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怀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历史系教授，著有Vil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1875-1936（Stanford，2005，中文版《华北村治》，中华书局，2008年），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A Micro-history（Stanford，2009，中文版《乡村中国记事》，法律出版社，2010年），以及Reinventing Modern China：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Hawaii，2013，中文版《重构近代中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美）李怀印著；岁有生，王传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10

ISBN 978-7-101-09298-1

Ⅰ．①重…　Ⅱ．①李…②岁…③王…　Ⅲ．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　Ⅳ．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4299号

书　　名　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

著　　者　〔美〕李怀印

译　　者　岁有生　王传奇

责任编辑　张荣国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0×960毫米　1/16

印张21¾　插页2　字数240千字

印　　数　1-3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9298-1

定　　价　55.00元

目录

前　言

中文版附记

第一章　导论

政治认同和历史表达

历史表述中的真实与虚构

1949年前的对立叙事

从学科化到激进化：毛泽东时代

从新启蒙到现代化：改革时代

在全球化时代重写历史

第二章　现代化叙事之起源：1949年前的民族主义史学

现代化话语

中国的现代化

历史和政治

1930年代的实用主义转向

第三章　革命叙事之起源：1949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现代化抑或革命？

走向毛泽东式史学

民族认同、国家建造与历史写作

第四章　制造新的正统：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化

阶级斗争抑或主要矛盾？

阶级斗争说的胜出

新正统所含的悖论

第五章　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毛泽东时期的史学激进化

“史学革命”

捍卫历史主义

李秀成降清之争

“史学革命”的继续

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之外

第六章　挑战革命正统：1980年代的“新启蒙”史学

挑战正统史学

卖国还是爱国：重新评估洋务运动

英雄还是愚昧：重新评估义和团

黎澍与新启蒙史学

1949年后的中国自由主义

第七章　从革命到现代化：改革时期史学研究的范式转型

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

从近代化到现代化

在中国发现“现代性”

改革时期的乐观主义

第八章　危机中的主叙事

革命叙事的退却

超越主叙事

中国史学的“后现代转向”？

探寻历史“真相”

第九章　结语

历史之作为实际与作为被建构的叙事

解构叙事

在时和开放的中国近代史

前瞻：全球化中的中国

注释

参考文献

前　言

本书作为一项有关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撰述的研究，某种程度上也折射了过去三十年间我自己在中国和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旅程。我在1980年代初进入历史本科专业，随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读硕士学位。现在回过头来看，80年代诚可谓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个承前启后时期，其中既显露出空前的学术繁荣，又潜藏着整个学科的危机。那些经历了“文革”的历史学家，从否定极端政治化的历史写作着手，致力于各自领域的严肃的学术研究，导致一时间各种专著和论文的大量出版，以及各种研讨会的频繁举办，就重大历史问题展开热辩。但是，这种学术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在承袭自“文革”之前的一套分析工具、概念架构和解释方法的背景下出现的；换言之，人们所从事的历史研究，受限于始自1950年代的同一个范式，尽管他们在具体历史问题的解释上，试图推陈出新，以服务于改革时期的现实需要。由于在阐释架构上并无突破，且跟1980年代的经济和政治现实日益脱节，复苏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马上失去了对公众和本专业新一代本科生、研究生的吸引力，结果出现所谓“史学危机”，跟毛泽东时代史学的独盛一时，适成对比。

因此，毫不奇怪，在我读研究生的第一个学期，相当多的时间花在读马恩原著上。当然，三年的研究生光阴，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各种学术问题和原始资料上；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作为硕士论文题目的著名实业家张謇（1853—1926）的档案材料，尤其是其中有关儒家价值观如何影响其企业经营和在南通一隅的通盘近代化计划方面的内容。不过，这样一个问题，很难让近代史所里尊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前辈们感兴趣，结果我的硕士论文，也只能用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张謇的经济活动如何影响他的政治态度，更具体地说，是关于张謇在经商过程中与封疆大吏们的私人关系和冲突，如何导致他在晚清变法、立宪运动中，从踌躇动摇到扮演领导角色。如此写就的枯燥论文，从未让我觉得满意。

我的反思，早在从研究生院毕业之前，就已经开始酝酿。触发这一行动的，是我在无意之中，接触到新近出版的两本英文书，一本是柯文（Paul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其中评析了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现代化论，另一本是罗兹曼（Gilbert Rozman）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书中将现代化理论系统应用于近现代中国研究（这两本书后来先后在1989年和1995年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广为流传）。从此，我的兴趣点迅速转移到跟现代化理论和比较史研究相关的英文著述上，并在1986年11月号的《社会科学评论》上发表长篇文章，这在当时算得上是国内最早介绍西方的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文字之一。1987年从研究生院毕业，随后六年，曾一度应北大历史系罗荣渠教授之邀，参与其主持的现代化比较史的课题研究，后又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在传统与现代化的架构下重新解释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最终形成了一本合著《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透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我负责全书的导论以及1949年前的各章）。

1993年后，我到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历史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到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校区执教。在此期间，我的兴趣集中到19和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上面，所处的学术氛围也跟国内大相径庭。而这些年当中，国内的史学研究，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现代化范式（主要基于借自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最终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流行，取代了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范式。近十来年间，新一代学术异军突起，摒弃了既往的革命和现代化范式，更多地把注意力转向过去一向为人们所忽视的社会史和文化史，把历史解释主要建立在外来的后现代批评理论和史学理论上面。曾经受过大洋两岸不同的学术训练，并置身于不同的史学传统之中，我在自己的乡村研究中，始终强调把长期历史趋势和全国性或区域性制度的宏观研究，与影响乡民日常行为的地方惯行和话语体系之缜密的微观研究，加以结合，以了解乡村生活及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此一方法，体现于我的两本近作，即《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2005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英文版，2008年中华书局中文版）和《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2009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英文版，2010年法律出版社中文版）。及至2006年来到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执教时，便已觉得，回顾20世纪中国的近现代史研究，反思其中的不同写法和视角，对我来说是时候了。

本书按年代顺序检视民国以来迄今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种种解释。由于此一领域史家众多，所涉及的题目纷繁庞杂，历史写作中所运用的方法又五花八门，这里自然不可能对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丰富多样的史学文献作详尽的考察。因此，我在此项研究中所关注的，仅仅是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主叙事”（master narratives），支撑这些叙事的诠释架构，以及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上所产生的相应变化。为了深入了解对近代中国的多样且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解释，我将聚焦于那些在本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若干史家，因为他们在建构和解构叙事方面，贡献最著；并将着重探究他们的学术背景、智识倾向，尤其是驱动他们从事历史写作的特定的政治情境。

但此书不止是一部有关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历史写作，尤其是近现代史研究，在20世纪中国为各种势力政治竞争所需的意识形态制造过程中，起到至关紧要的作用。不同政治信仰的人，总会以自己独有的视角（或偏见）去解释过去，并且会进一步利用其对历史的不同解读，为现实的纲领作辩护，为今后的行动作指引。所以，深入把握中国近现代史学之来龙去脉，亦为了解近现代中国政治所不可或缺。研究中国历史写作中不断变化的趋势，还会把光束投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领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知识分子思维中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传统之间的较量。过去的研究，往往强调1949年之前和之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知识分子中间的流传和占据主导地位。就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方法论而言，这只是其中一个侧面；另一个同样显著且更为重要的侧面，乃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在历史写作中所显示的坚韧和活力，及其在20世纪最后十年之最终胜出。所谓自由主义传统，这里指的主要是为知识分子所倾心的西式现代性和启蒙价值观，渗透于民国时期主流史家之著述中，并与他们的民族主义立场交相辉映。1949年以后，自由主义传统表面上让位于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正统地位的尊崇，但事实上仍潜藏于资深学者对心智独立和专业自主性所持的坚守立场，并体现于1950年代及60年代早期以“历史主义”为掩护而对史学极端政治化所作的顽强抗拒。及至1980年代初，自由传统进一步在“新启蒙”的旗号下复苏，以否定毛时代的激进主义史学为其使命。到19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此一传统最终透过现代化范式之兴起，重新主导主流史家的中国近现代史著述。

除了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中国国内的近现代史研究之外，此项研究的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意图，是跟国内的学术界同行们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不用说，研究近现代中国史以及中国史学史的学者，对于本领域自20世纪早期以来在研究方法、学术志趣以及解释方面的演进，都了如指掌，众多的专著和论文皆已出版。尽管如此，人们很少留意史学家的叙事建构如何型塑其历史表述，叙事又是如何被建构的，这些叙事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实际抑或史家的主观想象。本书所考察的各个时期的几乎所有史家，都断言他们的表述真实可信，反映了实际发生的过去。在试图否定他们所要挑战的某个叙事时，他们的攻击目标，首先是叙事背后的政治动机和思想假设；当中很少有人过问，对方是如何有意图地选择史实乃至虚构和想象某个“事件”来编织叙事的。在我看来，史家叙述过去的不同方式，在影响其表达方面，跟他们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同样重要。

我对今日中国史学研究的关注，还跟中国近现代史的诠释架构的重建问题有关。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史学危机”之后，中国的史学家在随后的二十年间目睹了历史著述的又一波兴旺景象，个中原因，多半在于市场经济的推动，使大量历史图书的出版成为可能，其中多是出于商业意图，以满足普通读者对历史的好奇心。与此同时，成长中的新一代史家（主要是在后毛时期接受了史学训练）把自己从主宰以往历史写作的主叙事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将其研究兴趣扩及曾被先前数代史学所边缘化或忽略的新领域和新课题。近年来，历史档案的开放和大量党政机构文献的出版，也使研究者能够重建那些曾经被官方认可的史书所曲解或隐瞒的历史真相。所有这些进展，皆促成了近二十年众多题材的历史作品的繁荣。但是在此过程中，大多数史家仅仅满足于开拓新领域，以彰显个人的旨趣，或仅仅满足于发现新的证据，以揭示历史事件的真相。当中很少有人会去思考，他们的发现，对于重建历史阐释架构，以取代已被遗弃的旧的一套，究竟有何含义。无论如何，历史写作之所以有意义，不仅仅由于它丰富了我们的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改进我们了解过去和现在的方式本身。

我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受到来自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和我执教的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的多项研究资金的资助，从而能够赴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收集相关资料，并有时间加以消化。本书的部分内容，曾作为单个章节、会议论文或者期刊文章，跟同行进行过交流，获益于他们所提出了的具体、中肯的意见，这里尤其要感谢Kathryn Bernhardt, Jeremy Brown, Brian Fay, Roger Hart, Matthew Johnson, Margret Kuo, Stephen MacKinnon, 以及Michael Schoenhals诸人。我曾在2011年3月请Arif Dirlik到本校讲学，就相关问题深入切磋，这里特别要感谢他对此部书稿所作的评论，从中获益匪浅。我还要感谢Edward Q. Wang以及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匿名审稿人就具体的理论和实证问题所提的详尽而富建设性的意见，使这部书稿得以最终成形。本书的若干章节，曾在我为本校研究生所开设的历次中国近现代史研讨班上进行过讨论。学生们的反馈，推动了我对各章的修改。这里尤其要感谢David Conrad, Peter Hamilton, John Harney, James Hudson，汪麟麟，以及王晓平诸位，跟他们的交流，印证了教学相长的说法。不用说，书中的所有观点和可能存在的谬误，皆由我负责。书中第三章和第七章的部分内容，曾经在Modern China（《近代中国》2010年5月第36卷第3期）和History and Theory（《历史与理论》2010年10月第49卷第3期）上发表过。在此感谢出版方允许将它们纳入本书。

最后，一如既往，我要借此表达我对妻子桂芸和儿女兆白、兆晴的感激之心。尤其是我们的两个孩子，不知不觉间，已从可爱的孩童长成了值得尊敬的年轻后生，各自即将进入高中和大学。充满关爱的挑战和家庭的温馨，伴随了过去数年间此书写作的整个过程。

李怀印

2011年5月19日

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

中文版附记

本书的中文翻译，由岁有生和王传奇承担，我自己负责译稿的校阅、修改，以及部分引文的原文恢复。如仍有疏漏、辞义不明或为适应国内出版环境而改动之处，仍以英文原著为准，望读者鉴谅。

李怀印

2013年3月

第一章　导论

本书审视20世纪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在各个历史时期，通过建构不同的且往往是相互冲突的诠释架构和叙事，来书写中国近现代史。(1)更具体地说，本研究有三个目的。首先，它旨在显现中国的学者和政治精英，如何把本国的晚近历史设想成为一个连贯的、分阶段通往一个他们各自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的进程，且赋予这些形形色色的近现代史解读以特殊涵义。我的分析的中心命题是，有关“近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的历史作品的演变，是人们对各自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关注焦点的一种回应；对他们而言，书写近现代中国主要是为国家现实的挑战和决策的合法化找寻历史依据，而不是在追求真理，或是去如实再现历史。因此，为理解史学家对近现代中国的表述，首先要将历史作者置入一种历史情境之中；他们对现实的洞察及其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正在发生的政治和社会事件，会激励或束缚其描绘过去。换言之，历史作品与历史学家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政治进程须臾不离，也与他们所拥护或详细阐明的、为其政治主张辩护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因此，本研究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将历史作品与历史学家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背景及其所拥护的意识形态相联系，以此去审视20世纪初直至今日不断变动的中国近现代史诠释框架。这些意识形态涵盖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正统的、激进的或实用的毛主义，以及后毛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毛主义传统；它们无一例外影响着历史写作中的问题意识、方法论和指导理念。

但是，历史描述的吊诡，不仅在于它与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纠缠不清，从而使历史学家带着主观偏见去描述过去，而且事实上中国的“近现代史”（modern history）本身乃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充满不确定性，且迄今尚未完成。因此，制约历史学家的，不但是他们著作中特有的空间感，亦即历史学家本身与塑造历史的社会及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它直接制约着历史学家的立场和观点；而且还有时间性，或者说是历史学家所置身的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特定的时间点。因此，史学家的作品，不但各有其特定的意图，是各自对历史的意义和秩序的主观理解，而且在本质上具有“暂时”性质，所反映的仅仅是历史学家本身所生活和描述的那个时代及其以前的历史进程的有限部分。在此时间点之后，是一个未知的未来——一个为当时的历史学家所无法体验和看穿的未来；日后历史的起起伏伏和变幻无常，一再打破历史学家们对各自所假设的历史过程的种种目的论预测。总之，在整个20世纪及其以后，这些空间和时间限制，直接带来近现代中国历史表述的不断变化。因此，本文的另一目的，是系统梳理次第出现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主叙事，以及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后不一且经常是相互矛盾的各种解释；这里，我的主要关心，是欲确定史学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忠实地重构历史，抑或在多大程度上迁就其所孜孜以求的、想象中的历史轨迹，以服务其特定的政治议程。

在检视了各种诠释架构及主叙事的建构过程，并且讨论了20世纪初以来每个主要历史时期最具争议的问题之后，接下来摆在我们面前而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中国“近现代史”到底是什么？是否有可能或有必要将“中国近现代史”理解（或设想）为一个有目的、有序、通往某个终点的不可避免的过程？或是将某个主叙事强加于中国新近的过去，并赋予中国历史之此一特定部分以统一的含义？就另一侧面而言，中国以及中国之外的历史家们，是否应该否认或忽视中国近现代史的意义和规则（如果有的话），不掺杂任何目的地书写历史？他们是否应该完全放弃借由目的论叙事所支撑的大写的民族“历史”，满足于对孤立的个别事件和地方日常现象的微观研究，亦即小写历史，从而无可避免地将中国近几百年来的历史变为一堆无序的、毫无意义的碎片？因此，本研究的终极关怀在于，是否有可能以一个真实的方式表述历史，同时在不歪曲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使历史表述富含意义。

政治认同和历史表达

对于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家来说，一个自始至终困扰他们的问题是，如何协调貌似客观重构过去的学术旨趣与倾向于扭曲其表达的政治倾向之间的关系。致力于纯学术的研究，当然并不会总使人不偏不倚、客观地描绘过去；事实上，几乎所有声称是学术性的历史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反映着个人意识形态偏见、审美情趣、道德评判、民族立场和方法论偏好。正如在19世纪和20世纪西欧的历史作品中所见，历史学家“利用民族历史去合法化（或非法化）特定的政府和政权，仍广泛如昔”（Passmore 1999：282）。然而，在这里我们仍然可以区分那些避免参与政治的专业史学家，与在历史写作中将明确的政治目的置于首位的学者。毕竟，由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旨在将历史确立为“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职业化进程，西方的历史学家有意或至少口头上将其政治信仰与其学术研究区分开来，无论其客观主义的目标如何高不可攀（Berger 1999：4—5）。相形之下，20世纪中国史学的政治化却走得更远。由于卷入反复出现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并介入不同势力和派别之间不懈的斗争或是知识分子群体之间尖锐的意识形态对抗，大多数中国历史学家发现，在其学术作品中很难脱离政治，或对政治漠不关心。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历史学家重铸过去实际上是借以表达其对现实政治的不同理解，或是阐明他们所表达的历史与所支持的政治方案之间的所谓因果关系。换句话说，历史作品与其说是披露过去的事实，还不如说是政治认同的体现。某种版本的历史表达声称比其他版本更具权威性，不是因为它比其他版本更接近过去的事实，而是因为其与当权者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或是为当权者的政治主张辩护。

然而，尽管他们意识形态分立，并因此在近现代史的各种问题上歧见百出，但是，几乎所有20世纪的中国史学家在没有刻意隐瞒其政治信仰的情况下，都声称各自历史陈述的真实性。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或是意识到，他们的思维倾向、政治和社会偏见及其历史表达模式可能会扭曲历史，并导致其所描述的历史事件与过去发生的实际情形之间产生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不难理解，中国学者新近的近现代史学史研究，大多满足于解释过去一个世纪的近现代史作品中不同的传统和范式，而未能进一步说明，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互相角逐的意识形态以及千变万化的权力关系，如何与历史学家自身的思维和智识偏好产生互动，以型塑自己的历史写作；至于不同的历史想象模式，在建构叙事结构及内容的过程中，怎样影响历史的重新诠释，致力于此一问题的史家及史学史研究者，则为数更少。(2)

在中国以外，在史学中“语言学转向”出现以来的三十年间，史学家赞同或质疑这样一些命题，即历史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主观建构；历史学家据其思想偏见“发明”历史，而不是据实去“发现”过去的历史；历史写作与文学创作在相当程度上并无本质性区别，建构历史叙事同样离不开虚构和想象（White 1987；Appleby et al. 1994；Iggers 1997；Evans 1997）。然而，尽管对真实历史重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怀疑日益强烈，追求客观性仍然是西方现代史学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自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始，信奉历史主义的欧洲和北美的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一直强调“科学”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历史写作理应是对原始材料的严格、公正、不偏不倚的审视；理想的情况应该是抛弃任何的现实关注、自身利益或对某些社会阶层和集团特有的偏爱或偏见。用兰克的话说，职业历史学家的任务，乃是“如实地”研究过去（转引自 Braw 2007）；或者如埃尔顿（G.R.Elton）所言，写史乃是“从其自身角度，为其自身目的，并就其本身而言”（Elton 2002：59）。必须承认，事实上很少有人能无色彩地、冷静地、不偏不倚地解释过去；一如其他所有的求知活动，历史写作“牵涉到目的不同的真理寻求者之间喋喋不休的争鸣”（Appleby et al. 1994：254）。但同样清楚的是，西方的现代历史学家，很少视自己的工作为明确的思想规劝和政治宣传；他们中的大多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标榜追求学术的客观性，并视此为职业史家的立身之本。毫不奇怪，自1970年代以来，尽管有来自后现代主义以及随后的“认识论危机”的挑战，诚如亨利·特纳（Henry A.Turner Jr.）所说，大多数历史学家仍然“在他们的作品中努力维护兰克客观性的方法论准则”（见Clark 2004：1）。

其实，对文献资料作详尽和严格的审查，也是中国文献学的一个古老传统。自17世纪清初开始，恢复古代典籍和重构中国古史的努力，一直持续到20世纪早期，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少数在欧美接受过历史主义或实证主义传统的专业训练，并于20世纪初在中国大学开创其事业的史学家，也致力于实证研究，并将其研究与意识形态脱钩。但是在现代史学中，特别是在20世纪中国近现代史著述中，很少出现这种本土的或外来的传统。从1920年代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下热心于“新史学”的第一代新式史家，到1980年代和90年代拥护现代化理论的新一代学人，所有的现代历史的书写者都将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与民族危亡和国家富强或者是与特定社会集团的明确的政治议题联系在一起。1930年代和1940年代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别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毛派激进主义者对历史的重构，更是毫不避嫌地将其实用目的凌驾于其他议题之上。为探求历史的客观真理而进行毫无偏见的调查研究，作为一个“高贵之梦”（Novick 1998），曾受到众多西方史家的追捧，但在中国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近现代史作品中，却鲜见其踪迹。

中国近现代史学政治化背后一个可能的原因，跟20世纪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全神贯注于民族生存、从而失去对中国启蒙运动的原有热情有关。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曾致使科学战胜了宗教迷信，崇信科学理性成为时尚，因此，数百年来，“科学的”历史，成为史家共享的信念，人们相信有可能用理性和科学的方法，去发现历史真实（Appleby et al. 1994：15—51，246；Novick 1998：1）。相比之下，面对强敌入侵和国内动荡，中国史家中间，很少有人觉得在象牙塔里对历史进行纯粹的实证研究具有吸引力，或者切实可行。因此，史学政治化背后另一个（也是较重要的）原因，在于那些最活跃的历史书写者，很少是专业的历史学家；相反，他们首先是其所支持的政治势力的意识形态之信徒。作为革命和改革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运用历史表达赋予这些运动以目的论意义，塑造其方针和指导原则，激发参与者的下一步行动。换言之，历史书写往往是政治思想的产生和物化最有效、最有力的手段。因此，写史的主要目的，不是如实重构过去，而是利用历史去合法化当下的行动方案。这样，写史者所支持的势力不同，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表达也不相同。哪一个历史版本占据上风，并作为中国既往历程的唯一合法表述确立其统治地位，取决于对立双方斗争的结果，而不是其是否更接近于历史实际。由此看来，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 1990）及其追随者那样的文化评论家所指出，真理和知识的出现，的确是权力的结果，而不是认知的产物。(3)

概言之，在中国，史家往往将其学术训练及智识倾向，与意识形态及政治信仰交织一起，在此语境中型塑其历史表达。因此，此项研究不仅揭示历史写作如何服务于政治势力的特定议程，同时也将检视，不同的政治势力如何运用史家的历史表述，构筑话语霸权，确立团体认同，在统治权的争夺中增进组织凝聚力。换言之，各种历史解说，在被用来支撑和界定某种行动方案的同时，其本身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然而，本书不仅仅是一项史学史研究，也不仅是一项有关20世纪中国历史和政治的思想史研究，它还将侧重考察历史学家用以构造各种历史叙事的方法和策略，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对历史实际的歪曲。此项研究将力图证明，尽管史学家总是宣称其所写和实际发生的一切相吻合，但是在建构叙事的过程中，往往不可避免地编造历史，亦即仅仅保留契合其解释架构的部分史实，排斥那些无关的部分。只有在解构那种在过去一个世纪塑造了中国史学、且导致其表达与过去的实际之间产生背离的叙事之后，才有可能搜寻一个更为可行的重写中国近现代史的方法。

历史表述中的真实与虚构

历史学家的政治认同并非是影响他们对过去认知的唯一因素；因此，即使与这种信仰脱钩，并致力于“专业的”历史写作，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的著述有可能更加接近历史实际。历史学家构造事件的叙事方式，亦即将孤立的事实放在一起以产生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也就是讲一个故事），影响其作品反映既往实际的程度。换言之，在塑造表达方面，历史学家书写历史的文字风格和他们的想象力（亦即某个历史事件的主题和情节、或是长期历史走势的主观建构）与其思想、道德和审美偏好同等重要。

史学家和批评理论家普遍认为，历史描写很难摆脱叙事建构，包括某个具体事件的叙事（有其开头、发展、结局）和一个能将各种个别的历史现象链接在一起、可在更长时间内贯穿全局的“主叙事”（在本书中或称为“宏大叙事”）。(4)然而，对于此类主观构造的历史叙事与其所描述的历史实际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家看法不一。对于一些人来说，叙事乃是历史写作家和当权者强加给非叙事世界的，因为过去本身是无形的。作为一个想象建构，叙事不可能是中立的；它必然反映史家的主观认识、审美和道德观，及其社会和政治偏见。为了将个别的、零散的事件和事实组合成一个清晰连贯的叙事，历史学家不得不掩盖社会中的某些矛盾和龃龉，如果这些矛盾不符合叙述者所设想的统一的故事或有意义的整体（Clark 2004：103—104）。用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话说，叙事是对过去历史的诗意化安排，而非“一些真实行动的特征”（Ricoeur 1984：39）。它的功能是把过去改造成为新的东西，而不是去发现真实。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看来，如此写出的历史，只不过充当了一个“庇护所”，提供给那些试图“在复杂中发现简单，在陌生中发现熟悉”的人（White 1985：50）。

然而，对于其他史学家来说，叙事与其所涵盖的过去偏离得并不太远。大卫·卡尔（David Carr）写道：“讲故事遵从了嵌入在行动本身中的规则。叙事早已掩藏在人类生活的实际之中，不必等待人们去明确地描述它。正因为人类行为与叙事之间这种结构上的亲密性，才真正可以说，我们能够通过讲故事来解释某个行动。”（Carr 2008：29）。不少后现代主义者宣称，叙事本身并不存在于过去本身，都是源自历史学家凭空想象。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J.Evans）批驳此一观点，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叙事存在于其来源之中，为史书中的人物所经历和思考”；他接着说：“过去的人有意识地生活在一个他们所相信的并且寻求型塑的故事世界里。”不过，他很快承认，“许多历史叙事都是在为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提供历史辩护或灵感”（Evans 1997：126—128）。《历史的真相》的作者们也声称，“我们没有理由得出结论，因为在现实及其叙述（表达）之间存在着一个鸿沟，在某种根本意义上说，叙述本质上是无效的”；他们主张：“叙事对个人及社会认同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历史写作中，它是一个界定因素……”（Appleby et al. 1994：235）

尽管上述两个命题自相矛盾，但经过适当调整，还是能够应用于集矢于叙事建构的20世纪中国史学。(5)对于中国史学家而言，书写中国的过去首先意味着要去设想一个叙事架构，在其中，历史事实可增可减，经刻意安排，形成一个连贯的故事，从而产生预期的涵义。由此，每个故事作为一个独特的叙事，都反映了作者自己的表达，这种表达与作者所或明或暗地陈述的思想相吻合。在若干个别事件的叙事之上，总有一个主叙事将单个故事编织在一起，产生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或者使众多不同的故事呈现出一个整体的寓意，直接纳入某种意识形态，或强化现有的意识形态。帝制时代的历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冲突的意识形态的制约，因此并未给读者留下太多自相矛盾的叙事；与其前辈不同，20世纪的历史学家背负了太多的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包袱，诸如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新左或新自由主义，等等。由此，他们的历史表达产生了种种不同的且相互矛盾的叙事以及宏观叙事，往往歪曲和掩盖而不是阐明过去的事实。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由此产生的叙事一定是虚构的，与过去本身无关。如稍后所示，事实上，就1949年以前带有政治动机的史家而言，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书写，或多或少反映了他们所经历和想象的历史。指导历史写作的宏观叙事，尽管互不相同，但还是反映了塑造中国的政治景观的各种同时并存且相互冲突的历史进程。但这不应该导致相对主义的立场，即认为各家的历史叙事都同样有效，其中没有哪一种能够独占鳌头，一如某些后现代主义者所暗示（Clark 2004：210）。我对20世纪下半期中国史学的研究将表明，当历史学家的写作不再与其所经历的时间和社会存在有关，当他们不再尊重记录历史事件的文献，当历史写作不再是发现历史的不同样式，而是为现实的政治进程辩护，并且只允许和接受某个占统治地位的叙事作为唯一正统的历史表达方式，那么，叙事或宏大叙事便可能背离其所表达的历史事件或某段时期的历史。

几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着中国近现代史的叙事。正如早前所讨论，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当然是历史学家的动机，这与作者生活的时代、民族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在国家重大议题上的政治倾向有关。总的来说，有两个宏大叙事在相互竞争，并轮流塑造着中国近现代史的表达，即革命和现代化。两种表达均起源于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时值中国的知识分子探索中国落后和生存危机的背后原因，并找寻解决方案。同情或偏袒国民政府（1927—1945）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史学家，开创了现代化叙事，旨在强调国家推行的渐进改革，支持现有政权的政治方案，而左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则支持共产党革命，发明了革命叙事，强调中国历史上自下而上的反抗和革命，从而证明当前革命的合理性。1949年以后，革命叙事在中国的历史写作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合法化社会主义政权，并满足党的领导人不断变化的需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毛泽东时代，现代化叙事完全丧失了根基；在毛泽东去世后，由于跟1980年代及其后党治国家（the party-state）的改革开放新政相一致，现代化叙事重回人们的视野，在中国近现代史表达中渐据主导地位。事实证明，“古为今用”一直是中国历史写作的传家宝（Unger 1993：1—8）。

在理解叙事建构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史学家用来架构和加强叙事的意识形态以及随之而来的方法论（理论、概念和方法）。几乎所有出现在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意识形态都是舶来品；然而，一旦引入中国，他们很快便为各种政治力量所用，借以制定和支撑其方案，以应对日益变化的现实和重铸历史。因此，在1920年代末期至1940年代，那些曾接受启蒙价值观，并以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为前提设计中国现代化议程的知识分子，很快便撤离自由主义阵地，转向“国家主义”，视之为一个虽不情愿却算可行的方法，致力于国家建设。另一方面，那些曾经信守输自苏联的“正宗”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最初出现于1920年代和1930年代，后又再现于1950年代初），转而情愿或不情愿地接受毛泽东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所倡导的实用意识形态，以及后来在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流行的激进意识形态，据以重新解释近代中国。在后毛时代，史学家起先试图以准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复兴现代化叙事，后来则堂而皇之地从西方引进自由主义的现代化理论，重新诠释中国近现代史。在2000年代，随着中国进入后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已很大程度上私有化，并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史学家遂分为两派：一派仍坚持现代化叙事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一派则从根本上质疑宏大叙事的有效性，并试图在学术上摆脱各种意识形态的束缚，将注意力从宏大的进程转移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史。

最后，为理解具体的历史事件叙事是如何建构的，我们不妨借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术语，考察一下中国近现代史写作中的各种“情节构造模式”（White 1973：5—11），亦即通过有目的的选择（即采纳某些事实，而排斥其他）将某些往事组合起来，产生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使之有起源、过程和结果。(6)由此建构的历史事件，可以包含不同版本的故事，每个故事有自己的开头、中间、结局及寓意。(7)不同的意图或现实议程，促使历史学家以不同的情节构造模式去复述历史，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历史叙事。本研究表明，在国共斗争中，为了给共产党仗言，许多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加入共产党的史学家，往往将中国近现代史描绘成革命与反对革命的势力之间的斗争史，并且以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胜利为终结。因此，他们歌颂近代中国的起义和革命，把农民反抗者和共产党人描绘成完美的英雄，同时妖魔化他们的敌人。为了讨论方便，我将1949年以前共产党史学家的叙事模式冠之以“浪漫主义”。在本书中我们会发现，这种表达模式一直持续到1949年以后，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呈现出极端的形式，当时激进的史学家将历史上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与现实政治中的权力斗争联系，以扭曲的史学为其政治目的服务。

作为一种替代的表达模式，悲观主义盛行于民国时期非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史学家中间。他们专注于中国自19世纪以来持续不断的现代化努力，同时，现实中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使他们倾向于把近代中国史描绘成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败，并将之归因于文化上和政治上的障碍，视此类障碍为中国历史传统所固有、且对晚清改革派和民国党来说难以逾越。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政治分裂和外敌入侵的严酷现实，也导致史学家认可务实的方式，去进行国家建设和经济重建；在思考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方面，他们采取现实的态度；而对于早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热衷的西方经济和政治体制，则采取批评的态度。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毛泽东时代的史学家，为新领导班子的现代化方案和中国未来繁荣的前景所鼓舞，试图重新解释中国近现代史；他们所强调的，则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历史趋势，与目前正在进行的旨在建立市场经济和对外（更准确地说，是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的改革方案之间的衔接。因此，他们在其叙事中所强调的，是近代历史上导致工业资本主义、民间社会、政治多元化的各种积极迹象，希冀它们在新时期重新出现。在他们眼中，曾被等同于帝国主义罪恶的西方影响，成了中国自身走向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源泉；曾被视为中国进步障碍的文化传统，成为重铸社会发展的遗产。不再受困于其民国前辈所面临的挫折和危机感，后毛时代的史学家在重新界定中国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发展新方向上更具世界主义倾向。因此，乐观主义是其近代中国表达的风格特征。

当中国在21世纪之交进入后改革时代，乐观主义的历史写作模式继续型塑近代中国史学。该领域中的大多数，皆对中国的现代化前景抱有莫大信心，认同自1990年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的主叙事；剩下的史学家则依然坚持过时的革命叙事。然而，在西方后现代理论和史学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史家专注于学术“国际化”，开始对受主叙事束缚的传统史学产生不满，批评前数代史学家所主张的史学表述的真实性。在这种情况下，怀疑主义（姑且谓之）成为历史写作中一种新的走势，它摒弃20世纪中国史学的宏大叙事，且质疑重建真实过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概言之，叙事模式不同，对历史写作的影响也不同。浪漫主义史学将历史戏剧化地描述成为一系列的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因此往往忽略与其写作主题很少或没有联系的方面。在将历史人物简单地二分为恶魔和英雄之后，革命史学也发现很难去承认高大全的历史人物思想和活动中相反的特质。另一方面，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叙事虽减少了历史表达中的道德色彩，但是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成败的过分关注，也会使他们的注意力要么集中于过去的挫折背后的消极因素，要么集中于成功背后的积极因素。因此，他们会为了阐明其主题而删去其余的历史。最后，出现于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新一代怀疑主义史学家，由于不满于宏大叙事，甚或对发现历史真相不感兴趣，在声称致力于重建传统史学中已经模糊和边缘化的部分的同时，也在冒着风险，丢弃历史写作中最具意义的部分，将他们对过去的表达导向虚无主义。

以上诸因素，包括历史表达的叙事模式、写作动机、意识形态以及每位史学家所特有的情节构造模式，加在一起，便可解释历史表达与历史实际之间不同程度的脱节。本研究并不是试图去确定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各种叙事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其所欲表达的言之凿凿的实际；相反，我努力做到的是探究叙事产生和流行的历史背景，以及历史学家建构叙事的目的和方法。因此，我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审视将按照时间序列，重点集中在以下时期的各种叙事和论争，主要有：民国时代（1910年代—1940年代），毛时代（1950年代—1970年代），改革时期（1980年代—1990年代），后改革时代（2000年代以后）。作为随后各章的导语，下面将勾勒一下各个时期的主要历史叙事。

1949年前的对立叙事

总的来说，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在中国历史的表达上有两个主叙事。一种将这一时期描绘成一个演化和现代化的历程，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中国借鉴西方的“现代”思想、技术和制度，逐步脱离封闭的、停滞的过去。另一种叙述则强调革命主题，认为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民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最终取得了共产党革命的胜利。这两种叙事共享一些近代中国表达的基本假设：他们都相信“现代性”（特别是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效用）给人类带来的好处以及中国成为一个工业化社会的必要性；他们都设想过渡到现代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而民族国家则是达成现代化和革命目标的必要工具，因此他们讨论的重点，是全国性事件或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共享的认知反映了柯文所说的“中国议程上的共识”（2003：132—133）。但是，这两种叙事也存在极大的反差，这不仅体现在各自赖以存在的意识形态假设上，也反映在各自解读过去的视角、各自在20世纪的起源和演进、以及各自在偏离或反映近代中国实际的程度方面。

现代化叙事主要有以下中心命题：1）在现代化以前，中国是一个“落后的”民族，落后的原因主要在于内部自身的原因，特别是其文化传统以及种族中心论的自我认知；2）因此，现代化的关键是引入西方的科学知识和现代制度；3）开明的统治精英的努力使中国的现代化成为可能，他们先在国防、经济、教育方面，最终在政治体制方面展开现代化的改革，因此，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精英主义和渐进的运动；4）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是成功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在中国实现现代化之前，人们必须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而牺牲个人自由和政治上的分歧；5）然而，现代化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由民主，充分保护个人权利，同时在经济上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和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结合在一起。

基于以上前提，现代化叙事着重强调中国社会对西方影响的主动适应、统治精英的改革方案、传播现代观念的社会和政治运动、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现代国家的建构。按照这种观点，自强运动（1860年代—1890年代）、百日维新（1898）、1900年代新政、国民政府“黄金十年”（1927—1937）的重建成为引人注目的最有意义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农民起义和革命则成为中国历史正确方向的偏差和异常，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处于从属地位。

正如第二章所示，对现代化叙事最清晰的表述首先出现在蒋廷黻（T.F.Tsiang，1895—1965）的作品中。蒋在1930年代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后来成为国民政府的职业外交官。他对现代化观念的热衷，反过来折射出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上的一个新趋势，即从致力于引进和推广纯粹的西方意识形态（诸如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转而在1920年代后期和1930年代日渐关注“救亡图存”这个更为迫切的现实任务。我将指出，蒋廷黻之所以从事有关近代中国的写作，主要出于他对1930年代初中国所面临危机的关注，并力图寻求其解决方案。他认识到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势国家的重要性，因而支持国民政府，反对任何其他的威胁政治统一的力量；他了解到中国在与外国列强交往中的弱势地位以及中国外交关系的历史，在处理日本侵略方面，支持国民党的忍让政策。因此，他的近现代史作品，与其说是重建历史的学术尝试，还不如说是他对中国国内政治和外交关系观点的辩说。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革命叙事是建立在以下前提上的：1）中国同样经历了如斯大林所设计的社会进化的普世模式（即由原始社会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达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五个基本阶段），并在帝制晚期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末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因此，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影响，中国最终将会以自己的方式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2）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打断了中国演化的“自然”进程，并同已经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封建统治阶级（后来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一道，阻碍着中国本土资本主义的增长；3）因此，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乃是中国成功发展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先决条件；4）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软弱，易在政治上妥协，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因此，只能由中国的无产阶级来完成，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动员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军；5）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且由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全世界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中国在革命胜利后也应该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因此，毫不奇怪，现代化叙事所轻视的内容，反倒成了革命叙事所倚重的部分，包括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以及1949年获胜的共产党革命等集体暴力行动。对于革命史学家来说，正是这一系列成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才为中国的富强和繁荣扫清了道路。在此一视角下，渐进式改革只能是暂时的、非根本的办法，充其量只能导致有限的进步，在最坏的情况下则阻碍着革命运动（因而在性质上是反动的）。

对革命叙事最为权威的表述，见于范文澜的作品。范是一位深受毛泽东信任的史学家。正如第三章所示，此一近现代史表述之所以出现于1940年代初，并受中共领导人的推崇，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党内权力斗争，当时毛泽东意图挑战基于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历史表达，以确立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优势地位。其二是国共两党日益尖锐的摩擦，威胁着脆弱的抗日同盟，在此情况下，毛泽东需以历史为武器反击国民党的政治进攻，维护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因此，范氏的工作在共产党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与其说是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奠定了基础，还不如说他为共产党史学开启了一个强调实用目的的新传统，亦即不惜牺牲历史表达的客观性，利用历史服务于现实政治。

历史写作背后的不同动机，促使蒋廷黻和范文澜编织关于近代中国的不同故事。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不但主叙事对比鲜明，而且视角和情节构造模式也截然不同。因此，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的起源、发展和含义，他们各自的描述，均泾渭分明，甚至是尖锐对立。就蒋、范二氏的作品而言，历史写作与小说创作的确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即都利用想象和情节构造来建构叙事。因此，他们的历史叙事“与其说是被发现，不如说是被发明”，他们“与文学界同行的相似点，多于科学界的同行”（White 1985：82）。可以肯定地说，掩藏在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不同表达背后的，是两位历史学家各自不同的政治动机，而不是重建历史实际的学术追求。然而，无论彼此如何矛盾，无论所反映的内容如何偏离实际，它们所呈现的过去和现在，仍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其所反映的历史，是史学家本人所经历和参与的历史。现代化和革命叙事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折射着历史实际中的冲突和矛盾。的确，这两种不同的叙事，对于在决定近代中国命运方面扮演关键角色的两大对立势力来说，都是各自的意识形态所必不可少的内容。如果摈弃这两种叙事，近代中国史是无法想象的。

从学科化到激进化：毛泽东时代

1949年共产党革命的胜利，标志着革命与现代化叙事之间对抗的终结。在随后三十年间，革命史学独占鳌头，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唯一的合法表述。但是毛时代的史学并非一成不变，也非铁板一块。它经历了重大的重建，反映了共产党内反复出现的思想政治的对立，以及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的历史学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整体而言，我们可以找出两种矛盾的趋势：一是学科化，对浪漫主义史学叙事模式起到遏制作用；一是激进化，将此种叙事模式推向极端。

所谓学科化，这里指的是把共产党史学家所倡导的革命叙事，转化为标准的历史表述的种种努力，为此必须建立一个正式的诠释框架，采用标准的历史分析和描述方法，制定一套有关该领域重大事件的概念和假设。在学科化之前，仅有一小部分史学家和中共的支持者接受革命叙事；直至透过学科化最终定型之前，革命叙事仍在不断变化之中，充满不确定性。为了跟现代化叙事相抗衡，范文澜和他在党内的同事，曾经不断更新和修订革命叙事，以增强其活力和可行性。由于没有一个刚性的解释模式和标准术语强加给自己，这些史家的写作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放性”，使他们能够在表述中注入个人的看法和偏见，而不一定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相吻合。然而，在学科化之后，史学家不得不在既定的解释框架之内，刻板地书写历史。因此，历史事实被驯服或“政治驯化”，以适应官方认可的架构，在历史描述中突出所谓规律、一致性和连贯性；这一点跟19世纪欧洲史学学科化的后果相比，并没有太大不同（White 1987：72）。学科化并没有成为协助人们洞悉过去的一种工具，相反阻碍着对过去的认知。

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讨论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之间的历史分期问题，以确立一个规范的解释模式。如第四章所示，争论的焦点，是以什么样的标准将该段历史分为若干时期。中国近现代史应该是按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主要矛盾”的变化进行分期？抑或是依据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生产关系”的变化，以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还是根据阶级斗争“高潮”进行分期，以彰显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在争辩中，大多数史学家驳斥“主要矛盾”说，尽管它在毛泽东理论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见其著名论文《矛盾论》）。这显然是因为，强调了主要矛盾，便意味着突出帝国主义的作用，这与反帝的革命叙事相抵触。另一方面，强调生产关系的重要性，便有“经济决定论”之嫌，会被当做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遭到抨击。结果，主张按照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分期的观点占据上风。史学家赞同这一观点，不仅因为阶级斗争是他们的苏联同行用来划分革命前俄国历史的唯一标准，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一标准跟近代中国的革命叙事完全吻合。经过这场辩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终于被广为接受，成为有关近代中国历史的所有教科书的唯一标准。

然而，一旦被学科化，革命叙事也就成了一套僵化的概念和标准化的（且往往过于简单化的）程式；它不再具有重新界定和更新自我的活力，不再具有因应不断变化着的客观存在的灵活性，与此同时，史学家也失去了表达个人喜好的主观性。换句话说，学科化之后，史学从一个反映生动的现实和表达个性的学科，转变为对过去历史的毫无生气、千篇一律的解释。

学科化不利于革命叙事，还因为它必然牵扯到史学的专业化过程，亦即历史写作从一个服务于政治议程的高度主观的操作，向一个受制于自身规范和规则的学术事业的转变。不少资深史学家，要么曾经接受过强调仔细考证的传统训诂学的熏陶，要么接受了西方史学传统的训练，他们均在1949年前即享有学术盛誉，并且在共产党革命之后，仍然沿用其固有的方法和做法，从事史学研究。对他们而言，历史研究的学科化，不仅只意味着高度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应用，而且使之有可能再度强调严谨的专业训练，包括深入了解本学科的知识，扎实掌握原始材料，在研究中详尽搜罗证据，从而作出尽可能接近客观历史实际的判断。为了抵制史学过分政治化，他们强调所谓“历史主义”，亦即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他们还通过实施严格的学术规范和建立行政层级，以保持他们在各自领域和行政机构中的优势地位，因此，在高级和初级研究人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前者在科研、教学和管理体制中享有充分的特权，后者则处在边缘地位。

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存在着多重紧张和矛盾。尽管试图以一种正统的思想基础去扶持革命叙事，尽管意欲将革命叙事变为唯一合法的历史描述，近现代史的写作在被机械地套上高度简单化的说教之后，只能变成党的意识形态的注解。史学家们失去了自己的原创性，在解决目前问题和满足各种政治力量不断变化的需求方面束手无策。然而，与此同时，尽管学科化力图让史学成为党治国家之意识形态灌输的忠实工具，此一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强调该领域的职业化训练和研究的客观性，进而抵制和纠正被意识形态所扭曲的历史。所有这些说明了学科化史学的脆弱性：当高度程式化的历史描述被证明太缺乏弹性，以致不能适应政治领导人的需要，当历史学家的职业兴趣超越其意识形态的要求时，作为一种新成立学科的历史写作，便开始面临危机。此后，随着史学走向激进化，其被颠覆便在所难免。

如第五章所论，史学之激进化分两步走，即“大跃进”时期（1958—1960）的“史学革命”，以及它在1960年代的再度兴起并成为“文革”导火索。此一革命的最初目标，是遏制史学中偏重“纯学术”研究、对现实漠不关心的倾向，提倡一种服务于党治国家迫切需要的新型史学。因此，革命的最终结果，必然是贬损资深史家的学术，削弱其学术权威。这些学者原已通过学科化进程重建其学术声望，他们的地位主要是基于专业训练和学术成果，而且他们大多数成名于1949年以前。

但是，我认为史学革命不止是对资深学者学术地位（某种文化资本）的挑战；它同时也削弱了他们作为一个拥有特权的社会群体的地位（某种社会资本）。在“大跃进”期间，许多级别较低的学者和大学生欢迎这场革命，正因为期许它能缩小其与资深史家之间的差距，比如有机会去参与行政，并介入历史写作，特别是厂史、村史乃至教科书的编纂中。后来，当其中的激进分子在1960年代中期重新启动“史学革命”时，他们不仅挑战该领域资深权威的学术成就，以及大学中学术和行政等级体制的合法性，而且进一步质疑资深学者作品中的思想倾向。换言之，史学革命不再是针对学术兴趣的差异和学术研究中不同的方法论；激进派更将其定义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观点在史学界的较量，照他们的说法，这种冲突反映两个阶级在政治领域内的斗争。因此，此时的史学革命的目标跟以往完全不同：不是扭转史学中的学术倾向，而是攻击历史研究中所谓的代表资本主义路线的史学家，并将其从该领域清除出去。

因此，再度兴起的“史学革命”，实质上是这些激进分子与党治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一次通力合作：前者通过攻击资深学者，提高自己的地位，以此凸显其思想的正确性和对毛泽东激进主义的忠诚；而毛泽东则将对资深史家的政治攻击当做一个跳板，以此展开对其真正的政治对手的全面进攻；据称，这些政治对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中，代表了资产阶级路线。事实上，在整个“文革”期间，史学成为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同政治对手进行斗争的最有力武器之一。由于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中起关键作用，因此，在激进主义盛行的年代，历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学科。正如1930年代和1940年代那样，历史写作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再次崭露其价值。

然而，激进主义史学服务于政治的功能愈明显，它偏离历史事实也就愈远。由于历史写作不再受从前学科化的制约，激进派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重新诠释过去，以扩充其政治利益。激进史学的一大特色，是正义与邪恶（或革命与反革命）的简单二分：对近现代史上的起义和革命不遗余力地颂扬，美化起义领袖和革命人物，而对那些反对起义和革命的人物，则加以全盘否定和贬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激进史学谈不上有何历史客观性，故而注定是短命的；一旦政治斗争本身结束，它便完全失去了价值。在后毛时代，激进主义史学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不是它曾为历史知识的积累做出了什么贡献，而是它所折射的两代史学家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共内部两派之间为争夺政治及意识形态的主控权而展开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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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启蒙到现代化：改革时代

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包括实用的、正统的和激进的变体）相比，历史写作中非马克思的自由主义传统往往更具持久性和生命力，最终在20世纪中国激烈的政治动荡和变革中胜出。建立在有关历史进步、理性力量以及其他启蒙价值的信念之上的自由主义思想，首先系统地体现于梁启超（1873—1929）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的历史写作中；它继续型塑民国时期主流史家的表达，而在蒋廷黻及其同事的作品中，自由主义价值观往往又跟民族主义信仰糅合在一起。在共产党革命之后，自由主义作为知识遗产和政治信仰暂时隐退，但从来没有完全消失。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自由主义结合马克思主义话语，主要以“历史主义”的面貌出现，顽强抵制马克思主义正统史学和毛泽东激进主义史学。正如第六章所示，在“文革”期间被边缘化并受到迫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通过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重申自己的立场。借助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措辞，这项运动旨在重申科学、民主的价值和个人权利，同时否定在先前的激进主义年代里大行其道的专制、个人崇拜以及对人类尊严的侵犯。在运动中，自由派史学家发挥着突出作用，集中驳斥激进主义史学，同时避免直接挑战革命叙事。

正如在第七章所示，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的现代化范式，在中国史学中续写了自由主义传统。在“文革”之前和新启蒙时代时期，史学中的自由主义倾向（尤其是坚持独立思考，尊重历史的客观性，抵制史学的过度政治化）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信仰和革命叙事以悖论的形式同时并存；与其前辈不同，对现代化范式的出现做出卓越贡献的年轻一代自由主义史学家，主要是在1980年代接受学术训练。这一代史学家受西方思想的思想熏染较多，而较少或不受马克思主义的束缚，因此，他们最终抛弃了革命叙事，以外来的现代化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诠释架构，并以此重建中国近现代史的宏大叙事。

20世纪后期的现代化史学，与半个世纪以前由蒋廷黻所倡导的现代化叙事相比，在对近代中国的基本假设方面有很多相似点。他们将西方的影响视为中国现代发展的关键因素；对现代化的基本假设均是基于欧美经验；皆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实质上是一个西化的过程。因此，新流行的现代化史学所强调的是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反差，诸如开明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社会分化，以及诸如通商口岸城市外国租界和中国居民区之间、工业化城市和贫困的农村之间、或是日益商业化的沿海与停滞的内地之间的空间差异。因此，现代化被视为“现代性”（体现在新思想、技术和制度）的传播，即从西方到中国，从开明精英到其他各阶层，从租界到城市其余部分，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陆的扩散过程。作为一个宏大叙事，现代化进一步被推想为一个历经若干“阶段”，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线性发展过程。它以“现代”（即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为蓝本，并适用于所有的非现代化国家。

尽管有这些类似之处，但本书将要论证，改革时代与1949年前的现代化史学相比，有根本的不同。与弥漫于1930和1940年代现代化史学家著作中的悲剧性叙事模式不同，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的历史表达中，乐观主义是主导风格。与其前辈纠结于中国的屡次失败和对中国现代化前景的悲观态度不同，后毛时代的史学家（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未来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心，他们的乐观主义也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其与世界的稳固融合所支撑。毫不奇怪，他们感兴趣的，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中国走向进步的积极迹象，而不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受挫折的原由。此外，1949年以前的现代化论者，在目睹中国历史及现实中太多的失败之后，往往倾向于批评中国文化传统，质疑西方资本主义。不同于其前辈，1980及1990年代的史学家对文化遗产中的积极因素表现出更大的兴趣，更愿意去接受欧美现代性模式。

同样呈鲜明对比的是改革时代的现代化史学与此前的革命史学。致力于将中国近现代史表达为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过程，而不是正义和邪恶之间的对抗，现代化史学家将开明的统治精英和颠覆性的社会力量一同编织于他们的叙事之中，而无视这两个群体之间人所共知的政治冲突。此外，不同于革命叙事之侧重强调起义及革命，且将近代中国史简约为农民、起义和革命的历史，现代化叙事大大拓宽了历史探究的范围，包括城市史、商业史、社会史、文化史等众多课题，因此，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在“中国近代化”的大标题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空前繁荣。但是，从一定程度上说，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没什么两样，它也是历史想象的产物，在形成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它通过强调与现代化主题相适应的历史部分，模糊似乎与现代化主题“无关”的部分，以“发明”中国近现代史。曾被革命叙事视为中心议题的农民起义和革命，在现代化的视角下，则成了边缘化的课题。现代化叙事所关注的是那些日益显示出“现代性”成长迹象的地区，并以一个舶来的标准判断此一成长过程，与此同时，对缺乏现代化迹象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进程，则略而不论，因此，它也在冒曲解历史的风险，这跟它所试图挑战和取代的革命史学，并无多大区别。此外，一如革命史学家致力于辩护共产党革命及革命之后的毛主义政策，现代化史学家的根本关注点，是要证明在现代化线性发展的宏大叙事下，改革时期中国经济发生市场经济转型及其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之历史和逻辑的种种“必然性”。因此，革命和现代化史学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描述，都是意识形态驱使之下历史想象的产物，而不是历史事实的严肃重建。

到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随着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完成了市场经济转型，并且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日益一体化（不仅是在经济上，而且也在文化上，甚至在意识形态上），现代化叙事也在中国近现代史写作中确立起主导地位。相形之下，革命叙事已经从学术著作中基本消失，仅仅停留于官方共产党革命的辞令中，对读者的吸引力也日渐减少。一如人文社会科学其他诸多领域，20世纪的中国史学，以自由主义对其老对手（正统的和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最终胜利而告结束。

在全球化时代重写历史

自1970年代甚至更早以来，欧洲和北美的史学发生了显著变化，诸如从宏观进程的探究转向集矢于地方事件和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微观史；从传统的政治史转向社会史和文化史；从矢志于发现客观真理转向文本和话语分析以及对历史的其他象征维度日益浓厚的兴趣；从社会经济决定论的诠释方法转向“深描”的方法，亦即对动机、价值观以及对人类行为其他方面的社会语境更为全面的分析；从基于历史进步、民族国家以及现代化主叙事的线性历史转向倡导文化多元论的多线性叙事（Appleby et al. 1994；Iggers 1997；Breisach 2003）。

西方史学的新趋势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1990年代及2000年代中国的历史写作。我们会发现，类似的学术兴趣转向，在中国史学家当中亦有迹可寻。我认为，使这些变化成为可能的是全球化的冲击，它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景观。随着中国经济史无前例地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中国学者与西方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激增，对理论概念和分析方法产生冲击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被大量译成中文。因此，在21世纪之交激发新一代史学家灵感的，正是来自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及其学术“国际化”的志趣，亦即在研究课题、问题意识、分析方法乃至写作风格上重新定位，以确保其工作与“国际的”（实即西方的）学术“兼容”。

新一代史家对革命和现代化宏大叙事日益不满，是中国史学新趋势背后的另一个推动力。对这些学者来说，20世纪型塑中国史学的各种截然不同的宏观叙事，对既存的历史研究中明显不足之处负有责任：由于突出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作用，革命叙事未能展现一幅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实态的丰富和多维的画面；同样，由于聚焦于西方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社会的种种变化，革命叙事未能顾及那些未受西方影响，或是没有经历预期中的现代化变化的诸多历史侧面。

为了克服宏观历史叙事的固有问题，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最富创新精神的史学家，倾情于学术注意力的转向：从影响力波及全国的重大事件，转到地方社区的日常社会、经济或文化生活；从据说是创造历史的重要人物（政治领袖或杰出精英），转到被历史创造的微不足道的芸芸众生；从全国性发展趋势和制度，转到地方的、区域的、跨地区的习俗、惯行、经济关系和社会网络；从反映官方偏见的正式出版物或官方保存的档案，转到散见于地方社会或保留于民众记忆中的书面和口述资料。他们将这些新的方向冠之以“新社会史”。

