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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中世纪人

作者： （英）艾琳·鲍尔

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出版时间： 2018年11月

ISBN: 978756992659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作者的话|

|写在《中世纪人》第十版前|

|便西拉智训（节选）|

第一章 |前奏|

第二章 |农民波多|

第三章 |马可·波罗|

第四章 |艾格伦蒂娜（Eglentyne）夫人|

第五章 |梅纳杰的妻子|

第六章 |托马斯·贝森|

第七章 |科格夏的托马斯·佩科克|

作者简介

译者简介

|作者的话|

有的时候，社会史的叙述会过于抽象、模糊而受人诟病。无论是对于领导还是学生，社会史中缺乏个性鲜明的人物，远不及政治史引人入胜。然而，事实上，无论是要再现普罗大众的生平，还是为诺曼底公爵或埃诺的菲利帕书写史诗，历史上的素材都浩如烟海。平凡的人生也许并不华丽，但也生动有趣。在我看来，社会史尤其适合描写人物：历史学者们崇尚庄园制度发展或者中世纪贸易情况，但刻画人物的中世纪历史也许更容易在普通读者的心里获得重生。历史唯鲜活而有价值。诗人梅特林克所谓的“万物不死”正是每一个历史学家的座右铭。有人认为历史只关乎逝者，也有另一种观点提出历史只关乎政治运动和条款。后者看似与工人阶级息息相关，比前者更具有血肉之躯的感情，实际上却使历史更加死气沉沉。正是这些不视历史为活物的观点将历史书籍驱逐出了普通人家的书架，唯有历史小说能占有一席之地。

接下来，我将再现中世纪社会生活的各方各面，并展现不同的史料：波多（Bodo）代表农民的生活，即早期典型庄园中农民的生活；马可·波罗（Marco Polo）是威尼斯商人，与东方贸易；艾格伦蒂娜夫人（Madame Eglentyne）在修道院的一生；巴黎中产阶级主妇的日常，以及中世纪时期人们对女性的看法；英国商人托马斯·贝森（Thomas Betson），主营羊毛交易，与英国最大的贸易公司斯塔普勒公司（Merchants of the Staple）往来颇多；还有在东安格利亚经营服装生意的托马斯·佩科克（Thomas Paycocke）。除马可·波罗外，其余五位都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我所用的史料包括庄园主的账本、旅行者的传闻、主教的记录、家规家训、家信、贫民习艺所、黄铜纪念牌以及遗嘱等。本书最后，我附上了一份资料来源表，说明自己所用的史料从何而来，并添加了附注及参考文献。我希望，自己这一微不足道的行动，能让“溘然长逝的先辈”获得重生，让一两个领导或者想从人物刻画视角了解中世纪社会、经济生活的老师感兴趣。

感谢我的出版商Messrs.Methuen and Co.允许我将自己另一本作品《科格夏的佩科克》（The Paycockes of Coggeshall）融入本书第四章之中。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允许我在第三章中援引自己在《中世纪英国女修道院》（Medieval English Nunneries）论文中的部分内容。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M.G.琼斯小姐和剑桥哥顿学院的H.M.R.穆雷小姐，她们为本书提出了珍贵的建议。此外，感谢我的姐姐洛达·鲍尔小姐编辑本书的索引。

1924年5月

艾琳·鲍尔

|写在《中世纪人》第十版前|

第一版《中世纪人》出版之后，艾琳·鲍尔并未停止收集资料。她还制定了写作计划，以期将新的文章收入新版《中世纪人》中。在所有新文章里，只有第一章《前奏》得以在她去世之前完成。本版本已将其收录。出版时，第一章内容或与原作有所出入。

《前奏》讲述了战争渐近，慕尼黑来而复去的历史。尚没有历史学家描写过罗马人被野蛮人威胁的这一段时光——鲜有历史学家像艾琳·鲍尔这样，对世俗生活非常敏感，所以很少有人注意到五世纪或六世纪时的罗马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有诸多相似之处。终于完成这篇文章之后，艾琳决定不单独公开发表，而是将其当作一本描述当时风土人情的小册子，呈现在读者面前。

1938年，她在剑桥大学历史俱乐部开会时，这本册子得以面世：当时，她把原文中的开篇和结尾替换成了其他文章或段落注释，以更好地过渡。

我很确定，艾琳并不希望这些零散的段落出现在《中世纪人》中，因此我尽己所能，改写了她的初稿。改写所依据的资料只是零散的注释，因此并未做到字字忠实。敬请读者注意，前两篇以及最后一篇文章只是与原文相近，并非与艾琳·鲍尔的原文一模一样。

1963年4月

M.M POSTAN

|便西拉智训（节选）|

用歌辞赞美敬虔的人、就是要赞美我们的列祖。

人留名于后世、受人的称赞；

也有不能留名的、他们死了、也就没有人称赞他们；这样他们虽有若无、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

如果他们是虔敬的、他们的幸福必不断绝、

他们的后裔必享受他的遗产、也必子子孙孙世代相承。

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他们的后裔也必遵守、照着祖宗的行事而为人。

他们的名声世代传留、他们的善事没有人忘记。

他们的身体平安葬埋、他们的名声传留万代。

《便西拉智训》第44章 [1]

【注释】

[1] 译文引自约拿单牧师《次经：便西拉智训》——译者注

第一章　|前奏|

1.罗马既倾

众所周知，中世纪建立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之上。从某种程度上说，罗马帝国的坍塌，为众多王国和文化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并为中世纪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一段历史客观存在于这一过渡时期，然而在这段时期，人们的生活如何，欧洲从罗马时代跨越到中世纪的时期如何，我们知之甚少。尽管我们确定身处其中的人无法预言，也无法获得先知、了解未来几个世纪世界的模样，但我们不知道见证罗马帝国衰落是何种感受，也无从得知其中的人是否理解自己见证的历史。

然而这一悲剧的主题及主演已是相当明显。所有见证者都能意识到，第四世纪到第五世纪的罗马帝国再也不复当年安东尼和奥古斯都时代的辉煌了。罗马帝国已经连失土地，经济衰退，野蛮人一直逐逐眈眈，最终取而代之。罗马帝国的领土北临北海，南至撒哈拉沙漠北缘，东至中央亚细亚草原，西抵欧洲西海岸，覆盖了古希腊、古伊朗及腓尼基帝国。此外，罗马帝国还统治或管理着高卢及北非境内的人民和公国。然而，公元四世纪的罗马，疆界线正在不断收缩。

罗马疆界之内，连接大多数行省的商路不断扩张，沟通各个地区。但从公元三世纪起，帝国逐渐瓦解；到五世纪时，大多数跨区商路逐渐废弃，地区及行省开始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各自为政。随着各省财富的缩减，商业逐渐受到限制，大型省会城市的人口、财富及政治力量也在不断削弱。

然而，行将就木的罗马帝国仍与逐渐汇聚的野蛮人奋力一搏，保卫疆土。其实，野蛮人和其他征服者一样，不只是践踏和破坏了罗马的领土，更全盘否定了曾经的罗马文明和生活方式——虽然罗马文明早已日渐式微。

不过，当时人们发现，或者说应当发现，横贯在罗马及野蛮人之间最尖锐的矛盾并不是物质。罗马文明的核心是精神文明，是长久以来思想传统及智力成就的凝聚，源于希腊文明并胜于希腊文明。罗马世界曾聚集了不同的学派、院校、作家和建造者；野蛮人世界的文明发展则处于婴儿时期，且长久未有进步。之后，种族战争历史便只会作为传奇流失或延续在历史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靠粗浅的法律约束，这绝非罗马人眼中的文明。希尔佩里克国王本想尝试书写塞杜里乌斯风格的诗句，但他却无法区分长韵脚与短韵脚的区别，所以所有句子都做不到对仗整齐。查理曼大帝本人睡觉时会把记事石板放之枕下，以期练习自己的写作能力。要说他们和尤利乌斯·恺撒 [1] 、马可·奥勒留 [2] 以及被称为“叛教者”的朱利安大帝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亲自展示了德国与罗马之间的鸿沟。

由此可见，这场战争的主人公并非只有罗马和野蛮人两个，还有对生活的不同态度——文明或野蛮。我们在此无法详细讨论为何两者碰撞时，文明逐渐衰败，野蛮却逐渐盛行。但重要的是，要记得罗马帝国抵御野蛮人时，正是他们逐渐向侵略者打开大门的时候。

当然，如果罗马帝国并没有内忧，那么野蛮人悄然无声的渗透就不会动摇整个社会，也无法入侵。公元三世纪起，这场疾病就已症状明显：文明自己深陷内战之中，行省对抗行省，军队残杀军队；自约公元268年起，通货膨胀和税务制度逐渐淘汰了小资产阶级，却让富人阶层得以脱身；以经济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市场逐渐萧条，各行省开始自给自足，以物易物逐渐取代贸易；农业不再繁荣，参议院家庭浮夸富丽，大农场主的住所堂皇雍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反差巨大；哲学和理性坍塌，神话和迷信（尤其是占星术）盛行。尤其是宗教开始发展壮大，紧紧抓住圣书，用充满希望的言语朝受到不公待遇的人高呼。尽管宗教能安慰人心，但实际却无法拯救饱受摧残的文明——实际上，宗教根本就没有尝试过。的确，这种风气对于野蛮人与罗马人，或者说对处于统治地位且兴旺的罗马人和其他人来说，根本毫无区别。

罗马社会日渐倾颓，最明显的就是罗马人口数量的不断减少。从奥古斯都到马可·奥勒留时期，是罗马最为和平、昌盛的时期，然而这段时间结束之前，罗马人口的数量就已在减少。还记得吗？菲耶索莱（Fiesole）有一位穷人，他育有八位子女，还有三十六位孙辈以及十八位重孙辈，奥古斯都邀请他到都城来，大摆宴席，并大肆宣传。还记得吗？人类学家卢梭兼思想家塔西佗 [3] 曾俯视臣民，讲述着文明中的野蛮，宣称日耳曼人限制新生人口数量最让人不齿。奥古斯都曾立法提高出生率，这一长期举措甚为重要。尽管并未获得完全成功，但这条法令在之后三世纪都存在于法典中，并几经修订，足见其必要性。的确，比之现在，死亡率也很重要。尤其在瘟疫横行和马克·奥勒留内战时期尤为如此。显然，罗马帝国禁欲者众多，且婚后生育率持续下降。当代作家无不哀叹无子婚姻和子女较少的家庭。西利的句子振聋发聩：“人类各个阶层的生育率都不容乐观。”但这几类人的生育率下降情况最为显著：高级阶层、知识渊博者和未来的领导人阶层。在斯威夫特的笔下，罗马皇帝已然发疯，大喊着：“我会像一棵树一样死去——从头至尾。”

为什么（这一问题一直都存在）这一文明会失去自我延续的能力？难道真如波利比乌斯 [4] 所说，是因为人们喜欢享乐更胜于子嗣或者希望子孙生活在安逸之中吗？其实并非如此。因为相较于穷人，富人更能享乐，富人的子孙也更有望获得安逸的生活。难道是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文明，变得心灰意冷，不愿后世子孙生活在战争带来的黑暗与灾难之中？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都知道，人口锐减与帝国其他积弊之间颇有关联——人口密度低时，管理费用更重；荒芜的田地，萎缩的罗马军团不足以保卫国家。

为了解决人口锐减的问题，罗马统治者只能寻求野蛮人的帮助。开始，罗马只接纳了一小部分野蛮人，可最后，罗马人血管里流淌的不再是罗马人的血液，而是野蛮人的。日耳曼人开始驻扎在边境，后开始耕种田地，再又应征入伍，从后备军变为罗马军团主力军，最后跻身罗马帝国的各个重要部门。军队已成为野蛮人的天下，现代作家莫斯先生曾引用一位埃及母亲的话，用以说明这一点：真希望儿子（母亲如此说）能从野蛮人之中脱身回来——她的儿子加入了罗马军团。罗马军团既已野蛮化，那么统治者也无法幸免。对罗马军团的士兵来说，君主不再是法律神圣的化身，而是自己的领导者，是领袖，是盾牌上的图腾。伴随着军队的野蛮化，帝国的文明礼仪也逐渐如此。公元397年，霍诺留 [5] 不得不颁布法令，禁止罗马辖区内穿着日耳曼民族服饰。最终，罗马人身上都有一半野蛮人血统，只能用野蛮人反抗野蛮主义。

公元四、五、六世纪时，罗马文明逐渐坍塌，这就是罗马人生活的大背景。野蛮的力量面前，文明逐渐瓦解，体会这一过程的人作何感想？人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发生？黑暗时代 [6] 的阴影难道已经出现？如果我们关注罗马帝国的某个地区，比如文明高度发达的高卢行省，或许能明白其中的因由。我们可以捕捉文明衰败的三个节点，因为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中，高卢罗马作家为我们留下了诸多作品，描述当时的生活和时代特征。公元四世纪有奥索尼乌斯 [7] ；公元五世纪有圣希多尼乌斯·阿波黎纳里斯 [8] ；公元六世纪有圣·格列高利 [9] 和来自意大利后定居普瓦捷的福图纳图斯。他们展示了日暮黄昏中的奥弗涅和波德拉斯。第四世纪走了，第五世纪走了，第六世纪也走了，消失不见！

2.奥索尼乌斯

前进！这是奥索尼乌斯的世界。四世纪后期，法国西南部正值“长达多个世纪的风暴与破坏之间的小阳春”。奥索尼乌斯是一位学者，非常绅士，是异教徒辛马库 [10] 和圣保林 [11] 的好友。奥索尼乌斯在波尔多大学担任修辞学教授长达三十年，期间曾当过王子老师、高卢禁卫军长官和罗马领事，晚年则心满意足地生活在自己的庄园中。奥索尼乌斯最著名的诗篇描写了莫泽尔的风光，文学化的语言魔法般地描述了村庄的美感，展示了他的生活背景。高高的河岸两侧满是别墅和村居，各带庭院、草坪和装有柱子的走廊。据说，人们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扎进溪流中泡澡。向阳的山坡上长满了葡萄藤，从山坡到山顶都是会相互打招呼的农夫，路上有不少挑夫，摆渡人沿河而过时，总不忘朝在葡萄藤之间的园丁喊几句粗话。河流中央，渔夫撒下渔网；岸边的石头上，坐着的垂钓者也抛出了鱼竿。黄昏将至，天色下渐渐暗淡的绿色山坡倒映在水中，船夫低头看去，可以清晰地看到映在水中的葡萄藤，甚至还能看到马上要成熟的葡萄。

在奥索尼乌斯位于波德拉斯的庄园中，也有同样平和愉悦的生活。尽管奥索尼乌斯拥有的葡萄园、耕地和树林有一千亩，他仍说自己的遗产不多。沃德尔小姐提醒了我们，在圣茨伯里（还能有谁呢？）的允准下，“奥索尼乌斯庄园已经成了奥松酒庄，是圣·艾米利翁两个最好红酒庄园之一。”奥索尼乌斯在自己的庄园里培育玫瑰，自己面试厨师时，让仆人邀请邻居参加午宴。包括主人在内，宴会一共六个人——人数刚好，否则就不是午餐，而是混战了。接着，诗句描写的是他的亲戚，有他的祖父母、姐妹、侄子和阿姨（尤其是他的阿姨们）。

家庭成员们让奥索尼乌斯乏味之后，波尔多大学的教授们就登场了，集聚在高级会议厅，让他放松片刻。在公元四世纪，教授们都是罗马帝国的重要人物。辛马库说，教授享受高薪，是国家繁荣昌盛的标志。尽管从历史角度看，确实可以推知这一点，我还是不敢苟同。正因如此，奥索尼乌斯写就了很多关于波尔多大学教授的诗篇。波尔多大学共有三十二名教授，每一位都盛名在身。他们之中有演说家密涅维乌斯（Minervius），记忆力惊人，常可以完成十五字棋的复盘；有语法学家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他竟愚蠢到离开波尔多大学而到某个行省的大学任教，逐渐消逝在默默无闻之中；有阿提乌斯·提洛·德尔菲提乌斯（Attius Tiro Delphidius），曾经从事法律事业，后成为教授，他从不与人争执，以免众人和父母失望；有徒有虚名的语法学家乔库杜斯（Jocundus），严格来说，他并不称职，勉强和众多优秀之人并列吧；有外貌出众的图卢兹（Exuperius），尤善强辩，但辩词却经不起推敲；有堕落的第纳米乌斯（Dynamius），与波尔多某位妇女生出情愫，匆匆离开，所幸之后在西班牙落脚；有接待员维克托乌斯（Victorius），他只喜欢研究深奥的历史问题，例如努马 [12] 时代之前很久，在库埃罗被献祭的牧师是何血统，或者卡斯托会对虚弱的国王说些什么——国王终究没能了解塔利或维吉尔——若是死神的脚步慢一些，他能再多读一些书，或许就能明白了。（除了第纳米乌斯之外）他们能声名远扬真是奇怪，不过他们的记录者确实让他们长存至今。

这就是奥索尼乌斯为我们描绘的世界。然而，尽管美丽的乡村小屋和高级会议厅里的生活平静地继续，历史书上又是如何描写这段时光的呢？日耳曼人于357年横跨莱茵河，劫掠四十五个繁荣城市并在莫泽尔河岸边安营扎寨时，奥索尼乌斯已年近五十。他目睹过恺撒大帝拿起武器（“哦，柏拉图，柏拉图，对哲学家来说真是难题啊”），激战之后将敌人赶走的场景。十年之后，他教导格拉提安 [13] 时，曾亲自陪伴在瓦伦提尼大帝 [14] 身边，抗击同一批敌人。又过了十年，他作为领事洋洋自得时，一定听说了东边阿德里安堡战役 [15] 的惨败：哥特人打败了罗马军队，还杀掉了一位统治者。奥索尼乌斯于395年去世，在之后的十二年间，日耳曼人就已经跨过了莱茵河。“整个高卢地区都被葬礼的火焰淹没”，而哥特人也抵达了罗马的大门。奥索尼乌斯及其志同道合者对此作何感想？他们沉默以对。奥索尼乌斯、辛马库及其追随者完全无视野蛮人，就像简·奥斯汀的小说完全无视拿破仑的战争一样。

3.圣希多尼乌斯·阿波黎纳里斯

奥索尼乌斯去世约三十五年后，混乱的五世纪中期，高卢罗马贵族圣希多尼乌斯·阿波黎纳里斯出生了。他是君主的岳丈，曾任罗马地方长官，最后成为克莱蒙特的主教。他生于公元431年（左右），逝于公元479年（或几年之后）。自奥索尼乌斯之死到圣希多尼乌斯出生中的几十年里，发生了太多事情。欧洲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野蛮人已在高卢和西班牙扎根，罗马本身也已被哥特人洗劫，可以说，在圣希多尼乌斯的一生中，欧洲的陷落愈发迅速。阿提拉和野蛮人的战争暗淡了最后一丝光亮，当时，圣希多尼乌斯还只是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此事过去之后的第四年，二十四岁的他又见证了汪达尔人 [16] 对罗马的劫掠。他见识了日耳曼可怕的拥王者（里希梅尔）如何拥立又驱赶一个个傀儡国王；见识了法国残存的独立如何消失殆尽，直至自己也沦为野蛮人的一员；在去世前几年，他甚至还见识了西方帝国的湮灭。

帝国之内发生如此大的变故，圣希多尼乌斯和他的朋友们无法像奥索尼乌斯及其朋友们一样坐视不理。生活在第五世纪的人对一系列灾难深感忧心，以各自的方式安慰着自己。他们认为，帝国已经经历过无数劫难，却总能化险为夷，战胜敌人——圣希多尼乌斯在罗马被洗劫之后的那一年也有同样的想法。罗马之前已经承受了太多——有波尔塞纳、布伦努斯，还有汉尼拔……但这一次，罗马在劫难逃。有些人想以这次灾难为契机，严厉抨击社会的种种弊端。比如马赛的萨尔维安，若他不是主教，一定会被封为消极之王。于他而言，野蛮人就是新鲜血液，罗马人急需向他们学习。奥罗修斯 [17] 也是一样，罗马帝国血流成河，战火连绵，根本无力抵挡野蛮人时，他也为野蛮人辩护，称野蛮人也并非一无是处：“如果那些被洗劫的不幸之人，因仅存之物而心满意足，那么征服者们也会像珍惜朋友或兄弟一样珍惜他们。”有些人，尤其是思想深邃的牧师们，则一心想要解释为什么能在异教中昌盛的帝国竟会被基督教打败。还有些人则彻底放弃了整个帝国，（比如圣奥古斯丁 [18] ）把希望放在思想的国度——尽管圣安波罗斯 [19] 说过：“用空谈拯救世界，绝非上帝所愿。”圣安波罗斯的话表达了这个成熟的观点：用逻辑拯救人民并不是上帝的意志。

那么他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如何生活？要想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只能阅读圣希多尼乌斯在460年至470年写的信。当时，他生活在奥弗涅的庄园里，表面上看，一切都平静如常。的确，高卢地区已经缩小至三个野蛮人王国包围中的一小片地方，但确实保留了一些奥索尼乌斯时代的风貌。那里有奢华的别墅，别墅里有温泉、泳池、套房，还能看到湖景。圣希多尼乌斯邀请朋友们同住，和教授们、主教们以及乡绅共同探讨自己的文章。运动和娱乐也非常流行——圣希多尼乌斯骑马、游泳、狩猎，还会打网球。他曾写信告诉朋友，自己和侄子还有一位老邻居在乡下呆了几天。后来，他们又派人接他回去过了一周，好好招待了他一番：早餐前他们会在草坪上打网球，年纪大的人可以下十五子棋。美味的午餐前，他们会在图书馆待一两个小时，之后则会午睡。下午睡醒后，他们会一起骑马，回来泡温泉，再一头扎进河里。最后他这样写道：我本想描述一下丰盛的晚餐，但实在没纸了。不过，请过来和我们待一段时间吧，我们会亲口告诉你。显然，这并不是英国，还没有六世纪时，野蛮人占据空无一人的别墅，在主卧地上烹调食物的场景。

可是自奥索尼乌斯起，罗马帝国一直在走下坡路，圣希多尼乌斯根本无法做到无视野蛮人。他留下了很多描写野蛮人的文章，颇值得注意，尤其是描写西哥特国王和统治里昂地区的勃艮第人的——圣希多尼乌斯就出生在里昂。无论圣多尼乌斯何时回到家乡，总会抱怨那些野蛮人太过热情，令人尴尬，呼吸之间有韭菜和洋葱的味道，竟还用变质的黄油篦头发（似乎他们并不用只在长矛和黄油之间选）。他自问，和这些一直唱歌，一直希望自己能欣赏他们粗鲁的非拉丁语的粗人一起，自己如何能洁身自好？他耸耸肩，便是对自身无限优越感最好的表达——再清晰不过了。魏尔伦 [20] 的诗歌这样写道：

这是一个即将衰落和终结的帝国。

看那些伟大的野蛮白人过去了。

但圣希多尼乌斯良好的品行也即将被粗鲁地冲击。野蛮人都不是友善的巨人，附近的西哥特人在新国王尤里克 [21] 的领导下，对奥弗涅地区虎视眈眈。圣希多尼乌斯在克莱蒙特的主教生涯还不到两年，就不得不开始组织城市保卫战。奥弗涅人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们愿意战斗，愿意挨饿，但一定要保卫罗马在高卢最后的据点。但他们的力量终究太过渺小，若要获得战斗的成功，必须借助罗马的帮助。为免任何人怀疑我杜撰，我在此将引用圣希多尼乌斯的编辑在二十年前写下的文字。

朱利乌斯·尼波斯 [22] 意识到了尤里克横渡莱茵河可能会带来的危险。但他资源有限，只能寄希望于以谈判保和平。财政官李希尼亚努斯（Licinianus）被派往高卢调查当地的情况……他回来之后，很快就发现，自己干预的希望落空了。我们发现圣多尼乌斯正在收集信息……他开始害怕有人在背后捣鬼，害怕奥弗涅真正的敌人不是迎面而来的敌人，而是怯懦的朋友。他的担心被证实了。收到财政官的报告后，罗马马上成立了一个理事会，决定帝国对西哥特国王应采取何种政策……帝国自认为没有足够能力支持奥弗涅，因此决定将整片领土无条件拱手让给尤里克。

圣希多尼乌斯的绝望冲破了底线，他立刻给另一位牵涉协商的主教修书一封，既言辞高贵，又将愤慨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我们这片不幸的领土至今已落入悲惨的境地。每个人都认为战时的日子比现在和平的时光更好。沦为奴隶的我们只是给第三方的安全做了嫁衣。这种奴役，啊——本身就是一种羞辱！还有奥弗涅人……我们本挺胸站着，占据上风……这些士兵如同将军一样优秀，却从不争夺胜利的果实：他们会奉上胜利的果实，安慰你的心灵，却独自肩负着失败的痛苦……我们经历了流离失所、战火连绵、刀枪和瘟疫，我们用敌人的鲜血滋养宝剑，我们宁愿饿死在战场上——可沦为奴役却是我们的奖赏。哪怕从墙根挖野草充饥，我们也记挂着自己梦寐以求的和平……我们奉献了一切，但却要沦为牺牲品。果真如此，我只能愿您在没有荣耀也没有名望的和平中厚颜无耻地活着！

奥弗涅为了拯救罗马而牺牲了。但罗马并未在这种不光彩的和平中存活太久。一切都始于475年，到公元476年时，最后一位君主被野蛮人的首领赶下王位，西罗马帝国彻底走到了尽头。至于圣希多尼乌斯，哥特人将他囚禁了一段时间。但为了收回自己的庄园，圣希多尼乌斯不得不为尤里克国王写一篇颂歌（他已为三位罗马君主写过颂歌）。显然，尽管互相通信，写下警句的人现已在野蛮人的统治之下，但乡间别墅里的生活一如既往。然而，圣希多尼乌斯在弥留之际留下了一封短信，打开心扉，透露了自己的心迹：“哦，生之犹耻，活之犹辈，死之犹艰。”（O neccessitas abjecta nascendi,vivendi misera dura moriendi）公元479年年初，圣希多尼乌斯与世长辞。此后不到二十年，克洛维 [23] 踏上了征服的旅程，狄奥多里克大帝 [24] 也成了意大利的统治者。

4.福图纳图斯和圣格列高利

走着，走着，消失了……只有时间和真心，才能凝视曾经是高卢的法兰西帝国，才能观察福图纳图斯和圣格列高利的世界——二者都出生于6世纪30年代，比圣希多尼乌斯大约晚了一个世纪。看着福图纳图斯，你会觉得六世纪的世界和圣希多尼乌斯与朋友互写短诗、一起打网球的时候差不多。福图纳图斯多才多艺、温和、真诚，是趋炎附势的美食家，还能写出两首在基督教堂广为传颂的赞美诗。他565年时从意大利到高卢来，此后再没离开。他的足迹遍布整个法兰西大陆，曾经的日耳曼大地和高卢行省都留下过他的身影。从特里尔到图卢兹，他或从水路，或走陆路，简直就是另一个奥索尼乌斯。福图纳图斯也写过关于莫泽尔的诗，还是那片亲切的乡土，安静的溪流两岸有梯田和葡萄园，别墅里炊烟从树林中袅袅而上。此外，福图纳图斯也会去拜访邻居们，尤其喜欢到波尔多？里奥提乌斯主教奢华的别墅去。里奥提乌斯是高卢罗马的贵族，其祖父曾是圣希多尼乌斯的好友。温泉、圆柱走廊、直达河岸的草坪都一如往昔；宴会更为丰盛（这严重破坏了福图纳图斯的消化系统），客人的言谈也更为文雅。野蛮人中更具才干的领主也会尽己所能模仿这种讲究且奢华的生活方式。法兰西人和高卢罗马人都很热切地欢迎福图纳图斯，每位公爵都想拥有一首为自己量身打造的拉丁语小诗。显然，部分乡村别墅生活留存了下来。圣希多尼乌斯之流仍非常享受这里的温泉和网球。正如迪尔所说：野蛮人只是占有了这片土地，但文明社会的律法仍如之前一样统治着这里。

但如果你仔细思考，就会发现一切都不尽如从前了。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知道罗马残存的社会及物质文明行将就木，第六世纪的悲剧已悄然降临。而是因为，当我们深入了解时，会发现生活已然消逝，点燃生活激情的灵魂已然灰飞烟灭，一切只剩下空壳而已。那些人欢迎福图纳图斯只是因为他是从尚未完全腐朽的意大利而来，那里还残存着一丝对学术及文化的尊重。他们只是想借用失落文明“不成熟的残余”了却缅怀之情。

圣格列高利的世界可以通过其著作《法兰克民族史》进行了解。当时，残暴的墨洛温王朝 [25] 统治此地。野蛮的观点如丛林一般，沿着别墅蔓延。学术渐渐消亡——几乎都看不到大学的影子——出身高卢罗马家庭且曾任主教的格列高利也不禁因自己在语法方面一无所知而深感悲恸。城镇面积不断缩小，在抵抗中慢慢后撤。犹太教如燎原之火。这一悲剧始于驱逐和赋税，二者（似乎）永不会停止。政治方面，领导者及其随从随心所欲地统治法兰西帝国，历任墨洛温王朝王子竞争时必然伴随着大清洗和大屠杀。其中最恶劣的莫过于希尔佩里克 [26] 和弗雷德贡德 [27] ，最优秀的当属格列高利不住称赞的野蛮人圣贡特拉姆国王 [28] 。圣贡特拉姆国王身上有一丝当代的气息，他稍胖，很健谈，一会儿善良乐观，一会儿又愤怒残忍，简直是亲切与残忍的结合体。格列高利对他很是青睐，说他应该被称为“伟大的贡特朗国王”，教堂应该也追封他为圣人，不过，考虑到贡特朗国王对文明的影响，这一评论应该带着讽刺的意味。米舍莱用这样一句话总结了贡特朗国王：“Ce bon roiàqui on ne reprochait que deux ou trois meurtres."

|结语|

这就是罗马倾颓、野蛮人入侵的几个世纪中人们的生活。如果这些人没有提前得知语言，那么他们的地位、学识、天赋也足以让他们预见到事情的发展过程。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奥索尼乌斯和圣希多尼乌斯所处的世界（当时，圣格列高利已经溘然长逝），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疑问：为什么他们对发生在身边的一切充耳不闻？乡间别墅中每天还有午宴和网球派对，大学里的教授依然在授课写书，娱乐活动越来越流行，戏剧厅也人满为患。奥索尼乌斯曾见识过日耳曼人占领高卢的情境，但从未提过潜在的危险。圣希多尼乌斯生活在野蛮人已占据半壁江山的时代，然而，西罗马帝国陷落之前，他仍在幻想自己的儿子某一天可以成为罗马领事。他们为何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灾难有多严重？和为何罗马文明会陷落一样，这也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实际上，这两个问题也许是同一个问题。也许以下答案能提供一些线索。

首先，生活节奏的缓慢注定了文明瓦解的速度也会非常缓慢。现在几十年可以完成的事当时则需要几个世纪。我们回望过去，本就占据了有利的视角，可以概览全篇，看到历史无法扭转的趋势。因此，尽管我们向那些历史长河中逝去的人高喊着，警告他们，却听不到任何回音。“医生，先救救自己吧！”鼠目寸光是当时人们的绝症，眼前的事务遮蔽了他们的双眼。他们只想解决眼前的问题，殊不知，每一次妥协，每一次失败都会将自己拖入深渊。

从何时起，罗马内部的野蛮主义成了消耗罗马的病症？大抵是第一支嗜血的日耳曼人带领军队加入伟大的、野蛮的意大利军团吧，无论是扶持或推翻某位君主的统治，罗马的链条都已松动。从何时起，外部入侵竟会带来致命的打击？是270年的达契亚 [29] 大撤退——意在扩大野蛮人在东欧的影响力，将其注意力吸引到罗马尼亚，期望他们就此满足，放过西罗马帝国吗？是罗马帝国于382年妥协，接受哥特人为同盟吗？正如伯里所说，那次妥协是罗马帝国对日耳曼人让步的开始，掩盖了权柄的转移，掩盖了帝国之内联邦国家到独立各国的转变。难道这种绥靖政策使得罗马一落千丈吗？是从大不列颠撤军吗？（活血罗马参议院会说）我们对大不列颠人知之甚少。亦或是西班牙与非洲强强联手吗？汪达尔人于428年在上述两地安居，汪达尔舰队（马略卡岛 [30] 及其他岛屿是舰队的基地）切断了罗马的运粮之路，斩断了古老文明的脊梁——地中海。欧洲历史上，在非洲和西班牙的残暴统治总会给我们的文明带来巨大灾难。

如果说事情的缓慢发展误导了罗马人，那么另有原因造成了他们的无知。其中，最具说服力的就是他们完全误解了文明的本质。所有人都犯了同一个错误：罗马可以吞并野蛮主义，可以在不影响自身文明的前提下，将其吸纳进自己的生活。人们四处游走，声称野蛮人并非一无是处，大可以取其精华批判罗马文明。他们还呼喊着一个人奴役他人，就已经是变得有些野蛮了。人们没有注意到，476年时，罗马帝国的一半已不复存在，甚至还认为野蛮人国王之所以获得王位完全是罗马君主的封赐。所有人都被同样的错误蒙蔽了双眼，他们误以为罗马（当时的文明）不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有始有终，反而觉得罗马是理所当然的存在，如呼吸的空气，如脚下的大地一样会永恒。“罗马万岁”是最壮丽却最具灾难性的信条！

实际上，罗马人之所以“不识庐山真面目”，是因为被自己创造出的完美的物质文明所欺骗了。他们生活在安逸之中，站在野蛮的对立面，物质生活充裕富足。这样的他们怎么可能预见某一天诺曼底历史学家会对着卡利恩残破的火坑供暖系统不住惊叹？他们如何能想象稳定的一切会一夜消失？他们的政治判断力愈发恶化，可道路却变宽了；他们的中央供暖系统愈发完善，可文明却衰落了。

然而，最应该为罗马人后知后觉负责的是培养他们的教育。奥索尼乌斯、圣希多尼乌斯及其朋友都是饱学之士，高卢也因其学院和大学众多而闻名。教育主要包括语法及修辞，这对于行政事务及文明社会来说至关重要。然而，很难想象什么样的教育会与现实社会彻底脱节，完全不教授人在社会上立足应具备的品质。此外，修辞学课程最致命的一点是，它与现实世界毫无联系，只让人把注意力放在形式上，而非事情本质上。人们在学校学到的内容与社会诸事毫无关联，这就让人们有了一种可怕的错觉：未来与往昔毫无二致，事物都是一成不变的，可实际上，世界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我们便向他们作别吧。远去……远去……消失不见！一切都荡然无存吗？或许不是。如果某个新社会与罗马时代相当，甚至在物质财富、艺术、科学和生活方式方面超过了罗马，那么野蛮人几百年的统治也会随着这个新社会的崛起而陨落——这便是生活的甘美 [31] 。我们无法确定最后的复兴源起何日，也无法得知谁最能像奥索尼乌斯或圣格列高利代表衰落的文明那样完满地代表先进的文明：是但丁、莎士比亚、哥白尼还是牛顿？但多个世纪以来，或许有千年之久，在西欧人真正测量大家所处的山巅之前，它就已经从后罗马时代的衰落中渐渐崛起了。这种崛起不仅十分缓慢，而且时断时续。即便如此，它依旧能在格列高利的几个世纪中建立一个与罗马不同的社会——虽然不若罗马帝国一般屹立千年之久，但足够高贵，能启迪人民，甚至让后世敬仰。在这种文化及社会秩序中，奥索尼乌斯、圣希多尼乌斯、甚至福图纳图斯所代表的价值重获新生——尽管形式已有巨变。从这一角度讲，至少这一时代不只是罗马的复刻，而是中世纪真正的前奏。

【注释】

[1]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2年7月12日~公元前44年3月15日），史称恺撒大帝，罗马共和国（今地中海沿岸等地区）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政治家，并且以其卓越的才能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奠基者。恺撒出身贵族，历任财务官、祭司长、大法官、执政官、监察官、独裁官等职。——译者注

[2] 马可·奥勒留（公元121年~180年），思想家、哲学家，毕业于萨利圣学院，公元161年至180年担任罗马帝国皇帝。代表作品有《沉思录》。全名为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奥古斯都（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著名的“帝王哲学家”，拥有恺撒称号（Imperator Caesar）——译者注

[3] 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55年~120年）是古代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继承并发展了李维的史学传统和成就，在罗马史学上的地位犹如修昔底德在希腊史学上的地位。

[4] 波利比乌斯（Polybius），又译波利比阿。古罗马历史学家，本是希腊人，晚年才成为罗马公民。他可能生于公元前205年，当时汉尼拔正在意大利征战。大约在他三十七岁时，作为一名政治犯到了罗马。他很可能有机会与许多对第二次布匿战争依然记忆犹新的人进行交谈。——译者注

[5] 弗拉维乌斯·霍诺留·奥古斯都（拉丁语：Flavius Honorius Augustus,384年9月9日~423年8月15日），狄奥多西一世（大帝）之次子，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后首任西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间393年~423年。——译者注

[6] 欧洲黑暗时代（英语：Dark Ages或Dark Age）在编史工作上是指在西欧历史上，从罗马帝国的灭亡到文艺复兴开始，一段文化层次下降或者社会崩溃的时期。在19世纪，随着对中世纪有了更多了解，整个时代都被描述成“黑暗”的说法受到了挑战。又因为整个时期都是中世纪的一部分——称为中世纪前期，所以这个说法一直在一些现代学者中受争议，他们倾向于避免使用该词。——译者注

[7] 马格努斯·奥索尼乌斯（Decimius Magnus Ausonius,310年~395年），古罗马诗人。生于高卢布尔迪加拉。曾任修辞学教授。瓦伦提尼安一世时期任王子教师，后出任财政官、行政官。王子格拉提安继位后出任高卢执政官。后格拉提安遇刺，奥索尼乌斯隐退。奥索尼乌斯的作品多为咏叹诗、田园诗、讽刺诗，诗歌语言驳杂，写有《萨莫拉》、《诸帝贤能似恺撒》等。——译者注

[8] 圣希多尼乌斯·阿波黎纳里斯（Sidonius Apollinaris,430年~489年），古罗马末期的诗人，外交家，主教。出生于今法国里昂，早年显贵，后进入仕途。西哥特人入侵时，他曾被囚禁，后被释放。他的作品反映了古罗马崩溃前夜与中世纪初期的西欧状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译者注

[9] 圣格列高利（拉丁语：Sanctus Gregorius Turonensis，其名也译作格雷戈里和国瑞，538年11月30日~594年11月17日）是都尔主教及高卢-罗马史学家，也是基督教圣人。他的本名为额我略·弗伦提斯（拉丁语：Gregorius Florentius）。为了配合当时的教育程度他选择使用通俗拉丁文写作，他最有名的传世作品为共有10卷的《法兰克民族史》。该书是现存研究法兰克人早期历史最重要的史料之一。——译者注

[10] 昆塔斯·奥里利乌斯·明米佑·辛马库（Quintus Aurelius Memmius Symmachus，逝于公元526年），六世纪时的贵族，历史学家及尼西亚教派的支持者。他支持世俗教育，485年成为罗马帝国领事。他支持辛马库教皇的分裂，与女婿波伊提乌一起因叛国罪被处死。——译者注

[11] 圣保林（Paulinus of Nola，公元354年~431年6月22日），逝于意大利诺拉，著有Sancti Pontii Meropii Pavlini Nolani Carmina一书。——译者注

[12] 努马·庞皮里乌斯（Numa Pompilius，前753年4月21日~前673年），罗马王政时期第二任国王。跟初代国王罗慕路斯以发动战争扩大罗马不同，在其43年的统治中没有进行一次战争并充实内政。——译者注

[13] 格拉提安（Flavius Gratianus,359年~383年），西罗马帝国皇帝，375年至383年在位。——译者注

[14] 弗拉维斯·瓦伦提尼安努斯（Flavius Valentinianus,321年~375年11月17日），通称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罗马帝国皇帝，364年~375年在位，也称作“瓦伦提尼安大帝”。——译者注

[15] 阿德里安堡战役也作哈德良堡战役，是公元378年罗马帝国军队与反叛的哥特人之间的一次战斗，发生在当时罗马帝国的色雷斯行省马里查河河畔的阿德里安堡（也称为哈德良堡），位于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国埃迪尔内省省会埃迪尔内。——译者注

[16] 为古代日耳曼人部落的一支，曾在罗马帝国的末期入侵过罗马，并以迦太基为中心，在北非建立一系列的领地。西班牙的省份“安达卢西亚”（Andalucía）的名字可能来源于北非穆斯林摩尔人对汪达尔人的土地的称呼，汪达尔人在入侵北非前曾在那里居住。——译者注

[17] 保卢斯·奥罗修斯（Orosius,385年~420年），古罗马后期的基督教神学家和历史学家，出生于葡萄牙。由他所撰写的著作中反映了宗教的发展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相关学者的研究方法与态度。——译者注

[18] 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354年~430年），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哲学家。早期基督教教父及哲学家，曾任希波勒吉斯地区（现阿尔及利亚）主教（396年~430年）。著有自传体作品《忏悔录》（397年）及长篇作品《神之城市》（413年~426年）——译者注

[19] 圣安波罗斯（拉丁语：Sanctus Ambrosius，意大利语：Sant'Ambrogio，英文中常作Ambrose，约340年~397年4月4日），罗马公教（天主教）神职人员，任米兰主教，4世纪基督教著名的拉丁教父之一。他也是罗马公教公认的四大教会圣师（Doctor of the Church）之一。——译者注

[20] 保罗·魏尔伦（Paul Verlaine,1844年~1896年）是一名法国诗人。象征主义派别的早期领导人，象征主义者尝试把诗歌从传统的题材和形式中脱离出来。——译者注

[21] 尤里克（英语：Euric，古德语：Aiwareiks，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中也作Evaric、Eurico,440年~484年12月28日）西哥特王国国王，狄奥多里克一世之子。在谋杀了其兄西奥多里克二世后，他称王（rex）统治了西哥特人。其在位时间从公元446年至公元484年尤里克的死亡为止。有时他也被称作尤里克二世（Euric II）。——译者注

[22] 朱利乌斯·尼波斯（Julius Nepos，约430年~480年），西罗马帝国倒数第二个皇帝，在位时间为公元474年~475年（或~480年）。尼波斯于474年被东部的皇帝芝诺立为西罗马的皇帝，并且进占了意大利，他试图维护西罗马帝国在意大利和南部高卢的统治。但是在第二年，即475年，蛮族出生的罗马军队统帅欧瑞斯特攻占了拉文纳，尼波斯逃往达尔马提亚。欧瑞斯特立自己的儿子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为新的罗马皇帝。但是在尼波斯的帝位仍然得到东罗马帝国以及高卢地区的承认。——译者注

[23] 克洛维一世（法语：Clovis Ier,466年~511年11月27日），法兰克王国奠基人、国王。481年6月26日，法兰克人部落萨利昂的首领希尔德里克一世逝世，其子克洛维一世继任。萨利昂法兰克人占据了以如今法国和比利时边境的图尔奈和康布雷为中心的莱茵河下游以西被称为托克桑德里亚的地区。克洛维一世征服了邻近的几个法兰克部落并称王。——译者注

[24] 狄奥多里克大帝（拉丁语：Flavius Theodericus，古德语：Dietrich，法语：Thierry;454年~526年8月30日），东哥特人的领袖（471年起），东哥特王国（其疆域大部分位于今日的意大利）的建立者（493年~526年在位）。从511年开始，他还是西哥特王国的摄政者。——译者注

[25] 墨洛温王朝，也称梅罗文加王朝，是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个王朝。它存在于481年~751年的西欧，疆域相当于今天的大部分法国与德国西部。“墨洛温”是英文“Merovingian”的音译，其源于中世纪拉丁语，意思是“墨洛维的儿子”。相传，墨洛温王朝以创立者克洛维的祖父、荷兰地区的法兰克人酋长墨洛维的名字命名。墨洛温王朝奠定于其第一个国王克洛维，克洛维去世后，王国被分给的他四个儿子，因而王国在克洛维之后长期处于松散的状态，最终被卡洛林王朝所替代。——译者注

[26] 希尔佩里克一世（539年~584年9月28日），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的国王（567年3月5日~584年9月28日在位）。希尔佩里克一世是克洛泰尔一世与妻子阿恩贡德的唯一儿子，查理贝尔特一世、贡特拉姆及西吉贝尔特一世的同父异母弟弟。——译者注

[27] 弗雷德贡德（英语：Fredegund或Fredegunda，拉丁语：Fredegundis，法语：Frédégonde,597年12月8日去世）为墨洛温王朝希尔佩里克一世的王后。其子克洛泰尔二世与584年至597年在位时，弗雷德贡德一直摄政。图尔的格列高利将其描述为无情的凶手，非常残忍，因此她的名声不好，很多残酷的故事都与她有关，尤其是她与奥斯特拉西亚的布伦希尔德宿怨已久的故事。——译者注

[28] 圣贡特拉姆（Guntram，又拼写为Gontram、Gontran、Gunthram或Gunthchramn,532年~592年1月28日），别号战争乌鸦，生于苏瓦松，从561年到592年为勃艮第国王。贡特拉姆是墨洛温王朝开创者克洛维一世的幼子克洛泰尔一世和英贡德的儿子（第三个儿子，前两个在父亲在世时夭折）。在父亲克洛泰尔一世于561年逝世后，他成为法兰克王国分裂后的四个王国的其中一位国王。——译者注

[29] 罗马尼亚古地名，古代喀尔巴阡山脉和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现罗马尼亚中部偏北和西部。——译者注

[30] 马略卡岛（加泰罗尼亚语：Mallorca）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巴利阿里群岛的最大岛屿，位于西地中海，是著名的旅游点和观鸟去处，旅客主要来自英国、德国、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译者注

