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 of Contents

枯枝败叶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巴尔塔萨的一个奇特的下午

蒙铁尔寡妇

周末后的一天

礼拜二午睡时刻

纸做的玫瑰花

咱们镇上没有小偷

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恶　时　辰

巨　翅　老　人

世界上最漂亮的溺水者

埃伦蒂拉与残忍的祖母

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作品释疑（代跋）

描述

Table of Contents

- 枯枝败叶

-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 巴尔塔萨的一个奇特的下午

- 蒙铁尔寡妇

- 周末后的一天

- 礼拜二午睡时刻

- 纸做的玫瑰花

- 咱们镇上没有小偷

- 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 恶　时　辰

- 巨　翅　老　人

- 世界上最漂亮的溺水者

- 埃伦蒂拉与残忍的祖母

- 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 作品释疑（代跋）

- 描述

枯枝败叶

至于惨死的波吕涅刻斯的尸体，据说已经出了告示，不准任何公民收殓，不准为他掉泪，就让他暴尸野外，不得安享哀荣，任凭俯冲而下的兀鹰吞噬他，饱餐一顿。听说，为了你我，或者说为了我，仁君克勒翁命人四处张贴这份告示；把我弄到此地也无非是要宣示此令，做到人人皆知。此事可是非同小可，谁敢抗命不遵，就将死于乱石之下。

——引自《安提戈涅》[1]

忽然间，香蕉公司好似一阵旋风刮到这里，在小镇中心扎下根来。尾随其后的是“枯枝败叶”，一堆由其它地方的人类渣滓和物质垃圾组成的杂乱的、喧嚣的“枯枝败叶”。这是那场越来越遥远、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的内战的遗物。“枯枝败叶”冷酷无情。“枯枝败叶”臭气熏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香蕉公司就把多次浩劫以后余下的垃圾统统抛到了街头，狂风突然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搅动着垃圾，垃圾急遽地分化、淘汰。最后，那条左边是小河、右边是坟茔的穷街陋巷变成了一座由来自各地的垃圾组成的五光十色、面目全非的小镇。

这些“枯枝败叶”以排山倒海之势把商店、医院、游艺厅、发电厂的垃圾席卷到这里。垃圾里有独身女郎，也有男子汉。男人们把骡子拴在旅店的木桩上，他们随身携带着简单的行李。

没过几个月，他们就成家立业了，拥有了两个情妇，还混上个军街。就连都市那些卖笑的垃圾也和“枯枝败叶”混在一起，来到我们这里。她们搭起一座座矮小的木屋，先收拾出一个角落，支起半张行军床，权作露水夫妻幽会的暗室。一条秘密的喧闹的街道随之而起。于是，在小镇之中又出现了一个谁也管不了的小镇。

人们在大道上支起帐篷。男人们在当街更换衣服，妇女们张着雨伞，端坐在箱笼上。一头头的骡子被丢弃在一旁，饿死在旅店的马厩里。在这一群象狂风暴雨般袭来的陌生面孔中间，我们这些最早的居民反而成了新来的客人。

战争结束前，当我们在赞赏马孔多的肥田沃土的时候，就估计到早晚有一天“枯枝败叶”会涌到这里；但是万万没有料到来势竟会如此凶猛。尽管我们已感到雪崩降临，可也只能坐下来耐心等待这些不速之客的来到。这当儿，火车的汽笛第一次鸣响了。“枯枝败叶”倾巢而出，前去迎接火车。回来的时候，他们垂头丧气了；然而他们团结起来了，有力量了。“枯枝败叶”经过天然的发酵，终于融进大地里那些默发育的种子里去了。

——1909年记于马孔多

Ⅰ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死尸。今天是礼拜三，可我总觉得似乎是拜天，因为我没去上学，妈妈还给我换上了那件有点儿瘦的绿灯心绒衣服。妈妈拉着我的手，跟在外祖父后面。外祖父每走一步，都要用手杖探探路，免得撞着什么东西（屋里幽幽的，看不清楚，他又是一瘸一拐的）。走过立镜前，我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全身，绿色的衣服，脖颈上紧紧地扎着一条浆过的白带子。我在圆得象满月一样脏乎乎的镜子里打量着自己，心里想：这就是我，今天象过礼拜天似的。

我们来到停尸间。屋子里门窗紧闭，又热又闷。大街上传来太阳的嗡嗡声，除此而外啥也听不见。空气停滞不动，凝成一团，似乎跟钢板一样能够拧几道弯儿。停尸间里，飘浮着一股衣箱的气味。我朝四下里瞧了瞧，一只衣箱也没有看到。在旮旯里有一张吊床，一头儿挂在铁环上。一股垃圾味儿直钻鼻孔。照我想，这股臭味儿准是周围那些破烂玩意儿、那些快要霉烂的物件散发出来的，虽然这些东西也许另有一种气味。

从前，我以为凡是死人都戴着帽子。现在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死人光着头，脑袋青青的，下巴上系着一条围巾。嘴巴略微张开，紫里透青的嘴唇后面露着带黑斑的、参差不齐的牙齿。舌头朝一边耷拉着，又肥大又软和，比脸的颜色还要暗淡，跟用麻绳勒紧的指头的颜色一样。死人瞪着眼睛，比普通人的大得多，目光显得又焦躁又茫然。皮肤好象湿土。我本以为死人看上去大概象普通人在静悄悄地睡觉。现在一看，也不是那么回事。死人象是个刚吵过架的、怒气冲冲的、完全清醒的活人。

妈妈的穿着也象是过礼拜天。头上戴着压住耳朵的旧草帽，身穿领口封住、袖子长抵手腕的黑衣服。今天是礼拜三，看见她这身装束，我觉得她和我疏远了，象个陌生人。她似乎要跟我说些什么。这时候，抬棺材的人来了，外祖父站起身来，迎上前去。妈妈坐在我旁边，背朝着紧闭的窗户，大口大口地直喘粗气。时不时地整理着露在帽子外面的几绺头发。出来的时候帽子戴得太急，头发没有来得及绾好。外祖父吩咐把棺材撂在靠木的地方。这会儿，我看清楚了，棺材满可以容得下那个死人。刚抬进来的时候，我觉得棺材似乎太小了，装不下横躺在床上的尸体。

我真不明白干吗把我带到这儿来。这栋房子我压根儿没有进来过，还以为没人住呐。这栋房子在大街的拐角上，挺宽敞。据我想，房门大约从来没有打开过。我一直以为是座空房子。今天，妈妈跟我说：“下午甭上学去了”，她说话的声音很沉重，半吞半吐的，我听了，心里一点儿也不感到快活。她拿着灯心绒衣服走过来，一声不响地给我穿上。随后，我们走到大门口，找到外祖父。我们走过三户人家，来到这儿。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原来街角这里还有人住，而且已经去世了。妈妈说：“大夫要下葬了，你可得老实点儿。”她指的大概就是这个人。

刚进来的时候，我没有瞅见死人。只见外祖父在门口和几个人说话，随后，他叫我们先进去。我还以为屋里已经有人了呢。进来一看，房间里很黑、空荡荡的。刚一进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垃圾臭味一个劲地往鼻子里钻。一开头，这股气味挺浓的，老是不散。现在，跟热气一样散开了，闻不见了。妈妈拉着我在她旁边坐下。过了一会儿工夫，慢慢地能看清屋里的东西了，外祖父打算打开一扇窗子。窗户和木棂象是焊在一起，四周全粘住了。他用手杖敲打插销。外套上落了很多灰尘，一动尘土就飞扬起来。他换了个地方，我也跟着掉过脸去。最后，他说简直没有办法打开窗户，就在这工夫儿，我瞧见床上躺着一个人。他在黑地里平躺着，一动也不动。我扭过头看看妈妈。只见她沉着脸，象个陌生人，两眼盯住另一个角落。我的脚够不着地，悬在空中，离地还有一截子。我把手放在腿底下，用手掌撑住坐位，两腿晃来晃去，脑子里什么也没想。晃着晃着我想起了妈妈对我说的话：“大夫要下葬了，你可得老实点儿。”想到这儿，我觉得背后冒出一股凉气。扭过头瞅了瞅，只有一面干裂的木板墙。我似乎听见墙里有人说：“别晃荡腿啦，床上躺着的就是那位大夫，他已经死了。”我朝床上瞟了一眼，还是老样子。我这才看出来，原来那个人不是躺着，他已经死了。

由打这儿起，无论我怎么想方设法不去看他，老觉得有人把我的脸扭向那边去。我尽力朝别的地方看，可是不管在什么地方，我总是瞧见他，在黑暗中瞪着两只木呆呆的眼睛，青虚虚的脸上没有一点儿生气。

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来参加葬礼。到这儿来的只有外祖父、妈妈和给外祖父干活的四个印第安乡巴佬儿。他们带来一口袋石灰，把石灰全都撒到棺材里去了。妈妈坐在那儿直出神，样子挺奇怪的。不然的话，我早就问她干吗要往棺材里倒石灰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倒空了以后，有个人把口袋提溜到棺材上面抖落了一阵，剩下的粉末从口袋里洒出来，看上去不大象石灰。倒很象锯末。那几个印第安人抓住死者的肩头和两脚，把他抬起来。死者穿着一条普通的裤子，腰里系着一根宽宽的黑带子，上身穿着一件灰不溜丢的衬衫只有左脚穿着鞋。阿达说过，这叫一只脚是国王，一只脚是奴隶。右脚上的鞋扔在床头儿上。看起来，死者躺在床上不大好受，放进棺材里，舒坦多了，平静多了。他那张脸本来象刚吵完架的清醒的活人的脸，这会儿，显得心平气和了。从侧面看，挺和蔼的。八成是躺在棺材里，他觉得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地方。

外祖父在房间里走过来走过去。拣起几件东西，放进棺材里。我又掉过脸来瞅着妈妈，等着她告诉我干吗外祖父要把东西扔进棺材里去。可是，妈妈蜷缩在黑衣服里，态度十分冷漠，竭力不去看死人呆的地方。我也想学她的样子，可是办不到，我眼也不眨地盯住那块地方，没完没了地看。外祖父朝棺材里丢进一本书，冲着那几个印第安人打了个手势。他们当中的三个人把棺材盖盖上了。这下子，我觉得扳着我脑袋的那双手总算松开了，我这才能够仔细瞧瞧这个房间。

我又朝妈妈看了一眼。自从来到这栋房子以后，她第一次看我，表面上强挤出个笑脸。忽然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这是火车在拐过最后一个弯道。我听见停尸的那个角落有什么响动。看了看，一个印第安人抬起棺材盖的一头，外祖父把死者落在床头的鞋子扔了进去。汽笛又响了，声音越来越远。猛然间我想到：

“两点半了。”我记得每天这个时候（就是说火车在最后一个弯道鸣汽笛的时候），同学们正好在校园里列队，准备上午后第一节课。

“亚伯拉罕！”我在想。

我真不该带孩子来。这种场面对他很不相宜。就拿象我这样快三十的人来说，对这种停尸待殓的压抑气氛，也感到很不得劲。现在我们可以走开了。我要对爸爸说：十六年来，这个人和外界断绝了一切往来，什么爱人之心啊，什么知遇之恩啊，他一概不懂。呆在这种人住过的屋子里，实在太不舒服了，兴许只有爸爸才对他有点好感。正因为有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好感，他才不至于烂在屋子里。

这件滑稽可笑的事情真叫我挠头，过一会儿，我们就要走到大街上，跟在这口只会叫镇上人人感到兴高彩烈的棺材后面。一想到这儿，我心里就惴惴不安的。不难想见，妇女们从窗口望见爸爸、我和孩子跟在灵柩后面走过街头时，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棺材里的人行将腐烂了。全镇居民都巴不得他落得这样的下场：在冷冷清清的气氛中，被送往墓地，只有三个人跟在棺材的后面。我们本想行行好，可是到头来难免惹得一身臊。爸爸拿定主意硬是要这么干。为了这个，待到将来给我们出殡的时候，恐怕没有一个人愿意前来吊唁。

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才把孩子带到这儿来。刚才爸爸对我说：“你得陪我走一趟。”我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把孩子带来，也好有个依靠。现在，在这个闷热的九月的下午，我们呆在这儿，直觉得周围尽是恶狠狠的仇敌。爸爸没啥可担心的。事实上，在一生当中他净揽这种差事，惹得镇上人人恨得咬牙切齿。为了履行微不足道的诺言，他一点也不肯随俗。二十五年前，这个人来到我们家的时候，爸爸看到来客举止荒诞，大约已经料到今天镇上甚至没有人愿意拿他的尸体去喂老鹰。也许爸爸早就预料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早就掂量过、盘算过可能出现的麻烦，现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他可能以为眼下不过是在了却多年的心事。即使需要亲自动手，拖着尸体走过马孔多的大街小巷，他也要硬着头皮干到底。

然而，事到临头，他又不敢单枪匹马地干了，非得拖着我一道去履行这个令人作难的诺言，这个早在我懂事以前就许下的诺言。当他说“你得陪我走一趟”的时候，根本不容我掂量掂量这句话有多大份量，给这么个人料理后事该有多么可笑，会招来多少闲话，我真是无法想象。镇上人巴不得他在这个狗窝里变成一堆黄土。他们不仅如此希望，而且作好了一切准备，使事情一步步地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他们由衷地盼望着看到这个结局，丝毫也不感到愧疚，甚至可以说：待有朝一日，死者腐烂的尸体散发出的刺鼻气味弥漫全镇，他们才开心呢。当这个久已期待的时刻终于来到时，谁也不会感到震动、惊愕或是羞惭，相反，他们只会觉得心花怒放。他们希望情况发展下去，直到死鬼的恶臭到处飘散，才算稍解心头之恨。

现在我们一插手，马孔多的居民就享受不到梦寐以求的快乐了。我觉得，我们的行动不会使他们为一时的失去快乐而感到悲哀，只会为这一时刻的姗姗来迟而感到遗憾。

既然如此，我更应该把孩子留在家里，免得他也卷进这场纠葛。十年来，人们把矛头对准大夫，如今要轮到对准我们了。孩子应该置身于这场纠纷之外。他甚至不明白为什么呆在这儿、为什么我们把他带到这间杂堆废物的房子里来。他一语不发，困惑不解，似乎希望有人给他解释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坐在那里，手撑住椅子，摇晃着两腿，等着有人给他解开这个不解之谜。但愿不会有人告诉他什么，但愿不会有人给他打开这扇无形的大门，还是让他尽自己的所能去理解这些事吧。

他看了我好几次，我心里明白，他是觉得我穿上这件封领的衣服，戴上这顶旧帽子，显得那么反常、那么陌生，就连我自己也认不出自己了。

假使梅梅还健在，还住在这栋房子里，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人们会以为我到这儿来是为了她，为了分担她的痛苦。或许她一点也不伤心，但是她可以装出悲痛的样子。镇上的人也就释然了，约摸十一年前，梅梅失踪了。大夫这一死，再也无法知道梅梅流落何方，或者她已经死了，无法弄清她的遗骨埋在何处。现在梅梅不在这里了。纵然在这里，——倘若没有发生那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她也很可能和全镇的人站在一起，反对六年来和她同衾共枕的人。此人对她的爱恋、对她的体贴，和一头骡子相去无几。

我听见火车在最后一个弯道上鸣汽笛的声音。我想，“两点半了。”这会儿，整个马孔多都注视着我们在干些什么，我总是排遣不掉这个念头。我想到瘦骨嶙峋、又干又瘪的雷薇卡太太。从衣着到眼神，她简直活象一个幽灵。她准是坐在电风扇前，纱窗在她脸上投下晦暗的阴影。火车在最后的弯道那里消失时，雷薇卡太太正探着身子把脑袋伸向风扇。燠热的天气和胸中的积怨折磨着她。她的心灵的翅膀正如风扇的叶片一样飞快地旋转着（不过转的方向恰好相反）。她这一生整天都被生活琐事紧紧缠住。只听她嘟嘟囔囔地说：“到处都有魔鬼捣乱。”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冷战。

下肢瘫痪的阿盖达眼瞅着索莉塔送别未婚夫从车站回来。只见她拐过空寂无人的街角，打开阳伞，满面春风地走过来。这种欢悦心情，阿盖达也曾有过，如今只剩下一身的病。她常对自己说：“在床上折腾吧，就跟猪在垃圾堆里打滚一样。”

我排遣不掉这些想法。两点半钟，送信的骡子来了，蹬起一股呛人的灰尘。人们放弃了礼拜三的午睡，跟在骡子后面，等着取报纸。安赫尔神父坐在圣器室里打磕睡，臃肿的肚皮上摊开一本《要理问答》。听见送信骡子得得的蹄声，他挥挥手赶跑搅扰美梦的苍蝇，一边打嗝一边说：“净用肉丸子坑人。”

对这些事，爸爸还是那样镇定自若。他吩咐打开棺材盖，把落在床头的鞋子丢进去。也就是他吧，有这份心思替死鬼操办这些琐事。等到我们把死尸送出去，门口准会聚着一群人，端着夜间积攒下来的屎尿，等我们出来。然后把秽物泼到我们身上，聊以表达全镇居民的意愿。要是发生了这种事，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冲着爸爸，他们或许不会这么干。不过，有些事的确会惹得他们恼火，例如，总是看不到那件盼了多年的开心事。在许多闷热的下午，镇上的人，不分男女老少，每逢走过这间房子，就要说，“早晚有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就会闻到那股臭味。”整个镇上异口同声地全都这么说。

再过一会儿就到三点钟了。塞尼奥莉塔知道快三点了。雷薇卡太太看见她走过来，暂时离开了电风扇，躲在纱窗后面，叫住她，对她说：“塞尼奥莉塔，都是魔鬼。你知道吗我心里想，我的孩子明天上学去的时候，还和从前一样吗？不，他会变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孩子。他要长大成人、娶妻生子，最后撒手一走，谁也不觉得欠他什么人情，谁也不会把他当个人似的举行殡葬仪式。

二十五年前，大夫来到我们家，交给爸爸一封荐举信，谁也不知道信是从哪儿来的。随后，他留在我们家里，成天吃青草，一看见女人就瞪起那双贪婪的狗眼，眼珠子差一点就要瞪出来。要是没有这些事，我现在呆在这间屋子里心里会十分坦然。可是，这次报应早在我出生之前已经命中注定了，不过一直秘而不宣，直到我快满三十周岁的这个该死的闰年。爸爸对我说：“你得陪我走一趟。”我还没来得及问一问，他就用手杖敲着地板说：“孩子，这件事总得办啊。今天一大早，大夫上吊了。”

那几个印第安人走出去了，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柄锤子和一盒钉子。他们把东西撂在桌上，没去钉棺材，一屁股坐在刚才停尸的床上。外祖父表面上很平静。不过，他不象是心里没有一点事，而是无可奈何，他的平静是性情暴躁的人为了掩饰焦急的心情强装出的平静，和棺材里那具死尸的平静完全不同。他一瘸一拐地在屋里转圈子，把堆放在一起的东西挪来挪去。看得出来，在表面的平静掩盖下，他的内心十分激动和焦急。

我发现屋里有几只苍蝇，忽然想到棺材里也净是苍蝇。这个念头折磨着我。棺材盖还没钉上。这种嗡嗡声起先我以为是邻居家电风扇的声音说不定就是成群的瞎眼苍蝇乱撞棺材板和死人脸发出来的。我摇了摇脑袋，合上眼睛。外祖父打开一只箱子，从里面拿出几样东西，我没看清是什么玩意儿。床上好象没有人，只有四支雪前的红火头。屋里闷热，时间停滞不动，苍蝇嗡嗡乱叫，弄得我头昏脑胀。我仿佛听到有人对我说，：“你也会这样的。你也会躺在一口净是苍蝇的棺材里。现在你还不到十一岁，可是总一天你也会这样，被人抛进一口净是苍蝇的匣子里。”我伸直两条并拢的腿，眼瞧着漆黑发亮的靴子。“鞋带松了，”我心里想着，抬头看了看妈妈。她也看看我，弯下身子来给我系鞋带。

从妈的头上飘散出一股热烘烘的柜橱里的霉味儿。闻到这股槽木味儿，我又想起了闷在棺材里的难受劲儿。我憋得喘不过气来，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到街上去透透空气，哪怕呼吸几口灼热的空气也好。想到这儿，我使出了拿手的一招。妈妈正要直起腰来，我小声他说：“妈妈！”她笑了笑，说：“啊。”我俯下身子，贴近她棱角分明、闪闪发光的脸，哆哆嗦嗦地说，“我要到后面去一趟。”

妈妈叫了声外祖父，跟他说了几句话。我看见外祖父的细长的眼睛在镜片后面一动也不动。他走过来对我说：“懂点事，现在不能去。”我伸了个懒腰，老实下来了。不能去就不去呗。唉，真是慢死人。刚才还快一些，一件跟着一件地干，妈妈又俯下身来，凑近我的肩头，问我，“过去了吗？”她说话的声音很严厉，口气挺硬，似乎不是在问我，而是在责备我。我的肚子本来硬邦邦的，妈妈这一问，反而把我的肚子问软了：松快多了。周围这些事，还有妈妈的那股厉害劲儿，真叫人恼火，我不由得要顶撞几句。“没有，”我说“，还没过去呐。”我使劲地揉了揉胸口，打算用脚跺跺地板（这也是我的拿手好戏）。往下一跺，脚底下空空的，离开地还有一大截呢。

有人走进房间。是外祖父手下的一个人，后面跟着一名警察。还有一个人，也穿着草绿色卡其布裤子，腰里别着把手枪，手里拿着顶宽沿帽子，帽檐卷成弯儿。外祖父迎上前去。穿绿裤子的那个人在昏暗的屋子里咳嗽了一阵，跟外祖父讲了几句话，又咳嗽了一阵。一边咳嗽一边命令警察把窗子砸开。

板条墙一点儿也不结实，仿佛是用冻结的草木灰盖的。警察用枪托猛砸了一下弹簧锁。我琢磨着：窗户是打不开的，恐怕墙壁就要坍塌了，整座房子也会倒塌下来，只是一点儿声音也不会有，就象一座草木灰搭成的宫殿散落在空中一样。我心里想，再砸一下，我们准得跑到大街上去了。头顶着毒日头，坐在街上，脑袋上全是破砖碎瓦。可是砸过第二下，窗户居然应声开启了。阳光一下子冲进来，如同一只猛兽破窗而入，一声不响地东跑西窜，淌着口水，到处嗅嗅，狂暴地挠着墙壁，最后在陷阱里找个荫凉的角落，悄悄地卧了下去。

窗户一打开，屋里的东西看得清楚了，可是越发显得飘忽不定，跟假的一样。妈妈长长地舒了口气，把手伸给我，对我说：“过来，到窗户那边去看看咱们家。”从她的怀抱里我又看到了小镇，好象出了一趟远门又回来似的。我瞧见了我们家。房子虽说颜色暗淡陈旧，可是在杏树下显得很荫凉。从这里望过去，我觉得似乎从来没有在那栋绿荫森森的令人感到亲切的房子里住过，似乎我们家是神话中最漂亮的房子。每逢我晚上做恶梦的时候，妈妈就是这么说的。佩佩，他是我们街坊的孩子，心不在焉地走过去，没有看见我们，他吹着口哨，我觉得他象刚剃过头那样，模样变了，认不出来了。

镇长直起腰来，敞着怀，满身大汗，面部表情怪模怪样儿的。他走过来对我说：“那人还没发臭，很难断定已经死了。”他为自己编造的这套说法激动得满脸通红。说着话，他扣好衬衫，点上一支烟，把脸又扭向棺材。他心里大概在想：“现在你们不能说我眼里没有法律了吧。”我盯着他的眼睛，用坚定的目光逼视着他，好叫他明白我看透了他思想深处在想些什么。我说：“您这是为了迎合别人，不惜置法律于不顾。”他好象正等着这句话呢，当即回答说：“上校，您是一位受人敬重的人。您应该明白，我有我的职责。”我说：“他已经死了，这一点您比谁都清楚。”他说：“是那么回事。不过，不管怎么说，我大不了是个地方官。只有死亡证明书才算数。”我说：“印把子在您手里，您可以叫位医生来，开一张死亡证明书嘛。”他仰着脑袋，摆出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毫不示弱地一字一句地说：“您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您很清楚，这种行为叫作滥用职权。”听到这句话，我恍然大悟了，虽然他刚喝过酒，又胆小怕事，可一点也不糊涂。

看得出来，和全镇居民一样，镇长也对死去的大夫怀有刻骨的仇恨。这种仇恨由来已久。十年前那个狂风暴雨之夜，他们把受伤的人抬到大夫家门口，大声喊叫（大夫不肯开门，他只在大门里面答话）：“大夫，您来看看伤员，别的医生顾不过来啦。”他硬是不肯开门（门关得死死的，伤员躺在大门口）。“留在这儿的就您这么一位大夫啦。您可得大发慈悲呀。”他手里举着灯，照得他两只冷酷的黄眼睛闪闪发光。他回答说（还

是没有开门）：“治病的事我全忘光了，把他们抬到别处去吧。”外面混乱的人群要是闯进来可不得了，他还是坚持不开门（打那以后，这扇门就没再开过）。门外面群情激愤，人们越来越恼火，怨恨情绪竟然成了一种病毒，人人都受到感染，在大夫的晚年，马孔多无时无刻不在回响着那天晚上人们发出的咒语：让大夫在这间房子里腐烂发臭吧！

一连十年，他连镇上的水都不敢喝一口，害怕有人在水里下毒药。他和他那名印弟安姘妇在院子里种瓜种菜，十年当中就靠着瓜菜充饥。十年前他不肯对镇上人发善心，现在全镇的人也不肯对他发善心。他的死讯传遍了马孔多（因为今天早上大家醒来的时候，一定会比往常感到轻松愉快），人们都准备欢度一下这个期待已久的、值得庆祝一番的大喜事。大家一心盼着从那扇大门——十年前没有打开的大门——后面飘散出死人腐烂的臭气。

现在，我开始明白了，真犯不上跟全镇居民顶牛，多管这档子闲事。现在是四面楚歌，惹得天怒人怨。仇恨难消的人们恶狠狠地盯着我。就连教会也千方百计地反对我的主意。刚才安赫尔神父对我悦：“我不能答应把一个六十年来不信上帝、最后悬梁自尽的人安葬在教堂的公墓里。您要是撒手不管这件事，我主一定会保佑您。这可不是修好积德，这是违抗天意的罪孽。”我说：“书上说安葬死人是积德的事。”安赫尔神父说：“对是对，可这不是你们的事，这是卫生局的事。”

来的时候，我把那四个在我家里长大的印第安长工也叫了来。还把女儿伊莎贝尔强拉来陪我。这么一来，丧事多少有点家庭气氛、有点人情味。要是我一个人拖着尸体走过镇上的大街小巷，真送到墓地，那岂不是有点硬要逞强、甘犯众怒吗？自从本世纪初以来，镇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我都亲眼见过，我知道马孔多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虽说我上了年纪，是共和国的一名上校，再加上腿脚不灵便，又为人耿直，可是人们完全可以不尊重我。假如真是这样的话，我希望他们至少要尊重我的女儿，毕竟她是妇道人家嘛。我这么干不是为了我。或许也不是为了让死者在九泉之下好好安息。更不是为了履行一个神圣的诺言。我把伊莎贝尔带来，不是因为我怯弱，我只是拉她一起来行行好，她把孩下也带来了（我估摸着她也是这么个想法）。现在我们三个人呆在这里，共同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

刚才来到这儿的时候，我本来以为尸体可能还悬在梁上。其实那几个印第安长工已经抢先一步，把他放倒在床上，给他装裹好了。他们也许会想这件事耽搁不了一个钟头。我到这儿的时候，就等着把棺材抬来了。女儿和外孙坐在一个角落里。我打量了一下房间，心想大夫可能会留下点儿东西，说明他为什么要寻短见。写字桌的抽屉开着，里面堆放着乱七八糟的纸片，没有一张是他写的。桌面上放着那张表格，裱糊得很好。就是二十五年前他带来的那张表格。当时他打开那只大箱子（箱子大得足能放下我全家的衣服），箱子里只有两件普通的衬衫、一副假牙（显然不是他的，他满口牙齿长得又结实又齐全）、一张照片和一份表格。我拉开抽屉，里面只有一些印着字的纸张，一些积满灰尘的旧纸。下面，在最底下的抽屉里是二十五年前他带来的那副假牙。长期搁置不用，假牙上全是尘土，已经发黄了。在靠近灯——灯已经关上了——的那张小桌子上，有几捆尚未启封的报纸。我看了一看，是法文报纸。最新的是三个月前的报纸：一九二八年七月。还有几捆没打开的报纸是一九二六年一月的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的。最早的报纸是一九一九年十月的。我心里想：自从镇上人给他下了判决书以后，他已经九年没有打开报纸了。从那时起，他和世界、和人类保持的最后一点联系也中断了。

那几个印第安长工把棺材抬进来，把尸首入了殓：我忽然想起，二十五年前他到我家来的那天，曾经当面交给我一封举荐信。信是从巴拿马来的，是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写给我的。当时正是大战后期，上校担任大西洋沿岸总监。我又在那只黑黝黝的漏底的箱子里把七零八碎的东西翻腾了一遍。箱子丢在一个角落里，没有上锁，里面装的还是二十五年前他带来的那些东西。我记得有两件普通的衬衫、一副假牙，一张照片和一张裱糊好的旧表格。在盖上盖以前，我把东西掏出来，扔进棺材里。照片还在箱子底里，上次在哪儿，这次几乎还在哪儿。这是一帧佩带勋章的军人的银板照片。我把照片扔进棺材里。假牙也扔了进去。最后把表格也扔进去了。完了以后，我对那四个印第安人做了个手势，要他们盖上棺材盖。我想：现在他又要去旅行了。最后一次旅行时，理所当然地要带上前一次携带的东西。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直到这时候，我似乎才第一次感觉到他已经安然地死去了。

我检查了一下房间，看到床上落下一只鞋子，我手里拿着鞋子，向长工们打了个手势，他们又把棺材盖抬起来。这当儿，刚好火车拉响汽笛，随后，在镇子的最后一个弯道那儿消失了。“两点半了。”我想。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两点半：死者第一次坐在我们家的桌旁要青草吃的时候，大概就是一九三年同一天的几乎同一个时辰。当时阿黛莱达问他：“哪种草，大夫？”他用鼻音很重的反刍动物特有的那种慢吞吞的声音说，“普通的草，太太。就是驴吃的青草。”

Ⅱ

梅梅的确不在这儿住了，谁也说不准她到底是什么时候离去的。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在十一年前。当时，她在这儿开了一家小药店。对街坊四邻总是有求必应，不知不觉中药店变成了杂货铺。梅梅手脚勤快，持家有方，把小铺子收拾得井井有条，货色十分齐全。白天她用多梅斯蒂克牌缝纫机（当时小镇上一共有四台）给人家做针线活，要不就站在柜台后面招呼顾客。她总是保持着印第安妇女特有的和蔼可亲的神情，又大方又含蓄，既显得天真烂漫，又对外界有所防范。

自从梅梅离开我们家以后，我一直没再见着她。说实在的，谁也说不准究竟她是什么时候来到大街拐角和大夫一起过日子的，为什么她会这么贱，居然嫁给一个拒绝给她看病的男人。当时他们俩都住在爸爸家里，一个几乎是养女，另一个是食客。听继母说，大夫为人真不怎么样。梅梅闹病的那天，他一个劲地劝说爸爸，要他相信梅梅的病不要紧。其实呢，他根本没去看梅梅，连屋门都没出。不管怎么说，即使梅梅的病不过是头疼脑热，他也应该给她瞧一瞧。甭说别的，单凭他在我们家一住就是八年，我们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他总该知恩图报吧。

我不知道后来又出了什么事。我只记得，一天清晨，梅梅不见了，大夫也不见了。继母把大夫住的那间房子一锁，从此以后绝口不再提起他了。直到十二年前给我缝嫁衣的时候，才又说起了他。

在梅梅离开我们家三四个礼拜后的一个礼拜天，她到教堂去望八点钟的弥撒。身穿一种籁籁作响的印花绸衣服，头戴一顶滑稽可笑的帽子，帽顶上插了一束纸花。以往在家里的时候，我看见她总是那么衣着朴素，经常打赤脚。那个礼拜天，她一走进教堂，我还以为来了另外一个梅梅呢。她在前排，挺直腰板夹在太太小姐们当中，装模作样地望弥撒。脑袋上顶着一大堆七零八碎的东西，花里胡哨的象是戏子的行头。她跪在前排，就连她望弥撒的那。股虔诚劲儿，也令人感到陌生，画十字的那副架势也透着俗气。知道她是我们家的使唤丫头的人，一看见她打扮得如此花枝招展走进教堂，都十分惊诧。从来没有见过她的人也吓了一跳。

我（那时候大概不到十三岁吧）自己问自己：梅悔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儿啦，为什么她要离开我们家，为什么这个礼拜天又出现在教堂里。她那身打扮与其说象贵妇人，不如说象过圣诞节的时候装扮起来的圣像。她那套衣服足够三位大人在复活节穿起来望弥撒的。剩下的玻璃珠子、花带子还够一位夫人打扮的。弥撤一结束，男的女的都聚集在教堂门口等她出来。他们在门口站成两排。脸冲着教堂的大门。现在想起来，他们默不作声地守候在那里，脸上挂着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神情，八成是暗地里商量好了。梅梅走到门口，闭上了眼睛，紧接着又把眼睁开，顺手打开那把五颜六色的小阳伞。梅梅穿着高跟鞋在两排善男信女中间橐橐地走过去，活象一只孔雀，样子十分可笑。一个男人拦住梅梅的去路，她被人群围起来了。只见她惊慌失措，狼狈不堪，强挤出个笑脸来。那副矫揉造作、假里假气的神态，跟她那身打扮倒是匹配的。在梅梅走出教堂，打开阳伞，朝前迈步的时候，爸爸正好站在我旁边，他拖着我朝人们走过去，在人群合拢时，爸爸已经走到正要夺路逃走的梅梅身边，他伸手拉住梅梅的胳臂，把她带到广场中央，对周围的人根本不屑一顾。那时候，他也是那么傲慢、那么目中无人，和他平常违反众意硬是要干某些事时一样。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梅梅不过是和大夫姘居而已。当时，小药店已经开张，梅梅依然象华贵的夫人一样去望弥撒，根本不管人们会怎么说或怎么想，似乎忘却了第一个礼拜天发生的事。又过了两个月，教堂里再也看不到她了。

我还记得在我们家里住的那阵子大夫是什么样，他留着一撮小黑胡子，朝上翘着。一看见女人，那双狗眼里就闪露出淫荡的、贪馋的目光。我从来不和他亲近，大概是因为我把他看成是一头奇怪的畜生。每天大伙吃完饭站起来以后，他坐在桌子边上，大吃一顿喂驴的青草。三年前，爸爸生了一场病。在那以前，大夫压根儿没从大街拐角的这栋房子里出来过。自从他拒绝救治伤员，——再往前六年，他还拒绝过给梅梅看病，可是过了两年，梅梅反而成了他的姘妇，——那天夜里起，他就没离开过这间屋子。早在镇上居民对大夫进行宣判以前，杂货铺就关闭了。不过，我知道梅梅还住在那里。铺子歇业以后，她又住了几个月甚或几年。她的失踪要晚得多，至少人们知道她失踪的消息要晚得多，贴在他家大门上的那张没头招贴就是这么说的。据这张招贴说，是大夫把梅梅杀害了，把她埋在莱园子里，怕的是镇上人通过梅梅加害于他。然而，我在结婚之前又见到了梅梅。那是十一年前。有一天，我做完念珠祈祷回来，梅梅走出店门，高兴地带点揶揄的口吻对我说：“恰薇拉，你都快结婚了，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是啊，”我对他说“，本来就是这么回事。”说着我拉直那根绳子，绳子一头儿还留着刀子拉的新碴。我把长工们往下摘尸体的时候割断的绳子又缩了个扣儿，一头儿扔过房梁，把绳套挂在梁上。真结实，能够经得住好几个象大夫那样想上吊的人。镇长用帽子忽打忽打地扇着，屋里闷热，他又刚喝过酒，脸上红扑扑的。他抬头望着绳套，一边估量着能有多大劲，一边说：“这么根细绳根本挂不住他呀。”我说：“这是吊床上的绳子，他在外面睡了好多年了。”他挪过一把椅子，把帽子交给我，试着把头往绳套儿里伸了伸，脸挣得通红。然后，他站在椅子上，眼睛看着悬在空中的绳子，对我说，“不可能。这个绳套还够不着我脖子呐，套不进去啊。”我明白了，他是成心阴搅蛮缠，设置障碍，阻挠给大夫举行葬礼。

我脸对脸地瞧着他，打量着他。我说：“您没有注意到他至少比您高一头吗？”他扭过头去瞧了瞧棺材，说道：“不管怎么样吧，说他是用这根绳子上吊的，我没有把握。”

我心里有数，事实就是如此。其实他心里也明白，就是故意耽搁时间，怕给自己找麻烦。他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我看出来了，他心里发虚。他担心的是两件互相矛盾的事：拦着下让下葬，固然不好；吩咐举行安葬仪式，也不行。他走到棺材跟前，一转身，冲着我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他吊在那儿，否则我很难相信。”

我一气之下真想下个命令，叫长工们打开棺材，把悬梁自尽的人再吊起来，就象刚才那样。但是，这对我女儿来说实在太刺激了。对我外孙来说也太刺激了，她本来就不该把他带来，这样对待死者，凌辱一个不能自卫的肉体，搅扰一个刚刚在棺材里安静下来的人，我倒也无所谓。挪动一具宁静地躺大棺材里尽情歇息的尸体，并不违反我的处世原则。我满可以把死者重新吊起来，看一看那个家伙究竟能走到哪一步。但是，不能这样做。我对他说：“您放心，我是不会下这种命令的，如果愿意，您可以自己动手把他吊起来。出了什么事，由您负责。请记住，我们可不知道他死了多久了。”

他没有动，还是站在棺材旁边，两眼望着我。接着扫视了一下伊莎贝尔和孩子，然后又瞅着棺材。忽然，他脸向下一沉，咄咄逼人地说：“您心里应该明白，会出什么事。”我很清楚，他不过是想吓唬吓唬人。我说：“那是自然。我这个人就是敢做敢当。”他两手交叉，满头大汗地朝我走过来。想用那套精心设计的滑稽动作把我给镇住。他说：“请问：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人昨天晚上上吊的呢？”

我等他走到跟前，一动也不动地瞄着他，直到他呼哧呼哧地喷出的热气扑打到我脸上，他站住脚步，还是交叉着两手，一只手在腋后晃动着帽子。这时候，我对他说：“如果您是代表官方向我问这个问题，我很乐意回答。”他还是站在我面前，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听见我的话，他既不吃惊，也不慌张，他说：“当然了，上校，我是代表官方向您提问。”我准备详详细细地把这件事讲一讲。我相信不管他要兜多少圈子，只要我态度坚定又耐心冷静，最后他总得让步。我说：“是他们几个人把尸体解下来的，我不能老让他挂在那儿，等您决定什么时候来，两个钟头以前，我就去请您。总共才隔着两条街，您可是整整走了两个钟头。”

他还是纹丝不动。我拄着手杖，站在他的面前，身体略向前倾。我讲道，“再说，他还是我的朋友。”没等我说完，他就撇着嘴笑了笑。他还是原来那个姿势，把一股酸臭气喷在我的脸上，他说：“这得说是世上最省事的解释了，是不是？”他突然把脸一绷，说：“照这么说，您早就知道他要上吊喽？”

我知道他是在找麻烦。于是我就耐心地、口气缓和地说：“我再重复一遍，我刚一知道他上吊的消息，立刻就赶到您的住处，这是两个钟头以前的事了。”他连忙说：“我正在吃午饭。”似乎我这句话不是在说明事实，而是在向他提问。我说：“我知道。我想恐怕您连午觉都睡过了吧。”

这么一来，他没话说了。他向后退了一步，朝坐在旁边的伊莎贝尔睃了一眼，他又看了看那几个长工，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他的表情不大一样了，好象琢磨了一会儿，终于打定了主意，他转身朝警察走过去，嘀咕了几句。警察举了举手，出去了。

随后，他朝我走过来，拉住我的胳臂说：“我想跟您到隔壁房间谈一谈，上校。”口气完全变了，声音里透着紧张、慌乱）。我朝隔壁房间走去，他用手轻轻地架着我的胳臂。哦，我知道他要跟我说些什么。

这间屋子和那间不同，又宽绰又凉快。庭院里的阳光照得屋里亮堂堂的。他的眼神惊惶不安，笑得颇不自然。只听他说：“这件事只能这么办了……”没容他说完，我就抢着问：“要多少？”一听这句话，他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梅梅端来一盘甜点心和两个小咸面包，这还是她从我妈妈那里学来的。时钟打过九点。在店铺后面，梅梅坐在我对面。她根本不想吃东西，看来甜点心和小面包都是用来留客的。因为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就听任她尽情地回忆往事，缅怀过去，思前想后，梅梅流露出无限眷恋和惆怅之情。在柜台上那盏昏暗的油灯下，她比戴着帽子、穿着高跟鞋走进教堂的那天显得焦悴多了，苍老多了。很明显，那天晚上梅梅特别留恋当年的生活，似乎这些年来她的年龄一直静止不动，时间根本没有流逝。只有那天晚上，在回首往事时，时间才又流动起来，她才开始经历着姗姗来迟的衰老。

梅梅直着腰坐在那里，神色凄然。她谈起上世纪末大战以前我们家绚丽多彩的田园生活。她回忆起我妈妈。就是我从教堂回来，她和我开玩笑（她用带点椰揄的口吻对我说：“恰薇拉，你都快结婚了，也不跟我打个招呼。”）的那天晚上，她回忆起我妈妈的。而我在那些日子里也特别想念妈妈，尽力地在回忆她的模样。“她跟你长得一模一样，”梅梅说，我真的相信了她的话。我坐在梅梅对面。听她说话的口气，有时挺有把握，有时又含含糊糊，似乎在她的回忆中有许多传闻是不可信的。不过，她是出于一片好心，她甚至相信时光的流逝已经把传闻变成了遥远的、难以忘怀的真人真事，她说，战争期间我爹和我娘背井离乡，逃亡在外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马孔多落下脚来。为逃避兵祸，他们到处寻找一个又兴旺又静谧的安身之处。听人家说这一带有金苗，就找到这里。那时候，这儿刚刚出现一个荒村，只有几户逃难的人家。他们辛辛苦苦地保留下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习俗。对我爹妈来说，马孔多是块宝地，是和平之乡，是乐园。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地方，就动手重建家园。过了没几年，盖起了一所农村宅院，有三个马厩和两间客房，梅梅不厌其详地追忆着这些细技末节，谈到各种荒诞不经的事情，恨不得这些事能重演一遍。这当然是办不到的，为此她感到很伤心。她说：“一路上，倒也没受什么大罪，没缺吃少喝。”连那几头牲口也在蚊帐里睡觉。这倒不是因为爸爸是个疯子，或是有钱没处花，而是因为妈妈是个大慈大悲的人，特别讲究人道。她认为，在上帝看来，保护人不受蚊虫袭击和保护牲口不受蚊虫袭击，同样都是天大的好事。不管走到哪儿，我的爹妈总是带着一大堆稀奇古怪的、碍手碍脚的东西。箱子里装着祖辈的衣服，这些老人早在我爹妈出生以前就去世了。他们的尸骨即使掘地几十米也未见得能找到。盒子里装着炊事用具，这些老玩意儿早就没人用了，还是我爹妈（他们是表兄妹）的远房亲戚留下来的物件。还有一个箱子，里面装的是圣像。每到一处地方，他们就用这些圣像搭起一座家用的神坛。全家简直就是一个古里古怪的戏班子。有几匹马，几只母鸡，还有四个在我们家长大的印第安长工（他们都是梅梅的伙伴）。他们跟着爸爸到处流浪，仿佛是马戏团里的驯兽。

梅梅思前想后，不胜凄怆，看起来，她似乎把时光的流逝看成是个人的损失。她那被回忆揉碎的心灵在想，倘若时光静止不动，她岂不是还在路上游逛吗？长途跋涉对我爹妈来说固然是一次惩罚，而对孩子们来说，却象过节一样。有些场面还是颇为罕见的哩，比如牲口睡在蚊帐里。

他说，由打那儿起，事事都不遂心了。上世纪末，他们来到刚刚出现的荒村马孔多，全家人累得疲惫不堪，对刚刚遭到战争破坏的美好生活还恋恋不舍。梅梅想起了刚到这儿的时候我妈妈的情况。她偏着身子骑在一头骡子上，挺着个大肚子，面色焦黄，直打摆子，两只脚肿得沾不了地。我爸爸心里也很不自在。可是，他还是不顾风险浪恶，要在这儿扎下根，等着妈妈临盆。在跋涉途中，孩子在妈妈腹内逐渐长大。然而越是临近分娩，死神离妈妈也越近。

灯光照出梅梅的侧影，她那印第安人特有的粗犷神情，象马鬃或马尾一样的浓密平直的头发，看上去就象一尊正襟危坐的神像。坐在店铺后面这间热气腾腾的小屋子里，她的面色发青，好似幽灵。说起话来，恰如一尊神在讲述自己如何饱经人间沧桑。我过去没有和她接近过。可是这天晚上，她突然如此诚挚地向我表露出亲切的感情，我感到一种比血缘关系更牢固的东西把我们连在一起了。

梅梅的话刚一停顿，我忽然听见屋里——就是我和孩子、爸爸现在呆的这间屋里——有人咳嗽，是一种干咳声，十分短促。又听见他清清嗓子，在床上翻了个身。没错，就是他的声音。梅梅暂时不说话了，一片愁云悄悄地遮住了她脸上的光彩。我早已把他忘掉了。在这儿呆了这么久的工夫（大概是十点了吧），我一直觉得只有梅梅和我两个人在屋里。过了一会儿，屋里的紧张气氛缓和了。我手里端着盛甜点心和面包的盘子，一口没吃，胳臂都端酸了。我朝前倾了倾，说：“他醒着呐。”她不动声色地、冷冰冰地、完全无动于衷他说：“他每天都睁着眼，一直到大天亮。”我明白了，为什么梅梅想起我们家先前的生活，显得那么自恋。后来，生活起了变化，日子好过多了，马孔多变成了喧闹的集镇。钱多得花不了，每逢周未晚上，人们可以在镇上大肆挥霍一气。然而，梅梅对美好的昔日还是感到恋恋不舍，外面在抓财神、打抽丰：而在店铺后面，梅梅依然过着枯燥乏味的、不为人知的生活。白天守着柜台，晚上和这么个脓包男人一起过夜。不到天亮他不睡觉，成天在家里转来转去，一双淫荡的狗眼睛这双眼睛我永远也忘不了——总是贪婪地盯在她身上。一想到梅梅和这么个男人一块过日子，我真感到难过。我还记得那天夜里，（他拒绝给梅梅看病。他是个铁石心肠的畜牲，什么痛苦啊、欢乐啊，一概不懂。整天整天在家里遛过来遛过去。头脑最正常的人也会让他给逼疯的。

我的声音平静下来了。既然他在家里，没有睡着，听见我们在店后叙家常，他也许又要瞪起那双贪婪的狗眼，我想还是换个话题吧。

“小买卖做得怎么样？”我问。

梅梅笑了笑。这是凄凉的惨笑。看起来倒不是因为现在情绪不佳，仿佛她把这种惨笑收藏在抽屈里，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就拿出来。她笑得很笨，似乎平时难得一笑，连怎么正常笑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就那样，”说着，她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随即又沉默了，真叫人捉摸不透。我想该走了。我把盘子递给梅梅，里面的东西一点没动，也没向她解释两句。只见她站起身来，把盘子撂在柜台上。从柜台那儿她瞧了我一眼，又重复了一句：“你和她长得一模一样。”刚才我坐在背灯影的地方，灯光从背后过来，把脸照得模糊不清，梅梅在谈话的时候，准是没看清楚。现在她站起来，把盘子放到柜台上，隔着灯她刚好看见我脸的正面，所以她才说：“你和她长得一模一样。”她走过来，又坐下去。

她又追忆起妈妈刚到马孔多的那几天。妈妈一下骡子，就坐到一张摇椅上，一连三个月没动窝儿。饭也懒得吃。有时候接过午饭，手托着盘子直到后半晌。她的身体僵直，坐在摇椅上从不摇动，两脚放在一把椅子上。她感到死亡正从脚底板朝上蔓延，就这样一直等到有人来，从他手里拿走盘子。分娩的那天到了，临产的阵痛使她陡然振作起来。她自己站起身来，别人搀着她走完从走廊到卧室这二十步路。九个月来，她默默地忍受着死亡的逼近，如今更加痛苦不堪。从摇椅到床边，她经受了几个月长途跋涉时没有经过的痛苦、折磨和苦难。但是，在了却一生中最后一个心愿前，她终于走到了应该去的地方。

梅梅说：妈妈一死，爸爸完全绝望了。后来据爸爸自己说，家里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想：“男人身边没有妻室，谁都不会认为你是正派的。”他在一本书上读到过，亲人去世了，应该种上一棵茉莉，这样就能夜夜思念起她。于是，他在庭院靠墙根的地方种了一棵茉莉。一年以后，他续了弦，和我的继母阿黛莱达结婚了。

有几次，我觉得梅梅说着说着快要掉眼泪了。最后，她还是忍住了。她本来是幸福的，可是她自愿放弃了幸福生活。今天能稍补这个过失，也就心满意足了。她又笑了笑，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脸上露出温柔的表情，身子朝前一倾，似乎她在心里已经理清了这笔痛苦的孽债，并且发现在美好的回忆中总还是得大于失。她又笑了，脸上又现出原来那种宽厚的、调皮的亲切劲儿。她说：还有一件事是五年以后发生的。那天，她走进饭厅，爸爸正在吃午饭。她对爸爸说，“上校，上校，办公室有个外乡人要见您。”

Ⅲ

大街对面的教堂后边，原来有个院子，连一棵树都没有。这还是上世纪末我们来到马孔多那会儿的事呢。当时，还没有动手盖教堂。那里是一片光秃秃、干巴巴的土地。孩子们放学后，常在那儿玩耍。后来，动工修教堂，在院子的一头钉上四根木头立柱，圈起来的地方正好盖一间房子，用来存放修建教堂用的砖木。

教堂竣工的时候，有人在小房子的墙上抹上了一层泥，在后墙上开了个门通往寸草不生、乱石堆积的光秃秃的小院落。又过了一年，小房子修了修，能供两人住。屋里弥漫着一股生石灰味。多年来，这间屋子里还就数这股味好闻，还算叫人舒服点。再往后，墙上刷了白灰，盖房子的人把后门安上门闩，在临街的大门上加了把锁。

这间屋一直没有主儿。谁也没有查问过地皮是谁家的，砖木材料又归谁所有，第一位教区神父来到马孔多以后，住在户殷实人家里，后来他调到另外一个教区。就在那些日子（也许是在第一个教区神父离开之前），有一位妇女怀里抱着个婴儿住进了那间屋子。谁也不知道她啥时候搬进去的，也不知道她从什么地方、用什么办法把门打开的。屋角放着一口黑油油的水缸，上面长满青苔，墙壁的钉子上挂着个罐子。墙壁上的白灰已经剥落了。院里的石灰地给雨水浇得结了一片硬疙瘩。那个女人用树枝搭了一个遮太阳用的凉棚，没有棕榈叶、瓦或锌板苫顶，就在凉棚旁边栽了棵葡萄。在临街的大门上挂了一把芦荟和一块面包，说是为了避邪。

一九〇三年，宣布新的教区神父要来的时候，她们娘俩还住在这间屋子里。当时，全镇有一半人涌到大道上去，迎候新来的神父。乡村乐队弹奏着首充满感情的曲子。正在这时候，一个小伙子气喘吁吁地跑来，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他说神父骑着骡子已经来到前面拐弯的地方了。乐师们立刻站好队，弹奏起一首进行曲。致欢迎词的人登上临时搭起的高台，专等神父一露面，马上就向他表示敬意。过了一会儿，雄壮的乐曲声嘎然而止，演说者从桌子上爬下来，欢迎人群目瞪口呆地看着一个外乡人骑着一头骡子走过去。骡子的屁股后头驮着一只马孔多人从未见过的大箱子。这个人目不斜视地一直朝镇上走去。在旅途中，神父固然也可以穿便衣，可是谁也不相信这个脚蹬军靴、青铜脸色的旅客会是一位身着便服的神父。

的确，他不是神父。就在同一时刻，从小镇另一边的小道上来了一位陌生的神父。他骨瘦如柴，一张干瘪的脸，傲气十足。骑着一头骡子，法袍提到膝盖上，举着一把褪色的破伞挡着太阳。走到教堂附近，他向人打听教区神父的住处在哪里。他问的那位老兄大概根本不了解情况，回答说：“教堂后面那间小屋就是，神父。”正好那个女人不在家，只有孩子在半开半掩的门后头玩耍。神父下了坐骑，把一只鼓鼓囊囊的箱子搬到屋里，箱子没有锁，裂开着，用一根皮带不是箱子本身的那根皮带——扎住。他打量一下这间房子，把骡子牵进来，拴在院子的杏树荫下。随后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一张吊床。吊床的岁数和那把伞大概不相上下，磨损的程度也差不了多少，他把吊床按对角线挂在屋里的柱于上，脱掉靴子，打算睡一觉。那个孩子张大一双惊恐的圆眼睛一直盯着他，他根本没有理会。

女人回来时，看到神父突然光临，一定是大吃一惊。他脸上毫无表情，简直和牛头不差分毫。那个女人大约是踏着脚尖溜进房间的。把折叠床挪到门口，把她的衣服和孩子的破衣烂衫卷成一包，走出房间。慌里慌张地根本顾不上水缸和罐子了。一个小时以后，欢迎人群从相反方向开进小镇。乐队打头，在一群逃学的小鬼簇拥下。演奏着一首雄壮的乐曲。他们来到小屋时，只有神父一个人在那儿，懒洋洋地躺在吊床上，法袍没有系扣，赤着一双脚。一定是有人把神父来到小屋的消息报告给大道上欢迎的人群了，不过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向神父干吗跑到这间房子里来。也许他们以为神父一定和那个女人沾亲带故。那个女人急急忙忙地离开房子也准是误会了。她以为神父手里一定有使用这间房子的指令，或者是房子归教堂所有，或者只是怕人家问起她为什么一不缴房租，二没得到任何人的许可，就在这间不属于她的房子里住上两年多。当时人们没有问这件事，过后也没有问起过。教区神父不打算听什么欢迎词，他把礼品撂在地上，态度冷淡地和在场的男男女女寒暄几句。据他说“整整一夜都没合眼了。”

欢迎的人群从来没有见过象他这样的怪人，既然他这么冷淡，大家也就散了。人们注意到他那张脸象个牛头，苍白的头发剃得光光的，没有嘴唇，只有一个横开的口子，也不象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而是后来被人猛砍一刀才割开的。那天下午，大家都觉得他象什么人。天亮以前，终于搞清楚他是谁了。大家记得，当马孔多还是人们避难的荒村的时候，见着过他。那时候，他光着屁股，穿着鞋戴着帽子，手里常拿着弹弓和石子。上岁数的人想起了，他在“八五”内战中作过战。十七岁就当了上校，为人坚韧不拔，脾气执拗，是个反政府派。只是后来在马孔多没再听说过他的事。直到今天，他才回来担任教区神父的职务，谁也记不得他的教名了。相反，大多数上年纪的人都记得，因为他任性、不服管教，他妈妈给他起了个名字，也就是后来在战争中战友们都熟悉的那个名字。大家都管他叫“小狗”。直到他去世为止，马孔多的人们一直这样叫他：

“小狗，小狗崽子。”

这样一来，在“小狗”来到马孔多的同一天，几乎同一时辰，大夫也来到我们家。他是从大道来的。当时没有人等他，他姓什么、叫什么、是干什么的，谁也不知道。而神父呢，是从小道来的，可是镇上的人又都跑到大道上去迎候他了。

欢迎仪式一完，我就回到家里。我们刚刚围着桌子坐下来，——比平常稍微晚一点儿，——梅梅走过来，对我说，“上校，上校，办公室里有个外乡人要见您。”我说：“请他过来吧。”梅梅说：“他在办公室里，说急着要见您。”阿黛菜达正在给伊莎贝尔（那时她还不到五岁）喂汤，她丢下孩子，过去招呼客人。不大一会儿，回来了，显得忧心忡忡的样子

“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呐，”她说。

我瞧着她从灯后面走过来。接着，她又给伊莎贝尔喂汤去了。“你应该把他请进来”我一边吃饭一边说。她说：“我是打算请他进来，我到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踱圈子。我说，‘您好。’可他却闷声不响地看着挡板上那个布娃娃。我刚要再说一声‘您好’，不知道是不是音乐声太大了，他还是没听见。我只好站在写字台对面，他趴在写宁台上瞅着跳得正起劲的布娃娃。”阿黛莱达继续给伊莎贝尔喂汤。我说，“他大概是对这个玩意儿有兴趣吧。”她一边给伊莎贝尔喂汤一边说：“起先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后来一看见那个布娃娃，就把她拿下来，似乎他早就知道是干什么使的，而且知道怎么摆弄。我第一次对他说‘您好’的时候，他正在上发条，音乐还没响。他把布娃娃搁在写字台上，瞪着眼睛瞧，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看起来，他对音乐没有什么兴趣，倒是对那套机械装置满起劲的。”

我这里几乎每天都有客人来，谁也不预先打个招呼。熟人把牲口往马厩里一拴，大大咧咧地走进来，都挺随便，他们准知道我们家的餐桌上历来都给客人留着空位子。我对阿黛莱达说：“大概是我捎口信的吧，要不就是带东西来的。”她说：“甭管怎么说，反正他的举动怪里怪气的。他瞅着布娃娃，一直看到弦松了。这时候，我站在写字台跟前，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心里明白了，只要音乐还在响，他是不会回答我的。后来，布娃娃和平时弦走完了一样蹦了一下，他还是站在那儿，趴在桌上，好奇地看着。后来，他看了看我，我这才明白原来他知道我在办公室里。不过，他一心想知道布娃娃究竟能跳多久，没工夫答理我。这一回，我不想再对他说‘您好’了，他朝我看的时候，我只是笑了笑，我看见他的眼睛很大，一对黄眼珠子在上下打量人，我冲他一笑，他还是绷着脸，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说：‘上校呢？我找的是上校。’他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好象闭着嘴讲话。简直象个口技演员。”

阿黛莱达一边给伊莎贝尔喂汤一边说：“起先，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喔！我明白了这个外乡人给她留下的印象非比寻常，她巴不得我去接待一下这位不速之客。不过，我还是吃我的。她还是一边给伊莎贝尔喂汤一边说话。她说：“后来，他说他想见见上校，我就对他说：‘劳您驾，请到饭厅来吧，他手里拿着娃娃伸了个懒腰。抬起头来黑着脸，我觉得他象个当兵的。

他穿着一双高筒皮靴、一件普通的布衣服，衬衫的纽扣一直扣到脖子底下。他不回答，在那儿发怔，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手里攥着玩具，似乎是等我走出办公室他好再上发条。一瞧见他是个军人，猛然间我想起他象一个人。”

我说：“出了什么事了吗？”我从灯上面望过去。她没有瞧我，还在给伊莎贝尔喂汤。她说：

“我刚进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那儿踱圈子，我看不见他的脸。后来他站在屋子的尽头，抬起脑袋，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我这才看出他象个军人。我说：‘您想私下里见见上校，对不对？’他点了点头。这时候，我差点没说出来他象一个人，或者说，他就是那个人，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我还是吃我的，不过眼睛一直从灯上面瞧着她。她停下来不喂伊莎贝尔了，又说：

“我敢说一定不是捎信的。我敢说他不是象那个人，他就是那个人。我敢说他是个军人。他留着一撇稀稀拉拉的小黑胡子，脸色焦黄。穿着一双高筒靴子。我敢说他不是象那个人，他就是那个人。”

她哆里哆嗦，翻来复去地就是这几句话，屋里燥热，也许因为热，我发起脾气来。“阿达，他到底象谁？”她说：“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我看不清他的脸，可是后来……”这套车轱辘话把我惹火了，我说：“好啦，吃完饭我就去看他。”她又给伊莎贝尔喂汤喝，嘴里说：“起先，我看不清他的脸，因为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后来，我跟他说：‘劳您驾，到这边来’，他背靠着墙，一句话也不说，手里攥着布娃娃。这时候，我猛地想起他象一个人，就连忙跑过来告诉你。他的眼睛大大的，看起人来挺放肆。我转身出来的时候，觉得他直眉瞪眼地看着我的腿呐。”

她突然不说话了。饭厅里只听见调羹叮叮挡挡的声音。我吃完饭，把餐巾压在盘子底下。

这时候，我听见从办公室里传来了布娃娃欢快的音乐声。

Ⅳ

我们家的厨房里有一把破旧的雕花木椅子，座儿上的木板已经没有了。外祖父常把鞋子架在椅子上，放在灶火边上烤。

昨天这个时候，托维亚斯、亚伯拉罕、希尔贝托和我走出了学校，到树林子里去玩。我们带着一把弹弓、一顶大帽子准备逮鸟儿，还有一把崭新的剃头刀。在路上走的时候，我想起了那把丢在厨房角落里的破椅子，以前用它接待过不少客人。现在，每天深夜，有个鬼魂戴着帽子，坐在椅子上，观赏着灶堂里熄灭的灰烬。

托维亚斯和希尔贝托朝着黑压压的树林深处走去。

上午一直在下雨，走在泥泞的草地上鞋子一个劲打滑。他们两人中不知谁吹着口哨，重浊的口哨声在苍翠的树木的“坑道”里回荡着，仿佛有人在木桶里唱歌。亚怕拉罕和我跟在后面。他拿着弹弓和石块，随时准备打鸟，我拿着那把打开的剃头刀子。

忽然间，一缕阳光冲破密密层层的树叶，透进树林，象只蹦蹦乱跳的小鸟儿，在草地上抖动着翅膀。“看见了吗”亚伯拉罕说。我朝前面张望了一下，只见希尔贝托和托维亚斯已经走到树林的尽头。“不是鸟，”我说“，是太阳冲进来了。”

他们走到河边，脱下衣服，在晚霞映红的水面上啪啪地猛踩一阵。河水似乎弄不湿他们的皮肤。亚伯拉罕说：“今天下午一只鸟也没有。”我说，“一下雨，鸟就瞧不见了。”我说的是实在话。亚伯拉罕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得傻乎乎的，咕嘟咕嘟的声音就象从洗礼池里往外冒一股水。他脱光衣服说：“我带着刀子钻到水里去，回头给你带一帽子鱼回来。”亚伯拉罕光着身子站在我面前，张开手跟我要刀子。我没有马上回答他。我紧紧握住那把明晃晃的锋利的钢刀，心里想：不能把刀给他。我对他说，“不给你。昨天我才拿到，我得玩一个下午。”亚伯拉罕还是张着手，我对他说：

“连窗户也没有啊！”

亚伯拉罕听懂了。只有他明白我的话。他说“：好吧。。”空气稠乎乎的，泛着一股酸味。他朝水里走去。他说：“你脱衣服吧，我们在青石上等你，”说完就潜入水底，接着又钻出水面，浑身亮闪闪的象一条大银鱼，水一沾到他的身体马上就淌了下去。

我留在岸边，躺在温暖的泥地上，又把剃刀打开。我不再朝亚伯拉罕那边瞅了。抬起头望着另一边，望着树顶上面。黄昏发怒了，天空活象着了火的马厩，万马奔腾，气势雄伟。

“快点！”亚伯拉罕在对岸说。托维亚斯坐在青石边上吹口哨。我想：“今天不洗了，明儿再说。”回家的路上，亚伯拉罕躲到一片带刺的灌木丛后面。我正要跟上他，他说：“别过来，我忙着呐。”我只好呆在外面，坐在路边的枯叶上，一只燕子凌空飞过，在蓝天上划出一条弧线。我说：

“今天下午只有一只燕子。”

亚伯位罕没有立即回答我。他躲在灌木丛后面一声不吭，好象没听见我说话，又象在读什么东西。他屏息凝神，憋足了力气，过了一会儿才舒了口气，他说：

“嚯！好几只燕子。”

我说：“今天下午只有一只燕子。”亚伯拉罕还是躲在树丛后面，不知道在干些什么。他屏息凝神，可是没有呆着不动。象鸭子凫水似的，上面平静，底下可拼命扑腾。又过了一会儿他说：

“一只？啊啊，是啊。当然了，当然了。”

我没有答腔。他开始在树丛后面活动起来。我坐在树叶上，只听见从他那边传来脚踩枯叶的沙沙声。之后，又没有响动了，似乎他离开了那里。最后，他长长地舒了口气，问我：

“你刚才说什么？”

我重复了一遍，“我说今天下午只有一只燕子。”正说着，只见在湛蓝湛蓝的天空上，一只燕子斜着翅膀在兜圈子。我说：

“飞高了。”

亚伯拉罕立刻说：

“噢，是啊，当然了。就是因为这个。”

他从灌木丛后面走出来，一边走一边扣上裤扣。抬起头朝上看了看，燕子还在兜圈子。他眼望着天空对我说：

“刚才你说燕子什么来着？”

我们在路上耽误了不少时间。回到镇上的时候，家家都掌起了灯。我跑进家门，在走廊上碰见了那两个瞎眼的胖女人，她们是圣黑洛尼莫家的孪生姐妹。据妈妈说，早在我出生之前，每到礼拜二她们就到我们家来给外祖父唱小曲儿听。

整整一夜我都在想，今天放了学我们还到河边去玩。不过不跟希尔贝托和托维亚斯一块去。我想和亚伯拉罕单独去，我就爱看他象条银鱼似的在水里钻上钻下，肚皮闪着亮光。整整一夜我都在想，我们一起顺着暗幽幽的青绿色的“坑道”朝回走的时候，我可以蹭蹭他的大腿。每蹭一下，就觉得似乎有人轻轻地咬了我一口，弄得我直发毛。

要是那个和外祖父在隔壁房间谈话的人能快点回来，那么四点钟以前我们大概也可以回到家了。那时，我一定和亚伯拉罕一块到河边去玩。

他留下来，住在我们家里。就住在走廊上临街的那间屋里。我看这样比较合适。象他这种性子的人，在镇上的小旅店里是没法住下去的。他在门上贴了一张广告（直到几年前刷房子的时候，广告还在门上贴着，那是他亲手用铅笔写的草体字）。过了一个礼拜，登门求医的人纷至沓来，我们只好把几把新椅子挪到那间屋里去。

他把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写来的信交给我以后，我们在办公室里谈了好长时间。阿黛莱达以为他是位高级军官，这次来一定是有重要的公事。于是她象过节一样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我们谈起布恩迪亚上校、他那位弱不禁风的小姐和呆头呆脑的大儿子。谈了几句，我就发现来人对总监十分熟悉，而且对他敬佩得五体投地，十分感激对方的知遇之恩。梅梅走过来，告诉我们说桌子已经摆好了。我想阿黛莱达准是临时凑上几个菜，招待一下这位不速之客。到那儿，一看，这桌菜可不是拿来凑数的，桌子上光彩夺目，铺着新桌布，盛菜的盘碗是专供圣诞节和除夕夜家宴使用的中国瓷器。

阿黛莱达一本正经地坐在桌子的一端，身穿领子系扣的天鹅绒长衫。结婚之前，每逢在城里她娘家应酬客人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件衣服。阿黛莱达那套待人接物的礼仪比我们周到得多，结婚以后，她的社交经验也影响了我的家庭生活习惯。那个只在特殊场合才拿出来的圆形宝盒也摆在桌上，餐桌上的布置、家具、饭厅里的气氛都给人一种庄严、美观和整洁的感觉。走进饭厅时，象大夫那种不修边幅的人一定会自惭形秽，感到和周困的气氛不大协调。他摸了摸领扣，好象戴着领带似的。走起路来磕磕绊绊，脚步很重，看得出来，他的心情相当慌乱。我一生中记得最清楚的莫过于走进饭厅这一刹那的情景。坐在阿黛莱达精心安排的餐桌旁，连我自己都感到衣着未免太随便了。

盘子里有牛肉和野味，虽说都是当时的家常菜。不过放在崭新的瓷盘里，在刚擦过的枝形灯下一照，那可真是五光十色，和平时大不相同了。阿黛莱达明知今天只有一位客人，还是摆出了八副刀叉，桌子正中央放着一瓶葡萄酒，这种礼遇分明有些过分了。这也难怪，从一开始，她就把来客和一位战功卓著的军人弄混了。在我家里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虚假客套的气氛。

幸亏阿黛莱达的两只手（说真格的，她那双手很漂亮，洁白细嫩）确实引人注目，足以遮盖住她那种装模作样的打扮，不然的话，她的装束可真要令人忍俊不禁了。客人正在踌躇着检查衬衣领扣的时候，我抢先一步说：“这是我的妻子，我的后妻，大夫。”一听“大夫”两字，我妻子的脸色登时就变了，一片乌云罩住了她的面庞。她坐着不动，伸了伸手。虽然还是面带笑容，可是我们走进饭厅时看到的那种雍容华贵的气度已经一扫而光。

来客象军人似地把靴子一磕，手指张开举到太阳穴。然后朝她坐的地方走了过去。

“是的，夫人，”他说。无论对谁，他都不叫名字。他握住阿黛莱达的手，笨拙地摇了摇。我这才发现他的举止相当粗鲁、莽撞。

他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周围是崭新的玻璃器皿和枝形灯。他那邋里邋遢的样子，看上去就象桌布上的一滩汤迹。

阿黛莱达给大家斟上酒。开头的兴致已经烟消云散，现在光剩下生闷气了。她似乎在说：“好吧，一切都照常进行吧。不过，完了事你得给我说说清楚。”斟完酒，她坐在桌子的另一端，梅梅准备给大家布菜。这时候，客人把身体住后一仰，两手扶住桌布，笑着说：

“嗯，小姐，请您给我煮点青草，端上来当碗汤吧。”

梅梅站着没动，差点笑出来，最后还是忍住了。她扭过脸来看看阿黛莱达。阿黛莱达也笑了笑，分明感到十分茫然。她问：

“什么草，大夫？”他用反刍动物特有的慢吞吞的声音回答说：

“普通的草，夫人，就是驴吃的青草。”

Ⅴ

一瞬间，一切都入睡了。大自然止住脚步，造物在混沌世界的边缘踟蹰不前。就连小虫子也停止了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活动。只有镇上的妇女们欠起身来，嘴边淌着口水，面颊上印着枕头上的绣花花纹。天气炎热，她们心情烦躁，憋得透不过气来，心里想，“唉！马孔多还是礼拜三！”她们找个旮旯儿蹲下去，一起圆梦，一起编造流言，就象合力编织一个硕大无朋的床单。

假如屋内的时间和屋外的时间走得同样快，我们现在已经在烈日烤炙下尾随着棺材走在大街上了。可是，外面的时间走得更快一些，恐怕已经是夜晚了吧九月的闷热的月夜。在各家的庭院里，妇女们坐在青幽幽的月光下，嘀嘀咕咕地交谈着。我们这三个离经叛道的人却要头顶干旱的九月骄阳在大街上蹒跚而行。谁也不会站出来阻拦殡葬仪式。我本来希望镇长能够横下一条心，不许给大夫下葬。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孩子去上学。爸爸换上木屐，把盛冰镇柠檬水的罐子放在右首，倒盆凉水冲洗冲洗脑袋。然而，情况变了。起初，我以为镇长决定的事是无法通融的。可是，爸爸又一次以雄辩的口才说服镇长收回成命。屋子外面，人声鼎沸，议论纷纷。人们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街道上很干净。风把牛蹄印吹光以后，只余下干净的尘土。镇上空荡荡的，各家大门紧闭。人们在屋里嘀嘀咕咕地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好象开了锅一样。屋子里面，孩子僵直地坐在那里，眼睛盯着鞋子。他一会儿看看灯，一会儿看看报纸，一会儿又看看鞋，最后目光落在上吊自杀的人身上。只见死者咬着舌头，在那双玻璃球似的狗眼——一双没有胃口的死狗的眼睛——里，贪婪的目光消失了。孩子看着、想着这个平躺在木匣里悬梁自尽的人，脸上露出哀戚的神情。倏地一切都变了。只见一只手把凳子搬到理发店门前，放在带镜子的梳妆台前面，台子上有香粉和香水。手变大了，长满雀斑。这不是我儿子的手，是一只大手，一只很大的右手。这只手开始慢慢腾腾、一下一下地磨剃头刀，耳边只听见刀锋的哧哧声，脑袋在想：“今天马孔多是礼拜三，他们一定比往常来得早。”他们来了。各自在荫凉里和有过堂风的门洞里找个座儿坐下，斜睨着眼睛，一脸凶相。一个个架起二郎腿，双手抱住膝盖，嘴里嚼着烟叶，也在谈论这件事。他们东张张，西望望，最后目光落在对面紧闭的窗户上，这是雷薇卡太太的寂静的住宅。雷薇卡太太忘记关掉电风扇。她紧张地、激动地在那几间装有纱窗的屋子里踱来踱去。随便翻腾着那些破烂玩意儿，这都是她在烦闷的、乏味的寡居生活中积攒下来的东西。她摸摸这个，碰碰那个，似乎只有这样她才能感觉到在死者下葬前她还活在人间。她把几间屋子的门打开来又关上，焦急地等待着祖传的钟表从午睡中醒来，敲击三下，好让她定下心来。与此同时，孩子脸上的哀戚神情消失了，变得楞楞怔怔的，所有这一切只发生在很短暂的时间里。刚才有个女人蹬了一下缝纫机，做完活儿抬起满是鬈发的脑袋，用的时间就比这个多一倍。没等孩子从哀戚转到发怔，她已经把缝纫机推到走廊的一角去了。就在这工夫儿，那几个人已经嚼了两次烟叶，眼瞅着剃刀在挡刀布上走了一个来回；下肢瘫痪的阿盖达挣扎着想活动活动僵死的膝关节；雷薇卡太太又拧了一下门锁，心里琢磨着：“马孔多是礼拜三，正是埋葬魔鬼的好日子。”孩子手动了一动，时间又朝前跨了一步。只有当某种东西活动的时候，人们才能知道时间在前进。在这以前，时间是不动的，好比汗水浸透的衬衣粘在皮肤上动弹不得，好比浑身冰冷、铁面无私的死者咬着舌头一动也不动。对上吊自杀的人来说，时间是静止不动的，即便孩子的手在动，他也全然不知。虽然他不知道孩子的手还在动，可是对阿盖达来说，时间却在前进，她大概又数了一遍念珠。雷薇卡太太躺在折叠椅上，眼睛盯住纹丝不动的钟表的指针，心里十分焦急。虽然她的时钟一秒钟也没走动，阿盖达的时间却在流动，她又把念珠数了一遍，心里想：“要是我能走到安赫尔神父那里去，事情就好办了。”孩子的手往下一推，剃刀顺势滑过挡刀布。一个坐在门洞里纳凉的人说：“恐怕有三点半了吧，有没有？”手停住了，时钟又僵死了，不再朝下一分钟移动，剃刀也停在原处。阿盖达单等着手再动一下，就要把腿一伸，膝盖就可以动转了。她要一下子冲进圣器室，张开双臂，高声喊叫：“神父！神父！”可是，孩子没有动。安赫尔神父蜷缩在那里，用舌头舔了舔嘴唇，咂摩着梦境里的肉丸子那股粘乎乎的滋味。要是他能瞅见阿盖达跑进来，一定会说：“这可真是奇迹。”然后，在朦胧中翻了个身儿，脸上淌着汗，嘴边流着口水，昏昏沉沉地咕哝着：“不管怎么说，阿盖达，现在不是给炼狱的游魂做弥撒的时候。”一切都还没有动，爸爸却走进了房间。于是，两处的时间统一起来了，象破镜重圆似地，两半东西又牢牢地合在一处。雷薇卡太太的时钟苏醒过来。刚才面对着孩子的慢吞吞的举动和雷薇卡太太焦急万分的神情，时钟也不知如何是好了。现在，时钟打个哈欠，睡眼惺松地潜入异常沉静的时光的湖底，又带着时间——准确的、校正过的时间——的水滴湿淋淋地钻出来。时钟朝前奔走着，郑重其事地宣布：“现在准确的时间是两点四十六分。”在不知不觉中爸爸打破了时间的停滞，对我说：“孩子，你有点精神恍惚！”我说：“您看会出事吗？”他身上淌着汗，笑吟吟地说：“照我看，起码有不少人家会把米饭烤焦，牛奶也会泼落一地。”

棺材盖上了，可是我还记得死者的面孔，记得非常清楚。只要往墙上一看，就能瞧见那双睁大的眼睛，湿土一样灰不溜秋的松弛的面颊，耷拉在嘴角上的舌头。这副幻相弄得我焦灼不安。也许是裤子太紧了吧，我总觉得这边勒得慌。

外祖父在妈妈身旁坐下来。刚才从隔壁房间回来的时候，

他挪过来一把椅子。现在，坐在妈妈旁边，一声不哼，下巴支在手杖上，那只跛腿朝前伸着。他在等着什么。妈妈和他一样也在等着什么哪几个印第安人抽完烟，静悄悄地坐在床上，一个挨着一个，眼睛避开棺材。他们也在等着什么。

要是有人给我蒙上眼睛，拉着我的手，领我到镇上去转上二十圈，再把我送回这间屋子，我光凭鼻子就能把它辨认出来。这间屋子里的那股垃圾味，那股堆积如山的衣箱味，我永远也忘记不了。不过，我只看见一只箱子。箱子真够大的，我和亚伯拉罕两个人钻进去都还绰绰有余，还能容得下托维亚斯。每间屋子有每间屋子的气味。我都能闻得出来。

去年，有一天阿达叫我坐在她腿上。我眯上眼，从眼缝里瞄着她。看上去，影影绰绰的，她仿佛不是一个整个的人，而只是一张脸。她看着我，晃来晃去，象绵羊一样地哼哼着。正当要入睡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气味。

家里没有一种气味是我不熟悉的。有时候，家里人把我丢在走廊上，我闭上眼睛，伸着两臂朝前走。我心里想：“一闻见加樟脑精的甘蔗酒香味，那就是到了外祖父的房间。”我闭着眼睛，伸直两臂继续朝前走。我想。“现在走过妈妈的房间了，有一股新纸牌味儿。下面该是沥青和卫生球味儿啦。”我继续朝前走，听见妈妈在屋里唱歌。这时候，果然闻到新纸牌的气味。接下去，又闻到沥青和卫生球味儿。我又想，“下面还是卫生球味儿。顺着这股味朝左一拐，就该闻见衣服上的漂白粉味儿和没开窗户的屋子里的憋闷味儿。到那儿我得站住了。”朝前走了三步，我就嗅到这股味儿了。我站住脚步，闭着眼睛，伸直着两臂，听见阿达说话的声音。她说，“孩子，你闭着眼走路呐！”

可是，那天晚上快要睡着的时候，我闻到一股这几间房子里从来没有过的气味。象是有人摇晃一枝茉莉发出的浓郁的芬芳。我睁开眼，嗅了嗅周围浑浊浓重的空气。我说，“你闻到了

吗？”阿达本来睁着眼瞧我：一听我说话，她把眼睛合上了，把脸扭向别处去，我又说：“闻到了吗？好象是在哪儿种的茉莉花。”她说：

“这是九年前贴墙根儿的那棵茉莉花的香味儿。”我坐在她腿上说：“可是现在没有茉莉花啊。”她说：“现在没有了。九年前，你出生的时候，靠院子墙根儿那里有一棵茉莉。到晚上，天一热就闻得出这股香味儿。”我趴在她的肩头上。她说话的时候，我瞧着她的嘴。我说：“这是我出生以前的事啊。”她说：“是啊！那年冬天特别长。我们把花园清除了一遍。”

这股芳香还在空气中飘荡，温馨、浓郁，压过了夜间其他气味。我对阿达说：“给我说说是怎么回事。”她沉吟了一下，然后朝月光下的粉墙瞥了一眼说：

“大了你就懂得了，茉莉是一种会走路的花。”

我还是不懂。我感到身体猛地一顿，好象有人碰了我一下。我说，“哦！”她说：“茉莉花和人一样，死了以后夜间就出来游荡。”

我一语不发地紧紧地偎依在她肩下。我在想着另外一件事，想着厨房里的椅子。下雨天，外祖父用这把破椅子烤鞋。我知道厨房里有个鬼魂，每天夜里戴着帽子坐在椅子上观赏灶堂里熄灭的灰烬。过了一会儿，我说：“大概和那个坐在厨房里的死人一样吧。”阿达看了看我。瞪大眼睛说“：哪个死人？”我说“：就是每天夜里坐在外祖父烤鞋用的椅子上的那个死人。”她说：“厨房里压根儿就没有死人。这把倚子除了烤鞋之外派不上别的用场，所以一直放在灶火旁边。”

这是去年的事儿了。眼下情况不一样。现在，我亲眼看见一具尸体。一合上眼，就看见他在我眼前的黑洞洞的空间里晃动。我想把这件事告诉妈妈。可是，她和外祖父交谈起来。她说：“您看会出事儿吗？”外祖父从手杖上抬起下巴，摇了摇头

说：“照我看，起码有不少人家会把米饭烤焦，牛奶也会拨落一地。”

Ⅵ

起先，大夫每天睡到六点。一到七点钟，他就来到厨房，上身穿着一件没有领子的衬衣，扣子一直扣到脖颈。黑糊糊的、皱皱巴巴的袖子卷到臂弯，沾满油腻的裤子长抵前胸，外面系着腰带，比裤腰低一大截子，好象没有结实的东西撑着裤子就要滑落下去似的。他倒是不见瘦，不过脸上看不到刚来那年的军人的桀骜之气了。现在的神情是失意、疲惫，不知道一分钟以后会怎么样，也没有心思盘算这些。七点钟一过，他喝完咖啡，无精灯采地跟大家应酬几句，就回到房间里去。

他在我们家里住了有四年了。作为医生，他的认真劲儿在马孔多算是出了名的，然而他性情粗鲁、放荡不羁，周围的人都觉得他可畏而不可敬。

原来镇上只有他这么一个大夫。后来，香蕉公司来到马孔多，并且开始铺设铁路。打那以后，小屋里的椅子显得多余了，因为香蕉公司开办了职工医院。四年来找他瞧病的人都不来了。他眼瞅着“枯枝败叶”踩出了新路，但是没有吭气。他依然敞开临街的大门，成天坐在皮椅子上，眼瞧着人们熙来攘往，可就是没有人登门求医。于是也上好门闩，买了张吊床，往房间里一躲，不再出来了。