因此，“新社会史”不仅热衷西方史学理论，而且抛弃了界定中国近现代史写作的宏大叙事。与革命或现代化叙事以建构或接受宏大叙事的方式明确地或隐约地服务于政治目的不同，新一代学术据说不受任何思想信仰的束缚，因此，认为使用宏大叙事是过时的和多余的。毫不奇怪，传统的史学总是声称自己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以及描述的真实性，这对于将历史变成一个构建合法性的强有力工具，使其所拥护的政治方案获取公众的支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新一代史学家迥然不同，在标榜其历史叙述的真实性方面兴趣阙如。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如实重建过去，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为历史写作不是让人们相信他们所写的是真实的，而是一种表达自身的学术志趣或审美情趣的方式，并且不抱任何实用目的。换句话说，历史不必是一个有序的、有意义的整体，其中每一个事实必须去适应宏大叙事；相反，在他们看来，历史在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由零散的事实组成的无序世界，因此，历史写作即应反映此一实际。由于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在相当程度上对运用一个主叙事指导其历史表述失去了兴趣，并且对如实重写历史不再热衷甚或缺乏信心，我们不妨就此将这些史家的历史写作模式定义为怀疑主义，以与此前数代史学家中盛行的浪漫主义、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模式区分开来。

因此，“新社会史”的兴起，对了解中国史学在遗弃宏大叙事之后的未来发展方向，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含义。一方面，由于把注意力由意识形态主导的对宏观历史趋势的阐释，转到对地方事件和日常现象的微观层面的探究，“新社会史”的拥护者在历史重构方面，与前数代史学家相比，能够更加接近历史实际。另一方面，中国史学的新趋向，也许可能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陶醉于地方或区域历史的实证研究，新一代史学家对于重建一个宏观历史框架（如果不是一个宏大叙事的话），即使未必敌视，也表现冷漠；然而，此种宏观历史框架，恰恰能够展现他们的实证研究在地方和区域背景中不能被充分认识的意义。此外，在既不严谨也无创新的情况下，满足于外来概念和理论的简单化利用，也使他们失去了动力，去建立一套更为可行和复杂的解释架构，以取代已被抛弃的旧的一套。结果，中国史学的自主性日渐丧失，在新兴的“新社会史”中，舶来理论和方法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体化进程，也为中国的史学家提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史家可以通过重新界定“中国近现代史”的空间性和时间性，以推进其学术的发展。作为世界史上一个跨国现象，全球化当然可以追溯到16世纪乃至更早，彼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出现在欧洲西北部，并扩展到西半球的其他地区。然而，作为一个引起知识分子和媒体日益关注的话语，全球化历时短暂，繁兴于1990年代以来。使这种繁兴成为可能的，不仅是使世界各国更加密切联系的信息技术革命所引起的全球意识日益增长，以及为应付后冷战时代新地缘政治和环境挑战所需的更大规模跨国合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大量非西方（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大型经济体的涌现，史无前例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深刻影响着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自15和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直为西方势力所主宰，并由此形成了其在世界政治中的霸主地位。直到1980年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进程，基本上仍是西方的现象，由西欧、北美，以及日本等所谓“核心”国支配世界经济秩序，而非西方世界的“外围”国家，则屈从前者的政治霸权和经济优势。自1990年代以来，“新经济体”快速崛起，特别是2010年代中国升级为第二大经济体，不仅标志着世界经济中心从大西洋世界转移到亚太地区，第一次使资本主义体系真正“全球化”；而且导致重新定义贸易条件、资本流动和跨越国界的财富再分配。西方在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中的霸权，以及反映西方列强历史霸权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概念，第一次面临根本性的挑战；非西方世界的人们在追求经济和政治发展时面临着新的选择。对于中国来说，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其全面融入全球体系，不可避免会引起原有的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建；而且会重新定义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重构中国的地缘政治关系。

因此，对于中国史学家而言，在全球化背景下描述中国新近的过去，首先意味着中国近现代史在“时间”上的扩展。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近现代史”（modern history）已视为革命的历史；因此，1949年共产党革命的胜利意味着“近现代史”的结束；至于1949年以后的历史，只被史家视作为现实生活，区别于革命的过去，而未视作历史的一部分。在1990年代，大批史学家将中国近现代史等同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因此，近现代中国的时间延长到1949年以后，涵盖更为漫长的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且至2010年代仍未结束。然而，对于现代化史学家来说，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结束可以轻松界定：无论这些概念如何界定不清或如何欧洲中心论，只要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进程一结束，近现代史就告一段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全球化角度来看，中国“近现代史”远远超出了中国“现代化”这一过程；完成现代化的直接目标，只意味着中国可以根据自身条件来界定其“现代性”。“现代化”之后，中国依然面临挑战，即不仅欲重新定义自己的现代性以适应国内的新挑战，使之进一步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可替代的发展模式；而且在现有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内重新界定其角色，重塑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以卓有成效地应对整个人类所面临的挑战。

因此，以全球化的视野下解释近现代中国也需要扩大中国近现代史的“空间”。尽管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外部影响无可匹敌，革命和现代化运动很大程度上发生在其“物理边界”之内；换句话说，中国“近现代史”的空间主要局限于人为的“民族国家”，它本身形成于过去的两个世纪。但是，当我们不再将中国的近现代史仅仅界定为中国的革命和/或现代化，而是在更大范围内与世界其他文明互动以及在日益密切联系的世界中重构与其他力量关系的情况下，将其界定为中华文明再生或复兴的宏大进程，那么，作为一个诠释工具以及历史空间，民族国家便会丧失其有效性。简言之，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近现代史的新解释，不仅意味着“拉长”其跨度（既包括革命和现代化之前的历史，也包括“现代化”之后的时代），且需扩大其空间，从中国的国界之内扩展到更广的、再生中国文明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不用说，所有这些中国近现代史内容的变化，要求研究方法的相应变化，以此来领悟近现代中国扩大的进程和范围。因此，在对以往的表述近代中国的种种方法及其谬误彻底检视之后，本书最后将会对此一研究方法作一推测。

第二章　现代化叙事之起源：1949年前的民族主义史学

20世纪伊始，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倡议在中国开展一场“史界革命”。他将自己主张的“新史学”与当时流行的旧史学进行比对，以证明前者的合理性，同时贬斥后者“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梁启超 1936c：1629）。在他看来，历史本身无外乎是“人类群体演化的现象”，因此，“新史学”的任务，是揭示作为“社会团体”的人类之演化的“公理公例”。梁启超强调道，新、旧两种历史书写方法最根本的区别是，前者仅仅将中国的过去看成是“一治一乱”的循环，而后者则致力于探究社会进化的普遍性（同上 1632—1633）。梁启超宣称，“新史学”的终极目标，是将其作为一个工具，去“促进国民精神”，并由此保证中国人民在激烈竞争的世界民族之林中幸存下来。“没有史界革命，我们的民族就没有拯救的希望。”（同上 1631）

梁启超倡导的史界革命，预示着20世纪中国史学将发生根本性转变。首先是在历史撰写形式上的显著改变，即由先前在缺乏明确宏大叙事的前提下，将零碎历史事实加以编年的方式，转变到清晰描述历史的起源、发展、结果，以将其重铸为一个连贯的过程。除此之外，所谓的新史学与旧史学的最大区别，是内容的变化：写史意味着建构一种宏大叙事，以支撑当时与民族建构（nation building）和/或国家建造（state making）有关的各种方案。(8)20世纪之初，梁启超全神贯注于建构民族认同，亦即在人类演化“普遍真理”的视野下去重写中国历史，以唤醒清朝统治下人们的民族意识。而他在1930年代的继承者，则将注意力转向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以服务于国家政权建设这个紧迫任务。而这意味着要么在中国百年来“现代化”的想象语境中，重铸现存政权以强化和维护其存在，要么发明一个中国人民反抗敌人的“革命”过程，借以推翻此一政权。在这两种情况下，写史都意味着借用或者发明概念性架构，去建构叙事，为当前的政治需要和目的辩护。

本章聚焦于1930年代主导中国近代史学的“现代化”叙事。这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方面，在国民党军队通过北伐战役（1926—1928）征服各地军阀后，国家政权建设获得了决定性的进展；当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成立时，政治统一也几近实现。另一方面，新政权很快就遇到严峻的挑战，有可能使已经取得的成就化为乌有，将中国带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首先，始于1929年的世界性大萧条很快影响到国内经济；外国商品的倾销和出口的急剧下降，引起工厂大范围破产，并导致人们丧失中国工业化的信心。第二，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以此为借口占领东三省，构成19世纪以来对中国主权最严峻的挑战。第三，1930年蒋介石军队与三个地方军阀之间战争的爆发、共产党控制的苏区迅速扩张，以及1933年福建国民党军队的叛变及另立政府，都使许多人期望已久的政治统一和稳定的梦想破灭。这些事件的发生，致使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发生变化，由1910年代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向往及1920年代的民族主义狂热，到对更为迫切的中国生存危机，以及加速中国政权巩固和经济重建最有效手段的日益关注。因此，在1930年代出现了一股新趋势，知识分子不再热衷于引进外来思想，转而关注以合理的、切实可行的手段解决中国问题。此一转变或有悖于他们的意识形态，或迫使他们把意识形态变成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总之，他们在政治上变得保守而不是激进：他们放弃早先的对自由民主的热情，转而相信一个强力政府，或者认为“开明专制”对中国统一和稳定来说更显得重要，唯有如此，中国的重建和近代化才有希望。在经济上，他们放弃早先的对西方私人资本主义模式的膜拜，转而拥护计划经济、可调控的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结合，认为这些方案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模式，比私人资本主义更具有优越性。为确保中国现代化必要的和平和时间，其中最杰出的自由主义者还认为，在中国建立起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和工业体系之前，在对外关系上必须采取妥协政策，并避免与其敌人（即日本）的战争。本书其他各章亦将显示，1930年代此一实用主义转向，对20世纪其余时间内的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都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只有在此语境之下，193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学才能得以正确地理解。我们将会发现，知识分子共享的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假设，直接型塑了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史主要问题的诠释，并进而用新的历史诠释去为其公认的、代表中国现代化正确方向的政治议程辩护。

现代化话语

在1933年7月出版的《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问题”特刊“序言”中，杂志编辑解释了发起这场讨论的要旨：

“中国现代化”这个问题，与其说它是一个新问题，勿宁说它是一个八九十年来的宿题。盖中国自于前清道光年间经过了鸦片战争的挫败，全国上下，即感受到西方势力进侵的重大刺戟。那时就有人认为从此开了中国三千余年来的一大变局，不能不急急巩固国防，发展交通，以图补救。于是讲究洋务，设制造局，造轮船，修铁路；兴办电报，提倡格致……凡此种种，都是昔人促使中国“现代化”的工作和努力。而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从前一部分人对此问题的主张。所惜这问题虽然有这样长久的历史，而事实上，中国生产以及国防方面的“现代化”，至今还是十分幼稚落后。到了现在，竟然国民经济程度，低落到大部分人罹于半饥饿的惨状，对外防卫的实力，微弱到失地四省、莫展一筹的地步；而大家对此宿题，却都好像淡焉若忘，不加深究，这决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须知今后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现在我们特地提出这近几十年来，尚无切实有效办法去应付的问题，作一回公开的讨论，目的即是在以各家对此问题的意见为药石，刺激并救治一大部分人向来漠视中国经济危机的麻木心理。（《申报月刊》 1933b：1）

正如编辑所理解的，“现代化”是一个始自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但从未在中国取得成功的进程；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仍然是整个国家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毫不奇怪，在早先的征稿通知中，杂志编辑敦促投稿者关注两个问题：首先，“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什么先决条件？”其次，“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又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申报月刊》 1933c）因此，编辑希望投稿者在讨论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自身，而是置诸世界背景之下，以便辨明中国模式的现代化。在杂志主笔看来，现代化是一个世界进程。主笔在征稿中写道：“晚近两世纪中，列国先后发生产业革命，经过‘现代化’的历程，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在目前又因全世界空前的经济恐慌，破绽百出，正在那里发生动摇。中国今后的‘现代化’，应当姑且走他们的老路，抑另寻新路？”（《申报月刊》 1933c）

之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及这场讨论，是因为它标志着知识分子普遍将“现代化”作为一个可行的术语，取代词义不清并令人误解的“西化”和其他概念，用以描绘此前两个世纪西方的变化，并以此去理解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它同样表明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有必要从过去仅仅关注中国走向“西化”所固有的文化问题，转向更为重要的广泛存在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及现代化之中国模式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这场讨论揭示了1930年代现代化话语的特征，即舍弃自由主义，代之以民族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的问题的根本手段。在回答中国应当采取何种方式去重建经济时，大多数参与者在讨论中否定了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可行性，转而提出“统制经济”作为替代物。在该杂志特刊中刊登的16篇论文和10篇随笔中，仅仅有1篇明确支持“私人资本主义”，其余的文章则提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方法（9篇论文）、“非资本主义”经济（3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2篇）、“计划经济”（1篇）、“统制的资本主义”（1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体（1篇），或者社会主义之作为中国现代化最终目标（1篇）。这些作者之所以赞成苏联样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德国的统制经济，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非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在短时间内促进经济重建，并建立起一个工业经济及强大的军事力量方面，是非常成功的，而这正是中国在1930年代所迫切需要的。另一方面，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则显得低效、过时，因为它已经引起生产、失业、通货膨胀、财富分配的无秩序状态，并激化了阶级斗争。

本章的讨论将显示，放弃自由资本主义、支持统制经济，与1930年代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抛弃自由民主、支持专制政府的趋势相一致。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当时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寻找有效的经济和政治方案去实现现代化，即使为此牺牲个人经济和政治自由也在所不惜。因此，现代化话语明显区别于前述的五四时期专注于文化启蒙、弘扬外来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西化”话语。作为知识分子对此前数年中国西化失败的反应，及其对193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危机的回应，现代化话语表明知识分子的思想定位，由自由主义转向了民族主义，他们逐渐意识到有必要换一个角度理解中国的问题，并且在近代中国屡战屡败和陷入困境的历史背景中寻求解决方案。

现代化话语的智识渊源

“西化”或者“欧化”，起初是在1910年代，由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用来驳斥19世纪晚期洋务派领袖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命题，并挑战20世纪初仍然倡言中国传统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保守派。这可追溯到严复（1854—1921）首次在中国引入的，随后被梁启超运用于历史研究的进化论。倡导“史界革命”二十年后，梁启超回顾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至1894年中日战争，是中国痛感“器物不足”，并由此开始努力学习西方的技术和科学的时期；第二阶段自1895年至1917年前后，中国认识到其“制度不足”并着手政治改革和革命，但仍然以失败告终；第三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中国人认识到“文化不足”，并发动一场“启蒙运动”，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文化和国人精神。换言之，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是一个由物质层面经过制度层面，并最终发展到精神层面的向上发展的演进过程（梁启超 1936b）。因此，在1910年代晚期和整个1920年代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看来，中国应该“全盘西化”（参见罗荣渠 1993：358—359）。

然而，“西化”或“全盘西化”的思想提出后不久，便遭到一些知识分子的质疑和反对。在目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灾难性破坏之后，曾经对欧洲文明顶礼膜拜的梁启超，宣称西方“物质文明的破产”，建议用旨在“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的新态度，来替代简单的“西化”口号（梁启超 1936a：3495）。梁漱溟（1893—1988）也不赞成将西方文明看成是现代化进程唯一模式的假设；相反，他提出“世界文化”的概念，以此作为所有人类社会共享的“通用模式”；他进一步假设，中国、西方和印度文化作为三种世界文化模式，代表着三种文化演化取向（也就是说，进取的取向、封闭的取向和保守的取向）。他声称，在未来，中国文化最终会取代目前占优势的西方文化，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梁漱溟 1921 [2006]）。毋庸置言，梁氏关于中国文化将在世界范围内复兴的愿望，对那些因饱受长期民族危机而失意沮丧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他的书是如此受人欢迎，以致于在1921年该书出版后的一年中被再版了五次。当然，梁漱溟的意图，是欲证明，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迅速蔓延的情况下，仍具生存能力。但是，他的著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他并不是将中国和西方以及喧嚣一时的“西化”主张简单罗列，而是建议将两种文化的不同，视作两种文明在不同演化阶段的差异。常燕生（1898—1947）继承了梁氏的观点，并且更为清晰地解释各个演化阶段的区别：“我对于世界文化问题的意见，”他写道，“向来主张世界上并没有东西文化之区别，现今一般所谓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之异点，实在就是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特点”；“西洋近代文明之发展并非基于其民族性之特殊点，乃人类一般进化必然之阶段。”（常燕生 1935 [1990]：177）

及至1935年，“中国文化本位”讨论的参与者达成共识，接受“现代文化”作为世界性文化，不再承认东西文化的差别。正如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所言，所有的由现代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属于全世界，应当向所有民族开放；另一方面，每个民族都应该“大胆吸收他族发展的文化”。他写道：“人类的未来，不应该仅仅依赖西方文化。”中华民族在创造一个被世界所有民族共享的“新文化”的过程中，应当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陶孟和 1935：13—16）。

这种由中西二元对立向古今二元对比的转变，说明了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其著述中逐渐放弃“西化”，而采用“现代化”的新术语。在其1929年为《基督教年鉴》杂志所写的《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胡适使用“一心一意现代化”，取代曾使用过的“全盘西化”。在他看来，“西方文明”已经变成“世界文明”，或者相当于“现代文明”（胡适 1929a：167—168）。他解释说，新文化运动意义重大，正是因为其促进了“全面接受新的世界文明”（胡适 1929b：580）。意识到恶评如潮，1935年胡适正式放弃“全盘西化”，而代之以“充分世界化”（胡适 1935a：454）。

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及政治杂志《独立评论》的创始人蒋廷黻，在其1930年代的著述中，比其他学者更加频繁地使用“现代化”一词。他强调现代化进程中现代科学的核心作用。正如他所言：“我们所提倡的现代化就是科学知识、科学技能、科学的思想方法之普遍化。”（蒋廷黻 1938：4）但是现代化并非局限于科学的推广和应用，他详细阐述道，“近代世界文化有两种重要的特别：一种是自然科学，一种是机械工业。这两种特别引起了许多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如大规模的民治，兼领数洲的大殖民帝国，资本阶级与劳动阶级的斗争，支配世界市场的大公司等”（蒋廷黻 1937：205）。因此，现代化是一个全方位的进程，或者是他所说的“整个现代化”（蒋廷黻 1932a：16），它是以现代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为基础，但却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变化。

类似的现代化解释，也见于其他知识分子的著述。例如，上面提及的《申报月刊》特刊的撰稿者，将现代化解释为“建造一完整社会”（亦英 1933：229—230），或者一个“工业化”的过程，“随之发生的教育、学术和其他社会制度现代化”（张素民 1933：233—234）。其他的一些投稿者则将狭义现代化与广义现代化相区别：前者强调经济变革，尤其是工业化和全面地提高生产力，而后者则指文化、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变革。《申报月刊》的主笔将这些意见加以归纳，在该特刊的后记中将“现代化”描述成一个以“国民经济的改造，工业化和生产力的提高”为中心，但同时也包含“政治、艺术、学术、社会制度和许多其他方面”的“一系列”变化（《申报月刊》 1933a）。与早期几乎完全集中于文化和政治问题的“西化”讨论，尤其是集中于中西文化/文明的关系相比，多方位现代化共识的逐渐达成，表明了知识分子日益关注更为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此一问题在1930年代前期世界性大萧条和帝国主义侵略的严峻危机下，变得尤为紧迫。最重要的是，由西化向现代化的转变，反映了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将西方文化或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当作非西方国家“富强”的唯一模式，是何等荒谬。回顾中国现代化话语的变化，冯友兰于1944年敏锐指出：

现在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或现代化，这并不是专有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也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个觉醒是很大底。（冯友兰 1944：204）

现代化理论的先驱？

现代化术语的广泛运用，及将现代化作为全方位社会转型的观念，导致研究者得出结论，“现代化的概念和观点”首先出现在中国，并比西方早“二十年左右”（罗荣渠 1993：365）。的确，1930年代和194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的思想，与1950年代和1960年代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盛行的现代化理论之间，存在很大的相似性。这并不奇怪。1930年代和1940年代，许多拥护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因此，他们同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家们，共享盛行于20世纪前半期的某些历史和社会演化的一些基本假设，以及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正如本章以及随后详细考察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第七章所示，双方都相信现代化进程对所有社会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都设想传统农业社会与建立在机器工业基础上的现代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都强调科学知识及其运用于生产，对驱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作用；在解释现代化成败时，都将单一民族或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并试图集中于内部因素；都凸显开明精英在实行现代化方案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并怀疑在此过程中革命和暴力的功效。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战后美国社会学家对现代化概念的阐述存在着本质差别。1950年代美国盛行的现代化理论，主要是迎合美国政府在冷战时期与苏联对抗过程中，对第三世界各国的政权建设和经济规划施加影响的需要。它向第三世界国家承诺，只要它们依照现代化的“步骤”，就有可能变得像同时代的美国社会一样。这些理论家所界定的“现代化”社会的特点，如大众参与决策、高水平的工业化和都市化、大众文化消费以及福利国家，反映了美国和其他西方社会试图达到的理想状况。现代性的路径，或者现代化的“步骤”，也主要是建立在欧洲和美国社会历史经验之上。因此，美国社会学家界定的现代化，本质上等同于西化或美国化。难怪现代化理论产生之初，即因其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而备受批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现代化”观念的出现，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更有效的概念架构，去理解19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的挑战的本质，也是因为他们承认中国早前的“富强”方案的失败，包括晚清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民初的“全盘西化”。因此，与美国现代化理论家依据战后美国发展所设想的现代化社会的诸多“变量”不同，中国的知识分子界定的中国现代化目标，就是寻找一个他们认为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以解决1930年代中国面临的问题。正如下文所示，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再以拥护民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而是倾向于一个集权（甚至是专制）政府去终结政治分裂，实现社会的统一和稳定。在经济上，大多数人不再拥护建立在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原则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赞成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统制经济”，或者社会主义体制，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病，并加速中国的重建。因此，与将理想化的美国社会作为现代性的典范，而将共产主义视为现代社会的异常，并拒绝将法西斯主义视为一种现代主义（Gilman 2003：15）的现代化理论相反，中国知识分子总体上赞赏1930年代德国和苏联式的集权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效率，并将它视为实现本国“现代化”的圭臬。

总之，尽管与战后美国的现代化理论表面上相似，但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化话语，主要是对19世纪以来中国屡遭挫败，以及1930年代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的回应。它反映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的转变，即由无条件地拥护西方文明转向以现实的态度对待中国问题。正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下，主流知识分子理解了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的本质，形成了他们对不同政治力量的态度，解释了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

中国的现代化

1930年代的现代化话语，直接影响了自由知识分子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诠释。其中，蒋廷黻和陈恭禄是从现代化角度重新诠释中国近代历史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史家。他们都关注19世纪和20世纪初中国现代化的失败，并倾向于从内部而不是外部寻找失败原因，并且都基于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表达出了对国内问题和国际关系的相似见解。蒋廷黻从1911年至1923年在美国接受教育，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23年至1929年在天津南开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和主任，1929年以后又在北京清华大学担任相同职务，在此期间，他一直专心研究晚清时期的中国外交关系，直至1935年任职国民政府为止。蒋氏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他1938年完成并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这是第一部视“现代化”为晚清和民国时期主要挑战，并从现代化的角度去解释中国近代历史主要问题的著作。蒋廷黻在该书中使用和阐述的概念及系统的解释，型塑了在此后数十年主流的近代中国史写作。因此他后来被誉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一个开山的人”，以新的概念和方法，“开创新的风气，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刘逢翔 1965：27）。

精英主义路径的现代化

在《中国近代史》开篇，蒋廷黻写道：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的话，我们的民族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蒋廷黻 1939：3）

蒋廷黻在这里指出他所理解的“近代化”的两个重大发展。一个是科学技术和机器运用于生产。蒋廷黻指出，这些因素引起现代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并产生了一些新现象，诸如大众参与政府、跨洲帝国的出现、资本家和无产者的对抗，以及能够支配世界市场的大公司等；另一个则是创建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他相信这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与使用科学与机器一样重要。蒋廷黻指出，中世纪欧洲与中国春秋时期非常类似，都是分裂成许多独立政权，而文艺复兴以后的社会环境又与中国战国时期很相像。然而，欧洲人的头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民族认同的概念，在各国激烈竞争的时期，逐渐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蒋氏认为，这种民族主义新概念，对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民族国家是必要的（蒋廷黻 1939：2）。蒋廷黻强调道，对那些启动现代化较晚的非西方国家而言，中央集权或者强权政府是现代化成功的关键。与西方国家自下而上的现代化不同，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由统治者发起，自上而下地进行，经常遭到保守的民众的反对。因此，蒋廷黻断言，在这些国家中，一个集权的政府对成功改革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政权愈集中的国家，其推进近代化的成绩愈好”（蒋廷黻 1937：208）。因此，蒋廷黻认为，科学、机器和民族主义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素。

在确定以现代科学的传播和民族国家的建构，作为评价现代化进程的两个关键标准后，蒋廷黻着手考察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中国的经历。他检视了中国次第实施的四个“救国救民”的方案。第一个是1860年代至189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蒋看来，这个方案是“不彻底的”，因为发起这场运动的各省督抚对西方文明了解有限，此外，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都阻碍他们将改革推向深入（蒋廷黻 1939：62—69）。而1894年中国败于日本，则宣告局限于军事和工业领域的有限现代化的失败。另一个“救国救民”的尝试则是1898年康有为的“百日维新”，其目的在于建立君主立宪制，因此是一场更为彻底的改革（同上 98—102）。蒋廷黻把这场改革的失败，归咎于为数不多的改革者的软弱，以及在朝廷中占优势的保守派与地方士绅的强烈反对。第三个方案具体体现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的诉求中，是一个反西方和反现代化的方案，它的灾难性失败，仅仅证明在近代寻求生存的过程中，绝不能违背历史趋势。最后一个方案则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其三阶段策略，即由军政，继之以训政，最后达到宪政。蒋廷黻将这个方案盛赞为“民族再生的唯一途径”，并提醒读者，彼时的中国仍然离成功很远，而1920年代和1930年代蒋介石之所为，正是为了实现这个方案，使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现代化国家（同上 109—128）。

欲理解为何蒋廷黻单挑上述四个事件去构建中国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为何他对这些方案持不同态度，就必须密切关注他的历史阐释方法。既然强调现代科学和工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蒋廷黻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描述，便会强调那些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科学和发展现代工业的改革方案或运动；与此同时，他对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却毫不关心。他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亦不同意“以地主阶级或资本阶级的私利解释中国的历史”。在蒋看来，特定群体的政治态度，并非总是建立在它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之上，以简单的阶级分析法去解释复杂的政治现象，是毫无意义的，也容易引起误解。蒋廷黻争辩道，即使真的有一个阶级在中国历史中扮演关键角色，那也应该是“官吏阶级”。然而，蒋廷黻注意到，这个阶级具有特定的立场和观点。尽管出身于地主或资产阶级，“官吏只为官吏而施治，并不代表任何人”（蒋廷黻 1934：179）。这种官吏阶级的“自主性”，有助于蒋廷黻解释官僚阶级内部保守派和改革派间的巨大差别。他们对现代化截然不同的态度，与他们的阶级地位和经济利益没有任何关系。

作为其历史方法之表征，蒋廷黻的历史叙述强调统治精英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贬低平民的作用。在他看来，只有少数开明的、见多识广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政治进步中发挥着真正的主导作用。在1938年，他观察到，“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煞费苦心，慢慢的奋斗出来的”（蒋廷黻 1939：69）。蒋氏注意到，在1894年中日战争以前，这些为数不多的领袖都是“在朝的人”，包括主管洋务运动的满汉王公和汉族督抚。而1894年以后，领导权则逐渐转移到“在野的人”手中。后者，在百日维新期间最著名的是康有为，更晚的孙中山及其他主要革命家，“都是知识分子，不是民众”（同上）。

蒋氏对现代化精英的赞赏，与他对普通大众的文盲、无知、迷信的描绘形成鲜明对比；他认为后者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蒋廷黻 1939：69）。蒋廷黻写道，在整个19世纪，朝廷中的保守派，从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及其在广东的僚属，到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慈禧太后及其朝廷中的支持者，都诉诸“民心”和“民气”，以捍卫自己的对外政策。“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相信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同上 103—104）然而，在近代中国，正是因为保守派对无知群众的利用，而招致灾难不断重演。因此，毫不奇怪，蒋通常蔑视晚清的民众暴力。尽管1850年代和1860年代早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对重塑晚清政治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但却遗漏于蒋廷黻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描述中。他将义和团运动描绘成阻碍中国进步的一场劫难，仅仅将其作为一个陪衬，以强调受过教育的开明精英领导之必要。

中国的现代化缘何失败？

正如蒋廷黻所观察，19世纪和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异常地艰辛和缓慢。因此，他必须要解决一个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不能像俄国、印度、日本，甚至某种程度上像土耳其那样，对西方挑战作出迅速有效的回应。蒋并不是大骂外国帝国主义，而是尖锐指出中国特有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社会的中世纪性质。蒋廷黻分析道，不像欧洲诸国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即已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开始将机器用于生产和战争，并且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的学者仍然痴迷于撰写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并研究古老的“阴阳五行”理论，中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军事仍停留在数千年前的水平，普通民众仍然为古老的忠于家族和家乡的观念所束缚，整个国家看起来仍然像“一盘散沙”（蒋廷黻 1939：2）。与西方诸国相比，中国仍然“滞留于中古”（同上 3）。

蒋廷黻尤其猛烈抨击儒生的保守态度。这在他对1840年鸦片战争后士绅精英的分析中清晰可见。正如他指出：

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是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蒋廷黻 1939：21）

正如蒋廷黻所解释，保守主义在精英中盛行有几个原因。一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中的文化传统，这使士绅很难承认改革的必要性。二是传统文化恰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三是士绅阶层“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因此，尽管总有一些人头脑清醒，但因畏惧保守派的攻击，他们总是默不作声（蒋廷黻 1939：21）。林则徐（1785—1850）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839年，这位著名的钦差大臣负责查禁鸦片走私，引发了鸦片战争。在蒋氏看来，林很清楚中国的国内外局势，他认识到中国军事上的劣势，一直渴望购买西方的船炮。林也努力收集国外所办的刊物，而这些材料后来成为林的密友、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的《海国图志》一书的资料来源。然而，林惧怕保守派的弹劾，绝不会公开提出学习西方的主张。“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蒋廷黻 1939：23）

在解释中国对西方回应的迟缓和无效方面，蒋廷黻强调的另一个因素，是中国统治精英对世界秩序的看法。蒋解释道，清朝自认中华文化优于西方，因此并不是平等对待西方诸国，而是视其为属国。因此，对中国的统治精英来说，很难接受平等的现代外交观念。可以想象，清廷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所做的唯一选择，要么是“剿夷”，要么是“抚夷”（蒋廷黻 1939：6—7）。对士绅精英而言，承认中国知识和制度落后并向“夷狄”学习，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在晚清，抵制中国现代化的力量特别强大，他们对1860年代至1890年代的洋务运动的敌视即是证明（同上 66—69）。

尽管将中国19世纪的失败主要归因于中国特有的因素，但蒋氏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是矛盾的。在他看来，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推动力量，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挑战。蒋廷黻解释道，由于历史悠久的文化体制惰性，以及生存于此体制中的精英阶层的保守态度，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回应总是显得被动和迟钝。因此，中国反应的程度和范围，依赖于外国冲击幅度；直到中国由于外国侵略而遭受更大的灾难，他们才会采取更深层次的改革。中国进步的过程，只能采取西方挑战—中国回应这样一个不断重复的模式（蒋廷黻 1939：107—109）。(9)

蒋廷黻很清楚帝国主义冲击对中国的危害。他承认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大敌人”。但他试图区分帝国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他断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有利有弊。国际投资只有被政客用于增强政治权力时，或者依靠政治压力去实现时，才会变得具有攻击性和帝国主义。然而，蒋补充道，并非所有的外国投资都是有害的，在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对投资者和受资者来说，它们可能是纯粹的和有益的。“未开发的国家容易受到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压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国的资本来开发自己的富源及利用国际的通商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因此，就像水“可以资灌溉，可以便利交通，也可以成灾”一样，外国资本主义也可以既是帝国主义的，又可以是非帝国主义的（蒋廷黻 1939：70—73）。

蒋廷黻不同意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宣传者单纯地将中国的贫苦和落后归因于外部因素，尤其是帝国主义的剥削。相反，他强调中国国内的因素，尤其是强调缺乏现代制度和知识。因此，在1920年代国民革命时期反帝情绪盛行之时，蒋诚实地表示，他“一直不能像其他的国人那样仇恨帝国主义”。在他看来，只要中国愿意做，并消灭自身社会的低效和混乱，那么中国就会成为如欧洲诸国一样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那些日以继夜终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而不能提高自己生活水准的人，我认为他们是自戕、是怯懦。易言之，帝国主义或拓殖主义下的牺牲者，他们可以改善他们自己的处境，至少，可以用平等或互惠的关系来代替一方统治另一方的关系。”（蒋廷黻 1979：78）

总之，蒋廷黻的现代化叙事的特征可归结为以下几点。首先，他认为建立在欧洲经验基础上的现代化具有普遍性，并相信它必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非西方国家实现。第二，他对科学和机器在现代化中关键作用的强调，使他重视有助于传播科学知识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机器的使用以及国家的稳固；同时，也说明为何在其解释架构中全然忽略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结构。第三，与其强调开明精英对中国现代化的领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完全忽略了普通民众的作用，将他们描绘成无知、保守和破坏性的群体。最后，在解释中国现代化屡次失败背后的原因时，他更强调中国社会内生的因素，尤其是其文化传统，而不是外来的因素。

陈恭禄及其对近代中国的诠释

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蒋廷黻并不是唯一的从现代化角度重述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学者。他的同事对中国近代史的关键问题有类似的看法：他们都相信现代化或西化是19和20世纪中国的必然趋势；都将中国现代化的失败主要归因于自身问题，而非帝国主义；都聚焦于“开明”知识分子和统治精英的现代化的尝试，并同情他们以“理性”和渐进的方法实现制度变革；都假想民众的无知和保守，并因此蔑视他们的暴力行为、反政府或排外行为，认为这些行为必将破坏中国社会的进步。另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绝佳例子则是陈恭禄，他的长篇著作《中国近代史》是1949年前中国最流行、最权威的近代史教科书之一。

和蒋廷黻一样，陈氏将中外冲突看成是中国近代史的关键问题，并将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屡次挫败，归因于中国传统制度的顽固与陈旧。正如他在该书开篇所言：

外来之影响，乃为造成中国现状基本势力之一。中国以悠久之历史，倾向于保守；领袖之思想，民众之观念，均其极端之表现。政治家不能认识其所处之新环境，而能断然有适当之处置。列强或欲适用西法于中国，或谋商业之利益，或求政治上之势力，或存兼并领土之野心，而中国本于固有之心理与惯例，应付新时代之问题，莫不失败。中西冲突遂为近代中国史上之大事。（陈恭禄 1935：1）

在解释中国同西方的屡次冲突，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窘境时，陈不是指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祸患，而是一贯强调清廷的无知、固执和处理外交关系不当。在他看来，鸦片战争爆发，是由清朝官吏的无知造成的，林则徐便是最好的体现。当时，林则徐臆想西方人都是依赖中国货物而生存，在广州鲁莽地、不加区别地对待英商（陈恭禄1935：54—57）。陈写道，中国败于这场战争，是因为朝廷中的官员对英国及其军事力量知之甚少，也因为他们过于自信。陈总结道，而对中国来说，更为糟糕的是，统治精英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没有认识到中国失败的原因，并且拒绝承认中国军事力量的劣势；相反，他们将中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那些卖货给英国，或者为其效力的“汉奸”的活动（同上 74—75）。陈分析道，战后没有一个清朝官员表现出向西方学习的意愿，仍像往常一样盲目自大，随后第二次鸦片战争接踵而至，中国又再次战败，这不足为奇。陈发现，谈判期间清政府与外国人的争议，并非诸如关税税率等有关中国主权的重大问题，而是关于清朝皇帝接见外国使节的典礼等琐碎问题。在陈看来，这是清朝统治者的愚蠢的又一证据（同上 126）。陈观察到，不幸的是，直至20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时期，统治者和士绅精英依然坚持保守和排外情绪，仍然相信中国在对抗外国联军时是不可战胜的，并将中国的失败再次归因于“汉奸”的活动。他总结道：“可见自《南京条约》以来，缔结《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其一次损失过于前一次者，未始不由于知识之浅陋，以及执政者无适当之处置也。外人利用时机，更何足责？”（同上 558）

在陈氏看来，面对统治精英中保守主义的流行，19世纪少数开明官僚提出和致力于中国国防及工业的现代化，尤其难能可贵。因此，他称赞李鸿章“熟悉外情，明了大事”，“深愿中国有所改革”（陈恭禄 1935：240），将其描绘成一位“英哲明达”之人（同上 437）。在解释洋务运动中李的失败时，陈氏反复强调保守的士绅领袖的阻力。他指出了造成保守的几个因素。一是士绅根深蒂固的反对改革心态。这些士绅认为中国历史上屡次灾难都是由改革造成的，并且改革者下场悲惨，因此，出于自保都坚持维护现有社会秩序（同上 241）。陈声称，更重要的是，士绅精英的保守行为源于其公认的中国文化优于外国文化的臆想，他们相信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尽善尽美，并把所有西化主张都看成是“用夷变夏”（同上 440）。因此，像蒋廷黻一样，陈将中国内部的文化阻力，看成是中国现代化失败背后的主要原因。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贯强调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现代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利影响，在陈的叙述中几乎消失不见。

在反对群众集体暴力方面，陈赞同蒋的观点。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经济来说都是一场浩劫。陈观察到，造反者肆意焚毁庙宇，不仅在当时民众眼中是“罪大恶极之行动”，而且在事实上亦可谓“其愚殆不可及”，因为洪秀全的行为是建立在自己“极为幼稚”的宗教信仰之上的，丝毫不尊重异教信仰，以及那些值得保护的艺术品（陈恭禄 1935：156）。陈氏还强调太平天国起义，及随后的北方捻军起义和西南苗民起义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这些起义延续了二十四年（从1850—1873），使中国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同上 210—218）。在陈的笔下，义和团不过是一群受保守官僚之操纵、“动于情感或唯利是图之愚民耳”（同上 518、557）。他们的暴行只会招致西方诸国的共同干预。因此，不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太平天国运动称颂为近代中国反封建运动的巅峰，将义和团运动宣扬为近代中国反帝运动的高潮，陈氏和其他主流史学家认为这两个重大事件，要么导致中国空前的社会和经济灾难，要么为外国加诸中国的空前羞辱负责。

主流史学家的学术背景

要想了解上述民国时期主流史学家在其近代史叙述中为何偏爱近代化叙事，简略考察他们的学术背景是不可或缺的。正如稍早讨论的，在塑造史学家思考中国过去方面，最先被严复从西方引入，随后被梁启超用于诠释中国史的进化论概念，比其他思想更具影响力。1920年代和1930年代出版的很多历史教科书，认为近代中国将会如同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西方文明，经历社会进化，亦即社会从古代到现代的线性进步（储著武 2006）。例如，出版于1924年的《新著中国近百年史》的作者李泰棻宣称，此前一个世纪不仅仅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外来挑战和急剧的社会变革时期，根本上乃是一个由专制走向共和、由单一走向复杂的演进过程（同上）。又如，尹水新在他1926年的教科书中指出，中国最近的过去有三个迥异于前近代的发展，即与周边少数民族融合而扩大中国地域范围，建立共和以代替专制，由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到频繁与西方列强冲突（同上）。同样，陈恭禄想当然地预设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二分：一边是中国传统“道德和实践”，一边是西方文明。正如上文所见，他将中国近代史描绘成一个中国传统和西方影响不断冲突的过程，这毫不奇怪。在陈看来，近代以来，“实用科学大有进步，世界上之交通日趋便利，国际上之关系，以商业政治之促进，太为密切”，因此，中国人面临的最基本的挑战，是如何克服统治精英及民众的保守态度，以及如何处理由外来影响所造成的日益增长的威胁（陈恭禄 1935：1）。因此，尽管他们对晚清和民国早期具体事件和人物的描述各不相同，但这些史学家共享同一假设：中国必然由孤立、保守、专制走向融入世界，并最终接受科学和民主。简言之，在他们的著述中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叙事，反映了人们广泛接受的有关中国史的进化观点。

就方法论而言，主流史学家接受了20世纪初由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以及新引入的西方史学方法，包括欧洲的实证主义和美国的“新史学”。有关实证主义的西文著作，比如法国史学家查尔斯·维克多·朗格诺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 1863—1929）和查尔斯·瑟诺博司（Charles Seignobos 1854—1942）的《历史研究导论》，德国史学家恩斯特·伯伦汉（Ernst Bernheim 1850—1942）的《史学方法论》，都被翻译成中文，并被当作一流大学史学方法课程的基本读物（欧阳军喜 2003）。受实证主义思想以及中国文献学传统影响，史学家们理所当然认为，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就是广泛搜集和详细考察历史资料。曾在1928年创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1896—1950）便说，“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我们逢着的史料”，“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历史]事实自然明显了”（同上）。因此，他将搜集和整理史料作为新成立的研究所的主要工作，并开始着手将大量的清朝皇宫档案进行存档和编目。其他学术机构的学者也参与了这场艰巨的整理故宫档案的工作。作为这项工程的积极参与者，蒋廷黻手抄了2000多份文件，并将它们编辑成两卷本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于1931年和1934年出版，并很快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生最重要的参考文献。

然而，实证主义对中国史学家的影响，绝不限于激发他们对原始材料的兴趣。从首要关注历史资料出发，史学家对历史现象形成了一个态度，即强调根据证实的历史事实严格判断，避免主观偏见和政治立场对历史判断造成任何影响。作为坚定的实证主义的信仰者，陈恭禄尤其强调“公平之态度”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并告诫不要滥用历史事实和结论，去“诋毁时人，或为之辩护”，这是在讨论外交问题时极有可能发生的现象。他写道，“盖人类之普遍心理，严于责人而宽于责己，对其家庭、国家无不如此。诋毁外国，国人固少反对，且有爱国之名。此种畸形偏狭之心理，徒为害于国家”。陈解释道，该书的目的“既非为片面之宣传，又非为造成国际间之仇恨。惟愿平心静气，根据事实，叙述外交上之史迹，讨论其问题，研究其经过，对于侵略之罪恶，决不为之稍讳，庶可成为认识列强责任之信史也”（陈恭禄 1935：3）。毫不奇怪，不像革命叙事史学家动辄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困扰中国的所有国内外问题上指责西方帝国主义，现代化叙事的史学家大都倾向于从中国自身的传统和制度内部寻找问题根源。

20世纪初，影响中国史学家著述的另一个西方历史方法，是由美国传入的“新史学”。由詹姆斯·哈威·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开创的此一方法，不是仅仅着眼政治事件，而是将历史看成是一个包括人类的社会、科学、文化演进的过程，认为应该借助各种社会科学提供的工具和概念、并按照其与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的相关性去理解。蒋廷黻于1919年至1923年间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历史期间，在鲁滨逊的同事及其追随者尤其是卡尔顿·海因斯（Carlton J.Hayes 1882—1964）的影响下，也养成用“新史学”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习惯。正如稍后的讨论所示，他的终极关心，乃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和外交问题。虽然他也将中国近代史看成是一个包含多样性发展的过程，但是蒋特别关注统治精英的思维和民众的心态，认为在解释晚清现代化努力的屡次失败时，比其他因素更有意义。陈恭禄也突出文化和心理因素在塑造中国社会群体行动时的关键作用，但他的论述比蒋著更平衡地覆盖了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现象，反映了著者以“新史学”方法撰写中国史的浓厚兴趣。

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对蒋廷黻、陈恭禄和其他史学家更具直接影响的，是马士（Hosea Ballou Morse 1855—1934）的著作。马士187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随即加入赫德（Robert Hart）领导下的中国海关。此后三十四年，他在很多通商口岸的海关任职，并在1908年退休前升任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秘书。在其余生，马士成功地转型为史学家，撰写了数部关于此前和当时中国事件的著作，包括三卷本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在1910年至1918年间出版）和《中国的政府和贸易》（1913）。马士著述的魅力，在于他熟悉中国的各种制度，以及对英法文件包括未出版的资料的充分利用。因此，上述两书于出版后的数十年间，被认为是最权威的中国对外关系的作品，并为很多西方大学用来作为讲授有关中国课程的标准教材。然而，马士著作的缺点也同样非常明显。由于对汉语知之甚少，马士在他的中国史著述中，没有使用中文文献；他也没有与中国学者交换意见，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有中国朋友。因此，尽管马士为其著述的客观性而自豪，也对中国在对外事务中的困境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但完全依赖西方资料，使他难以研究在与西方打交道时刺激和束缚中国统治精英的制度和心理因素之复杂性。因此，在解释中国与西方列强冲突的根源时，他倾向于强调中国统治者的无知和愚昧以及中国传统体制的不合理，并将二者间的不平等条约看成是不可避免之灾祸。

马士的著作对中国史家的思想和著述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在清朝宫廷档案向公众开放以前，中国学者不得不大量依赖外国史料（尤其是马士的著作）去研究19世纪的中外关系，而中外关系是公认的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关键问题。蒋廷黻开始对中国外交关系产生兴趣，正缘于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拜读了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意识到马士著述的不足，蒋于1923年回国后，多方搜集中国外交关系的中文原始史料，最后出版了两卷本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该书和上述的马士的著作，成为1930年代蒋廷黻任教的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标准教材。陈恭禄也承认马士对他作品的影响，在1956年“思想改造”运动的高潮时，供认所著《中国近代史》的许多观点源于马士著作的“启蒙”（引自欧阳军喜 2002：140）。

历史和政治

尽管他们宣称坚持19世纪欧洲的实证主义史学，并接受了新引进的、想必会使其著述更为客观的西方史学方法，然而，民国时期的主流史家发现，很难毫无偏见地叙述过去，部分原因是马士著作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参与了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政治。在蒋廷黻的著作中，时政对历史诠释的影响尤为明显。1935年以后，他最终放弃教职，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任命。

蒋氏对历史的兴趣，源于其长期关注中国的政治和外交局势。1919年，蒋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曾选择新闻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因为他感到，做一名新闻工作者，将来有可能像西方的新闻从业人员一样，影响国内政治。然而，当他意识到“新闻人员对一国政治的了解仅是表面的，无法深入，所以他们只能随波逐流，迎合时代”，以及“为了左右政治，就必须懂得政治”后，便将其专业转为政治学。但是，他最终还是放弃了政治学，转而专攻历史，因为他发现，政治学中所讲的政治，“是理论的而非实际的”，并相信“欲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从而“对政治有最佳、最正确、最深入的了解”（蒋廷黻 1979：73—74）。不同于20世纪初期那些只关注帝制时代、回避近代史研究的大多数史学家，蒋专心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初中国的经历，尤其是其对外关系，认为这是了解中国近来变迁和困境的关键。他将现代化看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核心问题，希望探究中国贫困和落后的根源所在，也希望找到一个方法，以解决不可胜数的困扰国家的内政和外交问题。正是出自对中国政治的关心，他最终放弃了一所名牌大学的教授生涯，在其学术巅峰时期加入了国民政府。

专制政权

在蒋看来，建立一个统一的集权国家，是任何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国面临的最根本挑战；这个国家仍然为政治分裂和内战所困扰，因此与传统的“朝代国家”没什么不同。在传统时代，人们忠于自身、家庭和地方，而不是国家（蒋廷黻 1933a：168）。因此，对中国而言，最紧迫的任务，乃是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足以“终结内战和动乱”并“维持全国安定”，并使所有省份都臣服于它；只有在中国出现这样一个政权之后，现代化方有可能（蒋廷黻 1933e：173）。然而，统一中国并建立一强大国家，就必须依靠“个人专制”下的武装力量。蒋断言，在中国，这种专制是必须的，因为有很多“小专制”或军阀武装威胁着中国的统一；因此，以一个大专制去取代“小专制”将有益于人民。但是，统一的专制政权，应有别于历史上传统的专制政权。他写道：“现在外人除加在我们身上极大的压力以外，又供给了我们科学与机械。这两个东西不是任何专制政府所愿拒绝的。就是政府完全无为，只要它能维持治安，这两个东西就要改造中国，给她一个新生命。”（同上 176）

因此，蒋氏并不同意他的同事胡适（1891—1962）坚持用非军事手段统一中国，创建一个民主政府，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在蒋看来，胡之中国采取自由议会政府的主张“太天真”，因为胡适未能充分认识到民主国家亦存在的“贪污、腐化、浪费、愚蠢、冷漠”诸问题，以及中国国会议员的选举丑闻和争夺私利（蒋廷黻 1979：141—142）。蒋坚决主张，“民治在中国之不能实行，全由中国无适宜于民治之经济、社会及智识，倘统一能完成，建设即可进行，而适于民治之环境自然产生矣。短期之专制反可成为达到民治之捷径。目前在中国大倡天赋人权、主权民有等理论不但无益，而且有损”（蒋廷黻 1932b：574）。

陈恭禄在中国近代史重大问题上的观点，跟蒋廷黻基本上一样，也将政治分裂视为中国最大的问题。他同意蒋廷黻的说法，认为军事行动和专制是实现政治统一的必须手段，而声名狼藉的民主则非必要之物。他解释道，“民主政治行于国外，有悠久之历史，中国先无基础，又无准备，一旦贸然采行，徒供政客操纵，劣绅把持”（陈恭禄 1935：802—803）。但是他也建议，一旦统一的任务完成，政府须采取措施进行改革，并赋予人民以选举权（同上）。

1933年前后，蒋的观点赢得了大多数加入他和胡适之间论战的著名学者的支持；他们全都相信专制政权是一种过渡形式，对中国的政治统一和重建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将会引导中国走向民主。例如，为倡导其“新式的独裁”主张，地理学教授、《独立评论》创始人之一的丁文江（1887—1936），否定中国在1930年代实行民主的可能性，理由是，中国“百分之七十五或八十”的人口是文盲，不能够行使选举权利。而“新式的独裁”要在中国实行，必须满足下列条件：“一，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二，独裁的首领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三，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四，独裁的首领要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丁文江 1934：6）因此，新的独裁者须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为国家目标而奋斗，不同于仅为满足自身利益而统治的旧式独裁者。值得注意的是，在1930年代，丁文江号称是中国“最彻底的欧化者和最具有科学精神的人”（胡适 1967：2）。十五岁以后在日本接受了两年教育，接着在英国接受了七年教育，丁文江笃信自由主义价值观，并希望中国“用教育的方式和平的走上民主政治的路”。但是他很清楚，在其人民接受教育并克服外国侵略的危机之前，中国并不具备走向民主的条件（丁文江 1935：21）。

与丁的观点相呼应，清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吴景超（1901—1968）警告道：“在条件还未完备的时候，便要把在英美实行而有成效的民主政治，硬搬到中国来，结果是一定重蹈民国初年的覆辙，使民众对于民主政治更加一层的厌恶而已。”（吴景超 1935：18）(10)蒋廷黻公开宣称：“我们愈多谈西洋的主义和制度，我们的国家就愈乱了，就愈分崩离析了。西洋的政治和中国的政治截然是两回事。”（蒋廷黻 1933e：170）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钱端升（1900—1990）否认民主在中国的可能性，认为民主已经被证明是不能解决现代国家的问题，在世界上已不合时宜。他断言：“欲求达到英美那样的民治，即在最佳的情形之下，也非十年二十年所可办到。而且即使得到英美那样的民治之后，国家也是弱而无力，不足以与别的民族作经济上的竞争。”相反，他声称，那些专制国家，如俄国、意大利、德国和土耳其，已经成功解决了各种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因此，中国需要的是一个“深得民心的独裁”政府，并且能在一二十年内有助于迅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钱端升 1934：25—26）。

在中国推行专制，并不一定意味着无条件支持蒋介石政权。在当时的名流看来，南京政府与他们心中的专制政府有一定距离。他们所颂扬的专制“绝非野蛮专制，非法的专制，无限制专制，权力专制，禁止言论自由的专制”；相反，它是“开明专制、旨趣专制，以公共福利为前提的专制”（张弘 1934：10）。但是，他们都承认在当时的中国建立这样一种专制是不切实际的。尽管蒋介石政权远不能令人满意，但它是中国唯一的被普遍接受的政府。因此，在中国饱受国内外危机困扰的情况下，最好的选择是支持它，而不是推翻它。因此，丁文江称，他支持南京国民政府，“不是因为我对于现在的政府比较的满意，是因为在外患危急的时候，我们万万不可以没有政府”，他警告道，推翻现存政府“最后结果未必良好，而且目前政局先要混乱”（丁文江 1932a：4）。

蒋廷黻对蒋介石领导下的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因此明确表示支持南京国民政府。1933年，蒋称“最近这四五年是我民族的一个大关键”，“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建设，火速的建设，大规模的建设”。他极力主张新政府应该集中精力于重建工作以显示“它有领导中国近代化的本领”，并且警告：“破坏统一和阻碍建设者都是民族罪人。”（蒋廷黻 1933b：2—6）他劝说他在清华大学的自由派同事“不要敌视国民党”（见曹伯言 2001：174）。蒋特别警告那些“极不满意南京”者“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的来破坏南京的基础”（蒋廷黻 1932c：48）。他谴责在蒋介石的多次“围剿”下仍幸存的共产党革命，并将其视为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最大绊脚石。他赞成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赞成蒋介石旨在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农业政策；相反，他建议南京政府承认农民在共产党土地再分配过程中获得的利益，并执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他相信这些是解决中国共产主义问题最根本的办法（蒋廷黻 1933f：82—84）。

妥协外交

像其他一些名流一样，蒋廷黻亦主张对日妥协和合作。在他看来，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政治稳定和经济重建；直到其取得相当程度的现代化，中国方可与敌人一决雌雄。因此，对中国来说，为避免军事摊牌及随之而来的民族灾难，妥协政策是有必要的。

在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并试图将势力进一步渗透到华北之后，全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对日战争的呼声也日益增多，中日之间的紧张持续上涨。蒋廷黻同情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蒋廷黻 1979：142）。他批评那些抵抗运动的激进分子，用民众动员和爱国主义作为抵抗日本侵略的主要工具；他抗议道：“时至今日，我们还靠大刀队来对大炮与飞机，这不是中古迷信吗？时至今日，我们还靠几百个宣传员能造的民气来对付一个经过五六十年的训练和组织的民族，这不是国粹八股，党八股，洋八股合二为一吗？我们要面子要到这等程度至于不承认羊不能抗豺狼虎豹。”（蒋廷黻 1933f：82）

蒋廷黻1930年代在中日关系上的妥协态度，很大程度上源自其对中国近代外交史的认识。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蒋多次批评那些仅仅诉诸所谓“民气”或“民愿”、坚持“拒夷”主张，而不顾中国军事孱弱的清朝官员和士绅领袖。他注意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外国武器的先进，中国需要向他们学习。然而，为了个人名声，为了免遭排外的保守派的攻击，他们宁愿支持与外国开战的主张。在这些人中，蒋特别指责的一个人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蒋看来，林非常著名的“民心可用”言论，只不过是“士大夫传统的高调和空谈”。“仅以民心对外人的炮火当然是自杀。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么国际关系？主政者应该负责指导舆论。如不指导，或指导不生效，这都是政治家的失败。”蒋指责所有这些政治家“把自己的名誉看得重，国家的事看得轻”（蒋廷黻 1939：29）。蒋发现，在对待外国威胁上，1930年代很多政治家与其前辈诸如林则徐没什么不同，因为他们都很清楚中国的军事力量无法与日本抗衡，中国必须作一些必要的谈判与让步，但是“无人敢说老实话，良心话，无人敢不逢迎民众”（蒋廷黻 1933c：148）。他们仅仅是“唱高调”，以保护他们爱国者的名声（蒋廷黻 1933f：82）。