[31] 原文为“douceur de la vie”。——译者注

第二章　|农民波多|

查理曼大帝时期的庄园生活

世界只需要这三种不值一提的东西：从奶牛身上挤到桶里的牛奶；大地上生长的一片片绿色谷物；技艺高超的妇女手中引着的丝线。

三种代表增长的声音：奶牛产奶时的低哞；铁匠打铁时的叮当声；耕地时挥动锄头的嗖嗖声。

——《爱尔兰三部曲》（9世纪）

众所周知，经济史是所有历史分支中最年轻的一个。知道上世纪中期，历史学家和普罗大众的目光只聚焦在政治史、宪政史、政治事件、战争、王朝更替、政治制度及其发展上。因此，可以说，历史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历史。“让我们颂扬伟人”是每个历史学家的座右铭。他们忘记了在“伟人”二字后面加上“以及养育我们的父辈”这几个字。虽然正是大众建造了繁荣的世界，虽然正是大众养育了历史学家们颂扬的政治及宪政，但历史学家们并不想研究普罗大众的生活和经历，仿佛说到这些下里巴人有损历史的尊严。卡莱尔的抗议值得深思：“我想看到的不是贵族名鉴，也不是法庭记录或议会档案，而是英国人的生活：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以及他们的苦难与快乐……实际上，让人惋惜的是，在这个开明且通达的时代，所谓的‘历史’依旧保守。就算你瞪大眼睛，是否能从历史中找到一丝解答这些问题的线索：人们如何生活？如何谋生？经济状况如何？薪水多少？他们如何支配收入？不幸的是，你根本找不到答案……精装版的描金历史，与木质的十五字棋棋盘一样，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卡莱尔的抗议不过是旷野中的呼号。今天，他所期盼的新历史已经到来。比起几个世纪之前的历史，这部历史更生动地展现了默默无闻的人们，比如流浪者，还有（本世纪前几十年更多见）扛着锄头的人。现在，历史学家们的目光不只停留在战争和王室阴谋之上，对过去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举例来说，对作家而言，14世纪并不只有百年战争 [1] 、黑太子 [2] 和爱德华三世 [3] ，英格兰农奴制的瓦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长远来看，比法兰西各省之间的争斗更重要。我们还是会歌颂伟人，如果工笔史书中没有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伟大人物，那么就可以算是历史学家的失职。但同时，我们也已认识到，历史并非由几个伟大的人写就，在无人知晓的墓地沉睡着的籍籍无名的大众在历史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养育我们的父辈们终于回到了应有的位置，正如阿克东所说：“伟大的历史学家们终于也不再只盯着阳春白雪了。”

本书主要讲述了普通人的历史，我们首先要拜访的就是十九世纪初期的一座庄园。我们对这些庄园的了解颇深，部分原因在于查理曼大帝亲自颁发了一系列法令，指导皇家庄园主如何管理自己的田地，事无巨细地列明了一切庄园主应了解的知识，甚至包括花园里应种植的蔬菜品种。然而，本书主要的资料来源是巴黎附近的圣日耳曼德佩区 [4] 男修道院院长伊尔密嫩编辑的一本精细的庄园手册。这本手册旨在向修道院众人说明田产情况及庄园中的佃户情况，与威廉一世 [5] 所写的那本说明国家所有庄园的《末日审判书》 [6] 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本庄园手册里记载着修道院拥有的每一小片土地（书中称之为“田产”），并附有详细说明，包括自营地、佃户租赁地、佃户及其妻儿姓名、土地租赁用途、租金，甚至包括土地上的一块木板或一个鸡蛋。现在，我们知道了查理曼大地时代，生活在这些小“田产”上每一个人的名字——不论男女老少，也了解了其每天的生活。

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他们如何管理安身于此的庄园？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的土地被划分成了大大小小一系列易于管理的庄园，被称为田庄，由管家打理。之后，每个“田庄”又被分为多个自留地和租赁地。前者有修道士通过管家或其他管理人员经营，后者为多个隶属于修道院的佃户所有。租赁地会被分为多个被称为“住宅”的小农场，每个小农场为一户或多户人家所有。如果你去拜访某个有修道士管理的主要住宅或自留地住宅，总会看到一间有三四个房间的小屋，小屋可能是用石头垒成的，面向内；农场另一边可能会有几间房子围成一圈，那就是女性农奴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农场周围还有一些小木屋，有的小木屋是佣人的居所，有的是工作间、厨房、烘焙室、马厩、牛棚和其他农屋。农场的外围总会有精心种植的树木，围出一片空间或院子。农场周围有大量土地——有的用于耕种，有的是草坪，有的是葡萄园和果园，还有的长满了灌木和树林。显然，经营这些土地需要大量劳动力，其中一部分是生活在农场的农奴。但农场的农奴不足以完成修道士土地上的所有工作，所以大部分工作还是由土地所有者雇佣的工人完成的。

图1.正在工作的波多 [7]

图2.波罗一行人在威尼斯登船 [8]

除了主人的房屋，农场上还有很多小型独立房屋。这些房屋里住着的人有一定的活动自由，不过还是要承担庄园土地上的部分工作。在此，我们不必细究农奴的不同地位，因为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差别微不足道。几个世纪之后，他们全部都会成为中世纪农奴中的一员。庄园里最重要的人就是隶农，他们是自由人（即法律意义上讲，他们拥有人身自由），但他们和土地联系在一起，永远不能脱离田地单独存在，可以随土地一起出售。每个独立的小屋都有一户或两三户家庭共同经营，包括一间或多间房屋以及和主人房屋附近一样的农屋——只是房屋是木质的，更简陋，只带有一小片耕地、草坪或葡萄园而已。拥有这些木屋的人，每周必须在主人的田地上劳动三天。管理者的主要任务就是监督这些人工作，他有权要求这些人完成两种工作。第一种是耕种工作：每个人每年都要在主房舍拥有的土地上（后称“主耕地”）完成一定量的耕种工作，还要完成很多重活，即不定量的耕种工作，管理者每周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安排。二者的区分与中世纪后期“每周劳动”和“强制劳动”的区分一致。农场所有者需要在修道士土地上完成的第二种为手工劳作，即房屋修葺、伐木、采摘、酿酒或搬运等工作——实际上就是管理者要求他们做的一切杂务。修道士就是通过别人提供的上述劳动维持自己的田庄。每周除了在主耕地上劳作的三天，勤劳的佃户可以耕种自己的小农场，我们可以说，他们在自己农场上劳动时肯定会付出双倍的力气。

然而，农奴的义务不止如此。他们不仅要付出自己的劳动，还要给主人交一笔租金。当时还没有州税，但每个人都要交军费。军费是查理曼大帝向修道院征收的，而修道院则会将这笔军费转嫁到佃户身上：可以是一头公牛，也可能是几只绵羊，或等值的货币。每个自由人要完成的第一项义务就是“上交两先令”。此外，如果农民要想从修道士那里获得任何特权，就还要付出额外的代价：比如运一车木头到主人的房舍，以求得在树林里收集木柴的权利，本来这一令人艳羡的权利是归修道院所有的；比如送几桶酒给主人，以求得在树林里养猪的权利；比如每三年要给主人送上一只羊，以求得在主人草坪上牧羊的权利；再比如，他们还要交4便士的人头税。除了为获得特权而上缴的一切，每个农民还必须上交一部分产物作为租金。每年，每个农民都要上交3只小鸡、15只鸡蛋和大量修葺房屋的木板。通常，他们会付出几头猪。有的时候也可能是谷物、红酒、蜂蜜、蜡、香皂或油脂。如果这个农民还是工匠，能制作各种物品，那他就还要上交手工艺品：铁匠要为修道院锻造军队所用的长矛；木匠要制作一些木桶、木箍和支架；车匠要造一辆马车。如果农民的妻子也很努力，那她们也没有丝毫空闲，每年都要为主人织布裁衣。

所有上述物品或钱款都是由他们称为“菲力卡斯”或“上校”（市长）的管家收取。管家通常都是非常勤奋的人。一个人若是读到查理曼大帝为管家们准备的70条禁令时，一定会深深同情管家们。管家不得不监督所有佃户努力工作，还要每周给他们安排工作并仔细检查；他不得不严格把关，确定农民们带来足够的鸡蛋和猪，确定收到的木板制作精良。同时，他还要照顾身为佣人的农奴，督促他们努力工作。此外，他还要负责储存、出售、把产物和佃户的租金送到修道院等事务。每年，他必须向修道院院长提交详细完整的管理报告。管家自己也有一间小房子，也要缴纳各种租金，而且查理曼大帝还敦促管家及时交租，给农奴们做好榜样。也许本职工作已让管家忙碌不堪，所以他不得不按照查理曼大帝的要求雇佣一个助手。通常来说，管家不仅有“院长”这一个下属，而且还有一个管理专员，负责接收和照管修道院仓库的物品。

总的来说，这就是查理曼大帝时期圣日耳曼德佩区修道士及其他法兰西地主管理自己庄园的方式。现在，我们不妨从更人性化的角度看看当时的庄园以及农民的生活。当时，修道院拥有的是一座名为维拉里（Villaris）的小庄园，位于巴黎附近。现在，该地已成为圣克鲁公园（park of Saint Cloud）。我们翻开维拉里的庄园手册时，找到了一个名叫波多的人。 [9] 波多的妻子名为厄门特鲁德（Ermentrude），他的三个孩子分别叫维多（Wido）、吉尔伯特（Gerbert）和希尔德加德（Hildegard）。他拥有一小片可耕种的土地、一片草坪和几株葡萄藤。波多的工作和现在法国小农的工作差不多。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他的日常生活。查理曼大帝的统治即将结束之际，一个晴朗的春日早晨，波多早早起床，赶去修道士的农场工作。他不敢迟到，因为有管家监工。没错，前一周他可能已经用几个鸡蛋和一些蔬菜贿赂了管家，希望他别发火。修道士不允许管家大受贿赂（有时，别的庄园的管家会收取大额贿赂），波多也知道自己绝不能迟到。今天是他耕地的日子，所以他带着自己的大公牛和拿着刺棒赶牛的小维多。路上，波多遇见了附近几个农场里的农民朋友，大家都是去给主人做工的。他们都聚在一起，有的带着马匹和公牛，有的带着鹤嘴锄、锄头、铁锹、斧子和镰刀，赶着按照管家的吩咐到领主庄园的农田、草坪和树林里工作。波多家旁边的房子里住着几家人：有弗拉波特（Frambert）、厄莫因（Ermoin）、拉根诺德（Ragenold）及其家人。波多经过时向他们问好：弗拉波特要去给树林装篱笆，免得兔子跑出去吃庄稼；厄莫因的任务是运一车木柴到修道院；拉根诺德则是要修好谷仓屋顶上的洞。波多吹着口哨，和公牛还有儿子一起走在冷风中。其实维多跟着父亲也没什么事情做，因为父亲整天都要犁地，中午要跟其他犁地的人在树下吃，实在是无聊。

现在我们回头看看波多的妻子厄门特鲁德正在做什么。她也很忙：今天是她要上交小鸡的日子——包括一只肥母鸡和五只鸡蛋。她让九岁的二儿子照顾还是婴儿的希尔德加德，然后叫上邻居一起到主人庄园去。邻居也是农奴，他给管家带了一块羊毛布，很快这块布就会被送到圣日耳曼德佩区的修道院，给修道士做成修道士服。邻居的丈夫整天都要在领主的葡萄园里劳作，因为这个庄园里的农奴主要就是养葡萄，耕地主要是自由人的工作。厄门特鲁德和农奴的妻子一起去了主人的庄园。所有人都很忙。男人们的工作间里有几个聪明的工匠——有一个鞋匠、一个木匠、一个铁匠还有两个银匠。除了这五个人再没别人了，因为这个庄园里最好的工匠都住在修道院围墙边上，方便他们为修道士工作，省下舟车之费。每个庄园里也有一些工匠，有些作为农奴住在大房子附近，有的则住在自己的小屋子里，但聪明的地主都愿意尽可能留下更多聪明的工匠。查理曼大帝要求管家召集自己辖区内所有“优秀的工匠，即铁匠、金匠、银匠、鞋匠、车匠、木匠、铸剑匠、渔夫、制箔匠、肥皂工，酿酒人——包括啤酒、苹果酒、梨酒及各种饮料、制作甜点的面包师，制作猎网、渔网、补鸟网的工人以及其他无法一一列举的匠人。” [10] 其中一些工匠还会为维拉里庄园的修道士们工作。

但厄门特鲁德并没有在男人们的工作间停留。她得找到管家，鞠躬行礼，并献上自己带来的母鸡和鸡蛋。之后，她要赶到女人们的工作间，和那里的农奴们聊几句。当时，法兰西会把女佣人单独安排在某个适合女工的区域工作，就像古希腊人的做法一样。如果有法兰西贵族住在主人的房子里，那么他的妻子就要监督女人们的工作。不过，维拉里的石头房子中并没有贵族居住，所以管家也要承担起监督女人们工作的职责。女人们工作的区域有几间房子，还有一个工作间，整片地方围着厚厚的篱笆，还会装上带门栓的坚固大门——就像后宫一样，以免有人擅入。女人们的工作间非常舒服，有炉火供暖，厄门特鲁德（她身为女人可以到工作间去）看到有十几个妇人在纺织、染布和缝衣服。每周，繁忙疲累的管家总会给她们带来材料，并带走她们的劳动成果。查理曼大帝也发布了几条关于女性奴隶的指令，所以我们不妨设想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的庄园也遵从这些指令。查理曼大帝说：“至于女人们的工作，要适时给她们提供原材料，包括亚麻布、羊毛、毛皮、朱砂、茜草、羊毛梳、起绒草、香皂、油脂、器皿及其他必需物品。要好生照料女人们工作的区域，每所房子和每个房间都应配有火炉和地窖。该区域周围应种植茂密的灌木。大门要坚固，保证她们能安心工作。” [11] 然而，厄门特鲁德不能闲聊太久，我们也不能再多花笔墨在这里了。她得回到自己的小农场，开始在小葡萄园工作。一两个小时之后，她要赶回去给孩子们做饭，之后所有的时光就都要用在为孩子们缝制暖和的羊毛衣中度过。她的朋友们不是在丈夫的田间劳作，就是照看家禽、种植蔬菜、缝补衣衫——在乡下农场里，女人们也要像男人们一样辛勤劳作。在查理曼大帝时代（举例来说），剪羊毛的工作几乎全部由女人们完成。最后，波多会回家吃晚餐。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就会睡觉了：因为手工制作的蜡烛只能发出微光，而且他们第二天还都要早起。德·昆西 [12] 曾用其独特的风格形容世界各地古人睡觉的情况，“就像守规矩的男孩子们，从七点到九点。”“当时的人睡觉时间较早，主要是因为伟大的地球母亲未能提供蜡烛。她是位善良的老妇人……要是听到哪个国家的人要蜡烛，肯定会浑身颤栗。她肯定会这样说：‘蜡烛！谁听说过这种东西？竟放着大好的免费日光不用！谁知道下次这些可怜人还会要什么？’” [13] 甚至到了波多时代，情况依然如此。

这就是波多和厄门特鲁德的日常工作。有人可能会说，他们的生活一切都不错。我们能了解他们居住的庄园，知道他们需要缴纳的租金，也知道他们要做的工作。但他们不工作的时候感觉如何？又会思考什么？有哪些娱乐活动呢？租金和工作只是表面之事，庄园手册中写的只是常规事项。要是把课程表当作大学生活的全部无异于浅尝辄止，同样，如果只从主人的庄园手册中了解波多的生活也是如此。没错，如果不是为了和仆人们说话，确实就没必要到厨房吃饭。因此，要想了解波多的想法、感受和假日娱乐情况，我们就必须合上修道士伊尔密嫩的庄园手册，探查更隐蔽的角落。虽然在乔叟 [14] 、兰格伦 [15] 和法庭案卷的帮助下，我们可以了解六世纪之后农民的感受，但九世纪时，这方面的资料稀缺，因此记录下口耳相传的故事就更显得必要了。

波多显然有“很多”强烈的感受。他在寒冷的清晨起床，放着自己的土地，赶着牛车去耕种修道士的土地。他总得抖去胡子上结的霜，还一直祈祷修道院和修道院的土地一道沉入海底（可他没见过海底，也想象不到那里的样子）。有时他希望自己是修道士的猎人，只在树林中打猎；有时他希望自己是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的修道士，只在修道院教堂里快乐地歌唱；有时他希望自己是个商人，带着一捆捆披风和腰带，沿着巴黎的大街前行；实际上，只要他不是个耕种他人土地的可怜农夫，是什么都行。一位盎格鲁萨克逊作家曾设想过与波多的对话：

“喂，农夫，你怎么工作的？”“啊，先生，我非常努力。黎明时出门，带着公牛到田间地头，给它们套上牛轭。冬天从未如此寒冷，可有管家在，我不敢留在家里。每天，我都得先给牛上轭，再系紧犁头和犁刀，之后就开始耕种！”“你有同伴吗？”“我会带上儿子，他用刺棒赶牛，大冷天里一直喊，他的嗓子都哑了。”（可怜的小维多！）“这样啊，耕地辛苦吗？”“没错，非常辛苦。” [16]

尽管工作辛苦，波多依旧会高声歌唱，鼓励自己和维多。此处还有一段轶事：一次，一位神职人员在君主面前高歌《哈利路亚》时，查理曼大帝扭头对一位主教说：“我的人唱得真不错。”可那位主教却无礼地回答说：“我乡下田间随便哪个蠢货拉牛耕地时都比这个唱得好。” [17] 显然，波多也很喜欢查理曼大帝用法语为十二个月份起的名字：一月为“东月”，二月为“泥月”，三月为“春月”，四月为“复活节月”，五月为“欢乐月”，六月为“犁月”，七月为“干草月”，八月为“收获月”，九月为“风月”，十月为“酿酒月”，十一月为“秋月”，十二月为“圣月”。 [18]

波多十分迷信。法兰西人已经信奉基督教多年，但农民们还是更愿意相信过去的说法和迷信之事。在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修道士的庄园中，很多乡下人都念着古老的咒语，一些是法兰西农民南迁进入罗马帝国前在自己的沃土上吟诵的叙事诗，还有一些是养蜂人在波罗的海海岸放养蜂群时念的魔咒。基督教更给这些咒语增添了几分色彩，但并没有掩盖住其异教的来源。此外，由于耕种土地是人类职业中最古老也最稳定的，所以哪怕棕色的土地已消失在村落与道路之下，那些与耕种相关的信仰、迷信以及旧神都还会沿着一垄垄土地前行。在修道士伊尔密嫩的庄园中，农民总会对病牛（以及得病的孩子）念叨着咒语，还会在田间地头施咒，以求土地肥沃。若是波多开始犁地时你也在，那么你可能会看见他从自己的外套中拿出一小块厄门特鲁德用各种粗粮做成的蛋糕，弯腰把蛋糕放进犁好的第一垄地里，嘴里还唱着：

大地，大地，大地！哦，大地啊，我们的母亲！

愿全能的侍者，永恒的主让你

田地肥沃，茁壮成长，

五谷丰登，硕果累累，

谷物和庄稼的众神啊！

庇佑大麦和白麦尽情抽穗，

庇佑大地丰收……

人们用心耕种的田地，请用丰收回报人类吧！

沐浴在恩福之中，尽情开花吧！

掌控大地的神赐予我们耕种的恩典

愿所有谷物满足我们的心愿。 [19]

之后，波多就会牵着牛开始犁地。

教堂没有禁止这些古老的仪式，此举非常明智。仪式让波多向永恒的主和圣母玛利亚祈祷，而非向天父或大地母亲祈祷，所以无论外界如何变化，自父辈那里学到的古老咒语仍能为波多所用。例如，仪式让他向基督和玛利亚祈祷蜜蜂成群。厄门特鲁德听见蜜蜂嗡嗡作响飞来时，她便站在村舍外，念着这样的咒语：

主啊，屋外有一群蜜蜂，

飞到这里来，

在主赐福之地，在主的保护之下，

快快安全地回家吧。

蜜蜂啊，圣母玛利亚让你

停下来，停下来。

你不应该离开，

不应该飞到树林中。

你不应该逃避我，

也不应该离开我。

静静待在那里，

等着上帝的旨意！ [20]

如果波多回家路上看见一只蜜蜂困在野蔷薇丛中，他会立刻站好，开始祈祷——就像现在有些人从梯子下走过那样。此外，教会还发现波多在祈祷身体不再酸痛时，会在最后加上一句“主啊，阿门”。波多的父辈们曾让他坚信不疑，若是身体酸痛或是不舒服，就说明骨髓里有虫子，正在食骨吸髓，赶走虫子的唯一方法就是用刀片、箭头或者某种金属抵在疼痛的位置，接着念着咒语把虫子引诱到刀片上来。波多不信教的祖先们一直这样说，所以小维多生病的时候，波多也会不停地这样念：“小虫子，出来吧，九只小虫子，快从骨髓里出来，从骨头里出来，从肉体中出来，从皮肤中出来，到刀尖上来吧。”之后（遵从教会的规定），波多还会加一句 [21] “主啊，阿门”。然而，有的时候，波多却无法把基督教的教义融入自己的行为。他可能会去拜访某个据说有通灵之力的人，或迷信地敬畏某棵歪脖子树——因为关于这棵树的古老故事永远不会被人遗忘。这时，教会就会严肃对待。波多去忏悔时，神父会问：“你是否去见过魔法师或通灵者？是否曾对着树或泉水发誓？是否喝下了某种神药？” [22] 如此，波多不得不承认上次牛生病时，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教会会做出既仁慈又坚定的样子。我们发现主教对一位神父说过这样的话：“农奴来找你时，你决不能像对待富人一样，给他们施加太多戒律。让他们承受相当于富人一半的惩戒吧。” [23] 教会非常清楚，波多不能饿着肚子干活，但热衷打猎、饮酒、盛宴的的法兰西贵族少吃一顿饭也没关系。

恩威并施的教会还给了波多假期。因为教会让虔诚的君主下令，周日和圣日里，不应有任何奴役或劳作。查理曼大帝的儿子于827年重申了这条禁令：

鉴于上帝的律法及父辈据此颁布的禁令，周日不得有任何奴役。众人不得做农活，不得照顾葡萄藤，不得耕地，不得收割，不得割草，不得搭建篱笆，不得修栅栏，不得伐木，不得采石，不得建房。此外，也不得照顾花园，不得诉讼，不得打猎。只有以下三件事例外：带军出征、运送粮食及（如有需要）为主人举行葬礼。此外，妇女不得纺织，不得摘麻，不得在公众场合洗衣，不得剪羊毛：人们可以在主的日子里休息，到教堂歌颂上帝，感谢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24]

然而，不幸的是，波多和厄门特鲁德及其朋友们并不想在圣日安静地去教堂再安静地回家。在更黑暗、更有自我意识的时代到来之前，他们都已经习惯在歌舞娱乐中度过假日。他们都非常高兴，毫不在乎优雅与否，而且他们还总是会在教堂院子中跳舞。可惜，他们围成一圈跳舞时唱的歌有些是父辈们留下来的异教歌曲，是古老的收获节日时唱的歌，深深刻在他们的记忆中；有些是教堂不喜欢的粗俗爱情歌曲。教堂议会总会抱怨农民们（有的时候还有神父）“和一群跳舞的女人们唱着邪恶的歌曲”，还有的高唱“情歌，跳着舞，或是唱着下流的歌曲，就像恶魔的诱惑一样”； [25] 主教们一再禁止这些歌曲和舞蹈，可都是白费力气。欧洲的每个乡村，自中世纪起到宗教改革之后，农民们都会在教堂院子里唱歌跳舞。查理曼大帝去世两百年后，科尔比克舞者的故事开始流传。他们不顾神父的警告于圣诞节前夜在教堂院子跳舞，结果被罚在教堂院子待上一年，最后还是科隆大主教饶恕了他们。有的说法是他们不是站在原地一年，而是不得不跳一年的舞，到了被赦免的时候，他们的腰都已经陷进土里了。人们之前常常吟诵这首拉丁语小诗：

波夫骑着马，穿过茂密的森林

那匹名为梅尔斯文德的骏马在他身旁——

我们为什么在此停留？我们为何不可远行？

后来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天晚上，人们在乌斯特郡的教堂院子里一直唱歌跳舞。他们唱了一整晚的《宝贝，可怜可怜我吧》，神父睡不着觉，听了不知道多少遍。结果，第二天早上做弥撒时，神父把“愿主与你们同在”说成了“宝贝，可怜可怜我吧”。这可是历史上的重大丑闻。 [26]

有时候，波多不会跟人们一起跳舞，而是听着吟游诗人的歌唱。神父不喜欢这些吟游诗人，（他们说）吟游诗人不唱基督教的颂歌，反而都是法兰西一族异教英雄的歌曲，肯定会因此下地狱的。但波多喜欢这些歌，比波多地位高的人也喜欢。教会议会有的时候甚至会训斥听这些歌的修道院院长。然而，最不妙的是，伟大的君主查理曼大帝也喜欢这些歌。他总会听吟游诗人唱歌，为他写传记的伊恩哈德（Einhard）告诉我们“查理曼大帝写了很多关于豪放而古老的歌曲，记录君主的言行和过去的战争，让它们永存与人们的记忆”。至少有一首查理曼大帝让人写下的古老传说出现在拉丁语手稿的封面上——这份手稿是一位修道士闲暇时候匆忙整理的。但查理曼大帝的儿子虔诚者路易 [27] 就完全不一样了。路易不喜欢自己小时候学到的民族诗歌，也不许别人阅读、背诵或教习民族诗歌。他还会处罚吟游诗人，不许人们周日时在公共场合唱歌、跳舞、讲故事。不过，之后，也正是他把父亲的王国拖入了耻辱和毁灭的深渊。吟游诗人感激查理曼大帝的宽容，让他在历史中永垂不朽：整个中世纪，查理曼大帝的传奇一直未曾淡去，他和亚瑟王一样，是中世纪最伟大的浪漫主义的英雄。每个世纪，人们都会给查理曼大帝披上新装，为他歌唱新的叙事诗。禁锢在寸土之地的修道院历史学家们不能为查理曼大帝做的事，这些被人鄙视、受人诅咒的吟游诗人做到了：比起垂名青史，他们给查理曼大帝的更令人敬仰，更永恒——那便是传奇。君主们统治着济慈 [28] 口中的黄金国度和世俗王国，但并不是每位君主都能成为传奇。在查理曼大帝与亚瑟王共同统治的黄金国度中，他的同伴们与圆桌骑士同台竞技。无论如何，查理曼大帝对吟游诗人的喜爱也使波多受益良多。也许他一生中听到的有关君主的歌曲都只是传奇的开头，但之后，这些传奇故事都将与查理曼大帝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想象，他睁大双眼，在教堂院子中听着查理曼大帝帕维亚铁征的伟大故事——这和圣高尔修道士之后记录下的故事没什么两样。 [29]

虽然农奴们从未跟随君主去过宫廷或营地，但这些传奇可能是波多最接近伟大君主的时候。查理曼大帝很喜欢出行：像中世纪早期所有君主一样，没有战事的时候，他喜欢在自己的王国中漫步，在某座庄园中住一段时间，直到把这座庄园的物资都消耗完，才会到另一座庄园去。有的时候，他也会去主教或贵族的庄园，这些人也会以王室礼仪接待查理曼大帝。可能有一天，查理曼大帝去巴黎的路上也会来到波多主人的庄园，到主人的房子停留一段时间，这样波多就能看到他平常的样子了。查理曼大帝会穿着水獭皮做成的外套，披着普通的蓝色披风（艾因哈德说查理曼大帝不喜欢奢华的服装，平常穿的就和普通人一样） [30] ，后面跟着他的三个儿子、保镖和五个女儿。艾因哈德曾如此记录：

他如此养育儿女：如他在家，一定要和孩子们一起吃饭，出行也一定要带上他们。他的儿子们会和他并肩骑马，女儿们则跟在后面。他会选出一些卫兵，走在队伍最后面，为所有人保驾护航。查理曼大帝深爱着自己美丽的女儿，但奇怪的是，他不曾让女儿们婚配，既没有下嫁本国男儿，也没有许配给外国王孙。直到查理曼大帝去世，女儿们都一直留在他身边，因为查理曼大帝实在无法想象没有女儿们的生活。 [31]

幸运的波多双腿颤抖，仿佛看到了自己命运的新转折点——他看见了君主的大象。这头大象是《天方夜谭》中伟大的苏丹哈伦·拉希德 [32] 送给查尔曼大帝的，此后一直伴随在君主身边。这头大象名叫“阿布-鲁巴巴”，在阿拉伯语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智慧之父” [33] 。最后，大象在810年远征丹麦时如英雄般去世了。 [34] 显然，此后厄门特鲁德一定会在吉尔伯特不听话时吓唬他说：“阿布-鲁巴巴会用长鼻子把你卷走的。”但维多当时已经八岁了，已经开始为家里赚取生计，说自己一点儿都不害怕大象。不过，他也承认，记账的时候，他更喜欢哈伦·拉希德送给君主的其他礼物，比如那只叫“瑟里罗”的可爱小狗。

贵族造访时，波多就会特别忙碌，因为他们来之前，一切都要被清理干净。制作甜点和香肠的厨师也会受命而来，准备丰盛的宴席。

尽管佣人会完成大部分工作，但波多有时还是要帮忙。喜欢饶舌的圣高尔的老修道士为我们描述了查尔斯突然造访时发生的趣事：

查理曼大帝出行时，主教辖区总会在君主的必经之路上特别开辟一条道路。辖区主教急于讨好君主，对查理曼大帝有求必应。但要是君主突然造访，那么心急火燎的主教就会像燕子一样东奔西跑，忙着赶紧完打扫宫殿房舍、庭院广场，拖着疲惫的身躯迎接君主。虔诚的查理曼大帝注意到了这一点，看到各种细节之后，他对主教说：“我善良的管家，你总会为我的到来而精心打扫。”接着，主教仿佛得到了圣喻一般，深深鞠躬，握住君主至高无上的右手，收起自己的焦急，亲吻了君主的右手后说：“我的主，您所到之处，一切都应一尘不染，这是理所应当的。”最聪明的国王查理曼大帝早已看透一切，他对主教说：“为我清空的，我亦会填满。你可以拥有辖区附近的庄园，你所有的继承人都将永世拥有那片土地。”查理曼大帝出行的必经之路上住着另一位主教。那天是周六，查理曼大帝不想吃野味，主教便以这里的自然环境无法立刻捕鱼为由，选了一些上等奶酪，口感丰富醇厚。但自律的查理曼大帝未免主教尴尬，立刻准备开始用餐，说这就已经很好了。但查理曼大帝拿起餐刀切下自己认为没有味道的奶酪皮，准备开始吃白色奶酪时，站在一旁像仆人一样的主教凑近问道：“我的君主，您为什么切下奶酪皮？那可是最好吃的部分。”查理曼大帝从不欺骗别人，也觉得别人不会欺骗自己，就按照主教说的吃了一块奶酪皮，慢慢品尝着，最后像吃黄油一样咽下去。吃过后，他表示主教说得没错：“确实如此，我的好管家，以后每年都要记得送两车这样的奶酪到埃克斯让我品尝。”主教知道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又怕失去自己的地位和头衔，便马上说：“我的主，我能弄到这些奶酪，但我不知道会不会和这块奶酪的品质一样。我怕会让您失望。”虽然这番说辞从从小就认识奶酪但却说不懂如何挑选的主教嘴里说出来很奇怪，但体察入微的查理曼大帝听完对主教说：“把你收集的奶酪分成两份，把你觉得品质好的放在一地窖里，然后再给我。其他的你们可以留着自己吃。”两年过去了，查理曼大帝要的两车奶酪还没凑齐。到了第三年，主教亲自送上了自己辛苦收集的奶酪。查理曼大帝感念他辛苦劳作，不但没有责罚他，还赐给他一片庄园，让他和继承者为自己提供粮食和美酒。 [35]

我们可能会同情要收集两车奶酪的主教，但我们真正应该同情的是波多，因为波多可能要支付额外的租金，以满足君主对奶酪的需求。此外，波多也没有得到庄园作为补偿。

然而，君主到访是波多生命中可遇不可求的事情，这件事可以成为他多年的谈资，还可以讲给他的孙辈们听。不过有一件让波多和朋友们兴奋不已的事每年都有一次，那便是君主的巡回法官，即特派管理者，到各地主持法庭，检查当地伯爵是否践行正义。每年，都有一位主教和一位伯爵来到此地，可能会作为修道院院长的贵客在主人的居所中留宿一夜，第二天便会启程前往巴黎。他们两个人会在教堂前的庭院中审理案件，无论是名人还是小人物，无论是贵族、自由人还是奴隶，人们会从四面八方赶来，请求他们主持正义。要是有谁伤害或劫掠了波多，他也会去向法官提起诉讼。但如果波多够聪明灵活，就不会空着手单纯地相信正义。查理曼大帝非常严格，但除了那些相当正直虔诚的“特派管理者”，别人也会收受贿赂。奥尔良主教狄奥多夫曾是君主的特派管理者之一，他写过一首拉丁语小诗，描写了法庭神职人员和平民百姓如何一窝蜂地跑到自己的法庭想要购买正义的。 [36] 每个人都尽己所能带来了礼物，富人带的是金钱、珠宝、精美的物料和东方地毯、武器、马匹和刻着酷刑中赫拉克勒斯 [37] 形象的金银花瓶。穷人们则带来了或经过鞣制或未经鞣制的科尔多瓦皮、优质布匹和亚麻（可怜的厄门特鲁德必须在正义到来前辛勤劳作一个月！）、盒子和蜡。“每个人都带着攻城锤，”震惊的主教狄奥多夫大声说，“希望能敲碎我灵魂的高墙。但要不是他们之前就已经这样贿赂过其他法官，他们就不会来贿赂我。”实际上，如果他的描述无误，那么王室正义官身后一定会跟着很多马车，运送自己收到的礼物。就连狄奥多夫也不得不承认，为了不伤害人们的感情，他不得不收下鸡蛋、面包、红酒、小鸡和小鸟等不算贵重的物品。“它们很小，”（狄奥多夫咂巴着嘴说）“但很好吃。”我们不难想见，这些鸡蛋和小鸟的背后是波多焦虑的脸。

另外一个对波多来说每年一度的盛宴是10月9日的圣丹尼斯集市。集市会持续一个月，就在巴黎城外。 [38] 集市开始前一周，小亭子和小棚子就已经开始冒出来，摊位正面开放，便于商人展示商品。圣丹尼斯的修道院院长可以向来此售卖的商人收取一笔费用，他会确保集市周围都建好了围栏，这样所有人都要从大门付费进入，因为之前有狡猾的商人会为了逃票在围栏下挖洞或翻过围栏。很快，巴黎的街上就会挤满了用马车或牛车拉货的商人。自集市开市当天，巴黎所有常规贸易暂停一个月，因为所有的巴黎商人都会在集市的某处，用粮食、红酒、蜂蜜换取异乡来的稀罕物品。波多所在修道院的院长可能也在集市上有个摊位，卖一些女性奴隶织就的布匹、庄园准备的奶酪和腌肉或是波多及其他农民交租用的红酒。波多肯定会选一天假日去集市。实际上，那个月管家很难把农民们都留下来干活。查理曼大帝曾特别下达了一条命令，让管家“确保奴隶们按照法律要求工作，不能在市场或集市浪费时间”。波多和厄门特鲁德会带着三个孩子穿上最好的衣服，觉得去两三次集市根本算不得浪费时间。他们会假装买盐好在冬天腌肉，或者买些朱红色的染料给小宝贝做件衣服。其实，他们就是想沿着一排排摊位逛一逛，看看都有哪些稀罕的东西。来到圣丹尼斯的商人们会把从东方带来的华丽物品卖给比波多富有的人。高贵的法兰西贵族看到紫色镶橙色花边的丝绸衣衫、印着图案的皮外套、孔雀毛、火烈鸟全部猩红色的羽毛（他们称之为“凤凰皮”）、香水、珍珠、香料、杏仁、葡萄干和猴子们，就会讨价还价，之后买给妻子们，逗她们一笑。 [39] 有时，商人们是威尼斯人，但更多的则是叙利亚人或精明的犹太人，波多和朋友们因犹太商人戏弄主教的事情而大笑不止。这位主教喜欢所有新奇的东西，商人把香料填进老鼠身体里，然后卖给主教说“他从朱迪亚带来了别人从未见过的动物”，至少价值一个银币。 [40] 为了换到奢饰品，商人们会带来著名的弗里斯兰布匹、渔民、猎犬，有时甚至还会带着金匠在修道院工作间里打造的金器。波多在这里能听到各种语言和各地方言，得有一百多种，因为萨克逊人、弗里斯兰人、西班牙人、普罗旺斯人、鲁昂人、伦巴第人，也许还有一两个英国人都会挤在这条小街上。不时还会有爱尔兰学者哼着爱尔兰甜美的歌曲出售手稿：

树木围绕着我，

黑色的鸟儿在我身旁唱歌；

我的布面小册子上，

站着放声歌唱的鸟儿。

灌木丛上放着的灰色外套上，

有布谷鸟在歌唱：

真诚——希望主保佑我！——

我坐在树林中写作。 [41]

集市上又会有杂技演员，还有让熊表演的人。吟游诗人们也会从波多的口袋里骗几个硬币。一天结束时，疲惫但快乐的一家人会坐车回家，准备睡觉。厨房里的生活也没有那么沉闷，了解完君主“查理曼大帝及当时的贵族”后，我们实在应该花几个月时间和波多一起住在他的小房子里。毕竟，正是一个个波多写就了今天的历史。

【注释】

[1] 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War）是指英国和法国，以及后来加入的勃艮第，于1337年~1453年间的战争，是世界最长的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长达116年。——译者注

[2] 黑太子爱德华（Edward the Black Prince,1330年6月15日~1376年6月8日），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的长子，威尔士亲王，英格兰将领。因比父亲早逝一年，成为史上第一位未能成为英格兰国王的威尔士亲王。此外，他于1348年被爱德华三世授予为第一代的嘉德骑士团成员。——译者注

[3] 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EdwardⅢ，1312年11月13日~1377年6月21日），英格兰国王，1327年到1377年在位，在位时发动对法国的百年战争。——译者注

[4] 圣日耳曼德佩区（Saint-Germain-des-Prés）是法国巴黎市第六区内的一个区域，位于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附近一带。圣日耳曼德佩区拥有许多著名的咖啡馆，例如双叟咖啡馆（Les Deux Magots）和花神咖啡馆（Caféde Flore），该区也是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从事存在主义运动的中心。——译者注

[5] 威廉一世（古诺曼语：Williame I；英语：William I；法语：Guillaume I;1028年11月8日~1087年9月9日），通常被称为征服者威廉（英语：William the Conqueror），有时被称为杂种威廉（英语：William the Bastard），是第一位诺曼英格兰国王，他从1066年开始统治英格兰，直到1087死亡为止。他是维京掠夺者的后裔，从1087年起为诺曼底公爵威廉二世（英语：William II）。威廉经过长期的努力确立自己的权力，到11世纪60年代，他稳固在诺曼底的统治，1066年，诺曼征服英格兰。他的余生则是巩固在英格兰的统治，以及解决其长子罗贝尔二世给他带来的麻烦。——译者注

[6] 《末日审判书》（英语：Domesday Book，或简写为Domesday；拉丁语：Liber de Wintonia，意为“温彻斯特之书”），是诺曼征服英格兰期间，在征服者威廉的命令下，于1086年完成的一次大规模调查的记录。全书由中世纪拉丁文写成，文字高度简化，而且使用了一些本地特有的词汇。书名Domesday(Doomsday的中古英语拼法，意为“世界末日”）从12世纪开始使用，强调了这本书的最终性和权威性。——译者注

[7] 摘自大英博物馆保存的11世纪时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日历（MS.Tit.,B.V.,pt.I）。图片展示了波多每个月的工作，或者说其主任的工作。图中展示的月份分别为一月（牵牛犁地）、三月（在暴风雨中碎土）、八月（收割）和十二月（脱粒和风选）。其他图所示的月份为二月（剪枝）、四月（波多主人的宴会）、五月（牧羊）、六月（刈草）、七月（伐木）、九月（波多主人打猎野猪）、十月（波多主人用鹰行猎）及十一月（点燃篝火）。

[8] 摘自马可·波罗写于15世纪早期的书中，现保存于牛津博德利图书馆（MS.no.264,f.218）。艺术家展示了中世纪时期威尼斯的圣经，画面左侧为小广场，马可·波罗一行人正从一艘小船上登上大船。画面下方为（效仿中世纪时期的风格，在同一幅图中展示故事中的不同场景）他们经过的几片异乡国土。可注意观察威尼斯的贸易船只。

[9] 波多及其妻子厄门特鲁德均为圣日耳曼德佩区修道院的佃户，二人育有3个孩子。他有自己的房屋，有耕地、葡萄园和草坪。他需上缴两先令军费，并需运送两桶酒以求在树林中养猪。每三年他应上交100块木板及50米篱笆。每年冬天，他应耕地110米；每年春天，他应耕地66米。每周，他应为主人劳作两天，并应上交一件手工品。他应上交3只小鸡和15只鸡蛋，有需要时应参加劳动。此外，他应上交两先令，以得到一半磨坊。

[10] 《庄园法典》第45章。

[11] 同上，第43章及第49章。

[12] 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年~1859年），英国散文家。他的散文作品热情洋溢，经常达到语气庄重，韵律优美如诗的效果，与弥尔顿等伟大诗人的作品相似。——译者注

[13] 摘自《托马斯·德·昆西选集》（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Thomas De Quincey）中的《罗马餐点决疑论》（The Casuistry of Roman Meals),D.马森编辑（1897年），第四卷，第13页。

[14] 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3年~1400年10月25日），英国小说家、诗人。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坎特伯雷故事集》。——译者注

[15] 威廉·兰格伦（William Langland,1332?~1400？年），中世纪英格兰诗人。传说他是英语诗歌《农夫皮尔斯》（Piers Plowman）的作者，一部14世纪晚期的头韵体长诗。然而有些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是另一位诗人，或者另外五名诗人的著作。现代学者一般同意兰格伦至少写了这首长诗的一部分。——译者注

[16] 埃尔弗里克，前引书中的《对话录》，第95页。

[17] 圣高尔修道院修道士《查理曼大帝早期生活》（The Early Lives of Charlemagne）中的《生活》（Life），第87~88页。

[18] 艾因哈德，前引书中的《生活》，第45页。

[19] 斯托普福德·布鲁克翻译的盎格鲁-萨克逊咒语，《自初始到诺曼底登陆间的诺曼英国文学》（1899年），第43页。

[20] 古高地德语咒语，作者于10世纪写入包含圣奥古斯丁布道文的9世纪法典中，现存于梵蒂冈图书馆。布劳恩，Althochdeutsches Lesebuch（第五版，哈雷，1902年），第83页。

[21] 另一篇古高地德语咒语，保存于10世纪法典，现存于维也纳。布劳恩，前引书，第164页。

[22] 摘自9世纪《牧师守则》（Libellus de Ecclesiasticis Disciplinis），第100篇，引用于奥扎拉姆的《法国的基督教文明》（La Civilisation Chrétienne chez les Francs,1849），第312页。然而，该禁令实际适用于刚被征服，仍有异教之心的撒克逊人。

[23] 哈里加特《悔罪规则书》，康布雷主教，引于前引书，第314页。

[24] 《法国工业及贸易历史相关文件》，G.法涅兹编辑，第51~52页。

[25] 见钱伯斯的《中世纪阶段》（1913年），第一卷，第161~163页。

[26] 原句为“Swete Lamman dhin are”。该故事由威尔士的吉拉德收录于《教堂瑰宝》中。见《威尔士的吉拉德选集》，C.A.J.斯基尔编辑（基督教知识普及协会，《学生读本》第11卷），第48页。

[27] 路易一世，（法语：Louis Ier,778年4月16日~840年6月20日），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和皇帝（814年1月28日~840年6月20日在位），查理大帝的儿子与继位者。——译者注

[28] 约翰·济慈（John.Keats,1795年10月31日~1821年2月23日），生于18世纪末的伦敦，杰出的英国诗人作家之一，浪漫派的主要成员。济慈才华横溢，与雪莱、拜伦齐名。他善于运用描写手法创作诗歌，将多种情感与自然完美结合，从生活中寻找创作的影子。他的诗篇能带给人们身临其境的感受。——译者注

[29] 圣高尔修道士，《生活》，前引书，第144~147页。

[30] 艾因哈德，《生活》，前引书，第39页。

[31] 同上，第35页。

[32] 哈伦·拉希德（阿拉伯语：???????????，英语：Harun al-Rashid,763年~809年3月24日），伊斯兰教第二十三代哈里发，阿拔斯王朝的第五代哈里发。他是阿拔斯王朝第三任哈里发阿尔·马赫迪之子，在786年继其兄阿尔·哈迪之位，任期间为王朝最强盛时代，曾亲率军队入侵拜占廷的小亚细亚。其首都巴格达和唐朝长安为世界第一流的城市，人口多达100万，也是国际贸易中心。——译者注

[33] 阿布-鲁巴巴——值得注意的是，纵使历史变迁，这个名字应没有记载错。

[34] 圣高尔修道士，《生活》，前引书，第78~79页。

[35] 圣高尔修道士，《生活》，前引书，第78~79页。

[36] 见拉维斯的《法兰西历史之二》，第321页，以及G.莫诺的《八世纪司法风俗》，历史审查，第35章（1887年）。

[37] 赫拉克勒斯（Ηρακλ??)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是主神宙斯与阿尔克墨涅之子，因其出身而受到宙斯的妻子赫拉的憎恶。他神勇无比、力大无穷，后来他完成了12项被誉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此之外他还解救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隐藏身份参加了伊阿宋的英雄冒险队并协助他取得金羊毛。赫拉克勒斯英明一世，却最终遭赫拉迫害，难耐痛苦而自焚身亡，死后升入奥林匹斯圣山，成为大力神，他惩恶扬善，敢于斗争。在今天的西方世界，赫拉克勒斯一词已经成为了大力士和壮汉的同义词。——译者注

[38] 见法涅兹，前引书，第43~44页。

[39] 见圣高尔修道士对法兰西贵族的精致描述：“那天是假日，他们从帕维亚来，到处都有带着各种东方物品的威尼斯商人。其他人穿着山鸡皮做成的或装饰着孔雀羽毛的长袍摇大摆地走着。有些人系着紫色和柠檬色的绶带；有些人裹着毯子；还有些穿着貂皮长袍。”前引书，第149页。翻译略不准确：霍奇森认为（《威尼斯早期历史》，第155页）“凤凰长袍”可能就是羽毛做的长袍，不是用山鸡皮做的，而是用红色的火烈鸟皮做的，也可能像埃德（《黎凡特贸易历史》）认为的是丝绸上带有鸟儿的图样。