那时候，梅梅每天早上给他端去几只香蕉和橘子。吃完，他把果皮往墙角一丢。礼拜六梅梅给寝室打扫卫生的时候，再把果皮撮走。谁要是看见大夫的那副神情，一准会想：要是赶上哪个礼拜六梅梅不来打扫，这间屋子变成垃圾堆，对他来说也是无所谓的。

现在他啥也不干。几小时几小时地躺在吊床上，晃来晃去。

从半掩的门望进去，可以在昏暗的房间里影影绰绰地看见他，干巴巴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头发乱蓬蓬的，那双冷酷无情的黄眼珠里显出一种病态，他分明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生活中吃了败仗。

他住在我们家的头几年里，阿黛莱达表面上显得若无其事，或者说无可奈何，或者说实际上是迁就我的意思，让他留在这里。后来，门诊所关闭了，大夫只在吃饭的时候才走出自己的房间，坐在桌子边，总是那么沉默寡言，闷闷不乐。这时候，她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她说：“养着这么个人简直是造孽。供养他就好比是供养魔鬼。”我呢，总是袒护他。这是出于一种混杂着怜悯、敬佩和同情的心情（不管现在怎么说吧，当时这种心情里确实含有不少同情的成份）。我固执地说：“还是得养活他。他在世上无亲无故，需要大家体谅他。”

过了不久，铁路通车了。马孔多变成一个繁华的集镇。来了不少陌生人，盖了一家电影院和许多娱乐场所。那一阵子，人人都有活儿干，唯独他闲着没事。他还是把自己幽闭在房间里，躲着旁人。吃早饭的时候，踽踽地独自来到饭厅。说起话来还是那么坦然自若，甚至对小镇的光辉前景也觉得满不错的。一天早上，我头一次听到他讲了这样一句话：“等咱们习惯了这些‘枯枝败叶’，这一切就会过去的。”

过了几个月，人们时常看到他在黄昏之前到大街上去，在理发馆一直坐到天黑。他和别人在理发馆门口聚成一堆儿一堆儿地聊闲天，旁边撂着活动梳妆台，或是高脚凳子，这是理发匠撇到大街上来，让顾客享受享受傍晚的凉爽天气的。

公司的医生实际上剥夺了他的谋生手段，可是他们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到了一九〇七年，马孔多已经没有一个病人记得他了，他本人也不再盼望病人上门了。这时候，香蕉公司的一位医生向镇长建议，要求全镇的自由职业者来一次登记注册。礼拜

一，在广场四角贴出了告示。大夫看了，认为与己无干。还是我找他谈，告诉他最好去办个手续。他平心静气、无动于衷地回答我说：“我不去，上校。这种事我再也不干了。”我压根儿不知道他有没有合法的行医执照，不知道是不是象旁人猜测的那样他是个法国人，也不记得他有没有家，估计他应该有家，可是从来没听他提过一个字。过了几个礼拜，镇长和镇长秘书来到我家，要大夫出示证件，登记他的行医执照。他索性连房门也不出。直到这一天，——他在我们家住了五年，和我们同桌共餐五年之后，——我才发现我们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呢。

自从我在教堂里看见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梅梅，又在小药店和她谈过心之后，我开始注意到我们家那间关得严严实实的临街的小屋。十六岁的人了（当时我刚满十七岁），这点事还是能够注意到的。后来我才知道是继母上的锁，而且不许人碰一碰房间里的东西。里面有大夫买吊床以前睡过的床铺，还有装药品的小桌子。他没把桌子搬到大街拐角的那栋房子里去，只把他在万事亨通的那几年积攒下来的钱（这笔钱估计少不了，他在我们家里没有什么开销，后来梅梅用这笔钱开了个药铺子）拿走了。除此之外，在垃圾堆和用他那种语言出版的旧报纸堆里，还有脸盆和几件没用的衣服，这些东西似乎都沾上了继母说的什么邪祟、什么魔法。

我注意到屋子被封死这件事，大概是在十月或十一月（梅梅和大夫离开我们家三年以后）。因为我记得第二年年初，我就盘算着把马丁安置在那间屋里，结婚以后，我也打算住进去。总之，一直在打它的主意。和继母闲聊的时候，我甚至提出来现在应该把锁拿掉，解除那道不许进入这间温暖和煦的屋子的毫无道理的禁令。然而，在给我缝制嫁衣之前，谁也没有直接和我谈起过大夫的事，更没有讲过那间屋子的事。屋子似乎还是大夫的，是他身体的一个碎片，只要家里还有记得起他，他和我们家就永

远藕断丝连。

本来一年前我就要结婚的，不知道是不是由于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环境的影响，当时我对周围事物的印象很淡薄。给我准备婚事的那几个月里，我对许多事的确还是糊里糊涂的。我记得，在跟马丁结婚的前一年，他似乎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若有若无的形象。也许正是为了这个，我才希望他住在那间小屋里，和我靠得近一些，我才能感到他是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在梦幻中相识的未婚夫。可是，我没有勇气和继母谈这些想法。当然，最自然的莫过于对她说：“我去把锁拿掉。把桌子放到窗户跟前，把床顶着里面的墙。我要在架子上放一盆石竹花，在门的过梁上插一枝芦荟。”但是，我胆小，没有决断，再说我的未婚夫又是那样一个飘飘忽忽的人。我只记得他是个模糊不清、捉摸不定的形象，唯一具体的东西大约就是那撇亮闪闪的小胡子，略向左偏的脑袋和从不离身的四个纽扣的外套。

七月底，他来到我们家，和我们一起过了一天。先是在办公室里和爸爸谈话，话题总不离一桩我一直搞不清楚的神秘的生意。下午，我和马丁陪继母到树林去散步。傍晚回来的时候，他定在我身边，离我很近。在绯红的晚霞中，我觉得他更是虚无缥渺、似有若无。我心里明白，我永远也不可能把他想象成一个具体的人，在他身上我永远也不会找到某种坚实的东西。否则，当需要的时候，一想起他我就会勇气百倍、毫不踌躇地说：“我去给马丁收拾一下那个房间。”

直到我们举行婚礼的前一年，“我要和他结婚了”这个想法，对我来说还是难以置信的。我是在二月间为帕洛盖马多的孩子守灵的时候认识他的。当时，我们几个姑娘唱着歌，拍着巴掌，尽情地嬉戏，这是唯一允许我们享受的娱乐活动。马孔多有一家电影院，一架公共唱机和其他娱乐场所。可是，爸爸和继母都反对我们这种岁数的姑娘到那里去玩。他们说：“那是给那些‘枯枝

败叶’玩的地方。”

二月，中午天气炎热。继母和我坐在走廊上，织一件白衣服，爸爸在睡午觉。我们做着半截活儿，他拖了一双木屐走过去，用脸盆倒凉水冲脑袋。晚上，气候凉爽，天空邈远，整个镇上都能听见为孩子守灵的妇女们的歌声。

我们给帕洛盖马多的孩子守灵的那天晚上，梅梅、奥罗斯科随声音仿佛比哪一天都更悦耳。她身材瘦削、干枯、僵硬，象把扫帚，可是她比谁唱得都好听。歌声刚一停顿，黑诺维娃加西亚说：“外面坐着一个外乡人。”大概除了奥罗斯科以外，大家都停止不唱了。黑诺维娃加西亚又说：“你们想想看，他穿着一件外套。说起话来整夜不停，大伙听得津津有味，一声也不吭。他穿了一件四个纽扣的外套，挽着裤腿儿，露出系松紧带的袜子和带眼儿的靴子。”奥罗斯科还在唱。我们拍起巴掌，齐声喊道：

“咱们和他成亲去吧。”

后来，我在家里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总觉得这不是真的。说话的人似乎是几个虚幻的妇女，她们在一户死了个虚幻的孩子的人家里唱歌、拍巴掌。另外有几个妇女在旁边抽烟。她们拉着脸，老在提防着什么，把兀一样的脖子朝我们伸着。我们背后还有一个女人，坐在通风的门洞里，用一条黑色的大围巾连脑袋一齐包起来，等着咖啡煮沸。突然间，一个男人的声音加入了我们的合唱。一开头，声音有些慌乱，和我们合不上拍。后来，声音变得铿锵有力，在空中来回激荡，好象是在教堂里唱诗一样。黑诺维娃加西亚用胳臂肘碰了碰我的肋骨。我始起头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他年轻、洁净，领子浆得硬挺挺的，外套上四个纽扣扣得整整齐齐。他正在注视着我。

听人说他十二月回来，我想那间关得严严实实的小屋子最适合他住了。可是我不敢去想，只是自言自语地说：“马丁，马丁，马丁。”这个名字，我反复琢磨，多次咀嚼，把它拆成一个一个

的字母。对我来说，这个名字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本来含义。

从灵堂出来的时候，他在我眼前晃动着一只空碗。说：“从咖啡里我看出了您的运气。”在姑娘们前簇后拥下，我朝门口走去，这时候又听见他充满自信的、低沉的、和蔼的声音：“请数七颗星星，准能梦见我。”走过大门时，我看到帕洛盖马多的孩子躺在一口小棺材里，脸上涂了一层米粉，嘴上有一朵玫瑰花，眼睛用细小的木棒撑开。他死在二月，气味还不算太大，房间里的热空气中弥漫着茉莉花和紫罗兰的芳香，在笼罩着死者周围的肃穆的气氛中，又响起那个萦回在我耳际的声音：“记住！请数七颗星星。”

七月，他来到我们家。他喜欢斜依在栏杆的花盆上。他说，“请您想一想，我从来没有看过您的眼睛。对恋爱感到胆怯的男人都是这样。”是啊，我的确不记得他的眼睛是什么样子。到十二月我就要和马丁结成终身伴侣了。可是现在都七月了，我还说不出他的眸子是什么颜色。记得六个月以前，一个二月的中午，万籁俱寂，只有两条蜈蚣，一公一母，在盥洗室的地板上缠绕在一起。每逢礼拜二就到这儿来的讨饭女人要走了一枝蜜蜂花。马丁穿着扣好纽扣的外套，衣冠楚楚，满面春风地说：“我能叫您每时每刻都想念我。我把您的相片贴在门后头，在眼睛上别上了别针。”听了这话，黑诺维娃加西亚笑得要死，她说，“这套玩意儿都是跟印第安农民学来的。”

似乎是三月底，他经常在我们家出出进进的。和爸爸在办公室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他跟爸爸讲那件事有多么多么重要，究竟是什么事我一直也没弄清楚。现在，我结婚已经十一年了。从他出门那天——他从火车的车窗里对我说“再见”，要我在他回来之前好好照看孩子——算起，也过去九年了。这九年里，他杳无音信。爸爸帮助过马丁安排这次一去不复返的旅行，可是他也绝口不提他回来的事。在婚后的三年当中，我一直觉得他

不如我第二次看到他的时候那样具体，那样实在。那还是给帕洛盖马多的孩子守灵的时候，要不就是三月的一个礼拜天，我

和黑诺维娃加西亚从教堂回来。他单独一个人伫立在旅店门口，两手插在四个纽扣的外套的侧兜里。他说：“现在您得想我一辈子了，相片上的别针掉下来了。”他说话的声音有些嘶哑、紧张，听起来似乎是真有其事。即使真有这种事，也叫人感到难以置信。黑诺维娃固执地说：“这都是印第安农民的那套破烂玩意儿。”她板着面孔，显得一本正经，可是过了三个月，她却和一个木偶剧团的导演私奔了。马丁说，“一想到马孔多有人怀念我，我就感到忐忑不安。”黑诺维娃加西亚瞟着他，气得脸色都变了。她说：

“混帐东西！这四个纽扣的外套非得烂在他身上不可。”

Ⅶ

在小镇居民的眼里，他是个怪人。也许他自己并不希望这样。看得出来，他一个劲地想要表现出通达人情、和蔼可亲的样子，然而大家还是挺讨厌他。他虽然生活在马孔多人当中，可是一想起过去，他就感到和他们之间横着一道鸿沟。虽想弥补昨日之非，也是无济于事。人们用好奇的眼光看他，把他当成是长期潜藏在黑暗角落里的阴森可怖的野兽。这回又露面了，难免每个人觉得他举动失常，形迹可疑。

每天傍晚，从理发馆回来，他往小屋里一躲。这一阵子，连晚饭也不吃了。一开头家里人以为他累了，回来以后直接上床，一觉睡到大天亮。没过多久，我觉察出夜里有些不寻常的事。每到夜静更深，就能听到他象疯子一样在屋子里翻来复去地瞎折腾，仿佛他在跟他过去的幽灵打交道。过去的他和现在的他进行着一场无声的战斗。过去的他在奋力保卫自己的性格：孤僻、坚毅不屈、说一不二；而现在的他一心一意地要摆脱掉

过去的他。我听到他在屋里踱来踱去，直到黎明，一直要闹到自己疲惫不堪，他的无形的敌人也精疲力竭才罢休。

后来，他把裹腿丢在一边不用了，开始天天洗澡，还往衣服上洒香水。他的变化究竟有多大，只有我才看得出来，过了几个月，他的变化更大了。我对他已经不单单是谅解和容忍，而且还觉得他很可怜。我可怜他倒不是因为他故意摆出一副焕然一新的面貌在大街上晃来晃去，而是因为别的原因。每天晚上他躲在屋里，从靴子上往下抠泥巴，用脸盆洗衣服，往那双穿过多年、坏得够劲儿的鞋子上擦鞋油。他把鞋刷子和盛鞋油的盒子藏在席子底下，不让别人瞧见，仿佛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因为大多数男人到了他这个岁数都变得沉着、稳重、规规矩矩了。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他怪可怜的。实际上，他在经历着迟到的单调的青春期。他象小伙子一样，讲究起穿戴来了，每天夜里用手当熨斗，硬是把衣服压出线条来，然而，他到底不年轻了，找不到一个知心朋友，可以谈谈自己的憧憬或幻灭。

镇上人大概也注意到了他的变化，不久，便有人说他爱上了理发匠的女儿，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究竟有没有根据，不过这种流言使我明白了，这些年他所以那样不讲卫生、吊儿郎当的，原来是因为独身生活和性烦躁在深深地折磨着他。

每天下午，人们都看见他到理发馆去。穿得越来越讲究，假领衬衫，袖口上是金晃晃的袖扣，干干净净的裤子，熨得平展展的，只是腰带还系在裤襟儿外面。他好象一个精心打扮的新郎，走起路来带着一股廉价肥皂的香气，象一个在恋爱场中屡遭失败的恋人，虽然年龄已经过景，还得象初恋那样子捧鲜花登门求亲。

就这么着，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九〇九年年初。镇上的风言风语看来都是无稽之谈。人们确实看见他每天下午坐在理发馆，和各处来的人闲聊，可是谁也不敢说他曾经见着过理发匠的女

儿。我觉得这些流言蜚语真是恶毒透了，大家都知道，一年前理发匠的女儿中了邪祟，一直没好，这一生恐怕很难嫁得出去了。听说是有个妖精——一个无形的男人——缠着她。那个妖精大把大把地往她饭碗里洒黄土，搅混缸里的水，把理发馆的镜子弄得照不见人。还动手打她，打得她鼻青脸肿的。“小狗”白费了不少力气，用圣带抽她给她驱邪，用圣水圣物给她治病，还装神弄鬼地跳大神。实在没法儿了，理发匠的老婆把中了邪的姑娘关在屋里，在地上洒上一把一把的米，让她和那个冥冥中的求婚者共度一个冷寂的、阴森的蜜月。过后，马孔多人居然说理发匠的姑娘怀孕了。

没过一年，再也没有人盼着她能生个一男半女的了。人们的好奇心开始转移，说什么大夫爱上了她，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中邪的姑娘一直关在屋子里，等不到求亲的人上门儿，早已化为灰烬了。

因此，我心里明白，这些说法不是什么有根据的推测，而是一种狠毒的、恶意偏造的流言。直到一九〇九年年底，大夫还是每天都到理发馆去，人们还是风言风语地说什么他们要结婚。可是谁也不敢肯定大夫在场的时候姑娘曾经出来过，也不敢说他们之间什么时候谈过三言两语的。

十三年前的九月和今年一样，也是这么炎热，这么死气沉沉。继母动手给我缝制嫁衣。每天下午，爸爸睡午觉的时候，我们坐在走廊上缝衣服，旁边摆着几盆鲜花，点燃着一小炉迷迭香。在我一生当中，九月总是这个样子，十三年前是如此，再往前还是如此。我的婚礼只打算邀请近亲参加（这是我母亲生前安排的）。我们慢条斯理地缝衣服，那股细致劲儿就跟没有急事、做针线活消磨时间的人一样。一边干活儿一边叙家常。我还在琢磨着临街的小屋，想壮壮胆子求继母最好把马丁安顿在那里。那天下午，我和她谈了这件事。

继母正在缝一条泡泡纱的长飘带。在阳光灿烂、蝉声哼亮的九月里，在耀眼的光芒照射下，她仿佛从肩头起都沉浸在九月的云雾之中。继母说，“不行。”说完，她又接着做活儿。八个年头的痛苦回忆掠过了她的额头。“上帝不允许任何人再进入那间屋子。”

马丁是七月份回来的，但是他没住在家里。他喜欢靠在栏杆上的花盆旁边，眼睛避开我的目光，他老爱说：“我要留在马孔多，度过一生。”每天下午，我们都陪继母去树林散步。吃饭的时候回来，镇上还没有掌灯，这时候，他常对我说：“即使不是为了你，我无论如何也要在马孔多住一辈子。”从他讲话的神情来看，这句话倒象是肺腑之言。

那时候，大夫离开我们家已经四年了。在动手给我缝嫁衣的那天下午——也就是我对继母说把小屋让给马丁的那个闷人的下午，——继母第一次和我谈起了大夫的古怪脾气。

“五年前，”她说，“他还在这儿住着，象个牲口似的关在屋里。不仅如此，他不光是牲口，还是个吃草的牲口。会倒嚼，跟牯牛一样。当时人们传说他要和理发匠的女儿结婚，哎哟，那个姑娘可真够刁的，她说她和妖精过了个乌七八糟的蜜月，怀了孕了。居然哄得镇上的人相信了这套鬼话。要是大夫真地和她结了婚，兴许也就没有后来的事了，可是，大夫忽然不再到理发馆去了，而且事情做得很绝。其实呢，这又是个新花招儿，目的还是要一步步地实现他的鬼主意。只有你爸爸无论如何要把这么个品行不端的人留在家里。他住在这儿，象牲口一样，闹得全镇鸡犬不宁，惹得大家骂咱们缺德，说咱们专门和良好的风尚作对。后来他把梅梅鼓捣走了，算是达到了目的。都到了这个份儿上了，你爸爸硬是不认错。

“这些事我从来没听说过，”我说。“唧唧”的蝉鸣声把院子吵得象个锯木厂。继母一边说活，一边作活儿，眼睛盯在绷于

上，按照花样子，绣出复杂的图案，她又说：“那天晚上，我们在桌子周围坐下来（大家都在，就缺他一个人。有一天下午，他从理发馆回来，那是最后一次，由打那儿起，他就不吃晚饭了），梅梅过来给我们端菜，脸色很不好。我就问她，‘你怎么了，梅梅？’‘没事，太太。’怎么了？看得出来，她不大舒服，在灯底下显得迟迟疑疑的。有点病恹恹的样子。我说；‘上帝啊，梅梅你不大舒服吧。’她尽力强撑着转过身去，端着盘子朝厨房走去。你爸爸也一直在打量她，对她说：“要是不舒服，就歇会儿吧！”她没吱声。还是手托着盘子，背朝着我们走开了。只听‘砰’地一声，瓷盘摔了个粉碎。梅梅在走廊上，用手指抠住墙壁撑住身体。这当儿，你爸爸连忙跑到大夫住的屋里，叫他给梅梅瞧瞧病。”

“他在咱们家里整整住了八年，”继母说，“我们从来没有求他办过大不了的事。我们几个女人聚在梅梅的屋里，用白酒给她搓，等你爸爸回来。可是，伊莎贝尔，他们没来！你爸爸整整管了他八年饭，给他房子住，给他干净衣服穿。这一次亲自去请他，他居然不来看看梅梅，一想起这件事，我就觉得他到这儿来简直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惩罚。八年啊，我们给他吃青草，对他殷勤照料，无微不至，换来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教训：在这个世界上，事事都要小心，千万不可轻信别人，这八年，我们供他吃，供他住，给他干净衣服穿，好象全都喂狗了。梅梅病得要死（至少我们这样认为），而他呢，往屋里一躲，死活不肯伸把手。这又不是要他行好积德，大不了是一种礼貌，知恩报恩，说明他心里装着自己的恩人。”

“到半夜了，你爸爸才回来，”她接着讲下去。“有气无力他说：‘用白酒给她擦擦吧，千万别给她吃泻药。’一听这话，就象有人打了我一个嘴巴一样。用白酒搓了搓，梅梅好点了。我气哼哼地叫嚷：‘是呵，用白酒，用白酒。我们给她搓过了，好多了。

为这点事，我们可用不着花八年的工夫养个白吃饭的。’你爸爸还是那么宽厚，象个傻乎乎的和事佬。‘没什么了不起的。早晚你会明白的’。哼！真象个算卦先生。”

那天下午，继母的声音很激动，言词也很激烈，好象又重新经历了一次那个遥远的夜晚大夫拒绝给梅梅看病的事。九月，阳光灿烂，知了叫得人昏昏欲睡，邻居家有人拆门，累得气喘吁吁的。迷迭香快要熄灭了。

“可是，就在那几天，是个礼拜天，梅梅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象贵夫人一样去望弥撒，”她说。是啊，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举着一把五颜六色的阳伞。

“梅梅啊梅梅。这也是上帝的惩罚吧。她父母快要把她饿死了，我们把她救了出来，照看她，给她吃的，给她住的，还给她起了个名字。这也是天意吧。第二天，我看见她站在门口，等印第安长工给她搬箱子。我不知道她要到哪儿去。她变了，满面愁容，站在箱子旁边（我想她在看着我）和你爸爸说话。这些事没跟我商量过，恰薇拉。我就象墙上的一张画似的。还没等问一声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家里出了这些怪事我连知道都不知道，你爸爸就抢先一步对我说：‘你什么也别问梅梅了。她要走了，也许过一阵子就回来。’我问他梅梅到哪里去，他没有回答。他拖着木屐走开了。我似乎不是他的妻子，而是墙上的一张画。”

“过了两天，”她说，“我才知道那一位一大早儿就走了，都没告别一声。他到这儿来，好象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一住就是八年；现在走，又象离开自己家一样，甭说告辞，连句话也没说。这和小偷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两样？我估摸着他不肯给梅梅瞧病，准是你爸爸把他撵走的。那天我问你爸爸，他只是说：‘这件事咱们得好好谈一次。’自打那以后，过去五年了；他也没和我谈过这件事。”

“这种事只能发生在咱们家里，你爸爸就是那么个样子，家里乱七八糟，每个人都各行其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梅梅打扮得象个贵夫人似的到教堂去，你爸爸这个老不死的还拉着她的胳臂在广场上走。在马孔多，人们谈来谈去就是谈这件事。我这才知道，她没象我想的那样远走高飞，她就在大街拐角的那栋房子里和大夫一起住呐。他们象两口猪一样住在一块，连教堂的门都不进。她可是受过洗礼的呀。有一天我对你爸爸说：‘那种邪魔外道的事一定要受到上帝惩罚的。’他啥也没说。是他一手包办了这件丑事，这件公开姘居的丑事。事后，还和平时一样，象没事儿似的。”

“现在我很高兴。事情虽然落到这步田地，大夫到底总算离开咱们家了。不然的话，到现在还得住在小屋里。他离开那间屋子，把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和那只连门都进不来的大箱子都带到大街拐角去了。知道这件事，我感到格外心静。我总算胜利了，不过迟了八年。”

“过了两个礼拜，梅梅开了家小铺子，还买了架缝纫机。她用大夫在咱们家攒下的钱买了台新的多梅斯蒂克牌缝纫机。看，这不是故意气我吗？我和你爸爸说了。虽然他没有驳我，可看得出来，他对自己干的那些事一点儿也不后悔，反而心满意足。似乎在他眼里，这个家的利益啊、荣誉啊，全都不在话下。只有象他那样宽宏大量、慷慨大方、体贴人，甚至有点呆头呆脑人的，才能使灵魂得到拯救。我对他说：‘你的好心啊，全都喂狗了。’他和平时一样，说：

‘这件事你早晚也会明白的。，

Ⅷ

真没料到，那年才十二月，就象有本书里描写的那样已经春回大地了。马丁也回来了。午饭后，他来到我们家，拎着一

只折叠箱，身上穿的还是那件四个纽扣的外套，洗得干干净净，烫得平平展展。一句话也没跟我说就径直走进爸爸的办公室，同他谈话去了。早在七月，我们的婚期就定了。马丁回来后过了两天，爸爸把继母叫到办公室里，告诉她礼拜一举行婚礼。那天是礼拜六。

我的衣服已经做好了。马丁每天都呆在家里和爸爸谈话。吃饭的时候，爸爸再把他的想法告诉我们。我并不了解我的未婚夫。我压根儿没和他单独在一起呆过。马丁和爸爸倒象是亲密无间的知心朋友。爸爸一谈起马丁来，好象要同马丁结婚的是他，而不是我。

婚期临近了，然而我一点也不激动。我的周围还是笼罩着一团淡灰色的雾气。在朦胧的气氛中，马丁显得虚飘飘的，说话的时候不住地晃胳臂，一会儿系上四个纽扣的外套，一会儿又解开。那个礼拜天，他和我们一起吃午饭，餐桌上的座位是继母安排的。她让马丁挨着爸爸，和我隔开三个座位。这整顿饭上，继母和我话都很少。爸爸和马丁不住地谈生意。我隔着三个座位用眼睛瞟着他。一年以后他就是我儿子的爸爸了，可是我们之间连泛泛之交都谈不上。

礼拜天晚上，我在继母的卧室里穿上新嫁衣。从镜子里我看到自己面色十分苍白洁净，周围是一片茫茫的迷雾，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妈妈的幽灵。对着镜子我自言自语地说：“这就是我，伊莎贝尔。穿着新嫁衣，明天一早就要结婚了。”我认不出自己来了。回想起死去的母亲，觉得自己似乎变成了两个人。几天前，梅梅在街角的那栋房子里和我谈起过妈妈。她说我刚一落地，妈妈就穿着结婚的礼服被放进棺材。现在，我眼瞧着镜子里自己的身影，仿佛看到躺在绿草如茵的坟茔中的母亲的骸骨，周围云烟氤氲、黄尘弥漫。我站在镜子外边，镜子里是我妈妈，她复活了，看着我，从冰凉的镜子里伸出两臂，好象要

抚摸隐藏在我礼帽别针上的死神。身背后，爸爸站在卧室中央，神情严肃又颇为惶惑地说：“穿上这件衣服，可真象她了。”

这天夜里，我收到唯一的一封情书。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这是马丁在一张电影说明书的背面用铅笔写的。他说：“今晚不能及时赶回，详情明早面谈。务请转告上校：所谈事已有眉目了。故不能归。意外吗？”我拿着这封带浆糊味的信走进卧室。几小时之后继母把我摇醒，我觉得舌头还隐隐发苦。

说实在的，又过了几个小时，我也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在一个凉爽潮湿的清晨，我又穿上新制的嫁衣，身上散发着清香味儿。我感到口干舌燥，象是走远路的时候想吃口面包，口水就是不出来那样。从四点钟起，我的教父教母就等候在客厅里。我认识他们，可是现在我觉得他们都变样了，成了陌生人。男人穿着毛料衣服女人戴着帽子闲聊天，满屋子都是叽叽喳喳的说话声。

教堂里空荡荡的，我象活牛走向祭坛那样穿过中间的通道。有几个妇女扭过头来看着我。在这混混沌沌、悄然无声的梦魔中，只有骨瘦如柴、神态威严的“小狗”才叫人觉得是实有其人，他走下台阶，用干瘦的手点了四下，把我交给了马丁。马丁站在我身边，神情洒脱，满面春风，跟那天给帕洛马多孩子守灵时一样。只是头发剪短了，似乎故意让我看看他在举行婚礼的这天比平时更加显得令人不可捉摸。

清晨回到家里，教父教母吃完早饭，寒暄了一阵之后，我丈夫上街去了，直到睡过午觉才回来。爸爸和继母假装没瞅见我的尴尬处境。就这样不动声色地过了一天，礼拜一还没什么大的风波，我脱下新嫁衣，包起来，放在衣橱的底层，我想起了妈妈，心里思忖着：这些破布起吗还可以给我当寿衣穿。

下午两点，徒有其名的新郎回来了。他说已经吃过午饭了。看见他回来，头发剪得短短的，我觉得十二月的天空不再是蔚蓝

蔚蓝的了。马丁坐在我的身边，一时间两个人相对无言。我生平第一次对黑夜的降临感到恐惧。想必是我流露出这种心情，马丁突然活跃起来，他俯身靠在我的肩头上，说，“你想什么呢？”我心里觉得“格登”一下，这个素不相识的人竟用“你”来称呼我。我抬头看了看，十二月的天空象个光彩夺目的大球，亮晶晶的和玻璃一样。我说：“我在想现在只差下点雨了。”

我们最后一次在走廊上谈话的那个晚上，天气比往常热。又过了几天，他从理发馆回来以后就没再出去，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了。我记得那天晚上特别炎热、特别闷。然而他却显得少有的通情达理。在这个大烘炉里，蟋蟀干得难受，“叽叽叽”地叫个不停。迷迭香和晚香玉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香气弥漫开来。这一切叫人感到还有些生气。我们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身上淌着粘乎乎的汗水，这不是汗水，简直就是什么生物腐烂时流出的粘液。他不时地抬起头来望望天上的星斗。夏日晴空，月朗星疏，有时默默不语，似乎在全神贯注地谛听着异常活跃的深夜的脚步声。他坐在皮椅上，我坐在摇椅上，两个人面面相觑，沉吟不语。突然一道白光闪过，我看到他的忧郁孤寂的脸斜靠在左肩上，我想起了他的生活、他的寂寞的生活、他的可怕的精神创伤，想起了他对生活的麻木下仁的态度。以往，在矛盾重重、变化多端（就和他这个人一样）的情况下，把我们连系在一起的感情也是十分复杂的。如今，我毫不怀疑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我在内心深处发现了这样一股神秘的力量，就是这股力量促使我从一开始就极力地保护他，我亲身感受到生活在那间黑黑的、郁闷的小屋中的苦恼。环境把他击败了，使他变得郁郁寡欢、惶惶不可终日。突然我看看他那双冷酷的尖利的黄眼睛。通过深夜紧张跳动的脉搏，终于看透了他那令人困惑不解的孤独生活的秘密。我还没来得及想一想这是

为什么，就问他：

“请您告诉我，大夫，您信仰上帝吗？”

他看了我一眼。他的头发垂到前额上，心里好象有点憋闷，不过脸上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激动或是不安的神色。他还是用反刍动物特有的慢吞吞的声音说：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向我提这个问题。”

“您自己没有问过自己吗，大夫？”

他的神情既不象无功于衷，又不象忐忑不安。似乎对我这个人根本没有什么兴趣，对我提的问题觉得没有意思，对提这个问题的用意更加漠不关心。

“很难说，”他说。

“象这样的深夜，您不害怕吗？一个巨人正在森林里走动，他走过的地方，万物都停息不动，惊慌失措，您没有感觉到吗。”

他沉默不语。四下里只有蟋蟀的叫声，远处为纪念我前妻种下的茉莉花散发出温馨浓郁的、甚至带些柔情的芬芳。深夜里，一个巨人正在孤孤单单地走动着。

“我相信我不会为这类事感到惊恐，上校。”看上去，他似乎也象周围的东西，象生长在那个炎热角落里的迷迭香和晚香玉一样，有点惶惶不安的样子。“使我感到不安的，”他说着，两眼直勾勾地盯住我，“使我感到不安的不如说是象您这样的人居然一口咬定说深夜有巨人在走动。”

“我们是希望能够拯救人类的灵魂，大夫。区别就在这里。”接着，我把问题又引深了一步。我说：“您没觉察到，那是因为您是个无神论者。”他冷静地、镇定自若地说：

“请您相信，我不是什么无神论者，上校。我不过是不愿意去想究竟有没有上帝。想到上帝存在，我感到不安：想到上帝不

存在，我也感到不安。”

不知为什么，我预感到他的回答一定会是这样。“原来他是个叫上帝搅得不安的人。”我一边听着他说一边想。他这几句话讲得很自然、很清楚，也很准确，似乎是他从哪本书上看来的。夜阑人静，我有点醉醺的，似乎置身在一个悬挂着许多预言家画像的巨大的画廊中央。栏杆后面是阿黛菜达和我女儿开辟的小花圃。每天早晨，她们都要悉心照管那株迷迭香，所以花儿长得很壮实。一到夜间，满屋子花香沁人心脾，我们都能睡得更踏实些。茉莉花的气味有些不正了，我们还是留着它。这棵茉莉和伊莎贝尔的年纪一般大。它的气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她母亲留给我们的纪念。下过雨后，忘记清除杂草了，蟋蟀就藏在院子的草丛里。大夫坐在那儿，用一个普通的大手帕擦去前额上晶莹的汗珠。

沉吟片刻，他又说：

“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要向我提这个问题，上校。”

“我是突然想起来的，”我说。“也许从七年前起我就想知道，象您这样的人在想些什么。”我也擦了擦汗，接着说：

“要么就是因为您生活得这么孤独，我有些担心，”我等着他回答，他没有答腔。从正面看上去，他还是那么忧伤、孤寂，我想起了马孔多过节的时候，人们发狂地焚烧纸币；我想起了到处流浪、目空一切的“枯枝败叶“，在浑浑噩噩的泥塘里滚来滚去的“枯枝败叶”，憧憬着挥霍无度的生活的“枯枝败叶”。我想起他们到来之前他的生活状况以及后来的变迁。他使用廉价香水，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旧鞋，身后面象影子似地跟着那些流言蜚语，而他却一无所知。我说：

“大夫，您没想过要成家立业吗？”

没等我提完问题，他就和平时一样兜着大圈子滔滔不绝地

说开了。

“您非常喜欢您女儿，是不是，上校？”我回答说那当然罗。他又接着说：

“那好。您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谁也不象您那样愿意自己动手钉钉子。我看见过您自己往门上钉合叶，其实您手底下有的是人，都能干这个活儿。不过，您愿意自己干，背着工具箱在家里走来走去，看看哪儿需要修理，您把这个叫做享福，要是有人把您家门上的合叶弄坏了，您准得感谢他一番。因为这么一来，反而给您带来了幸福。”

“这是一种习惯，”我说，不知道他要把话题引到哪里去。

“听说我母亲也是这样。”

他愣了一下。态度很平和，又很果断。

“好极了，”他说，“这可是个好习惯。此外，这还是我所知道的代价最小的幸福。因此，您才有现在这么一个家，您还用这种办法把您的女儿教育成人。我认为，有个象她这样的女儿，该是很幸福的。”

兜了这么个大圈子，他究竟想说什么，我实在是摸不着头脑。尽管如此，我还是问他：

“您呢，大夫，您就没有想过有个女儿吗。”

“没有，上校，”他说。他笑了笑，旋即板起脸来。“我的孩子不可能赶上您的孩子。”

毫无疑问，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是很认真的，我觉得他这股认真劲儿、他这种处境很可怕。我想：就因为这个，他比任何人都更值得怜悯。应该好好保护他。

“您听人说过‘小狗’吗？”我问他。

他说没听见过。我说：“‘小狗’是教区神父。不光是教区神父，他还是所有人的朋友。您应该结识给识这个人。”

“啊，是的，是的，”他说“，他也有孩子，对不对。”

“对这个我不感兴趣，”我说。“就是因为人们太喜欢‘小狗’了，所以才有人给他编了些流言蜚语。我可以给您举个例子，大夫。‘小狗’绝不是我们平常说的成天光会念经的神父，或是假圣人。他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一个守职尽责的人。”

他在注意听我说话。一声不吭地用两只冷冰冰的黄眼珠子紧紧地盯着我的眼睛。他说：“这很好，是不是。”

“我相信‘小狗’一定会成为圣徒，”我说。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在马孔多，还从来没见过象他那样的好人。一开头，大家不相信他，因为他是这儿的人，上年岁的人都记得他跟其他小伙子一样在野地里逮过鸟。大战期间，他打过仗，当过上校，这可不简单啊。您知道，人们尊敬神父，可并不尊敬兵油子。再说，他从不宣讲《福音书》，专门念《布里斯托年鉴》，开头儿我们也不习惯。”

他笑了。在起初的几天，我们也觉得这件事很可笑。他说：

“他是个怪人，是不是？”

“‘小狗’就是这样。他惯用天时变化来引导这里的居民，他关心暴风雨就象关心上帝一样。每个礼拜天都要谈谈暴风雨。布道的时候，他不是根据《福音书》，而是依据《布里斯托年鉴》上的天气顶报。”

他面带微笑，愉快地、饶有兴趣地注意听我谈话。我也谈得津津有味。我说：“还有件事，您一定会感兴趣，大夫。您知道

‘狗’是什么时候来到马孔多的吗？”他说不知道。

“恰好和您是同一天，”我说。“还有更奇怪的事呐。假如您有哥哥的话，我敢说他一定和‘小狗’一模一样。当然，我指的是形体方面。”

他好象在专心致志地思索着这件事。看到他那种严肃认真、精神集中的样子，我觉得到时候了，该把心里话掏出来了。

“那么，大夫，”我说，“您去拜访拜访‘小狗’吧，您会看到事情并不象您想的那样。”

他说好吧，一定去拜访一下“小狗”。

Ⅸ

那把冰凉的锁不停地生锈，悄悄地锈住了。阿黛莱达得知大夫和梅梅同居以后，用锁把小屋锁上了，大夫搬走，她觉得是她的胜利。自从我让大人住在这儿起，她一直嘀嘀咕咕地反对。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十六年过去了，那把“铁将军”依然把住房门。

年当中，我的态度始终如一，这大约已经惹得天怒人怨了。在我离开人世之前，难免会遭到报应。在我活着的时候，也许要为所谓人类的义务、基督徒的天职付出代价。这不，还在那把锁生锈之前，马丁就来到我的家。他夹着一个装满各种计划（我不知道这些计划是真是假）的皮包，死乞白赖地要同我女儿结婚。来的那天，他身穿一件四个纽扣的外套，每个毛孔都散发出青春的活力，朝气蓬勃、精神焕发，看了真叫人喜爱。十一年前，他同伊沙贝尔结婚了。那是十二月的事。九年前，他夹着公文包上路了，里面装着我签署的文件。他答应一旦做完那笔我出钱、他出力的生意以后，马上就回来。九年过去了。但是并不因此我就可以认为他是个骗子。我没有权利认为求亲只是耍个花招，目的是要我相信他是个好心人。

但是，八年的经验毕竟还是有点儿用处的。否则，马丁就会住进那间小屋。这一次，阿黛莱达坚决反对，态度非常坚决、果断，毫无商量的余地。我知道，她宁肯把马棚收拾出来当新房，也下肯让新婚人妇住进那间小屋里去。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她的意见。这不啻是拖了八年之后，我终于承认了她的胜利。如果说这一次我们错信了马丁，这个过错应该由我们俩分担。就我

们两个人来说，没有什么胜负可言，至于后来的事情，那就远非人力所能及的了，好似年鉴中的天气预报一样，是注定要发生的。记得前一次我对梅梅说：离开我们家，去找一条更合适的生活道路吧。为了这件事，阿黛莱达指着鼻子说我窝囊，说我耳根子太软。当时，我发了通脾气，硬要大家听我的（过去我一向是这样做的），照我的意思办事。其实，我也看出来了，对事态的发展我是无能为力的。家里的事并不听从我的指挥，而是听从另外一种神秘力量的安排。这种力量左右着我们生活的进程，而我们自己不过是无足轻重的驯服工具而已。似乎一切事情无非是在自然而然地、一环扣一环地实现一种预言罢了。

从梅梅开设的药铺（一位勤劳的妇女一夜之间成了乡村医生的姘头，早晚总得去开药铺，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规模来看，我断定大夫在我们家攒下的钱要超过人们的估计。自从他行医以来，一边瞧病一边把钱顺手丢进抽屉里，栗子、硬币都没有再动过。

梅梅的药铺开张时，人们估计他就呆在后面，不知被什么凶神恶煞逼得躲在里面不出来。大家都知道，他不吃街上买来的食物，自己种了点儿菜。在开头的几个月里，梅梅还给自己买点儿肉吃。过了一年，她也不买了，八成是总和这么个人直接接触，她也吃起素来了。他们两个人一直躲在家里。后来，地方当局才下令砸开屋门，搜查他们家，在菜园里掘地三尺寻找梅梅的尸体

当时，大家估计他会一直躲在家里，躺在破旧的吊床上晃来晃去，不会再回到活人中间来了。不过，就在当时，我认为他是不会这样顽固地躲下去的，也不会一直这样默默地对抗上帝的。他迟早总要出来，一个人不可能远离上帝、躲在屋里过上半辈子。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会走到大街上，在拐角的地方无论碰上什么人都会滔滔不绝他讲一讲心里活（这些话，任凭宗教裁判所

施尽酷刑也不会从他嘴里掏出来。什么手铐脚镣、什么水烫火烤，钉十字架、压杠子、打板子、烫眼睛、腌舌头、上拷问台、鞭子抽、棍子打，以及美人计等等，全都没用）。在他去世之前，这个时刻一定会到来。

这件事，我早就有把握。从打我们在走廊上交谈的那天晚上起，我就产生了这个想法。后来我到小屋里找他，叫他给梅梅瞧病，我心里就更有数儿了。难道我能够反对他和梅梅结为夫妻，一起生活吗？过去也许可以，现在不行了。因为三个月前在他倒霉的一生中又开始了新的一章。

那天夜里，他没有躺在吊床上。他仰面朝天地躺在行军床上，脑袋向后仰着，两眼盯着天花板上那块被蜡烛照得最明亮的地方，小屋有电灯，可是他从来不用。他喜欢在阴暗的角落里躺着，两眼望着黑洞洞的空间，我进屋的时候，他一动也没动，不过，我发现我刚一踏上门坎，他就发觉有人进来了，我说：“给您多添麻烦了，大夫，那个印第安姑娘有点不舒服。”他从床上微微欠起身来。刚才他已经觉察到有人进来了，现在一看，进来的是我。十分明显，在这一刹那间，他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他的态度立刻就变了。他理了理头发，坐在床沿上，等我开口。

“大夫，阿黛莱达希望您去看看梅梅，”我说。

他坐在那儿好象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然后反刍动物特有的慢谷吞的口吻回答我说，“不必了。她怀孕了。”

说完，他朝前探了探身子，好象在查看我的脸色。他说，

“梅梅和我睡了好几年了。”

坦白地说，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既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暴跳如雷，我没有任何感觉。或许他说的这件事太严重了，超出了我所能理解的范围。不知道什么缘故，我还是那样麻木不仁，一声不响地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态度十分冷漠，和他那反刍

动物特有的慢吞吞的口吻一样冷漠。我们沉默良久，他坐在行军床上纹丝不动，似乎等着我首先做出决断他。刚才说的这件事有多么难办，我是完全清楚的。现在再谈什么“大吃一惊”，已经为时太晚了。

“局面很尴尬啊，大夫，您当然很清楚，”我当时只能说这么一句话。他说：

“人么，总是有所准备的，上校，出了危险，心里都有底。万一出了岔子，那也是事出意外，力不从心。”

我很熟悉这种拐弯抹角的谈话方式。象以往一样，不知道他要把话题引到哪里去。我拉过一把椅子，在他对面坐下。他从床上站起来，紧了紧皮带上的扣环，把裤子往上提了提，站在屋子的另一头继续说：

“我的确早就有所提防。她这是第二次怀孕。第一次是在一年半以前，你们都没有发现。”

说话的时候，他还是那样无动于衷。他朝床铺走过去。在黑暗中，我听见他在砖地上一步一步地慢悠悠地走着。他说：

“上一次，不管我怎么安排，她都说行。这次不了两个月前，她对我说又怀孕了。我的回答和第一次一样：你今天晚上来，还象上次那样她说，今天不来，明天再说吧。我到厨房喝咖啡的时候，对她说我等着她，可是，她说她不会来了。”

他走到床前，没有坐下。又车转身，围着屋子踱步。他说话的声音忽高忽低，好象躺在吊床一边摇晃一边说话似的。说话的口气很冷静，又很坚定。我知道，想打断他也打断不了，索性听他说下去，他说：

“过了两天，她来了。我全都准备好了。我叫她坐在那儿，我到桌子那边去拿杯子。我说，喝了吧。看得出来，这一次她不想喝。她看着我，脸绷得紧紧的，口气挺硬地说：‘这个孩子我不扔了，’大夫。我要把他生下来，把他拉扯大”

他这种轻描淡写的口吻把我惹火了。我说：这也不能说明您做得对，大夫。您这两件事干得都很不漂亮。首先，您是在我家里干这种事；其次，您又给她打胎。”

“您看，我已经尽了最大力量了，上校。我能够做的也不过如此，后来，我看见事情无法收拾，就想和您谈谈。我本来打算就在这几天找您。”

我说：“依我说啊，您心里明白，只要真想把这件丑事遮过去，还是有办法的。您很清楚我们这家子人的处世原则。”

说：“我不愿意给您招惹麻烦，上校。请您相信我！我要和您谈的是这么回事：我想和那个印第安姑娘搬到大街拐角的空房子里去住。”

“这叫公开姘居，大夫，”我说，“您知道，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这时候，他又走到床前，坐了下去。向前探着身子，胳臂肘撑在大腿上，继续说话。他的口气变了。开始他的气是冷冰冰的，现在变得恶狠狠的，象要找碴打架似的。他说：“只有我提出来的这个办法才不会给您招惹麻烦，上校。否则的话，我就要说，孩子不是我的。”

“梅梅会说出来的，”我说。我生气了。他说话的态度太放肆了，真是欺人太甚，我简直没法平心静气地听下去。

然而，他却用冷酷无情的口吻说：

“请您相信，梅梅是不会说出去的，这一点我有绝对把握所以我才对您说，我要和她搬到街角去住，无非是想给您免去麻烦，上校。”

他胆子真大，居然敢断定梅梅不会把怀孕的事推到他身上，而且有这么大的把握。这倒着实叫我感到惶惑不安了，我不由地暗中思忖：他的话不软不硬的，还真有点儿刺咧。我说：

“我们相信梅梅就象相信我的女儿一样，大夫。在这件事

上，她会和我们站在一起的。”

“有些事您还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您就不会这么说了，上校，请恕我直言，拿她和您的小姐相比，可是有辱令媛了。”

“您说这话毫无道理，”我说。他还是用那种冷冰冰的语调回答说：“我有道理，刚才我说她不可能说出我是孩子的爸爸，我也是有道理的。”他把头朝后仰了仰，深深地舒了口气，又说：

“假如夜里梅梅出来的时候，您有空儿从旁监视监视，恐怕您就不会要我把她带走了。如今只好由我来担这个风险，上校。为了不给您添麻烦，死了人由我负责。”

我明白了，他根本不会带梅梅到教堂去，大概连教堂门口都不会过一过。然而，更严重的是，听了他最后这几句话，我竟然没有劝阻他。后来，这件事一直象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我的心上。本来我有几张好牌，而他只有一张。可是，凭这张牌他还是逼得我干了一件违心的事。

“好吧，大夫，”我说，“今天晚上我派人去收拾街角那所房子。不过，我有言在先，是我把您撵走的，不是您自动走的。您这样对待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信任，他早晚会和您算这笔账的。”

我本来以为这几句话准会激得他火冒三丈，就等着他发作一通了。然而，他却把我大大地恭维了一番。

“您是个体面人，上校，”他说。“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我在这儿住了这么久，这件事就用不着您提醒我了。”

他站起身来，脸上没有露出得意的神情。用这种方式报答我们八年的关照，大约连他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我感到十分内疚，心里乱成一团。那天夜里，从他那双冷酷的黄眼睛里，我看到死神正在步步逼近。是啊，我多么自私，由于心灵上的这个污点，这后半生我将要受到良心的谴责。而他呢，却坦然自

若地说：

“至于梅梅，你们用酒精给她搓一搓。千万别给她吃泻药。”

Ⅹ

外祖父回到妈妈身旁。妈妈坐在那儿，呆呆地发怔。衣服、帽子都在椅子上，可是人好象不在了。外祖父走过来，看见妈妈愣愣怔怔的，在她眼前晃了晃手杖说：“醒醒，孩子。”妈妈眨眨眼，摇摇头。“想什么呢？”外祖父问。她勉强地笑了笑说：

“我在想‘小狗’呐。”

外祖父在她身边坐下去，把下巴支在手杖上，说：“真巧啊，我也在想他。”

他们谈得很投机。说话的时候，谁也不看谁。妈妈靠在椅子上，轻轻地拍打着胳臂。外祖父坐在妈妈旁边，下巴还是支在手杖上。就是这样，他们还是谈得很投机。我和亚伯拉罕一起去找鲁克西娅的时候，也是谈得这么投机。

我对亚伯拉罕说：“我可等不了啦。”亚伯拉罕老是走在我前面，大约差三步的样子。他头也不回他说：“还不行，再过一会儿。”我说：“过一会儿该吹了。”亚伯拉罕还是没回头，我觉得他在偷偷地傻笑，流着哈喇子，象牯牛饮完水嘴唇上滴滴答答地流水一样。他说：“得等到五点左右才行。”朝前跑了几步，又说：“现在去，非砸锅不可。”我执拗地说：“不管怎么着，我是等不了啦。”他扭过头来看看我，又跑起来。一边跑一边说：

“好吧，那就去吧。”

到鲁克西娅家得穿过五个院子，院子里长满了树，有好多水沟，还要翻过一道绿色的矮墙，那里有许多四脚蛇。从前，这个矮小子就在这儿装着女人的声音唱歌。亚伯拉罕飞速地跑过去，象一块金属片在耀眼的阳光下熠熠发光。背后有只狗一个劲地“汪汪”叫。跑了一会儿，他站住了。我们来到窗前，小声

叫道：“鲁克西娅。”声音压得很低，好象她睡着了似的。其实，她没睡。她光着脚，坐在床上，穿着一件浆过的宽大的白袍子，衣襟一直垂到脚脖子。

听见有人喊，鲁克西娅抬起头，目光在屋子里一扫，最后落在我们身上。她的眼又大又圆，象石行鸟的眼睛。看见我们，她笑了，朝屋子中央走过来。张着嘴，露出了整齐的小牙齿。她的头圆圆的，头发剪得和男孩子一样。走到屋子中央，她收起笑容，弯下腰，看着屋门，两手伸到脚踝骨，然后又慢慢地把长袍撩起来，故意慢吞吞地撩拨人。我和亚伯拉罕趴在窗子上。这时候，鲁克西娅撩起长袍，把嘴唇一切作了个怪相，呼呼地喘着粗气。她那象石行鸟一样的大眼睛闪烁着灼亮的光芒；凝视着我们。她用长袍遮住脸，满不在乎地站在卧室中央。我们看见了她的白嫩的肚皮，再往下变成深蓝色。她的两条腿紧紧地并拢在一起，使劲使得直打颤。忽然，她猛地把脸露了出来，用食指指着我们，发亮的眼睛几乎跳出眼眶。她大声喊叫着，全家都听到了。房门一开，一个女人吵吵嚷嚷地走了出来：“你们干吗不跟你妈闹去啊！”

我们有几天没去看鲁克西娅了。这些日子，光顾得穿过树林到河边去玩了。要是能早点儿离开这里，亚伯拉罕一定会等着我的。可是，外祖父一动也不动。他坐在妈妈身边，下巴支在手杖上。我看着他，透过镜片审视一着他的眼睛。他大概觉出了我在盯着他。忽然深深地叹了口气，晃动一下身子，用暗哑悲凉的声音对妈妈说：“‘小狗’要是活着，一准会用皮带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拴到这儿来。”

随后，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向停放死尸的地方走过去。

我是第二次到这间屋子里来。第一次是十年前。当时，屋内的布置和现在一模一样。好象从那时起，他一直没有动过屋里的东西；或者说，自从很久以前那个清晨他和梅梅搬到这里住起，

就没再关心过自己的生活。纸头放在原处。桌子、几件普通衣服、所有其他东西都在原来的地方，回想起我和“小狗”到这儿来为他和地方当局排解纠纷，真仿佛是昨天的事情。

那时，香蕉公司对我们压榨够了，离开了马孔多。他们带来的垃圾中又滤出了一批垃圾，跟着公司走了。“枯枝败叶”——一九一五年繁荣的马孔多留下的最后一点遗物也随之而去。抛下的是一座衰落的村庄，四家萧条破败的商店。村里人无所事事，整日里怨天尤人。想一想过去那种繁华景象，再看看现在这种困顿的、毫无生气的痛苦生活，他们感到十分烦恼。只有大选的日子（那是个阴沉可怖的礼拜天）还算有点盼头。

就在半年前，一天清早，在这栋房子的大门上发现一张无头招贴。谁也不去注意这张招贴。好长时间一直贴在那儿。后来下了几场毛毛雨，招贴上模糊不清的字被冲掉了，二月刮了几场风，把招贴吹跑了。可是，在一九一八年年底那个时候，情况可大不一样。那时，临近大选，政府认为必须叫选民保持精神振奋、情绪激昂。当时有人向新的当局提起了这位孤僻的大夫。其实，他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了，大家都了解他。他们告发说：有个印第安女人，在和他姘居的头几年里，开过一家小药铺，生意十分兴隆。那阵子，无论多么不起眼的小买卖，在马孔多都能发笔大财。他们说：有一天（谁也记不得是哪一大，连哪一年也记不清了），药铺没开门。大家以为梅梅和医生一定还躲在里面，吃他们自己在院子里种的蔬菜。这时候，在街角上出现了一张无头招贴，上面说大夫害怕镇上人假手梅侮给他往饭里下毒药，就杀死了他的姘头，把她埋在菜园子里，这都是些莫名其妙的话，当时根本没有想害死大夫。而且，照我看，地方上早把他丢在脑后了。赶巧这一年政府把心腹派去加强警察局和警卫队，这才又想起了他，把无头招贴上杜撰的事翻了出来。地方当局派人砸开大门，搜查了他家，在院子里挖

地三尺，还把粪池翻腾了一气，打算找到梅梅的尸体。结果连她的影子也没找到。

那一次，他们很可能把大夫拖走，毒打一顿，然后借口官府办事讲究干脆利落，在广场上把他杀死了事。就在这当口儿，“小狗”出面干涉了。他来到我家，邀我一道去看大夫。他相信，关于事情的原委，我可以从大夫嘴里得到一个满意的说明。

我们从后门进去，没想到躺在吊床上的竟是一副骷髅。人世间再没有比骷髅更可怕的了。这位来路不明的公民的骨头架子更是吓人。看见我们进来，他从吊床上欠起身。只见他浑身上下净是灰尘，屋里其他东西也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他面如死灰，只有那双冷酷无情的黄眼睛里还保留着我熟悉的强大的内在力量。我觉得只要用手指甲在他身上一划，他立刻就会裂成几块，顿时散架。他的小胡子剃掉了，不是贴着皮肤刮的，而是用剪刀胡乱剪的。下巴上看不见又密又硬的胡子茬儿，倒长了些又细又软的白干草。看见他坐在吊床上，我心里想：简直不象人样了。活象一具僵尸，只有两只眼睛还活着。

他说起话来，还是象反刍动物那样慢吞吞的，跟在我们家住的时候一模一样。他说：没啥可说的。他大概以为我们不了解事情的经过，便告诉我们说，警察砸开大门，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就在院子里用镐刨地。他讲话的口吻不象是在抗议，恐怕连抱怨、诉苦也说不上。

关于梅梅的事，他解释了几句，听上去挺幼稚可笑的。不过从他说话的口气来看，倒真象有那么回事似的。他说梅梅走了，就这么简单。铺子一歇业，梅梅在家里闲得无聊，平时不和别人说话，跟外界也不来往。他说：有一天，看见梅梅收拾箱子，啥也没对他说。后来，她换上出门的衣服，穿上高跟鞋，手里提着箱子，往门口一站，还是一句话也不说，似乎就是摆出个样子来，叫他知道知道她要走了。他说：“于是我站起来，

把抽屉里的钱都给了她。”

我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大夫？”

他说：“您照我的头发估摸一下吧。这还是她给理的呐。”在这次会面中，“小狗”很少讲话。从打一进屋，看到大夫——这是他在马孔多十五年中唯一一个闻名未见面的人——那副模样起，他就有点假里假懂的。我发现这两个人长得太象了（也许因为大夫剪掉了胡子，我觉得他比任何时候都更象“小狗”）。两个人倒不是长相一模一样，而是很象亲兄弟。其中一个年长几岁，更加瘦小干枯。他们的面部特征差不多，跟亲兄弟似的，只是一个长得更象爸爸，一个更象妈妈。忽然，我想起那天夜晚我们在走廊上进行的最后一次交谈。我说：

“这位就是‘小狗’，大夫。上次您答应过要去拜访他的。”他笑了。看了看神父说：“是有这么回事，上校。不知为什么我没去”他还在看着“小狗”，上下打量着他。这当儿，“小狗”开口说话了。

“开头开得好，就不怕什么晚不晚的，”他说。“我很高兴跟您交个朋友。”

我发现，“小狗”在这个陌生人面前失去了平时那股锐气。讲起话来畏畏缩缩的，不象他在布道坛上那样声若洪钟、斩钉截铁。平时他宣读《布里斯托年鉴》的天气预报的时候，总是那么声色俱厉，咄咄逼人。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再往后就是那天夜里的事了。当时，人们苦苦哀求，要大夫去照看照看伤员，他却连门也不肯开。人们这才高喊出那个可怕的判决词（现在轮到我去阻止人们执行判决了），又是“小狗”出面干涉，救了他一命，他才得以活到今天清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我想起了几年来一直想打听清楚的一件事儿。我对“小狗”说，我还要在这儿和大夫说会儿话，请他先去找当局去说说情。剩下我们

两个人的时候，我问：

“告诉我，大夫，那个孩子怎么样了？”

他木呆呆他说：“什么孩子，上校。”我说：“你们俩的孩子。离开我家的时候，梅梅带着身孕呐。”他平静地、不动声色他说：

“您说得对，上校。您瞧，我把这件事都给忘了。”

爸爸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说：“‘小狗’要是活着，一准会用皮带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拴到这儿来。”从爸爸的眼睛里，看得出他在强压着激动的情绪。我们等了快半个小时（现在大概是三点钟）了。等的时间愈长，我就愈是担心。孩子那种忐忑不安、六神无主的表情（他好象什么都不想问），那种和他爸爸一样的无动于衷、冷若冰霜的神色，真叫我担忧。我的儿子似乎就要在这个礼拜三的炽热的空气中消散得无影无踪了，就象九年前马丁从火车的窗户里挥动着手，一去不复返一样。如果孩子愈长愈象他爸爸，那么我的全部心血就算白费了。我祈求上帝保佑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和普通人一样有体积、有重量、有肤色的人，这也毫无用处。只要在他的血液里有他爸爸的细胞，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五年前，孩子和马丁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自从黑诺维娃加西亚带着六个孩子（其中有两对双胞胎）回到马孔多以后，这孩子越来越象他爸爸了。黑诺维娃发胖了，老多了，眼睛周围出现了几条青筋，她原来的光润洁白的脸显得有些腌赞。那群小雏鸡穿着白鞋，衬衫上镶着蝉翼纱的花边儿，围着她叽叽喳喳，蹦蹦乱跳，她感到很幸福。我知道，黑诺维娃是和一个木偶剧团的导演私奔的。看到她的孩子，我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厌恶。孩子们活动起来直胳臂直腿的，好象被一个总开关操纵着。六个孩子个头儿都很小，一个个吵吵闹闹的，鞋子、衣服上的花边儿

也是一个式样。黑诺维娃身滴里嘟噜地挂着不少城里人的装饰品，在这样一个淹没在尘埃中的败落的小镇上，我觉得她那种所谓的幸福只能令人感到伤心、难过。她装出很幸福的样子，一再抱怨这里的生活条件太差，据她说，在木偶剧团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然而，她的一举一动却包蕴着某种痛苦，叫人看了感到很好笑。

一见到她，我想起了昔日的生活。我说：“瞧你，可真发福了。”她脸上立刻蒙上了一层阴翳，嘴里说：“人要是老想过去，大概就要发胖。”说着，把两眼盯在我孩子的身上。她问：“那个老爱穿四个纽扣外套的家伙怎么样了？”我知道她是明知故问，干脆回答她说：“走了。”黑诺维娃说：“就给你留下这个娃娃？”我说是的，就留下这个孩子。她粗鲁地、放肆地大笑起来：“五年才生一个，他可真够熊的。”她一边说话，一边“咯咯咯”地叫着在那群乱哄哄的小雏鸡当中走来走去。“唉，我为他发过狂。我发誓，要不是认识他的时候正赶上给孩子守灵，我一定把他从你手里夺过来。那时候，我很迷信。”

分手前，黑诺维娃盯住我的孩子看了几眼说：“这孩子真象他。就差穿上那件四个扣子的外套了。”由打那儿起，我愈看这孩子愈象他爸爸，似乎黑诺维娃在他身上施了魔法。有几次，他用胳臂肘撑着桌子，脑袋歪到左肩上，两只迷茫的眼睛不知道看着什么地方。看到他这副模样，我大吃一惊。马丁斜倚在栏杆上石竹花的花盆说“即使不是为了你，我无论如何也要在马孔多住一辈子”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我甚至觉得马丁这句话仿佛会从孩子的嘴里说出来，譬如现在就是这样。他坐在我身边，沉默不语，不住用于擦着热得发红的鼻子。我问他：

“疼吗？”他说不疼，还说他在想他戴不住眼镜。“甭想那些事。”我一边说一边给他解开系在脖子上的白带子。我说：“等回到家里，好好歇一歇，洗个澡。”我朝爸爸呆的地方望过去。他在叫

“卡陶雷”。卡陶雷就是那个年纪最大的印第安长工，个儿不高，长得挺敦实。他正坐在床上抽烟。听到有人叫，抬起头来，用阴郁的小眼睛寻找爸爸的脸。爸爸正要说话，只听后屋里响起了镇长的脚步声。只见他趔趔趄趄地走了进来。

ⅩⅠ

今天中午，我们家闹得一团糟。大夫的死讯传来，我并不感到意外，我早就料到他不久于人世了。但是，万万没想到他的死竟会使我们家闹得不可开交。多少总得有个人陪我去办丧事啊。我想，还是让我老伴儿去吧。特别是三年前我生了那病之后，她就更应该去一趟了。还有，不久前的一天下午，她翻腾写字台的抽屉，找到了那根银柄的小棒和会跳舞的布娃娃，我记得，那时候我已经把这个玩具忘得一干二净了。那天下午，我们拧紧发条，布娃娃和从前一样随着音乐声跳起舞来。音乐本来是挺欢快的。在抽屉里放久了，现在声音显得暗哑、悲凉。阿黛莱达一边盯着布娃娃跳舞。一边回忆起往事。过了一会儿，她扭过头来看着我，眼里噙着悲哀的泪水。

“你想起谁来了？”她问。

我心里明白阿黛莱达在想谁。暗哑的音乐声使周围的气氛越发显得凄凉。

“他怎么样了呢？”我妻子边回忆边说。也许往事又在敲击着她的心扉吧。那时候，每天下午六点钟，他出现在门口，顺手把灯挂在大门的过梁上。

“还住在大街拐角，”我说，“活不了几天了，我们得去给他料理料理后事。”

阿黛莱达默不作声，出神地凝视着布娃娃跳舞。她对往事的追忆感染了我。我对她说：“我一直想知道，他来的那天，你究竟把他和谁搅混了？你弄了那么一桌子菜，分明是觉得他象什

么人。”

阿黛莱达苦笑了一下，说：

“那天，他站在那个角落里，手里拿着布娃娃。要是告诉你他象谁，你会笑话我的，”说着话，她用手指了指二十四年前他呆的那个地方。那天，他穿着一双整齐的靴子和一套类似军装的衣服。

我本来以为通过那天下午对往事的回忆，他们之间就算言归于好了。所以，今天我对老伴儿说：穿上丧服，陪我走一趟吧。谁知布娃娃仿佛依旧躺在抽屉里，音乐也失去了效力。阿黛莱达又伤心又沮丧，低头耷脑的。一连几个小时呆在屋里祷告。“发送他？只有你才想得出来，”她说，咱们的倒楣事够瞧的了，现在又赶上这个缺德的闰年。就差来场洪水了。”我尽力说服她，告诉她我曾经正正经经地答应过要办这件事的。

“不能否认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说。

“咱们才是他的恩人呐，”她说。“他救你的命，不过是还一笔债罢了。八年啊，我们供他吃，供他住，供他干净衣服穿。”说完，她把椅子挪到走廊的栏杆边上。现在兴许她还坐在那里。悲痛加上迷信，在她眼睛上蒙了一层水雾。看起来，她是拿定主意了，我只好安慰她两句。我说：“算啦。既然这样，我和伊莎贝尔去好啦。”她没有答腔。还是坐在那里，露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我和伊莎贝尔走出家门的时候，我以为她可能高兴了，就对她说：“等我们回来，你到教堂去为我们祈祷几句。”听到这句话，她扭过头来冲着门，说：“我不去。那个娘儿们每个礼拜二都来，要走一枝蜜蜂花。只要她来，我的祷辞就一钱不值。”从声音里听得出来，她的心绪很乱，还在闹别扭。

“我就在这儿傻坐着，等着最后审判。只要白蚁没把椅子吃掉，我就在这儿坐着。”爸爸停下脚步，伸长脖子，聆听着后屋里愈走愈近的熟悉

的脚步声。他忘记了刚才要跟卡陶雷谈什么事。他拄着手杖打算转过身来，那只跛脚使不上劲儿，差一点儿象三年前那样仆倒在地上。记得三年前，他踩在一汪柠檬汁上，滑倒了。只听得水罐子在地上的滚动声，木履和摇椅的噼里啪拉声和孩子的哭声。他跌倒的时候，只有孩子在场。

从打那儿起，他跛了一只脚。整整疼了一个礼拜，我们还以为好不了啦，后来，他那条腿变得僵直了，走起路来老得拖着，这一回，眼看要摔倒，镇长连忙伸手扶住他，才算站稳了。我想：他之所以要这样违拗全镇居民的意愿，履行自己的诺言，关键就在这条废腿上。

从摔坏腿以来，他大概一直想着如何报答大夫的恩情。他说过，在走廊上跌倒时，他觉得仿佛有人从高塔上把他推了下来。当时马孔多只剩下两个医生了。他们劝我们好好给他准备后事。我还记得，挨摔后的第五天，他裹在床单里，身体好象缩小了，瘦得和前一年去世的“小狗”样。那一年，马孔多全镇居民捧着一簇簇的鲜花，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排成悲痛的送葬队伍，把“小狗”护送到墓地。“小狗”躺在棺材里，还是威风凛凛的，可是却掩盖不住被人遗弃的无可奈何的可怜相后来，爸爸在卧室里辗转呻吟的时候，我在他脸上看到的也是这副神情。爸爸嘴里念叨着一些离奇古怪的事情说是在“八五”战争时，一天夜里，一位军人来到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营盘里，帽于和靴于上带着用老虎皮、牙和爪子做的装饰问他：“你是谁？”这位陌生的军人没有回答。人们又问：“你从哪儿来？”他还是不言语。人们又问：“这次打仗，你站在哪一边？”这个谁也不认识的军人仍然一声不吭。传令兵抄起一根燃烧着的木柴，凑到他跟前，上下打量了一会儿，才大惊失色地高声喊道“：我的妈！是马尔伯罗公爵！”爸爸满嘴胡言乱语，医生吩咐给他洗个澡。我们给他洗了

洗。到第二天，在他的腹部能够看出一些不易察觉的变化。大夫说，顶好还是准备准备后事吧。说完就走了”。

卧室里一片寂静。寂静中，只听到死神扑棱翅膀时发出的缓慢的、悄悄的声音。人到弥留之际，卧室里这种隐隐可闻的声音使人感到有一股死人的腐臭气。安赫尔神父给他涂了圣油以后，又过了好几个小时。大家一动不动地盯着药石无效的病人的青青面庞。过了一会儿，时钟敲响了。继母要给他喝一勺水。我们抬起他的脑袋，打算把牙掰开，好让继母把调羹放进去。这当儿，走廊上响起了慢悠悠的坚定的脚步声。继母把勺子停在空中，嘴里停止了祷告，转过身去看着门口。蓦地，她的脸色发青，整个人象瘫了一样。她只说了这么一句：“就是到地狱里，我也能听出来这是谁的脚步声。”就在这时候，我们朝门口望去，看见大夫站在那儿，站在门槛上，两眼盯着我们。

我对女儿说：“‘小狗’要是活着，一准会用皮带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拴到这儿来。”我扭过脸去看了看停放棺材的地方。我在想：（还在大夫离开我们家的时候，我就认为，我们的行动是受一个至高无上的意志支配的。无论是竭尽全力进行抗争，还是象阿黛莱达那样除了祈祷啥也不干，我们都没法抗拒这个至高无上的意志。）

我朝棺材走过去。长工们无动于衷地坐在床上。我似乎觉得从飘浮在死者上方的空气中呼吸到一种苦涩的东西，那就是把马孔多引向毁灭的听天由命的气氛。我想，镇长既然已经答应可以下葬，大概不会耽搁太久。我知道，‘屋子外面，在暑气蒸人的大街上，人们正在伫候着。妇女们趴在窗口，急不可耐地等着看热闹。她们从窗户探出身来，久久地呆着不动，忘记了炉子上的牛奶已经煮沸，米饭也烤干了。不过，我认为即使这样一种微不足道的叛逆表现也胜过那些受人压榨、自甘堕落的人们的行为。

还在举行大选购那个礼拜日以前，他们的战斗力就很分散。大选一来，他们到处奔走，筹划对策，结果还是一败涂地。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行动。其实，一切仿佛早已安排妥当，命中注定那些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发生，最后把我们引到了今天这个礼拜三。

十年前，在马孔多陷于破产的时候，那些希望重整家业的人，如果能够通力合作，本来满可以恢复元气。他们可以在被香蕉公司毁掉的田野上，清除丛生的杂草，重整旗鼓再干一番。可是，“枯枝败叶”没有这份耐性。他们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只看到眼皮底下，光图今朝有酒今朝醉。没过多久，我们就醒悟到“枯枝败叶”一走，根本就谈不上重建家园。“枯枝败叶”带来了一切，又带走了一切。他们走后，小镇变成了瓦砾场。接下来就是那个礼拜天在马孔多举行争吵不休的大选购最后一天。那天夜间，在广场上放了四个装满烧酒的大瓮，供警察和警卫尽情享用。

那天晚上，虽然镇上居民的火气很大，“小狗”还是能控制住他们。要是今天“小狗”还活着，他准会提溜着一条鞭子，挨家挨户地把他们赶出来，参加大夫的葬礼仪式。“小狗”用铁的纪律约束住他们。直到四年前（我生病的前一年）神父去世以后，人们还是狂热地遵守着这种纪律。每个人都从“小狗”的庭院里掐一些花朵、折一些枝条，带到他的坟茔前，向他表示最后的敬意。

只有大夫一个人没有参加神父的葬礼。然而，恰恰因为全镇人硬着头皮、死心塌地地服从神父的约束，大夫才能逃脱一死。那天夜里——就是在广场上置放四大瓮烧酒的那大夜里，——马孔多遭到一伙武装暴徒的洗劫。镇上居民战战兢兢地把死者埋进大土坑。大概是有人想起了在大街拐角还有个大夫，于是，他们把担架抬到大夫家门口，大声叫他出来（因为

他不肯开门，只在门里边说话）。人们高声叫道：“大夫，您来看看伤员，别的医生顾不过来啦。”他回答说：“把他们抬到别处去吧，我不会治病。”他们又说：“留在这儿的就您这么一位大夫啦。您可得大发慈悲呀。”他还是不开门，闹哄哄的人群估计他一定是站在屋子中央，手里举着灯，照得他那两只冷酷的黄眼睛闪闪发光。他说：“治病的事儿我全忘光了。把他们抬到别处去吧。”门还是关得死死的（后来一直没有再打开过）。马孔多男的女的伤员们在门口奄奄待毙。那天夜里，人们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扬言要放把火烧掉这栋房子，把住在里面的人烧成灰烬。就在这当几，“小狗”出现了。据说，当时“小狗”一直躲在暗处，似乎专门守在那里，防止大家毁坏那栋房子和大夫本人，“小狗”说：“谁也别碰这家的大门。”据说，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两臂左右伸开，那张牯牛脸上闪着亮光，冷冰冰的毫无表情。人们的激愤情绪被压住了，火气只能发泄到别处去，不过，大家还是余怒未消，高声喊出叫大夫万劫不复的诅咒。今天——礼拜三——这个诅咒终于要应验了。

我朝床前走过去，想叫长工们把大门打开。一边走一边想：（过一会儿镇长该来了。）我想，要是再过五分钟他还不来，我们就把棺材擅自抬出去，把死者放在当街；这样一来他就得允许我们把死者埋在大街对过。“卡陶雷，”我叫了一声那个年纪最大的长工。还没容他抬起头来，隔壁房间响起了镇长的脚步声，愈走愈近了。

我听见镇长径直朝我走来，打算拄着手杖快点儿转过身来。可是，那条废腿不听使唤，我朝前一栽，心想这下子非摔倒不可。要是碰到棺材沿上，脸准得磕破了。就在这时候，我碰着了他的胳臂，使劲抓住了他。他结结已巴她说：“请放心，上校。我担保不会出事。”但愿如此，不过我明白他这么说是在给自己壮胆。我说：“我也不认为会出什么事。”其实，我心里想的恰

好相反。接着，他说了说坟地里的木棉树如何如何，然后把安葬证交给我。我看也没看，叠叠好就揣到外套口袋里。我对他说：“不管怎么说，该出的事总得出。《年鉴》上早已经写明白了。”

镇长朝长工们走过去，吩咐他们钉上棺材盖，打开大门，我看着他们走来走去地找锤子和钉子。棺材盖一钉上，人们再也看不见大夫了，再也看不见这位不知从何而来的无依无靠的先生了。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三年前，他站在我的病榻前，脸上布满皱纹，显出未老先衰的样子、他刚把我从死亡中拯救过来。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力量把他带到这里，告诉他我患病的消息，又支持他站在我的病榻前，对我说：

“您还得练练这条腿。从今往后，八成您得拄根手杖了。”大约是两天以后，我问他该如何报答他，他大概是这么回答的：“您不欠我什么，上校。不过，要是您能行行好，我只希望在我咽气的那天，您能往我身上盖上一层土，免得秃鹫把我吃了。”

从他提出的这个要求，从他提出要求的那种神态，以及从他在房间的砖地上徐缓地踱步，可以看出他恐怕不久于人世了。然而又过了三年，扭扭捏捏、姗姗来迟的死神才算最后降临。这一天就是今天。我甚至认为根本无需乎上吊的绳索，只要一股微风就足以扑灭残存在他那双冷酷的黄眼睛里的一星生命的余火。早在他和梅梅同居以前，在那间小屋里和他谈心的那天夜里，我就预感到这一切了。所以当我慨然应允下今天要履行的诺言时，一点儿也不感到惶惑。我只是对他说：

“这您就不必说了，大夫。我的为人您是知道的。您一定明白，即使您不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也会顶住一切为您料理后事的。”

他笑了，那双冷酷的黄眼睛第一次露出了柔和的光“这话不

假，上校。可是您不要忘记一个死人是没法料理后事的。”

这件丑事是无法挽回了。镇长把安葬证交给爸爸，爸爸说：“该出的事总得出。《年鉴》上早已经写明白了。听起来，他对这件事满不在乎。刚到马孔多的时候，他对自己的遭遇就是这样满不在乎，一心只想保管好那些箱里面装着早在我出生之前就离开人间的先辈们的衣服。从那时起，一切都每况愈下。继母的精神愈来愈不济。她本来个性很强，说一不二，现在变得经常哀声叹气。她和我们愈来愈疏远，愈来愈沉默寡言。她的幻想全部破灭了，以至今天下午坐在靠栏杆的地方说：“我就在这儿傻坐着，等着最后审判。”

在这以前，爸爸没再把他的意志强加于人。只有今天，他才挺身而出履行这个惹人笑话的诺言。他相信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两眼瞅着长工们忙活着开门、钉棺材。看见他们走过来，我站起身，一手拉着孩子，一手把椅子挪到窗户跟前，免得大门一开全镇人都看见我们。

孩子有些迷惑不解。我站起来的时候，他盯着我的脸，露出一种说不清是什么样的表情，大概是有点儿惶惑吧，现在他站在我身旁，看着长工们汗流浃背地使劲拽门环，他有些迷惘。锈住的铁器发出吱吱扭扭的刺耳响声，房门随即大敞四开。我又看见了大街，房屋上覆盖着、层闪闪发光的白色的尘埃，整个小镇显出一副象破烂家具一样的可怜相儿。似乎上帝已经宣判马孔多是个废物把它撂到一个角落，那里堆放着所有不再能为造物主服务的镇子。

亮光猛一进来，孩子被晃得睁不开眼睛（门打开时，他的手颤抖了一下）。倏地他抬起头来，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什么，他问我：“听见了吗？”我这才发觉在左近的院子里一只石行鸟正在报时。“听见了，”我说“，大概有三点了吧。”这当儿，响起了锤子

敲打钉子的声音。我把脸扭向窗户，不想听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撕心裂肺的声音，也不想让孩子看见我那失魂落魄的样子。我看到我们家门前那几棵落满灰尘的凄凉的杏树。在那股无形的毁灭之风的冲击下，房子也快要默默地坍塌了。自从香蕉公司榨干了马孔多的油水以来，全镇的处境都是如此。常春藤爬进屋里，灌木丛长在街头，到处是颓垣断壁，大白天就能在卧室里看见四脚蛇。我们不再种植迷迭香和晚香玉了，好象从那以后，一切翥都毁了。一只无形的手把放在橱里的圣诞节用的瓷器弄得粉碎；衣服没人再穿，丢在一边喂虫子。好象从那以后，一切都毁了。门活动了，再也没有勤快人去修理修理。爸爸在摔了一跤跌破腿以后，也不象从前那样精力充沛，到处活动了。雷薇卡太太过着枯燥乏味的、令人烦恼的守寡生活，整天守在永不停转的电风扇后面，盘算着那些缺德事。阿盖达下肢瘫痪，病魔把她折磨得筋疲力尽。安赫尔神父好象没有其他乐趣，只是天天吃肉丸子，到了午睡时候，又感到胸闷胀饱。唯一没有变化的是圣黑洛尼家的孪生姐妹和那个讨饭女人的歌声。这个神秘的乞丐仿佛从不见老。二十年来，每逢礼拜二她都。要到我家来一趟，要走一枝蜜蜂花。白天，只有那辆尘封灰盖、黄不棱登的火车一天四次打破小镇的宁静，然而这里从来没有人搭乘火车。入夜，香蕉公司撤离马孔多时留下的那座小电厂发出“隆隆”的声音。

从窗子望过去，我看到了我们家。我暗地里想继母大概还纹丝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也许她在琢磨着，等不到我们回家，那股席卷全镇的恶风就会刮过去了。届时，所有的人都逃之夭夭。只有我们留下来，守着那间装满箱笼的房子。箱子里装着祖父母的日用品和衣服，还有在我的爹妈逃避兵祸躲到马孔多来的时候马匹使用过的帐子。出于对早年死去的人们——他们的尸骨即使挖地三四十米恐怕也难以找到了——的怀念，我们不肯离开这块土地。从战争的最后几天起，那些箱笼就放在屋里。今天下午，只

要那场恶风（那场风将会把整个马孔多，连同净是四脚蛇的卧室

以及因思念往事而变得沉默沮丧的人们一扫而光）不刮起来，等我们送葬回来，箱笼依然会放在原处。

外祖父霍地站了起来，拄着手杖，把小鸟一样的脑袋往前伸着。他的眼镜戴得很牢，就象是脸的一部分。我想我大约戴不了眼镜。只要一动，眼镜就会从耳朵上飞出去。我一边想一边轻轻地拍着鼻子。妈妈看了看我，问道：“疼吗？”我说不疼，我只是在想我戴不了眼镜。她微微一笑，长长地舒了口气。她对我说：“衣服都湿了吧？”可不是，衣服贴在皮肤上热烘烘的。绿色的厚呢衣服领口封得紧紧的，一出汗，衣服都粘在身上，挺憋气的“是的，”我说。妈妈俯下身来，给我解开了脖子上的带子，用扇子给我扇脖子。她说：“等回到家里，好好歇一歇，洗个澡。”我听见有人在叫“：卡陶雷！”

这时候，那个挎手枪的人从后门进来了。走到门口，他摘掉帽子，蹑手蹑脚地走进来，似乎怕惊醒死者。其实，他是要吓唬一下外祖父。他一推，外祖父朝前一栽，晃了一下，连忙抓住那人的胳臂。那几个印第安人不抽烟了，排成一溜儿坐在床上，活象落在屋脊上的四只乌鸦。挎枪的人进来的时候，乌鸦们弯着身子在悄悄地交谈。其中一个人站起来，朝桌子走去，顺手抄起钉子盒和锤子。

外祖父站在棺材旁边和挎抢的人说话。那个人说：“请放心，上校。我担保不会出事。”外祖父说：“我也不认为会出什么事。”那个人又说：“可以把他埋在外面，靠公墓左边墙外的那块地方，那里的木棉树特别高大。”随后，他递给外祖父一张纸，说：“您瞧吧，错不了。”外祖父一只手拄着拐杖，伸出另一只手接过那张纸，揣进外套的口袋里。那只带链的方形小金表就在这个口袋里。然后，他说：“不管怎么说，该出的事总得出。《年鉴）上早

已写明白了。”

那个人又说：“有些人趴在窗口上，他们是出于好奇。但凡出点事，老娘儿们就爱趴在窗户上往外看。”外祖父好象没听他说话。他从窗子那儿朝大街张望着。那个人走到床前，一面用帽子扇着一面对长工们说：“现在可以钉了。把门打开，透透空气。

长工们站起来。一个人手里拿着锤子和钉子俯身在棺材上，另外几个人朝大门口走去。妈妈站起身来。她满脸是汗，面色苍白。挪过一把椅子，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一边，好让开门的人过去。