蒋氏在中国外交关系上的现实主义视角，使他不仅谴责清朝和民国政府中那些政客们的“爱国”言行，同时也为那些已经被贴上“卖国贼”或“汉奸”标签的晚清务实外交家辩护。琦善（1790—1854）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取代林则徐作为广东总督去与英国谈判，处理棘手的同英国签署和约的谈判，后来因拆除了沿海炮台，并在未经清廷授权的情况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穿鼻条约》，而被判死刑。然而，在蒋氏看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并非拆除防御工事，而是“当时中国战斗力之远不及英国”。琦善的妥协态度正是“他的超人处”；“他知道中国不能战，故努力于外交”（蒋廷黻 1931：51）。蒋断言：“故中英的问题，论审势，论知己知彼的功夫，琦善无疑地远在时人之上。琦善仍是半知半解，但时人简直是无知无解。所以琦善大声疾呼的主和，而时人斥为媚外，或甚至拟其受英人的贿赂。”（同上 57）

蒋廷黻并非唯一的采取现实主义态度去解释近代中国外交的史家。陈恭禄也不赞成在遭受外国侵略时，士绅精英的“高调”。陈推断，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中国屡战屡败，正是因为士绅领袖冒失地坚持战争，而这种态度又源自其对外敌力量的无知，及其优越于“夷狄”的虚骄思想（陈恭禄 1935：654）。而好战立场的背后，是士绅精英们的私人动机，因为他们都是以国家利益为代价去为自己“猎取高名”。因此，无论何时出现严重外交危机，他们都会“不问国中军队之战斗力，不明强敌之海陆军，嚣然一辞，主持战议，乃多造成大祸”（同上 245，亦见 1935：383）。1930年代，陈恭禄对日本侵略的态度与蒋一样。他同情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认为“中国实难战胜”，并相信准备战争需要很长时间（同上 794）。但是，他严厉批评国民政府，因为惧怕舆论，而错过与日本谈判以解决危机的良机。他进而认为，反对谈判的抗战派知识分子，应当分担国民政府外交失败的责任。

曾在中国民主与专制问题上与蒋廷黻展开论战的胡适，在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上与蒋意见一致。在1931年日本全面占领中国东三省的九一八事件爆发后，胡氏反对日益高涨的对日战争呼声，坚持用和平的外交方式去解决日本侵略。他的理由与蒋廷黻没有什么区别：与敌人相比，中国太过落后；让一个“上上下下整个的没有现代化”的国家去对抗“受过现代科学工业文化的洗礼的民族”，只能以彻底的灾难结束（胡适 1933a：310—311）。胡氏的态度，既与他对两国在经济和军事力量方面巨大差距的认知有关，也与他对中国面临的帝国主义问题的理解有关。不像许多激进派知识分子将中国的落后归因于外部因素，即外国的军事侵略和经济压迫，胡认为正好相反：中国自身的落后造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他看来，中国的衰落是因为内有“五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他解释道，正是这五者导致中国缺乏抵抗力，并因此导致帝国主义侵入中国，而不怪美国或者日本（胡适 1930：353）。既然如此，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前提条件便在中国国内政治；一旦它改善了，外国侵略的威胁将会“自然消失”（胡适 1922：385）。

能够解释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在处理对日关系时坚持不抵抗政策的原因有两个。除了所有人反复强调的两国之间军事力量的明显差距外，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因素，则与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有关。不像传统的认同统治者的儒家士绅精英，当时的名流皆具独立的立场，宣称拒绝依附于任何政治力量。因为“独立”，他们相信自己的观点是不偏不倚的，而且，作为受过最高等教育的饱学之士，他们从美国或欧洲大学获得过博士学位，并在国内知名大学担任教授职位，他们也相信自己的教育和专业知识，使其能够做出最明智的、最可靠的判断。总之，公正性和可靠性，使他们有资格在事关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提供最权威的、最负责的建议。与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们明智的、负责的理性形成对比的，是所谓的“民心”或“舆论”。蒋廷黻及其同事嘲讽其完全建立在虚伪道德基础上，罔顾实际，理应对晚清时期列强侵华的灾难负责。因此，这些知识分子实际上和帝制时代的儒家学者在某种程度上并无二致，他们皆采用精英主义的方式去处理国事，都相信自己的教育和学识使其有资格充当统治者的“国士”或顾问，都认为大众是无知的，有待他们的指导。

知识分子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通过在西方的学术训练所获得的教育，或者说知识和洞察力，也可能妨碍他们认识或充分理解解决中国危机的其他选择。当他们强调中日之间工业水平和军事力量的悬殊，以为妥协政策辩护时，实际上表达了其对“现代性”，或者西方科学和技术对提高生产力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作用的信心。在他们看来，不同国家之间如中国和日本的对抗，本质上是一场掌握现代科学知识、有效地将其用于生产、组织现代官僚政治及建立现代军事力量的能力的竞争。对他们而言，承认和充分认识这些差别，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是唯一合理的和负责的选择。(11)

当民众的抗日要求导致西安事变爆发，并迫使蒋介石从对日妥协转向抵抗之际，知识分子们没有想到，被他们讥为“不负责任”的舆论或民心，最后战胜了自己的责任心和理性，并开始主导中国的历史进程。最终，知识分子们不得放弃自己的不抵抗立场，加入国民政府对日作战。毕竟，知识分子们都是致力于救亡的民族主义者，故在妥协不合时宜时，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支持国民政府的抵抗政策。

1930年代的实用主义转向

自由知识分子拥护独裁政权、统制经济及妥协外交，不应该简单理解为他们试图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各项政策代言。事实上，所有这些学者均为在知名大学担任教授的独立学者。胡适、蒋廷黻、丁文江及其北京的同事决定出版一份政治杂志，并将其命名为《独立评论》，该杂志在1932年至1937年发行期间，很快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政治期刊。正如胡适在创刊号所言，他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胡适 1932：201）。因受过西方教育，他们大多数都拥护自由主义价值观，希望中国最终能形成真正的民主，并充分保护人民的权利。(12)但他们也相信，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中国因贫穷、愚昧和分裂，尚不具备民主的条件，只有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才能帮助中国克服政治分裂和外国侵略的生存危机。他们对国家前所未有的困境的关注，以及实用主义方法解决危机，压倒了自身对民主和个人权利的偏爱。

因此，1930年代的自由派，就其工具主义的倾向而言，比其晚清和民初前辈，尤其是严复和梁启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严和梁拥护自由主义价值观，满腔热情地在中国推广，并坚信这些舶来的价值观，有助于人们独立、自强，对救国事业大有裨益；而蒋廷黻和他的同事则对自由主义作为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手段深表怀疑。随着1930年代中期民族危机的加深，他们不仅放弃了自由主义思想和对政府的批评态度，而且进一步放弃独立的立场并加入国民政府。正如前面提到的，蒋廷黻接受了行政院的任命，丁文江变成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翁文灏担任行政院秘书长，吴景超在同一机构担任秘书。最后，曾经称自己是国民政府的“忠诚朋友”，并因此与之保持距离的胡适，于1937年8月接受了蒋介石“国防参议员”的任命。一年以后，进而接受中国驻美大使的任命，并任职四年。那时候，日本开始全面侵华。胡适承认，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即蒋介石），去率领全国对抗外敌侵略，也承认在中国救亡比追求民主更为迫切（胡适 1935b）。

应该指出，持实用主义态度者并非局限于上述的少数名流。相反，它反映出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主流知识分子以及广大城市中产阶级，甚至是普通民众的一般态度。经历了军阀时代的经济破坏和社会失序，人们普遍支持国民政府，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享受新政权之下的政治统一和社会安定，并且对在新政权所确立的法律和行政框架下发展经济的前景也信心满满。尽管不满蒋介石的独裁以及国民党机构对人权的无情践踏，但大多数人并不希望去挑战蒋介石的全中国领袖地位及其政府的合法性。1930年代日本侵略及政治分裂的危险不但没有削弱其合法性，反而使之增强。知名学者支持蒋介石政权，并为其独裁领导和妥协外交辩护，而不是抨击蒋介石。在他们中间，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蒋介石统治，并在中国倡导共产主义的思想从未占据上风。因此，梁漱溟在1938年与毛泽东的延安私人会谈中，坦率地指出了共产党的“最大错误”。为解释此点，梁道明了两个对照：

一是十五六七年北伐时，革命军并非以兵力或战术制胜，而成功在政治上适合当时大势需要。对照来看，十年间共产党之革命无成，即是政治上的失败，政治上路线错误。因其在政治上若适合时势需要的话，则配合其军事，应当早成功了。

一是抗战之前到现在（指谈话之时），共产党博得国内大多数的同情拥护和期待，声光出于各党之上。这其中并无别的原故，只为放弃对内斗争，倡导团结抗战，适合人心要求，政治上所走的路线对了。对照来看，过去十年之劳而无功，仅仅靠军事来维持党的生命，政治路线之不对可知。（梁漱溟 2006：193）

总之，1949年前中国近代史学的现代化叙事，最好视作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两种学术思潮汇合的结果。一是自由知识分子共享的启蒙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线性的演化过程，最终会走向现代性；整个晚清和民国时期进化话语、西化话语、现代化话语接二连三地涌现，再也明白不过地证明了这个趋势。另一个是知识分子全神贯注于1930代年中国日益加剧的危机，因此，不得不放弃其早期迷恋的自由主义现代性，采用实用主义的危机解决方式。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解释了自由派史家现代化叙事的三个特点。第一，史学家对1930年代中国的水深火热感到悲观，基本上以一个悲剧模式描述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经历，将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描绘成一系列的挫折。这种叙事模式有助于解释那个时代造成中国困境的原因，但却妨碍他们对该时期中国现代化积极迹象的审视和充分了解。这也难怪，在蒋廷黻和陈恭禄的著作中，很少或者基本没有谈论中国的工业、交通运输、公众卫生、高等教育、政治体制、艺术和文学等进步方面。第二，主流史学家将现代化，或者由传统转向现代，设想为所有社会演化的通用模式，通常把中国社会的混乱、停滞和挫折归因于中国的本土因素，而非外来因素；在他们看来，正是中国内部的文化心态，以及既有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才可以最终解释西方挑战到来之后中国的磨难。第三，知名史学家采用一种现实和实用的方法去解决中国的问题，步调一致地支持国民政府，而罔顾1930年代政府的专制倾向，甚至牺牲了自己的自由主义理想。他们在事实上与国民党的合作，与其渐进的现代化路径，也就是强调开明精英和政府领袖在启动和推进现代化改革中的作用相一致。这种精英主义史观亦可解释为何他们忽视或低估人民大众对塑造晚清和民国时期历史的作用，以及为何他们不愿去考察农村和城市社会中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第三章　革命叙事之起源：1949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革命叙事，主要是共产党及其支持者抵制当时盛行于国民党主流史学的现代化叙事的结果。在促成革命叙事崛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共产党理论家中，范文澜（1893—1969）最为引人注目，一是他的著述对共产党革命期间及其后的中国史学具有深远的影响，二是因为他是毛泽东所信赖的史家和私交。本章以国共双方及共产党内部的政治和学术冲突为背景，探讨革命叙事的缘起。我们将会发现，由于毛泽东的推崇，范氏对近代中国的系统阐述是一种反叙事，主要针对蒋廷黻及其同事倡导的现代化史学；同时，它也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由莫斯科提供的、并为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拥戴的标准解释。作为毛对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中苏共产党人公认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解释霸权的挑战之产物，范的新版本中国近代史最终获胜，正是因为它是建立在毛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重新解释的基础上，也是因为它迎合了毛泽东与早期共产党领导者斗争的需要。当时，早期的共产党领袖以捍卫马克思主义正统为借口，力图使自己在党内的政治优势合法化。

范的学术训练及其政治归属，型塑着他的历史写作。他的传统经学训练及缺乏马克思主义熏陶的背景，导致他在历史叙述中一方面过多关注实证细节，另一方面又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崇尚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冲突分析不足。他的强烈的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认同和种族情结，使他痴迷于晚清政治中的满汉矛盾，并在解释中国外交关系时使用“抵抗者—投降者”的二分法，这些都使他在著作中不能条理清晰地叙述反帝和反封建的革命主题。在其作为共产主义史家的一生中，范发现自己陷入一个无法摆脱的困境，他挣扎于传统和革命之间，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作为一个精通旧式、“封建”学问的传统文人的智识倾向，与编写一部与其学术风格迥异的激进叙事的冲动之间的矛盾。正如我在本章最后要指出的，他在这种挣扎中从未成功。但是他的著述确实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上开启了一个新的传统，即以近代中国的起义和革命为中心，颂扬起义和革命并妖魔化它们的敌人。这种浪漫的写史风格，以历史的客观性为代价，始自1940年代，一直持续到1949年以后，在此后数十年，型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近代史书写和再写，而范氏本人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差一点沦为更为政治化史学的牺牲品。

现代化抑或革命？

蒋廷黻和范文澜，无疑是20世纪中国近代史领域最为卓著的史家。上一章提及，蒋廷黻在民国时期建立起自己在学界的影响力，主要是靠所著《中国近代史》一书。该书写于1938年，并于次年首版，随后在台湾、近年更在中国大陆不断重印。就其影响而论，据称1949年以前“有关近代史与中国对外关系史著作，几乎有半数以上都是因袭了蒋廷黻的史学观点”（刘耀 1983）。相形之下，范氏于1940年加入中共、成为毛泽东钦命的共产党官方史学家之前，即以精通古代经典的文献学家而闻名。他在1946年首版于延安的《中国近代史》，后来被一位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史家誉为“用科学观点对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开了一个头”（刘大年 1979：1）。同样，范氏亦被颂扬为“系统地、科学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奠基者”，“他所奠定的基本框架和提出的一系列深刻论断，影响了近代史研究达数十年之久”（陈其泰 1993：72）。

蒋、范二人在对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主题”以及主要历史问题的理解上，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蒋设想“近代化”是近代中国的主要挑战，将晚清和民国时期看成是一个中国尝试了一系列现代化方案的时代，并且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革命时期达到高潮，而国民革命则是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最后一步。相反，范文澜强调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认为共产党革命乃是结束于1949年的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国革命之最后阶段和唯一的正确途径。毫不奇怪，在解释有关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中国外交关系和政治运动的重大历史问题时，范和蒋也是相互矛盾的。

外交关系

两位史家的根本分歧之一，是他们对19世纪外国侵华原因的理解。一般而言，蒋氏强调了内部因素，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外交关系和对外贸易制度的问题，而范氏则聚焦于外部因素，亦即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罪恶本性。他们对鸦片战争的不同解释，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与其封闭、落后的中国在西方影响下走向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一致，蒋强调中国外交关系的朝贡制度的陈旧，中国文化优于其他国家的种族优越感臆想，以及这些制度和观念与已经被西方国家广为奉行的外交惯例的不协调。在其关于鸦片战争（1839—1842）之前中国的对外关系的分析中，蒋强调中国朝贡制度下的对外政策与“国际生活及其所须的惯例和公法”之间的冲突（蒋廷黻 1934：202）。蒋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坚持“古老的”民族优越感，并不愿意平等对待欧洲诸国，才迫使英国对“天朝上国”开战（蒋廷黻 1939：6—11）。在考察了英国派往清廷的使者屡遭挫败，以及广州的英商在垄断性的行商制度下所受挫折和无助之后，蒋得出结论：“要变更中国的通商制度，和与中国建立平等的邦交，和平交涉这条路走不通。”（蒋廷黻 1934：203）以此来看，鸦片战争似乎主要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之间的一场冲突，用蒋的话来说，“东西对打”。蒋用同样的理由去解释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的起源。他写道，英国再次同中国开战，是在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修改与中国在十二年以前签署的双边通商条约的努力付诸东流之后（蒋廷黻 1939：32）。

范文澜则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鸦片战争。不像蒋氏聚焦于中国传统的对外政策和贸易体制之不合理，范氏主要强调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商人鸦片走私的非法性和不道德。在略述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及其在19世纪初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后，范氏描绘了英国商人如何向中国输入更多的鸦片，以弥补普通货物贸易日益增长的逆差，他更加强调鸦片走私者和中国官员的“勾结”，而非两个帝国间的冲突。据范所言，清朝官员，尤其是满洲贵族，如穆彰阿（1782—1856），长期以非法的鸦片走私为其主要收入来源；他们不但反对鸦片贸易合法化（恰恰是其不合法，为其非法谋取暴利提供机会），而且也反对严禁鸦片，因为这将消除其牟利机会。因此，在维持鸦片贸易方面，满族统治者与英国商人有共同的利益（范文澜 1949：14）。范辩论道，普通的中国人深受鸦片走私之苦，因它引起了中国的白银外流及中国市场上白银的短缺，而白银短缺又导致物价上涨，致使普通民众生活窘迫。这种视英国商人和清朝官员为鸦片贸易的受益者、普通民众为受害者的说法，与革命叙事的要求完美地吻合。因为革命叙事将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及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视为近代中国的基本矛盾。

这种思维惯性同样体现于范氏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描述中。他断定，这场战争的爆发，是因为“外国侵略者结合中国封建势力共同扑灭中国人民的革命火焰。这个火焰要烧毁满清统治，也要延烧侵略者在南京条约上抢得的特权。狡猾的侵略者采取战争手段来促迫愚昧顽固的满清政府觉悟到进一步结合的必要。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中外反革命结合过程”（范文澜 1949：178）。范氏在这里提及的革命，指太平天国起义；这场起义在1862年至1864年间的确招致了由英美军官指挥的、主要由中国士兵组成的“常胜军”的介入。但是，外国人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主要出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并且主要是个别外国人，而非英国或美国政府的行为。在战争中，英国军队对太平天国政权采取了一种中立的立场，而清政府对英国的态度，则为其怀疑主义所支配；正如范氏所承认，此种怀疑态度“阻止了[中英]反革命势力的迅速勾结”（同上 194）。事实上，正如范自己所承认的，主要是清朝统治者与洋人接见的礼仪之争，招致后者诉诸武力手段修改条约（同上 191—200，204）。这事实上支持了蒋氏的清廷外交制度的落后和不合理是鸦片战争主因的主张，也削弱了范氏自己的清廷和外国势力相勾结的观点。

蒋、范二人对两次鸦片战争的原因及性质的不同看法，导致他们对事件中的关键人物的不同评价。蒋氏认识到中、英之间军事力量的明显差距，因此，将练达地、成功地与英国达成停战协议的钦差大臣琦善，描绘成近代中国真正的政治家和“第一流”的外交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范氏则因为琦善与外国侵略者妥协，将其诋毁为近代中国最糟糕的“投降者”鼻祖。这两位史家对琦善的前任，钦差大臣林则徐，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评价。范将林颂扬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因为他收缴和销毁鸦片，并在鸦片战争前及战争期间抵抗了英军的侵略。在范氏看来，林“值得被中国人民怀念和尊敬”，因为他深知“抵抗侵略必需依靠民众这一真理”，以及“不畏任何困难富于坚决顽强的精神”（范文澜 1949：34）。因此，他将林则徐赞美为“中国封建文化优良部分的代表者”（同上 15）和“少数进步人士的代表”（同上 29）。蒋廷黻不认可林则徐，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传统的“自利”文人，热衷于个人声誉远胜于民族利益。范对蒋的观点提出挑战。在蒋看来，林则徐禁止贸易和吸食鸦片，是毫无意义和不现实的，因为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人知道这项任务的难度和不切实际。蒋氏断言，林和许多人一起呼吁禁烟，仅仅是为了献媚于反对鸦片的皇帝，并为个人名利“唱高调”。蒋指出，这种不诚实，是传统中国像林则徐一样的传统士大夫的通病（蒋廷黻 1934：14）。(13)

范文澜直言不讳地反驳蒋廷黻贬低林则徐的做法：“过了一百年后，反动派[指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集团依然保持着穆彰阿的投降路线，却无耻地颠倒是非，谀颂投降派是‘知己知彼’的‘爱国者’，诬林则徐是‘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的‘伪善者’。”（范文澜 1949：32）

鉴于其截然不同的宏大叙事，两位史家对鸦片战争的历史意义的阐释也不相同。在蒋看来，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意味着坚持“中世纪”观念和制度而不做任何变革的中国，已经明显落后于西方，中国幸存的唯一机会只能是学习西方，实现现代化。在范氏看来，这场战争不但意味着最终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系列外国侵略行动的开始，而且也意味着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肇端。

起义和革命

范文澜既将反帝反封建斗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旋律，比起蒋廷黻来，自然更多的关注起义和革命。后者在讨论鸦片战争时，很少论及人民大众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相反，他将普通百姓描绘成愚民，对战争漠不关心。例如，在他的书中，广州的居民成了麻木不仁的旁观者，甚至在1857年英法联军占据该城后，帮助掠夺成性的侵略者把银锭从省库运到英舰上（蒋廷黻 1934：3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范氏在鸦片战争一章之后，专门另写一章，标题为“中国人民的反英反满斗争”，以彰显民众英勇地、成功地抵抗英军。他将1841年“平英团”在广州郊区的活动，描绘成近代中国反帝斗争的开始。但他承认，地方民团的抵抗，是在仍然忠于清廷、排外的士绅精英领导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反抗者“不能认识到满清是人民的仇敌”，并因此“甘心作满清的‘子民’”（范文澜 1949：73）。在他看来，满洲统治者和普通中国人民之间的冲突，一点也不亚于中国和外国势力的冲突。因此，该章下半部分被命名为“反满武装斗争”。据其统计，鸦片战争后的九年间，共发生了110次暴动和起义，并在1851年的太平天国起义时达到巅峰。范认为激烈的反清运动背后主要有两个原因：以各种借口强加于普通农民身上的日益沉重的赋税负担，以及下文即将讨论的满汉官僚间不断扩大的裂痕。

两位史家在太平天国运动上的分歧同样明显。蒋廷黻认为这场运动跟帝制时代的其他起义没有区别，都是中国历代“循环套”（亦即费正清随后改变措辞表述的“朝代循环”）的结果（蒋廷黻 1939：37—40）。他认为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并非真正有意开展一场社会革命，以促使男女平等，或者平均分配土地，因为洪秀全本人及其他高级文武官员有很多嫔妃，并且也从未将其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付诸实施。蒋进一步指出，太平军战士虽然比清军纪律严明，但因为其破坏寺庙和宗教偶像而招致民众的反感，因而从未真正获得民众的支持；起义初期他们在战场上的迅速胜利，并不意味着其指挥或装备优于敌人，而仅仅是因为清廷的腐败。在蒋氏看来，太平军也从未获得士绅阶级的支持，因为后者对已经接受中国文化的满族政权的认同，远远高于对反传统的起义的认可。蒋由此得出结论，作为“旧式的民间运动”，太平天国无法完成“救国救民族”这个在近代中国所有进步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中最主要的任务。

相形之下，范文澜则高度赞扬体现于洪秀全的法令和宗教文章中的社会关系、财富分配、民族关系和性别平等的主张。在范看来，洪信奉的上帝，是一个“平等、自由、博爱的上帝”或“革命性的上帝”（范文澜 1949：119）。洪的宗教教义“包含着的民主内容”，“主观有共产主义的空想”，而“客观上正是资本主义要求发展的反映”（同上 118—119）。因此，范高度赞扬太平天国起义，认为它跟以往的“旧式农民起义”完全不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四大平等原则”，从而揭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他宣称：“太平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与五四运动同为一百年来历史上两大转变时代的标帜。它的光荣成就永不会废灭，它的伟大精神也永远在继续和发展。”（同上 159）(14)

至于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在范文澜看来，不同于太平天国运动，后者属于“反抗满族封建压迫”的革命，而前者则代表着“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封建斗争”。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范、蒋之间的明显分歧。在蒋那里，义和团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惨败是极自然的”，其失败“足证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蒋廷黻 1939：108—109）；蒋的结论是，义和团“本质上与中国流行民间的各种会匪并无区别”（同上 104）。他们对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的憎恨，及其对迷信行为的狂热，致使将自己变成受保守派操纵的牺牲品。

范文澜承认，义和团起义的确是“落后的封建迷信”的产物（范文澜 1949：336）。他谴责拳民不加区别地攻击一切外国事物和外国人，实属“愚昧甚至反动”（同上 364）。但是他争辩道，这种指责不应该单独施加于义和团；长期以来，由于满清政权的“愚民”思想和迷信思想的影响，拳民们只能“用这种落后形式表现他们的义愤”（同上 336）。然而，这应有别于“把义和团描写成‘暴徒和乱民’，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殖民地奴仆们的有意污蔑”（同上 364）。范氏赞扬义和团打击帝国主义势力的“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并将其高昂的斗志主要归因于义和团“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而不是崇尚“迷信”，范认为后者仅仅起了次要作用（同上 368）。但是，当他描述义和团进攻北京的外国使馆和西什库教堂，造成上万人的伤亡时，范氏并未隐藏对其“极度愚蠢”的沮丧，认为这仅可用一个理由去解释，即“帝国主义与满清政府的极度压榨，迫使人们愿死不愿活”（同上 387）。然而，范氏高度评价义和团运动，断言正是义和团在战场上的无畏和英勇，才迫使帝国主义者放弃了“瓜分”中国的野心（同上 414）。这里，范文澜再次与蒋廷黻意见相左，后者将义和团运动描述成一场彻底的灾难，最终以外国列强索要数额空前的战争赔偿及损失更多主权而结束。

改革和改革者

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主要在两个方面与革命叙事的前提相抵触。首先，改革者无论身为朝廷官员还是知名学者，均为社会精英而非普通民众，而后者在革命叙事中是推进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第二，改革派领袖总是在现存政权的制度框架内，通过学习西方以追求其经济或政治目标。因此，改革派的方案并不是推翻现存政权，取消外国在华利权，而是维持和强化现存政权，改善与外国列强的关系。显而易见，现代化叙事和革命叙事对近代中国的改革和改革者的作用的看法上，存在一个明显的分歧。他们对1860年代至1890年代的洋务运动的相互矛盾的表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前所述，蒋廷黻将洋务运动描述为晚清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在其看来，这场运动着眼于建立一支近代化的军事力量，其目标主要是保护中国不受外国侵略，尤其是来自正在快速现代化的日本的威胁。蒋称赞李鸿章（1823—1901）在这场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将其誉为“十九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他宣称，李1864年写给恭王的信，具有最伟大的历史价值，值得“反复诵读”，因为在该信中，李承认现代化是解决中国生存的必然方案，建议改革确立已久的科举制度，以录用那些在科学和制造方面学有所长的学生（蒋廷黻 1934：58—59）。但是，蒋很快补充道，洋务运动是“不彻底的”。首先，其领导者自身都是旧学出身，无法理解西方文明；因此，虽然羡慕西方科学和机器的优越性，但仍然相信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基础的优越性。然而，蒋氏继续道，中国落后的政体，比如缺乏统一的中央财政收入、预算、审计和现代文官制度，导致李未能成功建立一支近代化海军，未能形成一支具有奉献精神的、职业化的军官队伍。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仍然支配着中国社会的保守士绅和迷信的民众，都不允许洋务派领袖在西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蒋由此得出结论，洋务运动不能完成“救国救民族”的任务，“中国要想幸存于现代就必须全面接受西方文明”（同上 62）。

范文澜则对洋务运动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声称，这场运动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的产物；它发生于帝国主义最终征服清廷，并将中国变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之际。洋务派领袖，乃是“外国侵略者改造封建旧军阀，使它适合太平革命之用的新军阀”，已变成外国势力“最顺从的代理人”，因为他们都执行不抵抗政策，并强调忠实地执行中国和西方列强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范文澜 1949：218—221）。因此，这场运动的真正目的，并非为了中国“自强”，而是为了洋务运动领袖各自派系的“自强”。

与蒋廷黻称道李鸿章的做法相反，范文澜谴责李“永远是投降主义者”，总试图避免与外国侵略者直接冲突，以保存实力，因为李将其军事力量视为私人财富，他最关心的是派系利益，而非民族利益（范文澜 1949：232，267—268）。李也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建立了一系列的近代工业和运输业而闻名。然而，范写道，这种方式仅仅造成“封建势力摧残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投资这些企业的商人，根本无力对付把持企业的腐败官员（同上 226）。他得出结论，这种形式的“自强”只会导致“人民愈贫，国家愈弱”；因此，“把洋务运动者创办的新工业，看作中国富强的基础，那是完全错误的”（同上 250）。

概言之，范氏的革命叙事和蒋氏的现代化叙事之间，差异明显。蒋认定现代化或西化是近代中国不可避免的趋势，并将中外冲突归因于国内因素，尤其是其“中世纪的”政治和外交制度与“国际通则”之不相容；范氏则在他对革命和起义的描述中强调外来因素，也就是中国人民遭受的帝国主义剥削和侵略。迥异于蒋氏之赞同自上而下的改革，并将其失败归因于国内因素尤其是保守派的反对，范氏谴责那些改革是反动的，仅仅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与蒋相反，他强调反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集体暴力，宣称它是推动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最后，不同于蒋氏之肯定具有革新思想的精英在中国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同时贬低在他眼中是无知的、保守的和具有破坏性的民众，范氏将洋务精英们谴责为阻碍中国进步的帝国主义代理人，而将普通民众颂扬为反封建和反帝革命的中流砥柱。

“学术一定要为政治服务”

蒋、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分歧，应该置于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摩擦的背景下去理解。自1936年12月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形成后，双方之间冲突频仍。1938年后期和1939年，随着日本占领中国大部分领土而放缓其军事行动，蒋介石遂有机会将注意力从抗日转向遏制迅速发展的共产党势力，致两党冲突加剧。与此同时，共产党的抗日则以游击战争为主，避免常规的正面冲突，以减少自己的损失。国共两党之间的紧张日益加剧，导致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爆发；此时，共产党公开谴责蒋介石对日妥协和敌视共产党的做法。但是毛泽东发现，知识精英中间关于国内政治的主流观点，对共产党并不利。蒋廷黻和陈恭禄皆为国民党统治区最有名的近代史专家，两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直公开同情蒋介石及其妥协政策。基于自己对近代中国外交的了解，两位史家均坚持认为，在实现政治统一和军事准备充足之前，中国必须避免与日本大规模的军事摊牌；国民政府应当优先做好经济重建和政治统一工作。因此，他们都支持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蒋廷黻 1933d：136；1933f：82；陈恭禄 1935：794，802）。毫不奇怪，他们都受到国民政府的礼遇，其著作均被各公立学校和大学采纳为中国近代史的标准教科书，在广泛使用。蒋廷黻在1935年后期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并于1936年出任中国驻莫斯科大使。

因此，毛泽东需要自己的史学家为其代言，并抵消蒋廷黻和陈恭禄著述的影响。在任命范文澜为延安马列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主任后，毛立即嘱托他编写一部中国历史教科书。从1940年8月至1941年底，范氏编写了《中国通史简编》的前两卷。(15)从1943年5月，开始编写第三卷，该卷涵盖近代时期。至1945年底，完成了从鸦片战争至义和团运动部分；该书在1946年出版，并重新命名为《中国近代史》第一卷。

毛泽东非常满意范文澜的著作，因为范氏的目标之一，乃是描绘19世纪中国对外关系中抵抗派和投降派的斗争，并将蒋介石的妥协政策与清廷投降派的态度相提并论。因此，在解释鸦片战争期间清朝统治者与英国的关系时，范氏突出二者之间的勾结，而非冲突（范文澜 1949：9—14，178）。他解释道，投降派在统治阶级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镇压革命运动方面，与外国侵略者目标一致，“伴随着外国侵略的逐步深入，他们的卖国事业也逐步发达；从穆彰阿开始，继承人有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汪精卫以及现在的中国反动集团的领袖，百年来，一脉相传，逼迫中国走上殖民地化的道路”（同上 14）。范进一步争辩，投降派只关注如何以人民利益为代价，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并谋取私利。他们坚持保守的闭关政策，“阻止了生产力进步、依附外国侵略者、引导中国走向殖民地的道路”。范宣称：“这一路线直到今天还没有消灭。中国近百年史就是人民反抗投降派及其主人帝国主义的斗争史”（同上 65）。范借助历史攻击蒋介石的意图，已十分明显。事实上，在整部书中，范氏反复批评满洲统治者的投降政策，将投降派贬斥为卖国贼，跟蒋廷黻的观点针锋相对；同时，他高度称赞人民大众反抗外来侵略的行为，并将林则徐等抵抗派颂扬为民族英雄。当然，范氏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攻击蒋介石准备对日妥协，并捍卫毛和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16)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范氏对晚清最有影响力的疆吏曾国藩的抨击尤为猛烈，因为蒋介石一直将其颂扬为体现儒家忠诚和正直美德的典范，并将其书信作为蒋自己及其下属道德教化的指南。蒋廷黻同样赞扬曾国藩为“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乃至“理想人物”（蒋廷黻 1939：46）。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范文澜则因曾国藩屠杀太平军、忠于满人朝廷，而将其贴上“刽子手”和“汉奸”的标签。在1946年版的《中国近代史》序言中，范氏直言不讳地写道：“曾国藩是百年来一切反动派的开山祖师，直到今天还有人继承他的汉奸刽子手的衣钵，决心充当他的末代后裔孙。”所谓“还有人”，明显是指蒋介石及其追随者。因此，范氏专门写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一文，作为附录收入所著《中国近代史》书中。对范而言，学术研究与政治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学者”，还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莫不如此。因此，“蒋廷黻等人曾写《中国近代史》，把政治与学术结合了，可是对他们来说，结果坏得很。卖国贼的口供，不打自招了”。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言，范告诫道，“学术一定要为政治服务”（范文澜 1958a）。

走向毛泽东式史学

范文澜的著作，尽管在共产党革命后的中国史学中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但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却算不得是最早的、亦非最忠实的马克思主义作品。在其《中国近代史》出版的前十二年，身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一度曾是共产党员（1927—1930）的李鼎声（1907—1966），即已出版了一部同名著作，在国统区的左翼学生间颇有影响。(17)而另一部由张闻天（1900—1976）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出版于1938年，比范著早了八年。张在1935年至1943年3月间挂名共产党总书记。尽管受到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支持，他在党内的影响十分有限；长征以后，毛泽东实际上控制了党和军队（程中原 2000，138—139）。然而，在范于1946年完成《中国近代史》之前，张的著作已经是各解放区党的干部培训学校普遍使用的最重要的近代史教科书（胡华 1987：419）。

李鼎声和张闻天采用了跟范文澜一样的革命叙事。他们都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关键影响，都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8)而且，他们都把中国的落后，归因于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及由此导致的中国“半殖民地化”，并且都力图论证，自下而上的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是中国的唯一出路。(19)然而，正如下文所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范文澜的最新解释之间，有显著的差异。大体上，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近代史方面，李、张的开拓性工作比范的著述更加前后一致。他们在分析国际关系、近代化改革和集体暴力时，都强调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矛盾，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他们都认为起义和革命在本质上是近代中国阶级斗争的新形式。相反，范文澜更关注那些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看来是解释国内政治变化的次要因素，比如清政府内部统治精英间的及满、汉官僚间的斗争。因此，尽管表面上拥护马克思主义，但范氏对近代中国事件的描述经常偏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范式。这在他过分强调晚清满汉矛盾方面，尤为明显。

满汉冲突

据范氏解释，建立了清朝、并于1644年征服中原的满族，依靠两个工具统治中国：包括满族“八旗”和汉族“绿营”在内的军事力量，以及包括汉族官僚和缙绅在内的政治力量。他进一步断定，在处理外国威胁时，支配着朝廷的满洲贵族更容易变成投降派，而汉族官僚和军队将领则通常是抵抗派。因此，在面对外来侵略时，满汉关系会变得尤其紧张（范文澜 1949：58，67—70）。满人怀疑汉人，很少授予汉族官僚军事和外交实权。因此，钦差大臣林则徐无论何时出于防卫目的而需要省库钱财时，都必须获得朝廷的允准。与之相反，琦善和其他满族官僚则可以通过捏造军事形势向朝廷要求更多的支持，并任意挪用军费，甚至在其丑闻被揭露后，仍获皇帝信任。范由此得出结论，“对英战争的惨败，不止是两国强弱的悬殊，满人排斥汉人，胆大妄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同上 42）。

范氏强调满汉裂痕，使其对鸦片战争的叙述，有别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李鼎声和张闻天对这两场战争的描述，均突出了沿海督抚在指挥战争时的无能和失败，与“爱国”将领的英勇抵抗及民众奋起反抗，这两者之间的反差。这跟他们把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没有提及清政府内部的满汉斗争。1949年后的中国官方史学，以同样的态度看待这两场战争。因此，不用奇怪，在范文澜去世后，一些史学家，诸如刘大年（1915—1999）等，对范氏过分强调满汉对立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事实上，刘大年是范文澜为数不多的学生之一，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直接在范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并在稍后继承了范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一职。在范去世十年之后评价其学术时，刘大年称颂他是1949年后中国两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另一位是专门研究古代史的郭沫若）。然而，刘也注意到范在解释晚清历史事件时，“不恰当”地将满汉斗争抬高到“首要地位”的做法，认为这只是表明，范无法彻底摆脱中国历史上汉族中心论和优越论的“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刘进一步发现，范专注于满汉斗争，因而未能突出“社会各阶级相互关系演变的过程、关键”（刘大年 1979：12）。

范文澜之专注于满汉分裂，以及在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上的欠缺，还体现在他对晚清国内政治的解读上。仍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例。尽管他承认该事件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但仍然在满汉对立的历史背景下对其进行阐释。因此，他分析起义的缘起，是从描述南方各省众多“反清复明”的秘密反满会社开始的（范文澜 1949：88—90）。在他看来，太平天国起义是仍然忠于前明的汉人反满暴动的高潮。而洪秀全宣称自己是明朝开国皇帝的后裔，似乎也是表明太平天国起义与悠久的反满传统之间联系的一个证据（同上 99）。

范文澜采取同样的观点去看待参与镇压起义的满洲统治者和汉族精英之间的关系。他将汉族士绅领袖、最后擢升为总督并拥有清朝历史上最庞大私人军队的曾国藩，描述成“汉奸头子”（范文澜 1949：133，140），因为曾在帮助清政府镇压汉人起义的过程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然而，当分析曾国藩与朝廷的关系时，范再三强调他们之间的摩擦，以突出其晚清历史叙事的核心，即满汉分裂。据其解释，虽然满族统治者日益依赖曾国藩去镇压起义，但却总对其持怀疑态度。因此，朝廷最初尽力不给予曾指挥长江流域各省的八旗和绿营等正规部队的权力，每当曾获胜时，朝廷总是警告他不要提出“非分的”赏赐要求（同上 133—135）。范发现二者冲突的最好证据，是清兵在天京周围设立江南和江北大营，以防湘军占领该城。当造反者成功摧毁两座大营时，曾内心由衷地高兴，因为朝廷对他的依赖更胜于以往，不得不授予他兵部尚书兼两江总督之职，使他能完全控制该地区的正规军队和行政体系（同上 144—145）。然而，正如范正确指出的，曾国藩的权力扩张，只会加深朝廷对他的猜忌，有关其个人野心的谣言因以四起。结果，曾总是“终夜悚惶，且忧且惧”（同上 153）。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曾的疑虑并不能仅仅归因于范所说的满汉分裂。清廷最初不愿将军政大权授予曾国藩，反映了它对下放权力以及日益增长的地方自主之危险的关注，而不仅仅是汉族官僚篡夺权力的问题。毫无疑问，在清朝历史的最后数年中，当反满骚动激起全国性的暴动和叛乱之时，满洲贵族对汉族官僚的怀疑确实在升级。然而在清朝的危机达到这一点之前，几百年来满洲统治者确立的统治秩序以及新建王朝赖以存在的儒家教条，都使汉族士绅官员转向并维持对清廷的认同。曾国藩最终获得那些关键职位，表明了他已从朝廷那里赢得了必要的信任。事实上，在其作为晚清最著名的儒家政治家生涯中，曾对清朝的忠诚从未改变。因此，在解释晚清政治时，满汉分裂因素不能被过分夸大。将太平天国起义解释为满汉冲突，无论体现在造反者与统治者之间，还是统治者圈内，实际上都削弱了范自己的太平天国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命题。

与范氏之痴迷于满汉冲突的做法相反，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主要聚焦于社会经济因素，去解释太平天国运动。例如，李鼎声承认“满族对汉人的压迫是引起太平天国运动的直接原因之一”，但他仍坚持这场起义在本质上是“国际资本主义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压迫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李鼎声 1949：44—45）。因此，他关注的主要是土地如何集中于富商、大地主和官僚之手，此一过程又如何导致农民的贫困，并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须的资本积累。李争辩道，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在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过程中的共同利益，解释了为何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他们联手剿灭这场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因为它承诺“彻底消灭社会中的封建土地关系和其他一切剥削关系”，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同上 43—48）。不用说，这些观点，仅仅是建立在他对不同经济、社会和政治现象之间逻辑联系的“推论”，而非基于坚实的实证研究；李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去支撑他的论点。不过他用社会经济方法去分析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与“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方法是一致的，都强调经济条件和阶级关系在型塑政治选择时的决定作用。

那么，由上述不同史学家的讨论中，可以发现两个问题。一是为何在解释中国近代史时，范文澜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间会存在如此差异。另一个是为何更加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李鼎声和张闻天在共产党革命后失去了影响，而范却在随后三十年依然是一位占主导地位的史学家。为回答这两个问题，下文将探究他们在早年所接受的不同学术训练，以及在历史写作中使用的不同概念和方法。然后将以1930年代和1940年代共产党的党内政治为背景，讨论范文澜的研究工作。

范文澜与浙东学派

范独特的历史叙事方法，与其早年受浙东学派文献学的影响有关。清朝浙东学派的主要成员都以反满、经世和在文学及语言学研究中重视确凿证据而闻名。(20)范文澜于1893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传统文人家庭，14岁以前在私塾中接受了古代经典方面的教育，随后两年就读于县城国立小学，开始学《易经》、《书经》。据其回忆，当他还是一个孩童时，因兄长加入了由著名女革命家秋瑾（1875—1907）创建的大通学堂，受其影响，对满人产生了仇恨。在目睹了清政府逮捕和处决秋瑾之后，其反满思想更加坚定。因此在上海一所中学就读时，便大胆地剪掉了辫子，以示反满决心（范文澜 1956b）。

后来范文澜在北京大学主修“国学”，师从黄侃（1886—1935）及其他学者，开始受到浙东学派的直接影响。黄侃是著名经学家章炳麟（1869—1936）的门徒，也是一名反清革命者，以精通文史典籍、治学严谨而闻名。在黄的指导下，范文澜接受了严格的国学训练，并在大学毕业后致力于古籍的研究。他先后在南开大学执教三年，于1925年出版所注《文心雕龙》，从而以经学家名世。

然而，范并不满足于仅仅做一名学者。受浙东学派的影响，他很快发现自己被日益急迫的中日冲突问题所吸引。不满于1930年代前期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及其对学生对日运动的镇压，范开始同情中国共产党，因为后者在北京和其他城市反日运动中表现积极。1936年，他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历史上英雄人物的传记《大丈夫》，希望通过该书唤起读者对中华民族及其历史传统的自豪感。在位于开封的河南大学执教两年后，他最终于1938年加入共产党的新四军，负责宣传工作，并于次年9月成为中共党员。四个月后，他随身携带三十余箱书籍，奔赴共产党的总部延安。毛随即接见了他，视之为一位重要的经学家，请他在1940年夏秋间召开的“新哲学年会”上作了三次古籍研究史方面的讲座。毛亲自参加了前两场（陈其泰 2000）。

因此，范文澜在成为共产党员和中共官方史学家之前，并未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训练或马克思主义史学。(21)作为一名浙东学派的经学家，他擅长训诂，尤重汉代文献。同样，他从其先辈那里秉承了强烈的反满精神和“夷夏大防”的信条，这些在20世纪的“民族觉醒”和反帝运动中，很容易转变成民族主义。难怪，范在其对晚清中国的描述中，对满汉冲突特别敏感，这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认为的近代中国的真正矛盾——封建势力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相抵触。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他在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问题时，显得捉襟见肘。不过，这并不影响毛泽东将他视为可以信赖的史学家，因为毛本身也反对使用经常被其嘲笑为“教条”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去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相反，毛最关心的是政治，亦即与党内“教条主义”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双重斗争。范在中国历史方面的扎实训练、浙东学术背景及其对共产党革命的热忱，都使毛确信他是有价值的。这些，再加上毛个人对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的喜爱，可以解释为何他选择范氏去重写中国近代史，也可以解释为何范深得毛的青睐达数十年之久。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不同于范文澜之未受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而由经学家变成中共史学家，李鼎声和张闻天在着手撰写中国近代史之前，均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李鼎声比范年轻十四岁，早在1925年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时，即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毕业后，与人合作编辑《世界月刊》，着眼于在其读者中推广马克思主义。他于1927年加入中共，比范早十二年。在蒋介石“白色恐怖”期间，李转入地下，在上海负责党的宣传和工人运动工作，并且开始翻译《政治思想史大纲》、《社会主义词典》和《资本论》第一卷。1930年，出版了《现代社会学大纲：唯物史观的社会学的基础理论》。在该书中，他借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去讨论社会学的方法论，及关于阶级、国家、家庭和社会的问题。很明显，李在1933年撰写《中国近代史》之前，即已成为老道的马克思主义者（胡逢翔 2004、2005）。

张闻天比范年轻七岁，1919年就读于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不久即转向共产主义，足足比范早二十年。他在1919年、1922年，先后发表两篇文章——《社会问题》和《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显示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的能力。此后在美国逗留两年，继而在重庆教授了七个月的英语，于1925年在上海加入中共，随后五年就读于莫斯科的孙中山大学，在这里接受了系统的马列主义训练。1931年甫一返回中国，即发现自己卷入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辩论的双方，一方是托洛茨基派，坚称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因此，需要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去消灭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另一方则是亲斯大林派，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社会，故中共的责任是领导一场“土地革命”，在中国消灭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而非进行社会主义革命。(22)作为一名从莫斯科返回的学生，张自然站在后者一边。他在莫斯科接受训练的背景及在辩论中的亲斯大林立场，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共产国际在1931年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稍后又在1935年获任总书记（牛崇辉 1995；王金艳 2001；张树德 2004）。

李和张不仅在撰写中国近代史之前即已信仰从苏联输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而且进一步将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一般看法，直接建立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正统”表述的基础之上。这在他们对中国社会性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以及后来的共产党任务的理解上，表现尤为明显。(23)比如，李鼎声在描写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时，追随斯大林，并驳斥托洛茨基将中国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他写道：“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容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然而，我们却不要因此误会，以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就渐次成了资本主义的国家。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只是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铁爪逐次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方法却没有支配着全国民经济，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旧的剥削制度并没有从此失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是局部地兴起来了，而它并没有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是受国际资本的桎梏和奴役。”（李鼎声 1949：3—4）因此，1925年至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是1911年以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延续，其任务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地主”（同上 264—267）。张闻天也将1925年至1927年的革命描述成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引用斯大林的观点，解释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因素，如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以及“因军阀和官僚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张闻天 1987：216）。毫不奇怪，在李鼎声对革命的解释中，也可发现同样的因素（李鼎声 1949：264—267）。

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观点相呼应，李和张进一步将1927年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的共产党革命描述为“土地革命”（李鼎声 1949：263；张闻天 1987：283）。托洛茨基派认为，政变象征着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政策的失败（张闻天 1987：280）；张闻天驳斥了这一观点，将那场事件看成是“转折点”，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亦即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中国的革命运动发展到一个更高水平。他指出，这一次转变，是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联盟，变成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为阐明这种转变，张引用了斯大林的话：“[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已进入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这个革命将加强和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土豪劣绅和封建地主、反军阀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同上 283）然而，这场土地革命仍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而非托洛茨基所说的狭隘的“反关税的革命”。为说清楚这一点，张闻天再次引用斯大林的原话（同上 313）。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李和张在20世纪中国的社会和革命问题上持相同观点，他们的叙事方法是不同的。李鼎声在写作《中国近代史》时，已脱党六年，靠写作为生，在上海的各种报纸和杂志上发表关于政治、国际关系、历史、文学和哲学等方面的文章。为了能在上海生存，并使其文章合法且有市场，李鼎声不得不避免公开谴责蒋介石及其政府，也不能明确支持共产党。尽管他从未隐藏其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身份，并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观察中国近代史的主要问题，尽管他的观点很大程度上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保持一致，但是他未在书中直接引用斯大林的著作或共产国际的文件；也从未指责托洛茨基以及中、苏两国的托派。在全书中，他都保持着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立场，而非共产党史学家的立场。

与此相反，张闻天的书则随处引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与其说是他自己的著作，不如说是俄国对中国革命的标准观点的注解。张采用这种叙事方法有两个原因。首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长和总书记，张接受了共产国际的任命，或者说，他的任命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因此他有义务去服从莫斯科的上级，以维持并合法化自己的地位。同样重要的是，通过支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张试图维持其在中共内部唯一的中国革命史权威的地位。尽管毛自1935年以来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党领袖，使张的总书记一职在1935年至1943年间徒有其名，他还是希冀将自己的书作为历史的唯一正确解释，在型塑党的政治话语中发挥主导作用，并借此影响其政策。

概言之，尽管李鼎声和张闻天在各自的叙事方式上有所不同，这两位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的阐释，比范文澜更接近于共产国际的“正宗”马克思主义。不同于范，李、张在他们书写中国近代史之初，即已是有素养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可以解释为何李、张在解释中国近代史时，可以驾轻就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使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观点；相反，范只能模仿借自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著作中的理论框架。然而，一旦他着手解决具体的历史问题时，就会发现自己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传统经学方法和思维的左右；他会首先关注晚清政治中的夷夏大防、满汉冲突，以及中国外交关系中的抵抗派与投降派之别；这种痴迷，往往扭曲了他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核心内容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分析。

历史与党内政治

要理解为何范文澜从1940年代起在造就中国共产党史学方面，影响力远远超过李鼎声和张闻天，还须进一步明了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

1929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创立江西苏维埃根据地之始，即提出依靠农民扩大红军队伍、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战略主张。然而，这个策略一再受到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中共最高领导者的反对，他们批评毛的策略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因此，毛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后失去了对红军的控制权，并在1935年之前，一直被排斥于中共最高领导层之外。在这期间，张闻天联手受共产国际支持的中共领袖，共同反对毛泽东。作为新任命的中共宣传部长，张在1932年4月发表长文《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有系统地攻击毛，宣称根据地的主要危险是“过高估计苏区的力量而过低估计白区的力量”。为削减毛对根据地的影响，张参加了对毛在江西的四位追随者的攻击。不必说，毛对张没有感情，尽管后者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站在毛的一边。正是在这次会上，毛重新掌握了对红军的控制权，而张则成为中共的总书记（刘明钢 2005）。

张对中共宣传机构的控制，是另一个惹毛不快的根源所在。尽管张屈从于毛，但他还是名义上党的最高领导人，身兼宣传部长一职，1938年后还主管负责训练党的干部的延安马列学院。正如前述《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所示，作为一名莫斯科培养的共产党人，张闻天在运用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史教育干部时，忠实地遵守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正统”观点。在该书中，张闻天并没有突出毛泽东在党史上的作用。书中唯一出现毛泽东名字的地方，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一节。在这里，毛被描述成1920年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和1921年党的一大的出席者（张闻天 1987：143—144）。在描述1925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时，张闻天也没有提及毛在广州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在家乡湖南省的农民动员，尽管这些内容在1949年以后成为官方革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赞扬农民运动的做法相反，张指责农民对地主和乡绅的攻击是“过火”行为，“破坏国民革命军人及农民之间的感情”（同上 309）。在他看来，“革命对于革命军人、小资产阶级、小地主的土地政策，是应该灵活，应该做必要的让步，应该警戒过火的行为”（同上 309）。尽管张在这里并没有提及毛泽东，但很明显是在批评毛及其在湖南的激进土地政策。又如，在描述中共对蒋介石1927年的反革命政变的反应时，张闻天淡化毛的秋收起义，而这场起义在1949年以后的中共党史中被描述成反抗蒋介石白色恐怖的最有意义的行动。相反，他关注另外两场发生在南昌和广州的根本与毛无关的起义。当真的提及秋收起义时，他将之描写成一场彻底的失败，并强调其负面影响：“秋收武装起义底政策之机械地应用”导致“有些地方底玩弄武装起义和军事冒险的行动”（同上 321）。

因此，毛泽东对现存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作品非常不满。在发表于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抱怨，尽管已经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同情者”（指的是像张闻天的这样的共产党人以及像李鼎声这样的党外学者）的努力，但是有组织的历史研究工作却还未开展。因此，“不管是近百年的还是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毛泽东 1991：797）。尽管毛没有点名张闻天及其支持者，但他公开批评“某些”共产党员，因为他们“引证马、恩、列、斯的成语是很会的，运用马、恩、列、斯的立场与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现状与中国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与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则是不会的”（同上 797）。因此，毛不认同包括张和李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撰写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如他所言：“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研究”（毛泽东 1977：756）。毛尤其对张闻天在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地位及其所控制的马列学院感到不快，公开将马列学院嘲笑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24)因此，他在1941年7月将该学院重组为马列研究院，并很快重新将之命名为中央研究院。将“马列主义”从研究院的名字中删除，表现出毛对张垄断“正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学说的蔑视和挑战，也表现出他欲在自己的名义下发展中国革命的理论和阐释的决心。

事实上，毛早在两年前即1939年12月出版的小册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即试图重新塑造中国共产党现有的（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共产国际所外加的）的中国革命理论。在此书中，毛首先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毛泽东 1977：589）以及共产党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非针对资本家阶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统观点（同上 597，609）。他继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明显偏离共产国际和中共早期的表述。在他的重新定义中，共产党革命“不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替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前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毛强调，它本质上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场革命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而在中国则始自1919年的五四运动。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也就是说，代表着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应该领导这场革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场革命的结局，不应该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应该是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同上 612）。

两个月后，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明确地将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分为两个阶段：一次大战和俄国革命以前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此后的新式的革命（毛泽东 1977：628）。他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即中国共产党）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国家中发挥重要作用（同上 632）。毛将共产党革命重新定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既有别于俄国和中国的托洛茨基派坚信中国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也不同于共产国际和早期中共领袖的观点，即认为中国革命本质上跟先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区别。(25)

正是在此关头，范文澜开始着手毛泽东指派的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任务。可以预见，他会用毛的新概念去重新解释近代中国的历史。因此，当1946年《中国近代史》出版后，毛赞扬该书“材料丰富，观点新颖”（程龙和杨立琴 2004：33）。这个评价是贴切的。范书“观点新颖”，是因为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不仅在许多方面与亲国民党的史学家如蒋廷黻和陈恭禄的观点相反，而且也不同于先前包括李鼎声和张闻天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观点。范接受了毛泽东基于革命运动性质的变化对中国近代史加以分期的方法；因此，他将《中国近代史》上编，即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历史时期，命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下编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他仅完成了上编的第一卷，而且从未写下编。这是毛泽东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概念首次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而且，正如前文所示，范文澜强调了中国对外关系中抵抗派和投降派的斗争，以服务于毛泽东利用历史去支撑他与国民党及党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斗争的政策。因此，范也巩固了中共党内史学鼻祖的地位及其与毛的私人关系。在其余生，这种私人关系一直存在着，并在“文革”时期对他的生存至关重要。