[40] 圣高尔修道士，前引书，第81~82页。

[41] 这首小诗由一位爱尔兰抄写员抄录在圣高尔修道院普里西安的手稿中。原文可在斯托克斯和斯特罗恩的Thesaurus Pal?ohibernicus（1903）第二卷，第290页中找到。这首小诗经常被翻译成其他语言，我在此引用库诺·迈耶的翻译《古爱尔兰诗作》（1913年编辑的第2版），第99页。本章开头出现的《爱尔兰三部曲》也引用了库诺·迈耶的翻译，同上，第102~103页。

第三章　|马可·波罗|

十三世纪的威尼斯旅人

人们应该知道威尼斯人的成就，他们有着怎样的特点，来自哪里，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如何建立起高贵的城市威尼斯。威尼斯不只是十二世纪最美丽的地方，也是圣马可圣殿所在地。圣马可圣母教堂，如冉冉升起的太阳一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教堂。这是宗教信徒们的堡垒，是他们创造出了这个奇迹。

——马蒂诺·达·卡纳莱（MARTINO DA CANALE）

杭州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城市，它如此美丽，我根本不敢描述，但我在威尼斯人中遇到过许多曾去过那里的人……如果有谁想要讲述这座城市的广阔与伟大，我相信许多刀纸也不够用。因为“它是全世界上最伟大、最宏伟的城市，也是最适合商业发展的城市”。

——鄂多立克·波尔代诺内（ODORIC of PORDENONE）

让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想象自己已经穿越回1268年。在历史书中，那一年波澜不惊，但我们一定会有所收获。当时如同我们现在，威尼斯位于潟湖之上，这个城市就像浮在微浪上的海鸟巢穴（正如卡西奥多罗斯 [1] 很久之前见过的那样 [2] ），就像一艘停靠在岸边但家在海上的船，是让整个西方世界最骄傲的城市。这一点只要看看她的位置就可以了解了。威尼斯位于亚得里亚海 [3] 的一端，在东西方的交界处，是中世纪时期重要的贸易通道，是地中海的海港。虽然它位置靠北，但几乎位于欧洲中心，所有的陆路和海陆贸易线路都会经过威尼斯，那里有驮着货物的马匹，也有随时准备起航的帆船。商人们带着丝绸、香料、樟脑、象牙、珍珠、香水以及从黎凡特或更远的热带地区的地毯来到威尼斯。无论他们是取道埃及，航行在尼罗河的低岸，之后坐在骆驼背上风尘仆仆去到亚历山大港，还是穿过波斯富庶怡人的土地和叙利亚的沙漠去安提俄克和蒂尔，还是长长的商队跋涉过中亚的高地，穿越里海的南部来到特拉比松，亦或是从航行穿过黑海和达达尼尔海峡 [4] ，威尼斯都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只有君士坦丁堡或可与她匹敌，但她打败了君士坦丁堡。因此，威尼斯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从东方获得的战利品。而从威尼斯出发，人们可以骑马途经布伦纳和圣高德通路，翻过阿尔卑斯山，到达德国和法国；也可以乘船经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达英格兰和弗兰德斯。 [5] 最后，回到威尼斯的木船和马匹都会装满德国金属、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皮毛、英格兰的优质羊毛、弗兰德斯的布匹以及法国的红酒。

除了威尼斯无与伦比的优越位置，威尼斯人也功不可没。威尼斯弗兰德斯是中世纪欧洲一伯爵领地，包括现比利时的以及法国各一地区。——译者注人最初的年月中，反抗过东边的君士坦丁堡和西边的罗马教皇以及神圣罗马皇帝。有时，他们倾向于这一方，有时又倾向于另外一方，但都坚持独立。如果遇到困境，他们总会这样回应：“上帝是我们的保护伞，是我们的守护神，他拯救了我们，让我们住在水面之上。威尼斯是我们从泻湖中建立起来的城市，是我们神圣的居所，一切君主或贵族的权利均不可践踏我们。”如果受到威胁，他们就会撤退到小岛上，往城里发射面包做成的加农炮，嘲笑那些想把他们饿死的攻城之人。 [6] 威尼斯人非常清楚，自己的未来在海上，东方的色彩融入了他们的文明，温暖着他们的血液。威尼斯人既是东方人，也是西方人，他们有颗赤诚之心，充满爱与征服，他们有冷静的头脑，可以谋划，也可以统治。他们一点点包围了身后的领土，同时还压制了萨拉森和斯拉夫那些被称为地中海噩梦的海盗。接着，他们突袭了曾经困扰商船的达尔马提亚海盗，占领了达尔马提亚的海岸。威尼斯总督成了达尔马提亚的公爵。史书中这样记载：“的确，亚得里亚海处于威尼斯的统治之下。” [7] 他们称亚得里亚海为“威尼斯之湾”。在那里，与大海结婚的盛大的象征性仪式得以确立，婚礼的誓词就是：“大海，在真实与永恒的主面前，我们将成为你终生的伴侣。” [8]

她如少女一般，明媚而自由，

不会被诡计引诱，不会因暴力屈服，

她选择伴侣时，

一定会选择永恒的大海。

的确，大海似乎也已经发誓任她的差遣了。

之后，十字军东征开始了。欧洲忘记了自己的内部纷争，投入到打击坚持自身信仰的异教徒战斗中。各地人民群情激奋，跟在十字军旗下，而耶路撒冷的塔楼也比巴别塔更真实许多。现在，威尼斯终于看到梦想实现的一刻：正是它提供了大船，正是它提供了护卫队、大量的粮食补给和士兵们。到了瓜分胜利品的时候，威尼斯选择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每座陷落之城里的一座教堂、一间账房以及免税贸易权。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是她的大好机会。当时，威尼斯失明的老总督恩里科·丹多洛 [9] （他虽失明，但却有纳尔逊一般的机智果断）预见到十字军无力支付运费，便与其达成协议，使整个东征的十字军为自己所用。这次十字军东征首先消灭的是扎拉——因为这座城市竟曾反抗威尼斯，之后便是不朽的拜占庭 [10] ——威尼斯一直以来唯一的老对手。的确，威尼斯人挥军讨伐扎拉时，罗马教皇就把威尼斯人赶出了教会，但这又何妨？他们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将四座金马雕像带回了圣马尔谷圣殿宗主教座堂 [11] ——圣马尔谷圣殿宗主教座堂曾被当作盗匪的巢穴，摆满了从黎凡特抢来的战利品，还有近四世纪前威尼斯人从亚历山大偷来的圣徒圣髑：当时，圣髑一直藏在一桶腌猪肉里，免得被穆斯林发现。据说，当时还有威尼斯族长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做弥撒。威尼斯自此获得了“罗马帝国四分之三的统治者“（“quart?partis et dimidi?totius imperii Romani?”）这一高贵头衔。威尼斯总督像古罗马君主一样穿着猩红色的半统靴，统领四海——亚得里亚海、爱琴海、马尔马拉海以及黑海。威尼斯工厂布满了整个地中海东部海岸、黎波里（Tripoli）、泰尔（Tyre）、萨洛尼卡（Salonica）、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君士坦丁堡、黑海沿岸的特拉比松（Trebizond），甚至是遥远的的克里米亚的卡法（Caffa）——那里是通向俄罗斯的秘密通道。克里特岛（Crete）、罗德岛（Rhodes） [12] 和塞浦路斯岛（Cyprus）现在都属于威尼斯。她用大船令海盗闻风丧胆，打败了一切竞争者。所有与东方的贸易必须经过威尼斯，也只能经过威尼斯进行。意大利的其他贸易城市都曾与威尼斯竞争，其中热那亚 [13] 一度有赶超她的势头，然而1258年和1284年时，威尼斯彻底打败了热那亚舰队——“大海无鱼，高山无木，男不知信仰，女不识礼教”的城市怎么可以染指圣马尔谷圣殿宗主教座堂里的金马？ [14] 1268年，威尼斯似乎所向披靡。拜占庭成了她的洗手盆，黎凡特也处于她的统治之中。所以，史官如此记录也无可厚非：

达尔马提亚（Dalmatia）、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希腊、特拉比松、叙利亚、亚美尼亚、埃及、塞浦路斯、甘地亚（Candia）、阿普利亚（Apulia）、西西里岛以及其他国家、王国和岛屿尽是我们硕果累累的花园和壮丽的城堡。在这些地方，人们过得非常幸福，手有余钱且安全闲适……威尼斯人的足迹遍布整片海域，只要是有水流过的地方，都有威尼斯人的身影。他们从各地购买商品，自四面八方带回威尼斯。之后，德国人、巴伐利亚人、法国人、伦巴第人、托斯卡纳人、匈牙利人以及所有以贸易为生的人就会来到俄罗斯，把商品带回自己的国家。

怪不得（据后期一位旅行者观察）威尼斯人对自己伟大的统治深感自豪。只要有在威尼斯出生的男孩，人们总会说：“一位绅士降临了。”

即便如此，威尼斯仍称不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威尼斯是贵族城市，就是最伟大的城市了吗？” [15] 美丽的1268年，对远在东方城市控制着贸易的商业巨子来说，生活简直美妙多彩。那一年，运河边上的石制账房中，商人们手拿着账册正在验货：有来自印度的一袋袋丁香、肉豆蔻、肉豆蔻核仁、肉桂和生姜，来自印度支那的乌木棋子，来自马达加斯加的龙涎香，还有来自西藏的面具。珠宝商忙着为戈尔康达（Golconda）的钻石、巴达赫尚（Badakhshan）的红宝石和天青石以及来自斯里兰卡渔场的珍珠定价；丝绸商正把一匹匹巴格达、亚兹德（Yezd）、马拉巴尔（Malabar）和中国的丝绸、棉布和锦缎码好。那一年，里亚尔托勇敢的年轻人（散发着香气，但每个都像是哈市比亚笔下的安东尼奥，他们乘船到黎凡特的某个港口）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友好交往，听旅行者说了很多世界其他地方的奇事。黎明时分，他们乘坐贡多拉（当时的贡多拉还不是黑色的，而是彩色的，还挂满丝绸）沿着运河前行，放歌清晨。几个世纪后，提香最爱描绘的红头发威尼斯淑女们从宫殿的大理石台阶上上下下，她们身穿波斯锦缎，阿拉伯半岛香水让她们的小手也愈发香嫩。

也是在同一年，一位名叫马蒂诺·卡纳莱的海关办事员不再专注于账目，反而开始忙着（和后来的乔叟一样）用法语写下威尼斯的编年史（法语是世界上最高贵得体的语言，最适合阅读）。这部历史有关水，有关水域，文笔如阿丽尔的挽歌，切实写出了“那种强烈的感觉，最终融入其沉思的元素之中。”的确，它不像“奥德赛那样汹涌澎湃”，但曼妙的文字如洒在地中海水面上细碎的阳光，像复歌一样将故事娓娓道来：“天气晴朗……他们出海时，水手会迎风拉满船帆，让船借风力前行。” [16] 毕竟威尼斯的故事都发生在甲板上。这是一部令人骄傲的历史，因为卡纳莱深知，自己出身在一座高贵的城市。

他这样写道：“现在，我想让天下人知道威尼斯人的成就，知道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品质如何以及他们如何建造了威尼斯这座当今世界上最瑰丽的高贵城市。我也想让这里的居民以及以后想来威尼斯的人了解这座宏伟的城市是如何建立的，美好的事物为何围绕在她周围以及威尼斯人的大人，即高贵的公爵，享有何种权势。我想写下威尼斯人对基督教信仰的忠诚，对神圣教堂的忠诚，绝不违抗教堂的旨意。在高贵的城市威尼斯，没有异教徒，没有高利贷者，没有谋杀犯、小偷或盗抢犯。我会按照时间顺序记录威尼斯历任总督，记录总督派出横扫敌人的高贵船长——如有必要，我还会写下伟大的胜利……圣主耶稣降临的第1267年，在威尼斯总督雷尼尔·芝诺绅士统治期间，我致力于书写威尼斯人的历史，了解他们最初从哪里来，他们如何建造了这座世界上最瑰丽的城市威尼斯——精致而美好。商品从这座城市穿行而过，就像喷泉中涌出的水不可断绝，除了房屋里和街道上，到处都是海水。威尼斯人从国外回家时，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陆路，也可以选择水路。商品和商人从四面八方而来，商人们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商品，带回自己的国家。这座城市里，食物充足，有面包、红酒、飞禽、游鱼、鲜肉、盐巴、海鱼、河鱼……在这座美丽的城市里，你会看到很多高贵的人，无论老少。这里还有很多做生意的商人、兑换外币的人以及各种手艺人和各类水手。威尼斯还有能把人运送到所有地方的船只，还有足以震慑敌人们的战舰。此外，这座城市里还有很多穿着华丽的妇人和少女。” [17]

1268年，威尼斯新任总督洛伦佐·提埃坡罗（Lorenzo Tiepolo）走马上任。为了迎接他，人们在圣马可广场上举办了盛大的工业展览。马蒂诺·卡纳莱当时就在场，后来他将自己看到的情景都写进了历史之中。首先是从港口驶过的海军舰队，有五十艘战船，还有很多其他船只，船员们都站在甲板上欢呼呐喊。接着是走过来的各色队伍：首先是技艺精湛的铁匠，他们头上戴着花环，手里举着旗帜，还有的在吹小号；接着是穿着锦缎和猩红色丝绸的皮草商，他们身上还披着白貂皮和松鼠皮的外套；之后是精心装扮的织布工，还有十位穿着白底带红色星星上衣的高超裁缝；接着是精细布工，他们拿着橄榄枝，头上还戴着橄榄枝做成的头饰；接着是毛织物制作商，他们穿着自己织就的毛织长袍；后面是锦被工，他们戴着装饰有金色珠子的头饰，穿着绣着鸢尾的白色长袍，他们两两并肩前行，前面还有唱着《小调》和《平底渔船》的小孩子；接着是制作金色布衣的工人，他们全都穿着金色的服装，仆人们都捧着金色或紫色的布匹；再之后是穿着丝绸的绸缎商、穿着猩红色衣服的屠夫、穿着长袍戴着花环的鱼贩、技术良好的理发师——两侧有装扮成游侠骑士的人，还有四个打扮奇特的少女。跟着他们的是玻璃制造商，他们穿着猩红色的松鼠皮衣服，头戴金色流苏帽子和装饰着珍珠的花环，手里捧着著名的威尼斯玻璃酒瓶和酒杯；再走过来制作梳子和灯笼的工匠，他们走过来时，在公爵的见证下，打开灯笼，放飞了里面的鸟儿；后面是金匠，他们带着花环和用金银珠子、红宝石、绿宝石、钻石、黄水晶、红锆石、紫水晶、碧玉和红玉做成的项链。无论主仆，个个都衣着华丽，几乎全都戴着金边帽子和镶有金色珠子的花环。每个工种的人都带着自己的工具，比如银酒杯和酒瓶等。所有人都秩序井然，唱着民歌和祝福的歌曲，轮流向总督和总督夫人致敬，高呼着“愿我们的主人，高贵的总督洛伦佐·提埃坡罗万岁！”一个行会接着一个行会，昂首挺胸地走过，简直是视听大宴。等到巡游完全结束，一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卡纳莱下笔如有神，描写了很多有关国家庆典的事情。每个行会经过的时候，他都写了一段话，包括致敬语和退场语。所有段落最后组合出的成果非常惊人，就像散文叙事诗，每一节最后都重复着这样的句子： [18]

在贸易至上的威尼斯，他们曾以何为生？

圣马可教堂在哪里？总督与大海发誓相伴终生故事发生在哪里？

聆听圣马可教堂神父给总督的华丽致辞吧：“基督必胜，基督御统，基督至上。我们高贵的洛伦佐·提埃坡罗先生，统治威尼斯、达尔马提亚、希腊以及四分之三罗马帝国的人，您是统治者，是救世主，祝您誉满天下，身体康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9] 听到这些，还有谁会怀疑挑战罗马、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是实际上最出色、最富有、最美丽、最强大的城市呢？

但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再作判断。跨过亚洲的陆地和海洋，距离威尼斯千里之外的地方有一座杭州城，就在长江南边一点的位置。在蒙古人征服这里之前（1268年），杭州一直是南宋的都城。 [20] 和威尼斯一样，杭州城也坐落在潟湖之上，运河纵横交错。不包括郊区部分，整座城市周长约一百英里，人口密集。杭州城有十二扇城门，每扇城门对应的区域都比整个威尼斯要大许多。杭州城的主要街道有两百英尺宽，沟通整个城市。街道上每隔四英里就有一个大广场，广场周围有民居、花园和宫殿，还有十二大手工业管理下的手工艺品商店。与主街平行的是大运河，河岸上市石头做成的仓库，供与印度贸易的商人们使用。杭州水道上方共建有一万两千座石桥，且主运河上方桥梁的挑高足以通行带桅杆的船只。桥下船只通过，车马则可从桥上通行。市场上，很多人为了野味、桃子、海鱼、米酒、香精酒讨价还价。房屋的底层是商店，有卖香料的，有卖中药的，有卖丝绸的，有卖珍珠的，还有卖各种手工艺品的。贵族和身穿丝绸衣服的商人们走在杭州城的街道上，世界上最美的夫人们坐在轿撵中，一副慵懒的样子，她们乌黑的头发上有各种翡翠珠钗，光滑的脸颊两侧还有摇摇晃晃的珠宝耳环。 [21]

杭州的一侧有一片美丽的湖泊（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是现在世界上最美的景色之一）。湖上有树木葱郁的小道，岛上广筑亭台楼阁，名字动人：“湖景”“竹室”“八贤屋”和“至悦”。杭州人和威尼斯人一样，喜欢在精心布置的船上进行各种活动。船舱内绘有花朵和山景。从船里往外看，一侧是杭州城的景色，有宫殿、寺庙、尼姑庵和众多花园；另一侧则是碧波荡漾，彩船缓行，轻歌曼声和丝竹管弦之音。由于篇幅所限，在此暂且不提皇宫，也暂不描述御花园、果园、雕梁画栋以及嫔妃们带着宠物狗消遣的林荫道。若是嫔妃们累了，便可褪下长袍，跑到湖边，像银色的鱼儿一样在水中放松一会儿。我们一定要说的是：二十四英里之外有一个港口，沿河驶入便可到杭州；其中还有去省级港口刺桐城的船队。每年，经由地中海东部港口运到基督教国家的辣椒还不及运到这里的百分之一。从印度支那及东南亚运来的香料、芦荟、檀香木、肉豆蔻核仁、甘松、黑檀木和财富简直数不胜数。巨大的帆船满载着上述物品，再装上西藏的麝香和蛮子 [22] 各市的丝绸，驶过东印度群岛时，带有香料气息的海风会吹动船帆，把船队带到锡兰 [23] 。从马拉巴尔和印度南部贸易城市来的商人们会把他们的货物装上船，然后卖给阿拉伯商人，之后阿拉伯人又会把这些商品带到某个地中海东部港口卖给威尼斯人。见识过刺桐城和其他中国海港的欧洲人都说，哪怕是威尼斯人都无法想象得到东方海域上驶过的商船有多大，而那些商船最终会停靠在繁忙的中国海港。他们还一直认为，杭州绝对是世界上最瑰丽、最富有、最高贵的城市。对杭州人来说，威尼斯不过是贫穷的郊区，黎凡特也不过是后花园而已，因为整个东方都是他们的贸易领地。当威尼斯还都是住满渔民的泥屋时，杭州就已经是富庶之地，文明也非常成熟了。

然而，杭州的魅力与美丽并非独一无二。从杭州出发三天即可到达现在的苏州。苏州也是大运河流经之地，周长20英里，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宝地。苏州有很多姜，一枚威尼斯银币就能买到40磅姜。苏州还盛产丝绸，每个人都是丝绸加身，还有很多会被装上船运往世界各地。苏州下辖十六个富庶的市镇，贸易频繁，艺术发达。如果你没见过杭州，或许会觉得没有哪个城市能比得上苏州——哪怕威尼斯和君士坦丁堡都不足以与之相较。有了这两座城市，中国人的确有理由相信天堂也不过如此，从下面这句话里便可感受到他们的骄傲：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24]

1268年时，杭州城与威尼斯确实相隔甚远，且威尼斯在各方面都不足以与之匹敌。然而，那一年，在泻湖之上的城市，有一个男孩也看到了卡纳莱笔下的巡游，这个男孩注定将在人们的心里建立这两座城市的联系——他就是马可·波罗，身材瘦削，总是在码头闲逛，求着外国水手给他讲异乡的故事。他的好奇心极其旺盛，聚精会神地听着水手讲的一切，深深刻在脑海，最喜欢有关鞑靼人的故事。

当时，鞑靼人在东西方都极具权势。鞑靼人在北京统治着整个中国北部，朝鲜半岛、蒙古、满洲和西藏都在它的势力范围内。此外，印度支那和爪哇岛人也要向鞑靼人进贡。鞑靼人的势力也延伸到了中亚，支配土耳其斯坦和阿富汗斯坦等地。金帐汗国 [25] 统治着高加索地区、俄罗斯的大部分以及西伯利亚的一部分，而鞑靼人则控制着波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以及小亚细亚的一部分。1259年，伟大的蒙古可汗去世后，留下了一个横跨亚欧两洲的帝国，自黄河到多瑙河都在它的统治之下。这种情况在当代俄罗斯帝国出现之前，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268年，帝国开始分裂成四部分：中国、中亚、俄罗斯以及波斯，但仍是一个民族。现在，西方对鞑靼人的态度十分耐人寻味。开始，西方十分惧怕鞑靼，将之视为上帝带来的新苦难，如匈奴王和匈奴人一样：当时，他们蹂躏波兰，劫掠匈牙利，汹涌如意欲淹没整个西方的洪水，势不可挡。接着，潮水退去，西方渐渐走出了最初的迷惘与恐惧，充满希望地想与鞑靼交好，以期一起对抗宿敌穆斯林。西方的基督教徒甚至鞑靼人已在亚洲各个地区削弱了穆斯林的力量，他们也知道，鞑靼人没有坚定的信仰，对一切迎合自己的信仰都非常好奇。很快，西方人发现自己可以让鞑靼人信奉基督教，这样鞑靼人就会和自己在十字旗下并肩作战，讨伐万恶的伊斯兰。于是，祭司王约翰的传奇经历便应运而生了。祭司王约翰是基督教的僧侣王 [26] ，统治亚洲中心某个地区。不过，当时生活在那里的聂斯托利派基督徒很少。 [27] 此后，基督教大使便开始促进鞑靼可汗及西方王权之间的沟通，很多圣方济会的修道士被派往鞑靼，这些人不只是传教士，也是民族学者或地理学家，他们记录了丰富的资料，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1268年，人们对中亚的了解逐渐深入，因为1245年时，罗马教皇派意大利修道士若望·柏郎嘉宾 [28] 去往中亚；且1251年时，法国国王圣路易又派遣了一位法国佛兰芒的修道士威廉姆·鲁不鲁乞 [29] 到那里去。这两位修道士虽然未能进入中国，但都到达了哈尔和林，即鞑靼在北方中国的大本营。他们带回来数不尽的故事：游牧民族征服四方，他们用马车拉着帐篷，喝着发酵的母马奶；伟大的可汗迎接西方来的陌生人，饶有兴致地听他们布道等。 [30] 现在，这些事众所周知，马可·波罗一定也听说过。

马可·波罗一直把鞑靼挂在嘴边，总是问及有关他们的事情。不过，他对鞑靼如此感兴趣也是事出有因。那是（如我们之前所说）1268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尼科洛·波罗和叔叔马泰奥·波罗已经离离开家乡去鞑靼有八年了（有人说是十五年）。他们曾是富商，有自己的船只，和君士坦丁堡人做生意。但他们决定前往黑海北边的金帐汗国，寻找新的商业机会。于是，他们扬帆起航，前往克里米亚。他们在那里的索尔德亚有一座账房，便在那里装满了昂贵的珠宝。他们是珠宝商人，必须得骑马去朝觐西边鞑靼的可汗。威尼斯人收到的消息都是从索尔德亚传来的，但他们从未回来。于是，马可便终日在码头流连，看到水手就缠着他们讲带着母马奶、术士和牛群的那些骑在马背上的野蛮人的故事。他这样问，其实也是想知道自己的父亲和叔叔是否已经不在人世，是否已经在鞑靼的旷野中失踪了。而他一再询问、一再猜测、一再徘徊的时候，总督提埃坡罗看着行业巡游的时候，书记员卡纳莱加减关税或书写威尼斯人历史的时候，前面提到的两位波罗先生正带着一队骡子和骆驼，缓慢而疲惫的跋涉在中亚的高地，一步一步朝西方有着热闹集市的金色马尔干前进。第二年，也就是1269年，他们终于到达了阿卡，在那里搭乘回威尼斯的船，终于回到了家。

他们带回了一个离奇的故事，比瘦弱好奇的马可在码头听到的都要精彩：很快，他们就卖掉了珠宝，在金帐汗国钦察大汗位于伏尔加河畔的可汗大帐中过了一年。之后，这位大汗与统治波斯汗国的大汗之间爆发了战争，切断了他们回家的路。但马可继承了父亲的好奇心，所有的威尼斯人都想一睹异国大陆，想扩展贸易。于是，两位波罗先生决定继续向前，拜访中亚或者查加台大汗，或许还能找到一条鲜有人知的路回到君士坦丁堡。他们穿过平原，那里只有住在帐篷里的鞑靼人和他们放牧的动物，最后终于来到了大城市布哈拉。他们必须沿着奥克苏河前行，如果我们翻开马修·阿诺德 [31] 在《邵莱布和罗斯托》中对这条河的描写，那么一定就能想象出波罗的旅程：

但那条宏伟的河流继续奔流，

流出迷雾，流出低地，

流进结霜的星光，之后继续前行，

欢快地，流淌过花剌子模的荒原

在清冷的月光下，他奔流

想着北极星，经过希瓦 [32]

闪闪发光，宽阔非常：接着，细沙

围住了他的水道，

让他分流；很长很长

奥克苏一直流向前方

流过河床的细沙，和灌木丛生的小岛——

奥克苏，不再有山间奔流时的气息，

迂回前行于田野之中：——直到最后

听到涛声依旧，

大海向他打开大门，明亮

而且安静，那些刚出浴的星星

挂在空中，把星光洒进咸海。

两位波罗先生在布哈拉停留了三年，后来偶然碰到了来到这里的大使团。大使团从波斯汗国而来，准备去拜访伟大的忽必烈可汗。忽必烈可汗统领着遥远的中国，所有鞑靼的统治者都效忠于他。两位波罗先生现在精通鞑靼语言，才能和魅力也打动了首席大使。首席大使说，忽必烈可汗从没见过西方人，他们一定会受到隆重接待。于是，在大使的劝说下，波罗二人便跟着他们一起去参见伟大的忽必烈可汗。

威尼斯人绝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于是就带着威尼斯跟来的仆人，和大使团艰苦前行了一年，穿过亚洲腹地，终于来到了伟大的忽必烈可汗面前。很多年后，马可按照父辈们的讲述，写下了当时忽必烈可汗的盛情款待：

可汗为人谦和，且十分谦逊。见过忽必烈可汗之后，旅行者们收到了可汗的热情招待。因为他们是第一批从拉丁远道而来的客人，所以可汗大摆宴席，并授予了他们不少头衔和荣誉。可汗与他们亲切交谈，热切地询问了西方世界、罗马帝国君主以及基督教国王和王子的情况……此外，最重要的是，可汗特别询问了有关罗马教皇、教会事务、宗教信仰以及基督教教义等。波罗二人本就是小心谨慎的人，他们按照指示，给出了恰到好处的回答。而且，由于他们精通鞑靼语言，所以用词也非常精准。于是，伟大的可汗对他们也非常尊重，经常请他们伴随左右。 [33]

图3.赵孟山水画的一部分 [34]

最后，大汗终于决定把这两位聪明的外乡人送回家乡，让他们代自己请求罗马教皇派出一百位博学之士，到这里教化鞑靼人。此外，大汗还想要一些耶路撒冷基督圣髑安置所中油灯的圣油。大汗御赐波罗兄弟金色令牌，保证他们通过自己统治的各个城市时能畅行无阻，且受到热情接待，得到必要的帮助，他们再回来时也可享受同样的待遇。但波罗兄弟二人回家的一路上遇到了各种艰难险阻，如“酷寒、大雪、冰霜、洪水”等。等他们1269年4月到达阿卡的时候，距离出发已经过了三年，而教皇也已经去世，新教皇还没有选出。于是，既然不能立刻完成任务，波罗兄弟就决定先回家乡，这样就回到了威尼斯。尼科洛发现自己离开时已有身孕的妻子已经离开人世，给他留下了儿子马可——也就是经常到码头去的少年。

图4.艾格伦蒂娜夫人 [35]

以上就是马可从刚相认的父亲和叔叔那里听来的故事，简直不可思议。但更不可思议的还在后面。波罗两兄弟在家乡威尼斯待了整整两年，等着新教皇选举，好传达大汗的旨意。但选举一直未能成行，于是，由于担心可汗疑心自己欺骗他，波罗两兄弟便决定返回东方。这次，他们带上了马可。当时，马可已经成了十六七岁的小伙子，眼神明亮，喜欢观察，而且乐于接受。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冷静的头脑远远超过同龄人。然而，他们刚走到伊斯肯德伦湾 [36] 的阿亚什，就听说皮亚琴察的泰奥巴尔多成了教皇额我略十世。由于教皇对波罗兄弟的任务很感兴趣，他们三个人就立刻启程回到阿卡，从教皇手中拿到了给可汗的信（他们已经去了耶路撒冷，拿到了一些圣油）。此外，教皇还让两位多明我会的修道士、“多位文学家、科学家以及知识渊博的神学家”与波罗们通行。尽管没能找到可汗要求的一百位饱学之士，但他们还是于1271年11月再次从阿卡启程了。多明我会的神学家虽然学识渊博，但却胆小如鼠，闻听必经之路亚美尼亚地区正在经历战火，便急匆匆地把信交给威尼斯人，自己则慌忙寻求圣殿骑士的保护，马上到了海岸边最安全的地方，留下波罗一行三人独自前行，毕竟“他们已经习惯了各种苦难”。毫无疑问，天堂里，圣方济各的修道士一定会像圣多明我会的修道士夸耀说自己的修道士深入印度腹地和中亚的严寒中时，绝不会在乎自己的安危。此外，不难想象，威廉姆·鲁不鲁乞会如何评价这些临阵脱逃的知名神学家。

波罗几个人第二次前往东方的经历记载于马可后来描写世界奇迹的书中。他们从尤穆尔塔勒克（Lajazzo）出发，穿越土库曼尼亚，翻过传说中诺亚方舟所在的阿勒山。马可听说，阿勒山上还有巴库的油井和内陆海域里海。经过了摩苏尔、巴格达，又穿过锦缎绚烂、商贾云集、瑰宝汇聚的波斯，到达了波斯湾附近的霍尔木兹。那里停靠着从印度驶来的船只，船上装满了香料、药物、香木、珠宝、金沙和象牙。波罗三个人本想但这里搭船，但又怕坐满阿拉伯人的脆弱船只无法抵御印度洋的凶险。于是，他们便再次向北，决定经由陆路继续自己的旅程。他们穿越了科曼盐漠，穿过了巴尔克和霍拉桑——据说那里的马匹都是亚历山大大帝战马布西发拉斯的后裔，那里还有红宝石和天青石的矿藏，来到了巴达赫尚。巴达赫尚山峦起伏，平原广袤，溪水中有鳟鱼，山林里有猎物。波罗三个人在这里耽搁了近一年，因为马可·波罗在炎热的平原生病了：后来，马可·波罗说，微微的山风让他重获健康。马可·波罗康复后，三个人便继续前行，沿着奥克苏河上游，来到了“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在那片冰封的大地上，马可看到了长着大角的羊，猎人们和自然学家们现在还称之为“Ovis Poli”。 [37] 在印度海军中尉约翰·伍德于1838年来到这里之前，还没有哪位旅行者曾描述过这里。三位波罗先生翻过帕米尔高原，来到了喀什格尔（Kashgar）、莎车（Yarkand）以及盛产玉石的和田（Khotan）。

直到1860年前，这些地方都再无人来访。从和田出发，他们到了附近的罗布泊，而继他们之后来到这里的是1871年来自俄罗斯的一位探险家。他们在罗布泊附近把粮食补给都装在驴和骆驼身上，带着沉重的心情，开始了三十天穿越戈壁滩的艰难之旅。马可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恐惧：仿佛总有一个声音在呼唤旅行者的名字，幽灵们会在晚上诱惑旅行者偏离道路，还有鬼魂让人们时时刻刻都觉得有音乐声、锣鼓声和短兵相接的声音——无论何时，不论在哪片沙漠，人们都会有这样的幻觉。

那会是什么？无数幻觉

涌入我的脑海，

号叫的幽灵，令人动心的鬼魂，

大声叫喊着旅行者的名字

声音回响在沙土上、岸边和无垠大漠中。

最后，他们终于平安到达了中国最西北的党项，然后沿着边境绕行，穿过蒙古大草原，终于见到了大汗使者。这些人受大汗之命，走了四十天，在这里等着迎接他们。最终，1275年5月，波罗家三个人在出发三年半后，终于见到了大汗。

大汗热情地接待了波罗家的三个人，仔细了解了他们完成任务的过程，称赞他们热情忠心，并心怀敬意地收下了他们带来的圣油和教皇的礼物。后来，大汗注意到了马可。当时，马可已经是“英俊青年”，品貌兼优。大汗问马可是谁，尼科洛回答说：“陛下，这是我的儿子，您的仆人。”听完，大汗说：“欢迎他的到来，我很开心。”之后，马可变成了大汗的侍从。自此之后，马可和忽必烈可汗持久而亲密的关系就开始了。因为大汗很快就发现，马可·波罗是谨慎、聪明的人，便派他去完成各项任务。此外，马可发现大汗非常愿意了解自己所辖部落的风俗习惯。忽必烈大汗旺盛的好奇心正是他无穷智慧的源泉。让大汗十分恼火的是，他的认真尽责的臣民总是听吩咐办事，只顾眼前，竟从未注意到疆土内有个叫苗族的原始山区部落，那里有一种奇怪的风俗——父代母育，即

男人们会到床上

躺下来，静卧拟娩 [38]

“所以，”马可说，“大汗觉得他们是一群傻瓜，还说‘我还是更喜欢听你讲讲那些国家的奇特事物和风俗，而不仅仅是汇报我交代给你的任务’”。

威尼斯人的习惯可谓是非常不同，马可少年时，常听里亚尔托那儿黝黑的水手们讲故事。很快他学会了大汉帝国内现时通行的几种语言，以下是他对出行世界各地的行程记录：

马可注意到，大汗对不同地方新奇的风俗礼节、遥远国度的稀奇故事饶有兴趣，为了满足大汗的好奇心，此后不论他去到哪里，都会尽力收集相关资料，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简而言之，在马可为大汗服务的这十七年中，他成为了大汗的左膀右臂，常被派去帝国的各个地区及其附属国执行秘密任务；有时他也会事先求得大汗的恩准，自己出去走走。如此一来，不论是自己观察所得，还是从他人处听来，马可·波罗都了解了大量关于东方世界不为人知的事情，他勤奋地记录了下来……为此他收获了颇多赞誉，引起了国内其他官员的嫉妒。 [39]

难怪马可这小伙子第一次带回他写的报告时，大汗和整个国家的人都纷纷惊叹不已，高呼道，“如果这个年轻人能长命百岁，他一定能成为一位品德高尚的才能干将啊！”

执行各种外出任务的过程中，马可·波罗游历了山西、陕西和四川，又沿着西藏省的边界走到了云南，进入了缅甸北部——这里直到1860年才再次走进西方世界的视线。他曾在伟大的扬州城担任过三年管理者。扬州下辖24个城镇，聚集了大量贸易商、武器和军事装备制造商。 [40] 他曾拜访过鞑靼的旧首都——位于蒙古的哈拉和林，还和他的叔叔马费奥一起在党项待了三年。有一次他前往交趾支那，乘船到达印度南部各州，生动记录了伟大的贸易城市马拉巴尔。他也许真的认真思考过尤利西斯 [41] 的故事：

我的名字家喻户晓

因为我总带着一颗求知若渴的心四处游荡。

我见多识广，已见过了许多民族的城，

各种风俗礼节，气候，国家，政府，

我自己尤因它们而享有荣耀。

他描绘了北方的伟大都城大都（北京），以及南方的魅力都城海州。他描绘了可汗在上都的颐和园，那里有林木和庭园，有大理石建成的宫殿，有摇摆起来就像两百根丝线搭成的帐篷的竹亭，有养着白色母马的种马场，还有创造奇迹的术士。对英国来说，在马可的书里，他对夏宫的描述的确比其他内容更有名，因为上都就是“Xanadu”，柯勒律治读了马可的书后，在梦中看到了它，并为之写下优美诗篇：

在上都，忽必烈可汗曾经

下令造一座堂皇的长乐穹宫：

有圣河亚佛流奔而过，

穿过深不可测的洞门，

流入不见阳光的海洋。

花园明媚，蜿蜒的河流闪闪发光，

树上花儿盛开，芬芳四溢；

还有森林，同山峦一样古老，

环抱这片洒满阳光的青青草地。

上都不是马可·波罗描绘过的唯一一所宫殿，在书里他还讲述了中国大运河和内陆河的贸易情况、港口的进出口贸易、中国发明的纸币，以及把全国各地联系起来的邮递服务和驿站。他向人们展现了一幅卓越的画卷：关于这个庞大、富裕、和平的帝国，繁荣富裕，贸易繁多，饱学之士众多，美丽之物数不胜数。这个帝国的统治者——忽必烈可汗，最伟大高贵的君主之一。因为“中国就像是一片大海，所有流进它的河流都会被咸化为海水” [42] ，忽必烈可汗远不止是一位野蛮残暴的蒙古大汗，更是中国的帝王，他所统治的朝代被中国人成为“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朝代之一。

马可·波罗实际的所见所闻，一定比他向我们讲述的还要多。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未提及马可的个人生活，也成了一大遗憾，相信大家一定更乐意了解他在中国的生活。有证据表明，马可主要与蒙古人打交道，而非汉人，因此他并未掌握汉语。他未提到的几个有中国特色的风俗，比如女人裹足，带着鸬鹚捕鱼（在马可之后，来自波代诺内的奥多瑞克，在来到中国后的记载里有描述）；他曾旅行经过福建的茶叶种植区，但从未提及中国的茶文化，甚至对长城也只字未提。 [43] 从某些方面看，他还真是一位典型的欧洲人，对所有新奇的事物都兴趣浓厚。“他们”，谈及苏州城里性情温和的商人和学士时说，“他们是怯懦的种族，只顾着生产和贸易。他们确实擅长经商，只要他们的事业心、男人的血性、好战心和他们的智慧一样，以其庞大的人数，不仅能够征服一个省，还会不断扩大其统治范围。” [44] 大约五百年后，我们在别处看到了类似的观点：“欧洲五十年会超过中国一轮循环。”这个答案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你是愿意做怯懦的中国人，画出一长卷的风景画（画卷的一部分在52页的背后可见），还是愿意做同时期立志开疆扩土、充满血性、骁勇善战的欧洲人，尽管他们在插图上的最高艺术造诣就是21页上那幅马可·波罗上船的图画？何为文明？何为进步？按照马可·波罗在书中所写，他并非不能欣赏不同于自己家乡的思想理念和宗教信仰，因为谈到佛陀释迦牟尼时，他曾说：“如果释迦牟尼是基督徒，他定会成为我们主耶稣的一位伟大圣徒。”当然，他对忽必烈也有着崇高的敬意，毕竟那是一位伟大的君主。

尽管马可·波罗对中国人的了解不够深入，但他洞察力超凡，对可汗忠心不二，在杭州和大都，还有他之前管理过的城市，都结识了许多魅力非凡、修养很高的人士。此外，他一定还认识上文提到的那幅画的作者赵孟，中国人称其为“松雪道人”（松树与雪的使徒）。他是宋朝建立者的直系后裔，也是一位世袭官员。当宋朝最终落入鞑靼人之手时，他和他的朋友——钱选，别号“玉檀”“川翁”，选择了辞官，回归个人生活。但是在1286年，赵孟被忽必烈可汗召唤回朝，令他朋友感到愤慨的是，他虽回朝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大臣，却忝居高位、碌碌无为（马可·波罗定是这样看待他的！），把时间都耗在绘画上。但他最终成为了可汗心爱的臣子，在朝廷上备受恩宠，而且马可·波罗一定十分了解他，也许还看过他在工作中画的那些无与伦比的风景画，还有让他享誉天下的马像画和人像画。马可爱马，实际上还喜欢各种各样的运动（他参加过各项运动，因为可汗是一位优秀的猎人和训鹰者），他还生动地描述了山西的白色母马，也许能与赵孟“忽必烈可汗的园中八马”相提并论。 [45] 马可也许还认识赵孟的妻子管女士，她最精致的画作是优雅的竹子和牡丹画，广受中国艺术家们的喜爱。关于管女士的文字描述是“看着月亮映照在纸窗上的树影寂寂移动，她手拿画笔，只需柔顺的几笔便能让这些难以捕捉的轮廓跃然于纸上，所以她的作品里，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一幅画，都会被装裱进画册里，供他人临摹”。赵孟和管女士育有一子，赵雍，倒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他画了一幅党项猎人的画像，而马可·波罗也曾有过关于鞑靼骑兵和党项省的文字描述，包括在那里看到的麝香鹿和牦牛。

现在，我们再回到马可在中国的历史故事。在马可的书中，我们不时能看到关于他父亲和叔叔的故事，他们周游帝国，通过经商而日益富有，积累了大量珠宝；而且他们还是心灵手巧的威尼斯人，掌握了欧洲的先进技术，以欧洲现有的机械为原型，打造了一辆蒸汽坦克，助可汗一臂之力灭掉了一座叛城。他们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 [46] 毫无疑问，两位都为马可感到骄傲，因为他从年少时的好奇小男孩变成如今睿智而机敏的男人，现在还是高官。这十七年来，三位波罗家的男人都留在中国为可汗服务。时光荏苒，后来，他们三人都渴望再次看到威尼斯，看到潟湖，希望能够在临死之前再去雄伟宏大的圣马可教堂听一次弥撒。另外，可汗日渐老去，他对这三位的喜爱引起了可汗帝国人民的嫉妒，所以他们害怕可汗去世后，国家会有大变故。但年老的可汗很是固执，拒绝了他们回家的请求；荣华富贵，享不尽的财富，可汗都可以给，唯独不能让他们走。他们很有可能的确是在中国逝世的，西方国家可能从未听说过马可·波罗或是忽必烈，只是偶然一次命中注定的意外给了他们机会。1286年，波斯可汗阿鲁珲最爱的妻子柏干娜去世，根据她的遗愿，阿鲁珲派了使者去大都，在朝廷上向忽必烈可汗请求，从柏干娜所在的蒙古部落里再娶一位姑娘。使者们回去的路上充满了战争的危险，因此有人建议走海路。当时，正好马可·波罗刚结束一段航程归来，自信地声称，三位大使非常希望几个聪明的威尼斯人与他们同行，因为威尼斯人似乎很了解船只。至此，可汗才被说服，极其不情愿地放他们离去。

1292年初，他们从泉州（刺桐城）繁华的港口出发，乘坐十四艘大型中国船只（对此马可在书中对印度和中国的船只的描述里有记录） [47] ，带着三位大使和年仅十七岁的漂亮公主出发了。马可对美丽女性有着独特鉴赏力，和一众侍从称呼公主为“最后的伯爵夫人”。马可著作的某个版本中这样写道：这次行程他们还带着曼西王的女儿，她是一位宋朝公主，过去曾在杭州西湖旁过着幸福的生活；当然了，她是在忽必烈可汗最疼爱的皇后——贾木伊夫人的照料下长大的。这是一次漫长而艰难的航程；他们还在苏门答腊岛、锡兰和印度南部长时间滞留，这段时间里马可研究了阿拉伯向导展示给他的印度海岸图，增加了他对已到访过的地区的了解。如此过了两年多，他们才抵达波斯，三位大使中的两位和许多侍从已经死去。他们登陆后才知晓，未来的新郎，也就是阿鲁珲可汗已离世，国家交由摄政王辅佐他年幼的儿子进行统治。但根据摄政王的提议，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处理方法——将公主嫁给王子，于是马可和叔叔在蒂莫奈省正式把公主送到了王子手中。马可说，那儿的女人“在我看来，是世间最美丽的女子”，那儿孤独地矗立着举世闻名的乔木干壁画，而且那里的人们依旧在传颂着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和大流士的故事。他们在蒂莫奈省与公主就此别过，但如马可所言，公主在这长途跋涉的航程中对他们产生了父亲一般的感情，离别时公主难过地泣不成声。送走公主后，他们在波斯住了九个月，期间波罗家族收到消息，说他们三位服务了多年的忽必烈可汗已不在人世。忽必烈可汗在80岁的高龄寿终正寝，他的离世像一块巨大的阴影，投射在亚洲大地上，让大都闪闪发光的屋顶都变得黯淡无光。

在古老中国那荒芜的平原上，

中国人民扬帆起航，吹响了号角，亮起了藤车上的光。

波斯的尖塔，狂野的钦察鞑靼人的帐篷，在俄罗斯大草原上迅速扩张开来，就像曾经忽必烈可汗的统治一样广阔。忽必烈可汗的离世仍给马可的心中罩上了阴影。仿佛一扇门在他身后“砰”地一声关上，再也不会打开。他在书里这样写道：“途中，我们收到了大汗离世的消息，自此以后，我们失去了重新造访这些地区的一切可能性。”因此，马可和两位长辈继续穿过大不里土、特拉比松和君士坦丁堡前往威尼斯，终于在1295年底，来到了这个坐落在泻湖上的城市。

