么把药条放到水里煮沸，让里面的药溶解到水里去，然后把溶液喝掉。纽约营业到深夜的咖啡馆显然对这个过程非常熟悉，服务生和其他用餐的人闻到屋子里满是薄荷脑的味道时，会放任地对享用苯丙胺的人报以微笑。新一代的吸毒者是通过“无害的”鼻腔解充血剂认识毒品的。

60年代的医生开始减少安非他命处方的数量时，警方也开始取缔毒品的非法来源，关闭迅速出现的大量非法“安非他命工厂”。但是安非他命很难取缔，而且当人人都知道注射安非他命比吞食它产生的刺激要强烈得多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开始迅速升级。60年代晚期，美国的验尸官对大量年轻人的尸体迷惑不解：他们显然正处于风华正茂之年，怎么会早早夭折？随后的尸体解剖表明，他们的内脏器官衰老得像80岁的人。这似乎就是静脉注射安非他命的真正问题：它会要了你的命。

与不断上升的死亡率相对应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使用安非他命的宣传战，警告年轻人说“安非他命会要人的命”。在数不清的知名人士的支持下，这场宣传战非常有效地改变了公众对安非他命的看法。

安非他命失宠之际，可卡因正恭候多时要来取代它的位置。当反对安非他命的立法开始发挥效力，使得“上层”的市场门户大开，可卡因的到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麻醉剂和危险药物局的发言人在1968年发表看法说：“可卡因走私……有极大的提高。直到1965年可卡因还不算大问题。现在它是个大问题。”待他做此番讲话的时候，美国海关查获的可卡因总量是45公斤，大大高于1965年的17公斤。到197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又增长了一倍，但是还没有人把反对安非他命之战同可卡因数量的提高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即将勾勒出接下来20年的可卡因交易的前景。这一次，这些事件还是围绕着古巴进行。

并不是只有黑帮人物梅尔和西格尔对卡斯特罗政权下发生的转变不满。继美国黑帮人物被逐出古巴之后，古巴难民成群结队地逃离古巴。美国中央情报局决定利用这些古巴年轻人，于是便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召集起来进行训练——目的是要派他们颠覆古巴政权。当然，整个“猪湾行动”遭到惨败，结果大量接受过各种各样秘密行动技能训练的古巴人最后仓皇回到了佛罗里达。这些恶毒的反共分子受过良好的训练，但是身无分文。他们会制造出各种各样的麻烦来。在倒霉的猪湾行动之后，这些出了名的2506旅的士兵们开始私下把自己在中央情报局接受的训练运用于各种以前没有想过的目的。一些人最后完全卷入了25年后的“伊朗叛军丑闻”之中，为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一场毫无希望的武装运动运送武器和各种供给品，徒劳地试图推翻一个合法选举出来的社会主义政府。同其他此类秘密行动一样，这次行动既有悖道德和法律，而且还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但是2506旅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们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问题在于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太过投入。

要打败古巴红色政权，这些人认为自己首先需要的就是钱。于是他们开始利用刚刚学到的秘密技能来贩卖麻醉剂赚钱。古巴流亡者成立了一家公司，这是一家地下贩毒集团，致力于筹集资金来打倒红色政权。然而，事情并没有按希望的那样发展。随着美国的麻醉剂市场日渐繁荣，他们没过多久就赚进了大把大把的钱，但是这些钱大部分都被神秘地装进了个别古巴人的腰包。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古巴人涌入佛罗里达，这个秘密团体也在壮大，他们的麻醉剂销售网络也在随之扩大。任何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比较活跃的毒贩子都会告诉你有关古巴人的故事：不管毒品是从哪儿来的，销售它们的一定是古巴人。他们经营着整个市场——由于他们在中央情报局受过良好的训练，要制止他们变得极其困难。

一位前美国药品管理局（DEA）官员在70年代早期曾经同古巴贩毒网络有过近距离接触，他说：“是谁训练他们？中央情报局。他们把古巴人训练得这么好，结果你要是在南佛罗里达州进行麻醉剂交易的话，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便是找找看周围有没有反监视人员。他们竟然建立起了自己的反监视系统！他们可不是任人摆布的傀儡。我们把他们训练得可真不赖。”

直到美国药品管理局在1968年把所有的毒品情报汇总起来——他们忽然发现一切似乎都是通过西班牙裔网络进行的，美国的禁毒官员才清楚地认识到2506旅网络的全部活动范围有多大。把古巴人同贩毒联系起来的是美国药品管理局的一位官员哈里·弗里特，当时一个线人没有预约突然来找他，提出可以让他同一群正在把大量可卡因运进芝加哥的前古巴军官接触：

这最初是一个由古巴人发起的贩卖可卡因的活动，我们从芝加哥的那些古巴人手里购买毒品。接着他们把我们介绍给了住在纽约的古巴人，这些人又把我们介绍给了迈阿密的古巴人……对他们在迈阿密、芝加哥和纽约的活动进行了窃听，想把这些组织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所有的小组织都连接在了一起。

1970年6月，美国禁毒官员发动突然袭击，一个早晨就逮捕了150多个古巴贩毒集团的首脑。他们中70%的人都曾经参与过猪湾的那次失败行动。然而这也不过是贩毒网络的小小一隅。在接下来1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古巴人仍将掌管着可卡因产业。

古巴人擅长的不仅仅是运输和销售可卡因：他们在追踪新的可卡因来源方面也相当快。他们最初发现毒品来自智利——专业的可卡因药剂师就是在这里把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古柯叶子精炼成可卡因的。在美国，没有一个人对这一情况有任何的了解。前美国药品管理局官员杰瑞·史兹克说：“我们知道可卡因来自智利，因为他们所有的信使和管理员几乎都是智利人……谁也没想到南美洲会有秘密实验室。我们一直认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当时有个线人报告说有一个非法的可卡因工厂，一个月能生产13.5公斤的可卡因。一位官员说：“这不可能！”人们笑着把他轰了出去。

似乎人人都猜得出是智利，但是这个国家在可卡因市场上的支配地位也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决心要把介于古柯种植园和美国之间的中间人踢出去的古巴人就开始亲自同安第斯人联系。与此同时，智利人也开始寻找自己的销售商，想把古巴人踢出去。对于双方而言，这都是个可怕的错误。因为双方雇来帮忙的被证明是所有毒贩子中最投入的一类人，他们最终夺去了整个市场。他们就是哥伦比亚人。

哥伦比亚是个天生就适合进行走私的国家。它具有辽阔的海岸线，大部分地区还不怎么发达，而且与巴拿马交界，使它可以方便地联系运河自由贸易区而从中获利。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哥伦比亚已经在走私方面久负盛名——走私电器和奢侈品、咖啡、酒和绿宝石。哥伦比亚西北部的海岸线尤其适合走私。虽然地理位置和经验非常重要，但是哥伦比亚在争夺世界可卡因市场方面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法宝：大麻。最重要的是，优质的大麻。

整个20世纪60年代，南美洲大部分的大麻都来自墨西哥，但是墨西哥大麻有问题。一开始它的质量就不太好，接着边境线不断出现新问题，还要冒着遇到穿便衣的缉毒官员的危险。除此之外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墨西哥人自己，他们太靠近内陆了，简直就像是在地平线的那一边似的。

北美洲的毒贩子很快就厌烦了标准的提瓦那大麻和墨西哥人昏头昏脑的经商才能，开始寻找其他的货源。哥伦比亚看起来很有希望。哥伦比亚的大麻以其劲儿大而出名，哥伦比亚人在走私方面也是久经考验。与墨西哥人相比，同他们做生意是一种享受——他们会在该到的时间，带着该交的货，出现在该到达的地点。不可否认的是，的确存在游击队叛乱的问题，不过只要你通情达理的话，就连这个问题也可以解决。在哥伦比亚，没有人会多管闲事：人人都愿意得到好处。真是再妙不过了。

尽管哥伦比亚当地不生产可卡因，哥伦比亚人还是很聪明地意识到这其实不是问题。当地也不生产电器，但他们还不是一样走私电视机和收音机。他们同玻利维亚、秘鲁和智利进行接触，自己当起了可卡因产业的中间人——介于智利人和古巴人之间的那种。接着他们就开始同时朝着两个方向拓展。哥伦比亚人开始从玻利维亚和秘鲁购买古柯膏或是纯可卡因，然后自己运到美国大陆去，接着还是自己进行销售。他们非常成功，到1970年的时候，哥伦比亚人已经开始挑战古巴人在非法可卡因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显然，这个市场还在不断增长。

有证据证明，并不仅仅只有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吸食可卡因——1967~1968年的流行歌曲中有不少心照不宣地提到了可卡因的地方。这些地方暗示可卡因只有少数有钱人才用得起，为这种产品勾勒出一幅昂贵、专供富人享用、时髦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画面。显而易见，这东西会流行起来：诸如年轻人想要穿得像他们的偶像一样，因此也会想要效仿他们的行为。

随着数量惊人的可卡因的到来，首先染指它的便是富有的引领时尚潮流的人，它高得让人瞠目的价格更多地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可卡因是在1969年真正卷土重来的，即《逍遥骑士》上映的那一年。尽管这个电影讲述的是彼得·方达、丹尼斯·霍博和杰克·尼科尔森骑摩托车穿越美国的故事，但令它出名的还是里面使用大麻和LSD的刻画，它也是可卡因的一座里程碑：电影开始的镜头里他们送到菲利·斯派特那儿的包裹里装的是可卡因。霍博在1997年的一次采访中回忆起当时的情境：他和方达讨论了很长时间他们扮演的人物应该带什么样的毒品：大麻太占地方，把摩托车装满也值不了多少钱，而海洛因的名声又太坏。他们忽然想到了可卡因。“我选择了可卡因，因为它是毒品之王，”霍博说，“我从音乐制作人宾尼·沙博理那里弄到了可卡因，他是从埃林顿公爵那里弄到的。”

完全不同于甲壳虫乐队初次接触可卡因的方式，现在的好莱坞沾染上它，通过的是一直在秘密使用可卡因的另一个堡垒——爵士乐舞台。霍博后来称可卡因在美国的普及应该归功于他的电影：“美国的可卡因问题其实是因为我……《逍遥骑士》之前，大街上没有可卡因。《逍遥骑士》之后美国到处都是可卡因。”

事实并不完全如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美国和欧洲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前就有可卡因。不过这话还是有些可信之处：《逍遥骑士》获得了200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在1969年这是个令人吃惊的数目，50多年来它第一次把可卡因猛地用力弹回主流的流行文化之中。

然而可卡因是什么呢？人人都知道海洛因意味着坏消息，“安非他命会要人的命”，但是可卡因离开世界毒品舞台很久了，这意味着人们对它的危险性不再具有什么真正的了解。这种无知更增加了它的诱惑力。此外，它使用起来也不需要注射器——这一点使它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而且当时还有谣言说它可以当作春药用……

正当20世纪60年代向70年代迈进的时候，可卡因也开始卷土重来。流行文化冲在最前面。1970~1972年突然冒出了大量闪烁其词提到可卡因的流行歌曲，这些歌曲还上了排行榜，其中比较出名的有“滚石乐队”、“感恩而死乐队”、“斯泰朋狼乐队”和“老鹰乐队”，所有这些都大大美化了可卡因的形象。到1972年的时候，显然任何“提到”可卡因的东西都好卖，当年还有三样东西大大美化了这一概念：电影《超级苍蝇》（刻画了一个虚构的可卡因毒贩子）、小说《庄家》（讲述的是一个可卡因毒贩子的真实故事）和一本巧妙地命名为“可卡因美食手册”的书，教读者从如何检验纯度到如何用水冲洗鼻子来避免鼻黏膜受伤的一切方法。一种流行T恤衫强调“可卡因”这个词是可口可乐商标的一部分（可口可乐公司把制造商告上法庭并打赢了官司）。1970年，《滚石》杂志授予可卡因“年度毒品”的称号。

主流媒体也不甘落后，而且造成了较大的伤害，不过这一点尚有争议。《新闻周刊》在1971年刊登的一篇题为“这是真东西”的文章，几乎把可卡因描绘得罪大恶极，重点讲的是它的两个特殊的细节，这两点保证会让读者一头冲出去找可卡因：性和金钱。

这种药是用南美洲的古柯叶子造出来的，可以产生强烈的性感受、超自然的力量和自信……“安非他命会要人的命，但是可卡因能增强你所有的感受，”田纳西大学的一个女生说，“有了可卡因，感觉更好。”

就在9个月后，新闻界故伎重施，这一次拿出了统计数据来证明染指可卡因产业能赚到多少钱。根据《新闻周刊》的报道，一公斤的纯可卡因在秘鲁的售价是3500~4000美元，而在美国大陆，一公斤可能就可以净赚30万美元。万一你没有足够的现钱，《新闻周刊》甚至还出主意，告诉你如何把少量的可卡因带过海关：“你可以把一勺子的可卡因用铝片包起来放在舌头底下。”可卡因在这里再一次被描绘成一种“不会造成生理上瘾”的药物。

持续刊登有关可卡因及其感官作用的报道的，并不是只有《新闻周刊》一家。人人都在这么干。《纽约时报》称它为“麻醉剂中的香槟”。就连《消费者协会报告》也刊登了对可卡因表示肯定的报道，预测说大街上卖的可卡因纯度介于9%~90%。

早在1970年，美国执法官员缴获的可卡因数量就第一次超过了海洛因。这个趋势仍将继续下去。然而在此刻，可卡因对普通的美国大众而言仍然相对很稀罕：它的价格非常高，因而其使用范围仍局限于少数极其富有的人，实际上，你可以在“娱乐产业”方面的报道中发现这一点。然而这个特点即将发生改变，因为大量的毒品走私将把非法可卡因的价格降到连大街上的行人都能买得起的程度。这最终也会改变一切。

[5]20世纪60年代从土耳其取道法国马赛把毒品贩到纽约的走私路线。——编者注

[6]阿华田（Ovaltine），来自于欧洲国家瑞士，是一种著名的饮料，含有多种营养成分。——编者注

第10章 泛滥与恐慌

如果想了解可卡因世界，有个人你得会会。他的名字是乔治·荣格。我第一次听说乔治是在到达大英图书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他听起来正像是我应该见见的那类家伙，我知道自己迟早会给他打电话。然而，听说有人正在把他的一生拍成一部故事片后，我意识到自己的动作必须快点：如果我等到这部电影开始放映后再和他联系的话，那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记者都知道了乔治，他们会一窝蜂地跑到美国来缠着他，给他买酒喝，听他讲的笑话就哈哈大笑，成为他最好的伙伴——然后回家去，在聚会上交谈的时候提起他的名字，好向别人证明自己结识了一位多么知名的人物。他很快就会厌烦一次又一次地回答同样的问题，而我就得靠边站了。这可真是太可惜了，因为乔治要讲的是个严肃的故事，我怀疑一般的电影观众可能无法体会到它真正的价值。

我马上给他写了封短信，问他愿不愿意见见我，他立即给我回了信。“那就让英国人来吧！”他用潦草得几乎无法辨认的笔迹写道：“我答应清晰、明白、勇敢地给你讲讲……不过你必须带着土耳其香烟来。”因此，6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把录音机、记事本和几盒香烟塞进背包里，把背包扔到租来的汽车的后座上，向着纽约北部就出发了。

我们在康涅狄格州一个名叫斯维尔的小镇外面共进午餐。我来晚了一小会儿，不过他似乎不是太在意：他也不像当年那般威风了。我怀疑现在也没有多少事情能让他太在意了。他从一个柱子后面冒了出来，很舒服地穿着件宽松的卡其布衬衫，套着条斜纹的棉布裤，对我露齿而笑，属于那种在任何圈子都能完全轻松自如的人。乔治最擅长断断续续地讲述漫长的逸闻趣事，讲着讲着就东拉西扯起来，等他讲完了，你也记不起来自己一开始问他什么了。他常常信口开河讲些错综复杂的长故事，让你怀疑这肯定是他多年讲故事的过程中逐渐编出来的，其间还点缀着他标志性的口头禅：“我是说，真够棒的！”然后对自己滑稽的行为报以富有感染力的大笑。非常自然。我觉得，幽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他的生活：他过去的30年来一直在嘲笑执法机构。

所以在6月的那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坐在外面，喝着可乐，阳光洒在身上，在好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他给我讲述了他自己一生的故事。

尽管乔治出生在1942年，但是同美国的其他千百万个少年一样，他真正的生活是在60年代开始的。他在高中时是个足球明星，上过好几所大学，直到一次运动中受的伤让他无法重返球场。他接着就辍了学，回到威茅斯的家中，想弄明白自己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

“我开始听鲍勃·迪伦的歌，”他说，“要知道，‘上20年的学，他们就会让你上白班吗？’我信他。我对朋友说，‘听听这家伙说的。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乔治来到了马萨诸塞州，在剑桥的金色名利咖啡屋听迪伦演奏，这时他认定上白班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他同朋友图纳一起做了个决定：

“我说，这太糟糕了，图纳，”他说，“是啊，的确很糟糕，’我又说，‘我们去加利福尼亚吧。’他说，‘什么时候？现在吗？’我说，‘不，等几个星期再说。’圣诞节过后我们两个说‘好吧，我们现在就走！’”

这两个人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敞篷车横跨美国，一直开到加利福尼亚的长滩市。他们把车停在路边，关掉了发动机，四处张望。他们的眼睛瞪大了。“简直就像梦中的世界。感觉‘真妙！这儿是怎么回事儿？’女人，还有游泳衣——简直就是想象中的世界！”

乔治和图纳忘情地拥抱西海岸文化，留起了长头发，吸上了大麻烟，服用迷幻药。当一个朋友在1965年从家乡来看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已经完全改变。

“弗兰克来看我们，我们抽了满满的这么一大杯的大麻——每个人都抽。在洛杉矶南部，你花60美元就能买到一公斤。他看了看大麻，然后问，‘你们从哪儿弄的？值多少钱哪？’我说值60美元。他说，‘所有这些吗？你知道这些东西我们在马萨诸塞大学要花多少钱吗？300美元！’于是我说，‘弗兰克，我们做生意吧！’”，乔治开始从一个在曼哈顿海滩上经营发廊的、名叫理查德·巴瑞尔的联系人那里购买了大量的大麻，然后运到马萨诸塞州去。一开始他把大麻装在手提箱里，找上几个空中小姐，让她们飞航班的时候把箱子带到北方去，但是空中小姐也带不了多少。他决定更上一层楼。

“我们想，这可真够棒的！找几处露营车营地，一路跨越美国把这些东西运过去！于是我们往汽车上装了2000磅的货，开着车跨越美国，一路上听着吉米·亨德里克的歌，抽着大麻烟……我们开始赚到上百万美元。那时候，要是你有个年薪1.25万美元的工作和一辆车，那就很了不起了。而我们有数以百万计的钱。真是棒极了！”

乔治再次把生意做大，买了一架切诺基6型飞机，直接从墨西哥的普尔塔·瓦拉特运大麻，因为在那儿一公斤的大麻他只需要花上8美元，而每公斤可以多赚50美元，这时钱真的开始像潮水般涌进来。到26岁的时候，乔治就不再自己运输毒品了，而是雇了一群飞行员给自己干。他和当时的女朋友站在可以俯视飞机跑道的一所租来的房子的阳台上，一面喝着酒，一面监督他们干活儿。这种好景当然持续不了多久。经历了几次小型逮捕行动之后，乔治被指控贩卖大麻，于是他从库克县监狱获得保释后马上逃跑了。他东躲西藏地过了几年，然后回到家乡去看望他的父母——他们马上向警方告发了他。

1974年，乔治被判在康涅狄格州的丹伯里联邦监狱服刑4年。后来他发现，这是他一生中所发生的最棒的事情。丹伯里是个白领监狱，是“高级罪犯的犯罪学校”，乔治这么说。“那里面有第一流的走私犯。真是棒极了！我就是在那儿遇到卡洛斯的。”

这是对20世纪犯罪史上一次较为成功的会面不太成功的描述。不过要理解这一时刻的重要意义，我们必须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卡洛斯”的背景。

卡洛斯·恩里克·卡洛斯·里瓦斯是个年轻的哥伦比亚人，背景很复杂：他父亲是个德国人，母亲是哥伦比亚的一个选美小姐。他在哥伦比亚和美国长大，所以说得一口地道的英语和西班牙语。他比乔治小7岁，个子也不高：只有1.7米高，非常英俊，就是看起来有点文弱，而且聪明得要命。但是他钻法律的空子：他的一个哥哥在哥伦比亚开了一家汽车经销店，他们俩一起做生意，把车从美国运到哥伦比亚来，不付进出口关税，然后把车卖掉。卡洛斯发现，要是一开始就把车偷出来的话，就能从这一行赚到更多的钱。他的这个发现标志着他与法律交锋的开始。

他22岁的时候在长岛因为偷车被逮捕，接着，第二年他又因为贩卖被盗车辆在底特律被捕。保释之后他紧接着跑到了迈阿密，不出所料的是，在另一辆偷来的车里再次被捕。不过这一次，后备厢里装了90公斤的大麻。卡洛斯有麻烦了。他被判了4年徒刑，在丹伯里监狱服刑。

乔治·荣格绘声绘色地回忆起改变了他生活的4月的那一天：

我刚到那儿。大概是第三天吧。两张床都是空的，我就选了下铺。几个小时后，卡洛斯走了进来。他还是个孩子：很年轻，很帅，彬彬有礼——就好像刚刚上完学前班似的。我感觉像是，“哇！好极了！我遇到的这家伙还不错！”我很高兴：你知道，没准遇上个浑蛋呢——真让我松了口气。他自我介绍说：“卡洛斯。”我说：“嗨，你好。”

故事讲到这儿，乔治停了下来吸了口烟。他深深地把烟呼出来，摇了摇头：“是神把他带到我面前的。他们把他带到我的床前。”

不管有没有神，乔治的魅力很快发挥了作用，他开始询问卡洛斯的过去。至少他是这么说的。实际上可能性更大的是，非常喜欢与人交谈的乔治用自己的一桩趣事打破了坚冰。不管怎么样，这两个人没过多大一会儿就聊得很热乎了，再没过多久，话题就转到了他们到这儿来的原因。卡洛斯告诉乔治他是怎么样把汽车运到哥伦比亚卖掉的。这段故事乔治是这么讲的：

你知道，我开始对他产生更大的兴趣：这家伙不仅仅是个偷车贼。他很聪明。所以我感觉：“不错，我再听听。”于是他问我：“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说：“从墨西哥运大麻。”他说：“你一定很了解飞机，一定认识许多买毒品的美国人吧？”我说：“对。”他说：“那你知道可卡因吗？”我说：“不知道——给我讲讲吧。”他说：“你知道吗，它在美国一公斤可以卖上五六万美元。”我说：“那你多少钱买的呢，卡洛斯？”他说：“大约——5000美元吧。”

一直在讲故事的乔治说到这儿，停下来又抽了一口烟。他扬起眉毛，身子很专心地向前倾过来：“我说，‘把你知道的所有有关可卡因的事情都告诉我，卡洛斯。所有事情。’”

在接下来的16个月里，卡洛斯和荣格谈论着可卡因，谈一旦他们出去后，该怎么样把它卖到美国各地。卡洛斯说他有个朋友能弄到无限量的可卡因。荣格同时也保证说，无论给他什么，他都可以运出去卖掉。荣格现在承认说，尽管两个人的话里都有真实的成分，但他们两个都有点虚张声势：尽管知道有可能，到底能不能办成自己吹嘘的事，他们还是没有把握。不过没关系。他们计划出狱后一起做生意。与此同时，卡洛斯服刑期间一直询问其他囚犯，看是不是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些什么。各种各样的白领罪犯教他如何开飞机，如何把钱存到海外的银行，如何洗钱。其他人都躺在牢床上混日子，他却在记笔记。

乔治最后先于卡洛斯于1975年春天出狱，警察把他送回家，让他在家度过假释期。他父母一开始很高兴看见他，接着就开始对他坐过牢耿耿于怀。所以在1976年，当收到一封来自哥伦比亚的电报时，他非常高兴。卡洛斯出狱了。“天气很好。来吧。你的朋友，卡洛斯。”由于处在保释期无法离开，他派了一个朋友到哥伦比亚去。他们很快安排了一次15公斤的行动，交货很简单，在安提瓜交换一下手提箱就行了。

乔治买了两个新的皮箱交给几个女朋友，她们便动身去度“一切费用已经支付”的假期。当然，两个星期后回来的时候，她们带回的手提箱已经不是原来带走的那几个了。乔治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见过可卡因。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拿到他的新货的时候有多激动：

我拿到它的那一刻就立刻试了一点。当货从安提瓜来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劈开了箱子，立即猛吸了一些，我说：“这东西真棒啊！这该死的东西真是太妙了！”我干脆一直吸个不停……我觉得它真是妙不可言。就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你明白吗，就好像金霸王电池广告里的电动兔子一样！跟你说老实话，我并不认为它是种邪恶的毒品。我当时认为它还不错。

这桩生意乔治分了5公斤，其中4公斤他总共卖了18万美元。就这一桩买卖，他就清楚地认识到，他就要开始赚到多得数不清的钱了。

卡洛斯和荣格一起干起了可卡因运输的生意。哥伦比亚人安排人把可卡因带到美国，告诉他们怎样拿货，这两个人再把货送到分销商手里，从中赚取一份利润。接着，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77年2月，荣格在迈阿密拿到了50公斤的货，他把货送到波士顿，因为按计划，卡洛斯会在那儿见他。卡洛斯没有出现——他从加拿大过来的时候差一点被抓住，当时正在逃亡之中。由于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也不愿意把50公斤的货带在身边，荣格便把货带到了加利福尼亚，在那儿联系上以前认识的大麻贩子理查德·巴瑞尔。巴瑞尔马上看清了形势：这个国家只有几个地方的人才富到可以买下这么多的可卡因，其中之一便是好莱坞。他火速行动，两个星期就卖掉了所有的货，拿到了大约250万美元的现金。好莱坞很长时间都没有见到过质量这么好的可卡因了。最后，一个星期之后，卡洛斯一路追踪到他。

“我接到我母亲的一个电话，”乔治说，“她通知我说，有个很不错的拉丁青年和他的漂亮妻子正坐在起居室里，他们急着要同我讲话。”

乔治的母亲把电话递给了卡洛斯。他急得发疯：可卡因到哪儿去了？这两个人在剑桥见了面，乔治给他看了赚来的现金。他的朋友没有携款潜逃，卡洛斯放下心来，马上出去买了辆全新的宝马——用的全是现金。

此后不久，卡洛斯的同伴乔治不仅两个星期就卖掉了50公斤的可卡因，而且还带着现金回来的消息传到了哥伦比亚，乔治和卡洛斯变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哥伦比亚人同外国人做生意一直都遇到麻烦，因为他们老是带着可卡因或是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不信任外国人。他们在美国不认识拥有真正良好可靠网络的人。乔治是上天赐给哥伦比亚人的宝贝。

乔治和卡洛斯组成了一个团队。他们搬进了“海上之阁”公寓里的一套房子，这个公寓位于考林斯大街上，俯视着迈阿密海滩。他们开始销售的可卡因数量很大。乔治负责美国这一端的生意。他在迈阿密每个星期都要收到40公斤的可卡因，然后搭飞机到洛杉矶交给巴瑞尔，巴瑞尔会交给他装满现金的手提箱。很快，乔治和卡洛斯赚的钱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才好了。乔治一公斤货就赚1万美元，所以如果他每星期跑两趟25公斤的生意，一个星期就可以净赚50万美元，还不用缴税。你拿到这种钱会怎么办？你要做的，就是盖座房子，把木匠叫来，让他们给屋子安上暖气管子，然后把所有的钱都塞到空暖气管子里去，希望没人能看得出来。不幸的是，你还会做另一件事——如果你是乔治的话，那就是大量服用自己卖的东西。

乔治的头脑开始有点糊涂了，不在乎是否会被警察抓住。他讲到有一次差一点坏了大事：

有一次回来的路上经过洛杉矶的时候，巴瑞尔和我带着装满现金的照相机箱子。通过X光检测机的时候，那个女人说：“哇！这么多面包！”我们坐上了飞往波士顿的飞机，巴瑞尔说：“我们可以把货藏在男厕所里，把里面的嵌板打开，把东西藏在那里面。”我说：“见鬼，理查德。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要上去喝点酒，因为如果他们正在那儿等着我们，我宁可喝醉点。要发生的总会发生，它发生的时候我要喝个酩酊大醉。”什么也没有发生。

他们成功的消息开始传到哥伦比亚，他们走私的货物量也就随之越来越大。到1977年夏天的时候，乔治一个星期能卖掉了100公斤——每一次都疲惫不堪地带回来500万美元的现金。他决定雇一架利尔喷气式飞机来做这个生意。接着争论就开始了。

一开始是卡洛斯认为他们两个都不应该吸毒。乔治反驳说他说这话倒很容易，因为每个星期带着所有的可卡因和现金到处走的不是他。这是个压力很大的工作。这个理由对卡洛斯而言根本没有任何意义：钱才是一切。（据说卡洛斯有一次竟然派自己的母亲把毒品带到洛杉矶去。“人人都得工作，”他说，“再说她想去迪士尼乐园玩。”）接着是乔治的联系人的事。卡洛斯缠着乔治把卖掉所有这些可卡因的加利福尼亚联系人介绍给他。乔治意识到，如果他这么做的话，卡洛斯会不通过他而直接同巴瑞尔联系，所以拒绝了他的要求。而洛杉矶的巴瑞尔也想见见卡洛斯。两方面都想把乔治挤出去。

还有另外一件事，事后看来更重要，因为它涉及乔治和卡洛斯为可卡因设计的新路线。还是在丹伯里的时候，乔治就建议说他们应该用小型飞机运输可卡因——那是他20世纪60年代晚期运输大麻的方式。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于是便开始寻找飞行员。当他们找到飞行员后，这个人告诉他们说，小型飞机装不了那么多的燃料，没法从哥伦比亚飞到美国。他有个好主意。为什么不从迈阿密飞到巴哈马群岛，假装在那儿度周末，实际上偷偷飞到哥伦比亚，装上可卡因，再飞回到巴哈马群岛，把飞机和可卡因留在跑道上，等到星期日夜间再飞回来？一架小飞机在周末结束的时候混在那么多飞机中飞回来，几乎不会引人注意。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计划。

1977年8月，第一批货由提出这个计划的巴里·凯恩驾着飞机送了回来，这次行动简直像时钟一样准时，凯恩带着250公斤的可卡因毫发无损地回来了。乔治和卡洛斯两个人平分了100万美元。这两个人看到了可卡因走私的未来，它就在巴哈马群岛。然而，同加勒比海的联系是一切开始明朗化的地方，也正是乔治开始失去控制的时候。

自从离开丹伯里以来，卡洛斯一直琢磨着在某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创造一个罪犯的避难所。他从同狱的一个犯人（一个因为造假入狱的医生）口中得知，伯里兹城（洪都拉斯的首都）没有引渡法，于是认定他要居住在某个类似的地方，某个他可以违反一切他想违反的法律，却没有人能动他一根毫毛的地方。他决定创造这样一个地方。发现巴哈马群岛是个理想的货物中转站后，他决定要在那儿动手。乔治拼命地反对。

他想建立一个货物中转站和罪犯的避难所，你知道吗，就是同任何政府都没有签署引渡条约的地方……但是我没有理会它，因为我认为这只不过是疯狂的孩子话……我说：“瞧，卡洛斯，做这种生意唯一的方法就是捞一把就逃。持续改变走私路线，永远不要待在同一个地方。这样我们就不会受任何人的支配。我们自己每个人怎么着都能赚上几个亿。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但是他脑子里一直丢不下（这个主意）。我也没多加注意——我现在想当时应该注意一下。当时我觉得我可以控制他，只要我能控制他，一切都不要紧。我相信这一点，这就是我的愚蠢之处。

两人意见相左的背后，是两人性格上存在的根本分歧。乔治的货走得相对比较少，还可以经常四处走动，所以他对现状十分满意。他原来从墨西哥用飞机运大麻的时候对自己就很满意，现在他已经比以前梦想的走得还远。他靠联姻而成为一个哥伦比亚贩毒网络的成员，他的小舅子可以给他提供稳定的货源。他已经很满足了。而卡洛斯的目标要高得多。他想用可卡因来改变世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即便是在他们的关系刚开始的时候，两人性格上的差异就非常明显。同其他大多数早期的大麻贩子一样，乔治干这一行，部分原因是为了刺激。卡洛斯则是想要得到更多。

他是一个刻苦的小浑蛋。即便是他结了婚，我也得同他们一起住在迈阿密，他有公文包和其他的一切东西。我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脑子里面——我走私毒品可不是为了夹着个公文包到处转！你知道吗，我想当个海盗，而他是一个小商人。他真应该去给IBM干活儿。

一次乔治离开迈阿密到洛杉矶度周末的时候，卡洛斯联系上了他的一个女朋友——她姐姐有条船。他们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地点。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地方，一个名叫“诺曼之洲”的孤零零的巴哈马小岛。在乔治不知情的情况下，卡洛斯认定这就是他开创自己的可卡因革命的地方。这一切仍然是在乔治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他决定不让乔治参与这件事。当时卡洛斯已经设法从他口中套出了洛杉矶的那个联系人的身份，乔治现在变成了多余的人。卡洛斯把老巢连根搬到了“诺曼之洲”。当乔治找到他那儿，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把他挤出去的时候，卡洛斯对他下了逐客令：

我去看他。你知道吗，他说：“已经结束了。你有你的小舅子，还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你可以做自己的生意，但是，这是我的小岛。我拥有它。”人人都知道我就是那个成就了卡洛斯的人。

就像一切都是瞬就开始了一样，它也瞬就结束了。只是它还没有完全结束。荣格和卡洛斯之间的关系具有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就在他们的关系已经中止之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

乔治和我交谈了整个下午。我扫了一眼手表，意识到已经过去了4个小时，我应该回家了。我接下来还要开车走上很长一段路程才能回到纽约。我还意识到，如果想弄清楚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也许必须得到“诺曼之洲”去考察考察。

我们离开之前还聊了聊乔治的电影和我的书。他想知道我还要采访哪些人，并且建议我同他的一个朋友联系，一个名叫加西亚的家伙。“他是谁？一个走私贩子吗？”我问他。原来加西亚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一个很不错的家伙”是乔治对他的评价。“我们就好像是最好的朋友。”他给了我加西亚的私人电话号码。“告诉他是乔治让你打电话给他的，他就会和你通电话了。在美国药品管理局你和谁交谈过？”我告诉他我主要联系人的名字。“你开玩笑的吧！”他说。为什么？他认识他吗？“噢，天哪！”他说，脸上浮现出大笑的表情来：“他就是1984年突然把我抓回来的那个家伙！替我向他问好！”我觉得非常奇怪，毕竟犯了法的人一般没有时间注意那些抓住他们的人，特别是被抓的后果是在监狱里服刑（像乔治就得在监狱待上12年）。他们之间难道没有点深仇大恨吗？乔治可是一点也没有。“啊呀！”他咧着嘴笑着说：“这家伙很不错。真的。替我问候他。”

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哥伦比亚人觉得他很好打交道了吧：他喜欢所有的人。在电影里扮演他的约翰尼·德普完全被他迷住了，甚至邀请他一起住到法国南部去。“他现在就像是我的儿子。”乔治说。

然后采访就结束了。我们握了握手，他把身子探了过来。“你人还不错啊。”他说。接着他拥抱了我一下。看起来乔治甚至连我都喜欢。

我离开的时候，他喊道：“喂！等电影到英国的时候，咱们巡回宣传的时候见！”我可以想象得出，任何有乔治参加的巡回宣传活动都会演变成重大事件。我向他保证说，等他真的到了英国的时候，我请他喝啤酒。“啤酒？”他惊呼道，“去他的啤酒！威士忌！要威士忌！”我说，好吧，乔治，那就威士忌吧，然后就走了。

在穿过奥蒂斯维尔联邦监狱的时候，我问陪同的狱警乔治是不是真的能够到英国。他悲哀地微笑着摇了摇头。“我想不行吧，”他说，“至少2014年之前不行。”到那时候乔治就72岁了。会不会提前释放呢？如果表现得好呢？要是有要求呢？能不能参加电影的巡回宣传活动呢？他脸色很难看：“这里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年底就能出去。如果你在这儿已经待了20年，那你有的就只是梦了。”

我走过架着剃刀网的围墙，进入一个防弹大厅，站在一盏黑色的灯下，我左手手腕上的印记便在灯光下发出荧光来，于是我便可以回到那排金属探测器那儿去。我同狱警握了握手（“一个很不错的家伙。”乔治这样评价他），领回了我的相机、背包、驾照和车钥匙。心里想着乔治——仍然微笑着——我开着车离开了。

卡洛斯的计划并不新鲜。巴哈马群岛一直都是个走私中心，从17世纪的时候开始，哈瑞·摩根及其同伙定期地对南美洲发动大劫掠，大肆抢劫满载着波托西白银回国的西班牙帆船。这个地方无法无天的传统一直继续到20世纪20年代大禁酒时期，当地人靠经营朗姆酒为生，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巴哈马群岛由大约700个岛屿组成，分布在10万平方英里的海面上，其范围如此广阔，警方即使用现代技术也无法将之完全控制起来——就在这个季度，还有大量的麻醉剂途经加勒比海进入美国。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时候，毒品就已经从这里经过，但是卡洛斯的到来还是标志着一个转折。他下定决心要做就做独一无二的毒贩子。他和他的哥伦比亚同行，将令可卡因在美国泛滥成灾。问题只不过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而已。

我去看乔治之前就试图了解有关“诺曼之洲”的情况。由于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着手，我便给巴哈马旅游部打电话。“诺曼之洲？”接电话的那个女人说，“没有人到那儿去。没有人住在那儿。现在没人在那儿住。”“为什么？”我问她：“难道那儿不好吗？”“是这样……”她嘀咕道，“那地方名声不大好。”

停顿了很长时间。我觉得自己像是20世纪60年代汉默电影公司拍的电影里的漂亮傻瓜一样，在当地酒馆门口停下来，问到吸血鬼城堡的路怎么走，蓦地一下，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当地人都盯着你看，玩飞镖的人也停了下来，长着鼓鼓的大眼睛、露着乳沟的酒吧女招待小声问：“你该不会真的……要到那儿去吧？”

我到巴哈马群岛的时候要幸运得多了。在拿骚机场问了几句话后，我便进去了：“诺曼之洲？没问题。”服务台后面的家伙说。当然没问题，只要你有钱自己包下一架飞机。显然这要花不少钱。不过我又一想：到“诺曼之洲”去看看的机会又能有多少次呢？

尽管乔治和卡洛斯已经把可卡因的大雪球滚动起来，在美国出售了大量的可卡因，然而真正重要的，还是“诺曼之洲”：就可卡因而言，这个地方就是“原爆点”。一定要不虚此行。我交上了信用卡，他们给我介绍了我的飞行员，一个穿着短裤和马球衫的、名叫戴维的很随和的家伙。我看他似乎很年轻。“你当了多久的飞行员了，戴维？”我们走过停机坪向飞机走去的时候我问他。“上个星期拿到的驾照，”他回答说，“我还没有撞坏过一架飞机呢！”著名的巴哈马幽默感。至少，我希望这是著名的巴哈马幽默感。等我们走到飞机旁边的时候，两个人已经做了一笔交易：戴维会尽力不把飞机撞到任何岛屿或山峰或海里，尽量把我送到“诺曼之洲”，作为交换，我要尽量不从驾驶舱掉出去。这个安排似乎还挺管用的。

“诺曼之洲”位于拿骚东南部71公里处，处于埃克萨玛群岛的最北端，有8公里长。各种各样的书都说它呈鱼钩或伞把状。如果你换个角度来看，它其实更像个￡（英镑）符号。然而要是从空中靠近它，你首先注意到的不是岛屿的形状，而是环绕在它周围的海水的颜色。在岛屿的弯曲处有一个完美的浅淡水湖。湖水如此的清澈，近乎乳白色。这就是那种你在照片上看到的、以为是摄影师在镜头前面巧妙地加上了滤光镜才有的颜色。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加滤光镜。“诺曼之洲”周围的海水真的是蓝色的——如此清澈完美，使得它就像磁石一样，不但吸引了游艇和潜水的船只，还吸引着野生动物。淡水湖这里还有着无法解释的特点，吸引了整个加勒比海的鲨鱼来到这里繁殖后代。鲨鱼们在这里繁殖，和沙丁鱼一样，它们每年都成群结队地回到这里来产卵。你无法责备它们：这个地方是天堂啊。真的。这多半也是卡洛斯1977年夏天到这儿时候的想法。

卡洛斯一到这儿，就马上意识到这就是他要找的地方，他急着要动手得到它。但首先是保密的问题。岛上只有10间左右的房子：他得把它们都买下来。卡洛斯带着满满一箱子现金，出现在最大的一户人家的门口。他把钱给主人看，问他是不是愿意把房子卖掉。他买到了岛上的饭店、酒吧和飞机跑道的所有权。接着他便在飞机跑道末尾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黄色X记号（国际飞行术语中的“不要在此降落”），不让其他任何居民使用它。酒吧和小小的潜水学校都被关闭了。“诺曼之洲”上的情况开始变得非常古怪。

当时弗罗伊德·泰尔就是岛上的一个居民。我在玛莎葡萄园找到了他，问他是不是还能回忆起卡洛斯到达时的情景。他说他最初知道那儿有什么事要发生，是在碰巧遇到他的新邻居、一个卡洛斯称作杰克·里德的副驾驶员的时候：

一天在镇上遇到他，我说：“我是你的邻居。我叫弗罗伊德，就住在这条街上。”“噢，”他说，“我是杰克·里德。”我又说：“你打算在这儿待多久？”因为我觉得他们一般秋天来，春天就会回去。“噢，”他说，“下半辈子吧。”虽然我对他一无所知，但是这种话还是很令人耳目一新。

岛上的居民很好奇，想见见他们的新邻居——这个自称是“乔·卡洛斯”的、大把大把到处撒钱的年轻人。

这种情况很奇怪，因为他对他的手下很好，而且很擅长随机应变。他对待女士和住在岛上的每个人都很随和——至少在把他们都踢出去之前是这样。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他30岁生日那天。我说：“乔，你身价多少？”他说，“噢，大约2500万美元吧。”

他们的好奇很快变成了忧惧，然后变成了害怕。卡洛斯开始购买所有人的房子，以便把这个岛据为己有。但不是每个人都想把房子卖掉。卡洛斯不是那种愿意别人对他说“不”的人。随着他对这件事越来越关注，他引进了各种各样令人讨厌的人物——保镖、毒贩子、运输毒品的飞行员——并开始对居民施加压力要他们搬走。他最终强行赶走了所有的人。一个居民被告知：“再给你说明白点，你要是今天不离开这个岛的话，你的老婆和孩子就得死。”另一个居民在枪口下被塞进了自己的飞机，他们用枪打坏了飞机上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命令他立即起飞。只有在他飞上天空以后才发现卡洛斯的人早已抽走了他油箱里的油：由于没有足够的汽油飞到其他的跑道，他不得不在附近岛屿的沙滩上强行着陆。

后来的情况更是古怪得离奇。一直对德国的军国主义饶有兴趣的卡洛斯又雇用了40个德国保镖，并给他们配备了全自动武器和德国种的杜博曼犬。前来观光游览的游艇没到码头就被赶开了。开得离小岛太近的游艇乘客惊奇地发现，载有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的吉普车沿着岸边一步不离地跟着他们。

弗罗伊德是一个熟练的工匠，他在“诺曼之洲”上的房子就是自己盖的。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之所以允许他比别人待得久，是因为有活儿要他干。卡洛斯买了几个预先制造好的机库，用来装飞机和可卡因，但是机库运到后，发现没有人知道该怎么把它们安装起来。他叫弗罗伊德把它们搭起来。一天，正当弗罗伊德干活儿的时候，一架飞机降落了，一切都清楚了。

我看见一架飞机开进来卸货。几个拿着自动步枪的人跳了下来，还来了一辆卡车，他们把车上的手提箱搬上飞机后便走掉了。我当时正在搭机库，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在那儿的原因。一辆三菱车一路䠀着水就开了进来，卸完货后马上又离开。

搭好机库之后，弗罗伊德意识到他在这儿没用了，但还是不愿意离开：

到了最后，情况非常糟糕，我是被逼着离开的。我对监工说我有意卖掉房子。他告诉我说：“他用不着买。他打算拿过来用就是了。”他的工头走过来说：“瞧，他过来了。他这儿有些非常厉害的角色，他们也许不会要了你的命，不过他们的刀子肯定不会让你好受的。”

弗罗伊德仓皇撤退。他有两年多没有再回过岛上，这时卡洛斯和他的朋友已经毁掉了他的一切，他们砸坏了窗子，把房子拆得七零八碎，家具和财产扔得到处都是。弗罗伊德并没有享受什么特殊待遇。到卡洛斯离开的时候，岛上的一切都已经毁掉了。

现在“诺曼之洲”完全属于他了，卡洛斯越发失去了控制。那里有狂野的聚会，有女人，有暴力。卡洛斯自己也开始大量使用可卡因，最后出现了严重的偏执狂症，岛上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很危险的情境，别忘了，他们可都武装到了牙齿。有了毒品、暴力、烈酒和放荡淫逸，“诺曼之洲”上的生活就变成了小说《苍蝇王》在生活中的真实再现——最后人人都疯了。它是不会有美满结局的。

没有人真正知道卡洛斯在那儿5年左右的时间里到底通过“诺曼之洲”走私了多少可卡因，但绝不是他以前同乔治一起干的那种每次25公斤的小打小闹。飞行员一次一般运送300~500公斤的货。后来一个飞行员承认说他自己运输了3000公斤，估计总价值大约为1.5亿美元。另一个飞行员的飞行日记上列出了总共1500公斤的运输量。卡洛斯不仅拥有一大批这样的家伙，他还允许其他各种各样的走私贩子使用“诺曼之洲”上的飞机跑道。只要支付费用，他们就可以使用这些设施。很快，经过这里的就不仅仅是可卡因了，还有大麻、安非他命、甲喹酮，真是应有尽有。

审判他的时候，据估计他个人单是从1979~1980年就赚了3亿美元。很有可能这个数字只是实际数量的一部分：一个对此进行过调查的记者说，卡洛斯每天都要运输30架次的可卡因。果真如此的话，3亿美元可真是太低估他了。不管总量到底有多少，都比这个世界以前所见到过的可卡因要多，而所有这些可卡因都进入了美国。

20年过去了，“诺曼之洲”依旧伤痕累累。我从空中靠近这个岛屿的时候，似乎不存在任何问题，然而时不时还是可以看见一些痕迹，表明某种非常奇怪的事情曾经在这儿发生过。岛上只有一座山，从山顶上的植被中突兀而出的，却是一艘游艇。有人说，把它放在那儿是当瞭望的岗哨；另外一些人认为它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荒唐之举——是卡洛斯的那些唯利是图的伙伴闲得无聊的时候把它拉上去的。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这么大的一条船戳在山顶上有多好笑——如果你吸食了足够的可卡因的话。接着便是飞机跑道末尾上的那个大大的X标记，虽然现在已经褪色，但在卡洛斯让他的手下把它画下的20年后依然清晰可辨。最后是所有的标记中最出名的那个：撞落在淡水湖里，正在慢慢锈掉的那架飞机。要么是走私可卡因的飞行员吸毒吸得不成样子，以至于连跑道都没看清，就载着满满一飞机的可卡因错降在了水中，要么是上面下的命令，就要它这样待着——有什么要紧的，把它丢到海里去吧——这要看你相信谁的话。飞机残骸依然清晰可见，就躺在水下4.5米的地方，机尾像条机械巨鲨的鳍一样伸出水面。

地面上，戴尔·哈斯巴格穿着短裤和T恤衫，吸着雪茄冒了出来。他现在经营岛上唯一的一家旅馆。我感觉有个潮湿的鼻子凑到我腿肚子上，吓了一跳，发现原来是岛上的狗在做自我介绍。“这是卡洛斯，”有人说，“取的是……的名字。”但是他们没有把话说完。人人都知道卡洛斯用的是谁的名字。

我们爬上了戴尔的小货车四处转转。岛的南面有一家古老的旅馆、一个码头和几间房子，都成了残垣断壁。沙滩上散落着海螺碎片。这个地方有一种怪诞的感觉。或者说，如果不是有1000个来访的水手和一日游的游客把所有的建筑物都拆开看看，想找到点纪念品、现金和藏匿起来的可卡因的话，这个地方可就真的给人一种怪诞的感觉。这个古老的俱乐部兼餐馆，以前常常是进餐者喝着酒度过夜晚时光的地方，现在上面到处都是涂鸦，天花板也早就塌了下来。里面散落着啤酒罐和破瓶子；一个房间里的古老的档案柜已经被扯得支离破碎，另外几个房间里堆放着旧报纸、纸盒子、正在腐烂的地毯和混杂在一起的各色各样的碎石，这些石头以前可能是件东西，但现在什么都不是了。酒吧旁边的屋子里有一台空调或保险箱样的东西立在一边，已经锈迹斑斑。每面墙上都覆盖着刮痕、端正或潦草的字迹——大多是名字和日期。有间屋子可能是餐馆的办公室，我在里面拾起了一张档案卡片，一只隐居在下面的小螃蟹急匆匆逃到了屋子的角落里。

卡洛斯不但没有在岛上留下印记，留下某种实实在在的可以持久的东西，而且，他的做法似乎刚好相反：就像反物质或黑洞一样，他搬走了这里的一切，没有留下任何原来的东西。仅有的代表20世纪70年代的痕迹不是他曾经创造的东西，而是他曾经破坏了的那些东西的残迹：经久失修的房子、俱乐部、老式的建筑物。这些残留的东西似乎恰如其分地证明了一个以违法为生的人的存在。在他的全盛时期，卡洛斯似乎不仅仅违反了法律的界线，还违反了物理界线：船在山上而不是在水里；飞机在水里而不是在空中。然而，同他的货物在美国制造的浩劫相比，他在“诺曼之洲”上的胡作非为简直不算什么。

当哥伦比亚人稳步地把可卡因生意抢过来时，其他人都被挤了出去。首先被挤出去的是巴拉圭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接触到可卡因生意本身，走私可卡因的时间也很短暂。用不着怎么吓唬他们就回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去了——走私电器和奢侈品。

接下来便是智利人。多年以来，人人都知道走私到美国的大部分可卡因背后都站着智利人。据一位前美国药品管理局官员称，当时人人都知道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竞选活动是由可卡因利润提供的资金。“他上台后，”他告诉我说，“这个国家变成了走私贩子们安全的避难所。有数不清的犯罪分子受到我们的指控，然而我们却奈何不了他们——因为他们在智利。所有主要的毒贩子都受到保护。”这种情况在1973年皮诺切特上台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由于皮诺切特在政变中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所以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可卡因走私者和药剂师都抓了起来，以此来证明自己感恩图报。当时引渡智利公民是违法的，所以他首先剥夺了毒犯嫌疑犯的智利公民身份，然后把他们赶上飞机运到了美国。

没有智利人在那儿碍手碍脚的，哥伦比亚人在南美洲就可以完全自由行动了。哥伦比亚一直代表着可卡因的一个主要出路，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时候，从事可卡因交易的人形形色色，而一旦美国人认识到它的价值，这生意便常常由北美洲人来控制。

哥伦比亚人对走私太了解了，他们不会让晕头晕脑的外国人赚走所有的钱。他们开始把非哥伦比亚人挤出去——必要的话还使用暴力。哥伦比亚此前不久才从被称为“暴力之战”的内战状态中解脱出来，国内有大量的武器，人们很乐意使用它们。美国人困在一个他们不了解的国度，只需要警告一下——也许再加上在枪口下把货放下的经历，他们就会乖乖地回国去。自由竞争的时代到1972年就结束了。哥伦比亚的毒贩子一旦搞定了国外的竞争者，便开始争夺内部的优先权。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买通所有的当地警方。警察的工资非常低，可卡因贩子钱又多得不知道怎么花，所以这也没什么好吃惊的，但是你不得不佩服他们行动的彻底性。他们在收买警方方面做得颇有成效，到1971年的时候，人人都知道哥伦比亚主要执法机构DAS（哥伦比亚公共安全部）缉毒部门的负责人沃德拉玛将军是这个国家主要的毒品贩子之一。接下来的几年里，根本就没有谁会真的遭到突击检查。就是那仅有的几个不幸被抓住的家伙，他们的控状总是不知放到哪里去了，证词也突然变得前后不一起来。不仅如此，整个70年代初没收的可卡因不幸有个爱从警察局的仓库里神秘失踪的习惯。戴维·赖特是最早进入哥伦比亚的几个美国药品管理局的官员之一，他回忆起等到自己到那儿的时候，DAS的负责人已经换成了一个新将军马特拉纳，素以“清廉”而出名。马特拉纳解雇了好大一批DAS警察，用没有被腐蚀的人员来接替他们的工作。但是这个举措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它的名声糟糕透了。人们认为他们绝对是哥伦比亚执法机构中最腐败的部门——包括毒品部的负责人在内（我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所以马特拉纳让一些军方的人来负责，他们的的确确努力召集了一些诚实正直的人，试图把队伍清理干净。这个过程可能持续了一年的时间。

可卡因走私活动最初在哥伦比亚是以家庭手工业的形式开始的，但是它发展得非常迅速。开始的时候是把可卡因装在随身携带的包和衣袋里来越过边境线，通常是扒手和犯了小罪的罪犯在去美国的路上顺便带一点。即便是在圣迭戈（就位于墨西哥边界线上），几盎司（大约60克）的可卡因也算是大发现。到70年代中期的时候，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赖特当时还是个级别比较低的官员，他的任务是把不断出现的可卡因贩子的情报卷宗汇集起来。他回忆起走私活动发展的速度：

（到70年代中期的时候）他们几百公斤几百公斤地走私可卡因……几年后，当有新的线人来报信时，除非他能让我们一次缴获100公斤的货，否则我连话都不想同他说。一次，我的搭档找来两个线人，给了他们一点钱，告诉他们说：“我想让你们看看是不是能弄成500公斤左右的买卖。”他们回来的时候弄成了好几宗。关键是要看他们能不能真的把这种交易做成功。实际情况是，做成这样的交易简单得惊人。

随着可卡因贩子开始了竞争，市场的作用占了上风，大毒品贩子把小毒品贩子弄得破了产，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了更多的力量。美国药品管理局官员开始关注这些大鱼的名字，还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大玩家不是相互竞争，实际上他们一直在相互帮助对方摆脱困境。常常是一方行动的时候，如果他们供货量不足的话，便从其他若干个看起来是竞争对手的毒贩子那里把可卡因调拨过来。如果货顺利到达，利润大家分。如果出事了，损失也是大家分担——没有人会破产。赖特建立起了自己的情报网络，意识到绝大多数的大玩家都集中在两个城市：麦德林和卡利。尽管警方对波哥大的毒贩子进行了突袭行动，不知什么原因，这两个城市的可卡因仍然很猖獗。令人警觉的是，每个城市里的大玩家的名字开始有规律地出现在他的档案系统里。

有趣的是，麦德林最臭名昭著的毒贩子是一个女人：格丽赛达·布兰克·德·特鲁希洛。尽管更加贪婪的同行很快就压倒了她的名气，她的凶残还是声名远扬。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布兰克就开始把可卡因运往美国，每次运量都会增加。1974年，她被指控走私150公斤可卡因到美国——在当时，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布兰克很有意思主要是因为她的组织。这个名叫“杀手”的组织发明了一种有效的暗杀技术，结果在接下来的25年里它成为哥伦比亚生活的一个鲜明特色。标准的“杀手”式暗杀需要两个人——一个司机、一个枪手和一辆摩托车。在交通高峰期，摩托车迂回绕到目标所在的汽车，摩托车后座上的乘客会用自动枪支透过汽车后面的挡风玻璃近距离开枪扫射。干完了活儿，摩托车马上消失在堵塞得严严实实的车流里，保镖在后面也无法追赶他们。整个过程持续的时间不超过自动枪打完弹匣里的子弹所用的时间，也就是说，根本不花时间。这种袭击通常进行得非常迅速，保镖还没来得及打开车门，一切就都已经结束了。布兰克发明的方法效果非常好，因而成为南美首屈一指的暗杀手法，但是我对她的情况拿不准：我所听说的有关她的一切听起来都有点像连环漫画书上讲的犯罪活动。不过赖特非常了解她：她1975年曾经买通杀手要暗杀他，当时这件事可让他大为光火。她最终在加利福尼亚被捕，被判了35年徒刑。

还有一些名字开始冒了出来。在麦德林，一个名叫奥科阿的富有的放牧家族让可卡因埋到了脖颈。这家的三个兄弟，胡安·大卫、法比奥和乔治共同创造的帝国在整个80年代源源不断地给麦德林提供着毒品。何赛·安东尼奥·欧堪伯以前是个出租车司机，竟然比他们几个做得还大。另一个当地人何赛·罗德里格斯·卡恰，即著名的“墨西哥人”，他最初是一个绿宝石走私贩子，一开始他转行走私大麻，接着便走私可卡因。卡恰以嗜好极端暴力行为而出名，他最后掌管了奥科阿家族，这伙人同他们在加勒比海地区负责运输的领袖卡洛斯一起，作为“麦德林集团”而在全世界臭名昭著。

然而，最出名的那个名字，却不在上面。究竟是因为他当时还不够厉害，不足以被包括在美国药品管理局的打击名单上，还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注意到他，现在都已经无法得知了。他就是那个令所有的毒贩子黯然失色，也许还是空前绝后、最成功罪犯的麦德林人：帕布罗·埃斯科巴·加维里亚。

关于帕布罗·埃斯科巴·加维里亚比较权威的传记还没有写出来，因此我们了解的有关他早年情况的信息多半都不足为信。他于1950年出生在麦德林一个名叫恩维加多的郊区，16岁就辍了学，开始时不时干点儿违法的小勾当。据说他一开始就同死亡沾上了边：他的第一桩生意是盗窃墓碑，把上面的铭文磨掉后再卖掉赚钱。这个故事也许是杜撰的，但却得以永久地流传下去。可能性更大的是他直接参与到街头犯罪中去：行凶抢劫，偷车，收取保护费。他从这里开始转行到绑架（这是哥伦比亚的民族产，业，后来成为他的一项狂热的爱好）和可卡因上来。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贪婪的资本家。为了钱他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1974年9月，他因为盗窃一辆雷诺车而入狱，人们自此发现他当时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小偷。他几个月后就被释放了，有关这次逮捕的所有记录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仅有的两个证人一个被枪杀，另一个被人用铁棍打死了。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这个人远远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普通恶棍。

仅仅在18个月后，他再次被警方抓住，这次是因为他身上带有39公斤的纯可卡因。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一种需要认真对付的力量。法官受到死亡威胁。公共安全部的负责人受到死亡威胁。逮捕他的两个警察被谋杀了。他们部门的负责人被谋杀。签署逮捕令的法官被谋杀。对这次逮捕进行报道的记者8年后被谋杀。发布消息的这家报社被炸。帕布罗·埃斯科巴只不过是小试牛刀而已。

然而直到此时，他还是没有出现在美国药品管理局的视野中。总之，他们有更紧迫的问题要处理。例如，尽管采取行动逮捕了一些人，为什么他们对哥伦比亚的可卡因交易没有造成重大影响呢？赖特回忆当时他们的运作方式：

在第一年的时候，我的部门同哥伦比亚公共安全部干得还不错。我们立案，这里那里逮捕人犯，组织漂亮的查获行动。我觉得这真是棒极了！接着两年后等到该审理这些案子的时候，我们发现主要的犯人都已经被释放了……等到案子上法庭的时候，他们会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释放，即便被抓获的时候他们双手捧着毒品。

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哥伦比亚当局遭到腐蚀的程度是在1975年，当时美国药品管理局跟踪调查一起数额巨大的可卡因交易，在突击检查的时候发现自己陷入了枪战之中——对方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公共安全部的同事。当年11月，他们再次被震惊。他们从在卡利查获的一起600公斤的案子中不但发现通过这个城市的运量如此之大，而且发现像这样的缉毒行动竟然会在毒贩子中间产生如此强烈的愤怒情绪：突袭之后的那个周末，光是在麦德林就有40个人被毒贩子出于报复而杀害。这些家伙赚的钱同美国的毒贩子赚的钱根本不在同一个档次上。赖特回忆起70年代中期发生的一起令他大开眼界的事件：

有这样一个案子，警察对麦德林的毒贩子进行窃听，他们一个送信的人带着100万或是90多万美元的现金突然跑了。窃听到的对话是这样的：“噢，哎哟！该死！”仅此而已。接下来他们开始谈起了别的。

在赖特和他的同事（当时全国大约有五六个人）看来，解决办法很明显：如果要真正遏制哥伦比亚的可卡因交易，他们需要更多的资金和人员。可卡因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不幸的是，实际发生的情况刚好与之相反。

到1975年的时候，美国所有的高中高年级学生中有27%的人承认自己在上个月吸过大麻烟。（其中6%的人天天吸！）这时人们清楚地发现，把钱扔进禁毒战中根本不见任何成效。就连像《消费者联合杂志》这样的保守阵营也开始支持麻醉剂。1972年的时候该杂志发表文章说：“大麻不会离开。任何可以想到的执法计划都无法限制人们得到它。”基于这个观点之上的是这样一个概念——哥伦比亚之外的许多美国药品管理局官员都这么认为，即大麻和可卡因无论如何都不值得人们担心。警力资源应该放在海洛因上；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小儿科”。甚至有一个警察局长干脆不允许他的人在可卡因案子上花费时间或资源。这东西既不危险，又不要命。为什么要禁止它？

医学界的观点似乎支持他们的看法。哈佛大学的讲师莱斯特·格瑞斯普和詹姆斯·巴卡拉（至今健在——真是一段绝妙的历史）编写了一本名叫“可卡因，一种麻醉剂及其社会进化”的教科书。该书认为“用鼻子吸食可卡因（或是小剂量饮用，就像弗洛伊德那样）一般不会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不会比易怒、紧张、失眠、药劲下去后出现的偶尔的精神压抑和疲劳更严重。从生理上看，最常见的问题是鼻炎”。直到1980年还有人引用格瑞斯普的话，大致意思是“一个星期使用可卡因不超过三次，就不会造成严重问题”。同样，也有人引用（其实引用错了）耶鲁大学的首席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拜克博士（他曾经编辑过弗洛伊德有关可卡因的论文）发表在《科学美国人》中的观点，说可卡因的危害同“薯片”差不多。后来还有人广泛地引证他的话，大致意思是说可卡因还没有鸡汤害处大，因为“你可能淹死在鸡汤里”。《花花公子》于1975年宣称：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报告，1969年酒精夺去了15326人的生命，海洛因害死了454人，可卡因一个也没有……能找到的最好的证据便是，适量使用的情况下，可卡因是一种温和的药物，同安非他命类药物的作用相似，却没有那些药带来的比较严重的副作用……过去曾经有可卡因“上瘾”的报道……现在没有这方面的报道。

每个地方的医生似乎都在对可卡因表示支持。彼得·波恩医生（他后来当上了卡特总统的白宫毒品顾问）在1974年5月响应了这种观点：

可卡因……也许是目前广泛使用的非法药物中药性最温和的一种。至少将之合法化的力量同将大麻合法化的力量一样强大。它作用时间短（大约15分钟），不会让人生理上瘾，可以产生强烈的快感，因此在过去的一年里，所有社会阶层的人都越来越青睐它。

1975年4月，白宫成立了一个特派组，专门研究美国未来的禁毒政策。5个月后，他们把所完成的100页长的文件提交给了总统福特。这份白皮书的要旨是，禁毒花费了大量金钱，为了减少花费，合理的做法是把国家稀少的资源用在真正重要的毒品上。“不是所有的毒品都同样危险，也不是所有的毒品使用起来都具有同样的毁灭性后果”，白皮书是这样说的，接下来还按照轻重缓急的次序给常见的毒品排了一下序，最危险的列在最上面。单子的最后是大麻，紧挨着它的是可卡因。尽管这份文件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起使用可卡因的现象有大幅度上升，美国药品管理局查获的可卡因数量也越来越大，得出的结论仍然是这种发展势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可卡因“不会让人生理上瘾”。

这份报告得到了总统的认可，于10月对新闻界公布。可卡因的危险程度被正式降低了。

《滥用毒品白皮书》用意良好，但当时写它的人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可卡因没有导致任何“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原因在于它并不危险。他们错了。事实上，当时还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是因为它太贵了，没有人能买得起足够的可卡因，可以让自己上瘾到不可自拔的地步。正如罗伯特·拜克后来所说的那样：“告诉我你最近见到哪个酒鬼是因为喝多了高档酒才得了肝硬化的？我敢说你从来没有见过哪怕一个这样的人。”白宫人员无法预见到的是，一旦价格降了下来，可卡因会产生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同70多年前的情况一样。

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白皮书的看法。仅有几个人意识到这一新的可卡因政策会给美国带来大麻烦，其中一个便是历史学家戴维·穆斯托。穆斯托以前就已经听说过所有这些关于可卡因“不会让人在生理上上瘾”和“产生生理上的强烈快感”之类的东西。

我对第一次可卡因大流行非常了解。我写有关第一次可卡因大流行的文章，告诉人们有关第一次大流行的情况。我发现没有什么作用。人们仍固执己见，没有办法。

甚至连本应该对此知道得很清楚的专家们也对可卡因的危险性不予理睬：读过穆斯托著作的人认为，第一次可卡因灾难是由于种族主义或彻头彻尾的愚蠢引起的。这次灾难发生在很久以前，这意味着它已经过时，因而也就不再具有警示意义。对其他人而言，他们以为现代科学已经以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方式使得这种毒品没有以前那么大的威力了。现在哪里会发生这种事情，是不是？毕竟，现在已经是70年代了。

可卡因的威胁程度被降低，遏制它进入美国的努力却资金不足，人们广泛认为它不会让人上瘾，所有这些事实都意味着美国恰好在可卡因的生产即将突飞猛进的关头打开大门让它进来。由于北美和欧洲对可卡因的到来没有做好准备，所以南美洲正在进行的可卡因产业的发展状况导致：如果问题真的来了，那就必然是大问题——可卡因即将在美国生根发芽，毒贩子们将在南美洲变成毒品军阀，人们开始因为可卡因而死去。世界依然在掉以轻心。

要理解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必须简单地回顾一下可卡因生产国的这段历史。

在哥伦比亚，纺织行业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崩溃，令成千上万的体力劳动者失业。他们中的许多人申请到了绿卡，逃离了这个国家，投奔北美的亲戚去了。到了那儿，他们才发现自己的状况没有得到什么改善，因为体力活儿都承包给了泰国人、印度尼西亚人。结果整个美国的城市里都有大量的哥伦比亚人失业，最出名的便是纽约和迈阿密。这些联系紧密的哥伦比亚群体有着同样的语言，熟悉所有的风俗习惯，同国内的亲戚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他们都急着赚钱。他们为新兴的可卡因产业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内部环境”。此前，哥伦比亚人一直都不太擅长在北美组织毒品销售，因为他们缺少可靠的联系人。这种状况即将发生改变。

由于哥伦比亚人准备好插手可卡因销售领域，所以需要更多的可卡因。要制造更多的可卡因，就必须有更多的古柯。哥伦比亚人派代表到秘鲁和玻利维亚去打点这一切。

玻利维亚的情况也不太好。它是西半球仅次于海地第二贫困的国家，陷入困境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自从1952年的革命过后，玻利维亚重新分配了土地，农民第一次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居住的地点。许多人举家迁移，来到了森林茂密的内陆定居，想靠农业来发家致富——毕竟这里唯一不缺的就是土地了。他们很多人都把目的地定在了拉巴斯城东边的查派尔地区。然而，他们到那儿以后才发现情况比他们想象得要棘手。他们最初有很美好的赚钱计划，可以采矿、制糖、种植咖啡，但是这些计划很快就落空了：糖卖不出去，咖啡作物种不了，这个地区又缺乏销售诸如水果之类其他产品的基础设施。唯一看起来有点希望的就是棉花了。1974年，玻利维亚农民银行将其52%的储备金都花在了棉花产业上。第二年，世界棉花市场崩溃。正当事情已经糟糕到似乎无法再糟糕的地步的时候，更糟糕的事情又发生了。接连几场旱灾毁掉了所有的玉米作物。接着锡市场也崩溃了，剩下2.7万名工人无工可做。但移民还是不断到来。在农村移民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查派尔的人口仅仅10年就翻了4番。

查派尔唯一长得不错的作物就是古柯了。贫瘠得无法种植其他作物的土地却能长出古柯来，它几乎不需要什么农业技术，即便在看起来最不合适的土地上也能生长，而且一年能收获四次。当大批富有的哥伦比亚人来到这儿，提出要购买多得人们种都种不完的古柯的时候，傻瓜也知道这个地区未来会依靠什么。从1978~1988年，单是查派尔的可卡因产量就增加了15倍。

查派尔附近的地区——圣塔克鲁斯和贝尼，是这个国家的农业生产和牛肉生产中心。控制这些地区的是几个极其富有的庄园主，他们的家族拥有大片大片的土地。这些人有大规模种植商业古柯的设备和组织能力，而且拥有大片偏僻的土地。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修建了飞机跑道。现在，多亏了最近的移民潮，他们又拥有了成批的劳动力。因此，当哥伦比亚“商人”来到这儿要大批购买古柯的时候，他们也准备好了一切。

与此同时，秘鲁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秘鲁的大城市面临着可怕的人口拥挤的问题，因而在60年代中期，费尔南多·贝朗德·泰瑞发起了一场大规模促进农村发展的运动。胡安纳克和圣马汀之间的大片土地被视为是适合居住的地方，秘鲁的内陆地区变成了可以自由发展的地方。规模巨大的建设工程由此产生，就连丛林中也开辟出了条条道路。既然道路已经畅通，成千上万的秘鲁人便迁移到了“新前沿地带”。

这些迁移者的遭遇并不比他们的玻利维亚同行好。由于大部分的移民并不是熟练的农夫，当地又没有其他的行业可以从事，他们很快就陷入了困境。人们开始挨饿。到70年代早期，人们发现这项实验显然是行不通的，于是便放弃了，留下数以万计的农民被困在荒野之中。他们也遇到了寻找古柯的哥伦比亚人。既然古柯是唯一能在像胡安诺科山谷这样贫瘠的土壤上比较容易生长的东西，那么他们的提议似乎合情合理。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意味着哥伦比亚人很快就可以生产出无数的可卡因来。他们现在下定决心要进一步拓展自己的业务。

既然已经设法取得了对可卡因生产和运输的控制权，他们决定夺取在美国销售可卡因这一利润丰厚的市场。一旦他们树立起一些信心之后，便开始用残酷的方式对付古巴人——而且开始彼此针锋相对。人人都注意到的第一点是暴力。哥伦比亚人在美国大陆为争夺地盘展开了恶战，一般是在佛罗里达，很多场景让人不由回忆起20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佛罗里达这个阳光之州是稳固地建立可卡因交易基地的完美地方：这里到处都是拉丁美洲人，所以人人都讲西班牙语；这儿是美国距离哥伦比亚最近的地方；这儿的海岸线长度超过12900公里，警察根本不可能控制。

最出名的一个事件发生在1979年7月的迈阿密，当时一辆白色的装甲车停在了戴德兰的一个购物区外面。“快乐时光完全派对供货”，车身上写着这样几个字。几个哥伦比亚人走了出来，跟在他们的目标——一个名叫吉莫奈兹·帕尼索的暴徒后面，走进了一家持有特许经营外卖酒执照的“王冠酒馆”，拿着冲锋枪对着他开火了。100发子弹大多数都打在了帕尼索和他的保镖身上，这些枪手跑了出去，到了停车场又用自动枪对着购物中心扫射了一通。许多路人都受了伤；不用说，帕尼索和他的保镖都死掉了。警方后来发现了那辆车（媒体称之为“战车”），以及一堆防弹衣和袭击时使用的全部11支枪械。负责给帕尼索和保镖验尸的医生说他们被打得像“瑞士奶酪”一样。后来发现，这起袭击背后的主谋正是格丽赛达·布兰克。

哥伦比亚人非常擅长彼此之间——同时对任何当时不幸挡了他们道的人——使用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暴力。美国药品管理局对这种暴力升级大感惊愕。约翰·考勒曼回忆说：

海洛因交易时代的暴力程度从来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如果要杀人，也是集体屠杀——从某种角度看来，也是他们的行业规定所许可的合理做法。这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也从来不针对家庭成员。如果拉克·鲁西阿诺不喜欢卡罗·盖比诺，他不会去杀害盖比诺的妻子、母亲或是孩子。他会追杀卡罗，如果找不到他，那就不去管他好了。这就是那时的犯罪活动方式，可是，忽然一下子，这种全新的各式各样的暴力行为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奇怪，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每年枪支导致的暴力事件频率都高于别国的国家，但是有些层次的暴力事件绝对是无法控制的。

很快，统计数字开始揭示这种流血事件的程度。当美国联邦调查局把美国的城市按照犯罪活动发生的频率进行排序的时候，前10名的城市中有三个都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劳德戴尔堡和西棕榈海滩。迈阿密是这个国家的第41大城市，在美国的谋杀案民意调查中却不断名列榜首，比纽约的谋杀案多出两倍——纽约人口是迈阿密人口的20倍。从1979~1981年，谋杀发案率翻了一番。很快，到处都出现了尸体。当局建立了一支特种部队“红酒”，专门处置与毒品有关的杀人案，但是他们打的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仗：这里有这么多的尸体，有一次戴德郡（迈阿密所在的地区）不得不租用冷冻车来拉救护车拉不完的尸体。后来发现，所有这些尸体中有1/4是被冲锋枪打死的。

到了1980年，据估计每天夜晚都有80架飞机往佛罗里达的陆地上空投毒品，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州最大的单项收入来源就是贩毒。光是从大麻上赚的钱就比旅游业要多得多。由于没收了太多的大麻，当局不再将其放入焚化炉烧毁，而是将之交给佛罗里达电力与照明公司，让他们把这些东西放在炉子里烧了发电。据估计，仅仅1978年一年进入佛罗里达的可卡因价值就高达70亿美元。

不仅仅只有迈阿密的犯罪统计数据开始翻跟头。随着黑钱的大量涌入，佛罗里达州的金融状况开始紊乱：1979年，迈阿密联邦储备银行报告说其现金储备神秘地出现55亿美元的盈余——比美国其他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盈余总和还要多。迈阿密的州立银行本来是为人口低于35万的城市提供资金服务的，现在也开始为其他12家联邦银行供应现金。人们很快清楚了这些钱的来历：毒贩子和他们的助手带着装满现金的箱子、运动包，甚至推着超市的小推车，定期到银行来存款。当这一点被看穿、当局开始援引“银行保密法”（要求银行对每一笔超过一万美元的现金存款实行上报）的时候，一个新行业诞生了。毒贩子们雇用跑腿的奔波于迈阿密的各家银行之间不断存款，每一笔资金都比一万美元少一点。有时候美国药品管理局的成员会跟踪他们，结果发现他们像送旅游团一样坐着班车从一家银行跑到另一家银行，每到一站，他们就肩背着装满现金的包排着队一个个下车，然后又上车前往下一站。他们的外表看起来非常滑稽，永远都在排队下车或排队进银行，结果美国药品管理局用卡通人物的名字给他们起了个外号：蓝精灵。

当然，这些钱一旦进了银行，就必须被转移并洗干净，然后才能回到哥伦比亚。最简单的洗钱办法就是投资房地产业。结果佛罗里达的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一位经济学家估计说，在所有价值超过30万美元的房地产中，有40%属于海外公司所有，如果他们把资金撤出的话，会导致房地产业的萧条。

所有这些活动带来的后果是，整个美国的可卡因供应急遽上升。整个20世纪70年代晚期，可卡因遍布整个美国大陆，结果一次全国性的家庭调查表明，1974年有540万美国人尝试过可卡因，到1982年这个数字就提高到近2200万人。由于可卡因在佛罗里达之外的地方价格依旧贵得离谱儿，它成了地位的象征：如果你使用可卡因，那么你就很富有，而在美国，如果你很富有，那么你就是“大人物”。

除了它的香槟形象之外，可卡因还有一个补充形象：人们仍然认为它根本没有危险。《时代》杂志在1981年刊登了一个有关可卡因的封面故事，画着一个装满可卡因的鸡尾酒杯，上面写着：“全体美国人的毒品。”后来这家杂志因为这个标题招致嘲笑，但是它的确说明了一个问题——可卡因产生的作用同美国这种行动迅速的大都市社会所欣赏的东西一模一样：速度快、精力充沛和充满自信。蓬勃发展的雅皮一代素以不“做午餐”而闻名，他们需要一点东西来维持这个习惯，而可卡因则是有太多的钱可以花在自己身上的城市一族所需要的完美毒品。整个美国的随身用品商店和邮购服务商的可卡因用具都卖得红红火火：镀金的刮胡刀片、金吸管、做成项链或是吊坠儿的金可卡因勺（麦当劳曾经一度停止发放塑料的咖啡勺，因为它们常常被用来测量可卡因的重量）。女人们说到要去“补妆”的时候不由得眉飞色舞，“补妆室”也具有了全新的含义。1981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主持人约翰·卡尔森嘲弄说，大部分的奥斯卡奖都要归功于哥伦比亚，而不是“摄影棚”。自从伍迪·艾伦在1977年的影片《安妮·霍尔》中用鼻子吸食可卡因后，可卡因就没有享受过像这样的爱戴了。

到了1982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拍到约翰·德劳瑞恩收到20公斤的可卡因，并且把货高高举起说这“比金子还贵重”。美国大众一点也不怀疑这东西有多么令人渴望。但是美国的大众迄今还没有见过真东西。

佛罗里达发生的这些事情传到了华盛顿之后，政府官员们开始对此加以关注。显然要对此采取措施。1980年春季，参议院委员做好了计划，严厉指出：

暴力和腐败是有组织的毒品走私犯罪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夺去了千千万万美国人和外国官员的生命，大大削弱了政府在控制毒品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威胁到全体政府，其危害已经威胁到邻国，尤其是西半球的安宁和稳定。我们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的损害。

宣布毒品是“国家安全的威胁”将禁毒战斗大大升级，而这种升级和战斗的失败同样都起到了最终决定这场战斗的性质的作用。1981年元月罗纳德·里根上台后，白宫全力以赴打响了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禁毒之战的第一枪。虽然尼克松时代就已经提出过打禁毒“战争”的观点（他在1972年宣布对海洛因打“总体战”），但联邦政府在禁止麻醉品方面所做的努力真正看起来像是一场战争，还是在里根和布什上台的时候。

佛罗里达的美国药品管理局发起了“绿钞行动”，这次行动计划周密，目标是要从毒贩子复杂的洗钱过程中的金融文件上找到蛛丝马迹，追踪并没收毒贩子们在世界各地的资产。据估计，每年通过美国银行的可卡因现金就有30亿美元，在他们看来，打击毒贩子最好的办法就是掏空他们的钱包。绿钞行动在一年之内就查到20亿美元绝大部分的去向，实际追回了2000万美元。显然，行动有了结果，但是现在区区2000万美元还不足以对毒贩子的收支平衡造成多大的影响。迈阿密的居民也对此很不满意。他们受够了可卡因牛仔的所作所为和购物中心的枪战，请求白宫插手此事。12月的时候，政府建立了一支精英部队，专门负责对付佛罗里达的贩毒活动。

白宫的领袖们很快认识到，像这样的有关战争的言论会令他们赢得相当多的信任。里根当选总统之后，他承诺说自己会对毒品问题采取行动。他的机会来了。1982年1月28日，他宣布成立南佛罗里达特种部队。他派遣了一支由联邦官员——美国药品管理局成员、海关官员、律师、警察组成的军队前往佛罗里达处理毒品问题。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

现在回想起来，刚刚走马上任10个月的里根采取的意义最重大的行动就是把在国内进行禁毒行动的任务交给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其长期负责人J·埃德加·胡佛的坚持下，美国联邦调查局从一开始就绕开了毒品问题，因为胡佛曾经见到过麻醉剂交易所赚到的那种钱，他意识到，这种钱完全有能力腐蚀联邦调查局。所以，决定让联邦特工加入到禁毒之战中是个大胆的转变。但是里根还只是刚刚开始。在命令联邦调查局插手的同时，他还要求美国的情报部门准备战斗。当里根宣布他想要军队也加入到战斗中的时候，有人向他指出，一项可以追溯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旧法令规定，美国军队不得干涉民间事宜。里根马上暂时停止实行这项法令，下令要军方放手干。

现在，有了军事人员、军事技术和美国情报部门所有搜集信息的设备，这场禁毒之战开始看起来像是场真正的战争了。南佛罗里达开始出现可能会派上用场的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海军的E2C侦察机，陆军的武装直升机，还有一系列航空气球，这些气球漂浮在3000米的高空，可以监视加勒比海一带的空中走廊的空中活动情况。负责这一切的，至少名义上负责的，是副总统乔治·布什。

没过多久，所有这些新的人力和技术都开始有了结果。行动进行的头8个月就查获了超过680400公斤的大麻和3000公斤的可卡因，采取了800多次逮捕行动，没收了价值1300万美元的资产。1982年3月9日，当迈阿密国际机场的一位海关人员把一把螺丝刀扎进一个来自麦德林的装牛仔裤的纸箱子时，海关可真的是中了头彩。螺丝刀拔出来的时候，开始有大量的白色粉末往外冒。等到所有的白色粉末都拿出来后，美国海关部门发现自己骄傲地拥有了大约1800公斤的纯可卡因。这比以前查获可卡因数量最多那一次还多4倍。

里根和布什非常高兴。两个人都坐着喷气式飞机来到佛罗里达，坐在大包大包没收来的毒品上面摆好姿势让媒体拍照。1982年11月，里根宣布说：

毫无疑问，南佛罗里达的特种部队取得了毫不含糊的绝对性胜利。自行动开始以来，特种部队覆盖地区的有关毒品的逮捕行动数量上升了27%。查获的毒品数量上升了50%。没收的大麻数量提高了35%，没收的可卡因数量提高了56%。

白宫是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警察局仓库里的毒品越多，就意味着大街上的毒品越少。同理，监狱里的毒贩子越多，就意味着大街上的毒贩子越少。不幸的是，这个论点并不正确：其实可卡因交易以非常快的速度在加速，结果大宗的没收行动对他们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同样，毒贩子有非常丰富的人力资源可以利用，警察逮捕几个人，即便逮捕上几千个人——也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尽管这些部门联合起来出色地做了所有这些工作（他们的活儿毫无疑问干得不错），但查获越来越多的可卡因几乎没有对美国渐渐成形的可卡因供应网络造成什么损伤。

1983年查获了6吨的可卡因。1985年查获了25吨。到了1986年，这个数字高达30吨。然而这一时期，在美国大街小巷上永远都能买到可卡因。更糟糕的是，它的价格持续下滑。尽管里根和布什认为他们就要打赢这场禁毒之战，但是他们实际上是钻进了自己挖的洞里。

与此同时，经验丰富的禁毒官员清楚地感觉到南佛罗里达特种部队讲起豪言壮语来很有一套，但可信度却非常低，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来执行法律，而是对付新闻界。还有这样一个问题：佛罗里达一开始接收了大量额外的人力，但是由于没有额外的资金来源，它总是在花其他州的钱。许多评论家都指出，南佛罗里达特种部队不可能解决可卡因问题，因为把别的地方的禁毒人员调到迈阿密来只意味着减少了这些地方的禁毒人员。毒贩子更有可能干脆把可卡因走私活动搬到其他州——搬到被抓住的可能性更小的地方。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在“美国骑兵”（一家报纸这么称呼特种部队）来到佛罗里达还不到一年，可卡因走私活动就开始在其他地方出现。事实上，全美各地都出现了贩毒活动。到了1983年，迈阿密联邦银行的现金盈余开始下降，但是加利福尼亚联邦银行则有30亿美元的盈余记录在册，这表明可卡因开始通过另一个途径——墨西哥，进入美国。开始有报道说其他州出现了可卡因价格下降的情况。1982年10月，里根驳回了其他12个州威胁要创建联邦特种部队的提议。第二年，他建立的“国家边界禁飞制度”，旨在把佛罗里达的行动拓展到面临危险的其他州。联邦禁毒预算开始呈螺旋式上升趋势。

还有其他问题。这么多的重要部门都被委以指挥可卡因之战的重任，结果现在谁也不十分清楚究竟是谁在负责。所有部门可以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的想法是不错，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每一个部门都在竭力保护自己的成员、联系人和情报。哪一个部门应该对哪一次毒品搜查行动负责，一直都有争议。人们最终发现，那些关于南佛罗里达州没收的可卡因的美妙统计数字原来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查获的总量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各个不同的执法机构常常把同一起搜查行动列到自己名下。

有人指出，最令人担忧的是，尽管各方一直在没收数量巨大的可卡因，但可卡因的价格仍然在下降。这与每一个执法部门的想法都背道而驰：他们都认为没收可卡因就可以减少其供应量，因而可以提高其价格。如果可卡因变得非常稀少，那能买到它的人就会更少。那就不值得再贩毒，毒品市场就会大大缩小。然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尽管南佛罗里达特种部队的能力非常令人钦佩，但涌入美国的可卡因实在是太多了，他们没收的数量对毒品交易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可卡因的价格还在下降。

白宫的战略家们干脆选择不这么看。当有人问为什么大街上的可卡因价格仍然一路狂跌，他会解释说，由于总统的禁毒计划非常成功，完全消灭了可卡因市场，因而导致需求一落千丈——才造成可卡因价格的崩溃。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滥用毒品已经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政治议题，也是一个问题重重的社会现象。在美国，公开对毒品宣“战”代表着政府强有力的形象，也为政客们积累了相当多的优势：坦率地说，打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这种号召，会使优柔寡断的人看起来很果断，使胆小的人看起来很勇猛，即便最虚弱的官僚也看起来像是严肃的斗士。这就是那种能给选民留下深刻印象的豪言壮语。但它是个可怕的错误。“战争”这一概念本身意味着一方会赢而另一方会输。然而毒品问题不属于这种情况。也许我们可以将滥用毒品问题降低到最低限度，但即便是最乐观的政府官员也承认永远不可能完全消灭它。因此，永远也不会有明确的“胜利者”。

美国的政客们把与毒品上瘾现象做斗争描绘成一场“战争”，实际上是让自己陷入困境，因为禁毒斗争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不可战胜的。然而一旦标上了“战争”的标签，就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不想输。正如尼克松1971年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无法消灭毒品带来的威胁，那么它就会消灭我们”。里根和布什由于向毒品宣战，使得自己不得不出台一系列不断升级的财政政策，这些政策会让他们付出很大的代价，却无法最终取得成效。一旦公众集体意识到这是一场战争，那就没有了退路。

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开始像打仗一样打击贩毒的国家。在美国以南大约5600公里的地方，情况已经开始急转直下。

第11章 “死亡未婚夫”的报复

在玻利维亚，建立政府的过程同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两样——只是速度更快些而已。玻利维亚的民主制度同世界其他国家剧烈变革的民主制度一样：政府总是在变，总统总是在变。玻利维亚的政治就像一场安非他命刺激下的抢椅子游戏，要在这种游戏中取胜只需要拥有金钱、枪支和几副鬼鬼祟祟的太阳镜就行了。

自1825年独立以来，玻利维亚发生的武装政变超过189起，平均每年发生1.07起。无可否认的是，有些年份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紧接着有些年份则是此起彼伏。例如，1840~1849年发生了65起政变——也就是每年发生7起。这使得人们大可不必担心它不够民主：在玻利维亚，真的是任何人都可以尝试一下当总统的滋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知什么时候就当上了总统。在美国，每个母亲抚养儿子为的都是他有一天可以出人头地当上总统。在玻利维亚，母亲们对这一点根本不用操心：她们的胜算大得很。

然而所有这些政变之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80年罗伯托·苏亚雷斯·戈麦斯发动的那次。这次政变与本书有关，因为苏亚雷斯恰好是这个国家最有势力的可卡因贩子。事实上，真正把政府拉下马的不是苏亚雷斯，而是可卡因。而下面这个故事讲述的就是事情的经过，它实在是离奇得令人难以置信，但的确是真的。

罗伯托·苏亚雷斯于1932年出生在贝尼——就在拉巴斯城的北部。他的家族在19世纪末的时候控制了橡胶贸易，因而非常阔绰：他的一个先人曾经是玻利维亚驻伦敦的第一任大使，他的叔叔尼古拉斯素以“橡胶界的洛克菲勒”而著称（也许这个称号现在听起来没有以前那么令人舒服）。据报道，苏亚雷斯家族于世纪之交的时候在玻利维亚拥有超过1500万英亩的土地。这相当于拥有一个同丹麦一样大小的农场。

但是在橡胶贸易转移到马来西亚之后，他们的生意便趋于平稳，苏亚雷斯家族便开始找其他事干。罗伯托想到了种植古柯的主意，并很快成为国内最大的古柯膏商人——此时正是哥伦比亚人对古柯膏能买多少就买多少的时期。他同另外两个具有类似想法的有钱朋友约瑟·罗伯托和班赛尔·奥杰比都认为这个机会太好了，绝不能错过。既然有现成的跑道和飞机可用，他开始把古柯膏大量运到哥伦比亚，然后在哥伦比亚同逐渐崛起的麦德林集团接触。这是个利润丰厚的买卖。

闲暇之际，苏亚雷斯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同乌戈·班赛尔将军密切交往了。班赛尔将军是一个军事暴君，于1971年篡夺了玻利维亚的总统之位。他们的友谊证明对彼此都大有好处：总统保证苏亚雷斯的可卡因交易不会遭到起诉，苏亚雷斯（一个极富影响力的商人）会替他留神背后，提醒他了解可能发生的反对派的政变。班赛尔任总统期间正是可卡因行业蓬勃发展的时期：等到他离任的时候，他的秘书、女婿、侄子和妻子都因为或涉嫌在美国进行可卡因走私活动而被逮捕。而且班赛尔的一个堂兄就是苏亚雷斯的生意伙伴班赛尔·奥杰比（班赛尔还一度试图任命他为玻利维亚驻迈阿密的领事——只是因为美国药品管理局大声疾呼表示反对才没能实现）。据美国药品管理局估计，在班赛尔就任的时候，玻利维亚每年生产11800吨的古柯。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数字就升至3.5万吨。这就是他对待毒品交易的方式。

1977年的一天，苏亚雷斯拜访了班赛尔总统，告诉他自己遇上了麻烦：哥伦比亚人对自己在可卡因交易中起的作用越来越自信，他们总是让他很恼火：该来买古柯膏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根本不来；有时候来是来了，付的钱却比以前商量好的价钱少；有时候他们干脆带着枪来，直接把古柯膏抢走。苏亚雷斯十分恼怒。班赛尔对苏亚雷斯表示同情，暗示说他需要点帮助。而班赛尔正好知道该找谁。

班赛尔接着便把苏亚雷斯介绍给自己的一个同伴，这个人名叫克劳斯·奥特曼，曾经在1971年帮助他夺取政权。奥特曼讲一口带有浓重德国腔的西班牙语，从1951年起就住在玻利维亚，在内务部的“心理行动”部工作——这个部门实际上同其名字一样神秘莫测。他曾经在1971年帮助班赛尔夺取政权。实际上，克劳斯·奥特曼不是别人，正是克劳斯·巴比——著名的纳粹战犯“里昂屠夫”。苏亚雷斯认识到巴比正是那种知道事情该怎么办的人，于是便雇他来保护自己的生意不受哥伦比亚人的骚扰。

巴比召集了一支在阿根廷受过训练的雇佣军，这些人对自己的鼎鼎大名——“死亡未婚夫”，扬扬自得。这些“未婚夫”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据该组织一个前成员说，他们用火箭筒把哥伦比亚人一架运送可卡因的飞机从空中击落，好好教训了哥伦比亚人一下。一旦让哥伦比亚人明白他们不是闹着玩儿的，可卡因交易马上就恢复了正常，他们发现有了大量的时间可供自己支配。这些“未婚夫”开始在酒吧和夜总会逗留，喝喝啤酒，观看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视纪录片，大唱纳粹战歌。但是他们很快就要接受另一项小任务。

1978年7月，班赛尔总统辞职。不过苏亚雷斯不是十分担心。现在他有另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保护他：一个名叫路易斯·埃斯·戈麦斯的大腹便便的远房堂兄。戈麦斯是个有点与众不同的军官：据称他曾经因为强奸上司的女儿而被赶出军队，转业后负责军事情报工作。这可真是颇具讽刺意味，因为搜集情报正是他似乎非常缺乏的几个特点之一，因此才有了这么个外号：头脑简单的路易斯。但是埃斯·戈麦斯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傻。他当上军事情报部的头儿之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带人袭击了玻利维亚秘密警察的总部，偷走了他们所有的档案。他拥有了这些材料，实际上也就控制了玻利维亚所有的秘密行动，从而完全有能力保护他的朋友罗伯托·苏亚雷斯。

尽管有他的保护，苏亚雷斯还是有点担心。班赛尔的辞职给他留下了一道鸿沟：如果一个强硬的总统上台，解雇了戈麦斯，那又该怎么办？两年后，经历了4次政变，两次大选和5任总统之后，出现的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是革命的英雄，名叫埃尔南·西拉斯·祖阿佐。他不仅仅通过民主途径当选，而且他还反对可卡因。西拉斯将于1980年8月就职。显然要对此采取行动才行，而且要快。

苏亚雷斯召集了其他的毒贩子，包括“死亡未婚夫”、克劳斯·巴比、埃斯·戈麦斯和其他许多赫赫有名的人，在圣塔克鲁斯一家名叫“巴伐利亚夜总会”的酒吧召开会议。他们在一起做出决定，要在西拉斯政府就任之前把它推翻。他们认识到，一次成功的政变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军方人物来领导，于是他们集思广益想出了这么一个人物，最后决定让另一个军阀加西亚·梅萨将军来担当此任。如果西拉斯就任，梅萨会同其他人一样损失惨重：他过去一直忙于找到形形色色的理由来消灭无辜农民，现在他很担心，因为如果消息泄露出去，也许会有麻烦。

他们派埃斯·戈麦斯去问梅萨是不是愿意参与这件事。戈麦斯向梅萨保证，作为领导这次政变的报酬，梅萨事先就可以得到130万美元——还承诺说仗打完后会给他更多的钱。只有一个条件：埃斯·戈麦斯想当内务部长。梅萨拿了钱，同意领导这次政变。

1980年7月17日，这队人马突然行动。陆军第六师先发制人，宣布说玻利维亚受到“极端分子”的威胁，要求梅萨上台来拯救国家。接着他们拒不接受大选结果，宣称玻利维亚国会违反宪法，继续到处进行破坏活动。他们不能容忍任何抵抗行为。当一群商会领导人试图组织一场全国性的大罢工时，“死亡未婚夫”突袭了他们的总部，开枪打死了几个代表并绑架了其他所有人。幸存下来的那些人都遭到折磨，有些人还被折磨致死。事实上所有的商会女领导人都遭到轮奸。他们在前两周里处决了500名代表，把另外2500人投进监狱并百般折磨。

在玻利维亚荣辱盛衰的历史上发生的189次武装政变中，这一次是迄今为止最残暴的。梅萨为了安定全国，在国家电视台上发表讲话说：“我不会离开。”他说：“可能要5年、10年或20年。”苏亚雷斯的行动很快以“可卡因政变”而闻名。

没过多久，苏亚雷斯、梅萨和戈麦斯就骄傲地发现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国家。正如事先约定的那样，梅萨当上了总统，戈麦斯当上了内务部长。苏亚雷斯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他现在决定要对玻利维亚的可卡因产业实行国有化。他利用戈麦斯的情报，开展了自己“特殊的禁毒运动”，消灭了所有的竞争者，直到整个市场都归他所有。“死亡未婚夫”处理细节问题，杀死可卡因商人，没收他们的可卡因膏交给苏亚雷斯。由于可卡因太多，苏亚雷斯有一次雇用玻利维亚空军来替他运输（他每个星期支付他们15万美元）。为了万无一失，他还把所有的可卡因存放在国家银行的保险库里。

苏亚雷斯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毒品政权”。仅仅在6个月之内，可卡因的产量就提高了5倍。人人都能拿到钱。戈麦斯干得尤其好，他告诉朋友说，“我们要让那些外国佬淹没在可卡因里”。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特别节目估计，苏亚雷斯每个星期可以赚到20万美元，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可卡因部长”。

践踏人权的情况有增无减。现在负责情报工作的是福斯迪诺·里科·托诺，外号“魔术师”，因为他具有让人消失的超常能力。就连军方都对此感到惊愕。士兵们最终拒绝再次执行任何针对玻利维亚平民的暴行，并开始集体开小差。士兵流失的速度非常快，以至于剩下的军人跑到足球场上去绑架人来当兵。

现金依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到底有多少，谁都猜不出来。“要计算出他们赚了多少钱是不可能的，”一个分析家说，“想出一个大得荒谬的数字，把它翻一番，你还是很清楚自己估计得太低了。”苏亚雷斯后来吹嘘说，布莱恩·德·帕尔马1983年的电影《疤面煞星》就是从他这儿得到的灵感。他对自己的头衔扬扬自得：玻利维亚的可卡因之王。

就某些方面而言，玻利维亚的可卡因政变折射出洪都拉斯两年前所发生的情况。这里主要的作奸犯科者是一个大麻兼可卡因贩子，名为胡安·拉蒙·马特·巴勒斯特罗，以及他的一个朋友，墨西哥走私贩子福莱克斯·盖勒多。这两个人曾经一起出资策划了一起阴谋，成功地推翻了胡安·阿尔伯特·麦尔加·卡斯特罗总统，换上了包利卡伯·帕兹·加希耶。随后，加希耶政权便很方便地对巴勒斯特罗的可卡因和大麻走私不加理会——有时候还为他们提供帮助，从而为哥伦比亚的可卡因通过洪都拉斯提供了一个新渠道。巴勒斯特罗非常高兴，建立起了自己的空运公司塞特克公司，将可卡因运送到各地。

罗伯托·苏亚雷斯对美国药品管理局真的是非常恼火。他根本不隐藏自己的财富，而是炫耀给所有的人看，因为他知道自己有最高层的保护。他在玻利维亚各地拥有一系列豪华奢侈的住宅，还在一个名为圣阿纳德亚卡马的偏僻农业小镇修建了一个庄园（或者说是宫殿），经常住在那里。他经常在这里像国王一样为有价值的事业慷慨地投资。他重建了教堂，铺设了路面，建起了学校。他还为上不起学的有才华的年轻人发放大学奖学金。有一次他甚至为全镇的人买下了一套卫星电视系统，让居民可以看到外国的肥皂剧和现场转播的足球赛。当地人因此而爱戴他，充满感激地称呼他为“帕皮特”（爸爸）。他在玻利维亚人的心中占有着特殊的地位。

让美国药品管理局恼怒的不仅仅是他的自吹自擂。他们对苏亚雷斯尤其愤怒，原因很简单：他们在1979年差一点抓住他，但是由于运气不好加上计划不周，竟让他从指尖溜走了。

苏亚雷斯已经厌倦了同哥伦比亚人打交道，他决定直接同美国人做生意，以便把哥伦比亚人从自己的王国中踢出去。他在玻利维亚有精练可卡因的技术，还有运输机；唯一需要的是一个可靠的分销商。1980年年初，他的伙伴马西罗·伊伯奈兹报告说自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夜总会碰巧遇到这样一个人。不幸的是，这个买主是美国药品管理局一个名叫迈克·莱文的便衣。莱文的一番话正合伊伯奈兹的心意：他想购买可卡因，数量不限，他可以很容易地把货运到美国去，并且已经买通了所有相关的美国官员，行动会非常安全。莱文建议苏亚雷斯和伊伯奈兹乘飞机来自己在迈阿密的住处，见一见他的组织成员并敲定细节问题。不过，苏亚雷斯一旦踏上美国领土，他就很有可能永远回不去了。

苏亚雷斯落入了圈套，答应一个月供应莱文900多公斤的可卡因。

在佛罗里达，为这次会面所做的准备工作正在全速进行之中。美国药品管理局在迈阿密租了一栋富丽堂皇的房子，还按照莱文扮演的大毒枭的风格进行了装修。每个房间都装上了窃听器和摄像机，准备为后人记录下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逮捕行动。他们还借来了大约1000万美元放在手提箱里，好让这次交易看起来更加真实。然而接下来一切都出了问题。首先是苏亚雷斯决定不来迈阿密了——他希望整个交易都在玻利维亚进行。然后是真正进行交易时，他本人实际上根本不露面，而是派他的儿子罗比负责谈判。最后罗比和他的父亲都没有被捕，不过莱文还是抓住了那些负责销售的小毒贩子。古柯膏销毁了，玻利维亚方面也一直没收到钱。

尽管一直没能威胁到苏亚雷斯的安全，但这次行动对美国药品管理局而言算是一个相当大的胜利了。但是接下来这种胜利就变了味。被告中的一个干脆被送回了玻利维亚；另一个则提出要保释，交了保释金后就逃之夭夭，再也没有谁听到过他的消息了。“真是令人震惊啊，”莱文后来写道，“执法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诱捕行动突然没有了被告人。”莱文指出，这次诱捕行动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一开始就遭到了破坏。莱文认为，苏亚雷斯实际上一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默许下活动；中情局保护他是因为它支持梅萨的“可卡因政变”（当选的玻利维亚总统西拉斯·祖阿佐是个社会主义者）。他还声称，有一盘录音带上录有苏亚雷斯在巴伐利亚夜总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的情况，这盘带子其实在事发之前就掌握在中央情报局的手中：他们什么都知道，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不是美国药品管理局成员最后一次指责中央情报局破坏禁毒行动。

在同苏亚雷斯打交道方面，美国药品管理局再一次运气不佳。1981年1月，罗比·苏亚雷斯在瑞士被捕，工作人员从他身上搜出大量支票，他父亲要求他把这笔钱汇入各式各样查无实迹的银行户头。他很快便被引渡到美国。终于，一个真正的大毒枭看起来要垮台了。美国药品管理局对此尤其感到开心，因为罗比是苏亚雷斯最喜欢的儿子，正在培养他接管家族的生意。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听听老苏亚雷斯对此会作何评论。他们根本不用急。苏亚雷斯勃然大怒。他雇了一帮佛罗里达的职业杀手，绑架了佛罗里达的几个州法官。他接下来采取的行动则令他跻身传奇毒贩的行列：苏亚雷斯写了封信给罗纳德·里根总统，提出要做一笔诚实的交易：如果里根释放罗比，苏亚雷斯会偿付玻利维亚全部的国债（当时大约为40亿美元）。在后来的数年里，秘鲁和哥伦比亚的其他许多毒贩子都做过类似的表示。苏亚雷斯永远没有得到回信，但是在司法方面出现某种令人惊愕的混乱局面之后，罗比被宣布无罪释放并被遣送回国。欢迎他回家的晚宴于1983年3月举行。苏亚雷斯准备了5000人的饮料和食物。狂欢活动持续了一个多星期，酒喝完后还派人乘飞机到拉巴斯城去买。

美国药品管理局当然极其担忧。这看起来好像是一场大灾难。事实上，更糟糕的事情正在北部1500英里的地方发生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哥伦比亚人对走私贩子不怎么担心。这个国家的走私历史相当久远，走私者身上也没有打上什么耻辱的标记。因此，当新一代的可卡因牛仔诞生并到处炫耀自己的金钱和珠宝的时候，没有人对他们多加注意。这些毒贩子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这种矛盾心理，悄悄地渗透进了尽可能多的合法领域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帕布罗·埃斯科巴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把已经成名的人召集到他的网络中来，通过名叫“阿邦特达”的保险计划，可以使那些与可卡因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人来投资走私活动。这个计划既简单又有效：花上几千美元，商人们就可以持有运往美国的一批可卡因的股份。如果货物顺利到达，他们就可以发上一笔横财。

这个计划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一体式的保险模式，保证即便这批可卡因被查获，也会偿还投资人最初的投资。如果这批货安全到达的话，埃斯科巴会抽取卖价的10%作为保费。如果货被没收了，他会把最初的投资成本还给他的新伙伴。

可卡因在美国的价格非常高，即便把每10次走私中会有一次失败的因素考虑进去，从无数投资者那里抽取10%的做法已经可以让他获得相当多的利润了。这个办法效果实在是太好了，以至于埃斯科巴有一次提出要替那些掏不出钱的潜在投资者支付第一次生意的现金。他们可以在生意做成之后还给他。从投资的观点来看，“阿邦特达”计划必然会成功：如果你成功了，就可以赚上一大笔（即便去掉了白白交给埃斯科巴的那10%的利润）。如果你失败了，他会把你最初的投资还给你。其他领域身家清白的商人纷纷参与进来后，埃斯科巴发现自己在和富有、有魅力的上等人同行。

很快，埃斯科巴和他的同伙赚到的钱就多得花不完了。后来人们估计，到1982年的时候，埃斯科巴每天要净赚50万美元（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他每天要赚100万美元），最后，他在麦德林东区160公里外的波多图昂弗镇给自己修建了一座宫殿般的农场。这座农场名叫“拉斯拿波斯”，占地2800多公顷，以修建费用高达5000多万美元而著称。农场里建有飞机跑道，几个游泳池在迫击炮的保护下分散在各处，这里还可以容纳一百人就寝。在主入口上方悬挂着一架“小熊”号小型飞机——可能是他第一架满载可卡因飞往美国的飞机。他买下了关在笼子里的动物，把它们放养在农场里，并将之作为公共动物园对外开放。

与此同时，他还开始着手改善穷人的生活条件：修教堂，安街灯，重铺路面，最后还发起了自己的政治运动：“三月争做好公民”运动。他在麦德林盖了500套两居室的房子，把钥匙交给了穷人。人们称这一处房地产为“帕布罗·埃斯科巴区”。为了防止房子的新主人再次陷入生活困境，他每两周派人开着一辆装得满满的卡车到那儿去免费分发食物。他还派医生和牙医到穷人居住区，付给他们足够的钱，要求他们直到治好了所有需要治疗的人再离开。不论什么事情吸引他，他都会去做：他给麦德林城外190公里处的小镇多拉代尔捐建了一座教堂。他发起各种足球赛，发表鼓舞人心的讲话，不过讲话的时候总是要他自己的新闻记者在场。每年圣诞节他都会给穷人的孩子发放5000个玩具。穷人爱戴他。到1983年的时候，哥伦比亚最大的新闻杂志《周刊》紧随其后，称他为“罗宾汉老乡”。

其他毒贩子也同他一样招摇：贡萨罗·罗德里格斯·卡恰捐了数不清的钱给家乡帕克的民间工程，还建立了自己的政党。（追随者参加他的政治集会有专车接送，可以一整天享受免费的食物和饮料，结束的时候还可以领到10美元作为报酬。尽管当时莱德还在东躲西藏，他最终还是参加了竞选，不过没有成功。）麦德林所有重要的毒贩子最后都给自己修建了巨大的庄园，还抄袭埃斯科巴的做法，在里面放养野生动物。奥科阿家族显然计划在他们的一个湖中小岛上放养狮子和老虎。大家纷纷买下自己最喜欢的运动队，真的开始踢起了“梦幻足球赛”。

1982年，埃斯科巴设法进入了哥伦比亚议会，是作为杰罗·奥特加的竞选伙伴而当选的议员，因为这个人的竞选活动由他资助的。这个举动似乎很明智，因为国会成员享有司法豁免权。他也一直在背后走关系，为政治竞选投入数额巨大的资金——他一般在双方的候选人身上都下注，以确保无论哪一方取胜都会欠他的人情。1981年，埃斯科巴和奥科阿家族向两个总统候选人洛佩兹·麦可森和贝利萨里奥·贝汤科都捐献了大量的现金和交通工具。每次埃斯科巴对新闻界发表讲话之后，头版的报道总是恰到好处地亲切而友好。他从来没有披露自己资金的真实来源。据一次采访称，他在房地产行业发财之前做的是出租自行车的生意。他还对另一个记者开玩笑说，他只不过是个普通人，因为“我总是在淋浴的时候唱歌”。然而，正是埃斯科巴和他的同伙想得到公众承认的愿望最终导致了他们的毁灭。不说别的，单是这个国家存在这么一批超级富翁的事实就足以让每个人都警觉起来——他们中所有的人现在都成了目标。

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是卡洛斯·莱德——1981年年末，哥伦比亚游击队M-19企图绑架他，他在逃跑过程中背部中枪。于是他招募了一批保镖，没有他们他就不愿离开家门。罗德里格斯·卡恰同样被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阵线挟持过。仅仅一个月后，就在11月12日，M-19再次出动，成功地在麦德林的安提奥基亚大学外面绑架了玛塔·尼维斯·奥科阿——奥科阿家五姐妹之一。这次绑架将会给可卡因产业和哥伦比亚本身带来重大影响。

从表面上看，绑架一个极其富有的家族的成员似乎是一个好主意——尤其是在哥伦比亚，因为绑架在这里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绑架一个像尼维斯这样极其有钱有势的家族成员却会出乱子。在她消失之后的那个月，走私可卡因的主要家族都被召集起来开会，有人提出该是对绑架威胁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大家一致赞同。

就在尼维斯被绑架的三周之后，一架小型飞机在卡利的足球场上空盘旋，向人群抛撒传单。当传单像雪片一样落下时，支持者们抓住传单看了起来，眼睛不由瞪得老大。传单上宣布说“几天前”已经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了哥伦比亚的绑架问题；“223名商人”参加了会议，他们一致同意进行合作，铲除此类行动的罪魁祸首——“共同的罪犯和破坏分子”；为了这一目的，这223位商人决定成立一个治安团体MAS（即“处死绑架者组织”），每个人捐出2万美元，并派出10个最好的手下来同绑架行动的祸根作战。人们很清楚这些反对绑架小分队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从今天起，这些人会对所有与绑架活动有关的人员执行死刑……要公开处决绑架者，公开把他们吊死在树上，或是由小分队击毙。还要在他们身上标上个小十字符号，这是我们组织的标志。

处死绑架者组织悬赏2000万比索（约合20万美元），寻找提供线索的人，以便他们抓住绑架者。传单上还说，也可以把此类消息交给，“黑手党老板们”，因为这些人“在这个国家尽人皆知”。传单明确表示，他们在这次新的冲突中会毫不手软：

那些被警方逮捕的绑架者会在监狱里被处死；如果无法确定他们的所在，我们的人就会对他们的同事或是最亲近的人采取行动。

处死绑架者组织说到做到。没过多久，哥伦比亚随处可见尸体。哥伦比亚的游击队组织伤亡惨重。有时候他们把恐怖分子交给警方，或者干脆把他们打死。某些情况下这二者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前6个星期里有100多名M-19成员被抓了起来——这个成功率是自这个组织1974年成立以来哥伦比亚军方从来没有达到过的。M-19的成员可能会被逮捕入狱；麦德林集团则不会。

M-19似乎很清楚什么对自己比较有利；玛塔·尼维斯被释放了。据传根本没有付什么赎金。当然，老法比奥·奥科阿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买了一匹价值50万美元的纯种马，给它起名字叫“赎金”，还尽可能让它出现在公共场合。然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有人称尼维斯被释放根本不是处死绑架者的结果，而是由毒贩子们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新朋友曼纽埃尔·诺列加（他当时是巴拿马军事情报部的头子）进行谈判的结果。根据这个说法，诺列加通过另一个调解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绑架者和麦德林人之间进行调停。奥科阿家族同意不支付赎金，但同意为哥伦比亚两大恐怖主义组织M-19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阵线从古巴运输武器。作为回报，恐怖组织不再绑架他们的人，帮助他们守卫偏僻丛林里的实验室，并允许他们通过古巴领土走私可卡因（美国的警察对古巴鞭长莫及）。

这种说法可能有假，但事实是，从此以后，游击队和毒贩子携手合作的例子我们可以找到无数个。有很多次，哥伦比亚恐怖组织需要的武器储备在属于麦德林集团的船上发现，而后来有人称集团出钱让M-19成功地做出了他们最胆大妄为也最残暴的行动：他们在1985年攻占了哥伦比亚最高法院大楼。不管与诺列加·卡斯特罗之间的关系是否属实，处死绑架者组织的成立把美国人吓得魂飞魄散，他们坚信这是对南美民主的新威胁——是“麻醉剂恐怖主义”。想到全副武装的叛乱分子正忙着大赚可卡因现金，美国的大多数分析家真是无法忍受，他们竭尽全力劝说哥伦比亚政府相信这些人对他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然而人们总是弄不太清楚游击队和集团之间的合作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事实上，处死绑架者组织最终诞生了一个新的准军事组织，这个名叫ACDEGAM（即“农民与畜牧农场主联合会”）的组织把接下来的20年时间花在了消灭游击队、游击队同情者和看起来像是同情者以及不幸阻碍了他们的人上。

就可卡因贸易而言，处死绑架者组织将形形色色的可卡因走私组织连在了一起，消除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让他们在一起琢磨出如何提高走私活动的效率。因此，1981年被关注犯罪活动的人定为麦德林集团诞生的时间：各组织领导人从此以后开始定期开会，集中在一起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如组织货源、运输、销售，保护组织的利益不受其他竞争者的侵害。还有人认为，更早些时候的会议，即1981年4月的那次会议才是这些毒贩子真正决定携手合作的时间。

这次加固了集团成员之间关系的会议究竟是在4月还是在11月召开，这是搞学术的人才关心的问题。最终的结果都一样：它使得哥伦比亚的可卡因走私活动效率相当高。这个犯罪组织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走私了总计19吨的可卡因。

他们把哥伦比亚的恐怖组织搞得服服帖帖，把美国的执法机构弄得晕头转向，还建立起了自己的政党，买通了地方和全民选举，（埃斯科巴本人）当选国会议员——看起来没有什么事情是这些新型毒贩们办不到的。但是无论对集团而言，还是对哥伦比亚本身而言，麻烦还是已露端倪。

1982年3月，贝利萨里奥·贝汤科当选新一届总统。贝汤科本人并没有对埃斯科巴及下属带来多大的威胁：他的当务之急是同恐怖主义组织讲和，毒品问题其实并不那么突出。然而对这些麦德林人而言很不幸的是，由贝汤科任命的内阁成员很快对毒贩们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他同集团所做的斗争会在接下来的几年给哥伦比亚带来巨大的影响。他的名字叫罗德里格·拉瑞·博尼利亚。

拉瑞·博尼利亚是个才华横溢的年轻政治家，来自卡利城东部160公里外的尼瓦市。从波哥大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了家乡，只有23岁的他就当上了市长，接着就建立了一个脱离自由党的派别。贝汤科当选总统之后，必须从反对党派别中挑选一些人进入内阁。1983年8月，他的目光落在了这个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的国会议员身上，于是选任拉瑞·博尼利亚作为司法部长。博尼利亚刚一上任，就发起了一场反对政府腐败的运动，把各种各样的石头都掀开，想看看能在下面找到些什么。拉瑞·博尼利亚在这一点上有些超前，同大多数的哥伦比亚人不一样的是，他认识到了所有这些幕后交易所带来的危害。在他看来，这些行为严重地削弱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他是正确的。然而他的许多同事都不这么认为：他们迫切地希望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部长能在发现任何令人十分难堪的事情之前就停止调查。

就在此时，帕布罗·埃斯科巴在国会里的同伙杰罗·奥特加同意他的看法，他说的确有一大笔与毒品有关的金钱在四处作怪：其实，就在不久以前，他告诉国会说，他碰上的一个案子就牵扯到有人转移了一大笔钱作为博尼利亚的选举活动之用。根据奥特加的说法，拉瑞接受了一个毒贩子的一张100万比索的支票。奥特加接着给国会播放了一盘录音带，内容显然是拉瑞通过电话感谢那个毒贩子的录音。看起来拉瑞·博尼利亚就要成为哥伦比亚历史上最年轻的前司法部长了。他才刚刚走马上任两个星期。

然而他可不是吃素的。“嘿嘿，”他可能会这么说，“看来现在鸟要对枪开炮了。”他奋起反击，宣称那盘录音带是伪造的。但是这种指控还是让他十分痛苦。为了洗刷自己的名誉，他开始对毒贩子展开了讨伐战。这场战争最终令毒贩子，还有博尼利亚本人砰然倒地，并把哥伦比亚带到了内战的边缘。

拉瑞·博尼利亚从调查指控他的那些人的背景开始。他指出，不需要调查谁可能收受了与麻醉品有关的钱，也许哥伦比亚人民更感兴趣的是，所有这些钱一开始都是从哪儿来的。比如说，看看奥特加在国会的同伙、伟大的社会改革家帕布罗·埃斯科巴是怎么回事。刚好就在此时，美国广播公司在美国药品管理局的帮助下播出了一部电视纪录片，片中提到一些哥伦比亚最大的贩毒头子的名字，其中就包括帕布罗·埃斯科巴。拉瑞·博尼利亚让人把节目录了下来，拿给其他的国会议员看。这盘录像带震惊了哥伦比亚：看到这部片子之前，人们一直认为毒贩子是那种粗鲁野蛮的歹徒，然而这里就有一个衣着极其考究，而且碰巧还是国会议员的毒贩子。博尼利亚还透露说，埃斯科巴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可卡因走私犯，还是处死绑架者组织迫害行动背后的主谋。埃斯科巴威胁要把他告上法庭，要他拿出证据来。博尼利亚开始搜集证据，找到之后，就开始公开指名道姓地指责他们。以前从来没有人敢如此大胆。8月的时候，哥伦比亚最重要的报纸《观察家日报》非常及时地把所有与1976年逮捕埃斯科巴有关的文件又找了出来，并全都刊登在头版。据《观察家日报》说，从技术上讲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案，所以可以把埃斯科巴带上法庭进行审问。埃斯科巴非常担心，派了自己的一队人马在黎明时分出动，企图买下所有的报纸，以免其他人读到这篇新闻，但损失已经不可避免。

博尼利亚同时还在调查空运情况：为什么这些麦德林商人需要这么多飞机呢？他吊销了许多毒贩子的飞行许可证。9月的时候，埃斯科巴1976年的可卡因案再次开庭。人们很快发现，证人和逮捕他的警官都已经被杀死了，麦德林的9个法官在接到死亡威胁后都拒绝接这个案子。接着，上级部门指定的重新审理此案的法官被谋杀了。紧接着，1974年的偷车案也重新浮出水面，也在报纸上刊登了出来。埃斯科巴名誉扫地，不得不辞去了他在国会的席位。哥伦比亚开始清楚地认识到，埃斯科巴根本不是什么“罗宾汉老乡”，他只不过是个恶棍，仅此而已。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博尼利亚宣布哥伦比亚最重要的14支足球队中有6支为毒贩子所有，并特别指出了其中三支的名字：波哥大百万富翁队（属于罗德里格斯·卡恰家族）、麦德林大西洋国家队（为埃尔南·巴特勒·毛瑞诺所有）和卡利美洲队（为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家族所有）。这个新闻在为足球而疯狂的哥伦比亚人中间带来的震撼非同小可：想象一下，这就相当于英国内务部宣布说曼彻斯特联队、利物浦队和阿斯顿维拉队为伦敦东区的犯罪集团所有。博尼利亚还宣布，许多体育运动，包括自行车赛、拳击和摩托车赛也都大多为这些集团所赞助。

接下来，博尼利亚开始把目标对准了个人，开始调查埃斯科巴的农场，发现埃斯科巴进口那些稀奇古怪的动物的文件不规范，便把动物带走并对他提起诉讼。博尼利亚还走了一招妙棋，起诉奥科阿家族非法进口纯种斗牛。他坚信，往这些毒贩子身上压的法律问题越多，他们跳起来反抗的可能性就越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看法没错。

就在这一时期，博尼利亚开始着手毒贩子们最害怕的一件事：引渡。当是否要把埃斯科巴引渡到美国的问题被提出之后，他曾强烈表示反对。在他看来，埃斯科巴属于哥伦比亚而不是美国的司法问题。然而，当带头游说要引渡埃斯科巴的政治家被谋杀之后，博尼利亚的调子变了：

我知道得越多，就越意识到这些大毒枭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伤害。我再也不会拒绝引渡这其中任何一条疯狗。只要哥伦比亚的法官还畏惧毒贩子，这些大毒枭就只会害怕美国的法官。

就在博尼利亚看起来好像占了上风的时候，埃斯科巴也在密切地注意着他。这位部长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被秘密地监视起来了。有时他拿起电话，听到里面播放的是自己的谈话录音：他的电话不仅被录音，而且埃斯科巴还想让他知道他们在录音。一开始他听到的内容是，有人提出，如果他终止调查，就给他一大笔钱，接下来就是越来越血腥的死亡威胁。然而他根本不吃这一套，还批准警察局长——一个名叫哈米·拉米雷兹·戈麦斯的正直警官——尽其可能地严厉打击全国的可卡因实验室和贩毒活动。

正是这一举措最终导致了博尼利亚的悲剧。同时毁灭的还有哈米·拉米雷兹。因为在哥伦比亚的丛林深处，波哥大以南480公里远的地方，有贩毒分子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重要到如果博尼利亚和拉米雷兹发现了它，也就等于在自己的死亡令上签了名。然而，这个秘密的发现不是始于哥伦比亚，而是在4800公里以外的地方。

1983年9月，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托雷斯的哥伦比亚商人来到了新泽西州菲利斯堡的J·T·贝克化工供应公司下订单。他说他想要1300桶脱水乙醛。贝克公司的人员感到非常好奇：不仅仅因为他要买的化学物品的数量异乎寻常地多（合法的订货量一般在5桶左右），而且因为托雷斯坚持要用现金来支付这笔价值28万美元的交易。贝克公司嗅出了问题，拒绝向托雷斯供货，要他收拾东西离开。然而就在两个星期之后，托雷斯接到芝加哥“北方中心工业化学制品公司”打来的电话。这家公司听说他在寻找大量乙醛，没有问他什么问题。这种事情他们一直都在做。托雷斯来到芝加哥见到了北方中心公司的人，同两个年轻化学家梅尔·斯克比伦和哈里·弗里特做成了这笔交易。一个月之内，第一批货——88个上面错误地标着“甲酸乙酯”的容量为208升的大桶，踏上了前往哥伦比亚的旅途。

当然，弗朗西科斯·托雷斯不是一个规规矩矩的药剂商。他是麦德林集团的代表，这些乙醛将会用到可卡因的生产中去。北方中心公司的化学家也许会对此感到生气，不过他们在这次交易中也不是完全诚实。其实他们也不是化学家。他们是美国药品管理局的便衣。不仅如此，他们还灵机一动，在把木桶发往哥伦比亚之前，在其中两个桶里悄悄地安装了卫星发射装置，这样一来，美国药品管理局通过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协助，就可以精确地确定这些乙醛到了哪里，从而找到可卡因生产地点。托雷斯完全不知道，他的货就是一匹特洛伊木马。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官员屏住呼吸观察着，发现这批乙醛蜿蜒而行来到了南美——来到麦德林城外奥科阿家的农场，然后继续前进来到丛林深处，在卡克塔省的腹地才完全停下来。美国国家安全局用卫星侦察了一下，想看看那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不管丛林里发生了什么，都不可能是合法的事情。一开始，卫星发回的图片上就展现出一条完美的1000米长的飞机跑道，它位于荒野之中，与任何城镇都不相干。他们的信号情报接收器还截获了丛林中发射出来的大量无线电信号。

他们把这一情况通知了哥伦比亚的博尼利亚，他命令拉米雷兹到丛林里去一探究竟。拉米雷兹知道这么大规模的便衣行动一定会使参加行动的人员身处险境，于是他确保不让实际参加袭击的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要到哪儿去，什么时候走——直到他们都安全地上了飞机。尽管他们已经做了种种努力，毒贩子们还是设法听到了风声，知道他们要采取行动——但他们还不清楚行动的具体内容。

就在行动队动身的前一天，一群神秘的商人前来拜访拉米雷兹的弟弟，告诉他说，如果他能够劝他哥哥取消计划就可以得到300万美元的现金。（袭击行动过后，拉米雷兹查出了是谁泄露了消息，并解雇了他；两个星期之后，人们发现这个通风报信的人肢体残缺不全，死得很惨。）

1984年3月10日，两架载有哥伦比亚“特种武器及战术”小组的直升机，外加一架载有哥伦比亚国家警察局禁毒部40多人的飞机降落在了这条秘密跑道上。他们同一些人——后来才知道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阵线的成员，展开了交火，接着守卫们纷纷跑到了丛林里去。接下来这个地方就只剩下了他们了，于是他们开始四处查看，马上明白自己这次可是大有收获。这个名叫“平静荒原”的地方同其他秘密的可卡因实验室十分相似，只是规模不同。以前还从来没有人见过像这样的地方：这里的飞行员、守卫和化学家都拥有各自独立的宿舍；有设备齐全的厨房，一次可以做出30个人的饭；有淋浴、冲水式的厕所和电源；还有成千上万桶提炼可卡因所需要的化学物质和工业用途的可卡因干燥设备。从一本丢弃的日志上可以看出，1984年头两个月就有超过15吨的可卡因膏通过了“平静荒原”，而一大堆收据则显示，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于玻利维亚的罗伯托·苏亚雷斯。

更有趣的是，他们还发现了一个飞行员的笔记本，上面有一张手绘的图，图上写满了数字。这原来这是一张这一地区其他可卡因实验室的地图，上面标的数字是它们的无线电频率，根据这些数字就可以追踪到它们的位置。拉米雷兹的人马立即跳上飞机，开始搜寻起来。

第二天，他们发现了另一个名叫“古柯之地”的实验室。营地外面就有一个装有一吨可卡因的防水容器。接着他们发现了“古柯之地2”——找到500公斤可卡因。3月14日，他们又碰巧发现了“平静荒原2”——发现了4吨。接下来的那天他们袭击了“钻石”实验室，找到500公斤可卡因。袭击行动继续进行，哥伦比亚警方摧毁了一个又一个实验室，找到隐藏起来的大批枪支、化学制品、飞机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好东西。所有的东西都烧得一干二净。仅仅两周的时间，5条飞机跑道、7架飞机、9个可卡因生产实验室、1.2万桶的化学物质、1500公斤的可卡因基和8500公斤的纯可卡因——估计价值超过10亿美元，都消失了。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缴获可卡因的行动。

然而有人将要为此付出代价。

就在埃斯科巴的姐夫家中，暗杀博尼利亚的行动正在策划之中。后来发现，这次袭击花费了大约50万美元，由埃斯科巴的私人武装部队中的劳斯·魁西托斯负责，据传许多毒贩子都出了钱——好让所有人都同这起谋杀有同等程度的关系。正在作战的哥伦比亚司法部长已经来日不多了。

博尼利亚很清楚有人已经收了钱要取他的命，但是他认为自己的保安队可以对付这一切。“对那些无法无天的人而言，我是个危险的部长！”他开玩笑说，“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对我发动突然袭击。”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意识到哥伦比亚的保安力量无法保证他的安全。4月30日，他给美国驻哥伦比亚大使刘易斯·坦博斯打电话，告诉他说自己决定离开这个国家，担任哥伦比亚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他觉得，这样他也许会安全些。但是他非常担心：职业杀手步步紧逼，他说他可能都坚持不到离开的那一天。他问坦博斯自己能不能得到美国的保护。坦博斯同意了，决定送博尼利亚住进“联邦证人保护计划”在得克萨斯州的一所用来藏匿证人的房子。但是这个决定已经太迟了。博尼利亚的朋友，记者法比奥·卡斯蒂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博尼利亚）给我打电话，要我写一篇文章，谈谈“我在司法部期间做了哪些实事。我不想提到任何有关贩毒的事情，而是写写我们这里正在做的那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我说“好吧”。这篇文章在28号星期六刊登出来，他星期一给我打电话说，“非常感谢，法比奥，写得非常棒！”他说，“我今天就要被谋杀了，但是这篇文章可以作为我给司法部的遗言。”接着他在电话里给我放了他那天早上刚刚收到的第5次死亡威胁的录音。当时才刚刚早上10点。“听着，”他说，“你这个杂种，我们今天就要把你干掉……”接着他告诉我他车上的秘密电话号码。他说：“如果我没有接电话，那就说明我已经死了。”

那天下午，两个没读过书的青年伊万·达利奥·魁萨多和拜伦·维拉斯盖兹在相互打气。他们每个人将要挣上2万美元——他们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而要干的活儿只需要几秒钟。同埃斯科巴手下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都迷信得要命，动身之前还跑到麦德林城外的圣玛丽亚利多拉圣坛，在那里飞快地祈祷几句。接着他们跳上一辆崭新的雅马哈摩托车，动身去追踪博尼利亚。

他们在波哥大城北部发现了困在车流中的白色奔驰车。坐在后座上的魁萨多打了个手势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维拉斯盖兹便朝着那辆车加速冲过去，直到差不多同汽车的右后翼平行时才把摩托车停住。接着他稳住车子，魁萨多从夹克衫下面抽出一把自动手枪，对准汽车后座打光了弹夹里所有的子弹。博尼利亚的保镖对着逃跑的摩托车开枪，打中维拉斯盖兹的胳膊，打死了魁萨多。摩托车倒在他们身下，维拉斯盖兹便沿着马路逃跑。尽管保安队随从尽可能快地做出了反应，但还是不够快：奔驰车后座上的博尼利亚已经身中7弹。法比奥·卡斯蒂洛回忆说：

（他给我打完电话）后，我在最高法院工作了一会儿，那儿有个小小的咖啡厅，我同四五个朋友正在一起喝着咖啡，咖啡馆的老板跑过来说：“刚才有人企图要博尼利亚的命！”我说：“什么？”我径直跑到电话那儿去，拨了他给我的号码。没有人接。

哥伦比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禁毒战士走了。后来调查被打死的那个杀手时发现，他在内裤里插着一张圣母玛利亚的图片以求好运。

面对拉瑞·博尼利亚死亡的消息，哥伦比亚人民震骇之下无言以对。当天夜晚，总统贝汤科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凌晨3点钟的时候，他在国家电视台上对全体国民发表了讲话。他宣布说，毒品问题是“哥伦比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问题”，国家现在要“毫不手软地”对贩毒分子“开战”。他没有确切地说明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这场战争。

博尼利亚的葬礼在玻利瓦尔广场上的国家大教堂举行。教堂外面的广场上挤满了哀悼者，他们为这位年轻的部长哭泣，高喊着：“罗德瑞格！我们爱你！”总统贝汤科为这位年轻的部长致悼词，他接下来的话无疑像是落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住手！人类的敌人！哥伦比亚要把……其他国家正在缉捕的罪犯移交过去，好让他们受到惩罚，以杀鸡儆猴！

在他宣布要重新实行引渡法的时候，参加葬礼的人都站起来鼓掌。

把罪犯引渡到美国的想法以前一直是大多数哥伦比亚人深恶痛绝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不仅仅可卡因问题从根本上讲是美国人的问题，而且美国人一直以来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来干涉南美洲的政治，要他们做这做那的——而他们早就受够了任人摆弄的滋味。再说哥伦比亚的法律制度有什么不对头的？真的就那么不完善吗？因而哥伦比亚人对贝汤科在博尼利亚葬礼上的讲话的反应标志着哥伦比亚人的认识发生了转变：此刻人人都认识到，可卡因不仅仅是外国人的问题，而是大家的问题。如果贩毒集团连司法部长这么重要的人都敢杀害，还有什么他们做不出来的？

与此同时，对于贩毒分子而言，这番讲话也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唯一真正令他们感到害怕的就是引渡。在哥伦比亚的监狱里待着，这主意还不算太坏：可以贿赂守卫，恐吓法官，可以使得任何事情都无法正常进行。他们在哥伦比亚非常安全。但是在美国就不一样了。还没有谁能通过贿赂从那儿的监狱里逃出来的，而且那儿判起刑来肆无忌惮。因此，贝汤科提出重新实行引渡法的提议对任何与可卡因有关的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因为贩毒分子要倾其所有与之斗争。就在哥伦比亚认为它宣布对可卡因毒枭打一场“毫不手软的战争”的时候，贩毒集团实际上也即将对哥伦比亚宣战。这场战争带来的是悲剧性的后果。

不仅仅只有哥伦比亚人才开始密切关注可卡因问题的实际严重程度。在美国，人们也睁大了双眼。距佛罗里达海岸线350公里远处发生的事件让人们认识到，不仅仅只有拉美小国会被可卡因腐蚀。这些事件的核心，就是卡洛斯·莱德。

卡洛斯在“诺曼之洲”上一直过得非常愉快。他刚搬来的时候，埃斯科巴和奥科阿家的人都飞过来视察了他的活动，对他竖起了大拇指，并且认定他就是为他们安排运输的最佳人选。卡洛斯变成了麦德林集团组织负责运输事务的负责人。他从自己在巴哈马的这个藏身之地源源不断地运到美国的可卡因数量，要大大超过以前任何人。但是他的行动并不是悄悄进行的。没过多久，巴哈马的警察就听到风声，说岛上有奇怪的事情发生。据美国药品管理局的一个成员基恩·弗兰卡回忆：

他想把人们赶出“诺曼之洲”。问题是，任何在这个岛上有房子的人一般说来都非常有钱，还有几个人社会关系很丰富——与美国政府以及诸如此类的地方有关系，他们会打电话。因此我们开始接到这类电话：“那儿情况不对头。某某是某某的朋友，他说一帮家伙拿着M16步枪威胁他，要他离开这个岛。那儿出了问题。”这样一来，大家都开始关注那个地方。

1979年春天，警方明白无误地了解到岛上发生了什么事。警察副专员劳伦斯·梅杰急于要对这个岛发动袭击，并且警告政府说，巴哈马的毒品走私问题已经严重到了“如果不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们的国家安全将岌岌可危”的地步。

1979年6月，最后一批离岛的居民之一理查德·诺瓦克前去拜访了拿骚的美国大使馆，向大使们展示了一些他在“诺曼之洲”上拍到的那些哥伦比亚人的照片，告诉他们那些人正在那里进行奇怪的活动。大使把所有这些信息都交给了美国药品管理局。那时人们真正开始问：“诺曼之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巴哈马反对党的领导人诺曼·所罗门到“诺曼之洲”去了一次。他被卡洛斯的一群打手护卫强行赶了出去。他回到了拿骚，报告说那里发生的事情非常古怪，并建议政府对之采取行动。进一步调查之后，巴哈马警方才笨手笨脚地决定采取行动，要对它发动袭击。这次代号为“浣熊行动”的袭击是一场闹剧。巴哈马警察在9月14日上午到达小岛，结果发现卡洛斯坐在船上，镇定自若地把船划到淡水湖最浅的地方——他很清楚他们不会跟着他到那儿。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接下来把几袋白色粉末倒进了水中。然后他向他们挥了挥手，迎上前来做自我介绍。毫不令人吃惊的是，经过这番表演之后，警察在小岛上没有搜查到任何可卡因。不过他们找到了一个小小的武器库，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被没收带走。岛上的30个居民都被带回拿骚关了一夜。卡洛斯不在其中。事实上，他是唯一一个没有被带走的。所有被关了一夜的人第二天都被放了出来。他们统统回到了“诺曼之洲”，生意又恢复了正常。

他这一次也许可以躲过去，但是巴哈马议会对卡洛斯还不是非常满意。12月的时候，也就是浣熊行动失败三个月后，卡洛斯接到正式通知，要求他离开这个小岛。他没有离开。警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条可卡因运输渠道也就继续畅通无阻。第二年的7月，他又制造了一次轰动事件，当时有人在“诺曼之洲”附近发现一艘名为“卡利亚三世”的游艇，显然是出了事。过来一看，发现船上一个人都没有，甲板上到处是血，防水壁也被子弹打得七零八碎。游艇后面的系艇索上还拴着一具尸体，那尸体残缺不全，并随着波浪上下浮动。看到这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这个人马上开着汽艇飞奔到拿骚报案。然而等到警察赶来查看情况的时候，那具尸体已经不见了。经过调查发现，这条船属于佛罗里达州一对退休夫妇，此后再也没有谁听说过他们的消息。尽管找不到任何证据，但很明显，这对不幸的夫妇漂流到距离“诺曼之洲”过近的地方，看见了卡洛斯不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人们还听到奇怪的谣言说，还有其他家庭在这个岛附近失踪。

警方4个月之后发动了针对“诺曼之洲”的“大卫行动”。不过，这一次卡洛斯事先得到了消息，岛上还是找不到可卡因。可卡因继续畅通无阻。

第二年，要求对此采取行动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巴哈马警方派了一支警察小分队在“诺曼之洲”上永久驻扎。当时岛上的一个前居民听到消息，以为这个地方可能不再那么危险，于是回到了岛上，结果发现警察正在帮助卡洛斯的手下卸货，然后还把飞机推到了机棚里去。这一次，警方还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然而到了1982年，美国药品管理局要求引渡贩毒分子，这时就连卡洛斯也感到紧张：他的宝地离美国也太近了。他采取的行动十分厚颜无耻，他联系美国药品管理局，提出要以500万美元的低价把这个岛卖给他们——条件是他们放弃对他的所有指控。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提议不会被接受的时候，于是就采取了学校小男孩儿般的挑衅行动：在7月10日，即巴哈马独立9周年的时候，在拿骚有一场盛大的街道晚会。当人群在街上狂欢的时候，他们听到一阵小型飞机的嗡嗡声。飞机在狂欢的人群上空盘旋，向人群抛撒传单。传单上写着：让美国药品管理局回家去。本来没有谁会注意这东西，但是许多传单的背后都订上了一张完好无损的100美元。

卡洛斯最终在1984年8月被赶出了“诺曼之洲”。他在那儿待了7年，其间走私可卡因的行动或多或少一直没有间断。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他怎么能就这样逍遥法外？答案很简单——卡洛斯买通了政府。乔治·荣格的第一个飞行员巴里·凯恩是一个律师。他把卡洛斯介绍给了一个名叫尼盖尔·波文的心术不正的巴哈马律师，这个人提出可以当他们的中间人，向巴哈马政府的高级官员行贿，以确保不会有人干涉“诺曼之洲”上的行动。他还介绍卡洛斯认识了一个名叫罗伯托·维斯科的金融骗子。维斯科有意染指可卡因交易；卡洛斯有意进入金融界。于是他们做了一笔交易。维斯科在“诺曼之洲”几英里远的地方买了个小岛，卡洛斯教他如何操作。作为回报，维斯科介绍卡洛斯认识许多心术不正的巴哈马官员，这些人可以保证警方永远不会跟他跟得太紧。当乔治·荣格1977年第一次飞到“诺曼之洲”的时候，卡洛斯就把他介绍给了维斯科，说“这家伙正在给我们联系巴哈马的首相”。事实上，我们很难分辨维斯科到底有没有给他拉关系。然而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波文和维斯科一起的确在给他拉关系。

巴哈马当时的首相是林登·奥斯卡·平德林爵士，是一个受过英国教育的律师。平德林自1967年以来一直在位，巴哈马于1973年独立也应归功于他。尽管他拒不承认，但巴哈马警方逮捕卡洛斯的行动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平德林难辞其咎。1984年，旨在查明真相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成立了。虽然这个委员会6个月里的大部分时间都按兵不动，但是没过多久，它就开始发掘出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实。

最初的两次“诺曼之洲”袭击行动——“浣熊行动”和“大卫行动”，都失败了。第二次行动很明显有人提前给卡洛斯通风报信，所以他有足够的时间把一切都清理干净，所以还是什么证据都找不到。第一次行动的情况要扑朔迷离得多。袭击行动一再延期，直到最后召集这次行动的人——副警察署专员劳伦斯·梅杰，抽不出时间来参加行动。于是行动改由另一个副专员霍华德·史密斯带队。史密斯在接受讯问时的解释很难让人相信。他说自己没有逮捕卡洛斯的理由是，他一直不知道卡洛斯就是这次袭击的目标。但是，即便假定他说的是真的（这当然听起来不像是真的），领导100多名警察实施这次行动的史密斯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卡洛斯当着所有警察的面，把可卡因倒进了大海，然后把岛上的每个人都抓了起来，单单把卡洛斯落下？调查发现，史密斯不敢碰卡洛斯的理由是，当时有人把他拉到了一边，交给他一个黑色的塑料箱子，里面装着8万~12万美元的现金。

接下来的情况更糟。史密斯不但没有把卡洛斯抓起来，还把手下发现的一个详细记录了向“政府高层的部长们”行贿数目的笔记本弄丢了。他后来说自己懒得费神小心保管那个笔记本，因为他觉得这东西“无关紧要”。委员会得出结论说：

卡洛斯的确向警方行贿以保证自己的自由，就副专员史密斯和其他高级警务人员而言，我们发现他们与卡洛斯之间存在串通一气的行为。

史密斯认罪了。但是这种腐败究竟涉及了多高的领导层？似乎比史密斯的级别要高得多。总共有12个贩毒分子在皇家委员会面前做证，说平德林内阁里的高级官员收受了贿赂，这保证了无论卡洛斯的名字什么时候出现，警方都会装作没看见。一个毒贩子还声称他特地多次向巴哈马的农业大臣乔治·史密斯行贿。据说史密斯回答说：“我拿去交给首相了。”委员会无法证实此事，但还是证明了就在证人声称这次交易发生时，史密斯的确接受了卡洛斯的贿赂：一辆崭新的宝马车。史密斯辞职了。

这类指控更加深入。毒贩子蒂默西·米尼格告诉委员会说，他在“诺曼之洲”上看到首相平德林和卡洛斯在一起交谈。平德林矢口否认，不过承认在上述期间的确去过岛上检查那里的情况——因为他注意到那里有许多稀奇古怪的无线电设备，并对此起了疑心。他说自己回到拿骚之后，就把在岛上见到的奇怪的东西告诉了副专员梅杰。他说，是梅杰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也不太可能——不管怎么说，正是梅杰三个月前警告说“诺曼之洲”被“外国武装犯罪分子”占领。有人称卡洛斯通过波文每个月付给平德林8万~10万美元，以确保自己免受法律制裁。另一个线人做证说他无数次见到平德林在诺曼之洲上尽情狂欢。有人要他拿出证据来，据说他拿出了首相的三张照片，照片中首相的身边围着几乎没穿什么衣服的女人，面前的桌子上还摆着几堆白色的粉末。这些照片刚一曝光，就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止一个美国药品管理局成员在记录上写到自己看到过这些照片。

“皇家委员会”发现，平德林的开支远远超过他的合法收入，而且恰好在卡洛斯待在“诺曼之洲”这段时间，这位首相秘密收受了远远超过250万美元的“礼物”。然而由于这些“礼物”大多数没有收据，委员会不得不做出结论说，没有证据表明平德林直接接受了任何与毒品有关的金钱。持反对意见的政治家们可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平德林从某个地方收受了大量的现金，他没有收据来证明这些钱与毒品无关。这次调查引发了100万次诽谤战。巴哈马随处可见“通缉令”的张贴画，上面的口号是：领袖原来是小偷。在执政期间，宣称平德林和卡洛斯搅在一起的言论一直伴随着他，直到1992年离任。他以诽谤罪把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告上了法庭，因为他们拍了一个有“关诺曼之洲”的片子。他一度极其担心，竟然在美国的报纸上整版地做广告，要“以正视听”。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20年过去了，巴哈马人急切地向我指出“什么证据都没有”。但如果问急了，大多数人同意平德林从卡洛斯那里收受贿赂的说法。在我从“诺曼之洲”回来的路上，从机场穿过拿骚的时候，出租车司机沿着“天际大道”走，也就是拿骚最富有的人住的那条街。他接着把车速放慢到蜗牛爬的速度，然后停了下来，指给我看平德林以前的住宅——一栋巨大的加勒比海式的房子，隐藏在郁郁葱葱的花园背后，有125个房间。这所房子最近卖了250万美元：对一个公务员的工资而言这真是价格不菲。平德林本人搬到了“里弗德之洲”，这是巴哈马最高级的私人小岛，肖恩·康纳利的家也在那儿。我的司机打包票说，他的新家价值400万美元：同样，对一个公务员而言，这个价钱仍不菲。我问司机，这座房子是不是用可卡因赚来的黑钱买的。他哐啷一下挂上挡。“看看你周围的房子！”他说，“所有这些房子都是用可卡因赚的钱买的！”接着，他大笑着猛地刹车，把车开进了车流中。回到了美国，一位曾驻巴哈马的前美国药品管理局成员向我解释了这种情况：“平德林是个——是啊，他应该被关起来。我认为巴哈马人明白这一点，但是他也是巴哈马的独立之父，而且他现在已经很大年纪了。你能拿他怎么办？”

在巴哈马活动的，不仅仅只有卡洛斯一个毒贩子。他只不过是最胆大妄为的一个。事实上，自1973年巴哈马独立以来，这个岛国一直是南美大麻的中转站。仅仅10年的时间里就有数吨的大麻通过这里。1980年，副专员劳伦斯·梅杰在“黑岩岛”上发现了好大一堆大麻，他认为无法称出它的重量，只能测出它的占地面积。这堆大麻大约有两米高，当他测完之后，发现其长度大约3公里。

加勒比海地区的毒品量飞速增长，导致其价格下降，因而当地人消费毒品的数量相应增多。就大麻而言，后果还不太严重。然而就可卡因而言，后果极其严重。20世纪70年代晚期，这种情况将会产生谁都没有预料到的后果，最终导致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吸毒热潮。

第12章 提纯可卡因——人咬狗

把可卡因当烟抽，这主意并不新鲜：早在1886年，派德制药公司就推出了古柯香烟。然而由于古柯行业的情况急转直下，这东西一直没有流行起来。盐酸可卡因（人们通常服用的形式）对热非常敏感。事实上，如果将之燃烧的话，它会完全分解，所以把一些可卡因裹在烟纸里抽只不过是在烧钱而已。要把它当烟抽，就必须用化学方法把可卡因转变成一种遇热可以蒸发而不是降解的形式。显然，人们在1979年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这样的一种形式。

其实这个发现并不新鲜。南美洲人把可卡因当烟抽已经有好多年了。早期从古柯叶子里提取可卡因的时候就涉及一道程序，要把古柯叶子转化成一种名叫“基础膏体”的膏状物，人们通常称之为“膏”、“巴祖克”或“基”。这种白色的淤泥状物质是可卡因交易的标准流通形式：正如亨利·赫德·鲁兹比发现的那样，它制造起来很容易，也很容易运输，而且离纯粹的盐酸可卡因也仅仅几步之遥。然而鲁兹比没有注意到的是，这种“基”可以当烟抽。它可以抽，是因为在提炼之前，“基”里面富含可卡因硫酸盐，这种物质遇热可以完全蒸发。从事可卡因行业的南美洲人养成了刮上一点点“基”塞进烟里抽的习惯。这样抽的效果会带来迅速而强烈的“上冲”感。然而在这个阶段，除了从事可卡因生产的人之外还没有谁抽可卡因。这是一种行业习惯。当时，由于这种毒品带来的“欣快感”非常强烈，这个习惯迟早会流行起来。

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时候，北美的某个人意识到抽可卡因的潜力。尽管还没有谁设法查出哪个家伙应该对此负责，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还是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朗·西格尔再现出来。西格尔是世界上可卡因科学史方面最重要的专家，他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来探索提纯可卡因的演化史，从还没有任何人听说“提纯可卡因”这个词之前开始研究。1982年，他出版了《致幻类药物日志》一书，对抽可卡因这一做法的演化史进行了权威性的描述。

据西格尔描述，在70年代早期的某个时候，也许就在1970年，美国的一个可卡因贩子来到秘鲁检查生产情况。到那儿后他发现，有些工人在抽一种他们所谓的“基”的物质。他试了一点儿，对其效果不由大吃一惊。回到美国之后，他开始按照他在秘鲁试过的方法来提取可卡因。但是有问题。盐酸可卡因没法抽。

西格尔估计，这个可卡因贩子找到了一个懂化学的朋友，问他为什么可卡因没法抽。可卡因贩子告诉对方自己正在寻找一种由可卡因衍生而成的物质，秘鲁人称之为“基”。还问他能不能帮忙制造出一点来？他们一起在化学百科全书里查“基”这个词，发现盐酸可卡因是一种盐，但是要把它转化成一种基本（或是“盐基”）形式也很容易，只要除去里面的氢氯化合物分子就行了。他们可能以为这种形式的可卡因就是南美洲人一直在抽的东西——因而他们才给它起了这么个名字：“盐基”。要把可卡因盐转化成盐基，只需要加入一种合适的碱（氨气就行），再把得到的物质溶解在诸如乙醚之类的强效溶剂里，让可卡因结出晶体来就行了。这办法还真行。因为这个过程涉及把可卡因基从盐酸可卡因中释放出来，所以他们称之为“让可卡因中的盐基游离出来”——或是“游离盐基可卡因”。

事实上，这些家伙完全弄错了。南美洲的种植者一直以来抽的是一种粗制的混合物，是包括可卡因硫酸盐在内的可卡因化合物。“盐基”只不过是他们给它起的名字。这些美国人找到的不是粗制的可卡因硫酸盐，他们抽的是纯可卡因基。正如西格尔所说，“他们抽的是这个星球上以前从来没有人抽过的东西。”这东西的劲儿大得异乎寻常。当然，可卡因这时还非常稀罕，而且很贵，游离盐基可卡因要流行起来还需要很长时间。70年代早期，即便是想定期买到可卡因也很不容易。但是，一旦市场打开了，价格就会下降，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尝试它。

游离盐基可卡因最初是一个大秘密。不仅要有大量质量上好的可卡因——这一点就让大多数人无法尝试它，而且要懂点化学知识，还要有几件工具（烧杯、量杯和溶剂）。而且，为了自身利益，那些掌握了把可卡因转化为游离盐基可卡因的人也会保守秘密。知道这个秘密的毒贩子开始做游离盐基可卡因的生意，靠当“药剂师”来赚钱。毒贩子出现在那种可卡因需求极大的聚会（早期的时候，这种聚会专属于娱乐明星和毒贩子），提出为他们炮制游离盐基可卡因。作为回报，毒贩子自己也要享用一点。大麻贩子艾伦·朗回忆说，他在纽约的时候身边就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总是定期坐飞机去哥伦比亚，所以总会带点可卡因回来自己享用。

他告诉我说：“一次纽约有个聚会，我有可卡因——你知道的，我两美元一克买的。所以我带了一些去，把可卡因倒在了桌子上，给自己卷了支烟。有个家伙对我说，‘你知道吗，你这是在浪费可卡因。’我说，‘啊？’他说，‘你应该这么干。’他把可卡因拿到了厨房，做了些游离盐基可卡因，我们开始抽起来……他在厨房就能做出来。他把这东西叫游离盐基可卡因。”

很快，人们发现制作游离盐基可卡因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这个过程不需要运用任何化学知识，一学就会。很快，美国各地的致幻药品店里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可卡因手册，大谈游离盐基可卡因是如何妙不可言。我在伦敦药物依赖性研究院的图书馆里找到一本1979年的小册子，题为“可卡因爱好者请注意！游离盐基可卡因＝自有性以来最好的东西！”。这本书一步一步教给读者这个过程，还总结说游离盐基可卡因“比定期服用各种剂量的可卡因对身体的伤害要小得多”。这是一个很普遍的误解：人们此刻还认为滥用可卡因的唯一危害就是会伤害鼻黏膜。抽可卡因似乎连这个都能避免。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的时候，美国各地的致幻药品店都在出售可以制造和抽游离盐基可卡因的随身器具，从抽游离盐基可卡因用的特殊烟斗，到包括说明书和所有正确的溶剂在内的提炼工具，一应俱全。（西格尔估计说，截至1980年，已经售出30万套游离盐基可卡因工具。）

游离盐基可卡因的问题是：抽可卡因产生的“上冲感”极其强烈，但同时“欣快感”的过程大大缩短。这使得可卡因越发容易使人上瘾。游离盐基可卡因爱好者在试图得到更多的游离盐基可卡因的时候，行为举止表现得十分古怪，反复无常。朗是这样解释的：

游离盐基可卡因爱好者的一个习惯就是，他们开始总是盯着地面，寻找点滴的游离盐基可卡因。即便和你说话的时候，他们也一直盯着地板看。这有点奇怪，不过人人都是这样。我有一次因为这件事打了一个朋友一巴掌。我一直在说话，他一直在东看西看。我说：“抬起头来。看着我。”他说：“好，好。”我说：“你要是再不看着我，我就扇你一巴掌。”他接着说：“好。”但还是一直在地板上东看西看找游离盐基可卡因。所以我打了他一耳光。打他也没用。我见过有人爬到桌子底下，坚信那儿的地板上有一丁点的游离盐基可卡因。

整个美国的可卡因使用者都发现自己像孩子般爱与人发生口角。谁的可卡因？谁提炼出的游离盐基可卡因？谁的烟斗？而且，更重要的是，该谁用烟斗了？这就是游离盐基可卡因的问题：这东西太诱人了，一旦抽上，就想永远抽下去。根本不可能停下来。

医学界很清楚地意识到现在正在流行抽可卡因。西格尔在197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实验室里的猴子可以学会抽游离盐基可卡因。这个发现可真是异乎寻常：要哺乳动物抽任何东西都很困难，因为它们对抽烟有一种天生的反感。因此，在抽其他药物的实验中，西格尔必须靠事后给予奖励的方法来强迫猴子吸入气体。然而同他试过的其他药物都不一样的是，他发现猴子不需要任何刺激就愿意抽可卡因。实际上它们很喜欢抽这东西。在《极度兴奋》一书中，西格尔描绘了他的一个研究课题中出现的十分离奇的现象，一只名叫费比的猴子深深抽了一口游离盐基可卡因，接着呼了出来，拼命地去舔将要飘走的烟雾。他非常吃惊：“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不需要强化刺激的药物——例如让猴子抽口烟，然后给点好吃的，但是它们就愿意抽游离盐基可卡因。”

多年以来，西格尔一直在观察一组可卡因使用者，看看可卡因是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的。使用游离盐基可卡因的人数在持续上升。1977年，他的研究对象中有14%的人试过游离盐基可卡因。一年之后，这个数字上升到39%。这可不是一个好现象：在他看来，这个习惯非常危险，因为游离盐基可卡因使用者一旦开始抽，似乎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摄入量。他们会抽啊抽，一直抽到再也找不到更多的游离盐基可卡因为止。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游离盐基可卡因使用者连续96个小时不停地抽可卡因为止，直到精疲力竭昏死过去。而且不仅仅只有人类才这样，动物也有这样的问题。他指出，“抽样研究的三只猴子中，两只设法控制了自己的摄入量。第三只总是不停地抽”。由于这类纵情使用游离盐基可卡因的人最后摄入的毒品数量会非常大，他得出的结论是，抽游离盐基可卡因的危险性比从鼻子吸入的危险性要大得多。他意识到必须提醒人们注意这种危险的新潮流即将带来的风险，于是赶紧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写了一封信：

出于非医学目的通过鼻腔使用可卡因而导致的医学问题现在已经相当少了。我最近发现，倾向于把可卡因当烟抽的趋势正在升温。这种做法会对可卡因产生相当大的依赖性，并会产生极大的毒性……

没有人注意到这篇文章。因为游离盐基可卡因在美国还非常稀罕，也几乎没有有关其危险性的报道。然而随着这个趋势的流行，医院接收的病人也开始增加。但是第一次真正证明抽可卡因非常危险的迹象还要等到很久以后才会出现。

就在游离盐基可卡因在北美流行的时候，南美洲正在发生着非常奇怪的事情。第一个注意到它的是秘鲁医生劳尔·杰瑞。1976年，他在秘鲁一本不知名的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滥用可卡因的论文。他写道，由于世界可卡因市场的急遽增长，南美流行起了抽古柯膏的习惯：生产可卡因的人越来越多，接触到古柯膏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抽古柯膏的习惯一旦在农村人口中扎下根儿来，接着就会蔓延到城市。以前没有接触过毒品的秘鲁人也在尝试古柯膏——而且上了瘾。这一习惯正在迅速蔓延开来。

1974年，利马第一个遭到了袭击。这个习惯又从利马横扫整个秘鲁，转而进入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杰瑞指出，抽可卡因膏一开始让使用者感觉非常好，但很快就会导致偏执和焦虑感，并且还非常想继续抽下去。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行。他的病人产生了幻觉，看到了各种光、云和点。他们认为有动物在自己的皮肤下面爬。他们听到有人在恐吓自己。尽管有这么多怪异的副作用，他们还是会继续一次抽上两到三天，直到最后因为失去知觉而不得不停止。有时候他们还试图伤害自己：杰瑞的一个病人患上了非常严重的偏执症，医生发现他不断用厨刀刺自己的胸部。“现在各个精神病医院的药物上瘾科室收治的病人主要都是由于严重依赖古柯膏而引起的，”他这样写道，“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种新的流行病，应该利用我国所有的可利用资源来彻底对其进行控制和研究。”

1978年，杰瑞发表了第二篇论文。他在文中写道，抽古柯膏会让人完全无法自制，他的有些病人会坐在那儿一口气抽掉50克的可卡因。病人看起来非常可怜：

他们非常瘦弱，头发凌乱，面色苍白，总是疑心重重地左右张望……出现视觉幻觉（看到阴影、光、行人）……身体检查的时候发现许多人瞳孔扩大，脉搏加速，出现精神运动性兴奋（摇晃、战栗、明显的焦虑）。皮肤上有抓痕的人比率很高……这些人中有三个病人死了，其两个死于急性中毒，一个是死于自杀。

玻利维亚的情况是由另一个名叫尼尔斯·诺亚的医生发现的。他报道说，抽古柯膏的现象在那儿也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抽古柯膏的玻利维亚人也症状明显。

他们生活在精神世界里，丝毫感受不到人与人之间关系、感情或者爱和温情的表达……变得对什么都无动于衷，对身边的人类问题毫无感觉……责任感和为生存而抗争的本能完全消失。据警方说，他们常常发现吸毒者几乎全裸或是只穿着最少的御寒衣物在抽古柯膏。他们唯一想到的东西就是毒品，怎么弄到它，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抽它。

在美国，没有人去注意杰瑞和诺亚的论文，部分是因为文章是用西班牙语发表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人认为可卡因没有危险，不会让人上瘾：大家都知道可卡因不会产生那样的后果。要么是两个医生夸大其词，要么就是他们弄错了。耶鲁大学的罗伯特·拜克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之一。别忘了，经常被引用的那句，危险的话就是拜克说的，大意是说可卡因就好像“薯片”一样。拜克有个研究生叫戴维·普雷，他要到南美洲去研究古柯叶子嚼食者血液里所含的可卡因水平。第一个遭遇这一危险的新趋势的就是普雷。1977年夏天刚一到达秘鲁，他马上就意识到这里正在发生着某种古怪的事情：

我从到这儿的那一刻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你可以闻到它的存在。到那儿的第一天，我待在一个中产阶级社区，你可以闻到满大街都是这东西的味道，闻到人们正在抽它……它有种非常强烈的甜丝丝的味道——非常独特的味道。你想不注意它都不行。我很快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人人都知道它是什么。我在那儿结识了不少秘鲁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来自贵族或是上层社会家庭，所有人都有朋友染上了毒瘾。

尽管普雷最初的兴趣是研究古柯叶子嚼食者血液中的可卡因水平，但是他对这些吸毒者也很感兴趣。由于他讲西班牙语，所以他看得懂杰瑞有关吸古柯膏的论文——事实上，他把这篇论文翻译出来寄给了拜克——但是，同拜克一样，他也认为这篇文章有点言过其实。然而，当他最终见到杰瑞本人的时候，他被说服了：

看到杰瑞的文章，我最初的反应是认为他有些夸张，但最终还是和他一起去了疗养院，也就是那家私立精神病医院，采访了其中一些病人……他们向我描述自己为什么就是忍不住要抽它，为什么从祖母那里偷钱，为什么出现了偏执症状，为什么认为人们要杀他。我听到这些叙述——我的西班牙语很熟练，因而能听懂他们所说的话——知道这些话不是别人教他们说的……我可以十分肯定他们没有夸大其词。

普雷在街上找了几个瘾君子，把他们带到实验室，并把一系列的仪器安装在他们身上，然后让他们抽古柯膏，接着抽取了他们的血样。他回到美国后把血样交给了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要他们分析里面的可卡因含量。普雷和拜克都兴致勃勃地想确定一下究竟需要多少可卡因可以让这些秘鲁人兴奋起来。他们一直怀疑这些人血浆中的药物浓度会比较高，但看到实际的药物浓度时，连他们都不由得大吃一惊：

在所有从活人身体上抽取的血浆记录之中，这次血浆中的药物浓度最高。当然，有些情况下的血浆药物浓度甚至更高，但那是从过量服用毒品致死的尸体中提取的。而这些是拜克所见到过的，当时发表出来的最高的血浆药物浓度了。他对这些数据感到非常吃惊，竟然有这么高……

把可卡因当烟抽不仅可以使身体吸收可卡因的速度更快，而且你抽得有多快，它吸收得就有多快：如果一支接一支不间断地抽可卡因烟，瘾君子几乎可以在瞬间向大脑提供几乎是无限量的可卡因。更重要的是，抽可卡因膏现象的蔓延是非法可卡因产量的提高带来的必然后果——而可卡因膏产量的提高是北美洲对可卡因需求提高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末的北美市场呈指数增长。生产的可卡因越多就意味着古柯膏也越多，而古柯膏越多则意味着吸毒者和瘾君子越多。拜克和普雷毫不怀疑这一点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我立即意识到，如果这东西到了美国，就一定会爆炸性地增长。

1979年7月，麻醉品滥用及控制参议院委员会在议员田纳西·盖尔的召集下在华盛顿召开了会议，并要求罗伯特·拜克作为专家证人出席会议。委员会真正感兴趣的是用鼻子吸可卡因带来的危险，但是拜克没有在这方面花多少时间。做证伊始，他欣然承认，他认为偶尔吸一两条可卡因不会致命，但是他强调说，可卡因现在对人类造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威胁，即把它当烟抽，而这种形式的危险性要大得多。拜克提醒委员会说，抽可卡因的现象在南美洲以抽古柯膏的形式达到了泛滥的程度，而在美国，它也正以游离盐基可卡因的形式迅速流行开来。他坚持认为必须采取措施来制止这一新趋势像在秘鲁和玻利维亚那样突然流行起来。

为了阻止抽游离盐基可卡因的趋势蔓延开来，拜克建议禁止销售抽游离盐基可卡因的用具，制定政策对公众进行大规模的毒品教育，并对游离盐基可卡因现象进行科学调查。历史学家戴维·穆斯托回忆起他所做的这番警告：

鲍勃告诉了我这件事。大约在1979年，他在秘鲁就看到过这种情况。人们抽古柯膏，他说：“情况真的是很糟糕。如果它传到美国，就一定会横扫整个国家。它的药劲儿非常猛，实在太猛了。”他在国会给出了详细的证词……你知道吗，国会委员会、议员等人在那儿问：“结果会怎么样？”鲍勃说：“结果会非常糟糕；你们最好马上着手处理这件事。如果它真传到美国，就会席卷整个美国。”他们后来采取了什么措施？什么措施也没有。

正如没有人注意西格尔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所发生的警告一样，1979年的可卡因参议院委员会对拜克的警告也是置之不理。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第一次听说游离盐基可卡因，是因为喜剧演员理查德·普里奥在提炼游离盐基可卡因的时候被炸伤。

1980年6月9日，普里奥正在他位于加利福尼亚北岭市的家中准备纵情享用游离盐基可卡因，这时候突然出了事。享用完了所有的可卡因之后，普里奥决定用他的水烟袋喝上一点度数很高的朗姆酒。不幸的是，他已经抽了5天的游离盐基可卡因，因而不适合这么做：酒撒在了他的前胸。更不幸的是，他紧接着决定点根烟抽。而最不幸的是，他当时穿的是件尼龙衫。他擦着火柴的那一瞬间，普里奥的身上顿时形成一个火球。他后来在一次表演中（在经过好几个月的烧伤治疗之后）说：“我在4.3秒的时间里冲刺了100码！”普里奥的不幸为报界提供了极好的素材，从而把游离盐基可卡因带到了公众的意识之中。“可卡因什么时候会要你的命？”这就是《新闻周刊》上的头条新闻。

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新闻界一直在半真半假地提醒读者有关游离盐基可卡因的事情。1980年4月，《滚石》杂志刊出了一篇题为“游离盐基可卡因：危险的嗜好”的文章。就连娱乐类麻醉剂使用者的圣经《快感时代杂志》也登出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你能抽烟而不被烧着吗？”文章总结说：“真的有很不错的快感，但是不能持久。可以径直达到‘欣快感’，但紧接着两分钟之后就消失了，第二天会感觉非常难受。”这种宣传本来应该可以打消美国人对使用游离盐基可卡因的热情。也许真的起了作用。然而，它的另一个作用是把这种方法介绍给了新成员：既然理查德·普里奥这么干，它一定很不错，对不对？

大街上的人普遍认为，游离盐基可卡因最主要的危险就是会发生爆炸。在普里奥之后，没有人再敢真正对那些化学物质掉以轻心了。所以，当有人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使用那些稀奇古怪的化学物质和仪器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高兴。事实上，抽游离盐基可卡因非常简单，可以使用任何数量的化学物质，唯一关键的因素是，必须在可卡因里面混上劲儿足够大的碱性物质来过滤掉里面的氢氯化物。

使用毒品的时候，你得到什么样的欣快感依赖的不是这种毒品能提高大脑的多巴胺值，而是它提高多巴胺值的速度。如果大脑里的多巴胺水平提高得很慢，那你就不会产生强烈的欣快感；如果它骤然提高，你就会产生强烈的“上冲感”。可卡因之所以会让人上瘾，就是因为它能够以极快的速度拦住多巴胺搬运工的去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欣快感会这么强烈（而这又使人产生更加强烈的再次吸食毒品的动机），以及为什么会这么短暂（这会缩短两次吸食毒品之间间隔的时间）。然而还有另一个关键的变量：可卡因袭击大脑的速度同样受使用毒品的方法影响。抽几口可卡因烟，你得等上一会儿才感到兴奋；把它注射到血管里，兴奋感来得就会快得多。正如诺拉·沃尔科夫博士所说：

用药方法会极大地影响人们对毒品的上瘾程度。用药途径的速度越快，其效果也就越强。多巴胺被改变的速度似乎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够加强可卡因或是其他毒品的效果。这不仅仅是说多巴胺值提高了。真正重要的是多巴胺释放的速度加快了。

沃尔科夫还在可卡因和药物哌酸甲酯（哌甲酯）之间做了比较。哌甲酯同可卡因的作用极其类似的地方是，它也是挡住多巴胺搬运工的去路。然而，口服瑞特林不会导致欣快感，因而也不会让人上瘾。它的吸收速度太慢了，因而无法使人产生“上冲感”，所以给孩子吃这种药（用来治疗注意力不集中方面的疾病）不会上瘾。然而，如果给孩子注射瑞特林，就会令他们体验到快感，结果也就完全不同了。在染上毒瘾的过程中，药物的摄入速度是关键。这就是为什么尼古丁膏不会让人上瘾，而含有相同数量可卡因的香烟却让人不可自拔。

戴维·普雷在秘鲁也发现了同样的特点。他首先注意到古柯叶子嚼食者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血浆里的可卡因水平高得惊人——当然与美国用鼻子吸食可卡因的瘾君子的可卡因水平记录一样高。那为什么秘鲁人嚼古柯叶子的时候并没有产生欣快感呢？他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来比较嚼食、用鼻子吸食和抽同等数量的可卡因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效果。实验结果如他所料：

快感与血浆药物浓度改变的速度而不是血浆药物浓度的绝对数值有关。你考虑一下就会发现，凭直觉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如果你想开怀畅饮，就不会整个夜晚都只喝上几杯啤酒。只要灌下两杯龙舌兰酒，你马上就会飘飘然。两杯龙舌兰酒里的酒精含量可能不比那些啤酒的酒精含量高，但是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吸收它，从而获得这种飘飘欲仙的快感。再来看看娱乐毒品，由于它们被提炼得越来越纯，摄入人体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因而产生的快感也越来越强烈，带来的伤害也越来越大。

不仅仅只有科学家认识到毒品到达大脑的速度越快，其效果也就越明显：吸毒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传统的看法是，毒品进入大度最快的方式就是静脉注射。然而人们后来发现，抽可卡因的速度甚至更快：肺部的内表层面积非常大，几乎可以无限量地把这东西带到血液中去。而且，气体刚一充满肺部，含有氧气的新鲜血液就会径直到达大脑。由于“上冲感”进攻的速度极快，因而强度也非常大，抽烟是最容易让人上瘾的吸毒方式。因为“上冲感”的感觉更好，吸毒者想要再次使用毒品的动机就更加强烈，“崩溃感”同样也会变得更强，“上冲感”持续的时间也就越短。

抽安非他命、海洛因和可卡因会产生严重的问题，都是出于这个原因。注射可卡因4秒后，大脑可产生欣快感。而抽可卡因只需要3秒。因此，游离盐基可卡因使用者感受到的欣快感要比一般的可卡因使用者高许多倍。当然上瘾程度也要高上许多倍。

在寻找美国游离盐基可卡因的来源和提纯可卡因的起源过程中，有个人不能不提。里奇·丹尼尔·罗斯出生在得克萨斯州，但是他们家在20世纪60年代就搬到了洛杉矶中南部。由于他家的房子正好位于洛杉矶高速公路主干道旁边，而附近又有不少姓罗斯的家庭，因而里奇很快被称为“来自高速公路的里奇”，最后成了“高速公路里奇”。同附近其他人一样，他开始上学；同附近的其他人一样，他不明白上学有什么用：

学校不是我该待的地方。没有什么我觉得能用得上的。我要学的是能用上的东西。既然用不上，我就不想学。所以说学校啊，现在我回过头来看看，从来没有谁能给我解释清楚学校是怎么回事儿。他们从来没告诉我为什么要学读书，为什么要学写字，为什么要学数学……该读书写字的时候，我从来都跟不上趟。

然而里奇在课堂上缺乏才能似乎没什么要紧的，因为有别的事情能给他做：他是一个天生的运动员。一个星探在当地的一家公园发现了他，于是他很快打起了网球。当朋友们开始在当地的比赛中竞争并且取胜的时候，他也在认真打球。等他高中快要毕业的时候，他开始考虑要不要成为职业选手。然而，他首先需要的是一份大学运动员奖学金。加利福尼亚的大学给他的朋友们都提供了机会，里奇觉得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他球打得很好，他很清楚这一点。然后一切希望都开始土崩瓦解。

我想到长滩去，但是学业上我通过不了。我的教练问我的成绩怎么样，他发现我竟然不识字。我当时已经18岁了。我还待在学校……到19岁的时候，我的机会就开始悄悄溜走。人们这才发现我大字不识一个。

里奇上大学的希望破灭了。就在毕业前几个月他辍了学，放弃了打网球，整天泡在一个朋友的车库里看电视。在此之前，由于打网球的缘故，他从来没有接触过毒品：一方面太忙，另一方面也听说过滥用毒品可能会毁掉人的网球生涯。然而，现在没有理由不去接触毒品了。1979年圣诞节的时候，一个朋友来看他，给了他价值50美元的可卡因。

里奇拿了可卡因给几个朋友看，其中一个马上花100美元买了下来。他大吃一惊。几个小时之后，这个朋友给他打电话，问他是不是还能弄点来。现在他可是真的大吃一惊。里奇要当上可卡因贩子了。当时，可卡因还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毒品，里奇家附近的大多数居民还消费不起，而且还缺少真正的供货商。里奇发现自己正儿八经地联系起生意来了，有一大堆熟人愿意花钱从他那儿买可卡因。这简直是小儿科：

接下来我知道，我坐在车库里，听着收音机，看着电视，一天就可以赚上一两百美元。人们只需要走过来，“嗨，我要50美元的。”“我去给我的人打电话。”“嗨，我要50美元的。”就是这样进行的。我的手下阿尔刚从监狱出来，他出来时我对他说：“生意来了！好戏开始了！”

后来，里奇和他的朋友开始为别人销售可卡因，从中分一杯羹。然而，意识到这个市场的价值之后，他们决定自己干。他们首先需要买进数量相当多的可卡因：价值300美元的货。他们偷了一辆车，把它拆开，卖了零件就得到了现金。接着他们用这笔钱买了3克可卡因，开始了自己小打小闹的供货生意。很快，他们发现自己赢得了附近所有的有钱人家的信任。人们星期五干完了活儿，拿到了薪水支票，想找个方法庆祝一下。里奇能帮助他们。有一次，里奇偶然遇到女朋友的父亲（他的许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可卡因），之后他发现找到了自己独有的一个安全的顾客群，这些人每个星期五都能拿到一大笔钱。他发现自己一个星期干上一天就可以净赚1500~2000美元的利润。那时还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他做可卡因生意才刚刚6个月。

罗斯还没有接触过游离盐基可卡因。尽管最早卖给他50美元可卡因的那个朋友会炮制游离盐基可卡因，还当着他的面抽过，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会有市场。然而当游离盐基可卡因开始在富裕的黑人社区越来越流行时，他的生意也开始越做越大，人们也开始对他无话不说。他们买可卡因，可是并不满意。“一旦我们一周能卖掉两到三盎司，人们就开始老是光顾我们这儿，”他说，“一大清早他们就来了，说，‘唉，我还得回家去把这东西弄出来。真讨厌！你们为什么不准备现成的呢？’我说，‘什么？’”

里奇决定炮制一点游离盐基可卡因卖给急着要抽的顾客，这样他们回到家就不费事了。虽然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做，可他有个叫斯蒂芬的朋友会做。做完第一批活儿，他给了史蒂芬50美元。既然人们把可卡因块叫作“岩石”，他卖的这玩意儿马上就能抽，所以他把做出来的这东西叫作“方便岩石”。

我们开始卖“方便岩石”。“噢，我们有‘方便岩石’。”你知道吗，这有点像给汽车加油。他们一大早就来了，他们要上班，6点钟左右，他们买了货就得赶紧回家做游离盐基可卡因，他们不想这么麻烦。所以我们说：“你要‘方便岩石’还是可卡因粉？要什么有什么。”

里奇的顾客一开始的时候对这种新产品有些怀疑，就连游离盐基可卡因使用者都不相信它。但是很快连最难缠的顾客都明白过来了，人们开始专门要买“方便岩石”。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游离盐基可卡因的人也开始试试它。他们当然很喜欢它。游离盐基可卡因的市场迅速膨胀起来。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里奇的朋友斯蒂芬一个星期得干上3~4次，炮制出了大量的可卡因。里奇现在一次付给他300~400美元。但里奇很快就不想掏这笔钱了。

最初的时候他们不愿意教你怎么做可卡因，因为这就是钱。你要是会做，就可以向别人收钱了……我雇人给我干，观察了一段时间——我和他们坐在一块儿，一直盯着看。之后，我很快弄到了大量的毒品，你知道吗，我那时心想，要是弄砸了，我损失可就大了，不过如果他能干，我也能干。所以我自己试了试。还行。我就是这么学的。从他那儿学的。我把他解雇了。他得自己另外找活儿干啦！此后我就开始教所有的人怎么做游离盐基可卡因。

一开始里奇和阿尔做可卡因生意是为了赚上5000美元来买辆车。干了3个月后，他们跑到放钱的卧室，数了数所有的现金。有2万美元。他们面面相觑。“我们看着对方。‘不干了？’‘门儿都没有！’‘我们赚个100万吧！’”

里奇身边围着一群男孩子，他开始让中南部的可卡因现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把每次交易获得的利润都拿去买更多的可卡因。他买得越多，价格就降得越低。他把进货时获得的折扣转让给了顾客。这又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生意——从而使他能以更便宜的批发价买到更多的可卡因；加利福尼亚大街上的可卡因价格开始直线下降。每一个接触到“方便岩石”的人都对它非常满意。随着里奇在贩毒的阶梯渐渐往上走，他开始远离街上的毒贩子和个人吸毒者，自己开始给其他毒贩子供货。他最终在中南部的可卡因领域建立起了一套等级制度：他买了套房子，拆掉了房子的内部结构，开始进行“方便岩石”的工业化生产。做的生意不同，去的地方也不同：小打小闹的毒贩子到房子A去，一次得花上100美元。大点的毒贩子可以到房子B去，一次要花上1000美元。针对高级别客户，他建了个基地，批发商可以到那儿一次买上几公斤可卡因。

他说他盖起这样的房子是想要帮助小毒贩成为大毒贩，给他们从事可卡因交易的机会，让他们能真正赚到钱。他们卖得越多，拿货时去的房子就越大，得到的可卡因价格就越低。罗斯早期的许多客户后来都成了百万富翁。

由于“方便岩石”的需求开始超过可卡因粉末，他们也必须扩大生产。一开始里奇用小药瓶做游离盐基可卡因，一次一克。当房子里塞满了小药瓶时，他开始用装药片的大药瓶，接着又用上了蛋黄酱坛子和婴儿食品瓶。后来他觉得装满所有这些瓶子实在太费时间。现在他卖的“方便岩石”数量太大了，所有这些瓶子都装不下。他决定对生产过程进行工业化改革。

最后我用上了大桶，工业用的那种大桶，大约150~190升。要两个家伙才能把它抬起来。我们一次往里面倒入30、40或50公斤的可卡因。我有两个小家伙，他们负责把可卡因切开倒进去。还有个家伙负责一大箱子的发酵苏打……他把苏打倒进去，我们把水倒进去，再拿一个很大的勺子——我的伙伴说它看起来像支船桨，开始搅拌。你得戴着面具，要不然干活儿的时候就会飘飘然。

由于里奇走到了可卡因供应链的顶端，他开始直接从走私可卡因的人手里进货。这样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货更纯。1公斤可卡因可以生产出1公斤的“方便岩石”。所以，把混合物在工业用的炉子里加热几个小时之后，可以得到一大块重达30~50公斤的坚硬的提纯可卡因。有时候是白色，有时候是黄色，有时候是豆青色。没有人关心颜色。他们担心的是下一步：怎么把这么大的一块游离盐基可卡因切开。

他们常用斧头把它劈开。

是呀！用斧子！往大块游离盐基可卡因上砰地一砍的时候，它就会一下子四分五裂了。接着有个家伙拿天平，口里叨咕着，“×××要10公斤”，然后放到塑料袋里。上面写上他们的名字。扔到车里。第二天一早，所有人都在早餐的时候碰头，收了钱，告诉他们到哪儿拿货。

里奇对市场经济学悟性很高。他不仅仅在身边建立了一个等级机制，使自己可以向其他位于可卡因供应链底端的人供货，而且还发明了一种颇有创意的方法来对付竞争者。

如果我听说有不认识的人在干这个，我就会去把他们收到我的旗下。因为他们的进货价没有我的便宜：他们的购买力没有我强。我的货价格总是比他们便宜。我会去把他们笼络过来……我会到另一个帮派的人那儿去，教他们怎么做，可能是给他们开个头吧。我也许会给他们几盎司的货。他们出去便把货卖掉。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死心塌地跟着我。

新笼络过来的人最后总是会回到里奇这儿来拿更多的货。同他做生意，他们拿到的“岩石”价格总是最低的。当然，由于他下面的人越来越多，因此也需要更多的可卡因，购买的可卡因数量也越来越大——价格就更低了。1982年，罗斯已经成为中南部最大的可卡因贩子，一个星期要销售15公斤的货。到1983年的时候，可卡因粉市场已经完全崩溃了：人人都想要“方便岩石”。罗斯会为他们准备好的。1984年，他一个星期要卖掉50公斤的可卡因。他刚起步的时候，1公斤可卡因的批发价是2.5万美元。在巅峰时期，里奇的进货价格低到1公斤只需要9500美元。仅向供货商供货一项，他每天也可以有10万~20万美元的利润，而这还不包括他直接经营进口或直销的收入。有时候，他一天可以卖上价值一两百万美元的可卡因。

正如几年以前巴哈马的情况一样，可卡因的大量供应导致价格急剧下跌，结果使得越来越多以前买不起的人也可以试试它了。“我最开始做可卡因生意的时候，”他说，“几乎没有黑人吸毒。毒品仍然是白人的专利。他们觉得买不起这东西。黑人买不起。我觉得我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我周围的人——主要是黑人，也能买得起它。”

使用可卡因的人口统计数据发生了变化。它从一种富人的毒品，变成了一种大众的毒品。游离盐基可卡因以这种方式在西海岸蔓延开来。

当然，没过多久，里奇的活动就传到了警察的耳朵里。里奇的故事是个双重悲剧：在他忙着赚大钱的时候，他的产品毁掉了无数美国人的生活，他也为自己写好了逮捕令。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如果他其他任何一个行业能获得他在可卡因领域一半成功，他现在也已经成了全体美国人的英雄。在我看来，他贩卖可卡因这一事实并不能抹杀这一点：在这个已经非常繁忙的市场上，他碰巧是个既有远见，又有勇气的资本家兼商人。

正是这种远见使得其他美国人——纳尔逊·洛克菲勒、伊萨克·格瑞格·坎德勒和比尔·盖茨成为富有的成功人士。但是他选择投身其中的行业是法律所不容的，作为其中的一个参与者，他只不过成为监狱里的又一个黑人毒贩子而已。

就在里奇忙着把西海岸的可卡因市场掀个底朝天的时候，“方便岩石”也在东海岸蔓延开来：加勒比海人从巴哈马跳到佛罗里达，然后进入其他州，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纽约了。警方和美国药品管理局的官员一开始大惑不解。他们发现各种古怪的零零碎碎的证据，都和吸毒有关：打破的玻璃烟斗，铁丝网，衣架上挂着浸透了高度朗姆酒、用来加热游离盐基可卡因的碎布条，还有戳了洞的可乐罐。他们不知道这都是些什么东西，或者说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大街上抓住的毒贩子总是两手空空：看到警察过来，他们就把小块的游离盐基可卡因悄悄扔到地上，因为这东西同地上的小石头看起来没什么两样。

1983年，洛杉矶新闻上开始对有关中南部出现“岩石工厂”的现象进行零零碎碎的报道，不过这些报道都隐藏在其他新闻中间，一点都不起眼。没有人对此多加注意。到1984年的时候，这种毒品在美国的一家全国性报纸上初次登场：《洛杉矶时报》报道说，25美元的“岩石”畅销中南部的可卡因市场。《华盛顿邮报》转载了这则报道，不过指出“岩石”是加利福尼亚的一种毒品：这个消息很快被人遗忘。

接着，1985年11月的一个星期天，《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将要改变一切。这篇文章是一个叫多纳·邦迪的记者写的，报道的是一个滥用可卡因治疗中心的情况：

治疗滥用可卡因计划正在进行之中

1985年已经有三个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这里治疗……这种对可卡因的依赖是由于使用一种名为“提纯可卡因”的新型毒品，或者说一种看起来像岩石块的事先准备好的游离盐基（浓缩后的）可卡因造成的。

这就是这个神奇的名字“提纯可卡因”的由来。在理查德·普里奥出事之后，游离盐基可卡因不再是什么新闻。“提纯可卡因”听起来像是一种全新的毒品，也更有报道价值。两个星期之后，这个故事再次出现。这一次人们认为它非常吸引人，足以在头版上占据一席之地。标题是这样写的：“随着吸毒现象的增加，一种新型的、经过提纯的可卡因形式引起人们的警惕。”这篇文章报道了哈勒姆出现大量“提纯可卡因工厂”，并估计说它们每天要生产价值50万美元的提纯可卡因。文章还引用了华盛顿医生的话，他预言说会出现滥用提纯可卡因的大流行，另一个医疗卫生界的工作人员还称“提纯可卡因”是“我们所见过的威力最大的毒品”。

尽管事实上提纯可卡因唯一的新鲜之处不过是这个新奇的名字，《纽约时报》还是认为它具有轰动效应。它刚刚出现，它很危险，就连它的名字听起来都很邪恶。这个世纪的毒品故事开始了。

围绕这种毒品的这些报道都非常耸人听闻。《新闻周刊》6月份刊登了有关提纯可卡因的一个封面故事，题目是“渴望、交易和绝望的地狱”。在里面的一封致读者的公开信中，杂志的编辑理查德·史密斯警告说，“一场毒品大流行已经在美国登陆，其泛滥程度和危险程度相当于中世纪的瘟疫”，还声称毒品就是美国人“很多方面输给了日本人”的原因，并发誓说这本杂志会像报道“为民权斗争、越南战争和尼克松总统下台”一样对提纯可卡因灾难进行积极的报道。他还写道，这是“一场真正的民族危机”。《时代》杂志称提纯可卡因是“本年度的问题”。到1986年年末的时候，《时代》和《新闻周刊》各自刊登了5个有关毒品的封面故事。然而涉及可卡因的最大的媒体事件还要等到《新闻周刊》到达报摊的两天之后。

1986年6月17日，伦·拜亚斯成了美国最出名的人之一。这位年仅22岁的马里兰大学的体育明星当选NBA选秀大赛第二名。他将要在“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美国上一年度的NBA冠军，打球。18日夜，在短暂的巡回宣传会上见过新老板并摆好姿势让媒体拍照之后，他回到大学去同朋友们一起庆祝一下。第二天早上他就死了。“可卡因中毒”，这就是验尸官的记录。美国的体育迷们惊愕不已。像伦·拜亚斯这么年轻健康的运动员都会因为使用可卡因而死亡，这个消息令整个美国社会不寒而栗。就在这个消息不胫而走的同时，可卡因的香槟形象也消失了。“伦·拜亚斯之死给我们的教训是，”《新闻周刊》报道说，“可卡因能要人的命。”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可卡因是一把上了膛的枪”。“生前，”丹·鲍姆在对禁毒之战进行研究的《烟雾和镜子》一书中这样写道，“伦·拜亚斯是个了不起的篮球运动员。死后，他成了‘禁毒大决战’中的费迪南大公。”

伦·拜亚斯的死亡恰逢这种“新”毒品——提纯可卡因的到来。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这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公众还是马上认定，杀死他的就是提纯可卡因。到这个月月底的时候，忧心忡忡的父母和城市的领导人在美国各地都组织了“夺回街道”的游行活动。7月，美国广播公司独辟蹊径，派了个摄影师跟随警方参加突击检查一家提纯可卡因工厂的行动。这个新闻片子太激动人心了，以至于全世界的摄制组都来问他们是不是也可以跟随拍摄警方查获提纯可卡因的行动。联邦当局觉察出这是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默许了他们的请求，结果新闻报道里一窝蜂地都出现了忽停忽动的镜头，拍的都是穿着防弹夹克、戴着头套的全副武装的行动人员砸开了装甲板式的大门破门而入的情节。

第一次突击检查提纯可卡因工厂的片子播出的两个月之后，又迎来了可卡因电视报道的另一个里程碑。1986年9月2日，观众调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频道，听到声音凝重的主持人丹·拉瑟宣布说：“今天晚上，我们将带您到街上去，到战场上去，让您亲身体验这不同寻常的两个小时的恐怖经历。”这个节目就是《提纯可卡因大街上的48小时》（以下简称《48小时》），在这样的宣传攻势之下，它总共吸引了1500万的观众——是美国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纪录片之一。《48小时》播出三天后，全国广播公司推出了自己的版本《可卡因之国》，也非常受欢迎。电视台很快清楚地意识到，提纯可卡因可以提高收视率。《48小时》播出的三年之后，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委员们发现纪录片的收视率疲软时，决定再拍一部系列片《重返提纯可卡因大街》来刺激收视率。

到9月的时候，《时代》杂志又登了一个封面故事：一副骷髅的照片，还配了一行文字——毒品：内在的敌人。许多人都嘲笑这本杂志突然改变观点，拿这个封面来对比他们5年前（可卡因魅力四射的顶峰时期）登的那个封面：当时称可卡因是“全体美国人的灵丹妙药”，并提醒人们说，它可以使你“警觉，妙语连珠。没有宿醉之痛。不会身体上瘾，不会导致肺癌……相反，会带来动力、灵感、精力”。

就在《时代》杂志到达报摊的前一天，罗纳德·里根和南希·里根对美国公众发表了一番前所未有的呼吁，要求他们不要使用毒品，劝诫他们参与到反对滥用麻醉品的“民族斗争”中来。“我们的国家需要你们明辨是非，头脑清楚，”南希说，“对你的生活说‘是’；面对酒精和毒品的时候，只需说‘不’。”作为一次公关活动，他们干得好极了。作为一种制止人们吸毒的方法，这是浪费时间。“只要说‘不’”的战术源自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拍摄的一部教育片，片中的小学生在别人问他如果有人给他毒品，他该怎么办的时候就是这么回答的。这个战术对小孩子也许管用，却不适合潜在的吸毒者。然而，这还是成为里根执政期间人们回忆最深刻的片断之一。

在所有这些有关提纯可卡因的宣传之中，美国药品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是最了解提纯可卡因的人，他们意识到媒体炒作得太过分了。“没错，提纯可卡因的确存在，”他们承认说，“但是没有那么多。”事实上，迈阿密、洛杉矶和纽约的某些特定区域以外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提纯可卡因。其他的都是言过其实。1986年8月，他们试图给媒体泼泼冷水：

提纯可卡因现在成了相当多媒体关注的主题。结果歪曲了公众对提纯可卡因相对于其他毒品严重程度的认识……在大多数地区，提纯可卡因现在是次要而不是主要问题。

早在1986年夏天的时候，美国药品管理局就对有关提纯可卡因问题言过其实的报道表示过担忧。罗伯特·O·李瑞专员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我们非常担心所有这些宣传会刺激提纯可卡因市场的发展。我们认为，这个市场现在正在媒体言过其实的报道下加速增长。”这些警告被大多数国家级的报纸和电视网别有用心地忽略了：作为“次要问题”的提纯可卡因可不太吸引人。与此同时，作为洪水猛兽的提纯可卡因的吸引力则大得多。没有人愿意相信事实真相：那就是提纯可卡因只不过是可以抽的普通可卡因；它已经存在了至少20年。

认识到有关“提纯可卡因大流行”的这些耸人听闻的报道言过其实的不仅仅只有美国药品管理局一家。加州大学的西格尔教授对这些报道大感惊愕。媒体把提纯可卡因说成是一种在前所未有的短时间内占领市场的“新型”毒品。西格尔研究游离盐基可卡因已经有13年了，他很清楚这东西根本不是什么新型毒品。里奇·罗斯当时仍是中南部最大的毒贩子，他也同样被弄糊涂了：“我第一次听说提纯可卡因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咦，我倒很好奇那东西里面有什么’。后来我被告上了法庭，他们说，‘就是你卖的那种提纯可卡因’。‘不，不是！那就是可卡因！我没有在里面加提纯可卡因……’”

毫无疑问，提纯可卡因非常危险而且还导致了严重的问题。当时媒体所说的大部分都完全不符合事实。媒体竭力想要把这种毒品描绘成一场夸大了的灾难，因而采取了许多策略。第一个策略就是编造彻头彻尾的谎言。最著名的提纯可卡因神话出现在《新闻周刊》上：

再没有什么比得上提纯可卡因这样的娱乐毒品了，它几乎是沾上就上瘾。

这有点夸大其词。可卡因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毒品。它致人上瘾的可能性非常大，尤其是把它当烟抽的时候。然而从来没有谁证明过——合情合理地证明，它会立即让人上瘾。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人立即上瘾。然而这个说法一再出现。它把人们吓坏了。1987年的一张宣传提纯可卡因危险性的海报举出了一个年轻女性瘾君子的例子：

一个16岁的女孩儿告诉医生说，她的全部生活都集中在提纯可卡因上。她是在星期五接受采访的，上个星期一是她第一次抽提纯可卡因。在短短的5天时间里，这种毒品已经完全占据了她的生活。

另一个丑化提纯可卡因的策略是提醒公众注意这是一种新型毒品。看起来这种毒品是最近才刚刚出现的，但是它已经造成了一场浩劫：如果仅仅几年的时间里它就能造成这么大的危害，那接下来的5年它又会怎么样呢？

从这一点来看，提纯可卡因恐慌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另一次医疗卫生大恐慌——艾滋病，没什么两样。二者都致命，二者很明显都是无法治愈的。最初二者似乎都被描绘成大多数生灵好像都要被它们毁掉似的。就提纯可卡因而言，支撑这个概念的两种假设都是假的：正如美国药品管理局已经承认的那样，提纯可卡因在1986年实际上根本就很难见到，而且像西格尔和拜克这样的科学家也已经证明，它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就知道早在1979年的时候，田纳西·盖尔就给参议院委员会讲述过它的制作方法。

提纯可卡因恐慌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人们的无知。1979年的参议员听证会之后，政府没有对抽游离盐基可卡因和可卡因膏的问题投入一分钱。当各种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报道充斥报刊时，谁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曾经在1979年警告参议院委员会，称游离盐基可卡因将泛滥成灾的罗伯特·拜克大发雷霆，对一个参议院委员说：

1979年在“议院毒品滥用与控制特设委员会”面前做证的时候，我就提醒他们要注意游离盐基可卡因的危险，说它“极其危险”。我当时请求“联邦政府举办教育宣传活动来预防滥用毒品的现象泛滥成灾”。我还强调说，关键是要对这种形式的吸毒现象进行研究，利用媒体来向人们说明它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样才能预防其流行。这个建议根本没人理会。我们现在对抽可卡因现象的了解比以前多不了多少。任何教育活动都没有举办过……今天摆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以前早已预见到的游离盐基可卡因泛滥成灾的情况。

由于没有人对提纯可卡因进行过任何研究，所以当记者打来电话要听听专家的说法的时候，他们既找不到专家也找不到数据。在只能自己看着办的情况下，记者们找到了自己的消息来源。

19世纪80年代可卡因袭击美国的时候，人们用了千篇一律的言辞来形容可卡因，这些陈词滥调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用到了这种毒品的身上。其中最令人不安的就是有关可卡因对儿童造成的威胁。《新闻周刊》上刊登的文章信誓旦旦地说，“各种形式的可卡因正在慢慢渗透进美国的学校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杂志的封面照片刻画的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正坐在一面旗下用鼻子吸食可卡因，旗上写着：孩子和可卡因，美国中部遭受新型毒品大流行的袭击。这期杂志的销量比当年的平均销量高15%。然而，比袭击正在上学的孩子更糟糕的是，有报道说提纯可卡因对尚未出生的婴儿也造成了伤害。“提纯可卡因婴儿”的报道证明十分能打动人心。然而，同其他许多围绕着提纯可卡因的浮夸之词一样，所以这些都并非实事求是。

可卡因对未出生的婴儿带来伤害的说法比提纯可卡因大恐慌出现得还要早些。1985年9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里面谈到使用可卡因会伤害胎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马上注意到这个消息，在晚间新闻里播出了一则有关“可卡因婴儿”的消息。这则报道还配有早产婴儿表现得十分痛苦的片断，并指出，他们可以证明滥用可卡因与许许多多可能存在的先天性缺陷之间存在联系。美国各地的医生开始接到新闻媒体打来的电话。可卡因婴儿在哪儿？能给他们拍几个镜头吗？接下来的新闻重点都放在了更多正在哭泣的受到伤害的婴儿身上。

1986年夏，这两个故事——“可卡因婴儿”和新型杀手毒品提纯可卡因，合二为一。因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对最初的采访进行后续报道的时候，说的就不是“可卡因婴儿”了，而是“提纯可卡因婴儿”。当镜头锁定在一个不幸的孩子身上时，播音员告诉观众说，她有可能活下来，但“21岁的时候智商可能只有55，连自己穿衣服都不会，可能还无法独立生活”。真是让人心碎。

这也不是真的。记者拍的孩子不是因为滥用可卡因而造成了伤害。伤害孩子的不是某一种毒品：他们的母亲使用过各种各样的毒品。（一份临床医学论文中提到，受到监控的病人在怀孕期间都使用过大麻、烟草、酒精饮料和可卡因。）为什么孩子会受到伤害？我们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的理由。医生试图向寻找“提纯可卡因婴儿”的记者解释这一点，但是他们充耳不闻。既然他们要的是“提纯可卡因婴儿”，那么他们找到的就是“提纯可卡因婴儿”。丹·鲍姆报道说，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拍的实际上是有海洛因瘾的母亲生下的婴儿——他们倒是的的确确一生下来就有了毒瘾，用这样的影像资料来搭配可卡因婴儿的故事，是因为他们看起来更令人感到悲哀。

当然，这并不是说怀孕期间使用可卡因是个好主意。远非如此。媒体曾经预言说会发生一场瘟疫，导致大量遭受永久性伤害的弱智黑人儿童出生，然而这个预言根本无法成为现实。尽管有证据表明，使用提纯可卡因的父母生下的婴儿会受到忽视，但这也没什么好吃惊的：吸毒的父母生下的婴儿无论如何都很容易被忽视。事实上，新闻报道里谈到的困扰这些孩子的最常见因素是贫困，许多医生都这么认为。父母没钱看医生，孩子就容易出现问题。正如1989年一份有关提纯可卡因婴儿状况的总结得出的结论一样，“归根到底，吸毒、贫血或是有糖尿病的母亲如果在整个怀孕期间经常去看医生，那么她生下的婴儿要比不去看医生的母亲生下的婴儿安全得多”。这个消息却从来没有上过头条。尽管20世纪80年代新生婴儿的死亡率有所提高，但这是削减医疗救助的结果，并不是提纯可卡因滥用造成的。

继孩子之后，又出现了其他制造恐慌的策略，其意图都是要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毒品上。首先是犯罪。几乎没有谁会怀疑使用提纯可卡因会导致犯罪活动。1987年，美国卫生部一份反对提纯可卡因的海报里讲到一个报社编辑的故事。他仅仅抽了两个星期的提纯可卡因，之后就跑去“抢银行”弄钱来维持毒瘾。暴力也紧随其后。只要看看查封提纯可卡因工厂的新闻片断就行了：如果里面的家伙不使用暴力的话，那么警察为什么要带着枪？对此加以补充说明的是，由于可卡因的价格下跌，出售的提纯可卡因的分量也更小，没有多少钱的人也可以用得起。至少这些人就是那些实施暴力犯罪的人。大家一直都怀疑他们不是好人。

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使用提纯可卡因会让那些原来没有暴力倾向的人实施暴力行为。自提纯可卡因大恐慌以来的分析表明，使用提纯可卡因的人比没有使用提纯可卡因的人实施暴力犯罪的可能性“只是高了那么一丁点”。真正导致暴力活动的，是把一种可以赚取数额巨大的现金的行业引入如洛杉矶中南区和纽约南布朗克斯这样的贫困区。正如美国国家发展研究机构——美国在滥用麻醉品方面最大的独立智囊团之一——的布鲁斯·约翰逊教授在1995年总结的那样，“同城市内部的提纯可卡因文化相联系的暴力行为可能不是由于毒品的药理作用引起的，而是由与毒品销售相关的系统暴力引起的。”

换句话说，提纯可卡因本身不是暴力行为的起因：导致暴力行为的是通过提纯可卡因获得的金钱。但这似乎是使用提纯可卡因的人造成的后果，而不是这种药本身的“可怕”本质——提纯可卡因比粉末可卡因更可怕——造成的。使用可卡因粉末的是谈吐优雅的富有白人。当富裕的中产阶级这一类型的人沾染上了毒品，他们有支撑网络来为自己解困。他们进得起戒毒医院。家庭、银行里的存款和出来后可以接着干的工作，这都是这些人戒掉毒瘾重新做人的动力。他们不会驾车射击，开车撞人。他们有“隐身术”。然而，城市内部那些失业的少数民族却没有这样的后援。他们太惹眼了。

使用可卡因问题在人口学上的改变与一个几百年来的老问题联系了起来：种族。因为新的可卡因使用者大多穷困潦倒，没有工作，从统计数据上看，他们中非高加索人（白种人）的比率要高一些。白人的确也抽提纯可卡因，但是受提纯可卡因影像最严重的还是贫民窟，而这就是非白种人居住的地方。电视报道出现的永远都是黑人——或者说至少是少数族裔的提纯可卡因使用者的形象。对提纯可卡因工厂的突袭展现的也是黑人居住区经久失修的房子：这种报道要比一群白人大学生在大学宿舍里抽可卡因的报道更吸引人。尽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初有关可卡因婴儿的报道拍的都是白人儿童，其第二个报道——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报道的镜头里却只有黑人孩子。

所有这些因素：儿童、犯罪、暴力和种族，再加上记者们铺天盖地的强烈措辞，成功地把公众都吓傻了。然而这只是媒体又一次的疯狂行为吗？有些作者认为不是：这次对提纯可卡因的危言耸听的报道是某些机构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故意精心策划的结果。

这种说法也许不无道理。一位美国药品管理局的高级官员在1992年出版的自传中披露了自己是如何故意操纵媒体的：

当时我毫无疑问地认为，提纯可卡因正在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但是为了加速说服华盛顿相信这一观点的进程，我需要让它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而且要快。我开始努力游说并利用媒体。记者们太愿意合作了，因为就纽约媒体而言，提纯可卡因是自越南战争以来最热门的新闻了……

英国的提纯可卡因恐慌开始于1986年年末，当时报纸上写的都是有关这种新型可卡因在美国制造问题的报道。到1987年年初的时候，提纯可卡因似乎已经来到了英国：2月的《观察家》报道了一个案子，一个在伦敦死亡的人“可能是”死于吸食过量的提纯可卡因。文章还说：“提纯可卡因是一种新型可卡因，据说威力十分强大，只需一剂就可以上瘾。”媒体面临的问题是，英国似乎根本就没有什么提纯可卡因，也就没有什么好写的。报纸把提纯可卡因的问题折腾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放弃了。要想真正使这个故事成为热点话题，还需要真正的动力。真正的动力在1988年的春天来临了。

1988年4月，美国药品管理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在威尔士的第9届副警察总长禁毒年会上做了一番有关提纯可卡因的讲话。这次演讲非常精彩，以至于把提纯可卡因推上了英国各家报纸的头版。发表演讲的不是别人，正是罗伯特·斯图曼——最早在美国制造提纯可卡因恐慌的那个人。然而，“斯图曼提供的信息大部分都不正确，谈到的证据都未经证实，其观点十分愚蠢”。引用的统计数据常常都是他伪造的，饰以诸如“下个星期将要公布的一个数据”，或“接下来的两三周要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之类的花言巧语。

虽然这个演讲的内容不完全真实，但还是搅得人心惶惶。当时的内务部长道格拉斯·赫德接受《每日邮报》采访时说，斯图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其他的听众吓得魂飞魄散”。两个内务部长接连访问华盛顿，亲眼看到了对提纯可卡因工厂的袭击，惊魂未定地回到国内（后来有人说，在袭击过程中，参加行动的联邦禁毒警察在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就开枪，在英国人眼中，这更像是一场战争）。赫德现在是完全相信了。由于不想成为因为没留意有关提纯可卡因的警告而让英国对其到来毫不设防的那个人，他匆匆忙忙召集了一群欧洲部长，把有关这种危险毒品的消息告诉了他们，并且授权警方建立了一支全国性的特种部队来阻止这种毒品的泛滥。

各种报纸简直都发了疯，报道的都是各种各样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故事，而且常常是错误百出，主要原因是当时英国没有人对这种毒品有真正的了解，可以对它们进行驳斥。毕竟当时英国几乎没有提纯可卡因。然而人人都注意到斯图曼的那个数据：试过提纯可卡因3次的人中有75%的人会上瘾。由此产生了大堆有关“三次袭击”的报道。没过多久，这三次袭击就被一路削减下去，直到最后有报道称尝一次提纯可卡因就会上瘾。最后到处都在流传这样的故事：无情的可卡因贩子把第一剂提纯可卡因免费送给孩子抽。既然它马上就能让人上瘾，那么孩子很快就会还想再要。

推进这场恐慌的不是合乎逻辑的论证，而是道德上的愤慨和恐惧。英国没有发生提纯可卡因大流行。1989年，伦敦只查获了58克的提纯可卡因，1990年，整个英国查获的提纯可卡因总量也不超过一公斤。据克莱尔·哈格里维斯称，他们在1991年5月没收了数量最多的一批货——还不到一公斤，据他们估计，价值超过50万英镑。不过，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一公斤的可卡因（当时价值大约50万英镑）——即便是炮制成了提纯可卡因，居然价值50万英镑。

事实上，提纯可卡因在英国从来就算不上什么问题。原因有几个。与美国不一样的是，英国附近本来就没有哪个国家有多少可卡因。从哥伦比亚往欧洲运可卡因可是一件麻烦事，比到美国要远得多，而且同哥伦比亚的毒贩子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如墨西哥，没有哪一个同英国交界。这儿也几乎没有什么哥伦比亚流亡者群体，可以组织起来销售毒品，而且哥伦比亚人不会讲标准的英语，很容易被英国警方盯上。人们一直普遍认为欧洲的海关官员是无法被收买的，而欧洲给毒贩子判的刑总是很重。

因为可卡因少了，价格就更高——那些喜欢提纯可卡因的人买到提纯可卡因的机会就更少了。同样，有人指出，美国存在一个由来已久的“下层阶级”，对他们而言，吸食像提纯可卡因这样的毒品是一种逃避生活的方式。这些人没有工作，通常也无法胜任任何工作。他们处于绝望的境地。尽管英国也存在失业问题和贫困问题，但是比美国的程度要轻得多。英国有完善的免费医疗卫生制度。其他诸如安非他命类的毒品很容易就可以买到，而且价格便宜。所以提纯可卡因的市场就更小了。英国国家特种部队最终在1990年8月悄无声息地无疾而终。

这不是说英国从来就没有提纯可卡因问题。大多数美国药品管理局官员都承认，提纯可卡因从来没有像他们预言的那样袭击过英国，但最后总是警告说，在某个时候提纯可卡因一定会袭击英国。也许他们说得对。美国国家发展研究机构的布鲁斯·约翰逊告诉我说：

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希望出现像美国这样的提纯可卡因问题。所以任何笑着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提纯可卡因问题”的人不要太骄傲……只要地下经济下定决心开始抽提纯可卡因就够了——你们那儿又不是没有可卡因——英国要出现提纯可卡因大流行简直太容易了。

最初铺天盖地的、耸人听闻的报道过后，提纯可卡因的话题在美国也渐渐消失。这也许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媒体最初把它夸张得太过分了，没有留下什么余地来继续进行报道。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场恐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尽管美国各地使用可卡因的方式的确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但是这些统计数据根本就无法为早期的新闻报道做证。1985年，尽管斯图曼和媒体竭尽所能把美国公众吓得魂飞魄散，美国与可卡因有关的死亡人数只有1092人。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抽”可卡因，所以不可能是“提纯可卡因”作怪。第二年，每有一人因可卡因而死亡，就有100人因酗酒死亡，300人因抽烟死亡。然而没有一个人通过电视惊呼出现了酗酒或抽烟大流行。

儿童使用提纯可卡因的统计数据就更微不足道了。就在《新闻周刊》到处报道说出现了儿童使用可卡因的“新流行趋势”的1986年，吸毒的十几岁年轻人的数量已经连续下降了4年。这个数字在整个提纯可卡因恐慌时期还在继续下降，然而这并不妨碍媒体把这种毒品描绘成年轻人的灾难。1985~1988年——正是虚假报道最为盛行的时候，高中高年级学生的吸毒人数猛降了37%。当问及他们以什么方式使用可卡因的时候，仅剩的这些吸毒者中只有1.3%的人说是以抽的方式。媒体的信息都是从哪儿来的呢？对媒体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报道所做的调查显示，毒品新闻中引用的绝大多数的专家意见都来自于执法领域，或者是政客，后面加上对大街上不明就里的路人的采访。他们最少提及的一个消息来源就是学者——这些才是真正对提纯可卡因有所研究的人。原因？学者一般都不太喜欢危言耸听，都太谨慎。他们不会像警方和政客那样刻薄地谴责提纯可卡因。简而言之，他们的话不能引人上钩。

为什么人人都这么大张旗鼓地声讨提纯可卡因？只需把媒体报道和公众对毒品的态度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就清楚了。1985年，在“提纯可卡因”变成头条新闻之前，只有1%的美国人认为毒品是美国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第二年——在“提纯可卡因”的报道滚滚而来之后，毒品成为头号重要的问题。1987年，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报道不知怎么就销声匿迹了。结果只有3%~5%的人认为毒品是最重要的问题。然而到了1988年，提纯可卡因重新占领媒体，又有超过50%的人再次关注毒品问题。因此，从美国公众对待提纯可卡因的态度似乎可以折射出提纯可卡因在此期间的媒体报道的数量。然而媒体报道究竟是公众歇斯底里症的结果，还是其原因呢？说得更清楚一点，为什么美国的媒体会在1985~1986年间突然开始大幅报道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故事，于1987年突然停止，而在1988年又旧话重提呢？

也许是因为政治原因的驱使：1986年和1988年都是选举之年，“1986年选举过后，无论是政治讲话还是媒体报道，毒品问题的显著地位都急遽下降，只是到了1988年的初选期间才重新被屡屡提起”。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毒品”问题是个很好的可以对之大肆渲染的政治问题。只要上蹿下跳，对滥用毒品问题恶语相向，准保能赢得选票，因为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争论说滥用毒品是件好事。美国的政客不会对堕胎或是枪支问题（这二者都会让人丢失选票）表示反对，因为他们发现，只要他们站起来反对滥用毒品，就没有人会因此而不投他们的票。重提所有那些有关滥用毒品的陈词滥调（毒品会杀死我们的孩子；都是外国人干的；毒品会导致暴力犯罪等），他们就有可能公开对所有中产阶级选民支持的事情表示强烈支持，与此同时再发表一番严肃的要采取行动的讲话。政客们很快就意识到，在公众看来，站起来对毒品表示反对，就相当于说“我爱美国”。父母和那些面临吸毒危险的人都特别热切地投票赞成越来越严厉的惩罚措施。所以提纯可卡因的故事还会继续下去。

对提纯可卡因的恐惧致使国会上演了一幕幕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究竟应该怎样处置提纯可卡因罪犯，政客们的措辞越来越激烈。有这么一个臭名昭著的“坏蛋”逍遥法外，政客们获得了极好的赢得选票的机会。“毒品”是任何政客都可以依靠的一个问题，而且是极好的新闻题材。随着提纯可卡因报道愈演愈烈，那些认为需要再考虑考虑的人很快就惨遭失败。参议员和国会议员开始相互挑衅，要去做尿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罗纳德·里根做了尿检，乔治·布什也不例外。比尔·克林顿主动做了尿检而且顺利通过，从而先发制人，打败了政敌的进攻。

也许有人会说，让人们对禁毒有那么点歇斯底里也不是什么坏事。不管怎么说，总可以把人们吓得不敢尝试它，不是吗？这话肯定有点道理，但是这个策略也会引火烧身。媒体如此严重地丑化毒品，其实是在鼓励而不是阻止人们尝试它。我们来看看媒体是怎么描绘提纯可卡因的吧。报纸引用吸毒者的话，说它是他们所遇到过的“威力最大的毒品”。“全部的身体器官”是最常用到的一个短语，用来形容抽提纯可卡因时的感受。报纸上还说抽它就等于“玩俄罗斯轮盘”。对社会上的某部分人而言，这种报道实际上起到增加提纯可卡因的吸引力的作用。媒体在制造这类恐慌时所做的报道是无所不包的，结果却成了给提纯可卡因做广告。

除此之外，把提纯可卡因描绘成美国贫民窟所有不幸的起因也会造成损害，因为这种做法导致公众和政客忽视这个问题的真正根源。没错，穷人抽提纯可卡因最后会陷入困境，但首先要问问他们为什么要抽提纯可卡因？也许是把这当作逃避生活的方式。立法者说他们穷是因为他们吸毒，而自由党人认为他们吸毒是因为他们穷。谁也不会否认提纯可卡因过去是而且现在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然而美国城市内部所有暴力和不幸并不都是因它而起。之所以把它描绘成所有暴力和不幸的起因，是因为谴责邪恶的毒品，拿着枪来对付毒贩子，要比处理真正的起因：失业、贫困、资金不足、削减社会福利等容易得多。

过度丑化提纯可卡因造成的另一个危险是会加快禁毒斗争的速度，从而使得这种斗争获得了自己独立的生命。有些政客支持人们对提纯可卡因问题采取容忍和理解的态度，而不是简单地加重对拥有毒品的刑罚，因而被贴上了“对毒品手软”的标签，很快就失去了人心。很快，由于害怕失去自己的职位，谁都不愿意探出头来说句公道话，毒品战争变得势不可当。

即便是在今天，对禁毒政策的质疑也被认为是最令人讨厌的异端邪说。如果哪个政界人士问出诸如“禁毒战争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之类不得体的问题，就会遭到排斥，深陷重重麻烦之中。正如丹·鲍姆在他的《抽烟和镜子》一书的前言中所提到的那样，“在美国，最接近禁忌言论的莫过于对禁毒问题的批评了，即便是最温和的批评都不行。现在，任何希望避免过激反应的道路上都已经布满了陷阱。我们深陷其中动弹不得”。

反对提纯可卡因的豪言壮语还会产生其他昂贵的后果。国会不断展开激烈的辩论，探讨该如何处置那些奴役国家年青一代的万恶毒贩子。联邦法律对贩毒的惩罚一再加重。1988年，参议员杰斯·海尔姆游说通过一项法律，这项法律规定，既然提纯可卡因比可卡因要容易上瘾100倍（谁都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从哪儿来的），对拥有提纯可卡因罪的刑罚要比拥有可卡因罪的刑罚高上100倍。令人无法相信的是，这项法律居然通过了。今天，拥有5克提纯可卡因（价值大约350美元），会被判入狱5年，与拥有半公斤可卡因（价值1万美元）的刑期相同。而任何对可卡因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告诉你，500克的可卡因加工后可产出500克的提纯可卡因。

这样做的结果是，持有提纯可卡因的人一旦被抓住，就会被判以重刑，与那些持有可卡因粉末的人相比，他们的刑罚高得离谱。这一点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使用提纯可卡因的人所属的阶级与使用可卡因的人所属的阶级之间存在不同。美国国家发展研究机构的布鲁斯·约翰逊是这样解释的：

显然，同其他任何物质相比，提纯可卡因主要是低收入的非裔美国人使用的一种物质。其在公共场合的销售也主要由非裔美国人支制（尽管也有一些拉美人涉足其中）。而人们对可卡因粉的使用也倾向于比较有节制，吸食可卡因粉者在各类人口中分布得比较均匀，瘾君子中吸食可卡因粉的人比例也比较均衡。只不过染指提纯可卡因的白种人不是非常多而已。

到了1989年，在纽约被捕的人中，因持有或是贩卖提纯可卡因的占46%。由于贩卖和使用可卡因粉末的人多为白种人（他们买得起大量的可卡因），而提纯可卡因使用者多为黑人（提纯可卡因以量少价低的形式出售），联邦法庭不管不顾地关押起了大批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由于监狱的数量呈螺旋式上升（仅在20世纪80年代就翻了一番），所以有越来越多的黑人因为拥有提纯可卡因或是在底层贩卖提纯可卡因而被关进了监狱。就在写作本书之时，美国的入狱人口从1970年的30万增加到200万，这其中有50万人是因为毒品罪而入狱。目前，美国人口中非裔美国人只占12%，但是美国的入狱人口中，非裔美国人却占了50%。黑人因为毒品而被捕的概率是白人的6倍，所以美国1/3的黑人人口总是处于各种形式的犯罪关押之中。提纯可卡因是主要原因。这种100∶1式的提纯可卡因法律变成了一种制度化的种族主义。许多学者和专家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国会一再否决了这一点：没有谁想在毒品问题上表现得心慈手软。再说了，把抽提纯可卡因的那些穷困的黑人关起来有什么不好？至少免得他们在大街上晃悠。可卡因问题再一次成为种族问题。

美国的提纯可卡因问题不仅仅是媒体的异想天开。提纯可卡因并非没有害处。提纯可卡因对孩子也没有什么好处。没有钱的提纯可卡因瘾君子最后必定会通过犯罪来维持自己的毒瘾。提纯可卡因和可卡因粉末对人们都会产生可怕的影响，任何否认这一点的人都不折不扣地错了。但关键是所有这些夸大其词的报道同提纯可卡因问题的本来面貌根本不成比例。事实上，与其他毒品不同的是，美国研究提纯可卡因的学者两极分化得很厉害。在讲述可卡因之战历史的《注射》一书中，迈克尔·马兴研究了问题的两面，把撰写虚假报道的这些人称为“大惊小怪者”，把持反对意见的人称为“修正主义者”。然而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大惊小怪者的问题是，的确有证据表明，伴随提纯可卡因产生的许多问题，完全是因为可卡因被视为非法药物而导致的。贩卖提纯可卡因过程中产生的暴力行为大多是因为可卡因高昂的价格导致的——而高价又是因为对它采取压制措施而造成的。同样，随着刑期越加越高，提纯可卡因贩子更有可能对试图逮捕他们的警察开枪，而不愿束手就擒。所以暴力事件越来越多——但是部分原因是因为当局禁止可卡因。大惊小怪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而修正主义者的问题是，无论他们怎么喋喋不休，大讲媒体、政客或美国药品管理局如何故意做出许多夸大其词的报道，美国的提纯可卡因问题的确非常严重。这种毒品的确很危险，许多人因它而丢了命。那么他们又怎么才能自圆其说，称“大流行”只不过是一场媒体恐慌而已？

很奇怪的是，在迫切地想要解决提纯可卡因问题的心理作用下，双方最后都越走越远，似乎忘记了大家其实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20世纪80年代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所有图像之中，再没有什么比提纯可卡因工厂更深入人心的了。从电视报道中可以看到安保系统性能堪比金库的市内建筑物：沉重的大铁门，窗户上装有铁栅栏，墙上还装有抵御警方的电网。这些地方干脆建一座碉堡，通过墙上的洞或是房子上方的滑轮装置售卖提纯可卡因——把钱放在一个杯子里，杯子会消失在阁楼里，当杯子再次出现在绳子上的时候，里面已经装上了提纯可卡因。像这样的建筑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其他的工厂建得更像鸦片馆。可以在这里买到提纯可卡因，可以买或租到烟斗，还可以在这儿逗留——只要有钱买提纯可卡因就行。

几个大无畏的学者对碉堡里面的活动进行过报道。这些家伙对贫困人口吸毒问题特别感兴趣，他们常常跑到打靶场去采访海洛因使用者。随着20世纪80年代提纯可卡因的到来，他们发现打靶场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提纯可卡因产生的欣快感性质不同，人们不像以前吸海洛因时那样躺在地板上昏睡。他们非常活跃。由于抽提纯可卡因的人中妇女占很大比例，这些提纯可卡因厂通常会变成妓院——美国以前从来没有过的那种非常肮脏的妓院。

毒品上瘾和嫖娼之间一直存在某种联系，但是提纯可卡因的某种特点使得这种关系变得更加肮脏。欣快感短暂而强烈，再加上提纯可卡因工厂里的提纯可卡因较多，在这种情况下，妇女为了得到更多的提纯可卡因，什么都愿意干。许多情况下，比如上面的例子，老板让妇女留在提纯可卡因工厂，她们要抽多少就提供多少，条件是她们一天24小时任所有顾客随叫随到。来光顾的人只要买提纯可卡因，就可以享用这些额外赠送的服务。她们受到可怕的剥削：由于她们对毒品的渴望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妇女为了得到毒品实际上是把自己白送出去。一个提纯可卡因使用者解释了自己的定价系统：

如果你长得的确很好看，可以像个狐狸精似的摆点公主的架子，那你肯定可以要高价。但是如果需要钱又长得不像样的话，给5块钱就愿意干。

不抽提纯可卡因的妓女对她们吸毒同行的做法大感惊愕：她们什么都愿意做，根本不管有多下贱，简直就等于白送。完全剥去了自尊之后，没有人会考虑要采取保护措施，因而通过性传播的疾病很快与在提纯可卡因工厂出入的人形影相随。这正是艾滋病恐慌达到顶峰的时候。

读过有关城市内部这些提纯可卡因工厂的报道之后，我认为最好亲自去看看。打了几个电话之后，我联系上了位于纽约的美国国家发展研究机构。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布鲁斯·约翰逊教授解释说，我要看看提纯可卡因工厂，这事可真有点不好办——不是因为我是来自另一个国家的陌生人（尽管这的确是个问题），而是因为提纯可卡因自1990年以来越来越不受欢迎：孩子们看到它给自己的家人带来的后果，都不抽它了。与此同时，由于对此类犯罪的量刑越来越重，许多最初的吸毒者都进了监狱。在吸毒群体中，抽提纯可卡因的人社会地位最低，而且被视为不值得信任、极度亢奋、为了钱什么都能做的人。没有人愿意同他们在一起。因此，20世纪80年代经历的“提纯可卡因工厂”现象现在多半都消失了。

尽管这对纽约而言是一个好消息，对我而言可不是。杰克逊说他会尽量给我安排，不过不能保证。所以当我们见面那天，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同事埃路易斯·邓拉普，而埃路易斯提出下午带我到提纯可卡因工厂去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埃路易斯告诉我说，如果我想有收获，就要舍得花钱。抽提纯可卡因的人不喜欢陌生人像动物园里游人那样观察他们。钱也许能令他们打开心扉。我跑到最近的自动取款机取了一大堆现金，每25美元叠成一小卷。我们上了地铁，向北朝着南布鲁克斯区的中心地带前进。

在“扬基体育场”以北经过几站之后，我们下了地铁，坐上了公共汽车，朝西走。随着汽车的前进，周围的环境也明显越来越糟糕，很快我就注意到周围没有一个白人。我们下了车，开始步行，毫无疑问我不属于这儿。不过往四周看看，我意识到谁都不属于这儿。一栋栋巨大的、一模一样的、单调乏味的高层公寓出现在前面。我抬头看着它们，心里正琢磨着每栋楼能住多少人，这时我们突然左拐，走到一座房子的前门。一个黑人坐在台阶上，正拿着快餐连锁店里的那种杯子在痛饮啤酒。我们与他交谈了几句之后，他站起来带我们进去。

这个房子的主人是一个叫玛的女人。很难判断她的年纪，也许50岁。她带我四处转转的时候，我才明白埃路易斯已经告诉玛我要来，所以我们来之前她已经好好打扫了一番。所有的东西都有一股漂白粉的味儿；到处摆放的都是一堆堆刚刚收拾起来的垃圾。我数了数，角落里至少堆着三台电动打字机外加一台古老陈旧的文字处理机。一整套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放在书架上。家里养的猫“剃刀”时不时地进进出出，谁都不理。简单地转了一圈之后，我们都来到了卧室。那儿很热，里面放着个电扇。

玛一面准备吸毒用具，一面说着话。提纯可卡因工厂跟此前可是大不一样了，她说。原来那些安上了装甲板、架起了枪、窗子安了铁丝网的房子，现在没有人肯去了：它们太惹眼，容易招致警察袭击。那时候的情况也没有现在这么紧张。现在人们到朋友家去，到可以信任的、比较低调的地方去。大多数的工厂也不再卖提纯可卡因：如果警察突然袭击的话，风险太大了。相反，当地的毒贩子配有传呼机，如果货不够了，可以给他们打电话。现代提纯可卡因工厂真正需要的似乎只是屋檐下一个可以坐的地方。

玛把她所有的零零碎碎的东西都收拾了出来，在床上安顿下来，不再说话，开始抽起烟来。看她抽烟就好像坐在那儿看人抽大麻烟一样令人激动：唯一令我震惊的是这根本没有什么好令人震惊的。提纯可卡因送来了，用绿色的塑料包装纸事先包好，每包5美元，这种被称为岩石或“镍币”（大小和颜色同方糖相似）的可卡因需要用剪子或是铅笔刀才能打开。它燃烧的时候会发出一种我无法分辨的独特气味：灰尘般的、发霉的气味，不由让我回忆起陈旧的铅制管道。它没有大麻那样芳香的气味。如果你不知道拿什么来形容它比较合适，不如走进一间一直用作吸烟室的房间，感觉这屋子需要好好通风换气。

究竟这种特殊产品有什么好处，人们长期以来对此争论不休。大多数人都认为它很值得一试，但也说它里面掺假掺得很厉害。有时候一个“镍币”里面含有“太多的化学物质”，结果不得不再次对它进行加工：把它放在桌面上，用打火机加热，直到它熔解，然后再让它冷却下来。接下来再用刮胡刀片把它从桌子上刮下来。我问这么做有什么效果。“除去里面的苏打。”有人回答说。

刚抽过一口的时候，他们含含糊糊说了一大堆。大多数人都前言不搭后语，而且开始有点慷慨激昂的味道。（公平点说，他们开始抽烟之前，许多人就已经前言不搭后语了。）提纯可卡因同游离盐基可卡因不一样。真正的游离盐基可卡因是纯可卡因基，能产生惊人的效果。而提纯可卡因则是游离盐基可卡因的同类，里面掺杂了大量的杂质。这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提纯可卡因似乎有自己独特的功效。没有真正的交谈，几个人大喊大叫地就任何话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没有谁真正听到别人说了什么。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玛在说话。有人来了，走进房子里，一眼可以看出这是她的房子，那些人要么是付了钱待在这儿，要么是把自己带的提纯可卡因给她一点儿。她说话的时候，嗓门越来越小，这时候我们只好捅她一下，要她大声点。这也没有什么用。她在那儿喋喋不休、毫无目的地自言自语，一会儿说这，一会儿说那。我问她，5美元的镍币能抽多久：

关键是你依然能控制自己的大脑。我嘛，我变得更有创造力，想写本书。创造力，你懂不懂？我觉得太紧张、太累，需要振奋一下。后来我就干了这一行。这就是动力，就是精神回忆，就是解决问题。人们犯下重罪是因为他们有好计划却缺少动力……不管怎样，我的腿是不是好看又有什么关系？我发现我的内在才是我真正美丽的地方。

看出问题了吧。接着，她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她和一个女人在拐角处的杂货店打架的事。就我的理解而言，玛打赢了。她是怎么开始抽提纯可卡因的？“是乔治国王教给我们如何制作少量可卡因的。”她说着话，声音又消失了。

吸毒者们整个下午都在进进出出。有时候他们会慢慢悠悠地走到卧室来自我介绍一下；有时候他们会在屋子里转悠，坐在我对面，问我是干什么的。偶尔门边会出现一张新面孔，看我一眼，然后匆忙撤退。他们喜欢说话的时候，我就问他们的毒瘾如何，看他们抽提纯可卡因，掏钱买他们的时间。电话忙个不停，门铃也总在响。我刚付钱给一个被采访者，就有很多人也要求接受采访。长长的一队站都站不稳的人出现在面前，轮番坐下来，点上一两块“岩石”，开始讲自己的故事。

大卫是一个36岁的西班牙卡车司机，这里面他说话说得最清楚。最初是一个堂兄让他接触到可卡因的，还在上学的时候他就开始卖这东西了。到15岁的时候，他拥有了自己的第一辆小汽车，一年后他一个星期要卖掉85克。这是1978年的事。他猛吸烟管，吐出一口烟，回忆起自己的往事：

我偷我妈的东西，偷电视机、偷新被子、金戒指，金表——让我瞧瞧。（这时他开始对房间里他偷来的东西指指点点）。这个是我偷的，还有这个。还有这些。那是什么东西？噢，对了——我以前也偷过那东西。我偷过电动开瓶器，什么狗屁东西。工具。我卖掉了新衣服、新鞋。我甚至把自己穿过的看起来还说得过去的衣服拿去卖了。

他对这种毒品认识得很清楚：

太毒了。它让你心跳加速，头脑转得非常快。它能改变你的大脑，让你什么都不想吃，什么都不想喝，不想洗澡，不想睡觉。一心只想再来点，再来点，再来点。所以为了要再来点，无论干什么你都不在乎……

大卫有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才刚出生，他连面都没见过——因为他刚要去见孩子第一面的时候，在一个朋友家耽误了一会儿，这个朋友给了他一点儿提纯可卡因。此后他一直抽提纯可卡因，穷困潦倒之下也就一直没有回家。“我可真是没脸见人啊。”他时不时哀叹几声，然后叫别人给他再递个“镍币”来。

简是另外一个口齿还算清晰的被采访者。她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她是某人的女儿，到这儿来接他们或是跑腿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她只不过比我小几岁。她长得很漂亮，笑起来极富感染力，皮肤白净，有两个小酒窝，眼睛长得像迪士尼卡通人物。她真应该去当模特。然而她从13岁起就开始抽提纯可卡因，有两个孩子（都和亲戚住在一起），现在和第二任丈夫在一起，以贩毒为生。一个哥哥因谋杀被关进了监狱，另一个哥哥死在了监狱里，还有一个智力低下。说起自己朋友和兄弟的遭遇时，她一直说自己“很幸运”。尽管不认为自己抽提纯可卡因有什么不对，她还是坚持说不想让自己13岁的儿子试一试。为什么？“没什么好处。对身体不好。这东西不好。我不想看到他为此送了命。”

迈克坚持要和我握手，我有些吃惊，因为他用的是左手。看到他的右手后，我明白了原因：他手掌上横着一条10厘米长的伤口。这是前一天夜晚他用刮胡刀片切开一块用塑料薄膜包起来的提纯可卡因时发生了意外造成的。他笑起来。“我抽得太多了，瞧瞧发生了什么！连医生都没看。什么感觉都没有！”他和我讲起了他的10个孩子，几乎所有孩子都不是同一个母亲。他还有三个孙子孙女。玛说给他拿两个“镍币”，可又没送来，他生气了：“跟她说我要我的东西！拿我的东西去！因为我来了，我真的要我的东西。我的两个‘镍币’——跟你谈话的时候我能在这儿抽吗？”

最后我站起来，自己去给他拿了两个“镍币”来。他一抽上提纯可卡因就平静了下来，对自己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来了一大通独白（“偷过所有能拿走的东西：从自己家里偷，被刺伤，受到威胁，挨了一顿打，打破了脑袋，昏迷了30天”）。我问他是否认为自己是个瘾君子。“我没有被它控制。现在是我当家。”他说，接着又颇为向往地说，“我好的时候可以好几天不抽它。可是我不太开心，而这是唯一能让我开心的东西。可是没了它，我还是很悲伤。”

一个被采访者刚一说完，我就递给他25美元，另一个被采访者就来了，点上烟，开始说话。采访了9个提纯可卡因使用者以后，我开始注意到他们有某些共同特点：他们所有人抽提纯可卡因都有10多年了。“你抽多少？”我问其中一个人。“有多少抽多少，”他回答说，“我可以天天抽，从早抽到晚。”他们都有一大群孩子，大多数都超过5个，有三个人还超过10个——大多数孩子都是他们和不同的伴侣生的。他们所有人都进过禁毒所，常常是许多次。问他们为什么旧病复发，他们都用唱歌般的声音念出同样的经：“人物——地点——事件。”这句话从他们嘴里冒出来，简直就像某句不知所云的广告语一样。他们大多数人都说正准备对自己采取措施，有个人还说她明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戒毒医院。接着，她的眼泪马上奔涌而出，又抽了一口烟。很奇怪的是，他们都认为提纯可卡因问题是“移民”的错（然而每一个被采访者都属于少数族裔）——波多黎各人或是南美洲人。有几个人还指责政府没有对此采取任何措施。

他们每个人都有恐怖的故事。有个人对我讲了他的一个朋友的故事：他偷走了母亲治疗心脏病的药，逼她答应说出钱放在什么地方。母亲最终屈服了，告诉了他钱的存放地点，他把药瓶扔给母亲，拿着钱就径直冲出去找“快感”，丢下心脏病发作的母亲躺在厨房的地上。还有一个人说：

我失去了家庭。我抢走了自己孩子的东西。我卖掉了自己买给他们的衣服，偷我老婆、母亲、弟弟和自己的东西。我一直到处找人求助。有一段时间我戒掉了毒品，没过多久我又重新把它拾了起来。很悲哀啊……这种抑郁的心情真是要人命。

他放下烟斗，身子朝我探过来，很热心地说：“我要告诉你这次采访里谁都没有对你说的事。千万不要尝试。一次就会上瘾。不要试啊。”

屋子外面，孩子们在人行道上尖叫、玩耍、号啕大哭，每隔几分钟就会传来警笛声。屋子里面，我们待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我们很快形成了一种节奏：他们抽，我问，他们回答，我把钱递过去。有人会打电话，我们等着，当门铃响起时，毒贩子把提纯可卡因送到门口，就像送比萨饼一样。接着他们又开始抽。简直像是街头古怪的拱廊游戏机一样，你必须得一直往里面塞零钱才能玩下去。但是这里不是虚幻的世界，用的也不是零钱，而且用的都是我的钱。

事情过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当时看到的那幅画面有多假。我后来把那天下午的录音又听了一遍，突然听到一段我一点印象都没有的对话。原来我中间出去同一个被采访者单独谈了一会儿（他想讨论钱的问题），走的时候没有关上录音机，这段对话录就是那个时候收录进去的。我不在房间的时候他们相互咬耳朵：

“我们这么干能得多少钱？”

“25美元。”

“得在这儿待多长时间？”

“你得给他讲他想要的东西。让他知道你的感觉。”

“她让我4点钟来。”

听到这段对话，再回忆一下那天发生的事情，我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这次采访同人种学毫无关系，这完全是设计学：一切都是他们事先设计好的。我到那儿的时候房子是空的，每隔半小时就有新的吸毒者进来，谈上一小会儿，然后离开。有一段时间比较安静，埃路易斯还暗示说，如果我真正想了解提纯可卡因工厂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必须在这儿过夜。不过她也暗示说，我最好天黑之前离开。我离开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带的现金都用光了。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次采访，我意识到我只在一点上比较接近真实情况：地理位置。尽管我欺骗自己说我博学多闻，但我还是不知道这些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历或是干什么的。我只不过是个往外送钱的傻子，是这个食物链底端的拿着支票簿的记者。那天结束的时候，我还丢掉了250美元。然而我还是吸取了一点教训。有关毒品的报道——真正的专家（埃路易斯显然就是其中一个）所做的除外，大部分都是伪造的。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些记者一样，我一点也不知道真实的情况。外面的人又怎么能理解陷入这种圈套是什么感觉呢？我是个中产阶级的白人，带着一个录音机深入到黑人居住区，四处观察，努力想了解点什么，但没有一点线索。

我坐地铁回到朋友在纽约东区的公寓，一头扎进街上的露天酒吧，要了一杯啤酒。我已经在屋子里待够了。在我身后，两个穿着斜纹棉布裤和马球衫、打扮得很讲究的雅皮士对自己的生活唉声叹气。“我是说，没错，我是有五位数的工资，”A先生说，“可那又怎么样？怎么样呢？”B先生加了一句，“我上星期打了41分。”“是呀，”A先生同情地说，“这也没什么好骄傲的。”

我坐在那儿，边听这两个家伙说话，边看着走过的行人，边记下有关提纯可卡因的笔记，喝下了更多的啤酒。我想知道那栋房子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也许玛和她的朋友还在抽提纯可卡因，花掉我付给他们的钱；也许他们在嘲笑那个来采访的白人傻子；也许他们已经把我忘掉了。我想得越多，喝得就越多，喝得越多，我背后那两个雅皮士对他们的不幸念叨得就越多，我的心情也就越发沮丧。

等到开始下小雨的时候，我喝醉了。就在酒吧要关门的时候，一个头发蓬乱的家伙摇摇晃晃走过来要零钱。“您能帮助我吗？”他漫无目的地问四周的人。“我没有地方去。”同其他的人一样，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脚。

我拿起账单，付了钱，往桌子上扔下几块钱当小费，然后摇摇晃晃回到家，吐得一塌糊涂。

第13章 中情局引火上身

1996年8月18日，一家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名为《圣何塞信使报》的美国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黑暗联盟”的专题报道的第一部分。这篇报道的作者是《信使报》的资深记者盖瑞·韦布，写的是20年前形形色色的美国情报部门在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之战中的所作所为。这篇报道将轰动一时。

根据韦布的说法，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罗纳德·里根曾经把它比作“精神上的开国之父”——曾经通过走私可卡因的方式来为反对桑地诺政权的战争提供资金。他说，这种可卡因走私活动一直得以顺利进行，是因为制止它对我们政治上不利。实际上，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故意对此不闻不问。韦布接着证明了反政府武装的可卡因最后来到了洛杉矶，并在这儿通过中南部严密的销售网络进行分销，从而帮助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可卡因粉市场转换成提纯可卡因市场。

韦布颇有先见之明，他让《信使报》把许多文章、大量的控诉文件和其他文章中装不下的好东西都放在了互联网上。这一招儿让这篇报道的命运发生了转变。一个星期之内，《信使报》的网站每天接受50万次点击。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播出这篇报道之后，点击量上升到了80万次。突然，各个国家电视网络开始打电话过来，要求进行采访。这个网站每天的点击量很快超过了130万次。这篇报道似乎获得了自己的生命。韦布创造出了一个怪兽。

这就是每个记者都梦寐以求的那种新闻报道。但是，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

尼加拉瓜50多年来一直处于阿纳斯塔西奥·苏穆萨的家族专制统治之下，这个暴君有美国做后台，罗斯福曾经评论说：“他是个‘混蛋’。不过他是我们的‘混蛋’。”

苏穆萨和他的家族把尼加拉瓜搞得筋疲力尽，在这个过程中为自己赚取了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践踏人权的情况非常严重。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诞生了一个反对苏穆萨的党派：桑地诺国家解放战线（以一个名为奥格斯特·桑地诺的民族主义战士命名，这个人在1933年被谋杀——苏穆萨下的命令）。到了1979年，桑地诺组织已经把这个国家推到了内战的边缘。当时，一个美国电视记者被苏穆萨的国家卫队谋杀——当着摄影师的面，而摄影师当时正好在拍摄。美国人忍无可忍。总统吉米·卡特切断了对苏穆萨政权所有的援助，不难看出，美国打算让它的前盟友自生自灭。苏穆萨逃亡到了巴拉圭，最后还是在那儿被阿根廷的准军事分子谋杀了。而他的许多党羽都逃到了美国，他们在美国同流亡的古巴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尤其同参加那次失败的猪湾行动的成员关系密切。这两个组织有许多共同点：两者都从自己的国家被踢了出来，两者都憎恨共产党，两者都肆无忌惮，两者都想复仇。

许多反对桑地诺的政党纷纷冒了出来，它们最终都被统称为“反政府武装”。1981年，美国永远仁慈的情报系统决定帮助它们摆脱困境，向国会申请了1900万美元的资金在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建立秘密的反政府武装训练基地。接受训练之后，这些反政府武装会穿越边境线渗透到尼加拉瓜，推翻桑地诺政权。准备工作做得极其隐秘：即便是对中央情报局而言，推翻一个合法的外国政府这种事情也有点上不了台面（这可不是说他们会因此而罢手）。所以在国会面前，这1900万美元是作为用来禁止向萨尔瓦多（另一个看起来好像要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国家）运送武器的资金。由于害怕会暴露自己，中央情报局同意自己不牵扯到里面来：由于他们仅仅利用了外国人员，一切责任都可以推得一干二净。至少他们是这样打算的。

1982年11月，《新闻周刊》刊登了封面报道《美国的秘密战争——目标：尼加拉瓜》，令这次行动不得不立即停下来。尽管里根抗议说，反政府武装就像“‘法国保卫战’里英勇的男男女女”，还保证说“这不是左翼对右翼的斗争，而是正确对错误的斗争”，国会还是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禁止向反政府武装军队提供资金。1984年，当人们发现中央情报局在尼加拉瓜的三个港口放置了磁性水雷，炸毁了属于6个不同国家的船只，其中包括一艘苏联油轮的时候，美国终于停止提供资金。

拼命想帮助反政府武装的里根气得发疯。然而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中央情报局只想完全摆脱这件事：他们的分析家没有一个认为反政府武装有赢得战争的希望；太费钱（后来发现，大部分的资金都神秘地消失在前往反政府武装训练基地的路上）；有可能让自己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他们设法把责任推到了国家安全部的身上。负责反政府武装行动的是陆军副上将奥利·诺思。诺思面对的问题是在国会不给他一分钱的情况下如何在中美洲建立一支军队。他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即把反政府武装的斗争同另一个秘密行动——非法向伊朗出售武器——联系起来。陶式反坦克导弹被非法运到了伊朗，所得利润则转给了南美洲的反政府武装。现在大家都有足够的钱。当然，这主意一定会出问题。

1986年10月5日，桑地诺击落哥斯达黎加上空的一架C–123货机。里面装的是70支全自动步枪、10万发子弹、7个榴弹发射器，还有两具飞行员的尸体，他们那天上午懒得戴上降落伞。与此同时，飞机外面还有个飞行员，他倒是安然无恙，因为他戴了降落伞。两天后，美国的观众惊奇地看到电视报道上出现一个被尼加拉瓜俘获的美国飞行员。“我的名字叫尤金·哈森福斯，”这个囚犯说，“我来自威斯康星州的马里内特。我昨天在尼加拉瓜南部被俘。”桑地诺政府不仅活捉了哈森福斯，而且还在两个死去的飞行员身上找到了美国身份证。不仅如此，飞机上到处都有证据证明美国在为反政府武装努力提供资金，例如地址本、飞行日记和联系人的电话号码。而在华盛顿，诺思开始销毁文件。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伊朗人也泄露了他们那方面的行动秘密，于是一切都结束了。诺思的“聪明的主意”变成了历史上最不隐秘的秘密行动。

“伊朗门”听证会开始之后，美国公众很快就习惯了奥利·诺思反复重申自己对为数众多的非法活动“记不起来”的情景。然而在举行这些听证会的过程中，其他的指控也浮出了水面。在1987年7月的一次听证会上，几个巴尔的摩人来到法庭外面举行抗议，争先恐后地往镜头前面挤。挤到前面后，他们马上举起一面旗子，上面写着：问问有关走私可卡因的事。喊了几句口号之后，他们被带离法庭。

有关反政府武装和毒品有牵连的指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两年之前，有关可卡因走私行为的报告就已经落到了美联社的两个记者罗伯特·派瑞和布莱恩·巴格的手中：

在哥斯达黎加活动的尼加拉瓜叛乱分子在过去的时间里一直在走私可卡因，并把由此获得的利润用来发动推翻尼加拉瓜左翼政府的战争……走私活动涉及为跑道上的飞机加油，有时还帮助把可卡因运输到哥斯达黎加的其他地点，以便进一步运往美国……

也许是因为对反政府武装的指控太耸人听闻了，结果反而没有人对此多加注意：美国公众的当务之急是要确定总统对反政府武装行动是否知情，毒品问题是个次要问题。然而它还是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力：参议院议员约翰·凯利。1986年6月，凯利成立了一个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来调查此项指控。他任命一个名叫杰克·布拉姆的华盛顿律师做特别律师。布拉姆是个经验丰富的调查员，在参议院委员会已经工作了10多年。他和他的小组开始了追踪和采访贩毒分子以及反政府武装领导人的艰苦行动，努力确定这二者之间是否真的存在联系。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中央情报局在召集人马为反政府武装提供供给方面并不是非常谨慎：

我们调查了解到的一些事情真是令人惊愕。比如说，有这样一个飞行员，他既运送毒品，也给美国药品管理局做卧底，同时还为海关做卧底，为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而且还为自己走私毒品。似乎没有人对其他那些行动有所了解。简直太令人震惊了。

后来发现，这个家伙并不是唯一一个失职的政府工作人员。美国中央情报局用来为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的反政府武装运输援助物资的好几家公司原来都是毒贩子的公司。

也许真实情况是，这些公司通过某种可怕的官僚主义手段赢得了美国政府的合同。然而事实上，这些被美国国务院雇用、为反政府武装运送枪支的公司中至少有四家——他们私下里拿走的政府数百万资金中的绝大部分是由毒贩子经营的。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凯利的主要线人是一个名叫乔治·莫拉莱斯的家伙。莫拉莱斯是迈阿密一个有钱的花花公子，曾经创造了从纽约到迈阿密的汽艇航行世界纪录，是个一流的可卡因走私贩子。1984年，他在法庭上宣誓做证，说他曾在1984年被指控犯有走私毒品罪，然而当时有几个自称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人接近了他。莫拉莱斯被告知，如果他同意每三个月向反政府武装支付25万美元，他就可以做回自由人。可以肯定的是，他一付钱，禁毒官员就不再来骚扰他。到反政府武装行动结束的时候，他说他个人已经向反政府武装事业捐献了300万美元。为了证实莫拉莱斯的话是否属实，凯利的调查员同反政府武装的一个主要领导人伊登·帕司特罗取得了联系，对方承认他的确从莫拉莱斯那里接受了大量的现金，还有一架C–47飞机和两架直升机。莫拉莱斯手下运输毒品的飞行员之中，盖瑞·本扎内（1984年惹麻烦的那两个水雷就是他运到拉丁美洲去的）和法比奥·欧内斯特·卡拉索两个人承认他们把枪支运送给南美反政府武装，并将可卡因运回美国。本扎内估计反政府武装从毒品交易中的获利可能有4000万美元。诋毁凯利的人（有许多这样的人）指责莫拉莱斯和本扎内在撒谎，说他们是在孤注一掷，试图获得减刑，然而事实上，他们进一步认罪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其实这两个人都没有获得减刑——直到警方发现他们一直在帮助凯利的调查人员，才突然提出同他们两个做交易，要给他们减刑，条件是要他们停止合作。

对凯利的人而言，这些对莫拉莱斯和本扎内的诋毁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由于在询问过程中可能会发现比较麻烦的事实，为了以防万一，政府对每一个证人的证词都加以曲解，理由是他们都重罪在身，因而不值得相信。布拉姆的看法是：

他们说：“这些证人都是罪犯，对不对？”我对此的反应是：“要是可卡因交易中正在交货的时候我能抓住个领头的，我会让他当证人。但是同时，我也会利用在场的其他人。要知道，抓到一个交货时在场的头目的机会可是太渺茫了”。

布拉姆很快发现了更多令人不快的事实。向反政府武装提供物资的人员名单看起来很熟悉。例如，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一个主要组织者是古巴人，名叫拉菲尔·昆多，他曾经参与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暗杀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阴谋，不过这次行动没有成功。另一个主要的参与者是路易斯·帕萨德·卡瑞罗斯——有关方面一直怀疑是他在1976年炸毁了一架古巴客机，致使73名平民丧生，其中包括古巴国家击剑队队员。还有一个是弗兰克·费奥里尼，他就是水门事件里的夜贼之一，只不过当时他用的是另一个名字。看起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匆忙之下找人来协助反政府武装事业的时候，召集到的是一群臭名昭著的人物。

然而中央情报局的所有这些“宝贵资产”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弗里克斯·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在越南的时候在奥利·诺思手下当兵，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行动就是他弄砸的。不过他在玻利维亚要幸运得多，玻利维亚杀害切·瓦格拉的时候他在场（在整个反政府武装行动中，他都戴着切的手表）。罗德里格斯当然也走得不远：他不但负责反政府武装在萨尔瓦多伊罗旁戈空军基地的两次供给行动，他还是尤金·哈森福斯在哥斯达黎加上空被击落之后指定的联系人。他还涉足其他许多事情：在反政府武装的一次行动中，他生意上的伙伴被逮捕，警方指控他走私价值1030万美元的可卡因，用以资助洪都拉斯的另一次政变。有一次，布拉姆被告知，罗德里格斯把12吨可卡因直接运到了佛罗里达的空军基地。

美国中央情报局怎么能雇用这样的人呢？布拉姆对这一点的原因知道得很清楚：

典型的官僚主义式的愚蠢。你的工作就是找个人把东西空投到中美洲的反政府武装那儿，或是干掉某个人。你的职业是特工，你必须保守秘密。你找到一个人，告诉他要做什么——你不会跑出去调查他，看看他是不是个好人，因为从定义上看，你要他干的活儿也是犯罪，他是个罪犯，所以他才会干你要他干的活儿。你不会想到自己第二天一早醒来，发现自己是在同一个大毒贩子合作，因为你很蠢。你懒得看报纸，你也没有什么政治头脑。这就是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原因。

阴谋的色彩更浓了。布拉姆的一个主要线人是哥伦比亚一个名叫拉蒙·米利安·罗德里格斯的会计师，他因为替麦德林集团一年洗钱两亿美元而被判入狱35年，外加近650万美元的罚款——这是当时美国历史上对个人处以的最高罚金。米利安·罗德里格斯告诉凯利，麦德林集团曾向反政府武装捐资1000万美元——以为这样一来，美国人就不会死抓着他们不放了。当被问到是否能提供证据证明这一点时，米利安·罗德里格斯指出，他不仅仅是个洗钱者，还是个优秀的洗钱者：在哪儿都找不到任何记录。卡洛斯·莱德后来也宣誓说，这笔钱里也有他个人拿出的一部分，尽管这话永远无法证实。

然而凯利的调查小组在接下巴里·西尔的案子时却非常被动。西尔也许是他这一代人中最好的飞行员，一个为了钱可以把任何东西用飞机送到任何地方的人。他是个天生的飞行员，曾经在越南的特种部队当飞行员，退伍后转行干其他更加有利可图的行当，先是运送枪支，然后是大麻，最后是可卡因。他傲慢得令人瞠目：据传，一次他发现一个禁毒警察跟踪他，非但没有躲起来，反而走上前去自我介绍说：“你这个呆头呆脑的杂种，你永远也抓不住我！”西尔就是干这行最棒的人选。因为他太优秀了，所以麦德林集团雇他来为他们运送可卡因。据估计，他为集团运送了超过30吨的可卡因。

西尔最终因线人出卖而被捕。1983年春，他同意充当警方的线人。由于他是唯一一个同集团头目真正具有良好关系的美国人，美国药品管理局马上抓住这个机会不放。西尔跑到哥伦比亚展开诱捕行动。他一到那儿，帕布罗·埃斯科巴就通知他说，麦德林集团同桑地诺政权建立了联系，下一批货要从尼加拉瓜走。他被引荐给一个名叫费德瑞克·沃恩的政府官员，这个人带他到了尼加拉瓜，领他去看一条名为“巴西”的军用飞机跑道，他可以在这条跑道上降落。西尔接着飞回美国，买了一架更大的飞机，并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美国药品管理局的联络人。他们指示他继续运送毒品。他买了一架宽敞的C–123运输机，给它起了个外号叫“胖夫人”。美国药品管理局也从美国中央情报局那里得到了小小的帮助，在飞机里面到处都装上照相机。他们要西尔把出现在“巴西”跑道上的每一个人都拍下来。

1984年6月，西尔开着他的新飞机降落在“巴西”跑道上，把埃斯科巴和沃恩往飞机后面一趟趟搬运每袋25公斤的可卡因的情景全都拍了下来。接着他飞到了美国，美国药品管理局查获了他的飞机。当秘密胶卷冲洗出来后，他的联络人欣喜若狂：这里面拍的是真正的贩毒集团正在活动的情景。美国药品管理局内部已经计划好要布下天罗地网，把麦德林集团一网打尽。在西尔的帮助下，他们为下一次规模巨大的诱捕行动做好了安排。

然而没有下一次了。这些照片泄露给了媒体，西尔的身份暴露了。这些照片最后被罗纳德·里根拿着在电视上展示，里根拖着长腔说：“尼加拉瓜的高级官员深陷毒品走私之中，我知道每一个关心毒品问题的父母听到这个消息都会怒不可遏。”

美国关心毒品问题的父母也许会对这些照片怒不可遏，然而他们的愤怒可比不上西尔。他的身份暴露了，并于1986年被暗杀。

是谁把这些照片泄露出去的？除美国药品管理局成员之外，知道这些照片存在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这其中就有奥利·诺思，他一直在密切关注调查活动。事实上，在讨论西尔行动的会议上，当发现西尔带着麦德林集团给的150万美元现金时，诺思还专门问能不能把这些钱交给反政府武装。他被告知，那样缉毒可不行——警方不能就那么把缴获的财物据为己有。大失所望之下，他似乎想出了另外一个弄钱的方案：

整件事臭气熏天。我们认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牺牲巴里·西尔，这样奥利·诺思就可以获得国会支持反政府武装的票数。他把巴里·西尔参与其中的消息透露了出去，故意泄露秘密线人的身份，好让形形色色的国会成员相信自己应该在给反政府武装提供资金的事情上对政府投赞成票。这简直太可恶了，就是因为泄露了这些消息，杀手才找到了西尔的藏身之处。

这就是奥利·诺思如何单枪匹马毁掉了历史上最有希望的缉毒行动——把它变成了一次宣传表演。他泄露的照片不仅破坏了整个调查活动，而且直接导致巴里·西尔死亡。（诺思在2000年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前线”栏目的采访时，承认是他把这次行动的细节泄露出去的，但也提到是有人下命令要他这么做的：“我从来没有对国会里的任何人透露过只言片语；除非有人给我下命令，否则我也绝不会对记者提及此事。”）布拉姆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这家伙（奥利·诺思）的脑子就一根筋。他是个水兵。有人说，“进攻大山。”他就进攻大山。他就是没有能力分辨是非曲直。没有什么好吃惊的，因为这家伙一门心思想要完成任务：“总统要我挽救反政府武装！无论如何，我都要挽救反政府武装！其他所有事情都可以不管不顾。”

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对反政府武装行动本身的一个非常准确的总结：这是一次不走运的、考虑不周的、不合道义的违法行动，其目标如此缺乏远见，不允许其他事物——道德规范、资金、道义或是毒品，挡住它的去路。总统想要进攻大山，大山就会适时地遭到进攻。这一特定行动的所有细节只有到后来才会为人所知——这时候美国公众才会意识到，实际上无论是其目的还是手段都是不正当的。（值得指出的是，桑地诺的故事可能完全是捏造出来的：有人查出，沃恩的电话号码装在马纳瓜一栋属于美国大使馆的房子里，而诺思的日记无数次提到他的名字。）

凯利的报告终于在1989年4月出版，里面包括内容广泛的索引，列出了联系人、被采访者和消息来源。里面还有一个长长的附录，列出了形形色色的政府部门为了干扰调查而采取的所有步骤。其结论对它们非常不利：

有大量证据表明，反政府武装分子、反政府武装供应者、反政府武装的飞行员，和反政府武装合作的雇佣军以及整个地区的反政府武装支持者都曾通过战区走私毒品……在中美洲的美国官员没有全力处理这一毒品问题，害怕因此而危及反对尼加拉瓜的战争努力……对于毒品利润可以完美地解决反政府武装资金问题这一观点，美国高层的政策制定者并非不受其影响。

委员会的结论是：

打着帮助反政府武装的旗号，我们放弃了政府保护公民的安全和健康不受所有威胁的责任……当局决定对与国际毒品交易相联系的国内外腐败现象熟视无睹，致使政府机构的威信丧失殆尽。

此刻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并不是韦布在《圣何塞信使报》报道中的内容。这也不是哪个记者或抨击中央情报局的人的指控。这是美国政府调查的结论，所有证人都在有美国参议员在场的情况下宣誓后才接受讯问（并录像）的。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人关注这一调查。布拉姆解释了原因：

我们开始从国家档案里翻出了这东西，当然，政府的人干脆往我们身上泼脏水。他们说我们疯了，错了，他们攻击凯利，他们攻击我，他们攻击这次调查。他们说我们的证人不好。他们联合起来对我们发起进攻……在尼克松的时代我也受到过攻击——然而与这一次几乎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一次竭尽全力的攻击。真的是来势汹汹。

由于政府刻意歪曲（《新闻周刊》有一篇令人难忘的文章，其中谈到参议员约翰·凯利本人被称为是“好色的阴谋家”），也许还因为公众很大程度上厌烦了对伊朗反政府武装的报道，媒体没有报道凯利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对美国公众而言，对反政府武装贩卖可卡因的指控一直是未经证实的谣言而已。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盖瑞·韦布登场。

韦布说，1995年7月的一天，一个女人找他，说自己有个热门故事。她的男朋友是个名叫拉菲尔·考聂杰的尼加拉瓜人，当时正在监狱里待审。他同可卡因的联系非常密切，对他不利的主要证人是一名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这个人为反政府武装贩卖可卡因。韦布不太感兴趣。他认为，中央情报局的故事是阴谋理论家和偏执狂的领域。他通常报道的是国内大事、资产罚没、法官违法乱纪之类的事情。此外，不是有这个或那个调查证明没有这回事儿吗？当这个女人拿出了联邦大陪审团听证会上的审讯记录抄本，上面说明可卡因同反政府武装之间存在明确联系的时候，韦布的兴趣提了起来。他跑到图书馆查阅有关可卡因和反政府武装方面的资料。没用多长时间，他就发现了一份凯利委员会的报告：

我目瞪口呆。我每天都坐在那儿看这份报告，心里在琢磨，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东西？我的意思是，这里面说的都是曼纽埃尔·诺列加、国际信贷商业银行丑闻——所有这些好新闻，时间却早在这些事公之于众之前。我读完听证会记录之后，给杰克·布拉姆打了个电话，问他为什么一直没有这方面的报道，他对此表示非常吃惊：华盛顿新闻界居然把这些新闻视为耸人听闻的疯狂推测丢到一边，从未对此做过任何报道。

韦布同鲍勃·派瑞取得了联系。派瑞1985年在美联社做了最早的有关可卡因和反政府武装之间关系的报道。派瑞让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报道是记者的大忌。和他一起写作的伙伴布莱恩·巴格被指控是共产党，他的房子受到了监视。这两个人都被指控毒死了奥利·诺思家的狗（后来两个人都洗脱了这个可恶的罪名；这条狗其实是自然死亡）。在哈森福斯的飞机在哥斯达黎加上空被击落的5个月之前，他们开始对整个伊朗叛军事件进行调查，结果他们的上司命令他们停止有关反政府武装战争的报道，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新闻报道的范畴”。派瑞建议韦布千万不要碰有关可卡因的指控。韦布没有听他的。

韦布的调查思路同布拉姆的刚好相反：布拉姆从南美洲所有的大毒枭开始，而韦布的报道则从大街开始，折回到大毒枭那儿去。他没有调查出了名的洗钱高手和运送毒品的飞行员：凯利已经做过这项工作。他想要了解他们带到美国的所有可卡因最后都上哪儿去了。

他的报道围绕着早期的几个反政府武装支持者——诺文·孟尼西斯和达尼洛·布兰多，这两个都是被流放的尼加拉瓜人——的活动展开。这两个人之中，孟尼西斯更重要一些。在国内就以“毒品之王”著称的他下定决心要通过在美国大陆上销售可卡因的途径来为反政府武装筹集资金。他把布兰多招到了门下。孟尼西斯占据东海岸，而布兰多向西进军。

令孟尼西斯高兴的是，布兰多很快勾搭上洛杉矶的一个黑人可卡因贩子，这个人似乎有能力无限量地销售可卡因。这两个人开始把越来越多的可卡因运到美国，以满足洛杉矶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需求量。那是1981年的事。那个能卖掉如此多可卡因的黑人毒贩子又是谁呢？

“高速公路”里奇·罗斯。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反政府武装战争发生的时刻也正是提纯可卡因开始在美国蔓延的时刻。布兰多和孟尼西斯为罗斯运来了数量越来越多的可卡因，而罗斯则对这个新兴产业捷足先登，炮制出了提纯可卡因，将之作为“方便岩石”卖出去。他对洛杉矶可卡因泛滥的局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到他结束贩毒生涯的时候，他一个月要卖掉约700公斤的提纯可卡因。因此，韦布的论点是，反政府武装为战争所做的努力就是美国的提纯可卡因激增的根源：

这是一种巧合。提纯可卡因刚刚出现，正好撞上了反政府武装成飞机成飞机运过来的可卡因，这样就使可卡因激增，提纯可卡因的激增。我的新闻故事基本上讲的就是这个，讲的就是各个事件之间的这种巧合。

韦布的报道于1986年8月18日、19日、20日连续刊出。有一段时间，它就那么悬在那儿，任其他的美国媒体围着它嗡嗡叫，竭力想弄清楚该怎么办。媒体一开始的反应还是比较赞成的。接着，唰地一下子，它们的反应变了。

就在此时，所有人都开始对韦布的故事发起侧面进攻。这也许是出于同行之间的忌妒，或是因为某个似乎能够否认这些指控的机构内部有人给他们提了建议。然而有人认为他们真正的动机是因为难堪。这些媒体中的大多数都曾在凯利的报告出台之后，对可卡因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联系表示过否认：他们错过了这个新闻。如果他们不进一步否认这一报道，似乎就说明他们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布拉姆认为：

所有这些报纸都在报道这件事，他们所关心的是挽救自己的名誉，因为他们以前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报道，所以他们全力以赴要往韦布身上泼脏水，而不是问一问：“他的报道里有没有什么很正确、我们上次忽略了的东西？”答案是有许多这样的东西，但他们还是不愿花心思去报道。他们所做的，就是往《圣何塞信使报》的韦布身上泼脏水。

许多指控都是为了贬低韦布的报道：据说布兰多和孟尼西斯根本没有走私那么多的可卡因——当然也就不足以引发一场提纯可卡因大流行了；接着是说他们没有为反政府武装赚到那么多钱；或是说他们没有把钱交给反政府武装，而是留给了自己用。还有人声称，韦布采访的每一个人都在说谎，理由是他们都是罪犯、雇佣军和毒贩子。然而，当美国的国家级报纸不辞辛苦找人来否定韦布的指控时，它们自己也不得不接受其他罪犯、雇佣军和毒贩子的证词。

其他各种各样对他的报道表示否定的文章到处都是：说尼加拉瓜人不是重要的可卡因贩子，因为尼加拉瓜不是主要的走私中转站；说他们走私的时间要么太早，要么太晚，不可能对洛杉矶提纯可卡因泛滥的局面造成什么影响。这些报纸中有许多都这样写：他们知道韦布的报道不正确，因为中央情报局的联系人是这么告诉他们的。然而奇怪的是，这些联系人都不愿意站出来公开表示否认。

的确有一位中央情报局成员有勇气公开表示否认，这个名叫文森特·卡尼斯特洛的高级间谍说，凭他“个人的了解”，中央情报局对布兰多和孟尼西斯一无所知。如果他没有在1995年4月俄克拉荷马爆炸案之后马上在国家电视台上露面向观众保证，说这个炸弹是一个阿拉伯恐怖组织制造的（实际上它出自一个纽约白人之手，当时也根本没有什么“圣战组织”），他的这番话本来可以产生更重要的影响。根本没有哪家国内报纸把卡尼斯特洛看成是可信的证人——这也许没有什么好吃惊的：既然他本人一直负责早期为反政府武装提供补给的行动，那么他否认所有这些指控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

在所有试图诋毁这篇报道的报纸之中，最恶毒的也许莫过于《洛杉矶时报》了。这件事毕竟发生在他们的地盘上，为什么他们错过了这个故事，而一家偏远地区的报纸却发现了它？韦布让他们很难堪。看起来他们想要报复。据《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上的一篇文章说，专门负责可卡因以及反政府武装报道的一组记者自称是“捉拿盖瑞·韦布小分队”，他们扬扬得意地认为他们打算阻止韦布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在诋毁韦布这方面，《洛杉矶时报》超常发挥，声称韦布的报道一无是处，因为他所写的这个毒贩子里奇·罗斯是个无名小卒，没什么了不起的，原本就没有贩卖多少可卡因。

20世纪80年代价格低廉的可卡因激增是一种独特的平等主义现象，它更多地屈从于小型组织的控制，而不是什么政府许可的阴谋……从某个层面上看，这场大流行达到极致的方式同罗斯没有任何联系。

这话不无道理：罗斯不是当时唯一的提纯可卡因商人，要把提纯可卡因的泛滥完全归咎于他是不准确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等到罗斯开始贩毒的时候，提纯可卡因已经袭击了巴哈马，有他没他提纯可卡因都迟早会出现在美国。然而要说中南部的提纯可卡因激增同他毫无关系，这就有点矫枉过正了。罗斯后来做证时说，在他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他每天要卖掉价值一两百万美元的提纯可卡因。这个影响绝不可能只是无关紧要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制止这个报道的最成功手段不是诋毁它，而是巧妙地利用它。1996年10月开始有报道否认中央情报局故意把可卡因带入美国，否认存在中央情报局“阴谋”。韦布的报道被这些报纸描绘成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央情报局故意把提纯可卡因带到内陆城市，目的是破坏黑人人口。它们着重否定了这一点。这没有什么好吃惊的：事实本来就不是这样。韦布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他从来没有说过是有人故意把可卡因带到了美国，当然更没有暗示说提纯可卡因是旨在颠覆少数族裔的阴谋。这话是别人说的。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关于中央情报局，我们所说的是这些家伙在干这干那的同时还和中央情报局成员见面，还说有证据表明中央情报局了解他们的活动，因为给他们下达任务的人同中央情报局一起工作。就动机而言——我们从来没有深入探讨过动机问题……问题是，《华盛顿邮报》刊登第一篇文章的时候就指责我们说过这话。《华盛顿邮报》说什么，人们就相信什么。因而，是《华盛顿邮报》最先暗示我们说中央情报局这么做是要针对美国黑人的。我的报道从来没有这么说过。

这个故事一旦被转移到阴谋的领域，要淡化它就很容易了。与此同时，事实真相丝毫未被触及就悄悄地从人们眼皮底下溜走了。人们很快把可卡因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联系与诸如设计艾滋病病毒是为了对付同性恋、在软饮料里下毒是为了让黑人无法生育之类的阴谋直接联系起来。这个报道又回到互联网上，不过这次是被夹在一系列诸如肯尼迪暗杀事件、第51区、猫王仍然在世并住在雷诺市郊之类的奇闻杂谈中间。若论对韦布真正所写的内容进行否定，这个办法完全失败。然而如果作为将韦布的文章赶得远远的一种手段，它非常成功。

韦布的故事非常复杂：里面有大量古怪的人物，许多人用的都是化名，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复杂的带双姓的名字。读者想看的是一个简单的引述，解释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发生就行了。因而没有人注意到报纸和政府的人都忙着否认文章中根本不存在的说法。正如杰克·布鲁斯所说的：

如果你问的是：“中央情报局卖提纯可卡因了吗？”答案绝对是“没有”。但是，如果你问美国政府是不是为了避免难堪并犒赏我们在反政府武装战争中的盟友，因而忽略了毒品问题并妨碍了法律的实施，那么答案就是“是的”。

1997年5月，这种攻击给韦布带来了伤害。在极其强大的压力下，《信使报》的编辑杰瑞·塞博斯发表了一篇社论，其中谈到，尽管他同意这篇报道中主要的观点，然而他还是认为其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没有给中央情报局机会来对这些指控做出反应；没有估算出通过反政府武装的供给线运到美国的可卡因数量有多少；对提纯可卡因泛滥的起因看法过于简单。韦布勃然大怒：

他们说：“对你的许多批评都是不公正的，但是问题都摆在那儿，必须解决它们，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刊登这篇文章。”我说，“这种做法太愚蠢。处理的方式应该是接着做后续报道，而不是退缩。”这家报纸厌透了一直遭受攻击，如果说有什么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的话，最容易的办法就是去说，“我们的记者搞错了，对不起”。

尽管塞博斯保证说他的目的是澄清事实而不是道歉，这篇社论还是被视为他们是在收回前面的整个报道。《纽约时报》是这么说的：“报方说，对提纯可卡因的披露有问题。”《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专栏文章赞扬塞博斯，并引用了他的话，大意是说这篇文章“写得很糟糕”（塞博斯从来没有在社论里用过“写得很糟糕”这句话）。然后，这次报道被中断了。尽管还有许多新材料，完全有理由写出更多的文章来，然而却再也没有发表的机会了。到夏天的时候，韦布被调离这个专题，遣送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社区新闻社。此后不久，他就满怀厌恶地辞了职。人们认为他离开《信使报》更加证明他犯了错：后来有一位纽约记者问：“要是他没犯错，那为什么丢了工作呢？”

然而，韦布的报道还是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致使中央情报局同意其总督察费德列·赫兹对此事进行内部调查。新闻消息称，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全面的一次”调查。也许是这样吧。然而它也并非完全不耍手腕。一开始的时候，在应该发布报告的那一天的前一个夜晚，消息很轻易地“泄露了”。1997年12月，《洛杉矶时报》声称，“中央情报局在提纯可卡因调查中洗清了罪名”。其他报纸纷纷效仿。然而在这一时期，报告根本就没有公布出来。接着，其公布时间便神秘地延期了，理由是它可能会对正在进行的调查造成伤害。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央情报局无须公布其内部调查的任何情况，就得到了“中央情报局是清白的”这样的宣传。此外，由于人们倾向于看大标题而不是专栏，大家普遍的印象就是中央情报局真的已经洗清了罪名。在操纵媒体方面，这是个胜利。

在这份报告最终于1998年年初公之于众的时候，他们又故技重施。杰克·布拉姆笑着说：

嗨！他们真是选了个好时候来公布这份报告！你知道这份报告是什么时候公布的吗？就在弹劾威廉·杰弗逊·克林顿的那个星期五的晚上8点钟。因而媒体对中央情报局自己所做的报告几乎没有做什么报道，因为大家都在忙着报道其他的事情。

对非专业人士（也就是一般人）而言，赫兹的报告太深奥了。报告里面点缀着尼加拉瓜雇佣军、中央情报局联系人、代理人、飞行员、贩毒分子、走私贩子和警察的名字，到处都是官话。你扫上一眼，马上就会感觉很不舒服。报告里哪儿都找不到现成的结论，说“是的，是我们干的”，或是“不，这事儿我们没干”：这样读起来可就太容易了。

再来看看被雇来为反政府武装提供供给的那些行为不端的公司吧。雇用它们的可不是中央情报局，而是尼加拉瓜人道主义救援组织。那么这也怪不着中央情报局啦。同样，简单概括一下，轻而易举就可以认定中央情报局没有故意参与麻醉品走私活动（谁也没有指控它参与了呀），认定它同罗斯、孟尼西斯或布兰多没有任何联系（谁也没有指控它有联系），认定罗斯从来没有把他从提纯可卡因交易中获得的利润交给反政府武装（从来没有人指控他这么做过），认定中央情报局从来没有命令任何反政府武装的支持者通过贩毒来筹集资金（这一点也从来没有人指控过）。所有这些否认的结果便是这么一份糟糕透顶的剧本：所有的肯定都被浓墨重彩地掩盖成否认。也许这也没有什么太令人吃惊的：不管怎么说，说谎和“节约事实”之间还是有着千差万别的。对你我这样的人而言，这种差别就叫作“政治”。

赫兹的报告中最令人担心的一个部分就是对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弗仑奇·史密斯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J·凯西在1982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披露。双方在这份备忘录中一致同意，对有关“被情报系统内部的某个部门雇用，被选派到情报系统内部的某个部门，或是为情报系统的某个部门执行公务的”人走私毒品的指控无须向上报告。这就是说，即便贩毒活动在反政府武装的供给线上泛滥成灾，谁都没有责任对此说些什么。由于这个协议直接违反了早些时候的一个规定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报告其雇员中此类行为的法令，这份备忘录为了刻意绕开这个法令，便重新定义了“雇员”一词：根据弗仑奇·史密斯和凯西的说法，“雇员”仅指“全日制的职业雇员”。由于反政府武装军队及其供应者大多不是中央情报局的职业雇员，而是暂时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合同工，这一规定几乎豁免了所有的人。这项协议因而也就保证了谁都不会报告反政府武装贩毒的事实。问到这一点的时候，赫兹承认他的确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根据这项新协议对犯罪活动视而不见而不是向上报告。国会议员诺曼·迪克问他：“这些指控是否涉及美国的贩毒活动？”赫兹的回答很简洁：“是的。”

这份“秘密协议”目前正是加利福尼亚的法律诉讼的主题，因为洛杉矶的公民想要中央情报局道歉并做出赔偿，因为中央情报局——本来应该对贩毒活动进行报告，从而提醒联邦当局制止提纯可卡因流入洛杉矶——故意对此视而不见。因而报告的要点是：韦布是正确的。

第14章 可卡因骑士

就在美国的反政府武装丑闻让公众一片哗然的时候，哥伦比亚——可卡因问题的发动机——的情况也急转直下。贝汤科总统在博尼利亚被暗杀后再次实行引渡法，从那一刻起，一切都开始土崩瓦解。

对贩毒分子而言，引渡代表着比死亡还要糟糕的命运。“我们宁可躺在哥伦比亚的坟墓中，也不愿待在美国的牢房里。”他们说。为了扭转到美国接受生不如死的终身监禁的命运，他们采取了越来越绝望的措施：他们以为，如果暴力事件发生得足够多的话，政府最终会意识到不值得为引渡问题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然而，就在暴力报复行为给他们赢得了一定的影响力，足以同引渡法抗衡的同时，这种做法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他们失去了公众的同情，而且令政府更加急于把他们驱逐出境。发现自己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后，麦德林集团从一群走私贩子演变成了恐怖组织，其势力足以危及整个国家的民主与和平。这两大集团——一边是毒贩子，一边是哥伦比亚政府（处于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一起陷入了一场消耗战，玩起了一场令人胆战心惊的比试胆量的游戏，来看看谁先吃不消。最终，人人都输掉了。

在随后出现的爆炸和杀戮的旋涡之中，贩毒集团时不时向政府投出橄榄枝，提出他们愿意做出让步，停止暴力，条件是不引渡他们到国外。在政府考虑这些提议期间，暴力活动会平息下来。接着，提议遭到拒绝，或是集团试图通过更进一步的暴行来强迫政府做出决定，从而迫使当局奋起反抗。接着杀戮再起。

拉瑞·博尼利亚的葬礼过后的几个星期里，贝汤科总统的“绝不手软的战争”使得哥伦比亚成为对可卡因贩子而言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成千上万的毒贩子遭到围捕，被关了起来。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同司法部长的死没有任何联系。暗杀过后，埃斯科巴和他的同伙嗅到公众的情绪不对，便夹着尾巴逃出了哥伦比亚，最后跑到巴拿马，置身于巴拿马的大权在握者诺列加的保护之下。他们在巴拿马城落下脚，很清楚地意识到必须对博尼利亚的情况采取措施。集团派人捎信给哥伦比亚政府，说该是休战的时候了，并安排于1984年5月4日在万豪饭店同贝汤科政府的两名代表，前总统洛佩斯·麦可森和总检察长卡洛斯·吉米内兹见面。会议刚一开始，埃斯科巴就宣布说，尽管他对拉瑞·博尼利亚的死感到非常遗憾，然而这件事同他没有关系。这句话假中有真。麦德林集团当然对暗杀事件感到遗憾；特别是奥科阿家族，他们虽然仍拒不承认参与了暗杀行动，然而的确对埃斯科巴杀害像司法部长这样知名度非常高的人感到大为恼火。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认识到，这样做会惹出大麻烦。不过，毫无疑问，该对此负责的是埃斯科巴。