毛和范的结盟绝非偶然。专注于民族生存和/或党内政治的实际问题，他们都对纯粹的马列主义学说缺乏兴趣。对毛而言，如何在与国民党的对抗中加强共产党的力量，如何提高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并且摆脱苏联的影响，保持中共的自主性，是他的首要任务。因此，毛并未坚持马列主义教条去赢得莫斯科的支持，恰恰相反，毛仅仅利用外来理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对范而言，作为一位在46岁入党前根本未经过马克思主义洗礼的传统经学家，加入共产党并不是因为他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出于民族主义的追求。正是他对中国命运的关注，导致其对国民政府妥协政策的反感以及对共产党的认同。简言之，毛和范本质上是民族主义者和务实的革命者，而非他们自己宣称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将范和毛凑到一起的，并不仅仅是民族主义。在学术上，他们都对中国历史和文学颇有兴趣。在延安时，两人频繁交换书籍，其中大部分都是历史和古典文献。(26)共产党革命后，毛花费大部分时间阅读古书，并运用其在历史中发现的智慧，去指导他的政策和统治全国（陈其泰 2000：186）。革命之后，范也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史。由于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他的历史书写或多或少受到传统的文献学方法的影响。有趣的是，正是这种独特的史料丰富而少有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写作风格，吸引了毛。(27)不必奇怪，甚至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当激进主义造成所有的学术活动停顿时，毛还于1968年7月20日派他的女儿李讷到范的寓所传递消息，鼓励他继续研究中国史——不仅是古代和近代历史，还包括当代史——并指示他在能够用“新方法”写作历史之前用“自己的方式”去写作（程龙和杨立琴 2004：36；陈其泰 2000：153）。毛充分了解范的短处和长处。范的魅力在于扎实的中国古代史和古典文献的训练；他的弱点在于无力运用“新方法”或马克思主义去解释历史。毛和范对历史的共同兴趣，战胜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

民族认同、国家建造与历史写作

对中共及其史学家而言，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期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是质疑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同时，为本党的生存及其同国民党斗争的政治目标辩护。自从1927年在南京建立以来，国民政府消灭并征服了各省的军阀，权力逐渐稳固，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权。受到渐进的政治演进方案的支持，也就是说，在实现宪政民主之前，可以经历一个专制的“训政”时期，蒋介石及其领导地位轻易地赢得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亦即中共所说的“中间势力”）的支持，这些人包括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和主流知识分子，以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民。另一方面，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内，中共只有从城市中撤退，并在国民党统治最薄弱的农村地区建立起军事根据地之后，才生存下来。1936年后，中共之所以能够重建其合法性，并获得“中间力量”的同情甚至支持，多半是因为其宣示参加抗日战争，并在“统一战线”旗帜下正式接受蒋介石的领导。

由于未能提供一个吸引国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案，以证明自身存在的正当性，中共在同国民党政权的紧张关系危及了自身的合法性之时，只能从历史中寻求帮助。对共产党领导及其史学家而言，蒋介石的全国政策在遭受其攻击时最脆弱的部分，即是其与日本的妥协；因此，最容易和最有效地丑化蒋介石并捍卫本党的方式，就是重写历史，突出晚清“投降派”及“汉奸”与“抵抗派”之间斗争的主题。对范文澜而言，投降派主要指跟洋人打交道的满族贵族，而汉族官僚往往被他描述成抵抗派；汉奸则是指在站在满人一边镇压汉族农民造反者的汉族官僚。因此，范氏分析架构的核心，是晚清政治中的满汉分裂。这种做法，不但模糊了建立在封建统治势力（包括汉族官僚和满族贵族）和劳动人民二分法基础上的阶级认同，而且也模糊了建立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和所有居住在新建立的民国境内的非汉人民族）的对立基础上的民族认同。毫无疑问，范个人的浙东学派的旧学训练，及其固有的反满偏见，是导致他在解释晚清政治时强调满汉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隐藏在他的“投降派——抵抗派”主题表述背后的终极原因，则跟他利用历史为中共现实需要服务的宗旨有关。

为了更好地理解范氏的解释架构，我们可以将它和蒋廷黻有关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的概念相比。对蒋而言，中国历史上政治行为的合法性，说到底是建立在共同的文化遗产基础之上的，而非以种族起源为依归。因此，不同于范文澜将曾国藩为效忠满清而屠杀了数百万太平军的行为斥责为“汉奸”行径，蒋廷黻称赞曾有“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因为曾不仅“接受西方文化”，提出“改革”主张，同时也为“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作出努力；因此，蒋写道：“我们至今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眼光。”（蒋廷黻 1939：53）蒋同样为曾忠于满人朝廷及屠杀太平军的行为辩护，声称：“洪秀全虽为汉人，虽提倡种族革命，然竭力破坏几千年来的汉族文化，满人虽是外族，然自始即拥护汉族文化。”（同上 44）蒋颂扬曾，不仅是因为他以一种不同于范的方式去理解国家，更重要的是因为国民政府曾经将曾国藩赞扬为精神英雄，以培养公民对国家的忠诚。致力于在蒋介石领导下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权，蒋廷黻有必要去为曾国藩——以及国民党——辩护。对于范文澜和蒋廷黻而言，民族认同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工具，可用来服务于不同的政治目的。

范和蒋不仅在重新界定民族认同时分别凸显文化和种族基础，而且也以不同方式来“发明”中国历史，来帮助共产党或国民党进行新兴民族国家的建构。对蒋而言，为国民党政权辩护，并使其政治巩固和现代化的目标合法化，就有必要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描写成一系列探索“救国救民”方案的努力，并强调这些努力的失败最终导致国民党政权的兴起。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削弱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对范来说，有义务去指责晚清中国的统治精英，因为他们与外国势力勾结并镇压农民起义，同时有必要颂扬民众的反抗和起义，他预设了“善”（抵抗派和造反者）和“恶”（投降派和汉奸）二分法，在妖魔化后者的同时去讴歌前者，并假设善者对恶者的最终胜利，以对历史进行“浪漫化”书写。这里，国家的历史似乎确实是“一个想象或虚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史学家“小心地选择历史碎片，去构造一个表面上看是完美无缺的、到当前阶段达到高潮的民族历史”，以支持当时的政治主张（布鲁伊里 2002：82—85）。

毋庸置疑，范的高度主观化和道德化的历史渲染，不仅与其所受的侧重于实证研究的客观性的传统文献学训练背道而驰，而且也藐视在历史解释中强调社会演化“客观规律”重要性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难怪在1949年革命即将完成时，范即已意识到其著作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共产党革命后这些著作的不合时宜，因此开始刻意淡化书中的实用主义色彩。作为标志，他删除了原版《中国近代史》序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明确将蒋介石和曾国藩挂钩，诽谤他们为“汉奸”和“屠夫”（范文澜 1949：《序言》）。在其1954年新版《中国近代史》序言中，范文澜表示，他对这部九年前所写的著作“非常不满意”，并表示愿意“把它整部拆散，按照近代历史发展的阶段，重新编写”（范文澜 1955a：2）。(28)

正如下一章所示，范文澜的确作了许多努力，去修改其早期的对中国近代史的阐释。在这里，只要注意到范修改后的观点与李鼎声和张闻天早先的表述相近或完全相同就够了。换言之，是李鼎声和张闻天，而非范文澜，才是真正的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然而，李和张在1949年后已经被遗忘。李鼎声自1931年后即脱党，1952年后成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一名教授。他在59岁时去世，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他也成为激进派的公开攻击目标（胡逢祥 2004）。同样，张闻天也在革命后失去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史学家的影响力，1951年选择赴任中国驻苏联大使一职，以远离北京的权力中心，但在1959年因为公开批评“大跃进”，最终还是受到迫害，在“文革”后期隐姓埋名，于1976年死于无锡（程中原 2000）。

相比之下，范在其余生一直是中共的知名史学家。尽管在革命之后，他专注于古代史研究，并凭借其传统的文献学训练，而享得严谨、专业的史学家之盛名。尽管他于1956年以后很少涉及近代史，并故意避开了充满争议和不确定性的中国近代史领域，但他1940年代的政治化和浪漫化的历史遗产，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的影响。最终，范在“文革”前夕发现自己因为在革命后坚持“历史主义”（即在历史研究中强调客观性），而成为高度政治化的史界人士攻击的目标。幸运的是，他同毛泽东的个人友谊，使之从激进派的有计划的攻击中逃过一劫。(29)在1968年7月接受了毛的嘱咐后，范开始雄心勃勃地计划去继续编写《中国通史》，并重写《中国近代史》。然而，他的健康状况阻止他走得更远。他在一年后去世，享年76岁，留下了尚未完成的任务。

事实上，无论在范去世之前还是之后，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重写中国近代史的任务，从未认真开展过。范在1940年代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以驳斥亲国民党史家的“现代化”叙事的面目登场，看起来更像是一项民族主义事业，而非马克思主义研究。概言之，三个因素导致其渗透于革命叙事中的民族主义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偏离。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日本侵华期间他致力于“民族救亡”活动，这可以说明他对历史上的投降派和国民党领袖妥协政策的痛恨，实际上也反映了同情延安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态度。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他的浙东经学传统以及缺乏马克思主义训练的背景，这可以解释他一方面极度关注细节，另一方面又无力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视野下去分析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他强烈的汉族中心的认同和民族主义，致使他纠缠于晚清政治中的满汉分裂和对外关系中的“抵抗派——投降派”二分，这使他未能在作品中有条理地叙述反封建和反帝革命的主题。第三个因素则与毛对意识形态的自主性追求有关，当时毛泽东正在反对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共党内的代言人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垄断。这使得毛和他的史学家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根据党同国民党斗争的需要，随心所欲地解释历史，而不管其解释背离“正确的”路径有多远。

第四章　制造新的正统：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化

共产党革命之后，中国官方史学家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如何削弱1930年代和1940年代革命史学的实用主义本性，以及如何建立一种与1949年以后在中国恢复传播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一致的新诠释架构。1951年，著名的共产党史学家范文澜公开承认其早期的著作，即1940年和1941年写于延安的《中国通史简编》，存在“非历史主义”。(30)范称，“借古说今”，或者说，“简单地借古人古事来类比今人今事”，“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范文澜 1954：19）。事实上，他的另一部1945年完成于延安的《中国近代史》也具有非历史主义的特点。在此书中，他依据中国统治阶级对待外国侵略的态度，将他们简单地二分为投降派和抵抗派，并完全否定前者，以影射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因此，由于聚焦于政治史，尤其是投降派和抵抗派之间的斗争，范文澜的著述很少关注晚清复杂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也没有考察中国经济条件的细微变化。与运用历史为党的政治议程服务这个迫切的需要相比，如何严格依照马克思主义方式去理解中国历史，对当时中共史学家是次要问题。

当共产党革命结束之后，此类历史著作便变得不合时宜，且问题重重。因此，范和其他史学家在重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时所关心的，是如何去重建一个诠释架构，以减少非历史主义色彩，并将他们对历史的分析建立在其理解之内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之上。从1920年代后期和1930年代开始，中国的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接受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界定，也接受了中国的共产党革命是一场“反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革命的论断。1949年以后的史学家，毫不怀疑地接受了上述说法，以此去理解中国社会的总体性质和近代中国革命的特征。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出一个清晰且令人满意的答案，去准确地说明是何种因素决定中国社会的性质、型塑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以及究竟何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心主题。例如，中国近代史主要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或者主要是中国人民反抗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换言之，能够厘清近代中国最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线索”究竟是什么？应该依据何种标准将历史分期，以便理顺所有的历史事件，从而便于叙事和历史教学？以及每个时期的主题是什么？

这些问题在1950年代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中国的教育当局效法苏联，为编写在全国使用的“通用教材”，需要一种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标准阐释。换言之，历史书写不再是为满足中国共产党不断变化的需求而随意解释；而是与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必须建立在一系列公认的、相对稳定的概念、分析方法工具和诠释框架之上，从而成为一门学科。因此，本章聚焦于1954年至1956年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考察历史书写和教学的“学科化”。这场争论值得我们推敲，不仅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新的中国近代史解释框架，并在此后数十年间始终在此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它向我们展示，在历史研究中追求“正宗”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道路上，官方史学家偏离了务实主义传统到底有多远？自1950年代初期“思想改造”以来，流行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革命话语，如何型塑史学家的思维？以及最终导致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中期“史学革命”爆发的历史学科化，存在什么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将在下一章考察。

阶级斗争抑或主要矛盾？

“阶级斗争”说

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始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的胡绳（1918—2000）发表于1954年1月《历史研究》创刊号上的一篇文章。(31)胡首先抛弃依据外国帝国主义侵华不同形式来对历史进行分期的做法，因为这种方法忽略了社会进程的另一方面，也就是说，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的反应。他进而反对依据社会和经济领域变化的分期方法，因为它忽略了“上层建筑”，亦即政治制度和人民政治意识的变化，而这些变化虽然建立在经济结构变化的基础上，但比后者更加激烈和彻底。于是，胡建议依据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式”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分期。为证明自己建议的合理性，胡提到了苏联史学家对俄国历史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分期的讨论。胡解释道，讨论的结果是，大部分俄国史学家都赞同使用“预示着社会经济关系方面各项变化的阶级斗争之最重要表现”，作为区分封建阶段和资本主义阶段的最主要标准。胡进一步引用总结这场讨论的苏联文章，以支持他的建议：“阶级斗争乃是‘历史真正的动力’（列宁）。它的诸阶段和它的长足发展，它的高涨和它的爆发，系反映着整个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无疑地正构成每一阶段社会形态内部历史过程的最重要标志，没有这种标志则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即无从着手。”（胡绳 1954：5）

胡将俄国讨论的结论用于中国近代史，建议依据近代中国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将中国近代史加以分期。胡写道：“这样说来，中国近代史著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通过具体历史事实的分析来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条件下，中国社会内部怎样产生了新的阶级，各个阶级间的关系发生了些什么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怎样地发展的”（胡绳 1954：6）。因此，他建议根据“三次革命运动高潮”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因为这些高潮“乃是社会力量的新的配备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充分的表露出来的时期”。根据他的定义，太平天国时期是革命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此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在中国出现，因此，农民仍然是“历史的推动力量”（同上 7）。义和团运动则代表着革命运动的第二次高潮，这是一个农民革命与资本主义思想共存的阶段，其中前者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革命力量，后者则体现在1898年流产的百日维新。第三次革命运动高潮始于1905年，终于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这是一个中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代表“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兴起的阶段（同上 11）。胡断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无产阶级作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出现，并开始了“新式的国内革命”（相对于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式”革命），由此将中国带入现代阶段（同上 13）。

胡绳的解释架构强调近代中国历史中的革命，延续了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发展起来的革命叙事。他和范都忽略了“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并且都否定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改革运动。因此，代表着中国生产力飞跃的洋务运动，在他的解释体系中根本没有位置。否则的话，只能肯定长期以来一直被革命叙事描绘成反动派和农民起义之敌人的曾国藩和李鸿章诸人，并因此而削弱革命主题。事实上，在贬低改革的道路上，胡甚至比范走得更远。范承认1898年改革运动的各种“功绩”（范文澜 1949：308），而胡则谴责“自上而下”的改革只是企图“抵制农民革命”（胡绳 1954：9）。然而，与范书一样，胡的新阐释只有一个目标，也就是说，将近代中国历史解释成一系列的“旧式的国内革命”的失败，以此去证明共产党革命的必然性和正当性。由于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领导不力，这些“旧式的国内革命”最终必然转化成“新式民主革命”。后者在彻底的革命者和不妥协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成功地消灭了中国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

“主要矛盾”说

胡绳的文章遭到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孙守任的质疑。孙首先对胡将俄国史学家的分期法用于中国历史的做法提出挑战。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与俄国完全不同；后者基本上是一独立社会，而前者是一个“特殊的转型社会”，处在从独立社会向半殖民地社会转变之中。因此，他认为，不能仅仅依据阶级斗争的“低潮”和“高潮”去考虑近代中国史的分期，应该特别关注“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与封建主义的勾结”。孙不是运用胡绳提出的阶级斗争（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三次革命高潮）作为分期标准，而是建议依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来划分中国近代史。与胡寻求俄国史学家的著述支持不同，孙参照毛泽东的矛盾理论，以证明自己标准的合理性。据毛所言：“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的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去找到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 1937：322）。毛写道，在近代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毛泽东 1939：631）。

在引用了众多的包括上述在内的毛关于矛盾的论述后，孙提议近代中国历史的分期应当建立在主要矛盾性质的变化上。他建议，为理解这些变化，应当深入观察此一矛盾的两面（即帝国主义与人民大众），尤其是帝国主义这一面。如他所言：“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外国侵略势力及其走狗国内反动统治者，它们使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并竭力保持其封建的基础，它们决定了近代社会性质变化进程的状况。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外国侵略势力；外国侵略势力自身性质的变化及其对中国侵略性质的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的变化。”（孙守任 1954：22—23）

基于上述理由，孙将中国近代史分为如下四个阶段：1）从1840年至1864年，英国侵略引起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这对主要矛盾的出现，并标志着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2）从1864年至1894年，外国侵略趋缓，并且以“比较温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方式”替代战争，故主要矛盾基本上是人民大众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3）从1894年至1905年，以1894年中日战争开始为标志的帝国主义侵略，最终导致中国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间的矛盾再一次成为主要矛盾；以及4）从1905年至1919年，帝国主义侵略再一次消退，并形成一种“比较温和的形式”，同时人民大众和统治阶级的矛盾再次抬头（孙守任 1954：30—32）。

胡和孙的主张存在明显差别。胡借用俄国史学家的结论，并强调阶级斗争为划分历史阶段的主要标准，孙则从毛主义那里获得支持，将主要矛盾作为历史分期标准。这个差异导致他们对中国近代史主题的不同理解。胡突出阶级斗争，将中国近代史描写成一系列的反封建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因此，他的叙事着重强调革命型塑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力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则聚焦于主要矛盾，尤其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他将外国的军事侵略及其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视为型塑中国社会性质的决定性因素。根据孙的做法，在分期概念化时，他并没有完全忽视近代中国的起义和革命。在讨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之后，他也注意到“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的性质上的某些变化”，并建议通过观察主要矛盾的本质随着“革命运动的形势变化”而发生的变化，去分期中国近现代史。因此，在其四个阶段中，他同样注意到每个阶段革命运动在本质上的变化（孙守任 1954：30）然而，总的来说，孙强调主要矛盾，尤其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影响，是中国近代史分期的关键因素，并以此与胡的分期法区别开来。

“社会经济”说

复旦大学青年教师金冲及既不赞成胡的阶级斗争说，也不同意孙的主要矛盾说，提议在中国近代史分期时，应将“生产方式”（或者说是“社会经济模式”）和阶级斗争都考虑进来。在其发表于《历史研究》的一篇文章中，金首先批评胡绳忽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做法；金认为，正是社会经济的变化，构成了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他承认，革命运动可以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史和革命运动史分期的唯一标准，但是不能用于整个社会史的分期。金进而批评孙守任在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变化时忽视社会经济变化，以及用阶级关系演化的描述来替代对社会经济变化具体分析的做法。在他看来，要想将中国近代史分期，必须在关注“阶级斗争发展及其性质变化”的同时，首先“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金冲及 1955：46）。

与胡绳一样，金在文章的开头也援引斯大林的著作来证明其观点的正确性。他引用斯大林的言论如下：“社会发展史首先便是生产发展史，数千百年来新陈代谢的生产方式发展史，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发展史。”“研究社会历史规律的关键……是要到社会在每个一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中，即要到社会经济中去探求。”“历史科学底首要任务是要研究和揭示生产底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底规律，社会经济发展底规律。”（金冲及 1955：44）

诚然，金承认阶级斗争在理解历史过程时的重要性：“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社会底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底历史。阶级斗争的阶段，正是当时社会经济变革最深刻的反映，也是当时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实际发展情况最明显的标志。”不过，他很快否定了胡诉诸俄国史学家的观点，以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分期唯一标准的做法。他引用中译本的苏联史学家关于俄国历史分期的结论：“但历史家们切不可把阶级斗争的表现视作社会经济形态内部历史过程之唯一的和普遍的界标。”“要拿一种单纯的、普遍性的标志来严格划分历史，其不能得到肯定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金冲及 1955：45）

金将历史分期建立在经济因素和阶级斗争结合的基础上，将中国近代史划分为五个阶段。虽然在整篇文章中他更关注社会经济因素，但在每个阶段，他都罗列了中国社会经济的特点以及阶级斗争的特征。因此，他的主张，既区别于胡的阶级斗争说，也有别于孙的主要矛盾说。总之，这三种不同观点，构成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展开的基础。因此，考察此领域其他史学家对这些不同观点的反应，是饶有趣味的。

阶级斗争说的胜出

讨论参与者的反应不一。然而，在历时近三年的辩论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胡绳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其他两位学者的观点。本节考察大多数史学家反对“主要矛盾”和“社会经济结构”标准、并赞成胡绳观点的各种公开和潜在的原因。

反驳“主要矛盾”说

正如戴逸所言，孙守任“主要矛盾”说的最大问题是，他过于强调“外因”或者说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低估了“内因”亦即中国自身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对塑造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性。在孙寻求支持的毛泽东《矛盾论》中，戴发现了毛有关内因而非外因对塑造社会变化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论述（见毛泽东 1937：302）。因此，戴主张，即便是外国侵略势力构成“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外国列强对中国社会性质变化的影响，必须通过“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及“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去具体化（戴逸 1956：121）。

另一位评论家黄一良，则驳斥孙忽视毛有关矛盾双方互相转化的观点（见毛泽东 1937：322）。黄辩论道，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主要矛盾”的双方，总是朝着有利于中国人民而非帝国主义的方向展开的。这场斗争必然以反动的统治阶级丧失其统治地位及人民革命获得最终胜利告终。也就是说，是中国人民，而非帝国主义将会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黄警告说，总是将帝国主义看成是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势必会得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将永远统治中国，中国人民永远不能胜利的错误结论”（黄一良 1955：41）。

黄对孙氏结论的一个更为致命的攻击，是将孙强调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的做法，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史学家们的“种族主义观”相比拟。后者主张白人优于其他民族以及欧洲白人在世界历史中的“中心作用”，这实际上是一个“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辩护”的观点。为驳斥孙重视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作用，黄反复引用斯大林的著作，重申在中国和苏联的官方史学中流行的“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黄主张，孙在近代史分期中重点关注帝国主义，“削弱了中国人民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作用”。因此，黄得出结论：孙的“关于分期的标准问题的论述，存在着与马克思列宁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根本相反的错误观点，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观点相符合”（黄一良 1955：33）。黄的言论已经远远超出学术讨论的范畴，将其批判变成一种政治攻击。

反驳“社会经济”说

评论者抱怨，金冲及观点的不足主要在于，在历史分期中，将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相提并论，并平等对待这两个因素，或者说使用两个独立的标准。据戴所言，这种双重标准，是没有必要的，正如金自己承认，阶级斗争是社会经济变化最深刻的反映，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的最明显的表现。戴写道，将社会经济变化与阶级斗争分开，将意味着“阶级斗争不能反映经济变化”，而这与金的声明是矛盾的。戴进一步指出，金“误解”了苏联史学家的观点，而金正是使用这些误解来证明自己观点的合理性。为了证明金的误解，戴引用了金曾使用的那篇中译本俄国文章的一段：“[俄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关系史的划分，应该拿那作为生产方式发展之结果和指标及作为历史事变之动力的阶级斗争来做基础。应该拿那在历史生活进程上发生重大影响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之极端重要的表现来作为各个时期彼此间的分界线。在每一时期的范围内，政治形态及思想形态异常复杂的阶级斗争的性质和方向，都应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来予以说明。”戴解释道，这个声明说明苏联的史学家并不主张区分社会经济变化和阶级斗争的必然性（戴逸 1956：118—119）。另一位评论家王仁忱称，金强调社会经济变化的做法，不仅“模糊了阶级斗争在历史中的作用”，还暗示了他“经济唯物主义”的倾向，这是苏联史学家在俄国历史分期讨论中早已经批评过的一个问题（王仁忱 1956：177—178）。

对“社会经济”说的否定，必然意味着将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分期唯一标准，进而去支持胡绳的观点。戴逸大量援引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提出他赞同阶级斗争标准的四个理由：1）阶级斗争是经济和社会生产方式变化的最真实的反映；2）阶级斗争是历史的推动力；3）阶级斗争反映了作为历史主人的劳动群众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的变化；以及4）所有社会上层建筑的现象都与阶级斗争有关，而后者则隐藏在政治、法律、意识形态和艺术等领域的所有斗争背后。他的结论是：“以阶级斗争作为分期标准，最能够体现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最能够揭示历史前进运动的规律，最能够显示人民群众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的变化。”（戴逸 1956：115）

随着戴逸这篇长文发表于1956年6月的《历史研究》，此后参加讨论的史学家几乎一致地接受胡绳的根据阶级斗争或革命运动的发展的中国近代史分期主张。后续的讨论仅仅围绕中国近代史应该分为几个阶段。有些人主张将近现代史分为三个阶段（戴逸 1956；王仁忱 1956；章开沅 1957）；其他人则主张分为四个阶段（孙正容 1957；来新夏 1956；荣孟源 1956）；或者甚至九个阶段（赵德鑫 1957）。而对形成讨论结果至关重要的，是那些负责为中国所有大学编译“标准”历史教科书人士的意见，因为触发这场讨论的原因，正是对中国近代史进行标准官方解释的需要。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小组”率先在1956年10月以团体身份支持胡绳的观点，反映了史学家认同阶级斗争是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准。最后，在同月举行的两次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课程纲要的会议上，绝大部分与会者决定在中国近代史课程教学大纲中，采用胡绳的阶级斗争标准和“三次革命高潮”分期法。

范文澜的态度

这里，观察一下范文澜对这场讨论的态度，是饶有趣味的。作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任和获毛信赖的史学家，范毫无疑问是此领域最具权威的学者。在195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批评历史领域的“教条主义”，因为其“不肯多看看多想想”，只对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感兴趣。他嘲笑道，这些教条主义者只会从经典中“捡起某些片段”作为“甲胄”和“大炮”，“临事招募一些合适的史料”去参加战争，即参加学术讨论。他告诫教条主义者在对进行讨论的问题作出判断之前，要采用“深入钻研、长期不倦”的态度，去“掌握大量史料”（范文澜 1956a：359—360）。次年，范发表了另一篇文章《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批评此领域的教条主义者，因为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只求“貌似”。范抱怨道，这种教条主义“不管具体实践，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作灵丹妙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研究对象存在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的加以应用”。范指责道，这种方法论“是伪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范文澜 1957：208）。

可以预见，范文澜对几乎所有的参与历史分期法的讨论者都不满意，因为他们只会僵化地引用苏联史学家的观点，或列宁、斯大林著作，去发表论点，或捍卫自己的观点。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范在其分别发表于1955年和1956年的两篇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的长文中，根本没有引用任何俄文著作，显示坚决反对1950年代早期盛行于史学家间的教条主义。

而更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他没有像大多数史学家那样，接受阶级斗争是近代史分期的标准，而是赞同“主要矛盾”标准，而且他是这场讨论中除首倡者孙守任之外，唯一公开为此种标准辩护的学者。范接受“主要矛盾”说并不难于理解。毛独特的矛盾论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的思想背离1920年代和1930年代前期曾经在中共领导者思维中占主导地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范采用毛的理论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期标准，与他1940年代在其著述中坚持毛思想的做法是一致的。

但是，范并不完全接受孙的构想。与孙一样，他坚持用“主要矛盾”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他也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矛盾；并且他进一步相信“帝国主义总是构成矛盾的主要方面”（范文澜 1956c：153）但是，他不同意孙的仅仅根据“外国对中国侵略性质的变化”及“外国侵略势力性质的变化”，来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分期的方法（孙守任 1954：23）。相反，范根据他自己的对主要矛盾的变化的理解来分期历史。在他看来，当帝国主义势力侵略中国、并引起中国社会所有阶级的反抗时，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就构成了主要矛盾；而当帝国主义采用温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来压迫中国时，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便浮现出来，成为主要矛盾。范解释道，这两个矛盾交替成为特定阶段的主要矛盾。因此，他将中国近代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并认为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主要矛盾：1）从1840年至1864年，是两个矛盾在中国社会都占优势的阶段，而尤其激烈的是反封建主义的矛盾（即太平天国起义）；2）从1864年至1895年，是反帝国主义矛盾突出的阶段；3）从1895年至1905年，是反帝国主义斗争再次构成主要矛盾的阶段；以及4）从1905年至1919年，是反封建主义斗争占优势的阶段（范文澜 1955b及1956c）。

因此，虽然范的分期法与孙的几乎完全相同，但是他们的解释则有所区别：不同于孙聚焦于外国侵略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冲击，范凸显其四阶段中各阶段主要矛盾的变化。在范的新解释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阶段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交替出现，而在孙的理论中，则一成不变是帝国主义。这个修正是必须的，因为它使范避免了过分重视“外部因素”，或者在西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史学家”的影响下强调帝国主义作用的指责。在他对四个不同阶段的特点的解释中，范既强调主要矛盾的变化，又强调相应的反帝国主义或封建主义的斗争的相应变化。换言之，范对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即反帝反封建革命）同样关注。

不难看出，范的建构实际上是综合了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说。即便是从拥护阶级斗争说的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无懈可击”的。事实上，在整个辩论过程中，从未有参与者对范的新解释提出质疑。尽管他的建构是如此“完美”，尽管他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资深权威，尽管他的建构是忠实地建立在毛的矛盾论和中国革命论述的基础上，但没有人赞同他的建构。就此而论，这是令人颇感意外的。胡绳的阶级斗争标准及其“三次革命高潮”说最终胜出。

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为何胡绳在建构中国近代史的新解释框架这个问题上完胜范文澜，以及在这场讨论之外，该领域绝大多数史学家赞同胡氏“革命高潮”说的心照不宣的原因是什么。

新正统所含的悖论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史学家们接受革命说是自愿的，并没有任何政府领导或党的权威公开干预这场讨论。这与1958年末和1960年代上半期毛为政治议程而压制与其意图相矛盾的意见的做法截然相反。1950年代早中期对历史问题的自由讨论，反映了毛的“百家争鸣”的政策及其个人对历史的兴趣。为推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共中央在毛的指示下，于1953年10月建立了“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这个组织由11位著名史学家组成，并由中共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负责。委员会的诸多任务里，包括建立更多的历史研究机构和出版一部历史期刊（即《历史研究》）。根据毛的指示，该期刊必须采用“百家争鸣”的原则，并避免成为不能容忍各种意见的“杂志阀”。根据1950年代担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刘大年回忆，毛允许历史研究领域自由辩论（后来在1956年被公开宣布为适用于所有学术研究和艺术工作领域的政策）的原因，与一些著名史家（如范文澜和郭沫若）在诸如古代中国史分期等问题上持不同意见有关（刘大年 1986：5）。实行百家争鸣政策，有助于阻止在学者控制的期刊杂志中压制不同的意见。自1954年创刊后，《历史研究》在最初数年确实坚持了这个原则。在第一期发表了胡绳那篇引发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的文章之后，《历史研究》也发表了一些其他史学家支持或反对胡的文章。在整个讨论中，没有任何人因表达的观点而受到政府的警告。

两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何史学家接受了阶级斗争标准。其中一个当然是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共产党革命后，毛对苏联采用“一边倒”的政策。结果，中国不仅和苏联结成政治和军事联盟，同时也系统地借鉴了后者的行政管理、经济、文化和教育制度。在教育领域，苏联的影响尤为强烈。几乎所有大学及其院系都按照苏联模式重组。大部分课程的教科书要么直接从苏联引入，要么建立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俄语也由此取代英语成为所有大学的第一外语。在意识形态领域，苏联的影响同样显著，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俄文书籍，尤其是斯大林著作的中文译本，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最权威的文献。在历史研究领域，斯大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被看成是各个社会形态的不同生产方式，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以及经济基础与社会政治上层建筑之间关系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本人早在1930年代就同盲目在中国引进俄式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革命理论作了艰苦的斗争，然而在1950年代，他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一道拥护苏联正统，不但是因为中国已完全站在苏联一边，而且更重要的是，毛和他的同志还不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效法苏联；毛充分认识到全面模仿苏联的问题，是在1956年发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之时。在这次讲话中，他试图强调中国自己的特点、优先目标和经济建设，以及处理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方法（毛泽东 1956）。然而，在此之前，苏联在中国几乎所有领域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在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但是此后数十年，其影响继续型塑中国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的思维。因此，难怪几乎所有参与历史分期讨论的史学家，总是反复援引斯大林和苏联史学家的著作，去支撑自己的观点。因此，已被苏联史学家接受为划分俄国历史上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阶段之最重要标准的阶级斗争，也成为中国史学家中国近代史的分期的基础。

另一个原因是1949年后中国革命话语的优势，它假定“反帝反封建斗争”在中国近代史的核心作用，以及革命相对于其他政治主张的至高无上地位。为了向知识分子灌输革命意识，为了证明共产党革命的合理性并使新政权合法化，中共在1950年代发起了一系列运动，包括“思想改造”运动，以及随后批判电影《武训传》、《清宫外史》和小说《红楼梦》，以及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胡海涛 2006；李刚 2007）。所有这些运动，均旨在增强知识分子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的意识，也就是说，去颂扬劳动阶级而贬低统治阶级，颂扬自下而上的群众暴力而贬低自上而下的改革，颂扬反抗帝国主义的活动而贬低依赖后者的任何事物。简言之，他们必须毫无保留地支持革命，并在政治话语中将革命置于所有事物之上。

19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在确立革命叙事在史学中的主导地位，并产生一个很快在社会中取得霸权的革命话语方面，发挥了尤为关键的作用。思想改造并非如某些人所论，仅仅是为了向知识分子灌输中共的纯意识形态，即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场运动更为重要的目的，是让党外的知识分子和大众批判自己的过去，展示其对中共的新忠诚，并通过学习有关共产党革命和中国近代史的叙事，接受新的党治国家的合法性。因此，思想改造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在社会中确立革命叙事的支配权。这场运动持续数年，使这种叙事不再局限于官方史学，而是变成党治国家在整个社会所提倡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尽管某些知识分子是不情愿地接受了革命意识形态，但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精英以及相当多的民众，出于对前国民党政府的厌恶及对新政府日益增长的信心，都自愿表示拥护。

史学家之接受革命标准，也反映了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政治意识。胡绳在建构中国近代史叙事中强调革命高潮，完全符合颂扬近代中国革命的政治话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外两个由孙、金二氏提出的分期标准，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在解释历史时，支持孙氏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将会受到忽视更为重要的“内因”的指责，甚至被指控为替帝国主义辩护；另一方面，支持金氏的社会经济标准，又冒着拥护经济决定论和淡化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阶级斗争的危险。范文澜的精心之作也并不完美，因为毕竟是基于招致上述指责的“有问题”的“主要矛盾”标准；它并不像胡氏的建构一样清晰地表达革命主题，尽管范氏的主张跟毛泽东的论述完全一致。而接受胡氏的建构，在一个革命话语盛行的社会中，不仅政治上是安全的，而且在普遍认可俄国人的观点代表着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的历史领域内，它在思想上和学术上也是正确的。简言之，胡绳革命架构的最终胜利，最好被看成是中国历史领域中由中共引入的革命话语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表述霸权相互融合的结果。

然而，应当指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以及随之形成的标准化的诠释体系，有两个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后果。一方面，它们无疑肯定了党治国家的革命话语，并使官方史学的革命叙事正式化；另一方面，让人们广泛接受该领域的诠释架构和学术规范，也是中国近代史之“学科化”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这个步骤有利于增强此领域的自主性，避免党治国家不断变化的政治议程和意识形态需要所施加的影响，减少中国近代史学的实用主义色彩。如前所述，范文澜便对自己的中国近代史著作甚为不满，并审慎地修改或放弃早先的许多观点（范文澜 1955a）。在其发表于1955年的一篇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文章中，范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新解读，不再强调满汉分裂。在描述清代的社会矛盾时，不再突出满汉冲突。相反，他将统治阶级和被压迫民众之间的斗争，作为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不再是种族出身为标准。因此，在他的新解释中，统治阶级包括“满洲贵族及汉族的地主和官僚”，而后者则包括汉族人民以及包括满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如范所言，尽管种族冲突，尤其是满汉冲突，在特定环境下会非常激烈，但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主要矛盾相比，不过是“次要的”（范 1955b：114）。换言之，在他修改后的观点中，划分中国社会的依据，不再是种族的不同，而是社会阶级的不同。显然，范是试图在其旧的痴迷于满汉冲突的做法，与强调阶级斗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之间作一调和。

与毛泽东关于1840年后中国社会性质变化的构想相呼应，范文澜进一步认为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存在“两个基本矛盾”：一个是既已存在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另一个则是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间的新矛盾。他承认在“反动势力”内部也存在矛盾，包括“汉族封建势力各种集团与清廷之间的矛盾”，但此类矛盾的重要性是次要的（范文澜 1955b：117）。范反对不加区别地使用“帝国主义”术语，去描述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外国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侵略。相反，他将1895年前侧重于经济领域的“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1895年后侧重政治领域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做了区分（同上 128）。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范文澜不再为了将满族贵族描述成串通外国侵略者镇压中国人民的“投降派”，而将之与外国帝国主义划为一个群体。相反，他承认“中国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范文澜1955b：117）。如其所言，“清朝廷对外国侵略者，在共同镇压革命方面是一致的，但在破坏天朝‘尊严’方面则反感很大”（范文澜 1956c：150）。因此，他写道，1884年的中法战争和1894年的中日战争，“为形势所迫，不得不用武力对抗”，“这是符合越南人民愿望的，因之用兵是正义的”（同上 155）。

范修改过的中国近代史的观点，在其对诸如太平天国起义和洋务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中亦很明显。前面业已讨论，在其1946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中，范为了反映其个人反满倾向，将太平天国起义描述成满汉之间旧式冲突的延续，同时，又为了提高这场事件的意义及在其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性，将之描述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肇端。然而，在其1955年和1956年重新解释近代中国历史的尝试中，他却将太平天国起义看成是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二者间矛盾的表现（范文澜 1956c：154）。因此，他强调这场起义为一场“农民战争”，在本质上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毫无二致，而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尽管他注意到太平天国的领袖颁布了一个名为《资政新篇》的西化方案，但范怀疑这场农民起义是否真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多少不自觉地反映出一些资本主义的趋向”（范文澜 1955b：122）。

范也修改了其1946年著作中对洋务运动完全消极的评价。尽管他仍然否定由李鸿章和其他洋务派创建的军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他承认它们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范辩说道：“新式机器经过这种工业到底进入中国了。有了机器，不能不招募工匠，也就不能不产生一部分无产阶级，仅仅从这一点来说，[洋务运动期间]官办的军事工业算是也还有一些作用。”范还注意到，“官办军事工业以外，官办和官督商办的非军事性工业，其中是多少含有资本主义成分的”。他承认，洋务运动中也出现了被他称之为“官商合办”的由政府和商人共同投资兴办的企业，以及完全由商人创办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洋务运动不再是如其在旧作《中国近代史》中所谴责的反动运动，现在似乎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范文澜 1955b：126—127）。

因此，在1950年代，范文澜及其同事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化的努力，在此领域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效果。虽然他们通过对中国近代史不同阶段分期标准的阐述，重申了1949年前创造的革命叙事，但他们强调历史研究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上的一门科学，也使史学家们形成一共同信念，即，学术客观性优于对当代政治的责任。这种新的定位，限制了党治国家出于实用主义目的而操纵历史书写的空间，并遏制了1949年以前范文澜的写作中所特有的历史浪漫化倾向。

总之，透过这场讨论，胡绳的革命架构最终为绝大多数史学家接受，并且被官方采纳为中国近代史的标准阐释框架，包含在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大纲之中。这意味着在中国共产党的近代中国史学中建立了新的正统。(32)它很容易使人联想起1920年代和1930年代在共产党早期历史中盛行的旧正统，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新正统的形成，再一次是受苏联影响的结果，且因为经历了1950年代初期“思想改造”的史学家，已经失去了智识上的自主。但是，中共史学重返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及其背离了党特有的实用主义传统，也带来了新史学的弱点和不足。毕竟，毛对历史特别的兴趣，不仅仅出于个人喜好；他总是将历史作为服务其政治目的的强大工具。正是历史的此一用处，解释了毛泽东在1949年以前支持范文澜的工作，并决定在中共最高权力机关内部建立“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因此，尽管毛刻意避免干预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但他肯定对史学家们的教条主义的讨论方法感到失望。随着胡氏的解释体系被接纳为中国近代史的“标准”解释，并因此有助于建构中共史学的新正统，新正统自身也与日益变化的政治现实渐行渐远，亦因此在实用主义的党的领袖眼中越来越丧失其价值。因此，在毛的直接干预下，在开始支配此领域的“史学革命”以及随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它必然要让位给激进的、务实主义的史学，这个话题将在下章探讨。

第五章　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毛泽东时期的史学激进化

“史学革命”最初出现于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期，是因为中共领导人对学科化的历史，及其未能将历史与党治国家的现实需要联系起来日益不满。“史学革命”的支持者对史学家专注于纯学术研究提出疑问，并呼吁他们将历史研究与当前的政治现实相结合。在1960年代早期，随着“大跃进”的激进做法引起全国性的饥荒，并随即引起党内外对该运动的夹攻而暂时消退后，“史学革命”又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复活，成为不同派别的党领袖间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但是，隐藏在革命背后的推动力，并不局限于党治国家的激进领导人，它也来自那些被边缘化的历史研究者和教学者。对他们而言，自1950年代早期以来出现的历史学科化，意味着实行严格的学术标准、刚性的诠释架构，以及行业内资深、著名学者和年轻、浅资历学者之间森严的等级制度。他们不仅把“史学革命”看成是提高其职业地位的机会，同时也将之看成是一场重振在历史书写职业化过程中受到威胁的革命传统的运动。

“史学革命”的攻击目标主要是所谓的“后五四”一代学者（许纪霖 2003：83）。他们生于1890年代后期和1900年代，是近代中国第一代在各自领域中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知识分子，其中很多人游学欧美，并且在各自学科成为中国的先驱。尽管具有自由知识分子的背景，他们相信，在了解历史和社会方面，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比他们研究过的其他主义更加“科学”，其中很多人在1930和1940年代因为不满国民政府的腐败及其对自由知识分子的压制，而开始同情甚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革命后，他们在1950年代早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重新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并获得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关键职位，或者在政府部门负责文化和教育事务。虽然在思想上忠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是他们绝不轻易放弃自由主义价值观。其中一些资深史学家，捍卫传统学术实践，并反对历史的过分政治化。在政治上，他们是那些务实的党领袖的同盟，后者在经济重建中推崇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最后却变成“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

另一方面，“史学革命”的支持者，与他们的攻击目标相比要年轻得多。生长于1920年代至1940年代外国侵略和内战频仍的动荡岁月，他们在教育和专业训练方面逊色于其前辈。1949年后，他们在资深学者领导的大学以及教育、文化或政府机构中担任低级职务。其中一些人仍然坚持1949年前接受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而另一些往往很激进——他们与那些更年轻的，并在1949年后接受教育者一道，成为激进派的主体。因为不满于自己与领导在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以及研究和教学权力等方面的不平等，激进派们欢迎出现各种能够挑战现状的运动或政纲。他们对“史学革命”如此热情，正是因为这场运动淡化了支撑其对手特权的纯学术工作（即“专”），并强调了“红”，亦即忠于党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他们声称，在“红”这方面，他们比自由主义高级学者有优势。

因此，“史学革命”不仅仅是一次党的领导者出于政治目的而操控历史的尝试，它也反映了具有不同利益和政治动机的各个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冲突。对资深史家而言，这场运动是对其1949年后重建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特权的挑战，他们只有设法避免这场革命，并保卫现存的学术实践和制度安排，才能减少革命造成的损害。对挑战者而言，这场革命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以缩小他们同高级学者之间的鸿沟，提高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层级结构中的地位，破坏现存等级制度，并确立其在历史研究领域内外的优势地位。

“史学革命”

革命之始

“史学革命”始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于1958年3月11日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上的一次讲话，此时，正值毛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大跃进”运动。在那次讲话中，陈抱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知识分子只对古代问题感兴趣，导致“脱离革命现实的”的繁琐主义研究，另一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大和傲慢，尤其是他们对工人阶级、劳动群众和高级共产党干部的蔑视。陈提议，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来一场“大跃进”，以抑制这两个趋势。其方法有两种，一是“厚今薄古”，让学者们把主要精力转移到现代或当代问题研究上。二是“边学边干”，即鼓励那些未曾接受正式教育的大众和高级干部去学习科学知识，培养其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人民日报》1958年5月5日）。

正如陈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他是在毛的指示下发表讲话的，讲话的内容反映了毛的目的（陈晓农 2005：152）。这篇讲话很快受到毛的表扬（李锐 1999：227—228）。毛发动这场运动，是出于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深度怀疑。自1950年代初期以来，尽管已经发动了接二连三的运动，旨在征服知识分子，并迫使他们养成对共产党的忠诚，但毛仍固执地认为他们属于资产阶级，并拒绝一些高级干部把他们接纳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建议。对学者们关注与当前国家需要没有任何关系的学术问题，并且日益疏远人民，毛尤为不满。因此，他希望通过这场运动，至少实现三个相互关联的目标。通过提倡“薄古”或者淡化古代，毛寻求削弱或否定学者们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声誉赖以存在的根基。同时，通过提倡“厚今”，他要求学者们将其关注重点转移到当代问题，并用他们的研究去服务于党和国家的迫切需求。最后，通过鼓励群众和干部“边干边学”，毛希望他们能在劳动中发挥潜能，缩小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差距，并挑战后者的学术权威。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目标，都与毛高度政治化的历史研究方法一致，也与其自1920年代以来在整个革命生涯中依赖民众的做法相一致。

顺从与反抗：资深史家的反应

在陈讲话不久，许多著名的史学家在报纸和历史杂志上发表文章，支持“厚今薄古”的呼吁。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1898—1968）断言，“历史科学战线上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代表着资产阶级思想，这条路线强调古代甚于当前，关注原始资料的调查甚于对理论的运用，以及重视专题研究甚于撰写一般大众史。另一条则是坚持“厚今薄古”原则，并运用“无产阶级观点”或“唯物主义辩证法”去研究历史，这对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并为历史学的“大跃进”铺平道路来说，是很有必要的（翦伯赞 1958a，1958b）。同样，范文澜也批评传统学者不关心当前问题，“学术脱离政治”，并痴迷于吹毛求疵的证据研究。他认为，既不关心革命政治也不关心反动政治，实际上对反动政治有利，因为这将使蒋介石这样的反动派无所顾忌。因此，他警告道，“脱离政治的学术正是为反动政治服务的政治性学术”（范文澜 1958a）。

由于公开支持“厚今薄古”，史学家们发现自己受到“史学革命”的直接挑战。首先，他们中大部分人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而非近代史。提倡“厚今薄古”直接质疑了他们的专业甚至是职业生涯。他们是不是该放弃其传统领域，并转移到新的近现代史和当代史领域？可以预见，没有一位史学家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相反，他们都从本专业的立场解释“厚今薄古”的含义，以捍卫其考古学和古代史研究领域。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著名考古学家及古史专家郭沫若（1892—1978）便称，在科学院的六十多个研究机构中，仅有很少一部分与古代有关，这一事实便体现了厚今薄古的原则。他进一步将“厚今薄古”解释为研究古代历史是为现实服务。正如他指出，古代史领域的史学家可以通过“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让人们掌握这个规律，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为现在或将来的建设服务”来坚持“厚今薄古”的精神（郭沫若 1958）。换言之，对史学家而言，没有必要像陈伯达最初建议的那样，将其研究领域由古代转到近代或现代。

翦甚至更有力地和雄辩地捍卫了古代史研究领域。他辩论道，提倡“厚今薄古”，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只能研究近现代史，而将古代史研究领域留给资产阶级史学家。相反，他说：“我们不但要古代史，而且要认真的研究古代史，要真正地占领古代史的阵地，要彻底地把资产阶级的唯心论的历史学从它最后的隐蔽所驱逐出去。”同样的，翦也强调古代史对当前目的的效用：“我们研究古代史是为了更好地懂得近代史，研究近代史是为了更好地懂得现代史。一切都为了现代，为了今天，为了眼前的社会主义大跃进。”（翦伯赞 1958a）

“史学革命”也挑战了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尤其是后者强调原始材料的收集和调查。与陈伯达的讲话相呼应，翦伯赞批评了“资产阶级”史学家过分强调原始材料及其“史料即史学”的观点。他也批评了传统史学家以牺牲探索更大的历史和理论问题为代价，而致力于繁琐主义的历史研究。但是，翦和其他资深史学家，已经接受了严格的传统历史学和文献学方法的训练，正是凭借大量掌握原始材料以及深入实证研究的能力，才建立起其学术声誉，都很清楚历史研究中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们都意识到淡化原始材料对他们一直致力的严肃的历史研究的危害。范文澜尤其关注“史学革命”对原始资料的诋毁。因此，在承认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中国历史，并将历史研究与中国现实相联系的必要性的同时，范呼吁更加努力去“选择、考订”包括报纸、杂志、书籍、档案以及外文的或国内少数民族文件在内的原始资料。范认为：“这些材料数量大，使用难，非付出较大人力不能见效。”（范文澜 1958b：2）为了支持档案类文件和古代书籍的收集和出版，翦建议政府向全国所有大学历史系的教师和学生开放各级档案机构（翦伯赞 1958b）。

郭沫若也为历史资料的重要性辩护，并主张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使用原始资料方面与资产阶级史学家（比如公开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陈寅恪）相竞争。如他所言：“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资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过他。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郭沫若 1958）

“史学革命”对高级史学家的第三个威胁，是对“红”优于“专”（即思想信仰优于专业训练）的过分强调，这种做法很容易造成蔑视专业领域的严格训练，并使学术工作质量退化。为捍卫历史研究行业，几乎所有的著名史学家都强调学术培训和机构支持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例如，翦建议组织各专题的研修班和研讨会，并允许自由讨论学术问题，重新举办历史协会及年会，准许教职员工为进行研究而休假，并推动历史研究方面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翦伯赞 1958b）。同样，范文澜也呼吁给大学教师的研究工作以更多支持，以及放宽考核制度，资助专著和论文的出版。最后，所有这些史学家都强调学习外语、与外国学者交流以及使用外文材料研究的重要性。

因此，“史学革命”不仅仅是一场要求知识分子思想屈服的政治运动。虽然史学家们一如过去在运动中循规蹈矩的做法一样，遵从毛的激进思想，但是他们依然能够以自己的观点解释此运动的目的，实际上是在抗拒这场运动，以减少对其职业的伤害，并且使这场革命变成了一个机会，让史学家们能够为自己的专业辩护，并在一个已经日益受国家政治操控的领域强化了自身的地位。

初阶史学家成为受益者

与那些因怀疑“史学革命”的目标而不认真投入的功成名就的史家不同，历史领域中地位较低的教师和大学生，则将这场运动看成提升自身地位的一个机会，因而热情加以支持。自从1952年以来的大学收归国有，特别是“大跃进”期间的院系重组，降低了入学要求，使大学和学院的学生规模快速膨胀。因此，1950年代高等教育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出现了大量的年轻大学教师。以北京大学为例，其教职员工在10年中增长了2.6倍，从1949年的864人变成1959年的1938人，1949年历史系仅有11名教师，其中包括7名具有教授和副教授职称的高级教师，及4名具有讲师或助教职称的青年教师。然而，至1960年，历史教师增至84人，包括16名高级教师和68名青年教师。因此，青年教师的比例由36﹪上升至81﹪，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大跃进”期间刚刚肄业或毕业后即参加工作。这些人不仅是教职员工的主体，同时也在系中拥有行政权力。在某些学校的历史系中，一种新形式的、由学生代表、教师代表（主要是那些在运动中表现积极的青年教师）和干部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取代了传统的领导体制（由高级教员控制的各种委员会），在院系中左右一切（王元周 2006：54—55）。

地位较低的教师和大学生也发现有机会去参与历史写作和出版，而在过去，这主要是高级教员的特权。在运动的高潮时期，他们中断了正常的学习，频繁进入工厂、村庄或军事单位，花费数周时间去调查和书写厂史、矿史、店史或者村史、人民公社史，或者某场军事战争史或战役史。一些人深入到偏僻的少数民族居住区去撰写民族史。除此之外，学生和青年教师还参与重新书写各种历史教科书，或其他历史课程的教学资料，以反映“厚今薄古”的精神，而不顾及他们在该领域训练和专业的不足。

因此，尽管在“史学革命”的口号下历史教科书数量激增，此类著作固有的问题也大量存在。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过于强调“论”而不顾及“史”。为了与“资产阶级”史学家强调原始资料和忽视理论的传统作斗争，“史学革命”的支持者们强调在历史研究中使用理论或马克思主义教条（尤其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优先于原始资料的搜集。因此，他们的任务是去证明这些理论对中国历史的适用性，以及他们运用这些理论的能力。他们书写历史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所谓“以论带史”，也就是说，在解释历史时，先演绎出理论，然后寻找历史上能够证明这些理论的事实或证据，甚至是为了使这些事实和证据融入理论，而去歪曲或误述历史。(33)而一直被传统学者视为历史研究中心任务的史料的收集和分析，则变得无足轻重。结果造成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解释过于简单化和教条化。

历史阐释简单化的一个绝佳事例，就是基于历史上阶级斗争的普遍性，并且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力量之类假设，将所有的历史人物分为两类：剥削阶级和劳动阶级。因此，他们写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突出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活动中的作用，同时贬低剥削阶级，以此证明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为达此目的，激进派就必须颠覆传统的聚焦于朝代纪年和统治者活动的史学方法。因此，史学革命期间最受流行的口号就是“打破王朝体系”和“打倒帝王将相”。无论何时，只要论及历史上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或者提及统治者的活动，激进派就必须首先批判这些体制的“封建”本质，并批判这些人属于剥削阶级，这个方法被称做“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为了颂扬历史上的劳动大众并诋毁统治阶级，一些历史教科书避而不谈统治精英的活动，在必须描述某些统治阶级人物的活动时，也不提及他们的名字。因此，描述儒学，孔子的名字必须避免，论及公元前4世纪秦国的商鞅变法，政治家的名字就必须丢弃；描绘鸦片战争前夕的没收鸦片行为，林则徐便从其中消失（翦伯赞 1959a：37）。

捍卫历史主义

“史学革命”历时较短。在1961年“大跃进”结束之时，提倡“史学革命”的文章也从媒体上销声匿迹。随着中央采取严厉措施，整顿因灾难性运动而近乎崩溃的经济，全国各地的大学也采取新的政策，去着手解决在这场运动中出现的教学和教师队伍问题。新政策之一，是终结了学生和青年教师参与学校管理的“三结合”的领导模式，转而实施中共中央于1961年9月颁布的《高等院校临时工作规定》（即“六十条”）。“六十条”重申了由正副教授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及系主任在院系管理中的决定性作用。许多院系制订了自己的规则，严禁党委书记（主要是助教和青年讲师）“干预院系管理事务”，只允许其起次要的和辅助性作用（见董宝良 2007：310—314）。

另一项措施是倡导资深教授指导职称较低的教员，并就后者掌握本学科的专业知识提出严格要求。这些要求就是所谓的青年教师必须具备的“三基础”（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础训练）和必须克服的“五障碍”（在掌握经典著作、写作技巧、原始资料、教学和科研能力五个方面）。要实现这些目标，一般的青年历史教师必须读完两三百本书。强调“三基础”训练，实际上也剥夺了青年教师独立承担课程或者进行研究的机会。在许多院校的历史系中，处于指导地位的资深教授与助教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旧式的师徒关系；后者要尊敬和服从前者。每当举行教工会议，通常是由助教负责记录、倒水、打扫房间或者购买用品。青年教师们在“大跃进”过后遭受的挫折，导致他们对资深教员的日益不满，而这种情况至少部分地解释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期间对很快盛行的另一场“史学革命”的热情。