关于波罗们的归来，我们听说过一个传奇的故事。“当他们抵达泻湖的那座城时，”十五世纪时编辑了马可写的书的拉姆西奥说，“正如游历了二十年回到家乡伊萨卡却无人认得的尤利西斯一样，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他们身上。”当他们身着粗制的鞑靼服装，敲开波罗家大门时，没有人能认出他们，而且他们很难说服自己的亲戚和威尼斯的朋友们，自己确实是曾被认为已经死去多年的波罗们。之后，三位波罗邀请所有亲属来参加一个盛大宴会，证实自己的身份，每上一道菜之前他们都穿上一件更华丽的衣服，最后上的一道菜是那几件鞑靼外套，他们打开这破衣服，撕掉内衬的线，“拿出了大量的珍宝：红宝石、蓝宝石、红玉石、钻石和祖母绿，之前都被仔细缝合在每件外套里，所有没有人曾怀疑那里藏着些什么……”这铺满了一整张桌子的奇珍异宝，让在场所有人都深感震惊，大家都没料到自己那么愚蠢，竟没认出自己的亲人，但同时大家又倍感惊喜。他们立即把这三位之前被人质疑但现在备受尊崇的波罗迎进大宅，以无上的荣誉和敬意接待他们。 [48] 十三世纪以来，人性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关于那些宝石的故事只是一个传说，但毫无疑问，波罗们肯定带回了许多珠宝，毕竟他们是珠宝商人；他们在中国有大量商机，而且忽必烈可汗还赐予了他们“红宝石和其他名贵珠宝”。如此一来，珠宝是他们把财富带回家最便捷的方式。但是正如他书中时不时提到的那样，生性好奇的马可还带回了许多其他东西，满足威尼斯人的好奇心。例如，党项牦牛如丝般的毛发，引得威尼斯同胞们好生羡慕，麋鹿风干的头和脚，还有来自苏门答腊岛的染色作物（可能是槐蓝属植物）的种子，他在威尼斯种下这些种子，但因为气候不够温暖，它们从未发芽。 [49] 马可还为总督带来了礼物；因为在1351年的马里诺·华立罗宫殿物品清单中，包括一枚忽必烈可汗赠与的戒指、一个鞑靼项圈、一把三刃剑、一匹印度锦缎和一本“上文提到的马可手写的书”，名为鞑靼——一个美妙绝伦的地方。 [50]

关于马可·波罗剩下的故事很快可以讲完。据说，后来威尼斯青年都常去拜访波罗家，听马可讲故事，这情况就连在码头上那群水手那儿也没遇到过，就像马可以前常常在码头附近晃悠，听别人讲许多关于鞑靼的故事一样。而且因为马可时常谈起忽必烈可汗的伟大，他们国家数以百万计的收入、数百万的船只、数百万的骑手、数百万座城镇，于是威尼斯人给了他一个昵称，闹着玩似的叫他“马百万”或者“百万哥”，意思就是“百万马可”；这个昵称甚至出现在了共和国的公共文件中，而他们家的院子也被称为“百万院子”。从传说回到历史上，在马可离开的那些年里，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长久的历史竞争加剧，而威尼斯并不总是占据上风。威尼斯的船队在海上航行时，常常会

深深沉入海水中

因为法马古斯塔城和隐藏的太阳

让黑色的塞浦路斯岛被火湖包围

去寻找那棕色皮肤的奴隶吧

去探寻那叙利亚的橘子吧，

热那亚人海盗

地狱之手曾搜索过他们

直到他们卷起所有的鲜血，水，水果和尸体起航。

最后在1298年，马可回到威尼斯的三年后，兰巴多利亚的一支热那亚舰队航行到了亚得里亚海，在威尼斯所属的海域给了威尼斯人重重一击。威尼斯人装备了一支强大的舰队来反击，而马可·波罗，这位对于航海了如指掌的年轻人，虽然比起西方船只，他更精通中国船只，但依然作为舰队的指挥官之一一起出征了。此次遭遇战的结果是，热那亚人在库佐拉岛附近取得了大胜。六十八艘威尼斯战舰被烧毁，七千名威尼斯士兵被抓作囚犯带回了热那亚，其中就包括马可·波罗。现在，他终于体会到商业、血性和战争的后果，而他曾严厉批评过苏州人在这三方面的不足。

不久之后，热那亚的大街小巷就开始流传，说在监狱里有一个威尼斯船长，他讲的故事听了让人永不厌倦；后来，热那亚的勇士、智者和大胆的女士们都一拥而上，就像里亚托人之前一样，去听马可讲忽必烈可汗的故事。

鞑靼的果实之王啊

她拥有银色的河流，

鞑靼的丘陵之主啊，

她拥有峡谷、灌丛、森林和山谷，

她那闪亮的星星，她那香气宜人的微风，

她泛起波浪的茫茫湖水，如无泡沫的海洋，

在她每个紫色的山谷里，

长满了鸟儿喜爱的柚子树。

关于当时他那个年代还存在的威尼斯传统，拉姆西奥在记载中这样写道：“马可意识到，当时人们普遍渴望听到关于中国和大汗的故事，所以他不得不每天重复讲故事，弄得自己疲惫不堪；有人建议他以书面形式记录下这些故事，于是他设法给在威尼斯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希望父亲能把他带回家的笔记和备忘录寄给他。”

碰巧在马可·波罗所在的那所监狱里，有一位比萨的传奇文学作家，名叫鲁斯提西亚诺，他在美拉利亚战役前就被抓来当了俘虏。当时有许多比萨人被掳到了热那亚，所有那会儿流行这样一句话“谁想去比萨城，那就去热那亚吧。”鲁斯提西亚诺精通法语写作，这是一门浪漫的语言，他还用法语写了《圆桌故事》。马可·波罗发现他是一位现成的抄写员，他记录下了所有马可讲给人们——讲给威尼斯人囚犯和热那亚绅士们的故事，而大家都如饥似渴地听着。出于本能，记录完所有故事后，鲁斯提西亚诺在故事前面加上了对全世界所有王公贵族和普通百姓的致辞，让他们留意。关于这点，他早已习惯在特里斯坦、兰斯特洛和亚瑟王述的故事前加上这样的一段：“耶和华，各位帝王，国王，公爵，侯爵，伯爵，骑士和市民们，以及所有希望了解不同种族的人类和世界各地区多样性的人，拿起这本书，去读吧，你们会读到最伟大的传奇故事。”然后他补充道，“马可·波罗，一个睿智博学的威尼斯人，清楚地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所学，这本书里的故事全部属实。”马可真实又奇特的经历甚至比亚瑟王的英雄业绩更加精彩，而且可能更适合鲁斯提西亚诺——这个值得尊敬的作家——的文笔，但他唯一的不同主张似乎就是，在兰斯洛特传奇故事的节本中，他完全忽略了兰斯洛特和吉娜薇相爱的这段插曲（如果可以称之为插曲）。“哎，”他的法国编辑说，“可怜的里米尼的佛朗西斯卡，他拿到的兰斯特洛的故事脚本都不是鲁斯提西亚诺给的删节本！”

一年后，马可·波罗获释（热那亚的宫殿里一定有人为此恸哭不已），回到了威尼斯。此后，当他在合法的情况下四处活动时，他的名字有时会出现在威尼斯相关的历史记录中。我们发现，1305年马可为一位走私的酒商作担保人；1311年他起诉了一个在麝香买卖中欠他钱的骗子代理商（马可曾在麝香鹿生活的洞穴里见到过他）；然后在1323年，他又被牵涉进一起共有墙的争议中。我们从马可的遗嘱中得知，他有一位名叫多娜塔的妻子和三个女儿，分别是范提娜、贝莱拉和莫瑞塔。在他度过年少时期的异国他乡，他可曾爱上过某位慵懒精致的中国女人，或是强壮剽悍的鞑靼少女呢？他又可曾，从自己之前谈到过的（带着他少有的幽默）西藏奇特的婚姻习俗中受益呢？范提娜、贝莱拉和莫瑞塔这姐妹三人，是否有同父异母的兄弟，在可汗曾捕猎的“白湖”岸边，一边指挥自己的蒙古鹰去抓鹌鹑，一边谈论着他们那坐船永远离开了的传奇父亲呢？这些事我们无从知晓，也无从猜测。他是否后悔过，自己只有三个生于潟湖城的女儿，却从未有过一个威尼斯儿子，可以继续去遥远的异国远行，毕竟他自己在那些地方呕心沥血奉献了大半辈子。或许他曾和自己的鞑靼仆人皮特讨论过此事，所以马可死之前让皮特获得了自由（让他从所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就像自己向上帝祈求，让自己的灵魂从所有的罪恶中解放一样）。还有人认为，是他把鞑靼人皮特从东方国家带过来的，这倒是个可爱猜想；但更可能是马可在意大利买下了皮特，因为威尼斯人都是根深蒂固的奴隶主，俘虏的鞑靼人都是最强壮最健康的。如此便是马可的一生。1324年，他在圣马可图书馆立了一份遗嘱后逝世，获得了潟湖城人民的崇高敬意。

马可弥留之际的一个经典故事，和一位多米尼加的天主教教士——雅各布·阿奎有关，后面会提到他。“他在书里写的故事，”雅各布说，“并不是马可全部的所见所闻，因为总有些爱嚼舌根的人，喜欢把自己认为的谎言强加于别人，只要是他们不相信或者无法理解的事，都会被草率地当成谎言。而且因为这本书里记载了许多伟大又奇异的故事，全被认为无证可寻，于是在他临终之时，有朋友要求他删掉书里不属实的部分，更正内容。但对此马可的回答是，书里的内容，还不及他亲眼所见的一半。”能看到垂死之人因为忿忿不平而回光返照何其难得。马可穷尽一生，为智慧而又仁慈的忽必烈可汗记录下奇怪部落里的各种风俗习惯，而几乎没有人敢对忽必烈可汗提出质疑。实际上，现代人的发现完全证实了马可·波罗的观察记录。他的确时常会讲一些从他处听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比如安达曼群岛上的人身狗脸，还有中世纪地理学家们感兴趣的“男人女人群岛”。还有水手的故事，这些都是马可·波罗亲眼所见，准确无误地记录了下来，他也从未假装自己去过某地来编造故事。如今的冒险家，奥雷尔·斯坦因、埃尔斯沃思·亨廷顿、斯文·赫丁都曾到中亚旅行，证实了马可故事的真实性。一位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说：“这就好像老照片的原件被重新发现了一样：对那些从未改变过的事物的描写，可以完美地与现实叠加结合。”而且亨廷顿和奥雷尔·斯坦因随身携带了中国古代（七世纪）朝圣者玄奘和马可·波罗的书作为指导，去往中亚各种人迹罕至之地，一次又一次发现书中的描述的确属实。

要想夸大马可·波罗的成就，确实不可能。用玉尔爵士——他的这本书是英国学术界最伟大的著作之一——经常引用的话来说就是：

他是首位穿越整条亚洲经线的旅行者，他给亲眼见到的各个国家命名，作详尽描述，有波斯的旷野、巴达克山花朵遍野的高原和野生峡谷、科坦的翡翠河；有蒙古的大草原，这片权力的摇篮，近来频频威胁要吞下基督教；还有坎巴鲁克建立的宏伟辉煌的新法庭：作为第一批来中国的人，他见识到了中国巨大的财富和辽阔的疆土、奔腾的河流、大都市、丰富的制造业、密集的人口以及不可思议的巨大舰队，加速了海洋和内陆水域的发展；还让我们了解到周边国家奇怪的礼仪和崇拜习俗：包括西藏不洁的信徒；缅甸有金色宝塔和叮当作响的王冠；老挝、暹罗 [51] 、中国、日本，东方的极北之地，有玫瑰色珍珠和金色屋顶的宫殿；还有他首次谈到那座集美丽与神奇于一身的博物馆，被洗劫一空后，仍留有深深的遗憾；在印度群岛，香料来源极其珍贵，却不为人所知；还有爪哇岛的珍珠；苏门答腊岛上有国王、奇特又昂贵的物件和食人族；在尼科巴群岛和安达曼群岛上裸体的野蛮人；在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那里有宝石岛，有圣山和亚当的坟墓；还有印度大国，不是当成亚历山大大帝寓言的梦境，而是把它整体作为一个国家，去探究那里贞洁的婆罗门学者，不道德的苦行者，各类珠宝和收集来的奇异故事，海底的珍珠和强大的太阳；他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对阿比西尼亚的隐蔽基督教帝国作了详尽描述的人，尽管叙述有些模糊，但仍讲述了桑给巴尔的黑人和象牙，以及广阔而遥远的马达加斯加，它临近黑海南部，有北爱尔兰皇家警察部队和其他可怕的怪物出没；而且他还去到了相对较远的地方，比如西伯利亚和北冰洋，那儿有狗拉雪橇，白熊和骑着驯鹿的通古斯人。

图5.波罗之旅的地图

马可·波罗游历世界后带回欧洲的学识，还有他亲身体验的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大受欢迎，在他逝世后还不断地在积淀。商人和传教士都是通过陆路或海路向东出发，去往中国。有一位不屈不挠的方济会修士，若望（或者约翰）·孟高维诺 [52] ，在知命之年踏上旅程，后成为了北京的大教主。之后在中国的一些城市，修建了许多修道士的教堂。还有一位叫鄂多立克 [53] 的修道士，他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观察家，于1316年出发，照着同样的海航路线——就是之前波罗们把他们的鞑靼公主带回了波斯的那条线路——绕过印度，穿过香料群岛，抵达广州，那可是等于三个威尼斯城大小的一座城……整个意大利生产的工艺品数量都比不上广州。马可对自己在中国的旅行留下了精彩的记录，包括北京和杭州，书中还用了这样一段话结尾，“说到我自己，我每天都准备再回到那些国家，只要能让那些国家的人民高兴，我愿意在那里死去。在那儿，会收获一切美好”——想必他的心已回归旧地，但他最终死在了意大利的乌迪内。后来，又出现了一位修道士，马黎诺里 [54] ，于1342~1346年作为教廷使节来到了北京。

但不仅仅只有传教士去了中国。说起杭州的奇观美景，借用去过杭州的威尼斯商人奥多里克的话说：“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实在是太棒了，妙到无以言说，而且我在威尼斯遇到了很多去过杭州的商人”；孟高维诺由彼得卢科隆戈——“一位大商业家”作陪，而且马黎诺里还发现了一家商栈，供基督教的商人旅途住宿，那儿附属于扎伊顿的一个方济会修道院。尤其是裴哥罗梯，这位胆识过人的谋士为巴迪的佛罗伦萨提供了最优质的商业旅馆，还在1340年为商人们写了一本无价的通商手册。对于那些想要从黑海的塔纳出发，走陆路从亚洲到达中国，再带回价值12,000英镑的丝绸原路返回的商人来说，这本手册给了他们各种详尽的建议和指导，还有很随意的备注：“各位，使用过这本手册的商人说，无论白天黑夜，从塔纳到中国的路途十分安全“——“il chanmino dandare dana Tana al Ghattajoèsichurissimo!”想想这本书意味着什么吧。马可·波罗之前旅行过的地方，后来直到20世纪才有人涉足。基督教教堂的钟声在北京的大可汗的耳边响起。横跨中亚的漫长道路对商人来说是绝对安全的。有许多“威尼斯的商人”漫步在杭州街头。这种情况可是发生在13世纪晚期到14世纪早期，被人轻视又顽固保守的中世纪时期啊。èsichurissimo!这还真是让哥伦布、达·伽马和那个“发现”的时代（的确是）扫兴啊。

但到了14世纪中叶，一切都变了。黑暗势力再次降临，吞噬了杭州和北京，吞噬了那些大港口、人潮拥挤的舢板和中国崇高的文明。伟大的贸易线路已不复存在，基督教的传教士也不再出现在刺桐城为群众唱弥撒。鞑靼王朝覆灭，中国的新统治者又开始了之前的反外交政策；而且，伊斯兰教逐渐征服了整个中亚地区，等于在远东和西方之间筑起了壁垒，这堵墙用不宽容和仇恨的石头筑成，就比之前中国人民为了躲避鞑靼人而建造的长城更加坚固。所有有关马可·波罗的奇迹最终变成了一个传说，是一个旅行者的故事罢了。

但是伟大的冒险家们并没有就此罢休。在马可死后近一个半世纪里，一位热那亚船长正在集中精神阅读一本最新印刷的书，那是一本人人都争相购买的书，正是马可·波罗游记的拉丁文版。他怀着满腔热情、津津有味地读着这本书。一边读，还一边在书的空白处做笔记；后来足足在七十多页上都写了笔记。不时地，他皱起眉头，回过头来，又读了一遍关于那些伟大港口的故事，这些港口都是中国的大港口，以及日本的金顶宫殿；现时，黑暗之墙笼罩着中亚，无政府主义势力又封锁了通往波斯湾的道路，他好想知道当时人们是如何到那些地方去的。有天（但愿我们没看到他？）他抬起头，把手放在桌子上。“我会向西航行，”他说，“也许我能找到大西洋里迷失的安的列斯群岛，或者再往远处走，我还能到达日本，毕竟世界是圆的，在欧洲海岸线以外的大海里，一定有马可·波罗去过的富裕中国。我会向英格兰和西班牙的国王谏言，请求他们给我一艘船和船舶公司，那么东方的丝绸和香料，就都是他们的了。我要向西航行。”这位热亚那船长狠狠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信心满满地说道。“我要向西航行，向西啊，向西！”这就是关于马可·波罗的最后一个传奇故事；他生前在13世纪，发现了中国这个大国的存在，15世纪他死后，又发现了美洲大陆！

【注释】

[1] 卡西奥多罗斯（英语：Cassiodorus,490年~585年）。中世纪初期罗马城的政治家与作家，出身于贵族家庭，早年即博学多才，后参加政务。不久转攻基督教事务，曾因为被东罗马帝国的军队所俘获而在君士坦丁堡滞留，获赦后重返基督教事务，他的著述甚丰，影响了中世纪初期的基督教发展。——译者注

[2] 卡西奥多罗斯曾说：“海鸟啊，这就是你的家。”（原文为：Hic vobis,aquatilium avium more,domus est.)——译者注

[3] 亚得里亚海，意大利语作Mare Adriatico.地中海的一个大海湾。在意大利与巴尔干半岛之间，通过南端的奥特朗托（Otranto）海与爱奥尼亚海（Ionian Sea）相通。——译者注

[4] 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 Strait），古称赫勒斯滂，土耳其语称恰纳卡莱海峡。它毗邻恰纳卡莱城，是土耳其西北部连接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的要冲，也是亚洲与欧洲两大陆的分界线，并且是连接黑海以及地中海的唯一航道。——译者注

[5] 确切来说，经由直布罗陀海峡到达南安普顿和布鲁日的弗兰德斯大木船首次出航是在1308年——也就是1268年的四十年后。整个14世纪和15世纪，他们每年都扬帆出海，南安普顿之所以会发展繁荣，就是因为它是船只的停靠港。——作者注

[6] 该讲话出现的背景是568年，皇家代表朗吉努斯试图拉拢威尼斯人共同对抗伦巴第族人时，让他们臣服于君主。该段讲话引自《大英百科全书》中《威尼斯》一篇（作者为H.F.布朗），第1002页。面包的插曲发生在809~810年的冬季，查理曼大帝的儿子丕平意图饿死里亚尔托人时。相比之下查理曼大帝将佩剑丢入大海时说：“的确，就算我丢进海里的剑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你、也不属于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实际上也没有人有权利伤害威尼斯分毫。伤害威尼斯的人会感受到上帝的愤怒和悲伤，哪怕最后这会降临在我自己和我的人民身上。”——见卡纳莱的Cron第8章。当然，这些都是传说。

[7] “看，亚得里亚海是威尼斯的。”——卡纳莱，前引书，第600页。阿尔贝蒂诺·穆萨拓称威尼斯为“亚得里亚海的统治者。”——莫尔门蒂，《威尼斯》，第一卷，第120页。

[8] 见莫尔门蒂《威尼斯》第一卷第212~215页对该仪式更现代的记载。——作者注原文为：Desponsamus te,mare,in signum veri perpetuique domini.英语译文为：We wed thee,sea,in the sign of the true and everlasting Lord.——译者注

[9] 恩里科·丹多洛（Enrico Dandolo，约1107年~1205年6月21日），第四十一任威尼斯总督，威尼斯历史上著名的商人兼政治军事家。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他成功诱导十字军把矛头从耶路撒冷转向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译者注

[10] 拜占庭，是东罗马帝国的别称，也叫“拂菻”或“海西国”。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帝国以巴尔干半岛为中心，领属包括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南高加索的一部分。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古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旧址，故又称拜占庭帝国。——译者注

[11] 圣马尔谷圣殿宗主教座堂（意大利语：Basilica Cattedrale Patriarcale di San Marco，俗译：圣马可大教堂）是意大利威尼斯的天主教主教座堂，也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宗座圣殿，是世界上知名的教堂之一，并且是拜占庭式建筑的著名代表。圣马可大教堂座落在圣马可广场东面，与总督宫相连。最初它是威尼斯公爵的教堂，1807起它成为天主教威尼斯宗主教区的座堂，同时是威尼斯宗主教驻地。——译者注

[12] 希腊东南端佐泽卡尼索斯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译者注

[13] 热那亚（意大利语：Genova，英语：Genoa），意大利最大商港和重要工业中心，利古里亚大区和同名省热那亚省的首府。位于意大利西北部，利古里亚海热那亚湾北岸。热那亚历史悠久，曾是海洋霸主热那亚共和国的首都，2004年热那亚被选为当年的“欧洲文化首都”。——译者注

[14] 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最后一役基奥贾战役于1381年结束。据说，有人让热那亚海军将领（有些人说是弗朗西斯科·卡拉拉）接受总督派来的和平使者时，如此回复说：“等我拿到圣马可教堂的金马再说。”——H.F.布朗，《威尼斯历史研究》，第一卷，第130页。

[15] 卡纳莱，前引书，第270页。

[16] 举例来说，可见卡纳莱，前引书，第320~326页。其他地方也会提及。

[17] 卡纳莱，前引书，第1~2卷，第268~272页。从当时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威尼斯是幸运之地——不只威尼斯的公民（比如卡纳莱、萨努多和莫塞尼戈总督）这样说，外乡人也这样说。彼得拉克对威尼斯商业的描述尤为著名，他写的正是十四世纪时从窗外看到的景象，这一描述经常被人引用：“车马于寒冷的冬天从意大利出发，走过天气多变的春天，之后一艘向东走，一艘向西走。有的带着我们的红酒，准备卖到英国；有的带着我们的水果，准备满足塞西亚人的胃口，还有很多林木被送往爱琴海和古希腊的岛屿。有些开往叙利亚、亚美尼亚、阿拉伯和波斯的船则满载着油脂、亚麻和藏红花，回城时还会带上很多其他商品……请您再跟我多待一个小时吧。正值深夜，暴风雨大作，我很累，昏昏欲睡，故事也已经写到了结尾。突然，水手的尖叫起来。之前有过经验，我知道这声尖叫意味着什么，我赶紧爬起来，走到房子的高窗往外看着港口。啊，真是太美了，遗憾、奇妙、恐惧、喜悦的心情交织在一起！冬天过去了，船只停靠在防波堤附近，我便在这里住下了。这几艘船非常高大，家附近的两座塔都没有它们高。现在，尽管星星已经被云彩遮蔽，大风吹得墙都在颤抖，海浪也在咆哮，但那艘比较大的船正要离开港口，开始远航。杰森和大力士要是看到这样的场景也会惊讶得说不出话，掌舵的提菲斯一定不会羞赧。如果你也在场，一定不觉得这是一艘船，它像一座大山，在海中游泳，尽管很大一部分都藏在水里。顿河是这次航程的终点，之后就再也没有航线可以遵循了。但很多水手都会从那里继续前行，直到到达恒河、高加索山脉、印度或东太平洋。目前，收获的喜悦鼓舞人前进。”——引自奥利芬特《威尼斯缔造者》（1905年）第349页，彼得拉克的Lettere Senili.本章《威尼斯的客人》值得一读。另一篇关于威尼斯的著名文章出现在彼得罗·阿莱迪罗写给提香的信中，他于1527~1533年在威尼斯停留。引用于E.赫顿的《彼得罗·阿莱迪罗，苦难王子》（1992年），第136~137页。也可与其透过窗子看到的另外一番景象对比，见前引书，第131~133页。早期信件中最著名的是六世纪时卡西奥道路斯给威尼斯人的，部分内容在莫尔门蒂的著述中出现，前引书，第一卷，第14~15页。

[18] 有关行会巡游的一切均在卡纳莱编年史的第263~283章。前引书，第602~626页。该部分常被引用。

[19] 卡纳莱，前引书，第261章。

[20] 有关杭州，部分选自马可·波罗的著作，前引书，第二卷第48章《高贵而伟大的杭州城》；还有一部分引自鄂多立克·波尔代诺内《中国及更远的地方》，尤尔编辑，第113~120页。

[21] 鄂多立克·波尔代诺内后成为了一名修道士，他曾说：“中国人都清秀标致，但气色不佳，头发长长的在脑后梳成辫子，像猫一样。但女人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马可·波罗也说过这里的女人尤其可爱，另一位旅行家阿瑟·扬也总提到法国旅馆中的侍女，如果要是遇上杭州城的普通女孩，也会黯然失色。马可·波罗也曾夸赞过波斯东北部边界地区Tmochain女子的美貌。他说：“人们都算俊美，尤其是女人们。在我看来，她们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马可·波罗，前引书，第73页。说到杭州城的女人们，马可·波罗这样说：“名妓尤擅调情，表情恰到好处，只要体会一次她们的风情，便会永远沦陷，为她们华丽而庸俗的艺术而折服，人们永远都不会摆脱这种感觉。因此，带着这种感官的欢愉，回国后的他们常说自己去过天堂——杭州，十分愿意再次前往。”至于受人尊敬的夫人们，及手工匠人的妻子们，马可·波罗这样写道：“她们非常美丽，慵懒且优雅。她们衣裙的奢华，无论是丝绸还是珠宝，都难以想象。”——前引书，第296~298页。

[22] 蛮子（Mansi，或Manji）指中国南方地区。契丹指中国北方地区。南北方分界线为黄河，东西方分界线为陕西省西界。

[23] 锡兰（Ceylon），今斯里兰卡，南亚次大陆南端印度洋上的岛，西北隔保克海峡与印度半岛相望。——译者注

[24] 尤尔，前引书，第二卷，第184页。

[25] 钦察汗国（Qipchaq ulisi,1219年~1502年），又称金帐汗国、克普恰克汗国、术赤兀鲁思，大蒙古国的四大汗国之一。13世纪上半叶蒙古人建立的封建国家。由1243年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次子拔都结束西征后建立的东起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西到斡罗思，南起巴尔喀什湖、里海、黑海，北到北极圈附近的辽阔广大的钦察汗国。——译者注

[26] 僧侣王被认为是代表上帝的世俗统治者。——译者注

[27] 有关祭司王约翰的故事可参见亨利·尤尔爵士在《大英百科全书》中的文章《祭司王约翰》以及林恩·桑代克的《魔法及实验科学历史》（1923年）第二卷，第236~245节。此外，S.巴林·古尔德的《中世纪流行神话》（1866年~1868年）中也有关于祭司王约翰广为流传的故事。

[28] 若望·柏郎嘉宾（意大利语：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1180年~1252年），又译普兰·迦儿宾，意大利翁布里亚人，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46年，他奉教宗英诺森四世派遣，携国书前往蒙古帝国，抵达上都哈拉和林，晋见蒙古大汗贵由（窝阔台之子），成为第一个到达蒙古宫廷的欧洲人，并在蒙古行纪中留下了西方对蒙古帝国统治下的中亚、罗斯等地的最早记录。——译者注

[29] 鲁不鲁乞（Rubruquis，约1220年~约1293年），全名纪尧姆·德·卢布鲁克（法语：Guillaume de Rubrouck/Rubroeck），法国方济各会教士，1252年曾受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遣，出使蒙古帝国，抵达首都哈拉和林，并见到蒙古大汗蒙哥。著有《鲁不鲁乞东游记》。他的游记和马可波罗的游记，启发了英国人曼德维尔创作《约翰·曼德维尔爵士航海及旅行记》，唤起了西方人对东方的向往。——译者注

[30] 关于二人的描述，可见鲁不鲁乞本人所作《威廉姆·鲁不鲁乞东游记》第1253~1255页，本书中还有修道士若望·柏郎嘉宾所写的两篇游记，由W.W.罗克希尔翻译并编辑（哈克路特学会，1900年）。鲁不鲁乞是非常乐观的人。

[31] 英国诗人、评论家。拉格比公学校长、托马斯·阿诺德之子。曾任牛津大学诗学教授。主张诗要反映时代的要求，需有追求道德和智力“解放”的精神。其诗歌和评论对时弊很敏感，并能作出理性的评判。代表作有《评论一集》《评论二集》《文化与无政府主义》、诗歌《郡莱布和罗斯托》《吉卜赛学者》《色希斯》和《多佛滩》等。——译者注

[32] 原文为“Orgunjè”，即现在的希瓦。——译者注

[33] 此处与这两位波罗初次旅行的经历、第二次旅行的背景以及马可·波罗书中第一章讲到的回程情况均为概要。之后，马可·波罗按照旅途经过的顺序，描述了经过的地方。遗憾的是，自传部分很短。——译者注

[34] 这一美丽的图景取自1309年赵孟画就的卷轴画。这幅画模仿唐朝（公元699年~759年）诗人及艺术家王维的风格。劳伦斯·宾扬先生给出了精准的描述：“大英博物馆的馆藏中有一幅卷轴画。画卷长十七英尺，几乎全部是用蓝色及青色颜料在棕色丝绸上画下的……画面上是连绵不绝的风景，交织在一起。这样的卷轴画不是为了展览，也不能一次大饱眼福，而是每次欣赏一部分，这样没看到的部分才会慢慢铺展开来，而看过的部分又会悄声卷起。不出所料，每一笔都能让观察者驻足良久。人们总有这样的感觉：随着画卷展开，人们仿佛来到了一个美丽的国家。河水蜿蜒，时而细窄，时而宽阔，流过碧色的草坪，河水上还架着一座座小桥。再往下看，松林间的溪流也汇入了河水之中，水光粼粼。高耸的山峰下是树木茂密的山谷，果园里能看见小鹿的身影。此外，还有公园、竹林、远处村庄里挨在一起的房顶。河岸边间或有几个凉亭，亭子里的诗人或圣人正欣赏着身边的美景。这些幸福浪漫的景色最终在芦苇边结束，渔夫的小船随波飘荡。可能这是要说明一个哲理——灵魂从大地飘过，走向永恒的沉思。”——劳伦斯·宾扬，《东方画作》（1908年），第75~76页。本书中选取的部分画作已在S.W.布谢尔的《中国艺术》（1910年）第二卷，第127幅图中出现。布谢尔是这样描述这幅画的：“画上有一片湖，湖中小岛上有一座亭子，湖中有一艘搭载着一位乘客的渡船。渔夫在另一艘船上撒网。远处的山、长满松树的山坡位于画面最显著的位置，几棵柳树在另一侧，芦苇随风摆动，河水欢快地沿着河岸流过。一切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幅难得的画作。”——同上，第二卷，第134页。画作的其他部分可见H.A.贾尔斯的《中国绘画艺术史简介》（第二版，1918），第56页正面，以及L.宾扬，前引书，第三版（第66页）。将哲学风景画与马可·波罗的描写作对比很有意思。受这一场景的启发，大约一个世纪后，马可·波罗登船的画作得以创作出来。第一幅画作显然展现了非常成熟的文明，然而第二幅作品中表现的文明则天真幼稚。

[35] 此页为《圣修道院》手稿中的一夜，现存于大英博物馆（MS.Add.39843,f.6vo）。画面顶端为神父和两个助手在准备圣餐；他们后面站着的是女修道院院长，手里拿着东西和一本书，陪着她的是牧师和正在摇铃的教堂司事；再后面是四个修女，包括拿着钥匙的采购修女。此外，还能看到寝室上面窗户旁的修女。画面底部是正在唱圣歌的神父、神父助手和修女；注意年面那个年轻修女（可能是新手）手里捧着的大蜡烛以及乐谱上的符号。

[36] 伊斯肯德伦（土耳其语：?skenderun，有时亦称：Scanderoon或Scandaroon）是土耳其的城市，由哈塔伊省负责管辖，位于该国南部地中海沿岸。——译者注

[37] 实际上，威廉姆·鲁不鲁乞先于马可见到了这种动物，并在马可之前描述过。

[38] 马可·波罗的记载中说这一风俗来自名叫“卡丹丹”的省份，前引书，第250页。关于这一风俗的画作出自明朝时期，可参见S.W.布谢尔的《中国艺术》（1910年），第134幅图。

[39] 马可·波罗，前引书，第21~22页。

[40] 据元朝的中国编年史，有一位“波罗”于1282年初被派到扬州任盐矿负责人。帕克教授认为，这位“波罗”便是我们文中的波罗。但M.科迪尔不同意这种说法。见E.H.帕克在《荒地及亚洲季度回顾》（1904年）中《马可·波罗之书新解》，第128页，以及H.科迪尔《马可·波罗》第8页。也请参见尤尔的《马可·波罗》第1卷，《介绍》第21页。

[41] 《尤利西斯》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创作的长篇小说。该小说讲述的是青年诗人斯蒂芬寻找一个精神上象征性的父亲和布卢姆寻找一个儿子的故事。斯蒂芬已经有了一个生理上的父亲西蒙·迪达勒斯，但是斯蒂芬只把他当成肉体上的父亲，他认为自己有能力变得成熟，也可以成为一名父亲，然而，由于父亲西蒙·迪达勒斯的批评和缺乏理解并没有成功。因此斯蒂芬所寻找的父亲只能是一个象征性的父亲，这个父亲可以允许斯蒂芬自己也成为一名父亲。布卢姆寻找儿子从很大程度上讲则是因为他需要一个后代来巩固自己的身份和延续香火。由此可见，斯蒂芬和布卢姆两人都希望通过寻求为父之道来巩固他们各自的身份。——译者注

[42] P.巴多明的Lett.Edis.，第24章，第58页。引用于尤尔，前引书，第1卷，《介绍》第2页。

[43] 至于马可·波罗略过的问题，参见尤尔，前引书，第1卷，《介绍》第110页。

[44] 马可·波罗，前引书，第288页。

[45] 关于赵孟，请见S.W.布谢尔，《中国艺术》（1910年），第2卷，第133~159页；H.A.贾尔斯，《中国绘画艺术简史》（上海，第二版，1918年），第159页；该书第六章讲述的是元朝时期快速发展的艺术，颇值得注意。另请参见L.宾扬的《东方绘画》（1908年），第75~77及146~147页。赵孟的骏马图，或者一位日本艺术家的临摹品，出现在贾尔斯，前引书，第159页背页。也请见我说明其风景画有王维风格的图注。

[46] 关于在尼科洛及马泰奥指导基督教派机械师制作投石机的部分，请参见马可·波罗，前引书，第281~281页。

[47] 马可·波罗，前引书，第3卷，第1章，第321~323页。

[48] 拉姆西澳的前言中提到了这件事，也可参见卢斯第谦诺如何根据马可·波罗在热那亚的口述写书的故事。该部分已被翻译，出现在尤尔，前引书，第1卷，《介绍》第4~8页。

[49] 他在马可·波罗，前引书，第136、138及344页中提到了这些。

[50] 尤尔，前引书，第1卷，《介绍》第79页。

[51] 泰国的旧称。——译者注

[52] 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先驱，在中国建立了北京和泉州两个天主教教区。——译者注

[53] 罗马天主教圣方济各会修士，是继马可·波罗之后来到中国的著名旅行家。——译者注

[54] 元朝末年来到中国的罗马教皇使者。——译者注

第四章　|艾格伦蒂娜（Eglentyne）夫人|

乔叟笔下女修道院院长的真实生活

还有一位女尼，是女修道院长，

她的微笑天真而腼腆；

她最凶的誓咒不过是说一声“圣洛哀为证”就罢了。

她的名字叫玫瑰女士。

礼拜时她唱得最好，

从鼻中哼出音调来，十分悦耳，

她讲得一口文雅的法语，

不过是斯特拉福修道院里的法语，

巴黎的法语她并不会讲。

她学了一套道地的餐桌礼节，

不容许小块食物由唇边漏下，

她手捏食物蘸汁的时候，

不让指头浸入汁汤；

然后她又把食物轻送口中，

不让碎屑落在胸前。

她最爱讲礼貌，

她的上唇擦得干净，

不使杯边留下任何薄层的油渍；

她进食时一举一动都极细腻。

的确，她是一个饶有志趣，

温雅，举止柔和的人物。

她极力学着宫廷礼节，

行为庄重，令人起敬。

讲到她的心肠，

温柔娇嫩，

只消见到一只小鼠夹上了捕机，流着血或是死去，

她就禁不住要哭起来。

她养育着几只小狗，

喂的是烩肉、牛乳和最佳美的面包。

如果死了一只，

或有人用棍子打了一下，

她就要伤心流泪。

她富于情感，一副柔肠。

她的头巾上迭起整洁的折痕。

细匀的鼻儿，玻璃似的灰色眼珠，

红软的小口。

前额丰满，

足足有一手的宽度；

确实，她的身材不能算矮小的了。

我还注意到她的外衣十分雅洁。

臂膀上套着一串珊瑚念珠，

夹着绿色的大颗珠子，

串珠上挂有一只金质的饰针；

针上刻的是第一个字母，

后面接着一句拉丁成语，

意思是“爱情战胜一切”。

——乔弗里·乔叟

《坎特伯雷故事集·序诗》 [1]

乔叟对修女院院长——艾格伦蒂娜夫人的描述众所周知，他之前和一位健谈的伙伴一同骑马去了坎特伯雷。在乔叟笔下，艾格伦蒂娜夫人是争议最大的人物。有人将其解读为对教会世俗性的攻击；有人认为乔叟只是想刻画出一个迷人而富有同情心的温柔女人的形象；还有人说这是一种讽刺，一种想象；甚至有一位美国教授研究发现，这是一种对于挫败性母性本能的心理研究，显然是因为故事里的艾格伦蒂娜夫人喜欢小狗，还讲了一个小男孩的故事。纯粹的历史学家不会产生这些奇特的想法。对他来说，乔叟笔下的女修道院院长，就像其笔下的男修道士和僧侣一样，简单而准确地表达了诗人对世间万物的观察。然而，讽刺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不过是乔叟自己特有的讽刺——柔和、有趣又无懈可击，这是一种最微妙的讽刺，不依赖于任何夸张手法。文学批评家只知道乔叟的文字和乔叟的内心，有时（私下里说）还希望这些作品都是原创，以此来批判乔叟。但是历史学家很清楚，他们研究各种史料来了解女修道院，尤其是乔叟笔下这位经常出现在资料中的女修道院院长。最重要的是，他手头上有主教的人员登记名册。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愚蠢地以为，国王、战争、议会和陪审团制度本身就构成了历史；他们喜欢研究编年史、议会法案，没有兴趣去查看布满灰尘的主教档案，然而在这些史料中，中世纪的主教们记录下了当时的信和教区管理的大小事务。历史学家们打算翻看这部分内容时，他们就发现了一座宝藏，里面全部都是关于社会和教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信息。当然了，这些史料都需要深刻研究一番，因为所有值得研究的信息，都需要像从岩石里提取贵重金属一样去挖掘、去开采；而且为了得到一块矿金，矿工经常要在枯燥沉闷的地下矿井里挖掘数天；挖到后，还需用心翻掘，否则很难提取出贵重金属（就像拿到了史料的历史学家们一样，他们必须用心研究，否则将难以理解史料里的信息）。历史学家们放下偏见，说服自己研究这些史料并不有损尊严，他们便会在主教登记簿里找到大量黄金般宝贵的信息。他们了解到牧师的住宅、家装和花园；了解到当时的婚姻纠纷；发现了数百年前已逝之人的遗嘱里提到的有趣遗产；发现了被开除教会的公告；他们还发现，在济贫法或郡县议会出现以前，有人乐于救济穷人、修路和建桥；他们了解到对异端和巫术的审判；发现了一些对圣徒甚至普通人坟墓里出现的奇迹的记载，例如兰开斯特的托马斯、爱德华二世和西蒙·蒙特福特；他们发现了主教巡视教区时的费用清单；甚至发现了关于菲利帕女王个人仪表的一个不起眼的记载，那是她还是一个生活在父亲教会里（教会在艾诺）的小女孩，埃克塞特教主被派去检查她，看她是否足够漂亮和善良，是否有资格嫁给爱德华三世：当时的菲利帕女王年仅九岁，主教说她的第二颗牙齿比第一颗要白，还说她的鼻梁很宽，但不是蒜头鼻，这让爱德华很放心。最后，重要的是，历史学家们发现了许多关于修道院的文件，修道院的访问记录里就载有乔叟笔下的女修道院院长，她有着单纯而羞涩的笑容，饱满的额头，戴着精心绑好的头巾，套着精美的项链，牵着小狗等等，仿佛她误闯进了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里，一直渴望能再次走出去。

以上便是艾格伦蒂娜夫人出场的原因。在中世纪，英格兰所有的女修道院和许多僧院，每隔一段时间会有教区的主教登门访问——或是主教派人前去拜访——视察它们是否正常运行。这就像女王的视察员对学校的定期访问一样，只不过视察内容不同。女王的视察员不会一本正经地坐在大厅里，而是会把从女教师领导到年纪最小的一年级孩子一个个全部叫到自己面前，听她们说说学校里哪方面做得不够好、对女教师是否有不满、哪个女孩经常违反规定——所有的回答都是悄悄在他耳边说的，旁人听不到。主教上门访问女修道院时，也是如此。首先，他会提前写一封信，表示自己要登门拜访，让修女们做好准备。然后，他会带着办事员以及一两位博学的官员一同上门，与女修道院院长和所有的修女进行一次严肃的会面，并在她们的教堂里布道，有可能还会享用一顿晚餐。随后，他便开始视察，从院长开始，按照级别，大家一个个来到他面前，报告各种事务。主教需要知道，女院长是否管理得当，公共服务是否妥善进行，财务状况是否良好，纪律是否得到维持，是否有修女想要投诉等。

修女们总是抱怨连连。若是一个现代女学生听了，肯定会被她们搬弄是非的能力吓坏：哪个修女打了她的耳朵，哪个又过度沉迷于取悦朋友，哪个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外出，又或者哪个修女和一个吹长笛的流浪人私奔——主教肯定会听到这些内容，除非整个修道院处于杂乱无序的状态，而修女们之间也定下契约，对彼此的小过失视而不见，不去给主教告密。当然，这种情况很少出现。而且，如果一个修道院院长不受欢迎，那主教肯定会听到好多关于她的密报。“她在自己房间里过着奢华的生活，却从不邀请我们。”一个修女说道；“她偏心，”另一个说着，“每次惩罚我们的时候，她都轻而易举放过自己偏心的那几个，对不喜欢的修女却要严惩。”“她特别喜欢责骂别人，”第三位修女开口道，“她总是穿得像个世俗女，哪有一副修女的样子，还戴戒指和项链。”第四位说：“她还总骑马出去见朋友。”第五位说：“她还是个差劲的商人，竟然让修道院陷入债务危机，修道院麻烦不断，就要衰落了，我们也吃不饱，连续两年她都没给我们新衣服穿了；还有，未经您允许，她竟然擅自卖掉了森林和农场，还典当了一套我们这里最好的勺子；不过这也难怪，毕竟她从来都未尽分内之事，也没和我们协商过任何事。”这些抱怨的话能写满好几页纸，主教在听的过程中肯定也想用手指堵住耳朵，嚷嚷着让她们闭嘴；尤其在女修道院院长花了半个小时左右，告诉他这些修女是如何不服从命令、如何脾气恶劣、又举止不端之后。

主教的办事员会在一本大书中记录下所有言论，等视察结束，他会再次召集所有修女，如果大家回答“一切都好”——她们有时会这样说，又或者只提出一些微不足道的错误，主教会赞扬所有人，然后离开；但如果修女们表明，情况真的很糟糕，主教会着重调查几件事，责备犯错之人，责令她们改正，等他回到宫殿或者居住的庄园后，他会根据投诉写下一系列禁令，明确指出要改进的内容。一份禁令会收录到登记册中，另一份会送到女修道院里去，修女们要定期大声朗读禁令，遵守禁令的一切规定。我们在许多主教登记册中，都发现了这种禁令，它们是由办事员登记入册的。有些登记册中，特别是十五世纪阿尼克大主教的一本林肯教区登记册中，记录了修女们喋喋不休的证据，这可是所有中世纪史料中最人性、最有趣的部分。显然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尤其是像林肯教区这种拥有一整套完整的登记册，时间上横跨修道院解体前的三个世纪，可以让后人通过这一系列访问记录，追溯到一些女修道院的完整历史。

让我们看看，在乔叟看到她把马栓在塔巴德旅馆外之前，登记册上是如何描述艾格伦蒂娜夫人的。毫无疑问，艾格伦蒂娜夫人第一次来到修道院时还只是个小女孩，因为在中世纪，女孩十五岁就算成人了；她们可以十二岁就结婚，也可以在十四岁决定一辈子做修女。艾格伦蒂娜的父亲有三个女儿未婚，每个女儿都有一份嫁妆，还有一个举止轻浮的儿子，花了很多钱买时髦衣服。