起先他们打算把门闩抽出来，门闩好象焊在生锈的铁环上了，一点也拽不动。似乎大街上有人下死劲顶住大门。他们当中的一个人靠在门上，用力敲，房间里响起一阵梆梆梆的木头声、生锈的门轴吱、吱、声，锈住的锁发出的嘎嘎声。门打开了。门又高又大，一个人扛着一个人都能进来。木头和铁器的声音吱吱嘎嘎地响了好大一阵。我们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一道强烈的、明亮的阳光从背后一家伙冲了进来。二百年来顶住阳光的支柱被抽去了，光线以二百头公牛的力气一下子冲进室内，把屋内各种物件的阴影一扫而光。好象半空中打了一个大闪，人的形象骤然变得十分清晰，他们晃了晃，仿佛尽力站住脚跟，不亮光推倒似的。

门打开后，从小镇的什么地方传来石行鸟的啼叫声。现在，我看到大街了，看到灼热的、亮闪闪的灰尘，看到对过便道上有几个人叉着手，斜依在墙上，眼睛瞄着这间屋子。我又听到石行鸟叫，便对妈妈说：“听见了吗？她说听见了，大概有三点了吧。阿达告诉过我，石行鸟闻到死人味才叫呐。我正想把这件事讲给妈妈听，只听得锤子砸在第一颗钉子帽上发出的震耳的声音。锤子敲啊敲的，满屋子都是当当当的声音。停了一会儿，又敲起

来，一连气给棺材打下六处伤口。沉睡的木板惊醒过来，发出悠长的、悲哀的叫喊。这时候，妈妈把脸扭到一边去，通过窗子朝大街张望。

钉完钉子，又听见几只石行鸟的叫声。外祖父冲那几个人做了个手势。他们弯下腰去，斜着抬起棺材。那个拿着帽子、站在犄角里的人对外祖父说：“请放心，上校。”外祖父朝那个角落转过身去，他很激动，脸红脖子粗的，煞象一只好斗的公鸡。他一声也没吭。站在旮旯的那个人又开口说话了。他说：“我想镇上不会有人记得那件事了。”

这当儿，我觉得肚子里一颤一颤的。现在我可冥得到后面去一趟了。我想。不过，太晚了。长工们最后猛一使劲，脚后跟蹬住地，一直身子，棺材便晃晃悠悠地悬浮在灿烂的阳光里，看上去好象一只沉船。

我心里想：“该闻到臭味了。所有的石行鸟都要叫起来了。”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上校打开咖啡盒，发现果然只剩下一小勺咖啡了。从火炉上取下锅子，把里面的水往地上倒掉一半，又用一把小刀在盒里刮了刮，直到把最后几片混有铁锈的咖啡末刮下来，倒进锅里，方才住手。

上校坐在用土坯砌成的炉灶旁边，神态天真而又自负。在等着咖啡煮开的时候，他感到肚于里好象长出了有毒的蘑菇和百合。已经是十月份了。这是一个难以预料的早晨。即使象他这样经历过许许多多个这样的早晨而依然活着的人，也是如此。从上次内战结束以来的五十六年中，上校除了等待外，没有做过别的事情。十月是能够等到的屈指可数的东西之一。

他的妻子看到他端着咖啡走进卧室，便撩起了蚊帐那天晚上，她的哮喘病又犯了。现在仍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然而，她还是坐了起来，接住了杯子。“你呢？”她问。

“我已经喝过了，”上校骗她说“，还剩下一大勺呢。”

这时，外面敲起了时钟。上校把出殡的事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妻子喝咖啡的时候，他把吊床的一端解下来，一直卷到门后的另一端上。妻子想起了死者。

“他生于一九二二年，”她说，“正好比我们的儿子晚一个月，是四月七日。”在艰难的喘气的间隙里，她继续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咖啡，她简直是个用白色的软骨支撑起来的女人，坚硬的脊梁骨已经弯曲得成了弓形。呼吸功能的紊乱害得她常常自问自答。咖啡喝完了，而她却依然思念着死者。

“在十月里被埋葬该是可怕的呀！”她这样说，可是丈夫并没

有理睬她。他打开窗子，十月已经在院子里降临了。观赏着那些骤然变得翠绿的树木和在泥土中筑起的一座座小巧的殿堂，上校肚子里又感到了这个不祥的月份。

“我身上的骨头都发潮了，”他说。

“那是雨季的关系，”妻子回答说。“从一开始下雨，我就不断地提醒你穿上长统袜睡觉。”

“一星期前我就穿着长统袜睡觉了。”

蒙蒙细雨不停地下着，上校本想裹上一条毛毯，再到吊床上去，可是那不断传来的破铜钟声使他想起了出殡的事。“十月了，”他喃喃自语，同时向屋子中央走去。这时，他才想起了拴在床腿上的公鸡。那是一只斗鸡。

上校把妻子用过的杯子拿回厨房，在堂屋里给挂钟上了弦。挂钟镶嵌在一只木雕的框架里。对一个哮喘病患者的呼吸来说，卧室实在太狭窄了，而堂屋却迥然不同，它比较宽敞，里面放着一张铺有台布的小桌子，上面摆着一只石膏做的猫像，周围有四把藤制的摇椅。挂钟对面的墙上，贴着一个女人的画像，头上披着薄纱，站在一艘满载玫瑰的船上，身旁围了一群神魂颠倒的小伙子。

上校上完钟弦已经是七点二十分了。过了一会儿，他把公鸡带到厨房里，拴在炉子的一根支架上。然后，他把罐里的水换掉，在旁边放了把玉米。一群小孩从支离破碎的栅栏中间钻了进来，坐在公鸡周围，默不作声地看着。

“不要再看这只鸡了，”上校说，“看来看去会把鸡看坏的。”孩子们没有理睬他，其中有一个掏出口琴，吹起了一首悦耳的流行歌曲。“今天你别吹了，”上校对他说，“镇上死了人。”那个孩子把口琴装进裤兜里，上校便走进里屋去换衣服，准备去送葬。

由于妻子有病，那件白色的衣服还没有熨好，校不得不决定穿那件自从结婚以后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穿的黑呢制服。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箱底里找了出来。衣服用报纸包着。为了防虫蛀，里面还放了樟脑丸；妻子躺在床上，依然在思念死者。

“那人大概已经见到阿古斯丁了，”她说，“也许那人不会告诉阿古斯丁在他死后我们的处境吧。”

“这个时候他们大概正在为公鸡而争执不休呢，”上校说。

他在箱子里找到了一把又大又旧的雨伞。这把伞是妻子在一次为他的党募集资金而组织的政治抽彩中获得的。那天晚上，人们出席了一场露天晚会。天虽然下起了雨，但演出并没有中断。

上校、他的妻子和八岁的儿子阿古斯丁也去观看了这场演出。他们坐在雨伞下，一直坚持到散场。现在，阿古斯丁已经长眠地下，这把闪光发亮的绸伞套也已被蛀虫咬得千疮百孔了。

“你瞧我们这把马戏团里小丑式的雨伞成了什么样！”上校说了一句他很久以前曾经说过的话。他把伞举到头顶；打开了神秘的金属伞骨。“现在只能用来数数天上的星星了。”

他笑了。可是妻子并没有对雨伞瞥一眼。“一切都是这样，”她喃喃地说道，“我们人还活着就在腐烂了，”她闭上眼睛，沉浸在对死者更加深沉的思念之中。

由于很久以来没有镜子，上校便用手摸索着刮完了脸，接着，他又不声不响地穿上衣服。裤子小得象长衬裤一样，紧紧地裹在腿上，裤腿用带子打了个活结，扎在脚踝上，两条用同样料子做成的小布带把裤子系在两个缝在裤腰上的金黄色的扣子上，连裤带也用不着。那件颜色象古老的马粪纸、硬得也和马粪纸一样的衬杉，用一个铜钮扣扣着。这枚钮扣同时还用来扣假领。假领已经破烂不堪，上校只好不系领带了。

他每做一件事情，都仿佛是在从事意义重大的活动。他手上的骨头被一层亮闪闪、紧绷绷的皮肤包裹着，和脖子上的皮肤一样，上面布满了斑点。在穿那双上漆的短统皮靴之前，他先把沾在接缝上的泥巴刮掉。这时，妻子发现他的穿着打扮就象结婚那天一样。只是在这个时候，她才发觉自己的丈夫是多么苍老了。

“你好象是要去办一件大事，”她说。

“这次出殡就是一件大事，”上校说，“这是多年来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自然死亡的人。”

九点以后，雨停了。上校正准备出去，妻子拽住了他的衣袖。

“你梳梳头吧！”她说。

他试图用一把牛角梳把一根根灰白色的、硬得如同猪鬃一样的头发梳理得服帖一些。可是他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

“我大概象只鹦鹉吧，”他说。

妻子又把他仔细看了看，觉得不象。上校并不象鹦鹉。他是一个干瘦的男人，那坚硬的骨头似乎是用螺母和螺栓串连起来的。从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来看，倒还不象是保存在福尔马林溶液里的。

“这样很好，”她赞赏他说道。当丈夫正要离开房间时，她又说：

“请问一下大夫，是不是我们家里对他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

他们住在村头的一座房子里，房顶是用芭蕉叶盖起来的，墙壁上粉刷的白灰已经剥落。此刻雨已经不下了，空气却还很潮湿。上校沿着小巷向广场走去，两旁是鳞次栉比的房屋。当他走到中心大街时，浑身不由得一阵颤抖。他极目远望，镇子已经用鲜花点缀起来。那些身穿黑色衣服的妇女坐在家门口，等待着出殡的队伍过来。

上校到了广场，天又下起了毛毛雨，台球房的老板从门口看见了他，便张开双臂喊道：

“上校，等一等！我借给您一把雨伞。”上校头也不回地答道：“谢谢，我这样很好。”

出殡的队伍还没有出发，男人们穿着白衬衫，系着黑领带，打着雨伞在门口交谈。其中有个人看见上校一蹦一跳地越过广场上的水坑。

“到这儿来吧，老兄！”他大声喊道。

他在伞底下让出了一个空位。

“谢谢，老弟，”上校说。

可是，他没有接受邀请，而是径直走进屋里，去向死者的母亲表示慰问。他首先闻到的是各种各样的花儿散发出来的气味，接着他就觉得浑身发热，卧室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上校试图从他们中间挤过去。但是，这时有人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背上，从后面推着他，穿过了由一张张迷惑不解的面孔组成的夹道，把他推向屋子里头，一直推到了停放那个鼻孔又深又大的死者的地方。

死者的母亲正在那里用一把芭蕉扇驱赶爬在棺材上的苍蝇。另外一些身着缁衣的女人，在一旁看着死者的遗体，脸上露出了犹如在观看流水一样的神情。突然，有人在屋子深处喊了一声，上校把一个女人推到一边，侧身走到死者母亲的跟前，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他咬紧了自己的牙齿。

“我向您表示深切的慰问，”他说。

死者的母亲没有回头。她张开口嚎叫了一声，上校禁不住大吃一惊。在一片悲痛欲绝的哭叫声中，他感到自己被无形的人群向尸体跟前推去，便伸出双手，寻找支撑身体的东西。靠墙的地方早已被人占据，他没有能够挨着墙壁。有人用十分温柔的语气在他的耳边慢悠悠他说道：“小心点儿，上校！”他回头一看，原来是死者。可是，此刻他却没有认出死者，因为死者身上裹着白布，手里拿着一把短号；身子虽已僵硬，看上去却富有生气，似乎象他一样惊慌失措。他仰起头来，想在一片嚎叫声中呼吸点新鲜空气。这时，他看到那口上了盖的棺材沿着用鲜花铺成的斜坡朝门口滚去，花朵在墙上被挤得粉碎。上校浑身冒汗，感到关节疼痛。隔了片刻，他才明白自己已经来到街上，因为那蒙蒙细雨落在眼皮上，使他的视线模糊了。有人拉住了他的一只胳膊，对他说道：

“快点，亲家！我一直在等着您呢！”

此人名叫唐·萨瓦斯，是上校已故的儿子的教父。在他们党的所有领导人中，唯有他逃脱了政治迫害，至今还生活在镇上。

“谢谢，亲家，”上校答应了一声，便躲到雨伞下。两个人默默地走着。乐队奏起了哀乐，上校发现少了一把铜管。这时，他才第一次确信死者已经死了。“可怜的人！”他喃喃自语道。

唐·萨瓦斯干咳了一声。也用左手打着雨伞，因为他的身材比上校矮小，只得把伞柄举得几乎与头顶一般高。出殡的队伍离开广场以后，人们便开始交谈起来。这时，唐·萨瓦斯把他那张神情忧郁的面孔转向上校，问道：

“亲家，那只公鸡怎么啦。”

“还在那里呢，”上校回答说。这时，忽然听见有人高声喊道。

“你们把这个死鬼抬到哪里去。”

上校举目望去，看见镇长站在警察局的阳台上，摆出一副要发表演说的姿态。他穿着短裤和法兰绒上衣，浮肿的面颊上长满了胡须。吹鼓手们停止了演奏哀乐。过了一会儿，上校听出了安赫尔神父的声音，他正在与镇长吵吵嚷嚷地交谈。透过雨伞上滴滴嗒嗒的雨点声，上校听出了他们在谈些什么。

“怎么啦？”唐·萨瓦斯问。

“没什么，”上校回答说，“他们说出殡的队伍不能从警察局门前经过。”

“啊！我忘记了，”唐·萨瓦斯大声说道，“我总是忘记我们在戒严时期。”

“这可不是暴动，”上校说，“这是给一个可怜的音乐家送葬。”

出殡的队伍改变了路线。在贫民区，女人们一个个神色紧张，默默地看着他们走过。但随后她们却跑到大街上，叽里呱啦地赞扬和感谢死者，并向他告别，似乎以为死者在棺材里能够听得见她们的讲话。到了墓地，上校感到身体不适，唐·萨瓦斯把他推到墙边，让抬着死者的人们过去，同时，又转过脸来，笑眯眯地看着上校，不料却碰到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孔。

“你怎么啦，亲家？”他问道。

上校长叹了一声。

“十月了，亲家。”

他们顺着原路走了回来。雨早已停了，蔚蓝的天空也好象高了许多。“不会再下雨了，”上校这样想着。他感到舒服多了，但依然在凝神思索。唐·萨瓦斯的话打断了他的沉思。

“亲家，让医生给您瞧一瞧吧！”

“我没有病，”上校说，“不过一到十月份我就觉得肚子里好象有什么小动物在活动。”

“啊！”唐·萨瓦斯惊讶地喊道。他在自己的家门口告别了上校。这是一座新建的两层楼房，安有几扇锻铁窗户。上校也朝自己家里走去。由于没有穿丧服，他感到非常难过。隔了一会儿，他又从家里走出来，到街角上的一家商店买了盒咖啡，并给公鸡买了半磅玉米。礼拜四这一天，尽管上校想躺在吊床上，结果却仍然为公鸡忙碌了一天。近日来，雨一直不停地下着。

这一周，上校感到自己的内脏好象撕裂了，患哮喘病的妻子那急促的呼吸声，使他烦恼得好几个晚上都不能入睡。不过，在十月份一个礼拜五的下午，这喘气声倒是暂时停止了。阿古斯丁的伙伴们——他们与他一样，都是裁缝铺的见习生和斗鸡场上的狂热者——利用这个机会来看看公鸡是不是符合要求。公鸡符合要求。

当屋子里只剩下上校和妻子时，上校便回到了卧室。妻子已经恢复了常态。

“他们讲了些什么？”她问。

“他们可热心了，”上校说，“大家都在节衣缩食，把赌注下在公鸡身上。”

“我不知道这只如此丑陋的公鸡有什么东西被他们看上了，”妻子说，“我看它象个怪物：头与爪子相比，显得实在太小了。”

“他们讲，它是全省最好的一只鸡，”上校反驳说，“大约值五十个比索。”

他相信这个理由会证明自己下决心留下这只公鸡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他儿子的遗产。九个月前，儿子由于散发地下刊物，在斗鸡场上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了。“值这么多钱，简直是幻想，”妻子说，“这些玉米吃完以后，我们就得用自己的心肝来喂它了。”上校一边在衣柜里找他那条斜纹布裤子，一边在暗自思忖。

“只差几个月了，”他说，“听说一月份肯定要斗鸡。到时候我们可以卖更高的价钱。”

裤子还没有熨。妻子把它铺在锅台上，用两只在炭火上烤热的熨斗把它熨平了。

“你干吗那么着急上街呢？”她问。

“我要去邮局。”

“我忘了今天是礼拜五，”她回卧室时这样说道。上校已经穿好了衣服，但是还没有穿裤子。妻子瞧了瞧他那双鞋子。

“这双鞋该扔掉了，”她说“，你还是穿那双短统漆皮靴吧！”上校感到非常难过。

“这双鞋就象孤儿穿的，”他回答说，“每当我穿上它的时候，就感到自己好象是从孤儿院里逃出来似的。”

“我们是失去了儿子的孤父孤母，”妻子这样说。这一次她又把丈夫说服了。在轮船的汽笛还没有鸣响之前，上校就朝港口走去。他脚上穿着那双短统漆皮靴，身上穿着一条没系裤带的白色长衬裤和一件没有假领而上端用铜扣扣着的衬衫。他从叙利亚人莫伊塞斯的店铺里望着轮船靠岸。乘客们在船上一动也不动地呆了八个小时之后，精疲力尽地走下船来。乘客总是这样一些人：小贩以及上礼拜出去旅行，照例现在回来的本镇人。

最后一只船是邮船，上校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看着它靠岸。他发现了船顶上的邮包，邮包系在排气管上，上面覆盖着一层油布。十五年的等待使上校的直观感觉变得敏锐了，同时，那只公鸡也使他更加感到焦急不安。从邮差登上船到把邮包解下来背在背上，上校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上校紧跟在邮差后面，沿着和港口平行的大街走着。这两旁的商店和货栈犹如一座迷宫，里面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商品。每当上校尾随邮差从这里经过时，就感到焦虑不安，这种心情虽说与恐惧截然不同，但也同样使人感到紧张。医生正在邮局里等候报纸。

“大夫，我妻子让我问问您，是不是我们家对您有什照顾不周的地方，”上校对他说。

这是一个年轻的医生，长了一头油光发亮的鬈发，牙齿得那么整齐，简直有点令人难以相信。他问了问那位哮喘病患者的健康状况。上校向医生详细他讲述着妻子病情，而目光却注视着邮差往各个信箱里分装信件的一个动作。他干活时那种半死不活的样子使上校感到非常恼火。

医生收到了几封信和卷报纸。他把宣传科学的简报放在一边，便草草地看起信来。与此同时，邮差把邮件分给了在场的收件人。上校注视着写有他名字代号的那个信箱。一封蓝边的航空信使他的神情变得更加紧张起来。医生撕掉报纸包封上的邮票，念起那些标题醒目的消息。这时候，上校却凝视着他的信箱，盼望着邮差在它跟前停下来。但是，邮差走了过去。医生停止了读报他看了看上校，接着又瞧了瞧坐在发报机对面的邮差，然后瞥了上校一眼。

“我们走吧！”他说。邮差没有抬起头来。

“上校什么都没有，”邮差说道。

上校不由得感到一阵羞愧。

“我什么也不等，”他撒谎说，同时转过脸来，用那种完全孩童般的目光望了医生一眼。“没有人给我写信。”

他们两人一声不响地走回家去。医生一边走一边聚精会神地阅读报纸。而上校则以他那惯有的方式走着，如同一个人顺着原路走回来，寻找一枚丢失的硬币。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广场上的杏树正在把最后几片已经腐烂的叶子抖撒下来。当他们走到诊疗所门口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了。

“有什么消息？”上校问。

医生一边给他几份报纸，一边回答：

“不知道。在新闻检查允许公布的东西中，要从字里行间看出点名堂可难了。”

上校读了读那些引人注目的标题。在国际消息版上，上方第四栏是关于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报道。第一版几乎完全被一次葬礼出发的邀请占据了。

“没有选举的希望，”上校说。

“别天真了，上校！”医生说，“我们已经是大人了，用不着等待救世主。”

上校想把报纸还给他。但他谢绝了。

“您带回家去吧！”他说，“今天晚上看看，明天再还给我好了。”

七点刚过，楼上就响起了影评的钟声。安赫尔神父根据每个月从邮局里收到的电影分类目录，利用这个办法来介绍从道德角度对每部影片所作的评价。上校的妻子数着钟声，一共响了十二下。

“大家都认为不好，”她说，“大约一年来，大家认为所有的影片都不好。”

她放下蚊帐，嘟嘟嚷嚷地说道：“整个世界都已经腐败堕落了。”但是，上校没有发表任何议论。在躺下睡觉之前，他把公鸡拴好在床腿上。他关上大门，在卧室里喷了杀虫剂，然后把灯放在地上，铺好吊床就躺下看报了。

他按照顺序，从第一版看到了最后一版，甚至连广告也没有放过，十一点时，宵禁的号声吹响了。又过了半个小时，上校才看完报纸，他打开院门，向漆黑的夜幕中走去朝着一个叉形的支架撒了一泡尿，成群的长腿蚊向他袭来。当他回到卧室时，妻子还没有睡着。

“关于你们这些老军人，报上没有说些什么？”妻子问道。”

“什么也没有说，”上校回答道。他在上吊床前把灯熄灭了，“刚开始的时候，起码还公布一下享受退伍补助金的新人员名单，可是近五年来，什么也不说了。”

午夜以后，又下起雨来了。上校进入了梦乡，可是过了不久，由于肚子难受，他又醒来了。他发现屋子有个地方漏雨，便用毛毯把身子裹住，一直裹到头部，试图在黑暗中找到那个漏雨的地方。一股冰冷的汗水顺着他的脊梁骨淌下来他发烧了，感到自己好象泡在一个盛着明胶的池塘里，漂浮在水面上泛起的无数个同心圆之中。有人讲话了。上校躺在那张他作为革命者时用过的行军床上，跟他答话。

“你在和谁讲话？”妻子问。

“和一个英国人。他曾经化装成老虎出现在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军营里，”上校答道。他浑身滚烫，在吊床上翻了个身。“他是玛尔博劳公爵。”

早晨醒来，上校感到疲惫不堪。当第二次作弥撒的钟声响起时，他从吊床上跳了下来，又置身于被那只公鸡扰得心烦意乱的现实中，觉得自己的脑袋还在那些同心圆里旋转着。他有些恶心，起身走到院子里，然后又朝厕所走去，耳边传来一片细碎的小虫的唧唧声，闻到了雨季里那阴暗潮湿的气味。小厕所是用木板墙和锌皮顶盖成的，便池里冒出的阿摩尼亚气使空气陡然间变得非常稀薄。上校掀开便池盖，一群三角形的苍蝇就象冒出来的一股蒸气似的从里面飞了出来。

这是一场虚惊。上校蹲在没有冲刷过的便池的踏板上，心里感到一种想解溲而又解不出来的烦恼，那种急迫的感觉被消化道的一阵隐隐约约的疼痛代替了。“毫无疑问，”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十月份我总是这样的。”他摆出了他那既自负又天真的神态，直到内脏的不适缓和下来，然后才回卧室去看公鸡。

“昨晚你发烧说胡话了，”妻子说。

妻子在病了一个礼拜之后恢复了健康，开始收拾屋子了。上校竭力回想着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不是发烧，”他骗她说，“而是梦见了蜘蛛网。”和往常一样，妻子病愈后精神振作了起来。整个早上她把屋子翻了个个儿，除了挂钟和那张美人画外，她把每一件东西都挪了位置。她长得非常瘦小和灵巧，当她穿着灯芯绒拖鞋和扣得严严实实的黑色衣服走动时，就好象可以穿墙而过似的。不过，十二点以前，她已经恢复成为一个有着体形和体重的实实在在的人了。当她卧床不起的时候，简直成了一副空架子。现在，她在栽着羊齿和秋海棠的花盆之间踯躅着，身影布满了整个屋子。要是阿古斯丁还活着的话，我会唱起歌儿来的，”她一边说，一边在锅里搅动着，锅里煮的是切成了小块的热带土地出产的食物。

“你想唱就唱吧！”上校说，“烦恼的时候唱唱歌是有好处的。”

午饭后，医生来了。上校和妻子正在厨房里喝咖啡，医生推开了大门，高声喊道：

“病人都死了。”

上校站起来去迎接他。

“是的，大夫，”他一边说，一边朝堂屋走去。“我总是说，您的表是和秃鹫的表一起走动的。”

妻子回卧室去做检查身体的准备，医生和上校留在堂屋里。虽然天气炎热，但医生那件整洁的亚麻布衣服却散发出一般清凉的气味。当上校妻子告诉他们说她已经做好了准备时，医生便把装在一个信封里的三份简报交给了上校。他走进卧室时说，

“这是昨天的报纸上没有提到的事情。”

上校猜出是什么事情了。这是一份油印的关于最近国家大事的综合材料，是用来秘密传阅的，’它透露了内地武装反抗的情况，可他却感到灰心丧气。因为十年来的地下情报并没有向人们提供一个月比一个月更令吃惊的消息。当医生回到堂屋的时候，他已经看完了。

“这个病人的身体比我还好，”他说，“我要是不得这样的哮喘病，可要准备活到一百岁。”

上校忧伤地望了他一眼，一句活也没有说便把信封还给了他。可是医生却没有收下。

“给别的人传阅传阅吧！”他低声说道。

上校把信封藏进裤兜里，妻子从卧室走出来说：“大夫，有朝一日我死了，我也要把您带到地狱里去。”医生默默地笑了笑表示回答，露出了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他把一把椅子转过来对着小桌子，从药箱里取出了几瓶免费的样品药。上校的妻子经过他的身边朝厨房走去。

“请等一等，我去给您热咖啡。”

“不用了，非常感谢，”医生说道，同时在一张处方上开着药方。“我断然拒绝您给我下毒的机会。”

她在厨房里笑了。医生写完以后，就大声地念着处方。因为他知道，没有人能够猜得出他写了些什么。上校试图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起来。这时，妻子从厨房回来，发现他的脸色又象昨天晚上那样憔悴。

“今天一大早，他发烧了，”她指着丈夫说，“大约说了两个钟头有关内战的梦话。”上校大吃一惊。

“不是发烧，”他又恢复了常态，坚持这么说。“此外，”他又补充道，“有朝一日我感到不行了，我谁也不去麻烦，会自己躺倒在垃圾箱里的。”

接着，他便上卧室去找报纸。

“谢谢您的关照，”医生说。

他们一起朝广场漫步走去。这时，空气十分干燥，炎热的天气使马路上的柏油开始溶化了。上校在医生与他分手的时候，咬着牙低声问道：

“我们欠您多少，大夫？”

“眼下什么都甭管，”医生对他说，并在他的背上轻轻地拍了一下。“等公鸡斗赢了，我再收您一大笔钱吧。”

上校向裁缝铺走去，给阿古斯丁的伙伴们送那封秘密信件。自从他的同志们死了或者被驱逐出镇子以后，那儿便成了他唯一的避难所，而他也变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人。除了每个礼拜五盼望邮件外，就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

午后那炎热的天气使妻子的精神又振作了起来。她坐在走廊上的海棠中间，旁边放着一个装废衣服箱子，又一次干起了她经常干的那种奇迹般的事情：把那些废料变成新的衣服。她用衣袖做领子，把背上的布改成袖口，甚至能用颜色各不相同的小布块拼凑成美观的方块补钉。一只蝉儿在院里聒噪，太阳开始落山了。可是她并没有看到夕阳已经照射在海棠上。傍晚，当上校回到家里时，她才抬起头来，于是，她用双手按住脖子，不停地揉着后颈上的肌肉，说道：“我的脑袋僵硬得象一根棍子了。

“你的脑袋向来就是这样，”上校说，随即便发觉妻子全身裹着五颜六色的小布块。“你倒象一只啄木鸟。”

“你要是穿上它也得象半只啄木鸟，”她说着便摊开了一件用三种不同颜色的布块拼凑起来的衬衫，只有领子和袖口是同一种颜色。“有了这件衬衫，狂欢节的时候你就可以脱掉外套了。”六点的报时钟声打断了她的话。“主的天使告诉圣母玛利亚，”她一边大声地祈祷，一边拿着衬衫朝卧室走去。这时，上校便和那些一出校门就来逗引公鸡的孩子聊了起来。后来，他想起第二天就没有玉米喂鸡了，便走进卧室向妻子要钱。

“我想只剩下五角钱了，”她说。

她把钱包在一块手绢里，打了个结藏在床上的席子底下。这是阿古斯丁那台缝纫机的收益。九个月来，他们一分钱一分钱地花着这笔款子，支付自己和公鸡的必要开支。现在只剩下两枚贰角的和一枚壹角的硬币了。

“你去买一磅玉米，”妻子说，“用找回的钱买点明天喝的咖啡，再买四盎司奶酪。”

“再买一只金像挂在门上，”上校接过她的话说道，“光买玉米就得花四角二分呢！”夫妻俩沉思了片刻。“鸡是牲畜，也同样可以等待。”妻子首先开了腔，可是丈夫的脸色迫使她不得不重新考虑一番。上校坐在床上，双肘撑在膝盖上，把硬币在手里弄得铮铮作响。“这并不取决于我，”过了一会儿他说，“要取决于我的话，今天晚上我就可以把这只鸡炖上。花五十个比索饱餐一顿该是很美的吧！”他停了片刻，打死一只爬在脖子上的长腿蚊，然后便目不转睛地看着妻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我担心的是这些可怜的小伙子正在积蓄钱呢。”

妻子思索起来。她拿着装有杀虫剂的喷雾器在屋子绕了一圈。上校从她的神态上发现她有点精神恍惚，似乎在召集屋子里的幽灵，以便与它们商量，最后，她把喷雾器放在一张用石板搭成的小祭台上，两只糖浆色的眼睛呆呆地望着上校那一双同样颜色的眼睛。

“买玉米吧！”她说“，上帝会知道我们该怎么想办法的。”

“这简直是面包生面包的奇迹，”在此后的一个星期中，每当夫妇俩坐下来就餐时，上校总是重复着这句话。妻子那令人惊叹的缝缝、织织、补补的手艺，好象给他发现了一个凭空维持家庭经济的秘诀。十月份发病的间歇延长了。潮湿已被令人昏昏欲睡的气候所代替。金色的阳光使妻子的精神又振作起来。她用了三个下午的时间来梳理她那蓬乱的头发。“现在开始做弥撒了，”第一天下午，当妻子用一把梳齿稀疏的梳子把一根根长长的青丝理得平平整整时，上校这样说道。第二天下午，妻子坐在院子里，大腿上铺着一条白布单，用一把蓖子梳掉在她患病期间繁殖起来的虱子。第三天下午，她用熏衣草水洗了洗头，等凉干后便把头发扎起来绕了两圈盘在脑后，用一个压发梳把它固定住。上校依然在等待着，晚上，他躺在吊床上彻夜未眠，一连好几个钟头为着公鸡的命运而担忧。不过，礼拜三阿古斯丁的伙伴们来了。他们把公鸡称了称，公鸡合乎要求。这天下午，当他们打着在斗鸡场上公鸡将要获胜这样的如意算盘离开他家时，上校自己也感到非常满意。妻子给他理了发。“你使我年轻了二十岁，”他用双手摸着脑袋说道。妻子觉得丈大的话言之有理。

“我身体健康的时候，能够让死人复活。”她说。然而，她这种信心只持续了短短的几个小时，除了挂钟和那幅美人画外，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卖了。礼拜四晚上，面对着山穷水尽的处境，妻子流露出焦虑不安的心情。

“你别担心，”上校安慰她说“，明天就来信了。”第二天，上校在医生的诊疗所前面等候邮船。

“飞机真是个奇妙的东西，”上校双目凝视着邮包说道“听说一个晚上就可以到达欧洲。”

“是这样的，”医生一边说，一边用一份画报扇风，上校看见邮差呆在一群等船靠岸后就要跳上去的人中间。邮差第一个跳上船去，从船长手里接过一封盖有火漆邮戳的信件，然后，又爬上了船顶。邮包系在两个油桶之间。“但也并不是没有危险，”上校接着说。邮差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可是，他又在冷饮桌上那五颜六色的瓶子中间看见了他，“人类没有白白地进步。”

“现在飞机比船还要安全，”医生说，“无论遇上什么风暴，它都可以在两万英尺的高空飞行。”“两万英尺，”上校茫然不解地重复道，他还没有领会到这个数字的含义。

医生兴致勃勃，用双手把画报摊开，使它保持绝对平稳。

“平稳极了，”他说。

但是，上校却把注意力集中在邮差身上。他看见邮差左手端着一只杯子，正在痛饮冒着玫瑰色泡沫的汽水。他的右手拿着邮包。

“另外，在海里还停泊着船只，同夜间航行的飞机不断地保持着联系，”医生继续说道，“有这么多的防备工具飞机比船只安全多了。”

上校朝他瞥了一眼。

“当然了，”他说“，想必平稳得象地毯一样。”

邮差径直朝他们走来。在一种抑制不住的焦急心情的驱使下，上校向后倒退了几步，力图看清那封盖有火漆邮戳的信件上的名字。邮差打开邮包，把一捆报纸交给了医生，然后，他撕开装有私人信件的大信封，检查一下投寄的信件是否正确，接着就念收信人的名字。医生打开了报纸。

“还是苏伊士运河问题，”他看完那些醒目的标题后说，“西方丢掉了这块地盘。”

上校没有看标题。他在竭力设法使自己的胃病不要发作。

“自从实行新闻检查以来，报纸除了谈论欧洲外，别的什么都不谈了。”他说，“最好是欧洲人都到这里来，我们到欧洲去。这样，大家都可以知道本国发生的事情了。”

“在欧洲人看来，南美只不过是个手拿吉他和手枪、长着大胡子的人，”医生嘲笑报纸说，“他们不懂得这个问题。”

邮差把信交给他，把其余的信都塞进了邮包，又把邮包口系上。医生打算看他的两封私人信件，可是，在撕开信封之前，他看了看上校，然后又看了看邮差。

“上校什么都没有？”

上校感到一阵恐惧。邮差把邮包背在肩上，走上了人行道，头也不回地答道：

“没有人给上校写信。”

和平常的习惯相反，上校没有直接回家。他在裁缝铺里喝了点咖啡。这时，阿古斯丁的伙伴们正在那里翻阅报纸。上校感到失望了。他本想在那里一直呆到下一个礼拜五，免得当天晚上两手空空地回家去见妻子。可是，当裁缝铺关门的时候，他不得不面对现实了，妻子一直在等着他。

“什么也没有？”妻子问。

“什么也没有，”上校回答说。

下一个礼拜五，上校又去等候邮船。可是，和以往的每个礼拜五一样，他没有收到他所盼望的信件回家了。“我们已经等够了，”这天晚上妻子对他说，“为一封信等了十五年，可真需要有你老牛一样的耐心。”上校爬上吊床去看报了。

“要耐心等候轮到我们的那一天，”他说，“我们的号码是1823。”

“从我们开始等候起，这个号码已经在彩票上出现过两次了，”妻子反驳说。

象往常一样，上校把报纸从第一版翻阅到最后一版，连广告也没有放过。然而，这一次他却没有全神贯注阅读。他一边看着报，一边想着他的老军人退伍补助金。十九年前，议会颁布了退伍法之后，他就着手提出享受退伍补助金的证据，前后一共花了八年的时间。接着，又用了六年的时间，才使自己的名字列入了登记表，这是上校收到的最后一封信。

宵禁号吹过后，上校才看完报纸。他刚要熄灯，发觉妻子还没有睡着。

“那些剪报你还留着吗？”妻子想了想。

“是的。大概和其他纸放在一起。”

她钻出蚊帐，从柜子里取出一个木箱子，里面放着一叠按日期排列得整整齐齐、用橡皮筋捆着的信件。她找到了律师事务所答应为获取战争抚恤金而积极周旋的那份通知。

“我提醒过你该换个律师，要是你听了我的话，我们兴许早就领到退伍补助金了，早得有的是时间来花掉它，”妻子这样说，顺手把剪报递给了丈夫。“如果象印第安人那样，在我们死后人家才把钱放进棺材里，那我们就什么也得不到了。”上校阅读了两年前的剪报。他把剪报装进挂在门后的那件衬衫口袋里。

“糟糕的是更换律师需要钱。”

“用不着，”妻子满有把握地说，“可以写信告诉他们。等领到退伍补助金后，他们爱扣多少就扣多少。这是能让他们关心这件事的唯一办法。”

就这样，礼拜六下午上校去拜访他的律师。他看到律师时，律师正躺在吊床上。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黑人，只有上颌还有两颗牙齿。他把脚伸进木拖鞋里，起身打开了事务所的窗户。窗户底下有一架积满灰尘的自动钢琴，在乐谱卷筒的空隙之间，有几本旧帐簿和一套杂乱无章的公共开支检查简报汇编，里面用胶水粘着一些纸片：《官方日报》的剪报。这架没有键盘的钢琴同时还当作写字台用。律师在一把弹簧椅子上坐了下来。上校在未说明来意之前，脸上流露出了惴惴不安的神色。

“我提醒过您，事情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得到解决的，”律师趁上校说到一半停顿一下的时候向他指出。律师感到热得透不过气来，把坐在弹簧椅子上的身子向后靠了靠，用一块作广告的马粪纸当扇子扇了起来。

“我的代理人常常给我写信，说不应该失望。”

“十五年来总是这样说的，”上校反驳说，“这倒开始象那个阉鸡的故事了。”

律师把他经营的艰难绘声绘色地做了一番描述。对他那老年人的臀部来讲，椅子显得太小了。“十五年前，事情要容易得多，”他说，“那时有一个由两党成员组成的全市老军人联合会。”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灼热的空气，接着说出了下面一句好象他刚刚发明出来的格言：

“团结就是力量。”

“可在这件事上并没有显示出力量，”上校说，他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孤独的处境。”我所有的同志都在等待邮件中死去了。”律师的表情没有显出丝毫的变化。

退伍法颁布得太晚了，”他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象您那样走运，二十岁就当上了上校。另外，有一笔特殊的经费没有计算在内，因此政府不得不对，预算作了修改。”

这真是老生常谈。每当听到这些话时，上校心里就觉得反感。“这不是乞求，”他说，“不是对我们的恩赐。为了拯救共和国，我们把性命都豁出去了。”律师张开了双臂。

“是这样的，上校，”他说，“人类的忘恩负义是无止境的。”这种老调上校也是熟悉的。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是在内埃尔兰迪亚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天。这一天，政府向二百名参加过革命的军官答应给予旅费补助和救济。一个大部分由学校里逃出来的青年组成的革命营，驻扎在内埃尔兰迪亚的高大的木棉树周围，足足等了三个月。后来，他们自己设法回到家里，在家里继续等待。几乎过了六十年，上校还在等待着。

追忆往事，他无比激动，显出了一副事关重大的严肃神态，他把右手——纯粹是由筋腱连接起来的骨头——撑在腿骨上，低声说：

“我已经作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

律师感到迷惑不解。

“什么意思？”

“我要更换律师。”

一只母鸭走进了事务所，后面跟着几只黄色的雏鸭。律师站起来，把它们赶了出去。“请便吧，上校，”他一边说，一边驱赶着这些家禽。“请便吧。我要是能创造奇迹的话，就不住在这个牲畜栏里了，”他把一个木制的栅栏放在院门口，然后又坐到椅子上。

“我儿子干了一辈子活，”上校说，“可我的房子都已经抵押出去了。对律师来讲，退伍法就是一笔终身养老金。”

“对我来说并不是这样，”律师反驳说，“我连最后一分钱都用在办理案件上了。”想到自己言语失当，上校心里感到难过。

“这就是我要说的，”他纠正说，并用衣袖擦了擦前额。“天气这么热，真叫人头昏脑胀。”

隔了一会儿，律师翻遍了整个事务所，寻找授权证书。此时，阳光照射在用未曾刨过的木板搭起来的简陋的屋予中央。律师徒然找遍了各个角落后，便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从自动钢琴底下捡起了一卷公文。

“在这儿。”

他把一张盖有印戳的纸交给了上校。“我必须给我的代理人写信，让他们把副本作废，”最后他这样说道。上校掸了掸那张纸上的灰尘，把它装进了衬衫兜里。

“您自己把它撕毁吧！”律师说。

“不，”上校回答说，“这是二十年的纪念，”他希望律师继续寻找文件，可是律师并没有这样做。他走到吊床旁边擦了擦汗，又从那里透过一道反光看了看上校。

“我还需要收回那些文件，”上校说。

“什么文件？”

“证据。”

律师张开了双臂。

“这的确是不可能的，上校。”

上校惊慌起来。在马孔多地区的那场革命中，他作为一名司库，曾经赶着一头驮着两箱子内战经费的骡子，做了一次六天的艰辛旅行。在条约签订”前半个小时，他牵着那头即将饿死的骡子，赶到了内埃尔兰迪亚军营。大西洋沿岸地区革命力量的总军需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收据上签了字，把两箱子的经费登记到了收款薄内。

“这些文件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上校说，“其中有一张是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亲笔签字的收据。”

“我完全同意，”律师说，“可是这些文件在成千上万的办公室中经过成千上万只手传来传去，弄得谁也不知道现在在国防部的什么部门里了。”

“这样的文件任何一个官员都不会不加注意就把它传走的，”上校说。

“可是近十五年来，官员们已经更换了许多次，”律师断言道，“您想，有七届总统，每届总统至少更换了十次内阁，而每个部长又至少更换了一百次下属。”

“可是谁也不会把文件带回家去，”上校说，“每个新任官员应该在它原来的地方找到它。”律师感到恼火了。

“而且，即使这些文件现在从部里找出来，还得等下畸已才能列入登记表。”

“没关系，”上校说。

“这是几个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不要紧。贪多者必失。”

上校把一本格子纸、钢笔、墨水瓶和一张吸墨纸拿到堂屋的小桌上，并把卧室的门打开，以便有什么事好同妻子商量。妻子正在念玫瑰经。

“今天是几号？”“十月二十七。”

他在认真地写信，如同老师在学校里教他的一样，拿笔的那只手放在吸墨纸上，腰板挺得笔直，以利于呼吸。堂屋的门关着，使人感到热得难以忍受。一滴汗珠掉在信纸上，上校用吸墨纸把它吸干了。接着，他想把那几个已经被汗水弄得模糊不清的字擦去，却弄成了一团墨迹。他没有感到恼火。他写了个“请注意”的符号，并在旁边注上：应得的权利。”然后又把整段读了一遍。

“我是哪一天被列入登记表的？”妻子想了想，仍在继续念经。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

过了一会儿，开始下雨了。上校写了满满一张纸，字迹潦草，字体粗大而又略带稚气，就象马瑙雷公立学校的教师教他写的一样。后来，他又写了半页，并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他把信读给妻子听，她对每一句话部点头表示同意。读完信以后，上校封好信封，把灯熄灭了。

“你可以求人帮你用打字机打一下。”

“不，”上校回答说“，我求人已经求得厌烦了。”

足足有半个钟头，他感到雨点打在屋顶的芭蕉叶上，镇子被瓢泼大雨吞没了。宵禁号响过后，屋子里有个地方开始漏雨了。

“这件事早就该办了，”妻子说，“你还是直接去谈一谈的好。”

“什么事只要着手办了就不能算太晚，”上校一边说，一边望着漏雨的地方。“等房子抵押期满了，也许一切都解决了。”

“还差两年呢！”妻子说。

他点上灯，在堂屋里找到了漏雨的地方，他把鸡食盆放在它的下面，转身回到卧室，身后传来了雨点滴在空洋铁罐里的清脆的响声。

“为了想赚钱，他们可能会在一月份以前就把这件事解决的，”他这样说道，并以此来宽慰自己。“那时阿古斯丁已经满了周年，我们也可以上电影院了。”妻子低声地笑了。“我现在连那些动画片也记不起来了，”这则’，上校想透过蚊帐看她一眼。

“你最后一次上电影院是在什么时候？”

“一九三一年，”她说“，上映的是《死者的心愿》。”

“有搏斗吗。”

“一直没有搞清楚。当恶魔企图抢夺姑娘的项链时，下起暴雨来了。”

伴随着淅沥的雨声，他们进入了梦乡。后来，上校觉得肚子里有些不舒服，但并没有惊慌。他毕竟快要从又一个十月里活过来了。他用一条羊毛毯把身子紧紧地裹住。不一会儿，便听到了妻子那急促的呼吸声。她正在另一个遥远的梦乡中遨游。于是，他神志清醒他讲起话来。

妻子醒来了。

“你跟谁讲话？”

“没有跟谁，”上校说，“我在想，在马孔多开会时，我们告诉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不投降是对的。投降把一切都毁了。”

雨整整下了一个礼拜。十一月二日这一天，妻子违背上校的意愿，带着鲜花去给阿古斯丁上坟。从墓地回来后，她又犯病了。这是艰辛的一个礼拜，比十月份的四个礼拜还要难熬，上校原以为她是活不过这几个礼拜的。医生在看望病人以后，走出卧室时喊道：“得了这样的哮喘病，我得准备把全镇子的人都埋葬掉！”但是，这句话是他私下同上校讲的，他还为病人规定了一项特别的饮食制。

上校也犯病了。他在厕所里一连蹲了好几个钟头，觉得非常难受。他出了一身冷汗，感到内脏都腐烂了，一小块一小块地掉下来。“是雨季的关系，”他重复地他说着这句话，但没有失望。“雨一停，一切都会大不相同的，”他真的相信会是这样，确信当信件到达的时候他还活着。这次该他为家庭经济操劳了。他不得不多次咬着牙去向附近的商店借钱。“下礼拜就还，”每次他都这样说，可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这是实话。妻子在大病后认出丈夫时，异常惊讶。

“你瘦得皮包骨头了，”她说。

“我正在精心保养，准备把自己卖掉，，上校说，“我已经被一家黑管厂订购了。”

但实际上，他之所以能撑着活下来，仅仅是因为他对来信还抱着希望。他精疲力竭，那一个个不眠之夜使他的身体垮了下来。他不能再照顾他自己和公鸡的生活了。十一月下半月，他觉得如果没有玉米喂养这只鸡，过两天它准会死去的。这时候，他突然想起了七月份曾将一把菜豆挂在炉壁上面。他打开笼子，把一小盆干豆种放在公鸡跟前。

“你过来，”妻子说。

“等一会儿，”上校一边回答，一边观察着公鸡的反应。“真是饥不择食啊！”

他看见妻子正想从床上坐起来，被疾病折磨垮了的身子散发着一股草药味。她一字一板、字斟句酌地说：

“你马上把这只鸡脱手了吧！”

上校早已料到了这一时刻，自从儿子被打死和他决定把鸡留下来的那天下午起，他就等待着这一时刻。他有充裕的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

“已经没有必要了，”他说，“再过三个月就要比赛了，那时候我们可以卖更高的价钱。”

“不是钱的问题，”妻子说：“小伙子们来了以后，你告诉他们把鸡带走，他们爱把它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留着它是为了阿古斯丁，”上校用他早已想好的理由说，

“你设想一下他来告诉我们公鸡获胜时的那种表情吧！”妻子真的想起了儿子。

“是这些该死的鸡他毁了！，她嚷道，如果一月三日那天他留在家里，也不会碰上那个恶时辰。”她用枯瘦的食指指着大门，大声说：

“记得当他把鸡挟在胳肢窝里出去的时候，我好象看见了。我提醒他不要去斗鸡场找倒霉的时辰，他却不满地对我说：‘得了吧，今天下午我们就要发大财了’。”

她筋疲力尽地倒下了。上校轻轻地把她扶到枕头上，目光碰到了一双与他的一模一样的眼睛。“你别动！”他说，同时感到自己的肺内在呼呼作响。瞬时间妻子昏昏欲睡，闭上了眼睛。当他重新睁开眼睛时，感到呼吸平静多了。

“这都是因为我们的处境啊！”她说：“把面包从我们的嘴里夺走，去喂一只鸡，这真是罪孽！”

上校用床单给她擦干了前额上的汗水。

“谁都不会在三个月内死去的。”

“可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吃什么？”妻子问。

“不知道，”上校回答说，“不过，要是我们会饿死的话，那我们早就死了。”

公鸡非常神气地站在空盆前。当它看见上校时，从咽喉里发出了一种活象人在自言自语的声音，并且把头转了过去。上校朝它露出了会意的微笑。

“生活是艰难的，伙伴。”

他从家里出来上了大街，在午休中的镇子里游逛，脑子里什么也没有考虑，甚至也不想使自己相信他的问题是不会得到解决的。他在那些偏僻的街巷里走着，直到精疲力竭才回到家里。妻子听到他进屋的声音，便叫他到卧室去。

“什么事？”

她没有瞧丈夫一眼就回答说：

“我们可以把钟卖掉。”上校早就这样考虑了。“我可以肯定，阿尔瓦罗立刻就会给你四十个比索的，”妻子说，“你想，他买缝纫机是多么轻而易举啊！”

他说的是裁缝，阿古斯丁曾经为他干过活。

“明天早上可以和他谈一谈，”上校同意道。

“不是什么明天早上谈，”妻子纠正说，“你现在就把钟带去，放在桌子上，对他说：‘阿尔瓦罗，我把钟给您带来了，请您买下吧！’他会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的。”上校心里感到不快。

“这和扛着那耶稣的棺材在街上走一样，”他反驳说。人家在街上看见我扛着这样一个玻璃柜，就会拿我当作拉斐尔埃斯卡洛纳创作一首歌曲的材料了。”

但是，这次妻子又把他说服了。她亲自把钟取下来，用报纸包好，放在丈夫的手里。“你要是搞不到四十个比索，就别回来！”她说。上校把包裹挟在腋下，朝裁缝铺走去。他看见阿古斯丁的伙伴们正坐在门口。

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给上校让了个座位，此时此刻，上校心乱如麻。“谢谢，”他说“，我是从这儿路过的。”这时阿尔瓦罗从铺子里走了出来，走廊的两根柱子上系着一根铁丝，上面晾着一块湿淋淋的卡其布。阿尔瓦罗是个体格强壮、虎头虎脑的小伙子，长着一双迷人的眼睛，他请上校坐下。上校的精神又振作了起来。他把凳子靠着门框坐了下来准备等到只剩下阿尔瓦罗一个人的时候同他商谈那笔生意。他突然发现自己被一张张神秘莫测的面孔包围着。

“我不想打断你们的谈话，”他说。

他们表示没有什么，其中一个还向他欠了欠身，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阿古斯丁写信了。”

上样看了看空荡荡的大街。

“说了些什么？”“跟往常一样。”

他们递给上校一张地下传单。上校把它装进裤兜里，然后一声不吭地呆在一旁，用手指轻轻地敲打着包裹，直到发觉有人注意到了，他不禁一怔。

“您那儿拿的是什么，上校？”

上校避开了赫尔曼那双目光敏锐的绿色眼睛。

“没有什么，”他撒谎说，“我把钟带给那个德国人，让他给我修一修。”

“别傻了，上校，”赫尔曼说，同时企图把那个包裹夺过来。

“等一等，让我看一下。”

上校谢绝了。他什么也没有讲，眼皮却变成了紫色。其他人都坚持要看看包裹。

“让看看吧，上校。他懂机械。”

“可我不想麻烦他。”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赫尔曼争辩说，同时把钟拿了过来。

“德国人会向您索取十个比索，然后原封不动地把钟还给您。”赫尔曼拿着钟进了裁缝铺。阿尔瓦罗正在用缝纫机做衣服，屋子深处，一颗钉子上挂着一把吉他，下面有个姑娘在钉扣子。吉他上贴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勿谈政治”。上校感到自己支持不住了，便把两只脚蹬在凳子的横档上。

“臭狗屎，上校！”

上校吓了一跳“，别讲脏话！”他说。

阿方索把眼镜往鼻子上按了按，仔细地察看上校的短统靴。

“是因为这双鞋的缘故，”他说，“您可是第一次穿他娘的这种鞋子吧！”

“但是说话嘴里可以放干净点嘛，”上校一边说，一边把他那双短统漆皮靴的底子抬了起来。“这双鬼鞋已经有四十年的历史了，可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讲它的坏话。”“好了，”随着钟铃的响声，赫尔曼在里面喊道。在另一间屋子里，有个女人敲着隔墙嚷道：

别弹吉他了，阿古斯丁去世了还不到一年呢！”人们不禁哄然大笑。

“是个钟。”

赫尔曼拿着包裹走了出来。

“没有什么毛病，”他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陪您回家把钟挂好。”

上校谢绝了他这种自愿效劳的表示。

“我欠您多少钱？”

您别放在心上，上校！”赫尔曼一边回答，一边又回到他在人群中的座位上。“一月份让公鸡偿还吧！”

于是，上校找到了一个顺水推舟的好机会。。

“我建议您一件事，”他说。

“什么事？”

“我把公鸡赠送给您，”他看了看周围人们的面孔，“我把公鸡赠送给你们大家。”

赫尔曼茫然不解地瞥了他一眼。

“我年纪太大，不适宜干这种事了，”上校接着说，同时使自己的语气显得严肃而具有说服力。“对我来讲，责任可太大了。几天来，我一直觉得这只小动物要死了。”

“您别担心，上校，”阿方索说，“那是因为在这个季节鸡正在换毛，它的毛孔发炎了。”

“下个月它就会好的，”赫尔曼肯定他说道。

“不管怎么样，我不想要它了，”上校说。赫尔曼睁大了眼睛，想看穿上校的心思。

“您要明白事理，上校！”他强调说，“要紧的是，把阿古斯丁的鸡带到斗鸡场上的应该是您，而不是别人。”

上校对他的话考虑了片刻。“我明白，”他说，“因此我才把它保留到现在，”他咬了咬牙，感到身上增添了力量，接着说：

“糟糕的是还差三个月呢！”

只有赫尔曼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缘故，那没有问题，”他说。

他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其他人都接受了。傍晚，当上校挟着包裹走进屋子时，妻子感到幻想已经破灭了。

“什么也没有弄到？”她问。

“什么也没有弄到，”上校回答说，“可是现在不要紧了，小伙子们将负责喂养公鸡。”

“亲家，请等一等，我借给您一把雨伞。

唐·萨瓦斯打开办公室的壁橱，看见里面放着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一捆马靴，马镫和马肚带，以及一只盛满飞燕草的铅桶。在壁橱的上部，挂着半打雨伞和一把女式阳伞。上校想起了一场灾难所造成的破坏。

“谢谢，亲家，”他把胳膊肘撑在窗台上说道，“我宁愿等到雨停了再走。”唐·萨瓦斯没有把壁橱关上。他坐在写字台旁边，电扇的风正好吹到他身上，不一会儿，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用棉花裹着的针管，上校透过丝丝细雨观赏着铅灰色的杏树。这是一个寂静的下午，街上空无一人。

“从这个窗口看去，雨是另外一种样子，”他说，“就好象在别的镇子里下着似的。”

“无论从哪儿看，雨总是雨，”唐·萨瓦斯反驳说，他在垫着玻璃板的写字台上煮着针管。“这个镇子真是糟糕透顶了。”上校耸了耸肩膀。他朝办公室里面走去。这是一间铺着绿色

瓷砖的大厅，里面陈设着罩有各种深色布套的家具。大厅深处，

杂乱无章地堆放着盐包、盛着蜂蜜的皮囊以及马鞍。唐·萨瓦斯用一种完全淡漠的目光注视着他。

“我要是您的话，我就不这么想，”上校说。

他坐下来，两条腿交叉着，泰然自若地望着伏在写字台上的

唐·萨瓦斯。这是个身材矮胖但肌肉松弛的人，眼睛里流露出蛤蟆般的忧伤神色。

“去看看医生吧，亲家！”唐·萨瓦斯说，“自从送葬那天起，您就显得有点儿忧伤。”上校把头抬了起来。

“我很好呀！”他说。

唐·萨瓦斯等着针管煮好了。“我要是能说这样的话该有多好啊！”他伤感地说道，“您多么幸运啊！可以把一个铜马镫吃下去。”他注视着自己那毛茸茸的手背，上面长满了棕褐色的斑点。他的手上戴着结婚戒指，上面还套着另一只黑玉石的。

“是这样，”上校承认说。

唐·萨瓦斯在那个联通办公室和其他房间的门口呼唤他的妻子，接着便开始悲伤地解释他的饮食制。他从衬衫兜里掏出一个小瓶子，倒出一片菜豆般大小的白色药片，放在写字台上。

“无论到哪儿都得带上这玩艺儿，简直是活受罪！”他说，

“就好象把死神揣在衣兜里一样。”

上校走到写字台旁边，把药片放在手掌上仔细观察，直到唐·萨瓦斯请他尝尝药片的滋味。

“这药是为了让咖啡变甜的，”唐·萨瓦斯对上校解释说，

“是糖，但又没有糖。”

“当然，”上校说，唾液里带着一股令人难受的甜味。“这有点儿象敲钟而又没有钟一样。”妻子给他打完针后，唐·萨瓦斯把胳膊肘撑在桌子上，双手捧着两颊，上校不知道如何是好，妻子关了电扇，把它放在铁匣子上，然后便朝壁橱走去。

“雨伞同死亡有点儿关系，”她说。

上校对她的话没有在意。为了等候邮船，他四点钟就从家里

出来了。但因为下雨，他不得不到唐·萨瓦斯的办公室来躲避一下，当邮船的汽笛鸣响时，雨还在下着”。

“大家都说死者是个女的，”唐·萨瓦斯的妻子接着说。她身体肥胖，个子比丈夫还高，上嘴唇长着一块毛茸茸的肉疙瘩，讲起话来犹如电扇一样嗡嗡作响，“可我不认为是个女的。”说着便关上壁橱，转身看着上校的眼睛，用商量的口气说。

“我认为是一头长着爪子的动物。”

“可能的，”上校表示同意说，“有时候会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他想，这时邮差也许披着油布雨衣跳上邮船了。自从他更换律师以后，已经过了一个月。他有权等候答复。唐·萨瓦斯的妻子继续谈论着死人的事，直到发觉上校那出神的样子才住口。

“亲家，”她说“，您大概有什么事情担忧吧。”这时，上校从沉思中清醒了过来。

“是这样，亲家，”他骗她说，“我在想，现在已经五点了，可还没有给鸡打针呢。”她感到莫名其妙。

“就象给人打针一样，还要给一只鸡打针！”她大声说道，

“这简直是亵渎神明啊！”

唐·萨瓦斯再也忍不住了。他仰起了那张涨得通红的面孔。

“把你的嘴闭上一会儿吧！”他对妻子命令说。妻子真的用双手把嘴捂上了，“你胡说八道，把我的亲家打扰了半个小时。”

“没什么，”上校不同意地说道。

妻子走了出去，“砰”的一声把门拉上了。唐·萨瓦斯用一

块带着浓烈的熏衣草味的手绢擦了擦脖子。上校走到窗口，雨还在无情地下着。一只两条腿又长又黄的母鸡正在穿过空旷的广场。

“真的在给鸡打针吗？”

“真的，”上校说“，训练下星期就要开始了。”

“这是胡闹，”唐·萨瓦斯说，“您已经不适合干这种事情了。”

“您说得对，”上校说“，但是这不足以成为掐死它的理由。”

“这是蠢人的胡闹，”唐·萨瓦斯一边说，一边朝窗口走去。上校感到自己的呼吸就象拉风箱似的。他的亲家的一双眼睛对他流露出怜悯的神色。

“听我的劝告吧，亲家，”唐·萨瓦斯说，“赶快把这只鸡卖掉，不然就太晚了。”

“无论干什么事都不太晚，”上校说。

“您别不通情理，”店萨瓦斯坚持说，“这是一桩一举两得的买卖。一方面可以甩掉这个使人头痛的鬼东西，另一方面又可以给衣兜里装进九百个比索。“

“九百个比索！”上校惊讶地叫道。

“九百个比索。”

上校理解这个数字的含义。

“您认为有人肯为这只鸡付这么多的钱。”

“不是我认为不认为的问题，”唐·萨瓦斯答道，“而是有绝对把握。”

这是上校上缴了那笔革命经费以来脑子里出现过的最大数字。从唐·萨瓦斯的办公室出来时，他感到肚子里一阵剧烈的绞痛。但他心里明白，这次疼痛不是气候造成的。在邮局里他直截了当地对邮差说：

“我正等着一封急信，是航空的。”

邮差在信箱里找了一番。他念完信上的名字后，又把信放回各自的信箱里，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拍了拍手掌上的灰尘，意味深长地看了上校一眼。

“这封信今天肯定要到我的手里，”上校说。

邮差耸了耸肩膀。

“唯一肯定要到来的是死亡，上校。”

妻子端着一盘玉米渣迎接他。他默默地吃着，每吃一勺就停下米，长时间地沉思着，妻子坐在他的对面，发觉家里有什么东西变样了。

“你怎么啦？”她问。

“我在想着那个操着决定退伍补助金大权的职员，”上校说，“五十年以后，我们将安安静静地呆在地底下，而那个可怜的家伙每个礼拜五都得受苦，盼望着自己的退休金。”

“这是个不吉祥的征兆，”妻子说，“那就是说你已经开始甘愿忍受了。”接着她又吃起了玉米渣，但是过了一会儿她才发觉丈夫还在沉思着。

“你现在要干的事是把这些玉米渣吃掉。”

“这很好吃，”上校说“，哪儿来的？”

“从公鸡身上弄来的，”妻子回答说，“小伙子们给鸡带来了那么多玉米，我们就和鸡共同享用了。生活就是这样。”

“是这样，”上校长叹道“，生活是人们发明的最好的东西。”他看了看拴在炉架上的公鸡，这一次他发觉这只家禽已经变样了。妻子也瞥了它一眼。

“今天下午，我不得不用棍子把那些孩子赶走，”她说，“他们带来了一只老母鸡，让它跟公鸡交配。”

“这又不是头一次，”上校说，“这和各个镇上的人对奥雷利亚诺·布思迪亚上校所做的一样。人们常常带着小姑娘去跟他交配。”她觉得这种事实在荒唐可笑，公鸡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怪叫，传到走廊上，就象有人在窃窃私语一样。“有时候我觉得这只公鸡要说话了，”妻子说道。上校又看了公鸡一眼。

“这是一只能够换到现钱的公鸡，”他说。他一面吃着一勺玉米渣，一面在盘算：“这笔钱可以供我们生活三年。”

“幻想是不能吃的，”妻子说。

“不能吃，但却可以充饥，”上校反驳说，“这有点儿象萨瓦斯亲家的神奇的药片。”

当天晚上，上校一夜都没有睡好。他力图把那个数字从脑海中抹掉。第二天吃午饭时，妻子端来两盘玉米渣，低着头一声不吭地吃完了她自己的那一盘。上校感到被一种阴郁的心情感染了。

“你怎么啦？”

“没什么，”妻子回答说。

他觉得这次轮到妻子撒谎了。他想安慰安慰妻子，但她却坚持这样说。

“没有什么奇怪的，”她说，“我在想，那位死者离开我们快两个月了，可我还没有去吊唁呢。”

这天晚上她去吊唁了。上校陪她去死者的家里。后来，在扬声器播出的乐曲声的吸引下，他朝电影院走去。安赫尔神父坐在他的办公室门口，看看哪些人竟然在他已经敲过十二下警钟之后还来看电影。影院入口处，那一束束灯光、刺耳的乐曲以及孩子们的喊叫声在抵制着他的警告。有个孩子用木棍做的猎枪威胁着上校。

“公鸡怎么样啦，上校？”他用蛮横的语气问道。

上校举起了双手。

“公鸡还在那里。”

一幅用四种颜色写成的广告占满了影院的正墙，上面写着：（夜半圣母》。这是一个身穿舞衣的女人，一条大腿裸露在外面。

上校继续在附近徘徊，直到远处雷电交加才回去找她的妻子。

她不在死者的家里，也没在自己家里。上校估计很快就该吹宵禁号了，可是钟已经停了。他等候着妻子，感到暴风雨正在朝着镇子移动。正当他打算再出去一趟的时候，妻子走进了家门。

他把公鸡带进了卧室。妻子换了衣服，去堂屋喝水。这时上校已经给钟上了弦，正等着吹宵禁号以便核对时间。“你刚才在哪儿啦？”上校问。

“在那儿，”妻子答道。她没有看丈夫一眼就把杯子放在缸上，转身回到了卧室。

“谁也不会料到雨来得这么早，”上校没有做任何评论。当宵禁号吹响时，他把指针拨到十一点，然后关上玻璃柜，把椅子放回了原处。他看见妻子正在念玫瑰经。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呢，”上校说。

“什么话？”

“你刚才在哪儿啦？”

我留在那里聊天了，”她说，“好久没有上街了。”上校把吊床挂好，关上大门，又用喷雾器把屋子喷了一遍。然后他把灯放在地上，便躺下睡觉了。

“我理解你，”他难过地说道，“困境中最糟糕的是迫使人不得不撒谎。”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刚才是在安赫尔神父那儿，”她说，“我去求他借一笔钱给我们，用找们的结婚戒指作抵押。”

“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他说用神圣的东西做交易是造孽。”

她躺在蚊帐里继续唠叨着。“两天前，我曾想把钟卖掉，”她说，“谁对这个钟都不感兴趣。因为现在正在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出售现代化的夜光表，这种表在黑暗中也可以看到时间。”此时上校发现，他虽然和妻子在一起忍饥挨饿、受苦受难、共同生活了四十年，却没有能够充分了解她。他感到在爱情上也有什么东西变得衰老了。

“也没有人愿意要这幅画，”她说，“几乎大家都有这样的画。

我一直走到了土耳其人居住的地方。”上校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神色。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要饿死罗。”

“我已经熬够了，”妻子说，“男人们不懂家里的事。为了不让左邻右舍知道我们已经有许多天揭不开锅了，我煮了好几次石头。”

上校觉得受了侮辱。

“这是一件丢脸的事！”他说。

妻子钻出蚊帐，朝吊床走了过去。“我打算把我们家这种装模作样、瞻前顾后的做法抛掉，”她说，她的声音由于愤怒而变得嘎哑了。“这种既要保持我们的人格又得忍气吞声的日子我可过够了。”上校一动也不动地听着。

“二十年来，我们一直期待着每次大选后对你许下的各种诺言能付诸实施，可到头来只给我们留下一个死去的儿子，”她接着说，“就留下这么一个死去的儿子。”上校已经听惯了这样的指责。

“我们尽到了自己的义务，”他说。

“而他们二十年来每月都在参议院拿着数以千计的比索，”妻子反驳说，“你看萨瓦斯亲家，他有一栋两层楼房，但却盛不下他的金钱，而他只不过是个把一条蛇绕在脖子上到镇里来卖药的人。”

“可他正在死于糖尿病，”上校说。“而你却正在死于饥饿，”妻子说，“只有这样你才会相信，尊严并不能当饭吃。”

一道闪电打断了她的讲话。惊雷在街上炸裂开来，冲进了卧室，象一堆乱石似的在床下滚动。妻子跳起来，跑到蚊帐那儿去寻找玫瑰经。

上校不由得微微一笑。

“因为你多嘴多舌才发生这样的事，”他说，“我总是告诉你，上帝是我的同志。”

事实上他却感到痛苦。过了一会儿，他熄了灯，在不时被闪电切割成一块块的黑暗中陷入了沉思。他想起了马孔多。上校等了十年。期待着内埃尔兰迪亚的诺言付诸实施。午休时，他昏昏沉沉地看到开来一列落满尘埃的黄色火车，车上满载着男女乘客和牲畜，连车顶上也挤满了人，一个个热得喘不过气来。这是香蕉热。二十四个小时内把整个镇子都改变了模样。“我走了，”于是，上校说，“香蕉味会使我的肠子腐烂的。”接着，他便于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礼拜三——下午两点十八分乘返回的列车离开了马孔多。经过半个世纪，他才发觉自从在内埃尔兰迪亚投降以来，他未曾有过一分钟的安宁。

他睁开了眼睛。

“那就不必再考虑了，”他说。

“什么？”

“公鸡的问题，”上校说，“明天我就以九百比索的价钱把它卖给萨瓦斯亲家。”

那些被阉割的牲畜的嚎叫声夹杂着唐·萨瓦斯的喊叫声从窗外传进了办公室。“如果再过十分钟他还不来，那我就走了，”上校等了两个小时之后给自己许诺说。不过他又等了二十分钟。正当他打算离开时，唐·萨瓦斯走进了办公室，后面还跟着一群雇

工。他在上校面前来回走过了好几次，却没有看他一眼。等那些雇工走后，他才发现了上校。

“您在等我吗，亲家？”

“是的，亲家，”上校说，“您要是很忙的话，我可以晚点儿再来。”

唐·萨瓦斯站在门口，没有理睬他的话。

“我马上就回来，”他说。

这是一个炎热的中午。从室外反射进来的阳光把办公室映照得分外明亮。上校热得昏昏沉沉，不由自主地合上了眼睛，接着便进入梦乡，梦见了自己的妻子。唐·萨瓦斯的妻子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

“睡吧，亲家，”她说，“我去关上百叶窗，这个办公室简直是一座地狱。”

上校用一种完全无意识的目光盯着她。她关上窗子后，在半明半暗的屋子里说道：

“您经常做梦吗？”

“有时候做，”上校回答说，他对自己睡着了觉得不好意思。

“我几乎总是梦见被缠进蜘蛛网里。”

“我每天晚上都做恶梦，”唐·萨瓦斯的妻子说，“现在我才知道在梦里遇见的陌生人是谁。

她打开了电扇。“上个礼拜，我看到一个女人出现在我的床头，”她说，“我壮着胆子问她是谁，她回答说：“我是十二年前在这问屋子里死去的女人。”

“这座房子建成了才两年，”上校说。

“是这样，”唐·萨瓦斯的妻子说，“这就是说，连死人也会搞错的。”

电扇的嗡嗡声使屋子显得更加昏暗，上校被睡魔和那个从睡梦一下子谈到死人显灵的喋喋不休的女人折磨得坐立不安。

正当他等待着有个间歇的机会告辞时，唐·萨瓦斯和他的管家走进了办公室。

“我已经把汤给你热了四次，”妻子说。

“你要愿意的话，就热上十次吧！”唐·萨瓦斯说“，可现在你别打扰我。”

他打开钱匣，把一卷钞票交给他的管家，并对他作了一番吩咐，管家打开百叶窗，把钱数了一遍。唐·萨瓦斯发现上校待在办公室的里头，但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他继续与管家讲着话。他们两人准备再次离开办公室时，上校站了起来，唐·萨瓦斯在开门之前停住了脚步。

“您需要什么，亲家？”

上校发现那个管家正在看着他。

“什么也不需要，亲家，”他回答说“，我想和您谈谈。”“有什么事您就马上告诉我吧！”唐·萨瓦斯说，“我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说到这里他便停下来，一只手放在门环上。上校感到他度过了一生中最漫长的五秒钟。他紧紧地咬了咬自己的牙齿。

“是关于公鸡的事，”上校低声说。

于是唐·萨瓦斯把门打开了。“公鸡的事，”他含笑着重复道，同时把管家推到走廊上。“世界正在崩溃，而我的亲家却还惦念着那公鸡。”随后他对上校说：

“很好，亲家。我马上就回来。”

上校纹丝不动地站在办公室中间，直到那两个人的脚步声消失在走廊的尽头。然后，他离开了那里，到镇上溜达。礼拜天午休时分的镇子显得死气沉沉。裁缝铺里空无一人，医生的诊疗所紧闭着，叙利亚人的商店里陈列的商品也无人照料。大河宛如一块长长的钢板。有个男人躺在港口的四只石油桶上睡着了，脸上盖着一顶草帽遮挡阳光。上校朝自己家里走去，确信自己是镇上唯一活动着的东西。

妻子早已做好了午饭，正在等着他。

“吃的东西是我赊来的，答应明天一大早就付钱，”妻子解释说。

吃饭时，上校把这三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情给妻子讲了一遍，妻子不耐烦地听着。

“问题是你没有骨气，”她听完后说道，就象去乞讨一样。你应该昂首挺胸地到那里去，把萨瓦斯亲家叫到一边，对他说：

“亲家，我决定把公鸡卖给您。”

“要是这样的话，事情就太容易了。”上校说。

她显出一副精力充沛的神态。这天上午，她把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并以罕见的方式打扮起来：脚上穿着丈夫的一双旧鞋，腰间系一条油布围裙，头上缠着一块破布，在耳旁打了两个活结。“你一点都不懂得做交易，”她说，“当你去卖掉一件东西的时候，就应该摆出一副和买东两时一样的面孔。”上校在她身上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

“就这样，别动！”他笑嘻嘻地打断了她的话，“你多么象

‘夸克’牌燕麦商标上的小人啊！”她把破布从头上摘了下来。

“我在跟你谈正经的，”她说，“我马上把公鸡给萨瓦斯亲家送去。我和你打赌，不管赌什么都行。半个小时以后，我将带着九百个比索回来。”

“你头脑发昏啦，”上校说“，已经开始用鸡钱赌博了。”

他费了很大的口舌才把妻子说服。她曾花了一上午的时间盘算未来三年的计划，再也用不着每礼拜五去痛苦地等待了。她收拾好屋子，准备迎接那九百个比索。她把他们缺乏的基本东西列了个清单，而且没有忘记给上校买一双新鞋。她还在卧室里选择了一个地方准备放镜子。这番计划瞬时间的破灭，使她产生了一种既羞愧又恼恨的复杂心情。

她午睡了片刻。当她起床时，上校正坐在院子里。

“你现在干什么呢？”她问。

“我正在考虑。”

“那么问题解决了，五十年后可以拿到这笔款子。”但实际上，上校已经决定当天下午就把公鸡卖掉。他想，唐·萨瓦斯这时正独自呆在办公室里，在电扇前做每日一次的注射准备。上校已经预料到他的回答。

“你把鸡带去吧，”上校出去时妻子建议说，“慈祥的面孔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上校反对这样做。妻子怀着失望而焦急的心情跟着他走到大门口。

“他的办公室里有人不要紧。”她说，“你拽住他的胳膊，他不给你九百个比索就别让他动一动。”

“人家会以为我们正在策划一场抢劫呢。”她没有理睬他。

“记住，你是公鸡的主人，”她又唠叨道，“记住，你是去帮

他忙的人。

“好吧。”

唐·萨瓦斯和医生正在卧室里。“趁他在家，您去找他吧，亲家，”唐·萨瓦斯的妻子对上校说。“他要去庄园，大夫正在给他做准备呢，他礼拜四才能回来。”上校被两种相反的力量弄得犹豫不决。尽管他已经下定决心把公鸡卖掉，但他却想再晚一个小时到这儿，以免见到唐·萨瓦斯。

“我可以等一等，”他说。

但是唐·萨瓦斯的妻子坚持要他去找她的丈大。她把上校领

到了卧室。丈夫正坐在床上，身上穿着一条衬裤，一双没有神采的眼睛盯着医生。上校在一旁等着，直到医生把盛有病人小便的玻璃管加了热，闻了闻冒出的气味，并为唐·萨瓦斯写了一个化验结果正常的符号。

“也许应该把他枪毙才好，”医生朝上校走过来，说：“指望用糖尿病来消灭富豪太慢了。”

“您已经用您那该死的胰岛素针剂尽了一切努力，”唐·萨瓦斯说，同时翘起了他那皮肉松弛的臀部。“但我是一颗难啃的钉子。”接着他对上校说：

“过来，亲家。今天下午我出去找您的时候，连您的帽子都没有见着。”

“我不戴帽子，省得见了人要摘下来。”

唐·萨瓦斯开始穿衣服。医生把盛着血样的玻璃管装进外套兜里，接着又把药箱收拾好。上校心里想，他要准备告辞了。

“大夫，我要是您的话，我就收我的这位亲家十万比索，”上校说“，这样您就用不着那样忙碌了。”

“我已经建议他做这笔交易了，但是得花一百万比索。”医生说“，贫困是医治糖尿病的灵丹妙药。”

“谢谢您的处方，”唐·萨瓦斯说，同时使劲地把他那胖鼓鼓的大腹塞进马裤里。“可我不接受，免得使您遭受成为富豪的灾难。”医生望着自己那一排映在药箱的镀镍锁上的牙齿。他看了看表，但没有显出不耐烦的样子。唐·萨瓦斯一边穿靴子，一边不合时宜地对上校说：

“好了，亲家，公鸡怎么啦？”

上校发现医生也在等待着他的回答。他咬紧了自己的牙齿。

“没有什么，亲家，”他低声说道“，我是来把它卖给您的。”唐·萨瓦斯已经穿好了靴子。

“好极了，亲家，”他不动声色地说道，“这是您能想到的明智的事情。”

“我已经上了年纪，不适合干这样的事了，”看到医生那副难以捉摸的表情，上校辩解说，“我要是年轻二十岁，那就是另一回事。”

“您永远象年轻了二十岁似的，”医生反驳说。

上校深深地吸了口气，他盼望唐·萨瓦斯再说点什么，但他却什么也没有说，他穿上带拉链的皮外套，准备离开卧室。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下礼拜再谈吧，亲家，”上校说。

“我刚才正要告诉您，”唐·萨瓦斯说，“我有个顾客，也许他会出四百个比索给您。但我们得等到礼拜四。”

“多少？”医生问。

“四百个比索。”

“我听说这只鸡值的钱要多得多，”医生说。

“您对我说过值九百个比索，”上校趁医生迷惑不解时说道，

“这是全省最好的只公鸡。”店萨瓦斯回答了医生的话。

“要是在过去，无论谁也会出上千把比索的，”他解释说，“可如今却没有人敢把一只好公鸡放出去。在斗鸡场上，它总有被人家用枪打死的危险。”他转过身来看着上校，脸上露出非常难过的表情。

“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亲家。”上校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好吧，”他说。

他跟着他们穿过了走廊。唐·萨瓦斯的妻子把医生留在堂屋里，求他给一“种药，以便“对付那些突如其来而又不彼人了解的疾病”。上校在办公室里等候医生。唐·萨瓦斯打开坚固结实的钱匣，在所有的衣兜里都塞满了钱，并把四张钞票递给了上校。

“这儿有六十个比索，您拿去吧，亲家，叫也说，“等卖了鸡我们再算帐。”上校陪着医生穿过港口上的集市。凉爽的傍晚，那儿又开始热闹起来。一只满载柑蔗的驳船顺流而下。上校发觉医生异常沉默。

“您怎么啦，大夫。”医生耸了耸肩膀。

“没有什么，”他说“，我觉得我现在需要一位医生。

“那是雨季的关系，”上校说“，我的肠子都要腐烂了。”

医生用一种毫无职业兴趣的目光打量着上校，他不断地向坐在各自店铺门口的叙利亚人打着招呼。走到诊疗所门口，上校讲了自己关于卖鸡的看法。

“我只能把它卖掉，”他向医生解释说，“这个畜牲吃人肉呢。”

“唯一吃人肉的畜牲是唐·萨瓦斯，”医生说，“我可以肯定，他会以九百比索的价钱把公鸡转卖掉的。”

“您认为是这样吗？”

“我可以肯定，”医生说，“这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交易。就象当年他和镇长签订的著名的爱国协议一样。”

上校很难相信这样的话。“我的亲家签订这项协议是为了挽救性命，”他说“，因此他才能够留在镇上。”

“而因此他才能够用一半的价钱，买到了他的那些被镇长驱逐出的同志的财产，”医生反驳说，他在衣兜里没有找到钥匙，便敲了敲门，接着他看见上校显出了一副怀疑的神色。

“别天真了，”他说“，唐·萨瓦斯爱钱远远胜过爱自己的性命。”

这天晚上，上校的妻子出去购买东西。上校陪着她一直走到叙利亚人的店铺里，一边走一边反复琢磨医生向他透露的那件事。

“你马上去找那些小伙子，告诉他们公鸡已经卖了，”妻子对

他说，“不应该让他们再抱什么幻想了。”

“在萨瓦斯亲家来以前，公鸡还没有卖掉，”上校回答说。他遇上阿尔瓦罗正在台球房玩转盘赌。礼拜天的夜晚，台球房里一片沸腾的景象。收音机开到了最大音量，在耳际回荡的乐曲声使人似乎感到天气更加炎热。上校看着那些色彩鲜艳的数字消遣。数字写在一块长长的、充当赌盘的黑色油布上，被放在桌子中央的一个匣子上的油灯照得闪闪发亮。阿尔瓦罗把赌注一直押在“23”上，结果都输了，上校从他的肩头上注视着这场赌博，发现九轮中“11”出现过四次。

“押在‘11’上”他在阿尔瓦罗的耳边低声说，“‘11’出来的次数最多。”

阿尔瓦罗仔细地看了看赌盘，在下一轮中没有押赌注。他从裤兜里掏出钱，随手还摸出了一张纸片，从桌子底下递给了上校。

“是阿古斯丁的，”他说。

上校把这张地下传单塞进了衣兜。阿尔瓦罗在“11”上押了大笔钱。

“快开始了。”上校说。

“可能是个良好的预感，”阿尔瓦罗说，巨大的彩色轮子开始转动后，临近的赌客都把他们的赌注从其他数字上拿下来，押在

”上上校的心情感到压抑，他第一次尝到了赌博时那种既令人着迷而又使人担惊受怕和痛苦的滋味。

出来的是“5”。

“真抱歉，”上校满脸羞愧地说道。他带着一种无法抑止的内疚心情，看着木耙子把阿尔瓦罗的钱搂走了。“这都怪我多管闲事。”

阿尔瓦罗微微一笑，但没有看他。

“您不用操心，上校。试试情场上的运气吧。”

演奏曼波[2]的小号声突然中断了。赌客们举起双手，分散开来。上校感到背后一技枪上膛时发出的单调、清脆而又令人胆寒的喀嚓声。他心里明白，由于衣兜里装着地下传单，自己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警察的搜查对象。他转过身来，但没有举手。这时候，他平生第一次在跟前看到了朝他儿子开枪的那个人。这个家伙正好站在他的对面，端着枪，枪口对着他的腹部，他身材矮小，皮肤黝黑，象个印第安人，浑身散发着乳臭。上校咬了咬牙，用指尖轻轻地拨开了枪筒。

“失陪了，”他说。

他迎面碰到了一双又小又圆的蝙蝠眼睛。顷刻间，他感到自己要被这双眼睛吞没、嚼碎、消化并立即排泄出去。

“您请吧，上校。”

上校无需打开窗户就可以判定是十二月了，当他在厨房里把水果切成碎块给鸡当早餐时，根据自己身上骨头的感觉就发现已经是十二月了。过了一会儿，他把门打开，院子里的一幅景象证明了他的直观感觉。这是一个奇妙的院子，有草有树，还有在晨曦中离地面一毫米处浮动着的小厕所。

妻子在床上一直躺到九点，当她出现在厨房时，上校已经把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正在和一群孩子围着公鸡交谈。她不得不绕道才走到炉灶跟前。

“你们别害怕，”她大声说，同时神情忧郁地朝公鸡瞥了一眼。“我看抛弃这只预兆不祥的公鸡还不到时候。”