捍卫王朝史

在高等学校中否定“大跃进”，也带动了人们批驳“史学革命”支持者在前几年所倡导的主要命题。如前所述，一些有名望的史学家在这场革命伊始即持保留态度。“大跃进”甫结束，他们便开始系统批评“史学革命”期间流行的口号和行动。他们的反击目标之一，即是激进派在“厚今薄古”旗帜下宣扬的“打倒王朝体系”和“打倒帝王将相”口号。

翦伯赞于1959年3月号《新建设》发表文章，继而又在同年4月8日由《人民日报》转载，公开反对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取消各个朝代的名称及历史的做法。他争辩道，朝代的名字是一个“客观存在”和“一个时代的标志”，而朝代更替则代表着中国历史演进的各个里程碑；因此，史学家“无权任意删去王朝的称号”。他声称，史学家的任务是“分析和概括”历代的史实，并借此去揭示“历史规律”（翦伯赞 1959b）。郭沫若也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上为研究各个朝代的历史辩护，他写道：“旧[历史研究]方法是以朝代为阶段，譬如研究夏、商、周、秦、汉……等等朝代的历史，研究这样的历史，本身并不能说有什么不对，重要的是看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方法去研究。只要立场观点方法对头，历史上的某一个人物、某一件事实，尚且应该研究，为什么一个朝代的历史就不可以研究呢？”（郭沫若 1959）

两位史学家进一步批评了近期在历史教科书中删除“帝王将相”活动以及重要政治机构的趋势。翦争论道，要突出人民大众在历史上的核心作用，并不需要排除个别人物包括统治阶级中“个别人物”的作用（翦伯赞 1959b）。郭也主张，“但以往的社会既是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活动[在历史教科书中]就不能不写”。他认为：“统治阶级的活动对当时的人民有利，对整个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利，我们就肯定它；相反的，我们就否定它。但否定它并不是[从历史中]抹杀它；而是批判。”他进而提及一系列的帝王，包括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和清朝的康熙、乾隆皇帝，并因其“对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贡献而赞扬他们（郭沫若 1959）。

质疑“以论带史”

在“大跃进”后数年间被历史研究者质疑的另一个趋势，是在牺牲实证研究的前提下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教条即“以论带史”的主张。范文澜批评那些文章和著作中到处充斥“所谓的公式和自己捏造的规律”以及“极度忽视历史事实”，讥笑他们是在“放空炮”。他告诫他的同事：“真正打得倒敌人的历史学大炮是经过切切实实研究的历史著作（论文或书籍）。”“要造出这种大炮，必须对所要研究的历史事件作认真调查工作，阅读有关的各种书籍，系统地从头到底读下去，详细了解这件事情的经过始末。”范写道，只有经过严格的实证研究，才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判断历史事件。范鼓励史学家要“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去调查历史，避免“使读者摸不着底里”（范文澜 1961：3）。

翦伯赞在其1962年发表的著名文章《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中，也对“以论带史”提出质疑：“‘以论带史’的提法，意味着研究历史要从理论或概念出发，不从具体史实出发。”然而，他提醒道：“从马克思到毛主席都曾告诉我们，研究历史要从实际出发，从具体的事实出发，不能而且不允许从理论出发，从概念出发。一般的理论或概念只是研究历史的指导原则，不是出发点。理论和概念是研究具体史实得出来的结论。如果从理论和概念出发，那岂不是先有结论，然后按照结论去武断历史？岂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到抽象？”“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翦伯赞 1962a：79—80）

翦进而批评了某些“简直就少讲或不讲具体的历史事实，用社会发展史的原理原则代替具体的历史”的历史教师。他抱怨道，这类教师“他们随便摘录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文句来代替具体的科学分析，不分析具体的历史情况，只根据经典著作中的一二文句便作出结论。在讲稿中，不是空空洞洞说一些原理原则，就是干巴巴引用一些教条，一再重复人所周知的道理，把一些臆想的结论强加于具体的历史，委屈甚至割裂具体的历史，使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服从历史家主观的意图”（翦伯赞 1962b：85）。

翦纠正“以论带史”问题的努力并不限于文字。为帮助历史教师和学生克服在教学和学习中国史课程中无法方便利用原始资料的问题，翦和其他资深历史教授如郑天挺，在1961年开始编辑和出版八卷本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正如编者在该书前言中所称，这部多卷本的资料集，“是围绕中国通史教学中提出的问题，系统地选择比较完整的原始材料，供高等学校历史系学生阅读，以充实历史知识，训练阅读能力”。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们已经出版了最初计划的八卷中的五卷，这些原始资料从多种渠道获得，既包括诸如王朝史、方志等官方文件，又包括诸如私人“笔记”和文集的非官方文件。前四卷每卷都采用了40到75种资料，后四卷每卷则包含110多种资料。这些资料按时间顺序排列，而后三卷每卷都涵盖了一个朝代的内容，这种做法蔑视激进派“打倒王朝史”的命题。而每卷中收录的大量材料都是对统治者活动的记录，或者是由统治精英撰写的文献，亦与激进派“打倒帝王将相”的口号相悖。

反驳非历史主义

除了以损害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代价，将意识形态的教条简单地用于历史书写之外，“以论带史”的拥护者同样简单地将所有历史人物二分为两类：遭受激进派批判的统治阶级和受到颂扬的被统治阶级。为了抵制激进派的随意性很强和高度政治化的历史书写方式，翦伯赞及其同行早在1950年代即已提出“历史主义”的方法。

共产党革命后不久，范文澜和翦伯赞等亲共产党的资深史家，即开始反省其在革命年代的历史写作。他们都批评了自己在早期研究中采用的“非历史主义”，转而在1950年代早期提倡历史主义。比如，范在其195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承认他在1940年和1941年完成于延安的《中国通史简编》强调了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的专制和野蛮，却忽视了他们对历史的贡献。他进而承认自己是在“借古说今”，放弃了“实事求是”。比如，他写道，为了将三国时期吴蜀联手抵抗魏国的做法，与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拟，或者将吴国的孙权与破坏统一战线的国民党领袖相比拟，他完全用负面的笔调来描述孙权，这与历史事实并不吻合（范文澜 1954：19—20）。

翦伯赞也批评自己在1949年前的著述中用“以古说今”的方法，来“影射”国民党的做法。他承认，尽管像他一样支持中共的史学家在革命年代的确有理由使用这种方法，这仍然是非历史主义的。他解释道，这种方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的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翦进而指出当时史学界在判断历史人物时的两个非历史主义趋势。一个是“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历史人物”，而不管“具体的历史条件”；另一个是“对于某些当时是积极人物的历史局限性估计不够，而予以过分的或不适当的表扬”（翦伯赞 1952：1—4）。

在这里，翦提出了此后三十年中国史学家均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也就是说，史学家如何协调历史研究客观性的责任和外部强加的政治正确性要求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家，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出于生存和成功的需要，在1949年后很快选择了拥护后者，而牺牲了前者。翦伯赞在历史主义的名义下捍卫历史研究客观性，反映了他对本领域现状的不满及其对本学科的责任，而不管1949年后日益增长的政治上保持一致的压力。

不幸的是，翦在1950年代初批评的非历史主义趋势，在“大跃进”时期再次甚嚣尘上。为了显示其政治正确性及对“阶级观点”的坚持，激进派甚至“彻底否定剥削阶级”，同时将农民阶级提升到一个与近代无产阶级等量齐观的水平。因此，翦在1960年代早期“大跃进”结束后，就不得不在历史研究领域同激进派作斗争，在历史研究中倡导历史主义。在其1961年6月22日发表的文章《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中，翦首先承认“阶级观点”在历史学中的重要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在写历史的时候，忽略了这一点，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但是，翦也批评了某些史学家对农民领袖的理想化，正如他所言：“在写农民战争时，不要忘记农民战争是发生在封建时代，不要忘记农民是小所有者，也不要忘记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农民反对封建剥削、压迫，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农民反对封建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或者说，农民所进行的反封建、反地主阶级的斗争是自发的，不自觉的。”对于农民战争领袖，翦提醒读者，“应该肯定，但不要把他们理想化，现代化，以至把他们说的和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一样。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是有缺点的。不要因为他们有缺点就否定他们，也不要因为要肯定他们，就说他们没任何缺点”（翦伯赞 1961：60—61）。

在另一篇文章中，翦进一步严厉批评了有关历史上社会各阶级的非历史主义观点。翦抱怨道，“为了站稳立场，[我们某些同志]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也只讲革命的一面，不讲反革命派的一面，甚至讲革命的一面，也只讲优点，不讲缺点。好像讲了反革命的一面，或者讲了革命的一面的缺点，就会丧失立场。只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不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已经是一种片面；革命的一面，讲革命的一面，又只讲优点，这就是片面之片面。如果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历史，历史就太简单了，简单到任何矛盾也没有了”（翦伯赞 1962b：96—97）。

翦尤其批评了那种不加区别地否定所有“剥削阶级”历史人物的做法。他感叹，“许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特别对于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帝王将相，即使要肯定他们，也得先骂他们几句，或者在肯定以后，又加以否定。好像不如此，就会丧失阶级立场”。为挑战这种高度政治化的方法，翦断言：“历史主义的对待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也应当区别它的上升阶段和崩溃阶段……相继出现于历史的每一个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都是历史向前发展的一个步骤，都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结果，不能因为它们是剥削制度就一律骂倒。”他声称：“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来，任何剥削制度、剥削阶级都曾经在它的上升阶段起过进步作用。若果当这个阶级、这个制度一出现于历史就反对它们，岂不是反对历史的发展。”（翦伯赞 1962b：94—95）

科学性优先于革命性

在批评极度政治化史学的同时，翦并没回避历史研究如何服务政治需要这个问题。他承认有必要利用历史“为无产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服务”。但他坚持认为，史学为政治服务，并不意味着为了政治斗争的直接目的，“用过去的历史人物来服务，用过去的历史事件来服务”。相反，它意味着“从历史上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阶级斗争的经验，或者是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意味着“用历史上这种经验，劳动创造的经验，用历史的规律性，用历史的倾向性，来替政治服务”。翦这里强调的是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及其不受当前政治需要的影响。在他看来，历史研究可以也应该服务政治，但这么做的前提条件是其体现在历史主义中的自主权。由此，他得出结论，“历史学首先是个科学性，第二就是革命性”（翦伯赞 1978：18—19）。

在1960年代早期，翦并非历史主义的唯一倡导者。另一些著名史家，包括范文澜、郭沫若、吴晗、邓广铭、周一良、周谷城以及黎澍等，也和翦伯赞一道，共同谴责史学中的非历史主义趋势，并在报纸和期刊上发表文章；或与翦合作，为历史课程编写、编辑多卷本的历史教科书和参考资料。然而，在1960年代初，翦伯赞作为他们中间最具影响力的学者而蜚声国内，不但因为他是中国1949年后“三位著名的新史学权威”之一（另外两位是范文澜和郭沫若），并在此领域担任多项要职，包括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学会秘书长和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更为重要的是，他利用其职务及在该领域的影响，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同非历史主义作斗争，以解决非历史主义所带来的问题。他编辑了四卷本的《中国通史纲要》和八卷本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目的是向学生提供具体的历史事实，包括历史上杰出统治者的活动。这两本书被教育部列为各大学的“标准教材”，此后数十年在历史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样具有影响的，是他在1961年至1963年间发表的提倡历史主义的前述数篇文章。他的文章是如此受欢迎，以致于其《关于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在正式发表前就已经在北京学术界广泛传阅。该文发表后，很快赢得史学界“六十条”之誉，在某种意义上堪与中共在1960年代初期正式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相媲美。事实上，正如他的同时代者所言，翦1960年代早期著述的影响，并不限于史学界，更延伸到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哲学家、作家、艺术家们都发现，他对非历史主义的批评，与其各自的领域有关联。由于翦的不懈推广及其他资深史学家的支持，历史主义作为一股“思潮”在1960年代复兴并开始流行。与此同时，政治化的非历史主义思维，尽管在1949年后对众多史学家颇具吸引力，并在“大跃进”时期达到高潮，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这种状况与当时国家的整体政治氛围是一致的。

在某种程度上，资深史家们对“史学革命”的反击，可以被看成是中国进入20世纪后开始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学科化”的延续，这与19世纪欧洲历史学科化的过程非常相似。在此期间，历史书写和教学开始从文学和修辞学中分离出来，职业化的历史教师数量增多，史学家在各自领域走向专门化，以及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den Boer 1998：358—361；Kenyon 1983：144—199；Novick 1998：47—60）。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作为一门专业出现，是由于1910年代和1920年代新成立的大学中设置历史系（最早可上溯到189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的史学堂），招聘历史学教授。这些教授凭借其在中国历史和古典文献方面的专长，或是从西方获得的学位，讲授历史专业课程，培养历史专业学生，出版各种题材的中国历史专著和学术文章，因而闻名遐迩。1949年后，尽管有强加于历史学科各领域的刚性的诠释架构，尽管人们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教条与1949年前自由主义史学家所使用的方法有矛盾，但1950年代前期和中期的历史学科化，加上1960年代再度强调的历史主义，有助于历史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曾在1949年以前一直活跃在各自领域的资深史学家，继续强调历史研究基本技能的扎实训练，掌握各自领域的原始材料，强调历史写作的严谨性和客观性，使历史远离现实政治。尽管他们在思想改造运动后与新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结盟，但所有这些，均暗示着资深史学家共享的自由主义传统的坚韧性。(34)

但是，这种强调历史主义的做法，事实上是史学家捍卫历史学科相对独立性的最后一搏。只有当支持“大跃进运动”的激进主义者在全国性的经济大灾难之后不得不退却时，只有当党内务实的领导者，主要是刘少奇（1898—1969），在1960年代早期采取有力措施纠正“大跃进运动”带来的问题时，翦伯赞和他的同事才能够公开谴责非历史主义及其对史学的损害。毫不奇怪，当经济恢复工作结束时，当他感到刘及其支持者扭转了自己的很多激进政策，对自身的威胁日益增长时，毛泽东立刻发起反击，告诫人们警惕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再次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为回应，历史学领域的年轻激进派，再次发起对知名史家的攻击，并在焕然一新的“史学革命”旗帜下，对历史主义展开质疑。资深学者很快败阵下来，因此，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激进主义再现于史学领域。而关于历史人物李秀成的争论，则是此一过程的一个转折点。

李秀成降清之争

李秀成（1823—1864），亦称“忠王”，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一位主要指挥官。尽管他摧毁了包围太平军首都天京的两座清军大营，尽管他在上海周边地区战胜了主要由西方人组成的雇佣军，李最后还是在天京陷落后被曾国藩的湘军俘虏。在被监禁期间，李作了一篇“自述”，叙自己的军事活动，讨论了其他太平军领袖的优点和缺点，并表达了其愿意劝降太平军在各地区的余部，以换取曾的赦免。然而，数周之后，曾还是处死了李。根据研究太平天国的泰斗罗尔纲（1901—1997）的最初解释，李是假降于曾；他的真实目的是借假降以自存，并寻机发动另一场起义（罗尔纲 1951）。由于没有证据去证明这个假设，罗稍后也放弃了这个说法，承认李投降是真，但认为李的《自述》是情有可原的，声称李写该文件有三个目的：回顾太平天国的历史，保存起义力量，以及劝说曾国藩将注意力转向外国侵略者（罗尔纲 1957）。总之，罗仍然将李视为起义者中的英雄，肯定李秀成的一生。

一位名为戚本禹的文人，在1964年8月的《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挑战罗的观点。他断言，李在被俘后“丧失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因为李奉承曾国藩和起义者的敌人，贬低造反领袖，反复强调其所作所为有益于敌人，最重要的是，还提供了如何劝降其他起义者的具体建议。戚分析道，李的背叛不能简单解释为“农民革命的局限性”，或者他们没有能力去理解封建制度，而只能拥立一个“好皇帝”去替代坏皇帝。他争论道，李的行为是“去拥护坏皇帝，而出卖自己的太平天国”，这并非一个“农民阶级的意识局限”的问题，而是一个“对农民阶级的背叛”问题，他得出结论：“忠王不忠”（戚本禹 1963：19—20，25）。

欲理解为何戚本禹撰写和发表这篇文章，首先必须看一下他的来历。1931年生于山东威海，戚在其11岁时迁居上海，与他父亲居住。在那里，他被“左”倾出版物尤其是毛泽东的著作吸引。1947年还是一个中学生时，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此后两年参加了党的地下活动。1949年后，他在被送往北京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校学习一年，后成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的助理秘书。1958年，在中共内部“反右倾”运动扩大化期间，戚和其他几位基层干部向上级提交了一篇报告，抱怨秘书处内部的问题，被贴上“反党集团”的标签。毛听到此事后，明确支持戚及其同事，并立即将那些曾试图处罚他们的人革职；这个举动加强了戚对毛的忠诚和感激。了解到毛喜欢读史书后，戚下决心在历史上多花功夫，并在数年间培养起写历史文章的兴趣，甚至刻意模仿毛的写作风格。正如其在十六年后承认，他写关于李秀成的文章，其真实目的是想要攻击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彭曾因“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而公开反毛，并因此失去职务。对戚而言，驳斥李秀成来影射彭德怀，是向毛泽东表达忠诚的一个绝佳方式。在他看来，彭背叛毛，正如李秀成背叛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李和彭都晚节不保（徐思彦 2006）。

戚的文章在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尽管该文的文采和写作风格很出色，大部分史学家还是不赞同戚的观点，并对《历史研究》发表这样一篇文章表示强烈不满。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也指责《历史研究》在发表该文前没有事先与他们打招呼。(35)意识到知名学者日益增长的不满，宣传部于1964年9月14日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了一场会议，参加这次会议者有各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主要报纸和学术期刊的代表。大多数与会者都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历史研究》发表该文太过草率；将李秀成指责为太平天国的“叛徒”使作为太平天国的一个大英雄的历史过于简单化。

主持这场会议的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总结与会者的发言，认为《历史研究》发表戚的文章是一个“错误”。作为补救，他提出两个建议：第一，让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在此一期刊发表一篇正面赞扬李秀成活动的文章；第二，刘撰写文章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北京的著名史学家将应邀参加一场非正式座谈会，讨论戚的文章，然后通过杂志发表一篇报告，声明“史学界并不赞同戚本禹的意见”（张传玺 1998：461）。

座谈会很快在近代史研究所举办，有100多名学者参加，几乎包括所有在京的著名史学家。在会上，史学家再次指责了戚对李秀成的“片面”见解。翦伯赞在会上对戚的批评尤为尖锐。他说戚的文章“片面”，因为该文章仅引用了李秀成《自述》中有利于曾国藩的文字，而忽视了不利于曾的内容。此外，翦指责，戚的文章仅仅建立在单一材料的基础上，即李在短短几天内仓促写成的《自述》，而没有利用其他资料；而且戚的观点仅仅建立在推理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对各种相关原始资料的仔细研究的基础上。翦进一步抱怨，戚对李秀成过于吹毛求疵；假如李仅仅因为其生命最后时刻的“污点”而被否定，那么，“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中就没有几个英雄，整个中国通史都须要改写”。最后，翦公开批评戚文的真实目的：“中央提出要抓‘阶级斗争’，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这是指现实中的斗争。不是什么事都扯到古代去。戚本禹的动机是好的，是想通过批判李秀成谴责‘变节’。可是不能牺牲李秀成……忠王是农民革命英雄，有缺点，但不应苛求。”（张传玺 1998：463）

紧随这两场会议，一系列颂扬李秀成的文章发表于报纸和历史杂志上。例如，两篇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都讨论了戚“使用无产阶级标准”去评价“封建时代农民革命领袖”的错误，忽视“时代和[农民]阶级局限性”（周衍发 1964：32），或者“把我们时代所熟悉的某些东西强加到前一个世纪农民领袖李秀成的身上去了”，“脱离了当时中国农民的历史条件”（康右铭 1964：72）。另一篇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文章声称，任何人在评价历史人物及区分其一生主次的时候，都必须采用“历史主义的态度”。最后得出结论，在太平天国首都陷落前，李首先是一个“农民革命领袖”，他在首都失陷后投降敌人在其一生中只是次要的。另一篇发表于上海《文汇报》的文章详述了李秀成“对太平天国的伟大贡献”，强调李对洪秀全的忠诚及其对人民的恩惠，并指责戚本禹“片面夸大李秀成的错误思想，曲解《自述》的某些内容，他对李秀成的评价是不公道的”（茅家琦 1964：130）。

罗尔纲也在1964年7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驳斥戚。在这篇文章中，他重申和“证明”了他早期关于李秀成的“假降”的观点。他将李秀成的行为描述成“苦肉缓兵计”。根据罗的新解释，李秀成“故意”写了大量污蔑自己和其他起义军领袖的话，以赢得敌人的信任；而他真实的目的，则是延缓敌人的军事进攻，使起义军有足够的时间转移到中国西北地区，然后攻占华北平原。罗进一步指出，曾国藩实际上已经“落入陷阱”，因为他的确停止了追捕“幼天王”（洪秀全的儿子）及其追随者，而且他也确实像李秀成在其《自述》中建议的那样，向清朝皇帝提出大赦和收编起义者的建议。罗由此得出李秀成“根本没有投降”的结论（罗尔纲 1964：66）。

肯定李秀成的意见由此开始流行。在著名史学家和中央宣传部的压力下，受挫的戚本禹写了一篇“检讨”，承认自己所犯的夸大李秀成问题的错误。然而，正是这时，毛的妻子江青将戚的文章交给了毛。读过三遍后，毛赞扬了这篇文章，并在结尾处写了十六个字的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徐思彦 2006：21）江青很快会见戚并告诉他：“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主席看了，表扬了你，说你给党立了一功。因为你的文章里提到了叛徒问题，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同上）江青进而鼓励戚继续写此类题材，并向从1930年代后期即赢得毛信任的党内知名理论权威康生（1898—1975）寻求帮助。事实上，当时毛关心的叛徒问题，已不再是被驱逐出党的彭德怀，而是已经变成毛的新攻击目标的刘少奇及其在党内的支持者。

因此，戚停止写检讨，并着手写第二篇关于李秀成的文章。同时，在毛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在1964年7月24日转载了戚1963年8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文章。一个月后，该报发表了戚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在此文中，戚驳斥了当时的主流观点，即认为相对于他对太平天国的贡献来说，李秀成的错误或变节是次要的，总的来说，李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英雄”。他严厉批评了作家、艺术家和史学家间流行的“歌颂”和“美化”李秀成的趋势。戚引用毛泽东关于革命者与反革命者之间的区别不能混淆于革命队伍内部的功绩与污点或正确与错误之别的观点，认为，一旦李秀成投降，他就从革命者变为革命的敌人，功绩与污点的区别只适用于革命者而不再适用于李。因此，关于李的错误相对于其成绩而言是次要的假设，是毫无根据的。戚断言，李秀成的变节永远不能得到宽恕，李也永远不能被视为革命者；否则，中国历史上的其他背叛者，从明末的洪承畴和吴三桂到民国时期的汪精卫，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卡尔·考茨基都可以被宽恕，乃至被看成是英雄（戚本禹 1964）。

这里，我们不必去追究李秀成的投降行为到底是真是假。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戚本禹对李所作判断的依据。肯定李秀成的史学家主张，不应该将农民革命领袖视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并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行为。为回应这种观点，戚承认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不应该忽视“具体的历史条件”，他认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当时，肯定李的史家都认为，李秀成对太平天国的贡献，是认可李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基础。然而，在批驳这个观点时，戚的唯一依据，是引用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的上述几句话。换言之，戚事实上的确是使用毛为中共制定的标准来评价李秀成，将他贴上叛徒的标签，并彻底否定他。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戚写第二篇文章的动机。如上所述，戚的政治意图在他的第一篇关于李秀成的文章中就已经非常明显。然而，他在撰写此文时，并不明了毛需要的是什么，也不清楚毛的斗争目标是谁。他写那篇文章的动机，仅仅是出于表达自己对毛的忠诚，并渴望得到毛的欣赏。然而，当他在江青的指示下并在康生的帮助下写第二篇文章时，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政治议程。他深知他的文章将被毛用于政治谋划。正如事实所证明的，两年后，当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免除刘少奇的职务时，其主要借口，便是刘曾在1920年代“变节”。作为对其两篇关于李秀成的文章的奖赏，戚很快被提升到《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的位置。该杂志是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唯一杂志（霞飞 2005）。

在戚本禹于短短一个月内（1964年7月24日至8月23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两篇长文之后，便不再有史学家公开为李秀成辩护。此后，在报纸和历史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都一致对戚表示支持，并重复戚的观点。他们攻击李为“完全丧失革命气节”的“投降者”（苏述 1964：85），“彻底背叛了太平天国革命并真的投降敌人”（史真 1964：170；亦见李炎巨 1964和倪墨炎 1964）。他们同意，李秀成的自供，是“一个真正叛徒的告白”，而不是一个“革命文献”（喻松青 1964）。在批评者看来，罗尔纲对李秀成的辩护，反映了罗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炳然和大可 1964），或其历史研究中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肤浅性”（江汉 1964：159）。

“史学革命”的继续

李秀成变节之争的后果是复杂的。它不仅使李投降属实的观点甚嚣尘上，更重要的是，它造就了激进派在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霸权。对史学家而言，讨论中国农民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或统治阶级“杰出人物”的“进步方面”，都不再适当和合法。为表明正确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任何人都必须毫无保留地颂扬农民阶级和农民革命领袖，同时彻底贬低包括其叛徒在内的敌人。因此，激进派在一个新的“史学革命”名义下获得了反攻资深史学家的机会。不像上一次的“史学革命”一开始便受到资深史家的控制，且自始至终在该领域占据支配地位，1960年代中期复兴的此场“革命”，很快展开了对资深史学家的全面进攻。它也构成“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起源和重要前奏。

作为“史学革命”复兴的肇端，戚本禹于1965年10月8日在《红旗》上发表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反驳来自诸如翦伯赞和其他资深史学家对激进史学的指责。他攻击翦的历史主义，并与所谓“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相比较。如戚所言：“那种脱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根本谈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企图用一种离开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来补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偏’，救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弊’，那只能是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戚本禹 1965：16）

戚进而谴责那些对激进派有关统治精英和农民起义的论述表示不满的资深史学家。戚声称，所有的封建地主，不管他们是生活于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还是下降阶段，都是“农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有剥削和压迫就有骂和反。”因此，戚继续写道，秦汉两朝的农民（即中国“封建”社会早期阶段的农民）咒骂地主和反抗封建主义的行为是正确的；今天无产阶级同样拥有咒骂和反抗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的权利。虽然戚承认封建社会的农民是“小私有者”，存在“狭隘、散漫、保守”等缺点，但是，他对认为农民起义者与封建贵族一样都只对“成为新贵族、新皇帝”感兴趣的观点提出质疑，声称，相对于“均贫富”、“等贵贱”、“有田同耕”、“有饭同吃”等农民革命的口号而言，他们思想中的封建因素是次要的。将农民起义描述成仅仅为了“升官发财”的做法，是“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歪曲”（同上 19）。

最后，戚反驳了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置于“阶级性”之上的观点。他坚决主张，“没有阶级性，就没有历史研究”。在他看来，所有过去的统治阶级，都从其本阶级利益出发去解释历史，甚至故意歪曲历史发展的真相，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对资本主义史学家而言，标榜“超阶级”或“纯客观”，只不过是在历史研究中“掩饰资本阶级阶级性”。他得出结论：历史研究是一个“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领域，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勇敢地去占领和巩固历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切阵地”，并必须“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研究历史（戚本禹 1965：22）。

这里之所以详细描述戚的文章，是因为它的发表对于“文化大革命”前夕在历史研究领域所发生的一切具有特别的影响。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对这篇文章的反应。在其1965年12月21日的杭州讲话中，毛告诉他的听众，“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王学典 1998：52）。(36)数年以来，毛一直努力寻找一个突破口，赶走政府高层中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最终决定从处理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着手，尽管他自己曾对海瑞这个因不留情面批评皇帝而遭废黜的明朝忠臣很感兴趣，并赞扬了他。在毛看来，这部历史剧的真正目的是攻击毛，因为他曾罢免了像海瑞一样坦白批评统治者的彭德怀。翦伯赞起初并不清楚毛的意图，因而批评了上海作家姚文元，因为其最近的文章公开批评了吴晗及其历史剧将明代忠臣描述成为一个代表着贫困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因此用“阶级调和”观点取代了“阶级斗争”观点。翦对姚文的评价与北京市长彭真、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的评价如出一辙，后两者都拒绝在北京的报纸上转载姚的文章：吴的问题是一个学术问题，而姚则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相混淆。因此，毛对所有那些试图压制姚文在北京和全国传播者感到不快，鼓励戚本禹“点名”批评他们。

因此，戚本禹在《红旗》上发表了另一篇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随后在1966年3月25日由《人民日报》转载，点名批评了翦伯赞。戚声明，“在史学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坚持历史唯心主义，坚持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史学方向的一方，吴晗同志是一个挂帅的人物。此帅之外，还有一帅，这就是翦伯赞同志”。在回顾翦同激进派在各种历史问题上的争论后，戚将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概括为“二反二保”，即“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历史，反对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保护‘史学即史料学’、‘为历史而历史’的资产阶级历史观点，保护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农民革命的封建王朝史学体系”。戚总结道，所有这些，都是“现实的阶级斗争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戚本禹 1966a）。

但是对翦伯赞的攻击并没有到此为止。高层正在进行的政治斗争，对激进派推进“史学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使之成为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对于彭真试图通过执行一个新制订的学术讨论规则（即《二月提纲》），而将关于海瑞的争论限制在学术层面的做法，表现出极度不满，在1966年3月17日至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下评论：“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苏双碧 2005：13）毛的意思很清楚：关于海瑞和其他历史问题的讨论并非仅是学术问题，而是反映了学术领域的阶级斗争，其本身也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

毛的讲话导致新一波对翦伯赞的攻击。例如，仅《人民日报》在1966年6月就发表了四篇批判翦伯赞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提及翦伯赞的名字时不再称其为同志。换言之，他们不再视其与翦的争论为“人民内部矛盾”，而是将翦视为敌人。最后，在1966年12月15日“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戚发表了第三篇批翦的文章——《反共知识分子翦伯赞的真面目》。文章首先解释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必须对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的反动学阀、反动学术‘权威’，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文章指责道：“翦伯赞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学阀，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一个头目，是旧北京市委、旧中央宣传部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平演变路线的一个重要角色。”(37)在列举了翦的政治行为后，戚污蔑翦在1949年前“为蒋介石法西斯政权摇旗呐喊，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1949年后又“竭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又充当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御用文人”，戚断言：“他三十几年来没有一天不与人民为敌。”（戚本禹 1966a）

伴随着媒体攻击，还有反复召开的批斗会上遭受的身体虐待和当众羞辱。在短短的三个月内（1966年6月至8月），翦伯赞被此类大会传唤超过一百次，某些批斗会的听众达到上万人。在这类批斗会上，翦在遭受红卫兵的谩骂和殴打的同时，必须保持站立姿态数个小时。他的房子被没收，家具被砸，书籍被抢。但是毛真正的目标并非翦等“学阀”，他们只不过是替罪羊，来煽动激进派，并为实现毛的目标制造“舆论”或政治氛围：将自己真正的敌人（“资产阶级当权派”），从中共高层逐出。因此，一旦这些敌人被打倒，毛就发现没有必要再认真对待这些替罪羊。196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作出“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决定的同一场会议上，毛宣布了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给出路”政策，如他所言：“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敬他们的人格。”（散木 2006：43）讲话后，针对翦的批斗会消失了，翦在北京大学校园分配到一所破败的房子，每月的津贴上升到120元，这是普通工人月薪的几倍。(38)

因此，史学家的命运与高层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在整个“史学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毛的个人意愿，或其对政治斗争的需求，在型塑事件的方向和结果方面，远胜于其他任何因素。通常是在他直接或间接指示下，激进派发起论战，发表文章，或者采取其他行动，针对性地攻击某些学者。这再次证明，毛的真正兴趣，不是攻击史学家或有争议的历史问题，他只是用辩论去制造一种支持自己观点的“舆论”，并为进一步攻击其真正的敌人铺平道路。

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之外

党内高层的权力之争，并非导致“文化大革命”前夕“史学革命”复苏的唯一原因。同样重要的，还有自1950年代以来存在于功成名就的史学家和此领域的新手之间的分歧。要了解这个“代沟”，我们首先要审视尹达发表于1966年1月《红旗》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据尹所言，绝大部分资深史学家在1949年前国民党统治时期接受了“封建和资产阶级史学”的训练并进行此种风格的研究，而在此后仍然保持着“资产阶级史学家”遗风。这篇文章进而将资产阶级史学家分为两组：右翼，即那些在1949年前直接攻击马克思主义并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辩护者；左翼，即那些对国民党统治不满并与中共联合者。尹写道，共产党革命后，这两种人似乎都愿意研究马克思主义，表面上都放弃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但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历史思维”仍然未变。尹断言，在参与学术讨论时，右翼佯装支持党的学术政策，甚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面目出现，“表面上满篇[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辞句，实质上却力图阉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的核心”。他们“企图垄断史学论坛”，其行为一如“学阀”。他们抵制马克思主义，批判“以论带史”的观点，在贬低农民阶级的同时，为“帝王将相”辩护（尹达 1966：4—6）。尽管这篇文章没有点任何一个右派史学家的名字，但很明显是针对所谓右翼的代表翦伯赞，因为翦一直反对“以论带史”，驳斥过分简单化历史人物最为活跃的分子。

尹进而批判了左翼史学家。在他看来，这些人不一定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左翼在1949年前与反动史学家所作的斗争功不可没，但从那以后便失去了“革命传统”，“停滞不前，日益僵化”，并且长期“潜伏”在其思想中的“旧思想、旧作风”也开始滋长。其中某些人变成“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的俘虏，成了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作风的义务宣传员和推销员”（尹达 1966：7）。尹也没有指名道姓，但很明显是暗示诸如郭沫若、范文澜等史学家。这些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激进派的攻击，但得益于他们同与毛的个人友谊及毛的庇护，在政治上仍然幸存下来。

尹达不仅将资深史学家视为非马克思主义者、资产阶级学者，质疑他们的学术，还进一步将他们与1949年后成长起来的“革命的青年史学工作者”作比较。在其看来，青年史学家们代表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因为他们“敢于向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史学传统宣战，敢于颂扬历史上的劳动人民，敢于蔑视历代的帝王将相，敢于打破帝王家谱式的封建王朝体系”。文章继续道，但是“学阀”试图压制青年史学家，对他们“冷嘲热讽”和“肆意谩骂”，并嘲笑他们“幼稚、无知、空洞”。另一方面，“学阀”们视少数亦步亦趋的追随者为其传人，称赞他们的才能。据尹所言，左翼亦是如此。他们自己已成为封建的、资本主义思想的信徒，而不是发扬革命传统帮助青年史学家，他们对于青年史学家的所作所为，是将其推向右翼一边。

尹达的文章值得在这里加以讨论，是因为该文正确地指出了自1950年代以来存在于新、老两代史学家之间的分歧。作者将老一代史学家等同于资产阶级学者，而将新一代史学家等同于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无产阶级学者，并由此将两代人之间的斗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是否如尹达所说，两代史学家间的紧张，仅仅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冲突的结果，甚至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该领域的阶级斗争的表现。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资深史学家和青年“历史工作者”对抗背后的原因到底还有什么？

首先，有必要注意的是，在连续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几乎所有在共产党革命之前就已经建立起学术地位的史学家，都不得不自愿地或不情愿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其研究和写作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方法；公开反对者几乎没有。例如，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对史学家而言，不再可能坚持传统的方法，以支撑其学术；他们根据中共提倡的解释架构，一致强调反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是近代中国的主题，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西化改革；他们都将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的民众反抗，视为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同样，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史学家们也都严格按照从原始社会至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演进历程，来重新诠释中国古代史，而且，他们尤其关注每个朝代的农民起义，以及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因此，断言这些史学家在1949年后仍然坚持传统的“资产阶级历史观”是不公平的。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在1949年后的历史著述中，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运用到写作中的史学家，主要局限于接受上述诠释框架。其中做得最好的，甚至能频繁地引用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来证明自己运用马克思主义写作的能力。但是，很难说清楚，这些史学家是否完全理解经典著作中的原则和表达，或者他们是否真正相信标准教科书中强加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和理论。毫无疑问，的确有一些史学家认真理解马克思主义，能够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相当复杂的历史解释，与他们从历史教科书中所学得的之间不一致，常使他们感到迷惑。对他们而言，发表独立的与标准历史表达不一致的观点，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其余的人（更确切地说，是绝大多数史学家）只得被动地接受中共的官方解释，他们没有别的选择。而声称他们的作品——不管是出自该领域资深史学家之手，还是出自新手——代表了真正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因此，资深史学家和新人之间的紧张，并不一定像他们宣称的那样，反映着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抗。资深史学家在判断历史人物或现象时，捍卫历史主义，或者客观性，重视历史资料，与其说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要求”的信仰，还不如说是他们将捍卫自己的专业，将确立自己学术声誉的历史研究当作一门严肃的职业。换言之，资深史学家抵制“厚今薄古”和“以论带史”口号的做法，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口号违背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因为，在这些口号下轻视严肃的历史研究，将会大大贬低他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因此削弱他们学术权威的地位。出于同样理由，年轻的激进派们热心于“史学革命”，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比资深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或毛的意识形态更感兴趣，更可能是因为这场革命强调他们为之着迷的，或者通过这场革命容易获得的东西，即他们的“红”，亦即正确的阶级意识，并愿意运用高度简单化和教条化的“理论”为政治服务，更进一步说，是因为这场运动贬低了他们所缺乏的，即“专”，或严格的史学训练。简言之，“史学革命”为其提高自身地位，缩小与功成名就的史学家之间的差距提供了一条捷径。

因此，隐藏在资深史学家和年轻激进派之间紧张背后的原因，与其说是思想冲突，还不如说是挑战或捍卫各自的知识背景，各自的社会资本，以及各自在历史研究领域权力关系中的地位。而该领域“学术权威”之区别于新手的地方，主要在于他们在该领域所接受的严格、扎实的训练，以及他们已经发表的“纯客观的”和“纯学术的”作品；正是在这一套知识和专长的基础上，他们建立起自己在该领域的声誉，并赢得了社会以及政府部门的尊重。这类“社会资本”使他们能够维持其在各自专业领域的优势地位，亦维持了其在院系内与青年教职员工和教室中的学生在日常关系中的强势地位。因此，他们必须回击史学政治化，或者贬低历史知识的做法，以维护其学术和社会声望。

青年教师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当专业训练和学术成就成为决定一个人在该领域的地位和在本单位的位置的主要因素时，他们无力与资深史学家竞争。但是在激进时期，他们的“红”的优势，足以弥补其“专”的不足。不像资深史学家绝大部分来自富裕之家（即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在1949年前接受了“资产阶级”教育，并且在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下进行历史研究，许多激进的年轻人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并在1950年代接受了社会主义教育。换言之，他们在阶级意识方面相对于学术领导者具有先天优势。当“史学革命”开始时，他们发现在“厚今薄古”和“以论带史”的名义下，拥护史学政治化能够迅速获得权力。因此，他们极度热情地参与这场“革命”。

自然，在撰写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史时，他们倾向于范文澜在1940年代首创的浪漫主义的风格（见第三章），并希望将这种浪漫化的历史叙事模式推向极致。然而，不像范文澜在1949年前后一直在其著作中承认农民起义的“落后”，激进派则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起义的领袖理想化为完美的英雄，并忽略其行为中任何有损其正义革命者形象的消极方面。同时，他们将起义者的敌人丑化为恶人。清朝的统治精英被谴责，不但是因为其镇压了农民起义，而且因为他们属于封建统治阶级这个简单事实。同时，所有形式的来自西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影响，都跟帝国主义挂上钩，认为不利于中国进步，且应对中国陷入半殖民地负责。这种简单将历史人物二分为善、恶，及由此而将中国近代史描述为这两种敌对力量的一系列斗争的做法，很好地满足了年轻激进派的要求；它使激进派在与资深史学家的斗争中表现出其在政治思维方面的独特优势，同时，弥补了他们在该领域专业训练方面的不足。

概括地说，两种相互作用的动力（dynamisms），界定了预示并在稍后变成“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史学革命”的走向。一是毛为谋求主导地位而展开的党内政治斗争。毛区别于党内其他领导人的地方，不但在其对历史的偏爱，而且在于他能熟练地利用历史来为其与党内政敌斗争服务。他直接或间接向那些负责宣传工作并愿意服从他的人传递信息，从而发动和指导了“史学革命”。后来，他采取同样的方法发动和推进了“文化大革命”，从而避开了来自其对手的阻挠。他政治上的深思熟虑和手腕，不仅决定了“史学革命”的展开，同样也决定了资深史学家和激进派年轻人的命运。他对介入这场“革命”的个人的态度，关系到其生死、显达。

另一个动力是史学家之间的分歧。在毛为了其政治目的而利用激进的年轻人去攻击功成名就的史学家的同时，年轻史学工作者和资深史学家都根据各自的利益回应这场革命。在形成各自对“史学革命”的策略时，他们在专业上的特长和缺陷、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立场以及在现存权力关系网络中的不同地位，与他们所谓的思想信仰相比，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旦他们全身投入这场运动，并根据其自身利益作出反应，运动就会自发运转，经常会超出发动运动的政治领袖的预期和有效控制。毛不得不采取相应的行动，排斥最狂热的积极分子，并“解放”某些被攻击的牺牲品，以确保这场革命能在自己的掌控下继续进行下去。因此，欲充分理解“史学革命”及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政治领袖的操纵和这场运动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都必须被纳入考虑之中。

第六章　挑战革命正统：1980年代的“新启蒙”史学

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解放思想”，一场后来被称之为“新启蒙”的学术潮流，也应运而生并盛行一时。在过往的十年运动中，由于亲历了全国性动荡甚至政治迫害和身心摧残，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彻底反思激进主义狂热和非理性背后的原因。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党内民主的缺失以及对人性尊严的践踏，都与近代中国未能全面开展一场智识“启蒙”有关。在他们看来，在1910年代晚期和1920年代早期的五四运动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民主与科学的宣传远远不够，在帝国主义侵略阴影的笼罩之下，它很快就让路给更为迫切的“救亡”任务。因此，共产党革命之后，中国政治和社会中的“封建余孽”仍能得以生存和复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尤甚。为消除这种痼疾，并防止“文化革命”再度发生，他们呼吁对中国一度中断且尚未完成的“启蒙”进行“补课”。不同领域知识分子的“新启蒙”目标也有所不同。从事哲学、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热烈讨论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人道主义问题；他们倡言人的“自由”和“解放”，拥护科学主义、文化多元和世界大同，攻击儒家传统中的保守态度。从事政治学和法学研究的学者谴责领导“权力过分集中”，提倡“分权”，建立责任政府，主张言论自由，保护人权和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参见汪晖 2003：155—181，215—216）。

但是，新启蒙运动不仅要跟毛式的过去诀别，更要延续在“文化革命”中一度被中断的自由主义传统。正如我们在本章所见，运动中最活跃的成员，主要是在共产党运动之前成长和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属于“后五四”一代，例如文学评论家周扬（1908—1989），便曾在1980年代早期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辩论中起到关键作用（Goldman 1994：119—120）；作家巴金（1904—2005）则强烈谴责“文化大革命”中对个人尊严的侵犯。但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死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即使能够幸存下来的，到1980年代早期已入暮年，心力交瘁，少有学术成就。因此，大多数新启蒙运动的领导成员是解放前的一代，当“文革”结束时，大都是五六十岁（也有七十来岁的，这种情况较少）。与解放后一代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统教育不同，解放前一代的知识分子接受的思想较为多元，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等等。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文革”期间成为造反派主要人物，但其他人仍保持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尽管他们1949年以后在表面上忠诚于党。就像后五四时代的前辈一样，这些知识分子既是马克思主义者，相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同时也是自由主义者，厌恶毛派的激进主义的过分行为，诸如专制，个人崇拜，缺乏独立思考，使用暴力，侵犯人权等。

因此，对于热情参与新启蒙运动的史学家来说，书写中国近现代史首先意味着要驳斥“文革”期间占主导地位的激进史学。在谴责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政策和支持邓小平的改革的政治议程的推动之下，新启蒙运动史学家也未能免俗；一如其力图否定的革命史学，他们对历史的解释，也充斥着意识形态的烙印。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的使命是为现实需要而重新解释过去。在意识形态上信奉马克思主义并且在党治国家的官方机构工作的史学家和研究者，发现很难去挑战在共产党革命之后由共产党支持了几十年的解释架构。因此，虽然他们不情愿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及革命叙事，并试图凸显那些契合自由主义历史诠释架构的事件和人物，但迫于现实，又不得不在二者之间作出折中。这在他们对近代中国“基本主题”和主要事件的重新解释里，尤为明显。

挑战正统史学

革命叙事遭受质疑

对革命叙事的挑战，首先来自吉林大学的李时岳教授，在同行眼中，他率直坦白，口才文笔俱佳。1980年，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该文写道：“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中国前进的几段重要历程。”他在文章一开头的这一提法，立刻将他对近代历史的理解，跟标准的解释区分开来：在李氏的新架构中，作为革命叙事核心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遭到遗弃，取而代之的是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而在“文化革命”之前以及

“文化革命”中的正统史学和激进史学中，这些事件被视为对革命活动的反动或被认为有损于革命活动而遭到谴责。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李氏在策略上尽量避免正面抨击在1980年代早期仍具合法性并占主流的正统叙事。相反，他着重批驳在“文革”之后已经丧失合法性的激进史学。例如，在重新评价洋务运动时，他就质疑激进史学之所谓“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仅仅起了加速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的论断。他指出，洋务派创办的军事企业，如兵工厂和造船厂，主要是为了“夺洋人之所恃”，民用企业则有助于和洋商争夺市场，挽回“利权”。李承认洋务运动中的改革措施是“有限的”、“肤浅的”，主要是为了“维护现存政权”。然而，与清廷的保守派相比，洋务派领袖是“开明的”、“进步的”，因为他们承认中国军事、工业和科学的落后，愿意向西方学习（李时岳 1980：33—34）。

李进一步驳斥激进史学将维新变法等同于“改良主义”。在革命话语中，该词意味着在没有根本颠覆现存政治体制的情况下做细枝末节的改革，因此，在本质上是反动的。他认为，1898年的维新变法不是保留半殖民地半封建体制；相反，它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并且它采取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封建顽固势力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形式。李写道，“运动的最终目的是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独立的、民主的、资本主义改革”。改革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维新派试图将中国从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所造成的民族危机中“解脱”出来；它也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因为维新派通过出版物和各种组织“宣扬资本主义新文化，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李时岳1980：36—37）。

最后，李氏谴责激进分子贬抑辛亥革命和坚持“立足于批”的原则。李抱怨说，激进分子忽视辛亥革命，仅仅是基于一种假设：革命者代表的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这个剥削阶级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劳动者利益，并且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前途。李争辩说，坚持“立足于批”的原则，实际上意味着否认历史上任何非劳动人民取得的进步，否定共产党革命之前的所有革命。在他看来，1911年的辛亥革命代表着“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的最高阶段”，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但要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也要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甚至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以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革命派政治思想的结晶，因此，在当时“体现了当时时代智慧的最高觉悟”（李时岳 1980：37—38）。

应当指出，李的文章貌似驳斥“文革”期间的激进史学，而实际目的是抨击自1950年以来正统史学所倡导的革命叙事一家独大的局面。与正统史学家将反帝反封革命视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不同，李将帝国主义侵略危机之下的一系列的“救亡”事件定义为主题，包括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正如其所说：

从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救亡始终是历史的主题。洋务派宣称，由封建统治者进行某些枝节的改革可以臻中国于富强。维新派认为，中国的富强有赖于根本的改造，但这种改造不必须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革命派坚信，只有推翻封建统治，才能改造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紧迫的民族危机要求人们对不同方案迅速作出选择，不断地抛弃被证明的旧方案，接受、实验新方案。政治潮流于是一浪高过一浪，飞快地向前发展……（李时岳 1980：40）

显然，李将上述三个运动描述成为“救亡”的主要进步阶段，这种中国近代史主线，与正统史学之强调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的革命主题截然不同。确切地说，李时岳并没有完全忽视革命史学中的核心事件太平天国运动。他在文章的开头讨论洋务运动时，也提到起义，但是却把它视为导致洋务运动兴起的前奏。李写道，“农民战争打击了腐朽的贵族势力，给予地主阶级改革派掌握权柄的机会。掌握了权柄的改革派镇压了农民战争，成为新权贵。新权贵懂得‘师夷长技’的必要，洋务运动于是发轫”（李时岳 1980：32）。根据他的观点，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意义重大，仅仅是因为通过镇压叛乱，使具有创新思想的疆吏如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在清朝官僚系统中获取地位，后来又启动了各种自强方案。

尽管如此，为了避免正统历史学家的抨击，李跟革命叙事相妥协，将太平天国运动作为近代史的“四个阶段”之一。正如他指出，“一八四〇年到一九一一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孕育着后一个阶段，前后紧相连接。前一阶段的运动尚未结束，后一阶段的运动也已萌发；后一个阶段的运动已经开始，前一个阶段的运动尚留尾声，前后交错”（李时岳 1980：40）。但是，太平天国起义不是体现近代史“主题”的历史事件的组成部分。出于后面将要解释的原因，革命叙事的另一个主要事件义和团运动，在李的叙事体系中完全被遗弃。

“向下沉沦”抑或“向上发展”

为进一步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叙事建构划清界限，在此后数年，李时岳进一步发表文章，阐述他的主题。他在1984年发表于《历史研究》的一篇文章中，公开挑战革命叙事，质疑胡绳“三次高潮”论的合理性。在他看来，近代中国只有两次真正的革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义和团运动基本上是“反八国联军侵略的民族战争”，和1840年的鸦片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一样，都属于同一类别的国际战争。他进一步批评革命叙事忽视社会经济，将“武装斗争”或革命当作唯一的阶级斗争形式，而没注意到革命发生之前业已存在的其他斗争形式。

在他重新定义的中国近代史中，有“向下沉沦”和“向上发展”两种历史趋势：前者指中国由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或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如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直到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中国一次又一次被帝国主义势力挫败；后者则是指中国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或者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化，如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活动，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李时岳和胡滨 1981；李时岳 1984）。李认为，这三个运动“代表着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不同政治路线”。每一阶段的运动“后者否定前者，但又各自反映着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这个同一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李时岳 1984：125）。因此，李的新解释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否有助于或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李判断近代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为讨论方便，我们可以将其新思路称为资本主义建构。

淡化农民起义，并歌颂晚清时期以现代化改革和革命形式所从事的“救亡”的探索，李时岳实际上否定了1950年代以来形成的中国近代史学的革命叙事，在某种意义上回归到蒋廷黻以及民国时期其他的自由派史学家所倡导的现代化叙事。后者也不赞成民众暴动，认为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由精英主导的改革，是“救国救民”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见第二章）。虽然李并没有用“现代化”来描述晚清中国的总体趋势，但是他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使得他的解释架构实际上和蒋廷黻的现代化建构没什么两样。

李的新解释在几个方面是标新立异的。在革命建构中，“半封建半殖民地”是不可分割的；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意味着一个“向下沉沦”的过程。在此背景之下，与其他因素相比，帝国主义更得为这种沉沦负责；只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能终结这一过程，也才能代表着中国近代史的“向上发展”趋势。然而，在李氏的资本主义建构中，“半殖民地半封建”被割裂开来。中国向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过渡取代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代表着中国近代史的“向上发展”趋势。帝国主义则成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因为它“促使中国封建经济结构解体、促使中国发生资本主义的作用”（李时岳 1984：124）。更令人惊讶的是李的“主要历史人物”说。在革命建构中，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群众是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代表人物，正是他们的革命和起义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在李的资本主义建构中，具有革新思想的官僚和知识分子以及新兴的资产阶级，这些在革命意识形态中属于“剥削阶级”范畴的人，则成为近代中国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及资产阶级革命，使中国有可能走上现代化历程。

通过重新界定中国近代史的各个阶段和强调“向上发展”的历史事件，李时岳提出了一个关于近代中国的新叙事，它不仅同上面阐释的革命叙事相抵牾，而且同蒋廷黻在1930年代所构想的现代化叙事也明显背离。尽管蒋廷黻和李时岳一样，凸显晚清的现代化改革，但是他刻意强调这些尝试的失败，并指责造成失败的统治精英中的保守派。总的来说，蒋廷黻将晚清的事件描绘为一系列的挫折和屈辱。充斥在蒋作品中的悲观论调，反映了蒋对1930年代中国现状的失望以及对他为近代中国所做工作中失败背后原因的困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氏书写历史，有着不同的目的，亦即去寻找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证据，以为1980年代所进行的经济改革辩护。因此，尽管他承认近代中国有一个“向下沉沦”的趋势，但是他真正强调的则是“向上发展”的主题。换句话说，在新解释中，他试图解释和凸显的是他认为有利于近代中国发展的积极因素。因此，指导李对近代中国历史表达的，是其叙事模式中的乐观主义。

真假马克思主义？

鉴于其激进地背离革命叙事，李时岳的资本主义建构招致正统史学追随者的强烈批评，毫不令人生奇。曾在1950年代提出“三个革命高潮”说，现今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在其新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阐述他原来的观点，在其《序言》中，公开反对李的建构：“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胡绳 1982：4）但是，他并没有指出不同意的原因。最尖锐的批评来自《红旗》中的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作者祁龙威谴责李背离马克思主义，放弃阶级分析方法（祁龙威 1982）。后来，他进一步谴责李氏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倒退到“旧史家的错误观点”上去（祁龙威 1984）。

在回击中，李时岳讥讽对手的批评攻击好似“教条主义和极左政治”的复活，而对手的诬告和人身攻击，则如同“文革”期间“打棍子”和“戴帽子”的再现。他认为，对他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指责，实际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对手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单化”、“教条化”和“绝对化”。为捍卫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新解释，李主张历史研究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这两个词汇是当时最时髦的口号，由邓小平提出，用以证明1980年代早期的经济改革的合理性。李抱怨说，中国的历史研究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都存在研究对象和方法“老化”的问题。他写道，“对现实的新理解不能不引起对过去历史的再认识，这既是历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然而，他继续说，“民主革命时期对历史的某些未必正确的理解长期凝固不变，成为‘框框’，阻碍着人们的视线”。他得出结论，只有打破这些成见并按照中国的新现实解释历史，史学才能更新，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改革时代的需要（李时岳 1982：3）。

因此，李时岳论点的优势，在于他完美地迎合了改革时代的主流话语，后者致力于打破教条式马克思主义，为当时的经济改革呐喊。他呼吁在后毛时代从拥护改革的政治角度重新诠释历史；这对那些习惯于中国史学的实用传统，即强调历史服务于现实需要的史学家来说，是自然而然的。后来，李也承认，促使他重新考虑近代中国的西化改革，如洋务运动等，正是因为1978年以后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李平生 1988：29）。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试图运用历史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辩护，同时运用当前的政策证明近代中国现代化和西化改革的合理性，因此，李的新解释与他所挑战的激进主义或者“极左”的作品一样，均属实用主义。只不过是激进派运用历史为毛的政治服务，而李的新解释则是支持颠覆遗产的改革。