表明自己对博尼利亚暗杀事件的立场之后，麦德林集团便开始摊牌。他们开出的条件（后来写成了长达6页的备忘录，以便让贝汤科总统亲阅）是，埃斯科巴和他们的人马解散他们的贩毒网络，从而摧毁哥伦比亚70%~80%的贩毒能力，并将他们存在世界各地银行里的钱转移到哥伦比亚，这样每年就可以为哥伦比亚的经济注入约20亿美元的资金。事实上，这个提议算得上是一份丰厚的贿赂。然而如果它能结束可卡因产业，那也大可以值得一试。不管怎么说，“暴力之战”这种始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漫长内战状态终于以休战和大赦全国而告终。布鲁斯·拜格雷是研究南美贩毒方面的专家，他后来以后见之明这样写道，尽管接受他们的条件从道义上讲可能有些不光彩，然而如果这样做能够“使国家免受接踵而至的恐怖、腐败和谋杀之苦”，那也值得。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发展。秘密会面的消息被泄露给了新闻界。哥伦比亚大众（还有美国人——后来有人声称操纵这次泄密的正是他们）暴跳如雷：政府怎么能想到和那些就在两个月前杀害了司法部长的毒贩子做交易呢？政府马上否认了媒体对这次会面所做的报道（“政府和签署这份备忘录的人之间从来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绝不会有任何形式的谅解。”贝汤科总统如是说）。于是双方都撤回了人马，计划下一步棋。政府这方面要围捕贩毒分子并尽快将之送往美国。集团另有计划。如果政府不打算对合情合理的提议做出回应，那就必须采取其他方法来说服它。

接下来的大肆杀戮主要针对的目标是美国驻波哥大的大使馆。要不是美国人多管闲事，哥伦比亚的贩毒分子是不会落到现在这步田地的。他们很快确定了一批美国人为袭击对象：大使馆的官员、他们的妻子和家人、商人和外国记者，这些人便合情合理地成了他们的目标。为了除掉美国药品管理局的主要人物弗朗西斯·穆伦，他们同杀手签订了价值35万美元的暗杀合同。1984年11月，一个汽车炸弹在美国大使馆外面引爆，6个行人受伤，一名女性路人被炸死。美国人马上加强了保安措施：大使刘易斯·坦博斯无论到哪儿，后面都跟着武装到牙齿的5辆车组成的护卫队。最后还给他找了个替身，好让企图暗杀的人真假难辨。人人出门都带着保镖，坐防弹车。由于认为大使馆官员的家人比他们本人更容易成为被袭击的目标，因而对他们的保护尤为小心。所有工作人员家里都安排了全副武装的保卫；不允许他们的配偶单独出门购物，要买东西必须给大使馆的车队打电话，由他们安排装甲护卫车去接她们；他们还排出了时间表，好让不同的家庭能一起出去购物，让所有人都处于一群手里端着机关枪的保镖警惕的目光之下。迈克·弗莱德瑞克当时就驻扎在波哥大，他回忆起自己突然意识到这一切并不是闹着玩的那一刻：

那天，我4岁的儿子放学回来的时候，我突然明白过来。我正在街上等他，他坐的是一辆改装成校车的小货车——车上装了厚厚的装甲玻璃和其他这类的东西，后面还跟着一辆车，里面坐着三个手拿机关枪和猎枪的家伙，这辆车在我们楼前停了下来。他从货车上下来，才4岁大的他说：“爸爸，我知道校车上为什么要装上厚玻璃，因为有坏人要杀死我们。”一个4岁大的孩子口中说出这样的话，足以让人警醒。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一切很滑稽。

到1984年年底的时候，情况糟糕到外交官和美国药品管理局官员接到命令，送家人回国。近1/3的大使馆工作人员集体离开。麦德林的暴力活动严重到美国药品管理局关闭了设在那儿的办公机构。在卡利的办公室紧接着也关闭了。留在哥伦比亚的人员被告知要不断变换自己的工作时间和上班路线，以便挫败杀手的暗杀企图。大使馆外面引爆的汽车炸弹太多了，所以他们对这条街进行了改造，到处都立起了填满混凝土的铁柱子，这样暴徒就没法把车开到离建筑物比较近的地方了。即使这样也没能阻止贩毒分子的活动——有一次他们竟然把反坦克火箭射进了大使馆的围墙内。为安全起见，坦博斯大使最后撤离哥伦比亚去了哥斯达黎加。

与此同时，哥伦比亚的法官开始收到一群自称，“该引渡者”的人的死亡威胁。他们用其他手段来劝说那些拒绝支持集团的人：一个法官遭到这样的威胁，说他们不会送他“呆板的便服”，而是会寄给他家人的尸体。其他人则会遇到神秘生意人的来访，这些人拿出相册，给他们看自己家人的照片：亲戚、朋友、在学校上学的孩子，还有孩子的朋友。一旦自己的孩子遭到威胁，即便是在通常情况下能够经受得住人身威胁的法官，往往也会屈服。1985年春，负责调查拉瑞·博尼利亚暗杀案件的法官，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朱里奥·曼纽埃尔·卡斯特罗·吉尔透露说，埃斯科巴是这次袭击的“幕后主使”。卡斯特罗法官没有畏缩不前，拒绝了那些要他颠倒调查结果的“无限度”的贿赂：当年7月，5个杀手走到他的车边——他当时被困在车流中动弹不得——透过挡风玻璃朝他开了枪，导致他当场死亡。

贝汤科当局没有被吓倒，第一批引渡就从为麦德林洗钱的埃尔南·巴特勒开始。贩毒分子和非贩毒分子一起惊恐万状地看着巴特勒到达美国，戴着手铐脚镣出现在电视镜头前。他被判了30年。到1985年11月，又有12个毒贩子被送到美国。情况再清楚不过了：如果仅仅是因为洗钱就判30年，那罪行严重的贩毒分子可就有大麻烦了。他们必须绕开这项法令。

现在被视为奥科阿家族领头人的乔治·奥科阿带着妻子和女儿匆忙撤退到西班牙。到那儿之后，这家人遇到了一对委内瑞拉夫妻，格莱蒂·冈扎雷·琳纳瑞和她丈夫吉尔伯托，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吉尔伯托·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正在崛起的卡利集团的首领。西班牙警方不知从哪儿接到线报，知道了这两个家庭的真实身份（这个消息实际上来自于双重身份的飞行员巴里·西尔）。他们在11月被逮捕。美国立即要求引渡他们。反应敏捷的哥伦比亚律师随即递上了相同的文件，要求引渡他们回哥伦比亚。

这并不是说他们回国后哥伦比亚的法律制度就有能力对付他们了。博尼利亚被暗杀之后，授意暗杀司法部长的人究竟是谁，哥伦比亚追查起来困难重重。第一个接替博尼利亚的是安瑞克·帕瑞洛·冈萨雷，他一开始的时候干得不错，向公众解释了为什么引渡是对付贩毒分子的唯一办法，并且签署了第一批驱逐令。很快人们就认为他处境危险，将他调离该职位，派往国外担任哥伦比亚驻匈牙利大使。他安全地在布达佩斯的大使馆安顿下来，人们以为这样他就安全了。但他并不安全。1987年1月的一个晚上，帕瑞洛打开住处的门，发现面前站着一个陌生的哥伦比亚青年。这个人拔出枪，对着他的面部开了三枪。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帕瑞洛居然活了下来。最终，一个由三名杀手组成的小分队被抓住并被送回哥伦比亚。然而，谁都无法解释的是，他们居然全部被释放。与此同时，帕瑞洛的继任者继续遭到追杀；司法部长的职位似乎等同于死刑判决。哥伦比亚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换了8个司法部长，所有人都在就任几个月后由于害怕丧命而辞职。莫尼卡·德格瑞弗是最后一位继任者，她是因为受够了麦德林的首脑罗德里格斯不断往她的保密线上打来的电话才辞职的。卡恰还直言不讳地告诉她，不断变换电话号码毫无意义，因为他比她还早知道新号码。

1985年11月6日星期三，一辆电信卡车停在了坐落在玻利瓦尔广场边的波哥大最高法院大楼前。42名全副武装的游击队员跳了出来，冲进了大楼。不到15分钟，最高法院大楼以及里面所有的人员，包括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阿方索·雷耶斯·埃坎迪亚和全国24名助理法官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挟为人质。这次恐怖主义活动的头领让雷耶斯通过电话同政府谈判的时候，当地的广播电台接通了雷耶斯的电话，并对整个过程做了现场直播。但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谈判过程：贝汤科总统根本不想谈判。就在哥伦比亚军队冲进大楼（在试图用一辆坦克冲破前门之后）的时候，整个保卫行动通过广播传遍了整个首都。等到枪战结束的时候，只有一名恐怖分子被打死，哥伦比亚士兵和警察共死亡11人，而大楼里有近百人丧生，其中包括11名助理法官。首席大法官雷耶斯同时遇害。

在军方冲进来之前，武装人员的要求之一是废除引渡法。由于当时没有人威胁说要引渡游击队员，所以很快就有流言说游击队员是在麦德林集团的授意下袭击了最高法院大楼。哥伦比亚所有引渡记录都存放在这栋大楼里，在被包围的过程中统统被烧掉了。然而麦德林人是不是这次行动的幕后主使？美国坚信非他们莫属。就打击毒品威胁的观点来看，哥伦比亚的贩毒分子同左翼恐怖组织联盟的概念极其诱人：秘鲁和哥伦比亚两国在禁毒方面似乎都行动不力，因为他们都在忙于打击游击队的叛乱活动。但是如果游击队同贩毒分子合二为一，那他们可能就会多花点精力在这上面。刘易斯·坦博斯大使杜撰了一个词来形容这种合作：“毒品恐怖主义”。这个词很快被接受。很快，对贩毒分子的指控不仅仅是说他们同游击队做生意，还说他们是按照尼加拉瓜人的要求贩毒。在美国人看来，所有这一切都合情合理：在司法部遗址上找到几支尼加拉瓜产的枪，所有的引渡记录都不见了。就在这个关头，巴里·西尔又拿出了埃斯科巴在尼加拉瓜的“古巴”跑道上往他的C–123型飞机上装毒品的照片。里根宣布说：“这一对孪生的恶魔——毒品走私和恐怖主义代表了现在对西半球隐患最大、最危险的威胁。”

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证明毒品贩子同最高法院事件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尽管左翼游击队组织同毒贩子之间显然时不时有联系，但在这一时期的哥伦比亚，这种联系证明是偶尔为之，而并非经常如此。真正属于这种情况的似乎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秘鲁。在秘鲁，“光辉道路”游击队通过对其控制范围内的古柯生产征税，毫无疑问赚了相当多的钱。事实上，这两个国家的毒贩子都信赖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就是要赚尽可能多的钱），而游击队想要推翻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卡洛斯·莱德也许是唯一一个证明贩毒分子同游击队之间存在意识形态方面联系的代表，然而就连他也常常出尔反尔。事实上，尽管毒贩子同游击队之间的关系听起来顺理成章，事实情况却远没有那么简单。这两个集团之间的联系常常是自相矛盾。有时候他们在一起合作，有时候他们并不合作。在20世纪80年代的多数时间里，这两个集团常常不合。正如埃斯科巴本人所说的那样，“你可以指责我是个毒贩子，可要说我同游击队是同盟，这可真的伤害了我的自尊”。

就在毒贩子们同政府作战期间，他们也在全力以赴地对付左翼游击队。自“处死绑架者”事件之后，毒贩子们对游击队就再也无法产生好感。随着时间的流逝，处死绑架者组织渐渐演变成了几支右翼敢死队，通常由毒贩子提供资金，目的是杀死游击队员及其支持者。其主要目标是哥伦比亚爱国主义联合党（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阵线这一组织在公众面前的形象）的成员。到1987年的时候，约有300名左翼激进主义分子丧生。即便把标准放低，一系列数据也更加令人震惊：从1988年初到1989年末，哥伦比亚的右翼敢死队——通常在这个或是那个毒贩子的支持下，要对大约4万哥伦比亚人的死亡负责，其中包括同性恋者、妓女、乞丐、流落街头的儿童和左翼激进分子。

尽管对最高法院大楼的袭击没能让哪个人的事业有所进步，然而美国大多数强硬派法官的消失却起到了这个作用。围攻事件过后，大多数幸存下来的法官拒绝回去工作，抗议贝汤科对当时的情况处理不当。其他人举行了罢工活动。所有人都联合起来，抵制为在袭击中丧生的人举行的纪念活动，理由是贝汤科将在活动上致悼词。这并不是哥伦比亚第一次发生法官集体辞职事件：1980年，麦德林市180多家地方法院的审判人员集体辞职，抗议政府没有能力保证他们的安全。受到委派来接替他们的那些年轻新法官更容易被拉下水，而那些拒绝接受贿赂的人则干净利落地被解决掉。费尔南德斯·乌里贝·瑞斯特博接替雷耶斯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后，不断接到死亡威胁，就任仅仅5个月后就辞职了。他的继任者也干了不到一年，其间又有两位资深法官被暗杀，另一位的死因极其可疑。

对司法界的暴力复仇行为很快便为毒贩子招致了诸多恶果。在一系列让人难以忘记的案子中，一名法官对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克鲁斯·伦多诺（即“卡利”）、埃瓦瑞斯特·普拉斯（据说他曾经向拉瑞·博尼利亚行贿）和乔治·奥科阿提出指控。就在最高法院被袭击的6个月后，这名为政府修订同美国的引渡条约的法官埃尔南多·包达被暗杀。同月，奥科阿的律师最终打赢了这场引渡之战，使得他可以离开西班牙回到哥伦比亚。依据哥伦比亚的法律制度，法院举行了一次听证会。然而到了该上法庭的时候，却没有人愿意为他定罪。临时受命来判决这起案件的法官只有31岁。奥科阿安然无恙。

现在法官们对引渡的事情一致保持沉默，接下来就该是让记者闭嘴的时候了。《观察家报》的通信员路易斯·罗伯特·卡曼科在写了一系列有关古柯膏交易的专栏文章之后被暗杀。5个月后，另一名记者埃克瓦瑞·巴瑞恩托斯，他同时也是《西方日报》的出版商，也被暗杀。被杀害的还有《观察家报》的编辑吉耶尔莫·卡诺——哥伦比亚最受人尊敬的人之一。他犯了什么罪？他刊登了埃斯科巴1976年被逮捕事件的细节（调查卡诺暗杀案的法官本人后来也被暗杀了）。第二天，哥伦比亚的记者举行了罢工，抗议政府在维护法律和秩序方面的无能。由于害怕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哥伦比亚记者中的一些精英分子组成了一个集团，专门写文章揭露有关贩毒分子的真相。这个国家最优秀的7名记者秘密会面，讨论有关事件，撰写有关毒品交易的文章。这些人在美国范围内联合起来，以便让人无法分辨究竟是谁写了这些文章：揭露真相实在是太危险了。

所有这些身处险境的记者中，也许法比奥·卡斯迪洛（就是那个在暗杀事件发生后试图给博尼利亚打电话的人）的麻烦最大。博尼利亚死后，卡斯迪洛收到了几份有关哥伦比亚毒贩的机密文件，于是他决定把它们编成一本书出版。毫无疑问，哥伦比亚的毒贩子对此很不高兴。卡斯迪洛供职于《观察家报》，他待在几个朋友的家里写这本书，因为在自己家里不安全。他把印出来的第一本书送给其中一个朋友。这个朋友非常友好地把书寄给了奥科阿家族：

第二天，我收到了第一次死亡威胁：“你要么停止出版这本书，要么准备去死吧！”然而这本书已经印出来了。我再也没能回到《观察家报》……有一次，三个家伙带着机关枪冲进了报社位于市中心的办公室，用枪指着接待员，问她我在哪儿。我当晚就飞到了奎托。那是我的第一站。从那儿再到迈阿密……接着，为了摆脱杀手的追踪，我坐汽车到纽约。我又用假名字从纽约乘飞机到马德里。我在马德里的一家养老院里住了三个星期，接着便收到一个信封——然而上面写的是我的真名而不是我的新名字。养老院院长告诉我说：“有人来找一个名叫法比奥·卡斯迪洛的哥伦比亚人，我说，‘没错，我们是有个哥伦比亚人，不过他的名字不叫法比奥。’他们就说，‘把这个交给他。’”信封里面装着一颗子弹。我当天就飞到了巴黎，待在巴黎的时候我在想：“上帝啊！我该怎么办？”我意识到自己将有很长时间无法回到哥伦比亚的家中。最后我等了7年。

也许等这么久还是值得的。卡斯迪洛的书在书报亭开始销售后，马上成为哥伦比亚历史上最畅销的纪实性书籍。书名为“可卡因骑士”，讲的主要是奥科阿家族的故事，美国药品管理局很快把它翻译成英语，还专门印了一版发给哥伦比亚的工作人员，而这些人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详尽地描述可卡因交易内幕的书。

1987年，在美国一家杂志评选出的世界富人榜中，埃斯科巴位列第14，第二年，乔治·奥科阿和罗德里格斯·卡恰都跻身125位非北美籍亿万富翁之列。自此便有人估计说，麦德林集团每年要赚50亿~60亿美元，并在接下来的10年里在南美之外的地方拥有价值100亿美元的固定资产。

由于未公开声明便把硬通货存入哥伦比亚银行是违法的，所以集团便通过中央银行的“罪恶之窗”（the Sinister Window）来支付现金，因为现金在这里可以畅通无阻。哥伦比亚市场上的流动货币太多了，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哥伦比亚成为仅有的几个黑市美元价格低于其实际价格的国家之一。有好几家哥伦比亚银行破产便是因为毒贩子大驾光临，提出要取走他们所有的存款。

到1985年的时候，可卡因被视为财富世界500强中第六大私营产业，其总利润超过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波音公司和宝洁公司。这种财力可以满足集团购买军事装备的需求。1990年，在位于波哥大的一所房子里发现了一批法国生产的地对空导弹，同年4月，集团购买120枚“毒刺”导弹的计划险些得逞。尽管人们对埃斯科巴所雇用杀手数量的估计不尽相同，然而其数量大约在3000人这一点却是大多数人都认同的。这种暴力活动带来的巨大影响不仅会令政府背弃引渡条约，而且会对之后许多年的可卡因走私活动产生影响。20世纪90年代，当卡利集团触犯法律的时候，死亡人数过多引起了恐慌，以至于他们根本就不需要采取暴力行动——只要威胁采取暴力行动就足以把政府逼回到谈判桌前。

那一年所有的暗杀行动中，没有哪一桩像暗杀哥伦比亚前缉毒行动总指挥哈米·拉米雷兹上将那样完全在人们的意料之中。拉米雷兹是一直负责“平静荒原”行动的警官，麦德林集团一直想要干掉他。他在“平静荒原”行动过后也一直没有住手。据估计，单是在拉米雷兹亲自监督下，就缴获了30吨可卡因、1000辆汽车、80条船和100多架飞机，他还逮捕了近一万名贩毒分子。拉米雷兹知道早就有人签下了暗杀合同，要取他的命，但他似乎压力越大，就干得越起劲儿，并利用线人网络监视着毒贩的一举一动。然而，当他缉毒行动负责人的职务被解除之后，他的线人突然就变成了别人的线人。他被踢出了圈子，对大街上的情况一无所知，当有人说他已经构不成威胁的时候，他信以为真，以为这时露面应该是安全的。1986年11月17日，在他的妻子和孩子面前，他在自己的汽车旁被枪杀。

针对司法界的暴力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12月，“该引渡者”发出了一封致最高法院成员的信：

我们对你们宣战。我们对你们的家庭成员宣战。你们可以相信，我们知道他们的确切所在——我们会除掉你们的整个家族。我们不会有丝毫怜悯，我们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无论什么事。

随着暴力活动逐渐升级，人们开始明白过来，不值得为引渡条例付出这么大的代价。1986年，哥伦比亚成年男子的主要死亡原因是“谋杀”。麦德林制造了很多枪击事件，在1986年的前6个月就超过了1000宗。到年底的时候，这座人口只有两百多万的城市发生的谋杀案总计达到3500宗——每天近10起。与此同时，被送往美国的一小撮毒贩子中没有一个是大玩家。禁毒行动丝毫不见成效。哥伦比亚听从了美国的建议，反而在越来越严重的暴力冲突中越陷越深。拉米雷兹被暗杀的一个月之后，毒贩子的律师在引渡法中找到一条微弱的缝隙：引渡法不是由总统本人亲笔签署的，而是由一名代表签署的。麦德林集团的律师辩称，现在重新签署这条法令并不符合宪法精神：要么再次对此进行辩论，要么推倒重来。现在的哥伦比亚司法界和媒体也已经受够了这一切。人们决定对此进行投票。24名法官参加投票，以12∶12打了个平手，于是裁决要再找个独立仲裁人投出决定性的一票。有三名法官设法找借口不参加这次辩论，最后，这个任务落在了一个找不到合适的理由逃避这项工作的人身上。这名法官就是阿方索·苏亚雷斯·德卡斯特罗，他知道如果决定支持引渡法，就等于签署了自己的死刑令。他决定反对引渡法。毒贩子们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由于引渡威胁消失了，有关哥伦比亚大毒贩的大量指控突然蒸发得无影无踪。法官们摩肩接踵地替埃斯科巴开脱各种各样的罪责。拉瑞·博尼利亚曾经指控他非法进口动物，这些指控现在都已不复存在。卡斯特罗·吉尔法官曾指名提到他要为拉瑞·博尼利亚的死负责，现在的调查结果却恰恰相反。1984年，埃斯科巴接到5项逮捕令，这些逮捕令现在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似乎就要赢得这场战争，决定让杀戮暂时停止一段时间。哥伦比亚获得了片刻的安宁。然而安宁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1987年2月，哥伦比亚警方最终发动了袭击，卡洛斯·莱德在内格罗河附近的一座农场被捕。事实上，这次胜利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因为卡洛斯的行为越来越古怪，越来越残暴（他喜欢对记者宣称可卡因是拉美的“原子弹”，还说他计划把它投在美国领土上），因而同麦德林同行之间发生了冲突，他们便把他作为牺牲品交给了警方，希望能引开一些集中在自己身上的火力。尽管当时并未实施引渡法，然而卡洛斯的引渡文件却是早已签署好了的。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48小时之内，他就到了美国人的手中。他11月在美国受审的时候，美国的新闻界欣喜若狂：人们认为他的关押地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面临毒品恐怖主义袭击的威胁，当地大大加强了保安措施。警方要求乔治·荣格——在被他以前的朋友粗暴对待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前来做证。据荣格说，他通过埃斯科巴的妻子给埃斯科巴送了个信儿，征求他的许可。乔治问的是：“我能提供对莱德不利的证词吗？”他很快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去你的！”埃斯科巴说。在奥蒂斯维尔，乔治回忆起自己同检察官罗伯特·莫科尔的会面：

他在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我不知道我们能否帮助你（获得减刑）。”我说：“嗨，我不需要什么帮助。我到这儿来只有一个理由：复仇。我想要的，就是逮住那个浑蛋，然后毁了他。也许毁了他最终也会毁了我自己，不过没关系。”他只是说，“我真喜欢你。”

庭审的整个过程令卡洛斯瞠目结舌。乔治回忆说：

卡洛斯当时就败下阵来。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不知道他是否以为自己能打赢这场官司。我是第一证人，整个法庭挤得满满的。莫科尔说：“你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儿？”我看着卡洛斯说：“我来讲述卡洛斯·莱德和我自己之间的友谊，还有他背叛友谊的故事。”

荣格花了三天时间讲述他同卡洛斯之间的友谊。卡洛斯之所以被描述成要对可卡因大量流入美国负责的人，部分原因就在于他的证词。莫科尔总结了他在毒品交易中所起的作用，得出的结论是“他之于可卡因，就像亨利·福特之于汽车”。与此同时，卡洛斯的律师并不打算替他开脱这些罪责，而是在收了200万美元中的绝大部分后，为他做了一番总结，大意是说，尽管他是个罪大恶极的可卡因贩子，但对他判处过长的刑期对于拯救美国的可卡因大灾难无济于事。这番努力没有取得多大成效：1987年5月19日，卡洛斯·莱德被指控的11项罪名成立，被判处终身监禁，不许假释，外加135年有期徒刑。

就在此刻，一场会议正在哥伦比亚召开，它即将改变可卡因产业的面貌，从而最终导致麦德林集团倒台。根据法比奥·卡斯迪洛的说法，埃斯科巴于1987年年末召集哥伦比亚的大毒枭在他位于考卡山谷的农场上开了个会。他在会议上建议把两大集团——处于支配地位的麦德林组织和新兴的卡利帮——合并起来，这样他们就可以提高行动效率，携手同引渡法作战。埃斯科巴已经意识到，就在他忙着同政府斗争的时候，卡利集团已经悄悄地偷走了他所有的生意。他想要在对手变得过于强大之前制止这种行为。然而，此时的卡利集团已经强大到足以把他踢开，拒绝了合并提议。两大集团之间的隔阂也许就从此时产生了——在两大集团此次冲突中丧生的人数即使没有数千人，但起码有数百人，并最终让埃斯科巴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一切正在秘密策划之中。最早的迹象便是乔治·奥科阿在去参加这次会议的路上被逮捕。1987年11月，他在一处路障旁被拦下来，无缘无故地被警方逮捕。这次逮捕行动引发了两场战争：一场是两大贩毒集团之间的战争（据推测，是卡利集团向警方举报了奥科阿），另一场是毒贩子同政府之间的战争。就在奥科阿被逮捕的那天，新闻界收到这样一则信息：

如果公民乔治·路易斯·奥科阿被引渡到美国，我们将对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展开不屈不挠的全面战争。我们将立即处决主要的领导人……

这封信的署名是“该引渡者”。

现在又开始了另一场有关引渡奥科阿的战争。美国派出顾问协助办理引渡事宜。然而到12月的时候，政府在这场引渡之战中惨败。奥科阿被释放。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负责调查这件事的责任落到了最高检察官卡洛斯·摩鲁·奥耶斯的头上。他解雇了两名法官和5名政府官员，并且重申了他在引渡问题上的立场。一个月后，他开着车在前往麦德林机场的路上遭到了伏击，面部中了11枪。“该引渡者”在其新闻发布会上宣称，“他是因为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而被处决”，“战争仍将继续”。

当然，现在的麦德林不仅仅同政府作战，还同卡利组织作战。同月，一个60公斤重的汽车炸弹在埃斯科巴在麦德林的住处所在的摩纳哥街区爆炸。两名无辜的雇员被炸死，埃斯科巴却不在家中。不过他的女儿曼纽埃尔的听力受到了永久性的伤害。埃斯科巴发起了一系列野蛮的报复活动。现在他坚信，卡利家族的主要后裔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兄弟同警方达成交易，既然他们很大一部分钱是通过哥伦比亚头号零售商场来清洗的，所以他下令炸毁这家连锁店的所有分店。与此同时，可能参与这次阴谋的人都将被处决。在10个月的时间里，有超过80名毒贩丧生，其中60个是卡利的人。尽管他显然已经渐渐陷入报复心理的偏执状态，后来证明，他对卡利同哥伦比亚国家警察局之间的关系的判断是正确的。事实上，这二者之间保持着一种热诚的合作关系，卡利提供有关麦德林的情报，换取警方对他们的贩毒活动手下留情：就在埃斯科巴、奥科阿兄弟和卡恰忙着同引渡法作战的时候，卡利的人马悄无声息地被人们遗忘了。1988年，警方发出了新的逮捕令，要逮捕埃斯科巴、卡恰和奥科阿兄弟，而对于卡利的首领，却一份逮捕令也没有签发。这两大集团之间愈演愈烈的暴力关系最终导致世界上最大的可卡因供应链发生转变。

1988年8月，巴克总统要求同哥伦比亚的游击队组织进行“和谈”。麦德林集团认为总统指的是自己，于是便回来进行接触。他们这次开出的条件就没有那么大方了：尽管他们承诺停止贩毒交易，却没有提出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回国。政府磨磨蹭蹭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还是没有拿定主意该怎么来对待这些可卡因人马。埃斯科巴不耐烦了。他认为这次和谈只不过是政府的缓兵之计。“那个人（总统的秘书杰曼·蒙托亚，负责处理政府方面的谈判）在愚弄我们。”据说埃斯科巴是这么对自己的律师说的。为了报复蒙托亚的两面派行为，埃斯科巴炸毁了他的办公室，绑架了他的儿子，最后还杀害了他的女儿。

与此同时，死亡人数再次开始上升：1989年3月，哥伦比亚爱国主义联合党的书记在波哥大飞机场的候机大厅被人开枪打死；7月，安提奥基亚省省长被汽车炸弹炸死；8月，安提奥基亚警察局局长沃尔德曼·富兰克林·昆特洛（他犯下的致命错误是没收了埃斯科巴4吨可卡因）被谋杀。接着，就在8月18日，哥伦比亚1990年总统大选最有希望的候选人路易斯·卡洛斯·盖兰在一大群支持者面前被枪杀。这标志着和谈努力的结束。24小时之内，巴克总统再次实行引渡法，开始大规模追捕毒贩。政府还对购买摩托车采取了限制措施（以挫败摩托车暗杀活动），并实行了新的证人保护制度。接下来的4个月里将有20名毒贩被引渡回国，没收价值超过1.25亿美元的资产——其中包括总数接近500架的飞机。“该引渡者”立即对此做出反应：

我们现在对政府，对这个工业和政治寡头政权，对曾经攻击和污辱过我们的记者，对把灵魂出卖给政府的法官，对执行引渡法的地方法官，对所有那些曾经迫害、攻击过我们的人宣战，我们要打一场不折不扣的全面战争。对于那些不尊重我们的家庭的人，我们也不会尊重他们的家庭。我们会焚烧并摧毁这个寡头政权所拥有的工厂、房产和官邸。

“该引渡者”开始摧毁所能看到的一切——先是用一枚巨大的卡车炸弹摧毁了《观察家》报的办公大楼。到年底的时候，他们在全国共引爆了200枚炸弹。他们暗杀记者、法官——暗杀所有的人。法官们再次罢工、新闻界罢工、哥伦比亚公众要求冻结引渡法。但这一要求没有起作用。为了复仇，埃斯科巴炸毁了一架哥伦比亚航空公司的商用客机。爆炸袭击显然是针对赛萨尔·加维里亚的，他是继盖兰之后有可能担任哥伦比亚未来总统的政治家。但加维里亚没在飞机上，机上107位无辜的乘客无一生还。之后的一个月，他差点成功地杀害公共安全部的局长马萨·马克萨将军：安装在他的车上的炸弹大得离谱儿，导致80名平民丧生，700人受伤。然而，埃斯科巴只不过才刚刚做完热身运动而已。他对没能炸死马萨怒不可遏，于是悬赏130万美元买马萨的人头，接着，任何一个哥伦比亚警察的人头他都出赏金1000美元。与此同时，他雇用西班牙恐怖组织埃塔的代表，为他制造一枚重达5000公斤的卡车炸弹，并于12月在公共安全部的总部外面引爆。接着，他伙同另一个首脑人物罗德里格斯·卡恰计划暗杀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这次暗杀行动将在即将召开卡塔赫纳缉毒会议期间实施，他们计划在布什前往会议中心的路上安置一枚巨大的汽车炸弹，这枚炸弹显然可以让他们如愿以偿。但这次计划没能实施，因为一件无法预见的事情发生了：卡恰被谋杀了。

卡恰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他是麦德林集团中仅次于埃斯科巴的最具暴力倾向的成员，一开始在绿宝石生意圈成名。由于同合作者发生冲突，他杀害了绿宝石巨头吉尔伯托·摩里纳，当时还杀害了另外18名无辜的路人。在绿宝石走私犯、哥伦比亚国家警察局和军方的追捕之下，再加上卡利组织内部有神秘的消息来源，不断向当局提供有关他藏身之处的情报，卡恰发现自己无处可藏。他在苏克雷省的一块香蕉地里被开枪打死，一同被打死的还有他的儿子弗瑞德。调查人员后来发现，卡利并不是唯一一个参与这次行动的幕后同谋。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声称，欧洲特种部队也参加了这次行动。“官方的说法是哥伦比亚人实施了这次行动。”他说，“不过，实际上是我们干的。”

埃斯科巴本人也身处险境。1988年，一批前英国皇家特种部队的雇佣军受雇去取他的性命（飞机失事导致行动失败）。但是埃斯科巴的情报网络效率非常高，一般说来，警察还没有离开警方辖区，他就已经得到了有关突击搜捕的消息。他的藏身之处由两圈警卫把守——外圈警卫离内圈有半个小时的路程。这意味着即便外圈的防御被突破，他仍然有时间在任何人到达之前从容撤退。很多次他都是在最后一分钟逃之夭夭，结果，始终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多次都能逃脱的警方只好杜撰了一个“内裤理论”：他总是能够非常侥幸地逃脱，侥幸到他甚至没有时间穿上裤子。

他的傲慢令人印象深刻：在1988年的一次突击搜捕中，他当着警察的面大摇大摆地走出屋子，向一名警官打包票说自己是警方的卧底。其实，他每次都能在最后一分钟逃脱还有一个更平常的原因：他藏身的许多房子里都有暗室。有好几次，警方和军方的人员正在四处搜查他的藏身之处，讨论嫌疑犯跑到哪儿去了，而他实际上就藏在离他们几英寸远的一处夹墙里。

尽管埃斯科巴是在逃亡，但他残酷的暴力战最终还是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1989年12月，他挟持了20名不同寻常的人质——记者、编辑和政客们的家人。1月中旬，政府宣布愿意就人质的释放问题与他达成交易。“该引渡者”再次提出愿意交出他们的实验室和飞机跑道，以换取政府免于对他们实行引渡。他们释放了几名人质，同时还交出了一车炸药和三个可卡因实验室。看起来这个寻求和平的提议是认真的。巴克总统推迟了目前在押的许多毒贩子的引渡时间，以便为自己留出时间思考。然而他思考的时间太长了：埃斯科巴在3月暗杀了联合党的总统候选人伯纳多·加拉尼罗。引渡再次匆忙开始，杀戮也再次开始。

1990年3月25日，埃斯科巴同时在卡利、麦德林和波哥大三地制造爆炸案，导致26人丧生，200多人受伤。接着，他把每杀死一个哥伦比亚警察的赏金提高到4000美元，杀死特种部队成员再加8000美元。三个月内有180名警察丧生。尽管如此，这个数字同麦德林市平民人口的死亡总数比起来不算什么，后者在最严重的时候达到每年7000多人。

当然，埃斯科巴不仅仅只是生政府的气——他对卡利集团大为恼火，不惜一切代价杀死他们的头面人物。当年晚些时候，他派一群杀手在足球比赛过程中拿着机关枪向人群扫射。他们的目标是卡利组织的重要人物赫尔默·赫雷拉。他们没能击毙他，但杀死了当时碰巧站在他身边的19个人。为了复仇，卡利杀死了埃斯科巴的堂兄兼最好的朋友古斯塔沃·加维里亚。

埃斯科巴再次将暴力活动升级，8月的时候又挟持了另外8名有影响力的人质，其中包括前总统胡里奥·赛萨尔·图尔瓦伊的女儿。当政府放松了对毒贩的限制，似乎对引渡法有所松动时，埃斯科巴做出的反应是再次挟持两名人质——总统秘书的妹妹玛丽娜·蒙托亚和《时代报》的编辑弗朗西斯·桑托斯。两名人质蒙托亚和图尔瓦伊最后都没能活下来，一个被杀害，另一个则是在绑匪同政府军交火时意外从藏身之处跑了出来，中弹身亡。

1990年9月，政府被这些杀戮行为消耗得筋疲力尽，终于同他达成了交易：在政府颁布的2047号法令中明确表示不对他们实行引渡，并且提出对所有具有自首情节的人予以减刑，条件是他们必须告发自己的同伙。麦德林的人马反驳说，他们可以投降，却绝不会告密。这个结果已经很不错了。

1990年12月17日，奥科阿三兄弟中最小的弟弟法比奥·奥科阿向警方自首。“我在走进监狱的时候体会到了别人离开监狱时的那种快乐，”据报道他是这么说的，“我的生活已经变成一场噩梦，我只想结束这场噩梦。”两个月后，他的两个哥哥也加入了他的行列。埃斯科巴想要政府严格保证同样不会把他驱逐出境。1991年6月19日中午，宪法大会正式否决了引渡条约，他因此得到了想要的保证。当天下午，他向“正义”投案自首。

“恐怖主义赢了。”《观察家》这样报道。

第15章 墨西哥往事

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非法交易由来已久。枪支、货币、电器、香烟、应有尽有：只要这种商品在美国属于非法的或者要缴纳重税，就会有人在墨西哥某个地方走私。这一非法交易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禁酒令实行后开始大行其道。很多由酒贩子们开发出的各种渠道和技术，直到现在仍在被人们使用。对此，墨西哥人专门有一句土话，称为：门道。当然，眼下经营的最重要商品已不再是酒，而是毒品了。

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绝大多数的大麻交易转移到了哥伦比亚进行，但仍有一部分交易留在墨西哥。除此之外，墨西哥西那罗阿山区还种植罂粟，其粗制衍生物焦油状海洛因也成为该国的一项极佳副业。美国清除毒品的活动在这里收效不大。6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向墨西哥这个南方邻国施加压力，责令其停止种植鸦片。毒品交易因此转移到了土耳其进行。后来土耳其政府也受到了同样的压力，毒品交易又转移到了东南亚地区（也就是所谓的“金三角地区”），最后，又向墨西哥逐渐渗透。80年代初，美国与墨西哥展开了代号为“飞鹰行动”的联合行动，美国政府向墨西哥警方提供除草剂，用来喷施消灭大麻及鸦片作物，但这一行动终告失败，其原因据称是所有的除草剂全都被运到沙漠中倒掉了。美国特工人员到场监督喷药过程的时候，确实会有飞机在这些毒品作物上喷药，但后来才发现飞机喷的是化肥而非除草剂。作为“飞鹰计划”的组成部分，美国为墨西哥政府提供了禁毒活动的经费和设备（共计76架飞机和1.5亿美元），绝大多数资金和设备都被贪污，落入了那些腐败官员的手中。只有一些小毒品贩子会不时落网，而那些真正的大卖家则照卖不误，数量不减。美国的执法者搞不懂为什么他们总是屡战屡败。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墨西哥毒品交易的实情。他们认为毒品交易主要掌握在没受到什么教育的“土匪”帮会手中，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墨西哥麻醉品产业决定性因素都在于国家的腐败。这种腐败根深蒂固，甚至有一个专业的说法：“市场。”

在西班牙语中，“市场”实际上是“广场”或者“领域”的意思，而在墨西哥，这个词还有另一个邪恶的意思。几十年来，负责管理不同市场的警察们向罪犯出售权利，使他们贩毒不受打扰。因此，如果有人问“这个市场是谁的”，这个问题会有两个答案，一是拥有管理权限的警察或者“警长”，另一个是花钱收买警察获得保护的罪犯。这两种人都凌驾于法律之上，并受到法律的保护。

有史以来，买卖活动都一直存在着，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毒品销售在美国市场机遇的到来，这种活动变得更为有利可图。由于警察们靠出售市场可以赚到的金钱不断上涨，因此，毒品交易活跃地区（例如边境小镇）的工作就便成了肥缺。墨西哥的警察于是开始向上司行贿，以便保住自己良好的市场。直到今天，毒品交易情况最好的地区会为墨西哥联邦司法机构带来很多黑钱，因为新任警察会从那里的毒品贩子手中获得好处。前任美国药品管理局探员艾伦·格拉汉姆是墨西哥毒品问题的专家，他说：

我曾经迫使一个警长向我说了实话，他告诉我他花了一大笔钱才调到了瓜达拉哈拉地区市场。为了得到这个市场，他给了司法部长120万美元。他之所以花这么多钱，其原因可想而知，他知道通过向毒品贩子收保护费，他也可以得到同样的回报。更有趣的是他，告诉我说他花了600万美元去买提华纳的市场，最终买到手了……有些地区在墨西哥是非常最重要的：瓜达拉哈拉的重要之处在于很多大毒贩住在那里，还有些地区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是原料产区，而边境城镇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是原料进入美国之前的存放处。这些市场都有很大的价值。

美国曾努力阻止毒品通过加勒比地区传播，而当代墨西哥的可卡因交易正起源于此。1981年，美国联邦特遣部队进驻迈阿密地区，对于哥伦比亚当地缉毒警察来说，局面变得有些危险，于是他们开始寻觅新路线。他们把代表派到墨西哥毒品走私的神经中枢地区瓜达拉哈拉市，和当地各类毒贩交朋友，以便了解他们需要的地区掌握在谁的手中。

他们接触的第一号重要人物名叫帕布罗·阿科斯塔，他主要掌控得克萨斯州边境附近的奥金纳加地区，当时阿科斯塔正忙于通过向美国运送大麻发财，大麻在美国历来拥有无穷无尽的市场。但面对可卡因高利润、易藏匿、易压缩的优势，他也绝不会无动于衷。到了1984年或者1985年的时候，开始有哥伦比亚的飞机出现在奥金纳加市外偏僻的跑道上了。绝大多数情况下，毒品先被藏在沙漠里的地井中，然后进行拆分运输，转运到边境处的各个地点，再渗透进入美国。由于奥金纳加的市场由阿科斯塔掌握，毒贩不必担心会被逮捕。实际上，当运送的可卡因数量极大时，墨西哥军队会为他们提供保护。作为回报，阿科斯塔每运送一公斤可卡因可以赚1000~1500美元。对于像阿科斯塔这样掌握边境市场的人来说，这样的钱赚起来毫不费力。到1986年，据估计每个月经过奥金纳加地区的可卡因数量达5吨之多。

替哥伦比亚人运送可卡因的墨西哥人不只阿科斯塔一个。美国与墨西哥边境长约3200公里，涉及美国4个州。哥伦比亚人决定全面出击，先从大麻主运送点提华纳下手。提华纳边境交通十分繁忙，作为走私毒品地万无一失。今天，经墨西哥走私可卡因的主要组织名为提华纳集团，由两兄弟经营，分别是本杰明和拉蒙·阿莱亚诺·弗里克斯。虽然阿莱亚诺兄弟眼下正在藏匿之中（两人现在都上了联邦调查局十大要犯的名单，墨西哥政府悬赏100万美元买他们的人头），但他们仍旧掌握着提华纳市场，可卡因也仍在流通。由圣迭戈向南，只需要半小时就可到达一个脏兮兮的小地方，这个地方叫圣西德罗，绝大多数可卡因就是由这里进入美国的。

圣西德罗算得上世界上最繁忙的边境地区了。每年都会有1500万辆汽车载着将近3500万人从这里经过。同时，每天还会有两万人步行经过这里。加在一起，去年一年间就有4100万人通过这个边境哨卡由墨西哥去往加利福尼亚。如此大规模的过境人流使走私机会显得无比诱人：让每个过境游客停下来接受检查不仅不可能，而且这种不可能性显而易见。虽然过境人数众多，但美国海关去年一年间还是从这里查获了近3吨可卡因，这一点证明提华纳，特别是圣西德罗是走私的热点地区。这段边境如此繁忙，警察在此值勤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7月的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来到了圣西德罗。一位名叫文斯·邦德的美国海关新闻官员陪我走过了海关。海关的工作情况令我惊叹，不过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等待进入美国的人流排成了24条长龙，曲曲折折地排在墨西哥境内。一切看似杂乱无章，但实际上都是精心设计的：汽车只要一进到美国境内（车停在岗亭前20米处，这块地方称为初检前区），就会被用栅栏锁住，这样毒贩就不能预先选择某一条特定通道或者强行冲关，当然也不能掉头回家了。这样，在他们撞上岗亭之前，他们已经进入了美国境内，可以在任何时候对其进行抓捕。虽然旅客们觉得他们是在等待检查，实际上检查已经开始了。缉毒犬任意地跑来跑去，随时捕捉着可疑的新气味。

汽车逐渐靠近移民检查处的同时，数字照相机会拍下每一辆车的牌照号码——每天都要拍摄4万个以上，同时将牌照数据经美国联邦政府报失及嫌疑车辆登记数据库进行检验。任何可疑情况都会使得坐在玻璃亭子里的警察警觉起来。这些人来到岗亭时，就会面对一系列看似不经意的连番盘问。通常会用“这是不是你自己的车”这类问题来开头（你要是回答“这是我表亲的车”就有可能让你停车接受检查，要是回答“我向朋友借的车”则几乎肯定要停车接受检查）。“这辆车是在哪里注册的？”“你在哪里买的车？”没有人在乎你怎么回答这些问题：要是支支吾吾就会露出马脚。有一个警官和我聊天，他说他曾经让一个司机把车的前盖打开，就是想考考他知不知道放松手柄在哪里，结果他不知道。他现在被关在监狱里。文斯告诉我，有一个罪犯的错误非常特别，令他记忆犹新，这个人开过初检站时显得非常自然，所有问题对答如流，于是准予通过。他犯了什么错误呢？他刚刚通过岗亭就大笑起来。一个刚刚下班的检查员从此经过，恰巧看到了他，就问他什么这么好笑。他说不清楚。于是他现在也待在监狱里了。

被初检站扣下的车辆被押送到二级检查站，警犬会再次出现，确定毒品的位置，再把汽车拆开找出毒品。起初我对此有些怀疑：书里说毒品可以用塑料进行包装，或者包在像咖啡或者海鲜那种气味浓烈的材料当中。警犬怎么能辨别出那样隐藏的包裹呢？文斯纠正了我的观点：“我见过有些毒品先进行真空包装，然后包在油脂、油料或者洗涤剂中，经过再包装后沉到油箱底部，但还是被警犬发现了，警犬没有什么高科技，但它们的确有效。”

很明显，这些警犬是非常敏锐的。有些吸食大麻的人身上并没有藏毒，只是前一天晚上吸毒的时候在牛仔裤上擦了擦手，即使这样还是引起了它们的警觉。

缉毒犬不仅有效，而且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不会受贿。在圣西德罗，和其他边防哨卡一样，腐败是一种显而易见的风险。毒品买卖产生的金钱数量极大，这就意味着毒贩拥有极大数量的现金来买通那些愿意当同谋的人。在一个边境地区的著名案例中，一个警察受贿就达到1200万美元。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局面，警察常常轮岗值勤，而且这种轮岗常常是没有规律的。谁也不知道自己下星期会到哪里工作，甚至明天，或者一个半小时之后在哪里工作都不得而知。警犬们没有固定路线，而是根据驯犬员的判断进行巡逻。美国海关和美国移民局官员的轮换也没有任何特殊规定可循。

20世纪90年代初，墨西哥人发明了一种新手段来逃避检查，称为“冲关”。司机会慢慢地从边上靠到岗亭处，一发现苗头不对，就猛踩油门一溜烟地冲进美国境内。最初几个人取得了成功，于是这种手段流行起来。到1994年，有350人冲关成功。如今，所有的车辆都被导入一种慢行系统当中。路的两边设有混凝土制路障，将汽车全程控制住，这样汽车就无法相互超车了。同时，当冲关者猛踩油门时，岗亭警卫就会按下警铃，警铃会启动岗亭前50米处的碎胎机。最初的冲关者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他们对于警铃和停止灯置之不理，照旧冲向沙漠，结果他们的轮圈在车后磨出了一大片火星。他们跑不了多远。此后，冲关现象急剧减少。

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如果我们把所有流入美国的可卡因都算在一起，到底会有多少呢？我读到过一个估计数字，在流入美国的各类毒品中，只有10%的毒品被查禁，但这个统计数字到底来自何方，对此谁也没有把握：毒贩子不会填写退税表，所以不可能搞清毒品的总数。但有人告诉我，每天都要抓获12个步行带毒过境的人，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我突然间想起每天要有两万行人从这里经过。而剩下的19988个人就不携带毒品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同时，那天早晨八点半开始，他们已经抓到两个汽车运毒贩了（两宗都是大麻），而现在不过早上11点而已。每两个半小时抓到两辆汽车，这就意味着一天要抓到20辆汽车：这个数字同样惊人。但其他4万辆汽车又当如何呢？他们不携带毒品吗？最近破获的可卡因案件显示出，在通过圣西德罗这类边境关卡时，他们已经不采用过去的办法了：过去他们总是把行李箱里塞满可卡因，干一次是一次（美国汽车的行李箱一般能装180~225公斤可卡因，价值约为500万美元）。如今毒贩子开始计算成功的概率，并且把货物分成小包装运输，通常运送45~68公斤。这样做风险会小一些。因此，根据我那天早晨得到的统计数字，每抓到一辆带有毒品的汽车，就会放走2000辆这样的汽车。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美国海关在圣西德罗做的是高价值工作，查获毒品以及其他各类违禁品（从人的头骨到没有许可证的奶酪以及亚马孙的鹦鹉）。但我觉得很难相信阿莱亚诺兄弟会因此夜不能寐。

墨美边境地区沙漠蜿蜒约3000公里。这里除了沙子、仙人掌和偶尔出没的响尾蛇之外几乎见不到其他东西。我向东行进，来到了8号州际公路，在这里我看到了禁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正如文斯告诉我的那样，“你完全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一支军队通过边境带入美国境内”。我开得越远，就越觉得他的话是对的。这片地区实在太大了，绝大多数地方连个栅栏都没有，只有那被上帝抛弃的空旷沙漠绵延不绝。尽管美国政府尽最大努力将越境贩毒活动减少到最低点，派出飞机沿边境巡逻以便发现可疑的轻型飞机，并依照战略间断性施放系着雷达的气球，但他们能做的仅仅是分内的事情而已。有一段时间，根据美国官方的报告，每个月都要有20架来自墨西哥的轻型飞机在边境处坠毁。请注意，不是飞越边境，而是坠毁。20架！想象一下有多少架从边境上空飞了过去。那时绝大多数飞机根本没必要飞越边境，他们只需要飞到边境附近，把飞机降落在墨西哥一侧的沙漠中，把可卡因卸在事先安排好的地点。到了晚上，收货人开着越野车找到这些可卡因，把它们装到车上，然后大摇大摆上路，一路向北，开到天亮。这一片沙漠有2000英里宽，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接货，你怎么才能阻止他们呢？到底该怎么做呢？

通过这种方式，人们不仅能从这一带的沙漠边境走私可卡因，还可以这样“走私”移民。实际上，墨西哥方面的毒贩子顺便还大肆经营一种副业，即“帮助”移民过境。在收取一定费用后，毒贩子将移民带到边境，并给他们指路，帮他们进入美国。然后就撒手不管了，还告诉这些人美国就在眼前，就在沙丘后面或者那棵仙人掌前面就是。实际上，这些人离美国还远着呢。然后，这些在这一带被称为“郊狼”的毒贩子就会消失在一片烟尘当中。每隔一段路就有一个标牌，标牌上显示着那一年死于脱水的墨西哥人的数量。总数是242人。

眼下正是7月。

我驾车不断前行，边境线就在车的右边。我把空调开到最大，尽量让自己保持清醒。头顶上片片薄云，薄得根本挡不住太阳，在天空中伸展开来，像是水上漂着的油膜一般。车前车后，公路渐渐模糊，如同一道水银的河流。时不时会看到有人迎面开来，但除此之外鸦雀无声。过了几个小时，我再也不向边境的右边眺望了。根本没有迹象表明那边有毒品。但他们，那些墨西哥人就在那边，在那边的某个地方，他们正在等待时机把移民或者毒品运送过界。

旅途的头一夜，我在一个名为尤马的小镇歇脚，那是个睡意沉沉的小镇，处在亚利桑那州边境线以里。一座大楼旁边的温度计上显示气温为35摄氏度，但我怀疑那温度计已经坏掉了，气温绝对比这还要高。那种感觉就像是坐在电吹风里，热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动也动不得，气也喘不出。但这种高温天气似乎也挡不住那些墨西哥人，很明显，运送毒品在尤马是件令人关注的事情。我入住的旅店房门背后贴着一张警示牌，上面写着观光客在入住时需在旅馆办公室监控摄像头前停车，以便拍摄，否则店方将报警，警方将携其警犬队前来。“所有未预约者均被视为嫌疑犯。”警示牌这样写道。这里是沙漠中四方游客汇聚之所，想到这一点，我突然发现每个人都成了“未预约者”，我用怀疑的目光看看四周的客人们，猜想他们中哪个是阿莱亚诺·弗里克斯兄弟的手下。也许哪个都不是，也许个个都是。在尤马这种地方，人很容易变得疑神疑鬼。因为天太热，实在干不了什么其他的事情。

几天后，我把车开上了19号州际公路，转头向南方的墨西哥开去。虽然我去往埃尔帕索，但我还要拐一个弯，因为我还想到诺加莱斯去看看。

对于美国反可卡因战斗来说，诺加莱斯代表着一种非同一般的威胁。因为诺加莱斯城不同于加州的圣西德罗。在圣西德罗，边境线穿过的地区无足轻重，而在诺加莱斯，边境线几乎把城市切成了两半。诺加莱斯的居民有3万人住在美国一边，而48万人住在墨西哥一边。这就造成了问题：你怎么才能阻止墨西哥人在自己的城市里穿越国境呢？能做的只有钉上一个大栅栏。目前的栅栏有20英尺高，到了晚上灯光照得如白昼一般。从城市边上的小山山顶望去，引人注目的只有这道钢铁围墙。这道墙曲折穿行于陡峭的山岭之间，消失在远方，如同一道奇异的铁幕，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隔开。这里，麻醉品的供货者与接货者之间只有6英寸的间隔，这种地方带来了显而易见的问题，那就是根本不存在运送可卡因的无人地带，只要举起手来，把东西送过栅栏，货就进入了美国，可以进行转售了。这种便利条件令诺加莱斯对于毒贩子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为了使毒品从南方顺利地流入北方，他们真可谓不遗余力。在其他地区，毒贩子把可卡因藏在汽车行李箱里，然后将车开到边境，或者绑在身上再步行到边境，如果有钱的话，（恐怕还找不出一个没钱的毒贩子吧！）他们甚至把毒品装进轻型飞机，然后飞过边境。而在诺加莱斯，他们想得更为转弯抹角一些。他们把毒品从边境，“底下”运过去。

诺加莱斯与可卡因的关系最重要的不是栅栏，而是天气，说得再确切一点，是雨水。由于诺加莱斯建在一连串的陡坡上，所以夏天多雨，特别是在7月初，当地人称为“雨季”。大雨到来之际，雨水顺着墨西哥的山坡灌进美国境内，无论街道、下水道、房子还是其他地方一律沟满壕平。为了应对这种局面，30年前，诺加莱斯的市政设计人员在城市下面修筑了一系列运河，称为“干河床”，以便处理跑冒的雨水。这样，雨水不再流入城市，而是被导入运河，流进圣克鲁斯河。这的确起到了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问题。因为这些运河把墨西哥和美国的边境连在了一起，只要稍微动一动脑子就会想到，从一边的下水道里钻进去，就有可能顺着排水管线一直走下去，从另外一边钻出来。诺加莱斯的运河很快就变成了违禁品的运输管道了。

为了对付这种非法交易，美方在运河里安装了巨大的钢制大门。但这些门并没有坚持多长时间，墨西哥毒贩们把氧乙炔喷枪带了下来，割开大门继续前进。很快美国就发现不得不一星期两次派修理小组到运河里修理大门。到了运河里面，他们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运河里面有一些额外的隧道，原来的工程图纸中根本不存在。于是他们叫来了美国海关人员，海员人员从墨西哥一边沿着一条隧道一路寻找，一直走到美国一边，进入了“汉堡王快餐店”旁边的一所老教堂。另外，还有两条隧道出现在橡树街。直到今天，谁也搞不清楚第二条隧道通到墨西哥的哪个地方，反正另一条出现在洛马街上，此处距边境只有半英里之遥。

诺加莱斯的运河系统位于边境两侧，任一侧都可以排空70场暴雨的流量，两侧系统在城市下面连在一起，这就成了走私活动天造地设的地点。进口处上锁的栅栏挡不住那些无孔不入的毒贩子。最新技术是把一辆装着伪装底盘的货车开到下水道入口处，用水压千斤顶砸坏人行道或者下水井盖，然后从货车的底部钻入隧道，进入美国境内。我到达的那个星期，人们又发现了一条隧道——这已经是18个月内发现的第5条隧道了。

这次毒贩子走私的是大麻，但他们也可能走私人口、可卡因、海洛因或者其他东西。通往美国的秘密通道一旦打开，毒贩就绝对不会浪费时间。谁也说不清楚最近这条通道在被摧毁之前运营了多长时间。就算仅仅运营一个星期吧：如果没有人看管，从那宽得能开小轿车的运河里，一个星期能够运送多少大麻呀！再想想，如果我们说的是更加值钱的商品，这条通道又能运多少可卡因呀！我开始发现，对于稍微有点想象力的人来说，美—墨边境就是一个真正的机会。

我刚到达诺加莱斯，耳边就响起一声惊雷，天空像是裂开了一般。雨季到来了。大雨连绵而下，下了将近12个小时。我选了一个尽量靠近边境的房间住下，希望在有情况时能够亲临现场，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知道哪里会发生情况。雨下得太大了，三四英尺之外看东西就已经极为困难。我天真地想开着车围着镇子转一转，但汽车的雨刷清雨速度太慢，我什么也看不清楚，于是我放弃了这个想法。此外，虽然有运河排水，但街上还是立刻雨水横流，半个小时以内，旅馆停车场中的积水已经和车轴一样高了，这种场景真的非常惊人。

转天又是阳光普照。我决定越过边境进入墨西哥境内，看看那边的情况。事实证明那边什么事也没有，脏兮兮的街道上到处都是倒外汇的，还有一些卖纪念品的小摊贩，卖些阔边帽、塑料儿童玩具和大堆漂白过的牛头骨。不仅如此，我和一些人聊天，他们都不了解关于隧道的事情。但是我在5分钟之内就路过了4家药店，我脑子里记得非常清楚，在圣西德罗时文斯·邦德曾经提到，墨西哥的药剂师经常是进入美国的种种违禁药物的来源之一。在美国需要处方的药物，例如安非他命、巴比妥类药物以及各种奇奇怪怪的药品，常常在墨西哥的柜台就可以买到。不出意料，在诺加莱斯情况就是如此。离边境45米处，一个药店的广告牌上就写着阿莫西林、氨苄西林六五折出售。这当然不一定是提华纳集团，但这一定是药品走私活动，我开了这么远的路，因此决定查个究竟。

时间尚早，还没有到购买安非他命的时候，而且我怀疑广谱抗生素也许会影响到我的身体。我该买什么药呢？然后我想到了：氯胺酮。

和苯环己哌啶一样，氯胺酮是一种兽用麻醉剂，偶尔出现在英美滥用药物名单上。这种药在街面上被称为“特别K”，它可以使人呈现恍惚状态，其生理反应包括一种奇特的嗅觉异常增强现象。20世纪60年代，吸食氯胺酮的人很容易被发现，他们常常聚集在当地的面包房周围，一边闻气味一边傻笑。这种行为令缉毒警察很容易发现他们，警察只需要到镇上气味好闻的地方转上一圈，就可以把他们一个个抓住。所以这种人很快就绝迹了。在我看来，购买氯胺酮是最合适的，这种药品在墨西哥完全合法，但在美国根本不合法。可搞到这种药品有多费事呢？我决定碰碰运气。

不难想象，结果是灾难性的。刚开始时，药剂师看上去根本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氯胺酮。”我又重复了一遍，手里挥着一沓美元，念叨着我那小学生一般的西班牙语。“你有什么症状？”他的英语好极了。这下把我难住了。我从来没在墨西哥的药店里买过氯胺酮，所以没有事先编个故事。我于是脑子一转，一个想法脱口而出。“给我朋友买的，他病得很厉害。”药剂师停了一会儿，琢磨着我的话，那一刻我觉得他大概是要卖给我一些氯胺酮。而他拉下脸来，一脸茫然。“氯胺酮是给动物吃的。”他说道。我长叹一声。“对，”我反驳道，“我的朋友就是条狗。”

“我可不这么认为。”药剂师一边低声说着，一边摇着头。我于是落荒而逃。我真走运：墨西哥就这么一个正直的药剂师。我摇摇晃晃地从边境那边回来，决定在遇到更大的难堪之前离开这个镇子。我爬进车里，再次一直向东开去，奔向可卡因的真正所在：埃尔帕索。

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贩运可卡因活动使埃尔帕索这一地区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毫无疑问，在这座城市和其墨西哥姊妹城市胡阿雷斯城之间的边境地区一直存在可卡因运输活动，但数量多少从来没有人真正搞清楚过。直到1989年，一名线人向美国药品管理局报告，说洛杉矶郊外有个叫西尔马的小地方，他们也许应该检查一下那里的一家仓库。美国药品管理局和洛杉矶警署联合行动对其进行检查。出乎两个机构的意料，接下来的捣毁活动结果更显得令人兴奋：仓库里面共存有21.38吨可卡因，价值65亿美元，同时还有1200万美元的现金。这是美国历史上查获可卡因数量最多的一次，对于一天的工作来讲，收获不可谓不丰。据当时被逮捕的4个人交代，这些可卡因并非来自圣西德罗，而是来自位于东部的埃尔帕索。而这仅仅是运输当中的一小部分。被捕的4个人刚刚交代了这些，就有一名来自哥伦比亚的著名律师赶到，他提出为这4个人进行免费辩护，并告知他们要守口如瓶。后来得知这些可卡因属于麦德林集团，麦德林与墨西哥人签订合同，让他们帮忙将可卡因运过边境并储存起来，直到数量足够分销为止。在这一案件中，哥伦比亚一方的某个人似乎忘记进行分销这一环节了。这一环节最终被破坏了，但在胡阿雷斯的一次更为成功的运作又恢复了这一环节。在胡阿雷斯城，贩毒活动由一个神秘的墨西哥人领导，他很快就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就是阿玛多·卡里约·弗安特斯。

几乎每个人对于阿玛多·卡里约·弗安特斯的了解都靠推测。根据消息来源不同，他有可能出生于1950年、1954年或者1955年。他有可能有8个兄弟姐妹，也许是9个或者13个。有人说他是墨西哥联邦特工之类的人，也有人说他是个街头混混；有人说他握有法学学位，也有人说他是个文盲。从外表上看，他戴隐形眼镜以便掩盖他的真实模样，他有时留胡子，有时又把胡子刮掉，他还做过很多次整容手术。他是瓜达拉哈拉首脑人物、人称“疯猪”的厄内斯多·丰塞卡·卡里约的侄子，据说他曾经一怒之下，在自己的婚礼上杀了自己的亲堂兄。

但人们又了解多少真实情况呢？关于阿玛多的新闻报道读得越多，你就越会发现，所有人只不过是在照抄其他人的文章而已。据一名美国药品管理局的特工说，卡里约是毒贩子中的“小肉片”，而其他人都称他为“天空之王”。很长时间以来，美国药品管理局手中握有4张据说是卡里约的照片，但谁也说不清这里面有没有他的照片，或者哪一张是他的照片。

有关卡里约·弗安特斯最为权威的资料来自特伦斯·波帕的《毒品之王》一书。此书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调查彻底，叙述清楚，而且在调查的过程中，卡里约悬赏25万美元刺杀波帕，这一点明确地证明他已经触到了卡里约的痛处。据波帕说，卡里约的叔父最早带他入行，地点就在其位于瓜达拉哈拉的总部，就是在同一时刻，那个神秘的哥伦比亚商人来到了那里。随着他们与奥金纳加的帕布罗·阿科斯塔逐渐熟悉起来，阿玛多受委派与阿科斯塔一起合作，以保证投资的安全。这两个人似乎相处融洽，他们与哥伦比亚人携手合作，成功地把大量可卡因运过边境：每年有约60吨可卡因从阿科斯塔管辖的400公里边境线过境。他们时不时也会发生争执，但这些争论主要是因为阿玛多对于这样那样的事情反应过激造成的。美国药品管理局特工大卫·雷吉拉是少数几个真正见过阿玛多的人，他回忆说有一次目睹阿玛多将6个得力的手下折磨致死，阿科斯塔为此极为生气。原因是阿玛多怀疑其中有人告密，他认为只要结果好，采用哪种手段是无所谓的。“宁可错杀6名无辜，也比放过一个有罪的人好。”他这样说道。这种残暴的手法成了卡里约·弗安特斯组织的招牌性手法，直到1997年这一组织被消灭，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变。

尽管两人时有争吵，但两人相处融洽，买卖也非常兴旺，直到1987年4月阿科斯塔被墨西哥联邦警察击毙。阿玛多由于那天没有出现而幸免于难。（有传闻说，实际上是阿玛多付钱让警方击毙阿科斯塔，以便自己能够得到奥金纳加的市场。）在此之后，他好像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也许他跑到哥伦比亚去挑选一些新面孔来墨西哥贩毒，也许他躲在家里。不管是哪种情况，他一直保持低调。1993年，当他可以安全露面时，他离开自己的藏身之所，开始杀害毒贩子。据一份资料估计，他每个月都要让38个人“消失”。

没过多久，他又一次控制了墨西哥可卡因的大局。阿玛多与哥伦比亚人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特别是与卡利集团的名义领袖米盖尔·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关系尤其紧密。因为这是一个值得去交往的人。阿玛多开始将卡利集团的可卡因租借给边境各处的其他组织。在他的新运营中心胡阿雷斯城，他经营着国际性可卡因出口业务。经营手法如下。

这些与阿玛多相关的数字令绝大多数人大吃一惊：他经墨西哥转运到哥伦比亚的可卡因数量；他通过边境业务获得的飞机数量；这些飞机的大小和运货量；他现在或者是以前杀人的数量；他缴纳的保护费数量。美国分析家认定他一年要从盈利预算中拿出5亿~8亿美元，这些钱都流入了政府内部保护他的那些人手中。用改装的老式波音727飞机或者法式克拉维尔式飞机，他一次可以运输8吨可卡因，他和手下共计谋杀400余人。

阿玛多是个聪明人。麦德林集团的种种丑行以及哥伦比亚对付他们的手法，再加上轰动一时的帕布罗·阿科斯塔之死，令他认识到暴露在公众眼中并非什么好事。他非常注意隐姓埋名，1994年发生于墨西哥城饭店的暗杀活动就因此失败，因为枪手搞不清桌边的哪个人才是他们行刺的目标。为了保险起见，众枪手拿着机关枪向每个人开火，结果把阿玛多所有的保镖都干掉了。但阿玛多根本没坐在桌旁，他看到杀手走进来，就藏到了桌子底下。在对这些人实施了必要的报复后，胡阿雷斯城的买卖又恢复如常了。

曾经见过阿玛多·卡里约·弗安特斯的另一位是美国药品管理局前特工艾伦·格拉汉姆，他在电话中向我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墨西哥的毒品活动方式。虽然格拉汉姆听说过墨西哥腐败的各种故事，但卡里约在贩毒过程中颠覆政府的各种手段还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哥伦比亚人（每次）会送3~12架飞机的货。在监狱里我听一个哥伦比亚人说，他们曾经一次送过17架飞机的货。根据飞机大小不同，每架飞机上面可装500~700公斤的货……他们会安排。他们使用无线电指挥，飞机和在一般机场降落没什么区别，先在空中盘旋，然后一架架进入、降落、卸货，重新加油后再指挥它们起飞。他们把这里打理得就像是一条简易的送货跑道一样。

卡里约之所以能一口气送去这么多飞机，原因就在于他花钱买通了墨西哥防空系统中的一个窗口，如果他需要一个小时时间，他就会花100万美元买下这一个小时，然后他就可以在这一个小时内心满意足地运入尽可能多的可卡因。这种想法使得卡里约率先使用波音727来运送可卡因。窗口毕竟是窗口：为什么不用能搞到的最大的飞机来运呢？他的这种做法为他赢得了“天空之王”的绰号。到了1997年，据估计阿玛多已经把墨西哥的毒品生意扩大到了年均300亿美元的规模。据说，仅仅向政府行贿一项，一年的开支就达5亿美元之多。他本人每星期运毒价值2亿美元，每年在这一地区的净利润达100亿美元。由于他从事的贩毒活动，美国的可卡因70%来自墨西哥（现在已降至60%）。据估计，如果墨西哥毒品业垮台，对整个国家的经济都会产生影响。

有时美国药品管理局会收到这方面活动的情报，他们会跟踪这些飞机，并且消灭其中的一两架，但他们的行动很可能因为某些原因而神秘地搁浅：也许他们的飞机突然需要维修，或者天气条件不合适。而其他情况下墨西哥警方会非常明确地表示不欢迎他们。艾伦·格拉汉姆回忆那段不愉快的经历时说道：

他们不允许我们到现场，因为《曼斯菲尔德协议》规定我们不能在他国参与警察活动。而这就是墨西哥人隐藏的秘密。实际上，他们不让我们到现场是因为那里正在进行谈判，以便确定警察是该抓人缉毒还是拿上几百万美元的回扣放走毒品。如果警察拿了钱，他们就会告诉我们说：“你们给的消息不准确，没有飞机在那里降落。”但线人会把实情和我们说得一清二楚：两架飞机降落后，有一辆黑色轿车开过来，车里走出来一位男士，给警官们满满一袋子钱，他们把其中的一部分分掉，然后就放行。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墨西哥的军队和联邦警察不仅故意对于贩毒视而不见，而且会接受毒犯的雇佣，亲自监督可卡因的运送过程。有证据表明，沙漠飞机场那些用来为飞机加油的卡车属于墨西哥空军，而墨西哥军方保护和运送毒品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其中的某些事例令一些曾目睹此情此景的人至今深恶痛绝。有这样一件事。1991年，一架美国预警飞机追踪一架运毒飞机来到了墨西哥东部一个沙漠地带，然后指挥一架载有墨西哥缉毒特工的轻型飞机来到这里。接下来预警飞机拍摄到了以下场面：墨西哥缉毒特工降落后，有人向他们开枪，而开枪的人就是墨西哥军队，他们受命保护毒品。预警飞机的飞行员从3.5万英尺的高空拍到7名墨西哥缉毒特工被自己的军队开枪打死。美国药品管理局行动组前任领导约翰·科尔曼富有哲理地对我说道：

那些情况就录在录像带上，我认为地点是在恰帕斯。对于很多真正了解墨西哥的人来说，没什么可吃惊的，因为墨西哥具有两面性：一面是友善的旅游国家，人们愿意到那里观光、享乐；但另一面，这个国家犯罪横行，腐败滋生。不幸的是，我认为墨西哥的这两面之间最终是不可调和的，而现在腐败的一面占了上风。

我脑子里胡乱想着墨西哥的腐败问题——拼命地让自己保持清醒——并把车开往埃尔帕索和胡阿雷斯城方向，这里就是阿玛多·卡里约·弗安特斯的老窝。一路上，我心不在焉地记录着飞快经过的城镇名称：瞄准镜镇、墓碑镇、真相与结果镇，这的确是个牛仔乡村。刚过拉斯克鲁塞斯不久，道路突然间一下向右拐去，10号州际公路一下子变成了亮红色，路边的提示牌渐渐映入眼帘，上面写着：欢迎来到得克萨斯，请小心驾驶。

墨西哥最危险的地方是缺乏规划、乱七八糟的大都市。埃尔帕索（即关卡之意，这个地方历来是穿越边境的地方）位于美国的另一边非常整洁，城市规划合理，管理得井井有条。有70万人住在这里。而过了格兰德河以后，胡阿雷斯城就明显呈现出第三世界的样子，此处的居民有150万~200万。城市的上方是沙山，沙山上竖着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写着“只有《圣经》才是真理，好好阅读吧”。在墨西哥，宗教与贫困共存。当然，还有可卡因与暴力。自从阿玛多·卡里约·弗安特斯来到胡阿雷斯城，麻烦就开始了，这里充斥着杀戮、酷刑和死亡。他加大了这个城市毒品的销售量，所以他的财富越来越多，而他想要杀的人也越来越多。

在埃尔帕索我遇到了另一名海关特工罗杰·梅尔。梅尔带我到埃尔帕索郊外转了一圈，我们看到了“基督王山”。我从几英里之外就看到了明显的问题。虽然整个城市的中心有牢固的栅栏，到了夜晚有泛光灯照明，但到了郊区边缘就什么都没有了。标志着边界线的栅栏顺山蜿蜒而上，然后就消失不见了。我们继续开车来到埃尔帕索郊区的一个小镇，小镇名叫阿纳普拉，紧靠着墨西哥边境线。在这里，边境的标志仅仅是一串古老的金属方尖碑，大约有一米高，还有一片铁网栅栏，就是那种网球场外面的栅栏。栅栏的另一边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小镇，房子都是用旧包装箱和破叉车建成的。阻止这里的居民进入美国的唯一障碍就是那片铁网栅栏。那栅栏连我都能跳过去。如果有人搬个梯子靠在栅栏上，然后从那面跳过来，你们拿什么阻止他？我问梅尔。他反过来问我一个问题，“如果从美国那边有人开车过来，然后两个墨西哥人把一袋可卡因从栅栏上面扔过去，你们又该怎么阻止呢？”至少在我看来，没办法阻止。整个过程在几秒钟内就可以完成。“看出问题来了吧？”我看出来了。

我们从阿纳普拉继续驶向过境处。尽管墨西哥从加利福尼亚圣西德罗过境处进入美国的人比这里多，但从埃尔帕索步行过境的人更多。一座大桥横跨格兰德河，承载着私人汽车和步行者过境。所有人都被当成嫌疑犯，在边检处他们向我展示了各种搜查汽车的技巧。缉毒器是一种手持工具，可以用测量不同的密度，顺着汽车的面板扫一遍，就可以发现一些本来是空的地方实际上填有东西；把光纤电缆伸到油箱里寻找包裹；警犬也不时走来走去。同时，特工们还用镜子查看汽车的下面，对于所有可疑之处都用改装过的高尔夫球杆敲一敲，这些高尔夫球杆都装了铜头（因为与钢相比，铜不容易产生火花，避免引起爆炸）。与此同时，另一些特工观察桥上的情况，以便发现望风的人。望风的人喜欢在边境处闲逛，以便搞清哪个入口通关速度最快，哪个入口最慢，哪里看上去检查得最不认真，然后指挥他们的车辆排到那里去。之前，他们会站在美国那边银行的收费电话旁边，假装打电话，只有在时机合适的时候才发出信号（例如，缉毒犬进到里面休息时）。为解决这个问题，海关把收费电话挪到了拐角处，这样打电话的人就看不到桥上的情况了。但此时移动电话已经问世了。“他们现在可能正盯着我们呢！”一个特工说道。

在边境检查站里面，他们让我看了逮捕室里的情况。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角落处放着一块黑板，黑板上写的字还没被擦掉，上面记着上次缉毒的总数：822磅（约合370公斤）大麻，这是昨天下午查到的。今天他们查到了多少呢？我问道。还没有。“还没到中午呢！”有人说道。在一个不锈钢碗柜里装着一大堆盒子，盒子里面装满了缉毒用的化学试剂。我认为特工检查可卡因都是用嘴尝的，就像电影里一样。“哦，不是，”一个特工有气无力地说，“我们不那么干。”试管里装的试剂是硫氰酸铜，都已经事先量好。使用起来并不麻烦：把没收来的粉末放进去，堵上试管塞，然后摇动。和测试怀孕一样，只要里面变了颜色，某个人就得认真地做一番解释了。

汽车一旦被海关扣留，司机有两种选择：他可以老老实实束手就擒，也可以逃跑。墨西哥近在咫尺，就在50米之外，所以后面一种情况常常出现。这几乎总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因为不但海关的警官会向逃犯开枪，而且他们逃回去之后还会遭到处罚。逃犯在埃尔帕索一旦被抓，他们的尸体总是会从格兰德斯河中漂过来。绝大多数人都是双手被包装绳捆住，脑后中枪身亡。当然，这是对于阿玛多·卡里约·弗安特斯政策的重现：宁可错杀6个无辜之人，也不能让一个有罪之人漏网。胡阿雷斯城是个充满背叛的地方，最近的几件事尤其如此。

1997年，开始有传言说阿玛多·卡里约·弗安特斯即将隐退。他在拉美地区开始全面收山，关闭银行账户，在智利购买房地产。传言他要永远退出江湖，种种退隐的迹象已表露无遗。1997年7月3日，阿玛多·卡里约·弗安特斯进行了一系列全面的外科整容手术，来改变自己的容貌，但由于大量吸食可卡因，他的心脏功能非常弱，承受不了麻药，最后死在了手术台上。后来的情况变得非常怪异。三名为他实施治疗的医生全都被杀，他们的尸体被塞进容量为210升的大桶，里面还浇上了混凝土。在此之后，真正的暴力活动拉开了帷幕。在埃尔帕索海关总部，海关监督警探米奇·梅里安姆向我讲述了这一过程。

阿玛多死于1997年，然后就天下大乱了……这一地区的毒品头子为了争夺市场进行了一场战斗，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之为战争。还有其他组织也想接管这一地区。战斗场面极为残忍。1998年之前，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之内，总会有人在饭店内被枪杀。走在路上，也会有人被拦截杀害。汽车会遭到机关枪的扫射。手段极为残忍。各个组织上演了一场真正的战斗。人们真的很害怕进入墨西哥境内，他们害怕进入一家高档餐厅吃饭的时机不对。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胡阿雷斯城的饭店中有60%已经关张，这没有什么好吃惊的：人们害怕在饭店吃饭时会被机关枪打死。1999年，胡阿雷斯城外发现了巨大的墓地一事登上了世界各大报纸头条。据报道，胡阿雷斯城外一处牧场发现了多具尸体，600名警察和65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因此对其进行挖掘。根据胡阿雷斯城的失踪人数，他们认为此次挖掘会发现100具尸体。实际上，虽然卡里约杀的人比这个数字还多，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只有不到10具尸体。当然，还会有更多的尸体存在于某处未被发现，它们只不过是没在这个大墓地中而已。如今，据墨西哥政府说，谋杀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减少了。直到卡里约组织在阿玛多的弟弟文森特的领导下最终重新团结在一起，暴力活动才最终停止。此后，毒品交易又一如往常了。

阿玛多的死亡就是这种情况，但这一事件很快引起了争议。据说他还活着，在智利或者墨西哥城过着国王般的生活。三名整容医生之死并不是他对于医学的报复，而是因为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的相貌。那么尸体又该如何解释？美国药品管理局相关人员获得批准看到了阿玛多的尸体，并且证实那个人就是他，但仍然存在问题。如果连那四张嫌疑犯的照片中哪张是他都无法证实，谁又能说那具尸体就一定是卡里约的呢？况且尸体本身就是面目全非的，因为他死在全面整容手术过程中，因此很难验明正身。

历来有这种传统，即使在大毒枭死后很久，仍旧会有传言说他们还活着。我一直不相信关于阿玛多依旧活着的传言，直到有几个被采访对象告诉我，说他们也心存疑窦。其中一个人就是詹姆斯·尼姆斯，他是前美国药品管理局驻墨西哥高级特工。他说他以前一直确信阿玛多已不在人世，直到有一天一个朋友的医生妻子在一个外科整容会议上偶遇一名同事：

此事发生前几个月她在库利亚坎参加一个医学会议，与会的一名医生嘲笑阿玛多·卡里约·弗安特斯的照片。在阿玛多死亡之前，这张照片一直出现在各家报纸之上。那张照片中的阿玛多留着长胡子，模样很好看。这个医生边笑边说道：“大家都说阿玛多·卡里约·弗安特斯长的就是那个样子，但我以前为他做过手术，那个人不是他！”我猜那是他边检通行证上的照片。当（阿玛多的尸体）运到墨西哥城的时候，人们就以这张照片为依据，来证明他就是阿玛多·卡里约·弗安特斯。但我想，如果这张照片是假的，那判断依据就是错的。所以整件事情有些可疑。

但医生们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了报复医生而杀了他们，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这实际上使之变得越发可疑了。为什么要杀这些医生呢？也许他们知道的太多了。也许他们知道那个人不是他，你明白吗？据传他是想要金蝉脱壳，他赚了那么多钱，想要洗手不干，然后这一切就突然发生了……

这种说法之所以有一定的说服力，是因为尼姆斯不仅是驻马扎特兰地区的美国药品管理局高级特工，而且在阿玛多死亡的那天，他被选派到墨西哥城认尸，如果连他都不能够确信阿玛多已经身亡，那还有谁能确认呢？

另一位美国药品管理局的特工也和我谈了他的疑问。艾伦·格拉汉姆告诉我，说他也听到了传言：

我调到社区工作时遇到了一位墨西哥秘密警察局的特工，他向我发誓，说我们一年前见面时，阿玛多·卡里约·弗安特斯仍然活着。若不是因为他是个秘密警察，而且发了誓，我根本不愿意相信这些话。当时有众多的传言，比如他做了整容手术了、医生误杀了他，或者医生接受他人的指令杀了他，等等。这个故事真是神秘而有趣……我不相信有人见过阿玛多的合法尸检照片……把某个人杀死，把他的脸弄烂，然后再说这是阿玛多，这件事情易如反掌。在墨西哥人命不值钱。为了保护阿玛多牺牲个别人是完全可能的……我愿意相信他已经死了，但在墨西哥什么事都是有可能的。

最终的结果是，谁都无法确定阿玛多·卡里约·弗安特斯这名墨西哥最大的毒枭是否真的已经不在人世了。谣言带有阴谋论的意味，但正如格拉汉姆所说，在墨西哥，一切皆有可能。无论阿玛多·卡里约是死是活，可卡因产业依然有增无减。这里的毒品业之所以如此成功，部分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人率先创造出的一种新技术。

出于某种至今未被完全理解的原因，80年代中后期的某个时刻，哥伦比亚人开始用毒品而非现金来支付墨西哥人的运输费用：墨西哥人每运进美国一公斤可卡因，就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可卡因。刚开始时美国药品管理局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正如美国药品管理局行动组前组长约翰·科尔曼告诉我的那样：

当哥伦比亚人开始这项计划时，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支付现金，而是按比例给墨西哥人一些毒品。如果墨西哥贩毒组织运输500公斤可卡因，哥伦比亚人可能会给他们50公斤可卡因。这样就使墨西哥人有机会建立属于自己的走私和分销渠道。我认为我们忽视了这一以货易货交易的重要意义。我们认为只要追踪哥伦比亚人，就可以最终捣毁墨西哥的贩毒机构。但现在回头看去，我认为这一战略的弱点就是我们很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这一易货交易实际上为墨西哥人提供了特权，使他们得以运作自己的贩毒集团。

由于他们在边境地区从事这种高利润活动，积攒下大批可卡因，因此墨西哥人开始在美国建立自己的分销网络，这样就进一步形成了新一批的有组织的匪帮，这又成为美国政府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墨西哥问题令美国如芒刺在背，美国的立法者茫然无措，不知该如何对付。一直以来，有人反复呼吁美国取消墨西哥“禁毒合作联邦”地位，以此种方式对其进行制裁。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做法始终没有实现。与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和秘鲁不同，墨西哥与美国共享3200公里的边境线，美国对于这个邻国的腐败问题一直提高警惕。可卡因依然在流通，而墨西哥政府也依然对其进行保护。由于一名美国药品管理局特工琪琪·卡马瑞那在瓜达拉哈拉被折磨致死，美国药品管理局打破了所有的规定，开始不遗余力地缉拿凶手。凶手是一名医生，他在盘问卡马瑞那的过程中强迫其使用安非他命以使之保持清醒，这名医生之后被绑架，并抛尸于埃尔帕索城。其他罪犯也同样在被绑架后除掉。从那以后，这一攻势起到了在拉美地区保护美国药品管理局特工的作用。贩毒集团的大老板们认识到谋杀美国人是要遭到严厉报复的。

但墨西哥联邦警察方面却不这么看。他们把在墨西哥工作的所有美国药品管理局秘密特工的姓名和住址全都公布出来，登在全国性的报纸上，以此来报复美国。他们仍旧对运毒者提供保护。艾伦·格拉汉姆回忆起一个典型案例：

有个叫克莱托·维利的人，是那种神秘人物，谁都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但我们了解他的详细情况。在一个军事基地附近我们找到了几百公斤毒品，毒源就是这个维利。他是一个非常安静、低调的人。我们最后查获了7吨毒品、5架飞机，逮捕了50个人。而墨西哥联邦法警一直告诉我们这个人根本不存在，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最后，在某个时刻我们终于证明墨西哥联邦法警一直在保护这个人。于是，我们与他们和这个人分别进行联系，并且向他们证明这个人的存在。我们刚把证据亮给法警们看，这个人就被抓了起来，到现在他大概还在监狱里。

行动虽然取得了成功，但也付出了代价。格拉汉姆从墨西哥仓皇撤出，因为有人悬赏50万美元要他的命。在墨西哥，即使行动取得了胜利，同时也意味着失败。据美国药品管理局统计，美国60%的毒品仍然由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这一数字多年以来一直保持不变，而且也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

有人声称，墨西哥毒品的首要人物实际上是政府的傀儡：一旦这些人变得难以驾驭，就会失去自己的市场，要么被杀，要么被引渡到美国——他们就变成了墨西哥子虚乌有的禁毒战役中的战利品。而同时，市场又会被交到其他人手中，毒品贸易会继续下去。没有人真正有兴趣制止贩毒活动，因为它的利润实在太高了。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联合行动成效一向有限：例如，1995年美国与墨西哥尝试情报共享，最终的结果是美方在墨西哥工作的多名绝密线人身份全部暴露。不到两个月，就有60人被谋杀。对于政府内部的定期清洗整顿也收效甚微：1996年，由于腐败问题，墨西哥司法部长开除了整个联邦警察部队的1/5部署上下，总计超过700名特工。在一些管区，整个警署腐败得无可救药，因此全部被开除，一律实行军管。但毒品贸易仍在继续，相安无事。

1997年，巴里·麦克卡夫里称赞墨西哥新任禁毒行动组组长杰泽斯·古特雷斯·里贝洛将军，说他是一个“绝对正直，无可挑剔的人”。但两个月以后，就有人揭发里贝洛至少从一名大毒贩处收受过贿赂。美国方面与其共享的关于墨西哥毒品活动的所有情报价值立刻大打折扣，这些情报交给里贝洛就和交给贩毒集团没有什么区别了。

同时，还有人揭发了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利那斯，他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创建者之一，被《经济学人》杂志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与贩毒集团有关。他的弟弟劳尔后来被逮捕，调查发现他持有瑞士银行某个神秘账号，这一账号中存有1.2亿美元。据称，萨利那斯的继任者厄尼斯托·泽蒂约也同样收受了毒贩子的贿赂。他使用受贿款项支持其总统选举，同时墨西哥与哥伦比亚贩毒集团也为其提供资金，加在一起净得超过17.5亿美元，仅卡利集团就出资达4000万美元之多。整个竞选就是靠钱买下来的，而这些钱中的大部分都来自可卡因。

第16章 玻利维亚惊魂

圣·佩德罗监狱是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这座令人恐惧的建筑就建在玻利维亚拉巴斯市的大学生广场边上。它始建于1850年，原来设计用来关押300名犯人，现在却关押了2000人。监狱内部条件很差。囚犯要花钱才能住到牢房里，否则就只能睡在厨房的地板上，甚至睡在院子里的露天地上，遭受风吹雨打。牢房不提供食物，所以囚犯们必须设法谋生。很多人办起了自己的非法买卖：监狱里面有商店、酒吧、假货交易，各种买卖应有尽有。

20世纪80年代，人们在监狱里发现了一家制造古柯膏的工厂，并且有传闻说在大墙里面的某处藏着一个设施完备的氯化氢药厂。同时，手头更宽裕的囚犯还可以向狱方行贿，到外面的城里过一夜。监狱允许女人进入，囚犯们也可以让家属进来探视甚至同住。监狱当中的毒品和腐败尽人皆知，最近，竟然演化出一种奇异的生意，看守们会安排导游，让背包旅游的人参观监狱。这一旅游的最大卖点就是可卡因，在这里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因为圣·佩德罗是玻利维亚唯一一个不受警察干涉的地方，对这一点人们有充足的把握。

所以，当我走进这座监狱的侧门，把背包交给看守检查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有点打战。一个面无表情的看守把包里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每拿出一件，就摇摇头，低声说着：“违禁品。”到检查的最后，包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放在了桌面上。除了背包本身，好像里面的每一件东西都成了违禁品。然后他又想到一件事情。他把包倒过来，认真检查包的里面。“违禁品。”他最后说道，然后把包放在那一堆东西的上面。我把东西都放回包里，然后和护照一起交给另一名看守保管（临走时，我要花钱才能把它们拿回来）。看守询问我要探视谁。“马可·多明戈斯，”我说道，“他是我的一个朋友。”有一个看守抬头看看我，眉毛一扬，在监狱的记录本上草草写上“多明戈斯”，然后说：“好的。”有人在我前臂上盖了一个章，一个看守在我手腕上用圆珠笔签上他们的名字。我们眼前有一扇把看守和囚犯分隔开来的门，他向着那个看门的同事点点头，这道门就弹开了，我进到了监狱里面。

在这些地方，马可·多明戈斯有点传奇人物的味道。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时候，他算得上是玻利维亚可卡因交易中的大玩家，也许是唯一的大玩家。最后他被逮捕，并被送到了这里，他住到了一间宽大的单人牢房里，而且马上让人安上了电话，所以在他入狱的一段时间内，他的生意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由于他卖的是可卡因，这部电话就被称为“毒品电话”，在美国药品管理局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才最终被取缔掉。马可毫无疑问是个大玩家，但他会不会告诉我什么？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也许他讨厌记者，或者讨厌说英语的人。我不知道。

与我想象的不同，圣·佩德罗内里根本不肮脏，也不是人满为患，露天的院子里非常宽阔，地面平整，还有半个篮球场地。有几个穿着体面的孩子跑来跑去，一边踢球一边大叫，而家长们坐在场边座位上望着他们，或者坐在可口可乐摊子边上，一边喝咖啡一边闲聊。这里实际上比外面的大街上还要好很多。啊，我的导游这样解释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正位于监狱里的高级区，在这里的人享受星级服务，因为他们付得起钱。大人物们都住在这里。我们在院子里转了几分钟，等着有人来询问我们的来意，但似乎没有人注意我们。然后，我们随意问一个过路人他是否知道我们在哪里有可能遇到多明戈斯。他用手指着一个穿着整齐的中年男子，那个人穿着时髦的绿色衬衫和休闲裤，正在看别人打篮球。“马可，有个外国人要见你。”马可抬头看着我。

突然间，他脸上出现了愉快的笑容，他站起身来，一蹦一跳地穿过篮球场，来到我们的身边。“你好，”他一边和我握手一边说道，“我就是马可。”，他把我们带到一间娱乐室里，那是一间带拱顶的房子，四壁粉刷洁白，屋里有一套立体声音响，还有一张台球桌。我们坐下来。我向他解释说我想知道他从事毒品业的历史，也就是八九十年代的情况，想听听他的故事。“没问题。”他说。他愿意告诉我那些故事，但前提是他必须知道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是基督徒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连珠炮似的说出了一段让我吃惊的话：

我刚刚被任命为牧师，我们在我的老囚室里为其他囚犯修了一个小教堂，一间祈祷屋；我们在那里做礼拜，并且一起娱乐，我们还有吉他呢。囚犯来到这里，皈依基督教，他们离开这里，走出监狱，学会了祈祷。我到这里来的时候向上帝乞求自己的灵魂，我没念过什么书，直到我了解耶稣基督之前，我并不知道自己不是个正经人。而现在我知道我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我现在只想祈祷。

我本来是想和他谈一些如何贩卖毒品的事情，而他却谈起了另一件事情。他现在想谈的只有上帝之爱和上帝之路，以及为什么只有祈祷才能拯救世界之类的话。我承认这些话非常有趣，但这不是我原本到玻利维亚来想听的事情。我费了一番力气才把他又哄回到毒品这一话题之上，于是他才开始给我讲了几个故事：

我过去是一位职业足球运动员。我是个前锋，身披7号或者9号球衣，效力于瓜维达德队。我在那里从事球员购买工作，后来我成了俱乐部的副主席。但不管怎样，在那里的时候我没有钱，于是他们解雇了我。所以我不得不做了一段出租汽车司机，但当时我的妻子已经怀孕了，我真的很缺钱。我就这么干上了毒品生意。

1980年，有一个朋友找到马可，告诉他卖可卡因膏可以赚很多钱，于是马可开始生产这种东西。他在丛林里把古柯叶捣碎，再在自己的出租车里出售古柯膏，不到一年时间他就买了一辆丰田车，是那种最好的丰田车，价值两万美元。时间不长，他就与哥伦比亚人有了接触。

刚开始时我并没有和哥伦比亚人打交道。我每次生产的数量很小，只不过50公斤左右。但买卖越做越大，我开始一边做，一边卖，就和他们有了接触。我过去和墨西哥人（罗德里格斯·卡恰）做买卖，并与帕布罗·埃斯科巴一起工作。有一次，我到离波哥大不远的帕乔，和那个墨西哥人在一起。他是个很简单的人，没有什么暴力倾向，就是很简单。

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如果哪个人把罗德里格斯·卡恰说成“没什么暴力倾向”，那他要么不是很了解卡恰，要么是在说谎。我没有深究这一点。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我问道。

1986~1988年，那是我真正开始赚大钱的时候，我是玻利维亚做得最大的人。今天我还活着真的很走运。我现在很高兴我还活着。为此我感谢上帝。我过去吸毒。我有两架直升机，而有多少架飞机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拥有玻利维亚最好的车和最美的女人。我曾说我生活过，但根本没有真正的生活。

这时候他又偏离了话题：“你真是个基督徒吗？你研究过吗？你读过《圣经》吗？”

我没有把握这个时候应该说什么，但很明显“没有”这个答案一定是不合适的。我说我最近没有读过《圣经》，但我在业余时间研究过一点神学。马可的眼睛瞪得像茶盘一样大，说道：“神学！我们一定要一起祈祷！”

他抓住我的手，我们一起来到监狱的小教堂，这个小教堂原来是他的囚室，屋里有一排排的联排椅子，配有一架电子风琴，两把木吉他，墙上挂着许多画，那些画代表着上帝之爱和整个世界，但还没等我有机会凑上去看清楚，马可已经把我按跪在地上，把手放在我的头顶，让我和他一起重复：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们都以你的名为圣。

祈祷完毕，马可告诉我他非常忙，我现在应该走了，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愿意，都可以回来和他一同祈祷。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他把他母亲在圣克鲁斯的电话给了我），握了好几次手，还拥抱了很多次，然后我就离开了。说句实话，我觉得很奇怪，但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玻利维亚的故事也同样奇怪。

1980年，玻利维亚发生了一次可卡因政变，此后，美国撤出了这个国家，并切断了所有的经济援助。玻利维亚的毒品之王罗伯托·苏亚雷斯这一时期从这一地区获得的收入是近6亿美元，他自掏腰包弥补国家的亏空，缓解了美国这一行动对于本国的打击。玻利维亚放弃了一项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赞助的用以偿还国际债务的项目，整个国家经济由此一落千丈。而加西亚·梅萨政权忙着填满自己的口袋，没有人真正在意这一点。

但玻利维亚新建的“平民国家”地位非常不稳定。内政部长路易斯·戈麦斯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为“可卡因部长”，他在80年代后期飞赴美国道歉，向任何一个愿意聆听他说话的人宣布，他将亲自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玻利维亚存在的毒品走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回国以后，他开始逮捕那些拒不向他足额纳贡的古柯种植者和古柯膏生产者。当然，他在政府的朋友们，包括所有玻利维亚可卡因活动中的大玩家，全都安然无恙。剩下的人都被关进监狱，然后玻利维亚迅速宣布取得了毒品斗争的胜利。这种战术不仅令美国难以置信，而且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由于很多小古柯生产商被抓起来，古柯膏出现了短缺，而恰恰此时哥伦比亚人的进货需求较大。

苏亚雷斯告诉戈麦斯停止四处作乱，不要再管可卡因交易的事情了。戈麦斯也同意对此事视而不见，但他一次性索酬5000万美元。他所敲诈的人正是那些帮他掌权的人，这种做法结果成了一个致命的错误：1981年，苏亚雷斯授意开除了戈麦斯。然后所有人都被开除掉了。当然，苏亚雷斯除外。

到了4月，整个国家全都看够了加西亚·梅萨、克劳斯·巴比和戈麦斯的丑行。军队方面由于对政府的人权记录不满，并充分感受到了公众的情绪，开始强行解雇这些“死神的党羽们”。这些党羽们心里明白，自动下台总比让人推下去好，于是携带着大把的现金和可卡因逃到了阿根廷，但他们刚到不久就因拥有非法财产被逮捕并投入监狱，他们的结局真是罪有应得。

失去了自己的党羽，克劳斯·巴比被迫退休。他搬到了拉巴斯，整日坐在拉巴斯街头的咖啡馆，在回忆和看风景中度过余生。这家咖啡馆离美国大使馆只有几个街区远。1981年，终于东窗事发，一本美国杂志在全世界独家披露了他的姓名、真实身份和住址。他被逮捕，两年后被引渡回国。1987年，巴比被宣判犯有反人类罪，被判处终身监禁，1991年因癌症死于狱中。

而政府其他成员的日子也不怎么好过。1981年8月，一场悄无声息的政变将加西亚·梅萨赶下了台。苏亚雷斯是这场政变的幕后主使之一。但不知怎么，情况并未像他计划的那样发展。加西亚·梅萨本人最后因为其政府残暴的人权政策受到了审判。在接受问讯的过程中，他故意说很多事情记不清了，显而易见，由于他的很多朋友身居高位，他不会受到严厉的判决。结果也是如此。但到了1988年，当他被指控将切·格瓦拉的日记卖给索斯比拍卖行以牟取私利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他藏匿起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再次出现，然被逮捕，后被宣判入狱30年。目前，他被关押在康乔科洛最高安全等级监狱的单人牢房中，此地位于拉巴斯以北，只需一小时的车程。

内政部长路易斯·戈麦斯也未得善终。在加西亚·梅萨被赶下台之后，他逃到了阿根廷，在那里卷入了“杀人小队”事件。1989年12月，他在回玻利维亚时被捕，然后被送往迈阿密受审。他的律师将其描述为一个爱家的体面男人，为了证实这一点，连他年迈的母亲都被安排出庭。要不是他一再在法庭上大发雷霆，“爱家男人”这个故事的漏洞也许会少一些。有一次，他对着自己的律师高声尖叫，让他闭嘴。结果他也被判入狱30年。

罗伯托·苏亚雷斯继续干着他的毒品买卖。由于新政权对于权力掌握得并不牢固，没有人敢惹他。他以前就推翻过政权，他也可以再来一次。在迈阿密，他因为贩送毒品缺席判决，据说他听到这一消息时大笑不止。尽管他对此不屑一顾，但他还是遇到了问题。1984年哥伦比亚人单方面决定将购买古柯膏的价格降低25%。苏亚雷斯根本不吃这一套，他拒绝出售。要不是他的一个亲戚已然同意按这个价格出售古柯膏，他这种虚张声势的做法几乎可以获得成功。苏亚雷斯最终被他的亲侄子何塞·罗卡·苏亚雷斯从可卡因交易当中排挤了出去。小苏亚雷斯一头金发，由此获得一个外号，“茅草屋顶”。老苏亚雷斯一直努力想要重新掌握玻利维亚市场，但运气不佳。亲戚们全都被捕，货物也被截获。他损失惨重。在埃尔南·西拉斯·祖阿佐（苏亚雷斯曾在80年代阻止其上台执政）领导下的新政权禁止毒品活动，并开始紧紧跟踪他的活动。当然，苏亚雷斯也不是处处受挫：他虽然势力遭到到削弱，但还远远没到失败的地步。以后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全国经济也实实在在地遇到了大麻烦。仅1981年一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就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则上涨了一倍，而且这一数字还在攀升。等到伦敦金属交易市场崩盘，顺便击垮玻利维亚锡矿市场之际，通货膨胀率已经逐步攀升至11750%。燃料市场也一路滑坡。整个国家处于危机之中。到了1983年6月，苏亚雷斯决定给予政府援助。在他看来，政府需要资金，而他能提供资金。同时，他需要受到保护，而政府能够保护他。在与西拉斯总统的禁毒事务助理拉法埃尔·奥塔佐（苏亚雷斯乘飞机来到奥塔佐位于贝尼的一座农庄）会面时，苏亚雷斯不太情愿地提出用20亿美元来换取免于政府起诉，这笔钱中包括给他本人的5亿美元。当这一提议被拒绝以后，苏亚雷斯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吹嘘说自己的私人军队可以与政府军队一较高下。据他自己说，他拥有一支由利比亚人训练的陆军、几架“鹞式”垂直起降飞机和一支巴西战斗机编队。借助这些力量，他完全有可能推翻西拉斯政府，把自己推上总统宝座。这种事情虽然没有真的发生，但不管怎样，事实证明在搞垮政府这方面他进行了一番努力。1984年8月，苏亚雷斯与奥塔佐会晤一事一经泄露，就招致公众的一片抗议之声，而且弹劾总统的程序也就此启动。为了平息众怒，西拉斯开除了奥塔佐，声明自己没有授权其采取行动。谁都不会相信他的话，在奥塔佐向国会极为详尽地讲述整个事件过程之后，情况更是如此。美国新闻界把这一事件称为“玻利维亚的水门事件”，西拉斯最后被迫辞职。

新总统巴斯·埃斯滕索罗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关闭一些资金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在世界银行一项名为“结构调整”计划的指导下，整个国家2.8万名矿工中有2.2万名失业。这种做法使可卡因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因为很多矿工都收拾好行李去种古柯了。依照传统，玻利维亚的两大古柯叶产区云加斯和查帕尔为不同的市场提供古柯叶：云加斯古柯叶较小，咀嚼起来口感很好；而查帕尔古柯叶较大，生物碱较多，根本不能口嚼，但非常适合加工成古柯膏。失业的矿工都奔向了查帕尔，因为那里的古柯价格最高。这样一来，玻利维亚的经济就完全被贩卖可卡因的人控制了，因为毕竟古柯膏业是唯一一个能够真正提供就业机会的产业。

1984~1989年，查帕尔的人口翻了一番。1982年，美国卫星对玻利维亚古柯种植情况拍摄的照片显示，他们年生产古柯叶的能力达9万吨。古柯价格也一再飞涨。到1986年时，古柯膏卖到了历史最高价位：哥伦比亚人有着无尽的需求。到了80年代中期，对于古柯叶的需求如此之大，连云加斯的古柯都被人大宗买去，以便加工成可卡因。在玻利维亚也许连用于口嚼的古柯叶都没有了，但人们至少可以养活自己了。到了1987年，古柯的年产值达到近15亿美元，占玻利维亚国民生产总值的1/4。据《经济学人》杂志估计，每3个具有购买力的玻利维亚人中，就有一个人的收入是从古柯中获得的。玻利维亚政府最终决定，如果要想彻底清除古柯，美国政府就要负责弥补财政方面的不足。一组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奉命前来确定玻利维亚可卡因贸易的真正价值，然后交给美国政府一张全面清除这一产业的费用清单。所需资金数目达到了35亿美元，美方对此事也就不那么热衷了。

古柯种植深深扎根于这个国家，根本无法禁止。政府采用一些管制措施就会招致古柯者的反抗，而与此同时，农民们不妥协也就意味着警察要与种古柯的人针锋相对。这样就产生了冲突。1982年10月，云加斯一名古柯种植者的妻子和女儿被警察绑架并强奸，导致当地爆发冲突。当地人自行武装起来，游行到警署门前，将警署大楼夷为平地，并将警察阉割并处决。其后5年间，警察再也没有回到这一地区。没有人愿意招惹这样一群愤怒的人。除此之外，古柯贸易产生巨大的利润，贩毒者以此付给执法特工大量金钱，让他们远离此地。如果他们真想打上一仗，不妨试试运气，可警察们的武器装备非常落后，和贩毒者根本不能比。尽管玻利维亚对于毒品控制活动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但也只能保证情况不恶化。与此同时，美国又重新与当地军事组织进行联系，以便就一些事情得出结论：禁止人们种植古柯有多困难？这个国家到底控制在谁的手里？

玻利维亚政府在禁毒领域成绩寥寥，这一情况一旦明确，美方马上开始行动。1986年7月，美国药品管理局携6架黑鹰直升机及200名人员大规模进驻玻利维亚，以便打击贝尼地区的贩毒活动。这就是“鼓风炉行动”。美方捣毁了一批秘密药厂，但并没有抓获重要毒犯：早在几个星期以前，他们就听说了这次“秘密”行动。美国军方很快就发现，在一些地区，当地人根本不想禁毒，如果不对当地人施以重击，就很难禁毒。在一次行动中，一组“鼓风炉行动”的特工人员遇到了一群猖狂的暴民，他们手持木棒和弯刀，高喊“宰了美国佬”，特工人员不得不匆忙撤退。对于这种问题使用暴力是肯定不行的。不到4个月的时间，大部分“鼓风炉行动”的设备就全都送回国内了。美国药品管理局行动小组副组长戴维·威斯特雷特1988年向国会汇报时说：“我们到了最后才终于明白，我们没办法重新来过了……以后，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在这种执法环境，特别是在拉美国家部署美国军队。”

美国认识到古柯生产问题不可能通过武力来解决，于是又试验了另一种策略：也许可以强迫这些农民除掉这些作物。很明显，除非给这些农民一些可供谋生的选择，否则他们不会停止种植古柯。美方尽了很大的努力，发现了一个办法。以一项由国家基金资助的发展计划做掩护，美国建立了一项清除古柯作物的援助计划。这项计划被称为“云加斯农业计划”。如果玻利维亚农民同意种植古柯以外的作物，并且签署协议，作为回报，他们可以得到一些新设备，例如管件或者电力配线等。玻利维亚人对此产生了兴趣，可除了古柯还能种什么呢？联合国的答案是种咖啡，这种作物在国际市场上卖价很高，而且在玻利维亚长势很好。咖啡售价低于古柯，为了补偿这一点，联合国为玻利维亚人提供了一种高产量的新品种咖啡。当地人同意试种。但不幸的是，虽然他们得到的这种咖啡的确比一般玻利维亚咖啡产量高，但需要大量的化肥，可谁也买不起这么多的化肥。接下来，国际咖啡市场又垮了下来，这些接受补偿者种的咖啡连种植成本都收不回来。咖啡全都烂在了地里：根本不值得去收。

雪上加霜的是，人们后来发现联合国提供的咖啡豆里有一种害虫，专门吸食咖啡豆中的汁液。不仅新品种咖啡被毁，害虫也扩展到了在本地生长多年的品种，大批咖啡被毁。如果此事发生在其他地区，也许还可以喷施杀虫剂，但安第斯山区的种植园面积都很小，而且坐落于群山之中，人们真的无计可施。最后所有人一致认为用咖啡来代替古柯根本不奏效。同时，参与试验计划的农民请求政府免去他们的债务。有些人拿到了赔偿，而大部分人一无所获。于是所有人又全都改种他们知道一定会有回报的作物：古柯。

其他种植形式的作物替代计划也同样不成功。例如柑橘之类的大众水果在玻利维亚市场售价极低，根本不可能产生像古柯那样高的收入。而利润更高的水果，如澳大利亚坚果和西番莲难以运输，而且需要很多年的照料才能收获。此外，收获以后，玻利维亚缺乏出口这些货物的基础设施。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联合国开始在古柯种植区修筑新路，以方便他们将即将种植的水果运输出去。如同作物替代计划一样，这个主意虽好，却也注定要失败。新修的道路使得古柯贸易更加猖獗，因为古柯膏商人只需要把飞机停在新路上即可，而不必再自行修建简易跑道。所以筑路计划也迅速中止。

事实上，一公顷古柯叶要卖到2600美元，利润比柑橘和鳄梨之类每公顷只卖650美元的作物高得多。1986年，一个古柯叶商人一天平均赚得40美元，比一个学校老师赚的多很多——学校老师一个月只赚23美元。与此同时，少数几种成功的替代作物品种也因为受到来自其他不同组织的压力而中止。在替代作物计划的影响下，玻利维亚每年出口5万吨大豆，消息一经传出，美国农业游说团大为恼火。他们说，自己的政府把自己人排挤破产了。有人指出，实际上玻利维亚根本不可能对美国构成那么大的威胁，因为美国当时每年出口1700万吨大豆。到了1990年，云加斯农业计划最终被迫终止。

1988年4月，罗伯托·苏亚雷斯又亮出一件法宝，他发行了一盘录像带，拍的是他与一批玻利维亚高官亲密交谈的情况。录像带显示这些绅士们与他接触是为了要他为前任总统乌戈·班赛尔再次竞选总统捐款。这一丑闻被称为“录像带门”事件，它轰动一时，最终使得班赛尔总统的竞选活动中断。但为了对发行这盘录像带做行为进行报复，政府最终下决心追捕这名海洛因头号毒犯。1988年7月20日，政府终于抓到了苏亚雷斯，抓捕人员在他的农庄里没经过搏斗就逮捕了他。据称，他实际上是向政府自首的，他和政府做了一笔交易：如果不再继续发行这种令人尴尬的录像带，他就能得到宽大处理。他本人同意这种说法。“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来，”他说道，“我当时准备好了东西，穿好了衣服，正在抽雪茄。”

来到圣·佩德罗时，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宣布说自己不是那个叫罗伯托·苏亚雷斯的毒贩，而是一个同名同姓的正直商人，一个无情的反对可卡因的斗士，对他的所有指控都是子虚乌有，他是清白无辜的。他接着宣称，除非由教皇监督的大陪审团裁决，否则他不会接受审判。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判入狱12年。

1991年，克莱尔·哈格里维斯在监狱里采访他的时候，发现他和妻子、孩子以及女朋友住在一间宽大的单人牢房里，那间牢房被称为“圣·佩德罗旅馆”，在那里他看着电视，喝着百事可乐。他一直在询问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情况（很明显，他是她的崇拜者），然后他突然让哈格里维斯离开，因为有一名政府官员要与他进行一次私人会面。在我到达玻利维亚的时候，本来希望能够对他进行采访，但这已经不可能了：罗伯托·苏亚雷斯，玻利维亚的可卡因元老于2000年7月20日死于心脏病。

当然，苏亚雷斯并不是唯一的大毒贩。圣·阿纳镇上住着30多位大毒枭，这个地方可以被称为“玻利维亚的麦德林市”。和苏亚雷斯一样，大毒贩们一个比一个慷慨大方。圣·阿纳镇的文化宫就是毒贩们送给小镇的礼物，完全是用卖可卡因的钱盖成的。街上的路灯也归功于可卡因。截至1985年，据估计玻利维亚的外汇有一半来自可卡因，所以有大量的钱可以花。苏亚雷斯也不是唯一一个花钱在政府铺路的人，每个人都在这样做。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玻利维亚政府与可卡因贸易沆瀣一气，其真实的程度到现在才显现出来。但种种零零碎碎的证据表明，这种腐败一直蔓延到政府最高层。当马可·多明戈斯被捕后，人们才得知他一直在与执政党进行交易，从1987年起就为其总统选举捐资。有的时候他会亲自到维鲁维鲁机场去迎接总统哈米·巴斯·萨莫拉，将他带到同事伊萨克·查维里阿的家里，在那里他们通宵达旦地谈论政治问题。

我在玻利维亚监狱中采访过的另一个毒贩告诉我说，他曾买通玻利维亚前副总统，名叫努弗罗·查维斯·奥尔蒂斯。查维斯为这名毒贩提供安全保护作为回报。两个人关系非常紧密，查维斯甚至允许他使用自己在圣克鲁斯的房产外加汽车和保镖。那辆车带有外交牌照，可以免受警察的搜查，所以这名毒贩经常用这辆车在全国各地运送可卡因。

另外毒贩们还花钱买通各个执法机构，以保证不会出现令人不快的查扣情况。在两次祈祷之间，马可告诉我，他过去经常安排在某个地方运送少量的古柯膏，故意让警方发现，而实际上他的手下却从另一个地方把大宗货物安全地偷运过去。为了让玻利维亚禁毒机构对这类活动视而不见，毒贩们每次都会给他们送10万美元。我的这位毒贩朋友告诉我，这是一桩非常合适的买卖。

的确，我确实也会付一些保护费。他们（警察）会不会采取行动呢？他们会不会捣毁一些窝点呢？我们会买通他们，让他们找个借口撤销行动。“哦，我们改天再行动吧！”我们也会花钱买消息。如果美国药品管理局下决心采取行动，那他们就一定会干，因为他们不受贿。所以我们会事先得到消息。警察们知道我们的电台频率，我们一天24小时都在收听警察的广播，他们都有自己的绰号，就像一种暗号一样，当我们听到某个暗号进行呼叫时，我们就知道要出事了，于是赶紧跑掉。

到了1989年，玻利维亚的禁毒机构腐败横行，美方决定召集军队。这一行动引起了一些人的震惊。每个人都明白把民众管理权交给军队是一件冒险的事情：长期以来，玻利维亚的军队历来以“只要给一点机会就会篡权”而闻名。谁也信不过他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迅速发动政变。如果军队也因为收受毒贩的金钱而腐败，那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玻利维亚海军曾经受命阻断古柯运输，但结果却是灾难性的。1988年，针对一支海军食品供给队进行的随机抽查表明，他们实际上是靠古柯膏的供养生活。海军当中的腐败程度变得一目了然。美国药品管理局和玻利维亚禁毒机构突袭圣·阿纳，却遭到了海军的炮火攻击，海军已经被人收买，负责保护这一地区的安全。玻利维亚空军中也同样充斥着腐败。20世纪80年代玻利维亚的主要毒贩之一埃尔文·冈兹曼中尉就是一名退役空军军官。他与自己以前的同僚们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是动用空军进行突袭，他总能提前得到消息。

有人说削减毒品贸易其实不是个好主意，雷斯拉埃尔·李在1989年写道：

如果明天可卡因工业销声匿迹，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至少在秘鲁和玻利维亚如此：硬通货储备消失殆尽，大量的失业人口，农村地区犯罪和颠覆活动增加，新移民像潮水一样涌入城市，等等。这种情况只会让那些极左和极右翼组织有机可乘。例如，假如20万名种植古柯的农民涌入拉巴斯，玻利维亚的民主政权还能维持多久？

这些事情是不会挫败美国人的热情的。1990年5月，美国同意捐助价值超过30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前提是有1500名士兵奉命阻止古柯贸易活动。玻利维亚人大惊失色。在他们看来，派驻军队几乎意味着暴力程度升级，甚至连军方也大吃一惊。军方认为，一旦同意美国的指派要求，如果这场可卡因战争无法取胜，那么责任就完全落在他们身上了。所有人都会说是他们不想打赢这场仗。虽然如此，这种想法并没有影响到他们接受这笔捐助。美国人威胁说，如果他们不接受捐助，就要切断经济援助。

玻利维亚人不喜欢美国的反可卡因行动，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民族自豪感：玻利维亚为什么要听命于美国？不管怎样，可卡因是美国的问题。在玻利维亚人看来，如果是美国人自己的问题，应该由他们自己花钱解决，而不是让一个贫穷的南美共和国自己掏腰包。玻利维亚人指出，加利福尼亚州最主要的经济作物就是大麻。如果有那么多资金和技术的美国都解决不了一个州的毒品问题，那么玻利维亚这个既没有钱也没有技术的国家又怎么能消灭毒品呢？除此之外，还存在更为紧迫的问题：正如苏亚雷斯在1980年证明的那样，可卡因有可能威胁到玻利维亚脆弱的民主政权。而使可卡因变得令人生畏的金钱并非来自玻利维亚：可卡因市场存在于美国。到底是谁的错？当然不是玻利维亚。

另一些人认为，可卡因对于玻利维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无可否认，20世纪80年代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因为可卡因而大幅增长。没有其他哪个产业能够有这么高的产值。有人指出，当这个国家处于经济危机时，古柯保证了玻利维亚农村人口不至于被饿死，而且赚钱的也不仅仅是种古柯的人和古柯膏商人。无论在哪里，古柯叶和古柯膏交易一旦形成，这个小型经济区就会繁荣发展。任何一个突然出现于蛮荒之地的毒品小镇都会有完备的经济系统、建筑工人、司机、手工劳动者、酒吧招待等等。如果没有可卡因，这些东西根本就不会存在。

但是，就在这一片混乱与腐败之中，这个国家逐步走向了正确的方向。苏亚雷斯被捕不久，在美国的重压之下（美国中止了一半的经济援助，直到玻利维亚国会同意为止），玻利维亚起草了异常严厉的1008号法案，规定全面根除查帕尔的古柯作物，只在云加斯地区保留1.2万公顷古柯地作为合法生产古柯之用。这一法案引起了各种问题。玻利维亚古柯种植者工会发现自己即将失业，因此大为愤怒，他们动员起来，准备与之抗争，并且开始罢工。为了表明立场，他们派出1.5万人将科恰班巴市周围的道路全部阻断，使全国道路基本陷于瘫痪之中。

这种罢工活动在玻利维亚人的生活中司空见惯。1995年，美国再次威胁要切断对玻利维亚的经济援助（资金总数达4200万美元），玻利维亚派军队到查帕尔地区丈量古柯种植园以便开始新一轮的清除计划。而军队被古柯种植者挡在庄园之外，接下来又爆发了一次罢工。罢工者的要求和以往一样：要么停止清除活动，要么提供一种合适的替代作物。但不幸的是，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绝大多数农民并非真正的农民，而是在20世纪80年代涌入这一地区的移民，所以他们除了种古柯，什么也不会种；第二，即使他们是真正的农民，也找不到合适的替代作物，只有古柯才能养活这一地区这么多的人口。政府宣布国家进入戒严状态，包围并逮捕了500名工会领导人。根据新的1008号法案，这些人都被关押起来。

如今，1008号法案仍然存在争议。其中一个条款与法律的原则背道而驰：根据1008号法案，贩毒嫌疑人不是首先被视为无罪，直到找到其犯罪证据为止；而是先被视为有罪，需要自己证明自己无罪。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一直被关在监狱中。在拉巴斯，一个律师告诉我：

这项法案引发了一系列奇怪的事情。被起诉的人先被视为有罪，必须要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实际上，程序应该与之相反：公诉人一方应该证明另一方有罪，谁都没有必要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这种做法被称为反向举证，完全无视一人拥有的合法辩护权。这里还存在滥用权力的问题。例如，如果你是我的朋友，我与贩毒活动有关，即使你对此毫不知情，他们在逮捕我之后也可以逮捕你，因为你立刻成了共犯。现在你要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但证明这一点很难。

虽然牵涉到人权方面的问题，但1008号法案还是取得了成果。截至1990年，在该法案的影响下，云加斯地区有超过400公顷古柯被销毁，在查帕尔，被销毁的古柯有320公顷，有上千名可卡因毒犯被捕。但这项法律的实施显然令人生疑：古柯种植者因古柯被销毁而获得2000美元赔偿金，但为了证明确实销毁了古柯，他们要向禁毒机构缴纳检验费和证明费。获得的大部分赔偿款项都花在这些费用上了。有报道说，古柯种植者收了钱以后销毁了古柯，然后玻利维亚禁毒机构就上门来搜查他们的农庄，找到那些赔偿金，并将其充公，理由是这些钱可能来自毒品交易。这样一来，古柯种植者又一次变得一文不名，失去了生活来源。

就像美国颁布反对大麻法案的情况一样，1008号法案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触及毒贩子的真正利益，而是使穷人受到打击。身无分文的穷人最后因为生产古柯而进了监狱。监狱人数暴增，导致大批囚犯等待审判。通常情况下，一个被逮捕的古柯种植者平均要在监狱里等上2~4年，才能轮到他的案子上庭，而到这个时候，他的服刑时间早已超过了他应得的刑期，而且最后他有可能被判无罪。这类案件的受害者得不到任何赔偿。1999年，科恰班巴市1400名囚犯中就有1000多名是从未被宣判的。同年4月，当地监狱的5名囚犯进行了绝食抗议，4名妇女用线把嘴缝起来，还有10个人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古柯膏还在流通之中，而且腐败现象也未被触及。1991年，总统哈米·巴斯·萨莫拉任命大毒枭法斯蒂诺·里科·托洛为禁毒行动组组长。借用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来说，让里科·托洛掌管禁毒活动，“就像是让猫去看守一盒沙丁鱼罐头”。这种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有传闻说总统与里科的女儿有染，她入围了世界小姐选美比赛的决赛，一张两人共舞的照片被登在了报纸上。作为回应，美国又一次中止了对玻利维亚的一揽子经济援助计划。里科·托洛被迫辞职，现在正在科恰班巴监狱中，他将在那里度过漫长的刑期。同样，内政部长吉耶尔墨·卡玻比安科也被迫辞职，原因是媒体适时地披露了他与可卡因贸易有牵连的种种细节。（马可·多明戈斯承认为卡玻比安科提供现金。）截至1994年，诸多此类的传言围绕着巴斯·萨莫拉政府，因此有关部门针对总统本人展开了一项调查。

巧合的是，尽管玻利维亚腐败横行，多次禁毒行动均告失利，但古柯贸易却开始减少。这并不是由于某项清除措施造成的，而是由于一种趋势最终导致了这种作物的衰落，这就是市场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早期，哥伦比亚人开始自己种植古柯，这也是玻利维亚人开始从古柯市场引退的时候。由于哥伦比亚人使用自己的产品更加便宜，再也不用从外国空运过来，因此玻利维亚的古柯与古柯膏价格大幅下跌。同时，国家的经济也稳定下来，通胀率由1985年的23000%降到1995年的11%，这一数字较为合理。人们身边又有了各种其他工作。据估计，1991~1992年，玻利维亚的古柯工人有10万~20万人，到了199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不足7.4万人。

由于这一产业的规模缩小，也改变了玻利维亚毒品走私的本质。由于玻利维亚通过走私古柯膏赚到的金钱数量减少，这类活动的规模也随之下降，毒贩们的地位也随之崩塌。现在玻利维亚再也没有大毒枭了。

反过来说，这种情况也影响到毒贩收买政客的能力，但腐败这一话题仍然萦绕在玻利维亚的权力舞台之上，有的时候还会波及总统乌戈·班赛尔本人。我到这里的18个月之前，一个运输8吨古柯膏的走私团伙被破获，那时就有对于总统的指控见诸报端。这一团伙活动计划异常严密，他们事先窃听了打击贩毒组织的电话，以便确认在运输毒品时无人巡逻。迪奥达托，是这个团伙的领导之一，后来被证实是班赛尔的侄女婿。班赛尔否认与这个人有任何关系，但一张照片令班塞尔哑口无言。照片中迪奥达托在公开场合表演特技，乘降落伞从高处跳下，手中挥动着写有“支持班赛尔做总统”字样的旗帜。同样还有一系列传言涉及玻利维亚最后的一名大毒贩阿玛多·“巴巴施卡斯”·帕切科，他用一架飞机向委内瑞拉运送了7吨古柯膏，此后被别人告发。对此大家都所知甚少，但所有人都认定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运送如此大宗的古柯膏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于玻利维亚的可卡因工业日益减少，打击起来就变得容易了。禁毒工作进展得非常成功，因此在1998年1月，乌戈·班赛尔与美国签订了一项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协定，即“庄严计划”（Dignity Plan）。这一计划中，玻利维亚承诺到2002年时将全国所有的非法古柯全部清除，总统表示：“我们丝毫不会后退，我们严正承诺到2002年将使玻利维亚变成无毒国家，彻底退出毒品圈子。”有人说，班赛尔全心全意支持“庄严计划”是试图在美国人面前为自己正名，掩饰自己并不太清白的过去。但这是真是假呢？有传言说，关于腐败的更为深入的证据也许马上就会出现。我在康乔科洛的毒犯朋友告诉我，说在我到达的前几天，他偶然遇到了前任总统路易斯·加西亚·梅萨。梅萨对于旧日同伴对待自己的态度深感不满：

班赛尔应该为我在这里做点什么。他欠我的。如果他再坐视不管，我就要出一本关于他的书，然后他就完蛋了。

比起加西亚·梅萨会不会泄密的问题，班赛尔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关心，自从“庄严计划”签署以来，一切都变得不顺利了。据估计，种种清除方案令玻利维亚的国民经济损失了近5亿美元的产值，将玻利维亚从世界第二号古柯生产国（仅次于哥伦比亚）降为第三号，并将可卡因在玻利维亚经济中的输入量由8%~10%（1990年）降为2%。但这一切成绩并非毫无代价。1999年4月，古柯种植者抗议实行这一方案，他们在从科恰班巴到圣克鲁斯的道路上展开一系列封路活动。班赛尔派来了军队，用步枪向人群扫射。5个月以后，事态依然没有好转：1.5万名工人在科恰班巴游行，要求班赛尔下台。军队又一次介入，这一次使用了催泪弹。5名示威者被杀，使得自1995年以来被警察以各种形式杀害的平民人数增加到29人（其中4名为婴儿，死于吸入过量催泪瓦斯）。到了2000年春季，事态依旧严峻。同年4月，工会上下在古柯种植者的领导下进行了大罢工。不到一星期时间，大部分道路被堵塞，拉巴斯市内已经没有新鲜水果和奶制品供应。到了第二周，班赛尔宣布巴拉斯进入紧急状态，并再次派来了军队。军队到达现场后开始拆除路障，但刚刚拆除不久，抗议者就再次建起新路障，并在路上挖掘壕沟。由于罢工者封锁了通向智利的道路，罢工仅10天，玻利维亚在出口方面就损失了一亿美元。局势非常严重，人们开始讨论班赛尔政府的去留。

到了5月初，局势似乎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控制，但暴力活动的威胁持续存在。就在我到达这个国家的那个月，查帕尔地区就有4名警察神秘失踪。不久之后，人们发现他们已被折磨致死。另一名警察在监督清除古柯活动时中弹身亡，据说是被狙击手打死的。班赛尔总统非常清楚这一切幕后的主谋是谁，一定是工会。这是一个阴谋。“在反可卡因走私战役中，我们绝不投降，”他说道，“那些认为我们会投降的人打错了算盘，我们绝不容许暴力和混乱升级。”作为回应，古柯种植者工会的领袖、古柯种植者发言人（及议会议员）埃沃·默拉雷斯的反应尤其强硬：“班赛尔总统如果同意下台，那就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古柯对我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默拉雷斯说得有道理。毫无疑问，清除古柯就等于破坏查帕尔人的工作。但并非每个人都相信他的动机。打击贩毒组织领导人塔利法将军向我保证说，最近查帕尔地区的罢工并不是由于人们害怕失业才组织的，而是一种分散政府注意力的手段，这样就可以趁政府在其他地方忙于应付的时候运送更多的古柯膏。

这次堵路活动的目的转移那些贮存在这里的可卡因……他们发现一星期时间不够，就把罢工时间延长到一个月。我们了解这一点，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查获了大量的可卡因，在圣·克鲁斯缴获了100多公斤，在这里缴获100公斤，在那里缴获80公斤，所有这些可卡因都是在危机之中刚刚远离查帕尔的。他们进行规模庞大的堵路活动，搭设很多障碍以阻断交通，然后他们就转移毒品。

同样，人们也询问默拉雷斯为什么要为这些人而战，这些人种植古柯很明显就是为了生产古柯膏。通常他给出的回答是，玻利维亚人不从事贩毒活动，贩毒的是外国人，是那些哥伦比亚人，是他们来到这里制造了这些麻烦。玻利维亚古柯农只管种古柯，他们与此事无关。对这种说法，塔利法将军也加以辩驳。

查帕尔的毒贩们不是外国人。他们就是古柯农，因为他们在可卡因交易圈中赚钱最少，为了多赚一点钱，他们不仅种植古柯，还建设工厂以便多赚一点钱。他们就是贩毒者。贩毒者不是到这里来的外国人……我们不抓外国人。在查帕尔90%被抓获的人都是古柯农，他们因为制造或者贩运毒品被抓。没有外国人。

接着塔利法将军更加深入地说，他坚持认为默拉雷斯是在进行一次敲诈活动，以维护工会成员的利益并阻止他们放弃种植古柯的事业。从本质上说，他不仅在操纵一个古柯工会，而且在操纵一个可卡因的黑帮：

查帕尔地区有一个移民，他生了病无法参加罢工活动。因为不能参加罢工，他被罚了3000~4000美元。他说他没有钱，于是那些人抢走了他的土地。他（默拉雷斯）向人们施加压力，强迫他们做事情。不愿意做的人就会遇到掠夺，变得一无所有。

埃沃·默拉雷斯也并不是玻利维亚政府需要解决的唯一问题。“庄严计划”中有一部分是解决查帕尔地区的失业问题：只要人口太多，工作不足，就会有人去种古柯。所以该计划要把古柯种植地2万户家庭迁移到本国其他地区，例如波托西或者楚齐萨卡。这个主意不错，但问题在于，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从波托西和楚齐萨卡来的，那里没有工作机会。把他们送回去真能起到作用吗？或者仅仅是把贫困转移到其他地区而已？除此之外，好像谁也搞不清玻利维亚距离实现“零古柯”的目标有多么接近。我到那里的时候听说95%的非法古柯已经被清除，只剩下查帕尔地区还有2000公顷的非法古柯。那些官员乐观地估计，这2000公顷古柯可望在圣诞节时候被清除掉。但离圣诞节越近，这种可能性看上去就越小。

为了了解查帕尔地区的实际情况，我坐公共汽车奔向科恰班巴，然后从科恰班巴换乘，去往查帕尔的行政首府维拉图纳里。在一个名叫圣·赫辛托的地方我们遇到了堵车，一切全都停了下来。后来我得知这个地方是玻利维亚防御毒品走私的最内部防线。全副武装的玻利维亚禁毒士兵四处走来走去，盯着游客，而他们的同事则搜查着经过的每辆车。两个方向的车辆都要查，查验是否有进入查帕尔的化学品和从查帕尔带出的古柯膏。

禁毒机构的努力使得玻利维亚的古柯膏工业发生了变化。过去人们可以使用飞机运输大量的货物，而现在人们在丛林里将古柯膏制成小包装，然后交给“骡队”（每运一趟要付给他们200~300美元），“骡队”穿过森林送货，一次运量很少，只有20~30公斤。这些人们身背古柯膏要走8~9天，穿过中部防线，在事先约定的交货地点碰头。20~30支骡队从各地聚到同一地点交货，将古柯膏集中到一起，达到足够的数量时，再空运到某处进行加工。由于运送数量小，人数多，而且走的都是那些不为人知的林间小道，完全禁止这种交易活动极为困难，因为无法将他们一网打尽。

玻利维亚禁毒机构驻查帕尔总部就在维拉图纳里。在基地内部，一名警官在准备为一群前来参观的美国参议员做讲解，但他们还能挤出时间来和我短暂地谈一会儿。他告诉我，查帕尔面积有200万公顷，共布有9个玻利维亚禁毒机构哨卡，这些哨卡的工作人员有250~300人。“眼下的人手不足以完全覆盖这个区域，”他说道，“这里实在太大了。”他说，这一地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古柯和可卡因交易已经改变了整个地区人们的工作道德。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钱简直是从天而降，人们不再努力工作，总是希望不劳而获。

这里的农民有人帮助，但不幸的是，他们现在已经习惯轻轻松松地赚钱了。有了古柯，他们就不用工作。他们来到这里，种上古柯，3个月以后再回来把这个地方清理一下就可以了。古柯不用施肥，也不用人照料。很多人都回到科恰班巴或者自己的老家，3个月以后再回来采集古柯叶子，然后就可以赚钱。鉴于这种情况，这里的农民都已经不习惯工作了。镇上有很多人，白天无所事事，除了闲逛就是喝酒，到了晚上就出去干那些非法勾当，也就是毒品交易。

这个警官搞不清查帕尔地区到底还剩下多少古柯，但他觉得应为5000~7000公顷，而此时政府的估计是2000公顷，他承认“零古柯”目标不可能在12月实现。“古柯会一直存在，因为农民们一直在种。”他说道，并且下结论说很可能军队需要一直在查帕尔驻扎下去才能够阻止他们。如果农民们反抗怎么办？我来之前的两个月，有6名警察失踪，也是被折磨致死，事情就发生在距这里几英里的地方。对于这一点他怎么看？

我们已经注意到这种行为了。这种行为说明（农民）正在组织起来。有人传言说，这一带有哥伦比亚人，但这一点还没有得到证实。农民们组织成小队人马以便袭击清除部队。我们（玻利维亚禁毒机构）还没有遭到过袭击，还没有真正接触到这种情况，但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我们也许最终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在警官办公室后面有一个小型监狱，用来关押刚刚被捕的毒贩和生产古柯膏的人，他们在这里等待宣判。我决定去看一看。

与这些毒贩最终可能落脚的其他地方相比，玻利维亚禁毒机构的监狱很可能要舒服得多。但在我看来，这个地方依旧非常可怕。大约有30米长，10米宽，这处监狱关着150~200人，里面狭窄闷热，臭气熏天。所有被关押的人都在等待着判决，很多人把自己的家属带进来同住，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这些家属在外面无人照管，就会被饿死。这样，监狱就显得更加拥挤和喧闹。一眼望去，到处都是孩子，他们有的在哭喊、尖叫，有的在玩耍。我信步走到监狱中，向经过身边的人点头致意，最后找到了两个愿意和我讲述自己经历的囚犯。

埃德温刚满17岁，眼下他遇到了大麻烦。他在一星期以前因为制作古柯膏而被捕。他的一个朋友原先是制作古柯膏的好手，后来不干了，他才得到了这份工作。这在当时看起来是个好主意，他最初一个月能赚400玻利维亚诺，由于手脚麻利，老板立即把他的工资增加了一倍。他向我解释如何踩制古柯叶。

首先，要用木棍在地上搭一个箱子。然后在箱子边上加上塑料片，再放入5~7包古柯叶，大概350~450磅。加入水和一些酸性物质，然后三四个人穿上靴子踩来踩去，大概需要踩上6个小时。当水的颜色变深，几乎变成黑色的时候，把水抽出来存在另外一个箱子里，其他人把酸性物质倒进去，然后就得到毒品了。我知道有好几个人做这个，但他们做这个是为了钱。而我的情况不同，我是家里的老大，我干这个是为了养家。

面对困境他表现得很乐观。

我觉得这件事（我被抓进监狱）非常公平。但另一方面，政府并没有帮助我们。如果他们给我们其他的选择，比如在种植园工作之类的，那样我们就有真正的工作了……我认为不可能（清除古柯）。但如果他们真能做到，我们又该干什么呢？如果种水果，我们无法获得持续的收入——水果每年只能带给我们三个月的收入，我们怎么能靠水果维持生计呢？

比翠斯28岁，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年龄分别为三岁和两岁）和她一起待在监狱。她因为贩毒在出租车内被捕。

有一个男人找到我，交给我一个袋子，要我把它从一个镇子送到另一个镇子。里面有两个小包，都很小，还有一个更小的包。他说运完这些会给我50玻利维亚诺，我于是就干了。我的丈夫不和我住在一起，他是个公共汽车司机，给我的钱不够，所以我需要自己赚点钱，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我坐在一辆出租车里，经过一个警方盘查点时，他们抓住了我。

她和孩子已经在监狱里待了一个半月，和其他15个人一起睡在光秃秃的地板上。她认为差不多一个星期之后自己就会离开玻利维亚禁毒机构的监狱，到另外一个地方的监狱去，但她也说不准。她请不起律师，而公派律师什么都没有告诉她。她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服刑，她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她会把两个女儿带在身边。她的第三个孩子是个男孩儿，他还太小，不能待在监狱，所以交给了亲戚帮忙照顾。她认为会和儿子分离多长时间呢？她知道自己的刑期有多长吗？“我不知道。”她说道。

正是像埃德温和比翠斯这样的案件令玻利维亚古柯种植工会的人们愤怒不已。这些人根本不是毒品交易中真正的毒贩，他们不过是贫困的不识字的农民，没办法找到出路为自己赚得一份体面的生活。虽然他们无从知晓，但按照玻利维亚的现行法律，制作古柯膏最高可判处5年有期徒刑，而携带古柯膏被抓获则要判处8~12年。比翠斯会有很长时间见不到自己的儿子，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50玻利维亚诺而已。这就是1008号法案的后果。正是由于这一点，再加上来自于完全失业的威胁，使得古柯农们采取了暴力手段。

为了进一步理解他们的观点，我采访了一位政客，古柯种植工会领导人埃沃·默拉雷斯。默拉雷斯以对欧美记者冷淡而闻名。在他看来，他所辖组织成员的问题绝大多数都是由于“我们”这些欧美人使用可卡因造成的。但无论他什么时候这样说，他都会被视为一个贩毒者。为了理解他的观点，我跟踪他来到科恰班巴一个农民合作组织的办公室。我走上一段摇摇欲坠的楼梯，找到了古柯工会的办公室。工会代表们告诉我默拉雷斯今天早晨会在这里，让我在此等候。房间的墙上钉满了宣传社会主义游行和集会的海报，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一张剪报，报纸上写着默拉雷斯最近被授予一项特别人权奖——是由利比亚的卡扎菲中校授予的。我正在试图搞清此事是好是坏，默拉雷斯就在其助手的簇拥下冲进屋子里，他很快地和手下说了几句鼓励的话，然后走过来向我问好。

事实证明，埃沃·默拉雷斯是调查过程中最难采访的对象。一开始他似乎认为我是来攻击他的——这当然不是真的，但这让他的讲话内容变得极为简短。即使直接回答问题（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他的回答也充满外交辞令，几乎难以理解。他还有个不自觉的习惯，喜欢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

一开始，我问他查帕尔地区有多少古柯？新闻报道说几乎所有的古柯都被清除了，这是真的吗？默拉雷斯深吸一口气说道：

首先，说这里存在古柯的不是默拉雷斯。但是，在展开禁毒行动的同时，据说这里有大约8000公顷的古柯。这个（数字）很可能是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者美国药品管理局。1月的时候美国药品管理局声称这里还剩下八九千公顷的古柯，但就在第二天，中央情报局又说这里的古柯超过2万公顷。现在，政府说有6000~8000公顷。我个人认为中央情报局的数字更为准确，但永远也不会实现“零古柯”。古柯叶是艾马拉和盖丘亚文化的支柱……古柯会永远存在下去。我确信即使到了2000年、2010年甚至2050年，古柯会依然存在。

我有兴趣知道默拉雷斯认为古柯问题从何而来。可卡因好像是在20世纪70年代班赛尔执政时迅速发展起来的，现在班赛尔重新执政，却开始打压自己一手创造出来的这项产业，这似乎有些虚伪。默拉雷斯同意这种说法。

我的看法是，古柯种植园是在他执政时期成长起来的，他甚至用班科·阿格里科拉的钱建造了更多的种植园……所有的独裁者都与毒品走私有牵连。例如，班赛尔的女婿因为持有可卡因在加拿大被捕——本来计划他的岳父会派玻利维亚军用飞机去接他。前总统奇托·维利也一样，他因为腐败而被议会赶下台。不幸的是，贩运毒品是玻利维亚政府的一部分……在我看来，班赛尔通过“庄严计划”是为了在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面前重塑他的形象。

默拉雷斯说班赛尔在洗清自己形象方面大做文章，但正义计划——默拉雷斯将其称为“战争计划”，打击的不是古柯，而是玻利维亚的农民，这些农民正在拼命地以一种“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姿态”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我搞不清这句话的含义，但我还是继续问下去。我问他政府镇压古柯交易会不会导致暴力活动加剧，他同意这种看法。“是的，为什么不呢？”

我问他，查帕尔地区生产的大部分古柯叶都用于进行可卡因交易，这一情况难道不属实吗？默拉雷斯说查帕尔80%的古柯叶全都进入了合法市场（这一说法高度可疑——政府估计这一数字不到5%）。我问他这是不是意味着20%流入了“非法”市场呢？他似乎没有把握。“我还要再调查一下。”他说道。

我问他，如果这部分古柯确实进入了非法的可卡因交易，政府就有权清除它们，对此他是否同意？

有权利的不仅是政府。我们自己也同意自愿减少古柯的产量，用以有效地支持清除贩毒活动。但另一方面，我们早就要求提供一些可以替代古柯种植的作物，但一直什么也没得到……只要方式合法，过量使用古柯有什么害处？要是没有化学品，没有非法市场，古柯叶就不会变成可卡因。现在有人发动攻势要将古柯转入非法市场。对于我们，对于盖丘亚–艾马拉人来说，不应该减少古柯。它仅仅是一种植物，就像这把椅子一样。这把椅子能造成什么危害呢？

采访进行到此，默拉雷斯对于所有人谈到的一切都持不同看法：查帕尔地区还剩下很多古柯，正义计划不起作用，古柯会一直存在，农民们正在清除自己的古柯，他本人反对毒品贸易，查帕尔的古柯只有一小部分用于毒品交易。除了那个声明，即古柯这种植物就像是“这把椅子”，所有一切都是矛盾的。他是不是在说真话呢？我又一次接着问下去。在清除查帕尔古柯的活动中有违反人权的报道，他是否能够对此谈一点看法呢？

首先，入室抢劫，毒打民众，烧房子，甚至烧死了一个孩子，接着又杀了一个学生。此事令人难以置信，但这种例子确实很多。通过这种行径，他们不仅销毁了古柯，还有香蕉、柑橘以及其他几种水果……他们只想使古柯农的活动背上恶名，然后让人们认为种植古柯叶是一种罪恶行径……这就是一个钱的问题。

真的很有趣：警察说农民在杀害他们，而农民则说自己被杀。我不得不承认，采访到这里，我有点跟不上默拉雷斯的思路了。很明显古柯农受到了折磨，但我想要找到一些资料证明他们的理由是值得支持的。所以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知道他一定会同意这种看法。他是否认为对古柯开战实际上是美国在玻利维亚领土上进行的一场战争呢？

在这场所谓的战争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国际利益、大阴谋和地缘政治利益。毒品仅仅是美国的借口，他们试图恢复自己在拉美地区的力量和对拉美国家的控制。美国单方面控制着销毁毒品活动和经济政策，在其他次发达国家不响应的情况下，我们就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遗憾的是，事实就是如此。非常感谢你。

看起来这句话就意味着采访结束了。我下决心再试一下，以便从这种对抗的态度中再挖掘出一些东西来，于是我要求并获准再提一个更深入的问题。默拉雷斯被新闻界广泛描述为一个全力拯救玻利维亚可卡因交易的人——以农民有权咀嚼古柯叶为理由大做文章。我怀疑这种说法可能并不正确，是不是他所受到的负面报道对他来说大部分是不公平的呢？我告诉他我可以给他一个机会来回应这种种指控。例如，有人说他是一名毒品贩子，或者说他操纵着一个暴力黑帮，或者说他搞这些活动是为了钱。他愿意不愿意让我记录下他的反驳呢？

但不幸的是，他完全误会了我的意思，他认为我在指责他是一名毒贩子。他变了脸色，高声叫道：“这话是谁说的？”他想知道消息的来源。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并没有指责什么，只不过是想澄清事实，但他根本不吃这一套。“如果你是那种搞调查的人，那你为什么不去证实呢？你去走一走，问一问，找找证据。如果有人说，‘报纸说’，那实际上是政府在说，但他们什么也证实不了。我头一次受到这样的指责，证据在哪儿？你的调查真差劲。”

结果，我们的采访就此告终。看看谈话记录，我意识到这是我这辈子最不成功的一次采访。总的说来，我犯了错误，结果把每个人都得罪了，而且在得罪每个人的过程中，我并没有接近任何问题的答案。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采访作为我在玻利维亚日子的结尾真的很合适。因为与它所得出的答案相比，它引出了更多的问题。那里到底有多少古柯？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古柯用于了可卡因交易？没人知道。1008号法案到底是对于人权的粗暴干涉还是一种禁毒的有效手段？没人知道。藏在查帕尔暴力事件背后的到底是玻利维亚政府还是古柯农？没人知道。班赛尔总统到底是可卡因的创造者还是销毁者？没人知道。到底谁是好人？没人知道。

如果你观察的时间足够长，你会发现玻利维亚的政变数量不是多得让人吃惊，而是少得让人吃惊。局面就是如此：古柯种植者罢工，使国家陷入停滞状态，政府拼命想阻止他们，但失败了，大伙都在高声喊叫，谁也没有注意聆听别人在说什么——大量的金钱伴随着这一切缓慢而持续不断地付诸东流。这一些都是为了古柯。

第17章 秘鲁的无奈

幸亏福克斯·桑切斯是个有幽默感的人，因为我在浪费他的时间。他是秘鲁国家警察总局的三号人物，自愿申请接待到访的外国记者。通常情况下，这项活动会占用他一两个小时，但出于某种不为人所知的原因，在我到访之前，利马的一位将军专门发了一份传真通知他。这一下就把事态搞得严肃了，因为假如你是秘鲁国家警察局的一位上尉，接到了一位将军从利马发来的传真，告诉你要照顾某个人，那你就不能光请他们喝杯茶，然后再祝他们好运那么简单。你就要非常有把握他们不会出事情。桑切斯于是对我另眼相待。

胡安诺科是丹尼尔·阿洛米阿斯·罗布雷斯的老家，正是他写就了“雄鹰之歌”，这首歌在被保罗·西蒙于1970年翻唱以前，已经在这里传唱了整整半个世纪了。那天早晨，我从胡安诺科一路心惊胆战地驱车来到廷戈·玛利亚市。

我出现在这里真的非常不合时宜。我到达廷戈·玛利亚那个月恰好赶上谷地当中的古柯种植者发动秘鲁1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我来的时候事态刚刚变得非常糟糕。警方的禁毒活动激怒了6000名古柯种植者，在他们看来，这一行动剥夺了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于是他们砸毁了所有电话亭，并且掀翻了几辆汽车。警察们看到自己人手明显不足，于是封闭了警局，坚守不出，这种做法是为了保证不会出现伤亡情况。但在白天，他们依然还是被打击的目标。

我走近警察局的时候注意到一辆越野车停在门口，有两扇窗子被打碎了。福克斯解释说，在小镇上人们往往向他们扔砖头——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秘鲁禁毒警察在华拉加谷地的受欢迎程度了。我所处的局面也许更糟，因为我是个外国人，长着金发，会马上被视为美国药品管理局的人。我突然间明白了，在这种局势下，村民们向警察的车扔石头，其原因仅仅因为这些车属于警方，我也许没有机会向他们解释说，我不是美国药品管理局的人，我只是个作家而已。此前，厄运已经降临到一些和我一样的人身上了。

有一个记者，为坦帕的一份报纸工作而来到廷戈·玛利亚。他在一个基地落脚，然后说要到山里去收集一些消息。别人都警告他会有危险。他说道：“别担心，我是个记者，人们能够接受记者的。”他跑了两个小时的路，到了一个镇子上，开始问问题。当地人把他当成了美国药品管理局的特工。他们把他杀了，把尸体扔在了机场的跑道上。

恐怕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得不知哪个将军担心起来，于是发了这份电传。

福克斯觉得我能做得最好的事情还是到国家古柯市场去看看，当地称为国家古柯公司，市场就在小镇中心。每个人都把步枪背在肩上，为了保险起见，还带上几支催泪枪。他们把这些枪械全都扔进那辆车窗玻璃被打碎的越野车里，然后钻进车内。“我们坐这车去吗？”我问福克斯。“对，”他答道，把窗子上的碎玻璃敲下去，“没有玻璃又舒服又凉快。”这让我非常担心，如果人们向警察们扔砖头的话，我可不愿意待在车里。和这群人同乘一辆车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就好像身穿一件印有“我是美国药品管理局的人”的T恤衫，背后再背上一个大靶子一样。如果我是个古柯种植者，为了以防万一，我也会先扔上两块砖头再说。但福克斯不允许我四处乱逛，而现在只有那么一辆汽车，所以我也钻了进去，我们一同出发了。

我们刚刚开出大门，我就看到脚旁边有一把大砍刀，我一辈子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刀。我把刀捡起来，福克斯冲着我龇牙一笑。“村民们攻击我们一般就用这种刀。”他说道。“当然。”我说，又把刀放回了地上。太可怕了。

国家古柯市场始建于1978年，是秘鲁进行合法古柯交易的地方，这样就可以把用来咀嚼和当茶喝的古柯与用来制作可卡因的毒品区分开来。现在，古柯农们在市场里注册后就可以得到一份书面证明，说明他们的古柯是合法的。除一星期留下一公斤古柯供他们个人消费之外，他们所有的产品必须要全部卖给市场，然后由市场再销售出去，这种销售是有执照的，有了执照就是合法的。但问题在于市场里每10公斤古柯只卖12.5美元。而对于等量的货物，毒贩子开价30~50美元，正因为如此，这一地区据估计有1.8万名古柯农民，但只有9000人把古柯卖给市场。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很多在市场注册的古柯农民通常种植的古柯数量比自己申报的多，剩下的就偷偷卖掉了。

在市场办公室我遇到了一个叫默埃塞斯的当地农民。他正在申报自己的古柯数量。我们谈起眼下古柯农面临的问题，然后他告诉我，他来自一个名叫圣乔治的小镇，这个小镇就位于廷戈·玛利亚郊外，他实际上是那里古柯种植者工会的主席。他建议我也许应该到他们村里去看看，见见种古柯的人，了解一下他们的说法。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主意，但福克斯不同意。据说圣乔治这个村子的名声不可靠，“5年前，如果少于15个人，我们绝对不去那里。”桑切斯说，“你绝对不能去，如果你去了，就出不来了。”

我们回到驻地，福克斯的上级也同意他的说法。“你不能去。”他说。然后福克斯从中调停。“我可以和你一起去，”他建议道，“带上几个人。”，我觉得这个主意真是糟透了。对于古柯种植者来说，再没有比看到一辆警车里钻出几个全副武装的禁毒警察更让他们生气的事情了。如果这样，就说明我对默埃塞斯缺乏信任，心存怀疑，在他告诉我村子是安全的时候，我根本不相信他。福克斯考虑了一下。“别担心，”他最后说，“我们不会那么显眼的。”

第二天早晨，福克斯带着三个士兵来了，他们全都武装到了牙齿，但穿的是牛仔裤和T恤衫。他把一支手枪插在牛仔裤的后面，“瞧，我们不那么显眼吧。”他说道。等到我们集结完毕的时候，一共是9个人。我们最后雇了一辆小公共汽车去往圣乔治：与其说是礼节性拜访，还不如说是入侵更合适。我倒没有马上紧张起来，我这辈子头一次有了一支自己的队伍，感觉不错。

默埃塞斯到镇上来接我们，在路上他告诉我们，他已经用村里的高音喇叭通知古柯农们，有一个外国调查者来到镇上，如果大家想要诉诉苦，可以在9点钟过来。大家全都反应热烈，然后他告诉大家，我会和一帮警察一起来，这下子很多人都明确表示不愿意见我。“有一群人非常怀疑你，他们认为你是和美国药品管理局一起来的外国佬，是来喷药杀庄稼的。我昨天晚上想给他们解释，可他们不信。”他说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来，但至少会有几个，但我们到镇上时发现他有点过于乐观了，圣乔治位于廷戈·玛利亚之外，只有半小时的路，是那种只有一条街的小镇，现在街上空无一人。

默埃塞斯跳下车开始行动，他插上一个扩音器，开始向村民广播：“外国人已经来了，他来和你们谈谈古柯的事情，有谁等着和他谈的，请到合作社办公室来。”根本没有反应。面包车里面的警察们在傻笑着，他们奉命把武器藏在看不见的地方，不出乱子不许拿出来。福克斯龇着牙笑着。很明显，他觉得整件事都是荒谬可笑的。但不久有两个老太太停下来看看我们。几个孩子在门口探头探脑，只要我朝着他们的方向一看，他们就大笑着消失在房子的拐角处。天开始下起了小雨，又有几个人出现了，合作社里的地方坐不下了。我们搬了一个长凳和一张桌子来到外面。突然间，很多人来到了这里。当默埃塞斯再次向村民广播通知时，我们已经被100多个好奇的村民围住了，他们耐心地在雨里等待着，想看看这个外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包车里的警察收起了笑容，用手指摸着武器。这种局势有可能变得严重起来。

默埃塞斯做了一简短小的开场白。“我们有幸，”他说道，“能够款待这位先生，他的名字我不会念，他想知道古柯的事情。但首先他想对我们讲几句话。”这完全是撒谎。我根本不想讲话。我讨厌演讲。我该和他们讲什么呢？但默埃塞斯向我做个手势让我站起来，人群慢慢靠拢，想听听我讲些什么。

为了留传后世，默埃塞斯把我简短的演讲用手提式录音机录了下来。其实他根本没有必要这么麻烦。我结结巴巴地用西班牙语向大家解释，我是英国人，我是一名记者，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古柯的书，以便向英国人解释发生在秘鲁的情况。然后我就没有话了。我绞尽脑汁，希望能够想起一些别的话，也许能够说服这些人，使他们相信我搞的调查是严肃的，我试图告诉他们我31岁，已经在英格兰地区调查可卡因问题两年了。但是由于紧张，并且我的西班牙语最多也就算是初级水平，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西班牙语中“aos”（年）和“anos”（肛门）两个词的意思完全不同。我选择了错误的词汇。于是圣乔治的村民们高兴地听我说道，我有31个肛门，现在正在为其中的两个写一本书。人群里传来了偷笑声。这也许是我说出的最好的话了。很明显我没有恶意：美国药品管理局不会雇用这样的笨蛋。

做完这个简短的讲演之后，几名古柯农走上前来向我讲述他们的困难。他们说一切都是从80年代开始的。

虽然政府还没有被毒犯子赶下台去，但可卡因经济的爆炸性增长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与玻利维亚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也许这并不足为奇：两个国家都在经济上受到了打击，两个国家都拥有大片广阔的土地适合种植古柯，都有大量的失业手工业劳动者要找工作，两个国家的执法组织都非常容易腐败。但在玻利维亚清除古柯的最大障碍来自古柯种植工会，而秘鲁的问题的根源却在游击队方面。特别是“光辉道路”游击队。1982年，在美国的坚决主张之下，秘鲁开始积极地清除古柯，在上华拉加谷地实施的种种试图停止古柯种植的做法促使古柯农民与游击队结成同盟。两方面拥有共同的敌人：国家。“光辉道路”同意保护古柯庄园，而作为回报，村民们也同意保护“光辉道路”。这些拥有重型武装的游击队员口袋里装着满都是贩毒得来的美元，秘鲁政府无法容忍这样一群人存在。因为古柯并不代表对于秘鲁的巨大威胁，所以政府决定先不打击古柯贸易，而是打击游击队。由于游击队一旦与农民联手，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所以军队真正采取反恐行动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小心不触及古柯种植者的利益。政府几次试图把警察派驻到上华拉加谷地，最终因导致暴力冲突而失败，因此禁毒机构也就收手不干了。这样谷地居民就有了自由，可以想种多少古柯就种多少，再加上哥伦比亚人付高价购买，由此他们就着手干起来。

1987年，秘鲁种植12万公顷的古柯，产出10万~12万吨的古柯叶。一年之后，这一数字就增长到了19万吨。秘鲁的古柯占世界市场总量的一半，每年产值高达10亿美元。

1985年，随着总统阿兰·加西亚上台，政府开始协同努力消灭这项活动。加西亚确信可卡因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掌权之后，他集结了1500名警察，派出军队到丛林中捣毁药厂。战果令他们大为惊讶：在这次为期18个月的代号为“飞鹰”的行动中，他们共捣毁了150条简易飞机跑道、36个药厂，没收了70架飞机以及超过30吨的古柯膏。有些工厂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一个药厂有6个宿舍，每个宿舍里可以睡100人。飞机跑道和药厂虽然被摧毁，但有证据表明在很短时间内就被修复，再次投入生产之中。而警察本身也因不尊重人权和腐败问题变得恶名昭彰。并且，毒贩子的飞机曾经入侵秘鲁机场，当调集军队进行阻止时，军队很快就被哥伦比亚人所收买，在其掩护下，故意留出缺口任毒贩逃之夭夭。1984年，整个华拉加谷地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军队进入这一地区，却没能阻止古柯膏的流通。1985年，著名的毒贩吉耶尔墨·默斯卡罗卡·卡德拉斯以一种现在已为大众熟悉的姿态，提出为国家偿付债务。这份账单的数目达到了140亿美元。

同时国家的经济却垮了下来。截至1988年，国家的债务高达180亿美元。截至1989年，通胀率高达1000%。谁都不愿再借钱给秘鲁：他们知道那一定是有去无回的。正如在玻利维亚那样，经济崩溃助长了可卡因经济的发展，大量失业工人离开家乡去寻找新的工作，发现种植可卡因是他们能够找到的最佳工作。仅在上华拉加谷地就有10万个家庭靠古柯为生。大量金钱涌入，就好像雨水从天上落下来：托卡切小镇在廷戈·玛利亚以北，开车4小时即到，这里一条主街上有6家银行、6部传真机，一大排商店里堆满了昂贵的立体声音响，还有几家专卖时髦汽车的门市部。但托卡切没有下水管道和安全的饮用水。随着大量贩毒金钱一同出现的就是暴力活动。一名国家古柯市场的代表告诉我，他在这里被袭击过两次，第二次的时候他的汽车被500名古柯农包围，这些人先是试图将汽车掀翻，然后放火烧毁汽车。每天都会有人乘私人飞机从利马飞到这里收购美元，因为托卡切的汇率实在非常之低：谁也不知道要美元有什么用。同时，这里也成了任何一个想要快速致富的人的必到之地。秘鲁的流行歌手米奇·冈萨雷斯甚至为此推出了一支热门单曲《我们到托卡切去》。

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推行替代作物计划试图解决问题。在这里试验了各种作物，从稻米、可可、棕榈树、蔗糖到咖啡。为此美国捐出了1800万美元，秘鲁政府也额外捐助了800万美元。这些钱全部借给农民们，以便他们能够负担除掉一种作物改种另一种的费用。但这一贷款的利率高达106%，简直是在敲诈勒索。拿到钱的农民很快就发现，除了种古柯以外，再没有任何一种作物能够产生足够的收入来还清利率这么高的贷款了。

1983年，国家成立了一个专门清除古柯的机构，名为“控制与削减古柯机构”，来执行古柯的替代和清除计划。该机构能够派出80人组成的行动小组亲自动手拔除种植园中的古柯。如果他们真正能够放手工作，一天就能够清理将近50公顷。但这项工作非常危险，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遭遇到愤怒的村民们。暴力事件常常发生。由于“光辉道路”游击队就在谷地某处活动，政府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同时，那些同意清除古柯机构清理其古柯的农民每公顷可以得到1000美元的补偿，但很多人只是拿了钱，然后又种上了古柯：即使农民们得到了1000美元，秘鲁农民也不会不种古柯，因为这样就断了他们的生路。问题在于根本没有哪种经济力量能够代替古柯。同时，作为支持很多清除和代替古柯活动的组织，美国国际开发署已经变得非常不受欢迎，他们捐助给秘鲁人的卡车和摩托车不得不被扔掉，因为在华拉加谷地开着一辆印有美国国际开发署字样的车四处转，实在是太危险了。1983~1987年，清除古柯机构一共清除了11600公顷古柯，但每清除一公顷，就会有3~4公顷新古柯出现。

我问及村民关于清除古柯的事情，他们大声叫嚷起来。其他作物一年只能结一次果，而在华拉加古柯每两个月就能收获一次，这种植物能长80年。所以不难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认准了古柯不放。

此前一天，我采访了禁毒机构，这个组织专门负责华拉加谷地的作物替代种植。在这里，我同一名宣传官员交谈，他向我保证，在向村民发放可可、咖啡、玉米、豆类和其他果实种子的时候，同时也向他们传授了技术，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但他也承认村民们靠种植这些作物产生的利润与古柯所产生的利润根本无法相比，即使作物生长良好，销售顺利也是如此。实际上，其中的差价非常之大。正如我后来发现的那样，在蒙森谷地种一公顷的可可一年能卖224美元，一公顷的咖啡能卖609美元，而一公顷古柯能卖4230美元。古柯绝对是不二之选！“虽然我们没有告诉农民这件事情。”那位禁毒机构宣传官员说道。所以毫无疑问，很少有人愿意尝试他们的替代政策。我问村民们，有谁参加了禁毒机构组织的作物替代计划，没有一个人举手。没人参加。但他们为什么不把免费的种子拿回家试种呢？有一位妇女走上前来。“他们在说谎，”她说道，“种子非常贵，他们把种子卖给我们，种子不是免费的。他们什么免费的东西也没给过我们。我们买一公斤种子要花2500苏（约合715美元）。而我们把收成卖给他们时一公斤只能卖60美分。”

一个男人走上前来：“如果我们种玉米、香蕉、柑橘，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地方卖。为了收香蕉，你要照顾一整年的时间，到最后你把收成拿到市场上，他们一公斤只付4个苏，一年的工作只值4个苏。我们需要市场来把收成卖掉。”

一个年轻人走上前来，插话道：“我一直把古柯卖给国家古柯市场，但上个月，有一架直升机落在我的地里，控制与削减古柯机构把我所有的古柯都砍掉了。他们才不在乎我把古柯卖给国家古柯市场呢，他们把一切都毁了。我当时根本不在，他们把所有的古柯都抢走了。”

难怪农民们会生气：他们的生计被别人抢走了，而他们根本得不到任何补偿。但农民们因为清除古柯而得到的发展基金又怎么样了呢？他们得到设备和培训了吗？默埃塞斯走上前来。

“政府给我们21.5万美元建了一座新学校，”他说道，“但那个学校只有6个教室，其他的钱都跑到哪里去了？我一个苏也没见到！这条路本来应该是从玛金纳尔一直修到镇子尽头的，但他们只修了一点就回家了。我不知道他们修这条路能得到多少钱，但一定很多。所以其他的钱都跑到哪里去了呢？他们用这些钱修自己的办公室，雇更多的秘书，买好车，增加办公费，搞宣传，再买上些啤酒。为什么不再找几个金发的漂亮妞儿呢？同时，这里的农民们却都在挨饿。”

发展基金使用不当这一看法部分是由政府的原因造成的。80年代时，资金主要是用于自愿清除古柯活动，钱直接发到农民手里，任其自己支配。但不幸的是，之后的情况证明农民们不愿意把钱花在既定目的上，而是用钱来买电器，对古柯置之不理。今天，资金是以开发合同的方式交付给村民的，由于村民们自己再也见不到现金，所以他们相信有人在中间揩油。问题在于，有证据表明他们所言不虚。秘密警察头目伏加迪米诺·蒙特西诺斯于2000年10月突然消失，他手中掌握着瑞士、迈阿密和巴拿马银行多个私人账号的详细记录，每个账号中都存满了钱，他肯定与某些秘密事件有关。同样，随着阿尔伯托·藤森在日本辞职之后，有关他的传言不胫而走。藤森辞职一个月之后，有人揭发他竞选总统是由麦德林集团和卡利集团共同资助的。帕布罗·埃斯科巴的兄弟告诉一家报纸，蒙特西诺斯曾经几次同他接触，并且要求他为藤森总统方面预付现金。从这种意义上说，秘鲁的农民不相信政府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圣乔治的农民们可能会生气，但在政府看来，事态正在好转。1992年，秘鲁空军向毒贩的飞机发动攻击，重新控制了华拉加谷地周围的领空。在美国的支持下，秘鲁空军在古柯贩运地区装备了雷达站来监视毒贩的飞机。一项更加富于进攻性的政策被采纳，即如果毒贩的飞机拒绝服从命令降落，秘鲁空军将在美国军队的帮助下将其击落。目前在秘鲁已布有9个跟踪站和两部雷达，而击落政策也似乎起到了震慑效果。其实也应该起到这种效果：这些雷达花费了这一地区近6000万美元的资金。但更重要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开始出现好转。1993~1995年经济出现了27%的惊人增长。新的就业机会再次出现。原本受到古柯交易保护的“光辉道路”组织最终土崩瓦解，转眼间古柯的产量也开始下降。根据美国药品管理局估计，1995年秘鲁的古柯种植面积有214800公顷，到1999年降至仅37700万公顷。这一证据似乎清楚地证明，清除工作起到了作用？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利马我遇到了一名政府官员，他告诉我事实并非如此。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我，秘鲁清除计划的数据虽然令每个人高兴，但实际上被歪曲得不可救药：

古柯的产量的确是在下降，但这取决于我们和哪一年相比。不幸的是，从本国角度上说我们没有准确的数字，因为所有的测量工作都是美国人做的……为了向国会证明他们政策的正确性，他们必须要证明数字在下降。他们说现在只有3.6万公顷，但谁也不相信这一点……我估计仅在蒙森、阿普里马克和普诺三个地区，其产量就和整个的估计数字差不多。我们没有一个精确的总数，但如果我们进行统计，其结果与美国人的一定区别很大。至于我们统计之后能否将其公布出来，我不知道。

有人告诉我美国支持的清除政策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从一开始直到最近，控制与削减古柯机构的清除方法就是用大砍刀把古柯砍倒。问题在于古柯砍倒在地后并不会死去，很短时间以后又会活过来，而且变得更加强壮。虽然这一点被人们广泛了解，但对此谁也没想到过再进一步做些什么，所以90年代末以前的清除工作几乎都成了浪费时间。今天控制与削减古柯机构终于学聪明了，他们明白砍倒古柯作用不大，开始用机器把植株连根拔起，但这样做需要时间。

用人力来拔古柯于事无补。需要很多的人手才能把古柯丛一株株地拔起来。每拔一株古柯要用5分钟的时间，蒙松地区每一公顷古柯的密度为6万株，就要用30万分钟。对一个60人的小队来说，每个人要拔上83个小时，这仅仅是一公顷而已。时间实在太长了。所以他们只拔那些最大的、长得最好的古柯，其他的全都留了下来。

然后还有秘鲁的古柯生产能力问题。经济学家告诉我，对于每公顷古柯所能产出的古柯叶数量，美国人估计得实在太低了。由于古柯种植技术的改善，导致种植密度加大，特别是在阿普里马克河地区，古柯的种植密度并非像蒙松地区一样为每公顷6万株，而是在30万株的密度之下仍能成功生长。那时，控制与削减古柯机构主要把力量集中在蒙松地区，而阿普里马克河几乎没有任何清除活动。

这一点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对于可卡因产量估计过低是意料之中的事。1991年，一系列秘鲁人的研究指出古柯的产量为24.2万公顷，而与之相比，同年美国的估计为120800公顷，要低一半。在玻利维亚，美国1987~1989年的估计比玻利维亚的人估计低407公顷。涉及产量时，数字同样会低。1996年，美国估计一公顷玻利维亚古柯可出产1.6吨干古柯叶。而玻利维亚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计算出一公顷产量为2.7吨，结果计算出的可卡因总数要高出38%。同样，美国人计算古柯叶中可卡因的产量在秘鲁为每公斤2.5克，在玻利维亚为每公斤2.9克。而秘鲁人则将这一数值限定于3.1克，一下子他们的可卡因产量就上升了25%，而玻利维亚差得更多，他们计算的结果为每公斤4.2克，一下子增长了45%。

但击落政策又怎么样呢？这项政策一定起到了某些作用吧？我听说秘鲁人已经击落了近100架毒贩的飞机，这是巨大的成功。

在秘鲁？那是说谎。那是90年代初的事情。现在毒品不用飞机运了。毒贩们从蒙松地区一直走到利马北部海岸的安卡什地区。而他们从普诺地区顺流而下，来到玻利维亚。从普库尔帕附近的阿瓜提亚，他们先到伊基托斯，然后从那里到达与哥伦比亚接壤的普特马犹边境区。所以很少能击落装有毒品的飞机。

但是，虽然美国人的数字很可能是有缺陷的，但秘鲁的古柯产量确实有了很大的降低。如同玻利维亚一样，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哥伦比亚古柯产量增加有关。然而在秘鲁，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在起作用。80年代末时，有传言出现，说一种奇怪的菌类在全国范围内破坏古柯种植园。由于没有已知的治疗方法，因此在古柯农中造成了混乱，这种菌类使植株的叶子变黄，在茎秆上形成一层厚壳，使植株干死。当地人将它称为“干干”。科学家给它取了另外一个名字：镰孢菌。

人们对于镰孢菌忧虑重重，很难搞清从何处着手。首先，要搞清它的来源。实际上它来自夏威夷。既然古柯并非夏威夷当地的作物，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假设这种寄生菌类只寄生在古柯上面，那么在那个没有古柯的海岛上，它是怎么演化的呢？答案当然是不能演化。20世纪70年代某个时候，镰孢菌出现在考艾岛上的秘密古柯及可乐树庄园中。美国政府立即注意到了这种菌类杀死古柯的实际作用，于是开始投资进行研究，到了1995年时已经花了近1500万美元。1999年，这种“真菌除草剂”花去了美国300万美元。

关于镰孢菌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传播问题：这种隔绝于夏威夷的菌类是如何跑到秘鲁来的呢？当然任何一种机制都可以传播菌类或者孢子，但请注意考艾岛是一个太平洋中部的小岛，距此地8000公里。任何一种显而易见的传播孢子的自然方法都不可能使孢子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旅行。

现在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是不是美国把这种在夏威夷秘密古柯种植园中演化（或者制造）出来的菌类拿过来，并且故意投放在秘鲁的呢？他们否认了这一点。

我听到了其他的说法，这也是我到圣乔治来的真正原因。我想知道村民们对镰孢菌有什么想法。事实说明，关于直升机或者固定翼飞机从古柯农头顶低空飞过，并喷洒棕色喷剂或者白色雾剂的报道非常普遍，人们给这种喷洒活动起名叫“白雨”。所以当我们的谈话暂时平静下来时，我站起来问大家：“这里谁见过白雨？”从后排走出来一个青年男子，在他同伴的鼓励下向前几步，走到空场当中。他说：

大约两年前，我在地里干活儿。我看见一架直升机飞下来，开始喷一些白色的东西，像是水一样。这架直升机飞得很低，就从我叔叔的古柯上面飞过去。我看见过，我看见过白雨。

这并不让我吃惊。上星期在利马，和我谈话的那名政府官员告诉我一个事实：有人在秘鲁故意施放过镰孢菌。我问他怎么会如此肯定。

我曾经与一名秘鲁空军上尉谈过此事，他是我的朋友，现在已经不在空军服役了，他告诉我说：“我们用直升机向地面上发射弹药筒，把弹药筒打到古柯种植园里，然后弹药筒爆炸，把孢子施放出来，我们就是这么干的。”直到1997年以前，他一直在华拉加驾驶直升机。

如果我们接受这两种说法，那就会立即出现下面一个问题：镰孢菌有什么作用？它是不是仅仅对古柯起作用。这一问题会激发很多的争论。

将镰孢菌作为杀虫剂使用，负责这一做法背后大部分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是蒙大拿大学的戴维·桑德斯教授。桑德斯恰巧经营着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握有镰孢菌传播方式的专利技术，如果真正使用了镰孢菌，这家公司就会大赚一笔。最近，就在我到秘鲁之前，他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采访。他对于这种菌类充满了热情。

这种菌类是我所见过的最有魔力的东西……我看见过它将田地里99%的植物消灭殆尽。我觉得这简直难以置信，我认为人们应当知道这种技术确实存在。

消灭田野里99%的植物，真的很惊人。如果在古柯种植园上扔一颗原子弹也可以把它们全都消灭。而问题在于，这种东西对于其他方面有多大的破坏作用。作为一种魔力药方，它最重要的作用是必须仅仅攻击一种非常特定的目标，而完全不会伤及其他。古柯属植物除古柯之外大约还有250种，镰孢菌也会攻击它们吗？这种菌类会不会演化为其他新形式，攻击秘鲁某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比如咖啡或者玉米呢？自然界有100多种镰孢菌，很多种都会攻击粮食作物。我们用什么才能保证这种镰孢菌不会变成它的近亲呢？桑德斯说这是不可能的。1999年，这种菌类被称为尖孢子镰孢菌，EN-4号品系（古柯品系），“它不会变异”。但就在几个月之前，有人建议佛罗里达施用另一个品系的镰孢菌以消灭大麻，但这一建议遭到了排斥。美国环境学家警告说镰孢菌种有飞速变异的可能，所以即使现在它专门用来对付大麻，在投放之后也会有可能发生改变，对其他作物进行攻击。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无法遏制。因此在佛罗里达州施放镰孢菌的计划被搁置了。

但对秘鲁来说已经太晚了，镰孢菌已经来到了这里。

为了让我看到镰孢菌的影响，圣乔治的村民们从地里拿来了一桶水果让我验看。所有的水果都已死亡或者正在死去。他们说这都是镰孢菌感染造成的。一位老人走到桌子前面。“我从1955年就开始种古柯了，”他说道，“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里从来没有过这种病，我还一直种水稻。但就是去年这些菌类开始找麻烦了。我的地全都染上了，我还种过其他很多种庄稼，比如说豆类和丝兰，可这些庄稼根本长不出来，过去在一小片地上就能得到很多的收成，可现在不行了。我们不断工作，却一无所获。”

另外一位农民赞同他的说法：“我种古柯也种咖啡，当他们把药喷在古柯上时，咖啡也受到了影响。现在我整个地里都是这种病，我种了两种咖啡，但两种都病了，所有的叶子都枯萎了。这种问题已经有三年了，情况一年比一年糟。在受到菌类打击之前，我能收12~13英担（约600公斤）咖啡，但现在在同一片地里连一担（约50公斤）都收不到。我想知道，谁该对这种情况负责？因为明年我很可能会一无所获了。”

圣乔治一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接着说道：“我有5公顷土地，地里有古柯、玉米，还养了牛和猪，但这还不够。去年我种了一公顷丝兰，但现在这些庄稼都死了。玉米也是一样。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连那些柑橘树也是一样，原来长势很好，现在也都快死了。”

此时村民都围了上来，把自己种的庄稼样品给我看，烂心的菠萝、长不大的丝兰，还有一大捆死掉的古柯。一位妇女高声喊道，镰孢菌不仅影响庄稼，还影响到人。“好多人都病了。”“还有动物，”一个当地人起哄道，“瞧瞧那些狗的样子！”所有人都笑起来。另一位妇女走上前来，让我看她的手：“我们全家人都得了皮肤感染，瞧瞧我的指甲，你能看到里面的真菌，我们以前没有这种感染的。”

另一位老人要求发言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如果我们有古柯，就那么一点点，我们可以卖掉它，不管卖个什么价钱都行。然后我们可以给自己买上一点稻米。如果我们没有了古柯，他们就是要了我们的命。我们是这里的农民，我们所有的一切就是庄稼。这里没有其他的工作可干。我们希望自己的土地是干净的，我们希望能够治好土地，这样我们才能活下去。”

但问题是镰孢菌一到，土地根本无药可医，因为镰孢菌是一种活的有机体，它会自行繁殖，仅仅停止喷施（如果他们还在喷施的话）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镰孢菌可以在土壤中存活40年，在此期间它会攻击古柯，根本分不出哪些是合法作物，哪些是非法的。这给那些在圣乔治靠种植古柯生活的人造成了问题，在一片喧闹声中，默埃塞斯把我拉到了一边。

“我们的地已经被投了毒，”他说道，“这不是自然造成的结果，我们的土地是被一种人为制造的化学疾病入侵了。不仅这里如此，到处都是一样。我们现在身处绝境，因为土地已经绝收。我希望你告诉美国总统，还有其他国家的总统，我们这里需要帮助，我以全体农民的名义，请求你回到欧洲以后，告诉大家这里发生了什么，在报纸上、电视上、书刊中尽全力宣传。你应该告诉每个人，这样他们才能了解真相。”

直到今天，只要一谈到镰孢菌我就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不管它是不是故意被投到秘鲁的，很明显我们对它的安全性存在很大的疑问，而这种疑问促使我们减少其在其他地区的使用。但美国现在依然试图说服哥伦比亚使用这种东西。哥伦比亚环境部长胡安·梅尔曾经在波哥大对我说过，哥伦比亚政府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在其从林中发射尖孢子。但最近新闻报道指出，美国已经在哥伦比亚南部边境的厄瓜多尔进行了一系列关于真菌的实验。一旦在那里施放镰孢菌，镰孢菌几年之内就很有可能“自然”进入哥伦比亚南部，根本用不着哥伦比亚政府的批准。这些报道已被否认。我们将关注事态发展。

回到利马，我贸然去拜访禁毒机构替代发展科主任阿尔弗莱多·门德维尔，他非常急切地想告诉我新一代作物替代计划的情况。我告诉他圣乔治的村民对我说的话，他们对于替代活动根本没有兴趣，他承认他可以理解其中的原因：以前的计划完全都是无用之物，从价格方面说，在秘鲁没有任何一种植物能够与古柯竞争，但他认为，如果没收足够数量的古柯，将古柯的价格压下来，古柯农们就会最终自愿地改种其他作物。好的，但怎样才能把古柯的价格压下来呢？

不仅要清除和破坏古柯，因为那样只能把古柯的价格提上去。但如果你能把清除与查禁化学品及古柯叶贩运等活动结合在一起，就可以极大地降低古柯叶的价格，这样我们就能使代替作物有一些优势了。

门德维尔告诉我替代作物计划依赖于警察卓有成效的行动，因为如果查禁不力，古柯的价格就会很高，没有人会想种其他的作物。但现在警察的查禁活动有多得力呢？我问道。

“14个月以前，”他说，“古柯叶的价格为0.6美元一公斤，现在一些地方的价格已经到了3美元一公斤，这个价格很高。”

所以让我们搞清楚：去年的查禁活动，再加上替代作物运动使得古柯的价格上涨了5倍。可别忘了你的目的是要把古柯的价格降下来，这种情况恐怕不能视为巨大的成功，对吗？

“不完全成功，”他说，“但一年前的价格为1.4美元，1.4美元是个好价钱，我们可以与这个价格进行竞争……”

这就谈到了古柯清除计划问题的症结所在。替代发展机构说只有执法机构阻止古柯交易，他们才能使替代作物与古柯竞争。与此同时，执法机构却说，除非找到真正可供古柯农种植的替代作物，否则他们无法阻止非法交易。当两方面忙着互相指责的时候，古柯的交易却在继续。门德维尔承认，根据美国计算，去年秘鲁的古柯产量是增加而非减少了。所以到底该干点什么呢？

任何人都能得出最好的结论，那就是继续向警察和禁毒机构投钱，希望他们能够联手做些什么。但正如任何一个圣乔治的村农都能告诉你的那样，古柯是贫穷造成的问题。禁毒机构可能在发展方面功绩卓著，但他们进入一个地区并为其提供自来水或者其他设备后不久，古柯农们就会迁移到更偏远的地区重头来过。在那里他们会造成更为严重的问题：环境污染。

在秘鲁的亚马孙河流域，有近1000万公顷的高树丛林已被农场工人和农民破坏。这其中有200万公顷，相当于以色列的国土面积，是由于在过去20年间种植古柯造成的。反过来，如此大规模地破坏森林导致的水土流失问题，现在已到了严重的地步。在驻利马的联合国机构，一个名叫安东尼奥·布拉克的环境学家告诉我：

由于这件事（水土流失），从山上冲下大量沉积物，于是河道被沉积物淤积，破坏了亚马孙流域最好的土壤，即沿河的冲积平原。这对于其他资源也会产生影响，例如鱼类正在消失……数百公里范围内都可以看到这种沉积物的影响：森林、动物群、野生生物全都消失了。

人们把使用过的化学物品全部倾倒在丛林之中，这也造成了无尽的破坏。最近，美国国防部的报告估计，每年有1000万升硫酸、1600万升乙醚、800万升丙酮和4000万~7.7亿升的汽油被倒在安第斯山脉地区，这些都是可卡因的副产品。这些化学品在接触到亚马孙河之后会有何影响，谁也不完全知道。同时，还有其他各种问题让人们担心：

目前，古柯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已不再是首要问题了。古柯正在走下坡路。现在亚马孙流域高地面临的大问题是由安第斯山脉向亚马孙地区的移民问题。这一情况已持续了30年，但最近10年间移民数量达到了最高峰……每年，成千上万的家庭来到热带雨林高地。近7年间政治家们一直在推进这一进程。

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秘鲁的移民活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政治因素刺激了这一集体迁移活动。安第斯地区工作很少，而丛林区有大片的土地。移民们一次分得40~50公顷土地，这些人根本不会干农活儿，于是就放火烧荒，开垦土地，结果只会发现这里的土壤不适合种水果或者蔬菜。但这里的土地也许可以种植其他几种庄稼：

现在这些地区没有种植古柯，但他们可以种植鸦片。如果古柯产量下降，他们会立即开始种植古柯，马上就种。因为古柯是一种收入来源。你是想一分钱不赚，还是想一年赚上三四千美元？这比利马的最低薪水还高。

历史总会重演。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玻利维亚和秘鲁故意将上万名无家可归的农民由城市迁移到丛林地区，以便解决人口过度拥挤问题。丛林地区除去古柯种植再没有其他工作，迁移活动为这里提供了自愿劳力，使得可卡因批发出口成为可能。现在，玻利维亚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试图把每个住在古柯种植区域的人迁回到城市里去，但城市里依然没有工作。同时，在秘鲁，人们仍旧把移民赶到古柯种植区域，这些地区还是没有工作。贫穷这一真正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只不过是被四处搬来搬去。同时，其他的作物开始出现。不久前，鸦片在哥伦比亚盛行一时，最近也开始在秘鲁出现。

我问安东尼奥，他对此是不是根本不感到沮丧。真的没有办法解决吗？“不是，”他说，“有办法解决。”接着他开始详细地给我讲了一种方法，这是我听到的应对毒品唯一合理的方法。

重新植树造林也许是替代古柯的一种方法。在基亚班巴有30万公顷土地需要重新造林。如果你每年造林3万公顷，这就需要10年的劳动。你就要雇一万名全日制工人来造林并且对这一新林业加以管理。

现在，他满怀热情地种植各种能够生长和收获的树木，为了保护森林，他在不同收获期内种植不同的种类，他选择那些能在国际市场中卖个好价钱的树种：巴巴可树，这是一个亚马孙地区的树种，可以产生天然除草剂鱼藤酮，三年即可收获；波拉尼树，其优质木材可供出口，收获期为7年；西印度轻木，仅需4年即可收获。通过有选择地种植和收获，古柯农们可以受雇去重新创建自己的丛林。这个主意很好。但是不是过分昂贵呢？表面上看不是这样：

重新种植一公顷森林需要400美元。这其中包括两三年的森林护养费。桉树只需照顾两年就可以快速长高。8年之后就可以收获，如果把木材不加工直接卖掉可以卖6000~8000美元。世界上没有一家银行在8年内能给你这样的回报。

对此我没有把握。这个办法真的有效吗？他抓起一支铅笔，开始乱画着数字和图表。

我们来做个计算吧。例如，假设一个古柯农种20公顷，每年在20公顷土地上重新植树造林，他们可以获得两公顷的木材，然后再重新造林，重新种植，明年再收两公顷，再重新种植，这样他们一年就有了5000美元的年收入。5000美元对农民来说是一大笔钱了，这是可能的，也是可持续的。

但这其中也有一些让人警惕的东西。首先，这将是一个长期计划，和秘鲁现行的两三年发展计划不同，而是需要10年甚至是20年的时间。其次，这需要允许种植者继续种古柯，并且保证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古柯（换句话说，高于国家古柯市场的价格），直到其他计划开始产生收益为止。

另一个问题是在秘鲁谁也没法看得比两三年更远，因为到那时政府有可能会更替，无论建立了什么都会被忘记。谁都靠不住，所以谁都不会尝试植树造林活动。然而这一替代政策的确有可能真正弥补对于环境已造成的损失，并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以便最终代替古柯。

我在秘鲁的时光似乎只明确了一个问题：官僚主义把一切都搞砸了。一方面是美国专家，他们不愿意对于这一国家的古柯数量进行精确估计，怕的是把事实告诉本国政府；另一方面是秘鲁的专家，他们不愿意告诉美国专家其估算有误，因为他们害怕会失去国际支持。再加上秘鲁政府仍然把大量人口赶向丛林地区，这些人滥砍滥伐，却依然难以为继；还有禁毒机构和警察，他们相互指责对方查禁古柯贸易活动不力；再加上没有人在秘鲁建立一个有价值的长期替代计划；最后还有那铤而走险的、在我看来是犯罪行为的镰孢菌的引入，原本希望能起点作用，但结果却是把其他一切全都破坏了。

最终结果如何？看上去一切好像都在起作用，但真相是古柯的减少是由于它们移到了哥伦比亚，并且没有迹象证明它们将一去不回。这项活动已经花掉了大量金钱，而且还使圣乔治人失去了谋生之道。

第18章 建在毒品上的哥伦比亚

应该怎样采访大毒枭呢？

读到哥伦比亚发生的事件时，我知道自己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拜访麦德林集团。由于卡洛斯·莱德拒绝给我回信，埃斯科巴和卡恰都已死去，那就只能拜访见奥科阿家族了。我决定和他们联系一下。每个我认识的人都告诉我这不是个好主意：凡是到哥伦比亚寻找可卡因网络的人结果全都学坏了。凯利委员会高级顾问杰克·布拉姆听说我想干的事情之后大为惊骇。

我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和你说话。无论找什么理由，我都不会去哥伦比亚采访奥科阿家族，除非我上了足够的人身保险。哥伦比亚不是个好玩的地方，尤其是你要询问的是贩毒方面的问题。不管你去问谁或者什么时候去问，那里非常非常危险。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4个月之前我在纽约遇到了一名记者，她给了我所有的答案。玛塞拉在近10年时间内一直在报道关于可卡因方面的事情，她的人脉比我见过的绝大多数毒犯还广。8月的一天，我们一起出去吃午饭，她交给我一个电话号码单，让我到南美洲后给这些人打电话。这个清单包括了众多哥伦比亚前总统的电话、奥科阿家族全体成员的电话，还有罗斯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家族绝大多数成员的电话和帕布罗·埃斯科巴母亲的电话。这真的是一个重要而走运的突破。我一回到英格兰，就喝下两大杯酒，然后借着酒劲拨通了奥科阿家的电话。电话是一个女人接的，她问我要干什么，我用我小学生般的西班牙语解释说我想和胡安·大卫通话。她把电话转到等待状态。然后，电话接通了，接电话的就是胡安·大卫·奥科阿。嗯，我没想到会这样。我用最自信的记者的语调向他解释说，我想安排对他进行采访。我可以给他写一封信说明自己是谁，正在做什么。我问他有没有电子邮件地址，他回答说有。我又问他能不能告诉我，他回答说可以。然后他把邮箱地址告诉了我。我感谢他花时间和我说话，然后说了句再见。我挂上电话，赶紧再多喝几杯酒。

一个星期以后，我收了一封来自麦德林市的电子邮件：

多米尼克，我叫路易斯。多年以来，我一直是奥科阿家的好朋友。胡安·大卫给我看了你写给他的信，让我给你回信，他们愿意和你谈谈，你想知道什么他们都会告诉你，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把债都还清了。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现在这个时候最好。

这听起来机会非常好。我和路易斯互相发了几封电子邮件，商定我到麦德林给他打电话。我到达的那天，给他打了电话。路易斯非常友好地提出隔天早上7点45分去接我，这样我们还能赶得上吃点早餐。但我没听明白的是他所说的“吃点早餐”，是指在“乔治的家里和整个奥科阿家族一起吃点早餐”。等我明白过来我们要去哪里时已是7点50分了。此时，我已经坐在路易斯的越野车里，由于某种原因这辆车的车门重得难以想象。我们在波布拉达区的一个巨大金属门前停下了。路易斯对着闭路电视的监控镜头说了几句话，大门滑向一边，我们突然间就进到了里面。

你觉得大毒枭家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有坦克？穿比基尼的漂亮姑娘？面露狡黠之色的拉美人，下面顶得鼓鼓囊囊的夹克？你一定是电影看多了：根本没有这些东西。乔治的家很大，但并不是大得招摇。里面有一个池塘，池塘上有座桥通向对岸一座迪士尼风格的游戏室（奥科阿是个大家族，乔治有两个兄弟和5个姐妹，他们共有28个侄子和侄女），几只长相奇特的鸟在池塘边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

我们的车停在房子前面，二楼阳台上有人探出头来，对着我们咧着嘴大笑。“路易斯，到楼上来！”阳台上的人站起身来，热情地挥着手。他就是乔治·奥科阿。路易斯和我也向他挥挥手，我们坐在门廊里的柳条椅子上等着他下楼来。我注意到所有的门窗全都开着，于是向里面飞快地看了一眼，非常令我失望，很明显没有枪。

乔治·奥科阿身上有一种手脚停不下来、略有些神经质的力量，这种力量通常是和那种智慧很高的人或者有多动症的孩子联系在一起的。他非常和蔼，总是笑个不停，总是坐立不安，特别喜欢接电话（“他就像个被马蜂螫了的人一样，总是嗡嗡个没完，”路易斯说，“就算我的电话响了，他也会去接的。”）。这种多动症状态使得对他的采访很困难，因为他总是时不时地跑没了影，有时话说到半截就走了，去干一些更加有趣的事情。整整一天他都在没礼貌地摆弄手边的东西，主要是我小型录音机上面的零件：带插销的接线板、加长导线、话筒夹。他总是不断转移注意力。虽然他不是世界上最容易接近的受访者，但他身上确实有一种热情，使人无法不感觉到他的魅力。在采访中间，他的妻子说，她也有一个小型磁碟机，和我用来进行采访的一模一样。他说他从来没听过这种录音机放出来的说话声音。于是我们停止了录音，我递给他一副耳塞，把刚才录的对话放给他听。他立时有了反应：一听到自己的声音，他就爆发出一阵大笑，像个孩子一样快乐得满脸发光。“太棒了，”他大喊道，“简直太棒了。”然后无论谁想听，他就把耳塞递给他。

但这种与生俱来的魅力并没有使得采访变得非常简单。很明显，在我们见面的整个过程中，他对于谈论可卡因的事情并没有很大的兴趣。实际上，随着我们采访的进行，他本人以及全家真正感兴趣的是饲养牲畜，特别是马和牛。所以，当我们坐在门廊里开始聊天时，他非常自然地谈起自己家族最早的买卖——养马业。

乔治的高祖父阿贝拉多曾经是个商人，20世纪20年代时曾经与哥伦比亚政府签订合同，为国家铁路供应枕木。

他靠这项交易赚了很多钱。他带着14个孩子回到了欧洲，卖了一大群牲畜——山羊、驴、马、牛和猪，弄了一条船把所有这些牲口都运回了哥伦比亚。但有一头有望获奖的驴子在路上生了病，他不得不在纽约停留，他在纽约住了两个月，等着驴子康复，其他牲口还都在船上，然后他继续航行，来到了巴兰基利亚，把牲口转上另一条船，沿马格达雷那河逆流而上，他来到了一个小港口，皇家波多……

一条装满牲畜和移民的船？一条神秘的热带河流？这听起来就像打开了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但故事到此就停止了。突然间一大群哥伦比亚妇女走了过来，我不得不一一认识她们。原来她们都是奥科阿的姐妹们，是专门挑选出来见我这个外国作家的。有人一一介绍她们给我认识，我几乎当时就把这些名字全忘了，只有一个名字除外：玛莎。这个玛莎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个在1981年被绑架，后来在“处死绑架者组织”的干涉下被释放的那个呢？我没有胆量去问，但我后来得知，就是她。我和每个人都握了手，然后又坐下来，但是当乔治好像要接着讲故事时，他突然间换了话题。“嗯，”他笑着说，“也许我们得来点燃料。”这暗示着要吃早餐了。

我们一群人走进奥科阿家的厨房里，7个人围着一张大桌子坐下来，两个厨师在桌子上堆满了哥伦比亚的传统早餐：阿尔帕斯（玉米面包）、蒜味辣肠、未经加工的奶酪、鳄梨、黑香肠，还有咖啡。吃饭过程中乔治不断地时而站起，时而坐下，接电话，通过对讲机与来访者说话，边吃早餐边说笑话。我竟然在与全球首要通缉犯之一共进早餐！我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在干什么，这种感觉在本书调查的过程中已经不是头一次了，我找不到合理的答案，我试着想和别人说说话，但胆怯地试了两次就闭上了嘴。

我们刚刚吃完饭，有人就宣布我们要离开。去哪里呢？“拉洛玛。”有人告诉我，那里是奥科阿的中心。我真的是要进行全程旅行了。我们走向路易斯那辆装着沉重车门的越野车。乔治一直是个极好的主人，他坚持让我坐在前面，他自己坐在后排。他刚一关上车门，我还没来得及提醒他，他就接着讲起半小时以前讲了一半的故事了：

从那个港口，他把所有的牲口都转运到了东南部地区。他不得不一路上修路。他引进了荷尔斯坦因种荷兰奶牛、赫尔希山羊和各种牲畜。他被授予当时的最高奖励——波亚卡十字奖章。从此以后，养牛养马和放养牲畜就成了家族的一项传统。我们上学时每到假期都会到牧场上去放马。那时我13岁，我哥哥14岁，我们把一群小步马带到了美国，小步马是一种哥伦比亚当地的马，跑得飞快，骑小步马就像是在开劳斯莱斯一样。

车一边开，乔治一边接着讲故事。他在学校时成绩怎么样？“一般，”他笑道，“只是一般。”但这关系不大。奥科阿家族是一个庄园家族，庄园才是他们该去的地方，直到70年代初都是如此。

1973~1974年，我头一次知道了大麻生意。当时经营这种生意的人来自海边和另一个叫洛斯雅诺斯的地区，那一地区是平原区延伸出来的。那里的人经营大麻。那时哥伦比亚还不存在毒品问题。只有几个人在这里那里吸食大麻叶，可是不常见，那时候抽大麻烟的人被叫作“大麻烟鬼”，和瘾君子一样，都是那些精神麻木的人。只有真正瘾大的人才抽可卡因。你永远看不见抽可卡因的人，因为那是高级货。

乔治说，奥科阿家族完全是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第一次接触可卡因的。1965年，这一家族在麦德林市开了一家餐厅，以高祖父阿贝拉多在萨尔加的农场拉斯马格里塔斯命名。这家餐厅办得很好，不久就成了城市当中的高级场所。

（拉斯马格里塔斯）是当时城里最大最棒的餐厅。我们在那里能见到各种人，从高级行政官员到早期的毒贩子。最早的毒贩子总是习惯享受佳肴美食，而且习惯骑马，骑小步马。那时候，如果有人赚了钱，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去给自己买一匹真正的好马，所有在城里混世界的人都到我们这里买最好的马……桑地亚哥·奥卡姆波就是餐厅的最佳顾客之一，他总是从我们这里买马。

正是基于这两点：食物与好马，这一著名的农庄家族与哥伦比亚可卡因资金直接联系在了一起。没过多长时间，奥科阿家族的三个儿子就注意到可卡因生意中赚到的钱多得简直不合常理，于是他们不再经营餐厅，转而经营更大的生意了。

但就在此时，采访又一次停了下来。汽车停在一座巨大的钢制大门门口，机关转动，大门打开，迎接我们进入，然后我们开始顺着林间陡坡向上驶去。向山上开了半英里，我们从树林中穿出，眼前出现了马厩、一个小停车场和一个铺着地砖的院子。一匹美丽的栗色母马以3倍的车速从面前跑过，背上的骑手一动不动。乔治咧开嘴笑起来。“小步马。”他说道。农庄坐落在一个完美的地方，非常美丽，打理得极为干净。无论往哪里看，都能看到有人驯养马匹，操练马匹，给它们喂食或者洗澡。穿着马裤，戴着宽边帽的骑手和农夫走来走去。简直像是“万宝路”香烟广告的布景一样。我们坐下来，有人送来咖啡，然后谈话继续下去。

那时候这种事（可卡因买卖）还没有被当作坏事情，因为它是一种新生事物，这个国家的每个人，甚至包括社会最高层的人，都找这些人（毒贩子），试图把东西、房子和农场卖给他们。各种聚会和其他活动都邀请他们……那时的规模不像现在这么大……我恰巧遇到了这些人。当时这种事非常赚钱，我们那时很年轻，也很有野心。我们第一次交易是在1975年。

这时，乔治走开了，路易斯填补上了叙述中缺少的部分，后来我发现与乔治不愿谈论可卡因问题正相反，路易斯非常愿意谈论这种事。

这些事我可以告诉你。他是拿佣金的，曾到美国待过一段时间，就像是去旅游，他和那些经常光顾餐厅的人有交情，在美国也有朋友，因而碰巧会遇到一些想买货的人。所以他做的就是打几个电话，与那些常到餐厅来的人联系一下，然后从中拿一些佣金。

突然间，乔治又回来了。“你在美国待了多久？”我问他。“一年。”他答道。但路易斯插嘴说：“不对，时间还要长。”

“就是一年。”乔治又重复了一遍。然后两个人开始短暂地讨论了几句。“我们是1975年去的，1978年回来的，是三年，”路易斯说，“三年，来来往往。”乔治顺从地重复了一遍。

这样的讨论成为这次采访中一个很大的特点。路易斯说得越多，乔治说得就越少，即使乔治真的回答了问题，路易斯也会反驳他，然后自己来回答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有点奇怪，但后来听采访录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手段，可以自然地把一些困难的问题回避过去。随着采访的进行，情况变得非常明显，尽管奥科阿家族非常好客，但他们对全面公开家族在可卡因交易中的情况并不是特别感兴趣。路易斯就是一个安全阀，通过他可以把一些狡猾难缠的问题过滤掉，同时又不显得无礼。有时候，路易斯还会加上指导性意见，把运输可卡因的数量和获利的数目说得少一些。当我问乔治第一次运了多少可卡因时，乔治告诉我是一磅，而路易斯则解释说是“半磅，1/3磅。”

这也许并不奇怪。奥科阿家族的人声称他们运输可卡因得不到什么好处。所以回答运输了多少货或者赚了多少钱之类的问题时，他们的说法总是带有水分，例如“不管我们运输了多少，都无法和现在他们运输的数量相提并论”或者“我们运得很少，500公斤算是最多的了，和现在不一样”。

同样，他们将所有暴力事件也无一例外地推到集团其他成员的身上，通常是推到帕布罗·埃斯科巴身上。奥科阿家族不想做任何可能招致美国政府敌意的事情，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对他们有很强烈的敌意了。炫耀自己的财富一定会让美国药品管理局的神经绷得更紧，这些人绝对有能力让他们的日子变得非常难过。我到此一年之前，他们曾经会见过一个美国的电视摄制组。乔治和他的哥哥胡安·大卫都称赞美国（“我认为那是个伟大的国家……我非常热爱美国。”胡安·大卫这样说道），而且他们还对自己参与可卡因贩毒活动表示遗憾（“我只希望世界能够原谅我所做的一切。”乔治说道）。通过把自己描述为改过自新、一心忏悔的罪人，这个家族看似正在准备重新融入社会之中。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1999年10月，他们最小的弟弟法比奥被控贩毒而被逮捕，转眼之间，奥科阿家族看上去与可卡因交易仍然有关。他们一心希望否认这一点，并且在美国插手之前使法比奥获释。道理不难理解，我曾在华盛顿见过美国药品管理局国际情报处主任，他对我说得非常明白，美国已经准备好了囚室等着法比奥到来。同样，奥科阿家族两名大哥涉及的案件也一直没结案，所以可以理解，这两个人也希望自己能够有把握不得罪任何一位有权来找他们麻烦的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反复否认与反政府武装有关，并且总是吹捧美国的。）此外，在他们看来，关于他们所作所为的所有著作几乎都是不准确的，所以难怪他们有一点谨小慎微。

刚开始我很失望。我本来希望能够进行一次开诚布公的会见，希望他们能够解释到底是如何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可卡因交易的。但这种想法有点过于乐观了：这些人处在不同的层次上。他们对于问题极为警惕。怎样才能让如此警惕的人敞开心扉呢？冲着他们傻笑？我觉得不行，于是我就继续费力地问下去。

70年代中后期可卡因的价格是多少？这架骗人机器马上又运转起来。“在这里卖2000美元一公斤，运费5000美元。”乔治说道，路易斯又插话了：“不对，大概要卖7000美元一公斤，运费5000~8000美元。”我们假设路易斯的数字是准确的。7000美元一公斤，再加上5000~8000美元的运费，而可卡因在美国的售价就是2.8万~3万美元，这就意味着在70年代末奥科阿家族卖一公斤可卡因至少可以赚1.3万美元。如果一架飞机运300公斤（乔治承认每次的运送数量最多可以到达500公斤），而且货物由奥科阿家族自己提供，即使在故意少说的情况之下，一架飞机运的货就能让奥科阿家族赚上390万美元。如果假设他们能够按照乔治所说的价格，即2000美元买入可卡因——这一价格看起来依然很高，估计他们每飞行一次能赚600万美元以上。乔治没有透露他们一共向美国空运了多少次可卡因（根据一位编年史作者估计，截至1984年，乔治很可能每星期运送2000公斤）。但坦率地说，在这样一种赚钱速度之下，人会不会知足？这可是大笔的财富啊。你可以竭尽全力对可卡因交易进行道德辩护，但如果你设身处地想一想，在70年代贩运可卡因就像从公共汽车上走下来一样容易，而且会赚到这么多的钱，你会不会知足呢？

整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可卡因交易高速发展。乔治说他进入这一行时不知道自己希望赚多少钱，但生意一旦运转起来，赚钱的速度就会变得飞快。“生意变得规模很大，最后到了疯狂的地步。”当我问他在这一行里迅速成功的原因时，路易斯又插进来：“（奥科阿）家族的买卖之所以做得很大，是因为他们处世的方式，因为他们总是被人利用，因为他们生性平和。人们就愿意围着这样的人转。”而乔治说得更理性一些：

当时没有竞争，因为不管做什么买卖，最难的部分就是销售。在我们这里，销售是有保障的……我们一定会出名，由于无知，我们当时非常显眼，而且我们在社会上已经非常出名了。这就是我们出名的原因，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生意是坐的最大的。我们周围有很多人，他们的生意做得更大，但他们不像我们一样出名。

好的，有些人做得比你们还大。但暴力问题是怎么回事呢？暴力都是从哪儿来的呢？当然是来自埃斯科巴。令人惊讶的是，乔治看上去好像没有时间谈论这位以前的伙伴：“我们不应该和他一起做生意。我们是‘朋友’，并不是哪种寻常意义上的朋友，和他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尊重而不是友谊。他一辈子都是打打杀杀的，从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打劫，抢银行，偷汽车，还干各种暴力的事情。”

但他们的确是伙伴，对吗？他们两个属于同一集团，难道不是吗？

不，不。从来就没有过什么联合会或者集团。这仅仅是美国人给我们取的一个名字，为的是让事态变得更加显眼，也更复杂。根本不是那样的……过去曾经有过合作，还和一些小组织一起做生意，例如帕布罗和他的堂弟古斯塔沃。他们会纠集起一些认识的人，这些人具备某些他们缺少的本事，在做生意的过程中用得上。比如，某个人有人脉，能把货从海地运到美国，诸如此类。各个组织之间的唯一合作方式就是如此。

你的特长是什么呢？整个过程中你是什么时候参与进来的呢？“我们全程都要参与。”

那天早晨我遇到了玛莎，于是我很想知道关于她被绑架又被释放的事情是真是假。乔治承认是真的，她的确被人绑架过，但对于那些在足球场广为传播的、有关“处死绑架者组织”的故事他根本不屑一顾：“那些都是谣传，都是假的。事情真相是军队和警察帮我们把她救了回来。她保住了性命，而且我们最后还付了赎金。”于是，为了准确起见，我又问道，你们和‘处死绑架者组织’有什么关系吗？“没有，我们暂停一会儿好吗？”

然后他又一次离开了。他回来以后我们谈及80年代初美国执法部门的种种努力，也就是佛罗里达特别行动小组。我问他们造成什么麻烦了吗？他说那倒没有。“他们（美国执法特工）来到这里，只待在一个地方，而把其他的地方全都忘掉了。这时人们都分头出击。这不过是动动脑子，开辟一条新路线之类的事情罢了。”

他们真的没有取得一点成绩吗？乔治摇摇头，咯咯笑起来。他说没有，他们只取得一点成绩：“就是把价格抬了上去。他们越打击这种交易，这种交易就越赚钱。所有的贸易活动、宣传和广告都是由他们做的。售价一直保持很高。”

这些话当中有很多真知灼见。奥科阿家族坦诚，佛罗里达行动开始之后不到3个月，他们每公斤可卡因就可以赚到6.5万美元，而不是3万美元。是不是所有的执法活动全都白费力气了呢？“平静荒原”行动又如何呢？对此乔治承认，这一破坏行动有段时间影响到了他的运作，但他说麦德林市的人在突袭时能够提前得到消息，把所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全都转移了。但执法人员没收的8.5吨可卡因又是怎么回事呢？他说，那是他们在说谎。“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他说，“找到的只是很多化学品罢了。”

我们又讨论了帕布罗·埃斯科巴和拉瑞·博尼利亚。乔治说，他们无力逃避自己死亡的命运：“（帕布罗）不听劝告。嗯，他听人劝告，但就是不重视。”乔治也认同这一点：杀人之后产生了真正的麻烦。

“因为拉瑞·博尼利亚的死，迫害活动开始了……当时大家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快跑，离开这里。’”

在此之后，政府又恢复了引渡条例，对此你觉得惊讶吗？“是的……”但这时路易斯又插话道：

我一点也不惊讶。政府做这种事情是对于整国家的极大不尊重，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所以他（乔治）说他感到惊讶，他的意思并不是惊讶，而是吓坏了。但我觉得谁都不会惊讶。谁都知道报复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而且是以最可怕的方式开始报复。

很明显，引渡条例是令人生畏的，但它代表了什么呢？乔治说得很简单：“最糟糕的情况。”这时他的妻子加入到谈话中，她对此也非常厌恶。“人们应当在自己的国家接受审讯和宣判。”奥科阿家族是不是认为美国方面激烈的反应也许与围绕提纯可卡因出现所进行的宣传活动有关呢？“绝对如此。”乔治的妻子说。乔治也同意提纯可卡因比可卡因危险得多。“人用鼻子吸毒一次最多能吸2~5克，要是人坐下来以吸烟的方式使用可卡因，一次能吸掉一公斤。”

在拉瑞·博尼利亚被刺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做出了暴力反应，导致麦德林集团的首领们逃到巴拿马，他们在那里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建议”，但为什么没有起到作用呢？

政府从来就没有兑现过他们许下的承诺。我们提出提议以后，刚开始他们都非常有兴趣，但最后他们就是不肯兑现。这就是他们永远无法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阵线讲和的原因，因为他们总是倾向于不肯兑现前任政府的承诺。

和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一样，乔治否认自己与反政府武装之间有任何接触，他也不承认自己曾向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运输毒品。他的确承认埃斯科巴一定在那里干了些什么，因为他看到过西尔拍的那些著名的照片。有消息称他曾付给反政府军1000万美元，以便使美国不再找他们的麻烦，但他表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我们继续谈到了那些“该引渡者”，他说，那些人全都是帕布罗一手培养出来的。

他真的和那些人没有关系吗？没有。那么，被人指控犯下种种暴力罪行又是什么感觉呢？

很糟糕，非常糟糕。我们和其他任何一个从暴力活动中幸存下来的哥伦比亚家庭的感觉是一样的。但事实上，那个时候每个哥伦比亚人都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成为被引渡的对象。

投降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怎么出现的呢？

幸运的是，在某个时刻政府制定了一项政策。我们别无选择：要么死，要么被引渡。那时被杀害比被抓住后引渡要容易得多了。所以，关于自首的法案一出台，法比奥就和另一个人到司法机关去自首了。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条件。首先，你以后不得再从事可卡因交易；其次，政府不会引渡你。但现在政府不打算兑现承诺，我弟弟在他们手中，被关在监狱里等待引渡。这非常不公平，因为他是无罪的，却没有机会证明这一点……我们希望能够证明他是清白的，但是（如果他被送到美国），他就没有机会了。

我同意他最后的这种看法。如果法比奥被送到美国，他就根本没有机会了。在美国，法比奥被视为行刺美国药品管理局线人巴里·西尔的幕后指使者，美国人非常想抓到他。如果他被送到美国，就不需要再买回程机票了。

我们简单地谈了谈最近签署的哥伦比亚计划，这一协议中约定美国捐资13亿美元作为援助资金，并且向哥伦比亚派出军事援助，以便打击贩毒活动。乔治对此不以为然：“这一计划将一无所获。这些钱最终都会进入政客们的银行账户，只会加剧腐败而不会减少可卡因交易。”

这一计划会不会引起暴力活动增加呢？“绝对会。”

说到这里，乔治很明显厌倦了。我本来也想采访胡安·戴维，但我开始提问时，路易斯说没有太大的必要：“他们的看法一样，回答也都是一样的。”还有时间，但在此之前可不可以拍几张照片呢？当然可以。乔治答道，他的脸上又放出光来。他问我坐哪里比较好，我建议他坐在马厩拱顶下面的椅子上。但他突然固执起来。“不，我不坐那里。”他说。我奇怪为什么他不愿意。“光在后面，拍出来照片效果不好。”他靠着一堵墙坐着，我拍了两张照片，然后把乔治和胡安·大卫请到马厩门前，拍了一张两人的合影。我拍了三张照片后，他们不让我继续拍了。“这已经足够了，”乔治说，“我觉得这些照片非常珍贵，对吗？”然后，采访就结束了。

我们握手道别，我钻进了路易斯的越野车里，我们向山下开去。

回顾这个早晨与奥科阿家族在一起的经历，我真的想不出该如何看待他们。在美国，这些人是人民的公敌，与那些纳粹战犯相差无几。但他们在我看来却是非常正常的人。我的确想到过，整件事情可能全然是个骗局，只不过是一场操纵媒体的把戏，专门设计出来欺骗我们这样的傻瓜，以便为他们这个卑劣的家族写出一些稍微有点称颂味道的报道。如果是这样，那真的没有必要：我本来也没有写他们坏话的想法。我只是想要获得真相。在我看来，如果人们无法抗拒可卡因的诱惑，那么他们总是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卖掉，而且总会有人给他们供货。奥科阿一家的确卖了可卡因，而且卖了很多。但那又怎么样呢？

对于埃斯科巴来说，监狱生活根本不算艰苦。作为投降的条件，他坚持要把自己拘押在私人监狱中，这个监狱建在他的私有土地上，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亲手把这片地卖给了政府。监狱建在他的老家恩维加多，名叫“大教堂”，和一般的哥伦比亚看守所完全不同。监狱围墙安装有高压电网（实际上由他自己控制），里面设有摩托车赛道、迪斯科舞厅、健身俱乐部、大麻种植园、地下导弹防空洞，还有两间牧人小屋。所有的囚犯（他的手下同他一起投降）都有自己的单人囚室，里面录像机、电视机和立体声音响一应俱全。埃斯科巴还装了几部电话和传真机供他私人使用，继续行若无事地做着生意。美国药品管理局估计他每个月从监狱指挥运送的毒品有一万公斤之多。只要在里面待烦了，他会就离开。在他“被捕”一周年时，他请了一夜的假，跑到恩维加多的一家夜总会，在那里通宵饮酒，直到凌晨4点才回到监狱。当他想到现场去看一场足球赛时，会有警察卫队保护他到足球场去。

但这种情况不可能长期持续。从他逃亡直到进监狱这段时间，埃斯科巴一直靠向他手下的毒贩子收税来支持这场战争，这些毒贩按一定比例把自己的利润交给他，以便保证他们有权利继续进行毒品买卖。他在监狱里继续收税，在他看来，他单枪匹马地摧毁了引渡法案，使他们能够安全地买卖毒品，他们欠他的人情。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认为。

他的两个前同伙费尔南多·加亚阿诺和齐齐·默卡达跳出来反对增加税收（他建议每人每月付给他100万美元），埃斯科巴将两人折磨致死。这件事使得政府再也不能容忍了，于是政府决定把他转移到一个合适的监狱去。

不幸的是，他听到了风声。

1992年7月22日，埃斯科巴走出了“大教堂”，跑到麦德林市躲了起来。作为回应，政府发动了哥伦比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搜查活动，通风报信的人可得到100万美元奖励。美国药品管理局在这一数额之上又增加了250万美元，而费尔南多·加亚阿诺和齐齐·默卡达的家族也增加了150万美元。转眼间，所有人都在寻找埃斯科巴。为了筹到更多的钱，埃斯科巴绑架的人数越来越多，又把他的战争税涨了上去，把那些拒绝交税的同伙都处决了。这种做法产生的效果出乎他的意料。

正如美国药品管理局国际行动组前组长鲍勃·尼维斯在华盛顿告诉我的那样，他把加亚阿诺的手下叫来，将他们折磨致死，因为他们拒绝缴纳战争税之类的费用。现在组织当中的其他人也都是赚钱的干将，他们会从这种做法中得到什么信息呢？“这个家伙疯了！他把自己最赚钱的干将杀了！他什么时候杀我呢？”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叛变的情况，他的手下开始去敲罗德里格斯兄弟和赫雷拉的家门了（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兄弟和帕乔·赫雷拉都是卡利集团的领袖人物）。他们说道：“嗨，我们不是打仗来的，这个家伙是个疯子。他用不了多久就要杀我们了，你们能不能保护我们？”对方回答说，“可以，回到麦德林去，你们现在已经在我们的保护之下了。密切注意这个家伙，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我们会为你处理这件事情的。”

卡利集团成立了一个小组，名为洛斯贝贝斯（即受帕布罗·埃斯科巴迫害人士小组），专门负责跟踪埃斯科巴。贝贝斯悬赏500万美元缉拿埃斯科巴，并且开始了一场残酷的计划，凡是为埃斯科巴工作的人，都得死。随着他的律师、杀手、同伙和家人不是被杀就是变节，埃斯科巴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孤立。

对于哥伦比亚警方来说，洛斯贝贝斯简直是天赐之福，他们紧紧盯住埃斯科巴的一举一动，而且愿意采取一切警方不可能采用的肮脏手段（绑架、谋杀）把埃斯科巴赶到明处。但是由于接受了贩毒组织的帮助，他们也为以后的工作埋下了各种更大的隐患。乔·托夫特是美国药品管理局驻哥伦比亚的特工首脑，他当然感觉到了这其中潜在的危机。

刚开始我没有意识到洛斯贝贝斯是卡利集团的组织。实际上我们为它击节叫好。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但我们逐渐把各种情况拼凑在一起，一切就变得很明了：卡利集团从中操纵。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为了一个敏感事件，因为我们和哥伦比亚警方紧密合作，试图抓住埃斯科巴，而哥伦比亚警方则在与洛斯贝贝斯合作。我们有时也会和洛斯贝贝斯接触，因为他们能给警方提供一些非常有用的消息。所以这件事变得非常敏感……我当然不愿意有人说美国药品管理局正在和卡利集团达成一项协议。实话告诉你，我为了这件事很多个夜晚睡不着觉。

另外一个为了抓住埃斯科巴而夜不能寐的人是雨果·马丁内兹，他正在指挥警方追捕埃斯科巴。马丁内兹手下有一支哥伦比亚特别部队，名为“精英部队”。当我们在波哥大见面的时候，马丁内兹回忆起旧事，提到当埃斯科巴发现被这么一个组织追捕时，他面临的处境是这样的：

我从电台上收到了第一次威胁，因为他知道我能听到他说话，他说要杀了我和我的家人。他说将会在一周之内消灭精英部队。那个星期他用一枚卡车炸弹炸死了17名警察，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另一枚汽车炸弹又炸死了14个人。他想把精英部队赶出麦德林市。政府与波哥大警察局的领导们谈话，问我们能不能撤出去，换另一种方法试试。但把精英部队撤出去这个举动实在太显眼了，我手下的军官和我本人都不愿意这样做。我们想要坚持。我们继续进行追捕活动，我们需要有机会把工作坚持下去，直到结束为止。

鉴于抓住这个人承受的压力巨大，再加上这个人臭名昭著，一些外国政府开始为精英部队配备各类军用装备，他们希望这些装备能够有所帮助。英国派来了一群空军特种部队教官来训练士兵；法国捐助了三角测量仪用来追踪雷达发射信号；德国捐助了专门用来追踪移动电话的设备；意大利也派来了反恐专家。每个人都想要抓到帕布罗。

在埃斯科巴逃亡的过程中，他以前的同伙把他落脚地的消息透露给警方，他身边的每个人都渐渐地被洛斯贝贝斯除掉了。抓到他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但是，警方首先要找到他。为了掩盖藏身之所，他总是坐在开动的汽车后排打电话，这样即使精英部队真能追踪到他，当他们赶到时他也早就逃之夭夭了。这种做法让精英部队胡乱猜了好一阵子。

但到了12月初，警方追踪埃斯科巴的行动初见成效，并将其锁定在麦德林市200平方米的区域之内。但不幸的是，这200平方米区域属人口稠密的中心地带，所以无法进行包围。马丁内兹的上司命令他撤退，但他决定监听一个电话，看看能不能离得再近一些。他将自己的三辆信号监控车派到了发现埃斯科巴的那个地区，让他们等在那里。幸运的是，其中一辆移动设备车的指挥官就是马丁内兹的儿子，名字也叫雨果。

12月2日早晨，埃斯科巴通过他儿子胡安·帕布罗的电话接受了《周刊》杂志的采访。胡安把记者的问题转述给他，然后再使用电话对记者进行简短的回答。他每次回答完问题就更换电话，或者更换地点，所以警方无法对电话进行追踪。由于行动小组彻夜蹲守，所有人都很疲惫，全都在车里睡着了，据老马丁内兹回忆：

那天行动小组休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睡过觉。但我当时醒着，10点钟的时候，他打了个电话，通话时间很短，只回答了两个问题就挂了，然后他就转移到了另一个地点。我把雨果叫起来，告诉他：“追踪这个电话，他随时有可能再打过来。”他马上就冲到了街上，等着下一个电话。一个半小时以后，第二个电话打来了。雨果追踪到了这个电话。埃斯科巴给了我们机会，因为通话时间超过了5分钟。他说了6分钟。

埃斯科巴还犯了另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并没有躲在移动的汽车后排说话。他厌倦了，钻进一座房子里面坐下了。这样他不但打电话时间过长，而且还成了静止的目标。机会来了。“雨果锁定了那座房子，他一连锁定了它好几次，以便确定这个地点是正确的，”马丁内兹回忆说，“然后他给我打电话，他只说了一句，‘我看到他在窗户旁边。’这样我们就都有了把握，然后他说，‘叫突击组来。’”

埃斯科巴马上意识到事态不妙。“一定是出事了，”他对儿子胡安说道，“我要挂电话了。”但已经太晚了。

我当时在办公室里，突击组的组长通过电台对我说：“哥伦比亚万岁！”那种感觉真的是心一下子放了下来：我们没有再次失败。这种强烈感情始终如影随形，此时终于结束了，就好像把一架压在头上的钢琴一下子拿走了一样。我拿起一架摄像机，把警察局的主任叫来，把这个喜讯报告给他。在发布消息之前，他叫我们去提取他（埃斯科巴）的指纹……但当我们钻进汽车，打开收音机时，新闻已经播出了，每个人谈论的话题都是埃斯科巴已经死了……我们一路上听到的都是这个消息。斯蒂普（美国药品管理局特工）、司机和我的保镖都在欢呼：“万岁！”他们的快乐会传染。我也开始感觉到一开始没有察觉的东西，那就是欣喜若狂。我想赶紧回家去拥抱我的儿子。

再说波哥大这边，美国药品管理局的领导乔·托夫特坐在办公桌前面回忆说：

大约下午3点钟，警察局的二号人物、专门负责这次追踪活动的瓦加斯将军给我打电话。“乔伊，”他说，“我们击毙帕布罗了。”他非常激动。我挂上电话，跑到办公室门前，在大使馆的走廊里，一个劲地喊道，“帕布罗死了。”我一直跑进大使的办公室，告诉他：“我们刚才把帕布罗击毙了。”

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马丁内兹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埃斯科巴的母亲已经在那里了。她冲进花园，看到一群人正围在尸体的周围，她挤进人群凑上前去看了一眼。那不是帕布罗，而是他的保镖阿尔瓦罗·德·耶索斯，外号“柠檬”。她笑了起来。“你们错了，这不是我儿子。”

但她不知道枪战是从屋顶开始的，德·耶索斯之所以在地面上，是因为他最后一刻从房顶上跳了下来。帕布罗没有跑到房檐边上。

消息在波哥大传开，汽车都鸣笛以示庆祝。全国的报纸上都可以看到“国王死了”的字样。但就在中上层阶级庆祝的同时，社会底层的人却惊得目瞪口呆。对他们来说，帕布罗是真正的英雄，他付给他们福利费，并给他们提供各种政府不能给予他们的东西。他也被视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他是一个典范，有许多人如果足够努力，将来也许能变得和他一样。他是一名烈士。在他下葬的时候，5000名麦德林市民冲到停尸房，想去摸一摸他的棺材。接下来就发生了骚乱，帕布罗的妻子出于安全考虑被护送离开了。警方不得不在他的墓前派驻一支军队，整整驻守了一年。

路易斯并没有去参加葬礼。在从拉洛马送我回家的路上，在他那装着厚重车门的神秘汽车上，他告诉我他恨埃斯科巴。埃斯科巴杀了路易斯最好的朋友，也是乔治的姐夫阿隆索·卡德纳斯，还试图绑架路易斯怀有身孕的妻子。这件事情让他的内心变得极不平衡。他毫不迟疑地把自己了解的埃斯科巴的情况一股脑儿全都告诉了最想知道这一切的人——警察。他告诉我，在追踪埃斯科巴的过程中，他一直为美国药品管理局提供有关埃斯科巴下落的情报，直到埃斯科巴在1993年被击毙。消息的来源在哪里？“是奥科阿家族成员告诉我的。他们为我提供消息，而我将消息传递下去。他们知道我一直在干这件事，尽管我没有告诉他们我要干什么。他们知道，我会将他们告诉我的一切都说出去，但他们还是及时为我提供消息。”

这可真有意思。根据奥科阿家族成员的说法，他们不是那些制造暴力活动的“该引渡者”的幕后主使。如果把这件事和他们故意提供对埃斯科巴不利的情报放在一起来看，倒真是能说得通。但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呢？

我问路易斯他和谁联系。他告诉我是驻波哥大美国药品管理局的特工。我回家以后，给乔·托夫特打了电话，他在追捕埃斯科巴的过程中一直是哥伦比亚行动组的领导，他不仅证实确有其人，而且证实这个人当时就驻扎在哥伦比亚。

情况就是如此。

也许我把对奥科阿的采访搞砸了。也许我应该在反政府武装问题或者拉瑞·博尼利亚被刺问题上再把他们逼紧一些，或者应该仔细问问暴力事件的情况。也许我太懦弱了。但我还是挖出了一颗宝石：奥科阿家族——埃斯科巴的犯罪同伙——出卖了埃斯克巴。

这也算是罪有应得。

在我们开车回旅馆的路上，我又问起了关于背叛帕布罗的事情：给警察提供情报，那一定很危险吧。你不害怕吗？你怎么保护自己。路易斯笑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买了这辆车。”突然间，我有了一点意外的收获，我明白为什么这些车门会那么重了。我用手敲了敲客座旁的窗子，才意识到车里面是多么安静。车窗玻璃有一英寸厚。我从路易斯的防弹汽车里出来，走进旅馆，但我在麦德林市的采访还没有结束。

离开拉洛马之前，乔治和胡安·大卫建议说，如果我真的想要了解这场在80年代席卷城市的暴力活动，我应该到城市以北的社区去看一看。他们告诉我，在那里，极度贫困和贩卖可卡因得来的数百万现金，共同催生了一个新的阶层，他们是受别人雇用的人，为了钱什么都愿意干。他们说正是这种人加剧了暴力活动。我有没有兴趣去见他们呢？当然有兴趣。那天下午，一辆出租车停在我入住的旅馆门前，来访者是奥科阿家族的三个手下，他们是我的导游兼保镖。我跳进车里，汽车向北开去。

说句实话：我感觉社区并不危险，因为那里不是贫民窟。那里有电力供应，有咖啡馆，还有酒吧。当然，一切都有些破旧，但还没破到一定程度。这些社区可能是属于某个地中海附近国家的国有房屋计划的一部分，也许是土耳其。不管怎么样，我一开始是这么认为的。

奥科阿家族的手下一边开车，一边简要地向我介绍经过的大街小巷，很快一切都变得明白无误，这是个货真价实的地方。在绝大多数夜晚，枪战都是家常便饭。我突然间觉得有点担心，但又一想，我是和奥科阿家族的手下在一起的。这应该是管点用的。实际上也真的管用：每个人见到我这个拿着笔记本的外国佬，马上就会警惕起来，直到一名向导说“我是胡安·大卫的朋友”时，大家才放松下来。突然之间，我们开始遇到一些愿意和我们谈话的人。在麦德林，“奥科阿”这个名字像是开门的钥匙。

迈克是个30多岁的人，他非常愿意向我原原本本地讲述他的过去。他从事保镖这一行是通过他帮会的关系，他的帮会名叫“拉斯马查卡斯”，是一个专门从事“偷汽车、摩托车，杀人之类活动”的组织，他最后成了一名保镖，为埃斯科巴杀手团的一名头目工作。他干这份工作一个月能拿到500美元，这对一个连学都没有上完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笔财富。他告诉我刺客所做的事情：“假设有人从帕布罗那里偷了什么东西，帕布罗就会通知我的老板，告诉他发生了什么，老板就会叫上我们，派出两三个手下去处理这件事。”

工作的时候迈克会和其他11名保镖一起分乘两辆汽车，老板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后来洛斯贝贝斯出现了，老板告诉他们自己要保持低调，于是把他们全都送回了家。有一天，他的老板在一个牲畜市场上遇到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一通乱枪把老板打死了。迈克除了丢了工作，还要担心一些其他的事情。

老板被杀后不久，他在街上也被子弹击中了，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脊椎下段，从此之后他再也不能走路了。现在他坐在轮椅里，在房子的前厅里每天靠卖利沃特利尔药片（一种镇静药）过活。他花500比索进药，然后以1000比索出售。这样他一个月收入140美元，得以养活一家三口。他告诉我，在街面上大麻烟卖500比索（大约25美分）一支，而可卡因大约3500比索一克，不到两美元。迈克对这些东西全都不以为然。

这种情况在他（埃斯科巴）的时代不会发生。当时这里有工作，没有人吸毒。大家都有钱，社会管理得也好，这里没有贼。人们相互尊重，刺客们都有收入。现在他们无缘无故地杀人。我真的很尊重他，他对我们大家一直很好。他不让我们吸毒——希望我们都健康。我们都很爱他。他死了以后，这里的所有人都没了工作，他是我们的偶像。

也许是的，但他觉得埃斯科巴真的是个好人吗？

从很多方面说他是个好人。虽然他犯过一些错误，用炸弹之类的东西炸死了很多无辜的人。但暴力活动并不都是埃斯科巴造成的。他死了很多年，但现在暴力活动却增加了。

为了证明现在事情已经不景气到了何等程度，迈克告诉我现在只需不到500美元就可以买凶杀人，也许250美元就可以。“如果你有朋友是刺客，他们不要钱也会做。”他说。但人们如何买凶杀人呢？我问道。一名向导告诉我，这类谋杀活动是在被称为“办公室”的地方组织的。“办公室”在哪里呢？“我们马上就去。”我的司机说道。

原来办公室就是一间摇摇晃晃的独屋，它位于一幢破房子的屋顶上，由木板钉成，独屋有一条门廊，却没有门，窗户上没有玻璃，用黑布挡着。屋子里面有一群年轻人，年纪在17~30岁之间。他们躺在偷来的沙发上看着一台黑白电视机，吸着毒品。我们到来的消息已经传开了，就在我们买啤酒的时候，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帮会成员，他们是来盘查我们的。

这是什么地方？我问道。“这是我们的地盘，每个帮会都有自己的地盘，我们就待在这里，因为如果我们站在街角，谁都可以打死我们。连警察也可以打死我们。”人们经常试图杀死你们吗？“有时候这样。这种事可能发生在晚上，也可能发生在白天。任何时候都会发生。有的地区比这里还糟糕。这就是我们喜欢这里的原因，这里安全。”你们这个帮会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全都失业了，我们离开自己的房间，到外面来，如果看到有人戴着好戒指什么的，我们就去偷。”

这个地方原来住着一个刺客，名叫丹迪尼·莫诺兹·莫兹凯拉，外号叫“泰森”。泰森于1992年被枪杀，但他仍然因其暴行而闻名。当地还有另外一名刺客叫作拉·奇卡，他在1989年炸掉了阿维安卡的航班。这两个人非常受人尊重，看起来大家还以他们为榜样。他们都是重要人物，都是通过一系列极端暴力事件，忠实地完成雇主交给的任务才达到这个地位的。这些坐在我身边的人也表达出同样的信息：做好别人交给你的事情，利用这种结果，终究有一天你也会变成一个重要人物。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们不断提到埃斯科巴。但在这里他们不用他的名字，而是叫他“这个人”。

在这个人的时代这里的工作岗位很多，没有人吸毒。现在这里没有工作岗位，所有人都在吸毒。在这里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他们不应当杀了他。他死了以后，麦德林所有的钱全都消失了。现在无论是在哥伦比亚还是麦德林，再也没有钱了。我们也失去了工作，再也不会有像他那样的人了。

这些人绝大多数都很年轻，不可能为埃斯科巴干过活儿，但他们对于这个疯子的态度引起了我的兴趣。如果他现在还在这里，你们会为他工作吗？会的。如果这份工作需要杀人呢？“那也不会有什么区别。的确，他以杀人著称，但现在被杀害的人数和过去一样多。所有人都认为他是罪魁祸首，如果我们杀掉他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他是被政客们杀掉的。”

如果我出1000美元雇他们杀人，他们会干吗？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你要杀的人是谁？他在哪里？他是名人吗？有人同意出1000美元就干，所有人都说出一万美元就干。那么枪怎么办？枪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引起了一阵笑声：到处都有！一个年轻人，看起来很可能刚满18岁，提出去给我买颗手榴弹回来，只要20美元就够了。你们在这里能买到手榴弹？我问道。大家又都笑了起来，嘲笑我的天真无知。当然能买到手榴弹，在这儿什么都能买得到，只要你有钱就行。

“有时候警察把枪卖给我们，他们从某个人那里没收枪支，然后把枪再卖给另一个人。因为警察的收入很低，他们会把毒品从你这里没收，然后转手卖给别人，他们和我们一样混账！”这时候，说话的人一时冲动，从口袋里拽出一盒大号子弹来。“这东西是包治百病的好药！”

有一个帮会成员出去了两分钟，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纸包。他把纸包递给我，包里盛着大约1.5克可卡因。“这些值多少钱？”不到两美元。然后他又拿出一支枪来，大伙都怂恿我说，他们是认真的，不信就检查一下那枪是不是真的。没这个必要：它很明显是真的。奥科阿的一个手下决心证明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坏人，他问道：“你们有多少人愿意不当杀手去上大学？”所有人的手立即都举了起来。

最后，我们又绕道来到了蒂纳霍拉体育场，离这里只有几个街区远，是埃斯科巴在80年代末建成的。时间已近黄昏，没有人在踢足球，而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在铁丝网后面的矮树丛逛来逛去。在足球场的后面，我们遇到了也许是麦德林市最小的犯罪团伙。团伙的领袖是一个24岁的年轻人，他通过由3个比他还年轻的朋友组成的贩毒网络来销售可卡因和大麻。把收入加在一起，他们一天能赚15万比索（大约70美元）。这些人认为埃斯科巴怎么样呢？“再也没有谁能像他一样了，”其中一个人说道，“他帮助穷人，他帮助人民。正因为如此，他死的时候，我们非常痛苦。”（说这话的人在埃斯科巴死的时候一定不过9岁而已。）“如果可能，你会不会为他效力？”“绝对会”。“如果是杀人呢？”“如果他先给我们钱，我们就干。”“如果我想买点可卡因，你能不能帮我搞到？”“当然可以。”“如果我今天晚上就要50公斤你能不能搞到？”这个时候他们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开始相互推搡着。“先生，我们现在就能为你搞到，而且全是上等货。”

也许奥科阿家族是对的。如果你想了解充斥在哥伦比亚贩毒活动中的暴力，你就必须关注贫困的情况。因为如果你在这些街道中投入几百万美元，建立几个足球场，再提供一些医疗援助，你在这里就什么都能买到，连人心都可以买到。埃斯科巴就是这么干的。他的做法非常有效，以至于人们至今都还在崇拜他。但正是这种做法造成了所有的麻烦。这一地区的贫困问题依旧像80年代一样严重，这一问题也许值得担忧，但可能并不令人震惊。如果在几年之内，这种暴力情况再度出现，会不会让人惊讶呢？即使在现在，暴力问题是否停止了呢？谁能说得清楚。

埃斯科巴的墓地坐落于麦德林市的圣山公园。我第二天下午来到此处，天刚刚开始下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隐约觉得这种气氛很合适，但我说不清为什么。我们从某个地方搞到了几把雨伞，小心翼翼地穿过了被雨浸透的墓园，最后来到了这位麦德林市最有名的人的安息之处。

这块墓地很大，上面盖着铁栅栏，栅栏中间长着很多明艳的蓝百合。我来之前并不知道，埃斯科巴实际上葬在一块双人墓地之中，身边葬着阿尔瓦罗·德·耶索斯，外号“柠檬”，他是埃斯科巴最忠实的保镖，在他的老板之前先到了那个世界。也许他在那边也会保护着埃斯科巴。

墓地的一头陈放着埃斯科巴的照片，大理石墓碑上刻着他的生卒年月：1949~1993。生卒年月的下面刻着一段铭文：

MIENTAS EL CIELO EXISTA, EXISTIRAN TUS

只要天空永存，你的

MONUMENTOS, Y TU NOMBRE SOBRE

墓碑即会永存，你的名字

VIVIR?COMO EL FIRMAMENTO

会与天堂共存。

这个墓地选址极为美丽，俯视着下面的萨巴内塔小镇。之所以说它的选址很好，是因为萨巴内塔正是圣玛利亚利多拉圣坛所在地，这里是埃斯科巴的杀手们最喜欢的朝圣地。每次杀人之前他们都会到圣坛参拜，给那个木门后面阴沉的女人几个比索，让她为他们点燃蜡烛。当他们爬上摩托车去追踪他们奉命在那天干掉的倒霉鬼时，那支蜡烛可能还在燃烧着。

后来，一个以前当过杀手的人告诉我，虽然他本人没参拜过圣玛利亚，但他的朋友们都信赖她：他们认为她可以让他们瞄得更准。

有一个事实的确证明“有的人”枪法很准，在距离埃斯科巴墓地几英里的地方有另外一片公墓，即圣佩德罗公墓。这里没有铁栅栏和蓝色的百合花，这里躺着很多十几岁孩子的尸体，他们要么是埃斯科巴的杀手，要么是被埃斯科巴所杀。这些孩子被埃斯科巴从大街上选来，给他们一把钱和一大堆根本不需要的枪；这些孩子们还没有念完书，就被迫离开了母亲，出去工作了。他们裤子口袋里揣着圣母玛利亚的图片，因为他们对于自己要干的事情非常害怕，因此愿意相信任何有可能帮助他们的东西。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尸体被留在公墓门口，因为没有人付得起葬礼的费用。在80年代末，圣佩德罗公墓埋葬的十几岁孩子的尸体非常之多，所以即使那些可以识别出身份的人也没有地方写他们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墓地上面都编了号。

能够造成人们大规模死亡和遭受痛苦不能不说是一种“成就”。我从公墓处离开时雨已经停了，我心想，他的墓地也许是纪念他的一个好地方，但也许圣佩德罗才是帕布罗·埃斯科巴真正的纪念碑。

虽然人们在庆祝帕布罗·埃斯科巴的死，但最终从哥伦比亚运出的可卡因数量根本没有因此减少。那次行动的核心成员立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回顾追捕埃斯科巴的行动时，雨果·马丁内兹说道：

我经常问自己，“所有这些努力都值得吗？”回答是否定的。我一直认为我们接到命令终结麦德林集团，实际上并不能停止麦德林市或者其他地方的贩毒活动。我们了解这一点。每个人也都了解。总统知道，部长们知道，我们抓的不是毒品，只是一个发疯乱杀人的家伙。我们从来没想过通过这件事来消灭麦德林集团或者是卡利集团，就能够停止毒品交易。与此相反，毒品交易反而增加了。

有人指出贩毒活动的增加是由追捕埃斯科巴造成的。乔·托夫特回忆说，他曾经参加过哥伦比亚警察举办的一个聚会，聚会的目的是为了庆祝击毙了埃斯科巴，但他的心情却非常忧虑。

那种状态很别扭，因为我非常高兴，我的精力一直集中在帕布罗身上，所以那种感觉非常强烈。但同时我知道我们赢得了一场战斗，却输掉了整个战役，因为在卡利集团和政府之间发生了那种事情。我坐在那里和那些警察庆祝，但胃里像打了一个结，因为我知道在那里庆祝的一些人在追捕帕布罗的过程中与卡利集团走得非常近，而且他们还同时或者有可能从那些人那里收了钱。这真的很糟糕，实在是太糟糕了。

尽管官员们否认与洛斯贝贝斯签订了任何协议，而事实上，由于他们在追捕埃斯科巴的过程中与卡利集团的高级成员合作，警察和各高层政府机构已经被污染了。卡利提供了有关埃斯科巴的情报，作为回报，该集团在这一阶段内被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这样就给了他们巩固自己地位的机会。到埃斯科巴被击毙的时候，卡利集团掌握了哥伦比亚的可卡因活动权，已经势不可当了。1994年，吉尔伯托·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声称自己掌握着“卡利的代言权”，他向总统加维里亚上书，说他觉得自己应该因为所有协助抓捕埃斯科巴的工作而受到特殊待遇。

卡利集团从前人的错误中吸取了经验。埃斯科巴和莱德都想参加竞选，而他们则在政治方面保持安静。卡恰和奥科阿成为公众人物，他们则深藏不露。卡利集团的一个成员最近刺杀了一名政府官员，罗德里格斯兄弟斥责了他。“在卡利集团里我们不杀人，”他说道，“我们收买他们。”当然，他们大造声势，说自己不会像麦德林集团一样具有暴力性。随着埃斯科巴在1993年倒台，卡利集团从美国药品管理局那里得到了一个外号，“较为善良温和的集团”。但外表可能是具有欺骗性的。正如托夫特说的那样：

我觉得（卡利）和麦德林一样具有暴力性，只不过他们把谋杀隐藏了起来。在埃斯科巴的时代，他会对某个人说“我要杀了你”，然后就把他干掉，并且留下名片，这样全世界都会知道杀人的是埃斯科巴。而卡利的操作方式不是这样的……埃斯科巴可以跑出去，把炸弹安置在街道上，一下子炸死50个路人，包括修女和孩子，所有人都不能幸免。这对于政府是一种威胁。卡利从来不会这样干，卡利用一种非常隐蔽的行贿方式对政府造成威胁。

但卡利集团的确有残暴的时刻。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阵线模仿绑架玛莎·尼维斯·奥科阿的手法，绑架了克里斯蒂斯·圣·克鲁斯（何塞·圣·克鲁斯·伦多诺的女儿），并索要1000万美元的赎金。卡利集团做出回应，绑架了20名左翼高层政客和工会领导，于是圣·克鲁斯被毫发无伤地放了回来。

卡利集团不仅比麦德林更加隐秘，而且也更加精明。在美国，卡利集团领袖帕科·赫雷拉领导的毒品分销生意做得滴水不漏。美国药品管理局特工们向我讲到这种先进的分销网络是一种恐怖分子的“小屋式”结构，各个小组（10~20人）完全独立，除了老板以外，每个人只认识小组里面的两三个人。这种做法减少了线人告密的危险。而老板从来不到距毒品或者毒资一英里以内的地方去，这样一来，警方就几乎不可能破获整个组织。鲍勃·尼维斯在华盛顿向我解释过，一次典型的查抄毒品活动可能会抓到一个由一地向另一地运货的司机，审讯工作可能会是以下的情况。

“你是谁？”“迈克。”“这是谁的可卡因。”“我不知道，我的命令是从哈里奥那里接到的。”“哈里奥又是谁？”“我不知道，他总是用移动电话通知我。”“那他怎么付给你钱呢？”“他把钱放在汽车里，我去拿。”……通常我们一开始审讯这样的人时，就知道他们根本不认识其他人。他们只做单一的工作，就是这个样子。他们也会遇到另一个人，但那个人总是用化名，他们只知道这个人叫哈里奥，或者是杰拉尔多，或者文森特，或者“波波”，此外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人是谁。他们之间分隔得密不透风，而且这些人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在洛杉矶，前任国际可卡因行动组组长查尔斯·古滕森承认这些人比以前的人精明多了：

卡利在技术方面进行的投资使得（追查工作）非常困难。他们会购买上百个移动电话，一个用上9~10天，然后扔掉。因为要追查某个号码，就必须抓住这个号码的规律，才能申请法庭令来监听它，但想摸清规律，时间总是不够。他们会使用袖珍式传真机，把它挂（在公用收费电话）上，然后给哥伦比亚打电话。哥伦比亚就会从另一部电话上回电，挂好传真机，然后把信息发过来。除非你知道他们将会用什么电话，否则永远无法知道他们发送了什么信息。而监听传真是很困难的。你得有特殊设备才行。是的，他们的确很出色。

除此之外，实践证明没法对被捕的毒贩进行审问，因为卡利集团总要保证这些人的家人都在哥伦比亚，如果有人故意走漏消息，他们的家属就会面临死亡的威胁。想要搞清这样的人干了什么简直就是一场噩梦。但经常发生的政变证明，不管这群人想干什么，他们极端精于此道。尼维斯说：

1990~1991年，纽约警方破获了一个大案子，抓住了帕科·赫雷拉的两个小队，逮捕了大约20人，并且缴获了他们的电脑、硬盘和软盘，这样就可以追溯他们在1990年和1991年的交易活动了。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这个人整理记录的效率极高，并且可以看到他在这一时期内的活动情况，以及在两年之内他是如何赚到了4亿多美元的。这是两个小组，仅仅两个小组而已。我们都知道赫雷拉在迈阿密、洛杉矶和休斯敦忙得不可开交。这不就是个计算题了吗？所以帕科·赫雷拉一个人做的毒品买卖价值很可能就在20亿美元左右，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罗德里格斯兄弟的生意规模也是一样的。

卡利集团在哥伦比亚的情报系统则更加令人惊讶。在卡利集团内部，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逃过罗德里格斯兄弟的注意悄悄进行。他们的手法非常精明，把全城的出租车全都买了下来，要求司机们把城里所有外国人和警察的身份及住址向他们汇报。同时他们的计算机还与城市里的航班检票办公室、旅馆的预约系统和信用卡网络保持联网。他们还收买了一些退休高级警官，所有的航空警察和近1/3的城市顾问也被他们收买。当哥伦比亚警方突袭抓捕了何塞·圣·克鲁斯·伦多诺后，他们将他的电脑带走进行分析检查，发现他有一套电话跟踪系统，可以用来追踪和监听长途电话。电脑运行着一套关系分析程序，当他所接触的人拨打某个“热点”号码时，电脑就会发出警告。美国药品管理局惊异地发现圣·克鲁斯能够窃听美国大使馆的毒品情报机密线路，只要有他熟悉的人使用他们的号码拨打这个电话，计算机就会发出警告。如此复杂的技术使得贩运可卡因活动达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规模。到1994年，美国前任大使莫里斯·巴斯比宣布卡利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企业，其利润超过了百事可乐。

与贩毒活动的规模相比，更加让人担心的是这一组织在哥伦比亚政坛中行贿活动的程度。到1995年时，有人统计卡利集团已经买通了哥伦比亚议会中35%的议员。当有关他们全面买通哥伦比亚政客的指控出现时，一切很快变得显而易见，腐败已经蔓延到了最高层。

1995年，一些电话录音磁带被曝光，磁带中录制的内容是厄内斯托·桑波斯总统竞选主管桑地亚哥·麦迪那与吉尔伯托·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的通话。通话内容显示，卡利集团为桑波斯竞选活动捐了370万美元（当时大选临近，这笔捐助很有可能最终改变了大选结果）。但桑波斯本人对此是否知情呢？麦迪那的回答是肯定的。1996年，作为这一交易的中间人，费尔南多·波迪洛（国防部长）评论说：“总统不仅知道，而且他本人就是组织者，他是此事的发起人。”

竞选主管和国防部长因为参与这一活动而进了监狱，但总统却获得了信任投票，按照规定对总统进行问讯的证据不足。1996年2月，他被控非法持有财产和在竞选中舞弊，但再次被判无罪。两个月以后，美方再也没有心情看这些指控了，于是取消了哥伦比亚作为禁毒之战中的盟国地位，并撤回了1000多万美元的援助资金。《时代》杂志将桑波斯作为封面人物，上面还迎着一面横幅，写着“毒品候选人？”。对于了解哥伦比亚的美国药品管理局特工们来说，这不足为奇。乔·托夫特对于这一事件评论道：

我不知道卡利集团捐了多少钱，但一定有好几百万美元。离开哥伦比亚时，我上了电视，将哥伦比亚称为一个毒品民主国家，我还说证据就是卡利集团为桑波斯的竞选捐助了几百万美元，然后我就坐飞机离开了……桑波斯当时准备控告我。我欢迎他来控告我，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直接面对这些证据……实际上，最后他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依然否认，他还说：“我对此并不知情。”这当然是一派胡言，请原谅我使用这样的措辞。

尽管桑波斯遭到国际媒体的冷嘲热讽，但也许就是因为如此，我们不得不说他的政府在围捕卡利集团头目方面还是非常颇有成效的。尽管卡利集团的几个大头目提出和平会谈，但还是有7名重要头目，包括何塞·圣·克鲁斯·伦多诺和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兄弟，以及帕科·赫雷拉在1995年被捕。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遭到引渡，所有人的刑期都在10年以下。而这一事实却又招来了指控，认为他们与政府签订了协议，他们是自首的。这是一种使自己合法化的企图，就像是奥科阿家族在90年代初所做的那样。而区别在于，看起来绝大多数人都承认奥科阿家族现在已经不再贩毒了，却有传言说，罗德里格斯兄弟只需要再服刑两年就可以获释，他们仍然在监狱中指挥着贩毒活动。因此那种认为抓到了他们就取得了全面胜利的声明是具有误导性的。乔·托夫特说：

到今天，哥伦比亚政府声称卡利集团已被绳之以法。我不同意这一说法。我觉得他们是有意这么做的……他们用几年时间重新组织行动，改变手法，更换人员，这看上去使他们好像洗手不干了，但实际上一切还在运行着。我能拿出最好的证据，在这一点上我和华盛顿方面的人产生了争论，我不相信华盛顿方面的有些人竟然这么天真。证明卡利集团仍然存在的最好证据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卡利集团的头子们就都进了监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要么被捕，要么向警方自首，如此等等。但在这一时期进入美国或者从哥伦比亚输出的可卡因一点也没有减少。现在，如果卡利集团的头目完全退出江湖，可卡因数量本应大幅减少才对，至少暂时应当如此。但这种情况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态都是在行贿之下安排好的，一切全都是准备好了以后才发生的。

卡利集团是否在哥伦比亚全国的监狱里还有行动，这一点还有待商榷。这听起来有点学究气，因为不管他们在还是不在，哥伦比亚以外的可卡因价格和供应量从未受到任何影响。一直有人在贩运可卡因。但如果不是卡利集团，那又是谁呢？

根据美国药品管理局的看法，卡利集团解体之后，可卡因买卖也分崩离析，大宗的生产活动和大量运输已经不存在了，可卡因的数量减少，范围也更加分散。但这样看起来使得打击贩运活动变得更困难了——因为谁也搞不清坏人到底是谁。正如华盛顿情报局的主任告诉我的那样：

实际上国际禁毒执法部门成了自身胜利的受害者，因为我们对于主要的集团的确了解甚多。我们有个目标——具有首领人物计划——或者我们可以把整个情报组和行动小组都投入进去，针对一个组织，六七个主管和特工盯住一个目标。而今天我们真的不能这么做，因为现在的毒贩活动非常分散。所以，这真的是个问题。

也许针对哥伦比亚可卡因生产进行的斗争真的成了禁毒执法部门自身成功的受害者。但看着我们所使用的关于毒品的数据，我们也许会想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成功。如果我们只谈论那些关在监狱里面的人和没收的毒品，很明显，我们在与可卡因的战争中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如果我们把查禁可卡因的目标定位于致力清除欧洲和北美市场上的可卡因，提高其价格，降低其纯度，那么这些成功就不足为道了。但事态肯定变得更为复杂了。对于当前可卡因交易的情况了解得越多，就越要承认这一产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很神秘的。

但对有些事情，所有人的看法一致。其中之一就是，哥伦比亚过去仅仅从秘鲁和玻利维亚进口古柯膏并对其加以提纯，而它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古柯原料生产国。专家也许会告诉你，这是有效取缔了秘鲁和玻利维亚古柯生产的结果，但这种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

实际上，情况恰好相反：哥伦比亚开始生产古柯的做法不但是可行的，而且在本地购买古柯膏比派飞机从外国空运更便宜。这才是秘鲁和玻利维亚古柯产量减少的原因。由于古柯与可卡因关系密切，古柯就等于金钱。据估计，哥伦比亚种植了122500公顷古柯，估计可卡因年产量为520吨。与1995年相比，产量增长了140%。

我急于要看看这些古柯和可卡因，于是一直向南，去往辽阔的古柯种植地，在哥伦比亚，游客是绝对不会到那些地方去的。

我来到哥伦比亚南部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小镇的名字我不便透露。在这里，我租了一艘汽船，小船载着我径直奔向可卡因贸易的根据地。在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船主解开了缆绳，发动了挂在船外的马达，我们沿着这条淤塞的热带河流逆流而上，开始了自己的行程。向上游行驶了几英里之后，小船停靠在右侧岸边，我们下船向山里走了一小段路，遇到我们的联络人，他是一名25岁的古柯农，名叫菲力克斯。菲力克斯的家是那种开放式结构的，包括一片水泥地板和一个波浪形的铁皮屋顶。他特意选择住在这个偏远的地方：这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收音机。房子的中央有一个封闭的空间，那是一间卧室，菲力克斯和他的妻子与两个女儿同住。卧室有一扇破旧的门，一条绕在弯钉子上的旧绳子把门关住，用来防止森林中的动物进入。房梁上挂着一张小吊床，床上盖着粗棉布，吊床里面躺着的是菲力克斯的小女儿玛丽亚。我始终没看到玛丽亚，没有那些围着我们打转的苍蝇打搅她，在我整个来访期间，她始终安静地睡着。

我们坐在粗糙的木头椅子上谈着话，家里的另一个住户、一只名叫斯派克的宠物秃鹰在地板上跳来跳去，发出哀伤的悲鸣，直到有人用手搔它的脖子才停下来。我们从刚才爬山的疲劳中歇过来，可还是大汗淋漓，然后我们向屋子后面走去，走进山里，一直来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山梁上。人们从河流那边看不到这里，茂密的树林挡住了人们的视线，这里的手工业活动使得菲力克斯和的家人能过上如此“奢侈”的生活。

古柯膏的工厂里有一片约10平方米的水泥地面，菲力克斯在地面上方支上了一块塑料薄膜以防止太阳暴晒。在空地的右边，一条小溪顺山流淌下来。那里有两个大桶，里面装满了可疑的化学品，还有一个自制古柯压榨机——把一个容量为55加仑的大桶削去一半，在上面钻上眼，还配有一个带木柄的摇把。

现在菲力克斯早就不必把成船的芭蕉或者橘子顺流运到下游的市场去了，在那里这些东西已经过剩了，他需要做的只是把自己的几公斤古柯膏放在背包里，乘坐河里的出租船到镇上去。到了镇上，这些东西不难出售：古柯膏商人每个星期都到镇上来买，时间准确得就像钟表一样，同时通知他下次卖货的地点。这类交易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两公斤古柯膏可以用背包背着，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卖掉，而“正当的”作物需要复杂的运输，而且即使能够卖掉，也要几天的时间。但体积小并不是大家都愿意买这种货的原因。它还另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是眼下唯一所有人都愿意购买的商品。

在这个农庄里，我的爸爸，还有我自己，都曾经种过芭蕉和丝兰。我们过去曾经在“××镇”市场里出售，因为那里过去有家公司从我们手里买货。但后来那家公司不见了。我们种了一阵子庄稼，但我们却无处可卖，所以最后我们就不种了。你是想知道我为什么种古柯，对吗？答案就是：因为我得靠它谋生。

菲力克斯虽然只种了两公顷古柯，但惊人的是，他一年能收获6次，每一次都能收获1250磅古柯。菲力克斯每次收割时都会雇他的两个朋友来，在他朋友的帮助下，可以收割7500磅的古柯叶，生产5公斤古柯膏。这些古柯膏内含40%~60%的可卡因，需要两个步骤才能最终变为盐酸可卡因。第一步是将其溶解于溶剂中，然后重新固化，使其变为“水洗古柯膏”，内含约90%的可卡因。第二步是用一种非常纯净的溶剂再次洗涤，然后结晶成为盐酸可卡因。

这两个步骤都要在丛林深处的特殊药厂进行，菲力克斯也不知道药厂在哪里。到了整个过程完成的时候，菲力克斯的5公斤古柯膏大约能产生2.25公斤的纯可卡因，在迈阿密价值4.5万美元，在伦敦价值15万美元。但这其中的大部分钱都没有落到菲力克斯的手里，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一年赚5000美元。他告诉我，这在当时还算是高价呢。

我听说过有人企图停止供应这一地区提取可卡因的化学品。他对于这种事情怎么看呢？他笑道：“什么化学品，水泥、汽油、苛性钠？你开玩笑吗？这太简单了，酸性物质稍微困难一点，但我们都用电池酸，这种东西在哪里都买得到。我不知道这是种什么酸，但它用起来和硫酸一样。”

菲力克斯已经种了六七年的古柯，他说自己是这个谷地里最晚种植古柯的人之一。他所有的邻居都用同样的方法制造古柯膏。实际上，当他们想做这种买卖时，他们聚在一起，请了一位专业的药剂师来给他们演示如何制造古柯膏。他的种植园如此之小的唯一原因就是，如果他一开始就大量购买汽油和酸性物质，镇上的人就会产生怀疑，他就要冒着被逮捕的危险。但他的朋友住在更靠近上游的地方，他们的种植园大得多。因为他们住的地方难以进入，警察不会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抓他们，所以他们是安全的。而菲力克斯的买卖由于离城里比较近，就不那么安全，他已经被抓过两次了。第一次警察们把他制作古柯膏的工具全都烧毁了，而第二次他被投进了监狱，不得不重金聘请一名律师把他保释出来。

如果你持有古柯膏被抓，那是很严重的，而如果你正在种古柯的时候，军队来了，他们只会告诉你必须把这些庄稼除掉。他们不会真的让你这样做的。但如果他们发现了药厂，就会烧掉它。如果找到了古柯膏，他们要么当着你的面把它烧掉，要么就把它拿走，结果他们自己也会把它卖掉。

他告诉我，如果下次再被抓到，他可能要面临被判入狱12年。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呢？你为什么不种点别的呢？他叹了口气说道：

假设我决定种玉米吧。现在，两袋玉米在市场上能卖5万比索。卖古柯我能赚100万比索，我要种多少玉米才行呢？大约20袋。如果我要种玉米，我就得通过烧荒开辟土地，然后我还要买种子、施肥，而且玉米是一年一熟的。一年大约能出产两吨玉米，我还要把这两吨玉米顺着河流运到下游的市场去。用船运要走多少路呀！谁愿意为我运呢？整个运输过程要花去80万比索。两吨玉米我能赚100万比索。所以我干一年只能得到20万比索（约200美元）。但一公斤古柯膏，我可以放在包里，随便坐上哪条最近的船就行了。而且古柯一旦种上，能连续生长二三十年呢。

但关于古柯替代计划又怎么样呢？政府难道帮不上忙吗？

那些都是骗人的。我们借钱时的利率是14%，然后利率就涨到30%、35%，我们得按新利率来还贷款，而不是我们原来谈好的利率。这弄得我们倾家荡产，负债累累。我们一无所有，还欠银行的钱。我知道有些农民刚开始时借钱利率很合适，而且还有一名技术指导，但到了第一次还贷款的时候就没了办法。他们不得不开始卖牲口，直到全都卖光了为止。因为他们没有钱，所以不能继续买牲口，银行就把这些抵押品没收，他们失去了一切。银行全都拿走了。

在我遇到菲力克斯之前，我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古柯种植者的命运。就像我在见到毒贩子之前对于他们的想象一样，我一直觉得这是一群邪恶的人，他们不讲道德，只知道一门心思地赚钱。菲力克斯令我感到惭愧。生活给他的选择很少，不仅如此，他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我们试过，我们真的试过。我们知道这种东西给世界造成的危害，但我有孩子，如果我在监狱里待上12年，他们该怎么办？他们怎么活下去？我希望能够洗手不干，我过去养过鱼。我能够把鱼卖掉，因为过去镇上有个公司买鱼，靠这行我真的赚过一些正经钱。但此后我的邻居们也开始干鱼塘了。接下来怎么样呢？鱼太多了，没有人愿意买了。除非政府能够保证有人买我们种的东西，否则我们活不下去。

我们很难对于菲力克斯处境中的不道德行径视而不见。他该做点什么呢？难道饿死吗？对于执法系统的工作方式我们也很难做到心平气和。对于生产古柯膏的最高刑罚是入狱18年。而同时，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兄弟的刑期分别为10年和9年（后者加到了21年），他们分别将在5年和13年后被释放。

我非常高兴遇到了菲力克斯，而且他冒着一定的个人风险，下决心告诉我古柯膏的制造方法，对此我感到荣幸。但菲力克斯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禁毒的立法者要想阻止贩卖可卡因的活动，就要对付上千名，甚至是上万名菲力克斯这样的人，不仅如此，在哥伦比亚他们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游击队。

不管你和谁说话，去往哪里，每个人都会认为大部分从哥伦比亚运出的可卡因在一定时期内是由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控制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成立于1962年，致力于推翻哥伦比亚现存的社会秩序，用一种新的社会体制加以代替，在这一体制中穷人获得土地，而富人只能得到应得的财产。在他们寻求权力的过程中，这一组织使用了种种手段，例如敲诈勒索、绑架，甚至向毒品活动征税，特别是向可卡因买卖收税。由于他们这种令人生畏的名声，政府军不敢冒险进入他们控制的地盘之内，这些地方就成了建立药厂的理想之地。他们有意成为毒品买卖同谋，允许贩毒者进入他们的领地，保护他们的行动，以便分得一杯羹。事实证明，这一协议对于毒贩与游击队双方都非常有利。而关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支持哥伦比亚毒品买卖的历史难以发掘。对此谁也不愿意过多谈论，而且谁也不知道到底始于什么时候。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每个人都毫不怀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是幕后主使。

我更加急于到毒品买卖的源头去看个究竟，于是我坐飞机来到了哥伦比亚南部的圣·文森特·卡古安，这里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活动中心，也被称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首都，我到这里来会见南美洲最成功的游击队，并向他们询问事件的情况。

但我根本搞不清该怎样接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并进行采访。如果直接指责他们为毒贩子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们会不会付之一笑，坦然承认，还是将我扣为人质，好好教训一番，或者干脆动武，一通暴打之后，逼我跪在一辆破卡车的后面，从脑后用一颗子弹结果了我？所有这些选择看起来全都非常有可能。当我真正开始遇到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游击队时，我发现他们全都非常专业，全都背着枪，而且常常不止一支枪，我下定决心，这些人在我看来，最好还是不要招惹为好。

非常走运的是，我到这里赶上了一个好时候。1998年，在当选总统安德烈斯·帕斯特拉那领导下，哥伦比亚同意将4.2万平方公里国土（比整个荷兰还大）交给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以换得“和平谈判”，条件是他们停止杀害和绑架来自这一地区以外的人。在这一非武装区域以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不受政府的追究。很明显，这使得可卡因变得对他们更为有利，因为将国家中这一生产可卡因的理想之地交付给一个为了筹资而毫无顾忌的组织，这种做法不啻为可卡因数量的迅速增长做了保证：假设政府可以给那个地方印钞票的人颁发执照，那么这一非武装区域内就得到了这种执照，只不过他们生产的是可卡因，实际上比印钞票利润还高。但有没有人会承认呢？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们承认呢？

圣·文森特是一个尘土飞扬的肮脏小镇，位于一非武装区域以西。每个我遇到的人都向我保证，在那里是非常安全的。尽管这样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是有一点怀疑，因为我到达的第二天晚上，邻近村里就有两名警察被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谋杀。除此之外，一切看上去都非常好。我给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打了两个电话，又在他们的主要办公室里等了很长时间，最后终于给我安排了一次采访，被采访人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参与和平谈判的5名代表之一，一名口才很好的退休银行家，名叫西蒙·特里尼达德。像其他人一样，特里尼达德住在一个名叫洛斯·波佐斯的地方，这里是与政府谈判的地点，由这里出发坐出租车要一个半小时才到，一路上汽车异常颠簸。在那里，他喝了两杯果汁以后，开始讲了起来。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没有透露确切的人数，但特里尼达德告诉我，他们共有60个游击队阵线，分散在哥伦比亚全国31个行政区之中。他说，全国只有圣·安德烈斯和普罗维登斯群岛没有游击队阵线。在他结束了对这一组织进行的冗长介绍之后，我们又漫无目的地谈了几分钟时尚话题，然后他开始引入这一我不愿提及的主题。“好的，”他说道，“我现在打算说说可卡因。”特里尼达德还有些其他的话要说，我脑子里很明白有很多枪在保护着他，所以并不打算阻止他。

他开始简单而准确地向我讲述哥伦比亚毒品买卖在60年代的演变，然后转入正题，开始介绍哥伦比亚古柯的情况。他说，非法古柯在80年代进入这一地区。有一件事他非常有把握，而且他反复提到，那就是这里的古柯农不是真正的坏人。

种古柯是一回事，而制造可卡因又是另外一回事。哥伦比亚一直在种古柯，这可以追溯到哥伦比亚以前的印第安人时代，因为印第安人要咀嚼古柯。在亚马孙地区，在哥伦比亚的西南部、北部，都有嚼食古柯的部落，这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但古柯不是可卡因。所以问题在于，谁把古柯制成可卡因呢？答案是全球的市场，集中于美国、欧洲和亚洲……农民们生活于贫困之中，被人遗弃，没有电力供应，没有饮用水，缺乏教育和健康福利。他们甚至对于自己的土地都没有合法权利。他们被哥伦比亚政府迫害，被美国、被其他国家所迫害。战争发生在他们身边。

这些都是真话。自从我遇到几名古柯农开始，他们使我觉得命运明显对他们不公平。就像在80年代末发生于美国的反提纯可卡因法令一样，真正为可卡因交易付出代价的不是那些有罪的人，而是那些穷人。我反问道，如果这项交易真的那么不道德，那么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为什么要参与其中呢？游击队向可卡因生产活动抽税，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他们难道不是同其他人一样有罪吗？“我们向哥伦比亚的工业家们收税：银行家、工业家、商人，”特里尼达德说道，“而毒贩子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之中。是的，我们的确向他们收税。我们向毒贩子收税，但我们不向农民收税。”

你们怎么向毒贩们收税呢？“毒贩子本身从来不到这里来，我们与他们的中间人有协议，他们要买多少（古柯膏），中间人就带来相应数额的钱从农民手中购买古柯膏。然后我们就问：好，你们带来了多少钱？这笔钱中的一定比例就属于我们。”

特里尼达德的坦率令我非常惊讶。我本来是预计要围绕毒品问题进行长时间的交谈，也许这样才能挤出几句毫无意义的回答。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领袖，“神枪手”曼努埃尔·玛鲁兰达曾经宣布：“游击队与毒品交易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是完全不同的。”1984年，就是这个特里尼达德，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五大谈判代表之一，承认这一组织从可卡因当中赚钱。

有多少钱呢？我听说每年差不多有5亿美元？

这不是我该管的事情。这笔收入的确是资助我们斗争的经济来源之一，但不是全部……美国药品管理局、政府和哥伦比亚当局及警察的统计数字中充满了谎言。如果我们真像他们说的有那么多钱，我们现在早就执政了，因为我们可以把所有武器全都买下来。

这是生意，就好像销售酒精饮料和烟草一样。贩运毒品活动自19世纪以来就一直存在。这种生意一向是非法的，因为这样才能保证它巨大的利润。问题在于是否通过金融机构赚钱是道德的，而从资本主义买卖，例如毒品交易中赚钱就是不道德呢？这是战争的原则：游击队战士必须配备精良，保障得力，有充足的食物。

在我与特里尼达德交谈的过程中，他一次次反复提到古柯种植者的命运。他明确表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没有向古柯种植者收税的打算，因为他们明白这些人种植古柯是为了生存。他说，真正的坏人是政府，他们跑到种植园中，毁坏庄稼，将贫穷的农民投入监狱，让他们的家庭无依无靠。这不是简单的非正义，简直就是不人道。难道政府不应该照顾他们的人民吗？政府为什么要抛弃人民呢？他说，为农民的庄稼找到市场出售是政府的责任，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指责农民们种古柯。

我问道，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是怎样通过让农民参与毒品活动来帮助他们的呢？他说，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并没有让农民种植毒品。实际上，他们还专门告诉农民们，如果他们决定种古柯，他们必须至少种上一些粮食作物，以防可卡因市场垮掉。他们并不支持生产可卡因。

我们是世界毒品交易的敌人。我们也参与到斗争当中，将哥伦比亚转变为一个以农业、商业和矿业为基础的经济系统……我们对此也有着计划：将被土地所有者垄断的土地重新划分。例如，将邻近城市的土地划分给农民。我们不仅要给农民他们需要的土地，还要提供他们所需要的金融信贷以及技术支持和市场，以便帮助他们自行摆脱这种痛苦的经济状况。

不管你对他的计划和可能性持什么样的想法，特里尼达德有一点是正确的。人民种古柯的原因是缺钱。就是那么简单。除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将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政权，这个国家似乎还有另一个次好的选择，那就是最近签署的由美国支持的哥伦比亚计划。在这一计划中，美国同意捐资13亿美元进行援助——绝大多数为军事援助，用来打击毒品的威胁。这13亿美元主要用来购买63架直升机，并将其分配给专门创建的哥伦比亚军队的三个营，以便“向哥伦比亚南部古柯种植地区推进”。

这一计划给我的感觉，就像它给这个国家与我说过话的其他人的感觉，就是它会引起更多的暴力活动，却不能停止贩运可卡因的活动。这一点我与特里尼达德的观点一致：

哥伦比亚计划不是一个和平计划。和平计划应当是这样的：“我们将外债和利息全部冻结，比如说20年时间。这样钱就可以投入到经济发展当中，投入到工业、矿业和农业中，建立起基础设施，解决土地民主化的问题。我们不需要派直升机和训练有素的军队，我们需要派来拖拉机、技工和科学家。让我们在自然资源中投资，例如石油和天然气、绿宝石、金矿、镍矿等，投资什么都行。”这才叫作和平计划。而现在这个计划不能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只能把所有的事情越搞越糟。

所有人都怀疑哥伦比亚政府并没有把钱花在禁毒行动中，而是花在了反游击队行动中，特别是反击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由于60%的资金都是以军事援助的形式提供的，这一点看起来非常可能。即使这并不是哥伦比亚政府的计划，这一问题依然存在。如果美国训练、使用美国装备的哥伦比亚士兵敲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大门，要求进入其地盘捣毁可卡因药厂，而这些药厂现在正为他们赢得基本的生活保证，那么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会不会允许士兵进入呢？如果他们不允许，那就会出现麻烦。美国希望可卡因能够有个结果。可卡因药厂都在革命武装力量的地盘上。这种计划会不会造成暴力冲突呢？我问特里尼达德：你们会不会阻止政府的军队呢？

我们当然会尽量阻止他们。这样就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他们有各种技术、飞机、直升机、雷达、卫星。但这场仗会非常难打。我们不想打仗。

但你难道没有看出这样做会使很多人丧命吗？因为他们一定会来，一定会出现暴力冲突。不是吗？

是的，情况就是这样。最近玛鲁兰达（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领袖）对我们的一些指挥官说：“我们将有幸面对帝国主义了。”这是我们长官的命令，我们将有幸做这种事情。

我真的很喜欢和特里尼达德谈话，尽管我们在一些观点上看法不同，但我们在一个关键问题上达成了一致，那就是有必要先为哥伦比亚的贫穷问题找到出路，这一点必须要放在找到解决可卡因生产的方法之前优先解决。

我关掉录音机，感谢他抽时间接受采访，但我又心烦意乱：我现在身处一个不知名的所在，周围都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人，这些人当中有很多都比我年轻许多，我突然想到他们为了自己的信念在几个月后就要去杀人，同时也被别人杀害。我向特里尼达德建议道，无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以及现任政府、和平谈判，还有可卡因问题发生了什么情况，我真心地、真诚地希望不要因为这些事情使有人最终被杀。“当然，我们也希望如此，但梦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

我们再次握手，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由于他们从头至尾都非常礼貌，而且看起来也不像打算绑架我或者杀害我，同时我现在也无所畏惧了，我建议说我非常想到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地盘上看一看他们的可卡因药厂。他们觉得这样可以吗？这个要求有点放肆，但我觉得我真的值得试上一试。结果也是如此。

“你知道，我认为看到那些药厂你真的会学到很多东西。”特里尼达德说道，我们简单地谈了几句，看起来他愿意安排一个排的士兵护送我去雨林，去看看那些为世界提供非法可卡因的药厂。他递给我一张名片，让我给他发电子邮件。我没有名片，所以把我出版商的名片给了他。（如果你在写一本非常危险的书的话，一定要把出版商的名片发出去，因为谁都知道出版商是不怕挨枪子的。）我们商定安排一次旅行，时间定在我一个月后再回哥伦比亚的时候。

我一有机会就马上给特里尼达德发电子邮件，感谢他抽时间接受采访并提醒他我们之间的约定。但没有回音：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又回到丛林中去了。有传言说他们正在训练，准备对付哥伦比亚政府的攻击。当你们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战斗应该已经开始了。那时有多少人会死去呢？特里尼达德会不会也是众多死者中的一员呢？

第19章 可卡因游戏

2000年9月，哥伦比亚国家警察局截获了毒贩的电话，得到消息说在距波哥大50公里一个名叫法卡塔提瓦的小镇上，就在一家德士古加油站后面的仓库里，将会有“大家伙”出现。警察局的人不相信在那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会出现什么大动作，于是叫来当地的警察，让他们去看看究竟。

当地的警察到那个仓库简单看了一眼，只发现里面有一堆昂贵的金属工具和一个巨大的金属“家伙”。德士古加油站里的工人说，仓库里的人每天晚上都出来，一直干到凌晨，然后白天回家休息。他们昼伏夜出的证据是在仓库的门房边写着的工作须知，上面写着最后离开的人请关灯。当地警察有些困惑，于是叫来了国家警察局的人。这些人到场之后，简单看了一看，突然间恍然大悟，确认这个“大金属家伙”实际上是一艘潜艇。它不仅是一艘潜艇，而且设计图是在俄罗斯完成的。

他们又去问那些在德士古工作的人，那些人突然又想了起来，还有另外一些人不时出现：高个子、黄头发的外国人，每隔几个星期就坐着汽车进进出出。据推测这些人就是俄罗斯的工程师，同时这也就成了一个证据，证明哥伦比亚人与俄罗斯黑帮结成了全新的令人恐怖的联盟。

现在，那艘潜艇还存在德士古加油站的后面。谁都不了解情况，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它。我和一名《时代》杂志的记者一起到达，当地警察为我们开了门，让我们能看上一眼。潜艇被分成了三部分，每部分有10米长，是一条双体船。根据那些懂行的专家估计，一次航行可以将200吨可卡因运往美国本土。那些神秘的俄罗斯图纸已经遗失，但工棚外面的一个金属盒子上用西里尔字母潦草地写着“OTVERDITEL”（硬化剂）。我们拍了几张照片，爬到潜艇里面看了一圈，然后回到了汽车里，回去时整整争论了一路。“那不是潜艇，”那位《时代》的记者说道，“怎么可能是潜艇呢？”的确，以前也有过可卡因潜艇，不过是几个玻璃纤维做的东西，潜水员使用它把沉入水下的可卡因捞起来，然后行驶几百米，从这条船送到那条船。1995年，一名俄罗斯人在迈阿密被逮捕，他想以3500万美元的价格把一艘苏联潜艇卖给一个哥伦比亚毒犯。但和今天的完全不一样。我认为这是一艘潜艇，我本人以前登上过潜艇，一共两次。“哦！”他说道，“好，但这东西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呢？”我认为是俄罗斯黑帮在这里制造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听说的那样。“我的天！”他说道，“只有巴斯图索的黑帮才会蠢到在这里造潜艇。”（来自哥伦比亚巴斯图索行政区的人被普遍认为是全国最笨的人。）他说的有道理：法卡塔提瓦离最近的海岸线也有超过320公里远。铁路线在距此地100米处就没有了，而且没有合适的水道供潜艇航行。至少没有从安第斯山脉中间穿过的河道，而这里是通往太平洋的必经之路。为什么会有人在这里制造潜艇呢？没有答案。没人被捕，没有缴获可卡因。一切不得而知。

有人会觉得，在陆地中间远离大海的地方发现一艘潜艇，这要算是这种毒品活动当中比较离奇的事情了。但它还排不上号。对于可卡因研究得越深入，人们就越会发现关于它的每件事情都很奇怪。可卡因能使正常人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情，更能使一些本来就奇怪的人变得完全不可理喻。你根本不用去吸毒，只要干上一段就会变成这个样子。阿莱汉德罗·贝纳尔·马德里加尔，又名胡文纳尔，当他在1999年10月被捉时，他吹嘘说自己一个月可以把30吨可卡因运到墨西哥去。30吨！这有多疯狂呀？他在墨西哥的一名同伙，墨西哥湾集团的主要人物胡安·加西亚·阿贝莱戈在美国被判入狱40年，并罚款3.5亿美元。这是不是也很疯狂呢？

3个月之前，我在迈阿密遇到了美国海关官员扎赫·曼恩，他带我沿着迈阿密河逆流而上，告诉我这里的威胁分别为“海地、巴哈马、牙买加、墨西哥——威胁程度依次递增”。一些注册在洪都拉斯或者伯利兹城的旧垃圾船会从这里开来，外表看去空无一物，他们会在码头上待上几个月，装上一些没有价值的垃圾，主要是旧床垫和破自行车之类的，然后就开回家了。从旧床垫上他们能够赚到什么钱呢？他们当然赚不了钱。他们赚钱靠的是可卡因，来之前他们会把可卡因藏匿到船只内部的某个地方。美国海关要找的就是这些可卡因。

曼恩曾经带我见过违禁品执法小组（CET）的人，这些人的工作就是查验这些船只，保证船员们“没有在船上藏匿违禁品”。违禁品执法小组的工作可能是世界上最令人不快的，现在室外的气温是95华氏度（1华氏度≈17.2摄氏度），湿度90%，但这些人还得穿上全套的工作服，戴上防毒面具，爬到那些海地汽轮的燃料箱和废水箱里面。工作人员常常是女性，因为她们的身材较矮，所以能够爬到更小的空间里面。最近一支违禁品执法小组里面又来了一个侏儒，这个人非常有价值，因为他能钻到一些连最矮的女性也爬不进去的空间里面。你现在明白了，这是一项令人生厌的工作。进入违禁品执法小组的总部时，门上挂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来到痛苦之屋”。屋子里面挂着一张迈阿密河的地图，上面用标签密密麻麻地标注着查到毒品的地区。我来这里之前的9个月中，他们已经打击了18次贩毒活动，共计查获可卡因近4吨。同时，犯罪集团的成员被遣返，他们的船只被低价拍卖，因为那些破船经不起风浪。几个月之后，这些船又会重新出现，改个名字，重新喷漆之后，又装满了可卡因。每年进入迈阿密河的集装箱船有30万艘，而违禁品执法小组只有39个人。