上校通过公鸡了解到了妻子的心情。在它的身上，没有任何东西使人值得怨恨，它已经做好了训练的准备。那光秃秃的紫色脖子和大腿，以及那细长的冠子，使这只公鸡显得非常干瘪，毫无自卫的能力。

“你到窗口去看看，忘掉那只公鸡吧！”孩子们走了以后，上校对妻子说。“在这样的一个早晨，真想拍一张照片。”

妻子把脑袋探出窗外，但脸上却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激动神色。“我倒喜欢种种玫瑰，”她回到炉灶旁时说道。上校把镜子挂在叉形支架上，准备刮脸。

“如果你想种玫瑰，那就种吧，”他说。

他力图使自己刮脸的动作同映在镜子里的影象的动作协调起来。

“猪吃玫瑰呢！”她说。

“那更好了！”上校说“，用玫瑰喂肥的猪想必是很好吃的。”他在镜子里寻找妻子，发觉她还是那副表情。在火光的映照下，她的脸膛宛如用砌炉灶的材料塑造起来的。这一点上校倒没有注意到。他的两只眼睛盯着妻子，象过去许多年里那样，依然用手摸索着刮脸。妻子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

“我不想种玫瑰，”她说。

“也好，”上校说“，那就别种吧！”

近日来，上校觉得精神不错。肚子里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在十二月份已经消失了。这天早上，他在试穿新鞋的时候，心中不由得感到一阵不快。可是，穿了好几次以后，他明白这是白费气力，于是他便穿上了那双短统漆皮靴。妻子觉察到了这一变化。

“如果你不穿新鞋的话，你永远也不会使它服帖的。”

“这是一双穿了不能走路的鞋子，”上校争辩说，“这样的鞋子应该穿了一个月以后再卖。”

他预感到这天下午会来信；在这种预感的驱使下，他上了大街。因为邮船还没有到点，他便在唐·萨瓦斯的办公室里等候他，但是，有人告诉他，唐·萨瓦斯礼拜一才能回来。虽然没有预料到这件不顺当的事，可他并没有失望。“他迟早会回来的，”

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并朝着港口走去。在那奇妙的一刹那间，港口披上了一层朝霞。

“全年都应该象十二月份一样，”他坐在叙利亚人莫伊塞斯的铺子里嘀咕道，“在这个季节，一个人心里就感到象玻璃那样亮堂。”

叙利亚人莫伊塞斯想必费了一番努力，才把这句话的意思译成几乎已经被他忘却的阿拉伯语。这是个性格温和的东方人，整个躯体连同脑袋都裹在一张光滑平展的皮囊里，一举一动都好似淹在水里的人在极力挣扎。的确，他就象刚从水里捞上来的一样。

“从前就是这样，”莫伊塞斯说，“要是现在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有八百九十七岁了。你呢？”

“七十五岁，”上校回答说，同时两眼紧紧地盯着邮差。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发现了一个马戏团。在邮船顶上的一堆五颜六色的东西中，他认出了那个带着补钉的帐篷。他的目光立即离开了邮差，在堆放在其他船上的箱子中间寻找凶兽。但是他没有找到。

“是个马戏团，”他说，“这是最近十年里到这儿来的第一，个马戏团。”

叙利亚人莫伊塞斯核实了这个消息。他用阿拉伯语夹杂着西班牙语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妻子，妻子在店堂后面跟他答话。

他自言自语地做了一番评论，然后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了上校。

“把猫藏起来，上校。小伙子们会把猫偷去卖给马戏团的。”上校打算去追赶邮差。

“这不是个带凶兽的马戏团，”他说。

“那无关紧要，，叙利亚人反驳说，“为了不使骨头摔断，走钢丝的人要吃猫肉。”上校跟着邮差，穿过港口上的集市，一直走到了广场在那里，斗鸡场上嘈杂的喊叫声使他大吃一惊。有人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告诉了他一些关于公鸡的事。这时候，他才想起今天是预定开始训练的日子。

他从邮局前走了过去，不一会儿便沉浸在斗鸡场上那种乱轰轰的气氛中了。他看见自己的公鸡立在斗鸡场的中央，孤零零的毫无自卫能力，金属爪用破布裹着，两条腿在颤抖，显然它有些怯阵了，对手是一只萎靡不振、灰不溜丢的公鸡。

上校丝毫没有激动。两只公鸡在轮番进攻，旗鼓相当，在一片喧闹的喝彩声中，它们的羽毛、爪子和颈脖瞬时间缠在了一起。对手被甩出去撞在栅栏的木板上，打了个滚，又重新开始了进攻。上校的公鸡没有攻击。它每击退对手一次进攻，便正好回到它原来的地方。现在，它的腿不再颤抖了。

赫尔曼跃过栅栏，双手把它高高举起，让看台上的观众看；顿时，全场爆发出一阵发疯似的掌声和欢呼声，上校发觉观众欢呼的热情和比赛的激烈程度并不相称，觉得这是一场骗人的把戏，而那两只公鸡也自觉自愿地为演出这场把戏效了劳。

在一种令人觉得有些可笑的好奇心的驱使下，上校瞧了瞧环形的看台。一群情绪激昂的观众越过台阶，向赛场拥去，上校看到了一张张热情。焦急而又异常激动的面孔。他们是年轻人，是全镇的年轻人。就象预感到的那样，一个已经从他的脑海里消失的短暂时刻又再现了。于是，他跃过栅栏，穿过赛场上挤作一团的人群，走到了眼神镇定自若的赫尔曼的跟前。两个人默不作声地相互看了眼。

“下午好，上校！”

上校把公鸡从他的下里夺了过来。“下午好！”他低声地说道，但那只滚烫而又剧烈颤抖着的动物使他不由得浑身哆嗦起来，便什么也没有再说。他觉得手中从来没有拿过一件这样具有生气的东两。

“您当时不在家，”赫尔曼惶恐不安地说道。

又一阵欢呼声打断了他的话。上校心里感到恐惧。他被掌声和欢呼声弄得茫然失措，对谁也没有看一眼就穿过了人群，挟着公鸡来到了街上。

所有的人——全镇的下层人——都走出家门，看着他从门前经过，后面跟着一群学校里的孩子，在广场的一角，有个体格魁梧的黑人站在桌子上，脖子上缠着一条蛇，在兜售没有营业执照的药品。一大群从港口回来的人早已停下来听他叫卖。可是，当上校挟着鸡走过时，人们的注意力都转到了他的身上。回家的路途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漫长。

他没有感到懊悔，很久以来，这个被十年的历史事件破坏得满目疮痍的镇子犹如在沉睡之中。这天又一个没有收到信的礼拜五——下午，人们醒来了。上校想起了另一个时期。他曾偕妻携子，撑着雨伞观看了一场演出；虽然下着雨，演出并没有停止。他想起了他们党的领导人，一个个头发梳得油光发亮，坐在他家的院子里，伴随着音乐的节拍摇扇纳凉。铜鼓声又差点儿在他的肚子里引起痛苦的反应。

他穿过那条与大河平行的街道，在那里又遇上了象过去礼拜天选举时那样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正在观看马戏团登岸。有个女人从铺子里喊了一声，喊声与公鸡有关。上校心神不定地回到了自己家里，这时还依然可以听见零乱的说话声，就好象斗鸡场上那欢呼声的余音还在跟踪着他一样。

在门口，他对孩子们说。

“你们都回家去！谁进来我就用皮带把谁赶出去！”他插上门闩，径直朝厨房走去。妻子上气不接下气地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他们硬把鸡带走了，”她大声嚷道，“我告诉他们，只要我还活着，鸡就不会离开这个家。”上校把鸡拴在炉子的支架上，把罐里的水换掉，妻子那发狂似的声音还在他的身后回荡。“他们说，就是踩着我们的尸体也要把鸡带走，”她说，“他们还说，鸡不是我们的，而是全镇的。”

安顿好鸡之后，上校才看到妻子那张失魂落魄的面孔。他发觉妻子并没有使自己感到内疚，也没有使自己对她产生怜悯，而且他也并不因此而觉得惊讶。

“他们做得对，”他心平气和他说，然后，翻了翻衣兜，用一种深奥莫测的温柔语气说：

“鸡不卖了。”

妻子跟着他来到了卧室。他感到上校确确实实是个人，但却抓不住，摸不着，就好象在电影银幕上看到的一样。上校从衣柜里取出一卷钞票，把它和衣兜里的钱合在一起数了数，然后又放进了衣柜。

“这里有二十九个比索，还给萨瓦斯亲家，他说：其余的等退伍补助金来了以后再还。”

“如果不来呢？”妻子问道。

“会来的。”

“可是如果不来呢？”

“那就不还他。”

他在床底下找到了那双新鞋，又回到衣柜那儿，从里面取出硬纸盒，用一块破布把鞋底擦干净，然后把鞋装进盒子里，就象妻子礼拜天晚上带回来时那样。妻子一动也不动地伫立在一旁。

“把鞋退掉，”上校说，“这样又可以多还萨瓦斯亲家十三个比索。”

“人家不肯让你退货的，”妻子说。

“他们必须让我退，”上校反驳说“，我只穿过两次。”

“土耳其人在这些事情上是不讲道理的，”妻子说。

“他们必须讲道理。”

“如果他们不讲呢。”

“那就让他们不讲吧。”

夫妻俩没有吃东西就解衣就寝了。上校等妻子念完玫瑰经后把灯熄灭了，可是却久久不能入睡。他听到了影评的钟声，几乎

随即——过了三个小时以后——又听到了宵禁的号声。拂晓时那冰冷的空气使妻子急促的呼吸变得更加困难。当她用平静而和解的语气同上校讲话时，上校还没有合眼。

“你醒了？”

“是的。”

“你要讲道理，”妻子说“，明天去跟萨瓦斯亲家谈一谈。”

“他礼拜一才回来。”

“那更好，”妻子说“，这样你还有三天的时间来考虑。”

“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上校说。

十月里那粘乎乎的空气早已被清新凉爽的空气所代替。上校从石行鸟的生活规律中再一次辨认出已经是十二月了。当钟敲两点的时候，他依然没有能入睡。但他知道妻子也同样醒着，于是便试图在吊床上换个姿势。“你失眠了，”妻子说。

“是的。”

她考虑了片刻。

“我们不能这样子，”她说，“你想想看，四百个比索放在一起该有多少啊！”

“已经用不了多久退伍补助金就会来的，”上校说。

“十五年来你总是这么说的。”

“所以，”上校说“，不会耽搁太久了。”

妻子沉默了片刻。可是，当她再次讲话时，上校觉得时间并没有流逝。

“我感到这笔款子永远也不会来，”妻子说。

“会来的。”

“如果不来呢？”上校没有找到话来回答她。当雄鸡高啼第一声时，他又接触到了现实：可是，随之便陷入了一场丰富多采、充满自信和毫无内疚之感的梦境。当他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此时，妻子还在熟睡。虽然晚起了两个小时，上校依然有条不紊地重复着他每天早上必须做的事情，同时等候妻子醒来吃早饭。

妻子不声不响地起了床。他们相互问过早安后，便坐下来默默地用早餐。上校喝了一杯黑咖啡，吃了一块干酪和一个甜面包。他在裁缝铺里呆了整整一个上午。一点钟他回到家里，看见妻子正坐在秋海棠中间缝补衣服。

“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他说。

“没有午饭，”妻子说。

他耸了耸肩膀，然后设法把院子栅栏上的那些窟窿堵上，免得小孩子们钻到厨房去。当他回到走廊上的时候，桌上已经摆好了午餐。

吃饭时，上校察觉到妻子正在强制自己不要流泪。这种确信无疑的感觉使他惊慌不安起来。他了解妻子的脾气，她生性坚强，经过四十年的苦难生活，现在磨练得更加坚强了，儿子的死亡也未曾使她掉过一滴眼泪。

他用责怪的目光盯着妻子的眼睛。妻子咬住嘴唇，用衣袖擦了擦眼皮，又继续吃饭。

“你是个不尊重别人的人，”她说。

上校没有说话。

“你任性、倔强，不尊重别人，”妻子重复道。她把餐具交叉着放在盘子上，但随即又迷信似的把它们放正了。

“我吃了一辈子苦，到头来还不如一只公鸡受人尊重。”

“这是两码事，”上校说。

“一码事，”妻子反驳说，“你应该知道，我快要死了，我不是在生病，而是在垂死挣扎。”上校默然无语，直到吃完午饭才开始讲话。

“如果大夫向我保证，卖了鸡就可以医好你的哮喘病，那我马上就把它卖掉，”他说，“可是如果办不到的话，那我就不卖。”这天下午，他把公鸡带到了斗鸡场。当他回到家里时，发现妻子正要犯病。她在走廊上徘徊着，蓬乱的头发披散在背后，虽然她的肺在呼呼直响，但依然张着双臂，寻找新鲜的空气。她在那里一直呆到黄昏，然后一句话也没有对丈夫说就去睡觉了。

她低声地祈祷着，直到宵禁号响过了一会儿。于是，上校准备把灯熄灭，但她却表示反对。

“我不愿意在黑暗中死去，”她说。

上校把灯放在地上，他开始感到疲惫不堪了，希望自己忘掉一切，希望一下子睡上四十四天，直到一月二十日下午二点，在斗鸡场上正好解开公鸡的一刹那间才醒来。不过他知道，自己因妻子失眠而感到提心吊胆。“事情总是这样，”过了一会儿妻子说，“我们忍饥挨饿，却让别人有饭可吃。四十年来一直是这样。”

上校沉默不语，直到妻子停顿下来问他是否醒着时才开口。他回答说：“醒着。”妻子以一种干脆利落、毫不退让的语调继续往下讲。

“所有的人都将用这只鸡赚钱，而我们却不行。我们是唯一没有一分钱做赌注的人。”

“鸡的主人有权获得百分之二十的钱。”

“当年他们让你在选举中为他们卖命时，你也曾有权让他们给你一个职位，”妻子反驳说，“你曾在内战中出生入死，也有权获得老军人退伍补助金。现在所有的人生活都有保障，而你却饿得快死了，而且非常孤独。”“我并不孤独，”上校说。

他想做点解释，但却被睡魔征服了。妻子仍然在一旁响咕，直到发觉丈夫已经睡着了才住口。于是，她钻出了蚊帐，在漆黑的堂屋里踱来踱去，在那里继续唠叨。天亮时上校呼唤她。

她象幽灵一样出现在门口，那盏快要熄灭的灯从下面映照着她，她在钻进蚊帐前把灯熄灭了，但嘴里却依然在嘟嚏着。

“我们来干一件事吧，”上校打断了她的话。

“唯一能够干的事就是把公鸡卖掉，”妻子说。

“也可以把钟卖掉。”

“没有人买。”

“明天我将设法让阿尔瓦罗给我四十个比索。”

“他不会给你的。”“那就把画卖掉。”

妻子再次讲话的时候，又站在蚊帐外面了。上校感到她呼吸时散发出一股浓重的药草味。

“人家不会买的，”她说。

“我们等着瞧吧，”上校态度温和地说道，语气里丝毫没有流露出激动的情绪，“你现在睡吧。如果明天什么东西都卖不掉的话，再另想办法。”

他试图睁开眼睛，可是被睡魔征服了。他掉进了一个既无时间又无空间的世界的底层，在那里妻子的话另有一番含义。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感到有人在摇晃他的肩膀。

“你回答我的话！”

上校不知道在睡梦前还是在睡梦后听到了妻子的这句话。东方欲晓，百叶窗被礼拜天的晨曦切割成一个个小块。他觉得自己在发烧，两只眼睛也痛得火辣辣的，不得不作出一番巨大的努力使自己清醒过来。

“如果什么都不能卖的话，那怎么办呢？”妻子又问道。

“那时候就是一月二十号了，”上校说，他完全清醒过来了，

“这天下午他们要付百分之二十的钱。”

“如果鸡赢了，人家会付，”妻子说，“但是，要是输了呢？难道你就没有想到公鸡可能会输吗？”

“这是一只不可能输的公鸡。”

“但是，假如输了呢？”

“再过四十五天才能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上校说。

妻子恼火了。

“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吃什么？”她问上校，并拽住他的法兰绒衬衫的领子，使劲地摇晃着。

“告诉我，我们吃什么。”上校经历了七十五年才到达了这个时刻。他感到自己是个纯洁、直率而又不可战胜的人，口答说：

“屎！”

巴尔塔萨的一个奇特的下午

鸟笼做成了。巴尔塔萨习惯地把它挂在房檐底下。

刚吃完午饭，就听人到处在说，他做了一个全世界最漂亮的鸟笼。来瞧热闹的人多极了，巴尔塔萨房前简直门庭若市，吵吵嚷嚷的，他只得摘下鸟笼，把木工作坊的门关上。

“你该刮刮脸啦，”他妻子乌尔苏拉对他说，“象个卷尾巴猴子了。”

“刚吃完午饭就刮脸怕不好吧！”巴尔塔萨回答说。

他两星期没刮胡子了，须发又短又硬，根根支楞着，跟骡鬃似的。他那副模样，总象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小青年。其实，这只是假象。他二月份就满三十岁了。四年前，开始和乌尔苏拉同居，可还没有孩子；虽说生活告诉他要事事留神，处处小心，可也不必胆小怕事。有人说，他刚做成的那个鸟笼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了，他倒没料到。他从小就爱做鸟笼，虽说这种活比干别的活儿要费劲得多。

“那你歇会儿吧！”他妻子说，“你胡子拉碴的；哪儿也不能去呀。”

歇晌的时候，他有好几次从吊床上爬起来，把鸟笼拿给街坊们看。乌尔苏拉一直没留意。丈夫一心扑在鸟笼上，干木工活儿就不用心计了，她很不高兴。两个星期以来，丈夫睡觉不踏实，老是翻来翻去的，尽说梦话。而且，连胡子都顾不上刮了。可是鸟笼一做好，她的烦恼就顿时烟消云散。巴尔塔萨睡醒午觉，她早给熨好一条裤子和一件衬衣，放在紧挨着吊床的椅子上。她还把鸟笼拿到饭桌上，凝神细看。

“你能赚多少钱呢？”她问。

“不知道，”巴尔塔萨回答，“我想要价三十比索，少则总能到手二十吧。”

“你先要它五十比索，”乌尔苏拉说，“这半个月来，你起早贪黑的。再说，这鸟笼多大呀。我这辈子见过的鸟笼，就数这个大哩。”

巴尔塔萨刮起胡子来。

“你说说，人家会出五十比索吗？”

“对堂·何塞·蒙铁尔来说，这算不了什么。鸟笼子挺值的嘛，”乌尔苏拉说“，卖六十比索都行。”

屋里光线暗淡，空气郁闷。这是四月份头一个星期。蝉声唧唧，让人听着觉得似乎热得好受了些。巴尔塔萨装束停当，打开院子大门，让屋子通通新鲜空气。一大帮孩子冲进饭厅。

有关鸟笼的消息早就传开了。老大夫奥克塔维奥希拉尔多博士是个生活上踌躇满志可对本行却不胜厌倦的人，此时正与病残的夫人共进午餐，一面琢磨着巴尔塔萨的鸟笼。院内平台上摆着好多盆花和两笼金丝雀。天热的时候，那地方是放桌子的。

他夫人爱养鸟。她爱鸟，也就恨猫，因为猫要吃鸟。那天下午，希拉尔多博士出门行医，一路上还琢磨着鸟笼。出诊归来，路经巴尔塔萨的家，就去看个究竟。

饭厅里挤满了人。那鸟笼放在桌上，供人观赏。偌大的鸟笼用铁丝扎成，分成三层，上下有通道，里面搭着专供鸟儿吃食和栖息的小房。空余部分，装有鸟儿嬉戏用的吊杆。整个鸟笼，犹如一座大型冰厂的模型。老大夫没动手摸鸟笼，却左看右瞧，仔细打量了一番。他寻思，那鸟笼果然名不虚传，比他想给妻子买的那种漂亮多了。

“真是艺高胆大啊！”说毕，他在人群里找到了巴尔塔萨，两眼露出慈母般的光芒，紧盯住他说，“没想到你这位建筑家手艺真高超哩。”

巴尔塔萨满脸通红。

“谢谢您的夸奖，”他答道。

“我说的是真话，”大夫说。他肌肤丰腴细嫩，十指纤纤，好比光采照人的年轻妇女；说起话来，又象个讲拉丁文的神父。“这鸟笼根本不用养鸟，”说着，他当着众人把鸟笼转了几转，好象是他在做买卖。“只要在树上一挂，它自己就会叫起来。”他把鸟笼搁回桌上，看着鸟笼沉思片刻后又说：

“得，我买下了。”

“已经卖给别人啦，”乌尔苏拉说。

“堂何塞·蒙铁尔的儿子已经买下了，是他订做的，”巴尔塔萨补充道。

大夫勃然变色。

“他给你拿样子来着？”

“没有，”巴尔塔萨答道，“他说要买一个鸟笼，就这么大，能养一对南美黄鹂的。”大夫又瞧瞧鸟笼。

“这个鸟笼可养不了黄鹂。”

“养得了，大夫，”巴尔塔萨边说边走近桌子，孩子们把他团团围住。“我们尺寸量得挺准的呢！”他指着鸟笼里用途各异的小房间，又用指关节敲敲笼壳，笼子里发出一阵低沉和谐的音响。

“这种铁丝特别结实，我费了好大劲才找到的。接头的地方，里里外外都焊得牢牢的。”

“简直能养鹦鹉啦，”一个孩子插嘴说。

“那不假，”巴尔塔萨说。

大夫摇摇脑袋。

“嗯，不过他既没有给你拿样子来，又没有说死非要给他做不可。再说，他要的是能养黄鹂的大鸟笼，你说是不是？”

“是啊！”巴尔塔萨答道。

“那就没有问题了，”大夫说，“养黄鹂的大鸟笼是一码事，这个鸟笼又是另一码事嘛。谁看得出来，他们要你做的就是这个鸟笼呢！”

“他们就要这个鸟笼，”巴尔塔萨说，他给大夫弄糊涂了，

“我这才给做的。”

大夫显出不耐烦的样子。

“你可以再做一个嘛！”乌尔苏拉对丈夫说。接着又对大夫说“：您又不急着要。”

“可我答应今天下午给我妻子买到鸟笼的呀，”大夫说。

“很抱歉，大夫，”巴尔塔萨说，“可是已经出手的东西是不能再卖的呀。”

大夫耸耸肩膀，掏出手绢擦擦脖子上的汗珠，一声不作，目不转睛地察看着鸟笼，好象在观看一艘启碇的船只。

“他们出多少钱买下的？”

巴尔塔萨不加回答，却把目光转向乌尔苏拉。

“六十个比索，”她说。

大夫又看看鸟笼。

“真漂亮，”他赞叹着“，漂亮极了。”

说罢，转身朝门口走去，使劲用手绢扇着风，脸上笑嘻嘻的，仿佛刚才那个插曲永远从记忆里消失了。

“蒙铁尔可真有钱啊！”他说。

其实，何塞·蒙铁尔并不真的那么有钱。不过，为了当财主，他倒什么都干过。何塞·蒙铁尔对于鸟笼的新闻无动于衷。他就住在离这儿没有多少夸德拉[3]的地方，一间堆满家具什物的房子里。那儿，不能出售的味道是永远也不会闻到的。他那形容憔悴的妻子，一吃罢午饭就紧闭门窗，在黑洞洞的屋子里，睁着眼睛整整呆上两个钟头。可何塞·蒙铁尔却睡着午觉。她忽然听见人声嘈杂，不禁吃了一惊。开门一看，只见门前聚集着一大帮人，巴尔塔萨拿着一个鸟笼也在那儿。他穿一身白，胡子刮得精光，神情严肃纯朴。大凡穷人来到有钱人家都是这般模样。

“这玩意儿真太妙啦，”蒙铁尔的妻子喊了起来，顿时容光焕发，她把巴尔塔萨请到屋里，“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好的玩意儿。”她气冲冲地瞪了挤在门口的人群一眼，接着说：“赶紧拿进屋来吧，这帮人快把我们家变成斗鸡场了。”

巴尔塔萨并非是何塞·蒙铁尔家的稀客。他干活效率高，做工好，曾好几次被请来做些零星的木工活。可是他在有钱人家里总不大自在。每当他想起这些有钱人，想起他们相貌丑陋、好吵嘴打架的老婆，想起他们做的可怕的外科手术，总不免觉得他们有几分可怜。他到这种人家里，总是拖着步子进来的。

“彼贝在家吗？”巴尔塔萨问道。他把鸟笼搁在饭厅的桌子上。

“他还在学校里呢，”蒙铁尔的妻子答道，“一会儿就回来。”接着补上一句“：蒙铁尔这会儿在洗澡呢。”

说实在的，何塞·蒙铁尔也真是没有时间洗澡。这时，他赶紧抹着樟脑酒精，想出来看个究竟。他为人小谨慎，睡觉时连电扇也不开，以便在睡梦之中还能觉察屋里的动静。

“你快来看哪，这玩意儿多棒啊！”他妻子喊道。

何塞·蒙铁尔体态肥大，浑身毛茸茸的，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从卧室的窗户里探出身来：

“那是什么呀？”

“彼贝的鸟笼呗，”巴尔塔萨说。

那女人疑惑地瞧了他一眼：

“是谁的？”

“彼贝的呀，”巴尔塔萨的语气十分肯定，然后又转向蒙铁尔“，是彼贝让我做的呀。”

这当儿，什么事也没发生，可巴尔塔萨却觉得浴室的门给谁推开了。蒙铁尔穿着裤衩就从卧房走了出来。“彼贝！”他喊了一声。

“孩子还没有回来呢，”他妻子嘀嘀地说，没有挪窝。彼贝在门洞里出现了。他约莫十二岁，眼睫毛弯弯的，沉静忧伤，活象他母亲。

“你过来，”何塞·蒙铁尔对他说，“是你让他们做鸟笼的吧？”孩子低下脑袋。蒙铁尔一把揪住孩子头发，硬要孩子看着他的眼睛。

“你说呀。”

孩子咬咬嘴唇，一声不吭。

“蒙铁尔！”妻子埋怨了。

何塞·蒙铁尔放开孩子，转身朝巴尔塔萨走来，情绪激动。

“抱歉得很哪，巴尔塔萨，”他说，“你事先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嘛。只有你才会跟小孩子打交道，”说着说着，他渐渐恢复庄重的神色。他把鸟笼还给巴尔塔萨，连正眼都不瞧一下。“你赶紧拿走，能卖给谁就卖给谁，”他说，“只是请你别跟我再争了，”他拍拍巴尔塔萨的肩膀，解释说：“大夫不让我生气发怒呀。”那孩子一直木然不动地呆着，连眼皮都不眨一下。等巴尔塔萨接过鸟笼，迟疑地瞧了他一眼，他才象狗打呼噜似的，喉咙里发出一声闷响，然后趴倒在地，号啕大哭。何塞·蒙铁尔冷眼瞧着，无动于衷。母亲想上去抚慰一阵。“你别扶他起来，”父亲说“，随他去。磕破了脑袋，就给他撒点盐，贴块柠檬皮得了。他爱怎么闹就怎么闹吧！”孩子干号着，没流一滴眼泪。他母亲拽着他腕子。

“别管他，”蒙铁尔毫不妥协。

巴尔塔萨瞧那孩子半死不活的，活象一头害了传染病的牲畜。此时，都快四点了。

就在同一时刻，乌尔苏拉在家里切着葱头片，一面哼着一支古老的曲子。

“彼贝！”巴尔塔萨喊道。

他笑盈盈地走到孩子跟前，把鸟笼递给他。那孩子一跃而起，抱住跟他差不多大小的笼子，透过密集的铁丝瞧着巴尔塔萨，不知说什么好。他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巴尔塔萨，”蒙铁尔轻声说“，我不是说了吗，你把鸟笼拿走吧。”

“还给人家吧，”母亲吩咐孩子。

“你留着吧。”巴尔塔萨说。过了一会儿，他又对蒙铁尔说：

“道一千说一万，我就是为他做的嘛。”何塞·蒙铁尔跟着他走到客厅。

“你别犯傻了，巴尔塔萨，”他边说边拦住他“，你把这玩意儿带回家去吧，别再冒傻气了，我一个子儿也不会给你的呀。”

“没事儿，我就是特意做了送给彼贝的，没想过要什么钱嘛。”

巴尔塔萨从挤在门口瞧热闹的人群里拨开一条路，走了出去。蒙铁尔还在客厅里吵吵嚷嚷，他脸色煞白，两眼通红。

“傻瓜，快把这破烂货拿走。我们家倒让别人来发号施令了，妈的！”

巴尔塔萨在台球房受到热烈欢迎。这时候，他还在想，他做的鸟笼比别人的好，为了不让蒙铁尔的儿子哭哭啼啼，只得把鸟笼送给他，诸如此类的事情没什么新鲜的。

可是过不多久，他发现这类事情对许多人还挺重要，不禁兴奋起来。

“他们到底还是给了你五十比索才买下鸟笼的吧。”

“六十比索，”巴尔塔萨答道。

“得好好庆贺庆贺一番啊！”有人说“，能从堂何塞·蒙铁尔那儿赚到那么多钱的，你算是第一个啦。真该庆贺庆贺了。”

众人给巴尔塔萨斟上一杯啤酒，他一一回敬。他是第一回喝酒。天刚擦黑，他就喝得酩酊大醉，漫无边际地胡扯起来。他说他要做一千个鸟笼，每个售价六十比索。然后，再做它一百万个，攒满六千万比索。

“趁有钱人还没有死绝，咱们得做好多好多东西卖给他们，”他醉意朦胧地说，“他们都有病，活不了多久啦。这种人糟糕透顶，简直连气都不会生了。”

电唱机由他出钱不停地唱了整整两个钟头。大家举杯敬祝巴尔塔萨身体健康、走运、幸福。还举杯诅咒有钱人早死。可是，到了开饭时间，他就孤零零地给撇在台球房里了。

乌尔苏拉做好一盘葱头炸肉，一直等他到八点。有人告诉她，她丈夫在台球房里欢喜若狂地跟大伙儿喝啤酒呢。她不相信，因为巴尔塔萨从来没有喝过酒。她上床的时候，差不多是半夜了。可巴尔塔萨还在灯火通明的台球房里。那儿有四个座位的桌子，桌边围着椅子，还有露天舞场，石行鸟在里面踱着方步。他满脸胭脂，油污斑斑，一步也动弹不得。心想一床搂着两个女人睡觉该有多美。他花了不少钱。末了，只得留下手表抵押，保证次日还清欠款。过了一会儿，他劈腿坐在街上，发现有人脱他的鞋。即使如此，他也不想中断他生平最幸福的美梦。清晨五点钟，赶去望弥撒的妇女们路过那儿，都不敢正眼瞧他，以为他已经一命归阴了。

蒙铁尔寡妇

堂·何塞·蒙铁尔一命归阴，人人都觉得解了心头之恨，只有他老婆例外。可是让众人深信此人确死无疑，却着实花了好几个钟头。看到他遗体停在灵堂，枕着枕头，躺在铺着亚麻布床单、象甜瓜般黄灿灿、圆鼓鼓的棺材里头，不少人还疑云难消哩。他胡子刮得精光，穿着一身白衣裳，脚蹬漆皮靴，依然神采突变，风姿不减当年。往常，他在礼拜天上午八点钟望弥撒的时候，正是这副神气；只是如今手里捧着一幅耶酥受难像，不再攥着鞭子了。得赶紧把棺材盖板的螺丝拧上，送进奢华的祠堂供着，好让众人放心，他并非躺着装死。

下葬之后，除了他老婆之外，有一件事真让人难以相信：何塞·蒙铁尔竟是自然死亡，并非暴卒。大伙儿一直以为他大概中了埋伏，挨了冷枪，可他老婆却一口咬定他是年迈归天，寿终正寝。他虽则忏悔了，却没有露出一丝痛苦，活象一名新教徒。不过有些细节，这女人还是给弄混了。何塞·蒙铁尔是某个礼拜三下午八点钟未遵医嘱而大动肝火死在吊床上的。他老婆满心希望全镇居民都来参加亡夫的下葬仪式，希望她的房子变得窄小，花圈多得容纳不下。然而，只来了几名志同道合的老熟人和几个宗教团体，仅仅收到镇公所敬献的几个花圈。她的儿子以驻德领事的身份拍来了唁电，而她的两个女儿则从巴黎拍来了长达三页的唁电。显而易见，他们是站着用邮局里的公用墨水草拟电文的。他们费了许多电报稿子才凑满耗资二十美元的字数。他们谁也没答应要赶回来。那天晚上，六十二岁高龄的蒙铁尔寡妇伏在曾给她带来幸福的亡夫枕过的枕头上呜呜地哭，第一回尝到痛楚的滋味。“我要永远隐居起来，”她想“，反正我觉得跟何塞·蒙铁尔一样，也给塞进那个盒子里去了。这世界上的事，我什么都不想知道啦，”她倒挺坦率。

这女人脆弱、迷信。二十岁上，她奉父母之命，嫁了人。求婚人就一个，而且只许她在十来米的距离之内张眼瞧瞧。她从来没有直接接触过现实生活。男人的尸体从家里抬出三天之后，她流了不少眼泪才明白自己应该作出某种反应，可是不知今后应该如何开始新的生活。看样子，万事还得从头开始呐。

何塞·蒙铁尔带着无数秘密进了坟墓，其中之一便是那个保险柜的内容。这件事情，镇长亲自抓在手里。他让人把保险柜抬到院里，靠着土墙。两名警察对准柜锁开起枪来。整整一上午，寡妇在卧房里听到警察一阵阵地放着闷枪，镇长一个劲儿地扯着脖子发号施令。“就差这件事没干完啦，”她想，“五年来我求告上帝不再听到枪声，如今，家里枪声砰砰，我还得感恩呢。”那天，她聚精会神地召唤死神到来，但没人答腔。她刚要入睡，忽听得轰然一声巨响，屋里地皮震得直颤悠。一定是保险柜给炸了。

蒙铁尔寡妇叹了一口气。十月份的日子拉长了，淫雨连绵，积水成潭。她感到晕头转向；漫无目的地在何塞·蒙铁尔杂乱但巨大的庄园里飘流。家里那个勤奋的老佣人卡尔米恰尔先生一直掌管产业。如今丈夫既已归天，蒙铁尔寡妇便走出闺房，独当一面，管起家业来。她把房子收拾得整洁朴素，所有家具统统涂上一层悲哀的色彩，挂在墙上的死者遗像披上一圈丧带。整整两个月，她闭户不出，养成了咬指甲的毛病。有一天，她睁着一双哭得又红又肿的眼睛，瞅见卡尔米恰尔先生打着一把雨伞走进屋来。

“把伞收起来吧，卡尔米恰尔先生，”她对他说，“我们什么本事都有，可就没有您打着伞走进别人屋里的那种能耐。”

卡尔米恰尔先生把伞放在屋角。他是个老黑人，皮肤油亮油亮的，穿一身白，脚上那双鞋用折刀划了几道小口子，以便减轻对茧子的摩擦。

“我只是想晾晾干嘛。”

寡妇打开窗户，这是她丈夫死后第一回。

“讨厌的事情真多，再说，今年冬天又……”她嘟哝起来，一面咬着指甲。“看样子，雨是不会停啦。”

“今明两天雨是停不了啦！”管家说，“昨晚上我的茧子疼得睡不着觉。”

卡尔米恰尔先生的茧子所作的天气预报，她是深信不疑的。她极目眺望，看了看夷为平地的小广场，看了看在何塞·蒙铁尔下葬时大门紧闭、悄然无声的家家户户，对自己的指甲、无垠的耕地以及从丈夫那儿继承过来而自己永远也理解不了的无数承诺失望极了。

“这世道真坏透了，”她叹了一口气。

这几天来看望她的人以为她精神失常了，这也有道理。但实际上她比任何时候都清醒。政治残杀开始之前，她就面对着自己房间的窗户，度着那凄凉的十月早晨，一面对殉难者深表怜悯，一面想着，要是上帝礼拜天也不休息，他就能抽空毁灭整个这个世界。

“他真应该利用这一天来消灭天下那么多的坏东西，”她说，

“这样，他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丈夫死后，她没怎么变，只是有了具体的理由可以在肚里暗打主意了。

这样，蒙铁尔寡妇濒临绝境的时候，卡尔米恰尔先生便力挽狂澜。但事情并不尽如人意。何塞·蒙铁尔过去倚仗权势垄断了地方商业，如今老百姓摆脱了他的胁迫，就进行报复了。没有顾客光顾，牛奶便成罐成罐地堆积在院子里凝结起来，蜂蜜发了酵，而奶酪则搁在仓库阴暗的柜子里喂肥了蛆虫。在装着电灯、供着仿大理石天使塑像的陵墓里，何塞·蒙铁尔因谋杀罪和渎职罪苦挨着六年徒刑的岁月。国家历史上谁也没有象他那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此大发其财。独裁政权的首任镇长进镇那会儿，穿着裤衩、坐在谷仓门前度过了大半生的何塞·蒙铁尔还是个谨小慎微、不论谁当政都拥护的人。他财运亨通，笃信宗教，有一阵子名声不赖。他曾大言不惭地扬言，要是他彩票中了奖，就给神殿捐赠一个真人般大小的圣约瑟塑像。过了两个礼拜，他得了六份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人们第一次看到他穿着鞋子是在新镇长走马上任那会儿。这位新镇长当过警长，是个左撇子，为人粗野，负有消灭反对派的特别使命。何塞·蒙铁尔当起他的秘密情报员来。这位谦卑的商人虽说是个性情平和的胖子，但整起他的富的和穷的政治对手来，却丝毫没有不安的神色。穷的，由警察在公共广场上执行枪决；富的，则限令其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本镇。何塞·蒙铁尔整日跟镇长躲在闷热的办公室里策划着这场屠杀，可他老婆倒对罹难者极其同情。镇长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她挡住了丈夫的去路。

“这家伙犯下罪啦，”她对他说“，你得利用你在政府里的势力把这头畜生撵走，这混蛋会把镇上整得鸡犬不留的。”

这几天忙得不可开交的何塞·蒙铁尔把老婆推开，连眼皮也不抬一下，说“：你别犯傻气。”其实，穷人死也罢活也罢，他没啥油水可捞；轰有钱的主儿，倒有笔好生意哩。自从镇长开枪打烂了有钱人的大门，要他们限期离镇以来，何塞·蒙铁尔便买下了他们的土地和牲畜，而且，价格是由他自己定的。

“你别傻了，”老婆对他说过“，你帮他们忙，好让他们不致饿死异乡，可你自己就会破产！他们决不会感谢你的！”

何塞·蒙铁尔真是连笑的时间也没有，一把推开老婆，说：

“你还是到厨房去吧，别碍我的事！”

不到一年，反对派便按这种速度被清洗干净，何塞·蒙铁尔变成镇上最有钱有势的人物。他把女儿送去巴黎，给儿子谋到驻德领事的职位，自己挤出老命来巩固他的帝国。可惜，他虽攒下偌大一份产业，只享了不到六年的清福。

何塞·蒙铁尔去世已经一年，他的遗孀倒没有听见楼梯咯吱作响，只感到一个坏消息沉重地压在头上。傍晚时分，总有人来。“又闹贼啦，”有人说“，昨天，五十头小牛给偷走啦。”蒙铁尔寡妇坐在摇椅上一动不动地咬着指甲，只感到心头一阵绞痛。

“我一直跟你说，何塞·蒙铁尔，”她自言自语“，这地方的人没良心，你尸骨未寒，人们就变了嘴脸。”

谁也没有回家。那几个月淫雨连绵，能见到的人就是不屈不挠的卡尔米恰尔先生一人。这位先生进屋时是向来不把伞收起来的。事情并没有多大起色。卡尔米恰尔先生给何塞·蒙铁尔的儿子写了好几封信，劝少东家最好回来出面经管生意，甚至答应由他本人负责照顾寡妇的身体，可他老是得到含糊其词的回答。最后，何塞·蒙铁尔的儿子坦率地回答说，他不敢回国，因为怕挨枪子儿。于是卡尔米恰尔先生上楼走进寡妇的卧室，硬着头皮向她承认由他经管的产业已濒临破产。

“这倒好了，”她说，“我受尽了欺骗，吃足了苦头。你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吧，让我安安静静地死了就得了。”

从那时起，她跟这世界唯一的来往便是每月月底给女儿写信。“这地方人坏透了，”她告诉女儿，“你们这辈子就呆在那儿吧，别为我担心。得知你们生活幸福，我也就放心了。”女儿们轮流给她回信。她们的回信总是高高兴兴的，看得出来，信是在温暖和煦、光线明亮的地方写的。而且，每当这两个姑娘停笔斟酌字句的时候，常常顾镜自盼。她们也不愿意回来。“事关文化教养，”她们说，“可是国内对我们并不太合适。国内那么野蛮，动不动就因为政治问题杀人，我们生活不下去。”蒙铁尔寡妇读着信，心中稍安。她读一句，点一下头。

有一次，女儿们跟她谈到了巴黎的肉食市场。她们告诉她说，市场门口常常吊着一只只宰杀好了的肥猪，身上接满花环。信的末尾，有一个陌生的笔迹补充写道：“您想想，其中最大最美的一朵石竹花居然给插在猪屁眼儿里。”看到这里，蒙铁尔寡妇两年来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她没有关灯，便上楼走进卧室。临睡前，她把电扇转向墙壁，然后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剪子、一卷橡皮膏和一串念珠。她把咬红了的右拇指裹了起来，接着就做祷告。刚念第二遍经，她就把念珠换到左手来，因为右手隔着橡皮膏，念珠摸不清。忽然间，她听到远处雷声隆隆。过了一会儿，她脑袋耷拉在胸前，睡着了。左手捏着念珠，甩在一边。这时，她看到格兰德大妈披着白床单、裙兜里插着梳子，用拇指挤着虱子，呆在院子里面。她问格兰德大妈：

“我什么时候死呢？”

格兰德大妈抬起头来说：

“等你胳膊累了的时候吧。”

周末后的一天

雷薇卡太太是个忧悒的寡妇，住在一所豁亮的邸宅里，有两条走廊、九间卧室。七月的一天，她发现纱窗上破了几个窟窿，看样子象是从街上用石头砸破的。这件事闹得她惴惴不安。她先是发现自己的卧室的纱窗给弄破了。她原打算把这件事告诉阿赫妮达；丈夫去世以后，阿赫妮达成了她的佣人和心腹。后来，在倒腾杂七杂八的东西（顺带说一句，很久以来，雷薇卡太太除了倒腾倒腾东西之外，也就无所事事了）时，又发现不单是那间卧室的纱窗破了，而且所有房间的纱窗上都有窟窿。雷薇卡太太对地方当局素来怀有一种正统的情感。这大约是乃祖遗风吧。她的高祖，一个克里奥尔人，在独立战争时期曾经和保皇派并肩作战；后来，又历尽千辛万苦到西班牙去了一趟，目的无非是拜谒一下卡洛斯三世在圣伊尔德丰索修建的宫殿。在发现所有的纱窗都被弄破以后，雷薇卡太太不再想和阿赫妮达谈了。她戴上饰有小巧玲珑的天鹅绒花的草帽，径直到镇长办公室去禀报这件事。到了那里，只见镇长正在修理办公室的纱窗。他没穿衬衫，光着毛茸茸的上身，结实得象头牛。镇长办公室的纱窗和雷薇卡太太家的纱窗一样也给弄破了。

雷薇卡太太走进脏乎乎、乱糟糟的办公室，第一眼就瞥见写字台上放着一堆死鸟。不过，一来天气热得她头昏脑胀，二来纱窗被毁把她气糊涂了，所以写字台上堆放死鸟这种稀奇古怪的事竟然没有引起她的惊讶。看见镇长老爷居然屈尊爬上高梯，用窗纱和螺丝刀修理纱窗，她也没有觉得不成体统。在这当时，她根本顾不上考虑旁人面子不面子的，一心想的就是纱窗被毁有损她的尊严。她糊里糊涂的，根本没有琢磨琢磨她家的窗子和镇长办公室的窗子有什么关系。雷薇卡太太煞有介事地站在办公室进门几步远的地方，手拄着新换的阳伞的长柄，说：

“我要提出控告。”

镇长站在梯子上扭过头来，热得满脸通红。雷薇卡太太如此不寻常地光临办公室，他倒没表示多么激动。他一边懒洋洋地拆卸纱窗，一边从梯子上问道：

“出了什么事啦？”

“街坊的孩子把我家的纱窗弄破了。”镇长又把脸扭过来，两眼打量着雷薇卡太太帽子上精致小巧的天鹅绒花和那双老式的银色鞋子，仿佛平生第一次见到她。他眼睛盯着雷薇卡太太，小翼翼地从梯子上爬下来。脚踩实地以后，一只手叉在腰间，另一只手把螺丝刀撂在写字台上，然后说：

“不是孩子们弄的，太太。是小鸟。”

听了这句话，雷薇卡太太才恍然大悟，原来写字台上的死鸟、登梯爬高的镇长以及她家卧室的破纱窗还有这么一层关系。一想到她家卧室里到处都是死鸟，雷薇卡太太不禁打了个冷战。

“小鸟！”她大声喊道。

“是小鸟！”镇长肯定说。“这几天，小鸟撞破各家的窗户，跌死在屋里。一连三天我们都忙着处理这个问题，您居然会不晓得。真怪啊！”

离开镇长办公室的时候，雷薇卡太大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她有点儿生阿赫妮达的气。不管镇上有什么风言风语，阿赫妮达总是回家来给她捎信，惟独没讲起过小鸟的事。’眼看要到八月了，骄阳照得雷薇卡太太眼花缭乱，她连忙撑起阳伞。走在暑气蒸人的空旷的大街上，直觉得从每家寝室里都飘散出一股死鸟的恶臭，一个劲地往鼻孔里钻。

这件事发生在七月底，小镇上从来没有这么热过。可是，小鸟的大批死亡搅得人昏头昏脑的，根本没有留意到分外炎热的天气。虽说这件怪事对镇上的活动没有产生严重的影响，到了八月初，大部分居民都为这件事悬着个心。这大部分人不包括人称“卡斯塔涅达伊蒙特罗祭坛圣餐”的安托尼奥·伊萨贝尔他老人家。安托尼奥·伊萨贝尔是一位和善的教区神父。九十四岁那年，他说他曾经三次亲眼看见了魔鬼。可是，这次的死鸟，他只看见两只，而且压根儿没把它当回事。第一只死鸟是礼拜二做完弥撒后在圣器室里看到的。他想一准是邻居的猫叼来的。另外一只是礼拜三在他家走廊上看见的。神父用鞋尖把死鸟踢到大街上，心里想：

“这些猫啊！当初就不该造它们。”

礼拜五，神父来到火车站，选定一张长椅子，正要坐下来，突然在椅子上又看到了第三只死鸟。他心中一动，顺手抓住小鸟细嫩的爪子，举到眼前，翻过来掉过去细细地审视了一番。然后颇为惊奇地想：“哎呀！这是我在一个礼拜里碰到的第三只死鸟。”他这才开始觉察到镇上出事了。究竟出了什么事，他还是稀里糊涂的。这是因为一方面神父年事已高，另一方面近来他总是犯迷糊。上次他说他曾经连着三次看见魔鬼，镇上的人觉得这件事有点儿蹊跷。虽说教民们承认神父是个好人，温文尔雅，做事勤恳，但是他们都说神父老是迷迷瞪瞪的。不管怎么说吧，神父总算觉察到小鸟出了事了。即使如此，他还是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犯不上为此专门布一次道。另外，第一个闻到死鸟臭味儿的还是神父。那是在礼拜五夜间。他本来睡得就不踏实，突然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把他熏醒了。这是什么？是噩梦，还是魔鬼撒旦用一种新颖独特的手法打搅他的清梦？一时间他也说不清楚。神父朝四下里嗅了嗅，在床上翻了个身，心想：围绕着这番经历倒满可以编一篇布道辞。这篇布道辞应该充满戏剧性，讲一讲撒旦如何狡狯地通过五官钻进人的心灵。

第二天做弥撒前，神父在门廊里踱来踱去。这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人们谈论死鸟的事。他正在琢磨着布道辞、撒旦和人的嗅觉可能犯下的罪孽的时候，又听见人们说夜间的臭气就是这个礼拜搜集到一块的死鸟散发出来的。在神父的脑海里，顿时闪现出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想法，什么福音书的预言啦、什么恶臭啦、什么死鸟啦。看起来，、礼拜天无论如何也得凑上一段关于怜惜众生的布道辞，但是究竟讲些什么，连神父自己也不甚了了。至于魔鬼和人的五官的关系，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神父时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每出一件事，在他心灵深处一定蛰伏着类似的经验。七十多年前，他在神学院的时候，就有过这种事；九十岁以后，这种事更是不断出现。他在神学院的时候，一天下午，下过一场阵雨（不是暴风雨），天气十分晴朗。他正在阅读索福克勒斯的一段著作原文。雨过天晴，他朝窗外疲惫的田野眺望了一下，清新的下午好象用水洗过似的。这时，他把希腊戏剧和那些古典作家（他叫不上名字来，笼统地把他们称为“老前辈”）全都丢到脑后去了。约摸过了三四十年，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他到一座小镇去拜访一个人。当他穿过石块墁地的广场时，无意中随口念出了在神学院读过的索福克勒斯的那段诗句。那个礼拜里，他和代理主教有过一次长时间的交谈，题目就是关于“老前辈”的事。代理主教是个饶舌的老头儿，很易激动，专门喜好复杂的谜语。据他说，这些谜语是他专门为文人学士编制的，多年以后仍以“不解之谜”的美名四处流传。

那次会见一下子唤起了神父早年对希腊古典作家的由衷喜爱。那年圣诞节，他收到一封信。可惜，那时候他的名声不佳，人们都说他常爱想入非非、信口开河，在布道辞里惯讲些不三不四的话。否则，当时他肯定会晋升为主教了。

早在“八五”战争前，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和镇上的居民就很少来往。在小鸟跌死在居民家里以前好多年，特别是神父说他看见魔鬼以后，镇上的人一再要求派个年轻的神父来顶替他的职位。人们早不把他当回事了。不过，他本人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虽说他不戴眼镜依然能够辨认出经书上的蝇头小字。

神父生活得很有规律。他个头儿不高，瘦筋巴骨的不大惹人注意。举止迟缓，平时说话声音很平和，一上讲坛就显得干巴巴了。午饭前，他只穿着一条斜纹布长裤，裤脚扎在脚腕子上，随随便便地躺在卧室的帆布椅上沉思默想。

神父除了每天做做弥撒，没有什么其他事可干。每个礼拜他都要在忏悔台前坐上两次，不过这些年谁也不来向他忏悔了。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简单地认为这是因为教民们沾染了现代生活习惯，愈来愈不信仰上帝。因此，他觉得连续三次看到魔鬼绝不是偶然的。他心里明白，人们不大相信他的话，就连他自己也觉得这种事的确不怎么可信。近五年来，假如神父发觉自己不过是一具活僵尸，他一点儿也不会感到意外。直到他看见头两只死鸟的时候，也还是如此。然而，碰见第三只死鸟以后，他才开始慢慢地苏醒过来。这几天，他一心一意地琢磨着那只死在车站长椅上的小鸟。

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住在离教堂十来步远的一幢小房子里，有一条通大街的走廊，——两间房子一间办公室、一间卧室，——屋子里没安纱窗。大约是在犯糊涂的时候吧，他认为只有天气不热了，人们才能过上幸福生活。一想到这里，他总有点儿忐忑不安。他很喜欢思索这一类离奇古怪的事。每天上午，他把大门打开一半，坐在走廊上，合上眼，全身肌肉放松，开始胡思乱想起来。他的思绪非常细微，至少在近三年里，在所谓沉思的时候，其实他啥也没想。只是这一点神父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每天十二点整，有个小伙子手里拿着个四屉饭盒穿过走廊。饭盒里的饭食总是老一套：骨头汤外加一块木薯、白米饭、炖肉不带葱头、煎香蕉或是玉米饼，还有一点扁豆——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从来不吃一口扁豆。

小伙子把饭盒放在神父的椅子旁边。神父躺着不动，待到走廊上的脚步声消失以后，才睁开眼睛。因此，镇上的居民以为神父是在午饭前睡午觉（这又是一桩违拗常情的事）。其实呢，就是夜间他也睡不踏实。

这一阵子，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生活得愈来愈简单，几乎快要茹毛饮血了。他躺在帆布椅上进餐。吃饭时，从来不把食物从饭盒里拿出来，既不用盘子也不用刀叉，只用一把汤匙。饭后，他站起身来，用水冲冲头，穿上缀满大块方形补丁的白法袍。镇上人睡午觉的时候，他独自一人到车站去。几个月来，他沿着这条路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叨咕着最后一次看见魔鬼时编造的祈祷辞。

礼拜六——从天上开始掉死鸟的第九天，——“祭坛圣餐”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又到车站去。路过雷薇卡太太家门口的时候，突然一只奄奄一息的小鸟跌落在他脚边。神父霍然清醒了一下。他发觉这只小鸟不同于其它小鸟，还能救活。他双手捧起小鸟，连忙去拍打雷薇卡太太家的大门。这当儿，雷薇卡太太正在换衣，准备睡午觉。

雷薇卡太太在卧室里听到有人叫门，情不自禁地瞥了一眼纱窗。这两天倒是没有小鸟闯进来了。不过，纱窗还是大窟窿小眼睛的。她寻思着，眼下叫人担惊受怕的鸟类大举入侵还没有停止，找人修理纱窗无非是白花钱。在电风扇的嗡嗡声中，她又听见叩门声。阿赫妮达正在走廊尽头的卧室里睡午觉。想到这里，她感到很不耐烦。谁会在这个时候打扰她呢？她想也没想，就系好衣服，打开纱门，一肚子不高兴地穿过走廊和堆满家具与各种

摆设的客厅。开门之前，她隔着纱门一看，只见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只小鸟，戚容满面，两眼黯然失神。他说：“只要给它点儿水喝，找个瓢把它扣起来，准能缓过来。”雷薇卡太太打开大门，吓得差点儿晕过去。

神父在雷薇卡太太家里总共停留了不到五分钟。雷薇卡太太以为是她把神父挤兑走的，其实是神父自己不愿意多呆。只要雷薇卡太太认真回忆一下，就会发觉神父在镇上住了三十多年，每逢到她家，从来没有逗留过五分钟以上。的确，大家公认这位寡妇是主教的亲戚（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可是，在神父看来，客厅里的豪华摆设分明表现出主妇是个贪婪的人。再说，关于雷薇卡太太的家庭生活还有一段传闻（也许是一段真事）。神父认为这件事肯定还没有传到主教的耳朵里去。有一次，雷薇卡太太的大伯子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雷薇卡太太认为他是个无情无义的人）说：本世纪以来，主教压根儿没到镇上来过，原因就是不想见到他这位远亲。传闻也罢，真事也罢，总而言之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和这一家人在感情上总是疙疙瘩瘩的。雷薇卡太太从来不懂得惜老怜贫。她一年只做一次忏悔。神父一要她具体谈谈她丈夫怎么会不明不白地死去时，她总是东拉西扯地回避问题。眼下神父来到她家，等着她拿碗水来饮一饮奄奄待毙的小鸟，完全是因为情况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寡妇转身进去了。神父坐在一把华丽的雕花木摇椅上。他老是闻着这所宅子里有一股奇怪的潮湿气味。四十多年前，有一天，屋里一声枪响，上校的弟弟何塞阿尔卡迪奥布恩迪亚应声仆倒在地，身子压在他刚刚脱下的、还热烘烘的马靴上，腰带上的钢钎子碰在马刺上发出一阵铿锵声。由打那次以后，这所宅子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潮味。

雷薇卡太太回到客厅，看见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坐在摇椅上呆呆地发怔，不禁吃了一惊。

“对主来说，动物的生命和人的生命同样值得爱惜，”神父说。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倒是没想到何塞阿尔卡迪奥布思迪亚。寡妇也没往这上面想。自从神父在讲坛上说他看见三次魔鬼以后，雷薇卡太太再也不相信他的话了。她根本不理睬他，抓起小鸟，往碗里一浸，拿出来抖了两抖。雷薇卡太太没有一点儿侧隐之心，愣手愣脚地毫不怜惜小鸟的生命，这一切神父全都看在眼里。

“你不喜欢小鸟儿，”神父细声细气地说，口气却十分肯定。寡妇把眼皮往上一抬，露出一副不耐烦的、恶狠狠的神情。

“即使我喜欢过小鸟儿，”她说，“如今我也讨厌了。平白无故地净撞死在人家家里。”

“已经死了好多鸟儿了，”神父冷冷地说。声音虽然平板，却不难听出话里带着不少刺儿。

“死绝了才好呢，”寡妇说。她厌恶地掐住小鸟，往瓢底下一扔，接着说：“要不是撞坏我的纱窗，这跟我有什么相干？”

神父从来投有见过这样硬心肠的人。过了一会儿，他把小鸟拿起来，看了看，孱弱的小动物一动也不动了。一时间，周围的一切东西，什么屋里的潮味啊、什么贪婪啊、什么何塞阿尔卡迪奥布思迪亚尸体上的刺鼻的火药昧啊，他都忘得一干二净。惟独对一周来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的真象却有所醒悟。雷薇卡太太瞧着神父手捧死鸟，神色冷峻地离开她家。大批死鸟跌落在镇上，这件事给了他极大的启示；《启示录》上是怎么说的，他这个上帝的使者（上帝安排他在天气凉爽的时候享受过幸福生活）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

这一天，神父和往常一样信步朝车站走去。他模模糊糊地觉察到人世间正在发生什么事。但是，他觉得脑袋发木，懵懵懂懂的，说不清出了什么事。他坐在车站的长椅上；尽力地回忆《启示录》里讲没讲过鸟类大批死亡的事，可是啥也想不起来。猛然间，他想到在雷薇卡太太家里耽搁这么久，恐怕火车早已开过去了。他连忙把脑袋伸进蒙着一层灰尘的破玻璃窗，看了看车站上的钟：差十二分一点。神父回到椅子上，感到憋得慌。他想起今天是礼拜六。他一边摇着蒲扇，一边腾云驾雾般地胡思乱想起来。法袍上的扣子、靴子上的扣子和紧腿斜纹布长裤上的扣子勒得他实在难受。他这才惊奇地发现这一辈子还没有碰上过这么热的天气呢。

神父坐在椅子上，解开法袍的领扣，从袖管里掏出手帕，擦了擦通红的脸庞。他忧心忡忡地想：莫不是正在酝酿着一场地震吧。他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种情况。然而，仰望碧空，万里无云。在蓝盈盈的天空中，鸟类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天空是蔚蓝色的、透明的，这一点神父看得一清二楚，只是他把死鸟的事一时又忘了个精光。他又想，八成要来一场暴风雨吧。可是，天空是那样的明净、岑寂，仿佛是覆盖在另外一个遥远的小镇上的苍穹，那里的气候凉爽宜人；他甚至觉得仰望天空的似乎不是他自己的眼睛，而是别人的眼睛。过了一会儿，他的目光越过用棕榈时和锈迹斑斑的锌板苫盖的屋顶朝北方眺望，只见几只兀鹰静悄悄的、缓缓地、稳稳当当地在垃圾堆上展翅翱翔。

不知怎的，眼前的情景使他回忆起神学院的一段往事。那件事发生在他受领低级圣职前不久的一个礼拜天。当时，神学院院长答应神父可以随便使用他的私人图书馆。每天，特别是礼拜天，神父几小时几小时地呆在图书馆里，聚精会神地阅读散发着朽木气味的发黄的书籍。书上有院长用潦草的拉丁文小字写的旁注。一个礼拜天，他整整看了一天的书。这时候，院长走进图书馆，只见院长惊惶不安地从地上拣起一张纸条，很明显这是从神父手里那本书页中掉出来的。他假装没理会院长那种惶遽的样子，其实纸条上的字他看得清清楚楚。上面只有一句话，是用紫墨水写的清晰的楷书：MadameIvetteesstmortecettenuit[4]五十年过去了，现在眼瞅着几只兀鹰盘旋在衰败的小镇上空，他又想起了神学院院长那副痴呆呆的样子。当时院长坐在他的对面，看上去就象霜打的荞麦，连喘气都有点儿变了。

这样一联想，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不但不觉得热了，反而感到一般冷冰冰的凉气从大腿根儿一直串到脚底板。他很害怕，又说不上究竟为什么。脑海里立时翻腾起一团乱糟糟的思想，忽而觉得恶心，忽而看到”撒旦的一只爪子陷入泥淖，忽而又看到死鸟纷纷跌落人间。而他，“祭坛圣餐”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竟然对死鸟这样一桩大事置若罔闻！蓦地，他站起身来，扬起一只胳臂仿佛要和谁打招呼，可是手停在空中。只听他惊呼一声：“流浪的犹太人！”[5]

这工夫儿，火车的汽笛响了。多少年来，神父第一次没有听见汽笛声。他眼瞅着火车在浓烟滚滚中开进车站，耳朵里听到烟屑落在生锈的锌板上发出的沙沙声。但是，这一切仿佛是遥远的、缥缈的梦境。直到下午四点多钟，神父才从梦境中全然清醒过来。他连忙对准备在礼拜天发表的精彩的布道辞进行最后的加工润色。又过了八个小时，有人找他，请他为一位妇女行临终涂油礼。整个下午，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忙得不可开交，顾不上了解一下是否有人乘车到小镇上来。很久以来，那四节油漆剥落、破旧不堪的车厢在小镇上开过来开过去，然而神父从不记得有人在这里下车，留在镇上，起码近几年里没有过。真是今不如昔啊！想当年，他整下午整下午地凝视着一辆满载香蕉的火车奔驰而过。那是一百四十节满载水果的车皮，过啊过啊，好象永远也过不完似的。在最后一节车厢上，站着个人，手里举着盏绿灯。车开过后，夜幕就降临了。镇上，万家灯火。神父站在铁路旁，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小镇。他觉得用眼睛盯住过往的火车，就等于被带到别的镇子上去。也许因为这个，他养成了每天到车站来的习惯。后来，发生了枪杀工人、毁坏香蕉园；捣毁那一百四十节车皮的事件。然而，他依然天天到车站来。这时只剩下那辆尘封灰盖、暗黄色的火车，既没有人乘车来，也没有人乘车走。

但是，那个礼拜六，的确来了一个人。当“祭坛圣餐”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离开车站的时候，一个文静的年轻人正从最后一节车厢的窗子里注视着他。小伙子除了饥肠辘辘外，没有任何异于常人的地方。看到神父，他突然想起打昨天起他还一直没吃东西呐。“有神父的地方一定有旅店，”他一边想一边从车上下来。穿过八月的烈日烤炙下的大街，走到车站对面一幢房子的荫凉处。屋里，留声机正在放送一张用过多年的唱片。一连饿了两天，小伙子嗅觉分外灵敏，一下子就闻出了这是一家旅店。他连忙进去，连招牌都没顾得看一看。招牌上写着“马孔多旅店”，这个名字恐怕他从来没有见过。

老板娘怀了五个多月的身孕。面色焦黄，她妈妈怀她的时候大概就是这副模样。小伙子要了一份午餐，说：“愈快愈好。”老板娘不慌不忙地端上来一盘骨头汤翻青香蕉丁。这当儿，火车拉响了汽笛。汤盘里冒出喷香的、热腾腾的蒸气，小伙子透过雾气估摸了一下从旅店到车站的距离，顿时吓了一跳，坏了，要误车了。

他撒腿就跑，心急如焚地跑到门口。还没等迈出门坎，眼睁睁地瞧着火车开走了。他回到桌旁，肚子一点儿也不饿了。只见留声机旁边坐着一位姑娘。姑娘冷冷地瞅着他，神色挺吓人，好象要咬架的狗一样。这一天，小伙子第一次摘下了两个月前妈妈送给他的帽子。吃完饭，把帽子往两膝中间一夹。过了一会儿，他从桌旁站起来，似乎对误了车，在一个连名字都没搞清的小镇上度过周末并不感到焦急。他坐在厅堂的一个角落里，靠在硬邦邦的椅子背上。他在那儿坐了好久，根本没有心思听唱片。最后，选唱片的姑娘开口说话了：

“走廊上比这儿凉快。”

小伙子有点儿忸怩不安。和生人打交道，他总是害躁，不敢正眼看人。有时候不得不说几句话，说出来的和心里想的也是两码事。“好吧！”他回答说，脊背上一阵发凉。他打算摇晃几下，没摇动，忘记自己坐的不是摇椅。

“到这儿来的人都爱把椅子挪到走廊上去，那里比这儿凉快。”姑娘说。听那话音，好象姑娘要跟他攀谈攀谈。小伙子又是一阵着急。姑娘给留声机上弦的时候，他偷偷地睃了她一眼。看上去，她在那儿坐了有几个月了，兴许有几年了，而且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她给留声机上弦，叫它走动，而她自己却反而一辈子守在留声机旁不能动弹。她冲着小伙子笑了笑。

“谢谢，”小伙子说着话站起身来，尽量显得轻松自然一些。姑娘两眼盯住他说：“到这儿来的人都把帽子挂在衣钩上。”

小伙子的脸刷地一下子红到耳根子。姑娘用这种办法提醒他，弄得他挺紧张，挺不好意思，象是被人逼到墙角上一样。误车时的恐惧感再一次掠过他的心头。这时候，老板娘进来了。

“您干什么呐？”她问。

“他要把椅子挪到走廊上去，谁来都是这样，”姑娘说。

小伙子听出来了，她的话里带着戏弄人的口吻。

“撂着吧，”老板娘说“，我给您端个方凳来。”

姑娘呵呵地笑了起来，笑得小伙子真不好意思。天气燥热，他一个劲地冒汗。老板娘把一个皮面的木头凳子搬到走廊上。小伙子正要跟过去，姑娘又开口了。

“弄不好，小鸟就会吓你一跳，”她说。

老板娘扭过头去，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这个动作很快，可是小伙子刚好看在眼里。

“你顶好闭上嘴，”老板娘说。说罢，又笑容可掬地看着那个小伙子。他已经不那么腼腆了，也想上前搭讪几句。

“你说什么？”他问。

“我说每天一到这个钟点，走廊上就掉死鸟，”姑娘说。

“别听她瞎说！”老板娘说。她弯下腰去，整理了一下中间桌子上的一束纸花，手指头神经质地在索索发抖。

“我瞎说？”姑娘说。“才不呢！前天你自己还扫走两只鸟呢！”

老板娘气咻咻地又瞪了她一眼。随即带着满脸的歉意想把事情的原委好好解释一下，打消客人的一切疑虑。“先生，是这么回事：前天有几个小孩儿把两只死鸟丢在走廊上，打算吓唬吓唬她。后来，又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可她呢，就相信这些鬼话了。”

小伙子笑了笑，觉得这几句话有点儿滑稽。他搓了搓手，又扭过脸去看那个姑娘。她正在焦灼地望着他。留声机已经不响了。老板娘走进隔壁房间。小伙子朝走廊走过去，这时候姑娘压低声音说：

“我亲眼看见从天上掉小鸟的，你相信我的话，没错。这里人人都看见过。”

听了这句话，小伙子才弄明白为什么姑娘恋着留声机不肯走开，为什么刚才老板娘发那么大的火。

“是啊，”他颇为感激地说。说完朝走廊走去，又说，“我也看见过。”

外面，杏树荫下稍微凉爽一些。小伙子把方凳靠在门框上，头往后一仰，不由得想起了他的母亲。这时候，妈妈正坐在摇椅上，用长把扫帚撵鸡。想到这儿，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身在异乡异土。上个礼拜，他也许还觉得自己的一生象是一根直溜溜的光滑的绳子。一头儿是上次内战中的一个细雨朦朦的清晨，他出生在一所农村学校的茅屋里；另一头儿是他满二十二周岁的六月的上午。那一天，妈妈走到吊床跟前，送给他一顶帽子，上面附有一条：“送给我亲爱的孩子的生日礼物。”有时候，他闭得发慌，总爱回想起学校、黑板和那张沾满苍蝇屎的国别地图，以及挂在墙上的一长排罐子，罐子上方有每个孩子的名字。那里气候凉爽，是一个宁静的、绿荫荫的小镇。有几只长腿芦花鸡时常穿过教堂，躲到缸旁边去下蛋。他母亲是个忧郁的、沉默寡言的女人。每天傍晚，她迎着从咖啡林吹来的微风，坐下来纳凉。她说：“马瑙雷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小镇。”然后，扭过脸来，看着在吊床上不声不响逐渐长大的孩子。“等你长大了，就懂得了。”可是，他啥也不懂；长到十五岁了，还是啥也不懂。以他的年龄而论，他的身材十分高大。平日生活闲散，长得很结实，只是有点儿呆头呆脑的。直到二十岁上，他的生活还不外乎是躺在吊床上翻几个身。这时候，妈妈患了风湿病，不得不离开执教十八年的学校。母子俩搬到一幢房子里住，有两间屋子和一个宽敞的院子，还养了几只芦花鸡，跟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的那几只一样。

养鸡是他第一次接触实际生活。直到今年七月，他就干过这么一样活计。七月里，妈妈打算退休。她想，办理退休的事自己的孩子足以胜任了。小伙子很快就准备好了文件；甚至还说服了教区牧师把妈妈的洗礼日提前了六年，因为她还没到退休的年龄。礼拜四，妈妈根据多年任教的经验，仔仔细细、不厌其详地叮嘱了他一番，他这才动身进城。随身带了十二个比索、一套换洗的衣服和一卷文件。至于什么叫“退休”，他的理解可以说是简单而又简单；照他想，所谓“退休”无非是政府应该付给他一笔钱，好用来养猪。

天气闷热，小伙子晕头胀脑地坐在旅店的走廊上，蒙蒙胧胧地打瞌睡。他根本没去想自己的处境有什么不妙。他盘算着，明天火车一返回，眼下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他一心想着礼拜天继续上路，而且再也不会光顾这个苦热难挨的小镇了。快到四点钟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讨厌的、粘粘糊糊的梦。边睡边想：真遗憾，没把吊床带来。猛然间；他想起衣服包和退休文件全部落在火车上了。这才倏地惊醒过来，一想到妈妈，又是一阵惊悸。

镇上掌灯的时候，小伙子站起来，往屋里搬凳子。他没见过电灯。看到旅店里腌腌的小灯泡，觉得十分新奇。再又一想；妈妈跟自己讲过这个玩意儿。他把小凳一直搬到饭厅里，竭力躲开那些象子弹一样撞击在镜子上的麻蝇子。目前的处境相当尴尬，天气又这么热，再加上小伙子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举目无亲的痛楚；这顿饭吃得勉勉强强。九点钟以后，他被带到旅店深处的一间糊着报纸杂志纸的木板房。半夜里，他做了个恶梦，象得了热病似的。在这同一瞬间，在离开旅店五条街的地方，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仰面朝天躺在帆布床上，心里想：有了晚上的经历，他可以充实一下准备早上七点钟用的布道辞。在一片蚊蚋的嗡嗡声中，神父穿着紧腿斜纹布长裤正在歇憩。快到十二点的时候，他穿过小镇，给一位妇女行临终涂油礼。回来时，有些激动，神经有些紧张。他把圣器放在床旁边，躺下来温习布道辞。神父面朝屋顶；在床上躺了好几个小时，直到黎明时分听到远处一只石行鸟的报时声时也没睡着过一会儿。神父打算起床，他费力地爬起来，一脚踩着了铃铛，砰地一声仆倒在坚硬粗糙的石头地上。

肋间一阵剧痛，疼得他几乎不省人事。这时；他觉得身体的重量、罪孽的包袱、年龄的负担一古脑儿压了过来。脸颊碰在硬邦邦的石头地上。往常，在准备布道辞的时候，他脚踩着这块石头地，就能具体地设想出通往地狱的道路该是什么样子。想到这里，神父不禁大吃一惊，喃喃地说：“耶酥啊，我再也起不来了！”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他啥也没想，甚至没想为自己祈求一个善终。一刹那间，他象真的死去了一样。可是，醒转‘过来的时候，他一点儿也不觉得疼痛和恐惧了。门下面透进一线灰蒙蒙的光亮，远处传来凄凉的鸡啼声。他还活着，而且清楚地记得布道辞上的每一句话。

他抽下门闩，外面已是晨光熹微了。他不仅不感到疼痛，反而觉得这一跤似乎把他摔得年轻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充满鸡啼声的潮湿的蓝色空气。全镇的善善恶恶仿佛都被他吸进心田。他朝四下里扫视了一眼，似乎要习惯一下周围凄清孤寂的气氛。在静悄悄的、朦胧的曙光中，他看到走廊上躺着一只、两只、三只死鸟。

神父两眼盯着三只死鸟，一连看了几分钟。在布道辞中他提出要为小鸟的成批死亡赎一次罪。他慢慢地踱到走廊的另一端，拣起三只死鸟，又回到水缸边上，打开缸盖，下意识地把死鸟一只一只地扔进静静的、碧绿的水中。“三加三等于六，一个礼拜里就是六只，”他想。心中突然一亮，他意识到一生中不平凡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七点钟，天气开始热起来。在旅店里，那位唯一的顾客正等着吃早餐。管留声机的姑娘还没起床。老板娘走过来，好象在她那鼓鼓囊囊的肚皮里时钟正好敲击七下。

“哎！真倒楣，误了车了！”她用同情的口吻说，只是这种同情来得晚了一些。随后，她端来一份早餐：牛奶咖啡、煎鸡蛋和几片青香蕉。

小伙子想吃几口，可是一点儿也不觉得饿。天气越来越热，他可真有些发憷。身上热汗淋淋，憋得喘不过气来。夜间，没脱衣服，睡得很不安稳。现在头有点儿发烫。老板娘过来收拾盘子的时候，他又想起了妈妈，又是一阵发悸。老板娘身穿一件大绿花的新衣服，显得容光焕发。看见她的新衣服，小伙子才想起今天是礼拜天。“有弥撒吗？”他问。

“有啊！”老板娘说。“不过，跟没有也差不多，几乎没人去上面一直不肯另派一位神父来。”

“现在这位怎么啦？”

“大概有一百岁了吧。是个半疯子，”老板娘说。她一只手托着盘子，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好象在想心思。随后，又接着说：

“有一回，他在讲坛上赌咒发誓地说他看见了魔鬼。自打那以后，几乎谁也不再去望弥撒了。”

小伙子一方面心境不佳，另一方面受好奇心驱使想见识见识这位百岁老人，于是信步朝教堂走去。小镇上死气沉沉，没有尽头的大街上尘土飞扬，锌板顶的木头房子阴森森的，似乎无人居住。小镇的礼拜天原来是这个样子：街上看不见如茵的绿草，房子紧闭着纱窗，暑气蒸人，天空显得深邃、邈远。他想：这个小镇的礼拜天和平常日子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他在阒寂无人的街上走着，记起了妈妈说过的一句话：“所有小镇的所有街道不是通往教堂，就是通往公墓。”他步入一个石头墁地的小广场，那里有一座带尖塔的白色建筑物，尖顶上立着一只木鸡，塔上的时钟指针停在四点十分上。

他从容不迫地穿过广场，登上教堂门口的三级台阶，登时嗅到一股陈年的汗臭，夹杂着烧香的气味；他跨步走进幽暗的、几乎空无一人的教堂。

这当儿，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刚刚登上讲坛。正要开始布道，他看见走进一个年轻人，头上戴着帽子。只见他用一双明澈的、镇定的大眼睛端详着空荡荡的教堂。随后坐在最后一排长椅上，歪着脑袋，两手搁在膝盖上。神父一眼就看出他是个外乡人。在镇上住了二十多年，只要镇上的居民，单凭身上的气味，神父也能说出他是谁。因此；他断定刚刚进来的小伙子是个外乡人。他朝小伙子迅速地瞥了一眼，看得出他不爱说话，有点儿忧愁，衣衫龌，皱皱巴巴的。神父心里想：“他大概穿着这身衣服睡了好多天了。”一股又讨厌又怜悯的感情掠过他的心头。可是，后来看到他在长椅上坐下来，一股感激的心情油然而生。他要为小伙子做一次最美好的祈祷。“耶稣啊！让他别忘了摘掉帽子，我不想把他撵出教堂去，”他一边想着一边开始布道。

一开始，神父信口讲来，显出心不在焉的样子。声音低得连自己也听不见。他几乎听不见那从开天辟地就沉睡在他心灵深处的泉水发出的时断时续的清晰的淙淙声。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自己讲得清楚明确、顺理成章、头头是道。他觉得腹内一阵阵发热。同时，他也知道自己随灵魂没有沾染一丝一毫的虚荣心。他一点也不傲慢，没有叛逆的念头，没有虚荣心，使他感到身心愉快的只是对主的纯真的爱戴。

雷薇卡太太在卧室里感到一阵阵发昏。再过一会儿，天气又要热得人没法活下去。可是，她不想离开这里，因为一切新鲜事物都会引起她莫名其妙的恐惧。否则的话，她早就把杂七杂八的东西装进放樟脑球的大箱子里，动身到世界各处游逛去了。听人说，她的高祖就是这样。然而，她心里明白自己注定要在小镇上了此一生，早晚会死在这两条走廊和九间卧室（她想，天气一凉快下来，立刻把卧室的纱窗换成玻璃窗）之间。于是，她下决心永远留在这里，每收拾一次柜子里的衣服，就下一次决心。她还决定给“我最最尊敬的表兄”写一封信，请他委派一位年轻的神父来。这样她又可以戴上那顶饰有小巧玲珑的天鹅绒花的帽子到教堂去参加秩序井然的弥撒，听一听条理分明、富有教益的布道辞。她想；明天是礼拜一。现在她要琢磨一下给主教的信怎样开头（布思迪亚上校说道，她的信开头总是写得不够庄重、缺乏敬意）。这时候，阿赫妮达风风火火地拉开纱门，大声喊道：

“太太，听说神父在讲坛上发疯了。”

寡妇哭丧着脸，把头扭向门口，露出一副苦相。

“他起码疯了五年了，”她说。一边继续收拾衣服一边说：

“大概又是看见魔鬼了吧？”

“这回不是魔鬼。”阿赫妮达说。

“那是谁呀？”雷薇卡太太漫不经心地随口问道。

“这回说是看见了流浪的犹太人！”

雷薇卡太太一听，立即觉得毛骨悚然，阵纷乱的思想掠过她的脑海，什么破纱窗啊、天气热啊、死鸟啊、瘟疫啊，不一而足。“流浪的犹太人”，她还是在遥远的童年时代的傍晚常听人讲到这个词。她的脸色变成死灰，浑身冰凉，一步步地朝阿赫妮达走过来。阿赫妮达目瞪口呆地望着她。

“对啊！”她用发自内心的声音说。“这下子我可明白了为什么小鸟会遭这么大的劫了。”

她感到一阵恐惧，当即蒙上一块绣花的黑头巾，象离弦箭似的穿过长长的走廊和堆满摆设的客厅，直奔临街的大门，走过两条街，来到教堂。在教堂里，“祭坛圣餐”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正在变颜变色地说：“……我发誓我看见了他。我发誓：今天清晨，我给木匠霍纳斯的女人行完临终涂油礼之后往回走的时候，在路上碰见了他。我发誓：由于主的诅咒，他的面色乌黑，每走一步都留下一撮热灰。”

话到此戛然中断，余音在空中回荡。神父控制不住两手的颤抖，全身不住战栗，一道冰冷的汗水顺着脊梁骨慢慢地流下来。他觉得很不舒服，浑身打战，口干舌燥，肚肠剧烈地绞痛，腹内响起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好象风琴的低音。这时，他又回到现实中来。

他看见教堂里有人了。愁眉苦脸的雷薇卡太太装模作样地从中间的通道走过来。她张开两臂，仰面朝天，露出一副阴冷、忧愁的神情。神父模模糊糊地感觉到眼前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清醒地知道创造奇迹的并不是他；要是以为他在创造奇迹，那不过是虚荣心在作怪。他用哆哆索索的手谦卑地扶定木台的边沿，又继续讲下去：

“他朝我走过来，”这一次，他听到了自己的充满说服力的、

热情激荡的声音。“他朝我走过来，蓝莹莹的眼睛，一身粗毛，散发着一股公羊的气。我举起手来，以主的名义指斥他说：

‘站住，今天是礼拜天，不是用羊羔做牺牲的日子！”

布完道，天气越发地热了。在这个难忘的八月里，天气炽热，盛暑逼人。然而，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一点儿也不觉得热。他知道镇上的居民震慑于他的布道辞，又都匍伏在他背后了。不过，这并不能使他感到高兴。他马上就要走下讲坛，喝上两口葡萄酒，润一润嗓子，这也不能使他感到惬意。他觉得很不舒服，很不得劲，心烦意乱，在献身的最后时刻，精神愈发迷离恍惚。诚然，这种精神状态由来已久，只是现在的心神又有所不同。他心里十分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扰得他心神不安。神父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傲慢。正如他在布道辞中说的，傲慢象口渴一样是一种难以遏制的欲望。最后，他用尽全身力气结束了这次布道，说：

“毕达哥拉斯！”

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的助手是个小孩子，脑袋剃得锃亮。他是神父的螟蛉子，连名字都是神父给起的。孩子朝圣坛走过来。

“快去化缘吧！”神父说。

孩子眨巴眨巴眼睛，转了个圈，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我不知道盘子撂在哪儿了。”

可不是，已经几个月没有敛布施了。

“你到圣器室找一个大布包来，尽量多敛点儿，”神父说。

“我怎么说呢？”

神父两眼盯住他的助手的光秃秃的棱角分明的青头皮，沉吟片刻，然后揉揉眼睛。

“你就说为了驱逐流浪的犹太人，”他说。说着话，他觉得心里象压着块大石头。一时间，在寂静无声的教堂里，他只能听见大蜡烛的啪啪声和自己的激动的、艰难的呼吸声。之后，他把手撂在孩子的肩上。孩子用吃惊的圆眼睛望着他。神父说：

“敛完钱，把钱交给那个最早到这儿来的小伙子。告诉他，就说神父叫他去买一顶新帽子。”

礼拜二午睡时刻

火车刚从震得发颤的橘红色岩石的隧道里开出来，就进入了一望无际、两边对称的香蕉林带。这里空气湿润，海风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时从车窗里吹进一股令人窒息的煤烟气。和铁路平行的狭窄的小道上，有几辆牛车拉着一串串碧绿的香蕉。铁路的另一边是光秃秃的空地，那里有装着电风扇的办公室、红砖盖的兵营和一些住宅，住宅的阳台掩映在沾满尘土的棕榈树和玫瑰丛之间，阳台上摆着乳白色的椅子和小桌子。这时候正是上午十一点，天气还不太热。