他衣服上的刺绣……就像一个米提亚人一样

绣满了红白相间的花朵。

所以，她父亲认为要尽快妥善安置年纪最小的孩子。夏日的某天，他带着一份嫁妆（虽然教会的法律明令禁止其收取除自愿提供以外的任何东西，但如果两手空空就去，很难进入修道院），带着小艾格伦蒂娜，把她送进了离家几公里的一家女修道院——由他的祖先创立。我们甚至了解到他父亲花了多少钱；那是一座高级的贵族房子，他必须支付200英镑（以现金的币值来算）作为入院费；然后，他要给艾格伦蒂娜准备好新道服、一张床和一些家具；要在她正式成为修女的当天，举办盛宴，邀请所有修女和自己的朋友参加；还要给前来传道的修士小费；总之，这是一笔巨大开支。但宴会不会当即举办，因为艾格伦蒂娜还要当几年新手，等她到了可以宣誓的年龄，便可以正式成为一名修女。这样一来，她将留在修道院里，学习如何唱歌和阅读，并和其他刚来的修女一起，学习用斯特拉特福德伯爵学校教授的法语交谈。也许她还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因为大多数女孩会长到一定年纪、可以决定自己是否想要成为一名修女后才进入到修道院里；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年纪尚小的修女跟着大家一同学习；偶尔会出现一个小姑娘，像那些悲惨命运已被记录在沉闷的法律书中的女孩一样，被想要夺走她遗产的邪恶继父关在修道院里（修女无法继承土地，因为她们对现实世界来说已是过世之人），并且还有修女告诉她，她若胆敢踏出修道院的大门一步，恶魔就会带着她一起飞走。不过，艾格伦蒂娜性情开朗，很喜欢修道院的生活，在学习优雅的餐桌礼仪和法语方面天赋异禀；虽然她一点也不古板，喜欢漂亮衣服和过去母亲怀里抱着的宠物狗，但十五岁时，她仍然毫不犹豫地绑上头巾正式成为一名修女。当然了，她特别喜欢瞎忙活，也喜欢被人称她为“夫人”（夫人是对修女的礼貌称呼）。

几年时光流逝，艾格伦蒂娜在修道院里过着平静的生活。修女存在的重要目的就是赞美上帝，当然大部分修女都在虔诚地履行职责。如我们所知，艾格伦蒂娜花了很多时间在修道院的教堂里唱歌和祈祷，

她唱的圣歌美妙又动听，

悦耳的鼻音添了几分韵味。

在修道院里，修女们每天要祷告七次。约凌晨两点，她们要做夜间祷告；钟声敲响时，大家全都下床，在寒冷的黑暗中走向教堂，唱诗班做夜祷，然后是晨祷；到了黎明破晓时，大家回去接着睡三个小时，然后六点钟起床做第一时辰祷告。接着是第三时辰祷告、第六时辰祷告、第九时辰祷告、晚祷和睡前祷，分别在每天的八个不同时刻。［传统的罗马礼日课：五世纪时大多数的地区都将之定为七次，直到六世纪圣本笃加上了第一时辰这个时间点，因此形成八个礼仪时辰的传统，分别如下：夜祷（Matins，子夜时分）、晨曦祷（Lauds，清晨或是三点时）、第一时辰（Prime，在六点时）、第三时辰（Terce，在九点）、第六时辰（Sext，中午）、第九时辰（None，下午三点）、晚祷（Vespers，点灯时分或下午六点）、睡前祷（Compline，睡前或晚间九点）。］冬天的睡前祷在晚上七时做，夏日的则在晚上八时做，之后修女们要直接回到房间里睡觉，与之相关的一条规定是：“不允许修女之间故意互相推搡，不允许修女在楼梯上呕吐，一旦违反，应立即逐出修道院”。修女们每日可睡八小时，中途还会因做祷告被打断。她们每日三餐，早上的晨祷过后吃的是便餐——面包和啤酒，中午在大声诵读后，会吃一顿不错的午餐，晚祷后会立即吃一顿简餐。

冬日的下午十二时至五时，夏日的下午一时至六时，艾格伦蒂娜和其他修女们会忙着做手工活或打坐，中间还会穿插一些严肃又虔诚的娱乐活动。她会用蓝色和金色的丝线绣出圣母玛利亚名字的首字母M的皇冠团，或者给其他修女缝制丝绸小钱包，还会缝一些细带子，以便手臂受伤后缠住止血。她还会看看书——用法文或英文撰写的诗篇集或圣徒在修道院里的生活篇；虽然她能理解Amor vincit Omnia是“爱战胜一切”的意思，但她的拉丁文很差。可能女修道院会让几个小姑娘跟着修女学习文字语法和礼仪礼貌，等艾格伦蒂娜长大了，会让她帮忙教这几个小姑娘阅读和唱歌；尽管她们学得很开心，却并没有从优秀的修女那儿得到全面的教育。夏季，艾格伦蒂娜有时可以去修道院的花园里干活，甚至还可以和其他修女出去晒割干草；回来时则惊讶得目瞪口呆，跟忏悔神父吐露说，她出去的时候看到院里的采购修女 [2] 和牧师一起骑马回来，还说跟在壮实的小马（Dan John是马的名字）后面跑回来多么有趣。

除了放松时间，修道院里的大部分时间都要保持绝对安静，如果艾格伦蒂娜想要和其他修女说话，就必须打手势。不过，绘制了在中世纪修道院里使用的手势图画之人，将非凡的创造力和罕见的幽默感结合了起来，于是在大家用餐时，餐桌上进行的这种无声喧闹往往比说话更欢乐。想吃鱼的修女会“像鱼尾一样摆动自己的手掌”；想要牛奶的会“用她的小指做出挤奶的动作”；想要芥末的会“右手握拳靠在鼻根揉一揉”；想要盐巴的会“用右手拇指和食指弹一弹左手大拇指”；还有想要酒的会“把手放在眼睛前面，用一只手的食指在另一只的大拇指处上下移动”；还有粗心大意的修女在保管圣器时，发现忘记准备弥撒用的熏香时会大惊失色，会“把两根手指插进自己的鼻孔里”。这本专门为修女设计的手势图画竟有多达106种不同手势，这样一来，修女守则因此还规定：“不得在没有正当理由和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使用手势，比起邪恶的话语，这种行为可能会对上帝更为不敬”。

当然，修女也是人，她们也厌倦这些宗教仪式和时刻保持沉默的规定；毕竟宗教生活从来都不是轻松的生活方式，不是用来逃避工作和责任的手段。在修道院早期的黄金时代，有工作的人，即对修道院有建设能力和做贡献的人，才可以进入。此外，修道院里的人全身心投入努力工作，所以修道院里也有各种各样的消遣活动，实际上等同于放假。智慧博学的圣本笃 [3] ，把修道院的制度建立在了规律性和多样性巧妙结合的基础上；因为他深谙人性。这样一来，修道士和修女们不会觉得神职仪式单调乏味，还会将其视为每日生活中的最佳时光。但到了中世纪后期，在乔叟生活的年代，年轻人选择进入修道院，不再将其当做一种天职，而是看作一种职业。许多真正信教的人仍然会立誓修行，但除他们外，还是有一些不适合修道院生活的人，降低了修道院的标准，因为于他们而言，修道院的生活困难且痛苦。艾格伦蒂娜之所以成为修女，是因为她父亲不愿意耗费金钱和心力把她嫁出去，同时也因为当修女是出身高贵的未婚女性的唯一职业。加之到了中世纪后期，修道士和修女们愈发懒惰，工作越来越少，需要思考的工作就更少了。尤其是在女修道院，早期的学习传统已经消失，许多修女很难理解那些用拉丁语书写的祷告文是什么意思。如此，修道院的生活开始失去了圣本笃一开始设立的基础化多样性，由此导致院里的各种规矩有时也变得让人讨厌，各种宗教仪式被简化成单调乏味的例行公事，许多唱圣歌的人没有了精神上的热情。因此，有时（不能说这种情况就发生在所有甚至大部分修道院里），这些宗教仪式变得只是徒具形式，不仅没有足够的虔诚心，有时还带着可耻的不敬心。这就是太多例行公事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反作用。

草率行之的修道院仪式在中世纪后期是一种通病，不过修道士的表现比修女还要糟糕。有时他们甚至会“简化”宗教仪式，有时又表现得极其轻率，就像1330年的埃克塞特一样，修道士竟然在仪式中咯咯笑着，彼此嬉戏怒骂，还把上面席位的热蜡滴到了下面唱圣歌的修道士头上！有时，他们还会在午夜后的夜祷上迟到。这种情况在女修道院中很常见，因为修女们做完睡前祷后经常私下饮酒和谈论八卦，而不按照规定直接上床睡觉——这种坏习惯让她们很难在凌晨一点起来做祷告。于是，她们常会在夜祷时犯困，发现早起简直是约翰逊式的困难。睿智的圣本笃早已预见此情况，于是他在规则中写道，“当人们起床做神圣的祷告时，要让他们温柔地鼓励彼此，以防昏昏欲睡之人找借口不去参加。“1519年，在斯坦菲尔德的女修道院，主教发现，从钟声敲响到仪式开始居然隔了半个小时，而且在仪式中，有些修女没有唱歌，而在是打瞌睡，部分原因是她们没有足够的蜡烛，但主要因为她们总在熬夜；身无负罪，才可责难他人！此外，仪式结束之前，总有修道士和修女找各种借口悄悄溜走：比如他们要去查看晚餐或者打扫客房，要去给花园除草，或者是生病了难受。最常见的毛病就是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匆忙做完祷告赶紧走掉。他们会省略开头和结语，省略两节之间的过渡或停顿，合唱团这边还没唱完上半部分，那边就开始唱下半部分了；他们还会跳过一些句子，本该用鼻音哼唱的曲调，他们都会哼哼着、嘟囔着糊弄过去，把庄严的圣歌搞得一团糟。这样仓促完成的祷告总是错误不断，所以邪恶之神不得不派了一个叫提提维鲁斯的恶魔，专门收集这些被省略掉的音节，装进大兜子里带回去给他的主人。不管怎样，我们掌握了许多关于这个魔鬼的信息，因为圣人一般对魔鬼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力，所以他总故意出现在圣人面前。在魔鬼的大兜里，总能轻松找出拉丁韵律诗和其他诗的区别：“他们故意败坏神圣的诗篇：在唱圣歌时，有人悬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在偷懒、有人在大声喘气、有人不按顺序这儿唱一段那儿唱一段、有人不跟着节奏唱得飞快、有人跟不上节奏唱得很慢、有人嘴里咕咕哝哝、有人跳过前奏就唱、还有人挑着唱”，提提维鲁斯就负责收集这些修道士漏掉的部分。实际上，有一次，一位圣西多会的男修道院院长亲自采访了这个可怜的小魔鬼，并被他的成果震惊了；这就是十五世纪为修女茜拉所写的《圣母之镜》中讲述的故事：“我们从中读到，神圣的圣西多会院长在唱诗班里做晨祷时，看到一个脖子上挂着又长又大袋子的魔鬼，从唱诗班的修道士身边一个接一个走过，忙着收集所有漏掉的字母、音节和文字，然后把所有错误都装起来；只见他孜孜不倦地都收到了自己的袋子里。当他走到男院长面前，等着看是否也能收集点什么被漏掉的好放进袋子里，院长震惊万分，被一脸鄙相、浑身畸形的魔鬼吓到了，问他：‘你是何方妖孽？’魔鬼听到后回答：‘我是一个可怜的魔鬼，我叫提提维鲁斯，我只是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那你的工作是什么？’魔鬼接着说：‘我每天要给主人带回去一千个失败的故事，还有在阅读和唱歌中被遗漏的音节和词语，否则我就要被暴揍一顿。’”尽管艾格伦蒂娜夫人总是用鼻子念祷文，一点没给魔鬼帮上忙，但没有理由假设他常常会挨揍。因为在他闲暇之余，如果没有捡到修道士们朗诵诗篇时漏掉的音节，提提维鲁斯会去教堂八卦的人们口中捡一些闲话故事填满自己的袋子；他还会高坐在空中，收集所有自负的男高音歌手唱的高音符，毕竟他们不是为了上帝，而是在为自己的荣誉歌唱，比起老一辈们的沙哑声调能达到的高音区，他们定的圣歌高音调还要再高三个音调。

但是修道院生活单调，修女们可能无意识就给提提维鲁斯的麻袋做了贡献，而且修女们脾气也会变差。毕竟选择做修女，并不是因为女孩子们是圣人，被上帝选中担负此任。她们对自己坏脾气的控制能力和巴斯妇 [4] 没什么区别，就算其他妇人都先于她进入教堂，但她自己依然没有悲天悯人的慈善心；有时她们还会变得紧张兮兮的。读过《农夫皮尔斯》 [5] 的读者一定会记得，当七宗罪进门时，“愤怒”讲述了他是如何控制一位女修道院院长的：

我，愤怒，把她的言语变成了邪恶的词汇，

直到人们开始相互咒骂“你胡说八道”

她们还互相扇耳光

天哪！如果她们有刀，一定会杀死对方

诚然，我们不常听到比以下这些事更糟糕的事。在15世纪，女修道院院长常在祷告中途扯住修女们的头巾把她们拉到唱诗班上，大声冲她们喊：“骗子！”“荡妇！”还有在16世纪，女院长常常对修女们拳打脚踢，把她们和牲畜关在一起。不是所有的女修道院院长都亲切友善，或者行事严谨。修道院的访问记录表明，暴脾气和小争吵时常会打破修道院里平静的生活。

但我们还得说回艾格伦蒂娜。在修道院生活的前十二三年里，她一直都是位单纯的修女，祷告做得很好，性情温和，气质优雅，广受欢迎。更何况艾格伦蒂娜还出身高贵；乔叟给我们讲了许多她在餐桌上的优雅举止和礼貌行为，这说明她从出生起就是被当作淑女来抚养长大的。事实上，乔叟对她的描述可能是直接从关于女孩举止礼仪的老旧书籍里看来的；就连对她美貌的描述也是——高挺的鼻梁，灰色的眼睛，樱桃小嘴——都符合旧式宫廷的审美标准。在女修道院里待久了很容易变得势利；名媛淑女和富有议员的女儿可以进入修道院，但贫穷人家和出身低贱的女孩则从没有机会进入。因此修女们可能会谈论，艾格伦蒂娜举止优雅，脾气温和又出身高贵，那等老院长去世后，选她做院长岂不是件绝好的事？当然大家最后确实选了她，当乔叟遇到艾格伦蒂娜时，她已经当了好几年的女修道院院长了。起初这挺令人兴奋的，艾格伦蒂娜喜欢被比自己年长的修女称呼“母亲”，而且她可以坐在自己的私人房间里招待访客。但很快她发现，当院长不是件幸福的差事；因为身为院长，她要处理很多事情——不仅要维持修道院的内部纪律，还要掌管财政，向院里的管家下达指令，要确保农产的好收成，要确保人们来教堂里缴的什一税都给了修道院，还要保证自家修道院产的羊毛能以一个好价钱卖给意大利商人。处理这些事宜时，她本应和修女们共同商讨，接受大家的建议。但我个人以为，艾格伦蒂娜时常认为自己单独来处理会更好，所以她总背着大家用修道院的印章封印文件。他们说，人们对办公室或学校或社会的领导总是不信任的，他们自鸣得意地以为，自己处理事情比把它交给下属来办更妥当。这便意味着，要么她是一个独裁者，要么她不是一个优秀的领导组织者。艾格伦蒂娜夫人更像是一位温柔的独裁者，更何况她不是个爱操心的人。所以，她没有事事都与修女们商量；而且我觉得（这是各种史料研究之后，乔叟忘记提的一段关于她的历史）尽管这是职责之一，但她经常试图逃避给修女们过目院里的收支账目。

修女当然反对艾格伦蒂娜夫人这样的做法；主教第一次来视察时，她们就已提出了意见。还说，艾格伦蒂娜夫人一点也不善于经商理财，修道院已经陷入了财务危机；每次她缺钱，就会卖掉修道院树林里的树木，并向许多人承诺每年支付给他们退休金，换取一次性的钱款，还长期以低利率出租农场，做了许多其他不经考虑的事——从长远看只会让修道院走向衰败。除此以外，教堂的屋顶亟待修缮，每逢下雨天大家唱圣歌时，雨水都会穿透屋顶滴落到她们头上；她们还请主教看了衣服上的破洞，希望主教能让院长给大家买新衣服穿。有些坏心眼的女修道院院长甚至会典当院里的碟子和珠宝，为自己私募资金。虽说艾格伦蒂娜管理不善，但她并非恶人，也非不诚之人，只不过没有经济头脑罢了；只要读了乔叟书里对她的描述，就知道她不是数学家。另外，修女们确实有些夸大其词了：她们的衣服并非破破烂烂，只是有一点破旧。艾格伦蒂娜夫人是个讲究人，不会允许谁穿着破烂的衣服；至于教堂的屋顶，她有试过省钱买瓦片来修补，但对于一个中世纪的修道院来说，很难能做到收支平衡，尤其是（我再重复一次）对没有经济头脑的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可能主教了解了具体情况，他命令艾格伦蒂娜做任何决定之前都要先咨询整个修道院的意见，他还用了三种锁把公章锁在箱子里，艾格伦蒂娜夫人和两位地位较高的修女各有一把钥匙，所以她单独一人无法打开箱子，也无法在未取得大家同意的情况下达成任何商业协议。主教还要求她每年都要记好账，给各位修女查阅（她写的一堆账目还保存在档案室里）。最后，主教指派了一位邻近教区的牧师担任修道院营业事务的监管人，辅助艾格伦蒂娜夫人。从那以后，修道院的情况有所好转。

对于做生意，艾格伦蒂娜似乎从来都兴趣不大，主教提出的这几点要求让她很开心，因为她终于有时间可以处理内部事务和接待访客，偶尔还能出去短途旅行，看看外面的庄园发展如何。她慢慢发现，既然已身为院长，可以过得更自由快乐。因为院长有自己的专属房间，不必和她人共享公共宿舍和餐厅；有时甚至可以拥有一栋带私人小厨房的房子。16世纪，温彻斯特 [6] 一座大型修道院的女院长配了贴身保姆一位、厨师一名、次级厨师一名、女佣一个和贵妇一位专门服侍她，同世界上地位显赫的女士一样，除了在国事礼仪的场合，她从不和修女们一起用餐。但院长身边一般都会有一位修女陪同，在唱诗班上协助她，还要时刻注意院长的言行举止符合礼仪规范；这种身份的修女被称为专职教士，每年更换一次，以防偏袒。我们还记得，当艾格伦蒂娜夫人踏上朝圣之旅时，她带上了自己的专职教士和三个牧师；因为有规定修女不可单独外出。作为院长，艾格伦蒂娜夫人的职责之一就是用热情欢呼来迎接客人，可以肯定，她修道院里的访客肯定络绎不绝。她的姐姐们早已嫁为人妇，坐拥大把房产，老父亲和郡里的显赫人士也都前来祝贺；之后，如果他们在旅途中途径修道院，都常会进门拜访，享用一顿有鸡肉、美酒和面包的晚餐，有时还会在院里过夜。还有一两位夫人，她们的丈夫或死于战争、或死于前往罗马的朝圣途中，也会来修道院，以付费客人的身份在此居住一整年，因为把修道院作为女眷们的寄宿之地，是最让这个国家的绅士和议员们感到高兴的事。

然而，这一切都是对修女们平静生活的打扰，尤其是那些寄宿客，实在让人不安，她们衣着光鲜亮丽，带着小狗和侍从，是修女们眼中轻浮女人的范例。在一个女修道院的史料中，我们找到了一份主教的命令：“鉴于其着装和访客，请菲尔斯汉姆的妻子及其家眷以及其他女性在一年之内搬离修道院，因为她们扰乱了修女的正常生活，树立了不良典型。”不难想象为何主教如此反对这些世俗的已婚妇女来修道院寄宿。只要把“菲尔斯汉姆的妻子”换成“巴斯妇人”，一切就都有了答案。巴斯妇人不是一位女修道院院长可以轻易拒绝的人；凭借自己曾经朝圣过那么多地方的经历，她就可以进入任何一家修道院。她面带微笑，骑着马就能轻松进入修道院，一个月的兴奋劲儿过去后，她定会骑着马离开。我肯定，是她教会了艾格伦蒂娜夫人如何扎头巾才最时髦；她肯定还把“宽如盾牌的”帽子和猩红色的女式长筒袜引进了一些女修道院里。主教们对此甚是反感，但他们使尽浑身解数也未能将寄宿者们全部赶走，因为修女们需要她们支付酬金维持院里的开销。

很容易理解，与世俗访客的不断来往，会导致世俗之风进入艾格伦蒂娜夫人的修道院里。毕竟，修女也是女人，也有着女性讨人喜欢的虚荣心。但是当局（说的是权威当局）根本不认为她们的虚荣心让人欢喜。当局认为，这是魔鬼派了三个小魔头来让修女们下地狱，这三个小魔头分别是舞蹈、连衣裙和狗。中世纪的英国以跳舞、哑剧和游吟诗人而闻名；英格兰是个快乐的国度，因为无论灾祸、瘟疫、饥荒，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让生活暗淡，英国人仍热爱这三件事。但是教会对于跳舞绝不可能有第二种看法；箴言里的一位道德家精准地总结出了教会的立场：“魔鬼是舞曲和舞蹈的发明者、管理人和传播者。”然而，我们在研究艾格伦蒂娜夫人每年年底提供（或没有提供）给修女的账目时，看到了关于新年和第十二夜的盛宴、五月节游戏、篝火之夜的面包和啤酒、圣诞节的竖琴手和演奏家、给模拟主教 [7] 送礼物的所有账单，可能还有少部分额外花费，是为了让艾格伦蒂娜夫人——全院最年轻的姑娘——能在愚人节打扮得像修道院女院长一样。还有，我们在研究主教的登记册时，发现艾格伦蒂娜夫人“在任何圣地都不允许出现游吟诗人、舞曲、跳舞或痛饮的行为”；确实，如果主教能宣布在圣诞节破例的话，就已经很幸运了，“而且在其他娱乐活动中无论如何都不允许出现世俗的东西”。但不知为何，总有人觉得她迎接客人的热情欢呼仪式就包括了跳舞。

然后，访客会再一次把时髦的衣服样式引进女修道院中。可以肯定的是，艾格伦蒂娜夫人并不为所动。但可悲的事实是，她开始认为女修道院的习惯丑陋又黑暗，院里的生活严苛之至；并决定，如果引进一些小型的娱乐活动，大家也不会变坏，主教也许不会注意到。因此，当乔叟遇到她时：

我还注意到她的外衣十分雅洁。

臂膀上套着一串珊瑚念珠，

夹着绿色的大颗珠子，

串珠上挂有一只金质的饰针；

身着长袍十分得体

但不幸的是，主教注意到了。登记册上的确记满了艾格伦蒂娜夫人的服饰，甚至还有她在个人房子里穿的更为轻佻的衣服。漫长的六个世纪以来，主教在修道院里发起了一场反时尚的圣战，结果徒劳无功；因为只要有修女和世俗妇女自由来往，就不可能阻止她们的穿着打扮走世俗路线。偶尔会有一位恼羞成怒的主教发现自己在男性困惑的大海中笨拙地挣扎，于是便写了一份超长的当季时尚目录，指明修女不应该穿戴的衣着服饰。在严肃的宗教会议上，主教和大主教正襟危坐，一律对金色发夹、银色腰带、宝石戒指、蕾丝花边的鞋子、束腰外衣、低衣领和长裙摆、颜色鲜亮的衣服、昂贵的布料和珍贵的毛皮摇摇满是灰白色头发的脑袋表示反对。修女应当把头巾紧紧系在眉毛上方，完全遮住前额；但高高的额头恰好是世俗女士们的流行时尚，她们甚至通过剪头发来使额头显得更高，结果修女们都忍不住把头巾往上系或者拨开不系，否则乔叟怎会知道艾格伦蒂娜夫人有如此美丽的额头（“几乎像脚面一样宽”）？如果她当时按照规矩戴头巾，那她美丽的额头定不会被人看到。谈起这点，这位英文诗歌之父小心翼翼地观察了一下，然后明显冲着大家眨了眨眼；他的同伴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同样还有她的胸针和斗篷……乔叟完成《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五十年后，有散布谣言的修女跟林肯教区的主教讲了她们院长的事情。“院长她，”她们佯装诚恳地说，“戴着价格高昂的金戒指，有各种珠宝，还有镶着金丝和银丝的丝绸头巾，而且她还会把头巾戴在额头上很高的位置，这样就能把前额全部露出来，大家都看得到，还穿松鼠皮毛的外衣。还有，她穿雷恩的织布做成的衣服，要花十六便士呢。另外，她还穿有蕾丝的长袍，都用镀金白银丝线装饰而成，然后让所有修女都这样穿。而且，她在头巾上戴用羔羊皮制成的贵族帽，脖子上戴一条长长的蕾丝带，一直垂落到胸前，啊，她还有一颗镶钻的金戒指。”这难道不是栩栩如生的艾格伦蒂娜夫人吗？尽管乔叟骑马时一直看着地面，但任何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除此以外，女修道院院长和修女们不仅在穿着打扮上模仿世俗世界的潮流。那个时代的贵妇人都喜欢养宠物，于是修女们很快便追上了她们的潮流步伐。所以，

她养育着几只小狗，

喂的是烩肉、牛乳和最佳美的面包。

如果死了一只，

或有人用棍子打了一下，

她就要伤心流泪。

访问报告里都是关于小狗和其他小动物的记录。读过《序言》的读者又有几位了解，小型犬、全部裸露的额头和闪闪发亮的胸针，都违反了修道院的规定？因为主教认为，宠物不利于修女们遵守纪律，几个世纪以来主教们都在试图将动物赶出修道院，但都没有成功。每次等到主教结束访问离开后，她们就会吹口哨喊小狗回来。虽然也有修女饲养猴子、松鼠、兔子、小鸟和猫咪（很少），但小狗无疑是最受欢迎的宠物。其中有一个大主教，不得不禁止他所访问的一位女修道院院长在自己房间里养猴子和狗，同时命令她定量供给修女的食物；你们大概猜得到那些烤肉、牛奶和面包最后都被谁吃掉了！把小动物带进教堂的这种行为在中世纪很常见，去教堂做礼拜的女士经常把狗放在膝盖上，男士就让鹰站在自己的手腕上，就像高地的农民带着柯利牧羊犬一样。在女修道院里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来自世俗社会的寄宿者常会带着自己的宠物，修道院里有修女曾可怜兮兮地抱怨过：“借宿在这儿的奥德利夫人养了好多条狗，只要她一来教堂，这些狗就跟着进来，引起巨大的骚动，把附近和唱圣歌的修女都吓坏了！”但有时修女自己也会违反规定。禁止将宠物带入唱诗班的禁令在访问报告中出现过好几次，其中最有趣的是在1387年由威廉·维克发送给罗姆西大修道院的一次记录，恰恰在同一年乔叟写了《坎特伯雷故事集》。禁令规定：“确切证据显示修道院里有修女带着小鸟、兔子、猎犬以及其它无聊的小动物进入了教堂，她们关注这些动物胜过关注教堂，并且常常阻碍了自己和同伴修女们吟唱圣歌，对她们的灵魂造成严重危害——因此，你们应遵从规定，从今以后“严禁全体修女和修道院擅自把鸟、狗、兔子或其他轻佻又助长无纪律之风的小动物带入教堂……如若继续允许猎犬和其他小狗在修道院及其附近地区存在，则等于吞噬了给穷人的救济金，对于教堂和修道院来说都是一种可耻的被玷污行为……鉴于动物们的噪音时常扰乱神圣的宗教仪式——因此，我们必须严肃地命令你，院长，从今往后处理掉所有的狗，从此不得圈养任何动物，这项规定应在你们修道院的管辖范围内被立即执行。”但要艾格伦蒂娜夫人放弃她的小狗，任哪一个主教来下命令都是徒劳，虽然带小狗进旅馆定会是大麻烦，尤其是因为她对小狗的食物十分挑剔讲究，但即便如此她也无法在朝圣时离开它们。

对于乔叟笔下的这位女修道院院长，我们必须承认，虽然她的漂亮衣服和小狗从现代标准上来讲是无害的，人们都对她心怀同情而反对主教，但她绝对算得上一位世俗女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许会愈发世俗化，因为她有许多社交机会。作为院长，她不仅要在修道院里招待访客，还时常会因为院里的事务出差，这便有了许多与邻居交流的机会。有时她还得去伦敦处理法律诉讼事宜，那便是和一两位修女、一位牧师和照料她的几个仆人结伴而行的长途旅行了。虽然主教不喜欢修女和世俗世界有联系，也不喜欢婚礼或洗礼仪式上的欢乐舞蹈，但有时她还需得去拜访主教以获取收留女学生入院的许可；有时她会去参加一位贵人的葬礼，那贵人与她父亲相识、还在遗嘱里留给了她二十先令和一个银杯；有时她还会去参加姐姐的婚礼，或是做姐姐孩子的教母。但事实上，修女们偶尔会因她时常外出而抱怨，并称，虽然她假装这一切都是修道院的公事，但大家都心存疑虑；希望主教能够对此进行深入调查。记录说有一个修道院，修女们抱怨院里欠下了20英镑的债务，“这主要是由于院长的高额开销，因为她时常骑行出国，假装是在处理修道院的事务，但事实并非如此。她总是带着一大班子仆人，在国外待很久，而且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常举办奢华的宴会，对穿衣也讲究得很，所以她披肩的毛皮饰面都价值100先令！”

事实上，修女和修道士们喜欢在修道院外四处闲逛，这是教会最不赞成的一点；道德家认为，与世俗世界的交往是修道院一切罪恶的根源。东正教认为，离开了修道院的修道士就如同离开了水的鱼儿；而且大家还记得，乔叟笔下的修道士认为《圣经》一文不值。但的确，很多修道士都想方设法到各地游历，修女们也坚持利用各种借口去世俗世界四处玩乐。整个中世纪，议会开了一届又一届，主教换了一位又一位，改革家们尝试了一次又一次，试图把他们关在修道院里，但都徒劳无功。这其中最彻底的一次尝试始于1300年，当时教皇发布诏书，要求除非特殊情况，修女永不允许踏出修道院大门半步，世俗世界的人若未经特别允许和正当理由，决不允许进入修道院探望她们。现代读者读到这里，可能会同情这些可怜的修女，但完全没必要，因为虽然主教尝试了两个多世纪，国王亨利八世解散了女修道院、让所有修女无论愿意与否都永久性回到世俗世界的时候，主教仍在做无谓的努力，但从来没有人能让这份诏书生效超过五分钟。在林肯教区的一个女修道院，曾有主教到访，他将诏书的副本存放在院里并下令修女遵守，但当他骑马离开后，修女们追他到城门，把诏书扔到他头上尖叫着说她们永远都不会遵守。至此，尽管该诏书仍有效，但识时务的主教很快就停止了强制执行，自我安慰式地表面上命令修女们没有正当理由绝不可过多外出、不可单独或擅自外出。但即便如此，主教也没有完全成功，因为修女们总有各种正当理由要求外出。有时说父母生病；有时说她们要去看护病人，为病人抚平枕头。有时又说她们要去市场上买鲱鱼；有时还说她们要去男修道院忏悔。真的难以想象她们会编出什么理由。如果说，有一位轻浮的修女“在周一晚上，在北安普顿与奥古斯丁会的修士们一起过夜，同他们一起跳舞、弹琵琶，玩到半夜，又在第二天晚上，和北安普顿托钵修会的修道士们一起唱歌、跳舞、弹琵琶”，你作何感想？乔叟告诉我们，那位修道士热爱竖琴，唱歌时他的眼睛会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但可能没留意，这位修道士勾引了艾格伦蒂娜夫人去跳舞。确实难以想象，修女们会编造出什么样的“合法”理由外出，去街上闲逛，去田野里游玩，去民众家做客，而且令人担忧的是，若不是对艾格伦蒂娜夫人来说她们微不足道，便是对她们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论如何，有人认为她对主教并没什么太大的意见。毕竟，考虑到有一种外出借口是主教完全不赞成的——去朝圣，所以如果她自己没有设法巧妙绕开规定的话，乔叟永远不可能见得到她。艾格伦蒂娜夫人并不像她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单纯忸怩。有多少暗自窃笑艾格伦蒂娜夫人的文学评论家，心里清楚她绝不该出现在序言的内容里呢？教会心里跟明镜似的，绝不应鼓励修女去朝圣。早在791年，一个地方议会就禁止了这种做法；1195年，约克地方议会下令“为了避免她们借机闲逛，决不允许修女去朝圣”；1318年，约克的一位大主教严禁女修道院的修女“以发誓要去朝圣为由”外出，“如果有人立此誓言，那么她们就需要多长时间去朝圣——曾轻率承诺过的，便要念多久的诗篇”。有人想象到了艾格伦蒂娜夫人的一个悲惨场景，她没完没了地用鼻子哼唧着念诗篇，却不能和同伴们一起开心地踏上旅途，精彩地讲述着小圣休的故事。这种禁令可能大大增加了中世纪的史料记录，也确实没有必要比乔叟更深入了解为何主教们要强烈反对修女去朝圣；只需要记住陪伴修道院院长去朝圣的同伴都有谁，以及他们在途中讲述的故事。如果你只能确定，比如她一直跟她的修女和牧师在一起，或者至少是跟骑士和一个小镇的穷牧师在一起就可以了。但还有米勒和教会法庭的差人，最差也还有那个性格开朗、魅力非凡的罪人——巴斯夫人。想象一下巴斯夫人分享给女院长她和五位丈夫相处的细节内容，真令人感到不安。

以上就是乔叟笔下女修道院院长的真实生活，毕竟描写她的诗人是整个英国文学中最棒的观察家之一。我们也许可以花些功夫读读数百份访问报告和禁令记录，这位女院长眨巴着亮晶晶的灰色眼睛，仿佛要从书中跳出来似的，但最终我们还是要看看乔叟的描写，总结一下史料告诉我们的所有内容。当主教召见艾格伦蒂娜夫人时，他眼里看到的是一位有贵族气质，慈悲心怀又世俗的女子，痛下决心“掌握贵族语言”；她喜爱漂亮衣服和小狗；她地位高贵，由一位修女和三位牧师陪同出席；乔叟的语言中带着尊重，而非粗俗的言语——不会说“以上帝的肉体发誓”或“该死的骨头”或“用魔鬼的话说”，而是“请您靠近些，院长夫人”，

院长夫人啊，请原谅

我知道不该麻烦您，

但若您愿意

我请求您为我们讲述下一个故事。

您愿意吗，亲爱的夫人？

他可从来不会对别人这样讲话，可能除了骑士以外。她是虔诚的信徒吗？也许是；但是在故事开始，除了唱圣歌、做祷告，以及她对圣母玛利亚的亲切称呼，乔叟对此无话可说；

但说到她的道德心（他说）

她如此仁爱和慈悲。

于是，当时我们等着听她说对穷人的施舍救济——她会为落入陷阱的老鼠或一只被殴打的小狗哭泣，乔叟如是说。她是一位优秀的女修道院院长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当乔叟遇到她时，女修道院基本处于一种自我管理的状态——即无人管理。整个14世纪，有很多外出的修道士和修女，艾格伦蒂娜也以圣罗伊的名义立下了外出朝圣的伟大誓言；她和乔叟笔下的那位修道士一样，认为《圣经》一文不值。最终我们和她告别，继续前往坎特伯雷。

【注释】

[1] 译文选用方重先生译本。——译者注

[2] 指的是某些教会中负责购买、贮藏及分配食物的女人。——译者注

[3] 努西亚的圣本笃，意大利天主教教士、圣徒，本笃会的创建者。他被誉为西方修道院制度的创立者，于1220年被封为圣徒。——译者注

[4] 《巴斯妇的故事》是英国文学之父杰弗里·乔叟经典名著《坎特伯雷故事集》中被广为传播的一个奇妙故事，原因在于它回答了一个涉及男女关系本质、所有男人和女人都关心的问题：女人最大的欲望是什么。——译者注

[5] 《农夫皮尔斯》是用中世纪梦幻故事的形式写成的教诲诗，通过描绘梦中的景象来展现中世纪英国社会各方面的生活图景，采用寓言故事来惩恶扬善。——译者注

[6] 英格兰南部城市。——译者注

[7] 在圣尼古拉日至悼婴日即12月6日~28日行使职责。——译者注

第五章　|梅纳杰的妻子|

一位14世纪的巴黎主妇

女人的天地在家里。

——智人

中世纪的人们，或者说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包括我们这些现代人）都热衷于撰写关于女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应当如何自处的礼仪书，尤其是在夫妻关系方面。许多这类书籍得以传世，其中有一本尤为有趣，它的作者情感细腻，在书中描绘了中产阶级家庭中亲密又生动的生活图景。大部分指导书都是写给女性的，而这本书则是由一位特别的丈夫写给一类特定的主妇，书中内容源于生活，充满了生活细节，展示了一种贯穿全书的个性，而这往往是与它同时代的书所缺乏的。如果必须说谁可与它相提并论，那决然不是其它中世纪的教条，反倒可能是色诺芬的《经济论》中伊索玛鸠斯向苏格拉底描述如何培养完美希腊式妻子的段落。

巴黎的梅纳杰（我们可以称之为“巴黎好人”或“巴黎主人”）在1392至1394年间为指导他年轻的妻子而撰写了这本书。他家境殷实、历经世务，显然是一位地位稳固、思想开明的上层中产阶级，这一阶层将被法国统治者日渐倚重。在他撰写这本书时，他年事已高，至少已经六十岁了。但他新近迎娶了一位出身地位高于他的年轻女子，还是一位外省的孤儿。梅纳杰多次提及了她“绝妙的青春”，还聘请了嬷嬷兼管家帮助并指导她经营家务；事实上，像伊索玛鸠斯的妻子一样，这位妻子和他结婚时只有15岁。现代人会为夫妻之间这样大的年龄差距而震撼，然而这在追求“便利之家”（ménages de convenance）的中世纪时期却屡见不鲜。“如此年高的丈夫不想迎娶一个年轻女子才是世所罕见的”，梅纳杰这样写道。然而他对他青春少艾的妻子的态度隐隐告诉我们，这样的婚姻可能是互补的，即使是一桩年龄差距犹如青春五月与萧条一月的婚姻。书中常常用一种父爱而非情爱的温柔语调，像是对一个新婚子女的怜惜，年轻男子往往难以匹及。在这些耐心的事实叙述中，似乎隐隐透出一种秋夜的淡淡悲凉：美貌与死亡牵手同行。妻子的职责就是让他能安度晚年；而他的职责则是让妻子轻松达成任务。他常常慰藉妻子，说他不需要妻子仰视他，也不需要妻子奴颜屈膝、夙兴夜寐，因为这超过了他所应得的回报；他只希望像邻人和亲朋服侍她们的丈夫一样得到照顾，“因为对我而言，我只需要最寻常的伺候，甚至比这更少一些。”

在写给妻子的序言中，他描绘了一个激发他撰写本书的和美图景：“十五岁的你，在我们新婚的那一周，乞求我会为你的青春、你对我微末而疏忽的服侍而倾心，直到你经历更多、学会更多，你也承诺说你会竭尽全心全力……（你）卑微地乞求我——我记得是在我们的床上——看在上帝的爱的份上，不要在陌生人或同乡面前苛刻地批评你；但我会每晚或在日间，在我们的家中教育你，告诉你当天或过去几天你做的不像话的蠢事，如果我认为需要的话，还会体罚你，这样你就会按照我的教育和指点改正自己，并像你所说的那样，竭尽全力地满足我的愿望。我赞同、赞美、感谢你所对我说的话，我始终将它铭记在心。亲爱的妹妹 [1] ，我知道自我们结婚至今、以及从今以后你出于好意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它们曾经、现在、未来都会让我欢喜。你的年轻使你缺乏智慧，但也使我原谅你讨我欢心、为我好意所做的一切。你要知道，这不仅不会让我不高兴，反而会让我欢喜：你要种玫瑰、照看紫罗兰，你要编花冠、舞蹈、歌唱；我支持你与我们的朋友和庄园里的朋友交往；只要你愿意，你完全应当享受你的豆蔻年华，但你要保证不参加高贵老爷们的宴席和舞会——对你来说这既不成体统、又与我们的财富不相配。”

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妻子对他提出要在私下教育、纠正她的要求，因此他写了一本小书（然而在他收笔前俨然已经成为了一本大书）来告诉她应当如何；他为这个无父无母、无人指点的孩子惋惜，他说，毕竟“为了我，你离开了你的亲人和故乡”。他常常思考这个问题，现在终于有“一个简单通用的导论”来教授做妻子、主妇、完美贵夫人的艺术。除了他希望帮助妻子并安享晚年（他自有一套生活方式）以外，他常常提及自己不厌其烦撰写本书是出于一个独特的理由，这绝对是丈夫指导妻子时给出的最古怪的理由。他说，他已经很老了，一定会在妻子之前死去，因而必须在妻子嫁给第二个丈夫时为前夫赢得赞誉。如果她在陪他的继任者参加弥撒时竟然穿着领子皱巴巴的衣服，或者她不知道如何为毯子防虱，甚至不知道如何在大斋节安排12人的晚餐，新丈夫会怎么看待他呢？梅纳杰的理智和心智让他能够平和地看待少妻的第二次婚姻。书中一个小节的标题是，“你应当爱护你的丈夫（无论是我还是他人），以艾萨克拉、利百加和拉结为例”。这和其他的丈夫（那种损人不利己，或者为孩子们未来可能遭遇凶狠的继父而担忧的人）大为不同，那些人的遗嘱反映了他们在死后也要极力将妻子牢牢地关在永恒的贞洁牢笼中，如1469年去世的彭布洛克伯爵威廉爵爷告诫他的夫人：“我的妻子，你要记得你对我承诺过要守寡一世，因为你一定要成为自己的主人才能执行我的遗嘱。”

这本书“分为三节，包括19篇文章”，可谓巨细无遗。第一节讲述宗教和道德义务。用梅纳杰的话来说，“第一节能够使你获得上帝的爱和灵魂的救赎，也能为你赢得丈夫的爱并为你带来现世婚姻中所需的宁静。寻求灵魂救赎和取悦丈夫，这二者是最重要的，因此要列于第一章。”随后的一系列文章讲述了夫人应当如何在起床后做晨祷，如何在弥撒时自处，以何种形式对牧师赎罪，以及一篇关于七宗罪的警世长文，虽然她的小脑袋里令人放心地从来没有犯罪的想法。此外，还有另一篇与之相对的关于美德的文章。然而这一节大部分文章都在讨论妻子对丈夫的职责这一重要话题。妻子应该充满爱意、谦虚恭谨、言听计从、事事小心，关心丈夫、保守丈夫的秘密、容忍丈夫的愚蠢，还要允许丈夫的心游荡到别的女人那里。这一整节都是一系列从圣经、牧师常用的散文轶事以及（最有趣的是）梅纳杰自己的经历中提炼的故事［中世纪称为“说教”（exempla）］。梅纳杰的长篇文章中有布莱西亚（Bresia）的阿尔伯塔诺（Albertano）撰写的麦乐比（Melibeu）和普露丹斯（Prudence）故事，它枯燥得令人难以忍受；梅纳杰沿袭了雷诺·鲁恩斯翻译的法语版本，它随后又在《玫瑰传奇》（Roman de la Rose）中被让·穆恩（Jean de Meung）改写，最后被乔叟转述于坎特伯雷朝圣者讲的故事里。此外还有彼得拉克关于耐心的格里泽尔达的著名传说，乔叟也选用了这个故事，所以它就更广为人知了；还有一篇1342年一位名叫让·布鲁扬特的巴黎查特莱地区的公证员写就的长诗，名为《贫富之路》，讲述了勤奋和慎思的美德。

书的第二节讲述家务管理，是全书最为有趣的章节。梅纳杰的知识广博得能令人倒吸一口冷气。这个男人简直是一个完美的比顿夫人 [2] ！这一节包含一篇详尽的园艺说明和另一篇有关如何监督仆人们是否尽职工作和如何招聘、管理仆人的文章；作者似乎并没有考虑现代人常常遇到仆人不辞而别的问题。书里的指导包罗万象：如何修理、如何通风、如何清洁衣裙与毛皮、如何清除油渍、如何捉虱和卧室里的苍蝇、如何打理红酒、如何监督农场管理等等。

作者在一处歇笔，告诫妻子说：“在此，我不再谈了，好让你去休息或玩耍；你在别处享受快乐时，我会与打理财产的管家约翰先生谈谈，这样如果我们用来耕地或骑行的马有任何问题，或者需要购买、更换马匹，他都能帮很大忙，因此，我们遇事都应当让他知道。”随后是几页睿智的建议，如马匹的优点，如何在马贩的眼皮底下检查马匹、确定马匹年龄、寻找瑕疵，以及如何治疗各种疾病，这些显然是一位了解并热爱马匹的人给出的实用“小贴士”。在梅纳杰收录的各种治疗药方中，还有两个咒语，例如“当马患上鼻疽，你应当对它念出这三句：“abgla,abgly,alphard,asy,pater noster”。

最后是一份令人惊叹的烹饪指导，和如今的烹饪书形式相似，以一系列晚餐和午餐的各类菜单开始，囊括了热菜和冷菜、斋戒和盛宴、冬夏时令，同时还对肉类、禽类、香料的选择提供建议，最后以一长串菜单结尾，汤、炖菜、浇汁和其它美食，以及一篇关于病号餐的补记。

梅纳杰原意在第三节中包含三部分内容：首先，是几个室内娱乐时玩的沙龙游戏；然后，是一篇关于驯鹰的文章，这是女士们最爱的户外游戏；最后，是一系列有趣的谜语和算术游戏（“与计数和序数有关，需要细心找寻或推测”），可能是为了与我们的老朋友天性相符，游戏都是诸如“如果一条半红鲱鱼价格为三便士”之类的。遗憾的是，梅纳杰似乎并未完成此书，这一节中只有关于带鹰出猎的部分流传了下来。让人惋惜的是，我们关于这些内容的论述不多，但我们可以从梅纳杰的叙述中猜想到那些户外游戏和谜语会是多么有趣：在他的叙述中，罗马的妇女们“正窃窃私语，另有几位在与身边的人用砖块玩游戏、玩牌或者其它欢乐的游戏；还有人聚拢起来，吟唱歌谣，讲童话、说故事或打赌；有些与邻居们在街道上玩瞎子骗人或是砖块游戏，还有其他游乐。”在那个年代，在印刷术的发明使书本大量普及前，中世纪夫人们的欢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传颂故事、问答谜语、玩游戏这些我们早已留在幼儿园的玩意；因此，通晓各种娱乐活动是聚会女主人的优秀品质。梅纳杰显然急于让他的妻子成为休闲活动和社交生活的亮眼新星。

这就是巴黎的梅纳杰给崇拜他、爱慕他的妻子写就的宏伟巨著。它不幸被历史学家遗忘而默默无闻，但它为我们呈现了一幅难以超越的中世纪主妇图景。它无微不至地描述了主妇的日常生活，因而我们能细细端详、并发现这位完美贵妇的血脉带来的端庄和礼仪。她既恭顺丈夫，又依丈夫之意将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她是完美的女主人，仆人们敬爱她，为她像钟表般精确地运营家务；她是完美的主妇，可谓是15世纪的比顿夫人。