违禁品执法小组有一个小博物馆，专门展出一些他们遇到过的贩运可卡因的天才伎俩：将可卡因藏在这些物品中，如水泥柱子、合金轮子、运酒瓶的木板箱、中空的屋顶瓦片、轮胎、电子变压器（这是个好主意，因为那些盒子里面有致癌物质），一吨重的铅锭子、木制货盘、中空的木板、整包的浮石；以及蒸汽压路机的内轮和加压后的氧气瓶。但这些都不足以与人体藏毒相比。有个人在大腿和臀部开了一些洞，把可卡因藏在里面。还有人把一条木腿里面藏满了可卡因。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例子是，一次查获的一个木板箱里装着300条活蟒蛇，肚子里填满了可卡因，肛门被缝起来，以保证它们不会把那些小圆筒排出体外（后来又有一个同样的例子，这次用的是鬣蜥）。

没什么变化，对吗？当然还有其他的。曼恩给我讲了那些没能闯关成功的毒贩子，那些又穷又悲惨的人把小包可卡因吞下去，藏在胃里，结果包装破裂了，他们极其痛苦地死去。即使在运货过程中没有死也没被政府抓住，他们通常也会暴尸荒野，肚子被老板们用刀剖开，以便找出那些没有破的避孕套，希望里面还会剩下一些可卡因。可卡因使人做一些疯狂奇怪的事情。

但如果你真的想猎奇的话，不必走得很远，20世纪80年代的巴拿马就发生了奇事。

80年代发生在巴拿马的故事，只需看看发生在国家领导人曼努埃尔·诺列加身上的事情就可以基本搞明白。诺列加出生于1934年，是个私生子，5岁时被寄养在一户人家，但他通过某些手段获得了军校的奖学金。从他事业的一开始，这位年轻的军官身上就有与众不同之处。他不仅狡猾得超乎寻常，而且色胆包天：他两次被指控强奸，第二次是对一名13岁的女孩儿施暴。但在他一个朋友的幕后操纵下，他被免于公开起诉，这个人就是奥玛尔·托利霍斯将军，奥玛尔是一位军界要人，于1968年夺权。托利霍斯发现年轻的诺列加颇有前途，便一直保护他免遭不幸。反过来，诺列加也保证托利霍斯免遭不幸，他挫败了反对托利霍斯的政变企图。为了表彰他的忠心，托利霍斯将诺列加提拔为中校，让他负责G–2情报机构。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诺列加变得越来越强大，每到一处就扩大自己的影响。托利霍斯控制政客和总统，而诺列加很快就开始控制托利霍斯。1981年，托利霍斯在一次神秘的空难中丧生，诺列加很快就掌握了政权，他控制了巴拿马的国防部队，可以为所欲为地废立总统。

诺列加还有更加阴暗的一面。20世纪60年代末，他与美国情报机构签订了一项协议。他允许一万名美国军人驻扎在巴拿马，包括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情报局的情报信号站，以便从那里监听古巴、尼加拉瓜和绝大部分拉丁美洲的无线电通信，以此来换取美国对他的行为视而不见。更为重要的是，他保证了巴拿马运河地区不会出现任何不利情况。

一直以来，巴拿马始终是国际洗钱业的中心。只需要1000美元就可以在银行注册一家子虚乌有的公司，根据巴拿马银行保密法的规定，钱一旦经这一公司转账，就再也无法查询。哥伦比亚的毒贩子不愿意看到他们的现金被美国没收，于是开始通过巴拿马转账，到1980年时，这里的外汇储备已经上升到了近200亿美元。但经过巴拿马中转的并非只有毒品买卖产生的金钱，同样转口的还有供反政府武装使用的枪支和军用装备（这也进一步加深了诺列加与美国情报机构的关系）。同样需要枪支的还有其他拉美组织，他们也可以在这里进行转口。（这样就加强了他与古巴人的关系。）在被别人叫作“杀人犯、独裁者、大浑蛋”之前，诺列加又与麦德林集团签订了协议，允许他们从巴拿马运送可卡因，每公斤收取1000美元。

诺列加的游戏玩得非常聪明。他不仅建立起各种国家情报机构让其相互牵制，而且更为深入地参与到毒品活动当中。根据标准的政党路线，他允许麦德林集团在巴拿马国境一侧的达里恩丛林区建立一个巨大的可卡因药厂，为此麦德林要付出200万~500万美元。在拉瑞·博尼利亚被刺以后，他理所当然地允许集团在巴拿马城设立避难所（据报道，他为此收入达400万~700万美元）。实际上，据报道他从事非法活动共计得到2亿~10亿美元。

接下来就出现了问题。1984年5月，得知达里恩丛林药厂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这一药厂被捣毁了。美国政府将这一捣毁药厂的活动描述成诺列加改邪归正的证据，而麦德林的人却不这么看。他们的钱白花了吗？诺列加害怕遭到刺杀，急忙逃到了古巴。最后他把钱退还给了麦德林，于是一切既往不咎。

越来越多的调查详细地报道诺列加与可卡因买卖的事情，随着这些报道的积累，美国发现越来越难以对其置若罔闻。由于诺列加的主要政治对手雨果·斯巴达佛拉决定向新闻界详细介绍这位大人物的毒品协议，事态变得越发复杂。不幸的是，斯巴达佛拉的有关想法被泄露了出去，他在1985年9月神秘地消失了。最后他的尸体在哥斯达黎加的一个邮包里被发现，已经被肢解，而且没了脑袋。最后，诺列加手下的二号人物罗伯托·迪亚兹将军在全国电台上宣布，诺列加在竞选中舞弊，杀死了斯巴达佛拉和托利霍斯，并且为哥伦比亚人运送毒品和枪支。

此时的美国人已经受够了诺列加。1988年2月，诺列加在佛罗里达州法庭因走私毒品被定罪（美国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对国家广播公司称其为“西半球最大规模贩毒活动的最大头子”）。应该做点什么了。

1989年12月20日，星期三的清晨，美国军方自越战以来最大的公开军事行动“正义行动计划”拉开了帷幕。2.4万名美军士兵进攻巴拿马，唯一目标就是把这个贩毒的暴君绳之以法。

但不幸的是，他们没有找到他。袭击来得如此迅雷不及掩耳，诺列加连裤子都没来得及提起来，实际上也是如此：他当时正在托库门的一家妓院里。他最终出现在巴拿马城的努里阿提夫天主教堂当中，要求天主教堂为他提供庇护。美国特种部队利用圣诞节的时间，一天24小时地播放80年代的流行音乐，希望能瓦解教堂中人们的意志。最后“撞击乐队”的歌曲《我对抗法律（而法律获胜）》这首歌起了作用，1990年1月3日，诺列加被从教堂中驱逐了出来。他被带回了美国，以贩卖毒品罪被起诉（卡洛斯·莱德成了明星证人），后被判有罪入狱，他将在狱中服刑很长很长的时间。

不管怎么说，故事就是这样的。就像可卡因故事当中的每件事情一样，事情真相更为复杂。实际上谁都知道诺列加多年以来对美国阳奉阴违，但美国对此不加制止：诺列加可能是肮脏的，但他站在我们一边。前美国药品管理局特工杰里·斯特里克勒告诉我，早在70年代初他们就知道诺列加整日忙于贩毒活动，但他们没采取任何行动。实际上，当有人真的想对他提起指控时，他的卷宗全都神秘地消失了。（由于缺少这些卷宗会使得布什政府为诺列加定罪显得异常困难，因为这些卷宗的丢失使人无法证明他从70年代早期就参与贩毒活动。）作为回应，在自己的著作《亡命之徒》中，麻醉品及危险药品局（BNDD）特工埃利安·沙农的报道暗示，诺列加应当受到“全面而完整的固定”，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被刺杀。但美国还是没有采取措施：诺列加是美国情报部门的长期伙伴，他们打算原谅他，至少原谅一段时间。

但随着斯巴达佛拉被谋杀和迪亚兹将军在巴拿马电台上的爆发，诺列加开始失去其对权力的控制。不仅如此，他看起来也开始变得反对美国了。他公开拒绝支持反政府武装并开始骚扰巴拿马的美国公民，而且很快他看起来试图开始干涉美国进入巴拿马运河了。这时，巴拿马人民走上街道，开始劝说诺列加离职，事态变得越发充满了暴力性，情况变得很清楚，他对于美国有用的时代已经到了尽头。而新闻界报道他与可卡因有关的消息提供了一个除掉他最好的借口。

突然之间，围捕诺列加的时机来到了。被捕的毒贩认识到，如果对诺列加做出不利的指证，他们就可以在美国得到减刑的机会。但这里还有一些既得利益在起作用。费尔南多·阿利那斯是卡洛斯·莱德的私人飞行员，他在2000年时告诉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在拉瑞·博尼利亚被刺之后，诺列加根本不想保护在巴拿马的集团成员，他本来打算等奥科阿、埃斯科巴和他们的卫队成员一到此处，就把他们交给美国政府。埃斯科巴在飞机上得到了消息，改变路线去了尼加拉瓜，一直待到事情解决为止。与此类似，胡安·戴维·奥科阿说并没有付钱让诺列加保护自己。看起来诺列加真的是打算在麦德林麦集团到达时将其一网打尽，以取得美国药品管理局的信任。“据我所知，”奥科阿说，“他（诺列加）与毒品买卖毫无关系。”但为什么每个人都说他参与了毒品交易呢？

在麦德林，我曾经问过奥科阿家族这一问题。他们是否付钱给诺列加要求保护呢？“没有，那不是真的。”乔治说道，然后路易斯插话，进一步补充道：

这不是真的。我是这件事情的最好证人，因为……我是这件事的一分子。全都是胡说八道。诺列加与这些人（奥科阿家族）毫无关系。有一个叫麦洛的上校说过，诺列加处于中间位置。麦洛说，他不仅从（奥科阿家族）弄钱，而且从很多人那里弄钱。

巴拿马权力阶层中有没有人保护你们呢？

是的，有。但不是诺列加。诺列加在追捕我们，想抓住这些人（奥科阿家族），并把他们送到美国去……（那时候）达里恩丛林区的药厂已经被捣毁了。有人问麦洛中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说诺列加很不诚实，他将会出于一些政治原因去往法国和以色列，处理一些国家事务问题。所以他让人民去打击诺列加，杀死诺列加。他是二号领导人物，这样他就可以掌权了。他想要获得权力……麦洛想让人杀了诺列加。

看起来入侵巴拿马的真实原因并不是我们听说的那样，是因为诺列加贩运毒品，其实只不过是因为他失去了权力，对于美国再也没用了而已。美国药品管理局国家可卡因行动组前任领导人查尔斯·古滕森认为事情就是这样：

巴拿马发生的真正情况证据不断增加。诺列加变得越来越反对美国，美国也非常关注他下一步要做些什么。这些都是政治。给诺列加定罪、逮捕和起诉只不过是一种工作，为了达到一个政治结局。

那么美国入侵巴拿马是不是为了阻止他买卖可卡因呢？

不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他现在在监狱里，但那不是主要原因。但这样做肯定是最简单的。这有点像抓捕黑手党徒卡篷的时候，抓他的罪名是逃税，而不是因为他是暴徒。你必须做的就是除掉他，怎么做都可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美国入侵巴拿马是为了什么？”原因不是为毒品。

当然，这并不是说诺列加与毒品无关，或者说他不应该被投进监狱。他与毒品有关，进监狱也是罪有应得。只是说可卡因并不是他进监狱的原因。贩运可卡因的名声非常之臭，哪怕有一点合谋的蛛丝马迹也足以激起人们的怒潮，在政界引起巨大的反响。诺列加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任何一个拉丁美洲的政府如果因为名誉不佳而倒台，推翻它的头一个指控就是这个政府与可卡因买卖有关。在我为本书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对于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各国政府的各类指控层出不穷。1999年3月，有人指控安提瓜最高领导人维尔·伯德之子贩运可卡因。接下来的一个月，又爆出苏里南的领导人戴西·布特莱斯卷入此类事件当中。布特莱斯于1980年夺取政权，下令处决了十几位政敌，面对着叛军游击队的威胁，他凭个人的力量推动了本国的经济。可一夜之间，他就成了一名恶棍。这并不是因为他残暴的人权记录，可卡因才是人们关注的事情。将一名本来就是蠢货的政客斥为蠢货起不到什么作用。可指控他们贩卖可卡因，人们就会坐好认真听你说。可卡因的报道总能抢占新闻头条。

这本书的调查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新闻界爆出一个轰动性的故事。据这篇报道说，99%的英镑钞票上面都沾有可卡因。这听起来让人惊奇：难道现在所有流通的钞票都被人用来吸毒吗？不是，如果仔细研究这篇报道，你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只有很少比例的英镑钞票被用来吸毒，但在流通的过程中，很多其他的钞票与这些钞票摩擦，于是也沾上了可卡因。我越想越觉得这件事情像一个关于可卡因腐败的比喻。政治领袖不必亲自接触可卡因或者可卡因买卖，只要他与某些与可卡因有关的人相接触，突然之间他也变得不干净了。可卡因就像一种病毒，它会污染接触到的所有东西，而这些东西接下来也就变得具有了传染性。每个出现可卡因的地方，也就是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任何地方出现毒品，只要沾上一点点，那里的民主就被腐蚀掉了。哥伦比亚警察局长奥兰多·佩那上校在1988年郁闷地说道：“毒品挣来的钱玷污了整个社会系统，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干净的了。”一涉及可卡因，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其本来面目。

禁毒之战本身也是受害者，因为它陷入一片充满了半真半假或者近乎真实情况的沼泽之中，人们无法辨别是非真假。一名中央情报局的间谍杰泽斯·詹姆斯·安格莱顿曾经对冷战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将其称为“镜面荒原”。可卡因政治也是一样。真相是什么？我在哈佛时遇到历史学家戴维·穆斯托，他就这一问题给我举了一个绝妙的例子。

1986年，我为《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作“第一次可卡因大流行的教训”，令我惊讶的是，此后不久，里根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引用了里面的内容……这事就发生在伦·拜亚斯（马里兰大学篮球明星）死于可卡因中毒前不久，我说道，“（可卡因）将会减少并消失，但这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我们在减少这种物品时会不会对于社会造成损害呢？我们会不会把少数族裔变成代罪羔羊，会不会做我们在第一次减少毒品过程中所做过的所有事情呢？”，所以我说这并不是可卡因是否能够减少的问题，而是在我们试图阻止它的过程中会不会伤害到自己的问题。但总统只读了第一部分，也就是“可卡因会消亡”的部分，而没有看到第二部分。

禁毒斗争中也充满了这种情况。看看秘鲁或者玻利维亚清除古柯的统计数字，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或者看看提纯可卡因婴儿，或者可卡因导致的暴力活动的故事就可以了。或者在80年代中期十几岁的孩子使用提纯可卡因，或者入侵巴拿马的情况。所有的事实都多少失去了本来面目。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摘自《西半球事务局字幕新闻》：

自1995年以来，由于在秘鲁和玻利维亚采取了积极的毒品作物清除和禁毒活动，并采用了替代作物发展计划，两国的古柯种植量分别下降了66%和50%。主要由于在秘鲁和玻利维亚的禁毒品计划取得了成功，现在安第斯山区的古柯种植活动已经移到了哥伦比亚由游击队和准军事武装控制的地区。

这是真实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如此。但说古柯是由于秘鲁和玻利维亚清除活动取得成功，这种说法是有误导性的，事实更有可能是由于古柯已经移到了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清除活动才获得成功。同样，这则新闻给人的印象是对可卡因的战争取得了某种巨大的成功，但事实是美国街头可卡因的价格和供应量6年以来一直保持平稳。根据滥用毒品警示网络（DAWN）统计，与可卡因有关的急诊病例从1990年的80355例增至1999年的168763例，翻了一倍多。同时，美国初次吸食可卡因的人在过去6年间增长了63%。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这还没有到达最高峰，最高峰时美国有1040万人初次吸毒。（请注意那是1982年的事情，而不是80年代中期皮下注射提纯可卡因的时代。看起来美国国内使用可卡因的情况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下来。但正如《美国国家毒品控制战略2001年年报》中所说：“尽管在1992~1999年间美国的家用可卡因情况稳定了下来，但随着犯罪率以及可卡因和提纯可卡因产量的提高，使得可卡因在城市和农村的供应量提高了……到1998年共有934000名新的可卡因吸食者，而1990年时只有683000名新吸食者，这就意味着从1990年到现在增长了37%”。）根据“监测未来计划”的研究，儿童使用可卡因的比例也在上升，相比1992年，8年级学生吸毒比例由2.3%升至4.7%，10年级学生吸毒比例由3.3%升至7.7%，而12年级学生吸毒比例由6.1%升至9.8%。

英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可卡因的纯度由1998年的平均51%提高到了1999年的63%。同样，伦敦街头一克可卡因的售价由200英镑跌到了不到80英镑。过去8年间被抓到的可卡因毒贩子数量增加了5倍，而由可卡因引发的死亡人数也增加了相同的倍数。仅仅1998~1999年一年间，20~24岁年龄段的吸毒人数就多了一倍。

根据美国药品管理局的看法，全世界可卡因的潜在产量一直在持续下降，从1996年的950吨降到1999年的765吨。这太好了。但为什么吸毒统计数字却会上升呢？价格为什么没有上升呢？为什么街上的可卡因的纯度还和6年前一样呢？为什么现在还那么容易买到呢？那185吨的减少量是怎么反映出来的呢？为什么国际刑警组织在2000年9月公布世界范围内的可卡因使用量在过去5年中增长了一倍呢？2000年12月19日美国国务院办公室发言人曾对新闻界说：

玻利维亚总统乌戈·班赛尔今天主持仪式，庆祝查帕尔地区所有的大规模种植的古柯被清除，查帕尔过去曾是（请注意这个时间）玻利维亚主要的古柯种植地区。

真有趣，我12月就在查帕尔，那里还有很多古柯呢。为什么班赛尔要开聚会来庆祝古柯被消灭呢？这就是官僚作风！我们取得了对可卡因战争的胜利——表面上如此。

围绕可卡因战争的谜团众多，其中之一就是“科学”将会找到一种解决方法。镰孢菌是最新的可选技术，但还用过其他的方法：在古柯上面撒蛾子的蛹；使用药剂来减少人们对可卡因的需要量；给人体接种可卡因疫苗。所有这一切表面上似乎都是解决滥用可卡因问题的方法。一切听起来都很可信，而且都是由严肃而知名的科学家来推行的。但一用到可卡因上面，所有的技术都被停止了，哪一种都起不到好效果。虽然它们能够有所帮助，但现在，甚至以后也不会解决这一问题。灵丹妙药永远不像看上去那么灵，不是吗？

在这些环绕在禁毒之战周围的种种错误信息和骗局中间，同样隐藏着一些错误的指责，认为我们尚未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因为我们并不真的希望胜利。有些诽谤者说，如果美国药品管理局真的努力，是能够消灭可卡因的，但如果真的消灭了可卡因，美国药品管理局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所有的人都会失业。有批评家说，美国海关是美国国家机关中唯一一个盈利的部门。也确实如此：海关通过没收走私犯的财产并将其拍卖自给自足，还能有些盈余。我在洛杉矶遇到了唐纳·沃伦，作为首席原告，她将中央情报局告上法庭，指控他们是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事件的合谋，她告诉我说：

我觉得他们并不真正打算阻止这种活动。你会吗？你真的认为那些几百万几百万赚钱的人会想阻止毒品买卖吗？这个社区（洛杉矶中心南区）里没有人想这么干。你难道认为他们不能到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去，给他们提供一些真正的选择来取代古柯在他们社会中的位置吗？我觉得他们能够做得到。

沃伦觉得政府之所以不愿意取得禁毒之战的胜利，原因在于毒品能让黑人服从他们。这是真的吗？不是。但的确存在一些证据证明禁毒战争是对政府有利的。

联邦调查局在威廉·韦伯斯特的领导下，决定也加入到禁毒执法活动中来。他们游说白宫方面，让他们与美国药品管理局“共同执法”，结果得到了批准。美国海关发现联邦调查局变得越来越强大，于是也游说政府，要求共同执法，他们也得到了批准。美国药品管理局、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海关在禁毒斗争中成为三大主力。

这个时候，酒精、税收和枪支管理局也宣布他们在“毒品与匪帮”领域中的领导地位，然后从海岸巡逻队到农业部都认为有理由获得资助与毒品进行斗争。成立美国药品管理局的目的就是避免与其前身麻醉品及危险药品局发生内讧，可现在美国药品管理局却发现，除了自己和美国海关之外，还有其他35个美国部门陪着它们，大家的目的都是打击毒品的威胁。之后中央情报局决定加入，负责毒品情报工作，因为它一直就是个情报机构。（听着有道理，对吗？）联邦调查局觉得这种说法听起来有道理，虽然它只是一个国内的法律和情报机构，但也开始向国外派驻特工（占的都是美国药品管理局的名额），去调查和收集情报。

与此同时，在宾夕法尼亚有个城镇，名叫约翰斯顿，那里正饱受高失业率之苦。约翰斯顿的参议员是一个名叫莫塔的共和党人。莫塔是军队筹款圈子里的要人，他设法筹到了4000万美元，要建立一个毒品情报交易所，前提是这个交易所要建在约翰斯顿。唯一的问题在于，谁来掌管它呢？美国军方在和平时期是不允许做这种事情的。莫塔设法保住了这笔军队的资金，把控制权交给了司法部。现在需要通过一番较量才能赢得这个新中心的控制权。

联邦调查局想要加入进来。如果存在一个全国情报中心，联邦调查局觉得应该由它掌管。而美国药品管理局表示反对：毒品情报应该由自己来处理。“好的，”联邦调查局说道，“你们管理战术和行动方面的情报，我们负责战略情报。”最终决定由美国药品管理局和联邦调查局共同控制新中心。到现在为止，一切都还不错。这一中心也正如莫塔所愿，建在了约翰斯顿。但只有一个问题，并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在情报机构工作。最终证明约翰斯顿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在情报中心工作。于是大批工作人员由华盛顿调到约翰斯顿，来管理这个新的情报中心。前任美国药品管理局可卡因情报组长查尔斯·古滕森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觉得这简直是个笑话：

这是一次政治拨款。这个中心之所以建在约翰斯顿，就是因为他（莫塔）希望给他所在的地区增加一些就业机会，但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差旅费，只不过是试图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中有些人需要从华盛顿特区开车三个半小时，就为了在某个地方赶一班飞机。而且你找不到你需要的、会操作电脑的人。你需要引进这些人才，为他们支付住宿费……美国药品管理局准备扩大我们现有的情报行动组，我们需要物色更多的人，结果这个中心变成了一个完全的独立中心，而且据我所知，还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这完全是浪费。

现在情况好了起来，由于全国毒品情报中心没有收集情报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不能把特工派到现场去），它需要依靠其他机构为自己收集情报。但由于其他机构都忙着相互拆台，谁也不愿意为它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情报。古滕森说：

这绝对是徒劳。就在我退休之前，我在那里从9月待到来年1月。我和某人大吵了一顿，我想他是认为自己能够把我赶出去或者怎么样。我去上班，他就会说：“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做好呢？”我就说：“哦，联邦调查局不给我们提供任何情报，你自己的情报中心也不提供任何情报。”“那我们做什么呢？”

危机2000年，全国毒品情报中心宣布，某个声名显赫的墨西哥家族深陷毒品之中。这个家族向美国政府控诉，结果美国司法部长雷诺不得不道歉，宣布美国政府并不信任全国毒品情报中心。

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真的会让人忍不住笑出来。因为美国政府并非不想结束这场禁毒之战，这类事情让人明白，有时候禁毒之战涉及的并不是同毒品作战本身，而是政治。真正的悲剧是，过去30年间有56位美国药品管理局特工在执行任务时牺牲，进行这场游戏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而这个时候政客们则躲在家里。

同时，新闻媒体则有了口实，他们反过来又会为公众提供谈资，对禁毒活动大肆渲染报道。结束对墨西哥和美国的第一次采访归来时，我发现满眼都是关于可卡因的头条新闻。9月的《标准晚报》在头版上登出了一篇独家报道：

雅迪帮空运提纯可卡因毒贩

牙买加雅迪匪帮将毒品零售商空运到这里，以促进提纯可卡因向伦敦西区中心扩散。据信，该岛国的犯罪“教父们”是这一复杂活动的幕后主使，在这一活动中，毒贩子被送到伦敦，以便在索霍区街头和附近地区推销提纯可卡因。

《标准晚报》，2000年9月26日

一份《标准晚报》上登出：法官为12名提纯可卡因毒犯流泪。犯罪、黑人、儿童、可卡因，这一切听着熟悉吗？这个夏天基本上成了大肆宣传可卡因的日子了：出现了一艘潜艇，对此《独立报》报道说，“毫无疑问，潜艇上装有鱼雷（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早些时候，即6月，前肥皂剧明星达妮埃拉·威斯特布鲁克的一张照片登上了头版，整个国家为之震惊。26岁的威斯特布鲁克因吸食可卡因，致使鼻中隔彻底被破坏。无论我到哪里，人们只要知道我在写什么，就会问我这件事情。要吸入多少可卡因才会造成这种情况？一旦鼻子变成了那样，还有办法补救吗？很明显，这个故事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因为现在人人都认为她一定是在短时间内吸食大量的可卡因才这样的，而他们反正买不起这么多的可卡因。然而实际上，击穿鼻中隔并不是可卡因对人类最大的威胁，这一点反而被人忽视了。当然，不久以前还传出卡米拉·帕克·鲍莱斯的儿子汤姆以前吸食过可卡因的消息，众所周知，汤姆是威廉王子的朋友。而查尔斯王子的朋友塔拉·帕尔默·汤姆金森也曾吸毒。之后还有一些体育明星也卷入涉毒丑闻：劳伦斯·达拉格里奥和罗比·福勒——他在进球以后跑到球员席附近，跪在地下做出吸食毒品的动作来庆祝，因此被罚了一大笔钱。同时，在对德国国会大厦实验室28个蓄水池进行的检测发现，其22个蓄水池里面测出了可卡因的成分。

到了秋天，在对于可卡因的大肆宣传中，一群受到误导的政客又打算打“毒品”牌。这一行动的背后是影子内政大臣安妮·威德考姆。“毒品就像癌症，威胁到我们的未来。”10月她在保守党会议上这样说道，然后她向那些洗耳恭听的听众们保证道：“我们绝不容忍毒品对于当代社会的最沉重打击，我在任期间就要做到这一点！”她在新政策中宣布，引入对持有大麻者实行当场罚款制度，累犯要被送上法庭，即使所持大麻“数量极少”。这种强硬的观点使在场观众起立鼓掌。而党派领袖威廉·海格也加入到辩论中，他在英国电视四台新闻播报（Channel 4 News）节目中说：“我们是领路人。眼下各种针对毒品威胁的努力都不见成效。所以我们是投降还是加大战斗的力度？我觉得我们应该加大战斗的力度。”

这些形象总是如此，不是吗？威德考姆将她的任期称为“在任”，这个说法是一个专门的军事用语。而海格也谈到“加大战斗的力度”。这都是标准的与毒品作战的态度：一切都是军事形象，人们的想法是只要严格打击毒品活动就能解决问题。（在美国，纽约市长艾德·科赫曾建议，如果美国轰炸麦德林市，就能解决可卡因问题。）即使癌症的形象也涉及手术式的武装干涉，好像目前禁毒之战中的所有事情都如外科手术一般精确，甚至是充满科学性的。但这作为慷慨激昂的措辞的确很棒：“向毒品的威胁投降？”威德考姆咆哮道：“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不该这么做，我们不会这么做。”你难道不喜欢政客们使用的这种三行排比句吗？

随着人类的发展，我们对于毒品有了更多的了解，并开始对其提纯。2000年前，很少有人会因喝酒死亡，因为没有人知道如何蒸馏酒精。他们酿制的酒劲儿很小，没什么危害。如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买到各种颜色和口味的纯度为100%的酒精，很容易就可以让人一醉不醒。几乎我们所有的饮品和食物都是如此。吃水果和嚼甘蔗很少会使人体重超标。但糖分一旦被提纯出来，只要你把它吃到肚子里，就会导致肥胖。科学家花费几个世纪的时间对于种种消费品进行蒸馏和提纯，以便使人们从其中得到最大的快感。对古柯和可卡因来说也是如此。无论是嚼食还是当作茶喝，古柯本身并不危险。古柯叶中的可卡因含量很低，因此是无害的。但如果将可卡因从叶子中分离出来，吸入你的鼻孔或者注入静脉，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尽管可卡因不断改良，但人们习惯于获得更强烈的欣快感。为了寻找更强烈的欣快感，他们开始吸食提纯可卡因，因为它的快感更加强烈。这就进一步提高了危险的程度。

时间可能是解决毒品问题的一条出路。戴维·穆斯托告诉我：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滥用毒品这件事。一方面，一些群体对于毒品有着持续的需求，无论怎样这种持续的需求都会存在。另一方面，是毒品滥用情况会发生大幅度波动，如果你采取正确方法，这种波动的幅度就会下降。这两个方面是不相容的。我的研究表明，滥用毒品的情况正在减少，但它是循环的。滥用毒品的情况不会完全消失，而会将至一个很低的水平……我所有的研究都证明毒品滥用情况的减少，是一个极其缓慢的渐进过程。即使它在渐渐消失，由于进程非常缓慢，所以你很难发现。必须关注三五年的时间才能发现它在减少。如果你以可卡因第一次流行的时期作为标准，并试着去应用这一标准，你就会得到一个45年的周期。如果你用1970年加上45年，那就是2015年。所以，以史为鉴，我们还是有出路的。

也许到了2015年，可卡因会最终败下阵来，就像是在20世纪初一样。它是罪有应得。75年前路易斯·莱文写道：

最近几年，我看到科学家们中有些人由于渴望可卡因而出现了令人恐惧的症状。那些人相信通过快乐之门能够进入幸福的殿堂，他们以身体和灵魂为代价，去购买那短暂的欢愉。他们很快地穿过了不幸之门，落入黑暗的无底深渊。

《迷幻药》，1924

乔治·荣格也这么看，只不过没那么富有诗意：

当你感觉不行时，需要用得更多才能兴奋起来。我吸毒犯过心脏病。它把你的身体撕成碎片。它毁了你的肝脏。它会毁了你。即使不让你发疯，也会毁了你的身体。毒品真的很危险。真的很邪恶。

这种毒品会去向何方？谁能说得准呢？也许唯一能够获得一点启示的办法，就是去看看它的历史。但不幸的是，我们并不十分擅长做到这一点，戴维·穆斯托告诉我：

要知道，我做这一行33年了。我是一名研究毒品的历史学家，可我并不真正觉得我和其他人有多大的区别，我希望有区别，但真的没有……我发现人们只有在某件事情出了问题时，才会对它的历史产生兴趣。当人们觉得自己处在未来的大潮之中时，他们对任何历史都没有兴趣了。实际上历史是非常烦人的，它总是在那里拉拉别人的袖子，告诉他们：“你有可能犯错误，我们不要做得太极端。”历史总会有一点让人扫兴。但一旦某项活动遇到了困难，公众就会开始问：“我们是怎么到达这种地步的？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条道路？”

也许从历史中我们应该学到的一课就是我们应该多学学历史。当然，在我们上这一课时，毒贩们都被关在监狱里。我们为了一个问题大把扔钱，但这个问题用钱不能解决，而与此同时，执法特工们仍然在伤亡，而圣乔治的庄稼也还在死去。

在为本书做调查的两年时间内，我有三个月往返于秘鲁、美国、墨西哥、巴哈马群岛、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之间。当我来到秘鲁，来到旅程的尽头时，我休息了一个下午。我觉得完全有理由休息一下：我太累了。此外，一群蚊子咬烂了我的腿，而且昨天晚上吃的棕榈油沙拉像飞鱼导弹一样穿肠而过，使得我不得不大半天都蹲在厕所里。下午的天气真好，太阳就要下山，我还没有把挂在走廊尽头的吊床退掉。我舒舒服服地躺在吊床上，抽出一副耳机，放上音乐，把音量调大，决定再嚼一次古柯。我卷起一沓叶子，加上一点碱面，然后放进嘴里。没有什么异样。也许嘴里嚼的这东西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奇妙之处。难道南美洲印第安人4000年来真的搞错了？

我躺在吊床上，回想着过去的两年时间。两年时间，我完全投入了可卡因的研究。弗洛伊德、可口可乐、奥科阿家族、西蒙·特里尼达德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里奇·罗斯、乔治·荣格、威廉·戈尔登·莫尔提默、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英国皇家植物园、坐在2242座位上的女孩、那些人们用来绑住绿色爬藤植物的绿塑料绳子。一时间我试图把所有这些事情理出个头绪来。

我坐在吊床里，沉思着这一切。突然，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我抓起记事簿，开始写道：

快到下午4点30分时，这种生物碱开始产生刺激感……

致谢

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个人的证言。大约有150人同意接受采访，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要完成本书的写作是不可能的。尽管本书主题性质非同一般，且许多人接受采访时要求不公开自己的姓名，但我还是要对那些愿意在本书中提及他们名字的人表示感谢，他们是：

科学家：诺拉·沃尔科夫，汉斯·布瑞特，费尔南多·卡比西斯，戴维·帕利，桑迪·康乃普，布莱恩·汉博斯通和纳尔逊·克拉克。

学者及学术机构：保罗·古丁博格，戴维·穆斯托，彼得·斯威尔士，弗洛伊德博物馆，美国国家发展研究机构的布鲁斯·约翰逊和埃路易斯·杜勒普，仑·西格尔，巴尔多梅罗·卡塞雷斯，米尔顿·弗里德曼，沃里克·布瑞，恩里克·谭德特，艾伯特·赫希穆勒，还有英国皇家植物园，大英图书馆，药品世界，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联合国禁毒署，英国内务部和位于英国皇家植物园的国家档案局。

记者：盖瑞·韦布，法比奥·卡斯迪洛，罗伯特·萨博格，布鲁斯·波特，克莱尔·哈格里维斯，迪姆·罗斯，伊丽莎白·桑顿，尼克·波斯托克和纳奥米·威士兰。

美国海关：扎赫·曼恩，华·布朗，罗杰·梅尔和丽莎·费尔才德。

美国药品管理局：约翰·菲利普，哈瑞·弗里特，约翰·考勒曼，基恩·弗兰卡，阿隆·格拉汉姆，乔·托夫，吉姆·尼姆斯，理查德·汉纳，詹姆斯·波顿，查尔斯·古腾森，罗伯特·尼维斯，迈克·费德瑞克，杰里·斯特里克勒，迈克·麦克曼努斯，理查德·梅尔斯，迈克·埃斯勒和詹姆斯·麦克吉文尼——个个都是好汉，哪个都不差！

美国：托尼·埃斯特达，弗洛伊德·泰尔，杰克·布拉姆，唐纳·沃伦，比尔·斯皮克，美国国家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和林德史密斯中心。

玻利维亚：玻利维亚禁毒机构，打击贩毒特种力量，埃沃·默拉雷斯，塞斯佩德斯将军和马西奥·阿莱汉德罗。

哥伦比亚：雨果·马丁内兹，胡安·梅尔，西蒙·特里尼达德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玛利亚·英尼斯和莱罗。

秘鲁：国家古柯公司，上华拉加谷地古柯根除机构，中心地区发展协会，福克斯·桑切斯，以及秘鲁国家警察局，秘鲁国家禁毒局，安东尼奥·布拉克·埃格，爱玛·马丁内兹，默埃塞斯·萨尔当纳·罗扎诺和圣乔治村的村民。

尤其要感谢下列人士给予我额外的帮助：玛尔瑟拉（深表谢意！），瑞普·克拉克，贾斯汀·考默，弗吉尼亚·马丁内兹，海伦和莉兹尔。还有罗尔——游离盐基可卡因导致的偏执症让他遭受了人类无法忍受的痛苦。如果没有汉费莱和他的团队，或者没有朱利安·亚历山大，或者没有我的父母，此书根本不可能问世。谢谢你们！

说明：本书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如有不实之处，当属笔者之过。书中尽可能提供接受采访者的真实姓名和真实的消息来源。然而在有些情况下仍然需要对某些人名和地名进行删改，以便隐藏受访者的真实身份和事件发生的真实地点。除非专门指出，本书表达的都是笔者本人的观点。

参考书目精选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古柯和可卡因的信息，我向您推荐下列书目：

《可卡因在美国：从医学奇迹到当代威胁》，约瑟夫·斯皮兰斯，2000

《可卡因的全球史》，保罗·古丁博格（编辑），1999

《毒品姑娘：英国毒品产业的诞生》，马雷克·科恩

《奇异古柯》，肯尼迪，1985

《古柯妈妈》，安东尼·亨曼/桑特尼尔

《可卡因及其历史，用途和功效》，理查德·阿什利，1975

《可卡因：一种毒品及其社会变革》，格林斯潘，巴卡勒

《弗洛伊德的错误：弗洛伊德与可卡因》，E·M·桑顿

《雪盲：从事可卡因交易的短暂经历》，罗伯特·萨博格，1976

《水果宫殿》，查尔斯·尼克，1985

《毒枭：一个小镇男孩是如何从麦德林可卡因贩毒集团赚到一亿美元又如何如数失去的故事》，布鲁斯·波特，1993

《可卡因之王》，盖·加里奥塔和杰夫·里恩，1989

《雪地——安第斯山脉的可卡因之战》，克莱尔·哈格里维斯，1992

《可卡因之战》，保罗·埃迪、雨果·沙伯加尔、萨拉·瓦尔登，1988

《粉饰：帕布罗·埃斯科巴与可卡因之战》，西蒙·斯特朗

《制造“白雪”的人》，麦克斯·摩麦斯坦，1990

《毒品之王：一个墨西哥贩毒头目的生与死》，特伦斯·波帕，1998

《黑暗联盟：美国中央情报局，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和提纯可卡因激增》，盖瑞·韦布，1998

《迷失的历史：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可卡因、新闻界和真理工程》，罗伯特·派瑞，1999

《女人与提纯可卡因》，因斯阿迪、洛克伍德和波提耶格

《注射》，迈克尔·马兴，1998

《烟雾与镜子：毒品之战与失败政治学》，丹·鲍姆，1996

《美国疾病：麻醉剂控制的起源》，戴维·穆斯托

《亡命之徒：拉丁毒枭、美国执法者和美国打不赢的战争》，埃丽安·沙龙，1989

当然，如果没有提及威廉·戈尔登·莫尔提默的旷世之作《印加人的“神圣植物”：秘鲁古柯史》（1901）的话，无论什么样的有关可卡因的参考书目都算不得完整。

欲读此书，千万小心！

蛊惑世界的力量：可卡因传奇

[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特费尔德　著

余静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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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7年1月第1版

字 数：358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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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书号：978-7-5086-6341-8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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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邮箱：tougao@citicpub.com

黑石头的爱与恨

——煤的故事

[美] 巴巴拉·弗里兹 著

时娜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致谢

第1章 “可以移动的气候”

第2章 英国宝石

第3章 踏上革命征程

第4章 全速前进

第5章 珍贵的种子

第6章 君主沉浮录

第7章 无形的力量

第8章 燃烧的传奇

致谢

这样一本书的产生，是我被一个问题长期困扰的结果。非常感谢那些不仅容忍，而且纵容我的困扰的人。有人为我提供与煤相关的新闻，有人在书的写作过程中跟我展开讨论，有人对手稿的某些部分发表评论，还有人在我需要的时候雪中送炭般地送来鼓励。我尤其想感谢贝齐·桑斯比（Betsy Sansby）、艾伦·德沃斯基（Alan Dworsky）等人。写这样的书，还需要依靠一个庞大的图书馆系统。在此，我要感谢为我提供了帮助的明尼苏达大学，感谢它无所不包的收集以及热心的图书管理员们。

万分感谢我的代理商，罗伯特·谢泼德（Robert Shepard），感谢他始终如一的热情、不辞辛苦的工作和细致准确的洞察力。我还要深深感谢Perseus图书出版集团的阿曼达·库克（Amanda Cook），她勇敢地接受了挑战，用优美而熟练的手法编辑了这本书。在书的成形和出版方面，她的建议已显示出巨大的价值。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孩子们，汤姆和埃拉，他们在餐桌上听到的煤的故事，远远比他们的同龄人多；还有我无与伦比的好丈夫，吉姆·科本，他认为我暂时放下自己的律师事务去写一本关于煤的书是一个很棒的主意，而且他从未改变过这种信念。

第1章

“可以移动的气候”

如果没有煤铺就的这条黑色之路，我们的命运将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世界将与现在完全不同。

1306年夏天，全英国的主教、男爵和爵士纷纷离开自己的庄园和领地，前往伦敦。他们此行是去参加国会，这在当时可谓一项新奇的民主实验。但他们一到伦敦，就被一种讨厌的气味熏得心烦意乱。在这些贵族习惯居住的老式城镇里，街上动物粪便狼藉、污水横流、垃圾腐烂，整个城镇弥漫着恶臭的气息；而在伦敦，令这些贵族感到别扭的是，空气里有一股陌生而刺鼻的味道，那正是燃烧的煤释放出来的。就在那时，伦敦的铁匠及其他工匠开始用这些黑乎乎、乌溜溜的“石块”代替原来的木头做燃料，于是，一种呛人的烟雾充斥着伦敦的大街小巷。不久，贵族们就发起了一场示威运动，反对使用这种新燃料。旋即，国王爱德华一世明令禁止使用煤做燃料。但人们普遍对这项禁令置若罔闻，于是，一项随之被通过的法令规定，初次用煤的人将被施以“重金罚款”；如若再犯，就毁掉他们的熔炉，以示惩罚。

如果有关燃煤的禁令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依然生效，那么人类的历史将发生根本的改变。虽然那条禁令一度有效，但16世纪晚期，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森林的缩减，英国面临着一场能源危机。这使得英国开始学着接纳过去无法容忍的事物，成为第一个大规模开采和使用煤矿的西方国家。这样做的后果是，伦敦和其他一些英国城市的空气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污染。但英国人仍继续推进以煤为燃料的工业革命，这场革命足以改变整个世界。在煤烟的笼罩下，一个工业时代完完全全地现出了雏形，我们也能从这煤烟中了解一些相关的历史。并且，由于煤的影响还远未完结，我们也可以从中瞥见未来令人担忧的一面。

煤是一种极其缺乏魅力的日用品。它脏、过时、老土，而且廉价。尤其是与石油相比，煤更加相形见绌。石油是煤的表兄，但比煤耀眼、老练得多，它为冒险家、旅行家以及国际阴谋家构筑了奇妙的梦想。从洛克菲勒家族到中东地区的酋长们，石油造就了一些极其富有、令人又爱又憎的名人。“开采石油”已经成为“一夜暴富”的代名词——财富往往不是来自艰苦的工作，而是缘于令人难以置信的好运气。

煤让我们联想起的却不是富裕，而是贫穷。它让我们想到这样一幅凄凉的图景：浑身裹着煤灰的采煤工人在矿井里拖着沉重的脚步，从苛刻的雇主那里领来微薄的薪水，维持着穷困无望的一家人的生活。在煤实实在在地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仍然认为煤是不值一提的。前人们因过于熟悉煤的身世而对它嗤之以鼻，后来的人们虽然没有那么熟悉它的历史了，但对煤的轻蔑却一如从前。即使在今天，孩子们还经常听到这样的告诫：不许玩煤，否则，你们的圣诞节礼物将只有一小块煤！这些孩子也许从未见过煤，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煤是什么东西，他们知道的只是，一小块煤可不是件称心的礼物——事实上，“一小块”任何东西都不是他们想要的。石油被视为幸运的象征，而煤却被看作一种令人扫兴的东西。

但我们不妨设想，在一种更尊重历史，尤其是古代历史的文化里，煤的名声也许会大大不同。在那样的文化里，不起眼的煤块会像化石一样，受到人们的尊重——事实上，煤确实是一种化石。早在哺乳动物出现、恐龙进化、大陆漂移碰撞并形成现在的样子之前，煤就已经存在了。那时，遍地都是沼泽、森林，生长着怪异的树和庞大的蕨类（这种蕨类被一位19世纪的作家称为“植物界的怪物”），而煤就是那森林中的一分子。如今这些森林几乎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仅存的一部分也远非当初的规模。当第一批植物离开海洋、进军陆地的时候，大部分煤床就随之形成了。它为动物铺就了从海洋到陆地的进化道路，并庇护它们完成了这一重要进化。换句话说，那些曾经统治地球的生物如今都已灭绝了，煤就是它们高度浓缩后的遗迹。我们能过上舒适的生活，应归功于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而在这个改善的过程中，那些生物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煤的产量不是这么丰富，不难想象，煤将会温情脉脉地出现在博物馆里，与那些往往比它“年轻”得多的恐龙化石一同展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为铁路运输的燃料。

至此，我们已经探讨了煤的形成，但比这更令人着迷的是煤的贡献——它提供的能量足以深刻地改变世界。数十亿年来，地球上几乎所有的生物都依赖太阳供给的新鲜能量而存活，这些能量或者源源不断地来自外太空，或者由植物暂时储存于自身之中。散布在地球各处的植物仿佛专事收集太阳能，它们吸收阳光，并将其转化成化学能量，供动物享用。此外，它们还把太阳能储存在自己的细胞里，直到这些植物腐烂、燃烧，或者被吃掉；另外，这些能量还有一种不常见却很重要的命运，那就是被深深地埋藏在植物中，成为一种作古的燃料。

食草动物在吃下这些植物时，也吸收了其中蕴涵的能量。动物不仅把这些能量高度浓缩地储存在体内，而且还将其散发到周围的空间里。在某种程度上，一群鹅、一群鲸或者一群驯鹿，都是移动的蓄能群体。它们在某一个地方吸收了太阳能，然后通过迁徙，把能量带到别的地方。这样，即使是在万木凋残的严冬，它们的天敌一旦捕获它们，就能靠这些能量得以生存。简而言之，地球上的生物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它们对太阳能进行吸收、转化、储存和转移，每一个物种的成功进化都有赖于该物种在这个系统中的有效运作。

在动物王国里，人类是最有效地把食物中的热量转化为机械能的物种之一。这么说吧，要产生同样的物理能量，一个人需要的热量只是一匹马所需热量的大约一半。我们的新陈代谢能极其高效地产生能量，这无疑使我们拥有了一种物种优势。也许，这种优势也赋予了我们智慧，使我们得以从另一个途径探索植物所获取的太阳能——火。

消化系统和新陈代谢系统为人类获取能量设置了障碍，但人类却通过燃烧植物——特别是我们不吃的植物，比如树，获得了更多的太阳能。当然，这一进步具有非凡的意义。使用火成了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征之一。只有人类才会使用火——这里所说的“人类”，包括我们的祖先灵长类动物，因为在大约50万年前，人类开始学着用火的时候，现代人还远远没有出现呢。在漫长的冰川期，人类一次次地受制于大自然，正是这种获取能量的新方法改变了人类的恶劣处境，并使人类逐步走向完善。

最终，人们停下了四处游猎的脚步，也不再收集食物，而开始培育植物、养殖动物。考古学家们通常认为这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在过去的一万年里，气候一直稳定得出奇，正是这样的气候条件，以及对火的使用，为人类从事固定的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人们用火来清理土地，这与今人砍伐并烧毁热带雨林的做法颇有些相似，但古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谷物长得更好。在这些更为稳定的生存条件下，人们终于学会了一些基本的生产技能，比如制陶、烧砖、冶金等。正是这些技能所生产出的产品，为社会的运转和延续提供了燃料。

许多这些早期的工匠开始使用一种燃料——木炭。木炭是从木材过渡到煤的重要介质，并且与两者血脉相通。把木头高高地堆起来，或者部分地燃烧，然后放在缺氧的环境里慢慢闷烧，几千年来，人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得到了近乎纯粹的木炭。与木材相比，这样得到的木炭燃烧起来可以释放出更多的热量，而且燃烧得更为彻底。但是，这种制作木炭的方法浪费了不少木材最初的燃烧能量，这就大大加重了森林的负担。

随着文明的演进和国家的发展，人们竞相使用燃料和木材，并为种植谷物而大量开发土地，于是导致树木逐渐减少，直至消耗殆尽。相应地，所有这些需要也消耗着植物所吸收的太阳能，使得这些能量储备日趋贫乏。可以利用的植物是有限的，而植物将阳光转化为某种可用能量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这就制约着我们的加工业、餐饮业、城市和经济的发展规模，并最终制约着人口的增长。

当今世界面临着严峻的能源问题，而煤则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贡献了相当于数百万年来以其难以想象的容量所容纳的太阳能。煤为现代社会改变其自身与大自然的基本关系提供了动力，这种关系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与太阳的关系。但是，煤在提供这种动力的同时，也索取了一定的补偿。

我以前从未用如此迷恋的眼光审视过煤。事实上，以前我压根儿就极少想到过煤。像许多发达国家的居民一样，没有什么能让我想到煤。我既不采煤也不烧煤，甚至几乎没见过煤是怎么被使用的。作为一名明尼苏达州的环境律师，我曾协助有关部门整顿本州的燃煤工厂，因此我很熟悉燃煤释放的许多污染物。但这仅仅使我约略知道了一些煤对全球环境和社会的重大影响。真正促使我细致研究煤的是一个案件，它把我所有的注意力都引往当今时代意义最为深远的一个话题：全球变暖。

明尼苏达州气候寒冷。在冬天，这个州常常是全美国除阿拉斯加州之外最冷的地方。一些北部乡村曾出现零下27摄氏度的低温。在这种冷天里，滴水成冰，香蕉硬得可以用来钉钉子（千真万确，有人试过），裸露的皮肤眨眼间就会结冰。其他地方的人们都在为全球气温升高而惶恐不安时，这里的居民却对此浑然不觉。另外，明尼苏达州也许是美国北部距离海洋最远的一个州，因此，关于海平面上升的预言在这里也无人理会。虽然我们不必期望自己能够首当其冲地感受到全球变暖（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一个天真的假设），但明尼苏达州确实需要了解该州的能源举措在环境方面将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几年前，明尼苏达州举行了一场听证会，以确定用电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我们试图了解发电装置的释放物会对地球气候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像全美其他地方一样，明尼苏达州的绝大部分电力也来自煤，发电装置正是以煤为燃料的。

在那场听证会开始时，很少有人意识到它将触及一根极度敏感的神经。国家煤炭工业的代表们，包括那些衣着华美、言辞偏激的政客们，前来参加了那场听证会。他们像在政治审讯中一样争论不休，以致那场听证会几乎可以与美国有史以来最长的听证会相媲美。他们带来的一队科学家信誓旦旦地说，明尼苏达州不用理会世界上大多数科学家关于气候变化的言论，他们还认为，气候即使变化，也只会变得更加宜人。如果说全美国正与气候变暖的言论做斗争，那么明尼苏达州发现自己暂时正处于这场斗争的前沿阵地。工业界之所以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气候变暖的言论会威胁到他们自身的生存。气候变暖主要是因为化石类的燃料，也就是煤、石油和天然气，在燃烧释放能量的同时也会产生一种具有温室效应的气体；而在这些燃料中，以煤为最甚。如今，美国的燃煤量已经超过了以前任何时候，而几乎所有这些煤都是用来发电的。

美国工业界认为气候变暖对气候的改善并无大碍，明尼苏达州的决策者们却断然反对这一观点，而采纳了多数人持有的观点，即气候变暖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尽管如此，我们仍无从得知那场听证会对明尼苏达州的能源举措有何影响。然而，它对我本人的影响却是戏剧性的。我不仅开始密切关注气候的变化，而且对这次事件的主角——煤，产生了强烈的好奇。这种一向被忽略的燃料浓缩着人类及其建造的世界的诸多奥秘。我倾心探究，于是，一条重要的、丰富的线索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我的面前，它贯穿人类的历史，并且使人类世界如今面临的一些艰难抉择显得尤为重要。沿着这条线索，我在探索的路上越走越远——从古植物学到劳工问题，从古代历史到现代地缘政治学，从我家附近一座富于艺术性的大型发电厂，到内蒙古一处小小的古老煤矿……为了记载这一探索的历程，我写下了这本书。

在研究这种易燃矿石带来的巨大影响方面，我绝不是第一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工程师、机械科学家、商人以及神学家就有相关著作和论文问世，为煤套上了荣誉的光环。甚至先验主义哲学家们也对煤做出了一些阐释。19世纪中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曾这样写道：

每一个煤筐里都装着动力和文明。因为煤是一种可以移动的气候。它把热带的炎热带到了拉布拉多地区和极地。并且，煤靠自身的力量把自己输送到了需要它的地方。瓦特和斯蒂芬孙（Stephenson）悄悄告诉人类一个秘密：14克左右的煤可以运载两吨煤行驶一英里。煤就这样自己运输着自己，驰过铁轨，漂过海洋，把加尔各答的温暖带给加拿大，并雪中送炭般地给工业提供了动力。

这段话之所以为人称道，不仅因为爱默生采用了独特的隐喻手法，而且因为它准确地道出了煤在世界上流转的实质。此外，这段话还表现了19世纪的人们对煤的感激之情：有了煤，原本寒冷、残酷的世界才得以变得越来越舒适、文明。

煤不仅仅是一种燃料，也不仅仅是一件商品。它象征着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正是在这种胜利的基础上，文明才得以发展。另外一位作家这样写道：“有了煤，我们才有了光明、力量、动力、健康和文明，否则，我们便只有黑暗、贫穷和野蛮。”

但是，许多人在对煤的赞赏中仍带有一丝防备，因为他们知道有的人仍然对这种普通的燃料不屑一顾。为了消除这一丝久留不去的轻蔑，人们努力提高煤的文化地位——煤不仅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日用品，更是与人类命运密切相关的重要角色。1850年，查尔斯·狄更斯主编的一份大众周刊发表了一则没有署名的故事，叫作《煤的圣诞颂歌》（Christmas Carol of Carbon），文中较为清晰地表现了人们的这种努力。

在这个故事里，一位名叫弗莱士利的年轻人对古老的黑煤球以及采煤人很是轻蔑。一天晚上，从弗莱士利的煤灰中跳出了一个模样可怕的精灵，它看上去黝黑而笨重，皮肤粗糙而坚硬，说话时伴随着嗡嗡作响的回音。这个精灵邀请年轻的弗莱士利跟随它进行一次旅行。他们来到散发着恶臭的原始森林，那就是煤诞生的地方。在深不可测的矿井里，埋葬着从古至今无数矿工的生命，他们为了国家的发展而牺牲了自己。在故事的最后，弗莱士利开始认识到煤的真正意义：它是神对这个星球的庄严赐予。用煤精灵的话说就是：

凭着一种内在精神的指引，人类踏上了进化之路，从野蛮走向文明和优雅。这种内在精神源自无所不在的神明，并超越了人类的生存现状，用希望之光照亮了他们的未来。人类就这样不断发展，不断前进。

简而言之，煤不仅支撑着我们的文明，而且甚至塑造着我们的灵魂。它使我们不仅能够抵御外在的自然力，而且可以控制人类野蛮的天性。煤是我们人类的救世主，这样的观点一直延续至今。但如今，它们更多地是以煤炭工业为其代言者，而非小说家。

有人将这种观点引向更深的层面：他们认为煤不仅代表上帝对人类进步所寄予的期望，而且表明上帝希望由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徒们来完成对人类的提升，这是上帝由来已久的梦想。19世纪英国和美国的观察家们发现，照当时的情形看，上帝把世界上大部分的煤都给了他们。在1856年版的《基督教评论》（Christian Review）中，一个美国人写道，这种特殊的分配显然不是盲目、偶然的，而是应验了很久以前上帝亲手书写在坚硬岩石上的一则预言：

在人类进步的历程中，由谁来做领导者？积极进取的人们为此展开了一场竞争。他们比试天性，比试智力和德育，比试对耶稣基督的纯粹真理的把握。这时，一件宝贝从天而降，落到了他们手里。谁能正确运用这件宝贝，谁就能稳稳当当地享有对世界的控制权。

这种把煤看作一种神圣教化力量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那些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如此看重中国的煤储量。一位在19世纪晚期游览了中国北方的传教士，详细地描述了中国每个煤矿区的范围，包括各处煤的化学成分。几十年后，一位英国访华者预言，现代中国每挖掘一条煤矿坑道，都会“有一颗太阳从中冉冉升起，冲出那意味深长的坑道，刺穿笼罩着中国的偏见迷雾”。他还指出，中国之所以发展滞后，就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成功地发挥煤之精灵的魔力，“那被束缚的黑色精灵就躺在他们悲怆的步伐下，无法施展自己的超凡之力”。

在诸多用来描述煤的比喻说法中，“精灵”也许是最贴切的。如果把煤单纯地看作上帝赐予的一份礼物，就忽略了与这礼物共存的那些危险的丝带。同样，如果单单把煤看作环境的大敌，那就忽略了这个“敌人”许多显而易见的优点。煤具有双重面目：既能产生巨大的动力，也让使用它的人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只认识到其中一个方面，就不能理解这个故事蕴涵的令人悲伤的戏剧性。煤使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人富裕起来，摆脱了工业化之前的那些野蛮梦想，因此可以说，煤是一个善意的精灵，它已经满足了人类的许多愿望。但是，煤这个精灵也有不可预知的危险的一面。并且，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但至于这黑暗的一面究竟有多危险，我们的探索才刚刚起步。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被煤精灵改造得焕然一新的国家，本书就从它写起。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煤产量一直高居世界首位。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因为如此，工业革命才首先在英国爆发，英国由此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创造了一个令世界瞠目结舌的工业社会。

然后，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美国原本是一片蛮荒之地，但依靠煤的力量，它以令人咋舌的速度摇身变成了一个工业化的超级强国。无论从深远意义还是现实意义上来说，在塑造美国权力结构方面，煤炭工业都功不可没。但在这个过程中，煤炭工业在美国却备受歧视。如今，美国的煤炭工业尽管在环境方面受到越来越多的谴责，但它却与新时代的美国政权两相协调，并且使美国本土关于气候变暖的讨论异常生动、精彩。

如果没有煤铺就的这条黑色之路，我们的命运将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世界将与现在完全不同。或许我们最终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变得文雅，实行中央集权，实现工业化和机械化，但这一过程将因此被推迟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而且规模将大大缩小。如果没有煤，我们会被贫穷、沉闷和压抑的前工业社会围困得更久，但是我们也许仍会发现一条虽然缓慢但却仁慈的出路。如果选择那条出路，我们可能不会有如此丰厚的物质财富，但我们也不必面对如今这些众所周知的环境难题。煤已经成为一把双刃剑：既富于创造性，又具有破坏性。正是这两方面的相互抗衡，使得煤的故事如此引人注目。

第2章

英国宝石

要解决能源这个特殊的问题，不能靠煤，最根本的是要大量缩减人口，或许这要靠一场人类历史上的大灾难来完成。

罗马入侵英国后，发现有一种露出地面的岩层在原野中尤其引人注目，那是一种深黑色的矿石，泛着柔和的光芒。一位罗马作家称之为“英国宝石”，因为它很容易被雕琢和打磨成华丽的首饰。一时间，英国因出口这种珍贵的物资而声名大噪，罗马国内的时髦市民也迫不及待地用这种首饰装扮自己。这些黑色的小饰物不仅时尚漂亮，而且还具有一种令人惊讶的神秘特性——易燃。这种被称为“煤精”（这个词后来演变成了“煤玉”，如“乌黑的煤玉”）的矿石，其实就是一种纯煤的特有形态。然而，由于人们分辨不清煤玉和煤，因此许多罗马人戴的似乎并不是煤玉，而是普通的古老煤块。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与煤玉原料相同的普通的煤，就被当成了英国的宝石。

占领英国的罗马人不仅用煤制作首饰，而且也开始燃煤。从士兵们的堡垒升起煤烟，从铁匠们的熔炉冒出煤烟，牧师们也在巴斯的米纳瓦神殿的永恒圣火中投入煤块，以缅怀这位智慧女神。把煤作为一种燃料来使用，在当时还不够普及，因而罗马作家们没有留下这方面的专门介绍，但在英国已经发现了一些罗马人使用煤的遗迹。至于英国人是否在罗马人入侵之前就开始烧煤，目前只有一个证据：在青铜时代，威尔士南部的早期居民们用煤来火化死者。也许在他们眼中，煤只不过是一种焚烧遗体的便利工具，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把煤当作一种神秘的媒介，用来护送死去的亲人到达另一个世界。在历史上，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赋予煤以深远的意义。

公元5世纪，在罗马人撤离英格兰之后，英国进入了一段黑暗的、几乎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历史。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圣徒比德（Saint Bede），曾在公元731年写了一部罗马统治结束之后的英国历史，借助这本书的微光，我们可以对那个黑暗的时代略窥一斑。当时圣徒比德住在英国东北部泰恩河畔的一座修道院里，那一带恰好是英国煤储量最丰富的地区。纽卡斯尔市就坐落在泰恩河的下游，拥有充足且便于利用的煤炭资源，因此，它后来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产煤区，它的名字也被用来指称煤矿丰富的地区。

从圣徒比德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出，罗马人烧煤的习惯仿佛随着罗马军队一同撤离了，此后英国再也没有人烧煤，即使在煤俯拾皆是的地区也是如此。在写到泰恩河下游的矿产时，圣徒比德确实提到了极其丰富的煤玉资源。也许圣徒比德也像在他之前的罗马人一样，把所见到的煤矿都当成了煤玉。这位时代的记录者丝毫没有提及有人把这种矿石当作燃料，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有人点燃这种黑色的石头，用它的烟吓跑大毒蛇。所以，在公元8世纪，如果说英国人使用过煤，那么显然他们利用的不是煤的热度，而是煤具有防御性的烟幕。

在恐龙时代到来之前，丰富的煤矿已经在圣徒比德的脚下沉睡了很长时间。在侏罗纪、三叠纪和二叠纪之前，是石炭纪时代。一个以煤命名的漫长的远古历史时期，就从那时拉开了帷幕。在大约45亿年的时间里，地球上的各处陆地上都没有任何生物，生命的故事只在海洋的遮掩下上演。直到大约4.25亿年前，植物才开始附着在潮湿的海岸上，然后一步一步试探着向大陆进发。到了石炭纪时代，也就是距今大约3. 6亿年到2.9亿年之间，毫无疑问，陆地上已经有了植物。异常繁盛的丛林纠结着、蔓延着，最终占领了整个地球，与此同时，它们的每一个细胞都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太阳能和空气中的碳。

在石炭纪晚期，可能是纽卡斯尔前身的一小块地方离赤道非常近，英国所在的版块试图建立与亚热带的格陵兰岛和纽芬兰岛的联系，而原先可以到达这两地的水路已经不存在了。由于当时还没有人修筑堤坝、提升陆地，所以那时的陆地比现在更低、更松软。那块地方看起来就像大多数藏煤的森林一样，到处生长着一种奇异的鳞木（lepidodendron）。这种参天大树可以高达50多米。它们原本是单细胞的海洋生物，自从几十亿年前偶然发现了光合作用之后，就一直这么生长着。若问它们的长势如何，且看它们巍然屹立的身姿，那就是活生生的明证。

这种鳞木的高度一般由它那笔直的树干决定，那树干在底部有近2米粗，表面是一层美丽的鳞状茎皮，像蜥蜴的皮肤一样，这种大树也由此得名（英语中的“鳞”在希腊语中有“刻度”的意思）。鳞木在其顶端长出一些短短的枝干，大约伸出近1米远的距离，上面长着细长的叶子。现代绘画作品中的鳞木，总在最顶端露出这些像草一样的叶子，但是一些科学家认为，很可能事实是其整条树干上都长满了这种叶子，因为这样树干看起来才会如此厚重而粗糙。与现在的树不同，鳞木的内部是柔软多髓的。在雨水充沛的时节，鳞木内部的细胞会不断扩张，以保持大树挺拔的姿态；如果没有水，这些古森林中骄傲的巨人就会变得脆弱、松弛，最终将因无法承受自己的体重而轰然倒塌。

在英国的远古丛林中，还有一种生长茂盛的树——封印木（sigillaria）。它与鳞木同宗，但在现代人看来却更为奇特。有些类型的封印木，长长的树干在靠近顶端的地方有一个分杈，像只两个头的怪物，而且每个分杈的顶端都有一条长满带状叶子的大树枝，像是给这两个头各戴上了一顶王冠。其他的封印木则显然较为短小粗壮，虽然其树干在底部也有近2米粗，但只有大约5米高，而且没有分杈。有一种语言朴实的古植物学教材曾这样描述封印木：“奇异的植物。与其说它是一种发育完全的树，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巨大的桶。”现代木贼属植物的古代亲戚也成了英国丛林的居民，高度可能超过了18米。然后，就出现了蕨类植物。这是一种简单却成功的植物，在植物学上，它们与你平时种在家里陶罐中的小东西是亲戚，只不过它们有树干，而且是身长9米的大个子。

在那古代丛林中还有大量昆虫。由于在陆地上缺乏竞争，它们很多都长得奇大无比。有的蟑螂有人腿那么长，蜻蜓的翅膀长达9米，千足虫有近2米长——“长得像一头牛”，大卫·阿腾伯勒（David Attenborough）博士这样形容。这些无脊椎动物的标本当然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真正开启进化新纪元的，却是在森林的地面上进化的另一队生物，即我们脊椎类动物的祖先——两栖动物。石炭纪初期，在丛林潮湿的地面上出现了一些滑行的小动物，它们刚从鱼进化而来，只有蝾螈大小；到了石炭纪末期，它们已经成了近5米长的怪物，又大又笨，拖着胀鼓鼓的肚子在原始丛林的泥地里缓缓爬行。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它留下了足迹和拖在地上的肚子的痕迹。也正是在这个繁盛的石炭纪的树上，一些两栖动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即孕育出了有硬壳的蛋。由此，两栖动物进化为爬行动物，并为以后进化为恐龙、鸟类和哺乳类动物奠定了基础。

石炭纪的许多植物最后都成了煤，这是因为它们没能以植物惯有的方式腐烂。通常，一株植物死亡后，氧气会渗入它的细胞，并将其分解（主要是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然而，这些密密匝匝的石炭纪植物死亡后，常常会倒进缺乏氧气的水中或泥地里，再不然就是被其他死亡的植物或沉淀物覆盖。有时，这种埋葬的过程就是沿海森林与海洋之间的一种曼舞。在石炭纪，南半球的冰河周期性地增长和收缩，这就带来了海洋的涨落。当冰河融化时，海洋就会上升，海水和海里的沉淀物于是一步步吞没岸上的热带森林；而当冰河由融化转为增长，海洋就会回落，于是森林重新向海洋进军。

由于氧气不能渗入并分解那些被埋葬的植物，这些植物就只是部分地腐烂了，留下了黑色的炭。这大片大片柔韧而碳含量丰富的植物，首先变成了泥炭块。在地质力量的压迫和炙烤下，这些泥炭块被压榨、闷烧，变得越来越硬，最终成了煤。当然，最终凝结成煤的，不仅是森林里的炭，还有森林数百万年以来积攒的太阳能。这些能量不仅没有随着植物的腐烂而消散，而且大量埋藏在黑暗的地表下，至少要等到还在森林地面上蠕动的两栖动物进化成可以把它挖出来的动物之后，它才能重见天日。

在圣徒比德之后的4个世纪里，英国似乎忘记了自己丰盛的煤资源。到了12世纪晚期，历史学家们才从一些文献资料中得知，煤可以作为一种燃料使用。但是，英国人不把煤称为“煤”，因为“煤”是他们对木炭的称呼，几个世纪以来，他们都是以木炭为燃料的。英国人给煤这种深埋于地下的资源起了一个奇怪的名字——“海煤”（sea coal），并一直沿用到17世纪。关于“海煤”这个词的由来，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是因为北海海水把煤从裸露的岩层中剥离出来，并用沙子把它卷到了海滩上，就是在那里，煤才被当地人发现、收集并利用。但更为常见的解释是，人们把煤开采出来之后，必须用船把它运到遥远的市场上去卖，因而在燃煤人的观念里，煤就在所难免地总是与水联系在一起。

真正的煤交易是从泰恩河畔开始的，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泰恩河的河岸高低起伏，使得从北海到内陆约32公里这一带的部分煤层暴露出来。13世纪，英国许多地方都发现并开始开采煤，但最重要的煤田还在纽卡斯尔周围。那里的煤层不仅优厚，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高于船的吃水线。这就意味着，煤矿可以保持干燥，最多只需要一些简单的排水管道。这还意味着，人们可以相当容易地把沉重的煤运到山下的河里，在那里等候的货船只需沿泰纳河顺流而下，就可以把这些煤运往英国东部的市场，特别是伦敦。如何把煤从产地运到需要它的地方，这确实是个从一开始就困扰着煤贸易的难题。在铁路出现之前，煤要么靠水上运输，要么就只能待在原地。但是，一旦把煤装上船，世界就开阔了；载煤船在海上航行480公里，也就是相当于从纽卡斯尔到伦敦，在花费上只与四五公里的陆路运输差不多。应当说，纽卡斯尔附近和英格兰的运输条件是比较理想的。适于航行的泰纳河恰好从那些富含煤矿的小山脚下流过，按照18世纪的一种说法就是，它“肃穆而威严地流着，仿佛知道自己怀抱着怎样的财富”。从水路去煤的购买者那里也很方便，因为这个小小岛国的大部分居民都住在海边，或者岛上众多河流的沿岸。换句话说，“海煤”和水之间的联系一点儿也不牵强：也许那些恨不得把煤开采个精光的采煤者是以水为敌的，但英国之所以有可能如此广泛地运用煤，正是因为这个国家拥有充足的水资源，能够把煤运到市场上去。

也许是上天的安排，泰纳河畔的煤藏大部分都属于当时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机构——罗马天主教。这个教会控制着英国的许多财富，以及英国煤产区的多数份额。它还控制着纽卡斯尔周围的大部分煤层，这里的煤日后将占英国整体煤产量的将近一半。实际的挖掘和运输工作则由隶属于教会的农奴完成。在封建社会，无论掌握社会财富的是贵族还是教会官员，一个阶层总是要靠农奴们的体力来维持。所以，最早的英国采煤者实际上是那些农奴，他们利用耕作土地的间隙采煤；而这世界上最大的煤矿的经营者，却是泰纳河畔的那些主教、修道院院长、僧侣和修女们。

当然，农奴也好，主教也好，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挖掘的到底是什么。由于煤离地面很近，所以许多人认为它是一层有生命的植被。甚至还有人提议给煤施肥，以促进煤的生长。

从法律上说，农奴主只要在自己的领地上发现煤，就可以自由开采，不必考虑王室的要求。但在海峡对岸的欧洲，却不是这么回事儿。那里的君主常常将私人领地上发现的矿产据为己有。然而在英国，继颁布《大宪章》（Magna Carta）之后，1217年又颁布了《森林宪章》（Forest Charter）。在这份宪章中，君主向农奴主做出了让步，不再过问农奴主领地里的木材、泥炭块等资源，煤也名列其中。尽管王室仍然占有境内任何地区出产的珍贵物资，但煤这种不起眼的、可能被肥料污染了的燃料，却没有引起王室的注意。

很久以前，纽卡斯尔的煤炭贸易差点儿引发了一场阶级斗争，斗争的一方是教会，另一方是一群想做煤炭生意的商人。这些商人身处城镇的底层，大多是自己挣钱赎了身的农奴，他们想获取附近煤矿的控制权，以便从中抽取一份利润；而当时，矿井都被达勒姆的主教和泰恩茅斯的修道院院长控制着。于是，在商人和神职人员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这是已知最早的与煤炭贸易相关的暴力行为。

根据1268年的一份法庭卷宗记载，当时，一队城镇议员在市长的带领下，拿着武器冲进泰恩茅斯修道院院长的领地，烧毁了他的工厂，殴打了他的僧侣，并从他的码头盗走了一艘“满载海煤的”轮船。城镇的商人们在法庭辩护中申辩道，如果僧侣们进行煤炭交易时不再经由商人，那么他们将放弃自己应得的份额，但同时，他们也不再向国王缴纳煤税。最后，商人们赢得了那场诉讼，修道院院长不得不拆除自己的码头。在此后的若干世纪里，虽然暴力冲突极少发生，但教会官员与新兴商人阶级对煤炭贸易控制权的争夺一直延续了下去。

在13世纪，教会和煤炭商人为煤炭利润而展开争抢，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意义。16世纪中期以前的煤炭贸易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煤的使用还没有普及。之所以很少有人烧煤，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原因就是煤烟，英国人发现煤烟的气味既令人作呕，又有害健康。埃莉诺王后（Queen Eleanor）1257年访问诺丁汉时，没待多久就匆忙逃离了，因为她无法忍受煤烟的气味，并且担心煤烟会危害她的健康。

令埃莉诺王后感到烦恼的烟味儿，可能是铁匠烧煤或人们在烧制石灰时发出的，这些石灰要用来修整诺丁汉城堡。在13世纪，诺丁汉人并不在家里烧煤，因为煤的气味实在不讨人喜欢，不适合家庭使用。当时烧的煤大部分是从靠近地面的地方开采出来的，确实极易产生煤烟。后来，诺曼底的城堡和一些大庄园竖起了排放煤烟的烟囱，但直到两个世纪后，这种奢侈品才出现在普通人家的小屋顶上。一般家庭通常在房屋的中央用石头垒起壁炉，以远离木制墙壁。因此，煤烟很容易就会充斥整个房间，直到它从墙壁或屋顶的缝隙里慢慢散逸出去。几十万年前，直立猿人把木头火堆聚拢到木制的宽敞棚屋里，从室内空气质量的角度看，13世纪的英国人并没有比直立猿人的创造进步多少。

在爱德华一世（Edward I）统治时期，从1285年开始，为了解决煤烟的问题，在伦敦设立了很多委员会，因为当时人们纷纷抱怨煤烟已经“污染和腐化”了空气。在1306年夏天，铁匠、酿酒者和其他需要硬燃料的人们，因为燃烧了太多的煤而招致广大民众的抗议，政府于是颁布了一道禁止燃煤的法令。尽管新的法令规定对燃煤者课以重罚并毁掉其熔炉，但还是有人偷偷地燃煤，这仍是一个问题。有传言说，有人因为违背煤的禁令而被绞死、被拷打、被斩首，但这只是传说，并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证实有人因燃煤而被处死，而且一些学者也认为这种说法不可靠。那些强制措施确实限制了煤的燃烧，但这只是暂时的，几年后，烧制石灰者和铁匠们又重新使空气中充满了煤的辛辣而刺鼻的气味。

伦敦之所以重新鼓励燃煤，原因很简单：伦敦的人口乃至英国的人口都已大大增长，这导致森林面积不断减少。城市附近的森林首先遭到了破坏：人们为了取火而燃烧树木，为了得到木材而大肆砍伐，为了种植谷物、饲养家畜而向森林无限制地索取……由于森林提供的能源变得越来越稀少，因此人们转而求助于地下资源。那不断扩张的城市和逐渐缩减的森林，在那些煤炭商人们的眼中，也许意味着一个煤炭工业欣欣向荣的春天。但实际上，要解决能源这个特殊的问题，不能靠煤，最根本的是要大量缩减人口，或许这要靠一场人类历史上的大灾难来完成。

1347年，在西西里岛海港靠岸的一艘商船，把淋巴腺鼠疫（即黑死病）带到了欧洲。当时，黑死病已经使中国、印度和中东的人口锐减，此后它又向欧洲发起了第一轮冲击，将有大约1/3的欧洲人死于这场灾难，也就是250万人，而这场灾难一直持续到了1351年。一些学者分析道，黑死病之所以能导致如此致命的灾难，是因为多年来不稳定的气候、糟糕的收成和饥饿已经使人们变得很脆弱。当时享有盛名的巴黎大学的医学专家们经过认真的研究，发现1345年3月20日发生过一次罕见的行星排成一线的现象，他们断定这就是黑死病的起因。但尽管如此，当时仍有许多人把这场瘟疫看作是上帝的一次发怒。

15世纪之前，瘟疫至少3次卷土重来，降临英国。在疾病和其他灾难的打击下，英国的人口一再减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6世纪前后。那时，英国只剩下约300万居民，大约是瘟疫来临之前人口的一半。人们在废弃的农场上重新培育出的森林，已足够供应缩减后的人口所需要的能源，因此，煤炭贸易衰落了。

感染了的小肿块，或者说淋巴结的肿胀，是黑死病特有的恐怖症状。令那些煤炭商人感到沮丧的是，煤与这症状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一位在瘟疫中幸免的威尔士人说，淋巴肿块在爆发时看起来就像“零碎且脆弱的海煤”，那疼痛则“如同燃烧的煤渣掉落在皮肤上一样火烧火燎”。皮肤的发炎让人想起煤，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红疹也是由小块的煤或木炭引起的，它起源于拉丁地区，后来蔓延到了英国。不久，一种以结节溃烂为症状的病被人们称为“炭疽热”（anthrax），也就是希腊语中的“煤”。

这些要命的联想使得中世纪的人们深信，污浊的空气一般都对人体有害，这也许是英国如此迅速地把煤烟定为一大威胁的原因之一。还是那位把爆发的淋巴肿块比作碎煤的威尔士作家，他曾用典型的中世纪比喻风格写道：“死亡正像黑色的烟幕一样向我们逼近。”人们可以闻到煤烟中硫的气味，这令他们感到困扰，他们相信硫（就是通常说的硫黄）具有恶魔般的地狱气息。简而言之，在中世纪，想象力给煤带来了一个难题，即人们总是把煤与疾病、死亡和魔鬼联系在一起。

虽然像英国许多地方那样的富有煤矿仍归罗马天主教所有，但这并没能消除煤给人带来的恐怖联想。在16世纪，罗马天主教发现与煤打交道变得更加艰难。能够很容易地从石头中萃取或从狭窄的矿井中开采的煤矿，已经越来越少。要想开采更深处的煤，就必须具备雄心壮志和更深的隧道，而重要的是，新的建设不仅耗费巨资，而且必须保证在地下水位以下挖掘矿井时不能破坏地下水。

要进行这么大手笔的投资，需要对煤的未来充满切实的信心，并且愿意付出行动，但神职人员们对煤可没有这么大的信心，所以他们拒绝投资煤矿。事实上，他们通常并不亲自管理矿业，而是将矿井租给那些愿意管理它的人们。但是，矿井的租期往往非常短，因此，矿井的实际经营者们只有斥资扩大矿井的规模，才能在租期内获得利润。我们可以推知，如果矿井自始至终都掌握在教会手中，那么煤炭工业就无法满足即将到来的对煤的需求的剧增。但这种假设是否能够成立，我们却无从得知。1527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Henry Ⅷ）决定与来自西班牙阿拉贡的凯瑟琳王后（Catherine of Aragon）离婚，因为凯瑟琳没能为他产下男性继承人，亨利八世的这一决定影响到了英国的很多方面，包括煤炭工业。

由于罗马教皇没有准许亨利八世离婚，亨利八世于是毅然与罗马决裂，这件事在历史上轰动一时。亨利八世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英国工业的极大繁荣。当时，教会占据着英国大约1/5的土地和财富，在收入上是王室的将近3倍，因此，当国王极度渴望金钱，并且反教会情绪高涨的时候，教会的处境就显得危险了。教会将近一半的财富由大约800座修道院把持着，要在以前，亨利八世也许只能将其进行削减，但在1536年到1539年之间，他却解散了英国的修道院，并在议会的帮助下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英国许多富有的煤矿突然成了王室的财产，另外，通过合法的土地买卖，新兴的商人和贵族阶层也得到了一些煤矿，他们急切地希望通过各种手段从中获取利润。

纽卡斯尔周围的城镇商人们，在与教会争夺煤矿控制权的斗争中终于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泰恩茅斯修道院院长管辖的那些矿井，曾经引起1268年城镇商人与僧侣之间那场暴力冲突，如今却都已归于商人们名下。虽然达勒姆的主教在其后几年里继续把持着手中的财富，但在亨利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Queen Elizabeth I）统治时期，这些财富还是转到了商人们手中。纽卡斯尔的商人们最终控制了这个地区的煤炭，他们可以疯狂地拓展矿井了。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即位时，英国还时常被邻国嘲笑，那些邻国都比英国更大、更强、更发达。英国与欧洲的贸易关系还处于半殖民状态，主要靠出口毛料半成品和原料来支撑。在海上，英国仍然势单力薄；在科学、技术和都市化进程方面，英国也远远落后于邻国。总而言之，那时候几乎看不出，英国即将进入如今被称为黄金时代的发展阶段，并且将在国际交往中变得举足轻重。像当时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一样，英国的人口和经济都正从瘟疫过后的低谷中回升。英国农民的生活正在逐步改善。一位作家在1577年写道，如今，越来越多的贫民家庭开始使用一些舒适的小物件，如枕头，人们用它取代了往日休息时用的“舒服的圆木”。但是，英国经济的增长却也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威胁——这个小小岛国的森林又开始慢慢缩减。英国的羊毛工业逐渐显出优势，于是，越来越多的地主砍伐自己的林地，代之以可爱的绿色牧场；如今的英国，到处都是这种牧场。另外，冶炼工厂所建之处，那炼铁的熔炉吞噬着大量的木炭，消耗着当地的森林。伊丽莎白在位期间，议会曾派出许多委员会调查英国全国木材短缺的状况，每一个委员会都确定地说，全国的森林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当时的作家们都为英国木材的流失而感到惊慌，他们认为那大片的森林已经“严重地衰减和损坏”了。这种对森林的破坏不仅意味着燃料的短缺，而且还将威胁每个人的家庭生活和几乎每种工业的运转；此外，这也预示着当时许多重要的建筑材料即将匮乏。木材在几乎所有的制造业领域都派得上用场，包括房子、家庭用具、手推车、劳动工具、容器，当然还有船。海军认为木材的短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因此，国家通过了一些法律，限制对木材的砍伐，并且加重了对偷盗木材者的罚款。在埃塞克斯郡，那些因“偷盗树篱”而被抓的人，将被“鞭打至鲜血淋漓”。

在城市里，人们能够更加敏锐地感觉到燃料的短缺，尤其在伦敦。整个英国的人口都处于增长的趋势，而伦敦的人口则增长得更快。当然，由于城市不断扩大，附近郡县的森林渐渐被砍伐殆尽，因此人们不得不从越来越远的地方运来木材。木材主要用于家庭的取暖和做饭，但很多生产流程也离不开它。一项统计表明，单单是伦敦的酿酒者，每年就要烧掉两万货车的木头。由于燃料短缺越来越严重，木头价格的上涨速度已经超过了通货膨胀。贫民们苦不堪言，因为燃料已占据了他们绝大部分的生活开销。

那段日子里，伦敦居民的生活尤为艰难，他们甚至无法在家中取暖。也是在那时，欧洲进入了一直延续到18世纪的所谓小冰期（Little Ice Age）。就平均温度而言，自从最后一片薄冰从北半球消融之后，那是欧洲最冷的一段日子；人们陷入漫长的严冬，泰晤士河大多数时候都被冰层覆盖。据说，在1564年到1565年的冬天，伊丽莎白女王每天都到河面的冰层上散步。在1607年到1608年的冬天，伦敦的人们在泰晤士河上举行了第一次冰上集市。小贩们卖着吃的和喝的，人们兴高采烈地进行着各种娱乐活动，有的跳舞，有的打保龄球。在此后的200年里，人们曾多次举行这种集市，而且一次比一次精彩。

如果16世纪的燃料短缺愈演愈烈，那么它最终不仅会减缓伦敦经济的发展，还将影响到伦敦人口的增长。像当时的大多数城市一样，伦敦的出生率一直低于死亡率。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部分是因为瘟疫、天花和伤寒的间歇性爆发，它们很容易在拥挤的城市贫民中传播。坟墓在不断增加，城市要想发展，就必须从农村吸引更多的居民，填补死亡所造成的人员空缺。但是，人们尽管迁居心切，却不得不考虑燃料短缺问题，这不仅会遏制经济的发展，而且将使原本就不方便的城市生活变得更加困难。最终，伦敦的生活会变得让人难以忍受，于是人们宁愿选择待在农村，这样离森林更近，而且起码他们可以在自己家里取暖、烤面包。后来，由于森林仍在继续缩减，燃料的短缺减缓了整个国家的人口增长。人口统计学的研究表明，在前工业时代的英国，经济的不景气导致了人们的晚婚和人口出生率的降低。

但是，能源危机却从未像燃料危机那样严重，这要归功于——煤。16世纪70年代，英国国内的用煤量剧增，到1603年，也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期，尽管人们对煤的抱怨仍不绝于耳，但煤已经成为英国重要的燃料来源。伦敦的富人们却尽可能地避免使用煤，因为他们依然蔑视煤烟。在1630年有一种传言：30年前，“伦敦体面的女士们从来不进入烧海煤的人家或房间，也不愿吃任何用海煤烘制或烧烤的肉”。然而几十年后，那些体面的女士和先生们屈服了。在17世纪20年代，煤昂首进入了富人家体面的住宅，就像进入贫民家一样。

到17世纪，伦敦的人口已经达到了20万，是50年前的将近两倍，而且增长的速度还有望提升（到1750年，伦敦也许就能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的城市规模已经可以容纳日益增长的专业化人员，他们促进了商业、金融业、法律和教育等机构的发展，开创出繁花似锦的文化景象，伊丽莎白时代也因此而名扬后世。伦敦的贸易商们将英国一步步推向世界；最终，他们把持了国际布料交易，并且在与美洲的贸易中发家致富。不久以后，英国就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一跃成为世界贸易强国。

许多年前，烟囱还只是上流社会享有的小小奢侈品，但如果没有后来它的普及，煤就不会走进伦敦普通人的壁炉和家庭。在16世纪中期，即使在最简朴的家庭里，也可以见到烟囱。而有人却为这种发展感到惋惜，因为他们相信，那早些年曾经充斥房间的木头烟，不仅能使家中的木材变硬，而且可以保护居民的健康。虽然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烟囱的建造和使用的普及，使得人们在木材稀缺时能够从烧木材过渡到燃煤。由用炭火转为用煤火时，人们应当把壁炉和烟囱改造得狭长一些，以便空气能够充分参与燃烧（建筑学意义上的这点儿改造，为许多年轻人提供了诸如清扫烟囱之类的工作机会）。烟囱的普及不仅改善了室内空气的质量，而且还促使煤有用的能量和与之伴随的污染分道扬镳——温暖通过管道进入房间，而煤烟则被排放出去，任由外面的世界品尝这苦果。

不久，伦敦居民对煤烟的忍受程度就受到了检验，因为越来越多的煤烟从各家各户的壁炉中倾泻而出，进入城市的空气中。在1578年，有报道说，伊丽莎白一世“对海煤烟的味道感到无比伤心和苦恼”。1603年，伦敦一个酿酒富商的儿子，休·普拉特（Hugh Platt），写了一本书，试图把伦敦从煤烟中拯救出来，那书的名字叫“煤球——一种新型、便宜和精巧的燃料，由海煤和其他易燃物混合而成，气味甜美，储量丰富”（A new, cheape, and delicate Fire of Cole-balles, wherein Seacole is by mixture of other combustible bodies both sweetened and multiplied）。普拉特在当时已经很出名了，因为他写过一本教女人如何养颜的小册子。在这本介绍煤球的书中，普拉特指出，煤烟已经对伦敦的建筑物和植物带来了危害，但他并不把这视为一个全新的难题。他的专利技术是从在美洲大陆的实践中得出的，方法是用煤和肥土制成煤球，他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煤烟的排放，至于原理则是不可明言的。

在17世纪，随着伦敦居民燃煤量的增长以及城市的扩展，伦敦的空气质量变得越来越糟糕。有一本名叫“防烟”（Fumifugium，该词从拉丁文fumo“烟”和fugo“驱走”而来）的书，生动详细地描述了这一问题。这本书是1661年写成的，作者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是一位著名的英国作家兼政府官员。他对艺术、建筑、园艺和政治都很感兴趣，他发现伦敦的空气质量比欧洲任何其他城市都差。他看到煤烟从各种资源中喷薄而出，于是写道：“伦敦这座城市号称理性动物的聚居地、至高无上的君主宝座，其实更像埃特纳火山、火神的庭院、斯特龙博利火山岛，或者地狱的边缘。”1700年，作家蒂莫西·诺斯（Timothy Nourse）发表了一篇研究伦敦空气的论文，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虽然伦敦充满魅力与荣誉，但那空气中充斥的浓郁的煤烟却意味着，“也许在欧洲所有的城市中，再也没有比伦敦更肮脏、更令人不快的地方了”。

当然，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伦敦的空气究竟受到了怎样的污染，但许多逸闻趣事却让我们略知一二。伊夫林在书中描述了阳光是如何艰难地穿透煤烟，还写道，旅行者往往在几公里之外，还没有看到伦敦，就已经先闻到了煤烟的味道。他还观察到，煤烟所到之处都会留下一种“黑乎乎的细屑”，那细屑“不仅含有硫，而且还有刺激性和穿透性很强的酒精，能够腐蚀最纯的铁棒和最硬的石头”。诺斯也警告人们注意煤烟对建筑物造成的损伤；的确，“我可以明确地说，煤烟用它那隐匿的邪恶之手，损害并威胁着建筑物”。

煤烟对物质的破坏并不仅限于户外。伊夫林提醒人们，煤灰可以渗入每一个房间，“悄悄溜进我们非常隐秘的壁橱和最珍贵的储藏室”，在每样东西上留下“黑色的肮脏微粒”。家具、被褥，尤其是壁挂，都遭到了煤烟的严重侵扰。诺斯写道，挂毯由于常年遭受煤烟的破坏，“不仅会失去华采，而且还会散发出浓烈的臭味”，因此，改用壁板装饰墙壁成为一种时尚。

布料也深受煤烟和煤灰的危害，需要经常清洗。这不仅恶化了伦敦原本就已经相当严重的卫生问题，而且使得伦敦富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差距更加悬殊。诺斯所关注的，更多是有地位的人们的处境，而非他们的财富，因为为了去除被污染的空气中的煤烟味道和煤灰颗粒，他们已经濒临破产。“总之，在这么多不可避免的麻烦中，那些富人无法舒服而清爽地生活，无法做到举止文雅、气定神闲，而要想采取大规模的改善措施，则需要更多的金钱，这是目前他们尚不具备的；其他那些（其实是很多）人的生活天地更为狭窄，却心怀在社会上崭露头角的雄心壮志，但由于其出身和资质的限制，他们往往会力不从心地败下阵来，转而与和自己水平、地位差不多的人结伴前行。”

被雨吸收的煤烟也确实是个难题。雨水涤去空气中的煤灰，再落到地面上时就成了一个个黑点儿（18世纪的伦敦人喜欢撑黑色的防护伞，这毫不奇怪）。于是，这些煤灰就为伦敦那以脏闻名的街道铺上了一层黑色的地毯，直到它再次变干、被风吹散。诺斯也曾抱怨街道上的那股煤烟微尘，他写道：“当人们认为自己在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其实已将含有硫黄、散发着臭气的颗粒吸进了肺里，这些极具杀伤力的颗粒足以使普通的喷嚏恶化成能使人中风的那种喷嚏。”然后，按照伊夫林的描述，这些煤灰都一股脑儿流进了泰晤士河，它们给那些游泳的人们穿上了一件看得见的黑色外套，即使他们离伦敦城还有几公里的距离。

污染对植物的影响一开始就很明显。普拉特在1603年开出的“煤球”的处方，正是为了减少园林所受的污染。1661年，伊夫林写道，煤烟已经使蜜蜂和花趋于灭亡，许多品种的花都从伦敦绝迹了。至于果树，生长在伦敦的“那些倒霉的水果”有一种“苦涩的、令人不愉快的”味道，而且都不能完全成熟。1700年，一本名叫“城市园丁”（City Gardener）的书问世了，书中列举了一些可以在煤烟中顽强生存下来的植物，它们将因此而在伦敦及其他燃煤城市中备受欢迎。

伊夫林确定地说，他所指责的污染也正危害着伦敦居民的健康。伦敦人的痰变得越来越黑，他们还不停地咳嗽、吸溜鼻涕，教堂里时时有责骂声、吐唾沫声，伊夫林把这一切都归罪于煤。他音乐界的朋友从乡下来到伦敦之后，纷纷抱怨他们的音域不再那么宽广了。伊夫林还描述了游客们来到伦敦后，通常将出现种种身体不适的症状，而当他们一离开伦敦，这些症状就马上消失了。总的说来，他相信，“伦敦是世界上咳嗽、肺结核和其他肺病最猖獗的地方”。

此外，伊夫林和诺斯都相信，煤烟正在谋害人们的生命。伊夫林写道，煤灰引起的肺结核杀害了“众多的生命”，并断言，将近一半的伦敦死亡者都是死于某种肺功能的衰竭。诺斯还特别注意到了煤烟对婴儿的影响，他写道：“在这种散发着臭味且烟雾弥漫的空气中，也许那些刚出生的婴儿很难在伦敦长大；因为他们新生的躯体就像脆弱的植物或者花朵，很快就会在这硫黄般的空气中枯萎。”

当然，这些作家对煤烟致命性的坚定信念，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他们还相信，疾病是由“病毒”或者空气中散布的放射物传播的。在将近两个世纪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这种病毒传播疾病的理论影响极大；若不是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在19世纪晚期做的那次实验，这种理论也许已经深入人心了。虽然这种关于病毒的理论会使人们相信煤烟是疾病的元凶，从而将责备的矛头对准煤烟，但事实上，人们的态度却十分复杂。在病毒这方面，人们最害怕的是腐烂的植物和动物的脓血，而不是烟；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烟囱出现之前，一些英国人相信，那弥漫在房间里的木头烟对他们的健康是有益的。

有一种思想流派也认为，煤烟杜绝了更多可以导致疾病的危险病毒进入人体，尤其是瘟疫。伊夫林在他那本《防烟》中，也曾特地对煤烟可以抵制瘟疫的乐观看法表示过异议；他指出，在欧洲，伦敦拥有最糟糕的空气和最高的死亡率。伊夫林声称，煤烟能预防传染病的这种观点，早在1661年就已经在医学界失去了立足之地。但是，仅仅4年之后，黑死病再次肆虐伦敦，医学院于是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中介绍说，燃煤可以改善带有传染病菌的空气，但需要添加一些芬芳的易燃物。书中附有这些易燃物的清单，如雪松和香料等（医学院还推荐人们用开枪时产生的气体来净化空气）。煤烟可以赶跑传染疾病的跳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确实在减缓瘟疫传播方面有一定的功劳。但另一方面，被污染的空气侵害着伦敦人的健康，也许正是它削弱了他们对瘟疫和其他传染病的抵抗力。

即使在今天，要想评估煤烟对公众健康的影响，也是很困难的。这种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详细统计数字的完整分析，而17世纪的伦敦人还远远不具备这种统计分析的能力，但他们仍努力试图在这方面迈出重要的第一步。于是，就在伊夫林出版《防烟》的1661年，有人创造出一种对伦敦死亡率记录的系统分析方法，他被后人视为统计学的奠基人。

此人名叫约翰·格朗特（John Graunt），是一位毫无名气的布料商。从16世纪开始，伦敦就保存有对死亡人数的记录，这主要是为了让富人们知道瘟疫何时会再次盛行，以便于他们及时逃离。负责收集这些数据的是一些被称为调查员的“古时候的老嬷嬷”，她们的工作可不是什么好差事：检查伦敦所有的尸体，然后做记录，并确定死因。格朗特想，如果把这些数据制成表格并加以分析，或许会比单纯的数字更有用。他于1662年公布的观察结果给查理二世（Charles Ⅱ）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查理二世于是推荐格朗特去当时虽刚刚成立却极富声望的“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还说：“如果再发现这样的小商人，该协会就应当二话不说地予以接纳。”

一些调查员的分类做得比较有趣，而另一些则是在故弄玄虚。在死者的名字上面，列着死亡原因，如惊吓、悲伤、发痒、痔疮、行星、光线增强，还有一种叫“妈妈”（Mother）的怪病。尽管如此，格朗特的分析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它证实，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高得惊人，大约1/3的伦敦死亡者是四五岁以下的孩子。它也表明，肺病是导致死亡的最大元凶，死于肺病者占死者总数的1/5到1/4。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当时的人们整日生活在烟尘之中，因此可想而知，许多人正是因烟尘而导致病情加重致死的。

在某种程度上，格朗特自己对煤烟的看法也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伦敦市区的死亡率之所以高于农村，并年年攀升，煤烟是罪魁祸首。他还写道，虽然有些老市民已经习惯了伦敦的空气，认为住在伦敦就像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但那些新来者和孩子们却不行，因为这里的空气里含有烟尘、散发着异味儿，而且很沉闷，相比之下，还是农村的空气更有利于健康。否则，为什么那些体弱多病的人纷纷搬到农村去呢？”但另一方面，他也像其他人一样相信，煤烟能够抵制带有病毒、会使人生病的空气。

格朗特的任何观点在今天的法庭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诚然，在法庭上，一旦特殊的利益集团向某些规则提出挑战，大多数这种统计分析最终都会俯首认输，即使这分析有着流行病学的证据）。尽管如此，他的工作还是意味着，在探究燃煤对人体和环境的影响这一缓慢而复杂的进程中，人类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其他人才得以分析出更严重的空气污染会给工业革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已经清楚地了解了17世纪伦敦居民和伦敦市与煤的关系，但也许这并不影响单个的人所做出的选择。煤所造成的污染慢慢地残害着伦敦居民，但如果缺乏热量，他们的生命将更加短暂。据估计，伦敦一个贫困家庭的煤的开销占家庭微薄收入的至少1/10，或者更多，而且这还是在煤供应充足、价格偏低的前提下。用这些钱买来的燃料，仅够在最冷的时节，一个房间里的一只小火炉在一天的部分时间里燃烧——也就是说，仅能维持生存，而不能使人们过得舒适。但要想靠木头来提供这些热量，他们就必须出2到5倍的价钱，而且，木材紧缺带来的供不应求还会导致木头价格上扬。在社会边缘地带挣扎的这些穷人，当然会选择煤作为燃料。

17世纪中期，伦敦居民不仅欢迎，而且翘首盼望看到煤的身影。在一次次战争期间，煤的供应被切断了，平民差点儿为此举行武装抗议。在这种所谓的“燃料匮乏期”，空气猛然洁净了许多，伦敦那些原本几近荒废的园林也恢复了盎然生机，这令园林主人们诧异不已。但与此同时，穷人们则“怨声载道”，据说许多人因没有燃料而死去。当煤重新回到伦敦，人们又开始争相购买。可以预想，只要人们的家中还有煤火，伦敦的园林就只能奄奄待毙。

第3章

踏上革命征程

“陛下，我正忙于制造一种君主们梦寐以求的商品。”乔治三世不解地问那到底是什么，博尔顿回答：“是力量，陛下。”

在学会用火的数十万年之后，我们的祖先发明了许多巧妙的方法，借助火的力量，把自然界的物质转变成各种生活用品，从金属、陶器、砖块和玻璃，到盐、肥皂和啤酒。在那忙碌而又充满创造喜悦的黄金年代里，回荡着烘焙与沸腾，熔化与冶炼的交响曲。但我们的祖先也许想不到，他们使用的火还具有另外一种力量——运动的力量。对于他们来说，把物体从A点移到B点是颇费力气的，他们只能借助肌肉、水或者风来完成（当然，如果你成心想毁坏你所要移动的东西，比如一片森林或一个敌人的村庄，那么你最好用火）。由于缺乏知识，当时的人们所能完成的体力劳动是非常有限的。

然而，在18世纪出现了一种装置，使得人类终于能够将燃料转化为动力，从而摆脱了那由来已久的限制。这种装置就是以煤为燃料的蒸汽发动机。事实证明，蒸汽发动机就好比工业革命跳动的心脏，可能也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一项发明。当时，为了获取一些赖以生存的日用必需品，人们不得不进行更深入的钻研，而煤的适时出现，不仅“引出”了发动机，而且启发了发动机的发明者。

丹尼尔·笛福除了写过《鲁滨孙漂流记》之外，他自己的旅行也被载入了英国的史册。他在18世纪早期游览纽卡斯尔之后，曾写道：

在伦敦，我们看到大批满载煤的货船不断地抵达这个日益扩大的城市。我们不由得纳闷：这些煤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没有掏空整个国家吧？另一方面，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从各个矿坑里挖出的大量煤堆，应该说是煤山。这里有多少矿坑，我们就有多少疑惑：哪里的人们能够用得了这么多煤呢？

在笛福到达之前的一个多世纪里，纽卡斯尔就一直心无旁骛地专事出产煤。由于英国国内煤需求量的狂增，到17世纪早期，纽卡斯尔的传统农业经济已经被煤矿业挤垮了。随着伦敦逐步与广阔的世界接轨，纽卡斯尔的视野变得越来越狭窄。在煤的时代，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和文化出场了。

不断扩大的煤矿靠一些从农村迁来的工人运转，他们如潮水般涌进纽卡斯尔，挤在矿井经营者们为他们临时搭建的小屋里。附近的当地人并不欢迎他们。在17世纪早期法院的一宗案件记录中，一位居民指责矿工都是“下流人，是各郡县的渣滓、糟粕，像藤蔓一样从各郡县蔓延开来”，还说有些矿工是贼，有些是“可恶的诅咒者”，有些“整天醉醺醺的，有的还同时与两三个老婆相安无事，还有的是……遭人唾弃的皮条客”。这样说也许过于偏激或夸张了，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矿工的普遍态度。一面是小地主阶级，资格较老且生活稳定，一面是来自各郡县的劳工阶级，贫困而动荡，挤在临时棚屋里，在这二者之间已经很自然地滋生出一种对抗的情绪。

矿工及其家人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排斥，通常被视为异类。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位历史学家认为，“煤成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一条鸿沟。中世纪的农民和工匠，无论多么贫困、多么令人讨厌，也从未像17世纪大多数矿区的煤矿工那样遭到邻居们的疏远”。久而久之，这些被孤立的矿工形成了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的习惯和口音。当这些被社会放逐的人们因无法得到某种日益重要的日用品而生存受到威胁时，他们就会像战争时期的战士那样，萌发出团结的强烈愿望。最终，他们会逐渐认识到，如果把力量凝聚起来进行反抗，他们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正是这种认识，激发了后来一些声势浩大的英国和美国的劳工运动，给社会带来了强烈的震动。

从某种角度来说，17世纪的英国煤矿工人是幸运的。至少他们没有生活在苏格兰。在苏格兰，整个矿工一族的命运都被煤矿牵制着，他们其实已经沦为一种工业时代的农奴。有时，矿工不得不在矿主的协议上签字，受其奴役，而换来的只是一点点薪水或者一双鞋。矿主也会给矿工新添的孩子举行洗礼，借以劝诱矿工让孩子长大后也为矿井工作。而孩子一旦进入矿井，他的一生就要葬送在这里了。通常情况下，在苏格兰，采矿是一种家庭劳动：男人们在井下采矿，女人和孩子们把煤拖到地面上。就像很久以前的农业封地时代一样，这些家庭被视为一种矿井的附属财产，如果矿井被转让，他们也随之被卖掉。他们如果逃跑，就会被戴上“专为矿工、女巫和声名狼藉的犯罪分子准备的镣铐”。

话又说回来，暴力和威压并不是苏格兰矿主给予手下矿工的全部待遇。显然，一些矿工挣的工资其实比当时其他普通矿工要多，这表明，这些矿工除了遭遇屈辱之外，还保留了一定的讨价还价的权利。如果肉体摧残的威胁和金钱的诱惑是防止矿工逃跑的两大手段，那么我们就大概知道了矿工们在地面之下的处境。

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工作环境比17世纪的煤矿更恶劣、更危险。黑暗、潮湿、狭窄、阴冷，矿井随时可能在你头顶坍塌，空气令人窒息，极易中毒，也许它在你脸上爆炸，也可能会有水突然冲进来，把你淹没，使你永远被困在井底。挖煤是几项最危险的工作之一。古代哲学家认为自然界的构成要素是土、空气、火和水，而在这4个方面，矿工们都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采矿也许是那个危险的时代里最危险的工作，生动而毫不夸张地证明着一个社会为了获取燃料而付出的代价。几个世纪前曾有一位道德家总结说，人类要在如此可怕的环境中工作，正是上帝对人类原罪的一种惩罚。

矿工们还担心，那些莫名其妙降临的灾难是煤中出没的鬼怪们在作祟。这使在井下的艰苦劳作更加恐怖。矿井下面充满过去生命留下的奇异印记（如蕨类植物在地下深处的一个完整印迹），这种说法对矿工们毫无帮助，因为这有悖于他们对历史的看法。

在矿工们面临的各种危险中，有3种致命的毒气。它们都产生于矿井内部，都是碳的变异，并且都是煤自身散发出来的。第一种叫“窒息气”（choke damp，德语里的“dampf”或“damp”意为烟雾或水汽），大致类似于温室气体二氧化碳。这种气体达到一定浓度之后，可以结束一个生命，就像熄灭一堆火一样容易。鳞木及其他史前的沼泽植物在因“假死”而沉睡了若干年后，最终被暴露在空气中，因而得以继续腐烂，这就是煤的氧化过程，而如果在这一过程中混入了碳，就会产生窒息气。

在17世纪作家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无形的毒气是如何出其不意地置人于死地的。在一次事故中，一个包括8名男子和1名女子的小组在矿井中闯入了一片窒息气较浓的区域，结果他们全都“跪地而死，像是中了枪”。据另一次事故记载，在窒息气的袭击下，一个矿工根本来不及叫喊，只说了声“天哪”就死了。矿工们在顺着一条绳子滑下竖井时，有时会与这种毒气不期而遇。沿着绳子，他们开始滑动，就这样走向死亡。如果遇到窒息气之后还没有立即死亡，同伴们会对那个痛苦的人施行“普通救治”：在泥土中挖一个坑，使受伤者朝下，嘴伸进那个坑里。这种救治的最后一招，是给受伤者的胃“灌满上等啤酒”；如果这样仍然不能挽回受伤者的生命，他们就只好“绝望地结束救治”。人们注意到，一些幸存者“会从此留下轻微的脑部问题”。

第二种折磨矿工们的气体叫“白色湿气”，也就是一氧化碳。一氧化碳由不完全的燃烧产生，通常出现在矿井失火或爆炸之后，有时会杀死前来救火的人们（如果你的暖气炉出了故障，一氧化碳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你杀死在睡梦中。一氧化碳也是你需要检修你的汽车的一个原因，因为如果发动机调整得不好，汽车就会释放出大量这种极具污染性的气体）。虽然一氧化碳是没有味道的，但不知为何，古书中记载的白色湿气却往往具有一种花香。在一个报道中有这样的描述：“一种芬芳的香味在矿井中散发开来，像紫罗兰的幽香，又像甜甜的花香；正当一名矿工贪婪地呼吸这一阵猛烈的芳香时，他却突然倒地身亡，在他虚拟的享受中永远睡去。”

白色湿气是如此狡诈危险，因此矿工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下矿井时带上一只装在笼子里的金丝雀或老鼠，因为动物对毒气有着非常灵敏的反应，这样就可以提前发出警告（后来，人们发现带金丝雀比带老鼠更好，因为金丝雀中毒之后会戏剧性地从栖木上摔下来，而老鼠中毒之后则“鼻头呈粉红色”，并且“蜷缩不动”。相比较而言，在黑暗的矿井里，金丝雀的反应更容易被察觉）。但是，在17世纪，这种预警措施还远远没有开始使用。那时，狗是唯一用来帮着探测毒气的动物。人们如果怀疑矿井里有窒息气，就先把狗沿着竖井放下去。然而，一份1662年的报道表明，矿井的经营者们时常懒得先用狗做试探，除非第一个用绳子吊下井的人被毒死。

窒息气和白色湿气对矿工们的生命构成了名副其实的威胁，但是它们的杀伤力却都无法与第三种毒气相比——“爆炸气”。在17世纪和18世纪，随着矿井越挖越深，爆炸气的出现也更为频繁。爆炸气主要是指甲烷，也是由腐烂的植物产生的。甲烷通常被人们称为沼气，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也是一种烈性的温室气体。爆炸气通常从煤层中渗出，有时也会“嘶嘶”叫着从煤层的裂缝中迅速泄漏。爆炸气比空气轻，因而会沿着矿井的顶部堆积。矿工总是要举着一根蜡烛在黑暗中探路，直到他遇到这种气体。[1]

如果只有一小块爆炸气，那么接触火焰者也许只会被当场击倒、烧焦。但如果爆炸气的体积很大，那么就会给矿井里的每一个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则19世纪的有关报道描述道，一次大型爆炸会“发出震天的声响，像最暴烈的雷……所到之处皆成废墟，不幸的矿工、马、马车和劳动工具，都被猛烈地撞碎、撕裂，最后与垃圾和木材埋葬在一起。这就是这场狂躁的废墟风暴”。这样一次爆炸会夺去很多矿工的生命。据目击者说，有时，爆炸的力量过于强大，那些牺牲者会被抛到离矿井口相当远的地方，就像子弹飞出枪膛一般。

为了避免使爆炸气达到如此致命的浓度，有的矿井有时会雇用一名所谓的消防员。他的工作一点儿也不令人羡慕：全身裹着湿麻布，手中举着一根末端点着蜡烛的长棍子，在矿井的地面上匍匐前进。他得把木棍举到被怀疑有爆炸气的地方，使爆炸气沿着矿井顶部燃烧，这时，他要把脸贴在地面上，直到火焰越过他为止。英国的消防员直到17世纪才出现，而一本更早的参考文献曾提到，1554年在比利时的煤矿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的职业。一个游客看到一名矿工点燃从矿井裂缝喷出的爆炸气，感到颇为困惑。他这样描述这个裹着特制的亚麻衣服、拿着一根木棍进入矿井的矿工：“他走近那堆火焰，并用手中的木棍吓唬它。那火焰开始扩散，并且一点点收缩；它慢慢消耗着自己，直到最后令人惊奇地缩成小小的一团，安静地待在角落里。但是那个身穿亚麻衣服的人在休息的时候，还需要继续监视那火焰，并不时用木棍威吓它。”

一直以来，矿工和矿主们都在努力寻求如何让矿井更通风，如何更安全地燃烧爆炸气，如何更稳妥地在不引起爆炸的前提下点燃爆炸气。在一些矿道里，工人们甚至试着用能发磷光的鱼来照明；这无疑是他们为解决这个难题而想出的最富有创造性的办法之一，但却显然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尽管人们做出了种种努力，但随着矿井的逐步加深，爆炸气的问题越发严重。

在某些地区，矿井爆炸的惨祸经常发生，以至于矿主们请求当地的报纸不要进行报道。《纽卡斯尔杂志》（Newcastle Journal）曾在1767年极其坦率地表明，这些惨烈的灾祸比以前更频繁了，“也许这些事件实际上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但由于上级要求我们不能对其特别关注，所以我们不得不放弃进一步的报道”。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为了不让读者们烦忧，报纸仍然避免报道正在发生的爆炸惨案。公众原本就对煤矿工人们的困苦处境漠不关心，如今更对他们的生存状态不以为然了。

除了不断受到毒气的侵袭，矿工们还面临着各种水源的威胁。地面沟渠里积聚的雨水渗入地下，会引起事故；当矿工在低于地下水位的地方施工时，周围的地下水和偶尔出现的潜流或地下泉不久就会慢慢地淹没矿井，引起麻烦。

还有一些水源会导致更意外的危险。在一次场面壮观的事故中，两位在苏格兰的一条河里钓鱼的先生，惊奇地看到河水开始“微微喷发”，接着是一阵汩汩的流水声。他们正暗自猜度，河水已经泛滥了，泻进了水下的一个煤井！他们赶紧跑去通知矿工们，这才使他们幸免于难。水面上的那个小口迅速扩张成了一个大坑，整条河里的水以及河上的船，全都灌进了那个矿井，只剩下鱼儿们在裸露的河床上蹦跳。后来，由于渗入矿井的空气压力太大，水“从无数个地方喷射出来，只见几十英亩的土地顷刻间开始冒泡，像一个沸腾的大锅炉”。

然而，还有更常见的灾难。早期的一些矿井被废弃之后，慢慢会充满水，如果被后来的矿工不小心戳破，就会暴发洪水。这样的灾难一旦发生，后果通常不堪设想：矿工们被瞬间淹没，或者遭到更坏的命运，即被冲进黑漆漆的矿井，直到被活活饿死。

地下水不仅夺走了无数矿工的生命，而且推而广之，它也威胁着社会公众的生活。确实，矿井里的水使得整个英国面临着煤短缺的危险。要知道，英国对煤已经相当依赖了。

1610年，纽卡斯尔一个大型煤矿的矿主惊慌地向国会报告说，人们都以为纽卡斯尔的煤矿拥有无尽的潜力，其实由于排水装置的问题，纽卡斯尔的煤矿最多只能维持21年。当然，这个可怕的预言未免过于悲观了；英国人已经采取了许多有创意的办法为矿井排水，并试图保持之后几十年里稳定的煤产量，但这并不容易，而且，排水的问题只是稍微得到了缓解而已。

要想为矿井排水，最好的办法是利用地心引力，这也是最便捷的办法。早期的煤矿都开在山上，因此工人们就可以挖一条长长的窄窄的隧道，把水引入附近的山谷。早在14世纪，英国人就开始在山坡上挖掘排水的隧道，到17世纪中期，已经挖了数千条。挖掘这种隧道（也可以叫作“水闸”）的确是一种可以想象的最为枯燥的工作，几乎会使人患上幽闭恐惧症。为了省钱并避免陷落，这些隧道尽可能挖得狭窄，通常只有0.5米宽，只够容纳一名工人和一把在山坡上开路用的十字镐。有些隧道只有1米高，工人不得不跪在地上挥舞十字镐。

许多隧道有2公里长，有些则长达7公里，它们到处设有通往地面的透气管道，以保证挖掘工作的顺利进行。通常，工人们从山谷开始挖，向山上推进，直到到达矿坑，这个过程需要好几年。隧道要恰好能够到达指定的某一点，这是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也使得隧道的测量工作需要异常仔细。挖掘这些隧道还有一个骇人的危险，就是当工人们最终挖到了灌满水的矿坑，幽闭已久的水就会突然喷发，那种力量足以置人于死地。1665年的一份报道解释说，在打通矿坑的那一刻，工人们必须尽可能地保护自己，否则就会被洪水冲到隧道的边壁上，“撞成碎片”。

后来的矿井由于往地下挖得太深，以至于不能用地心引力来排水，人们不得不设法把矿井里的水抬出地面。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亨利八世在位期间，尽管大多数矿井都采用了各种装置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体肌肉的能量，但还是要靠矿工们用捆在背上的木桶背水。在最早的这些装置中，有一种是简单的轱辘，跟老式水井顶端的装置差不多：绳子的一头系在矿井的管道上，另一端拴着一只水桶，吊到井下去。与水井装置不同的是，人们对这种轱辘进行了一些改造：在桶上添置了一圈厚厚的铁链，就像手镯上的饰物，叫作“桶链”（chain of buckets）。水桶被悬挂在矿井管道上方的一根卷轴上，能够准确地降落到要灌水的地方。一位历史学家解释说，如果某一个螺钉不幸松脱，整个装置就会“重重地摔落到矿坑底部，每一只桶都会裂成无数碎片”。17世纪初期，甚至还出现了蒸汽抽水机的雏形，即在排水装置中放入一个包有皮革的活塞，大小合适地塞在一根管子里。不过，这样的装置在当时还很少见。

大型煤矿常常用多台发动机配合抽水机一起工作，从地上和地下的不同层面抽水，这比任何一台抽水装置单独工作的效果要好得多。而且这些装置的运转并不完全依靠人力。一些幸运的矿主还可以用水力来排水，前提是煤矿附近有一条能够带动水车的小溪。还有一些矿主试着借用荷兰风车的原理，用风来排水。然而，几个世纪以来，排水主要靠的还是马，这并不便宜。大型矿井需要50到60匹马，以保证发动机日夜运转，此外，饲养这些马，以及给马夫们发工资，都要用去很多钱。

与渗水的不懈斗争，最终改变了工业的面貌——在某些地方，甚至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因为它加速了矿井扩大、劳动力增加的这一进程。既然已经在排水方面倾注了大量资金，矿主们就需要开采出更多的煤，赢取更多利润。这就意味着要扩大矿井规模、雇用更多的劳动力。矿井扩大了，渗水的问题也更加严重。于是，这又要求矿主在排水方面投入更多的金钱；这种循环就这样周而复始。到1700年，无论在劳动力规模方面还是投资数额方面，煤矿都已成为英国最大的工业部门之一。

1700年的煤产量大约是1550年产量的10倍。煤已成为城市家庭中必不可少的燃料，而且，除了少数几个部门之外，全英国的工业也靠煤来提供动力。有人认为，在这一时期，即使英国的每一片森林都贡献出最理想的燃料产量，而且建筑业和制造业不占用任何木材，森林能提供给英国的能量也远远比不上煤所供应的能量。英国对煤的这种依赖是无与伦比的。1700年，英国的煤产量是世界其他国家煤产量总和的大约5倍。但是，随着英国对煤的依赖性的增强，英国的煤开始供不应求，现有的排水系统终于无法满足人们对煤的需求了。

一个世纪以来不断涌现的发明和巨额的投资，都没能解决煤矿渗水的问题，这个问题仍是英国最紧迫的技术难题。众多发明家纷纷把目光转移到这个难题上来，新的方法也不断问世，但事实证明，这些新方法大多是没用的。正像1708年一位观察家所抱怨的，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煤矿“半路停工或者被水淹没；那能够解决问题的伟大的发动机或者办法，只存在于人们的谈论或幻想中”。煤正期待着它的“爱迪生”的出现。

那时，英国已经成为一个科学家和发明家的殿堂。1660年，查理二世就已成立了皇家学会，这是一个独立的团体，旨在促进科学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这个兼收并蓄的组织包括了当时许多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思想的触角无处不及。一位历史学家曾说，在皇家学会，你会遇到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tz）、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和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与掌握技术的最终目标相比，宗教、国籍、职业等等一切都是次要的，而且这种次要的程度在历史上也许是绝无仅有的。”

这些有学问的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就是煤，在他们和其他任何人眼中，煤还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在17世纪，一些人仍然认为煤是有生命的，它源于“地下某种奇特的种子，它繁衍着、生长着”。教会更愿意相信另一种已有的理论，来解释煤矿中常常发现的植物化石。“大洪水过后，整个地球都变得支离破碎”（这是《圣经》中对大洪水的注释），死去的植物也开始在地下沉睡。在煤矿中发现的植物化石已经相当成熟，一位科学家由此进一步推断，诺亚洪水应当发生在5月底。直到19世纪，人们才普遍相信，煤并非只是植物的化身，而是在植物的基础上形成的，并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此期间，化学界的一位先驱、皇家学会的创建者之一，罗伯特·波义耳，曾鼓励他的同事们用科学的方法调查矿工们是否“真的遇见过地下的神灵”。

皇家学会的成员们也许曾对煤的起源感到困惑，但他们确信：水正威胁着英国的煤供应量。因此，他们集中精力研究抽水技术和大气压力。不久，科学家们就发现，大气是有重力的，能裹挟着强大的力量充满一个真空地带。他们也得知，大气压迫真空的那股力量可以用来产生动力，但如何制造真空地带，又成了一个实际的难题。有人尝试着用火药来制造真空。

丹尼斯·帕皮（Denis Papin），一个旅居英国的法国基督教新教徒，发现了一种更好的解决办法：蒸汽（在此之前，帕皮曾通过做一顿饭，向社会公众展示自己对于蒸汽的认识。他用的是自己的一项新发明，那是世界上第一件压力厨具，他称之为“能软化骨头的消化器或机器”）。

在1690到1695年间，帕皮向皇家学会的科学家们展示了一个小小的发明，它的大致组成是：一只活塞装在一个黄铜汽缸里。当他加热装在汽缸一端的水时，由此产生的蒸汽就推着活塞向上移动。当他把火熄灭后，蒸汽慢慢缩减，这就形成了一段真空，随后，活塞在大气的强大压力下，开始向真空处移动。但是，帕皮认为这种活塞装置不大可能做得更大，足以投入使用，因此他开始寻求别的办法来利用蒸汽。

最终把这种活塞应用于实际的发明家，并非伦敦知名的科学精英，而只是一个小镇上的五金商，名叫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而奇怪的是，皇家学会的成员们却几乎没人承认纽科门的这项发明，有些人还竭力削弱它的意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纽科门低下的地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用一位成员的话说：“皇家学会才是伦敦这个小小科学舞台的中心，这么一个人要想在创造力方面超过这些科学精英，那似乎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无从得知纽科门是如何想到这个发明的。也许他从皇家学会的宣传刊物中对帕皮的实验有所了解，这样的话，在皇家的全力支持下英国所具有的开放而生生不息的科学质询精神和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发明之间，我们就不能划清界限。但是并不能证实纽科门确实知道帕皮的实验，相反，有证据表明这个身处穷乡僻壤却技艺纯熟并极富创造精神的工匠，完全是自己灵光一闪，才发明了活塞。

事实上，纽科门的装置虽与帕皮的活塞相似，但却大得多，而且有一个独立的汽锅专门用来制造蒸汽。待蒸汽从汽缸底部进入之后，就添加凉水来收缩它，这样就会产生一段真空，活塞也会落下。活塞上下移动时，带动着它上方的一根横木。这横木的另一端牵动着真空抽水机的横杆，而在其他一些矿井上，这横杆是靠马的力量来带动的。

1712年，第一台纽科门装置在一个煤矿投入使用。纵然当时的确举行了一个仪式，来纪念那个人类正在跨越的门槛，或者当时真的有人意识到这是一次飞跃，历史也没有这样的记载。那台发动机被称为“消防机”，同时，“消防员”这个称谓，不再指那些燃烧爆炸气的人，而成了保持消防机火焰不灭的人的代名词。纽科门的发明对于矿井经营者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从前所未有的深处把水抽上来。而且，由于这样一台机器工作起来相当于50匹马的力量，因此它比它所取代的马拉装置要便宜得多。

虽然纽科门遭到了当时科学精英们的冷落，并且一度被历史遗忘，但那些记得他的贡献的人们，却为他献上了满怀敬意的文字，称他的发明是“人类创造性的最奇妙的结晶”，并赞颂他“带给这世界……将燃料转化为动力的技术，为人类带来了利益和便利”。[2]

18世纪60年代，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的煤矿上，可以看到数百台纽科门发明的蒸汽机（其实它利用的是大气压力，而非蒸汽压力，因此有时它被称为气压机）在忙着抽水。由于需要相当大的动力，因此当时的一些机器大得惊人，有些汽缸有2米宽、3米长。

然而，在煤矿井地和少数几个金属矿山之外，这种机器却不怎么受欢迎，因为这种“最奇妙的结晶”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它是一个燃料怪兽，需要大量的煤来维持运转。当然，在急需这种机器的煤矿井口，煤是便宜且充足的，因此，虽然这种蒸汽机有着要命的好胃口，但它在煤矿井地仍有充裕的立足之地。事实上，煤炭工业为这种新兴技术提供了很多庇护，使它在几十年里生生不息，直到后来，历史上出现了另一个人，他大大改进了蒸汽机，使之最终得以走出矿井，成为一种堪称全能的工业负重机器。

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一个木匠的儿子，1736年出生于苏格兰。在他父母的5个孩子中，只有他活到了成年期，但是他非常虚弱并患有偏头痛，每到发病，他就一连几个星期不能出门。一位19世纪的传记作者说，虚弱的体质赋予了瓦特“近乎女性的柔弱和敏感，这使得他害怕与强壮的孩子们玩粗野的游戏”。因此，童年时期的瓦特是在家中接受教育的。在家里，他整天玩父亲的木工工具，而且据说他常凑近茶壶，观察那升腾的蒸汽。长成了少年的瓦特终于走入学校，却依然体弱多病，不能参加运动和游戏，于是其他的孩子们“给他取了很多侮辱性的绰号”，老师们也认为，瓦特比同龄人迟钝，发育滞后。但是，瓦特的数学非常棒，他还学着制作数学教学的道具。正是由于具备这种能力，后来人们才请他修理一架保存在格拉斯哥大学的纽科门机器模型，那时他还不到30岁。

跟真实的大机器一样，这个模型也非常浪费燃料，需要许多煤才能运行。瓦特发现，由于蒸汽是靠水来产生和冷却的，因此在汽缸不断被加热又冷却的过程中，已经浪费了许多热量。瓦特后来回忆说，那天他正在穿越格拉斯哥的一座花园，突然，一个解决方案跃入他的脑海：他可以安装一个独立的冷凝器。也就是说，把汽缸连在另一个容器上，这个容器是浸在冷水中的，因而能保持低温。蒸汽充满汽缸之后，就会进入这个较冷的容器，在那里冷却、收缩。这样，汽缸就能一直热着，准备迎接下一股蒸汽的进入。瓦特的一位好朋友说：“这个巧妙的改造方案跃入他的脑海，立刻为他带来一阵狂喜。”[3]

但是，如何把他为之狂喜的想法转变成可以投入使用的蒸汽机，确实是一项严峻的考验。这时，瓦特找到了一位资助者。当地有一位工业家，在用纽科门机器为自己的煤矿排水时遇到了麻烦，于是雇用瓦特来改进纽科门机器。几年过去了，由于缺乏足够娴熟的技术，瓦特无法准确地设计出自己需要的零件，因而也就没能成功地改造原有的机器。面对这些年的失败，瓦特曾悲观地总结道，“在一生的所有事情中，没有什么比发明创造更愚蠢”，他还再三发誓要彻底放弃。

不久，瓦特找到了一个新的合作伙伴，他就是桀骜不驯的伯明翰工业家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自此，历史上最著名的商业拍档之一产生了。博尔顿不仅是一名制造商，更是一个工业幻想家，与他交往的那些人，都和他一样在用科学技术实现着梦想，并且都坚信科学技术能够改变世界。他们成立了一个工业沙龙，名叫“月亮社”（Lunar Society）。它的成员包括发现氧气、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的科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陶器制造商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和发明家、诗人、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

博尔顿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国”，但他不是起家于为工业提供动力的煤、铁或纺织品，而是起家于带扣。他父亲原本只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带扣工厂，但博尔顿把它发展成了一个现代的五金“手工加工厂”，雇用的工人达1 000名。博尔顿的加工厂名叫“索霍”（Soho），厂里了不起的工匠们把需要精确制作的商品做了一个巧妙的分类，把工厂的产品从带扣、纽扣、金银细丝工艺品等花哨的装饰物品，扩展到了正经的科学用品，如钟表、温度计和望远镜。索霍成了时髦而高品质的英国制造业的象征，而且它也确实吸引了一批游客，凯瑟琳大帝（即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是它的见证者之一。

博尔顿对蒸汽机的兴趣由来已久，原因之一是索霍厂的动力装置——水车不大好用。他曾经试着制作蒸汽机，但失败了。他还与朋友本杰明·富兰克林通信探讨蒸汽机的设计。博尔顿听说了瓦特在苏格兰所做的努力，决定支持他。于是，1773年，瓦特来到伯明翰，开始在索霍厂钻研发动机。有熟练工人的配合，有经济上的支持，还有博尔顿的精神鼓励，瓦特终于成功造出了一台可以投入使用的发动机。汽缸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它由生铁铸造工的前辈级人物约翰·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精心打造。1776年，正当美洲殖民地的革命斗争渐趋明朗化之时，詹姆斯·瓦特的两台经过改造的机器首次投入使用，一台用在为煤矿抽水上，另一台用来带动威尔金森铸铁厂里的风箱。

虽然瓦特在许多方面对蒸汽机进行了改进，但他最大的成就是，把纽科门的机器能够从一块煤中获取的原动力提高了4倍。蒸汽机的燃料消耗大大减少，因此它得以走出煤矿，在全国的大小工厂安家落户。瓦特和博尔顿把他们的机器作为节能机来销售，并从预期的煤储金中抽取了一部分作为税收。瓦特将成为一个民族的传奇，他的发动机也将成为对整个人类的恩惠，其所到之处都受到人们的欢迎。

至于博尔顿，他一直坚信他和瓦特所做的事有着无尽的潜力。据说，当乔治三世（George Ⅲ）问博尔顿正在忙什么时，他说：“陛下，我正忙于制造一种君主们梦寐以求的商品。”乔治三世不解地问那到底是什么，博尔顿回答：“是力量，陛下。”

有了煤和蒸汽机，英国就有了充足的动力，但是要想利用这些动力，却必须有足够的铁来建造这些发动机和工厂。这是一个不小的限制，因为在工业革命初期，铁从本质上说是森林的产品；造铁需要燃烧大量的木材，可英国就缺这个。从远古时代以来，铁就总是和木炭一起被提炼出来，木炭直接混在铁矿中，与铁矿一起燃烧。木炭不仅提供必要的热量，而且还提供一定的碳，来促进铁在燃烧时的化学反应（铁矿中的氧气会与碳结合，释放出二氧化碳）。

铸铁厂因要消耗极多的木材燃料而声名狼藉，并且不得不常常搬迁，因为当地的木材已被它耗尽。当然，从逻辑上说，解决的办法是在提炼铁时用煤取代木材，但是这也存在着一个问题：当煤和铁矿一起燃烧时，煤中的杂质会污染铁。因此，在燃料密集的工业都已经改用煤做燃料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铸铁工业仍吞噬着大片的森林，英国的铁产量被巨额的燃料消耗压得喘不过气来。在17世纪80年代，英国不得不从瑞典等植被丰富的国家进口木材，进口数量超过了英国铁产量的一半，在18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英国仍然没有摆脱这种对进口木材的依赖。

要用煤炼出可用的铁，关键是首先要去除煤里的挥发物，即把煤烤成“焦炭”，方法跟把木头变成木炭差不多。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实验，18世纪初期，焦炭顺利用于制造铸铁（即提炼后注入事先做好的浇筑模型的铁）。但是，人们需要的更多的是熟铁（即在可锻造时被打造出形状的铁）。直到18世纪80年代中期，技术才发展到能够在铸铁的各个流程都使用焦炭，不仅用它来制造铸铁，还用来制造熟铁。至此，英国在摆脱对木材的依赖的进程中，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铁的生产还在另一个方面依赖着煤。在使用蒸汽之前，炼铁炉是靠水来提供燃烧动力的，也就是说，使火保持足够热度的气流是由水车提供的。水所能提供的动力是有限的（而且，如果熔炉过大，矿石的重量会把木炭压成粉末），因此铸铁厂的规模相对较小，在夏季，铸铁厂还不得不缩减规模，因为溪水的落差太小了。而蒸汽机能够提供更强劲的气流和更充足的焦炭，从而解决了制铁过程中的燃料问题，从此，就可以有成本不高的铁长年不断地自熔炉涌出。短短几年内，英国一改往日对进口铁的依赖，成为世界上最多产的制铁大户。英国终于有了便宜且充足的铁，能够建设国内的工业和发展其在国外的权势了。

既然能用煤来制铁，那么原先工业发展所受到的紧迫而严重的约束就减少了。煤、蒸汽机和铁的产量呈螺旋形攀升，那速度足以让亚当·斯密头晕；而且这三者之间是彼此互为促进的关系，这更加速了三者的增长。蒸汽机增加了人们对煤和铁的需求，并降低了生产煤和铁所需的成本。便宜些的煤和铁又降低了建造和运转蒸汽机所需的费用，这又吸引着更多的人使用蒸汽动力装置，于是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煤和铁的需求，如此循环往复。

18世纪，即使只供应国内非铁工业的需要，英国的煤炭工业也已经获得了相对较大的发展，而到了1830年，这种需求更是成10倍地增长，到1854年又翻了一番。为了满足猛涨的需求，英国拼命开发新的煤矿。煤已经完全渗入了社会的每个角落。它不仅直接出现在蒸汽机的燃料舱里，而且间接地存在于蒸汽机的铁制汽缸和活塞中、织布机的铁制框架中、工厂的铁槽中，以及后来工业时代特有的铁轨、桥梁和蒸汽船中。

蒸汽动力并没有创造工厂体系，但却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工业企业的规模、性质和地理位置。早期的工厂主要是棉纱厂，靠水车来提供动力，这种方法自古以来就广泛应用于英国和其他地方（工厂和水力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在进入蒸汽时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工厂就是“磨坊”）。但是，如果靠水力来提供动力，那么，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就不会走得这么远、这么快。适合建造水车的地方，必须水流强劲、地势险峻，而且不能有其他水车等障碍物。即便在英国这样的水资源丰富的国家，要想找一个建造水车的理想地点也是很困难的。此外，水车所做的无用功大大减少了原本可以从水中获取的动力。结果，以水为动力的加工厂都被驱散到了农村，它们通常出现在人迹罕至的山上，而且都相对比较小。

煤改变了工业的运转模式，这反映了能源之间的不同潜力。煤孕育了更多、更机械化的工厂，这是因为地下的可用动力远远超过了水车能提供的动力。而且，煤的能量在数百万年之中已经被浓缩，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因此，使用煤的工厂及其劳动力可以集中在市区，而不是分散在农村。简言之，煤为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带来了一股动力，它在其中扮演着革命者的角色。

若论对人类的影响，工业革命就像火的发现、车轮的发明一样，使人类品尝到了知识之树的甜美果实。“工业革命”这个词在时尚的潮流中来了又去，但是无论你怎么称呼它，在大约1780到1830年间，有一些富于变革性的事物在英国诞生了。从此，工厂代替了手工业，于是生产工具的制造规模扩大了，而且越来越机械化。人们可以成群结队地迁入城市，充实着日益膨胀的劳动力大军。市场越来越全球化，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创造的物质财富会超出他们在前工业时期的最大胆的梦想。

英国之所以能够接纳煤，绝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推动力，而是还有其他重要的经济、科技以及农业的因素，包括在全球商业和奴隶买卖中的统治地位为英国带来的大量金钱。但是，如果没有煤，工业革命也会面目全非，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早在靠燃料运转的机器时代之前，英国就已经耗尽了国内的木材储备。蒸汽机颇能有力地代表当时的科技进步和技术发明，然而却不得不依靠古代植物的遗留物来运转。英国所创造的现代新世界，深深扎根于一个遥远的年代，至于有多遥远，我们至今还不能想象。

虽然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跟随英国，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但英国在工业化进程上却领先了其他国家半个世纪之久，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着这种领先地位。1830年，英国煤产量占世界煤产量的4/5。1848年，英国的铁产量比世界其他国家铁产量的总和还多。而到了1851年，伦敦举办首届世界博览会时，英国被奉为世界的生产中心，它的市场和帝国也把触角延伸到了全世界。英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一直保持到了19世纪晚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煤，以及英国把煤转化为动力和热能的能力。然而，在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工业大国的同时，由此产生的大量难题也随之而来。

[1] 火焰也会以另外一种方式遭遇爆炸气。一个流传下来的关于爆炸的故事说，一只矿井里的老鼠叼走了一根正在燃烧的蜡烛（老鼠喜欢吃蜡），然后从出口跑进一片积有爆炸气的区域，这也引起了爆炸。

[2] 从来没有人为纽科门画过像，他的坟墓也早已湮没无闻，但在英国却成立了一个“纽科门协会”，并已在大约28个国家建立了分会。这个协会旨在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史，纽科门也因此得以名垂青史。

[3] 这个好朋友就是格拉斯哥大学的约瑟夫·布莱克（Joseph Black）博士，他的一系列发现引出了潜热学说，他的理论或许对瓦特的发明也有影响。布莱克博士还发现了二氧化碳。

第4章

全速前进

在这里，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无以复加的粗野；在这里，正上演着文明的奇迹：文明人又变回了野蛮人。

像19世纪的曼彻斯特这样的城市，是前所未有的。那个坐落在英格兰两条河边的小镇，不久之前还宁静无比，在19世纪初期却成了燃煤工业发展的枢纽，在英国的乡间绵延数英里。这个空前庞大的工业巨兽是在白色的绒毛和黑色的岩石中成长起来的——白色的绒毛是从美国南部的奴隶种植园海运来的棉花，黑色的岩石则是从附近的矿井拉来的煤，它们支撑着城市中急速发展起来的无数以蒸汽为动力的棉纱厂。这些棉纱厂正向更高的机械化程度迈进，它们把棉花纺织成大量的丝线和纺织品，足以供应全世界相当一部分人的衣料需求。同时，这些棉纱厂也编织着社会的经纬线，于是出现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较为富裕的工业精英，以及日益孤立的工薪一族和贫民阶层。

身处工业革命的中心地带，曼彻斯特向来被视为一种两面性的象征，在这里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工业的繁华和悲惨，以及一些变革的前兆出现时所受到的拥护和抵触。1835年，亚力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queville）在发表了他关于美国社会的精辟分析之后，来到了曼彻斯特。他这样描述这个世间罕见的城市所具有的双重面目：“人类工业最汹涌的污水从这条肮脏的排水沟中流出，使整个世界变得富饶。纯金也从这条污秽的下水道流出。在这里，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无以复加的粗野；在这里，正上演着文明的奇迹：文明人又变回了野蛮人。”

传统观点认为，当人类战胜自然时，文明就会萌芽；当一种生命受制于残忍的自然力时，野性就会滋长。但这种全新的工业社会颠覆了这些观点。据说，詹姆斯·瓦特说过：“只有发现了自然的脆弱面，我们才能战胜它。”他发明的蒸汽机赋予了人类非凡的力量和速度，成为人类在这场刻意而为的斗争中最有力的武器。然而，正像曼彻斯特所展示的那样，煤和蒸汽帮助人们创造了一种新型的野蛮生活，这生活不是受制于自然，而是在本质上脱离自然的。在寻找自然脆弱面的过程中，我们更好地认识了自己。

曼彻斯特是以棉制品生产而驰名全球的，但赋予它独特的外貌和气味的，却是煤，而不是棉花。任何一个去往曼彻斯特的人，都会老远就看到城市上空林立的烟囱和翻涌而出的黑烟。根据一项官方报告，19世纪40年代的曼彻斯特拥有“将近500个喷吐浓烟的烟囱”，即便是在伦敦的污浊空气中住惯了的人们，也会被这个数字吓一跳。

曼彻斯特以及英国其他新兴工业城市的工人数量都在不断增长，这是由燃煤量的多少决定的，就像煤矿挖掘的规模决定煤矿工人的数量一样。煤生产出了铁，铸造起工人们操作的机器和工作的工厂，然后，煤又提供了动力，供这些机器和工厂运转。煤气点燃了一盏盏灯，照耀着工人们在井下起早贪黑地艰苦劳作。离开工厂的大门，工人们就要走入城市，煤烧出了这个城市的一砖一瓦，如今却又把它们弄脏，也侵蚀了工人们的皮肤和衣服。抬起头，他们看到的是一片被煤烟熏黑了的天空；低下头，映入眼帘的是被煤灰染黑了的大地。回到家，摆在桌上的是用煤烧出来的饭菜，或许还带着一丝煤的味道；每一次呼吸，都会有一些浓重的煤烟进入他们的肺腑。简而言之，煤，以及燃烧煤所得到的一切，构建着他们的世界，渗透在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使之充满了活力、光彩、芬芳和情趣。

对于许多人来说，能通过蒸汽从煤中获取动力，这着实开拓了一片叫人乐观而兴奋的区域，令人陶醉。蒸汽动力让那些木匠的儿子、牧羊人的儿子、矿工的儿子受到了鼓舞——如果他们有创造性，并且肯下苦功，再加上运气，他们也可以像詹姆斯·瓦特一样晋身世界名人之列，并改变世界。整个人类都对蒸汽机欢呼致意，把它当作一份恩赐。蒸汽机还使筋疲力尽的体力劳动者们得到了解脱，因此我们可以说，它也给大部分穷人带来了福音。也许，最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在蒸汽机周围迅速崛起的工业社会给许多国家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然而，更为现实的是，英国突然具备了从燃煤中获取机械能的能力，从而使英国千百万穷人过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实际上已经一无所有。

这并不是说，这些缺陷只是大量使用煤的必然后果，它们当然也是社会和经济政策默许和强化的结果。然而，尽管如此，如果你想知道当一个社会及某些成员在突然发现自己已被一种巨大的新型能源控制时会怎样，那么从英国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到答案：他们会全力以赴地用那种动力谋取利益，方法就是建造一些像19世纪的曼彻斯特这样的城镇。

对于新的工业时代来说，曼彻斯特就是一枚象征高品质的图章。它用大量的煤供养着日益扩大的蒸汽机、工厂、劳动力队伍和城市。19世纪30年代，单是曼彻斯特的棉纱厂中，雇工超过1 000人的就有7个，雇工达数百人的有76个。有了充足的煤供应，工业就摆脱了过去因依赖水车而遇到的瓶颈，一直处于蓬勃发展之中。而且，蒸汽机的使用成为建立更大规模工厂的新的诱因，因为蒸汽机越大，它从每一块煤中提取的能量就越多。由于蒸汽机耗资颇多，所以厂商们都会用它来推动制造尽可能多的机器部件。使用这些现代化的机器后，古老的纺织技艺就少了许多用武之地，因为机器可以制造出大量低价位的纺织品，而家庭式的手工作坊却不能。

从家庭作坊中失业了的工人和被当时的农业革新从土地上赶走的农民们，都成为城里工厂的后备劳动力。他们并不是英国第一支产业工人队伍；那些在纽卡斯尔靠力气吃饭的煤矿工人们，已经在规模大、投资多的矿井工作了两个世纪，他们才是英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尽管如此，曼彻斯特及其他急速涌现的工业城市里的工人们，却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股新的气息：一个庞大的阶层正在形成，机器打造并简化着他们的生活。

生活突然发生了改变，日常工作的安排不再根据工人的精力或者季节的需要，而是在蒸汽机无情而有规律的鞭策下进行。现在，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机器设定了生产的速度，但是在当时，人们却认为这种现象是非常令人困扰且不正常的。正如曼彻斯特的一位工厂观察家在1834年所写的那样：

当人们在蒸汽机的驱使下不得不去工作时，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被铁和蒸汽制成的枷锁锁在了一起。在最好的状态下，这有血有肉的机器也是脆弱的，因为他们承受着无数的痛苦与灾难。但他们已被牢牢地拴在没有痛苦、不知疲倦的铁制机器上了。

每一项工作任务都被分解成若干最基本的单元，这样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率，但却把许多工人限制在最简单、重复、机械的工作中——一切都要与工厂蒸汽机的步调保持一致。如此彻底地受到控制，对于第一代工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从前的农场雇工和家庭手工业者们，都是在相对独立的状态下工作的，许多人甚至连一只钟表都不曾有过，可如今，他们每天的个人行动和时间却受到了也许是最严格的约束，他们所处的整个阶级也已经处于这种约束之中了。

黄昏的微光不再意味着休憩，因为人们已经摸索出了如何把煤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能量的方法。在这种领悟到来之前的暗淡岁月里，人们只能靠光线微弱而价格昂贵的蜡烛或油灯来驱逐黑暗，尽管如此，夜间工作也是非常困难的。由于大多数煤在燃烧时都只有微弱的火焰，所以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只把煤用于提供热能，而不用来照明。然而到了18世纪晚期，把煤加热后的挥发物集中起来而得到的气体，被人们当成了一种光源。1805年，煤气灯已经将工厂照得非常明亮，一些观察家欣喜地把这些工厂比作宫殿。

一些工厂开始实行24小时工作制，这至少是受到了把14或16小时轮班制缩减为两套12小时轮班制这种做法的影响。工人们彻夜地劳作，他们所依赖的光在数百万年前就已到达地球并从此被贮藏在黑暗中，这是一种奇迹，但即使工人们已经知道这一点，他们对此也并没有什么感觉。这实实在在是真的，因为在这些工人当中，许多都只是孩子。随着煤产生的动力取代了成人的肌肉力量，机械取代了成人的技巧，工厂主们发现，童工不仅可以胜任工作，而且更便宜，更易于管理。

迅速发展起来的煤炭工业，是童工悲惨遭遇的起点，而蒸汽机则似乎丰富了剥削童工的方法。虽然蒸汽机的发明使矿井有可能挖得更深，但排气的问题却日益严重起来。最常见的解决办法是使用“凝气阀”，即一种安放在矿井通道内的装置，用来使气流保持快速流动，以防止毒气堆积。操作这种通道装置的任务由最小的孩子来承担，他面临的是最险恶的处境。如果这些小工人们没有圆满完成任务，那么整个矿井就很危险了。

19世纪40年代，一个议会考察团终于开始注意使用童工的恶行。他们被一个事实震惊：更多的矿井事故发生只是因为，“在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所有地区，在所有的煤矿，这种通道装置都由从5岁到7岁或8岁的孩子们看管；他们只在有人通过时才站一下，其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孤独、沉默和黑暗中，一坐就是12个小时”。

一个8岁的小女孩这样向考察团讲述自己的一天：“我必须摸着黑安装凝气阀，我很害怕。我早上4点钟或者3点半下到井下，下午5点钟或5点半上来。我从来不能睡个好觉。当我来到光亮中时，有时我会唱歌，但我在黑暗中从不唱歌——我不敢。”

对煤日益增长的需求，鼓励着矿主们沿着煤层拓展他们的矿井。但是，这些新挖的隧道通常比较矮，马和成人都不能通过，于是，拖煤的任务就交给了孩子们。考察团这样描述孩子们的困境：“套着绳子，绑着皮带，带着马具，就像拉着轻便马车的狗，黑乎乎的身体浸透着湿气，大半个身子裸露着，用四肢爬行，身后还拖着沉重的货物——看到他们极不正常的样子，你会感到难以名状的恶心。”了解了煤矿童工们的悲惨遭遇，我们也许比较容易接受燃煤的工厂剥削童工们的事实，那虽然相对比较温和，但却更为普遍。

在工厂里，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是长时间分开工作的（不像在农场或家庭作坊里那样总是在一起做工），因此，家庭生活大大简化了。正如现代人大声抱怨的那样，年轻人常常为了拥有自己的收入而过早地脱离家庭。工业革命时期的出生率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年轻人结婚生子比以前早了很多。在别无求生之路的情况下，年轻的父母们会把孩子送进工厂，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是怎样的一种牺牲。

上流社会相信自己正在目睹一种全新而重要的事物出现，而在他们眼中，迅速壮大起来的产业工人阶级是被连根拔起的，毫无传统的，因而也令人担忧。1808年，有一名农村官员认为这些工人“无论从生活习惯、职业上说，还是从与社会的从属关系上说，都是一种新生的族类”（这就像近两个世纪以前出现的煤矿工人曾被视为社会的异类一样）。19世纪30年代的一位观察家称这个新兴的工人阶层是“摇篮里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并已被蒸汽机催生出了庞大的队伍。1842年，有人认为，蒸汽机和新的制造技术是史无前例的，并“继承了从天而降的遗产：他们突然出现在这世上，就像米纳瓦从宙斯（Jupiter）的脑子里蹦出来一样，迅速走过了婴儿时期。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准备好欢迎仪式之前，他们就已在这个世间占据了一席之地，并牢固地树立了自己的地位”。

的确没有时间去准备“欢迎仪式”。只是一代或两代人的工夫，英国基本的人口统计学就改变了面貌。1833年，一名观察家提到，“在1/4世纪稍多的时间里，一个伟大的民族就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制造业大国的转变”。1851年人口普查的结论则更为官方化：住在城市里的英国人比住在城外的多。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达到城市化水平的国家。

但是，用来保护工人阶级和社会公众利益的一些制度，还没有普遍完善起来。就拿曼彻斯特来说，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只是从小镇变成了无数贫民窟的聚集地，直到1853年才成立了当地政府。在1800到1824年，工会是非法的，即使在煤矿上也不例外，直到19世纪更晚些时候，工会才成为协调劳资关系的固定机构。到了1867年，工人才得到选举权。公共设施的建立和社会运动的发展，最终使工业主义最坚硬的边缘部分得以缓和。同时，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它开始关注产业工人们的悲惨处境。

1842年，德国一个富裕的棉纱厂老板把儿子送到了曼彻斯特，让他学习打理自己名下的一家棉纱厂。这个儿子就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eidrich Engels）。他对如何经营棉纱厂并不热心，但他确实很向往曼彻斯特，因为他认为即将到来的工人革命可能就从那里开始。在曼彻斯特，恩格斯过着一种令人惊讶的双重生活：白天是中产阶级资本家，晚上则成了革命家。他广泛地考察这个城市，探测它的每一个黑暗角落。他把自己目睹的苦难生动地写进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这本书引发了人们对工人阶级悲惨境遇的普遍关注。大约就在这时，他开始了与卡尔·马克思的伟大友谊。他们俩合作完成的《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出版。恩格斯继续经营着父亲在曼彻斯特的棉纱厂，这份收入支撑着他（和马克思）度过了很多年。

在曼彻斯特以煤为燃料、以蒸汽为驱动力的巨大生产能力的推动下，产业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甚至胜过它在激发资本主义最极端的意识形态反应时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产业资本主义正在大量生产着工业劳动阶级自身——这个阶级的人们在许多方面都已脱离了他们过去珍视的生活，包括生活习惯、社团、家庭的舒适，以及独立，而且，他们如今必须按照机器时代的逻辑来安排作息时间。

像大多数工业城镇一样，曼彻斯特成长得非常迅速，而且几乎不注意美学、健康等非工业的事情。整个城市没有为公共苗圃或绿化带留出任何空间，绿色少得可怜，住在拥挤的贫民窟里的人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一名医生曾向议会考察团提出，曼彻斯特的公共苗圃和散步甬道太少了，他说：“工人们几乎丧失了呼吸新鲜空气、欣赏自然美景的能力，有了这个缺陷造成的极大障碍，在曼彻斯特人们若想从疾病中康复，通常是乏味而困难的。”

一份19世纪40年代的政府报告指出，曼彻斯特的烟浓度已经“达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并且还在反常地愈演愈烈。可以看到空气中充满了肮脏的煤灰颗粒，那无疑是有害于健康的，它们污染着居民们的衣服和家具，攫取着花园的美丽和肥沃，破坏着国家的葱茏绿色”。一份1842年的报道则说：“天空仿佛一张黑暗的帐篷，笼罩着四野。”

那段时间，英国的人口大体上是处于增长趋势的，至于原因则至今仍在探讨中。但国家人口统计数字却隐瞒了当时日益增多的贫民窟中的人口状况。1842年，英国政府发表了一份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以期有助于开展英国的公众健康运动。这份报告提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在所有曼彻斯特劳动阶层出生的孩子中，5岁之前夭折的占57%”。这份报告戏剧性地表明，是贫穷和城市环境等种种问题导致了如此高的死亡率。大量幼儿的夭折使得曼彻斯特穷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17岁，而城里的知识分子和贵族们还有指望活到38岁。相反，乡下穷人们虽然工资只是曼彻斯特穷人工资的一半，但他们的平均寿命却是38岁，跟曼彻斯特的富人们差不多；乡下富人们的平均寿命更是达到了52岁。

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人们，也显然是不健康、缺乏活力的。1833年，一位观察家一边回忆前工业时代从事棉花生产的那些“强壮而健康”的小伙子们，一边悲叹“近30年来，制造业工人们的身体素质已经严重下降了”——他们皮肤暗淡，双颊深陷，腿形弯曲，足底扁平，脊背佝偻，而且通常都垂头丧气。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在1851年视察曼彻斯特时，虽然对曼彻斯特人有条不紊的行为举止甚是赞许（“没有人乱走，因此看起来秩序井然”），但也不得不发出警告，因为他们都“看起来很不健康，神色痛苦”。城市人群健康状况的下降，很快成为一个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在1854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有42%的从城市招募的新兵染上了疾病（来自乡村的新兵只有17%染病），而且这些年轻人还是被当地征兵者精心挑选出来的。

人们在小工厂的恶劣环境中染病，甚至在进入工厂做工之前就染上了。在这些阻碍人体发育、导致人体变形的疾病中，有一种叫软骨病。软骨病的高发人群是婴儿和初学走路的孩子，但其他年龄的人也有可能得这种病。严重的软骨病会使人永久性地腿部弯曲、短小，胸腔和骨盆缩小，脊背佝偻，肌肉无力，免疫能力低下。胸部畸形、肺气肿、肺炎，以及女性骨盆的缩小，这些都给以后婴儿的出生带来了极大的危险。

软骨病的起因和治疗方法都很不寻常。粗糙的藻类可以通过光合作用，把一部分日光转化为一种极为重要的营养物质，维生素D；人类也具有相似的能力。我们也可以从日常饮食中获取维生素D，但即使是在今天，全世界的大部分人都主要是从日光中获取维生素D的，那么在当时，日光无疑是维生素D的主要来源。如果把我们与阳光隔离开来，并且不具备其他的维生素D来源，那么我们就会像长时间待在黑暗中的植物那样，慢慢枯萎。我们的骨头会完全软化、弯曲，最终变得从硬度上来说不再是骨头，而成了软骨。

19世纪，英国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黑暗时期，在那期间出生的孩子们更容易患软骨病。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们普遍营养不良，因为谁也没有时间带他们出去散步，也没有地方可去；而且，或许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曼彻斯特的阳光长期被烟尘笼罩，用托克维尔的话说，太阳简直就是“一个没有光线的圆盘”。在英国新兴的工业城市中，软骨病在市区孩子们中间已经有了流行之势，以至于软骨病在其他地方被称为“英国病”。在一些邻近地区，医生们说他们见到的每一个孩子都显示出软骨病的征兆。到了1918年，还有一份政府报告声称，英国工业区不下一半的人们患有软骨病，并且称这种病“也许是对一个种族能力的最大的挑战”。

在人们开始用阳光防治软骨病的一个世纪以前，一名医生向议会考察团汇报说，对工厂里夜间工作的孩子们的调查证实，阳光对儿童的成长非常重要。他指出，工业城镇中的人们普遍发育不正常，而墨西哥人和秘鲁人则没有这种情况，因为他们长期暴露在阳光下。然而，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博士却对这件事漠然置之，他在1835年出版了《工业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一书，为工业体系进行了冗长的辩护。他坚信，单是棉纱厂里那些明亮的煤气灯，就已经能够绰绰有余地满足年轻的“工厂囚犯”们生长发育的需要。

当时许多新兴的工业权贵，都像他这样毫不犹疑地相信，社会可以运用技术和煤满足自身需要，而不必求助于自然。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工厂主们剥夺了工人们的白天时间，因为他们不愿相信，从生物学的角度讲，人类骨骼的生长需要阳光。

在英国与自然斗争的战场上，至关重要的前沿阵地是它与泥泞的斗争，这斗争已经延续了好几个世纪。我们很难想象现代社会之前的人们彼此之间是多么缺乏联系，泥泞迫使他们与邻近的土地和水完全隔离开来。在多雨的英国，雨水把大大小小的道路变得泥泞不堪，人们于是更加孤立。如果英国不能战胜泥泞，那么它绝不可能实现工业化。

在工业革命时代，英国的运输网络已经相对比较完善了。这一方面应归功于英国四通八达的水路，另一方面要感谢英国的煤。因为煤是当时最笨重的商品，且是英国商船最主要的货物，正是它迫使人们不断寻求运输的新方式。

据记载，在17世纪，“数量极多的笨重商品使得船和人口大量增加”，而在当时，没有什么商品是比煤更笨重的了。因此，当16世纪后半期和17世纪煤炭贸易增长的时候，英国的海运船只也增加了。在17世纪，英国运输煤的船只就已经比运输其他物品的船只总数还多了。如果没有煤炭贸易的推动，英格兰的海上运输业最终当然也会得到发展，但是伦敦当时已经越来越依赖煤了，因此其海上运输业只能靠煤来推动，而且，这种对煤的依赖也促进了英国的海上投资。有了逐步完备的船只、港口和航行舰队，以及在煤炭贸易中日臻熟练的技巧，英国发现，无论是扩充贸易商品的种类，还是扩展海上贸易的范围，都变得容易多了。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简而言之，煤炭贸易相当于一块磁铁，帮助英国人在海上交易中获取了更多的利润，开辟了新的生财之道。”

英国民用舰队的扩充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表现在商业上，而且也表现在军事上。尽管是一个岛国，但英国未必就能称强于海上。亨利八世创立了第一支真正的皇家海军，但它并不强大，而且在困难时期，政府还不得不招募民用的船只。伊丽莎白一世的海军比她父亲的强大，但即便如此，1588年，他们只因为有了许多装备起来的商业船只的帮助，才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英国的运煤船在国防方面尤其重要；煤炭贸易是培育英国水兵的“主要基地”这种说法，在17世纪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事实。虽然以打鱼为业的船比煤船更多，但它们却比较小，而且对海军用处不大。那些更坚固、船员更多的煤船，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资产，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迅速被组织起来。一旦接到国家的征召令，就没有理由拒绝，那些煤船及其数千名船员于是被强征入伍服役，这样的事在英国历史上发生过好多次。事实上，在战争年代，那些入伍的煤船常常要求得到额外的薪酬，因为他们是被迫冒着极其巨大的风险为海军服务的。

反过来说，海岸线上的煤炭贸易也是使英国海军变得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伦敦和英国的南部地区非常依赖通往北方的这条交通线，但这条航线却很脆弱，因为它经常受到海盗和外国势力的攻击。海军常常派遣舰队护卫煤船沿英国海岸线航行。对于国家来说，海岸线上的煤炭贸易不是一个容易招致攻击的弱点，而主要是一种资产，它被视为英国海军的力量之源，而且它也开始享受这种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近乎迷信的崇拜”。17世纪，甚至有人反对在更靠近伦敦的地方寻求内陆煤矿，因为这样会断送珍贵的海岸贸易。

在成为海上强国之后很长时间，英国的陆上运输仍然在那臭名昭著的泥地和深潭里行进，不仅艰难而且危险。在17世纪以前，即使是王室出行，也常常选择骑马而不是坐马车，因为马车一不小心就会碾上粪堆。包括煤在内的货物，在经过陆地时，常常由驮马运输。18世纪早期，带轮子的交通工具在一些农村还很少见，因此，当终于有一个煤矿经营者开始使用二轮马车来运煤时，这些马车“给可怜的农村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令许多驮马惊慌失措。马蹄和车轮踩踏着路面，久而久之，许多道路都变得跟深沟差不多了。在18世纪，通往伯明翰的道路，有些地方深达4到5米；据说，一辆满载干草的马车走在这样的路上，从路边根本看不到马车的影子。在詹姆斯·瓦特出生的1736年，从他在格拉斯哥附近的家到伦敦，要用3个星期的时间。在这些道路足够干爽、可以通行时，路上的坑洼和车辙也给交通带来了极大的危险，有关马车和马的重大事故时有发生。

面对这种情况，英国做出的一个反应是在没有天然水路的地方开通水路。18世纪后半期，英国掀起了一股“运河热”，全国到处都在开凿运河。满载货物的船可以由走在河边牵道上的马拉着前行。修筑运河常常是为了运送内陆的煤，但最终，人们用运河来运输很多货物，运河使整个国家在文化和经济上都连为一体。最伟大的运河修筑者布里奇瓦特公爵曾声明每一条运河“必须可以通到某个煤矿”。这位公爵也是一个大煤矿主，他之所以开凿运河，不仅是为了把自己的煤直接运到曼彻斯特，而且也是为了排出他矿井里的水。他于1765年开通了自己的运河，被视为运河时代的开创者。运输煤的需要也推动着英国开始建设一些早期的收费公路，这些路的设计更为科学，可以对抗英国的潮湿气候。

19世纪的交通状况已经使得在英国旅行和运输货物变得方便多了，但却还不能满足新兴制造业城市的需要，这些城市需要运进数量空前的原料，再运出大量的成品。因此，在许多地方，工业资本家们决定，为了适应新兴工业时代的需要，与其开凿更多过时的运河，还不如投资于更时髦的建设——铁轨。在运河岸边，马拉的只是平底船；而在铁轨旁边，马拖动的则是火车车厢。

靠马提供动力的铁轨受到了广泛欢迎，因为在平滑的铁路上，马可以拖动比在普通道路上大得多的重量，而且铁轨可以到达运河到不了的地方。铁轨的创意其实已有先例：最早也许是在中世纪的欧洲，一些金属矿山使用了一种简单的木制路轨；但是铁轨却在英国的煤矿上充分发挥了作用，尤其是在纽卡斯尔周围。在铁轨出现之前，煤是装在四轮马车里，经由泥泞的小路运到水边的。但是，随着煤的采掘地离河流越来越远，这种陆上的跋涉变得越来越艰难，而且如果遇到持续的阴雨天，那些小路就完全不能通行了。18世纪早期，大多数马拉的煤车都走在木轨上，而不是裸露的地面上。在纽卡斯尔地区已经铺设了好几公里的木轨，人们称之为“货车道”。有时候，货车道会恰好经过煤矿工人们居住的村舍。1781年，在这样的一个村舍里诞生了一个男孩，他将“还蒸汽机以自由，并使它在铁制轨道上奔跑，雷鸣般地穿过整个世界”。他也因此赢得了“铁路之父”的称号。

乔治·斯蒂芬森一生的经历看起来就像是维多利亚时代学校的老师们为了鼓励穷孩子而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而实际上这也正是它后来的用途之一。乔治和父母以及5个兄弟姐妹住在一间屋子里，就在离这间屋子前门两米的地方，有一条运煤用的铁轨，乔治人生中的第一份责任就是使弟弟妹妹们免受运煤马车的折磨。斯蒂芬森的父亲是当地煤矿上的一名“消防员”，他的工作是把煤铲进纽科门蒸汽机，就是这台蒸汽机，迷倒了斯蒂芬森。斯蒂芬森14岁时，成为父亲的消防员助理，他在机械方面具有非凡的技能，因此17岁那年，他就能够自己操纵一台蒸汽机了。

根据一位传记家的叙述，当时的斯蒂芬森是想研究瓦特新式蒸汽机的，但他不得不先去一所夜校学认字。他20岁时，得到了矿井上薪水最高的一份工作，负责操作一台卷绕装置。在12小时工作之外，斯蒂芬森还制作钟表和鞋子来换取额外收入。后来，他结婚了，并且有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但不久，他的生活就跌入了低谷。他的女儿刚刚出生就夭折了，次年，他的妻子也因肺炎而去世。随后，他的父亲被从蒸汽机里泄漏的热气烫瞎了眼睛。在25岁前后，斯蒂芬森担负着照顾幼小儿子和伤残父亲的重任，并要偿还父亲欠下的债务。当情况已经很糟的时候，斯蒂芬森又被招募到了拿破仑战争的前线，他原本正节衣缩食地供养一个替他在民兵团服役的人，这样也不得不放弃了。从战场归来，他变得萎靡不振，甚至想过移居美国，但最终他还是留了下来，继续在矿井上工作。

他在机器方面的天分为他赢得了人们的极大尊重，1812年，斯蒂芬森开始为煤矿大联盟管理其名下的所有煤矿在使用的机器。大联盟是英国许多煤矿的联盟，由早期英国工业地区最富有的人们组成。他们都非常信任斯蒂芬森的技术，并且，在他的自信的感召下，他们打算投资支持他实现自己的构想。于是，斯蒂芬森立即着手研究如何用蒸汽机代替马来运输煤。

在一些英国民间传说中，乔治·斯蒂芬森是火车机车的发明者，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康沃尔郡人理查德·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第一个使用高压蒸汽，而不是像瓦特那样用低压蒸汽来运转固定的机器。但是，由于条件不成熟，特里维西克没能成功地发明铁路，但是斯蒂芬森做到了。他为大联盟建造了第一条铁路，用的是带有凸齿的轮子和铁制的轨道，这些装备在如今的铁路上仍然被使用着。

煤在运输方面的困难，曾经是它作为燃料的一大缺陷，但是现在，通过火车机车，煤就可以自己运输自己了；同样，通过蒸汽机，煤也可以为出产它的煤矿抽水。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一种模式：煤制造了一些难题，然后又推动了解决办法的产生，而由此带来的革命性的结果则远远超出了煤炭工业的范围。

1825年，斯蒂芬森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开通了从煤产地达灵顿到河岸城镇斯托克顿长达42公里的铁路。铁路开通那天，数千人前来观看，只见34辆四轮马车浩浩荡荡地排列着，上面不仅装着煤，还载有600位乘客。火车机车放在轨道上平坦的地方。车队开始移动了，但速度很慢，以至于它一直跟在一个骑马慢走的引导者后面。在轨道修得比较陡峭的地方，那些车厢不得不借助绳子和固定的蒸汽机的力量向上爬行。

然而，1830年，铁路又一次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因为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开通了，这是第一条完全由火车机车带动的公共铁路，也宣告了铁路被广泛应用时代的到来。当时已经50岁的斯蒂芬森为这条铁路设计了轨道，并且说服铁路的股东们使用火车机车，而不用马或者固定的蒸汽机，从而使他设计的火车机车赢得了在一场声势浩大的国家论争中的胜利。在这条铁路正式开通之前，斯蒂芬森挑选了几个幸运的人乘坐这趟列车，其中包括著名的年轻女演员范妮·肯布尔（Fanny Kemble），她因当时刚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出色表演而名噪一时。

许多与肯布尔同时代的人都认为火车机车非常恐怖，“像痛苦不堪、五内俱焚的怪物”。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当时这些发动机在速度和驱动力方面表现出了何等的进步，又引起了人们何等的敬畏，甚至恐惧。许多年后，一位乡村牧师讲起了他带着他的神职人员去观看火车的情景，那是他们第一次看到火车从身边隆隆驶过。机车先是咆哮，而后喷涌出“浓重的含有硫黄的烟柱”，那位神职人员一下子“跌倒在岸边，就像被霹雳击中了一样！当他重新站起来之后，他的脑子里仍然一片混沌，舌头也不听使唤，他就那么骇然地站着，脸上显现出无比的惊愕”。5分钟之后，当这位神职人员可以说话的时候，他问：“知识的边际到底在哪里？”

而对于肯布尔来说，乘火车只是一次兴奋的经历。斯蒂芬森把机车的速度提高到了每小时56公里，用肯布尔的话说，“比鸟儿飞得还快”（因为鸟儿要躲避来自暗处的袭击）。她是能够率先感受人类从未有过的速度的幸运儿之一，并且很难得地记下了当时的感觉：“我站起来时，帽子飞了出去，‘在我面前畅饮着空气’。风是如此强劲，也许是因为我们在逆风飞驶吧，我完全睁不开眼睛……我闭上眼睛，心中充满了喜悦，以及无以言表的奇妙的感觉。在这种奇妙感之中，我有一种非常安全的感觉，并没有一丝恐惧。”她也宣布自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乔治·斯蒂芬森。如果这是一部好莱坞电影，也许他们从此就会携手踏上幸福之路；但事实是，此后肯布尔迁居到了美国，与一个奴隶主开始了并不幸福的婚姻生活。

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的正式开通仪式，原本是想办得生动一些、令人难忘一些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当时的场面还是超出了组织者的设想。1830年9月的那个雨天，40万人守候在铁路旁边。当时的英国首相，也就是15年前在滑铁卢之役中打败了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是那天的贵宾。尽管他并不喜欢铁路这个概念，而且认为在这上面搞不出什么名堂，但他还是出席了这次庆祝活动。

在与公爵一同乘坐这列火车的社会名流中，还有一位来自利物浦的国会议员，威廉·赫斯基森（William Huskisson），他是铁路的热忱的拥护者。公爵和赫斯基森都是保守党人士，但二人却因国会的改革政策而失和。保守党的成员们都希望这次开通仪式能使公爵和赫斯基森重归于好，并且挽救公爵已陷于困境的政府。7列火车载着将近700名被邀请者，踏上了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旅程。

途中，公爵的火车因需要补水而中途停下来，同时，赫斯基森和其他一些贵宾也走出火车来散步。站在火车上的公爵向赫斯基森点头致意，并伸出了手，站在平行轨道上的赫斯基森紧紧握住了公爵的手。但是，这一重要的政治和解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发展，就有另一列火车沿着旁边平行的轨道飞驰而来。散步的人群开始尖叫，众多大使、伯爵和贵族慌乱地四散而逃。赫斯基森不及他们敏捷，而且还被这种忙乱的场面弄得晕头转向，他愣住了。据一位向范妮·肯布尔讲述这件事的目击者说，赫斯基森当时“完全吓傻了，无助地左右张望，那要命的庞然大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他冲过来，只是一瞬间，就把他踩在了脚下”，碾碎了他的腿。

担任公爵所乘列车驾驶员的乔治·斯蒂芬森，立刻开始行动。他迅速腾出原来载着铜管军乐团的马车，把赫斯基森抬上来，然后急速送到附近的小镇进行抢救。本来，这位热心的火车支持者可以乐滋滋地亲身感受陆上速度的最新纪录——每小时56公里，并与之一同载入史册，而且这列火车是由“铁路之父”亲自驾驶的；但不幸的是，当天夜里晚些时候，赫斯基森成为第一个在火车事故中丧生的人。

尽管如此，这些名流们的随从还是到达了曼彻斯特，只是比原计划晚了几个小时。在那里等着迎接他们的人群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人群中有许多工人，他们是敌视公爵的，因为公爵反对为了更好地适应国家工业阶层的兴起而改革国会。越来越多的人失控地向公爵乘坐的列车扔石头，公爵等人不得不匆忙撤离曼彻斯特。人们的这种行为无疑更加坚定了公爵的信念，他在次年曾表示，“下层阶级”已经“腐坏得无可救药”了，革命势在必行。他强烈反对把上层社会的选举权扩展到其他阶级。就在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开通整整两个月以后，威灵顿公爵的保守党政府垮台了，取而代之的政府对改革的态度略为开放了些。过了几年，公爵放弃了他对铁路的敌视态度，而且，据说他靠购买铁路股票赚了很多钱。

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铁路的开通，不仅是铁路时代的一个吉祥的开端，而且还生动地反映了工业革命之初的冲天气势、给人们带来的欢乐和危险，以及在社会上引起的骚乱。它标志着工业化进程开始加速的那一刻已经到来，也书写了技术进步完全无法阻挡的神话。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数十万乘客亲自乘坐了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火车，这为铁路交通的未来确立了牢固的基础，并且激发了人们对其进行巨额的投资，将整个国家乃至世界都用铁路连接起来。仅仅15年之后，1845年，英国已经铺设了3 540公里铁轨，1852年这一数字增长到了10 620公里。对于许多人来说，铁路预示着光明的未来。也有很多人预言，铁路最终会把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汇聚到科学、和谐和繁荣的旗帜下。但是，最重要的是，用19世纪一位英国贵族的话说，“它是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取得的伟大、持久而永恒的胜利”。

曼彻斯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业革命缔造的，它也因此成为工业革命时代引人注目的标记，但是若论纯粹的规模和实力，它却不如伦敦。19世纪的伦敦，拥有近百万的居民，是英国第二大城市曼彻斯特面积的10倍。虽然两个城市都在快速发展，但伦敦确实大得多，19世纪60年代初期，有300万人在伦敦安家。伦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中心。不只伦敦居民，全世界的人们都普遍认为伦敦是“世界的商业和政治中心”，这一点要归功于英国燃煤工业的威力。

伦敦的工业规模比曼彻斯特及其他工业城市的小得多，但工厂数量却更多，且更重要。伦敦到处燃烧着国内工业的火焰，以致它在19世纪初期被称为“一座有着10万个喷发口的火山”。而1661年伊夫林生动地描述的骇人听闻的污染，却更加严重了。

英国人愉快地接纳了蒸汽技术，但却拒绝接受另一种原本可以大大减少污染的技术——炉子。当时，其他的先进国家都已经广泛采用炉子取代壁炉了，因为炉子可以更彻底地温暖房间，并且所用燃料只是壁炉的一半甚至1/4，节省了壁炉散发到烟囱里的那一大部分热能。

但是，英国人就是与炉子格格不入。他们不想失去壁炉里愉悦的火焰，而且，随着一个城市的烟雾越来越多，黑暗也越来越浓，这个城市的居民好像越来越依赖他们明亮的炉火了。在看到太阳和看到他们自己的炉火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关于英国人对明火的依赖，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据1920年一个专家的评估，当时英国大多数家庭仍然只靠用固体做燃料的明火取暖，几乎只用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人拒绝使用有着暗火的炉子，不仅有美学上的原因，还有空气质量方面的依据。他们坚持说，炉子与其说是在温暖空气，还不如说是在“燃烧”空气。空气中悬浮的灰尘颗粒接触到炉子的金属外壳，会产生一种烧焦的气味，有人推测，这种气味会不可思议地改变空气质量，使之变得不仅散发着臭味儿，而且有害于健康。另外，炉子限制了从烟囱排出的空气量，也就减少了室外空气往室内的流动，从而削弱了房屋的通风效果。因此，英国人仍然坚持使用他们传统的壁炉。他们以燃烧过量的煤为代价，换取炉火这一悦人的景观和闻不到灰尘焦味儿的优待，同时享受着室外空气注入室内所带来的好处，尽管这种“好处”很值得怀疑，因为那室外的空气通常是被严重污染了的。

在大多数日子里，伦敦的空气仍然比曼彻斯特的干净，但是在某些寒冷无风的日子里，烟和雾的共同作用常常使伦敦即使在白天也陷入完全的黑暗，把无数市民困在路上。1812年一个这样的日子里，《泰晤士报》（Times）报道说：“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如果没有人造光，即使在窗前也根本不可能看书或写字。午前时分，在大街上几乎看不清两米开外的行人。”这则报道虽然内容不同寻常，但伦敦人却并不以之为奇，只是议论了两句就把它置之脑后了。

伦敦素来以多雾著名，包括偶尔的“大臭雾”（Great Stinking Fogs）——这个名字来自一位17世纪天文学家的气象记录。然而，在1750到1890年间，伦敦起雾的频率在显著地增长。自然的气候波动是这种增长的一个原因，但煤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站在圣保罗大教堂顶端这样的高处，就很难看到脚下的城市。拜伦爵士称伦敦的模糊轮廓是“众多教堂的塔尖透过它们的煤烟纱幕，悄悄窥视的一片荒野”。烟是伦敦的显著特色，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伦敦被戏称为“雾都”。

这些雾由于并非自然之物，因此也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许多居民和游客都把烟雾看作伦敦的独特之处，并认为它增加了伦敦的神秘感和刺激感，这也许是19世纪英国为净化城市空气做出的种种努力都以失败告终的一个原因。英国作家们称伦敦的浓雾是“庄严的帐篷，裹着这座世界之城”，并称它们为“心爱的烟雾”。

确实，在来自国外的旅行者中，虽然有些人为这烟雾而惊骇不已，但更多的人却被它的魅力而倾倒。19世纪晚期，一位加拿大游客写道，与她家乡那种“单调的纯净”不同，这种柔和的烟雾“为空气增加了一种舒适性和营养，让你似乎能感觉到肺在咀嚼它”。1883年，一位居住在伦敦的美国诗人写道：“今天有黄色的雾，它常常能使我焕发生命的活力，它具有变幻事物的魔力……连计程车也被镶上了一圈光环，过往行人像暗淡壁画中的人物那样，似乎具有无数种暗示，激发着我的想象力。甚至连灰色的、黑色的雾，也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未知世界，任何一个对司空见惯的景致感到厌烦的人都会因此而感到愉悦。”不知为何，人们所描述的伦敦的雾常常有着奇怪的颜色，偶尔还会呈现出橘色和深咖啡色。

在这些审美的诉求之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污染将会给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带来混乱和灾难，特别是当浓雾在城市上空逗留3天或更长时间不散的时候。比如，1873年12月的一个星期三，一场厚重而寒冷的雾降临伦敦，覆盖了伦敦城内外方圆80公里，直到下一星期的星期六才散去，可见度只有几米。《泰晤士报》天气专栏的一篇简讯写道：“所有的出行都很危险，对于步行穿越主要街道交叉口的人们来说更是如此。”这场大雾遭到了人们的谴责，由于它的缘故，到处可以看到重大交通事故现场那悲哀和混乱的人群，医院也人满为患：马车撞上了灯柱或其他障碍物，公共马车或两轮载客马车撞倒了行人（有个可怜的家伙被这两者同时撞倒），骑马的人摔下马并被踏伤，还有一列火车撞倒了一个正在铁轨上安置雾中交通灯的人。警察忙于安抚丢失了孩子的群众。在被报道的因雾而引起的死亡中，最常见的是4天里发生的20起溺死事件，他们有的是因为不小心跌入了泰晤士河或城里的运河，有的是因游艇相撞而被抛入了水中。还有一些死亡没被记载下来，例如城中正要展出的牛许多都在雾中毙命，剩下的那些牛都悲痛萎靡，人们不得不立即把它们杀掉。

在这众多与出行有关的死讯中，《泰晤士报》也报道了两位先生分别在两起事故中的死亡，他们先是摔倒在大街上，随即因“吸入雾气”而很快死去。由于报道了这两起因吸入雾气而导致的死亡，《泰晤士报》被两道重要的命令勒令停刊。几十年后，一份对伦敦死亡统计数字的分析表明，1873年的那场雾杀死了270到700名伦敦人。而1880年的另一场雾杀死了700到1 100人，1892年的一场雾杀死了大约1 000人。这些死亡事件大多都没有被报道，人们担心的也并不是雾带来的致命伤害，而更多的是街上戏剧性的混乱。

19世纪的伦敦人也许有一种统计学的技能，似乎只需看一眼，他们就能够在实际查明之前知道这些死亡事件的数量。毕竟，两个世纪之前，约翰·格朗特就已经告诉我们，可以从这个城市学到很多清点死亡人数的技巧。也许他们根本连看都没看，就想当然地知道那死亡人数，因为他们在自己制造的烟雾中生活得太久了。至于他们积极创造的这个非自然的新世界对人类居民到底有什么影响，他们也不再继续追问了。

这种鲁莽，也像煤一样，成为英国作为工业革命先锋的显著特点之一。在这些特点中，还包括征服自然的愿望，对科技的信仰，对个人事业的信心，对工人阶级悲惨境遇的漠视，以及对自己的国家注定会成为更大的世界强国的确信。当然，在大西洋彼岸，还有另外一个国家也具有这些特点，并且拥有更多的煤，它此时正在经历一场更令人吃惊的变革。

第5章

珍贵的种子

虽然动机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怀有共同的决心，要把别人眼中的幻想变成现实。他们还各自抱有同样的幻想：未来将由我来创造。

第一批来到北美洲的英国殖民者，原本是来寻找金矿、银矿和通往中国的水路的，但他们看到的却是树，很多树——在他们家乡已经消失了几千年的浓密森林。詹姆斯敦和弗吉尼亚的殖民者不能将金矿带回家，就在船上装满了木材。第二批殖民者沿大西洋海岸线上溯几百公里，然后登陆，映入他们眼帘的依然是无边的树木。当“五月花”号的乘客们结束两个月来在甲板下围坐煤火旁的旅程，涌上甲板的那一刻，他们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连海边悬崖上都长着茂盛树木”的地方。

对于随后到来的清教徒来说，新大陆丰富的植被是一则很有吸引力的广告。弗朗西斯·希金森（Francis Higginson），美洲第一位清教徒牧师，一来到这里就立刻写了一本小册子回到伦敦出版，无疑，这对随即无数英国人的蜂拥而至起了推动作用。他写道：“这里一个贫穷的下人……都拥有丰裕的木头做木材和点火用，比英国许多先生们能买的还多。如果热爱熊熊的火焰，就来这里过好日子吧。”

对于众多在拥挤而寒冷的小屋里依靠稀少且多烟的煤来取暖的伦敦人来说，能在一个广阔的新世界里噼里啪啦地燃起大堆火焰的承诺，确实是很有诱惑力的。希金森还吹嘘了美洲“特别清新且干燥的空气”，说相信它能消除他的各种慢性病。但是，完成这本书之后仅仅几个月，希金森就去世了，他在这个新天地里只待了一年。尽管拥有这些新发现的树木财富，80名营养不良的希金森的信徒还是在那个冬天死去了，悲惨地印证了那所谓的“好日子”并不仅仅是充裕的燃料和新鲜的空气所能提供的。

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的殖民者们不知道，他们是在同一片大森林里的不同地方努力维持着各自的生活。这片森林几乎没有间断，南起佐治亚州，北到加拿大，向西覆盖通往大平原的所有高山，绵延上千公里。这片美洲东部的大森林是地球上存在过的面积最大的植被，那些殖民者正置身于这森林的边缘地带。

对于许多英国殖民者来说，永存的森林也是常在的恐惧之源。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一位清教徒统治者，把“五月花”号的终点站称为“一片丑恶而荒凉的原野”，树丛中满是“颜色奇怪、形体巨大的蛇和大毒蛇（包括响尾蛇）”。这里并不全是荒野，当地的人们燃烧丛林，以减少灌木丛，增加猎物种类，并做一些清理工作，而且自从最后一个冰川纪过后，森林开始往北延伸时，他们就一直在这样做。尽管如此，与殖民者见过的其他景象相比，这里仍是荒凉的、危险的、未加管理的，于是，那些殖民者开始着手管理它。这就意味着要开垦土地，也就是砍下树木，为农作物和动物让路。他们做这些事情时，带着一股子发自内心的热情。

他们修建了小木屋、长栅栏，置办了木家具和工具，而且还把一些木材运回了英格兰。然而，这些木材绝大部分都被付之一炬，在壁炉里尽情燃烧着（对于重得提不起来的原木，人们就把它滚进壁炉），或者葬身于为庆祝新开垦的土地而燃起的篝火里。有了远远超过需求的树木，殖民者们就不必再去寻找煤了。因此，过了很长时间才有人发现，这块陆地不仅有多得出奇的木头，而且还储藏着世界上最丰富的煤。在美洲东部森林的地下就埋藏着一片煤田，面积足有半个欧洲那么大。

当人们最终发现了美洲的碳财富时，其数量之巨进一步昭示着美洲的独特命运。人们将用砍伐森林的方式来开采煤——不仅仅为了生存、舒适和利润，而且是为了履行他们驾驭蛮荒之地，战胜自然的使命。正如一位神学家所说的，煤藏“就像珍贵的种子，已经被造物之手无比公平地散播开来，虽然被长久地埋藏在地下，但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给人们带来巨大的丰收”。

18世纪中期，英国殖民者已经基本上在大西洋海岸的上上下下牢固地建立了自己的地盘。他们急切地渴望向西推进，但却被阿巴拉契亚山脉等阻碍挡住了步伐。如果能翻越这座艰险的山脉，美洲大陆的内部景致就会展现在他们面前。美洲有很多往西流的河流，它们大多在弗吉尼亚的北部汇入一条壮观的内陆河，英国人称之为俄亥俄（Ohio）。18世纪50年代，一位费城的地图绘制者勘测了俄亥俄河流域，宣布在这个流域的众多财富中，“煤也是非常丰富的，在河床上或者两岸裸露的山上俯拾皆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地质学者查尔斯·莱尔爵士（Sir Charles Lyell）考察了这一地区，并写道：“我完全震惊了……煤层非常丰富，山脊上和山谷里到处都是，我在别处还从未见过如此易于开采的煤藏。”

深深震撼莱尔的煤矿，只是阿巴拉契亚山区广阔煤田中的一部分，这个煤田从宾夕法尼亚州一直延伸至亚拉巴马州。它最宽的地方大约有300公里，是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靠近被称为分岔口的地方，即俄亥俄河分叉流入莫农加希拉和阿勒格尼之处。这里的煤矿足以建造一个工业帝国，但是在18世纪中期，这片靠近分岔口的煤藏丰富的地方，也正是“滋生大量大毒蛇和大蟒蛇”的沼泽之所在。

在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中，英国、法国以及当地土著部落为争夺分岔口而展开了残忍的厮杀，因为分岔口的野生动物和煤藏都非常丰富。当英国终于在1758年取胜时，费城一家报纸宣称：“这次珍贵的胜利为国王陛下的所有臣民赢得了宝贵的财富，如果管理得当的话，它将比墨西哥的矿山还富有。”这位作者指的，不是煤矿，而是这一地区的海狸资源，它可以满足欧洲对海狸皮帽的狂热需求。在这场争夺这块日后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基地的战争中，胜利者们被激起的只是迎合转瞬即逝的欧洲时尚的欲望，而根本没有想过去动用这个地区的煤藏。

英国攫取到分岔口地区之后，迅速修建了一座堡垒，就以他们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的名字命名，并且他们开始在河两边的山上挖煤。匹兹堡诞生了，虽然它只是依然骚动的边境上一个偏僻的前哨，但却已经点燃了当地工业革命的导火线。在英国，许多地方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从草木丛生的蛮荒之地变成了工业化的大都市。像许多最后组成美国的城市一样，匹兹堡将以浓缩的形式经历那历史的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它山下埋藏的巨大能源推动的。

匹兹堡这个贸易村落的发展，贯穿美国革命战争的始终，并且因1786年拥有了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第一份报纸而闻名。一个当地人夸赞道，匹兹堡的荣耀里，有“芬芳四溢的……蔬菜味道”，还有丰富的燃料储备。他还大胆而精确地预言，这个距费城大约20天骑马路程的小村庄，日后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短短4年内，这个小镇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很远，以至于引起了第一宗有记载的污染指控。1790年，一位游客报告说，那是他见过的最泥泞的地方，“因为那里已经成为一个制造业基地，燃烧着太多的煤，藏匿着太多烟尘，侵蚀着人们的皮肤”。当时，匹兹堡有376名居民。

又过了几年，匹兹堡真的成了当地一个主要的制造业中心。它最早的工业大多是燃料密集型的，如玻璃制造业和铸铁业（殖民者西进需要铁制工具）。匹兹堡是一个孤独地冒着煤烟的前哨，因为当时美洲大陆一般还用木头供热，靠水提供运转机械所需的动力。1817年，匹兹堡的居民已经达到6 000人，成为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最大的一块殖民地。它也建起了250多个工厂，满足了由1812年战争推动的市场需求。不久，这个城市就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美国的伯明翰”。

19世纪初期，烟雾是匹兹堡在外人眼中最突出的特征。1816年，一位游客说，整个城镇都显得很昏暗，因为“从各个地方都冒着……黑色的浓烟”。几年之后，另一位游客报告说，烟尘已经形成“黑幕一样的乌云，为匹兹堡罩上了阴沉而忧郁的面具”。还有一位游客写道，走进这个城镇，你会看到“一个无边的黝黑烟柱……化成无数烟圈，扩散开去”。墙壁和家里的每一件东西都“被玷污、弄脏，从而失去了光泽”，居民们开始喜欢穿黑色衣服，而且，有报道称，甚至连当地人的皮肤都被煤烟染黑了。

这样的描述让人想起伦敦和曼彻斯特。我们不知道在煤烟这方面，这几个城市到底应当如何比较，但匹兹堡无疑是西半球煤烟最浓的城市，而且这还只是它处于起步阶段时的情景。19世纪60年代，匹兹堡的浓烟甚至给伦敦出生的著名小说家、旅行家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把匹兹堡称为他见过的最黑暗的地方，并且充满嘲讽地赞美了这个城市的景象：

从高处俯视，就连这个地方的污秽和惊人的灰暗都是独特的。透过厚厚的褐色烟幕，可以看到教堂的塔尖和一些最大建筑物的部分轮廓。但是这个城市本身却被湮没于浓厚的云层中。我站在这里，望着夜色迫近这些飘浮在城市屋顶上的煤灰，黑暗也将随之临近，我感到自己从未这样热爱煤烟和灰尘。

匹兹堡在西半球是独一无二的，这不仅因为它的煤烟和煤灰，还因为它迅速接受了曾经改变了英国面目的那些技术。19世纪30年代，由于拥有廉价的煤，匹兹堡成为西半球的蒸汽首府。[1]

虽然在匹兹堡人们沿着俄亥俄河运送煤炭，但却无法以较低的造价穿越山区，将煤运到东海岸，那里有全美的大部分人口和大部分工厂。东部城市从弗吉尼亚一个英国公司的煤矿上得到一些煤，这个煤矿开设于1750年，甚至比匹兹堡的第一个煤矿开设得还早，但是产量有限，且价钱相对较高。它们还从新斯科舍，甚至英国进口煤炭，因为将煤运过大西洋总比拖过阿勒格尼容易得多。在找到便宜的煤源之前，东海岸的人们只好节省用煤，而要想用蒸汽则根本不可能。除了一些以水为动力的纺织厂，美国人不愿投资于当时在英国已经很普遍的大规模工业生产。在匹兹堡之外，美国的工业革命发展仍很缓慢。但是，变化即将来临。

传说，1790年，一个名叫尼可·艾伦（Necho Allen）的猎人在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一片隐蔽的岩石区露宿，那片地区处于崇山峻岭和浓密森林的包围之中。那里后来被印第安人称为“野生地带”，在对游客的解说中被称为“美国的瑞士”，因为它有着险峻而奇特的高山。燃起一堆篝火之后，艾伦入睡了，但不久却被惊醒，因为，正如他后来所写的，“大山着火了”。

原来，他的篝火正好点在一个露出地面的无烟煤层上，无烟煤是一种坚硬而且闪闪发光的煤，也被称为“硬煤”。

像从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延伸到亚拉巴马州的大片烟煤田，或者说“含沥青的”煤田一样，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无烟煤也形成于大约3亿年前。与同一时期的英国一样，那时的宾夕法尼亚州到处是巨大的蕨类植物和奇异的鳞木，以及其他远古树木。在它们共同形成的环境中，不仅生长着巨型的蜻蜓和倍足纲节动物，而且还有我们的祖先脊椎动物，当时它们正忙着从两栖动物向爬行动物进化。数百万年间，随着远处冰河的生长和消融，海岸线也出现了周期性的进退，有时会向内陆推进800公里。当上涨的海水淹没了这些浓密的丛林，海里的沉淀物就将这些丛林埋葬，留下厚厚的煤层——这是过去的气候变化所留下的地质纪念。

大约2.3亿年前，当高于大西洋的海洋逐渐闭合，欧洲东海岸和非洲西北部突出的部分开始缓慢地嵌入北美洲的东海岸，大陆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块超大陆——泛古陆。[2]在大陆相互碰撞的时候，两块大陆的地面都会隆起。在非洲西北部，北非山脉形成了。在北美洲，阿巴拉契亚山脉被推向了最高点，可能跟今天的喜马拉雅山一样高。

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烟煤床是这种地壳碰撞中略为缓和的部分，而山脉以东的无烟煤床则处于碰撞的前沿地带。煤在挤压和糅合中产生更硬、更纯的碳，并且大都棱角分明。许多具有污染性的杂质被挤出去了。由于含有较多的碳、较少的氢，无烟煤比烟煤更难被点燃。然而一旦被点燃，无烟煤却燃烧得更好，就像尼可·艾伦所看到的那样。而且，也许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在燃烧时只产生非常少的烟，这使它成为一种比其他煤都干净得多的燃料——甚至比燃烧木头还干净。但是，世界上的煤藏中，只有极少一部分是无烟煤，而且这种稀有燃料大部分存在于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5个郡县，它们都坐落在如今已遭到侵蚀的大山深处。

1749年，宾夕法尼亚州政府用500块银币，从易洛魁部落联盟（Iroquois Confederation）手中购买了整片无烟煤地区。当时的人们已经与无烟煤共处了若干年，但只用它来制作黑漆，或者烟斗。虽然美国西南部的霍皮人（Hopis）700年来都用煤烧制黏土罐，但这并不能说明生活在东部浓密森林中的人们已经把煤当成燃料来使用了。

发现无烟煤地带的人，并不只尼可·艾伦一个。1791年，一个技工在利哈伊河附近一个名叫萨米特山的地方，发现了异常丰富的煤藏。这些煤后来被称为世界上最优质的煤财富之一，并且在工业发展和当地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包括一大片露出地面的无烟煤层，深度超过11米，当地的农民们愿意像采石一样，用锄头和铲子把煤从地下挖出来，而只收取很少的报酬。

把这些上帝恩赐的煤运到市场上，这却是一项更令人畏惧的任务。但是，一个庞大的由形形色色的人物组成的阵容将接受这一挑战。虽然动机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怀有共同的决心，要把别人眼中的幻想变成现实。他们还各自抱有同样的幻想：未来将由我来创造。

18世纪美国最大、最富有的城市费城，离萨米特山相当近，汽车最多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但是，18世纪晚期，把煤从萨米特山运到费城却意味着，先用手推车把煤运上四轮马车，然后四轮马车先沿着陡峭的山路走14公里，之后还要在利哈伊河危险叵测的急流中行进7天。

矿主们用周围的树木做成27米长的扁平船，称为木舟，这些木舟就满载着煤在急流中出发了，每只木舟上坐4到6个人。谁也不能保证这些木舟一定会到达目的地。比如，1803年，5只木舟沿利哈伊河行进，只有两只到达了终点。虽然这确实是一种冒险，但至少我们可以由其中一只木舟的遭遇看出，这无法归罪于谁。这只木舟的遭遇是一个世纪之后才被公布的：

洪流咆哮；浪头打着旋儿，疯狂地撞击着小船；划桨的人们脸上现出紧张而又兴奋的表情，每一块肌肉都紧绷着；他们在狭窄的甲板上来回奔跑……木舟在大浪中挣扎，噼里啪啦地炸裂着，拼命摆动它笨重的身躯，却只是在一块暗礁周围打转；现在，它被一股逆流冲得转了向，开始朝着岸边前进，然后又打了个旋儿，再次撞向翻滚的波浪，这时只听咔——嚓！——邦！——它结结实实地撞在了一块半掩在水下的暗礁上。

人们逃上了岸，方舟沉没了，把满船的煤留给“好奇的鲶鱼和鳗鱼去琢磨”。

然而，这个故事真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两只幸存的木舟英勇地把货物送到费城，这货物却无人问津；整船整船的无烟煤都被扔掉了，只有一些被铺在人行道上。费城人并不知道怎样燃烧无烟煤，就像刚才说过的，无烟煤比烟煤更难点燃。有个人用了两天时间也没有把无烟煤点着，于是沮丧地总结道：“如果整个世界都着了火，利哈伊河的煤矿就是最安全的退路，因为那里会是最后一个起火的地方。”（后来这种论断被彻底推翻了：1859年，就是在这个煤矿，燃起了一场著名的大火，一直烧了1982年。）尽管有了这样的失败经历，但几年之后，人们会再次大胆尝试着把萨米特山的煤运到费城，这次是为了缓解1812年战争引起的进口烟煤的短缺。

为了抓住这次由战争提供的良机，一个有着良好教育背景和社会关系的人，雅各布·西斯特（Jacob Cist），与几个搭档一起租下了萨米特山的矿井。西斯特没有从矿井附近雇用农民，而是从自己的家乡威尔克斯－巴里带来了一支劳动力队伍。他召集的这支队伍虽然小，但却热情洋溢，主要由当地显贵家族的子弟组成。1814年7月，他们在号角声和歌声中出发了，像是要奔赴战场。他们在挖煤、造木舟或者在急流中行驶并没有经验，但却拥有一位“优秀的拉丁学者”、一位“天生的诗人”，还有一位“主要以音乐才能而著称”的年轻人。这支劳动队伍中有个人后来谈起西斯特及其搭档们说：“整件事情就是一段浪漫史。与永恒的身后荣誉相比，这更是冒险家满足自己丰富想象力的一次尝试。”

1814年8月，他们设法将4只装满煤的木舟送上了利哈伊河的旅程。后来，其中3只沉没了。当暗礁在第4只木舟的底部戳了个洞时，似乎一切就要结束了，但船上的6个人迅速脱下各自的衣服，塞在那个洞里，挽救了木舟。几天后，威尔克斯－巴里的先生们抵达了费城，西斯特也在其中。他们个个几近赤裸，多处被撞伤，被煤灰染得黑乎乎的，但西斯特说，“很高兴我们还活着”。西斯特和他的搭档们并没有使萨米特煤矿盈利，而且他们在战争之后也失业了；但他们确实得到了一些他们追求的荣誉，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将煤卖给了乔赛亚·怀特（Josiah White）和厄斯金·哈泽德（Erskine Hazard），就是这两个人，最终把无烟煤地带与更广阔的世界连接在了一起。

怀特和哈泽德在费城开了一家轧钢厂，生产金属丝和铁钉，在经历了尝试、失败和幸运之后，他们终于摸索出了如何用无烟煤来加热他们的铁。这一成功尝试，使得人们对他们关注的焦点从轧钢转移到了无烟煤上。1818年，他们争取到了在利哈伊河上航行的法律许可。至于此举可行与否，委员会主席的态度并不乐观，但他说：“先生们，我们批准你们——毁灭自己。”

怀特和哈泽德租下了萨米特山的矿井，并且从费城的同业者那里筹集到资金。作为一名显要的贵格会会员，乔赛亚·怀特率先带头。他换下身上正式的黑礼服，穿上鹿皮裤，动身去往萨米特山。他给利哈伊荒野带来了近1 000名劳动力，他们修建了一条道路，创造了一个新的工业区（后来更名为吉姆镇），并且驯服了利哈伊河。与西斯特带领的人们不同，怀特带来的劳动力是一支坚忍顽强的队伍，主要由失业的商船船员组成，他们来自许多国家，而且其中可能没有一位拉丁学者。

抛下自己显要的出身背景，怀特和他的搭档们用铁的纪律管理这些劳动力。在河上工作的大约200名工人居住在特制的平底船上，每天发放的食物和威士忌酒都有着严格的定量。依照海上的惯例，浪费食物将被处以“敲刑”，实际上就是用一根木桨打屁股。遵照安息日的规则，工人们星期天不工作，然而据怀特说，这一天都被工人们用来酗酒和打架了。怀特的一位搭档常常带着枪，保护自己不受工人侵袭。至于怀特自己，他向工人表明自己没有现金在身边，所以“没有任何动机诱使他们在这种荒凉的乡村袭击我们”，但是对于被打屁股的人来说，单是这条惩罚规定就足以激起他们的暴力反抗了。

尽管气氛称不上和谐，怀特和他的工人们还是一起工作了3年，他们每天穿着为了随时排水而特制的露着脚趾头的长靴，一年中有3个季节都把膝盖深深地泡在冷水中。1820年工程完工时，他们已经修建了20座小水坝。至此，终于可以把充足且便宜的无烟煤运进费城了，而且可以向消费者们保证，无烟煤的供应是稳定的，价格是合理的。在1814年需要6天时间的行程，如今只需要一天半。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服人们使用无烟煤。

怀特和哈泽德的目标并不仅仅是争取工业市场（这个很容易争取到），更重要的是家庭这块市场。像其他东部城市一样，费城最终与很久以前的伦敦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附近便宜的木头燃料已经用完了，燃料开始涨价。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拒绝烧煤，就像16世纪的伦敦人一样。

另外，费城人还有一个相似的担忧就是，在家里烧煤会危害人的健康。费城人并不担心烟的问题，确实，在炉子里烧无烟煤所产生的烟，比像英国那样在壁炉里烧烟煤所产生的烟少得多。其实，真正令他们担心的是那些关于无烟煤产生的热对人体神经系统的影响，如使人们视力减弱，皮肤和头发失去活力，秃顶和牙齿脱落等。但是，这些担心在逐渐减退，部分地是因为无烟煤经营者们相当老练的促销。大量的家庭开始购置燃烧这种新燃料所需要的特制炉子。

利哈伊河上的这些改造工作使无烟煤得以渗入久受重视的费城市场，但是有一个问题却久久没有得到解决：人们只能顺着水流往下游走。木舟仍然只能用上游的树木来制造，一支有经验的工作队只用45分钟就可以造好一只木舟，但树木却变得越来越稀有。完成一趟到费城的旅程之后，木舟就报废了，零部件被拆卸下来，木头被卖掉。然后，木舟的船工们扛着这些零部件，步行回到山里。这样下去，工业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前途，除非发现一种能自由往返的交通工具。

短短几年之后，1831年，这个地方就大为改观了。正如一位记者描述的，“在这个港口……有一支拥有400条船的舰队——这支舰队比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舰队更令人敬畏，其中最小的一条船也差不多跟当年伴随哥伦布冒险穿越未知海域的船一样大”。这里说的这个港口就是宾夕法尼亚州的波茨维尔，一个无烟煤产区中的小镇。传说中尼可·艾伦点燃的大山，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这一事件距当时只有40年。

使这个距海岸160公里的小山村变成一个港口的，是斯库尔基尔运河；那里大部分船装载的都是无烟煤。斯库尔基尔运河开通于1825年，只比伊利运河早一点点，是美国第一条成功的商业运河——在这条160公里长的死水渠上，有很多水闸、水坝和牵道。在当时，它是一项重要工程，也意味着运输方面的巨大进步。但是，像所有的运河一样，它本质上也得依靠肌肉的力量来移动物体。这条运河一正式完工，人们就使用马或骡子来拖船，尽管在运河开通两年前，拖动运煤船的就已经不是牲畜了，而是成对的结实纤夫，他们用力地拉动一块系在船上的木板。到费城的往返路程有320公里，纤夫们要走6个星期，而且每走一趟都要穿坏一双鞋。

1825年斯库尔基尔运河的开通还只是个开端。两年后，怀特和哈泽德开始修建利哈伊运河，为的是实现到他们的萨米特山矿井的自由往返。还有人横跨新泽西州，将运河切出一个分支，从特拉华河通往大西洋，主要是把无烟煤从宾夕法尼亚州运往东北海岸。1825年，特拉华－哈德森运河公司（Delaware and Hudson Canal Company）开始修建另一条运河，这条运河将把无烟煤从北部煤田运往纽约。公司拿出1 500万美元的股份向公众出售，由于运河热正处于升温阶段，他们只用半天时间就在纽约市的一家咖啡店里售出了所有这些股份。据说，新的运河的开通是美洲大陆有史以来最大的私人承接项目，紧接着，当实际的建设费用高于公司预计时，又出现了一定也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公共紧急援助事件。

开掘运河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工人们经常巡回工作，从一条运河到另一条运河。他们住在不卫生的帐篷里，死亡率很高。他们干活时用锄头和铁锹，以及马或骡子拉的铲子。19世纪30年代，他们在地上开凿出来的运河，在将煤运进各城市的同时，也建构了一张美国最大的运河网，以及美洲第一个主要的内陆运输系统。当然，开凿运河也有别的原因，但美国许多用于其他方面的运河都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而随着用煤量的增长，用来运煤的运河却迅速收回了成本。到1859年，只在斯库尔基尔运河上就有1 400条船定期来往，主要是运煤船。于是，这条运河多少成为美国最忙碌的水路，即使它只有几米深。

1829年，对斯库尔基尔运河潜藏财富的兴趣，引发了美国第一轮成熟的登陆热潮中的一个浪头。州立法机构很在意民间团体的力量，因而不允许斯库尔基尔运河的经营者们开采煤矿，于是，运河的经营者们就鼓励其他人来到这一运河流域开设矿井，以增加运河的交通流量。这片荒原当时仍以野蛮的居民而闻名，但却涌进了无数野心勃勃的投机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开采煤矿根本一无所知。他们一半以上都是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在酒吧间的地板上睡成一排，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

大多数新来的人都会在几个月之内灰心地离开。有些人会留下来开些小矿井，但5年之内他们就会破产或者将其转手。尽管如此，富于开拓精神的经营者们以及技术熟练的威尔士和苏格兰矿工们，还是设法来到这里安家。一夜之间这里冒出了许多新的小镇，有的叫矿工村，有的叫新城堡，而位于运河起点的那个镇，就叫碳港，它是1829年由一户人家发展起来的，一年后已经增长到了912人。在无烟煤产区，由煤带动的独特的政治和文化开始繁荣起来。生产基本可以在100多年里保持稳定。

运河为美国东部海岸上上下下的私人用煤和工业用煤提供了充足的供应。很快，推动煤工业发展的动力就不仅只有经营者的梦想了，还有消费者的需求，而且，这需求不久就会超出运河的承载能力。运河运输太慢，而且冬季河水会结冰，那样就封锁了通往矿井的路。解决的办法当然是铁路，它们紧随运河而诞生，就像在英国那样。

出产无烟煤的乡村常被称为美国铁路的发源地，这是有依据的。除了几个相对微不足道的例外，可以说无烟煤的经营者们是率先使用铁轨的美国人，他们还极大地发展了修建铁路的技术。1827年，怀特和哈泽德修建了一条14公里长的铁路，从他们的萨米特山通往利哈伊河。地心引力将装着煤的车厢和装着骡子的车厢（骡子们一旦体验过铁轨，就不肯走别的路了）带到利哈伊河，然后，骡子们再把车厢拖回去。

很快，铁轨就在无烟煤产区普及开来，然后是东部其他地区，最后，出现了火车机车。斯库尔基尔郡比乡下其他小地方的轨道都多。在运河旁边修建铁路的公司挤垮了运河的生意，并带来了煤在这个地区的繁荣。美国最大、实力最强的公司之一，费城－里丁铁路公司（The Philadelphia and Reading Railroad）控制着这个地区，它旗下有5条铁路都是与无烟煤生意密不可分的，因此煤和铁路常常被看作是一种产业。

令人惊奇的是，火车并不靠煤来运行。在最初的几十年里，美国的火车是烧木头的，包括那些专职运煤的火车。无烟煤在火车机车的炉膛里并不像预想中烧得那么好，而烟煤田在匹兹堡之外的地方还没有得到广泛开发。但木头体积大而且燃烧得很快，因此火车不得不时常停下来补充燃料。铁路沿线的人们靠把砍下的木头卖到铁路上来挣钱——这也是铁路把美国从一个森林丰富的国家变成一个农业和工业国的又一种方法。

每当火车爱好者们回忆起火车由木头提供动力的时代，心中总是充满一种特别的留恋之情。干净地燃烧着木头的火车，可以造得更华美：它们被漆成亮红色，镶着锃亮的黄铜饰物。司机们也更注重外表，经常穿着华丽的套装和缀有闪光纽扣的衬衫。而在这个世纪晚些时候，当火车开始转为使用无烟煤后，无法避免的煤灰和尘垢决定了机车必须被漆成最朴素的黑色，司机们也换上了工装裤。有人说，当司机制服的档次降低时，司机作为工人的地位也降低了。

关于那些烧木头的闪亮机车，有一个问题确实是不容忽视的：它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不断喷涌出火星和灰烬，像下雨一样，狄更斯在游览美国时曾称之为“火热的暴风雪”。在夜间，这是一种美妙的展览，只不过它是注定要坠落的。烧木头的火车通常会点燃附近的田地和森林；有人说火车在炉膛外烧的木头比在炉膛内烧的还多。

最严重的问题还出在火车本身，因为许多早期的客车车厢都是无顶的，且都是木制的。比如，1831年（就在从利物浦至曼彻斯特的铁路开通后的第二年），纽约莫霍克谷铁路线的开通运行就被一起事故破坏了：火热的灰烬如雨点般落到了乘客们身上，而就在片刻之前，这些乘客还为自己能体验这种激动人心的新旅行模式而感到荣幸。那些带伞的乘客撑起了伞，但行驶一公里之后，他们就把伞扔到了地上，因为伞盖已经被烧光了。据一位目击者说，“（然后）在车厢内的乘客们中间发生了一场小小的混战，每个人都推搡自己的邻座，让他去灭火。当火车到达第一站时，他们的样子千奇百怪。”

据说，还有一列火车的火星使车上6万美元的新版美钞付之一炬，许多乘客在这一过程中尖叫起来。据一位控诉者说，一些衣服宽松且易燃的女士们，最后“几近赤裸”。为了防止这些火车再点燃周围的物品，车上装载的煤以及车上乘客的衣服，有1 000多种装置申请了专利；但是真正有效的药方却出现在那个世纪晚些时候，当煤代替木头成为火车的燃料时。同时，一些安全意识较强的铁路公司，让乘客们乘车时在身旁放几桶沙子，以便在着火时互相泼撒沙子灭火。

尽管最早的铁路非常依赖木头（在燃料和建造两方面），但是此后和工业时代的铁路依赖的却是铁，后来是钢。美国只能用木炭生产出少量的优质铁，但是工业和铁路的发展却需要大量廉价的铁。尽管人们用提炼之后的煤来加热和锻造铁，但在把铁矿石变成铁的实际冶炼过程中，煤通常仍含有太多的硫黄。英国已经用从烟煤中提取焦炭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难题，但美国在提取焦炭这方面还有困难，因为它的烟煤中含有太多的硫黄。

结果，匹兹堡的工业仍然依赖于木炭生产出来的铁，而新英格兰则主要从大不列颠进口焦炭。国内廉价铁的匮乏，使得大多数美国工业部门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生产。铁路的发展也因此受到了限制，因为它不得不依靠从大西洋彼岸运来的铁轨。

使美国制铁工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途径是使用无烟煤，它天生硫含量就很低，但需要特殊的技术创新才能将它点燃。进行这项创新的并不是制铁工业，而是正在寻求一个巨大新市场的煤生产者们。19世纪30年代末，怀特和哈泽德得知，有一位名叫戴维·托马斯（David Thomas）的威尔士铁厂厂长已经成功地用威尔士的无烟煤炼出了铁，于是就说服他来到美国，在他们矿井附近建了一座炼铁炉。其他人争相效仿。到1849年，在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已经有了60座使用无烟煤的炼铁炉，5年后，这个数字又增加了一倍。美国的铁产量增加了，铁的价格则直线下降。

几年之内，宾夕法尼亚州这个小角落出产的产品，已经排解了阻碍美国工业化进程的两大瓶颈——廉价煤和铁的匮乏。这个飞跃正是使美国经济全速发展的一块跳板。

有了充足的煤和铁，蒸汽动力迅速普及开来，并且开始改变美国，就像几十年前煤开始改变英国一样。无烟煤田的开采和制铁工业的现代化，带来了1835到1855年间美国许多制造业和采矿业的急剧增产。那些依靠木制机械和水动力运转的小公司，正濒临倒闭。而使用铁制机械和燃煤的蒸汽动力的大公司，则日臻兴盛。即使那些曾使用木头燃料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工业部门，如纺织业，在转入使用煤燃料和铁制机械之后也开始扩张起来。

工业所在地从小城镇转到了市区中心，因为在那里更容易找到靠工资吃饭的工人。在这个时期行将结束的时候，美国的成品产量甚至令英国叹服。美国仍然主要是个乡村国家和农业国家，但它正在迅速改变着。单单在19世纪40年代，制造业在美国全国产量中的比例就从17%上升到了30%。随着矿井、铁厂、制造厂和铁路的发展壮大，新的管理阶层和劳动阶层诞生了，而且一流的股份公司在美国越来越多。

美国的北方注重工业，依靠燃煤的工厂而发展；南方则注重农业，主要依靠奴隶开采的种植园而发展。1860年之前，美国东北部的经济在煤的推动下蓬勃发展起来，这进一步加深了北方和南方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分歧。这也暗示了当美国南北战争最终到来时，工业会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英国人曾经期望铁路能给人类带来手足般的情谊，但是事实却完全违背了这一期望，火车把数十万计的军队和军需品运上战场，使得战争规模更大、更血腥。而工业化最终保证了联邦政府的胜利。与南方相比，北方在工业上拥有着绝对的优势：工业产量是南方的10倍，铁储量是南方的15倍，火器产量是南方的32倍，而且，最重要的是，煤产量是南方的38倍。

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北方的工业者们得以把注意力转移到西部——把铁路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把整个国家完全用铁的纽带连接起来。他们脚下的轨道是因煤而修建，拖动他们的发动机是以煤为动力的，而且，给予他们经济支持的是一个靠煤起家的帝国。创业者们沿四轮马车的轨道勇敢向西部进发的滴水之势，如今已成为殖民者们乘火车西进的汹涌之潮。现在可以大肆开辟牧场和农庄了，因为过剩的产品可以由铁路运往东部的城市市场。其实，在东部实现工业化很久之前，美国人就已经开始了西进运动。那时的西进道路是用当地土著部落的鲜血铺成的，而东部坚实的工业基础，则加速了这一征服蛮荒、战胜土著居民的过程。

燃煤带来的工业化还在另外一个方面改变了这个国家。美国大型工业的增长，对于美国把自己作为农民们平等之地的想象，是一个尖锐的质疑。美国，至少那些最依恋杰斐逊理想的美国人，赞颂农民是具有代表性的政府的坚实基础，因为他们的力量是牢牢扎根于他们所耕耘的那一小片土地上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工厂是与美国不相符的，是一种罪恶的形式，这种形式不可避免地与危险的权力集中、英国的阶级制度和镇压联系在一起。用一位纺织工人的话说就是，“制造业养活了地主和贵族，穷人和奴隶。而农民，美国的农民，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是可以独立自主的。”

这个国家是足够包容的，改造荒原的创业者们的梦想，和许多地方还存在着的保留耕地的理想，可以共存于同一个国度内。然而，在美国那些产煤的地区，以及依靠这些地区而发展的工业城市里，煤这种“珍贵的种子”正在孕育着一个新的美国。与过去相比，这个新生儿有着不同的目标，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并拥有不同的政治形态。

[1] 1832年，除匹兹堡之外，美国几乎所有的工厂都靠水来提供动力。在249家工厂中，只有4家使用蒸汽动力。据报道，更多的大型工业设备用风或骡子来带动，而不用蒸汽动力。在这一点上，匹兹堡正相反，那里几乎所有的工厂都使用蒸汽动力。在美国西海岸使用蒸汽机的费用是在英国使用蒸汽机费用的两倍，但是，在匹兹堡，这费用却比在英国低许多。

[2] 三叠纪时期的地球与现今的地球截然不同，只有一块大陆，这块大陆被称为泛古陆，亦称为盘古大陆。——编者注

第6章

君主沉浮录

煤虽然从历史舞台上退场了，却并没有消亡。它只不过将在人类的生活中扮演一个新的角色，成为一个幕后英雄。

1876年5月10日，美国在费城的百年纪念展览会（the grand Centennial Exhibition）上举行了首次百年庆典。在此前几个月中，900万游客朝圣般地参观了那里众多的展厅，并为那些造物的奇迹而惊诧不已。其中，那台庞大的燃煤蒸汽机是最受瞩目的展品之一，它将为展览会“机械展厅”中架设的无数台机械发明提供动力。开幕典礼上，唱诗班为10万名群众演唱了亨德尔（Handel）的《弥赛亚》（Hallelujah Chorus）之后，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总统走向那台巨型发动机，拉动了它的控制杆。在一阵嘶嘶的蒸汽声中，发动机的横梁开始摇摆，两个巨大的活塞开始搅动，长达13公里、横贯展厅的连接轴也开始旋转起来。人群发出一阵欢呼，因为周围85亩以内那些闪着微光的机器同时奏响了一支喧闹的协奏曲：纺纱、锯木、缝纫、抽水、印刷……和谐地诉说着这个国家成为工业强国的发展历程。

在这个百年纪念展览会中，历史学家们看到的是一个美国新工业时代的生动缩影，一个陈列着美国的乐观主义、发明创造能力和对科技的极大热情的橱窗。在历史的进程中，同样还是这些因素，再加上泛滥的廉价劳动力和充足的煤，不久将把美国推上世界工业强国的位置。在英国，煤这种新型动力，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还有空气，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而对于成立不久的美国来说，煤对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造成了更大的影响。最明显的莫过于，就在费城展览会址上游的无烟煤矿区，对莫利·马格瑞斯（Molly Maguires）成员的审判则显示出力量渐强的美国完全不同的另一面。

据说，莫利·马格瑞斯是一个爱尔兰天主教煤矿恐怖分子的秘密组织，多年来靠纵火、打劫以及有计划地谋杀矿主和其他阻碍他们的人来聚敛财富。他们以家乡爱尔兰为根据地，那里的秘密团体已经与英国的镇压斗争了多年。至于莫利本人，传说她腿上绑着两把手枪，带领着成组的男人们乔装打扮混过爱尔兰的农村地区，到英国制造夜间袭击事件。逃离爱尔兰的女人们来到宾夕法尼亚州的无烟煤矿区，却发现自己仍处于熟悉的压迫之中，于是，关于莫利·马格瑞斯的传说又悄然盛行。1876年5月，全美都开始指责他们给无烟煤矿区罩上了暴力的阴云。他们之所以如此臭名昭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富兰克林·B·高恩（Franklin B. Gowen）。富兰克林·B·高恩是当时的铁道部部长，联邦政府里的大人物，卡特尔（同业联合）的建立者，也一直在与犯罪行为做斗争。

高恩跟随一个煤商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涯。他在23岁时曾在无烟煤矿区的乡村经营过一个煤矿，但只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就赔掉了自己的积蓄。在那次失败之后，他把发展的重点从煤转移到了法律，先是成为斯库尔基尔郡的一名地方律师，1867年他来到费城后，便成为当时已颇具实力的瑞丁铁路公司（Reading Railroad）的一名正式辩护律师。凭着特有的说服力和吸引力，高恩如鱼得水，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他的论辩即使是荒谬的，也令人难以抗拒。”两年之内，33岁的高恩就已驰名铁路界。

高恩支持早期美国工业“谋求大发展的真理”。低廉的煤价和稳定增长的煤供应量，是他憧憬的目标，也是瑞丁公司的利润之所在。为了保证这一点，高恩努力控制同业者的联合和残忍的竞争，他认为正是这二者扰乱了工业市场的平稳态势。首先，高恩向那些被逼服从矿工联盟要求的矿主们征收更高的运费，以此间接打击一些新成立的矿工联盟。但是，如果瑞丁公司直接占有煤矿，那么高恩就可以更有效地控制那些联盟的发展，所以，他让州立法机构悄悄通过了一条法律，准许瑞丁公司开采煤矿，尽管这在公司的原始契约中是明令禁止的。不久，他就用4 000万美元买下了无烟煤矿区中瑞丁公司所在地的大多数煤矿。

然后，对于无烟煤区另外两个地区的煤矿，以及被其他铁路公司控制的煤矿，还有少数的独立矿主，高恩不是跟他们竞争，而是在1873年与他们一同签订了一份稳定价格的协议。这个被称为“联营体”的组织，就是美国第一个较大的工业卡特尔（著名的棋盘游戏专卖公司中也包括瑞丁公司和其他用铁路运煤公司，这并非偶然）。这个联营体既不是秘密组织，也没有违法行为，因而对其的报道第二天就出现在纽约市的报纸上。经过仅仅4年的努力，高恩不仅使开采无烟煤成了美国最有组织的工业部门，而且还严重削弱了矿工们自我联合的能力。

在人们眼中，煤开始成为一个残暴的君主，势力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煤的阵营。煤业卡特尔几乎控制着美国的每一块无烟煤，其触角已经延伸进数百万美国人的壁炉里。1875年，当高恩和其他煤炭经营者们降低工人工资，矿工们因此举行罢工时，人们都很同情矿工的遭遇。一向敌视罢工的各家报纸，这时也公开谴责煤业卡特尔“用一只手掏消费者的腰包，另一只手扼住工人们的喉咙”。罢工持续了好几个月，劳资双方都有暴力行为。被殴打和杀害的不仅有参与罢工的工人，还有破坏罢工的人，以及煤矿老板。工人们捣毁了铁路，砸烂了机器，烧掉了矿井的设施。但是，刚刚结成卡特尔的经营者们仍然控制着公司，结果，为饥饿所迫的工人们不得不零零散散地回到工作岗位，领取更加微薄的工资，他们的联合实际上成了泡影。矿工们认为高恩是罪魁祸首，因此好多年里，他们每次提起高恩的名字都要使用诅咒的字眼。

不久，宾夕法尼亚州的立法机关开始调查高恩的垄断行为。高恩单枪匹马出现在调查委员会面前，他再次施展出色的口才，坚持说巨大的煤矿公司是有益于社会公众的，因为只有他们才出得起巨额的投资经费。接着，他巧妙地变换了主题：开始宣读一份长长的罪状，恐吓、殴打、纵火、枪击，并指出这些都是无烟煤矿工中的“一些煽动者”的杰作。听了他的话，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高恩公开了自己的陈述）关注的焦点，已经从瑞丁公司日益膨胀的势力转移到了该地区日益增多的有组织的犯罪行为上了。

高恩的那份罪状书是由艾伦侦探所的私人密探编写的。两年前，高恩就开始委托这家侦探所深入调查莫利·马格瑞斯。侦探所派出了一名爱尔兰天主教的密探潜入莫利党内部，当他收集了他们的犯罪证据之后——也许其中一些还是由他煽动的，这个套子就开始收口了。1875年9月，几十名莫利党嫌疑犯被煤铁警察局包围，这是一支由高恩掌控的私人保安力量，也是当地的主要执法机构。

次年春天，一场盛况空前、被高调宣传的谋杀案审判在无烟煤矿区的乡村举行，罪犯就是那些莫利党嫌疑犯中的5个。他们已经被高恩的私人警察逮捕了。在审判时，不仅高恩的密探出庭证实了嫌疑犯们的罪行，而且原告一方正是由高恩亲自挂帅的，于是，这位先前的地方律师就成了这场审判与众不同的原告。单单一个公司，其实只是单单一个人，就能如此明显地掌握审判的主动权，这样的诉讼案例在美国的历史上很难再找出第二个来。

那天，高恩身穿正式的晚礼服，风度翩翩地出现在法庭上。他奉献给震惊的观众们的这场诉讼，不仅针对这5名嫌疑犯，也针对所有的莫利党成员，而且更针对当时已不存在的矿工联盟。还有人说审判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嫌疑犯被指控犯下的谋杀罪，更是针对他们所有的犯罪行为，这种说法尚且可以存疑。在高恩条条有理的推论之后不久，新闻界就对莫利·马格瑞斯发起了攻击，谴责他们在1875年矿工罢工期间唆使矿工们多次举起暴力的拳头。经过一系列的审判，20名莫利党被告被绞死，另外26名被监禁。高恩，这个如今已饱受公众嘲笑和质疑的人，当时却赢得了新闻界的一片赞扬，说“他完成的是一项造福于公众的伟大工程，泽被后世，利国利民”。

关于莫利党，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一种认定他们是十恶不赦的罪人，另一种却把他们奉为因反抗“煤业大亨”和公司的残暴统治而牺牲的烈士。现代的历史学家们一般认为，莫利党的传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高恩的演讲才能和新闻界的宣传夸大了的，而1875年大罢工之后的矿工斗争浪潮，是矿工们绝望无奈的必然产物，而不是因为他们组织了什么秘密社团。可以确定的是，矿工联盟并不是莫利党手下的恐怖组织，而是在矿工们发生暴力行为时尽量阻止他们的一种团体。但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有组织的无烟煤矿工们就是恐怖分子，于是那些支持矿工们努力联合起来的声音也渐渐消失了。莫利·马格瑞斯的阴云久久不散，这使得后来把矿工联合起来的努力完全落空，谁也无法成功地把无烟煤矿工们组织起来，直到19世纪末“矿工联合会”的出现。

高恩还没有善罢甘休。他在购买这些矿井时欠下了太多债务，瑞丁公司因此已经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瑞丁公司的大部分股票和债券都掌握在伦敦大金融家手中，而他们对公司的现状很不满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高恩仍继续扩张他的公司，而且，凭着与煤产业者的合作，他与其他铁路公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当他与威廉·H·范德比尔特（William H. Vanderbilt）联手，试图建立通往纽约和匹兹堡的富有挑战性的铁路时，却挑起了东部铁路公司之间最大的矛盾之一，因此树立了新的强大对手。

最后，扩张过度的瑞丁公司已无力偿还债务，这时，一位名声渐响的纽约银行家，J·P·摩根（J. P. Morgan），打算收购并重组瑞丁公司。摩根当时已经拥有东部好几家铁路公司的股份，并且与伦敦的财政界关系密切。他之所以投资铁路公司，其原因正像高恩当年投资煤矿一样：力图控制那些他认为没必要存在的竞争。但摩根对高恩扩张瑞丁公司的方法并不满意，因此，1886年，他以过度竞争为名，迫使高恩这位反竞争商业手段的开创者离开了瑞丁公司。

在设法把高恩赶出公司的第二天晚上，摩根去参加了一个家庭聚会。他的儿子后来说，“爸爸为瑞丁公司的事而异常高兴”，并且感觉特别“愉快、舒心”。高恩重新操起了律师的旧业。但是3年之后，12月的一个星期五，他把自己反锁在旅馆房间里，开枪自杀了。20年来，他是美国人最津津乐道的商界领袖，在当时与安德鲁·卡耐基或约翰·洛克菲勒齐名。尽管他不是从经营煤矿起家的，但在那个时代，正是他使得煤在美国人心中成了一个大肆扩张的君主。几十年后，高恩基本被历史淡忘，有时仅仅以原告的身份，出现在莫利党审判的脚注中，并且那名字还是拼错了的。

虽然一些个体无烟煤经营者在无烟煤矿区发了家、致了富，但在几十年内，美国的绝大部分无烟煤生产仍控制在瑞丁公司和少数其他铁路公司手中。由于无烟煤受控于卡特尔，并且引发着无休止的劳工斗争，因此，即使无烟煤生产实际上由摩根手下轮流做东的金融家们的铁路公司掌控，但在人们的观念里，煤的统治地位和煤业巨头仍然长留不去。从煤炭产地到费城、纽约甚至伦敦的动力中心，仿佛是一条经济领域内的食物链，它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供应能量，为食物链上的各个环节赢取利润，而无烟煤则处于这条食物链的最底层。高恩已经铸造了这条食物链上非常重要的一环，却终究被一条更大的鱼从这一环的顶端踢了下来。从此以后很长时间内，这条大鱼就将一直盘踞在那里。

1876年，美国从木头中获取的能量仍是从煤中获取能量的两倍，但木头燃料的用量正在急速减少。而在1850到1890年间，每过10年，煤的消耗量就翻一番。19世纪90年代晚期，美国终于超过了英国，煤产量跃居世界第一（另一个新兴工业强国德国居第三位）。到1900年，煤已经成为美国实力最雄厚的基础。[1]

虽然无烟煤仍是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但美国烟煤的产量已经超过了日益发展的工业和中西部涌现的城市的需要。到1900年，美国所消耗的烟煤已经是无烟煤的4倍，其中一个原因是烟煤分布得更广泛。除了从匹兹堡到亚拉巴马州这一带沿阿巴拉契亚山分布的丰富煤层外，在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也有集中的烟煤田。[2]与无烟煤工业不同，烟煤工业由于较为分散，因而没有被专卖或者垄断。事实上，烟煤开采已经成为美国竞争最激烈的工业部门。

烟煤矿主之间的竞争，使得烟煤矿工比无烟煤矿工的境遇稍好了一些。无烟煤矿主们会联手破坏短命的矿工联盟，但烟煤矿主们不会这样做。不但如此，美国中西部烟煤田的一些矿主，甚至把矿工联盟看作可以使过度的竞争趋于缓和的唯一手段，尤其是当它能够联合一些颇具实力的煤田矿工的时候。1898年，在中西部的烟煤田上，一个矿工联盟成功赢得了正式的认可。这是第一个能够在美国长期存在下去的矿工联盟，不久它就发展成为美国最大、最强的联盟：矿工联合会（the United Mine Workers）。

矿工联合会的领头人物是一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名叫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米切尔12岁就开始在矿井工作，因而落下了永久的驼背。几年后，他离开矿井，开始为促进工人们的联合而奔忙，足迹遍布伊利诺伊州的各个煤田。1898年，28岁的米切尔成为新成立的联合会的领袖，他计划着去实力雄厚的煤田扩充力量。他看准了无烟煤矿区，虽然自从几十年前的莫利党审判过后，那里的矿工联盟没有一个成功站稳脚跟的。

无烟煤田的工人们劳动时间更长，所受的监管更严，因而境况比美国中西部的矿工更差。矿工们通常住在公司的宿舍里，这样一来，他们不仅远离了矿工联盟的关怀，也更多地暴露在公司密探的监视之下。这里的童工更是泛滥。在地面上，数千名所谓的捡石少年被分拣煤块的工作累得疲惫不堪，他们悬坐在传送带上方，双腿分开，要从源源不断的传送带上把煤中的石片和石头拣出来。而在地下，少年们的工作则一般是驱赶拉煤的骡子（这些骡子通常专门在地下工作，往往好多年见不到太阳，吃不到青草）。

无烟煤矿井也很危险，每年都有数百名工人死于坑道陷落、爆炸、毒气和洪水。一次较大的事故可以使100名或者更多的矿工丧命，因此政府出台了一些防止大型事故的安全立法，但诸如小塌陷这样的事故仍不时对矿工的生命造成威胁，却没能引起管理者的重视。矿工们只好转而求助于其他的安全措施，比如与井下的老鼠友好相处。人们都知道井下的老鼠比地面上的老鼠更大、更卑下、更丑陋，但它们在矿井作业中却被当作敏锐的感应器：如果它们突然转身就跑，矿工们也跟着跑。在烟煤矿也有这种情况，一位观察者写道：“常常可以看到一名矿工养6只或者更多的老鼠，他节约自己的口粮给它们吃。它们大多很温顺，当矿工坐下吃午餐时，它们就爬到他腿上，挤在他旁边，等着分享他的午餐，这都是他平时教的。”

数千名移民满怀希望地聚集到这里，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这些移民中，包括新来的一批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受了欧洲劳工中介处的诱惑，远道而来的。说英语的工人们并不喜欢这些新来的人，因为这些新人们工作更努力却愿意拿更少的报酬。但是米切尔和矿工联合会却齐心协力地拉拢他们，为此甚至雇用了与他们语言相同的工头。不久，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矿工们就对米切尔忠心耿耿了，当他们在1901年听到消息说“会长”被杀时，他们成群地聚在一起，抱头痛哭。后来，当他们得知被杀的只是麦金利，而不是米切尔时，他们才放心地各自回了家。不管这些移民在刚踏上这片土地时心中怎么想，他们都愿意拥护合适的领导，与他们所被迫接受的非人生活和工作条件进行斗争。

1902年5月，斗争开始了。米切尔代表美国最大的工人联合会，向控制着美国最重要商品的最强大的工业联合体摊牌了。有将近15万名无烟煤矿工参加的这次罢工，后来被评价为“比美国以往的任何一次罢工都更有秩序”。各烟煤矿井并没有停止生产，但是由于无烟煤的生产停顿了，整个国家的用煤都从无烟煤转向了烟煤，因而也造成了烟煤的一时短缺。美国面临着一场真正的能源危机，但是社会公众、新闻界和政界，都没有一味谴责罢工者，而是普遍对他们抱以同情，这是矿工们正义的罢工原因以及米切尔非武力的斗争方式赢来的。用米切尔传记的作者，克雷格·费伦（Craig Phelan）的话说，公众眼中的米切尔是“一个和缓节制的王子，一个提倡用正义的方法而不是革命的手段的进步人士，一个随时准备仲裁任何争论的人”。

由于罢工一直持续下去，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于是邀请米切尔来到白宫，与接替高恩执掌瑞丁公司的乔治·F·贝尔（George F. Baer）一起，共同商议解决的办法。贝尔不善于维持与公众的关系，他曾经宣称，保护工人福利的应当是神派来掌管美国财富的人，而不是工人闹事的煽动者。在发表了那次讲话之后，他得到了一个绰号：乔治·“神授权力”·贝尔。在白宫，贝尔十分傲慢无礼，一次次地冒犯米切尔会长，以至于罗斯福总统说差点儿想“把他从窗口扔出去”。

最后，罗斯福跳过贝尔，责成当时仍控制着各铁路公司的J·P·摩根来解决罢工的问题。虽然矿工们的工资只增长了10%，这个结局却赢得了很多欢呼，因为这标志着团结的胜利，也是对煤业巨头们的一次有力的冲击。它是美国劳资关系中的一块里程碑，因为总统第一次介入大型劳资辩论并且站在工人这一边。它也在全美人民面前树立了煤矿工人领袖和平、怀柔的形象，用费伦的话说就是，“一个联盟领导者争取权利的新模式”。

1902年的罢工也给人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已经多么依赖煤，而一旦煤的供应出现短缺，这个国家将遭到怎样的伤害。在罢工已经平息之后，又过了几个月，煤的供应和价格才恢复正常，而一些地区也因此而面临困境。1903年1月，伊利诺伊州阿科拉市的300名市民，温和地袭击了一列运煤的火车，那火车是开往芝加哥的，只在中途稍事停顿。之所以发生这次袭击，是因为阿科拉市的煤供应已经中断一个月了，一半的市民无煤可用，商店不得不停业一个星期。当铁路公司拒绝卖煤给这个小镇后，这些好市民只得用他们的马车包围了火车，然后爬上装煤的车厢，开始铲煤。这次袭击行动的倡导人包括镇上的两位银行总裁、两位牧师和一位警官。其中一位银行总裁还细心地计算了每个人运走的煤的数量，以便以后向铁路公司支付赔偿。

显然，美国的煤供应问题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问题，而是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的。当时，在全国大部分地方的许多城市和小镇，有无数人依靠煤来取暖、做饭。一些农村家庭仍然使用木头取暖，但是随着炉子这种颇具争议的用具日益增多，木头已经不那么时兴了，因为很难把它砍成适合炉子的那么一小块儿。

正如当初英国人很不情愿接受炉子一样，美国人不喜欢炉子，也有着相同的理由：它们把火“藏”起来了。对于很多人来说，露在外面的火焰是家庭温暖的主要标志。哈丽雅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曾说过，敞开的炉膛“喧闹、欢快地燃烧着，仿佛在发出邀请，还舞动着火舌”，正是这种温暖的记忆鼓舞着勇敢的战士们度过了艰苦的战争年代，她还说，战士们绝不肯“为了保卫不透空气的炉子和锅灶而光着脚在雪地上流血牺牲”。然而，节省燃料的需要终究还是战胜了传统的习惯和美丽的外观。19世纪30年代，完全用铸铁箍起来的炉子开始迅速普及，而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它们更是成了普遍的用具。自从我们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之后，那敞开的炉火、跳动的光芒就一直是人类日常家庭生活中的亮点，但在当时的许多美国家庭中，它却消失在一个铁盒子里（也许这一失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个世纪之后，作为跳动的光芒替代品的电视，受到了如此热烈的欢迎）。失去了敞开的炉火，家庭生活还在另外一个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烹调。从远得无法追忆的时候起，人们就不得不弓着身子在火上做饭，现在终于可以站起来了。

在1897年的西尔斯百货公司的产品名录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只普通的炉子售价5.97美元，而最精巧的炉子则售价48美元。当初的炉子都是用铸铁制成的，后来才逐渐换成轧钢的，里面还填上了一层层家常的绝缘体——石棉。当然，有些炉子是专为取暖而设计的，这就没有做饭的地方，但厨用炉子都会在火箱上直接留有一个缺口，以便大小合适的锅可以放在火上。在火箱的下面或者旁边，是一个封闭的烤箱，它吸收附近火炉节气闸的热量，并且使火炉散逸出来的热量在从烟囱管跑出去之前，能够传到下面的烤箱周围。炉子可以烧木头，也可以烧煤（烟煤和无烟煤都可以），或者既烧木头也烧煤。作为家庭燃料，煤在很多方面都比木头方便：它不用劈，能比相同重量的木头释放出更多的热量，而且煤火比木头火更持久、更稳定。尽管以现代的标准衡量，炉子可就一点儿也不方便了。

仅仅点燃炉子这一件事就很复杂，家政学的课本和一些女性杂志都有很多建议，教人们如何正确点燃炉子。首先，要把上次燃烧残留下来的炉灰清理出炉膛——但不要彻底清除，因为把一些烧得半透的煤留在炉膛底部是有用的。由于煤不容易被点燃，所以可以先往炉膛里投放一些油纸和木屑，然后再放大一些的木条，注意要十字交叉着放，这样不仅可以防止煤掉下来，还可以保证空气流动。这时可以加一些煤，但不要太多。然后在烟囱管里塞一卷儿燃烧的纸，以形成上升气流。在点火之后几分钟，等第一铲煤已经开始燃烧，就可以加入更多的煤了。要不时地松一松炉灰，并且继续加煤（有一本杂志建议，可以戴着手套小心地把大小煤块均匀地放好）。此外，还必须不断地调整节气闸和通风孔，以控制气流和燃烧。炉子通常整天烧着，有时整夜不熄，以避免重新点火的麻烦，还可以供应随时可用的温水，并且让整个厨房保持温暖。

1899年，波士顿家务管理学校（Boston’s School of Housekeeping）的一项试验表明，人们每天需要花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照看一个现代煤炉。其中大部分时间花在维持炉火的基本操作上：运煤（130公斤煤可以用6天多），调节炉火，添加燃料，筛选并清空炉灰。但是还有1/3的时间要用来在炉子表面涂上黑铅，以防止炉子生锈。“黑铅”是石墨的通俗叫法。煤在长期的“煤化”过程中受到强烈的挤压和加热，最后只剩下了碳，这就生成了石墨——至少绝大多数石墨是这样形成的。[3]像钻石一样，石墨也是纯粹的碳，只不过更软，它有很多微小的用途，比如制造铅笔和防止铁生锈。

就这样，人们每周花好几个小时照看他们炉子里燃烧的煤，然后再花几个小时，更细心地在炉子外面涂上一层被深加工的煤。这些滚烫、乌黑、浑身裹着烟灰、不含碳的精灵们，就像庞大的煤雕塑，成为数百万家庭的日常装备，尽管需求永无止境又难以控制，但它们却用石炭纪的能量温暖着每一个厨房。这在一年中的大约8个月里是一种福音（厨房的煤炉通常是家庭的唯一热源），但在余下的时间里则是一种浪费。当然，有一个难题就是，煤炉由于使用固体燃料，因而不能在需要的时候立即扭开，在做好饭之后及时关掉；在做饭之前，它需要很长的时间预热，而用完之后，也没有便捷的方式熄火，除非把炉子里的燃料全都消耗完。20世纪早期一些家政学方面的书，推荐那些财力丰裕的人们另外买一只煤油炉在夏天使用。

在一些大家庭，摆放在客厅和卧室里的炉子用的煤更多。1869年，凯瑟琳·比彻（Catherine Beecher）和她的妹妹哈丽雅特·比彻·斯托估计，在冬季，中太平洋地区的一个煤炉要用3吨无烟煤，而美国北部地区的一个煤炉则要用4吨。这种使用中央取暖设备的新尝试意味着，在一些较大的新式家庭里，连地下室都得用煤取暖。比彻姐妹并不怎么喜欢这些封闭的暖气炉，她们相信，如果让没有经验的主妇使用这些暖气炉，那么她的家人“不仅可能碳酸（二氧化碳的水溶液）中毒，或者缺氧致死，而且还会因呼吸不到空气中应有的湿气而感到不适，或者健康受损”。

的确，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室内空气的质量，这不仅与煤炉有关，也通常与火炉有关。人们都知道，有裂缝的火炉会导致一家人一氧化碳中毒，这种气体真的可以置人于死地。但比彻姐妹描述的却不是这个，而是——因一种更微妙的“被污染了的”气体而中毒。她们担心火炉会使空气变得有害于健康，因为它像人一样消耗氧气，释放出二氧化碳。不知为何，这种担心与仍然存在的沼气致病理论和由此发展而来的细菌理论绞在了一起。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不透气的房间似乎成了一个个死亡陷阱，家庭主妇也多了一份职责：为了维护家庭成员的健康，她得让窗户一直开着，哪怕它被冻得嘎嘎作响。空气质量已经不仅仅是个关乎健康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妇女问题，而且此后几十年里一直如此。

煤在家庭生活中还有一个常见的用处——照明。当读到比彻姐妹所描述的19世纪60年代，气体照明已经从英国传到了美国的城市和一些大乡镇的时候，您不要以为那是天然气，那其实是煤气。在乡镇边缘的煤气厂里，煤被烘烤，释放出煤气，然后，这些煤气通过地下管道被输送到路灯灯管里，以及人们的家里。这种穿过墙壁和天花板，为照明器具供应能量的煤气管道，由一个小小的开关控制着煤气流动的开始和停止（如果这些开关失灵，则后果不堪设想）。最后，照明器具一般都在喷气火焰的上面套有一个白热灯罩，这样会比无遮无掩的光线更集中，因而更明亮。这些灯罩通常还裹着球形的玻璃，而样式最奇特的树枝状的灯，有时候被称为“煤气吊灯”。

美国南北战争后，那些没有煤气的地方使用的光源主要是煤油。煤油是第一种市场前景广阔的石油产品，它使标准石油早在汽油和内燃机崛起的很久之前就得以建立自己的工业帝国。这些光源虽然陈旧，但却终究把抹香鲸油推出了历史舞台。这样，煤和石油就拯救了鲸，就像煤在几个世纪以来拯救了仅存的森林一样。

煤气光源的普及之所以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人们开始习惯于“从户外”获取燃料（以社区为单位的分配体系也随之应运而生），而不是依靠他们自己的燃料储备。地方政府也把能量分配看作市政功能应有的组成部分。有了这种人类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气态燃料，人们觉得生活更加舒适了。由此，煤气灯的广泛应用就为电网和天然气网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而它们也将成为日后家用能量的主要来源。煤气也是第一个与石油直接争夺国内能源市场的煤产品。随着城市的发展，煤气的使用越来越广泛，而煤油的领地则日益缩小，最后只剩下了农村。煤彻底在照明市场上取胜，还要等到煤气和煤油都被电取代之时，因为几乎所有的电都是依靠煤产生的。电的出现，标志着煤在与石油的战争中打了个漂亮的胜仗。

1902年的罢工更加明显地表明，美国已被分为清洁的无烟煤城市和肮脏的烟煤城市，前者如纽约、费城和波士顿，后者有匹兹堡、芝加哥、圣路易斯、辛辛那提和伯明翰等。[4]在纽约市，罢工引起了无烟煤的短缺，从而导致无烟煤价格上涨。用煤的人们不顾城市法律的规定，纷纷改为使用烟煤，给居民们的健康带来了危害。据说有些工厂在天黑之后就换用烟煤，这样，煤烟就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那年6月，《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曾有一个伤感的标题：“首都被烟幕围困”，在使用烟煤的城市里，每天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在罢工期间，曾有人写信给报社的编辑，为越来越多的人非法使用烟煤而悲叹不已，他在信中发问：“匹兹堡和芝加哥已在遭受诅咒，难道我们也要把自己推向那痛苦的深渊吗？”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的那些燃烧烟煤的工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匹兹堡推向了“痛苦的深渊”，而他本人则选择住在纽约。他在这时警告人们：“如果纽约容许烟煤立足，那么她将失去她骄傲地列身于世界伟大城市的一个重要资格——她纯净的空气。”

纯净的空气在使用烟煤的城市里已经看不到了，而且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再看到。大部分烟煤城市都把煤烟视为工业发展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并认为工业不仅是他们的物质财富之源，而且还是现代文明的源泉。这种信念一直牢不可破。到了19世纪末期，它开始与另外一些人所坚决拥护的观点格格不入，这些人认为，文明的生活应当是清洁的、美丽的、健康的，最终是道德的。简而言之，煤烟已经与刚崭露头角的环境论产生了冲突。

也是在大约这个时候，美国人越来越欣赏最原始的自然景致。反污染的呼声一再高涨，但这声音的发源地却不是森林，而是厨房。抨击那些烟囱的是一些女性，长久以来，为了保护家人的健康，她们一直很注意保持家庭卫生。如今她们除了采取正面的清洁措施之外，还拧成一股绳，积极投身于一项被称为“地方家政管理”的运动。

全美中等和中上等阶层的女性们，只要尚有闲暇，便积极参加一些地方性的俱乐部，如匹兹堡保护女性健康协会、圣路易斯星期三俱乐部，等等。然而，煤烟并不是各地家庭主妇们心目中唯一的城市污点。事实上，她们发起的是更大规模的改善运动，“除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他的焦点问题还有水供应、污水处理和固体废物的转移等。对于其他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应当说很简单，但耗资巨大：由公众募捐大量资金，进行基础建设。市民和商人都必须纳税，从而得以享受更舒适的福利设施。而对于煤烟，政府不但没有通过公众集资来解决，反而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措施：说服那些往空气中排放煤烟的人自己寻找解决的办法，并自行解决费用问题。[5]

女性联盟团结了很多人——医学专家，工程学俱乐部，商界领袖，以及其他地方性的俱乐部，她们也切实地拥有自己的主导权。环境史学家戴维·斯特拉德林（David Stradling）在分析这一时期时总结道：“女性虽然仅被当成操持家务者和道德维护者，但她们对空气污染的谴责却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共鸣。”但是，由于她们是女性，而且往往是特权阶层的女性，因而，她们对于改善空气的渴望常常被认为是肤浅的、脆弱的。有人对匹兹堡的女性提出了非议，说她们之所以想要去除煤烟，只是为了改善她们的肤色，而不是为了保护人们的健康。

在寻求消除煤烟威胁的办法的过程中，许多女性团体确实采取了坚决而可行的措施。她们与工程师们一起，从理论和实践上试图控制煤火，使之变得更洁净。虽然她们还没有选举权，但由于她们的游说，政府通过了关于禁止排放浓烟的新法令[6]，她们还为确保这些法律的执行做了许多工作。但遗憾的是，她们为执法而做出的努力往往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1909年，当芝加哥的女性俱乐部成员表示愿意协助城市煤烟检查员统计违规的烟囱时，报纸上发表了一幅漫画：女人们戴着华丽的帽子，优雅地坐在城市的屋顶，一边看着从烟囱里翻涌而出的煤烟，一边绣着手中的花边。

不难理解，燃煤对于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仅仅靠煤烟和煤灰在美学上的缺陷这一理由，并不足以理直气壮地予以干涉，因此，煤烟对健康的影响就成了许多行动主义者注意的焦点。但遗憾的是，在衡量煤烟对健康的影响方面，比起几个世纪前约翰·格朗特所做的微薄努力来，科学研究并没有前进多少。仍然有人认为，煤烟是可以防腐杀菌的。可以说，那个时代人们对细菌和流行病的密切关注，不仅促使城市不惜巨资投资水利和下水道建设，而且也似乎缓解了煤烟对人体健康的威胁。即使到了1913年，当伯明翰的钢铁厂要求政府撤销除烟新法令时，一位内科医生竟然支持钢铁厂的提议，并指出，煤烟已在火中得到了净化，不会带有病菌。而更早一些时候，在1892年，一位煤商在反对祛除煤烟时曾说，煤烟把一些黑碳沉淀在肺里，当空气通过这里时，实际上是先经过了黑碳的净化，然后才进入血液的。

当然，那些倡导推行除烟法令的人，想法是完全不同的。一些早期的行动主义者指责煤烟带来的不仅是致命的肺病，而且还有各种其他问题，如痤疮、痢疾和便秘等。1905年，美国医学会谴责煤烟导致儿童“面色苍白、体弱无力”。更有甚者，还有人控告“罪恶的煤烟”能引起人们道德沦丧。1909年，芝加哥一个女性俱乐部的主席声称：“芝加哥的黑色烟幕不仅使城市暗淡无光、黑暗阴郁，而且它还必须为在它的遮掩下发生的低劣、肮脏的谋杀及其他犯罪行为承担责任。肮脏的城市是不道德的，因为污垢滋养着邪恶。”

一些医学专家会的成员尽管没有说得那么严重，但也同意煤烟对人的情绪和行为有着巨大的影响。1913年，一位内科医生在书中断言，生活在阴暗无光的家庭中的女性，“很容易脾气暴躁，常常责骂、鞭打孩子，对丈夫也是恶语相加”；而丈夫呢，往往会酗酒；孩子们则变得“迟钝，呆傻，甚至走上犯罪的歧途”。同年，一位在匹兹堡调查煤烟影响的心理学家发现，那里的大部分居民都慵懒、消沉，他还肯定地说，压抑的空气使他在这个城市里难以“清晰、准确、深入地思考”。那些把大多数犯罪行为都归罪于煤烟的过激论调可以置之不理，但煤烟影响人的情绪和行为却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把它与近来关于弱光使人情绪消沉的发现联系起来，会更有意思。

当时，关于煤烟影响身体健康的科学辩论，主要集中在肺病的问题上。19世纪晚期，肺病比今天流传得更广，死亡率更高。比如，在1886年的辛辛那提，三大致命杀手是肺结核、肺炎和支气管炎，31%的死者与肺部疾病有关。煤烟会导致肺病的消息，迅速从德国和英国传入了美国。德国一篇发表于1905年的论文发现，在存在煤烟的地区，急性肺病患者比其他地方多，而且动物一旦感染肺结核，会比在其他地方死得更快。1914年匹兹堡一篇重要的论文确认，煤烟和肺炎死者以及肺炎患者之间的联系，不仅使很多穷人丧命，而且还杀害了“许多对社会最有用的商人……社会花费了很多精力培养他们”。那时，关于要减少煤烟，还有一些经济方面的数据做支撑。在20世纪头10年里，人们想方设法地计算为煤烟付出的代价，比如因石头和铁遭到腐蚀而带来的浪费，更频繁地洗衣服，对房屋、家具、画作、窗户和地毯的特别清洗，过早被换下的墙纸和帷帐（通常换成耐脏的黑色），为了照明而额外用去的能源，以及被煤灰染脏了的小物件。据估计，这种所谓的“煤灰税”每年要花费5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在维护健康方面的花费。虽然祛除煤烟要花很多钱，但“煤灰税”也许让城市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到底谁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生活用煤当然有一定的责任，但绝大多数的煤烟似乎来自别处。于是，行动主义者和早期的改良者把目光投向了工业设备、大量商业建筑物以及铁路。众多地方团体一起强行阻止铁路使用燃煤的火车，要求换成电力机车。在僵持几年之后，在许多火车上这样做了。对于其他那些火车，人们不再要求它们的管理者停止燃煤，而只是请他们更有效地燃煤。有人说，烟，主要就是未燃的碳，如果有足够的温度和氧气，它们就会“无烟地”燃烧，也就是说，看不到任何挥发物。事实上，据估计，全美每年有8%的煤，或者说4 000万美元，都被这种烟浪费掉了。如果煤的用户们使用设计得更好的炉子，或者把炉子改造一下，使之温度更高，或者仅仅在操作上改进一下，就完全可以解决煤烟的问题。

在当时，除烟运动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折。运动的领导者不再是女性俱乐部或其他地方俱乐部团体，也不是医学专家会，而成了工程师。除烟已经越来越远离美学、道德、地方荣誉，甚至健康范畴，而仅仅关乎效率——提高煤的使用效率。在全美范围内，工程师们接替了城市煤烟检查员的工作，虽然其中有些人的工作比其他人更艰苦，但他们都相信，煤烟的问题可以用修补火炉的工程技术加以解决。蓝色的天空即将展现在人们眼前——只要人们按照正确的技术方法去做。这些改良者都是燃煤方面的专家，而且以推广自己的技术为己任。他们并不从更高的角度考虑问题——除了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替代性燃料。当时的重点是烟，而不是煤。结果，那些坚决反对治理污染的强硬法律的人们，不是煤的生产者，而是煤的主要消费者。

改良者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有一些人开始设想：如果不那么依赖煤，世界将会怎样。1910年，天然气和石油仍然只提供占全美总量不到10%的能量，略少于木头。即使是这么微薄的产量，还有很多人估计它不能维持长久——宾夕法尼亚州的油田和天然气田已被消耗殆尽。1925年，有人估计，石油储量只够支撑14年，而天然气储量也“朝不保夕”。

这些俱乐部、医生、工程师和新法律，对于空气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一些城市声称空气质量有了实质性的改善。1916年，匹兹堡的官员报告说，在通过了一项煤烟新法令仅仅4年之后，市区煤烟已经减少了46%。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而且这些评估数字也并不十分科学，但这确实反映了在那些煤烟浓重的城市里，空气正在逐步得到改善。然而遗憾的是，这种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业部门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技术改良，他们在操作火炉时更加小心谨慎，并且开始使用更昂贵、更清洁的无烟煤或者更高品质的烟煤。但是，当工业发展的焦点转向其他更具优先权的方面，比如要取得决定性战争的胜利时，天空又会黑暗下来。

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后来所说的，德意志帝国建立的“不是血和铁的政权，而是煤和铁的政权”。若论煤产量和工业实力，德国落后于美国和英国，只排在世界第三位，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以煤为驱动力的。[7]煤不仅提供了战争必需的燃料和钢铁，而且煤所含的碳氢化合物还是化学工业的一种重要原料。战场上大部分极具杀伤力的炸药，以及治疗伤员的医院里的许多新式药剂和消毒剂，主要都是煤制品。

为了满足战争期间对煤的需求，美国煤产量剧增。消除煤烟的运动半途而废，因为，正如联邦政府所解释的那样，“战争意味着烟尘弥漫”。不仅如此，战争还带来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燃料短缺。在1917年到1918年的寒冬，一些学校被迫停了好几个星期的课，华盛顿因其所采取的燃料储蓄措施而被认为“堪与布尔什维克政府相媲美”。在整个美国，煤都实行定量供应政策，供应量被压缩到平时的2/3，而且许多用电行为遭到禁止，如大部分户外照明，以及3楼以下的居民使用的电梯。为了更好地利用白天的光线，人们还开始实行夏令作息时。

战争结束后，美国进入了一个劳工空前动荡的时期。与其他行业的工人一样，矿工也在战争年代里开始期待一个更公正的世界，但要想把这个期待变成现实，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从一开始，美国矿业的劳资关系就比美国其他工业领域，以及英国矿业的劳资关系更血腥。罢工中的殴打和枪击事件此起彼伏，有时则索性是屠杀。[8]然而，1921年的一场劳工冲突却给事态带来了意外的转机，开启了一个战后新纪元。

这场劳工闹剧发生在弗吉尼亚州西部的洛根镇和明戈镇，它的开端与其他矿业斗争的开端一样：罢工，然后大批矿工及其家属被驱逐出公司提供的房子。几个月后，在这些矿工家庭聚居的地方形成了一片帐篷区。然而，这一次，刚从欧洲战壕里归来不久的矿工们，组成了一支装备良好、纪律严明、足有6 000人左右的队伍，开始示威游行。那些先前从欧洲前线发回报道的战地记者们，开始从弗吉尼亚州西部发回充满惊慌的急件。在最后的紧要关头，美国陆军从天而降，避免了一场大屠杀。数以万计无家可归、心灰意冷的矿工返回了工作岗位。但在美国人转为使用其他燃料时，煤矿业滑入了一个漫长的低谷，整整20年徘徊不前，并且在大萧条中扮演着最卑微的角色。

1933年，罗斯福政府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和亲劳工立法，给矿工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并且点燃了矿工联合会复苏的火花。当时联合会的负责人，也是将美国煤矿业人格化的人——约翰·L·刘易斯（John L. Lewis），一个当过矿工的魁梧汉子，他以浓密的眉毛和振奋人心的言辞而著名。历史为证，矿工联合会曾体现出出色的组织才能，如今它又成为美国最强大的联合组织。在这个基础上，刘易斯领导矿工联合会促使政府通过了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契约条款，然后开始着手制定改变美国劳工运动的整体方针。

矿工联合会一直是个工业联合组织，这就意味着它由所有的矿工组成，而不管其技术水平如何。而美国劳工联合会旗下的其他大部分美国联合组织，都是按手艺水准组织的，比如说，只包括木匠，不计他们的资方，并且排斥非熟练工。刘易斯相信，只有像矿工联合会这样的工业联合组织，才能满足越来越多大批量生产的工业的需要，如钢铁工业和汽车工业，因为它们不是雇用非熟练工，就是雇用的人有太多的特殊技能，以至于难以按手艺组织。1935年，刘易斯与美国劳工联合会进行了极富历史意义的决裂，开始着手将其转变为以矿工联合会为重要核心的工业组织。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们开始筹备自发的静坐，以形成新的工业联合组织，于是，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聚到工业组织会议的麾下；劳工运动从来没有在美国工人中形成如此广阔的覆盖面。在美国劳工领袖中，1902年的约翰·米切尔是一个怀柔的典范，而1937年的约翰·L·刘易斯则是一个强硬的楷模。而且，他所领导的美国劳工运动是死而复生的，是仿照煤矿的组织原则而开展的。

那个时候，只要刘易斯一出现，体育场里都会挤满欢呼的支持者，他被视为美国第二位最有号召力的人，仅次于罗斯福。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一切。1949年，刘易斯已经成为最遭人憎恨的国家公敌之一，因为即使在战争期间，他也领导煤矿工人远离岗位、举行罢工。煤矿工人已经成为美国待遇最高的工人群体，但他们曾经从美国公众那里获得的支持，已经变成了憎恶。

只有在石油工业领域，刘易斯还依然受人欢迎。因为每当煤炭工人举行罢工，石油就能占据更多的美国能源市场。一位委内瑞拉的石油商人甚至想在加拉加斯为刘易斯树立一座雕像，“以表彰这位委内瑞拉石油工业最伟大的恩人和英雄”。然而，鉴于对刘易斯和煤矿工人的公正评价，应当说，无论如何，煤最终失去了自己的市场。与石油或天然气相比，煤天生就与现代技术和现代消费需求不大合拍。在管道和油轮出现之前那些依靠马车和木船的日子里，煤的固体形态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是在现代社会里，固体形态只意味着要花费额外的劳力来提取它，运输它，点燃它。

在战后那些富裕的年代里，天然气和燃料油用起来更加方便，于是，人们纷纷义无反顾地抛弃了他们庞大的火炉、肮脏的暖气炉和垃圾箱。由于失去了家用市场，无烟煤几乎从主要工业部门中消失了，宾夕法尼亚州那些出产无烟煤的县郡就这样被毁灭了，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汽车的涌现。1924年下半年，一位煤炭工业的分析家说，他盼望着有一天，他能够驾驶汽车奔跑一个月，“只用两铲煤”，但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后来的交通工具都用油作为燃料，火车也不例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的能量总消耗中，煤还占有一定的份额；但是从那以后，不管是相对数量，还是在美国能量消耗中所占的比例，煤都处于下降趋势。1955年，煤在美国能量总消耗中的比例暴跌至不到29%。

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煤业恐怕是美国发展脉络最清楚的工业部门，也是争议最多的工业。在这个世纪舞台上，它为美国政治的许多核心内容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包括它集中的商业结构、强烈的反结盟情绪、反污染的运动、对环境保护规则的逐步接纳、劳资关系，以及联合运动。如今，它在各方面的影响都在慢慢减退。但是，煤虽然从历史舞台上退场了，却并没有消亡。它只不过将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扮演一个新的角色，成为一个幕后英雄。

[1] 美国消耗的所有能量中，有71%是由煤提供的，由石油、天然气和水电产生的能量各占3%，来自木材的能量则降低到21%。

[2] 虽然大部分烟煤都产自这些地区，但美国的烟煤产地仍较为分散，全美已经在33个州开设了9 000多个煤矿。

[3] 最近我打开了一盒幸运甜饼，看到了一句错误的话：“煤的下一步进化，就是钻石。”这个文化神话也许来自连环漫画：超人把煤放在拳头里挤捏，就产生了钻石。而自然把煤放在手心挤压，就成了石墨。

[4] 事实上，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几乎所有城市都非常依赖烟煤，除了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新兴城市外（因为那里出产石油和天然气）。之所以有这么多城市用烟煤，是因为运输的问题：截至1900年，在美国大约20个州都出产烟煤，而只有宾夕法尼亚州西部才有无烟煤。比如，在圣路易斯，无烟煤的价格是从伊利诺伊州运来的烟煤价格的5倍。

[5] 然而，19世纪中期，英国人提出的一种“气体下水道”（gaseous sewage）方案的确赢得了很多支持。他们建议每家都把煤烟与污水一起排进下水管道，到了城镇之外的安全之处，煤烟再通过巨大的烟囱释放出去。这种方法也许有些异想天开，而且似乎比较危险，总之从未被实施过。

[6] 当重要的与燃煤关系密切的商业部门反对这些法令时，很多法令被撤销了。但是到1916年，已经有大约75个城市颁布了除烟的法令。

[7] 人们很容易将其他欧洲国家在工业和军事上的相对弱势地位归因于它们煤储量上的相对贫乏，对法国来说尤其如此。1925年，哈佛大学植物形态学教授E·C·杰弗里（E. C. Jeffrey）指出：“所谓欧洲民族的退化，并不是因为什么真正的堕落，而是因为煤资源的匮乏。对于拉丁民族来说尤其是这样。至于那些缺乏我们现代文明必备矿石的日耳曼民族，情况也只是没那么明显而已。”（他还顺便写道，爱尔兰的困境是缘于煤资源的贫乏，而不是英国的压迫。）

[8] 这些屠杀中，有一部分是国民警卫队干的。1877年，匹兹堡有26名手无寸铁的矿工被枪杀。1887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拉蒂摩（Lattimer），有至少19名毫无装备的矿工被枪杀，很多人是从背后中弹的。1914年，科罗拉多州的国民警卫队，其中包括很多先前的煤矿保安，袭击了一片帐篷区，那里住着一些在罢工中被驱赶出来的矿工及其家庭，他们刚刚挨过一个漫长的寒冬。国民警卫队向那些帐篷开枪、放火，最后杀死了11名矿工、2名妇女和出于安全起见而被事先集中在一个帐篷里的11个孩子。

第7章

无形的力量

从历史的观点看，在文明的浪潮发展到具有威胁性的规模之后，气候就在这摇晃和汹涌的浪潮中飘摇不定。

从我在明尼苏达州的家往北，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的地方，有3根庞大的火柱日夜喷射着火舌。每一根都有大约10层楼那么高，而且都被包在巨大的锅炉里，像3只囚笼里的猛兽。它们都属于一家名叫谢科（Sherco）的发电厂，这是我们本地发电业的旗舰设施。一个6月的早上，我开车去谢科，老远就看到它那两个烟柱隐隐浮现在空中，每一根都比华盛顿纪念碑还高。当我按照预定的观摩计划在谢科前门停下车时，立刻陷入了一种因面前的物理力量而产生的压抑感——这力量不仅奇妙，而且就它的全球影响来说，还有些险恶。在这座以煤为主要动力的现代堡垒的门口，站着一位慈祥的警卫，她微笑着与我握手，然后和蔼地挥了挥手，示意我进去。

在发电厂门口，我受到了两位亲切而热情的向导的接待，他们是杰克和格伦。他们都为发电厂做了一辈子贡献，也在谢科工作了很多年，如今都已是半退休的工程师。我说自己在写一本关于煤及其污染的书，而且还是空气污染法令的督促执行者，他们都没有显出任何畏惧的神色。他们为自己的设施深感自豪，并且为能够向我展示它们而由衷地高兴。当我们在一间教室里等候观摩团的其他人时，我的向导指给我看相框里的一些发电厂的照片，就像展示他们子孙的照片一样，并且还把成罐的煤粉、煤灰和煤渣拿给我欣赏。

观摩团的其他人终于来了：20名高中生和他们的老师。杰克和格伦讲解得很卖力。他们解释了这一个发电厂的3个锅炉如何为超过200万户人家提供足够的电量，要知道，这个数目使附近一座核电站的产量相形见绌。他们还介绍说，20世纪80年代建造的新锅炉花费了100万美元，是这个州的历史上最昂贵的建设项目。那些学生们却显得慵懒困乏，提不起兴趣，他们对谢科所表示的在创新方面的努力和无数社会投资没有表示任何赞赏，更令人悲哀的是，他们似乎毫不关心这座貌似友好而维护有加的发电厂，会给环境造成多大的威胁。

我们都戴上了安全帽和无线电耳机，以便在喧闹的机器声中能听到向导的讲解，然后，我们开始了观摩的行程。这个发电厂有好几层楼高，由于一些地方的地板是用透明的钢铁格栅做成的，所以在你的头顶或脚下，你可以看到很远以外的管道系统和其他装备。有个患有眩晕症的女孩子，一往下看就头晕，于是不得不退出了观摩。每件设备都非常机械化，因此我们只看到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工人。首先，我们看到许多粉碎机把煤碾成黑色的粉末，看上去比面粉还精细，然后由一种装置把煤的粉末和加热过的空气一同吹进3个锅炉。接着，我们去看了锅炉，这3个锅炉就像一只食量惊人的猛兽的3个胃，我们参观的是其中的1个。谢科的这些锅炉，每年总共要用掉大约650万吨煤。这个数目相当于1850年全美国用煤总量的3/4，而在那个年代，煤已经改变了美国的经济面貌。

杰克解释说，每一个锅炉里面都有数百根钢铁管子。在这些管子里，水变成过热的蒸汽，驱动近旁的发电机以两倍于声速的速度旋转。这时，锅炉里会出现一些煤的残渣，就跟在火炉和暖气炉里常常形成的煤渣差不多；但是锅炉里的这些残渣可以聚积成大块，“有小型货车那么大”。这些巨型煤渣必须用炸药来炸散，因而一些爆破专家的工作就是待锅炉完全冷却之后，爬进去炸开里面的煤渣。

在锅炉这里，起先并没有什么可看的。锅炉从发电厂的好几层地板中钻出来，但也仅仅是一堵温热的、会振动的金属墙。很难相信，在这堵墙的里面，是一个宽约14米、高约10层楼、1649摄氏度的贪婪的大火球，每小时要吞噬500吨煤粉。但是后来，杰克漫不经心地打开了锅炉壁上的一扇小门儿，从里面传出了噼噼啪啪的声音。同时，一道白色的眩目强光从里面倾泻而出，我们不由得遮住了眼睛。那光芒，就像在地下囚禁了数百万年的阳光，终于重新得到了自由。

由于这样的火焰，在美国乃至大多数发达国家，煤火的使用量在变得越来越大的同时，它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线。从消费者的角度看，煤其实已经消失了——它已经从黝黑的大块头神奇地变成了吱吱作响的纯净电流。美国有9/10的煤都进了发电厂，因此许多美国人开始幻想，煤已经不再是一种主要的能源或者巨大的环境威胁，人们烧再多的煤也没关系。

然而，即使再过一段时间，美国所用的煤也不会完全消隐于无形。煤在环境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在国内外也遭到越来越多的异议。即使经过了几十年的调整，在美国极严重的污染问题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煤引起的，而且煤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威胁，正在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国际问题，只是美国的法律还没有触及这一点。尽管煤正在环境领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美国对煤的投资却一直在增长，这颇像同一轨道上两列动力强劲的火车，都开足了马力向对方冲去。可以断言，它们很快就会撞在一起，并且不可避免地将发出巨大的声响，留下凌乱和痛苦。

跟随煤的挥发物一同遨游自然，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科学冒险活动。我们已经在它的压力下学着更多地了解风是怎样吹的，雨是怎样下的，光是怎样发散的，以及化学变化是怎样在空气、土壤和水中循环往复的。它促使我们了解自己的肺、心脏和大脑，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排放到自然界中的物质，还会反过来微妙或不那么微妙地困扰我们自己。总而言之，跟踪煤烟，我们就能充分证明，通过我们的经济决策和大规模的自然进程，我们已经与地球广阔的生命网络以及我们自身彼此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

1970年，以人们庆祝第一个地球日为标志，第一轮关注环境的浪潮席卷美国。在这次新意识的觉醒中，成立了美国环境保护局（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还通过了一系列新法律。在这些法律中，最有气势、意义最深远的举措是1970年通过的《空气洁净法令》（Clean Air Act）。这条法令明确规定，到1975年，美国的空气必须干净起来，达到有利于人体健康的标准。对于一个刚刚把人送上月球的国家来说，这个目标虽高，但似乎是完全有可能达到的。然而30年后，看看我们在空气污染、健康和环境政治学方面贫乏的知识，就可以知道，这个目标已成了遥不可及的天真梦想。

在《空气洁净法令》通过之初，人们关心的是市区空气污染会给人体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1952年12月5日至9日的伦敦“黑雾”，已经证实了市区煤烟藏有多大的隐患。由于温度的骤变，一些煤烟被困在地面附近。第一天，雾还是白色的，但格外浓重，以至于汽车和公交车行驶得比步行还慢，还有一场歌剧被迫取消，因为浓雾渗入了剧院，使演员们看不见指挥。在最后一天，雾已经变成了黑色，能见度仅有27厘米，医院里住满了呼吸困难的伦敦人。在这次事件中，有大约4 000人丧生，其中很多人根本没有来得及去医院，就死在了大街上；从一个城市小公园中抬出了50具尸体。1956年，在人们对伦敦的煤烟抱怨了将近700年后，英国国会终于明令禁止在中心城市燃烧烟煤，于是，空气立刻得到了改善。

导致这些人死亡的主要凶手是一种叫二氧化硫的气体。二氧化硫，或者说SO2，并不是在实验室里做出来的什么奇异化学物品。自然界在火山爆发时会喷涌出二氧化硫，但是，我们的煤炉却制造了更多这种气体，煤炉简直就是被我们驯化了的、慢性子的小火山。煤炉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常见却极其危险的污染物质，完全是火和硫黄混合的结果，或者换句话说，是因为燃烧了被硫污染过的煤。

1970年，美国的二氧化硫挥发物总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纪录。燃煤的发电厂显然是最大的二氧化硫来源，在1940到1970年间，每隔10年，从那里产生的二氧化硫挥发物就会翻一番。尽管二氧化硫挥发物的总量在增加，但大部分城市中心的空气中所含的二氧化硫却可能比一个世纪以前少得多，因为烟囱建得更高了，可以把二氧化硫送到更远的地方。《空气洁净法令》中的一些条款就鼓励人们继续施行这种措施。在环境管理者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解决污染的办法就是稀释它。”当然，使这种办法行得通的必要条件是污染足够小，而星球足够大，但这二者显然都不可能实现。于是，最脏的空气变得干净一些了，但同时，一些最干净的顺风空气却变脏了。人们一直都关注健康，但不久，就开始转为关注鱼的失踪之谜了。

20世纪60年代后期，原先在瑞典北部、挪威以及纽约阿地罗达克山脉的某些干净的湖泊里有很多鱼，可它们突然消失了，这令科学家们深感困惑。那些湖泊看上去并没有受到污染，很多反而变得格外漂亮，因为那些玷污湖水的微生物已经不见了。除了鱼的失踪，还有其他的怪事：生长在高处的树木纷纷莫名地死去，还有，更古怪的是，在瑞典的一些地方，人们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头发开始变绿！研究者们最终把这些问题都归因于酸性污染，尤其是从无数煤火中散发出来的二氧化硫，它们主要来自英国、德国（给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带来了污染）和中东工业区（给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带来了污染）。

酸雨不仅增强了遥远的湖泊和溪流的酸性，从而直接导致了鱼儿的死亡，而且，当它穿过土壤时，它会留下像铝和汞这样的有毒矿物，给生态系统带来更大的危害。到20世纪70年代，酸已经渗入了瑞典北部的数千口浅井，其中所含的硫酸铜腐蚀着铜管，污染着自来水。金发的瑞典人用的正是这种污染过的水，结果发现自己的头发被水染成了绿色，一位瑞典研究者在1981年描述说，有时（头发）会“像春天的白桦树一样绿”。其实这是一种讽刺的说法，因为就是这种污染物质，正在剥去一些树的绿色针衣，并给它们换上褐色的皮肤。

将酸雨与煤联系起来的证据越来越多，发电业和煤炭业对此做出的反应是否认这种联系，并质疑研究这种联系的动机，还经常呼吁人们在进行过更深入的研究后再下定论。1980年10月，美国国家煤炭协会主席声称，把酸雨归罪于煤，“其实是一场误导公众的骗局，而且似乎是有所预谋的，目的是得到公众对新的法令和治理措施的支持”。然而，他并不需要为新的环境法律而操心，因为再过一个月，罗纳德·里根就要当选为总统了。在此后1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在酸雨方面将不会有什么得力的举措实施。《空气洁净法令》依然生效，在它的约束下，那段时期的二氧化硫挥发物在逐渐减少，但进展还不够迅速。最后，在1990年，美国国会采纳了一项《酸雨计划》（Acid Rain Program），要求发电厂到2010年时必须把二氧化硫挥发量减少一半。

自从1990年，酸雨的话题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之后，有两件特别令人惊奇的事。第一件是，治理二氧化硫所用的费用远远低于人们的预计——只是早期工业界预计的大约1/20，甚至低于环境保护论者们的预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从美国西部运来的煤低于预计价格，而且含硫量也很低，此外，由于日益发展的技术和灵活的调整措施，电力工业能够以最低的成本来配合治理二氧化硫。

第二件事就不那么受欢迎了——有证据表明，1990年法律所规定的标准虽然已经拖了很长时间，而且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仍远远不够严格。虽然酸雨已经减少了，但在美国的许多地方，有时酸雨的酸性会比正常情况下高10倍。在这种酸雨肆虐了几十年后，一些地方土壤中天然的中和性矿物被冲刷掉了，土壤毫无防备地暴露在新一场酸雨中。加拿大政府发现，即使充分执行了美国的《酸雨计划》，但在加拿大这样一个有法国和英国加起来那么大的地区，湖泊仍然在继续变酸。环境保护论者指出，从新斯科舍鲑鱼储量的减少，到弗吉尼亚溪流中鳟鱼的消失，以及美国东北部红云杉和枫树的衰亡，都是酸雨导致的后果，他们还呼吁，应当在1990年标准的基础上，把二氧化硫再缩减80%。研究表明，即使缩减到这个程度，一些生态系统仍然需要25年的时间来消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积累下来的酸性。

虽然酸雨还没有引起更多的问题，但由于其他根深蒂固的污染问题绝大部分都跟煤有关，因而燃煤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谴责。比如，我们已经知道，烟囱里冒出来的二氧化硫是看不见的，但它却是导致美国东部能见度极低的罪魁祸首。在美国东部，一般只能看到大约23公里以内的事物；而如果没有人为制造的空气污染，视野可达到70到140公里。这层阴霾不仅缩小了人们的视野，而且事实上笼罩着密西西比州的整个东部，它主要由一些能发散阳光的硫酸盐颗粒组成，这些颗粒来自二氧化硫挥发物，而这些挥发物大部分是由煤火产生的。在西部，尽管二氧化硫挥发物少得多，但煤带来的污染已足够模糊人们的视线：美国环境保护局发现，大峡谷的阴霾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罪于120公里之外一家煤工厂挥发的二氧化硫。一项经济研究发现，《酸雨计划》大大改善了空气的能见度，超出了通过这项法律时人们的估计，因此，姑且不论《酸雨计划》对环境和健康的其他诸多益处，单单这一项，就没有辜负在污染控制方面的大量投资。

当然，阻碍我们视野的还有所谓的“烟雾”。烟雾主要是臭氧——这种气体可以保护我们免遭辐射，但它在高空非常稀薄，而在低空却过于浓厚。臭氧不仅在农村危害森林和谷物的生长，而且在城市也是个大难题。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逐步降低了臭氧的平均浓度，但一些地区的情况却日益恶化，超过8 100万美国人居住的地方，空气质量仍然没有达到美国环境保护局设定的基本健康标准。在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的调查研究显示，夏季发生的肺病病例中，有10%到20%与臭氧有关。臭氧可以引发哮喘，增加呼吸道感染的概率，甚至会不可挽回地改变肺部构造。孩子们尤其容易受到侵害。

臭氧并不是从烟囱里冒出来的。当一种名叫氧化氮的气体与其他空气污染物质混合，并且具备了阳光和热度，就会产生臭氧。虽然人们通常责备道路交通制造了臭氧，但其实在美国的氧化氮挥发物中，有1/4是由煤产生的，比所有汽车、货车和轻便实用的运输工具产生的氧化氮总和还多。氧化氮还是导致酸雨的次要原因，而且，由于氮是一种肥料，因此氧化氮滋养了疯长的藻类，因而损耗了近岸海水中的氧气，比如说，切萨皮克湾的情况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来说说捉摸不定的汞。美国数千个产鱼的湖泊都感染了汞，因此人们警告孕妇和儿童不要吃鱼，以免影响大脑的发育。湖里的汞大部分来自雨水，而煤发电厂制造了空气中汞挥发物的1/3，成为汞的最主要来源。汞给公众健康带来的威胁并非微不足道：美国国家科学院一份新近的报告指出，美国每年出生的6万名婴儿可能在子宫里就已经感染了相当多的汞，因此才会导致后来糟糕的学习成绩。汞一旦进入空气，就不可能将它清除出去了，因为它在不断蒸发成雨的过程中行踪不定，所到之处无所不侵。[1]