“你最好把车窗关上，”一个女人说。“要不，你会弄得满头都是煤灰的。”小女孩想把窗子关上，可是车窗锈住了，怎么也拽不动。

她们俩是这节简陋的三等车厢里仅有的两名乘客机车的煤烟不停地吹进窗子里来。小姑娘换了个座位。她把她们随身带的东西——一个塑料食品袋和一束用报纸裹着的鲜花放在靠窗口的座位上。她离开车窗，坐到对面的位子上，和妈妈正好脸对脸。母女二人都穿着褴褛的丧服。

小姑娘十二岁，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那位妇女眼皮上青筋暴露，身材矮小孱弱，身上没有一点儿线条，穿的衣服象件法袍。要说她是小姑娘的妈妈，她显得太老了一些。在整个旅途中，她一直是直挺挺地背靠着椅子，两手按着膝盖上的一个漆皮剥落的皮包。她脸上露出那种安贫若素的人惯有的镇定安详的神情。

十二点，天气热起来了。火车在一个荒凉的车站上停了十分钟，加足了水。车厢外面的香蕉林里笼罩着一片神秘的静谧，树荫下显得十分洁净。然而，凝滞在车厢里的空气却发出一股没有硝过的臭皮子味。火车慢腾腾地行驶着。又在两个一模一样的镇上停了两次，镇上的木头房子都涂着鲜艳的颜色。那位妇女低着头，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小姑娘脱掉鞋子，然后到卫生间去，把那束枯萎的鲜花浸在水里。

小姑娘回来的时候，妈妈正在等她吃饭。妈妈递给她一片奶酪、半个玉米饼和几块甜饼干，。又从塑料袋里给自己拿出来一份。吃饭的时候，火车徐徐穿过一座铁桥，又经过了一个镇子。这个镇子也和前两个镇子一模一样，只是在镇子的广场上麇集着一群人在炎炎的烈日下，乐队正在演奏一支欢快的曲子。镇子的另一端，是一片贫瘠龟裂的土地。这里再也看不到香蕉林了。

那位妇女停下来不吃了。

“把鞋穿上！”她对小女孩说。

小姑娘向窗外张望了一下。映入她眼帘的还是那片荒凉的旷野。从这里起，火车又开始加快速度。她把剩下的饼干塞进袋子里，连忙穿上鞋。妈妈递给她一把梳子。

“梳梳头！”妈妈说。

小姑娘正在梳头的时候，火车的汽笛响了。那个女人擦干脖子上的汗水，又用手抹去脸上的油污。小姑娘刚梳完头，火车已经开进一个镇子。这个镇子比前面几个要大一些，然而也更凄凉。

“你要是还有什么事，现在赶快做好！”女人说。“往后就是渴死了，你也别喝水。尤其不许哭。”

女孩子点点头。窗外吹进来一股又干又热的风，夹带着火车的汽笛声和破旧车厢的哐当眶当声。女人把装着吃剩下来的食物的塑料袋卷起来，放进皮包里。这时候，从车窗里已经可以望见这个小镇的全貌。这是八月的一个礼拜二，小镇上阳光灿烂。小女孩用湿漉漉的报纸把鲜花包好，稍微离开窗子远一些，目不转

睛地瞅着母亲。她母亲也用慈祥的目光看了她一眼。汽笛响过后，火车减低了速度。不一会儿就停了下来。

车站上空无一人。在大街对面杏树荫下的便道上，只有弹子房还开着门。小镇热得象个蒸笼。母女俩下了车，走过荒凉的车站，车站地上墁的花砖已经被野草挤得开始裂开。她俩横穿过马路，走到树荫下的便道上。

快两点了。在这个时候，镇上的居民都困乏得睡午觉去了。从十一点起，商店、公共机关、学校就关了门，要等到将近四点钟火车返回的时候才开门。只有车站对面的旅店和旅店附设的酒馆和弹子房以及广场一边的电话局还在营业。这里的房子大多是按照香蕉公司的式样盖的，门从里面关，百叶窗开得很低。有些住房里面太热，居民就在院子里吃午饭。还有些人把凳子靠在杏树荫下，坐在街上睡午觉。

母女俩沿着杏树荫悄悄地走进小镇，尽量不去惊扰别人的午睡。她们径直朝神父家走去。母亲用手指甲敲了敲纱门，等了一会儿又去叫门。屋子里电风扇嗡嗡作响，听不见脚步声。又过了一会儿，只听见大门轻轻地吱扭一声，在离纱门不远的地方有人细声慢语地问：“谁啊？”母亲透过纱门朝里张望了一眼，想看看是谁。

“我要找神父，”她说。

“神父正在睡觉呢！”

“我有急事，”妇人固执地说。她的声调很平静，又很执拗。

大门悄悄地打开了一条缝，一个又矮又胖的中年妇女探身出来。她肤色苍白，头发是铁青色的，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眼睛显得特别小。

“请进来吧！”她一面说着，一面把门打开。

她们走进一间花香袭人的客厅。开门的那个妇女把她们引到一条木头长椅前，用手指了指，让她们坐下。小女孩坐了下去，她母亲愣愣地站在那里，两只手紧紧抓住皮包。除了电风扇的嗡嗡声外，听不到一点其他的声音。

开门的那位妇女从客厅深处的门里走出来。

“他叫你们三点钟以后再来，”她把声音压得低低地说。“他才躺下五分钟。”

“火车三点半就要开了，”母亲说。

她的回答很简短，口气很坚决，不过声音还是那么温和，流露出各种各样的复杂感情。开门的女人第一次露出笑容。

“那好吧！”她说。

客厅深处的门又关上的时候，来访的女人坐到她女儿身边。这间窄小的客厅虽然简陋，但是很整洁。一道木栏杆把屋子隔成两半儿。栏杆里边有一张简朴的办公桌，上面铺着一块用胶布做的桌布。桌上有一台老式的打字机，旁边放着一瓶花。桌子后面是教区的档案。看得出这间办公室是一位单身妇女给收拾的。

房间深处的门开了。神父用手帕揩拭着眼镜，从里面走出

来。他一戴上眼镜，马上可以看出他是那位开门的妇女的哥哥。

“你有什么事？”他问。

“我要借用一下公墓的钥匙，”女人说。

女孩子坐在那里，把那束鲜花放在膝盖上，两只脚交叉着伸在椅子底下。神父瞅了女孩一眼，又看了看那个女人，然后又透过纱窗望了望万里无云的明朗的天空。

“天太热了，”他说。“你们可以等到太阳落山嘛！”

女人默默地摇了摇头。神父从栏杆里面走出来，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皮面笔记本、一支蘸水钢笔和一瓶墨水，然后坐在桌子旁边。他的头已经谢顶了，两手却是毛茸茸的。

“你们想去看哪一座墓？”他问道。

“卡洛斯·森特诺的墓，”女人回答说。

“谁？”

“卡洛斯·森特诺，”女人重复了一遍。

神父还是听不明白。

“就是上礼拜在这儿被人打死的那个小偷，”女人不动声色地说。“我是他母亲。”

神父打量了她一眼。那个女人忍住悲痛，两眼直直地盯着神父。神父的脸刷地一下子红了。他低下头，准备填一张表。一边填表一边询问那个女人的姓名、住址等情况，她毫不迟疑地、详尽准确地作了回答，仿佛是在念一份写好的材料。神父头上开始冒汗了。女孩子解开左脚上的鞋扣，把鞋褪下一半，用脚后跟踩在鞋后帮上。然后把右脚的鞋扣解开，也用脚趿拉着鞋。

事情发生在上礼拜一凌晨三点钟，离开这里几条街的地方。寡妇雷薇卡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一所堆满东西的房子里。那一天，在细雨的渐沥声中雷薇卡太太听见有人从外边撬临街的门。她慌忙起来，摸着黑从衣箱里拿出一支老式手枪。这支枪自从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那时候起就没有人用过。雷薇卡太太没有开灯，就朝大厅走去。她不是凭门锁的响声来辨认方向的。二十八年的独身生活在她身上产生的恐惧感使她不但能够想象出门在哪里，而且能够准确地知道门锁的高度。她两手举起枪，闭上眼睛，猛一扣扳机。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打枪。枪响之后，周围立刻又寂然无声了，只有细雨落在锌皮屋顶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她随即听到在门廊的水泥地上响起了金属的碰击声和一个低哑的、有气无力的、极度疲惫的呻吟声：“哎哟！我的妈！”清晨，在雷薇卡太太家的门前倒卧着一具男尸。死者的鼻子被打得粉碎，他穿着一件花条的法兰绒上衣，一条普通的裤子，腰中没有系皮带，而是系着一根麻绳，光着脚。镇上没有人认识他是谁。

“这么说他叫卡洛斯·森特诺”，神父填完表，嘴里咕咕哝哝地说。

“卡洛斯·森特诺，”那个女人说。“是我的独生子。”

神父又走到柜子跟前。在柜门里的钉子上挂着两把大钥匙，上面长满了锈。在小女孩的想象中公墓的钥匙就是这个样子；女孩子的妈妈在小的时候也这么想过。神父本人大概也曾经设想过圣彼得的钥匙就是这么个样子。神父把钥匙摘下来，放在栏杆上那本打开的笔记本上，用食指指着写了字的那一页上的一处地方，眼睛瞧着那个女人，说：

“在这儿签个字吧！”

女人把皮包夹在腋下，胡乱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小姑娘拿起鲜花，趿拉着鞋走到栏杆前，两眼凝视着妈妈。

神父吁了一口气。

“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女人签完字回答说：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神父看看那个女人，又看看那个女孩子。看到她们根本没有要哭的意思，感到颇为惊异。那个女人还是神色自如地继续说：

“我告诉过他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吃，他很听我的话。过去他当拳击手，有时候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

“他没有办法，把牙全都拔掉了，”女孩子插嘴说。

“是的，”母亲证实说。“那时候，我每吃一口饭，都好象看到礼拜六晚上他们打我儿子时的那个样子。”

“哎！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神父说。

神父本人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一则是因为人生经验已经多少把他变成一个怀疑主义者了，再则是因为天气实在太热。神父叮嘱她们把头包好，免得中暑。他连连打着呵欠，几乎就要睡着了。他睡意蒙胧地指点母女俩怎样才能找到卡洛斯·森特诺的墓地。还说回来的时候不要叫门，把钥匙从门缝下塞进来就行了。要是对教堂有什么施舍，也放在那里。那个女人注意地谛听着神父的讲话，然后向他道了谢，脸上没有丝毫的笑容。

在临街的大门打开之前，神父就觉察到有人把鼻子贴在纱门上往里瞧。那是一群孩子。大门敞开后，孩子们立刻一哄而散。在这个钟点，大街上通常是没有人的。可是现在不光是孩子们在街上，在杏树下面还聚集着一群群的大人。神父一看大街上乱哄哄的反常样子，心里顿时就明白了。他悄悄地把大门关上。

“等一会儿走吧，”他说。说话的时候，他没有看那个女人。

神父的妹妹从里面的门里出来。她在睡衣外面又披上了一件黑色的上衣，头发散披在肩上。她一声不响地瞅了瞅神父。

“怎么样？”他问。

“人们都知道了，”神父的妹妹喃喃地说。

“那最好还是从院子的门出去，”神父说。

“那也一样，”他妹妹说。“窗子外面净是人！”直到这个时候，那个女人好象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透过纱门朝大街上看了看，然后从女孩子的手里把鲜花夺过去，就向大门走去。女孩子跟在她的后面。

“等到太阳落山再去吧！”神父说。

“会把你们晒坏的，”神父的妹妹在客厅深处一动也不动地说。“等一等，我借给你们一把阳伞。”

“谢谢！”那个妇女回答说。“我们这样很好。”她挽着小姑娘的手朝大街走去。

纸做的玫瑰花

清晨，天刚麻麻亮，米娜摸着黑穿上了昨天晚上搭在床头上的那件无袖长衫，紧接着她又翻箱子，寻找衣服上的假袖子。箱子里没有，她又在墙壁的钉子上和门后边找了一阵子。她尽量不弄出响动，免得吵醒和她睡在同一间屋里的瞎眼的祖母。当慢慢地习惯了屋里的暗淡光线时，她发现祖母已经起床了。于是她就到厨房去问祖母把假袖子放在哪儿了。

“在浴室里，”瞎老太太说。“昨天很晚了我给你洗的。”

袖子是在那里，搭在一根绳子上，绳子的两头儿拴在木撅子上。袖子还潮着呐。米娜回到厨房，把袖子舒展开，晾在石头炉台上。瞎老太太在米娜的对面搅动着咖啡，两只木呆呆的眼睛盯着走廊的砖墙，那里有一排种药草的花盆。

“你别乱动我的东西，”米娜说“这几天不会出太阳的。”瞎老太太循着声音把脸转过去。

“我忘了今天是第一个礼拜五了，”瞎老太太说。

她深深地吸了口气，闻出咖啡已经煮好，就把咖啡锅从炉子上挪开。

“你在袖子底下垫张纸，石头上太脏了，”瞎老太太说。

米挪用食指在石头炉台上摸了摸。的确够脏的，不过只是一层煤烟子，只要不拿袖子往石头上蹭，是不会弄脏的。

“脏了就怪你，”米娜说。

瞎者太太给自己斟上一杯咖啡。“你的火气可真大啊，”她一边说，一边拿起凳子向走廊走去。“生一肚子气去领圣餐这可是裹渎神灵啊，”说完，她就坐到院子里的玫瑰花丛前去喝咖啡了。当望弥撒的钟响起第三遍的时候，米娜从炉台上拿起袖子。袖子还是没有干，她也只好把袖子装上了。她知道光着两只胳臂，安赫尔神父是不会让她领圣餐的。她来不及洗脸，就用手巾擦掉脸上残留的胭脂。从屋里拿出祈祷书和头巾，匆忙朝街上走去。过了一刻钟，她又回来了。“等你到那儿，都要讲完《福音书》了，”坐在院子里玫瑰花丛前的瞎老太太说。

米娜径直朝厕所走去。

“弥撒我去不成了，”她说。“袖子还潮着呢，衣服也没熨。”她觉得好象有一股犀利的目光正在追逼着她。

“这可是第一个礼拜五，你却不去望弥撒，”瞎老太太说。

从厕所回来，米娜斟上一杯咖啡。她背靠着门框坐在瞎老太太身边。这时，她根本没有心思喝咖啡。

“都怨你，”米娜气哼哼地嘟囔着。她的喉头被泪水蛮了。

“你哭了，”瞎老太太喊道。

她把喷壶撂在种薄荷的花盆旁，走到院子里，又重复一遍说：

“你哭了。”

米娜把杯子往地上一撂，站立起来。

“我是给气哭的，”她说。在她走过祖母身边时又补上这么一句：“你得去忏悔，是你耽误了我去领第一个礼拜五的圣餐。”瞎老太太一动也不动地等着米娜关上卧室的门，然后，走到走廊尽头，猫下腰去在地上摸索着，最后摸到了那个没有动用过的杯子。她把咖啡倒进陶锅里，又接着说：

“上帝知道我是问心无愧的。”

这时候，米娜的妈妈从寝室里出来，问老太太道：“你跟谁说话？”

“没跟谁，”瞎老太太说。“我告诉过你，我愈来愈疯疯癫癫的了。”

米娜关上房门，解开紧身胸衣的扣子，从里面掏出了三把套在别针儿上的小钥匙。她用其中一把打开了柜子下面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小巧玲珑的盒子。又用另外一把钥匙把盒子打开。盒子里有一束彩色纸的书信，用一根牛皮筋套住。她把信揣进胸衣里，把小盒子放回原处，用钥匙锁上抽屉。然后她去到厕所，把信扔进了茅坑。

“你去望弥撒了？”妈妈问米娜。

“她没去成，”瞎老太太插嘴说。“我忘了今天是第一个礼拜五，昨天很晚了才把她的袖子给洗了。”

“现在还潮着呐，”米娜喃喃地说。

“这些日子她可干了不少活儿，”瞎老太太说。

“圣诞节我得交出一百五十打玫瑰花，”米娜说。

天色还很早，骄阳已经散发出暑热。不到七点钟，米娜就把用来制做玫瑰花的东西——一个装满花瓣和铁丝的篮子、一盒皱纹纸、两把剪刀、一轴线和一瓶胶水——搬到堂屋里。过了不大一会儿，特莉妮达来了，腋下夹着一个马粪纸盒子。她是来问米娜为什么没去望弥撒的。

“我没有袖子，”米娜说，

“谁还不能借给你一副？”特莉妮达说。她端了把椅子坐在盛花瓣的篮子旁边。

“我去晚了，”米娜说。

她做完一朵玫瑰花，就把篮子拉过来，打算用剪刀做花瓣。

特莉妮达把马粪纸盒子放在地上，和米娜一块干起活儿来。

米娜瞟了盒子一眼。“你买鞋了？”她问。“没有。里面是死老鼠，”特莉妮达说。

特莉妮达是卷花瓣的好手，米娜腾出手来，把绿纸裹在铁丝上做花茎。她们俩不声不响地干着活儿，不知不觉太阳已经照射进挂着风景画和家庭照片的堂屋里。米娜裹完花茎，把脸转过来瞅着特莉妮达，脸上露出钦佩的神情。特莉妮达干净利落地卷着花瓣，几乎看不出她的手指头在动弹，两条腿紧紧地并拢在一起。米娜用眼瞅着特莉妮达脚上穿的那双男鞋。特莉妮达低着头，装做没看见她，两只脚也没有往后动一动。她停下手中的活儿，问道：

“出了什么事了？”

米娜朝她俯过身来说：

“他走了。”

特莉妮达把剪刀撂在腿上。

“不会吧。”

“是走了，”米娜又重复了一句。

特莉妮达两眼一眨也不眨地凝视着米娜。在她的眉心间出现了一道笔直的皱纹。

“现在怎么办？”她问。

米娜声音平静地回答说：

“现在吗？没什么。”

十点钟以前，特莉妮达要告辞了。

米娜去了一块心病，感到十分轻松。她挽留特莉妮达再多待一会儿，等她把死老鼠扔到茅坑里去。这时候，瞎老太太正在修剪玫瑰花。

“我敢说你不知道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米娜走过瞎老太太身边的时候说。

她晃了晃盒子，盒子里发出眶啷眶啷的声音。

瞎老太太仔细地听了一阵。

“你再晃一下，”她说。

米娜又晃动了一下，瞎老太太用手拢住耳朵听了三遍也没有猜出是什么东西。

“这是昨天夜里掉进教堂老鼠夹子里的大老鼠，”米娜说。

从厕所回来的时候，米娜默不作声地走过瞎老太太的身边。瞎老太太跟在米娜的屁股后面。当她走进堂屋时，米娜正单独一个人坐在关着的窗子跟前，打算做完最后几朵玫瑰花。

“米娜，”瞎老太太说，“如果你想生活得幸福，就别和外人随便瞎说。”

米娜看了她一眼，没有吭气。瞎老太太坐在米娜对面的椅子上，要帮她干活儿。米娜没让她插手。

“你有点儿心神不定啊，”瞎老太太说。

“全都怪你，”米娜说。

“为什么你没去望弥撒？”瞎老太太问。

“这你比谁都清楚。”

“要是光因为袖子没干，你根本就用不着离开家，”瞎老太太说。“准是路上有什么人等你，惹得你不痛快。”米娜用手在祖母眼前晃了晃，好象是在揩拭一块看不见的玻璃。

“你可真会猜，”她说。

“今早上你到厕所去了两次，”瞎老太太说。“可是平时你只去一次。”米娜还在继续做她的玫瑰花。

“你能不能把你藏在柜子下面那个抽屉里的东西拿给我瞧瞧？”瞎老太太问。

米娜不慌不忙地把一朵玫瑰花插在窗棂上，从胸衣里掏出那三把小钥匙，放在瞎老太太的手心里，然后帮她把拳头攥紧。

“你去亲眼看看吧，”她说。

瞎老太太用手指尖摸了摸钥匙。“我的眼睛看不见茅坑里的东西。”

米娜抬起头，她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似乎瞎老太太知道自己在看她。

“你对我的东西那么感兴趣，你干脆跳到茅坑里去好了，”米娜说。

瞎老太太没有答理她这句话，又提起了另一件事：

“你总是在床上写啊写的，一写就写到大天亮。”

“是你亲手关的灯啊，”米娜说。

“可是你立刻就打开手电筒，”瞎老太太说。“听你喘气的声音，我当时就能说出你在写什么。”米娜极力保持镇静。

“好吧，”她低着头说“，就算是这样，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没有什么，”瞎老太太回答说。“不过就因为这个，你没有领到第一个礼拜五的圣餐。”

米娜收拾起轴线、剪刀和一把没做完的玫瑰花和花茎。她把这些东西往篮子里一放，就对瞎老太太说：

“你想叫我告诉你我到厕所去干什么，是不是？”她问。两个人对着脸不吭气儿，过了一会儿米娜自己回答说：“我拉屎[6]去了。”

瞎老太太把那三把小钥匙丢进篮子里。

“说得妙啊，”她一面朝厨房走，一面喃喃地说。“要不是我生平第一次听你说出这句粗话，我也许会相信你的话了。”

米娜的母亲手里拿着大把带刺的花束从走廊另一头走过来。

“出了什么事了？”她问。

“我发疯啦！”瞎老太太说。“不过，看起来只要我不乱扔石头，你们还不会把我送进疯人院吧。”

咱们镇上没有小偷

鸡叫头遍，达马索回到家里。他的怀了六个月身孕的妻予安娜正坐在床头上等他，衣服、鞋子都没有脱。油灯快要熄灭了。看到这些，达马索顿时明白了妻子整整守候了一夜，一秒钟也没有歇息；直到现在，尽管瞧见他站在跟前，她似乎还在等着什么。达马索对安娜做了个手势，叫她甭再担心了。她没有任何反应，只是用一双惊恐不安的眼睛直勾勾地盯住丈夫手里拿的那个红布包，双唇闭得紧紧的，身不由己地战栗起来。达马索默默地用力抓住妻子的紧身胸衣，嘴里散发出一股又酸又臭的气味。

安娜听凭丈夫把自己凌空抱起来，身子往前一倾，趴在丈夫的红条法兰绒上衣上哭了起来。她紧紧楼住丈夫的腰，直到激动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

“我坐着坐着就睡着了，”她说。“忽然间门开了，只见他们把你推进屋里，你浑身上下都是血。”

达马索没有吭声。他把妻子推开，放到床上。然后，把布包撂在她膝盖上，就到院子里解手去了。安娜解开布包上的结子，一看，里面包着三个台球，两个白的，一个红的，已经打得黯无光泽了。

达马索回到屋里，看见妻子惊诧地瞅着这几个球。

“这有什么用啊？”安娜问。

他耸了耸肩。

“打着玩呗！”他系好布包，连同临时做的万能钥匙、手电筒和一把刀子一齐收好，放到箱子里。安娜脸朝墙和衣躺下。达马索脱掉裤子，平躺在床上，在暗幽幽的房间里抽着烟。在黎明的寂静的声音里，他极力回忆着这次冒险是否会留下什么痕迹。过了一会儿，他发觉妻子也没有睡着。

“想什么呢？”

“什么也没想！”她回答说。

她的声音本来就象男中音，再加上这会儿肚子里有气，声音显得更加低沉了。达马索吸完最后一口烟，把烟蒂在地上捻灭。

“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叹了口气说。“在里面大概呆了有一个钟头。”

“就差给你一颗枪子儿吃！”她说。

达马索猛然颤栗了一下。“他妈的！”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节叩击着木头床沿。然后又伸手到地上摸索烟卷和火柴。

“你真是长了一副驴肝肺！”安娜说。“你也该想一想我在这儿睡也睡不着，街上一有动静，我就以为是他们把你的尸首抬回来了。”她叹息了一声，又接着说：“折腾了半天就弄回三个台球来。”

“抽屉里只有两毛五分钱。”

“那你索性什么也别拿回来。”

“既然进去了，”达马索说“，我总不能空着手回来啊。”

“那你拿点儿别的东西啊！”

“别的啥也没有！”达马索说。

“哼，哪儿也比不上弹子房阔气。”

“说是这么说，”达马索说。“可进到里面，朝四下里看看，到处翻一翻，你就知道啦。什么有用的东西也没有。”

她沉默了好大一阵儿。达马索睁大了眼睛；心里思索着她在想什么。他极力打算从模模糊糊的记忆中捞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也许吧！”她说。

达马索又点燃了一支香烟。酒精弄得他头昏脑胀，只觉得身体又大又沉，非得强撑住才行。

“弹子房里有一只猫，”他说“，一只大白猫。”

安娜翻过身来，把鼓囊囊的肚皮顶在丈夫的肚子上，小腿伸进他的两膝中间。她身上发出一股洋葱味。

“你害怕了吗？”

“我？”

“是啊，”安娜说“，听说男人也会害怕的。”他觉出她在笑，也就陪着笑了笑。

“有那么一点儿，”他说。“老是觉得憋不住，想撒尿。”

他让安娜吻了他一下，可是他没去回吻她。接着，他向妻子详细地讲述了这次冒险的经过，仿佛在回忆一次外出旅行一样。

他很清楚这里面包孕着多大的危险，但是他却一点儿也不后悔。

安娜沉吟片刻才说：

“简直是发疯了。”

“万事开头难嘛！”达马索阖上眼睛说。“再说，这头一次还算过得去。”

烈日当空。达马索醒来的时候，他的妻子早就起床了。他把脑袋伸到院子里的水龙头底下冲洗了几分钟，才算完全清醒过来。这是一排式样相同、互不相连的房子，达马索的家就是其中的一间。这里有一个公用的院子，院子里挂满晾衣服的绳子。靠后墙有一块用洋铁皮隔出来的地方，安娜在那里安放了一个做饭、烧熨斗用的炉子，还有一张吃饭、烫衣服用的小桌子。安娜看见丈夫走过来，连忙把烫产平的衣服挪开，把铁熨斗从炉子上拿下来，热上咖啡。她比丈夫年龄大，肤色苍白，动作轻捷灵敏，象是个经常干活儿的人。达马索感到有些头疼，昏昏沉沉的。他从妻子的眼神里看出她有什么话要对他说。这时，他才留意到院子里嘈杂的声音。

“他们这一早上没谈别的事，”安娜喝着咖啡悄悄地说。“一大早男人们就到那边去了。”

达马索张望了一下，的确男人和孩子们都不在院子里。他一边喝咖啡一边一声不响地谛听着在太阳底下晾衣服的女人们的谈话。最后，他点上一支烟，走出了厨房。

“特蕾莎！”他叫了一声。

一个姑娘答应了一声，她手里拿着的湿衣服都贴到了身上。

“小心点儿！”安娜说。这时，那个姑娘走了过来。

“出什么事儿了？”达马索问道。

“有人钻进了弹子房，把东西都偷走了，”姑娘说。

看起来她似乎知道得十分详细。她说有人把弹子房拆成一块一块的，连球台子也给搬走了。她讲得活灵活现，连达马索也不能不信以为真了。

“瞎扯淡！”他回到厨房里说。

安娜哼起了一只歌子，达马索把一张凳子靠在院墙上，打算平静一下焦躁不安的心情。三个月前，他刚满二十岁。他煞费苦心地蓄起两撇掩口的胡髭，在他的麻脸上增添了一副成年人的气概。从那时起，他就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今天早上，他的脑袋隐隐作痛，当他茫然地回忆起昨天晚上发生的那些事的时候，真不知道今后应该怎样活下去。”

安娜烫完衣服，把干净的衣服分成了大小相同的两摞，准备上街去。

“你早去早回啊！”达马索说。

“跟往常一样。”

达马索跟在妻子后面走进屋里。

“我把你的格子衬衫放在那边，”安娜说。“顶好你别再穿那件法兰绒上衣了。”说罢，她两眼盯住丈夫那双猫一样的明亮的眼睛。

“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瞧见你。”

达马索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心里的汗。

“没人看见我。”

“谁知道呢，”安娜又说。她一只手托起一摞衣服。“还有，你顶好暂时别出去。我先装做没事的样子到那边去兜个圈子。”镇上人人都在谈论这件事。关于事件的详细经过，安娜听到了好几种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的说法。她分送完衣服就直奔广场，而没有象每个礼拜六那样到市场上去。

弹子房门前的人不象她想象的那么多。几个男人聚在杏树荫下闲聊。那些叙利亚人已经收起花花绿绿的碎布，准备去吃午饭。帆布棚摇摇晃晃的好象在打瞌睡。在旅店的前厅里，一个男人张着嘴巴，叉开手脚，正躺在摇椅上睡午觉。十二点钟的炎热天气使一切都好象瘫痪了似的。

安娜顺着弹子房走过来。在经过码头对面的空地时，她看到一群人。这时候，她想起了达马索曾经跟她讲过弹子房的后门正对着一块建筑空地。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可是唯有弹子房的老主顾才记得最清楚。过了一会儿，她用两只胳臂护住肚子挤到人群里去，两眼一直盯住被撬开的门。锁原封未动，只有门上的铁环儿象门牙似地被拔下来一个。安娜眼瞅着这件偷偷摸摸干的不起眼的活儿在人们中间引起的混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自己的丈夫。

“这是谁干的？”

她简直不敢朝周围瞧一眼。

“不知道，”有人回答说。“听说是个外乡人。”

“那没错，”安娜身后边一个女人说。“咱们镇上没有小偷。

全镇的人谁都认识谁。”

安娜扭过头来瞧了瞧。

“是啊，”她淡然一笑说。这时候她浑身上下都是汗水。在她身旁站着一个老头儿，脖子后面布满深深的皱纹。

“东西全偷走了？”她问。

“有二百比索，还有几个台球，”老头儿说。他用一种莫名其妙的眼神审视了安娜一眼。“这下子可得睁着眼睡觉了。”安娜急忙避开了他的目光。

“是啊！”她重复了这么一句，把一块破布蒙在头上走开了，心里总觉着那个老头儿还在盯着她。

空地上的人群静默了片刻，好象被撬开的门后边停着具死尸似的。随后，人群骚动起来，转过身一起朝广场拥去。

弹子房的老板和镇长，还有两名警察站在门口。老板又矮又圆，裤子全仗着肚皮绷住。他戴着一副象是孩子们玩的眼镜，看起来不象往常那么神气十足了。

人们围上去。安娜背贴着墙，听老板向大家介绍情况。后来，人群散了，她也回到家里。左邻右舍七嘴八舌问得她脑袋发昏，透不过气来。

达马索躺在床上，反复地思忖着昨天夜里不知道安娜多么焦急地在等着他呐，再说，她又不抽烟。一看见她笑嘻嘻地走进来，从头上摘下被汗水浸透的破布，达马索急忙把一支只吸了一两口的香烟在满是烟蒂的地上捻灭，急切地等着她开口。

“怎么样？”

安娜跪在床前。

“你啊，不光是小偷，还是个骗子，”她说。

“为什么？”

“你说抽屉里啥也没有。”达马索皱了皱眉头。

“是啥也没有啊！”

“有二百比索！”安娜说。

“瞎说！”他抬高嗓门儿反驳说。一边说着一边从床上坐起来，又放缓口气说：“只有两毛五分钱。”安娜终于相信了丈夫说的话。

“真是个老恶棍！”达马索攥紧拳头说。“他们就是一心想让人家丢丑。”

安娜爽朗地笑起来。

“行了，别那么傻了。”

他最后也笑了笑。在他刮脸的时候，安娜就把听来、看来的那些事讲给他听。还说警察正在搜捕一个外乡人。人家说他是礼拜四来的，昨天晚上还有人看见他在码头上遛过来遛过去，”她说。“还说今天哪儿也找不着他啦。”达马索也在想着这个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外乡人，有一阵子他真的以为偷东西的就是这个人了。

“也许他已经溜走了，”安娜说。

达马索象往常一样花了三个小时梳洗打扮一番。第一件事就是一根一根地梳理胡髭。随后在院子里的水龙头底下冲个澡。安娜紧跟在他后面，满怀深情地瞧着他细心地梳头。打昨天晚上她第一眼看见达马索起，心里就产生了这种对他爱怜的情感。当达马索朝着镜子穿上大红方格衬衫，准备出去的时候，安娜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又苍老又邋遢。达马索象个职业拳击师那样在安娜面前灵巧地闪跳了一下。安娜顺手抓住他的手腕。

“还有钱吗？”

“我是个大财主，”达马索开玩笑地说。“我有二百比索。”安娜背过身去脸冲着墙，从怀里掏出一叠钞票。她给了丈夫一个比索，说了声：

“拿去吧，霍尔赫·内格雷特。”

入夜，达马索和一群朋友在广场上见面了。从农村带着产品前来赶礼拜天集市的人，在饮食摊和彩票桌之间搭起了帐篷，刚一入夜就听见他们的鼾声。达马索的朋友们似乎对弹子房失窃的事没有多大兴趣，他们更想听一听垒球冠军赛的实况转播。可是今天晚上弹子房不开门，他们也听不成了。一说起垒球，大家就议论纷纷。他们一面高谈阔论，一面走进电影院，也不知道上映什么片子。

今天放映的是《玩世不恭的人》。坐在第一排的达马索纵情地放声大笑着，他的心情已经全然平静下来了。这是一个六月的良宵。在演出空隙时，只有放映机发出微弱的光亮。在露天影院里，人们可以望见满天幽静的星斗。

蓦地，银幕上的形象模糊了，在影院的一个角落里响起一声尖利的喊叫。顿时灯光大亮，达马索以为自己暴露了，打算赶快溜走，但是旋即看到全场的人都惊呆了。只见一名警察手里拿着一条对折起来的皮带，用沉重的铜钎子下死劲地拍打着一个人。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在场的妇女们大声喊叫起来，抽打黑人的那个警察也大声地吼叫着，声音盖过了妇女们的叫喊声：“小偷！小偷！”黑人在椅子中间连滚带爬。两名警察紧追在后面，边追边打黑人的后腰，最后一把抓住了他的后背。那个抽打黑人的警察用根绳子把他反剪双臂捆绑起来。三名警察推推搡搡地把黑人带到门口。事情发生得很快，达马索直到黑人走过他的身边时才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黑人的衬衣撕破了，脸上脏乎乎的，又是泥，又是血，又是汗。他鸣呜咽咽地说：“杀人强盗，杀人强盗！”这时，放映机的灯亮了，又接着放电影。

达马索再也笑不出来了。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眼里看到的只是一个不连贯的故事的零碎片段。最后，灯光大亮，观众们互相望了望，似乎对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感到有些愕然。“真带劲！”有人朝自己身边的人喊了一声。达马索没去看他。

“《玩世不恭的人》这片子真棒！”他说。达马索随着人流走到门口。卖食物的小贩带着卖剩下的东西回家了。十一点多，街上还有许多人等着从电影院里出来的人给他们讲一讲黑人被捕的经过。

这天夜里，达马索蹑手蹑脚地走进屋里。当安娜在睡梦里发觉他回来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抽第二支烟呢。

“饭在火上温着呐，”她说。

“我不饿，”达马索说。

安娜叹了一口气。

“我刚才梦见诺拉用黄油做小人儿，”她睡眼惺松地说。猛然间她意识到刚才不知不觉地又睡着了。于是她转过身来朝着达马索，迷迷瞪瞪地用手揉了揉眼睛。

“外乡人被逮住了，”她说。达马索沉默片刻才开口说话：

“谁说的？”

“是在电影院里逮住的，”安娜说“，大家都这么说。”

接着她讲了一个关于黑人被捕经过的虚构的传言。达马索没有去纠正她。

“可怜啊！”安娜叹了口气说。

“什么可怜？”达马索激动地抗议说。“这么说你是愿意叫我去蹲监狱啦？”

她心里明白达马索这个人是反驳不得的。她觉得他又在抽烟，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活象一个哮喘病人。就这样，他们一直呆到鸡叫头遍。又过了一会儿，她觉得达马索站起来了，在屋里摸着黑儿到处翻寻，他不是凭视觉而是凭触觉在活动。之后，她又觉着他在床底下刨地，约摸刨了有一刻多钟。然后，她又觉着他在黑暗中脱了衣服，极力不弄出响声来。达马索不知道安娜为了不打搅他一直在假装睡熟。安娜本能地觉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她才恍然大悟，原来达马索当时就在电影院里，同时也明白了为什么他刚才把台球埋到床底下。

礼拜一，弹子房又开门营业了。一群兴奋的顾客一拥而入。球台上蒙着一块紫黑色的绒布，看上去弹子房真有点儿象殡仪馆。墙上贴着一张通知：“本室无球，暂停营业。”人们走进来读着通知，好象在看一件新闻。有人久久地站在通知前面，律律有味地一遍又一遍地读通知，真叫人感到莫名其妙。’

达马索是来得最早的一批顾客中的一个。他平生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台球观众席上度过的。弹子房一重新开放，他马上就光临这里。不过，对他来说，这次光临弹子房就象前来吊唁一样，心里感到一阵短暂的难过。他隔着柜台拍了拍老板的肩膀，对他说：

“怎么样，罗克先生？”

老板苦笑了一下，摇摇头。然后叹口气说：“你自己看吧，”说完就忙着招呼其他顾客去了。这时候，达马索坐在柜台前的凳子上，眼睛望着蒙着紫黑色丧布的鬼一样的球台子。

“真是少见，”他说。

“是啊，”坐在他邻近凳子上的那个人说，“我们就好象在过受难节一样。”

大部分顾客回家吃午饭去了。达马索把一枚钱币丢进自动电唱机里，挑选了一张墨西哥民歌的唱片。这张唱片放在哪一层格子里，他记得很清楚。这时候，罗克先生正把小桌子、小椅子挪到大厅里面去。

“干什么呀？”达马索问。

“我想摆上点扑克牌，”罗克先生回答说。“在弄到台球之前总得搞点儿什么玩艺啊。”

他一只胳臂上挎了一张椅子在昏暗的房间里走动着，就象是一个新近丧妻的鳏夫。

“什么时候能弄到台球？”达马索问。“用不了一个月吧，我想。”

“再过一个月，丢的球也该找回来了吧，”达马索说。罗克先生惬意地瞅了瞅摆成一排的桌子。

“不会的，”他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又说：“他们从礼拜六起就不给黑人饭吃，一直饿到现在。可是他就是不肯说出把球放在哪里了。”罗克先生一边说着一边透过被汗水模糊了的镜片打量着达马索。

“我想他一定是把球扔到河里去了。”达马索咬了咬嘴唇。

“那二百比索呢？”

“也没找到，”罗克先生说。“在他身上只搜出来三十比索。”他们互相望了一眼。达马索也说不清为什么他总觉得他和罗克先生互相望这一眼就好象在他们之间达成了通同作弊的默契似的。当天下午，安娜从洗衣池那里看见她丈夫象个拳击师一样一蹦一跳地回到家里。她跟在他屁股后面走进屋里去。

“行了，”达马索说。“老家伙自认倒霉，已经托人去买新球了。现在单等大家把这件事一忘，就算没事了。”

“那个黑人呢？”

“没事儿，”达马索耸耸肩说。“找不到球，他们就得把他放掉。”

吃过晚饭，他们俩往街门口一坐，和邻居们山南海北地闲聊天，一直聊到电影院的扩音器停止播音。睡觉的时候，达马索十分激动。

“世界上的好事全让我赶上了，”他说。

安娜知道他从傍晚起一直就在琢磨这件事。

“我打算从一个镇转到另一个镇，”达马索接着说。“在这个镇上偷台球，到下一个镇上把球脱手。反正每个镇上都有弹子房。”

“不定哪一天你准会吃上颗枪子儿！”

“什么枪子儿不枪子儿的，”他说。“这种事只有在电影上才能看得见呐。”他站在屋子当中，感到得意洋洋。安娜开始脱衣服，表面上装做不在意的样子，其实她一直在细心地注意听达马索说话。

“那我就去买这么一大排衣服，”达马索一面说着一面用食指比划着一个和墙一样宽的假想的衣柜。“从这儿到那儿。再买上五十双鞋。”

“但愿上帝能听见你说的话，”安娜说。

达马索面色一沉，瞪了她一眼。

“你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他说。

“照我看这些都还远着呐，”安娜说。她熄了灯；脸冲墙躺下去，然后又颇为怅惘地加上了这么一句；“等你三十岁的时候，我都四十七了。”

“别那么傻了，”达马索说。他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摸火柴。

“到那时候你也用不着再挣着命洗衣服了，”他用带着歉意的口吻说。安娜替他划着了火柴。她两眼直愣愣地盯住火光，直到火柴着完，然后她把烧剩下的火柴棍丢在地上。达马索仰面朝天往床上一躺，又接着说：

“你知道台球是用什么做的吗？”安娜没有回答。

“是用象牙做的，”他继续说。“很难买到，所以得要一个月才能弄来。你懂吗？”

“快睡吧！”安娜打断他的话说。“五点钟我还得起床呢。”达马索恢复了常态。整个一上午他都躺在床上抽烟。午睡后他又梳洗打扮起来，准备出门去。晚上，他在弹子房里听垒球冠军赛实况转播。他这个人就是有这样一种美德：什么主意都是来得快，忘得也快。

“你还有钱吗？”礼拜六他问安娜。

“还有十一个比索，”她回答说。接着又轻声地说：“这是缴房租的钱。”

“我提议咱们做一笔买卖。”

“什么买卖？”

“把钱先借给我。”

“还得缴房租呐。”

“以后再缴。”

安娜摇了摇头，达马索抓住了她的手腕，不让她从刚刚吃罢早餐的桌子旁边站起来。“就用几天”，达马索说。他心不在焉地抚摸着安娜的手臂，又说：“卖了台球，咱们就有钱啦，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晚上，在电影院里，达马索一直搂着安娜的肩膀，就连休息时和朋友谈话，他的手也没有离开安娜的肩头。他们看到的只是电影的零零碎碎的片段，最后，达马索不耐烦了。

“那我只有去拦路抢劫了，”他说。

安娜耸了耸肩。

“不管碰上谁我就给他一闷棍，”达马索说着话，一把将安娜推进了从电影院往外走的人群中去。“这么一来，我就成了杀人犯，就会被关进监狱。”

安娜暗自笑了笑，还是不肯让步。两个人整整争吵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达马索急匆匆地穿上衣服，故意摆出一副吓唬人的架势。当他走过妻子身旁时，咕哝了一句：

“我永远也不回来了。”

安娜情不自禁地微微颤抖了一下。

“视你一路平安！”她喊道。

达马索狠命地把门一摔。这个礼拜天对他说来真是又空虚又漫长。集市上摆着五光十色的零星物品。身上穿着五颜六色的闪光衣服的妇女们望完了八点钟的弥撒，领着孩子从教堂里出来。这一切都给广场增添了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只是天气愈来愈热了。

这一天达马索是在弹子房度过的。上午，那里有几个男人玩扑克。午饭前，有一阵子人多一些。然而，弹子房显然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只是傍晚转播垒球冠军赛实况的时候，才多少恢复了一些昔日的热闹。

弹子房打烊以后，达马索来到了一个阒无一人的广场上，一时间也不知往哪里去才好。这时他听到远处传来了一支欢快的乐曲声，就顺着那条和码头平行的大街往前走去。在街的尽头有一所宽绰、简陋的舞厅，里面装饰着褪了色的纸花环。在舞厅紧里面，乐队坐在一个木台子上。屋里飘动着一股令人窒息的脂粉香气。

达马索站在柜台前。一曲奏完，乐队里敲镲的那个小伙子走出来向跳舞的人收钱。在舞池中央，一位姑娘离开了她的舞伴，朝达马索走过来。

“怎么样，霍尔赫·内格雷特？”

达马索叫她坐在自己身边。脸上擦着粉、耳边插了一朵石竹花的酒店老板低声下气地问：

“喝点儿什么？”

姑娘冲着达马索问道：

“咱们喝点儿什么？”

“什么也不喝。”

“算我的帐。”

“不是为这个，”达马索说。“我饿了。”

“唉，可惜啊！”老板叹了口气说。“瞧瞧这对眼睛。”

达马索和那个姑娘走到舞厅尽头的餐馆里。从姑娘的身段来看，她似乎还十分年轻。只是脸上涂抹的姻脂、粉、口红叫人猜不出她究竟有多大岁数。吃完饭，达马索跟着姑娘穿过黑洞洞的院子，走进院子深处的一间屋子。在院子里可以听得见睡熟的牲口的喘息声。屋里床铺上有一个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包在花花绿绿的破布里。姑娘把破布铺在一个木盆子里，又把小孩放进去，然后把盆子放在地上。

“老鼠会把他啃了，”达马索说。

“不会的，”姑娘说。

她脱下大红衣服，换上了一件大黄花的袒胸露背的衣服。

“谁是他爸爸？”达马索问。

“我也不知道，”她说。当她走到门口的时候，又说：“我马上就回来。”

达马索听她锁上了门。他仰面朝天地和衣躺在床上，一连吸了几支香烟。咚咚的鼓声把床震得一颤一颤的。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音乐声已经停止，屋里显得更加空旷。

那位姑娘正在床前脱衣服。

“几点啦！”

“大概有四点了吧，”她说。“孩子没哭吗？”

“好象没有，”达马索说。

姑娘紧挨着他身边躺下，一面给他解开衬衫的钮扣，一面斜眼瞟着他。达马索知道她喝了不少酒。他打算把灯关上。

“撂着吧，”她说。“我最喜欢看你的眼睛。”

屋子里充满农村清晨特有的声音。孩子哭了。姑娘把他抱到床上喂奶，嘴里哼着一支只有三个音符的歌子，唱来唱去三个人都睡着了。七点来钟姑娘就醒了。她出去一趟，回来时没有抱着孩子。这些达马索一点儿也没发觉。

“大家都到码头上去了，”她说。

达马索觉得这一夜他只睡了不到一个小时。

“干什么去？”

“去看偷台球的那个黑人，”她说。“今天就要把他押解走了。”

达马索点燃了一支香烟。

“可怜啊！”姑娘叹息一声说。

“什么可怜？”达马索问。“谁也没有逼着他当小偷啊！”姑娘把头低垂到胸前，沉吟片刻才低声说：

“不是他干的。”

“谁说的？”

“我知道，”她说。“弹子房丢东西的那天晚上，黑人和格洛丽娅在一起。第二天在她家一直呆到深夜。后来听说在电影院里把他逮走了。”

“格洛丽娅可以把这些事告诉警察局啊。”

“黑人自己说了，”她说。“镇长到格洛丽娅家里去过了，把屋子翻了个底儿朝天，还说她是窝主，要把她关进监狱。后来花了二十比索才算了事。”

八点钟前，达马索起床了。

“你就呆在这儿吧，”姑娘对他说“我去宰只鸡，咱们吃早饭。”

达马索拿着小梳子在手心里敲了敲，然后把梳子放进裤子的后兜里。

“不行啊！”达马索边说边拽住姑娘的手腕，把她拉过来。她刚洗过脸，的确她很年轻，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流露出无依无靠的神色。他楼住了她的腰。

“留下吧！”她坚持说。

“总呆在这儿？”

她脸色微微一红，就把他推开了。

“骗子！”她说。这天早晨，安娜感到很疲乏。可是，镇上人声鼎沸，她也受到感染。她急急忙忙地把这个礼拜要洗的衣服收齐，就到码头上看押解黑人上船去了。一群人站在即将开走的小艇前面不耐烦地等候着。达马索也在那里。

安娜用手指头捅了捅他的腰眼儿。

“你在这儿干嘛？”达马索跳了一下问道。

“来向你告别，”安娜说。

达马索用手指节敲击着一根电线杆。

“他妈的！”他说。

他点上一支烟，顺手把空火柴盒扔到河里。安娜从上衣里掏

出一盒火柴，装进他衬衣口袋里。达马索第一次脸上露出笑容。

“你啊，你真是头母驴，”他说。

“哈哈哈……”安娜笑了。

过了一会儿，黑人被押到船上。他是从广场中央过来的，双手背在后面，用根绳子绑着，一个警察拽着绳子，另外还有两个荷枪的警察跟在旁边。黑人没有穿衬衫，下唇裂开，眉毛上有一条口子，好象是个拳击师。他一声不响地沉着脸，避开众人的目光。大部分人都麇集在弹子房门口，打算看一看这出戏里的两个主角。弹子房老板看见黑人走过来，沉默不语地摇了摇头。其余的人带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情望着黑人。

小艇当即开走了。黑人坐在舱顶，手脚被绑在一个煤油桶上。小艇在河心里兜个圈，发出了最后一声汽笛响，这时在黑人的背上闪过一道亮光。

“可怜啊！”安娜说。

“真是作孽啊！”她身旁的一个人说。“人哪里禁得住这么晒啊！”

达马索看了看，说话的是一个特别肥胖的女人。看了那女人一眼后，他就朝广场走去。“你的话太多了，”他扒在安娜的耳朵上嘟嘟嚷嚷地说。“你就差把这件事大声嚷嚷开了。”

安娜陪伴着他一直走到弹子房门口。

“起码你得回去换件衣服啊，”在分手的时候安娜说。“你都成了叫化子啦。”

这件新闻把一群吵吵嚷嚷的顾客带到了弹子房。罗克先生得要同时侍候几张桌子才能把大家都招呼过来。达马索等到罗克先生走过自己身旁时对他说：

“要我帮忙吗？”

罗克先生把半打啤酒瓶子放在他跟前，瓶子上扣着杯子。

“谢谢你，小伙子。”

达马索把瓶子送到桌上去。他问了几位顾客要点儿什么；又继续把瓶子搬过来挪过去，直到大家去吃午饭为止。清晨，达马索回到家里。安娜一看就知道他又喝酒了。她拉过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

“你摸摸，”她对他说“，没觉出什么来吗？”达马索显得冷冰冰的。

“他活着呢，”安娜说。“这一夜他净在里面踢我。”

达马索还是不吭气。他在想心事。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出去了，直到半夜才回来。就这样过了一个礼拜。达马索很少在家里，一回到家就躺着抽烟，不愿讲话。安娜尽量对他表现出关怀体贴。在他们开始共同生活的时候，有一回他也是这个样子。当时她对他还不大了解，还不知道不能过问他的事情。那一回，达马索把她按在床上，骑上去，打得她一个劲儿地淌血。

这一次，她干脆等着瞧了。晚上，她在油灯旁边放上十盒烟卷，她知道达马索不怕渴、不怕饿，就是不抽烟受不了。最后，到了六月中旬的一天黄昏，达马索又回到家里。安娜有点紧张，她想达马索在这个时候回来，一定是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吃饭的时候，两口子一句话也没有说。在躺下以前，达马索好象有点儿恍惚的样子，人也显得和善一些。他随口说了句：

“我想出去一趟。”

“往哪儿去？”“哪儿都行。”

安娜朝屋子扫了一眼。她剪下来的带电影明星的杂志封皮贴满了墙壁，封皮已经很旧了，颜色也褪光了。她每天都能从床上看见这些人头像，可是从来没有注意到它们已经变成今天这种颜色。

“你是讨厌我，”她说。

“不是的，”达马索说。“我讨厌这个镇子。“”这个镇和其他镇没什么两样。”

“在这儿球脱不了手，”达马索说。

“别管什么球不球的啦，”安娜说。“只要上帝还让我有劲儿洗衣服，你就甭去冒险了。”她停顿一下又轻声说：“我真不知道你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的。”达马索抽完一支烟才开口说：

“这很简单。我可说不清为什么别人没去干这种事，”他说。

“还不是为了钱，”安娜说。“可是谁也不会这么傻，专门去偷台球啊。”

“去的时候我连想也没想，”达马索说。“到了那里，看见柜台后面的盒子里有球，我想空着手回来太不值得。”

“运气不好啊，”安娜说。

达马索感到一阵轻松。

“新球一时还来不了，”他说。“有人捎信说球涨价了，罗克先生说买球不上算，”他又点燃了一支香烟。说着话，他觉得压在心头上的那股阴暗心理慢慢地消逝了。

他说弹子房老板已经决意把球台卖了。不过，据说这也值不了多少钱，因为台面上的呢绒让粗心的初学打球的人给弄破了，原来是用带色的布补上的，现在还得换块新的。他还说那些在球台旁边度过大半生的顾客们现在除去听听垒球冠军赛实况转播外，就再没有其他娱乐了。

“一句话，”达马索最后说，“咱们的日子不知不觉地全在这个镇上打发掉了。”

“真没有意思，”安娜说。

“下个礼拜冠军赛就要结束了，”达马索说。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最倒霉的还是那个黑人。”就象刚结婚的时候那样，她偎依在他的肩上，心里很清楚丈夫在想什么心事。等到他抽完一支香烟，她小翼翼地说：

“达马索！”

“干什么？”

“把球送回去吧。”他又点上一支烟。

“几天来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他说。“问题是怎么送回去。”

他们先是决定把球扔在一个公共场所。后来安娜想这只能解决弹子房的问题，黑人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警察局可以对这件事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而不去释放黑人。何况还会有这样一种危险：有人拾到了球不还回去，自己留起来卖掉。

“要子就把事情子好，”安娜最后说。

他们把球刨出来。安娜把球包在信纸里，把纸包得露不出球的样子，然后放到箱子里。

“得要等个机会，”她说。

等啊等，又过了两个礼拜。八月二十日夜晚，——偷球后的两个月，——达马索找到了罗克先生。罗克先生坐在柜台后面用一把芭蕉扇赶蚊子。收音机关上了，周围显得更加寂静。

“我跟你说过了，”罗克先生好象办完了一件要办的事，心里颇为坦然地说，“这些都见他妈的鬼去了。”

达马索把一枚钱币投进自动电唱机。唱片的号码、电唱机的指示灯似乎都有力地证明他是个老实人。不过，他感到罗克先生对这些都没怎么注意。他搬过来一个座位，想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安慰安慰罗克先生。老板懒洋洋地扇着扇子，无动于衷地听他说话。

“没法子啦，”他说“，垒球冠军赛也不能赛一辈子啊。”

“球也许会回来。”

“不会的。”

“黑人也不能把球吃了。”

“警察到处都找遍了，”罗克先生绝望地说。“他把球扔到河里去了。”

“也许会出现奇迹。”

“别幻想了，小伙子，”罗克先生反驳道。“倒楣的事就象蜗牛一样。你相信奇迹吗？”

“有时候也信，”达马索说。

达马索离开弹子房的时候，电影还没有散。扩音器传出了断断续续的大声对话，在黑黑的镇上回响着。只有几户人家还点着灯，大约是临时有点儿什么事。达马索在电影院四周徘徊了一阵儿，然后转身到舞厅去了。

整个乐队正在给一位顾客伴奏。这位顾客同时和两名舞女跳舞。其余的舞女老老实实的排成一行靠墙坐着，等着轮到自己。达马索坐在一张桌子旁，向酒店老板打了个手势，要他拿瓶啤酒来。他咕嘟咕嘟地一口气喝完一瓶啤酒，两眼象透过一层玻璃似地盯住那个和两名舞女跳舞的汉子。这个男人比两个舞女都要矮小。

半夜，看完电影的女人纷纷来到舞厅，后面跟着一帮男人。达马索的女友也在人群中间。她离开了人群，坐到达马索的桌子旁边。

达马索看也不看她。他已经灌下去半打啤酒了，眼睛还是直勾勾地望着那个现在和三个舞女跳舞的汉子。这个男人也不大答理那几个娘儿们，只顾低头欣赏着自己鞋上绣的金银线装饰。看起来他似乎很惬意。当然，假如他除了手脚之外再长上一条尾巴，那他就会更惬意了。

“我讨厌这家伙，”达马索说。

“那你别看他好了，”姑娘说。

姑娘向酒店老板要了一杯酒。这时舞池里挤满了一对一对的舞伴。那个和三名舞女跳舞的汉子在舞池里照样显得旁若无人的样子。他一转身，刚好和达马索的目光碰到一起。他跳得更欢了，朝着达马索微笑着，露出了满口兔子般的碎米牙。达马索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瞪着他，直瞪得他收起笑容，转过身去。

“他很得意嘛！”达马索说。

“是挺得意，”姑娘说。“每次到镇上来，他都是自己掏钱付伴奏费，和其他游客一样。”达马索扭过脸来，用呆滞无神的眼睛瞅了她一眼。

“那你跟他去吧，”他说。“别让他一吃三，叫他一吃四好了。”

姑娘没有答理他，扭过脸去朝着舞池，一口一口地啜饮着杯中酒。鹅黄色的衣服越发使她显得怯生生的样子。

大家又跳了一轮舞。最后达马索直了直腰。

“我都要饿死了，”姑娘说着挽起达马索的胳臂，拽着他向柜台走去。“你也该吃点东西了。”那个得意洋洋的汉子带着三名舞女正好从相反的方向转过来。

“听着！”达马索对他说。

那个人朝他笑了笑，还在继续跳舞。达马索从他的女友的胳臂弯里抽身出来，挡住那个人的去路。

“我不喜欢你的牙齿！”

那个人的面孔一下子变成铁青色，可是还是带着笑容。

“我也不喜欢，”他说。

姑娘正要上前拦住达马索，他却抢先一步，朝那个人的脸上猛击一拳，对方应声倒在舞池中央。顾客当中没有一个人出来劝架。那三个舞女拦腰抱住达马索，嘴里喊叫着。达马索的女友把他推到大厅深处。这时候，那个人站起身来，脸被打得扭曲了。

他象个猴子似的在舞池中间一面跳着，嘴里一面喊道：

“再奏个曲子！”

两点钟左右，舞厅里差不多空无一人了。没有顾客的舞女们都吃夜宵去了。屋里闷热。那个姑娘把一盘米饭、豆角、炸肉端到桌上，用一把调羹吃起来。达马索呆呆地望着她。她递过来一勺米饭。

“张嘴！”

达马索把下巴抵往前胸，摇了摇头。

“这是给娘儿们吃的，”他说。“男子汉用不着吃饭。”他用手撑住桌子站了起来。刚一站稳，酒店老板双手抱肩走到他的面前。

“一共九个比索八十分，”他说。“我这个庙可不是政府开的。”

达马索把他推到一边。

“我可不喜欢相公。”

酒店老板一把抓住他的袖子。那个姑娘给老板使了个眼色，老板才把他放了，嘴里说：

“真不知道害臊！”

达马索晃晃悠悠地走出来。月光下小河河面上闪烁着神秘的光亮，他的头脑清醒了一下，旋即又糊里糊涂了。达马索走到镇子的另一头，看到自己的家门，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他晃了晃脑袋，茫然而又急迫地感到从现在起需要步步小心。他轻手轻脚地推开门，尽量不让门轴发出声响。

安娜发觉丈夫在翻箱子。她翻了个身儿，脸朝着墙，躲开手电筒的光亮。又过了一会儿，她觉着丈夫还没有脱衣服。突然一个念头使她从床上霍地坐了起来。达马索正站在箱子旁边，手里拿着包台球的纸包和手电筒。他把食指放在嘴唇上。

安娜从床上跳下来。“你疯啦？！”她嘴里咕哝了一句就朝门口跑去。她连忙上好门闩。达马索把手电筒、小刀子和一把锋利的锉刀揣进裤子口袋里，然后又把纸包紧紧地夹在腋下，朝安娜走过来。安娜用后背抵住门。“只要我活着，你就甭打算出去，”她低声说。

达马索想要把她拉开。

“滚开！”他说。

安娜双手紧紧抓住门框。两个人眼睛一眨也不眨地你瞪着我，我瞪着你。

“你真是头蠢驴，”安娜小声说。“上帝只给了你这么一对儿眼睛，就没给你个好脑子。”

达马索揪住安娜的头发，扭住她的手腕，把她的头强按下去，咬牙切齿地说：

“我跟你说了，叫你滚开！”

安娜象一头上了轭的牛，扭过头来斜眼看着达马索。有一瞬间她连疼都忘了，她觉得自己比丈夫力气更大。可是达马索揪住她的头发不放，疼得她直掉眼泪。

“你要把我肚子里的孩子弄死了，”她说。

达马索把她凌空抱起来扔到床上。他刚一松手，安娜一跃而起，从后面手脚一起上，把他拦住了。两个人一块倒在床上，都憋得没有劲儿了。

“我喊啦！”安娜扒在达马索的耳朵上小声说。“你要是再动，我就喊啦！”

达马索气得直呼哧，他用包球儿的纸包使劲敲打她的膝盖。安娜哎哟了一声，两腿松开了。她又拦腰抱住她丈夫，不让他到门口去。她恳求他说：

“我答应你明天我把球儿送去，”她说。？我一定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球儿放回原处。”

他们离门愈来愈近，达马索用球儿砸她的手。一疼，她松开了手，接着又把他抱住，继续央求他。

“我去说是我偷的，”她说。“我这个样子，他们不会把我关进监狱的。”达马索挣脱了出来。

“全镇的人都会看见你的，”安娜说。“你简直是个笨蛋，也不看看月亮有多么亮！”说着她乘丈夫还没有完全抽下门闩就又把他抱住了。她闭上眼睛，朝他脖子和脸上乱打一气，嘴里几乎起来：“畜生！畜生！”达马索伸出手来自卫，安娜抱住门闩，从丈夫手里夺了过来，朝他头上打了下去。达马索往旁边一闪，门闩打在他的肩上，就象打在一块玻璃上一样。

“臭婊子！”他喊了一声。

达马索顾不得出不出声了，他反手一拳打在安娜的耳朵上。他只听得一声深沉的哎唷声和身体猛撞在墙上发出的扑通声。但是他根本没去看她。他从屋里冲出来，门也没有关上。

安娜躺在地上，疼得昏迷过去。她估计肚子里准会出点儿什么事。墙外面似乎有人叫她，听起来声音就象是从坟墓里发出来的一样。安娜咬了咬嘴唇，强忍住没哭出来。她站起身来，穿上衣服。她没有想到——正如那第一次她没有想到一样——达马索还站在门口，等着她喊叫着跑出来，然后再跟她说他不打算去了。但是，安娜第二次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她没有出来追她丈夫，而是穿上鞋、关好门，坐在床上等他回来。

门一关上，达马索心里想现在是没有后退的余地了。一阵阵犬吠声把他送到街的尽头，随后就是一片坟墓般的寂静。他没有走人行道，因为在沉寂的小镇上，他的脚步声显得很响，听起来好象是别人的脚步声似的。走到弹子房后门对过的空地时，他百倍警惕起来。

这一回他不用打开手电筒了。门只在上次被拔掉门环的地方加固了一下。从原来的地方挖下一块砖头大小的木头，换上了一块新木头，又钉上了原来的门环。其余一切照旧。达马索用左手拉拉锁头，用锉刀尖儿伸进没有加固的那个门环的钉子上。他象摇汽车的摇把一样，悠着劲儿把锉刀转了几下，朽烂的木屑劈劈啪啪地爆裂开来，门环被撬下来了。他在推门之前，把高低不平的门板往上抬了抬，为的是减少门板和砖地的摩擦。门打开了一半。他脱下鞋，把鞋和包球儿的纸包放到门缝里，这才手划十字挤进了洒满月光的弹子房。

首先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条幽暗的过道，过道两边堆满空瓶子和空箱子。再往前，从圆形的天窗里透进来一缕月光，月光下就是那张球台子。再往前有几个面朝里的柜子。最后是顶住大门的桌子和椅子。除了那一缕月光和一片沉寂而外，一切都和第一次一模一样。直到这时，达马索才算控制住了自己紧张的神经，感到一阵少有的轻松。

这一次他根本没去管那些地面上松动的砖头。他用鞋把门推上，穿过那缕月光，打开手电简，寻找柜台后面放球的盒子。他大大咧咧地用手电简从左到右照了一遍，只看到一堆积满灰尘的小瓶子、一对马镫子和马刺、一件卷起来的满是油垢的衬衣，最后才看到球盒子还原封不动地放在老地方。他用手电筒照了照这个地方。那里蹲着一只猫。猫透过光亮无精打采地望着他。达马索用手电筒一直照着它。忽然间他感到脊背上掠过一股凉气这是他白天到弹子房来从来没有感觉到的。他用手电筒朝前一照，说了声：“嘘！”猫还是一动也不动。这时，他只觉得脑袋里轰地响起了一声暗哑的爆炸声，猫立时从他的脑海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待到他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连忙扔掉手电筒，把包球儿的纸包紧紧楼在胸前。弹子房一下子被照得通明。

“哎呀！”

他听出了这是罗克先生的声音。他慢慢地直起腰来，觉得腰部疼得很厉害。罗克先生从弹子房深处走过来，只穿着一条裤衩，手里举着一根铁棍。灯光照得他眯缝着眼睛。在空瓶子和空箱子后面挂了一张吊床，离达马索进来时经过的地方不远。这也是和上次不同的地方。

罗克先生朝达马索走过来。在离开他不到十米的地方，罗克先生跳了一下，立即戒备起来。达马索用手捂住纸包。罗克先生皱了皱鼻子，他没有戴眼镜，把脑袋往前一伸，打算看看究竟是什么人进来了。

“小伙子，是你！”他喊道。

达马索觉得一件没完没了的事总算到头了。罗克先生垂下手中的铁棍，瞠目结舌地走了过来。他没戴眼镜，也没装假牙，看起来象个女人似的。

“你在这儿干什么？”

“没干什么，”达马索说。

他身体微微一动，换了个姿势。

“你手里拿着什么？”罗克先生问。

“什么也没拿。”

罗克先生脸涨得通红，周身战栗起来。

“你手里拿着什么？”他嘴里嚷嚷着，又举起铁棍朝前跨了一步。达马索连忙把纸包递给他。罗克先生百倍警惕地用左手接过来，用手指头摸了摸，这才恍然大悟。

“这不可能！”他说。

他有些慌乱，把铁棍放在柜台上，打开纸包，仿佛忘记了达马索还站在那里。他一声不响地欣赏着这几个台球。

“我是送球儿来的，”达马索说。

“那当然，”罗克先生说。

达马索脸色铁青，酒劲儿已经全然过去了，只在他的舌头上留下了一股泥土的味道和一种模糊的孤独感。

“这么说这就是奇迹罗，”罗克先生说着把纸包又包上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会这么蠢，”他抬起头，板起了面孔。

“那二百比索呢？”

“抽屉里啥也没有，”达马索说。

罗克先生沉吟地望了他一眼，嘴里在嚼着什么东西，然后他微微一笑。

“啥也没有，”他一连重复了几遍“，这么说是啥也没有。”他又抓起铁棍说道：

“那么，咱们找镇长去说说这件事吧。”达马索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上的汗。

“您很清楚里面啥也没有。”罗克先生还在笑。

“有二百比索，”他说。“现在你的皮肉得受点儿苦了。这倒不是因为你是个小偷，而因为你是个笨蛋。”

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天下怀疑成性的人们听着，容我讲一段女族长格兰德大妈的故事。她足足活了九十二岁，一直主宰着马孔多这块独立王国。九月份的某个礼拜二，她在宗教气氛中与世长辞，连教皇都赶来参加了她的葬礼。

眼下，全国在一番折腾之后，开始恢复了平静；圣哈辛托的那些寻欢作乐的人、瓜西拉的走私商贩、西努的粮食贩子、瓜卡马亚尔的妓女、谢尔佩的算命先生，还有阿拉卡哈卡的香蕉贩子又都架超了布篷，重新操起旧业。葬礼的那种壮观场面，足以载入史册。总统大人、部长先生以及政府方面的其他代表，还有神权方面的代表人物，在参加葬礼之后也都镇定了下来，恢复了常态；教皇返回了天廷。可是，那些前来观礼的人们在马孔多到处扔下了空瓶子、烟头、啃过的肉骨头、罐头盒以及碎纸、烂布，他们到处拉屎撒尿，使人难以插足。就在这一片混乱之后和历史学家们光顾采访之前，我们暂且用板凳把大门顶上，待我把这桩震动全国的事件从头细细道来。

人们用了各种膏药、草药和吸血的小虫子治疗女族长格兰德。她神志昏迷地受了好几个晚上的折磨。十四个星期之前，她要人把她扶上那把旧藤椅，来实现最后的一桩心事——讲讲自己的遗嘱。那天上午，她已经委托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去安排后事。她现在要做的无非是向守候在她周围的九个侄子安排几个钱箱的继承权。呆在房间里的还有一位神父，年近百岁，总是自言自语着。他到格兰德房间里来，是由十个人抬上来的，让他呆在这儿，不过是为了到临终的时候不再抬上抬下找麻烦。

年岁最大的侄子尼卡诺尔，身材长得高大，看上去比较粗野。穿着一身卡其布的服装和一双带马刺的皮靴。衬衣下面掖着一把38口径的长管左轮枪。他出去寻找公证人。在这座两层楼的宽敞的宅院里，一个礼拜之前就停止了一切不必要的活动。楼里散发出糖和调料的香味。那些阴森森的房间里堆满了四代人的箱、柜和什物，积满了尘土。房子中间有一条挺深的走廊，墙上嵌着铁钩，这里在每年八月的那几个礼拜天里都接满了剥掉皮的猪，有时此地还用来宰鹿。可现在雇工们无事可作，横七竖八地倒在盐袋或农具上睡大觉，他们等候着命令，随时准备加鞍上马，跑遍漫无边际的庄园去报告噩耗。家族的其他成员都待在客厅里。女人们脸色铁青，已为争夺遗产和看守病人而弄得精疲力竭。她们一副哭丧相，人们一眼就可看出这些日子里她们已经伤过好几回心。格兰德大妈的女权统治界限森严，她的财产和她的族姓都围着神圣的铁丝网，外人不得侵入。在这个族圈里，叔伯们同侄女的女儿成婚；堂表兄弟与姑妈姨妈结亲；兄弟们又和嫂子姨子联姻，这种近亲之间的乱婚造成了传宗接代方面的恶性循环。只有最年轻的侄女玛格达莱纳，由于担心自己令人恐惧的前途，要求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为她驱尽邪念，逃出族圈，到教区当修女，弃绝了尘世的虚荣。除了成立正式家庭之外，男人们还到各处的放牧场和偏僻的村落去行使初夜权，以致生下了一大堆私生子。这些私生子组成了一支没有父姓的农奴群，靠格兰德大妈养活着，算是在她宠爱和保护下的养子。

格兰德大妈说不定马上就会断气，人们焦急地等待着。格兰德大妈一生都要别人尊敬她、听她的话，现在濒临死亡，嗓音小得虽然象隔着紧闭的屋门透过来的低音风琴，但是却能够震动到庄园最远最偏僻的角落，因为无论是谁，都不能说与她的死毫无关系。格兰德大妈的兄弟、父母以及祖父母连续统治马孔多已整整两个世纪。和他们一样，格兰德大妈在本世纪一直是马孔多的核心。村子、市镇都是在她族姓的周围产生的。谁也不知道她怎么起的家，土地面积有多么广，祖产值多少钱。可是，大家都深信，她占有着所有的水。无论是活水还是死水，是落到地面的雨水，还是还没有落下来的雨水都归她所有。所有乡间的道路和电线杆子就更不在话下了，连闰年多出来的那天，还有所有带热气儿的全都归她所有。对人和对牲口的所有权那就更不用提了。每当下午她在阳台上乘凉的时候，她全身的重量和权势象是要将那把旧藤椅压个粉碎似的，就凭这股气势也可以看得出她的钱财和权势真是多得无法估量，真象一位世界上最富最有权势的女王。

谁也想不到格兰德女族长也会有个死。想到这点的只有本族人和她自己。看到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那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她才想到人终有一死。不过她一直认为自己也会象外祖母那样活上一百多岁。外祖母在一八七五年的那场内战中，以庄园的厨房为战壕，单身与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一支巡逻队对阵。直到今年四月，格兰德大妈才明白，这种能在战斗中孤身消灭联邦派党徒的身体素质，上帝永远是不会给予她的了。

她得病的头一个礼拜，家庭医生给她敷了芥末膏，让她穿上毛袜子。这是一位世袭的医生，在蒙特皮列尔得过奖，根本不相信医学的进步，可是格兰德大妈却很器重他，除了他，不让别的大夫再到马孔多立足。有那么一段日子，他经常骑马巡视村镇，专在天黑后去看望那些忧郁的病人。上天既给了他荣誉，又让他成为给别人制造许多孩子的父亲。可后来，风湿病缠得他只能躺在吊床上，落得连出诊都动弹不得。于是他只能靠假设和托人传话给人家治病。这次他应格兰德大妈的召令，穿着睡衣，拄着两根拐棍，穿过庄院直奔病人的卧室。他当时就看出格兰德大妈快死了，于是叫人搬来一个箱子，里面装的是标着拉丁文的瓷瓶子。他用这些标准注册的药膏、高级的药水和特制的坐药涂抹在这位垂死病人的浑身上下，足足涂抹了三个礼拜。后来，又把熏黑了的癞蛤蟆放在疼痛的部位，再用一堆蚂磺围着腰吸血。就采用这样的治法，一直拖到了那天的清早，也就是说，要不拿出最后的一招，用啮鱼吸血，就得去请伊萨贝尔神父来给病人驱魔安魂了，两者必居其一，没有别的办法。

最后，尼卡诺尔还是打发人把神父请了来。神父把参加重大礼仪的那身花锦大披肩掖在身上，坐在一把柳条椅上，由十名彪形大汉，吱吱扭扭地把他从家里一直抬到格兰德大妈的卧室里。九月的早晨，气温宜人，突然响起了超度亡魂的圣钟，这等于是向马孔多居民发出了最早的一张讣告。当太阳露头的时候，格兰德大妈房前的、空地上已经熙熙攘攘，象赶集一样热闹。

这个场面不由得使人想起过去。格兰德大妈往年过生日，也总要举办持续时间最长和最热闹的集市活动。这种排场一直搞到她七十大寿。祝寿期间，大瓶的烈性酒任人开怀畅饮。在广场上杀猪宰羊，乐队在用桌子搭成的台上连续吹打三天。连杏树也披上了一层飞扬起来的尘土。树下，就在本世纪初期布思迪亚上校宿营的地方，摆满了摊子，叫卖着木薯酒、甜饼、猪油糕、炸肉、烤馅饼、灌肠、咖喱角、木薯点心、奶酪饼、软煎饼、玉米饼、薄饼、干肠、牛杂碎、椰子点心、甘蔗汁；另一些摊贩出售小商品、小杂货、日用百货和陶缶。还有人斗鸡和赌博。乱哄哄的人群里，还有卖格兰德大妈画像和护身符的。

生日前两天，庆祝活动就已经开始，一直要延续到生日那天才完事。结束时大放焰火。格兰德大妈家里还举行家庭舞会。贵宾和家里的成员都由远亲侍候着。他们在一架老掉牙的脚踏板自动钢琴里装上几卷流行音乐的谱子。就按照这种节奏和旋律跳着舞。格兰德大妈坐在大厅尽头那张亚麻布靠垫的安乐椅上主持晚会，不时地摆动着套满戒指的右手，故作聪明地指挥着。在这类晚会上，还定下来年的一些婚事，有时候是双方自愿的，可大多数却是凭她的意志撮合的。通常情况下，格兰德大妈要走到用彩带和灯笼装饰起来的阳台上向人群扔钱，以此来结束晚会。

这种传统的做法之所以中断，一方面是由于家里接连办了几桩丧事，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政治局势不安定。所以，年轻的几代人都没有参加过这么热闹的庆典，而只能听人家讲讲。他们更没看见过格兰德大妈在望大弥撒时的那种排场，有权势的人都得给她打扇。举起圣餐盘子的时候，只有她不用跪下，这也是怕弄脏了她那件镶着荷兰花边的大裙和上了浆的德国细布衬裙的缘故。老辈儿人还可以回忆起年轻时如梦一般的那种场面：玛丽娅德尔罗萨里奥卡斯塔涅达一蒙塔罗（格兰德大妈的全名）出门参加她父亲的葬礼，那天下午，从豪华的住所到全城最大的教堂，铺了一层二百米长的大席子，她带着空前得意的神气从这张大席子上步行回来，当时她才二十二岁，可已经是女族长了。这种中世纪的排场，不光是她的家族过去一直这么讲究，全国各地也都如此。举行过父亲的葬礼后，格兰德大妈就越来越不露面，越来越神秘了，只是在热天的下午，才偶尔在摆满海棠花的阳台上露露面。后来，人们也只能听到关于她的传说，根本见不着她本人。她的权威都是通过尼卡诺尔行使的。传统习惯留下了这么个规矩：哪一天格兰德大妈用火漆封上遗嘱，她的继承人就会热热闹闹地欢庆三个晚上。谁都知道，她不想着见这个场面；所以决心不到咽气的前几个钟头，决不透露遗嘱，何况谁也没有认真地考虑过格兰德大妈也会死的。马孔多的居民们只是在那天清早听到临终圣礼的钟声的时候，才开始相信格兰德大妈也会死，而且正在归天。

临终的时刻逼近了。她躺在铺着亚麻布被单的床上。芦荟剂一直涂到了耳根，头上蒙着落有一层尘土的罗纱。只有从她胸脯微微颤动这一点上，人们才能觉察她还有一口气。格兰德大妈年满五十岁的时候还拒绝那些发了狂的求爱者。她孤身一人也能挑起家业，这就是她的秉性。到临死的时候，她仍是个处女，更别提生儿育女了。伊萨贝尔神父临终为她涂抹圣油的时候，不得不要别人帮他在她手心上也涂上一点，因为格兰德大妈从弥留时起就一直紧握着拳头。侄女们一齐下手帮忙掰开拳头，可是毫无用处。一个礼拜以来，这位垂死的人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有劲，手里攥着宝石紧压在自己的胸口上。已经失去眼神的目光死死盯着这帮侄女们，嘴里连连骂她们是女强盗。一直到看见穿着法衣的伊萨贝尔神父和身后捧着圣典用具的侍童，她才安定下来，自言自语地唠叨着：“我要死了。”她摘下那只最大的钻石戒指毫不迟疑地给了最小的财产继承人，也就是那位刚刚当上修女的玛格达莱纳。可这位小姐表示她不愿接受遗产，而将把应得的那份全部献给教会。

天刚亮，格兰德大妈要求让她单独向尼卡诺尔交待最后的遗训。神志还挺清醒，只用了半个小时就了解了全部情况。她对自己遗体的处置提了些专门的意见，还问起守灵的事。她说：“你得把眼睛睁得大大地盯着，凡值钱的东西都得统统锁起来，好些人哪是来守灵，纯是来偷东西的。”最后，她挺费力地单独向神父虔诚细致地作了忏悔。接着，又当着侄子和侄女的面，吃下了圣餐。这时候，她才让人扶着坐到藤椅上，开始宣布她的遗嘱。

尼卡诺尔事先把她的财产开了个清单。用清晰的字体一共写满了二十四张纸。医生和伊萨贝尔神父作为旁证，格兰德大妈平静地喘着气，向公证人口授了她的资产清单，她的威严和权力全依仗这份财产。简单地说，她祖传的不动产就是在殖民统治时期王室赐予她家的那三块封地。时过境迁，由于复杂的联姻关系，到格兰德大妈手里，这三块封地不断地扩展，很快成为一片无边无际的原野。在这片土地上又建起了五个村镇，住在这里的有三百五十二家佃户，而地主本人根本就未种过一粒粮食。格兰德大妈每年在她命名日前夕，向佃户征收地租。靠这种统治办法，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就甭想再回到国家的手里了。她端坐在屋子的过道里，亲自收地租。这种做法是一个世纪以来她家世世代代沿袭下来的。三天交租期过后，空地上放满了猪、火鸡和母鸡以及刚刚送来供她家尝新的礼品。粗粗一算，仅仅田地就达十万公顷。这一家子人压根儿就没参加过一次收获，可这些送来的东西却成了他们的收成。然而历史环境造成的结果却是马孔多连同它的县城，不但发展起了六个镇子，而且还相当繁华。在县城里住的人，除了自己的家以外，就甭想再有插足之地，因为地都是格兰德大妈的，每个居民都得向她交地租，就是政府由于市民们的需要，在街上占了块地方，也得向她交租费。

在各村落的周围，总有一些牲口到处溜达。从来也没人能算出来到底有多少头，更没有人去照管过它们。这些牲口的屁股上都打着一个锁形的烙印。就是最偏僻地带的人们也都认识这种记号。这倒不是因为这种牲口太多，而是因为它们可以到处乱跑。到了夏季，这些牲口由于太渴，便七零八落地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它们身上的烙印很管用，谁也不敢碰它们。格兰德家里大片大片的养马场被最近的一次内战弄得空空如也。现在已在这些地方建起了榨糖厂、挤奶场和脱粒厂。

除了上述财产，遗嘱中还提到家里有三坛子金大洋，独立战争时埋在地底下，可到后来不管怎么掘、怎么挖也没找到。这些财产的继承人还拿到一幅地界平面图，这张图一代代往下传，可每一代都把图上的地界往外扩展。有了这幅图就等于继承了经营出租土地的权利，可以享受新收获的农产品和各种额外的收益，更有机会去找到埋在地下的那几坛子宝贝。

格兰德大妈用了三个钟头才把有关田产的事讲完。房间里的人静悄悄地谁也不敢喘大气。他们全神贯注地听着这位就要人士的人所讲的话。她提到的每一件东西好象都非常珍贵和重要。她昏昏沉沉地讲完后，签了自己的名字，证人也在她的名下签了字。就在这时候，那些汇集在她家门口杏树荫下的人心里都预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变化。

现在只差还没把精神上的遗产作个详细的交待。为了保证自己家的人能够继承权势，格兰德大妈的祖祖辈辈都要在临终前把精神上的遗产努力交待一番。她也不能例外，为了这点，她挣扎着挪动了一下已经麻木的屁股，把上身挺起来，以威严和庄重的口气向公证人口述她那些无形的财富的清单：

地下资源、领海、国旗的颜色、国家的主权、传统的各种政党、人权、公民的权利、最高法官、第二轮审判、第三次辩论、介绍信、历史的证据、自由选举、选出的历届美女、那些有影响的演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漂亮出众的小姐们、举止端庄的先生们、拘泥呆板的军人、尊敬的阁下、最高法院、禁止进口的商品、自由派的女士、肉的问题、语言的纯洁性、世界的范例、司法程序、自由而又负责任的新闻事业、南美的女神、公众的舆论、民主选举、基督教的道德、办汇的短缺、避难权、共产主义的危险、国家的库存、生活费用上涨、共和派的传统、受损害的阶级，以及联合通报。

格兰德大妈一个劲地数说着；致使她还没有来得及讲完，一口气就堵住了嗓子，卡得她没法再说下去了，她沉溺在这一堆乱七八糟的抽象概念里，淹没在她的家族两个世纪以来享有权势的精神财富之中，打了一个响嗝，便伸了伸腿，断了气。