李时岳的文章激发了新一轮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历史分期的讨论。在参与者中间，坚持传统的“三次革命高潮”说，以及赞成李的“四个阶段”的人都相对较少。大多数人介于二者之间，相应地将中国近代史分为不同的时期（可详参曾景忠 1985；梁景和 2007）。由于迎合了后毛时代中国改革导向的话语，李时岳的资本主义建构赢得了对过时的革命史学业已厌倦的公众和史家的支持。然而，在1980年代的绝大多数时间内，他饱受诟病，甚至受到政府中保守派和坚持革命建构的史学家的政治攻击。然而，正如下章所述，从长远看，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随着市场经济的最终占据上风，资本主义建构也通过不断的修订和完善，最终在1990年代确立起在史学中的主导地位。相反，革命史学则退出历史舞台。

卖国还是爱国：重新评估洋务运动

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的讨论，伴随着对晚清和民国时期主要历史事件的重新评价。在历史学家中间，分歧较大的是对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重新评估。要充分认识新启蒙史学的性质，并衡量它背离革命正统到底有多远，有必要仔细考察在这两个事件上的争议。

正统观点

在“革命史学”中，有关洋务运动的正统观点，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范文澜和胡绳的作品中。他们将洋务派领袖依赖外国的支持和镇压起义，与蒋介石的政策等同起来，因此，完全否定这场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中，范文澜将洋务运动的领导人描绘成为外国势力的“走狗”，为“巩固”其利益集团，而“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化”，从而淡化他们在军事现代化方面所做的努力。他进而指出，洋务派创办和参与民用企业的管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范文澜 1949：203，220，222，226；参见第二章）。胡绳亦持此见。他认为，洋务运动代表的是旧的政治秩序的利益，而不是中国的利益。洋务派军事企业的创办只能使外国人控制中国的军事力量，洋务运动领导者控制民用企业只能阻碍“民间资本自由发展”（胡绳 1949：97，100，102）。

1949年以后，范文澜和胡绳对洋务运动的看法有所改变，承认其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有限作用。在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的那篇著名文章中，胡绳承认洋务运动的领导人在运动期间“采用了资本主义的外壳”，以“更密切地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建立经济和政治的联系”（胡绳 1954：8）。范文澜也指出，洋务派领袖创办或主持的民用企业“是多少含有资本主义成分的”，军事企业则将现代机器引入中国，并促成了“一部分无产阶级”的出现（范文澜 1955b：126）。但总体而言，他们对洋务运动的负面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不变。在1950年代出版的专著和教科书中仍然充斥着以上观点，大都认为该运动“反动”（即反对革命运动）和“卖国”（即维护外国列强的利益）（参见章鸣九和徐泰来 1982）。

1960年代早期一场有关洋务运动的争论进一步强化了正统观点。上海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姜铎发现，范文澜的作品（1949）和牟安世的专著（1956）所表达的对洋务运动的正统看法，与自己所了解的有关江南造船厂（原名江南制造局，由曾国藩创办于1865年）的历史事实不符。因此，在一家上海本地报纸《文汇报》编辑的邀请下，姜铎于1961年12月和1962年1月发表三篇文章。他承认洋务运动有“反动与消极的一面”，但也强调其“进步与积极的一面”（姜铎 1997）。在姜铎看来，洋务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样，具有“民族主义”色彩，都主张“御侮”和“自强”。他认为，运动的领导人鼓励私人投资现代企业，“刺激和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总体而言，洋务运动“反映和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姜铎 1961，1962a，1962b）。姜的观点似乎比正统观点更加客观和全面，与灾难性的“大跃进”之后1960年代主流史学的整体看法相一致，都公开批评曾在1958年“史学革命”中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观点（见第五章）。

姜的文章引发了一场辩论，一直持续到1964年初，在此期间，共有50篇文章发表。一开始尚属学术争鸣，但是，在1962年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并警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后，一些文章便无限上纲上线，变成了围攻和批判。大多数人都不否认如姜所描述的洋务运动的“经济效果”，但是坚决主张应在近代中国的“阶级斗争”大背景下评估洋务派领导人的经济活动，并且跟他们的“阶级属性”和“政治路线”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对“洋务企业”的评价，应着眼于最根本的“事实”，即范文澜和胡绳所说的，洋务派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对外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对内服务于镇压人民革命、维持封建统治的目的”。正如姜铎事后回忆，随着1960年代前期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辩论变成了一场对姜铎的“围攻”。在“文革”期间，姜还被扣上了“美化洋务派”的帽子，遭受各种形式的迫害（姜铎 1997：122）。

挑战正统

对正统史学的洋务运动观点的挑战开始于湘潭大学讲师徐泰来的一篇文章，该文发表于《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在这篇文章中，徐首先驳斥传统的观点：洋务运动受谴责主要是因为它巩固了“封建统治”。徐借用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口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宣称对于洋务运动的评判应该基于“实践”，亦即事件的实际效果，而不是运动领导者的“目的、动机”。他进一步指出，洋务派所创办的现代民用和军事企业主要是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抵御外侮”，而不是“镇压农民起义”。徐推论，如果这场运动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它应该在1860年代初期就已终止，没有必要延续二三十年之久。徐也不同意传统观点将洋务派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描绘成“相互勾结”，而是强调他们之间的“矛盾”。在考察了洋务派创办现代军队和民用企业的相关记载之后，徐断言，其主要目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制洋人”、“御外侮”（徐泰来 1980：30）。

他还讨论了洋务运动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影响。在他看来，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在创办近代企业时提倡“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实际上是给一些官僚、地主和商人投资近代企业提供机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做出了贡献，起到保护民族资本的作用。通过利用现代机器生产、培训技术人员和工人、引进先进管理技能、传播科学知识，徐断言，洋务运动“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清除了某些障碍”（徐泰来 1980：33）。

最后，徐就洋务运动的“教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要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必须要有勇气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知识，引进外国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但是又必须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的主权，同一切企图奴役和掠夺中国的外国侵略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又要同国内的守旧顽固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徐泰来 1980：35—36）徐的主张与姜铎得出的结论泾渭分明，后者称：“处于封建主义控制和外国侵略势力侵略下的经济落后国家，如果希望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发展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就必须首先进行一场反封建反外国侵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姜铎和黄逸峰 1979：70）正如徐指出，姜铎观点的问题是未能扪心自问这样一个问题：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当资本主义经济形式萌芽的时候，当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尚未出现的时候，在中国是否有能力发动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在徐看来，姜的主张与历史无关，因为它要求洋务派去做几十年以后共产党才能够完成的事。

毋庸置疑，徐氏的说法完全适应1980年代早期的后革命话语，当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政策，呼吁学习西方，在“解放思想”的口号下，克服教条式思维。事实上，徐能够完全颠覆传统的对洋务运动的革命式解释，能够使其文章在中国的主要历史刊物上发表，正是因为他的作品迎合了党的改革政策。

然而，尽管徐氏对革命史学的挑战似乎在话语上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欲进一步颠覆革命史学赖以建立的意识形态基础，则是在政治上不可取的。因此，徐的文章，跟他的对手一样，从头至尾都使用着相同的有关近代中国社会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术语和概念性假设。例如，他承认近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官僚资本主义”是有损于“民族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必不可少的。所有这些假设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基础，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1949年当权和此后保持权力的合法性。因此，洋务运动的争辩是在同一“范式”之内进行的。徐所挑战的仅仅是具体历史事件的具体论断，没有挑战正统史学所提出和形成其判断和概念的范式。

走向一个新共识

姜、徐之间的争议，进一步激发了学者们对洋务运动的研究兴趣。从1980年到1985年初，有二百多篇相关文章发表（章鸣九和张亦工 1985）。在整个1980年代，大约出版了二十部有关洋务运动及其领导人的专著，举办过五场全国性学术会议，每次会议吸引五十五人到一百多人及同等数量的文章与会。此外，还不定期举办座谈会，讨论洋务派的首领如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和盛宣怀（姜铎 1997）。学者们对洋务运动的整体判断意见不一。同情洋务派领袖的，往往贬低农民起义，仅将其视为诱发运动的一个因素，强调洋务运动对资本主义产生所做的贡献，并且一分为二地谈论洋务派领袖外交的失败与其致力于军事和工业现代化的努力。与此相反的是，有些学者仍不同程度地坚持革命性建构。然而，更多的学者把注意力转向对特定机构或个人的实证研究。在研究中，大都比较客观，很少有政治指控。姜铎在1997年回顾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指出一些多年以来学者们取得的共识：洋务运动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和“从闭关自守向改革开放”的开端；尽管双方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但都认为洋务运动既有“积极与进步”的一面，也有“反动与消极”的一面；都不赞成1980年代之前革命史家对洋务派领袖如“汉奸、刽子手、卖国贼和买办”的种种指责（姜铎 1997：126）。

最能说明史家对洋务运动态度变化的，莫过于对洋务派著名领袖李鸿章的评价。在革命史学（以范文澜、胡绳等人的作品为代表）以及“文革”时期造反派的作品中，李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然而，在1980年代，人们越来越多地将李鸿章描绘成一个引进西方技术和启动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例见戚其章 1989；王鹤鸣 1989）。在李鸿章的家乡合肥举办的“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座谈会上，来自十一个省的七十多名与会者几乎一致赞扬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化所做的“重要贡献”（王彦民 1989）。参会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旭麓（1918—1988），对学者们对李鸿章的新认识做了如下总结：

过去，我们说李鸿章投降卖国，崇洋媚外，好像是铁案如山，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的。现在来了一个大幅度转变，说李鸿章是具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是近代化途程的带头人物，很有点戏剧性。出现这种戏剧性不是李鸿章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在研究中造成的，依我看，是由于我们政治运动的戏剧性，反映到了李鸿章的研究中，从而产生了这种戏剧性的变化（陈旭麓 1989：29）。

陈的评论恰如其分地解释了政治氛围的变化对史学家在近代中国历史事件上的直接影响。

英雄还是愚昧：重新评估义和团

革命但落后：正统的观点

同样鲜明的，是人们对义和团运动截然不同的理解。在正统史学的两个先驱范文澜和胡绳的近现代史作品中，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然而，他们也指出义和团运动是“落后的”，因为它有“迷信”和“仇外”的一面。例如，范文澜承认义和团运动以一种“落后的宗教迷信”的方式进行，甚至指责拳民不加区别地攻击外国人和外国事物，实属“愚昧甚至反动”。但他仍然将义和团定义为“爱国的”和“反帝的”运动（范文澜 1949：336，364）。在他看来，义和团的迷信，只能部分解释为他们在打击外国侵略者时的无畏；“伟大的自我牺牲”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义和团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范文澜坚持认为，正是“帝国主义与满清政府的极端压榨”，“迫使人们愿死不愿活”（同上 368，387）。

与范不同，胡绳避免将义和团运动描述为一场“反帝”运动。在他的解释中，义和团运动“没有能发展为健康的人民反帝运动”（胡绳 1949：140）。尽管义和团在运动之初并未反抗清政府，从而表现为一场“单纯”的农民运动，然而，“农民群众在政治上的幼稚”将运动引入“歧途”，使运动“陷入狂热的、片面的排外和仇视新事物”，成为“统治势力所利用和玩弄的牺牲品了”。胡绳解释道，这种“畸形发展”是“地痞流氓”混入其中和清朝官员欺骗利用的结果，使这场运动的排外主义“淹没其反封建、反统治者的性质”（同上 143）。胡绳在1954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文章中，仍然坚持自己对义和团运动的看法，将其描述成一场“歪曲的”“以农民群众为主的自发的斗争”。尽管如此，他称赞义和团运动象征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并将其与太平天国起义和辛亥革命相提并论（胡绳 1954：8—9）。

在1950年代的主流史学家的作品中，类似的观点随处可见。例如，翦伯赞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不屈不挠的英勇的反帝斗争”，同时也指出它的“狭隘性和落后性”。在1950年代早期的朝鲜战争之后，“美帝国主义”似乎是中国的主要威胁；处于这样的语境中，历史学家再次将义和团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联系在一起。正如翦伯赞在多卷本的义和团史料汇编的序言中指出，对他及同事来说，出版这套书的目的就是“看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并“清算帝国主义血账”（翦伯赞 1953：1）。

总体而言，上述有关义和团运动的不同评价，折射出20世纪中国的三种政治话语：一是1910年代和1920年代五四时期的启蒙话语，其特点是中西二元对立：一面是落后的、保守的、迷信的中国，一面是进步的、自由的、科学的西方。它在随后的几十年继续影响着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激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二是国民党及共产党的革命话语，将帝国主义视作国共革命的头号敌人。三是1950年代的冷战话语，认定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东方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对立，结果强化了在1949年以后仍在持续的反帝话语。(39)

革命且正当：激进派的观点

在义和团问题上，激进史学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即已偏离了正统史学；它掩盖甚至完全抹杀义和团运动的“负面”影响，不遗余力地予以颂扬。这可以追溯到“大跃进”期间的“史学革命”，当时，冷战的加剧，强化了国内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话语。1960年8月在山东举行的纪念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的学术会议，是反映这种变化的一个很好例子。在那次会议上，与会者赞扬义和团“不愧为中华民族觉醒的代表”或“农民反封建的革命组织”，颂扬义和团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进步的战争”或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运动”（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 1961：12—13，35，77—79）。对义和团运动的负面评价销声匿迹了。

对义和团运动最激进的表达，来自1960年代中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激进派的领军人物戚本禹。在其《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电影〈清宫外史〉》一文中，戚将人们对义和团的态度与个人政治立场联系起来。“是支持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憎恨？这是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戚写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热情歌颂的”；因为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1949—1953在任）在其著名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将义和团描绘成一场“排外骚乱”，因此，如果像电影那样污蔑义和团“无知”或“迷信”，无异于“迎合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效劳”（戚本禹 1967）。因此，把义和团所有的反对外国的活动，都视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正当行动，便毫不令人奇怪。

为了突出义和团运动的革命性质，戚进一步将其与百日维新相比较。在他看来，维新派主要人物均属于“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统治阶级；因此，变法的目的是巩固其政权，以“改良”的方式取代人民的革命运动。戚本禹还指责维新派依赖帝国主义力量实现改革目标，认为这跟“引狼入室”没什么两样，只能加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步伐（戚本禹 1967）。由于完全否定百日维新，戚再次背离正统史学将变法视为“进步”和“爱国”运动的论断（范文澜 1949：308；1955；胡绳 1949：127；1954）。

与其先前发表的文章一样，戚的新文章是为政治服务的。早在1954年，毛泽东曾经批评《清宫外史》是“卖国主义”而不是“爱国主义”，并且埋怨没有任何人对其给予批评（毛泽东 1954）。戚在文章的开头说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亦即刘少奇）”和“反革命修正主义”无视毛的意见，把持着党内舆论，赞扬电影是“爱国主义”，并拒绝批评。根据戚的说法，电影“美化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同时污蔑群众的革命运动。戚指责说，刘少奇支持电影，因为刘自己想在国共两党内战前夕放弃革命斗争，梦想和平的议会斗争形式。1949年以后，他“日夜梦想着资本主义的复辟，死抱着资本主义世界观不放，无限向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极力想使中国革命半途而废，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在文末，戚宣布：“你（指刘少奇）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戚本禹 1967）因此，戚的文章根本不是一篇学术文章。它在《红旗》上发表，并很快在《人民日报》上转载，激起了全国性的红卫兵造反，并帮助毛泽东同刘少奇斗争。

非革命性的和蒙昧主义的：后毛泽东时代的重新评估

因此，难怪“文革”结束之后，在义和团运动评价问题上，对激进史学的发难，首先来自于一篇反驳戚本禹的文章。左步青和章鸣九于1979年在《历史研究》上著文，拒绝把义和团运动称为“革命”。在他们看来，“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只能是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进步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作者认为，义和团“只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不反对封建的社会制度和清王朝的封建政权”，并且“从来就没有提出一条改变封建制度的道路来”。戚将义和团运动称之为“反封建斗争”是“捏造历史”，因为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这回事。戚对义和团的“美化”，表明其“粗暴篡改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因为推翻封建政权的任务只有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完成，而不是依靠农民运动。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证明了农民的“保守性和自发性”，“使它不能摆脱封建制度的控制”。作者进一步指明，戚认同义和团的排外活动并将其“排外主义”说成是“爱国主义”，只是表明了他自己的排外主义和对清朝“封建政权”的同情；后者也赞同义和团的排外活动。最后，作者认为，戚诋毁维新变法只是表明他“无条件崇拜暴力、美化暴力”，激起了“文革”期间无情和猖獗的暴力行为（左步青和章鸣九 1979：8—10）。

王致中发表于《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的文章——《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进一步驳斥义和团运动。正如标题所示，王分析的重点是义和团的“蒙昧主义”和“封建主义”。在列举了义和团的种种宗教活动后，作者认为义和团“远不是真正觉醒的革命力量”；虽然这些做法使义和团在战场上表现“勇敢”，但是“封建迷信的虚妄”以及“缺乏组织和纪律”使义和团在对敌作战时表现脆弱（王致中 1980：45）。王进一步谴责义和团“严重的排外主义”构成另一种形式的“封建蒙昧主义”。王写道，因为“无知和愚昧”，义和团不仅敌视帝国主义的入侵，而且敌视“新的生产方式引入中国”。因此，在抵抗外国入侵的同时，也“对于异乎封建主义的一切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都统统采取打翻在地加以横扫的态度”。在这里，王指出了帝国主义的两个相互关联的角色：军事侵略及其作为“给中国带来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王引用马克思对19世纪和20世纪英国在印度作用的评论，称帝国主义在亚洲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的作用是，摧毁了一个旧社会，同时为建立一个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同上 47—48）。在文章结尾，王抨击戚本禹回避义和团的“落后和愚昧”问题，实际上是在鼓励“新的蒙昧主义形式”（同上 54）。

作为对王全面否定义和团的呼应，李时岳解释他为什么将义和团运动排除在构成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的“四阶段”说之外。他认定，义和团仅仅是流行的“反洋教”斗争的持续；它“从来就不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李时岳 1984：130）。后来，李不仅不承认义和团是一场农民革命，而且还否认它是一场“反帝斗争”。在他看来，义和团的兴起仅仅是一场排外活动，体现着“盲目性和落后性”，并且“始终受封建顽固思想支配”。运动中“盲目排外的、非理性的暴烈行为”，跟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正确方向相抵触。尽管有“民众参与”，义和团运动不应被视为“正确的”运动，也不“值得一味歌颂”（李时岳 1989：34）。

确切地说，并不是所有史学家都赞同上述观点。但是在当时的各种相关出版物中，这些新观点引人注目，也最具影响力，昭示着“文革”后中国史学的新方向。为了进一步了解为什么他们能够颠覆传统的观点，以及这些著作对1980年代及以后的史学发展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有必要将其置于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背景之中加以观察。

黎澍与新启蒙史学

在上述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话题的辩论中，《历史研究》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中国最有名的历史刊物，它发表的文章经常在一定时期内型塑历史思维和写作的趋势。这并不奇怪，在新启蒙时代，《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文章常常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各种刊物上会出现大量的争鸣文章。作为《历史研究》的主编，黎澍比其他任何历史学家更能对争论产生影响。为了了解新启蒙史学的目的，有必要回顾一下黎澍的个人经历及其历史思维。

作为新启蒙思想家的黎澍

自从1961年担任《历史研究》编辑和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后，黎澍在1960年代初期大量采用赞成“历史主义”的文章和抨击过度政治化的文章，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向。难怪“文革”伊始，他的杂志便成为造反派攻击的目标。例如，《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谴责《历史研究》是“资产阶级史学的反动堡垒”（晋群新 1966）。因此，在批斗会上，黎澍多次遭到造反派的羞辱和谴责。他一度负责清扫厕所，后来被送往农村，和其他学者一起在“干校”从事农业劳动。1975年，黎澍离开干校，回到刚刚复刊的《历史研究》担任编辑（丁守和 1998）。“文革”结束以后，黎便成为新“启蒙”的倡导者之一。在他看来，在当代中国，根植于“封建社会”的“旧文化、旧思想和旧道德观念”依然顽强。他解释说，尽管中国近代的改革和革命引进了西方的技术、民主和自由思想，但是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改变甚微。五四运动向旧文化发动了猛烈攻击，但很快让位于政治斗争。共产党革命成功地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消除了封建主义，但它从未完成反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斗争。因此，个人崇拜、个人独裁、“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无一不是封建思想的再现。他辩称，“文革”期间所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主义的延续，或者说是“封建社会主义”。由于这些原因，消除封建主义的任务尚未完成，消除“封建残余的影响”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先决条件（黎澍 1979）。

在1980年代，黎澍甚至甘冒风险，提出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观念。(40)据其解释，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到来之后，中国需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是“接受或者是放弃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因此，中国所面临的根本挑战是自身的近代化，而近代化意味着“西化”或“欧化”。他断言，为实现近代化，中国“必须以西学为体，否则不可能实现近代化”。这里，黎澍反对19世纪洋务派提出的“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口号。黎澍认为，这一提法仅仅是为传统主义者反对“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保护“封建传统”提供了一个借口，使近代化屡遭失败。为了使中国摆脱封建传统的包袱，打破“中学不能彻底放弃”的陈见，有必要扭转传统观念，倡导“西学为体”（黎澍 1989：53）。因此，黎澍对待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的态度，让人联想到五四时期激进的知识分子的反传统思想。难怪后来黎澍被贴上“全盘西化”倡导者的标签。“全盘西化”是陈独秀和其他“新文化”倡导者在1910年代提出的一个口号（参见王学典 2002：251）。

在1980年代早期，黎澍的思想是振聋发聩的，因为他挑战了正统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黎抱怨说，几十年来，人们普遍认为，暴力革命总是比渐进的非暴力改革更为可取。这个观念如此受人欢迎，以致人们往往将革命与目的等同起来，而不是将其视为历史进步的“手段”。黎澍写道，“其实，革命不是目的。革命的目的是要改革社会制度，推动经济的发展，提高生产力水平，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我们过去写的历史主要问题在于只讲革命”（李锐 1998：32）。黎坚称，与暴力革命相比，非暴力革命或改革更为可取，因为“非暴力革命具有革命暴力所不曾有的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在他看来，“真正的不可抗拒的革命，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产业革命，都不是靠暴力完成的，也不是任何暴力所能完成的”。黎澍总结说，“革命现在看来是不得已的事，最好不要革，要靠教育发达，文化繁荣，还要民主精神的生成。而这些还有赖于生活富裕”（黎澍 1988：43，148，184）。

黎澍否定历史上的革命，使他进一步怀疑与革命共存的正统史学的意识形态的种种假设。人们普遍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和历史创造者。这个观点由范文澜在1949年首次提出，但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品和俄罗斯的教科书中，始终没有出现这种说法（蒋大椿 1998：32）。在他看来，人民群众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参与历史决策”，但不“完全”是历史的创造者，也不是历史的“唯一”创造者（黎澍 1984：52，60—61）。黎也质疑这样一个论断，即自从阶级出现以后，一切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批评这种观点是“荒谬的”，因为它无法解释许多历史现象。他质疑“阶级斗争的观点”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如人们早已假定的那样，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蒋大椿 1998：35—36）。

黎澍和1980年代的历史争论

黎澍信奉新启蒙思想，否定革命思想，直接影响他在中国近代史主要问题上的看法和编辑《历史研究》的倾向。在回顾1979年的中国史学时，黎澍不赞成胡绳的革命叙事。他指出，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作为“两次革命高潮”给予完全肯定，是将农民运动视为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将共产党革命描绘为“旧式农民运动的延续”。在他看来，太平天国仅仅是“旧式农民战争的尾声”，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任何意义。洋务运动，尽管肇始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却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开端”。他解释说，构成“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的，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前后相续，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黎澍 1980b：10）。毋庸置疑，黎澍对中国近代史主线的理解，跟前面讨论的李时岳的观点如出一辙。应当指出的是，黎澍在1979年就形成自己的思想（丁守和等 1989：62），而此时李时岳正在准备那篇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文章。因此，很难判断是黎澍的思想影响了李时岳，还是李时岳的思想影响了黎澍。作为《历史研究》编辑的黎澍，给李时岳提出修改文章的建议，同时，他在形成自己对近代中国的看法时，也吸纳了李时岳的思想，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无论如何，黎澍在发表李时岳文章时起了关键作用，并再次引发有关中国近代史“主线”的讨论。

黎澍在有关洋务运动的讨论中，也起了同样关键的作用。为了批评完全否定洋务运动的激进观点，黎澍首先邀请曾在1960年代早期肯定洋务运动的姜铎，提交一篇强调洋务运动“积极方面”的文章。然而，惧于“文革”期间的迫害及担心新一轮的政治攻击，姜和他的合作者写了一篇文章，将洋务运动视为一场“反动的运动”和五大“罪恶产物”：它是中国封建主义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罪恶产物；是清政府一部分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这一反动目的而搞起来的罪恶产物；是外国侵略者一手扶植起来并直接间接为外国侵略利益服务的罪恶产物；是把近代中国导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罪恶产物；是臭名昭著的大刽子手大汉奸大卖国贼曾国藩、李鸿章们发起和把持的罪恶产物（姜铎和黄逸峰 1979：66—67）。(41)显然在1960年代早期在讨论洋务运动时太过“自由化”的姜铎，如今似乎太过“保守”——不再是十七年前的洋务运动的肯定者，而是基本上重申造反派完全否定洋务运动的观点。失望之余，黎澍邀请李时岳的一个学生徐泰来撰写一篇反驳姜的文章。因此，徐发表了著名文章《也评洋务运动》，在史学家中间激起新一轮争论（徐泰来 1980）。

黎澍对暴力的否定和对渐进改革的支持，导致他对义和团运动的蔑视和对维新变法的颂扬。在评论1979年的中国史学时，他将义和团运动界定为一场“农民自发的斗争”，一方面是“爱国的”，因为它反对外国侵略者，一方面是“落后的”，因为它具有“封建愚昧”的特点（黎澍 1980b：9）。正是在他的建议下，左步青和章鸣九合写了一篇批驳戚本禹颂扬义和团的文章；也正是根据他的“指导”，王致中在同一期杂志上发表了有争议的文章，全面谴责义和团的文章，激烈程度前所未闻，且在此后也很少见。两篇文章实际上代表黎澍自己对义和团的看法。难怪1980年10月在山东举行的义和团80周年纪念会上，黎宣称义和团“灭洋”的口号是“错误的”，因为“洋不可能灭，还必须加紧对他们的研究”（黎澍 1989：55）。正是在那次会议上，黎提出了他著名的全盘西化的论断，即“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王学典 2001：19）。

与轻视义和团运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戊戌变法的认可。他认为，后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良运动”，“代表了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它试图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以及采取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措施。黎写道，尽管它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戊戌变法的作用堪比“启蒙”运动，“社会影响深远，在历史上的地位比任何一次农民运动重要得多”（黎澍 1980b：9）。

新启蒙思想的连续性

黎澍的新启蒙思想及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看法，若置于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背景下观察，并不完全新颖。他谴责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对暴力革命的怀疑和对群众在历史上作用的认识，以及他对西化和渐进式改革的赞同——所有这一切都可追溯到五四时期及其后启蒙知识分子的作品中。同样，他对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颂扬，对太平天国运动以及义和团运动的损贬，以及对中国近代史的总的看法——所有这些和民国时期史学家如蒋廷黻和陈恭禄的作品中的观点，并没有多大歧异（见第二章）。1910年代和1920年代的启蒙作家，经历了帝制到共和的急剧社会变化，对于他们原先习见的和新输入的事物之间的巨大反差感到错愕，为中国历次“近代化”的失败心灰意冷。对他们而言，很自然会将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现代”，或“封建”文化传统与西方民主科学相比较，因此，不可避免将“全盘西化”作为解决中国落后问题的方案。在1980年代早期，黎澍和他的同代人信奉新启蒙和西化思想，其理由与其前辈毫无二致。在经历了“文革”时期的政治动荡、知识荒芜和人身迫害，刚刚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目睹了“落后”中国和先进西方的巨大反差之后，他们理所当然区分中国与西方，或者是从中国的过去存活下来的“传统”与发现于西方事物中的“现代性”，因此，再次提出全盘西化，以促使中国“赶超”现代化的西方。在20世纪早期和19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之间，有一个明显的连续性。

连续性还表现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上。1980年代的新启蒙知识分子不仅是信奉西方现代性的自由主义者，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考历史和现实问题。1980年代知识分子思想表面上的这种矛盾，并不难于理解。正如这些学者一再澄清的，他们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在中国盛行了几十年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晚年回顾自己的作品时，黎澍在自选集的“序言”中写道，书中所有的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在这里开始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问题”（黎澍 1998）。的确，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任职《历史研究》主编期间，黎澍对高度政治化史学表现出明确的和一贯的反对立场，特别是在历史研究中高度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非历史的应用。例如在1969年，他主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一书，收集四个作者的作品中同历史有关或同历史研究方法有关的内容。为确保“准确理解”这些内容，避免教条式利用，他提醒读者特别注意“原作者”在“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为什么事情”而讲这些话（黎澍 1980a）。黎澍反对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当时，他写了一系列重要的文章，探讨马克思主义和史学的一般性问题，以及更为具体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曾经困扰历史学家几十年，如前面所提及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所有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等等。

黎澍尤其致力于区分马克思、恩格斯的见解与列宁、斯大林的解读。他抱怨说，在中国流传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出自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这些作品是列宁和斯大林为解决俄罗斯的特殊问题而写的，不一定适用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因此，他在1988年修订重印其主编的集子时，把书名改为《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科学》，实际上暗示了其对俄国式马克思主义的排斥（蒋大椿 1998）。当该书在1960年代早期首次出版时，黎特别强调经典作家阐述的“科学性”。正如他给学生解释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因为它是“科学的”。在他看来，马克思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的作家。后来在“文革”期间，他被指控的“错误”之一，正是他所坚持的“科学性”和“反对革命性，反对党性原则”（丁守和 1998：129）。因此，对黎澍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和“科学性”，跟他对科学和西方现代性的信仰是一致的。事实上，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中所发现的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代表着“现代性”，正是因为它的“科学性”。因此，当他为中国的近代化而提出“西学为体”之说时，他已将马克思主义视为“西学”的一部分（黎澍 1989：53）。

黎澍对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反感，对《历史研究》编委会的同事和后任主编也有影响。曾在1980年代作为其中一名编辑的张云秋（Zhang Yunqiu）（现任教于北卡罗莱纳州）这样回忆：

在《历史研究》编委会内部，虽然在组稿时从未公开否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实际上它的地位悄然下降或为编辑所忽略。编辑们从不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择稿标准。就我而言，我倾向于淘汰那些宣称是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经济基础理论的稿件。我这样做，并不是我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而是我认为有必要纠正以往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尽量给不同的或新的理论（方法）提供更多的空间。（张云秋 2006：372）

1949年后的中国自由主义

黎澍对启蒙思想的信奉和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坚持，以及1980年代新启蒙思想的兴起，所有这一切都显示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自由主义思想的活力。过去人们大多认为，随着共产党革命的胜利，自由主义传统已终结于1949年。事实上，恰恰相反，在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自由主义传统依然幸存下来。1980年代自由主义传统的复活，有两个因素。首先，大多数过去曾经活跃在国统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仍以教授、作家、艺术家等身份继续自己的事业。尽管19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迫使他们宣示忠诚于党，但他们从未成功地转化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徒——这可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坚持拒绝将知识分子视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并连续发动反对知识分子的运动。因此，只要情况允许，他们乐意表达自己的独立思想，甚至公开批评共产党，如1956年反左运动前夕，在灾难性的“大跃进”之后的1960年代初以及1980年代的许多场合莫不如此。其次，1949年以后在坚守自由主义传统方面，比非中共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是所谓的“党内知识分子”。总的来说，1949年以后党内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来自于苏区，一派来自于白区。共产党领导的苏区知识分子，在1940年代的延安经历了多次反对自由主义思想的运动，形成了强烈的政治敏感性，以保护自己免遭迫害。正如黎澍的一个朋友所说，“延安出来的人大都有这个本事，绝不随便说话，他们善于保护自己，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李普 1998：49）。结果，他们更为“忠诚”于毛泽东思想，至少在他们发表的著述中——因此，在党的文化、教育、宣传等机构掌握实权。

相比之下，来自国统区的党内知识分子，似乎更为“自由主义”。用黎澍的话说，这些人“只有是非观念，但没有等级观念”。因此，“在下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上级，在上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下级”。由于没有等级观念，所以被冠以“党内民主人士”（黎澍 1998：490—491）。换句话说，尽管他们是共产党员，但与一般党员不同，他们的行为乃至“气质”，更像党外的“民主派”。结果，在两派知识分子之间经常存在一道无形的障碍，隔断了他们之间的自由讨论（李新 1998）。黎澍和其他许多知名学者，包括史学界泰斗翦伯赞和吴晗等人，均属于党内民主派。他们于1920年代或1930年代在“白区”大学受教育，接受了自由主义价值观，信奉启蒙思想，希望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和工业化。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独裁、腐败和效率低下甚感失望，相信共产党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因此同情共产党革命，并最终加入了中共。1949年以后，他们主要任职于教育和文化机构，在党内也有一席之地。尽管如此，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像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共产党的忠诚分子。虽然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愿意与毛泽东和共产党合作，但是，出于对启蒙价值观的服膺，当激进主义（或如黎澍所称的“封建社会主义”）和实用主义充斥于中国政治和学术研究时，他们无法保持缄默。无论是1960年代初对“非历史主义”的批判，还是1980年代对革命史学的反驳，都表现出对“文革”前和“文革”期间激进史学的蔑视。1980年代，自由主义在中国以“新启蒙”的形式复兴，主要是这些知识分子努力的结果。

以此来看，1980年代自由派历史学家质疑正统和激进史学，与其说是参与学术辩论，还不如说是在共同理念、信仰驱使之下的一次集体行动；换句话说，他们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与其所批判的东西相比，政治化意味一点也不少。因此，难怪当他们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否认危及到共产党革命和共产党本身的合法性时，必然会招致反对乃至迫害。结果，黎澍在1982年失去了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职位，随后在1983年冬，被迫连续五个上午遭到一群“疯子、瞎子、秃子”的大肆围攻（刘九生 2006）。幸运的是，这次运动非常短暂；当邓小平和其他党内改革者意识到“极左”对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产生危害时，运动便戛然而止。结果，黎澍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够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继续写作和进行学术活动。

黎澍和其他新启蒙知识分子不但在1980年代复活了自由主义传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作为还预示了中国社会科学界一场意识形态的巨变和史学界的一场范式革命。正如下一章所示，当现代化理论在1980年代晚期引入中国以后，很快便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思潮，型塑新一代的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现代化范式也取代革命范式，从而产生了新一代史学。因此，“新启蒙”运动，不但体现了中国自由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的连续性，而且也昭示着一个中国史学新浪潮的开始，它受到西方中心的自由主义的驱动，从根本上瓦解着马克思主义传统。

第七章　从革命到现代化：改革时期史学研究的范式转型

事实证明，1980年代初兴起的新启蒙史学，仅仅是随后二十年史学演进历程的开端。在此期间，中国史学家不仅改变了在晚清和中华民国时期重大历史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而且重构了概念性框架，并重新界定历史写作的方法。因此，1980年代和1990年代，是中国近现代史叙事的转型时期，即由颂扬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叛乱和革命，转向强调现代化和改革。这种转变，颇类似于西方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正如德里克所指出的，1980年代末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的出现、第三世界革命的衰退以及东欧社会主义的终结，导致了曾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西方名噪一时的现代化理论的“复兴”，以及西方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现代化范式对革命范式的“胜利”（Dirlik 1996和2002）。同样，在中国，现代化史学的兴起，主要是中国史学家对新的社会现实所作回应的结果：包括意识形态上对“文化大革命”及其激进思想的全面否定，以及经济领域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支持改革的史学家，对业已“过时的”革命叙事日渐不满，而对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现代化改革，以及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变迁，则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将现代化视为中国晚近历史上最主要的主题，试图运用历史先例为后毛时代的改革方案辩护。的确，古为今用，已经是中国史学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

但是，现代化史学的出现，不仅仅是对1980年代从革命狂热过渡到后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种反应，它也是西方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影响日深的结果。从198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自由主义史学家，已在历史写作中逐渐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取而代之以现代化理论的概念和分析框架，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在他们中间，最为流行的是“经典”现代化理论和“修正”的现代化理论。前者假设“传统”到“现代”的线性、“分阶段”发展、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性的普遍适用性、工业社会的趋同；后者为了解释非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复杂性”，将革命和政治衰败也考虑进来，同时还顾及不同文明的“多元现代性”。因此，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变迁，是一次真正的“范式”转换。史学家不仅颠覆了选择题材和表达问题的标准——从集矢于起义和革命转向以现代化问题为中心，而且也彻底改变了历史解释的概念性和分析性框架。(42)

到1990年代末，现代化范式已无可争议地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主导地位。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大量的专著和文章涌现，探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各种现代化议题，或从现代化角度重新审视历史问题。(43)对于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颇有象征意义的，是1998年两卷本《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的出版，书中对近代中国的主要历史事件、人物、思想的新观点进行了总结（冯林 1998）。编辑在此书的封面上明确写道：“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一部现代化史。”(44)

事实上，新范式影响如此之深，以致革命范式最权威的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和合法性。尽管仍然坚持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叙事，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1918—2000），在1998年再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序言中写道：“使用现代化叙述中国近代史是可行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胡绳 1996：18）

本章因此主要探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现代化话语的兴起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在仔细考察了中国学者在西方现代化理论影响下的重新界定“现代化”（其含义、阶段和模式）之后，我将阐明史学家对型塑革命史学的主叙事的解构，及其对有助于现代化史学形成的一系列实证问题的新解释。

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

各种“现代化”和“现代性”概念及理论流行开来，并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最显著的变化。随着1980年代末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引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现代化概念和分析框架，运用到各自的领域，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和世界史、有关当代中国问题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以及中国的法律、哲学、文化和文学研究。这一时期的学术特点，是学者们对以西方社会历史经验为蓝本的现代性的拥戴，把所谓“普遍适用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性，跟前现代或非西方社会的独特传统加以对立，对以精英主义的、渐进的方法实现现代性的认可，以及对现代化进程中革命的否定。与对现代化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兴趣渐失。而后者自1949年以来的三十多年中，曾经构成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问题的诠释标准。因此，在探究社会或历史问题时能够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不再是阶级关系或者是“生产关系”，而是那些能够体现现代性的外生或“内生的”制度、文化和价值；不再是造成社会失序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而是能够稳定和延续既有社会秩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再是农村社会、农民群众或草根阶层的主动精神，而是都市社会、资产阶级和知识精英的思想。换言之，现代化理论已取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

现代化理论的引进

罗荣渠（1927—1996）是北京大学的一位美国史教授，后来成为现代化研究领域的泰斗。1981年罗氏到美国访学，在普林斯顿大学做演讲时，结识了该校历史系教授、《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的研究》一书的作者西里尔·布莱克（Cyril E.Black）。布莱克向罗介绍了自己的研究以及他在普林斯顿的同事和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这点燃了罗对现代化研究的兴趣。罗担心引进“西方的资产阶级理论”会招致责难，因此，直到1986年才开始进行现代化研究。当时，反对“精神污染”运动已经结束。在知识分子中间，已形成了轻松的学术氛围。因此，罗发起了世界史上的现代化进程研究项目。政府也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形式，大力支持现代化研究，其中包括罗荣渠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1986年，罗荣渠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一文，标志着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开端。

罗教授的经历表明，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西方现代化研究的影响，它直接激发了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其中的很多人，大多是年轻的社会学家和史学家，以译介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的方式，开始自己的现代化研究。例如，1985年，丁学良在知识分子之间流行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两篇文章，评述布莱克主编的《比较现代化》和小马里安·列维（Marion Levy, Jr.）的《现代化与社会结构》（丁学良 1985a和1985b）。1998年，他又在中国最有名的杂志《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长文《“现代化理论”的渊源和概念架构》。在文中，丁只是详细考察了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涂尔干（Emile Durhkeim）以及韦伯（Max Weber）的“古典社会理论”和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方式变项”，并没有作出自己的评判，也没有指出其对了解各种现代化模式的意义。他的目标是将西方社会理论忠实地引进给渴望更多了解现代化理论渊源的中国读者。其他学者也发表相关文章，检讨和批评国外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以及非西方社会的发展与不发展问题。(45)

1980年代有关西方发展和现代化的著作中译本的出版，也有助于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普及。在这方面，三个系列丛书脱颖而出，他们都出版于1980年代中期，恰逢现代化学术兴趣的迸发之时。他们分别是《走向未来》系列（四川人民出版社）、《二十世纪文库》系列（华夏出版社）和《当代学术思潮译丛》系列（上海译文出版社）。因此，很多西方学者，从韦伯、帕森斯到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和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等人的著作，对中国读者来说变得唾手可得，都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现代化研究以及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发展的主要来源。

由于中国决策者对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设想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有很多相似点，因此，官方欢迎将现代化理论引进中国。他们相信现代化在中国是切实可行的，像中国这样的“后来者”（latecomer）有可能按照西方国家亦即“先行者”（first-comers）的模样，从落后的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至少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层面来说应如此。中国的领导人雄心勃勃地制定了“四个现代化”的长远发展大计，将很多被现代化理论批评者斥为“荒谬”的前提和概念（Giddens and Merton 1982：144），转变为中国的国家政策目标。中国的领导人也赞同西方现代化理论家的观点：现代化可以通过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得以实现。因此，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集中精力促进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提出从1980年到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逐步解决温饱问题；从1990年到1999年，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逐步实现“小康”目标；最后，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会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成为“富裕”的现代化社会。尽管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是，在邓小平时代及以后的中国领导人，本质上赞成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有效性和普遍性，推行了一系列促进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的改革，到2000年代初，已经将中国经济变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46)邓小平的现代化设想，尤其是在中国政治发展的近期目标上，当然跟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家们有很大歧异；他一直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确保政治上的稳定，告诫“自由化”将会把中国引向美国式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他将政治稳定和集权视为中国经济成功腾飞的先决条件，使人联想到1970年代“修正”过的现代化理论，后者亦强调政治稳定（常常是在独裁政权统治下）对现代化中社会的重要性。(47)

重新定义现代化

确切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毫无保留地接受现代化理论。当论及1950年代和1960年代在美国占主流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时，中国的批评家都注意到它崛起的历史条件：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西方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对欧美模式现代性的信心；运用基于西方经验的现代化理论，以争取寻求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样板的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罗荣渠 1986；严立贤 1988a和1988b；孙立平 1992；李怀印 1993a）。因此，罗荣渠指出，“现代化”从本质上说是“美国社会思潮”，反映了美国社会科学家将西方社会视为现代社会的“样板”和“橱窗”，将美国视做现代化最高发展水平的典范。因此，现代化理论是“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它是“乐观的社会进化论思潮的产物，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产物，甚至是在战后‘美国天下第一’的自大狂思潮的产物”（罗荣渠 1987：164）。

罗氏尤其批评现代化理论固有的“传统与现代性”的二分法。他质疑传统与现代二分法概念是否适用于不同的社会。他指出，将所有的社会现象简单划分为“传统”和“现代”两个互相对立的类别，是“虚假的”，因为任何“现代社会”都不可能是“纯粹的现代性社会”，而是传统性和现代性兼而有之。在他看来，“传统”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在剔除那些被确定为“现代”的东西之后，它无所不包，也未能区分“传统”事物之间的差别，诸如一个原始部落和一个高度发达的“前现代”社会。因此，他辩称，将现代化之前所有的事物归为“传统”，在空间和时间方面消除了其特殊性和多样性。罗氏进一步质疑体现现代化理论特色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性概念。他抱怨说，将现代化描绘成一个以现代化西方为样板、从传统社会向某种单一的现代社会转变的线性过程，是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并否认不同情况下社会变革的复杂性以及现代化社会的多样性（罗荣渠 1987：170；亦见严立贤1988b：73；孙立平1992：6—8）。

尽管意识到现代化理论的内在缺陷，中国的学者在界定现代化时，在很多方面认同其西方同行的观点。他们都相信向工业化社会演变的可能性和普遍性；都同意现代化的总体目标；都强调现代化进程中现代知识和工业化的关键作用。(48)当然，中国的研究者承认不同社会现代化的多样性路径，意识到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可能存在“停滞、中断与倒退”（罗荣渠 1993：143）或“失调、紊乱和衰退”（李怀印 1994：33）。但是，他们相信现代化是大势所趋，用罗荣渠的话说，它将“引导人类社会从农业时代进入到崭新的工业时代”（罗荣渠 1990b：116）。不用说，这种对于现代化之普适性的乐观态度，与学者们对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现代化加快发展的信心，以及使其学术更加适应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的责任感有关。因此，他们宁愿忽略此前二十年中第三世界学者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批评，忽视依然困扰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停滞、战争、种族灭绝以及流行病等社会现实。他们不像依附理论家那样将这些问题看成是“欠发达”的症状，而是往往将这些国家归入即将进入下一波现代化浪潮的候选行列。

这种对所有社会都可能实现现代化的信心，在学者们对世界史上历次现代化“浪潮”的起源和传播的叙述中清晰可见。例如，罗荣渠（1990b）指出，迄今为止，世界上有三次现代化浪潮。第一次是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由工业革命引发，主要出现在英国和西欧，彼时蒸汽器的使用彻底改变了它们的经济，使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国和全球帝国。第二次浪潮从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中期，波及欧洲大陆的其余国家及其他各大洲，其中最显著的是俄罗斯和北美的工业化。第三次浪潮从20世纪下半期一直持续到现在，席卷包括中国在内很多第三世界国家。

对于中国理论家来说，现代化不但是一个全球性的进程，分若干浪潮，把所有国家都卷入进来，而且在一个社会内部也是一个分阶段的过程。因此，区分和界定现代化的各个阶段，是研究者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这里，我们再次发现经典现代化理论对他们的显著影响。例如，罗福惠接受布莱克的“四阶段”论，即1）现代性的挑战；2）现代化领导层的强固；3）经济和社会转型；4）社会的整合（布莱克 1966：67—89）。他相信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已进入第一阶段，并且在1949年结束了第二阶段，赞成布莱克对中国现代化的分期（罗福惠 1993：37—38；布莱克 1966：92）。李怀印四个阶段现代化的解释，除了术语上的不同和一些定义的修改之外，亦与布莱克的几乎相同（李怀印 1994：38—39）。

罗荣渠在描述各国现代化的不同阶段时，则接受了罗斯托（Walt W.Rostow）的经济增长“五阶段”论，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高度大众消费”（Rostow 1960）。罗荣渠称赞罗斯托的理论，认为它是一个有价值的“比较分析框架”。他声称自己对世界历史上“三次现代化浪潮”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罗斯托对主要国家经济增长历史进程的描述。罗荣渠特别赞同罗斯托对战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乐观判断，并援引罗斯托的说法，重申战后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是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事件（罗荣渠 1993：142）。

罗荣渠赞同罗斯托的观点令人惊讶，因为罗斯托以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而著称，他以“一个非共产党宣言”作为其著作的副标题，而罗荣渠的目标则是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派。(49)这个谜只能由以下事实解释：尽管罗荣渠信奉马克思主义思想，而罗斯托是在不折不扣地为冷战时期美国对抗苏联的外交政策代言，但是两个学者本质上有很多相似点，在现代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在第三世界的可能性问题上意见一致。

因此，中国的研究者跟他们的西方同行共享着有关现代化的最基本假设：他们都对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持乐观态度；都对现代科学和技术能够将所有国家转化成为相互关联的、具有类似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实体充满信心。中国的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认为，像所有其他非西方社会一样，中国迟早会成为现代化国家，并且中国正在进行的从农业经济到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与所有的现代化国家的经历在本质上没什么不同。不用说，这种对现代化普遍可能性的坚信，跟中国政府的现代化计划是十分吻合的。它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有能力实现现代化的乐观态度和信心，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

从近代化到现代化

不用说，中国的史学家并非等到现代化理论引入之后，才开始用它来解释中国近代史。正如第二章所示，蒋廷黻曾将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的经历描述为“近代化”，亦即从农耕社会演进为工业社会的历史，他相信这是所有非西方国家在遭遇现代化的西方之后，普遍面临的一个挑战。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现代化史学再度兴起，并最终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占据主导地位。(50)大体上，我们可以划清现代化史学的两个发展阶段，因为二者在理论框架上是尖锐对立的。一个起源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盛行于1980年代下半叶。它虽以“近代化”而非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1840—1949）的主题，但在解释方面却沿袭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另一个日益盛行于1990年代，它抛弃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转而接纳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或者说是借鉴现代化理论的若干元素，修订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体系。它弱化近代中国的革命，或是将其作为更为宏大的“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同时突显引起中国“现代性”成长的外来影响和国内发展。下面的讨论将阐明两种现代化叙事之间的不同，并解释为什么在1990年代前者丧失了吸引力，并让位于后者。

1980年代的近代化论

198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框架内从事研究的史学家，倾向于将“近代化”界定为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用他们的话说，是“资本主义化”。例如，徐泰来在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论文中，指出“近代化”包含三个方面的变化：1）在生产力方面，从手工操作向机器生产的变化；2）在生产方式方面，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变化；3）在政治方面由封建专制制度向民主共和的变化，以及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的随之发生等等。尽管“近代化”是一个全面的过程，涵盖社会各领域，但徐强调“这一过程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化”（徐泰来 1988：118）。但是，无论徐泰来还是其他“近代化”史学家，都没有能够解释“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化”所指为何。

将“近代化”或资本主义发展视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直接跟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命主题相抵触。后者认为，革命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近代化”史学家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1949年以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尚未完成之时，中国是否有可能发展资本主义，走向近代化？他们的答案是肯定的。首先，他们认为“近代化”是可能的，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还没有完全丧失独立性。事实上，他们认为，在整个19世纪，中国的独立性起码大于其半殖民地性，直到1901年签署《辛丑条约》，这一过程才终结。他们争辩说，甚至在1901年以后，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或者说是半独立国家。因此，近代化不仅在中国完全殖民地化之前能实现，而且也是对抗半殖民地化和殖民地化的唯一工具。第二，他们认为“先独立再近代化”的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徐泰来认为，没有一定程度的生产力现代化，对中国而言，便不可能推翻封建秩序，也不可能恢复完全的独立地位。据其推论，毕竟人们不能仅仅专心于革命，亦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化，而无视中国生产力的落后。要创建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人们“必须首先改变生产力的落后状况，并使生产力近代化”。徐泰来认为，这个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第三，经济上依赖外国不应等同于政治独立性的丧失。作为一个全球化的过程，“近代化”意味着不同国家之间联系的加强。在徐看来，“对外开放、相互依存”正是近代经济有别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处。利用外国资金、原材料、技术和人才是现代社会之间正常交流和互相依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也是落后经济追赶先进的关键所在。因此，经济上对外国的依赖，并不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一个症状，而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必不可少的一步。最后，并且也是最主要的是，徐挑战革命主题，断定革命仅仅是一个“手段”，而不是一个“目标”。他继续说，近代中国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徐泰来 1988：121—122）。因此，“近代化”主题远比革命宽泛，因为前者不但包含手段（革命）而且包含目的（资本主义发展），而后者仅仅包含手段。

显而易见，尽管依然运用马克思主义术语，“近代化”命题明显背离传统的革命历史。徐的作品即为一个缩影：前者侧重于“生产力”在社会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后者则强调阶级斗争在改变“生产关系”方面的重要性；前者坚持近代化和革命的同步发展，而后者断言革命优先于近代化；前者将革命和非革命活动纳入自己的叙事架构，而后者在历史表述时仍然坚持“三个革命高潮”。

但是，“近代化”命题的弱点同样明显。革命叙事突出晚清时期的“三次革命高潮”和20世纪的共产党革命，在阐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题时前后连贯；相较之下，“近代化”叙事则未能解释为什么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化”，未能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建立，而是恰恰相反，以共产党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告终。“近代化”史学家未能抛弃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只得沿袭传统革命史学对共产党革命的表述。徐泰来在其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文章中，便将最后一个时期（1919—1949）描绘为“无产阶级壮大，已逐渐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肩负起领导独立的资产阶级近代化的历史使命”（徐泰来 1988：124）。与其说是挑战了革命叙事，不如说“近代化”叙事为它所欲取代的叙事给以一臂之力。因此，尽管“近代化”史学非常重视被革命史忽视或淡化的现代化运动和改革，但它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坚持，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这种一度流行于1980年代后期且颇具“新意”的解释，作为革命叙事的替代，到了1990年代便失去了吸引力。此时的史学家们，特别是其中的年轻一代，面对马克思主义以及“近代化”史学，跟力图否定革命、并为正在展开的改革方案辩护的主流政治话语之间日渐扩大的差距，已经日益感到不满。

1990年代的现代化史学

与坚持马克思主义观念的“近代化”倡导者不同，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致力于方兴未艾的现代化史学的研究者，将其分析框架主要建立在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之上。他们发现现代化理论最有魅力的地方，是现代化诸“阶段”的概念以及研究现代化不同“模式”的比较方法，这些均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以重新诠释近代中国。在中国史学家中间，同样具有影响力的是西方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其中，最为流行的无疑是罗兹曼（Gilbert Rozman）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1981）。在此书中，主要的现代化理论家，如布莱克、小马里昂·列维（Marion J.Levy Jr.）等，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联袂，系统分析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现代化。

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诠释中国近代史的学术努力，始于刚刚引进现代化理论的1980年代后期，当时，有三本主要由历史学家撰写的关于中国现代化史的著作先后出版。它们分别是：章开沅和罗福惠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1993）；胡福明主编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1994）；以及许纪霖和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1995）。不同于“近代化”史学家将现代化界定为“资本主义化”，并将其严格限制在1949年之前，接受了现代化理论的史学家，将中国的现代化视为一个连续的过程，从19世纪一直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因此，他们宁愿使用“现代化”一词，指中国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尽管他们在中国现代化的“分期”上，各持己见，但是上述的三本书以及其他的中国现代化研究者，都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革命叙事，并且都接受了现代化理论，尤其是布莱克的四阶段模型，用以重构中国近代史的分析框架。

因此，革命史学和现代化史学之间最大的差别，主要是二者主叙事的不同。前者将中国近代史看作是一系列自下而上的人民群众反帝和反封建斗争，而后者则将这一时期的历史描绘成开明精英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层次有步骤地、连续地、自上而下地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努力。因此，虽然两种叙事都将西方的影响视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催化剂，都将鸦片战争看作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在解释西方的影响及其对近代中国所造成的后果时，二者大相径庭。为阐明此点，这里有必要检视一下他们各自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最核心的两个问题——即帝国主义和共产党革命——所作的解释。

帝国主义和现代化

革命叙事将欧洲列强和日本的侵略——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00年镇压义和团——看作是西方帝国主义罪恶最有力的证据，以及近代中国贫困的根源。与此相反，现代化史学家将这些战争解释为中国现代化改革的动力。以茅海建的作品为例。过去，人们一直认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妥协”就是“投降”，而“投降”就是“卖国”。茅就是从质疑这一观点开始的，他认为“对于列强的入侵，武力抵抗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另作选择也是明智的。前者是道德层面的，后者是政治层面的。负责任的政治家可以选择对其民族更为有利的策略。对此不能简单地以‘爱国’和‘卖国’的道德观念概括之”（茅海建 1995：559）。茅认为，中国之所以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原因在于它的“落后”和“保守“，而不是清朝统治者的羁縻政策。既然“逢战必败”，中国在战争中唯一可行的选择是“应当尽早与英国缔结一项对其有利的和约”（同上 557）。茅写道，“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方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同上 25）。《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口通商，“对中国有不利的一面，但在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摆脱（王朝）循环的新途径”。“从短期上讲，（条约）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效应，而从长期来看，负面作用在不断退隐，正面效应在逐渐生长。至本世纪（指20世纪），正面效应超过了负面作用。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中国的开放若不是在上世纪（19世纪）中叶而是更晚，中国的现状又会怎样？历史学家应当具备远距离的思辨力。”（同上 484）