我们可以认为，煤烟已经被分散到足够高和广阔的空间里去了，我们自以为不必担心它会浓重到置人于死地的程度，但遗憾的是，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担忧。事实上，警报已经拉响：单单在美国，每年死于煤烟之手的就不是区区几个人，而是成千上万人。在环境治理领域，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因为死亡归因于一种污染物质或者一项工业，是极其罕见的。

全美各地的二氧化硫监测装置显示，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已经不再威胁我们的健康。几乎每个地方的二氧化硫浓度，都已经缩减到了符合环境保护局所规定的无害标准。然而，问题是，当我们在测定二氧化硫时，这种气体已经悄悄施展了一种化学诡计，变成了特殊的形式，而在实践这种诡计时，它的杀伤力悄然增强了。所有已经导致酸雨、能见度降低、烟雾和排水沟过度肥沃的二氧化硫和氧化氮，都会发生这种危险的变异。

微粒就是悬浮在空气中的细小物质，它们一旦组合在一起，什么都可能产生（酸、毒性金属、微尘、污垢），可以是固体，也可以是液体。人们用同样的方法治理所有的颗粒，这是因为很难将它们区分开来，也是因为它们光看大小就够危险的了。最细小的颗粒可以溜过人体的防御线，它们先是让你打个喷嚏，然后就穿过你的鼻毛、支气管，想方设法进入你的肺部最隐秘、最敏感的角落。我们颇费了些工夫才意识到，这些极其微小的颗粒正是最致命的物质，而它们主要是化石燃料在燃烧时产生的，特别是煤和柴油机燃料。

尽管20世纪初期曾有一位煤商声称，肺里的煤灰是对健康有益的，因为它有助于过滤经过肺到血液里去的空气，但是，把颗粒留在肺的深处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处；相反，这只会增加你死于肺病（肺气肿、支气管炎、哮喘等）和心脏病的概率。这些病夺走了多少人的性命，已难以估计。自从17世纪伦敦布料商约翰·格朗特开始探究死亡率之后，流行病学研究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但是仍有很多无法确定的问题。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每年被颗粒杀死的已达数千人，还很有可能是好几万人。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研究者们估计，每年有6万到7万死者的死因与各种颗粒有关。

一些为环境保护局从事研究工作的顾问们领导着一个环境研究小组，进行了一项研究，主要内容是美国的发电厂所挥发出来的颗粒对人体健康的全面影响。据这项研究估计，发电厂的挥发物每年能杀死3万多人，而其中绝大部分挥发物来自煤发电厂。此外，这些污染物质还导致了每年数万人住院治疗，几十万人患上哮喘，数百万人无法正常工作。

如果这些估计相当精确的话，那么燃煤就是对公众健康的第一大威胁。也可以说，每年死于煤之手的人数与死于交通事故的一样多（2000年是4.2万人），超过了被谋杀的（1.6万人）和死于艾滋病的（1.4万人）人数。在美国，死于燃煤的人比死于挖煤的多得多：每年大约有1 400名煤矿工人被矽肺病戕杀，而最倒霉的一年里，死于矿井事故的矿工也不过40人左右。包括电力公司在内的工业组织把环境保护局的治理措施从头至尾告上了最高法院，在经历了一场长达5年的诉讼之后，环境保护局开始用新的措施来解决颗粒的问题。但是，还要用很多年才能把新的标准变成干净的空气。

在煤炭工业经营者看来，认为煤威胁健康的观点是极其偏激的，他们觉得，整个国家都应当对他们感激不尽才对，因为他们提供了如此廉价的能量，而且已经在控制污染方面做出了相当出色的成绩。一个煤炭公司在广告语中这样歌颂煤动力——“精华，平价，日益清洁”。而且，工业方面还强调，虽然如今发电厂的用煤量是1970年通过《空气洁净法令》时的3倍，但是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浓度和氧化氮含量却一直在降低。那么，虽然取得了所有这些进步，但煤却仍然是许多法律诉讼和头版新闻的批判对象，问题倒似乎越来越严重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也许这是因为，虽然这些威胁生命的污染物质确实比以前减少了，但我们也更加清醒地明白：威胁依然存在。于是，如今这些风险就更具新闻价值；而在过去，我们面临的风险虽然更大，但却并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在美国，燃煤可能不像过去那样危险了，但是谁也不能确定，到底该怎么对待这些新法律。那些留意如今依然居高不下的死亡率的人，在听说将采取更严厉的治理措施时，并不怎么在意；那些关注污染治理的人，在听说如今的污染挥发物仍然足以致命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像“煤——精华，平价，杀死的美国人已比过去减少数千人”这样的广告语，也许更贴近真相，但是没有人愿意由此挑起一场广告纠纷。

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花了数十亿美元来减少二氧化硫，其中大部分用来治理酸雨，花在对湖泊、树木和鱼类的救治上。自然环境确实因此得到了改善，这改善同时也拯救了无数生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原本不知道应当付出怎样的努力去保护似乎与自己无关的生态系统，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与自然的命运联系得有多紧密。

如果人们付出比战胜二氧化硫更多的努力，也许人类的生存环境中就没有污染物质了。单是美国，就已经在这场与二氧化硫的战争中投入了许多年精力和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虽然如今已经接近胜利，但这场战争已经彻底改变了煤炭工业。这场战争也制造了州与州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深深的裂缝，因为各地财富此消彼长，各州也为决定各自应当牺牲多少来与这个无形的敌人做斗争，来减少给下风口的邻居带来的危害而展开了争斗。

煤给各地区带来了如此巨大且极富政治性的变化，而提供的电量只是美国总电量的一半多。在一些州，尤其是产煤的地区，完全用煤来发电；但其他地方，尤其是在西部海岸和新英格兰，却极少用煤，除了有时候从其他州引进用煤发的电之外，它们主要用3种填补了美国总电量另一半空缺的其他电源——水力发电站、核动力和天然气。然而，一个州的煤发电厂所侵害或杀死的人数（以及酸雨的数量、使人们视野迷蒙的程度），不仅与燃煤量有关，还与煤的类型和燃煤的方法有关。

煤发电厂的经营者们可以用两种方法减少二氧化硫挥发物：净化，或者转换。“净化器”是一种昂贵的污染控制装置，它把一种物质喷射到锅炉的排气管里，排气管里的硫就会与之发生化学反应，粘在这种喷射物上，从而可以被收集起来。净化器喷射的一般是液体，通常会产生大量具有相当毒性的矿泥，这些矿泥通常被掩埋在附近的地下。也有些净化器喷射的是粉末，但最后必须用一种相当于极其庞大的真空吸尘器一样的东西，把这些粉末打扫干净。在明尼苏达州的谢科发电厂，他们用一种名叫“袋滤除尘器”（baghouse）的装置来清理挥发物，这装置有一个足球场那么长，可以容纳1.8万多个真空袋，每个真空袋都像汽车一样长，里面装的废物必须不断被倒空并处理掉。净化器要耗资数亿美元，不过能减少挥发物的70%到90%。

然而，还有一种更便宜、更简单的方法，就是换成使用含硫量较低的煤。选择这种方法的美国传统煤炭工业，已经遭受了一些痛苦的改变，因为它们中大部分不得不舍弃东部的高硫煤田，而搬迁到西部的低硫煤田处。西部的煤比较容易开采，因为煤层较靠近地面，但与东部的老煤田相比，西部煤田较年轻，而且通常产量较小。1970年，在环境方面的法律强调了硫含量的重要性之前，美国只有极少一部分煤来自密西西比州西部。而今天，美国已有一半以上的煤来自那里，而且西部的低硫煤田还在发展，不断把生意从可怜的东部高硫煤田抢过来。怀俄明州由于具有丰富的表层矿藏，如今已成为美国产煤最多的州。这种在用煤上的转换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煤炭工业不能把环境运动只看作是一种威胁了，因为，至少西部煤田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环境方面的法律，而且随着对二氧化硫的控制日益严格，西部煤田还将受益更多。

煤工厂的西迁运动还从另一方面改变了煤炭这个古老的工业部门。虽然煤实际上促进了每个经济部门的机械化，但煤的提取却在很长时间里仍依靠人力，而不是机器——这与矿井的排水和煤的运输形成了对比。然而今天，美国将近2/3的煤都是用世界上最庞大的机器，从浅层矿井里铲出来的。这种机械化导致的高产量已经把开采煤矿的直接花费降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矿井的机械化也削减了劳动力总数。由于只有大型的矿井才有能力实行机械化，因此那些在20世纪主要出产烟煤的小矿井，最终被挤垮了。美国1976年的那些煤矿中，倒闭了3/4还多；目前美国的矿工总数只有7.2万人，不及25年前的1/3。一度风头极健的矿工联合会，如今也只代表两万名矿工的利益，这些矿工们生产的煤矿只占美国煤产量的不到1/5。

虽然东部的煤大多含有较多的硫，但人们还是在阿巴拉契亚山发现了一些低硫煤的矿坑。为了得到这些煤，人们使出浑身解数，几乎要把山移走，打着保护空气的旗号来牺牲土地。在西弗吉尼亚的西南部（就是在这个州，1921年，一支由数千名被驱逐的煤矿工人临时组成的队伍举行了示威游行），大约1/5的阿巴拉契亚山脉的顶端已被炸毁了几百米。人们用的是一种相对较新的采矿技术，应当叫它“移除山顶”才好。

在数亿年的自然腐蚀中，阿巴拉契亚山已经不再像喜马拉雅山那样高了，从山顶炸下来的碎石被倾倒在山谷里，于是阿巴拉契亚山更矮了。最后，开垦改造也只是给山体披上了一层绿色，而工业界指出，把山削平其实更有利于商业开发——例如，在新开垦的地界上就建了一座高尔夫球场。尽管如此，这种做法还是引起了一场争斗，这是这个煤之州多年来所经历的最激烈的争斗之一，对抗的双方，一方坚持继续使用机器采煤，另一方则不愿看到他们的高山和峡谷被永远改变。

但是，仍有一些煤发电厂既没有净化，也没有转换措施，这激怒了处于它们下风口的一些州。最著名的是沿俄亥俄河和阿巴拉契亚山分布的东部产煤区的许多老发电厂。好多年前，联邦治理条例就要求它们使用净化器，但净化器至今还只是出现在这些老发电厂的未来规划上。人们原来预计，这些老发电厂几年内就会关闭，但相反的是，这些使他们的发电厂比清洁的发电厂更低成本运转的老板们，用一种使发电厂几乎永生不死的方法，一次一个地取代了他们的对手。按照环境保护局的规定，不安装净化器而继续运营老发电厂是违法的，于是，克林顿政府发起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起强制执行判决的诉讼案，对51个老发电厂进行改造。而布什政府已经对这起诉讼案提出了质疑，并示意这件案子或者会被取消，或者会缩小改造范围。

多年来，东北部处于下风口的一些州，尤其是纽约州和新英格兰各州，已经强烈抱怨一些仍未受控制的发电厂将污染物排放出来，随劲风飘到数百公里之外。由于已经有数量可观的致命颗粒和能形成酸雨的污染物从上风口的发电厂飘来，落在他们的地面上，因此他们有理由怨声载道。另一方面，那些严重依赖煤的州，正为治理本地的二氧化硫挥发物而耗费巨额资金。如果不计发电厂高耸的烟囱，巨大的健康风险似乎只存在于发电厂下风口32公里之内的地方。看起来，这些依赖煤而生存的州以较高的死亡率为代价，换取了较低的用电率（以及暂时较低的矿工失业率）。在历史上，煤蕴藏量曾经极大地影响了这些州的发展模式，如今又继续影响着它们的衰亡模式。

在对煤发电厂实行了大规模的调整措施之后几年，美国国会开始考虑投入巨资对二氧化硫、氧化氮和汞进行大规模治理。要得到各工厂的配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大体上说，不同的污染物需要不同的技术，而所有的方法都很昂贵，而且都会带来环境上的负面问题——比如，如何处置产生的矿泥。尽管如此，只要政治家们能够提出大规模治理污染的要求，似乎工程师们就能想办法完成这个任务。此外，政府还预计，即使对二氧化硫、氧化氮和汞的治理更加严格、更加昂贵，但从经济学的角度说，燃煤仍然是有益处的。而在国会公布决定之前颁布的一些法律，还列出了第四种污染物，它大大扩展了环境威胁的规模。这种污染物就是二氧化碳，全球气候变暖的元凶，而且无法用已有的技术对它加以控制。如果在治理时稍稍手软一些，它就有可能彻底改变人类以煤为伴的整个未来。对于煤炭工业来说，这是难以忍受的事。虽然工业领袖们以前早已提出过这种要求（确实提过，而且是很多次），但这一次，也许他们是正确的。

很难想象，像二氧化碳这样友好的气体会是一种污染物。二氧化碳就是你的汽水中那些泡泡，还是把你的面包里揎出了那些小孔。凝固后，它就成了干冰，可以灭火。它没有毒，也不具腐蚀性，不会伤害肺，不会毒害生态系统，也不会破坏人们的视野。在煤炭工业中，它有时被称为“无害于健康的二氧化碳”，可以说这种称呼是对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古往今来，最害怕二氧化碳的人却是煤矿工人。二氧化碳就是“窒息气”，几个世纪以来，它一旦在矿井里堆积起来，就会使矿工窒息而死。但是，在正常的空气中，二氧化碳不会对人体造成直接的危害。

事实上，二氧化碳对地球上的生物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凡人都是以碳为基础的生命形式，我们周围的植物也是一样。二氧化碳是气体形态的碳，也许当你在上自然科学课时，它还环绕在你身边。你和其他动物的每一次呼吸，都释放出二氧化碳，植物吸收这些二氧化碳，然后进行光合作用，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为自己体内的碳。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最纤细的草叶和最繁盛的大树无中生有地形成了。植物在腐烂时，最终会将大部分二氧化碳再次释放出来。在北半球（地球上的大部分陆地都集中在那里），每年春天，苏醒了的植物开始吸收二氧化碳，于是周围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就会明显降低。而到了秋天，当树叶坠落、腐烂，二氧化碳就又回到了空气中。实际上，这是生物圈每年一次的同步大呼吸。

在生命的延续过程中，二氧化碳还扮演着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它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温室气体。之所以这么称呼它，是因为它能够像温室的玻璃那样吸收热量。它在我们的大气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这一小部分却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二氧化碳的挽留，太阳的温暖就会反弹回宇宙空间，那么地球可能就只是一片不毛之地，一个冰冷的球体。但是，也不能只看到二氧化碳仁慈的一面。因为大自然还有其他的重要力量——水，阳光和风，二氧化碳是好是坏，是滋养生命还是破坏生命，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是否与其他自然力相平衡。在如今的地球上，这种平衡正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煤本质上是从数百万年的生态循环中沉淀下来的碳，煤的燃烧使得碳重新活跃起来，把这个世界变得有点儿像煤最初形成时的那个世界，好像古老的鳞木已经能够利用人类来重建它们繁盛期的地球的样子了。

自从工业革命拉开拂晓的帷幕，我们已经燃烧了足够多的化石燃料，以至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已经增加了1/3，可能这在过去的几百万年里是从未有过的。有预测显示，如今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达到了工业化之前的2到3倍，在下个世纪里还会更高。而且二氧化碳的浓度一旦升上去了，要想通过自然进程来重新把它降下来，要用好几百年的时间。这种浓度的升高并不能完全归罪于煤，石油和天然气也负有相当的责任。[2]但是，考虑到蕴藏的能量，其实煤制造的二氧化碳还是比其他化石燃料制造的都多——煤产生的二氧化碳是天然气产生的2倍，但提供的能量只是天然气能量的1/3。[3]正因为如此，环境保护主义者、治理者和煤炭工业从业者都认为，当人们开始努力阻止气候变暖时，煤的历史也就开始走向完结了。

许多证据表明，全球气候正在变暖。从全球温度的记录上看，也就是大致从1860年以来，20世纪90年代是最热的10年。温度的变化还有一些间接的反映，如树木年轮、珊瑚虫和冰的内核，这些数据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20世纪90年代可能是过去的1 000年里最热的10年。植物和动物都已经开始努力改变自己的分布地区，追随适应自己生长的气候；永久结冰地带开始解冻；在几乎每个历史久远的大陆块，冰河都在迅速消隐。南极洲边缘的冰架开始大片大片地融入海洋，速度之快令研究它们的科学家们瞠目结舌。我们对北极冰冠的有限研究表明，自从20世纪50年代潜水艇开始从水下对它进行测量以来，它已经令人吃惊地消融了40%。

然而，人们关注的并不是目前已经发生的事，而是将来更为戏剧化的气候持续变暖。为了研究气候变暖这一复杂的科学课题，美国召集2 000多位科学家，组成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小组（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据这个小组预计，在21世纪，也就是到2100年，气温会再升高1.4至5.8摄氏度。究竟是这个范围的上限还是下限，则取决于哪一种计算模式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以及温室气体以怎样的速度累积。

即使是这个范围的上限温度，也只是很小的数字，很难让人们警觉起来，除非你认识到这个全球的平均数字很可能掩盖了气候变化令人震惊的事实。数千年前，在最后一个冰川纪末期，北半球的大部分陆地都被高达1.6公里的冰层覆盖着。而那时的全球平均温度只比今天低5至6摄氏度。如果温度升高的幅度到达上述范围的上限，那么我们面临的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气候变暖，它在过去的仅仅一个世纪里就已经融化了那么厚的冰层，而在未来的一个世纪里，气候变暖的威力会更强。

变暖之后的世界会是怎样的呢？到那时，很可能会有更频繁的热浪、干旱和森林火灾，反过来说，蒸发到空气中的水分会更多，因此暴风雨将更加猛烈，从而导致更多的洪水和山崩。过多的热量和洪水会将烟雾和水污染的问题绞在一起。由于洪水和破坏性更强的汹涌风暴，海洋会慢慢升高，这会给地球上地势较低的海岸地区带来威胁——包括很多物产丰饶的地区和污染最严重的地区。陆上和海里的许多动植物无论选择栖息何处，都将无法存活，最后只会导致生态系统的普遍瓦解。

一些物种会追随适宜的气候条件而改变生存地，就像过去自然气候发生变化时那样。但是，一个地区的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往往并不是好事——这一点，想象一下就知道了，比如北方针叶林迁移到南部之后全部死掉了，还有，美国枫树在向北移出美国，移到加拿大之后也枯萎了。此外，还有城镇、道路和农场挡道，因此一些物种并不能从分散的生长地迁移到适宜的新环境里，于是，一些物种就会不可逆转地消亡。由于现有植物与动物之间、掠食者与被掠食者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所以会爆发更多不可控制的害虫灾害和杂草灾害。全球物种灭绝率会更高，而且许多保存物种的努力将不得不从维持现有生态系统，变成在新的地方试图重建某些生态系统。

当然，许多巨大的变化也会带来些许好处。一些物种会因此而繁盛，致命的寒流会减少，取暖费用会降低，而且许多地方的动植物生长期会延长。如果变暖的进程较为适宜，在未来几十年里，中纬度地区的农作物和木材产量会大大增长。其中一个原因是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更多了，而二氧化碳具有肥料般的作用，有助于弥补气候给植物带来的一些其他压力。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断言，除了日益衰竭的自然界之外，我们所面临的直接损失将是巨大的。我们已经为现有的气候和海岸线投注了大量资金，从而确定了在哪里修建我们的城市、水坝和供水系统，如何建造我们的家园，应当种植什么庄稼、什么树，我们的地方经济应当依赖农牧业，还是林业或旅游业……不可尽言。这些投资中，有很多一定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搁浅。当然，拥有足够财力的国家可以调整投资方向，但是他们这样做时，必须弃先前规划于不顾，因为我们过去的气候已经对将来没有什么指导意义了，而且变异正在逐年加剧。应种植什么新庄稼和树，如何重新建设一个城市的供水系统，在哪里重构被洪水摧毁了的家园，诸如此类的决定将成为更大的赌博，承担起前所未有的风险。

一些较贫穷的国家恐怕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在许多国家，粮食和水少得可怜，人们纷纷涌向一些极有可能遭受洪水和沙漠化侵袭的地方。由于没有钱进行治理，这些国家将面临严重的饥荒和水荒，导致热带疾病的大面积蔓延，来自洪水区或干旱灾区的难民潮，以及一般在政治体制非常脆弱时就会出现的动荡局面。这个世界太小了，很难想象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不会掀起全球性的波澜，气候变暖恐怕会制造出一个对每个人都更危险的世界。

以上这些预言虽然很可怕，但却是气候变暖在上一个世纪里慢慢累积的结果。而我们可能不会永远幸运。事实上，已经有相当多关于过去气候变化的新发现告诉我们，气候逐渐发生变化并不是我们这个喜怒无常的星球固有的特性。在过去的大约1万年里，地球的气候一向表现良好，因此我们人类才得以发展文明。但是，从历史的观点看，在文明的浪潮发展到具有威胁性的规模之后，气候就在这摇晃和汹涌的浪潮中飘摇不定。一份被不祥地命名为“气候陡变：在所难免的惊奇”的2001年的报告，开篇就是这样令人触目惊心的警告：“近年来的科学研究表明，气候正在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变暖，这是严重而普遍的现象。例如，大约半个北大西洋仅在10年里就达到了在最后一个冰川纪变暖的程度。”这些话并不是环境保护组织在危言耸听，而是出自享有极高声望，喜欢追根究底，而且通常出言保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一个经国会特许为国家解决科学问题出谋划策的独立机构。科学院接着警告人们，已经发生的这种陡变往往伴随着严重而大面积的洪水和干旱，而且，决策者们“很少知道并极少赞赏”这种关于气候会如何迅速变暖的新思考。当气候被迫加速变暖时，或者说就是如今，那种剧烈而令人讨厌的气候动荡就更加常见了。[4]

1997年，世界各国首脑在日本京都会面，试图创造历史：签署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来消减温室气体。他们好不容易才达成一项协议，规定富裕国家要在2008至2012年间将温室气体在1990年标准的基础上再减少5%。可以说，这只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小步，但其实还不足以阻止温室气体在大气中堆积。要阻止温室气体堆积，就必须先立刻把全球的挥发物消减一大半，然后逐渐消减更多。即使把温室气体的浓度降低到标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两倍，在京都出台的那些措施也远远不够有力。虽然《京都议定书》太过温和，但它仍有其不可言喻的重要性：它表明发达国家开始放弃化石燃料，并转向一条与我们几个世纪以来完全不同的能源之路。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支持这种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美国的能源和工业组织与公众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并挑起了反对缩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运动。他们的行动确实有效，以至于《京都议定书》还处于商议中时，就已经被美国参议院否决了，但参议院仍需要认可这份协议，因为美国有义务这样做。最坚定地反对《京都议定书》或者任何对二氧化碳的限制的，总是美国的煤炭工业经营者。

面对气候的变暖，美国的煤炭工业，特别是20世纪晚期的煤炭工业经营者，已经在科学发现的威力下做了很多事情。他们已经挑出了一些观点较为友好的科学家，资助其研究，扩大其影响。他们也已经就对这些科学家们含有深层动机的批评提出了控诉。他们发起了公关运动，以影响公众的态度，虽然这些运动中有很多是误导性的。他们毫不委婉地劝说了联邦决策者，并且一个州一个州地反对执行所有认真对待气候变暖的措施。一位煤生产商甚至对环境保护小组提出了上诉，断言他们把气候变暖归罪于煤是对煤的诽谤，是对煤“片面、恶意的认识”。

很长时间内，这些行动的积极领导者都是一个以科罗拉多为根据地的小煤炭合作社，叫作西部燃料联合会（Western Fuels Association）。西部燃料联合会为有关气候变暖的辩论带来了一种花哨虚夸的风格，这种风格在政治论辩中不常见到，至少最近几个世纪以来不常见。协会主席宣称，上帝把煤赐予人类，是为了按照《圣经》里的要求来满足人类的需求并使其能征服地球，他还指责政府“不知天高地厚，竟企图干预人类正常的工业式的进化”。这种观点与19世纪的一些观念如出一辙，只是说法更现代化而已。他们认为不仅对煤越来越多的需求是历史注定的，而且越来越高的二氧化碳浓度也是，它们都是人类不断改造世界以适应人口不断扩张的必由之路。

由于二氧化碳是一种植物肥料，因此常被一些商业性的温室用来促进植物生长。西部燃料联合会认为，如果更多的二氧化碳对温室植物有益，那么它也将对整个自然有益。[5]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是不够的”，而燃煤有助于弥补这一不足。事实上，西部燃料联合会的负责人还一本正经地公开宣称，他希望二氧化碳的浓度是标准浓度的3.5倍，这对于大多数气候学家们来说，不啻一个噩梦。而且，西部燃料联合会的人们也并不为温度的升高而感到烦扰，他们指出：“温暖是福，寒冷是祸。”这个协会就如同煤炭工业的一只特殊翅膀，按照它的逻辑，征服自然的极端做法就是：创造一个温室星球。

一些正日益取得煤炭工业统治地位的大公司并不愿意公然认可这种重建温室星球的想法，也并不认为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做法是完全积极的。[6]确实，他们不必接受如此激进的观点，他们已经用较为传统的政治手段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美国的煤炭工业曾面临极大的危险。用一位煤炭公司经理的话说：“阿尔伯特·戈尔想让我们破产。”自从戈尔1993年发表著作《均衡中的地球》（Earth in the Balance）之后，全球变暖已被他定义为一个政治问题。戈尔与《京都议定书》关系密切，因为他曾参与了相关讨论。大受刺激的煤炭工业界把用于以前总统竞选的捐款增加了两倍，慷慨地给了乔治·W·布什，因为布什原先是得克萨斯州的一位石油商，而且已经表示赞成他们在环境方面的观点。

在大多数地区，气候变暖和煤都不是影响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要素，只有一个地方例外——西弗吉尼亚。在那里，这两个因素都非常重要。布什阵营原先根本不相信能够战胜强大的民主党阵营，但是西弗吉尼亚的煤炭工业改变了他们的这种想法。问题不只是气候变暖，这个州的“切除山顶”式的采矿行为也受到了法律的挑战，而且克林顿-戈尔政府已经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到反对煤炭工业上。《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详细报道了西弗吉尼亚的煤炭工业界率先为布什提供了何等空前的资金和支持，使布什最终以52%的选票率取得了胜利。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白宫的高级职员承认“这是一场建立在燃煤基础上的胜利”。如果不是因为西弗吉尼亚的5张选票，戈尔已经入主白宫了。

布什上任5个月后，他发表了一份支持使用煤能源的计划，削减了环境保护局对煤发电厂实行强制制裁的势头，放松了对山顶采矿的限制，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表示坚决反对《京都议定书》或国内一些规定中对二氧化碳的限制。西弗吉尼亚煤炭联合会的负责人称之为“回报”，并解释说，布什已经跟他说过“他对我们心存感激，他也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他就当不成总统”。近年来，其他发达国家的燃煤量纷纷急速下降，在过去的15年间，西欧的燃煤量减少了42%，英国减少得更多。然而在美国，煤炭工业却正欣欣然复苏着。在煤炭工业的行业报刊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头版新闻标题，欢喜之情溢于言表，例如“煤君主重返政坛”或者“又是一个煤的高产年”。美国的燃煤量比2001年还多，而且关于工业的新闻也不再是坏消息了。几年来，美国几乎没有建设新的煤发电厂，燃煤量的增长完全是因为现有的发电厂在更高效地运转。煤一石三鸟：布什当选了，天然气的价格暂时但却戏剧化地稳定了，加利福尼亚的电力危机震慑了整个国家。如今，很多州已经启用了新的燃煤发电厂，每个厂都拥有好几十年的生产潜力。据一项官方数字，美国正在计划兴建大约90座煤发电厂，这将耗资64亿美元。

自从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机之后，作为一种在美国被广泛使用的燃料，煤已经不虚此名——有了这种可靠的国内能源，美国就不那么容易受到外部纷乱世界的侵扰了。当石油价格暴涨时，美国人开始称自己的国家是“煤的沙特阿拉伯”，称煤是“救苦救难的菩萨”。不但一些原本使用石油的发电厂不得不遵照法律的规定，改为使用煤，而且所有新建的炼油厂和气体发电厂按规定也必须可以燃煤。维护空气质量的法律被放宽或者搁置，联邦政府把煤作为能源策略的顶梁柱，在许多领域，煤被视为美国能源独立的象征。

这段不太久远的燃煤历史使国际社会限制温室气体的努力与美国国内许多燃煤拥护者的摩擦升级。燃煤不仅再一次受到了环保事业的威胁，而且这一次，这些威胁有一部分来自国外，问题不仅仅关乎环境保护，还涉及国家主权。美国大部分煤炭公司都是国家矿业联合会的成员，该联合会的新负责人声称，批准《京都议定书》不亚于“单方面的经济制裁”。根据此项协议，“美国有史以来将第一次允许一个国外的组织，一个由发展中国家掌控的组织，来约束和限制美国经济。商业往哪里投资，去哪里发展，美国的主权应当由谁控制，这些都要由联合国的官僚们来决定”。

事实上，《京都议定书》中并没有这些规定，但它的的确确威胁到了煤的使用，而且，上述引文也确实突出了气候变暖的争论中隐藏的令人不悦却无法避免的问题——世界上贫富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布什政府反对《京都议定书》的一个原因，其实也是这个协议的反对者们所持有的首要论点，就是他们认为《京都议定书》不公平，因为它一方面要求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减少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另一方面却允许发展中国家毫无节制地加速排放温室气体。早在《京都议定书》1997年商定之前，美国参议院就已经正式决定，不会认可一个不包含第三世界国家实体组成部分的协议。他们还指出，新兴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正在越来越快地攀升，在未来几十年里，将会超过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对公平的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中，单是美国就占1/4，富裕国家总共占2/3还多，而付出最多代价的却是贫穷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许是在增加，但这只不过因为这些国家正在努力效仿他们富裕的表兄弟们——用化石燃料构筑一个现代经济体系。若按人均计算，他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仍然是非常适度的。因此，为了实现贫穷国家期待已久的工业化，他们请求富裕国家运用化石燃料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来带头解决温室气体的问题。

[1] 除了汞这样一种备受关注的有毒气体，煤发电厂还释放了许多其他剧毒化学物质，只是数量相对少一些。美国环境保护局特别强调，要注意煤发电厂释放出来的致癌物质：砷和二氧芑；此外，环境保护局还公布了一些计划，旨在治理汞以及发电厂产生的其他有毒物质。

[2] 在美国，与能量有关的二氧化碳（主要因交通运输而产生）中，有43%是由石油产生的，21%是由天然气产生的。煤产生的二氧化碳占36%，但它提供的能量只占总能量的22%。

[3] 若论发电，与煤相比，天然气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更少。每发一兆瓦特电，效率最高的新型天然气发电厂产生的二氧化碳不足普通的煤发电厂的1/3，是效率最高的新型煤发电厂的42%。

[4] 要对付这种陡变，也许可以截断世界上一些至关重要的洋流，如墨西哥暖流，它把热量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国家科学院的这份报告说，这种截流会带来“海洋和大气两方面的重大改变”。也有人将这种说法理论化，认为这些洋流的消散会导致北大西洋严重冷却，以至于有可能招致又一个冰川纪的降临，但国家科学院的报告否认了这种可能性。

[5] 西部燃料联合会这种认为二氧化碳会自动造福于所有植物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观点，受到了主流科学观点的普遍批判。理由是，例如，在温室之外，氮等其他营养物质是有限的，此时二氧化碳对植物生长的刺激作用就小得多。此外，在过量二氧化碳中生长出来的蔬菜，所含蛋白质量会降低，因而营养价值也会相应降低。还有，一些迅速普及的植物品种，对二氧化碳的反应比其他植物品种更强烈，这就意味着，一个特定生态系统中的植物（以及依靠它们而生存的动物）均衡将被进一步破坏，从而向生物剂量学提出了新一轮挑战。

[6] 西部燃料联合会建立了一个名叫“绿色地球协会”（The Greening Earth Society）的非营利组织，来推广这种观点，但它只赢得了一些匿名的支持者。这个组织的联络顾问声明，他相信煤炭工业界有很多人赞赏协会在宣传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好处方面所做的努力，“他们只是不想和我们联系而已”。然而，西部燃料联合会的长期领导者，也是上述大部分引文的原创者，弗雷德·帕尔默（Fred Palmer），最近开始主持世界最大煤炭公司Peabody公司的法律事务和政治事务。帕尔默说，他仍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但也不必得到Peabody公司的认可。

第8章

燃烧的传奇

虽然煤具有许多缺陷，但却带领人类穿越了漫长的工业童年时代，最终赐予了人类力量来建设一个不再需要煤的世界。

几个世纪以来，在对煤的天性、影响以及煤烟的理解上，我们犯下了许多错误。一些人认为煤是由地底的种子长出来的，或者是从魔鬼和龙守护的矿藏里生出来的；一些人从矿藏里看到了关于《圣经》中洪水的科学证据；一些人相信煤可以预防黑死病；另一些人却指责煤使得田园荒芜、牙齿腐烂，助长卑鄙的谋杀、刻薄的言语，并导致思维混乱。最近，我们许多人都认为即使大量而无限期地燃烧煤，也不会打破这个星球的自然平衡。无疑，我们对煤的了解依然远远不够，但我们至少排除了许多古老的神话对我们的影响。

过去至少有一个事实是人们普遍认可的，即煤对于塑造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今天这个观点不那么普遍了。煤的运输把英国人引向大海，使英国从一个小农业国成长为一个世界级的商业大国。强大的皇家海军的建立主要是为了保护煤的传送：在战争年代，它紧抓对战斗中煤船的控制，并帮助英国树立起对海洋的统治。多亏了煤，伦敦才变成一个大都市，足以成为商业与文化的重要中心。因为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影响逐渐被该国的规模所束缚，这个小国开始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帝国，并克服了本国的人口上的劣势，打败了诸如法国和西班牙这样的欧洲对手——它们的人口和土地都远远超过了英国，就是煤比英国少得多。

然后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被煤引燃，依靠煤铸铁而建立，并被蒸汽机和铁路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发明驱动着，而这两个发明首先是为了迎合煤工业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煤单靠自己的力量，并不能导致工业革命的发生，也不能让英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但这二者的出现都离不开煤。

工业革命的地位举足轻重，它发源于英国，而后像一股强劲的冲击波，席卷了整个世界。为了了解煤对世界的影响，我们可以试着勾画，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历史将会是怎样的图景：世界将会几十年或几个世纪一成不变地处于农耕时代，技术进步减缓，物质财富减少，社会变革则更加缓慢。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不会突飞猛进，工薪阶层不会迅速壮大，像19世纪的曼彻斯特这样的工业城市不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也不会有《共产党宣言》的问世。也许美国的北方已经输掉了南北战争，或者南北战争压根儿不会发生；而如果没有铁路，美国西部开发的进程将乘着四轮马车蹒跚而行。如果不是因为富足的煤矿使德国工业蓬勃发展，世界大战也许根本不会爆发。殖民统治不会如此迅速地推进，而那些屈服于外国工业势力的民族将改写自己的历史。比如中国，不仅其近代历史，甚至古代历史也将改变。至于劳工运动和改善环境的运动，如果它们存在的话，将采取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简而言之，19世纪和20世纪所发生的至关重要、意义深远的斗争都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但这并不表明，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世界就一定会稳定、和平，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前工业时代人类社会的暴力历史就会明白。如果人类的进步更多的是依靠有机而不是无机能源，那么，举例来说，罪恶的奴隶制也许会更加坚不可摧。而且，虽然我们的空气会更清新，环境会更优美，但我们的森林和荒地却会更普遍地不堪重负。土地之所以将承受更大的压力，是因为人们不仅从它那里收获粮食，还要向它索取燃料。无疑，最终会有某个人发明出蒸汽机之类的东西，把热能转化为机械的推动力，但这样就把沉重的负担留给了森林。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植被丰富的国家会赢得世界的瞩目，比如瑞典。

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也许也已经被利用了，但利用程度却可能远远低于它们实际的利用程度。它们在勘探、运输和控制上都将困难得多，但由于有煤提供的技术基础和工业基础，我们才得以大量开发这些燃料。比如，它提供了廉价的铁和钢，使我们能够建造钻孔机、抽水泵、油轮、铁路，以及管道。如果这个世界的技术发明沿一条平稳的轨道前进，那么我们现在可能刚刚开始点着煤油灯开采石油。

简而言之，如果没有煤，文明将会出现至少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途径。人类的科技进步和经济进步会非常缓慢，而且会更仁慈一些，能够使我们避免工业革命带来的许多痛苦，甚至可能会改善生命赖以生存的外部条件。或者，由于地球上的有限资源受到了更大的压力，也许会导致另外一系列战争、不平，以及久久盘桓于人间的贫穷，还有对大自然更彻底的搜刮。猜测如果没有煤我们会走上哪一条路，无异于一种室内游戏。也许它有助于我们确定是把迄今为止煤对我们的影响看作一种纯粹的祝福，还是一种纯粹的诅咒。不过，最终的答案可能会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历史和眼前这个煤塑造的世界中的繁荣和衰亡。

人们可能常常会发现煤的一些新用途。它是一个多面手，能够刺穿新石器时代中国人的耳朵，装饰古罗马人的宽松长袍，在黑暗时代为不列颠人赶走毒蛇，掩盖宾夕法尼亚州古画的光彩，还能通过化学变化变成从杀虫剂到香水，从笑气到黄色炸药等物品，也许未来它还有很多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用处。不过，再过几十年，煤还依然是一种重要的能源吗？

如今，至少在美国，为了让我们即使在气候变暖的时候也能继续燃煤，煤的拥护者们寄希望于一种新概念：碳回收[1]（carbon sequestration）。即捕获发电厂的烟囱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然后将其永久性地处理掉。虽然这在本质上与我们处置其他空气污染物的方法相同，但在实际操作上却有很大困难，因此这还只是作为一个对付二氧化碳的备选项，尚在商讨之中。美国能源总局与美国煤炭工业一同研究这个概念，他们曾表示，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项技术就不只是科学辞典中的一个词了。

碳回收并非易事。举例来说，硫，只是煤一个极小的组成部分，我们却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和好几亿的金钱才捕捉到它的燃烧产物（二氧化硫），而且即使在发达国家，我们也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而碳，是发电厂每天燃烧的煤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捕捉二氧化碳对于目前的技术水平来说，是一项高水准的挑战。一旦捕捉到大量二氧化碳，就必须把它们转移到某个地方，最后，用某种方法把它们处理掉，保证它们永远不会再来困扰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这就相当于把大量基础设施普遍用于煤的提取、转移和燃烧，然后再以一种相反的方式把它们彻底重建。这可以做到，却不一定值得。

其中一个问题是如何找到二氧化碳的永久去处。它已经被注入油井，以便帮助人们净化石油，它还可以被隐蔽地储存在废弃的煤矿、盐层里，以及其他地质结构中。但是这些地方似乎都不足以安置碳回收处理后的二氧化碳，因此研究者们开始密切关注海洋深处。遗憾的是，二氧化碳一旦溶解，就会产生一种弱酸，深海生物显然对此很反感。

二氧化碳是否能安全地在海底长存，也是值得思考的。在喀麦隆的尼奥斯湖（Lake Nyos）曾发生过一幕惨剧，证明了二氧化碳在水中溶解后潜在的不稳定性。这个景色秀美的湖坐落在一个古老的火山口凹坑里，一向波平如镜。二氧化碳从湖下的地热中渗透出来，在湖底冷水层的压力下溶解了。1986年8月26日，湖底的二氧化碳含量达到了饱和点，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整个湖“翻过来”了，底层的水猛烈地向上冲，只见充满泡泡的苏打水一直喷到了大约80米的高空。水中含有的二氧化碳形成了巨大的烟云，它们比空气重，因而滑下了山腰，很快就闷死了山谷中的1 700个人。今天，人们在这个湖周围开掘了一些水流不断的泉眼，以免惨剧再次发生。

虽然碳回收具有这些风险，但在美国煤炭行业和美国能源总局的努力下，它已经呈现出迅速发展的势头。它并非用来捕捉现有植物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还没有人想出这样做的办法），而是试图为未来人们在几十年后重新设计煤发电厂提供一部分有希望的构想。

然而，要实践碳回收，似乎就必须建立起庞大的国际政府监管体系，以保证各方面的配合。每一个公司、每一个国家都很想把二氧化碳直接排放到空气中，而不想付出昂贵的代价实行其他方法，比如把它们运到最近的海洋或盐矿，将其注入地下深处。由于二氧化碳极易混入周围的大气中而不易被察觉，因此，为一些监管机构检查自己工作中不断发生的疏漏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过去几年中，已有一些美国煤炭行业的拥护者声称，气候恐慌是由一些国际上的官僚主义者挑起的，他们只是想借机扩张他们在全球的势力范围。而现在工业界正在推行的这种技术，却似乎恰好需要这种扩张的势头。

碳回收是为了固守一种我们最好现在就抛弃的能源技术而不顾一切进行的危险努力呢，还是为了把一种仍然至关重要的能源变得更怡人而采取的合理方法？这个问题的解答，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否可以切实可行地转向其他什么能源。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适于建造水坝的地方都已经被占据了，因此所有新建的电气坝都给环境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核裂变由于极易发生事故并容易受到恐怖分子袭击的威胁，因而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且不提这些，核裂变仍然面临着它的废物回收问题。几年来，核裂变为我们增添了希望，但其操作仍有待于完善。众所周知，石油在产生自己那份温室气体的同时，也带来了它独特的政治、环境和供给问题。天然气是一种比煤干净得多的能源，它产生的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远远少于其贡献的能量。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一种过渡燃料，能帮助我们从碳素充足的现在进入不含碳素的未来。但是，即使天然气的实际储量超出我们过去的估计，它也很难单枪匹马地填补煤遗留下来的空缺。

风和太阳能是最丰富的自然资源，然而却不是很可靠：太阳不一定恰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放射光芒，风也不一定正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吹。电倒是一种在本质上不需要任何依托的物质，但我们必须制造出恰好可以用完的电，因为我们还没有想出把它储存起来的可行办法。而煤，却可以方便地堆积在发电厂旁边，随时供我们使用。当热浪袭来、镇上所有的空调都开始运转时，我们可以更快地铲煤，为自己创造一个可以控制温度的舒适空间，虽然这样做有可能招致下一轮热浪。

总而言之，试图找到从环境的角度来说既安全又可靠的物质来替代煤，是一件令人一筹莫展的难事。至少在你只想把煤从电力网络中替换掉，而保持其他能源基础构造原封不动时，你会感到无计可施。

但是，如果你把思路放得宽一些，那么前途就会更光明、更令人振奋。在这些思路中，较为典型的一种是想象世界的运转不再依赖碳，而是依赖氢。氢是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而且只需把水（一氧化二氢）中的氧原子解离出来，就可以得到氢。正因为如此，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在1874年把从水中电解出来的氢称为“未来的煤”。令人悲哀的是，把氢从水中提取出来所需要的能量比你从氢中实际获得的能量还多，否则，水本身就会成为一种能源了。即便如此，氢仍将为我们提供一种储存和转移能量的极其重要的途径，而且，如果与现代可再生技术相结合，它就能使我们达成我们祖先无法实现的梦想——从太阳能中获取大量可用的能量。

在这个设想中，风和太阳能，以及某些地方的地热能，都可以用来从水中电解出大量的氢，这些氢可以像今天的石油和天然气一样，通过管道或罐子运送到任何需要它的地方。它将在发电厂里燃烧，而且产生的挥发物只有水汽。到时我们也许就可以忽略发电厂，甚至忽略燃烧本身。电池燃料的技术原本是为了完成空间任务而发展起来的，届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把氢直接转化为电力或热能。电池燃料将不仅能温暖你的家庭、运转你的机械，而且能驱动你的汽车，一些主要的汽车公司正往这方面投入大量资金。

要实现这种以氢为驱动力的经济图景，并不需要太多技术上的飞跃。我们已经拥有了技术，问题是费用。可再生技术的费用比现有碳技术的费用还要高，尤其是煤，自从采矿业的劳动力从煤矿工人转向采矿机器之后，煤的价格就一直在下跌。然而，可再生技术的费用已经比过去低一些了，而且，一旦它摆脱能源这个小环境，进入广阔的市场，其费用很可能会暴跌。这种广阔的市场在几年后就会出现——不过可能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欧洲，因为美国的气候政策仍然面临尖锐的反对意见，而欧洲目前在采取政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正处于领先地位。

转向新能源技术的一个关键是抛弃过去高度集权、粗放生产的能源经营方式，那是现代煤发电厂长期以来的典型特征。像过去的蒸汽机一样，燃煤发电厂越大，效率就越高。在过去的几年里，许多煤发电厂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庞大的规模，而实行昂贵的污染控制技术的需要，促使它们进一步扩建。这种扩张趋势，再加上大部分电已经落入高度垄断的集团手中，因此竞争和创新的发展空间相当小，结果，工业技术的发展逐步减缓。今天，为我们的计算机提供电力的燃煤技术，自从托马斯·爱迪生之后，只不过在基本设计上改动了一点点。煤曾推动了一场能源革命，如今却正阻碍着另一场能源革命。

随着世界上许多政府（包括欧洲国家、中国和美国）敞开电力市场的大门迎接竞争，这种情况已经在发生着变化。国家削减对能源的控制力度（如果这与新的气候政策巧妙结合的话），能促进技术革新的浪潮奔涌，它让我们回想起蒸汽时代，或者更近的信息时代刚出现时的情景。信息技术不仅从创新中产生，并带来了创新精神的极大发展，而且还强烈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一个迅速崛起而具有竞争力的能源工业在摆脱了虚假的廉价燃煤动力所带来的侵蚀性后果后，也能产生完全相同的影响。

煤从世界能源舞台上退场时，必将有社会的和经济的代价随之而来，并且依然严重依赖煤炭生产的地区必将承受剧痛。工业革命告诉了我们，突如其来的经济变革对人们来说具有何等的破坏性，尤其是当社会没有付出最大的努力来限制这种破坏时。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除了气候能得到改善之外，实现从煤转向天生不那么脏、不那么危险的能源，将不会辜负我们付出的代价，因为我们的空气将明显地干净起来。被酸破坏的生态系统将恢复生机，汞对孩子们的威胁将减小，侵扰我们的肺和农作物的烟雾会明显减少，而且，当内燃机被取代之后，这些烟雾就会消失。我们的远眺视野曾被煤的燃烧阻碍，这种阻碍既是真实意义上的也是比喻意义上的，届时这种情况也会得到显著改善。而且空气微粒给我们带来的哮喘病、肺病和导致未成年人死亡的疾病也会大大减少。

在发达国家，停止燃煤每年可以挽救数万个人的生命，在中国，也许可以挽救数十万个人（且不说关闭煤矿挽救的数千人）。在废止燃煤之后仅仅几年，得到挽救的人数就会大于失去煤炭业工作的人数。但是，关于这些益处的消息却不会出现在晚间新闻中，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谁的生命得到了挽救，而煤产区面临的极为真实的困境则会使他们向世人展示更具戏剧性的图片和故事。

如果以煤为代表的高度集中的动力体系真的被更小、更分散的能源取代，形成一个公共的动力网络，那么还会带来其他的益处。起作用的能源将遍布整个社会：动力从光电池流出，无形地嵌入我们的屋顶和墙壁，风轮机在我们的农田上空旋转，无疑还有其他我们还没有想象到的技术。这种能源体系由于具有广泛的来源，因而天生就比较不容易因受到事故的冲击而引起混乱，也不容易受到市场操纵者和恐怖分子的侵袭。此外，从集中的煤动力转向更广泛地分布在大自然表层的能源，还会推动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相应分散，当然，这还是不能确定的事。我们将看到朝着更大公司发展的潮流开始逆转，由此形成的新的力量分配将更民主，而且天生更接近杰斐逊的理念。

当然，这种转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我们的大部分电力将由天然气发电厂提供。也会有一些来自煤的领域，但不一定是煤本身。一种以煤为基础的技术正处于起步阶段，那就是利用从煤床中提取出来的甲烷。甲烷就是爆炸气中的爆炸性成分，曾经害死了无数矿工。今天，甲烷大多白白地泄漏出来，或者被排放掉。这不仅意味着我们浪费了比煤干净得多的燃料，而且也是煤的生产影响气候的另一个原因：城市里的甲烷也是一种温室气体，且杀伤力是二氧化碳的21倍。由于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生产甲烷而不是煤上，因此即使真正进入后煤炭时代，一些煤炭公司和产煤区也可以在能源舞台上找到立足之地。

幸运的是，计算机工业的例子还带给能源工业另外一种启示：如果一个市场竞争激烈且鼓励创新，那么就可以在迅速降低价格的同时，促进技术的飞速发展。总有一天，把技术向前推进的税收、津贴和协议承诺等因素，都将变得无关紧要。无碳能源将在市场上获得应有的地位。等到我们能够建造可以捕获并回收所有二氧化碳的新一代煤发电厂之后，这种原始的能源技术就将完全失宠了。

在设想可能实现的未来时，一定不要忘了最后这一种重要的能源——激情。以煤为燃料，人们建造了一个强大的新世界，在这里，想象力、热情和挑战历史的勇气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而人们颇用了一些时间才发现，除了用于建造这个世界之外，煤还真的很有趣——不是指采矿，采矿无论何时也不会有趣。马修·博尔顿之所以为合作伙伴詹姆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感到那么兴奋，是因为他相信有了它，就可以建造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新社会。当乔治·斯蒂芬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快穿越英国的土地时，他陶醉得发抖，因为他知道，铁路将改变整个国家和星球。雅各布·西斯特和他年轻的船员们，胸怀对荣誉和冒险的向往，穿过宾夕法尼亚州利哈伊河的急流，是想帮助一种新型工业为一个新的世界添砖加瓦。即使是富兰克林·B·高恩，也曾凭借一个正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所授予的权力，组织了无烟煤行业的卡特尔，那也许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然而，今天，对于煤的激动心情早已荡然无存，而且好像不会再回来了，即便是技术上的突破可以减少煤对环境的影响。聪明而野心勃勃的现代人急于改变这个世界，对于建设大量用于碳回收的新基础设施（实质上是一种永久的废物处理系统）并没有太大热情，而更想不费吹灰之力地建造一种全新的能源工业。将有更大的热情和卓越的才能流入新能源工业的建设中，更不用提理想主义的金融家和关注环境的投资者了。至少当这个旧世界像普通的煤发电厂一样具有许多缺陷，已经鲜有人爱时，大部分人都会把他们的热情和金钱用于建造新世界，而不是翻新旧世界。

总之，当我们在已经知道的技术中似乎发现了更好，而且也许用起来更便宜的选项时，很难想象我们会真的投入大量资金改进燃煤技术，使其不致消亡。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才会从政治上下定决心，放弃我们已经在煤身上投入的大量资金，以及我们在美国和中国等地方将持续进行的投资？

随着时间的流逝，老一辈的人们对煤的感情已经相当矛盾。它已经被视为贫穷的标志和人类进步的缩影，既是一种与万恶的地狱相联系的凶险物质，也是一种上帝赐予的塑造文明的礼物。在我们以及我们后人的记忆中，煤是帮助建设人类文明的功臣，还是破坏人类文明的罪臣？像许多重要的事情一样，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取决于未来的气候。

科学家们断言，不论我们知道的有多少，气候还会变得更暖一些，因为世界将继续对我们已经发散的温室气体做出反应。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命运是不可知的。如果在未来几年里，我们能够更快速且迅猛地转向不会破坏气候的能源，而且如果我们足够幸运，世界不像一些电脑模拟的那样对温室气体的堆积那么敏感，那么我们也许会看到气候的变暖低于我们预计的程度，并带来较小的损害。我们也会极大地降低气候超过极限的可能性，一旦超越那个极限，气候变暖就会变得极富破坏性，一切将变得混乱不堪，这在我们的星球上是很容易发生的。然而，我们并不能排除这种危险性，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个临界点在哪里。

如果我们真的引发了剧烈的气候变暖，那么煤在塑造人性方面的所有贡献都将被这种巨额代价所抹杀。我们对于多年来不顾气候变暖的威胁而一直燃煤的托词，诸如缺乏科学的依据、希望让电保持低价、担心经济发展减速，以及我们不愿做别人不必做的牺牲，等等，在那些努力对付我们所导致的灾难后果的人面前，都将是空洞苍白的。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在引起比如今较缓和的气候变化更严重的后果之前，成功过渡到一种安全的能源体系，那么我们的燃煤行为就不会遭到后人们的强烈谴责。我们的一些子孙也许只会把煤当成一种奇怪的原始燃料，并且也许会纳闷我们怎么会忍受了它这么长时间。他们当中比较善于思考的人，也许会把煤看作一种重要的能源，虽然它具有许多缺陷，但却带领人类穿越了漫长的工业童年时代，最终赐予了人类力量来建设一个不再需要煤的世界。

[1] “碳回收”这个术语颇令人费解，它被用来指称两种截然不同的过程。第一种是依靠种植更多的树和其他植物来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其储存在植物和土壤中。这种生物学的碳回收虽然有用，却也有严重的局限：我们排放二氧化碳的速度远远大于植物吸收二氧化碳的速度，而且如今大部分植物都不会变成煤，最终只会腐烂，这样就会把它们体内的二氧化碳释放回空气中。第二种碳回收是依靠植物以外的技术，这就是下文将要论述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石头的爱与恨：煤的故事/（美）弗里兹著；时娜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文明的进程）

书名原文：Coal: A Human Histiony

ISBN 978-7-5086-6216-9

Ⅰ. ①黑… Ⅱ. ①弗… ②时… Ⅲ. ①世界史－通俗读物②煤炭－普及读物 Ⅳ. ①K109-49②P618.1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3358号

黑石头的爱与恨：煤的故事

著者：［美］巴巴拉·弗里兹

译者：时娜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上帝之饮

——六个瓶子里的历史

[美] 汤姆·斯丹迪奇 著

吴平 葛文聪 满海霞 郑坚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前言

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的啤酒

石器时代的酿造历史

文明社会的啤酒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葡萄酒

爱上葡萄酒

帝国的藤蔓

殖民时期的烈酒

烈酒与远航

帮助美国建国的饮品

理性时代的咖啡

伟大的提神剂

咖啡馆网络

茶与日不落帝国

茶之帝国

茶之魔力

可口可乐与美国的崛起

从苏打水到可口可乐

瓶子里的全球化

译者后记

前言

人类的历史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历史。

——卡尔·波普尔，科学哲学家

（1902~1994）

干渴比饥饿更致命。人没有食物，尚可维系数日。若是缺了水，则三两日都难以生存。对生命而言，除了呼吸，没有什么比水更重要。数万年前，由于没有运水、储水的容器，远古人类便临水而居，或近江河湖泊，或依清泉溪流，以便获取足够的水来维持生命。自古以来，水源的分布制约并引导了人类的发展，一些饮品应运而生，相继扮演了人类历史的塑造者。

直到1万年前，人类才发现清水以外的其他饮品。这些饮品并非取之不尽，信手拈来，而需经过复杂的酿制过程。它们的出现向长期以来哺育人类的清水发起了挑战。在随后的岁月中，除了充当人类聚居地受污染水源的替代品，它们还在历史变迁中分别扮演过各式各样的角色：如充当货币，用于宗教仪式，作为党派政治立场的象征，引发哲学及艺术灵感的源泉，上流社会彰显权贵的珍物，征服异国或平息内乱的武器等等。直到今天，我们还用各种饮品来庆祝新生，纪念故人，促成合约的签订，建立并巩固社会关系，提神醒脑或消除烦恼，做药引子济世救人。

历史潮起潮落。从石器时代的村落、古希腊的餐厅到启蒙时代的咖啡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点的变换、文化的更迭，不同的饮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各自的重要作用。当一种饮品满足了人们的某种需要，或顺应了某个时代的历史潮流，它便流行起来。有时候，流行饮品还能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历史的走向。考古学家按照不同时期人类使用的不同器具划分历史时代——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那么我们也可以按不同时期流行的不同饮品来划分。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的是六种饮品——啤酒、葡萄酒、烈酒、咖啡、茶还有可乐，它们勾勒了世界历史的走向。其中三种含酒精，另外三种含咖啡因；它们之间有一点是相同的：在古往今来的历史变迁中，它们都标志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期。

农业的兴起使人类踏上了通往现代社会之路，标志其开端的是谷物的种植。最早的农业出现在约1万年前的近东地区；同期，啤酒也随之问世。5 000年后，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大规模有组织的农业生产使人类有了剩余谷物，从而为这两个同期文化的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剩余谷物的出现使一小部分人不用再去田间耕作。于是，全职教士、牧师、记事员及工匠出现了。对于世界上第一批城市居民及第一批文献作者而言，啤酒不仅是滋养生命的甘霖，同时还和面包一起充当着他们的口粮及工资。因为当时谷物就是社会的经济基础。

在公元前的千年岁月当中，古希腊城邦内蓬勃兴起的文化，引发了政治、哲学、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诸多发展和进步。这些文化成果直至今天还依然支撑着现代西方思想。葡萄酒曾是地中海文明的血液，是将古希腊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大规模海运贸易的基础。当时，关于诗歌、政治、哲学的探讨都是在正式的酒会上进行的。在这类研讨会上，与会者共饮一碗稀释的葡萄酒。到了罗马帝国统治时期，饮用葡萄酒的风俗继续流传。当时，罗马帝国森严的等级制度在对葡萄酒类别和等级的精细划分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世界上两大主要宗教对葡萄酒曾持有截然相反的态度。基督教的圣餐仪式中，葡萄酒是主要饮品。但随着罗马帝国的瓦解，伊斯兰教的兴起，葡萄酒就在其诞生的地方被明令禁止了。

罗马帝国覆灭1 000年后，人们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重新追索，燃起了西方思想复兴的星火。这些古文化被阿拉伯世界的学者们完好地保存下来并进一步发展，欧洲的黑暗年代出现了曙光。同时，为了控制阿拉伯人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欧洲的探险家们急于向海外扩张。他们的航船西至美洲大陆，东达印度和中国，就这样，全球航海路线初步建立了。欧洲诸国竞相出海，开始了对世界的瓜分。在这段探险时期，一系列新生饮品涌现出来。它们的出现应归功于一种蒸馏技术的发明（事实上，这种蒸馏技术源自古代的炼金术，后经阿拉伯学者们改进而得）。蒸馏后的酒类饮品酒精浓度高，性质稳定，因此非常适宜海运。当时，朗姆酒、白兰地、威士忌等饮品还充当着买卖奴隶的货币，流通甚广。尤其是在北美殖民地，这些饮品甚至能影响政坛风云变幻，对美国的建立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地理扩张，方兴未艾；文化扩张，接踵而至。西方思想家们冲破古希腊传统观念的束缚，建立了一套新型的关于政治、经济、哲学、科学的理论。在这个理性时代，一统天下的饮品是咖啡，一种由中东传入欧洲的神秘而时尚的饮品。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兴起、遍地出现的咖啡馆，与出售酒精饮料的酒馆性质截然不同。咖啡馆逐渐发展成为政治对话、商业谈判及文化交流的主要场所。咖啡能使人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因此成了科学家、哲学家及商人的理想饮品。咖啡馆讨论引导人们建立起科学社会、新闻报业及经济机构，并为革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种现象在法国尤为突出。

后来，在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向咖啡发起了挑战。茶在欧洲的风靡促使欧洲人开启了一条通往东方的财源滚滚的贸易航线，气势空前地巩固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并最终使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全球超级大国。当茶发展成为英国的国饮时，就产生了保证茶叶稳定供给的需求，它深深影响了英国的外交政策，对美国的独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侵蚀了中国古代文明，并最终导致茶在印度的大规模生产。

碳酸饮料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100年后，随着可口可乐的发明，美国的软饮料自成一格。可口可乐是由一位亚特兰大药剂师配制出来的，最初用作兴奋剂，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美国的国饮。成为了帮助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活跃的消费资本主义的象征。在20世纪的岁月当中，可口可乐随征战四海的美国大兵一起巡游世界，继而成为世界上最广为人知、销遍全球的产品。如今，可口可乐又成了颇具争议的全球一体化市场的代表。

饮品与历史的沉浮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历史的走向也有着重大的影响；这种密切和重大远远超出了大众对饮品的认识。谁喝了什么？为什么喝？饮品从何而得？要了解这样的细节问题，你需要了解诸多领域的历史：农业史、哲学史、宗教史、医药史、科学技术发展史及商业发展史。本书所关注的六种饮品，向您展示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经历了岁月的沧桑巨变之后，直至今天，这些饮品还依然存留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们如同一本本液态典籍，记录着过往岁月中曾经推动历史的车轮走向现代世界的各种力量，让人们忆起那些早已逝去的年代。

了解这些饮品的历史由来，你所钟爱的饮品定会更具风情。

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的啤酒

Beer in Mesopotamia and Egypt

石器时代的酿造历史

人类文明与酿酒密不可分。

——约翰·西尔第，美国诗人（1916~1986）

“一杯”史前花絮

大约5万年前，人类走出非洲。他们以族群为单位过着游牧采集的生活，每个族群约30人。他们钻山洞、住木棚、搭皮帐篷，靠打猎捕鱼、采集野果为生，为寻找季节性的食物经常搬迁临时的“家”。他们所使用的工具包括弓箭、鱼钩、骨针等。直到12 000年前，人类的这种生活方式才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住在近东的人类放弃了旧石器时代以采集打猎为主的古老生活方式，开始以村落的形式安定下来，从事农业生产，而这些村落最终发展成为世界上首批城市。他们还发明了若干新技术，如制陶、带轮车和文字等。

自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即在非洲发现的15万年前的人类）出现之后，水就成为人类最基本的饮品。水是生命之源，人体的2/3由水组成，世界上任何生命都离不开水。但是，当人类转向一种比采集狩猎更稳定的生活方式之后，他们开始钟情于由大麦和小麦这些最早人工栽培的谷物发酵而成的新饮品。这种饮品成了社会、宗教、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了人类早期文明的主要饮品，最早在人类走向现代文明之路上流光溢彩、绽放活力——它就是啤酒。

我们还不知道人类酿造世界上第一桶啤酒的确切时间，但可以确定，公元前1万年以前是没有啤酒的。啤酒在近东地区广为饮用应该是在公元前4000年。这可以从一幅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今天的伊拉克地区）的壁画上找到证据，上面画着两人正用苇管从一个陶制大酒坛中吸饮啤酒（因为古时酿的啤酒表面会漂有谷粒、谷壳和其他杂质，古人用苇管吸饮以避免把杂质喝进嘴里）。

这幅图案刻制在一枚图章上，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提坡高拉。图案大约刻制于公元前4000年，表现了两人用苇管从大酒坛中吸饮啤酒的场景。

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大约出现在公元前3400年，所以早期的文字记载不能直接帮助我们弄清啤酒的起源。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啤酒的出现与谷物的人工种植和农耕方式的应用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谷物正是酿造啤酒的原料。啤酒是在人类生活方式从游牧到定居的变革时期产生的，在此之后，尤其在城市出现以后，整个人类社会机制和社会关系骤然变得复杂起来。啤酒是人类史前文明的液态遗迹，它的起源与文明的起源密切相关，难以分割。

发现啤酒

人类并非发明了啤酒，而是发现了啤酒。公元前1万年左右，最后一个冰河时代末期，因为生活在新月沃地的人们大都以采集野生谷物为生，使得啤酒的发现成为必然。新月沃地从今天的埃及向北，沿地中海一直延伸到土耳其的东南部，再向南触及伊拉克、伊朗边境，因其地域形状恰似一弯新月而得名。冰河时代结束之后，该地区的高地为野绵羊、野山羊、野牛和野猪的繁殖提供了理想的环境，其中的一些区域生长着茂密的野生小麦和大麦，为以采猎为生的人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食物。人们不但捕猎动物、采集可食用的植物，还大量收获野生谷物。这些谷物虽不十分美味但来源可靠；虽不太适合生食，但可以粗粗地砸碎或碾碎，用水泡着吃。最初，人们可能只用谷物做汤：把鱼、坚果、浆果之类和水混在一起，放入泥或草木灰抹的篮子里，然后用小木叉将烧热的石头扔进去，谷物中含有少量淀粉粒，遇到热水膨胀破裂，溶入水中，使汤变得更加黏稠。

新月沃地位于近东，是人类最早从事农业生产并大规模定居的地区（图中所示虚线内地带）。

很快，人类又发现谷物还有另外一个不同寻常的特性：与其他食物不同，只要环境干燥、安全，谷物就可以存放数月甚至数年。没有其他汤料时，仅用谷物也可做成干粥或稀汤，这一发现促进了采集、加工和储存谷物的相关工具和技术的发展。人类在这一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为对付日后可能出现的食物短缺提供了保障。在新月沃地，考古学家发现，大约公元前1万年前就出现了用于收割谷物的石镰，用于运送谷物的手编提篮，用于烘干谷物的石炉床，用于储藏谷物的地窖以及用于加工谷物的磨石。

其实，以采集打猎为生的远古人并非过着纯粹的游牧生活。他们很早就在一些临时或季节性的“住处”流动居住，开始了半定居生活。后来，储存能力的提高才使他们有能力完全留在固定的居所。20世纪60年代，一位考古学家做了一个实验，可以充分解释这其中的原因：他以至今仍生长在土耳其地区的一种野谷为收割的实验对象，旨在考察一个史前家庭使用镰刀收割的效率。他一个小时之内割了两磅[1]多野谷。如果按照这个数字计算，若每人每天吃1磅野谷，每天工作8小时，全家人连续工作3个星期就可以收获1年的口粮。不过，这个家庭要住得离野谷生长的地方很近才能保证他们不会错过收获期，而且因收获量很大，他们也必须加强对谷物的保护。

由此人类最早的定居地便产生了。比如公元前1万年左右，在地中海东岸的永久性定居地就是一些简单的圆形房屋。房顶由砸入地面1码（约合0.9米）深的木柱支撑。这种房间通常有一个壁炉，地面由石块铺砌而成，其直径为4~5码。一个典型的村落约有50座房屋，是一个二三百人的社区。虽然村民仍会捕猎少量瞪羚、驯鹿和野猪，骨骼检测却显示出他们的饮食结构仍以植物为主，如橡子、小扁豆、鹰嘴豆和谷物等。在这一时期，谷物仍靠采集而非人工种植。

谷物最初不是一种很重要的食品，在人类发现其两大与众不同的特性之后，它就变得重要起来。第一个发现就是，谷物吸水后会发芽，变得有甜味。因为很难保证储藏坑完全干燥，所以人类开始储存谷物后，很快就发现了这个特点。我们运用现代知识就能知道原因：谷物受潮后会产生淀粉酶，它将谷物中的淀粉转化成麦芽糖（所有谷物都会发生这种变化，但到目前为止所知大麦产生的淀粉酶最多，产生的麦芽糖也最多）。在那个缺少食糖的时代，这种能“麦芽糖化”的谷物自然会引起高度重视，从而加速了先浸湿再烘干的人工提取麦芽糖技术的发展。

第二个发现意义更为重大。粥被放置若干天之后会发生一些神秘的变化。尤其是由糖化谷物做成的粥，会产生一些细小的气泡，吃起来味道可口，还有些醉人，这是因为空气中的野生酵母使糖发酵生成酒精。简而言之，粥变成了啤酒。

不过，人类喝的第一种酒类饮品也可能不是啤酒。因为在发现啤酒的时代，人们也试图储存水果和蜂蜜。偶然发酵的果汁（可制成葡萄酒）或者水和蜂蜜的混合物（可制成蜂蜜酒）可天然生成少量的酒精。但水果是季节性产品，易于腐烂。野生蜂蜜的产量也很小。如果不用陶制酒坛，葡萄酒和蜂蜜酒就不能长久储存，而陶器直到公元前6000年才问世。另外，因为原料是供应充足且易于储存的谷物，啤酒酿制有了保证。在发明陶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在涂灰的筐、皮囊或动物的胃、挖空的树干、大贝壳或石制容器里酿酒。甚至到了19世纪，生活在亚马逊盆地的人们还在用贝壳烧饭。在今天的芬兰，一种称作萨蒂的传统啤酒仍是在挖空的树干中酿造而成。

发现了啤酒之后，人们通过反复实验来提高啤酒的品质。比如，熬粥时加的糖化谷物越多，发酵的时间越长，转化为酒精的糖就越多，因此啤酒的口感就越强烈。又如，粥煮得越透，啤酒的酒精度就越高，这是因为糖化过程只能将大麦中15％的淀粉转化成糖，但如果糖化的大麦与水混合并加热煮沸，那么其他的淀粉酶在高温下就会活跃起来，将更多的淀粉转化成糖，于是便有更多的糖通过酵母转化为酒精。

古代酿酒师还发现，反复使用同一容器会使发酵效果更可靠。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晚期的文献曾记载，酿酒师经常随身携带他们自己的麦芽浆桶。一个美索不达米亚的神话里还提到过“酿出好啤酒的容器”。反复使用相同的麦芽浆桶更容易使发酵成功，这是因为酵母菌遗留在浆桶的缝隙里，所以不必再依赖难以控制的野生酵母了。最后，还可以往粥里加入浆果、蜂蜜、香料、草药等其他调味品来改变啤酒的口感。在此后的几千年里，人们发现了为不同场合酿造不同纯度和不同口感的啤酒的方法。

晚些的埃及文献至少记载了17种啤酒，其中一些是在诗歌里提到的，现在听起来可能更像广告用语，如“国色天香”、“天籁之饮”、“快乐使者”、“餐之密友”、“丰盈富足”或“发酵之后”等等。用于宗教仪式的啤酒则有其独特的名字。同样，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对公元前3000年的啤酒也有记载，其中列举了二十多种不同种类的啤酒，其中包括鲜啤、黑啤、鲜黑啤、烈啤、红棕色啤酒、淡色啤酒、淡味啤酒和低浓度啤酒。红棕色啤酒是一种含糖量较高的黑啤，而低浓度啤酒则是麦汁浓度较低、酿造时含水量较大的淡色啤酒。美索不达米亚的酿酒师还通过加入不同量的“啤酒面包”来控制啤酒的口感和颜色。“啤酒面包”的制作过程是：用发芽的大麦做成块状的小面包，然后烤两次做成黑棕色、硬而脆的死面面包，这样在弄碎放入酿酒桶之前可以存放数年。据记载，“啤酒面包”被存放在政府的仓库里，只有在食物短缺的时候才拿出来吃，储藏任何一种啤酒原料都不会这么方便。

美索不达米亚人使用面包酿酒的问题在考古界引起了很大争论。有人认为面包是酿造过程的副产品，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先有了面包后来又被用作酿酒原料的。不过，很有可能面包和啤酒都是由粥制作的。稠麦粥在太阳下或热石头上烘烤成为面包干，稀麦粥则发酵变成了啤酒。应该说二者只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面包是固态啤酒，啤酒是液态面包。

啤酒影响了什么？

因为当时没有文字，所以没有文献来证实在新石器时代（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的新月沃地区域，啤酒在社会和礼仪方面的重要性。但从晚些时候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推断出最早开化的文明人（即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2]和古埃及人）饮用啤酒的一些情况。事实上，文化传统与啤酒的关系亘古持久，有的甚至遗留至今。

早期啤酒具有重要的社交功能。根据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对啤酒的描述，基本上都是两人用苇管共饮一坛啤酒。但在苏美尔时代，人们已经有能力过滤啤酒中的谷粒、谷壳等杂质，而且陶器已经出现，这就意味着可以人手一杯分而饮之。众多的记载显示出，共饮的场景是一种自古留存下来的仪式，即便在那时吸管已完全不需要。

对此最可靠的解释是饮料不像食物那样能够完全被众人分享。当几人同饮一坛啤酒时，液体没有分别；反之，当切一块肉的时候，切出来的必然有好有坏，有众人想要的和都不想要的。所以与人分享饮料成了好客和友好的象征，它意味着饮料无毒、适宜饮用，也证明提供饮料的人是值得信赖的。在没有小杯的时代，人们只能同坛共饮。今天，让客人用苇管饮啤酒已不再是一种习俗，我们经常会选择用一个茶壶或咖啡壶沏茶、冲咖啡，或者与众人分享一瓶葡萄酒或烈酒。在公共场合喝酒的时候要碰杯，将杯子聚在一起不是也象征着我们分享同一坛酒吗？可以说所有饮酒礼仪都拥有悠久的文化传统。

古人认为，饮料，尤其是酒精饮料具有超自然的属性。对于新石器时代的饮者来说，啤酒所产生的麻醉精神、模糊意识的作用无比神奇、难以言表。同样神奇的是，在其神秘发酵过程中，普通的米汤居然能变成啤酒。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啤酒授之于神。许多民族都编造出各自版本的神话，讲述诸神如何发明了啤酒并教给人类如何酿造。埃及人认为啤酒是农神，是身兼地狱判官的俄塞里斯偶然发现的。一天，俄塞里斯泡了一碗发芽谷子，放在太阳底下就走开了。当他回来的时候，发现米汤已经发酵，他尝了一口觉得味道还不错，便把这种方法传给了人类（这个故事正好与啤酒发现于石器时代的推测相吻合）。许多有饮啤酒历史的民族也有类似的传说。

由于人们认为啤酒是神授之品，因而理应用作宗教祭品。苏美尔人和埃及人把啤酒用在宗教仪式、丰收庆典、葬礼祭祀等场合。啤酒的宗教用途似乎可追溯到更早以前。事实上，无论在美洲、非洲还是亚欧，对于有饮啤酒历史的民族来说，啤酒在宗教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印加人用金杯盛满“契洽”（用玉米或木薯酿造的啤酒）举向升起的太阳，然后洒在地上或者喷出第一口酒祭祀地神；阿兹特克人[3]用普逵酒（一种由龙舌兰汁液发酵酿制的墨西哥啤酒）祭祀生育女神玛雅秀；中国人则将由黄米和大米酿的米酒用在葬礼及其他仪式上。可以说，今天人们举杯祝愿福寿安康、婚姻美满、来世富贵，庆祝工程的顺利竣工，都是在回应远古的理念，即酒精能够产生超自然的能力。

啤酒与农耕：现代文明的种子

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是人类进化史上的重大转折点。有些人类学家甚至认为，啤酒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农业生产提供的剩余粮食使一些社会成员从粮食生产中解放出来，成为特殊职业者，专门从事手工业或其他商业活动，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推动了人类迈向现代社会的进程。这个过程开始于公元前9000年，新月沃地的人们已开始种植大麦和小麦，这就与之前单纯以果腹充饥和储存为目的的简单野谷采集有了本质的区别。

当然，从打猎采集到农耕种植的转变是几千年逐渐演变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耕种的农作物在人类的食谱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这也许只是瞬间的变化：在700万年前从猿进化成人后，人类就一直靠采猎获得食物。后来，他们突然弃猎从耕，弃采归田。人类为何这样？为何是在这个特定的时期？史学界对此争论不休。目前有许多假设：可能是新月沃地地区可供采猎的食物由于气候变化、物种死亡或过量采猎等原因而灭绝；可能是一种更加稳定的生活方式（但仍属于狩猎采集的方式）提高了人类的生育能力，致使人口激增，从而需要新的粮食来源；更可能是啤酒见之于世后，在社会交往、宗教祭祀等方面赢得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人们希望通过栽培来确保稻谷供应，从而摆脱靠天吃饭和野谷充饥的境遇。从最后一种假设来看，人类从事农业生产的部分原因是为保证啤酒的供应。

尽管这种假设有将农业的开始归功于啤酒的嫌疑，但在历史天平由采猎向农耕和小范围定居倾斜的过程中，啤酒似乎更像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这是个棘轮效应[4]：如果一个特定种群越依赖农作物作为其主要的食品，那么它的人口就增加得越快，就越难返回以狩猎采集为主的旧式游牧生活方式。

也可以说，啤酒的饮用对农业的转变起了微妙的辅助作用。因为当时啤酒很难长期储存，完全发酵只需一个星期，多数啤酒在完全发酵之前就被喝完了。以现代标准来看，这种啤酒酒精含量相对较低，但富含悬浮酵母菌，极大地提高了其蛋白质和维生素含量，尤其富含维生素B，从而避免在狩猎让步农耕的过程中，由于肉类（富含维生素B）摄取减少导致的营养结构失调。

此外，即使在最小的部落里，人的排泄物也会很快污染到饮用水源。由于啤酒是由开水酿造的，所以比生水饮用起来更安全、更卫生。虽然直到近代人们才意识到饮用脏水有害健康，但他们早就知道要警惕来源不明的水，尽量从远离居住地并且水质清洁的地方取水（而采猎者就不必担心饮用到污染水的问题，他们人数少，始终到处流动，迁徙之后废物就遗留在了原地）。换句话说，人类从事农业生产之后，食物质量下降，而啤酒恰好提供了相应的营养成分，作为安全的液态饮品，喝啤酒的农民比不喝啤酒的人具有营养优势。

公元前7000至公元前5000年，新月沃地的农业迅速发展。人们种植的作物和驯养的牲畜（主要是山羊和绵羊）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新的灌溉技术使干燥的美索不达米亚低地和埃及尼罗河流域也能适合农业生产。这一时期典型的村落都是由泥和草盖的圆顶房，稍好一点的用曝晒而成的土坯建成。村外就是种植谷物、枣树和其他作物的农田，偶尔可以看到一些散养或圈养的牛羊，到处是一派宁静祥和的景象。当然，人们也会尽可能捕获一些禽和鱼等野味来丰富食谱，但总体来说，这种生活方式与几千年来采集狩猎的方式已截然不同。此时的社会正向一个更复杂的模式发展，村落通常会用仓库来存放贵重物品，包括圣物和余粮。毫无疑问，这些仓库是公用的，因为其存储数量远远大于任何一个家庭的需要。

为了避免粮食短缺，人们一方面把余粮存入仓库，另一方面举行祭祀仪式向神灵祈求丰收。二者相互交织，所以人们一直把捐余粮当作对神之供奉，从而将仓库逐渐演变成了神庙。在新月沃地的许多地方，都可以找到公元前8000年左右刻着字的泥石。这些泥石在当时是用来记载捐粮的明细，以保证所有村民都尽可能将余粮拿到公共粮仓。这种宗教意味的捐粮仪式由行政祭司主持，他们靠余粮生活，也指导集体活动，如房舍的建造、灌溉系统的维护。这也播下了管理体制的种子，开启会计和写作等职业的先河。

人类生活方式由几百万年前的采集狩猎向农业的重大转变过程中，啤酒是否起到过推动作用，这个问题仍存有争议。不过，啤酒对于人类最早期文明的超乎寻常的影响，充分证明了它在史前时期的重要地位。尽管啤酒的真正起源仍笼罩着些许神秘与猜测，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都与啤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1] 1磅约等于0.45千克。——编者注

[2] 苏美尔人，是历史上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下游）早期的定居民族。他们所建立的苏美尔文明是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最早，同时也是全世界最早产生的文明。——编者注

[3] 阿兹特克人（Aztec），是北美洲南部墨西哥人数最多的一支印第安人。——编者注

[4] 棘轮效应，是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编者注

文明社会的啤酒

快乐即是啤酒；烦恼即是远征。

——美索不达米亚谚语，公元前2000年

畅饮啤酒，此生足矣。

——埃及谚语，公元前2200年

城市革命

世界上的首批城市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一块位于“两河流域之间的土地”。

两河指的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地理位置大约在今天的伊拉克。这些城市的居民大多是农民，他们住在有围墙的城里，每天早上出城务农。而那些不用天天耕作的行政人员和手工业者才是最早过上真正城市生活的人。纵横交错的城市小路上车轮滚滚，好不热闹；熙熙攘攘的集市买卖兴隆，颇具规模；宗教仪式按部就班，市民享有法定假日，人们生活井井有条。那时的许多谚语都显示出与当今城市人同样的疲倦感，如：

有钱者幸福，有粮者快乐；

无钱无粮者别无选择，只有睡觉。

但是，人们究竟为何选择住在大城市，具体原因尚不清楚。很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方说，人们可能想住得离重要的宗教区、商业区近一些。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安全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美索不达米亚是一大块空旷的平原，缺少天然屏障，这就意味着它易于受到外族的入侵和袭击。公元前4300年左右，村落逐渐联合起来，形成规模稍大一些的城镇，并最终形成了以耕田和灌溉系统为中心的城市。到公元前3000年，当时最大的城市乌鲁克已拥有约5.5万人口和方圆16公里的农田。到公元前2000年，南美索不达米亚的几乎全部人口都集中在几个大城邦，包括乌鲁克、乌尔城、拉迦什、艾瑞都和尼普尔。之后埃及发展迅猛，独占鳌头。一些城市如孟菲斯、底比斯等逐渐被列为古代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这两种最早期的文明（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最初为“住在城里”之意）差异甚多。政治一统使埃及文化近三千年经久不衰。美索不达米亚却时局动荡，政权、军权之争频繁。但在关键的一点上它们有惊人的相似：农产品尤其谷物均有剩余，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不但把行政管理者和手工业者从生产自己所需的粮食中解放出来，还有能力资助诸如修建运河、庙宇、金字塔等巨大公共工程。谷物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还是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基本的营养来源。可以这样认为，谷物有固态和液态两种消费方式，即面包与啤酒，均是可食用的货币。

文明人之饮

有记载的啤酒历史源于南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约在公元前3400年这里首先出现文字。从世界上首部文学巨作《吉尔伽美什史诗》的一段诗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索不达米亚人把饮用啤酒视为自身文明的一大标志。吉尔伽美什是公元前2700年左右的苏美尔王，他死后，苏美尔人与后来在此定居的阿卡德人和巴比伦人把他的生活故事神化，创作了一首详尽的神话史诗，讲的是吉尔伽美什和他的好友恩思度冒险的故事。最初，恩思度是一个愚昧无知、衣不蔽体的野蛮人，是一位年轻女子指引他走上通向文明的道路。一天，他们来到一个牧羊村，即所谓通向更高城市文化之梯的第一级台阶，在这里：

他们摆上食物。

他们斟满啤酒。

恩思度不知面包可食，啤酒可饮。

女子旋即道：“吃吧，吃下这食物，恩思度，人要以此为生。

喝吧，喝下这美酒，这是大地的恩赐。”

恩思度饱餐，至厌腻；豪饮，至七坛。

于是，他情绪失控，高谈阔论，喜极高歌。

他满面春风，以水净身，全身涂油，终于开化。

恩思度的野人天性是由他对面包和啤酒的无知表现出来的。但他在饮酒盥洗之后开化，立即准备前往吉尔伽美什统治的乌鲁克城。美索不达米亚人认为，食用面包和啤酒是他们区别于野蛮人的标志之一，也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人。有意思的是，这一理念似乎反映了啤酒与安定有序的生活方式相适宜，而非史前那种采集狩猎的无序生活方式。

饮酒醉人似乎并未影响饮用啤酒与文明开化之间的平衡。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学作品中，大部分涉及醉酒的内容均以幽默诙谐的方式叙述。恩思度的开化就涉及醉酒和歌唱。同样，苏美尔神话所描述的神都很容易犯错，像人一样嗜好饮酒，而且经常喝醉。他们反复无常的行为主要是因为生活不安定，自然因素变幻莫测，辛苦一年可能颗粒无收，到处掠劫的敌人可能随时出现。苏美尔的宗教仪式通常是在庙里神像前的供桌上摆上供品，接下来是盛大的宴会，祭司、拜神者食供品饮供酒来召唤亡魂，祈求神灵保佑。

在古埃及文化的所有记载中，啤酒同样重要。在始建于公元前2650年第三王朝的文献里有过对啤酒的记载；出土于第五王朝末年（大约公元前2350年）的金字塔中的陪葬“铭文”里面，也记录了许多种类的啤酒（苏美尔人发明了自己的文字之后不久，埃及人也发明了自己的文字，记录日常买卖交易、国王的丰功伟绩等诸多内容。至于文字是埃及人自身智慧的结晶，还是受到苏美尔文字的启迪我们不得而知）。通过对埃及的文学作品进行考察就可以发现，啤酒（埃及语中叫“hekt”）被提及的频率远远高出其他食物。同样在美索不达米亚，人们认为啤酒历史悠久，身世迷离，所以这个词经常出现在祈祷文和神话传说中。

在埃及流传的一个故事里，啤酒甚至帮助人类免受灭顶之灾。太阳神拉发现人类在策划谋反，于是派女神哈托尔下界惩罚。哈托尔很残忍，几乎将人类灭绝，太阳神拉害怕人类灭绝后自己将不再受到供奉，于是动了恻隐之心，将大量啤酒（有些版本说是7 000坛啤酒）染成红色冒充血液泼洒在田间，一闪一闪地折射出太阳的光芒，如一面失落于天堂的镜子。哈托尔停在“镜子”前欣赏自己娇艳无瑕的美貌，不禁俯身饮起来，结果喝醉了，沉沉地睡去，醒来后就忘记了她血腥的使命。人类因此获救，哈托尔也被供奉为啤酒和酿造女神。这个故事的多个版本在许多埃及国王如杜堂卡门、塞提一世、拉姆历斯大帝的墓中被发现。

美索不达米亚人对醉酒的态度是宽容的。而在埃及，从一些学徒抄录员抄写的文章中，可以感受到埃及人强烈反对嗜酒和醉酒。有一篇文章劝告年轻人说：“啤酒，把别人从你身边吓走，将你的灵魂送入地狱，万劫不复。醉酒之后，你便是船上的一支破桨，任人摆布，只知服从。”一本名叫《阿尼智训》的书中也有类似的忠告，“劝君莫贪杯，酒后失言麻烦多”。不过，这种练习性的抄文并不能完全展示出埃及人的价值观。他们只是想不停歇地学习，最后成为一名抄录员，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职业，比如说，有些文章就命名为“勿作士兵、祭司和面包师”、“勿为农夫”和“勿为车夫”等等。啤酒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都被视为来自远古的神赐，它为人类顽强地生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为文化和宗教所认同的一部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盖一座啤酒大厅”或“到啤酒大厅里坐坐”是埃及人十分常用的表达方式，意思是“玩得开心”或“（在热闹的宴会上）饮酒作乐”。苏美尔人用短语“一杯啤酒”指代宴会或庆功会，用“国王在某某家喝啤酒”指国王到某高级官员家接受贡礼。在两大文化中，啤酒又都是主食的一部分，没有啤酒的一餐算不上是完整的一餐。无论贫富贵贱、大人小孩、男女老少、国王平民，人人都饮啤酒。毋庸置疑，啤酒已成为人类最早文明的标志性饮品。

文字起源

最早有文字的记录是苏美尔人的工资条和纳税收据，其中表示啤酒的符号（一个陶器外形的字框里画着几条线）和表示谷物、织品、牲畜的符号同样是最常用的几个字符。因为文字的发明最初是为了记录谷物、啤酒、面包和其他物品的收集分发情况，也是新石器时代人们用徽牌记录公共仓库捐赠的自然延伸与发展。实际上，苏美尔社会是新石器时代社会结构的逻辑延伸，只不过规模更大，物质基础更雄厚。它是数千年经济增长、文化交融沉淀和积累的产物。就像新石器时代酋长收募余粮一样，苏美尔城邦的祭司收募剩余的大米小麦、家畜和针织品等。对外他们宣称这些东西为祭品，实质就是强加在居民身上的赋税。这些收募到的东西或交给庙中的工作人员消费，或用于易物交换、支付公共开支。比方说，祭司可以用配给面包或啤酒的方式支付维修灌溉系统或建设公用场所的费用。

这一考虑周全的管理系统赋予宗教对大部分经济的直接控制权。我们很难说这一系统导致了生产资料重新分配（一种古老的社会主义形式，国家为每一个公民提供一切），还是形成了近似奴隶制的掠夺性政体，但这个体系似乎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当地雨水稀少，两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不时洪水泛滥，农业生产主要依靠人们精心维护的公共灌溉系统以及对本地神灵的虔诚祭祀（在苏美尔人心中对后者坚信不疑）。恰恰这两件大事都是由祭司（类似牧师）来掌管的，于是随着更多的村落发展为乡镇、城市，祭司手中聚集的权力越来越大。新石器时代简易的仓库变成了拾阶而上、建造精美的神庙。大大小小的城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苏美尔大地上，每个城邦都有各自所信奉的神灵，都有一个出色的祭司掌控农业经济的大方向。祭司靠上缴的余粮生活，在一些雕刻中，他们都被描画成留着须髯、头戴圆巾、身着长褶裙、用长麦管从大酒坛中吸饮啤酒的形象。

为使整个系统顺利运转，祭司和老百姓需要记录收入和支出，于是开始了对文字的探索。最初他们把交税收据以徽牌的形式存入“泥封”里（一种中空泥壳，里面放有几个徽牌）。不同形状的徽牌通常分别代表一定数量的谷物、织品或家畜。当人们把东西上缴到神庙里的时候，相应的徽牌会被放置于一个泥封里，收税人和纳税人都会在泥封未干处按上他们的印章，以证明泥封里的东西准确反映已交的税，然后把泥封存放在神庙的档案馆里。

不久，人们发现了一种能起同样作用但更简捷的方法，即将徽牌按在一小块湿泥板上，印出不同的形状来代表大麦、牲畜。而签名可以直接印在泥板上，曝晒之后形状便可以永久固定。这样就不再需要徽牌，仅用它们的印记便已足够。人们逐渐就摒弃了徽牌印记这种记录形式，按照徽牌或者所代表实物的形状在泥板表面画出一些图形。有些图形后来直接代表实物，有些凹凸缺口的组合代表抽象概念如数字。

最古老的文献是一些手掌大小、精巧平整的泥板，约于公元前3400年出现在乌鲁克城。通常纵向分几列，再用直线横向分出小方格。每个格子里放置一排文字符号，这些字符有的是用徽牌印成的，有的是用细笔刻画的。尽管上面的符号也是按照由左向右、由上至下的顺序来阅读，但除此之外，它们与现代文字毫无相同之处，只有专家才能读懂。不过细看的话，代表啤酒的符号是很好辨认的，即一个酒坛子里有几条小横线。工资条上、行政文件里，以及抄写员练习用的包含数十种酿酒术语的字帖里都能找到这个符号。许多泥板上都列有一串名字，名字旁边记有神庙发放的工资数，如“某人应领啤酒、面包”。

最近，在对美索不达米亚的食物配给进行分析时，专家发现他们分发下来的食物搭配起来营养均衡丰富。这些食物以啤酒、面包、大枣和洋葱为主，辅以鱼、肉和蔬菜，如鹰嘴豆、小扁豆、豆荚和大萝卜等。大枣富含维生素A，啤酒富含维生素B，洋葱富含维生素C，加起来能提供约3 500~4 000大卡的热量，与现代营养学家推荐的成人每日消耗的热量正好一致，这说明政府配给不是偶尔为之，而是许多人的主要粮食来源。

当文字被用作记录税收和配给分发的工具后，很快就演变得更灵活、更抽象、更具表现力。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一些符号开始代表某些特定的语音。同时，楔形、深刻痕的图形逐渐取代了浅划痕的图形，加快了书写的速度，但降低了图形的质量，从而导致文字越来越抽象，最终形成了首批楔子形状的早期文字形式。它们用苇秆写在泥板上，并以普通记录为目的。这些文字形式是现代西文字母的鼻祖，不过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又受到公元前2世纪加列文和腓尼基字母的影响，最终才衍生出西文字母。

一块公元前3200年左右刻有古楔形文字的泥板，上面记载了啤酒的配给情况。

与早期的象形文字相比，楔形文字的啤酒图形几乎已没有酒坛形状了，不过有的还能在泥板上看出来。如在记述农神恩奇为其父恩利勒准备宴会的故事中，尽管对啤酒酿造过程的描述稍为隐晦神秘，但主要步骤还是比较清晰的。也就是说，世界最古老的有文字记载的食谱是“神酿”的啤酒。

楔形文字中表示“啤酒”的书写符号的历史演变。其中对酒坛的表述逐渐变得越来越抽象。

液体财富与健康

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赋税以谷物和其他物品的形式交到神庙，再重新分配用以建造公共设施。就两个文明来说，大麦、小麦以及加工出的固态面包和液态啤酒，都不仅是主要食品，还是便捷、流通的货币和支付形式。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曾记载：苏美尔神庙中最底层的劳力，每日配给啤酒1斯拉（约合1升）；普通官员为2斯拉；高级官员和王宫女眷是3斯拉；最高长官则是5斯拉。在苏美尔遗址出土的大量大小相同的斜边碗，似乎就是用作标准量器的。达官贵人得到的配给多，并非因为他们喝得多，而是他们除了本人饮用外，还要有多余的给打探消息的人和文书抄写员去消费，并且支付其他的工作人员作报酬用。啤酒是液体的，便于量取分割，是一种理想的货币形态。

公元前2350年左右，来自邻邦阿卡德王国的君王萨尔贡统一了苏美尔地区相互敌对的各个城邦。在萨尔贡统治的后期文献中，我们发现啤酒被列为新娘聘礼的一部分。还有文献记载了妇女儿童为神庙短期工作时，啤酒会被用作劳动报酬：妇女每人2斯拉，儿童1斯拉。甚至连身为奴隶或战俘的妇女和儿童也按月配发啤酒：妇女20斯拉，小孩10斯拉。士兵、警察和文书抄写员在特定情况下会得到啤酒这样的特殊奖励。通信员也会以奖金的形式得到啤酒。公元前2035年的一份公文上，记载了乌玛城发给政府通信员的食品清单，数目不等的“优级”啤酒、“普通”啤酒、大蒜、食用油和香料等作为奖励发给苏·杜穆兹、诺·伊什塔、艾瑟·依利、尤·宁戈素和巴兹穆等人。这一时期，苏美尔国共有雇员30万人，全部领取燕麦月俸、羊毛年俸，或者等值的其他物品——替代燕麦的有啤酒或面包；替代羊毛的有织物或衣服。当时的每项交易都会由苏美尔的会计详细地用楔形文字刻录在能永久保存的泥板上。

这是一个圆柱形封印上的宴饮图，有的人坐着用苇管从坛子里吸饮啤酒。

啤酒作为支付手段最经典的例子，可在埃及吉萨金字塔看到。根据金字塔建筑工人曾经吃住过的小镇上的记录，当时工人领取的报酬就是啤酒。记录上称，金字塔的建造时间约为公元前2500年。那时，一个劳动力的标准配给是3~4条面包和两坛啤酒（大约是4升）；管理人员和官员相对多些。难怪按古代雕刻记载，为孟卡拉王建造第三座吉萨金字塔的工人们称自己是“喝孟卡拉王啤酒的人”。这些建筑工人的工资记录证明，金字塔是由国家雇佣人员而非奴隶建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农民在汛期农田被洪水淹没期间建造的。国家以税收形式收缴谷物，然后以工资形式重新分配。建设工作给国家注入了某种凝聚力，向外族彰显本国的富裕强盛，为税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人们将面包、啤酒当作工资或者货币，使之成为繁荣和富有的同义词。古埃及人几乎将它们视作生活必需品。词组“面包加啤酒”泛指维持基本生活的必需品，它们组合在一起的象形文字为“食物”之意。词组“面包加啤酒”还用于日常问候语，类似于祝别人好运健康。有一段埃及碑文，告诫母亲给上学的孩子每天准备两坛啤酒、3小条面包，以保证孩子的健康发育。美索不达米亚人也用“面包加啤酒”表示饮料和食物。苏美尔语中表示“宴庆”的词，按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就是“摆着啤酒和面包的地方”。

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还将啤酒用作医疗用途，所以啤酒与健康又有了更直接的关系。苏美尔尼普尔城（目前已知的苏美尔最古老的城邦之一）的一块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楔形泥板上，记载了一个以啤酒为主要成分的药方清单。这是有史可考的在医疗上使用酒精的最早记录。在埃及，啤酒是一种公认的温和镇静剂，也是药用香料和草药混合剂的主要成分。因为啤酒由开水酿造，较之生水更不易受污染，还可提高某些成分的溶解度。一份写于公元前1550年左右的埃及医学文献中搜集了上百个草药药方，其中许多用到了啤酒：半个洋葱与有泡沫的啤酒混合可治疗便秘；啤酒加橄榄粉治消化不良；蘸取泡过藏红花的啤酒按摩产妇腹部，可以缓解分娩时的痛苦等。

埃及人还相信，他们来世的生活富裕与否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啤酒和面包。一般来说，标准的祭品包括面包、啤酒、牛、鹅、衣服，还有能洗去罪恶的泡碱。埃及的一些祭文向死者保证“啤酒永远不会变酸”。这一方面表现了他们渴望能永远喝上啤酒，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啤酒保鲜的困难，他们通过对亡者的慰藉来表达自己的美好愿望。人们在埃及的墓穴里发现了大量有关啤酒酿造、面包烘烤的场景和模具，以及许多坛酒（早已蒸发殆尽）和制酒的工具。人们还在公元前1335年入葬的法老图坦卡蒙王的墓中发现了一些酿造啤酒的特殊过滤器，而一些平民的坟墓，尽管很简易又很浅，但也都有几坛啤酒作为陪葬。

文明破晓之饮

啤酒伴随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从摇篮到坟墓。复杂社会形态的出现，文字的发展，以及啤酒的普及都源于剩余谷物的产生，所以人们对啤酒的热衷也就理所当然，不可避免。新月沃地拥有谷物生长所需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样的自然条件开启了农业，孕育了早期的人类文明，创造了文字的雏形，让啤酒得以在这块土地上繁荣兴旺。

尽管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酿造的啤酒还不含啤酒花（直到中世纪，啤酒花才被认为是啤酒的标准成分之一），但在数千年后的今天，当时的啤酒与相关饮酒习俗仍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虽然啤酒已不再是支付手段，人们再也不用“啤酒加面包”来问候彼此，但啤酒仍是工薪阶层的主要饮品。古人相信啤酒有神奇的魔力，延续到今天，就是为他人的健康干杯。啤酒仍代表友善、真诚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可以分享的饮品。无论是在石器时代的村落、美索不达米亚的宴会大厅，还是在现代的酒吧，自从人类文明初见曙光的那一刻起，啤酒就已经将人们联系在一起。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葡萄酒

Wine in Greece and Rome

爱上葡萄酒

快，给我拿一大杯葡萄酒来，好让我的大脑得到滋润，说出点儿精言妙语来。

——古希腊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公元前450年~公元前385年）

盛宴

公元前870年，亚述国王亚述纳齐尔帕二世为庆祝新都尼姆德的落成，举行了一个宴会。这是历史上最盛大奢华的宴会之一。新都的城中心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宫殿，基座由泥砖砌制——这是传统的美索不达米亚建筑风格。宫殿里有7个气势宏伟的大殿，每一个殿堂里都装饰着华美的木铜门，屋顶是用雪松、柏木及桧木建造的。墙上精美的壁画歌颂着国王远征异国的辉煌战绩。环抱着宫殿的是潺潺的溪流、轰鸣的瀑布、飘香的果园及绚丽的花园。据当时的楔形文字碑记载：花园和果园里种植的不仅有本土植物，还有一些国王远征时从别处采集回来的植物：枣椰树、雪松、柏树、橄榄树、李子树、无花果树及葡萄藤等。这些异乡植物“花团锦簇，争奇斗艳，竞吐芳菲”。为了使新都人丁兴旺，国王号召各地人民迁居新都。当时，亚述帝国的领土占据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来自各地的人民齐集新都，各地的植物也在新都扎了根——这万物万民齐聚新都的盛景集中反映了亚述帝国辽阔的势力范围。为了显示自己的强大，新都一落成，亚述纳齐尔帕便迫不及待地举行盛宴庆祝。

这个宴会持续了十天十夜。据官方史料记载显示，当时参加宴会的人数达69 574人之多：其中，47 074人是来自国内各地的代表，16 000人是刚刚迁入尼姆德城的新居民，5 000人是来自异国的达官显贵，其余1 500人是皇宫内部官员。这次盛宴旨在展示亚述国王的至高权力及傲人财富——不仅给自己的臣民看，也给那些异国代表们看。宴会上总共供应了1 000头肥牛，1 000头小牛，10 000只绵羊，15 000只羔羊，1 000只羊羔，500只瞪羚，1 000只鸭子，1 000只鹅，20 000只鸽子，其他各类飞鸟12 000只，10 000条鱼，10 000只跳鼠（一种小型啮齿动物）及10 000个鸡蛋。当时的蔬菜并不丰富，宴会上只提供了1 000筐。上述记载也许包含夸大渲染的成分，但是其中至少有一点清晰可见：这次宴会的规模是空前的。国王向他的宾客们吹嘘，他会充分尽主人之谊，让宾客尽情享受这次盛宴，然后再派人一一护送他们高高兴兴、健健康康地回到自己的国家去。

这次宴会上最重要也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国王对于饮品的选择。尽管亚述纳齐尔帕出身于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但他并没有把美索不达米亚的传统饮料作为主饮。宫殿石壁的浮雕中描绘的不是他用苇管吸饮啤酒的场景，而是这样的画面：国王优雅地用右手指尖托起一只浅碗，举至面前；那碗也许是黄金做的，而碗里盛的是葡萄酒。

亚述纳齐尔帕二世端坐在宝座上，手托一只浅碗。仆人侍奉在两侧，手拿蝇拍，防止苍蝇落入酒中。

当然，啤酒也在宴会的饮品之列，亚述纳齐尔帕为宴会提供了1万坛啤酒，同时还提供了1万皮囊（当时一种装葡萄酒的容器）葡萄酒——二者数量相当，然而后者以一种更加惊人的奢华凸显了国王的财富。当时，葡萄酒对于美索不达米亚人来说是稀有之物，因为他们的葡萄酒都是从遥远的北部山区进口的。北部山区人种植葡萄，生产葡萄酒。把酒从山上运下来再运至平原地区耗资巨大，这使得葡萄酒的价格比啤酒贵出10倍以上。所以在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中，葡萄酒是一种富有异域风情的奢侈饮品，只有上流社会的人物才喝得起，平常百姓根本连尝都没尝过。在那个年代，葡萄酒主要用于宗教祭祀，它的昂贵和稀有使人们将之奉为“上帝之饮”。

亚述纳齐尔帕能有如此大的财力用与啤酒等量的葡萄酒来款待他的7万多位宾客，充分体现了他是何等富有。同时，把大量葡萄酒从迢迢千里之外的边疆运至京都，也充分显示了国王的势力范围是何其广大。更引人注目的是：宴会上的葡萄酒中，有一部分产自国王自家的果园。皇家果园里，葡萄藤蔓缠绕在树上——当时的葡萄都是这么种的——由一个设计精巧的运河系统进行灌溉。亚述纳齐尔帕不仅有着惊人的财富，而且他的财富都长在树上。新都的落成典礼上，一个很重要的仪式便是庄重地把葡萄酒献给上帝。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尼姆德的工匠们表现宴会时经常描绘出这样的场景：宾客坐在长木椅上，用浅碗畅饮葡萄酒，两侧有仆人侍奉；有的手持酒壶，有的手握扇子（或者是虫拍，以防有小飞虫掉进这珍贵的玉液琼浆里）。有些浮雕上还描绘了一些硕大的储酒容器，仆人们就从这里倒酒重新把酒壶填满。

亚述人逐渐把饮用葡萄酒发展成为一种烦琐而正式的社交仪式。公元前825年的一块方尖碑上描述了这样的场景：亚述纳齐尔帕的儿子撒曼尼瑟三世站在遮阳伞下，左手握剑柄，右手持葡萄酒碗，脚边一个人双膝跪地，向他苦苦哀求。有了这般权威的宣传，葡萄酒及其酒具便自然而然地成了权力、荣耀和繁荣的象征。

来自山间的“优质啤酒”

对亚述人来说，葡萄酒是新鲜事物，但它绝非新生事物。和啤酒一样，葡萄酒的缘起早已湮没在史前的岁月当中。葡萄酒的发明（或者说发现）是如此古老，以至于我们只能在神话和传说中间接地寻找蛛丝马迹。但也有史料显示：葡萄酒的酿造始于公元前9000年~公元前40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最初产于扎格罗斯山区（相当于今天的亚美尼亚及伊朗北部）。葡萄酒的酿造在这里得以实现，主要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野生欧亚混种葡萄藤的出现；充足的谷物储备使这些酿酒的民族全年都无须为柴米之事发愁；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人类发明了陶器，为人们酿酒、储酒、饮酒提供了便捷的器具。

葡萄酒实际上就是发酵的葡萄汁。葡萄皮上有天然酵母菌，它们把葡萄汁中的糖分转化成酒精。如果把葡萄或葡萄汁保存在陶罐里，时间一长，自然会酿出葡萄酒来。扎格罗斯山区一个新石器时代村落旧址里出土了一个陶罐，罐里有红色的渣子，这个陶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400年，是迄今为止可以说明古人用陶器酿制葡萄酒的最古老的实物证明。《圣经》里诺亚的故事也暗示：这个地区很可能是葡萄酒的发源地。据说在逃脱洪水之灾后，诺亚在阿勒山附近的山坡上种下了第一株葡萄藤。

葡萄酒的知识从这里向四方蔓延，向西传至古希腊和安纳托利亚（现在的土耳其），向南穿越整个黎凡特地区（包括现在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最后到达埃及。大约在公元前3150年，埃及历史上最早的君主之一蝎子王一世逝世，随其陪葬的物品包括700罐从南部黎凡特地区进口来的昂贵的葡萄酒。当时，黎凡特地区是重要的葡萄酒产地。多年以后，埃及法老们也开始钟情于葡萄酒，于是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建立了自己的葡萄园。到公元前3000年，埃及本土已经开始生产葡萄酒，但由于埃及的气候不适合葡萄酒的大规模生产，因此他们的产量很有限。与啤酒经历的情形相似，在埃及，葡萄酒最初也仅供上流社会饮用。埃及的墓室里频频出现描绘人们畅饮葡萄酒的饮酒图，这些画面往往给人们一种错觉，让人误以为葡萄酒是埃及社会广为流行的东西；其实不然。事实上，当时只有那些喝得起葡萄酒的有钱人才造得起这样排场阔绰的墓室，而普通老百姓喝的都是啤酒。

相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公元前2500年，克里特岛[1]上已经出现了葡萄的种植（或许，当时古希腊大陆上也已经出现了葡萄的种植）。葡萄藤并非希腊本土植物，而是由境外传入古希腊的，这一点在后来的古希腊神话中有所体现。根据神话记载，诸神饮用的是甘美的玉液（可能是蜂蜜酒）。后来，神将葡萄酒引入尘世，供凡人饮用。此后，人们把葡萄藤与橄榄树、小麦、大麦种在一起，而且让葡萄藤攀附在橄榄树或无花果树上。不论是在迈锡尼文化[2]、克里特文化中，还是在古希腊，长久以来，葡萄酒都是上流社会的饮品。在奴隶及低级教士的口粮配给单上，没有葡萄酒这一项。能喝到葡萄酒是地位的象征。

亚述纳齐尔帕和他的儿子撒曼尼瑟三世统治时期发生了重要的转折。葡萄酒由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逐渐发展成为社交饮品和宗教饮品，并在近东及地中海地区广泛地流传开来。葡萄酒在这一阶段的传播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第一，由于葡萄酒产量的提高，人们开始把葡萄酒作为出口商品进行海上贸易，而葡萄酒也因此在更广大的地理范围内得以传播。大陆上几个超级帝国的建立也对葡萄酒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因为运输葡萄酒的队伍需要穿越的国境线少了，需要交纳的义务税和通行税也随之减少，这样远距离运输葡萄酒的费用降低了，葡萄酒的价格也随之下降。就这一点而言，像亚述国王那样势力范围覆盖葡萄酒产地的君主真是占足了便宜。第二，由于价格的下降，葡萄酒开始进入更广泛的社会阶层。这一点清晰地体现在亚述王宫的贡品记录明细单上。在亚述纳齐尔帕和他的儿子撒曼尼瑟统治时期，葡萄酒被视作上等贡品，与黄金、白银、牛马及其他珍贵物件齐名。但两个世纪后，葡萄酒就从贡品明细单上消失了。因为那时葡萄酒已经是如此广泛饮用的饮品（至少在当时的亚述国是这样），它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异国珍物，因此，不适合继续作贡品。

尼姆德出土的几块楔形文字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85年。据石碑记载：当时，亚述王宫中能够享受到葡萄酒配给的人已达6 000人之多。每天每10个人可分得1卡（古代计量单位，1卡大约相当于1升）葡萄酒。用现代中等大小的酒杯计算，每人每天可以喝到大约1杯葡萄酒。技艺娴熟的工匠能得到更多葡萄酒，平均每6人平分1卡。但在王宫里，上至达官显贵，下至牧童、助厨，每个人都能喝到一份葡萄酒。

对葡萄酒的热情逐渐向南蔓延，渗透到了不能生产葡萄酒的美索不达米亚。葡萄酒贸易也随着这股风潮扩展到两河流域。葡萄酒量多且易变质，因此很难通过陆路运输。远距离贸易都是乘竹筏或木船沿河进行的。大约在公元前43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游访这一地区时，曾描述过那些沿河运货去巴比伦的船只，并特别提到：“船上的主要货物是葡萄酒。”他还解释道：由于船是凭借水力顺流而下，让它们沿原路逆流而返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船一旦到达河流下游，卸下货物，它的使命便结束了；人们把它拆掉，当作一堆废木料低价出售，而这堆木料换来的钱还不及船价的1/10。于是，这项运输成本便计入了葡萄酒的价格中。

虽然葡萄酒在美索不达米亚社会很受欢迎，但当地却很少有人买得起。葡萄酒令人望而生畏的价格在那波尼德的豪言壮语中有所体现（那波尼德是新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位君王。公元前539年，波斯人打败了新巴比伦帝国）。他曾自豪地说：这种来自山间的“优质啤酒”（那波尼德对葡萄酒的称呼），我的王国虽然不能生产，但在我的统治下却变得如此充裕，一罐18斯拉（大约是18升）的进口葡萄酒只需1谢克尔（古犹太人用的银币）就能买到。当时，1谢克尔就是一个月的最低工资。因此，只有那些家财万贯的人才能把葡萄酒作为日常饮品。而在普通百姓中间，另一种替代性饮品流行起来，就是枣椰酒，一种由发酵过的枣椰果汁制成的酒精饮料。当时，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广泛种植着枣椰树，由此而来的枣椰酒的价格仅仅略高于啤酒。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元年的这段岁月当中，连钟爱啤酒的美索不达米亚人也纷纷移情于葡萄酒。就这样，啤酒被时光从“文明饮品之冠”的宝座上赶了下来，葡萄酒的时代开始了。

西方思想的摇篮

当代西方思想的缘起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的古希腊思想家为现代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科学及法律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们治学方法的新颖之处在于通过对立的双方相互辩论来探求真理。他们认为，评价一套理论优劣的最好方法就是用另一套与之对立的理论来验其真伪。这种方法体现在政治领域，便形成了民主制，即政策对立的双方通过唇枪舌剑来一决胜负；体现在哲学领域，便形成了对世界本原问题的理性对话与讨论；体现在科学领域，它促进了竞相诠释自然现象的各个理论体系的建立；体现在法律领域，它引导人们最终建立起互相监督的法律体系（还有一种深得古希腊人喜爱的制度化竞争——体育运动）。直到今天，这种对立竞争的方法支撑着现代西方人的生活方式——现代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及法律体系都根植于有序的竞争。

东方和西方世界的区分也源自古希腊。古希腊并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而是一些城邦、殖民地及村落的松散集合。这些地区终年战乱纷繁，频频易主。我们暂且抛开这些动荡不谈。早在公元前18世纪就已出现了对希腊语人群和非希腊语外族人群的区分。古希腊人称异乡人的语言是“野蛮语”，因为这些语言在他们耳中简直就如同婴儿发出的咿咿呀呀声一般令人费解。而在这些“野蛮民族”中，对古希腊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东方的波斯人。当时，波斯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广袤的疆域包含了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及小亚细亚（现在的土耳其）。最初，古希腊的两个主要城邦——雅典和斯巴达联合起来，共同击退了波斯人。但后来，这两个城邦为争夺权力互相争斗，而波斯人则在其间周旋，忽而站在斯巴达一边，忽而为雅典出谋划策。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把古希腊人民团结起来，最终击败了波斯人。古希腊人将波斯人视作对立面，他们认为自己与东方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事实是他们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古希腊人对文明的狂热追逐及其自恃的“高人一等”在其对葡萄酒的迷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当时，同乐会是人们议事集会的主要场所，而葡萄酒则是这类酒会上的正式饮品。觥筹交错间，酒客们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而又不乏诙谐幽默，对立的双方都试图在言辞、诗情及智慧等方面占得上风。同时，同乐会的庄重气氛和文化氛围也时刻使古希腊人忆起他们的“优越”——古希腊人喝葡萄酒，这是多么文明的风俗啊——相比之下，那些野蛮人喝的都是低俗的啤酒；即使有少数人喝葡萄酒，他们喝的方式也不及古希腊人这般高贵。

用修昔底德（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作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位作家）的话来说，“直到学会了种植橄榄树和葡萄藤以后，地中海人才从野蛮人群中崭露头角”。据某传说记载，为了摆脱嗜饮啤酒的美索不达米亚人，酒神狄奥尼索斯逃往古希腊。古希腊文化中有一个相对客观，但依然厚此薄彼的说法：有些地方不能种植葡萄，狄奥尼索斯是为了这些地区的人民才创造了啤酒。在古希腊，每一个人都能喝到狄奥尼索斯赐予的葡萄酒。正如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在其作品《女酒神信徒》中的描述：“不论是对富人还是穷人，酒神都赐予了葡萄酒之悦，这使他们百痛皆消。”

古希腊的气候和地形为葡萄的生长提供了理想的自然条件，因此，古希腊葡萄酒产量丰富，价格低廉，大部分人都消费得起。公元前7世纪，葡萄的种植在希腊迅速兴起，最初是在阿卡迪亚和斯巴达，随后蔓延至阿迪卡（雅典周边地区）。古希腊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大规模商业化葡萄种植的民族，他们的栽培技术有条有理，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科学的。古希腊人对葡萄栽培技术的文字记载始于公元前8世纪赫西奥德[3]的著作《劳作与时日》。该书向人们介绍了修剪枝叶、收获果实、葡萄榨汁的最佳时节和方法。后来，古希腊酒商对葡萄榨汁的方法加以改进，同时摒弃了树上架藤的方法，转而将藤一列列地架在棚子或木桩上。这样，单位空间里能容纳的葡萄藤数量增加了，葡萄的产量提高了，收获葡萄也更方便了。

渐渐地，谷物的种植为葡萄及橄榄树的种植所取代；葡萄酒由农民自产自用的劳动产品逐渐发展成一种独立的商品；葡萄酒的生产也由满足本地人日常需求的作坊生产转为大规模的商业化生产。当时，一个农民在单位面积土地上种植葡萄的经济效益比种植谷物高20倍，难怪农民们纷纷弃谷物种葡萄。在阿迪卡地区，这种转变是如此巨大，以至于阿迪卡人为了维持内部谷物供给平衡，不得不从别处进口谷物。渐渐地，葡萄酒成了古希腊主要的出口商品，通过海上贸易最终兑换成其他商品。葡萄酒就是财富，到公元前6世纪，拥有葡萄园的多少成为划分希腊有产阶级的标尺：底层有产者拥有的葡萄园不足7英亩，向上三层拥有的葡萄园面积分别约为：10英亩、15英亩、25英亩。

在一些偏远的古希腊岛屿上也有人生产葡萄酒，如希俄斯、萨索斯、莱斯沃斯及现在的土耳其西岸地区；这些产自岛屿的葡萄酒风味独特，誉满四海。与葡萄酒相关的图案也曾出现在古希腊的钱币上：希俄斯的钱币上刻有极具地方特色的酒罐；色雷斯城酒罐的把手处及钱币的两面均刻有酒神狄奥尼索斯斜靠着毛驴的画面。葡萄酒在当时社会的经济地位由此可见一斑。葡萄酒贸易的重要经济地位使葡萄园成为各个城邦大兴战事、劫掠破坏的主要对象。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古人对（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述中加以考证。公元前424年，斯巴达军队在葡萄收获前夕到达马其顿的葡萄酒产地阿肯色城。当时，马其顿是雅典的盟友；但阿肯色人害怕斯巴达军队会破坏他们即将收获的葡萄园，同时也被斯巴达首领布拉希德的三寸巧舌所动摇，于是，他们进行了投票，最终决定倒戈。就这样，葡萄园保住了，他们顺利地收获了果实。

在古希腊，葡萄酒越来越普及——甚至连奴隶都在喝葡萄酒——能否喝到葡萄酒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喝的是哪一种葡萄酒。古希腊曾经一度是世界上葡萄酒饮用最为广泛的国家，葡萄酒勾勒了那段时期古希腊社会的等级制度。古希腊的葡萄酒迷们对本土及进口的各类葡萄酒作了精细的划分。各种风味的葡萄酒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而相应的各个产地也开始采用不同形状的酒罐来盛装不同种类的葡萄酒。这样，偏爱某种葡萄酒的顾客便可确知自己买到的是正品。阿切斯图亚特（公元前4世纪居住在西西里的希腊美食家）就偏爱产于莱斯沃斯的葡萄酒。据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期间的希腊喜剧显示：产于希俄斯和萨索斯的葡萄酒尤为闻名。

与葡萄酒发源地的居民不同，古希腊人关注的是葡萄酒贮藏年限的长短，而非其酿造年份。或许是因为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贮藏方法对葡萄酒质量的影响远比酿酒年份大得多，古希腊人很少比较酿酒年份，他们注重的是葡萄酒储藏年份的长短。年份越长，葡萄酒越好。陈年葡萄酒往往是地位的象征。公元前8世纪的古希腊诗人荷马在其著作《奥德赛》中描绘了神秘的英雄奥德修斯，他有一间屋子，里面有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华美服饰，墙角还堆放着数坛醇正甘美的陈酿葡萄酒。

对古希腊人而言，饮用葡萄酒是文明和优雅的代名词。一个人饮用葡萄酒的种类及年份暗示了他的文化程度。古希腊人偏爱葡萄酒胜于啤酒，偏爱上等葡萄酒胜于普通葡萄酒，偏爱陈年葡萄酒胜于新酿葡萄酒。当然还有一点比对葡萄酒的选择更重要，那就是饮酒的仪态和方式，因为这一点更体现了一个人的内在修养。正如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诗人埃斯库罗斯所说：“铜器是外貌的镜子，葡萄酒是思想的镜子。”

像古希腊人那样饮酒

就葡萄酒的饮用方式而言，古希腊与其他民族的最大差别在于：古希腊人饮用的是掺水的葡萄酒。当时最高级别的社交集会就是一种以掺水葡萄酒为主饮的酒会，或称“交际酒会”。这是只允许男性参加的贵族仪式，地点一般设在一间特别的“男用房间”里——这种为酒会专门独辟一室的做法也强调了规则不凡的酒会与日常生活的区别。屋内的墙壁上通常装饰着与饮酒相关的壁画或器具；有时一套房子中只有这间“男用房间”铺有石板，且石板铺作四周高中央低的坡状，以使屋子便于打扫。“男用房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其他房子都围绕它来建造。

酒会上，男人们坐在一种特别的长椅上，胳膊搭在靠垫上——这是公元前8世纪由近东传入古希腊的流行坐姿。通常，参加酒会的人数约为十几人，至多不会超过30人。女人不能与男人同席而坐，但女侍从、女舞者及女乐手还是可以出现在交际酒会上的。酒会开始时，先上菜，但并不上饮品。宴席过后，侍从们撤下菜，然后端出葡萄酒。雅典人有三祭酒的传统：一祭众神，二祭先辈中的英雄志士，三祭众神之神宙斯。有时酒会上会安排一个年轻女子吹长笛，大家随着笛声唱起圣歌，人们献出花环或葡萄藤；有时人们还用香水来增添现场气氛。仪式过后，人们才开始饮酒。

他们将葡萄酒放在“调酒器”（一种瓮状的双耳广口大容器）内，然后将水由一个三角容器内导入掺和器中。兑入水量的多少决定于人们的酒量。通常，水与葡萄酒的比例约为2比1，5比2，3比1，4比1。比例为1比1的酒水混合物被视作“烈性葡萄酒”。有时为了便于保存，人们在海上运输前先将葡萄酒蒸馏，使之成为高浓度葡萄酒。这种葡萄酒需掺入8到20倍的水方能饮用。在炎热的时节里，也有人将葡萄酒放入井水中或在葡萄酒中掺入雪，制成“冰镇葡萄酒”。而这些雪是人们在冬季收集起来，放在地窖里用稻草包好保存下来的，其间的艰难自不必说。当然，也只有那些有钱人才能以这样奢侈的方式喝酒。

在古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的眼中，不论你喝的酒有多高级，喝不掺水的葡萄酒就是野蛮的行为。他们认为，只有酒神狄奥尼索斯才能消受不掺水的葡萄酒。在神话传说中，狄奥尼索斯从一种形状特别的瓮中取酒饮用，这暗示了其中并未掺水。相对而言，凡夫俗子只能喝这种烈性已被水稀释的酒水混合物。若饮用未掺水的葡萄酒，凡人的性情可能变得十分暴戾甚至疯狂。狄奥尼索斯说：这样的事情曾在斯巴达王克里昂米尼的身上发生过。当时，克里昂米尼受北海北部地区的游牧民族赛西安人的影响，染上了饮用未掺水的葡萄酒的习惯。雅典哲学家柏拉图曾特别提到赛西安人及其邻邦色雷斯人[4]，说他们的饮酒方式不可理解，没有修养：“赛西安人和色雷斯人，不论男女，都喝未掺水的葡萄酒；他们还把葡萄酒浇在衣服上，并将这种行为视作令人愉悦且倍感荣耀的习俗。”马其顿人也曾因嗜饮未掺水的葡萄酒而恶名昭著。亚历山大大帝及其父菲利浦二世都曾经是四海皆知的酒徒。亚历山大在一次交际酒会上喝得烂醉如泥，失手杀死了他的朋友克里特斯。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于一种神秘的疾病。据说，过度饮用葡萄酒加速了他病情的恶化。这个说法是否确凿，我们还难以确知；因为“适度饮酒是德行，过度饮酒是堕落”的观念广泛见于各类古代典籍中，让我们难辨真伪。

古希腊交际酒会上的酒客。坐在长椅上的人用浅碗畅饮稀释的葡萄酒，笛手在奏乐，奴隶从公用的“调酒器”中为酒客们添酒。

水使葡萄酒成为安全的饮品，葡萄酒也使水成为安全的饮品。葡萄酒中不含病原体，在发酵过程中还能产生一种天然的抗菌素。古希腊人深知饮用受污染水的严重后果，但他们起初并没有意识到葡萄酒能够杀菌，只知道喝水最好喝泉水、井水或蓄水池里积留下来的雨水。据观察，用葡萄酒清洗伤口比用清水更能预防感染。这一现象也表明：葡萄酒具有杀菌清洁的功效。

古希腊人认为，喝不掺水的葡萄酒是粗鄙的行为，但不喝葡萄酒也同样粗鄙；酒水混合的饮酒方式是他们区分过度饮酒的野蛮人与滴酒不沾的粗鄙人的标准。对此，古罗马时代的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曾有这样的描述：“醉汉蛮横而粗鲁……另一方面，绝对戒酒主义者又让人觉得难以相处，看小孩的工作比主持酒会更适合他们。”究竟该怎样对待葡萄酒才不枉费酒神狄奥尼索斯赠予人间的玉液（葡萄酒）呢？古希腊人心目中的理想答案既不是拒之于千里之外，也不是过度嗜酒，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不温不火的态度。为了求得这种效果，“交际酒会主持人”应运而生。这类主持人或由房主来担当，或通过投票或掷骰子的方式在与会者中选出。“节制适度”是交际酒会成功的关键：主持人的职责是恰当地把握与会者饮酒的度，使他们的精神状态介于清醒与宿醉之间。这样，他们才能放下心头的顾虑，尽情地畅所欲言；同时，又不至于像野蛮人那样醉后耍酒疯，乱作一团。

古希腊人通常是把葡萄酒倒在一种带有双耳的浅酒杯里（称作基里克斯陶杯）饮用；有时，他们也用一种更大更深的双耳大酒杯或角状杯来盛酒。而酒会侍从的手里都握有一个酒壶，他们在交际酒会主人的指挥下将酒从“调酒器”倒入酒杯中。一罐葡萄酒斟尽，再换一罐新的来。

酒器外观装饰精美，上面常画有人们想象中狄奥尼索斯的样子。随着葡萄酒文化的发展，酒器上的装饰图案也越发华美。装饰陶制酒器的传统工艺是“黑色图案”技术（一种将图案用黑色表现的工艺；陶器在上火以前，先将图案的细节部分用雕刻的线条凸显出来）。这种工艺起源于公元前7世纪的古希腊城邦科林斯，随后迅速传至雅典。自公元前6世纪起，“黑色图案”工艺逐渐为“红色图案”工艺（图案处用陶土天然的红色来表现，细节处用黑色表现，其余部分上色）所取代。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许多古希腊时期遗留下来的用这两种工艺制成的陶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酒器。这诸多的陶制酒器往往让人们误以为古希腊人都用陶器喝酒。其实，古希腊的富人们并不用陶器喝酒，而是用金银酒器。陶器之所以保留至今是因为它们经常充当陪葬品。

古希腊人坚持要为酒会设定一系列正式的礼仪和规矩——恰当的酒具，规范的家具，正式的着装——以此来体现酒客的品位。但酒会上的实际情形又是怎样的呢？答案不一而足。因为不同的交际酒会就像不同人的生活一般，千姿百态，各有千秋，同时也从不同角度折射了古希腊社会。有些交际酒会雇用了乐手和舞者进行正式的表演；有些交际酒会上，酒客们即兴发挥，吟诗作曲，巧舌雄辩，竞显才情；有些交际酒会是探讨哲学和文学的正式场合，这类交际酒会允许年轻人参加，以提高他们的文化涵养。但也不是所有的交际酒会都这般庄严正式。当时有一种游戏格外流行。游戏中，人们将杯中的最后几滴葡萄酒弹向一个具体的目标，如某个人或一个圆盘状的铜靶。有时，酒客们甚至将目标锁定在水盆里浮在水面上的杯子，试图以滴酒为箭，将杯子击沉。人们对这种游戏是如此狂热，一些人为玩此游戏甚至去修建一种圆形房间专供娱乐。

许多年轻人都把精力放在如何提高玩游戏的技法上，而荒废了在狩猎和战争中颇具实际意义的掷标枪运动，这使传统主义者甚为担忧。

根据观点和立场的不同，酒客们分成几个组，他们一边喝酒，一边与对手唇枪舌剑，以此来表现对自己一方的忠诚。随着一罐罐葡萄酒下肚，酒会的气氛也愈加热烈。最终，酒会抑或升级为纵酒狂欢宴，抑或演变成一场暴力事件。有时酒会过后还会举行一个展现气势的仪式。仪式中，同一组的成员如夜间狂欢般在大街上招摇而过，以此来显示自己团队的力量和团结。这种仪式有时可以带来正面的宣传，有时则导致暴力或恶意破坏等负面行为——关键看酒客们当时处在怎样的精神状态中。正如尤伯罗斯剧本中的一个片断所述：“为那些明理人，我只准备3罐酒：饮下第1罐是为了健康，饮下第2罐是为了爱和快乐，饮下第3罐则是为了呼呼大睡。3罐酒下肚后，明智的人便打道回府。而第4罐以后的酒不再属于我的管辖——第4罐让人举止低俗，第5罐让人大吵大嚷，第6罐让人言行粗鲁互相谩骂，第7罐让人大打出手，第8罐让人打破家具，第9罐让人意志消沉，第10罐让人失去理智、精神癫狂。”

举办交际酒会的初衷是为了追求各种生活乐趣，文化乐趣也好，社交乐趣也好，性爱乐趣也好，都是对生活有积极意义的追求，能释放人们内心的各种不良情绪，安抚人们心中过于激烈的情感。为了防止这种酒水混合物使酒客们失去理智，人们还制定了一系列饮酒规则。交际酒会既包含了古希腊文化中至优的成分，又包含了其中的至劣成分。古希腊哲学家常将清水视作善，将葡萄酒视作恶。于是，人们在交际酒会上饮用的酒水混合物就成了哲学家们引喻万物的绝佳象征物，微观上暗喻了作为个体的人，宏观上影射了整个社会。就这样，交际酒会折射了柏拉图等哲学家对古希腊社会的看法。

饮酒的哲学

哲学是对智慧的追索，还有什么地方比酒会更适合探求真理？酒会上，葡萄酒可以让人百无禁忌。不论是令人愉快的还是令人不快的，你都可以畅所欲言。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埃拉托塞尼曾断言：“酒能揭露隐藏的真相。”古希腊人将交际酒会视作探索真理的绝佳场所，他们常常一边喝葡萄酒，一边就某一话题展开讨论，由此可以看出古希腊人对酒会的偏爱。史上最著名的例子要数柏拉图的《会饮篇》。根据该书的记载，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也常常参加他的交际酒会，并与众多与会者一起探讨关于爱的话题。在畅饮了一整夜之后，大家都酣然入梦，只有苏格拉底还神志清醒，毫无醉意；天一亮，他就开始照常进行白天的工作。柏拉图称他为理想的酒客：他借助葡萄酒的力量来追求真理，同时依然能够保持头脑清醒，不为酒奴役。苏格拉底还出现在另一部类似的著作中——色诺芬的《会饮篇》。该书大约写于公元前360年，作者是柏拉图的另一个学生色诺芬，书中主要描写了雅典的交际酒会。柏拉图的《会饮篇》是一部严肃的写实作品，而色诺芬的《会饮篇》则是一部轻松的虚构作品。与前者相比，后者对人物的刻画更加生动鲜活，描写的对话更具智慧性和启发性。酒会上讨论的主题依然是爱，而为讨论注入活力的是品质上好的葡萄酒。

柏拉图认为，葡萄酒为考验人的品格提供了一种良好的方法。

当然，上面提到的纯哲学性交际酒会大多只出现在人们的文学想象中，现实生活中很少有这样的酒会。但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葡萄酒的确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起到揭示真相的作用：它能够使饮酒者吐露真性情。柏拉图反对现实酒会中人们的享乐行为；但要问“为什么我们无法适当地利用畅饮来检验人们的品格”，他又说不清楚理论上到底哪里行不通。在《法律篇》一书中，柏拉图借书中人物之口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酒会上与一个人共饮其实是检验这个人品格的最简捷最可靠的方法。根据书中的描写，苏格拉底假设有一种能唤起人们心中恐惧的“恐惧药水”，那么我们也可以利用它将“无畏”和“勇气”注入人们心中。随着酒客们不断增加饮用量，他们也渐渐学会战胜自己的恐惧。当然（正如苏格拉底对一位讨论者所说）这种药水在现实当中是不存在的。但柏拉图将之与葡萄酒类比，认为葡萄酒是为人们注入自我控制力的理想饮品。

作为宴饮的葡萄酒用途多多。首先，葡萄酒可以检验人们的品性；其次，葡萄酒可以陶冶人们的性情。如果我们适度节制的话，还有什么比充当宴饮更能让葡萄酒物尽其用？还有什么比葡萄酒更廉价，更纯净？试想一下，如果你想考验的人是一个脾气暴躁、粗鲁野蛮、十恶不赦的恶棍，那么采用下列哪种方法更安全：是冒着生命危险用言语试探、挑衅，还是在狄奥尼索斯的宴会上与之结伴共饮？如果你要考验的人看起来极富爱心，为了深入了解此人的灵魂，你会将妻子儿女托他照看，置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于危险中吗？……要检验一个人的品格，在酒会上与之共饮是很好的办法，这比其他任何方法都安全、省钱、快捷。

柏拉图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饮酒可以考验一个人的品性。因为酒可以使人们暂时忘却尘嚣的纷扰，唤起深藏在他们心中的某种情感——爱、骄傲、愤怒、无知、贪婪、胆怯，并使他们沉浸其中。为了使酒会正常进行，他制定了一系列规则来帮助人们有效地控制不合理的冲动，战胜内心的邪恶。他还宣称：“葡萄酒是神赐予凡人的安慰剂；它将谦逊的品格植入我们的灵魂，将健康和力量注入我们的躯体。”

酒会在政界也有所隐喻。在现代人眼中，如果在某个宴会上大家都从同一个碗中平等地取酒饮用，这个宴会就能体现民主的观念。古希腊的酒会是民主的，但还不是现代意义的民主。当时的民主通常仅限于上层阶级，但就投票权而言，雅典的“民主”允许大约占总人口1/5的自由人行使投票权。古希腊的民主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奴隶从事繁重的劳动，上层阶级也不会有足够的空闲参与政治活动。

柏拉图对民主持怀疑态度。一方面，民主扰乱了自然秩序。如果规定人人平等，那么一个人为什么还要服从他的父亲和师长呢？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提出：把过多的权力放在百姓手里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无政府状态——只有专制才能改变无政府状态，恢复社会秩序。根据书中的描述，苏格拉底将民主的支持者痛斥为邪恶的斟酒者，他们怂恿饥渴的人们沉迷于“自由的烈酒中”。换句话说，权力好似葡萄酒，不胜酒力的人喝多了会醉。不论是上述哪种情况，结果都是混乱的。像这样隐喻酒会的例子在《理想国》中还有很多，而且几乎所有的隐喻都是贬义。柏拉图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由社会精英团体来领导，而这个团体的领导者应该是顶级哲学家。

简而言之，酒会反映了人性的善恶面。但柏拉图总结道，只要我们按照正确的规则行事，善总会压倒恶。事实上柏拉图曾在古希腊城外建立了自己的学园，在这里讲授哲学长达40余年，并完成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著作，其中《会饮篇》一书将柏拉图的讲学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据某史书记载，每日讲课讨论过后，柏拉图就和学生们一起吃饭饮酒，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用睿智的探讨吸取新知，同时也可以增进彼此的感情”。席间，侍者根据柏拉图的指示适度上酒，以确保整个过程都处在文化陶冶的状态中。据说，与柏拉图共同进餐的人第二天都感到神清气爽。他们的进餐过程中没有乐手和舞者表演，因为柏拉图认为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有能力在“有秩序地交替发言和倾听”中得到愉悦。直到今天，在进行学术交流时，我们依然以学术论坛或研讨会的形式继承着这个传统，提倡与会者在规定的范围内交替发言、各抒己见、相互讨论、取长补短。

酒罐文化

葡萄酒象征着文化。它精确地刻画了社会的阶级分化，体现了高度发展的文明成果，推动了哲学的发展，同时也点燃了享乐主义的星火。随着葡萄酒向四海传播，这些价值观也跟着传向世界各地。根据已出土的希腊葡萄酒酒罐的分布情况，考古学家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证实葡萄酒无论到哪里都深受欢迎，且古希腊风俗和价值观也对各地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到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葡萄酒已出口海外，东至克里米亚半岛，西至法国，南达埃及，北抵多瑙河流域。在法国南海岸附近打捞的一艘古代沉船上，人们发现了10 000罐葡萄酒，总共约有250 000升，用现代的葡萄酒瓶可以装333 000瓶，可见当时葡萄酒贸易规模之巨大。在远销葡萄酒的同时，古希腊商人也将葡萄种植技术传至各地，将葡萄酒酿制技术传入西西里、意大利南部及法国南部地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葡萄种植技术很有可能就是从古希腊人或腓尼基人（生活在今天叙利亚及黎巴嫩一带的古代航海民族）那里引入的。在法国南部的一座建于公元前6世纪的凯尔特[5]古墓中，人们发现一辆四轮马车上停放着一具贵妇人的尸骨，马车的车轮已被人卸下，扔在一旁。古墓中出土的奇珍异宝中，有一套保存完好的古希腊进口酒具，其中包括一个硕大的做工精美的“调酒器”。在其他凯尔特古墓中，人们也发现了类似的容器。古意大利也曾从古希腊进口过大量葡萄酒及酒具。当时，意大利西北部的伊特拉斯坎人[6]狂热地效仿着古希腊酒会的风俗，以此来显示自己的修养。

诸如饮用葡萄酒等古希腊风俗被同时代的其他文化争相效仿。航船承载着古希腊葡萄酒，同时也承载着古希腊文明，它们将一罐罐的古希腊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就这样，葡萄酒取代了啤酒，成为最文明最高雅的饮品——当年幸亏古希腊人将葡萄酒与文化成就联系起来——直至今天，葡萄酒依然保持着文明饮品之冠的地位。

[1] 克里特岛（Crete），位于地中海北部，是希腊的第一大岛，总面积8 300万平方公里。——编者注

[2] 迈锡尼文化和克里特文化密切相关，二者共同构成了爱琴文明。——编者注

[3] 赫西奥德，公元前8世纪末至7世纪初的古希腊诗人。——编者注

[4] 色雷斯人是巴尔干半岛最早的居民之一，主要分布在现今的保加利亚、希腊、马其顿、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等国境内。——编者注

[5] 凯尔特人在古罗马时期与日耳曼人、斯拉夫人一起被古罗马人并称为蛮族，也是现今白种人的代表民族之一。——编者注

[6] 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亦译埃特鲁斯坎人，是古代意大利西北部伊特鲁里亚地区古老的民族，其居住地处于台伯河和亚努河之间。——编者注

帝国的藤蔓

沐浴、葡萄酒和性爱会销蚀我们的肉体。可是没有了它们，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荒卷典俊》第6卷

古罗马对阵古希腊

大约在公元前250年，来自意大利中部的古罗马人取代古希腊人成为地中海流域的霸主。这期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古罗马人也像其他欧洲人一样，喜欢以效仿古希腊风俗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修养。他们借用古希腊众神及古希腊神话，采用一套改良的古希腊字母系统，模仿古希腊的建筑风格，连古罗马法律体系也是以古希腊法律体系为样板建立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古罗马人都曾经读过古希腊文学作品，而且会说希腊语。一些古罗马人对此不禁发出慨叹：表面上，古罗马人战胜了古希腊人；实际上，古罗马人被古希腊人的文化打败了。公元前212年，古希腊的锡拉库萨殖民地陷落，古罗马人带着工艺精美的希腊雕像凯旋。性格乖戾的古罗马人老加图将古希腊文化视作负面影响，他说：“不是我们胜利了，是那个已经消失了的民族征服了我们。”他说得没错。

在加图等不可知论者的眼中，虚弱、纵欲、变幻无定的古希腊文化与讲求实际、简明扼要的古罗马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于是争辩道，虽然古希腊文化曾有诸多令人钦佩之处，但后来这些文化都退化了，因为古希腊人为他们辉煌的历史自豪得忘乎所以，过度沉迷于文字游戏及哲学论证。尽管他们对古希腊文化微词颇多，但谁也不能否认古希腊文化对古罗马文化的巨大贡献。这样一来，悖谬的现象出现了：随着古罗马的势力范围不断向地中海地区及海外扩张，很多古罗马人厌倦了对古希腊人的竭力效仿，但他们又根深蒂固地继承着古希腊的文化艺术遗产，并把这些文化传统发扬光大。

葡萄酒的生产和消费为沟通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价值观建立了一座桥梁，从而为解决上述悖论提供了一个途径。古罗马人为自己的出身备感自豪。他们将自己视作由卑微的农民发展成士兵和统治者的民族。每场战役胜利后，参战的士兵都会得到耕地作为奖赏。当时，农田里最常种植的是葡萄。彬彬有礼的古罗马人坚信，虽然他们也在古希腊风格的别墅里享受奢华的宴会和酒会，但通过种植葡萄，他们依然能够找到自己的民族魂。

加图自己也承认，葡萄种植为平衡简约的古罗马价值观和繁复的古希腊价值观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种植葡萄是脚踏实地的诚实劳动，而其最终产物——葡萄酒则是文明的象征。对古罗马人而言，葡萄酒既代表着他们的起源，又代表着他们（文明发展）的现状。古罗马军队由勤劳的农民组成，其象征物是古罗马军团百人队的军衔徽章：一个由葡萄藤制成的权杖。

坛坛葡萄酒通罗马

公元前2世纪初，古希腊葡萄酒依然主宰着地中海地区的葡萄酒贸易，而且是唯一一种大规模出口意大利半岛的葡萄酒。但古罗马葡萄酒也不甘示弱，迅速跟进。南部号称“葡萄酒国度”的地区从前是古希腊的殖民地；如今，这里已是古罗马人的地盘。随着葡萄酒的生产由南向北传播，古罗马的葡萄酒产量也逐步增加。大约在公元前146年，随着古希腊城市科林斯的陷落及北非迦太基的灭亡，古罗马成为地中海的霸主，意大利半岛也随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葡萄酒产地。

在吸收和传播古希腊文化的同时，古罗马人也引入了古希腊的酿酒技术，并享用着最好的古希腊葡萄酒。起初，葡萄藤是由古希腊岛移植到意大利的。意大利酿酒者开始模仿畅销古希腊葡萄酒的制作工艺。海水风味的Cos葡萄酒就是这种模仿的结果；Coan只代表一种葡萄酒的风味，而不代表其产地，原因就在于此。葡萄酒制造商们纷纷由古希腊前往意大利，因为那里已经成为新的葡萄酒贸易中心。据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估算：到公元70年，古罗马境内已有80种名牌葡萄酒，其中2/3产自意大利。

葡萄酒是如此流行，光靠农业生产已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于是，胸怀大志的农民把目光投向了一种更有利可图的买卖：利用奴隶发展别墅建造产业。葡萄酒生产规模的扩大是以牺牲谷物生产为代价的。因此，古罗马开始依赖从非洲殖民地进口的谷物。随着别墅建造产业的不断扩张，一些农民卖掉土地，搬往城市居住。就这样，他们由农民转变成城市居民。公元前300年，古罗马的人口约为10万人；到公元元年，古罗马人口已达100万之多——古罗马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与此同时，随着葡萄酒的生产在古罗马中心地区不断密集化，葡萄酒的消费量也在不断增加。无论是在古罗马帝国境内还是境外，人们纷纷饮用葡萄酒，并传承着其他各种古罗马风俗。富有的不列颠人（古代居住在不列颠的一部分凯尔特人）也摒弃了啤酒和蜂蜜酒，向从遥远的爱琴海地区进口的葡萄酒投以青睐的目光。当时，意大利葡萄酒远销至印度北部及尼罗河南部。在公元1世纪的百年当中，为了满足市场需要，西班牙及古罗马南部省区高卢也开始加快生产步伐，提高葡萄酒产量。但意大利葡萄酒依然是人们心中最好的葡萄酒。人们通过水路将葡萄酒从地中海的一端运往另一端。通常，葡萄酒是船上的主要货物，被放在船上的冷藏室里储藏，每艘船每次可载2 000~3 000罐。有些船除了葡萄酒还运载其他货物：奴隶、坚果、玻璃器皿，香水及其他奢侈品。有些酒商的船只运载自己生产的葡萄酒。在一些古代船只的残骸中，人们发现酒罐与船锚上都刻着酒商的名字。装载葡萄酒的酒罐通常是一次性的。葡萄酒被人们消费掉以后，酒罐就被碾碎、销毁。在马赛、雅典、亚历山大、古罗马等地中海港口的废墟中，人们发现了数以万计的酒罐柄，柄上的印记表明了罐子的产地、内容物品等信息。对这些罐柄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我们就能绘制出当年葡萄酒贸易的航海路线，了解古罗马政治对葡萄酒贸易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古罗马一间巨大的仓库里有一个高达150英尺[1]的废物堆。人们在其中发现了许多酒罐柄，大部分源自公元2世纪的西班牙。当时，意大利葡萄酒产量神秘锐减，原因不详（有可能是因为瘟疫），而西班牙则乘机大力拓展葡萄酒贸易。公元3世纪初，随着塞维鲁[2]的上台（公元193年），北非葡萄酒开始雄霸天下。由于古罗马人和西班牙人支持塞维鲁的对手克劳蒂斯，塞维鲁便在自己的家乡雷普西斯马格那（现在的黎波里）大力提倡并投资生产葡萄酒。此后，他一直都对家乡的葡萄酒情有独钟。

最好的葡萄酒大部分都运往古罗马。货船在古罗马西南几英里[3]处的奥斯蒂亚港靠岸。一群码头工人熟练地将笨重的大酒罐从船上搬起来，穿过狭窄的跳板，把酒送到岸上。跳板的旁边站着潜水员，他们负责捞起不慎掉进水中的酒罐。卸货完毕后，人们将葡萄酒从大酒罐中倒出来，分装在小容器里，然后沿着台伯河运往古罗马城。到达古罗马以后，搬运工人先把葡萄酒搬进阴暗的批发仓库地窖，然后将酒从小容器转入大坛子里，放在地下冷藏。零售商贩们都到这个码头仓库进货。他们用手推车推着葡萄酒，沿着古罗马城狭长的街巷，一路叫卖。公元2世纪初的古罗马讽刺作家尤维那曾描写过自己对古罗马喧闹街市的印象：

前方的路被堵截了。

我们忙着赶路，心急如焚。前面的人流愈加密集，后面的人潮愈加汹涌，直戳着我们的脊背；胳膊肘推搡着你，棒子打在你身上，莫名飞来的棍子或酒罐砸在你的头上；我的一只脚陷在泥里，被来自四面八方的脚不停地践踏着，一个士兵的鞋钉子刺进我的脚。

穿越喧闹的街市，一坛坛葡萄酒进入各个商铺。古罗马的大户人家派奴隶带着空坛子去买葡萄酒，或安排人定期送酒。酒贩们推着小车挨家挨户地叫卖。就这样，从古罗马帝国边陲省份运来的葡萄酒到达了古罗马市民的餐桌，被他们喝下肚。

每个人都能喝？

通常情况下，选择何种葡萄酒算不得什么重要的事，但对马库斯·安东尼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他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公元前87年，马库斯发现自己在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老将加伊马斯在掌握大权之后就开始大肆迫害其对手苏拉的同党。于是，马库斯就躲到了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朋友那里避难。他以为没人会想到来这样的穷苦人家搜人。可那位朋友却无意间泄漏了他的行踪。为了用与他身份相称的葡萄酒款待他，朋友竟愚蠢地派人去附近的酒铺买酒。仆人尝了尝铺里的酒，觉得不够高级，就问老板有没有昂贵的上品葡萄酒。老板很奇怪，问其原因，仆人便将个中缘由道出。老板听罢，赶忙去向加伊马斯报告。加伊马斯闻讯立刻派人诛杀马库斯。但当士兵们闯入马库斯的房间后却不忍杀死他，马库斯演说的巨大震撼力由此可见一斑。后来，指挥官走进房间，看到眼前的情势气得破口大骂，痛斥士兵们都是懦夫，然后抽出剑亲手砍了马库斯的头。

和先辈古希腊人一样，古罗马人也将葡萄酒视作广泛饮用的日常饮品。无论是恺撒还是社会底层的奴隶，人人都可以喝到葡萄酒。但古罗马人将古希腊风格的鉴赏力推向了新的高度。藏匿马库斯的那个房主绝不会想到要用自己饮用的普通葡萄酒来招待他。葡萄酒成了社会阶级的象征，标志着饮酒者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如果想知道古罗马社会的贫富差距有多悬殊，看看最富者与最穷者的酒杯里盛的是何种葡萄酒便可知晓。对于古罗马的富人们来说，学会辨别各种极品葡萄酒是他们重要的必修课，因为这能体现出他们足够富有，喝得起最好的葡萄酒，而且对葡萄酒有所研究，能够准确地分辨葡萄酒的不同种类。

世人公认的最好的葡萄酒是产自意大利坎帕尼亚地区的费乐年白葡萄酒（Falernian）——这个名字后来成为奢侈品的代名词。直到今天，人们还对它记忆犹新。费乐年葡萄酒的原材料是有讲究的，只有费乐年山（位于现在的那不勒斯以南）的山坡上采下的葡萄才能用来酿这种葡萄酒。酿制Caucine Falernian葡萄酒要用生长在山巅的葡萄；被人们誉为极品费乐年的葡萄酒要用山腰的葡萄酿制（由于这个山坡是苏拉的儿子Faustus的产业，故称此酒为Faustian Falernian）；生长在较低山坡上的葡萄酿制的葡萄酒统称为费乐年葡萄酒。极品费乐年葡萄酒呈白色，通常都是10年以上的陈酿酒；如果封存的年头足够多，酒就会由白色变成金黄色，这时的费乐年葡萄酒可谓是极品中的极品。由于这种葡萄酒是限量生产的多年陈酿葡萄酒，其价格也高得令人瞠目结舌，因此只有上流人物才喝得起。据传，费乐年葡萄酒有着神圣的起源：一天，云游四方的酒神巴克斯（古罗马版的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化作凡人之身来到了费乐年山。夜幕降临时，他遇到了一个农民。当时，农民并没有认出他是酒神。见他无处可去，这个善良的农民就留他在自家的寒舍过夜。后来，酒神为了报答这位农民，便在费乐年山的山坡上撒满了葡萄种子，并将农民家的牛奶全都变成了葡萄酒。

至今，世界上最著名的费乐年佳酿酒是公元前121年以当年的执政官欧皮米乌斯的名字命名的欧皮米恩费乐年酒。公元前1世纪，恺撒大帝饮用的就是这种欧皮米恩费乐年酒；公元39年，卡利古拉皇帝也品尝到了160年的欧皮米恩费乐年陈酿酒。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诗人马提雅尔称费乐年酒为“不朽的佳酿”，虽然这时的人们早已喝不到真正的费乐年酒。

其他各种高级古罗马葡萄酒也都名扬四海，如Caecuban、Surrentine、Setine等。夏季，人们常常从山上采雪，放在葡萄酒里解暑。老普林尼等古罗马作家对这种冰镇葡萄酒的做法深恶痛绝，他抱怨这种做法违背了自然规律，再一次证明了时代的退化。一方面，传统主义者号召人们回归旧时古罗马的简约风格；另一方面，人们也担心餐饮方面过度的铺张浪费会引起穷人的公愤。

出于上面的考虑，政府颁布了无数“节约法令”来遏制古罗马富人们的奢侈行为。当时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台新的法令，可是这些法令很少有人遵守。公元前161年颁布的一项法令中明确地规定了每人每天可以花费在食品及娱乐方面的最大金额；后来，一些法令又详细规定了婚礼和葬礼中哪些食物可以入宴，哪些食物严禁入宴。某些条款中还规定：人们不许穿丝绸礼服；黄金花瓶只允许在宗教仪式中使用；餐厅一定要有透明的窗户，以便政府督察们随时检查用餐的人是否违规。到了朱利叶斯·恺撒的统治时期，督察们经常在大街上闲逛；有时，他们还突然闯入别人的宴席，没收违禁食品。当时，餐馆的菜单都必须提交政府官员审阅。

古罗马最富有的人喝着最好的葡萄酒；财力次之的人饮用的葡萄酒等而下之；以此类推。就这样，葡萄酒精确地描绘了古罗马社会的等级划分。古罗马的宴会上，侍从会根据每位宾客不同的社会地位奉上不同的葡萄酒。古罗马的“盛筵”与古希腊的“交际酒会”有许多不同之处。理论上讲，古希腊的交际酒会是人人平等的论坛——与会者一边谈论哲学和人生的乐趣，一边从公共的容器中取酒饮用；而古罗马盛筵非但没有让人们在微醺之间忘却社会的等级分化，反而凸显了这种分化。

古罗马人也学着古希腊人的样子以掺水的“文明方式”饮用葡萄酒。但与会者们很少使用公共的“调酒器”；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在自己的杯中将酒水混合。古希腊酒会没有座次高低之分；而古罗马宴会则将座次与不同的社会地位联系起来，体现了建立在仆人和主人基础上的古罗马阶级制度。仆人依赖于主人，下层的主人依赖于上一层主人，以此类推。仆人听从主人的差遣，而主人也相应地给予仆人一些经济报酬。仆人们经常陪同主人参加每天清晨举行的“论坛”，而陪同人员的多少也体现了主人的权势。如果主人邀请仆人参加“圣筵”，那么仆人面前所摆放的菜肴和酒一定不如其他宾客的高级，而且仆人常常都是宴会上众人取乐的笑柄。公元1世纪末，老普林尼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描述过宴会：主人和他的朋友饮用上等葡萄酒，其他宾客饮用中等葡萄酒，自由人（从前的奴隶）饮用下等葡萄酒。

古罗马宴会上，酒客们在饮用葡萄酒。

粗劣廉价的葡萄酒中常掺有各种添加剂，有的用作防腐剂，有的用作香精掩盖酒水腐坏的味道。古希腊人用盐水或少量海水充当防腐剂。古罗马人也借用了这种防腐方法；但有时他们也采用封瓶口的沥青来充当防腐剂。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作家科路美拉在一部农学著作中曾提到：“如果用量得当，这类添加剂非但不会影响葡萄酒的味道，甚至还能改善酒的口感。”按照他的配方，将干白葡萄酒与胡芦巴[4]及海水混合发酵，将得到一种略带果味、清冽甘美的酒（与现代的干樱桃酒类似）。蜂蜜酒是葡萄酒与蜂蜜的混合物，公元1世纪初台比留统治时期，这种饮品作为开胃酒风靡一时。Rosatum也是一种类似的蜂蜜酒，其中添加了玫瑰味的香料。劣质葡萄酒中也经常掺有药草、花蜜等添加剂来掩盖其色味的不足。一些古罗马人甚至在旅途中随身携带香料，以改善劣质葡萄酒的味道。现代人或许会对古人在葡萄酒中放入添加剂的做法嗤之以鼻；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人也常用橡果作增味剂，这和古人的做法本质上区别不大。

与含有添加剂的葡萄酒相比，等而次之的是“勃萨卡”——水与变酸葡萄酒的混合物——这种酒通常在优质葡萄酒紧缺的时期（如长年战乱）发给士兵饮用；另一方面，这也是古罗马军队的一种简易净水技术。传说，基督受难时，一个古罗马士兵曾交给基督一块浸了葡萄酒的海绵，这葡萄酒很可能就是“勃萨卡”。在古罗马，等级最低的葡萄酒是“劳拉”——分发给奴隶饮用的酒——这种酒是用果皮、种子及叶柄浸泡而得的汁水制成，带有些许酒味和涩味，基本算不上是葡萄酒。从最低等的“劳拉”（Lora）到传奇的“费乐年”，每一种葡萄酒都代表了一个社会阶层。

葡萄酒与医药

公元170年，古罗马的皇家酒窖里举办了一个品酒会，这是历史上规模最盛大的品酒会之一。当时的罗马是“文明世界”的中心，而这个皇家酒窖中珍藏着历代帝王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传世佳酿。阴暗潮湿的地窖打开了，几缕阳光照进来，马可·奥勒留[5]的御用医生盖仑沿着台阶走进地窖，身负一项特殊的使命：寻找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

盖仑出生于佩加蒙城（古罗马帝国东部一个希腊语城市，现在土耳其城市贝尔加马）。年轻的时候，他在亚历山大学习医药，后来在埃及学习非洲疗法和印第安疗法。盖仑继承了希波克拉底的早期理论，认为人有四种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而疾病则是四种体液失衡的结果。过多的体液会淤积在人体的某个部位，形成某种质；例如，过多的黑胆汁郁积在脾里，会使人忧郁、失眠、烦躁易怒。通过一些疗法，可以使体液恢复平衡，比如放血。不同的食物也会对体液产生不同的影响：据说，冰冷潮湿的食物使人产生黏液；干燥热辣的食物使人产生黄胆汁。盖仑在其鸿篇巨制中将这种理论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系统方法。在其后的一千多年里，他的系统方法对世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西方医学的先导。直到19世纪，人们才建立了更加行之有效的医学系统理论。

盖仑对葡萄酒的兴趣源于他的职业经历。作为一名年轻的医生，他在给角斗士治疗伤口时，曾用葡萄酒给伤口消毒——这是当时普遍采用的疗法。和其他食物一样，葡萄酒也有调节体液的作用。盖仑常常为皇帝开出葡萄酒或以葡萄酒为药引的药方。在体液理论的框架下，葡萄酒被视作燥热之物，易生黄胆汁、减少体内黏液。这就意味着体热病人应该避之，体寒病人应该饮之。盖仑认为，越好的葡萄酒，药效越显著。他曾在书中写道：“要尽可能地使用最好的葡萄酒。”由于当时医治的对象是皇帝，盖仑希望能够用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入药。于是，他在酒窖看门人的陪同下逐个打开酒罐，然后又逐个封好；最后，他径直走向了费乐年。

盖仑曾写道：“既然来自世界各地的好酒都齐集于此，那我定要选出极品之冠。所以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我仔细察看了每一罐费乐年上的标记，然后将那些20年以上的费乐年逐一品尝。我一罐接一罐地仔细搜寻着，直到我找到了一罐毫无苦味的葡萄酒。一罐不失甘甜的古酒才是极品中的极品。”盖仑没有记录他最终选择的那罐最适合医治皇帝的费乐年酒产于哪个年代，但他坚信没有任何一种酒比它更适合给马可·奥勒留治病。葡萄酒应是他日常服用的解毒药，能够起到预防疾病、清除体内毒素甚至解毒的功效。

实际上，在公元前1世纪，本都国王密特拉达蒂斯早已开启用葡萄酒治病的先河。为了寻找最有效的解毒药，他做了一系列实验，让十几个囚犯分别吞下不同的致命毒药。最后，他发明了一种用41种药配制的解毒药，每日服用一次。这种药的味道着实令人作呕（其中的一味药便是切成丁的毒蛇），但却使密特拉达蒂斯摆脱了被人下毒的顾虑。后来他的儿子谋反篡位。据说，密特拉达蒂斯被逼到一座塔楼里，企图服毒自尽。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发现无论什么毒都毒不死自己。最后，他只好让护卫用剑刺死自己。

盖仑对密特拉达蒂斯的药方作了改进。他配制了解毒秘方——一种普遍应用的解毒剂，万灵药——其中包含71种药：蜥蜴、罂粟汁、辣椒、香料、杜松子、姜、毒芹子、葡萄干、茴香、茴香子、甘草等等。很难想象在吞下这样的混合物后马可·奥勒留还有心情品味费乐年酒；但在出色的医生指导下，他做到了，他用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将这令人作呕的混合物一口服下。

为什么基督教徒喝葡萄酒而伊斯兰教徒不喝？

公元180年，马可·奥勒留逝世，不是因为被人下了毒，而是死于疾病。在他生命的最后7天里，他只服用解毒秘方和费乐年葡萄酒。在他统治下的最后几年里，国家正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稳定、兴旺的时期；马可·奥勒留统治的结束标志着古罗马黄金时代的结束。此后的几个古罗马皇帝都很短命，为了抵御来自四面八方的野蛮人的侵袭，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一个是无疾而终。公元395年，古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弥留之际，将古罗马帝国分割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分别交给两个儿子统治，以使古罗马更容易防守。但是没过多久西罗马帝国就瓦解了。公元410年，日耳曼部落西哥特消灭了古罗马帝国，并在高卢西部及今天的西班牙一带建立了一个新的王国。公元455年，古罗马又遭到了汪达尔人的劫掠。此后古罗马一直战事不断，直到西罗马帝国最终分解成几个小国家，这片土地才算平息。

北方部落入侵古罗马后一定会用他们饮用啤酒的野蛮风俗来取代饮用葡萄酒的文明文化，这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几个世纪以来总结出的经验。虽然北欧的气候不适合种植葡萄，且北欧人皆因嗜饮啤酒而恶名昭著，但他们占领古罗马之后，并未对葡萄酒有丝毫的禁止。当然，北欧部落的入侵的确从很多方面改变了古罗马人的生活：贸易被中断了，一些地区无法买到葡萄酒，早已被古罗马人同化了的不列颠人在古罗马帝国的坍塌声中仿佛又回到了啤酒的时代。但随着新的统治者继位，古罗马的基督教与日耳曼传统也有互相融合的现象。经历了古希腊、古罗马历代的王朝变迁，地中海地区至今依然根深蒂固地保留着饮用葡萄酒的风俗，这说明了当时的确存在文化的传承。公元5~7世纪起草的法令中明文规定了破坏葡萄园要受到惩罚——看不出他们有丝毫野蛮人的痕迹。

饮用葡萄酒的文化得以保留下来还应归功于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葡萄酒与基督教的联系。从公元元年到公元10世纪的1 000年里，基督教的兴起把葡萄酒推向了基督教的至高象征。根据《圣经》的记述，基督创造的第一个奇迹，就是在加利利海附近举行的一次婚礼上将6坛水变为葡萄酒。基督曾讲述过几个关于葡萄酒的寓言。在对信徒传教时，他也常常将自己比作一株葡萄藤：“我是一株葡萄藤，你们是我的枝叶。”在最后的晚餐中，基督为他的信徒们奉上葡萄酒。这个故事使葡萄酒成为圣餐仪式的主角。圣餐仪式是基督教的重要仪式。在圣餐仪式中，面包和葡萄酒分别代表基督的肉体和血液。还有许多神话传说将古希腊酒神和古罗马酒神与酿酒及死而复生联系在一起。和基督教教徒一样，酒神的信徒们也将饮用葡萄酒视作一种“圣餐”。这两种信仰既有许多相似之处，又存在很大的差异。基督教仪式与朝拜酒神的仪式不同：前者只要求信徒喝少量的葡萄酒，而后者则要求信徒大量甚至过度饮酒。

有人说，古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黑暗时代里，基督教教堂举行的圣餐仪式对于葡萄酒有大量的需求。于是人们不得不将葡萄酒的生产保持下去——这对葡萄酒文化的传承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葡萄酒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上面的说法未免有些夸大其词，因为实际上圣餐仪式对葡萄酒的需求量很小。到公元1100年，人们只有在祭祀的时候才用高脚杯饮用葡萄酒，一般的宗教集会上只吃圣餐面包。隶属于教堂或寺院的葡萄园生产的葡萄酒大多用于日常的宗教仪式。圣本笃会[6]的僧侣每天可以喝到一品脱[7]葡萄酒；有些教堂还依靠出售葡萄酒来维持日常开销。

尽管葡萄酒文化在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保存得相对完好，但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昔日古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臣民改信了伊斯兰教，饮用葡萄酒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出生于公元570年。40岁时，穆罕默德感到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在召唤着他，引导他成为先知，真主降示他《可兰经》。由于麦加是一座依靠阿拉伯宗教而繁荣的城市，麦加人排斥宣扬新教义的穆罕默德。于是，他便逃往麦地那，并在那里发展了伊斯兰教，使伊斯兰教的势力不断壮大。到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时，伊斯兰教已经主宰了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信仰。一个世纪以后，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又征服了整个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叙利亚、埃及、非洲北海岸诸国及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伊斯兰教徒的义务包括：经常祈祷、施舍和戒酒。

伊斯兰教禁酒也可能是文化力量碰撞的结果。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王权从地中海人的手里转到了阿拉伯沙漠部落。为了显示自己比其他人优越，这些沙漠人用骆驼取代了四轮马车，用靠垫取代了桌子和椅子，他们制定葡萄酒禁例，拒绝接受传统的西方文明定义。葡萄酒在基督教信仰中的重要角色也使它注定成为伊斯兰教的禁物。甚至在配药时，葡萄酒也是不能碰的。经过几番讨论，伊斯兰教决定将禁令的范围扩大到所有酒精饮品。于是，伊斯兰教传到哪里，禁酒令就跟到哪里。

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严格执行了禁酒令，有些地方对于饮酒的管束并不是那么严格。在阿布·努瓦斯及其他一些阿拉伯诗人的诗作中都曾出现过人们欢畅饮酒的场面；而且尽管当时酿酒是违法的，但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依然有人生产葡萄酒。

公元732年，发生在法国中部的图尔斯战役终止了伊斯兰教进军欧洲的步伐。当时，阿拉伯人被法兰克王国最具威信和英雄魅力的王子查尔斯·马特尔打败了。这场战役是世界历史的一大转折点，也是阿拉伯人在欧洲释放影响力的一个高峰。公元800年，马特尔的孙子查理曼被加冕为古罗马皇帝。欧洲文化复兴大融合的时代由此开始。

饮品之尊

著名学者阿尔昆是查尔斯曼的顾问。公元9世纪初，他在访问英格兰期间给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慨叹道：“我真不幸啊！……我们酒囊中的葡萄酒已经喝完了，苦涩的啤酒在腹中泛滥。我们没有葡萄酒了，所以请代我喝个痛快吧，高兴地度过每一天。”阿尔昆的抱怨说明葡萄酒在英国很稀缺。当时，葡萄酒在北欧的其他国家也都是稀罕物。在这些不能生产只能进口葡萄酒的地方，啤酒和蜂蜜酒成了人们的主饮。北欧人喝啤酒，南欧人喝葡萄酒。这种差异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公元500年前后，历经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陶冶之后，欧洲的饮酒格局基本固定下来。

在欧洲南部，昔日古罗马帝国的疆土之内，人们至今还保持着用餐时适量饮用葡萄酒的风俗。在欧洲北部，昔日古罗马帝国疆界之外的地区，喝啤酒的风俗依然广为流传，而且他们常常单喝酒，无须下酒菜。今天，世界上主要的葡萄酒生产国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而主要的葡萄酒消费群也在法国、意大利及卢森堡，这些地区平均每人每年大约能喝掉55升葡萄酒。相对而言，消费啤酒最多的地区正是那些昔日被古罗马人视作野蛮的国家：德国、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捷克共和国、不列颠及爱尔兰。

古希腊和古罗马对于葡萄酒的态度是建立在早期的近东传统的基础上的。他们的这种态度也保存了下来并且传遍世界各地。不论人们饮用何种酒，葡萄酒总是他们心目中最具文化内涵和文明意义的饮品。在一些国家里，登得国宴及政治峰会的大雅之堂的饮品是葡萄酒而非啤酒。这表明葡萄酒依然代表着权力、地位和财富。葡萄酒让我们领略到了风雅的极致，也让我们了解了古罗马社会的阶级分化状况。鉴赏各地葡萄酒的风俗始于希腊，将葡萄酒的种类与人们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风俗始于古希腊，盛于古罗马。在现代都市的郊外，一场宴会再现了古希腊交际酒会和古罗马盛筵的场景：与会者正就某一个话题热烈讨论——政治、经济、事业发展、房价等等——而葡萄酒则为讨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交际酒会的气氛略显正式，吃什么食物、场地如何布置等等，都有各自的讲究。喝哪种葡萄酒由主持人来决定，被选中的葡萄酒既要体现会议的重要性，又要符合宾客及主人的身份。如果古罗马人穿越时光隧道，看到了这样的画面，一定会一眼认出这个场景。

[1] 1英尺=0.3048米。——编者注

[2] 塞维鲁（145~211），出生于罗马帝国阿非利加行省大莱普提斯，死于不列颠。罗马帝国皇帝，塞维鲁王朝开创者，公元193年4月14日成为罗马皇帝，在位至公元211年逝世。——编者注

[3] 1英里约等于1.6千米。——编者注

[4] 胡芦巴，豆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全株有香气，花期4~6月，果斯7~8月。——编者注

[5]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罗马帝国王贤帝时代的最后一个皇帝，161年至180年在位。有以希腊文写成的著作《沉思录》传世。——编者注

[6] 圣本笃会是天文教的一个隐修会，是在529年由意大利人圣本笃在意大利中部卡西洛山所创，遵循中世幻初流行于意大利和高卢的隐修活动。——编者注

[7] 品脱，容量单位，1英制品脱=0.568升。——编者注

殖民时期的烈酒

Spirits in the Colonial Period

烈酒与远航

人们用水槽对葡萄酒进行蒸馏，能得到一种玫瑰色的液体。

——《关于香水和蒸馏法的化学书》，阿布·尤瑟夫·铿迪，阿拉伯科学家、哲学家（约801~873年）

阿拉伯人的礼物

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之初，西欧最伟大且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不是罗马、拜占庭或伦敦，而是位于今天西班牙南部的科尔多瓦（当时是阿拉伯人统治的安达鲁西亚国的首府）。那里有美丽的公园、豪华的宫殿、宽阔的道路、油灯照耀的明亮大街，还有700座清真寺、300家公共浴室以及覆盖全市的地下排水系统。或许在一切成就中最让人称道的是它的公共图书馆，该馆建于公元970年，馆内藏书近50万册，当时欧洲其他国家的图书馆无一能与之相提并论。这座图书馆尽管是最大的，却也只是全城70座图书馆中的一个而已。

科尔多瓦曾是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中心之一。当时的阿拉伯世界幅员辽阔，其鼎盛时期的疆土从法国一直延伸到中亚帕尔米山脉，并远至印度湾。在大部分欧洲国家遗失了希腊文化之时，身在科尔多瓦、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的阿拉伯学者们建立起了一个源于希腊、印度、波斯文明的知识体系。在前人的基础上，他们在天文、数学、医药、哲学等方面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们发展了星盘、代数和现代的数字系统，并开创性地使用草药作为麻醉剂。他们在指南针（从中国引进）和航海地图的基础上设计了新的航海技术。在众多的成就中，有一样尤其值得一提，那就是他们改进并推广了一项后来用于酿酒的技术——蒸馏。

蒸馏这项技术自古就有，它通过对液体进行汽化再冷凝，从而分离和净化出液体中的内含成分。简单的蒸馏设备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出现了。根据后来的楔形文字记载，该装置最初是用来生产香水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这种技术也不陌生，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到：煮沸的盐水冷凝后就不再有咸味了。然而，该技术还是到了后来（源于阿拉伯世界）才广泛应用于制酒。对此，8世纪的阿拉伯学者哈扬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被后人视为化学奠基人之一。他对蒸馏装置进行了改进，并和其他的阿拉伯炼金术士一起对酒以及其他物质进行蒸馏以备实验之用。

葡萄酒经蒸馏后其酒精含量更高，因为酒精的沸点是78℃，比水的沸点100℃更低。如果对葡萄酒进行加热，酒精会在沸腾之前就开始逐渐蒸发。由于酒精的沸点低，这些气体里所含的酒精比例就大于水分。把这些富含酒精的气体抽出并冷凝后，就会产生一种比葡萄酒酒精含量高得多的饮料。然而，由于水分和杂质在100℃以下也会蒸发，所以经蒸馏得到的还不是纯酒精，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反复蒸馏来不断地增加酒精含量（这种方法也称为精馏）。

蒸馏技术是阿拉伯人继承和发扬先人智慧的体现，他们还把这些先人的智慧传到了拉丁世界，重新激起西欧人研究的精神。alembic这个词表示一种蒸馏器具，它体现了阿拉伯文明与古文明的结合。该词是从阿拉伯语al-ambiq中演变过来的，又借鉴了希腊语中的ambix一词（意为蒸馏用的特殊容器）。同样，现代词汇alcohol（酒精，酒）一词就体现了蒸馏酒深厚的阿拉伯渊源。该词是从al-koh'l（一种纯锑粉）一词中演变过来的。al-koh'l是一种用于装饰眼皮的化妆品，通常被炼金术士们用作指一些高度纯净的物质，包括液体。因此，经蒸馏后的葡萄酒后来在英语中被称为“葡萄酒烈酒”。

自从炼丹房出现之后，这种经蒸馏而得的新饮品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并最终在探险时代取得了饮品的主宰地位。随着欧洲海上探险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殖民地和帝国，蒸馏为航行提供了烈酒，并且还有很多其他用途。这些饮品成为相当重要的经济物品，以至于对它的税收和控制成了政治上的大事，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历史进程。生活节俭的阿拉伯人并不把它当作日常饮品，而是当成一种炼金物质或是药物来使用。只有当蒸馏技术传播到信仰基督教的欧洲时，蒸馏酒才被广泛饮用。

实验室里的蒸馏设备。烈酒的酿造过程一开始是一种仅为少数人掌握的炼丹术。

神奇的疗效

138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纳瓦尔王国查理二世的病榻前围满了御医。查理二世是地处今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小王国的统治者，他有个外号叫“恶棍查理”，因为在他统治的早期，他异常残忍地镇压了一次叛乱。他最热衷的事情就是对他的岳父（法国国王）耍阴谋诡计。在一夜放荡的生活后，他患上了高烧和麻痹症。御医们决定给他开一副据说有神奇疗效的药物，而且药物的配制经历了一个近乎神秘的过程——蒸馏。

第一个尝试这种新过程的欧洲人是12世纪的意大利炼丹士迈克尔·塞勒纳斯。他是从阿拉伯语课文中学到这项技术的，他写道：一份高浓度的纯葡萄酒兑三份盐，置于普通容器中进行蒸馏然后会产生一种遇火则燃的液体。很明显，这种技术在当时仅为少数几个人知道，因为他句子中的几个关键词，比如葡萄酒、盐，都是用密码代替的。由于蒸馏酒可以燃烧，因此也被称作“aqua ardens”，意为“燃烧的水”。

当然，燃烧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当喝下蒸馏酒后，喉咙里会有一种灼热感。然而那些试着喝过少量“燃烧的水”的人发现，刚喝下这种被告之是草药的东西时会有种不舒服的感觉，但随之而来的是浑身的舒畅。一直以来，葡萄酒都被广泛地当作药物使用，因此，人们自然认为高浓度的纯葡萄酒应当会有更好的疗效。到13世纪末，随着大学和医学院在欧洲大地上的繁荣兴旺，许多拉丁医学论文都把蒸馏酒称作“一种新的神奇药物”，“aqua vitae”（烈性酒、白兰地）或是“生命之水”。

阿纳尔德是蒸馏酒医疗效果的坚定信念者，他是法国蒙彼利埃（法国南部城市）医学院的教授。大约在1 300年左右，他做出了对葡萄酒的蒸馏说明。他写道：在经过三四次的反复蒸馏后，我们终于看到珍贵的“生命之水”滴滴而至，“生命之水”的每一滴中都包含了葡萄酒的精华。“生命之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称号，因为它的确是不朽之水，能延年益寿，让你青春永驻。

从某种意义上讲，“生命之水”确实是非常神奇的。因为蒸馏酒比任何自然发酵而成的酒所含的酒精浓度都要高。即使是最厉害的酵母也不能酿出酒精含量超过15%的酒，因此，“15度”就成为发酵酒精饮品的临界值。然而，蒸馏使得炼丹士超越了这个维持了千万年的界限。阿纳尔德的学生雷蒙德·罗利宣称，“生命之水”是人类的一个新发现。古人之所以不知道这种饮品是因为那时的人类还不像现代人那样意志消沉，因此也就不需要用酒精来激发斗志。这两个人都活过了70岁，这个岁数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由此或许可以再次证明“生命之水”延年益寿的功效。

这种神奇的新药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敷，“生命之水”的推崇者们相信它还有助于美容养颜，改善记忆力，治疗大脑、神经和关节疾病；可以激活心脏，减轻牙疼，治疗失明、言语缺陷和瘫痪，甚至还可以防止瘟疫，总之，它被看作是一种万能药，这也就是“恶棍查理”的御医们决定用它来给国王治病的原因。借着烛光，他们把皇帝用一床浸透了“生命之水”的床单裹起来，希望能通过这种神奇的液体来治愈他的麻痹症。但是治疗意外地变成了一场灾难：一个马虎的佣人不小心打掉了手上的蜡烛并烧着了床单，于是国王立即被火焰吞没了。据说，他的臣民们都认为他的悲惨结局是上帝的裁决，因为他生前过于胡作非为，就在他死前不久，还下命令要加重赋税。

到了15世纪，随着蒸馏术的传播，“生命之水”开始从药水变成了酒。这一转变得益于约翰内斯·古腾堡在15世纪30年代完成的一项新发明——现代印刷术（尽管活字印刷术在数世纪以前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了，但它对于欧洲人而言还是一件新事物）。印刷术在欧洲出现以后，奥地利医生迈克·帕夫·冯·施里克编写了第一本关于蒸馏术的书，该书于1478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并受到了极大欢迎，到1500年，该书已经印刷了14次。施里克在书中宣称：每天早上喝半勺“生命之水”可以预防病痛，如果让垂死的人喝一点，他就有力气再说几句话。

但对于很多人而言，烈酒的魅力不在于它的药用功能，而在于它能让人轻易醉倒。蒸馏饮品在寒冷的北欧尤为受人欢迎，因为那里的葡萄酒既少又贵。掌握了蒸馏技术以后，他们就可以通过对用当地的原料酿造的啤酒进行蒸馏以获得烈性酒。在凯尔特语中，“生命之水”被称为“uisge beatha”，该词后来就演变成现代词汇“whiskey”（威士忌）。这种新的饮料很快就成为爱尔兰人生活的一部分。据一位历史学家记载：1405年，一位爱尔兰部落首领之子理查德·麦克雷奈尔因过量饮用“生命之水”而导致死亡，作者写道，“可怜的理查德喝得太多了，终于让‘生命之水’变成了‘死亡之水’”。

在欧洲其他地方，“生命之水”被称为“烧酒”，译成德语是“branntwein”，译成英语是“白兰地酒”或“白兰地”。随着蒸馏术的不断普及，人们开始在自家酿造蒸馏酒，并在节日里进行销售。很快这一做法变得非常普遍，却也引发了不少问题。于是在1496年，德国纽伦堡市明确禁止酿造和出售蒸馏酒。当地的一位医生也指出，“鉴于如今大家都养成了喝烈酒的习惯，我觉得有必要提醒大家控制好自己的酒量；假如大家想保持自己谦谦君子形象的话，饮酒时请量力而行”。

烈酒、蔗糖和奴隶

蒸馏饮品的出现正值欧洲探险家为开辟世界海洋线路而各显神通之时，他们绕过了非洲最南端并到达了东方，向西横跨大西洋并首次与新世界建立了联系。葡萄牙人是这次航海热潮的发动者，他们的探险家到达了非洲西海岸，发现并殖民占领了附近的大西洋岛屿，这也为发现美洲大陆奠定了基础。上述航海活动都是由葡萄牙亨利王子（又称航海者亨利）出资组织的。尽管亨利被称为“航海者”，但他一生中只出航过3次，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葡萄牙国内，而这3次航行都是执行军事任务，最远仅至北非。在这3次远征中，他都担任了舰队的统帅。第一次他就向人们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相当杰出的统帅；第二次行动失败；第三次他又领导舰队出色地完成任务。此外，在萨格里什的基地中，他还策划了野心勃勃的葡萄牙航海探险计划。亨利王子出资组织了多次远航并对每次航行的报告、发现、绘制的地图进行了比较。同时，他还鼓励船长们利用先进的航海技术，比如指南针、三角法和星盘等。指南针和蒸馏一样，都是由阿拉伯人带到欧洲的。当时，葡萄牙、西班牙及其他探险者远航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能找到另一条通往印度的航道以打破阿拉伯在香料贸易上的垄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最终的成功部分得益于阿拉伯人所提供的技术。

后来探险者们发现：马德拉岛、亚述尔群岛和加那利群岛等大西洋岛屿是生产蔗糖的理想地方（蔗糖的生产也源于阿拉伯），但种植甘蔗需要大量的水和劳动力。阿拉伯人在西侵的时候掌握了灌溉技术并学会了制作省力设备用于加工甘蔗，其中包括水螺旋和水力磨坊，前者是波斯人发明的引水设施。即便这样，阿拉伯人生产蔗糖主要还是依靠从东非贩卖过来的奴隶。欧洲人在十字军东征时掠去了阿拉伯人不少的蔗糖种植园，但他们缺乏种植蔗糖的经验和生产蔗糖的劳力（后者尤为缺乏）。于是，在15世纪40年代，葡萄牙开始从他们在非洲西海岸的贸易港口贩运黑奴。最初，他们通过绑架来保证“货源”。但很快，他们便与非洲贸易者达成共识，即以欧洲商品交换黑奴。

基督教的教义禁止基督徒相互奴役。部分由于这个原因，自罗马时代以来，欧洲很长时间内没有大规模的奴隶交易。后来，为摆脱宗教的干涉，欧洲人绞尽脑汁寻找各种借口。他们宣称买卖奴隶是为了把他们从“错误”的伊斯兰教中拯救出来并帮助他们皈依基督。接着又有一些神学者推出了另一种说法，他们认为非洲黑人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可以被奴役。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非洲黑人是“汗”（ham）的子孙，因此对他们的奴役是得到《圣经》支持的。这种阴险的理论一开始并不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然而，大西洋岛屿远离欧洲大陆，因此在那里使用奴隶的确很容易掩人耳目。到了1500年，马德拉岛靠着几个磨坊和2 000个奴隶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蔗糖出口地。

1492年，欧洲的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此后使用奴隶进行蔗糖生产的方法得到了普遍的推广。哥伦布的本意是为欧洲寻找一条向西通往印度的航道，结果他发现了加勒比海海域的诸岛屿。虽然这里没有黄金、香料以及丝绸让他带回去献给资助他的西班牙王室，但根据他对蔗糖生产的丰富经验，他很有把握地宣称这些地方非常适合种植甘蔗。1493年，他第二次前往新大陆，并带回了加那利群岛上的甘蔗。此后，加勒比海岛屿上的西班牙领地和处于葡萄牙统治下的南美大陆（即现在的巴西）迅速推广甘蔗种植。一开始，殖民者企图奴役当地的民众进行种植，但由于当地居民大量死于传染自欧洲的疾病，因此他们只好从非洲进口奴隶。在前后400年左右的时间里，大概有1 100万奴隶从非洲运往新大陆，这个数字远远没有体现出奴隶贸易的真实规模，因为有近一半在非洲内陆被捕的奴隶死于运往港口的途中。蒸馏饮品在这些罪恶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17世纪，当英国、法国和荷兰在加勒比海地区建立了甘蔗种植园时，更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

非洲的奴隶贩子们用奴隶与欧洲人交换丝织品、贝壳、金属碗杯及铜板，但最受欢迎的还是高浓度的酒精饮品。不同地区的非洲人早在很久以前就开始饮用酒精饮品，包括棕榈酒、蜂蜜酒及各种啤酒。但借用当时一位贸易者的话说，非洲各地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都非常喜欢从欧洲引进的烈酒。奴隶贸易早期，葡萄牙占据了贸易的主导地位。因此非洲奴隶贩子们习惯了喝葡萄牙的高浓度烈酒。1510年，葡萄牙旅行者瓦伦蒂·弗尔南德斯把塞内加尔地区的沃洛夫人描写成“从我们的酒中获取快乐的醉鬼”。

葡萄酒是一种合适的货币形式，然而欧洲的奴隶贸易者很快就意识到白兰地比葡萄酒更加合适，因为白兰地的酒精浓度高于葡萄酒，所以装运白兰地可以让有限的船舱装运更多的酒精。另外，由于酒精还可以起到防腐剂的作用，所以白兰地在运输过程中就不会像葡萄酒那样容易变质。非洲人之所以钟爱蒸馏酒是因为蒸馏酒比他们自己用谷物酿造的啤酒和棕榈酒更纯更“辣”，于是饮用进口烈酒就成了奴隶贩子们显示身份的标志。一般来说，在与奴隶贩子们进行交换时，他们认为用丝织品包装的商品最为珍贵，而烈酒特别是白兰地最能显示身份地位。

很快，欧洲人就习惯了在与非洲奴隶贩子进行交易之前先送给他们许多被称之为“dashee”和“bizy”的烈酒。为了顺利进行贸易，欧洲人和非洲人用一种由葡萄牙语演变过来的混杂语进行交流，法国的一位贸易者对这种语言进行了转录，比如“qua qua”表示亚麻制品；“singo me miombo”意为“给我一些烈酒”。约翰·阿特金斯是一位英国海军军医，他记载了奴隶贸易的历史。根据他的记载，非洲的奴隶贩子“从来不会干着嘴唇谈生意”。荷兰奴隶贩子威廉·博斯曼介绍经验时说，奴隶船的船长每天都要给当地的首领和重要的奴隶贩子送一些白兰地。他还曾告诫道，如果不首先送足够的“dashee”酒给维达的非洲人，他们是不会和你做生意的。“想在这里做生意的人，就必须先让当地的人高兴”，他这样写道。

白兰地还从其他方面推动了奴隶贸易的进程。据资料记载，欧洲人需要雇用船工把货品来回运送，他们每天付给船工们一瓶白兰地作为预付报酬，如果有工作就再多给2~4瓶。每逢星期天还会多给1瓶作为奖赏。同样，那些把关押在岸上的奴隶护送出港口的卫兵们的酬劳也是用白兰地来支付的。后来，人们又利用蔗糖加工过程中的废料制出了一种新的酒精饮品，这就是朗姆酒。正是这种朗姆酒的出现，烈酒、蔗糖和奴隶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第一种全球性饮品

1647年9月的一天，名叫理查德·利根的英国人在“阿卡贝利斯”号船的甲板上第一次看见了加勒比海的巴巴多斯岛。他在航海日志中写道，“我们看到了这个令人神往的岛屿，越靠近它我们就越能感受到它的美丽”。然而，当利根和他的同伴们登陆时，他们发现事实与看到的并不一样，那里正闹瘟疫，这使得利根他们改变了原来只待几天的计划。他们在那里足足待了3年，在那3年中，利根对岛屿上的动植物、民俗和蔗糖种植园的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1627年，第一批英国人抵达巴巴多斯岛，他们发现那里已经荒无人烟。定居下来以后，他们开始种植烟草，因为烟草种植在当时的英国很普遍，而且北美新殖民地弗吉尼亚的农民们也证明了烟草种植收益颇丰。但是后来，利根发现巴巴多斯岛的烟草“是全世界种得最差的烟草”。于是他们放弃了烟草种植，转而从巴西买进甘蔗、相关设备并引进技术，准备进行蔗糖生产。利根待在岛上的那几年，甘蔗成了全岛最重要的作物。另外，由于制糖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奴隶的劳动，所以岛上就有了很多的奴隶。事实让利根明白了什么叫利用宗教来维护奴隶制的逻辑。有一次，当利根向一个黑奴说明指南针的原理和功用时，这个黑奴向利根表达了皈依基督教的愿望，原因是“他认为只要成为基督教徒他就能具有一切他想知道的知识”。利根向这个奴隶的主人转达这一愿望，但奴隶主告诉他奴隶是不能皈依基督教的，“因为根据英格兰的法律，我们是不能奴役基督徒的”。所以如果要让一个奴隶皈依基督教就首先得给他自由，但要让岛上的奴隶获得自由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因为这样会让收益丰厚的蔗糖业陷于瘫痪。此后10年，巴巴多斯的蔗糖贸易独占鳌头，从而也使岛上的糖业生产商们跻身于新世界最富裕的人群之列。

巴巴多斯岛上的种植园主不仅从巴西得到了甘蔗和设备，还学到了如何对制糖过程中的副产品进行发酵、蒸馏，从而制出高浓度的酒精饮品。葡萄牙人称这种饮品为甘蔗白兰地，它是由甘蔗汁煮沸时溢出的泡沫制成的，也可以直接用甘蔗汁酿制。这一工艺在巴巴多斯岛上得到进一步改进，因为岛上的人能够利用糖蜜（提炼蔗糖时产生的黑色浓糖浆）来酿制甘蔗白兰地。此举大大降低了白兰地的成本，同时也不会影响蔗糖的产出。这样一来，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就能够既产糖又酿酒了。据利根的记载，这种蔗糖酒“叫作‘驱魔酒’，它劲头很足，但味道不怎么好，人们往往喜欢大量饮用甚至过量饮用，以至于经常有人醉倒在地”。进口的葡萄酒和啤酒价格昂贵，而且在从欧洲运往岛上的过程中很容易变质，但“驱魔酒”在当地就能大量生产，所以当地人逐渐离不开它了。利根所说的“驱魔酒”还出售给当地的种植园主。虽然他们自己不酿制，但因为价格便宜，他们也喜欢大量饮用这种酒。“驱魔酒”也卖给过往船只，并运往国外，这让喜欢它的船员们一路上过足了酒瘾。

“驱魔酒”这个名字是在利根离开小岛后取的。1651年，一位到巴巴多斯岛来的旅行者发现当地人最钟爱的酒叫作“朗姆酒”（驱魔酒的别名），这种酒是经过对甘蔗汁进行蒸馏而成的，含有高浓度的酒精。“朗姆”一词源于英格兰南部的俚语，意思是“争吵和骚乱”。之所以为它选了这个名字是因为当人们过量饮用后往往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朗姆酒原来叫作“Rumbullion”后来简称为“rum”。它很快就被引进到加勒比海的周围地区，接着又打入加勒比海以外的市场。对于新到的奴隶，奴隶主往往会给他们喝些朗姆酒以检查奴隶的身体状况或以此约束桀骜不驯的奴隶。他们还让奴隶们对朗姆酒产生依赖性，这样一方面有利于他们发号施令，另一方面也能帮助奴隶们驱走疲劳。朗姆酒还被用作奖赏，当奴隶们逮到老鼠或者完成了比较辛苦的工作后，他们往往会额外得到一些朗姆酒作为奖赏。据一些关于种植园方面的书记载，“一般而言，奴隶们每年能得到2~3加仑[1]的朗姆酒（有时可达到13加仑），这些酒他们可以自己喝，也可以用来交换食物”。由此，朗姆酒就成为管理社会事务的重要工具。据利根记载，朗姆酒还可以用作药物。当奴隶们感到不舒服时，医生只要给他们每人一杯朗姆酒就可立即见效，酒到病除。

朗姆酒也很受水手们的欢迎，1655年以后，加勒比海上的英国皇家海军舰队就用朗姆酒代替啤酒作为兵士的日常配额。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朗姆酒成为海军将士远航的首选饮品。兵士们原来每人可带1加仑啤酒，现在改成半品脱的朗姆酒。这样做对海军的纪律和工作效率带来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于是，舰队司令爱德华·弗农发布了一条命令：兵士们的半品脱朗姆酒必须兑上两品脱的水。朗姆酒的稀释对酒的消费没有多大影响，但这样做让士兵们把原本淡而无味的水喝得津津有味。更重要的是，弗农想到了把糖和酸橙汁加入稀释后的朗姆酒以增添口感，因此就发明了最初的鸡尾酒。这种酒以他的名字命名。弗农有个绰号叫“old grogram”（一种丝或丝毛交织的粗松斜纹布），因为他总是穿一件用这种布料制成的防水斗篷。因此他发明的这种新饮料就叫作“grog”（掺水的烈酒）。

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加水后的朗姆酒酒劲比先前相差甚远。另外，看到朗姆酒兑了水以后，水手们都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19世纪之前，人们还没有发明液体比重计，所以要精确地测出酒精浓度是很困难的。负责士兵们朗姆酒配额的海军军需官利用皇家兵器厂发明的“拇指规则”来事先测出没有稀释的朗姆酒的度数。他们用朗姆酒和一些火药粉及少许水混合，然后用一个放大镜聚拢阳光用以加热，如果火药粉没有燃烧，则表示混合物酒精度数不够，因此需要再增加一点朗姆酒。只有当火药粉恰好达到着火点并燃烧时，混合物的酒精度数（48度）才是最恰当的。如果混合物的酒精度数过高的话，就会发生爆炸。当军需官不在的时候，水手们也可以自己进行调制。

用掺水烈酒代替啤酒对英国在海上建立霸权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当时很多水手死于坏血病，今天我们知道这种病的病因是缺乏维生素C，患者会不断消瘦直到死亡。18世纪，人们发现柠檬和酸橙汁能很好地预防坏血病。1795年，军方规定掺水烈酒中必须加入柠檬和酸橙汁，此举大大减少了坏血病的发病率。啤酒不含维生素C，用掺水烈酒代替以后，英国皇家海军整体上比以前更加健康。法国海军也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配额不是啤酒而是3/4升葡萄酒（相当于现代的一瓶）。在长途远航中，配额就由3/16升白兰地酒代替。葡萄酒内含少量维生素C而白兰地酒则根本不含维生素C，结果法国海军降低了对坏血病的抵抗力。一名英国海军军医认为，正是因为有效地预防了坏血病，英国皇家海军才能屡建战功，并于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角彻底击败法国和西班牙舰队（英国水兵也由此被称作“limeys”。该词派生自“lime”，即酸橙汁，因为水手在航海时必须坚持喝酸橙汁，以补充维生素C，预防坏血病）。

以上所说的事情都是发生在朗姆酒发明之后。朗姆酒最初被用作货币，从而结束了烈酒、奴隶和蔗糖之间的物物交换。人们用朗姆酒购买奴隶，又用奴隶来生产蔗糖，糖蜜又可以用来酿造朗姆酒以买进更多的奴隶，如此循环反复以至无穷。1679年，当法国旅行家让·伯特在非洲西海岸旅行时，他发现“事情与以往大大不一样了，我以前出国时总要带上大量的法国白兰地，现在人们不像以前那样对白兰地情有独钟了，他们转而喜欢朗姆酒和一些其他烈酒了”。1721年，一位英国贸易商报道说，在非洲的奴隶海岸，朗姆酒变成了“最主要的贸易品”，甚至可以交换黄金。朗姆酒替代了白兰地作为船员和士兵的工资。白兰地有助于蔗糖和奴隶的跨大西洋贸易；而朗姆酒则促成了这两者的产销一条龙，从而使所获利润更加丰厚。

啤酒通常是自产自销，葡萄酒也只能在特定的地方产销。朗姆酒与它们不一样，它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人力、物力及技术共同协作的成果，也是几种具有历史推动作用的物质的共同结晶。蔗糖源自玻利尼西亚，由阿拉伯人带到欧洲，再由哥伦布带到美洲利用非洲奴隶进行种植生产。从糖蜜中可以蒸馏出朗姆酒，这种酒既给新大陆的欧洲殖民者们饮用又给奴隶们饮用。它的出现归功于开拓时代的巧取豪夺，也归功于欧洲人血腥的奴隶贸易。朗姆酒既体现了第一个全球化时代中的人类成就，也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

[1] 容量单位，1加仑（美）=3.785 412升。——编者注

帮助美国建国的饮品

新英格兰用法属岛屿上生产出的廉价糖蜜制造朗姆酒，这是它财富的主要来源——新英格兰为马里兰州和卡罗来纳州购买奴隶时是用朗姆酒来支付英国商人的。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

美国人最爱的饮品

16世纪末，英国打算在北美洲建立殖民地，然而这一切本是由一个错误的判断而起。当时英国人占领的殖民地是位于北纬34度到38度之间的弗吉尼亚（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终生未嫁的伊丽莎白一世）。由于这一地区与欧洲地中海地区处于同一纬度，很多人都误以为这两个地区的气候很相似。因此，英国认为美洲殖民地一旦建立起来，就能够提供橄榄油、水果等地中海的特产，从而减轻英国对欧洲大陆进口物资的依赖。当时人们估计美洲殖民地可以提供如下产品：“法国和西班牙的葡萄酒、水果和盐，波斯和意大利的丝绸”，还有大量的木材。这样一来，英国就可以摆脱从斯堪的纳维亚进口木材的状况。殖民者和其英国国内的支持者们还希望能找到金属、矿藏和珠宝。总之，英国人希望美国是个应有尽有的聚宝盆，能即刻为他们带来利润。

然而事实不像想象中那么好。北美的气候远比想象的要恶劣，根本不适于地中海植物及甘蔗、香蕉等其他英国需进口的农产品的生长。他们在这里也没找到任何金属、矿藏和珠宝，就连生产丝织品的努力也遭遇失败。1607年，英国人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此后几十年中，生活在那里的殖民者遇到了诸多始料不及的困难。他们忍受着食物的匮乏和疾病。同时，由于侵占了当地人的土地，他们还和土生土长的印第安人发生冲突，陷入了长期的战争。

在这样的困境下，保证可靠的烈酒供应显得尤为重要。1607年，共有三艘船运送第一批永久移民来到弗吉尼亚，其中的两艘卸载后返回英国。新殖民地詹姆斯镇的居民托马斯·斯塔利抱怨道：“这儿没有酒馆，没有啤酒屋，甚至连一个散心的地方都没有。”那年冬天，英国派出第一艘供给船给他们送去了一些啤酒，尽管船员们在途中已经把啤酒喝掉了大半。后来运去的啤酒通常不是不符合标准，就是在途中变了质。1613年，一位西班牙的观察员报告说，那里的300名定居者除了水没别的东西可喝，“这样的生活完全背离了英国人的天性，所有人都希望回去，如果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的话，他们也许早就回去了”。到了1620年，情况还是没有改观，而定居者的人数却增至3 000。另一位观察员注意到，“他们最大的抱怨就是没有好的饮料”——言下之意就是不想光喝水。

同年，啤酒供应的短缺状况成为英国选择建立第二个殖民地地点的决定性因素。这个殖民地是由清教徒建立的。1620年，“五月花号”从英国出发，朝哈德逊河进发。但后来，他们却在偏北部的科德角上岸。恶劣的天气让他们不能继续向南航行，因此船长只好让所有人都下船上岸。威廉·布拉德福德是清教领袖（后来成为该殖民地的州长），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没有时间多考虑，因为我们的食物所剩无几，尤其是啤酒，马上就要见底了”。水手们想方设法为返程准备足够的啤酒，因为他们相信，在海中航行必须要喝啤酒才能预防坏血病。后来，啤酒喝完了，清教徒们不得不和弗吉尼亚的殖民定居者一样只喝清水了。一位叫威廉·伍德的定居者说：“这儿有世界上最好的水，但如果有好啤酒放在我面前的话，我肯定会像其他人一样选择啤酒；但是如果啤酒不好的话，我相信所有的人还是都会选择喝水。”当第三个英国殖民地在马萨诸塞州建立时，前往该州的定居者带足了啤酒。1628年，“阿尔培拉”号船载着大批供应品开往马萨诸塞州，其中包括42吨啤酒，清教殖民者的著名领袖约翰·温思罗普也随船同行。

由于气候恶劣，用于酿造啤酒的欧洲谷物很难在这些殖民地生长。为了摆脱对英国进口啤酒的依赖，定居者们试着用玉米、云杉嫩尖梢、枫树汁、南瓜、苹果皮等材料酿制啤酒。当时的一首歌充分体现了他们酿酒材料的多样性：“哦，我们用南瓜、防风草和胡桃屑酿造出甘甜的美酒，滋润我们的嘴唇。”看到远在南方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者喝的是葡萄酒，他们也试着开始引进欧洲的葡萄。但由于气候恶劣，恶疾肆虐，加上他们大多来自北欧，缺乏葡萄酒酿造经验，最终未取得成功。后来，他们又试图用本地葡萄酿酒，但酿出的酒根本无法入口。最终，弗吉尼亚的殖民者决定放弃酿酒，专心发展烟草种植业，并从欧洲进口发芽大麦（专门用于酿制啤酒）、葡萄酒和白兰地等物资。

17世纪下半叶，朗姆酒的传入改变了美洲殖民地的生活状况。朗姆酒比白兰地便宜得多，因为它的原料不再是昂贵的葡萄酒而是生产蔗糖所剩余的糖蜜，加上朗姆酒可以在美洲本地酿造，不必船运穿过大西洋，所以又省去了昂贵的运费。朗姆酒不仅比白兰地便宜，而且其度数更高，因此它很快就成为北美殖民者最喜爱的饮品。它能缓解劳累、舒筋活血，是人们在寒冷冬天里的液态小暖气，还减少了殖民者对欧洲进口饮品的依赖。穷人们只喝单纯的朗姆酒，富人也饮朗姆酒，只不过他们的酒里要加上蔗糖、水、柠檬汁和香料并用一个精雕细琢的碗来盛装，他们喝的这种朗姆酒叫潘趣酒（这种酒有点像英国海军喝的掺水烈酒，它们都是现代鸡尾酒的前身）。

殖民者们在签订合同、出售农场、购买商品或打赢官司时都要喝朗姆酒。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任何人在协议签订之前要想退出的话，必须交出半桶啤酒或1加仑朗姆酒作为赔偿。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便宜且酒精度高的饮品。1686年，波士顿的牧师英克里斯·马瑟就曾抱怨说，“最近几年，我们中的很多人开始喜欢一种名叫朗姆酒的饮料，这真是一件不太让人愉快的事，因为无论是穷人还是恶棍都可以只花一两个便士就喝得烂醉如泥”。

到17世纪下半叶，朗姆酒已经为美国工业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因为新英格兰的商人（主要是在塞伦、纽波特、梅德福德和波士顿）不再直接进口朗姆酒，而是进口糖蜜自己进行蒸馏。他们酿出的朗姆酒虽没有西印度群岛所产的酒质量高，但价格却更低廉，这一点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有吸引力。因此，朗姆酒成了新英格兰利润最丰厚的商品。用那时一位观察家的话说，“波士顿人从进口的糖蜜中‘蒸馏’出大量的朗姆酒，它的数量之多，价格之便宜，的确让人惊奇（每加仑的价格不到两先令）；而它的知名度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因其产量大、价格低，而非质量好”。朗姆酒的价格在有的地方甚至低到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可以买够一个星期的饮用量。

朗姆酒与革命

新英格兰酿制蒸馏酒的人发现，朗姆酒不仅可以卖给当地人，在奴隶贩子中也有很大的市场。对他们而言，如果要用酒充当货币来交换非洲西海岸的奴隶，那么朗姆酒是他们的首选。纽波特的酿酒者还专门为奴隶交易酿造了一种度数更高的朗姆酒。由于其酒精浓度更高，人们将之视作一种浓缩的财富。然而，蒸蒸日上的朗姆酒酿造业并没有为英属岛屿上的蔗糖生产者及其在伦敦的资助者带来什么好处。这是因为新英格兰的糖蜜是从法属岛屿进口的，法国为保护法国国内的白兰地生产工业，在自己的殖民岛上严禁进行朗姆酒的生产，因此法国的蔗糖生产商很乐意把糖蜜以低价卖给新英格兰人。英国蔗糖生产商又在此时恰好被法国人挤出了欧洲蔗糖市场。新英格兰人于是不得不购买法国人的糖蜜，这对他们而言无疑是痛上加痛。于是，英国蔗糖生产者呼吁政府出面干预。1733年，在伦敦通过了一部新税法，即《糖蜜税法》。

该税法规定，如果北美殖民地从其他国家的（实指法国）殖民地或种植园进口糖蜜，英国要对它征收每加仑6便士的关税。此税法旨在让新英格兰的酿酒者购买英国殖民地的糖蜜，因为英国糖蜜出口到美洲就可以不征此类关税。然而，英属岛屿上生产的糖蜜根本满足不了新英格兰酿酒业的需求。此外，酿酒者认为法国的糖蜜质量更高。当时，在新英格兰，朗姆酒的出口量占到出口产品总量的80%，因此它已经成为当地经济的中流砥柱。如果这个税法强制执行下去的话，酿酒者就会被迫减少产量或者提高价格，从而严重破坏新英格兰的经济繁荣。另外，朗姆酒也已经成为北美殖民地人们最钟情的饮品。无论男女老少，平均每人每年要喝4加仑的朗姆酒，如果税法通过了，他们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痛快地畅饮自己最喜欢的酒了。

因此，酿酒者几乎都对这一税法视若无睹。他们从法属岛屿走私糖蜜，向那些本身就睁只眼闭只眼的海关工作人员行贿。海关官员通常都是在英国任命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会到殖民地来，而是从工资中拿出一小部分付给当地的下层海关工作人员，让他们去负责征税。这些海关工作人员很同情当地的同胞，因此对他们身在伦敦的上司也就敷衍了事。据估计，在税法通过后的几年里，大约有5/6的朗姆酒是用走私的糖蜜酿造的。与此同时，朗姆酒厂也从1738年的8家增加到1750年的63家。朗姆酒依然推动着殖民地的经济发展，甚至可以说影响着殖民地的整个社会生活。在选举活动中，它也同样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1758年，乔治·华盛顿竞选弗吉尼亚地方议会议员时，他的竞选团在一个仅有391个选民的小县郡就分发了28加仑朗姆酒、50加仑朗姆鸡尾酒（朗姆酒加糖、柠檬酸、香料等配制的饮料）、34加仑葡萄酒、46加仑啤酒和2加仑苹果酒。

《糖蜜税法》虽然没有强制执行，但它仍然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愤慨。对于英国政府而言，通过这项税法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它不但让殖民地整个社会习惯了走私，还削弱了英国法律在殖民地的威信。自此，殖民地的人民觉得他们有权拒绝缴纳他们认为不合理的进出口货税。因此，对于《糖蜜税法》的大规模抵制活动为美国走向独立埋下了伏笔。

1764年，英国通过了《糖蜜税法》，进一步使美国加快了走向独立的步伐。这一年，法国和印度的战争已经结束。在这次战争中，英国军队和美国殖民者联合打败了法国（英国和法国同时在欧洲、北美和印度等地交战，因此有人把这次大战看作是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战）。英国赢得了战争，从而确定了它在北美的主导地位。但是，战后的英国也欠下了大笔的债务。英国认为自己打这次仗主要是为了北美殖民地的利益，所以殖民地人民应该出力帮助偿还债务。更何况，在战争期间，有许多殖民者继续和敌对的法国贸易，因此英国政府决定进一步加强《糖蜜税法》的力度。政府虽然把原来每加仑6便士的糖蜜税收减少到3便士，但却采取了更有效的征收措施。税务官必须亲自到殖民地区收税，不能像以前一样出钱雇人代为行事；殖民地总督必须严格执行法律，逮捕走私者；同时皇家海军被赋予了在美国周围海域征税的权力。

很明显，新税法的目的不是为了规范贸易，而是为了增加税收。因此它引起了美国人民极大的反感。新英格兰的朗姆酒商们组织了抵制英货的运动，领导人民反对新税法。很多美国人，无论生活受不受该税法的影响都认为英国议会向他们征税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个议会不仅远在千里之外，而且议会里也根本没有美国代表。当时流行的口号是“无代表不征税”。“自由之子”等一些主张独立的人开始动员群众与英国断绝关系。这些运动组织者们经常在酒店碰头议事。一位叫约翰·亚当斯的革命领导人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在1766年参加一次“自由之子”会议的情况，会议地点是在切斯·斯皮克曼酒厂的会计室，与会者喝朗姆鸡尾酒，抽烟斗，吃奶酪和饼干。

继《糖蜜税法》之后，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不受欢迎的税法，包括1765年的《印花税法》、1767年的《汤森税法》以及1773年的《茶税法》。这些税法的通过最终导致了1773年的波士顿茶党案——愤怒的波士顿人把三船茶叶倾入波士顿海港以示对新税法的抗议。如果说茶叶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那么朗姆酒则推动了它在1775年的最终爆发。在英、美冲突爆发之夜，保罗·里维尔从波士顿骑马赶往列克星敦，向要求独立的北美民兵示警，通知约翰·汉考克和塞缪尔·亚当斯英军部队已经逼近，半路上他停下来到梅德福的一家酒馆喝了杯朗姆棕榈酒（用朗姆酒、糖和水混合而成，再用烧热的火棍插入进行加热），而这家酒馆的主人恰好是当地的民兵首领艾萨克·霍尔。

从战争开始到结束的6年中，朗姆酒成了最受美国士兵喜爱的饮品。1780年，亨利·诺克斯将军在给乔治·华盛顿写信要求北方提供物资时，着重强调了朗姆酒的重要性，他写道：“除了猪肉、牛肉、面包和面粉以外，还有一样东西必不可少，那就是朗姆酒。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朗姆酒的供应。”正是因为英国要对朗姆酒和糖蜜征税才最终导致双方的决裂，所以朗姆酒披上了一层与众不同的革命色彩。1781年，英国投降，随后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约翰·亚当斯在多年以后给他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必须承认，很多伟大的事件都是从小事情中发展起来的，比如糖蜜就在美国独立运动中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开拓精神

从殖民时期到独立战争，朗姆酒一直深得美国大众的喜爱。然而美国建国后不久，许多美国国民就不再流连于朗姆酒，转而把目光投向另一种经蒸馏提炼而成的饮品。随着定居者不断由东海岸向西部迁移，他们开始喜欢上另一种蒸馏饮品——威士忌。威士忌是对发酵的谷物进行蒸馏酿制而成的。西迁的人们之所以喜欢它，原因之一是他们中许多人都有着苏格兰或爱尔兰的血统，并有着对谷物进行蒸馏的经验。另一方面，战争使得用于酿酒的糖蜜供应紧张，而原来在海岸附近难以种植的大麦、小麦、黑麦和玉米等作物（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的殖民者酿造啤酒会有很大麻烦）在内地种植起来容易得多。相反，朗姆酒的酿制离不开海岸，因为酿酒的原料之一糖蜜就需要从海路进口，如果要把糖蜜运往内地则费用过高。相比之下，威士忌则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酿制，它的原料不需要进口，因此也就不需要缴税或担心被封锁。

1794年的威士忌暴乱（逮捕威士忌酒的收税人）。

1791年，仅宾夕法尼亚西部一个地方就有五千多个罐式蒸馏器，几乎是每6个人就有一个。威士忌扮演了朗姆酒以前的角色。它代替了朗姆酒成为“浓缩财富”：一匹驮马能够驮运4蒲式耳（1蒲式耳等于8加仑）谷物，但如果把这些谷物蒸馏成威士忌的话，它就可以驮运24蒲式耳谷物。在一些乡村，威士忌被当地用作货币来交换其他生活必需品，比如，盐、糖、铁、火药和子弹等。在出生或死亡的仪式上，人们会喝威士忌来庆祝或哀悼。每当通过了法律条文，人们也会喝威士忌以表庆贺。法院给陪审员送威士忌表示感谢。参加竞选的政客们送威士忌给选民们，以争取选票，甚至有些职员的工资也是用威士忌来发放的。

因此，正当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因战争而欠下的大笔国债而发愁时，他发现向蒸馏饮品征收消费税无疑是条好路子。这项税收一方面可以充实国库，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人们过量饮酒。汉密尔顿相信这一税收将“有利于农业，有利于经济，有利于社会道德，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健康”。1791年，美国通过了一条法律：从7月1日起，酿酒者必须缴纳年税，或者酿制每加仑酒上缴最少7美分的消费税，具体上缴多少要视酒的度数而定。该法案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公众的反对，特别是在西部边境。这一税收对内陆的定居者似乎尤为不公，因为根据规定，酒一出蒸馏器就要征税，这就意味着自酿自饮或用来交换物品的酒也要征税。另外，很多定居者之所以当初来到美国就是为了躲避税收和政府的干预行为，但没想到刚脱离英国政府的新联邦政府竟然没比英国政府好多少，为此他们怨声载道。

联邦政府及各州在征收威士忌消费税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也反映了双方关于权力归属问题的纠纷。总的来说，东部各州希望联邦政府的法律高于各州法律，南部和西部各州则持反对意见。似乎是为了讨好东部的联邦制拥护者，新法律中有一条规定：罪犯必须送到费城的联邦法院审判，地方法院无权审理。佐治亚州的詹姆士·杰克森在众议院呼吁，“消费税将会把大部分民众的唯一奢侈品——蒸馏酒从他们生活中剥夺”。他警告说，“如果我们听之任之的话，恐怕接下来我们连洗衣服也要交税了”。

新法律开始施行了，但很多农场主拒绝交税。于是，有人袭击收税人，偷走他们的账本并将之销毁，把他们的马鞍剁成碎片。抗争最激烈的地区是宾夕法尼亚的费耶特、阿勒格尼、威斯特摩兰和华盛顿等地，这些县郡都狂热地支持地方自治。反对消费税的农场主们开始联合起来进行有组织的抗争。他们打破那些交税者的蒸馏器，并在树上贴通知号召人们进行抗争。终于，议会在1792年和1794年分别修正了法案，减少了对乡村酿酒者的税收；并赋予地方法院司法权，让他们自己审理罪犯。然而，这样做并没有平息人们的抗争。汉密尔顿意识到再这样下去的话，联邦政府的权威将岌岌可危。于是，他派出联邦法院的执行官到宾夕法尼亚西部将传票送达给几个拒绝纳税的农场主。

1794年7月，当传票送达给一个叫威廉·米勒的农场主时，冲突升级了。米勒的一个同伴冲着联邦法院的执行官们开了一枪，所幸无人受伤。但在随后的两天里，双方发生了冲突。自称为“威士忌爱好者”的暴乱队伍这时已扩展到500人，冲突中双方都有伤亡。后来，一位叫戴维·布拉德福德的律师取得了暴乱队伍的领导权，他呼吁当地人民支持他们的反抗。在他的号召下，六千多人在匹兹堡附近的布拉多克集结，大家推选布拉德福德为这支临时部队的总指挥。他们情绪高涨，在经过军事整顿和射击训练之后，他们决心脱离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一个全新的独立国家。

华盛顿总统接受了汉密尔顿的建议，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他从宾夕法尼亚东部、新泽西、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调集了13 000兵士，并让这支部队带上枪械、火炮、行李及已经征了税的威士忌翻山越岭开赴匹兹堡，向叛乱者显示军威。布拉德福德的军队得知联邦军队正在逼近，立刻军心涣散。布拉德福德逃走，他的追随者也立即作鸟兽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支开来教训“威士忌爱好者”的军队为解决征税的问题做出了很大的实际贡献，因为在行军后期他们需要更多的威士忌，于是他们用现金向宾夕法尼亚西部的酿酒商买酒，这样一来宾夕法尼亚西部的酿酒者就有钱交税了。

大概有二十几个反抗者被带回了费城，但除了监禁几个月以外，他们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惩罚。有两个反抗者本来要被处以死刑，但总统赦免了他们。到此，征收酒税的政策也就正式宣告失败，这条法律在几年以后最终被废除了。政府用于支付镇压反抗的军队的费用高达150万美元，相当于消费税实行的10年中所收全部税收的1/3。威士忌暴乱是美国独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抗税。尽管暴乱和税法最终都失败了，但联邦政府出兵镇压充分表明了联邦法律不容忽视。因此，这件事也算是美国早期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抗税斗争失败后，有着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的抗争者继续西行。到达新建的肯塔基州后，他们开始用玉米和黑麦酿造威士忌，并由此促进了另一种饮品的发展。这种方法源于波旁县，所以这种威士忌酒也叫波旁威士忌酒。它使用本地的玉米做原料，因此味道别具一格。

乔治·华盛顿在晚年时，自己也开办了一个威士忌酒坊。之所以产生这个念头，是因为他的农场经理——也是一个苏格兰人——告诉他，其拥有的弗农山所产的谷物如果用来酿造威士忌的话将会利润丰厚。他的酒坊在1797年开办的时候只有两个蒸馏器，到1799年，也就是华盛顿死前不久，酒坊产量达到顶峰，蒸馏器发展到5个。那年他酿造了11 000加仑的黑麦威士忌酒，并在当地出售，赚到了7 500美元。他还将酒一桶一桶地送给亲戚和朋友。1799年10月29日，他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道：“200桶酒已经准备好了，你尽快来取，越快越好，因为有很多人急着想要。”

乔治·华盛顿

华盛顿喜欢威士忌并且自己办了厂，相比之下，另一名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则对威士忌持反对态度。他极力贬低威士忌，称它为“毒药”，并为此发表了著名的评论，“在葡萄酒便宜的国家里，人们往往不会喝醉；而在葡萄酒昂贵的国家里，人们只好以烈酒作为日常饮品，所以往往会变得终日醉酒不醒”。杰斐逊大力发展美国的葡萄种植，他提倡减少对进口葡萄酒的赋税，并声称只有多进口葡萄酒才是“对付威士忌毒害的唯一解药”。但是他的想法是违背民意的，葡萄酒价格比威士忌高得多，酒精含量更少。另外，威士忌对于美国人来说有一种特别的含义：它代表了美国人民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精神。

酒瓶里的殖民主义

在整个殖民时期，不论是对欧洲殖民者，还是对被他们压迫的非洲奴隶及本土的印第安人来说，烈酒都是艰难岁月中的一种慰藉。美洲的欧洲殖民者不但利用烈酒来购买、压迫和控制奴隶，还利用印第安人对烈酒的热爱来镇压他们。

对于印第安人为什么如此喜欢烈酒，人们众说纷纭。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印第安人认为烈酒就像当地能让人产生幻觉的植物一样具有超自然能力。而饮用者只有让自己完全喝醉才能产生这种幻觉。一位17世纪的法国研究者在介绍印第安部落时说道：“他们非常喜欢酒精浓度高的饮品，但如果手边的饮品不足以让人一醉方休，他们往往不屑一饮。”如果手边的酒不足以让一大群人全部喝醉，那么这些酒就给一小部分人喝，其他人则在一旁看着。总而言之，印第安人有“要喝必醉”的习惯，因此当看到欧洲人有时选择喝葡萄酒时，他们感到非常纳闷。对此，一位殖民者在1697年做过如下记录，“在他们看来，葡萄酒如此昂贵，而朗姆酒既便宜又容易让人醉倒，但英国人还选择购买葡萄酒，这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且不说印第安人到底为什么对烈酒如此着迷，单说欧洲人，他们着实充分利用了印第安人的这一习惯。在与印第安人进行土地和货物贸易时，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烈酒（英控区提供朗姆酒，法控区提供白兰地）。法国毛皮商人给加拿大提供了大量的白兰地，对此，一位法国的传教士大加批评：“罪恶的白兰地交易让这些地区（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变得残忍、暴躁和逆来顺受，我们在深表愤慨的同时，更要阻止这种罪恶贸易，因为它会让人变得麻木和放荡。”然而，当地的法国军队不但不阻止这种贸易，反而把保证白兰地酒的供应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因为这些酒一部分要卖给印第安人，另一部分要留着自己喝。

在墨西哥，自从西班牙人引进了蒸馏术后，麦斯卡尔酒得到了发展。它是墨西哥人和中美洲人的日常饮料，经龙舌兰酒蒸馏而成。龙舌兰酒是阿兹台克人用一种龙舌兰属植物的汁发酵而成的，是当地一种酒精浓度较低的日常饮用酒。而上层社会人士一般喝贵族酒——巧克力酒。后来殖民者使阿兹台克人和其他的当地印第安人爱上了麦斯卡尔酒，并逐渐离不开这种高浓度烈酒。1786年，墨西哥总督认为，既然印第安人如此喜欢烈酒，而这种喜好又能很好地帮助殖民者巩固统治，那么这种以酒治人的方法也完全可以用来对付北方阿帕奇人。他建议：“这样，我们就能让他们有一种新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让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必须依靠我们。”

在火器、枪炮、疾病、瘟疫和蒸馏饮品的帮助下，老牌帝国的殖民者成了新世界的统治者。烈酒帮助殖民者对成百万的人进行奴役和驱逐，帮助他们建立新国家，并帮助他们侵略异国文化。今天，烈酒不再与奴役和剥削联系在一起，但它的另一些用途仍为人所用：由于它长时间不变质，飞机上的乘客总喜欢在行李中放上一瓶免税的烈酒；另外，为了逃避消费税，消费者总是购买免征赋税的烈酒，这种行为不正是对朗姆酒经营者和威士忌爱好者传统的一种继承吗？

理性时代的咖啡

Coffee in the Age of Reason

伟大的提神剂

咖啡是提神的饮料，是滋补心神的营养品。与酒精饮料不同，咖啡让我们神志清醒，思维专注；它吹散了胡思乱想的愁云惨雾，用真理的灵光照亮了真实的世界。

——朱尔斯·米什莱，法国历史学家（1798~1874）

咖啡杯边的启蒙

希腊人也难免有犯错的时候。重的物体并不会比轻的物体先落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心脏也并不是为血液加热的炉子，而是为体内的血液循环提供压力的泵。但直到17世纪初，随着天文学家和解剖学家带领人们一步步走进从前的未知世界，欧洲的思想家们才开始认真考虑向古希腊的传统哲学定论发出挑战。意大利的伽利略和英国的培根是这场革命的先驱。他们拒绝对古代经典盲目跟从，提倡实际观察和实验。1620年，培根的著作《新工具》出版问世。培根在书中提出：“通过在旧理论上嫁接或叠加新理论的方式，我们是无法获得重大科学突破的。”“重新建立科学系统必须从根基入手——除非，我们愿意在一个永无尽头的圈子里迈着小步子打转。”培根第一个站出来，抨击希腊哲学思想。他和他的追随者们要拆除传统理论的藩篱，重建人类知识大厦，一步一个脚印地打好这座大厦的地基。一切事物都可以被挑战，没有什么是凭空假设就能成立的。王朝复辟的宗教战争削弱了欧洲（尤其是北欧）的教会势力，为新科学体系的建立扫清了道路。欧洲人一心想要拓展海外殖民地。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新理性主义在荷兰和英格兰兴盛起来。理性主义的发展还引发了一场文化运动的疾风骤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科学革命。

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追求理性主义的精神逐渐成为西方思想的主流。随着经验主义和怀疑论不断由科学研究领域向哲学、政治、商业及宗教领域渗透，理性主义革命迎来了它的高潮——启蒙运动。在那个理性时代中，西方思想家挣脱了古代思想的束缚，开放地接受新思想，冲破了旧世界的重重枷锁，用思想革命的音符附和着大航海时代地理扩张的旋律，奏出了一首壮丽的时代交响曲。

新理性主义在欧洲蔓延开来，其代表物之一便是“新饮品”——咖啡。咖啡能够提神醒脑，因此它逐渐成为科学家、商人及律师等群体的最爱。这些青睐咖啡的人大多是坐在办公桌前的脑力劳动者，很少有工作在户外的体力劳动者。咖啡帮助他们调节工作时钟：早上让他们惺忪的睡眼清醒过来，让他们一整天都精力充沛，直到完成一天的工作为止。如果下班后还不想休息，那么一杯咖啡可以让他们的精神再次振奋起来。那个时代，人们喝咖啡的主要场所是咖啡馆——一个安静闲适、环境幽雅的地方，它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自我完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17世纪前，欧洲人的日常饮品不是啤酒就是葡萄酒；而咖啡的传入则给他们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在人类生活区，尤其是脏乱拥挤的城市，清水往往容易遭到污染；而生产啤酒和冲泡咖啡时用的都是开水，因此，饮用酒精饮品和咖啡要比饮用清水安全得多。葡萄酒和啤酒是人们生活中的主要饮料，而只有当人们想喝得酩酊大醉时才喝烈酒。酒精饮品使人精神颓靡；而咖啡则使人每天都神清气爽、精力充沛，工作效率也显著提高。咖啡和酒精逐渐被人们视作相互对立的两种饮品：一个使人清醒，一个使人迷醉；一个让人感觉灵敏，一个让人反应迟钝，忘却现实的生活。1674年，在伦敦出版的一本匿名诗集中不乏对酒精饮品的谴责之词。在此书中，葡萄酒被斥作“阴险的葡萄送给人类的甜蜜毒药，以溺死我们的每一点理智、每一寸灵魂”；啤酒也被贬为“围攻我们大脑”的“朦胧淡味酒”；而咖啡则被赞为“有益健康的饮品”：

它驱寒养胃，让天才反应更敏捷，

把你从回忆中解脱出来，化沮丧为振作，

让人精神振奋，又不失理智。

被酒精迷雾笼罩了几百年的西欧从此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1660年，一位英国观察家写道：“咖啡使欧洲各国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从前那些喜欢在早餐喝点儿小酒的人，现在也大多改喝咖啡了。因为酒精使他们整天昏昏沉沉，难以很好地工作；而咖啡则使他们精力充沛。咖啡也被人们喻为“解酒剂”。1671年，法国作家杜福尔写道：“咖啡让你立刻清醒起来。”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认为咖啡能够解酒，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表面上，咖啡使醉酒的人清醒，但实际上，喝了咖啡，酒精反而更难从血液中代谢掉。

新生事物总是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咖啡也不例外。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咖啡一无所知。因此，对17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们来说，饮用咖啡象征着他们对古代思想的超越。咖啡是伟大的提神剂，集中体现了现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简而言之，咖啡是理性时代的理想饮品。

咖啡的凯旋

17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咖啡成了预示伦敦政治气候的风向标。查理一世被处以绞刑，英国内战结束，清教徒克伦威尔随后登上了国王的宝座。清教徒统治时期，咖啡馆开始在英国出现。它以优雅的环境、自由闲适的气息和浓厚的文化氛围博得了大众的青睐。酒馆里往往光线昏暗，令人觉得颓靡消沉；咖啡馆则截然不同。这里光线明亮，常备有书架、镜子及典雅的家具，墙上还挂有镶着金色相框的油画，令人觉得轻松闲适。1658年，克伦威尔逝世。随后，公众的支持开始倒向君主制度。随着王朝复辟的道路逐渐被扫清，咖啡馆成了政治论战的主要场所。1660年，查尔斯二世回到英国。他的顾问威廉·考文重曾记述道：“在克伦威尔的统治时期，查尔斯的支持者们经常在咖啡馆里集会。国王的朋友在咖啡馆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能享受到更多的言论自由。”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咖啡馆里的“聚会”，国王也许无法复归其位。

在这段时期，伦敦逐渐发展成为欣欣向荣的世界商业中心。咖啡馆为商业对话和应酬提供了一个便捷而优雅的交流场所，因此广泛博得商人们的青睐。王朝复辟后，咖啡馆人气更旺。清教徒们在这里聚首，谋反者在这里策划阴谋，资本家们在这里思量扩大资本的战略……就这样，咖啡馆映射了伦敦社会的风云变幻。

1652年，一个叫帕卡·罗西的亚美尼亚人开设了伦敦的第一间咖啡馆。罗西是英国商人丹尼尔·爱德华的仆人。丹尼尔在游访中东时“迷上”了当地的咖啡。于是他将咖啡带回了英国，并经常邀请三五好友来品尝咖啡。为此，罗西每天都要为丹尼尔煮好几次咖啡。朋友们都对这种新饮品赞不绝口，喜欢得不得了。于是，丹尼尔决定派罗西去经销咖啡。为了给新开业的咖啡馆做宣传，罗西制作了很多传单，并派人到处分发。传单的标题是“饮用咖啡的好处”，开篇先对咖啡的起源、制作方法、相关的风俗做了简单的介绍，然后用大量篇幅来介绍和强调咖啡的药用价值，如：“治疗眼睑发炎、头痛、咳嗽、水肿、痛风、坏血病、预防孕妇流产……提神醒脑，让你精力充沛地应对一天的工作……吃晚饭时千万不要喝咖啡，除非你想晚上睡不着，因为咖啡能让你在三四个小时内全无睡意。”正是因为这些商业性的广告词，人们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要到罗西的店里看个究竟。

罗西的生意是如此红火，以至于当地的酒馆老板们纷纷到市长那里抗议，他们的理由是：罗西不是伦敦市的自由人，因此没有权利与他们在生意上竞争。最终，罗西被赶出了英国，但经营咖啡馆的想法却留在了当地人的脑子里。17世纪50年代，咖啡馆如雨后春笋般开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到1663年，伦敦的咖啡馆已达83家之多。虽然1666年的伦敦大火烧毁了许多咖啡馆，但大火过后，人们又新建了更多咖啡馆。到17世纪末，伦敦的咖啡馆已达上百家。据当时的官方数字统计，伦敦约有3 000家咖啡馆。但对于一个只有60万人口的城市来说，这个数字未免有些夸大其词。虽然伦敦的咖啡馆有时也出售热巧克力和茶等饮料，但主要的卖点还是咖啡，而且其内部环境和总体氛围也都是按照传统阿拉伯咖啡馆的风格设计建造的。

虽然咖啡很受大众欢迎，但对咖啡馆持反对态度的也大有人在。酒商和酒馆老板们对咖啡屋的咬牙切齿自不必说，一些医药学者和评论家也高高竖起了反对的大旗。前者认为咖啡有毒；后者则声称咖啡馆让人们把时间都浪费在了细枝末节的小事上，而忽略了正事大业——这与阿拉伯批评家们的观点如出一辙。也有人讨厌咖啡的味道，说那闻起来简直就像是“煤烟”或“久穿不洗的老臭鞋”。

在这场争论的过程中，双方不仅唇枪舌剑，而且还发表了不少公开性文章，如“咖啡混战”（1662）、“谴责咖啡”（1672）、“守护咖啡”（1674）、“为咖啡馆辩护”（1675）等。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女性控告咖啡的请愿书”。这篇文章是由一个女性组织发布的，文中指出了过度饮用这种“令人憔悴的”液体产生的“亢奋”给她们带来了诸多“不便”。女人们抱怨道：由于喝了过多的咖啡，她们的丈夫变得“像沙漠一样‘不结果实’，这导致了家庭不和睦”。此外，由于男人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咖啡馆里，而咖啡馆又不允许女人进入，“人类都濒临绝种了”。

这场关于咖啡的争论愈演愈烈，后来英国当局都不得不站出来表态。其实那段时间，国王查尔斯二世也在暗自思量关闭咖啡馆的借口。和阿拉伯官员一样，查尔斯也怀疑咖啡馆里的自由言论会暗酿阴谋。他对这种事很敏感，因为当初他自己也是通过咖啡馆里的谋划登上王位的。1675年12月29日，国王颁布了“查禁咖啡馆公告”，宣称：咖啡馆产生了这么多邪恶危险的后果……在这些地方……“产生了许多错误的、恶意诽谤的文件；这些文件传到国外，破坏了政权机构的名誉，扰乱了王国的和平与稳定。因此，现下令关闭和查封所有咖啡馆”。

这个公告一经宣布，立刻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因为此时咖啡馆已经成为伦敦社交生活、商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中心场所。不久，国王就发现，这一禁令非但不会有人遵守，而且还会有损政府的威望。于是，他又赶紧颁布了另一则公告，宣布只要咖啡商们缴纳500英镑，并发誓效忠于国王，他们就可以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出售咖啡。但没过多久，国王又觉不妥，于是又出台了新的公告：只要咖啡馆拒绝间谍和谋反者入内，就准许营业。由此可见，没人能阻挡咖啡的“征程”，甚至连国王也不能。

与伦敦的情况相似，1671年，法国的第一家咖啡馆正式开业。由于法国的葡萄酒商们担心咖啡会抢了他们的生意，他们便唆使马赛的医生以有害健康为由，反对人们饮用咖啡。这些医生对世人宣称：“咖啡不过是一种不起眼的外来事物，一种由山羊和骆驼发现的长在树上的果实。它能使人热血沸腾，能导致痉挛、身体虚弱和消瘦。它会损害马赛市民的健康。”但这些指控并没能阻止咖啡的传播，因为咖啡早已成为马赛上流社会的流行事物。到17世纪末，咖啡馆已遍布巴黎的大街小巷。当咖啡流行风吹入德国时，著名作曲家巴赫还特意写下了“咖啡大合唱”一曲，讽刺了那些企图以药用借口反对咖啡未遂的人。在荷兰，咖啡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18世纪初的一位荷兰作家写道：“在我们国家，饮用咖啡是如此普遍的习惯。要是女仆和缝纫工们早上不喝咖啡，线都穿不进针眼儿。”就这样，来自阿拉伯的饮品征服了欧洲。

咖啡帝国

18世纪之前，阿拉伯半岛一直是世界上唯一的咖啡供应地。正如一位波斯作家所说：“在麦加城的周边地区，咖啡丰收了。人们先将咖啡豆运往吉达港，再由吉达港运往苏伊士，最后用骆驼运至亚历山大。法国商人和威尼斯商人大多从亚历山大进货。但有时他们也搭荷兰人的船走水路直接从麦加进货。随着人们对咖啡的需求量不断增加，欧洲人开始担心自己会过于依赖进口产品，于是他们开始着手自己生产咖啡。阿拉伯人自然不愿意别人跟他们抢生意，于是想方设法地阻止欧洲人生产咖啡。在咖啡豆装船以前，阿拉伯人先将咖啡豆烘熟，以防止欧洲人将它们作为种子栽培新的植株；阿拉伯人还严禁外国人进入咖啡产区。”

首先打破阿拉伯垄断的是荷兰人。17世纪，荷兰人取代了葡萄牙人成为东印度地区主要的欧洲宗主国，同时他们还获得了香料贸易的控制权，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商业大国。荷兰水手从阿拉伯的咖啡树上偷来一些枝干，带回阿姆斯特丹，并在温室中成功地培植出了咖啡树。17世纪90年代，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当时荷兰的一个岛屿殖民地，位于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建立了咖啡种植园。没过几年，直接运往鹿特丹的爪哇咖啡就使荷兰掌握了咖啡市场的主控权。虽然内行人认为荷兰咖啡不及阿拉伯咖啡味道纯正，但在价格方面，阿拉伯却无力与荷兰抗衡。

荷兰人成功之后，法国人也开始探索咖啡的种植。荷兰人的成功让法国人认识到：咖啡树生长所需的自然条件与产糖植物的生长条件相似，这意味着在印度东海岸枝繁叶茂的咖啡树在印度西海岸也同样能茁壮成长。法国人马蒂厄·克鲁是当时驻扎在法国岛屿马提尼克的一名海军军官。他自愿承担起将咖啡树引入法属殖民地的光荣任务。1723年，在访问巴黎的途中他秘密执行了一项非公计划：采一些咖啡树枝带回马提尼克。当时，让蒂植物园的花房里有一株保存完好的咖啡树标本，这是1714年荷兰人送给路易十四的礼物，也是巴黎唯一的一株咖啡树。但路易十四似乎并没把咖啡当回事儿。克鲁无法亲手从这棵皇家玉树上剪下枝干，于是他便托人去采。有一位年轻的贵族小姐爱慕克鲁，克鲁便托她找皇家医生帮忙，因为皇家医生有权从任何植物上采集他认为有药用价值的部分。皇家医生得手后将这珍贵的树枝交到了克鲁的手里。克鲁小心翼翼地将它放进玻璃盒子里，双手捧着踏上了直达西印度群岛的航船。

如果克鲁的“自我吹捧”句句属实，那么这树枝在穿越大西洋的旅程中着实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事隔多年后，克鲁在自己的航海回忆录中开篇就介绍了这段经历：“在那漫长的路途中，这娇弱的枝干给我带来了无尽的麻烦，为了保护它，我挖空了心思，这些麻烦和心思是数不清也道不尽的。”每天克鲁都把他的树枝拿出舱房晒太阳，而他则陪在旁边寸步不离。一天，克鲁在陪树枝晒太阳时睡着了。当他醒来时，发现一个荷兰人把树枝上的芽掐掉了。而这个荷兰人在船靠岸马德拉岛时就已登陆了。此后不久，他们又遇上了海盗，险些全军覆没。在与海盗搏斗的过程中，装咖啡树枝的玻璃盒子被摔坏了。所以，克鲁不得不求助船上的木匠帮他修补盒子。随后他们又遭遇了暴风雨，盒子又一次被摔坏，树枝浸在了海水里。暴风雨过后，海面平静了下来，一丝风也没有。但是，船又因无风而被迫在海上漂浮了好几天，饮用水也要定量分发。克鲁写道：“饮用水是如此缺乏，以至于一个多月以来，我都不得不与我的咖啡树枝分享我那可怜巴巴的一份水，这树枝承载着我全部的欢乐和希望。”

最终，克鲁和他珍贵的树枝一同抵达了马提尼克岛[1]。克鲁写道：“一到家，我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小心翼翼地把我的树枝栽在花园里最适合它生长的地方……虽然它就在我的视线里，但我还是整天提心吊胆，担心有人将它从我身边夺走。最后，我像履行一项义务一样，用荆棘丛将它围住，以免有人靠近它，直到它成熟为止……在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之后，在我为它操了那么多心之后，这珍贵的植株在我眼中显得越发珍贵。”两年后，克鲁第一次从他的咖啡树上收获了咖啡豆。然后，他将一部分咖啡豆赠予友人，使他们也能种植咖啡树。克鲁还派人把咖啡树苗送到圣多明各岛和瓜德罗普岛。后来，这两个岛屿也成了咖啡产地。1730年，法国开始正式对外出口咖啡。由于咖啡产量已经远远超出本土需求，法国人开始把多余的咖啡从马赛运往黎凡特地区（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在那里，法国咖啡以低廉的价格又一次击败了阿拉伯咖啡，占据了地中海东部市场。1746年，为了表彰他的突出成就，国王路易十五召见了克鲁。与他的父亲不同，路易十五对咖啡颇为热衷。同年，荷兰人将咖啡传入南美殖民地苏里南。克鲁的那颗原始植株的后代也被带到了这一地区，并在海地、古巴、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等地繁衍生长。最终，巴西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咖啡产地，而阿拉伯国家早已是望尘莫及。

在回马提尼克岛的途中，克鲁和他的咖啡枝共同分享一份水。

从也门的一种名不见经传地方的宗教饮品到风靡世界的时尚饮品，咖啡的传播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在占据了阿拉伯世界之后，咖啡又传遍欧洲，并随着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扩张传遍世界各地。作为酒精饮品的重要替代品，咖啡逐渐走上世界舞台，并深得知识分子和商人们的青睐。更具时代意义和进步意义的是人们饮用咖啡的方式——咖啡馆，既是人们饮用咖啡的场所，又为社交应酬、文化交流、商业谈判和政治对话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

[1] 马提尼克岛，法国的海外大区，位于安地列斯群岛最北部，岛上自然风光优美，有火山和海滩、盛产甘蔗、棕桐树、香蕉和菠萝等植物，曾被哥伦布喻为“世界上最美的国家”。——编者注

咖啡馆网络

如果你是个追求智慧与欢乐的人，如果你喜欢打探新闻，就像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样——就像荷兰人、丹麦人、土耳其人和犹太人一样，那我向你推荐一个去处，那里的新闻无所不有，包罗万象：去咖啡馆里倾听吧——那里的消息句句属实……

上至君主大事，下到老鼠轶闻，古今多少事，皆在咖啡馆。

——托马斯·乔丹《来自咖啡馆的新闻》（1667）

咖啡驱动的网络

最新的贸易要闻，商品的价格浮动，政坛的风吹草动，新近的科学动态，乃至人们对一本新书的评价——如果一个17世纪的商人想要了解以上讯息，那么只需走进咖啡馆，便可知晓天下事。在这里，可以读到最新的时事新闻，与其他顾客闲聊，与商业伙伴洽谈生意，或加入大家的讨论，闲话文学政治；而享受这一切，只需付一杯咖啡的钱。17世纪，欧洲咖啡馆是科学家、商人、作家及政客们交流意见、互通有无的场所。它颇似现代的网络，充满活力，信息丰富，但又不乏流言蜚语和捏造的假象；它是信息的自然通风口，大量的新闻通讯录、宣传手册、广告传单及党派间互相攻讦谩骂的言论都从这里散布出去。那个时代的一位观察家曾写道：“咖啡馆是自由交流的理想空间。在这里您可以随意阅读报章杂志，如《伦敦公报》（每星期一、四）、《每日新闻》（每星期一至六）、《邮差报》、《飞邮报》、《邮童报》（每星期二、四、六）、《英国邮报》（每星期一、三、五）以及各类副刊。”同时，这些刊物也将咖啡馆里的睿智传播到城镇和乡村。

为了迎合顾客的需求，一些咖啡馆还特意将近日货品价格、股票价格及航船时刻表贴在墙上。有的甚至还订了外国刊物供读者阅览。咖啡馆也经常进行具体的商贸活动，演员、乐手和水手们大都可以在这里觅到心仪的职位。有些咖啡馆迎合特定的消费群，有些咖啡馆承办某种特定的商业活动，而功用相似的咖啡馆通常会聚集在同一个地区。这种现象在伦敦尤为突出。在伦敦，有上百家始建于18世纪的咖啡馆。每家店门前的招牌上都刻着该店的店名和店标。服务定位相近的咖啡馆大都集中在一起。政客们频频聚首圣·詹姆斯和威斯敏斯特地区的咖啡馆；牧师和神学家们青睐保罗大教堂附近的咖啡馆；文人墨客经常光顾考文特花园的威尔咖啡馆——30年来，诗人约翰·德赖登和他的圈内好友们就是在这里修改作品，谈论最新的诗歌剧作。皇家交易所附近的咖啡馆是商人聚集的地方，老板们通常都在固定的时间光顾这里，以便他们的助手可以找到他们。他们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办公室、会议室及交易场所。法院街的“男人”咖啡馆出售书籍。有些咖啡馆还充当拍卖场，拍卖各种货品。1709年创立的伦敦杂志《泰特勒》曾以不同咖啡馆的名字作为各类文章的主题板块。该杂志第一期这样介绍道：“‘怀特的巧克力屋’将向您介绍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威尔咖啡馆’将带您领略风雅诗人的集会；‘格雷生咖啡馆’是一个学习的园地；在‘圣·詹姆斯咖啡馆’里，您将可以了解到来自国内外的大事要闻。”

《泰特勒》的编辑理查德·斯蒂尔在杂志上将自己的通信地址写为“格雷生咖啡馆”——当时科学家们经常光顾的地方，这是咖啡馆的又一个新用途。1680年，伦敦有了廉价邮政服务设施。从那以后，将咖啡馆当作邮件收寄点的情况就变得司空见惯。每家咖啡馆都有自己的老主顾。这些老主顾们通常一天会来一两次，每次都会点一杯咖啡，听听周围人谈论的新鲜事，然后查一下是否有自己的新邮件。19世纪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利在其著作《英国史》一书中写道：“外国人说，咖啡馆是伦敦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特色。”“咖啡馆是伦敦人的家。打听别人的住址时，人们并不问你住舰队街还是法院街，而是问你经常去‘格雷生’还是‘彩虹’。”一个人经常光顾的咖啡馆并不止一家，至于什么时候去哪家，全凭当时的心情。比如：一个商人可能周旋在一家以金融为主题的咖啡馆和一家以船运贸易为主题的咖啡馆之间。17世纪70年代，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在他的日记中记述道，他经常光顾的咖啡馆大约有60家之多——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兴趣爱好之广。

各种流言蜚语和时事要闻被顾客们从一间咖啡馆传到另一间咖啡馆。有时，他们还雇佣专门的跑腿者，让他们把诸如战争的爆发或大人物的死讯这样的重要消息快速地传递到其他咖啡馆。通过这种咖啡驱动的网络，消息传播得很快。正如1712年《观察家》杂志所刊载的那样：“几年前，镇上有一个人经常以说谎自娱。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到查令十字咖啡馆去撒一个谎。然后，他就沿着这个谎言的传播路线走进镇上的每一家咖啡馆。晚上8点，他去见他的朋友们，并向他们讲述这一路上人们对这个谎言的反应是何其有趣——在考文特花园的威尔咖啡馆，人们对此都信以为真；在儿童咖啡馆，人们都认为这事严重得不得了；在乔纳森咖啡馆，人们都在推测这事与股票有何关联。”

咖啡馆论坛在公众舆论和私人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它既塑造了大众观念，同时又反映了大众观念。理论上，咖啡馆是公共场所，任何人都可以进入（但女性除外，至少伦敦的咖啡馆是禁止女性入内的），但其实际的内部装饰、舒适的家具以及顾客们频频的光顾，却给人们一种温暖的家的感受。在咖啡馆里，人们也要遵守一定的规则，比如：要把社会地位之分留在咖啡馆的门外。正如当时的一首押韵诗所写：“不论是贵族绅士，还是商业人士，我们皆欢迎，在这里，大家平起平坐笑盈盈。”

1680年至1730年，伦敦是世界上咖啡消耗量最大的城市，可见当时咖啡馆在伦敦的重要性。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日记上潦草地记录着他们在咖啡馆的经历和收获：“然后，我去了咖啡馆。”这句话频频出现在英国政府要员塞缪尔·佩皮斯的日记里。他在1664年1月11日这天所写的日记，为那个时代的咖啡馆蒙上了一丝神秘而浪漫的色彩——在咖啡馆里，无论是深刻的哲理，还是繁复的生活琐事，你都可以自由地谈论；而且，你永远都无法预料下一秒会遇见谁，接下来会听到什么，“然后，我去了咖啡馆。

17世纪末伦敦的一家咖啡馆。

佩蒂爵士和格兰特船长也在那里。于是，我们就开始畅谈音乐，探讨世界的本质，讨论回忆的艺术……以及其他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我们谈得兴致盎然，很久没有遇到这么好的知己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想认识一下希尔先生……镇上人们谈论的焦点依然是科隆奈尔·特纳，他犯了抢劫罪，大家都认为他会被处以绞刑”。

情况相似的是，胡克的日记也记述了他的咖啡馆生活：在咖啡馆里，他与朋友进行学术讨论，与建筑商及乐器商们洽谈生意。有时，他甚至还把这里当作实验室，集中进行科学实验。他在1674年2月的一篇日记中记述了他和朋友在盖拉维咖啡馆所谈论的话题——盖拉维是他当时最喜欢去的咖啡馆——据说，印度商人都有一种习惯：他们的脚能像手一样灵巧地握住东西，比如高大的棕榈树，还有那“鲜美无比的大菠萝”，对于那时的英国人来说，菠萝还是一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异域水果。

咖啡馆是自我教育的中心场所，是文学和哲学思考的精神领地，是商业创新的发源地；有时，它甚至还是政治变革的温床。但不管怎么说，它们是绝好的信息源——在咖啡馆里，什么样的刊物都能看到，什么样的消息都能听到。人们口口相传，把信息从一家咖啡馆传到另一家咖啡馆。总体说来，欧洲的咖啡馆充当的是理性时代的因特网的角色。

创新与思考

西欧的第一家咖啡馆并不是开在繁华的商业区，而是开在大学城牛津。这家咖啡馆是1650年一个叫雅各布的黎巴嫩人开设的，比帕卡·罗西开设的第一家伦敦咖啡馆早两年。虽然咖啡与学术的联系早已被现代人视作是理所应当——在学术会议和研讨会的间歇时间里，人们饮用的通常都是咖啡——但在最初，这种联系是颇具争议的。在牛津，当咖啡开始风靡，咖啡馆开始增多的时候，牛津大学的校方却极力遏制它们的传播，因为他们担心咖啡馆会让学生们变得懒散、懈怠，不再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当时，许多人都斥责人们对咖啡的热情，当时的编年史作者安东尼·伍德就是其中之一。他自问自答：“为什么学问的吸引力正在下降，现在很少有大学生愿意研究它们了呢？答案是咖啡馆，现在他们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泡在那里。”

但实际上，上述说法大错特错。因为咖啡馆正逐渐发展成为学生们进行学术讨论的集会地，尤其是那些对科学发展过程有着浓厚兴趣的学生。那时，他们把科学发展过程称作“自然哲学”。咖啡非但没有阻碍文化活动，反而对文化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千真万确的。咖啡馆有时也被人们称作“便士大学”，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走进来和大家交谈，而你只需为此支付一两个便士——不过是一杯咖啡的价钱。正如当时的一支小曲所唱的：“像这样伟大的大学，我觉得真是史无前例；只需花一便士，你便可置身其中，成为一名学者。”

有很多年轻人在牛津求学期间迷上了咖啡馆讨论的形式。英国建筑家、科学家克里斯托弗·雷恩就是其中的一位。除了作为享誉世界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设计者而名垂青史以外，雷恩还是一位顶尖的科学家。他是不列颠的先锋科学机构英国皇家学会（始于1660年）的创始人之一。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胡克、佩皮斯、埃德蒙·哈利等。通常在学会的例会结束后，他们都会转战咖啡馆，继续讨论。如1674年5月7日，胡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在皇家学会的会议上演示了天文四边形理论的改良方案，随后又在盖拉维咖啡馆对天文学家约翰·弗拉姆斯蒂德演示了一遍。第二年，弗拉姆斯蒂德就被查尔斯二世任命为第一任皇家天文学家。与学会会议的严肃氛围相比，咖啡馆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更为轻松的环境，这种环境更适于讨论、思考和沟通。

胡克的日记中举例说明了在咖啡馆的讨论中大家是如何交流的。一次，胡克和雷恩在“男人咖啡馆”碰头，他们就弹簧的特性互相交换了意见。“我们谈论了很多关于弹簧运动演示实验的问题。他告诉我他的一个关于晴雨计的想法，我告诉他我的另一个想法……我向他讲述我的哲学弹簧秤……他为我解释他的机械杆秤。”另一次，胡克和朋友在圣·顿斯坦咖啡馆交流药物疗法的配方。这些讨论使科学家们得以验证一些不成熟的理论和想法。但胡克因在讨论中常常妄自吹嘘、咄咄逼人和夸大其词而恶名在外。一天，在盖拉维咖啡馆与胡克争论过后，弗拉姆斯蒂德便愤愤地抱怨道：他“早就发现自己天生就有游刃有余地反驳别人的本事，连想都没想，他就用未经证实的推论来反击你”。而胡克则称：“他的谣言真让我忍无可忍，他总试图说服别人，让大家都以为我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只有他才懂。”

但胡克在咖啡馆的夸夸其谈的确是不明智的，后来出版的《科学的革命》一书就是因此而起。1684年1月的一个晚上，胡克、哈利和雷恩三人又在争论不休。他们谈着谈着就谈到了引力理论。这是令当时的科学家绞尽脑汁、思考了很久的一个题目。哈利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发问：“行星轨道的椭圆形是否与引力变化一致？”胡克紧接着就接过话来：“就是那样，反比—平方定律（引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足以说明行星的运动规律了。”他还说他已经用数学方法证明了这一点。但雷恩却怎么也不相信他的话，因为他自己也试过用数学方法证明，但并没有得出胡克所说的结果。后来，哈利回忆道：雷恩提出“要给胡克和我两个月的时间来向他证明这一点，如果谁证出来了，他才心服口服，并且送给这个人一本价值40先令的书。”但哈利和胡克都没能证出来，因此，那份奖赏也就一直未能兑现。

几个月后，哈利来到牛津大学拜访了另一位学界同僚，艾萨克·牛顿。一想起在咖啡馆与胡克和雷恩进行的那场争论，哈利便问牛顿同样的问题：反比—平方定律是否能解释行星轨道的椭圆现象？和胡克的反应一样，牛顿也称自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当哈利要求他拿出实际证据时，牛顿当场并没能证明出来。哈利离开后，牛顿依然对这个问题念念不忘，他开始埋头钻研。11月，牛顿派人给哈利送去一张纸，上面详细论证了反比—平方定律确实能解释行星轨道的椭圆现象。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张纸不过是一场重大变革的序曲。哈利的问题让牛顿找到了动力。他开始着手整理自己多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并将它们集结成册，出版发行，这就是科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一部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出版于1687年。牛顿在书中详细阐述了万有引力定律是如何解释万物运动的，从落地的苹果，到行星的轨迹，万物皆如此（当然在今天看来，书中的理论并不一定都正确）。通过这本书，牛顿最终推翻了古希腊人毫无根据的揣度，为物理学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牛顿用理性解读了宇宙，为科学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变革。直到今天，牛顿依然被人们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

胡克则坚持说：几年前他和牛顿通信时，早已将反比—平方定律的想法告知了牛顿。1686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一卷提交给英国皇家学会。随后，胡克就在一次咖啡馆讨论中大肆宣扬，说当年是他给了牛顿灵感，但在场的科学同僚都没把他的话当一回事。因为，在咖啡馆里提出假说是一回事，用实验推理证明假说的正确性又是另外一回事，二者之间虽只有一步之遥，但却是天壤之别。也许这个想法的确是胡克最先想到的，但他并没有将他的想法整理出来，提交给皇家学会。而且大家都知道胡克向来喜欢标榜自己，说什么都是自己最先想到的（尽管很多时候的确是他先想到的）。哈利在给牛顿的信中写道：“会议结束后，胡克先生就来到了咖啡馆。他竭力争辩说那是他的创意，是他给了你最初的提示。但我发现没人相信他的话。大家都认为你才算是这个理论的创始人。”虽然胡克提出抗议，但咖啡馆自有公断。直到今天，牛顿依然是世人公认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创始人。

17世纪末期，通过伦敦咖啡馆传播科学知识的方式已经面貌一新，变得更加系统化。1698年，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海事咖啡馆举行了一系列数学学术讲座。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术讲座都选择咖啡馆作为集会地。詹姆斯·霍奇森从前是弗拉姆斯蒂德的助手。在望远镜、显微镜、棱镜及液压机等先进设备的帮助下，霍奇森后来成为伦敦最著名的科普学者之一。他对人们许诺：他的有关自然哲学的讲座会为人们打下一个“最坚实、最可信的知识基础”。讲座中，他还会亲自演示推导气体的性质、光的性质及一些最新的天文学领域和微观领域的发现。霍奇森私下也会教授一些课程，而且他还出版了一本航海方面的书。与前类似，针线大街上的天鹅咖啡馆是数学和天文学讲座的集会地。南沃克大街上有一个家庭咖啡馆，这个家庭的成员既教授数学，出版航海方面的书籍，又出售科学仪器。在一个出现日食的日子里，海事咖啡馆和纽扣咖啡馆还特意联手，同时举办了两场别开生面的天文学讲座。

这些咖啡馆讲座既满足了人们对科学知识的诉求，又为商家带来了不少经济效益。商人和水手们发现，科学能够推动航海事业的进步，继而推动商业的发展；而科学家们也急于向世人证明：他们发现的那些自然的奥秘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正如1703年一位英国数学家所观察到的那样，“数学成了焦点，商人、水手、木匠及测地员纷纷把注意力投向它”。企业家和科学家携手合作，在航海业、矿物开采业及制造业共同探索新发现，创造新发明；他们开拓创新的成果为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而使科学研究和商业发展和谐统一的地方正是咖啡馆。

勇于创新和实践的咖啡馆精神也感染了金融界。在投资业、保险业和合资经营方面，不断有新的理念涌现出来。虽然咖啡馆中策划的事业并不都是一帆风顺，但成功的例子也有不少，最为著名的案例发生在17世纪80年代爱德华·劳埃德在伦敦开设的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后来成为船长、船主及商人们的集会地，他们纷纷到这里来打听航海方面的信息或来参加船只和货品的拍卖会。于是，劳埃德便开始对这方面的信息进行搜集和整理。他还雇用了一些外国人组成一个信息网，定期以业务通讯的形式向他汇报国外的消息，然后他将这些手写的报告进行整理，印制成册，寄送给客户。劳埃德的咖啡馆是船主和保险商的天然交易场所。一些保险商们开始在这里租固定的位子作摊位。到1771年，在这里租固定位子的商家已达79家之多，他们组织建立了“劳埃德商会”。这个商会后来发展成了今天世界上一流的保险市场——伦敦劳合社。

咖啡馆也充当过证券市场。起初，证券交易和其他货品交易都是在皇家交易所进行的。但随着注册公司的逐渐增多，贸易活动也增多了。于是，政府通过了一项法案，强行限制证券经纪人的数量和证券交易活动。为此，证券经纪人联合罢工，以示抗议。他们放弃了交易，转战附近的咖啡馆，其中一家便是乔纳森咖啡馆。1695年，一家经纪公司的广告语写道：“约翰在乔纳森咖啡馆进行交易，票券如愿收放，诸事皆顺利。”

随着贸易量的增加，咖啡馆贸易非正式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那些有不良付款记录的经纪人被乔纳森咖啡馆拒之门外；虽然这并不能阻止他们去别处交易，但至少也意味着他们在商业上已经一败涂地。拖欠货款者的名单被公布在一块黑板上，以防止几个月后他们又混迹其中。然而，问题依然存在。为了彻底解决问题，1762年150名经纪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团体，他们与乔纳森咖啡馆的老板达成协议：为了回馈客户们对咖啡馆的支持，咖啡馆主决定允许客户们使用咖啡馆的附属建筑，并授予他们驱逐不诚实的经纪人的权利。但后来一个被驱逐的经纪人辩驳道：咖啡馆是公共场所，任何人都有权利进入。于是，他们的协议也只好不了了之。1773年，一伙交易商从乔纳森咖啡馆撤台，一同迁往一座新楼，他们称这座新楼为“新乔纳森”。但这个名字启用不久，《绅士杂志》就报道说：“不应该称它为‘新乔纳森’，而应称它为‘证券交易大楼’。”——这便是后来的伦敦证交所。

这段时期，关于金融行业的创新理念层出不穷，如股份公司、股份买卖、保险业的发展、政府债券的发行，等等。这些创新和尝试推动着英国的金融业不断向前发展。最终，伦敦取代了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这段历史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金融革命”。金融革命的起因主要有两点：扩张海外殖民地要消耗大量财力用于军用开支，这迫切要求金融业募集钱款；咖啡馆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它所提倡的自由精神也为金融业创新理念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可谓是金融界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书中提出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概念。亚当·斯密认为，政府鼓励贸易、促进发展的最好方法就是采取不干涉政策。该书的大部分篇章都是在不列颠咖啡馆中完成的。当时，这家咖啡馆是苏格兰知识分子的集会地，斯密也经常光顾这里，并将这里作为他的通信地址。在咖啡馆写《国富论》一书时，斯密还经常将部分篇章拿给在场的同行阅读，并请他们予以批评指正。就这样，伦敦的咖啡馆成了铸就科学革命和金融革命的大熔炉。两大革命塑造了现代世界，而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伦敦的咖啡馆功不可没。

咖啡杯边的革命

在英国进行金融革命的同时，法国也在酝酿另一场革命。18世纪，启蒙思想开始在一些法国思想家的脑海里萌芽，如伏尔泰。伏尔泰是法国哲学家、讽刺作家，他曾将新科学理性主义传播到社会学和政治领域。1726年，他因一句玩笑话得罪了一位贵族，被关进巴黎的巴士底狱，后来被驱逐到英国。在英国避难期间，他苦心钻研牛顿的科学理性主义和哲学家约翰·洛克的经验主义。就像牛顿以“力学三大定律”重建物理学大厦一样，为了重建政治哲学大厦，洛克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洛克认为，人生来平等，人性本善，人人都有权利追求幸福。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别人的生活，损害别人的健康，妨碍别人的自由或侵犯别人的财产。在这些激进思想的激励下，伏尔泰回到法国，将自己的思想诉诸笔端，集结成册，这就是《哲学通信》。该书以讽喻的笔调、犀利的言辞，大肆批评法国的政府体制。结果，出版不久就遭禁了。

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丹尼斯·狄德罗和让·达朗贝尔编辑的《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版于1751年）。为该书撰文的作者包括了当时法国最著名的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这几位思想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思想都深受洛克的影响。看了此书撰稿作者的名单，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人们把这本书看作启蒙思想的权威概述。该书提倡一种建立在科学宿命论基础上的理性独立的世界观，痛斥对教会权力和法律的滥用，因此激怒了宗教势力。不久，教会就成功地说服了政府，对这本书下了禁令。尽管如此，狄德罗依然平静地继续着自己的工作，并于1772年最终完成了这本著作。接着，他就秘密地将这本书的28卷一卷不少地送到了发行商的手中。

和在伦敦的情形相似，巴黎的咖啡馆也是知识分子的集会地，而且逐渐发展成启蒙思想的中心策源地。事实上，《百科全书》的编撰是狄德罗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完成的。这家咖啡馆叫作摄政咖啡馆，狄德罗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办公室。他在回忆录中记述道，妻子每天早上给他9个硬币来支付他喝一天咖啡的费用。然而，法国与英国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咖啡馆的属性。在伦敦，咖啡馆是无拘无束、自由谈论政治的空间，有人甚至把咖啡馆当作政治党派的大本营。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曾经说他坚信，“接近任何达官显贵都不如从咖啡馆政客那里得到的消息来得真实”。创立于1659的“米勒咖啡馆”就是一个叫作“业余议会”的讨论小组定期聚会的地方。

佩皮斯发现：“这家咖啡馆里进行的辩论是他所听到的或希望听到的最具原创性、最具智慧、最具热情的言论，连议会都对此望尘莫及。”“辩论过后，他们就用一个‘木制的神谕箱’——或称‘投票箱’（当时，投票箱还是个新鲜事物）——进行投票。”难怪游访伦敦的法国人普雷沃斯特称：“伦敦的咖啡馆是英国自由权的席位；在那里，任何刊物，无论是支持政府还是反对政府，你都有权阅读。”

巴黎的咖啡馆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咖啡馆遍布巴黎的大街小巷。到1750年时，已有600多家，而且每家咖啡馆都与某个行业或领域相关。普各伯咖啡馆和巴那斯咖啡馆是诗人和哲学家集会的地方，这里的常客包括卢梭、狄德罗及美国科学家、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普各伯咖啡馆，伏尔泰有自己喜欢的座位。据说，他一天能喝下12杯咖啡。英国咖啡馆聚集了演员；亚历山大咖啡馆聚集了音乐家；军人咖啡馆聚集了军官；而盲人咖啡馆除了出售咖啡以外，还充当妓院。与贵族们经常光顾的沙龙不同，法国的咖啡馆对所有人开放，包括女人。据18世纪的一篇文章记述，“穿着体面的男男女女都可以进入咖啡馆。他们当中有形形色色的人：镇上来的男人、卖弄风情的女人、乡下佬、记者、法官、党派人士、酒鬼、赌徒、食客、寻求爱情或商业契机的探险者、年轻文人——总之，不可胜数，什么来路的都有。”表面上看来，启蒙思想家们所崇尚的平等社会似乎在咖啡馆里实现了。但实际上，信息的流通是很不自由的，任何口头或书面的信息传播都在政府的严格监控下。在对媒体内容的严格限制和独裁专断的资本主义体制下，法国的信息源远比英国和荷兰少得多。在这样的压制下，法国出现了一种手写的巴黎闲话通讯。这种通讯录由十几个抄写员抄写而成，然后被寄送到巴黎内外的读者手里（由于不是印刷品，无须经政府批准）。自由媒体的缺失意味着和咖啡馆的闲言碎语挤在一张纸上的诗歌也会成为巴黎人重要的新闻来源。此外，咖啡馆的顾客们还要谨言慎行，因为，咖啡馆里到处都暗藏着政府的耳目。如果有人说一句反政府的话，那么他很可能会被关进巴士底狱。巴士底狱的档案馆里存有上百份关于咖啡馆不良言论的报告。18世纪20年代的一份报告中有如下的记述：“在富瓦咖啡馆，一个人说国王有一个情妇，名叫贡朵，她是个美丽的女人，是诺阿耶公爵的侄女。”1749年的一份报告写道：“让·路易斯·勒克莱尔在普各伯咖啡馆说，从来没有这么差劲的国王，连法院和政务要员都能摆布他，这真让人觉得恶心。”

虽然启蒙运动推动了文化进步，但陈旧的体制严重地阻碍了法国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发展。这种悖论在法国的咖啡馆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贵族和牧师只占总人口的2%，却占有社会的大部分财富，而且这些人又无须缴税，于是纳税的重担就落在了其余人的肩上。这自然引起了多数人的不满，尤其是贫苦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恨透了将各种权力和特权牢牢握在手中的贵族势力。在咖啡馆里，激进的新思想与严酷的社会现实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由于在独立战争中支持美国，法国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与此同时，咖啡馆逐渐成为革命种子萌发的中心地带。据可靠记载：1789年7月的一天，“咖啡馆里人满为患，门口和窗前都被人堵得水泄不通，大家都竖起耳朵，全神贯注地听一位演说家的演讲。演说家站在桌子（或凳子）上，情绪激昂地慷慨陈词；听众们如饥似渴地倾听着每一个句子，每当提到用武装暴力反对政府时，现场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如果不是亲历，你很难想象其场面的热烈和震撼”。

在公众的激昂情绪平静之后，社会知名人士齐聚一堂，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解决金融危机的办法。但由于参加会议的主要是牧师、贵族和地方行政官，这次会议并没能为金融危机开出现实的处方。于是，国王路易十六召集议会——这是150多年来，国王第一次召集议会。但凡尔赛会议也没能解决实际问题。国王一气之下，解除了他的金融大臣雅克·内克尔的职务，并开始召集军队。1789年7月12日下午在富瓦咖啡馆，一个叫卡米尔·德穆兰的年轻律师最终点燃了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人们聚集在皇家宫殿附近的花园，抗议国王把雅克·内克尔解职。在当时，雅克·内克尔是政府部门唯一一个为民众所信赖的大臣。革命者在一旁极力煽风点火，让群众觉得军队很快就要来镇压他们。德穆兰斜倚在咖啡馆外的一张桌子旁，挥动着手枪，对着人群高呼：“拿起武器，市民们！拿起武器！”他的呼声响彻四方。霎那间，巴黎陷入了一片混乱。两天后，义愤填膺的群众攻占了巴士底狱。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随后发现：“那些整日聚集在普各伯咖啡馆的人们用敏锐的洞察力在他们饮用的黑色饮料深处看见了革命年代的光明。”一切都从这里（咖啡馆）开始。

1789年7月12日，德穆兰在富瓦咖啡馆外演讲。

理性饮品

今天，饮用咖啡及其他咖啡因饮品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当年咖啡的引入带给世人的影响是多么巨大，世界上第一间咖啡馆带给人们多少新奇，这一个个历史片断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与这些杰出的历史“先辈们”相比，现代的咖啡馆黯然失色。但在这沧桑剧变的数百年间，依然有些东西始终未变。人们依然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商讨要事，互相交流，开拓创新。从邻里聚会到学术会议和商务会议，咖啡始终都伴随着我们，它促进了人们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又免除了酒精饮料所带来的不必要的困扰。

18世纪晚期巴黎的一间咖啡馆。

如今，最能体现咖啡馆文化精髓的场所，其一是网络咖啡吧和无线网络的集中使用区，这些地方为信息的交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二是咖啡连锁店，特别是这些场所被来来往往的上班族当作办公和聚会的地点时。作为当代咖啡文化中心的西雅图不但是星巴克咖啡连锁店的故乡，而且也是世界上一些最大的软件公司和网络公司的所在地，这一事实难道不令人惊讶吗？将咖啡与创新、理性及网络联系在一起——再加上一层革命色彩——这是一段悠长的历史。

茶与日不落帝国

Te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茶之帝国

吾宁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

——中国古语

感谢上帝！没有茶，世界将暗淡无光，毫无生气。

——悉尼·史密斯，英国作家（1771~1845）

征服世界之饮

由于英国迅速扩张，建立了庞大的海外殖民地，1773年帝国官员乔治·麦卡特尼爵士发表了著名的论断，将大不列颠王国描述为“日不落帝国”。在其鼎盛时期，英国占有全世界1/5的土地和1/4的人口。从18世纪中叶起，虽然因美国独立而失掉了在北美的殖民地，英国势力范围仍急剧膨胀，控制了印度和加拿大，并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了新的殖民地，替代荷兰成为欧洲与东方海上贸易的霸主。成为世界第一个超级大国以后，英国创造性地采用了新的生产设备。工人们集中在机器轰鸣的大工厂里，由蒸汽机带动的设备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运转，节省了大量劳动力，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些创举，我们今天称之为“工业革命”。

此时，一种新的饮料（至少对欧洲人是全新的）将殖民扩张与工业革命连在了一起，并与英国人结下不解之缘。时至今日，每每提及这种饮品，都不由让人想起大英帝国。它，就是茶叶。茶叶帮助欧洲扩大了对东方的贸易。巨额的利润驱使英国在印度建立了东印度公司。这是一个名义上的贸易机构，实际上却逐渐成为英国控制东方的殖民政府。起初，茶是一种贵族饮品，后来逐渐为工人阶层所接受，成为机械化工厂里工人的必备饮品。大英帝国又叫日不落帝国，由于世界各地都有她的殖民地，可以说无论何时都有她的国民在喝茶。

在不列颠王国，上流社会有风雅的下午饮茶习惯；工人阶层也有吃茶点的休息时间。饮茶完美地契合了英国作为文明国度及工业强国的形象。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典型的英国人饮品，最初是要花高价花大力气从中国（一个对欧洲来说懂得种茶和制茶过程的民族，一个位于地球另一端的神秘而辽阔的国度）进口的。在广东码头，英国商人将一箱箱茶叶装船运走。尽管如此，茶还是成了英国文化的一个核心部分，茶哺育了辽阔的中华大地后，又征服了许多新的领土：先是英国，之后遍及世界，成为除水之外地球上最为普遍的饮品。可以说，茶的故事就是关于殖民化、工业化和称霸世界的故事。

茶文化的兴起

传说中国上古的第二帝王神农氏泡了第一杯茶，发明了农耕和草药（据说他前面的第一位皇帝发明了火、烹调和音乐）。一天，神农氏在用野生茶枝烧水时，突然吹过的一阵风，把茶枝上的叶子吹到水坛里，结果他发现泡了茶树叶子的水清香润脾，回味无穷。随后，他写了一篇旨在介绍多种草药用途的医学文献《神农本草经》，认为泡过茶叶的水能“润津止渴，提神醒脑”。事实上，茶并非是如此古老的中国饮品，关于神农氏的这段故事应该是后世人编进去的。最早的《神农本草经》版本（成书于公元25年~220年的东汉）当中没有提到茶，有关茶的文字是在公元7世纪才加进去的。茶，学名叫Camellia sinensis，是由生长在喜马拉雅东部丛林（今中印边境）的一种常绿灌木的干叶、花蕾、花瓣沏泡而成。早在史前时期，人们就已注意到咀嚼茶树叶可以提神醒脑，千百年来还用嫩茶叶汁涂擦伤口促进愈合。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煮茶时放入葱、姜等做药膳；泰国北部游牧民族将茶叶蒸或煮熟，攒成球，然后就着盐、蒜、动植物油、鱼干吃。所以说，茶的药用和食用历史比其饮用历史更长。

究竟茶叶在何时又是如何传入中国的，尚是个未解之谜，但茶叶的传入似乎与佛教徒有关。佛教是公元前6世纪由乔达摩·悉达多在印度创立的宗教。佛教徒和道教徒都认为茶有助于打坐参禅，能使人身心合一，提神醒脑并解除疲劳（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咖啡因作用的结果）。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道教创始人老子认为，茶是延年益寿的必备佳品。

中国对茶最早的明确记载是在公元前1世纪，也就是传说神农氏发现茶叶2600年后。早期的茶仅用于药饮和宗教用途，直到此时，茶才成了一种家庭饮品。当时有本名叫《童约》（王褒著）的书，详细描述了如何选茶、泡茶和斟茶。到公元4世纪，饮茶风靡中原，采集野生茶叶已不能满足需求，人们开始栽培茶树。到了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唐朝（公元618年~907年），茶已经遍及大江南北，成为全国性饮品。

唐朝时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国力最强、人口最多的国家。全国人口在公元630至755年期间增长两倍，超过了5 000万，都城长安（今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约有200万人口。大唐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先进思想，多民族文化水乳交融，长安成了当时的文化中心。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中国与印度、日本和朝鲜的交流空前繁荣。中国对外出口丝绸、茶叶、纸张和瓷器。土耳其、波斯的服装、发式和马球运动则传到了中国，此外还有印度的食物，中亚的乐器、舞蹈、羊皮袋装葡萄酒等。同时，在这样一个活跃的、多元化的大都市环境下，中国的雕刻、绘画和诗词都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唐代的经济繁荣、人口剧增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饮茶习俗的盛行，因为茶叶具有很强的抗菌消炎的功效。现代研究发现，茶叶中的单宁酸能杀死引发霍乱、伤寒、痢疾等疾病的细菌。所以，即便泡茶的水没有煮沸，饮茶也比以前饮用的由大米或小米酿成的米酒更加安全。此外，茶用干叶一沏即成，简单方便快捷，不像米酒那样容易变质。其实，茶就是一道简单有效的净水工艺，轻易间即可大大减少因污水感染疾病的概率，降低婴儿死亡率，延长人的平均寿命。

中国的茶叶加工图。将茶树叶加工成茶程序烦琐复杂，整个过程完全由手工完成。

茶叶还产生了更直接的经济影响。公元7世纪，随着茶叶贸易在规模和价值上的增长，福建茶商每次交易都需大量钱款，很不方便，于是首先发明并使用纸币。而做成砖形的茶本身也用作流通货币。由于茶不仅轻而且不占空间，一旦需要还可食用，因而非常适合做货币。纸币有个缺点，就是离都城越远价值就越低；而茶叶越是偏远价格就越高。所以直到现代，中亚一些地区还在使用砖茶作为货币。

公元780年，历史上首次征收茶税；同年，道家著名诗人陆羽出版了《茶经》，这些都充分反映了饮茶在唐代的兴盛。受茶商之托，陆羽详细描述了茶的栽培、加工、煮泡、品饮之法。他撰写了大量有关茶叶的书籍，凡与茶相关，事无巨细，无一遗漏。这其中包括各种茶叶的功效，何种水最适合沏茶（“拣乳泉、石池慢流者上”，“井水下”）。甚至列出烧水的步骤，水要煮至“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三沸不可用，谓之“水老不可食也”。据说陆羽的识水能力非常强，他能够品出水的来源，甚至能说出取水的河段。陆羽最大的贡献就是将仅用于止渴的饮茶变为文化和修养的象征。能品茶、会评茶，尤其会识别茶叶的人非常受人尊敬。烹茶是一种荣誉，主人要亲自做。一个人会因不善茶道而羞耻。“斗茶”、“茶会”在宫廷里面十分盛行。在“斗茶”、“茶会”上，皇帝要饮用用专门的泉水沏泡的极品茶，后来发展成每年向皇帝进献“贡茶”的礼俗。

茶始于唐而兴于宋（公元960~279年）。但到了13世纪蒙古人入主中原后，皇室及官员中的饮茶之风逐渐衰落。蒙古人本是游牧民族，以在广袤的草原上牧羊放马为生，他们在成吉思汗及子孙的领导下，建立起历史上版图最大的连片帝国。它东起朝鲜，西到匈牙利，南至越南，覆盖大片亚欧大陆的版图。蒙古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它的传统饮品是马奶酒，该酒由马奶在皮囊里搅拌发酵、将乳糖转化成酒精而成。难怪当时已在中国朝廷生活多年的威尼斯商人、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根本没写茶叶，只提到当时流行给朝廷进献“贡茶”（但他提到了马奶酒，并将其描述为“颜色乳白，味同红酒，甘醇可口，营养丰富”）。元朝的统治者依然延续着自己的传统，对中原的饮品兴趣索然。据说蒙古东部的统治者忽必烈让人在他中国式寝宫的庭院里专门种植草原上的草，他还只喝用白马的奶特制的马奶酒。

忽必烈的哥哥蒙哥可汗为彰显蒙古族文化内涵和多元化，在蒙古帝国首都哈剌和林建了一个银制的喷泉，四个喷头分别喷出来自中原的米酒、波斯的葡萄酒、北亚欧的蜂蜜酒以及蒙古的马奶酒，唯独没有茶。可惜这个喷泉所代表的称霸四方的蒙古帝国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历史兴替的规律，公元14世纪被明朝（公元1368~1644年）所取代。茶作为增加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的饮品，重又博得大众的热爱。烹茶、饮茶程序也变得越来越细致，由陆羽早年所倡导的至精至细原则得以贯彻实行。在宗教渊源方面，可以说茶是作为一种轻身（身体）爽神（精神）的养生佳品而出现的。

饮茶始于中国，但饮茶礼仪却在日本得以发扬光大。早在公元6世纪，日本人就开始饮茶，但直到1191年才有一个名叫弁丹（丹尔圣一）的和尚把中国种茶、采茶、制茶、烹茶方面的最新知识引入日本。他还专门写了一本介绍茶叶对身体各种益处的书。当时日本的幕府将军源实朝染病卧床，弁丹用自己种植的茶为他理疗，效果甚佳。于是这位将军成了一位饮茶的忠实信徒，朝上朝下、宫内宫外，他全力推广茶饮。到公元14世纪，饮茶在日本社会各阶层都十分流行。由于日本气候非常适宜茶树生长，举国上下普遍开始种茶，即使很小的庭院，也会种上几丛，以备不时之需。