远方的首都也笼罩着阴影，居民们当天下午在号外的头版上看见一位年方二十的少女像片，他们还以为这是新选出来的美女哩，谁知原来是经过紧急修版之后，放大到四栏那么大的格兰德大妈年青时的照片。这张照片让女族长又暂时恢复了一下青春。照片上，她那浓厚的头发用象牙发梳别在头顶上，带花边的领子上还系着飘带。照片是本世纪初，一位巡回摄影师在马孔多拍的，多年来一直储存在报馆里那些尚未知名的人士的档案袋里，现在则必须拿出来给年青一代留下个永久的纪念了。在破旧不堪的公共汽车上、在政府部门的电梯里、在接着深色窗幔的冷冷清清的茶室里，人们都怀着崇敬的心情窃窃私语，议论着这位刚刚死在气候炎热、疟疾猖獗的乡村里的要人。她的姓名在几个钟头之前，也就是报纸发表消息之前，还未曾被马孔多以外的人所知。毛毛细雨使行人感到厌烦。各区的教堂响起了丧钟。国家总统正好去参加士官生毕业典礼，听到这个噩耗也吃了一惊。他亲自在一张电报纸的背面给国防部长写了几句话，建议他在演说的结尾要求与会者为格兰德大妈默哀一分钟。

她的死也对社会秩序产生了影响：往常，群众的情绪总是经过分析才上报给总统的。这一次，总统从汽车里就直接察觉到了城市里一派死气沉沉的气氛。开门营业的只有几家小咖啡馆和为死者筹备九天超度活动的首都大教堂。国会大厦门口，乞丐们用报纸盖着身体，依候着希腊式的房柱和历届已故总统冷漠而沉默的雕像呼呼大睡，而大厦内部则灯火通明。首都这种静哀的气氛感染了总统，他走进办公室看见部长们也都穿上了丧服，显得比平时更加肃穆和苍白，正待立两旁敬候着总统莅临。

从这一天起一连好几个晚上所发生的情况都可以作为有教益的事件载入史册。基督精神感动了担任最高职务的政府大员。就是那些不同派别、不同观点的政客在这位已故知名人士的下葬问题上也表示出同心协力的忘我精神。她按照祖传的秘诀，曾搞了三箱假的选票，才保持住了独立王国中的安定和政治和谐。那些为她干活的农民和受她保护以及租她土地的人，不论年龄大小，不仅行使了她所规定的选举权，而且还有幸冒名顶替一个世纪以来所有死了的选民去投票。对变化无常的行政机构，她永远保持着传统的权威。她这个阶级的权势足以控制住平民百姓。她那出奇制胜的智慧永远能够应付思想潮流的变化。在平静的时期内，

象作出决策啦、提拔官员啦、给他们赏赐啦，都由她说了算；为了同党的好处，在必要的时候，她也不惜去吵闹和搞搞假选举。在混战的日子里，格兰德大妈秘密帮助同党搞到武器装备，公开资助死难同党的家属。她这种爱国热忱使她获得了最高的荣誉。

无需与顾问们商量，总统已经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总统府的接见厅与昔日总督停放马车的石子小广场之间有一片茂密的柏树花园，殖民时代的未期，一个葡萄牙教士由于桃色问题曾在此地悬枝自尽。每天黄昏之后，总统尽管有勋章累累的军官们前呼后拥，但路经此地时却仍然控制不住内心的寒颤。今天晚上，这种寒颤更象是一种大祸临头的先兆。于是他完全理解到自己已面临历史上的抉择关头，所以毅然决定全国举丧九天，以为国战死的女英雄的规格悼念格兰德大妈。就在转天清晨，国家元首通过对全国广播和电视的联播节目向同胞们发表了一篇戏剧性的演讲，表示一定要把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办出世界新水平。

要达到这个崇高目标，自然会碰到一些严重的问题。格兰德大妈祖先所制订购国家法律制度可没有这样的规定：一个家族的女族长也要全国哀悼九天。精通法学的博士们、老资格的法律专家们，在那里绞尽脑汁地寻找根据和进行推理，千方百计为总统出席葬礼找个借口。那几天，政界、教会和金融界的上层人物也都非常紧张。在半圆形的议会大厅里，一个世纪以来，每当制订抽象法令的时候，议员们总是稀稀落落，以致陈列在大厅里的民族伟人的油画和希腊思想家们的雕像都显得受到了冷落。可是，在悼念格兰德大妈的时候，议员出席之踊跃却是空前的。殊不知，大妈的尸体在九月炎热的马孔多已经冒气泡了。议员先生们都在谈论她，想象她是那么纯洁，那么年轻，根本不会坐在什么旧藤椅上，下午两点也根本不会去睡什么午觉，根本也不用涂什么芬末膏，如此等等。

议论来议论去，话讲个没完没了，一直谈了好几个钟头，同时把记录付印，广为散发，影响扩大到全国范围。后来有那么一位有点现实感的与会者在这个法学家大会上打断了这场历史上罕见的废话，提醒大家格兰德大妈的尸体还在高达四十度的室内等待处置，可是对于这种打破纯法律的学术气氛的一般性见解谁也不屑一顾，最后，只发了一张为尸体采取防腐措施的命令。接着，为了能让总统参加葬礼，他们继续进行探讨，要是各种意见最终不能妥协的话，那就只好修改宪法了。

废话越讲越没个完，这些话传出边境、越过海洋，象是一张讣告钻到了座落在意大利卡斯特尔甘多尔福的教皇寓所。炎热的九月，教皇刚从午睡中清醒过来，正俯在窗口观看潜水员沉入湖中去寻找无头艳尸的脑袋。几个礼拜以来，晚报上一个劲儿地报道这件新闻，而这桩案子又发生在教皇消夏别墅的附近，所以教皇不得不对此表示关心。可是，当天下午的报纸所刊登出来的照片，却出乎人们的意料，并不是遇害少女的像片，而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的肖像，周围还加了黑框框。教皇从印刷模糊的铅印版上一下子就认出，这张照片在很多年前他初任教皇时就曾收到过，当时他还顺口叫出了“格兰德大妈”这个称呼。红衣主教协会的全体成员，在私邸见到报上的这张像片，不约而同地都呼出“格兰德大妈”的名字。在博大无边的基督世界内，这是二十世纪以来的第三次；主教们六神无主、泣不成声、慌作一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教皇登上他那条专用的黑色长船奔向遥远和捉摸不定的国度去参加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时为止。

茂密的桃园、对噩耗一无所知的女电影明星在那里晒日光浴的海滩以及卡斯特桑坦赫略的黑色海岬，都一一落在船后，隐没在地平线下。黄昏时分，圣佩德罗教堂的一对闷声闷气的钟与马孔多的四日吊钟遥相呼应。从罗马帝国到格兰德大妈的地界，教皇经过星罗棋布的河道和沼泽，睡在帐篷里，整夜听着周围的猴子因为人群的骚扰也乱哄哄地吵闹个不停，越来越多的男男女女丢开活计，在夜间混上教皇的船。他们带着一袋袋的木薯、一串串的香蕉和一篮篮的母鸡，一心想在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上把这些货色卖掉，赚一笔钱。蚊子也成群结队来骚扰教皇，使他无法安睡。这也是教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晨曦照亮了格兰德大妈的领地，凤仙花和南美的大晰蜴点缀着这块王国的景色。教皇一路的辛劳就这样得到了补偿，也就把旅途奔波丢置脑后了。

三下叩门的声音把尼卡诺尔惊醒，仆人报告教皇即将驾到。丧事不仅成了全家的中心大事，而且使总统也接连发表了几次紧急演讲，而议员们则争论得声嘶力竭。只好靠打手势来表达思想。国际上的各界人士和教会团体也都对丧事产生了兴趣，不顾份内的工作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把格兰德大妈邸宅的阴森森的过道、堆满东西的走廊以至狭窄的阁楼都挤了个水泄不通。后到的人只能在角楼、场院、高台、屋檐和廓下找寻一块合适的地方安顿自己。中央大厅里唁电堆积如山，格兰德大妈的尸体还得等待重大决定作出后才能处置。守灵的九个侄子已经哭得瘦了许多，可是彼此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寻找住地就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最后，教皇被安置在市议会的大厅里。厅里放了四张皮凳子、一坛子过滤水和一张牛蒡草编制的吊床。在使人窒息的漫长夜晚，教皇汗流狭背，睡不着觉，只好阅读各项备忘录和文件来捎磨时间。白天，他把意大利糖果分给围在窗前看热闹的孩子们。午饭，他和伊萨贝尔神父一起吃，偶尔也和尼卡诺尔一起在花棚下面进餐。他就这么在炎热的天气下等待了几个礼拜，也许是几个月。终于，帕斯特拉纳的牧师擂着鼓出现在广场的中央，宣读重要文告：咚咚咚……宣布社会秩序进入非常时期；咚咚咚，总统的特别权利……咚咚咚允许他自己……咚咚咚，参加格兰德大妈……咚咚咚……的葬礼……咚咚……。

伟大的日子降临了。街上摆满了各种摊子，其中有轮盘赌博的，卖油炸点心的，卖彩票的，脖子上缠着一条蛇叫卖包治丹毒和延年益寿膏的；广场的另外一角呈现出一片五彩缤纷的场面，人们搭起了各式各样的帐篷，打开了行装，准备住下。威风凛凛的警卫驱散着人群，想为即将到来的首脑人物腾出一条通道。人们就这样等待着高潮的到来；圣霍尔赫的洗衣妇、贝拉角的珍珠工、谢纳加的渔民、塔萨赫拉的捕虾工、莫哈纳的巫师、马瑙雷的盐工、瓦略杜帕尔的丰风琴手、阿耶佩尔的驯马师、圣佩拉约的木瓜商、拉奎尼的斗鸡徒、博利瓦尔平原上的流浪乐师、马格达莱纳河上的划船手、蒙波克斯的小讼棍，以及本篇开头列举的那些人和其他许多人都在这儿等待着。甚至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那一帮老家伙，以浑身装饰着老虎皮、老虎爪和老虎牙的马尔博罗公爵为首，也撇下了对格兰德家族的百年宿仇，前来参加葬礼，目的无非是想要总统支持补发六十年来的战争津贴。

一队穿着短制服、戴着军盔的士兵威风凛凛地监视着人群，他们倒是专心致志，可群众在烈日下却挤得连气都透不过来。快到十一点钟的时候，人群欢腾起来，大声喊叫。庄重地穿戴着大礼服和高筒礼帽的总统以及他的部长们、议会各种机构、最高法院、内阁、传统政党、教会和银行界与工商界的代表们，开始出现在电报局的路角上。总统秃头，矮脖，年迈，多病。他在群众惊讶的目光下走了过来。人们选举他的时候并没有见过他的面。只是在现在，才能证实他这个人确实存在。大主教因为近日工作繁忙，显得疲惫不堪。军人们胸前挂满了勋章，簇拥着总统，明确无误地衬托出总统大权在握的气派。

紧跟在后面的是一群穿着黑色薄纱服装的女人，其中有本届已经当选和来届将要当选的全国各界美女皇后。这是她们第一次没能打扮得花枝招展地来显示她们的光泽。走在头里的是大学皇后，接下来是优质芒果皇后、青萼梨皇后、香蕉皇后、木薯皇后、优质番石榴皇后、多汁椰子皇后、黑斑豆皇后、创造晰蜴连续产卵纪录的皇后，以及许多本文不便一一列举的各种其他皇后。

格兰德大妈的棺木上面刻满了精细的花纹。外面包着八片铜皮，与界完全隔绝。格兰德大妈浸了过多的甲醛，让她长年不腐地去体尝自己的丰功伟绩吧。她过去在夏季斋戒期间呆在阳台上所幻想的场景在这四十八小时里终于荣幸地实现了；当代各界名人都前来向她致敬和悼念。往日她在梦中见到的那位乘着豪华的马车在梵蒂冈花园中兜风的教皇，现在冒着酷暑，打着棕榈凉扇，亲临此地，为这个世界上罕见的葬礼增加了光彩。

名人们经过一番争论之后达成了协议：由最显赫的政界人士抬着灵柩出殡，盛大的出殡仪式使街道上的群众看花了眼。在这么热闹的马孔多小街上谁也没有注意到跟在队伍后面的还有一帮象兀鹰似的保镖。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些名人和贤达走过之后给街上留下了足够引起后患的各种垃圾。谁也没有发现，当尸体刚一搬走，格兰德大妈的侄子们、养子们以及仆人和被保护人就把大门一关，拆门卸窗户，起下板子，挖掘地基，分起房子来了。最能引起每个人注意的倒是下葬时的噪声，坟墓用铅板加封之后，人们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十四天以来的祈求、赞美和颂扬所带来的劳累，都随着这声深呼吸而烟消云散。可是，在场的人也有些头脑比较清醒的，预感到自己参加的是一个新时代降生的洗礼。现在，教皇已经完成了降临俗世的使命，可以毫无顾忌地返回天廷；总统也可以安然地坐在宝座上，按其方针治理国家；各种牌号的美女皇后也可择优而嫁、寻求幸福，还会生下许许多多的孩子。现在，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格兰德大妈这块广漠的庄园里占领地盘，搭上自己的帐篷。因为那位唯一有权压制他们的人已经在铅板之下开始腐烂。现在只等着有人用板凳顶住大门，给大家再讲一讲这个故事，让子孙后代引以为戒。但愿世界上所有怀疑成性的人都要了解了解格兰德大妈的故事。明天，也就是礼拜三，清道夫们就要来到这里把葬礼剩下的垃圾一股脑儿地清扫干净，让它们永生永世不再卷土重来。

恶　时　辰

安赫尔神父费了好大的劲才从床上坐起来。他用瘦骨嶙峋的手揉了揉眼皮，拉开蚊帐，坐在光溜溜的凉席上沉吟了片刻，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还活着。神父想了想：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和圣徒祭日表上哪一位圣徒对应呀。“噢，十月四日，礼拜二，”想罢，又低声说道：“圣弗朗西斯科德阿希斯。”

安赫尔神父穿好衣服，没去洗脸，也没去祈祷。他身材高大，脸上红扑扑的，那副安详的样子活象一头温顺的牛。而且举止稳重，动作迟缓，一举一动都象头牛。神父用手指轻轻地扣好长袍上的纽扣儿，那股不紧不慢的劲儿仿佛给竖琴调弦一样。系好衣服，他拔掉门栓，打开朝庭院的那扇门，一看到细雨中的晚香玉，不由得想起一句歌词：

“我的眼泪使海水上涨，”他吁了一口气。

从神父的卧室到教堂，有一条回廊相通。两侧放置着几盆鲜花。回廊上墁着碎砖头。十月里，青草开始在砖缝间滋长起来。去教堂之前，安赫尔神父走进厕所，撒了好大一泡尿。他屏住呼吸，那股催人泪下的阿摩尼亚的浓烈气味真是呛人。随后，走到廊子上，又想起一句歌词：“小艇将把我带进你的梦乡。”走到教堂的狭窄的小门前，他又一次嗅到晚香玉的馥郁香气。

教堂里臭烘烘的。长方形的中殿上也墁着碎砖头，只有一扇大门通向广场。安赫尔神父径直走到钟塔下面。抬头一看，吊铊离开头顶还有一米多高，他想：还可以走上一个礼拜。成群的蚊蚋向神父猛扑过来。“啪”的一声他一巴掌在脖子后头拍死一只蚊子，在拉钟的绳子上揩干净手上的血迹。上面结构复杂的机械装置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紧接着他听到钟塔里的时钟敲响了五下，声音暗哑而深沉。

待到余音散净，神父两手抓住钟绳，把绳头儿绕在手腕上，劲头十足地敲响了破旧的铜钟。安赫尔神父已经六十一岁了。在这个岁数上，敲钟算是个累活儿啦。可是，他总是亲自召唤大家来望弥撒。只有这样做，他才觉得心安。

在当、当的钟声里，特莉妮达推开临街的门，走到昨天晚上放老鼠夹子的那个角落，一看逮住了几只小老鼠，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恶心。

特莉妮达打开第一只鼠夹，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耗子尾巴，把它丢进一个草纸板做的盒子里。这时候，安赫尔神父打开了冲着广场的大门。

“您早，神父，”特莉妮达说。

神父没注意听姑娘的悦耳的男中音。广场上空寂无人，杏树在雨帘中沉睡着。十月的清冷早晨，小镇显得死气沉沉。看到周围的景象，神父感到一阵惆怅和孤寂。耳朵习惯了淅淅沥沥的雨声之后，又听见广场深处响起了巴斯托尔的单簧管的清晰而又有点儿邈远的声音。这时候，神父才回答姑娘的问候。

“巴斯托尔没跟那伙弹小夜曲的人在一起，”他说。

“没有，”特莉妮达肯定说。她端着装死老鼠的盒子朝神父走过来。“那伙子人弹的是六弦琴。”

“他们傻里傻气地唱了两个钟头了，”神父说。“‘我的眼泪使海水上涨’，是不是？”

“这是巴斯托尔新近编的，”她说。

神父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一时间好象着了魔似的。多少年来，他时常听到巴斯托尔的单簧管的声音。每天清晨五点钟，在离开教堂两条街的地方，巴斯托尔坐在一张小凳子上，背倚着鸽房的立柱，开始练习吹奏。小镇上一直就是这么一套毫厘不爽的程序：先是五点钟的五下钟响，接下去是召唤人望弥撒的晨钟，最后是巴期托尔在自己的庭院里吹奏单簧管，节奏明朗的、清越的声音使弥漫着鸽子屎味的空气显得洁净了许多。

“曲子挺好听，”神父说，“可是歌词太笨了。几句话颠过来倒过去都能唱，结果完全一样。‘梦将把我带上小艇。’”

神父对自己的新发现十分得意，微笑着转过身去，点燃了祭坛上的蜡烛。特莉妮达跟在神父后面。她身穿一件长长的白晨衣，袖子长抵手腕，腰间系着一条淡蓝色的绸带子（这是某个世俗团体的固定装饰）。两条眉毛连在一起，眉毛底下闪动着一双漆黑发亮的眼睛。

“整个一晚上他们都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神父说。

“在玛戈特·拉米蕾丝家里，”特莉妮达心不在焉地说。她把盛死老鼠的纸盒晃得“哐啷哐啷”直响。“不过，昨儿晚上还有比唱小夜曲更妙的事呐。”

神父停止脚步，两只谈蓝色的宁静的眼睛盯在特莉妮达身上。

“什么事呀？”

“匿名帖儿，”特莉妮达神经质地笑了笑说。

和教堂相隔三个门的那幢房子里，塞萨尔·蒙特罗还在做梦，他梦见几只大象。大象还是他礼拜天在电影里看到的呢。那天，离电影结束只差半个小时，突然下了一场暴雨。如今在梦境里，电影正在接着往下演。

惊恐万状的土人东逃西窜地躲避象群，塞萨尔·蒙特罗也把沉重的身躯一个劲地往墙上挤。妻子轻轻地推了他一下。其实两个人都没有醒过来。“快走吧！”他咕哝了一声，又把身子躺平了。猛然间，他醒过来了，只听得教堂里正在打第二遍钟，叫大家去望弥撒。

这间屋子很宽敞，周围装着铁栅栏。冲广场的那扇窗户也装着栅栏，窗帘是用印花布做的，上面印着黄色的花朵。床头柜上放着一架收音机、一盏灯和一只锃亮的方形座钟。对面靠墙放着一个带穿衣镜的宽大衣柜。塞萨尔·蒙特罗穿马靴的时候，听到巴斯托尔的单簧管的声音。生皮子做的靴带儿沾上泥，变得硬梆梆的。塞萨尔·蒙特罗使劲拉了拉靴带，攥拄拳头把鞋带来回捋了捋，那副手掌比靴带皮子还粗糙。接着，他到床底下找马刺，没有找着。昏暗中，继续穿衣服，尽量不弄出声响，免得把妻子吵醒。扣好衣服，看了看小柜子上的钟，又猫下腰，到床底下找马刺。用手摸了摸，然后慢慢地趴在地上，钻到床底下去。这当儿，他的妻子醒过来了。

“找什么？”

“马刺。”

“在衣柜后面挂着呐，”她说。“礼拜六你自己挂在那儿的。”她把蚊帐推到一边，点上灯。塞萨尔·蒙特罗红着脸直起腰来；他的个头儿很大，长得虎背熊腰，可是动作十分轻捷，即使穿上那双鞋底象两根粗木条一样的马靴，还是那么灵便。他体魄健壮，仿佛总不显老。不过，从脖子上的皮肤可以看出来他已经年过半百了。塞萨尔·蒙特罗坐在床上装马刺。

“雨还在下呢，”塞萨尔·蒙特罗的妻子说。她觉得浑身酸懒，似乎夜间的潮气全被她吸进骨头里去了。“我真象块海绵似的。”塞萨尔·蒙特罗的妻子个子矮小，瘦骨嶙峋，鼻子又长又尖，整天老象睡不醒似的。她隔着窗帘朝外张望了一下，看看雨下得怎么样了。塞萨尔·蒙特罗系好马刺，站起身来，用鞋后跟在地上磕了几下。黄铜马刺震得屋子一个劲颤动。

“十月里，老虎正好长膘，”他说。

这时候，他妻子陶醉在巴斯托尔的悠扬的音乐声中，根本没听见他说什么。她转过脸来的时候，看见塞萨尔·蒙特罗正对着衣柜梳头。两腿叉开，低着脑袋，穿衣镜简直容不下他。

她低声哼着巴斯托尔吹的曲子。

“整整一夜他们一直在唱这个歌，”他说。

“怪好听的，”她说。

她从床头上解下一根缎带，把头发拢到脑后扎了起来。这时候，她完全醒过来了，长长地舒了口气说：“我将永远留在你的梦中，直到死神降临。”塞萨尔·蒙特罗没有答理她。他从衣柜的抽屉里面放着几件首饰、一只小坤表和一枝自来水笔里拿出一个钱夹。抽出四张票子，又把钱夹放回原处。随后把六粒猎枪子弹装进衬衫兜儿里。

“要是雨不停，礼拜六我就不回来了，”他说。

塞萨尔·蒙特罗打开通院子的屋门，在门槛上停了一会儿，一边呼吸着十月里阴冷的空气，一边让眼睛适应适应外面的黑暗。他刚要带上门，蓦地卧室里的闹钟“丁零零”地响了起来。

妻子从床上一跃而起。他手把着门环站在那里，一直等到妻子把闹钟按住。这当儿，他才第一次看了她一眼，想了一下说：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一群大象。”

说完，他把门带上，走过去给骡子备上鞍子。

第三次晨钟敲响之前，雨突然下大了。贴着地皮刮起一阵狂风，吹落了广场上杏树的几片残余的枯叶。街上的路灯熄灭了，各户住家的大门还关得严严的。塞萨尔·蒙特罗把骡子赶进灶披间，骑在骡背上大声叫他妻子把雨衣拿来。他把斜挎在背上的双管猎枪摘下来，用鞍子上的绳子把猎枪平着绑好。这时候，妻子拿着雨衣走进灶披间。

“等雨住了再走吧，”她犹犹豫豫地说。他默默地穿上雨衣，朝院子里望了望。

“这场雨说不走会下到十二月。”

塞萨尔·蒙特罗的妻子目送着丈夫定到走廊的另一端。瓢泼大雨倾泻在锈迹斑斑的铁皮屋顶上，他还是出门去了。他用马刺往骡子身上一磕，连忙把身体伏在鞍子上，免得碰着门楣。朝院里一走，顺着房檐滴下的雨水掉在他的背上，象霰弹一样爆裂开来。走到大门口，他也没有掉过头来，只是喊了一声：

“礼拜六见。”

“礼拜六见，”她说。

广场上，只有教堂的大门大敞着。塞萨尔·蒙特罗抬头一看，只见天空浓云密布，离开头顶只有几尺远。他伸手画了个十字，用马刺猛踢一下坐骑。那头骡子扬起前蹄，打了几个盘旋，才在象肥皂一样溜滑的泥地上站稳。就在这工夫儿，他忽然瞥见门上贴着一张纸片。

塞萨尔·蒙特罗骑在骡子上看了看纸上写些什么。雨水已经把字的颜色冲掉了。纸上的字是用油漆刷子写的，印刷体的字母笔力粗犷，还能看明白是什么意思。塞萨尔·蒙特罗赶着骡子朝墙那边靠了靠，猛地把纸揭下来，撕得粉碎。

他一抖缰绳，骡子“得得得”地一阵小跑，脚步很匀称，足能跑上几个小时。他沿着一条狭窄弯曲的街道离开了广场。街道两旁的房屋都是泥土墙的。人们睡梦方醒，正在打开大门。一股咖啡的芳香扑鼻而来。走到镇边上，塞萨尔·蒙特罗掉转骡子，又是一阵小跑回到广场，在巴斯托尔家门前勒使了坐骑。他翻身下骡，摘下猎枪，把骡子拴在木桩子上，一切都做得从容不迫。

大门没有上闩，地上汪着一大摊水。塞萨尔·蒙特罗走进昏暗的堂屋。他听到一声尖利的乐器声，随后便寂然无声了。屋子里有一张小桌，四周整整齐齐地放着四把椅子。桌子上铺着一块羊毛织的桌布，摆着一个插假花的瓶子。他穿过房间，走到通向庭院的屋门前站停了脚步。把雨衣的兜帽往后一甩，摸着黑拉开猎枪的枪栓。然后，他平静地，甚至有些亲切地叫了一声：

“巴斯托尔。”

巴斯托尔出现在门口，手里正在往下拆卸单簧管的嘴儿。这是一个身材瘦削的小伙子，腰杆儿挺得笔直，刚刚长出的胡髭用剪刀修理得十分整齐。他看见塞萨尔·蒙特罗用脚后跟使劲蹬在地上，猎枪提在腰间，装好子弹瞄准着他。他吓得目瞪口呆，一声没吭，面色顿时变得煞白，强挤出一丝苦笑。塞萨尔·蒙特罗站定脚跟，用胳臂肘紧紧夹住枪托，咬紧牙关，扣了一下扳机。只听“砰”地一声，屋子抖动了一下。也不知道是枪响以前还是枪响以后，只见门外的巴斯托尔象条虫子似地扭曲着身体向前爬了几步，身底下是一片沾满鲜血的细碎的羽毛。

枪响的时候，镇长正要进入梦乡。一连三个晚上，牙疼得他睡不着觉。今天清晨，在第一次敲响望弥撒的晨钟时，他吞下了第八片止痛片。牙疼稍许好了一点儿。耳边听着雨点落在锌板屋顶上发出的嗒嗒声，渐渐地有点睡意了。入睡时，牙是不疼了，可还一跳一跳的。枪声一响，镇长猝然惊醒，伸手抄起手枪和子弹带。平素他总是把手枪和子弹带放在吊床旁的一张椅子上，左手一伸就能够着。醒来以后，只听到细雨的沙沙声，他还以为自己做了个噩梦，牙又疼起来了。

镇长有点儿发烧。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面颊肿起来了。他打开一个装薄荷油膏的盒子，把油膏涂在疼处。嘴巴子肿起一个包来，一直没法刮脸。蓦地，透过雨声，他听到远处人声嘈杂，于是走到阳台上。街上的居民正朝广场跑去，有些人只穿着睡衣。

一个小伙子扭过头来，举起双臂，边跑边朝他喊道：

“塞萨尔·蒙特罗把巴斯托尔杀死了。”

广场上，塞萨尔·蒙特罗端着枪对着人群转来转去。镇长简直认不出他了。他用左手从枪套里拔出手枪，朝广场中央走过去。人们给他闪开一条路。从弹子房里走出一名警察，端着一支步枪，子弹顶着枪膛，瞄准着塞萨尔·蒙特罗。镇长压低声音对他说：“别开枪，畜生”说着话，把手枪装进枪套里，从警察手中夺过步枪。他举着子弹已经上膛的步枪继续朝广场中央走去。

人群纷纷朝墙根退去。

“塞萨尔·蒙特罗，”镇长高声叫道，：把猎枪交给我。”

这时候，塞萨尔·蒙特罗才看见镇长。他虎地一跳，扭过身子来朝着镇长。镇长立刻扣住扳机，但是没有开枪。

“过来拿吧！”塞萨尔·蒙特罗喊道。

镇长左手端好枪，右手擦了擦眼皮上的雨水。一步一步地朝前走，手指头紧张地扣住扳机，两眼死死地盯着塞萨尔·蒙特罗。

突然，他止住脚步，用和蔼可亲的口吻说：

“把枪扔在地上，塞萨尔。别再干蠢事啦。”

塞萨尔·蒙特罗倒退了一步。镇长还是紧张地用手指扣住扳机，浑身上下的肌肉一动也不动，直到塞萨尔·蒙特罗手往下一垂，把猎枪扔在地上。这时候，镇长才发觉自己只穿着一条睡裤，可是在雨底下还是热汗涔涔，牙也不疼了。

各户住家纷纷打开大门。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冲到广场中央。人群尾随着他们跑过来。

警察半转过身，举起枪大声喊道：

“往后退退！”

镇长谁也不看，平心静气地说：

“请大家退出广场。”

人群散开了。镇长搜了搜塞萨尔·蒙特罗身上，不过没叫他把雨衣脱掉。在他的衬衫口袋里找到四发子弹，在裤子后兜儿里找到一柄牛角把儿的七首。在另一个兜儿里找到一个笔记本、一个带三把钥匙的金属环和四张一百比索的票子。塞萨尔·蒙特罗张开两手，听任镇长搜身。面部毫无表情，只是偶尔转动一下身体，让镇长摸查。搜查完毕，镇长把两名警察叫过来，把东西交给他们，把塞萨尔蒙待罗也交给他们。“立刻把他带到镇长办公室去，”他命令说。“你们可要负责看管好他。”

塞萨尔·蒙特罗脱下雨衣，把雨衣交给一名警察。他昂首阔步地在两名警察中间走着，毫不理睬蒙蒙细雨和麇集在广场上的困惑不解的人群。镇长眼瞅着他走远了，心里象是在琢磨着什么。随后，转过身来对着人群做了个撵鸡的架势，嘴里嚷道：

“散开，散开。”

他用赤裸的胳臂擦擦脸上的雨水，穿过广场，走进巴斯托尔的家门。

死者的母亲瘫软在一张椅子上，周围围着一圈妇女，正在下死劲地给她扇扇子。镇长把一名妇女往边上一推，说：“放点儿空气进来吧，”那个妇女扭过头来看了看他。

“老太太刚刚出门，要去望弥撒，”她说。

“好啦，好啦，”镇长说，“你们躲开点儿，让她喘口气”巴斯托尔还在走廊里，脸朝下趴在鸽房那儿，身子底下压着一层沾满鲜血的羽毛。一股浓烈的鸽子屎味儿直冲鼻孔。有几个男人打算把尸体抬开，这时候镇长来到了门口。

“散开，开！”他说。

那几个人把尸体又放在鸽子毛上，保持原来的样子。放好后，大家默默地后退了几步。镇长端详了一下尸体，把尸体翻过来。细碎的羽毛登时飞扬起来。在尸体的腰部，许多羽毛粘在尚有余温的鲜血上。镇长用手把羽毛扒拉开。衬衫破了一个洞，裤腰带的铜扣被打碎了。衬衣底下肠子流出体外。伤口已经不流血了。

“是用打老虎的猎枪打的，”一个男人说。

镇长直起腰来。在鸽房的立柱上揩掉粘在手上的带血的羽毛，两眼一直注视着尸体。最后，在睡裤上擦了擦手，对那几个男人说：

“别去挪动他！”

“把他放平了吧，”有人说。

“那就留点儿神，抬好了，”镇长说。

屋子里传出妇女们的哭泣声。在嚎叫声和窒息人的气味中，屋里的空气越发显得稀薄了。镇长迈步朝外面走去。走到大门口时遇见了安赫尔神父。

“人死啦！”神父神情慌张地大声说。“象口猪似的！”镇长回答说。广场周围的住家把大门打开。雨已经佐了，但是阴暗的天空似乎飘浮在各家的屋顶上，连一缕阳光也透不过来。安赫尔神父拉住镇长的胳臂。

“塞萨尔·蒙特罗可是个好人，”他说。“这回准是一时糊涂。”

“知道啦，”镇长不耐烦地说。“您甭担心，神父，不会出什么事的。请进吧，里面的人正需要您。”镇长急急忙忙地走开了，他命令警察把岗撤掉。被挡在外面的人群一起朝巴斯托尔的家中拥了进去。镇长走进弹子房。一名警察正在等他，手里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是一套中尉的军服。往常在这时候，弹子房是不开门的。今天，七点钟以前就宾客盈门了。有几个人坐在四方桌周围或者斜倚着柜台喝咖啡。其中多数人穿着睡衣和拖鞋。

镇长在众目睽睽之下脱光身子，用睡裤把身子擦得半干不湿的，一面穿衣服，一面默不作声地侧耳谛听着周围人交谈。离开弹子房时，他对事件的细节已经搞得一清二楚了。

“当心点，”镇长站在门口高声说道，“谁要是搅乱镇上的秩序，我可要送他去蹲班房。”

他顺着石墁的街道朝下走，看见过往的行人也不打招呼。他看得出来，镇上人心浮动。他还年轻，举动灵巧，每走一步都想让人感到他的权势。

七点钟，每周三次来这里运送货物和旅客的小船拉响汽笛，离开了码头。今天和往日不同，谁也没心思注意小船是否开走了。镇长顺着大街往下走，住在大街两侧的叙利亚商人把五光十

色的货物摆列开来。奥克塔维奥希拉尔多大夫从诊疗所门口看着小船渐渐离去。大夫究竟有多大岁数，看不出来，满头油光水滑的鬈发，身上也是穿着睡衣，脚上也是趿着拖鞋。

“大夫，”镇长说“，穿好衣服，跟我验尸去。”

大夫惊异地打量着镇长，张开嘴，露出一排又结实又洁白的牙齿。“现在就去验尸？”他说。接着又加上了一句：

“看得出来，这可是一大进步。”

镇长刚要笑。嘴里一疼，连忙忍住了，用手捂住嘴。

“怎么啦？”医生问。

“一颗倒楣的牙。”

看样子希拉尔多大夫还有几句话要说。可是镇长有急事，先走了。

走到码头尽头，他敲了敲一家的大门。这是一间茅草屋，墙上没有糊泥，棕榈叶的屋顶几乎低垂到水面上。一个怀了七个月身孕、面色焦黄的女人打开了门。她赤着一双脚。镇长把她拨拉到一边，走进暗幽幽的房间。

“法官！”他叫了一声。

阿尔卡迪奥法官拖着一双木屐，出现在里屋门口。他穿着一条斜纹布裤子，没扎腰带，就那么绷在肚子上，上身光着，没穿衣服。

“快收拾收拾，跟我验尸去，”镇长说。

阿尔卡迪奥法官吃惊地嘘了一声。

“这是从何说起？别开玩笑了。”

镇长径直走进卧室。“不是开玩笑，”一边说着话，一边打开窗户，好透透空气。主人刚刚起床，屋里的空气太污浊了。“这件事真得好好办一办。”他在熨得平展的裤子上擦干净手上的尘土，然后一本正经地问：

“你知道验尸的手续吗？”

“当然啦，”法官说。

镇长凑到窗前看了看两只手。“把秘书也叫着，看要填写个什么的，”他漫不经心地说。随后，摊开两手，手上有几条血印子，他扭过脸来，看着那个年轻的女人。

“哪儿能洗洗？”

“水池子里，”她说。

镇长走到院子里。法官的女人从箱子里找出一块干净毛巾，用毛巾裹了一块香皂。

她来到院子里的时候，镇长正在一边甩着手上的水，一边往室里走。

“我给您拿肥皂来了，”她说。

“行了，就这样吧，”镇长说。他又看了看手掌接过毛巾来把手揩干，满腹心事地瞅着阿尔卡迪奥法官。

“死鬼身上净是鸽子毛，”他说。

镇长坐在床上，一口一口地呷饮着浓浓的咖啡，等候阿尔卡迪奥法官穿衣服。法官的女人在屋里走来走去，侍候他们。

“您这个牙不拔掉，永远也消不了肿，”她对镇长说。镇长把阿尔卡迪奥法官推到大街上，扭过头来看着法官的女人，用食指指着她那鼓囊囊的肚子，问道：

“这个肿，什么时候能消啊？”

“啊，快啦，”她说。

这天黄昏，安赫尔神父没有象平素那样外出散步。送完葬，他留在低洼地区的一户人家里叙家常，一直呆到傍晚。细雨绵绵，下个不停，弄得他脊椎老是疼，但心境还不错。回到家时，街上已经灯火通明了。

特莉妮达正在走廊上浇花。神父问她供品放在哪儿啦，她回答说：放在大祭坛上了。屋里点上灯，蚊虫象一层云雾似地把神

父包围起来。关门之前，神父不停地在屋里喷洒杀虫水，呛得一个劲儿地打喷嚏。喷完药水，累得热汗淋淋。神父脱下黑袍子，换上那件平时穿的打补钉的白长袍，接着又去做晚祷。

回到房间里，神父把平锅放在火炉上，煎上一片肉。乘这个工夫儿把葱头切成细长条。随后，把吃食统统倒在一个盘子里，盘子里盛着午饭时剩下来的一截煮得半熟的木薯和一点儿冷米饭。神父把盘子端到桌子上，坐下来吃晚饭。

安赫尔神父用餐刀把食品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用叉子一样叉出一块，一起送到嘴里。然后闭紧嘴巴，认真仔细地咀嚼着，用镶银套的牙齿把每一颗米粒都嚼烂了。嚼东西的时候，他把刀叉放在盘子边上，用十分认真的目光不住地端详自己的房间。在他对面摆着个立柜，里面存放着一厚册一厚册的教区档案。屋角里放着一张高背的藤摇椅，椅子背上枕脑袋的地方绷着一个垫子。摇椅背后有一道隔扇，上面换着个十字架，旁边还有一张咳嗽糖浆的广告日历。隔扇那边就是寝室。

吃完饭，安赫尔神父觉得有点儿憋闷。他打开一包用番石榴做的甜食，又倒了满满的一碗水。两眼直勾勾地瞧着日历，一口一口地吃甜饼。吃一口，喝一点儿水，一直不错眼地望着日历。最后，打了个儿，用袖子擦了擦嘴唇。十九年来，神父一直这样孤零零地一个人在办公室进餐，每天丝毫不爽地重复着这些动作。对自己的独身生活，从来不感到有什么不好。

做完晚祷，特莉妮达又来向神父要钱买砒霜。神父第三次拒绝给她钱，说放上老鼠夹子就行了。特莉妮达坚持说：

“老鼠太小，把奶酪偷走了，夹子却夹不着。顶好还是在奶酪里和上毒药。”

神父觉得特莉妮达说得有理。他刚要说这句话，突然从教堂对面电影院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一阵嘈杂声，冲破了教堂的宁静。起先是暗哑的嗡嗡声。后来又是针头划唱片的哧啦声。最后是以尖利的小号开头的曼波曲。

“有演出吗？”神父问。

特莉妮达说有。

“知道演什么吗？”

“《塔桑和绿衣女神》，”特莉妮达说。“就是上个礼拜天因为下雨没演完的那部片子。大家都说不错。”

安赫尔神父走到钟楼下面，慢悠悠地敲了十二下钟。特莉妮达不由得大吃一惊。

“您弄错了，神父，”她边说边摇晃手，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光芒。“这是部好片子。您好好想一想，上个礼拜天您可根本没敲钟。”

“这是对全镇居民缺乏尊重，”神父说。他擦干了脖子上的汗水，又气喘吁吁地重复了一句：“缺乏尊重。”特莉妮达明白了他的意思。

“人人都知道刚举行过葬礼，”神父说。“全镇的人都争先恐后地抬棺材。”

过了一会儿，安赫尔神父送走了特莉妮达，关上面向空荡荡的广场的大门，熄灭了教堂里的电灯。当他穿过走廊朝寝室走去的时候，忽然想起忘记给特莉妮达买砒霜的钱了，他用手轻轻地拍拍前额。但是，走到房门口时，把这件事又忘得一干二净了。

又过了片刻，神父坐在办公桌前，准备写完头天晚上开了头的那封信。他把长袍的扣子齐胸以上都解开了。把信纸本、墨水瓶和吸墨纸摆在桌上，伸手到衣袋里找眼镜。摸了一会儿，忽然想起眼镜还在送葬时穿的那件长袍里，又站起来去取眼镜。他把昨天写的重读了一遍，动手写另外一段。这时候，有人连扣三下门。

“进来！”

来人是电影院的老板。矮矬个儿，面色苍白，脸刮得干干净

净，总带着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情。他身穿一件洁白的亚麻布衣服，整齐得无可挑剔，脚上穿着一双两色的鞋子。安赫尔神父请他在藤摇椅上坐下。老板从裤兜儿里掏出一块手帕，仔仔细细地打开，掸了掸坐位上的灰尘，叉开两腿坐下了。安赫尔神父这才看清楚他腰里别着的不是手枪，而是一个手电筒。

“请问有何贵干？”神父说。

“神父，”老板几乎喘不过气来“，请您原谅我冒昧介入您的事情。不过，今天晚上您可能有些误解。”神父点了点头，等着他说下去。

“《塔桑和绿衣女神》是一部有益于大众的影片，”老板继续说。“上礼拜天您本人就这么说过。”

神父想打断他的话，可是老板扬起一只手，表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我完全同意您敲钟表示警告，”他说“，因为的确有一些片子有伤风化。只是这部片子没有一点儿不雅的地方。我们打算礼拜六演一次儿童专场。”

安赫尔神父告诉他：从每个月他通过邮局收到的影片目录中看，这一部确实不属于有伤风化的片子。

“但是，今天这个日子放电影，”神父接着说“，那是对一个死了人的小镇居民缺乏尊重。这也是道德问题嘛。”老板看了看神父。

“去年，警察在电影院里打死一个人，尸体刚一抬走，电影便接着往下演了，”老板大声地说。

“今年情况不同了，”神父说“，连镇长不都换了人了嘛。”

“再举行选举的时候，还会来场大屠杀的，”老板气急败坏地说。“自从有这个小镇以来，事情一直就是这样。”

“那就走着瞧吧，”神父说。

老板用忧郁的目光看了神父一眼。他抖了抖衬衣，透透空

气。再开口说话的时候，口气里分明带着恳求的味道。

“这是今年来的第三部受到大家欢迎的影片，”他说。“礼拜天下雨，剩下三盘没放完，好多人都想知道片子的结局。”

“钟已经敲过了，”神父说。

老板绝望地长叹一声，直愣愣地瞅着神父，似乎还在等着什么，其实他脑海里只是在想这间办公室真是热得受不了。

“这么说，无法挽回了？”安赫尔神父摇了摇头。

老板用手掌拍拍膝盖，站起身来。

“好吧，他说“，拿您真没有办法。”

他把手帕叠好，揩干脖子上的汗水，哭丧着脸瞧了瞧办公室。

“真是座地狱，”他说。

神父把他送到门口。然后插上插销，坐下来接着写信。他又从头看了一遍，把刚才被打断的那段写完以后，停下笔来陷人沉思。这时候，扩音器里的音乐声停止了。“亲爱的观众，”一个声音说，“本院为向死者致哀，今晚电影到此结束。”安赫尔神父听出是老板的声音，脸上漾起了笑容。

天气越发地热了。神父还在写信，偶尔停下笔来擦擦汗，把写完的段落重读一遍。就这样一共写了两页纸。刚签好名，突然又下起滂沱大雨。土地的潮气钻到房间里来。安赫尔神父开好信封，盖上墨水瓶盖，准备把信纸叠好。叠好信纸前，他又打开墨水瓶盖，写了以下的附言：又下雨了。今各气候如此，加之上述情况，估计今年的日子不大好过。

星期五清晨，气候温和干燥。这天早上，阿尔卡迪奥法官正在和他女人欢爱之际，把蚊帐的挂绳扯断了，两个人一起跌到地上，裹在蚊帐里。

“搁在那儿吧，”法官的女人喃喃地说“，呆会儿我来收拾。他们赤条条地从乱七八糟的蚊帐里爬出来。阿尔卡迪奥法官走到箱子跟前找一条干净的裤衩儿。回来的时候，他女人已经穿好衣服，正在收拾蚊帐。法官走过去，也没有看他的女人一眼，就坐在床铺的另一边穿鞋子，还在哼哼地喘着粗气。那女人跟了过来，把圆鼓鼓的肚子抵在他的胳臂上，用牙齿咬他的耳朵。法官轻轻地把她推开。

“让我安静一会儿，”他说。

阿尔卡迪奥的女人“格格格”地笑了一阵，显得底气很足。她跟在男人后面走到房间的另一端，用手指捅了捅他的腰眼儿。“驾！小毛驴！”她说。法官往旁边一跳，推开了她的手。她不再逗弄她男人了，呵呵地大笑起来。蓦地，她把脸一绷，高声叫道：

“耶酥！”

“怎么啦？”法官问。

“门敞开着呐！”她大声地说。“哎呀！真丢人！”她“格格”地笑着跑进盥洗室。

阿尔卡迪奥法官没等着喝咖啡。牙膏里的薄荷味凉森森的十分爽口。法官高高兴兴地走到大街上。太阳黄不棱登的。叙利亚人坐在自家店铺门前，眼睛凝望着静静的小河。走过希拉尔多大夫诊所的时候，法官用手抓了抓纱门，脚步不停地嚷道：

“大夫，治头疼哪样儿药最好？”大夫从屋里回答说：

“最好是头天晚上别喝酒。”

码头上，有几个妇女正在高声谈论昨天晚上贴出来的一张新的匿名帖儿。今天黎明时，天气晴朗，没有下雨。妇女们去望五点钟的弥撒，看到了这张匿名帖儿，眼下弄得满城风雨。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停下来。他觉着自己仿佛是一头牛，被人穿上牛鼻儿直往弹子房里拉。进去后，法官要了一瓶冰镇啤酒和一片止痛片。刚刚九点钟，弹子房里已经高朋满座了。

“全镇的人都在闹头疼，”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他端着酒瓶走到一张桌子前。桌上有三位顾客守着啤酒杯在发呆。他在那个空位子上坐了下来。

“又出事儿啦？”他问。

“今天早晨贴出了四张匿名帖儿。”

“大家伙看到的那张，”其中一个人说“，是给拉盖尔孔特蕾拉丝贴的。”

阿尔卡迪奥法官一边嚼着止痛片，一边用嘴对着瓶口喝啤酒。第一口喝下去，觉得有点恶心。随后肚子里有了底，再喝，就觉着清新爽口了。

“上面说些什么？”

“都是些混帐话，”那个人说，“说她今年出了几趟门儿，她自己说是去装牙套，其实是去打胎。”

“这件事还用得着费劲贴匿名帖儿？”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人们早就传开了。”

炎热的太阳刺得人眼底生疼。法官离开弹子房的时候，还没有觉出清晨的阳光太刺眼。他径直朝法院走去。法院秘书——一个干瘦的老头儿——正在那儿退鸡毛。他用疑惑的目光从眼镜上面看着法官。

“是哪阵风把您吹来了？”

“这挡子事总得办啊，”法官说。

秘书趿拉着一双拖鞋走到院子里，隔着栅墙把退了一半毛的母鸡交给了旅店的厨娘。按说阿尔卡迪奥法官接任已经十一个月了，可是今天才第一次坐在写字台前。这间破旧的办公室被一道木栅栏隔成两间。外间屋，在公正之神他蒙着眼睛，手持天平的画像下面，放着一张木头长条靠背椅。里屋，面对面放着两张旧写字台，还有一个书架，书上面积满尘土，另外还有一架打字机。在法官的办公桌上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铜十字架。对面墙上挂着一幅镶在镜框里的石板画，画上有一个笑眯眯的胖胖的秃顶男人，胸前佩戴着总统绶带，下面有一行金灿灿的大字：

“和平与正义”。这幅画是整个办公室里唯一的一件新东西。

秘书用手帕蒙住鼻子和嘴，开始用掸子掸掉写字台上的灰尘。“要不把鼻子遮上点，准会得感冒，”他说。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答理他，坐在转椅里把头朝后一仰，伸直两条腿，试了试椅子上的弹簧。

“摔不下去吧？”他问。

秘书摇了摇头。“上届法官维特拉遇害的时候，弹簧全都绷开了，”他说，“现在已经修好了。”他没有放下手帕，又接着说：

“换了政府以后，镇长马上亲自派人来修理转椅。把专案人员派出去，四处进行调查。”

“镇长巴不得法院能正常工作，”法官说。

他打开中间的抽屉，拿出一串钥匙，把抽屉一个个地全都打开。抽屉里塞满了纸张。法官用食指翻了翻那些纸片，浏览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然后，他又把抽屉关好，把办公桌上的文具收拾了一下。桌上有一个红墨水瓶、一个蓝墨水瓶、一红一蓝两枝钢笔。墨水已经完全干了。

“镇长对您很有好感，”秘书说。

法官坐在转椅里摇来摇去，一边擦抹椅子扶手，一边用阴郁的目光望着秘书。秘书凝视着他，似乎要把阳光下法官此时此刻端坐在转椅上的姿态永远印在脑海里。他用手指着法官说：

“维特拉法官遭到枪击的时候，和您现在这样的姿势一模一样，分毫不差。”法官用手敲了敲太阳穴上暴出的青筋。他的头又疼起来了。

“当时我在这儿，”秘书朝栏杆外面走去，指着打字机接着说。他一面嘴里不住地唠叨着，一面趴在栏杆上，举起掸子象枪似地对准阿尔卡迪奥法官。那副架势活象美国西部牛仔片里的江洋大盗。

“三名警察就这样站着，”他说。“维特拉法官刚一看见他们，立刻举起双手，慢吞吞地说：‘别杀我。’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椅子砰地倒在一边，维特拉法官摔倒在另一边，中弹身亡了。”

阿尔卡迪奥法官用手使劲按住脑袋，直觉得脑子嘣嘣直跳。秘书解下手绢，把掸子挂在门后边，又说：“这件事，说来说去就是因为有一次他喝醉了，说什么只要他在这儿，就要保证选举的纯洁性。”说到这儿，他住口不说了，只见法官用手捂着胸口，身体蜷缩在写字台上。

“您身体不大得劲吧？”

法官回答说：是的。他讲了讲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要秘书到弹子房去拿一片镇痛片和两瓶冰镇啤酒。一瓶啤酒下肚后，阿尔卡迪奥法官觉得心里清爽多了，脑袋瓜儿也清醒了。

秘书在打字机前坐下来。

“现在有什么可干的？”他问。

“没啥事，”法官说。

“您看，我能不能离开一下，帮玛丽娅把鸡毛退了。”法官不同意。他说：“这里是执法机关，不是退鸡毛的地方。”他摆出一副关心人的样子，自上而下地打量着他的下属，又接着说：

“您把那双拖鞋扔了，穿好鞋再来上班。”

逼近中午的时候，天气越发地热了。到十二点钟，阿尔卡迪奥法官已经灌下一打啤酒。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醉眼迷离地对秘书谈起过去的逍遥自在的生活。当时，整个整个的礼拜天都是在海边度过的，那些不知餍足的混血女郎躲在大门洞里，和男人寻欢作乐。“那时候，生活就是如此，”法官一边说，一边把大拇指和食指捻得啪啪响。秘书一言不发，毕恭毕敬地聆听着，不时地点点头表示赞同。阿尔卡迪奥法官说着说着舌头有点儿不大灵便了，可是却越来越起劲地回忆着往事。

钟楼打过一点，秘书显得不大耐烦。

“汤都凉了，”他说。

法官不让他站起来，又说：“在这种镇子上，难得碰上一位象您这样有才干的人。”秘书连声道谢。天气热得他精疲力竭，他只得在椅子上换了个姿势。这个礼拜五真是长得没个头儿。两个人坐在炽热的锌板屋顶下面又闲扯了半个钟头。天气热得象蒸笼，镇上的人开始睡午觉了。秘书竭力强撑着，又提出了匿名帖儿的事。阿尔卡迪奥法官耸耸肩。

“你也在挂念着这件缺德事呐，”法官说，他第一次用“你”来称呼秘书。

秘书不打算再闲聊下去，饥饿和憋闷把他折磨得疲惫不堪。他并不认为张贴匿名帖儿仅仅是件蠢事。“已经死了一个人了，”秘书说。“照这样下去，我们不会有好日子过的。”接着，他讲述了在某镇发生的事。他说：由于到处张贴匿名帖儿，那个小镇在七天当中就完蛋了。有的居民互相残杀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把死者从地下刨出来，携带着遗骨远走他乡，发誓永远不再回来了。

法官听到秘书讲述这件事，脸上露出嘲讽的神情。他慢悠悠

地解开衬衣扣子，心里想：这位秘书倒挺喜欢情节恐怖的故事。

“你说的这些不过是一本非常简单的侦探小说，”法官说。

秘书摇了摇头。阿尔卡迪奥法官说：在大学的时候，他参加过一个专门破解奇案的组织。每个成员都要看一本情节离奇的小说，看到关键的地方就停下来。周末，大家聚在一起来猜破这些奇案。“我一次也没有搞错过，”法官说。“我很熟悉古典作家的作品，这自然帮了我大忙。古典作家们发现了一条生活的逻辑，借助它可以洞察一切秘密。”接着，他举出一个例子：一天晚上十点钟，有一个人在一家旅店登记留宿。登完记，上楼去到自己的房间。第二天早晨，服务员给他送咖啡，发现他已经死在床上，而且尸体已经腐烂。把尸体一解剖，这才发现原来头天晚上的来客早在八天以前就死了。

秘书站起身来，混身的骨节喀吧喀吧直响。

“这就是说，来客到旅馆之前已经死了七天，”秘书说。“这个故事是十二年前写的，”阿尔卡迪奥法官没理他的碴儿，接着说，“但是，早在公元前五世纪，赫拉克利特[7]就点破了这个秘密。”

他正要把秘密说出来，秘书却忍耐不住了。“自从开天辟地以来，还从来没有人弄清过匿名帖儿是谁贴的，”他毫不客气地说。阿尔卡迪奥法官斜眼睨视着他。

“我敢打赌，我会发现的，”法官说。

“好吧，一言为定。”

在对面房子里，蕾薇卡·德·阿希斯躺在闷热的卧室内，简直喘不过气来。脑袋深深地埋在枕头里，打算睡午觉，可又睡不着。她在太阳穴上贴了两片湿润润的树叶子。

“罗贝托，”她冲着丈夫说，“你要再不开窗子，我们都要热死了。”

罗贝托·阿希斯打开窗户。这当儿，阿尔卡迪奥法官正好离开办公室。

“你睡吧。”罗贝托·阿希斯恳求体态丰盈的妻子说。她身穿一件薄薄的尼龙衫，张开两只胳臂，躺在玫瑰色的幔帐里面。

“我发誓把这一切统统忘掉。”妻子叹了一口气。

昨天晚上，罗贝托·阿希斯睡不着觉，在卧室里踱来踱去，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天亮的时候，他差一点儿抓住那个张贴匿名

帖儿的人。他听见房子对面有“沙沙”的纸声，还听见有人用手来回摩挲，把纸平贴在墙上。不过，他明白得太晚了。等他打开窗子一看，匿名帖儿已经贴好，广场上连个人影儿也没有。

从那时候起，蕾薇卡·德·阿希斯一直费尽心机地开导她丈夫，劝他不要激动。最后，她提出一个绝办法：为了彻底证明她是清白无辜的，她愿意当着丈夫的面向安赫尔神父大声忏悔。这个委曲求全的办法还真灵验。尽管罗贝托·阿希斯气昏了头，听到妻子提出这个办法，也只好偃旗息鼓，不敢再闹下去了。到下午两点钟，他答应妻子说，不再惦记匿名帖儿的事啦。

心里有事顶好说出来，”妻子闭着眼睛说，“光闷在肚子里，会闹大病的。”

罗贝托·阿希斯走出房间，顺手把门关好。这栋宽敞昏暗的房子关得严严实实。从比邻的那栋房子里隐隐地传出电风扇的唿唿声，母亲正在睡午觉。他从冰箱里取出一杯柠檬水，喝了下去。黑人厨娘睁开一双困倦的眼睛看了看他。

厨娘呆在一个风凉的地方，问罗贝托·阿希斯要不要吃午饭。罗贝托·阿希斯掀开锅盖。一只甲鱼四脚朝天地漂在滚动的开水里。在他脑海里倏地闪过一个念头：这只甲鱼给扔进锅里的时候，还是活生生的；等到把它端上桌子，用刀切开，八成它的心脏还得跳一阵吧。想到这儿，他并没有感到震惊。心里如此坦然，今天这还是头一次呢。

“我不饿，”说着他把锅盖盖好。走到门口，又说：“太太也不吃了。一整天她都闹着头疼。”

他拉的房子和母亲住的房子之间有一条墁着绿砖的走廊。从走廊上望过去，可以看见公用院子的深处有一个用铁丝搭的鸡窝。在靠母亲的房子那边，走廊的屋檐下挂着几只鸟笼子，还有好多盆艳丽夺目的鲜花。

他的七岁的女儿刚刚在躺椅上睡完午觉，面颊上还留着藤条的印记。她嘟嘟嚷嚷地向父亲问了声好。

“快三点啦，”罗贝托·阿希斯压低声音说。然后又慈祥地补了一句“：快醒醒吧。”

“我梦见一只玻璃猫，”女儿说。他情不自禁地微微颤抖了一下。

“怎么回事？”

“全身都是玻璃的，”女儿一边说一边用手比画着她梦见的那只猫是什么模样。“就跟一只玻璃小鸟一样；不是鸟，是猫。”

罗贝托·阿希斯站在火辣辣的日头底下，愣怔怔的仿佛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迷了路。“把梦忘掉吧，”他咕咕哝哝地说，“这种事值不得记住，”这时，只见母亲走到寝室门口，他顿时打起精神来。

“你好点儿啦，”他说。阿希斯寡妇苦笑了一下。“我一天比一天好，好去投张票，”她抱怨地说。说着话，她把铁青色的浓密的头发挽了个髻。然后走到走廊上给鸟笼换水。

罗贝托·阿希斯躺在刚才女儿睡觉的躺椅上。用手垫着后脑勺，一双无神的眼睛瞧着身着黑衣、骨瘦如柴的母亲在和小鸟儿悄悄地低语。小鸟浸到冷水里，欢快地扑棱着翅膀，把水溅了老太太一脸。阿希斯寡妇换完水，扭过脸来，心神不安地打量着自己的儿子。

“你上山去了？”她说。

“没去，”儿子说。“有些事要办。”

“礼拜一再走吧。”

罗贝托·阿希斯用目光表示同意。这时候，一个赤着脚的黑人女仆领着小女孩儿穿过堂屋，送孩子到学校去。阿希斯寡妇站在走廊上，一直等到她们走出去。随后，她向儿子打了个手势，罗贝托·阿希斯跟着她来到宽敞的卧室里。电风扇还在呼呼地吹着。老太太疲惫不堪地一屁股跌坐在电风扇前的破旧的藤摇椅上。在刷过浆的洁白的墙壁上悬挂着九个镶黄铜花边的镜框，里面放着几个人童年时的照片。罗贝托·阿希斯躺在那张华丽的床上。照片上有些人就是郁郁不乐地老死在这张床上的，其中就有罗贝托·阿希斯的父亲。他是去年十二月去世的。

“出了什么事啦？”寡妇问。

“你相信人们说的话吗？”罗贝托·阿希斯反问了一句。

“到我这把年纪，什么话都得信啊，”寡妇回答说。接着，又淡淡地问道“：人们说些什么？”

“说蕾薇卡伊莎贝尔不是我亲生女儿。”

寡妇在摇椅上慢慢地摇晃起来。“按说她的鼻子长得可象阿希斯家的人，”她说。沉吟了一会儿，又漫不经心地问：“是谁说的？”罗贝托·阿希斯用牙咬着手指甲。

“有人贴了一张匿名帖儿。”

寡妇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儿子的黑眼圈并非是长年失眠的结果。

“匿名帖儿又不是人，”她果断地说。

“不过，匿名帖儿上说的正是人们在纷纷议论的，”罗贝托·阿希斯说“，虽然你也许不知道。”

其实，多年来镇上对她家有些什么议论，老太太是一清二楚的。象她这样的家里，到处都是女仆、干女儿、受保护的女人，上年岁的、年纪轻的都有，即使把她们统统关在卧室里，也难免要引起街谈巷议，流言蜚语。当年，在创建这个镇子的时候，阿希斯家的人不过是些猪倌而已。他们个个都好惹事生非，仿佛生下来就是为了叫人背后议论的。

“人们说的话虽然你听见了，”她说，“可那不一定都是真的。”

“蒙特罗家的罗莎莉奥和巴斯托尔一块睡觉，这件事谁不知道？”他说。“巴斯托尔最后那首歌就是献给罗莎莉奥的。”

“大家伙说是那么说，可是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寡妇反驳

说。“现在倒好，大家都知道了，那首歌是献给玛戈特·拉米蕾丝的。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这件事只有他们俩和巴斯托尔的母亲知道。要是他们不那么死乞白赖地保守秘密，就好啦。唉，咱们镇上也只有这么一件事没透出风来。”

罗贝托·阿希斯飞快地瞥了母亲一眼。“今天上午，有一阵子我以为自己活不成了，”他说。看上去，寡妇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触动。

“阿希斯家的人都爱争风吃醋，”她说，“真是家门不幸啊。”母子俩沉默了好大一会儿工夫。快四点了，气温开始下降。罗贝托·阿希斯关上电风扇，整栋房子顿时充满了女人的说话声和小鸟儿的啁瞅声。

“把床头柜上那个药瓶递给我，”寡妇说。

她吃了两粒象人造珍珠一样的圆滚滚的灰白色药丸。然后把药瓶交还给罗贝托·阿希斯，说：“你也吃两丸吧，能让你好好睡上一觉，”罗贝托·阿希斯用母亲杯里剩下的水送下两丸药到肚子里，把脑袋斜倚在枕头上。

寡妇舒了口气，沉思了片刻。她心里想着镇上那五六户和她家处境相似的人家，嘴里说：

“这个镇倒楣就倒在男人都得去上山，女人单独留在家里，”这句话听上去，仿佛全镇居民都是如此似的。

罗贝托·阿希斯渐渐地进入梦乡。寡妇眼瞅着他胡子拉碴的下巴和高耸的长鼻子，不由得想起了谢世的丈夫。阿达尔贝托阿希期也经历过这样的绝望时刻。他是个身材高大的山民，一生当中只有一次戴过赛璐珞的假领，而且总共只戴了十五分钟，照了一张相。这张相片如今还摆在床头柜上。据说，就在这间卧室里，他杀死了一个同他老婆睡觉的男人，随后又把他偷偷地埋在院子里。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阿达尔贝托阿希斯曾经用猎枪打死过一只长尾猴。当时，阿希斯太太正在换衣服，这只猴子蹲在卧室的房梁上，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她。猴子死了四十年了，可是流言一直未得更正。

安赫尔神父顺着坡度很陡的楼梯一级一级地往上走。在二楼走廊的墙上挂着几支步枪和子弹带。走廊尽头，一个警察仰面朝天躺在行军床上。他看书看得入了神，直到听见有人向他打招呼才发现神父进来了。他把杂志一卷，翻身坐了起来。

“看什么呐？”安赫尔神父问。

警察给他看了看那本杂志。

“《特利与海盗》。”

神父用眼扫视了一下那三间钢骨水泥的牢房。牢房没有窗户，朝走廊的一面有个栅栏门，门上的铁柱又粗又大。在中间的牢房里，还有一名警察，穿着短裤，叉开两腿，躺在吊床上睡得挺香。另外两间牢房里空荡荡的。安赫尔神父向警察打听塞萨尔·蒙特罗关在什么地方。

“在那边，”警察用下巴指了指一扇紧闭着的房门说。“那是局长的房间。”

“能和他谈谈话吗？”

“不行，不准他和外界接触，”警察说。

神父没再坚持。他只是问了问犯人目前情况如何。警察回答说，把他安置在警察局最好的房间里，阳光充足，还有自来水。可是，他已经二十四小时没吃东西了。镇长派人从饭店里给他送饭，他就是不肯吃。

“他是怕人家给他下毒药，”警察最后说。

“你们本来应该从他家里给他打饭，”神父说。

“他不愿意别人去打扰他老婆。”

神父嘟嘟哝哝地好象自言自语地说：“这件事我去和镇长谈谈。”他打算朝走廊的尽头走去，镇长派人在那里修了一间装有钢铁甲板的办公室。

“他不在，”警察说。“这两天他牙疼，一直呆在家里。”安赫尔神父去拜访镇长。镇长精神委顿地躺在吊床上，床边的椅子上放着一罐盐水、一包止痛片，还有子弹带和手枪。镇长的腮帮子还在发肿。安赫尔神父把一把椅子挪到床跟前。

“找人把牙拔了吧！”神父说。

镇长漱完口，把盐水吐到便盆里。“说说容易，”他把头俯在便盆上说。安赫尔神父明白他的意思，低声说道：“要是您同意的话，我可以去跟那个牙匠说一说，”神父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又仗着胆子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就象头骡子，”镇长说，“早晚得给他几枪，把他脑袋打成漏勺。到那时候，我们俩就疼得差不离了。”

神父眼瞅着镇长走到水池边上。镇长拧开水龙头，把红肿的脸颊放在凉水底下冲了一阵，觉得舒服多了。然后，嚼了一片止痛片，用手捧起自来水，喝了一口。

“说真格的，”神父坚持说“，我可以去找牙匠说说。”镇长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随您的便吧，神父。”

镇长仰面躺在吊床上，闭目养神，两手放在后脑勺上，气哼哼地直喘粗气。牙不那么疼了。等他再睁开眼的时候，只见神父坐在吊床旁边默默地注视着他。

“您又要为镇上哪一位说话呀？”镇长问。

“塞萨尔·蒙特罗，”神父开门见山地说“，他需要做忏悔。”

“眼下他不能和外界接触，”镇长说。“等明天预审之后，他可以向您仟悔。星期一得把他押送走。”

“要关押四十八小时，”神父说。

“哼，这颗牙折磨我两个礼拜了，”镇长说。

在幽暗的房间里，蚊子开始嗡嗡地叫起来。神父朝窗外望了一眼，只见一片绯红的云彩飘浮在小河的上空。

“那，吃饭的问题呢？”神父问道。

镇长下了床，把阳台的门关好。“我已经尽到责任了，”镇长说，“他既不愿意别人去打扰他的老婆，又不肯吃饭店里做的饭，”说着，镇长在房间里喷洒开杀虫水。神父用手在口袋里摸手绢，害怕被药水呛得打喷嚏。没找到手帕，却摸到了一封揉皱的信。“哎呀！”神父喊了一声，连忙用手指把信胡噜平。镇长停了下来，神父用手捂住鼻子，已经来不及了。他一连打了两个喷嚏。“有喷嚏，尽管打吧，神父，”镇长说。接着，微微一笑，又加重语气说：“咱门是讲民主的嘛！”

安赫尔神父也笑了。他拿出封好的那封信，说：“我忘了把信交给邮局了。”神父从衣袖里找到手绢，擦了擦被杀虫水刺激得发痒的鼻子。他还在想着塞萨尔·蒙特罗。

“这种做法等于叫他挨饿，”神父说。

“那是他自讨苦吃，”镇长说，“我们也不能把饭强塞到他嘴里去。”

“我最担心的还是他的心灵，”神父说。

安赫尔神父用手绢捂住鼻子，两眼瞅着镇长在屋里走过来走过去地打药水。等镇长打完药水，他又说：“他害怕人家给他下毒药，这说明他的心灵十分不安。”镇长把喷雾器撂在地上。

“巴斯托尔很讨人喜欢，这一点他很清楚，”镇长说。

“塞萨尔·蒙特罗也讨人喜欢，”神父反驳说。

“可是，被打死的是巴斯托尔啊。”

神父看了看手中的信。这时，天色越发暗淡了，“巴斯托尔都没来得及忏悔忏悔，”神父咕咕哝哝地说。镇长把灯打开，躺到吊床上。

“明天我会好一点儿，”镇长说。“提审后，他可以做忏悔。

您看，怎么样？”安赫尔神父表示同意。“我不过是为了让他心灵得到安宁，”说完话，他神态庄重地站起来，劝说镇长别服太多的止痛片。镇长一面答应着一面叮嘱神父别忘了发信。“还有一件事，”镇长说，“无论如何您得跟那个拔牙的说一说。”他眼望着正在下楼的教区神父，又微笑着说：“事情办成了，大家更能相安无事嘛。”邮电所所长坐在办公室门口，眼瞅着暮色愈来愈浓。安赫尔神父把信交给他，他走进邮电所，拿出一张一角五分钱的邮票，这是寄航空信的邮资，还要缴支援建设的附加邮费。所长用舌头把邮票涸湿了，又去翻腾办公桌的抽屉。路灯亮了，神父把几枚硬币往柜台上一丢，没有告别一声就走了。

所长还在翻腾抽屉。翻了一会儿，他自己也不耐烦了。抄起钢笔在信封角儿上注明：没有五分的邮票。在下面签上字，盖上邮戳。

当天夜里，做完晚祷，安赫尔神父发现圣水池里漂着一只死老鼠。特莉妮达正在洗礼堂里安放老鼠夹子。神父捏着尾巴把老鼠提溜出来。

“你这么干，别人可要倒楣了。”神父拿着死老鼠在特莉妮达眼前晃了晃，对她说。“有的教徒用瓶子装圣水，带回去给病人喝，难道你不知道？”

“这又怎么啦？”特莉妮达问。

“什么怎么啦？”神父说。“这还不简单，病人喝下的圣水里有砒霜。”

特莉妮达告诉神父说他还没把买砒霜的钱给她呢。“那是石膏！”她说。接着，她一五一十地对神父说：她把石膏撒在教堂的犄角旮旯里，老鼠吃了石膏，过一会儿渴得要命，于是跑到圣水池里喝水。石膏遇见水，在胃里就变硬了。

“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拿钱买砒霜去吧，”神父说。“我可不想在圣水池里再看见死老鼠了。”

办公室里有几位女信徒正在等他，为首的是蕾薇卡·德·阿希斯太太。神父把买砒霜的钱交给特莉妮达，说了声：屋里真热。随后，他站在办公桌旁，对面坐着三位太太，一语不发地等着神父。

“有话请讲，尊敬的夫人们。”

她们互相望了望。蕾薇卡·德·阿希斯太太打开那把日本山水画折扇，直截了当地说：

“就是为了匿名帖儿的事儿，神父。”

她象给小孩儿讲神话故事似的，用委婉的语气讲述了镇上居民的惊恐心情。她说：巴斯托尔之死固然“完全是个人的事”，但是所有体面人家无不感到必须过问匿名帖儿的事儿。

年纪最大的阿达尔希莎蒙托娅拄着阳伞，把话说得最明白：

“我们这些信仰天主教的妇女们决定干预这件事。”

安赫尔神父琢磨了一小会儿。蕾薇卡·德·阿希斯长长地吐了口气。神父暗自问道：这个娘儿们怎么会散发出这样一股热烘烘的香味儿。你看她，混身下珠光宝气，花枝招展，白腻腻的皮肤照得人眼花缭乱，她长得多么丰满啊！神父一会儿看看这儿，一会儿看看那儿。

“依我看，”他说，“对那些乌七八糟的话，我们不必介意。应该站得高一些，象以往一样还是遵照上帝的意旨办事。”

阿达尔希莎蒙托娅点点头，表示同意。但是，另外两位太太不同意，她们觉得，“长此以往，这种灾难定将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这当儿，电影院的高音喇叭一颤一颤地响起来了。安赫尔神父用手拍了拍前额。“对不起，”说着，他从桌子的抽屉里找出教会审查过的电影目录。

“今天放什么电影？”

“《空中大盗》，”蕾薇卡·德·阿希斯说“，是一部战争片。”安赫尔神父按照字母的顺序，用食指点着长长一串经过批准的电影目录往下找，嘴里嘟囔着一个个电影片名。翻过一页，他停下来说：

“《空中大盗》。”

找到片名后，神父又用食指顺着横的方向查找对该片的道德评价。这时候，高音喇叭里响起了影院老板讲话的声音（本来应该放唱片的）。老板宣布：由于气候不好，影片暂停放映。屋里的一个女人补充说，观众们提出如果影片放映不到一半因雨停映，他们就要求退票。因此，老板才决定干脆不演了。

“太可惜了，”安赫尔神父说，“这部影片对大家都有教益。”他合上电影目录，又接着说：

“我过去说过，咱们镇上的人都是遵守教规的。记得十九年前我来接管这个教区的时候，曾经有十一户有地位的人家公开姘居。如今只剩下一户了。但愿这一户也维持不久。”

“我们这回来，不是为了自己，”蕾薇卡·德·阿希斯说，“那些可怜的人们……”

“不必担心，”神父没容她把话打断，又继续说下去，“应该看到咱们镇上的变化。那个时候，曾经来过一个俄国舞女，在斗鸡场专门为男人演出一场。演到最后，她居然把身上穿的衣服来个大拍卖。”

阿达尔希莎蒙托娅打断神父的话说：

“是有那么回事。”

是的，她确实记得人们传说的那件丑闻。当时，那个舞女脱得赤条条的。一个老头子在走道上大嚷大叫起来，随后跑到最高一层台阶，冲着观众撒尿。据说，其他观众也纷纷仿效。在一片狂呼乱叫中，你冲着我撒尿，我冲着你撒尿。

“现在，”神父接着说，“事实证明，咱们镇上的人是最听教区的话的。”神父固执地坚持他的主张。他谈到在同人类的弱点和缺陷作斗争时，难免会出现一些困难时刻，直讲得几位虔诚的太太热得再也听不进去了。蕾薇卡·德·阿希斯又打开了折扇。这时候，安赫尔神父才发现原来那股香味是从扇子里出来的。在憋闷人的房间里，檀香味儿几乎凝固起来，经久不散。神父连忙从袖子里掏出手绢，捂上鼻子，免得再打喷嚏。

“此外，”神父接着说，“这座教堂在整个教区里是最破旧不堪的，几口钟全都裂了，教堂里到处是老鼠。这还不是因为我把全副精力都用在提倡道德和良好风尚了吗。”

他解开衣领上的扣子。“物质劳动，那是任何一个青年人都能干的，”说着，他站了起来，“而培养道德观念，则需要坚持多年，需要多年的经验。”蕾薇卡·德·阿希斯抬起那只仿佛透明的纤手她手上戴着结婚戒指，上面镶有一块碧绿的翡翠。

“正因为如此，”她说，“我们才认为这些匿名帖儿会使您前功尽弃。”那位一直沉默不语的妇女乘这个空当儿说了一句：

“此外，我们还认为，现在咱们这里正在休养生息，眼下这场灾难恐怕不大有利。”安赫尔神父从柜子里找出一把扇子，不慌不忙地扇了起来。

“这两件事毫不相干，”神父说。“我们经历了一个政治上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是家庭的道德并没有改变。”

他站在三位妇女面前说：“再过几年，我要向主教区报告：这里已经是个模范镇了。现在只差派一位年轻有为的人到这里来，兴建本教区最好的教堂。”他十分疲乏地向大家躬身施了一礼，又高声说道：

“到那时，我就可以告老还乡，心地坦然地告别众生。”

这句话立时引起三位太太的反对。阿达尔希莎蒙托娅代表大家说：

“这里就是您的家乡，神父，我们希望您一直呆到最后一分

钟。”

“要是想兴建一座新教堂，”蕾薇卡·德·阿希斯说“，我们马上可以开始募捐活动。”

“办事总得按部就班嘛，”神父回答说。

过了一会儿，他换了一种口气说：“另外，我不想上了年纪还在教区任职。我可不愿意象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那样。这位人称‘卡斯塔涅达伊蒙特罗祭坛圣餐’的神父曾经向主教报告说，在他的教区里，死鸟象暴雨一样地往地上掉。主教派人去调查，看见他在广场上和孩子们玩‘侦探拿贼’呐。”几位太大听了这番话，有些莫名其妙。

“他是谁呀？”

“就是在马孔多接替我的那位教区神父，”安赫尔神父说。

“他整整一百岁了。”

早在九月底，人们就预料到今年冬天天气一定十分恶劣。到了周末，老天果然大逞淫威。星期日，滚滚的河水泛滥开来，在低洼地区横行肆虐。这一天，镇长一直躺在吊床上，嘴里咀嚼着止痛片。

直到星期一清晨，冬雨才小下来。镇上的人花了好几个钟头才把一切安排就绪。弹子房和理发馆一大早就开张营业了，可是多数人家直到十一点才打开大门。不少住户把家搬到高地去。乱哄哄的人群把房基柱拔出来，把篱笆墙和棕榈叶苫顶的简陋房屋一起搬走。卡米查埃尔先生是第一个看见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的。

卡米查埃尔先生打着雨伞，躲在理发馆的房檐底下，观看人们辛辛苦苦地搬家。理发师说了句话才把他惊醒过来。

“还不如等雨住了再搬呢，”理发师说。

“这场雨，两天也住不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着把伞落下来。“我的脚鸡眼儿有这种预感。”

搬房子的人两脚踏着泥，泥水没到脚脖子，走起路来磕磕绊绊地直往理发馆的墙上撞。卡米查埃尔先生趴在窗户上往一间拆开的屋子里看了看，整个卧室搬得空空如也。他顿时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看天色，似乎刚到清晨六点。但是，卡米查埃尔先生肚子里咕咕直叫，他知道马上要到十二点了。叙利亚人摩西请他到店里坐一坐，等雨停了再走。卡米查埃尔先生又说了一遍他对天气的预感，还说二十四小时之内雨是不会停的。他刚要朝隔壁那家的边道上跳过去，迟疑了一下又站住了。一伙青年人在玩打仗，把一个泥球扔在附近的墙上，离他那条新烫平的裤子只有几米远。叙利亚人埃利亚斯拿着一把扫帚从店里出来，嘴里咕哝着阿拉伯语夹杂着西班牙语，吓唬那群小伙子。

小伙子们乐得直蹦。

“土耳其佬，大浑蛋。”

卡米查埃尔先生看了看自己的衣服，还好，没有弄脏。他索性又把伞落下来，走进理发馆，径直坐到椅子上。“我一向逢人就说，您这个人非常谨慎，”理发师说。理发师把一条围布系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脖子上。卡米查埃尔先生闻到一股熏衣草味儿，这股味儿跟牙匠那的来苏水味儿一样，他一闻见就感到呛鼻子。理发师从后脖子起动手给他剪头发。卡米查埃尔先生有点儿不耐烦，眼睛到处寻找着，打算找点东西看看。

“有报纸吗？”

理发师手不停歇地回答说：

“全国除了官方报纸以外，什么也没有了。只要我还有口气，这路报纸就甭打算进我的店里。”

卡米查埃尔先生只好低下头欣赏自己那双开了绽的皮鞋。看着看着，理发师突然向他打听起蒙铁尔寡妇的情况。卡米查埃尔先生刚从寡妇家里来。过去，他给唐切佩蒙铁尔当过多年的账房。自从蒙铁尔先生谢世以后，他便负责照管寡妇家的生意。

“还住在那儿，”他说。

“一个自杀了，”理发师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地呢，全归了她一个人。这片地，骑着马五天五夜也走不出去。八成她占了十个市的地盘吧。”

“三个，”卡米查埃尔先生说。说完，又把握十足地加上一句：“她可是世间第一个大好人啊。”

理发师转身到梳妆台前刷梳子。卡米查埃尔先生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山羊脸，他心里想凭这副长相人们也不会敬重他。理发师看着他那副尊容，说：

“这笔生意做得可真漂亮：我的党上台执政；警察扬言要杀尽我的政敌；我呢，买下他们的土地和牲畜，价钱还得随我定。”卡米查埃尔先生低下头。理发师接着给他剪头发。“大选一过，”他最后说，“我成了三个市的主人，而且没有竞争的对手。即使换了政府，我还是稳操印把子。所以我说，这笔生意真是再好也没有了，连造假票子也赶不上。”

“早在这些政治变动以前，何塞·蒙铁尔已经是个有钱人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那时候，他穿着短裤坐在家门口，那间房子还赶不上鸽子窝大，”理发师说。“九年前，他才第一次穿上鞋子，这可是有凭有据的。”

“即使如此，”卡米查埃尔先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蒙铁尔的事和寡妇也毫不相干。”

“她那是装糊涂，”理发师说。

卡米查埃尔先生抬起头来，把系在脖子上的围布解开，让血脉流通流通。“我平时宁愿叫我老婆给我理发，”他没好气地说。“她一不要钱，二不谈政治。”理发师把他的脑袋往前推了推，一声不吭地又干起活儿来。他不时地把剪子空剪几下，表示他的技

术十分娴熟。卡米查埃尔先生听见街上一片嘈杂声，朝镜子里望了望，只见搬家的妇女和小孩儿们拍着家具和用具从理发馆门口走过去。他恨恨地说：

“眼下正在闹灾，你们还死抱住政治上的宿怨不放。一年前政治迫害就停止了，如今你们还在议论这些。”

“把我们这些人丢在一边不管，这也是一种迫害嘛！”理发师说。

“现在并没有人用棍子打我们呀，”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让我们听老天爷的摆布，这也是一种打法。”卡米查埃尔先生发火了。

“这全是报纸上的谣言，”他说。

理发师不吭气了。他在加拉巴木果壳里弄了点肥皂，用小刷子把肥皂沫抹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脖梗子上。“我这个人，有话憋不住，”他自我解嘲地说。“再说，象您这样的公道人也不是天天能碰上的。”

“一个人得要养活十一个孩子，还能不公道，”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那是，那是，”理发师说。

他把剃刀在手掌上蹭得“刺刺”响。默不作声地给卡米查埃尔先生刮了刮脖梗子，用手指抹掉肥皂沫，在裤子上揩揩手。最后，用一块明矾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脖子上擦了擦。直到理完发，他没再说一句话。

卡米查埃尔先生系领扣的时候，发现里面墙上贴着一张纸条：“莫谈国事”。他把肩膀上的碎头发抖落掉，把雨伞挎在胳臂上，指着纸条问道：

“怎么不把它撕下来？”

“那不是为您贴的，”理发师说。“您是位公道人，我们都这么认为。”这一回，卡米查埃尔先生毫不犹疑地跳上了便道。理发师目送他拐过墙角，又把目光转向那条混浊的、汹涌的河流。雨停了。一片浓云一动不动地堆在小镇的上空。快一点钟的时候，叙利亚人摩西走进店来。他抱怨说：脑瓜顶上的头发不住脱落，脖梗子上的头发又长得出奇的快。

每到星期一，摩西都来理发。平时，他总是耷拉着脑袋，用阿拉伯语打呼噜，理发师则在一边大声地自言自语。可是今天理发师向他提出个问题，把他惊醒了。

“您知道，谁来过？”

“卡米查埃尔，”叙利亚人说。

“就是那个缺了八辈德的黑人卡米查埃尔，”理发师一字一顿地说。“我恨透这种人了。”

“卡米查埃尔根本不算人，”叙利亚人摩西说。“大概是三年前吧，他连双鞋都买不起。要是论起政治，他可精到家了，闭着眼都能算账。”