外国在华投资、西方在华教育和宗教机构、外国人的治外法权以及中外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外人其他法律特权，所以这一切早已被视为中国走向独立、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现代化史学家当然承认这些制度对中国的主权和经济的有害影响，但是他们更为关注的是西方影响中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方面。例如口岸城市的外国租界，过去一直被视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标志。然而，从现代化史的角度看，他们似乎成了向中国社会传播西方文明的有效媒介。例如，熊月之对上海租界的研究，便强调其传播西方文化和文明的作用，这体现于从器物层面的现代水电、公共交通和制度层面的市政管理、教育和作息时间，到精神层面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以及“功利主义、竞争意识和进化观念”（熊月之和张敏 1999）。他总结说，“租界的存在，为西方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大规模、系统地、迅速地，少受约束地输入上海，提供了便利条件”（熊月之 2002：56）。

教会学校被视为西方影响之有助于中国现代化的又一途径。从1860年代到1890年代，北美和欧洲的基督教组织在中国各地建立了约2000所学校，形成了一个包含各层次学校的“完整的教育体系”。大部分学校的注意力从早期的神学科目转移到现代科学，以满足中国社会的需求。在培养的学生中，教员、工程师、机械师和技术工人多于福音的传播者。因此，余子侠认为，教会学校是一个向中国“传播西学的特殊渠道”（1997：25—26）。田正平（2004）亦称，外国在华教会大学，始于1897年在上海成立的圣约翰学院（后更名为圣约翰大学），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学校不仅在事实上有助于破坏传统的教育制度，而且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教师和管理人员。很多中国大学聘请经验丰富的传教士作为管理人员，或者是在行政管理、课程设置、教学法乃至体育方面，以教会学院和大学为样板。据何大进的研究，女子教会大学课程体系全面，包括西学和中学的各个科目，且强调职业技能的培训，为中国培养出第一代“新型知识女性”。由于注重将女性学生培养成为独立的专业人员，并提倡男女平等的理念，这些学校“成为中国近代妇女解放之先声”（何大进 2005：21）。

总之，新近对西方影响的重新评价，颠覆了外国在华经济、文化和政治机构之作为帝国主义侵华据点的传统看法，取而代之的是其作为现代性之代理人的新形象。尽管现代化史学家们都承认这些机构内部中外人员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它们对中国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他们尽可能忽略或低估西方帝国主义的这些影响。一言以蔽之，在运用历史去重建另一种近代中国叙事时，现代化史学家与其对手革命史学家一样，背负太多的意识形态包袱，在目的论方面和革命史学如出一辙。

共产党革命

对现代化史学家来说，最具挑战性的任务，是重新阐释共产党革命及其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以确保现代化范式免遭革命史学家的攻击。自从1980年代下半叶兴起以来，现代化叙事屡遭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公开批评。例如，刘大年明确驳斥现代化命题。他坚持认为，“民族独立”和“近代化”是两个密切相关但又彼此独立的东西。“民族独立是要改变国家民族被压迫的地位，推倒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近代化则是要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地位，要发展以近代工业生产力为主的社会生产力。从根本上说，是解决生产力问题。”他认为，同时并举，或者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可能的。为实现现代化，中国必须首先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取得民族独立（刘大年 1997）。

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也赞成刘氏对革命和现代化之间关系的看法。例如，李文海认为，“民族独立地位的丧失，政治上封建专制主义的顽固存在，像两座巨大的障壁，堵塞了近代化前进的通道”。“解决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两大问题，就愈来愈成为打开中国近代化前进通道的首要的、第一位的问题。”（李文海 1997：9）他重申，“革命与现代化并不矛盾，相反是现代化最重要、最强劲的推动力量。没有革命就不可能有现代化”（李文海 2005：116—117）。龚书铎也认为，革命，而非现代化，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他写道，“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离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现代化就无从谈起”。他主张，将革命视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并不排斥现代化，因为“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国家的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其中已经包含有争取现代化的涵义”（龚书铎 2005：116）。

由于坚持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这些史学家主张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非“现代化”（或更确切地说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事实上，他们主张先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强固现代化领导，然后才有可能成功地追求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这一看法跟经典现代化理论家对现代化各“阶段”的认识是一致的。在后者那里，“建立一个有效的、集权的、基于新式的民族主义联合的民族国家，反对传统地主精英的地方利益，反对殖民势力，或者同时反对此二者”，被视为“所有国家起飞的必要条件”（罗斯托 1960：4—16；亦见布莱克 1966：67—89）。因此，现代化史学家的一个根本挑战是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诠释近代中国的革命，特别是共产党革命，并避免重复有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解释，后者在1980年代的“近代化”史学中依然存在。

让我们再次聚焦上述三部中国现代化史研究。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三部书都将近代中国的革命描绘成更为广阔的近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例如，在《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中，罗福惠认为，革命是布莱克所说的现代化第二阶段即“现代化领导强固”的核心。在引用布莱克的观点即“从传统的政治领导向现代化的转变总是要卷入暴力，而且往往会发生相当激烈而持久的内战”（布莱克 1966：33）之后，罗声称，中国革命是“形成集中化、合理化的政府领导”必不可少的一环，因为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在领导中国的现代化方面是“无能的”，它们的现代化改革具有布莱克所说的“有限性、保护性、防御性、贵族性”（布莱克 1966：64；罗福惠 1993：29—32）。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罗强调了革命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整部书却很少关注革命运动。只是在导论部分，作者简单讨论了革命对中国现代化的必要性；而这样写，似乎也仅仅是出于战术上的考虑，以避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本书的攻击。其他章节则根本没有述及革命。此书确有一章节，专门讨论“政治发展与变革”，但也只是厘清中国政治思想从君权到民权的演变，以及晚清、民初和南京政府时期政治制度的变化。在其叙事中，共产党革命根本无迹可寻。

第二本书《中国现代化史》，并没有忽略共产党革命，但贬低其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许纪霖以讨论集权国家是现代化改革的前提开始，强调“全能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兴起；体现这种全能主义的国民党“党治国家”（party-state），本来可以起到现代化的领导作用，带领中国步入下一个阶段的现代化。但是，许争辩道，在其统治中国大陆的二十年历史上（1927—1949），这个全能主义国家未能使其行政权力“集中化、分层化、制度化”，而是听任其合法性遭受内部和外部的挑战。正是国家的这种低水平“制度化”及其对农村软弱无力的控制，造就了一个“权力的真空”，从而为共产党动员农民、发动革命创造了条件。换言之，共产党革命并不是在中国确立现代化领导体制的必要路径；它的成功，部分归因于国民党政权未能建立现代官僚制，部分归因于共产党“从城市转移到乡村，从沿海深入到腹地，从政治的中心潜入边缘地带，从知识群体来到农民中间”。许断定，共产党革命致力于动员农民，远非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远非中国现代化的正确方向，而只能是“改朝换代”的“最古老、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许纪霖和陈达凯 1995：9—24）。“从（1920年代）国民大革命到解放战争（1945—1949年内战），中国的政治变迁走了一个大轮回。”（同上 15）许重申，共产党革命仅仅是“改朝换代的革命”（同上）；它没有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贡献。

相比之下，第三本书《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把共产党革命解释为中国现代化第二阶段（1895—1949），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其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它指出，民族主义之所以能够兴起于晚清和民国时期，乃是因为统治精英和文人在中国现代化的第一阶段（1840—1894）屡遭西方挑战之后，放弃了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至高无上和尽善尽美的观念。该书继而将共产党革命描述成民族主义运动的延续；这场运动始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知识界的激荡，在20世纪初辛亥革命和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时期再度涌现，但均未能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根据作者的说法，共产党革命在建国方面取得成功，主要有三个原因：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空前的民族“觉醒”；抗日战争以及1946年和1949年之间的民众动员；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现实相结合，制订了自己的民族主义理论。作者认为，共产党革命的完成，标志着长达一个世纪的“国家形成”（state-making）的结束（李怀印 1994）。

虽然上述三本书对共产党革命的看法互异，但是，它们都没有重复主导革命叙事的马克思主义表达。这些书的作者，要么忽视或淡化共产党革命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要么将其重新诠释为一种民族主义。换句话说，共产党革命不再如革命史学所表达的那样，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引导中国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相反，它仅仅被视作达到现代化目标的一种手段，或者是王朝循环的再现，或者是20世纪中国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发现“现代性”

革命史学和现代化史学主叙事的不同，不仅导致其在近代中国基本问题（帝国主义和共产党革命）上的根本分歧，而且在建构主叙事和叙述个别事件时，其“情节构造”（emplotment）（海登 1973和1987）的模式也不同。总体而言，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现代化史学家对民众动员和集体暴力，以及起义和革命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兴趣很少或不感兴趣，而这些曾是革命史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他们对导致中国现代化挫折和失败的因素，也毫无兴趣，而这正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现代化史学家孜孜以求的问题。相反，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现代化史学家感兴趣的，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变化方面有助于现代性成长的积极迹象。因此，现代化史学家所偏爱的题目，包括重新评估中国的传统文化、清末新政、民间社会以及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下简要回顾一下近来对上述诸问题的研究。

传统与现代化

现代化史学家不同意革命史学家将19世纪中国的失败归咎于帝国主义；他们发现中国现代化失败的根源在于自身的传统。在他们看来，这种传统与革命者攻击的“封建”传统明显不同。革命史学家继承了激进的反传统的“五四”遗产，将帝制时代的专制制度、父权制家庭、重男轻女描绘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组成部分。但他们相信，比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更为根本的是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亦即地主制之下的“封建”生产关系或地租剥削。因此，在反封建斗争中，消灭地主所有制成了压倒一切的问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化史学家不仅否认帝国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而且忽视近代中国之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核心，亦即阶级关系。相反，他们将研究重心集中于阻碍中国学习西方和进行全方位现代化改革的传统观念和制度，并且将19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失败归结为自身的问题（如章开沅 1988；袁伟时 1992[2003]）。

现代化史学家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不仅在于其有意忽视前近代中国的“封建”阶级关系，而且在于肯定那些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和政治传统。受韦伯有关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关系的论述的影响，以及“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同在儒教影响下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启发，现代化史学家试图在儒家伦理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找到一个类似的连接点。他们特别重视清末民初的“绅商”，因为构成这个集团的士绅，不仅具有儒家价值观，而且有从事工商业的经历。他们发现，儒家的价值观，如儒家精英“入世”思想、“勤俭”和“诚信”的传统价值观，都有助于商业的成功。但是，研究者也指出绅商固有的缺点，如在利用资本产生利润时未能进行理性和精确计算，过分依赖政府的保护，在生产和业务管理中对新式技术缺乏兴趣，所有这些都违背了韦伯所说的“经济理性”，而后者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徐鼎新 1988；李怀印 1993c；马敏 1996）。因此，对于现代化史学家来说，中国文化传统既是中国现代化的正面资产，也是其障碍。

清末新政

“新政”，亦即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发起的一系列现代化改革，是现代化史学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表达的又一领域。后者拥护起义和革命，视其为近代中国的进步趋势，同时贬低“新政”，视之为一场“骗局”，或者是对1900年代民众不满和反满情绪达于极点的一种“被动”的反应。相比之下，现代化史学家视“新政”为全面现代化的开端，认为它加速了20世纪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政治体制的转型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因此，新政成了中国现代化史研究领域的“热点”，在1990年和1997年之间，计有二百多篇文章和四部专著出版（陈向阳 1998）。

“新政”之一，是通过设立商部，颁布《公司法》和其他经济立法，促进现代工商业。此举打破了清政府传统的严格限制私人投资现代企业的经济政策。朱英的研究（1993和1996）力图证明，这些法律和法规有助于中国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因为它们“第一次在法律上承认和保护工商业者的权利”（1993：100；亦见 1996）。他阐述说，由于具有法人地位和法律保护，工商业主在与政府打交道时地位有所提高，因为他们的生存不再依赖各级官员的私人庇护，不再把自己的业务注册到外国公司，以寻求保护。新颁布的法律还根据投资额或制造品的种类，授予投资者以各种虚衔；工商业者因此改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从处于社会底层的卑微群体，变成受到官方承认和奖掖的显要人士。

教育改革是“新政”期间的又一突破。根据忻平（1997）的说法，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堵塞了传统的向上流动的社会路径，切断了教育精英与政治系统的传统联系，将原先效忠于朝廷的士绅阶层变为无所依凭、不安现状的游离分子，并不断将其推到对立面，加速了传统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解体。另一方面，作者发现，在1900年代确立的新式教育体系，其中包括52348个新式学校和将近二百万学生，以及公派或自费的海外留学生，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塑造了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与传统文人截然不同。忻平指出，正是此类现代知识分子，构成20世纪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变化的社会基础。

“新政”最有争议的部分是宪政改革，其目标是颁布宪法，设立国会，实行地方自治。作为改革的初始步骤，清廷在1908年颁布两个文件，即致力建立宪政的《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和《钦定宪法大纲》，以指导改革。拥护革命叙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仍然将这些改革视为“一个以欺骗为目的，从上而下强加给中国人民缺乏任何真正的社会基础的扰民闹剧，其终归于失败是必然的”（韦庆远等 1993：270）。然而，在1990年代，更多的研究者抛弃了那些陈词滥调，相信改革是将预备立宪运动引入“实质性阶段”的关键一步（侯宜杰 1993：211—212）。根据最近的研究，《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不仅不是（清廷的）骗局，而且是一个并非缓进的方案”；恰恰相反，与其他国家的立宪运动相比，有许多“过急之处”（董方奎 1990；季云飞 1992；曹晓君和余林南 1995）。按照侯宜杰的说法，《钦定宪法大纲》体现了“以宪法和法律限制君权的君主立宪制度最基本的特征”，也反映了“主权在民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三权分立原则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是立法权属于议会和君主的二元制君主立宪的宪法大纲”（侯宜杰 1993：211）。总体而言，现代化史学家将宪政改革视为中国民主化或政治发展的开端，而不顾及新设立的政治机关的支离破碎和导致宪政破产的种种问题，如清廷规划改革方案的被动和消极，缺乏果断的、强有力的领导，政府的腐败，而最主要的问题是改革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与革命叙事对“新政”的总体否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近对清末十年的经济、教育和政治改革的研究，异口同声地颂扬其为“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和阶段”（萧功秦 1993），或者是“一次全国性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在规模、成就和历史影响上远远超过了洋务运动、百日维新（王守中 1990：23，亦见 1996）。

市民社会

受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s），以及美国的中国史学家对哈贝马斯理论与近代中国的相关性辩论的启发，现代化史学家热衷于寻找晚清和民国时期“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迹象，以此去证明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与西方国家有着类似的趋势。其中，有迹可寻的是城市的各种自治机构，特别是商会。商会在1990年代被史学家视为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雏形之前，一直是辛亥革命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题目；例如在1980年代，史学家考察商会，主要是欲确定商会成员的“阶级地位”。引起他们兴趣的，是商会的领导人是否属于“大资产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或者是否分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或下层。然而，他们最终关心的，是其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态度和选择，以及革命本身的性质。

在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1980年代后期的商会研究，往往采取二分法，认为“现代”商会是“法人”组织，基于“法治”，而“传统”行会则基于“人治”。例如，朱英断言，商会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按照“契约型规章”行事，表现出“明显的自愿和民主原则”（朱英 1997：69）。因此，从行会到商会的过渡，标志着一个现代化或“合理化”进程（马敏和朱英 1993：122—140）。然而，正如商会研究者在其新近的研究中坦承，商会和行会的关系远比过去推测的复杂。例如，马敏指出，许多行会经历了现代转型，构成商会的组织基础。因此，两种类型的商业组织，并非如以前人们设想的那样，壁垒森严、彼此对立，它们之间关系的特点是相互依存，而不是对抗（马敏 2003）。(51)

现代化史学家特别感兴趣的是20世纪早期城市中的商会和其他自治机构日益增长的影响。例如苏州的“绅商”通过商会和各种辅助组织，如“商团”“教育会”“消防会”和“市民公社”等等，控制了很大一部分市政建设权、司法审理权、公益事业管理权、社会治安权以及工商、文教、卫生等多方面的管理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所以马敏和朱英将其称之为“在野市政权力网络”（1993：115—116）。作为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辩论（黄宗智 1993）的回应，这些学者进一步将“城市传统社会组织的转型和新式民间社团的扩张”视为“公共领域的扩张”，并将“在野市政权力网络”界定为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雏形”或“早期的市民社会”（马敏 1995：281）。

但是，欧洲早期的“市民社会”和中国“市民社会的雏形”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正如商会研究者坦承，前者体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自主权及其与政权的对立，而后者表现出大量的对国家的特殊依赖性。这是因为在1900年代苏州和其他城市成立的商会和其他自治团体的初衷是为了调和官府与民间的关系，以民治补充官治，而不去挑战国家权威（朱英 1996及1997：112—113）。因此，晚清“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清政府推行“新政”所产生的影响，系国家权力“让渡”到社会的结果。因此，虽然“市民社会”与国家有摩擦和对立，但它们彼此之间主要是相互适应而非对抗的关系（马敏 1995：281—292；亦见马敏 2003）。

鉴于上述事实，批评家开始质疑利用西方语境之下的术语，来描绘中国特定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有效性。正如批评家指出，谬误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和下述事实有关：其一，商会研究者关注的重心主要是在清朝最后的十年，当时商会仍处于早期阶段，确实依赖于政府的推动；其二，商会研究者的重心主要是在苏州和成都等传统的城市，在这些地方，旧式“绅商”仍占主流（张志东 1998）。如果他们聚焦于民国时期或者大都会和西化的城市，如上海和天津，在这里资产阶级发育比较成熟，在与国家打交道时表现出更大程度的自主权，那样的话，“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这些术语用在中国就更加贴切。无须赘言，另一个原因和现代化理论本身有关，尤其是欧洲的“现代性”概念。它是商会研究者在其研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或运用的一个概念。因此，为了提供一个更为合理的和全面的近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解释，商会的研究者以及全部的现代化史学家，不得不更为全面地调查城市和农村的自治组织和基层社会力量，并把它与国家权威互动的时空变化也考虑进来。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克服现代化理论中以欧洲为中心的假设，重构一个根植于近代中国自身历史经验的诠释架构。

城市化

由革命范式向现代化范式的转换，也使学者们对城市史的研究兴趣与日俱增。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是农村社会，不仅因为叛乱和革命这两个马克思主义者热衷表述的主题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而且还因为引起集体暴力的原因必须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最贫困的农村人口中去寻找。相反，现代化史学家将其注意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因为，他们认为，正是城市，特别是“通常口岸”才会在外国的影响下产生“现代性”，并且蔓延到其他城市。从1980年代末开始，研究者日趋热衷于城市史研究。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大量单个城市史研究著作和七百多篇文章先后出版（何一民 2000）。

19世纪和20世纪初沿海和长江流域“现代城市”的崛起，是现代化史学家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关注的问题。这些城市大多是在中外不平等条约下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因此，1990年代的研究大都强调“外部影响”，亦即外贸、外商投资以及外国租界的冲击，并视之为这些城市勃兴的驱动力。上海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张仲礼的研究（1990）表明，作为鸦片战争之后的五口通商城市之一，上海充分利用其地理位置的优势——在长江入海口并以最繁华的地区（长江三角洲）做后盾——迅速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上海的外国租界，既能为外国和本国的投资提供一个安全的政治环境，也容易获得外国资本和技术。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上海为什么能够发展为中国最大的制造业和金融中心。再以天津为例，正如罗澍伟的研究（1993）表明，1860年天津开放为通商口岸，并在市内设立九个外国租界，从此以后地位开始变化，从北京的附属城市变为华北市场网络的中心，到1930年代，一跃而成为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同样，重庆和武汉作为长江流域最重要的两个内陆城市，在长江流域日益繁荣的内外贸易中，亦凭借通商口岸优势而再度繁荣（隗瀛涛 1991；皮明庥 1993）。

张仲礼则指出港口城市在内陆城市和农村发展中的“示范效应”。张借用发展经济学的“不平衡增长”理论，提出近代中国的“地区发展”是以港口城市“核心区”和内陆城市“边缘区”的“二元结构”为特征的。东南沿海城市在经济增长、行政组织、市政工程、文化和教育活动以及社会生活方面，对内陆城市发挥“示范和指导”作用（张仲礼 1996）。他还发现，在上海和长江流域的其他城市之间，以及这些城市与内地之间，“集聚和辐射”两个过程同时存在，资本、技术和人才由前者“辐射”到后者，而原材料流入城市。张指出，正是这种现代因素由上海到二级城市，再到内地的“层层传递”流动方式，推动长江流域的文化、社会转型，并将整个现代化进程推向前进（同上 1999：10）。

然而，更近的研究挑战了张仲礼的“层层传递”理论。例如，姜涛（2006）将近代中国的“现代城市体系”与“传统城市体系”进行对比。他解释说，前者以上海为中心，包含沿海与长江流域的港口城市，其功能是“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秩序”，而后者主要包括清朝传统的行政中心，主要是“维护大一统的王朝统治”。与张仲礼对前者的崛起刺激了后者现代化的假设相反，姜强调港口城市崛起以后传统城市的衰落。例如，19世纪后半期上海等“新型城市”的兴起，是以大运河沿线城市，包括扬州、清江浦和临清的衰落为代价的。他驳斥现代城市的出现导致中国“城市化”的命题，因为城镇人口的比重并未相应增加。这也可从以下事实得到解释：当时农村生产力停滞不前，无法维系更多的城市人口，乡村中的游离人口也不能为城市所大量吸收。这样，除了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之外，也有大量的城市人口流入乡村，导致中国农村和城市人口比例在整体上保持稳定。何一民（2006）也注意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城市发展的“不平衡”。与华东通商口岸快速增长和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陆“闭塞”城市（如西安、太原、兰州和贵阳）的落后。后者同国内市场和世界经济联系较少，经济衰退，人口增长缓慢。

然而，尽管争议很大，在现代化理论的荫护下，城市史研究得到全面发展。由于认定港口城市是其他城市发展的“样板”，新的研究倾向于将港口城市和非港口及内陆城市的关系理想化，忽视了“核心”城市的崛起可能导致“边缘”城市的衰落。

改革时期的乐观主义

显然，现代化史学与前几代的中国史学相比，不仅阐述的主题不同，而且叙事方式也不同。现代化的史学家试图解释的主要是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中国实现了什么，而不是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孜孜以求的中国现代化怎样失败或为什么会失败，也不是革命史学家所优先考虑的近代中国的叛乱和革命怎样引起了共产党革命。现代化史学家用以表达过去的叙事模式也不同于先前的史学。与1930年代充斥在蒋廷黻及其同事作品中的悲观主义的叙事模式截然不同，它不再纠结于中国的挫折及挫折背后的原因，在呈现历史事件以及解释历史事件与中国的现在和未来的联系时，也不再完全是一种悲惨的基调。它也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叙事模式，亦即将中国历史简化为善与恶之间的周期性斗争，并且对参与斗争的反面历史人物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而这是1949年以前革命史学中，及之后的激进史学中盛行的一种模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现代化史学家之历史表达的特点是乐观主义，或者说是对西方的“良性”影响，以及有助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并预示后毛时代发展的经济、社会、国家、文化中“现代性”因素增长的偏好。总而言之，重新诠释的中国近代史是一个现代性缓慢而稳定增长的历史，它为共产党革命以及此后的毛泽东激进主义所中断，但是通过改革开放，在后毛时代重新复苏。

这种新的模式弥漫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现代化史学，不禁让人联想起战后美国现代化理论中普遍存在的乐观主义。1950年代和1960年代美国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和军事实力，使现代化理论家有理由相信美国不仅是现代化的领头羊，而且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为所有的“传统”社会提供了一个样板。生活于改革时代的中国史学家，在目睹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之后，对中国现代化的繁荣表现出类似的信心。曾经萦绕在民国时期自由主义史学家心头，或者充斥在其历史作品中的失败和挫折感几乎绝迹。因此，后毛时代的史学家不再像其前辈那样寻求中国屡遭外来凌辱的根源，而更倾向于发现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历史先例，以证明正在进行的、旨在通过市场经济发展并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以使中国走向繁荣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并使中国向基本上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性目标靠拢的政治议程合法化。换言之，改革时代现代化史学的乐观主义，是西方的自由思想（尤其是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之影响日深，以及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史学家恒久不变的、运用历史服务于现实的责任感相衔接的产物。

第八章　危机中的主叙事

就思想界而言，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中国最显著的变化，是新自由主义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并型塑着主流知识分子和政府决策者的思维。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旨在建立市场经济、保护“财产权”（或私有制）、使中国全面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改革，经由起初小心翼翼的引入“市场机制”，过渡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加快了外国资本的流入，中国的对外贸易由此暴涨。在全球范围内，苏联解体，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出现，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刺激下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繁荣，所有这一切，引发了西方知识分子对自由资本主义的乐观态度，由此激发现代化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再度繁兴。这些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造就了新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强势地位。现代化叙事在近代中国的撰述中渐占主导，正是这一时期自由主义思想盛行的体现。

本章着眼于21世纪之交历史书写的三个引人注目的变化。首先，由于明显脱节于市场经济改革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盛行的时代，以及遭受现代化理论和史学家的无情挑战，革命叙事走向没落。革命史学衰落的主要标志是资深革命史学家逐步修订乃至否定革命叙事的基本观点。二是在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新一代史学家对区域文化史和社会史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三是一些史学家利用新发掘的档案和文件，努力重构20世纪中国一些重要事件的“真相”，他们的研究结果往往跟党治国家所支持的故事版本相冲突。总之，这些新的变化，共同摧毁了在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内支配中国史学家思维和写作的主叙事的合法性。

革命叙事的退却

“胡绳现象”

1990年代中国史学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是革命史学家在中国近代史重大问题上从其传统立场的退却。为了使历史研究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现实，以及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党治国家的新思路，他们对革命史学的基本假设做了实质性的修改。在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胡绳（1918—2000）。他在1950年代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说，在随后的几十年影响着中国革命史学的发展，并以《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981年首版）一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1985—1998）一职，确立了自己在该领域的资深权威地位。

在年轻时代，胡绳信奉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38年以来，他在左翼报刊和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政论文章，并且写了几本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的著作，因此，一直以“党内秀才”著称。在他的著作中，最流行的是《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该书成书于1947年，涵盖了从鸦片战争到1925年的中国历史，并以清新的写作风格和大张旗鼓地颂扬近代中国的反帝斗争，而有别于类似书籍。共产党革命之后，胡绳依然保持对历史的兴趣。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1954年写就的一篇文章，引发了对中国近代历史分期的讨论。同时，在作为一名高级官员负责宣传、出版和教科书审查期间，胡绳谨慎地遵循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胡的工作基本上无可挑剔，因此，虽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曾一度作为“走资派”而遭到驱逐，但在七年之后又恢复在党或政府的职务（郑惠 2001）。可以预见的是，他在1973年“解放”之后立即着手写作并于1981年出版的著作，在学术上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大体上，此书仍然重复和详述他在1955年的文章中的主要观点。(52)

但是，在晚年，胡绳承认1949年以后的很多作品并未反映他的真实想法。在1998年80寿诞之际，他模仿孔子《论语》中的说法，创作了一首诗来概括他的人生经历：“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天命。”(53)这首诗表明，最迟在1980年代末，胡绳开始认识到自己作品存在的问题，并较为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想法。1987年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高潮时，胡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篇文章很快就得到中央的表扬，认为是解决了学生中存在的思想问题。社会上也是一片赞扬声。但是，在一次中共中央的会议上，当一位发言人高度颂扬胡绳的文章，并称其“中国社会科学最高水平的体现”时，胡绳低声对旁边的一个朋友说：“其实我不过回答了问题的一半；还有一半根本没有谈呢！”据其朋友后来解释，问题的另一半是为什么中国不应该在共产党革命之后不久就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纲领（李慎之 2001）。

直到晚年，胡绳才开始公开表达自己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胡绳能够这么做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1992年初的邓小平“南巡”，阻止了党内“左”倾思想的复活，并激发了新一轮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彻底改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了大势所趋。其次，1992年6月，邓小平公开批评了所谓的“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经济学权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捍卫者”，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中国的国内外现状，并且顽固地坚持过时的“左”倾思想。因此，作为中国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高华 2004），胡绳感到有责任并有理由做一些理论突破，以表明他对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的支持。

1992年以后，胡绳的作品中广泛论及各种思想和历史问题。他对中国近代史的新解释要点如下：第一，所有的有助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努力都值得赞扬；第二，共产党革命并不一定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三，社会主义并不是共产党革命之后的必然选择。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胡绳并未改变他在1987年的文章中所详细论述的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原有看法。他在晚年仍然坚持近代中国革命叙事的核心观点，依然相信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支配之下，中国不可能成功发展为资本主义，因此，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然而，胡绳背离革命叙事的地方在于，他并未从上述观点得出以下结论：所有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革命以及所有支持改革和反对革命的人都在政治上“是反动的”。恰恰相反，胡绳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主题；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正是为了消除封建主义，去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并为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铺平道路。胡绳重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中国革命应分两个步骤：首先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接着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以促进社会主义发展。因此，早期共产党领导人（如陈独秀）的观点是错误的：由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中国应当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恰恰相反，他断言，近代中国所需的就是资本主义，中国存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少了”而不是“多了”。因此，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主张”，“不能认为凡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当时搞社会主义都是反动的”。胡绳指出，应当“重新评价”所有的“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或倾向于资本主义”的人（胡绳 2001：5）。

更为大胆的是胡绳对共产党革命的新思考。在传统革命史学中，共产党革命被描绘为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这个解释包括三个要点：1）革命是必要的。自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与古老的封建生产关系相结合，造成了中国人民的贫困，并阻碍了中国的进步；2）革命必须由共产党领导。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年轻，容易与敌人妥协。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之后，只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才有能力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再者，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并且得到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支持；3）中国在共产党革命之后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

胡绳质疑这些观点。他首先指出1949年以后在很大程度上被官方史学忽略的一个现象。他提醒人们，在共产党革命期间，支持国民党或是支持共产党的人“数量都很少”。在两种力量之间，数量最多的是“中间势力”。他解释说，“中间势力”成分非常复杂，既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企业家、商人，也有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强调，“大多数”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属于中间力量”。他补充说，“那时候，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能实现资本主义，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应当说，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胡绳 2001：4）。这样，胡绳的解释直接背离了传统的观点。

最后，胡绳认为，共产党革命之后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不是正确的选择。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中，胡绳首先批评“民粹主义”（俄国的民粹派）思想，亦即落后国家如俄国和中国可以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从封建社会跃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假设。正如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如陈独秀（1879—1942）和李达（1890—1966），与他们的主要对手梁启超和张东荪（1886—1973）的论战表明，这个观点在19世纪末的俄国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中非常流行。在梁启超和张东荪看来，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革命。理由主要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未发展，工人阶级尚未真正形成；因此，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促进生产，发展资本主义，解决人民的生存问题，然后注意各阶级之间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独秀和李达倡导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一种过时的生产方式，而社会主义是一种日益流行的社会制度，在工业发展上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率。1949年以后，中国正统史学家普遍赞同陈独秀及其战友的观点，认为共产党理论家们在这场论战中获胜。胡绳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梁启超和张东荪“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前，要先发展资本主义”并非全无根据的；同时，共产党人的说法也并不真正令人信服，并且他们在争论中也未真正战胜对手（胡绳 1999a：3—5；亦见胡绳 2001：5）。(54)

胡绳注意到，与早期共产党领导人不同，在1939年到1949年之间，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反对民粹主义。例如，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报告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与民粹主义的区别”正是在过渡到社会主义之前中国必须经历“民主主义”阶段（亦即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阶段）（毛泽东 1945：274）。胡绳还提到毛泽东在1939年和1940年发表的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文章。按照这些文章的说法，共产党革命或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其目的仍然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障碍”。但是，革命之所以“新”，乃因为它是由无产阶级（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并致力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政权”；因此，革命也会“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毛泽东 1940：668）。毛写道，在未来，新民主主义社会“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在解释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后，胡绳指出，“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还需要资本主义广大发展”，虽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无迹可寻，但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因为它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况和需要”。据他估计，全国范围内的现代工业大约只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因此，按毛泽东的话说，在共产党革命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尽可能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发展国民经济是很有必要的。根据胡绳的说法，革命之后，1952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估计，将会花费“十年、二十年”发展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胡绳 1999a：9—12）。

胡绳继续说，不幸的是，早在1953年，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农业、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于1956年完成。中国共产党犯了一个民粹主义错误，直接跳过了新民主主义阶段。而毛泽东本人在1949年以前曾对此做过警告。两年后，毛泽东进一步发动“大跃进”，试图加快中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步伐。实际上，当时中国工业化刚开始起步，农业仍像以前一样落后。胡绳批评道，这个路线“倒向民粹主义，而离开了社会主义”（胡绳 1999a）。最后，胡绳称赞1978年以后党的政策：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阶段初级阶段”，因此，应当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胡绳 1999a：13—15）。至于中国何时能够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胡绳回答，人类世界如果以20、21、22三个世纪大体上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在人类历史年表上“不算太慢”（胡绳 1998c：4）。胡绳的话后来被解释为“三百年不谈社会主义”（龚育之 2000：143）。

因此，胡绳对近代中国的新解释，至少在两个重要方面违背了正统史学。首先，将资本主义发展界定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主题，认可有助于中国资本主义成长的改革方案，如此一来，胡绳便质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包括自己的著作）中的革命叙事，从而否认自己将渐进改革视为反动运动阻碍中国进步的观点。第二，胡绳的新观点也挑战了正统史学的目的论假设，即共产党革命是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结构性变革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是共产党革命之后中国的唯一正确选择。

确切地说，胡的新解释并非完全新颖，正如第六章所示，他的一些观点，如资本主义是中国近代的一种进步力量，或者是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民粹主义取消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实际上是支持改革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在1980年代即已提出的问题。他的新解释比起1980年代最具“挑衅性”的史学家的相比，晚了将近十年。但不管怎么说，胡绳是资深正统史学家中第一个挑战自己曾经信奉的观点的人。实际上，作为1949年以后建构革命史学的翘楚，作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近代史领域最权威的学者，胡绳的新解释集中反映了革命叙事的退却，并让步于现代化叙事。

至于为什么胡绳在晚年改变了自己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看法，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是他承认中国社会现实的变化：在邓小平实行经济改革后大约十五年左右，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已经不可逆转；作为一个资深的官方史学家和共产党员，胡绳有义务修改革命叙事中与邓小平时代市场经济改革相悖之处，为党的改革路线助威呐喊。然而，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是与胡绳以及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特点有关。这些知识分子成长于1930年代和1940年代，他们是在青年时代研究和比较了中国各种进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案之后，才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在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基础上，作出政治选择并形成自己的人生目标；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更为激进和叛逆，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追求自己崇信的能够真正解决中国20世纪困境的改革方案。胡绳与同辈共产党知识分子的这种背景，令他们截然不同于成长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知识分子；后者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出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理所当然地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的正确性。胡绳和他的许多同龄人独特的知识独立性和批判性思维，说明了为什么在共产党革命之后的几十年，当毛泽东的激进政策同其判断相抵触时，他们感到“困惑”和无助；但作为官方史学家或作家，他们却不得不为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辩护。胡绳是个例外。在晚年，他大胆和坦率地承认自己几乎所有的著作和文章都与一定时期的政治有关，他几乎没有“纯学术”作品。(55)

因此，在晚年，当他感到是时候告诉人们自己心目中真正的中国近代史是什么了，并且当中国社会现实也允许这么做的时候，胡绳开始挑战中国近代史的正统解释，并因此否定自己的大多数作品，便不足为奇。胡绳在1990年代之所为，可被视作1949年以前成长的自由派学者之智识独立性复活的一种表现。由此，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和政治评论家恰如其分地将胡绳驳斥自己的观点，描述为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理性的力量”的体现（李慎之 2001：2）。

事实上，这种独立思考并不只限于胡绳本人，一些资深的共产党作家、哲学家、史学家，如周扬（1908—1989）、巴金（1904—2005）、李慎之（1923—2003）和李锐（1917—），亦皆如此。在历经几十年的政治跟从之后，他们都在晚年公开质疑革命正统。中共高级知识分子的这种倾向，因为胡绳的大名而冠之以“胡绳现象”，可以视为第六章所讨论的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新启蒙”精神的绝佳体现。大多新启蒙作家和思想家，与胡绳及其同辈在1949年以前的知识背景和经历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胡绳未加入“新启蒙”知识分子阵营，主要是因为，作为中共官方史学泰斗，胡绳有责任为党的政治路线代言。因此，在1980年代，胡绳非但不是新启蒙知识分子，恰恰相反，他受到共产党的信赖，承担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只是在1990年代，当政治环境大大改善，胡绳才能够摆脱“困扰”他长达三十年的困境，公开表达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真实想法，尽管他的做法依然十分谨慎。

《冰点》事件

导致革命史学危机的，不仅是老一代革命史学家从原来立场的退却，而且也是现代化叙事倡导者的持续攻击。当“新自由主义”开始主宰2000年代主流知识分子的思想，并且型塑党治国家的经济政策时，在批判近代中国的革命、颂扬现代化改革以及西方对中国现代化的“积极影响”方面，现代化史学家走得更远。其中，最激进的现代化史学家公开谴责革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乱”和“扰乱现代化进程”（周东华 2005：94）。(56)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化史学的影响及其对革命的否定，已经超出了学术界，并进一步通过媒体影响大众对叛乱和革命的观感。在2000年代初播放的两个流行的电视剧《太平天国》和《走向共和》中，清政府的关键人物，从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这些在革命叙事中被讥讽为“叛徒”“刽子手”“反动派”的人物，都成了练达的政治家，对国家的福祉甚为关切。

然而，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革命史学在中国失去了根基。事实上，仍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仍坚决捍卫革命并批判现代化主题，但是数量及群众基础在不断下降，他们的声音在该领域也变得非常微弱，以致于不时呼吁党和政府当局的行政干预。正如龚书铎警告：“如果以现代化代替革命作为近代史的主题，那么整个近代历史就要重写，就会引起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混乱，就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龚书铎 2005：116）然而，国家正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需要支持改革的知识分子的合作，并欢迎现代化叙事。国家对中国现代化史的慷慨资助，便是明证。尽管党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和历史基础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但国家也防范对其进行公开的和直接的挑战。因此，政府有时不得不关闭“左的”和“右的”知识分子的印刷或在线出版物，以确保政治上保持一致。它不得不在满足主流知识分子的要求与维持党的意识形态基础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

在这种背景下，《冰点》事件是可以理解的。2006年1月24日，《中国青年报》附属周刊《冰点》，刊载了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一篇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而遭勒令停刊。按照“评阅小组”的观点，这篇文章否定中国人民100多年的反侵略斗争，其矛头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报纸的主办者在处理决定中声称，该文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冰点》的关闭，立即引起了大众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并招致世界各地华人知识分子的抗议。令人惊讶的是，共产党和共青团的严厉指责，并未造成一场抨击文章的政治运动，或者是进行人身迫害。而在1980年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主要的知识分子则没有如此幸运。在抗议者（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一些开明的老共产党人）前所未有的压力下，《冰点》于3月1日复刊。复刊后的第一期，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的文章——《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在文中，作者重申中国近代史的官方意见，并就具体史实小心谨慎地与袁伟时展开争辩，而不点其名，亦无谩骂之辞。而袁伟时仍如以前那样活跃，写了另一篇驳斥文章《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发表于4月3日的香港《亚洲周刊》。

有趣的是，在该事件之后短短数月，上海就出版了新版历史教科书，大幅度削减了帝国主义侵略、革命和战争部分，相应地增加了科学、现代经济、外国文化等内容。它再次在中国的网上论坛激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并吸引了海外媒体的关注（Kahn 2006）。

超越主叙事

因此，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中国史学的特征，是人们日益认识到革命史学和现代化史学的内在问题，尝试修正或者是突破曾经型塑现有历史作品的宏大叙事。相对于1980年代以及此前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这一时期见证了社会史蓬勃发展，对理论和方法问题的兴趣也相伴而生。新一代的社会史学家开始质疑现存史学的一些基本结论，同时在他们的研究中提出各种概念和方法。他们也对刚刚引入中国的后现代理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因此，下面的讨论将集中在该领域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作品上。

“中层理论”

在中国人民大学史学教授杨念群看来，1980年代以来的历史研究走了“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实证主义传统，它可以追溯到清朝重视考据的乾嘉学派。乾嘉学派在研究古籍时全神贯注于细枝末节，反而影响了对更大的历史进程的审视（杨念群 2004a）。另一极端是史学家迁就于革命或现代化的宏大叙事。杨抱怨说，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者在评估近代中国的社会变化时，缺乏自己“独立的判断标准”，仍然抱守革命叙事所特有的“高潮”和“阶段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社会现象上，而不是按照基层社会自身发展的逻辑，寻求证据和支持，以便建立社会史独立的评判框架。(57)另一方面，杨注意到，由于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社会史学家多致力于论证现代化趋势在中国演变的“合理性”，却鲜少“从中国本土的角度去理解和诠释传统文化的遭遇和命运”（杨念群 2001a：78）。这样，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研究者着手对某个问题进行研究之前，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与宏大叙事相一致的结论，因而失去了自我发掘历史蕴含的能力（杨念群 2002：16；参见 2004a）。

为了克服这两个极端所造成的问题，杨氏提出借用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Merton）（1968）的“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在他看来，产生于1960年代的“中层理论”，虽显陈旧，却是有用的，因为它重视有限范围——如地理区域、制度、社会现象或一群人——的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概念；还因为在此一层次所形成的概念，可进一步导致建构、修正或推翻更笼统或抽象的概念性架构。杨发现，在中国史研究中，“中层理论”的一个最佳例子，是黄宗智在对长江三角洲的农民经济进行研究时所使用的“过密化”（involution）概念（黄宗智 1990）。据其解释，尽管“过密化”是一个“地区性概念”，但是它可成为一个“诠释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而成为一个可操作的，可反复验证的东西”（杨念群 2001a）。

杨认为，中层理论之所以有价值，还因为它所强调的有限范围的实证研究，将有助于阐明地方史中被政治史研究的主叙事忽略或“模糊”的部分。在杨看来，革命史学以及现代化史学最大的问题，乃是它们忽略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既定社会背景中的人际关系。因此，中层理论的力量是双重的：它可颠覆“现代性宏大叙事单一维度”，同时又可避免“漫无目的的经验研究或实证研究的琐碎”（杨念群 2002：11）。在中国史研究中倡导中层理论，就是“要主动向经验研究中注入解释的因素，以激活各种表面看起来互不相关的史料，建构起它们之间的联系，同时又自律性地限制这种解释的范围，以免使它与政治意识形态或实证主义成为同谋”（同上 16；另见 2001b：193—196）。

作为践行中层理论的尝试，杨氏自己研究了19世纪中国各区域的文人。据杨解释，在此问题上的传统看法是，“封建”的儒家传统在西方挑战到来后不久即失去了自己的阵地；当传统被西方所“打败”时，中国文人便意识到必须学习西方。杨发现，这种刻板的说法，尽管符合“现代民族主义话语”，却无法解释知识分子思维和活动的复杂形态。事实上，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儒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分化和区域化的过程；受过教育的精英不断挖掘本地的儒家传统资源，用来型塑自己的行为模式。例如，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的自强运动中，迈出第一步引进西方技术的，并非最先受到西方影响的沿海省份的文人，而是来自闭塞的湖南省的一小群儒家精英。杨辩称，能够解释湖南精英之主动精神的，是这一地区的儒家学者极其强烈的“经世”传统。正是其思想传统的内在特性，而非西方冲击的程度，型塑精英们对西方的态度。杨进一步调查了广东省的精英，发现那里的“心学”（school of mind）传统，在儒家学者之中特别强烈。杨指出，此一地方传统说明了，为什么体现这一地区儒家精英特色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特别关注人们的“心态”变化，在1890年的维新运动中，通过出版书籍和杂志，致力改变民众观念。显然，湖南和广东不同的文化传统，解释了当地知识分子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抉择。因此，杨氏分析的核心，是“儒学地域化”此一“中层”概念；在解释儒家传统时，它所强调的是空间而非时间上的变化，同时在方法论上，它所强调的是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结合（杨念群 1997）。杨承认，他的观点在解释中国历史上更大的理论问题时意义有限。中层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为未来的宏观理论建构的哲学提供基石而已”（同上 2002：22）。(58)

“整体史”方法

吸引新一代社会史学家的另一种外来理论，是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整体史”（total history）。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教授赵世瑜提出“立体全景”地认识历史。据其定义，它可以是整个国家的历史，或者是某一地区的历史，后者也可以是“大到包括若干省市的区域、省市，小到一个镇、一个县、一个村落”。赵建议，作为一种重构过去的方法，总体史强调“全方位地立体地考察地域社会，从特定区域的生态环境、文化资源、权力网络、社会生活等方面，力图展现出这一地区的立体全景”。赵阐述，地域社会史的“整体史”概念也涉及方法论的“整体性”：“在历时性的研究中，加入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注重结构和功能的共时性分析。”（赵世瑜 2006：28）赵强调，总体史的核心，乃是“要求我们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了解历史上的社会史如何结成一个整体的，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之间是怎样进行着相互间的调适、从而使社会能够正常的运行，这个整体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力量或因素在起作用，即或凝聚、或分离或改造这个整体及部分，等等”（同上 36）。

对赵来说，倡导“整体史”方法是去颠覆传统史学的宏大叙事固有的“普遍性”和“一致性”观念，亦即他所称的“大历史”。赵批评道，这些叙事假定有一个历史发展的普遍模式，而忽视了某个社会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或者将这些差异性和特殊性描绘为普遍模式的体现和变化。赵写道，“大历史”所遗漏的正是它的“生活基础”，亦即“小历史”；正是个性化、差异化和特殊性构成了历史的共性和普遍性，而不是相反。赵建议，历史学家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生活基础还给‘大历史’……这个‘归还’的工作一旦结束，大小历史的区分也许就不需要了，历史本来就是一个”（赵世瑜 2006：10）。

调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有待利用新的材料。在其“区域社会史研究”中，赵氏强调散落在各地或保存在当地人中间（而不是保存在图书馆和官方机构）的材料的重要性，如碑刻、私人之间的经济契约、族谱、民间传说。这些材料令他能够考察更多种类的新课题，如寺庙的民间信仰和仪式、庙会，以及各阶层民众如工匠、太监、妇女这些早已被社会边缘化并为传统史学忽视的群体。这些研究结果往往与现存史学的宏大叙事中固有的一些推定相左，这并不令人奇怪。例如，在庙会研究中，赵发现在传统中国的很多地方，庙会的庆祝活动上弥漫着狂欢的气氛，并将当地人的“狂欢的精神”形容为“反礼教”的一种表现。赵辩称，与传统的观点，即儒家学说的控制致使人们被迫遵从于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相反，庙会中的狂欢并不只是违背了而且也补充了儒家的传统。地方精英往往支持庙会活动，这些活动起一个“缓冲”作用，有助于缓解地方社会的紧张和冲突，而且有助于建构社区稳定和认同。因此，庙会中的“反礼教”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实际上是与儒家规范一致，而不是冲突（赵世瑜 2002）。

中国史学的“后现代转向”？

因此，可以很容易地辨别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兴起的社会史研究的明显变化。与革命和现代化史学相比，新一代的研究者将注意力从传统的倾心于政治史的研究转向新的社会史和文化史领域；从重大历史事件和制度转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从主要社会阶层和经济领域转向底层和边缘行业；在方法论上，从基于二元假设的线性描述转到基于地方原始材料调查的更复杂、多面的叙述。

然而，比方法论变化更为重要的，是新一代史学家历史研究的学科自主性意识日益增长。杨念群将自己及其同事受中层理论启发而展开的研究，贴上“新社会史”的标签，以示其与传统史学有不同意图。杨批评道，后者以“政治史叙事”为中心，并充当“教化”的工具，或者是“论证某种现有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的诠释工具。相反，他将自己的研究方法描述为“一种审美的，一种个性化、个体化的存在方式，个人表达的方法”以及一个“使我们提高对现实的一些现象的批评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工具（杨念群 2002：28）。赵世瑜也将其研究与传统学术相区别，视“整体史”为一个新范式，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赵抱怨，马克思主义史学从“阶级关系和社会政治斗争”角度看待所有的历史现象，由复杂的社会结构演绎出基于经济利益之上的阶级关系，而阶级关系反过来又被简化为农民和地主的厮杀。因此，他的“社会史”目标是突破历史表达的单维线性模式，通过考察历史变化各种动力背后的多层次的社会关系和各种“因素”，以重构过去（赵世瑜 2002：417—418，453—457）。

尽管他们批评传统的史学作品，尽管他们寻求史学的自主性，但是这些史学家对构建一套新的理论和诠释架构，似乎兴趣阙如。杨念群因此对中国史学中外来理论和方法无所不在的影响感到悲观。在他看来，在学术研究中，中国学者并无意提出一个宏观理论，以与各自研究领域由外来理论型塑的范式一较高下。杨写道，“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社会史研究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更多地处于模仿西方的社会理论的阶段，而无法真正形成自己独特的本土解释”（杨念群 2001a：79）。在另一篇文章中，他用中国名著《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比喻来形容中国当前的社会史研究状况：“我们现在笼罩在一个西方对我们有效性的压制之下，就像孙悟空怎么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我们必须在这个手掌心里说话，不可能说孙悟空跳出来，不要这个手掌心了，然后自己再兜个圈子，用金箍棒画个圈子，或自己再弄出了掌心，这是不可能的。”（杨念群 2002：20）

因其倾心于被现有的中国近现代史主叙事所忽略或轻视的各种题材，社会史学家普遍表现出对后现代史学的兴趣，特别是后者对传统史学所标榜的“客观性”的质疑。例如，杨念群便怀疑史学家能够“完全重构历史客观事实”的观点。他阐释说，“历史一旦进入研究领域，就只能以言说和文本的形式出现，在这个过程中，真实历史无一幸免地被各种动机所过滤，变成主观认识的组成部分”。因此，他建议彻底“放弃‘求真’的想法”。他解释，倡导“中层理论”是强调历史解释的主观因素（杨念群 2002：16）。比起自己的同行来，赵世瑜更热衷于倡导后现代史学。除了翻译西方史学家的作品，他还发表大量文章，以介绍西方的后现代理论和方法。和杨念群一样，他也怀疑人们“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对史料的严格检验获得真正的历史”（赵世瑜 2003：183）。对赵来说，这些资料作为“历史记忆”的某种形式，并不必然反映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不成文的材料，特别是传奇故事及集体回忆，也不完全是“虚构”。赵建议，许多传说或传说中的元素，的确是虚构的，但是对于了解民众的心态，仍然是有意义的线索，因此，可以解释为“事实”。他强调传说在缩小书面文件和历史记忆之间差距的重要性。他的很多作品，便是考察各地的民间传说及其在重构区域史方面的意义。(59)

因此，新一代社会史学家在解构传统史学方面取得了进展：他们不再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轮廓内界定自己的研究，并把自己的研究作为党治国家政治合法化的工具。他们重写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颠覆性，因为抛弃了支撑革命派和自由派史家历史写作的主叙事，并怀疑按历史本来面目重构过去的可能性，怀疑传统史学家对历史重构真实性的诉求。然而，同样明显的是，社会史学家在放弃了宏大叙述后，并没有致力于理论创新，也没有在实证研究基础上追求真正的自主性，而是日益依赖一套借自西方的理论框架，加诸自身的研究。尽管他们致力于外来理论的“本土化”，但在重建过去的过程中，独立自主地建构理论解释框架的前景仍不明朗。

探寻历史“真相”

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中国史学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新一代史学家对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兴趣日益浓厚。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中共及其史学家主导了这些事件的解释，以确保与中国近现代史的宏大叙事相一致，并满足共产党为其自身领导地位及政策辩护的需要。由于无法得到党领导的信件、讲话、会议及其他通讯形式的原始记录，普通的史学家和一般民众不得不接受共产党认可的历史版本。但是，最近有关中共党史和国际关系的国内外档案的开放，以及党的解密文件和大量的政府、军队或是党的高级干部回忆录的出版，极大地便利了史学家对该领域原始资料的利用。因此，自1990年代以来，大量的专著和文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事这些研究的学者致力于重建在过去被官方史学模糊或扭曲的事件的“真相”，他们声称其研究具有客观性，且与政治倾向脱钩。他们从新档案及其他资料中得到的结果，并不总是与中国近现代史的标准教科书一致，便不足为奇。

以杨天石对蒋介石的研究为例。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资深研究人员，杨氏自1980年代开始，便在大陆、台湾和海外广为搜集过去无法接触到的档案史料，尤其是利用保存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对1920年代以来蒋介石的政治活动进行重新评估。蒋介石自从1945年起便在中共的政治话语中被定性为“人民公敌”，在其官方史学中，亦被视作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共产党革命的头号敌人，遭到全面否定。例如，按照中共史学家的传统解释，1923—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之所以破裂并导致大革命的失败，乃是因为蒋介石的阴谋破坏和公然背叛革命；而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和期间的蒋介石，则被描绘成执行妥协投降路线的代表；至于国民党政权在历经四年国共内战后最终垮台，则被归因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及其整个统治集团的贪污腐败和失去民心。杨氏最早引人关注的，是其对1926年中山舰事件的研究。根据1949年后的标准说法，整个事件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结果，目的在于清除军队中的共产党势力。杨氏在对大量史料做了缜密分析后得出结论，蒋介石并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时任海军局代局长的共产党人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因此，所谓蒋介石下令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不能成立。但杨氏也承认，尽管蒋介石在事件中采取的打击左派的行动出自其误信右派谣言，但根源在于他跟左派力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从这个角度看，中山舰事件亦有其必然性（杨天石 1988）。

在考察蒋介石对待日本侵华的态度时，杨氏一方面指出其对日外交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仍以妥协和退让为特征”，另一方面辩解说，蒋介石的此一策略，“也有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与不得已”，更何况他同时也在“以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激励自己，进行抗战准备”（杨天石 2002: 403）。至于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表现，杨氏在其公开谈话中，明确表示不同意过去官方史学关于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描绘，认为如果按照这个基调来写抗战史，“这个抗战史一定是不科学的，一定是错误很多的”。就其一生而言，杨认为蒋介石对近代中国有两大功劳，一是领导北伐战争，消灭了三个军阀集团初步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另一个便是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挽救了近代中国最严重的一次亡国危机。杨的结论是，蒋介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实即“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的代名词），认为蒋“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维护了民族的尊严”（杨天石 2010）。此外，有异于过去的“人民公敌”和“专制独裁”形象，在杨天石的著述中，蒋介石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在1930年代初曾有过赦免军事、政治犯，制定约法，允许自由选举、自由提案、议案公开等举动，试图使国家“迈上民主和法制的道路”，尽管他一旦遇到牵制、反对意见时，又回到专制独裁、粗暴压制的老套路（杨天石 2000）；此外，据杨解释，蒋虽不同意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但并不反对土改，甚至有这方面的急切愿望，只是希望遵从孙中山的主义，搞和平土改，避免使用暴力，“让地主也不受损失”。在杨氏看来，蒋介石“不是没有改革的愿望”，只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整个的体制把他捆住”，使他在撤退到台湾之前无力为之（杨天石 2008: 470—495；2010）。

再以杨奎松对1936年西安事变的研究为例。在党的官方史学中，这一事件的叙述通常追溯到少帅张学良1936年4月访问延安。根据这种叙述，在访问期间，这位在日军入侵后退出东北并被蒋介石派去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事指挥官，成功地说服中共代表周恩来以及中国共产党，采取“联蒋抗日”的策略，以取代中国共产党原来的“抗日反蒋”策略。杨利用新开放的文件和档案，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周恩来并未接受张学良的提议，而是说服张学良跟中国共产党一道“抗日反蒋”。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和中共仍然执行原来的反蒋策略。而张学良在周恩来劝说的影响下，逐渐改变自己的立场，从打击共产党转到与共产党合作，从支持蒋介石转到最后反对蒋介石。但是，张学良从未像传统观点所说的，很早即下决心反蒋。事实上，杨的研究表明，直到1936年11月，张学良在绝望的情况下，才决心绑架蒋介石。当时，由于无法取得苏联的军事援助，而蒋介石也在集中力量攻击共产党势力，红军不得不计划从陕西根据地撤退。这将会挫败张学良同中国共产党结盟，并从苏联获取支持以抵抗日本的努力（杨奎松 1995：267—273）。