日本茶道是一套精致、神秘、奇异的艺术。观赏一整套茶道仪式需要一个多小时，从中可以透视品茶的情趣、茶艺的博深。通过茶叶的品质、泡茶用水、冲泡方法、茶具的选用、品茗环境、场所陈设、敬茶礼节等来感受这门雅俗共赏的生活艺术。茶道的每个程序都很讲究：需用长柄竹勺将泡茶之水由一特制的陶罐转至另一茶盅（公道杯），用特殊的茶匙拨取定量茶叶，用搅拌匙轻搅。陶罐、茶匙要由方丝帕擦拭，茶盅盖要有茶座来托放等等。主人应按规定的程序和细节，按部就班地操作，物归其位。若主人亲拢燃柴、于室外花园内施此茶道礼仪，则可谓最高境界。

日本17世纪的茶道巨匠千利休大师说：“若茶味道欠佳，茶具品位不高，或者茶树、假山之位置、茶园之布局有失水准，倒不如回家自斟自饮。”千利休大师对茶道进行了改革和简化，认为茶道的根本精神就是“和、敬、清、寂”四字，认为饮茶时彼此不可以谈论世俗的话题，这与欧洲宴会约定俗成的风格有某种相似之处。日本茶道是茶文化的巅峰，它从南亚的饮品身上汲取灵感，饱满地注入文化与宗教影响，并融合了几百年延续下来的风俗礼仪，最终成就了一方文化。

茶叶传入欧洲

16世纪初，第一批欧洲商船抵达中国的港口。那时，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世界上最强盛、最伟大的民族：她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比任何欧洲文明都更古老、经久不衰。她自信这个神圣的国度处在世界的中心，文化艺术成就无人能及，其他种族都是野蛮人，是“洋鬼子”，就算他们一心效仿，最终还是东施效颦、谬以千里。欧洲有的技术中国都有，甚至更先进，欧洲船只上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还都是中国的发明。葡萄牙航海家绕过马来半岛的马六甲海峡，本想在东方发上一笔，结果遇见自给自足、什么也不缺的中国，碰了一鼻子灰，才不得不改变主意。

葡萄牙人后来同意向中国皇帝上缴贡品来获取贸易权，并与中国保持了数年零星的贸易联系。其实中国人对欧洲产品并没有兴趣，他们只乐意拿丝绸、瓷器换金银。最终在1557年，中国朝廷允许葡萄牙人在广州湾的澳门建立商埠，承运进出口的一切货物。这样中国政府不但可以征收关税，而且因为排除了其他欧洲国家与中国的直接贸易，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中国与外国的接触，当荷兰人16世纪末到达东印度时，需要通过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才能买到中国的产品。

欧洲人16世纪50年代开始注意到茶，但早期的欧洲商人并未将茶叶运往欧洲。葡萄牙水手最初可能将少量茶叶以个人名义带回到里斯本，直到1610年荷兰船队才首次把茶叶当作商品运到欧洲，茶叶这时还很稀罕。到17世纪30年代，茶叶从荷兰传入法国，到50年代传入英国。早期到达欧洲的是中国人自己一直饮用的绿茶，到明朝时人们将绿茶的“杀青”改成了“晒青”，将嫩茶树叶隔夜氧化，使成茶品质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制成了红茶。不过，红茶的来龙去脉至今仍不清楚。诸多原因使得红茶逐渐主导了对欧洲的出口市场，加之当时中国人都喝绿茶，很少有人喝红茶，所以他们认为生产出来的红茶只适合给外国人饮用。有趣的是，如同不了解茶叶的来源一样，欧洲人错误地将红茶和绿茶当作两种完全不同的茶叶。

虽然茶比咖啡早几年引入欧洲，但由于十分昂贵，整个17世纪期间，茶对欧洲人的生活影响没有咖啡深刻。最初茶被荷兰人视为一种奢侈的药用饮品，但从17世纪30年代起，许多人开始争论它对健康到底有多大帮助。起初是丹麦国王的一位德国籍外科医生西蒙·鲍利反对饮茶（以及另两种新潮的热饮咖啡和可可）。他于1635年发表了一本小册子，承认茶叶确实有一些药效，但远不及其危害来得多。他认为，从中国运来的茶叶在漫长的运输过程中已经毒化，这样就“加速了饮茶者，尤其是超过40岁的饮者的死亡”。鲍利不无自豪地夸耀，自己“在倾尽全力阻止从中国向欧洲进口茶叶的疯狂之举”。

一位荷兰医生尼古拉斯·迪尔克斯却持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即茶叶万能论。他在1641年说：“这种植物简直无与伦比。那些坚持饮茶的人都能身体健康、无病无疾，活至高龄。”另一位荷兰医生庞德戈博士更加热衷于提倡人人饮茶。在一本书中他建议人们每天要喝数杯茶，“我建议我们国家的所有人都饮茶！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天都喝茶，如果有条件最好每小时都喝。最初可以一天喝10杯，（然后）逐渐增加——以胃的承受力为限”。有人病了，他建议病人每天至少喝50杯茶，多多益善，上限是200杯。鉴于他对促进茶叶销售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他褒奖有加，不过很有可能是公司先让他写这本书。尽管如此，他并不赞同当时所流行的饮茶加糖的做法（当时一些医学权威认为食糖有害身体健康）。

欧洲人的另一个饮茶习惯就是加奶。早在1660年，一个英国的茶叶广告就宣称在茶的诸多药效中，奶茶（茶添加牛奶和水后）“具有增强胃肠功能，减少能量消耗，大大减轻肠绞痛症状”之功效。1650~1700年间，饮茶在法国封建贵族阶层风靡一时。他们将牛奶与茶水兑饮，不但味道香醇，还可降低茶水温度，以免饮者烫伤，保护陶瓷茶具。遗憾的是茶很快就被咖啡和可可取代，失宠于法国。最终，还是英国，而不是法国或荷兰成为最热爱饮茶的欧洲国家，并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

英国人的饮茶情结

毫不夸张地说，18世纪初的英国几乎没有人喝茶，可到了18世纪末几乎全国上下人人皆在饮茶。1699年，英国官方的茶叶进口量大约是6吨，一个世纪之后就达11 000吨，每磅茶叶的价钱降到了100年前的1/20。这个数字在1784年茶叶进口税大幅下调之前，如果算上走私茶的话，大概还得再翻上一番。另一个因素就是普遍掺假，从进口的茶叶开封到最终售出，商家在每个环节上几乎都有掺假行为：他们在茶叶里掺上经化学着色剂伪装的柳树叶、锯末、花瓣，还有更荒唐的，据记载有一次竟掺入了羊粪。所以，实际消耗量比进口量要多出很多。一方面，经过数月漫长的海上运输，红茶比绿茶更容易保鲜；另一方面，基于掺假的原因，红茶越来越受欢迎，因为许多做假绿茶的化学药剂有毒，而假红茶即使掺假也还相对安全。于是红茶开始取代口味清淡、苦味较轻的绿茶，红茶加上糖和奶，品起来则更加齿颊留香。

不管当时走私茶和掺假茶的比例有多大，到18世纪末，英国上下无论贫富贵贱几乎每人每天都可以喝上一两杯茶。有人在1757年注意到，“夏日里，经常可以在里奇蒙的某个胡同看到乞丐端着杯子在喝茶，修路工人在喝茶，赶灰渣车的车夫在喝茶，还可以看到晒干草的工人在买茶”。怎样解释英国人如此钟爱饮茶呢？原因有多个，且相互关联。

1662年，查理二世与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的女儿凯瑟琳公主结婚。凯瑟琳的嫁妆包括了丹吉尔和孟买的贸易站，即与葡萄牙的海外贸易权，这就意味着他们有机会买到茶叶，从而赚取更多的黄金。凯瑟琳酷爱饮茶，她将用小杯啜饮的习惯带到了英国皇室（据史料记载，那杯子“不到顶针那么大”），迅速成为贵族间流行的一种时尚，饮茶之风席卷英国朝廷。1663年，诗人埃德蒙德·瓦勒为凯瑟琳写了一首生日诗“茶之颂”，高度赞颂了她对英国的两大贡献：茶以及在东印度进行贸易的机会。

最尊贵的王后，最好的草药

属于我们这个勇敢的民族

我们赞颂您打开的那扇大门

通向太阳升起的帝国

那里有珍贵的种植

茶乃缪斯之友

去浮清躁，给灵魂以宁静

心灵以慰藉

向吾辈之王后陛下致敬！

饮茶在英国盛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印度公司。它垄断了从东印度到英国的商品进口权，尽管它起初没有直接从中国进口货物的权力，但该公司的账目显示，17世纪60年代它通过荷兰开始进口少量的“好茶”，进贡国王来博取国王的欢心。查理国王很喜欢茶和其他的贡品，逐渐给予东印度公司越来越大的权力，包括确认领土权、货币发行权、保有军队权、营建联盟权、对外宣战或求和的权力，以及司法豁免权等。在18世纪，一个普通的贸易公司竟逐步发展成为英国在东方的代言人，成为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商业组织。正如苏格兰经济学家、作家威廉·普莱费尔1799年所写：“东印度公司从一个有限的商业小团体摇身变成了东方的仲裁人。”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公司的培育和壮大，并获利于茶叶市场。

布拉甘扎的凯瑟琳，查理二世之妻，将饮茶习俗带入英国宫廷。

从17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的董事们就以茶作为会议饮品。当时，茶叶是由船长和其他官员利用船上允许的私人空间夹带入境的。茶是一种理想的走私货，稀有而珍贵；1吨茶所能获取的利润抵得上数年的工资，而一个船长私运10来吨货并不稀奇。私运茶叶可能刺激了最初的茶叶消费，但1686年公司怕影响到自身微薄但仍在攀升的利润，一纸禁令中止了个人茶叶交易。

1669年，东印度公司首次以公司名义从东印度（爪哇万丹，即今印度尼西亚）进口了一批茶叶。此后，茶叶才逐渐在较大范围内开始供应。起初公司从亚洲进口的主要是辣椒，其次是低廉的纺织品，茶叶只是附带的商品用作搭配。由于英国不生产茶叶，所以茶叶进口也就不会冒犯国内商家的利益，国内厂商都极力反对进口纺织品，要求公司多进口茶叶。茶叶的零售价格由于供货不稳定变化很大，最昂贵时在1660年是每磅6~10英镑，到1700年降到了4英镑左右，质量较差的也要1英镑。不过，那时一个贫民家庭的年收入也才20英镑，所以喝茶对很多人来说仍很奢侈，暂不能普及。到17世纪末，受到廉价咖啡的冲击，茶叶价格才有所下滑，但一杯茶的价格仍是一杯咖啡的5倍。

18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建立了贸易站，可以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于是英国茶叶进口量直线攀升，价格一路下跌，为茶叶走近更广大的民众创造了必要条件。1718年，茶叶取代丝绸成为英国从中国进口的支柱商品；仅1721年一年进口量就达到5 000吨。1744年一位英国作家写道：“加强与东印度的贸易交流，最明显的效果就是茶叶价格空前走低，低到连最拮据的劳动者都买得起。”茶叶进口量最大的时候曾占到公司贸易总额的60%，茶税占到政府收入的10%左右。对茶叶贸易的控制使东印度公司在政治上能够有很大的影响力，使政府颁布的法令有利于公司的利益：政府曾禁止从欧洲其他国家进口茶叶，降低茶叶关税以增加茶叶销量，扩大国内市场。茶叶掺假一经发现，会予以重罚。尽管如此，茶叶走私掺假现象相当普遍，这恰恰说明国内茶叶市场的巨大需求。此外，到1784年，在一系列战争均以失败告终后，一直以来挡在英国与亚洲贸易之间的荷兰，其所属的东印度公司于1795年破产。这样一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完全掌握了全球的茶叶贸易。

凯瑟琳公主给茶叶以名分，东印度公司给茶叶以入场券，而新的茶饮之法（包括家庭和公共场合）使茶叶成了社交的一部分。1717年，伦敦一家咖啡店的老板托马斯·唐宁在他的咖啡店旁开了一家茶叶专卖店，专门向妇女出售茶叶。妇女不能去咖啡店买茶，那里是唯有男人才可以去的地方。可她们又不想让仆人去买昂贵的茶叶和其他日用品，因为这样等于把一大笔钱交给下人（从茶罐有盖上锁、由女主人保管钥匙可以看出，当时茶叶相当昂贵）。在唐宁的店里，妇女不但可以买到时尚流行的茶叶，还可像在家里一样立即一饱口福。有人曾说：“雍容的女士们拥向唐宁的茶店，只为花很少费用就可用小杯品尝这种令人愉悦的饮品。”唐宁还会根据女顾客的嗜好特别调配茶的口味。

熟谙茶饮之道，在家营造出文雅的饮茶环境能体现出个人的内涵与品位。英国精致的茶会与中国的茶宴、日本的茶道堪称异曲同工；当初的运茶之船又从中国运来了大量瓷器，使英国人可以手持瓷杯一品茶叶之妙。许多作家出书讲解如何煮茶，如何为不同身份的客人敬茶，饮茶食品如何搭配，以及客人又该如何感谢主人的盛情款待等等。茶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饮品，它成了一种新兴的午后餐。

饮茶在英国的另一个创新是伦敦大大小小的茶园。第一个茶园沃克斯豪尔于1732年开业：里面有彩灯点缀的甬道、四处可见的乐队、做各种表演的艺人，还有卖食品（主要是可以就茶吃的黄油面包）的小摊。之后大小茶园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茶园的引人之处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高雅场所，也是接触异性的好地方。根据《绅士杂志》上刊登文章的讲述，在白管屋茶园，有男士“不小心”踩到了年轻女士的裙摆，于是主动邀请女士喝茶赔礼道歉；在另一家帕台农茶园，女士则先手出击，要求中意的男士请她喝茶。相比之下，咖啡馆在社会上的地位每况愈下。过去被咖啡馆排斥在外的女士们，现在对茶园尤其青睐。越来越多高档的咖啡馆主动转型，成为私人的男士俱乐部或商业机构。剩下那些档次低的，大多转向卖酒勉强支撑，与酒馆的差别越来越小。正如丹尼尔·笛福所写，这些机构“就是啤酒店，唯一不同的是咖啡馆里面的空气好些”。

1750年左右的一次英国茶会。文雅的饮茶礼仪成为内涵与品位的象征。

对于穷人来说，茶逐渐成为一种买得起的奢侈品和必需品，他们也许会在沏茶的时候做点儿手脚，少放茶叶多加水，重复沏泡叶子，但无论如何，最后是每个人都有了茶喝。18世纪中叶，佣人的工资中还会附加有特殊的茶叶补贴。1755年，一位游访英伦的意大利人曾说：“就连一般的女佣每天都要喝两次茶。”虽然茶叶漂洋过海，来自世界另一端，它却最终成了除水之外最低廉的饮品。19世纪初一个苏格兰人说：“我真为我们的商业和金融制度感到骄傲，从世界东方运来的茶叶与西印度群岛运来的糖遇到一起，竟然形成了一种比啤酒更便宜的饮品。”而且用热茶配凉食，感觉就像在吃热乎乎的一顿饭。有些人诋毁穷人喝茶，说穷人不该东施效颦，模仿富人，他们应该将钱花在更有营养的食物上。一位立法委员甚至建议禁止年收入在50英镑以下的人买茶。但正如18世纪的一位作家所言，事实是：“一旦穷人没有了茶喝，那么他们就只能喝清水、吃面包了。喝茶不是他们贫困的原因，而是极度贫困的必然结果。”凯瑟琳公主的饮品现在已经成为他们最后的选择。

在英国社会的上上下下，人人皆在饮茶。时尚、商业和社会风俗的变化在英国人对茶叶的认可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一点在18世纪末之前就有许多外国人已经注意到了。1784年，一位访问英国的法国人说：“喝茶在整个英国相当普遍……最卑微的农民也和富人一样一天喝两次茶，茶叶在此的消费量真是大得惊人。”一个瑞典游客发现，“若水是英国人生命的第一大组成成分，茶则屈居第二。所有阶层的人都喝茶。清晨，如果你漫步伦敦街头，就会看见车夫和工人围坐在一张张露天支起的小桌旁，享用那醇香的饮品。”茶叶从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国度款款而来，以其独特的口味和顽强的生命力扎根并生长在新的帝国。每当英国人举杯啜饮，感悟茶境，唇齿留香之时，就会想起他们日不落帝国曾是多么辽阔和强大。茶的兴起伴随着英国成为世界强国，并为英国经济腾飞和殖民扩张奠定了基础。

茶之魔力

“人们认可茶叶，如同认可一个真理。尽管鼓足勇气品尝的人认为醇香可口，但茶叶出现时有人怀疑，茶叶入市时有人抵制，茶叶风靡时有人诅咒；然而，真金不怕火炼，酒香不怕巷子深，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岁月的历炼，最后赢得民众的欢呼、贵族的认可，取得了应有的地位。”

——艾萨克·蒂斯雷利，英国评论家、历史学家（1766~1848）

1771年，英国发明家理查德·阿克赖特在德比郡的克罗姆福德动工兴建一片大型建筑物。阿克赖特是全家13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开始时收集人的头发，用秘方染色做成假发，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初露锋芒。首次涉足商海的成功经历给了阿克赖特更大的勇气和信心。1767年，他研制出了“细纺机”。这种机器是用于对纺线进行编织的。与珍妮纺纱机不同，它不需要技术工人手工操作，任何人都可以操作这种靠动力驱动的机器。在钟表师约翰·凯的帮助下，阿克赖特萌发了许多设计思想，并在凯的帮助下制造了生产模型，于1768年建立起自己的第一家纺织厂，其动力是依靠马来驱动的。不久，两位富商对他的工厂很感兴趣，投资让他在克罗姆福德的一条河边建起了一家规模大得多的工厂，厂里的细纺机均由水轮驱动。阿克赖特在这个全英第一家现代工厂里，率先使用了全新的生产方法，该生产方法的巨大成功，使他成为英国工业化革命（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先驱。

工业革命最先在纺织业展开，之后迅速波及其他领域。这其中不但有技术创新的因素，还有组织创新的因素。首先是准确、不知疲倦的机器取代了熟练工人，而这些机器需要新的动力能源，如水力和蒸汽等。这种需要对建于水轮和蒸汽机等动力源旁边的工厂十分有利。其次，熟谙某一生产环节的工人取代了能够胜任整个流程任务的工人。机器和人同室工作就意味着整个生产过程都受到了严格监控。再次，实行轮班制确保了在最大程度上使用这些价格不菲的机器设备。此外，为保证工人能按时上班，阿克赖特还在工厂附近建了工人宿舍。所有这些都对生产效率的提高产生了巨大影响。阿克赖特工厂的每个工人能完成50个手工纺纱工的工作量，加之纺织品生产的其他过程，如粗梳、梳棉以及最终的纺织，全都实现了自动化，纺织品产量因此直线攀升。到18世纪末，英国所生产的纺织品量大价低，国内销售已有盈余，开始出口印度，挤垮了印度发展中的传统纺织业。

正如17世纪时，职员、商人和知识分子青睐咖啡，18世纪新兴工厂里的工人对饮茶情有独钟，也正是茶这种饮品，最适合新工厂里的工作性质和时间安排，在诸多方面促进了工业化大生产。作为福利，工厂主开始为其雇工提供茶点休息时间。茶不会像农民所喝的啤酒那样麻醉神经。恰恰相反，它含有咖啡因，能提神醒脑，使人思路清晰。茶使工人在长时间单调重复的工作中保持清醒，集中精力操作高速运转的设备。手工纺纱工或者织布工疲劳的时候可以休息，但操作机器的工人身不由己，绝不能忙里偷闲。他们必须像机器上的零件一样不停地工作，而茶正是保证工厂顺利运转的润滑剂。

茶叶的另一大优点就是其天然的抗菌性能，即使沏茶的水没有煮沸，它也能大大降低水生疾病的流行。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伦敦的痢疾病例开始下降。到1796年，有人说痢疾和其他由饮用水所引起的疾病“真是越来越少，在伦敦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些疾病了”。19世纪初，医生和统计学家一致认为，饮茶的风靡很可能改善了不列颠民族的健康状况。有了茶叶抗菌的保证，大量工人可以安心地涌向诸如米德兰那样的工业城市，在工厂附近扎堆居住，而不用担心疾病蔓延的发生。由于茶叶中所含的抗菌素单宁酸极易溶于母乳，所以婴儿也受益匪浅，死亡率大大降低，为工业革命积蓄了庞大的劳动力后备军。

饮茶刺激了国内对陶器的需求，带动了制陶业的发展，使其成为空前繁荣的新兴工业，从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拥有名贵“茶具”的人，不论身份高低，都备受尊敬。1828年，有人这样写道，“机械化纺纱厂的织布工”住着“整洁、干净的房子，独门独院。他们衣着整洁、体面，男人兜里揣着怀表，女人则穿着最能体现风韵的裙装……屋子里面家具精美，有桃花心木的座钟，有产自斯塔福德的漂亮茶具，搭配着托盘、糖夹、小银匙等”。斯塔福德郡最有名的茶具生产商是乔赛亚·韦奇伍德，他生产的瓷器茶具手感好，质量上乘，甚至可以与中国的陶器相媲美。因此，英国从中国进口的陶器数量逐年下降，最终在1791年停止进口。

韦奇伍德是大批量生产瓷器的先驱。他率先使用蒸汽机来研磨材料，并应用印花机的技术。在他的工厂里，已经没有整个生产过程从头干到尾的手工工人，每个人都只负责生产的一个环节，并且十分熟练，产品从一道工序不停地流向下一道工序。新的劳动分工使韦奇伍德能够使用最优秀的设计者来设计茶具，但不需要这些设计者同时也是制陶专家。韦奇伍德还首先使用名人效应为他的产品做广告：将夏洛特王后（乔治三世之妻）钦点的“全套茶具”命名为“王后御用陶器”，在获得王后准许后将同样的产品卖给大众。他还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举办特殊的茶具展览，展出他专门为俄国女皇凯瑟琳二世设计的茶具等。同时茶叶营销步骤进一步复杂化。理查德·唐宁（托马斯·唐宁的儿子）等许多茶叶经销商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唐宁在1787年设计了一个特别的标志，贴在茶店的门上、茶叶的包装上。现在看来，这算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连续使用的商标。茶叶及相关商品的营销策略，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奠定了基础。

其他西方国家几乎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去追赶英国工业革命的步伐。英国能成为工业革命的发祥地原因很多：它热衷科学研究的传统、教徒式的工作态度、不同寻常的宗教包容、丰富的煤炭供应、高效的公路、水路运输网，还有资本家随时可以得到来自国家的资金支持等等。当然，英国人对茶的青睐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茶可以帮助新兴的工业城市免受疾病之灾，可以让长时间工作的工人们免受饥渴之扰。在人与机器同室工作并以蒸汽机作为动力的工厂，茶是能给工人带来激情和动力的饮品。

茶壶里的政策

英属东印度公司是英国的茶叶进口商，它的政治影响力十分广泛。其全盛时期所创造的利税和所管辖的人口比英国政府还要多，它进口茶叶所缴纳的税赋高达政府年收入的10%。所有这些方面使东印度公司能对英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政策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不少身居高位的政府要员与公司私交甚密，公司里的不少职员拿钱买议员的职位。支持东印度公司的人还不时与对西印度群岛感兴趣的官员合作。此外，茶的消费还刺激了对西印度群岛的蔗糖的需求。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公司的政策往往能够左右政府的政策。

美国独立是茶叶政策起作用的最好例子。18世纪70年代初，英国及其在北美殖民地的茶叶走私活动猖獗。走私的茶叶在英国广有市场，因为它不交进口税，价格比官茶要低。美国殖民地的居民一向反对向英国政府缴纳任何形式的税收（在参与了法国与印度的战争之后，英国欠下了大量的债务，为筹钱还债，英国向美国规定了许多税收，茶叶税是经人们抗税斗争取得胜利以后所保留的最后一种税收形式）。因此，为逃避伦敦政府收缴茶叶进口税，他们转而从荷兰走私茶叶。猖獗的走私活动抑制了官茶的销售，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茶叶大量积压，伦敦库房里堆积了近万吨茶叶。但不管公司进口的茶叶销售情况如何，它都要缴纳进口税，所以到最后拖欠政府税款高达100多万英镑。于是像以往一样，公司要求政府出台向其利益倾斜的政策。

1773年，《茶叶税法》正式出台，规定政府借给东印度公司140万英镑贷款以偿还其拖欠的债务，公司有权直接从中国向美国进口茶叶。这意味着东印度公司无须再向英国政府缴纳进口税，只需向美国缴纳相对较少的每磅货物3便士的关税，并由该公司驻美国的代理来缴纳。这些代理享有公司茶叶专营权，使其雄踞茶叶销售的垄断地位。这项法令不但赋予了政府向殖民者征税的权力，而且更低的税率也使走私的茶叶在价格上失去了优势，逐渐切断了走私者的财路。可公司官员却辩称，此举最终会让茶叶价格总体下滑，所以殖民地的居民还是会心存感激的。

遗憾的是，这是一招错棋。美国殖民地的居民，尤其是在新英格兰的居民从法属西印度殖民地购买糖蜜酿制朗姆酒，从荷兰走私茶叶出售，靠做规避伦敦干预的贸易发家。他们做事的基本原则是抵制英货，拒缴英税，更愤恨英国政府准许东印度公司垄断茶叶销售。他们对于英国政府下一步可能要采取的措施忧心忡忡。1773年12月，费城出版的一张传单上写道，“东印度公司的背后有一个腐败专横、阴险狡诈的政府撑腰，他只要踏上这块乐土，就想方设法成为你们的主人。东印度公司本身就是活生生的独裁者、抢劫犯、血腥和压迫的代名词……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暴富，才能成为全球最有势力的贸易商”。许多英国商人也有同感：政府再次为了自身利益让东印度公司主宰了政府的决策。

当税法正式生效，东印度公司的茶船开进美国的时候，殖民地的居民试图阻止卸货。1773年12月16日，一群打扮成莫霍克印第安人的抗议者（其中很多是做茶叶走私贸易的商人，他们怕被新税法断绝财源）登上东印度公司泊在波士顿港的3艘货船，短短3个小时之内将船上的342箱茶叶全部倒入了波士顿港。之后，相似的“倾茶事件”在其他港口相继爆发。1774年3月，英国政府做出反应，要求封锁波士顿港口，并在东印度公司的损失完全得到赔偿之后才能开港。这是1774年英国政府试图控制北美殖民地所颁布的、被称作强迫系列法案中的首条法案，结果却激起了殖民者们更强烈地反抗，最终成为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导火索。英国政府本以为减少东印度公司对政府的干涉就会解决倾茶事件的一再发生，或者至少能与殖民地居民达成某种妥协（因为美国方面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赔偿毁茶所造成的损失），但是事实证明，茶叶纠纷成了美国迈向独立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一步。

鸦片与茶叶

1784年，英国茶叶进口税改革以后，官茶价格降低，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销量翻了一番，生意再度兴隆。但是比之先前，东印度公司的影响力逐渐萎缩。公司官员腐败成风，一心聚敛财富。公司由董事会直接管理，向议会负责。1813年，政府逐渐接受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主张，取消了公司对亚洲贸易（除中国）的垄断权。东印度公司随即将其经营重点逐步转向对印度殖民地的管理上。1800年以后，公司大部分的收入都来自收缴印度殖民地的地税。1834年，政府最终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垄断贸易权。

1773年波士顿茶党案，三大船茶叶被抗议者倒入了波士顿港。

尽管政府已经允许自由贸易，东印度公司也失去了昔日的政治影响力，但对鸦片的经营使其仍然有效地控制着茶叶贸易。鸦片是从未成熟的罂粟浆汁中提取出来的，它是一种烈性麻醉剂，古时被用作药品。但吸食鸦片极易成瘾，大量的瘾君子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1729年，清政府宣布禁止鸦片买卖，但非法鸦片贸易屡禁不止。19世纪初，东印度公司与英政府为扭转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主要原因是英国对中国茶叶的巨大需求），建立了一个走私鸦片的半官方机构，有组织、有计划地增加鸦片贸易。

英国人觉得，中国人对用茶叶交换欧洲产品的贸易根本不感兴趣，只有钟表和机械玩具例外。事实上，这时的欧洲已在很多领域超过中国，只是中国人因循守旧，闭关锁国，对变革持怀疑态度。在中国人眼里，18世纪的机械制造是鲜有的欧洲比中国领先的几个领域之一。但很快，中国人对机械产品的热情消退，以前的问题再次暴露出来：东印度公司又得用硬通货（白银）买进茶叶。但是，一方面进行贸易所需的白银数额巨大，难以筹集，难以携带（一年所需银两折合现在的货币为10亿美元）；另一方面，更糟的是，白银升值比茶叶快得多，会抵消茶叶贸易的部分利润，这对英国人来说尤其难以接受。

鸦片，这个在中国鸦片商眼里被看成是和白银一样值钱的东西，让东印度公司看到了曙光。由于鸦片主要产自印度，而印度的生产和贸易又在很大程度上受东印度公司的控制，所以公司很快就控制了鸦片的种植和生产，并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默许把鸦片卖给走私商和腐败的清政府官员。东印度公司为用鸦片代替白银做茶业贸易，开始大量种植罂粟。种罂粟就等于种钱，他们需要多少就可以种多少。

当然，东印度公司不会明目张胆地进行这种以毒品换茶叶的罪恶交易。为了掩盖其直接参与鸦片贸易的丑恶行径，东印度公司精心策划，使自己在鸦片贸易中扮演了一个幕后指使的角色。鸦片产于孟加拉，并在加尔各答的年度拍卖会上出售。鸦片的买方是某些印度的“国家公司”，它们是独立的贸易组织，得到东印度公司的授权可以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这样一来，东印度公司就可以佯称对鸦片最终售往何处一无所知。这些国家公司将鸦片装船经海路运往广州湾，在伶仃岛卸货并换成白银，由中国商人装上平底大船走私上岸。这些国家公司可以冠冕堂皇地说，他们并没有将鸦片运进中国，所以没做任何触犯法律之事。而东印度公司也可矢口否认与此贸易有任何干系，因为他们已禁止本公司的所有船只装运鸦片。

清政府的海关官员自然非常清楚所发生的一切，但他们受中国鸦片商的贿赂，同样参与了走私过程。据当时美国商人亨特叙述，“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贿赂网（竟然表现得和外国人一点干系都没有）！生意做得轻松流畅！偶尔出现阻力（如新官上任等），那也不过是贿赂多少钱的问题。只要钱一送到，类似的问题也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圆满解决，送完钱以后，中间人就可以红光满面地从官府里出来，我们也就可以安心地做生意了。”地方官偶尔也会颁布法令，要求在伶仃岛附近游弋的外国船只既不许入港，也不可以擅自开走，做些驱逐游戏，至少把外国商船赶出视线以外。之后，当地官府可能张贴公文，称官府又驱走一艘外国走私商船。

在东印度公司及其英政府中的朋党们的眼中，这种卑鄙的伎俩相当有效。仅1830年一年，出口到中国的鸦片就增长了250倍，达1 500吨。其销量足以赚取用来支付购茶费用所需的银两；事实上，从1828年起，中国进口的鸦片价值就已经超过了出口的茶叶价值，英国茶叶贸易逆差完全扭转。这样，赚进的白银会迂回流进东印度公司的腰包。国家公司将白银运回印度，东印度公司用伦敦开出的银行汇票买回这些白银。因为东印度公司也就是印度政府，购买白银的汇票实际上相当于现金。他们把白银运回伦敦，交给东印度公司的代理，由代理携带白银前往广东买茶。英国为保证中国的茶叶供应，大量出口祸国殃民的鸦片，摧残了无数中国人的健康，培养出了成千上万个大烟鬼。尽管当时的中国自己也非法生产鸦片且数量与进口的鸦片数量相差无几，但这绝不能成为英国政府参与大量走私贸易的理由。

尽管清政府颁布新令要求全力终止鸦片贸易，但由于广东地方政府严重腐败，禁令的效果微乎其微。1838年12月，朝廷派钦差大臣林则徐清剿鸦片。林则徐宣称，“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在林则徐到达广州之前，中英双方就贸易问题就已经闹得面红耳赤了：自1834年东印度公司失去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后，广东官府与英国政府的代表就贸易原则产生了分歧，并为此争论不休。林则徐到达以后，即刻命令中外烟商销毁鸦片，并保证不再贩卖。由于之前清政府也曾下令销毁鸦片，他们都当耳边风，从未受过任何惩罚，所以鸦片商人和外国同伙都不予理睬。林则徐下令在虎门集中销毁了一年来进口的鸦片。走私者认为，这次只是暂时受挫，他们的生意会像以往一样红火起来。不料，林则徐决心坚定，不管中国人还是英国人，只要贩卖鸦片，一律关押。后来在一次冲突中，两名英国士兵杀害了一名中国人，英国政府拒绝交出凶手，林则徐一怒之下将英商逐出广州湾。

此举激怒了英国人。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和其他英国商人对本国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强迫清政府扩大贸易开放、增加通商口岸，这样商品就不用全都从广东进入中国了。他们要求以自由贸易的原则处理广东的不稳定局势，特别要保护茶叶贸易（及相关的鸦片贸易）。英国政府并不想公开支持鸦片贸易，不过他们坚持中国内部禁烟并不等于中国官员有权搜查和销毁属于英商的货物（即鸦片）。于是，英国以保护自由贸易为借口，发动了历史上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从1839年持续到1842年，历时不算长。由于欧洲武器先进（这大大出乎中国的预料），此次战争几乎是单方战役。在1839年7月的首次遭遇战中，英国仅用两艘战舰就击溃了29艘中国战船。在陆上战役中，中国的中世纪武器也根本无法与英军最先进的滑膛枪相抗衡。到1842年夏，英军占领了香港，控制了珠江三角洲和上海等城市。清政府被迫签署了《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开放5个通商口岸，允许自由贸易，并赔偿英国白银2 100万两，其中600万两用以赔偿林则徐所销毁的英商的鸦片。

《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英商的胜利，同时也翻开了中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中国作为泱泱大国，坚不可摧的形象彻底垮掉。清政府腐败无能，接连不断的宗教起义把它搞得焦头烂额，这回又惨败在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一个岛国手里，被迫开放港口迎接洋鬼子的商船及传教士。这为19世纪后半叶西方列强趁火打劫，挑起一系列争端，并强迫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提供了可供效仿的样板。中国的每次战败都成为西方列强索取商贸特权的良好机遇。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贸易（仍然是中国进口的主要货物）合法化。英国控制了中国海关，进口的纺织品及其他工业品，极大地冲击了中国的手工业使其走向瓦解。中国变成了英、法、德、俄、美、日列强的竞技场。他们竞相瓜分中国，发展各自的势力范围。政府腐败愈演愈烈，经济萧条，鸦片消耗量只增不减，国仇家恨郁结在中国人民的心头。一个曾经辉煌和强盛的中华文明就此没落。总而言之，茶叶凭借着对大英帝国政策的影响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铸成了一幕幕诸如美国独立、中国封建王朝衰败这样的人间传奇。

从广东到阿萨姆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就逐渐意识到完全依赖中国供应茶叶非常冒险。其实，早在1788年，东印度公司就曾咨询过当时的植物学权威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在孟加拉山区种植什么最有利可图。班克斯列出了一张清单，其中茶名列榜首，可惜的是并没受到应有的重视。1822年，皇家艺术学会设立了一个奖项，悬赏50基尼（旧时英国金币，1基尼合21先令）给“能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好望角、新南威尔士或东印度发展具有中国规模的茶叶种植者和加工者”。不过此奖从未兑现，因为东印度公司不想削弱其对中国贸易的垄断地位，所以犹犹豫豫，始终对开发其他茶源不甚热衷。

1834年，东印度公司失去了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从此开始转变态度，着手开发新茶源。东印度公司总裁、印度总督威廉·卡文迪许·本廷克爵士采纳了下属在一份报告中的建议，“在稳定中国原有的茶叶供应的同时，寻找更可靠的茶源”，并决心自己种茶。本廷克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做可行性的调查研究，并向从1728年开始试图在爪哇种茶的荷兰派出了一个代表团，专门咨询种茶建议。代表团也前往中国，希望能得到茶种，招募到有经验的种茶工人。另外，在印度寻找最佳种茶场地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主张在印度种茶的人认为，如果在印度种茶成功，对英国和印度都有好处。英国消费者有了可靠的茶叶供应，而茶的种植需要大量劳动力，这将为印度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解决那些受英国廉价布料冲击而失去工作和经济来源的传统纺织工人的工作问题。况且，既然印度开始生产茶叶，印度人就有机会进行茶叶消费，这又拓宽了茶叶的销售市场。一位种茶拥护者说，印度农民“将不仅拥有一种具有巨大价值的商品，而且还得到了一种有益于健康的饮品。”

茶叶种植被认为是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中国的茶叶生产工艺始终保持着祖上的传统，几百年未变。农村一家一户手工生产，然后卖给中间商，由中间商经水路或经陆地翻山越岭运往沿海，再卖给茶商。由茶商进行茶叶混合和包装，在广州卖给欧洲人。在茶叶运输过程中，中间商要加价，还要支付运费、过桥税和经营税。所以，卖到外商手里时，茶叶价格几乎翻了一番。但是，在印度生产茶叶就不会有这么复杂的问题。他们会采用新的工业化方法，把种植园经营成为“茶叶工厂”，尽可能将更多的生产过程机械化，这样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利润自然也就随之提高。随着茶叶在印度的种植，殖民主义开始与工业化携手共进。

1880年印度的茶叶种植园。这里茶叶的生产成本实际上比中国要低出很多。

非常有趣并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本廷克的调查小组成员竭尽全力寻找最佳种茶场地之时，在印度本地，也就是在他们的鼻子底下，一直就长有茶树。19世纪20年代，加尔各答政府的植物学家纳撒尼尔·沃里克收到了一个在阿萨姆发现的类似茶树的植物标本，他将其认定为一种普通的山茶科植物，并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就是茶树。1834年，当被任命为本廷克委员会的成员之后，瓦里茨发出一组调查问卷，考察印度哪些地区最适宜种茶，结果看了从阿萨姆采集的样本，又看了那里送来的插条、种子以及做好的成茶，这次沃里克终于相信委员会给本廷克的报告中所写的话，“毫无疑问，茶树是上阿萨姆土生土长的植物……我们必须立即公布这个惊人的发现……这个至今为止事关大英帝国农业、商业资源、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发现”。

进一步的考察证实了茶树确实生长在阿萨姆地区。若干年前，东印度公司占领了阿萨姆这个偏僻的边境地区作为缓冲地带，以阻止缅甸人的侵入。那时，东印度公司决定，在上阿萨姆地区设置一个傀儡王，他们则将主要精力放在收缴下阿萨姆地区的土地税和作物税等大大小小的税收上。可是，在发现茶叶后没多长时间，傀儡王的政治生命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终结。但是，将阿萨姆的野生茶树变成繁荣的茶叶生产基地，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轻松。公司主管和负责建厂的科学家们在讨论最佳方案的过程中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茶树应种植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平原还是丘陵？它喜热还是喜凉？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在讨论什么。茶树和茶种是从中国引进的，即便是谙熟茶性的中国茶工绞尽脑汁，也不能让它们在印度茁壮成长。

最后还是一个名叫查尔斯·布鲁斯的冒险家和探险家解决了这个难题。他熟谙阿萨姆的风土人情和语言地理，将当地人对野茶的认识和中国茶工的专业知识相结合，逐渐摸索出栽培野生茶树的方法，即在什么土地上种植，如何把茶树丛移植到布局规整的茶园里，如何进行杀青、揉捻和干燥。1838年，首批少量的阿萨姆茶叶运抵伦敦，茶商们对茶叶的质量十分满意。现在，印度茶叶生产已无问题，东印度公司决定把种茶这项费力的事转手，让他人经营茶叶种植园，自己则坐收地租、茶税。

一些伦敦商人抓住时机，成立了阿萨姆公司。英国商人不愿看到因为出于无奈和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耻辱境遇”（正是这种状况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埋下伏笔），所以他们希望抓住机会大干一场，在印度建立一个茶叶生产的新基地，因为茶叶生产“有巨大的利润，对英国国家极为重要”。布鲁斯在一份报告中设想：“当我们拥有与中国一样多的茶叶产量时，我们就可以期待用更低的价格与她竞争。我们可以，也应该以低于他们的价格打入市场。”布鲁斯还认为，他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急需为种植园找到足够的劳动力。他指责严重的大烟瘾使得当地人不爱干这样的体力活，但他相信邻近的孟加拉失业工人一旦知道这里有工作机会的话，肯定会蜂拥而至。

阿萨姆公司很快筹集到了资金，公司股份很快被瓜分一空且供不应求。一些投资商因为抢不到股份，不得不退出竞争。1840年，阿萨姆公司控制了东印度公司大部分的实验茶园。但是，他们经验不足，经营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他们雇用了几乎所有可以找到的中国工人，错误地认为只要是中国人就有能力生产出高品质的茶叶，结果生产出的茶叶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低劣，加之公司官员挥金如土，阿萨姆公司的股份因此丧失了99.5%的价值。直到1847年原公司执行总裁解职，布鲁斯接任帅印，公司局面才有所扭转。从1851年起公司开始赢利。同年，他们生产的茶叶受邀参加了伦敦大博览会。这是大英帝国经济实力与财富的象征，也是正式向世人证明了并非只有中国人才能生产茶叶。

随后，茶叶公司如同雨后春笋般纷纷在印度出现，宣告着茶叶时代的到来。然而其中一些公司由于未经过认真思考和市场调研，盲目跟从而最终导致经营失败。最终到19世纪60年代末，茶叶生产才从一窝蜂开厂的盲目状态中恢复过来，茶叶产量也因为有了机械和工业化手段而直线上升，生产场面甚为壮观——茶树成排成行，工人按照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吃饭、睡觉和工作，统一住在成排的临时工棚里。当时采茶还没有实现（现在也没有）全部机械化，但从19世纪70年代，茶叶的加工阶段已经实现机械化。机械分工越来越细，逐渐可以进行茶叶揉搓、干燥、分类和包装。机械化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1872年，在印度和中国生产1磅茶叶的消耗大致相同，但到1913年，印度的茶叶生产成本降低了3/4。公路和蒸汽船的使用也极大降低了茶叶运往英国的开支。这样一来，中国的茶叶出口就注定走下坡路了。

数年间，中国逐渐失去了作为英国主要茶叶供应国的地位，以下数字足以说明问题：1859年英国从中国进口31 000吨茶叶，但到1899年就下降到7 000吨，而从印度进口的茶叶却上升到10万吨。印度茶叶工业的崛起对中国茶农的生活和对中国国内的稳定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导致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陷入了一个到处是起义、革命和战争的混乱局面。可惜东印度公司没有支撑到最后，没有看到英国依靠它的努力，逐渐摆脱了对中国茶叶的依赖。1857年，以孟加拉军队起义为导火索，爆发了反对东印度公司的大规模印度兵变，迫使英国政府只能直接控制印度。1858年，东印度公司宣告破产。

时至今日，印度仍是世界上主要的茶叶生产基地，最大的茶叶消费国。消费量占世界总产量的23%，中国第二（16%），英国第三（6%）。从全球人均消费量的数据上，我们仍能看到英国对昔日殖民地的影响。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位于世界12大茶叶消费国之列，也是仅有的进入12强的4个西方国家。其余8国除了日本都是中东国家，中东国家禁止饮酒，从而促进了茶叶和咖啡的消费。美、法、德则更中意咖啡，这三个国家的人均茶叶消费量，都差不多只是英国或新西兰的1/10，可见名次相差很多。美国人喜欢喝咖啡胜过喝茶，人们通常错误地以为这是由于茶叶法案和波士顿倾茶案带给美国人的后遗症。但在独立战争期间，当英国被迫中止茶叶供应之后，美国殖民者对饮茶的热情尚未消退。他们在当地千方百计地寻找替代饮料，有人用四叶千屈菜煮“自由茶”；有人喝由长叶车前草、醋栗叶和洋苏叶混合泡制的“芳香茶”。虽然这些茶味道欠佳，但美国人通过喝这些本土茶来表达其至诚的爱国之情。除此以外，也有少量茶叶贴着烟草的标签被偷运进美国。等到战争结束，官茶才再次流通于北美市场。波士顿倾茶案之后的10年里，茶叶的人气一直比咖啡旺。直到1832年美国取消了进口税，咖啡价格下降，才成为一种人人都喝得起的饮料，并在19世纪中叶超过了茶。内战期间，美国的关税曾短期恢复，但1872年再次废除。那年的《伦敦画刊》披露：“美国承认免除咖啡进口税后，咖啡的销量猛增。”茶叶失宠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移民结构发生了变化，有饮茶习惯的英国移民比重锐减。

茶叶的历史，反映了大英帝国“创造与毁灭并存”的强权扩张史。茶曾作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的民族之饮长达一百多年。那时，英国官员走到哪里，就把茶叶带到哪里；英国士兵无论在哪里打仗（欧洲战场抑或克里米亚战场），都会把茶叶带在身边；还有英国米德兰地区工厂的工人每日都有茶点休息时间。英国从此保留下全民喝茶的习俗。就是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我们也还依稀可辨昔日大英帝国和养育它的茶叶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

可口可乐与美国的崛起

Coca-Cola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从苏打水到可口可乐

响应可口可乐的召唤，你将更健壮！更强大！

品味可口可乐的甘醇，你将更聪颖！更睿智！

——可口可乐公司1896年的广告词

工业的力量产业主义和用户至上主义都源于英国，然而在一种新的工业生产方式的辅助下，它们真正蓬勃发展起来是在美国。在工业化以前，制造一件东西从头到尾全要靠手工艺者，后来，英国把整个生产过程分成几个环节，每一个环节完成自己的任务后，把它交给下一个，并尽可能利用机器辅助生产。美国则更进了一步，他们把流水线生产变为零部件生产，用专门的机器生产出大量的零部件，再组装成成品。这种方法作为美国的生产制造体系而闻名，从枪械制造到缝纫机、自行车、汽车和其他产品的生产，广为应用。它是美国工业实力的基础，使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和交换成为可能，并迅速成为美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9世纪的美国为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和销售提供了理想的环境。美国拥有大量的原材料，但非常缺乏技术熟练的工人。后来，人们发明了专门的机器，使得那些非熟练工也可以把零部件做得像熟练技工一样好。另外，美国不像欧洲那样存在地区和阶级偏好。在美国，一件产品可以在任何地方生产，也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销售，根本无须顾及地区差异。更有利的是，1865年国内战争结束后，全国形成铁路网和通讯网，整个国家成为一个大市场。不久以后，甚至连英国也开始从美国进口工业机器，这充分表明工业领头羊的交椅已经从英国转到美国手里。到1900年，美国经济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19世纪，美国的经济发展重点主要集中在国内。而20世纪，美国把矛头指向了国外，涉足了两次世界大战，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后，美国和苏联陷入了“冷战”。双方在军备竞赛中势均力敌，于是较量就转向了经济实力。最终，苏联力不从心，败下阵来。可以说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在世纪之交，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交流让各国的联系空前紧密，美国作为全球第一的超级大国，实力无人能敌，尤其是军事和经济实力更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

20世纪以来美国的崛起、战争、政治、贸易和通讯的全球化都反映在可口可乐的兴盛中。

冒气泡的苏打水

有一件事颇为有趣，可口可乐及其他人工碳酸饮料实际上都源于同一种制剂。这种制剂是1767年由身为牧师和科学家的约瑟夫·普利斯特利在英国利兹的一个酿酒厂发现的。普利斯特利的本职工作是一位牧师。尽管他的宗教观点与传统思想格格不入，而且说话还有点结巴，但他一有空就会进行科学研究。当时他住在酿酒厂的隔壁，对于发酵缸中冒出的气体（当时称之为“固定的空气”）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之后，他把酿酒厂当作实验室，开始对这种神秘气体的特性进行研究。首先，他在正在发酵的啤酒缸上方放置了一支蜡烛，注意到缸中冒出的气体能把火焰熄灭并能带走蜡烛熄灭后的烛烟。开始烛烟被这种厚重的气体包围着，后来气体绕发酵缸飘了几圈后，落到了地上。这就说明该气体比空气重。普利斯特利还发现如果把两个杯子放在酒缸上方，快速将水从一个杯中倒入另一个杯中，这种气体能够溶解在水中，变成（用他的话说）“让人意想不到的能发泡的水”。今天我们知道这种气体就是二氧化碳，这种水就是苏打水。

约瑟夫·普利斯特利，1772年出版了一本书，专门介绍如何制作苏打水。

当时，人们对“固定的空气”（即二氧化碳）的唯一认识就是，它是一种防腐剂，内含这种气体的饮料可以用作药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冒着气泡的天然碳酸水有益身体健康。1772年，普利斯特利向伦敦的皇家科学院提交了他的发现成果，并于同年出版了《饱含固定空气的水》一书。同时，为了更好地制造这种冒气泡的水，他设计了一种更有效的方法，通过化学反应在一个瓶子里生成该气体，然后输入到另一个装满水的瓶子。一旦输入的气体充满第二个瓶子，他就摇晃瓶子，使水和气体相混合。由于普利斯特利的这项工作具有潜在的医用价值，英国皇家学会授予他最高荣誉——科普利奖。（在人们普遍知道柠檬汁能有效预防坏血病之前，人们错误地认为碳酸水能有效地帮助出海的人对付坏血病）。普利斯特利本人无意把这个发现用于商业。18世纪70年代早期，第一个把人工碳酸饮料当作药物出售的人是托马斯·亨利，他是曼彻斯特的一个化学家兼药剂师。托马斯·亨利在普利斯特利的基础上制造出了与天然碳酸水（自然矿泉水）更为相近的人工碳酸水，而且他坚信这种水有益于健康，对“炭疽热、痢疾和胆汁性呕吐”等疾病疗效尤为显著。亨利利用自己发明的机器一次可以生产12加仑这种“冒泡的水”。1781年，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其中说道，“这种水必须保存在用木塞封好的瓶子里”，他还推荐把这种水与柠檬水混合（柠檬水就是糖、水和柠檬汁的混合物）饮用，因此他可以算是第一个卖人工碳酸饮料的人。

18世纪90年代，在欧洲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中掀起了一股生产人工苏打水的热潮，并分别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托波恩·伯格曼是瑞典的一位科学家。在他的鼓励下，他的一个学生建了一家小型工厂，但工厂的生产效率太低，1个女工1小时只能密封3瓶饮料。相比之下，日内瓦的技工尼古拉·保罗和金融家雅各布·施韦普的买卖就成功多了。1797年，日内瓦的医师宣布保罗的方法最好，于是，保罗的那家合伙公司很快就生意火爆了。到1800年时，公司的瓶装水甚至销往国外。后来，保罗和施韦普分道扬镳，双方都在英国开办了分公司，成了竞争对手。由于施韦普的碳酸水没有保罗公司生产的碳酸水汽泡那么多，所以更符合英国人的口味。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气泡少的水才更接近天然碳酸水（矿泉水），当时有一幅漫画把喝保罗饮料的人比作一个过于膨胀的气球。

那时的很多人工碳酸水都是用碳酸氢钠（苏打）生产的，因此这类冒泡的饮料统称为苏打水。这类饮料在1800年之前仅用于医疗，医生们用它来治疗各种疾病。英国政府把它看作是一种专利药品，规定每瓶苏打水要交3便士的税。1798年，有一位作家曾提到施韦普生产的“苏打水”；1802年，伦敦有一则广告说道：“我们把这种气态的碱性水叫作苏打水，多年来，它在我国深受好评”。

然而，苏打水还是在美国最受欢迎。和欧洲人一样，美国人也对自然碳酸水（自然矿泉水）的特征、功效以及如何进行人工生产有着很大的研究兴趣。著名的费城医师本杰明·拉什调查了费城的各种碳酸水，于1773年向美国哲学学会上交了他的报告。另外，詹姆士·麦迪逊和托马斯·杰弗逊，他们两个人既是政治家又是科学家，对碳酸水的医疗性质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上纽约州的萨拉托加因拥有天然泉水而极负盛名。1783年，乔治·华盛顿参观了萨拉托加，并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次年，他的一位朋友在写给他的信中说想把当地的碳酸水装罐出售，理由是“这里的水与别处的水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含有大量的固定气体，但在罐装这种水时要做到不跑气是很困难的，有好几个人告诉我们，当他们把水装进瓶子并用塞子塞紧时，瓶子炸开了。我们用随身所带的唯一一只瓶子试了试，虽然没有爆炸，但气体愣是从木头瓶塞和封蜡缝儿中逃了出去”。

在美国，苏打水从一种能引起人们科研兴趣的事物变成了一种商品，这种变化主要要归功于耶鲁大学的第一位化学教授本杰明·西利曼。他在1805年去欧洲为他新成立的院系搜集书籍和仪器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保罗和施韦普的罐装水在伦敦很受欢迎。回国之后，他开始为朋友制作罐装苏打水。这种罐装水立刻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他在给商业伙伴的信中说道，“人们对苏打水的需求量很大，单凭现有的生产能力，我根本无法满足他们，因此我决定要像伦敦人一样进行大规模生产”。1807年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他开始出售罐装水。

随后在其他城市，许多人纷纷效仿，其中最著名的是费城的约瑟夫·霍金斯，他设计了一种用泉水配制苏打水的新方法。他本想仿造欧洲人把抽水房建在天然的泉眼上，这样就可以把矿泉水（碳酸水）直接倒到杯子里。他在1808年的一份关于自己的温泉房的说明中写道，“含二氧化碳的水从泉眼和蓄水池中不断涌出，流经一根内装有金属管的木柱，木柱的顶端装有一个水龙头，这样，我们只要打开它就可以直接取水了”。1809年，霍金斯的发明获得了专利。然而，在温泉区卖苏打水的主意并不受欢迎，反倒是药剂师们逐渐垄断了苏打水买卖。到19世纪20年代末期，苏打水成了药房的标准特征，苏打水不再是瓶装买卖，而是现产现销。但尽管如此，当时还是有人从欧洲进口瓶装水，而且在1826年，萨拉托加的水也开始以瓶装出售，并取得了极大成功。

和之前的许多饮料一样，苏打水一开始也被用作药物，后来才逐渐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饮料。有传言称它具有医用功效，因此人们除了喜欢，还对它有一种崇敬之情。早在1809年，美国就有一本化学书提到，“苏打水具有很好的提神醒脑功能，尤其是对于发烧发热和疲惫不堪的人而言，效果尤其显著”。苏打水不仅可以单独饮用，还可以用来做碳酸柠檬汁（可以说是最早的碳酸饮料）。19世纪早期，大西洋两岸的国家都用苏打水和葡萄酒混合饮用。一位英国的观察家说道，“加进了苏打水后的葡萄酒更能在口感和劲道上满足消费者”。今天我们把这种混合物称之为葡萄汽酒。但是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尤其是在美国，苏打水的口味主要用特制的糖浆调配而成。

1830年，《美国健康期刊》提到了这种糖浆，“这种糖浆被用于调味，尤其是在给碳酸水调味时，它的作用更不可取代”。糖浆原是人们从桑果、黑莓、菠萝、覆盆子和撒尔沙根中手工提取的。苏打水的制作开始变得越来越精细，同时一些特别的分装设备也投入使用。人们在苏打水和糖浆里加入冰块以达到冰镇效果。到19世纪70年代，一个大型的苏打水店俨然就是一个巨大的装置。在1876年的费城世界博览会上，来自波士顿的苏打水店巨头詹姆斯·塔夫茨向人们展示了他的“北极苏打水装置”。该装置高达30英尺，高耸于展厅，参观者须仰视方可见其全貌。周身用大理石、银器和盆栽加以装饰。它必须放置于特殊设计的房间里，操作员都是衣装整洁的侍者。这次展出充分体现了塔夫茨的苏打水公司具有强大的创新和营销能力，并为该公司赢得了大量的订单。

约翰·马修斯是英国苏打水买卖的经验之家，后来移居纽约。多亏了他这样的商人，美国的苏打水买卖才得以悄然实现工业化。起初，他主要是生产和出售自己的苏打水，后来转向卖苏打水设备。再后来，当他的儿子（也叫约翰）加入他的生意之后，他开始向一个新的方向扩张。小马修斯是一个多产的发明家，他设计出一种专门的机器，使得苏打水的制作从碳酸化到清洗瓶子整个过程全部自动化。之后，他开始把这种机器卖给其他公司。到1877年，该公司累计获得一百多项专利，共售出两万多台机器。公司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能“提供生产罐装苏打水以及姜汁无酒精饮料等整套设备”，商品目录的累计金额1 146.45美元。整套设备包括生产气体的原材料和仪器、2个碳化水的水泉、1台装瓶机器、50罗（罗，计数单位，合12打或144个）瓶子，还有调味汁和色素。小马修斯的发明在许多展览会中展出，并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赢得了多项荣誉。他的这些发明代表了美国大规模生产的生产方式：整个过程的每一个步骤都有专门的机器操作；瓶子和瓶盖的标准统一；生产出的饮料产量高，成本低，让人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大规模生产的优势。

苏打水逐步走上了生产工业化、消费大众化（贫富皆宜）的道路。事实上，这种饮料代表了某种美国民族精神。1891年，作家兼社会评论家玛丽·盖伊·汉弗莱斯在《哈勃周刊》中这样总结当时大众的看法：“苏打水最大的优点以及它能成为国饮的原因在于它的民主。香槟是富人的杯中物，而啤酒则总是意味着贫穷，只有苏打水才是不分贫富的饮料。”玛丽自己则认为：苏打水能够被称作美国国饮的观点只对了一半，因为实际上当时一种新的国饮已悄然出现，苏打水只不过是它的组成部分的一半而已。

可口可乐的诞生神话

1886年5月，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药剂师约翰·彭伯顿发明了一种新的饮料。根据可口可乐公司的官方记载，他是在配制一种医治头疼的药物时无意中发现可口可乐配方的。一天下午，他在一个三角锅中加入不同的原料后，得到了一种焦糖色的液体，他把这种东西送到邻近的一家药剂房，加上苏打水后，就制出了后来闻名世界的可口可乐——一种爽口的碳酸甜饮料。然而，事情的真相要复杂得多。

事实上，彭伯顿是一个配制成药（秘方药）的高手。这些被称之为成药的药物其实都是些假药，但在19世纪晚期，美国人很相信它们。这些药片、香液、糖浆、膏、油之类的东西能够受到欢迎，都是药理学广告宣传的结果。这些东西有的对人体无害，有的却含有大量的酒精、咖啡因、鸦片和吗啡。他们在报纸上大做广告促进销售，国内战争后，随着退伍军人大量服用这些成药来麻醉自己，成药生产更是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成药的盛行反映了人们对传统药物的普遍不信任。传统药物往往价格昂贵，效果却不明显。此时成药就提供了一个诱人的选择，它们的销售商常常会打出制药原料来自国外，制药理念源于美国本土人的招牌，药物的名字往往还会带有宗教、爱国或神秘色彩，比如，“可以增强肝脏功能的蒙森波波药片”和“莫斯博士的印第安之根药片”等等。

此类药物的制造商们当然会不顾一切地大肆宣扬他们药物的功效。比如基德医生就宣称他卖的“万能药”包治“百病：跛子服用2~3个疗程后可以扔掉拐杖，还可以神奇般治愈风湿病、神经痛、胃病、心脏病、肝病、肾病、血液病和皮肤病等”。刊登此类广告的报纸对于药物疗效的真实性不闻不问，他们所关心的是广告收入，收入上去了，报业的发展才能跟上去。到19世纪末，成药的广告远远多于其他任何商品。当时有一种油膏叫“圣·雅各布油”，据说可以治疗肌肉酸痛，仅1881年，其制造商就花费了50万美元用于广告宣传。到1895年，很多广告客户一年花在广告上的费用多达一百多万美元。

成药生意是第一批意识到商标、广告、标语、口号和大广告牌重要性的商业活动之一。由于这种药物成本通常较低，因此花钱搞好营销就显得格外重要。在市场上这类商品很多，竞争相当激烈，根据一项估计，仅有2%能赢利。但是，一旦获得成功，成药的发明者可就财源滚滚了。其中最著名的是莉迪亚·平卡姆的植物合剂，据说该药剂“对于治疗女性经常性疼痛、乏力、体虚非常有效；能治愈神经衰弱、胃胀气等症；能彻底粉碎对刺激性食品想吃又不敢吃的折磨；还能有效增强胃动力”。消费者竞相写信给平卡姆咨询医学建议，甚至在1883年她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她的死讯没有对外公布，人们还不断地写信给她。来信的消费者都得到了同一模式的回信，信的内容无一例外地要求他们更多地使用她的合剂。20世纪初，当人们对这种药剂进行分析时发现，它的成分中竟含有15%~20%的酒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戒酒运动中的妇女们都是这种药物的忠实拥护者。彭伯顿制作成药的计划开展得并不顺利，虽然曾有一段时间他能赚些钱，但到19世纪70年代，他走了背运，于1872年宣布破产。此后，他也曾试图东山再起，但两场大火烧毁了他的仓库，也烧掉了他从头再来的希望。不过，他继续配制新的成药，希望能有一种会让他致富。终于在1884年，他取得了一些成果，这次的成功多亏了他加入一种广受欢迎的名叫古柯（南美及西印度群岛所产的一种药用植物）的成分。

南美洲的一些民族早就知道古柯叶具有提神醒脑的功效。古柯更被认为是“印加人（古代秘鲁土著人）的圣物”。咀嚼一小团古柯叶会得到少量的生物碱药品——可卡因。和咖啡因一样，少量的可卡因具有提神醒脑、抑制食欲的功效。据说服用以后，人们即使缺食少眠也能够坚持住，长途跋涉越过安第斯山脉。1855年，人们开始从古柯叶中提炼可卡因。它很快就引起了西方医生和科学家的兴趣，他们认为可卡因可以帮助鸦片成瘾者戒掉毒瘾（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可卡因本身也能让人上瘾）。彭伯顿密切关注医学杂志上关于古柯的讨论，到19世纪80年代，他和其他的一些成药剂师们在他们的药片、万能药和药膏中加入可卡因。彭伯顿还发明了一种叫作法国古柯葡萄酒的饮料，这也算是他对该领域的贡献吧。

从酒的名称可以推知，法国古柯葡萄酒就是加入了古柯的葡萄酒。事实上，彭伯顿调制这种饮料的初衷是想效仿一种叫作马里亚尼酒的成功成药，这种药选用法国葡萄酒和经法国葡萄酒泡制6个月的古柯叶精制而成。由于可卡因含量高，再加上其发明者科西嘉人安格洛·马里亚尼巧妙的营销手段，这种药物在欧洲和美国很受欢迎。社会名流及政府首脑，包括三位教皇、两位美国总统、维多利亚女王还有大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对该饮料的赞赏之辞汇编成书后竟多达13卷。彭伯顿模仿了这种成药的制法，而且还加入了可乐浸汁。西非的可乐果被认为是另一种具有神奇疗效的药物，它在西方国家受宠的年代和古柯相当。由于它内含约2%的咖啡因，所以咀嚼起来也有一种提神的功效。和南美的古柯叶一样，可乐果被北至塞内加尔、南到安哥拉的西非各民族视为兴奋剂。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把可乐果用于宗教仪式。塞拉利昂人错误地认为可乐果可以治愈疟疾。19世纪，由于古柯和可乐果功效的相似性，美国人经常把两者混合使用进行成药的配制。

一个早期瓶盖上的可口可乐标识语。

彭伯顿在仿制的基础上对马里亚尼的配制秘方做了一些改进，同时他还借鉴了马里亚尼的广告手段——利用名人效应为饮料做宣传。他的苦心没有白费，法国古柯葡萄酒的销售量与日俱增。然而正当彭伯顿的事业即将步入正轨时，亚特兰大及其所属的富尔顿县投票决定：从1886年7月1日起开始禁止酒精饮品的买卖，试行期为两年。当禁酒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时，彭伯顿迫切需要尽快生产出一种为大众所能接受的无酒精替代品。他又回到自己配备有精密设备的实验室家里，开始埋头调制一种内含古柯和可乐果的无酒精饮品，由于两种成分都具有苦味，他又加入了蔗糖。这样调制出来的饮品就不再是通常卖的成药了，彭伯顿想把这种饮品当作药用苏打水的调味品出售。在改进了调制方法之后，他给邻近的一家药剂店送去了一批他的新饮品，这家药剂店把这种新饮品和其他的一些调味品放在一起出售。彭伯顿让他的侄子时常去这家药剂店走走，打听顾客对这种新饮品的口味有何意见。

到1886年5月，彭伯顿对于自己的配方已经相当满意，现在他要做的就是给他的新产品取名字。他的一位商业伙伴弗兰克·罗宾逊建议给这种新饮品取名为“可口可乐”，这个名字是直接取自这种饮料两种成分的名称。罗宾逊后来在回忆中说，他认为“这个名称中的两个C很适合用来做广告”。这种最初的可口可乐含有少量的古柯和少许的可卡因（尽管20世纪早期可口可乐就已经不再用可卡因了，但即使是今天的可口可乐仍加入了从古柯叶中提取的汁液）。可口可乐的发明不是彭伯顿在自家花园中胡乱调制出来的，而是他作为一个有经验的配制者精心研制数月的结晶。

在发明了可口可乐之后，彭伯顿放手让他的生意伙伴罗宾逊负责生产和销售。1886年5月29日，这种新饮品在《亚特兰大周刊》中刊登了第一则广告，广告词简单明了，“可口可乐由苏打水、古柯及可乐果精制而成，它好喝又解乏，能令你神清气爽、心情愉悦！”这种新产品的推出恰逢亚特兰大试行禁酒令。由于可口可乐是以非酒精饮品的身份出场的，且自称是苏打水的调味品和成药，所以很快就受到了消费者的喜欢。彭伯顿供应给药剂师们的可口可乐（糖浆）装在一些长颈瓶中，上面挂有标签，写道，“这种饮料是生产者智慧的结晶，它不含酒精，兼具古柯和可乐果养脑提神的作用。它不仅好喝又解乏，让人神清气爽、心情愉悦（因为可口可乐是从苏打水和其他的碳酸饮料中配制而成的），还具有滋补大脑的功效，另外它还是各种神经疾病的克星，如：伴有呕吐的头痛、神经痛、歇斯底里症和忧郁症。可口可乐独特的口味让每个人都喜欢它”。或许这些标签上的说明可以反映出为什么这种新产品能如此受欢迎。

罗宾逊为了饮料的销售可谓是奇招迭出。他免费分发一些赠券，凡是持有这些赠券的人就可以免费品尝可口可乐。他希望这些人通过品尝以后会喜欢上可口可乐的味道，从而成为可口可乐的消费者。他还在街道汽车上贴海报，在汽水店打出横幅，上写“出售可口可乐，5分钱一杯”。另外，罗宾逊还别出心裁，用草书写标语，并于1887年6月16日第一次以广告形式刊登在报纸上。卖给药剂师的可口可乐在夏季汽水畅销时多达每月200加仑，相当于25 000杯。1887年11月，亚特兰大又投票决定停止禁酒运动，然而此时可口可乐已经站稳了脚跟。

尽管可口可乐的前途一片光明，但彭伯顿的业务伙伴们的心情却不十分舒畅，因为接连几个月，可口可乐的商标所有权和秘方所有权的问题一直被搞得争执不清。本来这些权利都属于彭伯顿化工公司，但该公司的股份一卖再卖，以至于此时已很难说清楚到底谁应该拥有这些权利。更麻烦的是，彭伯顿在1887年7月把可口可乐所有权的2/3卖给两位商人，目的很明显，因为他当时的处境很困难，很想尽快多筹些钱（就在这一时期，他的胃癌已经到了晚期）。这笔交易是背着罗宾逊进行的。罗宾逊得知后，坚持自己仍有权力使用可口可乐的配制秘方。后来彭伯顿自己又开了一家新公司，这家新公司也声称对可口可乐的各项权利具有所有权。先前买了彭伯顿股份的那两位商人突然醒过神来，把自己手上的权力转手卖给了第三方。

这件错综复杂的所有权纷争案最终由阿萨·坎德勒解决了。坎德勒是罗宾逊的律师的兄弟，也是亚特兰大的一位成药剂师。当他得知可口可乐的所有权纷争后站到了罗宾逊一方，他开始买进各方手上的股份。但直至1888年夏天，可口可乐的所有权归属问题依然错综复杂，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在亚特兰大，主要有三个竞争对手为药剂师们提供可口可乐，他们分别是：坎德勒和罗宾逊的新公司、彭伯顿的新公司以及彭伯顿叛逆的儿子查理的一家公司。

1888年8月16日，约翰·彭伯顿死于癌症。这样一来，坎德勒掌握对可口可乐的控制权。彭伯顿死后，坎德勒召集了全城的药剂师前来悼念，并发表了一番感人的、却是言不由衷的讲话。他说彭伯顿不仅是亚特兰大药剂师们的先驱，更是他们的良师益友。他建议所有的药剂师在彭伯顿出殡的那天全部停业，以表示对他的尊敬。通过这次讲话，加之在葬礼上所扮演的护柩者的角色，他成功地让人相信他处处为彭伯顿着想，他的可口可乐才是唯一正宗的。坎德勒在他的演说中说彭伯顿是他的好朋友，这完全是个谎言。但现在想想，他这样说也未尝不可，因为彭伯顿之所以今天还为人们所知完全归功于坎德勒。另外，如果没有坎德勒的努力，可口可乐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大众化的咖啡因

坎德勒最终以2 300美元的超低价收购了可口可乐的所有权，开始他仅把这种新的饮品当作是自己的一种成药。然而随着销售量的不断增长（到1890年，可口可乐的销售量翻了4番，达到8 855加仑），坎德勒决定放弃其他的成药，因为从受欢迎程度来讲，它们无一能与可口可乐相提并论。本来冬天不应该是喝汽水的季节，但可口可乐在冬天也卖得相当好。看到这种情况，坎德勒雇用了旅行推销员向邻州的药剂师们推销可口可乐；他分发出更多的免费赠券以吸引更多的顾客；另外在广告方面，他也加大了投入。到1895年底，可口可乐的年销售量已超过76 000加仑，销售区域遍布整个美国。

可口可乐公司只卖糖浆，不卖混合了苏打水的成品糖浆，这就使它得以快速发展。坎德勒强烈反对把可口可乐装瓶出售的建议，因为他担心饮料的口味会在储存期间受到影响。因此在当时，说可口可乐打入一个新的城市或州仅仅意味着和当地的药剂师们达成了交易协定，然后公司就把糖浆和一些相关的广告宣传材料船运过去，主要有一些横幅、记录表和带有公司红白标志的物件。由于亚特兰大是美国铁路系统的枢纽之一，可口可乐的运送绝不是问题。客户也不成问题，因为药剂师们很欢迎可口可乐，它能给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每卖出5分钱的可口可乐，他们除去糖浆成本需要1分钱，还能获取近4分钱的纯利润。反过来对可口可乐公司而言，卖出的每一杯饮料也都会带给他们0.75美分的利润，所以他们也是杯杯有利可图。

可口可乐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人们认为它具有医疗功效。此外，公司运营战略的及时调整也极大地推动了产品的销售。直到1895年，可口可乐主要还是被当作医疗保健产品来卖，当时它被称作是“治疗头疼的权威产品”等。然而，把可口可乐当作药物来卖的话，人们就只关心它所治疗的病症，这样一来，消费市场就仅局限于那些自认为有相似症状的人群。相比之下，如果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的提神饮料来卖的话，那么它就能吸引整个世界。因为如果作为药物，可口可乐不可能治好每个人的病；但作为饮料，它能解每个人的渴。鉴于此，可口可乐的广告中不再强调它的药效，广告词也一改原先的晦涩之风，变得更轻快直接：“可口可乐，爽口提神。”以前的广告主要针对那些身心疲惫的生意人，他们大多数希望能买到疗效好的头痛药或滋补品；而新的广告将消费人群指向了妇女和儿童。很幸运，公司转变这一营销战略的时机刚刚好。1898年，政府决定对成药征税。一开始可口可乐也被列入成药之列，可口可乐公司据理力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免交成药税。原因就是他们把可口可乐重新定位，不再是一种药物，而是一种饮品。

有趣的是，采用了瓶装出售策略以后，可口可乐的销售量又一次攀升。坎德勒一向都反对将可乐装瓶，但在1899年，他授权商人本杰明·托马斯和约瑟夫·怀德黑德做瓶装可乐的销售。当时，坎德勒根本没把这笔买卖放在心上，所以他没有向这两个商人索取瓶装权的费用，还答应卖给他们糖浆。他的想法是：如果瓶装可乐卖火了，那么他就可以多卖些糖浆；反之，如果他们失败了（在坎德勒看来，失败是意料之中的事），他也没损失什么。后来，瓶装可乐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由于它更便于运送，因此销售点不再局限于汽水店，比如杂货店、运动场等场所随处有售。很快，托马斯和怀德黑德就发现，与其自己瓶装，倒不如把装瓶的附属专利权卖给他人，以赚取高额利润。这样一来，他们就开创了利润丰厚的经营权业务，同时也让美国城镇村庄都有了可口可乐的影踪。

公司于1916年推出的个性十足、外形优雅的可乐瓶。

正当瓶装可乐的销售蒸蒸日上之时，人们日益关注到了成药的危害性及食物中的添加剂和掺杂物对身体的危害性。代表控方的是哈维·华盛顿·威利。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的科研工作者，他特别关注假药对儿童的危害。1906年，他的长期游说活动终于有所回报，美国通过了《1906年纯食品和药品法》（又被广泛称为《威利博士法》）。一开始，这些条例似乎对可口可乐极为有利，它曾颇为自豪地宣称新“法案”保证了其饮料的销售，因为它的很多竞争对手都因为不符合要求而退出市场。然而好景不长，就在第二年，威利表示他要调查可口可乐，理由是可口可乐含有咖啡因。他的担忧是，风靡全国的可口可乐与咖啡和茶不一样，它的饮用人群不仅有大人，并且还有孩子。家长们大多都不知道可口可乐内含有咖啡因，而他们的孩子们正在以这种方式吸毒。

1511年，卡伊尔·拜格把咖啡推上了麦加法院的被告席。1911年，威利把可口可乐推上了美国联邦法院的被告席，案名为“美利坚合众国对40大桶和20小桶可口可乐的案件”。庭上，正统派基督教徒对可口可乐大加批判，指责它所含有的咖啡因会提高性犯罪率。政府部门的科学家们详细说明了可口可乐对兔子和青蛙所产生的影响。而可口可乐公司提供的专家证人则百般强调可口可乐的好处。大剧院以这场历时1个月的官司为素材，编写了控诉陪审团徇私舞弊的故事，并冠以“8杯可口可乐所含有的咖啡因足以让人致命”的敏感题目，其实这并不属实。威利控告可口可乐是基于道德上的考虑，他并没有确凿的科学根据。可口可乐含有咖啡因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问题是这些咖啡因对人体，尤其是对孩子们，到底有没有危害？科学证明它是无害的。另外，咖啡和茶不是也含有咖啡因吗？而威利却没有禁止它们的意思。

鉴于以上的考虑，这起案件的争论最终聚焦到两个问题上：第一，可口可乐公司在其广告中有没有对产品做不实报道；第二，可口可乐公司是否可以称其产品是“纯净饮料”。可口可乐公司最终打赢了这场官司。法院认为，可口可乐这个名字如实反映了该饮料内有含古柯成分的咖啡因，由于咖啡因一直都是可口可乐的配方之一，所以它不能算是添加剂，因此可以称该饮料为纯净饮料。这就是说，上面所提到的需要裁决的第2条在上诉的过程中被推翻。原被告双方同意庭外调解。调解的结果是将可口可乐的咖啡因含量减半。可口可乐公司还承诺在今后的广告中不会有孩子参与的画面（这条政策一直持续到1986年），但重要的是它把可口可乐这种含咖啡因的饮料卖给孩子已经得到了法律的准许。随着瓶装饮料的流行，可口可乐已经成功地把这种世界上最流行的毒品——咖啡因的使用扩大到茶和咖啡无法触及的领域。

为了把饮料卖给孩子而又不直接在广告中说明。可口可乐公司可谓绞尽脑汁，独辟蹊径。最有名的是1931年首次出现的那些欢乐海报，上面画着圣诞老人喝可口可乐的情景。人们大都错误地认为：可口可乐公司是想通过这些海报来塑造一个留着胡子，身着白色镶边红袍的现代圣诞老人形象，可口可乐公司之所以选择这两种颜色是因为这与他们公司的标志相匹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穿红衣服的圣诞老人形象其实早就有了。1927年11月27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一位圣诞老人出现在纽约市的孩子们面前，他身高、体重和外貌都十分标准：身穿红外套，头戴圆兜帽，留着雪白的胡子，浓密的眉毛下是通红的脸颊和鼻子；背着满满一包玩具，挺着大肚子，正笑容可掬地向人们问好”。不过，可口可乐公司用圣诞老人做广告的真正意图是直接指向孩子们的，它希望能引起孩子们的注意，并希望人们把可口可乐和欢乐祝福联系在一起。

美国精华

20世纪3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遇到了三大挑战：1929年，华尔街股市暴跌，美国经济随后就进入了大萧条时期；百事公司的崛起以及该公司极具竞争力的产品百事可乐；政府解除了从1920年开始实行的禁酒令，这对可口可乐的销售应该是强大的冲击。某媒体曾质问道，“现在人们可以喝到地道的啤酒和‘真正属于男人的’威士忌，还有谁会去喝那些‘没酒劲儿的汽水’？答案既开放又肯定：可口可乐马上就要风光不再了”。然而事实上，取消禁酒对可口可乐的销售量影响甚微，可口可乐与酒精饮品似乎满足的是人们两种截然不同的需求。所以，可口可乐的饮用场合实际上是在继续扩大。

对一些人来说，可口可乐已经代替咖啡成为社交新宠。与酒精饮品不同，可乐被人们视作适于全天候饮用的饮品——即使在早餐饮用也无伤大雅——而且，老少皆宜。在禁酒时期，可口可乐公司杰出的广告员阿哥·李努力推动了可口可乐在汽水店中的销售。作为酒精饮品的替代品，可乐给人以欢乐、友好的形象，同时也为人们逃避经济萧条的残酷现实提供了一种方式。阿哥·李还利用广播这项新技术来宣传可口可乐，并让可口可乐在许多电影中闪亮登场，这进一步使人们把这种饮料与开心和逃避现实联系在一起。可口可乐的广告展示给人们的总是欢乐而无忧无虑的世界，因此，可口可乐公司在大萧条时期仍然生意兴隆。

当时有位投资分析家注意到，“无论天气多么恶劣，竞争多么激烈，甚至在今天经济如此萧条的情况下，可口可乐的需求量仍是与日俱增”。这种夏日解暑的饮料在冬天也大有市场。它顶住了酒精饮品的冲击，自成一格；同时带动了全球对咖啡因的消费。它是大众实惠的享受，即使在经济低迷时期，人们依然对它念念不忘。

上述一些因素也对可口可乐的对手——百事可乐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百事可乐的起步可以追溯至1894年，先后经历了两次破产后，到了20世纪30年代，纽约商人查尔斯·古思接手之后，它逐渐壮大并成了可口可乐最强劲的对手。查尔斯·古思是糖果和汽水连锁店的老板，他没有和其他商店的老板一样选择出售可口可乐，而是接手了面临破产的百事公司，在自己的店里出售百事饮料。查尔斯·古思决定，既然可口可乐6盎司卖5分钱，那么他就以同样的价格提供12盎司百事可乐，以量取胜。此举赢得很大成功。因为可乐的成本主要是在装瓶和运输上，所以加大饮料分量并不会增加太多的成本，但这样对于精打细算的顾客而言就很有吸引力了。随后，两个对手因为商标侵权问题（可口可乐诉百事可乐侵权）打起了官司，这场官司一拖就是好几年，双方心力交瘁，最终在1942年通过庭外调解平息了这场风波。可口可乐同意不再和百事可乐纠缠商标问题，百事可乐则选择了一个能明显和可口可乐标志区分开来的红白兰相间的标志。调解还达成一项协定：凡是含咖啡因的棕褐色的碳酸软饮料都可以用“可乐”一词命名。最终，这两家公司共存下来并且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受益——竞争对手的存在让可口可乐必须不停地创新进取；而百事可乐的营销战略（以与可口可乐相同的价格卖双分量的百事可乐）也是在可口可乐打开市场的基础上才显灵。这是一个经典的竞争促进双赢的例子：激烈的竞争能带给消费者很大实惠，从而扩大产品的市场需求。

到20世纪30年代末，可口可乐公司空前强大。它已成为美国民众心中的民族企业，占有全美汽化软饮料近一半的销售额。可口可乐是一种大规模生产和销售的产品，其消费人群既有富人也有穷人。威廉·艾伦·怀特是一位退休记者，一位受人尊重的、著名的社会评论家。他在1938年宣布：“可口可乐是美国魂的精华象征，是真材实料、流传广泛而又能不断创新的生活好伴侣。”可口可乐征服了美国，它将进而征服全世界，跟随美国日益扩大的影响而遍布世界各地。

瓶子里的全球化

美国世纪

20世纪是世界人民为政治、经济和个性解放，与各种压迫进行斗争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斥着战争、屠杀和核灭绝危险的100年。直到这个世纪走近尾声时，人们才普遍意识到：只有被赋予民主权利，推行消费者至上主义，摈弃许多固有的歧视，并在政治、经济和个体领域拥有自由，人们才会感到幸福。

“二战”爆发时，可口可乐已经打入了好几个国家的市场。但直到美国成为全球性的超级大国以后，可口可乐才真正成为一个全球性品牌。1796年，乔治·华盛顿在离职演说中讲道，“我们的正确方针是：不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结成永久同盟”。在随后的整个19世纪，美国也一直遵循着这条方针。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例外，美国帮助英、法联军对抗德国和奥地利，并使战局转向对前者有利的方向，但许多美国人（大部分是孤立主义者）认为这次例外是一个错误。20世纪30年代，一些孤立主义者主张美国再也不要插手欧洲争端。然而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卷入“二战”，这意味着孤立主义在美国从此偃旗息鼓。美国开始向世界各地派兵，总计1 600万人次，伴随他们辗转世界各地的还有可口可乐。

在战争动员时期，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罗伯特·伍德拉夫发出一条指示，“公司将不惜亏本，争取让每一位士兵在任何地方都能花5分钱买到一瓶可口可乐”。可口可乐早就深受士兵们的喜爱，他们在操练的时候就饮用这种既不醉人又能提神的饮料。可口可乐公司出此良策不仅保持了可口可乐的销售量，更让人们把可口可乐与爱国主义联系起来。此外，身处遥远军事基地的士兵们也的确非常喜欢可口可乐，有了它，他们方能寄托思乡之情，士气大振。

一位军官在写给可口可乐公司的信中说，“在这国家民族危难的时刻，我们衷心地希望贵公司能继续给我们提供饮品。”还有一封信这样写道，“我们认为，可口可乐是鼓舞官兵士气的一剂良药”。此类信件不胜枚举，加上军方明确支持的态度和政客们的多方游说，1942年，可口可乐公司获得不受蔗糖配额供应限制的特权，原因是该公司的产品属军需品。这样一来，在竞争对手们因为限额供应而不得不减半产量的时候，可口可乐却能得以继续保持产量不变。

然而，如果要把瓶装的可口可乐运往驻军基地的话，需要绕半个地球。这样做十分不经济，至少如此一来它占用了太多宝贵的船运量。因此可口可乐公司就在离基地最近的地方设立了专门的装瓶厂和汽水厂。这样一来，公司就只负责往这些厂运送糖浆就可以了。在许多军官的眼里，维持可口可乐生产正常运转的这些雇员和那些开飞机、坦克的兵士一样重要。军队授予他们“技术观察员”的荣誉称号，还授予军衔，这就是那些所谓的“可乐上校”。整个战争时期，他们在全球共建立了近64家军用装瓶厂，共生产饮料近百亿瓶。这些“技术观察员”设计了一种适于在丛林中使用的便携式自动饮料机，以及一种能进出潜艇舱门的微型自动饮料机。与此同时，他们还把可口可乐推广到美海外驻军基地周边的外国平民中。后来，许多外国人也逐渐喜欢上这种饮料。它的市场不断地扩大，世界各地的人民，从波利尼西亚到祖鲁，第一次尝到了可口可乐的味道。

如今，在可口可乐公司的档案馆里存放有成百上千封信件。从这些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美国士兵们的心里，可口可乐代表着他们的国家。有一位士兵在信中写道，“对我而言，受苦是为了两件同等重要的事情：第一，能让我国的人民无忧无虑地享受国家给予的福利；第二，我们能像以前一样快乐地喝可乐”。另一位士兵写道，“如果有人问我们战斗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我们中有近一半的人会说是为了能再买到可乐”。尽管当时海外一些遥远的战区也能买到可口可乐，但士兵们还是非常珍惜。他们往往把可乐留起来等到特别的场合饮用，或以不可思议的高价卖给别人。在所罗门群岛上，一瓶可乐可以卖到5美元，在卡萨布兰卡，可以卖到10美元，在阿拉斯加，竟可卖到40美元。罗伯特·司各特是太平洋战场上的一名飞行员，在击落第5架日本飞机后，他被授予“王牌飞行员”（击落敌机5架以上者）的荣誉称号，并获得了一瓶可乐。他觉得这瓶可乐太珍贵了，自己没舍得喝，送给了一位在他伤势严重时曾为他动过手术的外科医生。

军队中喜欢可口可乐的不仅仅是士兵和下级军官，很多高级将领也对它赞不绝口，比如：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奥马尔·布拉德利、乔治·巴顿等将军们就很喜欢喝可乐。将军中最喜欢喝可乐的当数欧洲盟军总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943年6月，在视察盟军在北非的作战态势时，他发了一封电报，详细地列举出那里需要“300万瓶可口可乐（灌满的）和一整套能月产6 000万瓶可乐的设备（包括装瓶、洗瓶和封瓶设备）。在设备送到之前，先送10台能单独工作的机器放在不同地方，这些机器要求日产量要达到2万瓶。另外还要送来足够生产600万瓶可乐的糖浆和相应数量的瓶盖”。6个月后，北非就架设了多条可口可乐生产线。次年，盟军在D日（行动开始预定日的缩写）行动中完成了著名的诺曼底登陆，可口可乐也随着盟军部队进入了西欧。在横渡莱茵河的战役中，美国部队甚至用可口可乐作为暗号。

有了精神，工作才有效率。“二战”时期的可口可乐广告。

相反，可口可乐早在战前就进入了德国和日本市场，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尤其是在德国。尽管如此，这两个轴心国的成员国却对可口可乐大肆批判，说它是美国罪恶的典型。避开可口可乐在他们国家大受欢迎这个事实，纳粹的鼓吹者们嘲弄“美国人对世界文明做出的唯一贡献就是发明了口香糖和可口可乐”。无独有偶，他们的盟友日本人则宣称：“进口可口可乐就等于是进口了美国社会的病毒。”

1945年，盟军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可口可乐的军用生产线并没有马上撤回。在随后的战后重建时期，这些生产线继续运转了3年，其销售对象也转向平民。

冷战，可乐战

在可口可乐众多热爱者中，苏联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员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最值得一提。正是他成功地顶住了德国人对苏联的进攻，后来又率领队伍挺进柏林，结束了欧洲战场的战争。朱可夫是少数几个敢于对斯大林说“不”的人之一。战后，美国和苏联为如何划分德国进行了谈判。谈判期间，在艾森豪威尔的推介下，朱可夫尝到了可口可乐，并深深喜欢上了这种饮料。但随着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较量日益升级，朱可夫不愿继续饮用这种深刻体现美国价值的饮料了。为此，朱可夫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要求：可不可以去掉可口可乐的棕褐色，让它看上去像传统的俄罗斯饮料——伏特加呢？这一想法传到了可口可乐公司，经美国总统哈瑞·杜鲁门的签字同意后，公司为朱可夫生产了一批无颜色的可乐。这批饮料装在圆柱形瓶子里，盖子是白色的，标签是一枚苏联红星。

1948年，联合国成立的喜悦逐渐淡去之时，苏联封锁了西柏林。当时，西柏林是西方国家所占据的、在地理位置上凸入欧洲苏占区的一块小小的区域。苏联此举无疑是对美国的一个直接挑衅。作为回应，西方国家昼夜对西柏林进行物资空投，此举持续了1年有余，直到苏联解除封锁。1949年，美国和其欧洲盟国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则建立了华沙公约组织予以回应，从此，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以军备竞赛为主要标志的冷战拉开了帷幕。在此期间，两大集团为扩大各自的影响力而暗中较劲，并在世界多个地方发动了受这两个集团背后操纵的战争。然而，双方从未有过正面的军事冲突。可口可乐原被看作是美国的象征，但自北约建立以后，它的象征意义扩展到代表整个西方世界的价值观——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20世纪4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加快了向海外市场进军的步伐。到1950年，公司1/3的利润来自海外。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与社会主义势力进行较量。与此同时，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同期，美国政府采取了马歇尔援助欧洲重建的计划。对于那些反对美国扩张势力，并把马歇尔计划视作是帝国主义行径的人来说，可口可乐无疑是最好的出气筒。有些法国人把可口可乐的海外销售称之为“可乐殖民运动”。为反对可口可乐在法国开办新的装罐厂，他们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运动。他们认为可口可乐会损害国内葡萄酒和矿泉水业的发展。他们甚至竭力把可口可乐列为有毒产品，在法律上予以禁止。这样一来美国人坐不住了，他们大骂法国人“忘恩负义”。美国国内的一些报纸社论呼吁政府停止马歇尔计划中对法国的资助部分。针对法国人说可口可乐有毒这一点，公司官员反问道：“试问，可口可乐对那些解放了法国的美军将士们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了吗？”法国报纸对此做出了类似的反应，《世界报》警告说，“法国人的道德已经退化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法国的抗议者们捣翻了装运可口可乐的卡车，砸碎了可乐瓶。然而，他们这样做并没有给可口可乐的销售带来多大的影响，相反，这样做不但帮可口可乐做了大量的免费广告，还让可口可乐披上了异邦之饮和违法之物的色彩。

类似的运动在其他国家也很多。一些激进的人认为可口可乐有害健康，而且可口可乐的传播会使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污染欧洲文明。这些运动的主要支持者通常是酒商、矿泉水装罐商及软饮料生产商。看到激进分子们卖力地进行反可口可乐运动时，他们心里乐开了花。奥地利的激进分子宣称，他们国家的可口可乐工厂瞬间就可以变成一个原子弹制造厂。意大利的激进分子声称可口可乐让他们国家的孩子们一夜之间白了头。对此，可口可乐公司不作任何回应，他们埋头苦干、艰难前进，并不断开辟海外市场。因为他们深信：只要顾客亲口品尝到了可口可乐，这些谣传就会不攻自破。后来还有人对可口可乐进行了更加荒谬的攻击，他们谣传喝可口可乐会让人变得性无能，甚至会导致癌症或不育症，然而这种谣言也随着可口可乐的日益盛行而逐渐淡去了。

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在1959年莫斯科举办的美国贸易文化展览会上，图为他们在百事产品的展台前。

1959年，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莫斯科时，在一场专门展示美国产品的商品交易会上，与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互相攻击。但在参加百事公司的公关宣传时，记者拍到了尼克松和赫鲁晓夫在百事产品展台前一起喝百事可乐的照片。1965年，可口可乐公司打算在具有广阔市场的苏联建厂，但立即碰了钉子。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允许经营私有企业。如果可口可乐公司在苏联建了厂，那么就要吸收苏联政府作为股东，这样一来，公司的利润就会滚滚流进苏联政府的腰包。另外，随着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美国国内的批评家们提出，可口可乐在苏联建厂就等于是资助了敌人。鉴于这些问题，可口可乐公司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样一来，百事公司就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契机。1962年，尼克松在竞选加利福尼亚州长失败后当上了百事公司的法律顾问，并成为百事可乐的海外代言人。由于没有打“反共”的旗号，百事可乐在那些所谓的“铁幕”国家中就比较容易立足。1965年，百事可乐在罗马尼亚投资建厂，并在尼克松的帮助下把产品销往苏联。1972年，苏联授予百事公司专用许可证。1980年，可口可乐公司与苏联达成协议，苏联用可口可乐作为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官方软饮料。然而就在可口可乐要进入苏联市场的节骨眼上，由于苏联侵略了阿富汗，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作为抗议，宣布美国将拒绝参加即将举行的奥运会，因此，可口可乐又一次被挡在了苏联的大门外。1989年，德国人民推倒了柏林墙，以及1991年的苏联解体，迎接他们的是可口可乐。一位目睹这一时刻的人后来回忆说，“我们手上拿着香蕉、可口可乐、鲜花和其他一些代表西方用户至上主义的东西，来热烈欢迎这些来自墙那边的同胞们”。东德的人在西德的可口可乐工厂前排队，等候着从厂家直接成箱购买饮料。当时东德人急切想购买的物品主要有：高保真音响制品、电视机、电冰箱，当然还有成箱的可口可乐。

中东的可口可乐

由于可口可乐与美国价值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除了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外，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对可口可乐没有好感，那就是中东。1966年，一位以色列商人指控可口可乐公司为保全更大的阿拉伯市场而退出以色列软饮料市场。因为阿拉伯国家气候炎热，而且严禁饮酒，所以该地区对于可口可乐而言无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理想市场。可口可乐在该地区的年利润额高达2 000万美元。对于以色列的指控，可口可乐公司解释说，1949年他们本打算在以色列投资建厂，但遭到了以色列政府的干涉。另外以色列市场太小，公司担心投资难以收回成本。有评论家指出，可口可乐公司这些解释完全是借口，因为塞浦路斯（地中海东部一岛）比以色列小得多，但可口可乐却在那里建了厂。于是人们对可口可乐公司的这种“反犹太主义”倾向开始大肆口诛笔伐。美国的一些犹太组织，包括曼哈顿的西奈山医院和科尼岛上著名的内森热狗商场联合抵制可口可乐。

迫于压力，可口可乐公司宣布授予以色列特拉维夫市可口可乐的生产经营权。然而，此举又惹恼了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阿盟呼吁其成员国联合抵制可口可乐。这一次，可口可乐公司没有让步。于是1968年8月，阿盟开始正式抵制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公司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很务实的，因为如果不放弃阿拉伯市场，一旦国内的犹太人全都起来抵制可口可乐的话，那样造成的损失将会更大。可口可乐的选择再一次契合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趁此机会，百事可乐退出以色列，转而进入阿拉伯市场。此举使百事失去了一些国内顾客，因为犹太人都认为这种做法属于反犹太行为。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阿拉伯的抵制运动才最终结束，这样可口可乐得以再次打入阿拉伯市场，尤其是埃及、黎巴嫩和约旦。但已成为百事可乐第三大国外市场（前两大国外市场分别是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沙特阿拉伯才是真正的大蛋糕。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可口可乐公司用冷冻车为驻沙特阿拉伯的美国部队送去了可乐，但他们根本无法与在沙特阿拉伯开有5家工厂的百事可乐较量。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都看到了把伊拉克部队赶出科威特的美国联军总司令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在签订停火协议时，身边放着的是一罐百事可乐。对此，可口可乐所采取的策略是加大在沙特阿拉伯市场的竞争力度，让百事可乐疲于应付从而腾不出精力和它抢占其他市场。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通过攻击软饮料来表达反犹太主义的形式也多样化了。泰国的穆斯林青年们把可口可乐倒掉以抗议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在反美运动高涨的地区，可口可乐的销售量几乎是零。与此同时，中东开始盛行本地产可乐。伊朗出现了一种极受伊拉克、卡塔尔、巴林和沙特阿拉伯欢迎的伊斯兰可乐。生产这种叫作扎姆扎姆可乐的公司先前是百事公司在伊朗的一个合作伙伴。这种可乐上市的第一个星期就在上述地区卖出了400万罐。西岸公司生产的明星可乐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深受欢迎。对于可口可乐保持与美国政府采取同样步调的做法，有人反对，也有人支持。2003年4月，美国部队攻入巴格达并攻占了萨达姆的官邸，为此他们举办了一个烤烧聚餐，人们吃的是汉堡和热狗，喝的当然是可口可乐了。

饮料带来的全球化

可口可乐不仅向世界展示了美国，还向世界介绍了一种全球市场统一化的商业模式，即贸易全球化。对于全球化，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声音：支持者们主张各国取消关税，打破一切贸易壁垒及其他影响自由贸易的障碍，是让全世界各国，无论先进发达国家还是落后贫穷国家更快富起来的最好途径。比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办厂就是一件双方受益的事：发达国家可以减少产品成本，而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增加就业机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反对者则谴责这种行为是一种赤裸裸的剥削，因为他们通常让发展中国家人民做的都是一些薪水低地位低的活儿。另外，通过雇佣岗位向国外转移，跨国公司可以雇到更廉价的劳动力，获得更宽松的法规环境。如此这般的纷争至今仍不绝于耳，经常听到的抱怨是，随着一些跨国公司把它的触角伸到世界各地，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竞争，全球化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一种新形式而已。一些反全球化的激进人士认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正准备打一场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炮的世界征服战，他们进行的是文化渗透，市场扩张和以微软、麦当劳、可口可乐为代表的品牌战。

就单个产品而言，可口可乐无疑最能代表全球化。它和百事可乐的较量发生在全球的每个角落，中国是他们竞争的新战场。可口可乐已经在全世界200多个地区开办了公司，其数量远远超出联合国的成员国数。可口可乐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广为人知的产品，而且据说知道“Coca-Cola”这个词的人仅比知道“OK”的少。可口可乐公司可谓是名声远扬，深得民心，对此的确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与其相提并论。在《商业周刊》每年公布的全球最有价值的商标中，可口可乐一直独占鳌头。

但是，如果人们不想要某种产品时，品牌的名气再大也不能说服他们掏腰包。尽管反对全球化的人恰持与此相反的论点，很多人都是冲牌子才去买可口可乐的。1985年，可口可乐公司推出了“新可乐”——一种更接近百事可乐的甜可乐。这一次，品牌效应就不起作用了，自上市以来，这种可乐很少有人问津，使得可口可乐公司的销售量一落千丈。最终公司不得不在几周内重新推出早先的可乐，现在叫作“复古可口可乐”，以挽回市场。这样，可口可乐公司想对自己“美国的象征”的形象作一些改变的努力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了。

1997年，《经济学人》杂志上的一则分析发现：可口可乐的消费不仅代表了一个国家全球化的程度，更与该国的国力、人民的生活水平（以美国制定的标准进行衡量）、人身自由及政治自由的水平息息相关。该分析最后总结道，“这种拥有世界市场的嘶嘶起泡的饮料，加上它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确是于国于民极为有利的”。当然我们不能说可口可乐让世人变得更加富有、幸福和自由，但在顾客至上主义和民主向全世界发展的过程中，可口可乐总是能紧随其后。

可口可乐是21世纪当之无愧的饮料代表，它见证了美国的崛起、资本主义的兴盛以及全球化的发展。无论你对这种饮料持有什么态度，有一点你无法否认，那就是它对整个世界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

译者后记

你相信吗？一些饮品曾塑造过人类历史。

饮品是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作为生活必需品之一，饮品自然地融入生活的大背景中，其历史渊源和历史意义往往被人们忽略。即使我们偶尔想起它们的存在，也难以意识到它们曾经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就这一问题，汤姆·斯丹迪奇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

本书所关注的是在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具代表性和文化意义的六种饮品，它们分别是：啤酒、葡萄酒、烈酒、咖啡、茶和可口可乐。对于我们而言，这六种饮品看似不足为奇，但实际上都非等闲之辈。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它们都分别扮演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重要角色。汤姆·斯丹迪奇以独特的视角、翔实的史料、生动的笔墨，纵横古今，谐趣四方，透过六种饮品的发展史，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丰富生动而又意味深长的人类历史画卷。

透过六个瓶子看历史，将人类历史浓缩于六种饮品的发展史当中——这是本书视角的独特之处。与传统记述历史的方法不同，本书的作者按照各个时期流行的不同饮品把世界历史划分为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一种标志性饮品。这些饮品曾对当时的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它们体现着各自时代的文化特质，左右了社会的发展方向，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以上只是对该书轮廓的概述，书中的万千精彩远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历史的辗转，社会的进步，文化的更迭，个中趣味还须读者自己领略和品味。本书作者汤姆·斯丹迪奇是《经济学人》杂志科技编辑。多年来，他笔耕不辍，曾著有多部著作，荣登2005年《财富》杂志“最睿智书籍”榜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一书便是出自斯丹迪奇之笔。

本书是作者的最新力作。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作者游访了诸多相关国家，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参考了多方面的历史典籍，并多次与业内人士进行沟通，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才著成了这样一部翔实而精彩的作品，为我们追溯历史提供了优秀而珍贵的参考。

古人云：“饮水思源。”我们在享受这些饮品的同时，也应追忆一下它们的缘起和历史脉络，进而追思人类历史。本书为我们的追本溯源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空间。书中大量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史实真相，名人轶事，五花八门，异彩纷呈。如此精彩的一本好书，绝不可错过！

本书翻译的具体分工情况是：葛文聪译葡萄酒和咖啡的部分，满海霞译啤酒和茶的部分，郑坚译烈酒、可口可乐部分。最后，由吴平对全部的译文内容进行审订，修正错误，统一风格。

译者

2006年6月6日于北京语言大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帝之饮：六个瓶子里的历史 /（美）斯丹迪奇著；吴平等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文明的进程）

书名原文：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ix glasses

ISBN 978–7–5086–5099–9

I. ①上… II. ①斯… ②吴… III. ①世界史－通俗读物 ②饮料－基本知识－世界 IV. ①K109 ②TS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4978号

上帝之饮：六个瓶子里的历史

著者：[ 美] 汤姆·斯丹迪奇

译者：吴平 葛文聪 满海霞 郑坚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万用之物

——盐的故事

[美] 马克·科尔兰斯基 著

夏业良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代序·历史杂谈

引言·盐的故事

第一部 盐、尸体和刺激性调味品

第1章 盐的训令

第2章 尼罗河畔的鱼、家禽和法老

第3章 如同鳕鱼般僵硬的盐工

第4章 盐的沙拉时光

第5章 在亚得里亚海中腌制

第6章 两个港口和意大利熏火腿

第二部 青鱼之光与征服的气味

第7章 礼拜五的盐

第8章 一个北欧人的梦境

第9章 腌制得法的六边形

第10章 哈布斯堡的腌制品

第11章 利物浦的离别

第12章 美国盐战

第13章 盐与独立

第14章 自由、平等与税变

第15章 保卫独立

第16章 盐之间的战争

第17章 红盐

第三部 钠的完美婚姻

第18章 钠的恶名

第19章 地质学的神话

第20章 永远消失的土地

第21章 盐与伟大的灵魂

第22章 不要回头看

第23章 自贡盐的最后岁月

第24章 麻辣

第25章 比鱼更多的盐

第26章 大盐与小盐

译者后记·中国盐业札记

代序·历史杂谈

哲学家爱德华·霍莱特·卡尔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题目叫作“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应该讲他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有另一种提法，即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为何。对此问题，一种较为普遍的回答是：历史无非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是无数人类活动的经验，而历史学家的基本职能就是要用事实说话。持这种看法的人（如英国近代史专家格拉斯比在其2001年的《亲缘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历史学家的首要职责在于解释事件如何发生而不是为什么发生，在于不借助任何理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重要的是事实，而非层出不穷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因为任何一种价值体系都难以避免私欲和欺骗。从相当意义上讲，公元前5世纪孔子在《论语》中就阐述过类似的原则：“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对此，朱熹注曰：“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

排除价值或主观判断，用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人类能做到吗？

在此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对历史或对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即使能够客观地记录事实，但记录的完备性究竟怎样？由于事实的领域具有无限的丰富性，以至于那些最客观公正的人也必须依据一定的原则或好恶标准对事实进行筛选。卡尔对历史本意的关注，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说明这类问题的复杂性，因为筛选事实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在历史中注入价值判断或利益影响的过程。对此问题，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讲道，如果存在着人类历史的话，那也必须是全人类的历史，是全人类希望、斗争和受难的历史。然而这种历史根本就写不出来，因为“历史资料”大多是些能够引起“强势”记录者足够“兴趣”并经过选择而加以记录的事实。结果，人类看到的通常只是一部部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权力史。正是基于历史事实记录的不完备性，由于关注“特殊历史事件”而难以推导出“普遍的历史规律”，波普开始怀疑历史的意义。

即使存在着客观真实的事实，我们还面临着一个麻烦。人类生活或经验如此丰富多彩，为那些标榜客观中立的历史学家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许多问题上，一旦你想要证明什么，那就一定能够证明什么。这也恰是波普在《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中拒斥（历史）归纳主义，推崇证伪方法的主要论据之一。查尔默斯在《科学究竟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中曾经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数学表达式：当A为无论多大的数值，而B趋于无穷大时，Lim(A/B)=0（取极限的结果为0）。换句话说，即使人们可以找到数量巨大的经验事实，但只要样本数量一定，相对于无限的人类生活而言，人们仍旧无法推导出牢靠的一般性结论来。据称，这个看上去格外简单的数学结论清除了归纳主义的最后避难所。

接下来是我们绕不开的问题：什么是事实？究竟是否存在“客观真实”的事实？许多人都知道那只奇特的“欧拉酒杯”。伟大的德国数学家欧拉曾巧妙地构造了一只“酒杯”图画，它看上去既像是两张面对面的人脸，又像是一只高脚杯。此杯因此而得名。由于设计巧妙，欧拉酒杯引发了这样一种“窘境”：面对同一画面，不同人眼中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事物。面对特定历史“事实”时，同样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智各异。究竟谁眼中的那个事实才算“真正”的事实？判定的标准何在？这类现象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人类的观察活动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观察结果。他在《物理学和哲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中引用的话，即“自然比人类更早，而人类比自然科学更早”，实际上是在表明，由于人能够观察到什么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或掌握的理论结构、所使用的工具甚至价值观，故观察者和等待解释的“客观”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或影响的。换言之，的确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但却不存在真实的事实。

对事实或证据真实性的质疑，首先来自对事实记录者“诚实品格”的不信任。鉴于对“事实”的收集与整理往往是根据一些先行理论或意识形态来完成的，因而不可能存在所谓“纯粹的”事实。因研究美国货币史成果卓著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里德曼教授在获奖演说中谈道，凭借直觉，他原以为自然科学家的见解要比社会科学家的观点来得更客观些，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判断在他听到一位生物学家的评论后彻底改变了：只要了解了一位生物学家的政治观点和所倾向的理论，你也就等于知道了他的科学见解。对事实表示怀疑的第二个理由，源于对部分记录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要知道，许多历史学家是在皇帝、将军以及独裁者的威胁或监督下进行写作的，因而他们记录下来的往往是被扭曲了的事实。更有甚者，各个时代都有卖身求荣的“历史学家”。用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教授阿克顿勋爵的话说：“在那些持剑强人身后，总是跟着持笔的衰人。先是罪犯杀人，后是这些诡辩家替杀人犯辩护。这样的历史学家和那些杀人犯同样可恶。”（见《法国大革命讲稿》正文与附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不存在“真实”的事实，等于说历史事实可以改变。可能吗？据英国哲学家兼历史学家柯林武德的说法，答案是肯定的。在《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中他写道，历史学是一种探讨，其对象是人类的“活动事迹”，为的是把事情弄明白（在此意义上它是科学）；历史学是通过对证据的解释来进行的，其价值在于自我认识，亦即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从而告诉我们人是什么。在这里关键要素有二，即证据和想象。所谓证据，是指那些被叫作文献的东西，是一种已经存在，经由历史学家思索便可得到某些答案的东西。某种证据之所以会变化，是由于历史学家们的能力、历史研究方法以及解释证据的原则在不断地变化着。世人关于利益的内容、获取途径和竞争程度的改变，势必在“证据”上得到反映。每代人都会或必须以自己的方式重新书写历史，其理由也在于此。说到这里，克罗奇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一书中断然地得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样的论断，也就得到了某种呼应。证据可以改变，想象也就有了用武之地。历史学家心目中的思维画卷，往往是一张由想象织成的网。这张网是在由一系列所谓“权威陈述”提供的某些“固定网结点”之间展开的。那些网结并非现成地赐予我们，而是需要历史学家用批判思维和想象力来编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柯林武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假定存在着客观事实，但事实终归是要有“意义”的。在麦基编辑的《思想家》（三联书店1987年版）一书中，牛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R. M. 爱尔说道，道德理论的基本问题一直是：你能从事实中获得价值吗？你能从一个“是”字中获得一个“应当”吗？人们可以运用充分的证据证明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相对弱智，但在回答究竟该给弱智者以较多还是较少的教育这一问题时，事实的客观性却提供不了多大的帮助。以弱智为由而不把稀缺的财力物力用于弱智者言之有理，同样，以弱智为由要求增加对弱智者的教育投入亦有道理。这里，指出部分人是弱智者这一事实并不能必然推导出应该如何教育他们。在相当多的场景中，我们更需要的还是伴随“应该”而来的行动或选择。从这个角度看，尽管在历史学家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分工很有必要，但仅仅把目标限定在发现并陈述事实的范围内，历史学家们给自己设定的任务似乎轻松了些。历史学应该有更崇高的目标。

由此引出的问题便是历史学的目的与功能。在阿克顿勋爵看来，历史学绝不是记忆的负担，而是照亮心灵的光芒，是人类的良心，是解毒剂，是一出令人激动的戏剧。剥削者和谋杀犯都有可能善终，但他们不可能永远逃脱惩罚，因为历史学会揭穿他们的真面目，从而让他们身败名裂。真相高于宣传和偏见。为了做到客观公正，他一再告诫其学生，要努力对朋友和敌人一碗水端平。他还说，政治人物经常不得不吝啬真话，或不得不用误导性的语言进行宣传，甚至撒谎，并以国家利益为自己开脱。历史学家的使命在于通过说出事实真相来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阿克顿心存这样一种信念：尽管人类确实很糟糕，但在这个世界上依然存在着某种道德本性，它能使我们慢慢地减少罪恶。“对观念要比对行动更严厉”，是阿克顿作为历史学家的又一特点。他坦言，他对纳粹理论之痛恨更甚于对其实际后果之厌恶。作为研究者，批驳这些理论正是他的使命。

历史的本质和功能，实际上也就是“述”与“作”。“述作”在中文里自古就是一个词。《礼记·乐记》有言：“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孔子的“述而不作”，来自于他的“删《诗》、《书》”。在“删”的过程中，他的价值取向或判断准则实际上已经融入其中了。《春秋》一书，借用司马迁的话说：“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从司马老先生这段话中，我们至少可以领略到两点含义。其一，孔老夫子在尊重“事实”的同时又暗含良苦用心，暗含使“乱臣贼子惧”之意，正所谓《春秋》以道义也。其二，作为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弟子，有了孔子这面旗帜并以孔子为楷模，司马迁成就了自己的历史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熊彼特对历史情有独钟。在《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中，他把“经济分析”划分为三大块：历史、统计和理论。这位因著有《经济发展理论》而名闻天下（其中他铸造了“创新”概念）的经济学家开诚布公地写道，假如让他“三中舍一”的话，那么首先放弃的竟是理论。如果再被迫选择，最后保留下来的就是历史。对此熊彼特给出了三个理由：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际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其次，对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新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贡献由此得以显现）。正是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最后，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历史经验的缺乏。至于经济学家在其他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其实，今天人类所犯的许许多多的错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研究历史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吗？在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戴维·兰德斯看来不但有，而且不止一个。1993年在“托尼讲座”（以《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而闻名的里查德·托尼是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英国经济史专家）中，他直言不讳地给出了一个“历史分析的金科玉律”：宏大的过程需要有宏大的原因。他进一步解释说，恢宏的系统性变化的复杂性要求有复杂的解释，其中包括导致相对重要性变化的多重原因，“化合依赖性”指的是当某些因素与其他因素结合时，其作用就会发生变化，而“现时依赖性”指的是当某种变化出现时，某些因素才会起作用。兰德斯把变化看成是一个连续的创新、回应和调整的过程，并不乏勇气地历数了历史学家们的“原罪”：坚持绝对的确定性；相信反事实假定；把数学的建构或虚构物当成事实；把复杂过程变成多种因素之联合概率近乎为零的偶然事件；无视问题或不进行深入探究。他还特别警告说：“经济史需要保护自身不受坏数字的侵害。我们的计量经济学的技艺越是精湛，对定量分析越是依赖，我们就越是需要这种保护。”作为熊彼特的高足，兰德斯的确出语不凡。这篇演讲后来以“历史中偶然性的作用空间：用小事件解释大变化”为题目发表在美国《经济史评论》（1994年第4期）上。他提出的“化合依赖性”和“现时依赖性”这两个概念，值得我们仔细琢磨，认真把玩。

历史分析自然少不了对历史进行分类。在《论历史》（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中，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把历史一分为三。其一为几乎不发生变化的历史，这主要是指人类与其周围的地理、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历史。这种历史进展缓慢，变化细微，自我重复，周而复始，似乎和时间没有任何关联，讲述的是人类与无生气的自然界接触的故事。其二为人类群体活动的历史，它涉及经济、国家、社会、文明以及这些力量如何进入战争的角斗场。此类历史类似于影响地中海海面生物的深层暗流。其三为传统历史，亦即更注重个人作用的事件史。这种历史关心海面的波涛和浪潮，是一种短期、迅猛、神经质的振动，其感情色彩最为浓重，内容丰富，人们也最感兴趣。相应地，按时间长短，布罗代尔又把历史划分成三个时段：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

在上述三类历史中，最重要或最受历史学家们青睐的，当属那记录人类群体活动的历史，也就是社会史。而社会史研究的主线，我以为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看重的阶级分析。在“卡尔·马克思”一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中，恩格斯写道，马克思证明了，“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顺便指出一点，阶级分析并非为马克思所独有。法国另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中就曾明白无误地写道：“无疑，人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可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另外，尽管阶级立场对立，但阿克顿勋爵秉承的同样也是阶级分析。他写道，时至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事实上已经成为国家栋梁了，他们要求获得与自己的人数相称的权力，要自己治理自己；他们提出，国家应当进行改革，统治者应当是他们的代理人，而不是他们的主子。于是就爆发了法国大革命。

我在前面提及历史分类，除了表达对布罗代尔的敬重之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这种分类有助于我们对《盐》一书的欣赏和把握。从其自然属性和它与人类之间较为稳定的关系（比如烹饪时的调味品和腌制鱼类）上看，盐的历史应当属于那“几乎不发生变化的历史”。从开采、晾晒、运输、贸易、税收、走私犯罪、财富积累、由其引发的集团或国家之间的竞争乃至战争来看，盐的历史显然应当归入社会史。从其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上看，比如加勒比奴隶制的起因不仅和蔗糖有关，还和海滩晒盐有关，再比如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的军队险些因为产盐地被占而功亏一篑，盐的历史大致也可以算作传统历史。或许，正是因为盐和人类味觉之间有着持久、密不可分的联系，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一系列特征，盐才享有了“一身兼三史”的殊荣。也许正因如此，以盐为叙述、理解历史的切入点，才有了些与众不同的“味道”。

应该讲，这是一本内容丰富、文笔优美、引人入胜的历史书。此书一看就知道不是出于经院职业历史学家之手，也就是说它不是按照“刻板”的逻辑展开讨论的。而这一点，又恰恰是它引人入胜的一个原因。本书作者科尔兰斯基阅读广泛，并且是个有心人，把凡是和盐有着几分联系的故事几乎都一网打尽。阅读此书，我发现，古埃及法老和普通埃及人在死后被制成木乃伊时所用的盐是有区别的；我国四川省自贡市的先民们在两千年前就开始用天然气焙煮盐水来制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盟军的一个分队在德国境内一个深达1 200英尺的盐矿中发现了纳粹政府藏匿于此的100吨金条和一千多幅包括伦勃朗作品在内的绘画；当今世界最大的产盐国和用盐国都是美国，并且其每年所产4 000万吨盐中有一半以上用于冬季路面除冰。这样的著作读来轻松，特别满足了像我这样充满好奇心的读者的需求。能把平淡无奇的盐的故事写得如此不同凡响，也确实不容易。

从读者的角度看，遗憾总还是有的。对有些在我看来是重大的问题，科尔兰斯基着墨不多或未予深究。虽然他在多处谈道，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就把盐的生产与经营当作税收的主要来源，而诸如埃及、印度等国家的税收依赖于盐税的程度却并不深，但他对这一现象的解释读起来却不够解渴。另外，作者对于盐在腌制肉类，特别是鱼类过程中的作用、手法和口感等精妙细微的描写除了让我这样的读者产生无知之感外，有时也让人觉得过于琐碎。当然，对阅读内容的选择权，最终还是掌握在读者手中。

本书作者马克·科尔兰斯基是美国著名历史题材作家。除了《盐》以外，1997年和1999年他分别出版了《鳕鱼》和《巴斯克世界史》。他最新的著作是2004年初面市的《1968：撼动世界的一年》。评论界一致认为，科尔兰斯基叙述历史的风格独特，并经常从看似简单、平凡的题目入手，渐渐地把远远超出读者想象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揭示出来。也许是由于曾经在纽约和新英格兰担任过职业厨师和糕点师，他对美味佳肴和食物史拥有浓厚而持久的兴趣，并且还为《食品与酒类》杂志撰写食物史方面的专栏文章。为了《盐》一书的写作，他曾周游世界，从中国到中东，从非洲到斯堪的纳维亚。

记得兰德斯还讲过，历史大致可以分成三类：必须如此的历史，可能那样的历史，应该这般的历史。但用这样的分类来套科尔兰斯基的历史著述，难免给人以削足适履的感觉。我喜欢的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里讲，科学家所能做出的贡献与其说是提出新理论，发现新事实，不如说是经常发现那些用于观察旧理论和旧事实的新方式。创立全新的观察方式本身就是对科学的开创性贡献。如果你给出了比较优秀的语言和比喻，你也就确立了新的观察方式。如果用此作为一种大致的标准，也许有可能，或者应该，抑或必须再增加一种历史。我姑且称之为“科尔兰斯基历史”。除了盐和鳕鱼以外，还有数不胜数的事物可以成为史学家的“猎物”。

像我这样一位以研究经济学为业的人，去为一部历史著作写序，在有些读者看来一定有些不伦不类，至少有不务正业之嫌。在此我想表明一点，对历史学和历史本身我素来心怀敬意和兴趣。本文大概有五分之一的篇幅来自于我2013年前的博士论文的注释。当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努力把经济学打造成“社会科学”或“科学”时，我倒更愿意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出发的地方，把政治经济学视为人文研究的一部分，或者将其熔于一炉，其中，历史便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载体，尽管它的真实性和完备性尚有“欠缺”。然而世界的美妙之处在于，恰恰因为存在着这些“欠缺”，历史学或历史学家也就有了可以充分发挥想象、有所建树的空间。在文章的开头我说道，写作此文的主要目的是清理一下我对历史理论的思考，想借此理出一个头绪来，对历史学是什么（本体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认识论）等问题进行一番思索（我这里没有涉及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的思路）。就个人的偏好而言，我倒是更欣赏据说是法国哲学家福柯讲过的那两句话：重要的不是历史书写的时代，而是书写历史的时代；重要的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是书写历史者的个人态度。

张宇燕

2004年8月12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引言·盐的故事

我在西班牙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Catalonia）买了一块岩石，它来自卡尔多纳（Cardona）山坡一侧的采矿小镇。这块岩石是一块不规则的粉红色梯形物，它的表面被雨水刻蚀出一条又长又曲折的凹槽，具有一种奇特的半透明色，看起来好像是玫瑰色石英与肥皂的混合物。它之所以看起来有点像肥皂，是因为它在水中易于溶解，并且它的边缘就像一块用过的肥皂那样光滑。

我为它花了不少钱，差不多是15美元。但它毕竟是一块产自著名的卡尔多纳盐山的纯盐块，虽然上面有着镁的玫瑰色光泽。在占据着邻山之巅的那些古老城堡中，众多家族在昔日的若干个世纪里从此类岩石中积聚了大量财富。

我把这块岩石带回家，把它放在窗台上。有一天，它沾上了点儿雨水，那白色的盐结晶开始从粉红色中呈现出来。我的岩石看起来逐渐像盐的样子了，而这会毁坏它的神秘性。所以我就用水冲刷这块结晶，然后花了15分钟仔细把它拍干。到了第二天，它卧在一汪盐水中，太阳照耀着这清澈的水坑。几个小时后，方形的白色晶体出现在这水坑之中，蒸发作用使盐水成了盐结晶体。

有那么一阵子，我拥有的似乎是一块魔石，它能持续不断地产生盐水，而本身似乎又不会变小。有时在干燥的天气里，它看起来完全干透了，但是一到潮湿的日子，一个水坑就会再度出现在它下面。我认定自己能够采用在一个小面包炉上烘烤的办法，使这块岩石彻底干透，不到半小时，白色的钟乳石开始从面包炉的格栅上往下滴垂。我把这块岩石放在暖气片的钢罩上，可是盐水会腐蚀金属。我又把它转移到一个小铜碟上，不久那铜碟底部就出现了绿色的锈迹，当我擦拭掉那变色的污点时，发现这铜碟显得异常光亮。

我的岩石根据其自身的规律而生存。当朋友们驻足而视时，我告诉他们这块岩石是盐，他们往往会小心翼翼地舔一舔岩石的一角，以确认它具有盐的咸味。

有些人认为对盐产生迷恋是一种怪异的走火入魔之举，这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曾拥有过这样的岩石。

在这些人中，有一位易雍学心理学家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他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朋友，在把心理学引入英国和美国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12年，琼斯发表了一篇有关人类对盐的迷恋的文章，他发现盐对人具有非理性和下意识的性方面的暗示。为了支持他自己的理论，他引用了阿比西尼亚人会向客人馈赠一小块盐，并且让客人轻舔这块盐的古怪习俗。

琼斯指出：“古往今来，盐一直被赋予一种特殊意义，这种意义远远超出了它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荷马人把盐称为‘神赐之物’，柏拉图把盐描述为对诸神来说极为宝贵的东西。我们如今注意到它在宗教仪式、缔结盟约和行使咒语时的重要性。而在所有时代、所有地方，情况应当一直如此，这表明它是人类的普遍性，而不是什么地域性的习俗、环境或者概念。”

琼斯还认为，盐经常与生育能力有关。这一观念也许来自于对那些生活在咸海中的鱼类的观察，这些鱼类的生殖能力要比生活在陆地上的动物强得多。运载盐的船只上，老鼠往往泛滥成灾，于是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相信老鼠只要是在盐中生存，就不需要通过交配来繁衍。

琼斯指出，罗马人把沉溺在爱河之中的人称为在“盐国之中”（salax），它是salacious（好色的、猥亵的）一词的来源。在比利牛斯山人的风俗中，举行婚礼的夫妇把盐放在左边的口袋里去教堂可以防止男性出现阳痿。在法国的一部分地区，只有新郎带盐，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却只有新娘带盐。在德国，新娘的鞋子里也要撒上盐。

***

琼斯进一步举例说明，坚持奉行独身主义的埃及牧师在饮食中戒盐，因为盐会激起性欲；在分属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洲，当达雅克人（Dayak）[1]部落中的男子取他人首级后返回家乡时，他们均被要求戒除性生活和盐；当比马人（Pima）[2]杀死一位阿帕奇人（Apache）[3]时，此人和他的妻子均要戒除性生活和盐达三周之久。在印度的比哈尔[4]，纳金妇女（Nagin women）是被称为“蛇神的妻妾们”的神圣妓女，她们定期戒除盐并且外出乞讨，收益的一半要交给牧师，另外一半用于为村民们购买盐和甜食等。

琼斯通过回归弗洛伊德理论的方式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弗洛伊德比他早8年就在其著作《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中断言，迷信经常会对无关紧要的事物或现象赋予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不自觉地与某些重要的事物有联系。

琼斯的论点是，除非我们真的把盐看得重要，视它为值得着迷的事物，否则这些对盐的关注将很令人费解。琼斯的结论是：“有无数个理由证明原始观念不仅认为盐与精子相关，而且与尿的基本成分也相关。”

琼斯是在一个渴望科学阐释的年代写下这番话的，而且人体几乎每个部分都含有盐分，盐是细胞功能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水和盐，细胞就不能获得营养，而死于脱水。

这是一幅1157年的巴黎雕版图，名为“妇女们在为她们的丈夫进行盐浴”。该图展示了女人们如何使自己的男人更具男性气质并且精力充沛。图中一首配诗的最后一行意思是：“有了这样的盐浴，前后左右的洗礼，最终他们不会缺乏强壮的体魄。”

但是，也许有关这种迷恋的更佳阐释出现在几年之后。20世纪20年代，由位于美国密歇根州圣克莱尔的一家名为“菱形晶体盐公司”的企业提供了一本小册子——《菱形晶体盐的101种用途》，它对此进行了描述，罗列出来的盐的用途包括使煮熟的蔬菜颜色保持鲜亮；使冰激凌易于冻结；使奶油迅速搅匀；使开水释放出更多热量；有利于除锈；可扑灭火焰；清洁竹质家具；填封缝隙；浆洗一种细薄的棉织品，使之变得挺括；去除衣服上的污点；扑灭油脂之火；使蜡烛不滴淌；使采摘下来的花儿保持鲜艳；杀死有毒的常春藤；治疗消化不良、扭伤、喉咙痛和耳朵疼等。

盐的用途远远超过101种，这是尽人皆知的。经常被现代制盐业引用的数字是14 000种，包括制造药品、融化道路上的积雪、为农田施加化肥、制造肥皂、软化水质和漂染纺织物等。

盐是一种用来描述酸与碱反应所生成物质的化学术语，当钠（一种易燃的不稳定金属）与一种致命毒气氯气发生反应时，就合成了日常必备品氯化钠，它来自人类食用的唯一的岩石家族。世上有许多种盐，其中有很多是可以食用的，并且它们经常被同时发现。我们最喜欢吃的一种是氯化钠，它具有我们称为咸味的口感。其他盐类则具有不受欢迎的苦味或者酸味，虽然它们对于人类的饮食可能也有价值。婴儿食品的配方中包含三种盐：氯化镁、氯化钾和氯化钠。

氯化钠是消化和排汗所必需的，而人体自身不能产生钠，缺少了它，人体就不能输送营养物质或氧气，无法对神经脉搏或者运动肌肉进行传导，心脏也不能跳动。一个成年男性体内含有250克盐，这些盐足够装满餐馆中的三四个盐瓶，但是随着人体运动，盐分也在不断地减少和损耗，因而补充这些盐分就是必不可少的。

有一个法国民间故事，说的是一位公主向她父亲宣称：“我爱您就像爱盐一样。”父亲被她的轻慢所激怒，将女儿逐出王国。后来他被禁止摄入盐，方才真正认识到盐的价值，因此得知女儿对他敬爱的深度。盐是如此平常普通，如此易于获得，并且如此廉价，以至于我们已经忘记：从人类文明开始直到大约100年前，盐都是人类历史上搜寻频率最高的一种商品。

***

盐能够用来保存物质。直到近现代，用盐腌制还一直是保存食物的主要方式。埃及人在制造木乃伊时使用盐。这一避免腐烂和维持生命的能力，已经赋予了盐一种宽泛的隐喻性，这种隐喻性在弗洛伊德看来，也许是一种附加在盐上的非理性的附属物、一种看起来很琐碎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潜意识中，把盐与长寿和永久联系在了一起，认为它们都具有无穷无尽的意义。

对于古希伯来人以及现代犹太人来说，盐是上帝与以色列缔结盟约的永恒象征。在《圣经·旧约全书》第四卷的律法《民数记》中，有这样的表述：“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盐约。”后来在编年史中又有这样的文字：“以色列的上帝之神将以色列天国统治永远地给予大卫，根据盐约平均地给予他和他的儿子们。”

每个礼拜五的晚上，犹太人都会用安息日面包蘸盐而食。在犹太教中，面包是食物的象征，它是来自上帝的赐予，把面包浸蘸在盐里可以保存它，即保留了上帝与其子民之间的协议。

忠诚与友谊若以盐来封存，其本质将永不改变。甚至当盐溶化成液体时，它还能够蒸发再形成立方晶体。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都用盐来封存契约，因为它是不可改变的。印度军队用盐起誓，表示他们对英国军队的忠诚。古代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在他们的供奉祭品中，也把盐包括在内。他们以盐和水呼唤诸神，这些被认为是基督教圣水的起源。

在基督教中，盐不仅与长寿和永久联系在一起，而且进一步延伸，与真理和智慧联系在一起。天主教堂不仅分发圣水，而且分发圣盐——智慧之盐（Sal Sapientia）。

面包与盐作为一种祝福及对祝福的保存，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把盐和面包带进新家，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的犹太人传统。英国人也有分发面包的传统，而把盐带进新家也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了。1789年，当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搬到埃利斯兰的新家时，他由那些排成一长队的亲戚护送着，每个人都携带了一碗盐。一年一度，德国汉堡的居民在街道上带着由巧克力覆盖的面包和一个杏仁蛋白酥糖做成的盐瓶（里面盛满了食糖）游行，象征性地更新人们的祝福。在威尔士传统中，一个盛放着面包和盐的盘子被放进棺材里，然后由一位本地的职业食罪人赶来把这盐吃掉。

因为盐能够避免东西腐烂，所以它也可以让人们远离伤害。在中世纪早期，北欧的农民就学会了把稻谷浸在盐水中，避免一种叫作麦角症的毁灭性的真菌传染，从而获得稻谷丰收。这种真菌传染对人和牲畜都有毒害作用。因此下面这些场景就不足为奇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农民把盐和其他被认为具有魔力的东西放置在耕犁的小洞里，呼唤着土地女神的名字，并唱起这样的圣歌：“辉煌的庄稼啊，饱满的大麦，雪白的小麦，闪光的小米……”

邪恶的精灵厌恶、憎恨盐，在传统的日本戏院里，每次演出之前都要在舞台上撒盐，以保护演员不受邪恶精灵或鬼怪的伤害。在海地，人们认为打破符咒，使举止怪异者恢复正常的唯一方法就是利用盐的魔力。在非洲和加勒比海的一些地方，人们相信邪恶精灵或鬼怪会伪装成女人，它们会在夜里脱下人皮，变成火球在黑暗中行走。而消灭这些精灵鬼怪的唯一方式就是找到它们的皮，把盐撒在上面，这样它们在早晨就无法返回了。在加勒比黑人的文化中，盐打破符咒的能力不仅局限于邪恶精灵或鬼怪，他们认为，它能驱逐所有的精灵。

犹太人和穆斯林都相信盐能够驱赶邪恶的眼睛。《以西结书》提到用盐擦拭新生儿的皮肤可以避免鬼怪的侵扰。在欧洲保护新生儿的做法不是把盐放在新生儿的舌头上，就是把他们放进盐水中浸泡，人们认为这种做法比基督教洗礼要早得多。在法国，直到1408年这一做法才被废除，从那时起，不再采用盐水浸泡或尝盐的方式，而改用洗礼的方式。在昔日的欧洲，尤其是荷兰，这种做法改为在婴儿的摇篮里放盐。

盐是一种举足轻重的物质，有时它又是危险的，需要谨慎对待它。中世纪的欧洲礼仪极为重视在餐桌上触及食盐的方式：只能以刀尖而绝不能用手去触碰。在16世纪最为权威的犹太法典Shulchan Arukh（意为“准备好的餐桌”）中，有关用盐礼仪的阐释说，只能用中间的两个手指触及盐才是唯一安全的方式。如果某人用他的大拇指取盐，他的孩子就会死去；而用他的小指取盐，就会导致贫穷；用食指取盐，则会使他成为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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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家们常常争论一个成人每年需要摄入多少盐才算健康。估计的摄入量从2/3磅到16磅以上。生活在炎热地区的人，特别是体力劳动者，则需要摄入更多的盐，因为他们必须补充出汗时失去的盐分。这就是为什么西印度的奴隶们吃的是放盐的食物。但如果人们不是出汗过多，那么那些吃红肉的人似乎从红肉中就可以获得所需要的盐分。

马萨伊人直接从牲畜身上取血并饮用这些鲜血，以此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盐分。但是含有丰富钾元素的蔬菜却几乎不能提供氯化钠。如同十七八世纪的北美洲，狩猎部落既不生产盐，也不交换盐，而农耕部落则生产或者交换盐。在每一个大陆，一旦人类开始耕种庄稼，他们就开始寻找盐，以便添加到他们的食物之中。他们如何产生这样的需求的确是一个难解之谜。忍饥挨饿的人经历过饥饿之苦，所以他们对于食物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虽然盐分的缺乏会导致头疼与虚弱，然后是头重脚轻式的眩晕和恶心，长期缺乏盐分，人还会死去，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并不会产生对盐的渴求。所以，大多数人选择摄入比他们的实际需要更多的盐分，这种冲动（我们喜欢咸味这一简单的事实）本身也许就是一种自然的防卫方式。

获取盐的其他进展有饲养牲畜，而不再捕杀野生动物以获得鲜血。动物也需要盐，野生的食肉类动物像人类一样可以通过吃肉来获得对盐分的需求；野生的食草类动物从草料中获得盐分，人类寻找盐的最初一种方式就是跟随动物的踪迹，因为它们最终会走到可以舐盐的盐渍地、盐水泉或其他有盐的地方。但是家庭驯养的动物需要人们喂食盐分。一匹马需要人类摄入盐量的5倍，而一头牛则需要人类摄入盐量的10倍。

试图驯化动物的实践有可能在冰川时期结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甚至这些早期的人类已经懂得动物也需要盐分。人们观察到，驯鹿不仅会迁移到盐渍地或者海岸旁以获得盐分，而且还会到人们的营地去寻找人类的尿迹，因为尿液中也含有盐分。人们因此得知：只要给它们提供盐分，驯鹿就会走近人类并且最终被驯服。不过虽然这些动物成了一种食物来源，但它们从来没有真正被驯服过。

大约在公元前11000年，冰川时期结束，巨大的薄冰覆盖着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包括今天的纽约和巴黎。后来，这些冰开始融化并逐渐消失，大约在这时，亚洲狼（一种凶狠的食肉动物，尽管块头不大，可一旦有机会却能吃人）开始受到人类的控制，因为其友好的幼崽能够被喂养和训练。于是，一种危险的敌人就这样被驯化为一种颇有献身精神的帮手，也就是今天人类的亲密朋友——狗。

随着冰河的融化，广袤的野生谷类出现了。人类以及绵羊和山羊都依靠这些庄稼填饱肚子。人类起初的反应可能是想杀死这些威胁到人类食物供给的动物，但是生活在田地附近的部落很快就意识到：如果人类能够控制它们的话，绵羊和山羊都可以成为人类的食物来源，他们驯养的狗甚至能够协助完成这一工作。公元前8900年，绵羊在伊拉克被驯化，不过它们也许在更早以前已经在其他地方被人类驯化了。

大约在公元前8000年，近东地区的妇女开始在清理后的田地里播种野生谷物的种子，这通常被认为是农业活动的开端。但是在1970年，夏威夷大学赴缅甸的一个探险队报告说，他们在一个叫作精灵洞穴的地方发现了类似于种植蔬菜（豌豆、荸荠和黄瓜）的遗迹。经过碳元素测定，时间是在公元前9750年。

猪出现的时间较迟，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因为它们并不是简单地吃点儿青草，而是要吃食物，所以这种驯养的好处尚待时日加以确认。大约公元前6000年，在土耳其或者巴尔干，人们成功地完成了驯养个头大、速度快、力气大的欧洲野牛这一令人生畏的任务。通过控制它们的食量、阉割雄性以及把动物关进畜栏，这一属种开始受到抑制，人们最终驯服了这种野牛。驯养的牛成为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它消耗大量的粮食和盐。而欧洲野牛这种奔跑迅捷而凶猛的动物，到了17世纪中叶，就因大肆捕猎而灭绝了。

人们的食物结构是由大量的粮食和蔬菜构成的，由被屠宰的农家动物肉类作为补充，于是盐分成为生活的必需品，并且赋予盐极大的象征性和经济价值。盐成为最早进行交易的国际商品之一；盐的生产是最早的产业之一，并且不可避免地成为第一个由国家垄断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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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盐的搜寻在上千年中一直是工程师们的一项挑战，并且促使他们创造了最为奇异和最为独特的机械。人类构想的许多最伟大的公共工程是因为需要运盐而产生的。盐一直处于化学和地质学这两门学科发展的最前列，遗留至今的主要通衢大多是当时修建的贸易路线。联盟因此建立，帝国得到保护，革命因此爆发……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寻求那种蕴含在海洋之中、从泉水中喷涌而出、在河床中形成硬壳的东西，并且这种东西如脉络般分布厚积在地球岩石非常接近地表的大部分地区。

地球上几乎没有哪个地方没有盐，但是这一点人们开始并不知道，直到现代地质学的发现才揭开了这个秘密。几千年来，盐都代表着财富。加勒比的盐商在他们住宅的地下室里储存盐，中国人、罗马人、法国人、威尼斯人、哈布斯堡王朝以及数不清的政府对盐课税，为战争聚敛钱财。士兵们和工人们有时得到的薪资报酬竟然也是盐，因为盐经常被作为流通货币来使用。

在1776年出版的有关资本主义的著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亚当·斯密（Adam Smith）指出，几乎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作为货币使用。他列举了烟草、糖、晒干的鳕鱼和牛群，并且指出：“据说盐在阿比西尼亚是商业和交易中的一种通用媒介。”但是他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最好的货币是由金属制成的，因为它比较耐用，即使它的价值与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短暂。

如今看来，对于盐长达数千年之久的觊觎、争斗、囤积、课税和搜寻都显得既不真实而又愚蠢。17世纪，英国领导人急迫地谈论着对法国海盐的依赖所造成的危险状况，看起来比当代领导人因本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而忧心忡忡更加富有喜剧性。每个时代，人们都坚信，只有自己认为具有价值的东西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寻求爱情和追求财富总是两个最佳的故事。然而，爱情故事固然是超越时空的，但追求财富的故事看起来总像是对海市蜃楼的无谓追求。

[1] 达雅克人，婆罗洲土著的一个部族。——译者注

[2] 比马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部族。——译者注

[3] 阿帕奇人，美洲印第安人的一个种族。——译者注

[4] 比哈尔，印度北部的一个邦。——译者注

第一部

盐、尸体和刺激性调味品

贫国若有余。

——《盐铁论》（A Discourse on Salt and Iron）引用老子的言论

第1章

盐的训令

有一次我站在中国四川省农村的稻田埂上，一位清瘦的老农穿着一件褪色的看起来足有40年之久的蓝色制服，站在齐膝深的水田里，突如其来地向我喊道：“我们中国人发明了许多东西！”

中国人对于他们的发明非常自豪，中国领导人经常在他们的讲话中提及许多中国的“第一”。虽然中国农村如今似乎非常需要新一轮的发明，但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历史上中国人的确进行过许多具有原创意义的关键性创造，包括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

中国是一个最早具有文字历史并且延续至今的社会，它具有四千多年的文字记载史，这也是发明历史的开端。经过时间这一过滤器，人们并不总是清楚神话传说是何时被接受的，历史人物是何时被编入传说中的。中国历史的开始与旧约相似。在《创世记》（Genesis）中，首先是传说，即创世记的故事，诸如亚当、夏娃、诺亚这样的神话人物，有几代人曾经存在过或者没有存在过，然后逐渐有几代人追随着亚伯拉罕，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希伯来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首先是盘古用他的身体创造了美丽的宇宙，而女娲创造了人类，并建立婚姻制度。之后有许多英明的统治者继承了权力，他们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文明国度。伏羲首先驯养了动物，他显然是一位非常热忱的动物驯养者。下一位是神农，他发明了医药、农业和贸易，此外他还发明了犁和锄。接下来是黄帝，他发明了书写、弓箭、车和陶器。黄帝之后过了若干个世纪，出现了尧，他是一位英明的统治者，他没有把权力传给他那不合格的儿子，而是交给了一位谦逊的圣贤——舜，舜成为他的继承者。后来，舜选择了自己的臣子禹来继承自己的地位。公元前2205年，禹根据传统建立了夏朝，这一朝代延续到公元前1766年，从此，中国进入了有文献记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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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盐史开始于神秘的黄帝时期，据说是他发明了文字、武器和交通工具。根据传说，他还发动和指挥了第一次由盐引起的战争。

可证实的最早的中国史前盐场之一位于山西省的北部，在干燥的黄土地上和沙土山脉上有一个盐湖——运城湖。这一地区因连绵不断的战争而闻名，并且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争夺对该湖的控制权。中国的历史学家们确定的一点是，到了公元前6000年，每年当此湖中的水在夏日艳阳下蒸发时，人们就会在水面上收集立方体结晶物，这一过程被中国人说成是“拖拉和收集”。在湖边发现的人类遗骨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并且有些历史学家推测这些居民也许已经开始从湖里收集盐了。

有关盐在中国的生产，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年左右，并且距此1 000年前，夏朝时期就有关于海盐的生产和贸易的传说。这种技术在夏朝是否已经使用无法确证，但在夏朝，它们已经被认为是古老的方式。该传说描述了把海洋中的水倒入黏土容器之中，把它煮开，直到它浓缩成一罐盐结晶，这就是通过罗马帝国在欧洲南部传播的技术，不过那是在有汉字记载的1 000年之后了。

大约公元前1 000年左右，铁首先在中国得到使用，而在制盐过程中使用铁的早期证据则到公元前450年才出现，使用者是一位名叫猗顿的男人。根据公元前129年的记载，猗顿通过在锅中生产盐而声名鹊起。传说猗顿通过在铁锅中煮盐水而生产出盐，这一发明成为此后2 000年制盐的主要方法之一。传说，他与一位名叫郭纵的铁匠一起工作，并且与一位雄心勃勃的有钱官僚范蠡过从甚密，范蠡因发明养鱼技术而声望颇高。养鱼在几百年之后与产盐区联系起来，而中国人与后来的欧洲人一样，了解到盐和鱼密不可分。许多中国人，包括孟子，据说都曾经以卖鱼和盐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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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把盐直接撒在食物上是相当罕见的。通常在烹调的过程中，盐以不同的调料方式（比如酱油和酱）被添加到食物中。通常的解释是，盐很贵，因此需要通过这些调料加以稀释。从地中海到东南亚，一个遍及古代世界的想法是，在盐中发酵的鱼是古代中国最为流行的调料，它被称为“酱”。但是在中国，黄豆被添加进去与鱼一起发酵，此后在配方中就完全去掉了鱼，因此“酱”就变成了“酱油”。

大豆是一种豆荚中包裹着豆粒的豆类，在一个两英寸长的表皮带毛的豆荚里生长着两三颗豆粒。豆粒可以是黄色的、绿色的、棕色的、紫色的、黑色的或者是花点状的，而中国人可以利用这些豆类制作出许多调料。酱油是用黄豆做的，但是其他豆类也可以与盐一起发酵，生产出不同的酱和调料。在中国，有关大豆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在公元前6世纪，它把这种植物描述成来自北方的有着700年历史的农作物。大豆在公元6世纪由中国高僧传入日本，宗教和这种豆类都被成功地移植。但是当时日本人并不制造酱油，直到10世纪才开始制造。不过他们一学会了这种制造方法，就将其称为shoyu（日语酱油），并且使之产业化，然后把它销往世界各地。

虽然酱油和shoyu在发音上完全不同，并且在西方字母的拼写中似乎也完全不同，但是这两个词汇在日文和中文里都是同一个词。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扫盲运动把中文简化到4万个汉字，但是在此之前用于“大豆”的汉字“菽”，描述了为土壤带来肥力的幼根。大豆把营养返还给土壤，恢复已经被其他庄稼耗竭的肥力。豆类如此富有营养，以至于一个人只要吃豆类和盐就可以维持很长时间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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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以及后来的日本人用陶罐使豆类发酵的过程，如今被看作是乳酸发酵，或者用更加常用的行话说，叫作腌制。最优的乳酸发酵温度是18~22℃，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很容易达到这样的温度要求。

当蔬菜开始腐烂时，就会分解出糖，并且产生乳酸，乳酸可以作为一种防腐剂。从理论上说，腌菜可以不用盐制成，但是在乳酸的环境下，蔬菜中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很容易迅速变质，因此乳酸产生的保存功效便滞后了。所以没有盐，发酵的形式和发酵的过程就会导致产生酒精，而不是产生腌菜。

盐的比例大约是蔬菜重量的0.8%~1.5%，这样可以避免蔬菜腐烂，直到乳酸接管防腐任务。要隔绝氧气，必须采用密封陶质坛罐的方法，或者更为常见的是，把重物压在蔬菜上，使蔬菜浸泡在液体中（这是成功的乳酸发酵所必需的）。

古代中国人在陶质坛罐里腌制蔬菜，而陶质坛罐会产生一层叫作“卡姆酵母”（kahm yeast）的薄膜，这种在表面生成的薄膜没有害处，但味道却不好闻。每过两周，就要更换压在蔬菜上的布、木板和石头，更换后必须清洗甚至要放在水中煮开杀菌。这种额外的工作使得采用陶质坛罐腌菜不再流行。

在四川省，腌菜仍然是主要的下饭菜，与米饭一同提供。腌制的蔬菜与温热但不加调料的白米饭形成令人愉悦的对比。腌菜实际上为米饭增添了咸味。

在四川成都的南部，有一个丘陵起伏的盐城——自贡，它之所以从一个小镇成为一个城市，是因为该城拥有众多的盐水井，在城中心拥挤、狭窄、下坡式的露天市场，出售盐和腌菜以及为两种特产（泡菜和榨菜）而特制的泡菜坛罐。一位在市场里出售玻璃泡菜坛的妇女提供了泡菜的配方：

在坛罐中注入2/3的盐水，加入任何你喜欢的蔬菜和调料，加盖密封，两天之后泡菜就做好了。

加入的调料通常是四川的红辣椒或者生姜（一种原产自印度的多年生植物，在古代就被中国人所熟知）。红辣椒，如今是四川烹调的主要佐料之一，直到16世纪才由哥伦布传入欧洲，由葡萄牙人传入印度，又由印度人或者葡萄牙人、安达卢西亚人或者巴斯克人传入中国。

两天后吃的泡菜主要是追求口味而不是保存。两天后的蔬菜仍然是清脆爽口的，并且通过盐分保持了蔬菜的色泽。榨菜是用盐而不是盐水制成的，它以盐结晶改变了蔬菜的味道，加盐的蔬菜渗出的汁液及时地形成了卤水。每当一位农民生育了一个女孩时，这户人家就会每年准备一种腌菜，一直到女儿长大出嫁，这表明了榨菜在食用之前可以保存的时间。中世纪的观念是，当榨菜积累到12坛或15坛时，就把女儿嫁出去。如今则需要增加更多。

中国人还通过腌制鸡蛋的方式解决运输鸡蛋的棘手问题。把鸡蛋浸泡在盐水里长达一个月，或者再短些时间，然后用带盐的泥和稻草混合后把鸡蛋包裹起来。这样腌制完成的鸡蛋，煮熟之后，蛋白凝固，蛋黄呈鲜亮的橙黄色。如果处理得当，鸡蛋既不会打破，也不会损坏。一种更为复杂的技术，是用盐、草木灰和茶叶，制成“千年古蛋”（松花蛋）。这是中国对诗意的夸张修辞手法的典型偏爱，“千年古蛋”实际上只要100天即可制作完成，然后还要保存100天，不过蛋黄到那时有点发绿，并且散发的气味非常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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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50年，正是地中海古迦太基人爆发战争的时候，而此时，中国古代蜀国的郡守是一个叫李冰的人，他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水利工程天才之一。水利治理是开发中国的关键性问题，所以水利工程知识和政治领导的结合就不奇怪了，因为中国是一个饱受干旱和洪涝灾害的国度。

黄河之名源于该河在流经中国北方时冲刷带离的黄色淤泥，因此黄河被称为“洪水之父”。黄河与长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两条河流，二者均发源于青藏高原，并且朝着中国东海岸的海口蜿蜒曲折地进发。黄河流经干旱的北方地区并且留下淤泥，使河床升高，这就引起经常性的洪涝灾害，除非沿着河岸建筑堤坝。长江是一条更为宽阔的河流，有着诸多可通航的支流。它流经中国绿色和多雨的中心地带，把世界面积第三大的国土分成两截，从青藏高原一直流到中国的上海。英明的尧的统治时期据说是古代中国的黄金时期，理由之一是尧通过引入控制洪水的观念而驯服了大自然。但是与神秘的尧不同的是，李冰的存在是有文献记载的。他最非同凡响的功绩是建筑了第一个大坝，此坝直至今日仍以现代形式发挥着作用。在都江堰，他把岷江（长江的一条支流）分开。分泄的水流淌入一系列泄洪道和渠道，在遇到干旱时，这些渠道都可以开闸放水用来灌溉农田，而在洪水季节则关闸蓄洪。他在水中设置了三个石人雕像作为测度洪水的量表。如果它们的脚露出，就说明干旱的严重性，大坝的闸门就打开让水流出；如果它们的肩膀被淹没，就说明洪水已经上涨过高，大坝的闸门就要关闭。

因为都江堰大坝系统的作用，四川东部平原成了中国一个丰饶的农业中心。古代文献将此地称为“天府之国”。由于该大坝至今仍在使用，于是四川平原至今仍保持了农业中心的地位。

1974年，在李冰建设的大坝原址的河床上发现了两个在公元168年雕刻的测水量表。它们似乎是用来替换已有的测水量表雕像的。其中一个是中国最古老的可辨认出人物的石像，据说这就是李冰的雕像。而他所使用的原有测水量表雕像则刻画了掌控洪水的诸神。

李冰还有一项非常简单但又极为关键的发现。在他生活的时代，四川早已成为产盐区。人们已经知道早在公元前3000年，四川就已经在生产食盐。但正是李冰发现了自然卤水，他认为用盐水晾制而成的盐，并非来自盐池，而是从地下渗出来的。公元前252年，他下令开钻世界上第一口盐水井。

这第一批井具有宽大的井口，更像是一个敞开的大坑，不过有些井已经深达百米。随着中国人学会了如何钻井，井壁变得更加狭窄，而这些井就更深了。

但是有时挖井的人会莫名其妙地衰弱、生病、倒地并且死去。偶尔，一场特大爆炸事故还会让整个钻井队面临死亡的威胁，从通气孔中也会喷发出火焰。采盐工人和他们的亲友逐渐认识到：来自地下世界的某个精灵鬼怪会从他们所挖掘的洞穴中跳跃而出。到了公元前68年，有两口井，一口在四川，另一口在邻近的陕西省，由于精灵鬼怪出没而变得声名狼藉。相关省的官员们每年都会到这两口井进行祭祀，并奉上祭祀的供品。

到了公元100年，井下工人明白了这种困扰是由一种看不见的气体所引起的。人们发现，在通向地面的洞口处，用火点燃这种气体，并且把陶罐放在旁边，他们就可以利用它煮饭。不久他们就学会用盐水和泥把竹子密封好，把这种看不见的气体输送到烧煮房。这些烧煮房是开放式的小棚，在这里，盐水壶被煮沸，直到水被蒸发，留下盐结晶。到了公元200年，人们在烧煮房把铁壶放在气体火焰旁加热，这是世人初次了解并使用天然气。

制盐者们学会了如何钻井和如何支撑狭窄的井壁，于是他们挖掘得更深了。盐水通过轴距尺寸适合的长竹管被吸取上来。在竹管的底部有一个皮革制成的阀门，当长竹管被拖出井时，水的压力会冲开阀门。然后该管就悬在水箱上，那里有一个用棍子做成的探条，它将打开阀门并且把盐水放进水箱。该水箱与通向烧煮房的竹管输送系统相连接。其他的竹管则埋藏在井栏之下，用来捕获逃逸的气体，这些竹管也通向烧煮房。

竹管输送系统可能是在四川首先建成的，它能抵抗盐的腐蚀，而盐又能杀死藻类和导致腐烂的微生物。接头处用泥或者桐油与石灰的混合物密封好。四川盐水工场的管道系统，使遍及各地的中国人学会建设灌溉系统和管道系统。农田、村庄甚至家庭住宅都建设了竹质管道系统。到了中世纪，当诺曼人征服了英格兰时，苏东坡正在建设复杂的城市竹质管道系统。1089年，大量的竹质主水管被安装在杭州，1096年又安装在广州，还专门设置了洞孔和通气孔以便阻隔和处理气阱。

制盐者们把竹管沿着农村铺设开来，它们看起来好像是巨大的蜘蛛网，显得有些混乱。这些管道依托地形铺设，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均借助地心引力，就像过山车那样上下起伏，并且借助圆圈来打造长距离的下坡路线。

11世纪中叶，当哈罗德国王保卫英格兰免遭诺曼人入侵失败时，四川的制盐者们正在开发冲击式钻井，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钻井技术，并且在七八个世纪一直保持领先地位。

将一个沉重的8英尺长的铁棒提起、落下，它的前面有着锋利的铁尖，通过一根竹管的引导使其始终落砸在同一点上，这样，地上就被挖掘出一个直径约为4英寸的洞。工人站在一个木质杠杆上，他的重量与另一端8英尺铁棒的力量相平衡。他在杠杆上面上下起伏，就像跷跷板一样，促使那铁棒的尖头一再提起、落下。3~5年之后，一个数百英尺深的井就会冒出盐水来。

1066年，哈罗德在哈斯汀被一支箭射杀，据传，这一武器是在史前时代由黄帝发明的。在哈罗德被箭射死的时代，中国人正在使用火药，这是盐在工业应用方面一次首要的尝试。中国人已经发现，把硝酸钾（一种叫作硝石的盐）与硫黄和碳混合在一起就制成了一种火药，它在被点燃时可以迅速产生大量气体，以至于能引发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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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个时期处于中国历史最为重要的十字路口，春秋战国时期，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战乱和纷争，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中国。统一后，知识分子对政府本质和统治者权力的争论达到了顶峰。争论的中心是有关盐的问题。

若干个世纪以来，中国政府都把盐看作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在中国已经发现了提及公元前2000年征收盐税的文字。古代汉字“盐”是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象形文字。下面那部分表示工具，左上是代表朝廷官员的“臣”字，右上是代表盐水的“卤”字。所以盐这个字本身就表示了国家对盐业的控制。

由北京一位研究盐史的郭教授以篆体字（这种古代字体一直使用到大约公元前200年）书写的汉字“盐”。

人类为保持身体健康甚至生存所需要的一种物质，当然会成为一种良好的税源。人人都必须购买盐，于是人人都通过交纳盐税来支持国家财政。

有关盐税的争论起源于孔子，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中原各国的统治者组建了今天被称为“思想库”或“智囊”的机构，在这些机构里，被挑选出的谋士们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并且在谋士中间展开争论。孔子是这些谋士中的一员，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位道德哲学家，他被人类的弱点所困扰，想提高人类行为的水准。他教导人们尊敬他人与尊敬诸神一样重要，并且强调了孝敬父母的重要性。

孔子的学生以及这些学生的学生，建立了儒家或孔教的思想体系。孟子是孔子之孙的学生，在一本叫作《孟子》的书里传承了儒宗之道。孔子的观念也被记录在一本名为《论语》的书里，该书是许多中国思想的基础以及许多中国格言的来源。

在孔子与李冰之间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处于许多小国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状态。统治者垮台了，他们的王国被更加强大的国家所吞并，这些战胜国又与那些留存下来的国家继续争斗。孟子在中国各地游学向那些统治者解释，他们是通过建立在道德原则之上的“上天的指令”才得以维持权力的，如果他们并非英明和有道德的领导人，上苍将会收回他们的指令，然后他们将失去统治国家的权力。

与此同时，另外一种哲学——被称为“法家”的派别也出现了。法家坚持认为，世俗机构有效地行使权力就是对国家生存的保证。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他是秦国的谋士。商鞅认为对于老年人和传统的尊敬不会干扰改革，应该清除无效率的机构，并以更加有效率和实用的计划来取代旧有的传统。法家通过斗争来消灭贵族，从而基于业绩给予人们奖励和提升。

法家对于盐有一个新的想法。有关中国盐业管理的最早文献是《管子》，它的内容是一位大臣向齐国的统治者提出的经济忠告。历史学家认为《管子》这本书实际上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写成的，当时是战国七雄对峙的时期，位于东部的齐国受到法家的很大影响，也在为生存而斗争，但最终该国败给了西部的秦国。

在由该大臣提出的建议中，有一个想法是把盐的定价固定在一个比购买价更高的水平上，以便国家能够进口盐并且在出售之后获得利润，从而可以从其他国家所生产的产品中获得财政收入。该谋士进一步指出，在有些非产盐地区，人们因缺乏盐而生病，他们在急迫之中将愿意付出更高的价钱。《管子》得出的结论是：盐具有非凡的力量来维持国家的基本经济运转。

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国灭掉了最后的对手齐国，秦王嬴政成为统一六国的第一位皇帝。此后，中国继续被皇帝统治，一直到1911年末代皇帝被推翻，封建王朝被一个动荡的民国所取代。

《管子》提出的建议，成了齐国的政策，如今又成为秦国和中国皇帝的政策。秦朝的特征是法家大举公共工程和制定严格法律。对盐、铁固定价格的垄断，使这两种商品的价格都过高。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对一种主要商品进行国家垄断的已知例证。盐的收入不仅用于军队开支，而且还用于修筑包括长城在内的防御建筑。长城原是用来防御匈奴和其他骑在马背上的游牧入侵者的，但是严酷的秦朝仅仅存在了不到50年的时间。

汉朝取代秦朝，结束了不受欢迎的垄断统治，展示出更好和更为英明的政府。但是在公元前120年，远征军被派出驱逐匈奴，国家财富因抗击北方“野蛮人”的战争而耗竭。汉朝皇帝启用制盐者和铁匠头目来研究恢复盐铁垄断的可能性。四年之后，他把这两种垄断都恢复了。

当时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国度，并且处于领土扩张、经济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制高点上。中国人已经比罗马人扩展得更为遥远。罗马是一个通过征服他国而形成的帝国，同样处于其权力的顶端，但是受到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威胁，不过它更大的威胁来自国内战争。中国人在公元前139年就已经知道罗马帝国，当时汉武帝派遣特使张骞出使西域，穿越沙漠去西方寻找盟友。张骞用了12年时间才到达如今的土耳其斯坦，返回报告令人惊讶的发现：在西方有一个相当先进的文明国度。公元前104年与公元前102年，汉朝大军到达该地区，这是一个被称为粟特的前希腊王国，其首都在撒马尔罕，在那里他们与一股部分由被俘虏的罗马士兵所组成的力量相遇，并将其打败。

在中国，盐铁垄断（它们的收入为许多国家冒险提供了经费支持）仍然是充满争议的。在公元前87年，被认为是汉朝400年中最伟大的皇帝汉武帝驾崩，年仅8岁的汉昭帝继承皇位。公元前81年，即6年之后，尚未成年的儿皇帝以皇帝的气势决定，邀请有识之士就盐铁垄断展开辩论。他从全国各地召集了60位持不同观点的名人志士在他面前辩论国家政策。

中心议题是国家对于盐铁的垄断，但是出现的却是儒家与法家就政府的责任、国家利润对个人的积极性、军事开支的逻辑与限制、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与限制等方面的问题而展开的争辩。

虽然在这60位人士中，大多数人的身份不为我们所知，但他们的争辩已经保存下来，根据儒家的观点以文字形式整理记录下来，这就是《盐铁论》。

站在一边的是儒家，他们受到孟子的鼓舞，当被问到一个国家应当如何增加财政收入时，他们回答说，自己所关注的就是好与坏，如果皇帝关注国家如何获得利润，下面的官员就会关注家庭如何获得利润，继而，普通百姓就会关注自己如何获得利润，一旦朝廷和老百姓都在竞争利润，国家就会处于危险之中。

站在另一边的是朝廷中的大臣和受到法家韩非子影响的谋士们。韩非子死于公元前233年，他曾经师从最著名的儒家传授者荀子。他不相信“以德治国”是可行的，认为治国应当建立在权力以及法典之上，法典应当对那些违法者给予严厉的惩罚，奖惩应当是自动的，不需要仲裁阐释。他认为法律应当根据国家的利益颁布，人们应当通过惧怕惩罚而遵守法律。如果他的方法得以实施，那么国家将富裕起来，军队将强大起来，他声称这样做，就有可能成功地建立超越其他国家的霸权。

在有关盐和铁的争论中，法家争辩说，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很难确保守卫长城的士兵不死于寒冷与饥饿，压制国家垄断，就会对国家造成致命的一击。

但是儒家给出的回应是，真正的征服者并不需要发动战争，伟大的将军并不需要把军队布置在战场或者拥有更加聪明的作战计划，普天之下皆是王土。为什么还需要军费开支呢？

法家立刻又争辩道，放肆无礼的匈奴已经踏进疆土，并且把战争带入腹地，屠杀民众与官员，不尊重任何朝廷权威，早就应当受到严惩。

儒家回应道，即使盐铁垄断得以实现，也只是一开始时很有用，而从长期来看，它们只能具有破坏性。

甚至对于国家财政收入的需求也展开了争论。一位参与者引用老子的话说：“贫国若有余。”

这场争论被认为达成了平局，但是汉昭帝（他统治汉朝14年，但是本人只活到22岁）继续实施盐铁垄断政策，他的继位者同样如此。公元前44年，汉元帝废除了垄断政策。三年后，随着第三支远征军被派往西部土耳其斯坦的粟特，国库渐空，他重新建立了盐铁垄断。以后根据预算需求，它们有规律地被废除、重建，通常是与军事行动密切相关。到了公元1世纪末，一位儒家的大臣又一次将其废除，他宣称，朝廷对盐的销售意味着与利润主体的竞争，这些不是英明君主采取的措施。

国家对盐的垄断消失了600年，但是它又被恢复了。在唐朝时期，公元618~907年，中国政府收入的一半来自盐的收入。贵族们炫耀他们因盐获得的收入，并且在餐桌上提供纯盐，这是极度奢侈的，在中国也很少见。他们还把盐放入精美奢华的盐瓶中。

在若干个世纪中，许多民众的起义实际上是痛苦地抗议盐的垄断，例如，愤怒的民众曾在公元880年占领西安。而有关盐铁的伟大争论所提出的其他伟大的道德与伦理问题，如对于利润的需求、高贵的权利与义务、对于穷人的援助、平衡预算的重要性、适宜的纳税负担、无政府主义的风险和法治与暴政之间的分界线等，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第2章

尼罗河畔的鱼、家禽和法老

在北非广阔无限的沙漠东端，尼罗河滋养了一块肥沃的绿色地带，虽然这地带只有几英里宽。而埃及文明就形成于这狭窄的地带中，令人毛骨悚然的狂风扫过沙漠，而沙漠像一层层重叠的海面，威胁着要把这块绿洲冲走。甚至今天，在高楼大厦林立的开罗，早晨的清洁工还要把来自沙漠的沙子扫去。

最早的埃及墓葬遗址在绿色地带的边缘被发现，它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这与四川制盐的最早记录是同一时期，但却先于伟大的埃及诸国时代，甚至先于象形文字这样的埃及文明标志的诞生。在这些久远的墓葬遗址，被发现的尸体仍然皮肉俱全，它们不是木乃伊，然而作为5 000年之前的尸体，保存完好的程度着实令人惊讶。干燥、带有盐分的沙子完好地保存了尸体，而这一自然沙漠现象也提供了关于尸体保存的初步知识。

对于埃及人来说，一具死尸连接着世俗生活与死后生活。通过雕刻的死者形象，甚至重复死者的姓名，死者永恒的生命能够得到延续，但前提是尸体得到永久性的保存。在古代埃及文明的所有阶段，一个墓穴都分成两部分：一个在地下，用于存放尸体；另外一个在地上，用来存放供奉物。在较为简陋的墓葬地，上面那部分也可能是露天的。

地上的部分表明，食物的准备和享用对古埃及人极为重要。精心筹备的葬礼宴席也在这些地方，而品种丰富的食物会被留下来作为供奉物。这些宴席或者食物的准备过程，都被描绘在周围的墙壁上。古代埃及每一个重要时期都有包含详尽食物信息的墓穴。虽然这原是为了死者而留下的，但它现在却为子孙后代提供了一个精心制作、富有创造性的关于古代烹饪的清晰概念。

最穷的人除了未发酵面包、啤酒和洋葱之外也许没什么可吃的。埃及人把洋葱和大蒜看作具有很高药用价值的东西，他们认为洋葱的层次很像宇宙的同心圆。洋葱被放置在经过处理的木乃伊旁边，有时放在死者的眼睛附近。大约出生于公元前490年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被认为是现代历史学科的奠基人。他描述了大约建造于公元前2900年的吉萨金字塔，他写道：根据一面墙上的铭文推断，在20年的建设期间，主建者向工人们提供了价值1 600塔兰特银币的萝卜、洋葱和大蒜，这些银币如果换算成今天的货币，大约有200万美元。

而上层阶级则拥有种类丰富的食物，也许大多数食品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烹饪风格。从一个公元前2000年的墓穴中发现的食物残迹，包括鹌鹑、煮鸽子、鱼、牛排、腰子、大麦粥、小麦面包、煮无花果、樱桃、奶酪、葡萄酒和啤酒，其他陪葬品还包括腌咸鱼和盛放食盐的木制容器。

埃及人把盐水与醋混合在一起，做成一种名为oxalme（后来为罗马人所用）的酱汁，与中国的四川人相似，埃及人对用盐水或盐保存的蔬菜情有独钟。“没有比腌制的蔬菜更好吃的食物了。”这是写在一张古代纸莎草上的一句话。他们还从盐水中保存的鱼或鱼内脏中获得调料，也许与中国酱油的起源很类似。

古代的埃及人也许是首先用盐来加工处理肉和鱼的，因为中国人用盐保存鱼的最早记录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而在埃及墓穴里发现的腌制的鱼和鸟类，则可追溯到更早时期。用盐加工处理过的鱼可吸收空气中的潮湿水分，可以防止依赖潮气而产生的各种细菌。进一步说，盐本身就能杀死细菌。在古代的氯化钠中所发现的某些杂质是诸如硝石一类的盐，而硝石是更好的杀菌剂。蛋白质在遇到高温时会被释放出来，而当它遇到盐时也会出现这样的反应，因此用盐腌制肉类可产生类似于烹饪的效果。

无论是否由埃及人首先发现了这一工艺，埃及都是当之无愧地大规模采用此法保存食物的文明国度。尼罗河两岸那些狭窄的肥沃地带是其食物的主要来源，于是在尼罗河没有发生洪水泛滥的干旱年份，有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为了有备无患，埃及人以他们能够采用的各种方式存储食物，包括建造存储粮食的巨大地窖。而保存食物发展了大量加工处理和腌制方面的知识。

如果不是因为对猪的厌恶，埃及人也许会发明火腿，因为他们懂得用盐加工处理肉，知道如何驯养野猪。但是埃及的宗教领导层宣称猪会带来麻风病，于是养猪者成为被社会驱逐的流浪者，而埃及人也从来没有在墓穴的墙上描绘过猪的图案。他们试图驯化在村庄周围的垃圾中寻找腐尸作为食物的土狼（又称鬣狗）以获食其肉，但是大多数埃及人对于食用这样的动物十分反感。其他失败的驯化动物的想法还包括羚羊、瞪羚、大羚羊和野生山羊。在西奈山的北部以及以色列南部的内盖夫沙漠中，驯养此类动物的栏圈遗迹，即这些失败试验的遗迹已经陆续被发现。但是埃及人在驯养家禽方面是成功的，他们驯养了鸭子、鹅、鹌鹑、鸽子和鹈鹕。古代的壁画展示了家禽被宰、腌制和放入大陶罐内的场景。

埃及食物的一个很大来源是尼罗河湿地，长满芦苇的沼泽地里有很多飞禽，还有诸如鲤鱼、鳗鱼、鲻鱼、鲈鱼和虎鱼等鱼类。埃及人腌制了许多这样的鱼，他们还晾干、腌制和挤压鲻鱼的鱼子，制作了另一种伟大的地中海食物——腌鲻鱼子（意大利语称之为bottarga）。

埃及人自称他们发明了另外一种主要食物，使橄榄树的果实成为可食用的食物，不过几乎每一种地中海的文化都声称是他们完成了这一发现。公元前4000年的埃及人认为是伊希斯女神（奥西里斯的妻子）教会了他们如何种植橄榄。希腊也有类似的传说。但是希伯来语中指代橄榄的单词zait，也许要比希腊语中指代橄榄的单词elaia更早，并且被认为指代的是尼罗河三角洲的萨伊德。也许是叙利亚人或者克里特岛人首先用可怜而零乱的野生橄榄树培育出了油橄榄。而埃及人并非伟大的橄榄油生产者，他们从中东进口所需要的大部分橄榄油。从橄榄树上新采摘的果实是如此坚硬和苦涩，如此缺乏吸引力，以至于人们不禁想问，为什么会有人愿意花这么长时间研究可以食用橄榄的方式。但是埃及人很早就了解了这一果实所特有的苦涩的甜味，如今，人们知道，橄榄中的苦涩物质可以通过放在水中浸泡而除去，并且果实本身放在盐水中可以变软，而盐不仅使之可以食用，而且令其口感愉悦。

制作橄榄和提炼橄榄油是两种相互冲突的想法，因为一种好的食用橄榄含油量很低。也许这就是埃及橄榄油的特点，因为这些食用橄榄被放进了古代埃及墓穴的食物窖藏之中。

埃及人是发酵面包的发明者，为了制作出蓬松面包，一种麸质粮食（既不是大麦，也不是谷子）是必需的原料。并且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埃及人培育出能够研磨的小麦，做成能够在酵母的作用下释放出二氧化碳的面团。残余的发酵面团或酸面团经常用来作为面引子，这是乳酸发酵的另一个例证。埃及面包师制作了大量不同形状和种类的面包，有时还加入蜂蜜、牛奶或鸡蛋。大多数面团如同现代面包一样，是以面粉、水和一撮盐为原料制作出来的。

公元前1250年，当摩西使希伯来奴隶获得自由，引导他们穿越西奈山离开埃及时，希伯来人随身携带的只有干紧而未发酵的面包。这种食物在希伯来语中被称为lechem oni，意为“穷人的面包”。贫穷的埃及人并没有那么多奢侈的埃及发酵面包，而是像非埃及人那样，吃那种被称为ta的面饼，这种面饼有时是用粗糙的粮食甚至麸皮制成的，里面没有奢侈的“一撮盐”。根据犹太人的传说，逃离的希伯来人之所以携带未发酵的面包，是因为他们来不及等待面包发酵膨胀。但是也有可能这是他们习惯的制作方式，或者是有意识地要背弃埃及的文化和奴隶主的奢华。蓬松的面包和用盐加工食品正是那些生活优裕的埃及人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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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人通过在尼罗河三角洲蒸发海水来制盐，他们也许还从地中海贸易中获得一部分盐。不过有一点很明显，他们显然从与非洲的贸易，特别是从与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贸易中获得了一部分盐，同时还拥有沙漠中的干枯盐湖和盐储备。所以他们拥有很多种类的盐，包括一种被称为“北方盐”的食盐，一种被称为“红盐”的盐，它也许来自孟斐斯附近的一个盐湖。

远在17世纪和18世纪之前，化学家们就开始鉴别不同盐类的成分并加以命名，古代炼金术士、治病术士和厨师意识到，不同的盐具有不同的口味和化学属性，具有不同的功能。中国人通过分离硝石和硝酸钾发明了火药，而埃及人发现（虽然他们当时不能以这些化学术语来表达），盐是一种由碳酸氢钠、碳酸钠和少量氯化钠组成的混合物。他们在wadi（阿拉伯词汇，意为干涸的河床）——大约离开罗西北40英里的地方发现了这种自然生成的盐。该地名叫Natrun，于是他们把这种盐命名为netjry或natron。天然碳酸钠有“白”与“红”两种，不过白色的天然碳酸钠通常呈现灰色，而红色的天然碳酸钠则呈现粉红色。古代埃及人把天然碳酸钠称为“圣盐”。

冗长的埃及葬礼的终极仪式被称为“开口仪式”，在此仪式中，一种象征性的脐带被切断，使尸体能够在后世生活中放开大吃，就好像切断一个新生儿的脐带，是摄入早期营养的序曲。公元前1352年，那个名叫图坦卡蒙的孩子在18岁时死去，他的墓穴在1922年被发现。这是至今发现的最为精致和保存最为完好的墓穴，墓穴里有一把用于象征性地切断脐带的青铜刀，由四个神龛环绕着，每个神龛都放着一些容器，里面填满了两种保存木乃伊的主要原料：树脂和天然碳酸钠。

调查者对氯化钠是否被用于制作木乃伊存有争议，不过这个争议很难弄清，因为天然碳酸钠含有少量氯化钠，而在所有木乃伊中都留下了普通盐的痕迹。不过在某些不太富裕的人的葬礼上似乎会用氯化钠来替代天然碳酸钠。

虽然距离木乃伊的制作已过去了两千多年，希罗多德还是提供了古代埃及制作木乃伊的可怕细节。埃及的木乃伊制作，有一些例证，比如把刺柏树油与雪松树油相混淆，已经得到现代考古学的检验和化学分析。这些技术与埃及人通过对动物尸体剖膛取出内脏，然后加以腌制来保存鸟类和鱼类相似：

最完善的做法如下文所示：用铁钩将大脑尽可能地通过鼻孔取出，触不到的地方用药水冲洗。接着，用一把坚硬的刀从腰部切开，将腹部内的脏器取出，然后将腹腔彻底清洗并将杂物淘净。首先加入棕榈酒，接着用五味粉，然后再填入纯没药（没药树的树胶脂）、桂皮和其他香料，但不能放乳香，然后再重新缝合起来。之后将尸体放在天然碳酸钠中，完全覆盖达70天之久——绝不能再长。70天后，清洗尸体，然后从头到脚用剪成条状和里面涂上树脂的亚麻布把尸体包裹起来，这是埃及人用以替代胶水的常见方法。把裹完的尸体交还给死者的家人，一般家人会准备好一个形状与人体接近的木制棺材盒，然后把尸体放进去。

他接着又提供了一种不太昂贵的方法，技术也很容易：

第三种方法，用来对穷人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就是把大肠等内脏掏出抛弃，然后直接把尸体放在天然碳酸钠中保存70天。

保存食物与保存木乃伊之间的相似之处显然并没有在子孙后代中消失。19世纪，当来自塞加拉和底比斯墓穴中的木乃伊被送到开罗时，进城前，它们被当作腌鱼课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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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美食烹饪的发展，家禽、鱼类的腌制也是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在古代世界，埃及人是小麦和小扁豆等未加工食品的主要出口者。虽然盐是一种有价值的贸易商品，但它是大批量运输的。用盐腌制后的某种商品，价值会增加，而且与新鲜食品不同的是，处理完好的咸鱼不会腐烂。埃及人并没有大量出口盐，但却向中东出口了大量的腌制食品，特别是咸鱼。腌制食品的贸易形成了此后4 000年的经济。

大约公元前2800年，埃及人开始用咸鱼同腓尼基（地中海东岸古国）交换雪松、玻璃以及一种根据腓尼基秘方用海贝壳制成的紫色染料。腓尼基人已经用这些产品建立起一个贸易帝国，但他们换取合作伙伴生产的产品，比如埃及人的咸鱼和北非人的盐，并且在整个地中海地区进行这样的贸易。

腓尼基人起初居住在迦密山（Mount Carmel）以北的黎巴嫩海岸的狭长土地上，他们是多种族的混合体，只有一部分是闪族人。他们从来没有融合成一个民族，从文化上说，其他人（首先是埃及人，后来是希腊人）主宰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是从经济上说，他们是一支主要的运作力量，而这力量来自主要港口，比如提尔（Tyre）。

他们与遇到的所有人进行贸易，当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筑一座寺庙时，腓尼基人不但提供木材——著名的“黎巴嫩雪松”，而且还提供工匠。《旧约全书》中提到，耶路撒冷的鱼市是由提尔港口提供货源的，而他们所出售的鱼可能是咸鱼，因为鲜鱼在到达耶路撒冷之前就会腐烂。

保存食物是种了不起的主意，地中海人习惯于把这主意归功于腓尼基人。据说是腓尼基人把橄榄树传播到了整个地中海地区。而西班牙人说，腓尼基人把一种西亚的豆类鹰嘴豆引入了地中海西部地区。虽然有关野生天然鹰嘴豆的证据是在法国南部的加泰罗尼亚地区被发现的。有些法国作家说腓尼基人发明了浓味鱼肉汤，这也许并非事实。西西里人说，腓尼基人是第一批在西海岸捕捉到蓝鳍金枪鱼的民族，这可能是真实的。腓尼基人还在西西里岛的西侧，距离今天的特拉帕尼市（Trapani）不远的地方建立了一家盐场，以加工处理捕获的鱼类。

在地中海许多港口附近，都曾发现古代腓尼基人使用过的货币，上面有金枪鱼的图案。当时，蓝鳍金枪鱼（一种游弋迅速、钢蓝色脊背的鱼）是金枪鱼家族中最庞大的一种，每条鱼的重量大约都在1 500磅以上，但这是根据古代作家的说法记录的，他们相信此鱼是以橡子为主食的。为了寻找适宜产卵的温水区域，蓝鳍金枪鱼离开大西洋水域，进入直布罗陀海峡，经过北非和西西里西部，穿越希腊，游过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最后进入黑海。腓尼基人在地中海蓝鳍金枪鱼必经之道的所有陆地要点都建立了渔场。

大约公元前800年，当腓尼基人首先在如今的突尼斯海岸定居时，他们建立了一个海港斯法克斯（Sfax），该港口城市至今仍然非常繁荣。斯法克斯当时成为并且目前仍然是地中海地区盐和咸鱼贸易的来源地。腓尼基人还在西班牙南部建立了加的斯（Cadiz），他们从那里出口锡。在葡萄牙水手到达西非探险的2 500年前，腓尼基人从加的斯出发，经过直布罗陀海峡继续前进，到达西非海岸。

腓尼基人对于最初的字母表也有贡献。中国和埃及的语言都使用象形文字，来描绘物品和概念，巴比伦语（后来成为中东地区的国际语言）也具有一长串字块，每一个字块表示一个字或者声音的组合。但是腓尼基人使用一种古希伯来的闪米特先驱语言，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400年的西奈山。正是这一字母表的简洁性以及他们的商业威力打开了古代地中海的贸易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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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法克斯港口向里延伸的内地是干燥的沙漠湖床，在干燥的季节里，这里可以刮下盐。这一技术与8 000年前在中国运城湖所使用的技术相同，这是埃及人最初收集盐的方式，是在纳特隆（Natrun）的干谷收集天然碳酸钠（泡碱）所使用的方法。阿拉伯人把这样的盐场称为“盐沼”（sebkha），并且在现代的北非地图上，从埃及–利比亚的边界到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一线，从Sabkaht Shunayn到廷杜夫盐沼，盐沼仍然被清楚地标出。

在古代，费赞地区（今天的利比亚南部）与埃及和地中海有些接触。希罗多德曾写到费赞地区，战争中马匹和战车的使用，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更加少见的是，马匹可能已经用于运输食盐。到了公元前3世纪，费赞已经因产盐而闻名。费赞的生产者们已经不再是简单地刮盐，而是煮沸痂壳，直到相当纯净的结晶被分离出来，这些结晶被浇灌到3英尺高的白色漏斗型的圆筒之中。交易者们就携带着这些奇特形状的东西，用草席小心地包裹起来，结成商队穿越沙漠。如今在撒哈拉的部分地区，盐仍然在以这样的方式生产和运输。

因为一次有利可图的贸易一定是大批量的，所以运输是食盐贸易中的基本要素。在亚洲、欧洲和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水路运输盐一直是基本的解决办法。可以通过海运港口，也可以像四川那样，通过四通八达的河运系统。但是在非洲大陆，盐位于干枯的河道以及无水的撒哈拉沙漠干旱的河床中，于是另外一种解决办法就是采用骆驼运输。

已知最早的穿越撒哈拉沙漠的旅行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000年，工具是牛和马拉的战车。而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商业之行在古代就已存在，但是直到3世纪，这种商业行为仍然较为罕见。到了3世纪，骆驼取代了马匹。骆驼原产于北美洲，不过大约在200万年前，骆驼就在北美洲绝迹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动物驯化史中相对落后的骆驼，在中东被驯化，骆驼的野生种属消失了。从骆驼的驯化到它在撒哈拉沙漠中的使用，已经过去了几千年。但是一旦开始，骆驼的使用便迅速扩展开来。到了中世纪，运输食盐的4万头骆驼从陶代尼（Taoudenni）到廷巴克图（Timbuktu），435英里的旅程历时一个月。从那时起，一直到今日，骆驼商队已经把大批货物通过撒哈拉沙漠运送到西非和中非。随着贸易的繁荣，匪帮也逐渐增多，商队变得非常庞大以便于自我保护。随着食盐被运送到南方，来自豪萨兰（Hausaland，在如今的尼日利亚）的黄金、考拉果、皮革和棉花等被运送到北方进行交易。后来，供给欧洲的产品，包括纺织品胶料所需的阿拉伯树胶、天堂椒和一种橘黄色的西非水果种子，一度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狂热追捧的食品，它们都被运往北方。甚至在进行食盐贸易时，奴隶也沿着这条线路运输。

1352年，中世纪最伟大的阿拉伯语旅行家伊本·巴图塔（Ibn Batuta），通过陆路穿越非洲、欧洲和亚洲进行旅行，他在报告访问塔阿扎市（Taghaza）的见闻时说，该市完全是用盐建成的，包括精心建筑的清真寺在内。到了19世纪欧洲人首先发现该城时，这座故事中的西撒哈拉盐城已经被废弃了。塔阿扎并非最早被发现用盐建造的城市，公元1世纪，罗马普利尼在描写埃及岩盐采矿时，就曾提及用盐建造的房子。

塔阿扎被想象成一座闪闪发光的白色城市，但是它在撒哈拉的风沙横扫下，那带有痘痕的盐已经呈现出暗灰色。盐块是当时建筑可获得的唯一材料，并且塔阿扎可能还是一个悲惨的工作营地，因为大多数居住者是那些被迫在此地干活的奴隶，他们完全依赖于商队给他们带来一些食物。

在古代塔阿扎，盐是从接近表层的地方找出来的，它们是重达200磅的岩块（骆驼身体的两边各运载一块这样的岩盐）。这种力气很大的骆驼要运载500多英里直到廷巴克图，这是一个交易中心，因为它位于尼罗河最北端的河道弯处，而尼罗河贯穿了非洲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在廷巴克图，北非、撒哈拉、西非的商品都得到交易，并且来自这些交易的财富建造起一座文化中心，廷巴克图成了一座大学城、一个学习中心。但是对于塔阿扎的当地人来说，盐除了作为建筑材料之外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他们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盐。

据说在塔阿扎南面的市场里，盐以与黄金同等的重量进行交易，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这种误解来自西非无声的交易方式，这一点曾经引起希罗多德的注意，后来又被许多欧洲人关注。在西非的产金地区，一堆黄金被摆放出来，而一位盐商则相应地摆出一堆盐，双方都在改变自己的那一堆的数量，直到达成一项交易。在这一过程中没有语言的交流，这种交易过程有可能持续几天。盐矿主们经常在半夜调整他们的盐堆大小，然后在无人看见的情况下再离开。盐商们显得极为神秘，不想暴露他们存货的地点。据报道称，在非洲，盐是以与黄金同等的重量进行交易的。但是最后达成贸易的那两堆商品在重量上也许从来不曾相等。

在古代埃及，穷人用氯化钠制作木乃伊而富人以天然碳酸钠制作木乃伊的事实，说明埃及人对天然碳酸钠估价更高。但是在古代非洲的其他地区，情况却是相反的。一般而论，较为富裕的非洲人使用氯化钠含量较高的盐，而天然碳酸钠则是穷人用的盐。在西非，白色的天然碳酸钠用来制作一种被称为库鲁（kunu）的小米或高粱饼，这种食品被认为对哺乳期的妇女有益。天然碳酸钠用于豆类时比盐更受欢迎。它还被用于（沿用至今）治疗胃病的药品——一种天然的小苏打。天然碳酸钠还被认为是一种男性壮阳药。

在廷巴克图（它不仅是盐交易的中心，而且是烟草交易的中心），人们咀嚼一种烟草与天然碳酸钠的混合物。豪撒族（Hausa）人也使用天然碳酸钠来溶解靛青，以便固定颜色。肥皂也是用天然碳酸钠和来自牛油树的果仁油制造的。

非洲的盐市场总是要对许多种类的盐进行区分，其中大多数是不纯净的。以氯化钠为主要成分的那种盐专门用于食用。而来自不同产地的氯化钠、天然碳酸钠和其他纯度不同的盐，各有其名并被广泛流传。非洲商人、治病术士和厨师对这一系列的盐都非常精通。天然碱是一种适用于食品的著名天然碳酸钠，它是从乍得湖（Lake Chad）的岸边收集来的。

非洲人已经保持了一种把不同的盐用于不同食物的传统，但他们把所有盐都看作绝不能浪费的宝贵物资。一位尼日利亚教育家R. 奥姆孙露拉·威廉斯（R.Omosunlola Williams）于1957年（尼日利亚独立之前不久）出版了一本为家庭妇女写的烹饪书，在有关盐的建议中有下列内容：

在尼日利亚的某些地方，盐在模型中受到挤压，以便使其较为耐久，而在使用前，必须进行刮挖和粉碎。非洲约鲁巴人（Yoruba）使用一种名叫iyo obu的固体盐。他们用一块布将盐包裹起来并放在水中挤压它。当它使水具有足够的味道时就拿开，保存起来以便再次使用。

非洲人如此习惯于他们那不纯净的盐，以至于当殖民时期的欧洲人引入纯净的氯化钠时，非洲人把它与其他盐混合起来，制成合成盐。

第3章

如同鳕鱼般僵硬的盐工

1666年，《萨尔茨堡编年史》（Saltzburg Chronicle）报告了下列事件：

1573年冬月13日，一颗令人震惊的彗星出现在天空，而在此月的26日，有位身高2米的男人在特姆堡（Tuermberg）山1 500多米深的冰雪中被挖出，并且被放置在教堂前供大家观看。此人肌肤、毛发及胡须均未受损，衣服虽然有些失去光泽，但无腐烂之迹。此男子肤色呈烟熏棕色，像鳕鱼一般干黄僵硬。然而不久，尸体就开始腐烂，继而被埋葬了。

他是在奥地利哈莱因（Hallein，意为“盐场”）城附近的迪恩堡（Dürnberg）山上的盐矿被采盐者们发现的，那里离萨尔茨堡（Salzburg，意为“盐城”）不远。这具保存完好的尸体，“像鳕鱼”一般被晾干和腌制，在他旁边又发现了一位带着镐、留着山羊胡子的男子，看起来显然是一位采矿者。他身着长裤、毛纺上衣、皮靴和一顶圆锥形毡帽。有图案的衣服颜色鲜亮，带有鲜红色的斜纹格子花呢非常醒目，不仅是因为盐把这衣服颜色保存得如此完好，而且还因为欧洲人一般不会以这样一种色彩鲜明的风格来打扮自己。在1616年，一具类似的尸体又在临近哈尔施塔特（Hallstatt，意为“盐城”）被发现。

在这些盐山内，岩石重量引起井壁晃动并导致塌陷，封闭了矿井。流过岩盐的水成为盐水，随后结晶，封闭了那些裂缝。已经发现，有三位史前的采矿者陷落在他们那黑暗的古代矿场之中，并且留下许多工具、皮靴、色彩鲜艳的衣服（至今所发现的颜色保存最久远的欧洲纺织品）、准备扛在背上托运岩盐的皮袋、用松枝捆绑在一起并沾上树脂的火把以及一个可能用于警告洞内人的号角，这一切都在盐中保存完好。这些尸体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年，但是在山腰村庄中的一个圆木草顶小屋里发现的一部分东西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300年。

在哈莱因发现的那些服装鲜艳的采盐矿工是凯尔特人（Celt），凯尔特人没有把他们的文化像埃及人那样描绘在寺庙的墙壁上，也没有像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留下编年史，凯尔特文化的守卫者——德鲁伊教团员也没有留下文字记载。所以我们所了解的有关凯尔特人的情况都是从希腊和罗马历史学家那里得到的。罗马和希腊的编年史家把凯尔特人描绘成高大和令人恐怖的人，他们穿着鲜艳的服装。亚里士多德则把他们描述成野蛮的家伙，会在北方寒冷的天气里裸体外出，身形肥胖令人厌恶，但是对陌生人却很热情好客。居住在西西里的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Diodorus）写道：“他们身材高大，在光亮的白色皮肤下隆起一坨坨的肌肉。他们的头发是金黄色的，但并非天然如此，而是漂染过的，经过在酸橙中的人工清洗，他们将头发从前额向后梳去。他们看起来像是木头魔鬼，头发厚硬并且像马鬃那样蓬松杂乱。不过，有些人是修面的，而另外一些人，特别是那些级别高的，虽然修面，却要留下唇上的胡须，几乎覆盖了整张嘴。吃饭时，胡须就像一个漏筛，沾满了食物碎屑。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由他们的敌人向后代描述其历史是一种悲惨的命运。甚至连他们的名称——凯尔特人，也不是来自他们自己的印欧语言，而是来自希腊语Keltoi，这是由希腊历史学家（其中包括希罗多德）给予他们的名称，意为“在隐藏或者掩盖下生活的人”。罗马人感觉他们并不那么神秘，把他们称为Galli或者Gauls（高卢人），这也是来自一个被埃及人使用的希腊词汇hal，意为“盐”，他们是与盐有关的民族。坐落在东德盐床上的城市名为哈勒（Halle），如同奥地利的城镇哈莱因、哈尔施塔特（Hallstatt）一样，都具有相同的词根，如同西班牙北部的加利西亚省和波兰南部的加利西亚省一样，在波兰南部的加利西亚省，还发现了加利西亚镇，这些地方都是以凯尔特的盐场来命名的。

它们如今位于匈牙利、奥地利和巴伐利亚。莱茵河、缅因、内卡、鲁尔和伊萨尔都被认为是由凯尔特人命名的。如同古代中国的皇帝那样，他们将经济建立在盐铁的基础上，因此需要水路来运输他们那些沉重的货物。

凯尔特人利用河流进行贸易和征服。他们向西迁移到法国，向南迁移到西班牙北部，向北进入比利时（因凯尔特的一个部落贝格尔族而得名）。在位于迪恩堡的矿井井壁陷落的同时，凯尔特人正在向不列颠诸岛进发。一个世纪之后，他们又向地中海进发。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攻陷了罗马，他们在欧洲人尚未见过骑兵的时代就以4天的时间前进了80英里。他们以沉重的佩剑和震耳的吼声恐吓了当地的市民。随后凯尔特人控制罗马达40年之久，公元前279年，凯尔特人侵占了如今被称为土耳其的地方。

他们在世界上推进、定居和交易的距离究竟有多远尚不能确定。直到19世纪，西方历史还把凯尔特人指斥为粗鲁和令人惊恐的野蛮民族。但是1846年，一位名叫约翰·格奥尔格·拉姆绍尔（Johann Georg Ramsauer）的采矿工程师开始在哈莱因附近的哈尔施塔特盐矿地区探寻黄铁矿储量。他偶然发现了两具尸体骨架、一把斧子和一件青铜首饰，接着他又发现7具尸体与财物埋葬在一起。他将自己的发现向维也纳政府报告，并从皇家货币收藏馆馆长处得到继续挖掘的资金。在一个夏季里，他又发现58座墓穴，16年之后他发现了1 000座墓穴，其中有下葬尸体的，也有只放骨灰罐的。他编制了详细的目录，为每一座墓穴编号，请艺术家将尸体和出土的人造物品绘成水彩画。拉姆绍尔细致入微的科学方法使他成为新兴科学——考古学的先驱。在此过程中，人们了解到大量凯尔特人进行早期盐贸易的情况。哈尔施塔特时期成为丰富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考古代名词，这一时期大约始于公元前700年，并且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50年。

拉姆绍尔发现的哈尔施塔特墓穴，大多数是在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600年建成的，其中有些迟至公元前500年。迪恩堡的发现可追溯至公元前400年，这表明：当迪恩堡盐矿成为生产盐一个更加重要的来源时，哈尔施塔特盐矿的重要性地位开始下降了。

拉姆绍尔的挖掘和迪恩堡的发现展示出一种依赖于盐矿业的社会生活，它在海拔3 000英尺的偏僻而崎岖的山上，与世隔绝，然而却要与大陆遥远的地区进行贸易。这些被埋葬的人所陪葬的财物有些来自地中海，有些来自北非，甚至还有些来自近东。拉姆绍尔对于这些采盐矿工的调查研究向人们原有的北欧铁器时代野蛮民族的看法发起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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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世纪90年代，西方人才知道，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发现了木乃伊。这些木乃伊是在西藏以西，撒马尔罕（Samarkand）和塔什干（Tashkent）以东靠近塔里木盆地的地方发现的，即在连接中国与中亚的主要贸易路线“丝绸之路”附近发现的。这是马可·波罗走过的路，但是这些被发现的人生活在3000多年之前，大约是公元前2000年。如同早了1000年的埃及埋葬那样，这些尸体是通过含天然盐分的土壤而得到良好保存的。

这些尸体的情况以及他们色彩鲜艳的服装十分引人注目。这些人穿着蓝色、赭石色和深红色布条扎成的绑腿，他们身材高大，头发呈金黄或浅棕色，有时留有红色的胡须，妇女的头发编成金黄色的长辫子。这些不知名的人在外表上明显与2000年之后由罗马人描述的有着蓝色大眼睛和金黄色头发的凯尔特武士相近。他们的圆锥形毡帽和斜纹织物上衣也与那些在哈莱因和哈尔施塔特的盐矿工人极为相像，与后来出现得较晚的苏格兰高地的格子花呢也不无相似之处。红蓝相间的细条纹布料与迪恩堡盐矿所发现的衣物也几乎是一致的。纺织历史学家伊丽莎白·韦兰·巴伯（Elizabeth Wayland Barber）总结说，甚至纺织的方式几乎都是相同的。为什么早在人们知道有凯尔特人存在之前几个世纪，凯尔特人就已经在亚洲的含盐沙漠中生存？这还是个留待后人去解开的谜团。

在这些看起来像凯尔特人的尸体被埋葬在亚洲盐沙之中1 300年后，凯尔特文化被记载到史册之中。他们曾经长途贸易和旅行，在丰富的中欧盐矿中生产食盐加以出售，他们还了解到，交易和运输食盐并不像交易和运输腌制食物那样有利可图。

根据希腊人和罗马人（他们不仅描写有关凯尔特人的情况，而且还用地中海的产品与凯尔特人交易盐和腌制品）的说法，凯尔特人吃大量的肉食，无论是野生的还是驯养的动物，腌肉都是凯尔特人喜欢的食品。

当罗马人最终成功地把他们的文化强加在凯尔特人身上时，Moccus（意为“猪”）成为凯尔特人为墨丘利神所取的名字。凯尔特人并非有意对此神不敬，对于热爱猪的凯尔特人来说，野猪的腿被认为是猪身上最佳部位的肉，要留给英勇的武士。根据斯特拉博（Strabo）的说法，即使是驯养的猪，凯尔特人也同样喜欢猪腿部位的肉。在凯尔特人对西方文化的贡献之中，值得骄傲的一点很可能是：首先采用盐对猪腿进行加工处理，制成了火腿。

阿忒那奥斯（Athenaeus）是公元1世纪生活在罗马的希腊人，他写道：凯尔特人对火腿的上部估价最高，这一部位专门留给最英勇的武士。如果有两个武士都争着要这一部位，就会采用决斗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为了火腿而战斗也许更多地是希腊–罗马人对凯尔特人的看法，而不一定是事实。但是凯尔特人的确制作、交易和喜欢吃火腿。

在极少数遗留下来的凯尔特文化中，对猎物进行加工处理，制作成火腿使之食而有味的这一传统被持久地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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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凯尔特采盐矿工熟知他们的山脉。他们认识到，从山腰挖掘水平式的井壁，虽然非常容易行进，非常容易运送岩石，但却要挖掘更久才能到达丰富的盐储层。于是，他们以陡峭的角度进行挖掘，并且富有技巧地支撑井壁。矿工们不得不爬出来，用他们的牙咬着火把，用皮质的背包装载岩石，在45°~50°的井壁中来回攀爬出入。虽然那个时代已经能够制造铁器，但他们仍用青铜来制造镐头和其他金属工具，他们似乎已经了解到，青铜不会像铁那样会被盐腐蚀。

凯尔特人或者那些被称为瓮棺人（Urnfield people）的中欧祖先，除了在采盐方面的创新之外，还有许多创新。他们在北欧率先开发了组织化的农业，运用诸如化肥和庄稼轮流耕作这样的革命性理念进行试验。他们把小麦引入西班牙北部，在青铜器铸造方面的技术相当先进，同时还是熟练的铁矿工人和铁匠。他们把铁和许多铁器发明（包括连锁盔甲和令人恐惧的长达3英尺的凯尔特之剑）引入西欧大部分地区。他们还发明了用于马车车轮的无缝铁轮圈、铁桶，还可能发明了马蹄铁掌。他们也许是骑在马背上的第一批欧洲人。

有一件事是凯尔特人所不擅长的，那就是管理国家。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凯尔特人最有可能融和成一个民族的时机是在公元1世纪恺撒大帝征服高卢人时。当时，一位名叫韦辛格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意为武士之王）的凯尔特领袖，聚集了来自凯尔特各个部落的武士，以对抗在阿莱西亚（Alesia，现在的下塞纳河的Alise-Sainte Reine）的罗马人，韦辛格托里克斯的父亲在公元前80年曾尝试过同样的事情，但未获成功。

根据恺撒的说法，当被围困的凯尔特人走投无路时，他们甚至争论过是否要吃掉那些年长的非战斗成员。41个凯尔特部落通过向阿莱西亚派遣一支由8 000名骑兵和250 000名步兵组成的救援纵队，对韦辛格托里克斯的召唤做出了回应。

有些历史学家相信，假若凯尔特人在阿莱西亚获胜，那么一个统一的凯尔特国家就会形成。但是罗马人赢得了这场战役，并且镇压了凯尔特人，由此写下了罗马人的历史。

尽管有着服装鲜艳的名声，凯尔特人仍只被描述为戴着角状头盔、裸身进入战场的武夫。我们知道，他们的战争呐喊令人恐惧，猛烈进攻的前奏是那些祖先流传下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歌曲。罗马人说，他们带着狂热战斗，并且用自己的长剑将敌人的头颅斩下，然后把这些战利品挂在他们的房子上，或者串在马缰绳上。韦辛格托里克斯显然是一个残忍的领袖，一个想从罗马人手中解放其子民的狂热分子，宁愿毁弃整个城镇并且残忍地摆平反对者，也要达到他自己的目标。

不过，他试图抵抗的恺撒古罗马军团也相当残忍。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估计，在恺撒率领下文明的罗马人，在长达10年的高卢之战中，摧毁了800座城池和村庄，并且奴役了300万人民。

在罗马战役结束之后，所有幸存的凯尔特人都按部落被隔离在遥远的大西洋海岸：伊比利亚西北部、布列塔尼半岛、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康沃尔郡的一角以及马恩岛。这些部落都被后来单一民族国家的编年史家视为对建立伟大国家（英国、法国或者西班牙）的顽抗干预。

罗马人的胜利是完整的。凯尔特人的发明——采盐、冶铁、农业、贸易和马术方面的贡献丰富了罗马帝国的成就。凯尔特盐矿成为罗马财富的一部分，凯尔特人的火腿成为罗马人食物的一部分，以至于至今，几乎没有人还记得这样的东西曾一度是属于凯尔特人的。凯尔特人是创新者，而罗马人是国家建立者。

第4章

盐的沙拉时光

罗马人向民主、普通公民的权利表达了敬意，甚至一度也曾向共和主义表达敬意，但是他们却没有身体力行地实现这些理想。罗马史是一部拥有特权的贵族与被剥夺公民权利的庶民之间进行持久斗争的历史。这些平民期望通过斗争获得发言权，而贵族们则力图把他们排除在外。罗马贵族经常通过主动向平民提供一些无关紧要的权利来保持他们的特权。在这种风气下，平民们坚持认为每一个人都拥有对盐的权利。于是“公众之盐”成为罗马的一个概念。

贵族享用的精心烹制的佳肴，展现出食品原料和烹饪方式的丰富。罗马的厨师们似乎要避免让任何材料保持自然状态，他们热爱怪异的材料，比如母猪的阴户和乳头，这是一种在宴会上经常被提及的菜肴，它还引发了一场争论：到底是应当选用一头未经交配的小母猪，还是像老普利尼建议的，选择第一次产崽失败的母猪。

有时烹饪用的是本地引以为豪的特产。最好的梭子鱼必须捕自罗马城桥之间的台伯河（Tiber）。但有时，食物也是一种炫耀的方式，宴会上，火腿来自日耳曼，牡蛎来自大不列颠，而鲟鱼来自黑海。与此同时，平民们吃着粗糙的面包、谷物、一点咸鱼和腌橄榄，而政府却由此断定他们都拥有盐。

罗马政府并没有像中国人那样维持对盐的垄断，但是一旦感觉有必要，它就毫不犹豫地控制盐的价格。罗马政府干预盐价的最早记录是在公元前506年，而仅仅在三年后，罗马就宣称自己为共和国，公元前506年，国家接管了罗马盐的主要来源——奥斯蒂亚的私有盐场，因为国王认为它的盐价过高。

无论是在共和国还是后来的帝国统治之下，罗马政府都定期对盐价进行补贴，以确保平民买得起盐。这是一种礼物，就像减税一样，政府在需要得到民众支持时就赐予他们这样的礼物。在奥古斯塔斯皇帝打败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的那场决定性的海战前夕，奥古斯塔斯就曾通过分配免费的橄榄油和盐来获得公众的支持。

而在古迦太基战争（公元前264年~公元前146年）期间，即长达一个世纪的通过迦太基殖民地争夺地中海控制权的殊死战争期间，罗马则通过操纵盐价来筹措用于战争的金钱。以中国皇帝的方式，罗马政府制定了高昂盐价并且把利润交给军队处置。当时在罗马城维持了较低的盐价，但是其他地方则要根据最近盐场的距离予以加价。这一盐税体系是由马库斯·利维乌斯（Marcus Livius，古罗马的一位护民官，代表平民的政府官员）设计出来的。因为这个盐价计划，他成为家喻户晓的“处理盐的人”（salinator），这一名称后来成为财政部某一官职的头衔，该官职负责有关盐价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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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发现大多数意大利的城市都毗邻盐场，从罗马开始，它们就建在台伯河口盐场后面的山上。这些沿着北岸的盐场由伊特鲁里亚人控制。公元前640年，罗马人不想再依赖伊特鲁里亚的盐，就在奥斯蒂亚河的对岸建立起了自己的盐场。他们修建了一个单一的浅水塘来盛纳海水，依靠太阳将它蒸发成盐的结晶。

了不起的罗马道路中的第一条，叫作Via Salaria（意为“盐之路”），修建这条路不仅仅是为了把盐送到罗马，而且还为了穿越半岛的内部。这在意大利半岛的罗马内部运转良好，但是随着罗马的扩展，通过道路进行长途运盐的成本变得过高。而罗马不仅需要老百姓买得起的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雄心勃勃的罗马人作为帝国的创建者，军队里的士兵、马匹和其他牲畜也需要盐，甚至士兵们有时领到的薪水也是盐，盐是报酬（salary）一词的起源。事实上，拉丁词汇sal成为法国词汇solde，意为“支付”，这一词汇是士兵（soldier）一词的起源。

对于罗马人来说，盐是帝国建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在扩张的领土里广建盐场，在遍布意大利半岛的海岸、沼泽地和盐水泉都建立了盐场。通过征服他国，他们不仅接管了哈尔施塔特、哈莱因和许多高卢与不列颠的凯尔特盐场，而且还接管了北非、西西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的盐场。他们还获得了希腊的盐场、黑海的盐场和古代中东的盐场，包括死海旁边的索多玛山盐场。已经有六十多个盐场得到了确认。

罗马人在陶罐中煮沸海盐，当盐在陶罐中结晶形成固体之后就打碎陶罐。一堆堆的陶罐碎片标识出遍布地中海的许多海盐场的原址。罗马人还把海水抽入池塘靠太阳蒸发其中的水分，如同奥斯蒂亚盐场那样。他们采集岩盐，搜刮干枯的河床，就像在非洲的盐沼那样，煮沸来自沼泽地的盐水，并且燃烧沼泽中的植物以提炼其灰烬中的盐分。

这些技术没有一项是由罗马人发明的。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及公元前4世纪的盐水泉蒸发，而希波克拉底似乎已经知道用太阳能蒸发海盐的事，他写道：

太阳吸引了水中最细和最轻的部分，并且将它高高带起；盐由于其自身的浓度和重量，留了下来。盐就以这种方式，得以产生。

罗马人的天才表现在管理方面，表现在经营的规模上，而不是体现在原创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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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腌制了他们的蔬菜，相信这是为了去除其天然的苦味，这就是salad（salted）这一词汇的起源。现存最古老的拉丁散文全书《农业》（De agricultura，加图写于公元前2世纪的一本实用乡村生活指南）建议以这样的方式吃白菜：

把白菜切碎、清洗、晾干，撒上盐或醋，没有比这更健康的方式了。

餐桌上会提供食用盐，在平民的餐桌上，盐盛装在一个简单的海贝壳中，而在贵族的宴会上，盐则装在一个装饰过的银质盐瓶中。事实上，由于盐象征着一项协议的达成，所以在宴会上如果没有盐瓶，就会认为不够友好，从而引起人们的猜忌。

加图建议，通过观察凤尾鱼或鸡蛋在盐水中是否会漂浮起来，可以测试盐水的浓度是否足够用来制作泡菜。凤尾鱼测试法并没有被保留下来，但鸡蛋测试法则流传至今，成为整个地中海标准的家庭技术。在北欧，有时会采用土豆漂浮的办法。

罗马人所消费的盐，大多数已经存在于他们从市场上买回来的食物中。盐甚至以一种被称为defrutum的辛辣口味的混合物形式添加到酒里，在没有软木瓶塞的情况下，defrutum用来保存酒。这一点也许可以解释他们的食物极咸，而餐桌上盐的消费却并不多的原因。在公元1世纪，普利尼推测说，平均每个罗马公民一天大约消费25克盐，而现代美国人甚至消费的更少（如果不包括包装食品中所含的盐分）。

罗马人在火腿和其他猪肉食品中也使用大量的盐，他们似乎是从凯尔特人那里学会了这些食品的制作方法。香肠（把猪肉和其他肉类用盐保存起来，然后加上调料填塞到用猪的大肠、膀胱或胃的皮衣做成的肠衣之中）也是从高卢人那里引进并且在本地制作的。如今，许多法式和意大利式香肠的配方都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

起初，火腿和香肠是从被征服的帝国北部带回来的。根据公元前1世纪游历甚广的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博的说法，在罗马估价最高的火腿来自勃艮第森林。当时这些森林是属于凯尔特人的，但是法国人具有一种把凯尔特人的历史据为己有的习惯：他们把韦辛格托里克斯说成是法国的民族英雄，也坚持说火腿是法国的发明之一，尽管它来自凯尔特统治下的高卢。但是罗马人从各个不同的地区引入火腿，其中也包括如今的德国。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的火腿，是经过晾干、腌制，然后再用独一无二的当地木头熏制而成的（时至今日仍然是威斯特伐利亚地区流传的菜谱配方），在古代罗马人中十分受欢迎。

加图，像许多罗马人一样，是一个热爱火腿的人。事实上，当罗马人一度盛行从农业活动的名称中获取家庭的姓氏时，加图被称为马尔库斯·波尔齐乌斯（Marcus Porcius）。像猪一样肥胖的马尔库斯所拥有的防蛀虫火腿的配方，就是对一种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特产的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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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盐保存橄榄，或者更古老的办法，是将它榨成油，这是罗马人的主要食物和劳动阶层的基本食物。贵族在吃饭前吃橄榄，而对于平民来说，它们本身就是饭。加图列出了雇佣工人的食物供给单：面包、橄榄、酒和盐。尽管橄榄相当坚硬，但仍旧必须人工采摘，因为任何擦伤在浸泡过程中都可能导致橄榄被破坏。收获橄榄如此小心谨慎，以至于古代，人们认为唯一可行的条件是在每个月的月末，月亮显露出1/4时进行收获。

擦伤或者毁坏的果实由工人们腌制，而成功采集的完好橄榄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加工处理以供出售。伟大的罗马饮食作家阿比修斯（Apicius）曾经提及一种在海水中处理的橄榄，叫作columbades。

罗马人将很多蔬菜放在盐水中加以保存，有时也添加醋，这些蔬菜包括茴香、芦笋和白菜。加图2200年之久的配方，采用了反复浸泡的方法来去除橄榄中的苦涩物质，然后用盐进行乳酸发酵，至今仍然是一种标准的技术方法。不过当他说“浸泡足够长的时间”时，他忘了提及具体要泡多少天。

绿色的橄榄如何保存？

在它们变成黑色之前将其割开并放入水中。水是要频繁更换的。当它们被浸泡足够长的时间后，就要排出水分。放入醋，再加上油和盐，1配克橄榄需加入0.5磅盐，再把茴香和乳香籽（乳香树的种子）分别放进醋里。当你决定把它们混合在一起时，就要迅速行动，在储藏的大缸中塞满压紧。当你希望取用时，用干燥的手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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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是罗马人待客的主菜（摆放在餐桌的中央），被腌制之后，它仍然处于罗马商业的中心地位。伽伦写过罗马的咸鱼交易，他是第一位懂得观察脉搏重要意义的医生，其健康与饮食的著作对中世纪的医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一位医生来撰写有关咸鱼的著作并非一种巧合，因为盐既被看作一种食物，又被看作一种药物。

伽伦在描述罗马的港口时写道：繁忙的港口停满了来自地中海西部和东部装载咸鱼的船只。他说，据他所知，最好的咸鱼叫作sarda，但是他也称赞在撒丁或者西班牙的加迪斯（Gades）腌制的金枪鱼，以及来自黑海的咸鲻鱼。Sarda也许是指如今被称为鲣鱼或者大洋洲鲭鱼的那种小金枪鱼，或者是指沙丁鱼——一种较小的沙丁幼鱼，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欧洲鱼种。他还称赞了来自埃及的咸鱼和经过处理的来自西班牙南部赛斯（Sexi）港的西班牙鲭鱼。

到了伽伦的时代，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咸鱼和酿制咸鱼酱的贸易已经在地中海地区良好地建立起来，甚至一度成为医生讨论的主题。但是在公元2世纪打动伽伦的是，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广泛、规模如此庞大的贸易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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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41年，在迦太基人的战争结束时，腓尼基人的迦太基被粉碎了，地中海最大的岛屿西西里岛落入罗马人的控制之中。西西里因为盛产粮食而被人们称为“罗马的面包篮子”，而它还拥有宝贵的渔业资源。捕鱼、用盐腌鱼以及卖鱼是整个西西里海岸线的主要活动，而整个地中海最负盛名的鱼就是腌制的蓝鳍金枪鱼。

西西里人用煮沸海水的办法来制取盐，而这些海水是从许多沼泽地收集来的。现代的发掘工作已经发现了集中在海岛西部的古代盐场，它们环绕在特拉帕尼和法维尼亚纳岛（Favignana）周围，这些都是捕捉蓝鳍金枪鱼的区域。

公元前4世纪，出生于西西里的希腊诗人和美食家阿切斯特亚图（Archestratus）称赞他家乡岛屿的金枪鱼，无论是新鲜的还是腌制的或者储藏在大缸里的，味道都不错。通常，金枪鱼的上半部分可以生吃，较为干燥的尾部肉被拿来腌制。但是阿切斯特亚图提供了有趣的折中方法：

取下雌性金枪鱼（我是在谈论庞大的雌性金枪鱼，它的出生地是拜占庭）的尾部，然后把它切成片，再放到火上烤到适宜的程度，在上面轻轻地撒点盐，刷上点油，就可以趁热吃了。吃的时候也可以把它放在浓盐水中蘸一下。如果你想干吃也可以，这样在形式和精神上都像不朽的诸神那样。如果你在这鱼上撒上醋，那就全毁了。

（阿切斯特亚图，《奢侈的生活》，公元前4世纪）

阿切斯特亚图还赞美来自拜占庭的黑海金枪鱼，具体地点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这些鱼来自同一族群，因为蓝鳍金枪鱼在游向黑海的产卵之旅中经过西西里。在前罗马时期，黑海是主要的渔业区域和咸鱼产区，除了金枪鱼，还有青鱼、鲟鱼、比目鱼、鲭鱼和凤尾鱼。希罗多德在如今的第聂伯河（Dnieper）曾挑选出要腌制的鲟鱼。

从黑海到直布罗陀海峡，盐的生产通常位于附近的捕鱼区，从而形成了一条以盐为基础的产品链，包括各种类型的咸鱼、鱼酱和紫色的染料。

Salsamentum一词来自sal（盐），是一个罗马词汇，意为腌制品。从商业上说，最重要的salsamentum就是咸鱼。希腊人发展了一整套有关腌制鱼的词汇，用来描述加工处理的类型、原产地、鱼的切法、带鳞腌制或不带鳞腌制等，而罗马人只是简单地谈及salsamentum，不过他们从咸鱼身上赚取了大量的金钱。

在生产者制完咸鱼之后，鱼身上剩下的部分——内脏、鱼鳃和尾部——被用来制作酱。罗马文献中提到有四种等级的酱：garum, liquamen, allec和muria。这些名称的确切含义已经失传。Allec也许是酱挤压后剩下的沉淀物，garum和liquamen则可能是发酵鱼酱的一般性名称。

为了生产酱，要把鱼的剩余部分放到陶罐中，撒上不同层次的盐，并且在上面压上重物，使它们保持在水面之下，盐能够使鱼身上的水分渗出，并且在罐内形成卤水。古典学者对古代鱼酱的确切配方进行了研究，但是最清楚的一份来自大约公元900年所写的希腊农业手册Geoponica。它提供了许多来源更早的鱼酱配方。

医生们把鱼酱看成是集中了咸鱼所有益处的产品，从而把它列为一种处方药品，更为常见的是，它与其他原料混合在一起来制造某一种药品，通常用来治疗消化不良以及胃溃疡这样的问题，对于胃溃疡，盐具有明显的治疗效果。但是医生开的处方还可治疗一系列其他疾病，包括坐骨神经痛、肺结核和偏头痛。

在古代，使用鱼酱的其他地方就只有亚洲。根据有些历史学家的说法，酱与猪的驯化一样，可能是分别在东方和西方出现的。亚洲的酱认为起源于越南，但越南人肯定在古代就从中国引进酱油了，而且更早时，中国人就把鱼与豆类放在一起发酵了。

在越南，盐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有些穷人做的饭除了大米和盐的混合物（盐或者辣椒粉，或者是更为昂贵的盐与炒芝麻粉混合在一起）之外别无其他。盐还与切成片的生姜混合在一起，但是自古以来比这些更流行的是，这是一种腌制小鱼后得到的卤水。与罗马不同的是，亚洲的鱼酱到现在仍然较为流行，在东南亚（包括柬埔寨、缅甸、老挝和菲律宾），差不多到处都有人在制作，这里的人称其为发酵鱼酱（bagoong）。在泰国，当地人称之为nam pla，由200多家工厂进行生产。朝鲜人、中国人、日本人甚至印度人也都有不同的种类。

在越南，是在新年时与辣椒和大蒜一起同水果和蔬菜搭配食用的。Tré是切成片的猪头肉，用作调料。具有许多变异的形式：用来吃螃蟹，用来吃鱿鱼，用来吃虾。

当法国人初次遇到这种酱时，显然忘记了他们的拉丁遗产，他们惊呼越南人在吃“腐烂的鱼”。罗马人也遭遇过类似的反应。20世纪初，在巴黎著名的巴斯德研究院，曾经从1914年到1930年花费了16年时间来研究，想弄明白越南农民已经沿用多个世纪的发酵过程。这一过程中，两种必需的原料是鱼和盐，鱼就是通常的鲱科鱼类，青鱼和沙丁鱼也属于这一谱系。鱼在盐里放三天，会产生一些汁液，其中一部分被放在太阳下发酵，另外一部分与鱼压在一起，产生糊状软块。然后二者被混合，保存三个月，有时则要更长时间，然后固体部分被过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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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使用鱼酱的方式与中国人使用酱油的方式几乎相同，不在菜上撒盐，而是在肉、鱼、蔬菜甚至水果上滴一些鱼酱。最古老的烹饪书De re coquinaria被认为是阿比修斯的著作，不过它似乎是在公元1世纪由许多罗马厨师编写的，其中提供了以鱼酱为调料的菜谱，比以盐为调料的菜谱多得多，但是阿比修斯显然是为上层阶级而写的。根据塞内卡的说法，阿比修斯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已经把财产的1/10花费在厨房里，而他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以这种方式生活下去了。

虽然使用鱼酱的烹饪风格是一种贵族式的高档厨艺，但价格不菲的鱼酱经常被描述为“腐烂的”，意思是腐化变质的。普利尼称之为“腐烂物质的液体”。塞内卡称之为“坏鱼的昂贵液体”。但是他的门徒——诗人马绍尔（Martial）显然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因为他曾在送鱼酱时附上一张纸条：“请接受这一精致的鱼酱，一种用活着的鲭鱼身上流出的第一滴血制成的珍贵礼物。”

但是马绍尔也许是在写鱼酱garum sociorum，意为“在朋友中间的鱼酱”，这是最昂贵的鱼酱，专用西班牙的鲭鱼制成。不同标准的鱼酱厂不仅在诸如庞贝这样的罗马港口海岸上建立起来，而且在西班牙南部、利比亚的Leptis Magna港口和小亚细亚的Clazomenae建成。因为布里顿既生产盐又出口鱼，所以英国也可能涉及罗马的咸鱼和鱼酱的贸易。

有许多类型的鱼酱，甚至有一种犹太教允许的鱼酱castimoniale，它是为罗马人占领下的以色列犹太人生产的。Castimoniale只以带鳞的鱼为原料生产。用于生产鱼酱的鱼通常有金枪鱼、沙丁鱼、凤尾鱼和鲭鱼，这些鱼都有鱼鳞并且经过犹太教的许可。不过看起来甚至在公元1世纪，希伯来语的认证也会为商品带来更好的价钱。

随着鱼酱市场的扩大，低价商标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奴隶们甚至用家里的鱼来生产鱼酱。刺鼻的气味与腐烂之间的界线往往是非常细微的，而且在这些酱油中，有些已经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了。阿比修斯提供了一个改善气味不佳的鱼酱的方法：

如果鱼酱已经有了刺鼻的气味，把一个容器口朝下，用月桂和柏树枝熏其内部，在通风之前将鱼酱倒入该容器。如果这仍然无济于事，并且气味过于明显，就加上蜂蜜和新鲜的甘松香（新发出的芽，novem spicum）。这个办法也可以有所改进，一定会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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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马人接管腓尼基人的咸鱼贸易时，他们发现了制造紫色染料的方法。这是腌鱼的副产品，染料是通过腌制骨螺（murex）生产出来的，这是一种地中海的软体动物，它3英寸的外壳类似优美的峨螺。

据传，这一染料是大力英雄赫拉克勒斯（Hercules）带着他的牧羊犬在提尔沿着海滩散步时发现的。当好奇的狗拖咬着一只甲壳类动物时，它的嘴被染成了一种奇怪的深颜色。而至少在公元前1500年，这一染料就为提尔的商人们带来了财富。

费尽辛苦提炼出来的紫色染料是一种声望很高的奢侈品，是一种显示财富和权力的方式。恺撒下令只有他本人和他的家人才能穿着紫色装饰的宽长袍。犹太教的大祭司，把祈祷披肩的须边染成紫色，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把她战舰上的风帆染成紫色。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写道：“让他以珠宝之杯畅饮，让他寝眠于紫色卧榻之上。”

普利尼写到男人都是“奢侈的奴隶”，“奢侈是一种巨大的影响力，因为它，男人们急速穿过森林去寻找象牙和柑橘类树木，探访盖图里亚（Gaetulia，位于北非）的所有岩石寻找骨螺，寻找紫色”。

经济较为宽裕的罗马人还食用骨螺，这是最为奢侈的食品，他们称之为“紫色的鱼”。与之搭配的菜肴是被人们称为无花果鸟（fi gpecker）的小鸟。现在法国仍然有人吃这种鸟，法国人称之为罗谢（rocher），西班牙人称之为cañadilla，而葡萄牙人则称之为búzio。

普利尼描述了获得染料的艰苦过程：

白色的经脉上沾上少量液体……男人们试图生擒骨螺，因为它在死去时会释放出它的汁液。他们通过去除其壳的方式，从较大的紫色鱼身上获得汁液，把较小的骨螺挤压在一起，这是使它们产生汁液的唯一方式……

上面已经提到的经脉被除去，按照1品脱对100磅的比例将盐添加进去。它被放置溶解三天，因为盐越是新鲜，就越结实。于是这混合物被放在一个铅锅里，每50磅需要加入大约7加仑的水，通过一根管道连接到离开一段距离的炉子，并且使之保持在适宜的温度。9天之后大锅被过滤，洗过的羊毛通过试验的方式被放入锅里，接着染工们加热该液体，直到他们对其结果感到自信时为止。

（普利尼，《自然历史》，公元1世纪）

人们不完全了解这种紫色的宝贵液体的情况又延续了两千年。1826年，药学院一名23岁的学生安托万·热罗姆·巴拉尔（Antoine Jérôme Balard），在研究了盐沼泽的构成之后总结说，存在于沼泽水（盐结晶形成的残余废水）中黑紫色的难闻液体，是以前未被识别的一种化学元素。因为该液体与骨螺分泌出的紫色相同，他把这种新元素命名为muride。可法兰西科学院唯恐暴露这一重大发现来自于一名学生，至少认为不应当让他来命名，所以他们把muride改为bromine（溴），这个词汇的意思是“恶臭”。

骨螺在罗马统治下的地中海、北非、高卢的地中海沿岸随处可见。古罗马时期就有的古代骨螺壳堆成的山已经在以色列的阿克拉港被发现。而在这来自染坊溴溶液的恶臭与加工鱼的臭味之间，罗马帝国一定曾经拥有一片芬芳的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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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5世纪罗马崩溃之后，鱼酱经常被认为是罗马过度享乐主义的一个事例。让鱼的器官在太阳下腐烂，在那些不崇尚奢侈的文化中，是无法容忍的想法。当然，当鱼酱被恰到好处地生产出来时，盐就会避免鱼腐烂，直至发酵占据上风。但是说服人们相信这一点越来越难。公元6世纪生活在高卢的安蒂姆斯（Anthimus），身处的文化把罗马远远抛在了后面，他发表声明抵制鱼酱，喜欢盐甚至卤水。

安蒂姆斯有关鱼酱的声明已经得到了西方烹饪界的回应：“我们禁止在烹饪中使用鱼酱。”

沙丁鱼，因其在撒丁岛加工处理受到高度评价而得名。此鱼加上鱼酱食用最佳。加基里乌斯·玛尔提亚里斯（Gargilius Martialis）在公元3世纪写道，必须用沙丁鱼来制造鱼酱。而现代的潜水员在西西里东南部检查水下船只残骸时，发现了50个罗马两耳细颈酒罐，里面盛满了腌制的沙丁鱼。但是在以后的若干个世纪里，撒上盐的新鲜沙丁鱼更受欢迎。

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鱼酱就从地中海消失了，该地区失去了作为咸鱼生产基地的重要地位，紫色染料行业也黯然失色了。但是“建设盐场就是建设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的想法仍然经久不衰。

第5章

在亚得里亚海中腌制

罗马帝国的灭亡使地中海成为西方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地区，该地区没有一个明确的领导者，却有许多觊觎者。自腓尼基人崛起以来，该地区一直是最富有竞争力的。

地中海的整个海岸线都散布着盐场，有些是当地的小规模经营者，另外一些是诸如君士坦丁堡和克里米亚的大盐场那样的大型商业化企业。由腓尼基人开始建立的古代地中海的盐场，就像权力本身一样，从罗马人手中传递到拜占庭，再传递到穆斯林手中。

罗马人曾经夸赞的盐场仍然是最具有价值的盐场。来自亚历山大的埃及盐获得高度评价，尤其是他们的fleur de sel，这是从水面上捞取的较轻的结晶。来自埃及、特拉帕尼、塞浦路斯和克里特的盐都具有很高的地位，因为它们都曾被普利尼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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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一座并不属于罗马历史的意大利城市，它坐落在亚得里亚海礁湖中的岛屿上。当时的威尼斯海岸与它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一系列被称为lidi的沙洲，庇护着礁湖免遭来自亚得里亚的风暴。这些礁湖从威尼斯海岸的商业政治中心拉文纳（Ravenna）延展开来，上延到波河至阿奎莱亚（Aquileia）的河口，正好处于毗邻特里爱斯特的亚得里亚海的对面。利多（Lido）已经成为威尼斯一个沙洲的名称，深受那些如今在该城的街道和运河岸边漫步的旅游者的喜爱。但是即使在古罗马时代，lidi也是为旅游者而准备的，富裕的罗马人的避暑胜地是从帕多瓦到阿奎莱亚的海岸线。

公元6世纪，大陆（罗马威尼托的那部分地区，是意大利的一个行政区）受到日耳曼人部落的侵略，为了保持他们的独立，小批民众像波士顿人那样逃离到玛莎的葡萄园，迁居到由他们的lidi保护的岛屿上。

公元6世纪，一位罗马高级官员卡西奥德鲁斯成为僧侣学者，他羡慕那些在礁湖的定居者。他把这些定居者一部分在陆地，一部分在海上的房屋，比喻成“在水上栖息的鸟儿”。

富人和穷人平等地住在一起，大家分享着相同的食物和相似的房屋，因此不会彼此嫉妒，没有想要统治世界的邪恶想法。所有的竞争都集中在盐场上。不是用犁与镰，而是用滚筒工作（为了盐的生产）可以获得你所有的收益。其他产品都依赖于你的行业，虽然有人可能并不追求金钱，但是没有人不渴望得到盐，盐使所有食物更有滋味。

（卡西奥德鲁斯，公元523年）

如同罗马那样，威尼斯式的民主更加理想化却不切合实际，不过虽然卡西奥德鲁斯也许一直对威尼斯式的平等主义过度狂热，他对威尼斯盐的生产所做出的贡献却是毫不夸张的。盐是政策的关键所在，该政策使威尼斯成为欧洲南部占主导地位的商业力量。

意大利大陆起初离那些今天属于威尼斯的岛屿很遥远。在这些岛屿和科马基奥（Comacchio）半岛之间的区域被称为七海。“在七海中航行”就意味着穿越那些变化莫测的25英里的沙洲，完成这令人胆怯的任务。

大约公元600年，威尼斯人开始使用填海造田的方式来扩展大陆面积，使之更加接近如今威尼斯的那些岛屿。七海成为拥有港口基奥贾（Chioggia）的大陆。在它下面一个如今狭窄得多的潟湖中，科马基奥半岛俯视着波河三角洲。拉文纳原先是一个港口，如今成为一个内陆城市，而邻近的塞尔维亚则成为它的港口。

到了公元7世纪，随着七海的消失，威尼斯人沿着新形成的基奥贾土地建造起盐池。卡西奥德鲁斯描写了威尼斯人使用滚筒的场景，但有时也被译为“管子”或者“圆筒”。很难弄清，他所说的滚筒是指压碾人工蒸发盐池表面的滚筒，还是用来把海水蒸煮成结晶体的筒状陶罐，因为这两种技术在罗马都是常见的。

公元6~9世纪，20世纪前最后一个产盐方面的伟大技术被发明出来。与在单一的人工盐水池里存放海水，将它封闭起来，然后等待太阳来蒸发水分不同，制盐工们修建了一系列盐水池。第一个宽大的露天盐水池，具有抽水泵和水闸组成的系统，当盐水达到一定浓度之后，系统会把池塘中的海水转移到另外一个盐水池。在另外一个盐水池中水进一步被蒸发，更稠的卤水又被转移到下一个盐水池。与此同时，新鲜的海水被引入第一个盐水池，这样新的一批卤水总是不断加入进来。当卤水达到足够的浓度时，盐就沉淀下来，成为结晶体，沉淀到盐水池的底部，最后被铲挖出来。在一个仅仅依靠太阳能加热的盐水池中，可能要用一年以上的时间来达到这一浓度。但是在有足够的阳光、风力和足够干燥的季节（不会使雨水稀释盐水浓度），生产的唯一限制就是可获得的表面积以及能够同时运行的盐水池的数量。它几乎不要求什么设备，只要求很小的一笔投资，并且除了最后收获盐结晶时的刮挖阶段之外，几乎不需要什么人力。

有些西方历史学家认为，也许是中国人在公元500年左右首先发明了这一技术。但是中国的历史学家，却没有认领此项发明。毕竟，中国人并不满足于通过这一技术来生产盐，缓慢的蒸发产生的是粗盐，而中国人总是把精盐看作是更高质量的盐。

连续蒸发池塘的想法似乎是在地中海开始的，在那里，粗盐被用于腌制鱼和加工处理火腿。北非的穆斯林在中世纪早期就在地中海各地营运，他们也许是第一批使用这一系统的人，并且在公元9世纪时把它引进了伊比沙岛（Ibiza）。

到了10世纪，从威尼斯穿越亚得里亚海，沿着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多个池塘都被投入使用。公元965年，在塞尔维亚建立起许多盐水池，到了11世纪，威尼斯人已经建立起一个盐水池系统。

威尼斯在微不足道的亚得里亚海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离威尼斯的基奥贾不远就是科马基奥，在这里，本笃会的僧侣们也生产盐。公元932年，威尼斯人毁掉了在科马基奥的盐场，从而结束了那种竞争。但是，这也加强了该地区（塞尔维亚）第三盐场的地位，它是由附近拉文纳的主教控制的。

在这个地区，一段时期里有两个盐生产业的主要竞争者：威尼斯和拉文纳的主教（基奥贾和塞尔维亚）。威尼斯之所以有优势，是因为基奥贾比塞尔维亚生产效率更高。但是基奥贾生产sali minutti，一种细粒盐。当威尼斯人需要粗粒盐时，他们就不得不从其他国家进口。于是在13世纪，当一系列的洪水和风暴摧毁了威尼斯人大约1/3的盐水池时，威尼斯人不得不进口更多的盐。

就在那时，威尼斯人有了一项重大的发现：买卖盐比生产盐可以赚更多的钱。1281年，政府开始向那些在威尼斯落脚的来自其他地区的商人发放盐补贴。结果，向威尼斯运送盐是如此有利可图，以至于这些商人能够以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来运输其他商品。因盐补贴而不断增加的利益，使威尼斯商人有多余的钱派出船只去东地中海，在那里，他们装上印度香料或调味品等值钱的货物，然后在西欧以低价出售，而威尼斯以外的竞争对手提供不了这样的低价。

这意味着威尼斯共和国为盐支付了极高的价格，但是如果它能够支配香料或调味品贸易，并且成为粮食贸易的领先者，它就不在乎盐有多昂贵，意大利粮食歉收时，威尼斯政府就会利用盐的附属收入从地中海其他地区进口粮食，从而垄断意大利的粮食市场。

与古代中国的盐垄断不同，威尼斯政府从不拥有盐，而只是从规制其贸易中获取利润。通过高价盐的销售份额获得收入后，盐管理当局可以提供贷款来支持其他贸易。在14~16世纪，威尼斯是进口粮食和香料的主要港口，它进口吨位的30%~50%是盐。所有的盐必须经过政府各个机构。Camera Salis为商人颁布许可证，不仅告诉商人他们能够出口多少货物，而且告诉他们出口到什么地方以及价格是多少。

威尼斯想要控制整个市场，但是盐管理当局还要维护威尼斯富丽堂皇的公共建筑以及复杂的水压系统，以免城市被冲走。威尼斯宏伟并受到珍爱的市容、它的众多雕塑和装饰，都是由盐管理当局资助的。

威尼斯小心谨慎地建立起可靠供货者的声誉，因此要求与商业国家订立契约，由威尼斯规定这些契约的条款。1250年，当威尼斯同意向曼图亚和费拉拉提供盐时，契约规定这些城市将不能再从其他地方购买盐，这成为威尼斯盐买卖契约的标准模式。

随着威尼斯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提供盐，它开始需要越来越多的制盐者，以便从这些制盐者手中购买出口所需的盐。由盐管理当局所资助的商人深入地中海各地，从亚历山大、埃及到阿尔及利亚，再到黑海中的克里米亚半岛、撒丁岛、伊比沙岛、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试图控制商品供给、控制盐场，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占为己有。

为威尼斯人的船队生产盐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运送泥土和岩石，清理和准备盐水池，建造将它们分隔开来的堤坝，搬运所收获的一袋袋沉重的盐结晶。经常是整个家庭（丈夫、妻子和孩子）的所有劳力一起上阵。而他们的报酬则按所收获的盐量来计算。

威尼斯通过控制盐的生产来操纵市场。13世纪末，威尼斯希望提高世界市场价格，因此摧毁了克里特岛所有的盐场，并且禁止当地生产盐。随后威尼斯人又调入当地消费所需要的全部用盐，建立起许多商店以出售这些进口盐，并且向盐场的所有者支付损失补偿金。这一政策既用来控制盐的价格，又使当地人很满意。但是两个世纪之后，一只运盐的舰队从亚历山大出发，在途中迷失了方向，之后，克里特岛上的农民便处于危机之中，因为岛上的食盐如此稀缺，以至于他们无法再制作奶酪，这是一种水分已经完全蒸发的凝固牛奶，是用食盐加以保存的。

1473年，威尼斯占领了塞尔维亚，强迫这一昔日的对手同意只向他们出售盐。塞尔维亚经过谈判所争取到的唯一例外条件是，继续向附近的波河山谷提供一种大腊肠。当威尼斯新的主要对手热那亚使伊比沙岛成为地中海最大的产盐地时，威尼斯人使塞浦路斯成为第二大产盐地。1489年，塞浦路斯正式成为威尼斯的属地。

为了加强其无情操纵商业和控制领土的能力，威尼斯维持着商船的数量，作为海军的补充力量，并且在需要时投入战斗之中。威尼斯海军在亚得里亚海巡航，拦截船只，检查货物，并且要求出示许可证件，以确认所有的商业交通符合其管制的要求。

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像威尼斯那样将其经济建立在盐的基础之上，或者建立了如此广泛的盐管制政策。可能这并不完全是一种巧合，因为威尼斯的政策受到最著名的家族——波罗家族的影响。

***

1260年，尼科洛和他的兄弟马费奥（两人都是威尼斯商人，而威尼斯当时是一个国际商人云集的城市）离开威尼斯，踏上去往忽必烈王朝的旅程。兄弟二人在1269年返回威尼斯，带回了忽必烈给教皇的信函和口信。可汗要求更多的西方人，包括知识分子和具有基督教思想的领导人到他的朝廷访问，并且向他们传授有关西方的知识。两年后，波罗兄弟进行第二次旅行，这一次，他们带上了尼科洛年仅17岁的儿子马可以及两位多米尼加的僧侣。两位多米尼加人半途放弃了艰苦的长途跋涉，而马可却继续与父亲和叔叔前行。

如果他所记载的内容属实，那么没有哪个青少年有过更好的冒险经历了。他们沿着中亚和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旅行，在离开威尼斯4年之后，到达了元上都，诗人柯勒律治在他的著名诗篇中称此地为“行宫”，这是蒙古皇帝忽必烈在夏季的都城。至少根据马可的叙述，这位可汗并没有因为波罗兄弟的重返之行只带来了尼科洛年轻的儿子而感到失望。马可穿越了忽必烈所统治的广袤帝国，学会了当地的语言，当地的文化，并且向忽必烈做了汇报。

大约25年之后，1295年，波罗兄弟回到威尼斯，在威尼斯，甚至在他们自己的家里，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认出他们了。在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三年之后，他像其他威尼斯人一样，在海军舰队中服役，与威尼斯的对手热那亚作战。他被俘后，据说向一位名叫鲁斯蒂切罗的狱友口述了他的历险经历，而这名狱友来自比萨，是一位相当有名的冒险故事作家。

在鲁斯蒂切罗身上有许多问题，他也许对这一传奇故事随意进行了加工，大段大段的文字似乎是参照了他以前的书籍，而这些书充满了想象的浪漫历险。比如，有关波罗兄弟抵达忽必烈王朝的描述，与鲁斯蒂切罗所写的《亚瑟王》一书中特里斯丹到达亚瑟王宫的描述极为相似。

从该书在1300年出版问世以来，威尼斯人就颇为怀疑。有些人甚至质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去过中国。为什么他对长城、有关饮茶的习俗、有关裹小脚的公主们只字不提？对于少数知识渊博的威尼斯人来说，很奇怪（也使后来的学者们难以释怀和信服）的是，马可·波罗完全遗漏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当时中国已经拥有印刷技术，而这一关键性的发明在同时代的欧洲却没有人见过。这一忽略在150年之后看起来更加显眼，因为那时，古腾堡的铅活字印刷术出现在欧洲，使威尼斯成了欧洲的印刷中心。

他的书充满了前所未闻的细节，但却遗漏了许多已为其他商人所知道的事实。不过，后来去过中国的旅行者们证实了马可·波罗书中令人好奇的细节的真实性，并且马可·波罗的确离开家乡在某个地方待了25年。马可·波罗的描述引发了许多欧洲人对中国贸易的兴趣，其中就有哥伦布，并且马可·波罗的描述一直到19世纪都还是西方人对中国印象的基础。

人们普遍认可的是，他向意大利人引介了意大利面食pasta。当时中国（并且今天仍然是）新鲜、晾干、扁平的和有填充物的面食种类非常丰富，但是马可·波罗的书中除了提及（他感觉非常好奇的是，有时食品是用来自树上的果实所磨成的粉制作的）这一事实之外，几乎什么都没说。Maccheroni（通心粉）是有关pasta最古老的意大利词汇，好像是来自某一方言，并且在马可·波罗回国之前就使用了。这一词汇在一本可以回溯到1279年的热那亚书里被提及。多数西西里人确认最早的pasta来自西西里岛，这是由穆斯林占领者在公元9世纪时引入的。这种粗糙的硬质小麦面粉或者粗粒小麦粉被制成pasta，由古希腊人开创，他们也许做了一些面点菜肴，而且罗马人也吃了某些类似于宽面（lasagna）的食物。lasagna这一词汇也许来自古希腊语lagana，意思是“带状物”，或者来自古希腊词汇lasanon，但这一词汇也许不会用于菜肴，因为这一词汇的意思是“便器”或“夜壶”。根据这一理论，可能是由罗马人开始使用lasanon（可假定不是同样的容器，而是类似的容器）作为烘烤面条的锅。

马可·波罗从来没有提到中国人印制纸币，但是更加有意义的是，他描述了建都（Kain-du，今四川西昌市）盐饼在制作过程中是如何被冲压以附加上可汗头像的，而这种盐饼在当时被作为货币使用。在马可·波罗的书中，出乎意料地有许多关于盐以及中国对盐务进行管理的细节。马可·波罗描述了旅行者跋涉数日后来到一些小山坡，在那里，盐如此纯净，以至于可以非常便利地敲凿下来。他写了皇帝从哈剌章（Karazan，泛指今云南省）的卤水泉所获得的税收收入，盐是如何在陵州（Changli，今山东德州市）被生产出来，并且为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利润服务的，淮安州（Koigan-zu，今江苏淮安市）如何制盐以及皇帝如何从该地获取税收收入的。每当马可·波罗提到盐时，他几乎都要提及国家的税收归于皇帝。

马可·波罗是一位威尼斯商人，也许一直对盐以及管理盐的方式很感兴趣。他也许还判断出（他的读者将是威尼斯商人）这将是读者感兴趣的主题。但是也有可能，无论他是否去过中国，他写这本书的动机之一是要鼓励威尼斯政府扩展其对盐务的管理，尤其是对地中海的控制。

马可·波罗影响的范围是难以测度的，但是显然，威尼斯如同忽必烈那样，的确扩展了它对盐务的管理，并且从盐务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

第6章

两个港口和意大利熏火腿

威尼斯人介入盐的贸易并非仅仅因为亚得里亚海盐的扩展，还有塞尔维亚的商人、科马基奥的僧侣以及拉文纳的主教。他们面朝的海洋不如他们背向的河流多。波河从意大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发源，流经半岛，从拉文纳一直到威尼斯的沼泽入海口，扩展开来。波河河谷是意大利半岛一段不规则的地形，它如此与众不同，只要看一下意大利的地图，就会明显地发现它的独特性。阿尔卑斯山在其北部，而托斯卡纳的森林山脉则在其南部，就像是富人厚重的缎带，起伏的绿色牧场沿着波河从一个海岸延伸到另一个海岸。这是农业的避风港，它一直是意大利最富饶的地区，如今人们所熟知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区仍然如此。

罗马人建造了一条路，Via Emilia（如今它是8车道的A–1级超级公路），它把从皮业琴察（Piacenza）到帕尔马[1]、雷焦卡拉布里亚[2]、摩德纳、博洛尼亚，再到亚得里亚海岸线的那些文化与商业中心连接起来。这一地区的农业财富取决于一个用于贸易的港口和盐的资源。通过在这一行业的竞争，波河两岸两个激烈的商业竞争者——地中海的热那亚和亚得里亚海的威尼斯成为中世纪最伟大的两个港口城市。

在富饶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区，远离罗马大道，有一座罗马城市的废墟，名为Veleia。历史学家们对Veleia感到迷惑不解，因为罗马人已经有一整套罗马城址的清楚标准，而Veleia并不符合这些标准。这不仅是因为它离罗马大道太远，而且还因为它位于一座山脉阴冷迎风的一面。但是它有一个与意大利几乎所有重要的城市都相同的地方：临近盐产地。Veleia被建造在地下盐水泉之上，这就是它会成为著名的产盐胜地萨尔索马焦雷（Salsomaggiore）的原因。

Veleia最早的产盐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如同许多盐场一样，它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就被遗弃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曼大帝[3]，如同他的罗马先人一样，拥有一支需要盐的军队，于是就重新开设了这个盐场。“萨尔索”这个名称首次出现在公元877年的一份文件中。

在古代盐场，盐水井建有巨大的轮子，轮子带动板条不断进出作为基脚。两个脖子上缠绕着铁链的人，向里走动，踩踏底部，从一个板条踩踏到另外一个板条，而另外两个脖子上也缠绕着铁链的人，在外面的顶部做着同样的事。轮子转动一个被绳索缠绕的杆状物，它吊起一桶桶盐水，然后这些盐水被煮沸，这意味着希望控制盐水井的公爵或者贵族还必须控制一大片森林，以便拥有作为燃料的充足木材。

这幅中世纪的版画展示了由囚徒们人力驱动的一只轮子，该轮子是用来在萨尔索马焦雷抽吸盐水的。（帕尔马国家档案馆）

11世纪，帕洛维奇诺（Pallovicino）家族开始控制这些盐水井和地区。但是在1318年，帕尔马城接管了帕洛维奇诺家族的31口盐水井。这一事件在当时被认为是重大事件，从而被记录在该城宫殿的一幅壁画上。谁控制住萨尔索马焦雷的盐水井，谁就控制住了该地区，而这31口盐水井的接管，标志着权力从封建贵族手里转移到了城市管理当局（政府）的手里。

在帕尔马城宫殿内的墙上，有一幅壁画记载了该城31口盐水井的获得。公牛是帕尔马城的象征。该壁画在17世纪时因宫殿内的一个塔楼坍塌而被毁坏。（帕尔马国家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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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世纪和公元8世纪，在查理曼大帝于萨尔索马焦雷重新恢复盐业生产之前，水手们把盐从亚得里亚海带到帕尔马，换回金钱或者商品作为所付出劳动的回报，这些回报包括帕尔马最著名的盐制品——帕尔马火腿。

帕尔马是一个制作火腿的好地方，因为在新鲜的海洋空气到达帕尔马之前，它就会被山峰拦截，形成降雨，并且向平原推进的风力也减弱了。对于一个要避免腐烂的干燥地方来说，干燥的风对于腌制火腿是必需的。火腿的晾干架总是呈东西向摆放，以便最好地利用这种风。

巴尔托洛梅奥·萨基（Bartolomeo Sacchi）的家乡位于波河河谷的克里莫纳城，他后来成为15世纪一位著名的作家，笔名为普拉提纳。他在检测火腿的质量方面给出了笨拙但易于遵守的指导步骤：

将一把小刀插入火腿，闻其气味。如果它闻起来不错，那么这个火腿很好；如果气味不佳，则应当将它抛弃。

带有甜味的帕尔马火腿，在整个意大利赢得了好名声，这不仅归功于该地区干燥的风，还要归功于喂猪的饲料，这种饲料来自当地的奶酪产业。波河河谷（在这里黄油比橄榄油更受欢迎）是意大利唯一重要的乳制品产区。根据普拉提纳的说法，这种情况更像是出于需求，而不是出于对美食的追求。

几乎所有居住在北部和西部地区的人都在特定的菜肴中使用它（黄油）来代替脂肪或者油脂，因为他们缺油，而在气候温和的温暖地区，往往盛产油类产品。黄油温暖而湿润，对于身体大有裨益，并且能够使人发福，然而经常食用对胃不好。

请注意，普拉提纳把人发福作为一种好处罗列出来，尽管他还是一位在含有盐分的食品中寻找不健康因素的作家，他写道：

除了让人们产生食欲之外，它对胃是不利的。盐的过度使用还会对肝、血液和眼睛产生很大的伤害。

他对家乡的特产——成熟的干酪也不是很乐观：

新鲜的奶酪是非常富有营养的，它能抑制胃热，对那些吐血的病人有益，但它对于胃寒者来说完全有害。成熟的干酪难以消化，所含营养甚少，对肠胃不利，并且会产生胆汁、痛风、胸膜炎、硬粒和结石。据说饭后可以少量吃一点，当它弥合胃的开口处时，既能消除脂肪过多的菜肴所导致的恶心感，同时又能对消化产生益处。

导致新鲜的奶酪与成熟的干酪产生差异的是盐。意大利人把那些在开始变酸之前就吃掉的新鲜凝乳称为ricotta（意大利乳清干酪），并且这种干酪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在整个半岛广加生产。但是一旦奶酪生产者以加入了盐的水来加工他们的产品以避免变质，那么成熟之后，每一种奶酪就各有不同了。

奶酪的起源不确定，它也许与动物驯养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奶酪所需要的原料不外乎牛奶和盐，那么既然驯养动物需要盐，这一结合便随处可见。山羊和绵羊被驯化的时间要比水牛早得多，于是人们认为，以羊奶作为原料制作奶酪，要比用牛奶制作奶酪更早。动物的皮肤上携带的液体的特性也许产生了最早的奶酪，因为与动物皮肤接触的牛奶很快就会凝结。

很快，牧民们（也许是牧羊人）发现了一种更为复杂的物质，这种物质被称为牛犊胃内膜。牛犊胃内膜含有高血压蛋白原酶，这是哺乳动物胃里的一种生化酶，它使牛奶凝结并且易于消化。通常牛犊胃内膜是用一头未断奶的小牛犊的胃内膜制成的，因为未断奶的动物具有更强的吸收牛奶的能力。在这里，盐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些胃内膜被保存在盐里，以便来自产犊季节的胃内膜能够在整年都可以使用。

罗马人制作了各种类型的奶酪，不仅地区与地区不同，而且在同一个地方，一位奶酪生产者与另外一位也不同，甚至来自同一位生产者的奶酪在批次上也有可能不同。

帕尔马式的奶酪，如今被称为帕玛森奶酪（Parmigiano-Reggiano），因为它是在帕尔马和雷焦之间的绿色牧场生产出来的，也许它起源于罗马时代，但是符合Parmigiano-Reggiano现代描述的帕尔马奶酪现存的最早记录是从13世纪开始的。正是在这一时期，沼泽地区被疏浚，灌溉渠道得到修建，富饶牧场的面积得到极大的扩展。大约在同一时期，由当地的奶酪生产者建立的标准（从那时起一直被严格遵守）被制定出来。帕尔马奶酪赢得了国际声誉，并且成为有利可图的出口产品，直到今天它仍然是这样。14世纪佛罗伦萨的“意大利散文之父”乔瓦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就在《十日谈》（The Decameron）中提到过它。在15世纪，普拉提纳称之为意大利具有代表性的奶酪。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17世纪的英语日记作者）声称他曾把这奶酪埋在后院里，因而幸免于伦敦火灾。托马斯·杰斐逊曾经托人将奶酪运送到弗吉尼亚供他享用。

在帕尔马，一种完全共生的关系在奶酪、火腿生产、黄油、盐和小麦的制造过程中演化出来。帕尔马牛奶场只生产少量的牛奶，正如埃及人在千年以前认为腌制咸鱼比卖盐更加有利可图一样，波河人民认定卖乳制品要比卖牛奶更加有利可图。

当地的农民在晚上为他们的母牛挤牛奶，然后这些牛奶在奶酪制造者那里放上一夜。奶酪制造者把前一夜牛奶表面上的一层奶油撇去，剩下的牛奶与早晨的全脂奶混合在一起，而被撇出的奶油则用来制作奶酪。

对混合后的牛奶加热之后，他们加入牛犊胃内膜和一桶乳清，这是前一天做奶酪时牛奶凝结成块后剩下的液体。他们把这新的混合物加热到更高温度，但仍保持在沸点以下，并且放置40分钟。

此时，牛奶已经凝结成块，留下清澈而富含高蛋白的液体，这些乳清就用来喂猪。用乳清喂养的猪正是帕尔马火腿的原料。而猪身上剩下的部分会被送到附近的城镇菲利诺（Felino），在那里，这些猪肉被碾碎，制成意大利腊肠（salami），salami这一词汇正是从拉丁动词“腌制”衍生而来。

奶酪制造者每周会有一次用全脂奶制造新鲜的意大利乳清干酪。传统上，乳清干酪是在星期四制造出来的，这样，这些奶酪就可以用于礼拜日传统的tortelli d’erbette。Erbette的字面意思是“草”，但是在帕尔马，它也是一种类似于瑞士甜菜的当地蔬菜。Tortelli d’erbette是一种用意大利乳清干酪、帕尔马干酪、erbette、盐和两种香料填充的意大利面食，接近于意大利小方饺。这种面食所用的两种香料在13世纪需求量很大，营利性很高，它们通过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船只进行运输，它们就是黑胡椒和肉豆蔻。Tortelli d’erbette从过去到现在仍然只与黄油和搓碎的帕尔马干酪一起食用。

在黄油被加入很多盐之前，它是一种稀有的珍品。在欧洲黄油产区最南端的波河河谷尤其如此。在帕尔马地区，黄油是奶酪师傅的专属品，他们拥有批发或出售的特权，一般标以很高的价格。如今在ParmigianoReggiano地区，黄油仍然是由奶酪师傅们销售的。

在这一地区，蘸奶油沙司的带馅意大利面食尤其受欢迎，用当地的小麦粉生产出来的面食非常柔软，这种小麦不同于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小麦，用其他地方的小麦做成的带馅面食，如果把它与鸡蛋混合在一起，刚出锅时还是柔软可口的，但在晾干之后就变得易碎且难以下咽了。所以，波河独一无二的小麦也被用来交换制造奶酪所需要的海盐。

每一家乳制品厂都拥有一位做出所有决策的奶酪师傅。他把手伸到铜缸之中，用熟练的手指搅拌乳清，在它们凝结成块的过程中铲起和按压。当他说奶酪已经做好时，一块奶酪布就会被置入缸中，随着他的指令，这块奶酪布的各个角都被提起，从乳清中提升起180多磅被沥干的凝结物。在其他人努力提起这块奶酪布时，只有奶酪师傅有资格提着两面开刃的大平面刀，将这块产品一分为二。

两块奶酪要在奶酪布上放置一天，然后被放进木质的模具之中。“木质模具”的拉丁词汇forma，是意大利语“奶酪”（formaggio）的词根。至少三天之后，把90磅的奶酪浸在盐水池中，每天都要把它翻一遍。奶酪的成熟过程就是它对盐分的缓慢吸收过程。要想使盐分浸入帕玛森奶酪的中心，大致需要两年时间。此后，奶酪开始被晾干。因此，这些奶酪在出售与变得太硬、太干，甚至太咸之间，要有一年的寿命。普拉提纳有关成熟奶酪的训诫，有可能是针对过熟奶酪提出的。

意大利熏火腿的生产者使用的是来自萨尔索马焦雷的盐，但是奶酪生产者所使用的盐不是来自威尼斯，就是来自热那亚。16世纪，势力庞大的法尔内西家族安排了5 000匹骡子驮运的商队，从热那亚的利古里亚海岸（今天意大利的里维埃拉）运盐。从热那亚运盐的商队把内地的盐运到皮亚琴察，在那里，盐被转移到河中的驳船上，然后经由波河被运到帕尔马。与非洲或者古罗马不同，这里从来没有建立过一条运盐的专线，因此每一个商队都不得不依靠沿途的封建领主，设计出一条线路。

波河河谷的内陆城市，比如帕尔马，拥有自己的盐务政策，并且从威尼斯或者热那亚盐进口商品的交易活动中派生出税收，这是转移到当地消费者身上的一种成本。于是它造就了长期违法的盐交易，这种交易沿着热那亚、皮亚琴察、帕尔马、里加诺、博洛尼亚和威尼斯进行。

在盐的交易中，波河河谷以其盐制品进行交易，比如，意大利腊肠、意大利熏火腿和奶酪，它还用其著名的软小麦来交换盐。这种交易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18世纪，当波旁皇族统治帕尔马时，他们用昂贵的法国商品来交换盐，也用大批船上的奴隶与热那亚交换盐。为了扩展其贸易帝国，热那亚需要船上的奴隶。于是在帕尔马，被判10年监禁的犯人可以减刑到5年，而这5年是作为热那亚船上的奴隶来服苦役的。但是这些奴隶中的大部分人只能存活两年时间，于是就有了填补空缺的长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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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世纪，当热那亚在被罗马人占领之前，它是当地利古里亚人的主要港口。此后，它被罗马人、迦太基人占领，后来又被罗马人重新占领，然后又被日耳曼部落和穆斯林占领。最后在12世纪，它像威尼斯一样，成为一个致力于商业活动的独立城邦。

热那亚从法国大行政区土伦（Toulon）附近的耶尔（Hyères）购买食盐。耶尔这一名称的含义是“平地”，也可能是指产盐的平地，因为从已知的历史来看，这里曾经是盐产地。但是在12世纪，热那亚的商人通过建造一个靠太阳蒸发的盐水池塘系统，把耶尔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产盐地。热那亚在耶尔的成功导致了比萨的撒丁盐交易的衰落。于是热那亚盐商移居到撒丁，开发出了卡利亚里盐场，又建造了一个由太阳蒸发的盐水池塘系统，使撒丁岛成为地中海最大的产盐地。

热那亚人还从巴塞罗那南面的伊比利亚的地中海沿岸——托尔托萨购买海盐。托尔托萨位于埃布罗河的河口，它的水路将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巴斯克国（Basque）连接起来，这些地区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托尔托萨一直是摩尔人主要的产盐地，但是到了12世纪，当热那亚人参与其中时，它也成为巴塞罗那港口以及阿拉贡的主要供给地。

在加泰罗尼亚的山区内，卡尔多纳的公爵们看到热那亚人在巴塞罗那卖盐并不高兴。公元886年，维尔弗雷多（Wilfredo the Hairy）在离巴塞罗那50英里的山上，重建了一座被废弃的公元8世纪城堡。当时，它位于山路崎岖、人口稀疏地带的最高峰，而维尔弗雷多就从坚固厚重的城墙壁垒后窥视着他财富的源泉——另一座山。

这另外一座山上的条带状分布和多彩的颜色如此生动夺目，几乎让人眩目：岩石带有三文鱼那样的粉红色，伴随着白色、灰褐色和血红色的条带状。这些都是盐。因为盐在水中可以溶解，所以每下一场雨，山体都会被切割成拉长的平面。在粉红色的条带状矿井内部，井壁被雪白的结晶钟乳状天然物装饰得分外妖娆。悬挂下来的长长的挂钩状，是由盐封闭起来，从上面的裂缝中向下滴流的雨水造就的。这座盐山矗立在一条弯曲的河流旁，这是埃布罗河一条很浅的支流。远方富饶的绿色平原和优雅的梯田耕作良好。地平线上，积雪覆盖的比利牛斯山脉的峰峦依稀可见。

占据城堡的贵族们便是这座山的主人。他们在邻近的山上建起一座阴湿寒冷的褐色村庄，供盐工们居住。每个星期四，贵族们允许这些盐工为自己采盐。岩石的外观就像是粉红色的大理石，至少从16世纪开始，用盐制作的雕像就出现了，往往是宗教题材。因其柔软和可溶性，盐岩很容易进行雕刻，也易于抛光。

甚至在盐山周围的区域，上面也只覆盖了两三英尺厚的土壤，其他的也都是盐。有证据表明，这里的人至少在公元前3500年就已经开始采盐了。史前的石制工具已经被发现：6英寸长的黑岩石，其中一端作为刨土的镐头，而另一端则作为刮擦的工具。

有关卡尔多纳地区产盐最早的文字记录来自于罗马人，他们通常偏好海盐，但是却把卡尔多纳地区出产的岩盐看作是质量最好的。在公元9世纪时，卡尔多纳（方言以拉丁语为基础）的公爵们和加泰罗尼亚语方言地区的其他贵族绅士们，一道聚集在巴塞罗那伯爵们的旗下。卡尔多纳由此成为一支重要的商业力量，其领土从比利牛斯山的北部一直延伸到西班牙南部的地中海沿岸。

在中世纪的加泰罗尼亚，卡尔多纳作为制作火腿和香肠所需盐的理想产地而闻名遐迩。通过巴塞罗那港，卡尔多纳的岩盐被出口到欧洲其他地区。卡尔多纳成为中世纪岩盐的主要提供地之一。但是到了12世纪，热那亚可以通过海路把盐运输到巴塞罗那，其成本比卡尔多纳的公爵们经过50英里的陆路运输更低。随着巴塞罗那市场的丧失，卡尔多纳的盐商们也开始把盐出售给热那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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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年以后，热那亚人进一步深入地中海之中，他们在黑海、北非、塞浦路斯、克里特岛和伊比沙岛买盐，威尼斯也试图控制许多相同的盐场。而热那亚人则把伊比沙岛建为该地区最大的产盐地。

盐是热那亚贸易的引擎，热那亚人用买来的盐制作意大利腊肠，在意大利南部出售，以换取生丝，再把生丝在卢卡出售，以换取布料，而布料则出售到里昂的生丝中心。热那亚与威尼斯不仅在盐的贸易上互相竞争，而且还在其他与盐交换的商品上进行竞争，比如纺织品和香料。

热那亚人是海事保险、银行业的先驱者，也是使用巨型大西洋航海船舶的先驱者，他们从巴斯克人那里购买或者租赁这些船舶，用于地中海沿岸的贸易。这些船舶能够运载大量货物，并且在返航时还留有装盐的空间。无论他们在何处进行贸易，他们都特别注意掌控那些能为返航装盐的盐场。

但是当时，威尼斯正逐渐赢得竞争，因为它具有更加紧密的政治组织与对产盐进行补贴的制度体系。当这场盐的竞争导致了1378~1380年的“基奥贾之战”时，威尼斯的商船队具备转化为海战军舰的能力就具有决定性意义了。威尼斯打败了热那亚——这个在地中海商业占据主导地位方面主要的竞争对手。

然而在那些最终颠覆威尼斯海上帝国的人中，却有两位热那亚人——哥伦布和卡伯特。不过，这两位热那亚人都不代表热那亚，卡伯特实际上成了一位威尼斯市民。这场颠覆开始于1488年，当时葡萄牙船长迪亚士环绕了非洲的好望角一圈。1492年，哥伦布从相反方向探索到印度的另外一条航线，从而为西班牙开发了一系列航线，开创了跨越大西洋运输宝贵的新香料的贸易。于是在1497年，热那亚人卡伯特返回威尼斯，以约翰·卡伯特的名字为英国航行，他重新找到印度的航线，并且告知世人有关北美及其鳕鱼这一财富的见闻。最糟糕的是，在同一年，另外一位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非洲到达印度，并且在两年后返回葡萄牙。这样，大西洋的各个港口不仅要与新发现的岛屿进行贸易，而且还被葡萄牙人开辟了到印度洋和香料产地的航线。于是，大西洋取代地中海，成为水路贸易最重要的载体。

在15世纪末以后，地中海不再是西方世界的中心，威尼斯也不再是一个先进的地区代表。然而它顽强地坚持其独立地位，因此与地中海一起衰落了。

热那亚屈服于新的现实，在西班牙的黄金时期，正在扩展的大西洋力量中热那亚人以主要银行家和融资者的身份提供服务。因为这一点，热那亚保住了商业中心的地位，如今，它是地中海的一个主要港口，而且是意大利最重要的商业港口，不过，地中海毕竟不再是主要的贸易海域了。

[1] 意大利北部城市。——译者注

[2] 意大利南部城市。——译者注

[3] 查理曼大帝（742~814），768~800年为法兰克王，800~814年为西罗马帝国皇帝。——译者注

第二部

青鱼之光与征服的气味

当教皇庇护七世不得不离开罗马（当时被法国人占领）时，伦敦商会的委员会正在考虑捕获青鱼的事。有位委员发现，自从教皇被迫离开罗马，意大利几乎就变成了一个新教徒的国家。“上苍拯救我们吧！”另外一位委员呼唤道。前一位委员回应道：“你是因为看到好的新教徒数量在增加而感到不安吗？”“不，”另一位委员回答道：“不是这样，我担忧的是，如果不再有天主教徒，我们的青鱼该如何处理？”

——大仲马，《烹饪大辞典》，1873年

第7章

礼拜五的盐

到了公元7世纪，整个西欧都说着印欧语言，这是由青铜器时代亚洲对欧洲的侵略造成的，只有巴斯克除外。在沿着大西洋海岸的小片土地上（后来其中一部分属于西班牙，一部分属于法国），巴斯克的文化、语言和法律在所有的外来者侵略（包括凯尔特人和罗马人的侵略）中得以幸存下来。

巴斯克人是不同的，其中一个不同点是他们捕杀鲸鱼。他们是最早的商业捕鲸者，领先于其他民族达几个世纪之久。最早的商业捕鲸记录是公元670年的一单买卖，即从巴斯克的沿海省份拉布德（Labourd）向法国北部出售40罐鲸鱼油。

经过随后的几个世纪的商业捕鲸，从鲸鱼脂肪中熬煮出来的油成了鲸鱼最具价值的部分。鲸鱼骨也利润可观，尤其是它数以百计的牙齿，比象牙更为持久和耐用。但是在中世纪，巴斯克人的财富是通过对鲸鱼身上成吨的脂肪和生肉进行贸易而获得的。

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禁止在宗教日食肉，并且在公元7世纪，这些宗教日的天数显著增加了。大斋戒期间（一种从公元4世纪开始的习俗）的天数被增加到40天，此外，所有的礼拜五和耶稣受难日也包括在内。总而言之，一年中大约有一半的日子变成了无脂肪日，而且这些日子里的食物禁止条款也被严格予以执行。在英国法律中，对于礼拜五吃肉者的惩罚是施以绞刑，这一条法律一直保留到16世纪即亨利八世与梵蒂冈（罗马教廷）决裂时。

在无脂肪日期间，性交也被禁止，并且饮食被限制为一天一餐。生肉（红肉）是“热性”的，被认为与性交有关，所以也被禁止。然而，在水中发现的动物，包括海狸、水獭、海豚和鲸鱼的尾部，被看作凉性的，是宗教日可食用的食物。

出于这一原因，海豚被纳入大多数中世纪的食谱手稿之中。但是这些食谱通常要求具备成本不菲的原料，这说明海豚并非穷人的食物。下列英国食谱以及它昂贵的亚洲香料，是来自14~15世纪之间的一份食谱手稿，虽然这食谱也许是更久以前的记录。

取些海豚肉，剥去皮。将它切成小片，既不长于手指，也不要过短。取些面包与红酒共食，放入肉桂粉、胡椒粉，烹煮之。加上生姜粉、醋和盐进行调味。

新鲜的鲸鱼肉也是富人们才能享用的。最美味的部分是舌头。任何动物的舌头都是备受称赞的，但是鲸鱼的舌头尤其受欢迎。对于穷人来说，腌制的鲸鱼肉是替代品。这是指鲸鱼最肥的那部分，用盐加工处理成熏肉那样，有时法语叫作lard de carême，译为“鲸脂”，因为它是农民在无脂肪日期间所能获得的主要食物之一，而在此期间，其他生肉都是禁止食用的。据说，甚至在烹煮一整天之后，腌制的鲸鱼肉仍然硬得咬不动。与豌豆一起食用，这是富人吃鲸鱼舌的方式。然而，将腌制的鲸鱼肉卖给英国人的鲁昂商人在伦敦桥要交纳很高的税费，这说明腌制的鲸脂在英国是非常昂贵的奢侈品。法国农民的食物被作为奢侈品卖给英国富人，这并不是唯一的例证。

1393年，一位富有而年长的贵族（他的名字已经失传）出版了一本指导其15岁的新娘如何管理家庭的书。该书名为《巴黎食谱》（Le mèsnagier de Paris），其中提供了这样一份菜谱：

Craspoix，这是腌制的鲸鱼肉，它应当在未烹煮之前切成片，然后要像猪背上的肥肉那样放在水中烹煮，与豌豆一起食用。

当时，豌豆是干的，并以今天的方式烹调，使这道菜看起来像猪肉配豆。

在无脂肪日，当豌豆做好后，你必须取出已经在别的罐中与豌豆烹煮同样长时间的洋葱，烹煮的方式与吃肉的日子完全相同。猪油另外熬煮，然后再加上豌豆和备料。以同样的方式，也在无脂肪日，当豌豆开始烹煮时，你应当也开始烹煮切得很细的洋葱，但它们要分开煮。当所有食材都已煮熟时，再将洋葱炒一下，一半放在豌豆里，一半放在备料和盐里。如果当天还是大斋戒，就取些腌制的鲸鱼肉，以吃肉日的方式来食用它。

（《巴黎食谱》，13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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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7世纪，巴斯克人在沿着海岸的较高点上建造了一些石塔。有两个遗留下来的石塔至今依然耸立在那里。当塔内的观察员发现一条鲸鱼时（鲸鱼闪着黑色光泽的巨大脊背在它喷出水汽的同时也腾出水面），他就会大声喊出一串暗号式的语句，告诉捕鲸者鲸鱼的位置，有多大，附近还有几条鲸鱼。五名划桨者、一名船长和一名鱼叉手就会悄悄地划船出发，希望用矛刺中这巨大的家伙。巴斯克人一直以身体健壮而著称，他们的鱼叉手富有传奇色彩：力大无比的壮汉可以把一支长矛深深地扎入睡眠中的巨鱼之背。

到了公元9世纪，当巴斯克人拥有完善的捕鲸生意之后，一批入侵者来了，这就是维京人（Viking, 来自北欧的海盗）。Viking是一个词汇，人们认为它来自古代挪威语vika，意为“离开”，因为斯堪的纳维亚人离开了他们出生的土地以寻求商业财富。他们并没有像热那亚或者威尼斯这样的中心地区，而位于北方的家园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供他们进行贸易。如果拥有盐，他们也许会像凯尔特人那样用腌肉进行交易，或者像腓尼基人那样以腌鱼进行交易。但是没有盐，肉和鱼都很容易腐烂，因而维京人不得不用海象牙和驯鹿角制成的工具进行交易。在寻找可以进行交易的商品时，他们袭击了北欧的海岸社区，掠夺当地人，并且把他们作为奴隶出售，所以如今在人们的记忆中，“维京人”总是与野蛮联系在一起。

但他们具有独创性，是一流的造船者、无畏的航海者和机智的交易者。他们用捕获的奴隶，交换银、丝、玻璃器皿和其他奢侈品，这些都改变了斯堪的纳维亚上流阶层的生活。借助快速行使的船只，他们袭击了英国和法国的海岸。从公元845年开始，这些袭击转变成大规模的群体作战。维京人占有了毗邻泰晤士河与卢瓦尔河的领土，他们以这些土地为基地，既用它来进行更远的袭击，也用来进行更远的贸易。他们与俄罗斯、拜占庭和中东进行贸易。一些伟大的欧洲城市，包括伦敦和巴黎，都支付给维京人钱以换取和平。

公元9世纪，维京人还保留了一个沿巴斯克省北部边界的阿杜尔河建立的基地。有关维京人向巴斯克人传授造船技术的记录并不存在，但是在维京人造出更好的船只前，他们的船体是用搭接的木板制成的，而巴斯克人也以同样的方式建造了他们的船体，并且很快就获得了欧洲最佳造船者的声誉。

借助拥有巨大储存空间的坚固且能长途航行的船只，巴斯克人不再局限于原来居住的比斯开湾的冬季鲸鱼渔场。他们把小划艇装载在船上，可航行1 000英里以上。到了公元875年，仅在维京人到达其领土一代人之后，巴斯克人就长驱1 500英里，到达了维京人的法罗群岛。

在这些寒冷、遥远的北方水域中，他们发现了某些比鲸鱼更加有利可图的东西，这就是大西洋中的鳕鱼。这一丰富的食物保存得异常完好。鳕鱼的白肉几乎没有什么脂肪，而脂肪能够阻挡盐分，并且延缓盐浸入鱼肉的速度，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脂肪多的鱼类在盐渍之后必须在木桶内加以压制，以便进行保存，而鳕鱼只要放在盐里就可以了。再者，脂肪多的鱼类在处理时不能暴露在空气中，因为脂肪将变得腐臭。鳕鱼以及它的近亲们（包括黑线鳕和银无须鳕），可以在腌制前被风干，这是一种特别有效的处理方法，而凤尾鱼和青鱼这样脂肪多的鱼类就会难以处理。

是维京人向巴斯克人传授了有关鳕鱼的知识，甚至向他们出售了部分鳕鱼吗？维京人从斯堪的纳维亚水域清楚地了解了鳕鱼的习性。在到达阿杜尔河流域之后不到一个世纪，有一批维京人在冰岛定居，随后又移居到格陵兰岛，并且在1000年，从那里又移居到纽芬兰。他们捕获鳕鱼，然后将其在北极圈的空气中风干。他们意识到风干的鳕鱼是一种可交易的商品，于是很快就在冰岛建立了风干站来生产这一出口商品。

但是巴斯克人已经在罗马帝国的包围下度过了几个世纪，而在罗马帝国，咸鱼是一种常见的商品，也许这就是他们想到腌制鲸鱼肉的原因。这时，他们开始腌制鳕鱼，这个市场前景无限。整个昔日的罗马世界都食用腌制的鳕鱼，而且巴斯克人生产出售的咸鱼是在淡水中浸泡了一天以上的，这些鱼更加白净，油脂较少并且质量更好，根据大多数人的说法，要比以前吃过的深色、油脂多的地中海品种更好。作为一种没有油脂的鱼类，经过风干和腌制处理，腌鳕鱼就像木板那样僵硬，可以放在马车上堆叠，在路途中拖运，甚至在温暖的地中海气候中也可以保存。它比腌鲸鱼肉更好，并且价格相仿，同样经济实惠。同时，作为一种鱼类，它也被教会批准在圣日食用。对于那些追求更加奢华饮食的人来说，只需要丰富的配料来为其增添风味即可。

纪尧姆·蒂雷尔（Guillaume Tirel），人称“塔耶旺”，是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厨师长，他向国王引介了白菜。他继承了法国诸位伟大厨师的传统，自幼就在诺曼底的皇家厨房中耳濡目染，协助烧烤的看管人和转动烤叉者，他还负责升降吊起巨大汤锅（炖原汁汤用的）的铁链。在他作为小学徒的仆人工作中，还包括将腌肉予以淡化和除盐的工作，这被看作合格厨师基本技能的一部分。他的绰号“塔耶旺”的意思是“船首三角帆”（jib），这是一种小而快速的多用途船帆。他手稿的4种不同版本（名为Le viandier的食谱卷册）已经被发现，除了知道“塔耶旺”的工作时期是1330~1395年，所有食谱都没有确切的日期，而这些都是他所使用的食谱，现在人们认为Le viandier比《巴黎食谱》更早，是已知最古老的法国烹饪典籍。

在Le viandier中，“塔耶旺”写道：“腌鳕鱼要与芥末酱一起食用，或者在其表面涂上融化的新鲜黄油。”《巴黎食谱》借用了完全相同的食谱，但是却增加了一个甚至在今天看来都是最好的忠告，用以烹制咸鳕鱼：“腌鳕鱼没有经过浸泡就会太咸，而浸泡时间过长也不好吃。因为有这些讲究，所以你必须在付款之后立即用你的牙齿进行检验，品尝那么一丁点儿。”

罗伯特·梅（Robert May）是17世纪动荡的英格兰保皇党人的厨师，他建议把腌鳕鱼做成馅饼：

煮过之后，将它（腌鳕鱼肉）与皮和刺分离开来，与一些苹果一起切碎，用肉豆蔻、桂皮、生姜、胡椒、香菜籽、醋栗、切碎的葡萄干、玫瑰水、切碎的柠檬皮、糖、切碎的枣、白葡萄酒、酸果汁（包括4种水果汁，在搭配鳕鱼时大概会用苹果榨汁），还有黄油，填满你的馅饼，进行烘制，然后再用冰镇。

（罗伯特·梅，《合格的厨师》，1685年）

虽然只能在北方的水域中发现鳕鱼，咸鳕鱼还是成了欧洲大多数食谱的保留菜。尤其是在南欧地区，在那里，新鲜的鳕鱼是无法获得的，于是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人成为咸鳕鱼的铁杆爱好者，并且在1443年控制那不勒斯之后就把它带到意大利的南部。下列食谱来自以那不勒斯人的方言写成的已知最早的烹饪典籍：

用锅烹饪的腌鳕鱼

人们总是要选择鱼身发黑的最大的鳕鱼，因为这表明它是被腌制得最彻底的。好好地浸泡一番之后，取一只锅，加入精炼油和切碎的洋葱，洋葱要略微炒一炒。当洋葱颜色变深时，加入少许水、葡萄干、松子和切碎的芹菜。把这些原料混合在一起，在开始烹饪时加入鳕鱼即可。