摩西把下巴抵在胸前，又打起呼噜。理发师交叉着两臂站在摩西面前说：“我说你这个土耳其臭狗屎，说说看，你到底和谁站在一边？”叙利亚人不动声色地说：

“和我自己呐。”

“这就不好了，”理发师说。“最起码您不该忘记您那位老乡埃利亚斯的儿子给唐切佩蒙铁尔打断过四根肋骨。”

“那得怨埃利亚斯倒楣，谁让他儿子参与政治的！”叙利亚人说。“现在，小伙子舒舒服服地在巴西跳舞，切佩蒙铁尔呢，早完蛋了。”

镇长牙疼得一连折腾了好几个晚上，屋子里弄得乱七八糟。离开家之前，他把右半边脸上的胡子刮了刮，左半边脸已经八天没刮了，也只好如此。然后，穿上干净的军服和锃亮的漆皮靴子，趁着天不下雨，下楼到饭店去吃午饭。

餐厅里空无一人。镇长穿过几张四方餐桌，来到餐厅尽头，找个最僻静的地方坐下。

“来人哪！”他喊道。

一位年轻姑娘应声走过来。她穿着合身的短短的衣服，挺着丰满的胸脯。镇长点了菜，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姑娘走回厨房的时候，顺便打开了放在餐厅尽头托板上的收音机。电台正在播送新闻节目，引用了头天晚上共和国总统发表的演说，接着宣读了又一批禁止进口的商品单子。播音员的声音渐渐占据了整个房间，屋里愈发显得热了。姑娘端上汤来的时候，看见镇长正用军帽忽打忽打地在扇风。

“我听收音机也爱出汗，”姑娘说。

镇长开始喝汤。他一向认为：这家偏僻的饭店只有过往客商偶尔前来光顾，和镇上其他地方一定有所不同。的确，这家饭店比小镇建得还早。从内地来收购大米的商人，一到晚上便在那个破旧不堪的木头搭的平台上玩纸牌，等到清晨凉快下来再去睡觉。当年，这家饭店周围几十里没有一个市镇。在最后一次内战期间，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前往马孔多谈判投降条款的途中，曾在这个平台上睡过一夜。当时就是这所木板墙和锌板屋顶的房子，就是这个餐厅和用纸板墙隔开的住房，只是没有电灯和卫生设备。据一位老顾客说，直到本世纪初，餐厅里还挂着各式各样的假面具，供顾客选用。客人戴上假面具，就公然在大庭广众前蹲在院子里大小便。

为了把汤喝下去，镇长不得不解开领扣。新闻节目之后，播送了一段广告，词句都是合辙押韵的。接下去是一段动人心弦的音乐节目。一个热恋着的男人用甜美的嗓音唱道：为了追求一位女士，他要把世界翻个个儿。镇长一边等着上菜，一边凝神静听。猛然间，他看到饭店对面走道两个小孩儿，手里拿着两把椅子和一把摇椅，后面跟着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拿着锅、木桶以及其他家什。镇长走到门口，喝道：“这些东西是从哪儿偷来的？”

两个女人停下脚步。那个男人解释说，他们要把家搬到高处去。镇长问搬到什么地方去。那个男人用帽子朝南指了指：

“那边高地上，我们花了三十比索从唐·萨瓦斯那儿租了块地。”

镇长审视了一下那些家具，全是穷人家的东西：一把快散架的摇椅，几口破锅。他想了想，最后说：

“把这些东西，还有那些破烂玩意儿都搬到公墓旁边的空地上去。”那个男人一下子愣住了。

“那儿是公家的地方，不用你们花一分钱，”镇长说。“镇里把那块地送给你们了。”

随后，他转过脸来对着那两个女人说：“你们去告诉唐·萨瓦斯，就说是我说的，叫他不要趁火打劫。”

这顿午饭，镇长根本没尝出什么滋味儿来。他点着一枝烟，吸完了又用烟蒂点上另一枝，把胳臂肘支在桌子上沉思良久。这时，收音机还在播送伤感的音乐节目。

“您在琢磨什么？”姑娘边收拾空盘子边问。

镇长连眼皮也没抬一抬。

“我在想着这些可怜的人。”

镇长戴上帽子，穿过饭厅。走到大门口，又车转身来说：

“得把咱们镇弄得体面点儿。”

大街拐角处，有几只狗在进行一场血战，挡住了镇长的去路。在一片狂吠声中，他瞥见一块骨头和几只蹄子，又看到几颗尖利的牙齿。一只狗夹着尾巴把一只蹄子拖走了。镇长闪到一旁，顺着便道朝警察局走去。

一个女人正在牢房里大呼小叫。卫兵趴在行军床上睡午觉。镇长朝床腿儿上踢了一脚，卫兵陡然惊醒过来。“她是谁？”镇长问。

卫兵打了个立正。

“她是贴匿名帖儿的。”

镇长破口大骂，质问他的部下是谁把她抓来的，又是谁下令把她关进牢房的。警察们噜噜苏苏地解释了一大篇。

“你们是什么时候把她抓进来的？”他们是星期六晚上把她关起来的。

“把她放了，你们当中进去一个，”镇长大声吼叫着。“这个女人在牢房里睡觉，可是镇上人一大清早又发现匿名帖儿啦。”沉重的铁门刚一打开，那个头发用小梳子别成大发髻的、高颧骨的中年妇女嘴里嚷嚷着从牢房里奔出来。

“滚你妈的蛋”镇长对她说。

那个女人打开发髻，把又长又密的头发抖了几抖，慌里慌张地奔下楼梯，嘴里喊着：婊子养的！婊子养的！”镇长趴在楼栏杆上声嘶力竭地叫喊道：

“别再拿那些破烂纸跟我捣蛋啦！”

嗓门之大似乎不仅要让那个女人和警察听见，还要让全镇入都听见。

毛毛雨一个劲儿地下。下午，安赫尔神父还是照常到街上散步。离开同镇长约定见面的时间还早，神父信步走到遭受水灾的地方。在那里，他什么也没看见，只看见一只死猫漂浮在野花丛中。

回来的时候，天气放晴了。耀眼的太阳烤炙着大地。一条覆盖着油布的驳船顺着凝滞的、纹丝不动的河流朝下游开来。一个小孩儿从一间倒塌了一半的房子里跑出来，嚷嚷着说他从蚌壳里听到了大海的声音。安赫尔神父把蚌壳放在耳边，果然里边有大海的喧嚣声。阿尔卡迪奥法官的女人坐在自家门前，两手捂着肚子，眼睛盯着驳船，象是出神地欣赏着什么。再往前走过三家，就是商店和摆满杂七杂八的商品的橱窗。门口坐着几个无所事事的叙利亚人。黄昏时，绯红的’晚霞展现在天边。隔岸的鹦鹉歌喉婉转，猿猴阵阵哀啸。

各家各户打开了大门。人们聚集在广场的沾满灰尘的杏树下面，有的围在冷饮车的周围，有的坐在碎石路旁斑斑剥剥的花岗岩石块上东拉西扯。安赫尔神父心里想：每天一到这个时候，镇上就奇迹般地变了个模样。

“神父，您还记得集中营里的俘虏吗？”

安赫尔神父虽然没有看见希拉尔多大夫，可是听大夫的话音他能想象得出大夫一定是躲在纱窗后面，脸上露出微笑。至于说到集中营里俘虏的照片，说实在的，他不记得了，不过肯定是看见过。

“请您到候诊室来，”大夫说。

安赫尔神父推开纱门，只见凉席上躺着一个小娃娃，是男是女看不出来。孩子干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浑身皮肤焦黄。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背靠着板墙坐在那里。神父没闻到什么邪味儿，但是据他想，那个病人一定是臭气熏天的。

“这是谁？”神父问。

“我的孩子，”女人回答说。她仿佛是自我辩解地又加上一句“：两年前，这孩子便过一次血。”

病人头没有动弹，只把眼睛转向门口。神父不由得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怜悯之心。

“怎么给他治的？”他问。

“这阵子一直给他吃绿芭蕉，”女人说。“这东西挺能止血的，就是他不爱吃。”

“你们应该带他来忏悔，”神父说。话是这么说，可神父心里也没有什么把握。他小心翼翼地关上门，用手指搔搔纱窗，把脸贴近窗子往里看了看。希拉尔多大夫正在一个研钵里捣什么东西。

“这孩子是什么病？”神父问。

“我还没给他检查呢，”大夫回答说。然后，他边想边说：

“这就是遵照上帝的意旨降临到人间的灾祸，神父。”神父没有答理他。

“我这辈子见过的死人多了，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象这个可怜的孩子那样面无人色，”大夫说。

神父告辞出来。码头上没有一条船。天色渐渐昏暗下来。安赫尔神父心中明白，看见那个病孩儿以后，他的心境大变。蓦然他想起约会的时间已过，便连忙加快脚步朝警察局走去。

镇长坐在一张折叠椅里，两手撑住头。

“您好，”神父慢吞吞地说。

镇长抬起头来。神父看见他那双血红的眼睛里充满绝望的神情，不禁颤抖了一下。镇长半边脸刚刚刮过，光溜溜的；另外那半边抹着泥灰色的药膏，简直象是泥泞的乱草堆。镇长嗓音嘶哑地“哎哟”了一声。

“神父，我得自己给自己一枪了。”安赫尔神父听了大吃一惊。

“吃那么多止痛片，您一定是中毒了，”他说。

镇长用脚一下一下地猛踢着墙壁，两手揪住头发，狠狠地把脑袋往木板上撞。神父从未见过一个人竟会疼成这个样子。

“那就再吃两片药吧，”他真心实意地把自己头晕时常服的药告诉了镇长。“再吃两片，死不了人。”

这话倒是不假。神父心里明白，面对人类的痛苦，他总是束手无策。神父用眼睛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搜寻着止痛片。屋里靠墙放着六只小皮凳，还有一只玻璃橱，里面塞满尘封灰盖的纸张。共和国总统的画像挂在一枚钉子上。地上到处都是空玻璃纸包，这是止痛片留下的唯一的痕迹。

“药在哪儿？”神父十分焦急地问。

“对我一点也不管用，”镇长说。

教区神父走到镇长身边，又问：“告诉我，药在什么地方？”镇长猛一挺身，安赫尔神父只见在自己眼前几公分的地方有一张庞大的狰狞的面孔。

“他妈的，”镇长喊道“，我说过了，别再缠着我。”他把一只小凳举过头顶，使尽浑身力气朝玻璃橱砸过去。安赫尔神父一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等他看到玻璃被砸得四处飞溅，这才明白过来。这时，镇长在一团尘雾中慢慢安静下来。屋里一片死寂。

“中尉，”神父喃喃地说。

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出现在走廊门口。镇长熟视无睹地扫了他们一眼，象只猫似的呼呼地喘着气。警察们把枪放下，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安赫尔神父扶着镇长的胳臂，把他搀到折叠椅上。

“止痛片在哪儿？”神父固执地问。镇长合上眼睛，脑袋往后一仰。“我再也不吃那些鬼玩意儿了，”他说，“吃得我耳朵嗡嗡直响，脑门子都木了。”这时，疼劲儿过去了，他扭过头来问神父：

“您跟牙匠说了吗？”

神父默默地点了点头。镇长从神父的表情上已经猜出谈话的结果。

“您干吗不跟希拉尔多大夫说说？”神父建议说。“有的大夫也会拔牙。”

镇长迟疑了一下，回答说：“他会说没有钳子，”说罢，又添上一句：

“都在跟我作对。”趁着这阵儿牙不疼，镇长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整个一下午可把他折腾得够呛。他再睁开眼的时候，屋里已经黑了。镇长低垂着眼没有看神父，嘴里说：

“您是为塞萨尔·蒙特罗来的罗。”

神父没有答话。“我疼成这个样子，啥也干不了啦。”说着，镇长站起身来，开开电灯。一群蚊虫从阳台一拥而入。时间过得这么快，安赫尔神父不禁吃了一惊。

“时间都过去了，”他说。

“不管怎么样，星期三得把他押走，”镇长说。“明天把该办的事办完，下午让他忏悔。”

“几点钟？”

“四点。”

“下雨也照常进行？”

镇长横了神父一眼，这一眼把两个礼拜以来牙疼积下的烦躁全都发泄出来了。

“天塌下来也照办不误，神父。”

镇长牙疼得很厉害，吃止痛片也不行。他把吊床挂在住室的阳台上，本想趁晚上凉快好生睡一觉。还不到八点，又疼得撑不住了。他下了楼，来到广场。广场上，一股股热浪憋得人昏昏欲睡。

在广场周围到处转了转，没有遇见什么意外的事。牙依然疼得要命。镇长走进电影院。这下子可糟了。战斗机的嗡嗡声震得他格外疼痛。看了不到一半，就离开电影院，来到药铺。这当儿，唐·拉洛莫·斯科特正要关门。

“有什么治牙疼的药给我来点儿，劲儿愈大愈好。”药铺掌柜用惊讶的目光瞧了瞧他的面颊。然后，穿过两排摆满药瓶（每个瓷瓶上都用蓝色字母标着药名）的玻璃柜，走到药房里面。镇长看着他的背影，心想这个后脖子又粗壮又红润的家伙一准在幸灾乐祸。镇长很了解他。药铺后面是两间住房。他老婆——一个肥胖的女人——已经瘫痪多年了。

唐·拉洛莫·斯科特拿着一个没有标签的瓷瓶回到柜台前，他打开药瓶，瓶里冒出一股甘甜的草味儿。

“这是什么？”

药铺掌柜把手指头伸进药瓶里去，摸着瓶里的干草籽。“这叫独行菜，”他说。“您好好嚼一嚼，一点一点地把汁子嘬出来。治瘀血红肿那是再好也没有了。”他把几粒草籽倒在手掌心，从眼镜上边望着镇长，说：

“把嘴张开。”

镇长往旁边躲了躲。他把药瓶转了一下，发现上面什么字也没写，又用眼睛盯住药铺掌柜。

“随便给点西药吧，”他说。

“什么西药也赶不上这个，”唐·拉洛莫·斯科特说。“这药可管用了，这个土方子在老百姓当中流传三千年了。”

他找了张报纸，裁下一小片，把独行菜籽包好。动作很认真，态度很亲切、很和蔼，好象舅父给外甥叠纸鸟儿。包好包儿，他笑吟吟地抬起头来。

“您怎么不拿走啊？”

镇长没有答腔。他拿出一张钞票，没等找钱就离开了药铺。

半夜过后，镇长还在吊床上辗转反侧，不敢嚼菜籽。约摸十一点钟光景，天气正热得出奇，突然下了一阵倾盆大雨，继而转成毛毛细雨。镇长浑身发烧，四肢无力。身上出的汗冷冰冰、粘乎乎的，还一个劲地发抖。他趴在吊床上，张着嘴，默默地做祈祷。越祈祷，肌肉越紧张，最后竟然抽起筋来。镇长心里明白，虽然他很想靠近上帝，可是牙疼拉得他离开上帝越来越远。他索性登上靴子，睡衣外面罩上雨衣，径直朝警察局走去。

镇长大喊大叫地闯进警察局。警察们似睡非睡地正在做噩梦。听见喊声，你挤我撞地跑到走廊上，摸着黑找武器。灯亮了，他们衣冠不整地等着镇长下命令。

“冈萨莱斯、罗维拉、佩拉尔塔，”镇长喊道。

被点到名字的三名警察走出队伍，来到中尉身旁。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混血种人，看不出镇长究竟为什么要点他们三个人。三个人当中，第一个人满脸稚气，剃着光头，身穿一件法兰绒上衣。另外两个人穿着军服，没有系扣，露出里面穿的法兰绒上衣。

他们三个不知道要去执行什么任务，只是跟在镇长后面，三步并做两步地跳下楼梯，排成一行离开警察局。他们冒着蒙蒙细雨穿过大街，在镶牙铺门前停下来。警察用枪托猛砸两下，把大门砸破了。等到前厅灯亮，他们已经进到铺子里。一个身材矮小的秃头男人从后面门里走出来。他只穿了一条短裤，露出浑身的腱子肉，张着嘴，举起一只胳臂，正要穿浴衣。一看来人，立时愣住了，仿佛看到摄影师的闪光灯刷地一亮似的。紧接着，他朝后一闪，正好撞在穿着睡衣从卧室出来的妻子身上。

“站住”中尉一声断喝。

那个女人“哎呀”了一声，用手捂住嘴，转身跑回卧室。牙匠用手系着浴衣的带子，走到前厅。这时，他才认出那三个把枪对准他的警察和镇长。镇长的身上直往下滴答水，两手插在雨衣兜儿里，静静地站在那里。

“你老婆要是胆敢离开屋子，我就下令开枪，”中尉说。

牙匠抓住屋门的把手，冲里面说：“喂，听见了吗，我说。”他轻手轻脚地关上卧室门，然后朝镶牙室走去，乌黑的枪口通过褪色的藤制家具一直在瞄准着他。两名警察先牙匠一步来到镶牙室门口。一个警察拧亮电灯，另一个径直走到手术台前，从抽屉里拿出一支手枪。

“还该有一枝，”镇长说。他跟在牙匠后面，最后一个走进镶牙室。两名警察迅速地、认真地在搜查，另一名守在门口。他们倒翻了手术台上的工具箱，把石膏模、没做完的假牙零散的牙齿、金牙套撒得满地皆是，把玻璃柜里的瓷瓶全部倒空，用刺刀喊哩喀喳挑破了牙科专用椅上的橡胶枕头和转椅上的弹簧座儿。

“是支‘三八式’的大枪，长筒的，”镇长进一步说。

他上下打量了一下牙匠。“最好你还是痛痛快快地说出来，枪放在哪儿啦，”他说。“我们可不是来抄家的。”从牙匠那双躲在金丝架眼镜后面的细长的无神的眼睛里，什么也看不出来。

“我反正不着急，”牙匠平心静气地回答说，“只要你们各位高兴，尽管继续翻腾。”

镇长思索了一下。他再次查看了查看这间用粗糙的木板搭起的房子，然后朝椅子走过去，同时三言两语地向手底下的人吩咐了一番。一名警察守着通到街上的大门，另一名守在镶牙室门口，第三名把守窗户。镇长在椅子上坐好，把湿淋淋的雨衣扣子扣上，只觉得周围都是冷森森的利刃在卫护着他。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屋里空气稀薄，充满木馏油味儿。镇长把头靠在枕垫上，尽量把呼吸放匀。牙匠从地上拣起几件工具，放到锅里煮沸。

牙匠背对着镇长，两眼欣赏着酒精灯的蓝色火焰。那股稳当劲儿，就象屋里只有他一个人似的。水开了以后，他用张纸垫着锅把儿，把锅端到椅子边上。一个警察挡住了他的去路。牙匠把锅放下，从水蒸汽上面看了看镇长，说：

“你叫这个刽子手站到不碍事的地方去。”

镇长一摆手，那个警察离开了窗口，让牙匠朝椅子走过去。那警察把一张椅子挪到墙根，叉开两腿坐了下来，枪放在大腿上，还在紧张地监视着。牙匠拧亮灯。乍一看强烈的灯光，镇长觉得眼花缭乱，连忙闭上眼睛，把嘴张开。牙已经不疼了。牙匠找到病牙，用食指扒开发肿的腮帮子，另一只手转动着活动灯。眼瞅着病人急剧地喘气，他连理都不理。牙匠看了一会儿，把袖子卷到胳臂肘，准备动手拔牙。镇长一把抓住了他的腕子。

“麻药呢？”镇长说。？他们俩的目光第一次相遇了。

“你们杀人，历来不用麻药，”牙匠轻轻地说。

镇长用手扣住手枪的扳机，只是干着急却挣脱不开。“把安瓿拿过来，”他说。站在屋角上的那个警察用枪口对准了他们。

镇长和牙匠都听见拉枪栓的声音。

“告诉您，没有麻药，”牙匠说。

镇长松开了牙匠的手腕。“应该有嘛，”他一面反驳着，一面无可奈何地看了看散落在地上的东西。牙匠用同情的眼光看着镇长。然后，把镇长的脑袋推到枕垫上，第一次露出不耐烦的神色。他说：

“甭胆小，中尉。肿成这个样子了，上麻药也不顶用。”镇长度过了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之后，全身肌肉松弛下来，他筋疲力尽地瘫软在椅子上。潮气在天花板上留下的乌黑的水印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一辈子也忘却不掉。他听到大夫在洗手池洗手，把手术台上的抽屉放回原处，默不作声地捡起丢在地上的一些物件。

“罗维拉，”镇长叫道，“你叫冈萨莱斯进来，把地上的东西收拾好，放回原来的地方。”

警察开始收拾东西。牙匠用镊子夹起一块棉花，在一种铁青色的药水里沾了沾，放在拔掉牙的牙肉上。镇长感到表皮上一阵灼热。牙匠把他的嘴合上。镇长两眼望着天花板，竖起耳朵听着警察收拾东西的声音。警察就记忆所及整理着手术室里一件件的小东西。钟楼打了两下。一分钟后，一只石行鸟在细雨的淅沥声中发出报时的鸣叫。又过了一会儿，镇长知道快完事了，用手指了指，吩咐警察回局子里去。这工夫，牙匠一直站在椅子旁边。等到警察出去之后，他把病人牙床上的棉花取下来，用灯往嘴里照了照，又把镇长的下巴合上，把灯推到一边去。全部手术到此结束。这时候，闷热的屋子笼罩着一片少有的空旷的气氛。只有剧院的清洁工在最后一名演员离开时才会有这种空落落的感觉。

“倒楣鬼！”镇长说。

牙匠两手插进浴衣口袋里，向后退了一步，让镇长过去。“我接到上边的命令，叫查抄你的住所，”镇长接着说，眼睛避开灯光，盯住牙匠。“上面指示说，要在你这儿找到军火武器，还有搞全国性阴谋活动的详细文件。他用两只还有点潮湿的眼睛看着牙匠，又说：“我本来想积点德，把命令抛在一边，可是我错了。眼下情况变了，反对派有了保障，大家全都相安无事。唯独你的思想还象个阴谋家一样。”牙匠用袖子擦干净椅垫，把没破的那面儿调到上边来放好。

“你这种态度于本镇大大的不利，”镇长继续说，用手指着椅垫，根本没有注意到牙匠正用沉思的眼光望着他的面颊。“好吧，一切费用由镇政府来付，包括修理临街的大门。要不是因为你这么顽固不化，本来用不着花这笔钱的。”

“您用葫芦巴水漱漱口吧，”牙匠说。

阿尔卡迪奥法官拿起电报局的字典查找了一会儿，他自己那本字典缺了几个字母。在Pasquino条下，字典上注着：“罗马的一个鞋匠的名字，以讽刺挖苦世人而著称于世。”还有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法官心里想，按照关于这个历史人物的注释，往人家大门上张贴辱骂人的匿名帖儿，恐怕可以叫Marforio[8]做罪。虽然事情搞得不清不楚，他却并不感到帐然。相反，在翻查字典的两分钟内，他多年来第一次体验到尽职以后心情是多么坦然。

报务员看见阿尔卡迪奥法官把字典放回书架上，插在早已被人丢在脑后的邮政电报条例和规定的汇编当中，便停下手中正在传送的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文。然后走到法官身边，一边洗牌，一边邀他再玩一次时髦的游戏：猜三张。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答理他，只是抱歉地说：“我正忙着呐，”说完，法官走到热气蒸人的大街上。他模模糊糊地觉得还不到十一点钟，心想：这个礼拜二还有不少时间可以利用。

镇长正在办公室里等着法官，要同他商量一个属于道义方面的问题：在最近那次大选当中，警察没收了、撕毁了反对党成员的选民证。如今镇上多数居民没有身份证。

“那些正在搬家的人，”镇长摊开两臂最后说，“连叫什么都不知道。”

阿尔卡迪奥法官看得出来，镇长这两臂一张是想表示他心里感到不好过。其实，镇长的问题非常简单，只要申请任命一位公民身份登记处处长就行了。秘书提出了一个更省事的办法。

“用不着申请，打发人把他叫来就是了，”秘书说。“一年前不是任命过了吗？”

镇长想起来了，一是有这么回事。几个月前，有人通知他委派了一位公民身份登记处处长。当时，他打过一个长途电话，询问应该怎样接待这位官员。上面回答说：“给他几枪算了。”如今命令又变了。镇长两手插在衣袋里，回过头来对秘书说：

“你来起草一份申请书吧。”

劈里啪啦的打字机声给办公室增添了一派忙碌的气氛。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阿尔卡迪奥法官觉得应该找点事干，可一时又想不出干什么。他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在手掌里搓了搓，点燃起来。随后，把椅背朝后一仰，仰到最大限度。坐定以后，他猛然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

开口之前，他把词句斟酌了一下，说：

“我要是您的话，就再委任一位检察官。”

没料到，镇长没有立即回答。镇长看了看表，没看清是几点钟，反正离吃午饭的时间还早。“不知道委任检察官需要什么手续，”他冷淡地说。

“过去检察官要由镇议会任命，”阿尔卡迪奥法官解释说。

“眼下是戒严时期，没有议会，您本人有权任命检察官。”

镇长一边听着，一边在申请书上签了字，连看也没看。接着，发表了一些看法，表示很有兴趣。但是，秘书对他的上司建议的任命手续，从伦理学角度提出一些意见。阿尔卡迪奥法官仍然坚持说，这是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办法。

“说得有理，”镇长说。

镇长摘下军帽，当扇子扇。阿尔卡迪奥法官看见他前额上留下一圈帽子印。从镇长扇风的架式来看，他还在琢磨这件事。法官用小指上细长弯曲的指甲掸掉烟灰，又等了一会儿。

“有合适的人选吗？”镇长问。

‘显然，他这话是对秘书说的。

“人选嘛……”法官闭着眼睛重复说。

“我要是您，就委派一个正直的人，”秘书说。法官听出了秘书话里有话。“那当然啦，那当然啦，”说着，他一会儿看看镇长，一会儿又看看秘书。

“你有没有人选……”镇长问。“我还没想出来，”法官沉思着说。

镇长站起来，朝门口走去。“您再想想，”他说。“等水灾过去，咱们再来解决检察官问题。”秘书俯身在打字机上，听到镇长的脚步声走远才直起腰来。

“简直是个疯子，”秘书说。“一年半以前，他们用枪托把检察官的脑袋打了个稀巴烂。现在又到处找人，送人官做。”法官一挺身站了起来。

“我得走啦，”他说。“你这些话，听了叫人直起鸡皮疙瘩。可别倒了我的胃口。”

法官离开了办公室。秘书是个迷信的人，他觉出今天中午有点不吉利。就连上锁他也觉得象是干一件什么犯忌的事。锁好门，连忙逃出来。在电报局门口，秘书赶上了阿尔卡迪奥法官。法官很想弄清楚，“猜三张”的窍门儿是不是可以用在打“派司”上。报务员不肯把秘密说出来。磨到最后，他只同意反复不断地玩几次，看阿尔卡迪奥法官自己能不能瞧出点名堂。秘书也在一旁观看，最后他看明白了。最后那三张牌，阿尔卡迪奥法官连看也不看了。他知道，随便怎么挑，老是那三张，报务员用不着看就还给他，一猜就中。

“跟变戏法一样，”电报员说。

这时，阿尔卡迪奥法官一心只想着怎样才能穿过灼热的大街。最后，他打定主意走过去。一伸手抓住了秘书的胳臂，拉着他一起走去。大街上热得象是浸泡在玻璃溶液里一样。他们快步躲进人行道的阴凉地里。这时候，秘书把“猜三张”的把戏说给他听。其实，非常简单，简单得让阿尔卡迪奥法官都觉得脸上挂不住了。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

“干脆说吧，”法官突然愤愤地说“，你没去调查那些材料。”秘书迟疑了一阵，心里在琢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啊，太难了，”秘书最后说。“大部分匿名帖儿在天亮以前就被揭掉了。”

“这又是一件猜不透的鬼把戏，”阿尔卡迪奥法官说，“我可犯不上为一张没人看过的匿名帖儿连觉都睡不着。”

“就是嘛，”秘书说着停下脚步，他已经到家了。“让人睡不着觉的倒不是匿名帖，而是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贴一张。”秘书搜集的材料很不齐全，可是阿尔卡迪奥法官还是想看一看。法官记下了发案日期和有关人的姓名。七天之内发案十一起。十一个人之间毫无关系。看到匿名帖儿的人都说，帖子是用油漆刷子写的，蓝墨水，印刷体。大小写用得很乱，似乎是小孩子写的。字母乱七八糟，好象故意写错的。匿名帖儿里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讲的都是早已众所周知的事情。法官正在作出种种揣测，这时叙利亚人摩西从店里喊道：

“您有一个比索吗？”

阿尔卡迪奥法官不明白他什么意思。翻了翻口袋，只有两毛五分钱，还有一枚美国硬币，那是他从大学起带在身边当护身符用的。叙利亚人拿走了那两毛五分钱。

“您想要什么就拿什么，等有了钱再付给我，”说着，他把几枚硬币“当当”地扔进空抽斗里。”已十二点了，我得赶快做祈祷去。”

时钟敲打十二下的时候，阿尔卡迪奥法官抱着许多送给他女人的礼物回到家里。他坐在床上换鞋，妻子拿起一块印花绸裹在身上，幻想着生完孩子以后穿上新衣服该是什么样子。她吻了一下丈夫的鼻子。法官本想躲开，不料她突然向床上扑来，伏在他身上。两个人谁也没动。阿尔卡迪奥法官搂住他女人的后背，感到她鼓鼓囊囊的大肚子热乎乎的，自己的后腰也一个劲地跳动。

她抬起头，咬着牙，喃喃地说：

“等一下，我把门关上。”镇长一直等到最后一家安置完毕。人们花了二十个小时，修好一条宽敞光洁的新马路，马路尽头是公墓的墙壁。镇长肩并肩地和居民一块干活儿，帮他们安放好家具。最后，气喘吁吁地来到附近一家的厨房里。在地上临时砌起的炉子上，一锅汤开得哗哗的。镇长揭开砂锅盖，闻了闻锅里冒出的热气。炉灶旁边站着一个干瘦的女人，瞪着两只和蔼可亲的大眼睛，一言不发地看着镇长。

“做午饭呐，”镇长说。

那个女人没有回答。镇长未经邀请，自己盛了一碗汤。女主人回到屋里，端出一个坐位，放在桌子跟前，让镇长坐下。镇长边喝汤边用又钦佩又惊讶的目光观察着这家的院子。昨天这里还是一块光秃秃的空地，今天已经晾上衣服了，还有两只猪在泥水里滚来滚去。

“你们还可以种上点儿东西，”镇长说。

女主人头也不抬地说：“种什么，猪都会糟踏光的。”接着，她用盘子盛了一块煮得半熟的肉、两块木薯、半只青香蕉，端到桌子上来。尽管拿出这么多东西，她还是尽量装出不心疼的样子。镇长笑容可掬地用两眼去看女主人的目光。

“嚯，够大家伙儿饱餐一顿的了，”他说。

“愿上帝保佑，你吃的东西都堵在心里，”女主人说，连看也没看他一眼。

对女主人这番诅咒，镇长根本没往心里放。他只顾全神贯注地吃他的饭，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也顾不上擦一擦。吃完以后，女主人收起空盘子，还是没有看他。

“你们这种态度得要坚持到什么时候啊？”镇长问。

女主人态度和蔼地说：

“等到被你们杀害的亲人复活过来的时候。”

“现在情况不同了嘛，”镇长解释说。“新政府很关心公民的福利，而你们还……”

女主人打断他的话头儿说：

“换汤不换药……”

“象这么个居民区，二十四小时就建好了。这种事过去可从来没见过，”镇长固执地说。“我们是在设法把咱们镇搞得体面些。”

女主人把洗干净的衣服从铁丝上取下来，拿到屋里去。镇长一直用眼睛瞄着她，只听她回答说：

“你们来以前，我们这个镇本来够体面的了。”

镇长没再等着上咖啡就站起身来。“你们可真不知好歹，”他说，“我们把地白白送给你们，你们还一肚子牢骚。”女主人没有回答。镇长穿过厨房，朝大街走去的时候，她俯身在炉灶上，嘟嘟噎嚷地说：

“搬到这儿来更糟糕。死人就埋在后边公墓里，我们更忘不了你们造的孽。”

小火轮来到镇上的时候，镇长正打算睡午觉。天气太热，睡也睡不着。面颊已经开始消肿，但他还是觉得不舒服。一连两个小时，他侧耳细听着河水悄悄的流动声。屋里有只知了一直叫个不停。镇长头脑里空空的，啥也想不进去。

一听到小火轮的马达声，镇长连忙脱下衣服，用毛巾擦了擦汗，换上军装。随后，走过去抓知了。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知了，走到大街上。从等船的人群中走出一个穿着干净整齐的小孩，手里拿着一支塑料机关枪，挡住了镇长的去路。镇长顺手把知了送给这个孩子。

镇长在叙利亚人摩西开的店里坐了一会儿，看着小船拢了岸。港口里闹腾了足有十分钟。镇长觉得胃里沉甸甸的，头还有点儿疼。他突然想起了那个女主人诅咒他的话。过了一会儿，才平静下来。镇长瞧着旅客们纷纷走下木头跳板。一连八个小时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小火轮上。这会儿，都伸胳臂动腿地活动活动。

“还是老一套，”镇长说。

叙利亚人摩西告诉镇长一个消息：镇上来了个马戏团。镇长觉得这个消息是可靠的，虽然他说不出为什么。兴许是因为他看见小火轮顶上堆放着一堆木棍子和五色斑斓的布条吧。另外还有两个女人，穿着一模一样的花衣服，象是一个模子里抠出来的。

“总算来了个马戏团，”镇长嘟嘟哝哝地说。

叙利亚人摩西说马戏团里有驯兽、玩杂耍的。镇长对马戏团另有一番想法。他伸直两腿，眼睛瞧着皮靴尖儿。

“咱们镇真是日新月异啊，”他说。

叙利亚人摩西停下手中的扇子，问道：“您知道，我今天卖了多少钱？”镇长没敢瞎猜，等着摩西自己来回答。

“两毛五，”叙利亚人说。

这时，镇长看到邮递员打开邮包，把信件交给希拉尔多大夫。他叫了一声邮递员。官方邮件装在另一个邮包里。镇长撕开封印，一看，全是关于日常工作的通知和政府印的传单。等他看完了，码头已经变了样子，堆满成包成包购货物、成筐成筐的母鸡以及马戏团的道具。已经是下午了。镇长舒了口气，站起身来。

“两毛五。”

“两毛五，”叙利亚人有气无力地、一字一字地重复说。

希拉尔多大夫瞪着两眼看船上卸货，直到货物全部卸完。他指着一位体态矫健的女人，叫镇长注意看看。她长得真象一位圣女，两只胳臂上戴着几副手镯，躲在一把彩色的阳伞下面，似乎

在等着救世主的莅临。镇长没有多想这位新来的女客是什么人。

“准是个驯兽女郎，”他说。

“您这话还真有点儿道理，”希拉尔多大夫咬住他那两行象尖利的石头一样的牙齿，一字一字地说。“她是塞萨尔·蒙特罗的文母娘。”

镇长扭头走开了。他看看表，差二十五分四点。走到警察局门口，卫兵告诉他说安赫尔神父等了他半个小时，还说四点钟再来。

镇长又走到街上，一时不知道干什么好。他看见牙匠伫立在镶牙铺的窗口，于是走过来，问他借个火。牙匠把火儿递给镇长，看了看他那还在发肿的面颊。

“已经好了，”镇长说。

他把嘴张开，牙匠瞅了瞅说：

“有几颗牙还得镶套儿。”

镇长扶正了别在腰间的手枪，斩钉截铁地说：“我会到这儿来的，”牙匠面不改色地说：

“什么时候想来，就尽管来。我就盼着您把命丢在我家里，能不能如愿以偿，咱们走着瞧吧。”

镇长拍拍牙匠的肩膀，快活地说：“你的愿望实现不了。”然后张开两臂说：

“我的牙可不介入党派之争啊。”

“你不打算结婚？”

阿尔卡迪奥法官的女人叉开两条腿。“我压根儿没想过，神父，”她说。“眼下更甭想了，我快要给他生儿子了。”安赫尔神父转过脸往河上看了看。一条淹死的大母牛从上游漂下来，牛身上落着几只兀鹰。

“这么一来，孩子不成了私生子啦，”神父说。

“那倒无所谓，”女人说。“阿尔卡迪奥待我很好。要是我逼着他同我结婚，以后他就会感到受拘束，会跟我闹别扭。”

她把木屐脱掉了。说话的时候，两膝左右分开，脚趾踩在小凳的横档上。怀里抱着把扇子，两只胳臂捂住鼓鼓囊囊的肚子。她看到安赫尔神父没有吱声，又重复说：“压根儿没想过，神父。唐·萨瓦斯花了二百比索把我买下来，在我身上榨了三个月的油，然后把我扔到大街上，连根别针也不给。阿尔卡迪奥不收留我，我早就饿死了，”说着话，她第一次看了看神父。

“也许早就沦为娟娼了。”

六个月来，安赫尔神父一直坚持要她结婚。

“你应该逼着他同你结婚，组织起家庭，”他说。“照目前这样混下去，不光你自己的地位得不到保障，还给镇上开个不好的先例。”

“正大光明的，怕什么，”她说。“别人还不是一样，只不过他们是关了灯干的。您没看过匿名帖儿吗？”

“那都是胡说八道，”神父说。“你可要规规矩矩地过日子，不要惹得人背后议论。”

“我？”她说。“我可不怕什么背后议论。我的所作所为全是公开的。您看，没有人浪费时间给我贴匿名帖儿，这就是证明。相反，所有住在广场周围的体面人，没有一个不上匿名帖儿的。”

“你真蠢，”神父说。“不过，上帝让你交好运，找到个疼你的人。为了这个，你也应该结婚，建立一个正式的家庭。”

“这些事我不懂，”她说。“不管怎么说，照我现在这个样子也挺好，总算有个地方住，也不愁饭吃。”

“假如他把你遗弃了呢？”

她咬咬嘴唇，神秘地笑了笑，回答说：

“他不会遗弃我的，神父，我心里有数。”

安赫尔神父还是不以为然。他劝那个女人至少要去望弥撒。她回答说，“最近几天”一定去。神父继续朝前走着，等着和镇长约会的时间到来。一个叙利亚人对他说：“今天天气真好，”神父没有听见，他正兴致勃勃地观看马戏团的活动。下午，阳光明媚，马戏团的人往岸上搬运那几只焦躁不安的驯兽。神父在那儿一直呆到四点钟。

镇长看见安赫尔神父朝他走来，就和牙匠告别了。“真准时！”说着，他和神父握了握手，“都挺准时的，天倒也没下雨。”神父鼓了把劲儿，爬上了警察局直上直下的楼梯，顺口回了镇长一句：

“天也没塌下来。”

过了两分钟，神父被带进关押塞萨尔·蒙特罗的牢房。

里面在做忏悔的时候，镇长就坐在走廊上，回忆着马戏团的表演。一个女演员用牙齿咬住一根带子，把身体悬在五米高的空中，一个男演员穿着绣金线的天蓝色衣服，不停地敲着小鼓。半个小时后，安赫尔神父从塞萨尔·蒙特罗的牢房里走出来。

“忏悔完了？”镇长问。

安赫尔神父忿忿地看了他一眼。

“你们在犯罪，”他说。“这个人五天没吃饭了。亏了他身子骨结实，才算没死。”那是他自己乐意，”镇长若无其事地说。

“不对，”神父镇定而有力地说。“是您下令不给他饭吃的。”镇长用食指指着神父说：

“当心点儿，神父。忏悔可要保密，您别违反了这一条”

“这不是他在忏悔里说的，”神父说。

镇长一挺身站起来。“您别为这事发火，”他换了副笑脸说，“既然您这么关心他，现在就来补救一下。”镇长叫来一名警察，命令他到饭馆去给塞萨尔·蒙特罗拿饭。“给他弄一整只肥鸡，一盘土豆，一大盘凉菜。”他回过来又对神父说：

“这顿饭由镇公所出钱，神父。您看见了吧，情况有了多大的变化。”

安赫尔神父低下了头。

“什么时候打发他走？”“小船明天走，”镇长说。“只要他今天晚上能够明白过来，明天就可以走。我只想叫他明白一件事：我是为他好。”

“您这份好心未免要价太高了吧，”神父说。

“对有钱的人，还能白帮忙？”镇长说，两眼紧紧盯着安赫尔神父那双清澈的蓝眼睛。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希望您能帮助他弄清这些事理。”

安赫尔神父没有答腔。他走下楼梯，从楼梯平台上哑着嗓子向镇长告别。这时，镇长穿过走廊，没敲门就走进了关押塞萨尔蒙待罗的牢房。

牢房很简陋，只有一个脸盆和一张铁床。塞萨尔·蒙特罗躺在床上，蓬头垢面，身上穿的还是上礼拜二离开家时穿的那身衣服。听到镇长进来，他没有动弹，连眼皮也没抬。“你跟上帝已经结完账了，”镇长说，“现在该跟我结结账了。”他把椅子挪到床边，两腿骑着椅子坐下去，前胸靠在藤椅背上。塞萨尔·蒙特罗聚精会神地望着屋顶的大梁。他嘴唇翕动着，仿佛自言自语地说了好半天了。看起来，他一点也不焦急。“你我之间就不必兜圈子了，”塞萨尔·蒙特罗听见镇长这么说。“明天你要走了。碰巧你走运，过两三个月会来一位专案调查员。我们的责任是向他汇报情况。再过一个礼拜，他乘船回去，一定也会认为你干了一件蠢事。”

镇长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塞萨尔·蒙特罗依然是那样无动于衷。

“事过之后，你至少要付给法院和律师两万比索。假如专案调查员告诉他们你是百万富翁的话，兴许你付的还得多。”

塞萨尔·蒙特罗把头转过来冲着镇长。尽管他的动作很小，床上的弹簧还是“嘎嘎”直响。

“不管怎么说，”镇长用关切的语气说，“顺利的话，公文转来转去，起码得两年。”

镇长觉察出塞萨尔·蒙特罗在自下而上地打量着他。当塞萨尔·蒙特罗把目光落在镇长的眼睛上时，镇长还没有把话说完，不过口气变了。

“你的一切全都捏在我的手里，”他说。“上边有命令，叫我们结果了你，叫我们设个埋伏杀死你，把你的牲口全部没收。政府要拿这笔钱支付全州大选的庞大开支。你也知道，别处的镇长可都照办了，只有我们这儿没照命令办事。”

这当儿，镇长开始注意到塞萨尔·蒙特罗在思索什么。他叉开两腿，把胳臂支在椅背上，心想：虽然塞萨尔·蒙特罗没有说出来，心里一定在骂他。于是，他说：

“你花助那些救命钱，连一个蹦子也落不到我手里，”他说。“所有的钱都将花在选举上。眼下新政府决心让大家平平安安地过日子。我拼死拼活的干，挣的还是那几个钱。可你呢，躺在钱堆上都不知道怎么花好。你的生意干得挺不错嘛。”

塞萨尔·蒙特罗吃力地慢慢站起来。他一站起来，镇长立刻觉得他简直是一头庞大的猛兽，而自己在他面前却成了可怜虫。镇长的眼睛里闪烁着热切的光芒，他看着塞萨尔·蒙特罗走到窗口。

“你一生当中最好的一笔生意……”镇长喃喃地说。窗子正对着小河。塞萨尔·蒙特罗认不出这条河了。小河变了，镇子也变了。“我愿意帮你的忙，”他听见镇长在背后说。“我们大家都清楚，这是个名誉问题。不过，你把匿名帖儿撕了，干了件蠢事。再要证明你是维护自己的声誉，可就不大容易了。”这时，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钻进了牢房。

“是死牛味儿，”镇长说，“准是堵在什么地方了。”塞萨尔·蒙特罗还是站在窗子跟前，似乎没有闻见这股恶臭。街上没有个人。码头上停泊着三条船。船员们在挂吊床，准备睡觉。等到明天早上七点钟，码头上会是另一番景象：人群得要闹腾上半个小时，等着看押解犯人上船。塞萨尔·蒙特罗叹了口气。他把两手插进衣袋里，口气坚决而又不慌不忙地把自己的想法概括为三个字：

“多少钱？”

镇长当即回答说：

“五千比索，用一岁的牛犊来付。”

“我再加五只，”塞萨尔·蒙特罗说，“今天晚上电影散场，你立刻用快艇把我送走。”

小火轮拉响汽笛，在河中心转了个圈子。聚集在码头上的人群和从窗口向外张望的妇女们，最后一次目送罗莎莉奥德蒙特罗和她母亲离开小镇。罗莎莉奥坐在一只铁箱上。七年前，她就是带着这只铁箱在小镇下船的。奥克塔维奥希拉尔多大夫站在诊疗所窗前刮脸。突然，他产生了一个想法：罗莎莉奥到小镇上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说是她步入社会现实生活的开始。

罗莎莉奥来到小镇的那天下午，希拉尔多大夫看见她身穿破旧的师范学校校服，脚上套着一双男式鞋，在码头上逢人便问：谁肯少要几个钱帮她把箱子运到学校去。看样子，她好象要在镇上默默无闻地过上一辈子。据她自己讲，当时有十一个人找工作，可是只有六个位子。他们就在一顶帽子里抓阄儿。她在纸团上第一次看到这个小镇的名字。来了以后，她住进学校的一间小屋，屋里有一张铁床和一个洗脸盆。空闲时，她一边在煤油炉上煮面糊粥，一边绣台布。那一年的圣诞节，在学校举行的一次晚会上，她结识了塞萨尔·蒙特罗。塞萨尔·蒙特罗是一个来历不明、野性未退的单身汉。他靠伐木发了财，住在野狗出没的原始森林里，只是偶尔才到镇上来一趟。他不修边幅，平时穿着一双后跟挂铁掌的靴子，背着一支双管猎枪。满脸肥皂沫的希拉尔多大夫在想：罗莎莉奥认识塞萨尔·蒙特罗仿佛是又一次从帽子里抓阄儿，中了彩。这时，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扑鼻而来，打断了他的回忆。

小火轮激起的浪花吓得对岸那群兀鹰凌空飞起。那股腐臭味儿弥漫在码头上，旋即随着晨风飘散开来，钻进各家各户的屋里。

“他妈的，还在那儿！”镇长从卧室的阳台看到兀鹰朝四下飞开，大声喊道“：倒霉的母牛！”

他用手帕捂住鼻子，走进卧室，把阳台的门关上。屋里也是嗅烘烘的。他把镜子挂在钉子上，帽子也没摘就小心翼翼地开始刮脸。脸颊还有些发肿。过了不大一会儿，马戏团老板叩响了屋门。

镇长刮着脸，从镜子里看到马戏团老板，让他坐下。老板上身穿着一件黑格衬衣，下身是马裤，裹着绑腿，手里拿着马鞭，一下一下地敲打着膝盖。

“有人告你们的状啦，”镇长用剃刀刮完在闹牙疼那两个礼拜里留下来的乱蓬蓬的胡茬子，说：“就在昨天晚上”

“怎么说的？”

“说你们鼓捣孩子们偷猫。”

“没那回事，”老板说。“那些猫是我们花钱买的。至于他们是从哪儿弄来的，我们可管不着。狮子老虎的，总得喂食呀。”

“喂活的？”

“啊，不，不，”老板连忙说。“喂活的，就会兽性发作的。”镇长洗完脸，用毛巾擦了擦，转过来瞧着马戏团老板。他发现老板几乎每个手指上都带着戒指，上面镶着五光十色的宝石。

“你得另想办法，”他说。“比如，打几条鳄鱼，或者捞点这会儿没有人要的鱼。总之，喂活猫可不行。”

老板耸耸肩，跟在镇长屁股后面来到大街上。人们三三两两地在码头上闲扯。那只死牛陷在河对岸的乱草堆里，大街上臭气熏天。“这帮人，没有一点男人气！”镇长高声喊道。“就会象老娘儿们一样，凑到一块瞎吵吵。昨天下午就该找几个人把死牛拽出来。”这时候，有几个人围拢过来。

“谁要是在一小时之内把两只牛角拿到我的办公室，就给谁五十比索，”镇长出了个价钱。

码头边上顿时响起一片杂乱的人声。有几个人听完镇长的话，立刻纷纷跳上木船，一边解缆绳，一边大呼小叫地互相挑战。“一百个比索，”镇长也来劲儿了，把赏钱增加了一倍。“每只牛角五十比索，”他把老板一直带到码头边上。他们俩眼瞅着走在前面的几只船开到了对岸的沙丘。这时，镇长回过头来冲着老板笑了笑。

“我们这个镇是个幸福的乐园，”他说。

老板点头表示赞同。“现在所缺的就是这类事，”镇长接着说。“人们没活儿干，就爱胡思乱想。”一群孩子慢慢地围上来。

“马戏团就在那儿，”老板说。镇长拉着老板的胳臂来到广场。

“演些什么节目？”他问。

“什么都有，”老板说。“有给孩子看的，有给大人看的，样样俱全。”

“这还不够，”镇长说。“还得让大家能看得起。”

“这一点我们也想到了，”老板说。

他们一起来到电影院后边的空地上。那儿正在搭帐篷。几个神色忧悒的男人和女人正从铜皮镶花的大箱子里往外拿道具和彩带。镇长跟着老板穿过挤在一起的人群和杂乱的物件。他和大家握了握手，心里觉得仿佛来到难民营似的。一个体魄健壮、举止泼辣、镶着满口金牙的女人和他握完手，又给他看手相。

“你啊，前途未卜啊，”她说。镇长连忙把手抽回来，感到有些晦气。老板用鞭子轻轻拍打了一下那个女人的胳臂，说：“别打扰中尉了。”他边走边说，把镇长推到停放驯兽的空地深处。

“您相信这一套吗？”老板问道。

“很难说，”镇长说。

“她们那一套，我可不相信，”老板说。“干我们这行的，干长了就光信人力，不信天命。”

镇长观赏着那几只热得发困的驯兽。笼子里散发出一股酸不溜丢的热气。驯兽一下一下地喘息着，显得挺憋闷。老板用鞭子胡噜胡噜那只哼哼唧唧地撒娇的小豹的鼻子。

“叫什么名字？”镇长问。

“亚里士多德。”

“我问那个女的，”镇长说。

“噢，”老板说，“我们管她叫卡桑德拉，善卜人的吉凶祸福。”

镇长苦笑了一下。

“我倒想和她睡一觉，”他说。

“那有什么不行的，”老板说。

蒙铁尔寡妇拉开卧室的窗帘，咕咕哝哝地说：“可怜的人啊！”她把床头柜收拾好，把念珠和祈祷书放到抽屉里，又在床对面地上铺的老虎皮上蹭了蹭拖鞋。随后在屋里转了一圈儿，给梳妆台、大衣柜的三个门和小方柜上好锁。小方柜上放着圣拉法埃尔的石膏像。最后，锁上屋门。

她从铺着雕花细砖的宽大楼梯走下来，心里想：罗莎莉奥，

德蒙特罗真是命苦。刚才她从阳台的裂缝处望出去，看见罗莎莉奥走过码头的拐弯处，走起路来头也不回，还是一副学生派头儿。当时，她有一种预感：仿佛有件什么事，从老早以前已经进入尾声，如今终于结束了。

刚走到楼梯的平台上，院子里那一派农村集市景象便映入眼帘。楼梯栏杆旁边有一个架子，上面放着用碧绿的叶子包好的奶酪；再过去一点儿，在外面的走廊上，堆放着装盐的麻包和盛蜂蜜的蜜囊；尽里头是牲口圈，有骡子有马，横木上放着马鞍子。

满院里都是刺鼻的牲口味，还夹杂着鞣皮厂和榨糖厂味儿。

寡妇来到办公室，向卡米查埃尔先生问声好。卡米查埃尔先生坐在办公桌旁核对账本，把一叠叠的钞票分开。打开临河的窗户，九点钟的阳光照射进来。屋里到处是廉价的摆设儿，罩着灰

布椅套的安乐椅和一张围着黑纱的、放大的何塞·蒙铁尔的遗像。寡妇还没看见河对岸沙滩上的小船，先闻到一股腐肉的臭味儿。

“对岸出什么事了？”她问。

“正在往外拽一头死牛，”卡米查埃尔先生答道。“敢情是这么回事！”寡妇说。“昨天一夜我连做梦都闻到这股味儿。”她看了看正在聚精会神埋头工作的卡米查埃尔先生，又接着说，“现在就差来一场洪水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低着头说：

“半个月前就开始了。”

“可不是吗，”寡妇表示同意。“现在末日已经到了。咱们得赶快找块安静的向阳的墓地，躺在里面等死吧。”

卡米查埃尔先生在洗耳恭听，没有打断她的话。“几年前我们还抱怨说镇上没出过什么大事，”寡妇继续说。“现在悲剧倏地来了，仿佛上帝安排好了，让多少年没发生的事一古脑儿地都冒出来。”

卡米查埃尔先生从保险柜那边扭过头来看了看蒙铁尔寡妇，只见她两肘撑在窗台上，眼睛凝视着对岸。她身穿一件长袖黑衫，用嘴咬着手指甲。

“等雨过天晴，事情就会好起来的，”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好不了，”寡妇预言说。“祸不单行。您没看见罗莎莉奥德蒙特罗吗？”

卡米查埃尔先生见着她了。“都是些莫名其妙的事，”他说。

“一个人要是听信匿名帖儿，早晚得发疯。”

“唉！匿名帖儿呀！”寡妇叹了口气。

“人家也给我贴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寡妇惊愕地朝写字台走过来。

“给您贴了？”

“给我贴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肯定地说。“上礼拜六，给我贴了一大张匿名帖儿，内容还挺全，象电影海报一样。”

寡妇把椅子挪到办公桌前。“真卑鄙，”她大声说。“象您这样一个模范家庭，有什么可以说三道四的。”卡米查埃尔先生一点也不吃惊。

“我老婆是白人。我的孩子各种肤色的都有，”他解释说。

“您想想看，我有十一个孩子呐。”

“这是很自然的嘛，”寡妇说。

“那张匿名帖儿说，只有那些黑孩子是我的。还把另外几个孩子的父亲列了一张名单。连安息在九泉之下的唐切佩蒙铁尔也卷进去了。”

“我丈夫！”

“您的丈夫，还有另外四位太太的丈夫，”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寡妇呜咽起来。“幸亏我的女儿离这儿很远，”她说。“她们都说不愿意再回到这个在光天化日之下屠杀学生的野蛮国家来。我告诉她们说：做得对。让她们永远留在巴黎。”卡米查埃尔先生把椅子转了一下，他知道，天天令人感到棘手的事又开始了。

“您没什么可担心的，”他说。

“刚好相反，”寡妇抽抽搭搭地说。“第一个卷铺盖，离开镇子的，准得是我。这些土地，这些整天忙不过来的营生都得丢下。要不是因为这些玩意儿，还不会有眼前这场悲剧。不，卡米查埃尔先生，我可不愿意抱着金盆气得大口吐血呀。”卡米查埃尔先生打算宽慰她两句。

“您要把担子担起来，”他说。“这笔财产可不能随便扔掉呀。”

“金钱是魔鬼的臭屎，”寡妇说。

“可是您家的钱也是唐切佩蒙铁尔艰苦创业的结果啊。”寡妇咬了咬手指头。

“您很清楚，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寡妇回答说。“这笔钱不是好来的。为了这点臭钱，何塞·蒙铁尔第一个遭了报应，临死的时候，连忏悔都没来得及做。”这句话，她说了不只一次了。

“要说罪魁祸首吗，当然是那个该死的家伙，”她指着镇长高声喊道。当时镇长正拉着马戏团老板的胳臂从对面的人行道上走过去。“可是赎罪呢，全落到我身上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离开了寡妇。他把用橡皮筋捆好的一叠一叠的钞票放到一个纸盒里。站在门口，按字母顺序着长工们的名字。

每逢礼拜三，长工们领一次工资。蒙铁尔寡妇听见他们从自己身边走过，但是没有答理他们的寒暄。她独自一人住在这所九间房屋的阴森森的宅院里。格兰德大妈就死在这里。何塞·蒙铁尔买下这所宅院时，万万没想到他的遗孀会在这儿孤苦伶仃地过一辈子。夜静更深的时候，蒙铁尔寡妇到空房里喷洒杀虫药，时常看见格兰德大妈在走廊里拿虱子，于是她就问格兰德大妈：“我什么时候死呢？”她同阴间的这种交谈徒然增加了她的惴惴不安，因为所有死者的回答都是笨拙的，自相矛盾的。

十一点钟刚过，寡妇从泪花中望见安赫尔神父穿过广场。“神父，神父，”她喊道，心里觉得这样一喊仿佛就可以得到解脱似的。但是，安赫尔神父没有听见。神父了敲对面人行道上阿希斯家的大门。门虚掩着，里面静悄悄的，神父迈步走了进去。

走廊上一片小鸟的啁瞅声。阿希斯寡妇躺在一张帆布椅上，脸上蒙着一块浸过花露水的手绢。从敲门的动静中，她知道来人是安赫尔神父。又呆了一会儿，直到听见神父的问候，她才把手帕拿下来。由于失眠，脸上显得十分疲倦。

“请您原谅，神父，”她说。“没想到您来得这么早。”神父不知道人家是请他来吃午饭的。他十分不安地表示了歉意，连说今天早上有些头疼，趁天还不太热赶忙穿过广场来到这里。

“没关系，”寡妇说。“我只想告诉您，您进来的时候，我正难受得要死要活的。”

神父从衣袋里掏出一本散了页的《要理问答》。“要不，您再休息一会儿，我来祈祷祈祷，”他说。寡妇表示不用了。她说：

“我已经好了。”

寡妇闭着眼睛走到走廊的尽头。回来的时候，很利落地把手帕放在折叠椅的扶手上。等她坐到安赫尔神父对面时，好象年轻了好几岁。

“神父，”她态度诚恳地说“，我需要您的帮助。

安赫尔神父把《要理问答》装进衣袋里。

“我愿为您效劳。”

“还是罗贝托·阿希斯的事。”

罗贝托·阿希斯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没有把匿名帖儿的事儿置诸脑后。昨天临走的时候，他说礼拜六以前不回来了；可是当天晚上，突然回到家里。回来后，一直呆在漆黑的屋子里，坐到天色微明，等着他老婆的“情夫”。后来，实在困得支持不住了。

安赫尔神父惶惑不解地听她诉说着。

“这件事毫无根据，”他说。“您不大了解阿希斯家的人，神父，”寡妇回答说。“他们都爱想入非非。”

“我对匿名帖儿的看法，蕾薇卡是知道的，”他说。“您看，我是不是再同罗贝托·阿希斯谈一谈。

“千万可别谈，”寡妇说。“那等于是火上浇油。不过您要是在礼拜天布道的时候谈一谈匿名帖儿的事，我想罗贝托·阿希斯一定会认真考虑的。”

安赫尔神父摊开了两臂。

“那怎么行啊，”他大声叫嚷起来“，那不是小题大作吗？”

“防止犯罪比什么都重要。，

“您认为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吗？”

“岂止是这样认为”寡妇说。“单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阻止不了他犯罪的。”

过了一会儿，他们坐到桌前。一个赤脚的女仆端上来米饭菜豆，半熟的蔬菜和一盘肉丸子，上面浇了一种暗红色的浓浓的汁液。安赫尔神父闷头吃起来。辛辣的胡椒、房间里死寂的气氛、内心里纷乱的思绪使他回想起在马孔多的一段往事。当时，他刚刚开始担任神职，住在一间简陋的小房子里。一天中午，也和今天一样，天气炎热、尘土飞扬，他曾拒绝给一个上吊自杀的人举行基督教的葬礼，原因是狠心的马孔多居民反对安葬这个自寻短见的人。

安赫尔神父解开长袍的领扣，散散热气。

“好吧，”他对寡妇说“；请您关照一下罗贝托·阿希斯，叫他别忘了礼拜天去望弥撒。”阿希斯寡妇答应一定照办。

希拉尔多大夫和他的妻子从来不睡午觉。下午，他们一起阅读狄更斯的一篇小说。两个人呆在里面的院子里，男的躺在吊床上，两手交叉放在后颈上蹲听着，女的把书放在怀里，背对着被阳光晒得发蔫的天竺葵的斜影，朗读小说。她坐在椅子一动也不动，拿腔拿调地朗读着，读得没有一点味道。直到读完也没有抬头，书还是摊开在膝盖上。这时候，希拉尔多大夫走到洗脸池边冲洗了一下。天气闷热，似乎要来一场暴雨。

“这篇小说长吗？”她认真地思索了一会儿问。大夫以他在外科病房学会的轻巧动作把头从洗脸池里缩回来。“人们说这是个短篇小说，”他在镜子前一边擦头油一边说。“可是据我看，还不如说是一部长篇小说。”他用手指抹了点凡士林，擦在头顶上。最后说：

“评论家可能会说这是一篇短篇小说，但写得很长。”在妻子的帮助下，大夫穿上一件白色亚麻布的衣服。人们往往把她错认为是大夫的姐姐，一则她对他照顾得体贴入微，再则她那冷漠的目光显得年纪比大夫更大些。希拉尔多大夫临走前把今天请他出诊的人名单和顺序告诉了她，免得有急事找不着他。然后，又把候诊室的指示钟的指针拨了一下：大夫五点钟回来。

街上热得象蒸笼。希拉尔多大夫在人行道上的荫影里走着，预感到：尽管天气闷热，但今天下午绝不会下雨。蝉声使码头显得更加寂静。那头死牛已经被人拖出，顺水流走了。腐臭味已经消散，留下一片真空。

报务员从旅馆那边喊了他一声。

“收到电报了吗？”

希拉尔多大夫没有看见电报。

“请告如何发货。阿科凡签署。”报务员把电文背给他听。

他们一同来到电报局。报务员乘大夫起草回电时打了个盹儿。

“是盐镪水，”大夫用了个不大科学的名词解释说。尽管他预感到下午没雨，在起草完电报稿后还是安慰对方说：“今天晚上也许会下场雨。”

报务员开始计算字数。大夫没去管他，把目光转向发报机旁那本摊开的厚书。他问：那是不是一本小说。

“是《悲惨世界》，维克托雨果的。”报务员发完报，在抄件上盖了章，拿着书回到栏杆旁。“我想，有了这本书，我们可以消磨到十二月了。”

几年前，希拉尔多大夫就听说这位报务员利用空闲时间通过电报向贝纳尔多德尔维恩托女报务员传递诗歌。可是不知道他还传小说。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大夫说着，用手翻了翻那本翻阅多遍的厚书，不由得想起自己年青时那些荒唐念头。“还不如传点小仲马的东西呢。”

“她喜欢这本书，”报务员申辩说。

“您认识她？”

报务员摇了摇头。

“认识不认识，还不是一样。”他说。“她发的时候，总是一跳一跳的，走到哪儿，我也能认出来。”

这一天下午，希拉尔多大夫留出一个小时给唐·萨瓦斯看病。

唐·萨瓦斯疲惫不堪地躺在床上，从腰部往上裹着毛巾被。

“糖块儿好吃吗？”大夫问。

“天气太热了。”唐·萨瓦斯抱怨说，把他那象老太婆一样的臃肿的身躯转向屋门。“午饭后，我打过一针。”

希拉尔多大夫在窗前的桌子上打开药箱。院子里知了叫个不停，屋里热得实在难以忍受。唐·萨瓦斯坐在院子里费劲地挤出一点尿。大夫用试管取了琥珀色的尿样。病人觉得松快些了，一边看着大夫化验，一边说：

“大夫，您多费心吧，在知道这本小说的结局以前，我还不打算离开人世。”希拉尔多大夫把一粒蓝色的药片放进尿样里。

“什么小说？”

“匿名帖儿。”

唐·萨瓦斯用温顺的目光瞅着大夫把试管放在酒精灯的火焰上加热。他嗅了嗅，用混浊无光的眼睛等待着大夫的答复。

“正常，”大夫说着把尿样倒在院子里。过了一会儿，他问唐·萨瓦斯“：您也惦记着这件事？”

“我不惦记着，”病人说。“不过，我跟日本人一样，看见别人害怕就特别开心。”

希拉尔多大夫准备给他做皮下注射。

“还有，”唐·萨瓦斯接着说，“前天有人给我贴了一张。还是那些混账话，什么我的孩子啊，什么毛驴的故事啊。”

大夫用一根橡皮管勒住唐·萨瓦斯的血管。病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讲述毛驴的故事。看来大夫还不知道这件事，他得从头至尾讲一讲。

“二十年前，我做了一笔贩卖毛驴的生意，”他说。“赶巧到第三天清晨卖出的驴统统死了，身上没留下任何伤痕”

他伸出肥肥胖胖的胳臂，让大夫抽血。希拉尔多大夫拔出针，用棉花按住针眼儿，唐·萨瓦斯把胳臂缩了回去。

“您猜，人们编了个什么故事？”大夫摇摇头。

“说我在夜里亲自钻进各家的菜园子，把手枪捅进驴屁股里，把驴统统打死了。”希狡尔多大夫把装血样的试管放在上衣口袋里。

“乍听起来，这个故事挺象真事儿似的，”他说。

“不，其实是蛇咬的，”唐·萨瓦斯说。他坐在床上活象一尊东方的神像。“不管怎么说，把众所周知的事写成一张匿名帖儿，干这种事的人准是个胆小鬼。”“匿名帖的特点一向就是如此，”大夫说。“讲的都是众所周知的事，不过差不多都是事实。”

唐·萨瓦斯蓦地感到一阵不舒服。“是啊！”他喃喃地说。用床单擦了擦发肿的眼泡儿上的汗水，旋即说：

“话又说回来了，在咱们这个地方，谁想发财不得杀上三头五头毛驴啊。”

大夫听到这句话时正在弯腰洗手。从脸盆的水里，他看到自己的面影，牙齿长得这样整齐，简直不象天生的。他用鄙夷的目光斜睨了病人一眼，说：

“亲爱的唐·萨瓦斯，我一向认为，您唯一的美德就是厚颜无耻。”

病人一听这话大为兴奋。大夫的詈骂反而使他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除此而外，还有旺盛的性欲，”他边说边把胳臂一伸一屈的。他大约是要借此加速一下血液循环，但是在大夫看来，这恰好表现出他的恬不知耻。唐·萨瓦斯颠了颠屁股。

“所以一看到那些匿名帖儿，我简直要笑死了。”唐·萨瓦斯接着说。“他们说我的儿子在这一带糟蹋了多少多少黄花闺女，我可以告诉他们：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子。”希拉尔多大夫临走之前，不得不耐着性子听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他那些乌七八糟的风流事。

“啊，幸福的青春时代哪，”病人最后喊道：“在那种好年月里，一个十六岁的大姑娘还顶不上一头小牛犊的价儿。”

“老想这些，您的血糖还得升高，”大夫说。

唐·萨瓦斯吓得目瞪口呆了。

“恰恰相反，”他反驳说，“比起倒楣的胰岛素针来，这要好得多。”

大夫走到大街上，心里想唐·萨瓦斯动脉血管里的血液人定象粥一样的粘稠。不过，现在引起他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就是匿名帖儿。几天前，他在诊所里听到一些传言。今天下午，从唐·萨瓦斯家出来，他发觉在这一个礼拜当中，耳朵里没听见别的，只有匿名帖儿这一件事。

接下去，他又去好几家人家出诊。每一家都和他谈起匿名帖儿的事。他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笑眯眯地听人们发牢骚，一概不置可否。其实，他一直在开动脑筋，探求结论。大夫朝诊所走去。安赫尔神父刚从蒙铁尔寡妇家出来，一声喊叫打断了大夫的思路。

“您的病人怎么样，大夫？”安赫尔神父问。

“都还不错，神父，”大夫答道。“您的病人呢？”

安赫尔神父咬了咬嘴唇，拉着大夫的胳臂走进广场。

“您干吗要问这个？”

“不知道，”大夫说，“听说在您的病人当中正在流行着一种很厉害的时疫。”

安赫尔神父有意把话题岔开，大夫也看出来他是故意这样做的。

“我刚和蒙铁尔寡妇谈完话出来，”他说，“这个可怜的女人，神经紧张得受不住了。”

八成是天良发现吧，”大夫象是给病人诊断似地说。“她整天提心吊胆，要死要活的。”

两个人的家本来在相反的方向，但是安赫尔神父还是陪着大夫向诊所走去。

“说正经的，神父，”大夫接着刚才的话题说。“您对匿名帖儿怎么看？”

“我没有想这些，”神父说。“要是非让我说不可，我可以告诉您，这是在一个堪称典范的城镇里出现的妒忌现象。”

“我们当医生的，即使在中世纪也不会作出这样的诊断，”希拉尔多大夫反驳说。

他们在诊所门前停下脚步。安赫尔神父慢慢地扇着扇子说：“不要小题大做了，”这是他今天第二次说这句话。希拉尔多大夫心里“咯瞪”了一下，感到有点失望。

“神父，您怎么知道匿名帖儿上说的没有一点真话呢？”

“我会从别人的忏悔中知道的。”大夫冷冷地瞅了瞅他的眼睛。

“要是您从忏悔中还了解不到真情，那事情可就更严重了，”他说。

当天下午，安赫尔神父在穷人家里也听到他们议论匿名帖儿的事，但他们的态度不同，甚至感到挺痛快，做祷告的时候，神父有点头疼，他估计是中午吃肉丸子撑的。晚饭吃得没有一点味道。饭后，他找出电影审查目录。一连敲了十二下钟，表示绝对禁止看电影。这时，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隐隐约约地体验到什么是虚荣心。最后，他头疼得象要炸裂开来。神父索性把小凳靠在临街的大门上，拿定主意要当众查明是哪些人竟敢违抗他的告诫进入电影院。

镇长走进电影院。他在池座的一个角落里坐好，电影开演前，先抽了两枝烟。牙床已完全消肿了。但是一想起前几天夜里的那番折腾，再加上服用大量止痛片的那股难受劲儿，浑身还是怪不舒服的，吸烟后觉着有点恶心。

电影院本来是一个空场子，现在四周垒起一堵水泥墙，锌皮屋顶遮住了池座的一半。地上的青草仿佛每天早晨都重新发芽滋长似的，肥料就是观众丢在地上的香烟头和口香糖。一时间，镇长觉得未经刨光的木凳子以及前排座位和走道之间的铁栏杆似乎在眼前不住地浮动。尽里边的墙上涂了一片白颜色权当银幕。那银幕好象也在令人头晕目眩地飘动着。

熄灯后他觉得好了一些。这时候，高音喇叭里刺耳的音乐声停止了。安放在放映机旁那间小水房里的发电机的嗡嗡声显得更响了。

在正片之前，先放了几张宣传性的幻灯片。人们交头接耳的低语声，杂乱的脚步声和断断续续的笑声，在昏暗中乱哄哄地闹了几分钟。猛然间，镇长想：这样偷偷摸摸地到电影院来不啻是对抗安赫尔神父的严格规定。

电影院老板从镇长身边走过，单凭那股香水味，镇长也能把他认出来。

“你这个强盗，”他一把拉住老板的胳臂悄悄地说。“你得交一笔特别税。”

老板嘿嘿地笑了一声，坐在邻近的座位上。

“这是部好电影，”他说。

“就我来说，”镇长说，“我宁愿所有电影都是坏的。那些道德说教片最叫人讨厌。”

前几年，谁也不去认真对待教堂的警告钟声。但每到礼拜天大弥撒时，安赫尔神父就在布道坛上指名道姓地指出本星期有哪些妇女公然违抗他的告诫，并且把她们赶出教堂。

“是从后边的小门儿进来的，”老板说。

镇长正在看那部老掉牙的新闻片。银幕上出现有意思的地方，就把话停一停。

“反正是那么回事，”镇长说。“穿短袖衫的妇女，神父一律不发给圣餐。可是妇女们还是穿短袖衫，只是在进教堂望弥撒之前，套上一副假袖子。”

新闻片之后，放映下周电影的简介。两个人一声不吭地看着。放完了，老板往镇长身边凑了凑。

“中尉，”他低声说“，您出面买下来吧！”镇长的视线没有离开银幕。

“这笔生意可不好做呀。”

“我是不行，”老板说。“对您来说，这可是一笔大财。事情明摆着，神父不会用敲钟来找您的麻烦。

镇长思索了一下才回答说：

“我看行吧。”

但是，没有进一步具体谈。他把脚伸到前排的凳子上，被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吸引住了。演完电影，他想：冲这种片子，连敲四下钟也不值得。

从电影院出来，镇长在弹子房呆了一会儿，那儿正在玩抓彩。天气很热，收音机里播放一首蹩脚的乐曲。镇长喝了一瓶矿泉水，回去睡觉了。

他优闲自在地沿着河岸朝前走，黑暗中察觉出河水在上涨。河水哗哗地流着，散发出一股大牲畜的味儿。走到家门口，他忽然朝后一跳，拔出了手枪。

“出来，”他用紧张的声音说“，不然我要开枪了。”黑暗中一个甜滋滋的声音说：

“别紧张，中尉。”

他举起顶着子弹的手枪，直到藏在暗处的人走到明处来。原来是卡桑德拉。

“差点儿没让你跑了，”镇长说。

他把她带到楼上的卧室里。好长一段时间，卡桑德拉一直在拐弯抹角地说话。她坐在吊床上，一边说话一边脱鞋，天真地欣赏着染得通红的脚指甲。

镇长坐在卡桑德拉对面，拿着帽子当扇子扇，规规矩矩地和她闲扯。他抽了几支烟。时钟打过十二点，卡桑德拉趴在吊床上，伸出一只带着叮当作响的手镯的胳臂，捏了一下镇长的鼻子。

“太晚了，宝贝儿，”她说“，熄灯吧。”镇长微微一笑。

“我可不干这种事。”她感到莫名其妙。

“你会算命吗？”镇长问。卡桑德拉在吊床上翻身坐了起来。“当然会罗，”她说。过了一会儿，她明白过来了，连忙把鞋穿上。

“我没带牌来，”她说。

“唱戏的还不带着行头，”镇长微笑着说。

镇长从箱子底上翻出几张旧纸牌。卡桑德拉非常认真地一张一张地翻看着，看了正面，又看背面。“缺的那些张是好牌，”她说。“不过，不管怎么样，好在各张还能连得上。”镇长搬过来一张小桌子，在她对面坐下来。卡桑德拉把牌摊开。

“问爱情还是问生意？”她问。

镇长擦干了手上的汗。

“问生意，”他说。

一头没主儿的毛驴躲在农舍的屋檐下避雨。夜里，它老是用蹄子踢住屋的外墙，闹得人整夜不得安宁。天亮时，安赫尔神父才算打了个盹儿。醒来时觉得似乎满身都是尘土。晚香玉被霏霏细雨淋得无精打彩；厕所里臭气熏天；早晨五点的钟声敲过后教堂里显得阴森森的。好象所有这些都串通一气，和今天早晨过意不去。

神父在圣器室里换上做弥撒的衣服，听见特莉妮达在数死了多少只老鼠。这时，和往常一样，妇女们轻手轻脚地走进教堂。做弥撤的时候，辅祭东一个错西一个错，讲出的拉丁语粗俗不堪，神父越听越有气。最后，他的情绪沮丧极了。在一生当中，每逢碰到这种倒楣的时候，他总是感到十分沮丧。

神父去吃早饭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容光焕发的特莉妮达。“今天逮住六只，”她说着，哗啦哗啦地晃了晃盒子里的死老鼠。安赫尔神父尽力克制住自己的焦灼情绪。

“太好了，”他说。“下一步该找老鼠洞了，来个一网打尽。”老鼠洞嘛，特莉妮达已经找到了。她告诉神父，她在教堂的好几处地方找到了老鼠洞，特别是在钟楼和洗礼堂里，随后用沥青把洞全都堵死了。那天早晨，她看见一只老鼠象疯了一样往墙上撞，大概是夜里找不到窝儿啦。他们一起走到小院里。院子的地上墁着石子，晚香玉的枝杈开始伸展开来。特莉妮达停下脚步，把死老鼠扔进厕所里。待她来到办公室时，安赫尔神父正准备吃早饭。每天早晨，一掀开桌上的罩布，阿希斯寡妇送来的早饭准在下面，就象变戏法似的。

“我忘记告诉您一件事，没买到砒霜，”特莉妮达进来时说。

“唐·拉洛莫·斯科特说，没有医生开的条子，不卖给砒霜。”

“用不着了，”安赫尔神父说。“所有的老鼠都会憋死在洞里的。”

他把椅子拉到桌子旁边，摆好杯子、盛雪白的小面包片的盘子，以及刻有日本龙纹的咖啡壶。特莉妮达打开窗户。“最好还是准备着点儿，万一老鼠再来呢，”她说。安赫尔神父拿起咖啡壶刚要往杯里倒，突然停了下来，两眼望着特莉妮达朝桌边走过来。只见她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白色工作服，裹着残废人用的护腿。

“你对这件事儿过于操心了，”他说。

无论是今天还是以前，安赫尔神父从来没在特莉妮达的浓密杂乱的眉宇间发现过什么局促不安的神色。他的手指在轻轻地颤动。他倒完咖啡，放上两小匙白糖，开始在杯子里搅动，眼睛直瞪瞪地盯着墙上挂的十字架。

“你从多咱起就没来忏悔了？”

“从星期五起，”特莉妮达答道。

“告诉我，”安赫尔神父说，“你有没有向我隐瞒过自己的罪孽？”

特莉妮达摇了摇头。

安赫尔神父闭上眼睛。突然他停止搅动，把小匙子放在盘子上，抓住特莉妮达的胳臂。

“跪下，”他说。

特莉妮达慌张地把纸盒放在地上，跪在神父面前。

“念‘我是罪人’。”安赫尔神父拿出忏悔神父的腔调说。特莉妮达攥紧拳头，放在胸前，嘴里含糊不清地默诵着，直到神父用手按住她的肩头才停下来。神父说：

“好了。”

“我说过谎，”特莉妮达说。

“还有什么？”

“我有过邪念。”

每次做忏悔，都是这个顺序。她总是按这个次序泛泛地忏悔同样的罪孽。这一次，安赫尔神父一定要她深一步地谈下去。

“什么样的邪念？”他问。

“不知道，”特莉妮达犹豫了一下。“有时候有不好的念头。”安赫尔神父站起身来。

“你脑子里从没闪过自杀的念头吗？”

“圣洁的圣母玛利亚！”特莉妮达惊叫起来，低着头，用指关节敲打着桌子腿。接着，她回答说：“没有，神父。”神父叫她抬起头来，他痛苦地发现姑娘的眼睛里满含着泪水。

“就是说，砒霜真是给老鼠买的。”

“是的，神父。”

“那你为什么要哭啊？”

特莉妮达又要把头低下去，神父用力托住她的下巴。她的眼泪涌出了眼窝儿。安赫尔神父觉得泪水象温热的醋一样从他的指缝流过去。

“平静些，”他对特莉妮达说。“忏悔还没完呢。”

神父听任她抽抽噎噎地饮泣了一阵子。看到她哭得差不多了，神父轻轻地对她说：

“好啦，现在对我讲吧！”特莉妮达用裙子擤了擤鼻涕，吞下一大口发咸的眼泪。再开口的时候，她的声音恢复了正常，那是少有的男中音。

“我的叔叔安布罗西奥在追求我，”她说。

“怎么回事？”

“有一天晚上，他硬要在我的床上过夜，”特莉妮达说。

“说下去。”

“没有了，”特莉妮达说。“我向上帝发誓，再没有什么了”

“不用起誓，”神父告诫说。随后他用忏悔神父的平静语调说“：告诉我，你和谁一起睡觉？”

“我妈妈，还有别的女人，”特莉妮达说。“一共七个人，住在一间屋子里。”

“他呢？”

“他和男人佐在另外一间屋子里，”特莉妮达说。

“他从来没到过你的房间吗？”特莉妮达摇了摇头。

“要说实话，”安赫尔神父坚持说，“别害怕。他从来没打算进到你的房间里去吗？”

“有过一回。”

“事实经过呢？”

“不知道，”特莉妮达说。“我醒来的时候，觉得他已经钻进了我的帐子里。他悄悄地对我说，他不想把我怎么样，只想和我一起睡觉，因为他害怕公鸡。”

“伯什么公鸡？”

“不知道，”特莉妮达说。“他就对我说了这些。”

“那你和他说了些什么？”

“我说，你不走，我就喊了，把大家都叫起来。”

“他呢？”

“卡斯杜拉醒了，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说没什么事大概是做梦吧。他闷着头不吭气，象个死人似的。等他从帐子里出去的时候，我都没觉出来。”

“他穿着衣服，”神父用肯定的语气说。

“穿着睡觉的衣服，”特莉妮达说。“只穿着裤子。”

“他没想碰你一下。”

“没有，神父。”

“跟我说实话。”

“是没有，神父，”特莉妮达坚持说。“我向上帝发誓。”

安赫尔神父又把她的脸抬起来，盯着她那双闪烁着悲伤的泪花的眼睛。

“你为什么瞒着我。”

“我害怕。”“怕什么？”

“不知道，神父。”

安赫尔神父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用了很长时间劝解她。特莉妮达一再点头表示同意。最后，神父和特莉妮达一起低声祷告：“耶酥基督、上帝、圣父……”神父深沉地祈祷着，内心里感到一阵恐怖。一边祷告，一边尽其所能地回溯了一遍自己一生的经历。待到向特莉妮达赦罪的时候，一种灾难临头的感觉攫住了他的心灵。

镇长推开门，高声叫道：“法官。”阿尔卡迪奥法官的女人走进卧室，用裙子擦干了双手。

“他有两天晚上没回来了，”她说。

“这个该死的，”镇长说。“昨天他没到办公室去。我有件急事，到处找他，谁也说不上他在什么地方。你想想他会在哪儿呢？”

“八成到哪个婊子家里去了。”

镇长扭头走了，连门也没关上。他走进弹子房。自动唱机开到最大的音量，在放送一支伤感的歌曲。镇长径直走到最里边的

小房间，喊道“：法官，”老板唐罗克正在把大瓮里的甘蔗酒灌进酒瓶里。一听镇长喊，他停下手里的活计，大声说道：“不在，中尉。”镇长走到隔壁另一间屋里，一伙子人正在玩牌。谁也没见过阿尔卡迪奥法官。

“他妈的，”镇长说。“按说在这个镇上谁干什么大家都知道。

可现在我要找法官，可谁都不知道他钻到什么地方去了。”

“您去问问贴匿名帖儿的人吧！”唐罗克说。

“少拿那些破烂纸跟我瞎捣乱，”镇长说。

阿尔卡迪奥法官也没在办公室里。已经九点了，法院的秘书还在院子的走廊上打瞌睡。镇长回到警察局，命令三名警察穿好衣服，到舞厅和三个尽人皆知的暗娼家去找阿尔卡迪奥法官。然后，他走到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来回转悠。最后，在理发馆里，他看到阿尔卡迪奥法官坐在椅子上，两腿劈开，脸上蒙着一条热毛巾。