梅纳杰对女士仪态的意见夹杂在他对精神义务的描写中，在关于晨起和去教堂的文章中。他对衣装的观点毫不含糊：他决不能容忍服装上有一丝纰漏：

要知道，亲爱的妹妹，如果你想要遵循我的教诲，你就要根据我们的财富和地位来小心考虑应如何行事。穿衣要稳重，不要标新立异，既不要过于艳俗，又不要过于朴素。离开房间和宅院前，要先整理内衬，不能让它们随意垂叠，像那些醉酒、愚钝、无知的女人一样——她们不珍惜名誉，也不珍视她们的地位和丈夫的地位。她们烟视媚行、像狮子一样仰着头；她们的头发纠结在一起，内衣和外衣的领子互相卷在一起，走路像男人一样，还不知廉耻地粗鲁行事。如果有人与她们谈及此事，她们便会拿勤俭当借口，说自己多么辛勤、劳苦、谦卑，以至于顾不上自己。然而这是谎言；她们自视甚高，与尊贵的朋友在一起时，她们绝不愿意男士对自己比其他类似出身的聪慧的女士更轻慢，也绝不愿意收获的致意、鞠躬礼、尊称、谈话比别人少；她们巴不得得到更多礼遇。然而她们不值得享受这样的待遇，因为她们既不懂如何维护自己的清誉，也不会维护她们丈夫或家族的名誉；她们使夫家和娘家名誉扫地。因此，可爱的妹妹，请小心注意整理你的头发、头巾、手帕和兜帽，让周身的衣装井井有条，这样没有人能在见到你时嘲笑你、愚弄你，他们只会看到一个优雅、简朴、端庄的榜样……在你进城或者去教堂的时候，要依你的身份与名声清白的妇女们同行，还要回避名声可疑的伙伴，绝不能让人看见你身边有任何声名狼藉的女人。在走路时，要挺起头来，垂下眼睫，不要乱眨眼，直视前方四尺前的地面，不能左顾右盼注视两旁任何男女，不能高昂着头，也不能扫视四方，更不能在路旁驻足与人交谈。

这就是中世纪女性礼仪的模范。让我们从贵族女性的角色转换到妻子的角色。在妻子对丈夫的态度上，梅纳杰的意见与他的同龄人大同小异。简而言之，就是低声下气、言听计从、时刻看顾。不管是在床上，还是在案板前，她都要显得愉快，哪怕愉快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沉重的心。城市中产阶级的良好品味也不能阻止他把妻子对丈夫的爱类比成家畜对主人的忠诚：“在各类家畜中，可以发现一只灰猎犬、马斯提夫犬或一只小狗，无论是在路上、在餐桌旁、还是在床上，总是紧紧跟随着饲养它的主人，却对他人或逃避，或羞赧，或暴戾。狗远离主人时，它的心、它的耳却还在主人身上；哪怕主人鞭笞它、用石头掷伤它，狗仍然紧跟着主人，摇着尾巴，伏在主人面前，恳求主人平复心情；它永远追随着主人，无论是渡过河流还是穿过森林，路遇贼窝抑或经历战地……因此对于更具理性的女人而言，上帝赐予了她天然的理智而更为知情达理，就应对丈夫心怀无瑕而庄严的爱意；因此，我祈求你会对丈夫充满爱意与亲密，他也会如此待你。”耐心是妻子的必备品质，因此即使她们心如刀割，也绝不能有一丝抱怨。为此，梅纳杰讲述了三个故事来说明妻子应当如何自持，最后赢得不忠的丈夫浪子回头。其一是格里泽尔达的著名童话，另外两个则源于（据他所说）他的亲身经历。在第一个故事中，他讲述了巴黎议会中一个著名活动家妻子的故事，她养育了丈夫的私生女儿，还为这个女儿安排了婚事，“她从未对此有过一句憎恨、愤怒或诋毁之言”。第二个则是引人入胜的故事，讲述了约翰·昆丁的妻子如何从可怜的纺线女处赢回出轨丈夫的心。这一切似乎说明梅纳杰对小狗的类比经过了他的精挑细选，因为中世纪的妻子，像例子里的小狗一样，应卑微地舔舐刚刚惩罚过她的手。然而，虽然可与同龄人的标准比肩，梅纳杰坚定的理智和对现实生活的把握使他并未吹毛求疵。另一位现实主义者乔叟对耐心的格雷泽尔达的故事的评价值得一提。

格雷泽尔达和她的耐心早已死去，

一同在意大利埋葬；

我向人们大声地呼喊，

无论丈夫多么铁石心肠

考验着妻子的耐心，希望找到

格雷泽尔达，他一定会失望！

啊高贵的妻子们，你们多么谨慎，

别让谦虚锁住你们的舌头，

别让文人有机会找到原因

为你们树碑立传

像描摹格雷泽尔达的耐心与友善，

最后却成了瘦牛 [3] 的美餐！

他塑造的巴斯妇人则更为尖锐。对于这一问题，梅纳杰对他的娇妻如是说：而我，虽然在此写下（格雷泽尔达的故事）来教育你，却不会把它用在你身上，因为我不值得享受这样的待遇，我不是伯爵，也不认为你是一个乞丐；我也不会如此愚蠢、如此受蒙蔽、如此无理取闹，以至于忘了我无权侵犯或试炼你。上帝不允许我用这种虚假的试炼来试探你……请原谅，这个故事提及了（在我看来）如此多的暴行和无理。请记住，这个故事本源如此，我也无法进一步地纠正或改变它。我希望，既然许多人已经读过这个故事，你也能读一读，好在别人谈论它时参与谈话。

此外，除了让妻子恭顺的要求，梅纳杰还有几句关于爱的妙语——也许还有一声叹息，因为他自己虽不至于风烛残年，也已不再年轻；还一瞥那位未来最终迎娶他的小新娘的年轻丈夫。

以上帝的名义，（他说）我相信两位优秀、品行良好的人结婚时，其它各样的爱意都被远远甩开、抛诸脑后、尸骨无存，只留下彼此之间的爱慕。在我看来，在彼此面前，他们会彼此看顾，比照顾别人更多；他们会紧紧握住彼此的手，不愿对除彼此以外的人有一言一语。当他们独自一人时，他们仍然时时顾念对方，心想：“我见到他时，要与他做这个那个，说这些那些，我要征询他此事或彼事。”他们的专门喜好、主要追求、最大乐趣就是取悦彼此、顺从彼此，如果他们珍爱彼此的话。

然而，书中梅纳杰谈论得更多的不是理论上作为妻子的柔顺，而是使丈夫身心愉悦。他不但给出了对如何取悦丈夫的指引，字里行间还有一种难以言语的温馨与感动；这里描摹的中产阶级主妇的真实生活比一百个耐心的格雷泽尔达和杰哈尼·拉昆丁（Jehanne la Quentine）的故事更多。我们不妨假想一幅这样的图景（多么典型的雄性想象力产物！），健壮的家庭支柱风餐露宿、排除万难只想为家庭讨份生活，家里娇妻在炉火边为他烘烤长袜的倩影是他心中的动力，期待着晚归后享受妻子对疲惫英雄的抚慰。这篇文章是对梅纳杰生动简明的文风的绝佳示例，他用日常生活的片段阐述主旨，这也是此事的引人入胜之处。

可爱的妹妹，如果你此后再嫁，请记住你应以取悦丈夫为重，毕竟丧夫后的妇女常常很难找到门当户对的伴侣，不得不饱受孤独与寂寥 [4] ；如果不幸再次丧夫，则更为甚之。因此我祈求你珍惜丈夫，让他睡在清洁的床单上，毕竟这是你的份内之事。所谓男人主外，因此丈夫必须万事留心，四处奔忙，风里来，雨里去，无论霜雪，无论旱涝，无论寒暑，忍饥挨饿，风餐露宿，瑟瑟发抖，席地而卧；然而这些困难都无法击败他，因为他心中仍期盼着归家后妻子的抚慰，她会带来多少慰藉、喜悦和欢愉，会为他做多少事情。在温暖的炉火前为他脱下鞋子，洗净双脚后换上干爽的鞋袜，再送上美味的食物和饮料，无微不至地照料他、服侍他，为他戴上睡帽，再铺好洁白的床单，盖上温暖的毛皮，再用各种欢乐、私密、爱慕、隐秘抚慰他——对此我不必多言；第二天起床后再穿上干净的衬衣和衣物。亲爱的妹妹，这样的照料会让男人渴望回家见到贤惠的妻子而远离其他女人。

因此，我建议你迎送丈夫时要为他鼓足勇气；要温柔地对待他，谨记那句老掉牙的格言：有三种东西会让好男人有家不回——漏水的屋顶、呛人的烟囱、不饶人的老婆。因此，可爱的妹妹，我希望你对丈夫是温柔的、亲昵的，这样才能让你的丈夫始终爱你、维护你。对待你的丈夫要像我们国家单纯善良的妇女们对待她们的儿子一样，他们会爱上别人，而他们的母亲却无法阻止他们。在父亲或母亲去世以后，继父或继母肯定会与继子争吵，会教训他们、惩罚他们，不管不顾孩子的睡眠、饮食、衣着鞋袜，乃至孩子一切需求。孩子会另寻他处，找到一个温馨的家庭和某个女人温情的照顾。她会接纳他，用辛苦的劳作来温暖他，为他预备床铺，修理紧身裤、中裤、衬衫和一切衣物；小伙子再也无法离开她的照料，希望永远和她在一起，在她的怀间安眠，与她一起逃离父母；父母虽然当初对孩子视若无睹，现在却又想把孩子抢回来收归己有。但这恐怕已经不可能了，孩子宁愿让珍爱自己的陌生人来陪伴，而不是视若无睹的亲人。父母们悲痛哀嚎，说这些女人对他们的孩子施了魔法，孩子被魔法束缚无法脱身，无法离开这些魔女。无论如何，这绝不是魔法，而是爱人对小伙子的爱、照料、亲密、喜悦和欢乐的理性之实；于我而言，这就是最强力的魔法。因此，亲爱的妹妹，我祈求你对你的丈夫施以一次又一次的魔法，小心漏雨的屋顶和呛人的炉火，绝不能苛责你的丈夫，而要以温柔、可亲、平静的态度来面对他。冬天来临时要小心他的无明业火，让他好好休整，用你的胸脯温暖他，迷惑他……这样，你可以消除他的一切疲惫，全力给他无尽的轻松，让他在你的屋檐下得到尽心的服侍；你要把外务交由他来掌管，如果他是一个好人，他会以超越你想象的努力来打理；如果你依我所言，你会让他时刻思念你，他的心始终牵挂着你；以你充满爱意的服侍，他会远离别的屋檐、别的女人、别的服侍、别的家庭；如果你如前对待他，那么对他而言离开你，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在旅途中，丈夫会想起他的妻子，在妻子对他的爱与希望面前，没有一种困境会成为他的负担，他是多么思念妻子，正如可怜的隐修士、苦修者、绝食僧人期望面见基督一样；享受如此优待的丈夫永无二心，只会隐忍、抽离、禁制自己；对他们而言其它一切与自己的家相比不过只是砖石瓦砾。

也许对梅纳杰心目中完美妻子的阐述引用得已经够多了，他对完美家庭主妇的要求则混杂在大量的指引中，读起来颇有意趣。有关管理仆人的章节中，他的叙述十分现代，不仅体现在他对仆人行为的描述上，也在于他对管理仆人的见解中，以至于读者都得惊异地擦擦眼镜来确认这确实是五百年前由一位巴黎中产写的书。梅纳杰显然有一个大宅子，很可能还拥有一间乡村别墅和一间城里的住宅，因为他数次提及“当你在村里的时候”要如何监督农户生产。为了帮助妻子管理这一大群家仆，他雇了一个领班，称为“管家约翰先生”，还有一个嬷嬷，她既是管家又是年轻女主人的监护人，称为“比根会的艾格尼丝夫人” [5] ，此外还有一个管家或经纪人一起来照看农场。梅纳杰将他的仆人和工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日间或按季节工作的特有工种，如搬运工、割麦工、扬场工、铜匠等等；第二类是制作物品的工种，如裁缝、皮毛匠、面包师、鞋匠，他们是中世纪殷实家庭雇佣的手艺人，将集市或城市商店采买到的原材料按需制作成物品；第三类是普通家仆，他们常年受雇于雇主并居住在主人家中。“其中，”他说，“所有人都会为找到工作和雇主而快乐”。

他对雇来的工人们的劣迹有一段有趣的描述，这明显是来自于他自己痛苦经验。他说，工人们往往为人懒惰、工作粗糙、“回嘴”迅捷，傲慢无礼（除非是在发薪日），一旦对报酬不满意便破口大骂。他警示妻子，让约翰一定要挑选那些待人平和的工人，也一定要在事前先谈定工作的酬劳。

要知道，他们常常不愿意谈报酬，想要在谈定前开工，他们会低声下气地说：“主人，这不算什么——也没必要——你觉得给多少合适就行，我都满意。”然而一旦管家约翰就这样雇了他们，在工作完成以后，他们就会说：“先生，这比我想的活多多了，我又做了这又做了那，还有那里。”他们拒绝收下提供的报酬，然后爆发出愤怒的词汇和咆哮……还会散播关于你的恶言恶语，这才是最可怕之处。

由自黑死病时期以来许多调整工资的法令可知，14世纪末的法国和英格兰都有严重的劳工问题；而梅纳杰的建议可以作为对此的有趣旁证。

然而，梅纳杰如蟒蛇般狡黠的智慧在他对仆人的管理和引导中才最为明显。有时，他会记述如何在14世纪的巴黎招聘仆人，说明登记所及其中的工作人员绝不是现代独有的现象。当时的巴黎有“推荐人”——就是运营所谓登记所的妇女，以及1351年的一个法令（规定了黑死病时期后的工资），允许她们推荐一名家佣收取1先令6便士、一名护士2先令的费用。当时，一位女仆每年的工资为30先令，雇主还要提供鞋子。

要知道，亲爱的妹妹（他如此称呼道），为了使他们对你更言听计从、不敢顶撞，我把管理他们的权力和权威交给你，你可以让比根会的安洋夫人，或者其他你喜欢的妇女，来挑选佣人，可以将雇来的人纳入仆人队伍，可以随心雇佣他们，可以随心给他们支付报酬并把他们留下来，还可以按照你的想法解雇他们。然而你应当先和我商量并按照我的建议行事，因为你还太小，可能会被你的人所蒙蔽。你要知道，那些没有工作的仆人会毛遂自荐、殷切寻找男主人和女主人来雇佣他们，你绝不能雇佣他们。除非你知道他们的上一个主人是谁，然后让几个人去了解他们的品行，打探他们会不会嚼舌或者酗酒，了解他们在上一家工作了多久，他们习惯或擅长做什么工作，他们在本地有没有家庭或朋友，他们来自于什么样的家庭或来自哪里，他们曾经居住在哪里又为什么离开。通过他们之前的工作，你应当知道对他们未来的工作应怀有什么样的希望或预期。你要知道，有时候一些背井离乡的女人在她们的家乡因自己的过错而饱受谴责，这也是让她们远走他乡工作的原因……如果你经过调查后发现她的男女主人、她的邻居和旁人都说这个女孩正如你所需，就让管家约翰在他的账本里记下你雇佣她的日子，她的名字和她父母亲人的名字，她家人生活的地址，她的出生地和她的推荐人。仆人们一旦知道你记录下了这些信息，就更不敢行差踏错，如果她们不辞而别，或者犯下罪行，你就写信向她们家乡的法院或她们的朋友指控。请记住哲学家老贝特朗的一句名言：如果你雇了一个骄傲无理的女仆或男仆，你就应知道她们离职时会极力传播你的坏话；相反，如果她们越谄媚，你就越不能相信她们，因为她们会联合别人给你使绊子；但如果她在你惩教她时，面红耳赤、沉默不语、羞愧无地，那么你就应像对女儿一样爱她。

梅纳杰对招募佣人后如何管理她们的建议同样十分实用。要维持严格的秩序，杜绝争吵和脏话，维护道德精神。每人都应当领受任务并合格地完成。“如果你命令她们马上去做某事，而你的仆人们却说，“还有大把的时间，会去做的”或者“明天再做吧”，她们一定会把事情忘记。事情还要从零开始，从头再来。还有，如果你对所有人泛泛地下命令，每一个人都会等别人去做，这和前者是一样的。”仆人们的工作不仅要被女主人和安洋夫人认真监督，“她会和你在一起，”梅纳杰告诉妻子，“为了教你智慧和成熟的行为，和为了服侍并引导你，我专门让她负责此事。”妻子应当关注仆人们的健康和幸福并表达她的关怀和慈善。在适当的时间，女主人要让仆人们坐下来享受一顿温馨的午餐，包括一种肉类，但不能是过于丰盛的美味；还包含一种饮料，要能补充能量但不能让人喝醉——“一杯令人振奋而不是令人昏昏欲睡的饮料”；通常情况下中世纪常见的饮料是淡啤酒。女主人要保证仆人们吃好喝好，但

一旦他们开始讲故事、吵架、把身体倚在手肘上，命令她们起立并撤走她们的桌子，因为平民们有一句俗语，“当恶棍走向餐桌，当马在沟里吃草，就要马上把它们牵走，因为它们已经吃饱了”。

在夜里，在下午的工作后，他们可以再享用一顿温馨的晚餐，在冬天他们可以在炉火前取暖，享受悠闲。此后，女主人要锁上大宅，把仆人们赶去睡觉。

首先，安排每人在床边放一个插蜡烛的烛台，正确引导他们在睡前用嘴或者手熄灭蜡烛，而不是用衬衣。然后让他们互相批评教育，让他们明白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他们必须早起，马不停蹄地奔向自己的工作。

梅纳杰还告诫妻子，十五至二十岁的女仆都是不谙世事的愚昧小女孩，女主人应当让她们睡在靠近她的前厅，或者在没有天窗和能看见街道的矮窗的房间里，还要让她们和女主人作息同时。“而你自己，”梅纳杰说，“上帝保佑，应当已经变得成熟智慧，要让她们时刻紧跟着你”。此外，如果仆人们不幸生病，“你要亲力亲为，除了其他人的照顾，你要满怀爱意、慈爱地照顾他或她，常常看望他们，竭尽全力地研究如何治愈他们。”

然而梅纳杰最有趣之处在于他做比顿夫人的能力。他宽广无尽的家居知识体现在他讲述妻子如何服侍丈夫或管理仆人工作时有时会引用一些配方。还有各种长篇大论的关于经年穿着、通过遗嘱代代相传的昂贵中世纪服饰的建议，关于如何清洁裙子和皮毛并防虫除油的指引。梅纳杰对于如何清除油渍给出了七种配方，然而他对其中的一两个也抱怀疑态度；他显然是从一本书里摘抄的方法，而未付诸实践。“要除去真丝、绸缎等面料的裙子上的污渍，”其中一种方法如是说，“把污渍蘸上酸果汁然后清洗，即可除去污渍；即使裙子褪色，也会稍后恢复色彩；这个方法我可不信。”然而，读者留下的主要印象还是中世纪的主妇们长年累月奋斗在与跳蚤斗争的战场上。梅纳杰其中一条如何在家讨好丈夫的金科玉律是冬天为他升起熊熊炉火，夏天保证他的床绝无跳蚤。他为除去这种小生命给出了六种方法，这一定是我们的先祖们常常遭遇的斗争。

夏天要尽力使你的房间和床铺的跳蚤绝迹，我可以告诉你六种方法，都是我从听别人处听来的。我听好几个人说，在房间里洒满赤桦木的叶子就可以捉住跳蚤。关于物品防虱，我听说如果你在晚上把一两条涂满鸟胶或松节油的面包，插上点燃的蜡烛放在房间四处，跳蚤会被光吸引，然后被粘住。我还发现了另一种有效的方法：把一块粗布铺在房间里、罩在床上，就可以抓住所有跳到布上的跳蚤，然后再把它们拎到别处清理。我见过把毯子铺在稻草上和床上，在白色背景下可以更快抓住跳上来的黑色跳蚤。然而最好的方法是阻挡身上穿的毛皮、衣服棉絮上的跳蚤。我曾尝试过这个方法，把有虱子的皮毛和衣物折好、紧紧收起在用带子扎紧的箱子或压实的袋子里，反正是要紧紧压实，使跳蚤断绝光和空气，囚禁起来，它们就会迅速死亡。

类似的战争要发生在主妇与苍蝇、蚊子之间，夏天就会变得十分难熬。“我有几次，”梅纳杰说，“见过人们在满是蚊子的房间里就寝，蚊子顺着人的鼻息落在脸上咬他们，结果人们不得不起床用干草点燃火把将蚊子熏走。”对于这种害虫，他也提供了六种屡试不爽的方法：最聪明的是在床上罩上蚊帐；挂上蕨类的枝条供苍蝇落脚；一碗牛奶和野猪胆汁的混合物，或者牛奶和生洋葱汁杀死苍蝇；挂起一个装着蘸了蜜糖的的瓶子，或一根蘸过蜜糖的绳子；用苍蝇帚驱赶它们；用油布或羊皮纸把窗户密封起来。

关于烹饪的章节最长，包括梅纳杰对“喂饱主人”的见解，尤其生动有趣地描写我们先祖们的家庭经济。梅纳杰一定是乔叟笔下富兰克林的好弟兄，是“伊壁鸠鲁的信徒”：

他敞开家门宴宾客，

有如圣求列恩护佑；

面包啤酒世无双，

家里藏酒最丰富；

大鱼大肉享不尽，

酒肉纷纷落如雪；

人间美味穷极尽，

四季美食如轮转。

笼中饲有肥鹤鸽，

池中遍是美鲷鲈。

汤无辛辣器不齐，

厨子遭罪数第一。

餐桌夜里收进堂，

日间铺陈一整天。

这和其它中世纪的烹饪书一样，让现代读者们惊异不已的是大型宴会的时长和丰盛程度，还有各式各样的主菜和佳肴，和大量香料调配的滋味浓郁的美味。各种黑布丁和香肠、鹿肉和牛肉、鳗鱼和鲱鱼、圆形的海鱼和扁平的海鱼，不加香料的汤、加香料的汤、放肉的汤、不放肉的汤，烤肉、面饼、小点心，热的鱼酱和冷的鱼酱，专供病人的汤和流质食品。有些听起来相当美味，有些则可能给我们现代人的消化系统带来毁灭性打击。口味重的酱汁，如醋、酸果汁和葡萄酒，都十分流行，丁香、肉桂、姜根、胡椒和生姜则意外地被用于荤菜里。杏仁是各类菜肴中最受欢迎的食材，正如它们今天在中国及其它东方国家的地位；与现代的欧洲烹饪相比，当时使用杏仁的情况要多得多。怀着对民族的一片真心，梅纳杰还收录了烹饪青蛙和蜗牛的菜谱。对于现代的厨师而言，梅纳杰对烹饪的一些指导实在模糊不清，比如，他要求厨师将食物煮一段《主祷文》或《垂怜》的时间，然而在一个宗教时代没有时钟的厨房里，怎么能给出更清晰的指导呢？反正，这也与一些本应更清晰的现代烹饪书所说的“在热炉子里煮”半斤八两。其它的指引就明晰得多。在一篇珍贵的文章中，他提供了一份巴黎肉类市场以及市场中肉铺的名单，以及每个市场中每周出售的羊、公牛、猪和小牛的数目，此外列示的国王、皇后和皇子们，以及奥尔良、伯利、勃艮第、波旁公爵们每周家庭消耗的肉类和禽类数量更添读者兴趣。书中别处他还谈到了各种市场：牛奶市场；格雷夫广场销售煤和柴火；巴黎港不仅是肉类市场，还是购买鱼、盐、乃至装饰房间用的绿植的绝佳去处。

为了进一步指导妻子，梅纳杰还仔细地列出了几个大型宴会的餐饮安排：例如，来自拉尼的阿博宴请巴黎主教和国王议会成员的晚宴，埃利亚斯（显然是一位严肃而受人尊敬的领班，像管家约翰）为来自谢斯内的让安排婚宴，包括晚宴和晚餐，在五月的一个周二举行。还有另一个九月举行的婚礼安排，梅纳杰记述道“由于他们是鳏夫与寡妇的结合，婚礼开始得很早，衣服里面穿着黑色的袍子”；他十分担忧寡妇在她下一次婚礼时会不会犯错。对艾利阿斯师傅安排的婚礼的记述十分详尽可贵。谨慎的梅纳杰，也许是预见到了他必须为巴黎的贵族和绅士们提供一些大型的娱乐活动，又或者是因为他对物质生活的一切细节具有令人愉悦的兴趣，不厌其烦地记述了晚餐和晚宴的菜单，以及菜肴所需的材料和配料、它们的数量和价格，购买它们必去的商店和市场，因此读者通过他的描述仿佛可以看见管家和厨子奔走在小摊和商店间，拜访屠夫、面包师、卖禽类的商人、酱铺、酒铺、出售中世纪贵妇们钟爱的华夫饼和糕点的华夫饼店，和出售来自东方的馥郁香料的香料商人。

梅纳杰还记下了服务这样的盛宴所需的贴身男仆和侍者名单。还要聘请一位主厨，他要体格健壮，“高傲而优雅”地四处踱步。伊丽莎白女王跳舞时，主厨大脑中装满了美味佳肴的菜谱，手上舞动着可口而轻盈的糕点，眼中、鼻子灵敏地侦查出需要翻面的时机，要技艺高超、无人可比。

他会做烧鸡和髓骨，

还会做酸粉馒头和莎草根；

……

他会烤会煎会煨会烧，

会做羹来会烘饼；

……

他的阉鸡烩饭数第一！

他带上了自己的贴身男仆，然后在巴黎又花了两法郎来雇帮手和侍童。他雇了“健壮而又有力”的门童看门，还雇了一个书记员记账；还有负责切面包和搬运饮料的侍者，另有两个负责在厨房的餐具间传递盘子和碟子，两人在餐厅的餐具间摆放勺子和饮水杯，还要负责为宾客倒酒，再有两人在大厅负责给客人倒上贴身男仆们不断取来的红酒。两位领班负责布置宴会桌上的银质盐罐、四个巨型的镀金高脚杯、四打高脚杯、四打银汤匙、宽口水罐、分水瓶、各类果脯，以及引导宾客们坐在指定的座位上；每张桌子安排一个领班和两个侍者，还要一个女花童来给宾客们制作小花束，几个妇女整理床单和新娘的床铺，以及一个洗衣妇。地板上铺满了紫罗兰和绿植，房间里堆满了初夏五月的枝条（都是清晨才从集市买来的），还有大堆的火把和蜡烛，有晚上摆放在餐桌上的小蜡烛，也有插在墙上或宾客们行走时使用的大火炬：据描述，晚餐以“舞蹈、歌唱、美酒、香料和明亮的火炬”结束。这次活动共付给艺人八法郎，包括勺子和晚餐时制作的小礼物，还有娱乐宾客的杂技演员和滑稽戏演员。如果要准备一次盛大的宴会，管家约翰和他的年轻女主人按此行事即可四平八稳，也不会让为他们专门记述此事的温柔主人失望。梅纳杰从其他烹饪书上摘抄了许多菜谱，然而他一定是亲自从埃利亚师傅处得知此次盛会的细节，我们几乎可以从字里行间看见两人花白的头颅愉快地摇摆着，一人口述，另一人记录。烹饪书的最后是一节介绍如何制作梅纳杰称之为“不必要的小零碎”的菜谱。有各种果酱，绝大部分加入了蜂蜜；中世纪的蔬菜显然常常采用这种做法，因为梅纳杰还提到了郁金香、胡萝卜和南瓜制成的酱。还有各种香料混合制成的美味糖浆（至少我们要有它们很美味的信念），加入姜、肉桂、丁香、小豆蔻和糖调制成的粉末撒在食物上，和现在糖的用法一致；还有用葡萄酒调制甜酒、蜂窝饼华夫、糖渍橘子的食谱。还有各种关于应季食物以及如何烹饪它们的精彩建议。最有趣的是其中不少配方不是烹饪菜谱——例如，如何制作胶水和墨水，如何在花鸟室和鸟笼中养育小鸟，如何给沙漏灌沙，如何制玫瑰水，如何制作熏衣服用的干玫瑰（像我们现在用熏衣草一样），如何治疗牙痛，如何处理疯狗咬伤。后者是一道魔咒，和梅纳杰治疗马的魔咒类似：用一块面包硬皮写这句话：“Bestera bestie nay brigonay dictera sagragan es domina siat siat siat” [6] 。然而，我们要记住，这个发明魔咒的国度几个世纪后孕育了著名细菌生物学家巴斯德。

图6.梅纳杰的妻子正举行花园派对 [7]

关于这本书如何在多年以后活灵活现地在我们面前呈现了梅纳杰和他的妻子已经讲得够多了。在某个清晨，娇妻起床了，她比现代的女士们起床早得多，虽然还不如做晨间祷告的修女们那样早，但毕竟丈夫告诉她，这个时间起床对于已婚妇女而言并不体面。然后她开始梳洗，却并不如现在的女士们那么仔细，脸和手只是简单清洁一下；念完祈祷文后，她非常仔细地穿好衣服，毕竟她知道谁在注视着自己，然后和安洋夫人一起去弥撒，一路上眼睛紧盯着道路，手交叠着放在她的彩色底衣上。弥撒后，有时还要做完忏悔后，她就会回家查看仆人们是否尽职尽责，有没有清扫大厅和房间，有没有拍打软垫把它们整理成合适的形状并打扫一切，然后和管家约翰预订午餐和晚餐。接着，她派阿格尼女士照顾宠物狗和鸟，“因为它们不会说话，所以你要对它们说话，为它们着想。”之后，如果她是在乡村大宅里，她还要去照看农场里的动物，阿格尼女士还要监督照看动物的工人，如牧羊人罗宾，牛倌约松，奶牛倌阿努尔，挤奶工耶晗涅东，还有负责看管家禽养殖场的农妇优德利内。如果她住在城里的房子，她和女仆会把裙子和毛皮从大箱子里取出来，晾晒在花园或庭院里，用小棍子拍打它们，迎着微风甩动衣服，用男主人亲自试验过的某种配方来去除污点和油渍，用锐利的眼神寻找蛾子和跳蚤的踪影。

图7.梅纳杰的妻子在此书指导下为丈夫做晚餐 [8]

最后是晚餐，一天中最正式的一餐，先人们晚上十点才会开始吃晚餐。梅纳杰的妻子为丈夫和主人呈上的菜肴取决于季节时令和今天是否需要斋戒；但我们知道她的菜单储备充分。在晚餐后她还要照看仆人们的晚餐，然后忙碌的主妇才能享受片刻轻松，自娱自乐。如果是在乡下，她会和邻居们成群结队愉快地放鹰；如果是在城里，冬天时，她可能会和其它青春年少的已婚妇女一同玩耍，互相猜谜，围着炉火讲故事。然而她最喜爱的还是在花园里踱步，用紫罗兰、玫瑰、百里香、迷迭香等各式花卉编织花环，采摘时令水果（她最爱覆盆子和樱桃），一路上给花匠们下达关于种植南瓜的重要指令（“四月时要给它们仔细地浇水和移栽”），花匠们对此万分关切，因为花匠们一直致力于、正在致力于、未来也会致力于为主人营造理想中的世界。当她疲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主妇召集阿格尼女士和他的女仆，一起坐在大厅的雕花大梁下修补着老爷的外衣，绣着家庭牧师的教袍，或者睡房里挂着的壁毯。或者她们只是在一起纺线（因为，用巴斯妇人的话来说，上帝给了女人三种天赋——欺瞒、哭泣和纺线！）；与此同时她给她们讲述格雷泽尔达的童话，让她们敬畏不已，女主人的声线在纺轮的嗡鸣声中起起伏伏。

终于，已经是黄昏时刻，老爷回来了。我们非常清楚，这归家一刻意味着何种慌乱忙碌，因为我们知道老爷的期待和要求。仆人们奔忙着舀来温水为他洗脚，备上柔软的拖鞋为他放松；还要顺着他的话语，赞美他的劳累。然后是晚餐，有时是众宾环绕，有时是只有老爷和夫人在西斜的日光下用餐，老爷咂着美食家的嘴唇品尝烤鹤和阉鸡烩饭，夫人则小口吃着甘甜的华夫饼。薄暮之后，夫人会汇报她一日的活动，向老爷请示如何处置做了蠢事的年轻女仆：她在从矮窗与街上裁缝的学徒聊天时被抓个正着。她看着丈夫时眼里闪着温暖而亲热的光，圆圆的小脸上写满了对女仆的担忧，丈夫提出建议后，她的心情慢慢由阴转晴；丈夫回望她的眼光里也闪射着温暖的爱意和骄傲。夜幕降临时，他们一起巡视大宅，锁起各处大门，确保所有的仆人都安稳地入睡，毕竟先祖们比我们更珍惜烛光。这样结束后，她才上床就寝。

我们暂时要离开这对爱侣。梅纳杰妻子的生活显然相当精彩。

丈夫可以在坏天气中停工暂息，

妻子家务却永无休止。

日常生活中，可爱的女士们不能享受片刻的清闲，就连她们修长的手指也被兰格伦要求应为穷人缝补衣物。而且，虽然现在我们看来，丈夫太过夸张妻子要顺从这一点，但书里透露着丈夫对妻子的理性、尊敬和爱。梅纳杰并不希望妻子像格雷泽尔达一样舔舐他的鞋子；他需要一个帮手，如乔叟所言，“如果女人不美好，或无法从旁辅佐，上帝也不会创造她们，更不会称她们为男人的‘帮手’，而应该是男人的困扰。”教会的“杰里迈亚”们习惯用极具中世纪特色的信念说，如果希望女人身居高位，那么上帝就应该用亚当的头骨创造女人，而不是肋骨；然而梅纳杰会更同意彼得·隆巴的看法，即女人不是由亚当的头骨创造，因为上帝不希望女人成为男人的统治者，也不是由亚当的脚创造，因为上帝不希望女人成为男人的奴隶，由肋骨创造，是因为上帝希望女人成为男人的伴侣。梅纳杰对小娇妻的态度与此不谋而合，这也是他的著作引人入胜、远超其他中世纪女性行为指导书的原因。然而，这本书的社会学与历史学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中世纪家庭妇女的全身像，穿越岁月侵蚀却仍光亮如新，在历史舞台中占据了一角（而且是显著的一角），而历史学家们对它却几乎始终沉默不语。

【注释】

[1] 他在书中将妻子称为“妹妹”，作为一种亲密关系的体现。

[2] 比顿夫人的名作为《家政管理》（Mrs Beeton's Household Management).——译者注

[3] Chichevache，吞食贤惠妻子的瘦牛；它的伴侣Bicorne则以吃惧内丈夫为生（A.W.波拉德）。

[4] 这似乎不符合常识。

[5] 比根会是一个宗教群体，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半世俗半修道的世俗姐妹会，与方济各第三会类似。

[6] 也作“Bestera bestie nay brigonay dictera sagragan es domina fiat fiat fiat”。——译者注

[7] 这一美丽的场景取自十五世纪的手稿《玫瑰传奇》（MS.4425），是大英博物馆最伟大的馆藏之一。

[8] 选自大英博物馆（MS.Royal,15D.I,f.18），是《圣经历史》中的部分。该幅作品表现了托比亚斯故事的一个场景。病重且眼盲的托比特卧在床上，他的妻子安娜正拿着菜谱在女仆的帮助下在炉火旁做饭。画面的右半部分未能呈现在此——表现了房屋外面的情境，托比亚斯带来了天使拉斐尔。

第六章　|托马斯·贝森|

一位15世纪的毛纺商人

有人因羊群收获荣华，有人用凶刃走向神圣，

有人因科学和艺术名垂青史，但我更喜爱这尊贵的贸易！

——詹姆斯·艾洛依·弗莱克

《前往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

到访上议院的来客满怀敬畏地张望着八月议会的礼堂时，很难不注意到王座对面一个敦实而狰狞的物件——这件丑陋的物品，在议会举行正式议程时，是英格兰上议院大法官兼议长的尊座。那是一个羊毛袋子，装满了历任大法官的历史。它带领我们回忆起那个支撑起英格兰纺织铸铁盛世的时代，不是用远东或西方出产的脆弱植物织造，也不是用她腹内的粗粝金属铸成，而是缠绵于一代代黑脸羊背上生长的羊毛。起初，羊毛是欧洲各国布商热切寻觅的原材料，随后成为了英格兰城镇乡村生产的制成品，它们随着商船远销海外，进而成为了工业革命前英格兰荣耀的脊梁，直到棉花和钢铁在工业革命后取代了它的位置。如果你仔细端详上议院的旧油画，就会发现在亨利八世时期，或者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王座前就已经有了羊毛袋的身影。英格兰上议院大法官的尊座是一个羊毛袋，因为这片美丽的土地从羊毛袋上孕育出了昌盛的国家。

中世纪英格兰最负盛名的贸易商就是交易羊毛的毛纺商人。毛料贸易一直是这个国度体量最大、获利最丰的行业，连英格兰国王也对此尤为关注，毕竟羊毛和带毛羊皮贡献了大部分的关税收入；甚至，当国王希望以未来关税收入为抵押来借款时，也会寻求毛纺商人的帮助，因为他们是这个王国最富有的商人。出于如此这般的原因，政府开始修缮各个毛纺小镇，它们是毛料外贸之旅中必经的转运中心。毛料行业的中心随行业变迁而流转：有时是布鲁日，有时是安特卫普，有时在英格兰；但通常是在加莱，这个始建于1363年，至1423年就已完全成型的城市。在毛纺中心，可以交易所有的羊毛、带皮羊毛、羊皮、羊革和锡。而交易体系成型的标志是实践羊毛交易的毛料商人在1354年终于加入，并纳入市政府的治理。这一体系对皇家和商人们而言都十分便利。国王可以将安管官员们集中安排在一处使他们能够便利地收取关税，尤其是当时逐渐形成了一种纳税机制，即毛纺商会收取会员的税费，再转交给皇家海关。另一方面，商人们也从便利的贸易中获益，他们可以结伴旅行，也可以集结船队来防止游曳在英国与法国之间狭窄水道上的海盗侵扰运输羊毛的商船；而作为强有力的组织的成员，他们可以享受弗兰德斯地区的优待和保护。我们必须注意，当时，贸易活动急需保护，而政府却无力出手，在此情况下，将毛纺贸易交由毛纺公司的会员来垄断经营是众望所归。“以公司的形式经营是英格兰人的天赋”，培根这样写道；在后续四个世纪中，大型贸易公司孵化了英格兰的贸易，使英格兰荣登世界商业之巅。

直至中世纪末期，英格兰的羊毛贸易一直蓬勃发展，然而整个15世纪中，毛纺商人们开始隐隐觉察到来自另一家公司的竞争压力——著名的“冒险商人”公司，他背靠上个世纪本土布料生产的兴起，开始从事布料出口贸易。这对于羊毛经销商而言简直是噩耗：他们希望旧体系得以延续，由此他们可以将英格兰的羊毛出口到欧洲大陆，到伊普尔和根特，到布鲁日和梅西林，到尼德兰的其它著名纺织城市去，在那里，羊毛会被纺成各式各样的精巧布料。纺织业在中世纪使尼德兰成为了欧洲工业的曙光，而这又完全依赖于英格兰供给的海量优质羊毛，因为欧洲第二好的羊毛——西班牙羊毛的质量一直差强人意，只能在混合英格兰羊毛以后才勉强可用。由于英格兰与弗兰德斯之间政治联系紧密，一个需要顾客，一个急需必备的原材料。一位15世纪的诗人说：

弗兰德斯的真正主人

不是别人，是毛纺商人

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弗兰德斯人

每月都见他们在此四处逢源

一切的弗兰德斯人，无论贵族或平民

谁不是织布者？

把我们的羊毛织成布匹

他们在此生活，受人管理

他们无法轻易离开

我们也与他们唇齿相依

在那个年代，英格兰绅士们身上的大衣由英格兰羊毛织成，却是在弗兰德斯生产；毛纺商人却觉得这再自然不过了。根据弗兰德斯人所述，两国间商业组织的政治结盟带来了一句谚语，说他们用四便士向英格兰人收购狐狸皮，再以一格鲁德的价格把狐狸尾巴卖回去；然而商人们收购的是羊皮，但这种收购也不是无穷无尽。尼德兰各大纺织中心城市最终被成长中的英格兰纺织工厂取代，他们消耗了大量的英格兰羊毛。然而，除了国内羊毛贸易的蓬勃发展，羊毛出口自16世纪初时起就不再是英格兰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不过15世纪时毛纺商人公司仍然盛名在外。

许多位高财厚的毛纺商人在当时成了英格兰小镇的领路人，他们是伦敦和各大主要港口城市的市长，是财政困顿的国王和债权人的承包商，权倾一时，结果成了君主立宪制的威胁；因为据说商人们的财富位列王国第四位，国王陛下甚至绕过议会向他们申请资金。各地保存了许多毛纺商人的遗嘱，它们见证了商人们的富有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精神。科斯伍德和其他英格兰羊毛产地的牧区教堂里辉煌的黄铜像还保留着往日的回忆。在齐平卡姆登长眠着威廉·格雷威尔和他的妻子，他1401年去世，墓碑上写着“过世的伦敦市长和全英格兰羊毛商人之花”。他瑰丽的大宅仍然在村中街旁伫立。约翰·福蒂则安葬于诺斯里奇，他在1458年去世前重建了教堂中殿；他的黄铜像描摹着他一脚踏在一只绵羊上，另一只则踩着一个羊毛袋，黄铜像上写着“羊毛商人”。附近还有另一个带着羊毛袋的无名商人的铜像。在林伍德、塞伦赛斯特、齐平诺顿、莱奇莱德，在巴京的万圣堂，你都可以看到这一伟大行业的人物铜像。他们已经永远安眠，但在生前，他们都是那个年代最精明的商人。对于羊毛，诗人哥威尔赞颂道：

“哦，羊毛，高贵的夫人，你是商人们的女神，他们时刻预备着侍奉你；你的幸运，你的财富；你使一些人暴富，又使他人毁灭。你停驻的毛纺中充满了欺骗和愚弄，人们因你毁伤自己的良知。噢，羊毛，无论是基督徒、异教徒还是萨拉森人都追寻着你，向你剖白心意。噢，羊毛，我们无法对你在异国的所作所为保持沉默；世界各国的商人，在战争或和平中，都以疯狂的热情追寻着你。有敌人者，必有良友，他们为你的利润献身。你受全世界珍爱，养育着你的土地因你而昌盛。你穿过山野和海洋，归于最富有的人家；你生长于英格兰，却受到富人的戏弄；他恣意将毛纺带到异国他乡，通过伤害他人攫取利益。美丽、洁白、令人欢喜的你啊，对你的爱，刺痛着、束缚着人们，售卖你的商人们的心无法挣脱你的牢笼，他们为了囊括你，设下多少阴谋诡计；他们带你漂洋过海，船队的女王与贵妇啊，为了拥有你，嫉妒与贪婪让他们为你争夺不休。”

要还原毛纺商人的日常生活并不难，部分原因是“金羊毛”在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留下了如此多的印记，部分体现在法律中充满了对羊毛贸易的规定，但更主要的在于将羊毛从英格兰运到加莱的人们留下了如此多的私人信件。在构建起中世纪普通人的生活史的原始资料中，他们的信件也许是最引人注目的，因为在这些信件中，人们以各自的姿态存在着，展示着自己。在十五世纪，大部分中上层阶级的男性和女性都会阅读和写作，虽然他们的拼写有时令人目眩，连“St Olave's Church”都会在他们艰难操纵的鹅毛笔下被拼成“Sent Tolowys scryssche”，断句也几乎全部都需要读者自行决断。然而这重要吗？信件的内容已经足够清晰了。幸运的是，几家英格兰的档案馆收藏了大量15世纪的家庭信件。其中最珍贵的是著名的帕斯顿信札，是诺福克一个贵族家庭内部的信件，充满了大量高层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内容。克郡的贵族，普鲁姆普顿家的信件稍欠精彩，但一样珍贵。然而对于我们而言，最具价值的两部收藏分别是斯托纳家的通信，其家产主要分布在牛津郡及周边的村镇；以及由一个毛纺商人家族保存的塞利文书。这两部收藏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毛纺商人公开和私人生活的生动图景。塞利文书跨越1475年至1488年，因此它成书于威廉·斯托诺（1478年成为威廉爵士）对羊毛贸易产生兴趣的时期，因为他于1475年迎娶了一位城市富商的女儿及遗孀伊丽莎白·里奇。斯托诺家族在其奇尔特恩和科斯伍德的产业中饲养了大量羊群，威廉也迅速意识到了与觊觎羊毛贸易的伊丽莎白娘家联姻的优势。最后，他和妻子的朋友，一位名为托马斯·贝森的加莱毛纺商人，达成了合伙协议。而托马斯·贝森是我们研究的主体，直到1479年伊丽莎白去世，他一直活跃在出口贸易界。托马斯·贝森1486年去世，恰恰是毛纺商人乔治·塞利和理查德·塞利的同时代人，他们一定有过交情。确实，威廉·塞利，两位塞利先生的侄子和代理人，在1481年的伦敦给加莱的乔治写信，汇报说他已经将464张毛皮运送给乔治，“这些羊皮放在桅杆下，压在托马斯·贝森的羊皮下面”借助于“斯托诺信件及文书”中关于与威廉爵士多年合伙经历的大量信件和“塞利文书”中对加莱毛纺商人生活的丰富描述，托马斯·贝森被美妙的魔法召唤到我们眼前，近乎于重返人间。他也值得收获重生，因为他是15世纪信件向我们展示的最活泼的人；他在魅力上无人能敌，除了迷人的玛格丽·布鲁斯，她嫁给了小约翰·帕斯顿，在帕斯顿家的女人中总是以怡人的姿态出现。