如果适逢西红柿上市的季节，你可以把西红柿加入上述酱汁中，但要确认你已经彻底地予以加热了。

（伊波利托·卡瓦尔坎蒂，《以那不勒斯人的方言写成的家常烹饪手册》）

北欧所有的捕鱼国家都想参与到快速发展、极为有利可图的咸鳕鱼新市场之中。它们拥有鳕鱼，但是它们需要盐，而维京人也许在解决这一问题上一直起着关键性作用。位于卢瓦尔河流域最早的维京人的一个基地是努瓦尔穆捷岛，这座狭长岛屿的1/3在卢瓦尔河入海口与法国大陆完全分离开来，是定时涨潮落潮的自然沼泽地，它有着强烈的潮汐洪峰，席卷着新鲜的海水而来。维京人长久以来一直对利用太阳能蒸发的方式制盐具有浓厚的兴趣。公元7世纪，此类维京人的操作痕迹已经在诺曼底被发现。但是北方的气候使得这些盐场成为没有收益的摆设，因为这种气候雨水太多，阳光不够充足。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努瓦尔穆捷岛、附近的布尔加讷夫、盖朗德大陆沼泽以及莱岛（Ile de Ré，一个朝南的大约60英里的岛屿）是从何时开始建设人工池塘体系，从而取代单一蒸发池塘的。至今仍没有发现维京人教授人工池塘技术的记录，但是当他们到达之后，当地的盐业生产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公元9世纪或者10世纪的某段时期，池塘被建造起来，并且维京人已经在西班牙南部看到了同样的人工池塘体系。由于盖朗德位于凯尔特人所占领的布列塔尼半岛，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法国布里多尼地区的历史学家就摈弃了维京人，转而相信是凯尔特人首倡了这一想法，当然这也是有可能的。不过更加确定的一点是，维京人首先在这一地区开创了盐的贸易，然后到波罗的海地区和其他北方国家进行盐的贸易，创立了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盐贸易路线之一。

当欧洲人开始认识到用大自然的太阳能蒸发海水是最节约成本的制盐方法时，布列塔尼半岛南侧的布尔加讷夫湾已经成为主要的产盐中心。这一海湾是欧洲最靠北的端点，其气候适宜于靠太阳能蒸发生产海盐。这个海湾还拥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它位于越来越重要的大西洋海岸，并且与一条河流相连，而此河可以把盐冲刷进来。盖朗德则位于卢瓦尔河的北边，正对着它们的努瓦尔穆捷岛，也成了主要的海盐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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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维京人留在冰岛，成为冰岛人。又有一批人留在法罗群岛上。作为保护巴黎的交换条件，维京人得到了塞纳河盆地的大片土地。他们进入法国北部并安家落户，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光里，他们所说的语言是一种法国方言，他们被人们称为诺曼人，不久，维京人就消失了。

与此同时，巴斯克人的船只装载着满仓的盐航行，返程时则装载着码得很高的鳕鱼。他们主宰着迅速发展的腌鳕鱼市场，正如他们曾经主宰着鲸鱼市场那样，并且他们把捕鲸的技术也用在了捕获鳕鱼上。他们是高效率的渔民，在巨大的船只上装载着小划艇，进行长距离的航行，当他们到达鳕鱼渔场时，便放下小划艇。这已经成为欧洲人捕获鳕鱼的标准技术，并且一直沿用到20世纪50年代，那时，最后几支法国布里多尼人和葡萄牙人的船队都开始转而采用以马达为动力的拖网式捕鱼法。

在中世纪，除了巴斯克人，还有其他捕获鳕鱼的民族，比如，不列颠群岛、斯堪的纳维亚、荷兰、法国布列塔尼半岛和法国大西洋沿岸的渔民，但是巴斯克人总能带回数量巨大的腌鳕鱼。法国布里多尼人开始怀疑巴斯克人已经在海上发现了鳕鱼之家。15世纪初，冰岛人曾看到巴斯克人的船只从他们的岛屿旁经过，向西航行。

在约翰·卡伯特1497年的航行和探险时代之前，巴斯克人是否已经到过北美洲？在整个15世纪，大西洋的大多数捕鱼群体都相信他们到过那里，但是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许多历史学家表示怀疑，正如他们长期以来怀疑维京人曾经到过北美洲的传奇故事那样。可是在1961年，在纽芬兰岛一个名为牧场海湾（L’Anse aux Meadows）的地方，人们发现了8处维京人建造的草房遗址，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1000年。1976年，在拉布拉多海岸发现了巴斯克人捕鲸基地的遗址，但是其年代仅追溯到公元1530年。如同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那样，巴斯克人曾经出现在北美洲的传奇，似乎从来没有得到过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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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民们对于优良的渔场总是守口如瓶。巴斯克人严守他们的秘密，而其他人也同样如此。有些证据表明，有一支不列颠鳕鱼捕捞先遣队比约翰·卡伯特早15年到达了北美洲。葡萄牙人则相信他们的渔民在约翰·卡伯特之前也到达过北美洲。

另一方面，探险者却又急于宣告他们的发现。他们说在新世界的鳕鱼捕捞盛况是欧洲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米兰公爵派往伦敦的使节雷蒙多·迪松奇诺（Raimondo di Soncino）在写给公爵的一封信中说，卡伯特船队中的一名水手曾经谈道，他在船边把篮子放入水中，须臾之间就舀上一篮子鳕鱼。

在卡伯特的航行之后，到北美洲的大规模捕鱼先遣队从布里斯托尔、布列塔尼半岛的圣马洛、大西洋法国沿岸的拉罗谢尔、加西利亚的拉科鲁尼亚和葡萄牙的捕鱼港口出发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巴斯克人的城镇也参与其中，这些城镇一直是捕捉鲸鱼和鳕鱼的港口，它们包括法国一侧的巴约讷、比亚里茨（Biarritz）、拐瑟里（Guéthary）、圣让–德吕兹、昂代和西班牙一侧的富恩特拉比亚（Fuenterrabía）、萨劳特斯（Zarautz）、格塔里亚（Guetaria）、莫托里科（Motrico）、翁达洛瓦（Ondarroa）、贝尔梅奥。在每一只船的甲板上，都有一个高级船员的位置，叫作“腌制总管”（master salter），他要做出困难的决策，判定腌制和晒干鱼的数量，以及如何进行腌制工作等。腌制时盐的数量过多或过少都会毁掉一大批捕获的鱼。

在中世纪，除了保存食品之外，盐已经具有工业应用方面的广泛用途。它被用来处理皮革，清洗烟囱，焊接管道，为陶器上釉，并且作为一种药物，治疗各种疼痛疾患，比如，牙疼、胃部不适等。但是在卡伯特探险航行之后，鳕鱼腌制行业的突然兴旺极大地提高了对于海盐的需求，因为海盐被认为是唯一适宜于处理鱼类的盐类。

对于葡萄牙人来说，腌鳕鱼的贸易意味着捕鱼和制盐的好年景。里斯本城建在一个巨大的海湾之中，其入口较小。阿维尔（Aviero）在海湾沼泽沿岸更遥远的地方，是一个理想的制盐场所，自10世纪起，它一直是葡萄牙人食用盐的主要来源地。但是随着盐需求量的不断上升，建在一个类似海湾之中的塞图巴尔盐场，恰好位于首都的南面，从而成为葡萄牙的主要盐供给地。塞图巴尔的盐在整个欧洲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因为这种盐既干燥又洁白，结晶体也很大，据说是加工鱼或奶酪的理想之盐。

16世纪鳕鱼的繁盛时期之前，拉罗谢尔一直是一个小海港，因为它没有与一条河流相连。但是突然间，没有河流的拉罗谢尔（因为它是一个靠近莱岛盐场的大西洋港口）一下子成为欧洲到纽芬兰捕鱼的主要港口。在卡伯特1497~1550年的探险航行期间，有记录表明，从欧洲派往纽芬兰的128支先遣队中，有一半以上是从拉罗谢尔出发的，并且装载着满船来自莱岛的海盐。

法国布里多尼人的渔港在盐这方面也颇具优势。在法国，对盐征收的税收很重，但是为了把布列塔尼半岛的凯尔特人领地纳入法兰西王国的版图，法国主动向布列塔尼半岛提出免除令人生厌的盐税（gabelle，法国1789年大革命前的盐税）。虽然布里多尼人的港口位于布列塔尼半岛的北部海岸，但它到盖朗德、努瓦尔穆捷、布尔加讷夫盐场的距离都很近。

北方人拥有鱼但是不能制盐，南方人拥有盐却没有鳕鱼，而巴斯克人则两者都不具备，于是他们一直想方设法拥有两者。到了13世纪，他们商议用自己的造船技术换取可靠的海盐供给。他们向热那亚人提供精心制造的大型船只，作为回报，热那亚则向他们提供伊比沙岛盐场的使用权。

英格兰，虽然拥有技术熟练、雄心勃勃的捕鱼船队和一支强大的海军，但却缺乏海盐。在英吉利海峡沿岸，海盐是通过冲刷盐沙以及用火来蒸发海水生产出来的。这种方法要比利用自然的太阳能蒸发海水成本高，产量却更低。一位伦敦的内科医生威廉·布朗里格（William Brownrigg）在他1748年的著作《制造食盐的艺术》（The Art of Making Common Salt）中写道：“对于某些用途而言，比如，加工鱼类，英国的白盐和岩盐都赶不上从法国进口的湾盐。”

所谓湾盐（Bay salt），指的是靠太阳能蒸发的海盐。德国人称之为Baysalz。从盖朗德到莱岛之间的海岸在制盐中的支配地位如此明显，以至于它成为太阳能蒸发海盐的同义词。除此之外还有更好的盐，那些通过蒸煮泥炭沼而得到的北方盐和诸如塞图巴尔盐之类的南方盐都要洁白得多，这意味着它们更加纯净。法国湾盐不时地被描述为灰色甚至黑色，有时还是绿色的。但是对于北欧来说，它的颗粒大、价位合适，是邻近的盐种。大量家庭使用湾盐腌制食品，而成本更高的白盐仅作为饭桌上的食用盐。中产阶级家庭购买价位合适的湾盐，将它溶解，变成卤水，再把卤水放在火上蒸煮，直到结晶，通过这样的方法制得更加适宜于烹饪的食用盐。《巴黎食谱》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制造白盐”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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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天主教的少数几个凯尔特人居住地，与大西洋海岸的延伸极为相似。布列塔尼南部的低洼领地，在潮水退去时是一片淤泥滩（海滨泥地），而且这些沼泽满是意想不到的沟渠和池塘，使人回忆起南威尔士。南威尔士的诗人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曾把他的故乡描述为“水覆盖着的土地”（the water lidded land），这是处于10万英亩内海（有一个通向大西洋的小出口）中心的盖朗德地区。海潮如此猛烈，以至于有一个名为埃斯库布拉克（Escoublac）的小镇，在14世纪被完全冲刷到海中。在那以后，制盐者们建造起一道17英里长的墙，阻挡海水进入沼泽地。这一围墙使得4 400英亩的海盐池塘免遭洪水侵袭，因而该墙至今仍然受到盐工的维护。在这一带，盐工被称为paludier，字面意义就是“沼泽工”。

潮汐地区拥有两条通往较小渠道的运河，这些较小渠道通向大大小小盐场的复杂系统。“沼泽工”通过开关一系列小木坝上的插栓，让水进入池塘，没有插栓的那些洞，其高度就决定了水平面的高度。“沼泽工”举着一个杆子很长的木耙，他们用这木耙刮下结晶，把它们堆在每一个池塘边缘的土堤上。这些盐堆被留在土堤上晾干，然后用推车把它们拖走。这是一种需要技能的工作，因为如果泥底被搅乱，盐就会变黑。

晚上，当干燥的风使水的表面形成结晶时，妇女们就拿起一个长杆，长杆的顶端有块木板，用它可以撇去水面上的东西，这样就可以收集到盐之精华（fleur de sel）。这项工作是由妇女来做的，因为这种被称为“盐之精华”的盐要轻得多，而且人们认为这项工作需要妇女灵巧的处理，不过这项工作还包括用头顶的篮子运送重达90磅的“轻盐”。

布列塔尼人属于凯尔特人，他们所说的语言是从韦辛格托里克斯语言中派生出来的，“沼泽工”们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都还在讲这种语言。盖朗德这一名称来自法国布里多尼人的名称格温–兰恩（Gwenn-Rann），意为“白色的乡村”。其他村庄的名称包括Poull Gwenn（意思是白色港口）、Bourc’h Baz（用法语表示是Le Bourg de Batz，意思是“进入视野的地方”，因为它在盐沼泽的另外一边）。村庄在沼泽的边缘地带发展起来，有着弯曲的街道，一排排一两层高的石头房子，房顶是斜的。

制盐者在沼泽地中挖出的池塘里，行姿优雅的长腿苍鹭和毛色雪白的白鹭时常跋涉其中。在这长满琥珀色齐人高杂草的沼泽中，黑色泥底的水路总是突然在转折处出现，因而人们很容易在这里迷路。但是如同海上的水手那样，“沼泽工”们可以凭借遥远的黑石教堂的尖顶来辨认方向，尤其是在“进入视野的地方”，Saint-Guénolé摩尔式教堂之顶是醒目的坐标，这座教堂是以“沼泽工”守护神的名字命名的。在17世纪，180英尺高的尖顶被添加到15世纪的教堂上，为航海家指引着从沼泽地到卢瓦尔河的入口。

1557年，有1 200条载盐的船只从欧洲的其他港口进入了勒克鲁瓦西克（Le Croisic），这是一个位于满是沼泽的内陆海的弯弯曲曲的港口。在此停泊的船只数量，经常会超过勒克鲁瓦西克寥寥几条街道粉刷成白色的石头房子的总数。当拉罗谢尔正成为法国主要的鳕鱼港口时，勒克鲁瓦西克在输出盐与用盐交易的商品方面，成为重要性仅次于波尔多的法国第二个大西洋港口。英国人、荷兰人和丹麦人都购买法国湾盐，甚至西班牙人也前来为他们在伊比利亚北部的渔场（比如拉科鲁尼亚）购买湾盐。

爱尔兰人在中世纪开始在勒克鲁瓦西克进行盐的交易。他们为青鱼、三文鱼、黄油、皮革加工，特别是牛肉和猪肉的加工购买盐。盐通常被运到科克或者沃特福德。爱尔兰人的腌牛肉经过细致的去骨和腌制，成为爱尔兰咸牛肉（corned beef）的前身，这种牛肉在欧洲评价颇高，因为它不会腐烂。法国从布雷斯特和布里多尼地区的其他港口把这种牛肉运输到利润可观的加勒比产糖殖民地，作为便宜、高蛋白和经久的奴隶食品，后来它又被更加便宜的新英格兰腌鳕鱼所取代。但是爱尔兰咸牛肉仍然被运送到更加遥远的地方，部分原因是它被英国海军作为食物配给品，与腌鳕鱼进行着竞争。

爱尔兰咸牛肉成为到访太平洋群岛的英国海军的主食，在那里它被称为小桶。这些群岛，尤其是那些夏威夷环链上的岛屿，非常适宜制盐。传统上，夏威夷人为日常家用制盐，他们的办法是把一块岩石挖空成一个类似于碗的形状，把海水留在里面蒸发。他们很快学会了挖掘蒸发池塘并且开发出一种贸易，即为英国人、法国人和后来的美国人的船只提供诸如腌牛肉这样的食品配给，而腌牛肉也成为他们主食的一部分。一位在19世纪30年代参与美国商船队外出航行的哈佛大学毕业生理查德·亨利·达纳，在他的历险记录《桅杆下的两年》（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该书因披露了船上生活的艰险而闻名遐迩）中写道，太平洋上的水手们不得不吃下那糟糕的腌牛肉，他们不友好地称之为“咸肉干”（salt junk）。

英国人在17世纪赋予了腌牛肉以咸牛肉这一名称（corn一直是指任何小不点儿的东西，在这里是指盐的结晶颗粒），他们还将它在南美洲装罐，这种做法比他们在太平洋群岛的贸易方式更为恶劣，对腌牛肉的名声影响极大。爱尔兰人继续生产这样的牛肉，它已经成为节日保留菜肴，在圣诞节、复活节和圣帕特里克节这三大节日中与卷心菜一道食用。

对于英国人来说，盐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因为腌鳕鱼和腌牛肉是英国海军的配给食物。法国人也一样。事实上，到了14世纪，对于北欧的大多数地方来说，战争准备的标准步骤是准备大量的盐与用于腌制的鱼和肉。1345年，荷兰伯爵在准备与弗里斯兰人的开战时，下令将在海岸沿线捕捉的7 342条鳕鱼进行腌制。一位瑞典主教奥拉乌斯·马格努斯（Olaus Magnus）在1555年的《北方人的描述》（A Description of the Northern Peoples）一书中写道，维持长期被包围的状况所需要的配给食物有青鱼、鳝鱼、鲤科鱼和鳕鱼，它们全都是腌制的。

盖朗德地区擅长腌制各种鱼类，包括鳕鱼类（hake）、灰鳐（skate）、鲻鱼和鳝鱼。在合适的季节，比如五六月份，尚未长大的小沙丁鱼，因其细致的风味而闻名，一般是吃新鲜的。而在一年的其他时间，较大的沙丁鱼被一层层地放进当地的盐里腌制12天，然后用海水清洗再放进桶里。这些木桶的底部都留有洞，在顶部放着一根沉重的横梁，一边插入墙壁，另外一边用一块大石头压着。卤汁通过底部渗出来，每过几天就再加上一层沙丁鱼，直到两周后桶里再也容纳不下时为止。

其他被腌制的鱼类，尤其是在封斋节期间，还包括鲭鱼、鳝鱼和三文鱼。

腌鳕鱼利润的刺激与改进的人工池塘技术结合起来，极大地提高了海盐的产量，尤其是在法国的产量，大西洋沿线也是如此。产盐量的增加反过来又刺激了渔业生产，渔民们不用在小批鱼腐烂之前匆忙地赶到市场，而是可以外出数天腌制他们前一次捕获的鱼。纽芬兰的远征从春天持续到秋天。盐使北海的丰富馈赠为欧洲的穷人带来益处。用木桶腌鳕鱼以及青鱼，都是一种行之有效、避免欧洲出现饥馑的办法。欧洲人摄入的盐，大多数是以腌制品的形式摄入的，从16世纪的每人每天40克上升到18世纪的70克。

第8章

一个北欧人的梦境

在瑞典的某些地方，有种食物叫“梦中之粥”，其他地方叫薄饼，这些食物是在静默中制作的，它们被加入了许多盐。有这样一个习俗，女孩如果吃了这种咸味食物，不喝任何东西就睡觉的话，那么当她在睡梦之中时，她未来的丈夫就会来到她的梦里，给她喝水以熄灭干渴之火。

有关瑞典姑娘使用这一方法找到伴侣的成功率，没有实际数据，但是瑞典的盐之梦是有文献记载的。不过瑞典人虽拥有丰富的青鱼，却没有可以用来腌制的盐。

十三四世纪，盐的主要商业用途之一就是保存青鱼，这仅次于腌鳕鱼，腌青鱼也是在欧洲大斋戒期间可以食用的主要食品。在中世纪的市场中，青鱼具有压倒性优势，以至于在20世纪的巴黎，咸水鱼商贩们被称为harengères，即青鱼商贩的意思。

青鱼属鲱科鱼，是一种体形较小，尾部似叉的高油脂鱼类，与沙丁鱼一样仅在脊背上有单鳍。凤尾鱼属于不同的鱼种，但是与沙丁鱼和青鱼属同一鲱科类。甚至在古代，地中海人就对青鱼有所了解，虽然他们也许并不知道它是一种来自北海的新鱼种。希腊人把它称为alexium，这一词汇来自als或者hals，如同哈尔施塔特那样，意思是“盐”。但是地中海人从来没有像对待腌鳕鱼那样热情地对待腌青鱼，也许是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鲱科鱼。青鱼在14世纪的贸易中获得了巨大成功，是与大西洋国家（它们都是青鱼的生产者）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获得权力并且控制了市场与商业分不开的。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成了欧洲的主要港口，在重要性方面远远超过了热那亚和威尼斯。正如腌鳕鱼成为英国海军和法国海军必不可少的食物那样，荷兰的船只出于战争和商业的双重需要，也以盐加工过的青鱼作为配给食品。

青鱼在冬天潜藏在海洋的深处，但是从春天一直到秋天，它们都会游到浅海处并且游弋自如，有时甚至游弋上千英里，到达位于海岸的产卵地。这一现象发生在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波罗的海，穿越北海，往南直到法国北部，再穿越大西洋，从纽芬兰到切萨皮克湾的广大地区。19世纪富有诗人意蕴的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在其所著的《大海》（La Mer）一书中写道：“整个生灵世界刚刚从深处上升到表层，响应着温暖、欲望和光明的呼唤。”

英语语言的一个怪异之处是，大多数鱼是以群组（schools）的形式游弋的，而青鱼却是以群集（shoals）的形式游弋的，同一含义的词汇是从盎格鲁–撒克逊的词根中派生出来的。青鱼的群集是由成千上万的鱼组成的，一旦定位准确，渔民就可以捕获数量丰富的青鱼。但是青鱼通过在游泳中吞吐海水和过滤极小的浮游生物来进食，它们将搜寻上万英里，寻求漂浮的食物区，这意味着一直大量出现青鱼的某一地点，也许有一天会突然了无踪迹。对于依靠青鱼生活的北欧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灾难性的事件，而他们经常把这种变故归罪于村民。在中世纪，人们就认为通奸罪是导致青鱼离开的主要原因。

对于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波罗的海的其他群体来说，上千年来，青鱼一直是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考古学家已经在距今5 000年的丹麦历史遗迹中发现了青鱼刺骨。十三四世纪，腌制和捕鱼的方式并不新颖，但盐的供给增加了，这对于青鱼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对于渔场来说，盐必须随时都可获得。与无脂肪的鳕鱼不同，青鱼必须在露出水面的24小时之内加以腌制，这几乎是青鱼加工中普遍认同和不可推翻的定则。1424年，荷兰公爵曾威胁说，如果渔民加工离水24小时以上的青鱼则会被起诉。

另外还有分类拣选的发明。保存鱼类的标准技术可以上溯到腓尼基人的时代，他们取出鱼的内脏，晾干，把它们用盐一层层地码放起来。1350年，一位来自荷兰南部渔业中心泽兰省的渔民，另外一种说法是佛兰德斯的商人威廉·博伊克宗（Wilhelm Beuckelzon），开始尝试把青鱼泡在盐水中，这些新鲜的鱼没有经过晾干，因此也就出现暴露在空气中腐烂的情况。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各大势力在争夺对苏格兰东南部低地的控制中，对博伊克宗（把青鱼装在木桶中腌制技术的发明者）表示了敬意。1506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尔斯五世（他是在佛兰德斯长大的）拜谒了博伊克宗的陵墓，对他为人类做出的贡献充满了敬仰。但是事实上，博伊克宗的发明与马可·波罗发现意大利面食，甚至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一样，可能都是历史上虚构的故事。

在博伊克宗发明的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法国人、佛兰德斯人和英国人把青鱼放在盐水木桶中保存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不过，这一神话不像其他神话，它被保存了下来。1856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竖立了一座纪念碑，来纪念14世纪一位名叫本克尔斯（Benkels）的佛兰德斯渔民，据说是他发明了用木桶码放和装运青鱼的方法，并把它们运送到芬兰，从此，这个好主意传播到斯堪的纳维亚。这些发明的归属，虽然其真实性令人怀疑，但是却强调了在木桶中用盐水保存和码放青鱼对北方国家的重要性。

中世纪繁荣的咸鱼市场是大斋戒期间穷人的主要食物来源。上流社会的人会命令别人把鲜鱼立即送来，如果他们居住的地方离水域实在太远，他们就会打造一流的养鱼池和水箱，放养诸如鲤鱼这样的鱼种。但是16~18世纪，估计欧洲人食用的鱼类中有60%是鳕鱼，而剩下的40%，有相当多是青鱼。

腌青鱼的地位远远不如腌鳕鱼，许多穷人在宗教圣日中因为没有其他东西可吃才不得不吃腌青鱼，这使他们对腌青鱼无比厌恶。法国人有一种说法：可以从le caque sent toujours le hareng（木桶总是会散发出青鱼的气味）看出某人的教养如何。在法国布列塔尼地区，有一块因浪漫主义而闻名的岩石，被称为“阿尔曼索尔之墓”，据说这是某人为其溺死在海中的爱人所立的墓，而它被法国布里多尼地区的工人们开玩笑地说成是tombeau du hareng saur（盐水泡青鱼之墓），因为这是他们吃午餐的地方。

但是尽管腌青鱼的地位卑微，向穷人提供和出售青鱼仍然是发财的渠道。在北方，青鱼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唯一的限制是获取盐的渠道。

***

用火来蒸发海水既缓慢，成本又高，但是北方人开发出了在灰蒙蒙、多雨的气候中生产盐的方法。在荷兰北部和丹麦南部，泥炭盐是通过燃烧蕴含海水的泥炭获得的。经过海水浸泡的泥炭，在荷兰语中被称为zelle，是从离海岸有段距离的潮汐平地中挖掘出来的。在收获泥炭的期间，荷兰人有时会建造临时堤坝来封闭这一地区。他们把泥炭装载到小船上，再运送到大陆。

在中世纪，泽兰（Zeeland，荷兰南部斯海尔德河的入海口）是泥炭盐的中心。搬运工们把海泥炭运送到棚屋，在那里晾干、燃烧，最后留下的东西只有灰烬和盐，于是盐水被加入进去，用来吸收剩余的盐，使之与灰烬分离开来。如果加工得很糟糕的话，就会产生一种不纯净的产品——黑盐。如果泥炭没与土壤混在一起，并且如果一名不择手段的制盐者不会有意添加灰烬以增加盐结晶的话，还是可以生产出非常洁白、颗粒精细的盐的。来自苏格兰低地高质量的泥炭盐，在青鱼加工方面获得了高度评价，但是它价格昂贵，生产的数量也很少。

到了13世纪中叶，高质量的泥炭十分难找，变得非常宝贵，于是泥炭也变得更加昂贵。贪念导致有人为了获得泥炭而偷偷挖掘堤坝，也就是破坏那些把海水隔开的防护工程。荷兰社会极其神圣的法律之一就是要保护好堤坝，因为荷兰是一个与海平面持平甚至低于海平面的国家。于是制盐者开始被看作对荷兰国防至关重要的第一线的威胁，既而通过了对泥炭课以重税的法律，又对任何在泽兰堤坝地区内挖掘泥炭的人进行罚款。这样，制盐工业的发展被抑制了。

有些海盐是在英格兰南部海岸生产出来的，但通常仅限于阳光充足的干燥夏季。卡特加特海峡位于丹麦与瑞典之间的水域，丹麦莱斯岛就位于海峡的水域之中。莱斯岛通过蒸发海洋中的水，得到浓度较大的盐水，然后再对它进行蒸煮，这样就生产出了海盐。芬兰人也通过这种工艺生产海盐，不过他们是对邻近今俄罗斯城镇摩尔曼斯克的北极海水进行熬煮，煮出来的盐主要用于该地区高产的三文鱼渔场，但是有些盐也用卡车运送到芬兰和俄罗斯。挪威人也使用类似的工艺，并且生产的盐很昂贵，但对盐的需求仍然使其在经济上成为一种实用的商品，当时，奥斯陆实际上成为一个盐的贸易中心。

奥拉乌斯·马格努斯描述了挪威人是如何改进这种艰苦的海盐生产工艺的，他们用挖空的树干制造成管道，用管道从大海深处吸取较咸的海水。瑞典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直至18世纪。这一过程毁灭了大量的森林，因为它是燃料和管道材料的来源，可用这样的方法生产的盐却很少。

瑞典希望在加勒比海获得一个岛屿，以便在那里生产盐，但是当它最终获得一个名为圣巴泰勒米的岛屿时，在此生产并且运送回瑞典的盐，几乎不能满足该岛奴隶食用青鱼的加工需要。

在北方地区，盐的短缺是个令人烦恼的问题，因为寒冷的亚北极区的海域拥有最密集的鱼群和数量最多的鱼类。马格努斯写道：

青鱼可以用十分低廉的价格买到，因为它的供给是十分充裕的。它们以如此庞大的数量出现在海岸附近，不仅会自投渔民的罗网，而且当它们以密集的群集到达时，斧子和鱼叉就会正中其中心，牢固地将它们拽到岸上来。

（奥拉乌斯·马格努斯，《北方人的描述》，1555年）

青鱼的丰裕，它们从吞吐海水的过程中摄取食物的方法，以及它们一离开水面就会立即死去的特性，都导致中世纪的某些关注自然现象的观察家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青鱼是鱼类中独一无二的种属，它所摄入的唯一营养来源于海水本身，更神秘的是，青鱼死去时似乎要大喊一声，它所发出的高音调也许是在释放海水里气泡中的空气。

出海的人还注意到一种被称为“青鱼放电”的现象，这是因为鱼群如此密集，以至于它们反射出类似于闪电的光芒。

在夜晚的海中，它的眼睛就像灯笼一样发光，并且更加奇特的是，当这些鱼迅速游动并且一起翻动时，在翻滚的海水中，它们看起来就像是闪电。

（奥拉乌斯·马格努斯，《北方人的描述》，1555年）

人们已经发现了大量的可以用少量的盐来保存青鱼的方法。荷兰人拥有自己的groene haringen（绿色的青鱼），有时被称为新青鱼。一般在早春或者晚秋（也就是在产卵期前后），人们就会在甲板上把这种鱼的内脏掏出来。青鱼一般要去除刺，但是胆囊却要保留在鱼肚内，因为它含有生化酶。然后把鱼浸泡在温热的盐水里。这鱼要立即食用，比较理想的时间是在24小时以内，因此当它只用较少的盐时，它所具有的交易价值也就相当有限。

对于肉和鱼这两者来说，在缺盐的情况下，用烟熏是北方人的一种解决办法。烟熏也需要盐，但只需要一点儿，因为烟熏有助于保存食物。烟熏的起源已无从考证，罗马人用烟熏奶酪并且食用用烟熏的威斯特伐利亚火腿，而用烟熏鱼是从何时开始的已经不为人知。20世纪60年代，一位波兰考古学家在日宁地区发现了一个熏鱼站，他判定其年代为公元8~10世纪。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并不缺盐，然而他们也用烟熏火腿，因为在寒冷的冬天，食物不得不放在用火取暖的房间里封存起来。

烟熏食物几乎总是伴随着偶发事件所促成的传奇故事，通常是农夫把食物悬挂得离火太近，然后，设想第二天当……发生时他的惊讶表情吧。

红色的青鱼是北海沿线的英格兰东安格利亚地区著名的出口产品，它被浸泡在盐水和硝石中，然后在橡木和泥炭上熏烤。红色青鱼的发现源自于一位土生土长的东安格利亚人托马斯·纳什（Thomas Nash）在1567年的描述。他声称，当雅茅斯的一位渔民捕获了大量青鱼时，他把过剩的青鱼悬挂在屋椽上，恰好房间里充满了烟火。设想一下，第二天，当白花花的鱼肉一夜之间变成红色时，这位渔民惊讶的表情吧。“红得像只龙虾。”他喃喃自语道。

熏鳕鱼是由浸泡在盐水中的一种黑线鳕制作而成，把它从盐水中取出后再用泥炭和锯屑进行烟熏，最初被称为芬登黑线鳕，因为它是在邻近阿伯丁的苏格兰的北海城镇芬登熏制的。一直到18世纪中叶，它才被商业化，虽然在此之前，它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一种家庭产品。尽管年代较近，人们还是经常会说，熏鳕鱼最初也是渔民把腌咸鱼悬挂在木屋内离泥炭烟火过近的地方，才偶然发现这种制作方法的。

到了16世纪（如果不是更早一些的话），在波的尼亚湾瑞典一侧的海岸上，关于波罗的海青鱼一种简易的加工办法得到了改进，这些被浸泡的鱼被称为酸川鱼（surströmming）。波罗的海，是比北海海水盐度略低的海域，这里的青鱼也不如英国人和荷兰人所食用的大西洋和北海的青鱼那么肥大。在瑞典，由于它同时拥有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海岸，所以这种鱼在那里具有完全不同的名称，波罗的海中的青鱼叫作strömming，而在北海中的青鱼则叫作sill。波罗的海许多不同的语言也是导致这种区分的原因，俄罗斯人称之为salaka，而大西洋人则称之为sel’d’。

如果这种瘦小的青鱼没有变干变硬，就难以对它进行加工。在瑞典，甚至流传着这样的故事：瑞典人在试图用盐保存鱼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酸川鱼的加工方法。酸川鱼是17世纪瑞典军队在50年断断续续的武装冲突（一般被称为30年战争）中主要的配给食品。它至今仍然受到中世纪皇家法令的规制，即原料必须是四五月份产卵之前的青鱼。鱼头和鱼尾被去除，但是鱼子被保留在青鱼腹中，这些鱼被放入能装填200磅鱼的盛满淡盐水的大木桶中，留在桶内达10~12周，在12℃~36℃左右的温度里发酵。到8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四，这些鱼就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了。

起初，它们是从木桶里拿出来的，但是到了现代，这些鱼在7月份就被制成罐头。到了9月份的食用期，罐头两头都鼓胀出来，看起来像是要爆炸的样子。当罐头被打开时，整个家庭都会聚在一起，品嗅最初的气味。如今，有些年轻的家庭成员会受不了这股气味而逃离饭厅。随着罐头被开启，一股乳白色的卤水嘶嘶冒出，就像是发酵的果酒那样翻滚着气泡。其气味非常类似于用脱脂乳制成的坚硬的意大利干酪与来自古代捕鱼船的舱底水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这些有劲道的小鱼总是颇具争议，就像罗马的鱼酱一样，它们也在发酵与腐烂之间徘徊不定。与鱼酱一样，酸川鱼实际上是发酵的而不是腐烂的，因为这些鱼被浸泡在卤水之中，而这些卤水足以抵制腐烂直至发酵过程结束。如果处理得当的话，酸川鱼具有很强的气味，这种气味受到狂热爱好者的青睐，却遭到那些不谙此道者的厌恶。

食用酸川鱼时，要将这种膨胀、蓝白色的无头小鱼从腹部剖开，去掉鱼子（只有那些勇敢者才吃鱼子），然后用叉子用劲捣碎这张开的鱼脊，再将其翻过来，这样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剔除鱼刺了。颜色似红酒的发酵鱼肉，可以与土豆泥一起放在涂过黄油的瑞典脆饼干上。瑞典人用大约一指长的长形黄色小土豆与粉状肉一起食用，这是一种用来抵御北方寒冬的混合物。在瑞典北方，还要加上洋葱，但是在南方，这种做法被认为是毫无必要的多余之举。总之，这些味道一旦被恰当地混合在一起，这种鱼就会出人意料地大受欢迎。唯一的问题是，如何把这气味从房间里驱散出去。长久弥漫的恶臭使人感到疑惑：这种东西如何入口？近年来，有个瑞典企业试图把酸川鱼出口到美国，但是被美国政府拒绝了，理由就是腐烂的东西不得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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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普通的保存鱼类的方法需要大量的盐。英国政府的一位代理人西蒙·史密斯（Simon Smith）在1641年描述了青鱼的腌制过程。青鱼一离开渔网，就被送到“腌制工”那里。他们掏出鱼的内脏，将干燥的盐粒撒在鱼身上，然后把它们码放在木桶里。放置一天，以便使青鱼汁渗出，并且把大部分盐粒溶解掉。根据史密斯的说法，这种盐水的浓度必须能使青鱼漂浮起来，而一个容纳500~600磅的大木桶大约需要55品脱的盐。

北方渔场盐的短缺问题由一个组织青鱼和盐贸易的商业集团解决了。1250~1350年，在北方的日耳曼城市形成了一批小的联合体。这种联合体被称为“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这一名称来自中高部地区的日耳曼词汇Hanse，意思是“伙伴关系”。这些联合体把它们的资源汇集成更加强大的集团，以便按照它们的商业利益行事。它们阻止波罗的海的海盗行径，发起贸易项目的质量控制活动，建立商业法规，提供可靠的航海图，并且建造灯塔和其他航海辅助设施。

在汉萨同盟获得对北方青鱼贸易的控制权之前，泥炭盐经常与灰浆混合在一起，而且又小又腐烂的青鱼也在正常出售。《巴黎食谱》给出了这样的忠告：“用盐水加工的上等青鱼可以这样识别：它肉瘦而背厚，圆润而发绿；劣等的咸青鱼则是肉肥，呈黄色，或者背部扁平而干燥。”

那些优质、背脊圆厚的青鱼会被细致地码放在木桶的顶层，然后在仅仅隔了几层之后就码放那些背脊干燥的肥鱼。汉萨同盟则保证整桶都合乎质量要求。那些在木桶的底层码放劣质鱼的商人一旦被抓住，就会受到重罚，并且还要退还货款。劣质鱼往往被烧掉，而不是扔回大海，因为人们担心这些鱼会被海里的鱼吃掉，从而使那些鱼也变成劣质鱼。

到了14世纪，汉萨同盟控制了中欧从莱茵河到维斯瓦河所有朝向北方的河口。他们在冰岛、伦敦，南到乌克兰甚至威尼斯都拥有自己的组织。这让他们具备了购买各种不同的食盐以供给北方国家的能力。在14世纪早期，汉萨同盟就认识到，葡萄牙盐的低价和低税不仅可以弥补塞图巴尔白盐远途运输到丹麦和荷兰渔场所需要的运输成本，而且还有利可图。于是仅在1452年这一年，就有200艘汉萨同盟的船只停靠在勒克鲁瓦西克，装载盖朗德盐，以运往波罗的海。

在十四五世纪，瑞典南部的Fasterbö和斯卡纳成为青鱼的主要产地。它们从汉萨同盟的日耳曼港口吕贝克进口盐，然后再把经过加工的青鱼出口到吕贝克，从吕贝克向整个欧洲市场行销，这些贸易利用的都是汉萨同盟的船只。15世纪，在其势力的鼎盛时期，人们相信汉萨同盟能够指挥4万艘船只和30万人。

汉萨同盟一度被作为可敬而光荣的商人群体受到广泛赞扬，它们注重质量并且与可耻的行为做斗争。同盟的商人被看作东方人（Easterlings），因为他们来自东方，并且这是sterling一词的来源，而该词的意思是“确保产品价值”。在巴斯克人的城镇圣塞瓦斯蒂安的中世纪港口区有一条伊斯特林街（Esterlines Street），可见，汉萨同盟依然保留了其荣耀。

但是当它们被视为想要垄断所有经济活动的无情入侵者时，商人阶层就起来反抗他们了。因为控制了青鱼和盐，就等于控制了北方的经济。1360年，丹麦人为了控制青鱼生产，与汉萨同盟爆发了战争，后来却以失败告终。到了1403年，当汉萨同盟获得对挪威卑尔根的全面控制权之后，它获得了对北欧青鱼和盐生产的控制权，但是却与不断反叛的波罗的海各国接连发生战争。1406年，汉萨同盟从卑尔根抓获了96名英国渔民，然后把他们的手脚捆绑起来，从甲板上扔进了大海。

波罗的海青鱼开始消失，而北海的捕获量却比以前更大了。突然间，strömming消失了，而sill却繁盛起来。这就强化了英国与荷兰，弱化了汉萨同盟。英国人与荷兰人获得了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压倒同盟。在殖民地向他们提供北美的渔场之后尤其如此。

但是一旦汉萨同盟开始淡出市场，荷兰人和英国人便处于竞争的地位。他们的青鱼渔场成为欧洲的领先者，荷兰一侧的布里勒和英国一侧的雅茅斯，隔着北海，虎视眈眈。

青鱼群集季节性的到来，成为英格兰与荷兰经济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在中世纪的英格兰，每年春天，在不列颠的东部，沿着重要的朝海地段都分布了许多守望哨，以观察和发现青鱼的到来。这些守望哨以棍棒作为标志，标出了鱼群在6月初从设得兰群岛克兰海德（Crane Head）的第一个地点游过来的方向，这个方向一直指向它们要在9月到达的雅茅斯。早在14世纪，雅茅斯每年一度的集会就标志着青鱼季节的结束。这一集会从每年的9月29日开始，直到11月10日结束，吸引了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青鱼商人们。

如同威尼斯运盐船队那样，巨大的丹麦青鱼船队被训练为一支武装的海军力量，在欧洲和加勒比都进行了抵抗英国职业海军的难以计数的战斗。最终在1652年，英国海军摧毁了丹麦青鱼船队，丹麦与英国讲和，英国征服了丹麦，但这却使法国（它拥有自己的青鱼船队，并且处心积虑地想要控制盐）在世界上崛起。

第9章

腌制得法的六边形

戴高乐在1961年的讲话中，解释了法国民族不可征服的特性，他是这样说的：“没有人能够征服一个拥有265种奶酪的民族。”而存在这种多样性的原因是，统一的法兰西虽然面积有限，但气候、地形和文化方面都具有极其丰富的多样性。这个民族是从封建王国时期缓慢形成的。它包括勃艮第人、普罗旺斯人、说日耳曼语的阿尔萨斯人、说凯尔特语的布里多尼人、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法国人习惯称呼自己的国土为六边形，比邻苏格兰低地、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地中海、比利牛斯山和英吉利海峡，不过他们从来不用英吉利海峡的名称，而是称它为拉芒什海峡，意思是“袖子”，特指这一海峡长狭的形状。六边形国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盐：岩盐、盐水井、地中海与大西洋的海盐。

丰富多彩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法兰西王国的皇家餐桌摆放着巨大的装饰精美的船形盆，珠宝船里盛放着盐。船形盆既是盐瓶，又是“国家之船”的象征。盐既象征着健康，又象征着保存之道。它所传递的信息是，统治者的健康是国家稳定的标志。

1378年，法兰西的查尔斯五世主办了一场著名的宴席，引发出一个棘手的问题：船形盆应当放在何处？是应当放在查尔斯五世面前，还是应当放在他的客人查尔斯四世（出生于布拉格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面前？还有同时出席的皇帝的儿子文西斯劳斯该怎么办？最后的决定是在桌上摆放三个大船形盆，三位君主每人面前都放上一个。

理查德二世是14世纪的英国君主，他的声名狼藉来自于他的穷奢极欲和穷兵黩武（指那场与法国之间进行的百年战争）。在他的餐桌上，船形盆上有6个小人站在船的甲板上，升起法兰西的国旗。这不同寻常的船形盆当然不乏羡慕者，因为理查德雇用了2 000位厨师，而且据说每天要招待10 000名来访者，其中大多数人都会留下来享用晚餐。

15世纪，德贝里公爵琼（Jean）在宴会桌上别出心裁地摆放了一个金制的船，里面不仅盛放着盐，而且还有胡椒。根据有些材料的记载，里面还有用独角兽的角磨成的粉。既然人们对是否有人见过独角兽尚且存有疑问，所以这种粉末也许是来自独角鲸的牙。而独角兽的角被认为是一种解毒剂，许多君主都想在用餐时得到此物。有些船形盆里盛放着“毒蛇的舌头”，而实际上也只不过是鲨鱼的牙齿，这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船形盆里的间隔仓往往是被锁上的。

经过精心设计制造的各种形式的盐瓶（不仅有船形盆），都是非常受欢迎的。除了船形盆以外，1415年，德贝里公爵这位著名的艺术赞助者从艺术家保罗·德兰堡（Paul de Limbourg）那里接受了一个带金盖的玛瑙盐瓶，它的蓝宝石把手上镶着4颗珍珠。

16世纪，意大利的东西十分时髦和流行，佛罗伦萨高贵的文艺复兴雕塑家和金匠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为法兰西的弗兰西斯一世国王制造了一个盐瓶。这位国王是一个穷兵黩武的战争狂人和贪得无厌的艺术狂热者，盐瓶由海洋之神尼普顿与大地女神组成，盐碟被放置在二者之间，意味着盐来自海洋和大地这两个本源。在尼普顿的膝下有一庙宇，内藏一个盛放胡椒的小抽屉。

本韦努托·切利尼为法兰西国王弗兰西斯一世制造的盐瓶。（维也纳艺术博物馆）

除了精心设计制造的盐瓶之外，还有“了不起的盐”（Great Salt）。随着每道菜的变换，较小的盐瓶会从桌上撤除，其他食物被放在桌上。而“了不起的盐”则被留在主人或者最尊贵的客人旁边，直至宴席结束。

用手指触碰盐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粗鲁的行为，有时甚至会带来不幸。取盐时要用刀尖从盐瓶或盐碟中拨出一些放在自己的餐盘中，有些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盘子上会有一个能够容纳盐的凹槽。

把盐放在桌上是富人的奢侈行为，但是各个阶层都吃腌制的东西。1268年，《行业手册》（Livre des métiers）列出了烹饪行业的规则，里面提到烹饪的肉食只能保存三天，除非这些食物是腌制的。《巴黎食谱》给出了腌制鲸鱼、牛肉、羊肉、鹿肉、黑鸭、鹅、兔子和大量猪肉产品的食谱。虽然腌制工作经常是在家里完成的，但它通常并非妇女的工作。中世纪的法国人如同中国人，相信有妇女在场就会对发酵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在法国，经期中的妇女被说成是en salaison，意思是用盐进行加工。因此在一个存满发酵食品的房间里，让一位妇女进入是危险的事情。“这会使猪油变质的。”人们这样说。

早先，腌制是一种使食品在整个冬天都能得到保存的方式，但是到了中世纪，人们一年到头都吃这种食品。

在六七月份，从早到晚浸在盐里或者浸了一天以上的腌牛肉和羊肉应当被切碎，放在水中与绿色的洋葱一起煮。

（《巴黎食谱》，1393年）

一种能够充分代表法国人对腌制食品的喜爱之情的特产是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酸菜（choucroute，又叫泡菜）。阿尔萨斯（在德语中被称为Elsass）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并且一直到1697年，法国才将它增添到六边形之中。阿尔萨斯的语言是一种日耳曼方言，而这种酸菜是从一种德国泡菜（sauerkraut）演变而来的。但是法国人不愿意承认他们的酸菜文化起源于德国，因此他们辩解说，这种酸菜是从中国的腌白菜和鞑靼人那里传来的。实际上，它也许是由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édicis）引入的，她是16世纪一位佛罗伦萨人，后来嫁给了法国的亨利二世，进而把许多意大利食品的制作方法带到法国。

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法国传说，说的是超级巨星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到巴黎的一家中国餐馆吃饭，并且点了份酸菜。侍者找来了餐厅领班，这位领班压制着自己的愤怒对这位女明星说：“这是一家中国餐馆，女士。”

“对啊，先生，”这位歌唱家回答道，“酸菜难道不是中国的发明吗？”

中国人也许并没有发明这种酸菜。科学家已经发现了早期狩猎者加工一种类似于卷心菜叶子的证据，而中国人腌制蔬菜的历史有上千年之久，卷心菜只是最早被用过的蔬菜之一。

罗马人腌制酸泡菜，并且是卷心菜的狂热追随者。加图认为，如果妇女用吃卷心菜人排出的尿液清洗自己的阴部，将会活得长久而健康。人们之所以听取他有关健康方面的忠告，是因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人们的寿命都很短，婴儿的死亡率也很高，而他却活了八十多岁，而且据说他养育了28个儿子，对于这些孩子，他都要求他们吃加了盐和醋的卷心菜。

另一方面，普拉提纳却警告大家不要听信这样的说法，他写道：

人们都相信卷心菜是温性的，本质上是干性的，这一特性增加了黑色胆汁，会使人做噩梦，而这是不利于营养吸收的，对胃也有伤害，并且对头和眼睛的伤害也很大，会使视觉变得模糊。

在阿尔萨斯语言中，“酸菜”这一词汇surkrut与德语中的sauerkraut很相似。这两个词汇都具有相同的含义：酸的或者腌泡的草。德国的公主帕拉丁是路易十四的嫂子，据说曾经把这种菜引入凡尔赛的宫廷之中。她在写给自己在德国的妹妹的信中这样说：“我还在这里制作威斯特伐利亚式的生火腿。如今人人都吃这些食物，他们还吃许多我们德国的食品，如德国酸菜、加糖的卷心菜，还有与很肥的咸肉一起食用的卷心菜，但是很难达到上乘的质量。”她派人到德国去要卷心菜种子，但是仍然抱怨蔬菜在法国的沙质土壤中不能很好地生长。

最接近于德国土壤的地带就是莱茵河的西岸——阿尔萨斯。阿尔萨斯这一词汇的词根als也许最初的含义是“盐之土地”。阿尔萨斯岩盐并不含有高浓度的氯化钠，但却含有很高浓度的氯化钾，一般被称为碳酸钾矿。现代社会中采掘碳酸钾矿以制造化肥，而把氯化钠倾倒进莱茵河之中的习惯已经成为主要的环境问题。

直到1766年，法国洛林（Lorraine）地区还是一个独立的王国洛泰尔尼亚（Lotharingia），它是以公元9世纪的国王洛泰尔（Lothair）的名字命名的。在法国还没有获得该地区之前，洛林地区就已经因其丰富的盐水井而闻名遐迩了。这些盐水井比德国自史前时期以来所勘探的大多数地区的盐水井浓度更高。在洛林地区的塞耶河谷，从凯尔特人时期就已经开始生产盐了。塞耶这个名称就是“咸”的意思，它是法国摩泽尔河的支流。凯尔特盐矿已经被遗弃了，但是在10世纪，洛泰尔尼亚人开始用木材生火煮沸盐水。盐可以沿着摩泽尔河被运送到阿尔萨斯、德国和瑞士。酸菜、surkrut和德国酸菜都是用洛林的盐腌制的。

Surkrut是特别场合中食用的佳肴，比如婚宴和国宴。到了16世纪，在阿尔萨斯出现了一种叫作surkrutschneider的职业，其字面意思是“酸菜腌制师”，他们负责把卷心菜剁碎，然后与茴芹种子、月桂树叶、接骨木果、茴香、山葵、香薄荷、丁香、孜然芹和其他香草与香料一起用盐封入木桶之中，每一位“酸菜腌制师”都有自己的秘密配方。

到了18世纪早期，法国人有了指称酸菜的词汇：sorcrotes。1767年，《百科全书》的编纂者、哲学家狄德罗在一封信中提到了saucroute，最终在1786年法国革命的前夕，choucroute这一词汇首次出现。此时，酸菜一般是与其他腌制食品一起食用的，或者是作为其他腌制食品的配菜。这种菜被称为choucroute garnie。最初它是与咸鱼（尤其是青鱼）一起食用的，但是咸鱼逐渐被咸肉替代，咸肉是一种香肠和经过加工的猪肉，在喜庆时刻，它会被堆在加上香料和经过腌制的卷心菜的大盘中。

与葡萄酒、盐和咸肉一样，对于阿尔萨斯来说，酸菜是一种重要的国际贸易商品。酸菜于1753年在欧洲大陆初次登场，并受到瞩目，当时有位英国医生告诉海军司令，酸菜能够预防败血病。许多中世纪的欧洲人已经注意到加图有关卷心菜有利于健康的言论，用卷心菜的叶子制造的膏药和止咳药非常流行。1569年，用卷心菜制成的膏药治疗神圣罗马帝国的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病例被大肆宣扬。

卷心菜再度成为治病良药。英国海军在英国的港口建立起德国酸泡菜店，以便使所有的皇家军舰都能在起航之前配备德国酸菜。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船长所率领的船队每一餐都要食用酸菜，与此同时，在海峡对面的巴黎，它仍然是皇家的宫廷佳肴。玛丽·安东尼特（Marie Antouinette）的父亲来自洛林地区，于是他成为宫廷中酸菜的头号制造者。

在普利尼的时代，罗马军团里一位名叫派克凯厄斯（Peccaius）的士兵在罗讷河的入海口建立了一个海盐池，以筹集资金来支付正在高卢作战的罗马军队的开支。这片沼泽地，包括被称为卡马革（Camargue）的沼泽地，是非常适于产盐的，它位于地中海通向高卢以及法国一条河流的风水宝地，意大利人意识到了罗讷河的入海口是一个理想的产盐区，于是在离此地不远处，热那亚人在耶尔生产盐，其他意大利人，尤其是托斯卡纳人，则对罗讷河入海口的盐场进行投资。

13世纪，以阿比为基地的一批宗教极端分子被称为“阿比尔派教徒”，他们发动了一系列宗教战争，以清洗“异教”。根据传说，在被问及如何区分异教徒和真正的信仰者时，有一位阿比尔派教徒的领袖说：“把他们都杀掉，上帝自己会弄清楚的。”这一方法所导致的混乱被称为阿比尔派教徒战争。1229年，15岁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签署了结束这场针对阿比尔派教徒的法国战役的条约，在条约中，罗讷河入海口被割让给法国王室。

1246年，在被割让给法国的这片漫长的地中海海岸上，路易建立了法国第一个地中海港口，一座名为艾格莫尔特（意为“死水”）的以城墙围起来的城市。死水在坚固的壁垒之外环绕着该城，路易还在通往地中海的广阔区域里设置了许多盐水蒸发池，他需要盐的财政收入为他率领十字军去中东的梦想提供资金，在两年之后，他实现了这一梦想。而在他被打败并成为俘虏之前，他还占领了一个埃及港口。因为这一点，他后来在法国历史上被称为“圣路易”。当他在1254年最终返回法国时，他的盐场——那个火烈鸟来回涉水的乳白色池塘，仍然在生产盐，并为国家提供税收。

1290年，王室买下了邻近的派克凯斯（Peccais），这是罗马工程的遗址，这两者继伊比沙岛和塞浦路斯之后成为地中海第三大盐产地。而圣路易使地中海盐场成为国家收入来源的这个主意，终有一天被人们视为法国王室行政管理上的一大灾难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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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盐场把它们的盐通过罗讷河运输到远至里昂那样的港口。

正是这遍布法国的盐，加上奶牛、山羊或者绵羊，才得以成就这个著名的拥有265种奶酪、无法征服的国家。法国奶酪的制造者想让奶酪既不难以制作，也不具有原创意义，从而减少差异，他们试图用盐来保存牛奶，但是由于不同的传统和气候，咸奶酪仍有着265种不同的制造方式，它所拥有的种类一度远远超过这一数目。

在阿韦龙（一个岩石嶙峋、土壤稀薄的山区）制造的奶酪，与其著名的盐的来源一样古老而悠久。普利尼曾经称赞过一种来自这些地中海海岸山区的奶酪，这些奶酪也许就是如今闻名遐迩的羊乳干酪的前身。根据一种人们广泛相信，但却没有文献记载的说法，查理曼大帝于公元778年他那场灾难性的西班牙战役之后曾经路过这一地区，附近圣高卢僧侣院的僧侣们为这位皇帝献上了羊乳干酪，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切掉有霉菌的蓝色部分，认为这些部分令人作呕。僧侣们劝他说，这蓝色部分恰是这种奶酪的精华，没想到，皇帝品尝后竟然非常喜爱这种奶酪，以至于后来这些僧侣们每年要为皇帝提供两大块这种圆奶酪，一直到查理曼大帝于公元814年去世。

古代奶酪同今天的奶酪一样，所用的奶都是来自那些放牧在圣阿弗里克村庄的隐蔽山区中如同绿色地毯般的山坡上的绵羊。虽然圣阿弗里克拥有湿润的气候，它的土壤却不长庄稼，因为多孔渗水的石灰岩吸收了大部分水分。

农民们会收集牛奶，用牛犊胃内膜使之凝固，然后用手把凝乳挖出来，再把发霉的面包磨成的面粉撒进凝乳之中。至少从17世纪开始，霉菌就来自巨大的圆面包，这种面包一半是用小麦粉，一半是用燕麦粉制成的（也许以前也用过其他面包），它被放进使奶酪成熟的潮湿洞穴中，几周之后，它就变成蓝色了，然后被磨成粉用于奶酪的制造。面包屑在奶酪中发酵，产生气泡，几周之后奶酪也开始变成蓝色了。

1411年，法国王室颁布了一项专利，宣布只有洛克福镇（Roquefortsur-Soulzon）出产的奶酪才能被称为羊乳干酪。洛克福镇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位于一个被称为龚巴卢高原（Combalou Plateau）的岩体旁。在村庄地下的岩洞里，来自地下温泉的热量和湿度被岩石阻隔，但是空气不断地从岩石的缝隙中循环流通，产生了井壁式的空气通道，这种通道被称为fl eurines。储藏奶酪的地窖建在100英尺深的地下岩石的自然洞穴之中，温泉使之湿润，通道使之空气流通。

地窖的环境很凉爽，极度潮湿，容易产生霉菌。其温度能够保持常温状态，一年到头的日夜温度大约都是7℃。岩石墙壁、手工砍制的木梁、置放奶酪并使之到期成熟的木架，这一切都因湿漉漉的气候而显得滑腻腻的，岩石上长满了各种霉菌和苔藓，人们直到现代才发现，这一生长环境是此种奶酪形成的必备条件。

这里还有一个偶发事件的传说：有一个粗心大意的牧羊少年把他作为午饭的奶酪干和燕麦面包留在岩洞里，几周之后，他发现了这种后来被称为羊乳干酪的奇妙食物。即使这一传说是杜撰出来的，它至少清楚地描述了这种奶酪是如何制成的。但是要使这种奶酪具备商业价值，它需要能够保存一定的时间。在奶酪成熟时，要在奶酪的表面涂抹上艾格莫尔特盐。24小时之后，奶酪被翻转过来，重复这一过程，盐逐渐溶化并且开始对奶酪产生作用。如同帕尔马的奶酪那样，羊乳干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过咸。18世纪的法国人亚历山大–巴尔塔扎尔–洛朗·格里莫·德拉雷尼，据说是第一位食品记者，他声称这种奶酪是一种用于喝酒时的咸味小吃：“对于那些想要激起饮酒欲望的人来说，羊乳干酪比其他任何酒鬼的饼干都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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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人在他们与凯尔特人长年累黩的战争中学会了如何制作火腿，然后又在他们与喜爱火腿的罗马人的长期和平共处中学会了如何向罗马人营销火腿。所谓巴约讷火腿（Jambon de Bayonne），从来不是在巴约讷生产的，而是从位于阿杜尔河口的巴斯克人所占领的巴约讷港口运过来的。然而一直没有搞清楚的一点是，火腿是否是巴斯克人的，虽然至今没有人否认这是巴斯克人做的。现在，法国已经把这种著名的巴约讷火腿（它在公元6世纪首次被记载在文献之中）描述为在阿杜尔河的分水岭制造的产品，这一地区包括法国所拥有的所有巴斯克人领土以及临近的朗德、贝阿恩（Béarn）和比戈尔（Bigorre）地区的一部分。

但有一件事情很清楚，他们所用的盐并不是巴斯克人的，而是来自贝阿恩，一个叫作萨利–德贝阿恩（Salies-de-Béarn，意思是贝阿恩盐场）的巴斯克人的乡村。根据中世纪的传说，有一位猎人追赶一头受伤的野猪到了一片沼泽地。等到他发现野猪时，它已经躺在水中，成为被盐水腌制过的猎物。汉堡附近的吕讷堡盐水泉拥有一个几乎一样的传说，并且有一只古代火腿，据说是一位发现野猪的人腌制的，如今仍然挂在吕讷堡的市政厅里。

在整个阿杜尔河的分水岭地区，人们发现了许多在制盐过程中使用过的陶罐的碎片，其中有些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在萨利–德贝阿恩周围还发现了许多破碎的罗马陶罐。

无论受伤的野猪是否曾经在萨利–德贝阿恩的中心被发现过，那个村庄至今也已经腌制了数百万头猪。这一城镇围绕着自然盐水泉发展起来，在自然盐水泉旁边挖建了一个巨大的盆地，以截获流溢的盐水。在该盆地的边缘修建了许多台阶，方便人们用水桶收集盐水。最早提及这一池塘的是12世纪时的文献，当时萨利每一条狭窄、弯弯曲曲的街道都是通向这个池塘的。

城里的官员往往用一个鸡蛋来测试盐的浓度。当鸡蛋在水池中浮起来的时候，制盐工作就开始了。每周可能分配一两次，有些人会自己带着水桶去盐水池边，但是大多数家庭雇佣盐水工（tiradous）去收集盐水。他们使用的最大的木桶（sameaux）是当时官方的度量衡单位，每一个可容纳92升（相当于24加仑）盐水。在每一次分配中，每个家庭都可以获得26桶盐水。

当钟声敲响时，盐水工们就会沿着台阶奔到盐水旁，把盐水舀入巨大的木桶中，然后背起木桶（24加仑的重量）再跑回主人家。每个人重复这样的过程达26次，而且必须尽可能地快捷，因为位于池塘底部最浓稠的盐水将由最迅捷的盐水工来舀取，而较稀薄的盐水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蒸发，需要耗费更多的木材，利润也因此而减少。

有资格共享这一社区资源的家庭被称为part-prenant，一个partprenant必须是最早在此居住的少数家庭的后代，不过没有人确切知道这些家庭是何时在这里定居的，也不知道当时究竟有多少家庭。人们后来发现了1587年11月11日最早用贝阿恩（Béarnaise）语言写成的密码，当时，这一传统已经延续了多个世纪。这一密码描述了这个群体，并且指出拥有part-prenant权利的家庭，只有居住在该城的堡垒之内才有效。如果一位妇女嫁给一位“外邦人”（来自该城之外的人），那么她的孩子将只能获得一半的量，即13桶，而他们未来的后代则不能获得配额。但是一个男人却可以娶一位外邦女子，而他们的子女或继承人则可以获得全部配额。14世纪，大约有200个part-prenant，但是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萨利–德贝阿恩已经拥有了大约800个part-pre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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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中海的海岸，艾格莫尔特的西面，临近西班牙边界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有一个名为科利乌尔（Collioure）的渔村，科利乌尔村里的居民依靠卖葡萄酒和腌咸鱼为生。他们在每年的5~10月，坐着能够驶进浅水港口的木质小渔船出海去捕获凤尾鱼，小木船所依赖的动力是三角风帆，这种三角风帆以60度的角度优雅地从桅杆挂在交叉的桁杆上。这种设计可以追溯到腓尼基人时期，但是在科利乌尔村，他们把自己的渔船称为加泰罗尼亚，并且把它们漆上鲜艳的红、黄、蓝三色。

每年10月，随着凤尾鱼季节的结束，葡萄酒的丰收便在城镇上面的层层山峦上开始了。这种葡萄酒叫作班努斯（Banyuls），具有一种浓浓的香料甜味，是搭配腌凤尾鱼的绝妙饮品。科利乌尔村里的居民在他们的葡萄园里工作，修剪葡萄藤枝，为来年的枝叶发芽做准备。接着是5月，这是葡萄生长和捕获凤尾鱼的时节。每个家庭都拥有一只用于捕鱼的加泰罗尼亚以及一小块山坡上的葡萄园地。男人们出海，女人们补渔网，同时也在城里出售捕获的鱼。

大多数捕获的鱼都会进行腌制。起初凤尾鱼的腌制者们使用来自赖普雷姆（Laplame）的海盐，这是那些建在加泰罗尼亚海岸的自然池塘加工的一种海盐。但是罗讷河河口的盐场很快占据了优势地位。

14世纪，一种腹股沟腺炎瘟疫蔓延开来，那些神志昏迷、不省人事的患者在几天极度痛苦的折磨中就会死去，瘟疫席卷了欧洲大陆，使7 500万人丧生。据估计，这一数量达到了当时欧洲人口的一半。但是科利乌尔渔村无人感染，人们普遍相信，这是因为它储有用于凤尾鱼加工的成堆的盐。

自古希腊时代以来，凤尾鱼一直是地中海广受赞誉的咸鱼，并且自中世纪以来，这些科利乌尔凤尾鱼一直被视为世界上最好的腌制凤尾鱼。它们个头较小，偏瘦，比大西洋中的同类味道更好。在中世纪，科利乌尔还因腌制金枪鱼和沙丁鱼而闻名，腌制者都是男人，因为需要他们来举起盐桶。而加工凤尾鱼过程中的除刺取鱼片工作则由妇女担任，因为需要她们用小巧的手指去除刺，取出鱼片。刚刚捕获的凤尾鱼被混合在海盐之中储藏一个月，然后被去除鱼头，而清洗鱼身的工作除了用妇女灵巧的手指之外别无其他工具，这些妇女非常认真地把鱼码放在木桶里，一层鱼一层盐地交替放置。上面压有重物，这样保存三个月。时间的长短取决于鱼的大小和天气情况，尤其是温度情况。当凤尾鱼成熟时，鱼刺周围的肉色呈暗粉红色，差不多是葡萄酒的颜色，而盐溶化后，与渗出的汁液混合在一起，形成粉红色的卤水。有的凤尾鱼加工者会无耻地将卤水染成粉红色。

凤尾鱼：这些精致的鱼是用湾盐保存在木桶中的，没有一种鳍状的鱼类能够如此美味。选择那些看起来呈红色并且成熟的鱼，鱼刺必须用油炸酥。它们应当是极度美味的，并且有着美妙的气味，但是要注意，有时会有人用红色颜料涂抹鱼身以使其看起来像外观好看的上等鱼。

（玛丽·伊顿，《烹饪与家政通用词典》，英国邦吉，1822年）

法国王室对科利乌尔腌鱼的商业潜力十分重视，以至于该城被免除了所有的盐税。这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凤尾鱼生意，但这种免税政策只是使盐税成为一场政治灾难的一个特例。

第10章

哈布斯堡的腌制品

在德国，罗马人发现了一片古代盐矿之地。塔西佗（Tacitus）在公元1世纪写道，日耳曼部落相信如果诸神被召集到盐矿，他们会更加认真地倾听人们的祷告。但是这些盐矿中，有许多已经在罗马帝国瓦解之后的战争中被破坏或者关闭。如同法国一样，中世纪的教堂重新开放，寺院或修道院经常位于古代盐矿的所在地，以便通过盐来获取收入。

在教会的指引下，从巴伐利亚到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地区，采盐业在中世纪获得蓬勃发展。巴伐利亚境内的贝希特斯加登和临近的赖兴哈尔（Reichenhall），穿越奥地利边境的哈莱因、哈尔施塔特和奥塞（Aussee）都在同一个地下盐床上采掘。奥地利人占据的部分成为众所周知的萨尔茨卡默古特（Salzkammergut，盐母矿脉），这一盐矿区位于由松树覆盖的绿色群山和碧蓝的深水湖之下。冬天，陡峭的松树林被皑皑白雪完全覆盖，但是地下盐矿里仍然保持着适中的温度。

地下泉水提供的卤水能够在煮沸后结晶成盐，茂盛的森林提供了便宜的能源。赖兴哈尔在罗马统治时期就处于开采状态，它在公元5世纪时不是被匈奴的阿提拉，就是被支持罗马的当地最后一个统治者奥多埃塞的手下破坏。根据某些文献记载，一个世纪之后，这些盐场被重新建立起来。根据另外一些文献记载，它是在300年之后由萨尔茨堡的大主教重新建立起来的。

临近赖兴哈尔的是一座盐山。在巴伐利亚一侧是贝希特斯加登；穿越边界的，有同样陡峭、由森林覆盖的迪恩堡山，另外一侧则是古代凯尔特人开采的盐矿原址哈莱因。

中世纪时期，在萨尔茨堡的大主教与巴伐利亚人之间，围绕着这些盐矿的控制问题产生的冲突持续了若干个世纪，因为迪恩堡山连接着从哈莱因一侧进入的盐矿和从贝希特斯加登进入的巴伐利亚盐矿。在地下，这两个盐矿据说相隔不到半英里，但是哈莱因的井巷在边界的地下徘徊，因此从理论上说，萨尔茨堡的盐矿工人是在采掘巴伐利亚的盐。

萨尔茨堡的第一位大主教在公元8世纪末使古代凯尔特人的盐矿重新投入使用，并且用这些收入建造起了萨尔茨堡这座城市，不过该城一直到1816年才随着奥地利兴旺起来。虽然萨尔茨堡的领土范围内拥有黄金、铜和银，但是萨尔茨堡却总是为盐而反复作战，而且，最终是来自盐的财富使萨尔茨堡获得了独立。

17世纪，一位名叫沃尔夫·迪特里希（Wolf Dietrich）的大主教试图通过大幅度降低他的盐矿（尤其是迪恩堡）出产的食盐价格来控制盐市。在一段时期里，迪特里希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利润的一部分用来在萨尔茨堡建造宏伟的巴洛克建筑。而巴伐利亚则还以报复，终止了与萨尔茨堡进行的贸易，最终引发了一场“盐的战争”。在这场冲突中，迪特里希一败涂地。这一失败对于迪恩堡以及它的村庄哈莱因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因为它们在此后一段时期内，被排除在许多地区性的食盐贸易之外。对于大主教沃尔夫·迪特里希来说，就更是一场灾难了，他被撤去了大主教这一教会职务，在监狱中被关押了5年之后，于1617年死去。

迪恩堡山两边的关系一直到萨尔茨堡成为奥地利领土才得以解决，1829年，巴伐利亚与奥地利签订了一项条约，允许奥地利人在超越边界1公里的范围内采盐。作为交换条件，40%的盐矿工人必须是巴伐利亚人，并且巴伐利亚可以在奥地利一侧砍伐树木以作为烧锅用的燃料。虽然在中世纪，燃料一直非常充足，但在若干个世纪之后，木材供给已经成为当时一个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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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8年或许更早一些，一种新技术被用于开采岩盐。过去的做法是由矿工们用篮子背着盐块，从陡峭的井壁爬出来，然后再把这些岩块碾碎成盐。现在的做法是，把水用泵抽入已经挖掘出的岩盐矿脉。水很快变成黏稠的盐水，这些盐水被抽出，运送到山下的哈莱因村，在那里，盐水通过大火被煮沸，冷却之后变成结晶。

这个主意在萨尔茨卡默古特地区形成一种更加先进的制盐体系，叫作sinkwerken。它是一种地下工作区域，在这种区域中，周围的盐和黏土被装进很大的木质水箱，并混合在一起，然后通过木质水管被运送到铁质的煮锅之中。

哈莱因是一个村庄，它夹在两大财源之间，一个是粗犷、表面布满岩石的迪恩堡山，另外一个就是萨尔察赫河（Salzach River）。萨尔察赫河是多瑙河的一条支流，从巴伐利亚河的西岸穿过欧洲中部，到达黑海。盐可以放在圆桶形模子中煮沸，如今，在非洲撒哈拉地区仍然采用这种方法，这些圆桶可以装载到驳船上，从萨尔察赫河运送到帕绍（Passau），在那里进入多瑙河，再与德国和中欧进行贸易。

但是哈莱因的许多盐是供给当地的，只是沿着河流把盐运送到帕绍，在那里，盐被码放在车厢里，在当地出售。陆地运输费用很高昂，因为沿途专门为运载盐的马车设立了过路税。于是围绕着崎岖的山开辟出了山间小路网络，这是非法运载私盐的走私者开辟的通道，这些小路使他们的盐售价较低，因为他们不用交纳过路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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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是欧洲中部盐场必不可少的因素。德国中部的哈勒和北部的吕讷堡（因其著名的火腿而闻名）都借助了易北河的优势，而易北河的河口正好位于北海的港口汉堡。14世纪末，吕讷堡建造起一条叫作Steckenitz的运河，与流经中欧的易北河连在了一起。他们这样做并不是要把盐运送到附近的汉堡，而是要通过波罗的海的一条支流将盐运送到吕贝克，因为吕贝克是汉萨同盟的贸易中心。

在中世纪，吕讷堡的盐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汉萨同盟把这里的盐运往瑞典南部、里加、但泽以及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的青鱼渔场。汉萨同盟一度被看作质量的保证，而吕讷堡的盐被看作汉萨同盟的盐，于是较小的德国盐场会在它们的盐桶上标明吕讷堡的字样，以便蒙混过关，进入外国市场。

吕讷堡、哈勒和其他地方的盐，是这样生产的：用木桶运送盐水到煮盐的工棚，在那里，盐水被倾倒进一口巨大的长方形铁锅里，这口铁锅被架在烧木柴的炉子上，锅里还要加入血液，以便使浮垢泡沫随着蒸煮浮上来，这些浮垢泡沫带着杂质，被非常小心地撇去，制盐者需要不断搅拌锅里的液体，在结晶之前，还要往锅里面加些啤酒，以便除去未成形的结晶体上的杂质，最后，这些结晶体被放在圆锥形的篮子里晾干。

这些铁锅一天24小时都在运转，除了一周一次的清洗时间。整个操作过程需要三个人：一位制盐师、一位助手和一位捅炉膛的小伙子。这一搭配往往是一位男士、他的妻子和儿子。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从事制盐的营生比较容易，但是在吕讷堡，制盐这一行业并没有保留在家庭中，因为汉萨同盟的商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把他们收买了，从而控制了一个独立的大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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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茨卡默古特发展了自己的采盐业文化。圣芭芭拉是盐矿工的守护神，盐矿工人在每年的12月4日都会穿上自己的制服，表演传统的歌舞来纪念她。到了19世纪，表演服装增加了一种黑色的羊毛外套，上面配有黄澄澄的铜扣以及肩章，还有黑色的天鹅绒帽子和丝质按扣，以及一个由两把交叉的挖掘斧子所组成的金色徽章。

迪恩堡盐矿拥有19英里的地下通道。主要通道建于1450年，但是当时所用的木材支柱只能使用100年。这些通道都建有7英尺高的顶棚，并且其宽度足以使人能够比较舒服地通过。但是山体重量的压力缓慢地挤压着它们，在这样紧凑的古代井巷中，中世纪的矿工们发现了他们的先驱凯尔特人的遗迹。如今，具有400年历史的地下通道在有些地方大约只有18英寸宽，而另外一条17世纪的通道却有3英尺宽。

这些地下通道是用木料支撑起来的，拥有黑色的岩石井壁和白色的盐结晶。有些地方，岩石与甲壳类动物和其他海洋生物的化石混杂在一起。矿工们坐着陡峭而湿滑的木质滑道，以相当快的速度到达深至100英尺的地下。有些滑道有350多英尺长。矿工右边的缆绳为那些熟练的戴着手套的矿工提供了一个制动闸。

至少从17世纪末开始，迪恩堡盐矿就一直在接待来访的客人，当时，这种到盐矿的参观旅行是对萨尔茨堡大主教的精英客人们的一种特殊款待。几个世纪以前，人们发现坐滑道非常有趣，于是一位矿工坐在顶端，五六位客人相互抱紧，就像是坐在滑轮车里那样滑下去。这座盐矿还有大约25个地下湖泊可供人们乘小船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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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产于中欧的盐最终被哈布斯堡王朝所控制。10世纪从阿尔萨斯开始，他们的统治范围跨越了中欧，随后，他们控制了这些盐矿。1273年，哈布斯堡王朝家族中的一名成员成为德国的鲁道夫一世，他通过征服波希米亚而扩大了财产占有范围。哈布斯堡王朝获得了对多瑙河、西里西亚、匈牙利和波兰南部加利西亚的控制。他们曾一度拥有西班牙和其殖民地，还有荷兰、那不勒斯、撒丁地区、西西里和威尼斯。

哈布斯堡王朝建立起对盐的垄断，控制盐的生产、运输和批发贸易。波希米亚是欧洲较为富裕的地区之一，但它是一个缺盐区，同样，在如今德国、奥地利和波兰南部地区也存在对盐的渴求。

匈牙利是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另外一个贫盐地区。16世纪，匈牙利的经济建立在食品出口的基础之上，但它只进口四种主要食品：香料、葡萄酒、青鱼和食盐。许多出口食品取决于盐的进口。猪的脂肪既是食用的主食，又可用来保存其他食品，于是从17世纪开始，脂肪就被包括在工资之中。脂肪含量高的饮食被看作财富的象征，居住在城市里的人要比农民享用的脂肪更多。188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匈牙利的乡村居民人均消费40磅处理过的（腌制或者熏制的）脂肪，而城市居民人均消费56磅脂肪。其中并不包括如同黄油一般被食用的大量已提炼过的动物脂肪，更不用说黄油本身了。

加入融化的脂肪而不是加入腌制的东西烹饪，是18世纪的一项发明，这是上流社会讲究的吃法。传统的脂肪是将刚刚杀死的猪剖开，剥下脂肪较厚的整个外皮获得的。把这外皮放在干燥的食盐中保存，随后再予以熏制。在大平原（the Great Plain）则有所不同，多瑙河东边平坦的粮食种植区会将这些脂肪风干。而农民做的浓汤便是先融化这些腌制脂肪的碎块，因为这会提供烹制其他配料的油，而且火㸆出的猪油渣可以洒在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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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南部有古代泉水的遗址，早在公元前3500年，当地人就用陶罐收集和蒸煮盐水。但是这些泉水后来都逐渐干涸了，1247年，矿工们开始挖掘地下的岩盐，这些岩盐在盐水的源泉处变得非常坚硬。1278年，波兰王室占有了该盐矿，但是却把营运交给一系列企业家，其中包括信仰犹太教的波兰人和信仰基督教的波兰人，另外还有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他们用金钱来控制教会寺院，以折扣价向贵族们提供食盐。

起初，采盐矿工们（往往是战俘）被迫在奴隶般的悲惨状态下工作到死。一直到14世纪，当自由人开始在盐矿工作时，采盐才不再被看作一种死刑。16世纪，盐矿被挖得更深了，由8匹马拉动的巨大的滑轮系统把盐提升到地面，而那些被用于盐矿工作的马匹则在地下度过它们的余生。

在一些山脉中，盐深藏其中，尤其是在维利奇卡和博赫尼亚。1528年1月5日，我爬下50级梯子，想要亲眼看一看这种景象，并且在矿井深处观察工人，在这里，他们因为高温而赤裸身体，使用铁质工具从这些取之不尽的盐矿中挖掘最为宝贵的食盐，如同挖掘金银一般。

（奥拉乌斯·马格努斯，《北方人的描述》，1555年）

波兰皇室年收入的1/3是从维利奇卡和博赫尼亚这两个盐矿中获得的。

1689年，这些盐矿开始在地下工作场所每天向矿工们提供天主教服务。维利奇卡的矿工们开始用盐块雕刻宗教人物。在地面以下300英尺的地方，矿工们用盐块雕刻了一座教堂，沿着地板、墙壁和天花板有许多雕像和浅浮雕，他们甚至在盐结晶上精雕细凿出了非常时尚的宫殿吊灯。

盐矿的参观来访者越来越多，17世纪早期，与迪恩堡一样，皇室开始邀请特殊的客人（大多数是王公贵族）来大厅跳舞，在雕琢的餐厅中用餐，在地下水积成的潟湖中划船。1830年，维利奇卡盐矿乐队（如今还在演奏）开始演奏，因为在盐矿中，音质非常好。

维利奇卡盐矿和博赫尼亚附近的盐矿邻近维斯瓦河，该河向北奔流几英里后到达克拉科夫，然后继续流向华沙，最终到达波罗的海。任何邻近流向波罗的海的水路的盐制品都拥有巨大的市场，但是这也意味着来自波兰南部粗糙的黑灰色岩盐，不得不与那些来自法国和葡萄牙的海盐竞争。葡萄牙人把他们的塞图巴尔盐出售给汉萨同盟，汉萨同盟再把这些盐运到荷兰和丹麦出售。到了16世纪，便宜、洁白的塞图巴尔盐在波兰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已经流行起来，于是波兰王室发布禁止进口所有国外海盐的命令，借以保护波兰自己生产的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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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2年，波兰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瓜分，它作为一个国家消失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得以复国。在获得加利西亚地区之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控制了维利奇卡和博赫尼亚。这些盐矿中的盐不仅在波兰销售，而且还在遍布哈布斯堡帝国和俄罗斯的广大地区销售。俄罗斯这个大国对于盐的需求量相当大，特别需要在一个漫长而又青黄不接的冬季，用盐来保存肉类和蔬菜。在大多数社会之中，腌制或者处理加工牛肉公认的方法是选用诸如胸肉之类便于切割的部位，胸肉是指头五根肋骨以下的胸脯位置，或者采用圆浑和最坚韧的腿部。但是在俄罗斯，牛肉往往被放在地上冻得僵硬，然后再锯开，而几乎不考虑什么部位的肉。

盐是由骆驼拉的大车运到位于俄罗斯乌拉尔南部巴斯孔茨查克（Baskuntschak）湖边的铁路站点的。

从阿尔萨斯到乌拉尔之间，最为常见的用盐加工的蔬菜当属黄瓜和卷心菜。蔬菜的乳汁发酵（通常被称为腌菜）对于中欧的重要性，在立陶宛人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们非常认可一种名为Roguszys的腌菜所体现出来的守护精神。

在腌菜中，关键的一点是要不能进空气，否则就会导致蔬菜腐烂而不是发酵。这既可以采用牛肉食谱中细致的密封方法，也可以通过用重物把食物压在盐水中来实现。在以下的食谱中，采用的重压物是沙子。

腌黄瓜

把非常干净的河沙烘干，用细筛子仔细滤过。把这样的沙子铺一层在木桶的底部，沙子铺设的厚度大致为你手掌的厚度。加上一层干净的黑醋栗叶子、莳萝和切成丁状的山葵，在这上面铺上一层黄瓜。以这种方式继续，直到木桶被填满。铺在黄瓜上面的最后一层必须是黑醋栗叶子，叶子上面再铺上一层沙子。按照下列标准准备盐水：在一桶水里放上1.5磅盐，烧开后使其冷却，让盐水完全没过黄瓜。当盐水蒸发后再补充盐水。进行腌制之前，黄瓜必须在冰水中浸泡12~15个小时。

（叶莲娜·莫洛霍韦茨，《送给年轻家庭主妇的礼物》）

铜离子可以从铜锅中被吸附到食物里，从而使食物颜色更加鲜亮，尤其是蔬菜的绿色。它使腌菜看起来美丽悦目，却加重了消化的负担，因为铜很难消化。莫洛霍韦茨给出了这样的警告：

市场上售卖的黄瓜有时颜色非常诱人，但这种绿色是在一只纯铜锅里煮过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对于您的健康是有害的。为了检查黄瓜的绿色是否真的是这种烹饪方式的结果，用一只干净的钢针扎入一根黄瓜。如果黄瓜中已经渗入了其他东西，该针用不了多久就会显出铜的颜色。

在俄罗斯和波兰，酸泡菜中用多少盐取决于家庭的经济状况。能够支付得起的家庭，不仅使用盐，而且还用调料，比如，香菜籽、莳萝。而在波兰南部，加入的是樱桃叶。在摩拉维亚则加入苹果和洋葱。摩拉维亚人还加入面包以加速发酵过程。在波兰，每年秋季的土豆丰收之后，制作酸泡菜都是一种社区的习惯仪式。妇女们切碎卷心菜，放在热水里烫一下，然后再放入木桶之中，有时也放进木板垫衬的地沟里。然后男人们用木棒夯击这些蔬菜，他们还以脚踩踏来避免产生气泡，因此这些气泡会引起蔬菜腐烂。然后妇女们用亚麻布加以覆盖，并在盖子上压上沉重的石头以确保这些蔬菜完全浸泡在盐水之中。每年一度的舞蹈标志着当年的酸泡菜已经压好。但是这项工作并没有结束，覆盖的布必须定期清洗，盖子上的霉菌也需要刮掉清洗，还要补充盐水以使蔬菜始终浸泡在盐水之中，两周之后，它们才能储藏在地窖中，以备整个冬天食用。

在波兰和俄罗斯，酸泡菜是一种用来做其他菜的原料。完整的蔬菜也与其他切碎的菜一起使用，因为完整的腌菜叶子是制作卷心菜叶裹肉（golabki，它的字面意思是“鸽子”，而实际上是里面填入荞麦和肉的卷心菜）所必需的，而剩下的盐水可用做汤的基料。有时要对酸泡菜进行挤压，以便得到汁液，而卷心菜的碎叶就被抛弃了。

波兰的民族菜肴大烩菜必高斯（bigos），是一种填入肉、火腿、腌制酸梅和其他水果的酸泡菜。这是一种波兰酸菜，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都是在森林中的空地上制作的。猎人们，通常是贵族，往往会集中到这种森林中的空地，把自己的猎物添加进去。一部有关立陶宛乡村生活的长诗名叫《塔杜施先生》（Pan Tadeusz），如今被看作波兰的民族诗歌，它的一个片段描述了大烩菜的风味：

在锅子里，他们煮着必高斯。

要说出必高斯的色、香、味之佳来，

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

在关于它的描写中，

只听到铿锵的字句和合拍的音韵。

久居城市的胃囊，无法真正领略它。

要想鉴赏立陶宛的歌曲和食品，

人必须健康，又必须在乡下生活，

也必须正从猎会归来。

然而，即使没有这些调味品，

必高斯也并非寻常的食物，

因为这是用了许多好菜烧成的。

主要是切碎的酸酸的甘蓝菜。

俗语说，它自己会钻到嘴里来的，

放在锅子里，用多汁的菜心盖着挑选过的最好的肉，就煮了起来，

一直煮到滋补的肉汁完全流出，

一直煮到汁水滚到锅边，

四周的空气充满了芬芳的香气。

（亚当·密茨凯维奇，《塔杜施先生》，1832年）

第11章

利物浦的离别

在盐的采掘历史中，有许多河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比如，长江、尼罗河、台伯河、波河、易北河、多瑙河、罗讷河和卢瓦尔河。有一条布满淤泥、汩汩流淌的水道也必须包括在内，它从英国中部仅流经70英里就到达了爱尔兰海，这条河叫作默西河（the River Mersey）。

默西河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把货物经几十英里航道运载到英国，而在于它从英国运往世界其他地方的货物。最后3英里处，河流形成了一个遮蔽的深水港，1207年，约翰国王授权许可在此建立一座城镇，该城被称为利物浦。起初，利物浦只是一个连接爱尔兰和英格兰的港口，但是它逐渐成为英国仅次于伦敦的重要港口。它曾经是西印度甘蔗贸易的港口，奴隶贸易的港口，把铁送进煤矿然后再把钢材运送出来的工业革命的港口。但是在此之前，它还曾是英国的盐港，柴郡盐后来传遍世界，被称为利物浦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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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马人于公元43年来到英国时，他们发现不列颠人所采用的制盐方式是：把盐水倒在热木炭上，然后刮下上面形成的结晶。对于罗马人来说，这是落后的可怜象征，他们向这些原始的当地人传授了正确的制盐方法：在陶罐中蒸发盐水，然后把陶罐打碎，从而获得白色的盐块。罗马人开始沿着整个东海岸建设盐场。他们在占领英国的第一年就建立了伦敦，他们想起奥斯蒂亚为罗马扩张提供的帮助，于是在埃塞克斯开发了盐场，希望在泰晤士河上建立起一座主要的港口城市。

罗马人被吸引到英国西北部茂密的森林中，也许是为了寻找燃料，因为他们在海岸边上蒸发盐水而一直使用的泥炭变得非常稀缺。在西北部，他们发现了一个地方，当地人按照凯尔特人的叫法称它为Hellath du（意思是“黑色泥坑”）。在罗马人到达这一后来被称为“柴郡”的地区之前，当地的制盐业已经存在几个世纪之久了。柴郡最早的制盐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陶器碎片表明不列颠人很久以前就已经知道“新的”罗马技术了。

邻近地区（如今被称为北威尔士）有银矿。当白银被提炼出来后，铅就被剩了下来，而罗马人则利用铅制造巨大的铅锅，有些锅重达300多磅，这些铅锅被用来蒸煮Hellath du的盐水，这是英国第一批用锅蒸煮的盐。当地人也学会了用铅锅蒸煮，但是他们偏好在附近一个被称为Hellath Wenn（意思是“白色泥坑”）的地方生产，并且这一地方确实也生产出了较为白净的盐。

终于，Hellath du获得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名称诺斯威奇（Northwich，意思是“北部盐场”）。盎格鲁–撒克逊人把盐场称为wich，在英国的任何地方，只要地名是以wich结尾的，都曾生产盐。Hellath Wenn成为楠特威奇（Nantwich，意思是“南部盐场”），它和诺斯威奇之间则是米德尔威奇（Middlewich，意思是“中部盐场”）。

到了公元9世纪，靠近默西河口的柴郡地区已经成为制盐区。切斯特是商业中心，在这一地区，罗马人的堡垒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被“征服者威廉”（他完成了诺曼人对英国的占领）打败之前建造的最后一座堡垒。1070年，为了粉碎抵抗力量，诺曼人摧毁了柴郡及其盐场，这样，以后的几十年，柴郡人不得不重建家园，位于伍斯特郡的德罗伊特威奇（Droitwich），作为英国的主要制盐地得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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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斯特位于迪河（River Dee）岸边，它拥有一个类似于默西河深水港口的出海口，当利物浦在默西河口建立起来时，这两座与河流平行的城镇只相距几英里远，因此成为竞争对手，直到迪河开始崛起，此后，所有的贸易都转到利物浦去了。

几个世纪以来布里斯托尔一直是比利物浦更加重要的港口。这不仅是由于英国盐的出口，而且还因为许多船只运载着进口的葡萄牙盐和法国海盐在此卸货。英国盐场不能提供英国渔场所需要的海盐，甚至当英国人生产出一种高质量的特殊盐以便用于最好的青鱼加工时也是如此。这种盐被称为“白上之白”，它们是用法国海盐加工出来的，首先把法国盐在水中溶解，然后再予以蒸发，从而去除其中的杂质。

腌咸鱼的市场已经被证明要比创造它的宗教信仰更为持久。甚至在1533年，当亨利八世与罗马教会决裂后，在大斋戒期间吃肉的人仍然要受到一系列的惩罚，包括三个月的监禁和在公众面前受到羞辱。到了这一时期，经济动力已经超越了宗教动力，政府想要支持渔业的发展。一份1563年的提案延长了大斋戒期，变为每周两次，在原有的礼拜五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礼拜三，这一提案源自这一论点：这种做法有助于建立捕鱼船队。这场争论持续了22年的时间，终于，增加第二个斋戒日的想法在1585年被放弃。因为英国人已经越来越厌烦斋戒法律，而教会接受了这样的抵制。向在斋戒期间吃肉的人出售许可权也成为英国教会收入中一种有利可图的来源。

1682年，英国皇家渔业局的一位会计师约翰·柯林斯（John Collins），写了一本名为《盐与渔场》（Salt and Fishery）的著作，他在海上待了7年，受到启发，从而写成此书。1642~1649年，他主要在与土耳其人作战的威尼斯舰队中服役。在此期间，他被迫食用了那些腌制得非常糟糕的肉类，这些肉明显已经腐烂，他把这些肉称为“恶臭的东西”。他说：“这一经历引起我对探究盐之本质的好奇心。”

在他提供的许多食谱中，有加工处理三文鱼的办法。这一食谱今天仍然适用，只是需要找到一位可以长时间跳跃的15岁男孩。虽然此鱼来自苏格兰与诺森伯兰郡的边界，但指定的用盐（按照加工处理鱼类的通常做法）却是法国海盐。

即使没有鱼，柴郡的盐也具有丰富的用途。喂养人类和牲畜的粮食要到11月份才能收割。这时，牲畜就要被屠宰和腌制，一直要维持到春天绿色的牧草能够喂养新的一批牲畜为止。一般在每年的圣马丁节（11月10日）这一天屠宰牲畜。圣马丁是位于高卢的一位作风简朴严谨的罗马勇士，他皈依了基督教并且成为改邪归正的醉鬼的守护神。基督教以前的几种宗教也把11月10日定为屠宰牲畜的日子，在这一天，要为整个冬天腌制食品，紧随其后的是一次庆祝活动。

英国食品极咸，火腿不得不在享用之前浸泡一下。

取下最白和最嫩的火腿，切下有环的两头，再切成薄片，放在一个碟子里，并且向里面倒些热水，浸泡一两个小时，因为这样可以去除过咸的味道。

（杰维斯·马卡姆，《英国家庭主妇》，1648年）

整个冬天，蔬菜也是放在盐里作为备用的食物，它们也不得不在享用之前恢复原有风味。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是17世纪一位著名的英国学者，他争辩说要多吃蔬菜少吃肉，并且提供了这份保存绿豆角的食谱：

选取那些新鲜、较嫩并且尚未完全成熟的豆角，把它们放进混合了白葡萄酒和醋的浓盐水中，盐的浓度要能够使一个鸡蛋浮起来。把它们密密地盖严实，这样就能够保持一年时间。在你享用之前的一个月，取出足以享用一个季度的量（因为这段时间内，第二批腌菜也大功告成了），把它们放在一个盛着淡水的煮锅里蒸煮，直到它们开始呈现绿色，而这一过程会很快。然后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放好（为了在一块干净的餐巾上把水吸干），一排排地摆放在一个大坛子里，在上面倒些醋，以及你喜欢的作料，在上面放一些压重物，使它们沉入卤水中。这样，你就可以保存法国豆角、扁豆等蔬菜了，保存期可长达一年。

（约翰·伊夫林，《论沙拉食谱》，1699年)

黄油也很咸。来自温切斯特大主教遗产的一份1305年的食谱要求在每10磅黄油里加入1磅盐，这就使一块黄油像罗马的鱼酱那样咸了。不过这盐是为了保存黄油而不是追求口感，不计其数的中世纪作者都提供了在食用之前去除黄油咸味的办法，通常它需要与新鲜的黄油混合在一起。

黄油与奶酪同样拥有神奇的神话来源，据说中亚的牧民们偶然在牲畜的皮肤上获得了凝结的乳块。鉴于黄油在阳光下容易变质，它便只是一种北方人的食品。凯尔特人和维京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诺曼人，都对在北欧普及黄油有所贡献。而南方人始终抱着怀疑态度，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在北方发现的麻风病，据说得病原因之一就是北方人吃黄油。对健康特别敏感的南方牧师和贵族，当他们不得不到北欧旅行时，会携带自己的橄榄油来极力抵抗这一可怕的疾病。

由于没有制冷设备，所以没有放盐的黄油很快就腐臭了，即使那些被当作“甜品”出售的黄油也略有点咸。英国人的确拥有一种被称为“五月黄油”的特产，这是一种新鲜的春天黄油，没有放盐，却可以在阳光下放置几天时间。阳光会破坏胡萝卜素，使得黄油变白，并且所有的维生素A都会随着色素消失。它会变得腐臭，并且毫无疑问，闻起来也是腐臭的。但令人费解的是，在中世纪，五月黄油被认为是一种健康的食品。

在中世纪，不同种类的黄色花朵被腌制和保存在陶罐之中，并且被挤压出汁液，为已经失去胡萝卜素的黄油染色。后来在哥伦布航海之后，胭脂树籽得到使用。这些树籽至今仍然被美国一些大型乳制品场采用，不过这并不是为了掩盖腐臭的黄油，而是因为消费者想要始终一致的暗黄色。

英国人通过了一些法律，禁止出售腐臭的黄油。1396年颁布的一项法律规定腌黄色花朵的使用是不合法的。1662年，英国通过了一项有关黄油的法律以建立相应的标准。它允许把腐臭的黄油与正常的黄油混合起来，并且指定黄油只能用上等的，而不是用粗粒盐加以腌制的，并且必须在包装上清楚地标明生产者的姓名。

为了保证黄油在长期保存之后仍然是新鲜的，必须：

用前面描述的方法（放入数量足以使鸡蛋浮起来的盐）制造卤水，然后让黄油浸泡在卤水之中。大约在5月初，我照此法实施了，并且把那些从市场上刚刚买回来的黄油块用陶罐装了起来，它们全都保持了甜甜的、新鲜的口感。

（约翰·柯林斯，《盐与渔场》，1682年）

教会并不允许在斋戒日吃黄油，因为黄油来自奶牛。但向富人们出售特殊的许可权还是让它获利颇丰，因为那些富人不能忍受在长达40天的四旬斋斋戒日期间不吃黄油。在非四旬斋的日子里，黄油很便宜，并且在穷人中比在富人中更加流行。由于黄油里面加入了很多盐，所以它在一年四季都可以方便地获得。从16世纪开始，它甚至被纳入海军的配给食品清单之中。

为了使黄油不再只是乡村绅士们享用的奢侈品，北欧人一直试图用盐对黄油予以保存。但是如何适宜地保存黄油一直是一个难题，直到制冷设备被发明出来。事实上，制冷设备的第一次实验不是用鱼或肉来测试的，而是用大家都喜欢的奢侈品——黄油来测试的。

奶酪是保存牛奶和奶油的一种更加成功的方式，它也是穷人能够享用的大众化食品，虽然只有富人才能见识英国奶酪的全部种类——多达150个品种（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存留下来的品种有这么多，当时酷爱英国奶酪的帕特里克·兰斯不惜东征以拯救传统的英国奶酪制造工艺）。

柴郡，作为一个既拥有乳制品来源的牧群，又拥有盐场的得天独厚之地，它生产了大量的奶酪。柴郡是人们所知最早的英国奶酪品种集中地，它的奶酪被认为更加能够代表中世纪的英国奶酪，而不是切达干酪或贵族的斯第尔顿奶酪。这种中世纪的英国奶酪是一种较硬的干酪，不过它不像切达干酪那样坚硬，它拥有独特的风味，人们认为这种风味缘自柴郡奶牛食用青草所生长的含有盐分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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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世纪，英国人已经发现腌凤尾鱼会化成一种酱。这种情况在欧洲大陆也许已经存在几个世纪之久了，但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凤尾鱼酱（anchovy sauce）才成为极其大众化的副食品。格里蒙·德拉雷尼耶（Grimod de La Reynière），一位伟大的18世纪凤尾鱼酱的酷爱者这样写道：“当这种酱做得特别好时，它简直会让你吃下一头大象。”

1668年，一位法国作家皮埃尔·贡捷（Pierre Gontier）指出：“凤尾鱼被放在盐里是为了进行保存，但是它们却变成了鱼酱。”当然，当时的英国人对凤尾鱼酱的用法就像是在用鱼酱：他们在肉类和其他菜肴上滴上一点这种腌制凤尾鱼的汁液，作为咸的调味品使用。

在18世纪的英国，凤尾鱼酱被当作调味酱（ketchup，katchup或catsup）而被人们熟知。

Ketchup（番茄酱）是从印度尼西亚的鱼和酱油kecap ikan派生出的名称。其他几种印度尼西亚的酱也包括kecap这一词汇，发音是ketchup，它的意思是暗色的、黏稠的酱油基料。为什么英国鱼酱会拥有一个印度尼西亚的名称呢？因为英国人在开始中世纪的香料贸易时，曾经到亚洲去寻找调味品。许多英国调味品，甚至在19世纪40年代发明的伍斯特郡酱，都是建立在亚洲的理念之上。

不管是鱼酱、凤尾鱼酱还是调味酱，大剂量的盐是一种基本的成分。玛格丽特·道兹（Margaret Dods）在1829年的伦敦烹饪食谱中提醒人们说：“要使调味酱保存完好，需要大量的盐。”调味酱中的盐最早来自经过盐加工处理的鱼类，并且较早的凤尾鱼调味酱食谱，比如伊丽莎白·史密斯的食谱，甚至都没有把盐作为一种成分列出，因为它被看成是凤尾鱼的一部分。但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开始改变在他们的调味酱中加入鱼的做法，这些酱变成了蘑菇酱、核桃酱，甚至是腌柠檬酱。这些调味酱最初含有腌凤尾鱼，但是随着盎格鲁–撒克逊烹饪丧失了原先的大胆风格，厨师们开始认为，使用鱼做原料限制了其他调味品的使用性。罗马厨师们可能会因为玛格丽特·道兹在她的核桃调味酱食谱的结尾处加上这样的话而吃惊不已：

凤尾鱼、大蒜、辣椒等有时也被放入这种调味酱中，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糟糕的方法，因为这些味道也许不适合菜肴，而且它们可以在需要时临时添加进去。

（玛格丽特·道兹，《厨师与家庭主妇手册》，伦敦，1829年）

调味酱后来成了番茄酱，起初在美国被称为番茄沙司（tomato ketchup），这一名称很适宜，因为番茄是一种美洲植物，是由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带到欧洲的，它在地中海被人们所接受，而在北方，人们则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它。已知最早的“番茄酱”食谱是由一位新泽西居民提供的。有关具体日期的所有信息是：这种番茄酱一定在1782年之前就存在了，就在这一年，这位居民对英国王室那种不合时宜的忠诚迫使他逃亡到新斯科舍。

最早出版的番茄酱食谱出现于1812年，这是由一位杰出的费城内科医生兼园艺师詹姆斯·米斯（James Mease）写的。1804年，他就观察到，美国当时称之为“爱情果”（love apple）的番茄能用来制作很好的番茄酱。米斯说，这种调味品经常被法国人使用，不过从来没有人知道法国人喜爱番茄酱，所以人们认为，在当时，他所指的法国人是从海地革命中逃亡的种植园难民。那时，番茄酱在海地经常被人们食用，被称为克里奥尔酱（sauce creole）。

爱情果番茄酱

把这种爱情果削成片，在每一片上撒上一点盐，把它们盖上，放置24小时。然后把它们捣烂，放在一个钟形的金属壶里用文火煮半个小时，加上肉豆蔻和多香果。待冷却之后，加上两段切得很碎的生葱，装进瓶里，每一瓶加上半吉耳（液量单位，1吉耳等于1/4品脱）白兰地，瓶子必须用软木塞塞得很严实，并且保存在凉爽的地方。

（詹姆斯·米斯，《有用知识的档案》，费城，1812年）

番茄酱成为一种腌制的产品。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在她1829年的波士顿烹饪手册《美国节俭的家庭主妇》中给出了番茄酱的制作建议：“需要有大量的盐和香料来使该产品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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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末，柴郡盐仍然产自米德尔威奇的两个盐水坑，楠特威奇的一个盐水坑，诺斯威奇的一个盐水坑。如果一位中国的产盐者在16世纪来到柴郡的话，他肯定会对这里技术的原始状态感到惊骇。赤裸着上身的工人沿着梯子爬下盐水坑，在皮桶里装满盐水，再爬出去把盐水倾倒在木槽之中，然后盐水顺着管道网络和水槽被运送到这一区域的许多制盐者那里。不过在1636年，一份对这些“威奇”进行访问的记载提到，刚刚在楠特威奇安装好的水泵可以抽取盐水。

18世纪，英国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英国经历了气候方面极其有利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了更长的生长季节和更便宜的食品。随着食品价格的下降，许多英国农场衰败了，而衰败的农场又为工业提供了劳动力。

英国人尤为相信工业是对所有难题的解答，抛弃了生产最好食品和努力提高每英亩产量这些目标的农业产业，是英国人的一项发明。小麦作物的产量得到巨大提高。新的种子，比如萝卜，可以让牲畜吃上一整年。1701年，杰思罗·塔尔（Jethro Tull）的播种方法可以一次播种三排，由此开始，18世纪的英国每年都有一项农业新发明、一个新的杂交作物品种、一类新种属的牲畜和一种新的工具。这是现代农业的开端，它是一种在工业化的国家里生产出巨大的过量食品盈余，却仍然不能结束世界上饥馑现象的体系。

这些农业中的新发展意味着食品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被生产出来，从而意味着对盐依赖性的下降。这似乎是一个比较现代的想法，因为盐的生产仍然在增加。正如罗马占领者耗尽了泥炭那样，英国盐场如今耗尽了树木。

在此之前采用的燃料都是木头，自从铁工场被毁灭之后，在任何合理距离之内的林木都不能再提供一个季节所需要的燃料了，以至于如今，我们几乎全采用从13或14英里远的地方通过陆路运来的煤。

（托马斯·拉斯泰尔医生，《德罗伊特威奇》，1678年）

到了1650年，柴郡的森林几乎荡然无存。此时的一个铅锅，几乎有一间房子那么大，并且被安装在煤火炉的顶部。把煤运到柴郡成为制盐生产中的主要支出。制盐者们开始探寻柴郡地下是否有煤，毕竟，他们的周围都是产煤区。在坎伯兰，离他们北边不远的怀特黑文，以及远到克莱德入口邻近格拉斯哥（Glasgow）的地方，盐的制造和出售价格都要比柴郡的产品价格低得多，因为这些盐场都拥有自己的煤矿。

伊丽莎白一世十分关注英国对法国盐的依赖问题，曾确保国家控制的市场向诺森伯兰郡的泰恩河一线的产盐者开放。她曾经选择那一地区来刺激生产，因为它拥有可以作为廉价燃料的煤炭。柴郡拥有盐、一条河流和一个大西洋的港口，英国的影响正在迅速扩展，它的制盐者本可以向世界提供盐——只要他们拥有便宜的燃料。于是，柴郡的产盐者们对煤炭进行勘探。1670年，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在诺斯威奇附近的威廉·马伯里领地进行煤炭勘探，仅在105英尺的深度就发现了固体岩盐，却没有发现任何煤炭。

皇家学会十分激动地公布了这一消息，杰克逊是否发现了地下盐水的源泉？这里是否有被掩埋的海床？1682年，约翰·柯林斯在写作时这样提及柴郡：“这些远离大海的泉水被认为是从岩石或者地下盐矿中渗出的，受到一些渠道和地下秘密通道的浸润。”

但是马伯里对杰克逊没有发现煤炭感到很失望，他当时并没有想去采掘岩盐，后来在1690年破产了。1693年，另外一位柴郡的土地拥有者托马斯·沃伯顿（Thomas Warburton）在其领地的地下发现了岩盐，四年之后，他拥有了在柴郡开发的四个岩盐矿中的一个。

岩盐并不需要燃料，于是柴郡盐水锅炉拥有者的直接反应是游说议会通过一项提案，禁止采掘岩盐。他们相信，岩盐的发现会改变柴郡的性质，那些在一口井和一些铅锅上进行少量投资的小规模的企业家，最终将会被那些大规模的资本雄厚的采矿公司排挤出市场。

但是随着岩盐的发现，成长中的盐业显示出了它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从而说服了政府建设运河。在1713~1741年，政府修建了连接盐场和默西河的水路交通网络。18世纪末，沿着默西河，建立起许多盐的精炼厂，并且在利物浦码头建造了一座盐的仓库。来自默西河对岸的南方兰开夏的煤炭最终得以很便宜地被运输出去。制盐业、煤炭工业和利物浦港相互依赖并且共同繁荣起来。

对于苏格兰来说很不幸，柴郡在权力和影响方面获得了新的地位，恰好影响了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的统一。在詹姆斯二世这位英格兰的天主教徒被废黜王位，苏格兰的长老教派得到了保障，统一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清除，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议会合并在一起。但是加入的苏格兰就意味着把苏格兰的盐带到英格兰，于是柴郡的商人们在统一的条约中增加了有关盐的生产与定价等大量规定条款，防止苏格兰的盐与柴郡的盐进行竞争。而在统一之前大约30年前，约翰·柯林斯就曾经警告说，“除非在进口税方面进行调节”，否则盐的竞争将会增加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敌意。

与此同时，柴郡的制盐者仍不放弃周围的煤床会延伸到柴郡的想法，可一直到1899年，他们已经钻了1英里深，所发现的仍然只有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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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真正的工业化压倒英格兰之前，环境的恶化在柴郡仍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柴郡的商人们会骄傲地看着天空，不过煮盐大锅炉的烟雾一天24小时都使天空显得乌烟瘴气，可见，商人们关注的仍旧是他们所在地区的工业化程度。

柴郡的森林已经被砍伐下来成了燃料，光秃秃的白色疤痕侵蚀了草地，锅底垢（每隔一段时间就不得不从煮盐锅里凿下来的残渣）被倾倒出来，地面也开始塌陷。

1533年，据报道说，邻近柴郡康伯米尔的土地都下沉了，产生了一个充满盐水的大坑。1657年，另外一个小盐水塘在比克利（Bickley）也出现了。1713年，在温斯福德南面一个名为“织布者大厅”（Weaver Hall）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大洞。这些漏斗式的洞穴非常接近盐的产地，并且它们很快充满盐水，所以许多当地人相信这些洞穴是那些被遗弃的盐矿塌陷的结果。

但是采矿者却说，那些陷坑没有出现在被遗弃的井壁附近。到了18世纪的最后20年，当每一两年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陷坑时，人们才开始注意到，在生产的食盐数量与地面塌陷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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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柴郡的产盐量一直在增长，英国对外国盐的依赖性仍然很危险，对于这一点，伊丽莎白女王十分担忧。在17和18世纪，这是一个经常受到关注的议题，尤其是由于许多外国盐来自英国的主要敌人——法国。在进行陆战时，每一位士兵都获得了很大的一份食盐，这样他就可以携带新鲜的肉类行军，并且在需要时腌制这些肉类。英国海军得到了食盐和腌制食品的配给，于是盐具有了战略意义，就像火药一样，而火药的制造原料中也来自于盐。

1746年，托马斯·朗兹（Thomas Lowndes），一位土生土长的柴郡人，写了一份像一本书那么厚的报告提交给海军上将，该报告论及了发展英国自己的海盐供给问题。在对法国和荷兰的海盐进行研究之后，他非常激动地宣布他已经发现了优质盐的秘密：

程序是这样的：在柴郡的煮盐大锅（通常的容量大约为800加仑）里盛满盐水，顶沿留出1英寸左右的空隙，然后在锅下生火。当盐水刚刚温热时，倒进大约1盎司来自屠宰场的动物血液或者2个鸡蛋的蛋白，用大火煮沸，当浮垢升起来时将其撇去。新鲜的部分或者水多的部分明显减少时，向大锅里倒入1品脱淡啤酒或者相同数量的残余的麦芽饮料。当盐水开始结成颗粒状时，再加入肉豆蔻大小的新鲜黄油。当这种液体已经产生大量的食盐时（大约历经半小时），撤出大锅，并取出食盐。到这时，火差不多已经要熄灭了，液体的中心也不再沸腾了。不必再向火里添加燃料，而是要让盐水慢慢冷却，直到温度达到人可以把手放进去的程度。把盐水尽可能地保持在这种温度，当它已经见效，开始结成颗粒状时，再倒入肉豆蔻大小的新鲜黄油，大约两分钟之后，尽可能均匀地抛甩铁锅，1盎司3夸特（每夸特等于8蒲式耳）的纯净普通结晶就被研磨成很细的粉末。接着立即采用铁器灵活地刮擦锅里的每一个地方，大约一分钟即可。然后把锅放稳，不断地给火添加燃料，使盐水既不会达到烫灼的程度，又不会温度过低。令大锅保持这样的工作状态大约三天三夜，然后再撤出。

剩下的盐水到此时已经冷却，不再沸腾，因此要在火上添加新煤，必须煮上大约半小时，但是不需要第一次撤出之前那样大的火力，这时用一般的工具，取出开始沉底的盐，（根据人们所习惯的说法）把它分开。现在将大锅放稳并冷却，当盐水的温度降到能够使人手放进去时，再重复前面的步骤，只是要使结晶的数量不要超过1盎司1夸特，并且是在大锅撤出后大约8~40小时。

（托马斯·朗兹，《以盐水制盐或其改进方法，制造与法国湾盐一样好的盐》，1746年）

朗兹向海军上将保证：“用我的方法制出的盐越多，公众就会越满足，我的秘密就会真正为人们所知。”但是，有些人发现，他的秘密对于制盐本身来说有些多余，一种产品要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取决于较低的生产成本。两年之后，内科医生威廉·布朗里格在其广为发行的著作《制造食盐的艺术》中批判了朗兹的方法，指出：“以更低的成本可以生产出更加纯净和浓度更高的盐。”

柴郡盐不仅需要更好的质量，而且还需要更加重要的地位和更加便宜的价格。大约75年之前，德罗伊特威奇的托马斯·拉斯泰尔（Thomas Rastel）医生已经提到德罗伊特威奇简化了制盐方法，通过采用鸡蛋蛋清吸取浮渣的方式取代了柴郡盐水中采用的动物血液。这种技术方法至今仍然在沿用，用它可以除去肉类中的杂质，以获得较为透明的肉冻：

为得到澄清溶液，我们只用蛋清，我们取出1夸特蛋清，把它放进一两加仑的盐水之中，用手搅动，就像搅拌肥皂水那样产生泡沫，每个坛子里的一小部分泡沫都会漂起浮渣，一个鸡蛋的蛋清能够澄清20蒲式耳(容量等于8加仑）的盐，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盐可以变得洁白无瑕，也不会有任何不好的味道，与采用血液予以澄清的效果一样。至于结成颗粒形状，我们不需要为此做任何事，因为盐水本身的浓度如此大，除非经常搅动，否则就会形成与湾盐一样大的颗粒。

（托马斯·拉斯泰尔医生，1678年）

当时的目标是要制造出类似于布尔加讷夫湾的盐，因为这是许多渔场所使用的盐。朗兹在他的论文中提到，他收到一位船长写于1745年6月5日的一封信，信中估计纽芬兰鳕鱼渔场每年至少使用“1万吨盐”。

一幅18世纪的英国版画，描绘了鳕鱼在纽芬兰被腌制和晾干的情景。（格兰杰收藏馆）

1713~1759年，通过与法国进行的近乎全球性的战争，英国获得了北美洲大部分的鳕鱼产地。英国人为他们新的鳕鱼捕获潜力而感到欢欣和激动。然而，就在他们获得最伟大胜利的10年前，布朗里格就已经警告说，为了获得独自占有法国布里多尼地区（新斯科舍的法国一端）的优势，英国不得不增加盐的供给。

北美洲的鳕鱼似乎要多少有多少，而英国获取利润的唯一阻碍是船只、渔民以及盐的供给。

第12章

美国盐战

研究北美洲几乎任何地方的一份交通地图，人们都会注意到二级公路（本地道路）那古怪的非几何形状，从而合理地推断出这些城镇的区位和连接是较为偶然的情况，事先没有进行任何计划或者设计。实际上，这些道路确实只是经过扩展的小路和羊肠小道，而这些羊肠小道起初恰恰是动物寻找盐而留下的踪迹。

动物寻找卤水泉以获得它们所需要的盐，有咸味的水、岩盐以及任何能够获得的自然盐都是动物寻找并舔食的对象。这些被舔食的对象，遍布大陆，往往处于荒芜平坦地区那浅棕色或者浅灰色的土壤中。一些深深的洞，几乎可以算得上洞穴了，这是动物不断舔食形成的。在舔食之处的尽头，因为有充足的盐，所以成为人类定居的适宜之地。村庄往往就建立在这些舔食之处。伊利湖附近的一个舔食之处，有一条宽阔的道路，是由北美洲的水牛开发出来的，在这里形成的一座城镇被称为布法罗（Buffalo）。

当欧洲人到达这里时，他们在北美洲的村庄里发现了大量的制盐工场。1541年，西班牙探险家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在沿着密西西比河旅行时指出：“盐的生产是沿着河流进行的，水向下流去时，把它留在了沙子上。由于他们无法在不掺杂大量沙子的情况下收集盐，于是这些沙子就被装进特制的篮子里，这种篮子口大底小。它们被悬挂在帐篷的横梁上，水被渗出，下面放着容器来盛接盐水，然后将容器放在火上蒸煮，从而生产出盐。”

不从事农耕活动的猎人也不制盐，但有一个例外是白令海峡的因纽特人，他们捕猎驯鹿、山区野羊、狗熊、海豹、海象和其他野生动物，然后把这些动物肉放在海水中煮以便获得一点咸味。许多种族群体，比如佩诺部斯科特人、梅诺米尼人和齐佩瓦族人（Chippewa），在欧洲人到达之前都从来没有使用过盐。在休伦县的耶稣会传教士们抱怨当地没有食盐，不过有一个传教士指出休伦人比法国人更有眼力，因为他们戒绝酒、盐和“其他能够使眼泪枯竭并且损害音质的东西”。

据说普吉特桑德印第安人（Puget Sound Indians）的日常饮食主要是三文鱼，他们从来不吃盐。美国康涅狄格州的莫希干人吃大量的龙虾、蛤、美洲西鲱、七鳃鳗，还有玉米，但是根据科顿·马瑟的说法，“他们从来没有拥有过一粒盐，直到我们把盐赐予他们”。

但是特拉华人在他们的玉米饭中放盐。霍皮人用盐煮食扁豆和南瓜，并且把辣椒和野洋葱加入盐水中来煮食长耳大野兔。祖尼人食用在咸酱中煮熟的咸馅面食，并且制作kushewe，这是一种有酸橙和（牛羊腰部的）板油的咸面包。当祖尼人外出旅行时，他们总是会携带一坛子或一陶罐的盐和一种保留西南部古典风味的调味品红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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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年历的第7个月，阿兹台克人（Aztecs）目睹了为盐神Vixtociatl举行的仪式，她被自己的兄弟们（雨水诸神）驱逐到盐水之中，这样她便成为盐的发现者和制盐的发明者。16世纪西班牙行乞修道士伯纳第诺·德·萨哈冈（Bernardino de Sahagun）描述了她的外表：金耳朵、黄色的衣裳、闪光的绿色翅膀和网眼布裙。她携带的盾牌上装饰着老鹰、鹦鹉和大咬鹃羽毛，她用一根手杖打着拍子，手杖的顶部是用香纸花装饰的。被挑选出来代表Vixtociatl的姑娘与那些已经制造过盐的妇女一起跳10天舞。最终，在节日的当天，要杀掉两名奴隶，然后这位姑娘也要牺牲自己。

许多土著北美洲文化都有盐之神祇，这些神祇几乎总是女性。对于纳瓦霍人来说，它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在美国西南和墨西哥的农业人口中，收集盐的远征往往是从盛大的仪式开始的。在霍皮人中间，这种仪式还包括与一位代表“盐之女人”的妇女进行交媾。在许多西南部的部落群体中，盐的收集是由宗教领袖组织的。参与者通常必须对盐之收集者进行礼拜。通常，只有享有特权的氏族部落中的成员，比如拉古纳鹦鹉部落，才能进行收集盐的远征。在大多数文化中，只有男人才被允许去收集盐，但是纳瓦霍人也允许女人去。根据传说，祖尼人起初也是允许女人去的，但是由于他们对待这一使命的轻率态度冒犯了盐之女神，盐的供给开始消失，所以他们改变了这一习俗，只允许男人参加。整个祖尼人群体都祈祷寻盐远征队安全归来。当这些人归来时，每一位盐之收集者的伯母或婶子就会用丝兰皂清洗他的头和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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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连绵不断为盐而战的战争史。谁控制了盐，谁就将拥有权力。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如此，美国内战之后仍然如此。

如同在意大利半岛那样，美洲大陆上所有伟大的文明中心都建立在能够获得盐的地方。印加人是盐的生产者，盐井就建在库斯科城外。在哥伦比亚，游牧部落也许是最先建立起永久性定居点的，因为他们需要盐，并且学会了如何制盐。他们的社会是围绕着天然盐水井建立起来的。奇布查族，一个生活在这一地区（后来成为现在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高地部落，成为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群体，因为他们是最好的制盐者。另外一个令12世纪的心理学家能把性与盐联系在一起的例子是，奇布查族人中的盐主们通过一年两次戒绝性和盐的方式来向神祇表达敬意。

如同非洲一样，奇布查族人通过把盐水蒸发成圆锥形来制盐。为了适合多阶层的社会，不同等级的盐也被生产出来，从为富人生产的最白净的盐到为穷人生产的味道不佳的黑盐。所有天然的盐水泉都为修道院拥有。那些僧侣依靠他们分配盐的能力进行统治。当西班牙人来临时，人们才了解国王的权力，因为他们接管了盐水泉，并且宣布这些盐水泉是西班牙国王的财产，这样就摧毁了僧侣的权威。

根据“埃尔南·科尔特斯的征服”这段编年史的作者贝尔纳尔·迪亚斯的说法，阿兹台克人以蒸发尿液的方式来制盐。一个洪都拉斯的部落把热的棍子插入海洋之中，然后刮下棍子上面的盐，这就像罗马人眼中的英国人制盐那样原始。更常见的是，天然泉的盐水被蒸发，或者沙漠盐床以撒哈拉的盐沼那样的方式被刮下，或者从海洋的边缘搜罗出海盐。

阿兹台克人通过军事力量控制了盐的路线，比如，获得盐的Tlxalacaltecas，既而得以藐视他们的敌人。威廉·普雷斯科特在其1819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墨西哥征服史》中描述了阿兹台克人从他们的属民那里接受贡品的情况：“2 000块非常白净的盐，是在模子里提炼出来的，只供墨西哥贵族消费。”

西班牙人通过接管被他们征服的土著人的盐场而获得权力。科尔特斯来自西班牙南部，那里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盐场都不远，他熟知有关盐的权力与政治，满怀钦羡地观察了特拉图克人（Tlatoque）如何保持他们的独立，如何通过戒盐来避免阿兹台克人的压迫。“他们不吃盐，因为在他们的土地上没有盐。”他这样写道，而且与英国人相同的是，他们也害怕对盐产生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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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玛雅人生产盐的最早证据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1000年，但是在墨西哥非玛雅人居住区（比如瓦哈卡）发现了更早的盐场遗迹。声称是盐导致了伟大的玛雅文明的盛衰也许有点儿夸张，然而，玛雅文明的确是由于盐的生产和贸易兴盛起来的，尽管连绵不断地爆发了控制盐资源的战争，它依然繁荣了起来。而当欧洲人来临时，玛雅文明已经处于衰落状态，它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盐贸易活动的衰落。

玛雅人的世界从尤卡坦半岛延伸到如今墨西哥的恰帕斯州，并且穿越危地马拉。16世纪初当埃尔南·科尔特斯首次来到尤卡坦半岛时，他发现玛雅人拥有庞大的盐产业和广泛的贸易，贸易的范围不仅包括盐，而且还包括腌制品，比如咸鱼和经过加工的皮革等。

玛雅人把盐作为药品与马郁兰、木酮糖树叶混合在一起用于控制人类生育，与油一起治疗癫痫症，与蜂蜜一起用来减轻生育孩子时的疼痛。盐还被用于与生育和死亡相关的仪式。

在尤卡坦半岛，至少在2 000年前，盐就是利用太阳能蒸发生产出来的，这意味着美洲土著利用太阳能蒸发生产海盐的历史至少与欧洲人同样悠久。玛雅人还懂得如何从植物中提炼盐，虽然植物盐通常是氯化钾，而不是氯化钠。他们会烧掉植物、特定种类的棕榈叶和绿草，把它们的灰烬浸泡在盐水之中，然后蒸发掉水分。这一技术是由那些遍布美洲和非洲，居住在森林中且与世隔绝的人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

恰帕斯州的拉坎敦（Lacandon）部落是一个在文化上非常独特的玛雅人群体，他们居住在热带雨林之中，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并与世隔绝。不过不幸的是，他们居住的地方成了墨西哥与危地马拉的边界。他们通过焚烧特种棕榈叶来制盐，并且把这种盐作为货币来使用。拉坎敦部落中的人穿着白色长袍，划着独木舟在热带雨林的河流中穿行，过着不受打扰的宁静生活，直到20世纪，当现代墨西哥和危地马拉政府对穿过拉坎敦森林的国际边界比较关注后，这种生活方式才逐渐终结。从军事方面来看，边境因为这片森林很难防守。而对于部分拉坎敦人来说，这片森林却是财富之源，他们把硬木树卖给木材公司，来维持生计。随着森林的消失，部落的传统和自我满足感也逐渐丧失。由于原木公司向他们提供了食盐，拉坎敦人已经不再通过焚烧棕榈叶来获取盐。

拉孔考迪亚城（La Concordia）及其周边的盐场因为一座大坝而在20世纪70年代被淹没，如今沉于湖底，这是一个典型的恰帕斯玛雅人的文化毁灭例子。根据丹麦人类学家法兰斯·布洛姆（Frans blom，他曾经在20世纪20~40年代进行过有关玛雅文化的探险）的说法，该遗址有玛雅高地独一无二的盐场，在那里，人们将盐水通过树干上的槽渠，从泉水中分流到浅浅的石锅里用太阳能蒸发，与夏威夷使用石碗的技术方法类似。

拉孔考迪亚城的居民们在蒸发锅里放入芦苇，它往往被做成六角星状。盐水如果足够浓稠，芦苇上将形成结晶，而制盐者把这种闪闪发光的白色装饰品作为宗教的供奉物出售。一直到布洛姆的时代，玛雅人都还把这些供奉物带到天主教的教堂之中。

巧合的是，柴郡的盐工们有着类似的传统。在圣诞节期间，他们把树枝放在蒸发锅里一直到盐在上面结晶，看起来像是刚刚下过一场大雪，然后，他们就把这些看似落满雪霜的树枝带回家去用于圣诞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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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的来临不仅意味着一种控制盐的新权力，而且意味着工业用盐需求量的巨大增长。西班牙人引入了需要喂盐的牛群，而这些牛的皮革在繁荣的制革行业中也要用盐进行加工处理。受到贵金属提炼的诱惑，西班牙人在16世纪中叶的墨西哥发明了开采银的混汞法。在这种工艺中，要用盐将银从矿石中剥离，因为盐里含有的钠可提取杂质。用混汞法提取银需要大量的盐，所以西班牙人在邻近银矿的地方建造了大规模的盐场。

尤卡坦半岛拥有一种特别适于制盐的气候，并且在地理上也特别适于对外贸易，因为它邻近加勒比海和中美洲，所以它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美洲最大的产盐地，而当西班牙人占领之后也仍然保持着制盐业的领先地位。

西班牙人无法在尤卡坦半岛找到贵金属的矿藏，于是他们转向尤卡坦半岛的盐场以寻获国家税收，西班牙王室因此设置了各种各样的盐税。但是，盐价由此变得十分昂贵，无法在古巴与英国盐展开竞争。而古巴是西班牙的一个殖民地，所以它一直是西班牙的市场。但是19世纪有一段时期，当尤卡坦半岛的盐通过利物浦港口出口到英国时，盐价出现了很大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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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初次登上美洲大陆是在北方的纽芬兰，他们在那里捕获鳕鱼，然后又在南方的加勒比登陆，在那里获得了盐，这是他们加工鳕鱼必备的条件。当这两处的殖民人口数量可观后，他们才把美洲看作一个出售利物浦盐的市场。

对于英国海军舰队司令来说，缺少海盐的解决办法是用战争或者外交手段获得能够产盐的地方。葡萄牙既拥有海盐，又拥有一支重要的捕鱼船队，但是船队需要保护，尤其要避免法国人夺取他们的船只。因此英国与葡萄牙结成联盟，由英国为葡萄牙提供海军以保护它的海盐。

葡萄牙联盟从英国获得了进入佛得角群岛的通道，在那里，英国船只能在去北美洲鳕鱼渔场的半途或多或少地用海盐填满他们的货舱。位于群岛的海东侧的几个岛屿：马约岛（Maio）、博阿维斯塔（Boa Vista）和萨尔（Sal，意思是盐），拥有许多含有浓盐水的沼泽地，17世纪，葡萄牙授予英国人单独利用马约岛和博阿维斯塔盐沼泽地的权利。

英国船只只能在11月到次年7月之间制盐，即在夏天的暴雨冲毁盐水之前完成盐的生产。这些船只通常在1月去美洲的途中，在马约岛（被称为“五月岛”）附近抛锚。水手们划着他们的汽艇经由不到200码的水路到达宽阔的海滩。在海滩的后面有一个盐沼泽地，那里有1英里的水塘，盐水深度约为8英寸。水手们必须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刮下足够的盐结晶来填满船舱。有时，早来的雨季会迫使他们离开，有些船只不得不去博阿维斯塔，因为他们发现，已经有太多的船队成员在马约岛工作。不过博阿维斯塔的盐水太稀薄，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结晶，并且泊位更远，水手们要划上1英里才能把盐带到大船上。

但是满满一船盐的价值足以抵得上整条船的劳动力和船上全体员工几个月的工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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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列强正在为加勒比群岛展开激烈争夺，加勒比群岛上生长着大量的甘蔗，英国人、荷兰人、瑞典人和丹麦人也在寻找那些类似于佛得角群岛带有内陆盐沼泽地的岛屿。

1568年，在荷兰亲王威廉的领导下，荷兰人开始了一场长达80年的反抗西班牙人的独立斗争，这场斗争使西班牙切断了对荷兰的盐供给。但是在美洲，荷兰人悄悄地在阿拉亚的委内瑞拉海岸靠岸，这里有一个炎热而荒凉的潟湖长达80英里，荷兰人从这里窃取着西班牙的盐，在加勒比海滩上海水被蒸发成厚厚的白色硬壳。荷兰人还从附近的安的列斯群岛获得盐。

被称为“托尔图加”或“盐托尔图加”（如今是委内瑞拉的一部分）的地区内，英国人在另外一个小岛上从西班牙人那里非法收集盐。他们还在安圭拉岛和特克斯群岛制盐，这两个岛屿距离北美洲很近，而北美洲有鳕鱼渔场。于是英国人会在某个盐岛上停留，比如在佛得角，水手们刮下盐，然后装满他们的船舱，航行到新英格兰、新斯科舍或者纽芬兰岛。

出于对敌人的战船以及海盗的恐惧，盐船都是在海军护卫下航行的，在欧洲也是这样。当盐被装入船舱后，由许多不同国家组成的庞大武装舰队就停泊在勒克鲁瓦西克。水手们在上岸时不允许携带武器，因为如果有两个不同国家的护卫队同时抵达，一场港口混战就会变成一场陆地战争，何况英国水手与荷兰水手还互相怀有敌意。

当冬天结束时，由几十艘英国船只组成的舰队，在战舰的护卫下，将在巴巴多斯会合。在那里，他们将合并成一只庞大的舰队并且选出一位指挥官，然后前往某一个盐岛，通常是托尔图加，而船上的成员们要为装满整船的盐忙活上几个月时间。如果舰队过于庞大，或者这一年的气候较为湿润，就可能没有足够的盐来装满所有的船舱，并且由于他们只是临时被安排在一起的，所以相互之间会展开竞争，飞快地完成工作，每一艘船都试图获得满舱的货物。然后大家一起向北航行，直到危险解除，尤其是避开了西班牙人的侵袭后，每一艘船都会开足马力，扬帆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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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4年，当百慕大群岛（该群岛在距1684年约150多年前被英国人首次发现）最终成为英国殖民地时，第一任总督得到的指令是“加紧耙盐”。向美洲殖民地航行的英国船只，可以在离北美洲海岸约600英里之遥的大西洋中的小岛群停留，并且为渔场挖凿海盐。这是百慕大高效产盐的一个机会。

但是百慕大的气候对于海盐的成功生产来说并不合适，温度和阳光均达不到要求。而它真正拥有的资源是雪松，因此百慕大人（大多数最初是来自英国德文郡的水手）用雪松建造了小而快的单桅帆船。在18世纪初新英格兰的渔民发明纵帆船前，百慕大的单桅帆船（船上只有一根桅杆，其风帆展开面极大）被认为是最快和最好的有帆船只，在速度上能超越任何海军。这些单桅帆船支配着加勒比殖民地与北美洲殖民地之间的贸易，甚至用于利物浦与西非的贸易。

在加勒比，运到北美洲的主要货物（比食糖、糖蜜或者朗姆酒吨位更大的货物）是盐。而从北美洲运送到加勒比的主要货物则是腌鳕鱼，这是在蔗糖种植园中干活的奴隶们的日常食品。

在巴哈马群岛南部像链条一样展开的岛群中，有些岛屿被称为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耙盐者在链条的内部发现了一些拥有暗黑色湖泊的小岛屿。在大伊纳瓜岛、特克斯和南凯科斯群岛以及索尔特岛（Salt Cay）都有一些带咸味的内陆湖，这些湖非常适于制盐。由于哥伦布以及他的西班牙后继者们已经消灭了土著人口，所以这些人烟稀少、鲜有人住的岛屿很容易就能转化成制盐中心。

大伊纳瓜岛上的盐首先是被西班牙人和荷兰人耙走的。在西班牙人杀死仅存的少数土著部落居民后，该岛就成了无人居住的岛屿，来自各个国家的水手都会在此停留并且将盐装载上他们的船只。西班牙人把这个岛屿称为叶纳瓜（Enagua），意思是“在水中”。1803年，来自百慕大的耙盐者建造了一个叫作马修镇的小城镇，它位于一个盐水塘旁边，那里位于岛屿的一端，平坦而长满杂草。

首先来到的是耙盐者，他们只是刮下盐水塘边缘已经蒸发结晶的那部分。船上的成员们会在岛上停留几个月，有时甚至长达一年，当船长和三四个奴隶去航行并捕捉海龟时，或者从遇难沉底的船只上搜寻可用之物，与海盗或者其他岛屿上的居住者进行贸易时，其他人的工作就是在此收集海盐。

18世纪时的一位百慕大总督抱怨道：“凯科斯群岛的贸易在使狂热者成为凶残的掠夺者方面大为成功，因为这里有许多挖凿、抢劫和从船只残骸中捞取意外之财的机会。”他还注意到，岛上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当自由的水手们在收集海盐时，奴隶们被派出去抢劫。于是这位总督写道：“黑奴们学会了如何公开和私下地进行偷窃。”

几个月之后，当船长以及他的奴隶们完成了获利颇丰的海上冒险时，他们返回岛屿，接上留在岛屿上的其他成员，带着满舱的海盐去北美洲殖民地出售。

17世纪50年代，来自百慕大群岛的英国殖民者航行到大特克斯——一个很小的沙漠之岛，它的微小邻岛索尔特岛只有2英里长，1.5英里宽。过往的船只往往会在索尔特岛上停留，在占据岛上面积1/3的盐水塘里耙盐。60年代，百慕大人开始更加系统地利用该岛，起初只是在夏天利用，因为夏季的气候干燥而适宜。

到了1673年，百慕大耙盐者前往索尔特岛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五年之后，耙盐工作已经像北方的特克斯岛（Turk）或者大特克斯岛（它们的名字是以当地的一种仙人掌来命名的，这种仙人掌的形状容易使人联想起土耳其穆斯林的头巾Turkish turban）那样组织有序了。但是西班牙人会在冬天抵达小岛，拿走耙盐者的工具，毁坏他们的工棚。到了18世纪初，百慕大人开始在索尔特岛上长期居住以保护自己的财产。没有人知道拥有石头建造小码头的小港口是何时建成的，但是这个港口是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上最具有风暴防御能力的港口，对于那些打算花费几个星期时间装载货物的船只来说，它是一个安全的庇护所。但是随着船只越来越大，这个小港口的水深便显得太浅了，于是一些轻便的小船被用来将海盐送到那些离开海岸停泊的大船或母船上。

索尔特岛上的制盐者们建造了一个池塘和水闸系统。每年，他们都必须花费数周时间对此系统进行整修。为了整修池塘底部的石头或泥土，以便能够存住水并且不会与盐相混，这些池塘都必须被抽干，然后再次被填满，用于太阳能蒸发制盐的缓慢过程。

这些制盐者来自百慕大，他们建造起百慕大式宽敞的石头房屋，厚厚的墙壁能够承受由经过切割的如同金字塔那样的石头垒成的屋顶。沉重的屋顶是专门为抵御飓风而设计的。红木家具被带到岛上。这些房屋是种植园庄园主的豪宅，但是它们没有弗吉尼亚烟草、阿拉巴马棉花或西印度蔗糖种植庄园那样雅致。

制盐者的房屋拥有一个东部门廊，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盐水池，还有一个西部门廊，可以看到装运码头。这些房屋总是建造在装运码头的水边。盐是如此珍贵，绝不能委托给其他人，所以它被保存在地下一层的地下室里，但是房屋的第一层既没有窗户也没有地板，这样，每一所房屋就在地基层面拥有上下两个储藏的空间。盐是制盐者的财富，他们日夜看守着它。

风车在一个接一个的池塘里抽取海水，这些风车和水闸是由宅院中的一个铁匠铺负责维修的。奴隶们在园子里种植蔬菜，但是随着树木都被砍倒用作煮盐大锅的燃料，土壤变得越来越贫瘠。这个岛日益炎热、干燥，地表裸露，食品和淡水都变得越来越稀少。

1790年，有位名叫斯塔布斯的人离开了北美洲殖民地，因为他效忠于英国王室的统治。他与自己的兄弟托马斯·斯塔布斯（Thomas Stubbs）一同离开，并且在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中的一个小岛普罗维登西亚莱定居下来。斯塔布斯家族原来是柴郡的产盐者，但是托马斯和他的兄弟想成为西印度的种植者，开始新的生活。他们把自己的种植园称为“柴郡大堂”，并且试图种植剑麻，这是一种来自龙舌兰属植物纤维的大麻替代品。但是在“柴郡大堂”种植剑麻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于是他们又试图种植海岛棉花，但也失败了。在这些平坦、干旱而贫瘠的小海岛上，除了盐，一切尝试都失败了。制盐者带来了牲畜，有拖着载盐的大车把盐运到码头的驴，也有作为食物来源的牛群。

这些小小的产盐岛所拥有的全部仅仅是它们在航道中的位置、阳光和留存海水的沼泽地，然而它们曾经繁荣，因为大英帝国需要盐。

第13章

盐与独立

英国人、荷兰人和法国人都在搜寻盐，希望借助这神奇而具有魔法的炼金药，把他们新美洲无限的渔业资源变成无限的财富。荷兰人给予殖民者一些激励措施，1660年，允许殖民者在新阿姆斯特丹附近的一座名为科尼艾兰的小岛上建立起盐场。法国人从土著人那里了解到动物舔食的地方、盐水泉和盐沼的位置，他们使用了许多已经存在的盐场，包括在奥农多加、纽约和伊利诺伊州的肖尼敦盐场。

1614年，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船长经过佩诺布斯科特湾到科德角的新英格兰海岸和海域进行探险。史密斯是詹姆斯敦最早的105位定居者，也是英国人在北美洲定居的主要力量之一。他还绘制了弗吉尼亚和切萨皮克湾的地图，这么做是为了吸引定居者，因而他在地图上标出了鱼、盐、水果、贵金属、毛皮的丰富资源，甚至标出了生产原丝的可能性。

虽然史密斯具有傲慢夸张的天性，但他却以非凡的克制力描述了这些新土地上的财富。到了17世纪早期，已经积累了有关美洲财富的大量文献，其中大多数都是令人极度夸张的描述。史密斯看到那些定居者很快失望地离开，于是决心当一个现实主义者，虽然他独树一帜的风格通过他对安角（Cape Ann）的命名可见一斑，这个名字是以他在土耳其服役期间所喜欢的一位女性的名字来命名的。回到英国以后，该地又根据查尔斯王子母亲的名字被重新命名为安角。

在一份根据约翰·史密斯的笔记绘成的1616年的新英格兰地图中，有约翰·史密斯的画像。（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收藏）

虽然史密斯并不喜欢钓鱼，但他明白，如果这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那么它将吸引定居者。“青鱼、鳕鱼和蓝鳕是使他们获得财富的三宝，而且航运增加了它们的多样性。”他在不合调子的散文和《新英格兰的描述》（Description of New England）一书里，花了好几页的篇幅来描写各个国家从这些鱼类中获取的财富。他以自己特有的洞察力表明了他的观点，比如，他命令船上的成员在他考察海岸线时去捕获鳕鱼并加以腌制，由此挣得了一笔数额不大但却足以扬名四海的财富，他的腌鳕鱼是在英国和西班牙出售的。

史密斯还明白盐对于他的英属北美洲之梦的重要性。他于1607年在詹姆斯敦建立了盐场。当他沿着英格兰满是岩石的海岸线航行时，他注意到，有些地方似乎适于成为港口，有些地方似乎适于制盐。他认为这些条件适于生产“白上白”，并且认为安角北面的普拉姆岛将是建立盐场的绝佳地点。在他选定的25个适宜捕鱼的“优良海港”中，他完全忽略了安角这个最好的港口，而安角在九年之后成了格洛斯特的捕鱼站，并且最终成为新英格兰主要的鳕鱼港。

史密斯的《新英格兰的描述》一书是朝圣者决定要去新英格兰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当他们到达那里时，他们发现史密斯画的图非常精确。就像书中所承诺的那样，他们身处一片鳕鱼之地，同时，这里也能获得盐。虽然他们接受了来自皇家的名称安角，但他们仍然喜欢史密斯为科德角取的名字——鳕鱼角（此名来自他在詹姆斯敦的共同创建者巴塞洛缪·戈斯诺尔德），因为朝圣者们打算像史密斯那样，从捕鱼中积聚财富。1630年，弗兰西斯·黑金森（Francis Higgenson）牧师在《新英格兰的殖民垦荒》（New England Plantation）一书中写道：“这里是适宜制盐的地方。”但是朝圣者们并不知道如何制盐，也不知道如何捕鱼。

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总督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到英国去请有关捕鱼、制盐和造船的顾问，在几年之内，这片殖民地就开始在渔业方面兴旺起来。但是它仍然受到供盐的限制，制盐顾问试图以法国方式制造海盐，他们挖掘蒸发海水的池塘，然后用黏土涂在池塘内壁。但是新英格兰的天气根本不适合这一技术，根据布拉德福德的说法，那个制盐者是“一个无知、愚蠢和自以为是的家伙”。

马萨诸塞就像伊丽莎白女王那样鼓励发展制盐业，能以低成本制盐的人被授予垄断权利。殖民地曾授予塞缪尔·温斯洛（Samuel Winslow）十年的垄断权，以便将他的想法付诸实施，此举被看作美洲大陆上所发布的第一个专利权。同年，约翰·詹妮（John Jenny）也被授予在普利茅斯有效期为21年的制盐权。盐场在塞勒姆、索尔兹伯里和格洛斯特开始兴起。盐不久就用于鱼产品的出口，而且还用于皮毛产品。定居者们与美洲土著人交换熊皮、海狸毛皮、驼鹿皮和水獭皮，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因为毛皮带有盐分，它们经常和鳕鱼一样装在同一条船上出口。但要使土著人生产更多的动物皮毛，英国人就要向他们提供更多的盐。

新英格兰的家庭也需要大量的盐用于日常生活。典型的新英格兰房屋——新英格兰的坡盖盐盒式楼房，因为其形状像每家每户的盛盐容器而得到此名。新英格兰人在秋季屠宰动物并且进行腌制。他们吃的是新英格兰的煮饭，即腌鳕鱼或者腌牛肉与白菜和萝卜一起烹煮。他们也吃大量的腌青鱼，虽然他们似乎更为偏好味道略为清淡的熏青鱼，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盐供给量有限。当这些早期的定居者去狩猎时，他们会把熏青鱼留在自己去过的地方，因为青鱼强烈的气味可以迷惑狼群，这就是red herring（转移注意力）表达法的起源。

尽管富裕的弗吉尼亚人放养自己的牛群，但仍然大量进口英国的腌牛肉。他们认为英国的腌牛肉加工得更好，也许是因为英国人拥有丰富的盐。弗吉尼亚人在自己生产盐的同时，也从英国进口更多的盐。他们建立起腌猪肉的家庭小作坊，到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弗吉尼亚的火腿已经享有盛名，不仅出口到纽约和牙买加，甚至还出口到英格兰。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当弗吉尼亚的火腿成为大陆军食物配给的一部分时，法国人十分羡慕，而这一直被看作对于一种火腿的高度赞誉。1781年，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位法国英雄罗尚博伯爵，在忙于弗吉尼亚战役时说，法国火腿“无法与弗吉尼亚火腿的质量和口味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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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殖民者一度追求具有自己特色的制盐方法，生产了相当多的盐。但是英国人占有这些殖民地与在柴郡发现岩盐处于同一时期。英国人及时使利物浦的盐变得便宜起来，而且比美国当地的盐更易获得，于是美国国内盐的生产逐渐减少。这就是殖民主义发生作用的确切方式。

只要与英国的关系保持不变，殖民者们就能拥有足够的盐用于国内需求，但是盐的供给依赖于他们的对外贸易。当然，没人期望他们致力于对外的双边贸易，他们应当从英国购买一切，然后把所有产品都出售给英国。但是美国殖民者们生产的产品很多，尤其是腌鳕鱼，比英国人能够出售的更多。不过，只要美国人用的是英国的盐，英国人就乐意让他们超额生产。

但是英国人经常不能为美国人提供足够的盐。1688年，丹尼尔·考克斯（Daniel Coxe）在写到新泽西时，提到鱼类非常丰富，但是该殖民地无法建立起成功的渔业，因为“缺盐”。于是新泽西殖民地派人到法国聘请专家，因为“各式各样的法国人都善于利用太阳来制盐”，而这并非殖民主义能做到的。

美国殖民地，尤其是两个最具生产力的州：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开始习惯于在大西洋地区出售自己的产品。新英格兰开始出售腌鳕鱼、用盐加工和处理过的动物皮毛，然后很快又出售制造品，并在毕尔巴鄂的巴斯克港购买铁和地中海的产品，为西非奴隶和在加勒比生产糖蜜的奴隶提供鳕鱼，在西非出售以糖蜜生产的朗姆酒。

到了18世纪早期，波士顿商人觉得他们不再需要英国的商品了。但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他们错了。尽管在大西洋的商业中，他们越来越独立并走在前列，可他们仍然依赖从英国进口盐。新英格兰人偶尔从其他国家进口盐，在毕尔巴鄂出售鳕鱼的船只会在西班牙南部的加的斯或者葡萄牙的里斯本装盐贩卖。但是在1775年，美国人仍然依赖从英国进口盐：不是来自利物浦的柴郡盐，就是来自英国殖民地的海盐，尤其是来自伊纳瓜、特克斯岛和索尔特岛的海盐。

汤姆·佩因提出了一个观点：大陆显然不能由一个岛屿统治，在商人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响。1759年，英国人感到，美国贸易正在使美国走向独立，便开始把惩罚性的关税和其他税种强加给美国贸易，并且采取别有用心的措施来抑制美国贸易。美国人愤怒地做出了反应，于是英国人以更加严厉的措施予以回应。1775年，气氛变得如此紧张以至于英国认为，需要向反叛的波士顿派遣一支由托马斯·盖奇少将率领的3 000人的部队。当这些士兵试图分散到农村时，美国人进行了武装反抗，并于4月19日在康科德和莱克星顿向英军开火。1774年第一次召开的大陆会议号召人们起来反抗，1775年5月在康科德和莱克星顿战役后，第二次大陆会议便开始为战争做准备。

6月份，当大陆会议仍然处于进行中时，反抗者向着波士顿挺进了，盖奇留下500名士兵，而让其他部队全部参与了在波士顿港口上方的布里德山上进行的战役。虽然英国固守波士顿的目标得以完成，但是盖奇在这次使命中使手下40%的士兵丧命。这次战役被称为“邦克希尔战役”，这个称谓不太准确，但它是英国人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役。

1775年夏天，英国人公布了那些公开反叛的殖民地，对其进行了海军封锁，这立即引起盐的严重短缺。这种短缺不仅影响了渔业，而且还影响了士兵、马匹和由乔治·华盛顿率领的大陆军的医疗供给。除了这一封锁之外，英国地面部队还把中大西洋殖民地与美国盐的两个来源——新英格兰和美国南方隔离开来，甚至还进攻和摧毁了中大西洋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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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邦克希尔溃败之后，盖奇的驻美英军司令一职由威廉·豪（William Howe）将军（一位皇家的非嫡系亲戚）担任。1758年，豪被选为议会成员，并且反对取消对美国殖民地的商业措施，因为他惧怕英国的这项政策会导致这些殖民地的丧失。于是，他不得不动用武力来维系这些殖民地。1776年8月，他攻占了长岛，接着是纽约市。他把华盛顿从费城赶了出去。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成功地切断了华盛顿军队从海岸得到的盐供给，甚至还获取了华盛顿的盐储备，尽管这位美国将军曾经不顾一切地发出调度预警：“必须不遗余力地保住它。”

美国殖民者起初通过煮海水来回应英国的封锁。但是煮海水耗竭了大量的木材，而获取的盐却很少。制造1蒲式耳盐就需要大约400加仑海水。在冬天，每个家庭都要在家里的火上不断用一口铁制大锅煮海水，这并没有多少额外的支出，因为无论如何，家里的火都必须持续燃烧以保持房屋内的温度。但是这种方式只能生产少量的盐。制盐者把木头树桩拖到池塘里，随着池塘里的水被蒸发，盐就会在木头上产生结晶。这种技术较便宜，但产量也有限。

大陆会议通过了处理盐短缺的几项措施。1775年12月29日，该会议“诚恳地向若干个代表大会和委员会建议，请求它们通过充足的公共鼓励措施促进本地的制盐事业发展”。

1776年3月，《宾夕法尼亚杂志》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摘，它节选自布朗里格有关制造海盐的文章。这篇文章作为一个小册子被重新印刷并且由议会发行。1776年5月28日，议会决定，对各殖民地的盐进口者或生产者在下一年度提供的每蒲式耳盐（其重量大约为50磅）给予1/3美元的奖励。小册子发行与奖励措施公布后，盐场沿着美国海岸线开始兴起。新泽西州政府原计划要建立一个州政府经营的盐场，但是1777年有如此之多的私有盐场沿着海岸线被建造起来，以至于新泽西州认为没有必要再建这个盐场，便取消了这个计划。

1777年6月，大陆会议的一个委员会被指定“设计向美国提供盐的途径和手段”。10天之后，这个委员会提议每一个殖民地可以向盐的进口者和生产者提供经济激励。13个殖民地中，有一部分已经这样做了，像新泽西就宣布，任何盐场都可以免除10名员工服兵役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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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政府出版布朗里格小册子以及提供奖励的回应，有不少人开始了生产海盐的营运，在科德角建立了第一个盐场。由于存在捕捉鳕鱼的社区以及周围的海和风，科德角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制盐场所。在海湾一侧和楠塔基特岛的海水甚至比大西洋的海水更咸。

第一个盐场是在丹尼斯城由约翰·西尔斯（John Sears）开办的，他把自己的时间都投入沉思之中，以至于获得了“瞌睡的约翰·西尔斯”的绰号。周围的邻居们对约翰在色修特港口（Sesuit Harbor）建造的10英尺×100英尺的木制巨桶表示怀疑，而这巨桶在数月之后，也就是仅仅生产了8蒲式耳的盐之后就出现了泄漏问题。

周围的邻居们都在讥笑他，而瞌睡的约翰·西尔斯则花费整个冬天修补了漏洞，就像是在密封一只船体。1777年夏天，正当盐缺乏的时期，他生产了30蒲式耳的盐，周围的邻居们停止了讥笑，并且不再把他叫作“瞌睡的约翰·西尔斯”，而改称“咸佬约翰·西尔斯”。

第二年，英国的军舰“萨默塞特”试图绕过科德海角时搁浅，因为该处海岸线的标志很模糊，所以从船只的残骸中提取有用的东西成为当地的一个传统。西尔斯取下“萨默塞特”上的船底排水泵，安装在他的巨桶上。但是即便使用了船底排水泵，生产盐仍然要求大量的体力劳动，并且只有战时的盐价能够维持这一高成本的产盐方式。

于是有一位来自哈威奇附近，名叫纳撒尼尔·弗里曼（Nathaniel Freeman）的人，建议西尔斯使用风车来抽水。在公元8世纪，已经有人在西西里特拉帕尼这样做过，但是在科德角，人们以为这是一个全新的好主意。不久，生锈风车的木制骨架就耸立在了科德角城镇的边缘地带。风车被称为制盐厂，抽上来的海水通过管道（挖空的松木）输送到蒸煮锅里。但是只有在夏天的几个月里，太阳能才能起作用，而战时的艰难使得这一营运还算有利可图。不过这些进行反抗的殖民地仍然不能生产足够数量的盐来满足自身的需求。

渔民们需要盐来腌制他们捕获的鱼类，农民们需要盐来腌制他们屠宰的猪，他们都希望战争早点结束，但是现实无法让他们如愿。到了战争结束时，即1783年巴黎条约签定时，美国独立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这一记录直到越南战争爆发才被打破。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但是依赖于他人生产的盐而生存的痛苦记忆留在了美国历史之中。

第14章

自由、平等与税变

1875年，有一位名叫马塞斯·雅各布·施莱登（Matthais Jakob Schleiden）的植物学家写了一本书，书名是《盐》（Das Salz），这本书认为在盐税与储蓄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相关性。他指出，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当它们成为共和国时，都没有对盐予以课税，但是在他所处的时代，却把墨西哥和中国列为对盐课税的苛政典范。盐税是否总是一种对民主的准确测试似乎无法确定，但是法国盐税，清楚地说明了法国君主制的问题出在哪里。

对盐税的争议，在于富人和穷人用盐量的不均，而对盐课税实际上是在抽人头税，即一种平等的按人数计算的课税方式。它对最贫困的农民所征收的税与对最富有的贵族所征收的数额相同，这是最让人愤恨不平的。同时，它使一种非常普通的产品变得很稀有，因为复杂的税收规则抑制了贸易的发展。更令人愤怒的是，为了王室的利润，盐税还让一种日常用品变得昂贵起来。

王室则声称盐税是公平的，因为它并不是平等地向每一个人征税。存在着许多仲裁条款，比如对于科利乌尔镇的豁免；对于一部分宗教机构的豁免；对于一些官员、军官、社会名流的豁免。

在法国，盐税独立于其他税务。对盐的综合行政管理方面做出的第一个尝试于1259年出现在马赛附近的贝尔盐场，由圣路易的兄弟普罗旺斯·查尔斯伯爵施行。以后的一个世纪，这一行政管理被扩展到佩凯斯、艾格莫尔特和卡马革（一个在行政管理方面因交纳小盐税而闻名的地区）。

1341年，菲利普六世在法国北部建立了对盐的行政管理，这种行政管理被称为交纳大盐税。当时，这两个地区涵盖了法国王室控制的大部分领土。

起初，盐税是对盐的销售额征收微不足道的1.66%，但是每一位君主总会发现自己处于危机之中：一位需要救赎的王子，一场将要宣布的战争，而这些都得通过增加盐税得到解决。到了1660年，路易十四已经把盐税看作国家税收的一种主要来源。

盐税最让人烦恼的发明之一是盐的关税（sel du devoir）。凡年龄超过8岁，处于“大盐税”适用范围中的每个人，都被要求每年以较高的政府固定价格购买7千克（15.4磅）盐。这些盐的购买量大大超过了人们的用量，除非是用来腌制咸鱼、香肠、火腿和其他商品。但是使用这部分盐来制造腌制品是非法的，并且一旦被抓住，将会以假盐欺诈罪（faux saunage）被起诉，从而被实施严酷的惩罚。在法国，许多行为都被指控为假盐欺诈罪，例如在卡马革，放牧者让他们的羊群饮用盐水池中的水就会因逃避盐税而被起诉。

衡量盐量的木刻画，选自1500年出版的《巴黎市长的命令》。（格兰杰收藏馆）

1670年，刑法法典的修订为法国盐找到了另外一种用途。为了实施反对自杀的法律，颁布的命令规定：凡是自杀身亡的人，其尸体将用盐保存起来，并被带到法庭上，由法庭判决向公众展览。那些被控有罪，而在监狱极其悲惨的状况中死去的人也不能逃脱这种噩运，他们的尸体同样也被用盐保存起来，送到法庭接受审判。法国布里多尼地区的历史学家发现，1784年在科努瓦耶，莫里斯·勒科尔（Maurice LeCorre）在监狱中死去，但是他的尸体仍然被命令用盐予以保存，以供法庭审判。由于一些官僚主义的错误，这具尸体因为没有被排上审判日程，七年之后才被一位监狱警卫发现。这具尸体不仅用盐予以保存，而且还被放在啤酒中进行了发酵，结果这具尸体没有经过审判就被埋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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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把国家财政和商业大权交给了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他出身于香槟地区的一个商人家庭。科尔伯特是被称为“重商主义”的经济学流派的主要倡导者，该学派的主要观点是，国家的财富是通过出口的商品和进口的贵金属来衡量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国家要通过税收和关税这样的工具对生产和交易进行严格的控制。“重商主义”认为，世界贸易的总额是有限的，因此如果英国增加了其贸易，那么法国和其他国家就要付出代价。

在盐的问题上，科尔伯特得出的推论是，它是法国拥有的一种有价值的出口产品。他直接介入了面向北欧国家的盐的促销活动，并且对法国的水路进行了重要的改进，以便更加有效地运盐。他认为法国生产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盐，这对于法国人来说显得理所当然，但是当时，许多英国人、荷兰人和德国人也同意这一点。科尔伯特与制盐者在技术改进方面达成一致。如今，在盖朗德，人们自豪地断言，当年路易十四只吃盖朗德的盐。如果这种说法是真实的，那么就能解释科尔伯特为什么对改进盐的颜色如此感兴趣了。科尔伯特指出，如果这里的盐能够像法国生产盐的主要竞争对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盐那样洁白，那么这种法国盐就会销售得更好。但是盖朗德的泥炭工们继续把带有绿色藻类和木炭色泥土（盐水塘就建造在这种泥土之上）的盐耙在一起。

1680年，当科尔伯特修订盐税政策时，他的名字在法国盐史上变得声名狼藉。他把两个不平等地区用法典的形式变为六个不平等的区域。大盐税区是最古老的部分，是法国的心脏，包括巴黎地区。虽然人口占法国总人口的1/3，其盐的消费量仅占法国盐的1/4，但是它所支付的盐税却占国家总税收的2/3，这一地区的居民是法国最为狂暴的居民。当地商人从葡萄牙进口价格便宜的塞图巴尔的白盐，试图降低当地盐的价格。

小盐税区在地中海沿岸，这里大部分盐的生产由王室拥有，控制得没那么严格，而且课税如此之重，以至于盐的总税收有1/4是从这一占总人口1/5的地区挤榨出来的。

在第三个地区，盐场地区（Pays de Salines），包括洛林地区和其他内陆盐水井地区，王室也拥有大部分盐的生产。但是在这一地区，不像大盐税区和小盐税区，批发和零售都是由个体商人而不是由国家的代理机构来承担的，所以这一地区的政治紧张状况要差得多。盐场地区的居民所消费的盐是大盐税区居民所消费量的两倍。毫无疑问，亚当·斯密会就此认为，盐场地区相对自由的贸易增加了盐的销售，不过也可以认为，法国北方的居民传统上不像法国东部居民那样吃许多诸如火腿、香肠和酸菜之类的腌制品。

在法国南部，16世纪的君主弗兰西斯一世把他的食盐定点在赛利尼（Cellini），废止了数额小而令人愤怒的消费税，取而代之的是数额大得多的生产税。在一年的愤怒抗议之后，他把此税削减了一半，又过了一年，在1543年，此税被彻底废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大盐税区的僵化管理模式，即对盐的生产、批发运作和零售进行控制。结果引发了一场由4万名农民掀起的起义运动，他们武装起来进行反抗，并且打出“没有盐税的国王万岁”的标语。法国王室被这一起义的规模和猛烈程度震惊了，于是宣布放弃原来的做法，谢天谢地，至少他们还说出了“国王万岁”。

最终决定，在这一麻烦的地区，盐税被称为盐场地区，对于王室来说，仅满足于对盐的运输征收过路税是较为审慎的做法。当科尔伯特将盐税法典化时，他保留了这一西南部的盐场地区，但是附有一些豁免条件。这意味着，当北方遭受着严格的食盐控制，而东部和地中海地区也遭受部分控制时，西南部不征税的盐却能够在海边进行交易，并且越过该地区南部的边界，以颇具竞争性的价格进入西班牙进行交易。更糟糕的是，巴斯克人居住的那几个省份，正好位于西班牙边境地区，作为它们加入法国的一个条件，这些省份的盐税也被豁免，这使巴斯克人处在了一个能够与这两个国家低价交易盐的理想地位。

除了盐税复杂的多层级体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享有特权的边境地区，这里靠近英吉利海峡，制盐者们用海草的灰烬蒸煮海水，生产一种类似于泥炭盐的白盐。王室用唯一较轻的盐税来取悦这一地区，但是后来认识到，如此高质量而又便宜的盐能够很容易地侵占邻近的大盐税区，于是通过限制盐场的数量来限制这个地区的产盐量。

对于法国其他地区来说，最令人恼火的不平等地区是免税区（Pays Exempt），它包括法国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地区和在北部新获得的地区，比如佛兰德斯，该地区并入法国时所得到的承诺条件是它不必交纳盐税。这些地区也是捕鱼区，比如科利乌尔，科尔伯特想让捕鱼区也得到免交盐税的豁免，他极为相信这样的价值理念：不但咸鱼可以作为一种出口商品，而且渔民们还可以作为潜在的海军力量。

免税区还包括从盖朗德到拉罗谢尔附近的制盐岛屿。在18世纪中期，仅在盖朗德地区，与盐相关的行业就为950个家庭提供工作。大约有500人是泥炭工，在32 000个盐水池中工作。自16世纪起，增加了3 000多个池塘。盐税使泥炭工成了一种农业精英，比当时大多数农民的生活状况更好，有些人甚至拥有自己所在盐场的一小部分。

布列塔尼地区与巴斯克人地区一样，是一个能以便宜、不用征税的盐进行交易的边境地区，在此情况下，这些盐可以穿越海峡，运到英国并且一直到达荷兰海岸。17世纪，如此多的英国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与荷兰人的船只进入勒克鲁瓦西克以获取食盐，以至于当地的天主教堂很担忧新教徒对该城居民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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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4年，法国政府向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求援，此人是一位瑞士银行家，他把处于危机的法国经济管理得卓有成效，以至于人们一度认为他能够拯救法国的君主政体。1784年，他报告说，1米诺盐，大约是49千克（107.8磅），在布列塔尼地区的售价仅为31苏，但是在普瓦图是81苏，在安如是591苏，在贝里是611苏。内克尔认识到，如此大的价格差异，法国可以通过走私盐来致富。

盐走私犯们、地下制盐者们、假盐欺诈者们都是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售出合法的盐来积聚不法财富的机会主义者，然而，他们成了受欢迎的英雄，他们可以在农村游荡，获得农产品而不会听到农民的任何抱怨。科尔伯特在1680年对盐税的修改中规定：客栈老板把房间提供给盐走私犯是违法行为，屡教不改者可被判处死刑。

盐税官（gabelous）是招人恨的盐税收集者和强制执行者，他们往往很粗鲁，且没有法律意识，经常滥用他们的特权，这种特权包括任意截留和盘问、搜查或者逮捕他们认为可疑的人。这些盐税官对妇女尤其不信任，并且对她们也滥用特权，有时会任意搜取并借以取乐。不过，他们常常能在这些地方找到隐匿的盐袋。妇女常把盐藏在乳沟之间、束腹、胸衣内以及臀部，她们希望这些地方不会被盘查。有时会有完完全全的假臀部，这是为了在裙装内藏匿盐而特制的。

有时，在盐走私犯与盐税官之间会发展出一种接近长期战争的状态。盐税官会被谋杀，而王室则会派遣国王的军队洗劫那个发生罪行的村庄。1710年9月8日，盐税官全副武装地进入邻近阿维尼翁的树林去拦截盐走私犯，有大约四五十个盐贩子向他们开了火。该地区出现公开的叛乱，类似的叛乱在整个法国普遍爆发。

法国最重要的走私边境地区是卢瓦尔河一线，它是免税区和大盐税区以及布列塔尼地区与安如之间的界线，内克尔曾经发现这两个地区的盐价分别是31苏和591苏。1698年，一位政府官员报告说：“盐走私在卢瓦尔河一带永无休止。”生活在沿岸地区的农民通常非常贫困，而他们从贩运私盐中获得了稳定可观的收入。传说中的盐走私犯拥有各种各样的假名字，比如François Gantier a.k.a.Pot au Lait的意思是盛放牛奶的带把手大罐。因为当地的渔民熟知所有隐蔽的岛屿与河流的湾角或山凹，所以他们也携带私盐，因此王室宣布在夜间捕鱼是非法的。到了1773年，为了获取盐税，有3 000人的军队驻扎在卢瓦尔河一线以阻止盐的走私。

有些诡计非常复杂。在勒克鲁瓦西克运上岸的腌鳕鱼经由卢瓦尔河运到法国出售。有些鳕鱼是在陆地上腌制和晾干的，但是另外一种产品，被称为绿色腌鳕鱼（不是因为其颜色，而是因为它更接近于自然状态），这种鱼是在船上腌制的，但它只是被腌制，而没有被晾干。这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处理方法，要求使用更充裕的盐来避免运输过程中鱼变质。但是对于检查员来说，有时，这些鱼被过度腌制了，要运走的鳕鱼上撒了厚厚一层盐。卢瓦尔河沿岸的盐检查员会对从勒克鲁瓦西克运到大盐税区的鳕鱼进行检查，有时是一条鱼一条鱼地检查，抖落鳕鱼身上过多的盐粒，并且记录从多少鱼身上抖落出多少盐来。如果抖落的盐过多，就会把这种情况向上报告。然而，商人们发现，他们的旅行可以通过向适当的官员赠送几条腌鳕鱼而变得通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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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世纪末，每年大约有3 000多名法国男人、妇女甚至儿童因为抗拒盐税而被判处死刑。法国有关盐的法律，如同印度一样，不是爆发革命的唯一原因，但它成为政府各种不公正行为的一种象征。

1789年，法国人起义，宣布建立国民议会。当国王路易十六派遣军队反对这一革命的立法机构时，一群愤起的民众攻占了巴士底狱，一场武装革命开始了。同年，立法机构废除了盐税。尽管议会中有人争辩说，世界各国都普遍征收较低的盐税，但是最终议会投票表决的结果是，不再征收盐税，甚至不用费神考虑要用另外一种收入来源来取代这一国家税收中的中流砥柱。

1790年3月22日，国民议会把盐税称为“令人厌恶的”，废止了所有因违犯盐税法律而进行的审判，并且下令把所有被起诉、被审判或者被判有罪的人予以释放。

1793年初，路易十六被指控蓄谋勾结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一起颠覆革命而被送上了断头台，他的王后玛丽·安东尼特（她喜爱酸菜）也同样被送上了断头台。皇家卫队中的许多瑞士士兵已经习惯了宫廷中的酸菜口味，在皇宫附近出现了大量客栈，在那里，他们度过餐饮时光，饱食着加入香肠和腌肉的酸菜。直至今日，在巴黎这一地段的许多饭店，仍然保留着中午提供酸菜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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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年，拿破仑·波拿巴（他先是成为革命军的首领，然后成为第一执政官）成为法国皇帝。他恢复了盐税，但是却没有对布列塔尼地区予以豁免。

于是该地区的盐不再具有竞争优势，泥炭工原先要比法国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略高一点，这时也沦入了最贫穷的阶层。他们继续戴着那种18世纪农民风格的大而松软的三角帽。来访者发现这是布列塔尼人独特之处。小说家巴尔扎克打破了诗歌的限制，称他们具有“一束紫罗兰的幽雅”，并且断言它“是一位旅行者在法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看到的东西”。他把这一地区与非洲进行了比较，在那个时期，有许多人追随法国殖民主义，把贫穷的法国布列塔尼泥炭工与西撒哈拉和中撒哈拉的柏柏尔人、阿拉伯人和亚洲人相比。面对着把他们看成异类的法国人进行的屠杀，泥炭工们制造了纪念品：在陶瓷盘子上描绘了穿着他们的制服以及用海贝壳装饰的泥炭工服装的玩偶。

从1829年出版的一本书上选取的一幅水彩画，描绘了在盖朗德地区盐工们穿着的服装。

布列塔尼人的烹饪手段显示了它的贫困。法国布列塔尼人的烹饪以能够种植的寥寥无几的简单作物（主要是土豆和洋葱，它们能够吸收土壤中海草所含有的咸味）为原料。蔬菜炖肉从字面上看，是一种看不出原料的炖菜，事实上是用土豆、胡萝卜和洋葱做成的。法国是最后接受土豆的欧洲国家之一，而布列塔尼是法国最先食用土豆的地区之一。大约在此前40多年，安托万–奥斯丁·帕尔芒捷就劝说王室提倡人们食用土豆，一位名叫布朗谢的人在布列塔尼发动了一场食用土豆的运动。此后不久，有位名叫德拉马尔什的牧师把土豆分发给贫困的教徒，并且因此而得到一个绰号，意为“土豆主教”。

革命之后，泥炭工通过种植土豆增加了他们递减的收入，这些土豆被放入盐水中煮熟，于是土豆皮上留下了细盐的粉末。

一张19世纪的明信片展示了在巴茨附近的普利盖恩腌制沙丁鱼的场面。（海边巴茨盐田博物馆）

法国布利塔尼人的一种习惯说法是：“一切不好的东西都要予以腌制。”从肉类到黄油，再到土豆都被腌制。盐是布列塔尼人最便宜的产品，是人人都能买得起的东西。还有一句布里多尼人的谚语：“忠告和盐只要想要，就可以获得。”

腌制猪肉产品（Kig-sall）通常选用耳朵、尾巴和猪蹄，有时也选用更好部位的肉，只要能买得起。这些部位被放入一个木桶里，加上猪油和盐，保存两三个月，一直到被保存的部分看起来像火腿为止。还有欧因（oing），布利塔尼人称之为布洛奈格（bloneg），它只不过是猪的脂肪加上了盐和胡椒，放在纸上露天晾干，然后在火炉旁予以熏制。一片欧因可以作为肉的替代品加入蔬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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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当这个地区被纳入全法铁路系统中后，松软的三角帽子消失了。铁路系统对法国东部也有利，在那里，新的产业比如钢铁工业，使洛林地区的盐比海盐更容易获得。盐税作为法国行政管理的一部分被保留下来，最终在1946年，新解放的法国又将它废除了。

令人尊崇的米拉博伯爵奥诺雷–加布里埃尔·里凯蒂，通过召开国民议会而公然挑战路易十四，他说：“在进行最后分析时，人们将通过事实本身来判断革命，它是要拿走更多的钱还是更少的钱？人民的生活是否改善了？他们能否获得更多的工作？这些工作的报酬是否比以前更好？”

第15章

保卫独立

条约通常是一种不完善的解决办法，巴黎条约并没有结束新兴的美国与英国之间的所有敌对性。美国被禁运任何英国商品，英国殖民地也不允许与美国进行贸易。特尔克岛（即如今的特克斯和凯科斯岛，包括索尔特岛）成为仍然效忠于英国的美国人的天堂。在科德角，盐价从1蒲式耳50美分上涨到8美元。

1793年的美国，仍然处于一种缺盐的战后经济状态，一位居住在科德角的木匠鲁本·西尔斯（Reuben Sears），发明了一种能够在橡木滚筒上滑动从而方便开关的屋顶，这样，海盐就能在3~11月进行高效生产了。当太阳光线充足时，大罐是敞开的，而当太阳下山后以及下雨时，屋顶就会封闭遮盖住大罐。虽然盐场是私人拥有的，但科德角社区把它们看作总体福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当乌云开始让白日晴空变得黯淡时，男人和女人就会跑出来推动和关闭所有的屋顶。有人会到学校把孩子们叫出来帮助滚动屋顶，这时，海岸线附近就充满了数以百计的橡木滚轮发出的隆隆声响，听起来就像是附近劈下的雷鸣闪电声。

美国的小企业家（新英格兰地区因为他们而著名）在盐里发现了机会。到了1800年，在科德角盐场投入一笔小额的初始资金很快就会获得30%的收益回报。大多数未曾开发过的沙滩和丘陵中的沙丘（由风吹积而成的），之前曾被认为毫无用处，如今也到处可见风车、管道和带有滚动屋顶的巨大罐子。盐价很高，市场看起来似乎前景无限。只要是当地渔民不用的盐，就都会被运到波士顿或者纽约。而只要利润丰厚并且较易操作，科德角的居民们就不在乎他们的沙丘受到损害，就好像柴郡的居民并不担忧他们黑暗的天空一样。在科德角，人们谈论的是“懒人的金矿”，看起来每个人都想介入制盐业。桑德威奇的玻璃厂在19世纪因制造玻璃小盐瓶而闻名于世。玻璃制造需要高温，而渐渐熄灭的火仍然能够提供足够的热量来蒸发海水，于是盐成为这个玻璃制造厂的一种副产品。

19世纪末，科德角的最后一批盐场仍然在雅茅斯运行着。储藏罐里盛满了盐水，滚动的屋顶敞开着。远处有一个风车磨坊正在运行。（美国马萨诸塞州奥尔良的斯诺博物馆收藏）

随着盐供给的不断增加，捕鱼行业也逐渐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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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并没有忘记革命中出现的盐短缺现象。有几个州，包括马萨诸塞州，仍然向盐生产者们提供奖励。新的国家诞生了，决定要鼓励盐的生产。可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当新政府发现，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存在着一种不受管制的威士忌酒交易，并且有人越过阿勒格尼去贩盐时，政府开始对威士忌酒课税，以制止这种交易。1791年，生产威士忌酒的农民发起暴动，深受爱戴的华盛顿总统号召民兵镇压了这场被称为“威士忌酒革命”的运动，此举震惊了民众。

1787年，新的美洲人开始在纽约的奥农多加生产盐，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在17世纪就与奥农多加部落生活在一起，最早是部落人告诉欧洲人哪里有盐水泉。有一位法国传教士西蒙·勒穆瓦纳（Simon Le Moyne）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我们尝试饮用了印第安人不敢饮用的泉水，他们说这是魔鬼占有的东西，他使泉水变味了。而我发现这是一个盐水泉。事实上，我们用它制造的盐与海盐一样好，并且还把质量好的一部分带到了魁北克。”

奥农多加是一个讲易洛魁语言的部落，每年主办一次易洛魁人聚会。像有些易洛魁部落（并非全部）那样，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支持英国人。1788年，纽约州与奥农多加谈判并签订了建立1万公顷共有产权的保留地的条约。但是在1795年，双方再次进行了谈判，奥农多加放弃了对土地的所有权，作为交换条件，政府每年要向奥农多加部落提供150蒲式耳盐。1787年，当白人在当地开始生产盐时，产量仅为每天10蒲式耳。

纽约州仍然每年支付给奥农多加部落相应的盐量，虽然有些奥农多加人如今认为，政府应当将土地归还给他们。支付的数量大约是一卡车5磅一袋的盐，纽约州以其能够发现的最佳价格购入这些盐，通常是在1 000 ~2 000美元，这一价格与当时150蒲式耳900美元的盐价相比，并没有增加多少。如今，奥农多加人利用大部分盐来保存鹿和其他野生猎物，并且制造大量的泡菜，这是他们与欧洲人接触的结果。根据奥农多加部落成员奥德丽·谢南多厄（Audrey Shenandoah）的说法：“我们制作很多泡菜，也就是说，自从与欧洲人接触之后，我们种植了大量蔬菜，其中有许多是卷心菜，我们拿它做泡菜。但是我们在与欧洲人接触之前并没有大量使用盐，而只是把它作为药来使用。”至今，奥农多加人仍然用盐来消除那些蚊虫叮咬或者刺戳引起的感染。

1797年，纽约州开始授予奥农多加盐水泉运行的租约。该州确定了每蒲式耳60美分的最高价格，并附加每蒲式耳4美分的税。当年，以萨莱纳城为中心的盐水泉生产的盐达到了25 500蒲式耳，但是到了1810年，奥农多加人和卡尤加人每年大约生产300万蒲式耳，使用的方法既有通过太阳能蒸发，也有通过木材燃烧蒸发。盐水泉已经成为新生美国最重要的盐场。

当时在美国，英国人不被信任的情绪是很强烈的。英国人从来没有像他们所承诺的那样，从几大湖附近的美国领土上撤走，他们怂恿美国对美洲土著人怀有敌意，包括对奥农多加人和卡尤加人，并且拒绝签订以任何方式帮助美国经济的协议。约翰·杰伊于1795年与英国签署的协议，虽然开放了贸易，但是该协议的贸易条款对英国人更加有利，因此很不得人心。

英国人声称他们有权要求那些在美国船只上服务的英国水手接受英国人的命令和服务，并且登上美国商船进行检查。他们还频繁地抓走美国水手。1807年，一艘英国军舰对美国护卫舰“切萨皮克”号开火，托马斯·杰弗逊总统采取的相应措施是公布《禁运法》，禁止美国船只进行对外贸易。这一法律针对的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因为这两者都曾强行登上美国商船。贸易禁令不仅没能改变欧洲的政策，而且对于新英格兰来说，这是一场经济灾难。禁运的事不再被提起，但是北美洲剩下的英国殖民地（如今的加拿大）遭到了报复性侵略。

在这个年轻的国家里，北方和南方不断发生分歧，呼吁对加拿大采取根本性措施的通常是南方人。纽约人只是抱怨加拿大吸引了更多的北方商业，因为它拥有更好的商业化运输水路。

1808年，旨在把五大湖与哈得孙河连接起来的运河方案被约书亚·福曼（Joshua Forman）从产盐小城萨莱纳带到了纽约议会。福曼认为，这个运河方案是扩大产盐业的关键所在，它将会为奥农多加产盐区提供一条向纽约城运送大宗商品的便宜路线。从那里开始，整个世界将是他们的市场。

尽管有相当多的人反对这一提议，它仍然得到600美元的拨款，用于调查开发一条线路的可能性。纽约的政客和金融家不相信这一提议，害怕它会破坏纽约港的重要性，但纽约市的前市长和现任纽约州州长德威特·克林顿不这么认为。作为运河计划的主要倡导者，克林顿州长出生于最显赫的纽约家族之一，他的父亲詹姆斯是一位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雄，他的叔叔乔治在1805~1812年曾经作为副总统在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手下工作过，不过这两位总统都表示出对这一项目的怀疑。

克林顿州长指定詹姆斯·格迪斯进行调查，此人是居住在奥农多加的一位律师兼法官，也是纽约州前立法委员和业余调查员。产盐小城格迪斯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而且他是当地产盐业（这是一个需要运河的产业）的先驱者之一。他在1808年里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哈得孙河与伊利湖之间的旅途中度过的，主要是考察地形情况。

1809年，有一个纽约代表团来见杰斐逊，希望说服他授权拨付联邦资金以实施这一项目。这一刻似乎吉星高照，在美国短暂的历史中，它第一次有了偿付能力，清算了债务，并且税收收入仍在增加之中。但是杰斐逊说：“这是一个宏伟的项目，也许要实施一个世纪之久。”最后他总结道：“在此时考虑这一项目似乎有些疯狂。”

于是克林顿州长为此项目去寻求纽约州的资金，该项目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称为“克林顿沟渠”。1810年，纽约州立法机构批准了3 000美元预算的“专员委员会”，调查建设一条把伊利湖与哈得孙河连接在一起的商业运河的可行性。如果可行，美国就会拥有一条从纽约城到如今中西部（当时被人们看作西部边境）的水路。

公众把这个委员会看作一个诡计，即用纳税人的钱进行一次暑假旅行，旅行地是一个纽约城风景优美的度假胜地。当人们知道这些专员中有许多人计划带着妻子同行时，更加深了对这一计划的怀疑。

委员会逐渐失去了支持，要不是一个完全不相关的泥坝盐场的项目，它也许已经被取消了。立法机构指派运河委员会调查泥坝盐场，它比潜在的运河更能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德威特·克林顿参加了1810年的委员会，委员会报告说，泥坝盐场的产量远低于其生产能力，但这主要是受到了糟糕的道路条件的限制。为了寻求解决方案，他们询问当地人，如果建造一条从盐场到仅有9英里远的伊利湖的优质公路，他们认为怎么样。当地人给出了克林顿所期望的反应，认为这样一条优质公路只会对英国人有利，加拿大在伊利湖上的纵帆船将会收集盐，然后在英国人占领下的北美洲出售。

有关运河的最终争论导致了1812~1815年那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发生。战争爆发时，美国人再次面临盐的短缺问题。英国人封锁了马萨诸塞州并且试图阻止科德角的盐运达波士顿或者纽约，不过老谋深算的新英格兰水手有时会在夜间偷偷溜过去。1814年12月，英国人的军舰在罗克港靠岸，英国人在科德角奥尔良一侧的海湾上岸，并且威胁说要烧掉当地的盐场。在这之前的夏天，英国人已经到过华盛顿特区，烧掉了总统官邸在内的大多数公共建筑，迫使麦迪逊总统逃亡到弗吉尼亚。因此，在奥尔良，没有人会怀疑英国人烧掉风车和带有滚动屋顶的盐场的决心。

当英国人企图登陆时，科德角的民兵们正在海滩上严阵以待，并且报告说在短暂的小冲突中消灭了两名英国水手，这次小冲突迫使英国人撤退了。一个月之后，安德鲁·杰克逊赢得了最后的战役——新奥尔良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有2 000名英国士兵被打死，于是科德角的民众忍不住把自己短暂的盐场交战称为“奥尔良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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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一结束，法律的制定者们就迅速推动了伊利运河的批准工作。这一工作于1817年开始，预计成本是600万美元，差不多相当于纽约州每位居民出5美元。

在纽约州筹资完成运河的计划中，有一个办法是向该州北部征收每蒲式耳12.5美分的盐税。这是历史上没有引起民愤的少数几种盐税之一，因为这条运河将给产盐区带来繁荣。

这条运河是分段建成的，每一段都是在完工时就交付使用。完工的第一段是从尤蒂卡到塞内加河的98英里，该段运河流经产盐区。有一个估测重量的工作站负责估测驳船的载重，它看起来就像是河畔的希腊式神庙，建造在锡拉丘兹中途未开垦的小块地段上。

1825年10月，最后一段运河完工了，克林顿州长和其他名流权贵们来到布法罗，登上小型船队的船只，出席起航仪式。领头的船只是“塞内加酋长”号，船上有一幅克林顿身着罗马宽外袍的画像，这是由当时一位杰出的版画家绘制的。在与克林顿一起登船的名流权贵中，有约书亚·福曼。这条船上装备了许多具有象征性的东西，包括两壶伊利湖的湖水，这是打算在离开桑迪胡克时倒入大西洋的，还有些白鱼、一只由苏必利尔湖的部落居民制造的独木舟以及来自盐场的碳酸钾。

伊利运河长约363英里。与大多数著名的桥梁和水路一样，它偶尔也会吸引一些打算投河的不幸福的浪漫主义者。但是当他们到达“克林顿沟渠”时，往往会震惊地发现，由于经费有限，纽约州只能挖掘4英尺深的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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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在美国盐的繁荣时代开放了。1837年，仅科德角一地就有658个制盐公司，每年生产26 000多吨盐。不过，纽约北部拥有了通往纽约的水路后，科德角就失去了它的竞争优势。

纽约人不仅有了更高效的船运，而且借用科德角的理念，他们还能更高效地制盐。

利物浦、萨莱纳和奥农多加县锡拉丘兹城里的盐水泉……这些工程都是我们在锡拉丘兹城考察时了解到的，这些工程建立在科德角和海岸及沙滩工程的基础上：敞口的大缸在夜间以及下雨和天气潮湿时加上盖。而蒸发过程因利物浦、萨莱纳特意建了大铁壶进行蒸煮而得以加速。木柴充足并且极为便宜，其费用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盐水是利用马和蒸汽的动力抽取上来的，据估计，每90加仑的盐水可以生产出1蒲式耳的盐，这些盐是如此完美。

（《巴恩斯特布爱国者》，1830年9月4日）

一张1890年印制的有关奥农多加盐场的立体卡片的一半，展示出盐正在从太阳能蒸发缸中被耙开，这种蒸发缸带有滚动的屋顶，这种设计是从科德角盐场那里复制来的。（纽约州利物浦，奥农多加县盐博物馆收藏）

纽约的盐场使用科德角式的滚动盖子，显然，这些屋顶非常有趣。在科德角和锡拉丘兹，许多家庭不断抱怨，他们的小儿子常常偷偷溜进盐场，在斜坡式的盖子上像坐儿童滑梯似的滑来滑去，把裤子都磨破了，而且，他们还在那些大盐罐之间爬来爬去。这些孩子长大后，童年的回忆包括对盐场的细节描述，这些盐场的大罐占据几英亩的地方，有着滴流成白色、琥珀色和铁锈红色钟乳状的盐柱。

随着纽约的盐场逐渐繁荣起来，盐罐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很难在一场暴雨来临时盖上所有的盖子。于是带有警钟的守望塔建造起来。如果雨情守望者看到乌云，他们就会敲响警钟，于是成百上千的妇女和家庭成员就会立即跑出来推动大盐缸上面的盖板。

工人们居住在毗邻盐场的村庄里，以便能够在警钟敲响时及时盖上盐缸。每当警钟响起，所有的家庭都跑到盐场上，相互竞赛，看谁能首先把一整排的大盐缸遮盖好，取胜的家庭可以得到小额的现金奖励。

纽约的制盐工人中有许多是爱尔兰人，他们带来了土豆。咸土豆与新鲜土豆都被放进盐水里煮熟，它至今仍然是锡拉丘兹的一种特产。工人们还把玉米放进盐水里煮熟。

萨莱纳是一个重要的中心，有着数以百计的盐场和数百个家庭。锡拉丘兹被选为开凿运河的最佳线路，它过去一直是一个未被开发的多沼泽低地。威廉· L. 斯通上校曾在1820年路过此地，当时这里的人口只有250人，他这样写道：“这里如此荒凉，就连猫头鹰飞过它的上空都要伤心地流泪。”

伊利运河由西向东流去，而把伊利运河与安大略湖连接在一起的奥斯威戈运河则由北向南流去。这两条运河在锡拉丘兹城的中心交叉，用火炬照亮的大桥倒映在运河水面上，锡拉丘兹城因此得名“美国的威尼斯”，从此闻名遐迩。锡拉丘兹城一旦成为威尼斯，萨莱纳便沦为郊区。锡拉丘兹城这时与意大利的威尼斯一样，成了一个盐港，在这里，奥农多加的盐被装载到伊利运河上的驳船里。1825年，整个运河开放，而锡拉丘兹城的人口在短短的五年内已经增长了三倍，到1850年，那里已经有22 000人居住了。

纽约州不仅拥有一个“威尼斯”，它还拥有一个“利物浦”，该城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被运往整个美国的奥农多加盐，用的是深受信任的老品牌“利物浦盐”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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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曾有过一场在何处建立首都的争论。弗吉尼亚人力争将首都设在波托马克河沿岸，他们提出了一种奇特的论据，说这条弗吉尼亚河流不仅倾泻到切萨皮克海湾，而且还与俄亥俄河相连，这样，波托马克河就成了美国的中心水路，因为俄亥俄河从中西部切入，汇入密西西比河。这是弗吉尼亚人的一种宣传谋略，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条连接大西洋中部和密西西比河的河流。然而，弗吉尼亚的确拥有一条河流，虽然不能到达大西洋，却能够把弗吉尼亚与俄亥俄河连接在一起。在该州的西部即今天的西弗吉尼亚，大卡诺瓦河发源于此地并流入俄亥俄河，把货物和旅客运送到辛辛那提和路易斯维尔。当美国人向西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时，这是主要的路线之一。河流贸易与迁移使西弗吉尼亚的边疆之城查尔斯顿成为一个贸易中心。对这一贸易十分关键并且对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更加关键的，是一条绵延10英里的能够产盐的卡诺瓦河。

在卡诺瓦河的北岸有一块巨大的盐渍地，被称为大水牛盐渍地。到达这个地区的第一批欧洲人注意到，当地的土著人会在这片盐渍地上制盐，并且还注意到，那些来到这里的水牛和鹿遗留下许多痕迹。事实上，正是动物，而不是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这样所谓的先驱开拓了穿越阿勒格尼山脉到达俄亥俄河谷的最初踪迹。

1769年，当丹尼尔·布恩沿着那些痕迹穿越坎伯兰角进入肯塔基时，他随身携带着卡诺瓦盐，并从此成为成千上万的后来者所效仿的对象。1797年，一位名叫伊莱沙·布鲁克斯（Elisha Brooks）的男人在盐渍地上租赁了一块土地，并且把三根挖空的小无花果树的树干埋入地下10英尺深的地方，作为通风井。他每天用24只水壶蒸发盐水，燃烧差不多5捆木柴，生产3蒲式耳的盐。10年之后，拉夫纳家族，一个善于创造的采盐者家庭，通过把铁杆插入一个锥形木管中，制造了一种新的钻头。一块沉重的木头反复被提升起来，然后又落在铁杆上，将铁杆砸入地面，而锥形木管则作为一种导轨。但是在17英尺之后，铁杆顶到了坚固的岩石，无法钻得更深。于是，他们把一个金属凿子装在铁杆上，对地下岩石进行反复夯击，慢慢地钻出一个洞。当时这被看作钻探中的重大发明，实际上，中国四川人从12世纪起就已经这么做了。1807年，卡诺瓦的制盐者发明了一种底部带阀门的管子，以中国人已经实施了700多年的方式来抽取盐水。

到了1809年，连同这些新发明，卡诺瓦进入了繁荣时期。50位卡诺瓦产盐者已经把他们的小块河边陆地，变成了仅次于奥农多加的美国最重要的产盐区。不断钻出新的孔洞，建造起新的蒸煮房，卡诺瓦的大多数产盐者是短期、小规模的营运者，他们看到的是只要几年时间就可以发财致富的机会。到1815年，已经有55个炉灶在运营，其中最大的产盐者拥有4个炉灶，炉灶中的大多数燃料是当地煤炭。

1812年的战争为卡诺瓦的盐场开创了最好年景。到处都没有“利物浦盐”，而且到处都短缺盐，于是炉灶的数量在三年时间里从16个增加到5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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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要腌制肉类时，你只能把肉放在充足的盐里搓洗，然后把它放在地窖里一两天。胸肉的肚脐末端是腌制的最佳部位之一。

一块六磅重的腌制牛肉应当煮上整整三个小时，要放进冷水里去煮。如果你是在一个小锅里煮，当肉已经被煮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最好换一下水。新加入的水应当煮开，然后才能加入半熟的肉块。

（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美国节俭的家庭主妇》，1829年）

卡诺瓦盐的大好时机随着战后中西部的猪肉和牛肉产业的发展到来了，因为卡诺瓦的盐能够沿着俄亥俄河便宜地运到其他地方，而中西部的农民生产出了大量的猪和牛（尤其是猪），并且把它们赶到滨水区，等着运到路易斯维尔、辛辛那提的内河港口。在那里，这些肉类得到腌制加工，然后被运到北美洲的各个定居点。就像萨利–德贝阿恩盐水泉的盐一样，卡诺瓦的盐可溶性强并且能快速渗透，是加工肉类的理想用盐。

辛辛那提市被建成一个主要的商业中心，有来自卡诺瓦的盐和来自俄亥俄、肯塔基和印第安纳的猪。到了19世纪30年代末，辛辛那提聚集了美国西部差不多1/3的生猪，每年超过10万头。在俄亥俄州，诸如路易斯维尔、肯塔基、麦迪逊和印第安纳这样的其他中心也繁荣起来。

卡诺瓦在几乎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为中西部市场提供服务。与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不同，英国的开拓定居者以及他们的美洲后代喜欢随身携带盐，而不是到目的地发现盐。在一个市场驱动的社会里，看似遥远，但具备良好运输条件的高效盐场，比选择一个相对较近，但效率低的盐场更加实际。随着美国人向西迁移，他们从东部运来盐，就像开拓定居者们曾经从英国运盐那样。

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和肯塔基的盐场，许多是由法国人从当地土著人那里接收过来的，盐水不如卡诺瓦的那样浓稠，而且所用的燃料是木材而不是煤炭。这使卡诺瓦的盐在生产成本方面要便宜得多。事实上，甚至在肆无忌惮的通货膨胀时期，卡诺瓦的产盐者们仍然能够以低于竞争对手的价位出售，不仅是因为他们所用的盐水浓度高，而且还因为他们所使用的工人是奴隶。

卡诺瓦位于弗吉尼亚州，该州拥有庞大的烟草行业，用的劳工也是奴隶，但是该行业正在逐渐衰退。大型烟草种植园的奴隶总量超出实际使用的需求，但是这些奴隶庄园主看到了一种经济机会，即把这些奴隶租给卡诺瓦的盐场使用。根据18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卡诺瓦县拥有352名奴隶，但是到了1850年，有3 140名奴隶生活在该县境内，其中大多数被分配到盐场工作。

根据法律，盐场只能要求奴隶每周工作六天，但是这一法律很少得到实施。在盐场工作的奴隶能够得到的最好岗位是制桶匠。盐是用这些木桶来运输的，奴隶们被要求一天生产出七个木桶，有时出租奴隶的庄园主会在谈判中争取到较好的条款，比如每天只生产六个木桶。盐场中最差的工作岗位是采煤工人，这种工作几乎毫无例外地由奴隶们来承担。奴隶主们往往会要求在契约中规定他们的奴隶不能作为矿工使用，并且争辩说这是对他们所拥有的宝贵资产的滥用，因为矿工们经常会残废或者在煤窑塌陷中死亡。盐场本身也是危险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在此行业中受到过培训的奴隶来说。有时会发生锅炉爆炸，有时工人们不慎滑入邻近的盐水大煮锅里。奴隶主有时会起诉盐场老板，要求赔偿他们所拥有的人力资产的损失。

种植园中的奴隶们并不想被出租到盐场工作，当他们被带往西部时可能会逃跑。奴隶们知道，如同盐一样，他们离俄亥俄州并不遥远，而俄亥俄州则是一个自由的州（没有奴隶制）。许多奴隶从陆地或水路逃跑，于是制盐者们会雇佣一些人到俄亥俄州去，把他们带回来。当蒸汽轮船出现后，逃跑的奴隶人数大大增加了。部分原因是这些船只所提供的交通条件，部分原因是这些船只上所雇佣的那些自由的黑人会鼓励奴隶们逃跑。显然，那些在船只上工作的奴隶也要比在卡诺瓦盐场工作的奴隶生活得更好。

1835年1月，刘易斯·萨默斯（Lewis Summers）法官抱怨说：“在盐场工作的奴隶们似乎有些不安分，我认为这与财产的种类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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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并没有发明蒸汽轮船，虽然他建造了一艘最初的潜艇“鹦鹉螺”号（Nautilus），可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拒绝接受这种潜艇。而富尔顿长盛不衰的名声来自他1807年在纽约港下水并在哈得孙河航行的一艘蒸汽轮船。在此之前，已经有很多蒸汽轮船被制造出来，1790年，约翰·菲奇（John Fitch）就向费城和特伦顿两地之间的旅客提供了最早的蒸汽轮船服务，但是这样的试验在商业上失败了。而罗伯特·富尔顿在哈得孙河上航行的轮船赚到了钱，并且首次向世人展示了以蒸汽作为动力、以明轮推进的内河平底轮船。

这些船只第一次为卡诺瓦带来了真正的竞争。到了19世纪20年代，蒸汽轮船首次使“利物浦盐”在美国内陆可以方便地获得，因为它们拥有足够的马力运输沉重的盐逆水而行，迎着西部水路的强大水流航行。英国人喜欢把盐作为压舱物与新奥尔良人进行棉花贸易，他们在利物浦、特克斯登陆，还到达了索尔特岛的盐场。新的蒸汽轮船运载着外国盐顺着密西西比河的水系（包括俄亥俄河）而上。这种船壳较浅的汽船甚至能够在路易斯维尔通过俄亥俄瀑布航行，而路易斯维尔早先曾经将麦迪逊和辛辛那提从参与密西西比河的航运中排除出去。

这时，伊利运河开放了，它为锡拉丘兹提供了一条西部水路。在伊利运河之前，奥农多加盐不得不由骡子运送到伊利湖。纽约盐深受许多人的喜爱，因为它与法国湾盐一样，缓慢的太阳能蒸发工艺产生了人们想要的粗糙颗粒。但是因为拥有奴隶和丰富的邻近煤田作为燃料，卡诺瓦的盐更加便宜。

伊利运河刚刚开放，其他的运河计划就已经在筹建之中了。第一条运河是在1832年开放的，这条334英里长的人工水路被称为“跨俄亥俄运河”，从俄亥俄河到伊利湖边的克利夫兰。到了1845年，这些运河已经把奥农多加盐与印第安纳的沃巴什连接在了一起。

伊利运河向纽约州的产盐者们主动提供了通行费的退还优惠，前提是这些产盐者利用该运河把盐运到州外。在五大湖进行贸易时，盐成为压舱物，而早先，空船是用沙子压舱的。有时他们也会免费运载盐。到了19世纪40年代，锡拉丘兹而不是卡诺瓦，成了中西部的主要盐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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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40年代，卡诺瓦的制盐者受到另一次打击。反对进口盐的保护性关税政策被设计出来，用以在独立战争之后刺激本国盐的生产，此举激怒了西部人，因为他们被迫提高了盐价。在他们看来，通过对进口盐课税，政府是在允许国内的产盐者漫天要价。尤其是卡诺瓦，首当其冲地遭到这样的指控。

1840年，密苏里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在美国参议院发表了演讲，把卡诺瓦的制盐者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进行了比较，该公司是英国殖民主义的御用工具，美国人已经为反对这样的经济制度而发动了两场战争。

通过对外国盐课税，减少其进口量，以及通过把那些进口的商品在唯一的海港新奥尔良抛售到囤积居奇者或转手倒卖者手中，这种盐税政策导致了盐垄断的产生并为其服务，它所覆盖的领土范围、它所压迫的人民数量、种类和暴行程度都是举世无双的，除了在东亚，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铁幕专制下的印度人……美国垄断者用金钱获得权力，并且得到了银行的援助。他们从银行借来钱，租赁盐井却搁置不用；他们向盐井的主人支付租金，却不开工；他们还向其他所有者支付报酬，要求他们不要再开发新的盐井。这样，他们通过阻止盐的生产，压制产量。

（托马斯·哈特·本顿，美国参议院，1840年4月22日）

在参议院中，反对本顿参议员的人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代表团，他们极力想要保留关税政策。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末，关税被取消了，不仅卡诺瓦，就连科德角也不再进行竞争了。

到了1849年，当梭罗访问科德角时，他写到那些盐场破产，木料被出售。在那些用来建造储藏货棚的木板上面，100年之后仍然可以滤取盐结晶，不过那时，科德角的制盐业已经消失很久了。

卡诺瓦存活了下来，美国不久就被划分为北方和南方，有一种现象变得越加明显，南方的盐场至关重要，但太稀缺了。

第16章

盐之间的战争

在1939年一部有关美国内战的经典影片《乱世佳人》中，面对当时南方对即将到来的胜利进行的吹嘘，白瑞德讥笑道，整个南方甚至连一门加农炮都生产不出来。缺乏生产武器装备的工业并非南方唯一的战略性缺陷，南方当时也不能生产出足够的食盐。

1858年，美国南方的主要产盐州——弗吉尼亚、肯塔基、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共生产236.5万蒲式耳的食盐，而纽约、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却生产1 200万蒲式耳的食盐。

到了1860年，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食盐消费大国，人均食盐消费量比欧洲人多得多。数不清的盐场在北方不断涌现。当时的主要食盐供货地奥农多加的食盐产量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达到顶峰，从1829年占地200英亩扩张到1862年的6 000英亩。当时的雇员有3 000人之多，生产900万蒲式耳的食盐。

作为一个整体，美国仍然依赖于外国食盐，但是进口的大部分食盐是供给南方的。从英国和英属加勒比进口的食盐在新奥尔良上岸，英国食盐的1/4是通过新奥尔良进入美国的。1857~1860年，每天有350吨英国食盐在新奥尔良卸载，作为棉花贸易的压舱货。

从乔治·华盛顿到拿破仑的各位统帅都发现了一个道理：没有食盐的战争是使人处于绝望境地的失败之役。当拿破仑从俄罗斯撤退时，成千上万的法国士兵并非死于致命的伤病，而是因为缺乏食盐，不能制造和使用消毒剂进行消毒而死去。不仅医疗方面需要食盐，士兵的日常食物需要食盐，骑兵的马匹、驮运装备辎重的马匹及供部队食用的牲畜也需要喂以食盐。

盐总是被列入南部邦联军的后勤配给清单中，根据1864年的食品配给清单，一个士兵每月得到的配给包括10磅熏肉、26磅粗粮、7磅面粉或硬饼干、3磅大米、1.5磅食盐和时令蔬菜，但是事实上，南部邦联军的后勤配给清单难以兑现，只是偶尔才能实现。

一般来说，北方联邦军的供给情况较为丰富，它的供给清单中也包括食盐、腌猪肉，偶尔是熏肉以及新鲜牛肉或者腌牛肉。不过现实情况与清单也总是有些出入。联邦政府军的士兵每天可以分配到1磅4盎司腌牛肉，这些牛肉呈绿色，并且被士兵取了个不讨人喜欢的别称咸牛肉（salthorse）。约翰·比林斯（John Billings），一位退役的联邦军队老兵，曾经在战争结束后写到有关军队食品配给的情况，他提到诸如灰饼之类许许多多难以入口的食品的制作方法，所谓灰饼是指卷心菜里填上加盐的粗磨玉米粉和水，然后在灰里烘焙制成。

1861年4月12日战争爆发，四天之后，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下令对所有的南方港口进行封锁。这一封锁被强制实施，直到1865年战争结束。北方能够把巨大的资源投入进去并维持封锁状态。1865年，封锁达到顶峰，471艘战舰和2 455门火炮被用来专门实施这一封锁。

封锁引起物资短缺，由投机者操纵的高价随之而来，这不仅表现在盐价上，而且还表现在许多基本食品的价格上。1864年，土豆在北方的价格是每蒲式耳2.25美元，而在里士满的价格则是每蒲式耳25美元。起初，高价格呈现出比稀缺性更多的问题。下面这一有关腌制牛肉的制作方法在战争期间很早就出现了，这时，盐仍然可以获得，但是买不到猪肉。

当火腿过于昂贵时

一位绅士已经尝试过下面的制作方法，他热忱地推荐这一方法：把牛肉切成块状，大小适于码放，在这些肉块上轻轻地撒上盐，放置24小时，然后把盐抖落下来，把肉码放到木桶里。10加仑的水里要放入4加仑的盐、1磅硝石、半磅黑胡椒、半磅多香果粉和半加仑糖。把这种混合调料放在一个容器里慢火煮开，然后取出，待冷却后浇在牛肉上，这种卤水要足以覆盖牛肉并且填满木桶。三四天之后，把木桶朝下翻过来放置，确保牛肉完全被卤水覆盖。如果牛肉质量好，那么它会非常好吃。并且可以放置相当长的时间。在火腿稀缺和价格过高的情况下，诸位读者可以尝试这样的制作方法并且检验其效果。

（《阿尔巴尼爱国者》，佐治亚州，1861年10月31日）

当盐在南部邦联刚刚开始变得稀缺时，沿海地区的那些大种植园的拥有者便恢复了他们在独立战争中的做法，派遣他们的奴隶用海水装满水壶进行蒸煮。但是不久，封锁和战争这两者都变得远比想象的更为严重，用这些水壶生产出的盐根本无法解决他们的难题。

战争爆发时，新奥尔良码头上一袋200磅的利物浦盐只卖50美分。在封锁了一年多之后，1862年的秋天，同样一袋盐卖6美元还算便宜。到了1863年1月，在萨凡纳（直到封锁时仍然是一个主要港口），盐的价格是25美元一袋。

北方联邦军很快认识到南方盐的短缺是一种重要的战略优势，谢尔曼将军（他是一场现代战争的梦想者之一，在这种现代战争中，城市被粉碎，市民们忍饥挨饿）想要断绝南方的盐供给。“盐是不同寻常的违禁品，因为它可以用于肉类的加工处理，没有盐，军队就无法生存下去。”他在1862年8月这样写道。

当战争最终结束时，格兰特将军和李将军坐下来谈判，李将军说他的队伍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请求格兰特将军提供食物。根据一些观察者的说法，当联邦军的供给马车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被打败的北弗吉尼亚军队极度饥饿的士兵们竟然发出了一片欢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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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弗吉尼亚西部的几个郡组成西弗吉尼亚，北方联邦军将军雅各布·多尔森·考克斯（Jacob Dolson Cox）从俄亥俄一路行军到大卡诺瓦河。到了1861年7月，他控制了整个河谷，包括那些盐场。这是对南方的首次重大打击之一，但是在1862年的秋天，忠诚于南部邦联的那些人要求志愿者们解放这些盐场，并且在一次突如其来的进攻中，由5 000人组成的南部邦联军把北方联邦军赶回俄亥俄河，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他们没有时间在撤退之前破坏盐场。

北方联邦军从此吸取了教训，后来他们一占领盐场就立即将盐场破坏掉。如果盐场就是盐水井，如同在卡诺瓦那样（考克斯在1862年11月重新占领了卡诺瓦，此后南方再也没有夺回过），他们就破坏水泵，并且推倒支撑井壁的设施。这与南部邦联军队形成鲜明对比，每当南部邦联军队占领一处盐场时便庆祝一番，并且立即投入生产。

南部邦联军队作战部的一位军官责备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的优柔寡断，认为他造成了卡诺瓦的丧失，这位军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在那些冷漠的政治家眼里，总统似乎是一位好的国家缔造者，可是他似乎并不是一位为国家考虑的好的制盐者。他刚刚放弃了许多盐场，这些都是敌人的重要生产设施，每天可以生产7 000蒲式耳的盐，一年高达250万蒲式耳。对于邦联的全体人民来说，这是多么丰富的供给啊！在河谷中足以维持一支50 000人的军队的盐供给。此外，实施占领任务的军队很快就会陷入困境，对于政府来说代价高昂，如同在河谷中那样。无论是恺撒、拿破仑、老皮特还是华盛顿，所有伟大的国家缔造者都会认为这一工作值得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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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继续，从弗吉尼亚到得克萨斯，联邦军队所到之处都会攻占盐场。联邦军队的海军也沿着邦联属地的海岸攻击产盐区。首先，盐场是在邻近佛罗里达海湾的地方繁荣起来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战争未波及这一地区。到了1862年的秋天，联邦军队注意到了佛罗里达海湾整个沿岸地区产盐的规模和重要性，但是主要集中在中部海湾沿海地区的坦帕和查克托哈奇湾之间，在“锅把手”的西端，邻近阿拉巴马的地方。盐场通常是隐藏在几英里之外的入口处，从海湾几乎是看不到的。即使能够监测到，炮舰也难以驶入。

1862年9月8日，联邦军队的舰船“鱼狗”号在停战的旗帜下接近了位于圣约瑟夫海湾的盐场，他们给邦联的制盐工两个小时的时间放弃该盐场。工人们带走了四大车盐，离开了盐场。三天之后，联邦海军破坏了这一盐场。

一幅来自《哈勃周刊》的插图展示了1862年9月15日，当联邦的船只“鱼狗”号准备破坏盐场时，工人们正带着盐从佛罗里达海湾逃离。（纽约历史学会收藏）

1862年10月4日，来自联邦军队炮舰“马鞍”号的水兵沿着海岸长驱直下，袭击了邻近萨旺尼海湾的锡达基的几处盐场。在发射了大约12发炮弹之后，盐场的工人们举起了白旗。登陆的官兵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就破坏了这几处盐场。但是当他们接近打着白旗的一处盐场时，藏匿在建筑物后面的25个人一起开火。在增援部队从附近一艘蒸汽轮船上赶到之前，联邦军队的官兵有一半已经受伤。在把邦联军队的士兵逼退之后，联邦军队的登陆官兵破坏了锅炉和临时搭建的设施，并且放火烧毁了房屋。有些锅炉和水壶是用很厚的铁板制造而成的，以至于他们不得不用迫击炮把它们轰掉。“这里的反抗需要被教训，他们是罪有应得。”“马鞍”号的指挥官这样说。

联邦海军继续进攻佛罗里达海岸的盐场，烧毁房屋，摧毁设备。到了1863年，在圣安德鲁湾这一狭长的地带，这支军队已经破坏了价值600万美元的盐场。但是这些盐场虽然很容易破坏，却也很容易重建。三个月之后，许多盐场已经恢复了生产。

北方的盐与武器一道被走私到南方，特别是田纳西州。盐是禁运品，利物浦盐被运送到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港，再从韦拉克鲁斯港运送到得克萨斯州的布朗斯维尔，从而进入联盟。

密西西比州州长约翰· J. 佩特斯（John J. Pettus）带着精心设计的计划上任了，他要进口5万袋法国盐，用来交换带到庞恰特雷恩湖边的棉花。这一交换是用一大包棉花换一袋盐，这是英国和法国领事安排的，对这两个国家的政府来说，联盟的封锁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商业损失。但是虽然500包棉花被移交给了法国，法国人却从来没有提供过一袋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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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经过改造的联盟盐场的工作条件甚至比那些卡诺瓦盐场的条件还要差。在阿拉巴马莫比尔以北几英里的地方，沿着汤比格比河建起来的几家盐场中，来自遥远地方的佐治亚人每天都挖掘出新的盐井。在战争期间，南方人长途跋涉几百英里，来到海岸或者盐水泉旁生产食盐。沿着汤比格比河的地区（这一地区由邦联军队的堡垒加以保护，防止联邦军队占领莫比尔），常因大批马车和牛车造成交通堵塞，这些大车上所装载的不仅有陶罐、锅炉和其他制盐设备，而且还装有禽类和其他食品等任何可以交换盐的东西。工头们驱赶着骡子驮运队，奴隶们则赤脚跟在后面。

有些奴隶砍伐树木做燃料，这时，空中就会挥舞着数以百计的劈向树木的斧头，与此同时，其他人挖掘15英尺深的井。在战争刚开始时，任何人都可以过来花上几个星期时间制盐，但是到了1862年，制盐者必须要有阿拉巴马立法机构所制定的租赁契约。到了这时，树木已经大大减少，出现了燃料短缺现象，于是人们设计出较浅的锅，架在两英尺高的带有炉栅和铁门的炉灶上，以便进行更加有效的蒸发。这种设备一天能够生产20~35蒲式耳盐，主要取决于盐的浓度。制盐者们发现井越深，水就越咸，于是开始在原来的井底钻更深的孔。

长时间换班工作的奴隶们使这些井保持一天24小时运转。盐场之间的距离如此近，以至于这一地区成为奴隶劳动力的群体聚集地中唯一波动、暴躁的地区。土地被搁置一边作为坟场，这些坟场又很快被填满，因为许多患有疟疾和天花的浑身颤抖的奴隶就倒在这里，再也起不来了。当他们在制盐过程中十分投入地劳动时，相互之间也可能发生碰撞，有些奴隶可能会滑入沸腾的煮锅里。有些人立即死去，还有些人在经历几天的极度痛苦之后才死去。

这里几乎没有白人工人，因为大多数白人已应征入伍，加入邦联军。一小群监工是征兵被拒的人或者是受伤的退伍老兵。随着战争的继续，有越来越多的盐场由受伤的老兵来担任监工，通常是断肢者。1862年4月，当首批邦联军队的征兵条例出台时，没有对制盐者豁免，但是到了8月，杰斐逊·戴维斯修改了征召条例，对制盐者进行豁免。制盐成为逃避军队服役的一种方式。开小差的人也游逛到盐场来，一则是希望在这些沼泽地中获得安全感，二则是作为制盐工人可以获得一种豁免。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军队搜查了向盐场方向开进的大车，寻找躲藏在筋疲力尽的奴隶、断肢者和漂泊者之中开小差的士兵。那时，很多人从邦联军队中逃了出来，以至于在弗吉尼亚甚至有一个开小差者联合会。

来自被攻占地区的逃亡者们来到盐场，希望找到一种生存的方式，赌徒很快也加入这一鱼龙混杂的群体之中，于是浸礼教和卫理公会把传教士派到了这个劳动者营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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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盐的短缺为投机者们提供了机会。挣得可观财富的一种方式是买下一片产盐区并且控制当地的盐价。阿巴拉契科拉的一个经营者就可以控制西佛罗里达整个地区。为了避免这样的阴谋得逞，佐治亚州通过了相关法律以限制沿海的所有权。

制盐工人们更加乐意雇主用盐而不是钱来支付他们的工资，这样，他们就可以从通货膨胀的价格中获得利润。里士满中央政府的官员们，认识到他们的货币价值正在下降，而盐的价值正在上升，于是就储存了大量的盐以进行可能的交易。

一小袋盐成了时髦而又价值很高的礼物。这样的一袋盐被作为一份结婚礼物送给了乔治·爱德华·皮克特（George Edward Pickett），他后来到达了南部邦联军在整个战争期间开进的最北端，1863年7月3日这天，他指挥了招致毁灭的一场进攻，冲上了宾夕法尼亚坡地，这也是葛底斯堡战役的高潮。

1862年，阿拉巴马的约翰·G. 肖特（John G. Shorter）说：“盐荒危机如今几乎确定无疑。”佩特斯州长写信给杰斐逊·戴维斯，说肉类正在被浪费，正从每天的餐桌上消失，因为没有盐来保存那些屠宰后的牲畜。

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妇女这样写道：

在拉德克利夫家做客时，敌对状态出现之前，碰巧我的东道主订购了一船舱的盐，想用在某块不太令人满意的土地上，这时，他发现对海岸的封锁会导致盐荒，于是就将这些盐储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当哈曼德参议员储藏的盐可以与他人分享的消息传开时，远近各处的百姓都纷纷赶来请求得到一点盐。这就像是进入埃及寻找玉米一样，珍贵的结晶根据每家的人数进行分配。

家庭储盐就像保存珠宝一样小心，带有灰沙等物质的廉价盐也在市场上泛滥。

《塔拉哈西哨兵报》（Tallahassee Sentinel）警告读者不要购买暗色和不纯净的盐，这些廉价盐是从海岸边搞来的，它不能用来保存肉类，反而会使其变质。我们得到消息说，有些制盐者本来就是市场的投机者，他们生产劣质的盐粒，对这种盐，他们的要价是每蒲式耳6~8美元。所以最好支付12美元或者更高的价格购买盐，而不要以一半的价格去购买这些毫无价值的劣质盐。如果我们的居民拒绝购买劣质盐，那么很快就会促使制盐者生产出合格的盐。纯净的盐是白色的，最适宜于保存肉类的盐是大颗粒的。对于聪明人来说，一句话就足够了。

（南方邦联军，亚特兰大，1862年8月28日）

有关盐替代物的谣言到处扩散。1862年，加工火腿和牛肉的替代物的谣言被传播开来。阿拉巴马的一份报纸报道说，木醋酸，一种用硬木制造的醋，能够保存肉类。而当时一本很受欢迎的英国书籍，警告人们不要上当。

不纯净的木醋酸，或者说用木头进行干馏而得到的醋酸，有时因其含有具有高度保存效力的木馏油而被使用，会挥发出烟味。然而在烟味中，也含有焦油的粗糙味道，并且更甚于烟味。

（伊莎贝拉·比顿，《比顿家庭管理手册》，1861年）

一份南方的出版物给出了在没有盐的情况下保存鱼的三种方式：

用油：把鱼放入坛子里，在鱼身上倒些色拉油，直到油没过鱼，然后把它们密封起来。这是一种在本国非常昂贵的方式，但是对于那些要进行煎炸的鱼来说，这是很好的方法。

用酸：把它们放在木醋酸里或者在它们身上刷上木醋酸，然后放在露天的环境晾干。这会释放出一种烟熏的气味，但是如果使用味道强烈的醋或者纯醋酸，就不会释放出任何气味。如果涂刷的面积较大，可以用画家干净的绘画刷进行涂刷。经过这样处理的鱼和肉，能保持相当于一个来回东印度的航程时间。

用糖：鱼可以在干燥的状态下保存，并且只采用一点糖就可以使鱼保持新鲜。鱼可以在这种状态下保存若干天，这样在烹饪时它就像是刚刚捕获一般。如果晾干而没有霉菌，那么保存期似乎没有时间限制，以此种方式要比腌制处理好得多。因为糖没有难以接受的味道，在被称为腌鲑鱼的制作过程中，以此种方式保存的鱼在质量和风味上要比那些腌制或烟熏的鱼优越得多。如果需要，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放一些盐。

（《南方栽培者》，奥古斯塔和阿森斯，佐治亚州，1863年3/4月合刊）

人们试图用硝石加工处理牛肉，用木灰加工处理火腿，这两种办法都不是很好。报纸上不停地登出各种加工处理方法，其中大多数是无效的。报纸上的这些办法往往是为了鼓动备受煎熬的读者，尤其在提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盐短缺问题时。1861年，一份里士满的报纸讲述了一个阿尔伯马尔的保守党的成员的故事，此人因为政治同情而拒绝用盐，可是他的妻子仍然仅用1配克盐和大量的山胡桃木灰烬制作出了很好的熏肉。

在使用这些灰烬时，最好有一桶糖蜜，在每一块肉上都用一只粉墙刷涂上一些。当整块肉都被涂满时，将肉从灰烬上轻轻带过，这些灰烬便会被牢固地粘上去，形成不可渗透的保护层。

（《里士满每日观察报》，1861年11月23日）

有关用盐保存食物的新想法是邻居之间的长久话题。那些生活在海边的人会用海水煮他们的淀粉食品——大米、玉米粥或者粗面粉，海水中的盐分是一餐饭中的唯一盐分。

煤炭主要是由木头中的碳元素构成的，木头在燃烧时会释放出一种非常干燥的热能。大部分读者都熟悉在炭火上烘烤大块肉的户外烧烤程序。如果这样的肉类放在烧烤的炭火上方过高的地方，它很快就会变得干燥，这样，只要很少的盐便可长久地保存它。比如火腿，就应当码放在密封的木桶中，放在干燥的房间里进行保存。

当某人宰杀了自己的生猪之后，如果他没有盐，可以将肉放在燃烧的煤炭上进行烘烤，尽可能去掉肉中的水分，然后用少量的盐搓洗这些肉。如果屠宰房四周围绕着遮阳树木，那将很不利，因为它们会产生湿气。在肉经过烟熏之后，再用煤火烘烤它。你也许不喜欢使肉变得如此干硬，但是你亲眼观察就会知道：最干硬的火腿保存得最完好，而带有甜味、干硬的火腿自然要比潮湿、腐烂的熏肉好得多，而且我们的目标只是要告诉你肉类可以如何加工处理，以及在战争爆发，盐变得稀缺和昂贵时，如何用一点点盐就可以对肉类加以长久的保存。

（邦联军中的F. P. 波尔谢医生，《用盐中的经济》，1863年

如何生产家用盐

取出一条毛巾，或者任意大小的一块布，比如两码长，把两端缝合在一起，将之悬挂在滚筒上，让一端不断随滚筒滚入一个盐水盆中。太阳和空气将对这块布发生作用，并且迅速地把水分蒸发掉。在一天里一定要滚动多次，使这块布被充分地浸透，达到饱和状态。当溶液几近蒸发干净时，把它倒入大浅盘或者平盘之中，让它在太阳下晾晒直到形成盐为止。每天夜晚取回，并且加上盖子。这样可以生产每袋1美元的盐，并且可以大批量生产。每加仑的盐水在蒸发之后将会产出2.5盎司的盐。

另外，要制盐就需要有一点耐心，因为盐是缓慢形成的。

（约翰·考明斯，《查尔斯顿墨丘利报》，

查尔斯顿硝皮厂，1862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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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开始之前，法国地质学家M. J. 雷蒙德·托马西（M. J. Raymond Thomassy）写到了路易斯安那，他认为，这个地方拥有糖和棉花，只需要再增加盐的生产，就能真正富饶起来。他警告说：

作为能带来未来繁荣的要素，这一关键性的食品对于它的经济独立性来说，几乎与火药对于国家独立性一样必要。而它目前却由外人专门提供，并且，尽管人人希望存在永久和平，但仍有可能，盐在某天被敌人拥有，并且被当成一种工具，所以如果不能任意支配盐，至少会有饥馑和内部的麻烦。

（《路易斯安那地质实践》，1860年）

托马西有一种理论，当时被路易斯安那的大多数人拒绝了，他说该州南部的特定区域，尤其是一度被称为小昂斯（Petite Anse，意为“小港口”）的沼泽地，恰好坐落在岩盐矿床之上。小昂斯被蕨类植物和根系深长的树木覆盖，这些树木长满了苔藓，宽大的叶子很稠密，只有老辣的当地人能够看出这块地方是一个岛屿，2 200英亩土地从海面抬升，被幽暗的水道环绕，这些水道连接着流入密西西比河的支流与邻近墨西哥湾一个叫作弗米利恩湾的港口。

当约翰·海斯（John Hayes）于1791年在小昂斯定居时，当地产盐的历史已经很久了。与萨利–德贝阿恩和吕讷堡的“猪陷入沼泽地”不同，这里有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海斯追的是鹿，而不是野猪；正是他本人，而不是他的猎物，发现了盐水，当时他就停下来喝了一些。

海斯在小昂斯发现了这一天然盐水泉之后不久，有一位名叫杰西·麦克考尔（Jesse McCaul）的人在那里购买了19英亩土地，并且开始制盐。他挖掘了若干口井，在3~6英寸的深度发现了一些陶器的碎片，后来又发现这些陶器碎片延绵达5英亩的范围，这是罗马人的史前盐场遗址，古人将盐水在陶罐中蒸发，然后将这些陶罐打碎。在这个岛屿上，成堆的古代陶器碎片仍然不断地被发现，考古学家相信这些盐场有1 000年的历史。但是最近，在该岛一个叫作“香蕉海湾”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土墩，经过碳测定法测定，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于是，这个土墩成了在美国发现的最古老的人造建筑之一。

无论是海斯还是麦克考尔，都没有在小昂斯的产盐方面做出什么贡献，而且该岛处于沼泽地，水岸模糊不清。麦克考尔尝试挖掘了几口井，但是并没有获得利润，因此他放弃了这一项目。当1812年的战争使盐价上升时，企业家们被派出去寻找盐水，一位名叫约翰·马什（John Marsh）的人使小昂斯成了一个赢利的盐场。

1841年，新奥尔良还是当时美国的第三大城市和主要港口，也是来自马里兰的埃德蒙·麦基尔埃尼（Edmund McIlhenny）的目的地，他来这里寻求在银行业发家致富。新奥尔良的克里奥尔由法国和西班牙定居者的后代占据主导地位，像麦基尔埃尼这样的移民者被称为“美国人”，在这座当时已经因烹饪和外国饭店而闻名的大城市中，麦基尔埃尼作为一位簿记员开始了自己的谋生生涯。到1857年，麦基尔埃尼在路易斯安那已经拥有五家银行，成了一位享受大都市奢侈生活的富人。他结交了一位巴吞鲁日的法官丹尼尔·达德利·埃弗里（Daniel Dudley Avery），这位法官比麦基尔埃尼仅年长五岁。埃弗里倾情于一块沼泽地，后来拥有了小昂斯，他把这里变成了一个甘蔗种植园。

让不少人感到惊讶的是，1859年，已届中年的麦基尔埃尼娶了他朋友年轻的女儿玛丽·伊丽莎·埃弗里。为了逃离战争，继续他们在路易斯安那的奢侈生活，麦基尔埃尼和埃弗里两家搬迁到可以提供庇护的小海湾小昂斯。在那里，他们也许能够安静地避开战争直到它结束，要不是因为法国地质学家托马西的发现，这种考虑原本是正确的。

1862年5月4日，一名奴隶在16英尺深的洞底正在试图清洗和深挖一口盐水井时，挖到一根圆木，他无法移动这根圆木。在进行调查时才发现，这个障碍物就是固体盐。小昂斯正坐落在相当纯净的固体盐床之上，据估计，盐床大约有40英尺深，拥有700万吨的盐储量。而经过几代人之后，人们才认识到这一估计还是过于保守了。

埃德蒙·麦基尔埃尼画像。（麦基尔埃尼公司，路易斯安那埃弗里岛）

这一发现虽然与托马西所预见的完全一致，但仍然是个很大的意外，因为这种盐特别宝贵，比大多数岩盐要纯净和干燥得多。它非常坚硬，所以不得不用炸药进行爆破，这样就产生了外形参差不齐的巨大的白色晶体块。为了运输这些盐，两个家庭建造了一条跨越小海湾和沼泽地，到达新伊比利亚城长达两英里的堤道。

举止优雅的麦基尔埃尼和埃弗里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心。他们开始为南方生产盐，埃弗里法官被接连不断的合同意向所淹没。佩特斯州长写信给他的伙伴，密西西比州的杰斐逊·戴维斯，说在小昂斯有“可以供整个邦联军享用的盐”。报纸上也满是发现大盐矿的类似报道，但是大多数都是虚假的谣言。

联邦军几次试图攻占小昂斯，于是这两家人逃往得克萨斯。1863年1月，联邦军派遣一艘轮船和两艘炮艇到达了离该岛盐场两英里远的弗米利恩湾。当夜，风向转北，致使海水从小海湾开始后退，到了清晨，两艘炮艇陷入泥中，无法脱身达20天之久。1863年4月17日，联邦军的一位上校带着他的部队从新伊比利亚南部出发，攻占了盐场，摧毁了18座建筑和建筑中的蒸汽机、锅炉和采矿设备，以及准备运送到整个邦联军的600桶应急的盐。

联邦军感到惊讶的是，他们攻占这些盐场极其容易，于是认为邦联军没有能力保卫这一战略要地，这被认为是南方邦联军趋于崩溃瓦解的迹象。

但是整个战争中最为血腥的战役还没有来临。在被解放的奴隶的帮助下，联邦军继续通过攻占盐场来削弱南方邦联军的战斗力，在9月攻占了佐治亚州的达里恩和弗吉尼亚州的巴克贝；在圣诞节攻占了北卡罗来纳州的熊海湾。第二年，它摧毁了以下各地的盐场：佛罗里达州古斯克里克、北卡罗来纳州的梅森巴若海湾、南卡罗来纳州的凯恩帕奇、坦帕和位于坦帕湾的罗基角、阿拉巴马的盐屋角。12月10日这一天，谢尔曼的急行军穿越了佐治亚州，乔治·斯通曼领导下的部队从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开始急行军，目标是摧毁盐场并且为田纳西州的东部与弗吉尼亚州的西南部提供物资补给。12月20日，斯通曼的部队摧毁了弗吉尼亚州索尔特维尔的盐场。1865年2月1日，联邦海军最后摧毁了佛罗里达州狭长土地上的圣安德鲁海湾。

内战也会产生偶然的善举。在对圣安德鲁海湾进行最后的攻击之后，当时已经攻占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的奥利弗·奥蒂斯·霍华德（Oliver Otis Howard）将军，下令在摧毁仓库之前，尽可能向哥伦比亚的医院提供它所需要的盐，并且把更多的盐储藏起来，供给那些被战争烧毁家园的穷人们。

第17章

红盐

当战争结束时，已经有一百多万美国人在战争中丧生。埃弗里回到小昂斯，他为南部邦联军而战，从很多战斗中死里逃生，包括那次死了1 754名联邦军士兵和1 723名邦联军士兵的田纳西夏洛国家公园对峙战。埃弗里不仅健康地活了下来，他还有足够的钱买下面积为2 200英亩的岛屿剩下的1/3，小昂斯变成了埃弗里岛，在历史上首次成为属于一个家族的财产。

麦基尔埃尼和妻子回到得克萨斯。他的经商才能使他在南方邦联军队的杂货铺和军饷处得以发挥。在他逃离之前，他从制盐的生意中获得了一大笔财富，但他收的是南部邦联货币。战时的盐价令他赚了像小山一样多而又一文不值的钞票，如今，这样的机会再也不会出现了，他到新奥尔良开始寻找新的生意机会。

战后的新奥尔良几乎没有任何机会给这位失业的银行家。这种情况下，麦基尔埃尼接下来的故事似乎是无稽之谈，因为找不到任何记录，除了亲戚们嘴里支离破碎的回忆。某一天，在街上有个人走到麦基尔埃尼面前，说他是1846年墨西哥–美国战争中的老兵。不过更为可信的说法是，他是南部邦联军的老兵，为了不被北方联邦军俘获而逃至墨西哥。这个叫格里森的人对墨西哥的一种调料非常感兴趣，那就是小红辣椒。

1866年，没能成功在其商业生涯东山再起的麦基尔埃尼回到了埃弗里岛，决定成为一个乡绅庄园主，实验他的红辣椒。

辣椒的刺激性来自一种叫作辣椒素的物质。这是一种天然毒素，用来保护辣椒不被吃掉。但是，墨西哥人、加勒比人还有许多其他种族都没有被它吓倒。辣椒在阳光和土壤中成长，就像葡萄一样，不同的生长土壤使它们的品质也不同。麦基尔埃尼带回家的这种刺激性植物（后来被称作capsicum frutescens，即小米辣）在埃弗里岛边缘肥沃的土地上变得辣味十足。

对南路易斯安那人来说，辣椒酱这主意并不新鲜。法裔路易斯安那人，也就是18世纪从英国人控制的新斯科舍逃离的法国难民，当时已在埃弗里岛地区的小海湾定居，他们如同新奥尔良的克里奥尔人一样，已经学会使用加勒比人和墨西哥人从港口带来的辣椒。内战之前，新奥尔良的厨师把红辣椒晒干后用雪利酒和醋浸泡，红辣椒和盐已成为法裔路易斯安那人饮食中一种很平常的调味品。

麦基尔埃尼的妻子玛丽留下了一本手写的菜谱。因为她在封面用的是娘家姓，因此，这本菜谱可能写于1859年她出嫁前。在这本法裔路易斯安那人和南路易斯安那人的菜谱中，有许多菜都要用到“辣椒和盐”。

鲜虾浓汤

取1只鸡切成烧肉块状，放入汤罐中，加入满满1勺猪油。趁热再加2整勺面粉，搅拌使之变成浅棕色。将洋葱切成碎末，扔进挂满面粉和猪油的鸡块中，将鸡块炒至微熟，加入适量沸水成汤。加入红辣椒和盐来调味。再放入些许香芹菜和百里香叶。（也可用同样方法做成鸡肉浓汤。）取4或5品脱鲜虾，从市场买回来后即放入滚水中。取出虾肉和卵。将虾头和壳放入炒锅中加沸水淹没，碾碎出浆，过滤后将液体加入汤中。上桌前15分钟加入虾肉，上桌时放入1大勺新鲜肉片搅拌，然后快速将汤盛至汤碗中。

（玛丽·伊丽莎·埃弗里）

麦基尔埃尼根据德国酸菜制作法开始了他的辣椒酱试验，用盐发酵并提取新鲜的辣椒片中的汁。他很快就发现必须用最成熟的辣椒，于是他在辣椒地里手工摘取最成熟的辣椒。每加仑辣椒拌入半杯埃弗里岛出产的盐，先将它们试着放置在泡菜罐中，随后又放在猪肉桶里发酵。他在桶盖上撒满了盐，这些盐与正在发酵的辣椒汁混合，形成一道坚固的壳封住桶口，如同几千年来中国人用黄豆制造酱油的方法一样。

直到此时，他都是用埃弗里岛的特产进行制作，用埃弗里岛的盐和辣椒。在南方大部分地区，对加勒比人和墨西哥人来说，这就是辣椒酱。但新奥尔良人习惯用醋，于是麦基尔埃尼将辣椒酱过滤后又加上法国白醋，装进科龙香水瓶用绿蜡封口。每个瓶子还带有一个喷洒口以便开瓶后使用。

麦基尔埃尼在埃弗里岛有一个他称为实验室的地方，这里弥漫着甜甜的辛辣味，刺激着过路的人直打喷嚏。他常常让孩子们早点放学来实验室帮忙。

1869年，他生产了658瓶辣椒酱，在新奥尔良及海湾一带以每瓶高达1美元的批发价出售。人们在需要辣椒和盐的菜谱中使用它。1870年，他申请了专利，将此调味品命名为小昂斯辣椒酱。他的家人因他将历史悠久的名字用于那古怪的产品而惊恐不安。于是最后，他将其定名为塔瓦斯科酱(Tabasco)，可能是塔瓦斯科因辣椒出名，甚至也可能因为这是那个神秘的格里森拿到辣椒的地方。

这个时期其实不是埃弗里岛最赚钱的时代，因为恢复盐矿的生意一直没有成功。1890年麦基尔埃尼75岁逝世那年，尽管他的家族辣椒酱生意已经相当不错，可还是比不上两年战争时期给他带来无数一文不值钞票的盐矿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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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后，尽管辣椒酱生意越来越有利可图，但美国西部的机会更多。西部有很多珍贵的矿石和盐。盐仍然被用来提纯矿石，尤其是银矿。

北美最令人震惊的盐矿被发现于犹他州一个逐渐缩小的冰川时代的湖。18世纪，在犹他州寻找金银的西班牙人听人说起过一个巨大的盐湖，但他们从未亲眼见过。第一个记录在案，见过盐湖的人是一个叫詹姆斯·布里杰（James Bridger）的欧洲人。他是一名猎人兼探险家，就是传说中“开拓者”的原型。

1846年，一伙愤怒的匪徒在伊利诺伊州的迦太基杀死了摩门教的领导人约瑟夫·史密斯。扬百翰取代了史密斯的位置，他想寻找一个地方建立摩门教人自己的社区，摆脱其他美国人的监视。为了找到一个拥有自然资源的地方，以使这些与世隔绝的人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他选择了当时属于墨西哥的一个沙漠中的盐湖——大盐湖。这个湖没有出水口，湖水咸得跟盐水一样。在它的附近就是一个偌大的100英里长的盐滩，这成了摩门人主要的经济支柱。

其他的盐床也在西部被发现，不过它们既没有大盐湖大，也不像这里含有这么纯的氯化钠。大盐湖是地理学家称之为邦纳维尔湖的史前湖，它曾经有20 000平方英里。

然而，对盐的真正需求在更西边的内华达和加利福尼亚，那里发现了银矿。离那些银矿比较近的是美国西部最古老的盐场之一。

圣弗朗西斯科湾最南端是一片不利于健康的沼泽地，但这里非常适合制盐。它不仅比圣弗朗西斯科和北边海湾的阳光充足，雨水少，还有利于蒸发水分的风。从加利福尼亚中部吹来的热风跨过山区，温差改变了清凉的海风。

这就是在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发现银矿的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一个叫作欧龙（Ohlone）的部落每年长途跋涉来此制盐的原因。在湖边，海水被阳光和风蒸发，结晶成厚厚的一层盐，他们只需铲起来就行。第一个注意到当地制盐业的人是一个西班业牙牧师，名叫何塞·丹蒂（José Danti），他于1795年沿着海湾的东边探险。在海湾的南端，他发现了拥有厚厚盐层的盐沼，“当地人”告诉他，这一地区的人都用这里的盐。

西班牙人乐意让欧龙人制盐，他们只想得到一部分（却是很大的）利润。为此，他们强迫欧龙人上缴所有制好的盐，由自己去销售。西班牙人带来的唯一技术就是在湖边打更多的洞以增加更多的蒸发面积。

1827年，最早在加利福尼亚定居的美国公民杰迪达·史密斯（Jedidiah Smith）来到圣弗朗西斯科湾并发现，“在海湾的东南尽头向南延伸有一片相当大的盐场，它每年产出大量的盐并且产量还在增加。它属于圣何塞教区”。

1850年，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以后，一个名叫约翰·约翰逊（John Johnson）的圣弗朗西斯科码头工人对这里的盐场很感兴趣。32岁的他已有很多传奇故事。据说，当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在德国汉堡的一场大火中被救了出来，而他父母都在这场火灾中丧生。13岁时，他在海上一次沉船事故中，趴在最高的两根桅杆上待了12个小时，最终幸存下来。传说中，他捕过豹，杀过鲸，贩过奴隶，作为一个残暴的冒险家想尽了一切办法赚钱。当他听说了海湾东南端的事之后，他决定试试制盐。

起初，约翰逊的盐可以卖很高价钱，他赚取了巨大的利润。但这是淘金热的时代，人们从各地蜂拥而至，为的是迅速发财。许多人来自北欧，懂得制盐，他们跟着约翰逊来到海湾南端，很快，由于供过于求，盐价一路下跌。

圣弗朗西斯科湾的盐在质量上不如利物浦盐。英国轮船从加利福尼亚运回大麦，再运来利物浦盐。有些粗盐也从中国、夏威夷和南美进口。

但是1859年发生的一件事使盐价又升了上去。在与加利福尼亚相邻的内华达州，人们发现内华达山一个3英里半的地带蕴藏着美国历史上最丰富的银矿。这里叫作卡姆斯托克，以一个最初投资者的姓名命名的，不过，他在银矿发现之前将此地出售了。银矿石采用一种类似16世纪墨西哥庭院工艺的方式进行分离，因此需要多如小山的盐。

1868年，仅在卡姆斯托克矿脉被发现九年以后，海湾一带就出现了18家制盐公司。为了保持高额利润，盐矿雇佣加利福尼亚当时最廉价的华工开采盐，盐工们穿着宽大的木屐以防沉入厚厚的白色晶体之中。

几年开采之后，当地已经缺乏自然蒸发的盐了，制盐者开始大量建造人工池塘，用风车将水从一个池塘抽到另一个池塘。

这是一幅19世纪的照片，展示的是在南圣弗朗西斯科湾，风车正在用水泵把盐水抽入盐场。（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班克罗福特图书馆）

内华达的银和加利福尼亚的盐使人们发了财。到了1863年，一个叫奥托·埃舍（Otto Esche）的人想把这两个地方连接起来，从中赚钱。当时，加利福尼亚的盐是通过马车运往内华达的。埃舍跑到即使在今天也算天涯之遥的蒙古，买来32头产于中亚的双峰驼。埃舍显然对骆驼有所了解，因为他选择了听话的双峰驼，而不是脾气倔强的阿拉伯单峰驼。在马可·波罗时代之前，双峰驼就驮运了很多货物，包括盐，穿越宽广的褐色蒙古沙漠。

令人吃惊的是，只有15头骆驼在跨越太平洋前往加州的长途跋涉中幸存了下来。而且它们身体极度虚弱，以致需要埃舍护理数月才得以康复。它们驮运盐袋翻山越岭，但这些毛茸茸的长腿家伙在内华达并不受欢迎。内华达的矿工们发现，即使是双峰驼也没有好脾气，它们咬人、踢人、向人喷沫。矿工们恨它们，连那些马和骡子也是一见到骆驼就变得歇斯底里。其他动物的反应使得骆驼成了众矢之的。只要有骆驼溜到镇上，街上顿时就会一片马嘶驴叫声。于是弗吉尼亚市颁布了一项命令，不许骆驼们在街上出现，除非午夜至黎明期间，在其他动物已经回到马厩里休息之后。最终，埃舍只好放弃了这些骆驼，把它们放到内华达沙漠自生自灭了。既然那个地区没人再见过成群的骆驼，那么大概它们都陆续凄惨地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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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海水被抽到海湾南端。整个夏天，盐水发生着变化，到了夏末，它们已经浓稠得可以结晶了。海水先是变成粉色，然后变成砖红色。如今，人们飞往圣弗朗西斯科时，常常透过窗子惊奇地看到，海湾南端透着粉色和砖红色的几何形池塘。

这种颜色以前在欧洲、死海、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制造海盐的地方都出现过。斯特拉博和普利尼都写过海水结晶后消失的神奇颜色。斯特拉博曾认为它是红海的一部分，其实，它只是由热或者反射引起的。

在《盐与渔场》一书中，柯林斯曾提及这种现象，认为这是由红色的沙砾引起的。这种颜色可能会导致鱼或肉变红，继而腐烂变质。1677年，荷兰博物学家列文虎克用显微镜发现了很多事物，他得出结论：红色是由海水里的微生物引起的。

无论何种原因，有一件事十分简单明了，当水变红时，它正在生产盐，一如狄德罗在他那本18世纪的百科全书中指出的。

查尔斯·达尔文在帕塔戈尼亚湖观察到此类现象：

湖水从远处望去呈现红色，这可能是由微生物引起的。许多地方的泥土被各种蠕虫或环节类动物翻起，居然有生物能寄生于盐水之中真叫人惊叹不已。

1906年，特奥多雷斯科确认有一种单细胞植物叫作盐藻（dunaliella），大部分观察者认为它应该分为两种，因为海水先是变成绿色泡沫，然后当泡沫变厚时才变成红色。是否有红绿两种盐藻呢？达尔文写过海盐场的复杂的生态学，一个单细胞的浮游生物寄存于海水之中使之变绿，等它变得更浓时，就吸引了小虾和蠕虫前来，它们的颜色使盐水变红，这些红色的小虫又吸引了火烈鸟，火烈鸟吃了这些小虫后，盐水又变成了粉红色。事实上，达尔文早在19世纪就已指出了其中的秘密，只是很少有人相信他，直到20世纪。

圣弗朗西斯科湾淘银热时的盐工们相信深红色来自海水里的昆虫。直到现代，人们才弄清盐藻是绿色的，只是当海水的盐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它才会变红。此外，小得几乎看不见的海虾籽也存活于这种浓度的海水中，还有爱盐的红色细菌也被这种海水吸引。红色不仅预示着浓盐水已经就绪，而且还聚集了太阳的热量来加速蒸发水分，帮助盐从海水变成晶体。今天，圣弗朗西斯科湾的一些盐场将这些发红的小动物卖给另一些盐场以加快其蒸发过程。

狄德罗观察到了这种现象，但却无法解释，当海水达到某种浓度以致吸引了这些虾籽、浮游生物和细菌时，表明海水已经达到一定浓度，快要结晶了。盐的制造过程尽管从古代起就被多次实践，至此才被弄明白。

第三部

钠的完美婚姻

俗论说，所有的艺术与科学都是相互依存的。因此，人类尽管在天分和追求上大不相同，却仍然相互依存。通过对旧的技艺进行改良，有用的新商品出现了。发明创造每天都在进行。

——威廉·布朗里格，《制造食盐的艺术》伦敦，1748年

第18章

钠的恶名

据说，英国犯罪小说家埃德蒙·克莱里休·本特利（Edmund Clerihew Bentley）（1875—1956）在一堂化学课上写下了以下诗句：

汉弗莱·戴维

不喜意外之财，

因自己发现了钠

而耿耿于怀。

这是一种叫作克莱里休四行打油诗的雏形，它是一种伪传记四行诗，每两行押韵，主人翁的名字就是其中的一个韵脚。这变成了一种诙谐诗的品类，尽管人们很少能背得出另一首这样的诗。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也是英国人，生于1778年，是个自学成才的化学家。当他20岁在康沃尔药房当学徒时，布里斯托尔压缩空气研究所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研究气体的医学用途，这简直是所有20岁小伙子梦想的工作。他是否不喜欢意外之财无从考证，但人们都知道他喜爱一氧化二氮（也称笑气），对此做过长时间的实验，发现它不仅可以作为欢乐药品，还可以治疗因长时间醉酒而引起的不适。他那些有名望的朋友如诗人骚塞和柯勒律治都参与了他的实验。戴维发现有些气体比另一些气体更好，而他差点死于他的一氧化碳实验。

戴维在布里斯托尔的工作遭到一些保守政治家的攻击，其中包括著名的英国政治家柏克，他指责笑气实验不仅宣扬了无神论，还宣传了法国革命。

但是几年后，他的电解实验，即让化学物质在电的作用下发生离解，为他赢得了永久的声誉。戴维在皇家学会充满魅力的化学演讲成为一种时尚的文化活动。然而令他的追随者们失望的是，1812年他娶了一个有钱的寡妇，从而放弃演讲而把时间花在了欧洲旅行上。

戴维这个天才科学家，不仅具备表演的天分，懂得享受生活，还擅长自我推销，使自己在那个时代为数不少的科学突破中占有了一席之地。通过电解实验，戴维首次将一些元素分离出来，1807年，他分离出钠这种地球上第七大常用元素，这一发现在人们后来认识盐的真实面目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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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形式的盐因不同目的而存在，这是一个古老的认知。古埃及人知道氯化钠和硝酸钠，但他们不了解其成分以及如何制造它们。在中世纪，中国人就知道用硝酸钠或硝酸钾制造火药。欧洲人学会制造火药后，硝酸钾似乎有了无限的市场，然而人们对它的特性仍然知之甚少。

早在16世纪，人们就用硝酸盐来处理肉类，使它们呈现出一种微红的颜色，这被认为更接近于肉的自然色。15世纪，波兰人用硝酸盐保存猎物，即简单地掏出动物内脏再塞进混合的盐和火药也就是硝酸钾。而人们花了几个世纪才弄明白，硝酸钾和它那便宜的兄弟硝酸钠是在腌制过程中被细菌分解的。硝酸盐变成亚硝酸盐，与肉中叫作肌血球素的蛋白质发生作用从而产生红色，这个过程也产生出微量的叫作亚硝胺的致癌物质。如今硝酸盐的用量被法律限制在可以接受的水平内以成全人们腌制红色火腿这一奇怪但毫无异议的嗜好。

几个世纪以来，不同类型的盐有不同的味道。大盐湖显然含有氯化钠，因为湖水有着适宜的咸味，而死海的苦味显示其含有氯化镁。长期的经验得出，当海水中盐的浓度达到26%时，就会因过饱和而折出，即达到海水含盐量的2.5~3倍时，氯化钠就会结晶分离出来。但是渐渐地，人们发现形成氯化钠后，在更浓的饱和度条件下还有其他类型的盐结晶生成。

1678年托马斯·拉斯泰尔医生写道：

除了上面提到的白盐，我们还有另一种盐叫石质盐（clod salt），它附着在桶底，当白盐被舀走后用钢制工具将其挖起。这是我见过的质地最硬的盐，通常被用来制作熏肉和牛舌：它比其他盐更能使熏肉变红，并且使肥肉变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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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使用“化学”一词是在17世纪初期，不过直到17世纪末，它才被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早期化学家的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一些在海水中沉淀而生成的盐，除此之外，人们对盐到底是什么几乎一无所知。

1636年，伯纳德·帕利西（Bernard Palissy）在他那本有着梦幻般名字的书《怎样致富及每个法国男人怎样使自己的财产翻番之宝典》中声称“糖就是一种盐”。在列举各种盐时，帕利西还列举了“葡萄盐，即使酒产生味道及风味的盐”，于是他总结说，列出所有的盐是不可能的。在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1699年关于沙拉的论述中，他指出糖有时被称作“印度盐”。

很明显，当时关于盐的定义仅为白色的结晶体。17世纪初，德国化学家约翰·鲁道夫·格劳贝尔（Johann Rudolf Glauber）在维也纳附近的温泉疗养时从水里提炼出一种他称之为芒硝（sal mirabile）的盐，那是含水硫酸钠。当然，那时格劳贝尔还不能如此叫它，因为当时戴维还没有发现钠。格劳贝尔将他的发现作为一种具有奇妙健康作用的矿石浴的神秘疗法出售。如今它非常有名，除了作为浴盐，它更多用于冶金、纺织及其他行业，人们依然普遍称之为格劳贝尔盐。作为企业家，格劳贝尔严守了他的秘方，而在他获得巨大财富后，又以科学家的姿态揭示了：硫酸加入普通食盐生成盐酸，而总是被当作渣滓扔掉的就是格劳贝尔盐（芒硝，由含水的硫酸钠组成，又称带结晶水的不纯硫酸钠）。

17世纪晚期，英国植物生理学家尼赫迈亚·格鲁（Nehemiah Grew）人类第一个见证并记录植物有性生殖的人，对英国萨里著名的埃普瑟姆温泉做了研究。他分离出一种盐——硫酸镁，后来它被称作埃普瑟姆盐。埃普瑟姆盐现在不仅用于医学，而且广泛用于纺织、炸药、火柴头及防火材料。

但格鲁对待他的发现比格劳贝尔有过之无不及。外界对其揣测多年，直到1715年，化学家卡斯珀·诺伊曼（Caspar Neuman）才发现硫酸加入母液即可产生埃普瑟姆盐。

母液是指普通盐在海水中沉淀后留下的血红色的水。18世纪，伦敦化学家约翰·布朗发现，直接加热母液而不加硫酸也可以产生埃普瑟姆盐，布朗同时还发现母液中存在着另一种盐。第三种盐（现称作氯化镁）引发了一系列新发现，包括戴维于1808年宣布新发现的一种元素——镁。1828年，安东尼·布希（Antoine Bussy）分离出足够可用的金属，从而产生了一项新行业，镁被用来防止钢的腐蚀，用于制造火药、灯泡及轻金属合金。

18世纪初，诺伊曼做实验时用的母液叫作盐卤（bittern），制盐者通常将它倒掉或喂动物，甚至给穷人当作廉价的盐。荷兰人发现用它擦窗子很棒。尽管很多科学家请求人们不要将盐卤扔掉，大部分盐场还是继续将盐卤倒掉。

后来，到了1792年，碳酸钠即苏打被分离出来。很早以前，人们就在很多行业包括玻璃制造业使用自然界发现的苏打了。泡碱是苏打的一种形式。事实上，戴维正是因为soda（苏打）而把钠取名为sodium的，因为苏打是当时最著名的物质之一。人造苏打开创了无数个新行业。过氧化钠用于食品生产、玻璃制造及纺织业，碳酸钠用于制造纸、塑料、去污剂和人造尼龙纤维。

到了美国内战时期，商业化生产的苏打已经很普遍，苏打饮料广布美国。有本著名的美国妇女杂志刊登过苏打水的调制方法：

在平底玻璃杯中放入柠檬、山莓、草莓、菠萝和其他酸味果浆，分量要能使饮料味道十足。然后把冰水倒入杯中，直至杯子的一半。加入1茶勺苏打（药店有售）后用茶勺搅拌均匀，饮料随即起沫。一定要在它冒泡时饮用。

如果家中存有上述果浆和纯碱，再加上冰水，那么任何时候都可以享受一杯怡人的苏打水，味道与你在任何商店买到的都极其相似，可价钱要低得多。

（《格迪斯女士手册》，1860年）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在钾碱（potash）和苏打之间一直存有疑惑，而potash这个名称来源于将水和木灰（ash）在陶罐（pot）里加热制造碳酸钾的过程。和小苏打一样，钾碱在人们了解它的化学成分之前也有许多工业用途，如制造玻璃和肥皂。

碳酸钠被制成苏打之前，人们用钾碱烘制食品。阿米莉亚·西蒙（Amelia Simmon）于1796年在阿尔巴尼再版的烹饪书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本烹饪书，这不仅因为它出版于独立战争后，而且因为它是由美国人写给自己看的。阿米莉亚常制作巨型蛋糕，其中有一例叫作“独立蛋糕”。制作这种蛋糕要用20磅面粉，15磅糖，10磅黄油和24个鸡蛋。在她的书里，许多烘制食品都点名用“珍珠灰”即钾碱作为发酵剂。

1807年，当钾碱行业存在几个世纪后，戴维将一片钾碱接到电池的两极，导致负极一端金属片的脱落。他的表弟埃德蒙说，戴维欣喜若狂地满屋子跳起了舞，意识到他又成功地分离出另一种元素。他将新发现的元素参照potash命名为potassium，即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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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世纪末期，人们漂白织物还是把织物浸入脱脂乳中，再把它摊在平地晾晒数周而成。晾晒织物的地方叫漂白场，它们占用了大量的场地。19世纪，工业革命创造了对肥皂和漂白的巨大需求。工业使城市变得昏暗起来：天空和衣物都覆盖着一层油烟，在城区已经很难找到一块足够大的空地做漂白场了。

另一个自学成才的化学家是瑞典人卡尔·威廉·舍勒（Carl Wihelm Scheele）。1774年（离他发现氧还有12年），他第一次描述了一种物质叫作氯，并且指出氯具有漂白作用。舍勒也是第一个研究乳酸发酵作用的人。

但是，直到1786年即舍勒发现氯10年后，法国化学家克劳德–路易斯·贝托莱（Claude-Louis Berthollet）才找到了它的应用途径，当氯被碳酸钾吸收后会产生一种新的漂白剂。因此，又一个依托于盐的行业诞生了。此后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工业漂白就变成了英国纺织工业的主要工作。

1810年，戴维分离出氯并且证明它也是一种元素，是一种绿色的气体。他根据希腊文黄绿一词将其命名为氯（chlorine）。

制氯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行业，氯不仅可用于漂白、净化水、污水处理，还可用于塑料和人造橡胶的制造。与许多科学发现一样，氯的军事用途也被发现，这就是毒气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氯气在霰弹筒内爆炸，而战争后期，装有碳酰氯的炮弹被证明更有威力。这个被俗称为芥子气的东西可以使80万人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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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家和企业家开始了解，“盐”是一组非常特别的物质中的一种，我们通常所说的食盐是这组物质中最廉价的。1744年，法兰西皇家科学院成员纪尧姆·弗朗索瓦·鲁埃勒为盐下的定义被沿用至今：盐是一种酸和一种碱发生作用而产生的物质。许久以来，人们就知道酸和碱的存在，但对它们知之甚少。酸具有酸味并能溶解金属，碱溶液摸起来是光滑的。但鲁埃勒认识到酸和碱有着天然的相互吸引力，因为自然界追求完善，如同夫妻一样，酸和碱使彼此更加完善。酸寻找它们缺乏的电子，而碱正好有多余的电子需要输出。它们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平衡的物质，这就是盐。在食盐中，碱或者电子输出者是钠，而酸或者电子接受者就是氯。

盐成了大自然和宇宙的缩影。从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人开始信仰的阴阳学说到世界大部分宗教、现代科学甚至烹饪的基本原理，人们坚信有两股对立的力量在寻求完善：一个接受不足的部分，另一个奉献剩余的部分。

盐虽小，却很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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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盐产生新的兴趣如同早期中国人的硫黄实验一样，集中在为军队提供更具杀伤力的武器。19世纪，人们发现氯化钾威力大于传统的火药，而镁则具有更惊人的爆炸力。

这一科学催生了一大批新兴行业，其中一些对人是有毒的。法国外科医生尼古拉斯·勒布朗（Nicolas Leblanc）发明的勒布朗工艺把海盐加入硫酸生成碳酸钠，整个过程释放出氯化氢浓雾和固体硫化钙。硫化钙释放出的臭鸡蛋气味加重了工业中心上空的黑云和油烟，而氯化氢浓雾则更有害。

工厂里的废气对人类的健康和财产非常有害，所到之处一切都受到摧残。附近地里的草枯萎了，园子里的蔬菜水果绝收，很多茂盛的树木只剩下枯枝败叶。牛和家禽萎靡消瘦。屋里的家具失去了光泽。人们经常接触这种气体，深受咳嗽和头疼的煎熬。

（泰思河畔纽卡斯尔听证会，1839年1月9日）

曾经被煤烟和锅底水垢污染的盐场，在扩大了产品线之后变得更加有害。到了18世纪80年代，随着铁路的发展，运河时代结束了，纽约的盐业再也无利可图，于是盐被用来生产苏打、苛性钠、碳酸氢钠以及其他化学品。锡拉丘兹的制盐中心变成了化工中心，虽然暂时挽救了这个行业，但污染却摧毁了奥农多加湖。而氯是一些致命工业污染物的组成部分，包括多氯联苯，即臭名昭著的PCB。

1918年5月15日，伊利运河流经锡拉丘兹的部分被关闭。五年后，市政府以80万美元买下了运河的所有权并将它填埋，上面修建了伊利大道。不久，制盐业从这里消失。19世纪30年代，所有的盐场被清除，城市花大气力清理了这个湖，使它用于游乐休闲。

第19章

地质学的神话

化学在不断地改变我们对盐的认识，但是其他领域的发明创造彻底地改变了盐在世界中的作用。

咸鱼永不会过时，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它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

第一次打击来自法国厨师尼古拉斯·阿佩尔（Nicolas Appert）。比起他的伟大发明，人们对他本人却知之甚少，有人认为他可能叫弗朗索瓦。这个糕饼商人相信把食物密封在罐子里，然后对罐子加热可以摧毁引起食物腐烂的物质，这种物质他称之为发酵剂。

第一个对阿佩尔的发明动心的是拿破仑的海军。1803年，阿佩尔说服海军尝试他用加热和封装法制成的汤、牛肉及蔬菜，海军非常兴奋。有则报道说：“那些豆角无论有肉无肉，都新鲜得与刚手工采摘下的一样。”

凡是吃过罐头豆角的人都可能觉得此话有些夸张，但对于长期无法吃到蔬菜的水手们来说，阿佩尔的发明确实了不起。当代著名的美食作家格里莫·德拉雷尼埃（Grimod de La Reynière）赞美了阿佩尔的食物。

阿佩尔写于1809年的书《怎样长期保存各类肉食与蔬菜》被广泛传阅并被译成了英文。此书出版几个月后，伦敦人彼得·杜兰德（Peter Durand）就被授予食品保存专利。他承认，他的想法来自一个不知姓名的外国人，那大概就是阿佩尔。实际上，一个叫作托马斯·萨丁顿（Thomas Saddington）的英国人于1807年也演示了类似过程。但杜兰德的重要之处在于除了玻璃和陶制容器，在他列出可以用于保存食品的容器里还包含“锡和其他金属制容器”。

富有远见的英国工业家布赖恩·唐金（Bryan Donkin）也许比杜兰德更了解锡的潜力，他创办了达特福德铁厂并于1805年出资研制了第一部工业造纸机。杜兰德于1809年获得专利后，唐金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创建了英国第一家罐头厂唐金–霍尔–甘布尔罐头厂。罐头成为野外探险（包括19世纪20年代威廉·爱德华·帕里的极地探险）的必备食品。

拿破仑战争快要结束时，英国海军也试用了唐金出品的罐头食品。起先，它作为病人食用的食品，到了19世纪30年代，它已成为常规供应的一部分。不幸的是，当时还没有发明开罐器，水手们总是用领到的特殊刀子撬开罐头。

1830年，盖朗德湿地出口处盛产沙丁鱼的拉蒂尔巴尔镇（La Turballe）建起了一家罐头厂。工厂生意蒸蒸日上，该地区的咸鱼生意不敌罐头食品，渐渐衰败。后来，法国大西洋沿岸大部分的咸鱼行业消失了，类似的命运也降临到北边的腌青鱼行业和南面的腌凤尾鱼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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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另一项发明给了咸鱼行业及渔业更沉重的一击。19世纪，人们就常常考虑冷冻食品。1800年，美国工程师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e）为了把黄油冷冻起来，带到距他在马里兰农场20英里远的新首都华盛顿出售，制作了一个木盒，木盒里面的金属盒子装满了黄油，四周用冰围住，然后在木盒里塞满兔毛。据他自己说，他的黄油在夏天还冻得很结实，在华盛顿卖得很好。

早在18世纪20年代，人们就把鱼和冰包在一起以便使鱼保鲜。美国农民问自己：难道冰不能像盐那样保存食物吗？萨拉·约瑟法·黑尔（Sarah Josepha Hale）讨论过“用雪腌制”的方法。作为1837~1877年间美国流行杂志《格迪斯女士手册》（Godey’s Lady’s Book）的主编，她被认为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她的杂志从未提及当时的内战，因为战争不是女性的话题。

这个国家的农民在冬天用一种巧妙的方法保存食物，他们称之为“用雪腌制”。取一个大而干净的盆，在盆底放三四层干净的雪。然后层层码放肉、排骨、家禽或任何想保存的食品。每层用两三英寸雪盖住，尤其要注意填满每一个缝隙、小孔及盆的边缘。家禽内膛也要填满雪。盆满后，最上面的一层也必须是雪，压紧，盖住盆子，放置在冷的地方，越冷越好。肉不会冻住，雪也不会融化，除非遇到长期的温暖气候，而食物在取出进行烹调之时仍然新鲜水灵，就像刚刚宰杀的一样。

（萨拉·约瑟法·黑尔，《好管家》，1841年）

有个古怪的纽约人叫克拉伦斯·伯宰（Clarence Birdseye），他觉得用冰冷冻食物有问题，因为冰融化后产生的水给细菌繁殖创造了条件。由于厌烦纽约的办公室工作，他带着妻儿迁到了拉布拉多以猎获皮毛为生。在这里，他注意到，冬季，勤劳的拉布拉多人一捕到鱼就立即将它们冰冻起来，如此保存数周，融化时新鲜如初。

伯宰一家与当地人不同，卷心菜冻在窗户上，鱼在浴缸里游泳，伯宰观察到，凌厉的拉布拉多风如何作用于湿的食物，使它迅速冷冻从而使细菌无可乘之机。不久，他来到华盛顿，揭示他的新技术——速冻过程。他带来一大块冰、一个风扇和一桶海水——这是人工制造的拉布拉多冬天。他用氯化钙制作海水，实验结束后，他发现它比氯化钠制冷效果更好。

速冻成功了。伯宰发现，正如每个制盐人所熟知的那样，快速结晶产生小的晶体，缓慢结晶产生大的晶体。速冻食品中产生的晶体很小，所以它们不会破坏食物原有的组织，因此更能保持食物原有的状态。

1925年，伯宰迁至新英格兰最著名的鳕鱼港口——马萨诸塞州的格洛斯特，成立了一家速冻海鲜公司。他的发明正好诞生于美国及英国咸鱼需求量骤减的年代，更快的铁路运输和更加完善的市场机制把鲜鱼带给更多的人。到了1910年，在新英格兰卸下的鱼只有1%是用盐腌制的咸鱼。

截至1928年，美国用伯宰方法速冻的食品销售量达到了100万磅，其中大部分来自伯宰公司。伯宰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前夜为公司找到了买主，这就是后来的通用食品公司，它模仿了通用电气、通用汽车这些行业领导者的命名方式。伯宰曾经说过：“我不认为我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只是一个充满好奇心和赌徒心理的人。”直到他69岁去世，伯宰一共获得了250项专利，其中包括几十个改进速冻过程的装置和小器具，他还发明了一个内置反光装置的灯泡和鹅颈状台灯。然而，让人们永远记住他的仍是速冻食品。

速冻终于为人们提供了没有盐的鱼，甚至为每一个内陆的人都提供了这种鱼。不久，捕鱼船再也无须在海上腌制它们收获的海鲜，而是改为在船上冷冻。大部分咸鱼摇身一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而非日常所需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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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工程年代给制盐这个缺乏创新意识的行业带来了新的发明。大部分盐场都是由独立的个体创办，它们为技术难题找到了一些创新的解决方案，有些创新如中国四川的天然气一样有着长久而广泛的用途，而有些创新则局限于当地应用，如洛雷恩运河盐场带铃铛的小型脚踏车在叮当声中防止了淡水运河的水与咸水运河的水混合。更有一些创新基于廉价的劳动力（经常是家庭成员）。有一个奇怪的发明是16世纪叫作grau的机器，为了将盐水从贮水池中取出，杠杆的一端是桶，另一端是绳子，女人们拽住绳子像游乐场儿童嬉戏一样，用自身的重量升起另一端的木桶。

另一个例子是用廉价劳动力（这个例子中用的是奴隶）作为动力来转动抽取海水的轮子，与中世纪萨尔索马焦雷脖子上戴着枷锁的男人们行走在踏车的巨大条板上差不多。在哈雷，12个奴隶以同样的方式转动一个轮子。人工转动的轮子在欧洲一直沿用到19世纪。1840年，在马萨诸塞州安角一个有28个盐池的盐场，在无风的日子里，由一个直径为15英尺，宽5英尺的外沿带有木桶的轮子来辅助风车抽水，由一头公牛在轮子里行走提供动力。

抽取海水是制盐者面临的最重要的工程之一，它启发了很多发明创造。人类第一个发动机，即推动工业革命的蒸汽机是由英国人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于1712年发明的，当时它只用于抽取海水。蒸汽机及其后来的改进产品受到拥有充足燃料尤其是煤的英美制盐者们的热烈欢迎。可是在德国，因为缺乏光照，并且大部分泉水的含盐量都很低，燃料的价格成了关键问题，而蒸汽机恰恰需要消耗较多燃料。17世纪，德国人听说萨尔索马焦雷的盐更加有利可图，于是向帕尔马派去了调查人员，以为可以找到更节省燃料的技术，可是他们发现帕尔马人要价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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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盐业的发明创造引领了运输业一系列的发明，尤其是德国北部、柴郡及美国的运河运输行业。安德顿升降机将满载食盐的驳船从50英尺高的柴郡运河降落至威弗河面，使之驶入利物浦弯对面的默西河口。这个升降机建于1875年，将特伦特–默西运河与威弗河相连，它原先利用水的反作用力原理制造的悬臂液压系统将驳船降低。可是洒落的盐污染了河水，腐蚀了机器，于是在20世纪，电力发动机被引进。

制盐者许许多多奇异的方法通常只用于当地制盐业，但是他们对现代钻探技术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人的撞击钻探技术就是领先的发明。所有的撞击钻探，从早期四川到19世纪的卡诺瓦，均由一个凿头、一个长钻头和一只用以重击的铁锤组成。16~17世纪，欧洲人开始使用旋转式钻探技术。他们增加了一种叫作钻探杠的杠杆。1640年，荷兰人就是用它钻探到阿姆斯特丹地下216英尺处丰富的淡水资源的。

19世纪早期，卡诺瓦钻探非常成功，许多美国人开始进行深层钻探以寻找盐矿。在美国，人们改进了传动钻头和钻探头的连接方法，设计出一个叫作jar的装置来抵抗钻头连续的撞击，其实中国人已经使用了好几个世纪了，只是西方人当时并不知道。当美国人发明jar的时候，有个西方传教士英伯特正在四川研究古井。他报告说，有一千多口井钻得很深并且用长长的竹桶取到了海水。他还观察到中国人修理钻头的技术非常精湛，而在西方，这种麻烦通常会导致整个钻井的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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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末，煤矿勘探者在柴郡钻探到岩盐时，欣喜若狂的不是盐商而是科学家。因为这预示着钻探技术的改进最终将开启一个崭新的科学领域——地质学，即对地球的研究。大约一个半世纪以后，英格兰有了第一个系统的地质学课程，它不是由地质学家而是由汉弗莱·戴维创立的。

在地质学家出现以前，一些自然哲学家就已经在思考地球的构造问题了，不过，他们的想法既没有得到证实也没有受到拥护。在哥伦布航行9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指出地球是圆的。11世纪波斯医生阿维瑟纳写过大约100本关于医学和哲学的书，他写道，地球是由史前的洪水、风沙侵蚀、沙砾沉淀和岩石变化形成的。如果当时有更多人理解他的意思，他可能会被尊称为“地质学之父”，可惜的是，科学界花了几个世纪才跟上他的思想。

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关于地球的形成，各个领域的思想家们都有成说，包括达·芬奇。他认为古化石不是人们广泛认为的那样是被魔鬼放置于岩石上的，而是由土壤里腐烂动植物变质形成的。

16世纪中叶，德国人乔治·鲍尔（笔名乔治·阿格里科拉）写到高山、矿物以及地下水的起源。他于1556年出版的《金属学》（De re metallica）一书是迄今最完整的介绍采矿、金属、矿物质和产盐方面的书。

早在地质学得名之前，地质学争论就一直存在着。其中一个就是关于盐的来源，是海洋底部一个巨大的盐床使得海水发咸，还是像有些人相信的那样，是海洋深处巨大的压力将水挤压出了咸味？而另一种说法是，盐根本不是来自海洋，而是由河流带入海洋的。

17世纪，笛卡尔断言甜水是软性的，因此可以挥发，而盐粒是硬质的，所以留存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海水是咸的。根据他的理论，海洋的柔软部分即淡水，被地球表面的小孔吸收，然后以淡水河、溪流和湖泊的形式重现。地球不仅有孔还有裂缝，这些裂缝宽得足以容纳海水、微粒及其他物质，这些海水常常形成盐水泉。有些裂缝是闭塞的没有形成泉水，因此渗入这类裂缝的海水硬化后形成岩盐。

18世纪，有种理论认为自然界的盐水是因石膏吸收了海水形成的，而另一种理论认为是石膏这种世界上最平常的软性矿物质转变成了盐，根据这种假设，水原本就是咸的。那么真正的问题是：是什么使淡水不具咸味呢？

拥有许多科学成就包括创立细胞一词的17世纪哲学家罗伯特·胡克认为，盐来自空气。另一些人认为盐来自碱，这个观点后来被证实，因为碱的确是形成盐的基础。有些人将这两种观点加以综合，认为盐是由海水中的碱与空气里的盐混合而成的。

德国人试图弄清他们那里众多的盐水泉。盐水真的来自地下的岩盐吗？就像柴郡一样？一位普鲁士律师，自学成材的科学家克里斯汀·凯弗施泰因（Christian Keferstein）是七卷本地质学研究著作的作者，他相信在许多盐水泉附近发现岩盐是个巧合，他相信岩盐来自某种岩石。

18世纪与19世纪关于地质学的争论已经达到白热化状态，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水成论和火成论。水成论学说由德国矿物学家亚伯拉罕·戈特洛布·维尔纳（Abraham Gottlob Werner）为首，他们相信所有的岩床在古代都是普通的海。而火成论认为，大部分岩石是由巨大岩石熔化后硬化而成。水成论学说认为盐来自海洋，而火成论学说认为盐源于火山岩。

1775年，威廉·鲍尔斯（William Bowles）利用卡尔多纳的盐山反驳了水成论学说。从逻辑上讲，如此巨大的坚固岩石不可能是海洋的遗留物。又有一些人确认了这个巨大的山就是固体的盐或者含有70%的盐（一项研究证实了这一说法），所以它必定由其他岩石演变而成。

19世纪，欧洲人对世界其他地方盐的储量非常好奇，比如死海。托马斯·杰斐逊不断地被欧洲人问及美国盐的形成，它们的神秘形成被谣传为存在于路易斯安那珀彻斯的北方荒野之中。

随着钻探技术的进步，地球拥有丰富的盐储藏已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岩盐并不稀有而是非常普遍的。到了18世纪末，大部分地质学家相信整个欧洲就坐落在一个巨大的盐矿之上，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对的。为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提供盐的盐矿从德国一直延伸到奥地利，而柴郡地下厚厚的盐层则从北爱尔兰一直延伸到欧洲北部。纽约奥农多加县也是一个跨越整个五大湖地区的巨大盐场的一部分，为底特律、克利夫兰和安大略地区提供地下岩盐矿。

关于地球丰富的盐矿储藏形成的争论仍然没有结束，但是大体上，人们同意地球丰富的盐矿源于海洋而非火山，尽管还无人能够解释海水为什么是咸的。

地质学家出于好奇并且为了探明盐矿，到处寻找盐堆，寻找类似埃弗里岛地区纯净的氯化钠，希望它们因板块从深处受到挤压而凸现在地表之上。关于盐堆的历史理论起源于法国人托马西，他说埃弗里岛就是岩盐，宣称那里的盐“来自火山爆发的水、泥浆和气体”，后来，大部分地质学家都反对此类盐来自火山的火成说。

1867年，戈茨曼向美国矿业局报告说，埃弗里岛地下盐来自从更古老的盐床流出的盐水泉。据他说，盐水来自地球深层，这些盐水在地球裂缝中流动并在地球表面结晶。

盐矿勘探者通过识别地球表面突起的圆形盐堆来寻找盐矿。他们会在那些恒久产出盐水的地方开采，可是那些盐常常被黑色脏物所污染，因而几乎没有什么商业价值。

1901年，帕蒂略·希金斯和安东尼·卢卡斯不听地质学家的劝告，开始钻探得克萨斯一个叫作史宾杜他卜（Spindletop）的盐堆。这大大改变了此后人们对盐堆的看法。井啊，钻机啊，这样的词再不能用魔法召唤出盐，史宾杜他卜已经催生了一个石油的时代。

1859年，在宾夕法尼亚州泰斯特维尔的外围，埃德温·德雷克（Edwin Drake）对制盐者的钻探技术做过研究以后，钻探深达69.5英尺。令所有人吃惊的是，他找到了石油，开始每天生产25桶。许多人都开始相信美国盛产石油，可是以后大部分在东部的钻探却很少能找到石油。

到了1866年，也就是泰斯特维尔发现石油的7年后，人们在安大略发现了盐，那是一个不同的年代。加拿大没有生产多少盐，可人们却并不因为丰富的盐矿藏而兴奋，因为那里的人对发现石油寄予很高的希望。在安大略的戈德里奇，塞缪尔·普拉特（Samuel Platt）组建了戈德里奇石油公司，开始在梅特兰河北岸开采。他们钻了686英尺深还是不见石油的踪影。那些先期投了1万美元的股东们想放弃此项目，但县政府给普拉特提供了1 000美元的奖金，市政府提供了500美元，前提是他必须钻至1 000米深。当他钻至964英尺时，他击中了坚固的岩盐。

戈德里奇盐业公司以52只烧水壶起家，安大略盐场从此成为世界最高产的盐场之一。

到了希金斯和卢卡斯开始在史宾杜他卜钻探的时代，人们对美国石油的期望已经淡化。但是，史宾杜他卜改变了地质学家、化学家、工程师以及经济学家的思维，因为它展示了在单个盐堆的一角，也可以在短时间内产出大量的石油。在最初的65年里，史宾杜他卜生产了1.45亿桶石油，从而使美国超过了当时的产油大国俄罗斯。

同样因为史宾杜他卜，地质学家开始重新看待盐堆。由于盐的难以渗透性，许多有机物质陷入盐的附近并缓慢分解成为石油和天然气。正是这个原因，石油或天然气常常在盐矿边沿被发现，长达2 000年之久的四川之谜终于得到解答。

发现石油后，更多的石油在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沿海被发现，如1902年的索尔莱克，1905年的汉布尔以及1908年的古斯克里克。美国有一项钻探技术在世界领先，而由于地质学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类似的盐堆，这种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波斯湾发现了许多盐堆，1908年，在现今的伊朗发现了石油，而希罗多德曾经写到这里有盐。

在北美的勘探工作继续进行着。当哥伦布·乔伊纳（Columbus Joiner）开始在一个他称为奥弗屯背斜层（the Overton anticline）的地质构造上钻探石油时，没人相信他会成功。现在，人们知道他关于地质学的理论完全是错误的，可幸运的是，当时没人反驳他，人们只是嘲笑他，而他坚持不懈，最终发现了北美最大的油田——东得克萨斯油田。

在那个缺乏合作的年代，石油工人感到欣喜的是美国石油史上三次大的发现——泰斯特维尔、史宾杜他卜以及东得克萨斯油田都是没有听地质学家的建议而勘探出来的。

正如布朗里格在18世纪做出的预言，古老的工艺得到改良，新工艺每天都在诞生。盐的寻找峰回路转，造就了几十个新兴行业。

第20章

永远消失的土地

在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利物浦盐”就是帝国之盐，声名显赫，享誉世界各地。与卡尔多纳、哈莱因或维利奇卡一样，到柴郡盐矿观光也是款待来访贵族的一种特殊方式。那些高贵的访客被装进一个巨大的盐水桶里，然后下到矿井里，这个盐水桶由烛光照明，穿过狭长的隧道。当桶出了隧道到达下层的矿井时，游客们便受到排成“welcome”（欢迎）字形的盐工们的欢迎。本地人相传，俄国沙皇当年访问英格兰时，就曾在柴郡下面的矿井里用餐，“数千支蜡烛环绕其间”。

游客正下到19世纪的柴郡盐矿矿井里。（盐博物馆，诺斯威奇柴郡议会）

柴郡之所以能获得全球市场，得益于通向利物浦的数条运河。盐不仅从这里运往美洲，换取棉花和英国工业所需要的其他输入产品，而且由于利物浦港口的黑奴交易颇盛，所以去往西非的船只需要带着货物出航。尼日利亚就一直购买柴郡的盐，直到1968年比夫拉人的一场内战导致市场崩溃才中止。

1890年以前，除了利润丰厚的国外市场，柴郡还供应着英国90%的盐。在柴郡，一个人只要买下或租下靠近湿草地的一小块地，投入一小笔钱在那儿打一个洞，再在一个煤炉上支起一口扁平的铁锅，就能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

由于柴郡所有盐厂的烟囱建得都不够高，不足以让风带走煤烟和热烘烘的灰烬，所以工人和市民都生活在火热的黑云之中。一家报纸这样描述19世纪80年代那里的景象：“烟雾和煤灰压得温斯福德精疲力竭。”1878年，一个皇家调查团报告说，空气污染正在使当地的作物透不过气来。盐厂主们因污染空气而遭到罚款，但他们的做法依然如故。一个盐厂主对调查团说，他会一直做下去，直到罚款逼得他做不下去为止，而到那时，他会迁往别的地方另起炉灶。