杨氏的研究揭示了共产国际在整个事件中的核心作用。据其解释，张学良同中共合作的主要目的之一，即是从苏联获得军事物资；为此，他甚至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从来不相信张学良，将其当作一个自私的军阀和无价值的盟友。杨指出，正是共产国际1936年8月的指示，才使共产党放弃原来的“抗日反蒋”，拒绝张学良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并决定与国民党建立一个新的统一战线以抗击共同的敌人日本（杨奎松 1995：174—180）。正是苏联对绑架的公开谴责，才使中共迅速改变态度，从否认蒋介石的领导和坚持将其“公开审判”，甚至在西安遭到南京政府进攻时把蒋处死，转变到作为第三方出现，只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尽管实际上仍在支持张学良（同上 301—302）。

在沈志华最近主要利用俄罗斯档案以及新出版的党内文件所做的研究中，苏联在影响国共内战（1946—1949）进程中的关键作用，也显而易见。从战略上讲，这场内战最关键的一步，是争夺对东北的控制。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占领这一地区，不仅能够提供一个与苏联相连的巨大、安全的后方，而且也能够得到大量的日本人留下的武器，并控制城市工业中心。共产党军队亦能从根本上改变自身处境，从依靠落后的农村根据地和落后的武器生存，转而拥有与国民党军队平等对抗的物质基础。当然，中国共产党在这场竞争中的优势是苏联在日本投降后直接占领东北。然而，根据南京政府和苏联在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条约，在日本投降三月后，苏联必须从东北撤军，并将其交还于南京政府。在占领期间，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不允许进入这一地区。

但是，沈志华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苏联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实际态度在占领期间经常变化，实际上有助于共产党在东北的渗透。最初，在共产党不使用军队正规番号并秘密同苏联占领军接触的情况下，苏联容忍甚至鼓励共产党部队进入该地区。然而，在1945年11月，为避免美国的谴责，并赢得美国在其他战线上的合作，苏联当局同意在撤退前五天，允许国民党政府将其军队空运到各主要城市；同时，他们也承诺迫使共产党退出已占领的城市，并避免与国民党军队冲突。中国共产党控制东北的策略相应改变，从完全占领东北到“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然而，苏联迟迟不撤军招致中国人民的日益不满和国民政府的谴责；蒋介石也公开废止了国共两党的东北停战协议。作为回应，苏联当局敦促中国共产党立即占领苏联撤退的地区，并在离开之前为后者留下足够的武器（沈志华 2008，2009，2011）。毋庸置疑，苏联的这些支持，对共产党在东北的发展贡献巨大，并为中国共产党在1948年在这一地区的反对国民党的决定性战役做了足够的准备，为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内战中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总之，最近这些研究在瓦解中国共产党官方历史主叙事的基本假设方面，产生了累积性效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共史学家一直以“浪漫主义”的叙事方式，解释国共之间的斗争，在为共产党革命辩护的同时，全面否定作为对手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与此同时，强调“内部因素”导致了共产党革命的胜利，特别是党的群众动员和民众对革命的支持。反过来，这又被解释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在更长期的大背景下的结构性变化所致。他们在描述党的策略上的变化如何有助革命成功时，往往把这些决策归因于中共领袖个人的审时度势和正确判断。外部因素，特别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被刻意贬低甚至掩盖。新近的档案研究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们为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事件增添了有趣细节（如果不是完全改变过去的看法的话），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为重新解读这些事件提供了线索，威胁到近代中国革命叙事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自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的主叙事已处于危机之中，部分原因是资深的革命史学家从原来的立场退却，更为根本的原因是新一代史学家普遍对此种叙事缺乏兴趣。在过去的二十年，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将注意力从支撑传统叙事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全国性趋势，转移到被传统史学所轻视的地方或区域性的发展，或者利用新开放的档案和最新出版的文件，集矢于真实再现重大历史事件，而无须迁就长期型塑这些事件标准解释的主叙事。对于新一代史学家来说，主叙事，无论是革命或是现代化，要么无力解释中国近现代史，要么根本无用。

然而，尽管他们努力探索新领域和新课题，并取得可观的成果，同样明显的是，很少有史学家认真考虑去重构一个可行的中国近现代史解释框架。大多数史学家满足于借用西方理论、概念或方法，却很少加以创新调适，以指导自己的研究或解释研究成果；而另一些人则沉溺于自己的新发现，而不是运用理论和概念去阐明其研究结果的意义，或者思考其研究对于理解更重大的历史或史学问题的含义。因此，在过去的二十年，这一领域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各类问题实证研究在数量上的显著增长，而不是概念和理论建构上的实质性进步。这种状态，可称作中国史学的“内卷化”。它或多或少地折射了21世纪之交中国的发展困境：一方面，由于外贸和外国投资暴涨的刺激，中国完全融入全球体系，经济规模急剧增长；另一方面，中国对西方的依赖也与日俱增，日益发现很难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部门维持自主权，也很难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拥有更大的竞争力。因此，对于中国史学家来说，21世纪一个根本的挑战，是摆脱对外来的理论和方法的依赖，并且不再满足于纯史实的研究，在摈弃20世纪的旧诠释架构之后，独立自主地建构中国近现代史的诠释架构。

第九章　结语

历史之作为实际与作为被建构的叙事

20世纪初以来，受西方史学的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写作集矢于叙事建构。叙事形式的历史表述之所以能够取代帝制时代一度占主导地位的编年史，在中国的历史撰述中广为流行，是有充足理由的：通过讲述一个线索清晰的故事，有其开头、发展及结尾，并把一个与其历史哲学或政治意识形态相一致的、统括一切的主题或主叙事强加给叙事化的过去，史学家可以把貌似混乱、支离破碎的过去，变得前后连贯、方向明确，且具政治意义。

总体来说，在与晚清和民国历史实际有关的历史表达或叙事建构中，我们可以找出三种不同的模式。在第一种模式中，历史是写史者生活经验的一部分。1930年代及1940年代从事近代史写作的史学家，出于对国民党或者共产党的偏袒或同情，在其著述中，便有意识地把现实中正在展开的革命或现代化运动，描述为一个始自19世纪的更为广阔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在其所处的时代尚未完成，并且他们也侧身其中。对其而言，中国的近代史仍在进行之中，写史的主要目的是为其所支持的运动辩护，使所有的参与者和支持者能够凝结共识，进而影响历史进程，使之达到预期的结果。换言之，写史是“建国”（state-making）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无论建国本身采取何种形式，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使现存政权更加合理，还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权。因此，这些历史学家与其说是历史的写作者，不如说是历史的制造者。他们所写的是一部活的、亲身经历的历史。他们对过去及现在的不同表达，既是真实的也是虚构的：说是真实的，因为每一种表达在一定程度上都可被视作更为广阔的历史画卷中的某个片段，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不同势力之间的对抗以及同时并存的各种进程；说是虚构的，因为历史学家的思想信仰常常使他们舍弃与其思想模式不一致的方面；他们的解释更多地建立在其意识形态化的想象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客观探究的基础上。

第二种模式，历史不再是历史学家的生活经历，历史著述与历史本身之间失去关联。1949年以后的史学家，与1949年以前的史学家（或他们的前辈）一样讲求务实，一样倾情于意识形态，在历史表达中带有政治目的。对他们来说，书写中国近代史，亦即其所界定的1840年到1949年之间的历史，意味着叙述已经发生的历史，而不是他们亲眼目睹和正在参与的历史。换句话说，中国近代史可能会变为一个受到人为操纵的神话（myth）。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由此写就的历史是完全虚构的或捏造的。事实上，无论历史学家如何致力于政治议程，他们当中很少有人会荒谬到去捏造历史事实的地步；他们不会像小说家那样，虚构一个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事件或人物。相反，他们所做的是通过情节构造（emplotment）将不同的事实拼凑在一起，以至对事件的原因、展开和后果的描绘大相径庭，由此产生同一事件的不同叙事；进而将其刻意选择和叙述的各种事件编织在一起，在个别事件的叙事之上，构造一个长期历史进程的宏大叙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激进史学与其试图表达的历史毫不相关，正是因为由此产生的叙事是人为的神话，公然为现实目的服务，而不是客观审视历史事实的结果。毫不奇怪，1970年代末与1980年代对毛泽东时代政治信仰的颠覆，也导致了对激进史学的全面否定以及对历史写作的重新定位，借以满足党治国家的新需求，为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方案摇旗呐喊。

在第三种模式中，历史叙事或多或少地与史学家表达的历史事实相吻合。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随着历史写作的学科化，主导此一过程的史学家坚守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学科的自主性。学科化的结果，是强加给中国近代史领域一个标准的诠释框架，注重专业领域的严格训练，反对历史研究和教学中的以论带史。因此，革命史学经历了一次转变，从1949年以前在历史描叙中自由表达个人观点和创造性想象的单个知识分子的活动，转变为一个严格按照正统意识形态以及新确立的学术规范行事的职业。然而，学科化的后果是双重的：它既使历史写作有可能暂时摆脱受现实政治的纠缠，也使学科化后的史学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以及党治国家的新需求，因此，它注定是短命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90年代后期和2000年代，史学家对所谓“纯学术”的研究，表现出永不言弃的兴趣，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由此呈现出持久的繁荣。此时，最重要的发展与其说是现代化研究范式明显胜于革命研究范式，倒不如说历史学家学术志趣及方法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总体而言，史学家的注意力，渐从政治史转向经济史、社会史与文化史；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杰出人物转向日常现象及芸芸众生；从基于宏大叙事的全国性事件和趋势转向较少受意识形态熏染和不受目的论推定束缚的区域性或地方现象。因此，史学家正日益将自己的研究视为一门专业，致力于重建被既往史学所遗弃或错误表达的历史内容。尽管其方法论偏好和审美情趣或道德偏见可能继续影响其历史解读，但他们的表达与其解释的历史之间的差距可能大大缩小。

因此，历史写作的真实性完全取决于语境，易变并且多层次，随着不同的历史叙述模式和近代中国历经的不同阶段而改变。在建构叙事时，如果史学家将思想信仰或党治国家的需求置于首位，那么历史表达就可能是不真实的；它也可能是真实的，如果历史学家摆脱了政治或个人偏见，使其叙事立足于历史证据。然而，20世纪中国的大多数历史著作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总的来说从前者向后者倾斜，这在史学家的革命热度减退，尤其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在学科化和专业化进程中日益走向自主时，显得十分清楚。

解构叙事

作为对过去的人为重建过程，历史叙事必然带有目的论色彩；为了解释历史事件或事件的后果，它只注重寻求能够产生所期待后果的趋势和原因。因此，弗朗索瓦·孚雷（François Furet）写道：“所有的叙事历史是一系列的起源事件，或者，如愿意的话，可称之为若干事件的历史。所有的由事件组成的历史，都是有目的论的历史：只有在历史‘终了’时，人们才可能选择和理解构成历史的事件。”（Furet 1984：55—56）(60)对坚持革命叙事的中国史学家来说，1949年共产党革命的成功，标志着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达于顶点和中国近代史的“终结”。因此，他们的著作侧重于诱发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起义和革命的“历史原因”。在国外，那些同情共产党革命的史学家，在其研究中，也致力于解释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长时段变化，以求窥得革命的兴起与最终成功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坚持现代化叙事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专心研究帝制晚期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及晚清和民国时期现代化发展的迹象，而视共产党革命为异常，并认为随后的毛泽东时代打断了19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进程；而邓小平领导下的市场经济改革，在其视野中，似乎使一度中断的现代化获得确认和新生，想必能够引导中国走向欧美式的工业化和自由民主社会。质言之，两种叙事均认可线性的历史观，排除了不同和相悖的历史趋势同时并存的可能性。

不满于近代中国表达中的宏大叙事和目的论，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新一代史学家日渐倾心于探究地方事件和日常现象，或重新审视为先前史学边缘化或扭曲了的重大历史事件。结果，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空前繁荣，其驱动力则来自史学家对方法论的独特偏好；而旨在重建重大政治事件“真相”的档案研究也兴盛一时。这些研究所产生的新发现，往往冲击了现有主叙事的有效性。然而，以借自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为框架，或根本缺乏概念性架构，新一代史学对在更大的历史情境中理解中国近代经历贡献甚少，亦无助于建构一种可替代的诠释架构。而后者无论对理解当今中国宏观层面的变化，还是对地方习俗和民众日常生活的微观史，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仅满足于解构既存的叙事，而不是重建一种新的叙事，将中国的过去与当前不断变化的现实联系在一起，无助于保持21世纪中国史学的活力。叙事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使过去易于理解和不同于编年史，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使过去的事件对生活在当今的人们具有意义。因此，在重写中国近现代史方面，人们需要做的不是放弃在一种叙事框架下重建历史现实，而是抛弃现有叙事特有的目的论，特别是强加给中国近现代史的既定进程的人为“结局”，并重建一个能够说明过去几个世纪中国的经验及当代发展之间历史与逻辑联系的主叙事，以此重新界定中国的近现代史。除了探究在过去主流叙事之下未被表达的、未被充分表达或被歪曲的部分，归根结底，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所面临的一个最根本的挑战是重建一个叙事，使之不仅更能接近中国过去的客观实际，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产生意义，有助理解今天的中国及其未来发展轨迹。

在中国之外，已有一些学者花大力气去诊断西方或中国史学的主叙事的缺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柯文（Paul Cohen）和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对美国的近代中国著述的研究中，柯文批评了自1950年代以来盛行于该领域的三个次第兴起的架构，即冲击回应说、传统与现代，以及帝国主义。柯文发现三个方法均有问题，皆系从西方的视角看待中国的问题，因此过分强调了西方在中国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而忽视了中国自身的自主性。为解决这些问题，柯文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即通过对区域/地方现象以及下层社会的关注，从“内部”考察中国历史。因此，他呼吁转移注意力，即从西方影响所造成的变化，转向那些在19世纪西方挑战来到之前已经存在，并且继续型塑19世纪及其以后中国历史的内部趋势和传统（Cohen 1984[1997]：149—198）。(61)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1997）一书，首先分析了20世纪初中国近代史学在西方启蒙思想影响下所确立的线性历史叙事。杜赞奇抱怨说，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对启蒙的理性话语缺乏一种批判的态度以及仅把“现代性”作为叙述的唯一标准，因此排除了许多旧的历史和叙事结构以及大众文化。为了克服线性叙事的这些问题，杜赞奇提出了“分岔历史”（bifurcated history）方法，它呼吁关注那些与线性叙事格格不入，因此多被盗走或隐藏的历史实际。分岔历史的使命，便是发现“为民族进化的大写历史之范畴和模式所掩盖的领域”（Duara 1997：5）。(62)

通过将历史学家的注意力转移到被西方中心观和线性历史叙事所忽视或歪曲的领域，柯文和杜赞奇提出的新方法，有助于历史学家克服中国及中国以外原有史学中固有的问题，并描绘一个全面的、更为真实的近代中国的画面。但是他们没有提供重构可替代的主叙事的线索。从中国中心观出发，探究区域或地方现象，无疑有助于我们对晚清、民国时期未受外来影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理解，但这种重新定位的史学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新认识，将如何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合理的诠释架构，意义仍不甚明了。同样，发掘曾被线性历史所压抑和遮蔽的内容，只可以为被既有的主流叙事所造就的历史添加更多的维度，却不一定能够取代它。总之，中国中心观和复线历史观都有助于丰富我们对过去的知识，甚至颠覆现存的主叙事，但对主叙事重构贡献甚少。然而，宏大叙事依然是历史创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一个很少受过时的意识形态及目的论影响的叙事，中国中心观或复线史观所带来的发现，仍只会是一些碎片，缺少一个历史语境（historical context），使其意义能够被恰当理解。

在时和开放的中国近代史

型塑近现代中国之历史诠释的宏大叙事颇值质疑，不仅因为它们刻意模糊或贬抑与其目的论格格不入的事件和趋势；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往往扭曲构成叙事本身的历史进程。历史误述（misrepresentation）的背后，不但有其方法上的目的论，即假想一个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现代性之最终实现的线性历史演进，更有一个结果驱动（results-driven）的视角；换句话说，20世纪各个特定时期的中国史学家，均倾向于从其自身所处时代的各项发展的角度检视过去，并且出于意识形态或认识论上的原因，视此类发展为近代中国长时段历史发展的终结；对他们而言，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寻找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尽管这些结果仅仅是暂时的。正如本研究所示，革命和现代化叙事本质上是历史学家集体想象的产物，旨在解释并拥护其所期待的发展。因此，对21世纪的中国史学家来说，重写中国近现代史，不仅仅意味着在中国发现过去曾被目的论史学所遗弃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要抛却型塑现存叙事的结果驱动之视角，而将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各种暂时“结果”解释为一系列发展迹象，代表着引导中国迈向其“近现代史”（modern history）之终极目标的多种可能性，尽管此一目标尚未被明确定义。我把这种方法称为“在时和开放”（within-time and open-ended）的历史。所谓“在时”，即强调在研究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时，从事件正在发生的彼时彼刻观察问题，因为事件的发展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同时存在，而事件的参与者不像后世史学家那样，能够清晰地预知正在进行的事件的可能结果。谓其“开放”，是因为这种方法不像革命或现代化的目的论史学那样，将中国近现代史加以“关闭”，亦即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论假想，而明确界定历史的“结局”；这个结局可能是共产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过渡，也可能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或者是21世纪之交新自由派或新左派知识分子所期望的任何其他结果。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结果驱动视角只是从“事后”的角度以排他的方式追溯历史事件的“原因”，在时、开放史观的长处，正在于它在解释近现代中国不断演进中的各项发展之原因时具有包容性，使其有能力更加接近过去的客观实际。

一些跟共产主义革命相关的实例，可有助于我们理解在时、开放史观在重构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效用。作为1946年国共两党之间的一个重要调停人，时任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事后回忆，在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所有的主要政治派别都同意组建政府时，谁也没有想到“兵多装备好，掌握着全国政权，又有美国支持”的蒋介石会被共产党打败（梁漱溟 2006：318）。基于对西方宪政民主在中国可行性的怀疑，梁漱溟没有轻信蒋介石会真正地履行政治协商会议协议。但是他也排除了国民党会被共产党击败的可能性。由于蒋介石仍然掌握着全国政权，他认为：“最多是南北朝局面，不可能出现旁的局面。”（同上 318）事实上，蒋介石及所有的无党派精英都想当然地认为，二战之后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和军事力量不容挑战；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准备放弃与国民党的军事对抗，并参加拟议的联合政府。因此，胡绳也在1995年承认“这不是假的”，在各党派签订政治协商会议协定时，共产党确实“做了国民党实行这个协定的准备，所以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准备“用选票代替子弹”。胡绳写道，“如果国民党不撕毁协定，那就势必会成立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里，当然不会是共产党占主导地位，即使加上第三势力，也只有相当的地位，主要还是国民党”（胡绳 2001：13）。

这些例子显示，20世纪上半期中国政治的发展，不一定如革命叙事使人认为的那样，必然是共产党革命的胜利及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传统的“结果驱动”史学，试图从19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及政治制度的长期结构性变化，来解释共产党革命胜利的终极原因，看来意义不大。

正如胡绳坦承，与共产党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这一假定相比，实际上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关键的数十年中，中国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更大。按照胡绳的说法，中国有两次选择资本主义的真正机会。第一次是1927年的国共合作，目的是帮助国民党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根据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纲领，国民革命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发展资本主义。因此，在胡绳看来，如果革命取得胜利，中国本会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前景。但是胡绳重复了共产党的正统观点：国民革命的“失败”是因为蒋介石背叛了共产党。从国民党的角度看，国民革命当然取得了“成功”，可是胡绳却不能这么说，因为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但是，胡绳仍在事实上默认了国民党的胜利。他注意到，在1927年以后，“中间势力大多数偏向国民党”，并拒绝支持共产党，这种情况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时仍旧没有多大改观；抗战爆发后，中间势力经历了一个“动摇和不断分化”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中间力量开始同情共产党（胡绳 2001：3—4）。这样，人们很容易从胡绳的新解释中推断：如果没有日本的入侵及抗日战争，大多数中国人，亦即既未加入共产党亦未加入国民党的所谓“中间势力”，会继续支持国民政府。在缺少民众支持的情况下，共产党革命也不可能取得胜利。

胡绳继续解释说，中国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二次机会，出现在政治协商会议协定后的1946和1947年间。他推论道，“如果协定实现了，政权当然还是以国民党为主，只能是搞资本主义，里面还会有一点新民主主义成分，因为共产党参加进去了，但这种成分肯定很小。结果，国民党撕毁了协定，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胡绳 2001：13—14）。胡氏进一步强调说，与近代中国的其他事件相比（如1900年后既不能废除与外国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又不愿创建立宪政体的清末新政），这两次机会都是“真实的”。在1924—1927年和1946—1947年两次国共合作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建立宪政——因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都变成了可能。中国本有可能利用这两次机会，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共产党革命因此也可以避免。胡绳论辩道，中国之所以未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跟中间势力的性质有关。据其解释，虽然中间势力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并赞成资本主义道路，“但它一直不能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中间党派也没有自己的军队，成不了气候，自然也不可能引导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胡绳 2001）。胡绳在此暗示，共产党革命的胜利，主要是因为共产党的组织及军事能力，而不在其他因素。

所有的这些事例表明，欲构建被结果驱动史观所扭曲的历史实际，不仅需要空间视角的转变，亦即像柯文、杜赞奇所倡导的那样，从西方中心观转到中国中心观，从明显趋势和主流力量所构成的线性历史转到被压抑及隐匿的小写历史；而且更重要的是时间视角的转变，亦即从“事后”的角度转到“现场”或“在时”的角度，从事件正在发生、展开的角度看历史，而不再从某个特定时期的暂时“结果”看待历史，不再假定事件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不再给一个虚构的长时段进程加上一个由意识形态所界定的“不可避免的”结局。在时、开放史观主张把所有可能的趋势以及在型塑近代中国过程中起过作用的所有角色考虑进来，主张把中国近现代史看做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当中国进入21世纪时，此一过程的目标仍不明澈；唯有如此，中国历史学家才能告别目的论的和结果驱动的传统史学，而更加接近中国过去的实际。

用在时开放史观重构中国近现代史，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制高点，重新评估今日的中国及其未来。历时30多年的毛时代的社会主义，自1950年代即被视作中国近现代史的归宿，但事实证明它仅仅是暂时的、过渡性的。同样，始自1980年代，已历时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旨在维持现存政府体制的前提下，使中国经济发生市场化转型，并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但这些变化，最好亦被视作诸多过渡性的试验之一。至于它们终将中国引向何方，中国的近现代史将在何处终结，现尚无法预料。中国在2000年代所面临的窘境是，在抛弃毛时代的一系列做法之后，国家依然抱守产生于革命年代的中国近代史宏大叙事，以捍卫政权的合法性，维护其永恒性，并排斥其他诸种可能。朝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的转型，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以及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方面，的确取得了成功，但也带来了大量问题，如财富分配的明显差异、猖獗的腐败现象，从而危及国家的合法性。因此，见于21世纪初中国的种种政治安排、经济体制、社会结构，远不能代表始自19世纪的大转型的最终形式。一言以蔽之，中国近现代史还没有完成。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预测这场历史将如何及在何处终结。不过，史学家可以凭借“终端开放”的视角，避免目的论及结果驱动史学的谬误，后者只能为特定时期的暂时、过渡性状态提供支撑，并力图使之恒久化。而在时开放史观将有助于辨清现今的中国在通往最终目标的漫长道路上所处的位置——不管这个目标看起来多么模糊，并从存在诸多可能性的、杂乱无章的过去找出线索，以把握中国未来社会改造之轨迹。

前瞻：全球化中的中国

随着国企私有化进程的加快，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尤其是2000年代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全面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最终进入所谓“后改革”时代。此后，随着中国的外来投资和对外贸易迅速膨胀，中国也在2010年代初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在各种国际论坛及地区或世界组织中影响日增，并在国际政治中扮演日益主动的角色；在国内，私有化带来的财富分配不均日益加剧，同时，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也跟政治家联手，与他们的对手展开较量——所有这些发展迹象均显示，尽管中国自1980代至2000年代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从而过渡到了市场经济，“中国近现代史”并没有结束。现代化叙事虽然取代了“过时的”革命叙事，以重新解释中国近现代史，并在改革时代占据主流，以支撑邓小平及其继任者的经济改革，但它本身在解释不断发展的当代中国的现实时，也证明是过时的。

为了理解中国在21世纪所经历的大转型及其在世界史上的意义，有必要把“中国近现代史”重新界定为正在进行的、终端开放的历程，并把近现代中国的“时间”延长至现存叙事所囊括的进程之前和之后的时段；也有必要把近现代中国从虚拟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空间中解救出来，把它放回到一个历史空间；正是在此空间，中华文明通过与其他文明的创造性互动，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再生。为了寻求可替代的主叙事，并且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正确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意义和目标，我们可以从有关中国正在经历的大转型及其终极目标的政治或学术概念中找到线索。

不妨先从过去几十年中国官方的发展目标谈起。在邓小平领导下大部分改革时期，国家的主要目标是工业、农业、国防及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力争到2000年国民经济翻两番；后来，实现“小康”的目标取代前者，并成为日益流行的表达方式。“小康”一词借自儒家话语，表示文明周期的一个阶段，以物质繁荣和社会正义为特征，最终会达到更高层次的终极目标，即消除各种私利的“大同”阶段。晚近的官方话语进一步把中国的发展目标界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经常把它跟中国的“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相提并论。中国的战略目标的另一种表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显然，在制定长远发展战略方面，这里有一个过渡过程，即从简单化的、狭义的、短期的现代化目标，实即以“业已现代化的”（实即西方的、资本主义的）经济体为参照的现代化，转变到范围更全面、时间跨度更广的新目标；后者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当代社会政治现实。对中国领导者及公众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多重含义：它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还意味着恢复中华帝国在19世纪之前曾经享有的对其他政治实体的政治及军事上的至高无上地位，以及中华文明曾经拥有的超越其他文化和文明的无与伦比的恢弘气派和巨大影响力。无须赘言，这些新宣扬的国家发展目标，不仅植根于中国的历史经验，也有今日中国诸多现实的支持，尤其是快速增长的经济及不断升级的世界影响力。但是，这种提法并没有一个成熟的理论或意识形态作后盾；唯一能够支撑此一提法的是儒家话语中的文明周期概念，它对于理解当今中国及其以后发展，已失去大部分意义。因此，虽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超越了传统的革命及现代化表述，可用来作为一个在中国社会达成共识的政治方案，甚至能够充当一个制定国家政策以指导中国未来发展的平台，可是，作为一个历史的和诠释的架构，它是不成熟的，缺乏理论的精密性和说服力，不足以说明中国面临的挑战及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本质，也不能充作一个可行的中国近现代史的主叙事，以取代革命和现代化。

为理解中国的未来进程及近现代史的最终目标，我们可以从后冷战时代占主流地位，并被中国新自由派知识分子及政治家所广泛支持的发展方案中找到线索。由于苏联解体，许多前共产党政权过渡到民主体制，加上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以及东欧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方案的支持者充满乐观，视这些发展为导致“历史终结”或理性力量及启蒙价值最终胜利的迹象，认为它们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并且可以广泛适用于整个人类（Fukuyama 1992）。号称“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方案，被西方霸权国家透过操纵其控制的国际金融和贸易组织，在其他国家大力提倡，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规划。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在1990年代与200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对型塑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也起到关键作用；结果是国营企业的急剧私有化，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其透过对外贸易和外来投资的快速扩张而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虽然威权体制在改革时代的中国看似非常稳固，新自由派中最乐观的那部分人坚持认为，西方式民主在中国将不可避免并最终获胜，并认为它是解决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的各种社会及政治问题的良方。

与新自由派的发展观念迥然不同，西方及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的修正派观点，对欧洲中心模式在非西方社会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并强调这些国家本土文化的韧性和活力，以及民众对西方影响的抵制。冷战结束时，那些曾在现代化理论最流行时期对所有国家均将经历从“传统”到“现代”之线性进步这一假说提出质疑，并强调第三世界在追求西化过程中的政治动乱和衰败的悲观派，很快就指出一个文明冲突时代的必然来临，质疑欧洲中心的“现代性”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取胜（Huntington 1993，1996）。另一方面，乐观的观察家则相信，非西方社会将基于本土文化传统，对全球化新挑战作出回应，从而在现代化方面另辟蹊径。根据此观点，1990年代以来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浪潮，业已导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心从西方移至东方；一个新的世界秩序随之出现，在国际政治中，允许多个权力中心并存。因此，这些发展迹象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提出了质疑，并使欧洲中心的现代性似乎成为过眼烟云。在德里克（Arif Dirlik）看来，体现于改革时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兴的现代化模式，亦即其所谓的“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并不意味着非西方社会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脱钩”，一如依附理论的激进支持者早前曾建议的那样；相反，它意味着这些非西方社会参与全球经济秩序，而不必牺牲其主权，屈从于西方列强挥之不去的霸权（Dirlik 2007：146—148）。换言之，全球现代化意指全球化时代所有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同时在日益多中心的世界中，顾及和支持文化多元性。

应当指出，当中国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时，在其政治和经济现实中，仍然没有令人信服的迹象，去印证新自由派知识分子所期待的中国未来发展的可能方向。但也不能说改革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及实践已经稳定下来，会形成一个明确的模式，去型塑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或对其他非西方国家产生影响。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并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在型塑新兴世界秩序过程中，它必定会发挥更积极主动的作用；鉴于其经济和人口规模、地缘政治以及历史文化遗产，中国未来的发展必然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处于西方文明的边缘，并准备皈依欧洲核心区域的经济政治模式；中国的未来发展，亦将不同于东亚邻国的历史经历，后者在冷战时代受美国霸权的保护而获得发展。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并非不可能见证一个新的现代化模式的崛起，但它不同于任何其他新兴工业化和民主化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然而，这并意味着新出现的“中国模式”，仅仅凭靠中国的传统文化或现存的政治经济安排，就能构筑其生命力和有效性；它仍只不过是一种过渡模式，在本质上是暂时的。考虑到其赖以产生的全球化背景，以及中国再也不可能回到改革前的自我封闭状态，这种模式也并不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将会免受“发达的”经济政治实体所提供的现存现代化“模式”的影响。

为了理解中国过去的经历及其不断变化的现实，史学家们一直在苦苦寻求一个更为可行的诠释方案，以期建立一个更有效的中国近现代史主叙事；但他们不必把注意力局限在界定当今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内外挑战上。为应对这些挑战，新自由派知识分子及其对手试图提供各自的解决方案。比这些当务之急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完成了发展或现代化的近期目标之后所面临的挑战，其核心将会是以下问题：中国将如何应对日益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和自然环境的约束，以及如何跟其他国家一道，处理整个人类所面临的、需要所有国家协同合作的更大挑战。不用说，为了理解中国短期和长期发展前景及中国近现代史的最终目标，我们必须超越现存的历史诠释体系，无论它们是新自由派的还是修正派的，去建构一个全新的近代中国叙事。而此一叙事的建立，则有待史学家对中国的过去展开不含目的论的、在时的探究，并且以终端开放的视角，解读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发展，并超越任何意识形态的推定和猜测。

注　释

(1) 中国史学家用“近代”和“现代”这两个术语来表述中国历史的近现代时期。在英语中，两个词都用“modern”表示，而在中国，史学界所说的“近代”往往是指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一时期，现代则是指从1919年到1949年这一历史阶段。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人们越来越多地用“中国近代史”或“中国现代史”来指代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历史。为了行文方便，在讨论中国历史学家对这一时期的表述时，本书也使用“近代中国”“近代中国历史”或“近现代史”等称谓。确切地说，我对近现代历史的界定，在空间和时间上更为宽泛和灵活，这点在本章和最后一章都有阐释。

(2) 在过去的二十年，大量的有关20世纪的中国史学研究作品问世，其中最著名的有王学典，1996；张书学，1998；曾业英，2000；罗志田，2001；张剑平，2003；以及张海鹏和龚云，2005。

(3) 因此，我们发现在中国近代历史知识形成过程中，权力和真理具有一种辩证关系：历史和意识形态共同协作，制造话语，亦即内化意识形态，以增强团体凝聚力和指导集体行动，从而使人们能够参与政治对抗；权力关系的重构，反过来又型塑历史知识的权威性，亦即把胜者所青睐的历史版本推上正统地位。

(4)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名言是对历史写作中叙事必要性的最佳诠释：“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引自White 1987：28）

(5) 对于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家而言，历史写作从未像现代（和后现代）一样构成问题。自孔子编《春秋》始，历代官方史学主要采用编年史的形式；史家只需根据发生的顺序记录事件，这些事件可能互相关联，也可能或者毫无关系。史家往往会无视统治者的意见，秉笔直书。他们也许会将有关联的事实放置在一起，以形成一个故事；但是从按编年排列的事件中发现某种意义，则由读者自定。后来，为了方便阅读或出于“资治”目的，史家会围绕一件大事搜集编年史中之事实，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如此编就的史书，通常称为“纪事本末”，里面往往包含数百个这样的故事。虽然编写“纪事本末”的史家会在故事结尾处作一简短评论，他不会添加任何在原来编年史中所无的新内容，或者是删改事实，以反映个人的观点或偏见；他应该忠实于原有的编年记载，因为他的唯一工作是重新安排编年史书中的记载，以形成一个独立的故事。因此，纪事本末史书中的故事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或多个主题，把众多故事连在一起。换句话说，尽管热衷于道德说教，特别是“道”和“天命”的训诫，是编年和纪事本末史书不变的主题，在整个史书中没有任何一个“主叙事”，去引导其中的故事（见史华慈，1996；施耐德，1996；林小青，1999；黄俊杰，2007；王晴佳，2007）。据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所言，编年史和故事是历史描述的原素（White 1973：5）。而爱德华·卡尔（E. H. Carr）则认为，历史不同于编年史，正是因为它有一个元叙事，使凌乱的历史事实得以产生有机关联（见Evans 1997：194）。

(6) 海登·怀特在对19世纪欧洲史学和历史哲学的开创性研究中，将历史叙事分为四个主要的“情节构造模式”，亦即浪漫、喜剧、悲剧和讽刺（White 1973：7—11）。

(7) 在历史叙事中如此产生的“情节”，和文学作品中的情节毫无二致，因为它们都是作者想象的产物。但是在这两种不同的写作之间，还是有本质的区分。史学家可以自由选择和安排与其故事有关联的个别事实，以形成一个他所需要的、有意义的叙事，他也许可以歪曲事实去反映其偏见，但尽管如此，他也不会改变或捏造事实本身；而小说家则不受已知或未知的过去实际发生的事件的限制，会随意虚构和附会。因此，虽然史学家的叙事从来没有与历史本身或历史事实相一致，但他的表达还是基于历史资料中的事实。因此，人们有理由宣称：“虽然叙事是人为制造的，但它们并不完全等同于虚构和神话。”（Appleby et al. 1994：235）

(8) 有关20世纪初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线性发展历程，参见Duara 1995：17—50。

(9) 蒋的作品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战后美国的近代中国学术。费正清，一位1950年代至1970年代近代中国研究的领军人物，1930年代在任教于清华大学的蒋廷黻的指导下，开始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他后来亦承认蒋对他理解中国近现代史某些基本问题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在1972年访华期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费正清表达了他作为一个“学生”对自己的“老师”蒋廷黻在1930年代将其带入中国近现代史园地的恩情（费正清 1982：91）。余英时将费正清看成是“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先锋”，也强调蒋对型塑费正清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基本概念的影响（余英时 2006：432，440）。

(10) 根据吴的观点，民主只有具备下述条件才能实现：多个政党、言论自由、投票权、多数党制定规则以及定期选举。他声称，所有这些条件，只有通过教育和和平手段才能完成（吴景超 1935：17—18）。

(11) 因此，胡适在1932年声称：“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胡适 1933b：324）

(12) 例如，在其1932年的文章《中国政治的未来》中，丁文江要求国民政府“绝对的尊重人民的言论思想自由”（丁文江 1932 b：3—4）。钱端升在1930年称，“我们追求的是无限制的民主，并且我们很确定，反民主的专制最终必将灭亡”（钱端升 1930：50）。

(13) 在谴责林则徐缺乏责任感的同时，蒋称赞琦善的现实的外交政策。直隶总督琦善坚持与英妥协，后取代林作为钦差大臣处理对英事宜。由于他在广东撤除了沿海防卫，并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琦善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上被贴上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标签。然而，在蒋看来，琦善是鸦片战争时期少数“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者之一。蒋辩论道，撤除了沿海工事，正是琦善“独到处”，“他知道中国不能战，故努力于外交”。中国战败并非因为撤除了沿海防御工事，而是因为“当时中国战斗力之远不及英国”（蒋廷黻 1939：23）。

(14) 诚然，范文澜并未忽略很多困扰太平天国并最终导致其失败的问题，包括太平天国最高领导者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保守的军事策略及洪秀全“封建式的”行为。因此，范提出“上帝教的平等思想在洪氏集团掌政时期，事实上是否还有若干存在，是很有可疑的”（范文澜 1949：162）。范解释道，宗派主义、保守主义和享乐主义三种思想，总根源在于“农民阶级消极方面的狭隘性保守性、私有性”（范文澜 1949：163）。

(15) 1941年9月，毛泽东在延安祝贺该书第一卷出版，设宴款待范，并称赞该书为“我们党在延安又做成了一件大事，说明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科学的著作了”（陈其泰 2000：183）。

(16) 该书的直接目的，是支持毛泽东就对待日本侵略的态度问题上同国民党的争论。范在书中对两次鸦片战争极度关注。不同于张闻天在其《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对此一带而过，也不同于李鼎声仅用二十四页或者大概其书十三分之一的篇幅谈论这两场事件，范在其四百二十页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使用了接近三分之一（计一百二十一页）的篇幅，来描述这两场战争。这种过分强调中国外交关系的做法，反映了范氏撰写该书的目的。

(17) 1925年，当李还是河海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名学生时，即已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担任上海市地下党组织的书记，直到1931年国民党破坏了该组织为止，李随之与党失去了联系。因此，李主要以写作为生，创作了很多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近现代史有关的著作。1945年，他与其他知名自由知识分子一道，创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公开抨击蒋介石统治。共产党革命后，他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名历史学教授，同时以中国民主促进会理事会成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的非党“民主人士”身份，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直到去世为止（胡逢祥 2004）。

(18) 例如，李鼎声解释，他的叙事从鸦片战争而不是从“明末清初”开始，是因为后者仅仅表明新王朝的开始，而鸦片战争则标志着“国际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之肇端，导致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出现了显著变化（李鼎声 1949：3）。

(19) 例如，李的叙事，聚焦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盛行的两个并行进程：一方面是“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化过程”；另一方面是“社会阶级之分化与革命斗争的发展起落”（李鼎声 1949：2—4）。张闻天在其著作中强调同样的过程，但是他主要关注的，则是其书名标明的，从太平天国起义开始到1920年代的国民大革命为止的革命运动。他对中国近代史的阐述始于鸦片战争，主要强调两个趋势：“一面是满清政府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下屈服投降，逐渐走向依靠外国资本主义来支持其统治的趋势；另一方面就是广大的民众在外国资本主义与满清统治的压迫剥削下，开展着广大的反对满清统治的群众运动”（张闻天 1987：17—18）。因此，李、张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著作，与稍晚的范氏马克思主义著作之间的共同点，亦甚为明显。

(20) 这个以其所在地域命名（浙东或浙江省东部）的学派，包含很多知名学者，从清初的黄宗羲（1610—1695）到20世纪的章炳麟（1869—1936）。黄宗羲是清初该学派的领袖，曾经领导地方民团反抗清朝多年，并在明朝灭亡后多次拒绝清廷的任命，在其余生中一直保持对明朝的忠诚，并撰写与时政和典籍有关的文章。章是晚清研究古代典籍和文学的知名学者，1903年因反满言论被逮捕，并被关押两年，稍后加入了反清革命，并在其余生集中精力研究和推广中国传统学术。

(21) 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他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仅仅是中译本《联共党史》和《斯大林选集》（近代史研究所编 1979：359）。

(22) 有关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以及他们在中国各自的支持者间的争论，详见Dirlik 1978：63—69，85—90。

(23) 根据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hkarin）（1888—1939）所言，1920年代的中国仍然是封建社会，因此，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民族资本主义革命”，以消灭乡土中国的包括督军和军阀在内的“封建残余”（斯大林 1927）。斯大林将中国的国民革命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有一个实用的目的，即促使共产党在反对军阀的斗争中与国民党合作，并使中国在革命后成为苏联的盟友。斯大林的观点在1925年同左翼反对派领袖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1879—1940）及其支持者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1885—1939）的争论后，很快成为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中的指导思想；托洛茨基等人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被商业资本支配的社会”（Radek 1929：249—252）。对托洛茨基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唯一选择，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不仅要攻击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也要攻击资本主义。

(24) 毛对延安马列研究所的不满尤其表现在他的文章《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 1977：756）。

(25) 应当指出，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的一些主张并非是全新的。例如，共产国际在1927年5月的一份决议中注意到，在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脱离了统一战线，中国革命从“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转变成一种新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因此，“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日益增强”（张闻天 1987：283）。

(26) 他们兴味相投的例证之一，即是范文澜送给毛泽东的多卷本《笔记小说大观》。毛非常喜欢此书，在其余生，此书一直陪伴毛的左右；时至今日，仍然陈列在他的书房中（陈其泰 2001）。

(27) 作为一个由文献学家转变而来的史家，范强调搜集资料，证据至上，并高度重视叙事的细节。这也是为何他原先设计大约10万字的简明教科书《中国通史简编》，最后被扩展成一部多卷本的著作。毛泽东作为一位喜欢读史的文人，非常喜欢范文澜细节化的叙事风格，并吩咐范“能写多少算多少，不要受字数的限制”（程龙、杨立琴 2004）。范没有使毛失望。在毛看来，范的书“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陈其泰 2000：183）。

(28) 但是，范从未对该书作任何修改，也没有继续撰写原先计划的涵盖义和团以后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第二卷。相反，他回到较早前从事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上，并集中精力修改和书写了多卷本《中国通史》。

(29) 在1966年国庆节（十月一日），范被邀请参加天安门的庆祝活动，当他现身于城楼的东端时，毛从远处打招呼，边走边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到你，我不打到你！”通过这种方式，毛显示了他对范的保护。此后，再没有出现任何对他的激烈批评和困扰。

(30) 例如，为攻击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破坏统一战线”，范故意将吴国统治者孙权描写为一个“几乎是全部黑暗的人物”，因为他不愿与蜀国联盟对付魏国。为谴责国民党“依赖秘密特务统治”，范将唐朝的武后描写成一个“坏”统治者，因为她依赖秘密特务去对付她的敌人（范文澜 1954：19—20）。

(31) 自1938年入党后，胡绳即以作家和一系列期刊和报纸主编的身份为中共服务。1949年以前，其最著名的作品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胡绳 1949）。

(32) 例如，紧随这场讨论，在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前期，有四种大学课程级别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出版，而所有这些教科书都采纳了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的历史分期（见林增平 1958；戴逸 1958；郭沫若 1962；翦伯赞 1964）。

(33) 参见Weigelin-Schwiedrzik 1996。

(34) 至于自由知识分子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是如何通过坚持专业自主权和学术独立，以将自己与激进派相区别开来，见Goldman 1981：1—17。

(35) 根据徐思彦的回忆，编委在1962年末接到戚的文章。读完该文后，编辑丁守和因为其文笔较好和论证有力，而建议发表。在主编黎澍的指示下，丁又将该文送给毛的秘书和戚的上级田家英，进一步征求意见。田的回复是：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大家进行讨论总是有益的；但是，戚这个人并不是一个好东西，文章可以压一段时间再发表。所以，这篇文章的发表被推迟到1964年8月（徐思彦 2006：21）。

(36) 毛曾在1964年9月下旬告诉“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对学术的批判应该有一个限度，不能不加区别的批判。在我看来，郭沫若、茅盾和范文澜这三个人不允许被批判。而且，翦伯赞也在其中。”（苏双碧 2005）毛故意没有包括《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两个月后，在毛的指示下，姚文元发表了公开批吴的文章（王学典 1998）。

(37) 当时，分别掌握着北京地区党的领导权和宣传部门的彭真和陆定一，及其支持者邓小平和刘少奇，都被撤销了在党内和政府中的职务。

(38) 但是，翦和他的妻子在1966年12月18日还是自杀了，以抗议调查组一个成员（即巫中，译者按）借刘少奇案件对其反复审讯，甚至是武力威胁。

(39) 有关不同时期政治气氛的变化如何影响史学家对义和团的解读，参见王学典2001。

(40) “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有不同的翻译方法。根据黎澍的解释，“体”指的是“内容”，“用”指的是“形式”（黎澍 1989：54）。

(41) 在发表于同一期杂志的另一篇文章中，他们进一步指出洋务运动的“三个恶果”：使清廷苟延残喘了五十年；奠定了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秩序；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随后演变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支撑着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姜铎和黄逸峰1980）。

(42) 受托马斯·库恩（Thomas Khun）（1962）的启发，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史学家在讨论理论建构或一般观点等学科问题时，亦倾向于使用“范式”一词。德里克由此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现代化理论均称作“范式理论”（Dirlik 1978 和 1996）。黄宗智（Philip Huang）也把中国历史和现实中一系列独特现象给人们所共享的假设所带来的挑战，描述为一场“范式危机”（P.Huang 1991）。在本研究中，“范式”所指的不仅是指导人们形成研究主题的理论建构，而且涵盖史学家实证研究的概念和方法。

(43) 在搜索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www.cnki.net）之后，我发现到1999年以“近代化”为题目的文章共有420多篇，从2000年和2007年之间，共有308篇。到1999年，中国历史和史学理论中以“现代化”为题目的文章为643篇，在2000年和2007年之间为774篇。

(44) 在此书绪言中，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近代史研究》副主编雷颐，很好地解释了范式革命发生的背景：“……由此看来，对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重新认识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几乎同时起步就不是偶然的了。此时的‘时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尽管为时嫌晚，这就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的‘新范式’的出现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先决条件。当然，‘以农民起义’为主线的‘旧范式’，是以‘革命’‘夺权’‘斗争’为‘时代精神’的那一社会阶段的必然且合理的产物，这种不同时代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和反思，也就是一种‘范式的转换’。”（冯林 1998：2）。

(45) 例如孙立平（1989，1990，1991，1992），严立贤（1988a，1988b，1988c），和李怀印（1986，1988，1989，1993a，1993b，1994）。

(46) 为了打破毛泽东式社会主义，邓小平不仅在中国发动了资本主义改革，而且公开劝告访问北京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不要实验“社会主义”，不要采取闭关锁国政策（邓小平 1993：261，290）。

(47) 但是，邓小平并不否认民主化之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这表明他跟现代化理论家的观点基本一致（邓小平 1993：194—197）。邓小平现代化的设想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中心观点的一致，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研究邓小平思想的学者往往将他的思想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丰子义 1997；童建挺 1998；冉汇真 2003）。它也说明为什么现代化理论一旦引入并吸收到中国学者的写作中，便在当代中国的研究中迅速流传。

(48) 有关西方文献中对“现代化”的不同界定，参见Huntington 1971。

(49) 实际上，作为最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罗氏力图调和现代化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见罗荣渠 1986和1988）。

(50) 由于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指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或者是晚至1949年的历史，因此，现代化史学家往往使用“近代化”一词（而非“现代化”），来指近代中国在此一时段的发展趋势（二者在英语中的用词均为modernization）。而“现代化”一词，则广泛用于中国现代化的官方宣传和公共话语中，如经常提到的“四个现代化”或“社会主义现代化”。相较之下，“近代化”严格用来指1919年或1949年之前的现代化进程。也有一些史学家用“早期现代化”来指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现代化。

(51) 在二分法的假设背后，是商会研究者将西方国家的商会当作一种“理想模型”，以此审视中国的商会，考察其是否具备类似特征。因此，为了阐明商会已演变成为一个具有“近代民主性特征”的“民间社团”，研究者从商会的章程、公告和规定中搜寻证据，并解释其与西方行会的相似点。然而，正如马敏最后坦承，中国的商会章程，多系抄自西方国家或日本的商会章程，并没有反映中国商会的实际和特征。事实上，影响商会实际运作的，是物质利益和私人纽带，而不是“民主”程序。例如，商会领导人实际上是按照资产多寡和社会地位高低，从大的商帮、行会的头面人物或大绅商中间选择，而不是依据商会制度民主选举产生（马敏 2003）。

(52) 事实上，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几年，胡绳在政治上非常谨慎，没有虑及邓小平在党内的威望以及对华国锋权威的挑战，以致被谴责为效忠华国锋（毛泽东的继任者）及其“左”倾政策（李慎之 2001）。

(53) 同年，他在《胡绳全书》第二卷的“引言”中写道：“从一九五七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上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现在看来，这种矛盾产生于我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但当时我并不能辨识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为顺应当时的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写作这样的文章，不能使我摆脱而只能加深这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我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胡绳 1998b：1—2）

(54) 胡绳写道，民粹主义思想在1930年代党的领导人（即李立三和王明）“左”倾政策中也非常明显。根据胡绳的说法，李立三和王明所犯的错误，是当左派中国共产党领袖提出攻击资产阶级时，混淆了“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资本主义任务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任务；同时在城市发动民主革命时，没收资本主义企业。胡也提及毛泽东在1940年代末土地改革时批评民粹主义的复活，如在土地分配过程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在城市中没收那些为避免农民攻击而离开农村并在城市中拥有私人商业的地主的财产，试图“摧毁城市工商业”。毛泽东斥责这种民粹主义倾向为“农业社会主义”，亦即将整个社会经济转化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在实现社会主义时避免资本主义发展（胡绳 1999a：3—5）。

(55)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胡绳坚持说，对他所写的一切“并不后悔”；他写道，“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意愿使我心甘情愿地走我所已经走过的路”（胡绳 1999b）。

(56) 例如，在重新评价曾在革命叙事中被提升到开共产党革命之先河的太平天国运动时，复旦大学教授潘旭澜，抨击其只不过导致“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应对“实行近代化的最后机遇”负责（潘旭澜 2000：59）。他赞成曾国藩对叛乱的镇压是“对中国的重大贡献”，并将曾击败叛乱说成是“传统文化战胜野蛮、反人性、恶质文化的邪教军事割据”（潘旭澜 2000：264，272）。

(57) 杨因此认为，中国社会史的主要问题，是史学家在社会史研究中，接受先前政治史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和基本观点。因此，误解和歪曲历史便不可避免。以“爱国主义”这一术语为例，在杨看来，古代中国在单一“文化”之下，只有大一统的概念；他们没有“民族”或“国家”的现代概念。他解释说，义和团运动中的农民，只有忠于自身社区的概念，最多是忠于清廷；他们没有国家归属感概念；因此，将“爱国主义”用到他们身上只能造成误导（杨念群 2001a：79）。

(58) 有关中国学者对杨念群区域分类模式以及支撑其观点的证据的批评，见程美宝2001和沈登苗2001。

(59) 例如，在对清代和民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普遍流行的农历3月19日庆祝太阳“生日”习俗的研究中，赵世瑜发现传说中的生日正好是明末皇帝自杀的日期。在考察此习俗的起源之后，赵断言，传说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精英及普通百姓对前明王朝挥之不去的忠诚；传说，尽管本身是虚构的，但“真实”反映了明遗民心态（赵世瑜和杜正贞 1999）。

(60) 卡尔（E. H. Carr）也声称，“历史研究就是原因的研究”（Carr 1961：113）；埃文斯（Richard Evans）也强调叙事构建中原因诠释的核心作用（1997：125）。

(61) 柯文的书在1985年出版后，很快就被引进了中国（林同奇 1986），并引起中国史学家的浓厚兴趣。他们发现，柯文对美国学者的批评，并非完全跟他们自己的工作无关：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家从西方借鉴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概念，来对中国的近现代史进行概括；他们的叙述，同样是以西方的影响为中心，要么视外来影响为“现代性”之源泉，给历史上一直是孤立、停滞的中国，带来积极的发展；要么把外来影响等同于“帝国主义”，认为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因而构成了中国革命的首要目标。按柯文的话说，中国的史学家，一如西方的史学家，成了自身历史的“局外人”（柯文 1984[1997]：197—198）。柯文呼吁对区域及地方历史以及下层社会人们的活动及思想加以关注，也打动了中国历史学家的心弦，因为中国的史学家向来倾向于把中国当做铁板一块，忽视区域或地方的变化，并且倾向于关注统治精英的活动，而无视下层社会民众的体验。难怪在1990年代及2000年代初，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获得了中国史学家的好评，并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他们对地方和区域史的兴趣。

(62) 杜赞奇专著的中译本出版于2003年。相较于14年前柯文的著作所带来的兴奋，中国学者对杜赞奇著作的反应是复杂的。总体上，年轻一代史学家由于不满于现有的范式，对杜赞奇之质疑线性叙事抱欢迎态度，因为他们正在寻找由主流宏观叙事造就的所谓大写历史的替代品，并对小写历史（教会、民间传说、社会风俗、性别等其他）兴趣日增。但是，正如一位中国评论家所抱怨的，杜赞奇书中的个案研究，并不完全令人信服，也没有阐明作者所提出的复线历史观；杜氏的讨论，仍以精英的著作或表达为史料来源，这对于阐明那些被主流叙事所湮没的人物的历史，并无助益（李猛 2003）。有关中国学者对杜赞奇复线史观的进一步批评，可参见刘伟2004、张仲民2006、谢晖2007以及沈洁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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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衍发（1964）：《评李秀成》，载于黑龙江省史学会1964，26—35。

周颖如（1997）：《永远的思念》，载于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25—236。

朱庆葆：《危机中的政治嬗变》，载于许纪霖和陈达凯编（1995），74—103。

朱英（1993）：《论清末的经济法规》，《历史研究》第5期，92—110。

——（1996）：《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左步青和章鸣九（1979）：《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历史研究》第2期，3—14。

责任编辑／张荣国

封面设计／王铭基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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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　言

中文版附记

第一章　导论

政治认同和历史表达

历史表述中的真实与虚构

1949年前的对立叙事

从学科化到激进化：毛泽东时代

从新启蒙到现代化：改革时代

在全球化时代重写历史

第二章　现代化叙事之起源：1949年前的民族主义史学

现代化话语

中国的现代化

历史和政治

1930年代的实用主义转向

第三章　革命叙事之起源：1949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现代化抑或革命？

走向毛泽东式史学

民族认同、国家建造与历史写作

第四章　制造新的正统：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化

阶级斗争抑或主要矛盾？

阶级斗争说的胜出

新正统所含的悖论

第五章　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毛泽东时期的史学激进化

“史学革命”

捍卫历史主义

李秀成降清之争

“史学革命”的继续

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之外

第六章　挑战革命正统：1980年代的“新启蒙”史学

挑战正统史学

卖国还是爱国：重新评估洋务运动

英雄还是愚昧：重新评估义和团

黎澍与新启蒙史学

1949年后的中国自由主义

第七章　从革命到现代化：改革时期史学研究的范式转型

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

从近代化到现代化

在中国发现“现代性”

改革时期的乐观主义

第八章　危机中的主叙事

革命叙事的退却

超越主叙事

中国史学的“后现代转向”？

探寻历史“真相”

第九章　结语

历史之作为实际与作为被建构的叙事

解构叙事

在时和开放的中国近代史

前瞻：全球化中的中国

注　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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