也许我们的心被托马斯·贝森瞬间吸引的原因是我们第一次遇见他时，他刚卷入了一桩爱情故事中。他给威廉·斯托纳的第一封信写于1476年4月12日，在信里他告诉威廉羊毛已经运到了加莱。“尊敬的男爵大人，”信里写道，“我向大人您和我所敬仰的贵夫人，如果您允许我的话，还有凯特琳小姐问好。”十天后，在出发驶向加莱的当晚，他于伦敦再次写信，感谢斯托纳“温柔的鼓励和忠实的爱，我会始终谨记，我自知我配不上这份爱。” [1] 信中还通知说他寄去了一份他送的腌七鳃鳗和一瓶他哥哥送的红酒，在信后附言说：“先生，我祈求大人您，这份简陋的书信能让卑微的我问候尊夫人，您的妻子以及，大人，我所仰慕和喜爱的可爱的表妹，亲爱的凯特琳·里奇。”这位让他一直小心翼翼问候的凯特琳·里奇是何许佳人？凯特琳·里奇是威廉·斯托纳的继女，是他的夫人与前夫的子女之一；她还是已与托马斯？

贝森订婚的新娘，当时她大约才13岁。

现代人看惯了愉快地坠入爱河与成年人喜结连理的爱情故事，骑士时代婚配中弥漫的买卖气氛，而成年人迎娶十几岁少女的常例常常让他们震撼不已。当时的人们认为，男孩14岁成年，女孩12岁成年（一位名为林德伍德的律师，同时也是毛纺商人的儿子，认为年龄上的差异来自于“杂草长得快！”）出于财产、平息家庭不和、或为了孩子们谋定未来等原因，有时摇篮中的婴儿就已经订婚甚至结婚；教会只要求当孩子们成年时（在他们12或14岁的时候！），如果他们愿意，可以自愿废除婚约。现代英格兰和遥远的古代似乎并没有太大差距，用萨乐比的小格蕾丝的故事来说明再清楚不过：拥有广袤土地的她，年仅4岁时就嫁给了一位大贵族；两年后丈夫去世，她又嫁给了另一位贵族；再一次，她11岁时嫁给了用300马克订下婚约的第三任丈夫。这类婚姻故事中总有着一种幽默与悲剧的古怪混合。3岁的约翰·利格玛登在一位牧师的怀里被带到教堂，牧师逗弄着他重复了婚礼誓言，但仪式过半，小男孩宣布他今天不想再学了，牧师回答道：“你再念一点，就可以去玩了。“10岁的詹姆斯·巴拉德迎娶了他的妻子简，“在晚上十点的时候，未经他的朋友们同意，只有一位罗格·布莱基爵士，当时科恩的教区牧师。在第二天早上，詹姆斯对他的叔叔说简（她的年龄略大一些，已经可以结婚）用两个苹果引诱自己和她一起去科恩结婚。”伊丽莎白·布里奇·尼·罗萨伯撒则说，在和约翰·布里奇结婚后，当时他才11岁，她只有13岁，约翰“新婚之夜没有温柔地对待她，约翰晚饭时被禁止吃肉，到了就寝时间，他哭着要和父亲一起回家，而不想待在伊丽莎白哥哥的房子里。”

然而，有时中世纪的记录也会为这些童婚投下一缕温柔的光芒。就如巴黎的梅纳杰为他年轻妻子写的书，那么和善，那么亲热，那么沉醉在她的青春中；也如托马斯·贝森在1476年6月1日给小凯特琳·里奇的令人心醉的信件投射的光芒。这是名副其实的珍宝，奇怪的是它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毕竟任何英文书信的选集都不会少了它的身影。我在此长篇大论地引述它，因为它将托马斯·贝森和凯特琳·里奇的和美生活再赋生机：

我全心热爱的凯特琳表妹，我把我心里每一个角落都奉献给你。你知道，最近我收到了你的信物，我全心地欢迎它的到来，收到它使我十分愉快；我收到了你可爱的侍从霍莱克的来信，他告诉我你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我全心地向上帝祈祷他的欢喜让你始终安好；他的护佑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因此，耶稣，请帮助我吧。如果你能始终多吃一些肉，你会快速成长为一个女人并丰满起来，你会让订下婚约的我成为世界上最快乐的男人；当我忆起你的爱慕和你对我说的情话，就让我内心快乐又愉悦；然而，当我想起你青春年幼，又见你不肯吃肉帮助自己变得丰满，我的心情又变得十分沉重。因此我祈求你，我可爱的表妹，要心情愉悦，还要像一个成年女人一样吃些肉，如果你爱我。如果你为了我的爱而这样做，不管你对我有任何要求，想要任何东西，我以婚约起誓，我都会祈求上帝帮助我实现它。我现在无法再多说些什么，等我一回到家，我要告诉你更多更多只有你、我和上帝知道的事。而你，已经成长为女人和情人，请记住我的优雅礼节和思念，原谅我把它们留在了我最爱的地方，我亲爱的表妹，你要知道我有一颗善良的心和美好的品行，我把它们一半留在我这里好好安放，另一半用满心爱意送给你，我亲爱的表妹，交由你来保存；还要附上夫人送给她女婿的祝福和一切问候。我希望你能好好照顾我的马，也希望它能在这四年里好好为你服务；等我归家后，我愿意用我的四年性命和四袋马粮来弥补。凯瑟琳表妹，我替它感谢你，等你成为我的妻子以后也会一样感谢现在的你，因为我听说你为它投入极大。我亲爱的表妹，我听说你来加莱 [2] 找我，却找不着我、见不到我；下次你直接到我的店面来就可以找到我、见到我，绝不会错过我；你来找我却来到了一个错误的加莱，如果你来到这里，见到这个加莱，你就可以找到我，而上帝却让你去到了另一个可爱的加莱。我祈祷，可爱的表妹，能把我献给时钟，祈求它能改正它奢侈的行径；它总是在还没到点时就敲响，它以后也还会这么做，这是一种狡黠的行为。告诉它如果它再不改变它的行径，它会让陌生人避而不及，不敢到访。我相信你会让它在我回来之前改正，我五体投地地乞求上帝保佑这个时刻很快就会到来。我忠诚的表妹，我相信你，即使我之前忘了提及我敬爱的夫人，你的母亲，你也会贴心地无限次向她献上我的问候，如果你愿意的话；同样，如果你愿意的话，也为我祈祷，因为下周我就要去市场了。我相信你会为我祈祷，我也会为你祈祷，这再好不过了。万能的耶稣让你成为一个完美的女人，让你健康长寿，让你拥有美德。在海对面的大加莱，在六月一日，当男人们都去享用晚餐，当时钟敲响九点，当你的家人在我的身后哭泣，招呼我，“下来！快下来吃晚餐！”——我会如何回应他们，你早已清楚……

你的忠实的表哥和爱人，托马斯·贝森。我送上这只戒指作为信物。

最后，托马斯·贝森微笑着，吻过封蜡，在信上写下：“致我忠实的真心疼爱的斯托纳家表妹凯特琳·里奇，此信为急件。”

因此，一场杂糅了家庭消息和商务谈判的有趣三角通讯在贝森、斯托纳和伊丽莎白·斯托纳夫人之间展开。伊丽莎白·斯托纳夫人与贝森的关系最好，他们在夫人的第二次婚姻前就已是老朋友了。斯托纳的大宅里为他专门预留了一个房间，夫人还带着亲热地期盼将贝森称为“我的儿子斯托纳”。几乎所有她与丈夫的通信中都有关于贝森的消息——他早上八点登上了驳船，上帝保佑他早日到达；他最近八天都没有来信了；他最近来信告知购买40包柯兹伍德羊毛的价格；他问候威廉爵士，上周一时到家。有时贝森还要负责会见伊丽莎白夫人的母亲，一位难以对付的毒舌老夫人，这是一项棘手的任务。“上帝把她塑造成，”在一次会面后，托马斯揉着眉毛写道，“一时满心欢喜，转头就变成米洛里的修女 [3] ！”另一次会面后他则向伊丽莎白夫人写道：“从伦敦回家后，我与夫人您的母亲见了面。上帝让我与她在一起时十分快乐，在我离开后，我还沉思良久。她对我诉说了她过去的事，尤其是一个关于她和一位牧师的故事。她说牧师没有和她告别，他在感情里陷得太深。我简单地回应了一下就离开了，我毫不享受与她相处。她是一位优雅而快乐的女人，但你们都没有发现我自她身上看到的特质，你们既不知道，也没有去发现。”当他心爱的凯特琳的小妹妹安妮在伦敦生病时，也是忠实的贝森在照顾他，他给家里写信，要求寄来她的衣服：“她需要它们，请大人知悉。”同时还抱怨外婆的行为，“如果夫人您的母亲来看我的表妹安妮，她只会说‘愿上帝保佑你我’，然后就忙不迭地离开，好像并不喜欢她。”把伊丽莎白夫人从伦敦护送到温莎的还是贝森，他在给斯托纳爵士的信中写道：“一路上我们十分愉快，感谢上帝，在他仁慈的护佑下我们与夫人来到这里，一路天气很好，当大人您也准备来到这里时，我们会在此欢迎您的到来，希望上帝护佑您来时天气明媚。”当威廉爵士让信使送来一些阉鸡助兴，贝森回报说：“大人，我得到了两只阉鸡，但它们不是最好的，正如您信中要求的那样，确实我不可能不喜欢您的礼物。您的夫人身健体丰，感谢上帝，她尽情享受您的礼物，正如她享受其它一切一样。”

无数证据可以证明贝森对斯托纳一家的亲热和他性格的忠纯。有时他斗胆会给斯托纳一家提出好建议。伊丽莎白夫人因她的地位从商人中产阶级跃升到乡村士绅而有些自鸣得意，因而尤其容易奢华无度，但她的丈夫也与堆积如山的账单脱不了干系。我们得知啤酒酿酒商和面包师每天都会到斯托纳家领取账钱，有一次斯托纳家向贝森的亲兄弟、一位红酒商购入了许多支（中世纪计量单位，约418升至630升不等）红酒、白酒和一桶（中世纪计量单位，约240升）拉姆尼酒 [4] ，欠下12英镑的账单。因此在去往市场的路上，托马斯向伊丽莎白夫人写信道：“愿主耶稣保护您的荣誉，真诚地为上帝的喜悦而崇拜，为您送去谋利的好建议，期望往后事业顺利。这是我今后每日的祈祷；您的荣誉与对主的崇拜永系我心，如同一切朋友、他人对您一样，我以我的婚约祈求，请上帝帮助我。我建议您，夫人，请记住、提防那些大笔的花销，您的丈夫也是一样；从各个方面来说，您提醒大人记得这些花销是明智的，因为您二位相互了解。愿我们的上帝庇护您，在一切的工作中帮助您。阿门。”一个月后，他听说威廉·斯托纳染病，就写信给伊丽莎白夫人表示同情：“如果我能做任何让大人和您愉快的事情，我一定满足。上帝为证，您的痛苦就是我的难过。然而，夫人您一定要让大人心情愉悦开朗，摆脱一切幻乐或豪奢的想法，它们毫无帮助，反而有害。男人会用各种狂欢伤害自身，保持警觉总是好事。”

与此同时，小凯特琳·里奇发生了什么呢？她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托马斯·贝森的信件中。有时她感觉很丢脸，因为她在写作上并不得心应手。“我生凯特琳的气了，”贝森向凯特琳的母亲写道，“因为她不给我回信。我给她去信多次，却从未收到回音，这使我厌倦；如果她需要的话可以请一个秘书，如果她不请的话，我就不再回复她的信件了。”但重要的是她正渐渐长大，虽然成长速度还无法令爱人满足。1478年的圣三主日，他向伊丽莎白夫人写道：“上帝为证，我心心念念想着她。我有一次梦见她已经三十岁，醒来时我希望她已经有二十岁，我祈求全能的上帝会让我的愿望尽快实现，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我的梦里。”而对姑娘的继父，他则写道：“我期望您还牵挂着我的凯瑟琳表妹。上帝为证，我希望她一切安康，如果我回家时能见到她，就是我最大的慰藉，感谢上帝。我的思念之苦日渐加深，但我一定要忍耐，正如我之前所做的那样，既为了上帝，也是为了她。”然而，凯瑟琳现在已经15岁了，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因此一周后写给伊丽莎白夫人的下一封信，告诉我们托马斯·贝森开始布置家宅，也因为伊丽莎白夫人委托未来女婿采买家宅的事越来越焦虑。

夫人，从您的来信中我得知夫人您八月末才能莅临伦敦；倘若如此，我将万分遗憾，我万事缠身却毫无头绪，我一点也不擅长于您所要求的那些事情（显然是为凯瑟琳做的准备）……我恳求夫人赐我您的建议，我要如何准备那些给凯瑟琳的物品，如何购置它们呢？她一定要有腰带，至少三条，可是我不知道如何订制它们。还有许多其它她需要的物品，您对它们了如指掌，我却一无所知。我以婚约起誓，我会安排妥当，无论它们要花费多少……至于将表妹凯瑟琳送到伦敦，夫人您尽可以随心安排，我相信她像您一样博闻，到了这里她也能在许多事务上帮助我……此外，您在信中也提到了我的大人对表妹凯瑟琳的种种优待，我对此表示万分感激。我衷心感谢上帝，感谢他对我的表妹倾注了如此多的爱，我也祈求上帝能继续他的爱护，表妹凯瑟琳的美好品德和曼妙身姿值得上帝的爱顾，因而她总能得偿所愿，使所有人都赞美着她。

末尾数句中洋溢着的骄傲和急不可耐、焦头烂额地挑选腰带的绅士形象同样引人入胜，而他在同一天写给威廉·斯托纳爵士的信件更加令人神往。喜悦和感激令他喜不自胜，同时又为公事缠身使他未能拜访斯托纳而感到遗憾，同时送上了对斯托纳一家健康的祝福。“我感觉自己沉湎于遗憾中，”他说，“工作一旦开始，我就无法脱身，但我再次祈求上帝能够帮助您。”关于凯瑟琳，他写道：

我听说了尊贵的大人您对我的表妹、您的妻子和其他人的爱护；对我而言能得知她的消息令我无比喜悦与安慰，我祈求上帝能够使她保有美德和快乐的生活，也祈求上帝能在您生命的终点因您对表妹无尽的爱顾和付出而授予您天堂的奖赏。我感激您家长辈的教导，否则表妹不可能拥有如此优雅与美德，看在她如此年轻的份上……大人，您还记得您笔下的凯瑟琳吗？我见到她时，会告诉她每字每句。我们这里的牧师，上帝保佑，会在十周之内喊出她的名字 [5] ，那时我应当已经万事俱备，上帝保佑，因此我会在她到来前准备好，您可以完全相信我。

这封信成书于1478年6月24日，托马斯大约在八月或九月迎娶了他的小凯瑟琳，因为10月5日，伊丽莎白向她的丈夫写道：“我的孩子贝森和他的妻子向你致以问候。”可怜的小女孩很快就遭遇了妻子的哀伤，因为一年后，托马斯·贝森身患重疾，她既要伺候丈夫，又要照顾他遍布全世界的生意，虽然尚不足十六岁，但似乎成为了一个可悲的保姆。此外，她已经怀上了第一个儿子。威廉·斯托纳对他患病的生意伙伴的态度不失幽默。他不仅为挚友的性命担忧，更为贝森在理清他们的生意前撒手人寰而担忧。我们从斯托纳的经纪人写给主人的信中听闻了贝森的抱恙和凯瑟琳的劳苦：

大人，根据您的吩咐，我们九点时到达了斯泰普尼。当时我们看见一位绅士迎面而来，上帝保佑，虽然他是一个病人，但气色令我们满心欢喜。上帝保佑，据我们所见他的身影似乎说明他可能在这世间难再康健，就连贝维斯小姐和其他几位淑女还有贝森的舅舅也同意这一点。我们衷心祝愿，也祈祷他能早日康复，也为他送上您与夫人的热切问候，然后我们离开房间来到大堂，他已沉沉睡去但十分不安稳。十一点时，我唤醒贝森的舅舅，请他来男士们的房间稍坐，我请教了他对贝森先生和我们家小姐、他的夫人的建议，还有关于过去一年半间的存货和生意决策的事情。关于存货，他坦承存货价值1160镑，无论是您名下的还是他代理别人的，这些存货都已经备好。至于如何分割存货，他则闪烁其词，无论是进账还是卖账他都保密。这两本账目只由他来决断，由我们家小姐、他的妻子保管，和其它账单和欠条一起锁起来，但一定会给不同的人支付相应的款项，这位先生这样说……至于简小姐（可能是简·里奇，凯瑟琳的妹妹）的份额，我已经安排好了，准备万一需要分配时使用。

他还为威廉爵士带来了贝森有主人和夫人各80镑欠账的消息，写道：

以耶稣的名义，我相信他还能支撑到下一次信使到来的时候；至于还能支撑多久，医生们也说不准。执行人需要有三个，我的小姐即他的夫人、伦敦市的法官汉弗莱·斯塔基先生和加莱商人罗伯特·塔特先生。虽然我说动了他，在他、我和珍妮小姐之间，他会改变遗嘱，让凯瑟琳小姐、他的夫人成为唯一执行人。但具体将会如何我尚不能确定，上帝保佑，我会尽我所能。

这对于一个与斯托纳家尤为亲近，还为他们家的利益四处奔波甚至成为斯托纳家夫人的女婿之人而言，在他的病床前云集的债务人蠢蠢欲动，似乎有些出人意料，甚至像秃鹫一样敲骨吸髓。让年仅16岁的少妇成为唯一的遗嘱执行人，使她完全落入娘家股掌之中；远离两位经验丰富、毫无利益瓜葛的商人的帮助，似乎有一丝阴谋的味道。悬疑还在延续，三天后经纪人再次来信。令人慰藉的是，坏脾气的老克罗克女士、伊丽莎白夫人的母亲在拜访贝森时没有忘记用她的毒舌抱怨贝森的忍耐：

这里的消息，看在上帝的份上，是令人宽慰的。周四，克罗克夫人来到斯泰普尼，还带着布尔克利先生来看望贝森，毕竟他已经是个将死之人。在离开之前，布尔克利先生为贝森的头、胸和腹都取了石膏模型，他一整晚都十分安详。周五时布尔克利先生又来了……他已经好多了，在场的各位都这么说。虽然他不能确定贝森的生死，但他能让贝森支撑到周二中午。我向您写信的原因是因为我十分彷徨。大人，自珍妮小姐和我来到此地，我完成了许多特殊的任务，得到了许多秘密，与我们到此的目的恰恰相反。我无法将它们一一陈述，毕竟我的伊丽莎白小姐在照顾着贝森先生，在一切事务与咨询之外，依然遵照且信任作为父亲的您和夫人；一旦他撒手人寰，我们就会尽力安排您以最快速度收到伊丽莎白小姐的消息。无论他是生是死，简小姐必须也理应在此时陪伴着伊丽莎白小姐，直到一切尘埃落定；毕竟您和夫人也都知道，结果可能会有变数，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在场的话，也许会使人变得反复无常，简小姐在此事上居功至伟。

然而，这些阴谋都多虑了：贝森先生令人欣喜地痊愈了。10月10日，“学徒”亨汉姆写道：“我的主人贝森先生已经完全康复了，感谢耶稣保佑，他已经痊愈无虞，饮食无碍，医生们也不再到访，因为贝森先生已经不再需要他们了。”然而另一场死亡马上就要降临，打破了托马斯·贝森与斯托纳一家的亲密联系：在那年年末，善良的、奢靡的、亲热的伊丽莎白夫人去世了。令人惊讶的是，她的过世似乎使她的丈夫和她的女婿间的商业合作更加紧密了。自此，斯托纳家的家书中，只有谈起托马斯·贝森欠斯托纳家的债务时的寥寥数语；毫无疑问，他买下了威廉爵士在合伙生意中的股份。在1480年3月10日，他确认欠斯托纳家2835镑9先令，至1482年，他仍欠1200镑。我们无法猜测其中的关系，为何亲密的私人友谊和商业联盟就于此戛然终止。斯托纳家书的编辑评论道：“贝森为人的真挚与诚信在书信中展露无疑，使人无法假设他是此事的罪魁祸首。”

这就是托马斯·贝森的私人与家庭生活方面，然而它很少谈及（除了偶尔提到毛纺商人协会和科茨伍德羊毛）本章起始时提到的伟大企业。于此，他作为一个典型的个体存在，我们现在必须转而探究他的公共与商业生活，尝试发掘更多毛纺商人如何经营生意的间接证据。生活富裕的毛纺商人一定会做两件事，并全心贯注于它们：首先从一位英格兰农场主手上收购羊毛，然后把羊毛出售给外国买家。英格兰最好的羊毛一部分来自于科茨伍德，当你成为一名毛纺商人，你会享受为羊毛讨价还价的过程，决定究竟是要夏天剪的羊毛还是想要秋天宰羊后的羊皮。因此，托马斯·贝森在和煦的春光中驭马启程到格劳切斯特郡，胯下是他的栗色骏马，山楂树的清芬拂在他的脸上。其他羊毛商人要骑马到更远的地方——到约克郡的绵延山谷中与西多会修道院住持采买修道院拥有的大量羊群出产的羊毛，然而他和塞利家族达成了购买科茨伍德羊皮的协议（他在7月的一天把2348张羊皮运到伦敦，“以爵士威廉·斯托纳和托马斯·贝森之名，在伦敦的耶稣号上，船长为约翰·洛灵顿”）。五月是囤货的好时节，诺斯里奇则是毛纺商人和羊毛商贩的绝佳接头地。无怪乎诺斯里奇教堂中有如此多的羊毛商人铜像，毕竟他们曾常在此处下跪祈祷，村庄中充斥着买家与卖家的低语，他们交换着订单，检视着样品。塞利家族主要从诺斯里奇带来两位羊毛商人，威廉·米德温特和约翰·布什。买家与卖家之间的情谊通常十分亲密友好，米德温特甚至有时会向顾客一边推销货物一边推荐新娘；待字闺中的年轻姑娘并不拒绝在酒馆的大桶红酒和声声欢呼中相亲。确实，在拖欠账单逾期时米德温特容易变得焦虑，但这也是有原因的。托马斯·贝森喜欢来自兰伯顿的罗伯特·图伯特的羊皮毛，还和约翰·塔特、布罗德韦（另一个著名的羊毛村）的怀特、与斯托纳家颇有交情的来自亨莱的商人约翰·埃默斯也各达成了一笔交易。米德温特、布什和埃默斯都是羊毛商人，或“brogger”，即中间商。也就是说，他们游走在养殖绵羊的农夫和收购羊毛的毛纺商人之间。然而通常毛纺商人会直接与个体农夫进行交易，既收购小个体户的收获，也收购大农场主的羊毛。每年的拜访孕育着温暖的友谊，从约克郡的山谷绵延到科茨伍德的河谷。理查德·罗塞尔，一位约克市民兼商人在遗嘱中写道：“分配给我采购约克郡农民们每人20便士的羊毛和林德夏农民们每人10便士的羊毛。”

《塞利文书》提供了诺斯里奇地区羊毛交易的大量信息。在贝森与斯托纳家友谊终结的那年五月，老理查德·塞利在这里做生意，并向他的儿子，“加莱的约格·塞利”写道：

我希望你安好，我收到你（1480年）5月13日在加莱的来信，我由此得知你正在市场中销售我经销的羊毛，如约翰·德斯特默和约翰·恩德拜所愿。感谢上帝，我正忙于运送从诺斯里奇的威廉·米德温特处收购的29包羊毛，其中26包是羊毛打包商威尔·布列顿所说的优质羊毛，3包是牧区的优质羊毛，但质量却不如去年复活节我运来的那批。羊毛从伦敦起运，我还没有运出去，但在节日后就会动身；我安排你来支付运费和其它费用。今天你的兄弟理查德·塞利已经动身骑马到诺斯里奇去察看并为你和我分别订购两种羊皮。

在另一次书信中他写道：“在你的信中，你建议我在科斯伍德购买羊毛，我已经安排约翰·塞利收购30袋羊毛，还有诺斯里奇的威尔·米德温特的40袋。有人建议我不要再买更多了；今天科斯伍德的羊毛价格十分合适，科斯伍德今年的羊毛行情和过去七年一样好。”它为我们描摹了一幅商人们沿着道路驰骋，举目四视的情景，如乔叟所言：

一位商人留着八字胡，

穿着花衣，骑着高头大马

头戴佛兰德斯獭皮帽，

扣紧的靴子华贵又美丽，

他一本正经地讲着道理，

为的是谋取自己的利益。

在诺斯里奇时，贝森一定常常遇到毛纺商人协会的弟兄们，古板的老商人理查德·塞利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儿子乔治拥有一匹名为“巴亚德”的马和一匹叫“派”的马，骑马时手腕上系着他的猎鹰“梅格”；也许还有来自纽瓦克附近的霍尔姆的约翰·巴顿，一位骄傲的羊毛商人，他的房子沾着锈迹的玻璃窗户上刻着这句格言：

我永远感激上帝

是羊让我发家致富

虽然他确实不太可能远赴南方的科斯伍德采买羊毛，有时候贝森会路遇他的对头，健壮而自大的弗莱明家的人，还有黑眼睛、常常打手势的瘦弱修长的隆巴德家的人，他们在科斯伍德没有生意，本应在加莱的市场采购羊毛。但他们还是来了，所有英格兰人都对他们的把戏愤怒不已，在他们达成交易时就更加愤怒了。“我还没有把伦敦的羊毛打包好，"1480年10月29日，老理查德·塞利写道，“我也还没有采购今年的羊毛，因为科斯伍德的羊毛都被伦巴第人都买走了，因此我还不急于打包我放在伦敦的羊毛。”而他的儿子11月16日从加莱来信道：“加莱几乎已经没有科斯伍德羊毛了，据我所知伦巴第人已经在英格兰把羊毛都买走了。”确实，塞利家和其他英格兰商人并不是不愿意和在英格兰的外国买家偶尔在私下里达成交易。两年后，塞利家的经纪人，威廉·塞利，写信汇报说两个佛兰德斯商人违反法律，企图在英格兰收购羊毛，加莱当局已经收到消息，因此大人们必须万事小心，敦促威利金和彼得·拜尔在加莱付款，“但没有人知道你们的交易，除非他们查证彼得·拜尔的账本”。为人正直的贝森无疑会对这种把戏避之不及，对狡猾的放高利贷的隆巴德家也是满怀愤怒，他们用财务上的伎俩设计愚弄英格兰商人，难道他们在英格兰不是赊购羊毛，在科斯伍德附近游荡？

他们在科斯伍德游荡

而英格兰人毫无察觉

他们得到的，是自由与战利品

英格兰人得到的是教训，而不是智慧

难道他们没有把羊毛运到弗兰德斯然后立刻以亏损5%的价格脱手，再把收到的货款放出去收高利贷，主要就是放给英格兰商人们，因此到英格兰收购羊毛的结款日时，他们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吗？

一旦我们落入陷阱，

他们就会让我们自吞苦果

虽然这个谚语已经晚来一步

但它说的都是实话

托马斯·贝森必须立刻着手的下一件正事是将羊毛打包、发运到加莱。他发现自己陷入了法律和公司规定的旋涡中，还要费心关照物流的陷阱和毛料是否货不对板。羊毛必须在出口国打包，法律对混杂在其中的毛发、泥土或垃圾严惩不贷。公司在各个羊毛产区都指派了羊毛收购商，这些收购商在财政部宣誓就职后，在各地骑着马四处巡视，在每袋羊毛上烙印封口，如此，打开袋子势必会破坏封印。硕大的包裹扛在马背上，“走在翻越威特郡和汉普郡山丘的古道上，它们在罗马人征服不列颠前就已存在，然后穿过苏里和肯特，从清教徒朝拜的小径到达梅德韦的港口。”在各个港口，收税员正准备在纸卷上登记发运羊毛的商人名字，以及他们发运羊毛的数量和详细信息。有些羊毛直接运到伦敦，因为许多毛纺商人在马克巷办公（也成为了马克巷的腐败之地），羊毛在此称重预备在莱登霍尔的海关检查和补贴。在商业上，托马斯·贝森有三个助手或者他们自称的“学徒”：托马斯·亨汉姆、戈达德·奥克斯布里奇和托马斯·霍莱克，最后一位在内心深处藏着温柔一角，因为他对小凯瑟琳·里奇别具柔情。这三个男人，有时待在斯托纳家在伦敦的仓库，有时则待在加莱的家里，他们为贝森解决了许多麻烦，既用丰富的经验帮他监督羊毛在伦敦打包，又监督在加莱的羊毛销售。

羊毛这样被海关官员称重、标记、评估，然后打包再运向加莱，货船有些来自于加莱，有些则来自于英格兰东部或东南部海岸的港口，不过这些港口现在已经沦为了普通小村庄。启航的船不仅来自于霍尔和科尔切斯特，还有来自布莱特林西、罗特西斯、苏福克的瓦博斯维克、埃塞克斯的莱茵海姆、布拉德维尔、梅德斯通、米尔顿、纽希瑟和米尔霍尔。在1478年的8月，夏天剪毛季后，塞利家向21条船的船东支付了捆扎好的羊毛运费。羊毛的发运持续了一整个夏天，一直持续到圣诞节；在冬月里，商人们贩运的主要是羊毛皮和羊皮，来自于圣马丁节前后大量屠宰的绵羊和牛群，家庭主妇们已经腌好了过冬的肉类，农夫们已经运走了毛纺商人早已下订的毛皮。通常商人们的信件和海关的记录为我们记录了这些凋敝小船和它们运送的货物情况。例如，在1481年10月，塞利家运送了一批预定的毛皮：

尊敬的大人，我卑微地向您致以问候，同时向您汇报我家大人已经在10月时在伦敦港将他的毛皮发出……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在收到毛皮后请先付运费，是在伦敦出发的“玛丽”号，船长是威廉·索迪瓦尔，总共7包，总共2800张，放在桅杆后，其中一包叠放在其它几包之上，有几包是用“O”标记的夏季收割的毛皮，然后还有威廉·达尔顿的3包毛皮，还有我家大人的6包。至于莱茵汉姆出发的“克里斯托弗号”上的货物，船长是哈利·威尔金斯，有7包半科斯（伍德）毛皮，总共3000张毛皮，放在桅杆后，它们下面还放着200张维尔德·费尔德斯的毛皮，他是北汉普顿的威廉·林迪斯的人，它们之间用细绳子分开。来自梅德斯通的“托马斯”号上的货物，船长是哈利·罗森，一共6包，总计2400张毛皮，5包放在桅杆旁的舱里，上面没有放东西，还有一包盖在船尾的盖布下面，这六包里是也用“O”标记的夏季毛皮。来自伦敦的“玛丽·格蕾丝”号上的货物，船长是约翰·洛金顿，总共6包2400张毛皮，压在托马斯·格朗格的毛皮下面，它们之间用红色隔开。我家大人这次运出共26包半毛皮，国内出产的冬季毛皮用“C”标记，而夏季毛皮总共超过600张，但有一部分留在了伦敦，因为有两包毛皮还未被订走，夏季毛皮都用“O”标记。先生，您还会收到莱茵汉姆的“玛丽”号上随船的您的行李和装备，和一块带有我家主人标记的埃塞克斯产的芝士，船长是约翰·丹耶尔。

等等，根据来自霍尔的“迈克尔”号和来自纽希瑟的“托马斯”号上类似的毛皮发运详细记录，作者的毛皮放在“桅杆后托马斯·贝森的毛皮下面”，总计超过11000张。

这一长串船运的记录十分振奋人心。货运是最浪漫的话题，不管贩运的是长臂猿、象牙、孔雀，还是“廉价的锡茶盘”，自从杰森启航前往科尔奇斯那天起，货船则成为了货运中最浪漫的一面。那些老船东们，莱茵海姆的“克里斯托弗号”船长亨利·威尔金斯，来自伦敦的“耶稣号”船长约翰·洛灵顿，来自纽希瑟的“托马斯”号船长罗伯特·艾文，还有其他许多人，他们是如何沾染上咸味的，在闪着微光的小港湾里向他们的妻子和宝贝们挥手告别，船舱和船尾中堆满了大包优质的羊毛——这些船员们，都在乔叟的心中：

讲到他的手艺，他最懂海潮

还有水流，和危险的紧要关头

还有停泊、月相和驾驶技术

从霍尔到喀他基纳，都没有这么好的水手

体格健壮，精神坚毅

他的胡子见识过不少风浪

他对各个港口了如指掌

从哥得兰到菲尼斯泰尔角

还有不列塔尼和西班牙的每条河流

他的船名叫莫得林

这些船无疑与两位塞利兄弟购买并以他们的母亲命名的“玛格丽特·塞利”号相似。这艘船仅耗费28镑，未计入索具与装潢的费用。它配备一位船长、一位水手长、一位厨师，和16名可爱的水手，能有效地防御海盗，船上配备了大炮和弓箭、五打飞镖、还有十二磅火药！食品储物柜里塞满了腌鱼、面包、小麦和啤酒，船舱里堆满了塞利家运往新西兰、佛兰德斯和波尔多的货物。它至少重达200吨，其它小船的体量则远小于它，因为《塞利家书》中博学多才的编辑告诉我们：“狭小的梅德韦港中，要安全地航行在河道中，船体量不能超过30吨；梅德斯通的“托马斯”号只能是一条驳船，因为它要通过埃尔斯福特桥。”但他们穿越海峡、灵巧地躲避着海盗，留在加莱的托马斯·贝森常常会担忧羊毛船能否安全到达。如乔叟笔下的商人，

他不惜代价保护安全

从米德尔堡到奥威尔

与乔治或理查德·塞利一道，他一定常常在码头上竭力眺望，咸咸的海风吹动他帽子上的羽毛，在货船缓缓驶入视野内时轻轻呼出一句感谢上帝。“还有，大人，”有一次他从伦敦向斯托纳写信道，“感谢仁慈的上帝，我确信我们的羊毛运进了加莱。我会保持通信直到我回家，现在情况不错，但我不敢鲁莽。但大人您现在收到这个消息应该也是十分欣喜，我很高兴也衷心感谢上帝。”“学徒”托马斯·亨汉姆在三周后也写下类似的语句：“我于4月11日离开桑德维奇，最终与羊毛船一起在这周四 [6] 到达加莱，感谢耶稣，我安全地收到了您的羊毛。还有，先生，如果您愿意听的话，我已经完好无缺地收到了您和其他人随船运来的羊毛。此外，大人如果您还愿意知道，您的羊毛在复活节前是如何贮藏的。以及，如果您愿意了解，复活节以来的所有羊毛已经储存好，船员们已经满意地收到了运费。”塞利一家也记录了同样的顾虑：“今天，8月15日，从伦敦和依普西奇来的两艘羊毛货船到达了加莱，感谢上帝，当天一些货物已经搬下了船，感谢上帝，一切都好。”他们的信件告诉我们，他们是多么担忧路上的危险。“我祈求耶稣将你安全快速地送到这里，”理查德对他“最亲爱的哥哥”乔治在1482年6月6日写道，“罗伯特·厄里克在加莱和多佛之间被苏格兰人紧追不舍，但他们险处逃生。”书信中记录了许多这样的追逐，我们还听闻风暴中船舱中和甲板上的羊毛着火了。

托马斯·贝森和塞利家的人常常乘坐这样的船穿越英吉利海峡，这些船装满了旅客和信件，在加莱和在伦敦一样有回家的感觉。在加莱的英格兰商人不被允许在镇上随处居住。毛纺公司有一系列持证“住家”的名单，商人们只能住在这些房子里。通常每个住家里会住数名商人，最有权势、最严肃、最受尊敬的年长商人可以在正式餐厅中吃饭，而小鱼小虾们只能在大厅里的边桌就餐。有时候他们会因协议的条款争吵不休，正如威廉·塞利向伦敦家中的理查德和乔治写道：

“先生，我向您汇报，在这里我们的住家主人托马斯·格朗格和同住的伙伴产生了争执，因为托马斯·格朗格曾经承诺在入住时我们只需要支付贵宾桌每周3先令4便士，边桌每周2先令6便士的费用。现在他却说贵宾桌要4先令，边桌要40便士。住在此处的伙伴们还要搬到其他住处，不同人去不同的地方，威廉·达尔顿要去罗伯特·托尼家，拉尔夫·特明顿和斯坦福的布朗船长的船员们则要去托马斯·克拉克家，因此除我以外的所有伙伴都要离开。我向您汇报此事，让您做出英明决断。”但托马斯·贝森与他的住家主人从未产生间隙，最多会因为他沉浸在情书中迟迟不下来吃晚饭而抱怨。

在加莱的生意就已经够他忙的了。首先，在羊毛运下船后，要经过皇家官员们检视，确认它们已经做好了标记；然后经验丰富的包装商来检查羊毛、重新打包、再重新封好包裹。这个的环节让那些明知自己在鼓鼓囊囊的大包中藏了劣质羊毛的商人坐卧不安。诚实的贝森，我们可以确定他从不使诈，但塞利家对贸易的伎俩略有所知。有一年，加莱的中尉抽检了24号包裹，知道这是劣质羊毛经纪人威廉·塞利为了瞒天过海，狡猾地用装着“优质羊毛”的8号包裹掉了包，并更换了标记，因此他很快能够向家中汇报道：“我为您更换的羊毛获得了嘉奖。”无怪乎哥威尔说“羊毛商人落入了奸佞之手”：

保护他们的羊毛的

我遗憾地发现

并不是诚实

关税和费用由市长和毛纺商人协会代表国王收取。然后就是每位商人的主要业务：出售羊毛。托马斯·贝森显然更愿意一旦船只进港就尽快将羊毛出售，然而有时市场价格走低，羊毛积压在他手上数月之久。这些羊毛是夏季收割的，在下一个二月时运到，一直积压到4月5日，被分类为过季羊毛。毛纺商人协会规定，外国买家每买3包当季羊毛就必须搭售一包过季羊毛。虽然弗莱明家抱怨不休，想要每买5包新羊毛才搭售1包，但他们必须遵守规定。贝森的很多业务都在加莱的市场进行，他在此与高傲的佛兰德斯商人，古老而富有家族的后代，德尔福特和莱顿的粗鄙商人，来自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羊毛中介会面。斯托纳家和塞利家最大的顾客（因为在两家的信件中都提到了）是布鲁日的彼得和丹尼尔·范德拉德。托马斯·霍雷克有一次汇报说他以每包19马克的价格向这两兄弟销售了4包优质羊毛，还附赠了4份半，并说：“先生，如果您想知道，上述几位商人收购了您的羊毛，他们和其他佛兰德斯商人一样好，因此我给他们优惠，还允许他们晚些付款。”然而，毛纺商人并不仅仅在加莱开展业务，还乘马到安特卫普、布鲁日以及周边国家的集市上销售。“托马斯·贝森，”亨汉姆向他的主人写道，“在4月的最后一天来到加莱，并在5月1日以健康的身体启程前往布鲁日。”

有一天商人做出决定

准备好行装出门

到布鲁日镇上的集市

购买一批货品

只不过贝森远行的目的是去“出售”一部分存货。他亲自向威廉爵士写道：“以圣三一之名，我来到了加莱，感谢上帝，我旅途一路十分顺利，大人，我应上帝的要求计划在周五动身前往集市。我祈求上帝能让我尽早到达，在方方面面保佑我。先生，我相信上帝的仁慈，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会为您和我自己的利润不遗余力。到达这里的商人并不多，但仁慈的上帝会让更多的人到达，我保证……大人，当我从集市归来的时候，我会在上帝的护佑下写信告诉你所有情况。”在集市上，贝森得以会见从欧洲各地集聚至此的一大群商人，但政治纷争会让旅途危机四伏，商人们还要冒着在路上被劫道的危险。英国商人们被公认为是弗兰德斯和布拉邦特地区集市上最优秀的卖家和最优质的顾客，但弗兰德斯人有时也会抱怨，说毛纺商人们私下达成协议，约定只在集市的最后一天采购，而弗兰德斯卖家们那时已经急于打道回府，不得不将货物价格压得很低。《英国政策之陈情》的作者骄傲地吹嘘英格兰商人带到这些集市上的交易习惯：

荷兰人来到加莱购买的羊皮

和羊毛，都是英国商人的货物

布拉邦特的商人来到集市

购买英格兰布匹、货物和毛皮

我们开价十分仁慈

无论是昂贵货品或者日常用度

在这个早市，英格兰称之为集市上

每个国家的人都收获颇丰

英格兰人、法兰西人、伦巴第人、热那亚人

加泰罗尼亚人，都远道而来

苏格兰人、西班牙人、爱尔兰人也在此逗留

运来了许多用盐处理过的牛皮

我说我们在布拉邦的集市上

在弗兰德斯和瑟兰，我们会买更多的货物

其它国家的人也来购买

这就是我听说的商业关系

如果英格兰人不在集市里

他们就在港口或者其它地方

因为英格兰人买卖的货物

比其它国家的人多得多

集市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举行，但一年四季中有四个大型的集会期。冬季有冬市，托马斯·贝森会裹着毛皮骑马去赶集，马蹄踏在结霜的路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春季有复活节集市，他会在马上吹着口哨，帽子上别着一朵紫罗兰；夏季有圣约翰集市，在施洗者圣约翰日前后，他会热得擦着滴汗的眉毛，在安特卫普的热那亚人摊位上为凯瑟琳买一匹褐色的绸子，或者路加丝绸；秋季有脂市，在圣雷米日前后，也称为“巴米斯”集市，因为弗兰德斯人把圣雷米日称为圣巴米斯日（10月28日），托马斯会给凯瑟琳买一件羔羊皮或者貂皮，或者在布鲁日的汉莎德人小摊上买一件精心打造的黑柄壁炉架。这些集市上，毛纺商人奔忙在各地之间，接洽前来购买羊毛的买家们，与朋友们达成几百个采购协议；在国内的乡亲们会认为毛纺商人存在的意义就是在国外劳碌，然后给家里寄各式礼物。有人想要一双鲁汶的手套，有人想要一块糖砖，有人想要一桶加斯科涅的红酒（“亲爱的，你在那边买酒更便宜”），还有人想要一两尺荷兰产的布；姜和藏红花总是十分受欢迎的，可以从被塞利家称为“Whenysyans”的威尼斯商人处买到。当然，还有在商旅途中采买的物品，如用来打包羊毛的加莱的捆扎绳和阿拉斯、布里塔妮或诺曼底的帆布。对于塞利家族，托马斯·贝森常常说他们之间的谈话一般只谈运动和购买猎鹰，只有一次悲伤的谈话，当时乔治·塞利沉默地骑行了十英里，才向他吐露心声：在英格兰，他养的一只灰色母狗，生下了14只小狗后不幸去世，连小狗们也随她而去。

在加莱的账房和乡间的集市之间，托马斯·贝森不断地出售着羊毛羊皮。但他的付出并不止于此处，因为现在他要开始着手向弗兰德斯商人回收货款、向英格兰的债主——科斯伍茨羊毛商人支付货款这一棘手的任务。习惯上，毛纺商人支付账单根据习俗有六个月的账期，如果外国买家们延迟支付货款，托马斯·贝森就难以按时支付款项。此外，他的困难会因为利率的变化而越发难以控制。现在可能认为自己对各种浮动变化的汇率有所了解，但我们难以想象15世纪毛纺商人脑中时时运转的复杂计算和时刻冲突。不仅英格兰与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汇率会变化，《塞利文书》的编辑还指出，“各种各样声称具有铸币权的权贵会铸造自己的货币，虽然他们声称自己的货币是纯金或纯银的，但这十分值得怀疑，这使塞利家族折算货币价值变得十分困难，显然他们只能被动接受可以得到的一切货币。”想象一下可怜的托马斯·贝森，走进账房里掏出苏格兰的安德鲁盾、阿尔诺德斯的金古尔德（成色相当差）、勃艮第的查尔斯铸造的卡洛鲁斯银币、法兰西的新克朗和旧克朗、乌得勒支大主教的大卫和法乐威币、威斯特伐利亚侯爵铸造的赫提努斯银币、路易币或法国路易币、林堡银币、米兰银币、奈梅亨银币、布拉邦特的菲利普斯或菲利佩币、乌得勒支的普拉奎筹码、各主教国铸造的货币、英国的罗尔（价值10先令）、苏格兰骑手币或勃艮第骑手币（因币面上印有一个骑马男子的形象而得名）、科隆主教的莱茵弗洛林和圣特勒尔。他需要知道这些货币一一对应的英格兰货币价格，这个价格由毛纺商人协会确定，这些货币中的大部分会因各种原因而变得一文不值。确实，英格兰货币在汇率方面有着令人艳羡的信用，直到亨利八世为了满足他臭名昭著的私欲而滥发货币。塞利家族之间的书信字里行间写满了对汇率的忧虑，我们也应当为托马斯·贝森而感到同情。但无疑他与乔叟笔下的大胡子商人一样，“他熟知法国克朗的卖出汇率”。

图8.托马斯·贝森时代的加莱 [7]

为了在英格兰和尼德兰之间实现支付，毛纺商人们利用了发达的银行体系和信用工具（外汇票据等等）。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商人，以及英格兰绸布商都使用这个体系，他们都将货物贸易和金融工具结合起来。因此我们看到威廉·塞利向他的主人写信：

图9.托马斯·佩科克在科格夏的房子 [8]

大人们，我已经收到约翰·德洛比支付的账款，是阿德灵顿寄来的300镑佛朗明，我用其中的84镑6先令6便士佛朗明付给了吉诺特·斯特拉班特。我向伦巴第人贝涅日·德卡松兑换了180诺贝尔，可以随时支取。我兑换的价格是11先令2~1/2便士佛朗明，总计100镑17先令6便士佛朗明。同样，我向雅各布·范德贝斯兑换了89诺贝尔和6便士；每个诺贝尔金币价格为11先令2便士佛朗明，总计50镑佛朗明。您余下的300镑仍在我处，但这个季度不能再为您兑换了，因为这里的人都不愿再兑换。目前汇率已经跌到了每个诺贝尔金币11先令3~1/2佛朗明，只能换到奈梅亨银币、克朗、安德鲁盾和莱茵盾，汇率也越来越差。先生，我随信附上两封关于上述两笔兑换的信。贝涅日·德卡松的信发往热那亚的加布里埃尔·德福耶和彼得·桑利，雅各布·范德贝斯的信发往西班牙的安东尼·卡西和马西·斯托洛西，您可以在伦巴第街找到他们。