盐并没有给生活带来轻松。常常，一个男人租下一口锅后，为了确保获得最大利润，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就不得不轮班倒，以使这口锅不断地产盐。孩子们可能从9岁就开始在盐锅边干活，而妇女们则往来奔波于家和盐锅之间，交替照料家务和盐活儿。一个领薪的工人一个工作日一般是12小时，但工作时间经常会大大延长。有些工人是按时计酬，有的则是按产盐量计酬。

改革来得很迟缓。1867年的一项法律禁止妇女和儿童在下午六点至第二天上午六点之间工作。工厂巡察员开始对妇女的工作条件进行抗议，说这种工作在体力上实在是过于繁重了。当巡察员们披露了男女在同一间热气腾腾的房子里工作，男人赤裸上身，女人则脱掉外衣，仅穿内衣和内裤的景象时，公众一片哗然。

1876年的一项调查要求，禁止18岁以下的女孩在盐厂工作。巡察员罗伯特·贝克（Robert Baker）主张缩短男人一周的工作日时间，他对调查团说，事实是，男人除了星期六晚上以外，连床的影子都见不到。

***

几个世纪以来，楠特威奇一直是柴郡产盐重镇。但到了20世纪初，地理学家们发现，诺斯威奇和温斯福德才是最重要的储盐地，在那里，岩盐矿的厚度达180英尺，最薄的地方也超过48英尺。

18世纪时，一些奇怪的陷坑还只是零星地出现，但到了19世纪后期，陷坑则经常出现，尤其在诺斯威奇和温斯福德及其周围，而在楠特威奇则没有这么多坑。每年，草地、牧场，甚至城镇都有新的地方坍塌。这些坑遇雨后，形成一个个小湖。18世纪快要结束时，在诺斯威奇附近突然出现了一个100多英亩的大湖。盐厂有时候也利用这些新形成的坑，用灰和石膏将它们填平。这在乌烟瘴气的煤烟之外，又给这个地区增添了一种污染。

对这些陷坑，卤盐生产商们一直在指责岩盐开采商，说这些陷坑是由于废弃的矿井造成的。在岩盐刚发现不久时，这种指责要灵验一些，但在19世纪，陷坑的地点与矿井的地点明显没有什么关联，而且在塌陷越来越频繁时，也没有足够的矿井数量来解释陷坑的数量。相反，在卤盐产量的提高和陷坑数量的增加之间，却有着密切的关系。

塌陷开始给铁路线造成巨大破坏，甚至威胁到桥梁的安全。在诺斯威奇和温斯福德，房屋和建筑一个个因地面陷落而坍塌。到1880年为止，仅在诺斯威奇就有400栋建筑被毁坏。在温斯福德，一个教堂刚建好就被判定为危房。自来水管、下水道以及煤气管道不断地断裂，维修费用不断消耗着市政预算。商店一家又一家被废弃，然后被推倒。

柴郡卡斯尔街正在下沉的办公楼。（盐博物馆，诺斯威奇柴郡议会）

一个路过的游客这样描述诺斯威奇：

许多微小的沟壑横穿过公路，在它们附近，房子根本不是垂直的，它们中有些斜伸向街面足足有两英尺，另一些则斜靠在邻居的房子上，把它们往前推压。烟囱倾斜得已经很危险了；门窗已不能正常开关，窗户上的玻璃很多都已破裂；墙上的裂缝最少也有三四英寸宽；门和过道上的砖拱中，中间的顶砖要么已经掉了，要么就要滑落出来。在很多地方，平时用的穹拱已经被短短的木棒取代。在室内，情况并没有多少改观。天花板开裂了，飞檐掉了下来；墙上的石灰和墙纸遍布裂纹。门如果不经常请工匠修缮，要么就别想打开，要么一拉开门闩，它们就反摆向屋内。

（《室内杂志》, 1879年）

英国人有着委婉含蓄的天赋，他们把这种日益严重的灾难描述为沉降。柴郡的沉降逐渐成为全英格兰有趣的谈资，生出很多柴郡笑话。但它也吸引了不少宗教狂热分子，那些宗教狂热分子来到柴郡，向那些呆呆地看着陷坑的人布道。那些牧师会站在大坑的边儿上，望向歪歪扭扭、热气蒸腾的房屋以及折断的烟囱，然后警告人们说，地狱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事情的真相是，柴郡地下的盐水被抽得太多、太快。柴郡有成百上千雄心勃勃的小企业家在生产盐，他们的竞争极为激烈。有些人甚至抽取过量的盐水，然后把它倒在运河里，仅仅为了不让他们的竞争对手得到它。

流过柴郡盐岩的盐水是一种饱和溶液，它的含盐量达到了25%，因而不能再溶解盐。然而当盐水被抽走后，地下淡水就会填补进来，而淡水会吸收盐，直至浓度达到25%。问题是，当大量的盐水被抽走后，淡水就开始侵蚀支撑盐岩和地面之间间隙的自然盐柱，当一根盐柱坍塌时，它上面的土地就会下沉。

即便在19世纪人们对这一过程已经有所了解，要弄清谁应该受到指责还是很困难的。一个盐厂下面的土地可能仍然很坚固，但它抽取的盐水正导致4英里外的土地塌陷，而比这个实际侵害人距陷坑更近的另外两三个盐厂却有可能没对此造成任何损害。

由于成百上千的人丧失了财产，其中很多人并没有从事盐业，于是他们要求赔偿，从而确定侵害人就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法律事项。如果不能指定一个被告，那他们就不能采取法律行动。他们能控告整个盐业吗？市民们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去议院提交了一个议案，要求赔偿盐业给受害者造成的损失。土地所有者援引了英国法律一项悠久的原则，即土地下的东西也归土地所有者所有，他们声称，不但他们的财产被毁坏了，而且他们所拥有的岩盐也被抢走了。那些抽取盐水的人正在从他们下沉的地产底下吸走他们的岩盐。

盐厂主们抱着一种19世纪资本家特有的自信争辩说，当地人已经从盐业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中得到了补偿。他们否认沉降是由抽水造成的，坚持认为陷坑是一种自然现象，即使不抽盐水，也一样会不断发生。最后，这一观点占据上风，1880年，提案被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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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伦敦的一班金融家集资400万英镑，欲为一家名为“盐业联合有限公司”（Salt Union Limited，简称“盐联”）的企业买下所有的盐厂。这个公司的发起人是7个先前没有什么盐业背景的创业家，他们想买下全英国所有的盐产，成为英格兰最大的实业公司。伦敦的《泰晤士报》和《经济学家》都警告说，这样一个巨型公司很难在这样一个原料如此普遍、初始投资又如此微薄的行业里保持垄断地位。

柴郡有着个体和小规模私营的悠久传统，眼见一个巨头公司买下一个又一个本地盐厂，许多人怒火中烧。但是，业界巨子们都认为，“盐联”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可以解决这个行业参与人过多的问题。而在竞争驱使下，步步升级的盐水抽取速度，也有使大家最后都归于沉没的危险。19世纪80年代后期，低廉的盐价进一步刺激了人们变卖盐厂。

有65家盐厂卖给了“盐联”，这些盐厂不仅有柴郡的，也有斯塔福德郡、伍斯特郡、英格兰东北部和北爱尔兰的。“盐联”垄断了英国85%的盐产。但是，大多数分析家认为，它购买这些公司的价格过高。

在最初的几年，公司的赢利很高，接着便急速陷入衰退。直到1920年，公司利润才恢复到1890年的水平。

1891年，“柴郡盐区赔偿提案”再一次被提到了议院，“盐联”采用了10年前独立盐厂主们的论点：人们已经从盐业带来的经济利益中得到了补偿；塌陷是一种自然现象，与盐厂无关。但是，这一次，“盐联”成了一个靶子，一个显然负有责任的单一实体——被告。当地市民花费了一笔钱，用来推动这个议案，而“盐联”及其股东们也投入巨资争取阻止它。然而它还是通过了，而且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盐联”自己也一直在申诉遭受到损害，称其他公司的抽水行为造成的沉降已殃及其地产。

从长期来看，《赔偿法案》也许对“盐联”是有益的。它成立了一个“柴郡盐水沉降赔偿委员会”，资金来自盐产商征纳的统一税率的税收。这笔税收对小企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对大企业来说，则微乎其微。于是小企业主们便视委员会为大盐业主排挤他们的工具。

委员会定下了一个建筑条例，规定有权索赔的新建建筑都必须按照这个条例修建。坍塌的城镇依照旧式的都铎王朝风格重建，每个房子都坐在一个木框架中，框架内有内置的锚，用以安装一个水压起重机，其力道足以顶住下沉的建筑。一个18英寸高、罐状的顶子可以承重50吨。这就是安德顿起重机用来举起运盐驳船的那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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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时候觉得，英格兰是一群古怪人居住的地方，他们顽固不化，墨守成规，不合潮流。然而，这个地方也出了许多开创工业时代的创业家。英国实业家们创办了许多像“盐联”那样实力强大的公司，这些公司是当今大型跨国公司的先驱。而柴郡的汤普森和斯塔布斯两个家族恰是这两类英国人的代表。

两个家族在柴郡盐业中都有一段悠久的历史。有一张1710年的地图标有“约翰·斯塔布斯盐矿”，但今天的斯塔布斯家人已经搞不清谁是那个约翰了。斯塔布斯家族也出了些梦想家，柴郡的斯塔布斯家族就在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建了一个种植园。但到了19世纪，斯塔布斯家族投身到工业中，把他们的儿子送进学校学习工程。

汤普森家族则深受长寿之苦，当斯塔布斯家族的经营都交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工程师们管理时，汤普森家族的业务却总是掌管在八九十岁老态龙钟的祖父、曾祖父手里。

这两个家族在下沉中的诺斯威奇镇都有盐厂。而斯塔布斯家族的各个成员最后在柴郡各地也都拥有了盐厂。但到了这个世纪末，由于没有能力和大公司竞争，卤盐厂渐渐陷入破产的境地，要么财政收入持续下滑，要么盐厂本身就在不断地下沉。到了19世纪70年代，斯塔布斯家族众兄弟合并了他们的工厂，并于1888年把它卖给了“盐联”。

在卖出他们的盐厂并在“盐联”占有一个董事席位后，兄弟中有几个人在郡里各地又开办了新的盐厂。然后，在1923年，他们又买下了诺斯威奇附近的“新柴郡盐厂”。

然而，汤普森家族还想保持独立的家族经营，1888年他们把“联合盐厂”卖给“盐联”后，又在“红狮旅馆”的旁边挖了一口新井，并把它命名为“红狮盐厂”。

新技术主要集中在盐的勘探和开采上，至于卤盐进入盐厂后的过程，则从罗马时代以来就没有多大的改进。卤盐仍然放在铅锅里蒸发，不过锅要比罗马时代3英尺×3英尺的锅大。汤普森家族的是30英尺×20英尺的铅锅，下面用煤炭加热，巨大的砖砌煤炉有四个炉门对煤炭鼓风。即使进入19世纪，输送盐水的管子也都还是由掏空的树干做成的。除了锅加大了，烧煤而不是烧柴这两点不同以外，大部分过程与乔治·阿格里科拉的《金属学》一书描述的过程一样。这本书以前一直是关于制盐方面标准的欧洲教科书，1912年，由当时身为采矿工程师，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胡佛及其夫人卢·亨利·胡佛最早把它翻译成英文。

在产品越来越多样化以满足越来越多口味各异的消费者方面，柴郡的产盐商们已经是驾轻就熟，它只简单涉及调节煮盐的时间。乳盐要速煮，以使水快速翻动，从而产生精炼的、用于黄油和奶酪的结晶体。在阳光下晒制的、大颗粒的海盐，在这里通过慢煮而被仿制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十四日盐”，这种盐被运往格里姆斯比用来腌制鳕鱼。先硬化成块状，然后再压碎的盐，当地人叫作“拉各斯盐”，因为它要运往西非。由于在西非市场，盐是按体积而不是按重量进行买卖，于是所有柴郡的制盐公司都为这个市场提供体积大、重量轻的结晶盐。

但是在1905年，詹姆斯·斯塔布斯（James Stubbs）前往密歇根学习使用一种新的“蒸发器”。真空蒸发器的基本原理是：当压力减小时，液体的沸点降低。一个锅炉产生蒸汽，蒸汽再加热一个汽室，也就是蒸发器。这些蒸汽接着又被抽入第二个蒸发器，这个蒸发器虽然不能再加热到同样的高温，但由于它是真空的，压力更小，所以产生蒸汽所需要的热量也更少。这样，一系列的蒸发器可以共用给第一个蒸发器加热的燃料，这解决了卤盐生产中一个最古老的燃料成本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古代中国人是用天然气来解决的。

利物浦炼糖厂商从1823年起就一直在使用蒸汽蒸发器，那年，威廉·弗尼科尔（William Furnical）将蒸汽加热法引入炼糖过程。1887年，约瑟夫·邓肯（Joseph Duncan）首先在纽约州的银泉应用真空锅炼盐法。蒸发器将盐水加热成蒸汽，并将其压入至一个汽罐。一旦结晶体达到一定的体积和重量，它们便从罐底落下。如果晶体太大，便会被送进来的盐水向上冲回去；如果它们太小，则不会掉下来。这样生产出来的盐，每个晶体都是同样大小，这在制盐的长期历史中还是首次出现。

来自第一个罐的蒸汽用来加热第二个罐和第三个罐。现在，多达六个甚至八个罐可以由第一个蒸发罐提供燃料，而每一个罐都蒸发盐水。

20世纪30年代，斯塔布斯家族终于为他们的“新柴郡盐厂”进口了第一部盐蒸发器。这部机器宏伟壮观，外观以装饰派艺术风格设计，垂直镶以黑棕相间的木条纹，铜制的装置和仪表锃光发亮。虽然斯塔布斯家族为煮制更大颗粒的盐还用了一段时间的敞锅，但这种老式的锅已经落后于时代，在经济效益上再也不能与蒸发器竞争了。到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斯塔布斯家族又买进了效率更高的新式蒸发器。如今，斯塔布斯家族和“盐联”是英国仅存的三家商业盐制造商中的两家。

安装在柴郡的首部真空蒸发器。（新柴郡盐厂有限公司，诺斯威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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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无论做多少面包，都要用一定量的盐。那么用哪种盐呢？由于除了东海岸埃塞克斯产的莫尔登盐（再说一遍，很贵）以外，已经没有从英格兰或苏格兰海水里提炼的海盐了，所以我用的是柴郡的岩盐，有1.5磅一块的，也有2磅一袋装的，还有透明塑料广口瓶装的，一瓶6磅，后者最划算而且最方便。这是老牌利物浦盐商英格拉姆·汤普森公司生产的盐（十八九世纪的烹饪书经常提到“利物浦盐”），其盐厂设在诺斯威奇。这个公司的包装是最小的，他们的批发价公平合理，所以，如果你发现买的岩盐或“晶体”盐价格太高，那很可能是因为中间商批量买进后，给零售商的定价高于公平价。

（伊丽莎白·戴维，《英式面包和酵母制作》，1977年）

面对周围的卤盐厂一个个关闭或沉没，汤普森家一如既往地用旧式的方法制盐。他们把盐块送到柴郡的学校，给孩子们做盐雕。在圣诞节，工人们把树枝浸泡在盐锅里以挂上结晶。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他们还在雇佣手工钉铆工来修补他们的铅锅，还用蒸汽发动机来提取盐水。然后，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汤普森家族剩下的主要市场尼日利亚被比拉夫人的内战搞垮了。

许多匠师都面临过两种选择：是将盐厂工业化还是保持小作坊生产。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便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经营变得无利可图，它就不能再吸引进行现代化所需要的投资。这就是汤普森家族的命运。在坚持了十年的无利经营后，到1986年，汤普森家族终于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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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郡如今是英格兰一个绿色的乡村，草场上点缀着黄色、紫色的野花，黑刺莓藤爬满篱笆，闲置的运河里生长着水草。很难相信，100年前，这里煤烟笼罩，天如墨染；上百座烟囱矗立在地平线上；土地被污染，变得贫瘠、荒芜；锅垢到处都是，白斑点点。

当地有人写信给汤普森盐场，想要买这种老牌的装在木盆里干成块状的盐。他们叫这种盐为“方盐”，说它更宜于用来煮豆和做熏肉。然而，再也没有汤普森盐了。

威尔皇家古镇委员会买下了这个盐场所在地，并设立了一项慈善信托基金，试图把这最后一个诺斯威奇卤盐厂复原为一个博物馆。它正在极力争取资金，因为它周围满布着陷坑。黑白花斑奶牛懒洋洋地栖息在这些陷坑里，四周覆盖着青草、灌木和细嫩洁白的野胡萝卜花。然而，偶尔还能见到略深一点的沉降，某种别的东西在下沉。许多人认为，有朝一日，汤普森盐厂也将沉没。

第21章

盐与伟大的灵魂

20世纪的印度处在麦迪逊和杰斐逊极力反对的殖民统治之下，那种殖民统治曾使亚当斯为之愤怒。当然，它的确也使许许多多的印度人愤怒不已。对英国人来说，印度的存在只不过是为了大不列颠的繁荣，其工业只不过是为英格兰米德兰平原提供利润，而印度的盐则必须符合柴郡的利益。

英国人总是把印度视为它的一个商业公司，这一点从下面的事实中暴露无遗：当英国人在这个亚洲次大陆刚立稳脚跟的时候，他们便把它交给了一个私人贸易公司——东印度公司。1600年由伊丽莎白颁发皇家特许状成立的东印度公司虽然只是个商业组织，却具有一个国家的职能，它可以印刷自己的钞票，根据需要统治它的雇员，甚至还可以征集陆军和海军，向其他非基督教国家宣战或议和。1639年，这个公司在印度买下了第一块地产——沿海岸线伸展的一个条状地带，并在那里修建了加尔各答城，一直修到17世纪末。18世纪，英法之间接二连三打了几场战争，最后英国人攫取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其中的大部分又被转交给了东印度公司。

这个公司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官僚体系和一支庞大的薪俸优厚的民政官员队伍，但高级职位从不提供给印度人。到19世纪前，印度有一半处于东印度公司的统治之下，另一半则由当地王孙统治，而这些王孙又只是英国人的傀儡。1857年，印度人公开暴动，第二年，英国君主从东印度公司接管了大多数的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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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人建立人为的贸易障碍以前，印度就有便宜、供给充足的盐。在印度的两个海岸，有很多自然盐田，之间还有巨大的岩盐矿藏和许多盐湖，同时，它也有大面积的无盐区，有着自己生产和买卖盐的传统。虽然旁遮普的大量岩盐矿纯度超乎寻常，但戒律严格的印度教徒对岩盐甚至煮出来的盐却总抱着怀疑的态度。印度人总是偏爱日光蒸发出来的海盐，这不仅仅有宗教的原因，也由于这种盐更容易获取。在西海岸靠近现在的巴基斯坦边界的地方，以及在东海岸加尔各答附近，都有一些河水入海口，海水从这里渗入湿地和沼泽，然后被太阳蒸发，留下一层盐皮。

在西海岸的古吉拉特，有一片9 000平方英里，叫作卡奇的沼泽地，这里至少在5 000年前就在生产盐了。每年八九月的雨季，这片沼泽地就会被海水或洪水淹没，到了12月，这里的盐水便借着来自北方干燥的冷风开始蒸发。

奥里萨产盐区在东海岸，这是一块极佳的自然海盐区，沿着一个320英里长、10~60英里深的地带伸展。盐床（khalaris，当地叫“卡拉里”）在每年春天都会有两次海潮灌入，土壤中的水被蒸发后，便饱含盐分。由自然阳光蒸发的盐称为“卡塔奇”（kartach），另一种将盐土掺入海水然后煮干而成的盐叫作“潘迦”（panga）。这样的盐是一种不断再生的资源，这不仅使此地成为理想的产盐区，而且使它除此之外别无所长。在奥里萨，最贫穷的农民可以在“卡拉里”生产盐，供其自用或者卖给他人。

盐工们会把盐田（“卡拉里”）上的花草树木以及地底下数英寸深的根茎都清除掉，然后沿着盐田边缘把这些废料堆积成堤墙。

他们还建造水渠以便在涨潮期间引入海水。海水中的盐被土地吸收，然后更多的海水又被春天的海潮带进来。新进的海水与盐土混合后产生浓缩的盐水，他们把这些盐水倒进矩形的锅里，然后，再把200多个这样的锅用泥土胶合在一起，置于拱形的窑内。盐工们在每个窑的南北口都安装一个通风管，以便让外面流动的风煽旺里面的炉火。随着盐水在锅中蒸发，工人们（他们叫“马兰吉斯”，malangis）不断往里加盐水，一次一长勺，直到每个锅盛满了3/4的盐晶体。然后，马兰吉斯们把盐堆在露天环境里晾干，并盖上芦苇。这样生产出来的盐，以其洁白而闻名，被许多人认为是印度最好的盐。然而，它却很便宜。

这种“潘迦”盐经由默哈讷迪河运往其西邻省份，在那里它很畅销。商人们从印度中部来到奥里萨，或者用钱买，或者用牛车驮着棉花、鸦片、谷粮等来交换盐。

甚至在孟加拉的英国人也买奥里萨的盐，因为他们需要大量的盐为18世纪与法国的战争制造军火。他们生产火药的盐，很大一部分来自奥里萨。

印度的大多数地区从古时候起，就有着薄征盐税的传统。在奥里萨，马拉塔（Maratha，英国人统治印度以前，印度大部分地区的统治阶级）只对在本省内商业运输的盐征收很小一笔盐税。盐的贸易是如此之广，以至于他们从这样微薄的盐税中就能得到丰厚的收入，而且他们会避免提高盐税以防损害奥里萨盐的价格优势。作为对这种收入来源的回报，他们负责保护盐业的繁荣和发展。马拉塔统治者对奥里萨的态度使人想起中国的一句古话：“治大国如烹小鲜，宜轻宜缓。”

英国人的治国，就像他们的烹饪一样，不知轻缓。在18世纪晚期，柴郡不断地提高盐产量，凶猛地抢夺海外市场，帝国则被期望能提供这些市场。然而，利物浦盐在价格和质量上均无法和奥里萨盐竞争。1790年，英国人要求允许他们买下所有奥里萨生产的盐，但遭到了奥里萨的马拉塔邦主拉胡吉·邦士拉的拒绝，因为他知道，英国人试图除净奥里萨盐，以便把英国盐维持在一个人为设定的高价上。英国人遭到拒绝后，便粗暴地禁止了奥里萨盐在孟加拉的销售。

由于奥里萨与孟加拉的边境是一片茂密的丛林，难以巡防，所以这一新禁令的最初结果便是产生了一批组织严密的盐走私团伙。来自奥里萨便宜的走私盐涌入孟加拉，致使英国盐仍然无法与其竞争。1803年，英国军队以反走私的名义占领了奥里萨，并将其纳入孟加拉版图。

1804年11月1日，英国人正式宣布，奥里萨盐由英国人专营。私自贩盐被完全禁止，人们必须将其拥有的盐以既定的价格立即卖给政府。盐的运输也被禁止，甚至运到船上供海员航海期间食用的盐，也要受到英国人严格的检查。十年之内，除英国政府以外，任何人均不得生产盐。英国人还建立了一个待遇优厚的情报人员队伍，以杜绝隐秘的盐交易。

奥里萨最初的反抗来自沿海的族长、地主们（Zemindar），他们的特权和权威由于盐业被毁而受到削弱。在英国人统治之前，这些地主控制着奥里萨北部的马兰吉斯，他们从其生产的盐中获得丰厚的利润，而只付给那些马兰吉斯一点可怜的工资。工人们为了使用沿岸的盐田，自己生产盐，都会付给这些地主很高的租金，其中有一部分是免费提供地主所有日常家用所需的盐。

尽管如此，盐工们的生活相对于1804年英国专营以后仍要好得多。英国人贷给马兰吉斯们一笔钱，以他们未来的盐产做抵押，而马兰吉斯们在债务上则越陷越深，最终不得不为英国人生产盐以偿还债务，实际上沦为英国盐业部的奴隶。每年，数以千计的工人死于各种传染病，尤其是霍乱。

起初，地主们阻挠英国人的盐业政策，并且鼓动他们控制下的马兰吉斯不予合作。马兰吉斯们开始非法私自生产盐，成百上千的人因此而被捕。1817年，发生了马兰吉斯起义，他们攻击盐厂和盐业管理部门，赶走了经理人。

起义失败后，当地人放弃了抵抗，但他们仍然秘密地进行盐的生产和贸易。有些家庭甚至靠非法制盐维持生计。

***

在英格兰，印度人对英国人的盐业政策愤愤不平已是广为人知，甚至在一本烹饪书里写道：

一个穷人可以抱怨的最深重的苦难之一，就是缺盐。印度人的许多暴动和骚乱，都起因于东印度公司某些不称职的公务人员冷酷不公的盐业垄断，为扩张其财富，东印度公司常常投机买断各个港口和市场上的所有盐。

（玛丽·伊顿，《烹饪与家政通用词典》，1822年）

19世纪早期，为使盐税有利可图，并阻止盐的走私，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各地设立了海关检查站。1834年，任命了一位狂热的海关署长G. H. 史密斯。他在20年的任期内，把这样一个体系扩张成了环绕孟加拉的一条“海关线”，跨越这条线的盐都必须缴付关税。他还降低了一系列较次要物品如烟草等的关税，以使海关官员集中注意力关注盐的走私。这些官员拿着低微的工资，却被赋予很大的权力，这是一场灾难。他们因没收的盐而得到奖赏，拥有不受制约的搜查、扣押和拘捕走私者的权力。于是，受贿以及其他形式的腐败行为盛行也就不足为奇了。19世纪40年代，在强化这条防线的热情驱使下，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西侧修筑了一堵14英尺高、12英尺厚的尖刺篱墙，以防盐走私者进入。1857年的“哗变”（这是当时对那次起义的描述）之后，英国政府接管了对印度的统治，此后，这条“海关线”不断扩展，最后横跨整个印度，蜿蜒2 500英里。树篱最后膨胀成了一个刺瘤，由刺梨、刺槐以及稍好一点的竹子等树木盘结而成。除了一些定期开关，由海关人员把守的关口，任何人都不能穿越。到了1870年，为强制推行盐税，这条海关防线雇佣的人员竟达到了12 000人。

起初，当英国人还具有完全控制力的时候，他们曾试图在奥里萨生产盐，然后再以他们的价格在孟加拉销售。他们砍掉沿岸的树林，扩大产盐地的面积。然而英国盐商却担心这会同他们竞争孟加拉市场，于是他们游说议会压制奥里萨的盐业生产。1836年，开始对本地生产的盐和进口的盐征收同样的税，于是，对政府来说，盐是进口的还是本地生产的已经无所谓了，因为从两者身上获得的税收是一样的。

***

本地盐由于要面对烦琐复杂的官僚程序，很难具有竞争力。它不能以同样快的速度卖出，不得不储存在加尔各答附近的仓库里，这样便有被贪污的风险。殖民政府对此做出的回应是，限制奥里萨的产盐量，它甚至关闭了一些盐厂，声称奥里萨盐质量差而生产成本却很高。1845年，殖民政府勒令盐的年产量缩减到上一年总产量的一半。

奥里萨督办A. J. M. 西尔斯写信给殖民政府警告说，削减产盐量会激起奥里萨居民对英国人的反对，因为，在产盐区，人们对其他的经济活动一无所知。

***

即便在最好的时期，马兰吉斯仍在紧邻盐田的村庄里过着艰苦的生活。家庭中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一同劳作于盐田。有些人抛下自己的家庭，从遥远的村庄跋涉而来，一年中有五个月住在盐场附近临时搭成的茅棚里。

英国人要求马兰吉斯对在运输期间或由于储存不当而造成的所有损失进行赔偿，尽管运输和储存与这些盐工毫无关系。盐督们曾试图说服政府，有必要给这些盐工提高工资，但政府希望减少产量，反而不时地降低工人的工资。

英国人的政策是保留盐田附近的树林，以便有木柴可提供燃料。这些森林以前就被砍伐用来做盐场，这样，林中的老虎、熊和豹子异乎寻常地密集，最后连马兰吉斯都吓得不敢进林子伐木了。在1846年这一年里，就有22个马兰吉斯葬身虎口。盐业和税收部门都悬赏猎杀野生动物，虽然赏金相当可观，射杀的野生动物却并不多，数量也没有明显减少。

1863年，英国政府企图终止本地盐的生产，并指示盐督们尽快停止生产盐。盐业生产的废止导致了1866年奥里萨的一场饥荒。饥荒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是马兰吉斯，因为他们不能转而依靠庄稼维持生计。政府的政策还导致了孟加拉的盐短缺问题。

英国人采取的应对之策是，设立他们自己的盐厂生产卡塔奇盐，目的是给当地人提供便宜的盐以及工作机会。这个策略如此成功，以至于利物浦盐失去了竞争力，并使政府于1893年关闭了这个盐厂。胜过英国盐是违反规则的。

盐厂一关闭，马兰吉斯们便又陷入饥饿之中，而盐这一代代用以换钱的物质就在他们脚下，闪着白光等着他们开采、卖钱。但是，即使从地面上刮出一点盐来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奥里萨人被禁止从事任何与制盐相关的活动，他们只好抛下饥饿的妻子儿女，到印度别的地方寻找工作，在拥挤、肮脏的条件下，拼命地干着苦力，以便挣取足够的钱寄给家人。不久，马兰吉斯们从奥里萨消失了，留在那里的穷人被剥夺了采盐的权利。

***

印度抗议盐业政策的首次公开集会发生于1888年2月，这次集会由克塔克城（默哈讷迪河的一个港口城）的乌特卡尔联邦院（Utkal Sabha）组织。有人指出，贫穷的印度人所承担的税务负担是英格兰人的30倍。由于所有被征税的盐都是由海外进口的，因而盐税被人们称为“无理强行之帝国本性”。人们呼吁政府提高收入税，中止从海外招聘公务人员以节省资金。奥里萨集会的抗议者们认为，这些被节省下来的资金可以弥补政府损失的盐税收入。

20世纪初期，英国人的盐政策遭到印度各省法院的攻讦。1923年，为平衡预算，政府提出盐税加倍的方案，印度立法大会拒绝支持这一提案，但由总督雷丁勋爵行使裁决权，于是英国人最终批准了这一方案。1927年，立法大会投票决定减半盐税，虽然许多人要求完全废除盐税，但英国人没有答应。

在1929年的印度立法大会上，来自奥里萨的一位代表潘迪特·尼拉康塔·达斯要求恢复奥里萨的产盐业并取消盐税，可政府争辩说，盐税是穷人对国家做出的唯一贡献。

英国政府对此事并没有认真对待。印度事务助理大臣温特隆爵士向英国政府保证，没有理由为盐务担心，然而在英格兰，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种看法。在英国议会，亨利·克雷克就辩论说，盐税正使印度陷入严重贫困，而这种贫困正在引起民众骚乱。有些人暗示，与骚乱带给大英帝国的威胁相比，盐税的岁入不太值得。劳工代表们警告，盐税在印度可能使他们陷入又一个爱尔兰困境。

1930年，奥里萨看起来已接近公开反抗了。

可见，与当今的流行看法截然相反，尽管富有创造性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想到了把反抗集中于盐务，但这一思想并不完全是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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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于1869年10月2日出生于西海岸的一个小镇波尔班达，这是一个与皇族城邦同名的首府，位于古吉拉特半岛，距卡奇沼泽并不远。甘地在考虑发起盐务反抗运动时，选择了这个地区而不是对面海岸的奥里萨，这是原因之一。甘地说过，他觉得与古吉拉特的盐工们最为亲近。

在波尔班达长大期间，他并没有直接接触到马兰吉斯们的世界。他属于吠舍种姓，这是第三级种姓，低于统治阶级而高于劳工阶级。“甘地”的意思是“杂货店老板”，但莫罕达斯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和叔父都担任过波尔班达的首相。这是一个很小的城邦，统治者对人民实行苛刻而又专制的统治，但对英国统治者却唯命是从。莫罕达斯诞生于一栋寒微的房子里，这栋房子现在还坐落在波尔班达城边，证明虽身为波尔班达的首相，其地位和财富却平平。莫汗达斯13岁时由父母为其包办的婚姻持续了62年。虽然他以简朴和克己获得持久的美誉，但他早年并非如此，青年时期的他在食色两方面都纵欲无度。为反抗家中的宗教戒律，他试着吃肉，期望自己长得像食肉的英国人那样高大强壮。

甘地是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他对性欲、节食和身体功能具有超乎寻常的热情和古怪的理论。在已近暮年时，他实施了一种“实验”，要求年轻的女性裸身与他整夜同睡一床，测试他戒除性交的决心。他展示了一种恶作剧式的幽默感。据说，当他被问及如何看待西方文明时，他的答复是：“我认为它是一种很好的想法。”

但是甘地并没有鼓吹东方文化的优越性，他说：“如果认为印度的洛克菲勒比美国的洛克菲勒好，那是非常荒唐的事情。”

他不仅受到印度教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耆那教的影响，该教禁止杀害任何生灵，并且该教的传教士都戴着面具挡住自己的嘴，以确保他们的嘴在呼吸时不会无意中吸入昆虫，使之死亡。

甘地到国外旅行，在伦敦研究法律，访问巴黎，他谈到对新建成的埃菲尔铁塔的印象：“这塔是一个很好的事实，它说明我们都是被无关紧要的小事所吸引的孩子。”

在南非，他成为一场运动的领导人，以争取印度人的公民权利。在因其努力而入狱后，他在一个适宜的环境中——监狱的牢房中，阅读了亨利·大卫·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一书。与佛教和耆那教一样，梭罗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被梭罗的推断所震撼：“我有权利承担的唯一义务是，在任何时候去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他的对手们持续不断地贬低他，因为竟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会跟随这样一个古怪的人，这看起来不太可能。甘地的公民不合作方法总是非暴力的，但是他反对“被动抵抗”的说法，因为它并非意味着非暴力。非暴力必须以一种不会使自己的对手感到屈辱或被击败的方式来进行，甘地说对手必须“戒除错误”。为了给他的抵抗寻找一个代名词，他采纳了表兄弟马甘拉尔·甘地的建议：sadagraha，它指在良好事业中的坚定性。莫罕达斯把sada改为satya，意为“真理”。甘地将以satyagraha即真理的力量来进行抵抗。甘地说，这是一种能够同时提升两方的力量。

甘地对他所做的一切展示出一种内在的自信。他确定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而且因为它是正义的，所以才风行各地。他沉静的自信使他成为一个不断让人惊讶的人：做出突然的决定，在出人意料的时候调整行动轨迹。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这一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的和平主义者，宣布他支持英国的战争努力，这使他的追随者感到迷惑不解。正当他似乎在抨击工业革命及其机械时，他突然坦白了他对辛格缝纫机的感情：“这是迄今为止所发明的极少几种有用的东西，这一装置本身有一段传奇佳话。”路易斯·费希尔是他的传记作者，是一位熟知他本人的作家，费希尔这样写道：“与他进行谈话是一种发现的航程，他敢于在没有航海图的情况下到达任何地方。”

与他同时代的另外一位印度著名人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则是一位高大而雄辩的贵族，据说是他给予了甘地那著名的头衔“圣雄”（mahatma），意思是“伟大的灵魂”，或者像他所说的那样：“穿着乞丐衣衫的伟大灵魂。”（the great soul in beggar’s ga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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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在孟买成立，组织者大多数是高种姓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一些英国人。起初，有些人甚至赞同英国的统治，但是渐渐的，他们成为独立运动的领导力量。正是甘地使印度国民大会和印度独立事业成了一种群众运动。完成这一转变的主要手段之一是盐非暴力抵抗及不合作主义抵抗运动（salt satyagraha）。

盐抵抗运动的理念形成于1929年在拉合尔召开的印度国民大会。当时盐在若干个地区都已经成为棘手的热点问题，不过它还不是一个民族问题，并且尽管在奥里萨和其他地方都酝酿着一场暴动，甘地的大多数同伴却几乎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国民大会中的许多人，甚至那些最接近甘地的人，都对他把独立运动集中在盐的问题上的想法感到困惑不解。但是甘地争辩说，这是触及印度所有种姓生活的英国暴政的例证，人人都要吃盐。事实上，除了甘地自己，人人都要吃盐。甘地曾公然抨击吃盐，并且在当时，他已经有6年时间没有接触过盐了。

1930年3月2日，甘地写信给印度总督欧文勋爵：

如果您无法看到您与这些邪恶打交道的方式，而我的信件对您的心灵也没有任何吸引力的话，那么本月12日我将与那些我在真理学院能够召唤的工人同胞一起游行，漠视盐法中的条款。站在穷人的立场上，我把这种税看作最邪恶、最不公正的。独立运动对于生活在这一土地上的最穷苦的人已经势在必行，它的开端就要从反对这一邪恶开始。

总督对甘地要违犯法律的决定感到遗憾。甘地所提到的真理学院在古吉拉特，从艾哈迈达巴德穿越萨巴尔马蒂河。这是一个不合作主义者的静修地，并且甘地已经向他的追随者们指出，他们的定居点从地点上说，很接近于阿默达巴德监狱，而最终在那里，他们会度过自己的大部分时间。这一预言准确无误。

耆那教在当地是非常流行的，它已经成为一个避难所，因为其他人要消灭的害虫，耆那教却不会予以伤害，所以当地到处都是蛇。甘地在真理学院里居住在一个监狱牢房大小的房间里。事实上，监狱里的生活对甘地来说更像一种调节。他甚至评论说，他在监狱里可以阅读更多的书。

1930年3月12日，甘地和78名被挑选出来的追随者离开了真理学院，打算步行240英里到丹迪海边，在那里，他们将通过刮取海盐的方式来藐视英国的法律。有几个人并非来自真理学院，包括两位穆斯林和一位基督教徒以及两位来自最低一级、被看作贱民的种姓。甘地打算使这一群体成为印度的一个缩影，但是他拒绝允许被他称为缺乏“骑士精神”的那些妇女参加长途跋涉。他解释说：“我们要的是忍耐，有可能遭受折磨。如果我们把妇女放在前列，政府也许就会犹豫是否要用所有的处罚来惩处我们。”

他们沿着满是尘土的道路缓慢前行，每天走20英里，迎着热浪滚滚的地平线行进。行进在最前面的是手持竹杖、瘦得一把皮包骨的60岁的甘地，他缓慢的步伐充满了自信和决心。有些人太疲乏，脚变得酸痛起来，他们败退到马车上。跟在甘地左右随时待命的有一匹备用的马，但是他从来没有使用过它。

长途跋涉在每天清晨6点半开始，而这时，甘地已经起来几个小时了，他织布、写文章或者写演讲稿。曾经有人看到他半夜在月光下写信。他在中途会停下来对早就聚集起来要见圣雄的村民们说话，并且邀请他们加入自己的行列，打破英国人对盐的垄断。他还宣讲改善卫生状况的益处，督促他们戒绝毒品和烟草，要像对待自己的兄弟那样对待贱民阶级，要求大家穿手织棉布（khaddar），即印度人自己手织的棉布，而不是进口的英国纺织品。18世纪60年代，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约翰·亚当斯也曾督促美国人穿自己手织的棉布来替代从英国进口的纺织品。

“对于我来说，没有向后的退路，无论是我独自一人，还是被成千上万的人所追随。”甘地这样写道。但是他并不孤独，所到之处，沿途的当地官员们辞去自己在政府中的职位来表示他们的支持。英国人在印度举办的媒体（报界）嘲笑和奚落他，《加尔各答政治家》说他可以无限期地蒸煮海水，直到达到自治状态。但是外国新闻媒体却被这位为反抗整个大英帝国而长途跋涉的矮小男子所吸引，全世界人民为他这一奇异的挑战而喝彩。

新闻界报道了他说服人的能力和他的执着精神。但是总督欧文爵士，在得到英国特工的情报之后，相信甘地很快就会垮下去。他甚至写信给负责印度事务的国务秘书说，甘地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如果他继续每天的跋涉，很快就会死去，而“这将是一种令人非常高兴的解决办法”。

4月5日，在长途跋涉25天之后，甘地到达了丹迪海边，跟随他到达的不是78位追随者，而是数以千计的追随者。他们中间，既有堪称精英的知识分子，也有赤贫者和许多妇女，包括来自城市的家境富裕的妇女。

甘地带领他的追随者们彻夜祈祷，陪伴他们的是阿拉伯海温暖的层层翻涌的海浪。迎着第一缕曙光，他带领着几个人下水开始净化（purifi cation）仪式。然后他涉水，迈着他纤细的腿，小心探索到海滩，到达有着厚厚盐壳的地点，这盐壳是太阳蒸发之后形成的，它正在发生裂化。他弯下腰挖起了一大块儿盐，从而违犯了英国的盐法。

1930年4月6日上午8点半，甘地通过在古吉拉特半岛海岸的丹迪捡起盐块的方式，公开反抗英国盐法。

“万岁，解救者！”有一位朝圣者这样呼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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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的另外一侧，奥里萨的人民甚至在甘地到达丹迪之前就决定要开始制盐了，并且他们决心要继续，无论印度其他地方是否追随甘地。他们在加尔各答开设了一个营地，来自奥里萨不同地方的自愿者来到这里，并且在誓言上签名，宣誓要把自己奉献给抵抗盐法的斗争。他们经常定期举行会议，讨论盐抵抗运动的性质和重要性。英国人取缔了这些会议，那些公开演讲这一主题的人被逮捕并被投入监狱。

在奥里萨组织的公开制盐是从4月6日开始的，恰好与甘地的长途跋涉是同一时间。当地人吹响螺号并抛撒花瓣来宣告他们的非暴力公民不服从日。当他们沿着海岸前进时，他们的领导人高帕邦杜·切尔德赫里被逮捕了，但是这一团体的活动仍在继续。4月13日早上8点半，他们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印除里（Inchuri），在那里，成千上万的人早已起床，准备目睹他们触犯法律。

他们弯下腰来铲起大把的盐，警察们试图强夺他们手中的盐。一群持不同政见的人跑到海滩上，捡起盐来，又被警察夺走。抗议持续了好几天，制盐者的妻子也参与了抗议，接着是警察的妻子，然后是更多的制盐者。警察调来了增援人员，不久监狱就被填满了，越来越多的警察和抗议者像潮水般涌入印除里。警察装上子弹，他们并不打算真的伤害这些人，只是有意要恐吓一下示威者，可是这不起作用。

抗议者遍及海岸。大批持不同政见者是妇女，甚至有些抗议示威活动就是由妇女组织的。警察使用了棍棒，但是抗议者保持着非暴力行为。当抗议示威活动结束时，有两万多人涌上街头抛洒鲜花，并欢呼和迎接那些被释放的非暴力抵抗及不合作主义者从监狱返回自己的家园。

从甘地在丹迪海滩上举行仪式到演变为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只花费了一周的时间。制盐（实际上是收集盐的行为）广泛扩展开来。为了与甘地的其他教导保持一致，抗议者们查封了烈性酒商店并且烧毁了外国布料。盐在街道上被公开出售，警察采用了暴力性围捕。在卡拉奇，警察开枪打死了两位年轻的国民大会积极分子。在孟买，当警察发现有人在国民大会的屋顶上制盐时，上百人被绳索捆绑着拖拽到监狱里。

教师、学生、农民，看起来似乎大多数印度人都在制盐。西方的报纸报道了这场运动，整个世界似乎都在同情抗议者们，而不是英国人。在美国，白色的“甘地帽”成为一种时尚，不过圣雄依然保持着他的光头形象。

但是抗议活动已经传播到其他没有使用真理力量的团体。有一个这样的团体袭击了东孟加拉的军火库，并且杀死了六名警卫。当装甲小汽车被派遣到白沙瓦对付抗议示威者时，一辆装甲小汽车在西北部受到攻击然后被放火烧掉了，于是第二辆小汽车用机关枪开火，杀死了70人。

甘地寄了一封信给欧文勋爵，抗议警察的暴力行为，这封信的开头，如同平常那样总是以“亲爱的朋友”开始的。然后他宣布自己打算向政府所拥有的盐场进军，并且以人民的名义接管它们。当英国军队开到邻近丹迪的村庄时，运动的领导人正在这个村庄里的一棵树下睡觉，英国士兵逮捕了他。

《曼彻斯特卫报》警告英国政府，逮捕甘地是一个煽动印度进一步行动的成本高昂的失策之举。英国工党的官方喉舌《先驱报》也反对逮捕甘地。

当印度爆发反对的浪潮时，甘地正坐在监狱里纺棉花。多达10万抗议者，包括所有的主要领导人和大多数次要的地区领导人，都在监狱里。国民大会委员会被宣布为非法。有关盐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于是政府试图与被监禁的领导人进行谈判。温斯顿·丘吉尔不赞成地说：“印度政府把甘地投入了监狱，而他们却一直坐在他的牢房门外，乞求他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1931年3月5日，欧文勋爵签署了甘地–欧文条约，结束了这场盐的反抗运动。生活在海岸边的印度人被允许收集仅供自己使用的盐。监狱里的政治犯被释放，当局计划在伦敦召开圆桌会议来讨论英国在印度的管理问题。所有的公民不服从运动被停止，不过这被看作是一种妥协。对于某些人来说，英国人在很多方面获胜了，但是甘地很高兴，因为他认为英国和印度首次作为平等的双方进行了对话，而不是主人与奴仆。

欧文建议他们一起喝茶来庆祝该条约的盖章，而甘地说他的茶应当是水、柠檬和一撮盐。

甘地已经成为印度人热望的代表，印度国民大会已经成为独立运动的主要组织。1947年，印度独立了，五个月之后，甘地被一位印度同胞刺杀，此人把甘地欲与穆斯林达成和平的努力错误地阐释为讨好穆斯林的计划的一部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一位曾经帮助甘地建立了印度国民大会的爱国律师的儿子，成为印度总理。尼赫鲁曾经被问及他记忆中的甘地是怎样的，他回答说，他总是把甘地看作一个手持竹杖、领导着众人向丹迪海滩进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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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00年，在英国人到达印度之前很久，有一本名为《政事论》的书，它记录了在旃陀罗笈多建立的第一个印度帝国的统治之下，由一个被称为lavanadhyaksa的国家官员授予许可证的制盐活动在固定费用体系下监督进行。在英国人离开以后的半个多世纪，盐的生产仍然在政府的监督下进行。

1947年以后，独立的印度努力确保盐的价格维持在一个民众能够接受的水平。独立后的印度，盐的生产被组织成小的合作社，但大多数合作社都失败了。该产业如今被少数势力强大的盐商控制着。政府通过盐代理人来照顾盐工的利益。从甘地的真理学院越过河流，在艾哈迈达巴德，古吉拉特的盐代理人被许多工人指控只照顾盐商的利益，而不照顾工人的利益。

旁遮普的岩盐如今在巴基斯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和卡奇沼泽，已经成为印度的主要产盐地，而奥里萨，只有6个盐场延续至今，而且已经不再是重要的产盐区。如今，差不多3/4的印度盐是在古吉拉特生产的。古吉拉特人凭借其海岸经济已经不再是印度最贫穷的人了，但是盐场的工资如此之低，以至于大多数产盐工人来自更加贫穷的地区。每年9月，数以千计的工人迁移到古吉拉特工作，每周要工作7天，直到盐季在春天结束时为止。他们经常一天挣得一美元多的工资。数以百计的工人未经申报，这样，盐商就不用为他们支付社会福利了，而且避开了禁止雇佣童工的法律。这些工人中有许多来自最低等级的种姓，并且负债累累，受制于产盐者。盐的表面在干燥的太阳光下发出炫目刺眼的光，致使许多产盐工人永久性失明。他们抱怨说，当自己死去时，身体不能被妥善地火化，因为他们被注入了盐。

1998年6月，一场侵袭古吉拉特的风暴使大批廉价劳动力死亡，死亡人数在1 000~14 000人。于是印度盐的价格急速上升，但是到了年底，这些劳动力就已经替补上位，价格也已回落。盐再度以低价（可以买得起的价格）出售，而这是每一个印度人都有权期盼的价格。

第22章

不要回头看

早在3 000年前，为了在犹大山居高临下的高地上建立一个首都，大卫征服了锡安堡垒，并且建立了耶路撒冷。这些高地曾经是戒备森严的高原，又一度成为供人们休闲散步的静谧园林。在不同的时期，它们要么成为该地区的风景胜地，要么成为该地区的战略要地。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在晴空万里时，约旦境内的摩押山看起来就像一片粉红色的云彩飘在远方。可是，从这里人们看不见的是即将消失的自然奇迹：死海（因为它低于地平线，事实上，它是世界最低点，低于海平面1 200英尺）。希伯来人称它为Yam HaMelah，意为“盐海”。

死海约45英里长，最宽处达11英里，以色列和约旦边境线从它的中心穿过。死海看起来平静安宁，具有一种荒凉的贫瘠之美。人们对它的第一印象是它无法居住。然而，如同世界许多无法居住的角落一样，由于拥有大量的水和电力资源，它已经变成一个高速发展和有利可图的度假胜地。

死海的矿物质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浮力，诱使旅游者们来此小试身手。这里的海水根本没有水的感觉，附在皮肤上感觉油腻腻的。这是一种可以浮起比鸡蛋更重的物体的盐水。当人们涉水几英尺深之后，身体会自然地弹出水面，几乎浮在水面之上，如同躺在充气垫上。这是最舒服的床垫，它与背部每个部位都完美地结合，这就是水床意欲达到的功能。这里的水（假如我们可以称之为水的话）清澈透亮，但每一个漩涡都如浓厚的糖浆一般看得很清楚。你可以感觉到矿物质对皮肤的作用，如同一场蜕变正在发生。浴者完全浸泡其中。

普利尼写道：“动物的身体沉不下去，甚至公牛和骆驼都会浮起来，结果人们发现任何东西都沉不下去。”美国圣经文学教授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Robinson）在1838年到此游历后，得出和普利尼一样夸张的结论，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水上坐着，站着，躺着或在水里游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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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海北部几英里处的杰里科（Jericho）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镇。这片绿洲靠近约旦河，而约旦河流入死海。大约1万年前，杰里科是个食盐贸易中心。1884年在附近的摩押山约旦境内，希腊东正教决定在公元6世纪马大巴城的拜占庭遗址上建立一个教堂。工人们在建造过程中挖出了一幅公元6世纪用马赛克镶拼的地图，这幅地图现在仍铺在圣乔治教堂的地面进行展示。它讲述了死海上有两艘船装满食盐向杰里科航行。

可是，死海可能更加适合运送食盐，而不是产盐。死海的油状水质发苦，好像受到诅咒一般，于是这个地区因诅咒而闻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已毁灭的罪恶之地索多玛和罪恶之都蛾摩拉城。索多玛和蛾摩拉的具体位置已经无法考证，但它的居民一直被认为是盐业工人，于是这两座城被认为是坐落在死海的南部地区。因为《创世记》中写到上帝摧毁了这片曾经肥沃的土地上的所有植被，而这一带光秃秃的岩石地带正好符合这一描述。也因为这一地区有一座索多玛山，它更像一个锯齿状的山脊，几乎是被雕刻成哥特式尖塔状的纯盐。

根据《创世记》，亚伯兰的侄子罗得曾住在索多玛山，上帝摧毁这个城市时，他幸存下来，但是罗得的妻子因为回头望了废墟一眼便被变成了盐。鉴于一些石柱是从索多玛山上脱落下来的，于是游客们认为那就是罗得的妻子。不幸的是，这些柱子都不牢固。最后一根“罗得的妻子”在几年前坍塌了，根据地质学家的判断，如今那个频繁出现在明信片和导游书上的石柱很快也要消失了。

在圣经时代，索多玛山是死海地区最有价值的财富。长期以来它由亚拉得王控制。国王拒绝接纳摩西以及他那些来自埃及无家可归的希伯来人。这一地区最重要的贸易路线之一就是从索多玛到地中海的食盐之路。索多玛山不远处，在杂乱的阿拉伯胶树五颜六色的浓密树荫下，有一些石墙和门槛的遗迹，那是护卫食盐路线的罗马遗迹。在干涸的河道里，有一个2英尺高的小石坝，在冲刷的洪水过去之后，仍然保留着一些要在附近的罗马蓄水池中加以储备的水。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索多玛山都被作为盐矿加以开采。而这一地区除了索多玛山之外，其他财富源泉就是死海了。这片水域难以置信地出现在这样一个被上帝诅咒的不毛之地，以至于在下午，当盐海呈现出彩云状，像青绿色镜子一样倒映出约旦山的粉红色时，它很容易被误以为是海市蜃楼。

普利尼曾经写道：“死海只能生产沥青。”这种天然沥青在船上填堵缝隙很有价值，于是罗马人将这里称为沥青湖（Asphaltites Lacus）。这种水含有26%的溶解性矿物质，其中99%是盐。与海洋典型的矿物质浓度3%相比，这一浓度实在令人震惊不已。

犹大沙漠是犹大山在海平面以下的延续，是高墙与塔楼的骨白色世界，卧在狭窄而幽深的山谷之上，看起来如此苍白，在月光下呈现出宝石蓝的色彩。上百万海中小化石镶嵌在岩石之中，证明了这个沙漠曾经是海床，这里的海水在温度高达110华氏度（约为43摄氏度）的某个时期都被蒸发掉了。

看起来贫瘠的荒漠也隐藏着生命。在犹太人的沙漠中，据说有多达200个品种的花卉，但是它们的开花期非常短暂，只有在偶然的机会下，幸运的探险者才能看到它们。优雅的长角野生山羊、沙漠山羊从岩石上跳跃而过。在干涸的河道中生长的阿拉伯胶树，其根须可达200英尺深，并且含有吸收地下水分的盐。有一种灌木被称为“盐灌木”，它从地面把盐分吸收到它的叶子里，这样，这些叶子就可以吸收来自空气中的所有湿气。

干燥的地表之下实际上交织着地下泉水，这些泉水有些是淡水，有些是微咸的，它们很容易被发现，因为在它们的上面，总有小范围的植被生长着。这些泉水，以希伯来文字和阿拉伯文字记载，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历史。这一临海沙漠咸得难以维系生命，却吸引了社会的边缘人群。他们沿着这些给予生命的泉水挤作一团，探险者、拓荒者、梦想家、疯子和狂热分子都混杂其中。许多圣经参考文献对这一地区做出了“进入荒野”（into the wilderness，也有“进入混乱”之意）的暗喻。

越过死海，光秃秃、满是岩石的约旦沙漠呈现出更多的棕色。约旦峡谷东岸8英里宽的肥沃地带养育着这个国家，而河的另一边，以色列则是蜂窝电话和四轮驱动汽车之国。但在这里，有骑着毛驴的农民，还有骑在骆驼身上的贝都因人，有些人仍然居住在昏暗的羊毛帐篷里，他们的暗色长袍在沙漠之风的撩动下优雅地卷起。

约旦人有时把死海叫作“罗得之海”，一位快乐的政府雇员穆罕默德·努发尔（Mohammed Noufal）解释说，根据《古兰经》的说法，因为罗得部落的人是同性恋者，所以真主制造了世界上的最低点来惩罚他们。

但是如果他们都是同性恋者的话，他们如何拥有接受惩罚的下一代？

好吧，那就是许多罗得人是同性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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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死海盐度极高的原因一直引发人们的好奇。1100年12月，被称为“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的统治者鲍德温一世，在死海如今以色列的一侧旅行时，陪伴他的富尔彻·查特斯观察到死海没有出口，便以此假定其盐来源于冲刷“高大的盐山”后遗留的矿物，“高大的盐山”指的是死海南端的尽头索多玛山。

在18世纪，死海的海水样本数次被送到欧洲进行分析，有一个研究成果是由著名的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发表的。19世纪，有一大批美国新教基要主义者试图研究死海，有些人通过探险，有些人则借用样本的方式。在阿默斯特任教的爱德华·希契科克（Edward Hitchcock）通过对样本和《圣经》的研究总结说，死海盐分的来源是125英里之外的含硫泉。不过如果他进行过实地考察，就会发现盐水泉离死海更近。

1848年，一位美国海军上尉W. F. 林奇认为，既然墨西哥–美国战争已经结束了，那么“对于海军来说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于是他说服自己的上司为自己到死海的探险进行融资。他选了两条表面为防腐蚀金属板船壳的船，它们在当时被看作相当先进的技术。这两条船经过特别设计，从海法港经由陆路运输到约旦河。林奇和他的团队沿着约旦河航行到死海，他发现死海是“一个令人作呕的复合物”。他们继续向南航行了8天，最后在死海的南端登陆。林奇没有把索多玛山看作多么了不起的山，这倒没什么，但他认为该山的含盐量较低，这就不大对头了。在发现一处坍塌的廊柱后，他有了一个并不算特别有创意的想法：那看起来很像是罗得的妻子。当他对一个样本进行分析时，发现它几乎是纯粹的氯化钠，而如果这不能证明此山的含盐量，那就是确认了盐柱的存在。

当代的地质学家们仍然在为死海为什么如此之咸抱有相互冲突的理论，而争论不休。而被大多数人广泛接受的理论认为，在500万年前，死海在如今的海法港附近与地中海连接在了一起，可是地质的变动引起加利利高地增高，这些新形成的山脉把地中海与死海又切断了。死海不再有足够的淡水供给来跟上太阳能的蒸发速率，于是它变得更咸了。

这一理论解释了死海的浓度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高，如同一个巨大的盐水池一般缓慢蒸发着。氯化钠沉淀下来，盐开始在死海底部和边缘结晶。在进入死海游泳时，游泳者们会小心翼翼地踩过像冰一样的盐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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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一位奥地利幻想家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开始创作犹太人返回家园的故事。在构思一个犹太国家的生存能力时，他猜测它最有价值的源泉一定是死海，新的国家可以从中提炼出矿物质，包括溴和碳酸钾，从中获得财富。20世纪20年代，一位来自西伯利亚的工程师莫伊舍·诺瓦门茨基（Moishe Novamentsky）在英国人统治的巴勒斯坦，沿着死海的北岸建立了一个巴勒斯坦碳酸钾公司。

1948年，当阿拉伯联盟进攻新建立的以色列国家时，约旦军队越过约旦河，占领了死海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巴勒斯坦碳酸钾公司、犹大沙漠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耶路撒冷的东部。在后来的19年里，战火燃及边境地区，到处是枪炮与火箭。碳酸钾公司迁移到死海南部地区由以色列人占领的土地上，并且改名为死海工程公司。死海工程公司的工人成为这一边境荒野地区的第一批以色列定居者，他们居住在简陋的棚子里，几乎没有电力供应，供水也有限，没有空调。他们还经常遭受到约旦一侧巴勒斯坦人的炮击。由于约旦人把他们与耶路撒冷及以色列的大部分地区之间的联系切断了，所以死海工程公司不得不发掘自己的水井，如今这些盐场已经沿着广布的人工池塘重新进行了分布，最初的营寨（在满是尘土的高原上被抛弃的小房屋和餐厅）被作为缅怀那些建立以色列的探险者的纪念碑而得以恢复。

1956年，一些以色列士兵在完成了死海的值勤任务后，决定在此逗留，他们被吸引到一个叫作艾因盖迪的淡水泉那里，在那儿，他们看到，绿色的溪流正流向一个很高的水流细小的瀑布，它仿佛魔术般地从沙漠中冒了出来，这是以色列仅有的两个全年流泻的瀑布之一。普利尼已经提及了这块值得注意的绿洲，不过他说，它已经在与罗马人的战争中被毁坏了。怀抱着赫茨尔使沙漠繁荣起来的梦想，以色列的士兵们在艾因盖迪建立了一个集体定居点，即基布兹，在此定居点中，人人都为集体的利润而工作，孩子们在独立的宿舍里由集体养育。在犹太人的边境地区，一个天堂即将盛放。工厂迁入花园之中，来自亚洲和非洲的草坪和热带树木荔枝种植于其间，灿烂艳丽而又茂密的绿色宽叶葡萄藤向上攀爬。鸟儿从空中发现了这一诱人的绿色花园，于是把这里作为它们从欧洲到非洲迁移之旅的主要停留地。

在赫茨尔1902年的小说《古老的新土地》（Old New Land）中，这些都已经预言过了。他设想在1923年访问新的犹太人国家时，发现这些犹太人不仅在勘探死海中的矿物，而且通过灌溉使沙漠变成了绿洲，他们居住在集体农庄之中，产品出口到欧洲。然而，他还预测了以色列将是一个说德语的国家，而阿拉伯人将会极为欢迎犹太人，因为他们给这一地区带来了经济发展。

基布兹发展起来，在死海的岸边建造起保健矿泉疗养地，提供死海泥和死海水，这二者在很久之前就被认定具有治疗功效。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基布兹已经建立了一个酒店，如今已经成为以色列的旅游集中地。

1960年，以色列沿着另外一个朝南的泉水所在地建立了一个酒店恩波其克（Ein Bokek），由于约旦人涌向了北方的艾因盖迪，所以南方就成了以色列人发展的唯一地区。死海工程公司已经引入水和电，如今，来访者可以得到当地人提供的神奇之物——空调，它使沙漠适于人类居住。但是恩波其克的发展并不真的在于死海。在死海南面，盐业公司已经用水泵把死海中的水输送到了由堤坝分隔的冲刷区域。在那里，盐水从一个池塘被转移到另外一个池塘，浓度越来越高，直到宝贵的盐矿物变成白色的泥浆，才被挖掘和收集。而这些人工盐水池仍然浓缩成鲜亮的青绿色，成为让人陶醉眩晕的极好的盐海，于是公司便引入了一些沙子，建成较小的沙滩。

到了2000年，恩波其克已经拥有14家酒店和4 000间客房，全部都有死海的保健矿泉，并提供各式各样的疗法，在盐场的岸边形成了一个由白色和彩色超高层建筑组成的绿洲。以色列人不断建造更高的酒店，以致宗教人士试图把老旅馆房顶上男女进行日光浴的地方隔离开来的遮蔽物也没什么用，因为数以百计的客人可以在新酒店中，从高出10层的地方俯瞰一切。

以色列国防部为每一位受伤的以色列老兵发放津贴，有许多老兵一年要到死海的矿泉酒店居住两次。丹麦和德国政府的健康保险将为其支付在恩波其克矿泉酒店的居住费用。以色列旅游业近年来开始重新思考其市场，因为它没有吸引想象中那么多的犹太人。赫茨尔曾经说过，吸引离散在国外的犹太人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了半个世纪之后，根据以色列旅游部的统计，只有17%的美国犹太人曾经访问以色列。“基督教美国人旅行团”做得比较好，而德国人不是寻求阳光就是寻求保健矿泉，也算是新兴的繁荣行业。以色列人的报告没有一丁点儿讽刺的意味。德国人确是恩波其克最大的国外来访群体，人数仅次于以色列人。这些德国人中，还有1/3是访问艾因盖迪的旅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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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个难题。

1985年，艾因盖迪的基布兹在死海的边缘开发了一个新的矿泉。它有一种公共海滩的氛围，每逢星期六，以色列共和国国民就像粗制滥造的泥塑雕像一样排列和挤满了海滩，怪异地在身上涂上厚厚的黑泥，在太阳下晒成灰色的泥壳。尽管矿泉起初是建在水边，但如今，却需要有轨电车运载着洗浴者前往差不多1英里之外的水域，因为大海每年大约从艾因盖迪后退50码远。

在公元1世纪，普利尼描述了100英里长、75英里宽（如今是45英里长、11英里宽）的广大地区，过去曾经位于死海沿岸的两条道路如今已经深入内陆若干英里。一片平坦，满是岩石的平原（它曾是海底）一直通向水边。山脉崛起，迎向道路的另一侧，道路上方大约10英尺处有一块岩石，上面刻着缩写字母PEF，这是一个英国地理组织——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Palestinian Exploration Fund）的缩写，这块岩石标出了死海1917年的高度。

死海的最大难题是，自从以色列人建造了从加利利海引水的全国输水运河以来，加利利海就成了以色列淡水的主要来源，这极大地减少了流向约旦河的流量，而约旦河水又被流经区域的约旦农民不断抽取，这些农民提供了约旦90%的产品。这样，给濒临死亡的古老海水留下的水量就很少了。

普利尼曾把约旦河称为“一条令人愉悦的河流”，并且说它“向前奔流，似乎带着些许不情愿，流向最终吞没它的那阴郁而令人沮丧的死海”。但是如今向死海逼近的那条河流只不过是一条几英尺宽的小溪，芦苇丛生的溪谷中满是淤泥，当年林奇上尉特地设计的船只甚或只能容纳一人的小划艇已经再不能沿此河驶入死海了。

死海正在成为一个类似于撒哈拉的盐沼吗？一个随时等着被挖掘和刮削的干涸河床？目前死海水位正以每年3英尺的速度下降，由于其北端的深度有1 200英尺深，所以人们据此认为死海还有几个世纪的寿命。另外一种理论认为，死海将逐渐缩小，但是会达到一定的浓度，在这种浓度下，它将不再蒸发，可是，世界上所有主要的沙漠都存在着干涸的含盐河床，所以这种观点看起来似乎过于乐观了。

几年前，“起死回生”（Dead-Med）在以色列成为非常流行的说法。该计划是挖掘一条水路，把死海与地中海重新连接在一起，这一想法在今天看来显然要比死海还要该死，因为引入地中海的水将会改变死海的构成，采矿也将化为泡影，由此毁灭以色列最有利可图的若干个产业。

死海拥有疗养矿泉和旅游业，但是该地区最大的生意，如同赫茨尔预计的那样，是死海工程公司的业务，该公司甚至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公司，在邻近卡尔多纳的卡塔卢尼亚投资了一个碳酸钾矿。

约旦人显然已经阅读过赫茨尔的论述，也指望着他们的死海工程公司。阿拉伯碳酸钾公司是一个以色列公司的投影。这是阿拉伯–以色列的边界：不到3英尺高的两个土堤坝，一边是以色列青绿色的蒸发盐水，另一边是约旦青绿色的蒸发盐水池，在大约100码白色、铁锈色和琥珀色的土壤之间，来自两个盐水池的矿物质通过土方工程被过滤出来。

在1996年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之前，约旦境内的死海地区一直被作为军事区域，限制公民进入。如今在和平时期，约旦的资源所剩寥寥无几，但却充满了开发计划。穆罕默德·诺法尔带着微笑说：“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以色列的技术、埃及的工人、土耳其的水源和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我确信我们能够在此建造一个天堂。”

约旦人也正在开发疗养矿泉，吸引自己的德国游客。但对于他们来说，制盐仍然是主要的经济活动。有四台以色列水泵和两台约旦水泵把死海的水输送到蒸发盐水池里。

氯化钠这种过去称之为盐的物质，首当其冲地从浓度很高的盐水中沉淀出来，但是缺乏水路运输系统。如果大批量地从约旦沙漠中将盐运输出去，成本就太高了，而越过山脉修建铁路又过于陡峭。于是盐就不得不靠卡车运输，直到以色列人建造了11英里长的传送带。传送带在几分钟之内就能把600~800吨的盐输送到特泽法镇，那里地面足够平坦，铁路可以通向地中海。

对于只生产氯化钠又想获得利润的一方，这个系统仍然过于昂贵。但是以色列人的公司所出售的碳酸钾产量占世界的10%，这一产品在化肥生产方面需求量很大，它还为纺织业、制药业和甲基溴（一种杀虫剂）生产液态的氯化物和溴化物。不过因为对臭氧层造成了破坏，在环境保护的压力下，甲基溴的生产已被停止，而约旦人说他们正在考虑也启动碳酸钾的生产。

死海工程公司相信未来在镁身上。氯化镁，即被林奇上尉称为“令人作呕的复合物”的东西，正是给予了死海苦涩口感的盐。它略微昂贵一点，但是对于解除路面的冰冻来说，它的腐蚀性比氯化钠要小。从氯化镁中，死海工程公司还生产出了镁，这是一种强度为钢的7倍，重量比铝还轻的金属。公司已经投资建立了一家与德国大众合资的公司，生产汽车零部件。是否又有一个赫茨尔的预言将成为现实——以色列最终将成为说德语的国家？

一旦氯化钠沉淀下来，落入盐水池底，剩下主要的目标矿物就是MgCl_2·KCl·6H_2O了，这种略呈灰色的结晶矿泥，叫作岩盐光卤石（carnolite），是把氯化钾、氯化钠和氯化镁融合在一起的单一结晶。

在岩盐光卤石沉降之前就沉淀下来的氯化钠，使水塘的底部不断升高，于是公司把堤坝建得越来越高，但是被提升的水池正在淹没旅馆的地基，这使旅游业大为不满。死海工程公司把它的工人们看作是挖掘水井的开拓者，是他们为这一地区提供了必要的水电供应，使它适宜居住。紧张状态依然存在，毕竟这是中东。不过死海工程公司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已经开始着手实施一项洪水预防计划来扶助旅馆酒店业。

食盐已经成为一种麻烦的东西。

第23章

自贡盐的最后岁月

1912年2月，随着中国存在了3 000年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结束了。

请想象一下意大利罗马帝国于20世纪倾覆，或者埃及最后的法老于1912年退位。对于中国来说，此后的一个世纪成了大转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价值观正在形成。

1912年以后，中国在经济上苦苦挣扎，而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正消耗着欧洲巨大的财富，在西方国家的怂恿下，当时的中国政府想到了帝王们惯用的手段之一：用盐填补财政空缺。

1913年4月，中国政府与五国银行团达成了2 500万英镑的贷款协议，而偿还货款的担保就是盐政的所有收入。政府从皇帝那里继承下来的盐政虽然规章繁复，可实际上腐败透顶。迫于五国银行团的压力，中国人不得不安置一个外国人来负责管理这个系统。一个名叫戴恩的爱尔兰人被雇来担任中国政府的主要督察官。可笑的是，戴恩得以担当此任，是因为他曾经担任印度的盐业总督察官，而当时，印度的盐政还被视为成功的表率。戴恩承认，印度的盐业无法与利物浦盐抗衡，但是印度最重要的成就是当局从盐业中获得了巨大的收入。

绰号叫“盐王”的戴恩似乎是典型的英国殖民地官员：留着浓密的胡须，手持一根拐杖，以酷爱打猎闻名。据美国杂志《亚洲》1917年的报道，当中国人提供给他这个职位时，他正准备起程去非洲进行为期两年的狩猎旅行。

《亚洲》杂志把这个新中国“盐王”描述成“爱吹嘘的大胡子”：

“我估计你们美国人对中国盐或者盐政一无所知。”他在自己那舒适的北京寓所吃完一个烤饼后，一边放下茶杯，一边试探着说。

过去，盐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手里，一路纳税。仅穿越湖北一省就需要缴纳42种税。理论上，盐业生产由国家垄断，但实际上中国太大，以致政府很难控制所有的生产、交易和运输。取而代之的是，它只试图控制商业，授权一些实力集团把盐从产地运出并且一路对其收税。这些实力公司被称作盐商，通常是家族性的，要么将运输权出租，要么自己打理，将产业代代相传。中国民间文学中，走私盐的人总是被描绘成与坏蛋或贪官斗争的英雄，而坏蛋不是政府却是盐商。

盐商们积累了大量财富并且喜欢炫耀。四川北边的陕西省和北京西北部的山西省因17世纪盐商们建造的优雅豪宅而闻名于世。上海以西50英里盛产丝绸的江南水乡苏州，盐商们建造的私家园林已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到处都在走私。戴恩被告知，当时中国消费的盐有一半都是走私的。盐商们利用缺乏统一度量标准的漏洞，多运少报，在黑市出售多运的盐。而船工和推车工们则可以贿赂督察员继而从走私中获利。戴恩估计，仅长江一带就有4万人从事非法运盐的活动，征用船只达几千只。他在一些战略要地建立了盐业保护机构并组织了盐业警察，但这根本无法阻止盐业走私。

在赫伯特·A. 贾尔斯译的《聊斋志异选》一书中，他描述了1877年从汕头到广州一路上见到的走私盐的场景：

说到盐，当我们将行李堆放在甲板底下时，我们看见了相当多的盐。船工无法抗拒诱惑，一路上做点走私盐的生意。在河流拐弯处一个被竹林掩映的地方，他们沿着河岸航行，这时，有一群形迹可疑的男人提着桶，很快将偷运的盐卸下，然后又四散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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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恩坚信：“是盐政收入确保了中国政府的信誉。盐一直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但自从1913年6月后，它跃至第一位。”一直到1915年，海上关税都是政府首要的收入来源，但是戴恩声称，自从他1915年实施了中央盐业管理政策，盐业收入就比往年增长了1倍。

戴恩发现中国人食用大量食盐，甚至多过印度。他深信日本人是世界上消费盐最多的民族，而现在，他认为中国人的盐摄入量同日本人一样多。他估计中国人均食盐消费量约为20磅。

可能中国人和日本人的食盐消费量都不及美国，然而，如果考虑到日本事实上不适合产盐，它的食盐消费量就非同一般了。日本漫长而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是理想的潮水池和水湾，原本是个理想的盐业生产地，但潮湿的气候及周期性风暴和不时泛滥的洪水使它成为高投入低产出的地区。

历史上，日本依赖进口盐，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明治天皇的统治下，日本建立了强大的集权经济和现代化军队。强大的日本认为依赖外国盐是不明智的。1905年1月，盐业专营法出台，在全国各地建立了22个盐业管理处，规范盐业生产，使盐业成了国家垄断行业，由日本盐业专营公司制定盐价，结束了进口的历史。

盐业生产集中在濑户内海。这里虽远非理想之地，但却是日本最好的盐场，因为它被两个大岛包围，气候类似南方。主要盐场在广岛和长崎，那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毁，而盐床于20世纪50年代被修复。工业化的日本一直保持着食用盐的自给自足，用于腌制泡菜、鱼，制作酱油和日本豆面酱。日本豆面酱由进口的中国酱油演变而成，也是用盐发酵的豆类制成的。

过去（当然不是现今），日本人每顿饭最后都要吃泡菜，在北方，喝下午茶也吃泡菜。日本人家里几乎都有一股泡菜味，这也是现在大部分日本人宁愿出去买泡菜的原因。他们喜欢吃的泡菜有茄子、大白菜、青萝卜、芥菜，吃的时候总是配着米饭一起吃。白萝卜干是日本佛教寺庙的常规食物，它是用一层盐一层米糠腌制而成的。

戴恩发现中国人也用大量的盐腌制蔬菜及鱼肉，而这正是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消费大量食盐的原因。

戴恩来到中国时，中国的大部分食盐都是用风车将海水抽到蒸发池形成的海盐。可是，戴恩说，中国最好的盐产自四川的盐井。四川的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20%。

四川盐的黄金时代始于18世纪，戴恩来中国时正是黄金时代末期。四川盐井大多分布在后来的自贡市周围。1850~1877年，自贡一共有1 700名盐商，20%的盐业生产由四大家族把持，他们积累了惊人的财富。

自贡位于长江优雅曲折的支流釜溪河的转弯处，河上熙熙攘攘的平底桨动力船满载着食盐运往中原大地。

长江自发源地西藏高原至入海口上海全长3 700英里，是世界第三大长河，将中国分为南北两部分。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面性胜利之前，中国的交通设施一直很落后，以至于整个长江上没有一座桥。长江是中国主要的运输动脉，是连接中国南北的唯一通道。

17世纪和18世纪，盐商们经常来自贡这个小城。1736年，来自陕西的盐商们开始为外省的商人们建造一座会馆——西秦会馆。这座会馆建造历时16年，屋檐向各个方向翘起，庭院里的红色柱子一字排开，那都是上了红漆的石头，而非常用的木头。

很久以来，红色就是中国的颜色。它代表幸福，新娘出嫁穿戴的就是红色服饰。盐商们建造了这座红色宫殿，用琉璃雕刻描绘着道家的传说故事。如同当时的其他建筑一样，会馆没有用一根钉子，而全是用榫卯连接的。在这里，北方的四合院布局与南方的飞檐融为一体。回廊的戏台上唱戏时，有头有脸的商人们坐在满是大树和精致盆景的庭院里观赏。

自贡本地的商人们不服外省商人的炫耀，也建了一座红柱飞檐公馆，它位于蜿蜒的釜溪河岸的最高处，俯瞰江上熙熙攘攘的平底船满载食盐驶向长江。

在中世纪就领先世界的中国掘井技术继续得以改进。其中一大进步就是由四头牛围着一根柱子转动，柱子上绕的竹叶编的粗绳子卷紧或放松，绳索的另一端，巨大的石板嵌入一个大轮子作为滑轮，控制着放入井下取盐水的竹管。竹管越长，升降它的木起重机就越高。

在锅炉房，盐水被抽到平底锅里用燃气加热。然后，加入一长柄勺磨碎的黄豆、酱油和水。大约10分钟后，表面生成的黄垢吸收了盐水里的杂质，它们被撇走，剩下的盐水被煮上五六个小时，形成纯净的晶体，这些盐被铲进桶里，然后被拍得结结实实。

1835年，自贡钻探到一口新井，叫作深海井。在钻到2 700英尺时探测到了天然气。在钻到2 970英尺时探测到了盐水，可是钻探仍旧进行，直到3 300英尺，成为当时世界上钻得最深的井。而24年后，美国人却还在为宾夕法尼亚州泰特斯维尔69.5英尺深的井欢呼。

中国人一直用牛作为动力，直到1902年，也就是戴恩来中国不久，烧煤的蒸汽机被引进中国。19世纪，自贡大约有10万头牛。与中国大部分地方不同，因为自贡牛多，所以尽管牛肉很粗糙，还是成了工人阶级的主要肉食。盐业工人们常常会在工作的井架旁将粗糙的老牛肉煮烂，而且肯定要调制成川菜最常见的口味——麻辣牛肉。

麻是四川的特色，它来自一种野生胡椒，叫作花椒，它近似胡椒、葛缕子、苜宿，但味道更强烈，吃多了口腔会麻木。四川生产两种花椒，一种是陶红色的花椒，另一种是更香的棕色花椒。辛辣是由小红辣椒产生的口味。花椒和小红辣椒产生的麻辣正是四川菜的特点。

自贡制盐工人的另一个嗜好就是火边子牛肉。在盐井工作的牛老了以后，它的大腿肉被切成如纸的薄片，然后被连成一片，有些可以长达2码。至今还在制作此菜的四川自贡同兴食品公司总经理张建新抱怨说，如今很难搞到那种坚硬的老耕牛的牛腿了，但是一些老得做不动农活的农业牲畜也还不错。

牛肉用酱油和盐腌制，然后风干，用牛粪烧火烤熟。如今人们用天然气灶烹制，但据说用牛粪烧烤的“火边子”有一股特殊的香味。食用时需要浇上辣椒油。

那时，有钱的盐商们吃的更讲究。在中国，菜的原料越古怪，烹调方法越神秘，身价就越高。“落汤青蛙”就是自贡盐商们的特色菜之一。在一罐盐水中放几根木条，将活青蛙放进罐里，青蛙会不顾一切地抓住这几根木条，然后将罐子密封。6个月后再开罐时，青蛙已死。风干后就腌制成功了，因为它们都沾上了盐水。然后蒸熟食用。

盐商们还爱吃炒蛙肚。不幸的是，尽管它可能美味无比，却无法普及。因为据说做一盘炒蛙肚需要杀死1 000只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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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国人已经发明了更快的技术，但中国人一直用撞击钻探法。他们的土办法很慢，但却钻得很深，即便到了石油年代也令人瞠目结舌。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钻到了4 125英尺深；到了1966年，曾于1835年打破纪录的深海井又被钻至4 400英尺深，大约为0.8英里。

中国汉字“井”描绘的是自贡的井架。与很多石油城市一样，自贡到处都是灰色井架，竹叶编的绳子捆绑着枯树干，经历日晒雨淋。

1892年，四川的制盐工人发现了岩盐层，它为自贡提供了地下盐水。如今，自贡的岩盐产量大于海盐产量。但是在20世纪前几十年，自贡一共只有300~400口井在作业。

20世纪60年代初的自贡盐井架。（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

直到1943年，古老的四川盐业才开始结束。当时由美国人发明的旋转钻探技术第一次在四川应用。又过了20年，才发生明显的变化。1960年，自贡还是一个小镇，镇上30多万人依然靠古老的中世纪盐井生活。那年，最后一个撞击钻探井完工。随着旋转钻探和岩盐开采技术的应用，四川的盐工们很快用上了真空蒸馏技术，制作出颗粒大小一致的现代食盐。

自贡在20世纪60年代才有了第一个现代运输手段。随着煮盐水的消失，四川的工程师们为天然气找到了一种新用途。他们在公共汽车的车顶上制作了巨大的灰色袋囊，里面充满了当地出产的天然气，车上的长方形袋囊几乎与车身一样大。当公共汽车转弯时，车顶的袋囊就会摇摇晃晃，天然气用完后，灰色的气袋会逐渐干瘪，从顶上垂下来。当地人管这种车叫“大气包”。这种车需要反复充气。如今自贡人口增加了两倍，这种老车越来越碍眼，只在郊区几条线路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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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自贡包括郊区人口已达上百万。地上许多石头井口都是当初盐井的遗迹。丘陵之上的城市还矗立着一些井架，有些直到20世纪90年代甚至1998年才被拆除。学者们努力要将它们保存下来，然而，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的中国，这可不是保存历史的好时机。1993年作为自贡标志的两个井架被拆除，一个高达290英尺，另一个高达284英尺。它们岌岌可危，而政府又不会花钱修复它们。“他们不懂得这些井架的价值，这东西只有自贡才有。”自贡的历史学家宋良曦说。

深海井这个由枯树树干和岩石造就的稀奇产物依然在开采之中。和自贡上千口盐井一样，它的门槛高达两英尺，以示财富不会外流。这里有十个工人，盐井一天24小时都在运转。一条缆绳慢慢被放到地底下，然后再慢慢摇起一支竹管。工人将竹管下端挂着的皮口袋翻过来，倒出几桶盐水。盐水还是用井里的天然气在平底锅里加热。1835年，这口井刚刚开凿时估计有8 500立方米的天然气。而到了2000年，经营者相信只剩下1 000立方米了。

西秦会馆一直保存到末代皇帝退位，然后，它成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地方总部，后来，邓小平决定将它辟为盐业历史博物馆。

今天，自贡依然可以看见一些翘檐的南方瓦屋，可它们大多年久失修，似乎正等待被拆除。新的建筑似乎也是对城市里高楼大厦矫揉造作的模仿。如同北京，历史性建筑被拆除，只为给那些露着钢筋水泥的烂尾楼让路，而这些烂尾楼因为建造它们的公司破产而被搁置起来。可是西秦会馆作为纪念建筑受到了国家保护。

更让当地人感兴趣的不是西秦会馆，而是深海井仍在出产的那些盐。人们还叫它平锅盐，认为用它制作泡菜强过真空蒸馏的工业盐。泡菜和榨菜制造商希望用平锅盐腌制蔬菜，它在自贡市场上有售，但是出了自贡，这种中等颗粒的粗盐就很难找到了。自贡同兴食品公司的张建新需要用平锅盐制作火边子牛肉和其他产品，如腊肉这种四川传统的腌制品。他的腊肉制作法如下：

将猪肉切成随意大小的块状，用盐、花椒等调料盖住，放置一周。洗净盐并将其挂在离炭火4英尺高的地方熏上两天。炭火中加入花生壳和甘蔗皮，家庭制作中加入的则是柏树叶。

可是张建新找不到他想要的盐。“真空盐颗粒太细，而且加进了我不喜欢的化学品。”他说。他所指的化学品就是碘，他说碘“影响了我们产品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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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面积与法国一样大，人口却是法国的两倍。20世纪中期，中国人口急剧增长，四川人口达到了现在的1亿。大多数四川人都集中在四川东部，因为四川省的西部地区是一片通往西藏的荒漠。四川还有座竹林密布的山，是大熊猫栖息地之一。但是，该省的大部分地区处于亚热带，与美国南部一样。

四川的地貌还归功于公元前3世纪的郡守李冰及其后人的治水技术。堤坝和水闸使水流入绿色的水稻田、深黑色的菜地、柏树坡和竹林。水土流失现象很少见，更没有土地荒废。可是尽管农业资源丰富，农民仍然很贫穷。

孩子们上学要沿着堤坝和稻田走很多山路。戴着鲜艳头巾的妇女们用四川特有的带座椅的竹筐背着她们的孩子。乡下常见的一个景象是一排排超过7英尺长的竹竿上晾晒着衣物，与马可·波罗见到的情景一样。

虽然大部分井架都已拆除，但还有一些小盐井保留了下来。四川省会成都西边的大英县有一个井架如电线杆一般高。盐井有1 000英尺深，除了中国，这在任何地方都算深井。在这口中国较浅的井里，盐水很淡，含盐量只有10%。而这就是中国人学会钻深井的原因。

一个穿着褪了色的蓝色外套的农民在种粮食、蔬菜和甘薯。他说20世纪60年代，盐是他获利最多的产品。当被问及谁建造了这口井时，他耸耸肩说：“哦，那口井一直在那儿。”

大英盐井架的旁边有一个石凳，一个农民坐在上面用双脚蹬踩竹轮，竹轮带动竹管从1 000英尺深的井下取出盐水。盐水被抽到一个巨大的槽里，槽里立着一个更大的轮子，一个人在轮子里面小心地蹬踏，如同中世纪的萨尔索马焦雷人，轮子舀出一些盐水，浇在一面由树枝编织的墙上，从上而下。盐水顺着树枝流下的过程中被风吹日晒变得更纯厚，而当其流入下面的槽里时，已经准备好煮沸蒸发了。这口井没有天然气，所以就用煤做燃料。

1998年，政府的盐业公司封了这口井，用水泥将地上的洞口封住，该地区许多盐井也被查封，因为盐业公司说这些盐没有达到生产标准，属于非法销售。

“可那里还有盐水。”农民坚持说。

与过去相比，如今的制盐者不再被政府牢牢控制。销售盐要交税，而生产盐不用交税，盐税再也不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不过，大英小盐井无法生产加碘的盐，从而被取缔了，这常常被看成是政府控制盐业生产的新形式。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呼吁制盐者要在食盐里加碘以防止甲状腺肿大。既然人人都需要食盐，食盐便成了最好的媒介。它们称，世界上有10亿人口面临缺碘，而缺碘除了会造成甲状腺肿大，还会导致烦躁、心率加快和心律不齐、肌肉乏力等症状。缺碘也能导致儿童弱智。

在人们认识碘之前，碘就被用来治疗甲状腺肿大了。汉弗莱·戴维和许多人曾怀疑碘是一种元素，但是后来创立法国第一所工业学校的法国化学家杜马于1819年证实，碘存在于天然海藻中。于是天然海藻成了治疗甲状腺肿大的标准疗法。

在治疗甲状腺肿大方面，中国同样领先世界好几个世纪。公元4世纪，中国医生葛洪用从海藻中提炼出的酒精治疗甲状腺肿大。很多海藻都富含碘，这就是日本人很少得这种病的原因，因为他们不仅吃很多海藻类食品，而且用它们当庄稼肥料。和亚洲大部分地区一样，中国沿海城市很少有甲状腺肿大病，而在内陆山地省份如四川，它属于常见病。

美国食盐都加碘；英国很少有人得甲状腺肿大，所以食盐里不加碘；而法国有时加碘，有时不加。在多发病地区，碘盐很受欢迎。缅甸实行碘盐政策，可是边远的高山部落人很难得到碘盐，因此他们和边境另一边的中国人进行非法贸易。为了获得治疗甲状腺肿大的碘盐，他们常以濒临灭绝的稀有动物作为交换。这些动物在中国民间医术里有很大价值：藏羚羊的舌头可以用来治疗头痛；有一种类似山羊的喜马拉雅斑羚，它的腿骨被制成粉末后可以用来治疗关节疼痛；稀有的喜马拉雅山黑熊的胆囊可以用来治疗肝病或胃病。这使缅甸边界的交易成为一场悲剧，而且这些黑市上的中国盐事实上并没有加碘，根本不能治疗当地人的甲状腺肿大。

碘盐在发达国家一直有所争议，这些国家对盐的控制已成为历史。中国在1995年决定实行碘盐制度，1998年，印度迫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压力也开始禁止非碘盐的销售。在这两个国家，这一举动深受健康部门、医生和科学家的欢迎，但却遭到小型食盐制造商的反对。

随着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它的食盐也现代化了：颗粒均匀并且加了碘。和许多现代人一样，中国人开始怀念那些不太规则、不太纯净的粗盐。不纯的盐留有一些物质，许多人宁愿用这种盐而不用加了化学品的盐。对碘盐的争议其实出于人们对充斥在众多文化生活中的化学添加剂的不信任。在犹太教中，所有的教士都认为，没有加碘的盐才适合在逾越节食用。

2000年9月，印度政府对非碘盐解禁，因为印度教旨主义和甘地的追随者们重申了甘地的主张，即每个印度人都有权利生产食盐。但是中国似乎无意改变其禁止非碘盐的决定。

第24章

麻辣

现代中国还保留着许多古老的生活方式，正如他们对待食物的态度——对于盐、调料以及怎样做出一餐美味佳肴方面精益求精。许多想法尽管与现代西方有明显的不同，却与文艺复兴前的西方有很多共通之处，所以中西方在食物上的差异远比1 000年前要大得多。

中国人似乎随时随地都可以吃东西。城市的街道上、乡村的道路上都摆满了小吃摊。在莫斯科至北京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沿线，俄罗斯人车尾用来煮茶的加热器可被中国人用来做一顿完整的正餐。他们挤进窄小的空间里，剁菜、撒调料，不断地做，不断地吃，还大谈这些食物的意义。有时，食物似乎是中国人的财富，吃的文化占据了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

当代中国作家陆文夫曾这样写道：

美食家这个名称很好听，谈起来还真有点美味！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加以解释的话，不妙了：一个十分好吃的人。

（陆文夫，《美食家》，1979年）

在中国，南方食物尤其是粤菜被认为是最好的。但自1949年开始，辛辣的食物变成一种时尚，“不吃辣椒不革命”成了流行语。

1959年，在昔日为17世纪的一个王爷建的花园院落里兴起了一家餐厅，这就是四川饭店。邓小平、周恩来都是这里的常客。

这家餐馆一直作为那个时代的标志之一，直到1996年，一个香港企业家买下了这个古朴的院落，将其变成一个会员制私人俱乐部。四川饭店现在散布于京城三处小地方。厨师长于家民（音译）是地道的北京人，1970年，在他19岁时开始在四川饭店学徒。他说：“在我看来，四川菜是最完整的菜系，只有四川菜用足了6种味道。”

注意调和各种味道是中国菜的核心思想。川菜的六味指的是：麻、辣、甜、酸、咸、苦。由花椒产生的“麻”是川菜独有的，辣也是当地特点。甜、酸、咸、苦则各处皆有。每道菜都有一种味道或几种味道。麻辣是川菜最著名的味道，盐用得最多，咸味被用来调和其他的味道，同时咸味也被认为可以带出甜味和酸味。在古代，四川人泡茶常加上盐和姜。咸辣非常流行，甚至被制成酱油和辣酱装在瓶子里。咸辣在其他温暖地区如路易斯安那法裔人聚居区和越南都很受欢迎，人们将胡椒和盐撒在柠檬、西柚和菠萝上以祛除其酸涩味。

在中国，一顿饭需要调和各种味道。调和，即将对立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如同在化学里将酸与碱放在一起。公元前4世纪，中国人认为世界由两种力量形成，即阴和阳，这种认识也被应用到厨艺当中。中国人把食物根据其功效而非表面温度分成热性和凉性两种，就好像中世纪欧洲人对食物的划分。厨师们对哪些食物性热，哪些性凉并无统一意见，但通常肥肉、辣椒和酒精类食物被视为热性，而蔬菜、水果通常被视为凉性。在西方，同样的想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时期。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想法起源于希腊，后传至亚洲及印度。另一些人则争辩，不同文化的人对此的见解是他们独立思考所至。一些学者认为，北美人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有如此想法，这就是教堂斋日的由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想法在欧洲演变得更加琐碎，如格里莫·德拉雷尼埃尔（Grimod de La Re y ni ère）又将食物划分成金黄色食物与深褐色食物。如同对女性的偏爱一样，他偏好金黄色的食物。

关于食物的热性与凉性的古老话题依然在现代中国被讨论着。麻辣浓咸的菜与清淡的菜形成鲜明对比。然而，甜味被看作是对麻辣一种很好的中和。“甜烧白”字面意思是将塞有甜豆沙的熏肉，码放在撒满亮晶晶白糖的一层糯米饭上，就像许多中国菜一样，听起来太烦琐。但当你吃一口麻辣菜，嘴巴火辣辣时，再咬一口甜烧白，那真是一个美妙的时刻。

这种用甜味来中和咸味或辣味的做法在西方很普遍。阿比修斯告诉人们在太咸的菜上可以加一些蜂蜜，而普利尼则反过来指出：“当我们觉得有些食物太甜时可以加一些盐。”在中世纪的加泰罗尼亚，鳕鱼是就着蜂蜜吃的。普拉提纳指出甜可以中和辣：“糖可以软化所有的香辣食物。”正因为如此，人们才酿造又辣又甜的巴纽尔斯酒来搭配腌凤尾鱼。但是18世纪，“甜品”（直译为清扫盘子）这一法国词在欧洲如此炫目，以致“甜味”逐渐从其他的菜式中被去掉了。

当甜品的想法被人们初次接受时，几乎每一道菜式后都有一道甜品。而在中国，每一道菜式都包含几种菜的组合，它们被放在桌子中间的转盘上，这样便于人们夹取每一盘菜。人们围桌而坐，面前只放一个盘子或碗，加上一副筷子，每个菜夹一点，逐个品尝。吃点辣的，再尝点甜的。

在所有的菜式里，蔬菜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在四川，有很多山野菜，如蘑菇，以及可以生吃、熟吃或用盐腌渍的竹笋等。

第一道菜通常是温度较低的冷盘，第二道菜则是各种热菜，最后一道菜在四川通常是一道清汤。有时候，在上汤之前还会上一道白米饭来配很咸的泡菜，而在吃前几道菜时则通常不上米饭。除了特殊情况，正餐几乎都不上白米饭。

***

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为什么中国菜常常有腌渍的食品，而不是将盐直接撒在食物上。不直接用盐来增添咸味是亚洲人的习惯，尽管这与罗马人用鱼酱没有多大的区别。下面这个四川回锅肉使用了三种盐制品，而不是直接用盐做出来的。菜谱由位于四川成都唯一获国家认证的烹饪学校讲师黄文根（音译）先生提供：

要做地道的回锅肉，你必须准备以下的主料和辅料：

猪腿肉，蒜，豆瓣，豆豉，酱油，糖和味精。

将猪腿肉用水煮至八九分熟，凉透，切成薄片。将青蒜切小段。

炒锅放油，炒至肉片开始卷曲。加入豆瓣、豆豉，待肉片呈红色时，加入酱油和少许白糖、味精，加入青蒜炒熟。

就像很多中国菜一样，这道菜用的是猪肉。而中国人不仅用新鲜猪肉做菜，还有把猪肉做成腌肉、火腿肠的传统。1985年，中国猪的存栏数为3.31亿头，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一份1929~1933年中国农村调查报告显示，猪肉和猪油提供了人们所消费热量的70%。而更健康的香油、花生油及菜籽油正取代猪油成为主要食用油。

正如黄文根先生所说：“没有豆瓣你就无法烧制四川菜。我们去过法国，我带去了豆瓣，因为法国的豆瓣不好。那是在法国里尔附近的一家学校举行的为期6周的烹饪教师文化交流项目。没有四川的产品就没法教做四川菜，比如花椒。我们带去了必需且便于携带的材料，如花椒、豆瓣、豆豉、榨菜。”

除了花椒，这些无法替代的辅料均为盐制品。榨菜是用盐腌制而成的；豆瓣是拣大而扁的蚕豆风干直至发黄变硬，然后用盐和辣椒发酵的；豆豉是由发酵过的黄豆制成的，很咸但没有辣味。

还有一种调料被中国人看作盐的替代品，它就是味精。味精自己无味，但不知为何，它可以带出存在于食物里的许多味道，尤其是盐。

北京四川饭店的于家民先生说：“味精与盐不是同一种东西，但它像盐一样，可以把味道带出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访问中国，许多中国厨师开始对西方人对味精的偏见感到不解。成都川菜烹饪学校讲师刘同（音译）说：“味精不是化学物质，它是从发酵的谷物里提炼出来的，我们中国菜一直用它。”

其实一直用它的并非中国人，而是日本人。根据食物史，味精是从日本传至中国的，这与大部分亚洲食物的传播方向相反。从传统上看，日本人从一种在日本叫作海带（kombu），在西方叫作昆布属植物的海藻里提炼出味精来。1908年在日本的一个实验室里，味精第一次被作为一种物质——谷氨酸盐分离出来。20世纪50年代，味精由麦麸发酵而成。

刘同说，中国菜需要味精，因为它不直接用盐。

中国有许多盐和豆制品，如豆瓣、豆豉；日本人也有他们的种种制品。但是最重要的要数古老的酱油了。在中国，小学生都会背中世纪就有的儿歌：柴、米、油、盐、酱、醋、茶。

在中国，有个由农民手工制作酱油的古老传统，但这种手工制作的酱油现在成了稀有品。如今，在中国和日本，酱油都由工厂生产。大部分中国人都说，酱油工序复杂，工厂生产的酱油与农民手工制作的一样好。但是任何尝过农民手工制作的浓香酱油的人大概都会持不同意见。黄文根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农民老法制成的酱油妙不可言。大英的农民说他们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停止了手工制作酱油，虽然他们还在用脚踩制盐卤。他们说工作强度太大，而工厂的酱油又卖得很便宜，他们竞争不过。

然而，奇怪的经济变化使得四川一个叫作乐至的小城又出现了手工酱油作坊。乐至是一个省辖小城市，城里的主要街道除了小三轮车之外几乎看不到其他交通工具。可是，大部分古老的建筑都被毁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到处可见的白瓷砖建筑。夜晚来临，这里就像是一座废弃的房屋工地被一伙骑着三轮车的家伙接管了。

乐至发酵制品公司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一家私营企业，1949年被收归国有，生产工业酱油。但是，1999年，在私有化的大潮中，国家宣布不再在乐至生产酱油。没有人愿意买走这家工厂，于是这里的100名工人领了少许的遣散金，失业了。他们当中有10人用安置费买回了工厂。为了获得经营资金，他们将市中心的大厂房变卖，搬到镇边小山丘一处泥石构造的露天仓库，不过，他们再也没有机器或者资金进行工业生产了，所以他们决定用传统农民生产酱油的方式生产酱油。总经理许启迪（音译）说：“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过去就是这样制作酱油的。”

工厂用做豆油剩下的豆渣制作酱油，而这家乐至新公司将新鲜饱满的豆蒸至发软，把它们铺在又平又圆、直径为4英尺的草垫上，加上酵母，把草垫置于仓库的竹架上放上三天，直到最上面长出霉。

这时，工厂会通过延迟加盐的时间和将豆放在加热过的桶里来加速发酵的过程，而乐至的作坊则往豆里加水和盐，并将它们放在3英尺深的大缸里。大缸被放置户外发酵达6个月至一年甚至更久，这取决于气候条件。下雨天，他们用鬃编的锥形盖子将缸盖住。最后，豆变成了泥巴状。加水后，泥浆通过管道缓缓滤出，然后用蒸汽蒸馏。

有些酱油较黑，有些较浅，有些较稠，有些较稀。最好的乐至酱油未必比次好的酱油稠，但它一定是深色的。酱油的好坏在于其发酵时间的长短以及最后加水的多少。

在乐至，酱油还是按古老的方式出售。人们自己拿来瓶子来装从大缸舀出的酱油。但是，它也被贴上卧波的商标出售（卧波是镇上的桥名）。在工厂里有一部发亮的新机器，十几名工人，有的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有的穿着工装，全是新中国的企业家。他们激动地看着这部新机器将酱油封进塑料袋以卖往外地。

***

中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有500年历史的灰红色四合院正在被无情的速度摧毁。麦当劳、肯德基的霓虹灯广告每晚闪烁在首都新的高楼大厦间。炸鸡比汉堡卖得好，因为中国人几个世纪以来都在吃炸鸡。

63岁的郭正忠教授住在北京一栋只有10年历史，但看起来却像有80年历史的公房里，他的家从地板到天花板都堆满了书。教授还不能完全适应新中国的变化，仍旧衣着简朴，净心读书，乐于出席国际学术会议，看起来似乎不知道中国已经转型为市场经济。他很少关心贴着真假西方标签的时尚中国，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口味。有一次，他去了一家麦当劳，知道他做何感想吗？

他不满地摇摇头说：“没有蔬菜。”

第25章

比鱼更多的盐

在西方世界，盐能提高糖的口味的想法并没有完全消失，这是快餐食品业的一个指导性概念，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蜂蜜烤花生，事实上，盐与糖在大多数工业化快餐食品中都是必要的成分。

在制冷技术出现之前，黄油要用相当多的盐加以保存，而糖则被认为与盐相反，甚至能够掩饰咸味。

检查盐是否放得太多了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有些商人试图加上一点糖来掩饰这一口感，因此在测试咸黄油时，如果你尝到甜味或者糖的口感，就不要购买它。

（《保护你的胃，谨防食品欺诈》，巴黎，1911年）

即便在现在，糖对盐产生相反作用的概念在瑞典仍然非常盛行，而这个国家既进口盐，也进口糖，也许正出于这一原因，二者受到相同的重视。在瑞典，有关糖的最早记录是从1324年开始的，当时为了瑞典一位最富有的人的葬礼，特地进口了1.5千克的糖、1.5千克的胡椒和0.5千克的藏红花，这些全都是外来的奢侈品。

根据一位著名的瑞典饭店与食品评论员卡尔·简·格兰奎斯特（Carl Jan Granqvist）的说法，“糖能突出盐的咸味”。糕饼是加盐制成的，而面包则是加糖制成的。9月是捕获瑞典小龙虾的季节，它们被加上盐、糖和莳萝后食用。糖和盐是瑞典烹饪中的主旋律，甚至在瑞典语中有一个专有词汇来指称它：sockersaltad，意为“含糖腌制”，它也是列在许多标签上的首要方式。

对于那些来到斯堪的纳维亚的新移民来说，“含糖腌制”一种更出名的用途是“腌欧亚甘草糖”（salt lakrits），这种糖有时被做成青鱼的式样，有时被做成饰带或花边，有时则被做成水果糖的样子，叫作咸粉棒棒糖，其顶端撒有一些盐。有一种“腌欧亚甘草糖”是加了糖衣的香草冰激凌，插上一根木棍进行出售，这叫作欧亚甘草冰球（lakrits puck），虽然生产者格雷斯说它是用氯化铵而不是氯化钠制作的，但看起来似乎并不完全可靠。当瑞典人在国外想家时，他们经常会提到的一样东西就是“腌欧亚甘草糖”，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及荷兰人也受到这种渴念的折磨。

海外瑞典人最为怀念的食品还有kaviar，纯粹主义者认为此名很滑稽，因为它根本就不含有鲟鱼鱼子。kaviar是将腌制的鳕鱼鱼子与土豆一起捣碎，然后被装在一个可挤压的金属软管里来出售的。在标签上，列在第一位的就是sockersaltad。

“含糖腌制”的主要用途，也许是加工鱼。在瑞典的西海岸，青鱼与洋葱一起研磨，制成鱼肉末，与带甜味的黑醋栗调味汁一起食用。这个瑞典口味的一个最突出表现是渍鲑鱼片，其字面意思是埋藏的鲑鱼。起初，渍鲑鱼片要被埋在地下几天或者几个月，这是一种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技术，用于保存青鱼。埋藏的时间越长，它就越发散发出某种腐烂的气味。如今，年纪较大的冰岛人仍然用难闻的埋藏在格陵兰岛的鲨鱼来吓唬年幼的孩子。埋藏的鱼产生的气味难闻至极，遭到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拒绝，可瑞典人却用盐和糖加工的鲑鱼替代并维护了渍鲑鱼片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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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鱼仍然以一种没有人能够预测的方式在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来来回回。挪威、丹麦和瑞典之间的海域被称为斯卡格拉克海峡。在斯卡格拉克海峡离瑞典海岸线仅几码远的地方，有一个平坦但满布岩石的岛屿——克莱德休尔门（Klädesholmen），根据记载，在该岛的整个捕鱼历史中，这里总共只有过六次捕青鱼的好时机。第一次是在16世纪，此后青鱼就离开了，一直到1780年才返回。1780~1808年，克莱德休尔门捕到了一些被浪冲过来的青鱼。村民们把青鱼放在水里煮，浮在水面上的油脂被作为照明的燃料，点亮了巴黎和伦敦的街道。

在那些年月里，当青鱼似乎要从挪威海岸线消失时，克莱德休尔门这一小岛上的民众正在捕鱼并加工青鱼、鳕鱼和石南。由哥德堡和斯德哥尔摩的富裕商人们拥有的两家蒸煮厂，一天24小时地制造油脂。可到了19世纪初，只有每年的9月才有较少的青鱼出现在这一带的海域。于是有些人指责说，这是因为该岛的恶臭气味所致，因为该岛的青鱼油脂厂把散发着恶臭气味的废料倒入了大海。据说克莱德休尔门的气味非常恶劣，以至于青鱼都无法忍受。1880~1900年，再没有成群的青鱼出现过，20世纪也是如此。

18世纪有一千多人居住在该岛上。到了21世纪，岛上只有470位居民了。在20世纪初，数以百计的妇女被雇佣，从事制造罐头中切割鱼肉的工作。她们围着用古巴的糖袋制成的围裙，围裙上用亚麻子油制成防水层。男人们把用于腌制青鱼的盐与古巴糖混合在一起，然后加上檀香、生姜、丁香、肉豆蔻、香菜、桂皮、多香果粉、牛至、莳萝和月桂树叶。

20世纪80年代，那里有200位青鱼加工工人。如今，却有不到100人在八家罐头厂里生产更多的青鱼，这八家罐头厂都是家族生意。对于克莱德休尔门岛上的小公司来说，从一两家为整个瑞典加工青鱼的公司购买成桶的鱼是更加划算的行为。它们买来青鱼，放在盐水里进行加工，每加13千克的盐，就要加9千克的糖。

20世纪20年代，克莱德休尔门的妇女正在加工青鱼罐头。（克莱德休尔门博物馆）

在那些比较大的青鱼加工厂，盐与糖的比例是由盐水调和师定出的，他们如同旧时代鳕鱼船上的腌制师那样，享有最高的薪水。

但是在整个瑞典，生活已经发生了变化。在19世纪中叶木材大受追捧之前，瑞典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瑞典厨房中唯一的制冷方式是在橱柜面对户外的墙上钻上一些孔洞。在历史上，腌制的食品曾使瑞典度过漫长的冬季，因此传统的斯堪的纳维亚食品非常咸。瑞典香肠外面甚至有一层白色的盐。在瑞典，过去的“Äppelfl äsk”通常是在秋季苹果收获时制作的。它们被削成片，与腌肉和糖浆一起炒。但是如今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所有地方，和北欧与北美洲的许多地方一样，人们吃的盐越来越少，腌制的食品也在减少，几乎没有人再吃Äppelfläsk了。

有些正在消失的盐的用途如此怪异，以至于人们难以理解当时它们为什么会流行。比如瑞典口含烟（snus）就是将烟草与盐混合在一起。用手指把它压制成块状填料，塞进面颊内侧与齿龈之间，就这样吸吮一整天。每隔大约一个小时再加入一些新鲜的烟。有些人甚至在睡觉之前填入，在夜里特意醒过来换上新鲜的填料。至于北边拉普兰人的习惯，就连瑞典人都感到奇怪，因为拉普兰人的习惯是喝咸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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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对盐的消费量都正在下降。20世纪，欧洲人的平均盐消费量只是19世纪欧洲人平均消费量的一半。但是人们仍然喜爱用盐保存的鳕鱼、青鱼、香肠、火腿、橄榄、泡菜、鸭肉与鹅肉，不过它们已经不再是必需品了。腌鳕鱼有时只是稍微腌制一下即可，这样就不用进行长时间的浸泡，虽然这种方便是以质量为代价的。有些腌鳕鱼的味道如此之淡，以至于这些鱼要进行冷冻，这在经济上和味觉上都没有什么意义。熏肉和腌牛肉仍然很受欢迎，但是因为如今可以冷藏，因此也就不再那样咸，从而不必在食用之前进行浸泡了。既然用盐加工处理已经不再是一种保存肉类的方式，“新鲜火腿”这种似是而非的概念就出现了。根据瑞典的法律，在9月腌制的火腿不能被称为“新鲜的圣诞火腿”，但是一只在9月冷冻起来的火腿，如果在12月17日被融化并腌制，就是一只“新鲜的圣诞火腿”。

在北美洲，犹太人开设的熟食店集中了大量用盐保存的食品（这些食品本可以很容易购买到新鲜的），包括腌黄瓜和西红柿，腌制和熏制的鲑鱼、鲤鱼、白鱼和裸盖鱼，以及加工的肉类，比如牛舌、熏牛肉和腌牛肉。熏牛肉最初来自罗马尼亚，将晾干、加上香料腌制而成的牛肉放在硬木的刨花、锯末上进行熏制，然后再蒸熟。它的名称也许来自pastra，这是罗马尼亚语中的动词，意为“保存”。这种牛肉在每一家熟食店都能买到，但是最著名的是蒙特利尔的施瓦茨特产。在1977年富有争议的101条款中，明文规定商店的名称必须采用法语（这是一种不使用省略符号的语言），而施瓦茨及其熏牛肉太过著名，以至于被允许保留使用其省略符号。但是它不得不从一个“希伯来熟食店”变成了一个用法语（cha r cu t erie Hé b raï que）标示的熟食店。

当犹太人和其熟食店集中于北美洲东部时，他们大部分的鱼是从太平洋中获得的。因为五大湖中的鲤鱼正日渐稀少，而一种不太昂贵的替代品是腌制或者熏制的裸盖鱼，它是一种巨大的太平洋深水鱼种。在太平洋的西北部，它被称为黑色鳕鱼，虽然它根本不像鳕鱼，而且属于一个独一无二的太平洋北部家族。如今在美国和日本，吃黑鳕鱼已经成为非常流行的时尚，于是它也变得更加稀少，并且加工的裸盖鱼也不再便宜。

虽然在发现鲑鱼的地方，对鲑鱼进行加工是一种古老的传统，但犹太人却是在德国和中欧学会的加工，而在德国和中欧，经过加工的鲑鱼一直是一种深受欢迎的食品，这些地方的居民也为在全世界推广这一食品做出了许多贡献。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犹太人向巴黎移民的过程中，经过加工的鲑鱼成了巴黎熟食店主要经营的品种。在纽约也是如此，20世纪初，曼哈顿的中欧犹太人聚居在商业繁荣的下东区，是他们首先使经过加工的鲑鱼成了纽约的特色食品，随后又成为美国的特色食品。

深受欢迎的犹太人加工鲑鱼被称为熏鲑鱼（lox），这是指称鲑鱼的意第绪语，该词来自德语lachs。Lox是用盐加工的鲑鱼，通常用的是太平洋鲑鱼。19世纪，太平洋西北部成为东方和西方加工鲑鱼的中心，因为这一地区兴旺的毛皮贸易促使人们购买大量的盐，而西北的商人们发现，腌鲑鱼在世界各地都卖得很好，于是运载盐的船只便购买腌鲑鱼作为他们的返程货物。

夏威夷是西北部的盐供给地，如同18世纪和19世纪许多太平洋岛屿那样，夏威夷拥有一种重要的贸易，这就是为捕鲸船和其他运载盐和腌肉的船只提供给养。夏威夷在内陆湖里生产海盐，在这些内陆湖中，最著名的就是被谣传为无底洞的火山坑，这种谣传显然是不真实的，因为在火奴鲁鲁，那些干枯的盐湖如今已经填满了高耸的建筑物。夏威夷人在西北用盐与别人进行交易，然后再买入腌鲑鱼，这种产品相当坚硬，需要像对待腌鳕鱼那样进行浸泡。夏威夷人仍然把浸泡的腌鲑鱼与西红柿混合在一起，这是一种被他们称为lomilomi的菜肴。这一词汇的意思是“按摩术”，是指把咸鱼压成薄片的工艺。

用盐加工的熏鲑鱼曾是主要的加工鲑鱼，对于口味不是那么重的新斯科舍人来说，近年来它几乎完全被摒弃了。新斯科舍人只是对鲑鱼稍微进行一点加工：把鱼放在盐水里浸泡，然后再进行熏制。最近几十年里，在犹太顾客中一直有着这样的颂歌：“要新斯科舍鲑鱼，不要太咸的熏鲑鱼。”虽然称之为新斯科舍鲑鱼，但大多数新斯科舍人原来也都是从附近魁北克的加斯佩半岛过来的。如今，一些新斯科舍鲑鱼选取的是太平洋产的鲑鱼，因为大西洋的鲑鱼只剩下养殖的品种了。莫·格林格拉斯是位于曼哈顿上西区非常受欢迎的熏鱼店的老板，该店是他父亲于1929年创办的。他说：“没有人再买熏鲑鱼了，我们每周卖出100磅新斯科舍鲑鱼，但却只卖出5磅熏鲑鱼。”莫的父亲巴尔尼在创办他的上西区商店之前，曾经在下东区的一些鱼店工作过。他是那些使熏鲑鱼成为纽约特色食品的人之一，因为当时的纽约人喜欢买比较咸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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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尾鱼的特别之处在于：经过腌制的鱼比新鲜的鱼更受欢迎，但是由于腌制不再是一种必需的食物保存方法，所以它如今也远不像过去那么咸了。19世纪的普罗旺斯厨师J. B. 勒布尔被公认为在凤尾鱼食品的制作方面最富有创新能力的先驱者之一，他发明了凤尾鱼馅饼和若干种以凤尾鱼作填料的面粉糕饼。他还写了最伟大的普罗旺斯经典食谱之一：anchoïade。

清洗七八条凤尾鱼，把它们放在水里浸泡几分钟以便去除一些盐分。把鱼片与鱼刺分离开来，然后把鱼肉放在盘子里，加上满满几匙橄榄油、1撮胡椒、两三瓣剁得细碎的大蒜，你还可以加上几滴醋。

从法棍面包（pain de ménage，一种长而圆的典型法式面包）的顶端切下大约1英寸，这是面包的最好部位，因为它不容易碎成面包屑。

把这一块长面包分成两三份：它们应当大小相当，每位客人一份。把一些凤尾鱼片放在面包上，再把这些面包放置在盘子里。

把剩下的面包切成小方块，然后把它们放进准备好的油里浸蘸，再用浸好的小方块捣碎面包上的风尾鱼片。当凤尾鱼与酱料已经调和在一起时，你可以一边烤制涂有凤尾鱼的面包片，一边品尝用来捣碎的面包小方块，它释放出特有的香味，使所有爱好普罗旺斯烹饪的人充满快乐，并且给许多人带来美味食品的快感。

（J. B. 勒布尔，《普罗旺斯的烹饪》，1910年）

另外一位著名的普罗旺斯厨师M. 莫拉尔这样写道：“在尝到满满一口富有刺激的面包（浸过橄榄油从而变成金黄色）之后，最懒惰的胃和最困倦的胃也会被唤醒，急着想品尝被捣碎的凤尾鱼鱼片和剁碎的大蒜，而它们已被厨房的拼盘师如此完美地放置在了要烤制的面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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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亨利·马蒂斯和安德烈·德朗去了科利乌尔，那是个依傍大海的粉黄色小村庄，因为凤尾鱼而闻名。在艺术史上最富有成果的一个夏季，他们创作出了色彩狂野的画作。德朗用纯净的三原色画了一个村庄，马蒂斯画了一个青绿色、橘黄色、洋红色和金黄色相间的村庄。他们把自己的画作带到巴黎的沙龙，由此产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被艺术界称为“野兽派”的运动。

如今再访问这一名为科利乌尔的小港口（从西班牙边界到加泰罗尼亚海岸有几英里远），发现马蒂斯和德朗的作品似乎纯粹出于想象。科利乌尔不再是一个色彩明亮的世界，而是遍布色调柔和雅致的墙壁，墙上爬满了淡紫色、浅桃红色的紫藤花。

不对劲儿的是渔船。德朗把它们漆成红色和黄色，让它们的鲜红色桅杆在港口上空伸出，就像秋天的小树林。马蒂斯则把它们画成从他的青绿色窗户望出去看到的红色花束。他们夸张地使用了这些颜色，不过这些叫作加泰罗尼亚船的渔船，的确被漆成了强烈的三原色。这些船属于那些捕获凤尾鱼的渔民。

1770年，拥有800个渔民的科利乌尔拥有140条加泰罗尼亚船。1888年，船只的数量已经减少了10条。渔民观察到凤尾鱼会于满月之夜在水面附近浮现。据此推断，鱼儿是被月亮吸引出来的，所以这些渔民在供电之后就开始制造自己的月亮，他们称之为lamparo。lamparo是设在浮标上的大约有5英尺高的巨灯，它悬挂在吊钩上被携带出海，这个吊钩是装配在船头上的。在没有月光的平静夜晚，渔民们会支起他们的网，然后开启lamparo，等待着凤尾鱼在下面聚集，然后拖拽出满网的鱼。

加泰罗尼亚船每天晚上出海，次日早上满载而归。收获是可观的，但是他们捕获的鱼越多，越是得去更远的地方寻找凤尾鱼。渔民们开始使用大钢壳船进行长途航行，但是这样的船只不能在码头停泊，因为港口不够深。到了1945年，在科利乌尔只有26条工作船了。如今，只有一条加泰罗尼亚船依傍着中世纪的墙壁停泊在科利乌尔港口，这是该村庄凤尾鱼业一个未曾使用的纪念品。

艺术爱好者渴望看到马蒂斯和德朗笔下的景致，他们在旅游季节蜂拥到达科利乌尔，这个季节与古老的凤尾鱼季节一样，是从5月到9月。但是那些色彩、那些捕鱼船都已荡然无存。当地人仍然在冬天从他们的葡萄园里酿造出巴纽尔斯酒，而在夏天，取代捕鱼的是旅游业，当地的旅游业取代了捕鱼业。在科利乌尔，只有两家仍然在腌制凤尾鱼，他们所使用的盐来自艾格莫尔特，而使用的凤尾鱼是在旺德尔（Vendres）港口捕获的，这是现存的一个纪念该产业效率的遗址，它位于山坡上。这处遗址拥有一支船队，它用声呐装置寻找鱼群，这里还有一个下午开放的鱼市，拍卖船队捕获的鱼，但是马蒂斯从来没有画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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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17世纪和18世纪的作家坚持认为鱼酱的继承物不是后来成为番茄酱的凤尾鱼酱，而是鱼子酱（caviar）。曾经撰写过一本名为《许多已经失传但值得记忆之物品的历史》（History of Many Memorable Things Lost）的吉多·潘奇罗利认为：“有一些鱼酱叫作bottarga，如今，鱼子酱已经取代了它们。”

鱼子酱这一词汇是土耳其语的派生词，指鲟鱼的卵，这种鱼是一种史前动物，在1.8亿年中都没有得到进化。它是一种硕大的洄游鱼，就像鲑鱼那样是溯河产卵的，也就是说，它生活在咸水之中，但要往上游到它出生的淡水区域产卵。食用鱼子大概比食用鱼酱还要早。起初，鱼子是渔民们的食品，它很廉价，因为不适于销售，而鱼本身能够带来高价，后来，鱼子逐渐赢得了人们的青睐和欣赏。

1549年，克里斯托福罗·迪·麦西斯布果这位来自费拉拉的文艺复兴时代的食品作家这样写道：

鱼子要吃新鲜的并且要予以保存

选取鲟鱼的鱼子，其中的上等品是黑色鱼子。用刀片把它们摊放在一张桌子上。筛掉那些又小又不够饱满的鱼子，把剩下的鱼子进行称重，每25磅鱼子中要加入12.5盎司的盐，或者每磅鱼子中加入半盎司的盐。

中世纪的欧洲河流到处是产卵的鲟鱼。它们在塞纳河、吉伦特河、泰晤士河、波河、多瑙河、西班牙北部的埃布罗河和西班牙南部的瓜达尔基维尔河中都很常见。鱼经常是皇家特权的主题。英国王室从13世纪的爱德华二世开始，就声称对每年在英国水域中捕获的第一条鲟鱼拥有所有权。

法国至少从路易十四的时代起就开始生产鱼子酱，鱼子主要来自在吉伦特河中捕获的鲟鱼。但是在塞纳河甚至在巴黎所捕获的鲟鱼都极为稀少，甚至不足以凑足要上缴给国王的数量。柯尔倍尔制定了捕鱼法规以保护这种珍贵的鱼，这些法律至今仍有效力，但是鲟鱼却消失了。路易十五在1758年得到过一条鲟鱼，而路易十六在1782年得到过一条鲟鱼。19世纪早期著名的法国烹饪大师安托南·卡雷姆，坚持说他在巴黎西部边缘靠近讷伊桥（Pont de Neuilly）的地方，看到过一条3码长、220磅重的鲟鱼。这大概是最后有人在巴黎看到鲟鱼的案例之一了。

鲟鱼的重量可以达到两吨，它对于工业污染毫无抵抗力。甚至吉伦特河这一法国鲟鱼的最后存活地也被污染了，就像北美洲的哈得孙河以及其他拥有大鲟鱼的河流那样。

当欧洲人在北美洲定居时，他们目击了北美洲土著人捕获巨大鲟鱼的情况并将之记载下来。甚至在19世纪，美国的河流中仍然可见鲟鱼。鱼子酱在酒吧作为免费的小吃被提供给顾客，与花生一起，借着咸味，有助于下酒。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士兵的供给食品之一就是装在罐头里的压制鱼子酱，他们称之为“鱼酱”，大多数人都不喜欢。有的士兵甚至宁愿自己花钱购买沙丁鱼罐头，也不愿吃那些免费分发的鱼子酱。

鱼子酱一直被看作鱼酱的继承物，所以人们一直把它当调料使用，而不是把它当作可供品尝的一种风味。一直到20世纪，似乎还是这样。在19世纪的俄罗斯，德国酸泡菜被看作比鱼子酱更值钱的东西，在一些食谱中，鱼子酱也是一种令人愉悦的用于大白菜的腌制调料：

到了20世纪初，美国人对来自里海（世界最大的咸水湖）的俄罗斯鱼子给予了高度评价。1905年，俄罗斯正处于反对沙皇的公开起义中，1906年4月，一份美国出版物《野生世界杂志》警告说：“人们担心俄罗斯发生的事件将会极大地影响鱼子行业的运行。”文章的作者担心哥萨克人会卷入政治斗争，从而放弃出海捕获鲟鱼。

但是这本杂志的确也看到了起义的原因。根据报道，沙皇强迫哥萨克人每年向他上贡11吨最好的鱼子，而这一上贡的数量本身就需要在每个季节开始时捕杀5 000条鲟鱼。

该文章还描述了在寒冷的俄罗斯冬季，哥萨克人站在冰面上，从凿开的冰洞里捕鱼的场景。根据报道，这些鱼子是以4%~5%比例与“质量最好的盐”混合在一起的。乌拉尔河与伏尔加河共同注入里海，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盐水湖。它不仅拥有鲟鱼，而且还拥有海盐，这些海盐由黑色的海水在众多河流的入海口和河口蒸发而成。

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之前，哥萨克人是里海地区占据绝对优势的鱼子生产者。他们一年只捕获两次鲟鱼，每次持续两周时间，鲟鱼看起来捕之不尽。所有的哥萨克人都参与到这两次短暂的捕获季节之中。第一次在秋季，所有家庭成员都沿着伏尔加河布网捕鱼；第二次在冬季过半时节，这次捕获仍然是沿着伏尔加河进行的，采用的捕鱼工具是鱼叉，成千上万的哥萨克人站在冻结的冰面上，等待着作为破冰信号的炮声，准备用鱼叉扎上一条鲟鱼。炮声会把受到惊吓的鱼儿驱赶到河流下游，而哥萨克人则用鱼叉和炮严阵以待地迎接它们。来自莫斯科、圣彼得堡，甚至巴黎和其他欧洲城市的商人们都等待着巨大的鲟鱼，趁它们还活着时剖开鱼腹，取出鱼子。

从20世纪初开始，鱼子价格就一直在跃升。1900~1915年，鱼子的价格翻了一番。商人们开始进口俄罗斯鱼子，更不用说贴着俄罗斯标签的法国鱼子了，然后再把它们转手卖给西欧那些独家经营的公司。这就是彼特罗相家族（the Petrossian family，当今世界上主要的鱼子分销商之一）发迹的经过。该家族成员出生于里海的伊朗一侧，但是他们却在俄罗斯一侧长大，后来移民到巴黎，结果发现俄罗斯的东西是富人们追求的流行时尚。

在整个20世纪，随着工业污染和石油泄露，鲟鱼在世界范围内大批死亡，商业化的鱼子捕获在很大程度上被缩小到里海地区。里海大约有3/4的面积被俄罗斯环绕，剩下的1/4的面积由伊朗环绕，形成这两个国家对鱼子的实质性垄断。但是里海以及注入里海之中的俄罗斯河流也受到了污染。化学物质和渔民们杀死了如此多的鲟鱼，以至于到20世纪70年代初，俄罗斯人也面临鱼子短缺的问题。同一时期，伊朗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也开始威胁到里海南侧的伊朗捕鱼业。这样，鱼子的价格让大多数人都望而却步。

在里海地区，仍然可以捕获鲟鱼，不过一年只有两次，春季的捕获量较大，而秋季的捕获量较小，必须将它们从里海湖底最深的袋状处栖居地用网拖拽上来。一旦被拖上工厂船只的甲板，鲟鱼就会像其他许多被渔民捕获的鱼一样，在头上挨一棒子。这样一击会使鱼失去知觉，使渔民可以趁它们活着的时候取出鱼子。

这些鱼子必须通过一个宽大的筛子，使之与其他纤维性物质分离，然后被小心地与盐搅拌在一起，这既是为了保存鱼子，也是为了产生特定的味道。其中存在着一种权衡取舍的关系：如果使用较多的盐，鱼子就会保存得更好，但是使用的盐少一点，味道就会更好。加工鱼子需要细致的劳动，这也会增加成本。一般而言，伊朗人腌制的鱼子要比俄罗斯人味道淡，不过每个渔场都有一些不同，事实上每一种鱼也是不同的，这就是在所有规格的鱼子罐头里所填入的鱼子都要来自同一种鱼的原因。

在已知的24种鲟鱼中，有3种是在里海地区捕获的：大白鲸鱼（beluga）、奥西特拉鱼（ossetra）和闪光鲟鱼（sevruga）。这并非质量的反映，而是稀缺程度的反映。巨大的大白鲸鱼是最难找的，因此其鱼子酱也是最为昂贵的。雌白鲸需要20年时间才能达到成熟期，此时它的体重高达1 800磅，长度达26英尺。这样巨大的鱼可以产20磅鱼子。大白鲸鱼拥有最大的鱼子，而这些烟灰色的泡状物也是最娇弱的，这也是它们价格昂贵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大白鲸鱼子在加工过程中比其他种类的鱼子更容易破碎，损失更多。

里海鱼子的优势地位一直在下降，如今它只能提供世界鱼子供给量的3/4。随着里海鱼子一年比一年稀少和昂贵，人们试图恢复欧洲和美洲的鱼子，其中一部分是从饲养的鲟鱼身上获得的，然后小心谨慎地贴上“美洲白鲟鱼子”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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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鲜的鲻鱼腹中取出鱼子，在特定的季节，其质量是最优的，注意不要弄碎包裹着每一个鱼子的娇弱外皮，并且在鱼子上小心地加上一点盐，这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然后就这样搁置上一天一夜。接着把它们放在离火焰足够远的烟雾之处，这样不会过于灼热。当鱼子被烘干之后，把它放在由麦麸环绕的木箱或者木桶里。这种腌鲻鱼子（bottarga）通常是生吃的，但是如果有人想在烹饪之后再食用，可以把它放在灰烬里加热，或者放在一个干净温暖的炉灶里加热，一直到它变热时再翻动。

（马蒂诺，《烹饪艺术手册》，1450年）

有关马蒂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包括他的全名是什么，我们也无法获知。他出生在科摩，为贵族工作，是当时最受尊敬和具有影响力的意大利厨师。他的腌鲻鱼子食谱要求采用鲻鱼的鱼子，并且是烟熏的，而不是压制的。腌鲻鱼子是作为一种鱼酱变种而被18世纪的潘奇罗利列入鱼子清单的，各个渔场的腌鲻鱼子都有所不同。土著美洲人经常通过压制和晾干鲟鱼鱼子来制造它。如今，它通常是腌制、压制和晾干的鱼子。在突尼斯，腌鲻鱼子是用鲻鱼的鱼子制成的，它与突尼斯犹太人的关系，和熏制鲑鱼、熏牛肉与那些北美洲犹太人一样。但是它的名称被认为是来自阿拉伯语bitârikh，并且在古代埃及也曾经生产过它，也许用的也是鲻鱼的鱼子。

如今在意大利，腌鲻鱼子已经成为广为人知的西西里产品，尤其是来自西西里西部的腌鲻鱼子，它采用的是金枪鱼的鱼子，而不是鲻鱼的鱼子。西西里西海岸的金枪鱼贸易与欧洲最古老的一个盐场和最古老的金枪鱼捕鱼业结合在一起。特拉帕尼港口城市在狭窄的半岛三角端向前伸出。作为一个典型的西西里城镇，特拉帕尼经过了腓尼基—罗马—诺曼—阿拉伯—十字军的历史。这些经历反映在它的建筑、语言、食品和习俗等方面。西西里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一层又一层的历史积淀之上的：其他民族来临、征服、建设，然后被打败又撤离。

特拉帕尼北部的卡斯蒂廖内金枪鱼公司，每年生产2 000磅以上的腌鱼子，西西里人将它磨碎后与橄榄油、大蒜、剁碎的欧芹一起，就着意大利面条食用。这种鱼子来自蓝鳍金枪鱼，这些金枪鱼每年会进入直布罗陀海峡一次，并且游过西西里的西部，到达它们在地中海的产卵地。每一条雌鱼都有两个巨大的鱼子块（生殖腺），每个鱼子块重达六七磅。工人们用当地的海盐准备好盐水，然后把鱼子块放在盐水里清洗，接着用当地的特产粗粒盐覆盖它们，最后在腌制的鱼子块上放上重达30千克（66磅）的重量，每个星期都添加重量，到了月底时，重量可达到六七十千克，大致上是一个中等身材男人的重量。经历这样的压制之后，这些鱼子将被放在阳光下晾晒一周时间。

如同旧时的鲟鱼渔民那样，西西里人会把鱼卖掉，而把鱼子留下来自己吃。但是他们还在整个西西里出售腌鱼子，在远至西西里首府的巴勒莫出售金枪鱼。Lattume是味道精美的腌制雄性生殖腺，专供特拉帕尼地区的当地人食用，而金枪鱼的肠、胃和食道的供应方式也与之相同。

几个世纪以来，这一海岸就以腌制金枪鱼而闻名遐迩。但是，西西里人从来不以任何形式食用蓝鳍金枪鱼，而是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高价在它们还新鲜时就出售出去。当地捕获的鱼有90%是在死后一小时就被送上岸的，并且立即被售往日本。

腓尼基人首先发现了蓝鳍金枪鱼在产卵期间会离开地中海海岸，于是这些腓尼基人建立了被称为tonnaras的西西里渔场。随着各种不同的文化在西西里与突尼斯之间的这条通道占据优势地位，渔场也在仪式礼节方面进行了层次划分。如今在西西里，只有两个地方将它延续了下来，即特拉帕尼正北方的水边小镇波那吉尔和邻近的小岛法维尼亚纳。波那吉尔的渔场归卡斯蒂廖内金枪鱼公司所有，尽管它能够从日本获得高价购买合同，可通常还是亏损的，公司利润的主体来自别处捕获的黄鳍金枪鱼，公司购买并且包装这种鱼。蓝鳍金枪鱼的消失并非由于该渔场的滥捕，而是由于大西洋的捕鱼行业效率要高得多。卡斯蒂廖内金枪鱼公司的生产经理欧金尼奥·贾科马齐先生说，1 000磅蓝鳍金枪鱼如今被看作非常好的捕鱼业绩了，而过去往往只有三四条鱼，根据历史记载，还曾经有过一条鱼的记录，但是如今则是满满一网，因为鱼的种属发生了变化，随着它们变得更加稀少，成熟得也更早，成了更小的生物。

卡斯蒂廖内金枪鱼公司拥有150名雇员，但是每年3月还要另外雇佣120人到渔场工作。领导人被人们用阿拉伯语称为Raiz，渔民们唱着阿拉伯歌曲“Cialome”，目的是要鼓动专司捕获的诸神。但是进行最终捕杀时，渔民们嘴里冒出的则是西班牙语matanza，它的确切意思是“屠杀”。

金枪鱼的捕获是在3月份开始的，男人们一边唱着传统的歌曲，一边在狭窄的水边整修和安排着渔网。这些歌曲，一部分是西西里语，一部分是阿拉伯语。在西西里的渔场里，使鱼筋疲力尽的办法不再是让其在鱼钩的那一头挣扎，而是被引导着从一系列的渔网中通过。150英尺高、4英里半长的网墙，从东到西被锚定在海洋底部。

在5月和6月，金枪鱼进入地中海。接近西西里海岸时，它们转向南面，从西西里和突尼斯之间的海峡穿过，但是并不直接撞在渔网上，它们是在被称为“岛”的一系列由渔网组成的空间里游弋。古时候，大鱼是由人拿着长棍引导着通过这些空间的。如今，这是由被称为“大家伙”的带有水中呼吸器装备的潜水员来完成的。Bonagia的“大家伙”毛里奇·吉塞普说，当他与那些运气不佳的鱼一起游弋时，他游过了古希腊和罗马人盛酒和油的两耳细颈椭圆土罐和其他来自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古代遇难船只残骸中的史前古器物。

“大家伙”的工作就是把金枪鱼从一个空间诱骗到另外一个空间（每个空间都有一个名称），大约两个星期之后，这些鱼都筋疲力尽了，这时，便将它们导入最后捕杀的空间，这就是它们的命运。渔网被拖起，在长艇上有55位渔民用矛戳刺这些鱼。这是捕获金枪鱼的古老方式，2 500年以前，希腊的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在《波斯人》中，描述了希腊人对波斯海军的毁灭性打击，说这简直就像是在屠杀金枪鱼。那些巨大的蓝鳍金枪鱼，即使在被操纵的几个星期里早已筋疲力尽，仍然挣扎着拼命游动。地中海被它们的血水染成黑色，在它们被戳刺、叉捉、抛上岸和运往日本的同时，海水的泡沫也都变成了紫红色。

渔场的渔民们要花上整个3月的时间来修补渔网，4月要在海洋底部作业，5月和6月要捕鱼，然后再把渔网收回来，而7月则是海盐收获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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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拉帕尼的南边，沿着海岸渐渐看到由土堆成的堤坝和几个石头砌成的风车房。这些堤坝标出了水塘，有些水塘积蓄着青绿色的水，有些则积蓄着粉红色的水。风车房的石制塔楼从这些整齐有序的彩色池塘中伸出。盐场沿着海岸而建，一直向南延伸，深绿色茂盛的原野随之出现，它是马尔萨拉葡萄酒的葡萄园地。这个盐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腓尼基人为了加工他们的金枪鱼开始使用它，在迦太基人被消灭之后，便由罗马人继承。当公元800~1000年穆斯林在西西里生活时，他们也写到了特拉帕尼的风车房。

如今的风车是土耳其式的，这种风格起先被西班牙人采用，西班牙人把他们的风车带到了西西里，以后又带到了荷兰。大约在1500年前后，这里的风车由一位格里尼亚尼的人建起来，当时是为了要从盐水池把盐水运出来。他的儿子埃托雷，这个名字后来成为莫齐亚（Mozia）岛对面几个盐场的名称。在这些盐场于公元前397年被毁坏前，一直由迦太基人在此生产海盐。

特拉帕尼盐被运往卑尔根的汉萨同盟，在中世纪的整个欧洲都闻名遐迩。但是19世纪意大利的统一使西西里难以出售它的海盐。意大利政府对盐进行垄断，并且它为了保护位于阿普利亚（Apulia）的几个盐场，不允许西西里的盐运到意大利大陆出售。这种垄断激起了民愤，因为它使盐变得非常昂贵。有位佛罗伦萨的丝绸商人佩莱格里诺·阿尔图西后来成为非常受欢迎的美食作家，在他1891年的著作《美食手册》（The Art of Eating Well）中，阿尔图西根据自己的冰激凌食谱提出了建议：

为了节省钱，盐可以从冻结冰激凌的冰水中获得，具体方式是把水放在炉子上蒸发。

作为几个世纪以来一项重要的出口商品，特拉帕尼盐成为当地用来加工金枪鱼的一种产品，在特拉帕尼地区，盐被奢侈地撒在烤鱼上。同时，当地人还用它来保存丰收的刺山果花蕾。刺山果花蕾是刺山柑的花蕾，它长满了剌，以至于土耳其人称之为猫爪。它们是罗马花坛中的野生植物，但却非常坚强，能够在以色列约旦沙漠中岩石的缝隙中顽强生长。它们似乎很喜爱岩石，沿着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海岸线上的大石头盛放着，紫色和白色的花使它们非常醒目。但是这些花蕾必须在它们开放前采摘，这就要求在夏季，每天都必须进行采摘，并且对每一个花蕾都进行认真的检查。然后必须加工这些花蕾，才能让它们散发出特有的香味。法国人认为法国最好的刺山果花蕾来自普罗旺斯，这些花蕾最小，被浸泡在醋中。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当地中海的刺山果花蕾在北欧难以获得时，旱金莲花被用来作为替代品，这份英国食谱描述道：

旱金莲花要在开花之前予以采集：把它们放在背阴处晾上三四个小时，然后放进陶釉的容器之中，上面倒些醋，再覆盖一块木板，就这样放上8~10天。然后取出来，轻轻地挤压，投入新鲜的醋里，再放上和以前一样长的时间。再次重复这样的过程，最后把它们与醋和少许盐一起装入桶内。

（约翰·伊夫林，《论沙拉食谱》，1699年）

在西西里，受到赞赏的刺山果花蕾较大，来自潘泰莱里亚，这个岛是西西里的一部分，虽然它离突尼斯更近；还有的花蕾是来自北海岸更小的西西里岛屿。西西里刺山果花蕾被保存在粗糙的特拉帕尼盐之中，经常是不加醋的，它们在食用之前需浸泡，然后与烤鱼一起食用。

由于意大利的垄断，它们被限制在自己的西西里市场范围之内。而西西里的传统产品——金枪鱼、刺山果花蕾、食盐、丰富的橄榄、奶酪和香肠都不足以支撑这些盐场的经营，于是大多数盐场在20世纪70年代被废弃了。

但是安东尼奥·达利的盐场没有被废弃，他使自己的盐场维持1/3的产能，并且坚持了若干年。“我们保持运营，因为我们希望这种垄断状态总有一天会消除。”他这样说。1973年，意大利政府结束了对盐的垄断，如今，这些盐场已为意大利全国提供食盐了，而这恰恰是意大利政府曾经感到恐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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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特拉帕尼竞争的是腓尼基人在斯法克斯创建的盐场，它越过西西里海峡到达突尼斯。如今，斯法克斯是一座单调乏味的工业城镇，到处是三四层高的楼房，只有几条棕榈树林荫大道。它是突尼斯第二大港口，仅次于突尼斯城，但却是出口磷酸盐、橄榄油和海盐的主要港口。

这些盐场分布在港口南岸，在冬末，当盐结晶被收集、丰收的时候，到处盛开着巴旦杏树的白花。小蔬菜园由一行行带刺的梨仙人掌隔开，这是西班牙人从美洲带来的，如今它仍然是北美洲风景的一部分。如同斯法克斯的其他东西一样，仙人掌和蔬菜上都落满了厚厚一层棕色灰尘，这是撒哈拉沙漠正在蚕食肆虐土地形成的沙土。而那些被灰尘覆盖的蔬菜有花菜、胡萝卜和黄瓜，它们食用前都需要浸泡在盐水中。

在海里有3 000英亩的盐水蒸发池，另外还有400英亩用作最后的结晶，这些盐场每年生产30万吨海盐。当人们问盐场经理努尔丁·盖尔马奇（Noureddine Guermazi），盐是否是突尼斯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时，他带着讽刺的微笑回答说：“从吨位方面来说，是的。”当代，大多数盐场都是通过生产大量的盐，然后相对经济地加以运输来获得利润的。

斯法克斯是很好的产盐地，因为它的雨水量每年只有8英寸，这使它比突尼斯和北岸更加干燥。而欧洲和北美洲东部即使在干旱的年景里也都有40英寸以上的雨水量。它的南边是撒哈拉沙漠，那里仍然有盐沼。有时干燥的盐床要用推土机进行收获。非洲更加靠南，有些地方，人们仍然使用骆驼来运输。在马里北部靠近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边界，有一个叫陶代尼的地方，1828年，瑞恩·卡尔伊尔（René Caillié）首先在对撒哈拉的地理研究中对它进行了描述。他发现塔阿扎实际上已经被废弃，但是在陶代尼地表以下几英尺的地方发现了岩盐，这是相对纯净的氯化钠。如今，同样的矿藏与同样的技术方法仍然由摩尔人控制。摩尔人是个子高大，穿着天蓝色袍子的民族，一部分是阿拉伯人，一部分是来自毛里塔尼亚的柏柏尔人半游牧民族。摩尔人付给马里人每个月大约两美元的工钱，让他们去挖掘结成硬壳的盐块，然后装载在骆驼身上，三四十头骆驼组成一个商队，向南行进到廷巴克图，它如今仍然是尼日尔河流域的一个贸易中心。

继续向东旅行，在突尼斯的正南面，在比尔马的灰沙中，随处可见的深坑在尼日尔如麻点一样。这些深坑缘于长达几个世纪的挖掘，但总是还有盐。一个家族可以连续几代人挖掘同一个洞穴。如今，30磅重的一块盐以大约50美分的价格出售给交易者，而交易者则利用多达100头负荷满满的骆驼运载这些盐块，行程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期间跨越尼日尔河，到达尼日利亚的北部，在那里，比尔马的盐价值很高，原来值50美分的盐块要价3美元。但如果不是劳动力如此廉价的话，这样的撒哈拉盐之旅根本无法获得利润。

斯法克斯的海盐被装到船上，出售到全世界。其中大量的盐被运往仍然极端缺盐的欧洲一角——斯堪的纳维亚，在那里，盐用于腌鱼，也用来防止道路结冰。盐能够降低水的冻结温度已经给产盐者带来了北方高速公路这一巨大的冬季市场，并且它已经成为比腌咸鱼重要得多的盐的新用途。咸鱼贸易已经经历了历史性的倒退。一度十分宝贵的盐变得十分平凡，它们被倾倒在道路上，而金枪鱼、凤尾鱼、青鱼、大湖鲤鱼、里海鱼子甚至鳕鱼却变得稀少起来。

在斯法克斯，当斋月结束之后，穆斯林节日Aïd Essaghir来临时，腌鱼被煎烤后加上夏暮拉（charmula，一种调料汁）食用。有钱人有时会食用腌鳕鱼，它是从北欧进口的，价格在不断上升，已变得十分昂贵，不过它经常是用斯法克斯运去的盐加工的。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腌制当地的咸鱼，于是斯法克斯的盐场在Aïd Essaghir节日的当地市场上出售的盐，显然要比全年中其他时候出售的更多。

夏暮拉是把咸味与甜味混在一起的突尼斯调料范例之一，这种范例数不胜数。而突尼斯人说，所有咸味与甜味混在一起的菜肴都是在1492年由被驱赶的穆斯林从西班牙引入的。

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蒸粗麦粉厂中一个是由爱菲斯家族（the Affes family）拥有的。另外一个在马赛。这个家族来自斯法克斯。

如今，斯法克斯和艾格莫尔特以及许多盐场都成了珍稀禽鸟的避难所。而且，现今的大厨师也不赞同用淀粉勾芡的调味汁。可罗马人的感觉大不相同，他们尤其喜欢吃火烈鸟的舌头，这使马蒂尔这位当代的阿比修斯写下了下列诗句：

我的粉红色羽毛给予我名称，

但是在诸多美味中，

我的舌头却赋予我美妙的声名。

除了火烈鸟，斯法克斯和艾格莫尔特的若干家盐场还拥有某些共同的东西：它们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被莫顿盐业公司收购的。

第26章

大盐与小盐

运输一直是盐业的关键，莫顿公司就是建立在运输之上的。1880年，出生于底特律的24岁前铁路工人乔伊·莫顿（Joy Morton）开始为芝加哥一家小公司惠勒公司工作。这家公司于1848年由奥农多加的盐业公司发起成立，作为它们的代理商，把它们的盐销往美国中西部。杰伊的父亲后来成为克利夫兰农业部部长，杰伊自己给这个芝加哥公司投入了一小部分资金并带来了一个主意，他把全部积蓄1万美元压上，买下了这家公司并且购买了一个船队。夏天，当五大湖完全解冻时，他的船队便用很低的成本将中西部一年所需的盐运过去。当各盐业公司争夺中西部市场的时候，莫顿公司因为拥有航行在五大湖上的船队，从而占据了重要的优势地位。

1910年，公司走向集团化，购买了盐场。从此，莫顿盐业公司便既是分销商又是生产商。公司早期的发明之一就是在1911年的食盐里加入碳酸镁，防止食盐黏结。正如包装盒上所述，此盐不会黏结变硬。后来，另一个化学品硅酸钙作为不粘剂取代了它。不黏结的盐成为莫顿著名的行销活动的主题。1924年，根据密歇根医学会的建议，莫顿公司又有了一项新发明：率先生产出加碘盐。

那个年代，真空蒸馏技术还很新鲜，人们对大小整齐的盐粒感到新奇。莫顿宣称它生产的盐每一粒形状大小都一样，它们整齐划一，即使用显微镜也无法分辨哪些是纽约生产的盐，哪些是加利福尼亚生产的盐。莫顿在全国范围内收购盐场，有些用来蒸馏海水，有些用来加热盐水，有些用来开采岩盐，而它们的产品都以同一种面目出现在消费者面前：莫顿盐。

公司还发明了圆筒状包装盒，甚至为盒子上的金属出盐口申请了专利，并雇用了一家广告公司艾耶广告公司（N.W. Ayer）在全国第一次大规模地为食盐做广告。莫顿还定制了12条广告准备在《好管家》杂志（Good Housekeeping）连续刊登12期，可是公司没有选中这12条广告，而是看中了广告公司备用的一条广告：一个打着雨伞的小女孩在雨中倒盐，广告语是“痛快地下！”有人建议改为“从来就只有倾盆大雨”，可由于这口气显得太肯定，于是改为“天下雨，盐瓢泼”。而这则出现于1914年的广告并没有提及碳酸镁，而是声称它之所以不会受潮黏结，是因为“它是盐，是完美的正方形结晶体。请留意那个可以调节的铝制出盐口”。

莫顿牌食盐广告，刊于1919年10月期的《女性家居月刊》

19世纪40年代，一项针对4 000名家庭主妇的调查显示：90%的被访者都知道莫顿牌食盐。

随着人们认识到规模和运输是现代盐业获利的关键，小型盐场开始消失，类似莫顿这样的公司通过收购它们变得更加强大。19世纪，在圣弗朗西斯科湾南端有十几家盐场，到了20世纪，这些公司都被莱斯利盐业公司收购。1978年，卡吉尔收购了莱斯利，如今只有卡吉尔和莫顿两家公司介入圣弗朗西斯科的制盐业。美国最大的私人公司卡吉尔食品公司是唯一仍在圣弗朗西斯科制盐的公司，莫顿公司也从这家公司购买一些盐进行销售。几十年来，两家公司都通过收购小公司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两家盐业公司。莫顿由于1996年吞并了法国领导品牌生产商拉巴三（La Baleine）旗下的萨兰斯（Salins du Midi）（拥有艾格莫尔特等盐场），最终成为世界最大的盐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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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莫顿买下了英属巴哈马群岛大伊纳瓜岛的盐场。此岛为数不多的外来者都是乘小型飞机来的，岛上孤单的单跑道机场常遭到狂风袭击，机场有两架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直升机，它们与巴哈马人一起工作，用来寻找驾着小型飞机来自南美的人，他们携带着白粉，但不是盐。一些人挤在只有两个房间的候机室，因为那里有电视，而另一个房间里，有个妇女提供理发服务。跑道上有个标志写着：“大伊纳瓜岛，巴哈马隐藏最深的秘密。”

蓝绿色海水因为阳光的照耀几乎分不出颜色，铺好的街道空旷得只能看见狗和鸡，偶尔有车过来，也几乎都是一侧写有莫顿食盐的小货车。马修镇有十几条纵横交错的街道，街道两边是有绿色、黄色或粉色屋檐的小屋，屋前的空地上长满了杂草。镇上住了1 200人，岛上另外几百人住在岛上的其他地方。塞满冷冻食物的百货店、一个两层楼带绿色篱笆的旅馆、饮用水、电，以及岛上其他大部分东西均来自莫顿食盐。莫顿在盐场有200名员工，在马修镇则有更多。

大伊纳瓜岛是一个平坦的石灰岩和珊瑚礁岛，土壤含盐量高，因为它将海水吮吸到了内陆的池塘。此外，该岛还非常适合制盐，因为有了加勒比海其他大岛屿如伊斯帕尼奥拉岛、古巴岛、波多黎各岛的掩护，大伊纳瓜岛很少被台风击中。

过滤后的土壤使内陆的湖水比海水还咸。海水被抽到内陆的水库，远离潮水，在那里停留达9个月之久，接受日晒的同时，还吮吸着土壤里的盐分。然后盐水被抽到结晶池，在那里待上12个月，直到形成3英寸厚的结晶盐。

在岛上内陆湖的湿地周围，生存着五六万只火烈鸟，它们捕食38 000英亩晒盐池里的虾米。因为相信虾米可以协助蒸发，所以莫顿从圣弗朗西斯科湾的其他盐池又购进了一些虾米。

在大伊纳瓜岛，莫顿不生产食盐，而是生产路面破冰盐、用于软化水的工业盐、化工用高质盐及爱尔兰鳕鱼渔民购买的渔业用盐。在大伊纳瓜岛生产的盐从不留在巴哈马，巴哈马人用来软化水的盐是从佛罗里达买来的，它也是用大伊纳瓜岛盐加工而成。大伊纳瓜岛每年为莫顿公司生产100万吨盐，这个产量接近于美国东海岸的产量。莫顿盐业公司营运副总裁杰龙·特恩奎斯特（Geron Turnquest）说：“要利润就必须有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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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海大部分盐场不是被大型跨国公司吞并就是被遗弃。19世纪，特克斯岛盐业公司在国际上享有重要地位，它甚至在圣弗朗西斯科湾拥有一家盐场。但是1927年，那家盐场并入一家更大的美国盐业公司，就是后来被卡吉尔公司收购的莱斯利公司，因为特克斯岛的盐业公司无法与其抗衡。

大特克斯岛南边几英里处是索尔特盐床，长2.5英里，宽2英里的三角形地带内分布着许多被遗弃的盐池，周围是褶皱的珊瑚礁坝，里面有漂浮着海藻的红色盐水。遗弃的金属风车伫立在红色盐水之上，好像稻草人。

机场在大部分居民的步行范围之内。繁华时留下的驴和牛四处流浪、吃草、繁殖。在这贫瘠的盐碱地上，最大的本土动物就是3英尺长的大鬣蜥。

这个岛让人们有机会了解19世纪加勒比居民的生活：家畜在街上四处游荡；锡制屋顶被水冲得发白，窗户被涂上耀眼的颜色，屋基由一层层海螺壳围起来。这里的房屋大部分都建于19世纪。街上几乎没有机动车，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它颠簸在铺满盐的坑坑洼洼的路上。最近几年，高尔夫车取代自行车成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它们似乎很适合盐铺就的道路。

在殖民统治下，所有的东西都受控于宗主国。1870年，统治者要求特克斯和凯科斯殖民地向英格兰送交一枚徽章以设计殖民地旗帜，当地设计者画了一个徽章，画的是索尔特盐场，前景是盐耙和一堆堆盐。当时正值北极探险时期，不知道特克斯和凯科斯在哪里的英国设计师以为那是北极人的雪屋，居然为每个盐堆画了个门！这些画了门的盐堆作为殖民地徽章一直用了差不多100年，到了1968年才被画有火烈鸟的徽章所取代。

19世纪，盐场有900名居民。1970年，在盐业生产消失3年后，岛上还剩不到400名居民。21世纪之交，岛上的合法居民包括62名成年人和15名儿童，大部分成年人已经退休。如果该岛不是伊斯帕尼奥拉岛和佛罗里达岛的必经之路，岛上早已劳动力短缺。许多非法海地人、多米尼加人在此登陆，有些人找到工作并留了下来。如果真的一无所有，可以从坝上或盐场的墙上取一些岩石，坐在石堆上用锤子把它们敲成碎石，卖给建造房屋的人。

当盐业生意终止时，盐商们还存有成堆的盐，通常码放在他们房屋的底层。有一些能载七八个人的海地小船常常来此贩卖杧果等物品，回去的时候，他们常常在南凯科斯岛、大特克斯岛或索尔特岛上被遗弃的盐场稍做停留，在山似的盐堆里挖上一船。

20世纪早期的一张明信片上有大特克斯岛制盐的场景。（特克斯与凯科斯国家博物馆，大特克特，B.W.I）

1945年，最后一场台风袭击了索尔特岛，摧毁了所有的房屋，但有三栋由富裕的盐商建造的房屋幸免于难，这些房屋底层都储满了盐。20世纪90年代末期，其中一栋因虫蛀而坍塌，露出了巨大的盐堆。这座没有保护而被雨水侵蚀得发灰的盐山是索尔特岛最后的盐，只除了另两栋房屋底层剩下的一小堆因为潮湿而溶化的盐之外。

盐场的土著居民被叫作“本土人”（belonger）。他们大部分都是制盐工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离开岛屿服务于海上商船。退休后，他们回到岛上，似乎并不知道由于其他人的离开，这个岛已变成了一个荒漠。

岛上的树曾经因为盐场而被砍伐，没有树，雨量很少，土地干涸。土壤一毛不拔，沙漠灌木丛多沙的贫瘠土地中爬出来。牛和驴静静地藏在每一个灌木丛中，躲避着正午炽热的阳光。夜晚，天空星光闪烁，东边吹来一股凉爽的海风，寂静中，只听见海水的翻滚声和无家可归的母牛偶尔发出的叫声。

阿道弗斯·肯尼迪（Adolphus Kennedy）生于1915年，他和比他小三岁的妻子住在索尔特岛，他们非常孤单，四个孩子和孙子们全都离开了这里。声音柔和，有着绅士般举止的肯尼迪回忆起当年扛着盐包，装到四桅帆船上的情景。他能记住大部分盐包的重量，可是薪水呢？

“哦，那时没有薪水的，他们什么也不付给我们，大公司拿走了所有的钱。”

用浪漫的眼光看待已经消失了的加勒比海盐业很容易，然而，如同其他岛屿的食糖业历史一样，盐业也建立于奴隶制。许多人以为1836年废除奴隶制就意味着盐业的结束，实际上盐商们生存的更久，因为他们找到了愿意接受与奴隶的所得差不多的工人，而他们之所以接受这种待遇是因为没有其他工作可做。

大部分老“本土人”记得工作一天所得为1先令6便士，比1美元还少。“对了，”肯尼迪说，“1先令6便士，每天工作9小时。”他笑道，“但不是每天工作，船来时才有工作，那是奴隶制。”他说，声音里已听不出痛苦。

“当然，你可以用1先令买一些食物。那时老下雨，土地还能利用，可以种些玉米、豆角和黄瓜。”今天，土地干涸得已无法再种这些了。没有盐，没有工作，没有农业，这些年迈的本土人靠政府救济活着。特克斯岛和凯科斯群岛仍然是英国殖民地。

水闸还开着，涨潮时海水涌进盐池，所以大部分盐池无法蒸发，有些则晒成了沙子和结晶盐。退潮时，有个引进海水的沟渠会露出两座18世纪的加农炮，这些因为海水而生锈的武器本是被带到这里来保护英国盐免遭西班牙人掠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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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盐商，也是最大的盐消费国，它每年生产盐4 000万吨，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此外，主要的产盐国是中国、德国、加拿大和印度，法国降至第8位，英国降至第9位。

但是食盐的产量只占其中一小部分。在美国，只有8%的盐用于食品。美国盐的最大用途即51%，是用于路面破冰。

美国盐业资源丰富多彩。大盐湖是世界上第四大没有出水口的湖，它盛产盐，有些由莫顿公司生产。卡吉尔在底特律地下1 200英尺的一个岩盐矿里进行作业，它的地下面积达1 400英亩，路长50公里。这个盐矿开始时曾遇到一场灾难，地下1 100英尺的一根柱子塌陷，到处是水和天然气，6人死亡，投资者血本无归。但在1907年它又重新开张。

卡吉尔还在埃弗里岛开采。麦基尔埃尼和埃弗里家族将盐矿出租给卡吉尔公司，将石油和天然气出租给埃克森公司，而他们自己仍然制作辣椒酱。首席执行官保罗·麦基尔埃尼（Paul McIhenny）是从新奥尔良带来种子的埃德蒙的重孙。他继承了埃德蒙旺盛的精力、浑圆的身材和粗犷而友好的眼睛。“我们很幸运居住在一个不仅适于农业种植，还拥有盐和石油的岛屿上。”他说。

他说的农业就是指后来发展成一个成功的家族性国际生意的塔瓦斯科酱的原料生产。埃弗里岛如今只生产辣椒种子，这些种子被带到中美洲种植，因为那里人工采摘辣椒很划算。采摘辣椒不仅需要技巧，而且也是一项痛苦劳累的工作。每个辣椒必须在最成熟的时候进行采摘，而强烈的辣椒素会灼伤手，稍一粗心还会灼坏眼睛和面部。用机器采摘的实验失败了，而麦基尔埃尼拒绝试用化学品以使辣椒同时成熟。所以20世纪70年代在南路易斯安那很难找到工人采摘辣椒时，解决的办法是倒转历史，每年将种子从埃弗里岛带回墨西哥和中美洲。

经历过内战后的一次失败，1898年，埃弗里岛盐业开采已很用心。1997年，卡吉尔接管了它。目前该矿每一分半钟开采19吨盐，每年产量达250万吨。在盐矿深处，机器比矿工还多。推土机、拖拉机、吉普车、起重机、货车、火车车厢、轨道以及其他设备的零部件由一个长10英尺，宽7英尺，高5英尺的升降机运来，然后在矿下组装，矿下看起来像个繁忙的建筑工地，一个巨型的样子像雷龙的磅秤慢慢地吞噬着白色的渣墙。当机器坏得不能用时，把它们一片片拆卸再带到地面上已经不划算了，因此，矿下堆满了废弃设备，形成了一个废品栈。开采盐矿就是如此，在底特律用过的马以及用绳子调到矿下的骡子从来也没有再回到地面上来。

有个老矿工说他父亲在埃弗里岛地下盐矿工作了52年，主要将盐包扛到骡子背上。今天，盐石被运到粉碎机上轧成小块，再通过传送带运到船上，船驶入密西西比河，一只驳船可以装载1 500吨盐。

盐矿是在一个长100英尺，宽60英尺，高28英尺的叫作工作面的房间里开采的。每个工作面完成开采后，就从地面挖一条路通向另一层工作面。待开采的盐堆是固体氯化钠柱子，晶莹剔透，据说距地面40 000英尺（差不多8英里），工作面的地上、墙壁、天花板以及下面还没有开采的盐，纯度都在99.25%~99.9%。在矿工灯（第一代安全灯是由汉弗莱·戴维发明的）的照射下，工作面像间黑屋，但刚开发出的工作面，因为没有机器造成的碎屑飞舞而显得洁白透明，全是纯净的结晶盐。

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是四轮的，因为路面如冰面一样滑。在下面驾驶吉普车和卡车就像驾驶在风雪夜里，而这种黑暗又比夜晚更黑。“太黑了，眼睛都受不了。”一个矿工说。

该矿目前已开采到1 600英尺深，还有38 400英尺可以开采，这似乎表明此处的盐堆是永不枯竭的。然而，随着矿工的开采，工作面必须越来越小以承受来自上层的压力。另一个问题是，盐是个很好的导热体，离中心越近，温度越高，会从目前的32℃上升，这样就要求机器冷却系统有更多的空气流通和更高的效率。而且，传送带也会变得越来越长。因此，挖得越深，代价越高，而盐必须在低成本下才能赚钱。据说，该矿还可以合理开采40~50年，但这只是猜测而已。

这里的盐用于道路破冰、工业和化工业。食盐制造在1982年终止，因为真空蒸馏的价格太贵。中国人可能认为对于一个蕴藏丰富的盐和天然气的盐矿来说，劳动力不会成为问题，但是，这里的盐和天然气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公司，古老四川简单的解决方案在这里从来都行不通。

在附近的新伊比利亚这个由支流连接长满青苔的小镇，埃弗里岛食盐曾用于法裔路易斯安那人的食物。泰德·莱格农的父亲曾是埃弗里岛的矿工，他将盐带回家做血肠和腌肉。泰德成了屠夫，他还在做腌肉，尽管已经不再用公猪血，因为卫生部门取消了当地的屠宰行业。他使用的是莫顿盐而不是本地盐。

每250磅血肠需要1磅盐，加上猪肉末、猪肝、熟米饭、洋葱、灯笼椒以及辣椒粉。它们全被塞进公猪肠，然后慢慢煮热。泰德·莱格农肉食店每天售出300磅这种血肠，到了圣诞节和新年，每天销量可达500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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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视线转移到盐矿的存储功能上，因为如果挖掘不算太深，盐矿就具有恒久的低温和低湿度。同时盐还具有密封性能，它的结晶体可以长在裂缝上，凯尔特人就是用这种原理将亲人的尸体密封埋葬在哈莱因地区的盐矿里的；酱油制造者也是用这种原理在桶盖上形成一层坚固的壳，完美地将桶密封的。

1945年3月，美国军队路过德国小镇Merkers，发现了一个深达1 200英尺的盐矿。盐矿内藏有100吨金条、29排装满金币的口袋和成桶的国际通用货币，其中包括200万美元。他们还发现了一千多幅绘画作品，其中包括拉斐尔和伦勃朗的作品。还有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如人们被送到集中营时丢弃的箱子。这个宝藏的总价值估计约合当年30亿美元（1945年）。

因为盐的密封性能，工程师们认为盐矿可能是存放核废料的最佳场所。新墨西哥卡尔斯巴德的一座盐矿正准备用来存放可以活跃240 000年的钚污染核废料。盐会将缝隙密封，可是我们如何警告10万年后的人们不去打开该盐矿呢？用什么语言？有人建议用一系列鬼脸面具。

美国政府还在墨西哥湾一带的盐矿中做了紧急石油储备。战略石油储备的想法始于1944年。20世纪70年代，政府决定在南路易斯安那和东得克萨斯一带挑选500个盐矿储存至少7亿桶石油。可是，盐矿并不百分之百密封。离埃弗里岛不远的威克斯盐矿一直是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地，由于该矿出现了漏水的迹象，石油又被抽了出来，盐矿也报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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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哈莱因的迪恩堡盐矿自1700年就开始接待旅游者。1989年，矿主因为盐矿再无利润可赚决定将其关闭，但它还是每年能从22万的旅游者身上赚到钱，他们让旅游者乘着长长的木制陡峭的滑梯像先前的矿工一样进入矿下。

19世纪，健康的矿泉浴流行起来，那些古老的盐水泉比制盐更有吸引力。1855年，在萨利–德贝阿恩出现了一个矿泉浴场。1895年，一个仿摩尔式建筑的红石宫殿建在浴场之上，尽管制盐还在继续，这个宫殿却变成了镇上主要的经济活动场所。矿泉浴据说对妇科病、风湿和儿童发育问题都有疗效。如今，这里每年只产出750吨盐，不过，这足以使巴约讷火腿的传统得以传承，part-prenant仍然有权分享盐业生产的成果。但是如今，他们得到的不再是一桶桶盐水，而是钱。留下的564个part-prenant，每人每年收到大约30美元。

19世纪萨利–德贝阿恩的制盐业。（马塞尔·索勒）

几百万年前盐水里的海藻留下了溴化物、碘、钾和其他矿物质，这是萨尔索马焦雷的基础生意。1913~1923年，建筑师乌戈·朱斯蒂和装饰师加利莱奥·奇尼修建了一个矿泉宫殿，它被看作自由建筑的经典之作，是意大利版的新艺术。大理石柱子沿着大厅分布，巨大的楼梯爬向摆着柳条家具的大理石马赛克地板，地面与高高的天花板之间的墙面上镶嵌着以水为主题的金箔壁画。

这里的矿泉盐水据说有助于治疗风湿、关节炎和循环系统疾病。每年有5万人来萨尔索马焦雷，坐在世纪之交的浴缸里泡着盐水，就像鲱鱼一样。

小镇如同没有沙滩的里维埃拉（Riviera）度假胜地，有许多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旅馆和咖啡馆，穿着体面的老主顾零星而至。最近，矿泉生意渐趋萧条，因为意大利政府不再将其纳入全民健康计划。

同时，著名的帕尔马熏火腿采用产自特拉帕尼的盐腌制。有一种杂交猪，膘少且肉质更密，现在还在吃做帕尔马干酪剩下的乳清，这种猪的腿又大又圆，肉质厚实。专门出产帕尔马香肠的地方在以有黑色土壤的Langhhirano（意为青蛙湖）为中心方圆40英里的地方，这里曾经是沼泽地。这些香肠大受欢迎，成了一桩大买卖。如今，每年成千上万的香肠在温控房间里烤制，以避免干燥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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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人士分成两个阵营。一派非常注重健康，少吃盐，而另一派则对盐很感兴趣。自古以来，盐对身体是否有好处的争论就一直在继续着。它们可能都对，因为毫无疑问，身体需要盐，但大量调研显示，高血压和心血管病与食用过多的食盐有关。中国公元1世纪或2世纪的《黄帝内经》就警告说，盐能引起高血压并导致中风。同样，拒食食盐会导致低血压。但是也有研究证明，过量食盐与高血压之间并不存在联系，有些研究甚至表明低盐饮食是不健康的。肾会储藏过多的钠，因此理论上讲，肾健康的人可以吃大量食盐而避免受到损害，出汗和排尿就是为了减少身体盐分。

问题在于，身体内的钠和钾含量是否平衡。可是，简单地多吃富含钾或富含钠的蔬菜似乎并不能调节体内两者的平衡。

理论上的争执还在继续，但临床试验显示，多吃盐的人没有少吃盐的人健康。

时尚的厨师正在用更多的盐（或更多看得见的盐）烹制菜肴。盐食品很时髦，即用粗盐烹制食品，上桌时，食物下面仍铺有一层粗盐。一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喜欢用盐烹制的菜肴，盐鸡是中国广东的传统菜肴，尽管它可能源于南部山区的客家人。如今，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的人都用此法做鱼，甚至在以色列死海旁边一个渔民开的小饭馆里也是如此。盐与黏土一样可以封住食物，却不会使它更咸。法国厨师通常不去鱼鳞以免使鱼肉变咸。

在勒克鲁瓦西克的盖朗德盐港，有一座依水而建的1615年的石屋。这是一家餐馆，名叫Le Bretagne，是该地区众多善于烹制盐鲈鱼的餐馆之一。因为这道菜使用大量盐，一看就知道曾是给富人吃的，抑或是在这个盐很便宜的时代里制作的新菜。

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追求洁白而颗粒均匀的盐，现在，有钱人却愿意花更多钱品尝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传统盐。18世纪末期，詹姆斯·库克船长报告说，夏威夷人制造的盐非常好，但是他抱怨在阿图伊岛（Atooi）及今日的考爱岛上的食盐是棕色的并且很脏，因为人们习惯将盐与当地含铁量高的红色火山黏土混合在一起。他似乎并不知道这种“脏盐”不是食盐，而是用于庆典和宗教仪式的，它也被用来腌制枪鱼，还可以作为医用，在禁食期清理肠胃。但是如今，到处都能买到这种“脏盐”，而且备受厨师和美食家的青睐。

灰盐、黑盐以及所有看起来不纯净的盐都备受宠爱，它们的颜色就是卖点，虽然颜色意味着其中有脏物。如同四川农民一样，许多消费者不相信现代工厂生产的盐，他们宁可要脏一点的盐，而不要碘、碳酸镁、硅酸钙或其他想象中的添加剂。新柴郡盐厂不加碘，而是加亚铁氰化钠（sodium hexacyanoferrate II）防止盐黏结，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化学物质对人体有害，而与碘有关的大量证据还表明它有利于健康。现在，人们在谈论加一些氟化物，使其更有利于健康，可是见多了各种化学品，现代人已经准备回归自然，吃一些脏东西了。

同样，许多人不喜欢莫顿形状均匀的颗粒盐。颗粒均匀是当时的创新，而如今的消费者似乎对各种不同的盐更加着迷。

布尔加讷夫湾早期的制盐者是这一新时尚的赢家。柯尔倍尔曾经抱怨说如果那里的制盐者让它更白就更好卖了。它们不够纯净一直是个缺陷。1911年，法国药剂师弗兰西斯·马尔在Défendez votre estomac contre les fraudes alimentaires一书中写道：“总的来说，买盐时最需要注意的是要买白色的盐，这样就可以确保它的纯度。”布尔加讷夫湾盐的问题出在盐池底部深赭色的黏土上，立方形的氯化钠结晶体沾上了那些细小颗粒。但是，柯尔倍尔又错了。如今的消费者愿意付更多的钱买来自盖朗德、努瓦尔穆捷或莱岛的盐。

20世纪80年代，许多法国传统都消失了，包括盖朗德腌猪肉。在努瓦尔穆捷，1986~1994年，盐业生产几乎终止，因为只剩下21个制盐工人。1995年，一些当地人和岛外人成立了一个合作社，将传统的制盐技术带了回来。现在，差不多有160人在当地盐池工作，通过合作社销售产出的盐。盖朗德、努瓦尔穆捷以及莱岛吸引了一批渴望回到田间的法国人。在努瓦尔穆捷，1/3的制盐工人不到35岁。

一张19世纪的明信片展示了盖朗德地区的采盐者们正在用盐耙收获海盐。（吉尔达·比龙收藏，海边巴茨盐田博物馆）

盖朗德的泥炭工曾经是布列塔尼地区子承父业的本地人，如今，300个泥炭工中只有20%为当地人。当法国整整两代人离开村庄和农业跑到城里去的时候，有相当多的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离开巴黎到佩里戈尔养鸭或在大西洋养殖生蚝，有些人则来到布列塔尼用古老的方式制盐，以致玻璃纤维杆和手推车上的橡胶轮胎成了自大革命以来仅有的可以看得见的技术改造。

与许多大公司不同，这里盐的出路是靠质量而不是产量。它们要价很高，因为这些通过盐手工制作，具有当今世界渴求的一种工匠气质。工人们制作两种盐——灰盐和花盐。轻而易碎的花盐比已经很贵的灰盐还要贵10倍。法国制盐者居然在法庭上争论到底什么是正宗的花盐。盖朗德起诉艾格莫尔特公司擅自使用花盐这个词，由于后者被美国人收购便更有嫌疑。但是花盐并不仅仅产于布列塔尼，它的历史可能与制盐业一样悠久。公元前2世纪，加图就在《农业》一书中谈及了如何生产花盐：

将一个去掉瓶颈的双耳瓶装满水放在太阳下，里面悬放一个滤盐网。反复添加普通盐并不停地搅动，每天几次，直至剩下的盐放置两天仍不会溶化。可以先做测试：放入一条干鱼或一只鸡蛋，如果它浮起来则表明盐水的浓度已经适合腌肉、制干酪或者腌鱼。把这些盐水盛在平底锅或烤盘里放在太阳下曝晒直到形成结晶体，这些结晶体就是花盐。多云天气以及晚间，把盐水移至室内，晴天时再搬出来晒。

太阳西下时会掠过盖朗德花盐的盐池，泥炭工抬头可以望见长满草的湿地对面那座摩尔式Saint-Guénolé教堂石塔的剪影。教堂附近弥漫着浓浓的黄油味，人们在Saint-Guénolé糕饼店前排着长队。这个糕饼店建于20世纪20年代，配方来自一个在街上卖糕点的女人。布里多尼烘烤要用盐和黄油。尽管现代冷藏技术已经使无盐黄油随处可见，但布里多尼人坚持用盐带出黄油的香味。

当地一种特别著名的糕点kouing amann在凯尔特语中意思是“一片黄油”。店主热拉尔·热多说，他做的kouing amann一半是黄油。这是一种黄油面卷，像千层饼卷平了，涂满黄油后卷起切片，放在烤盘里送进烤箱。

糕饼中有这么多黄油其实不难，关键在于烤箱温度适中。过热，黄油就会分离；过冷，黄油就会使面卷无法受到烘烤。然而，即使用了这么多黄油，布里多尼的点心师们仍然说布里多尼糕饼的黄油香味都是盐带出的。

坐在烤箱之间，热多在他名片背面为他那备受欢迎的糕饼写下了下面这个配方：

55千克面粉，30千克糖，20千克黄油，8只鸡蛋，1.2千克盐，把这些放入面团中搅拌，放置半小时，把它做成喜欢的形状后上炉烘烤。

他开玩笑说：“诀窍在于按正确的顺序搅拌。”但他拒绝说出什么是正确的顺序。很明显，面粉是最后放入的，因为烘烤食品时总是最后才加入面粉的。可能是先将黄油和盐一起搅拌。热多的店从1920年起就一直用盖朗德盐场的盐。

他用灰盐吗？

“不。”

花盐？

“不，花盐太贵了。”

他让巴茨制盐者将灰盐洗至发白后剁碎。“我觉得灰盐不干净，”他说，“它里面有脏东西。我用的盐你哪儿都可以买到，只是因为我住这里，所以我用这里的盐。”

过去，这种又细又白的盐在凯尔特语里叫holen gwenn，它很稀有并且很贵，只用于高档宴席和腌制高档食物。灰盐是廉价的日常用盐。白盐和灰盐的价值实际上取决于供求关系和劳动力价值，当然，也取决于文化、历史以及时代的变迁。

盐是地球上最普通的商品，但要完整地描述它真正的价值，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译者后记·中国盐业札记

说起日常生活几乎无法离开的盐，相信不会有人否认它对维系生命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古希腊吟游盲诗人荷马将盐称为“神赐之物”，英语、法语、俄语中都有大量与盐相关的词组、短语和习惯用语，比如在英语中，above the salt的意思是“坐在上席”（按英国宴席的旧礼仪，贵客坐在盐瓶之上首，以便其取盐），eat salt with sb.或者eat sb.’s salt意思是在某人处做客或受到某人的款待，而salt of the earth是“社会中坚”的意思。

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说：“盐，卤也，天生曰卤，人生曰盐。从卤监声。”按许慎的说法，自然形成的称卤，只有经过人力加工而成的才称之为“盐”。

中国有4000年以上的产盐技艺和传统，至今还有一些地名与产盐有密切联系，比如四川的自贡和江苏的盐城。淮河古时自盐城北部出海，西周时这里被称为“淮夷之地”。汉代以前，有人在淮河南北的海边煮海水为盐。淮地有南北之分，盐城与扬州、南通等属淮南，在这些地方生产的盐，称淮南盐。西汉初，这里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吴王刘濞封地的一部分，他靠煮盐获利，富可敌国，于是便起兵造反，争夺皇位。

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兴盐铁之利，开中国盐法之始。汉朝廷认识到盐是人民生活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物资，又是与社稷安全休戚相关的物资，盐利极大，大臣桑弘羊发表了《盐铁论》，力陈盐铁由朝廷控制的必要性。汉武帝时，“笼天下盐铁”，实行盐铁官管，由政府募民利盐，官收、官运、官销。后来专司盐政管理的官员被称为盐铁官。不久前在盐城出土了一件古代制盐的大铁盘，上面铸有盐官铸发的字样，这说明古代制盐权力紧紧控制在盐官手中。

以后历代王朝都遵从汉制，盐务由中央统治机构直接管理，汉代由中央政府的大司农管理，唐代由户部管理，宋代特设提举盐事司管盐，元代由中书省管理，清代设巡盐御史。中央下面有专门的、严密的管理体系，地方官员不得插手。销售则由盐务管理机构选定、批准的盐商经办。普通百姓如果违禁制盐、运盐、贩盐，则要受到重处。

制盐最初是直接用海水煮制；宋以后发展为先将海水制成含盐量较高的卤水，然后再用锅、以卤水煎盐；从清末开始，逐步发展为利用太阳的热能来晒盐。技术的改进使盐产量不断增加，朝廷从中获利也越来越丰厚。从唐至明清，盐赋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1/3～2/3。元代人说：“国家财富，盐利为盛。”盐赋占当时国家总收入的80%。而盐城是淮盐的集中产地，淮盐赋税收入又占全国盐课税总收入的1/3～2/3。

盐在中国远古时代就被当作调味品。《尚书·说命》就有：“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的记载，说明在商代，人们就已经知道用盐做调味品，用来配制美味的羹汤。再联系到《尚书·禹贡》有青州“厥贡盐”的记载，即商代以前的夏代就有“贡”给奴隶主国家的盐。这种盐是做调味品用的，极为珍贵，当作贡物上交。

因而中国关于食用盐的最早记载，可以溯推至夏代。及至周代，人们已经把咸味作为“五味”（酸、苦、辛、咸、甘）之一，并用于医治疾病。《周礼·天官冢宰》中就有“以咸养脉”的记载，这是周代人对盐的医疗功用的新认识。

战国末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写的《吕氏春秋》有“调合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咸而不减”的论述，这就更具体地谈到了咸味的调理方法。其后，盐的调味作用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汉代王莽称盐为“食肴之将”，更加突出了盐在饮食烹饪中的地位。

人类最早何时开始食用盐，迄今尚无史籍记载或考古资料可以确切说明。但是，可以想见，如同火的使用一样，盐的发现和食用，同样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岁月。古代先民处于“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的蒙昧时代，尚不知何为咸味，亦不知盐为何物。后世人们在祭祀用的肉汤中不加盐，即所谓“大羹不致”，以表示对古礼的遵循。

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对这种古礼也做了记载：“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典籍的这些记载，都可视为古代先民原本不知盐、不识盐的佐证。因而可以推论，古代先民确实曾经历过一个不知食用盐的漫长的历史时期。

人类饮食文化正是从品尝万物开始的，大自然赐予人类的万物中，哪些能食用，哪些不能食用，都是通过人的亲口品尝来验证的。中国古代神话就有神农尝百草，这大概不会是古人毫无根据的编造。正是古代先民无数次地大胆品尝，才构筑起了人类饮食文化进步的阶梯。古代先民经过无数次随机性地品尝海水、咸湖水、盐岩、盐土等，尝到了咸味的香美，并将自然生成的盐添加到食物中去，发现有些食物带有咸味比本味的味觉更好，就逐渐用盐作为调味品了。

管子说：“无盐则肿”（《管子·轻重甲篇》卷二十三）。这是对盐的保健功能的较早记载，稍后即有《汉书·食货志》称盐为“食者之将，人人仰给”。食盐对人的正常生活而言，是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其一是调味，其二是提供维持正常生理功能的钠和氯，但不宜多吃。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味过于咸，则脉凝泣而变色。”《灵枢·五味篇》说：“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即过多食盐，可产生“血”和“肾”的病变。体内的钠离子过剩，会使血压升高，甚至造成脑血管障碍。这里强调的低盐，是以保证身体的需要为前提的，人体缺少盐当然也会生病。例如，酷暑盛夏，人们因大量出汗，使体内盐分流失过多，若不注意及时补充盐分，会引起肌肉酸痛乏力，甚至发生抽搐，并导致休克。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仅依靠大自然的恩赐得到自然生成的盐，开始摸索从海水、盐湖水、盐岩、盐土中制取。地球上盐储量最多的是海水。

中国关于食盐制作的最早记载是关于海盐制作的记载。古籍记载，炎帝（一说是神农氏）时的诸侯宿沙氏首创用海水煮制海盐，即所谓“宿沙作煮盐”。历史上是否真有宿沙氏其人，尚不可断定，但可以说，这位诸侯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用海水煮盐智慧的化身。实际上，用海水煮盐，也不可能是宿沙氏一人之所为，而是生活在海边的古代先民经过长期摸索和实践创造了海盐制作工艺。在当前尚无更新的考古发现和典籍可资证明的情况下，“宿沙作煮盐”可视为中国海盐业的开端，宿沙氏则可视为中国海盐业的创始人。

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于盐的成因也早有探索，并有先识之见，认为盐的生成与水气有很大关系：“水曰润下，润下作咸”。这是对湖盐的生成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湖盐又称“池盐”，内陆的盐湖（池），由于受到干燥气候的影响，能够自然生成结晶体状的盐。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最古老的河东盐池（亦称“解池”，今山西省运城县南，中条山北麓一带），就是借助风和太阳的蒸发作用，自然生成食盐，历史上称为“解盐”、“潞盐”或“河东盐”。

关于“解池”的最早记载见之于《山海经·北山经》，其中有“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南望盐贩之泽”句。据晋人郭璞释云：盐贩之泽，“即盐池也”。现在我国青海省境内的察尔汗盐湖、茶卡盐湖即盛产这种池盐，其中察尔汗盐湖面积达1 600平方千米，是我国最大的盐湖。池盐具有自然结晶的特点，晋人王广著《洛都赋》云：“河东盐池，玉洁冰鲜，不劳煮沃，成之自然。”就是说池盐不需煮制，自然可成。“解池”地处黄河流域，由此可以想见，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古代先民，会很早就接触到这种天然池盐。

我们很难确定池盐与海盐的发现及食用孰先孰后，因为海盐也可由滞存浅滩的海水经风吹日晒，因蒸发作用而自然结晶生成。生活在海边的古代先民也会很早发现并食用这种自然结晶生成的天然海盐。

总括来说，自然生成的池盐和海盐，以及露出地表的岩盐，自然溢流外泄的盐泉和随地可得的土盐，只要在生成这些天然盐的地域内有人类活动，那么古代先民总会或迟或早发现、认识并食用这些天然盐。

煮制海盐应当在天然盐被发现和食用之后。因为煮盐是一种进步的制作工艺，必须具备一定的煮制用的器具，比如像汉代煮盐用的“牢盆”之类的器具。而这类器具用什么材料制作，如何煮制等一系列问题均无从考证。但是，有一点可以断定：发现和食用自然生成的天然海盐、池盐、岩盐、盐泉、土盐等是人类食用盐的开端。这一点对于世界各国来说，应该是共同的。

井盐出现较晚。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巴蜀地区（今四川省）。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在治水的同时，勘察地下盐卤分布状况，始凿盐井。史载：李冰“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这是有关中国古代开凿盐井的最早记载。

岩盐系由开采的盐矿经炼制而成，多集中在中国西北和西南高地山脉区域，如新疆、西藏、云南境内。岩盐的制作，始于何代，史籍无载。岩盐制作方法，据《水经注·江水》载：“朐忍县（今四川省云阳县）入汤口四十三里有石，煮以为盐。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成盐。”由此可知岩盐是通过煮制获取的。

土盐即“碱盐”，为盐碱地所产，味苦质劣，在盐家族中处于末位，只是作为食用盐的替代品。土盐制作始于何时，亦不可考。其制作方法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汶山（今四川省茂汶一带）地有咸土，煮以为盐，麋羊牛马食之皆肥。”可见土盐亦经煮制获取。

综上所述，盐的食用是从古代先民品尝含有盐分的海水、盐湖水、岩盐、盐泉、土盐等开始的。凡是有古代先民活动的地域，包括海滨和有盐湖、岩盐、井盐、土盐的地域内，古代先民都有可能品尝、发现和食用盐，但我们不可能明确区分孰先孰后。

中国盐税的渊源可上溯至四千多年前的夏代。与此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之于《尚书》。《尚书》中有青州“厥贡盐”的记载，就是说青州“贡”给奴隶主国家的贡物有盐和（一种细葛）。《尚书·禹贡》列举了包括青州在内的九州“贡”物。

所谓“贡”物，都是各州的土特产品。青州除“贡”盐外，还贡海物（海鱼、海虾、海贝、海藻等海产品）、丝、麻、铅、松树、怪石（大理石、滑石、重晶石等石材）、压丝（柞蚕丝）。“贡”是夏王朝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是古老的宗法制度的产物。“贡”为禹首创。所谓“禹贡”，即指禹定九州贡法。《尚书·禹贡》曰：“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是说禹分别划定了九州的疆界，砍除山木，疏浚河川，任其土地所有，以定其贡。

禹定九州“贡”法，是为了获取维持夏王朝生存的各种物资，“贡”物是夏王朝实物形态的财政收入，是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条件下，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初级形式。盐税与盐“贡”两者之间，客观上存在渊源联系：盐税的原始胚胎是盐“贡”，经过历史演进，后世出现了盐税，但盐税与盐“贡”已有质的区别。

从《尚书·禹贡》记载青州“厥贡盐”，可知夏代青州盛产海盐。青州指今山东省中部和东部一带，其东部濒临黄海、渤海，绵亘广阔的海滨滩地，多晴的天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海水，为海盐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天然场所和充足的原料来源。

从《尚书·禹贡》记载来看，除青州有盐“贡”外，其余各州均无盐“贡”，可见青州盐“贡”地位之重要。盐“贡”和其他物“贡”都按照一定的路线，即“贡”道，运至帝都。传说中的帝都在冀州，地处黄河流域，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各州“贡”物只能借助舟楫，经水路运输入黄河，再送达帝都。

商代财政收入有两大主要来源：一是田赋收入，一是“贡”物收入。在“贡”物收入中，盐贡是不可少的。因为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基本调味品，“欲作和羹，尔惟盐梅”，奴隶主国家当然少不了对盐的需求。商代盐“贡”方式、数量等情况，史籍缺载，无从可考。但是，盐“贡”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殷商疆域内，“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产盐的青州，当不敢不向殷王朝中央朝“贡”纳盐。

商代的商业虽已较夏末发达，但尚未征商税，“市廛而不税，关饥而不征”。可见那时仅仅收取商人在公邸舍存放货物的租金，检查通过关市的货物，但尚未征税。因而可以说商代尚无盐税。

及至西周，中国东部沿海的海盐业已颇具规模，海盐生产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周初太公望吕尚封于齐，“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仅就齐地来看，当时对盐业仍未加管制，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盐业生产。

实则除青州外，中国东北部的“幽州”也盛产海盐。《周礼》就有“东北曰幽州……其利鱼盐”的记载。幽州当也会“贡”纳海盐。

综上所述，周代仍靠盐“贡”获得供其消费的盐。这时的盐“贡”仍不具有“税”的性质。同夏、商两代一样，盐“贡”只是奴隶制国家取得实物性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并且还表示邦国诸侯及万民对奴隶制国家中央政权的臣属与归顺。这是盐“贡”与盐税的质的区别。

春秋战国时期，食盐产地主要分布在齐、燕、楚、晋、秦五国。齐国和燕国拥有丰富的海盐，“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楚国也拥有海盐，“（吴）东有海盐之饶”。晋国据有河东盐池（解池），“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篮”。秦国拥有井盐，如前所述，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在蜀地开凿盐井，生产井盐。

关于这个时期盐的食用分布区域情况，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做了如下记述：“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大体如此矣。”由此可知这一时期食盐消费的地域分布情况大体上是以崤山或华山为界，山以东食海盐，山以西食岩盐和池盐，岭南地区和池水、汉水以北地区食土盐。

在这一时期的商业贸易中，食盐已成为一种重要商品。齐“能鱼盐”，陈“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鲁国大商人猗顿“用篮盐起”，在猗氏（地名，今山西临猗南）靠经营河东池盐致富。齐国大工商业主刁间，“逐渔盐商贾之利”，“起富数千万”。秦国当时靠商人从其他国家贩运盐，秦穆公曾派遣商人到楚国去贩盐至秦。由上可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各国的食盐贸易是很自由的，国家均不予干涉，贸易量也很大，利润颇丰，从而造就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盐商，代表人物如猗顿、刁间等。

中原地区重要的盐产地在山西南部的河东地带。晋南拥有中原最大的盐池——解池。古史传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尧、舜、禹之所以将都邑选在靠近河东之地，首要原因是为了控制那里的资源，解池之盐即为其中之一。解池之盐经日晒即可结晶，且蕴藏极其丰富，是晋—陕—豫地区唯一的大型盐业资源，也是夏商时期各方争夺的重要战略资源。

至春秋中期，盐政管理领域出现的一桩重大事件就是齐国在桓公即位后，用管仲之策，率先实行了盐专卖。这时，其他各产盐国虽尚未实行盐专卖，但在关税和市税的征收中，已有对盐的征收。因为食盐作为人们生活必需品，必定是关市贸易的重要商品，当在关税和市税征收之列。这是中国最早的盐税。关税和市税都是实物税，即征收实物。至于对盐课征关税和市税的课征率，史籍未载，尚不得其详。

管仲指出，仅就盐专卖来说，国家每月都能获得一笔数量可观的收入，因为人人都要吃盐，所以人人都不能逃避国家以专卖形式的征纳，即所谓“今夫给之盐策，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之者，数也”。

古代诗歌中描写盐业劳动者的作品比比皆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唐朝刘长卿《海盐官舍早春》、白居易《盐商妇》、杜甫《盐井》，宋朝柳永《煮海歌》、王安石《收盐》，元朝王冕《伤亭户》，清朝吴嘉纪《绝句》、《风潮行》等等。这些诗歌，从描写盐官为政异地羁旅思乡，到刻画当政者对盐业劳动者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再到对盐业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寄予无限同情。

川盐始于公元前250年，李冰父子在广都开凿了第一口盐井，从此揭开四川井盐生产的序幕。随后，四川各地开始凿井煮盐，生产井盐。到汉代，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盐井开凿区域逐渐扩大，在广都县、临江、朐忍等17个县都先后开凿了盐井，发展盐业生产。

渝东地区是中国岩盐的重要产地，有着丰富的盐卤资源。《华阳国志·巴志》记巴地物产有：“桑蚕麻苎，鱼盐铜铁。”《汉书·地理志》记朐忍县（今重庆市云阳县）“有橘官、盐官”。《晋书·地道记》记北井县（今巫山县大昌镇南）的巫溪水（今大宁河）说：“水南有盐井，井在县北，故县名北井。建平一郡所资也。”《新唐书·食货志》载当时的夔门奉节县、云安县、大昌县、万州南浦县、忠州临江县、都设有盐官。

鱼、盐从来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人常将鱼、盐相提并论，《太平御览》卷八六五《世本》称：“宿沙氏作盐”下注曰：“宋志曰，宿沙卫、齐灵公臣。齐滨海，故卫为鱼盐之利。”齐国靠海，以鱼盐富国强兵，称霸中原。在渝东地区，与巴人有关的廪君传说中，也是与鱼、盐紧密相关的。

在渝东长江干流，尤其是在一些水流平缓开阔的“沱”和一些支流汇入长江的河口，是鱼类汇集的地方，是从事渔猎的理想场所。在适合大量捕捞的季节里，人们可以在短期内捕获比淡季多得多的鱼。这些鱼不可能在几天内吃光，这就需要妥善储存。

鱼是很容易腐烂的食物，渝东地区气温又很高，古代人们保存鱼最简便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它们用盐腌制起来，晒成鱼干。腌制鱼需要大量的盐，制盐需要采卤煮盐，煮盐需要制盐工具，因此，专为制盐业服务的制陶业相应产生。利用自然盐泉→制陶→捕鱼→制盐→制陶，形成一条多种产业相互联系的生产链。

巴盐，指巴国或巴人所产之盐。东周，巴国除拥有巫山盐泉外，沿长江流域由东向西还拥有东岩碛坝盐泉、朐忍云安卤泉、开县温汤井盐泉、万县长滩盐泉、忠县井溪盐泉和涂井溪盐泉，直到彭水的郁山盐泉和长宁渠道井盐泉。如此众多的盐泉遍布渝东各地，说明这一带的盐业生产已形成相当规模。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巴氏之子……是为廪君，……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其中，“神女”可能是母系时期的女首领；“此地广大，鱼盐所出”，说明在巴人涉足渝东地区盐业以前，这里的土著居民早就以鱼盐为生了。

中国虽有数千年的产盐发展历程，但是现当代学者对盐业发展史的研究仍然偏少，这与中国这样的产盐古国和产盐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如果我们对盐史（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盐史）的研究成果已经达到非常丰富和深入的程度，也许这样一本由外国专栏作家写成的世界盐史就会包含更多关于中国盐业的情况。

令人欣慰的是，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盐业史》，其中包括郭正忠主编的古代编、丁长清主编的近现代编、唐仁粤主编的地方编，它们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可以说，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较为系统的中国盐业史研究的总结性著作，该书已获得第二届郭沫若历史科学奖。

在盐业史学科的发展中，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它不但征集收藏了大批盐业历史文物、资料，举办了“盐业生产技术史展览”，而且从1976年起编辑出版了不定期的《井盐史通讯》，至1986年，又在此基础上创办了《盐业史研究》期刊，提供了发表有关研究成果、信息和进行学术交流的园地，有力地推动了盐业史学科的发展。

读者看到的这本书是一部由美国专栏作家写成的非专业性盐史，作者马克·科尔兰斯基是居住于纽约的专栏作家，他年轻时曾在商业性渔船上工作过若干年，对巴斯克人具有浓厚的兴趣。

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我愿意翻译这本看似与经济学理论无关的书，不仅是由于我对盐的采集、生产和利用以及盐业发展史的好奇心和兴趣，更由于我对盐在经济史和文化、制度变迁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作用的探寻和研究兴趣。丁伶青女士参与了本书的翻译工作，她的慷慨支持令我信心大增。

在翻译过程中，张艳、高保中、夏昕龙参与了部分章节的翻译。感谢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张宇燕教授抽出宝贵的时间为本书的中译本写序。

由于篇幅所限，书中有些本应附上原文对应词汇的地方也只得忍痛舍弃，对于有心进一步探悉的研究者来说确是遗憾之事。由于本人对盐业发展史以及相关专业知识知之不多，部分中译名为音译，如有错漏之处，敬请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后记引用的文献资料多得自蒋大鸣、刘卫国、曾先龙、张银河等人的研究论文和著作以及《盐业史研究》、“中国经济史论坛”、“四川盐政网”等刊载的资料，在此谨表由衷的敬意与感谢。

夏业良

2004年6月7日

北京大学燕北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用之物：盐的故事/（美）科尔兰斯基著；夏业良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文明的进程）

书名原文：SALT：A WORLD HISTORY

ISBN 978–7–5086–5994–7

I. ① 万… II. ① 科… ② 夏… Ⅲ . ①世界史－通俗读物 ②盐业史－世界－通俗读物 Ⅳ . ①K109②F416.8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1005号

万用之物：盐的故事

著者：[ 美] 马克·科尔兰斯基

译者：夏业良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一条改变世界的鱼

——鳕鱼往事

[美] 马克·科尔兰斯基 著

韩卉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引言 海岬上的哨岗

第一部 鳕鱼传奇

第1章 开往鳕鱼岛

第2章 张大嘴巴的掠食者

第3章 鳕鱼潮

第4章 1620年：鳕鱼与新的土地

第5章 不可剥夺的权利

第6章 举世闻名的鳕鱼之战

第二部 极限

第7章 自然界的生生不息与几个好主意

第8章 最后两个主意

第9章 冰岛人预知了万物的有限

第10章 瓜分公海的三场战争

第三部 最后的渔夫

第11章 纽芬兰大浅滩的安灵曲

第12章 自然恢复力遭遇困境

第13章 向西班牙渔船宣战

第14章 向加拿大渔船宣战

厨师的秘宝 六个世纪以来的鳕鱼食谱

译者后记 鳕鱼归来

引言

海岬上的哨岗

装满青鱼的小车咯吱作响，

鱼儿的命运令人深感忧伤。

那时我还是个懵懂的孩童，

如今已不见鱼随潮汐来往。

——叶芝[1]，《老渔夫的沉思》

这是几个在北美洲海岬查看鳕鱼的渔民。他们正要去海边巡逻，却忘记了带上铅笔。山姆·李穿着黑色胶皮靴，一身崭新的红色救生衣格外惹眼。天还没亮，他就驾驶着新型敞蓬载货卡车向码头驶去，那是一片水深足以承载浅槽渔船的水域。由于陡峭的小山侧立在水岸边上，仅仅留出一条狭长的陆地，所以货栈、会议厅和渔具店都不得不扩建到浅水中去，下面用木桩高高地支起来。这么做无疑扩大了一部分空间，而过去晾晒大批咸鳕鱼干的时候，这些露天的平地更是十分重要。

用盐腌制鱼干的方法早在30年前就停止了，但佩蒂港看上去仍像个拥挤的小港口。少数几座商业大楼依水而立，居民房则分散在山坡脚下。

莱昂纳多·斯达科和伯纳德·切夫在码头上与山姆会合了。他们一边打着手电筒上路，一边拿山姆的新“夹克”开玩笑，说它是那样光彩照人，以致于他们的眼睛都被刺伤了。一路上，三个人一会儿抱怨渔业政策，一会儿又谈论起昨晚有关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开放底栖鱼类捕捞的电视谈话节目。接着，他们爬下莱昂纳多那只32英尺[2]长、开放式甲板的活板门小船。

当被问及穿着这样的救生衣是否真能浮在水上时，山姆答道：“我可不想为此做一回试验！”船在初秋黎明的第一道曙光中开始行进，两侧几英尺外都是灰蒙蒙的水面，于是这类谈话也就到此结束了。由于海水“温暖”，鳕鱼非常喜欢一年之中的这个时期。但“温暖”只是对于鳕鱼来说的，事实上，海水的温度仅为7℃。活板门小船的船缘距水面只有几厘米高，就在这一天，邻村的两个渔民从船上掉进海里淹死了，人们后来发现了他们的尸体。所以对渔民来说，这种问题通常是不愿提及的。

三人继续向大海行进。山姆是个黑头发的小个子男人，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上泛着淡淡的粉色。此刻，他正缩在那件大红的救生衣里，与身穿鲜桔色工作裤的伯纳德一起站在露天甲板上，面对着黑暗而平静的海面沉思着。莱昂纳多则呆在小操舵室内。渐渐地，阳光照亮了天空，四周温暖起来。而9月的海岸线上，太阳一旦升起，云层就会散开，变成棉花糖般的薄雾，萦绕于山岩与树丛之间。

他们借着路标寻找着渔场。如果发现某块褐色岩石与教堂的尖塔连成一线，或是几幢房子映入眼帘，抑或是看见“夫人岩”（这块岩石看上去很像是一条短裙与一顶女帽，遂由此而得名）上的白色斑点，他们就准备抛锚并开始打鱼了。

今天他们忘记带铅笔了，所以只好向另一艘三人小船驶去。那几个人正手执钓丝捕鱼，山姆几人上前开玩笑地嘲讽那些鱼个头太小，其中一个人扔过来一支铅笔，他们便开始准备捕鱼了。

渔业保护局是纽芬兰目前唯一一家合法的鳕鱼捕捞单位，这些渔民都隶属于此。1992年7月，加拿大政府关闭了纽芬兰海域的纽芬兰大浅滩、圣劳伦斯海湾的大部分底栖鱼类捕捞场。底栖鱼类是指那些生活在海洋深处的鱼类，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鳕鱼。佩蒂港的鳕鱼捕捞量曾经非常巨大，后来却急剧下降。因此，渔民们早在禁捕令颁布之前就提出过停止捕捞的请求。他们认为，那些离岸操作的拖捞船几乎快把鳕鱼都打捞尽了。20世纪80年代，政府的科学部门忽视了沿岸渔民有关鳕鱼即将消失的呼吁，事实证明，充耳不闻的代价是惨痛的。

现在，已经有两艘佩蒂港的船只加入了渔业保护局，与政府科学部门联手完成一项计划：每个村子派出几名渔民充当哨兵，考察捕捞上来的鳕鱼并向政府科学部门汇报，由此测量出鳕鱼数量的增长情况。莱昂纳多的船只负责大批量捕捞鳕鱼，为它们做好标记后再全部放生。与此同时，另一艘船上的渔民必须捕够100条鱼，解剖后观察雌雄，再从鱼头上取出一小块骨头——耳石[3]，它具有保持平衡的功能，而上面的环纹则有助于了解鳕鱼的年龄。

这两艘船将在明天或者另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交换工作，毕竟，他们没必要在坏天气里冒险。尽管在船上做这样的工作只能得到有限的佣金，渔民们仍然乐此不疲。一方面，他们除了获得加拿大海洋局发放的失业津贴外还能有点事做，另一方面，他们正面临着重新开放渔场的持续压力。而这一周争论的焦点在于：能否让每个人都捕几条“仅供食用”的鳕鱼。但渔民的统计结果表明：鳕鱼数量稀少、个头偏小、年龄也以未成年居多，这足以证明目前仍然没有足够的鳕鱼供大家捕捞。

“就是这儿，我们已经到海岬了。”山姆不时地提醒着大家。佩蒂港的渔民们为自己住在北美洲最东部的渔村而感到骄傲，但这只是佩蒂港远近闻名的三大原因之一。这个小村庄坐落于圣约翰斯附近的一座小峡谷里，岩岬丛生，传说，那是千百年来最靠近大西洋北部的鳕鱼渔场。

来到东部海岬也就意味着来到了离爱尔兰最近的北美洲城镇，而这也是佩蒂港得以闻名的第二大原因。尽管佩蒂港的名字源于法语“petit”，但这里的居民全都是爱尔兰人。第五代纽芬兰人操着一口悦耳的南爱尔兰土腔，在纽芬兰海岸，到处都可以听到这样的口音。而佩蒂港简直就是爱尔兰倒过来的缩影。这座小村位于一条小河的河口处，人口已经达到1 000人。北部居住着天主教徒，南部则居住着新教徒，他们以一座小桥为界，互不混杂。山姆、莱昂纳多和伯纳德都是天主教徒，他们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是最早一代越过小桥玩耍的孩子。山姆后来娶了一位新教徒女人做妻子，而41岁的伯纳德比山姆年轻5岁，妻子也是新教徒。村里唯一的社会冲突已经逐渐逝去，但这只是在鳕鱼消失后出现了新冲突的结果。

对山姆来说，消失的并非只是鳕鱼。他望着远方的地平线说：“连一只鲸鱼都看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几年来，他从未见过座头鲸[4]爱吃的青鱼和细鳞胡瓜鱼[5]，鱿鱼似乎也消失了。佩蒂港的渔民们曾经习惯花一个小时在渔港里钓鱿鱼来当鱼饵，现在，他们只能用买来的冰冻鱿鱼了。

鳕鱼在消失之前，每年夏天都会游到离海岸非常近的地方，渔民们设陷阱就可以将其一网打尽。这种精巧的陷阱发明于19世纪的拉布拉多[6]，它由麻线织成网状，渔民将其抛向海岸边，鳕鱼就会循着网从另一边游来，进入一张巨大的水下麻线网中。它们可以轻易地游走，但大部分鳕鱼都不会离开。这种陷阱无须设诱饵，七八月间撒下去，每天收起两次。一个夏天，就有上千条鳕鱼沿着岩石海岸游进网中。禁渔令颁布的时候，仅佩蒂港就有125个渔民沿水湾深处设下了75处陷阱。

9月，鳕鱼开始向离岸较远的水域游动，手执钓丝的季节也由此开始。手钓可以追溯到铁器时代，渔民们在鱼钩上穿好诱饵，将4盎司[7]重的铅锤系在鱼线一端垂到水底。佩蒂港的渔民在15~30英寻[8]的地方捕鱼，他们将鱼线系在手上，一旦感到拖力就拼命拉线，让鱼钩钩住鱼嘴。鱼线必须持续拉动，因为任何松弛都可能导致鱼儿扭动身体并最终挣脱。但是，很少有鱼能逃得出这些渔民的手掌。

鱼钩一旦钩紧，鳕鱼便无法反抗了，渔民们轻易就能将它们钓起。从技巧上讲，拉鱼的第一个动作是最重要的，其次就是体力。渔民们飞快地在鱼线180英尺处拉动，用大拇指与食指大幅度地划弧。要是在以前，他们会每人放出一根鱼线：两根投在船舷边上，等待潮汐涌上来，另一根则投向相反方向。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这样的露天甲板与低矮船舷都是很危险的，但却便于渔民捕鱼。一船三人捕到的鱼重达8~30磅[9]不等，一条接一条，没有片刻休息的时间。直到甲板和两个3英尺深的货舱都装得满满的，再也塞不下为止。返回的时候，每只船都装载着2 000~3 000磅鳕鱼。有时候，约有50只小船从佩蒂港出发，每只船上两三个人，边钓鱼边开着玩笑。

佩蒂港得以闻名的第三大原因在于：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村里就取缔了使用多钩长线和刺网渔法进行大批量捕鱼的方式。禁渔令颁布以来，佩蒂港一直是环境保护主义者大加赞扬的对象。这些人指出，在纽芬兰人提出保护环境的20年前，佩蒂港人就已经采取行动了。1995年，一家名为“塞拉利昂俱乐部”的环境保护组织在自己创办的杂志上写道：“从上一代开始，佩蒂港的渔民就宣布多钩长线和刺网渔法等破坏性捕鱼方式是不合法的。他们只允许以环境保护为宗旨的捕鱼方式，如古老的手执钓丝和……陷阱。”

但事实上，禁令得以执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空间供125个渔民在同一个水湾里大批量地捕鱼。“现在，每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那是为了保护环境，”山姆说，“其实根本没那回事，看在上帝的份儿上！那个时候还有足够的鱼让我们捕捞，只是地方不够罢了。”

纽芬兰沿海的渔民只在自己的水湾里捕鱼。如果佩蒂港的渔船想越过水湾最远处的岩岬捕鱼，就必须获得相邻水湾的圣约翰斯渔民的批准。这似乎又把人们带回到了禁渔令颁布之前的年代，那是个礼尚往来的年代，每个人都能分到足够的鱼，唯一能引起冲突的恐怕就只有宗教了。

自从禁渔令颁布以来，礼仪就变得比鳕鱼更为稀有。佩蒂港竟然有6只渔船公然采取刺网捕鱼的方式，后来花了两年时间才通过法律措施和政治压力制止了他们。

山姆、伯纳德和莱昂纳多并不是捕鱼的伙伴。山姆曾经和兄弟一起捕鱼。而与伯纳德搭档了20年的伙伴即使在捕捞底栖鱼类许可证很容易弄到的时候，也没有申请过，因为那时根本没这个必要。如果现在渔场再次开放，则肯定会有更严格的额度配给制度，渔民不可能再得到新的许可证了。所以如果伯纳德和搭档分享这一份额，那可能就不够用了。“也许我会对多年来一直合作的伙伴说：‘对不起，我必须换一个有许可证的人来合作了。’政府想让我们放弃捕鱼，但渔民除了捕鱼又能做些什么呢？”

“这里曾经是一个美好的居住地，”山姆说，“但它再也不是了。”

“简直令人无法相信，”伯纳德说，“几年前，大家还各自做着自己的事情，根本就不会在意别人。可现在谁也不想只看着别人赚钱，而自己赚不到。每个人都盯着别人，我不相信你可以在这儿放个屁而没有一个人抱怨。”

但是，在纽芬兰这个美好的9月清晨，太阳温暖地照耀着，风平浪静，渔业保护局的渔民们情绪不错，因为他们正做着一直以来非常渴望的事情：和儿时的伙伴一同出海捕鱼。

这场捕捞简直是一场灾难。

纽芬兰及拉布拉多鳕鱼又称北方种群，那是一种非常美丽的鱼：橄榄绿的背部点缀着琥珀豹斑，流线型的白色条纹贯穿于斑点背部和白色腹部之间，比起冰岛种群那褐配黄的斑纹来说可真是漂亮多了！渔民们测量着打捞上来的鳕鱼，每条体长都在45~55厘米之间，如此看来，这些都是禁渔令颁布之后才出生的幼鳕，年龄大约为两三岁，还没有成熟。最后，莱昂纳多终于打上来一条75厘米的大鱼，大约七岁左右。如果在十年前，这种鱼是很常见的。而现在，大家都开玩笑地叫嚷着：“哦！天哪！快拿大鱼叉来！帮帮他！”

他们用轻快的土腔嘲笑自己不再是真正的渔夫了，恰巧一股小浪打来，渔船开始打转，山姆哀嚎着：“哦！我要晕船了！”把其他人惹得哈哈大笑。

他们擅长捕鱼，但现在情况变了。他们不再急着把钓上来的鳕鱼扔到甲板上，然后飞快地上好新饵再下一钩，而是小心翼翼地把鱼钩从鱼嘴上取下来，尽可能不伤害鱼身，然后把鱼放在一块板子上测量体长，再使用触发装置将一根1英寸[10]长的针穿过前鱼背鳍下的肌肉，扣好粘有数字标签的塑胶线。对他们来说，这种事情可不那么擅长。

山姆把一条鱼从鱼钩上取下来时，那条鱼使劲儿挣扎了一下，从山姆手中滑落到甲板上去了。他温柔地小声说道：“哎呦！太对不起啦！”就像是对待家里那条虚弱的老狗一样。打标签用的枪似乎不太灵光，山姆把它拆开又组装了一遍。拆装设备是渔民必备的技能，但这支枪似乎还不听使唤，有时候得试三四次才能把标签打到鱼身上去。鳕鱼的确很皮实，要是这么折腾一条鲑鱼，它就别想活了。当他们终于把它轻轻放回海中的时候，鱼嘴刚一碰到海水，它就马上苏醒过来，一溜烟儿钻进了水底。对鳕鱼而言，海底才是最安全的地方，而这也是它们会被商业性的拖网渔船追杀殆尽的原因。

在为其中一条鳕鱼上标签时，由于穿刺次数太多，它终于还是死了。但这并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悲伤，因为大家都饿了。伯纳德在船尾摆上便携烤炉，用他那把厚厚的鱼刀将咸猪肉和腌牛肉切成小块，再将土豆去皮切成薄片，然后浸软一片硬面包，加几片洋葱在猪油里煎。他在鱼身每侧纵切四刀取下肉片，又补了两刀去皮。在丢掉没用的部分之前，他剖开鱼肚子看了看雌雄：这是条雌鱼。伯纳德取出鱼卵放进舷缘上的小筒里，然后快刀在鱼颈上划了两下，取出位于咽部的鱼舌，最后才把剩下的部分丢进海里。

伯纳德搅拌着鱼汤，山姆用铅笔记录着标签号码和鱼身长度。船头那边，莱昂纳多正一声不吭地用带有指套的食指麻利地把一条条幼鳕钓上船来。“莱昂纳多倒玩儿得挺开心！”伯纳德略带嘲讽地说。

伯纳德把食物倒进平底焙锅，放在一块横跨船舱的厚木板上。三个人站在本该用来存储鳕鱼的船舱里，挥舞刀叉吃了起来。这道菜叫做“渔夫汤泡面包”，色泽单一，由灰白色的咸猪肉和土豆片组成，间或掺杂着几块儿颜色略深的腌牛肉，最外面铺着厚厚的白色鲜鱼片，他们就是吃这种饭长大的。品味着儿时的美味，三人不禁回忆起童年的往事。

这群男人没什么运动好聊的，他们没参加过中学社团，也不是曲棍球迷。孩提时代，每当天将破晓时，他们便跟随父亲出海捕鱼，中午上岸后再去上学。而一旦乌云出现，他们就要直奔港口的鱼架，去抢救晾晒着的咸鳕鱼干，把有皮的那面翻上来以防被雨水打湿。

他们不谈运动，只谈钓鱼的事和以前异常寒冷的天气。倒不是说天气变暖了，而是那时没有轻软的人造纤维可以保暖，在回收滴着冰水的钓线时也全靠十根手指，没什么工具可以代劳，整个冬季只能凭借一点点阳光来取暖。1月的捕鱼量一直很好，但自从1957年12月15日针对渔民的失业津贴开始发放以来，就必须从每年的12月15日起一直禁渔到来年春天。几年后，禁渔的起始日期又提到了11月15日。

不过，他们仍然记得在冬天里打鱼的情形。“耶稣基督！”伯纳德说，“下大雪的时候钓鱼，手都冻麻了！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这种新式衣服、人造纤维。就是已经有了，我们也不知道。”

莱昂纳多应道：“不，那时候还没发明出来哪！”

“上帝啊，那年代真是太冷啦！”

“我们还别无选择！”

“更不能加现在这么多的腌牛肉！”

谈话又转到了食品健康上，这是纽芬兰人最爱谈论的话题之一。传统的纽芬兰食品以猪肉为主，什么东西都要跟肥猪肉一起煮，然后再用油炼过的肥肉块调味。

“对动脉血管有好处！”伯纳德笑道，“你知道我弟弟会怎么说吗？要是你把一样食品摆在他面前，他肯定会问，‘它对身体好吗？’如果你说，‘是啊！’他就会说，‘我可不要！’”

喝完汤，山姆和伯纳德平分了鱼卵，莱昂纳多则负责消灭鱼舌。随后，他们起程回港。今天只标记了40条鱼，最大的也不过76厘米，要是在十年前，这种体型的鱼只能勉强算是中等而已，其中只有三条鱼成熟了，可以产卵。

另一艘船上的几个渔民用三条手线钓了100条鳕鱼，总重375磅，平均每条鱼还不到4磅。而在佩蒂港大丰收的年代，一艘满载300条鳕鱼的船能重达3 000磅！

他们把需要交给科研人员的鱼放在一旁，剩下的鱼按每10磅一袋分装好。以前一条鱼大概就有10磅重，可现在每个袋子里几乎都装着二三条鱼。渔船进港时，有五十多个从其他村子赶来买鱼的人已经等候多时了。

这就是加拿大。有的人拥有正式工作，有的人则靠社会津贴过活，但在这个年头，还是后一类人居多。他们并不饿，只是嘴馋想尝尝地道的口味而已。在禁渔令颁布之前，这里最大的一家鱼肉工厂用拖网渔船把鳕鱼几乎都捕光了，现在只能从冰岛、俄罗斯和挪威进口冰冻鳕鱼。但这里的人还是习惯吃新鲜、纯白的鳕鱼片，如果渔民的女儿碰它一下，上面的神经还会抽动！山姆以前曾送过一船鳕鱼到新奥尔良，主厨还抱怨鱼太新鲜，鱼肉不能粘连在一块儿呢！只有住在渔村的人才真正识货，知道什么样的鱼算得上新鲜：厚而纯白的鳕鱼片要能轻易分开，即使入口也是这样。

就算一个人限买10磅，也还是供不应求。有些没买到的人不甘心地问：“那你们要把剩下的鱼拿到哪儿去呢？”

坐落在北美洲海岬上的佩蒂港，这个千百年来的打鱼天堂，现在却面临着快要没鱼的残酷结局。

[1] 叶芝（1865—1939），爱尔兰作家，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是都柏林阿贝剧院爱尔兰国家剧院公司的创始人，他创作了许多短剧，包括《凯瑟琳女伯爵》（1892年）。他的诗作集结出版，如《回旋楼梯》（1929年），内容从早期的爱情抒情诗到晚年复杂的象征主义作品。叶芝获得了192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2] 1英尺＝0.3048米。

[3] 脊椎动物内耳或无脊椎动物耳囊中的石灰质块。——译者注

[4] 鲸的一种，有圆背和长而多节的鳍状肢的须鲸。座头鲸复杂而与众不同的歌声可以使它们互相识别，这在求偶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译者注

[5] 一种可食用的小型海鱼（毛鳞鱼属），产于北大西洋和太平洋海域，与胡瓜鱼有亲缘关系并类似胡瓜鱼。——译者注

[6] 加拿大纽芬兰的陆地部分，位于拉布拉多半岛的东北部。早在10世纪，古代的斯堪的纳维亚的海员就曾到过这里的海岸。——译者注

[7] 1盎司＝28.3495克。

[8] 长度单位，1英寻相当于6英尺（1.83米），主要用于测量水深。——译者注

[9] 1磅＝0.453 592 37千克。

[10] 1英寸＝0.0254米。

第一部

鳕鱼传奇

咸鳕鱼干在妓女和健壮的店主眼前铺展开来，他们幻想着能远离这里去经历一场旅行。

——左拉，《巴黎市中心》，1873年

第1章

开往鳕鱼岛

他说那天一定是星期五，因为他除了鱼之外根本卖不出去任何东西，这种鱼在卡斯蒂利亚[1]叫青鳕，而在安达卢西亚[2]叫腌鳕鱼干。

——塞万提斯，《堂吉诃德》，1605—1616年

据说在中世纪，有个渔夫抓到过一条3英尺长的鳕鱼，在那个时代，这种体型相当普遍。那还是一条会说话的鳕鱼，但这并不特别稀奇，令人惊愕的是它使用的是一种没人知道的语言，叫作巴斯克语[3]。

这则民间传说不仅提到了巴斯克人所使用的罕见语言，同时也表明，从未在巴斯克或西班牙海域出现过的鳕鱼与巴斯克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

巴斯克人是很神秘的。早在有历史记载之前，他们就定居在今天西班牙的西北角及法国西南部。没人了解他们的语言起源，就连这一种族从何而来，至今也仍然是个谜。有一种传说认为，这些红脸颊、黑头发、高鼻梁的巴斯克人就是最初的伊比利亚人[4]，他们被入侵者逼进这个山区，山区四周环绕着比利牛斯山脉[5]、坎塔布连山脉和比斯开湾[6]。除此以外，还有人认为他们就是当地的土著。

这里的山脉因其罕有的粗犷而极富美感，巴斯克人惯于在令人望而却步的悬崖峭壁上牧羊。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唱歌写作，这种语言可能是现今欧洲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语言，也是除印欧语系外四种欧洲语言之一，其他三种分别为爱沙尼亚语、芬兰语和匈牙利语。他们还有自己的运动，最出名的就是手球；也有独具特色的贝雷帽，比其他地区的大很多。

虽然巴斯克目前已经分别隶属于法国的三省及西班牙四省，但巴斯克人仍然坚称他们的国家叫尤斯凯帝。尽管四周那些强悍的民族，诸如凯尔特人、罗马人、亚库坦因人、阿拉贡人、卡斯提尔人和后来的西班牙及法国君主制、独裁制、民主制国家都曾尝试过征服、同化巴斯克人，但从来都没有成功过。20世纪60年代的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曾经下令禁止使用古语，这使得巴斯克语不能公开使用。于是巴斯克人就设法使自己的语言适应现代潮流，让它运用得更为广泛。目前，全世界有80万人在使用巴斯克语，每年约有1 000册巴斯克语书刊出版，1/3左右是巴斯克人自己写的，2/3则是翻译作品。

“Nire aitaren etxea/defendituko dut./Otsoen kontra”（我将保卫祖祖辈辈的家园，对抗外来侵略的豺狼）是著名的巴斯克现代诗人加百利·阿瑞斯帝诗歌中开头的几句，加百利是将巴斯克语现代化的开山祖师之一。巴斯克人之所以能够无视镇压及战争的威胁，依然顽强地独立于世，是因为数百年来他们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经济实力。除了牧羊外，他们还是一个航海民族，以贸易闻名。中世纪的时候，欧洲人食用大量鲸肉，于是巴斯克人就到遥远、不为人知的海域去捕鲸。而他们能够扬帆远航的原因在于发现了大批鳕鱼群，并懂得如何将鳕鱼腌制起来，使它们在漫长的航海途中保持营养而不致腐烂。

不过，巴斯克人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知道如何保存鳕鱼的民族。几百年前，维京人就曾经从挪威航行到冰岛，再航行到格陵兰，最后抵达加拿大。这几个地方正是鳕鱼的分布区，所以这绝非巧合。10世纪的时候，索瓦德和他那桀骛不驯的儿子——红毛艾力克因杀人罪被赶出挪威。后来流落到冰岛，又在那里杀了更多人，于是再次受到驱逐。大约公元985年，他们搭乘一艘小船从黑熔岩海岸出发，离开了冰岛。尽管仲夏的北欧已经进入了几乎没有黄昏的永昼时期，但海面上仍然是灰茫茫一片，到处翻滚着白色的浪花。凭借着帆和桨，他们终于登上了一座布满冰河与岩石的小岛，冰河里四处隐藏着危险的冰山，它们矗立着，发出知更鸟蛋般幽蓝的光芒。春夏之交，壮汉们将冰河打碎，断落的冰块落入海中，激起层层巨浪，发出雷鸣般的回响。艾力克决心在这里拓殖，并将小岛取名为格陵兰，意即充满魅力的绿色土地。

然而大约1 000年之后，新英格兰的捕鲸队却高唱着这样的歌曲：“啊！格陵兰没有绿色，它是一片不毛之地；那里只有冰雪，和那喷气的鲸鱼；要问阳光在哪里，你找不到它的踪迹。”

艾力克在这片并不适合居住的地方落下脚来，继而又尝试着做进一步探险。但他的脚受了伤，只得留下来。他的儿子雷夫·艾力克森继续航行，来到了一个地方并将它取名为石岛。据说，那个地方很可能是拉布拉多海岸附近一片布满岩石的不毛之地，雅克·卡提尔在600年后曾经描述过这片海岸，他写道：“我走过这里的很多地方，但所到之处的土壤全收集起来也装不满一车。”雷夫一行人从石岛往南继续前进，到达了森林岛和藤蔓岛，这些地方到底是哪里，我们至今仍无法确定，只知道森林岛有可能是现在的纽芬兰、新斯科舍省[7]或缅因州，因为这三个地方森林都很茂密，但藤蔓岛上的野生葡萄在这三个地方都不见踪影。

后来，人们在纽芬兰发现了维京人营地的遗址。这是一个温暖的岛屿，当地居民异常强悍，且对外来者充满敌意。于是，杀人如麻而屡遭驱逐的维京人也许在经过一番审慎的评估后，终于明白了这里根本无法定居，所以才扎下了临时居住的营地。五百多年后，纽芬兰的贝尔萨克族也对约翰·卡伯特[8]的船队深入自己的领地探险进行过抵抗，这次很明显，贝尔萨克人并没有曲解欧洲人的来意，之后不久，贝尔萨克人就遭到了葡萄牙人的奴役并被赶到了内陆地区，后来又遭到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迫害，几十年内就绝迹了。

然而，维京人又是如何在荒芜的格陵兰岛和土壤匮乏的石岛上生存的呢？如何准备足够的食物继续向森林岛或藤蔓岛前进的呢？既然不敢在内陆寻找食物，他们怎么还能有足够的食物回航呢？根据历史记载的冰岛传说，维京人在985—1011年间曾经五次远征北美洲，这期间他们吃的又是什么呢？答案是维京人已经懂得把鳕鱼挂在冬天凛冽的寒风中，让它脱去4/5的水分，变得像木头一般，这样就可以保存很长时间了。然后，他们把鱼干折成小片，像啃硬面包一样吃掉。甚至在比艾力克时代更早的9世纪，维京人就在冰岛和挪威建造了生产鳕鱼干的加工厂，还外销到欧洲北部等地。

巴斯克人与维京人不同，他们会用盐，而且知道在风干前加盐可以让鳕鱼更耐储藏，所以巴斯克人所到之处广于维京人。另外，越是耐久保存的货物也越容易交易。1000年，巴斯克人已经成功地把本地鳕鱼市场扩展成为真正的国际贸易了。

地中海国家不仅拥有大量的盐巴，而且阳光也很充足，用盐腌制保存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早在文艺复兴以前，埃及人和罗马人就已经用盐腌鱼干了，相关贸易也发展得颇具规模。同时，腌肉也很普遍，罗马的高卢就因腌火腿和烟熏火腿而闻名。巴斯克人在开始腌制鳕鱼之前也腌制过鲸肉，腌鲸肉与豌豆一道下菜很好吃。而鲸鱼身上最值钱的部分鲸舌，也常常拿来腌制。

20世纪发明冰箱之前，食物腐烂一直困扰着人们。这也大大限制了很多商品的贸易活动，尤其是鱼类。当巴斯克人把腌制鲸肉的技术应用到鳕鱼身上时，这才发现它真是绝好的搭配。因为鳕鱼肉几乎没什么油，如果腌制风干得当就不会腐烂，比鲸鱼的红肉更耐保存，与浑身肥油、自中世纪以来就在北方国家腌制的青鱼相比更是如此。

其实，如果在湿热的地方放置过久，腌鳕鱼干也是会腐烂的。但对中世纪的人而言，它的保存时间已经够久了，几乎可以与20世纪快速冷冻的发明相媲美。腌鳕鱼干不但比其他鱼干更耐保存，味道也更胜一筹。无论是风干还是盐腌，抑或是腌制后再风干，只要妥善保存、避免潮湿，这种鳕鱼干所具有的多种美味就绝不是现今冷冻鳕鱼甚至新鲜鳕鱼可以比拟的。对吃不起鲜鱼的穷人来说，腌鳕鱼干是一道既便宜又营养的好菜。

天主教教义带给巴斯克人很大的商机。因为中世纪的教会规定在斋戒日不得性交和吃肉，但可以吃凉性食物。因为鱼是从海里打上来的，所以一般把鱼肉、水鸟及鲸鱼肉等都算作是凉性食物，猪肉则属于热性食物。其实巴斯克人在守斋日就向天主教徒出售腌鲸肉了，因为耶稣是在星期五受难的，所以守斋日就包括了每周的星期五和大斋节[9]，另外还包括了宗教日历上所有特别加注的日子。这样一来，一年中就有大半年是禁肉日。所以到后来，守斋日就变成了吃腌鳕鱼干的日子。鳕鱼也几乎成了宗教的象征。

巴斯克人每逢星期五就能赚上一笔，但鳕鱼是从哪儿来的呢？他们从来不透露这个秘密。但是到了15世纪，要想再隐瞒这个事实就不容易了。那时鳕鱼已经广为大众所熟悉，而且成了利润很高的日用品，欧洲国家的商业组织开始到处寻找新的鳕鱼渔场。冰岛外海和北海海域都有鳕鱼分布，但在这里打鱼将近上千年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却从没见过巴斯克人。从罗马时代起就常在近海捕捞鳕鱼的英国人也没见过巴斯克人。甚至到了14世纪，英国人冒险向冰岛海域挺进，也没有见过他们。直到后来，法国西北部的布里多尼人偷偷跟踪巴斯克人，才发现了大海另一边的土地。

15世纪80年代，布里斯托尔[10]商人和汉撒同盟[11]之间爆发了冲突。汉撒同盟位于德国北部的一个小镇，是在莱贝克领导下于13世纪结成的组织，负责掌管地区贸易，维护商人阶层的利益。汉撒在中世纪德国的上流社会就是同盟的意思。这个同盟把小镇与小镇团结起来，势力遍及伦敦在内的全北欧。由于控制了从欧洲内陆的莱因河到北欧维斯瓦河[12]的主要河口，同盟得以控制欧洲大部分的贸易，尤其是波罗的海附近的贸易活动。14世纪，同盟的分支已经北达冰岛，东至里加，南到乌克兰，西接威尼斯的地域。

多年来，同盟在欧洲一直被视为正义的力量，同盟成员曾挺身对抗君主专制的暴虐，打击过剽窃，疏通过运河，建造过灯塔等等。在英国，同盟被称为“Easterlings”（东方人），因为同盟的人来自东部。而同盟的良好声誉则反应在“sterling”这个字眼上，它由“Easterling”衍生而来，意指“真正有价值的”。

但是同盟却开始滥用它日渐高涨的权力，而且在打击垄断企业时毫不留情。1381年，英国发生暴动，追杀当地汉撒同盟成员，所有不会用英国土腔发出“面包和干酪”这几个音的外来者无一幸免。

汉撒同盟垄断了波罗的海的青鱼贸易，15世纪时，他们又想以同样方式垄断鳕鱼干贸易。那时，鳕鱼干已经成为布里斯托尔的重要产品。防御设备周全的布里斯托尔港位于冰岛与地中海之间，尽管水域不易航行，却由于优良的地理位置而迅速发展为贸易中心。同时，它还是冰岛进口鳕鱼的主要港口，是交易西班牙葡萄酒，尤其是白葡萄酒的贸易重地。但在1475年，汉撒同盟却截断了布里斯托尔商人购买冰岛鳕鱼的门路。

托马斯·克罗夫特是布里斯托尔一个富有的海关官员，他曾经与约翰·杰合伙，共同寻找新的鳕鱼来源。约翰·杰是一个布里斯托尔商人，与当时大多数布里斯托尔人一样，他也迷信这样的传说：大西洋某处有一个叫做“海布拉希尔”的小岛，那里的鳕鱼非常丰富。所以在1480年，他派出第一艘船寻找这个小岛，希望发现它。1481年，杰和克罗夫特又驾驶另外两艘名叫“三位一体”[13]号和“乔治”号的商船继续寻找。冒险的结果在历史中没有记载，克罗夫特和杰也像巴斯克人一样保持了缄默，从未宣告过小岛的踪迹，历史也认为这次航行失败了而没加以记载。但事实是，这两个人的确找到了相当多的鳕鱼，以致于1490年，当汉撒同盟考虑向布里斯托尔人重新开放冰岛的鳕鱼贸易时，他们丝毫没有动心。

那他们的鳕鱼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些鱼抵达布里斯托尔港时就已经是鱼干了，但在甲板上根本不可能让鱼脱水。他们的船是从布里斯托尔运河出发，然后再向西远航至爱尔兰以西的，那儿并没有陆地可以晒鱼干。既然这两个人还没有找到“海布拉希尔”小岛，便有人认为他们是从某个地方把鳕鱼干买回来的。海关官员进行海外贸易在当时是违法的，所以克罗夫特遭到了起诉。但他坚称自己是在遥远的大西洋外海抓到这些鳕鱼的，最终，他被判无罪，人们没能从他嘴里得到半点天机。

最近发生了一件令英国人感到高兴的事：一封寄给哥伦布的信被发现。信的日期是在克罗夫特事件发生后的第十年，当时，哥伦布因发现美洲大陆而受到世人的崇拜。信是由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商人写给哥伦布的，他们声称哥伦布应该很清楚布里斯托尔人比他更早到过美洲。没人知道哥伦布是否回了信，不过他也没有必要回信，因为捕鱼人总是习惯保守秘密，而冒险家却爱向全世界宣扬。

后来，哥伦布横越加勒比海向西航行，希望找到通往亚洲香料产地的航线，但没有成功。五年后，也就是1497年，卡博托（卡伯特的意大利名字）也从布里斯托尔出航了。他并非要揭开布里斯托尔商人的秘密，而是想寻找哥伦布错过的亚洲航线。卡博托是热那亚人，但由于这次航行是奉英王亨利七世之命，所以他在英国的记载中又被称为卡伯特。英国位置偏北，离香料的航线很远。所以，为了获得香料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果然不出卡伯特所料，英王和布里斯托尔的商人愿意提供资金让他寻找北方香料的航线。在他出海仅35天后的6月，卡伯特就发现了陆地，尽管那并不是亚洲。那是一片地域辽阔、由岩石形成的海岸，正是腌制加工和晾晒鱼干的理想之地，而且四周的海域里都是鳕鱼。卡伯特将这一发现报告给英国，并为该地起名为“纽芬兰”（新发现的陆地），他认为，鳕鱼就是这里财富的源泉。37年后，雅克·卡提尔再次抵达这片土地，发现了圣劳伦斯河的入口，并在加斯佩半岛上树起十字架，因此得到人们的敬重。后来，他又向世人宣告那里属于法国。值得一提的是，他注意到有上千艘巴斯克渔船在那里打鱼。而巴斯克人为了继续保守秘密，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这里。

鳕鱼一次产卵上千，

母鸡只下一颗鸡蛋，

鳕鱼从不夸夸其谈。

炫耀自己多么能干，

所以人们看扁了鳕鱼，

却对母鸡大加夸赞。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应该学会多多宣传！

美洲诗歌，作者不详

[1] 西班牙中部和北部的一个地区。——译者注

[2] 西班牙南部的一个地区，位于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和大西洋交界处。这个地区有壮观的摩尔式建筑，包括塞维利亚、格拉纳达和科尔多瓦等一些历史古镇。——译者注

[3] 巴斯克人的语言，巴斯克人是居住在西班牙和法国毗邻比斯开湾的比利牛斯西部地区一个民族中的一员，起源不明。——译者注

[4] 外高加索的古代伊比利亚土著人或居民。——译者注

[5] 欧州西南部山脉，从比斯开湾沿着法国与西班牙边境，到地中海的皮科·德·皮妮特，它高达3404米。——译者注

[6] 大西洋的一个海湾，在欧洲西海岸从法国西北的布列塔尼向南延伸到西班牙西北，呈锯齿状。——译者注

[7] 加拿大东部的一个省，包括一个大陆半岛和毗邻的布雷顿角岛。1867年加入联邦。1610年法国人在罗亚尔港（现为安娜波利斯·罗亚尔）第一次成功地定居。法国和英国曾激烈地争夺过这一地区，即阿卡迪亚的一部分，直到1733年，巴黎协议将法国对北美的占有权移交给英国。18世纪，许多苏格兰人移居此地，因此有了这个名字，拉丁文意为“新苏格兰”。哈利法克斯为首府和最大城市。——译者注

[8] 约翰·卡伯特（1450—1499），意大利裔的探险家，于1947年率领英国远征探险队到达了北美大陆。——译者注

[9] 封斋期从圣灰星期三（大斋节的第一天）到复活节的40天，基督徒视之为禁食和为复活节做准备，需要忏悔的季节。——译者注

[10] 英国西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伦敦西部。12世纪以来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译者注

[11] 德国北部过去的自由市，同其周围地区结成了一个经济和防卫联邦。传统上，它可以追溯到1241年莱贝克和汉堡签定防卫联盟的时候，在14世纪，它的力量到达顶峰，它召开的最后一次官方大会是在1669年。——译者注

[12] 波兰的一条河流，长约1068公里，发源于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呈h弧形流向东北、西北，向北注入格旦斯克湾。——译者注

[13] 宗教用语，象征基督教中圣父、圣子和圣灵合为一体。——译者注

中世纪的鳕鱼热潮

腌鳕鱼要与芥末酱一起食用，或者在其表面涂上熔化的新鲜黄油。

——塔耶旺，《美食主义者》，1375年

塔耶旺是法王夏尔五世的主厨，这是一道被他写在卷皱纸上的菜谱。正如在他之后的许多厨师一样，他也认为腌鳕鱼干是一种粗糙的食物，必须加点油来润色一下，而新鲜的鳕鱼肉更是平淡无味，必须添上调味料才好吃。他发明了一种新鲜鳕鱼的烹饪方法，还有许多“蘸酱”吃法，看得出，那个时代的人对香料情有独钟。

法国：新鲜鳕鱼

像鲣鱼那样烹煮，再加点酒。吃的时候蘸蘸酱，有些人还喜欢放点大蒜，有些人则不放。

蘸酱配方

牛奶酱：将姜末和蛋黄放入牛奶中，搅匀，煮开。

蒜泥酱：将胡椒粉、大蒜末和杏仁粉放入上等酸果汁内煮开，如果喜欢可以加点白葡萄酒。

姜末酱：将姜末、杏仁粉放入酸果汁内煮开，但不加大蒜。如果喜欢可以加点白葡萄酒。（酸果汁本来是由酸模植物[1]的酸液而来，后来则用生梅汁取代。）

英国：海贝壳大的幼鳕

在这份用中世纪英文编纂的菜谱中，幼鳕被切成了海贝壳大小的肉块。

将幼鳕切成小块，放入鲜鱼汤或鲑鱼汤中，煮到熟透。再放进牛奶中，加檀香粉、番红花粉、砂糖和胡椒粉。上桌，另配其他几种鱼：大比目鱼、梭子鱼等等，切好，用醋和盐调味。

——耶鲁大学Beinecke图书馆一份作者不详的手抄本，约12—15世纪，其中糖的使用更合于15世纪

[1] 酸模属植物的任何一种，酸模长有酸味的叶子，有时用作沙拉里的绿色蔬菜，尤指蓼科这种在欧亚大陆被广泛种植的物种。——译者注

第2章

张大嘴巴的掠食者

有人计算过，如果每颗鱼卵都能顺利孵化，每条小鱼都能长大成熟，那么，只要三年时间，鳕鱼就可以把海洋填满，到时候你就可以足不沾水地踩在鳕鱼背上横越大西洋了。

——大仲马，《烹饪大辞典》，1873年

本篇的主角鳕鱼可不是个好家伙！

这种鱼天生易于存活且生殖力旺盛，抵御严寒与疾病的能力极强，几乎什么都吃。它可以游到离岸很近的浅水海域，算得上是非常完美的经济鱼类。而巴斯克人很早就找到了鳕鱼产量最丰富的渔场。鳕鱼似乎是生生不息的，长期以来，人们也这么以为，甚至到了1885年，加拿大农业部长还在说这样的话：“除非自然秩序被打乱，否则在未来数百年里，加拿大渔业还是会很兴盛的！”

鳕鱼是杂食性的，什么都吃。它们总是张着嘴在水里游，遇到什么都吞下去，就连同种的其他幼鳕也不例外！正因为这样，新英格兰和加拿大以钓鱼为乐的人发明了不带食饵的钓具，即一种模仿目标鱼种最喜欢摄食的生物外型和动作的假诱饵。而鳕鱼的假诱饵就是一个铅块，通常外型像幼鳕，有时候也像青鱼。

不过，也许不加修饰的铅块就能吸引鳕鱼，英国渔民就曾发现从运河渡轮上扔进海里的泡沫塑料居然也进了鳕鱼的肚子！

鳕鱼的贪婪使它非常容易上钩，但这样就引不起钓鱼者多大的兴趣了。鳕鱼一旦被抓到就不再挣扎，你只需费点力气把鱼拖上来就行，而且它们通常又大又肥！在新英格兰的钓客看来，钓青鱼的乐趣远胜于鳕鱼。青鱼是活动力很强的掠食者，反抗性也很强，一旦上钩就会在钓线的那一端奋力搏斗。这种鱼的肌肉颜色通常很深，而且富含油脂，这正是生活在中层水域、游泳能力较强的鱼类所具有的肉质。鳕鱼则相反，它的肉以纯白色著名。一大片雪白的鳕鱼片摆在盘子里，甚至能发出熠熠的光芒。鳕鱼在分类上属于鳕目，它们生活在海底，几乎处在无重力的状态下，行动迟缓而懒散，所以白肉正是这种鱼独具的特点。一条鳕鱼也许会在正向自己靠近的拖网渔船面前挣扎地游一小会儿，但用不了十分钟，它就会筋疲力竭地躺在渔网里了。白色肌肉虽然耐力较差，但能快速收缩，所以在水里慢吞吞游荡的鳕鱼，能够一看到猎物就飞快地猛扑上去。

鳕鱼肉几乎不带任何油脂（只有3%左右），而蛋白质的含量却高达18%，比一般鱼肉高出许多。当鳕鱼被晒成鱼干时，80%以上的水分都被蒸发掉了。剩下浓缩的蛋白质，几乎可以达到80%。

鳕鱼浑身都是宝：鱼头的味道比鱼身更好，尤其是喉咙部位，也就是所谓的鱼舌，还有鱼头两侧那一小片肉也甚为鲜美。抵着脊椎骨向后延伸的长管子叫作鱼鳔，鱼用它吸收或排放空气来改变身体的比重。鱼鳔常被用来提炼鱼胶，用于制作工业澄清剂或胶水。渔民有时会炸鱼鳔吃或者把它炖在汤里。鱼子也能食用，生吃、烟熏都可以。纽芬兰人很爱吃鳕鱼卵巢，由于它从尖端分叉，两边都很长，像一条裤子，所以他们称之为“马裤”。“马裤”可以像鱼鳔一样炸着吃。以前的冰岛人也吃雄鳕鱼的生殖腺，即充满精液的精巢，但现在只有日本人还在吃它。其他可以食用的还有鱼肚、内脏和鱼肝，鱼肝油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冰岛人喜欢把鱼肝放进鱼肚子里，一直煮烂，然后像吃腊肠一样享用它。这道菜在苏格兰高地俗称鱼肝肚，颇负盛名。另外，地中海人也有吃鳕鱼内脏的习惯。

鳕鱼皮则既可以食用，也可以风干制成皮革。以前的冰岛人常把它烤好后拌上黄油给小孩子吃。最后，剩下的部分和鱼骨头是绝佳的肥料，但直到20世纪，冰岛人还把鱼骨浸在酸奶里泡软，然后吃掉。

“cod”（鳕鱼）一词来源不详。对信守教义的旧教徒而言，他们最初只是在必须禁欲的日子里经常食用它而已，但后来不知为什么，腌鳕鱼干这个词在很多语言里都隐含着性方面的暗喻。在西印度群岛的英语区内，咸鱼就是腌鳕鱼干的俗称，而在俚语里却指代女人的生殖器官。再比如，在腌鳕鱼干很受欢迎的加勒比海地区，它的指代含意经常出现在歌谣里，像什么“麻雀那强有力的‘咸鱼’”。

在中世纪的英国，“cod”一词原指“袋子”或“麻袋”，但也有阴囊的含意。正因为这样，16世纪一些粗俗的男人喜欢在胯部穿上一种叫“鳕鱼布”的东西，令自己的生殖器显得壮硕而美观。1755年，塞缪尔·约翰逊[1]编著的辞典对“cod”是这样定义的：包裹种子的皮或壳之类的东西。这跟今天所说的鳕鱼有什么关系呢？大多数学者都表示怀疑，却又提不出合理的字源解释。亨利·大卫·梭罗[2]推测这种鱼之所以取名为“cod”（外皮包着种子的意思）是因为雌鱼肚子里也包含着数百万颗卵。

鳕鱼和袋子的关联还远非上述几点。早在莎士比亚诞生[3]以前，法国人就已经在魁北克的加斯佩半岛捕捞鳕鱼了。同冰岛人一样，他们非常擅长利用鳕鱼的每个部分，鱼皮也做成皮包。另外，“鳕鱼”叫做“袋子”还与渔网有关。每当渔网被拖上船时，鳕鱼总会聚集在渔网末端，因此在现代化的拖捞船中，渔网末端就被称为“鳕鱼尾”。

19世纪以来，“鳕鱼”在英国就有“开玩笑”或“恶作剧”的意思，这可能是因为那块穿在胯下的鳕鱼布实在太夸张的缘故。但在丹麦口语中，“cod”又指代“傻瓜”。

鳕鱼一词在法语里用“morue”表示，这也是它的第二个拉丁语系的叫法。令人惊异的是，19世纪的“鳕鱼”在英语里是恶作剧的意思，而“morue”在法语里却有妓女之意，且法语历史辞典中对此没有任何解释。也许一开始只有巴黎Les Halles市场上的小贩这样叫，因为他们最喜欢把贩卖的货物拟人化，尤其是鱼。就好比“拉皮条的”指的是秋刀鱼，那是一种攻击性很强且很有油水的鱼。19世纪，鳕鱼干在各个领域被毫无限制地广泛引用，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比拟的。“morue”一词也可以表示市场上某种东西降价了。“好吧，好吧，等着我给你‘脱盐’吧，你这个大‘鳕鱼’！”这句话出自1877年左拉的小说《小酒馆》，可谓独具特色。而塞利纳笔下的“星星变成了鳕鱼”也并非指星星是鳕鱼做成的，而是说市场上所有东西都降价了。

现代法语里，新鲜鳕鱼叫做“cabillaud”，这个词是由荷兰语“kabeljauw”衍生而来的。法国人以外来语称呼他们不太感兴趣的新鲜鳕鱼，却保留了本土的“morue”来称呼较喜欢的腌鳕鱼干。由于“morue”比“cabillaud”古老，而在魁北克，从18世纪以来法语就没什么变迁，所以人们根本不认识“cabillaud”这个词，而是直接说“新鲜的morue”或“盐腌的morue”。

对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及葡萄牙人来说，更是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新鲜鳕鱼这个字眼，也没有可以贴切形容的词，需要表达的时候，就用“新鲜的咸鳕鱼”来称呼。在意大利语中，咸鳕鱼叫做“baccalà”，葡萄牙语则是“bacalhau”，这两个词可能都来自西班牙语的“bacalao”。作为典型的古西班牙人，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都声称这个词是从自己的语言中发展出来的，而其余的西班牙人又否认了这种说法。加泰罗尼亚有个神话，神话中说鳕鱼是个骄傲的鱼王，因为经常自吹自擂而触怒了造物主，造物主用加泰罗尼亚语对它说：“Va callar！”也就是“你给我闭嘴！”无论这个词是从哪里起源的，西班牙语里的“lo que corta el bacalao”（切腌鳕鱼的人）在口语里的确表示“负责人”的意思。

鳕目共分十科，下属类别200种以上，几乎都生活在北半球冰冷的海域里。大约在1.2亿年前，鳕鱼在古地中海演化成现今的形态。古地中海属于热带海域，很久以前曾经东西横贯整个地球，并与其他海洋相通。后来，古地中海没入北方的一个海域，鳕鱼由此成为分布在北大西洋的鱼种。之后，亚洲与北美洲之间的陆桥遭到毁坏，鳕鱼又将势力扩展到北太平洋。从鱼鳍上可以看出鳕目鱼种的演化，单鳍鳕全身的鳍都连成一片，只有尾部单独裸露着；林鳕除了独立的尾部之外还有一个较小的第二背鳍；狗鳕前后两扇背鳍分开得更为明显；牙鳕则有三扇背鳍，腹部有两个独立分开的臀鳍；鳕目中进化最快的大西洋鳕鱼、黑线鳕及青鳕，身上都有三个大大的背鳍和两个独立分开的臀鳍。

除了温带水域的品种外，生活在热带海域的鳕鱼就只剩下尖尾犀鳕了，这种鱼没什么经济价值，生活习性也不为人所知。另外，还有生活在南大西洋和淡水里的鳕鱼，这种淡水江鳕的白色肉质虽然比不上大西洋鳕，但在阿拉斯加、北美五大湖、新英格兰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湖区打鱼的渔民却十分喜爱，挪威人也觉得这种鱼的肝特别好吃。鳕目里还包括不少美味鱼种，却都没有太高的经济价值。以钓鱼为乐的人喜欢沿着长岛和新英格兰海岸线垂钓大西洋小鳕[4]，这种鱼在太平洋也有类似品种。

对专门捕捞经济鱼种的渔民而言，鳕目共分五大类：大西洋鳕、黑线鳕、青鳕、牙鳕和狗鳕。如果继续排下去还有太平洋鳕，这种鱼也叫大头鳕，与大西洋鳕相比体型要小，但肉质相差甚微。

大西洋鳕在所有鳕鱼中体型最大，肉色最白。当它在水中游动时，五片鱼鳍舒展开来，体侧流线形的白色条纹若隐若现，姿态颇为优雅。它还有一个易于分辨的特征，那就是尾鳍是方形的，而并非普通的内凹形。另外，它的下颔上还有一些小小的突起，生物学家认为这是一种用来感知海底的器官。

黑线鳕和大西洋鳕形态很相似，只是体形较小，且背部为炭灰色，不像大西洋鳕那样褐色中带有琥珀色豹斑。黑线鳕和大西洋鳕身体两侧的胸鳍上方都有一块黑色斑点，但黑线鳕体侧的流线条纹是黑色的而不是白色。新英格兰对它们的不同之处有个传统解释：大西洋鳕被看成是一种带有宗教意味的鱼。事实上，这是因为它们为新英格兰人赚了不少与宗教有关的财富。但新英格兰的民间传说则认为是耶稣让大西洋鳕大量繁殖并用以供养弥撒的。传说中，圣诞老人也曾经想要这么做，只是由于双手太烫，把鱼给吓跑了。他烧烫的大拇指和食指在逃脱的鱼身两侧各留下了一道黑色条纹，所以就有了今天的黑线鳕。

这个故事不仅阐述了大西洋鳕与黑线鳕在形态上的不同，也说明两者在地位上存在着差异。由于大西洋鳕售价高，英国和冰岛渔民只有在捕够了大西洋鳕的配额后，才会不甘心地抓几条黑线鳕。然而，冰岛人却宁肯吃黑线鳕而不吃大西洋鳕，除非它们晒成鱼干。追问其原因，他们会说：“我们可不吃钱！”

没错，大西洋鳕就是金钱，黑线鳕则只能算是食物。新斯科舍人喜欢吃黑线鳕，尤其喜欢把它和土豆条一起炸着吃，这在纽芬兰人看来简直滑稽得可笑，南英格兰人则认为这么做是在骗人。但英国北方一带，例如苏格兰的居民就比较爱吃黑线鳕。

在距离大西洋鳕产地较远的国家，狗鳕就成了替代品。鳕目里只有少数几种在南北半球都有分布，狗鳕就是其中之一。在智利、阿根廷和新西兰，新鲜狗鳕及其咸鱼干都很普遍，南非更是如此。巴斯克人历来把腌大西洋鳕看得比任何鱼都有价值，但与吃新鲜大西洋鳕相比，他们却更喜欢吃新鲜狗鳕。事实上，他们几乎没见过新鲜的大西洋鳕。由于狗鳕分布在包括地中海在内的西班牙海域，因此它在巴斯克人眼里就代表着新鲜，而大西洋鳕则代表咸鱼干。有时你可能会听到一些巴斯克厨师说：“狗鳕舌要比大西洋鳕舌好。”但实际上他们的意思是新鲜鳕鱼要比咸鱼干好。

大西洋鳕是最常被拿来做成鱼干的鱼，不过鳕目里的其他鱼种有时也会被做成鱼干，用来充当前者的廉价替代品。腌林鳕是苏格兰的传统，而18世纪阿伯丁[5]北部的特产“speldings”（一种用海水浸泡后再风干的牙鳕）更是别具风味。同一时期在阿伯丁南部的芬敦，渔妇们把黑线鳕在海边晒干，再放到烧红的泥炭和海草上烟熏，这就做成了有名的烟熏黑线鳕，它直到今天还长盛不衰。烟熏黑线鳕非常抢手，以至于某些美国商人还会用烟熏大西洋鳕来冒充，就像拿腌黑线鳕冒充腌大西洋鳕一样。

尽管各地偏好不同，国际市场对大西洋鳕的评价还是最高的。几个世纪以前，腌鳕鱼干因其低廉的价格和宜于保存的特点迎合了时代的需要；今天，它作为一道日渐稀有的珍肴亦保持了不菲的价格。即使在纽芬兰大浅滩的渔场关闭时期，全世界每年的鳕目鱼种捕捞量也超过了600万吨，且一半以上都是大西洋鳕。对于受传统思想禁锢较深的渔民来说，捕捞鳕鱼代表着一种身份，如果改抓那些不太起眼的鱼种，无疑令他们感到悲伤。

鳕鱼除了好吃之外，也以容易捕捞而闻名。它们喜欢较浅的海域，通常都在120英尺（20英寻）或更浅的地方被发现，只有极少数居住在1 800英尺深的海域。为了寻找温暖的产卵场所，鳕鱼还会洄游到更浅的靠近海岸的地方，这种特性使它们更容易被捕获。

因栖息地不同，鳕鱼被划分为许多种类，每一类在体型和体色上都不尽相同。它们的体色分为黄、褐、绿、灰几种，因地方不同而各有差异。比如，栖息在冰岛外海深色水域的鳕鱼通常是褐中带有黄色斑点。在冰岛外海的韦斯特曼岛上有一个水族馆，如果把这种鳕鱼放进这里的一种亮光水槽中，只要两天时间，它就会白得像患了白化病一样。而所谓的北方族群，是指纽芬兰及拉布拉多外海的鳕鱼，与生活在水温较暖的马萨诸塞州族群的同龄鱼相比，它们体型要小一些。虽然鳕鱼属于冷水鱼种，但它们却比较偏好1~10℃的水温。在这一范围内，水温越高，鱼就长得越快。在过度捕捞尚未出现的时候，马萨诸塞州外海的鳕鱼是全世界体型最大、肉最丰厚的族群。

鳕鱼可以制造出一种具有抗冻功能的蛋白质，让自己在低温下得以生存。而一旦从冰冻的海域中被打捞上来，这种蛋白质就会丧失功能而使整条鱼立刻结冰，不过这种情形很少见，因为一旦海水结冰，鳕鱼就会躲在冰层下，不容易抓到了。

鳕鱼以聚集在冷暖水流交汇处的海洋生物为食，所以它们总喜欢呆在这些汇处。比如，墨西哥暖流与北美洲外的拉布拉多洋流交汇处，墨西哥暖流与英格兰群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俄罗斯外海的北极洋流交汇处等。太平洋鳕鱼分布在阿拉斯加外海，那里是日本暖流与北极洋流交汇的地方。事实上，由于鳕鱼总喜欢聚集在冷暖水流交汇处，所以科学家甚至认为可以根据渔民捕捞鳕鱼的海域来监测气候变迁；一旦北方海域变冷，鱼群就会南迁，而气候较温暖时，鱼群就有北移的现象。

从纽芬兰到新英格兰南部沿线有一连串浅水滩，最南部的是马萨诸塞州的乔治浅滩，它的面积比整个马萨诸塞州还大。位于纽芬兰和拉布拉多外海几个面积较大的浅滩合称为纽芬兰大浅滩群，其中最大的浅滩纽芬兰大浅滩也要比整个纽芬兰岛大。这些都是位于北美大陆架边缘较大的浅滩，由于冷暖交汇的洋流把海底的硝酸盐带了上来，所以以此为食的浮游植物特别丰富，而微生浮游动物则狼吞虎咽地吃着浮游植物，在海水中自由漂浮的磷虾又以微生浮游动物为食。于是青鱼和其他中层水域的鱼类游到水面上来吃磷虾，海鸟潜入水里吃小鱼和磷虾，座头鲸也来吃小虾。正是这么丰富的生物才孕育出了数以百万计的鳕鱼。北海一带的鳕鱼渔场也分布在浅滩，不过，鳕鱼最密集的渔场还是北美洲墨西哥暖流与格陵兰外海的北极洋流交汇的浅滩，这里的鳕鱼比欧洲所有鳕鱼渔场都多，它就是巴斯克人的秘密。

令渔民高兴的是，一条102厘米的雌性鳕鱼一次可以产300万个卵，50英寸的雌性鳕鱼则能产900万个卵。鳕鱼的寿命大约是20年，有的甚至长达30年之久，但决定产卵的多少并不在于年龄而在于体型。19世纪，人们对于鳕鱼的多产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状态。文豪大仲马就做过这样的设想：如果所有鳕鱼卵都能顺利孵化长大，那人们就可以踩在鳕鱼背上横越大洋了。事实上，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根据自然规律，一条雌性鳕鱼之所以要产这么多卵，是因为它们成功存活的几率太小了。漂浮在水面的受精卵绝大多数都在摇荡中损坏了，还有很多被其他鱼吃掉了。几周后，少数残留下来的卵孵化了，开始拚命猎食。一开始它们以浮游植物为食，很快便转为浮游动物，然后就能吃磷虾了。但由于食物有限，它们必须和其他鱼、海鸟或鲸鱼竞争。少数没被吃掉或饿死的小鳕鱼在第三周时长到1.5英寸左右，这时，全身透明的幼鳕就会离开水面，沉到海底生活。它们必须寻找砂砾或粗糙的海底表面来掩护自己，以免沦为其他鱼类的腹中之物，包括那些饥肠辘辘的大鳕鱼。正如生物学家所说，为了维持幼鳕的数量，大量产卵十分必要。假如一条雌鳕鱼一生中产下的成千上百万颗卵中，能有两条幼鳕活到成熟阶段，那么这种鱼的族群数量就会比较稳定。第一年能否存活是最关键的，只要过了这一关，被其他摄食者吃掉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同时，它们所能吃的对象也更多了。由于鳕鱼几乎什么都吃，所以它们可以根据栖息地的条件来调整食物结构。比如，在缅因湾里，鳕鱼就吃软体动物，而在圣劳伦斯湾，它就吃青鱼、毛鳞鱼和鱿鱼。大西洋鳕对寄生虫和疾病还有着神奇的抵抗力，比黑线鳕和牙鳕好很多。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鱼是与生俱来就能生生不息的，那大概就非鳕鱼莫属了。但它们四周却永远包围着一群张大嘴巴的掠食者，那就是人类——一种什么都吃且比鳕鱼更贪婪的动物。

[1] 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英国作家，辞书编纂者。他是18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文学界人物，著有《英语词典》（1755年）和《诗人传记》（1779—1781年）。——译者注

[2] 亨利·大卫·梭罗（1817—1862），美国作家，美国思想史上一个有创见的人物，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肯考德和马萨诸塞度过，在这些地方，他同新英格兰的先验论者来往并在瓦尔登湖的岸边住了两年（1845—1947年），他的作品包括《论公民的不服从》（1849年）和《瓦尔登湖）（1854年）。——译者注

[3] 1564年。——译者注

[4] 产于北美洲大西洋海域的小鳕，与鳕鱼有亲戚关系且外形似鳕。——译者注

[5] 英国苏格兰东北部城市，位于迪河在北海的人海口。它被称为“花岗岩之城”，因为它的许多建筑都使用了附近采石厂的岩石。——译者注

精心烹制的鳕鱼头

从汉娜·格拉斯的配方中可以看到英国烹饪法中没有的技巧，尤其是烤的艺术。100年后，法国烹饪作家让·米特·布里亚·萨瓦兰写道：“即使你天生就是做厨师的料，也得好好学习烘烤的学问。”

烤鳕鱼头

将鳕鱼头彻底洗净，用刀拍打几次，然后撒上些许食盐。烤之前，把鱼头放在炖锅里，下面垫点东西以防烤焦。烘烤的前半个小时，鱼头里会流出一些汤汁，把它倒掉。然后将肉豆蔻、丁香、肉豆蔻皮粉和盐搅拌均匀，磨成细粉撒在上面，淋上黄油。等一会儿，把鱼头翻面，以同样方式撒上调味料。接下来要不断地翻面，同时淋上黄油和面包屑。如果鱼头很大，要烤四五个钟头。准备一些鱼酱和熔化的黄油，把煮过的鱼肝捣烂，加两个蛋黄，和黄油搅拌均匀、过筛，然后放进炖锅里。加虾米或腌海蛤，再加两汤勺红酒，滴一些柠檬汁。接着，把这些全倒进烤鱼头的锅里，搅动后再倒回炖锅，继续搅拌至开锅。最后把它倒进一只大碗，用炸鱼干、柠檬或西洋山菜丝做装饰。如果你有一个大烤箱就更好了！

——汉娜·格拉斯，《烹饪的艺术：一位女士撰写的有史以来最浅显易懂的食谱》，伦敦，1747年

除此以外，汉娜还写了很多有关烹煮和烘焙鳕鱼头的精心之作。

第3章

鳕鱼潮

如果鳕鱼抛弃了我们，我们还拥有什么呢？我们又该拿什么去卑尔根[1]换钱呢？

——彼德·达斯，《来自诺尔兰的呼唤》，挪威，1735年

巴斯克人的秘密被抖出来了！

雷蒙多·迪松奇诺是米兰驻伦敦的特使，他曾经在1497年12月18日致信米兰公爵，报告约翰·卡伯特在8月6日回航时的情形：

那里的海域挤满了鱼，不但用渔网可以捕到，就是把石头放在竹篮里沉到水底，也能捞上鱼来。有关约翰老爷的事情我已经听得太多了！与他同行的英国人说，他们带回了无数条鱼，英国从此不必再从冰岛大批量进口鳕鱼干了。

根据这封信，历史学家认为卡伯特一行人是靠加重的竹篮来捕捞鳕鱼的。但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卡伯特曾经说过这番话，也没人知道迪松奇诺的消息是否可靠。不过后来的报告的确表明北美洲海岸到处都是鳕鱼，而且是前所未见的巨大鳕鱼，鱼群也空前拥挤，至少在欧洲是史无前例的。

当欧洲人初次抵达时，发现北美洲人从猎鸟和打鱼中赚到的钱是自己根本无法比的。鸟群飞过头顶时，几乎把整个天空都遮住了！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种信鸽，不过它如今已经灭绝了。1649年，当时新阿姆斯特丹的殖民总督范德尔当克描述道，在相当于今天纽约附近的海域里曾经发现过6英尺长的大龙虾。而即便是比卡伯特晚100年，英国渔民在缅因州外海也捕获过5英尺长的鳕鱼。而在加拿大，更是常有渔民抓到和人一样大的鳕鱼的说法。1838年，在乔治浅滩曾经捕获过一条重达180磅的鳕鱼，1895年5月，人们又在马萨诸塞州外海打捞到一条6英尺长、211磅重的大鳕鱼。或许当年卡伯特一行人所要做的，只是用篮子把鳕鱼从海水里舀出来罢了。

卡伯特是个经验老道、技术纯熟的冒险家。在1497年进行冒险航行之前，他与妻儿迁居至布里斯托尔刚满两年。因为受到哥伦布凯旋归来的刺激，他也希望自己能创造同样辉煌的功绩。卡伯特与哥伦布出生时间相当，都生于热那亚，后来也都曾到地中海寻求赞助者。或许两人本来就互相认识，而卡伯特还不得不忍受哥伦布凯旋庆功的邀约呢！1493年4月，卡伯特来到巴塞罗纳，当地民众夹道欢迎并为他和他的热那亚伙伴欢呼不已。卡伯特结束北美洲之行回到英国后，也享受到了哥伦布当年在西班牙享受过的热情款待。他在英国引起了巨大轰动，成为当时名声最响的人物。民众在布里斯托尔和伦敦街道欢呼，就像当今欢迎摇滚巨星一般。但卡伯特并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沉缅在过去的辉煌里，因为哥伦布又要踏上第三次冒险的航程了。由于声名正噪，卡伯特轻易就为第二次航行筹到了五艘船的装备。其中一艘很快就返了回来，另外四艘却跟着卡伯特一起销声匿迹了，这次灾难可算是这类众多的航海事故中的第一件。

葡萄牙人也曾经前往北美洲冒险航行，还把它绘进了航海地图里。在一张绘于1502年的地图上，纽芬兰被标为“葡萄牙国王的土地”。直到今天，很多葡萄牙人还认为纽芬兰是他们发现的。也正因如此，早期的纽芬兰地图上都是葡萄牙名。后来这些地名保留了下来，但已经不再是可以辨识的葡萄牙文了。“Cabo de Espera”是葡萄牙语，意即“希望角”，也就是夹在圣约翰斯和佩蒂港之间的那块岬角，后来又被叫作鱼枪角（Cape Spear）。而Cabo Raso就是现在的雷斯角（Cape Race），Isla dos Baccalhao是贝克来恩岛（Baccalieu Island）。1500年，加斯帕尔·科尔特·雷亚尔到达纽芬兰，将其命名为“Terra Verde”，即格棱兰。加斯帕尔是若昂·瓦斯·科尔特·雷亚尔最小的儿子，也是亚速尔群岛[2]上专制暴虐的统治者，他宣称自己到过北美洲，比哥伦布还要早。后来，1501年在运回57名贝尔萨克奴隶之后，加斯帕尔开始了第二次航行，结果他也像卡伯特一样与水手们一同消失了。次年，他的哥哥米格尔也在海上随船员、旗舰一起失去了音讯。

然而，这些早期记载的骇人事件并没有使渔民退却。在纽芬兰，渔业随着人们的发财梦蓬勃发展起来。到1508年为止，葡萄牙杜罗河[3]和米泥奥河沿岸市场贩卖的鱼，有10%是从纽芬兰运来的腌鳕鱼干。在法国，由于高利润的渔市交易就在鲁昂[4]和巴黎附近，所以布里多尼人和诺曼人从中大发了一笔。到了1510年，腌鳕鱼干已经在诺曼底[5]繁忙的鲁昂市场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中世纪的欧洲，大约有60%的食用鱼都是鳕鱼，这一比例在200年后也仍然如此。

16世纪，纽芬兰的鳕鱼贸易转变了市场并开始促进沿河港口的修建。法国大西洋沿岸的拉罗谢尔港原来只是个二流渔港，它并不临近任何河川出海口，所有货物都是通过河川运送的，所以这几乎成了它致命的缺陷。不过拉罗谢尔除了拥有完备的保护措施外，还有果断的新教徒商人阶层，他们看到了纽芬兰鳕鱼贸易蕴藏的良好商机，努力将拉罗谢尔改造成欧洲首要的纽芬兰渔港。从卡伯特第一次航行到1550年之间，远征到纽芬兰的128次航行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从拉罗谢尔出发的。

前往纽芬兰的128次航行中，有93次是由法国主控的，其余几次则由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巴斯克人的捕捞数字正如他们的命运一般，被法国和西班牙捕捞的巨大数字淹没了。但在16世纪前半段，位于法国巴约讷及圣让·德吕兹的巴斯克港口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尽管卡伯特曾经对外宣称北美洲为英国人所有，英国渔民却没有立刻加入这股捕捞鳕鱼的热潮中，因为当时冰岛的捕捞情况非常好。在前罗马时期，鳕鱼是最早把英国人从故乡安全的海岸引诱出来的生物。15世纪前期，他们驾驶着配有方向舵的二桅或三桅帆船前往冰岛和法罗群岛，这些不仅是当时最好的捕鱼船，就是到了20世纪，冰岛人也没有在自己的海域里见过这样高级的捕鱼船。

但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冲突，在汉撒同盟插手冰岛鳕鱼事件后越发激烈起来。1532年，一个叫约翰·布鲁德的英国人在冰岛的格林达维克打鱼时被谋杀了。虽然英国人在冰岛的鳕鱼战争似乎是20世纪才开始的，但导火线却早在此时就点燃了。只不过英国抗争的对象不是冰岛这个当时还算温驯的殖民国家，而是不断扩充海军阵容的汉撒同盟。英国在短暂抵抗之后，全然丢掉了大不列颠一贯的作风，居然从冰岛渔业中撤退了！正如迪·松奇诺预言的，英国不再需要冰岛这个渔场了。

随着纽芬兰渔场的开放，英属西部地区逐步发展为主要渔港。在航行速度还很缓慢的年代，如果能直接从靠西的海岸出航，将大大缩短航行距离，从而占据有利条件。因此，除了贫穷的爱尔兰没有资金发展远洋航队以外，其他欧洲国家都在纽芬兰渔场附近建造了渔港，诸如布列塔尼半岛的圣马洛港、西班牙西北端的维哥港[6]及葡萄牙港口等，这些渔港直到20世纪中叶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西班牙巴斯克人聚集的城市毕尔巴鄂[7]以制铁工业为主，由于它可以提供欧洲国家渔船上的锚及其他铁制品，所以这个港口也随着鳕鱼贸易的发展前景一片大好。据历史学家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8]所说，这一盛况在历史上是空前的，甚至连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未曾有过：居然有1530~1600艘沉船需要更换。可见欧洲人的野心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们掌握的技术，在优良的造船技术与丰富的航海经验尚未获得之前，船难与失踪在纽芬兰渔场简直成了家常便饭。

在商业迅速发展的时代，英国与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相比，有一点显然处于劣势，那就是它的食盐供给量极其有限。大多数北方国家都很缺盐，于是它们就在冬天直接把鳕鱼晾干，而不用盐腌。这种鱼干被叫做“stockfi sh”，这个词从荷兰语“stok”来，意思是“竿子”，因为人们总是成对儿地将鳕鱼尾部绑在一起，吊在竿子上晾晒。现今冰岛的渔村里，每年冬天也还会进行这样的鳕鱼加工。

但是英国人希望一年到头生产鳕鱼，以满足日渐庞大的市场需求。北海和冰岛的夏天都不够冷，不能把鳕鱼晾干，只好用盐腌。有些鳕鱼刚腌过，还没晾干就拿出来卖了，这种鳕鱼叫做“青货”，倒不是因为颜色是绿的，而是因为这种腌鳕鱼和鳕鱼干比起来，似乎更天然一些。为了节省有限的盐，英国人发明出一种低盐鳕鱼干，在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市场上热销了好几百年。挪威人把这种低盐鳕鱼干叫做“terranova fi sk”，意思是“纽芬兰鱼”，但后来又叫它“klipfi sk”（岩鱼），因为这种鱼是铺在海边的岩石上晒干的。

青货和低盐鳕鱼干一经推出就获得了大众的认可，受欢迎程度大大超过了没腌过的鳕鱼干，价格自然也更高。英国人尝试过许多鳕鱼加工的方法，比如夏天在纽芬兰大浅滩上晾晒鳕鱼干，它们一般被称为“哈巴丁”或“可怜的约翰”。在莎士比亚的剧作《暴风雨》里，特林鸠罗这样描述他在海边发现的凯列班[9]：“他的味道像一条鱼，是那种很古老的鱼，决不是新鲜的，而是‘可怜的约翰’的味道！”

冬天晾制的鳕鱼干比较好，这是众所周知的。另外，还有许多加工方法。有些鱼直接用盐腌，有些则泡在成桶的海水里腌制，还有的原本就是腌鱼干或青货，后来为了保存更久而晒成干。纽芬兰鳕鱼干不仅有多种做法，还根据品质分成许多级别。皇家渔业局会计约翰·柯林斯曾经在《盐与渔场》一书中写道：“谈到鱼肉的品质，大多数都带有一股臭味。这很常见，因为如果当初没有事先用盐腌过或没有完全晾干，臭鱼味就很难避免了。”

这位皇家渔业局的会计所编写的书出版于1682年，这并非偶然，因为英国渔业缺盐的问题已经纠缠好几百年了。柯林斯指出，把英国附近的海水煮沸比单纯蒸发结晶得来的盐要多，他曾经比较过这些盐的品质，并写下了一个不错的英式取盐方法：

……下面介绍将楠普特威奇的海水煮成盐的方法：将水倒入大约3英尺见方，6英寸深的铁锅中，用斯塔福德郡产的煤炭生火。小型锅大约需要煮两个钟头。

为了去除杂质，可加入小牛、母牛及绵羊血，这种方法在《哲学学报》第142条中有所描述，但这么做会使盐的味道很不好闻。

“wich”（威奇）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10]词，意思是有盐的地方。在英国，所有以“wich”结尾的小镇都曾经是产盐的地方，但这些地方所产的盐根本无法满足纽芬兰渔业的需求。

柯林斯曾经警告说法国的盐不益健康。当然他本人就不喜欢法国，但除此以外或许另有理由。在法国，走私历来很猖獗，尤以走私盐为盛。法国人绞尽脑汁地逃避盐税，事实上，他们几乎逃避所有税款。他们最常向征税人编的故事就是：“啊！雨水把盐冲走了！”或者“一定是有人偷了我的盐！”英国人也同样讨厌盐税，家里经常遭到突击，搜查逃税的走私盐。但法国的盐税在法文里叫做“gabelle”，更令人深恶痛绝，这也是民怨甚深的原因之一，它甚至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正如革命后推行的诸多改革一样，盐税的废除只维持了短短15年，后来又恢复了征缴，直到1945年为止。避税的方法之一就是把海水煮沸，自行制盐。这种私盐后来很可能也被走私到英国，正如柯林斯所言，它对身体健康很有害。

但是到纽芬兰做生意的法国商人却在船舱里堆满了合法的优质法国盐，使渔船重心更稳。等他们回航的时候，这些船舱又重新装得满满的，只不过都换成了腌鳕鱼干。

对布里多尼人来说，盐是他们的一大优势。自从布列塔尼半岛同意归属为法国的直辖领地以来，布里多尼人就享受着免征盐税的待遇。16世纪以后，盐都靠南部海水蒸发而来。布列塔尼南部可以说是西欧商业盐产地的最北界了。

布列塔尼离英国很近，其产出的盐本应足以迎合英国人的需求，但法国人却从中做梗。而葡萄牙人曾在阿威罗制盐，目前那里仍是葡萄牙的腌鳕鱼中心。这个结果并非偶然，因为那里的盐是全欧洲品质最好的，很多布里斯托尔商人都愿意与葡萄牙人合伙。1510年，葡萄牙国王曾向法国国王抱怨法国在过去十年里夺走了300艘渔船，而英国正是以保护葡萄牙渔船免受法国人攻击为条件，交换到了这些盐。

英国和葡萄牙的互惠条约一直持续到1581年葡萄牙与西班牙合并为止。对以海洋业为主的葡萄牙而言，把命运与西班牙联系起来是十分危险的。1585年，西班牙舰队企图入侵英国，英国奋起反击，严重摧毁了敌人舰队，而西班牙人竟丢下葡萄牙人径自逃跑了。之后，葡萄牙人继续在纽芬兰大浅滩捕鳕鱼，直到1986年被加拿大政府驱逐出去为止。就因为葡萄牙曾与西班牙有过短暂合并，所以它与英国的友好关系也就从此瓦解，葡萄牙在纽芬兰渔场的优势便不复存在了。

英国与葡萄牙中止友好关系，距离卡伯特第一次航行至纽芬兰也才不到100年的光景，那时，留在纽芬兰的鳕鱼干比运回英国的鳕鱼干还要多。这是一种策略，因为在16世纪后叶，英国要在纽芬兰维持最具优势的地位，必须每年提供给前线抵御法国的英国海军舰队许多没腌过的鳕鱼干。他们用鳕鱼干养军队，剩下的才运回英国贩卖。虽然英国人很擅长打鱼，但他们对欧洲市场的运作却开窍很慢，而且一直不懂如何把鱼卖给对高品质腌鳕鱼和鳕鱼干需求很高的地中海国家。经过长达100年的混战，西班牙的巴斯克人虽然走漏了他们的秘密，却再度成为地中海国家最主要的鳕鱼供应者。

实际上，英国的法律大大限制了自身的贸易野心。因为既然纽芬兰鳕鱼贸易具有战略意义，鳕鱼成了战争中的武器，那么英国认为，其参与商业用途的数量就必然要受到严格控制。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将鳕鱼看成一种战略手段，因为它可以供养逐日增多的前往热带新大陆探险的船队。除此以外，伊比利亚也拥有大量本土的鳕鱼干市场。整体而言，在所有捕捞鳕鱼的国家里，英国占有的市场比例是最低的。而本身吃鱼不多的英国人却拥有很发达的本土渔业，可英王禁止渔民对外输出鳕鱼，也不允许英国商船直接在欧洲港口贩卖。

英国人捕鱼的数量十分庞大，西部港口也日渐蓬勃起来。位于科尼什半岛上的普利茅斯不断向西延伸至新的土地，地位日益显要。单是停泊在普利茅斯的纽芬兰渔船就有50艘之多，正如罗利爵士在1595年所写：“如果这些船全部丢失，对英国来讲无疑是个莫大的打击！”

1597年，这50艘船组成的船队集体由纽芬兰大浅滩回航，沿着科尼什南岸开往普利茅斯。那种景象决非现代人可以想像：200面船帆乘着海风，把天空遮得严严实实。帆布缝隙中露出点点德文郡[11]山水的背影，船队乘风破浪，开往避风港。这种双桅帆船只有100英尺长，却能承载数十人，他们在船上要生活、工作达数月之久。商人们喜欢船舱较大的船，但渔民却偏爱轻巧的小船，乘着它可以在岩石密布的新渔场里来去自如。荷兰、法国和冰岛商船早就在港口等候多时了，只要普利茅斯船队一回来，他们就上去买鱼，然后运往欧洲其他市场。

而英国人再次错过了这一商机。1598年，纽芬兰船队开进南安普敦[12]，把大部分鳕鱼卖给了法国商人，法国人随后又转卖给西班牙人。当时，旧教徒和胡格诺派教徒[13]（拉罗谢尔的新教徒）之间爆发了宗教战争，使法国船队的数量大大减少。直到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船队都日渐衰败之后，英国人才看出自己在纽芬兰渔场的商业潜力。16世纪末，英国政府终于允许本国船只把从纽芬兰捕捞的鳕鱼直接卖到外国商港。在英国商人的努力下，鳕鱼自由贸易开放了。渐渐地，其他商品也陆续开放了。

然而，英国的贸易开放只不过是事后诸葛。17世纪初，也就是开放政策才开始不久，世界贸易巨变的端倪就已经萌生。

一小撮异教徒逃离了英国，在荷兰避难所的一张地图上，他们突然发现了一块诱人的土地，上面赫然标示着——科德角（鳕鱼角）。

[1] 挪威西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北海入海口，建于1070年，是中世纪挪威最大和最重要的城市。——译者注

[2] 北大西洋中的一组火山岛，在葡萄牙大陆以西1448公里，有几个行政区。渔业、畜牧业和旅游业对其经济十分重要。——译者注

[3] 起源于西班牙北部中段，流程772公里，向西再向西南，沿西班牙-葡萄牙边境在奥波多注入大西洋。——译者注

[4] 法国北部塞纳河上的一个城市，位于巴黎西北以西。该市的历史可追溯到古罗马人统治以前，它在公元9世纪时不断受到古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袭击，10世纪时成为中世纪诺曼底的首都，1418—1449年受英国人统治。圣女贞德于1431年在该市的火刑柱上被烤试。——译者注

[5] 英吉利海峡的历史地区，以前为法国西北的一个省，古代高卢的一部分。这一地区相继被罗马人、弗兰克人和诺斯人征服，诺曼人征服（1066年）后和英法百年战争期间（1337—1453年）归属英格兰，于1450年归还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军登陆（1944年6月6日）地点即为诺曼底海滩。——译者注

[6] 西班牙西北部的一座城市，毗邻维哥湾，是大西洋的一个入口。维哥是一个海军基地和主要的航泊、渔业中心。——译者注

[7] 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比斯开湾附近。建于1300年，是主要港口和工业中心。——译者注

[8] 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1887—1976），美国历史学家，因其关于美国及航海史的著作而闻名。——译者注

[9] 《暴风雨》中半人半兽的怪物。——译者注

[10] 日耳曼民族，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的一支，公元五六世纪居住在英国。——译者注

[11] 英国西南部的一个地区，与英吉利海峡交界，于旧石器时代形成。——译者注

[12] 英国中南部地区的一个市镇，与英吉利海峡中的一个海湾相临，面对怀特岛。它建立在罗马人与撒克逊人居住地的遗址上，长期以来都是一个重要港口，尤其对客轮而言。——译者注

[13] 十六七世纪法国新教徒。——译者注

引以为耻

鳕鱼干

用棒槌使劲敲打鱼干半个小时以上，然后泡上3天。让水盖过整条鱼，以慢火煮沸约1小时，鱼身变软后捞起。将黄油、鸡蛋和芥菜打在一起，或者用6个土豆慢煮至熟透，去皮、捣碎并用浓黄油搅拌。最后，把它淋在鱼上就可以上桌了。有些人会搭配着防风草食用。

“哈巴丁”和“可怜的约翰”做法相同，要是不能用好一点的材料，我会以此为耻的；如果用青货或桶泡鳕鱼就更寒酸了。不过，真要这样的话，煮之前一定要洗干净，浸泡也要彻底一点才行。

——约翰·柯林斯，《盐与渔场》，伦敦，1682年

第4章

1620年：鳕鱼与新的土地

干锅里的鱼腥味是最重的，而它之所以叫干锅也的确名副其实，因为这种锅不停地熬煮着浓鱼汤，从早餐、午餐、晚餐……直到你吃完晚饭，开始挑出不小心掉到身上的鱼骨头为止。屋前的小院是用蛤蚌壳铺排的，赫雪太太戴着一条由鳕鱼脊椎骨打光串成的项链，而荷西·赫雪的账本套则是用上等鲨鱼皮做成的。在这里，连牛奶都有鱼腥味，真令人费解。直到某天早上，我在海滩上的渔船之间闲逛，突然发现荷西那条斑纹母牛正在啃鱼的尸体，而且还在一堆鳕鱼头里走来走去，看上去懒洋洋的，这才明白怎么回事！

——赫尔曼·梅尔威尔[1]，《白鲸》，1851年

对欧洲人来说，从16世纪开始，世界突然增大了好几倍。荷兰提供给英国新教徒的避难所通常在两个地方：一是曼哈顿岛末端防备优良的小港口，一是位于南美洲北部的圭亚那地区。但两地相比，后者似乎更为理想。

五十多年以前，曾有一个叫马丁内斯的西班牙人被判死刑而被遣送到圭亚那去。他因工作疏忽引起了弹药库爆炸，所受的惩罚就是被放进一条没有任何装备的独木舟，丢到南美洲东北角不为人知的海岸上去自生自灭。后来这条独木舟落在土著手里，从未见过欧洲人的土著把马丁内斯的双眼蒙住，将他带到一个城市的豪华宫殿中。七个月后，他们在马丁内斯的船上装满黄金，再次蒙住他的双眼，送他回航。这个故事多少反映出了马丁内斯第一次到特立尼达岛[2]的情形。

马丁内斯故事中的城市后来成为家喻户晓的传说中的黄金国。不久以后，他本人死于波多黎各。数百年来，很多人都认为马丁内斯是受到圭亚那黄金的诅咒而死的。16世纪初，人们开始探寻黄金国，甚至连罗利爵士也因此惨遭不幸。但前往新大陆冒险的人仍然层出不穷。

新大陆是如此辽阔，地域空旷，人迹罕至，因此在这个神秘之地的探险就成了欧洲人的最爱。备好营养丰富的鳕鱼干，就可以出发到南美洲寻找黄金了，而另一些人则前往北美洲捕捞鳕鱼。但绝大多数人并不去这两个地方，他们的目标是亚洲。16世纪，纽芬兰被看做是中国外海的一个小岛，欧洲人曾向南航行至缅因湾，但仍然找不到通往亚洲的航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则从更远的佛罗里达抵达了亚南极[3]的巴塔哥尼亚[4]末端，但还是无功而返。不过，他们是不会死心的。

里昂丝商返航后，法国国王又任命了一个佛罗伦萨人维拉南诺向西寻找通往中国的捷径。就像西班牙和英国一样，这位来自法国的意大利冒险家也失败了。维拉南诺在1524年的航行中曾把船头调向北方，从现今卡罗莱纳[5]北方的恐惧角沿着漫长的海岸线前进，他注意到当地土著都是“身手矫捷的奔跑者”，并乐观地认为这就是中国人的特质。接着，他继续沿海岸线直航，发现了纽约港和纳拉甘西特湾，后来又经过了一片形似臂弯的地域，并用一名意大利将军的名字将其命名为巴拉维辛诺。维拉南诺在向缅因海岸（他将这里叫做恶人岛）前进的过程中经过了一片未知的土地，但他认为英国人很早以前就发现了这里。最后，耗尽全部存粮的维拉南诺放弃计划，回到法国。尽管发现了7 000里格[6]的新海岸线，他却依然没有找到通往中国的路线，不过，他仍向世人声称：外面有一个全新的世界。

梦想从来都不会轻易被事实所折服。78年后的戈斯诺尔德仍在努力寻找通往亚洲的航线。1602年，他越过新斯科舍，顺着新英格兰南方的海岸前进，寻找檫树[7]的产地，这是一种可以治疗梅毒的贵重药品。

北美洲有很多檫树。当地的土著用檫树叶做汤，却从未用在梅毒的治疗上。它的根还可以调制成一种清凉饮料，后来被称为根汁汽水[8]。戈斯诺尔德并没有找到中国，但还是带回了很多檫树。他手下的一位高级船员在报告中提道：“檫树粉曾经治好过一位伙伴的腹胀，当时他吃了很多鲜美的角鲨[9]肚。”

但欧洲人还是不了解通往亚洲之路的障碍有多大。戈斯诺尔德在1602年完成的航行并不成功，但后来却因重新将巴拉维辛诺命名为“科德角”而名留青史。据说他在寻找亚洲檫树的时候，鳕鱼经常骚扰他的船。

在3—5月这三个月里，海边的捕鱼量会大幅上升，简直能和纽芬兰渔场媲美……而且这里的海岸，1里格以内的海水只有7英寸深，而在纽芬兰通常是40~50英寸，甚至更深。

以欧洲人的观点来看，在这个“探索的年代”里，是戈斯诺尔德发现了新英格兰。诚然，这个地方前人早就发现了，但在长达75年的时间里却没有人对巴拉维辛诺感兴趣。戈斯诺尔德将它改名为“科德角”，就像是南方的黄金国一样，从此敲开了这片土地的大门。

1603年，布里斯托尔的商船再次验证了戈斯诺尔德故事的真实性。从他们的报告里可以看出，这个地方不仅盛产鳕鱼，还有一大片适合晾鳕鱼干的岩岸，它就是现在的缅因州。一位商人看过这里的海岸之后说：“这里的鳕鱼又多又大，有些简直长达5英尺，鱼身恐怕也有3英尺粗吧！”但是报告中似乎漏掉了他也见过檫树的事实。

这个新地方叫北弗吉尼亚。1607年，熬过一冬的人开始建造航海舰船，组织船队，希望移民到现今缅因州的不伦瑞克一带，也就是新英格兰的发源地。因为北弗吉尼亚太冷了，不适合人居住。

戈斯诺尔德的航海地图后来丢失了，约翰·史密斯既没有看过那张地图，也不太了解戈斯诺尔德航行的细节。但当人们决定探寻财富的时候，约翰·史密斯船长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了。

这固然是因为他在弗吉尼亚南部建立了一个新殖民区，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他在1614年前往寒冷的北弗吉尼亚的航行中，从鳕鱼身上赚了不少钱。他原本想出去寻找鲸鱼、黄金和铜矿，但就像罗利没找到黄金国，戈斯诺尔德没发现中国一样，他的计划也未能实现。于是，约翰·史密斯只好让船员把船舱装满腌鳕鱼干回航了。他公然表示不喜欢打鱼，所以就把这些事交给船员，自己则和几个伙伴搭乘一艘无甲板的小船深入到海岸探险。以前，他曾经深入到切萨皮克[10]湾3 000英里[11]以上，这次又沿着缅因州佩诺布斯科特湾的海岸线到了科德角，并制作了一张含有25个“最佳港口”的地图。因为某种原因，他没有把格洛斯特港放进地图中。

但事实上，当初史密斯已经把格洛斯特放进了地图。他在土耳其当兵时，曾经有一个土耳其女子为他带来了一段欢乐时光，为了纪念这个土耳其女子，史密斯以她的名字命名了这个海港。不过，当他带着这张地图回到英国时，查理王子却用自己母亲的名字取代了这个名字。因此，这个港口后来就叫作安角。史密斯曾以土耳其的回忆命名了好几个地点，但现在一个也不复存在了，反而是他为北弗吉尼亚及新英格兰所取的新地名流传得更久一些。

史密斯带回了7 000条青货，在英国出售；同时又带回了4万条鳕鱼干，因为英国已经开放了与欧洲的鳕鱼贸易，所以他就把这些鳕鱼干卖到了马拉加[12]。不过，根据马萨诸塞州政府官员布拉德福的编年史记载，那些探寻财富的人听说史密斯真正卖出的鱼比这个数字还要多，足足有6万条鳕鱼。但没有任何人提及史密斯从27个土著人身上得到的额外利润：他把这些土著骗到船上，绑进船舱，然后带到允许贩卖奴隶的西班牙出售。

1616年，史密斯发表了航海地图以及对新英格兰的描述，希望以此吸引移民者。看到这张由著名船长制作的地图后，新移民者请求英国将科德角所在的北弗吉尼亚授予他们。布拉德福写道：“大多数人倾向去普利茅斯，主要是希望从这里的海产中得到现成的利润。”英国政府询问新移民者将在这片封地上从事怎样的经济活动来谋生，他们的回答是：打鱼。

那个时期，在所有前往美洲寻求发展却不大可能成功的故事中，最没有希望的莫过于这些新移民者了。他们出航寻求自己的宗教信仰，并希望在新世界里以打鱼为生。但事实上，从他们正巧在初冬抵达这件事上就足以看出，他们对如何求得生存是多么的一无所知。其实，他们可以在新英格兰打鱼，而不是耕种。因为新英格兰比纽芬兰更具优势，这里的冬季也可以从事近海捕渔。但这些新移民者无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否则在这样的优势下，为什么他们还是没能避免挨饿受冻呢？

也许这些狂热的宗教分子根本就没带够渔具，甚至对打鱼也一窍不通，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工具。1616年，约有四五艘英国渔船在新英格兰海域打鱼；1621年，又有十艘英国渔船在新英格兰捕鳕，可新移民者却还挣扎在饿死的边缘；次年，共有37艘英国渔船前往此地；1624年，渔船数量更是多达50艘。

新移民者还面临着一个麻烦：更多的人在不断涌入，他们登陆的次年又来了35个人，1622年来了67个。这些都是受宗教驱使的狂热分子，不仅不会打鱼，连打猎也不会，甚至对种植也一窍不通！事实上，在学会如何捕鳕鱼，并用鱼杂碎给田地施肥以前，他们从未有过好收成。刚开始的几年里，他们最主要的觅食方法就是从当地土著的粮仓里偷粮食吃。

更糟的是，这些英国人不喜欢吃自己不熟悉的食物。新英格兰的土著也叫诺姆其哥人，是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打鱼人。他们以植物为原料做成绳子和渔网，并用骨头做成鱼钩。除了捕捞鳕鱼和靠近海岸的其他鱼类之外，他们还用鱼叉抓6英尺长的鲟鱼[13]和鳗鱼，还很喜欢吃海边挖到的蛤贝。他们向新移民者演示了如何撬开较大的硬壳蛤贝和较小的薄壳蛤贝，这些都是他们最爱吃的美味。

“哦！天啊！”新移民者满脸恐惧地叫着。他们才不会吃这些东西呢！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前，他们都没有吃过这里盛产的蚌类。这儿的龙虾非常多，有些甚至爬出水面，被毫无遮拦地冲上海滩来。不过，那个时代的新移民者和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吃这种身上带有斑点、霹啪乱响的海中怪物。1622年，布拉德福惭愧地汇报说，情况太糟了，这里的移民没什么可以招待朋友的，除了龙虾。

那么，这些不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家伙到底想吃什么呢？诺姆其哥人给他们起的绰号“kinshon”正好回答了这个问题，它的意思就是“鱼”。新移民没什么一技之长，却有的是决心。1623年，他们在格洛斯特建立了一个捕鱼基地，但没有成功。两年后重整旗鼓，有了很大进展。他们从英国运回捕鱼设备，向一名英国“风险商人”讨教。最后，塞勒姆[14]、多切斯特[15]、马布尔黑德及佩诺布斯科特湾都建起了捕鱼基地，这些人也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渔民。他们在潮水坑中注满海水，以制造渔业所必需的盐。贸易主要在西班牙巴斯克人的毕尔巴鄂港口进行，不久以后，他们还能在回程时带回满舱的西班牙盐了。同时，他们还开始和西印度群岛产糖的殖民地进行贸易，甚至早在1638年，他们就从托尔图加斯买回了盐。通过贸易，新英格兰人成功地解决了缺盐问题，而这正是英国人通过外交手腕一直解决不了的难题。

塞勒姆最初以捕鳕而闻名，一名叫希金森的清教徒牧师于1629年写道：“这里的鱼多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17世纪末，这个城市更因民众暴动而声名大噪。1692年，臭名昭著的高等刑事法庭成立，数百名妇女因被怀疑会使巫术而受审，其中19人被处以绞刑。这个法庭的徽章上就有一条鳕鱼。

当年，史密斯宣称自己卖出了47 000条鳕鱼，二十多年过去了，1640年，这些移民已经把30万条鳕鱼卖到了世界各地的市场。

位于北方的加拿大东部各省和位于南方的美国新英格兰各州可谓命运截然不同，造成这种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气候。在纽芬兰、纽芬兰大浅滩和圣劳伦斯湾，夏天可以打鱼。渔船于4月份从欧洲出发，乘着东风行进。横渡大西洋的水手都希望风对着船尾吹，这样他们就可以乘风沿相同纬度前进了，这种方法叫做向东直进或向西直进。哥伦布、卡伯特及很多人都这样做过。直到18世纪，仍然没有可靠的方法来测知经度，这也就是会有那么多人在巴哈马群岛和纽芬兰之间登陆，却误以为自己已经离亚洲很近的缘故。通过观察北极星与太阳的相对位置，人们可以推算出自己所在的纬度，这是16世纪时有限的几个航海天文知识之一。从布里斯托尔向西出航的船首先抵达拉布拉多海岸，随后南下至纽芬兰。布里多尼人则向西直航，前往纽芬兰大浅滩和圣约翰斯。如果从拉罗谢尔港出发，绕过两个护港的小岛后，以同样的纬度向西航行就可以登陆布雷顿角。这里是路易斯堡的法国基地，难怪从拉罗谢尔港来的船很容易就能找到它。

每年春天，欧洲人都会到北方海岸打鱼，争夺地势较好的海岸来晾鱼干。这种地方叫作“渔场”，向来都是先到先得。打上来的鱼就直接挂在云杉枝上晾干。因为北方松林生长缓慢，每年春天又不断地被开辟成新渔场，所以大量树林遭到砍伐，饱受摧残。直到夏天过后，欧洲人还会留下继续打鱼。等到海水结冰之前，刚好能赶上西风，他们便趁此把鱼运回欧洲市场。启程回航之前，通常会有一个人留下来看守渔场，以便来年春天能够继续拥有这片地域。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孤单寂寞的工作了，因为根本就没有新的移民者想迁入纽芬兰这样的地方。

最能说明纽芬兰历史的莫过于其首府圣约翰斯了，圣约翰斯是纽芬兰距离加拿大本土和北美洲其他各地最远的地方，但却是距离欧洲最近的地方。欧洲人通常都来到这里，打上几个月的鱼，然后把鱼运回欧洲，整个纽芬兰的经济都是通过这种方式逐渐发展起来的。

新英格兰的冬天气候宜人：港口终年不冻，生长季节漫长，而且还有耕地。更为重要的是，鳕鱼在冬季产卵时会游到离岸更近的地方。鳕鱼的理想产卵水温是4~8℃，实验证明，在8℃的水温下，鱼卵可以在10~11天内孵化。如果是6℃，就要14~15天才行。要是到了3℃，那就要花上20~23天。为了寻找温度在4℃的水域，鳕鱼群会在隆冬游到新英格兰的南方海岸。如果在缅因州外海产卵，就几乎要拖到春天了。而在纽芬兰，则更得等到夏天。

在北大西洋地区，农业和渔业一向是互相结合的。与纽芬兰一样，冰岛的耕地稀少且生长季节很短，但当地人仍然可以农渔并举，至少牧羊是没问题的。在黑沉沉的冬季，鳕鱼群会游离冰岛的南海岸，而这时，农民们也进入了农闲时节。在冰岛，很少有人被列为渔民，直到20世纪，大多数人还把务农当作第一职业。然而在纽芬兰，农作物生长的夏季正是鳕鱼群游来的时节，在两者互相抵触的情况下，即使渔民愿意在这片荒地上耕种，也是很难维持的。

新英格兰是鳕鱼分布的最南端。冬季，渔民们在近海捕鱼，夏季则离岸操作。这里分布着优良的耕地，因此，当少数纽芬兰人留下看守冬季渔场时，却有大批商人举家迁往马萨诸塞。他们带动了桶匠、铁匠、烤面包师以及牧羊人的迁入，社区建立起来，渐渐变成了村落。后来，这些移民者深入马萨诸塞西部寻找更肥沃的土地，并制造出更多商品以满足沿岸日益兴盛的市场需求。新英格兰的地理位置十分有利于贸易往来，它也因此成为弗吉尼亚北部最繁荣的欧属殖民地。对整个欧洲和欧洲殖民地来说，这里有他们所需要的鳕鱼，于是它吸引了大量渴求欧洲商品的消费者，而这就造就了今天的波士顿。

纽芬兰和新斯科舍的经济非但没能和新英格兰并驾齐驱，反而远远落在了后面。由于人口稀少、内地市场匮乏，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人只能在波士顿提供的边地打鱼。纽芬兰人在4—9月间的捕鱼量非常大，远远超出了渔船负荷。这时，一种名为“萨克”的商船就会从英格兰开来，它之所以称为“萨克”，是因为它主要装运“vinsec”，也就是法国萨克干白葡萄酒。这些船把多余的鳕鱼运到西班牙，再从那儿把葡萄酒及欧洲南部的其他商品带回英国，不过这些船却从未给纽芬兰或新斯科舍带来什么。直到波士顿因从事三角贸易而日益昌盛之后，“萨克”商船才开始往返于纽芬兰和波士顿之间，将纽芬兰捕获的鳕鱼在波士顿贩卖，再交换马萨诸塞的玉米或牲口等农产品，然后运回纽芬兰。直到1992年禁渔令颁布时，还有很多纽芬兰渔民不断把鳕鱼卖到波士顿。因此，在新英格兰日渐繁荣后，北方渔村仍然只是人口稀少的边疆。日子越来越难熬，许多人甚至迁到日渐兴盛的新英格兰周边。

与此同时，新英格兰人渐渐成长为独立、富有的垄断商人。当西印度群岛的糖料种植者在保护性的市场中渐露头角时，新英格兰人也在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下日渐富裕起来。当商业几乎成为一种信仰时，新英格兰人开始推崇贸易中的个人主义。甚至连渔民都成了独立的企业家，他们不享受固定工资，收入完全依靠平分捕鱼成果，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亚当·斯密是18世纪的经济学家，他曾经在经济学经典著作《国富论》中对新英格兰渔业大加赞赏，认为这样的渔业正是令人振奋的典范，足以说明当人们处于自由经济的环境中时，经济会迅速繁荣起来。

然而英王却并不打算授予这样的自由。但是，一个不再受控于王室的殖民地已经形成，大英帝国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危机。

[1] 赫尔曼·梅尔威尔（1819—1891），美国作家，以其海上经历为依据写成了寓言杰作《白鲸》（1851年），这部小说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他的其他作品包括短篇小说《书记员巴特子比》（1856年）等以及中篇小说《比利·巴德》（1924年）。——译者注

[2] 大西洋上的特立尼达与多巴哥的一个岛屿，位于委内瑞拉东北的水域里。最早在1498年，哥伦布就看到过该岛，而直到16世纪70年代才有人定居，它经常是荷兰、法国和英国海盗的目标。1802年该岛割让给英国，后来，特立尼达与多巴哥联合组成了特里尼达与多巴哥殖民地。——译者注

[3] 紧邻南极圈以北的地区。——译者注

[4] 阿根廷南部和智利间的一个高原，从里奥科罗拉多一直延伸到麦哲伦海峡，从安第斯山脉一直延伸到大西洋。当地土著居民特维尔彻人（巴塔哥尼亚高原巨人）和奇异的野生动物，吸引了不少科学探险队，其中包括查尔斯·达尔文。——译者注

[5] 北美洲东南部一个英属殖民地，于1653年首次有人定居，1729年分为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译者注

[6] 长度单位，相当于3.0法定英里（4.8公里）。——译者注

[7] 一种产于北美东部的落叶树（美洲檫树），长有不规则瓣状叶和带香味的树皮、树叶和树枝。——译者注

[8] 从某些植物的根部和草本植物中提取汁精制成充二氧化碳气体的软饮料。——译者注

[9] 一种小型鲨鱼，主要指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水域的棘鲨科鲨鱼。——译者注

[10] 美国弗尼基亚州东南部自治城市，位于诺福克以南。包括住宅社区、农场以及斯默尔大沼泽一部分在内的广大地区。——译者注

[11] 1英里=1 609.344米。——译者注

[12] 西班牙南部省名及其首府名。——译者注

[13] 一种北半球产的有巨大硬鳞的淡水鱼或海洋鱼，其肉可食，是鱼子酱及鱼胶的宝贵来源。——译者注

[14] 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北部城市，位于波士顿东北部。建立于1626年，因1692年此地的巫师审判和纳森尼尔·霍桑的“七墙之房”而闻名。——译者注

[15] 英国英格兰南部城市，多塞特郡首府。——译者注

丹尼尔·韦伯斯特与浓汤

丹尼尔·韦伯斯特曾经在美国参议院发表过一篇有关浓汤益处的冗长演说，他因此被视为这方面的权威。

宴会浓汤

取一条10磅重的鳕鱼，彻底清理干净，不去皮。将鱼切成1.5磅左右的厚片，留下完整的鱼头。取1.5磅干净的腌肥猪肉，切成薄片。再将12只土豆切成薄片。取出一口大锅，把肥猪肉放入爆油，再取出肉片，留下油汁，加3倍的水。在锅底铺一层鳕鱼肉片，再铺一层土豆薄片，然后加2大汤勺盐、1茶勺胡椒粉，放入猪肉。再铺一层鳕鱼肉片，然后把剩下的土豆片全铺上去。

加水盖过所有材料，大火烹煮。让浓汤滚沸25分钟后，准备好1夸脱[1]煮沸的牛奶，把10片硬脆饼薄片浸入冷水，再将牛奶和脆饼薄片全部加入浓汤，滚沸5分钟。这样就做成了一锅最上等的浓汤。如果喜欢的话，你也可以加点洋葱。

这样的浓汤尤其适合大型鱼宴。

——丹尼尔·韦伯斯特，《新英格兰烹饪书》，伊摩俊·沃卡特编，1939年

丹尼尔还提供了许多煮浓汤的配方，莱曼将军就曾在自传中引用过他的配方，并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在结束了一早上痛快的训练后，看着这样一道热腾腾的菜汤摆在面前，真是一种神仙似的生活！”

[1] 1夸脱=0.95升。

第5章

不可剥夺的权利

请问诸位：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撇开其他不谈，单看当代新英格兰人发展渔业的方式就能说明问题。我们跟随他们闯入林立的冰山，目睹他们穿越哈得孙湾和戴维斯海峡的最深处；我们在北极圈之外寻找他们的踪迹，却听说他们已经突破了世界另一头的寒冷极地！对新英格兰人而言，没有哪片海域无法逾越，也没有哪种天气不适合设陷阱打鱼。他们不如荷兰人坚毅，没有法国人的活力，也比不上英国冒险家的技巧与睿智，但他们却把这种最冒险的模式带到了世界各地，而这种生产模式正是人们迫切期待达到的境界。

——埃德蒙·伯克[1]，英国国会下议院，1775年3月

18世纪的时候，鳕鱼已经使新英格兰从一个偏远贫瘠的殖民地一跃成为国际贸易权威。马萨诸塞人把鳕鱼从日常食品提升到了神灵的地位，17世纪因鳕鱼发家的“鳕鱼贵族”更是公然将它作为财神的象征。鳕鱼经常出现在公众徽章上，比如普利茅斯土地公司的印章、1776年新罕布什尔州的州徽以及18世纪《塞勒姆报》的报徽——两个印地安人将一面刻有鳕鱼的盾牌高举过头。1776—1778年，美国第一批发行的许多硬币上都有鳕鱼的标志。1755年，马萨诸塞湾殖民区出版的2便士印花邮票上，也标有鳕鱼及“马萨诸塞主要商品”等字样。

最初的鳕鱼贵族以修建豪宅来显示财富，并用鳕鱼做装饰。1743年，塞勒姆的一个船主皮克曼上校建造了一副楼梯，梯架两侧装饰着镀金木雕的鳕鱼造型。波士顿市政厅也有一条镀金鳕鱼从天花板垂吊下来，不过这栋建筑在1747年被烧毁了，包括鳕鱼在内的所有物品无一幸免。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在贸易商人约翰·罗的鼓动下，位于波士顿街口的政府大楼旧州议会大厦也挂上了一条雕刻鳕鱼。1798年，马萨诸塞州议会乔迁时，这条鳕鱼也跟着搬了进去。1895年，州议会再次搬家，门卫以隆重的礼仪将这条鳕鱼用美国国旗包裹着摆在抬物架上。三名议员抬起架子，卫兵护航前进。当他们走进新楼时，全体人员肃立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一切只能显示新英格兰人有多么愚蠢罢了。

最后一次搬迁时，有三名议员被任命去研读有关那件雕刻鳕鱼的历史，他们还以鳕鱼贸易为题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报告：如何用新英格兰腌鳕鱼去换取欧洲的盐、水果、葡萄酒以及西印度群岛的糖蜜[2]、调味料和咖啡。但就像大多数新英格兰的贸易报告一样，这份报告也没有提到所有贸易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人力。

17世纪，制糖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农工综合产业，因此必须使用奴隶来节省人力成本。尤其在收割季节，一座糖园需要每个奴隶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他们徒手将甘蔗从根处砍下，焚烧田地，然后把甘蔗拖到磨碎机里碾碎、煮沸。为了在热带的艳阳下持续工作，奴隶需要大量的盐和蛋白质，但糖园园主不愿浪费任何可以种植甘蔗的土地来生产粮食，例如在加勒比海的小岛上，有成千上万来自非洲的奴隶在劳作，可加勒比海人几乎不生产任何食物。最初有人用英国咸牛肉供养奴隶，但不久，新英格兰殖民区人就发现了代替品——较便宜的腌鳕鱼。

对进行腌鳕鱼贸易的商人而言，这项新交易的最大好处在于它是个低档市场。鳕鱼干可能很抢手，但也许切得比较粗糙、晾晒时天气情况不佳抑或是盐加得太多或太少、处理不当等等，很多因素造成这些商品不能被地中海市场所接受。于是西印度群岛成了这些退货的市场，这个市场还因其便宜的价格而日渐兴盛起来。事实上，西印度群岛几乎成了低品质腌鳕鱼的商业代名词。

在商场上，有一条几乎是屡试不爽的自然法则：人们对低档商品市场和假货倾销地的需求越大，其产生的市场力量就越是无法抗拒。一开始，这种市场似乎只是为贩卖假货的商人提供了一个贸易机会而已，没有这个机会，这些货物就会白白亏损。然而，制造商开始渐渐转向这种量大、快速、价格便宜、前景看好的市场，而且生产方式也非常简便。在新英格兰和新斯科舍的出口商品中，西印度群岛的消费量所占比例逐年增加，纽芬兰出口商品则略逊一筹。新斯科舍人更是专门生产出一种小而劣质的腌鳕鱼干，并将它们倾销到西印度群岛。

加勒比海地区最吸引新英格兰人的地方还是从托尔图加斯运来的盐。但不久以后，到这里来的船就不再只是运盐回去而已，还增加了靛青、棉花、烟草和糖料。在新移民者首次登陆的25年后，新英格兰人就开始进行三角贸易了。最好的鱼货被贩卖到西班牙，于是毕尔巴鄂因为葡萄酒、水果、钢铁和煤炭而成为波士顿主要的贸易往来对象。之后，新英格兰人驶入西印度群岛，出售西班牙商品和便宜的鳕鱼，再买回糖料、糖蜜、烟草、棉花和盐。这些船队把地中海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商品带回波士顿，每一次的停泊靠岸都能为他们带来财富。

很快地，又一个商机应运而生。1645年，一艘新英格兰商船将烟斗运往加那利群岛，在非洲佛得角半岛[3]购得奴隶后，又将他们转卖到巴巴多斯岛[4]，最后，商船满载着葡萄酒、糖、盐和烟草回到波士顿。不久，装运腌鳕鱼的商船也开始了类似的航行，腌鳕鱼、奴隶和糖蜜之间的贸易关系由此产生。

在筹建专门为17世纪贸易商港而成立的塞勒姆博物馆时，国家公园部门的官员们仔细地研究过所有船务文件。先前他们曾因受到过某些言语攻击而战战兢兢，但终于因为在所有塞勒姆商船上都没有找到关于奴隶的记录而松了口气。但根本就没什么可庆幸的，撇开大多数奴隶都是在私底下进行贩卖的事实不说，他们对这些记录的搜寻根本就没有掌握重点。不论到底有多少船曾经运载过奴隶，有多少新英格兰商人买卖过非洲奴隶，新英格兰的鳕鱼商人和奴隶贩卖本来就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不光是因为他们为种植园经济提供了补给，更主要的是由于他们，通往非洲的贸易才变得更加便利。在西非，鳕鱼干可以用来交换奴隶，时至今日，西非也仍然存在着腌鳕鱼和鱼干的市场。

1835年，法国政治家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经过深入研究，完成了著作《美国的民主》，其中提到了新英格兰人天生的矛盾特性：“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像新英格兰那样把自由原则贯彻得如此彻底。”紧接着又提出了“美国社会最大的谜团”：热爱自由的新英格兰人竟可以容忍上层镇压与社会不公的存在。康涅狄格州的法律将亵渎神灵和通奸定为死罪，波士顿则禁止蓄留长发。除此以外，贩卖奴隶是德托克维尔观察到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新英格兰社会十分崇尚个人自由，并且公然抨击奴隶现象，但自始至终都在为加勒比海殖民者提供大量的便宜食品。这些殖民者驱使着奴隶一天持续工作16小时，并由此富裕起来。遇上丰年的时候，每年至少有300艘商船从波士顿出发前往西印度群岛，直到18世纪的前十年都是如此。

随着纵帆船等航速较快的捕鱼船日益发展，腌制品的承载量也增加了。1713年，第一艘纵帆式帆船[5]制造成功，罗宾逊带队从东部的格洛斯特出航。尽管欧洲人也曾以类似的装备尝试过，但这艘纵帆船却带动了航海和渔业革命。这是一种小巧光滑的双桅帆船，从船头至船尾都装有纵帆装置，且上桅帆[6]可以容纳非常宽大的帆面。它的名称来自18世纪新英格兰人的单词“scoon”，意思是“轻轻地掠过水面”。当海面风平浪静时，微风将船帆涨满至微斜的角度，船儿真的像在水面上轻轻掠过一般，这也是时至今日航海史上最优雅的景象之一。不过，这种船也很容易随风浪颠簸，甚至从桅杆一般高的巨浪顶端跌落下来。由于缩短了从乔治浅滩到晒鱼海岸之间的航行时间，所以向西印度群岛出口鱼干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

新英格兰最好的主顾就是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哥（海地）、马提尼克岛[7]、瓜德罗普[8]以及荷属殖民地苏里南[9]（荷属圭亚那）。这些殖民地都属于大规模农场经济，尤其以法国殖民地利润丰厚。1680年以后，法国平均每年都要买1 000个非洲奴隶，运到马提尼克去。18世纪时，圣多明哥的奴隶需求量更是达到了每年8 000人之多。许多奴隶被运到殖民地以取代先前因劳累致死的人，与此同时，以廉价腌鳕鱼为食的非洲人口也快速增长起来。

然而，法国渔业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量。加勒比海市场对腌鳕鱼最主要的要求就是要晾得够干，以便在热带湿热气候下保存。但法国本身缺乏可以晾晒鱼干的海岸，因为在18世纪，纽芬兰有限的法国渔厂已经被剥削殆尽。而英国人则把基地设在东部海岬，一个接近浅滩的地方。最初的时候，法国人在南方海岸的普拉森舍湾打鱼，那里是个优良的不冻港，到处都有可以充当饵料的青鱼，而且新法兰西的加斯佩半岛就在附近。但1713年英法战争之后，法国同意从这里撤走，转至纽芬兰北部海岸并从此将其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但纽芬兰北部海岸与法国其他地区都不相邻，而且不靠近任何优良渔场，所以无法提供晾晒鱼干的场所。在经历了又一次战役后，法国地位更是下降了不少。

法国人与印地安人的“七年战争”被视为第一次全球性争端。18世纪50年代末，英法交战，但战场不仅限于欧洲，还蔓延到印度、加勒比海及北美洲地区。1759年9月13日，英国将军沃尔夫[10]由悬崖攀上魁北克城要塞，突袭德蒙卡尔姆将军率领的法国戍军，新法兰西不到20分钟就被攻陷。德蒙卡尔姆将军曾在对英战役中取得过胜利，这次却错误地命令卫戍部队离开要塞，随后又在要塞后方的平地与突袭敌军遭遇，吃了败仗，几分钟内部队便失守，魁北克沦陷了。

英国人并不满足于战场上的胜利，而是花了三年时间考虑能从法国得到什么。有些人主张法国人可以继续保有其在北美洲的鳕鱼殖民地，但是必须向英国出让产糖的殖民地，以作为交换和平的条件，因为法国瓜德罗普的产糖量比英属西印度群岛所有产糖地的总产量还要高。但问题是如何判定糖、鳕鱼和皮毛哪一样价值更高？怎样才能在北美洲维持最大的优势？考虑到新英格兰的地理位置、经济独立性、增长人口以及其他北美殖民地的实际情况，英国人很担心失去北美洲这块肥肉。有些人认为，尽管英法互为敌人，但法国在北美洲的存在将有利于北美洲继续效忠英国。最后的结果是，英国政府决定尽可能巩固自己在北美洲的势力。1763年，英国决定除了纽芬兰南部海岸外海的两个小岛——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群岛[11]之外，否认法国在北美洲的全部主权。

讽刺的是，在法国保住了瓜德罗普，失去了加拿大，即保住了奴隶殖民地，失去了渔场后，新英格兰与英国王室却因此产生了直接冲突！因为新英格兰人希望继续进行鳕鱼生意，为法国在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提供食物。可是，根据英国的根本大法之一《航海贸易法案》，所有殖民地必须在英国出售货物，也只能在英国购买所需货品。因此，新英格兰人不应该直接与西班牙和加勒比海地区进行贸易往来，而应该把鳕鱼卖给英国，并从英国买进西班牙的葡萄酒或钢铁。

英国的确有理由提防北美洲。在距美国独立战争爆发还有98年的1677年，英国王室收到了一封来自新英格兰的礼貌短信以及十桶蔓越桔[12]、两份玉米粉和1 000条鳕鱼。短信上的话或许比不上那十桶蔓越桔更酸涩，但也足够令人难堪：“我们窃以为英国法律以四海为界，并没有延伸至美洲。美洲百姓在英国国会没有任何代表，所以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贸易应该受到英格兰法律的限制。”

没有人知道英王是如何处理这些鳕鱼和蔓越桔的，不过，尽管他并没有更改《航海贸易法案》，事实上，这条法律却在市场力量下屈服了。新英格兰供应给英国市场的鳕鱼实在太多了，以至于在英国本土根本不可能全部消化，而英国商船也没有将过多的鳕鱼转销到其他地方的运载能力。因此，尽管《航海贸易法案》有这样的规定，英国王室还是不得不允许新英格兰人自行销售鳕鱼。

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那样，没有了禁锢的贸易开始蓬勃发展起来。1700年，英属西印度群岛已经消化不了新英格兰人供应的大量鳕鱼，而西印度群岛的甜酒工业糖量也无法满足新英格兰甜酒工业的需求。新英格兰与纽芬兰非常不同的地方在于：纽芬兰人从古至今都从牙买加进口在当地装瓶的甜酒，而新英格兰人却进口糖蜜，建立自己的甜酒工业，再把产品卖到国外市场。这么一来，在西非就有三条可以进行奴隶贸易的通道了：现金、腌鳕鱼和波士顿甜酒。

马萨诸塞州和罗得岛[13]的甜酒制造商与奴隶贩卖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费尔顿公司是一家成立于19世纪初的波士顿甜酒制造商，早在其1936年的《饮酒指南》里就露骨地描述过这种甜酒贸易：“商船老板发明了一套贸易循环系统，他们先把奴隶运到西印度群岛，再把赤糖糊从西印度群岛运到波士顿和其他新英格兰商港，最后将甜酒运往非洲。”

不久以后，英国对于新英格兰而言，不仅变成了无法吸收大量鳕鱼干的小市场，其殖民地出产的糖蜜也不足以满足新英格兰的甜酒工业了。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糖蜜总产量还不到新英格兰从罗得岛进口的2/3。法国殖民地需要新英格兰的鳕鱼供应，新英格兰人也需要法国的糖蜜。

然而，在新英格兰人尝到自由贸易甜头的一个多世纪之后，英国王室终于在1733年决定，以调控糖蜜供应作为重新宣称其贸易主权的关键步骤，可它没想到，这个步骤却成为导致英王朝没落的第一个错误之举。

[1] 埃德蒙·伯克（1729—1797），爱尔兰裔的英国政治家和作家。以演讲闻名，他为美国殖民者辩护，并且发展了政党责任这一名词的解释，并在国会中与皇室对立。主要作品为《关于法国革命的感想》（1790年）。——译者注

[2] 颜色从淡到深褐色的一种粘性糖浆，产生于提炼粗糖的过程中。——译者注

[3] 塞内加尔西部的一个半岛，突出伸入大西洋。它在1445年最先被葡萄牙人发现，是非洲的最西点。——译者注

[4] 占据西印度群岛最东端岛屿的一个国家。可能最先被葡萄牙人占领，并命名为洛斯巴巴多斯（意为“芒须国”），因为那里大量的无花果树上都带有芒刺。该岛于1966年从英国手中获得独立。布里奇顿为其首都和最大城市。——译者注

[5] 一种纵帆装置的航船，至少有两根桅杆，一根前桅，在靠近船的中部有一根主桅杆。——译者注

[6] 在无横帆船上，位于低层帆斜桁以上的方形或三角形帆。——译者注

[7] 位于西印度群岛向风群岛中的一个岛屿，是法国的海外省。1502年哥伦布发现此岛，1635年后沦为法国殖民地。首都是法兰西堡。——译者注

[8] 法国海外一行政区，包括格良特尔岛、巴斯特尔岛和西印度群岛背风群岛中的小岛。1493年由哥伦布发现，1635年法国移民首次移入该地。首都为巴斯特尔。——译者注

[9] 荷属圭亚那南美洲东北部的一个国家，位于大西洋沿岸。起先为英国殖民地，1667年割让给荷兰，1954年成为荷兰的一个自治区，1975年完全独立，最大的城市是首都帕拉马里博。——译者注

[10] 沃尔夫（1727—1759），驻在加拿大的英国将军，1759年在魁北克打败法军，但受了重伤。——译者注

[11] 大西洋中靠近加拿大纽芬兰南部海岸的法属岛屿，为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海外省的一部分。——译者注

[12] 大果越桔，一种原产于北美洲东部的蔓生常绿灌木（大果越桔，越桔属），开有粉红色的花，桔红色的酸果，可以食用。——译者注

[13] 在纳拉甘西特海湾入口处的罗得岛州的一个岛屿，最初名为阿奎内克岛，1944年更名为罗得岛，可能从罗得的小岛得名。——译者注

西印度群岛上的西印度人

你不得不承认，

年景差得厉害，

鱼米价格太贵，

我们没有钱买。

——20世纪40年代“老虎”尼威尔·马卡诺的卡里普索歌谣[1]

在波多黎各，有一种专门吸引女人注意的嘘声，它被称为“piropia”，内容是“猪肉有很多，可我只吃腌鳕鱼。”而今天的猪肉比腌鳕鱼还便宜。

腌鳕鱼曾经是很便宜的食物，十分受欢迎，人们曾把它和其他廉价的食物一起下菜。虽然它现在不那么便宜了，但烹饪方法没有改变。与腌鳕鱼及根茎菜可以相提并论的是地中海最流行的腌鳕鱼菜——“腌鳕鱼饭”。起初，这道菜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享用腌鳕鱼的美味而发明出来的，通常用腌鳕鱼尾部或其他部位的碎肉来做，有时候甚至只用鱼骨头熬汤，再把白米放进去煮。这道菜在波多黎各被称为“Mira Bacalao”，意思是“期待腌鳕鱼”。

腌鳕鱼饭

这是一道广受欢迎的当地菜肴。将大约半磅的腌鳕鱼与1品脱[2]的白米放在一起煮，再加一些咸猪肉和黄油。

——卡罗琳·苏利文，《牙买加烹饪全书》，金斯敦[3]，1893年

[1] 一种起源于西印度的音乐，在特立尼达很有影响，主要特征是根据主题或广泛的幽默体裁即席而作的音律。——译者注

[2] 1品脱（英）=0.57升。——译者注

[3] 牙买加首都。——译者注

第6章

举世闻名的鳕鱼之战

腌鳕鱼被堆在码头，看起来就像是一捆捆木头——那种连皮砍下的枫木或黄桦木。我第一次看到它们时就搞错了，而且留下了这种印象：它们是一种维持生机与活力的燃料，恰似长在纽芬兰大浅滩的东方林木。

——亨利·大卫·梭罗，《科德角》，1851年

课税的艺术就在于如何在拔下最多鹅毛的同时又将鹅鸣声控制得最小。

——珍·巴普蒂斯特·卡伯特，1619—1683年

革命总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尤其是发生在法国、俄国、墨西哥、中国和古巴的革命。但最具传奇性的往往是那些彻底失败的革命，比如1848年革命。而美国独立战争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既没有形成混乱暴动，也没有产生专制独裁，还未造就出拿破仑或任何制度化的统治政党，但它达到了既定目标。

革命本身并不浪漫，那些激进分子（马萨诸塞州中产阶级商人）都是真正的革命分子，他们发起革命的目的仅仅在于维护其自身的赚钱权利。

约翰·亚当斯[1]是马萨诸塞州最有力的激进分子，他不相信殖民主义是个经济体系，因此也不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充当殖民地。美国独立战争是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它提出了政治自由，但在那些奉行强硬路线的新英格兰革命激进分子的心中，所谓“自由”的中心思想就是拥有经济上的自主权。

所有革命都会或多或少涉及金钱。米拉博伯爵在法国革命期间说过：“在进行最后分析时，人们将通过事实本身来判断革命，它是要拿走更多的钱还是更少的钱？人民的生活是否改善了？他们能否获得更多的工作？这些工作的报酬是否比以前更好？”不过，米拉博伯爵并不是那次革命的激进分子。

马萨诸塞州的激进分子渴望一次经济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他们并不在乎挨饿的平民及其收入问题。他们考虑的是，作为中产阶级，企业家该如何享有贸易活动的权利并从中获利。有些人并没有什么特殊技能，且只拥有少量资金，却可以从捕鳕业中创造财富，这就是他们信奉的经济体系。

这些人的头脑并不浅薄，其中有很多人都是重要的领导人物，比如托马斯·杰斐逊[2]，他本人还是个奴隶主。尽管非常清楚无视百万奴隶的苦痛而奢谈人权根本就是一种伪善的行为，他们仍然不打算针对奴隶来发起革命，因为这也是他们自己所畏惧的。一个世纪以来，英国人一直预言，那些发达的美洲殖民地人会想尽办法脱离英王室独立，但到头来还是得乖乖地归顺英王朝，因为一旦独立，这些人便无法和平共处。然而，英王室没想到这些革命领导者都是标准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把革命重点放在了最根本的几个目标上：糖蜜、鳕鱼及茶叶。这些不仅是引起纷争的内容，最终还成了争执的焦点，弗吉尼亚人甚至把这次革命称为“烟草之战”。

英国曾经给出过一定的弹性空间，比如格洛斯特这样一个法定的贸易商港就连一个海关官员都没有。英王室还允许南卡罗莱纳商船直接与地中海进行白米贸易以换取水果、盐和葡萄酒等。而最大的让步就是允许其直接与英属西印度群岛进行贸易。马萨诸塞州用鳕鱼换取糖蜜，康涅狄格州用鳕鱼换取蔬菜，马里兰州用鳕鱼换取小麦，宾夕法尼亚州用鳕鱼换取玉米。到了18世纪40年代，新英格兰与加勒比海和英国两地的贸易量几乎相等了。英国还没来得及为新英格兰独立担心，就已经开始为这种实质上的经济独立而忧虑了。殖民地人民不需要宗主国，这一点双方都很明白。

英政府决定采取措施重申其殖民地主权，第一步就是于1733年颁布了《糖蜜法案》。法案指出：从非英属加勒比海地区进口的糖蜜加重了英国的进口负担，因此实行对此种贸易的禁令。英国希望就此削弱新英格兰的鳕鱼市场，同时打击其甜酒工业。但是事实上，这个法案并没有发挥功效，因为法国正迫切希望与新英格兰进行暴利的走私贸易。《糖蜜法案》颁布后，新英格兰与法属加勒比海殖民地之间的鳕鱼和糖蜜贸易，反而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

这一法案后来很可能成了一个被遗忘的失败例子，否则英国政府也不会在二十几年后，又颁布了一项《食糖法案》。在新法案中，每加仑糖蜜要课6分税。这一次，新英格兰人还是以走私偷运来应对。1764年，英国政府曾想过采取新策略，并降低对糖蜜的课税，同时对蔗糖和马德拉群岛白葡萄酒课征新税。这么做的本意是希望殖民地人民将消费点由马德拉群岛白葡萄酒转为红葡萄酒，因为红葡萄酒只有从英国商人那里才能买到，但没想到殖民地人民却联合起来同时抵制这两种葡萄酒。虽然马德拉群岛白葡萄酒是中产阶级贸易商进行鳕鱼买卖时的附加交易品，但他们日常喝的却是甜酒。这种酒非常普及，人们有时甚至用甜酒来通称含有酒精的饮料。《糖蜜法案》颁布当年，美洲殖民地平均每人每年要喝掉3.75美制加仑[3]的甜酒。1757年，当乔治·华盛顿角逐费尔法克斯县在下议院的席位时，他的竞选花费里就包括28加仑甜酒和50加仑潘趣甜酒。当然也有葡萄酒、啤酒和苹果酒。这些足以和如今的竞选排场相媲美，然而在1757年的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只有391人有投票权。

1764年，众人皆知的激进分子——波士顿贸易商汉考克，因走私马德拉群岛白葡萄酒被捕入狱。他在自己的自由号帆船上被人赃俱获地逮了个正着，但很快又被愤怒的波士顿民众解救了出来。次年，《印花税法案》不再只向殖民地征收贸易关税，而开始直接针对殖民地人课税。英国在贸易法律方面步步逼进，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也日益恶化。英国政府首次派任关税代理人进驻格洛斯特港，这些苦命的政府官员不断受到骚扰和不人道的对待，有些人被迫藏了起来。1769年，马萨诸塞州宣称，贸易限制已经使他们损失了400艘捕鳕渔船。

英国政府在这件事的解决方法上似乎又走错了一步。面对殖民地人民抵制《印花税法案》的行动，英国政府采取了用《汤森法案》取代的方法。这个法案的名称源于一个叫汤森的人，他之所以名留青史，是因为他曾经在一次醉酒后，向下议院议会一再宣称：“我就是敢向美洲人课税！”然而，他提出的进口关税马上受到了强硬的抵制，于是他试着让步，改征一些负担较轻的赋税，其中一个就是茶税。

1773年在波士顿成立的茶党足以说明美国独立战争的本质。在包括汉考克和约翰·罗在内的贸易商人的煽动下，波士顿爆发了反对进口关税的起义。鳕鱼贵族的余党打扮成莫霍克族人[4]的模样，登上自己的商船，将船上的货品一股脑儿倾倒在港口里。茶党也以同样方式在其他港口做出了回应。在纽约，革命行动已经遍及无产阶级，因为狂热的民众居然在打扮成印度安人模样的革命分子出现之前，就抢先把船货倾倒在哈得孙湾了。

接下来，英国政府采取的行动更令人困惑。1774年，英属殖民地因生产大量过剩食物而引发危机，英国政府一怒之下下令关闭波士顿商港，期待挨饿的老百姓能赔偿毁掉的货物。但这已经不是17世纪20年代了，不管能否进口，新英格兰人民都不会饿肚子。马布尔黑德可以供应鳕鱼，查尔斯顿港[5]可以供应白米，巴尔的摩则能供应其他谷物，人们甚至还可以在康涅狄格州牧羊。

新英格兰地区最无情的打击即将来临，但消息传递得太慢了，殖民地人民直到枪战爆发才知道大祸临头。于1775年7月12日生效的《约束法案》限制新英格兰人在英国港口进行贸易，并将来自纽芬兰大浅滩的新英格兰渔船都拦截在外。这些做法看起来就像英国王室在煽动马萨诸塞州的激进分子起义一样。

在独立战争期间，美洲大陆军的一大优势就是生产粮食的能力。英军也许受过较为正统的训练，经验丰富，装备精良，但美洲军吃得好，待遇也不错，而且还能享受高级的波士顿甜酒。

但双方的鳕鱼都不够吃。一方面，纽芬兰和新斯科舍已经无法继续在波士顿贩卖鳕鱼了，而英国战船也不允许新英格兰渔民在纽芬兰大浅滩打鱼。另一方面，新英格兰渔民凭借着飞快的纵帆船同样保卫着自己的海域，英国舰船同样无法进入。格洛斯特港的纵帆船上都装有活动式炮台，极为讽刺的是，第一批带有武力装备的私掠帆船舰队竟取名为“Britannia”（英国的古拉丁文名）。八架老式大炮装在新建的活动炮台上，只需小型军队就可以操作。光是1776年一年，这种私掠帆船就缉拿了342艘英国舰船。

1778年，也就是枪战爆发后的第三年，双方开始准备谈判并最终在巴黎举行了和谈。截至1781年，只有三点争议没有达成共识：国境线问题、对英债务偿还问题及渔业问题。其中，渔业问题是最难解决的。

马萨诸塞州仍然坚持保有其在传统渔场的权利，包括纽芬兰大浅滩、新斯科舍大陆架及圣劳伦斯湾，这些几乎都处于英属殖民地的外海。然而，就连美国的最大盟友法国也无法支持新英格兰。支持新英格兰对英作战是一回事，但法国并不认为让新英格兰重返纽芬兰大浅滩也是自己的责任。法国的立场是这样的：在外海大家都有权利打鱼，但近海渔场则是沿岸主权国的财产。因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的存在，法国还算得上是拥有近海渔场主权的国家。直到今天，法国仍然以此为由享有加拿大海域的渔猎权。

国际上有关海洋方面的法律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清楚的概念。事实上，很多人心里都存在着海洋并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想法。世界上第一个公认的领海主张“3英里北海边界”，直到拿破仑战争后才正式生效。但新英格兰人支持约翰·亚当斯，尽管他在美国开国元老中是最没地位的人物。亚当斯的形象从未上过美国钞票，更很少被刻在纪念碑上。但就是他，在美国国会中提倡美国应该从英国手中争取完全独立；也是他，通过建立马萨诸塞州与弗吉尼亚州之间的联盟，把两地的殖民地人民团结起来，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他推选乔治·华盛顿领导美洲军；他写下《政府思潮》，后来它成为美国政府的组织蓝图；他提拔了年轻的士兵托马斯·杰斐逊，并指派他撰写《独立宣言》，因为他认为这个年轻的弗吉尼亚人是一个比自己还优秀的作家。

亚当斯在和英国政府签定的临时条款里宣称：未经马萨诸塞州同意，不得转让任何浅滩渔权。这一条款引起了南方殖民地人民的愤慨，也成为导致美国南北矛盾的最初起因。南方人抱怨本地九个州的利益被牺牲了，却以此满足了北方四州那些吃糖蜜和用糖蜜来酿酒的人。

亚当斯曾经在美国国会里，为了维护《独立宣言》进行过一场长达两天半的抗辩。他逐字逐句地进行解释，而宣言的原作者杰斐逊却坐在那里一言未发。他曾经还提出过反对奴隶制的自由纲领，却遭到了失败，这也是他为数不多的几次败仗之一，他将此称为“违背人性的残忍战争”。然而，亚当斯依然为了维护鳕鱼和糖蜜贸易而全力抗争，尽管两者与奴隶之间存在牵连。他向同僚解释地中海及加勒比海地区鳕鱼贸易的价值所在，并坚称新英格兰鳕鱼渔民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优良的海军力量。他将新英格兰渔业看做“渔民的培训基地，海军的力量源泉”，并宣称新英格兰的底拖渔民是“实现和维护美国独立不可或缺的力量”！

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内的许多美国人都认为，他们有可能在捕渔权上吃败仗，但亚当斯并没有放弃。1782年11月19日，也就是英军退守约克敦一年零一个月后，英国政府终于重新授予了新英格兰在纽芬兰大浅滩的渔权。

但美国还是没有赢得进入市场的权利。他们无法在英属西印度群岛殖民区进行贸易，这对新英格兰来说是非常大的经济损失。而另一方面，由于奴隶的蛋白质供应被断绝，惨绝人寰的饥荒爆发了。1780—1787年，光是牙买加就有15 000名奴隶被活活饿死。同时，新斯科舍和纽芬兰却进入了渔业淡季，因受到西印度低档腌鳕鱼的影响而惨淡不堪。从殖民时期的历史来看，新英格兰渔业总是占据有利局势，但自从美国独立之后，以往明显的优势似乎开始转变了。

英美在1812年再度爆发战争。正如30年前亚当斯在《维护我们的独立》一文中预言的那样，格洛斯特港、马布尔黑德港及其他新英格兰港口的渔民组成民兵，驾驶着由纵帆船改造的轻快战船，气势凌人、锐不可当。

后来，约翰·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希·亚当斯在根特进行了和平谈判，就像他们家族的其他成员一样，他也是新英格兰渔业利益的忠实拥护者。因此，他的谈判再次加深了美国南北两方的裂痕。

对新英格兰人来说，1783年签订的巴黎和约算得上是一场大胜仗，但南方人却很想重写条款，因为当初为了让英国人从纽芬兰大浅滩撤退，条款给予了英国人在密西西比河的航行权。但新英格兰人坚持他们的渔权早就被纳入合约中了，一点也不肯妥协。不过，有一个弗吉尼亚人却站在了南方这一边，他就是当时的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因此，1812年战争结束后的根特谈判中，美国收回了英国在密西西比河的航行权，并把纽芬兰大浅滩这个烫手山芋留到以后的谈判中讨论。

1818年的合约再次维护了美国在浅滩的部分渔权，但新英格兰渔民从此不再享有约翰·亚当斯于1782年帮他们争取的权利，这也是造成后来长达200年的美加关系紧张的主要根源。

1834年，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获得解放，1848年和1849年，法属及荷属安的列斯群岛[6]的奴隶也相继得到解放，北美洲的鳕鱼渔业受到严重打击，损失之大恐怕连亚当斯也无法接受。

在经历了几百年血腥的奴隶反抗运动之后，欧洲发现可以用土生的甜菜制糖，并由此获得了比殖民地更为安全的糖蜜供应通道。加勒比海人仍旧以腌鳕鱼为食，也仍旧用木桶制作时尚的圆鼓。事实上，现在已经不再用木桶装运鳕鱼了，但为了满足音乐家的需求，这种木桶仍旧继续制造着。不过，大型种植园经济一旦结束，这些小岛的鳕鱼市场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在对加勒比海奴隶市场倾销了二百多年之后，北美洲的腌鳕鱼几乎没有任何品质监控。这就是梭罗在1851年观察到的加拿大渔业：

鱼房里的鳕鱼刚从腌汁中取出来，被堆叠成好几英尺高，三四个穿着牛皮靴的工人站在上面，用一支顶部突出的铁棍随意扎取着放入手推车里。一个年轻人嚼着烟草，不时地把渣滓吐在鱼堆上。我窃想：很好，小伙子，等那个年长的工人看见就有你好瞧的了。但没过多久，那个年长的工人居然也做开了相同的事。

地中海市场不断抱怨纽芬兰鳕鱼干品质欠佳。1895年，从拉布拉多和纽芬兰来的一船腌鳕鱼被运往毕尔巴鄂，巴斯克人说：“这种东西在这儿不受欢迎！”随后又将它运往西班牙南部。直到1992年禁渔令颁布的时候，加拿大政府还在想办法奉劝纽芬兰渔民不要用梭罗描述的方式处理鳕鱼，因为那样会毁掉整条鱼。

从中世纪开始，最抢手的鳕鱼市场就一直分布在地中海地区。这里的国家人口都很多，几乎都是在19世纪中期迅速增长起来的。西班牙人口在19世纪增长了将近一倍，葡萄牙则增长了一倍还要多。包括毕尔巴鄂、波尔托、里斯本、热那亚及那不勒斯在内的许多商港都发展成为大都会中心。1900年，巴塞罗纳人口已经达到100万，其中很多都是“bacalao”（腌鳕鱼）的爱好者。

但北美洲人并没有在鳕鱼市场上取得胜利。虽然拉布拉多、纽芬兰和新斯科舍人几乎还都在以渔业为生，但产品档次太差，大多数只能倾销到波士顿或加勒比海地区。唯一例外的就是北美洲的加斯佩，加斯佩生产高档鳕鱼干并卖到地中海去。巴斯克人曾经用盐腌的方式打倒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只用风干方式处理鳕鱼的渔民，九百多年以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渔民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盐腌技术且颇具竞争力。冰岛和法罗群岛的控制国挪威和丹麦，积极地将高档腌鳕鱼干推销到地中海市场，直到今天依然保持着可观的销量。

即使在货物流动和人民迁徙空前自由的今天，大多数食用腌鳕鱼的人还是与信奉传统宗教有关。现今的蒙特利尔是一个由加勒比海和地中海移民组成的城市。珍·泰伦市场位于该城北部，这里的商家特色就是同时摆放两种鳕鱼干，一种是处理得很粗糙、体型很小的新斯科舍腌鳕鱼干，另一种则是体型巨大、妥善处理的加斯佩高档腌鳕鱼干。加勒比海移民还是会买新斯科舍鳕鱼干，而加斯佩鳕鱼干则主要卖给葡萄牙和意大利移民。

由于西印度群岛市场瓦解，新英格兰开始发展本土市场。腌鳕鱼成为北方联邦军的日常必需品，格洛斯特港也从南北战争中获利颇丰。然而，这场战争也加速了北方经济的工业化，美国工业革命的主角新英格兰渐渐摆脱了对渔业的依赖。那些老贸易商把家族资产转向工业投资，所谓的鳕鱼贵族被新兴工业阶层所取代。这似乎是在提醒当权者：财富是通过低廉贸易得来的，这里到处都是暴发户的天下。

在这些人的脑海里，革命领袖的形象早就渐渐消退了。在有关贵族的追述中，找到的只是曾经从渔业中大发其财的傲慢家伙罢了。1874年，拉丁美洲的革命分子密兰德到波士顿拜访，参观过马萨诸塞的州议会厅后，竟在报告里这样描述悬挂在那里的鳕鱼：“只是中等体型，用木头做成，味道很难闻。”更糟的是，20世纪30年代，平民党出身的爱尔兰裔波士顿市长克利上任后便开始反对鳕鱼贵族的说法。他认为这种称呼简直是“对鱼的污蔑”！

[1] 约翰·亚当斯（1735—1826），美国首任副总统（1789—1797年）及第二人总统（1797—1801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主要人物，《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之一及宪法的设计完成者。——译者注

[2]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第三届美国总统（1801—1809年）。他是第二次大陆会议的成员并起草了《独立宣言》（1776年）。他因在总统任职期间从法国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地区（1803年）和进行了黎波里战争（1801—1805年）而闻名。他是一位政治理论家、教育家和建筑师，自行设计了蒙提萨罗庄园，并创办了弗吉尼亚大学。——译者注

[3] 美国使用的液体容量单位，等于4夸脱（3.785升）。——译者注

[4] 美国土著民族，早先居住在纽约东北莫霍克河沿岸和哈得孙山谷北部，圣劳伦斯河以北。今天，他们主要居住在安大略湖以南和纽约州最北部。莫霍克族是易洛魁联盟最东部的成员。——译者注

[5]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东南的一个城市，位于萨凡纳东北。从殖民地时期起，查尔斯顿就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和文化中心。——译者注

[6] 西印度群岛中除巴哈马群岛之外的岛屿，它们把加勒比海和大西洋隔开，分为北部的大安的列斯群岛和东部的小安的列斯群岛。——译者注

残存的记忆

在美国南部，奴隶把非洲烹饪稍加改良以迎合白人口味。南北战争之后，这种情况依旧持续着，很多当过奴隶的非洲人都在公司或铁路局做起了厨师。“我于1857年降生在田纳西州的默里县，我的名字是以主人的名字命名的，他叫D. J. 埃斯提斯，曾经是我母亲一家七男二女的主子，而我是其中最小的一个。”这是鲁弗斯·埃斯提斯自费出版的书中开头的一段话，“以前，我在普尔曼公司负责私人汽车服务，现在则是美国钢铁公司芝加哥分公司的主厨。”从他有关薄鱼片菜谱的时间和地点看来，所谓的鳕鱼很可能就是腌鳕鱼。

炖鳕鱼

把一块去皮去骨的煮鳕鱼切成薄片，放进闷烧锅里，加一些黄油、盐、胡椒粉、剁碎的香菜和柠檬汁。把锅放在火上加热至锅里的食物都热透，就可以上菜了！

——鲁弗斯·埃斯提斯，《美味食品》，1911年

第二部

极限

鳕鱼是一种广为人知的鱼，人们对它非常了解，所以无须赘述。它的繁殖能力是惊人的。列文虎克在一条中型鳕鱼中观察到了9 834 000颗卵，数目如此巨大，即使人类用尽一切努力也不可能使它绝种。

——史密斯·霍曼斯及小史密斯·霍曼斯，《商业及商业探险百科全书》，纽约，1858年

第7章

自然界的生生不息与几个好主意

哈维透过清澈的海水注视着缓缓游动的鳕鱼群，鱼背在阳光下反射出粼粼的亮光，鱼群络绎不绝地咬着饵。海岸法严格规定：凡在处女岛和东部浅滩捕鱼的船只，每条鱼线限挂一个鱼钩。然而，附近聚集的船实在太多了，即使有这样的规定，鱼钩的密度仍然会大到互相钩在一起。哈维很快便发现自己的鱼钩和其他人的绞在了一起，一位是看上去很温和的大胡子纽芬兰人，另一位则是盛气凌人的葡萄牙人。

——卢迪亚·吉卜林[1]，《勇敢的船长》，1896年

岸区四周的海域处处隐藏着危险：有些地方深达80英寻，有些地方则只有15~20英寻或者更浅。风暴来袭时，较浅海底的礁岩甚至会浮出水面。此外，从北极和格陵兰岛漂来的浮冰会向南移至附近海面，这对航行在海面上的船只来说无疑也是一种危机。1995年就有一座冰山漂到圣约翰斯港外，它像一条有着巨型脊背与背鳍的大鱼，缓缓来到人们面前。高耸的峭壁曾经是圣约翰斯港最好的天然屏障，但在大得足以遮住整个视野的冰山面前，它也显得相形见绌。人们如果置身于大海中，很难感受到冰山的巨大，常常等到冰山来到眼前，才发现危险就要来临。

严寒是这里的又一大危险。几个世纪以来，在北大西洋丧生的人不计其数。从北极吹来的寒风将溅到缆绳上的海水冻结起来，把缆绳变成1英尺粗的冰柱。这些厚重的冰柱坠在渔船的迎风面，使其与背风面重量无法平衡。因此，为了避免渔船倾覆，清除缆绳上的冰块就成了水手们必要的工作。即使在具备良好的导航、雷达及天气预报系统的今天，也依然只能在1~10℃的水域中捕捞鳕鱼。渔民要从冰冷的水中把鱼线拉出来，同时还要避免冻伤，就必须有防寒装备。合成材料做成的护具可以保护渔民免受低温的伤害，但即使是现在，这里的渔民也仍然只能戴着笨拙的棉里子橡胶手套。戴着这种手套其实很难修补渔网，但如果不戴，手指就会在半小时内冻伤。如果指尖因冻伤而开始变黑，渔民就只得回到船舱内将手指放在冷水中缓解。如果使用温水则反而会使手指更痛。捕鱼这种职业对手的损伤很大，很多渔民都因冻伤、鱼线绞夹或机器操作不当而失去过手指或关节。割伤造成的感染也很司空见惯，如果一个渔民的手受伤次数太多，或者因冻伤而形成了永久性麻痹，抑或有太多断指，就不得不放弃捕鱼。

渔民喜欢谈论自己的团结精神，而他们之间也的确存在着兄弟般的温暖情谊。就像退伍的老兵一样，渔民们认为只有和自己一同出生入死过的兄弟才真正了解自己。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捕鱼只有不断继续才能养家糊口，渔民们也都是为此才出海捕鱼的。他们一旦受伤或因年老而无法赶上其他人，就只能退出捕鱼这一行。所以，很少有50岁以上还在捕鱼的。另外，渔民从事的是自我雇佣的技术性工作，没有固定工资可以领取，政府对失业渔民的社会保险问题也一直处于忽略的状态。

但困难还远不止于此，对渔民来说最大的敌人其实是雾，在没有无线电的时代更是如此。鳕鱼多产于暖流与寒流交汇处的海域，这些地方最容易产生云雾。雾大的时候，即使只是站在一艘80英尺长的船中央，也无法把船头看清楚，而100英尺之外的船头灯更看不见。渔民吹着号角与口哨互相提醒，避免相撞。但即使这样，浓雾仍然十分危险。

从17世纪到18世纪30年代，捕捞鳕鱼或其他底栖鱼类的方法基本上没有改变过。渔民们先搭乘大船抵达海岸，然后放下两人一组的小船作业。葡萄牙人使用单人小船，这种恶劣的工作条件令他们在纽芬兰大浅滩声名狼藉；欧洲人则使用具有开阔甲板和宽大船舱的大型三桅帆船；而新英格兰和新斯科舍人则驾驶着纵帆船，能够迅速回港卸货。不过不管哪里人，他们的小船都是那种长约20英尺的无甲板式小艇。渔民用桨划船，但有时也挂帆。通常情况下，这种帆都是渔民的妻子用四只面粉袋缝成的。

激烈的竞争让渔民铤而走险，他们常常会独自一人前往自己发现的渔场。许多人在雾中迷失了航向，直至饿死或被风浪袭击溺水而死。幸存的渔民们都会尽量满载而归，但渔船装的越多，在海上的生存能力也就越差。有时候一个小浪打在船舷上，就可能将超载的小船颠覆。

雷内·肯威恩是布雷顿地区仅存的几个用小船打鱼者之一，他曾经写过父亲的死亡：

我的父亲失踪于纽芬兰一处深达60米的冰冷海域中。造成这桩悲剧的元凶，也许只是一个打在满载小船上的海浪。脆弱的小船就这样沉了下去，裹带着冰块、胶鞋、油布，还有父亲和他那年仅22岁的年轻伙伴。浓雾厚如棉絮，一切声音都彷佛被它吞噬殆尽，令人恐惧的死亡变成了永无止息的噩梦……

多年以后，当我向当年的另一个水手打探父亲失踪的情形时，他回答说：“我跟你父亲很熟，他是个优秀的水手。”这就是对一个失踪水手的唯一悼词。

对北大西洋的远洋水手来说，捕鳕小船水手的英勇与坚毅就像传奇故事一般。1867年，一位生于丹麦的格洛斯特人大胆地驾驶着一艘16英尺长的小船，从格洛斯特出发，前往威尔士的阿伯卡斯特，花了48天横越大西洋，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单人横越北大西洋的纪录。新斯科舍人还依稀记得：19世纪一个驾驶小船的水手曾在雾中迷失，16小时后才被发现，这也是新斯科舍人最久的生还纪录之一。但新斯科舍最出名的小船水手还要属后来移民到格洛斯特的霍华德·布莱克本。1883年1月23日，布莱克本与伙伴从一只母船出发，划着小船去钓大比目鱼，后来却迷失在暴风雪中。布莱克本的伙伴被冻死了，他自己则紧握着船桨，即使在冻僵到失去感觉时也奋力划动。就这样，他载着同伴冻硬的尸体划了100英里才到达纽芬兰。虽然这次意外使布莱克本失去了全部手指和大多数脚趾，但他仍然使用特别设计的小船独自完成了航程，创下了39天由格洛斯特到里斯本的单人航行纪录。而且，他还用手腕划桨抵达了佛罗里达海岸。

不仅小船有失踪的危险，母船也有沉没的可能，第一艘这样沉没的船是约翰·卡伯特的大船。1830—1900年之间，在格洛斯特海上失踪的渔民约有3 800人，是1812年英美战争中死亡人数的1.7倍，而格洛斯特全城人口也不过15 000人。1862年2月24日，暴风侵袭了乔治海岸，一夜之间就有120人被淹死。18世纪70年代，纵帆船被改造得船身更窄且具有较多船帆，这使它变得更漂亮，行驶得更快，同时也更危险了。这种纵帆船抗击风暴侵袭的能力很差，格洛斯特的失踪人口也因此激增。1871年有20艘纵帆船及140人失踪，1873年则有32艘船和174人失踪，其中128人在一次大风暴中全部失踪。1879年，一场由东袭来的风暴造成29艘船和249人失踪。

俗称“大战役”的捕鱼旺季来临之前，即将出发前往纽芬兰大浅滩的渔民们都会聚集到港口，参加隆重的宗教仪式。2月底在圣马洛，船队离开纽芬兰开航的前15天，雷恩区的主教会来到港口主持弥撒仪式。人们将花环扔到海中，以纪念前一年在“大战役”中不幸罹难的水手。

随着渔业技术日益进步，渔民失踪的数量大大降低了，但他们仍有可能被电动绞机[2]卷入、被扫过甲板的拖网板击中、被滚筒碾伤。在现代化的拖网渔船中，机械伤亡是渔民最主要的死因，其次就是传统的溺水。以往渔船沉没时，渔民总是落入水中或被海浪扫下船去；如今的渔民则主要是被快速卷动的缆绳绊住，拽离甲板而掉进海中，等到有人发现时，人早已淹死了。

渔民不喜欢谈论自己每天都要面临的危险，山姆·李及其在佩蒂港的伙伴也不愿讨论驾驶开放式甲板小船的隐患。但即使是最幸运的水手也有过一两次惊险经历，在环北大西洋的国家里，打鱼是意外风险最高的行业。加拿大政府在1985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每10万个加拿大渔民中就有212人因为工作意外致死，林务工作者的这一数字为118人，矿工是74人，建筑工人则只有32人。1995年，美国职业意外死亡率平均为0.005%，渔民则高达0.1%以上。而1983年在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英国渔民的死亡率是一般制造业从业人员的20倍以上。

渔民意外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通常是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下作业的。如果收获丰盛，渔民就可能连续工作一两天。在以往腌制咸鱼的年代里，小船渔民一回到母船，就必须马上清理货物。首先要把鱼头砍掉，剖开腹部，取出肝脏，有时也取出卵巢、鱼舌或其他器官，然后小心地将鱼肉切下，并去除鱼骨（如果切得不好，就卖不到好价钱），最后再将收拾好的鱼小心地腌制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够幸运，一天也只能睡几个小时。

促进渔业现代化的力量首先来自法国。法国渔业在大革命中遭受了破坏，而后又在拿破仑战争中被彻底摧毁。1815年，法国新政府决定支持渔业重建，而振兴经济只是政府支持渔业的原因之一。约翰·亚当斯曾经指出：以支持远洋鳕鱼船队的方式来造就航海技巧纯熟的水手，远比维持训练有素的海军要节省得多。英国在对法国的助渔政策批判了一段时间后，也开始对远洋渔船进行扶持。

法国人的远洋渔船上配有多钩长线，又称为拖网鱼线、定置多钩长线等。事实上，直到那时为止，整个北大西洋的捕鳕技术都和山姆·李以及其他纽芬兰近海渔民所使用的方法没什么差别，只是有时会在钓线的尾端再加几支分线，每条线多挂一个鱼钩。

多钩长线最初是英国人1482年在冰岛附近海域作业时使用的，但真正最早的时间可能比这还要靠前。但在19世纪以前，法国的多钩长线并不普遍，因为这种钓法需要大量饵料。直到法国人在加拿大海域发现了大量青鱼后，这种钓法才开始普遍使用。如果以今天的标准来看，19世纪早期法国人的钓绳并不怎么样，但在当时已经是有史以来最长的钓绳了，短的约长半英里，长的大概有四五英里左右。钓绳一端由小船拖曳，每隔一段距离就在绳子上方以酒桶作为浮标（如今的浮标是一些亮亮的塑料球，从2英尺高的桅杆上拉下来。桅杆顶端插有一面旗子，远处的人也能看得到），船上的人可以顺着浮标拉起钓绳，取下鱼后再重新上饵。

1861年新斯科舍的《公会期刊》上这样记载着：“法国政府对每100公斤（65条）鳕鱼就补贴10法郎的做法无疑导致了多钩长线的迅速兴起……笔者获悉，有些钓绳上甚至挂有上万个鱼钩。”而操作这些钓绳只需要五艘小船和几十个人而已。

19世纪针对多钩长线的蓬勃发展而引发的争论并不在于保护环境，而是在于国家主义。激怒英属北美地区（后来的加拿大）渔民的是法国政府不公平的补助方式，而非其渔船作业方式可能造成的过度捕捞后果。

就整个渔业来说，新的作业方式总是不可信任。在冰岛，多钩长线的使用引起了很大争议，正如1780年第一次使用拖网捕捞鳕鱼也受到过质疑一样，渔民最后还是放弃了拖网，因为他们担心拖网会把鱼打捞殆尽，从而迫使鱼群迁往别处。斯堪的那维亚人对多钩长线的抵制则出于它的不公平及非民主性，因为使用多钩长线需要大量资金来购买大批饵料，没有足够资金的人就不能采取这种方法。19世纪，北美洲因多钩长线而引发巨大争议。20世纪40年代末，佩蒂港也开始颁布多钩长线的禁令。正如吉卜林的小说所描写的那样，有太多的渔民在同一片海滩上作业，如果都使用多钩长线，那他们就没有足够的空间作业了，而且鱼线都会纠缠在一起。

当时还有少数资源保护者制定了法规，例如1858年纽芬兰的法律就曾经对捕捉青鱼的网眼大小进行过规定。鱼类捕获量逐年增加，人们很难会想到过度捕捞的可能性。然而捕获量的增加并非因为鱼群的增长，而是因为渔具及捕捞方法的改进，从捕捞数量上并不能反映出鱼群数目正在减少。

19世纪时，人们普遍认为大自然资源是生生不息的，并且对科学充满了乐观的态度。受到达尔文及将达尔文学说发扬光大的英国科学哲学家赫胥黎的影响，多数人都认为自然对生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赫胥黎曾经三次应邀加入英国渔业政策委员会并担任重要职位。在1862年召开的委员会议中，使用流网捕[3]捞青鱼的渔民抱怨多钩长线造成了他们捕捞量的减少，并提请政府立法规范多钩长线。但赫胥黎委员会却宣称渔民的请愿是不科学的，是对高效作业方式的成见。从那以后，委员会就形成了忽视渔民报告的惯例。他们曾经这样写道：“渔民只看到捕捞量而对其他事物视而不见，但鱼并非日常生活中惟一的必需品。”

1883年，国际渔业博览会在伦敦举行，世界上的主要渔业国家均到会参加。赫胥黎在会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解释为何过度捕捞是不科学且没必要的担心。他写道：“一旦出现过度捕捞的可能，自然检查系统就会加以控制。当过度捕捞发生时，捕捞量就会相应减少……而这个检查系统远在资源耗竭之前便会发生作用。”

赫胥黎除了在三次委员会上发表了具有国际影响的言论，他也曾令人费解地说过同情渔民的话：“一个男人，几乎要用全部收入来养活好几个孩子。”

此后的一个世纪里，赫胥黎的影响仍然持续着。加拿大政府的政策充分反映出这一事实，加拿大农业部的琼卡斯曾在1885年的报告中写道：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如果允许渔民以更大规模的捕捞方式作业，加拿大是否会遭遇鱼源枯竭，投入更大资本来增加渔业设备的做法是否值得？

……我们最重要的几种海鱼是：鳕鱼、鲭鱼、青鱼等，它们占据了加拿大鱼类外销总额的大部分，通常被称为经济鱼种。我认为这些鱼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尚不需要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即使我们的捕捞方式造成了它们在数量上的减少，但只要在繁殖季节进行适当保护，我们还是可以拥有源源不绝的渔业资源。过去300年来，圣劳伦斯湾和沿海省分的捕捞都在持续进行着，捕捞量已经十分巨大，却仍然没有资源耗竭的征兆出现。

琼卡斯引用赫胥黎的英国渔业委员会文献以支持自己的说法：“尽管英国海岸的年捕捞量非常巨大，且逐年增加，英国渔业资源仍然没有任何枯竭的征兆。”

琼卡斯在报告中还提到政策性问题，他认为加拿大政府应该像法国政府一样对渔业进行补贴。在法国人开始使用多钩长线以后，这项技术便在加拿大渔业中广泛地应用起来，而琼卡斯建议使用流刺网捕鱼，因为这种方法不需要像多钩长线那样使用大量饵料。他同时指出，加拿大在世界鳕鱼市场上最大的竞争者挪威，也使用流刺网。

所谓流刺网指的是沉在海底的渔网，它从外表看来很像是羽毛球网。底栖鱼类落网后会拼命向前游动以挣脱纠缠，但最后都以被勒死告终。流刺网上端绑有浮标作为记号，渔民只要每天拉网收鱼就可以了。有时渔网会意外地从锚上松脱，漂在海面上，沿途生物都被渔网尽收其内，直到渔网过重沉到海底。这时，底栖生物又以被困在网中的生物尸体为食，当这些尸体消耗掉后，渔网就会再次浮上水面，从而开始另一回合的屠杀。20世纪时，制作渔网的材料由麻绳变为尼龙，又发展成合成纤维，这更加重了流刺网的危害。人造纤维十分耐用，据估计，一张现代“鬼网”在海中可以持续捕捞五年以上。

琼卡斯抱怨加斯佩及爱德华王子岛地区使用的纵帆船太小，船长约20~30英尺，根本无法和其他地区竞争。他建议加拿大政府帮助渔民获得较大的配有甲板的渔船，让他们可以直接在船上进行鱼类加工，这就是后来的“海上工厂”。

其实，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当时已经有了。18世纪中叶出现的蒸汽机迟迟没有应用到渔业上，当渔民开始使用蒸汽机时，鳕渔业出现了发现新大陆之后的首次巨变。很快，冷冻食品的概念也加入了渔业。当这两项发明结合在一起后，整个渔业的面貌就此改变。

[1] 卢迪亚·吉卜林（1865—1936），英国作家，主要作品包括短篇小说《想当皇帝的人》（1889年），儿童故事集《丛林故事》（1894年），以及描述英国占领下的印度的小说《吉姆》（1901年）。他获得了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2] 一种装有卷筒的固定电动机械，能快速地将缆绳升起。——译者注

[3] 依靠浮子浮起，随海流或潮汐漂流的一种大型渔网。——译者注

美味的鳕鱼子

利奥波德·布鲁姆先生享用着美味的动物内脏。他喜欢浓浓的杂碎汤、填有坚果的内脏、填有作料的烤制心脏以及裹着面包屑炸过的肝片、炸鳕鱼子。

——詹姆斯·乔伊斯[1]，《尤利西斯》，1922年

与其说利奥波德·布鲁姆的口味怪异，还不如说这是一种老式吃法。直到今天，鳕鱼子仍然是爱尔兰式早餐的招牌菜。大多数爱尔兰人不怎么吃鳕鱼子早餐了，也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原因，那就是所谓的爱尔兰早餐已经和英式早餐没什么区别了。在老式的爱尔兰早餐里，鳕鱼子被切成两半，在培根油里炸一遍，或者简单地用水煮一下就可以了。

水煮鳕鱼子

最好购买新鲜的鳕鱼子并亲自下厨。不要选购太大的卵巢，比较小的通常也更鲜美一些。

用薄棉布包住鳕鱼子，把它放进事先预热过的温盐水中。用小火慢炖30分钟，水要维持在微微冒泡的热度，而不能沸腾起来。煮后，把鱼子取出冷却。最外面的一层膜要等到吃的时候才拿掉，因为它有保湿的作用。

——西奥多·菲茨吉布，《爱尔兰口味》，1968年

[1]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作家，他创新的文学手法对现代小说有着深远影响。他的作品包括《尤利西斯》（1922年）以及《为芬尼根守灵》（1939年）。——译者注

第8章

最后两个主意

他说：

“我尽情享用着美味的鳕鱼，

没人像我如此大胆，

雪白的鱼肉比桌布更耀眼，

就像精灵出现一般！”

——托马斯·胡德，《晚餐的迷信》

如果卡伯特时代的捕鳕渔民穿越时光隧道来到1900年，他们一定会被陆地上的各种新发明弄得眼花缭乱，可是一旦回到海上，他们的工作又和往昔没什么区别了。卡伯特的探险在为欧洲打开北美洲海域的同时，也戏剧性地改变了捕鳕业的本质。但在后来的400年中，渔民使用的却仍是以往的捕鱼方法。17世纪，导航系统有了显著改良；18世纪，记时计令渔船得以测出自己所在的经度，三桅杆小艇迅速发展，新英格兰人发明了纵帆船，电报和横越大西洋的电缆使远洋船只可以获悉诸如市场资讯和天气情况之类的消息。然而，直到20世纪初，这些发明对渔民的工作和捕鱼能力也没有多大改变：渔民们依然使用着帆船和其他陈旧设备在原地捕鱼，冰岛人也保持着摇桨的传统，捕鳕仍然是一件危险而辛苦的工作。

20世纪时，在新斯科舍的卢嫩堡以及纽芬兰大浅滩附近作业的船队依然以风帆作为动力。加勒比海地区出售的“卢嫩堡秘药”实际上是将累积在纵帆船上的海盐结晶取下，然后在海边岩石上晒成片状的东西。卢嫩堡地处山丘之上，山脚下有一片海港。一栋长老会教堂坐落在地势较高的大街上，教堂顶端安有一个镀金的鳕鱼形风向标。由于承袭了早年由黏土和鳕鱼肝油混合而成的木屋涂料，所以海边的木屋都被涂成了砖红色。这种涂料可以保护木屋免受海边盐分的侵蚀。而新斯科舍的典型特征就是：砖红色木屋、深绿色松林和炭灰色海洋。

卢嫩堡渔业最出名的是纵帆船，还有美加两国在1886—1907年间举办的一系列纵帆船竞赛。1920年，美国杯帆船赛因海面气候不佳而被取消，《哈利法克斯[1]通讯邮报》的出版商认为运动员太胆小了，于是提供5 000美元奖金和一座银制奖杯举办了一场卢嫩堡和格洛斯特之间的纵帆船竞赛。他坚称渔民知道如何在恶劣天气里驾驶纵帆船。《格洛斯特每日时报》也接受了这项挑战。

格洛斯特的高顿海鲜食品公司所资助的纵帆船曾经两度击败卢嫩堡的纵帆船。1921年，卢嫩堡制造了一条更大的纵帆船，命名为“蓝鼻”。这项竞赛一直持续到1938年，其间，格洛斯特人虽然取得过几次胜利，但从未赢过蓝鼻号。如今，加拿大1角硬币和火柴盒上还有蓝鼻号的图案，这也是加拿大海运公司最引人注目的标志。

格洛斯特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还在使用纵帆船捕鱼。高顿公司的最后一艘纵帆船“汤姆森·高顿号”始建于1905年，直到1956年才停运。1963年，由于在新斯科舍找不到水手靠岸捕鱼，卢嫩堡最后一艘纵帆船“特丽萨·康纳号”只好空驶至纽芬兰，但纽芬兰人也不愿意在纵帆船上工作。纵帆船行驶得越快也就越危险，因此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冒险上船。没有船员的“特丽萨·康纳号”只得回到卢嫩堡，最后陈列在卢嫩堡的海洋博物馆中。

当时，欧洲人已经在自己的海域中使用动力引擎船长达70年了，但是考虑到横越大西洋船只的燃料费用问题，迟迟没有为岸区作业的船只安装发动机。20世纪30年代，北欧渔业已经完全机械化了，但法国人却仍然使用帆船在纽芬兰大浅滩作业。葡萄牙在纽芬兰大浅滩的最后一艘非动力渔船“安娜·玛丽亚号”在1958年的一场风暴中沉没，但直到“特丽萨·康纳号”因找不到船员而被迫退休时，捕鳕业的风帆时代才正式宣告结束，而这已经是蒸汽机发明100年后的事了。

渔业新技术通常源自欧洲，这里的海域开发较早，因此也比北美洲海域更难捕到鱼。在这里，渔业竞争是全世界最激烈的，被八个富裕的渔业大国所分属的北海更是世界渔业技术改良首屈一指的试验场。

早年的拖曳作业指的就是多钩长线，渔船将渔具拖在后部捕捞鱼类。但在渔船开始使用机械动力之后，所谓的底拖网就出现了。渔网被投到紧贴海底的深度，网口系在前进的渔船上。后来，底拖网成为最普遍的拖曳作业方法。但它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几个世纪以来，英国人和英吉利海峡对岸的佛莱芒人都在使用类似的渔网捕鱼。他们将底端带有水平横梁的宽口渔网置于海底，退潮的时候驱马拉网行进，捕捉海虾。以风帆为动力的拖网船后来也在北海出现，1837年，一个名叫“银场”的新渔场在已经衰落的道格浅滩南部被发现，从这以后，拖网渔船更如雨后春笋般增长起来。

这些鳕鱼渔场把亨伯河的双子港赫尔[2]和格里姆斯比由小渔村变成了大港口。在这里，蒸汽机有史以来第一次参与了渔船作业，蒸汽动力轮船拖运着小渔船来往于北海之间。一旦有了蒸汽机，老式拖网渔船被取代就只是早晚的事了。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几艘蒸汽轮船挂上拖网进行作业。1881年，赫尔的一家造船厂制造出第一艘蒸汽拖网渔船，名为“星座号”。到了19世纪90年代，以风帆为动力的拖网渔船就已经在赫尔绝迹了，蒸汽拖网渔船成了北海最普遍的作业船只。

第一艘网板拖网渔船是1892年在苏格兰建造的。所谓的网板拖网，就是以链条代替旧式拖网底部的横木梁，并且在链条下方加装金属滚筒，使其活动更灵活；网上方用浮标支撑，两端则以金属支架撑开。与只能在平坦海底使用的旧式底拖网相比，网板拖网效率更高，它就是现代底拖网的原型。1895年的时候，网板拖网已经成为英国北海渔船的标准配备。很快，在北海捕鱼的其他欧洲国家也学会了使用。

当英国人发展蒸汽机以提高航海速度时，美国人却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制造快速轻帆船上。1880—1897年间，英国人成立了北海蒸汽拖网船队，但在格洛斯特却有1614名渔民因驾驶轻帆船溺水而死。来自北海的新发明还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新英格兰及新斯科舍人仍然顽固地投资于那种高雅却极易丧命的轻帆船上。因为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都拥于近海渔业，因此只要使用低成本的小船就能得到不错的收入。

1893年，美国渔业委员会的试验性贷款补助方案为科德角渔民引进了新英格兰的第一艘网板拖网渔船。然而，此后的30年间，乔治浅滩仍然充斥着风帆动力渔船。直到1918年底，拖网渔船才在缅因州的巴斯建造完成，随后波士顿也出现了拖网船队的踪影。

当机械动力逐渐取代帆和桨后，捕鱼不再是被动的行为。传统渔业使用渔具等鱼上门，现代渔船却可以主动追击。当渔船引擎发展日益强大后，捕捞规模甚至可以无限扩张下去。

网板拖网渔船的捕鱼量是传统风帆动力渔船的六倍。19世纪90年代，北海渔业资源已经出现了衰竭的迹象，但人们并没有因此采取控制措施，而是改往更加丰饶的冰岛海域作业。

每当回航的远洋渔船大批量卸货时，鱼价都会周期性下跌，这引起了市场的不安。20世纪20年代，渔民发起抗争，迫使加拿大政府限制底拖网规模的不断扩大。机械动力加速了捕鱼速度，但腌鱼的质量越来越差，因为很多鱼还没成熟就被运到了市场上。1902年，驻热那亚的英国领事这样写道：“我们如果能回到过去用帆船捕鱼的年代就好了。”这番话在今天看来真是先见之明。

但技术的发展是永远不会走回头路的，人们只能使用更新的技术来克服新产生的问题。在渔业贸易中，如何让打捞上来的鱼在到达市场时还能保持新鲜一直是最大的难题。几个世纪以来，有钱人都把鱼养在天然或人工水塘中，如果是海鱼则养在潮水池的木笼子内。所谓的“湿井”最早出现在16世纪的荷兰，指的是在防水船上设置洞槽，注入循环海水存放活鱼。在17世纪的英国，一些船厂也开始制造带水舱的渔船。英国人不喜欢咸鱼，因此鲜鱼拥有较大市场。新英格兰人也建造类似的设备把鱼运到波士顿、纽约等地。然而在拥挤、晃动又缺乏氧气的水舱中，活鱼的死亡率很高，即使是鳕鱼和其他深海底栖鱼类也没法存活。鱼鳔充气鼓胀起来，使鱼翻过身，浮上水面而死，渔民只好试着刺破鱼鳔不让鱼浮起来。

引擎的发明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方法。英国人使用配有打气设备的水舱以维持水中的含氧量，同时，用火车迅速将刚卸下的鱼运往市场，英国海港也由此成为铁路运输的中心。

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还有一个改变北大西洋渔业的因素。有一位曾经在拉布拉多生活过的纽约奇人，名叫克拉伦斯·伯宰。1886年，伯宰出生于布鲁克林区，1910年因贫穷而辍学。由于对纽约的低薪工作忍无可忍，他带着妻子和襁褓中的幼儿来到拉布拉多，从事狩猎工作。他发现，如果把绿色蔬菜冻起来，就可以存放整个冬天而不变味。于是他在儿子的澡盆里灌满盐水，将卷心菜放进去，暴露于拉布拉多的寒风之下。整个冬天，伯宰一家成为拉布拉多惟一可以吃到新鲜蔬菜的人。接下来的数年间，伯宰在自家厨房里展开了一连串实验。据伯宰的儿子回忆，父母虽然共同工作，但母亲却总是因为满屋子的“实验”而大发雷霆。他尤其记得他们曾经为了浴盆里的小梭鱼而大吵过一架。

伯宰后来放弃了拉布拉多猎人的工作，来到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渔业协会就职。他的主要工作是开发冷冻鱼的实务技术。早在19世纪20年代人们就已经知道，如果把鱼放在冰上就可以保持鲜度。伯宰说，冰融化成水后会促进细菌生长，因此不能长久保鲜。在使用澡盆和洗手池进行了多年实验后，伯宰发明出一项新技术。这项技术只需三个必备条件：电扇、冰块和盐水。凭借着这三样东西，伯宰将拉布拉多的冬天带了回来。

1925年，伯宰搬到格洛斯特，创立了通用海鲜食品公司。最初他尝试着冷冻底栖鱼类，然后是其他海产，最后又扩展到了肉类、水果和蔬菜。

后来，一只鹅为伯宰带来了好运。伯斯敦食物加工公司创办人的女儿曾经乘船从马萨诸塞出海，游玩途中经过格洛斯特。有人用鹅来招待她，她觉得很好吃，询问后得知那是当地一个名叫克拉伦斯·伯宰的奇人冷冻处理过的。于是，她与伯宰会面并询问其公司的情形。结果，她的父亲用2 200万美元把伯宰的公司买了下来，并将名称改为“通用食品公司”。伯宰相信他的公司有朝一日也会像“通用汽车”和“通用电气”一样，成为一家大公司。

1946年，伯宰又发明了快速脱水的处理方法，再度改进了食物冷冻技术，这项技术后来也被应用到了其他行业。他还成立了一家电器用品公司，并改良了白炽灯泡，随后又转至秘鲁发展甘蔗渣造纸的技术。在他69年的生涯中，共获得了250项发明专利。

伯宰的冷冻技术是发展鳕鱼渔业的关键因素。同英国人一样，美国人逐渐失去了对咸鱼的兴趣，对新鲜鱼类的需求量越来越大。1910年的时候，咸鱼只占新英格兰海产市场的1%。尽管运输技术得到了改善，内陆地区还是很难获得新鲜的海产，鳕鱼市场开始萎缩。但渔船的捕捞能力却大幅提高，1928年，比蒸汽机更有效率的柴油机拖网渔船出现了。

一直以来，腌鳕鱼都是格洛斯特的支柱产业，但鳕鱼需求量的减少使这个城市陷入了经济上的危机。1923年，格洛斯特市长麦英尼斯和商业部长胡佛在纽约安排了一场腌鳕鱼展销会。但由于通用食品公司运用了的冷冻技术，格洛斯特的腌鳕渔业还是没能逃脱衰落的命运。举办展销会的当年，意大利政府向格洛斯特规模最大的高顿食品公司买进了一百多万美元的腌鳕鱼。但就在订单送往大西洋时，墨索里尼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腌鳕鱼一抵达意大利就被没收了，高顿公司一分钱也没有拿到。这件事造成了高顿公司的财务危机，它最后不得不放弃了腌鳕鱼贸易。

1921年，切片机被引进新英格兰，九年后，新英格兰总共成立了128座切片工厂。这些工厂将切下的废料卖给鱼饲料工厂并带动了它的发展。当冷冻与切片技术结合在一起时，鱼排就成了重要的产品，一种称为“scrod”的小片鳕鱼排在市场上大受欢迎。“scrod”一词最早于1849年出现在美国，它可能源自荷兰语“schrode”，即“切片”之意。在切片工艺工业化之后，“scrod”就成了日常用语。

有时候人们也用黑线鳕来做鳕鱼排。海产在内陆地区越来越受欢迎，底栖鱼的分类也越来越模糊。几个世纪以来，当鳕鱼被送到产地以外的地方时，它就会被简单地称为“鱼”。鳕鱼干原指晒干的鳕鱼，但几个世纪下来，它已经变成所有晒干的底栖鱼类的代称了，大西洋鳕及其他鳕鱼种类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则都被看做是腌鱼。这种情形同样也发生在冷冻鱼肉上，很多消费者以前根本没吃过海鲜食物，有些人甚至从未见过一条完整的活鱼。对他们来说，“鱼”就是切成片状的鱼排或鱼肉条，他们也不怎么区分自己吃的是哪种鱼。人们认为自己吃的就是大西洋鳕，但实际上可能是黑线鳕，后来干脆就被鲑鱼[3]取代了。今天的鱼排大多是太平洋鳕鱼，惟一保留下来的恐怕就只有“鱼”这个字了。

鱼排很快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鱼先是被冰冻起来，然后用锯子切片，再切成条。20世纪50年代，高顿公司的广告将冷冻鱼排称为“现代海鲜食品工业最伟大的成就”，它这样写道：“感谢冷冻鱼排，它让大批美国家庭主妇不再为煮鱼烦恼，一家人都喜欢吃鱼，这让她们快乐极了。烹调简便、价格低廉、营养美味，这就是冷冻鱼排！它大大增加了鱼类的需求量，也的确为海产工业带来了一场革命。”

冷冻技术也改变了海鲜食品公司与渔港之间的关系。冷冻鱼可以被运到任何地方，因此各地都有便宜而充足的海产供应。随着市场的扩张，本地渔船已经无法为海鲜食品公司供应足够的海产了。高顿及其他公司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拖网渔船队，最后只得离开渔港。1960—1970年间，美国冷冻鱼排的产量上升了三倍，但格洛斯特地区只上升了两倍。随着商贸的发展，格洛斯特的市场占有率下降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就是结合三大发明（大马力渔船、拖网和冷冻鱼）建成的巨型海上工厂。最早的蒸汽动力网板拖网渔船没有桅杆和船帆，所有的甲板空间都用来处理捕捞上来的鱼，以动力做引擎的渔船也有较大船舱可以储存鱼类。以往的拖网都是由位于船侧的吊车旋转杆操纵升降的，而在太平洋一带发明的后置式拖网渔船在恶劣天气里也能保持稳定，而且能拉动较大的渔网。这种船的船尾甲板空间也比较大，可以存放打捞的鱼类。二战期间，这些多出来的地方便用来储藏冷冻鱼。20世纪50年代是远洋拖网渔船的黄金年代，在北海、冰岛外海、挪威、大部分大陆架区域、圣劳伦斯湾和新英格兰海域等地，鳕鱼的年捕捞量越来越高。事实上，在这段时间，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捕捞量都有所增加。

然而，渔业资源真的像19世纪时人们认为的那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吗？是否应该对捕捞者进行限制呢？渔民们开始担心这个问题。1949年，国际西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成立并开始寻求控制过度捕捞的方法。

但是技术的发展仍然侧重于如何捕到更多的鱼。海上工厂大多长达450英尺以上，排水量超过4 000吨，以6 000马力以上的双柴油机驱动，而它们所带动的拖网更是大得足以放入一架巨无霸喷气式客机。海上工厂每4小时收一次网，一天持续作业24小时。西班牙船队在维哥岛外海也开始使用“双作业”方式：两艘大型远洋渔船将一张巨大的拖网拉在中间，其中一艘船负责拖网，另一艘处理打捞上来的鱼。收网后，两艘船再互换角色继续工作，因此捕鱼自始至终都没有停止过。

渔网底部的滚筒被改成了一碰到岩石就自动弹起的圆盘，因此网子可以尽可能地沿着海底移动而不被剐破。此外，渔网上的链条可以搅动海底，制造出噪音和尘雾，鳕鱼等底栖鱼类察觉到危险就会贴着海底躲避。这个装置就像猎人摇动树丛把鸟吓飞一样，受惊的鳕鱼从隐身之处被赶了出来，随后便落入身旁的网中。

这种渔船一旦经过，所有游过的鱼都被捕捞一空，只留下一片沙漠般荒芜的海底。惟一可以控制捕捞量的方法就是调整网眼大小，当鱼身比网眼小时就能逃脱出来。虽然渔业界一般以规定网眼大小来控制捕捞量，但渔民指出：当渔网底部被鱼塞满的时候，后打上来的鱼不管多小都很难逃出去。数百万的鱼因种类不对、体型太小、市价太低而在捞上船后又被倒回海里，大部分鱼在捕捞过程中就已经死亡了。

几个世纪以来，渔民靠观察海底和天空的变化来寻找鱼群。新斯科舍渔民通常都会寻找一种被称为“樱桃底土”的红色砾土海泥，因为这里是鳕鱼喜好的居所。他们用铅垂绑上蜡脂垂到海底，将底土粘上来判断颜色。此外，他们也会观察海岸线上是否有快速集结的海鸟群。海鸟聚集在海面上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捕捉游上海面觅食的青鱼类小鱼。渔民们知道他们的金矿就在那里：海底正有一群张大嘴巴攻击这些小鱼的鳕鱼或其他底栖鱼类。可见，在一旁等待的最终消费者——人，通过食物链的原理，知道了应该在哪里布网。

然而，上述技术现在已经失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侦测敌军的声波定位仪和飞航遥测器被用到了渔业中，渔民利用这些技术可以准确地搜寻到鱼群。拖网渔船移动到鱼群所在的位置，很轻易地就能把鱼群和那里的生物一网打尽。高顿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的广告里说：“感谢这些技术让捕鱼不再是赌博，那都是50年前的事了。”

[1] 加拿大诺瓦斯克提亚的首府和最大的城市，位于这个省的南部中心位置，建于1749年，是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后又在1812年战争及以后两次世界大战中起过重要作用。——译者注

[2] 英格兰中部东北的自治城市，位于亨伯三角洲的北岸。1299年获自治权，18世纪开始成为重要海港。——译者注

[3] 一种红色的鱼，如眼斑拟石首鱼和玫瑰鱼。——译者注

新英格兰之旅

1923年，美国渔业局的伊芙琳·斯宾塞从故乡俄勒冈波特兰[1]出发，前往马萨诸塞的格洛斯特进行访问。她在《波特兰的俄勒冈人》一文中发表了这趟旅行的观感：“今天有5 000个格洛斯特人出海捕鱼，从哈特勒斯角到北极圈都有他们的踪迹。”她对新英格兰的腌鳕鱼料理特别感兴趣：“我希望波特兰人不要忘记他们简朴的食物和生吃的卷心菜，但他们也应该学学有关腌鳕鱼的烹调方法……直到我在格洛斯特尝到腌鳕鱼后，才知道咸鱼可以做得那么美味。”

随后，她提供了两种新英格兰腌鳕鱼的经典菜肴：鱼丸和以下这份新英格兰水煮晚餐。

水煮腌鳕鱼配蔬菜及猪肉片

用足量的冷水盖过腌鳕鱼片，放到炉子上煮。水一热就马上倒掉，再重新加入冷水，每半小时换一次，换三四次即可。你也可以将腌鳕鱼片在大量的水中泡两个小时。把泡好的腌鳕鱼片放进锅中用冷水煮沸后，小火慢炖，如果沸腾得太厉害会让鱼变硬。加入适量的去皮土豆，炖至熟透为止。格洛斯特人说过，只要和土豆一起煮，鱼就不会变硬。另外，将甜菜根、萝卜和洋葱也用水煮烂。把腌肥猪肉切丁油炸，直到油脂都被榨出为止。

把鱼和土豆放在餐盘中央，四周铺上水煮的甜菜、萝卜和洋葱等。把猪油和肉渣放进热碟子里。如果你一样样地吃，那么我要告诉你，正统的格洛斯特吃法是先把蔬菜和鱼切碎，均匀地将这些美味混在一起，然后淋上一大勺猪油。我个人还是喜欢分开来一样一样地吃，那样才能品尝出各自的风味。

——伊芙琳·斯宾塞，《波特兰的俄勒冈人》，1923年

[1] 美国俄勒冈州最大的城市，位于该州西北部，处在威拉米特河沿岸与哥伦比亚河的汇合处。该市建于1845年，作为出口木材的海港而发展起来，并成为加利福尼亚及阿拉斯加的金矿供给点。——译者注

第9章

冰岛人预知了万物的有限

小镇逐渐消失在平坦的平原边缘，那里是一片锈红色的熔岩地，铁丝栅栏里围着零星散落的小屋。海岸上晒着鱼干，几只白母鸡走来走去。更远处的熔岩上点缀着类似巨大洗衣篮的东西，那是一堆堆盖着防水布的鱼干。

——W. H. 奥登和路易斯·麦克尼斯，《冰岛来信》，1967年

英国曾对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表示：海里的鱼类资源是不可能枯竭的。但从科学角度看这是不可能的，十年后，人们已经发现了北海鳕鱼大量减少的事实。1902年，也就是赫胥黎去世后的第七年，英国政府终于承认过度捕捞的可能性。但那些配有钢制底拖网的渔船已经从北海移到冰岛海域了，他们发现当地的渔民依然和汉撒同盟将英国逐出冰岛的时候一样，使用着老式方法捕鱼。冰岛人保持着很多古老的传统，比如仍然使用着公元8—10世纪时维京人的语言，而且没有姓氏的观念，例如红毛艾力克的儿子雷夫，就叫雷夫·艾力克森（即·艾力克之子）。如果一个名叫哈洛德的冰岛人生了个儿子叫约翰，其全名就是约翰·哈洛德之子。以后约翰的儿子又会叫约翰之子，若是女儿则叫约翰之女。

冰岛是个火山岛，表面几乎都是熔岩凝固后形成的岩层，岛周围有不少以峡湾为屏障形成的深水良港。但捕鱼基地并不在港口里，而是位于无港的海边。直到20世纪初，冰岛主要的渔船还没有甲板，必须靠人力划桨来带动。对这种船来说，从深水港口到渔场间的距离比较远，水手得花更多时间和力气去划船。因此渔民们选择离渔场较近的海岸作为基地，当他们出海捕鱼的时候，就把鲸鱼肋骨制成的滚筒垫在船下面，再把船从熔岩高地上拖到海里。每艘船最多可以配12根桨，但通常都是4~6根，一名水手负责一根桨，并手执钓丝捕鱼。通常船里也配有小型帆具，但由于峡湾内的风很不稳定，所以桨通常比帆更为实用。

冰岛总体上还是个渔业国家。当被问及为何渔业技术如此停滞不前时，冰岛海洋研究所的历史学家约翰·托尔的回答是：“自从1500年以来，冰岛就发展得很缓慢了。”直到1389年为止，冰岛都一直是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在文学、探险事业和政治上都很有成就。但1389年的海克拉火山爆发震撼了整座海岛，并将它笼罩在黑暗的火山灰中度过了漫长而严寒的冬季。更糟的是，当冬季结束时，大量融冰又造成了大洪水，接着瘟疫开始流行。1397年，冰岛的管理权由挪威转至丹麦政府。丹麦对冰岛的统治漫不经心，尽管制定了与冰岛之间的贸易垄断权，却完全没有和冰岛进行贸易活动的打算。1532年，英国人被逐出冰岛，冰岛终于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

虽然到19世纪下半期为止，鱼仍然是冰岛最主要的输出产品，但输出量其实很低。18世纪末，新英格兰和纽芬兰每年各有约22 000吨的鳕鱼输出量，冰岛却连1000吨都不到。大部分冰岛人都是农民，但许多人尤其是南部和西部的居民都会在2—4月间捕鱼赚钱，这些收入比在其他时间务农赚到的还多。除了景观设计师在雷克雅未克种植的少量观赏性植物外，岛上没什么绿色，也没有水果和谷物。英国人曾在15世纪用谷物来交换冰岛的鱼。但在冰岛，鱼干就是面包的代替品。人们把鱼干一片片地撕下来，抹上黄油食用。1500—1800年，冰岛的每个学生每天都可以分到半条鱼干。冰岛人从来没有尝过新鲜鳕鱼和腌鳕鱼的滋味。但自从丹麦人于1855年同意撤销国外贸易的禁令后，冰岛人就开始学习制作腌鳕鱼，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市场中占得了一席之地。

格林达维克是一片靠海的狭长地带，由于邻近渔场，在910年时被选为渔业基地。1934年，当托马斯·索瓦尔松第一次出海作业时，渔民每天早上都要花20分钟把船从熔岩高地上拖到海边，傍晚又要花一个小时把船拖回来。格林达维克人每天都会在黑色的熔岩高地上等待家里的男人出海归来，有些妇女依然记得亲眼看到渔船被巨浪吞噬的情形。

托马斯这一辈的冰岛人生长于贫穷的年代，他们没钱购买进口食品，吃的全是岛上自产的东西，可想而知，无非就是鳕鱼和羊肉。他们烤鳕鱼皮，保存鳕鱼骨头，直到骨头腐坏软化到可以吃为止。他们也烤羊头，对眼珠尤其喜爱。还有一种叫“哈卡尔”的特产，即格陵兰巨鲨肉。这种鲨鱼的经济价值在于肝脏中榨出的鱼肝油。但它同时也含有致命的氰酸[1]，当地人把它埋在土里数个星期，直到开始腐败才食用。

外国势力从未彻底离开过冰岛水域。1768年的顶峰时期，曾有160艘荷兰船队在冰岛外海捕鱼。1763年法国失去北美领地后，开始在冰岛海域大量捕鱼，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止。冰岛人很欢迎外国渔船，因为他们为本国提供了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但是当英国人在19世纪90年代回到冰岛时，一场长达80年的争执由此开始。

此时，新式大型的蒸汽动力钢制拖网渔船出现了，但冰岛人并没有对它产生多大忧虑。这些船在十年之内就把北海的渔业资源消耗殆尽，现在又转移到了冰岛。这时，过度捕捞的现象仍未成为公众议题。冰岛南方最富饶的鳕鱼渔场位于离海岸数里之外的狭窄浅滩，由于距离海岸很近，渔民划桨就可以前往。英国强大的巨型钢制渔船聚集在南方浅滩，把当地渔民的钓绳和渔网毁坏殆尽。

冰岛人对这件事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要求禁止外国船只，另一些人则认为冰岛也应该使用这种大船，这样他们就可以从海中分得一杯羹。结果，第二种意见获胜了。这其实是个惯例，一个世纪以来，凡是面对效率高、威力大的外国船，政府总是做出补助本地渔业的决定。

冰岛购买的第一艘英国制拖网渔船在1905年抵达。到了1915年，冰岛已经拥有20艘现代化拖网渔船了，有些是新的，有些则是二手的，其中大部分都是英国制造的。

在格林达维克地区，捕鱼方式已经维持了数个世纪而没有改变过，许多小镇靠鲸鱼肋骨搬运小船。拖网渔船对格林达维克而言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只能停靠在港口上，但这里竟没有一个港口。托马斯和朋友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可以使千年来未曾改变的小镇产生惊人的变化。在海边一块狭长而突出的地带上有座潮间水潭，托马斯和伙伴用铲子沿着陆地边缘挖掘，每天退潮时挖一点，并用手推车将黑色的熔岩火山砾石运上陆地，直到他们在那里挖出一座港口为止。接着，托马斯买下了生平第一艘带甲板的船——小型蒸汽动力侧拖网渔船。后来，他又买了一艘更大的船。最后，他成了一个生意人。

拖网渔船不仅增加了冰岛的渔业产量，也彻底改变了这个人口只有78 000人、尚未工业化的国家。岛上居民赚的钱大多只能糊口而已，而那些拥有拖网渔船的人就成了冰岛的第一批资本家。就像17世纪40年代的新英格兰一样，鳕鱼在冰岛也创造了一批企业家。而冰岛的第一大城市雷克雅未克，在英国拖网渔船到来的时候只有2 000人，现在却涌入了许多从农村来城市工作的人，人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随着冰岛经济的发展，冰岛的人文也开始复苏。文学一直是冰岛引以为傲的资产，但在丹麦人的统治下衰退了，现在又再次掀起了创作高潮。冰岛科学在20世纪20年代也取得了长足发展，生物学家认识到，鳕鱼的繁殖能力是有限的。

英国的拖网渔船后来离开了冰岛。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海军征召拖网渔船回国，这些渔船大多有110英尺长，船龄都不到十年。同帆船时代一样，政府把渔业看做廉价的训练优秀水手的手段。这些船可以轻易地转换为战争用船。拖网渔船跑得快，也可以在恶劣气候下航行，加上拖网的特性，它们也是很好的扫雷艇。如果在渔船前后装设炮台，它还可以变成炮艇。

在不重视监测鱼群数量的年代里，英国农业部针对在冰岛作业的赫尔和格里姆斯比渔船做了一项研究。研究显示：一艘拖网渔船在冰岛地区所捕获的鱼是在北海捕获的三倍。历史学家认为：如果不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四年的休养生息时间，冰岛鳕鱼很可能会和北海一样面临枯竭的窘境。冰岛渔民发现他们的捕捞量在1917年和1918年有上升趋势，但在英国人回来之后又下降了。

战后，英国海军并未按照先前的承诺归还全部拖网渔船。虽然许多船在战争中被击毁了，但陈旧的渔船很快又被更新、更大、更快、设备更好的船所取代。更好的卸货设备和发达的铁路运输网也使阿伯丁、弗利特伍德、赫尔及格里姆斯比成为冰岛捕渔船队在英国的主要基地。这些船捕来的鱼货都供应给英国国内的海鲜食品公司，就像在新英格兰地区一样，鳕鱼也使这些食品公司发展成为大企业。然而，想要拥有更大、装备更好的船，就必须有更雄厚的资本。1937年，每艘英国拖网渔船上都配备上了无线电、电动设备和回声仪（声纳的前身）。如果以往的渔业也需要这样庞大的投资，那么那些靠鳕鱼在新英格兰地区建立起来的中小企业王国，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了。

工业革命以来，炸鱼肉及后来的鳕鱼薯条在城市劳工阶层中越来越风行，英国的底栖鱼类市场需求也越来越大，尤其以鳕鱼、黑线鳕及欧鲽[2]为最。冰岛和英国都在冰岛地区捕鱼，以供应市场的需求。20世纪20年代，德国船队在也开始在冰岛海域大量出现。

冰岛经济的主要力量近海渔民，开始抱怨他们的渔具和渔场被拖网渔船所破坏，冰岛人普遍认为，自己的领土权应该再往外延伸一些。在1901年签定的一项条约中，英国和丹麦协定冰岛海岸线3英里之外的海域是向全世界开放的，身为殖民地的冰岛无法改变这项限制。但冰岛还是建立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海岸防卫队，同时也和渔业资源评估的权威机构国际海洋开发委员会，展开了侦测鱼群大小的合作计划。20世纪20年代，冰岛的海岸防卫队经常逮到越界捕鱼的英国渔船和德国渔船。

英国人也有他们的对策，就是用新型无线电通讯设备来通报海岸防卫队的行踪，最著名的莫过于1928年的“祖母讯号”。讯号共分成三种，起先是“祖母很好”，然后是“祖母还是很好”，最后则是“祖母开始觉得不舒服了”。这三组讯号用来报告海岸防卫队船只出港的情形。1936年，这些无线电密码在冰岛海域被宣告为非法，但“祖母讯号”依然被使用着，密码系统通常由英国海鲜食品公司负责组织。

“祖母讯号”一直被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因为这次战争，鳕鱼鱼群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英国远洋拖网渔船再次因战争被征召。在德国占领丹麦后，盟军马上进驻冰岛以免其落入德军之手。此时，英国已经没有捕鱼船队了，全世界的市场都由冰岛供应。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冰岛都是北欧惟一进行渔业运作的国家。

英国迫切需要的不只是食物，还包括鳕鱼肝油。英国人一向对鳕鱼肝油相当热衷。在鱼肝油被正式作为食品前的几个世纪中，装鱼肝的桶中常留有黑色残余物，这种残余物一直被当做药膏使用，即使在今天，西非依然沿用着这种秘方。18世纪80年代，英国医药界认为鱼肝油可以治疗风湿症，并进而认为它是治疗各种疼痛的灵丹妙药。19世纪时，它又被用来治疗肺结核、营养不良及其他与贫穷有关的疾病。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鳕鱼肝油已经成为赫尔的重要产业，这些鱼肝油既可以用于人，也可以用于家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食物部因为战时食物供应紧缩，开始免费供应鱼肝油给怀孕或哺乳的妇女、5岁以下的儿童和40岁以上的成人。学校的护士常强制学童喝下味道令人作呕的液体，成人则通常混着橙汁一起吞下肚。这些鱼肝油都来自冰岛，它们是冰岛在战争时期及战后的第二大外销产品。英国政府相信鱼肝油为英国带来了历史上最健康的儿童，即使在各方的攻击和猜疑下，这项计划仍然持续到1971年。计划终止的原因是人们不愿再服用鱼肝油了。不过在今天，冰岛人和很多美国人仍然服用鱼肝油。

战时的鱼价飙升到历史新高点，冰岛也因此收进了大笔美元，这些钱让冰岛人可以与驻扎在岛上的美军进行商业交易。冰岛人建筑美式房屋、军事基地，也开始大量进口美国商品。

战争结束的时候，冰岛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最大的变化就是，经过协商后，它于1944年从丹麦手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国家。现在，它可以自由地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交涉所有事务。因为鳕鱼，冰岛在几十年内，从一个15世纪的殖民地变成了现代的战后新兴国家。曾于20世纪30年代在冰岛待过很长时间的W. H. 奥登，在1964年重回冰岛时对这里的巨变惊异万分。他找到以前的向导，如今，这个人已经是一位校长了。奥登问他冰岛人在战时的生活情形，校长答道：“那时我们正在赚钱。”

[1] 一种有毒、不稳定、极易挥发的有机酸，HOCN，用来制取氢酸盐或氢酸酯。——译者注

[2] 一种生长在西欧水域中可食用的海生大比目鱼。——译者注

丹麦新年

丹麦人在新年来临前的几个星期会预订整条鳕鱼，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在除夕那天拿到新鲜货。安·比尔里奇是哥本哈根的电视节目制作人，她用斯堪的纳维亚人特有的语气嘲讽地写道：传统的新年菜肴——配有芥末酱的新鲜鳕鱼，是这个国家惟一的好东西。她做新鲜鳕鱼相当拿手。所用的鱼芥末只有在丹麦市场上才能买到，这是一种现做的味道强烈的芥末。

鲜鳕鱼与芥末酱

一次大约准备半公斤鱼肉，切成约3厘米厚的鱼片。用你最大的锅加入冷水，再加入大量的盐，最好咸到让你想起北海的海水。把切好的鱼片放入锅中，用小火慢煮，使水慢慢升温，不要沸腾。在水快开的时候，让鱼片在水中待几分钟，不要煮太久，不然鱼肉一定会变得又老又硬。

芥末酱：将2茶勺黄油溶化后，加入2茶勺面粉，然后加入1升牛奶，最后慷慨地加上大量鱼芥末。（加一点蒸馏酒会更增添一些风味。）

这道菜要和水煮小土豆、剥壳的水煮蛋、甜菜、小红萝卜一道吃。喝些什么呢？当然是冰啤酒和杜松子酒了！

——安·比尔里奇，哥本哈根，1996年

第10章

瓜分公海的三场战争

生活就是腌鳕鱼。

——哈尔道·拉克斯内斯，雷克雅未克[1]，20世纪3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北大西洋鳕鱼经过六年的休养生息，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冰岛大陆架、北海、巴伦支海[2]、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域都有相当可观的捕捞量。和以往的北美海岸一样，那里经常可以钓到巨大的鳕鱼。但是几个主要的渔业国家却驾驶着更大、更快、更高效的拖网渔船回到了海上。

随着冰岛在1944年的独立，英国与丹麦在1901年签订的条约（有关冰岛海岸线3英里之外海域的使用权）自然也作废了。经过五个半世纪不好不坏的殖民统治，冰岛决定靠自己唯一的自然资源——鳕鱼渔场，来建立现代化国家。1955年，拉克斯内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在小说里有关战前冰岛清苦生活的描述已经成为消逝的回忆。1950年4月，冰岛展开了重建的第一个主要行动。经过两年的独立宣告期，冰岛废止了原来的协议，并把领海范围扩张到海岸线4英里处。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一政策还是比较适度的。但在1950年，这是一个大胆之举，因为当时的国际法认为海洋是公有的。

海岸线3英里的禁渔惯例首次出现于1822年法国、德国、荷兰、丹麦及英国在海牙签署的北海渔业条约中。有趣的是，英国人很支持3英里禁渔区，而且和后来冰岛对付他们的手段一样，以“非法骚扰”的名义来维护3英里禁渔区。英美协议曾经让美国渔民在加拿大海域捕鱼，在1866年协议到期后，英国开始向进入3英里海域内的美国船只收费。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西方国家对这种禁渔的限制都抱有怀疑的态度。

1945年，由于美国要保护沿海石油资源，一个新概念在国际法中诞生了。杜鲁门总统宣告：“美国有权控制本国大陆架上的所有矿物资源。”以前从没有任何国家拥有过大陆架，岸区也不曾属于过美国和加拿大，英国也没有拥有过自己的大陆架，北海也从不属于任何人。既然鳕鱼以及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鱼种大多栖息于大陆架上，这项宣告对渔业便注定要产生极大的影响。同一天，杜鲁门总统又宣布：“由于保护渔业资源的迫切需要，美国政府认为在沿岸近海区域建立保护区是合理的。”战前，美国曾因日本渔民在外海捕捞回游产卵的阿拉斯加鲑鱼而与其产生国际争端，所以这项内容正是针对于此。

声明很快获得战后新兴的拉丁美洲国家的认同，这些国家也随即宣布对本国大陆架的所有权。欧洲则强烈反对，尤以英国为甚，然而声浪很快就在英属美洲殖民地的压力下削弱了。英国在抗议的同时，却宣称自己拥有巴哈马的一块大陆架。1950年，冰岛的4英里领海限制得到了国际支援，尤其在国际渔业区都集中到远海后就更是如此。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冰岛人觉得新规定实在太温和了。1954年后，冰岛的鳕鱼捕获量开始大幅下滑，另一种重要的商业品种鲈鱼，开始面临相同的问题。整体来说，1954—1957年间，冰岛底栖鱼类的捕获量下滑了16%。另外，在这段时间内，栖息于近海岸边的黑线鳕和欧鲽在4英里禁渔区的保护下，捕获量则比以前增多，“扩大领海区域”的说法因此得到了许多事实依据。于是，冰岛在1958年把领海扩张到了12英里处。

就在冰岛人举杯相庆时，英国政府正式递交了一封抗议信，上面写道：“在正常领海范围以外设立渔业界限是国际法所不允许的。”这封信继续写道：“女王陛下很难相信冰岛政府会用武力对待英国渔船，而目的竟是为了保障一个不符合国际法规定的宣告。”不过，英国人再次低估了初尝独立滋味的人民的狂热精神。

于是，一场英国媒体所谓的“鳕鱼之战”就此展开。战争共分三次，但并没有正式宣战，也没有死伤发生。可以说交战双方都很幸运。

法国、比利时、丹麦、德国、荷兰及西班牙都站在英国一边，这大概是西欧有史以来最团结的阵线了。对它们来说，冰岛的举动无疑骚扰了领海以外的合法船只。1958年8月30日是冰岛要求其他国家船只离开的最后期限，除了英国的拖网渔船，其他国家的船只都离开了12英里界限，并受到英国海军的保护。冰岛海岸防卫队估计英国皇家海军有37艘舰艇、约7 000名兵力，但英国海军部宣称他们部署了更多的兵力。

这些曾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国驱逐舰和巡洋舰都具有30节[3]以上的航速，而冰岛海岸防卫队只有七艘船，其中最大、最新的一艘也只能开到17节，每艘船上只有一门炮，战士则是完全没有作战经验的警察和普通百姓。但这些人都是经验丰富的水手，对冰岛海域了如指掌。在历时两年半的第一次鳕鱼战争中，海岸防卫队只逮捕了一艘穿越4英里界限、没有英国海军保护的格里姆斯比渔船。但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下，这些拖网渔船也没办法捕多少鱼。英国海军把渔船集中在30英里宽的矩形区域内加以保护，这是一项成功的军事行动，但对捕鱼来说却遭透了。

根据英国大使馆的报告，英国政府认为冰岛国内对扩大禁渔区的议题存在分歧。冰岛反对党的确抱有不同意见，但只是对执行时间持有异议罢了。英国后来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错误评估，开始与冰岛在雷克雅未克、伦敦、巴黎等地展开谈判。五个月后，也就是1961年2月，英国终于承认了冰岛的12英里界限，冰岛则表示未来仍有可能进一步扩张，并居高临下地给了英国为期三年的调整时间。

十年后，两国争端再次爆发。1971年3月，冰岛宣布：从1972年9月1日起，禁渔界限将扩大为50英里。这一次，英国及其欧共体盟友西德均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国际法庭介入这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冰岛则宣称不承认国际法庭的判决，因为这一行动是在冰岛大陆架区域内进行的，并不是国际事务。然而，就在国际法庭宣判之前，第二次鳕鱼战争已经开始了。

第二次战争历时较短，但也更为惊险。冰岛海岸防卫队装备了速度更快的船只，英国皇家海军则得到了西德的支持。尽管西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禁止设立军队，但它却可以提供用于补给及保护的船只。第一次鳕鱼战争中，海岸防卫队阻止英国船只前进的方法只有开火。一方面因为他们的装备太差，另一方面冰岛人并不真想伤害英国水手，因此没有造成伤亡。但在1958年，冰岛工程师秘密地发明出一种专为鳕鱼战争而设计的武器，并于次年全面安装在七艘海岸防卫舰艇上。当谈判开始时，冰岛人决定暂时不使用这种武器。封存了十年之后，武器终于派上了用场。

在第二次鳕鱼战争中，当海岸防卫队发现越界的外国拖网渔船时，就会靠近，警告船长已经违反冰岛法律了，同时命令他们回到50英里的界限之外。如果船长不同意，海岸防卫队的舰艇就会径直驶向外国船只，将其秘密武器——拖网切割器，从船尾射过去。事实上，这种武器应用的是老式扫雷技术，装置上有四个尖齿，其中一个会绞上拖网缆线并将它切断。这样一来，渔船不仅会失去至少5 000美元的渔网，还会失去其中的鱼货。一艘失去渔网的拖网渔船只能乖乖地回家。在为期一年的冲突中，共有84艘拖网渔船失去了渔网，其中包括69艘英国渔船和15艘德国渔船。为了保护渔网，拖网渔船开始成对儿地工作。一艘捕鱼，另一艘则负责护卫其后舷。因此，两艘渔船中只有一艘能正常作业，船队的渔捞能力大幅下降。另外，冬天的时候，附近海域常常刮起时速为60英里的暴风，有些拖网渔船就会因为靠得太近而撞在一起。

拖网切割器在冰岛充分展现威力后，第二次鳕鱼战争几乎演变成为一场海上碰碰车游戏。拖网渔船极力避免对方的冲撞及剪网行动，但海岸防卫队又想出了新的办法：他们加固船身，使其具有破冰功能，这样一来，冲撞拖网渔船的能力又加强了。由于冰岛和英国已经结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友，所以英国海军便不再向冰岛派谴军舰，而是改派大型的高速拖船[4]。冰岛指出，这些拖船是用来冲撞海岸防卫队的，英国则辩解说它们只是奉命调整渔船的位置以保证渔网不被割断。无论如何，这些拖船的确撞过几艘冰岛海岸防卫队的船。1973年3月18日，冰岛炮艇向英国拖船的船头发射了未爆炸的炮弹以示警告，5月26日又把一艘拖网渔船的船头炸开了一个洞。于是，英国渔船纷纷离开50英里界限，并宣布除非有英国海军的保护，否则将不再回来。英国派出七艘战舰，将渔船再次限定在矩形区域里作业。当冰岛海岸防卫队想侵入时，战舰、拖船和渔船便不顾一切地撞击其船只，直到它沉没为止。冰岛海域因此经常发生撞船事件，奇怪的是居然没有人丧命，也没有船沉没。船只互相冲撞之后，就各自回到母港修理了。

冰岛政府的强硬态度让人很意外，受伤或生病的英国水手都被禁止上岸，除非他们乘坐着冰岛的船只，但这种举动就等于投降。冰岛也禁止英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飞机进入其空中交通管制区。此外，冰岛更扬言要终止和英国的外交关系。冰岛与英国不同，渔业是它惟一的经济支柱，也是使冰岛由中世纪走向富裕的奇妙力量。无论两国过去有着怎样的深情厚谊和共同利益，冰岛也绝不会出让自己惟一的资源。冷战中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意识到冲突的严重性，开始对英国施压，要求英国让步。最后，英国终于承认了冰岛50英里的界限，但也取得了小型拖网渔船在界限内限量作业的许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改变之一，便是小国开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最明显的就是在联合国论坛上的发言。很多国家纷纷将主权扩张到海域中。1973年的联合国海床委员会上，34个国家签署了200英里海界的声明，其中大多数是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北欧国家只有冰岛和挪威签署了文件，这两国正在快速发展为鳕鱼贸易的领导者。

尽管设定了50英里界限，冰岛鳕鱼仍在1974年再次出现了麻烦：大型鳕鱼在鱼类捕获量中的比例急剧下滑。据冰岛生物学家说，18岁的鳕鱼在十年前是很常见的，然而1974年时却连12岁以上的鳕鱼都很难找到，这表示鳕鱼群的繁殖能力正在降低。即使英国科学家也同意这一看法。

为了保护有限的渔业资源，1975年10月15日，冰岛再次宣布扩大禁渔界限，这次是200英里。同以前一样，除了英国和西德以外，其他国家的拖网渔船都退到了200英里之外，留下来的人则准备重复以前的行动。

第三次鳕鱼之战是最短、最没有意义的一次。1975年12月，英国拖船报告说，冰岛海岸防卫队开了两炮，但两发都没有击中。五个月中，共发生35起船只冲撞事件，海岸防卫队割坏了46张英国渔网和9张德国渔网。双方对这种友善的海战技巧越来越娴熟，英国外交部长卡拉汉对当地报社说：“冲突中，双方都表现得非常英勇，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必要表现这种勇气。”

双方协商的过程也十分紧张。伦敦《金融时报》报导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冰岛人都是很难摆平的。”冰岛人并不准备妥协，甚至一度中断了与英国的外交。然而北约组织仍在继续寻求谈判的可能性。琼森是当时谈判小组的成员，后来则长期担任冰岛海洋研究所所长，他说：“在科学家眼里，这是一场非常友善的鳕鱼战争。英国是我们最好的敌人。”他还记得，当时英国的谈判代表曾开玩笑地说，请冰岛人下星期四不要割渔网，因为那天有一个好看的电视节目。他也愉快地回想起和太太在康沃尔度假时所受到的招待。

尽管英国并不认为本国的整体经济即将陷入困境，但他们的确面临着许多危机。拖网渔业的领袖和鱼片行会（所谓的炸鱼协会）警告说整个英国渔业即将崩溃。一些主要的鳕鱼渔港，诸如赫尔、格里姆斯比以及弗利特伍德都开始急速衰落。英国鳕鱼批发商一向依赖冰岛鳕鱼，从第二次鳕鱼战争到1976年之间，赫尔地区的鳕鱼批发商从250家降到了87家。英国的盟国不断建议英国消费者改变饮食习惯，不要偏好鳕鱼，改食其他鱼种以舒解困境。西德则与冰岛签定了休战协议，由冰岛提供西德捕捉鲑鱼的配额，以补偿他们无法捕捞鳕鱼的损失。西德政府告诉英国：只要英国人改吃鲑鱼或黑线鳕就可以改善情况。欧共体也提醒说苏格兰有大量的牙鳕。1976年5月的《金融时报》写道：“如果英国人肯吃这些鱼，那整个鳕鱼战争就没有必要了。”可英国人只愿意吃大西洋鳕鱼，而不是牙鳕、黑线鳕，况且他们最讨厌的就是鲑鱼。

琼森讲起当时在伦敦进行的谈判时说：“那是一场激烈的讨论，但双方都保持了绅士风度。英国人最后吃了败仗，我很惊讶于他们的短视，几乎整个世界都要采用200英里海界了，他们却还在固执己见。我对英国首相说，‘我相信你在几年内也会宣布英国的200英里海界，到时我们会很乐于提供经验。’他们后来的确宣布了200英里海界，只是没请我们当顾问而已。”

事实上，当时的欧共体国家都在准备宣布200英里海域，只有英国坚称自己的水域范围是100英里。1976年2月，欧共体在英国与冰岛协商的过程中做出了使英国难堪的决定：他们公开否决了英国的要求，径自宣布了200英里的欧洲海域。

200英里海界公布的那一年，托马斯·索瓦尔松57岁，这项政策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托马斯经历过许多变迁，他做过富有的拖网渔船公司老板，拥有过自己的加工厂，当过政府的管委会议员，并于22年后成为冰岛渔业出口部部长。他怀念旧时的日子，经常回到黑色火山岩海湾。以前，他们就是从这里每天把船拖入海里的。他严肃地说：“人们从这里出海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如今，他的孩子根本无法想像旧日冰岛的情景，食物也和以往不同了。年轻人不再吃鱼干，而是到面包店里买面包吃。除了鱼肉和羊肉外，他们吃的都是昂贵的进口食物。极地的冬夜几乎长达24小时，人们的心情也变得异常低落。但他们的食物却是往日里难以想像的昂贵大餐，而不再是过去冰岛人吃的羊头、羊睾丸及其他食物。

过去几个世纪的遗迹在冰岛已经不复存在，20世纪30年代的建筑在这里就算是古迹了。1973年，冰岛火山爆发，把位于南方海岛的黑迈渔港掩埋了1/3。在新覆盖的熔岩上方，有一个标示这样写道：“下方数英尺处埋着冰岛最古老的基瓦尼斯俱乐部[5]，它始建于1924年。”

大部分冰岛城镇的人口只有2 000左右。宽敞而平坦的街道上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在开车，没有人群，没有贫穷，没有陈旧的东西，也没有一丝灰尘。这里是一片洁净的平原，没有树，只有许多金属或水泥制的新房子，它们漆着鲜艳的色彩，真实却不自然。大多数城镇看起来就像是新盖的活动房屋展售会场。托马斯说：“在我们用双手开辟了一个港口之后，这里却盖满了给年轻人的新房子。”

格林达维克的港口每年都在扩建，这里的人依然没有停止挖掘。它现在是50艘渔船的母港，从小型的双人拖网小艇到大型的现代化拖网渔船都有。

冰岛的200英里海界在1976年获得广泛承认之后，大多数国家也开始宣布自己的200英里海界。全世界约90%的渔业浅滩都位于这些国家的200英里海界内。渔民已经不可能无限量地捕鱼了，只有想办法在规定范围内抓到更多的鱼。长久以来，渔民一直都是优秀的领航员、水手、生物学家、测量学家、机械工、纺织工和裁缝，但现在，他们也得像守法的公民一样，学习如何遵守规定并弥补自己的缺陷，在政府的监督下捕鱼。事实上，他们做得相当不错。渔民很少把捕鱼的限制当做自己的责任，他们认为那是政府的事。政府制定规定，而他们只需遵守。如果发生鱼群减少的情况，那就是政府的错误。

如果按照以往的做法，禁止外国渔船进入保护区，政府只需规范本国渔船就可以了。这也是冰岛人成功管理的关键。冰岛海洋研究所代理所长西格琼森说：“管理本国人民已经够让人头痛了，更别提像北海那样的奥林匹克渔猎运动会。每个人都想在最短时间内抓最多的鱼。”欧共体想通过限制法规，也就是共同的渔业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最后所有国家却各自为政，制定了不同的渔业规定。

冰岛政府意识到必须控制本国渔船的捕捞能力，但渔民也采取了相应对策。政府规定渔网必须用较大的网眼，渔民就购买更多的拖网，以补偿加大网眼造成的减产；政府限制出海船只的吨位和数量，渔民就改用更大、更有效的渔具。鳕鱼的数量一直在衰减，1984年，政府开始限制每艘船每个季度对特定鱼种的捕捞限额。这是个备受争议的方法，有人认为它造成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当底栖鱼类从50英寻深的海底被捞上来时，它们早就因压力变化死掉了。如果捞上来的是鳕鱼，而鳕鱼配额已经用完，它们就会被丢回海里。另外，当鳕鱼价格较低的时候，本该捕捞黑线鳕或欧蝶的渔网如果意外捞上鳕鱼，也会将它们丢回去，因为渔民并不想在鱼价太低的时候把配额用完。

1995年，冰岛开始采用一套限制系统，使鳕鱼捕捞量维持在族群总量的25%以下。但这一规定仍然存在漏洞。随着一项项政策的颁布，渔民的抵抗也越来越微弱。眼见着鳕鱼资源日渐衰竭，冰岛人开始怀念中世纪的土制房屋、金属窝棚、鲨鱼和烤羊头。国内渔民、船主、政坛人士及海产公司开始和海洋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合作。然而地方政客只想为自己的辖区牟利，这为合作造成了巨大的阻力。

在200英里海界实施之前，托马斯·索瓦尔松从没想过过度捕捞的问题，他只想着怎样去抓鱼，但现在却不得不限制自己的捕捞量。他说：“一想到要少抓点鱼，我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他指着一栋空宿舍说，1990年时，里面还住着52个来自冰岛各地的工人，他们每年处理2000吨腌鳕鱼。但最近几年，托马斯每年只能处理三四百吨。如今的冰岛渔业已经形成了“鱼价越来越高、渔民及捕捞量越来越少”的局面。尽管渔业仍然是冰岛经济的动力来源，但冰岛政府已经将渔民缩减到了劳动力的5%以下。

托马斯环顾着挂在办公室里的照片，上面有他拥有过的每一艘船。他转向一艘小型蒸汽船，那也是他的第一艘船。他说：“也许我们都该回到那个时代。”

[1] 哈尔道·拉克斯内斯，生于1902年，冰岛小说家，其作品包括《独立的人们》（1935年）和《冰岛的钟声》（1943—1946年）。他获得了1955年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2] 位于欧洲北岸与苏联的新地岛、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挪威的斯匹次卑尔根群岛之间。——译者注

[3] 节，海里/小时（航速单位）。——译者注

[4] 用来拖动或推动大船的大马力船。——译者注

[5] 工商业人士的俱乐部。——译者注

冰岛的年轻一代

每年1月下旬到2月，也就是鳕鱼产卵的季节，冰岛人都有食用塞满鳕鱼肝的鳕鱼子的传统。但像大多数冰岛的传统食物一样，这种食物已经渐渐被年轻一代的冰岛人遗忘了。

填塞鳕鱼子

把鳕鱼子切开，翻出内胆，在沸水中煮几分钟。有时候我会用碎鳕鱼肉、碎洋葱、面粉和鸡蛋来代替鱼肝，因为小孩子不喜欢鱼肝。

——乌尔法·爱斯坦森，雷克雅未克的特里尔·法拉卡餐厅，1996年

第三部

最后的渔夫

“你买的不只是一条鱼，还是一个人的生命。”鱼贩对一位正拿着黑线鳕讨价还价的顾客说。

——沃尔特·斯科特，《古董商》，1816年

第11章

纽芬兰大浅滩的安灵曲

这一刻

平静的海面

一起

一伏

鳕鱼出现了

遍身披满红色星光般的鳞片

它将头隐在布满绿苔的岩石中间

随着波浪

一起

一伏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鳕鱼头》，1932年

冰岛和纽芬兰两地经常被拿来比较，这很正常，因为它们都是北大西洋岛屿，面积也大致相同。不过纽芬兰人口达50万，足足是冰岛的两倍。由于土地贫瘠，作物生长期短，两地农业都不发达。长久以来，经济发展完全仰赖渔业，尤以捕鳕为主。尽管其他国家的渔民多在离岸鱼类较丰富的大陆架捕鱼，但冰岛和纽芬兰渔民却仍然操纵着小型渔船在近海作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两个岛屿才脱离落后的殖民地状态，得以发展。

但这两个岛在某些方面却渐渐有了不同。冰岛摆脱了丹麦的控制，成为独立的共和国；纽芬兰则脱离英国，作为一个省并入了加拿大。一旦成为富国的省份，纽芬兰就再也不需要依靠渔业生存了，因为政府会补足短缺的费用。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加拿大渔业每赚1加元，政府就补助3加元。

纽芬兰是英国最早建立的殖民地，在经济大萧条前一直奉行自治制度。当时，腌鳕鱼根本无法维持渔民的生活，英国政府便指定委员会来接手渔业。在政府委员会的制度下，失业渔民一天只能拿到6分钱补助。纽芬兰居民一直坚持并入加拿大领土，事实上他们也别无选择。1948年，在一次英国政府监督的公民表决中，纽芬兰以微小的投票差额通过决议，成为加拿大的第十个省。然而，一旦成为加拿大的一部分，纽芬兰就要接受这个强大且遥远的政府的统治。渔业从此不再是优先发展的经济活动，因为加拿大外贸部门对小麦和工业产品兴趣更大。纽芬兰腌鳕渔业被看做是不具有经济发展价值的产业，轻工业计划开始实施。然而在加拿大大陆工业的竞争下，这些计划大都遭遇了失败的命运。

1977年“200英里海界”确立之后，加拿大政府看到了以渔业作为经济基础的可行性。不过加拿大必须先和美国协定彼此的国界，并将欧洲人驱逐出去，才能拥有专属的海域。

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此非常震惊，他们早在500年前就已经在这里捕鱼了。并且西班牙人对鱼的消费量居西方之冠，而在西班牙沿岸却几乎找不到好的渔场，因此“200英里海界”的限制对西班牙人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1975年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吸引了大量投资，并进行了现代化改革，但似乎还是没有希望组成现代化的捕捞船队。加拿大和美国将西班牙渔船赶出他们的海岸，法国和英国则对欧共体的官僚机构施加压力，希望将西班牙驱逐出欧洲海域。渔业是英法反对西班牙加入共同体的主要原因，但这正是西班牙想要加入的因素。西班牙拥有欧共体成员国中最庞大的舰队，但渔业配额却因共同体的干涉而越来越少。1983年，在欧洲海域捕捞的1 000艘西班牙渔船只有234张执照。在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西北部的山城维哥之下，现代化船队已经渐渐无处可去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葡萄牙人把船只漆成白色，以提醒德国潜水艇：我们是中立国的船只。其船队因此被称为“白色船队”。如今，他们也无处捕鱼了。留给伊比利亚居民的只剩下纽芬兰大浅滩的一角和传统渔场佛兰德角了，因为这两处渔场不属于任何国家，算是国际公海。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这里捕捞的鳕鱼数量曾经十分可观，但在1986年的时候，加拿大禁止在本国海岸以外捕鱼的国家到圣约翰斯补给或修理船只。法国仍然保有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但由于它们距离伊比利亚人的家园较远，附近又没有港口可以停泊，所以伊比利亚人的船只也陷入了困境。

另外，加拿大还要处理与美国的边界问题。乔治浅滩的大陆架上有最丰富的渔业资源，它离新英格兰海岸较远，大部分区域位于新斯科舍外200英里的海域内。乔治浅滩的争夺战没有演变成欧洲的鳕鱼之战，但新英格兰和加拿大渔民之间仍不免发生你来我往的枪战。这也许是法印之战后，美加两国的首度交战。后来经过国际仲裁，加拿大得到了浅滩的东北角，其余部分则变为美国的领海。有史以来，美加两国第一次各自拥有了专属的鳕鱼渔场。

对加拿大、美国和其他国家来说，200英里海界的限制并不是出于保护自然的目的，而是为了保护各国的渔业。美国政府不愿为新英格兰渔民提供低息贷款在乔治浅滩建立现代化船队，加拿大却投资大笔资金建设纽芬兰大浅滩的船队。当时，面临冰岛竞争的加拿大海产公司大多因管理不当、高估加拿大币值等原因濒临破产，但为了发展现代化渔业工业，政府开始对它们实施解救计划。纽芬兰所有的海产食品公司合并为“国际渔业公司”，新斯科舍的“国家海产公司”也得到了政府资金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末，这两家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国际渔业公司甚至还想把政府的股份买回来。那时，加元对美元呈疲软状态，但纽芬兰和新斯科舍的鳕鱼在波士顿市场却叫价相当高。

200英里海界限制宣布后的第十年，也就是加拿大港口停止对外国渔船开放的第二年，加拿大政府宣称获得了渔场的所有权，并已经将大西洋渔业变成了国家经济中的重要一环。渔民和海产加工工人的数目显著增加，海产公司也不断招募新船员到大型渔船上工作。由于拖网渔船上的工作大多是鱼货处理，所以曾经在鱼厂工作过的工人都可以上船。佩蒂港的山姆·李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轻蔑地说：“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那个家伙原本在加工厂工作，但他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捕鱼老手。”

加拿大新发展的近海渔业都非常兴盛，但沿岸渔民的捕捞量却骤减。他们怀疑近海的拖网渔船捕了太多的鳕鱼，使它们没机会到沿岸产卵。沿岸渔民向管理机关渔业及海洋部抱怨，但政府的投资是在近海渔业而不是沿岸渔业，因此施政顺序必须考虑投资收益。当沿岸的捕捞量越来越少时，双方的争吵也越来越激烈。一方是沿岸渔民，另一方则是渔民工会、拖网渔船工人、海产加工厂和政府。处理过沿岸渔民诉讼案件的纽芬兰律师马丁说：“山姆·李没有多少钱，而这正是造成他对抗国家海产公司一案不公平的原因。”

“没有人倾听渔民的心声，所以我们成立了纽芬兰沿岸渔业联盟。我们只有向风抱怨。”山姆·李说，“这个团体不只向沿岸渔民开放，任何关心这件事的人都可以加入。”

当地的小型鱼货加工厂相继破产，如果找不到其他通道将鱼运到波士顿，佩蒂港的鱼货就会烂掉。最后，渔民接管了工厂，并以合作社的方式进行经营。既然政府对海产公司感兴趣，渔民也可以借钱发展合作社。渔民们把鳕鱼养在木笼里，保证它们在运送到市场以前仍是活的。马丁原想经营养鱼场，他告诉渔民可以将毛鳞鱼、青鱼和鲭鱼喂给鳕鱼吃，这样鳕鱼的重量就会增长为捕捞上岸时的两倍，而且增加的重量大部分都在身体厚度上，而非体长，鳕鱼的价值也因此能得到提高。用这种方法饲养的鳕鱼和在乔治浅滩抓到的差不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适于在木笼里饲养的鳕鱼越来越不容易捕到了，后来甚至连做饵料的鱼种也变得很少。

由于差别化待遇，马丁和沿岸渔业联盟在1989年控告政府，希望政府能限制拖网渔船的发展，他们指控渔业及海洋部违反了环境调查评估的结果。但法庭裁决驳斥了这项控告，并表示强制令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会使圣约翰斯国家海产公司的工厂一年内关闭好几个月。

马丁曾经观察过绿色和平组织为了反对捕鲸和猎海豹而发起的保护运动，他后悔不应使用法律手段，他说：“麦当劳是拖网船鱼货的最大买主，应该发起对抗麦当劳的运动。我们还是不够老练。”

认为政府不听沿岸渔民的心声，这只是保守的说法。事实上，政府正欣喜于大西洋鳕鱼的数量及未来渔业的发展。鳕鱼的收获颇丰，即使鲑鱼的捕捞量达不到配额，渔民也可以用鳕鱼来补足差额。在参议员迈克·科比的压力下，政府评估了大西洋渔业的未来发展。在政府的评估报告中，很多部分都是在为加拿大现代底捞渔船寻找新的捕捞市场。

加拿大人并不是一个爱吃鱼的民族，即使纽芬兰和新斯科舍也不需要大量的鱼，包括新英格兰人在内的美国人也是如此。然而美国人口巨大，潜在需求量会不断扩增。根据科比的报告：目前平均一个美国人一年的红肉摄取量为105.8公斤，底栖鱼类的摄取量只有1.8公斤，在未来的五年内，加拿大底栖鱼类的捕获量将增加50%，如果美国底栖鱼类的需求量增加0.1%，那美国就可以吸收加拿大多出来的鱼货。

事实上，捕捞量的增加并非因为鱼群数量的丰富，而是因为现代拖网渔船可以很快找到鳕鱼群，并有计划地将其一网打尽。根据纽芬兰人长期的捕鱼经验，迁徙性的鳕鱼会有规律地从某一海域消失，随后又出现在其他地区。保留下来的历年捕捞纪录显示，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的某些海域中几乎已经捕不到鳕鱼了，但以往只有个别渔场才会发生鱼群减少的现象。1857年和1874年值得注意，因为这两年没有任何一个渔场有鱼群减少的现象。1868年，几乎所有海域都发生了鱼群减少的现象，但第二年鱼群又出现在了其他海域。虽然警报已经发出，但鳕鱼群的减少从没有让人们联想到鱼群的消失，反而认为可能是气温的改变造成了鳕鱼迁徒模式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加拿大政府宣布纽芬兰海域再度发生了这一现象。美国国家海洋渔业实验室的海洋生物学家拉尔夫·梅奥通过研究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图书馆中有关乔治浅滩的资料，得出结论，认为这是个“认知上的问题”。他说：“当你看到一些鳕鱼，并认为它们只是鱼群中的一小部分时，那可能已经是全部鱼群了！”

科比的报告仍然受到了赫胥黎理论的影响，他认为自然有着神奇的恢复力。然而理论的力量似乎超过了自然的力量，每年都有一两本新出版的书谈及有关内容。如同16世纪对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亚洲这一信念的坚定，这个理论是不会轻易被经验否决的。

渔业部长克劳斯比的祖先是圣约翰斯港一带有影响的鱼商，1989年，他在圣约翰斯的瑞迪森饭店发表讲话，试图平息外界对渔业即将衰落的猜疑。然而就在1992年7月，他又回到同一家饭店，宣布禁止捕捞北部鳕鱼群，这项禁令造成了3万名渔民失业。山姆·李等沿岸渔民都等在会场外，他们要求这项禁令已经很多年了，但克劳斯比仍然拒绝接见他们，平时随和、幽默的山姆只能气得直敲房门。

1994年1月，新上任的部长托宾宣布延长禁令实施的时间，除了新斯科舍西南部海域外，加拿大在大西洋的鳕鱼渔场全部关闭，同时严格限制其他底栖鱼类的捕获量。加拿大鳕鱼并非特别物种，但对经济却非常重要，可是现在，它已经稀少到无法发挥其经济价值了。还有三年就是卡伯特用篮子捞鳕鱼的500周年纪念了，但鳕鱼已经捕捞殆尽，那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在与沿岸渔民进行的官司中，海产加工厂虽然持有法庭否决书，但仍然没有摆脱关门的命运。国际渔业和国家海产这两家大公司因此缩小了生产规模，改从冰岛和挪威买进鳕鱼进行加工。国家海产公司成立了一家250名员工的海上工厂，工厂位于典型的纽芬兰渔村阿诺德的峡湾内，建筑用高架支起，正好坐落在海湾的罅隙处。纽芬兰政府试着重新安置离纽芬兰较远的岛民，将他们迁至阿诺德，国家海产工厂的设立将为他们提供较多的工作机会。工厂从挪威人手中买来去头的冰冻俄罗斯鳕鱼，然后在阿诺德进行部分解冻、去骨，再重新冰冻。

佩蒂港的合作社式加工厂也想发展这种生意，却没有资本。“我们希望买进俄罗斯鳕鱼来维持工厂的运作，但这种方法超过了我们所能负担的限度。”山姆·李说。后来，工厂被改成学校重新开放，但他们曾经为了购买冷冻设备而向加拿大政府借过款，算起来还欠着一百多万加元的利息。“在禁令颁布之前，我们必须偿还这些利息。政府并不想要这间工厂，所以我们只好保留它，否则也没人想要它。鳕鱼还会回来的，这间工厂也将重新开张，但那时的债款将会增长到200万加元。”

政府还不得不禁止黑背鱼的捕捞，因为当渔民在追捕这种底栖鱼时，很容易网到许多鳕鱼。鳕鱼作为附带品是合法的，于是有些渔民开始专门打附带品的主意。一些渔民改捞圆鳍鱼[1]，但他们取出鱼卵后就将鱼的其他部分丢弃，李认为这样很浪费并坚决反对。有些沿岸渔民开始捕捉利润很高的螃蟹，有些则改捞龙虾，另外早就有人捕捞海螺外销了。但对捕捞底栖鱼类的渔民来说，可以捕捞的鱼种变少了，大部分人只有收起渔具等在一旁。

圣约翰斯是北美最古老的城市，它建立在以高耸峭壁为屏障的深水港中。从陡峭的山丘向下俯瞰，城里到处都是19世纪晚期建造的、涂有鲜艳油漆的木房子。除了富丽堂皇的维多利亚式建筑，这个城市还有一种原始的粗犷魅力。以前，滨水地区聚集了许多商店，专门出售补给品给那些停在码头的欧洲渔船。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城里踢足球娱乐，偶尔来点儿硬面包配着酒喝。现在这些人都走了，滨水地区充斥着招揽游客的酒吧、餐厅和商店。

鳕鱼仍然是旅游业的卖点。一种以硬糖为芯，外面裹着白色条状花生酱的点心就叫“鳕鱼骨”。小型木制的拖网渔船模型也在热销。酒吧向外地人提供一种名为“尖叫入盟”的仪式，这是从鳕鱼和糖蜜交易时代遗留下来的风俗，但它的含意现在已经没人知道了。在仪式上，游客需要咽下一杯“尖叫”酒（一种在纽芬兰装瓶的牙买加酒），然后亲吻一下鳕鱼，不过，鳕鱼现在都用鳕鱼标本代替了。除了俄罗斯的无骨鱼肉片和偶尔由渔业保护局捕捉到的鱼以外，这里已经没有其他鳕鱼了。

就在这时，纽芬兰大浅滩发现了石油。十年前在乔治浅滩发现石油时，渔民是阻挠石油公司的重要人物。纽芬兰渔民认为石油公司用震波探测水深将对鱼群产生影响，并对这件事表示了强烈的关注。但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因此无法支持有力的议员去游说政府。“他们（政府）说探测工作并不会影响鱼群，但这是说谎！”山姆说。

每个人都在谈论“鳕鱼回来时”的计划，山姆认为那时鱼货加工厂将重新开张。国家海产公司阿诺德工厂的采购经理奥斯本说：“鳕鱼将回到这个地方，我们也将再次处理这些鱼货，某一天我们会成为渔业王国，并重新取得美国市场。”

马丁也相信鳕鱼会回来，他说：“我喜欢和鱼搏斗，一切都会重新回来的。鳕鱼会再次陷入拖网中，我们也会继续与它们搏斗。”

但是，大自然也许会有不一样的计划。

[1] 圆鳍鱼科的几种鱼，尤其是北大西洋圆鳍鱼，有结合成吸盘的腹鳍，全身呈永久结节状。——译者注

纽芬兰的星期天

腌鳕鱼鳔

2磅鳕鱼鳔

4条盐腌猪肉

红洋葱或洋葱

将2磅鳕鱼鳔放在水中浸泡一夜，榨干水分。放入炖锅内煮大约10分钟后，将锅内的水倒掉。将猪肉煎至焦黄，放入鱼鳔、红洋葱或洋葱切丁一起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加一些水。

这份食谱是80年前的人使用的，通常和家里做的面包、黄油一起当做星期天的晚餐。它味道鲜美，适合作为家庭聚餐的菜肴。如今，土豆泥、炸薯条或是和着豌豆的整颗土豆均可以配着这道菜一起吃。

——温尼弗莱德·格林，纽芬兰亨茨港，《脊背肥肉与糖蜜：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最受欢迎的老食谱选集》，艾凡F.叶斯帕森编辑圣约翰斯，1974年

第12章

自然恢复力遭遇困境

我们捕到了狗鳕，但失去了青鱼。

——英国谚语

鳕鱼将会回来，渔民们都这样说

部长在压力下不得不结束纽芬兰海域的禁令

——多伦多《全球邮报》头版标题，1996年10月5日

纽芬兰居民纷纷谈论着“鳕鱼回来时”的话题，却很少有人敢问：“如果不呢？”“如果它们不回来，是否表示海洋发生了什么事呢？”“商业化的捕捞到底要不要继续下去？”山姆坚定地支持“鳕鱼将会回来”的看法，他认为：“鳕鱼将会回来，这是必然的。”

科学家们并不这么肯定。拉尔夫·梅奥指出，目前没有任何公式可以预测需要多少条鱼（用科学术语讲就是单位面积内的生物数量）或多长时间，才能将族群恢复至原来的数量。大自然会发生奇迹，也会带来灾害。1922年，冰岛附近海域的鳕鱼族群，莫名其妙地产出许多幼鱼。因此，尽管英国和德国的拖网渔船都在这里捕鱼，十年后冰岛海域的鳕鱼存量仍然相当可观。“自然界的变化太多了，目前这种现象可能是冬季的风暴引起的，是风把幼鱼刮到了离渔场很远的地方。”梅奥说。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当鳕鱼的数量为零时，它们就不可能产生后代，但我们并不知道族群数量要多大才能成功地繁殖后代。”

这种乐观的说法之所以获得支持，是因为其他国家在大量捕捞鳕鱼后都可以很快恢复。1989年，挪威政府得知自己的鳕鱼群濒临灭绝，立即严格限制渔业发展并减小渔船大小。这一政策导致大批渔民、鱼货加工厂工人和造船工人失业，北部使用芬兰马克的地区，失业率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3%。不过，采取了这些措施后，鳕鱼的捕捞量仍然十分可观，而且鳕鱼族群内还发现了成熟的大型雌鱼。正因为这样，鳕鱼族群维持了稳定的发展，并在数年后开始增加。任职于挪威海产出口委员会的盖提这样描述加拿大的境况：“我猜那些政府官员根本不敢让工人停工。”是勇气和好运让挪威得以摆脱困境，当然也离不开成长快速的鳕鱼族群。1992年秋，挪威政府估算了巴伦支海的鳕鱼族群，主持人对最终结果的惊异程度不亚于1989年：经过两年的生殖高峰，鳕鱼族群再度壮大了！

1994年，加拿大政府宣布渔业禁令有可能持续到20世纪末。政客们开始四处活动以加速解禁过程。但在加拿大，即使一切顺利，也需要大约15年的时间来重建鳕鱼族群。一个健康的族群需要几条体型够大的成熟雌鱼，在北方渔场，一条鱼长大成熟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很难想像加拿大会停止捕捞鳕鱼这么久，这意味着人们几乎整整一个时代都没法吃到鳕鱼。任职于圣约翰斯纪念大学的罗斯提醒说，可能还没等到鳕鱼族群恢复，政治压力便会使渔业禁令夭折了。作为呼吁实施渔业禁令的先驱，罗斯说：“我对鳕鱼族群能否恢复到原有水平并不乐观，如果今天有30万条鳕鱼，人们就会迫不及待地将它们捕捞殆尽。”

后来，政府公布了周期性食用渔业的政策，当地人可以在特定的某个周末捕捞日常所需的鳕鱼。今后每隔几周就有货车运送鳕鱼，人们也可以在特定的周末购买。当地政客批评食用渔业每次实施的时间太短。刘易斯波特的市长则表示，有些人是在周末工作的，她要“给每个人机会”。

1996年10月，渔业部长密夫林在《全球邮报》的一篇文章中表示，渔业保护局的渔民报告说鳕鱼的数量和体型正在不断增加：“鳕鱼肥壮健康，可以肯定鳕鱼族群已经停止衰减了。”这个结论一点也不符合山姆及其佩蒂港同事的观察，但他们只是纽芬兰渔业保护局400个渔民中的六个。仔细研究密夫林的资料可以发现，好消息都来自纽芬兰南部，那里的海水比较温暖，鱼也长得快。事实上，与栖息在纽芬兰其他海域、拉布拉多和岸区的鳕鱼族群相比，这里的鳕鱼群是相对独立的。这也就是拉尔夫·梅奥所谓的“认知上的问题”。

在密夫林发表声明的几个星期前，罗斯说过：“我们在南部海湾发现了15 000条鳕鱼，于是大家都说鳕鱼回来了。但是稍等一下，十年前的鳕鱼族群有120万。”

有些人认为应该助大自然一臂之力。当挪威渔业处于危急关头时，政府投资了许多钱试验鳕鱼养殖场。饲养鳕鱼的费用比较昂贵，所以一旦野生族群回来，挪威人将马上失去经营养殖场的收益。但养殖业者已经成功地将野生幼鱼转移到笼内，并将它们养成了肥壮的成鱼。鳕鱼甚至已经被训练到喂食的时候会主动游回来。“幼鱼的饲养是我们领先别人的地方。”盖提说。挪威养殖的鳕鱼肉色非常白皙，因为它们在运到市场之前都要“净身”，方式和处理龙虾一样，先让鱼饿上几天。另外的优势就是它们可以活着运到市场，这也是马丁提出的计划的关键所在。

鳕鱼养殖是一项新技术，而鲑鱼养殖的技术已经趋于成熟，但马丁断言鳕鱼将更容易养殖。鲑鱼的鱼鳞脆弱，而且容易被病毒感染，鳕鱼则可以忍受人为的折腾，而且抗病力很强。此外，鲑鱼并不喜欢挤在笼子里，鳕鱼则有群聚的社会结构。

从蚌类到鲑鱼，渔业养殖的种类非常广泛，而且这一行业每年都在不断成长。在佩蒂港的试验后，马丁将鳕鱼放入木笼中，以鲭鱼、青鱼和毛鳞鱼喂养，用这个方式培育出了上等的鳕鱼。但在禁渔的时候，他却因为没有生意而负债100万加元。渔业养殖的成功在于它以压碎的饵料喂食，与在野外用鱼饵钓鱼的方法相比，可以降低操作成本。比如，在饲养鲑鱼的饲料中加入色素，就可以得到粉色的鲑鱼肉，而野生环境中的鲑鱼则是因为食用了甲壳动物才呈现出粉色的肉质。就像家猪肉和野猪肉没什么差别一样，烹饪好的养殖鳕鱼口感和野生鳕鱼非常相似。

除了美食家以外，科学家也非常关心鳕鱼的养殖。人工饲养鳕鱼的增长非常显著，它们比北方渔场中同龄的鱼都大得多。野生鳕鱼每年可以增长两倍，养殖鳕鱼则能增长四倍。由于体型决定繁殖力，因此将鳕鱼养大后放生似乎是一种重建族群的方法。然而事实上，这却是一件危险的事。

将养殖的鱼放入野生族群的主意把科学家吓坏了，因为人类并不会按照自然选择的方式来安排鱼类繁衍。养殖的鳕鱼很可能无法抵抗疾病，不知道如何逃避天敌，缺乏猎食技能，也可能因感测温度的构造不良而不能制造抗冻蛋白，无法探测水温变化并发出“迁到沿岸产卵”的讯息。这种鳕鱼根本无法在自然界中存活，但它们也许可以活在笼子里。如果它们还有某种特别适合养殖生活的特征，那么这种残障鱼很可能在鱼群中非常活跃，甚至在族群中占据优势。一旦与野生鱼交配，它们就会将不良基因传给下一代。

克利斯朵夫·泰加特是哈利法克斯市达休斯大学的渔业海洋地质学家，他曾经将养殖鳕鱼比喻为纯种狗和纯种马：“大部分纯种狗都有髋关节不良的遗传疾病，如果你仔细检查每匹纯种马，也会发现它们曾断过一条腿，这就是人类选择产生的结果。尝试去繁殖一种厚毛又擅长游泳的狗，就可能使它的髋关节产生问题。如果这只狗在野外繁殖的话，就会产生髋关节有问题的野生狼群。”

渔业养殖对生物遗传特征的影响现在并不清楚。我们只是假定并希望笼内的鱼从未逃脱到野外去，也没有混入当地族群内。但这种意外曾经发生过，更糟的是，有些人养殖幼鱼的目的就是为了将鱼放生，以提高野生族群的数量。

到1996年为止，新英格兰鲑鱼养殖场已经放生了许多鱼苗。据估计，只有500条大西洋鲑鱼还具有新英格兰野生族群的遗传多样性。

遗传特征具有多样性是物种得以存活的主要特点，因为只有这样，生物才能适应生活中的各种挑战。科学家尚不清楚北方残存的少数鳕鱼族群中，是否仍然保有数百万年来累积在族群基因库里的所有遗传特征，但他们也只能寄希望于此了。泰加特认为，假设基因差异仍然存在于族群中，那么，为了维持遗传多样性，养殖方式“应该尽可能地保持自然。因为只有慎重选择产卵场地才能提高幼鱼的存活率，同时也对族群的维系有很大帮助”。野生鳕鱼也正是这样来挑选自己的产卵场地的。

过度捕捞是个日渐严重的全球性问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跟踪调查的结果，世界上60%的鱼种已被分别划为“充分利用”、“过度利用”及“耗竭殆尽”的级别。美国大西洋海岸的金枪鱼大量减少，但格洛斯特的渔民仍认为他们的收获不错，并以此来反驳过度捕捞的说法。大西洋中部的旗鱼族群正在缩小；贝类和鲑鱼从加勒比海消失；墨西哥湾捕虾时的附带品红鲷因商业捕捞几近灭绝；秘鲁凤尾鱼急剧减少；青鳕从俄罗斯鄂霍次克海消失；全球位于200英里经济禁区内的渔场90%被关闭，渔民只得前往深海搜寻新鱼种。人们对深海生态并不清楚，但那里的海水常年处于低温，鱼的繁殖力可能非常低。200英里经济禁区确立后，未加工的橙鱼被引入世界市场并大受欢迎。这些鱼来自新西兰附近的深海，一小时就有5吨的捕捞量。1995年，这种鱼也消失了。

苏联的瓦解破坏了许多渔业协定。俄罗斯变成了最主要的捕鳕国，在俄罗斯巴伦支海的渔业中，鳕鱼几乎等于现钞。加拿大之所以向挪威购买加工过的俄罗斯鳕鱼，是因为挪威市场的俄罗斯鱼已经泛滥。

由于大西洋长久以来已被欧洲人过度使用，所以捕鱼活动开始转向太平洋。大规模的日本、俄罗斯、美国及韩国船队，还有过去没有参与过国际合作的中国，都已经明显增强了自己的渔业作业能力。

以太平洋渔业取代大西洋渔业的观点很早就有了。太平洋鳕鱼也是美国在1867年向俄罗斯购买阿拉斯加的原因之一。但是主要市场很远，太平洋鳕鱼并不像大西洋鳕鱼那样成功。不过尽管如此，1890年仍有50万条太平洋鳕鱼被捕捞上岸。1897年，美国学者巴特勒在他的书中提到，随着太平洋渔业的发展，美加两国关于鳕鱼渔业的竞争将会降温，美国将别无选择地与加拿大结盟。

与大西洋鳕鱼相比，太平洋鳕鱼的肉不太值钱。它们不会迁徙，寿命不超过12岁，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捕获量不像大西洋鳕鱼那么多。因此，凸眼青鳕成了渔民在北太平洋的捕捉对象，高顿公司的员工则称它为“我们这个年代的鳕鱼”。渐渐地，青鳕的过度捕捞不仅影响到自身的族群，以之为食的海豹及多种海鸟也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急剧减少。

海洋生态是非常复杂的，而且环环相扣。为了向丹麦提供鱼泥作为燃料，大型海上工厂在北海都会过度捕捞玉筋鱼及其他小型鱼类，使鳕鱼和海鸟不得不挨饿。1986年，大批海豹向南集结于北海，将挪威沿岸的鱼全部吃光了，而它们之所以饿成这样恰是因为毛鳞鱼的过度捕捞。渔民呼吁猎杀海豹，使北海免遭海豹侵扰。1995年，挪威和加拿大撤销海豹禁杀令，因为不断增长的海豹正在吃掉鳕鱼。

20世纪50年代晚期，环境保护者开始关注加拿大猎海豹行动。由于海豹皮价格昂贵，大批海豹在纽芬兰及拉布拉多沿岸都遭到了捕杀。这是一群乘坐直升机而来、动作粗鲁而且没有任何技巧的业余猎人。1964年，一部影片激起了全球动物保护者的怒潮。影片由蒙特利尔制片公司阿尔泰克拍摄，片中叙述了一只被剥了皮的海豹挣扎求生的经过。虽然剥皮者曾经接受制片公司的片酬，其他两位猎人后来也变成了拍片合伙人，但国际的反对声浪并没有因此平息。1983年，迫于环境保护团体的强大压力及欧洲共同市场的拒买行动，加拿大终于颁布法令，禁止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的传统猎海豹活动。

1995年重新开展的猎海豹行动，不可避免地又遭到了国内外环境保护者和维护动物权益团体的谴责，保护海豹者宣称猎海豹行动没有任何科学基础，有些人甚至否认海豹会吃鱼。在海豹保护运动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之前，纽芬兰人都知道海豹是吃鳕鱼的。纽芬兰最大的汽水公司G.H.嘉顿的商标家喻户晓，上面画着一只海豹站在浮冰上，旁边写着：“清凉消暑！”在政治色彩较淡的19世纪，这只海豹嘴里衔着的就是一条鳕鱼！

根据加拿大政府的报告，禁止猎海豹的规定使鞍纹海豹[1]的数量倍增为480万头，如果禁令不撤销，这一数字就会在2000年变为600万。海豹摄取大量的鱼，而且它们非常浪费，因此特别不受渔民欢迎。正如北美的大部分猎食者一样，灰海豹、斑海豹[2]和鞍纹海豹都不喜欢处理鱼骨头，它们扯开并吃下鳕鱼最软的腹部，剩下的大部分肉就这样浪费了。“海豹并不需要吃很多鳕鱼来维持旺盛的体力。”罗斯说。“不过，它们的浪费并不代表我们应该向它们宣战，但我们必须控制海豹的族群数量。”一位加拿大记者记得碧姬·芭铎在1977年的海豹保护运动中曾抱着一只小海豹标本在浮冰上摆姿势宣传，他觉得这位法国女影星现在应该抱一条鳕鱼才是。

由于生物圈内的物种都是相互依赖生存的，因此，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其他物种（不只是海豹，还有浮游植物、浮游动物、毛鳞鱼、海鸟及鲸鱼等）是否会花15年时间等待鳕鱼回来？大自然可能比政客还没有耐心。“无论如何，只要继续努力一定会有出路，大自然也许会有其他的解决方式。”罗斯说。如果被鳕鱼捕食的物种因鳕鱼减少而骤增，那么其他物种将迁入并取代鳕鱼的生态地位，如果入侵者成功的话，环境中就再也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以支持鳕鱼族群的生存了。有些生物学者担心魟鳐鱼[3]、鳐鱼[4]和角鲨[5]等小型鲨鱼已经入侵了。

此外，一种不受欢迎的鳕鱼近亲——极地鳕鱼也出现了。这对海洋生态来说也许不是坏事，但对渔民来说却是个不好的消息。极地鳕鱼身长约8英寸，直到现在仍被认为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它们体型很小，成鱼根本无法和大西洋鳕鱼竞争食物，但它们的幼鱼却能做到。更糟的是极地鳕鱼会吃掉大西洋鳕鱼的卵和幼鱼。

极地鳕鱼原本分布于北方海域，在大西洋鳕鱼消失后，才将领域向南扩张到纽芬兰及拉布拉多。另外两种南迁生物——雪蟹及虾子则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纽芬兰在传统上认为螃蟹是一种地位卑下的动物，渔民都不喜欢它。但雪蟹在亚洲市场可以赚很多钱，20世纪90年代中期，几个纽芬兰人就因此大赚了一笔。在纽芬兰渔业史上，1995年的雪蟹价格是所有水产中最高的。

科学家无法确定为何这三个物种均往南迁，也许是因为吃虾子和螃蟹的鳕鱼不在了。但这并不能解释极地鳕鱼的迁徙，也许这和那两年海水温度较冷有关。

在海边研究北方鱼群的罗斯说：“渔民发现了许多奇特的现象，这些现象显示情况有些不对劲。”鳕鱼性成熟的时间比以前提早了，体型也变小了，不足四岁的鱼也开始产卵。不过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大自然规律总是朝着有利于生物存活的方向发展的，当一个物种濒临灭绝的时候，它们通常会较早达到性成熟。但是罗斯还说：根据观察，鳕鱼在零下1℃的水温下产卵，因此可以推测鳕鱼有可能迁往较温暖的海域产卵了。渔民不断报导失常现象，例如：鱼群在以前不曾出现过的地方出现；出现在深度、温度与以往不同的水域中；出现在一年中不同的时间。

虽然情况非常混乱，但罗斯的研究认为北方鱼群已经停止了迁徙。鳕鱼通常都会进行500英里的季节性迁移，罗斯相信1992年之后，存活下来的鳕鱼将在近海定居。他并不清楚这种现象的原因，只是推测过去在鱼群中领路的较大、较年长的鱼已经不再引领鱼群了；另外，鳕鱼过去可能会为了寻求食物和产卵空间而迁徙，但随着族群的缩减，这种需求便不存在了。

无论采取什么措施，恢复纽芬兰鳕鱼族群的最大障碍仍是人类。只要责怪他们对自然的赏赐——鳕鱼的杀戮，纽芬兰人似乎可以接受任何理由。例如一名加拿大记者就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指出纽芬兰鳕鱼的消失和挪威鳕鱼族群恢复的时间相同，因此北方鱼群一定是举家迁到挪威去了。

人类习惯将自然和生物进化独立于自身活动之外，但大自然与人类社会虽然看似不同，人类仍然是自然界的一份子。如果人类成为凶残的捕食者，那也是演化的结果。当鳕鱼和黑线鳕或其他物种因为人类捕杀而无法存活时，其他更适应的物种将取代它们的生态地位。大自然是最标准的实用主义者，它总是固执地按照某种规律来操纵着世间万物。蟑螂顽强存活的例子可以证明：自然界偏好的事物对人类而言却不一定如此。

[1] 北大西洋和北冰洋的一种无耳海豹（鞍纹海豹属），其幼豹常因优质的白色皮毛被捕杀。——译者注

[2] 一种产于北半球沿海水域中全身长有斑的带毛的海豹（斑海豹属）。——译者注

[3] 魟鳐鱼或魟目中繁多的水生鱼类中的一种，骨软，身体扁平，尾窄。——译者注

[4] 一种鳐属鱼，具有扁平的身体和扩展于头部周围的宽大胸鳍。——译者注

[5] 一种小型鲨鱼，主要指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水域的棘鲨科鲨鱼。——译者注

巴黎宴会上的鲜腌鳕鱼

鳕鱼是如此美丽，雪白的肉平铺着，就像是白色的叶子。

——阿兰·森德伦斯

阿兰·森德伦斯，一个深谙市场行销技巧、富有求知欲、好沉思的智慧型烹饪天才，年仅29岁便在巴黎开了第一家餐厅，从此成为一个众人瞩目的风云人物。很少有人会像森德伦斯一样思考那么多有关食物的事情。

1972年，森德伦斯因其在巴黎的新餐厅而成为备受议论的年轻主厨，他有许多突破传统的点子，其中一项就是以新鲜鳕鱼入菜，以前这种材料从未出现在巴黎的高级餐厅中。正如腌鳕鱼一样，许多巴黎有名的主厨均来自南部地区，森德伦斯也来自西南部。腌鳕鱼曾经是西南部地区的乡村食物，后来慢慢变为高级的传统法国餐点，但新鲜鳕鱼仍然不是。

他发明了一份新鲜鳕鱼食谱，并以“烤鳕鱼”之名列于菜单上。但根本没人点这道菜，于是他又将“烤鳕鱼”换成了“烤鲜腌鳕鱼”，结果大获成功。下面就是这道菜的菜谱：

烤鲜腌鳕鱼

4片220克未去皮的鳕鱼肉片

茄子酱

750克青椒切丁

1.5公斤红辣椒切丁

1.5公斤蘑菇切丁

500克番茄泥

20块葱段

10块蒜头

20片凤尾鱼肉

将10只茄子在60℃下烤4小时

将3只绿皮西葫芦切成条

1.将橄榄油、葱段、蒜头及凤尾鱼片搅拌均匀，加入青椒、红辣椒和番茄，煮到水分蒸发为止。然后加入烤好、压碎的茄子及蘑菇，再煮几分钟后静置一旁。

2.将西葫芦条炸至熟透。

3.将鳕鱼置于平底盘内（鱼皮朝下），并在烤箱内烤熟。

4.将鳕鱼取出放在盘子里，同时将上述佐料一并摆上。

——阿兰·森德伦斯，《主厨》，巴黎

第13章

向西班牙渔船宣战

尽管受限于狭窄的乡下小路，这里仍然开设着理发馆、咖啡店、啤酒屋和卖炸鳕鱼的商店。

——查尔斯·狄更斯，《雾都孤儿》，1837—1838年

在英国，许多珍贵的传统都在人民的努力下得到了保存，最近关注最多的是一道遗留下来的传统菜肴——炸鳕鱼薯条。“可以预见，总有一天人们将吃不到这样厚实的鱼肉了。”莫琳·怀特黑德说。她和丈夫在英国东德文郡位于绿色山丘上的埃克塞特村里，开了一家很受欢迎的专卖炸鳕鱼薯条的餐厅——波斯陆桥。与其他了解新鲜鳕鱼的人一样，她知道这道菜中最重要的就是厚实的鱼肉，“如果渔民不让小鱼长大，这种结局将无法避免。”她又加了一句。

对大部分英国劳工来说，“鱼”这个字指的就是鳕鱼，而在约克郡一带指的又是黑线鳕。1928年，哈利·拉姆斯登连锁餐厅在利兹[1]的盖斯利开张，这是个以炸鳕鱼薯条出名的老字号，有60年炸黑线鳕的历史。但在20世纪90年代，拉姆斯登将生意扩张到英国南部时，不得不改卖大西洋鳕。因为除了伦敦居民外，英国南部的人都不愿意接受其他鱼类。

狄更斯在对伦敦贫民区街道贼窝的叙述中，描写了典型的劳工阶层商业区的模样。从19世纪30年代工业革命开始，伦敦就出现了鳕鱼生意。伦敦东区和索霍区的犹太商人将鳕鱼油炸之后，再由批发商配销给零售商，十年后人们才将炸鳕鱼和薯条搭配着一起吃。在比林斯格特市场中，鱼类总是可以卖到好价钱，比如鳕鱼、黑线鳕、欧鲽和狗鳕，甚至还包括鳐鱼及角鲨。最近几年，鳕鱼薯条餐厅开始改用角鲨，但只有伦敦商家承认这种食品。鳕鱼的消失对英国大部分地区的生活都造成了威胁。

纽林是康沃尔郡一个灰暗而破烂不堪的砖制渔港，距离英国最突出的海边陆地——兰兹角只有几英里。那里也有一家炸鳕鱼薯条餐厅，老板乔威也无法持续供应真正的大西洋鳕鱼。炸鳕鱼薯条是一道普通菜，因此必须以合理的低价卖出。然而大西洋鳕鱼价格居高不下，令他不得不改用青鳕或牙鳕代替。同时，很多地道的英国菜肴都已经不再是英国口味了。1891年在考文垂[2]开张的英国最老牌的炸鳕鱼薯条餐厅之一“鱼味摩尔”也已经不再卖英国捕捞的鳕鱼了。考文垂位于英国中部，和英国其他地方一样地处内陆。80年来，摩尔家每天早上都会搭火车前往英国另一端的斯凯格内斯购买刚运上来的新鲜北海鳕鱼。1968年，他们卖掉了店面。现任老板布瑞顿是从父亲那儿学做生意的，他说：“现在不太可能买到上好的英国鳕鱼了，我们在码头上看到的都是在船上待了三天的货。”于是，“鱼味摩尔”开始从冰岛、挪威或法罗群岛购买冷冻鳕鱼。

对英国劳工阶层来说，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像炸鳕鱼那样普遍，那肯定就是惧外心理。因此，“外国人可能夺走英国工人鳕鱼”的推论，产生了强大的政治效果。对英国渔民和许多英国人来说，这都是欧共体干的好事。当然，这个推论否认了英国长久以来过度捕捞的历史，也让人忽略了广遭谴责的西班牙巨型拖网船是英国发明的事实。英国人当年在争夺冰岛海域时曾经高呼：“渔民有自由接近海洋的权利！”但是当布鲁塞尔建议欧洲各国拥有英国海域的使用权时，这一口号便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根据英国政府的调查，英国海域内70%的鱼类已遭到过度捕捞，北海的捕捞量也由1981年的28.7万吨减少为8.6万吨。一条鱼成熟的时间通常为三五年，而英国鳕鱼和加拿大北部鱼群的生殖时间比这个标准提早了不少，并且大型鳕鱼的数量也在迅速减少。

20世纪90年代，北海渔业正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爱尔兰海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几年来，国际海洋开发会议不断发出北海鱼群减少的警告，现在又报道了爱尔兰海域发生的相同情形。

在欧洲联盟中，渔业议题和一般性渔业政策被归属在截然不同的行政系统内。每个国家的渔船在什么时候、哪个地区捕捞什么样的鱼都有相应的配额限制。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系统并没有阻止鳕鱼和其他经济鱼类的减少。通常情况下，政治与民族主义涉足的都是一些宏观而重大的问题，很少会共同讨论如何制定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近几年来，科学家和欧洲各国部长都赞同狗鳕族群正在面临威胁的说法，而且认为捕捞的配额应该减少到40%左右。然而，每年在欧洲渔业部长开会时，以鳕鱼为主食的西班牙总会游说各国维持捕捞配额。因此，缩减配额的提案一直都没有通过。

1994年12月，欧洲部长会议通过了允许40艘西班牙渔船在爱尔兰海域作业的渔业政策。康沃尔和德文郡的拖网渔船在过度捕捞了40年后，每个渔民都认为自己应该对当地稀少的鳕鱼族群负责。而在这40艘渔船到来之前，“西班牙人”这个词对英国西南部的人来说就已经很不顺耳了。莫琳·怀特黑德现在知道当鳕鱼片变薄时应该责备谁了，“如果西班牙人把所有的鱼都捕捞完，那么这里将不再有厚实的鳕鱼片了！”她警告说。

温暖宜人的康沃尔长满了绿油油的植物，墨西哥湾流带来了温暖的水汽。而今它被笼罩在了西班牙的阴影下。欧洲各国的关系通常都带有历史痕迹，而西班牙人在这里从来就没有过好名声。早在对抗德国的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和数世纪以来对抗法国的战争之前，纽林就被驾驶着帆船的西班牙人占领过，这一历史让康沃尔人至今无法释怀，而他们现在又回来了！

拥有最庞大船队却缺乏优良渔场的西班牙，成了大西洋渔业问题的众矢之的。西班牙的鱼肉消费量非常高，是最大的鳕鱼消费市场，但大家却常常忽略这个事实。几个世纪以来，在大西洋作业的渔民中，无论是从新英格兰来的清教徒，还是从刚刚独立的冰岛来的居民，都得到了西班牙市场的支持。

西班牙人已经不再捕捞鳕鱼，甚至当初最先捕捞的巴斯克渔人也停了下来！因为独立拥有拖网渔船、在港口卸货、将鳕鱼晒干出售的超级“鳕鱼干”公司全都倒闭了。1926年，在圣塞瓦斯蒂安的港口帕萨赫斯成立的PYSBE（“西班牙腌鳕鱼渔夫和干燥工”之意）公司倒闭，20世纪60年代，毕尔巴鄂最大的“楚巴与帕多”公司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倒闭前，除了渔民和码头工人外，光是在PYSBE负责清洁和干燥的工人就有500名，楚巴与帕多公司则有近200名清洁工。这些工人大都是妇女，工资低廉且没有福利，因此工人报酬只占公司成本的极小一部分。工人们只是简单地清除鳕鱼腹腔内的灰白色皮膜，据说这些皮膜会使鳕鱼看起来很不美观。每个工人每天的工作量是1 000公斤，随后，鳕鱼被放在山里风干。随着现代社会工资和福利的提高，这些公司终于无法承受巨大的人工成本而关闭了。

200英里经济禁区被强制实施后，巴斯克人失去了到大部分渔场捕鱼的机会。而在20世纪80年代，当西班牙加入欧共体后，欧洲海域也已经没什么鳕鱼了。1990年，巴斯克渔港只有几艘陈旧的拖网渔船还在出海。

毕尔巴鄂和圣塞瓦斯蒂安曾是商业交易的中心，因此原先在这里建立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仍在持续成长。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巴斯克人也从装卸和加工鳕鱼的生意人转变成了进口商人。

由毕尔巴鄂沿拿必欧河上溯几英里就是阿里葛瑞加城，阿道夫·埃古诺的办公室就在这里。从办公室俯瞰下去，是陡峭而翠绿的巴斯克群山。办公室的窗户上安装着依照腌鳕鱼图案打造的铁制窗框。百斯发公司是巴斯克最大的鳕鱼干贸易公司之一，埃古诺就是这家公司的总裁。他年方五十，一副矮小健壮的模样，虽然态度粗暴了些，但比起发怒来可好多了。埃古诺在葡萄牙一个传统的海运小镇长大，镇名叫做“西班牙帆船的港口”，掠夺纽林的人可能就来自这里。埃古诺小时候并不喜欢学校，14岁就辍学做起了生意。他把鳕鱼干卖给一些小型食品店，就像他父亲经营的连锁商店一样。后来，他认识了在PYSBE和楚巴与帕多公司工作的人，从中找到六位合伙人一起经营百斯发公司。现在，百斯发公司的鳕鱼全部从冰岛进口，每年进口约15吨。1994年以后，冰岛人不再用船只运送鳕鱼，而是先将腌鳕鱼运到鹿特丹，再装上卡车运往南方。与其等好几个月再收到大批船货，还不如每周收到一货柜的货。“上等腌鳕鱼的秘诀就在于不让它在船上呆太久！”埃古诺说。

康沃尔人和大部分英国人都认为是西班牙人捕光了他们的大西洋鳕鱼，事实上，西班牙对英国狗鳕才更有兴趣。但既然鳕鱼是英国人关心的重点，那么大家也都认为西班牙人想要的是大西洋鳕鱼。

纽林与康沃尔郡的另两个城市——彭赞斯、矛斯豪看起来很不一样。后两个城市都是休闲度假的去处，穿戴着厚毛衣和围巾的英国度假者体验着前人漫步在海滩及人行道上的特殊生活方式，而纽林则是一个逐渐失去功能的渔港。20世纪90年代，位于城市尽头供拖网渔船停泊的狭长码头上，不时地就会出现一两艘被拆解的“退役”渔船，船上的零件被当场卖掉。为了减小英国渔船的规模，政府付钱给渔民拆除他们的渔船。但除了捕鱼以外，渔民在康沃尔几乎没什么事可做。担任康沃尔渔业制造工会主要领导者的麦克·汤森对康沃尔渔民下过这样一个结论：“这里没有别的事可做，如果不捕鱼就只能失业，但人们如果为了求得温饱而捕鱼，鱼群就会消失！”

胡珀现年55岁，身材魁梧，是长约135英尺的黛茜·克里斯蒂号的船长。他说：“如果政府拆了这艘船，我就再也没钱买一艘心爱的渔船了！”胡珀在康沃尔港湾捕鱼40年了，他说：“这里的鱼群不像十年前那么多了。它们一直在慢慢减少，你所能做的只有花钱换更大的船，配更大的网，但即使这样，你仍然无法抓到十年前那么多的鱼。”

胡珀第一次出海是在1955年，他说：“世界大战期间没什么人打渔，那时捕上来的鱼可以堆到膝盖以上。”现在，他再也不能靠那只40英尺长的渔船赚足生活费了。由于无法负担那种配有两个5吨重渔网的渔船（这种船捕捞的鱼足以盈利），他不得不在工厂的拖网渔船上工作。这份工作持有股份，他和同伴都可以按照一定比例获得卖鱼收入。

英国渔民发起运动，促使政府承认渔业政策的失败并予以取消。麦克·汤森是这场运动中大胆敢言的领导人：“有时候我们必须说‘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本没法以捕鱼养活自己。”他认为英国政府应该充当本国海域的守护者。

捕捞量配额是渔业管理的基本工具，也是国际海洋开发会议监测鱼类族群的方法，但现在却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一旦底栖鱼类减少，渔民就会减少对它们的捕捞量，同时也会多抓一些体型较小，平时被底栖鱼类食用的鱼。通过捕捞量配额的方法，人们期望以人为方式调节族群间的平衡，渔民也能维持生存。

然而评估鱼群数量的方法，乃是根据运往市场的鱼货量，而非渔船的实际捕捞量，但后者才更接近被捕杀的鱼的数量。40%的鱼在捞上船后又被丢回海里，但这些鱼大部分已经死了。渔民在船上通过无线电得知鱼市价格，如果某种鱼的价格跌得很低，他们就会将这种鱼扔回海里。汤森和很多人都相信，捕捞量配额和真实的鱼群数量根本没有关联，他嘲笑说：“我们为鳕鱼苦恼，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包括胡珀在内的渔民则不同意他的看法，胡珀认为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得知鱼群尽管有暂时性的增加，但现在仍比以前减少了许多。

1995年，加拿大渔业部长托宾拘捕了一艘名叫“埃斯泰”的西班牙拖网渔船，并查封了船上的鱼货及配备，这一举动将人们的目光从复杂的渔业纷争上转移开来。埃斯泰号被加拿大渔政部门扣押了一个星期，直到搜查出这艘渔船装有350吨鱼货，并由此判定船长违反了北太平洋保护规范。随后托宾带着照片前往纽约的联合国，照片表明埃斯泰号在纽芬兰大浅滩公海捕捉了过小的格陵兰比目鱼，还有挂在船侧的渔网：虽然已经破旧不堪，但依然能看出上面过细的网眼。托宾发表了一场大胆的演说，宣称加拿大将会继续扣押西班牙拖网渔船，并剪断它们的渔网，直到200英里海界外的国际保护政策制订为止。他同时表示，加拿大承认自己以往过度捕捞的错误，因此是以谦卑的立场来做这件事的。他用华丽的辞藻修饰语言，并提出加拿大并不因此感到荣耀。《多伦多之星》写道：“托宾在纽约的演说有些虚伪，但加拿大人很高兴，甚至是兴高采烈，因为他们终于看到本国执政者站出来，为全球环境灾难做了一些事情。在财务严重减缩的时代，托宾生动的语言和登上头条新闻的爆发力，使他成为城里最知名的人物。”

托宾称西班牙船长为“流氓海盗”，纽芬兰省长威尔也拿着过细网眼的渔网照片谴责西班牙渔民欺骗大众。加拿大海岸防卫队继续驱逐西班牙拖网渔船，将它们赶出纽芬兰大浅滩的公海，如果有渔船折返的话，加拿大就会向冰岛海岸防卫队商借警力，剪破它们的渔网。加拿大人非常高兴，英国人也乐不可支，在纽林舞动红色枫叶的加拿大国旗庆祝。纽芬兰、罗得岛和康沃尔的渔民也都欢欣不已。在1996年的选举中，托宾被选为纽芬兰省长，为自由党赢得了胜利。但欧洲人也赢得了胜利，欧盟渔业委员艾玛·波尼诺认为加拿大人渔业部长才是真正的海盗，并公开抨击加拿大的鲁莽行为，说他们干扰了在公海捕鱼的西班牙渔民的生活。于是，加拿大人开始悄悄释放那些渔民、船只和配备。西班牙人在欧盟也有自己的选举团，他们扬言要控告加拿大。从政治上来说，这其实是个双赢事件。

山姆说：“能正视这件事是好的，但其中有许多不实的地方，因此看起来就像是演电影一样。”

对康沃尔的渔民来说，这件事再次证明了他们与西班牙人彼此争夺以求生存的事实。胡珀说：“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西班牙人。”当被问及为何当地捕捞量已经减少了40年，而西班牙人只是新来的捕鱼者却背负上所有的过错时，胡珀想了一分钟，然后加了一句：“是的，过去苏格兰人的过度捕捞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1] 英国中北部城市，在曼彻斯特的东北部。1626年被合并，它是一个商业、运输、通讯及工业中心。——译者注

[2] 英国中部城市，位于伯明翰东南偏东。因是11世纪戈黛娃夫人的家乡而著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0年11月），考文垂受到空袭极严重的破坏。——译者注

腌鳕鱼：享誉国内外的美食

共产主义风格的腌鳕鱼

将腌鳕鱼切成薄片，在表面洒上番薯粉，并炸至焦黄色。将炸好的腌鳕鱼在烤盘上铺一层，上面加一层土豆薄片和帕尔马干酪，再淋上一层白色调味酱就可送入烤箱烘烤了。

——PYSBE的食谱《腌鳕鱼》，圣塞瓦斯蒂安，1936年

西班牙国旗腌鳕鱼

挑选上等的腌鳕鱼，煮熟后去皮去骨，将鳕鱼肉卷起来放在盘子上。将蒜汁加入蛋黄酱调至可口的味道，充分淋在鳕鱼卷上，一直涂到盘子边缘。在肉卷两端的盘子上摆好烤过或炸过的红辣椒，看起来就像是一面西班牙国旗。注意！辣椒的长度必须是蛋黄酱的一半。

——亚历杭德罗·博恩，《超级厨师利奥诺》，巴塞罗纳，1946年

第14章

向加拿大渔船宣战

这一天终会来到，海岸变成了热爱海边的新英格兰人的旅游胜地。

——亨利·大卫·梭罗，《科德角》，1851年

今天，格洛斯特与它位于“安角”之上的邻居罗克波特越来越有相像之处，正如纽林和矛斯豪越来越像一样。罗克波特是一个美丽小巧的港口，在同样美丽小巧的码头上停满了高级游艇。邻水的商店出售手工艺品及点心，给那些“热爱海边的新英格兰人”。道路崎岖不平、位于向下倾斜的山坡上的格洛斯特算得上是纽林的姐妹港。陈旧却精致的木头商店建造在山丘之上，俯视着脚下的海景。带有英格兰劳工阶层风格的19世纪和20世纪的砖房大都位于地势较低的城中，四面环绕着一片保护设施完备的繁忙码头。底栖拖网渔船、多钩长线渔船、刺网船、捕虾船依次排开，清早时分批出海，下午四点才回来。在海鸥的追随下，满载收获的渔船驶向小型海产加工厂所在的码头。海产加工厂没有必要建在码头附近，因为鱼货都是用冰柜运来的，而且通常是从别的海岸捕来的鱼。规模最大的高顿公司仍在格洛斯特经营，但近几年来已经不再向格洛斯特的渔民买鱼，也不再购买大西洋鳕鱼了。1933年，以往多被丢弃的鲑鱼随着切片机的发明而成为主要的捕捞种类，1951年甚至占据了格洛斯特捕捞量的70%。然而，高顿公司在1966年购买了最后一批格洛斯特鲑鱼后，便关闭了俗称“鲑鱼码头”的工厂。

20世纪90年代中期，格洛斯特只剩下400名渔民，与40年前的2 000名相去甚远。格洛斯特的渔船有许多致命缺陷，很多陈旧的木制拖网渔船连保险公司都不愿意受理，还有生锈的老式铁船和许多小型廉价刺网渔船。这些船使这个老港口更显凄美，但也表明格洛斯特的船队并不现代化。当然，这也许就是未来的趋势。

新英格兰渔业管理委员会的任务是，阻挡在新英格兰海域捕捞濒危底栖鱼类的船队。1976年，马格纳森渔业保护及管理法案将禁止美国在近海捕捞的界限扩增为200英里，并在渔业基金的支持下设立了具有监督管理性质的渔业管理委员会。渔民向来都不擅长管理，但仍然受到提醒不要担任贷款保证人，或参与其他能导致美国船队大量增加的经济激励活动。1994年，美国国家海洋渔业实验室统计鱼群数量的结果表明，现有渔船总数是维持鱼群所应有渔船数的两倍，数据同时显示乔治浅滩的鳕鱼族群数仅为1990年的40%。如此快速的衰减在乔治浅滩从未发生过。“这一事实真的引起了新英格兰渔业考察团的注意，测量结果太令人震惊了。”拉尔夫·梅奥说。

每年每艘渔船只能在有限的139天中进行底栖鱼类的捕捞，这一限制的目的在于使年捕捞量仅占鱼群总数的15%。但是根据1996年的评估显示，139天的捕捞量占到了所有族群的55%，因此捕捞天数又缩短为88天。在这种保护体系下，小型渔船比大型拖网渔船更受欢迎。因为大型底栖拖网渔船的船主必须负担巨额成本，例如每年3万美元以上的保险费，而且他们也无法承担每年277天的休工。即使在底栖鱼类相当多的冬季，大部分渔民也宁愿选用小型刺网渔船，否则就必须把有限的收获分给六七个船员。如果渔业管理单位禁止大型渔船作业，则可以大量降低渔船的捕获量，这或许是一种解决方法。

乔治浅滩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仍然可以捕鳕的浅滩之一。加拿大又争取到了叫做东北顶的部分地区，每年6—12月开放给渔民捕捞。1994年，美国关闭了属于自己的东北顶地区，但乔治浅滩仍有不少的鳕鱼捕获量。200英里海界建立时，格洛斯特渔民曾向政府要求补助以建造底栖拖网渔船转往深海捕鱼。而当捕鱼天数被严格限制后，他们又向政府提出了这一要求。

海上似乎一下子涌出了许多深海鱼类，如青鱼、鲭鱼、鲱鱼等。以往这些鱼都是濒危鳕鱼的食物，它们的消长似乎存在某种关联。但拉尔夫·梅奥驳斥了这一理论，认为青鱼的激增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比鳕鱼族群的衰减要来得早，至少早于发现鳕鱼减少的时候。

就像觅食的鳕鱼一样，渔民开始转向可以获得的食物资源。20世纪60年代，鳐鱼以每蒲式耳1美元的价格作为饵料卖给捕虾渔民；青鱼也廉价出售给使用多钩长线的渔民；角鲨则是刺网渔民最不喜欢的鱼，因为它的皮很粗糙，很难从网上弄下来，渔民只能用刀割下鱼身，再清洗甲板上的血迹。20世纪90年代，青鱼、鳐鱼及角鲨已经成为捕猎的主要鱼种。

20世纪90年代，角鲨由“dogfi sh”更名为“cape shark”，虽然它的价格仍像以前那样低，但已经是很吃香的鱼种了，尤其在欧洲和亚洲更受欢迎。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表明，角鲨根本无法取代鳕鱼在食物链中的生态地位。这种小型鲨鱼的捕获量相当多，但鲨鱼不像鱼类那样一年可以产数百万个鱼卵，它们只能每两年进行五六次繁殖。因此，从生物学角度来看，角鲨根本无法承受鳕鱼曾经面临过的压力。

卡车司机、修理工人、码头工人以及游艇船长以前都是渔夫，所有在“老港海产食品公司”码头工作的工人都是。戴夫是格洛斯特当地的居民，现年40岁的他跟随父亲一起捕鱼长大。但在1988年的时候放弃了，他说：“我知道捕鱼这行已经结束了，我跑船17年，最后那三年简直快要饿死了。”

老港海产食品公司的混凝土码头上有两座卸货起重机，上面配有小型绳索滑轮和可以吊起绳索的电动圆桶马达。工厂里，一名男工和几名女工站在一尘不染的钢柜旁，将鳕鱼切成小块。男工戴着“红袜队”的棒球帽：在马萨诸塞州，鳕鱼和红袜队是人们最钟爱的失败者。腐锈的钢制拖网渔船绑在一起停在码头两端，渔网高高挂在船尾，静静等待着好日子的来临。

和大船相比，小型渔船捕捉的鱼比较特殊。一艘刺网渔船载着一小批青鱼抵达码头，渔民飞快地铲起鱼货，卸货，称重，冰冻。紧接着，下一艘渔船又进港了。这是拉塞尔·谢尔曼那70英尺长的拖网渔船，跟随其后的海鸟会告诉你这艘船的经历，因为即使是它们也对船上的比目鱼和纽芬兰人最近才学会饲养的和尚鱼不感兴趣。“只捕到一些废物，但至少我的船还能出海。”拉塞尔说，“我不打算将所有时间都花在捕捉这些鱼上。现在我用3英寸大的网眼捕鱼，但总有一天我会使用6英寸大的网眼来追捕鳕鱼。现在不值得改动，等到冬天时比较合适。”

几句悲哀的话将渔民的话题转到了鳕鱼身上。开铲车的迪夫说：“如果你想知道有关鳕鱼的事情，我可以告诉你。”他将手捂在嘴边，装做要说悄悄话的样子：“这里不会再有鳕鱼了！”

“它们会回来的！”拉塞尔坚持说，“政府在20年前就该这么做，那样现在就会有许多鳕鱼在我们身边打转了。20年前我们就应该像冰岛那样，用6英寸的网眼来捕鱼。”

另一个渔民插进来说：“我早在陨石掉落（意思是有重要事情发生）的好几年前就说过了！”这是个纽芬兰南岸渔民颇为喜爱的说法。当拉塞尔和一位西西里岛渔夫谈到减肥的痛苦时，一位以前做过渔夫的海产加工厂股东尼基开始估算拉塞尔捕到的那一丁点儿鱼。尼基的浅毛大狗紧跟在主人后面，也找到了一些好吃的碎鱼肉。拉塞尔卸完鱼货并拿到收据后，用水管清洗了一下甲板就上船了。

“明天见！”迪夫一边说，一边把帆脚索[1]丢给拉塞尔。当船消失在格洛斯特港外那排闲置的底栖拖网船后时，迪夫摇摇头说：“那个家伙在这个暑假连一毛钱都没赚到呢！”而现在已经是9月了。

在等待下一艘渔船进港的空档中，与这一周每个格洛斯特人都在谈论的内容一样，他们也谈到了港口的那艘俄罗斯海上工厂。这艘船没有权利在美国海域捕鱼，但有权从渔民那儿买鱼。令本地居民不满的是，所有渔民都把鱼卖给了它。一个渔民指控说，即使是在港口内，这艘船仍将自己的红旗高挂于美国国旗之上。他坚持曾经目睹了这个景象，但他似乎不知道，俄罗斯已经不再使用红旗了。

一艘载有三名船员、长50英尺的刺网渔船驶进来了。船长赛西尔的体宽几乎和身高一样，他金色的头发比被冷空气冻坏的脸的颜色还要浅。三名船员中有一个年轻人是他的儿子，两人的体格简直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们曾跟着一艘捕捞金枪鱼的渔船出海，那是一种不轻易吃鱼饵的鱼。角鲨偷吃金枪鱼鱼饵，害得他们只得整晚在渔场布网捕鱼。现在，他们回航时却带着满甲板这种血淋淋的小鲨鱼。角鲨每磅只卖13分钱，大的可以卖到17分，然而这次抓到的都是小鱼。当赛西尔整理绳索及挂在码头上的一大箱粘呼呼的鱼货时，有人开玩笑地大叫：“看哪！伦敦的炸鳕鱼薯条！”

格洛斯特人宣称金枪鱼活得好好的，所有关于它们减少的言论都是业余钓鱼者的无稽之谈。“那些环境保护主义者和业余钓鱼者都是喜欢自我卖弄的人！”大量金枪鱼被捕捉上岸，这种鱼也因此成为老港海产公司的商标。只要渔民还能捕到鱼，他们就不会承认鱼类族群有什么问题。但在鳕鱼问题上，他们却都认为事情有些不对劲。只有尼基反驳道：“海里还有很多鳕鱼。如果你用一张网眼为3英寸的渔网捕鱼，就会捉到许多合法的鳕鱼，但20英寸的鳕鱼会躲开6英寸网眼的渔网。只要政府适当地调整捕鱼条件，鳕鱼就会回来，但如果他们继续增加捕鱼限制，尽管鳕鱼也会回来，但渔民就撑不下去了！”

格洛斯特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过度捕捞的损失是短暂的，但禁渔会对整个地区造成永久性的伤害。不久，人们也开始相信鳕鱼一定会回来，而渔民将因活不下去而消失，渔船也会被支解成碎片。后来，格洛斯特人竟得出荒谬的结论，认为他们历史上的竞争者——加拿大人，将南下夺走他们的鱼。

加拿大和新英格兰之间的仇恨源于法国与印地安之间的战争。当时，法国在路易斯堡的渔业要塞被敌人占领，来自布雷顿角的法国人胁迫新英格兰和格洛斯特居民攻打敌军，但新斯科舍和魁北克人拒绝与新英格兰人站在同一阵线上革命。1866年，英国和加拿大将新英格兰人从加拿大的“3英里海界”赶走。1870年，五艘格洛斯特纵帆船被加拿大查封，格洛斯特公民向国会请愿，要求切断与加拿大的关系。曾被胁持到新斯科舍、盖斯伯勒，并被拆掉帆布的爱德华·赫顿号纵帆船是格洛斯特传奇故事中的主角：六个新英格兰人在深夜闯入仓库，带走没收的马达，重新装配了帆船，趁着涨潮逃之夭夭。

当然，这段历史显示，现今大部分格洛斯特渔民的祖先都来自毗邻希腊群岛的西西里或亚述尔群岛。近年来，高顿公司关闭了在格洛斯特的鲑鱼加工厂后，便将公司搬到加拿大去了。而在200英里海界禁令颁布后，新英格兰人将新斯科舍人赶出了乔治浅滩，新斯科舍人则把新英格兰人从纽芬兰大浅滩驱逐出境。害怕加拿大人已经成为格洛斯特文化的一部分，这和砖城中的纽林人对西班牙人心生畏惧是一样的道理。

渔业政策将渔民排斥在外是一件不争的事实。作为格洛斯特活跃的渔民妻子团体的领导人，安吉拉·圣菲立波组织了协助渔民转业的计划。两年之内共有29个渔民找到了诸如码头工人、卡车司机、机械工人的新工作，一小部分人甚至转行电脑业。但她的丈夫约翰·圣菲立波却对她说：“没人可以阻止我继续捕鱼！”

正如许多20世纪晚期的格洛斯特渔民一样，圣菲立波家族也来自西西里，那里的鱼瘦小枯干，渔船也以小型居多。约翰出生于1945年，在家中排行第九，最初的时候和父亲一起用平底小船捕鱼。他们用刺网、多钩长线、拟饵手钓钩[2]及拖网捕鱼，在战后贫穷的岁月里挣钱糊口。22岁那年，他搬到美国。安吉拉则是在1963年到达的美国，当时，她17岁。在她家族中的男人世代以打鱼为业，有的在阿拉斯加捕鲑鱼，有的在圣地亚哥捕金枪鱼。后来，父母带她搬到密尔沃基[3]，她的堂兄弟在那里的五大湖区中捕鱼，但鱼都因为污染死掉了，这给安吉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认为污染环境的人类才是渔民的头号公敌。她的父亲在铸造厂找到了一个足以养活全家的差事，但仍无法放弃钓鱼，只好在周末聊以消遣。就在全家即将回到西西里时，他们从朋友那里听说了有关格洛斯特的消息，全家人都难过极了。

约翰来到格洛斯特以后，放弃了其他捕鱼方式而专门从事底栖拖网捕鱼。每个星期天休假时，他都会到码头捕鲈鱼，这时若捉到底栖鱼类则是个意外的收获。大多数渔夫都无法停止捕鱼。捕虾人在等待潮汐的时候也会手持鱼杆、钓线，试着钓几条鱼。而在葡萄牙的白色船队载满鳕鱼，驶往圣约翰斯进行补给并等待回航时，船员也会到岸上的溪涧中捕捞鳟鱼。安吉拉怀着女儿的时候，约翰开始拼命工作。他向俄罗斯的海上工厂购买饵料，用带有氯瓶浮标的多钩长线捕捉旗鱼。就在1975年8月3日女儿出生的当晚，他在200英里外的深水峡谷中抓到了65条旗鱼。当儿女长大后，圣菲立波家到百慕大群岛度假，约翰带着两根钓竿在公主饭店的码头上垂钓，以炸薯条为饵捕捉着类似西西里岩鱼的热带鱼，他甚至还指导饭店如何料理这些鱼。

他们计划将儿子多米尼克送到达夫斯大学学习政治，但两年后他又回到了格洛斯特，说自己想做个渔夫，安吉拉哭着反对。而纽芬兰的山姆·李也在和儿子抗争，因为他的儿子也想辍学去捕鱼。

“但是几个月之后我了解到他是如此快乐！”安吉拉说，“他想去乔治浅滩，以前不能去是因为他父亲的船太小，他加入了一艘大型拖网渔船，并在乔治浅滩关闭前在那里捕鱼。他想买一艘自己的渔船，我劝他省点钱以备不时之需，他却说，‘我想念海上的日出、日落和飞翔在头顶上的海鸥。’”

以前做过渔夫的维多·克拉摩出生于西西里，如今在格洛斯特社区渔业发展委员会工作，他说：“你收买了一个历代打鱼家族的渔夫，就等于抹煞了100年累积的知识。渔夫是一个很特殊的职业，他同时也是船长、领航员、机械工程师、鱼货加工者、补网专家和市场观察员。而且他也是旅游观光的卖点之一，人们喜欢到有叼着雪茄、穿着靴子修补渔网的渔夫的城镇，然而我们正在失去这些宝贵的东西！”

这时，一辆载有割草机的卡车加速驶下岸边公路，维多对着司机大声打着招呼。他说：“那是我哥哥，他曾经是一位船长，现在替别人割草。他可是船长啊，居然在割草！我甚至看到有些人在餐厅洗盘子或担任保安人员！”

维多、圣菲立波及格洛斯特的大部分居民都认为，目前的境遇并不是他们的错，而是政府的责任。“他们是怎么处理红袜队的？”维多提到了波士顿历尽失败的棒球队，“他们并没有解散红袜队队员，而是炒了球队经理的鱿鱼。”

维多接着说：“加拿大将变成美国，而美国会沦为加拿大。因为加拿大政府补助失业的渔民，当鳕鱼回来时，他们仍拥有经验丰富的渔夫，这样将来才能占据我们的市场。而鳕鱼回来时我们这里根本没人捕鱼了。”

安吉拉积极地参与抵抗政府在乔治浅滩探勘原油的行动，她说：“如果渔民消失了，谁来看护海洋？”这个问题并非没有道理。能指望收购高顿公司的联合利华公司吗？一旦政府污染了海洋，联合利华会发起愤怒的抗争行动吗？

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吗？这种向大自然索取食物的方法会渐渐淘汰吗？这些鱼是否成了最后一批自然食物呢？我们仅存的与野生自然间的联系是否也像偶尔现身的雉鸡那样微妙而不可琢磨？格洛斯特是否会像罗克波特那样变成商店林立、贴满“艺术家部落”标签的城镇？纽林及其周围的港口会不会变得像圣塞瓦斯蒂安那样，仅供游人闲逛？格洛斯特也会发展成为游艇停泊的港口吗？还是像新斯科舍的卢嫩堡一样被划为保护区，成为渔业全盛时期的纪念馆？

政府了解继续保有渔民和渔港的社会意义，即使是为了保护鱼群而执行缩减船队的计划，他们仍然补助渔民的生活，因为能提供给渔民的工作实在不多。在发达国家，只有冰岛对渔业曾经做出巨大的经济贡献表示尊重，但仍不免减少渔民的数量。根据198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研究，每年全球用于建造船只的经费为920亿美元，但实际花费只有700亿美元，差额就是政府补助给渔民和造船商的津贴。根据他们的资料，20世纪90年代初期，欧共体的12个国家每年花在渔业补助上的经费就高达5.8亿美元，光是挪威就花费了1.5亿美元。日本政府估计，国家已经对困难的渔业工业发放了1.9亿美元的贷款，而这笔贷款大部分是收不回来的。

距格洛斯特港数英里的饭店内，游客们正一边吃着早餐，一边计划着当天的行程。饭店紧靠着新英格兰的岩石海岸，这里的岩石曾因晒鱼而非常珍贵，现在却成为著名的观光景点。远处，一艘艘捕虾船和小型拖网渔船滑过水面，因距离遥远，游客听不见柴油机工作的声音。他们计划去赏鲸，谈论着鲸鱼如何猛然翻动从而激起大片水花，如何潜水并发出真正的鼻息声，把它说得就像一只可爱的宠物。这个崎岖的海岸曾因捕鲸而发达过，如今赏鲸业在旅游旺季时也是不错的生意，驾驶赏鲸船的通常都是失业渔民。

捕鲸与赏鲸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活。当大自然降级为娱乐和教育的珍贵的活教材后，比起打猎来，人们就失去了许多接近自然的机会。我们是否会构筑一个只有公园而没有自然景物的世界呢？鲸鱼是哺乳类动物，哺乳类动物无法产上百万颗卵。而我们已经被迫放弃了商业性的渔猎，改以饲养哺乳动物来获得肉食，并尽可能地保护自然界生物。可见，鱼类尽管比哺乳类更难灭杀，但在猎捕了大西洋鳕鱼1 000年后，我们知道这并不难做到。

[1] 单套结，当船迎风行驶时套在帆船的帆缘上以使帆缘保持朝前的绳索。——译者注

[2] 通常有一个或多个钩子的金属钓鱼钩，在底部或底部周围装有一个跳动的物体。——译者注

[3] 美国威斯康星州东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密执安湖。1795年成为皮毛贸易点，19世纪后半期成为德国移民的主要聚居地，其酿酒厂和肉类加工厂久负盛名。是该州最大的城市。——译者注

厨师的秘宝

六个世纪以来的鳕鱼食谱

有人说鳕鱼是除了面包之外唯一的食物，一旦习惯了就绝不会吃腻，而且没有它便活不下去，任何山珍海味都不能与之相比。

——叶连娜·莫洛霍韦茨《送给年轻家庭主妇的礼物》，圣彼得堡，1862年

冲洗鳕鱼的正确方法

“好吧，好吧，等着我给你‘脱盐’吧，你这个大‘鳕鱼’！”

——左拉，《小酒馆》，1877年

一般来说，对于如何使鱼干或盐腌鱼回复自然风味并没有一致的说法。因为没有哪两片鳕鱼干的厚度、干燥程度和盐度是完全相同的，此外，不同的人偏好不同的口味，这通常取决于所制菜肴的类型。浸泡一般要花24小时，但非常干燥的鱼干则需要泡好几天。大部分厨师都认为，知道一片鳕鱼干是否适合烹煮的惟一方法，就是掰下一小片来尝尝看。鱼干越干燥，浸泡的时间就越久。盐腌鱼在浸泡时要定时换水，这样才不会让鱼一直泡在盐水中。

汉娜·格拉斯在1758年于英国出版的书中写到，鱼干应该浸泡在牛奶和温水中。大多数现代厨师坚持使用冷水，很多厨师还认为浸泡时最好置于冰箱内，特别是在天气温暖时。其他人则转而使用另一项现代发明——抽水马桶。

在法国内陆，山区远侧的中央高地就是阿韦龙省。这是一片崎岖不平的土地，有丰美的牧场、陡峭的峡谷及锯齿般的岩石，其中最出名的是Roquefort-sur-Soulzon，在当地天然洞穴里发酵的乳酪闻名世界。在这个与世隔绝，牧羊人仍然使用方言的地区，生活用品都是用平底船从遥远的波尔多[1]运来的。平底船沿加龙河[2]逆流而上至洛特河[3]，再到罗德兹及其他阿韦龙城镇。从波尔多购买的鱼干被绑在船后拖行，在两天的旅程中一直浸泡在河水里，抵达目的地时就会变得柔软而适合烹煮了。

到了20世纪，洛特河的污染日益严重，且逐渐无法航行。这时，一种处理鱼干的新发明出现了——抽水马桶。1947年，法国总统要他的男仆在一周内每小时冲一次马桶，因为他正在为星期天的特别晚餐做准备，那道菜就是鱼干。马桶的水由高挂在墙上的水箱提供，在水里泡了两天的鱼干会变得柔软而适合烹煮。用这个系统处理腌鳕鱼很理想，因为换水很容易。虽然这种方法听起来也许很不雅，但比起加龙河及其支流来说可卫生多了。

有关鱼干的两种看法

（鱼干就像）木块般坚硬，但没有不好的味道，事实上，几乎没有味道……用做开胃菜还不错，不过话又说回来，任何一种做开胃菜的东西都不会糟到哪儿去。

——波焦·布拉乔利尼（著名拉丁学者），1436年

鱼干是冰岛最主要的食物，吃的时候应该用手撕下沾着黄油吃。它的硬度不太一样，较硬的吃起来像趾甲，较软的则像脚底的皮。

——W. H. 奥登和路易斯·麦克尼斯，《冰岛来信》，1976年

敲打

在马桶和冰箱发明之前，锤子不可避免地成了处理鱼干的工具。优质鱼干很像粗劈的软木，虽然比西印度群岛的软木要软一些，但必须用某种方法才能把它的纤维弄断。

鳕鱼从远洋中捕获上来以后，可能要保存10~12年之久。所以一拖上甲板就得将它去头、去内脏，再风干或晒干，但绝不能用火烤或烟熏，处理完之后，鳕鱼就成了鱼干。如果存放了很久才吃，就必须先用木锤足足敲打1个小时，然后放在温水中浸泡12小时以上，再像煮牛肉一样烹煮就行了。

——作者不详，《巴黎邮报》，约1393年

干掉它：碱鱼

挪威人以在碱水中浸泡的方式把鱼干软化得像果冻一样。

首先将敲打过的鱼干在冷水中浸泡四五天，但是要常换水。然后将桦木或山毛榉木烧成的灰放入水中煮沸，再让锅静置，待水中的灰沉淀。接着将锅中的冷水倒至另一容器，将容器内的水放至澄清。把鱼在澄清的碱水中泡上3天，烹煮前3个小时拿出来，像其他鱼一样用冷水清洗，吃的时候搭配黄油和芥末。

——玛尔塔·玛丽亚·斯蒂芬森，《给淑媛的简易烹饪小典》，1800年

声东击西战术

1982年，居住在尼斯的英国年迈小说家格雷姆·格林，似乎有点不着边际地公然指控市政府贪污。人们认为，这位以小说引人入胜而闻名的作家开始脱离现实了。然而当市长杰克斯·麦得金在一次访问中被问及对格林的看法时，却开始大谈烹饪，并提供了一道鱼干食谱。后来这位市长偷偷溜到南美洲，因为那里盛产口味极佳的腌鳕鱼，但鲜有真正的鱼干。

据麦得金这个说话不见得可信的人的说法，以下食谱是由一位名叫巴贝·奇吉姆的当地渔民送给他父亲的。巴贝·奇吉姆在当地方言意指“喜欢好酒的伯伯”，他总是邀请儿女一同享用这道菜。

取一条鳕鱼干，切下100克放在石头上，用槌子敲打成粉末状。每100克鱼配4瓣在研钵里磨碎的大蒜。将橄榄油在煎锅里热至冒烟，把两根辣椒煎至褐色。等到油开始冒烟时，就把鱼和大蒜丢入锅内，待材料转黄，就把它们铺在当地产的面包上，大口吃下。

——杰克斯·麦得金，尼斯市前市长

麦得金警告大家不要轻易尝试这道食谱，除非有满满的酒窖，可以应付“至少持续四五天的口渴”。

[1] 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加龙河畔。1154—1453年由英国统治，1914年和1940年为法国政府所在地。波尔多是一个贸易中心，该地区是著名的葡萄酒产区。——译者注

[2] 位于法国西南部的一条河，流程约650公里（包括吉伦特河）。源于西班牙比利牛斯山东段，与波尔多湾北部的多尔多涅河汇集形成吉伦特海湾。——译者注

[3] 法国南部的一条河流，发源于塞文山脉，流程约483公里，向西注入加龙河。——译者注

瓦尔登湖的坏消息

据说这里有人会在秋季用鳕鱼头来喂奶牛。就像人类的头一样，鳕鱼头是鳕鱼身上的主宰部位，是个微妙而神奇的器官。事实上鱼脑也不比人脑小多少，却落得如此下场——被奶牛嚼碎！我感到自己的颅骨也悲惨地变成了碎片。若是人的头被砍下来，喂给某个岛上更高层次物种所饲养的奶牛呢？你精巧的脑——思想与本能的所在便消失了，为的只是给一个反刍动物当食物！不过，一位居民向我保证，他们并不经常给奶牛喂鳕鱼头，它们只是偶尔吃一次而已。

——亨利·大卫·梭罗，《科德角》，1851年

梭罗在科德角旅行途中观察到以上现象。同年，梅尔威尔的《白鲸》也提到了楠塔基特岛上的奶牛群漫步时会踩在鳕鱼头上。梭罗是对的，鳕鱼头不太会拿来喂牛，因为人也喜欢吃。

不要嘴唇：炸鳕鱼头

取4个中型鳕鱼头，家里人多的话就再多拿一点。把它们收拾好之后（收拾头的方法：用锐利的刀从鱼头切至眼睛，握住头后部，向下拉开），照以下方法准备：将头切成两半，去皮及嘴唇。充分洗净后弄干。

将头的两面沾上面粉，撒些盐和胡椒调味。在油中炸至两面都变黄。吃的时候搭配土豆和青豆，或任何你喜欢的蔬菜。

——劳埃德G.汉恩夫人，纽芬兰韦斯利维尔，《脊背肥肉与糖蜜：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最受欢迎的老食谱选集》，艾凡F.叶斯帕森编辑，圣约翰斯，1974年

不要眼睛：渔夫的鳕鱼头浓汤

8个鳕鱼头，去掉眼睛

3盎司咸猪肉

2片洋葱

6片土豆

黄油

盐和胡椒粉

把猪肉煎至出油，再放入洋葱炒至颜色变黄。将二者都放进煮锅中，加入鳕鱼头和土豆片。注入冷水盖过这些材料，煮至土豆熟透为止。加入调味料和一大块黄油。

渔民们认为去骨是女人的做法，鳕鱼头当然应该包括鱼舌和颊肉。有时也将鳕鱼鳔（被称为“肺”或“发声器”的部位）跟咸猪肉一起炒，然后加入浓汤里。

——哈里特·亚当斯编辑，哈尔波作注，《船长餐点：科德角的海鲜食谱》，普罗温斯敦，1941年

强身鱼头

1750年，弗朗西斯·高力特船长声称马萨诸塞州的儿童以高大而营养充足闻名，并称他们为“北美洲最高大的儿童”。根据高力特的说法，“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以鳕鱼头为主食”。

科德角的小孩用不着雪橇，

拉着就能走，抬着就能跑，

坐上鳕鱼头，滑到山脚脚。

——海边劳动歌谣

冰岛人的智慧

到20世纪为止，干鳕鱼头都是靠矮种马运送到内陆的。马身上搭有一个架子，里面装着六个鳕鱼头，从马两侧突出来。挪威人和冰岛人把鳕鱼头当零食吃。“是这样的，”雷克雅未克的主厨阿尔法·埃斯坦森说道，“人们围在桌边聊天，然后哧啦——”他比了一个撕开鳕鱼头的动作。

1914年，吃鳕鱼头的习惯被冰岛知名银行家古纳瑞森公开谴责为不切实际的行为，是北欧人的最大罪行。他认为这种食物的价值远远低于生产成本，还用数学方程式论证了这一观点，甚至把吃的时间也算了进去。国家图书馆的领导人回应了一篇论文，讨论吃鳕鱼头的社会价值，他认为吃鳕鱼头教人们学会了忍耐，并重新引用了冰岛吃动物头可以增加智力的古老说法（冰岛人也吃绵羊头）。

但年轻一代的冰岛人并不太喜欢吃干鳕鱼头或绵羊头，而且目前也不能证实他们有智力减退的现象。

岛民的想法

大多数吃腌鳕鱼的地区都流传着关于鳕鱼头的神话，因为很少有人见过它。根据中世纪的一个加泰罗尼亚传说，鳕鱼头之所以被拿掉是为了掩饰它其实是人头的事实。虽然腌鳕鱼是加勒比海居民日常饮食的一部分，但很少有加勒比海人见过完整的鳕鱼头。卡莫利特·马提雅尔出生于1919年，是瓜德罗普受人欢迎的克里奥尔[1]厨师，她表示从未见过鳕鱼头。但生于1871年的祖母曾告诉卡莫利特，她有一个鳕鱼头锁在保险柜里，上面还有毛发。卡莫利特说：“我从未见过它。”而且，她也没有把鳕鱼头写进那本内容丰富的鳕鱼大全里。

[1] 出生于西印度群岛和西属美洲的欧洲人的后裔。——译者注

剩余的部位

两个憔悴的小男孩带着锡罐出现了，看上去倒像是两个瘦小的老人。他们穿着及膝长靴，在鳕鱼头堆的一滩水边费力地行走着。每人兜里都有一把小折刀，当找到中意的鱼头时，他们就在它的颚下切开一道三角小口，取出鱼舌。等到容器装满了，就把鱼舌倒在空桌上，用锡罐盛满干净的海水清洗，再把鱼舌放回罐里……

……一个星期以来，我们每天都看着清理鳕鱼的过程，却从不会对菜单上的鳕鱼菜倒胃口。但只要卡片上写着“烤鳕鱼舌”，俯身在鳕鱼头旁两张苍白的脸和瘦小的身躯就会浮现在眼前，于是我们知道自己点不了鱼舌。

——多丽丝·蒙哥马利，《加斯佩海岸专辑》，1940年

吃完鱼头、鱼肉和鱼肝后，剩余的部分是否可以磨成鱼粉？从纽芬兰简陋的渔村、拉布拉多海岸到落后的新英格兰殖民地，从布列塔尼、诺曼地的渔民家庭到以洗腌鳕鱼为生的巴斯克妇女，再到20世纪前贫穷的冰岛人，他们都以此为食。虽然这些菜发源自穷人，但大多数已经成为今天的佳肴。

鱼舌和颊肉

在鱼头的两侧，如扇贝大小或更大一些的肉片，是鳕鱼身上最美味的部分。通常会和“鱼舌”（鱼的喉咙）一起食用。鱼舌的味道较重，胶质较多。

将鱼舌和颊肉裹上玉米粉，炸至金黄。鱼舌并非真的舌头，而是位于鱼嘴底部的一小块肉。将颊肉连着颚骨一起切丁，烹炸后就成了被称为“猪排”的菜肴。

——哈里特·亚当斯编辑，哈尔波作注，《船长餐点：科德角的海鲜食谱》，普罗温斯敦，1941年

炖鳕鱼舌

1磅新鲜鳕鱼舌

1大头洋葱

半磅肥猪肉

盐胡椒粉

把猪肉放进煎锅煎至金黄，加入洋葱，再加入已清理干净的鱼舌。加盐和胡椒调味。温火炖半个小时左右。

——英戈尼什妇女附属医院编辑，《高地与海》，新斯科舍，布雷顿角的英戈尼什，1974年

巴斯克式鱼舌

巴斯克人酷爱鱼舌，不论是腌鳕鱼还是新鲜狗鳕。他们有数十种常用食谱，而下面的是最著名的经典菜谱。这里使用的油通常都是橄榄油。

材料：100克腌鳕鱼舌，依个人口味放适量大蒜，荷兰芹（越多越好），小颗的洋葱，油，牛奶。

做法：将鳕鱼舌浸泡24小时，一天换三次水。倒掉水，把鱼舌沥干。将油、适量的大蒜、荷兰芹和少许洋葱一起放入砂锅中炒，微黄后加入鱼舌。翻一次面后关火，放10分钟。然后放回微火上，加入3勺牛奶。不时搅动材料，熟了以后，把锅拿开，就可以上菜了。

——PYSBE的食谱《腌鳕鱼》，圣塞瓦斯蒂安，1936年

鳕鱼子

给法国人吃或是喂鱼

用盐充分腌制的鳕鱼子在当地不受青睐，但据说在法国被做成鱼子酱后价格不菲。

将这种鳕鱼子用两块木板压碎，再加入醋或白酒之类的东西搅拌。然后温火慢炖，加入凤尾鱼等做鱼子酱的材料，再将黄油放入充分搅拌。像我们这种住在海边的居民都用新鲜的鳕鱼子做鱼子酱。

——约翰·柯林斯，《盐与渔场》，1682年

也可以给英国水手吃

按照食谱上的方法煮（每加仑水加入1吉耳[1]醋和2盎司盐，煮沸后放入鱼子，在火上慢炖至熟），然后搭配荷兰芹或刺山果花蕾[2]调料，或包裹上鸡蛋、面团、面包屑，一起下油锅炸。吃的时候配上柠檬片或凤尾鱼酱。

——C.H.阿特金森，《国家级主厨的海员烹饪宝典》，格拉斯哥，1941年

希腊大斋节食谱：塔拉莫萨拉塔

在整个信仰基督教的地中海地区，腌鳕鱼一直是大斋节的传统食物。希腊一种被称为“塔拉莫萨拉塔”的食物则是当地大斋节的主要食品。鱼子如果没有经过盐腌或烟熏就必须尽快吃掉，因此鱼子也成了北方国家的美食。“塔拉莫萨拉塔”原本以产于地中海的金灰色鲱鱼鱼子作为材料，但随着地中海渔业的衰落，希腊人开始进口挪威腌鳕鱼子，并将其称为“塔拉玛”。

150克塔拉玛（腌鳕鱼子）

1个中等大小的洋葱，磨成泥或切碎

1片（五六厘米厚的）硬面包

1个煮熟的土豆

一两个柠檬，榨汁

1杯橄榄油

面包去皮，泡水后挤干。把“塔拉玛”放在细滤网上冲水，以去掉一些盐分。

如果有研钵的话，用研钵把洋葱磨成泥，再将面包和土豆也磨碎。加入油和柠檬汁，也可以把材料捣细或拍碎，或用电动果汁机榨汁。淋上一点油，放些橄榄做装饰。

有些鱼子的颜色比较鲜艳，有些鱼子的颜色比较黯淡，可以用个取巧的方法，加点甜菜汁让颜色较黯淡的鱼子漂亮一点。事实上，颜色淡的恰恰是品质较好的鱼子。

面包和土豆两者选一即可，但一起食用口味较佳。用全麦面包会有更好的味道。

——安妮·雅诺丽丝，《希腊烹饪日历》，雅典，1988年

鳕鱼鳔

烤鳕鱼鳔

清洗鱼鳔后用滚水过一遍，抹上盐，去掉表皮，烫至半熟，然后裹上面粉烤熟。将鱼鳔放在盘子上，倒上用肉汁、胡椒、墨西哥辣椒、盐和黄油混合炒黄的面粉，1勺芥末和1勺豆瓣酱制成的酱汁。也可以用鳕鱼鳔做成法式浓味炖肉，先用上述方法煮（在大量的水中慢煮，加入一把盐），然后在清肉汤中炖，加一点黄油和成的面粉，用柠檬皮、肉豆蔻和豆蔻做香料。切成肉片。可以再炸一炸。

——玛格丽特·道兹，《厨师与家庭主妇手册》，伦敦，1829年

鱼肚

鱼胃经常被用来做包裹香肠的肠衣。根据民俗学者艾利克森的说法，冰岛人通常将鱼胃彻底清洗，用肝脏或揉合一些黑麦的肝脏来填充，然后煮熟食用。同样的做法也可以用于鱼鳔。

鱼肚，即胃的内膜，有时也用来食用。1571年，奥地利的伊丽莎白女王收到了从巴黎送来的食谱，上面写的就是鳕鱼肚。

加泰罗尼亚式的狗鳕与乌贼配鳕鱼肚

4人份的材料：4片中段狗鳕，2只清理后各重30克的乌贼，100克鳕鱼肚，牛肉高汤，100克菠菜，1勺科林斯葡萄干，1勺松子，白豆，1根欧芹[3]，1颗冬葱，黄油，初榨橄榄油，红酒，盐和胡椒。

将白豆、葡萄干和鱼肚分别泡水过夜。

狗鳕去鳞，但皮要留着，清洗干净。

清理乌贼，去掉触手。

以小火煮白豆。

水煮鳕鱼肚，煮过的水留着。

乌贼切丝，用橄榄油煎。

把黄油放在煎锅里用中大火预热，放入切碎的冬葱，变软后加入稀释过的红酒。然后放入白豆和切丁的鱼肚，再加一点牛肉高汤，煮到水开。加入黄油、盐和胡椒，混合均匀。

把调过味的狗鳕放入煎锅，鱼皮朝下用油煎。

快速烹炒洗好的菠菜，加入松子和葡萄干。

在每个盘子上铺一层白豆，放一勺鱼肚、一些酱料和乌贼。将狗鳕放在上面，鱼皮朝上。盘子边缘用白豆、菠菜和葡萄干做装饰。在鱼肉上放一根欧芹。

——巴塞罗纳的咸角餐厅，若法尔·加西亚·桑托斯，《巴斯克腌鳕鱼烹饪法与世界上最棒的配方》，1996年

鱼皮和鱼骨

在冰岛进入现代化之前，人们习惯于把鳕鱼皮烤熟，沾着黄油给儿童食用。艾利克森回忆起他的童年时说：“在吃鱼皮前总是先把它从鱼干上剥下来，鱼干皮很硬，但经过火烤后就会变得柔软易食。”

烹调鳕鱼骨（羊骨与牛骨亦然）的方法如下：

把骨头泡在酸乳浆中，直到它们部分散开并软化，把所有东西一起用小火慢煮到骨头变软、整锅东西凝成浓粥状为止。

——安德列亚·尼科利娜·约恩斯多蒂尔，My matreidslubòk，1858年

[1] 1吉耳=0.25品脱。

[2] 这种植物带刺的花蕾，可以用作调味汁、调味剂和各种菜肴味道强烈的辛辣调味品。——译者注

[3] 亚欧大陆的一种伞形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峨参蜡叶峨参），长有芳香的用做调味品或装饰的芫荽状叶子。——译者注

浓汤

英文里的这个词源自法文“chaudière”，意思是大铁锅。今天这种锅多半是铝制品，但仍是渔船上的标准配备，人们通常会将鲜鱼和船上的粮食一道放入，煮成一锅热呼呼的大锅菜。北大西洋大多数渔村的村民都会烹煮口味不同的海鲜浓汤。现存的16世纪海鲜浓汤食谱中，有一份是用康沃尔的凯尔特文写成的。在康沃尔文中，鱼贩的写法是“jowter”，与海鲜浓汤的英文发音相似，因此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海鲜浓汤源自于康沃尔。人们常说，是纽芬兰大浅滩的法国渔民和英国渔民把海鲜浓汤引入了纽芬兰的烹调中，后来又向南传到新斯科舍和新英格兰。但是当欧洲人到达时，美洲土著居民已经会做海鲜浓汤了，只不过没有把猪肉放进去而已。

海鲜浓汤的原始材料包括咸猪肉、航海饼干、新鲜鳕鱼或腌鳕鱼，它们被小心地分层铺在锅内。这些材料都是渔船上长期保存的标准粮食。航海饼干后来因形状和大小不同产生了各异的名称，比如领航员面包或十字饼干等，它们是普通饼干的前身，是一种不会发霉的硬面包。土豆后来才被加入海鲜浓汤的食谱中。纽芬兰渔人羹是一道典型的海鲜浓汤，但做的时候要把里面的汤汁煮干。

请不要……

今天，海鲜浓汤上桌时大多放在小杯子里，用点眼药的小瓶子就可以装满了。但在海鲜浓汤兴盛的时代，它可是一顿饭的主菜。虽然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地位，但它不是，绝对不是那种那种可以在高尚的淑女茶馆里小心翼翼玩弄的、细致而少得可怜的汤……还有，顺便提一句，请不要把它装在杯子里吃。

——哈里特·亚当斯编辑，哈尔波作注，《船长餐点：科德角的海鲜食谱》，普罗温斯敦，1941年

把你喜欢的东西加进去

4磅鱼够做四五人份的海鲜浓汤；在锅底放6片咸猪肉；把锅架高，以免猪肉烧焦；将猪肉煎到熟透变黄后拿出；放上一层纵切的鱼肉片，然后是一层饼干、小片洋葱、4便士薄的土豆和烤好的猪肉片；再放一层鱼肉，就这样一层层叠上去。6层饼干就够了。在每层上面都撒一些盐和胡椒粉；倒入一整碗面粉和水，刚好盖过锅里的材料就可以了。1片柠檬可以增加风味，再加1勺番茄酱就更棒了。有些人会放点啤酒，加一些蛤蜊也不错。煮的时候锅盖要盖紧，尽可能不让蒸汽跑掉。不要中途打开锅盖，除非是已经快好了，需要尝尝味道够不够。

——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美国节俭的家庭主妇》，波士顿，1829年

在19世纪的英国，海鲜浓汤宴会非常流行。十几个人一大早出海，在船上或海滩上烹煮海鲜浓汤。就在这个时期开始流行在海鲜浓汤里加牛奶，这代表海鲜浓汤需要用到航海干粮以外的东西了。

鱼肉浓汤：一种新的做法

著名食谱作家范妮·梅里特·法默认为烹饪步骤必须非常精确，她使严格计量这个抽象的科学概念在食谱中得到普及，并成为标准做法。也因此，一百多年来，家庭厨师都这么说：“哪里错了？我是照着食谱做的啊！”她是波士顿烹饪学校最著名的管理者，这所学校创建于二十几年前，旨在教导职业女性如何“科学”烹饪。受到这所学校的影响，取材自由渐渐从食谱中消失，实验精神也越来越不受鼓励。

范妮·梅里特·法默的海鲜浓汤食谱与前人的方法相去甚远，它不只在于精确计量，还在于使用多个锅来烹煮，而且完全抛弃了分层制作的观念。以下食谱中都以使用炉子为主，需要数只锅，甚至同时点燃好几个热源。当火堆被炉子取代时，烹调的方式也改变了。

4磅鳕鱼或黑线鳕

6杯切成1/4英寸厚的土豆片或4杯切成3/4英寸厚的土豆块1颗切好的洋葱

1.5英寸厚的咸肥猪肉块

1茶勺盐

1/8茶勺胡椒

3茶勺黄油

4杯热牛奶

8块普通饼干

买来去过皮的鱼，但头尾要留着。切下头和尾，拿出脊椎骨，把鱼切成2英寸厚的肉片备用。把剁碎的头、尾和脊椎骨放进炖锅，加2杯冷水慢煮至滚，再煮20分钟。把咸肥猪肉切成小片，煎出油，加入洋葱，再煎5分钟。把猪油挤压到煎锅内。以沸水盖过土豆，预热5分钟，沥干，再把土豆放进猪油里，然后加2杯沸水，煮5分钟。加入煮鱼骨的汤汁和鱼肉；加盖，慢炖10分钟。加入牛奶、盐、胡椒粉、黄油和饼干，饼干要先用足够的冷牛奶浸湿。有时也可以用硬面包代替普通饼干。

——范妮·梅里特·法默，《波士顿家政学校烹饪书》，1896年

最后的渔人

在法国海峡的港口地区，人们把在纽芬兰的捕鱼人称为“纽芬兰人”。20世纪70年代，最后一批“纽芬兰人”从布里多尼的圣马洛港口和诺曼的费康港口离开了。1961年的战役打响时，也就是在下面这本书出版后的一年里，仍有2.2万吨纽芬兰大浅滩盐腌鳕鱼在费康靠岸。海鲜浓汤的原始法文“la chaudrée”此时已经消失，这里的名字是用马赛语来命名的。

费康海鲜浓汤

烹煮时间：30分钟

材料：500克腌鳕鱼，750克土豆，100克洋葱，几根芹菜，1根韭菜的白色部分，2瓣大蒜，2汤勺番茄泥，3汤勺油，1束装饰用的花，盐，胡椒粉，切碎的荷兰芹。

将腌鳕鱼去盐、水煮并沥干，把油倒进锅内加热。将切好的洋葱、韭菜和芹菜丢入锅内，煮10分钟。把土豆去皮，切成厚片，并放入之前的材料中煮。当土豆将熟时，加入腌鳕鱼，温火慢炖10分钟。趁热上桌，撒上切碎的荷兰芹。

自由选择：上桌时可以加一点酸黄油。

这道食谱曾经赢得过渔人大奖。

——腌鳕鱼消费发展学会，《腌鳕鱼的处理方式、营养成分、烹饪方法和经济价值》，1960年

西印度群岛鳕鱼干的流传

西非：鱼干和艾基簇

虽然对大多数西非人而言，奴隶贸易遗留下来的只是鱼类的盐腌与干制方法，但它无疑也使西非人保留了对鳕鱼干的喜好。一些西非城镇，比如塞内加尔的考拉克，仍然有无数鱼骨铺满几英里长的海岸，而这一景象早已从格洛斯特和佩蒂港消失了。考拉克地处内陆，但接近萨卢姆河的河岸，是尼日尔河上游的发源地。尼日尔河是当地贸易的主动脉，盐腌鱼通过它运送到撒哈拉及其以南地区。尼日利亚因石油保持了坚挺的货币，并且有能力进口鳕鱼。尼日利亚人，特别是依博人，非常喜爱鳕鱼干，他们也称它为鱼干。这份食谱来自一位依博人[1]，他在三角洲附近的班地城出生，现居美国。

用热水清洗鱼干，浸泡5分钟。然后用水煮几小时，直到鱼干变软。加入羊肉，熟后放入艾基簇（绿南瓜的种子）。加入洋葱和切碎的乌卡基（一种草本植物的叶子），再放入小龙虾。搅拌成阿格博（即将磨碎的种子煮数小时后而成的黏糊）。

——乔依·欧克利，华盛顿特区，1997年

巴西：鳕鱼椰奶

1磅腌鳕鱼

1个刚磨碎的椰子

4茶勺黄油或其他油

2只切好的洋葱

两三滴辣椒酱

1茶勺丹地油（巴伊亚棕榈油）

将腌鳕鱼去盐。浓椰奶取出备用。在椰子的剩余部分中加两杯热水，通过筛子取出稀椰奶。把盐腌鳕鱼、洋葱和番茄放在黄油或其他油里煎，加稀椰奶保持湿润。烹煮时用小火，并不时搅拌。上桌时，把辣椒酱洒在鱼肉上，加上丹地油和浓椰奶。

——罗莎·玛丽亚，A Arte de Comer Bem，里约热内卢，1985年

牙买加：鳕鱼蓝登

今天，“蓝登”通常是以当地深色多油的鱼类为材料，但老式做法则使用腌鳕鱼。这道菜显得过于土气，不适合商业用途，但奥芬索·马克林仍然以此招待朋友。

磨碎椰肉，泡在水里。用筛子过滤。把滤液煮沸并持续搅拌至油浮上表面。加入腌鳕鱼、洋葱、番茄，并搭配番薯和青香蕉食用。

——奥芬索·马克林，主厨，金斯敦的新大地饭店，1996年

牙买加：荔枝果和盐鳕鱼

埃琳娜冒昧地请来维奥莱特帮我们做当地菜肴，她做了一道人称“盐腌鱼与荔枝果”的菜。后来我发现这道菜似乎只是受到当地人的高度评价，其他人并不那么喜欢。

——埃德蒙·威尔森，《60年代》，1993年

威尔森对这件事的不满似乎是因为他中了荔枝果的毒。“我以前从没受过这样的痛苦。”他写道。荔枝树原是西非植物，在1793年由臭名昭著的布莱船长引入牙买加，植物学上便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布莱西亚·萨皮达”。物同其人，这种荔枝果很不好对付。荔枝树长在牙买加郊区的山地上，垂挂在树上的火红果实要等它完全成熟到裂开才能安全食用。

荔枝果和盐腌鱼被牙买加人视为国菜，但如今，盐腌鱼的昂贵又让牙买加人将这道菜戏称为“国际菜”，意思是只有观光客吃得起。新大地饭店的主厨奥芬索·马克林在微风吹拂的开阔阳台上供应牙买加式早餐（荔枝果与盐腌鱼搭配炸饼干），供应对象以牙买家富商和政客为主，因为观光客很少到金斯敦来。他用的炸饼干叫做琼尼饼，和纽芬兰另一家新大地饭店早餐中与牙买加糖蜜搭配的饼干一样。这种饼干起源于新英格兰的东南部，以玉米粉和糖蜜混合，加上猪油烘焙而成，叫做琼尼饼，这个名字来自“旅行饼”，因为它们通常是带在路上吃的。历史上，它们曾历经了“糖蜜与腌鳕鱼”之路。

加勒比海的腌鳕鱼菜在制作时通常都会把鱼撕碎，因为它们品质不佳。那些腌鳕鱼只经过初步浸泡，既硬又咸。不过这也正是这道菜肴的独特之处。

将0.25磅腌鳕鱼浸泡20分钟，以沸水煮10分钟。将1打新鲜荔枝果以沸水煮5分钟。用煎锅加热蔬菜油。在乡下我们总是用椰子油，但在这里用的是沙拉油。加入切好的洋葱、青葱、百里香和磨碎的黑胡椒。那些磨碎的黑胡椒让这道菜有一种特殊的好味道。然后加入切碎的辣椒（去头辣椒）、荔枝果和碎腌鳕鱼。

——奥芬索·马克林，金斯敦的新大地饭店

波多黎各：鳕鱼大合唱

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可西布兰不过是一栋白色的一层建筑：一家建于1922年的酒吧，1985年后由杰西·派瑞斯接管。它位于产业工人城，这是个大多数人在晚上都不愿意去的地区。这里的建筑多以青绿色和橘红色的一两层矮房为主，是圣胡安少数几个还未被高层建筑占领的古老地区之一。

派瑞斯记得家人总是用植物的根、番薯、面包果和丝兰来做鳕鱼餐。“他们这样吃的次数远超过配饭吃。母亲总是买整条又硬又扁的鱼。现在我都是买切软的鱼肉片，有的经过盐腌，但都没有风干。”风干会提高价格，既然冷藏技术遍及全岛，波多黎各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人便更愿意买新鲜鳕鱼以减少花费。有一道他童年时的盐腌鳕鱼菜到现在还很受欢迎，叫作鳕鱼大合唱。这道菜在圣卢西亚叫做“布鲁琼”，在特立尼达叫“布尔琼”，在海地、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岛则叫“切基塔尔”。

2杯腌鳕鱼，去盐，洗净，撕碎，煮熟

1大头洋葱，切片

1瓣大蒜，切碎

2根青辣椒

半杯橄榄

2只白煮蛋，去壳，切丁

1杯橄榄油

混合均匀，吃的时候依口味撒上盐和胡椒。

——杰西·派瑞斯，圣胡安可西布兰酒吧，1996年

瓜德罗普：费尔罗斯

当卡莫利特·马提雅尔被问及最喜欢哪一道腌鳕鱼菜肴时，她回答说：“嗯，我其实并不喜欢腌鳕鱼，不过费尔罗斯还不错，我爱吃里面的鳄梨。”

将鳄梨、木薯粉、烤过的腌鳕鱼、些许辣椒和葵花油混合。用木片搅拌均匀。有些人会加些黄瓜，但并非必要。

——卡莫利特·马提雅尔，瓜德罗普

[1] 居住在尼日利亚东南部一支民族的成员。——译者注

令人惊叹的法国伪装

即使善于改扮伪装，我也知道你是腌鳕鱼。

——古巴谚语

直到戴拉蒙时代，腌鳕鱼还是需要很多材料来增色，因为它本身比较粗糙。黄油、橄榄油和牛奶较为常用，冰岛人甚至还把羔羊肾脏里提炼出来的油淋在腌鳕鱼上。1654年，路易十四的财务官贝克米尔公爵在纽芬兰渔业上投注巨额资金，但他发现法国市场很不景气，因为法国人不喜欢这种又干又硬的腌鳕鱼。于是他发明了一种调味酱，也就是现在的贝克米尔调味酱。这种调味酱广受欢迎，不管是用在腌鳕鱼上还是其他菜色上。一开始它只是奶油调味酱再加点豆蔻之类的香料，后来又把鸡蛋加了进去。

奶油腌鳕鱼

取上等的桶泡鳕鱼，用水煮，再把它切成薄片。将奶油放进炖锅，加点胡椒粉调味。再加入1把滚水过了一遍的碎香菜，慢火炖到熟软，再与浓黄油、两三个蛋黄搅拌在一块儿，就可以上菜了。另外，可以用荷包蛋和柠檬片做装饰。

——查尔斯·卡特《完全实用烹饪手册》，伦敦，1730年

后来，有人把面粉也加了进去。在1921年奥古斯提·伊斯卡菲尔精心制作的食谱里，这种调味酱更是复杂至极，里面甚至还有小牛肉块。不过，对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新英格兰等吃腌鳕鱼的国家而言，较简单的面粉奶油贝克米尔调味酱还是最常用的腌鳕鱼调味酱。

鱼丸

对食用鳕鱼的国家而言，没有任何一道菜比鳕鱼丸更普遍了！19世纪末，当美国上议院正在为单纯的食物法案进行辩护时，就像曾经在这里大力赞扬过浓汤好处的丹尼尔·韦伯斯特一样，上议院议员豪尔也在这个庄严华丽的地方，针对“可以在星期日清晨食用的绝妙美味——腌鳕鱼丸”发表了一份洋洋洒洒的演说。

新英格兰：星期六的美好开始

将腌鳕鱼和土豆一起捣碎，加入上等黄油或猪油滋润，静置到第二天会比当天食用还好。在把腌鳕鱼切碎之前最好先烫热，不然鱼会干冷干冷的，不容易切好。要把腌鳕鱼作为早餐的菜色，再没有比小鱼丸更棒的了。当你把它和土豆一起捣碎后，可以打只鸡蛋把它裹一下，炸成金黄色的小鱼丸，更好看也更美味。

——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美国节俭的家庭主妇》，波士顿，1829年

法国：鳕鱼丸

本书的食谱配方在20世纪早期是法国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

把腌鳕鱼按照下述方法，先放在冷水中加热，等水快开的时候拿出来，去皮去骨。准备一份凉的贝克米尔调味酱，把它淋在腌鳕鱼上，静置冷却。只有放到温度够低才能做成鱼丸，所以贝克米尔调味酱要够浓才行。

搓十几个鱼丸，沾上细面包屑，把它拿到打匀的鸡蛋里浸一下，再沾一次面包屑，放到热锅里炸。炸好后堆成金字塔，上面再撒点切碎的香菜。

——坦特·马里，《真正的家庭烹饪》，巴黎，1925年

意大利：腌鳕鱼丸

“意大利的坦特·马里”是艾达·布妮，她是意大利一流的妇女杂志《珍品》的编辑，她的第一本食谱问世于1928年，以下配方是从第15版节录出来的。

1.5磅浸泡过的腌鳕鱼

3片剁碎的凤尾鱼片

1大汤勺切碎的香菜

半汤勺胡椒粉

1大汤勺磨碎的帕尔马干酪

2片白面包，泡水后挤干

2只鸡蛋稍微打匀

半杯面粉

1只鸡蛋稍微打匀

把腌鳕鱼放在水里煮30分钟再静置冷却，去皮去骨剁碎，加入凤尾鱼、香菜、胡椒粉、奶酪、面包和鸡蛋，充分搅拌均匀，捏成丸子的形状。放在面粉里滚一下，然后浸在打匀的鸡蛋里。再沾一些面包屑，放进橄榄油里炸，直到呈褐色为止，每边大约炸4分钟左右，以上材料为4人份。

——艾达·布妮，《欢乐吉祥》，1950年

葡萄牙：咸鳕鱼丸

1杯剁碎的咸鳕鱼

1杯面粉

1杯水

1大汤勺黄油

调味的盐和胡椒粉

3只鸡蛋

将2片咸鳕鱼干浸泡一整夜，浸泡的水要留下来。用手指把泡好的鳕鱼撕搓成很细的碎片。舀一杯浸泡的水和咸鳕鱼碎片一起煮，加入黄油、胡椒粉。再把面粉倒入，快速搅拌成面团。关火冷却，把鸡蛋加进去，一次加一个，搅拌均匀。在一个深的平底锅里放入大量滚烫的油，用小汤勺把丸子舀进锅里，一直炸到鱼丸呈黄褐色为止。以上份量可以做20~24个鱼丸。

——德欧琳达·玛丽亚·薇拉，《亚速尔群岛的美食》，1977年

牙买加：跺着脚走路

将1磅面粉加水，调至非常稀。加入0.25磅浸泡过且煮好捣碎的咸鳕鱼，打2只鸡蛋，加点酵粉、嫩煎洋葱、韭菜和麝香草，混合均匀。用小汤勺舀进热油里炸。

——奥芬索·马克林，金斯敦的新大地饭店

波多黎各：咸鳕鱼泡芙

“洋娃娃”是人们对翠芭尔的昵称，她热爱波多黎各的一切，也经常在电视上示范许多波多黎各传统菜肴的做法。现在，她正在自己那又窄又高的圣胡安公寓厨房里，为亲人做菜，以下是她制作咸鳕鱼泡芙的方法：

大约2杯面粉

1~2小汤勺发酵苏打

把最后一次浸泡咸鱼的水加进去

调得很浓稠的面团

将0.5磅煮过的咸鳕鱼捣碎加进去

加1小汤勺剁碎的大蒜和薄荷

加2小汤勺切得很细的洋葱

加2小汤勺切得很细的土豆

再加上“芫荽[1]”和“丘兰脱”（一种当地的草本植物）来佐色和调味

用小汤勺把以上材料舀进很热的玉米油里炸，有时候可以使用较方便的长勺

——翠芭尔，圣胡安，1996年

“好了！”她说。这些咸鳕鱼丸实在很漂亮：一个个约2英寸大小，呈琥珀色。上面有红、绿色的植物佐色，而且热油快炸可以使这些植物的颜色更鲜艳。

[1] 一种一年生的欧亚芳香型草本植物（芫荽属芫荽），属伞形科，有伞形叶片，小的介于白与淡粉红色的伞状花序。种植它为了收获其可食性果实、叶芽和根。——译者注

奶油烙鳕鱼

有些人认为“奶油烙鳕鱼”是从尼姆[1]开始流传的，但它在普罗旺斯[2]似乎更普遍。这道菜起初叫“布兰雷德”，意思是“被捶打的东西”，事实也的确如此。它在法国革命时传到巴黎，从此就再也没被人们遗忘过。1894年，作家都德在欧典剧场的伏泰尔咖啡馆举办了定期的鳕鱼餐会。

那时候，由于鳕鱼价钱不菲，所以就加点土豆进去，变成了“土豆奶油烙鳕鱼”。帕门提尔是18世纪的政府官员，他让土豆在法国军队中逐渐普及，他的名字也成了“拌土豆”的代称。1886年，这道菜被正式定为法国军队膳食。当咸鳕鱼的价钱越来越贵时，菜里的土豆也越来越多，有时简直就像是加了鱼料的土豆泥。正如美国莎拉·约瑟法·哈尔在1841年出版的《好主妇》中所说：“这道腌鳕鱼是很便宜的食物，里面的土豆好像不用花钱似的。”但事实上，最原始的奶油烙鳕鱼是不加土豆的。

以下食谱是由19世纪伟大的普罗旺斯主厨J. B. 勒布尔编写的，这道菜味道十分鲜美，因为里面加入了鳕鱼皮。

奶油烙鳕鱼

取上等的腌鳕鱼，不要泡太久，鳞要刮干净。照下述方法煮：在淡水中泡12小时，去鳞切块，放进锅里，加冷水盖过鱼，加热至表面开始冒泡，把泡沫舀掉。沥干，小心地去骨，但要把鱼皮留下来，这是整道菜成功与否的关键。把小心处理后的鱼块放在锅的一角，使它们可以与加热的牛奶接触，同时还可以与热油接触，小火加热就好。用小汤勺把油滴加到腌鳕鱼上，并用木制汤勺用力搅拌，把鱼块靠在锅边挤碎，再把热油和牛奶一点一点滴加进去，木汤勺不停地搅拌，直到锅内呈奶糊状，再也找不到块状的鱼肉。这样，“奶油烙鳕鱼”就做好了！

——J. B. 勒布尔，《普罗旺斯的烹饪》，马赛，1910年

后来作者还建议加点块菌[3]、柠檬汁、白胡椒粉、磨碎的豆蔻或大蒜，但他也警告说：“如果我是食品健康专家，就会劝你不要常吃这道菜。”

[1] 法国南部的一个城市。——译者注

[2] 法国历史上东南部的一个地区和以前法国的一个省，临近地中海。大约公元前600年古希腊人开始在此定居，后来腓尼基商人也进入此地。公元前2世纪，普罗旺斯成为罗马殖民地。公元933年它成为亚耳王国的一部分，后来又归金雀花王朝所有（1246年）。1486年归入法国。——译者注

[3] 一种肉质可食的子囊真菌，主要是指生长在地下或树根附近并被视作美味的块茎属。——译者注

说巴斯克语的鱼

全世界腌鳕鱼烹饪技术最进步的就是西班牙的巴斯克民族了。直到19世纪，腌鳕鱼干还是穷人的食物，常被敲碎了炖着吃。1936年出版的PYSBE的工人食谱中，大部分内容也跟炖鳕鱼有关。今天，在巴斯克人的餐厅，或许还能吃到其中几道旧式炖鳕鱼。但大部分还是人们在家里烹制的、材料是最便宜的腌鳕鱼碎块。最昂贵的部分当属鳕鱼舌和从大鳕鱼身上靠近头部切下来的上等鱼肉——“罗莫”。

配苹果酒

咸鳕鱼蛋卷和楚丽塔（一种蚌肉，外面撒上盐，然后放在火上烤）是巴斯克苹果酒店中最具特色的两道菜。它们都是很咸的东西，让人吃了口渴。在圣塞瓦斯蒂安的吉普斯考省，辛德瑞拉苹果酒店只在1~4月开放，这段时间店员要竭尽所能吸引顾客到品尝室来，这样在4月苹果酒装瓶上市后才会有好的销路。顾客们坐在高大的桌子前，先免费品尝一些食物，然后会因某些东西很咸而口渴，接着就逛到品尝室里找苹果酒喝，喝完又会回到桌前吃点东西，然后再喝酒。苹果酒室里摆有几只10英尺高的木桶，每只上端有一个洞，洞口处放有许多玻璃杯。顾客站在房间中央，将玻璃杯垂直握好，这样，冲出来的苹果酒就打在了较远端的杯口处并流进杯中，而不是直接打在杯底。当前一个品尝者的玻璃杯装满后，只要把杯子拿开，苹果酒就会注入后面的玻璃杯里。少量的酒会洒到地上而不挥发，这也证明了它仅含少量酒精。

下面这道食谱来自圣塞瓦斯蒂安近郊山区的苹果酒工厂，蛋卷做好后带有很棒的腌鳕鱼味道，或许是因为配方使用的腌鳕鱼部位比传统部位更高级吧。

把从大鳕鱼靠近头部的地方切下的上等鱼肉浸泡在水里36小时，使它几乎不再有任何味道，再把嫩煎过的洋葱和香菜放进橄榄油里爆香。将浸泡好的腌鳕鱼沥干放进去，用少许水打鸡蛋加入，以上所有步骤的秘诀就在于快。

——那提·桑科，辛德瑞拉的厨师，1996年

比斯开鳕鱼

19世纪，有人开始以鳕鱼身上较高级的部位烹调精美的菜肴，“罗莫”就是较好的鳕鱼部位之一，通常是整块带皮取下，配调味酱吃。有三道菜直到今天还非常盛行，分别是：“比斯开鳕鱼”、“阿尔皮尔皮尔”及“兰内俱乐部”。配上红色、黄色、橙色的调味酱之后，菜肴的秀色也是其吸引力之一。就像交响乐团里小提琴手的标准曲目一样，每一位伟大的巴斯克主厨在做这三道菜的时候，也必须完全遵照标准食谱来展现厨艺，而不能任意发挥。针对配方中几个神秘的论点，比如腌鳕鱼要浸泡多久等等，一直存在争议。到底是毕尔巴鄂古利亚餐厅的皮尔代所说的38小时，还是圣塞瓦斯蒂安卡萨·尼古拉斯餐厅的卡斯特罗建议的48小时？皮尔代在浸泡时把腌鳕鱼放进冰箱，而卡斯特罗有时会用矿泉水来浸泡，因为他说在自来水里尝到了氯的味道。

虽然这几道菜都很精致，但它们过去却经常出现在平民区里。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前，比斯开的巴斯克村庄阿拉卡都里有个女人经营着一家饭馆。这是一家典型的20世纪30年代的低消费饭馆，所有的传统菜肴都向平民提供。她的儿子和她一起干活，并把这些菜色都学会了。如今他被人们称为腌鳕鱼大王，开在毕尔巴鄂主要商业街上的古利亚餐厅也成了这三道招牌菜的金字老店。

“真是有趣极了！以前这几道菜是专门做给穷人吃的，现在却成了店里价格最高的菜！”皮尔代说。

他提供了下面的食谱，但也同时指出：训练一个会做这几道腌鳕鱼菜色的厨师，需要花一年的时间。

1888年出版的一本西班牙书曾经这样说道：西班牙菜在全世界最著名的两道菜就是肉菜饭和比斯开鳕鱼，一百多年后依然如此。比斯开鳕鱼已经成为其他国家无法仿造的菜肴，因为它的调味酱主要由一种叫做“克里塞罗”的绿色圆胡椒构成，这种植物大约可以长到3英寸长，然后就会变成红色干枯掉。到现在为止，“克里塞罗”只生长于比斯开，仍是西班牙北部的特有品种。

在加勒比海的西班牙语区，比如古巴和波多黎各，人们把这道菜视为他们本国的特产。但他们做出的菜与原味相差很多，不仅是胡椒不易获得，还因为西印度群岛的腌鳕鱼品质较差，通常只能把破碎的腌鳕鱼片拿来炖。另外，他们还在菜里加进了番茄和土豆。

6人份：

200克的腌鳕鱼共12片

1升比斯开调味酱

4瓣大蒜

1升橄榄油

把腌鳕鱼浸泡36~44小时，每8小时换一次水。其间可以尝一下鱼肉是否浸泡够久，是否还带有咸味。如果咸味已经消除，就把鱼拿出来沥干，仔细去鳞去骨。

在深口锅中放入橄榄油，把大蒜切片放入，稍煎至金黄色即可。把腌鳕鱼放入，带皮的一面朝上煎5分钟，盛出来，淋上比斯开调味酱。

1升比斯开调味酱需要：

1斤红色和白色洋葱

10只肥厚的“克里塞罗”胡椒

75克火腿

2撮香菜

半升橄榄油

1升牛肉原汤

30克黄油

3瓣大蒜

磨碎的白胡椒粉

盐

把油和大蒜放进铝锅里加热，一旦大蒜呈金黄色就把切碎的洋葱、火腿和香菜都放进去，开大火快炒5分钟，再转为小火炖30分钟，用勺子不断搅拌以防粘锅。把“克里塞罗”胡椒打开，除去里面的种子，丢进微温的热水中加热，快沸腾时再加点冷水，如此重复数次，完全煮烂后，加入其他已经准备好的材料中，用小火煮五分钟。把油和香菜拿掉，加入牛肉原汤和白胡椒粉、盐，再煮15分钟。然后倒进搅拌器里搅拌，再过滤2次，之后再煮5分钟。把黄油加进去，依个人口味加适量的盐及胡椒粉调味。

——皮尔代，毕尔巴鄂古利亚餐厅，1996年

如何煮最后一条大鳕鱼

当你挑选新鲜鳕鱼时：“头要大，尾要小，胸部要厚实，肝脏呈牛奶白色，鱼皮也要干净完整，闪着银白色的金属光泽。”

——英国海军部《海军食谱手册》，1921年

只有住在北大西洋周边的居民才知道如何辨别新鲜的鳕鱼。就算是很新鲜的鳕鱼，只要冰冻过就完全不一样，只不过有时鱼身颜色还有点相似罢了。新鲜鳕鱼在烹煮时，肉很容易分开，新奥尔良的顾客之所以不喜欢山姆捕捞的新鲜鳕鱼，原因就在于此。但如果鱼肉不易剥落，就是不新鲜。据巴黎主厨阿兰·森德伦斯说，新鲜的鳕鱼应该“又白又软，富有弹性且不耐煮，如果你小心翼翼地烹煮，鳕鱼会变成片状，并流出奶状的鱼汁”。

了解新鲜鳕鱼的人存在于各行各业：法国大饭店、英国的劳工阶层鱼市，还有圣约翰斯港口。但他们都认同三点：煮新鲜鳕鱼要小心迅速；简单处理，最重要的是要切成厚片；只有大片鳕鱼才适合烹煮。在里昂的宗教庆典上，保罗·博库斯公布了一种简单的加入土豆洋葱的新鲜鳕鱼菜谱：“从鳕鱼身体的中央部位切下长约30厘米的肉片。”这里所谓的中央部位就是鳕鱼身上最厚的部分。博库斯所指的是从一条3英尺长的鳕鱼身上取下来的上等肉片，这种东西在识货人眼中是很抢手的，但并不常见。

大仲马对挑选鳕鱼有如下建议：“挑选那些斑点漂亮、来自奥斯坦德[1]或英吉利海峡的鳕鱼，最上等的是白皮黄斑。”他还提供了以下食谱：

面包鳕鱼

将鳕鱼切成五六片，以盐、胡椒粉、香菜、冬葱、大蒜、麝香、月桂叶、绿洋葱、紫苏等捣碎调味。将两个柠檬榨汁，加入熔化的黄油，把鱼肉片浸泡在上述浸汁里，取出后撒上面包粉，在炉子上烤。

——大仲马，《烹饪大辞典》，1873年

鳕鱼俱乐部

只要有挪威人居住的社区，就会有鳕鱼俱乐部。纽约有一个，明尼阿波利斯[2]和圣保罗地区则有四个之多。俱乐部的成员清一色全是男人，据挪威驻明尼阿波利斯前领事保杨·格林顿所说，在四个鳕鱼俱乐部中，有三个全部由男会员组成的，第四个则自由一点。虽说这种俱乐部总给人很排外的印象，而且通常要等好几年才能成为会员，但每个俱乐部还是有两百多名会员。每个月的某个中午，总会有上百人一起聚餐，这顿饭通常是土豆鳕鱼配熔化的黄油，再加上白兰地和白面包。格林顿说：“他们到底是为了见面而聚会，还是为了吃鳕鱼才聚会并不重要，关键是每次聚会都和鳕鱼有关。”历史最悠久也最排外的俱乐部是位于伊代纳的因特拉根乡村俱乐部内的“挪威鳕鱼俱乐部”。其会员发表演讲，认为煮鳕鱼的最佳方法是不要把水煮沸。因特拉根当地的做法却朴实得多：“把盐水调好煮沸，然后把鳕鱼放进去，加盖煮半小时。鱼要切厚一点，大概每人1磅的份量。”

北方族群的最后一条鳕鱼

斯特拉餐厅开在圣约翰斯港，它是一间温暖舒适的小餐厅。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一天，这家餐厅居然从渔业保护局买到了又大又厚的鳕鱼肉片，并把这道昔日里最地道的菜肴放进了当晚的菜单中，不过这只是个小插曲，借此提醒纽芬兰人即将失去的东西。斯特拉餐厅并没有按照传统方法来烹调，它没有使用咸猪肉，因为餐厅觉得那东西对健康不好。

锅煎鳕鱼

4片鳕鱼肉

2只鸡蛋加1/4杯牛奶打匀

1杯面粉和1茶勺辣椒、1/4茶勺黑胡椒及1茶勺香菜混合均匀

把鳕鱼片浸在鸡蛋汁里，再加入面粉打匀。把锅加热，用滚烫的植物油炸。动作要快，鱼一下锅就把火关掉。

——玛丽·索恩希尔，斯特拉餐厅，圣约翰斯，1996年

[1] 比利时西北城市，位于布鲁日西南偏南，濒临北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德军潜艇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遭到同盟国的轰炸，受到严重破坏。——译者注

[2] 美国明尼苏达州东南部城市，位于密西西北河河畔，紧邻圣保罗。它为该州最大的城市，19世纪是一个伐木中心，如今已成为重要进入港和主要工业基地。——译者注

译者后记

鳕鱼归来

鳕鱼，自古就是有名的食用鱼种，早年只在欧美盛行，后来传至亚洲并受到广泛欢迎。清蒸鳕鱼片、蒜香银鳕鱼、鳕鱼香丝……都是在我国流传已久的鳕鱼佳肴。正如本书所述，鳕鱼是一种生存能力极强的底栖鱼类，仅1970年，全球捕捞量就高达310万吨。然而，仅仅30年之后，这一数字就急剧下滑到89万吨。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指出，如果有关国家的政府不采取措施控制鳕鱼的捕捞，15年后鳕鱼资源将不复存在。

海洋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肉食性鱼类的消失很可能会造成深远影响。两年前进行的近岸生态系统研究发现，过度捕捞肉食性鱼类比污染和全球变暖带来的危害更大，肉食性鱼类的消失将完全破坏这些区域的生态系统，从而导致微生物来填补鱼类和无脊椎动物消失后留下的空白，从而造成海洋的“死亡地带”。人们在墨西哥湾、切萨皮克湾、波罗的海和亚得里亚海已经发现了死亡地带，而且它们正在向公海扩张。令人担忧的是，过度捕捞并非只在某一区域发生，它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严重问题。

我国海域缺乏大洋性资源，很少有产量在百万吨以上的大种群鱼类，原因是我国没有冷暖洋流交汇的生物活跃区。但我们不仅对目前有限的资源未能合理开发和保护，反而严重捕捞过度。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尚有一百多种底栖动物，80年代后就仅剩下四五个种类，经济种产量也急剧下降。原来在海滩上能钓到大量蝼蛄虾，现在它却成了罕见的物种。过度捕捞对我国特有的大黄鱼、中国对虾、小黄鱼资源破坏更是毁灭性的。

面对这场危机，相对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国家对渔业制定强制性限额。令人欣慰的是，现在着手扭转危机局面为时还不晚。最新的科学资料显示，一些方法应用在某些地区已被证明是成功的，可使大部分受危及的生态系统恢复或至少部分恢复。如果现在开始，将捕捞量控制在可持续的水平，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十年之后，单位捕捞量可能会有所增加。

2004年6月5日是第33个世界环境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了2004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海洋存亡，匹夫有责”，呼吁国际社会重视海洋环境保护，积极行动起来，为人类留下清洁的海洋。只有全世界共同关注、保护海洋生态，才能还大海一片生机与蔚蓝。

参与本书翻译的人员有韩新、王淑仉、韩直、仇英章、王丽君、王晓冰、陈晓晖、吴迦仪，在此，谨向他们的辛苦努力致意。

韩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条改变世界的鱼：鳕鱼往事 /（美）科尔兰斯基著；韩卉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文明的进程）

书名原文：Cod: A Biography of the Fish that Changed the World

ISBN 978–7–5086–6215–2

I. ①一… II. ①科… ②韩… III. ①历史事件－世界 IV. ①K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3359号

一条改变世界的鱼：鳕鱼往事

著者：[美] 马克·科尔兰斯基

译者：韩卉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蛊惑世界的力量：可卡因传奇

扉页

目录

引言

第1章 印加人的可乐

第2章 德·加希耶疯了

第3章 从古柯到可卡因

第4章 人类第三大劫难

第5章 弗洛伊德的渴望与恐惧

第6章 春药？毒药？

第7章 黑人、苦力、英国人

第8章 好莱坞的宠儿

第9章 卷土重来

第10章 泛滥与恐慌

第11章 “死亡未婚夫”的报复

第12章 提纯可卡因——人咬狗

第13章 中情局引火上身

第14章 可卡因骑士

第15章 墨西哥往事

第16章 玻利维亚惊魂

第17章 秘鲁的无奈

第18章 建在毒品上的哥伦比亚

第19章 可卡因游戏

致谢

参考书目精选

版权页

黑石头的爱与恨：煤的故事

扉页

目录

致谢

第1章 “可以移动的气候”

第2章 英国宝石

第3章 踏上革命征程

第4章 全速前进

第5章 珍贵的种子

第6章 君主沉浮录

第7章 无形的力量

第8章 燃烧的传奇

版权页

上帝之饮：六个瓶子里的历史

扉页

目录

前言

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的啤酒

石器时代的酿造历史

文明社会的啤酒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葡萄酒

爱上葡萄酒

帝国的藤蔓

殖民时期的烈酒

烈酒与远航

帮助美国建国的饮品

理性时代的咖啡

伟大的提神剂

咖啡馆网络

茶与日不落帝国

茶之帝国

茶之魔力

可口可乐与美国的崛起

从苏打水到可口可乐

瓶子里的全球化

译者后记

版权页

万用之物：盐的故事

扉页

目录

代序·历史杂谈

引言·盐的故事

第一部 盐、尸体和刺激性调味品

第1章 盐的训令

第2章 尼罗河畔的鱼、家禽和法老

第3章 如同鳕鱼般僵硬的盐工

第4章 盐的沙拉时光

第5章 在亚得里亚海中腌制

第6章 两个港口和意大利熏火腿

第二部 青鱼之光与征服的气味

第7章 礼拜五的盐

第8章 一个北欧人的梦境

第9章 腌制得法的六边形

第10章 哈布斯堡的腌制品

第11章 利物浦的离别

第12章 美国盐战

第13章 盐与独立

第14章 自由、平等与税变

第15章 保卫独立

第16章 盐之间的战争

第17章 红盐

第三部 钠的完美婚姻

第18章 钠的恶名

第19章 地质学的神话

第20章 永远消失的土地

第21章 盐与伟大的灵魂

第22章 不要回头看

第23章 自贡盐的最后岁月

第24章 麻辣

第25章 比鱼更多的盐

第26章 大盐与小盐

译者后记·中国盐业札记

版权页

一条改变世界的鱼：鳕鱼往事

扉页

目录

引言 海岬上的哨岗

第一部 鳕鱼传奇

第1章 开往鳕鱼岛

第2章 张大嘴巴的掠食者

第3章 鳕鱼潮

第4章 1620年：鳕鱼与新的土地

第5章 不可剥夺的权利

第6章 举世闻名的鳕鱼之战

第二部 极限

第7章 自然界的生生不息与几个好主意

第8章 最后两个主意

第9章 冰岛人预知了万物的有限

第10章 瓜分公海的三场战争

第三部 最后的渔夫

第11章 纽芬兰大浅滩的安灵曲

第12章 自然恢复力遭遇困境

第13章 向西班牙渔船宣战

第14章 向加拿大渔船宣战

厨师的秘宝 六个世纪以来的鳕鱼食谱

译者后记 鳕鱼归来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