一周后他写道：

我听说大人您已经收到了绸布商约翰·雷诺德兑换的60镑，本月25日支付；还有迭戈·德·斯特朗（迭戈·德·卡斯特罗，一位西班牙人）处另有60镑，本月26日支付，这两笔当日应该都能实现。至于伦巴第的刘易斯·摩尔先生，他已经收到付款，账单在我处；他的律师是个麻烦——他只收奈梅亨银币。

托马斯·贝森在他的落脚处一定也写下了许多类似的信件，在本应休息的钟点，还在桌前工作，给他的朋友们写信，在日期处写下：“在伦敦，圣母日的夜晚，我想你已经休息了的时刻，我的眼睛十分酸痛，请上帝保佑我吧。”年终结账是他最繁重的工作，这是他工作时的剪影：

第三日，商人起了床，

认真地思考着自己的生意。

他动身来到账房，

来与自己对一对账。

一整年的经营做得如何，

资金都用到了何处，

究竟是盈利还是亏损，

一个个账簿，一堆堆钱袋

都打开来放在算桌上。

他的财富和存货真丰富，

紧关账房大门来守护，

还防止别人来侵扰，

他埋首于账簿中，

一坐就到了晚上九点钟。

这就是毛纺商人的生活：骑马到科斯伍茨采买羊毛；在马克斯巷的账房里营业；一次次地航行在伦敦到加莱、加莱到伦敦之间；与加莱集市上的陌生商人们交易，或者隔一段时间就骑马到弗兰德斯的集市上去。强大的毛纺公司保护着他，为他安排住处，用尖刻的眼光监督他的羊毛品质，规范他的买卖活动，保证他在法庭上受到公正的对待。在这样艰苦而有趣的劳累中，托马斯·贝森的爱情终于开花结果。然而他并不会在1479年的重病后活得太久；那次疾病或许使他的身体变得十分脆弱，因为他在大约六年后的1486年去世。七年的婚姻生活中（值得注意的是，她15岁结婚），任劳任怨的凯瑟琳为他生下了五个孩子，其中两个是儿子，名叫托马斯和约翰，还有三个女儿，伊丽莎白、艾格尼和爱丽丝。值得庆幸的是，他的遗嘱（如今保存在索姆塞庄园）告诉我们托马斯得以善终。他当时是鱼商公司和毛纺商人协会的会员，因为那时在大城市里公司成员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从事该行业的商人。在遗嘱中，托马斯·贝森留下了遗产用于修缮他长眠的巴京教区教堂万圣堂的屋顶，还留下了“30英镑用于购买珠宝并装饰加莱圣母教堂中的毛纺商人礼拜堂”；20英镑给“贩鱼商”公司购买匾额。他将毛纺商人协会公司指定为他孩子的监护人，把房子留给了妻子，把40先令留给了托马斯·亨汉姆——在他服务斯托纳家期间的同事，还专门指定“我的葬礼花费绝不能奢侈，而是要以庄严肃穆的简洁形式，向全能的上帝献上崇拜与赞美”。凯瑟琳，这位22岁时就带着5个孩子守寡的寡妇，再嫁给了第二位丈夫威廉·威尔贝奇，一位缝纫用品商人（缝纫用品商人协会当时是一间财力雄厚的公司），并生下了一个儿子。但她的心始终与那位在她还是孩童时就为她写下第一份轻佻的情书的丈夫在一起。她1510年去世时，要求被葬在巴京万圣堂的托马斯·贝森身边，在那里有三位葬在黄铜像下的毛纺商人，但托马斯已经无迹可寻。他们长眠于此，早已被世人遗忘，但他们背后的故事比许多安卧在瑰丽中世纪教堂下、雕梁画栋的圣体安置所的盔甲骑士更值得我们大书特书。

眉梢上的花环渐渐枯萎

它们无法彰显你的高尚行径

在死神紫色的祭坛上

流淌着胜利者与受害者的鲜血

你的头颅来到

冰冷的墓穴

只有正义的主张

能在尘土中绽放甜美的芬芳

【注释】

[1] 自此，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会按照现代习惯重新拼写。

[2] 可能是一家名为加莱的旅馆。

[3] 米诺里修女修道会，即方济各修女会，在阿德盖特附近。

[4] 希腊葡萄酒。

[5] 公布结婚预告。

[6] 忏悔星期四。

[7] 1546年的加莱。此处空间只可展示平面图的一角，但整幅图非常迷人，有小村庄，还有驶过水道的大船。

[8] 房子的正面图。窗户正在原来的基础上翻修，临平窗已应用于18世纪。

第七章　|科格夏的托马斯·佩科克|

一位亨利八世时期的埃塞克斯纺织商人

威武如此必布商

万世威名永传扬

——托马斯·德洛尼

伟大而高贵的纺织业在英格兰生活中，从建筑学、文学到社会学，留下了许多印记。它用高耸的教堂和以橡木为梁的优雅大宅填满了我们的乡间；用老妇人们口中赞颂英格兰的美德故事丰富了我们的通俗文学。在这些故事里，雷丁的制衣商托马斯和纽伯里的杰克与培根修士和罗宾汉擦肩而过。它使各郡绅士云集；因为，如迪福所见，在18世纪早期，“西边各郡享有贵族头衔的显赫家族都是从这一真正高贵的行业中崛起壮大的。”它用一系列姓氏写满了我们的人口调查表——韦弗（原意为“织工”）、韦伯（原意为“纺工”）、韦卜（原意为“纺”）、谢尔曼（原意为“裁剪工”）、福勒（原意为“捶洗工”）、沃克（原意为“轮纺工”）、戴尔（原意为“染工”）——还将未出嫁的女人称为老姑娘（原意为“绕线工”）。自从布匹将羊毛从英格兰的主要出口品中挤走，直到它再被铁矿和棉花取代，布匹一直是英格兰商业帝国的基础。“在百工中，”老德洛尼这样说，“它首屈一指，因为它是最伟大的商品，我们国家因它而名扬四海。”早在14世纪末，英格兰布商已经成为可以在生产优质布料上与尼德兰匹敌的对手，如乔叟笔下的巴斯妇人：

她织布的技艺名声大

技艺超过伊普尔和根特的好手

到了16世纪末，这一竞争关系随着英格兰生产商的绝对胜利告一段落。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行业内部也发生了变化。纺织业从来不是一个易于管理的虚浮产业，因为织出一块布料需要牵扯无数独立的环节。梳毛和纺线这些预处理环节一直都是妇女和儿童们在农舍中完成的副产业；然后织工买来纺好的纱线，完成他们的工作；再轮到捶洗工来清洁布料；继而是修剪工来整理成型；最后是染工来染色。没有人能有机会卖出成品的布，而在这些相互依赖的工匠间，虽然他们各司其职，但我们有时也会发现织工雇佣了捶洗工，或者捶洗工雇佣着织工。此外，由于织布这一环节比纺线快得多，织工常常发现自己百无聊赖，四处寻觅纱线也无法让自己的织机运转不休；此外，随着市场对布料的需求日渐增长，消费市场已经不再局限于织工聚集的乡镇，专门负责销售成品布料的中间商们应运而起。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一个新兴阶级逐渐兴起：他们原本大量收购羊毛并卖给织工，然后自然而然地，不再直接出售羊毛，而是先把羊毛交给织工织成布，再交给捶洗工去清洗，然后雇佣裁剪工把布料裁成型，等万事大吉后再收回成品布匹。这些人走向小康，他们积累了大量资本，他们能够给众多村民们提供工作。很快他们就着手把各个环节的工人们串联起来为生产一匹布而工作；他们的仆人把羊毛运到农庄中让妇女们梳毛、纺线；然后再把纺好的纱线送到染工、织工、捶洗工、裁剪工各处；最后把成品的布匹运回负责工业部分中间商——人们称之为布商那里，他们再把布料转卖给负责商业部分的中间商，也就是服装商。布商们的财力与影响力快速壮大，在英格兰的某些地区，他们已经成为了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他们主要活跃在乡下的村庄里，而不是传统的商业小镇，因为他们希望打破商会的限制，渐渐地，纺织业似乎完全迁移到了乡村。在英格兰的西部以及东安格利亚（除约克郡外），布商们一直沿用这种“外包工作”，直到工业革命把它从农舍里赶到工厂中，从南方赶到北方。散发着勃勃生机的村庄们早已凋敝，因此我们必须从散落的蛛丝马迹、古老的建筑、更古老的家族姓氏拼接出曾经家喻户晓的东安格利亚布商们和他们麾下劳碌的工人们。其中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是老托马斯·佩科克，一位来自埃塞克斯的科格夏的布商，他在1518年以极高的荣誉与高寿去世。他的家族来自于苏福克的克莱尔，但在15世纪中叶，家族中的一支定居在不远的村庄，科格夏。他的祖父和父亲似乎都是放牧的屠夫，但他、他的兄弟和他们的后人都从事在纺织业这一“真正高贵的制造业”，并在他们居住的村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科格夏位于纺织业繁盛的埃塞克斯地区，福勒这样描写它：“这个郡县就像拔示巴一样，‘她把手放在纺锤上，双手握住卷线杆’……总是祈祷犁行顺利，轮转如飞，那么（一个提供食物，另一个提供衣物）果真如此，上帝保佑，我们的国家将永无饿殍。”埃塞克斯地区遍布着许多以纺织业闻名的村庄，如科格夏和布莱恩特里，伯京和哈尔斯泰德，沙尔福特和戴德汉姆，还有科尔切斯特这一贸易中心集散地。纺织业在村庄蓬勃发展，每一间农舍中都传来纺轮的嗡鸣，每一条街道上都伫立着织工的工坊，在那里，粗布织机摆在墙角，勤劳的工人整日在此劳作。曲折的街道里每周都回荡着运货马匹的铮铮蹄声，它们运来等待织造的崭新羊毛，又把织成的布料运到科尔切斯特及附近村庄的布商处。15世纪的科格夏一直是重要的纺织业中心，仅仅次于诺维奇、科尔切斯特和苏德伯里的繁荣城镇，至今科格夏还有两家名为“羊毛袋”和“羊绒”的酒馆。据我看，我们必须先从蛛丝马迹中还原托马斯·佩科克及其同侪的形象；令人欣喜的是，这些蛛丝马迹在众多的英格兰农村中并不鲜见，在科格夏更是唾手可得。我们可以通过三个对象还原他的生活：他在村道上的住宅、在乡村教堂的侧廊上他的家族铜像，以及他保存在索默塞庄园的遗嘱。一间房屋、一个铜像、一份遗嘱——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但它们承载着他的生平往事。认为历史只存在于书面记录中是一种谬误，它其实也可以存在在建筑物中。即使是在无知的农人足下埋藏地底数百年的教堂、房屋、桥梁、甚至半圆形剧场，重见天日后都能为独具慧眼的观者完整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占地空间宽阔的豪宅，铺满了地面的马赛克纹样装饰，遍及四处的供热设备，粉身碎骨的花瓶——比任何一本教科书都更能描摹罗马帝国的真实情景，哪怕当时的人们已经像世界尽头那迷雾重重的孤岛般遥不可及。诺曼底人的城堡，它的壕沟、吊桥、门房、瓮城和主楼，代替了窗户的箭口，诉说着比一百卷编年史更丰富的12世纪苦旅生活；但罗马时代的贵族们私生活中并不住在这样的房子里。14世纪的乡村大宅，有着庭院、教堂、大厅和鸽舍，复述着一个静谧安详的年代，那时庄园附近农舍林立，无数的英格兰人从与法国缔结友好的百年战争中毫发未损地归来。商人们优雅的垂直式风格的大宅在15世纪的城镇与村庄中拔节而起，它们还有庭院、雕花大梁、雄伟的火炉和温暖的气氛。它们预示着英格兰历史上一个新阶级——中产阶级，从地主与贫农的夹缝中崛起并茁壮成长。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宽敞的空间被这些漂亮的伊丽莎白风格大宅完美复刻于它们宽阔的侧翼、巨大的房间、高耸的烟囱、眺望开阔的公园和伸展的树木的玻璃窗，取代了面向内庭的内窗。或者来到18世纪建造或者重新装潢的大宅，你会看到齐本戴尔式的椅子、漆亮的桌子、画满了亭阁和中文的中式墙纸。它们一定会让你想起莫卧儿王朝的时代，那时东印度公司装满了远东的货物，茶取代了咖啡成为绅士们时髦的饮品，霍勒斯·沃波尔收集着陶瓷，奥利弗·哥德史密斯在《世界公民》中幻想着中国。来看看这幅图景：看这一排排粗制滥造的房子，一百座排成一行，一模一样，称之为新艺术别墅，房顶上却没有窗户，只嵌着凑数的玻璃瓶，这就是20世纪为你呈上的巨献。确实，整个英格兰社会史及大部分的政治史都可以从建筑中重构；因此我绝不会为将托马斯·佩科克的大宅称为一流的历史证据让步。

同样的，虽然不那么有趣，纪念铜像也是一种证据，他们在英格兰绝大部分地区以及东安格利亚、伦敦周围各郡以及泰晤士河河谷地区随处可见。它们各式各样，大相径庭：有穿着祭袍的牧师，有法学和神学博士，有穿着学士服的艺术大师，还有男女修道院院长；穿着盔甲的骑士；贵夫人的铜像脚边卧着小狗，她们的服饰展现着岁月流转间流行风尚的转变，清晰地展现着外裙、束胸衣、包头巾、绣花紧身小衣、鲸骨裙撑和各个时期流行头饰的奥秘。这些铜像和房屋一样，见证着中产阶级的繁荣与发展，因为14世纪商人们在为自己建造豪华宅院时，也开始用精巧的铜像装饰自己的墓穴。这些铜像中最精美绝伦的，当属毛纺商人的铜像，他们的形象总是脚踩着一个羊毛袋或一匹绵羊。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商人，市长和市议员也为数不少，他们把自己作为商人的印记向贵族绅士对自己的家族纹章一样骄傲地刻在自己的坟墓上，他们确实也值得如此骄傲。在林恩你可以见到他们最为骄傲的著名铜像，罗伯特·布劳奇安眠在两位妻子之间，他的足下刻印着他宴请爱德华三世享用孔雀的场景。在诺斯里奇有一位裁缝的铜像握着剪刀，就像十字军骑士握着宝剑一样散发着神圣的光；在斯伦赛斯特则有一位酒商的铜像脚踩一只酒桶。还有一些小人物，虽不如前者家财万贯，但也同样为他们的技艺得以传扬而骄傲：两三位公证人带着笔盒；一位猎手带着猎角；在纽兰教堂还有一个来自迪安森林的自由矿工，带着帽子，膝下系着皮质马裤，肩上扛着木质的煤斗，右手握着鹤嘴锄，嘴里叼着一根蜡烛。这样的历史证据都能帮助我们理解托马斯·佩科克。他的家族铜像放在圣彼得教区教堂的北侧廊上。过去150年间，一些铜像已经消失，更不幸的是托马斯本人的铜像也没能流传下来。但侧廊上还留存着两个铜像：1553年去世的托马斯的兄弟约翰及其妻子，和1580年去世的他的侄子，也就是另一位托马斯的铜像。从他们身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位商人的印记。

最后，是佩科克的遗嘱，其中三份保留在索姆塞庄园——约翰·佩科克（1505年去世）的遗嘱，托马斯的父亲以及大宅的建造者；佩科克本人（1518年去世）的遗嘱；以及他的侄子托马斯，也就是铜像保存在侧廊的那位，留下了一份长而精致又详细的遗嘱，详尽地记载了当地历史和纺织业的组织形式。社会史学家暂时几乎从来没有利用过这些遗嘱。人们不相信可以从中得到我们先祖生活的大量旁证信息，除了那些阅读过《约克郡盟约》（Testamenta Eboracensia）这种大部头的读者。在遗嘱中，你可以看到一位父亲能给哪些女儿准备嫁妆，又把谁送到了修道院里，以及他送儿子们接受何种教育。你会发现当时最受欢迎的教派，哪些人是藏书家，他们收藏了什么书，他们认为应该给慈善事业捐赠多少，他们对妻子的商业头脑有何评价。你还可以读到冗长到使人目眩的家族餐具明细，每个最受喜爱的茶杯和碟子都有自己的昵称，还有戒指、胸针、腰带和念珠。遗嘱里还详细地描述了衣服和皮货，或许豪华，或许平庸，因为人们像珠宝一样小心翼翼地遗赠他们的豪华服饰。还有对床铺的精彩描述，包括床单和床帏，因为当时的床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家具，根据遗嘱所言，也常常是一件绝美的物品。莎士比亚死后遭受了不少无根的诽谤，因为他给安妮·海瑟薇只留下了第二好的床，虽然不能否认他可能之前已经把最好的床送给了妻子。比衣物、床铺、窗帷更精美的，是遗嘱中提到的织锦刺绣祭袍，而巨细无遗的葬礼安排更是有趣。遗嘱之间大相径庭，甚至还有佃农的遗嘱，虽然理论上佃农的财产都属于他的主人；还包罗了国王与王后、爵爷与贵夫人、大主教和牧师、律师和店老板的遗嘱。这里有中产阶级社会地位膨胀的进一步证据，有贸易的细节、商店的存货、家庭的储藏、（有时）还有在乡间的别墅、（几乎一定是）在镇上租的房子、放满盘子的橱柜和女主人的饰品、学徒和商会；他们的善举、与士绅的联姻、和宗教信仰。这就是当时人们的遗嘱为我们描摹的生机勃勃日常生活图景。

这些，就是我们用来重建托马斯·佩科克的生活和时代的三种途径。这三者——房屋、铜像和遗嘱——蕴含着中世纪最后两个世纪中蓬勃壮大的中产阶级快速增长的证据，他们的财富不是来源于土地上的资产而是工业与贸易。我们已经有幸得遇这一阶级的典型代表托马斯·贝森和匿名的巴黎来的梅纳杰，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他的住宅、他的遗嘱和他的家族铜像能给我们讲述关于布商托马斯·佩科克的何种故事。首先，他们能告诉我们许多关于这个支撑他崛起的高贵行业的事情。佩科克的大宅中充盈着制衣业的遗迹。佩科克的商标，一条看起来像并蒂三叶草的貂尾，装饰着烟囱的雕花大梁、炉火上的过梁，挂在房前雕花板的正中。托马斯用这个商标标记他的布捆，他还哪里需要其它纹章呢·整间大宅是典型的新贵中产阶级住宅，在一个新贵还不是粗鄙的代名词的时代。他的财富迫不及待地体现在极尽精巧的装潢中。住宅正面围绕着一组雕刻，从雕刻的树干中蜿蜒出数百个美妙的部分——树叶、枝蔓、奇花异卉、人像、都铎玫瑰、手牵手的带着皇冠的国王和王后、蹬着胖嘟嘟的腿跳进一池白星海芋的婴儿，其中拱卫着刻了主人标记的盾牌和姓名首字母。大厅里架着尤为优雅的雕花橡木大梁，其间点缀着主人的印记。楼上是一间宽大的卧室，屋顶是辊压成型的大梁；还有一个精巧的小游乐室，墙壁上铺着亚麻面料，过梁上刻着各种珍禽异兽。这种装饰十分有特点。它和科格夏教堂如出一辙，与拉文汉姆、朗梅尔福德、萨克斯泰德、萨弗隆瓦尔登、林恩、斯涅提斯汉姆等其他宽阔的东安格利亚教堂一样高大而宽敞，它们都是布商们用新创造的财富建成的。这栋建筑是典型的新贵风格，和它的金主风格一致，垂直装饰风格下精致的装饰和奢华的细节使它轻而易举成为早期英格兰风格的王者之尊。它就是家境殷实的商人会为之一掷千金的宝贝。中产阶级总是希望稍稍展露自己的财力，但奢华的程度巧妙地回避了炫富的粗鄙。俯视着自己华美的大宅，或在圣凯瑟琳教堂那些刻着自己标记的黄铜像及家族墓地旁致哀时，托马斯·佩科克一定常常为支撑他发家致富的高贵行业感到庆幸。

佩科克家族的遗嘱讲述了同样的故事。除了他的家人外，他还将遗产赠与了周边村庄里为他工作的勤奋乡民们。名字喻意美好的谷代（Goodday）家族中有两人是裁剪工，即整修布料的工人，他们获得了丰厚的遗赠。“我赠予裁剪工托马斯·谷代20先令，他的孩子每人3先令4便士。同样，给爱德华·谷代16先令8便士，他的孩子每人3先令4便士”。他还把一些钱留给了桑普福的罗伯特·谷代、罗伯特的兄弟约翰以及罗伯特的每一位姐妹，其中给他的教女格瑞斯还多留了一些；他甚至没有忘记斯蒂斯泰德的尼克拉斯·谷代、科格夏的罗伯特·谷代以及他们的家庭；还有他们的亲戚，做教父的约翰，他留下了10先令请约翰为他做30天追思弥撒。所有这些谷代家的人无疑都是因为工作而和托马斯·佩科克结下了深刻的友谊。他们来自于科格夏一个著名的家庭，世世代代与纺织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托马斯·佩科克的与他同名的曾侄子，在1580年留下了遗嘱，其中提到与谷代家族还保持密切的联系，还留给“我的教子爱德华·谷代40先令，给在我过世时爱德华的每个兄弟姐妹10先令”，以及“给威廉·谷代10先令”。如今躁动地四处游历的世人很难想象几个世纪前乡间难以撼动的稳定性，在乡村里，世世代代在同一条石子路上的同一间屋子里从出生走向死亡，同一个姓氏的村民们相互交好，正如他们的父辈和父辈的父辈一样。

托马斯·佩科克的其他工人暨朋友也有着属于他们的传奇。他为“曾是我的学徒”的汉弗莱·斯托纳留下了6先令8便士。我们仿佛可以看见在一个落霜的清晨，睡眼惺忪的汉弗莱·斯托纳从高大椽架下的阁楼上走下来，学徒们一般住在那里。毫无疑问，他和主人雇来的织工还有捶洗工结成了粗鲁的友谊；他也是来自显赫家族的年轻人，可能是托马斯·贝森曾经服务过的斯托纳家的亲戚，因为德洛尼曾写道：“爵爷和绅士们的幼子们，得不到父辈留下的土地，常常愿意进入这个行当，最终有望衣食无忧甚至发家致富。”他的两位朋友得到了丰厚的遗赠，显然托马斯·佩科克曾经借钱给他们，想要在离世前将欠账一笔勾销，因为遗嘱写道：“我赠予约翰·贝查姆，我的织工5个里，以及免掉我们之间的债务，再给他一件袍子和一件紧身上衣。我赠予并原谅罗伯特·泰勒欠我的帐，另外再给他3先令4便士。”他给其他人馈赠愈发证明了他的生意做得有多大。“我赠予我所有之前没有提及的织工、捶洗工和裁剪工每人12便士，如果他们为我工作很久，那就给他们每人3先令4便士。我把总共4个里的钱分给我所有的梳毛工和纺工。”这就是对纺织业分工的粗略一瞥。整个行业都围绕着布商托马斯·佩科克展开。他把羊毛交给妇女们梳理好再纺成线；取回后再交给织工将线织成布；接着把布交给捶洗工清理，交给染工染色；收到最终成品后，他把布匹每12个分成一打，运给批发商售卖；他可能一般会运给“布料批发商托马斯·珀朋特”，他称之为“我的侄儿”，还指定他为遗嘱执行人。托马斯·佩科克日夜经营的事业的全貌在他的遗嘱中一览无遗。在他去世当年，他仍然雇佣着大量的工人，对他们仍然友善而仁慈。大宅的建成并不意味着他已光荣退休，但托马斯·多尔曼，另一位著名布商，却从纺织业金盆洗手，以至于纽伯里的织工哀叹道：请上帝可怜可怜我们这些悲惨的罪人吧！托马斯·多尔曼的新宅建成之时，就遣散了他手下的纺工。

佩科克与他的雇工们关系十分愉快，这在遗嘱中显而易见。然而这一情况并不普遍，毕竟那个时代的布商既有着资本家的美德，也同享资本家的罪恶，经年以来资本家与劳工间的摩擦在15世纪已经十分严峻。有一件事情我们乐于了解，但佩科克的遗嘱并未提到：织工们是在自己家里为他做工，还是他在家里放了一些织机，让织工们来家里工作？当时常见的情形是他会住在一个小型工厂中，一种新型的务工体系逐渐成型。布商们在自家房子里摆下织机，雇来流动的织工；通常自食其力的织工非常厌恶这种形式，因为他们不得不从自由的劳动者转变为雇来的佣人，被迫来到布商的织机房里做事，或者他们会发现他们的报酬被流动织工拖入低价竞争。此外，布商有时将自有的织机出租给工人，因此织工们失去了部分自食其力的独立性。整个16世纪上半叶，纺织产业区的织工们一直在向议会抗议资本主义这一新生的恶魔。在英格兰确立前，资本主义就得以瞥见工厂生产体系，意识到工人们既不拥有原材料、工具、生产场所，又不拥有他的产品，他只拥有自己的劳动；主人与织工之间仅剩下了简单的雇佣关系。我们可以确信这一变化从埃塞克斯兴起，大约是在佩科克去世二十年后，织工们对在自己家里拥有织机、织工和捶洗工的布商提出抗议，抗议的织工们已经陷入贫穷。“那些富裕的布商们，最终一致同意为织布支付相同的价格”，但价格低得即使织工们不分昼夜、终日无休也无法支撑他们的家庭生活，因此他们不得不屈居人下，成为他人的仆人。然而，外雇劳工的形式越来越常见，毫无疑问佩科克的大部分工人都在他们自己的农舍里工作，虽然他可能在家里有一些织机，放在屋后长长的低矮的房间里，这些房间传统上就是用来织布的，可能是在棚子或“织坊”里。

在这样的微型工厂中工作的田园牧歌的想象图景，虽然如果我们将它套在托马斯·佩科克身上会有些滑稽，在德洛尼的《纽伯里的约克趣史》中有所描述。纽伯里的约克是一个历史人物，是一位名叫约翰·温齐可的著名布商，他在纽伯里离世，比佩科克去世晚一年；佩科克一定也听说过他，因为他的克尔塞呢绒风靡欧洲大陆。老福勒在他的《英格兰珍宝》中将约翰称为“英格兰有史以来（毫无夸张地说）最伟大的布商”。他的故事——比如他在弗洛登庄园有一百个学徒，他在纽伯里的家中宴请国王与王后，他建造了纽伯里教堂的一部分，他拒绝了封爵因为他宁愿“作为一个可怜的布商，穿着粗褐色的大衣离世”——滚雪球般传遍了英格兰。1597年，托马斯·德洛尼，小说家的先祖，用半文半诗的脍炙人口的传说将它们送上神坛，迅速地流行一时。从故事中我们可以假想一番在布商大宅中工作的图景，然而我们必须谨记的是，它毕竟是夸张的传说，约翰·温齐可绝不可能在家中摆放着两百架织机，佩科克则可能最多有一打织机。然而诗人也有他的苦衷，毕竟民谣的精髓在于叙事，而想要押韵总是需要一些适当的调整。

一个房间大又长，

两百织机高又强。

如实可见二百人，

成行成列织机旁。

劳工人人精神俏，

坐织枕头心里笑。

旁边另有一间房，

百位妇女精神爽。

努力梳毛劲头高，

悦耳嗓音高声唱。

只见还有一间屋，

两百少女排排坐。

斯坦默尔红外套，

头上带着奶白巾；

臂上袖套白如雪，

一如西边群山冬；

袖上各有丝飘带，

紧紧系在手心里。

漂亮女工最勤劳，

一天屋里纺织忙；

纺架之间歌声起，

声音甜美如夜莺。

转头还有一间屋，

小朋友们最可怜。

齐齐坐好羊毛拣，

去粗存精细细挑，

人数总共八十个。

小孩子们算不精，

日夜辛劳报酬轻；

每日只得一分钱，

整日吃喝都可得，

就是奇妙开心事。

另外一件大房里，

房下有五十健儿；

人人都是修剪工，

技巧智慧尽在此。

他们身边齐齐站，

八十桨手出力忙。

如此就是大染坊，

四十染工皆在此。

如此还有洗衣房，

二十工人洗衣忙。

每周十头大壮牛，

工厂工人全吃掉；

牛油、奶酪和鲜鱼，

其它菜品数不尽。

屠夫终年忙不停，

各式啤酒酒商送。

面包师来做面包，

屋里忙得转不停；

大厨房里五厨师，

终年煮肉又做菜，

手下六个勤杂工，

杯碟碗盘擦干净。

旁边还有小孩子，

每日开瓶忙不停。

吾等老叟见此景，

心中赞叹口中惊；

威武如此必布商，

万世威名永传扬。

托马斯·佩科克的私人生活和他的事业一样可以栩栩再现。这份珍贵的遗嘱可以让我们略知一二。他的第一位妻子名叫玛格丽特，她的姓名首字母和托马斯的一起刻印在大宅的木雕上，很可能老约翰·佩科克就是为了这对年轻爱侣的婚礼而建造了这间大宅。它一定目睹了那个大喜日子里的欢乐情景，毕竟我们的先人们知道如何为婚礼倾心尽力，新郎把新娘带回婚房的一天就是“快乐的英格兰”最快乐的时刻。我们可以借助德洛尼的叙事重现这一场景：

新娘穿着羊绒长袍和精致的外裙，头上戴着金色的头纱，精巧地编成流行式样的金黄色头发垂在背后；两位可爱的男孩走在她两边，引领她走向教堂，男孩丝质的衣袖上系着新娘头纱和迷迭香。精妙的金银镀金质地的新娘礼杯在前面开路，里面放着修理好的一大束迷迭香，四周垂着各色丝带；随后是一群乐手在新娘前大声奏乐；新娘身后是村子里最美的少女们，有些手里捧着结婚蛋糕，有些捧着麦子编成的精美花环；新娘在这样的队伍中缓缓走向教堂。我无需在此对新郎描绘过多，他此时正沉浸在爱河中，不需要任何人陪伴；而宾客们也是人中龙凤，只有从伦敦前来的斯提亚德陌生商人们参加了婚礼。在庄严缔结婚姻后，新人们又按着来时的队伍鱼贯而回，回到家享用一次欢乐无尽、音乐无休的盛宴……婚礼整整持续了十天，也成为了周遭贫苦人们的节日。

这座大宅无疑也见识了许多在漂亮的雕花厅梁下举行的盛大舞会，还有数不清的音乐、游乐、亲吻和见怪不怪的背弃。即使当新娘和新郎回到铸铁横梁下的婚房时，欢愉也不停止；第二天早上，新人们还要在婚房的四帷大床里接受密友们的问安。我们的先人们绝不在追求极致上弄虚作假。确实，如亨利·布尔格所言（他和欢快的德洛尼截然不同，但他是佩科克同时代的人，科沃戴尔为他翻译了词句，使他能为我们所了解）：“晚餐后，他们开始吹奏风笛并围绕着新人跳舞。虽然年轻人们在喧闹的风笛声中有些疲惫与尴尬，也不得不与其他人挨个跳舞，一刻不得安宁。粗鲁和喧闹的人，会冲到新婚夫妇的门前，唱着邪恶而顽皮的情歌，尽情享受着欢愉。”除了这样的“顽皮的情歌”，我欲何求？

追求这一新传入科格夏的时髦风尚的新娘玛格丽特来自于克莱尔，那里是科格夏的佩科克家族的发源地。她是托马斯·霍洛德的女儿，佩科克对他十分热切而尊敬，因此在建造科格夏教堂的小礼拜堂时，他专门指定要将它献给他和他的妻子、他的父母，以及他的岳父，来自克莱尔的托马斯·霍洛德。他还留下了5英镑，让他的遗嘱执行人“委托在克莱尔教堂制作一个石碑，放在我岳父托马斯·霍洛德的墓地，上面要刻着他和他的夫人和孩子的画像（如一个纪念铜像）”，另外还给克莱尔教堂留下了5头牛或3英镑“保护并修缮我的岳父托马斯·霍洛德的坟墓”。他还为妻子的兄弟姐妹留下了遗产。玛格丽特·佩科克在她的丈夫之前去世，身后并未留下子女。托马斯能在家里见到的佩科克家的小孩，那些在空旷的大厅里玩耍的，爬到梳妆台上端详自己核桃大的小脑袋的，躲在天花板的雕刻下的孩子，只有他的外甥和外甥女：罗伯特和玛格丽特·乌普切，他姐妹的孩子；约翰，他的兄弟约翰的孩子；另一个兄弟罗伯特的孩子，托马斯、罗伯特和艾玛；也许还有他年幼的教子，格蕾丝·谷代。也许是希望能得到一个可以继承他的大宅和姓氏的儿子，托马斯·佩科克再娶了一位名叫安妮·柯顿的女子。她是陪伴他度过晚年的妻子，“我的贤妻安妮”，她的到来一定让这座自玛格丽特去世后就冷落孤清的宅院重新散发出光彩。她的父亲，乔治·柯顿，也在遗嘱中现身，而她的兄弟和姐妹，理查德、威廉和埃拉诺都收获了丰富的遗赠。但托马斯和安妮的婚姻十分短暂，她只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尚未出生前，托马斯就已离世。在遗嘱中，他为安妮做了详尽的安排：她可以得到500马克，而只要她尚在人世，豪华的大宅就归她所有。在他详细的财产分配中写道：“一定保证我的妻子安妮能够得到我所居住的房子，还有房子附带的鸽舍和花园，并安心居住于此。”佩科克家族记录的缺失使我们无法断定托马斯的孩子是否活下来了，但孩子很可能不幸夭折，或者是个女孩，因为佩科克约定一旦他没有男性继承人，就将房子留给他的外甥约翰（他大哥的儿子）。而在1575年，我们发现约翰·佩科克成为了大宅的主人；旁边的房子则留给了另一位托马斯·佩科克，他哥哥罗伯特的儿子。这位托马斯于1580年去世，身后只留下几个女儿；而在他之后，约翰·佩科克于1584年去世，被教区悲痛地铭记为“科格夏最后一位佩科克”。自此，这个奢华的大宅不再属于这个已经在此居住了近百年的伟大纺织世家。

我们也可以从托马斯·佩科克的遗嘱中得知他的人品性格如何。他显然是一位和蔼而仁爱的雇主，从他对雇工和雇工的孩子的爱顾中可见一斑。他经常受邀成为科格夏新生儿们的教父，因为他在遗嘱中要求他的葬礼、头七和“（离世）满月”的相关仪式上要有“24或22个穿着白色法衣、手里拿着细蜡烛的小孩子，尽可能选我的教子教女，他们每人可以得到6先令8便士，大些的孩子可以每人得到4便士……其他教子教女可以得到6先令13便士……”这些小孩可能年纪轻轻就要负责为家计谋生，在托马斯·佩科克处拣选羊毛。“可怜的人啊，”托马斯·德洛尼说，“上帝并未如此眷顾大多数孩童，让他们从事这一职业，使他们仅六七岁就能为自己赚取口粮。”当迪福从黑石角出发前往哈里发时，看见纺织业已经在整个西莱丁的所有村庄蓬勃发展，不禁大发感慨：“从黄口小儿到垂垂老翁都成为了雇工，只要是四岁以上的村民，都能自食其力”。我们现在看来觉得这是过早地雇佣童工，但这自工业革命以来已是习以为常的现象。

托马斯·佩科克广交朋友，不仅在科格夏，在周边的村庄也有不少，他留下的遗赠就是有力的证明。他的遗嘱证明他是个深受宗教感召的人。他是科尔切斯特支柱修道会的成员，身后还留下5英镑“用于为我和为我应守护的成员们祈祷”。中世纪时修道院常常将金主及有地位的人笼络到本院的修士行列中，皈依仪式冗长而繁杂，新加入者会接受院内所有弟兄的仁爱之吻。托马斯·佩科克能成为修道院的弟兄说明他在乡村中广受尊敬。他似乎对修士会有一种特别的眷顾，他为科尔切斯特的格雷修士会、马尔顿、切尔姆斯福、苏德伯里的修士会各留下10先令，用以举行30天追思弥撒，还另拨用以修缮修道院房屋；为克莱尔的修士会留下了20先令，用以举办两场30天追思弥撒，“我死后在伦特再多办一场”。还特别关注科格夏修道院，那里离他的大宅只有不到一英里，因此他一定常常在宴会时与修道院住持同席，也会在修道院的教堂中参加弥撒。直到垂死之时，他仍然记挂这修道院。晚钟乘着九月的轻风飘进他的窗里，他给“男女修道院院长”留下了一件他著名的绒呢布和4英镑“用来办一场超度和弥撒，在我的葬礼上敲响教堂的钟声；在第7天和满一个月的仪式上也是一样；如果可能的话，在同一天办场30日追思弥撒，或者在他们合适的时候，花费共5个里”。

他的虔诚也体现在他为科格夏附近的布拉德威尔、帕蒂斯维克、马克夏教区的教堂，以及斯托克奈兰、克莱尔、波斯令福德、奥文顿、保尚圣保罗等佩科克家族原本居住的埃塞克斯教区的教堂都留下了遗赠。但自然而然的，他最关照的还是科格夏教堂。一位佩科克家族的成员很可能建造了教堂的北侧廊，侧廊里是圣凯瑟琳的祭坛和佩科克家族长眠的坟墓。托马斯·佩科克在遗嘱中叮嘱道，他要埋在圣凯瑟琳的祭坛前，还为教堂留下了许多馈赠：“我为科格夏教堂的高坛献上4个里作为我的忏悔。我留下40马克用于为高坛上的壁龛和圣玛格丽特教堂上的圣母像修复和镀金。我为我埋骨的教堂留下40诺贝尔金币用于赎罪和敲钟。”他还建造了一间小礼拜堂并留下了财产，用于每周在小礼拜堂中为六位穷人举行弥撒。

这些赠予宗教组织和教堂的遗赠清晰地讲述着虔诚与家族荣誉的故事。另一种遗赠以中世纪慈善的形式存在，它可能从旁佐证了托马斯·佩科克的生活习惯。他一定常常驾马出游，探访为他工作的乡民或在科格夏附近村庄里的朋友们；或者再远一些走到克莱尔，先是拜访先人的故居，然后问候他的新娘，玛格丽特·霍洛德，然后带着玛格丽特拜访他挚爱的岳父。当然，当他走进科格夏的教堂时，或当他沿着乡间小路纵马而行时，他常常在路上发出一声叹息：他不得不时常在冬天的泥泞中挣扎，或者在夏天的坑洼间蹒跚。毕竟中世纪时，修补道路是一种私人的、无上的慈善事业，除了宽阔的主干道外，几乎所有的道路都无人管理。兰格伦在他的《耕者皮尔斯》里提到，修复“讨厌的小路”（他不是指坏习惯而是指损坏的路面）是富商们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必须做的慈善。托马斯·佩科克选择的道路无疑折射出一段艰苦的旅程，他归来时总是浑身泥水，疲惫不堪。有时是回到“我的兄弟约翰·雷纳”或“我的仆人亨利·布里格斯”处；有时是回到玛格丽特处，她正从窗户向外眺望，焦急地等待他的归来。在他的家乡，他留下至少40英镑，其中20英镑用于修复西街（他的大宅所在之地）；余下20英镑则“用于修复从科格夏到布莱克沃特之间最急需修复的道路上”——他无疑在去教堂的路上体会了糟糕的路况。在离家更远的地方，他留下了20英镑用于修复克莱尔和奥文顿之间“糟糕的道路”，另外还有20英镑用于修复奥文顿至保尚圣保罗之间的道路。

随着他的生命渐近尾声，他无疑减少了骑马外出的次数。时间平静地流淌，他的生意日渐蓬勃，他在周边广受爱戴。他为他宏伟的宅院骄傲，一点一滴地为它的华美添砖加瓦。在凉爽的暮色中，他一定常常在花园外久久伫立，看着僧侣们在田野尽头的大修道院池塘里钓鱼；或者远眺太阳的暮光撒在大什一仓的盖瓦上；又见佃农们排着队，背着收割下的玉米沿着道路缓缓前行。他似乎想起来，约翰·曼和托马斯·斯普纳，他的两位佃农是牢靠的好朋友，应当在死后为他们留下一件袍子或者一个英镑。在他最后的一两年里，他一定常常与妻子坐在带鸽房的花园里，静静地看着白鸽盘旋在苹果树梢，看到妻子花圃里的鲜花，一抹微笑浮上他的嘴角。在冬天里，他会穿着他的毛皮大氅漫步到龙酒馆，店主爱德华·艾尔瓦会向他鞠躬问好；他会坐下来，与邻人们举杯共饮一盅，动作缓慢而尊贵，用慈爱的目光注视众人，这才符合他作为镇上最大的布商身份。但他有时也不禁皱眉，比如当他看见修道院一个鲁莽的僧侣不顾院长的禁令出来偷饮的时候，他会摇摇头，也许还会抱怨两句说宗教早已不如旧时。但他的遗嘱告诉我们他并不真的这么认为，他更不会想到他去世二十年后，修道院的神职人员和僧侣会被驱逐，国王的官员们会把科格夏修道院屋顶上刮下来的铅送去拍卖。他更不会想到，他的大宅历经了四百年的风雨，雕花大梁和商人骄傲的标记依然如故，庄重而美丽；而修道院的教堂仅余酷日下的一滩阴影，其它建筑早已倾颓，只剩下一片回廊，卑微地为埃塞克斯运干草的蓝色马车遮风避雨。

托马斯·佩科克的生命在英格兰乡村的平和与美景中告一段落，这里“肥沃的土地带来硕果累累，到处都是收获的良机”，低矮起伏的丘陵、光榆树、广袤的翻滚着白云的天空，是康斯特布尔最爱描绘的景物。九月的一天，愁云笼罩着科格夏的街道，吱呀作响的纺轮也沉寂下来，纺工和织工们围在一起，焦虑地伫立在西街那座美丽的大宅前；楼上的主人房里，在那高贵的穹顶下，这位伟大的布商奄奄一息，他的妻子在他的床边啜泣，心知他不可能等到他的孩子。数日后，那些农舍们又沉寂下来，一大群低声抽泣的人跟随着托马斯·佩科克来到他的长眠地。葬礼的仪式与他尊贵的身份十分契合。各种宗教仪式，不仅在葬礼当日，在下葬七天后和一个月后都再次举行。他的遗嘱里说得十分详细，因为托马斯·佩科克遵从当时的习俗，为他的遗嘱执行人留下了对葬礼仪式的详尽要求：“我希望我的遗嘱执行人在我的葬礼日、其后七日和其后一月按如下仪式执行：我的葬礼上要有30个牧师唱挽歌，圣餐礼要越多越好，如果不能实现，就在第七天补上。在月纪念日，我的遗嘱执行人要办30日纪念弥撒，也要像之前一样唱挽歌和举行圣餐礼，还要办三台带音乐的弥撒：一台献给圣灵，一台献给圣母，还有一台是挽歌，在葬礼、第七天和月纪念日时都要举办。每个参与的牧师每次可以得到4便士，每个小童每次可以得到2便士。葬礼上要有23支火把，第七日要有6支，月纪念日要有12支。还要有24或22个手上系着丝带的罗切特小孩，尽可能选我的教子教女们，他们每人可以得到6先令8便士，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得到4便士。每个举火把的人每次可以得到2便士，每一个在这三天中参加任意一天的男人、女人或孩子都可以得到1便士；此外每个教子教女可以得到6先令8便士。还要提供肉类、饮料，两场医生主持的布道，在家里要请人唱挽歌；再给我出生的教堂1个里。”

这和托马斯·贝森朴实的指引大相径庭：“我的葬礼花费绝不能奢侈，而是要以庄严肃穆的简洁形式，向全能的上帝献上崇拜与赞美。”托马斯·佩科克这位富有的老布商也绝不会忘记崇拜与赞美全能的上帝，他在葬礼仪式上花费了价值如今500英镑的开销，比他用来建造小礼拜堂的开支还要多。不过幸好他已经闭目长眠，因为在即将到来的宗教改革中，英格兰的所有小礼拜堂都被废除，包括圣凯瑟琳教堂侧廊上的佩科克礼拜堂，那里本来每周为六位穷人施粥。托马斯·佩科克属于那个过去的年代，在他去世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埃塞克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僧侣们被从修道院中驱逐出来，修道院的屋顶也被扒掉；低沉的拉丁语不再回荡在教堂四壁之间，牧师们也不再为托马斯、他的夫人、他的双亲、他的岳父祈祷。就连纺织业也变了，这个郡因织造出更精美的流行布品而越发繁荣，它们来自于“新布商”，被称为“贝与塞”。正如一句谚语所说：

酒花、改革、商人和啤酒，

同年降临英格兰。

科格夏注定要因一种被称为“科格夏白”的新品布料而更加闻名于世，它是由托马斯·佩科克的侄子们在他长眠地底时发明的。然而，还有一件事从未改变：他富丽的大宅依旧伫立在西街，在教区牧师家对面，使所有过路人眼睛为之一亮。它就静静地站在那里，注视着今天。回想着曾经居住于此的托马斯·佩科克，难道不会令我们想起《德训篇》中的名言警句？

让我们现在赞美养育我们的先贤与父辈。

上帝用他们的荣光展现他伟大的力量，

能力杰出的富有的人们，安居在他们永久的居所。

他们为后人所铭记，

也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荣耀。

作者简介

艾琳·鲍尔（Eileen Power,1889.1.9-1940.8.8）

20世纪上半叶英国最著名经济史、中世纪史专家，也是妇女史学家和女权主义活动家。曾先后任教于剑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她在短暂的一生中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受到当时国际史学界的普遍认同和尊重，享有世界声誉。

最知名的代表作为《中世纪人》（Medieval People），而其另一部作品《中世纪英国女修院》（Medieval English Nunneries,C.1275to1535）则被称为剑桥经济社会史的“双璧”之一。

此外，艾琳还是颇受大众欢迎的播音员，利用收音机普及中世纪史知识与世界史知识。

译者简介

韩阳

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翻译与传译专业（MATI），目前任全职翻译（口笔译）。已出版纸质版译作包括《分水岭：美国民权运动的奋起与挣扎》、《1984》、《奥威尔日记》、《在中国看到曙光》等近十本，另有《图灵传》、《夏洛蒂·勃朗特传》等五本即将付梓。

罗美钰

2014年获北京大学理学学士学位、经济学学士学位，2017年获北京大学金融硕士学位，曾于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交流学习，现从事金融行业。

刘晓婷

南开大学硕士毕业。译作有《9672号彩票》、《奥威尔日记》、《中世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