“我的法官，你可真够可以的，”镇长喊道。“我找你找了两天了。”

理发师把毛巾拿下来。镇长看见法官两眼肿胀，下巴黑乎乎的，三天没刮胡子了。

“你女人都临盆了，你呢，连影子也找不着，”镇长说。

阿尔卡迪奥法官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下来。

“哎哟，坏事了。”

镇长放声大笑，把法官推到椅子背上。“别害怕，”他说，

“我找你有别的事。”阿尔卡迪奥法官又闭上眼躺下去。

“理完发到办公室去一趟，”镇长说。“我等着你。”说着，他在长条靠背椅上坐下来。

“你钻到什么地方去了？”

“就在这儿，”法官说。镇长不常来理发馆。有一次，他看见墙上钉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莫谈国事。当时，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这一次纸条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瓜迪奥拉，”他叫道。

理发师正在裤子上擦剃刀。听见镇长说话，停下手里的活。

“什么事儿，中尉。”

“谁让你贴这个的？”镇长指着纸条问。

“凭经验办事呗，”理发师说。

镇长把一只小凳子拉到理发室的内墙前，踩着凳子把纸条摘下来。

“咱们这儿，只有政府才有权禁止这个禁止那个的，”他说。

“咱们现在讲民主。”

理发师接着干他的活儿。“谁也不能禁止人们发表意见，”镇长继续说，把纸条撕得粉碎，把碎纸扔进字纸篓，然后走到梳妆台前洗了洗手。

“看到了吧，瓜迪奥拉，”阿尔卡迪奥法官严肃地说。“怀疑上你了。”

镇长对着镜子查看了一下理发师的神色，只见他全神贯注地在干活儿。镇长一边不错眼地盯住他，一边擦干了湿手。

如今和从前不一样了，”他说。“过去是政治家说了算，现在是政府说了算。”

“听见了吗，瓜迪奥拉，”阿尔卡迪奥法官说。他脸上涂满了肥皂沫。

“当然听见了，”理发师说。

走出理发馆，镇长把阿尔卡迪奥法官一直推到办公室。淫雨霏霏，大街上好象涂了一层湿淋淋的肥皂。

“我总觉得理发馆那地方是个阴谋家的老窝儿，”镇长说。“说是这么说，”阿尔卡迪奥法官说，“谁也没有凭证。”

“棘手的也恰好在这里，”镇长说，“他们显得太顺从子”

“在人类的历史上，”法官象宣读判决书似地说，“没有一个理发师是搞阴谋的。相反的，没有一个裁缝不会耍阴谋。”

镇长拉着阿尔卡迪奥法官的胳臂，叫他坐在转椅上。等法官坐好了，他才把手松开。秘书打着呵欠走进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张打好字的纸。“好吧，”法官对镇长说“，开始工作吧！”他把帽子向后一推，接过那张纸。

“这是什么？”

“给法官的，”秘书说。“这张名单上的人都没有被贴过匿名帖儿。”

镇长满脸疑惑地看了看阿尔卡迪奥法官。

“哈哈！他妈的！”镇长喊道，“原来你也惦记着这件事呐。”

“这就跟看侦探小说一样，”法官解释说。

镇长看了看名单。

“这个材料很好，”秘书解释说。“作案的一定是这里边的人。

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阿尔卡迪奥法官从镇长手里把纸头拿过来。“简直是瞎扯淡，”他对镇长说。然后又转向秘书：“如果我是贴匿名帖几的人，我先在自个儿家的门上贴一张，免得叫人怀疑。”他又问镇长：

“您不这样看吗，中尉？”

“干这种事的人，”镇长说，“自然晓得怎么干。咱们犯不上操这份闲心。”

阿尔卡迪奥法官把纸撕碎，揉成一团儿，扔到院子里：

“当然啦。”

早在法官回答以前，镇长已经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他把手掌撑在写字台上说：“好啦。有件事，请你查查书。是这么回事：这次闹水灾，洼地上的住户把家搬到了公墓后边的空地上。那边的地是属于我的。你说，我该怎么办？”

阿尔卡迪奥法官微微一笑。

“为了这么点儿事，根本不必到办公室来，”他说。“这种事再简单不过了。政府把地给了移民，就应该对持有正式地产证的人给予相应的补偿。”

“我有地产证。”

“那就没说的了。您去找几位懂行的人，估一估地价，”法官说。“由政府来付款。”

“谁去找呢？”

“您自己找就行。”

镇长扶正了枪套，大步朝门口走去。阿尔卡迪奥法官看见他要走了，心里想：生活只不过是不断地给人一些机会，好让人能活下去。

“这么件小事，何必着急呢？”他笑着说。

“我不着急，”镇长绷着脸说。“不过，总也是件事呀！”“那当然。不过事先您得任命一位检察官，”秘书插嘴说。

镇长转向法官。

“是真的吗？”

“在戒严的情况下，倒不是绝对必要的，”法官说。“但是，如果有一位检察官来承办这件事，您就更清白些，因为您本人就是有争议的土地的主人嘛。”

“那就任命一位吧！”镇长说。

街中心有几只兀鹰在争食一截肠子。本哈民先生直勾勾地瞧着兀鹰，换了只脚登在脚垫上。兀鹰吃力地上下盘旋，摆出一副高傲、庄重的样子，好象在跳古曲舞。本哈民先生眼睛瞧着兀鹰，心里实在佩服那些在四旬节那个礼拜天装扮兀鹰的人们，他们演得真叫逼真。坐在他脚下的小伙子往另一只鞋上抹了点鞋油，敲了敲木箱子，让他换一只脚。

本哈民先生从前以代写书信为生，无论干什么事从来不紧不慢的。时光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地他开的那家铺子已经坐吃山空，最后只剩下一加仑汽油和一把蜡烛。

“下雨天，还是这么热，”小伙子说。

对这句话，本哈民先生很难苟同。他穿着干净麻布衫，小伙子呢，却汗流浃背。

“热不热其实都是人的幻觉，”本哈民先生说。“心静自然凉嘛。”

小伙子没有吭气，又在木箱子上敲了一下。不一会儿，鞋擦好了。本哈民先生回到那间货架子空空如也的阴暗的店铺里，穿好外套。然后，戴上草帽，打着雨伞在蒙蒙细雨中穿过马路。他冲着对面那家的窗户喊了一声。一个满头黑发、肤色苍白的姑娘从半掩着的大门里探出头来。

“你早啊，米娜，”本哈民先生说。“还不去吃午饭？”

姑娘回答说先不吃。说着话打开了窗户。她坐在一只大篮子前面，篮子里装满剪断的铁丝和五彩缤纷的纸片。姑娘怀里放着一个线团，一把剪子和一束没做完的纸花。唱机在放唱片。

“我回来以前，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铺面，”本哈民先生说。

“要耽搁很久吗？”

本哈民先生侧耳听了听唱片。

“我到镶牙铺去一趟，”他说“，半小时准回来。”

“唉，好吧，”米娜说。“瞎奶奶不让我在窗户这儿傻呆本哈民先生不再听唱片了。“现在所有的歌全是一个味儿，”他说。米娜把一枝做好的花插在用铁丝包上绿纸做成的细长的花茎上。她用手指捻动花茎，纸花转了一圈。管乐声和纸花多么谐调啊。她简直被迷住了。“您跟音乐是冤家对头，”她说。这工夫儿，本哈民先生已经走开了。他轻轻地踮着脚尖走路，生怕把兀鹰吓跑。米娜看见本哈民先生在敲镶牙铺的大门，才又接着干活儿。

“照我看，”牙匠一边开门一边说，“变色龙的知觉全在眼睛上。”

“那很可能，”本哈民先生表示同意。“你怎么突然想到这件事？”

“我刚从收音机里听到，变色龙眼一瞎就不会变颜色了，”牙匠说。

本哈民先生把张开的雨伞放在旮旯里，把上衣和草帽挂在钉子上，然后往椅子上一坐。牙匠在研钵子里搅拌着一种暗红色的粘糊糊。

“讲的东西可多了，”本哈民先生说。

本哈民先生说话历来都是拐弯抹角的，令人难以捉摸。这回还是这样。

“讲变色龙吗？”

“什么都讲。”

牙匠拿着和好的黏糊糊定到椅子旁边，叫本哈民先生咬牙印。本哈民先生把坏了的假牙取下来，用手绢包好，放在椅子旁边的玻璃板上。假牙一取下来，再加上那副瘦削的肩膀，干瘪的四肢，他活象个苦行僧。牙匠把那团黏糊糊贴在他的上牙膛上，然后把他的嘴合紧了。

“就这样，”牙匠看着本哈民先生的眼睛说。“我这个人就是胆小怕事。”

本哈民先生打算喘口大气，可是牙匠紧紧地按住他的嘴。

“不，”他在内心里反驳说“，不是。”和大家一样，他也知道，只有牙匠被宣判死刑以后没有弃家逃亡。他们开枪射击，打得牙匠家的墙垣尽是窟窿，限令他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本镇，但是他没有屈服。他把手术室搬到里边的一间屋子，干活儿的时候，手枪老是放在手边。言谈小心谨慎，没出过岔子。就这么着熬过了那几个月的恐怖时期。

牙匠在取牙模的时候，发现本哈民先生的眼里几次流露出或轻或重的惶惶不安的神情。他按住本哈民先生的嘴，等牙模干。过了一会儿，他把牙模取了出来。

“我不是说那件事，”本哈民先生缓了口气说。“我说的是匿名帖儿。”

“噢，”牙匠说“，这么说你也关心这件事。”

“唉，从这里可以看出社会多么腐败啊！”本哈民先生说。

他把假牙戴好，慢慢腾腾地穿上外套。

“究竟能说明什么，早晚大家都会知道，”牙匠不痛不痒地说。他朝窗外扫了一眼，天空阴沉沉的。他又接着说：“你看是不是等雨住了再走。”

本哈民先生把雨伞挎在胳臂上。“铺子里没人，”说着，他看了看阴云密布的天空，拿起草帽，告辞出来了。

“别这么想，阿乌雷列奥，”走到门口时本哈民先生说。“谁也不会因为你给镇长拔了牙，就说你是胆小鬼。”“既然如此，”牙匠说“，请你等一等！”

他走到门口，递给本哈民先生一张叠着的纸。

“你先看看，再传给别人。”

本哈民先生用不着打开纸片就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他张着嘴瞧着那张纸。

“还在干？”

牙匠点了点头，站在门口，一直等到本哈民先生离开镶牙铺。

十二点整，牙匠的者婆招呼他吃午饭。二十岁的女儿安赫拉正在餐厅里补袜子。餐厅里家具不多，似乎都是从旧货摊上买来

的，显得有点寒伧。在通向院子的走道的木头栏杆上放着一排红色的花盆，里边种着各种药草。

“可怜的小本哈民，”牙匠在圆桌旁坐下的时候说，“他也在惦记着匿名帖儿呐。”

“大家都悬着个心，”他老婆说。

“托瓦尔家姐儿几个要搬走了，”安赫拉插嘴说。

牙匠的老婆拿过盘子给大家盛汤。“她们匆匆忙忙地在变卖东西，”她说。热汤的香味扑鼻而来，牙匠觉得他老婆真是多余的操心。

“会回来的，”他说。“丢脸的事说忘就忘。”

他舀起一匙汤，吹了吹，想听听女儿有什么见解。女儿和他一样干瘦干瘦的，但她的眼睛很有光彩。她没有再谈这件事，转了个话题谈起马戏团。她说，有一个男人用锯子把他妻子锯成两半；一个侏儒把脑袋放在狮子的血盆大口里唱歌，还有一个演员在插满尖刀的平台上一连翻了三个跟头。牙匠一声不响地边吃饭边听她讲。最后，他说：要是晚上不下雨，全家一块去看马戏。

牙匠在卧室里挂上吊床，准备睡午觉。他发现虽然他提出全家一块去看马戏，他老婆还是照样闷闷不乐。她说，如果有人给她贴匿名帖儿，她也打算离开这儿。

牙匠听了这番话，并不感到出乎意料。他说：“从前他们用枪子儿也没把咱们赶走，现在在门上贴张纸就把咱们撵跑了，这不成了笑话吗。”他脱掉鞋，穿着袜子躺在吊床上，安慰她说：

“甭担心，不会有人给你贴匿名帖儿的。”

“他们才不管是谁呢，”女人说。

“那得看怎么说了，”牙匠说。“他们知道，对付我得用别的招儿。”

女人躺在床上，脸上露出疲倦的神情。

“知道是谁贴的就好啦。”

“谁贴的谁知道，”牙匠说。

镇长经常是几天几天的不吃饭。原因呢，很简单，他把吃饭这个碴儿给忘了。要说他的活动，有时候也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可又不是老这么忙。很多时候，却又闲得无聊。在镇上东走走，西看看，或者把自己关在那间装了钢板的办公室里，也不知道日子是怎样打发过去的。他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老是呆在一个地方，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从来没有按一般人的习惯生活过。除了饿得实在顶不住了，才到饭馆里随便吃点什么。

那天，他和阿尔卡迪奥法官共进午餐。整个下午他们都在一起，直到办完卖地的手续。请来的行家估好了地价。临时任命的检察官只干了两个小时就没事了。四点钟刚过，他们走进弹子房，两个人好象为了前程奔波，刚刚长途跋涉归来似的。

“总算完事了，”镇长挥了挥巴掌说。

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答腔。镇长看到他在柜台那里找凳子，便递给他一粒止痛片。

“来杯水，”镇长对唐罗克说。

“来杯冰镇啤酒吧，”阿尔卡迪奥法官提出自己的要求。说完把头耷立在柜台上。

“那就来一杯冰镇啤酒，”镇长改口说。他把钱撂在柜台上，又说：“这个钱是他挣来的，干起活儿可真象个男子汉。”

阿尔卡迪奥法官喝完啤酒，用手指揉了揉头皮。弹子房里洋溢着一派节日气氛，人们正等着看马戏团打这儿路过。

镇长从弹子房望出去，正好看见马戏团走过来。乐队敲锣打鼓，先是一个身穿银白色衣服的姑娘骑着一只矮象走过去，象的耳朵和芋头叶一样。后面是几个小丑和杂技演员。雨过天晴，黄昏象水洗过似的。在落日余辉的照射下，又热起来了。音乐声戛然停止，一个男人踩着高跷出来报幕。全镇居民不声不响地仿佛从地底下一拥而出，走上街头。

安赫尔神父从办公室里看见马戏团打门口走过。他随着音乐的节奏摇晃着脑袋。童年时代的欢快心情复苏了。从吃晚饭直到入夜时分，这种情绪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查看了哪些人进入电影院，又独自回到卧室的时候，这种情绪才消失。晚祷之后，他痴呆呆地坐在藤摇椅上，甚至没有听到九点的钟声，也不知道电影院的高音喇叭是啥时候停下来的。只有一只癞蛤蟆在“呱呱”地鸣叫。他从摇椅上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给镇长写了一个呈文。

应马戏团老板的邀请，镇长在荣誉席上落座观看节目。开始表演的是吊杆，后来出来几个小丑。接着，卡桑德拉出台了。她穿着一件黑丝绒衣服，蒙着眼睛，表演的节目是猜观众在想什么。镇长赶紧溜走了。他在镇上做了例行的巡逻后，十点钟来到警察局。一封字迹工整的正式信件正在等着他拆阅。这是安赫尔神父的呈文。神父如此正经地提出要求，倒叫镇长大吃一惊。

镇长扣门的时候，安赫尔神父正在脱衣服。“好家伙，”这位教区神父说，“他来得这么快，真没想到。”镇长还没进门，神父就听出是他来了。

“我很高兴能当面答复您的信件，”镇长笑容满面地说。

他把帽子一甩，扔到藤摇椅上，帽子象唱片似的打了几个滚儿。柜子下面有几瓶汽水，放在一个小盆里，用冷水镇着。安赫尔神父拿出一瓶。

“喝瓶柠檬汁吗？”镇长接了过来。

“打扰您了，”教区神父开门见山地说，“您对匿名帖儿这样漠不关心，我很担忧。”

看见神父讲话的样子，人们或许以为他在开玩笑，但镇长完全当正经的话听。他心里想，为什么安赫尔神父对匿名帖儿竟会担心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莫名其妙。“您也惦记着这件事，神父，这可有点怪啦”安赫尔神父翻腾桌子的抽斗，找开瓶的起子。

“我担心的并不是匿名帖儿本身，”找不到起子，瓶子打不开，神父不知如何是好了。“我担心的是……怎么说呢……这里面有某种不公道的东西。”

镇长从神父手里夺过瓶子，用靴子的铁掌起下瓶盖，他左手的动作十分熟练，不由安赫尔神父不佩服。他用舌头舔了舔流到瓶颈上的泡沫。

“这种私生活的事，”他开了头，一时又想不出个主意，“说真格的，神父，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呐。”

神父走到办公桌旁。“您应该知道怎么办，”他说。“甭管怎么说，这对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用茫然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周围，又换了一种口气说：

“礼拜天之前得采取点行动。”

“今天是礼拜四，”镇长说。

“我知道今天是礼拜几，”神父回答说。他暗自鼓了鼓劲儿，又接着说，“也许您还来得及尽到自己的职责。”

镇长使劲地攥住汽水瓶子，好象要把它拧弯似的。安赫尔神父看见他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步履矫健，神情潇洒，一点也不象个中年人的样子。神父确实有些自惭形秽了。

“您看，”神父重申了自己的看法，“这也不是什么百年不遇的事。”

钟楼打了十一点。最后一声回音消逝了。镇长两手撑在桌面上，朝神父俯下身来。他的面部流露出一种强压住的忧虑神情，说话的声音也透露出这种情绪。

“您看，神父，”他开口说话了，“眼下镇上平安无事，人们开始相信政府了。现在要是为这种区区小事动用武力，冒的风险可就太大了。”

神父点头表示同意，但又进一步解释说：

“我的意思是，一般地采取点行政措施。”

“甭管怎么说吧，”镇长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我一定考虑一下现在的情况。您知道，我那里有六名警察，整天呆在警察局，光拿钱不干事。想换也换不掉。”

“我知道，”安赫尔神父说“，这也不能怪您。”

“现在，”镇长没有答理神父的插话，仍然急切地说：“三名警察是普通刑事犯，从监狱里提出来冒充警察的，这件事对谁都不是秘密。情况就是这样。我可不敢冒险让他们上街抓人。”安赫尔神父摊开两手。

“当然，当然，”他一迭声地表示同意，“他们当然不能算数。不过，比如说，您为什么不可以动用良民百姓呢？”镇长直起身子，一口一口地毫无滋味地呷饮着瓶子里的汽水。他的前胸、后背全都浴满汗水。他说：

“您不是说过嘛，那些良民百姓看到匿名帖儿，都要快活死了。”

“并不是所有的人。”

“再说，为了这点微不足道的事，不值得兴师动众。我这是跟您说实话，神父，”镇长和和气气地说，“直到今天晚上我还没有想过，这件事和您、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安赫尔神父慈祥地答道：“关系嘛，总还是有一点。”前一天在阿希斯寡妇家吃午饭的时候，神父就在脑子里开始酝酿一套布道辞。现在为了说服镇长，他掏出了几句考虑成熟的话。

“也许可以这样说，”他最后说，“这是道德方面的恐怖主义。”

镇长坦然一笑。“好了，好了，”他打断神父的话，说。“这些破烂纸用不着提到哲学的高度了，神父。”他把没喝完的汽水瓶放在桌子上，态度和蔼地让步说：“既然您把事情看得这么重，那我一定好好想想，看怎么办好。”

安赫尔神父对镇长表示感谢。他说，礼拜天为了匿名帖儿揪着个心走上布道坛，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儿。镇长本想请神父再多解释几句，但他发觉时间太晚了，又让教区神父熬夜了。

军鼓象昔日的鬼怪一样又被抬了出来。上午十点钟，在弹子房对面擂起军鼓。鼓声惊动了全镇居民，大家连忙侧耳细听。直到最后“咚咚咚”连敲三下，鼓声戛然而止。愁云又笼罩在小镇上。

“死神”蒙铁尔寡妇看到人们打开门窗，从四面八方涌向广场，大声喊道“：死神来啦！”

她定了定神，拉开阳台上的帘子，只见人群围在一个准备宣读告示的警察周围。广场上鸦雀无声，警察用不着抬高嗓门儿。

蒙铁尔寡妇用手拢住耳朵仔细听，听了半天只听明白了两个字。

家里也没人给她讲一讲。按照官方的惯例，告示宣读完毕，新秩序就算建立起来了。她问谁，谁都说没听清楚。厨娘看见她面色苍白，吓了一跳。

“告示都说些什么？”

“我正在打听呢，谁都说不知道。事情是明摆着的，”寡妇说，“自开天辟地以来，好事从来不上告示。”

于是，厨娘到大街上去打听，回来以后把详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从当天晚上起恢复戒严，什么时候戒严的起因消除了，才能解除。从晚八点到第二天凌晨五点，任何人没有镇长签名盖章的通行证不得上街。警察奉命不管在街上遇到什么人，要连喊三声“站住”；不站住可以开枪。镇长亲自挑选老百姓参加巡逻，以配合警方夜间值勤。

蒙铁尔寡妇一下一下地咬着手指甲，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告示上没有写，”厨娘答道。“可大家都说是为了匿名帖儿的事儿。”

“我早就料到了，”寡妇惊恐不安地嚷道。“死神要在镇上作祟了。”

她一面派人去叫卡米查埃尔先生，一面派人从库房里取出那只钉着铜钉的皮箱，拿到她的卧室来。这种安排并非出于一时冲动，而是经过长时间的成熟考虑。皮箱是何塞·蒙铁尔去世前一年出远门（他一生当中就外出旅行过这么一次）时买的。蒙铁尔寡妇从衣柜里拿出几件衣服、内衣和鞋子，整理好，放在箱子底上。她一面收拾东西，一面在想：那种梦寐以求的宁静生活该有多么安适。她要远离这个镇子，离开这个家，找一间有壁炉和花坛的房子住。在那里种点牛至草，她可以尽情地怀念何塞·蒙铁尔，可以一心一意地盼望每礼拜一下午收到女儿们的来信。

她把必要的衣服收拾好，把剪刀、橡皮膏、一小瓶碘酒和针线装在皮匣子里；把念珠儿和经书装进鞋盒。就这样，她已经担心所带的东西是不是超过了上帝的允许。最后，她把圣拉法埃尔的石膏像放在一只袜筒里，小心翼翼地放在衣服中间，把箱子锁上。

卡米查埃尔先生走进屋门，看见她穿戴得十分简朴。这一天，卡米查埃尔先生没有带雨伞。这仿佛是一种预兆，但寡妇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她从衣袋里掏出家里所有的钥匙，每把钥匙上都拴着一张小纸牌，上边用打字机打好是开哪个的。她把钥匙交给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我把何塞·蒙铁尔这份罪孽深重的家当全都交给您。您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长时期以来，卡米查埃尔先生一直担心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这就是说，”他试探着说，“您想到别处去，过了这阵子再回来。”寡妇用平静而果断的声音说：

“我永远不回来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没有露出慌张的神色，他向寡妇分析了一下情况。何塞·蒙铁尔的遗产还没有清点完毕。许多以不同方式获得的财产还没有来得及办手续，其合法地位尚属未定。不把这部分混乱的财产何塞·蒙铁尔去世前几年连个大概的数也没有清理完，就无法解决继承问题。寡妇在德国当领事的大儿子和那两位留恋巴黎的花天酒地生活的女儿必须回来一趟，商定他们应该享受什么权利，不然就得请代理人来代办。在这以前，什么也不能变卖。

两年前，卡米查埃尔先生就提出了一套象迷魂阵似的手续，两年来蒙铁尔寡妇一直陷在阵里走不出来。但这一次却未能打动她。

“没关系，”她固执地说。“我的孩子在欧洲过得很幸福。正象他们说的，在这个野蛮的国度里什么也干不成。卡米查埃尔先生，要不您把这所房子里所有的东西捆成一卷，扔到猪圈喂猪算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没有顶撞她。他说，要出远门还得准备准备，说完就出来找医生去了。

“好吧，瓜迪奥拉，你的爱国主义究竟是什么玩意儿，让我们见识见识吧！”

镇长还没有走进理发馆的大门，理发师和在里面聊天的几个人就听出是他来了。“还有你们俩，”镇长指着两个年轻人说。“你们不是整天想着要枪吗，今天晚上就发给你们。看看你们会不会忘恩负义，掉过枪口来打我们，”听上去，镇长说话的口吻还是挺和气的。

“还是给把扫帚吧，”理发师回了他一句。“抓巫婆，扫帚比什么枪都顶用。”理发师正在给今天上午第一位上门的顾客刮脖梗子，连看也没看镇长一眼。镇长说的话，他压根儿没当真。直到镇长查问这些人里谁是预备役军人，谁会打枪，他才明白自己也被选中了。

“真的让我们去摆弄这玩意儿吗，中尉？”他问。

“啊，他妈的，”镇长回答说。“你们整天嘀嘀咕咕地说要枪，现在给枪了，你们又不信。”镇长站在理发师身后，从镜子里可以看到全屋的人。

“说正经的，”他改变了口气，下命令说，“今天下午六点钟，一级预备役军人到警察局报到，”理发师在镜子里正好和他目光相遇。

“我要是得了肺炎呢？”他问。

“那就到监狱里去治，”镇长答道。

弹子房的留声机正在放一只伤感的歌曲，放着放着走了调。

屋里空无一人，在几张桌子上还摆着没喝完的瓶子和杯子。

“现在可倒好，”唐罗克看见镇长走进来说，“什么都完了。

七点钟一定得关门。”

镇长一直走到弹子房的里边，赌牌的几张桌子也空着。他打开厕所门，又看了看库房，然后回到柜台。走过球台时，突然把台布掀起来，说：

“好啦，别装蒜了。”

两个青年人从台子底下钻出来，掸了掸裤子上的尘土。一个人面色苍白。另外那个年轻一点儿的，脸上通红，一直红到耳朵根儿。镇长轻轻地把他们推到门口的桌子旁边。

“看起来，你们已经知道了，”镇长对他们说。“下午六点钟，到警察局报到。”

唐罗克站在柜台后面没出来。

“这么干，”他说“，八成是要抓走私吧。”

“也就是两三天吧，”镇长说。

电影院老板在大街拐角的地方追上了镇长。“怎么又来了这么一招儿啊，”他大声嚷道。“敲十二下钟就够呛了，现在怎么又吹起号来了。”镇长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打算扬长而去。

“我要把电影院没收，”他说。

“不行，”老板顶撞说。“电影院不是公用事业。“”在戒严状态下，”镇长说“，电影院也可以宣布为公用事业。”

他收起了笑容。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警察局的楼梯。上了二楼，他伸开两臂，又笑了起来。

“臭狗屎，”他喊道。“您也来了？”

马戏团老板躺在一张折叠椅上悠悠自得的活象东方的君主。他出神地叼着一只海狼牌烟斗。象在自己家里一样，示意让镇长坐下。

“咱们来谈谈生意吧，中尉。”

镇长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他的对面。老板那只戴着五光十色的宝石的手托着烟斗，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手势。

“可不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谈？”镇长挥了一下手，表示可以。

“由打看见您刮脸的那天起，我就了解您的为人了，”老板说。“这么说吧，我这个人是很有眼力的。我知道，这次戒严对您来说……”镇长打量着他，脸上露出了寻开心的神态。

“……可是对我来说，我花了钱安好场子，还要养活十七个人，九头驯兽，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那又怎么样呢？”

“我提议，”老板说“，十一点开始戒严，夜场的进项咱俩平分。”

镇长满面含笑地坐在椅子上没有挪动一下。

“想必是您已经在镇上打听过了，”他说“，有人告诉您，说我是强盗。这种事，用不着费多大劲就能打听到。”

“我说的是正经的生意，”老板抗议说。

老板没有留神，不知什么时候镇长拉下了脸。

“礼拜一再说吧，”中尉不置可否地说。

“到礼拜一，我肚子都得饿瘪啦，”老板顶撞说，“我们是穷人呐。”

镇长轻轻地拍拍马戏团老板的后背，把他推到楼梯口。“别跟我叫苦了，”他说。“这种事我清楚。”两人站在楼梯前，镇长用安慰的口吻说：

“今天晚上叫卡桑德拉到我这儿来一趟。”

老板想转过身去，但背上那只手使劲扳住他。

“当然可以，”他说。“咱先不谈这个事儿。”

“叫她来，”镇长坚持说。“有事儿明天再谈。”

本哈民先生用手指尖推开纱门，但是没有走进去。他憋着一肚子的气，大声道：“窗户，诺拉。”

诺拉·德·哈科夫是个中年妇女，身体高大，头发剪得象个男人。她躺在昏暗的房间里，对着电风扇，正等着本哈民先生来吃午饭。听到喊声，吃力地站起身来，打开临街的四扇窗户。一股热气冲了进来。屋里的地面上漫着花砖，每块砖上都画着一只模样相同的孔雀，家具上蒙着花布。房间的装饰给人一种愈穷愈讲究的印象。

“大家议论的事儿是真的吗？”她问。

“议论的事儿多着呢。”

“比如蒙铁尔寡妇，”诺拉·德·哈科夫进一步说，

“人们都说她又疯了。”

“依我看，她早就疯了，”本哈民先生说，随后又没好气地加上一句：“是这么回事儿：今天上午，她要从阳台上跳楼自杀。”饭桌的两头各摆一份餐具，从大街上看得一清二楚。

“这是上帝降罪啊，”诺拉·德·哈科夫说着拍了拍手，叫佣人上菜。她把电风扇挪到餐厅里。

“从今天上午起，她家里满屋子都是人，”本哈民先生说。

“这倒是个好机会，可以从内里看看这个老太婆，”诺拉·德·哈科夫答道。

一个头上用红缎带扎着发结的黑人小姑娘把热汤端到桌上。餐厅里顿时弥漫着一股鸡香味儿，屋里热得令人难以忍受。本哈民先生把餐巾放在脖子上说“：祝你健康。”他拿起调羹想喝口热汤。

“吹一吹，傻瓜，”诺拉·德·哈科夫不耐烦地说。“还不把上衣脱掉。你这种不开窗户不进屋的毛病都要把人热死了。”

“现在更得让窗子大敞四开了，”他说。“免得人家说从大街上看不见我在你家里干些什么。”

本哈民先生得意地笑了笑。诺拉，德哈科夫看见他露出了象火漆一样鲜红的牙床。“别出洋相了，”她喊了起来。“人家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不在乎。”热汤可以喝了。他们一边喝汤一边断断续续地拉家常。

“我倒是担心人家议论莫尼卡，”她指的是她十五岁的女儿。自从上中学以后，莫尼卡还没回来度过假。“至于我，议论来议论去无非是那些人们早就知道的事。”

这一回，本哈民先生没有象往常那样向她投过不赞同的目光。他们默默地喝着汤，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张两米长的桌子，这是他规定的最短的距离，特别是在公开场合。二十年前，她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本哈民先生给她写过几封长长的情书，她也总是热情地回信。有一次假期到农村野营，奈斯托尔哈科夫喝得醉醺醺的。他抓住诺拉的头发，把她拽到院子的一个角落里说：

“你要不和我结婚，我就毙了你。”毫无商量的余地。假期一完，他们结了婚。十年后，又分居了。

“说来说去，”本哈民先生说，“还是别关上门，兔得让人家胡乱猜想。”

喝完咖啡，他站起身来说：“我走了，米娜该等急了。”走到门口，他戴上帽子，高声说道：

“这屋里跟着了火一样。”

“我不是一直这么说嘛！”她说。

本哈民先生走到最后一个窗子口，转过身来向她表示祝福。诺拉·德·哈科夫看到本哈民先生告辞走了，把电扇拿进卧室，关上门，脱光衣服。然后，和每天吃完午饭后一样，走进浴室，坐在抽水马桶上独自一人想心事。

每天她都看到奈斯托尔哈科夫从她门口走过四次。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和另外一个女人同居，有了四个孩子，人们把他看做是一位模范的父亲。近年来，有好几次他带着孩子从她门口走过，但是从来没和他的女人一起来过。她看到他消瘦了，苍老了，面无血色，成了一个陌生人，过去那种恩爱关系已是不堪回首。有时候，她独自一人睡午觉，也曾热切地怀念过他。只不过不是他现在这副样子，而是在莫尼卡出世之前的样子。当时他们相爱时间不算长，但是，论感情却是如胶似漆，没有闹过不和。

阿尔卡迪奥法官一直睡到正午才起床。他到了办公室才听说出告示的事。他的秘书呢，从早晨八点镇长让他起草告示起，就一直惶惶不安。

“不管怎么说，”阿尔卡迪奥法官知道了详情以后，思忖一下说“，措词太激烈了。没有这个必要。”

“法令总是这样。”

“那倒是，”法官表示同意，“不过情况变了嘛，措词也应该改变。说不定把人们吓坏了。”

后来，到弹子房打牌的时候，他发现主要的情绪不是害怕。倒不如说，人们有一种集体的胜利感，因为大家看到一切都恢复了老样子。阿尔卡迪奥法官离开弹子房的时候，迎面碰上了镇长。

“看起来，对付匿名帖儿值不得这样搞，”他对镇长说。“人们都在看笑话呢。”

镇长抓住他的胳臂说：“我们不是跟老百姓作对。这叫做例行公事。”这样边走边谈，阿尔卡迪奥法官实在有些吃不消。镇长象要办什么急事似的，大步流星地往前赶，走了半天还不知道要上哪儿去呢。

“这种状况不会延续一辈子的，”镇长接着说。“从现在起到礼拜天，我们一定把那个贴匿名帖儿的小丑关起来。不知为什么，我猜想准是个女的。”

阿尔卡迪奥法官不以为然。秘书汇报的时候，他吊郎当的没用心听，不过大体上也有一个看法：匿名帖儿不是一个人贴的，也不象有什么统一的计划。最近几天又出现了新花样：在匿名帖儿上画漫画。

“可能不是一个男人也不是一个女人干的，”阿尔卡迪奥法官最后说，“八成是几个不同的男人和女人干的，而且是各搞各的。”

“别把事儿弄得太复杂了，法官，”镇长说，“您应该知道，不论什么事，参加的人虽然很多，可罪魁只有一个。”

“这话是亚里士多德说的，中尉，”阿尔卡迪奥法官回答说。他满有把握地加上这么一句：“总而言之，我看现在采取的措施是荒唐的。贴匿名帖儿的人干脆往旁边一躲，等到戒严一结束，就万事大吉了。”

“不要紧，”镇长说“，说到底，总要维护权威的原则嘛。”招募来的人开始在警察局集合。小院子四周围着高大的水泥墙，墙上血迹斑斑，弹痕累累，让人想起了过去的岁月。当时，监狱里容不下那么多人，犯人只好呆在露天。当天下午，那几名被解除武装的警察穿着短裤在走廊里来回闲行走。

“罗维拉，”镇长在门口叫道“，给小伙子们弄点喝的。”叫罗维拉的警察穿上衣服。

“甘蔗酒？”他问。

“少跟我装疯卖傻，”镇长大声说道。他一边朝他那间装了钢板的办公室走去，一边说“：弄点冷饮。”招募来的人坐在院子周围吸烟。阿尔卡迪奥法官从二楼的栏杆那儿看着他们。

“是自愿来的吗？”

“想得倒好，”镇长说“，我从床底下把他们拉出来的，象抓壮丁似的。”

法官看了看，全是熟面孔。

“好象是给反对派招兵买马嘛。”

办公室沉重的铁门一打开，从里面冒出一股凉气。“您是说，他们全是打架斗殴的好手。”镇长打开这座私人碉堡里的电灯以后微笑着说。屋子的一头摆着一张行军床，床底下放着一个便盆。凳子上有一个玻璃罐，上面扣着一只杯子。几支步枪和冲锋枪斜靠在光秃秃的水泥墙上。屋里唯一的通风口是开在高处的那几扇窄小的天窗。从天窗可以控制住整个港口和那两条主要的街道。屋子的另一头儿是写字台和保险柜。

这是镇长亲手布置的。

“没什么了不起，”他说“，我要给他们每人发一支枪。

罗维拉尾随着他们走进来。镇长给他几张钞票说：“再发给他们每人两包烟。”等罗维拉走出去以后，他又对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您看这事儿办得怎么样？”法官心事重重地回答说：

“一次无谓的冒险。”

“老百姓一定会吓得目瞪口呆，”镇长说。“另外，照我看，

这些穷小子拿着枪也不会摆弄。”

“也许一开始他们会不知所措，”法官表示同意，“不过这种情况长不了。”

法官饿得肚子咕咕直叫，他尽力忍耐住。“您要多加小心，中尉，”他一边想一边说。“别落得个鸡飞蛋打。”镇长做了个莫名其妙的手势，把法官拉出了办公室。

“不必担心，法官，”他俯在法官的耳朵上说。“他们拿到的都是放烟火用的子弹。”

镇长和法官下楼出来，院子里已是灯火通明。招募来的人正在肮脏的电灯下喝汽水，大麻蝇一个劲儿往灯泡上撞。雨后，院子里有几处水洼。镇长从院子的这头走到那头，用长者的口吻向大家交待今晚的任务：他们两个人一组两个人一组地在各个主要的街角站岗。只要有人走过，不管是男是女，叫三声就得站住，不站住就开枪。他要求大家既要勇敢又要慎重。过了半夜，有人给他们送夜宵。镇长最后表示，愿上帝保佑，一切顺利，并希望全镇居民体谅政府为保持社会安定所作的这番努力。

钟楼上响起八点的钟声，安赫尔神父从桌旁站起来。熄掉院子里的电灯，上好门闩，在经书上画了个十字，嘴里念叨着，“以主的名义”。远处的院子里，石行鸟在歌唱。阿希斯寡妇坐在走廊上一边乘凉一边打盹，旁边的鸟笼子全用黑布罩住。听到打第二下钟声，她没睁开眼就连忙问道：“罗贝托回来了吗？”一个女仆蜷缩在门洞里回答说：罗贝托七点钟就躺下了。在这前几分钟，诺拉·德·哈科夫把收音机的声音放低，陶醉在一首从某个舒适洁净的地方传来的轻音乐声中。仿佛是在遥远的地方，一个若有若无的声音呼唤着某个人的名字。镇上的狗汪汪地叫起来。

牙匠还没听完新闻，忽然想起安赫拉还在院子里的小灯下猜字谜，他连看也没看，就喊道：“关上大门，到屋里来猜。”他的妻子被惊醒了。

罗贝托·阿希斯是在七点钟躺下的。这时候，他站起身来，从半掩着的窗户朝广场张望了一下。广场上只有一片黑黢黢的杏树，蒙铁尔寡妇家阳台上的灯最后也熄灭了。罗贝托·阿希斯的妻子打开床头灯，压低声音要他赶快躺下。一只孤零零的狗还在叫，直到钟楼响过第五下钟声，才不叫了。

唐·拉洛莫·斯科特肚子上摊着一张报纸，眼镜架在前额上，在闷热的房间里呼呼地打鼾。房间里堆满了空铁罐和落满灰尘的小药瓶。他那位瘫痪的妻子用一块破布驱赶着蚊子，默默地在计算时间。一想起过去也曾有过象今天一样气氛紧张的夜晚，不禁浑身发抖。远处的人声、狗吠声和悄悄的跑步声消逝了，镇上笼罩着一片沉寂。

“别忘了把科拉米那放进去，”希拉尔多大夫嘱咐妻子说。睡觉之前，他的妻子把急救药品放进小药箱里。他们俩还在惦记着蒙铁尔寡妇。服用了最后一剂鲁米那以后，寡妇硬挺挺的象个死人。唐·萨瓦斯刚和卡米查埃尔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谈话谈得把时间都忘了。钟声响到第七下的时候，他还在办公室里用天平称第二天的早餐。他的妻子披头散发的从卧室里跑出来。河水停滞不流了。“唉，今天晚上啊……”黑暗中有人低声说。这当儿，第八下钟声敲响了，声音低沉，在小镇上空弥漫开来。十五秒钟前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冒火花，现在完全熄灭了。戒严的号声响过以后，希拉尔多大夫合上书。他的妻子把小药箱放在床头柜上，脸冲着墙躺下，关了灯。大夫又把书打开，但是没有看下去。夫妻俩有节奏地喘着气。万籁俱寂的小镇似乎缩小了，缩到只有卧室那么大，全镇仿佛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想什么呐？”

“啥也没想，”大夫回答说。

直到十一点钟，大夫的精神还是集中不起来。手上的书还是八点钟看的那一页。他把这页书折起一个角，把书放在小桌上。

妻子已经睡着了。想想过去，每逢戒严的时候，他们俩总是睁着眼守到大天亮，侧耳细听什么地方响枪，有什么情况。有几次听见皮靴的橐橐声和武器的铿锵声一直响到自家门前。他们坐在床上，单等着一阵冰雹般的子弹把门打烂。再往后，他们学会了分辨各式各样的恐怖活动的动静。好多晚上，他们把准备分发的秘密传单塞进枕头里，头靠着枕头彻夜不眠。一天清晨，诊所大门对面响起了拉动枪拴的咔咔声。过了一会儿，只听镇长用疲乏的声音说：“这儿用不着。这个家伙不会参与什么活动的，”希拉尔多大夫赶忙关上灯，躺下睡觉。

后半夜又下起小雨。守在码头一角的理发师和另外一个人离开岗位，到本哈民先生店铺的房檐下避雨。理发师点燃一支香烟，借着火柴的光亮打量了一下枪支。枪是新的。

“美国造，”他说。

另外那个人划亮了几根火柴，想着看他那支卡宾枪的牌号，可是没有找到。一滴水从房檐上落下来，啪嗒一声掉在枪托上。“今天这事儿可真是怪，”他低声说着用袖子擦干枪托。“发给咱们一人一支枪，叫咱们在雨底下挨浇。”在黑古隆冬的小镇上，只听见房檐上雨水的滴答声。“咱们是九个人，”理发师说，“他们呢，包括镇长在内是七个人，有三个人还呆在警察局。”

“刚才我也这么想来着，”另外那个人说。

蓦地，镇长用手电筒照射在他们身上，只见他们蹲在墙根儿，用身子护住枪，房檐的水滴象榴霰弹一样在他们的鞋上进溅开来。镇长认出了他们，把手电筒关掉，钻到屋檐下面。他身穿一件军用雨衣，武装带上挎着一支冲锋枪，身边带了一名警察。

他看了看右手上的手表，命令警察说：

“你到警察局去一趟，看看夜宵怎么样了。”

他说话很用力，象下作战命令一样。警察在迷蒙的雨中消失了。镇长挨着招募来的人坐在地上。

“有事吗？”他问。

“没事，”理发师说。

另外那个人递给镇长一支香烟，镇长没要。那人给自己点上了一支。

“您要我们干到什么时候为止啊，中尉？”

“谁知道啊，”镇长说。“眼下只能说等到戒严结束。明天再说明天的。”

“得等到五点！”理发师喊道。

“好家伙！”另外那个人说，“我从今天早上四点钟起就一直站着。”

透过淅淅沥沥的雨声传来了一群狗的乱吠声。后来，只剩下一只狗还在一声一声地叫。这时候，镇长才无精打采地冲着那名招募来的人说：

“有话尽管跟我说，这种事我干了半辈子啦。我真有点困啦。”

“有什么用，”理发师说。“这种干法根本不对头。老娘儿们才这么干呢。”

“我也开始琢磨这件事，”镇长叹了口气。

警察回来报告说，等雨一住，马上就送夜宵来。又说，抓住了一个没有通行证的女人，她在警察局等候镇长。

这个女人是卡桑德拉。在阳台的昏暗的灯光照射下，屋里显得暗幽幽的。卡桑德拉盖着一块油布躺在折叠椅上睡觉。镇长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她的鼻子。她哼了一声，使劲地摇了摇头，睁开眼睛。

“我正做梦呢，”她说。

镇长打开屋里的灯。卡桑德拉用手捂住眼睛，嘟嘟囔囔地扭过身去。镇长看见她那银白色的指甲和光溜溜的胳臂窝，心中不觉一动。

“您可真沉得住气，”她说。“我十一点就来了。我以为你在我的住处等我呢，”镇长抱歉地说。

“我不是没有通行证吗？”

两天前她的头发是古铜色的，现在变成了银灰色。

“这事怨我，是我疏忽了，”镇长笑了笑，挂好雨衣，坐在她身旁的椅子上。“但愿他们没把你当做贴匿名帖儿的。”这时，卡桑德拉又变得嘻嘻哈哈了。

“但愿如此，”她回答说。“我就爱看人一惊一咋的。”

镇长突然显得有点神不守舍的样子。他把指关节弄得咔咔响，低声下气地说：“我需要你帮个忙。”她察言观色地看了他一眼。

“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镇长接着说，“你拿牌算一算，能不能找出谁贴的匿名帖儿。”

她把脸转向一边。“明白了，”她稍微沉吟了一下说。镇长催促说：

“说来说去，这也是为你们好。”她点了点头。

“我已经算过了，”她说。

镇长几乎掩饰不住那股焦急的心情。“这个卦很怪，”卡桑德拉装腔作势地继续说。“封上说得十分明白。往桌子上一摆，吓了我一大跳，”她连喘气都显得很紧张。“是谁？”

“不是哪一个人，全镇的人都有份。”

礼拜天，阿希斯寡妇的几个儿子回到镇上来望弥撒。除了罗贝托·阿希斯之外，还有弟兄七个。这哥儿七个仿佛是一个模子里抠出来的：个个五大三粗，干超重活儿来象骡子一样。妈妈说什么，他们听什么。罗贝托·阿希斯年岁最小，只有他成家了。罗贝托·阿希斯鼻梁高高耸起，他只有这一点和他几个哥哥长得一样。他身子骨单薄，举止文雅，象个女孩子。阿希斯寡妇老盼着生个女儿。有这么个儿子，好歹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阿希斯家的七兄弟把牲口驮来的东西卸在厨房里，有绑着腿的小鸡、青菜、奶酪、红糖、咸肉，堆了一地。阿希斯寡妇在这堆东西中间走来走去，给女仆们分派活计。厨房里腾出地方以后，她让女仆从每样东西里挑出最好的给安赫尔神父送去。

这位教区神父正在刮胡子，不时地把手伸到院子里，接点雨水弄湿下巴。快刮完脸的时候，突然闯进来两个赤脚的女孩，连门也没敲。她们把几只熟菠萝、半熟的芭蕉、红糖、奶酪、一篮青菜和新鲜的鸡蛋倒在他面前。

安赫尔神父冲她们挤了挤右眼。“嚯，这可真象是兔大叔做梦啊！”他说。年纪比较小的那个女孩瞪大眼睛，用食指指着神父说：

“你看，神父也刮胡子！”

另外那个女孩把她拉到大门口。“你原来是怎么想的？”教区神父微微一笑，旋即收住笑容说：“我们也是人哪！”说完，他看了看摊在地上的食物，心中想只有阿希斯家才能拿得出这么多东西。

“去跟小伙子们说，”他几乎喊了起来，“上帝保佑他们身体健康。”

安赫尔神父虽然干了四十年的神职工作，每逢盛典还是控制不住紧张情绪。胡子还没刮完，就把工具收起来了。然后把食物捡起来，推到放缸的地方。最后走进圣器室，在长袍上擦了擦手。

教堂里坐满了人。阿希斯哥儿几个，还有母亲和弟妹坐在靠近讲坛的两条长靠背椅上。椅子是他们布施给教堂的，每张椅子的小铜牌上都刻着他们的名字。几个月来，他们哥儿几个一直在外面。今天第一次凑到一块上教堂来。看那身衣着，人们一定会想他们是骑马来的。大儿子克里斯蒂瓦尔阿希斯半小时前才从牧场赶回来，连脸都没来得及刮一刮，脚上还穿着马靴马刺。看见这个象半截黑塔似的山民，人们都会相信塞萨尔·蒙特罗的确是老阿达尔贝托阿希斯的私生子。这件事人们都在公开议论，然而从未得到证实。

安赫尔神父在圣器室里碰上一件不顺心的事：做礼拜用的法袍没放在原处。辅祭看见神父慌里慌张地翻箱倒柜，心中暗自在责怪自己。

“去叫特莉妮达来，”神父命令说“，问问她把法袍的黑带子放在哪儿了。”

神父忘记了特莉妮达从礼拜六就病倒了。辅祭以为特莉妮达一准是带了些什么活计回家了。安赫尔神父只好穿让主持葬礼时用的法袍。他费了半天劲，精神怎么也集中不起来。走上讲坛时，心情烦躁，呼吸急促，突然发现前几天想好的那些道理，似乎没什么分量，不象他独自一人坐在屋里时想得那么有说服力。

安赫尔神父前后讲了十分钟。一些从未想过的杂七杂八的念头在脑海里上下翻腾，弄得他上句不接下句。这当儿，他猝然瞥见阿希斯寡妇和环绕在她身边的儿子们。不过，他觉得眼前仿佛摆着一张几百年后的模糊不清的“全家福”相片。只有蕾薇卡·德·阿希斯显得活生生的：手拿着檀香扇，挺着胸脯，真可谓光彩照人。直到结束布道时，安赫尔神父也没有直接谈及匿名帖儿的事。

阿希斯寡妇木呆呆地愣了几分钟。在开始望弥撒的时候，她心里很烦躁，把结婚戒指摘下来戴上，戴上又摘下来。过了一会儿，她画了个十字，站起来，从中央通道走出教堂。几个儿子乱哄哄地跟在后面。

经过一夜的思索，今天早晨希拉尔多大夫终于明白了人为什么要自杀。蒙蒙细雨还在悄然无声地滴落着。邻家的美洲鸟象吹口哨似地叫个不停。大夫在刷牙，他妻子在一边唠叨着。

“礼拜天就是怪，”她摆好桌子准备吃早餐，“闻着总有一股牲口味，好象有谁把礼拜天象牲口一样大卸八块挂起来似的。”大夫安好自动刮脸刀开始刮脸。他的眼泡发肿，眼睛湿乎乎的。“你又没睡好，”妻子说。然后又略带点哭腔地说：“过不了几个礼拜天，你一觉醒来就会变成一个老头子了。”她头上堆满发卷，身穿一件破旧的晨衣。

“劳您大驾，”大夫说“，少说两句吧！”

她走到厨房里去，把咖啡锅放在炉子上，等着烧开。边等边听美洲鸟的啼叫。过了一会儿，听到淋浴声，她便回到屋里，给丈夫准备衣服，等他从浴室出来好穿。把早餐端到桌上时，她看到丈夫已经穿戴整齐准备出门了。穿上那条卡其裤和运动衫，他显得年轻了一些。

吃早饭的时候，两个人一声也没吭。临到快吃完了，大夫用亲切的目光端详着妻子。她低着头喝咖啡，身体微微地颤抖，象是在生闷气。

“怨我肝火太旺，”他抱歉地说。

“得了，说什么也盖不住你那臭架子，”她头也没抬地顶了一句。

“我大概是中毒了，”他说，“碰上下雨天，我的肝就出毛病。”

“你老是这么说，”她说“，从来也不去治。再不注意，”她接着说“，早晚得耽误了。”

他装作信以为真的样子。“十二月份，”他说，“咱们到海边上去过半个月。”餐厅和院子之间有道木栅栏。大夫隔着栅栏的菱形格子看了看外面的牛毛细雨。在这漫长的十月里，院子显得格外凄凉。他说：“至少有四个月了吧，还没见过象今天这样的礼拜天呢。”她把盘子摞起来，端到厨房去。等她回到餐厅的时候，大夫已经戴好草帽，正在收拾药箱。“你是不是说过又看见阿希斯寡妇从教堂里出来？”他说。

这件事是他刷牙之前妻子告诉他的。不过，当时他没注意听。

“今年她去过教堂三次，”她说。“看起来，她找不到别的法子消遣解闷儿了。”

大夫笑了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

“有钱人全都发疯了。”

几个女人从教堂出来，走进蒙铁尔家，去看望蒙铁尔寡妇。大夫和呆在客厅里的几位妇女点了点头。走到楼梯拐角处，听到身后一阵轻轻的嬉笑声。大夫走到卧室门口，听到里面还有其他女人。他敲了敲门，里面有人说：“进来！”

蒙铁尔寡妇披头散发地坐在床上，两手把被单拉到胸前，怀里放着一面镜子和一把牛角梳子。

“看样子，您这儿在过节吧！”大夫对她说。

“是十五周年，”一个女人说。

“十八周年，”蒙铁尔寡妇纠正说，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她又躺下去，把被单一直拉到脖子上。“当然，”她心情愉快地说，“一个男人也没请。只有您是例外，大夫，这可不是个好征兆啊。”

大夫把被雨淋湿的草帽放在小柜上。“做得对，”他暗自高兴地观察着病人，嘴里说着，“看样子，这儿没我的事儿啦。”随后他转向大家，抱歉地说：

“让我看看好吗？”

屋里只剩下蒙铁尔寡妇和大夫两个人。病人的脸上现出一副痛苦的表情，大夫似乎没有留意。他一边把药箱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床头柜上，一边愉快地同她拉家常。

“大夫，我求求您，”寡妇恳求说，“别再给我打针了，我的屁股快成筛子底儿了。”“这个针剂可是个好东西，”大夫微微一笑说，“是医生的饭碗。”

她也笑了。

“我说的是真话，”她隔着被单摸了摸屁股说。“这儿整个都瘀血了，连我自己都不敢碰。”

“那就别碰好啦，”大夫说。

听了这话，寡妇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虽说今天是星期天，您还是说点正经的吧，大夫。”大夫把她的袖子卷上去，准备量血压。

“大夫不让我大笑，”她说“，说这对肝不好。”

量血压的时候，寡妇象小孩子一样好奇地看着血压计的水银柱。“我这一辈子见到过不少的表，数这种表最新奇，”她说。大夫全神贯注地看着压力计上的水银住，松开了捏住打气球的手。

“这种表每天叫人起床，可准时啦，”他说。

量完血压，大夫一面卷血压计的橡皮管，一面仔细地观察病人的气色。他把一瓶白药片放在小桌上，瓶上写着每隔十二小时服一片。“您不是不想打针吗，”他说，“那就不打了。您的身子骨比我还强呢。”寡妇露出挺不耐烦的样子。

“我啥病也没有！”

“我也这么说，”大夫回答说，“既然要收您的钱，总得造出点病来。”

寡妇不愿理睬大夫这番话，她又问：

“我还要不要躺着呀？”

“照我看，”大夫说，“根本用不着。您下楼到客厅去，照常接待来访的客人。此外，”他狡黠地一笑说，“要谈的事儿多着呢。”

“看在上帝的面上，大夫，”她高声喊道，“少说两句俏皮话吧。我看，匿名帖儿准是您贴的！”这句话把希拉尔多大夫逗笑了。出来的时候，他匆匆地扫了一眼放在卧室一角的钉着黄铜钉的皮箱。那是寡妇准备出门带走的。“等您周游世界回来，”他在门口嚷道，“别忘给我带点东西。”寡妇不慌不忙地开始梳理头发。

“放心吧，大夫。”

寡妇没有下楼到客厅去。她呆在床上，直到最后一名客人离去，才穿好衣服。卡米查埃尔先生进来时，看见她正对着半开的阳台门吃饭呐。

寡妇两眼盯着阳台，随口和卡米查埃尔先生寒暄了一声。

“不管怎么说，”她说，“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女人的，她真勇敢。”卡米查埃尔先生也朝阿希斯寡妇家瞥了一眼。快十一点了，她家的门窗还关得严严实实的。

“本性难移嘛”卡米查埃尔先生说，“您看她，天生只会生男孩，性子也只能是这样。”说着转过脸来对蒙铁尔寡妇说：“您今天可真象一朵玫瑰花。”

好象为了证实这句话，她脸上露出甜蜜的笑容。“有件事，您知道吗？”她问。卡米查埃尔先生迟疑了一下，她抢先回答说：

“希拉尔多大夫认为我发疯了。”

“哪里的话。”

寡妇点点头，又说，“也许他和您谈过了，要把我送进疯人院。这，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卡米查埃尔先生真不知怎样摆脱她的纠缠。

“今天一上午我根本没出门，”他说。

说着话，他坐在靠床边的那张皮软椅上。寡妇忽然想起何塞·蒙铁尔患脑溢血以后，在临死前十五分钟就坐在那张椅子上。“既然如此，”她不愿意多想这些晦气事，就说，“今天下午他一定会找你，”她面带笑容地换了个话题说：

“您跟萨瓦斯老爹谈过了吗？”卡米查埃尔先生点了点头，表示谈过了。

的确，礼拜五和礼拜六他多方试探，打算了解一下唐·萨瓦斯对变卖何塞·蒙铁尔的遗产有什么反映。唐·萨瓦斯这个人城府很深。据卡米查埃尔先生推测，他好象愿意买下来。寡妇耐心地听他说完，然后平心静气地说：“那就下礼拜三办吧；不行，就再下一个礼拜三。”无论如何，十月底之前她一定要离开这个镇。

镇长一伸左手，倏地拔出手枪，浑身肌肉绷得紧紧的，差一点扣动扳机。这时他才完全清醒过来，一看进来的是阿尔卡迪奥法官。

“他奶奶的。”

阿尔卡迪奥法官吓得呆若木鸡。

“以后您少来这一套，”镇长说着话收起了手枪，又一屁股跌坐在帆布椅上。“我睡觉时耳朵特别灵。”

“门没关上，”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午夜回来的时候，镇长忘记关门。他实在太累了，往椅子上一坐便呼呼地睡着了。

“几点了？”

“快十二点了，”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他的声音还有点发抖。

“困死了，”镇长说。

他伸个懒腰，打了个大呵欠，心里觉得时间仿佛停滞不动似的。尽管他工作勤恳，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匿名帖儿还是照样出现。就在今天凌晨，他的卧室门上也贴了一张：“中尉：用枪打兀鹫，白费弹药。”镇长走到大街上，大声地自言自语说：准是参加巡夜的人站岗站腻了，到处贴匿名帖儿解闷儿。他心里明白，镇上的老百姓知道这件事一定开心死了。

“别想那些事啦，”阿尔卡迪奥法官说“，咱们吃点东西去！”镇长一点也不饿。他想再睡上一个小时，洗个澡再出门。阿尔卡迪奥法官和他正好相反，精神焕发，身上干干净净的。他在回家去吃午饭的路上经过镇长的宿舍，看见门开着，就走进来，打算跟镇长要一张夜间戒严后用的通行证。

中尉一口回绝了，说：“不行。”然后又用慈父的口吻解释说：

“您顶好还是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

阿尔卡迪奥法官点上了一支香烟，两眼瞅着火柴的火苗，让胸中的怒火平息一下。想顶撞他两句，一时又想不出说什么好。

“您别往坏处想，”镇长又说。“我真巴不得和您换一换，晚上八点躺下睡觉，愿意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

“那还用说，”法官回答说。然后又用十分明显的讥讽口吻说：“我白白活了三十五岁，就缺少一位象您这样的慈父随时关照我啦。”

法官背过身去，象是从阳台上观赏外面阴沉沉的天色。镇长冷冰冰地一声不响。过了一会儿，他斩钉截铁地说：

“法官！”阿尔卡迪奥法官转过身来，两个人的视线碰到一起。“我就是不发给你通行证，明白吗？”

法官咬了咬香烟，似乎要说什么，又克制住了。镇长听到他脚步迟缓地走下楼去，突然俯下身来喊道：

“法官！”

法官没有回答。

“咱们的交情还在嘛，”镇长喊道。

还是没有回答。

他猫着腰打算听一听阿尔卡迪奥法官有什么反映。

只听得他关上大门。屋里又剩下他一个人了，脑海里翻腾着一些过去的事情，没有一点睡意。大白天，他睡不着，觉得自己身陷在这小镇的泥潭里拔不出脚来。按说，他掌握小镇的命运已经好多年了，但是小镇还是那么陌生，捉摸不透。记得那天清晨，他带着一只用绳子捆好的旧纸箱，偷偷在小镇上了岸。上边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住这个小镇。当时他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恐怖。他随身携带的唯一一张护身符是给一个暗藏的亲政府分子的一封信。第二天，他在一家碾米房门口找到了这个人，只见他穿着衬裤坐在大门口。按照那个人的指点，他和三名花钱雇来的心狠手辣的杀人犯一起完成了任务。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他周围渐渐织起了一张无形的蛛网，可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天下午，那怕他稍微明智一点，也会问一声：究竟是谁控制了谁？

面对着淫雨下的阳台，镇长瞪着两只大眼一直躺到四点多钟。起来后，洗个澡，穿上军衣，下楼到饭店去吃饭。然后又照例在警察局里巡视了一番。走到一个拐角，忽然站住了，两手插在衣袋里不知干什么好。

黄昏时分，弹子房老板看见镇长走进来，两手还是插在衣袋里。老板从空荡荡的大厅尽头打了个招呼，镇长没有理他。

“来瓶矿泉水，”镇长说。

老板从冰箱往外拿瓶子的时候，响起了一阵哐啷哐啷的声音。

“这一两天您得去做个手术，”老板说，“准保肝上净是小汽泡。

镇长端详一下杯子。喝了一口，打个嗝儿。他把胳臂肘撑在柜台上，眼睛盯着杯子，又打了个嗝儿。广场上连个人影也瞧不见。

“我说，”镇长问“，出什么事了？”

“今天是礼拜天，”老板说。

“噢！”

他掏出一枚硬币放在柜台上，没有告辞一声就走了。走到广场的拐角，过来一个人。这个人走起路来一摇一晃，仿佛拖着条大尾巴。来人对他说了几句话，他一时没听明白。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模模糊糊地觉得出了什么事，忙不迭地朝警察局走去。三蹦两跳地上了楼，根本没有注意到门口围着一群一群的人。一个警察迎面走来，递给他一张传单。用不着看，镇长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是他在斗鸡场上散发的，”警察说。

镇长急匆匆地穿过走廊。他打开第一间牢房的门，手扶着门把手，定睛一看，只见在暗影里坐着一个约摸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尖下巴颏儿，面色蜡黄，脸上净是麻子，头戴一顶棒球运动员的小帽，眼镜片全都碎了。

“你叫什么名字？”

“贝贝。”

“还有呢？”

“贝贝·阿马多。”

镇长打量了他一阵儿，极力回想着。小伙子坐在给犯人当床用的水泥台上，样子很平静。他摘下眼镜，用衬衣的下摆擦了擦，眯缝着眼睛看了镇长一眼。

“咱们在什么地方见过？”镇长问。

“就在这儿，”贝贝·阿马多说。

镇长没有走进牢房。他边想边打量着犯人，然后关上门。

“好吧，贝贝，”他说“，我看你小子是活腻了。”

他锁上门，把钥匙放进口袋。走到大厅里，反复阅读那张秘密传单。

他迎着敞开的阳台坐下来，随手拍打着蚊子。空寂的大街上已经点起了路灯。他很熟悉黄昏时的这种宁静。几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黄昏，他充分体验到什么叫权势。

“看样子，又来了，”他大声地自言自语说。

是的，又来了。和过去一样，传单两面都是油印的字。在秘

密状态下，人们心情慌乱，印出的字体模糊不清。单凭这一点，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一下子认出来。

镇长在黑洞洞的房间里想了很久，把那张传单折起来又打开，打开又折起来，拿不定主意。最后，他把传单往衣袋里一揣，手指触到牢房的钥匙。

“罗维拉，”他叫道。

那名亲信警察在黑影中出现了。镇长把钥匙交给他。

“这个小伙子交给你管，”他说。“你要设法让他说出来，是谁把秘密传单带到镇上的。好言相劝他要是不听，”他一字一字地说，“你可以用一切办法叫他开口说话。”警察提醒镇长说，今晚他要值班。

“甭去了。”镇长说。“没有新的命令，你什么也不用管。还有一件事，”他象心血来潮似地接着说，“把院子里的人全都打发走，今天晚上不用巡夜了。”

随后，他把那三名警察按照镇长的命令，他们一直呆在警察局里无所事事叫到那间铜墙铁壁的办公室里。他让他们把锁在衣柜里的制服拿出来穿上。他们换衣服的时候，镇长把前几天晚上发给巡夜人的放烟火用的子弹从桌上收起来，又从保险柜里取出一把子弹。

“今天晚上你们去巡夜，”他一面说，一面检查枪支，把最好仍几支枪发给他们。“你们啥也别干，可是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是你们在街上巡查。”三名警察背上枪，镇长把子弹发给他们，站在他们面前说：

“有一件事你们要听好，”他警告说。“谁要是胡来，我就要他站在院子的墙跟前，把他给毙了。”他等了一下，三个人没有答话。“懂了吗？”

这三个警察当中，有个长得象印第安人，相貌平常。另一个满头金发，身材魁梧，长着一双亮晶晶的蓝眼睛。三个人把子弹装到子弹带里，听到镇长最后一句问话，马上立正说：

“明白了，中尉。”

“还有一件事，”镇长改用随随便便的口吻说“，阿希斯弟兄们都在镇上。今天晚上如果看到他们当中有人喝醉了，出来闹事，你们不要大惊小怪的。甭管出什么事，千万别理他们，”三个人还是没有答话。“懂了吗？”

“明白了，中尉。”

“明白了就好，”镇长最后说。“打起精神来，好好干吧！”因为戒严，晚祷提前一个小时。做完晚祷，安赫尔神父关上教堂的大门，一股腐臭气味直钻鼻孔。这股奇臭一下子过去了，神父没大在意。过了一会儿，神父在煎青香蕉片、热牛奶准备吃饭的时候，才发现这股臭味是从哪儿来的。礼拜六特莉妮达生病以后，一直没人清理老鼠夹子。于是神父又回到教堂，把老鼠夹子打开，把死老鼠拿掉，然后到和教堂相隔两条街的米娜家里去。

出来开门的是托托·比斯瓦尔。小小的堂屋里光线暗淡，零乱地放着几只小皮凳子，墙上挂着几幅版画。杯子里往外冒热气。米娜的母亲和瞎奶奶在喝一种香喷喷的饮料。米娜在扎纸花。

“十五年啦，”瞎老太太说，“您一直没到我们家来过，神父。”

事实确是如此。神父每天下午都从窗前经过，米娜就坐在窗前扎纸花，但是他从来没有进来过。

“不知不觉地时间过得真快，”神父说。接着，他说自己有急事，对托托·比斯瓦尔说：“这次来是想求您让米娜从明天起到我那儿去清理老鼠夹子。”他转过身来对米娜说“，特莉妮达上星期六病倒了。”托托·比斯瓦尔当即答应了。“嗨，白耽误工夫儿，”瞎老太太插进来说；“甭管怎么折腾，出不了今年，大伙全得完蛋。”

米娜的母亲连忙用手摁住她的膝盖，叫她住嘴。瞎老太太把她的手扒拉开。

“这种迷信邪说要受上帝惩罚的，”教区神父说。

“纸上就这么写着，”瞎老太太说，“大街上血流成河，任凭谁也阻挡不住。

神父向她投过怜悯的目光：她年纪太大了，面色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两只死鱼眼似乎看透了一切事物的奥秘。

“这么说，我们都要受血的洗礼了，”米娜揶揄地说。

安赫尔神父偏过脸来，只见她满头漆黑的头发，脸庞和瞎奶奶一样苍白，周围环绕着一片彩纸彩带的迷雾，真象是学校晚会上的一幅寓意画。

“礼拜天，”神甫对她说“，你还干活儿？”

“我早就说过了，”瞎老太太插嘴说“，象火烧眉毛似的。”

“穷人家不讲究这些，”米娜微笑着说。

托托·比斯瓦尔看见教区神父一直站着，就拉过一把椅子，请他坐下。比斯瓦尔身体瘦弱，为人胆小怕事，一举一动老是那么畏畏缩缩的。

“谢谢，”神父婉言谢绝说。“戒严的时间快到了，我得赶快回去。”他侧耳听了听，镇上静得出奇。他说：“好象过了八点似的。”

当时，他已经得知：牢房在空了两年之后，贝贝·阿马多又进去了。镇上的居民又要受三名罪犯的摆布。从六点钟起，人们就躲在家里不出来了。

“莫名其妙，”安赫尔神父象是自言自语地说，“这种事，真是乱弹琴。”

“这种事早晚得出，”托托·比斯瓦尔说。“全国都罩在一张大蜘蛛网里。”

他随着神父来到门口。

“您没有看见秘密传单吗？”安赫尔神父吃惊地停下脚步。

“又来了？”

“八月里，”瞎老太大说“，要有三天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米娜伸过一只胳臂，递给她一枝没做完的纸花。“少说两句吧，”她对瞎奶奶说，“把这个弄完。”瞎老太太摸了摸，原来是一枝纸花。

“这么说，又来了，”神父说。

“大概有一个礼拜了，”托托·比斯瓦尔说。“这儿有一张传单，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人送来的。您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神父点了点头。

“传单上说，一切都原封未动，”托托·比斯瓦尔继续说“，政府是换了，还许了愿，说要和平，提出了各种保证。一开头大家都信以为真。可是，当官儿的呢，还是原班人马。”

“这话不假，”米娜的母亲插嘴说，“这不是，咱们这儿又戒严了，那三个强盗又上街了。”

“还有一件新闻，”托托·比斯瓦尔说“，听说内地正在组织反政府的游击队。”

“这些都在纸上写着呐，”瞎老太太说。

“荒唐，”教区神父边想边说。“应该承认，他们的态度和以前有所不同。或者，”他又改口说，“至少到今天晚上为止，态度是不一样嘛。”

过了几个小时，神父躺在蚊帐里，热得难以入眠。他自己问自己，我在这个教区呆的十九个年头中时光真的在流动吗？猛然间，房子对面响起了皮靴声和枪支声。皮靴声渐渐走远，一个钟头后返回原处，又走远了，但是没有枪声。整整一夜他没能合眼，天气又热，折磨得他疲惫不堪。过了一会儿，他才察觉到晨鸡已经啼叫了好大一会工夫了。

马特奥·阿希斯按照鸡啼声估摸着时间。最后，他想还是问一问保险。

“几点了？”

诺拉·德·哈科夫在昏暗中伸出胳臂，从床头柜上拿起夜光钟。答话之前，她完全醒过来了。

“四点半，”她说。

“他妈的！”

马特奥·阿希斯从床上跳下来。头一阵发痛，嘴里冒出一股苦涩味儿，他只得缓了缓劲。屋里黑灯瞎火的，他用两只脚摸鞋子。

“再不走，该天亮了，”他说。

“那该多好，”她说着，点上灯，一眼瞥见他那一节一节的脊梁骨和白皙的皮肤。“你得在这儿呆到明天了。”她全身裸露着，一点上灯，她的声音变得不那么放荡了。

马特奥·阿希斯穿上鞋。他身材高大，身板儿结实。近两年来，诺拉·德·哈科夫只是偶尔跟他幽会一次。和这样的男人只能保持着暖昧关系，她感到很不惬意。照她看，象马特奥·阿希斯这样的男子汉才值得一个女人以终身相托。

“你再不注意，可要变成大胖子了，”她说。

“日子过得太舒服了，”他回答说，极力掩饰着不快的心情。过了一会儿，又笑嘻嘻地说：“我大概是怀孕了。”

“但愿如此，”她说。“要是男人也生孩子，就不会那么牛气了。”

马特奥·阿希斯在洗手时，使劲憋住气。一到天亮，仿佛到处都是她身上的气味。回到房间时，看见她坐在床上。

“不定哪天，”诺拉，德哈科夫说，“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把我搞腻了，我就把这些事都嚷嚷出去。”

马特奥·阿希斯穿好衣服，又看了她一眼。诺拉意识到自己雪白的胸脯裸露在外面，于是一边说话，一边把被单拉到脖颈上来。

“我看，”她接着说，“咱们还是在床上吃早饭，一直在这儿呆到下午吧。我满可以给自己贴一张匿名帖儿。”马特奥·阿希斯开怀大笑起来。

“老本哈民要急死了，”他说。“他最近怎么样？”

“你想想看，”她说，“他盼着奈斯托尔哈科夫早点见上帝呢。”

诺拉看到马特奥走到屋门口，摆摆手向她告别，就说：“最好圣诞节你再来一趟。”马特奥同意了。他跟着脚尖悄悄走过庭院，走出大门，来到大街上。冰凉的露水把空气变得湿淋淋的。

来到广场时，只听迎面一声断喝。

“站住！”

一只手电筒的光束照到马特奥的眼睛上，他连忙把脸偏过去。

“啊，他妈的！”镇长说。他躲在灯光后面，马特奥·阿希斯看不清楚他人。“瞧啊，咱们碰上谁了。你是从家出来，还是回去？”

镇长关上手电筒。马特奥·阿希斯这才看清是镇长，后面跟

着三名警察。镇长的脸洗得干干净净的，武装带上挂着冲锋枪。

“我回家去，”马特奥·阿希斯说。

镇长走过来，借着路灯看了看表。差十分五点。他朝警察一挥手，命令他们解除宵禁。军号吹响了。清晨，号音显得格外凄凉，等到号声响过，镇长把警察打发走了，然后陪着马特奥·阿希斯穿过广场。

“行了，”他说“，匿名帖儿的事总算完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并不是兴高采烈，而是疲惫不堪。

“抓到贴匿名帖儿的人了？”

“还没有，”镇长说。“不过我刚刚转了一圈，我可以担保，今天清晨第一次没出现匿名帖儿。无非是辛苦点儿。”

走到阿希斯家大门口时，马特奥·阿希斯抢先紧走几步，把狗拴住。女仆们在厨房里伸懒腰。镇长一进来，那几只用链子拴住的狗冲着他一阵狂吠。过了一会儿，平静下来了，只剩下来回走动的脚步声和喘气声。阿希斯寡妇走过来，看见镇长和马特奥·阿希斯坐在厨房门口喝咖啡。天色已然放亮了。

“起早贪黑的男人，”寡妇说，“是妻子的好帮手，可不是好丈夫。”

寡妇的心绪很好，然而脸上仍然露着倦容，看得出来，她一直睡不好觉。镇长和她寒暄着，从地上捡起冲锋枪，背在肩上。

“咖啡有的是，喝多少有多少，中尉，”寡妇说。“就是别在我家里拿刀动杖的。”

“刚好相反，”马特奥·阿希斯笑眯眯地说，“你应该借支枪，望弥撒时带上。你看是不是？”

“我用不着拿这些破烂玩意儿自卫，”寡妇反驳说。“上帝和我们在一起。”她板起脸来接着说：“早在这方圆几百里以内没有神父以前，我们阿希斯家的人就属于上帝了。”

镇长告辞说：“我得去睡觉了。这真不是人过的生活。”成群的鸡、鸭、火鸡纷纷拥到院子里，镇长东躲西闪地朝外面走。寡妇哄赶着鸡鸭。马特奥·阿希斯回到寝室，洗了个澡，换上衣服，又出来给骡子备鞍。他的几个兄弟天一亮就走了。

马特奥走到院子的时候，阿希斯寡妇正在拾掇鸟笼子。

“记住，”她说，“第一要注意身体，第二要懂得和人保持距离。”

“他这次来就是要喝点咖啡，”马特奥·阿希斯说。“我们边走

边谈，不知不觉地到了家了。”

他站在走廊的尽头，两眼望着妈妈。她没有扭过身来，仿佛在对小鸟说话：“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你可别把杀人凶手领到家里来。”收拾完鸟笼，她又单刀直入地问马特奥：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那天上午，阿尔卡迪奥法官从日常生活的一些琐细的事情上看出了某些不祥之兆。为了掩盖忐忑不安的心情，他对他女人说：“我有点头痛。”上午出太阳了。几个星期以来，河水第一次换了一副和蔼的面孔，生皮子味也消逝得无影无踪。阿尔卡迪奥法官来到理发馆。

“法律的化身一瘸一拐的，”理发师迎上来说，“可总算来到了。”

地板刚用汽油擦过，镜子上抹着铅粉。理发师拿起一块抹布擦镜子。阿尔卡迪奥法官在理发椅上坐下来。“要是没有礼拜一该多好啊！”法官说。

理发师开始给他剪头发。

“这得怨礼拜天，”理发师说。“没有礼拜天，”他进一步解释说“，也就不会有礼拜一了。”

阿尔卡迪奥法官闭上眼睛。昨天，他足足睡了十个钟头的觉，痛痛快快地和他女人闹腾了一气，又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还有什么可责怪礼拜天的呢。可是一到礼拜一，气氛显得挺紧张。钟楼上传来九点的钟声，随后邻居家晌起了缝纫机的嗡嗡声。可是大街上却悄然无声。阿尔卡迪奥法官感到很吃惊。

“镇上的人都死绝了吧，”他说。

“你们巴不得这样啊，”理发师说。“从前，礼拜一上午一到这个钟点，我起码给五个人理完发了。今天呢，托上帝的福，您是第一位顾客。”阿尔卡迪奥法官睁开眼，朝镜子里看了看外面的小河。“你们？”他重复了一句，然后问道：

“你们是谁？”

“你们……”理发师迟疑了一下说，“你们没来以前，这个镇和别处一样，象堆臭狗屎。现在更是比哪儿都糟。”

“你跟我说这些话，”法官反驳说，“是因为你心里明白，我和这些事没有任何牵扯。”接着又语气和缓地问道：“这些话你敢对中尉讲吗？”

理发师承认他没有这个胆量。

“我每天早晨一起床，”他说，“心里就想今天一准躲不过去，非让他们给枪毙了不可。一连过了十年，还没见他们动手。这种滋味您是没领教过的。”

“没领教过，”阿尔卡迪奥法官承认这一点“，也不想领教。”

“您多多留神吧，”理发师说“，千万别受这份罪。”

法官低下头。沉默了好长时间之后，问道：“有件事你知道吗，瓜迪奥拉？没等对方回答，他又说，“镇长陷在这个镇子上，拔不出脚去，而且越陷越深。他不声不响地一点一点地在攒钱。这件事可叫他开心了，他不会撒手不干的。”理发师一声不响地听他说话，法官最后说：

“我敢和你打赌，他不会再杀一个人。”

“您这样想吗？”

“我可以和你打赌，死一个人我出一百比索，”阿尔卡迪奥法

官坚持说，“眼下，对他来说，能争得个平安无事，就再好也没有。”

理发师剪完头发，把椅子朝后一仰，默默地换了条围裙。最后，他开口说话了，从声音里可以听出他有些困惑不解。

“这番话出自您的嘴，真是太奇怪了，”他说。“而且是对我讲。”

阿尔卡迪奥法官坐在椅子上动弹不了，否则他一定会耸耸肩。

“这些话我不是第一次说了，”他明确地说。

“中尉可是您最好的朋友，”理发师说。

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口气显得又紧张又机密。他全神贯注地在干活儿，就象一个不常写字的人签名一样。“告诉我一件事，瓜迪奥拉，”阿尔卡迪奥法官神情庄重地说。“你对我有什么看法？”理发师正给他刮胡子。想了一下回答说：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认为您这个人很懂得万事都有个头，而且不愿意拖后腿。”

“啊，你可以保持这种看法，”法官笑了。

法官阴沉着脸一动不动地让理发师刮脸。有朝一日把他拉到绞刑架下，他大概也是这副表情。他紧紧地闭住双眼。理发师用一块明矾给他擦擦胡子，上了点扑粉，然后用一把柔软的猪鬃刷子把粉掸掉。解下围裙时，顺手把一张纸悄悄地塞进他衬衣口袋里。

“只有一件事您的想法不大对头，法官，”理发师说。“咱们这个国家快要出事儿了。”

阿尔卡迪奥法官朝四下里看了看，理发馆里还是只有他们两个人。太阳烤炙着大地。九点半了，镇上还是寂然无声。缝纫机依然在嗡嗡作响。礼拜一到底还是来了。法官觉得似乎不只是理发馆里，就连镇上也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于是，他从衣袋里掏出那张纸片，读了起来。理发师转过身去收拾梳妆台。“高谈阔论整整两年，”他背诵着“，戒严、新闻检查，一切照旧，当官的还是原班人马。”理发师从镜子里看到法官读完传单，便对他说：

“传给别人看看吧！”

法官把传单又放进衣袋里。

“你真勇敢，”他说。“要是我净认错人，”理发师说“，几年前早就吃黑枣了。”随后，他又神情严肃地说：“请您记住，法官，这件事别向任何人泄露。”

阿尔卡迪奥法官走出理发馆，觉得口干舌燥的。他来到弹子房，要了两大杯饮料，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去。看了看时间还早。他回想起在大学上学的时候，有一个礼拜六，他心里乱得象团麻，于是想出一个蠢办法。他跑到一家简陋的酒吧间的厕所里，在一块杨梅疮上洒了点火药，然后点上火。

喝到第四杯，唐罗克不再给他斟酒了。“照这么喝，”老板笑着说，“得让人把您象斗牛士似的扛出去了。”法官一听，例着嘴笑了，两只眼还是那样无精打彩的。又过了半个小时，他跑到厕所里，解完小便，出来前把秘密传单扔到茅坑里。

回到柜台时，法官看到酒瓶旁边放着一只刻有量度的酒杯。

“这是给您的，”唐罗克轻轻地扇着扇子对他说。大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阿尔卡迪奥法官喝下半杯，然后不紧不慢地品尝着酒的滋味。“有件事，您知道吗？”他问。一看唐罗克好象没听明白，法官就说：

“快出事儿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再次求见唐·萨瓦斯。这当儿，唐·萨瓦斯正在天平上称午饭。这顿午饭量很少，和鸟食一样。“告诉他，我在睡觉，”他附在妻子耳朵上悄悄地说。过了十分钟，他真的睡着了。一觉醒来，屋里的空气变得十分干燥，天气炎热，令人感到窒息。已经十二点多了。

“你梦见什么了？”妻子问道。

“啥也没梦见。”

她一直在等着丈夫自己醒过来，没去叫他。过了一会儿，皮下注射器煮开了。唐·萨瓦斯在自己的大腿上打了一针胰岛素。

“你好象三年没做梦了，”女人不大高兴地说，仿佛刚刚想起

这句话。

“混蛋！”他吼道“，你打算怎么样？还能强迫人做梦？”几年前，有一天中午，唐·萨瓦斯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棵橡树不开花，光结刮脸刀。妻子给他圆梦，结果中了头彩。

“今天没做梦，明天准做，”她说。

“今天不做，明天也不做，”唐·萨瓦斯不耐烦地顶撞她说。

“我才不为你那些蠢事做梦呢。”

妻子收拾房间的时候，唐·萨瓦斯又躺在床上。屋里凡是带尖的、带刃的家伙，她都拿了出去。过了半小时，唐·萨瓦斯一点儿一点儿地欠起身来，怕的是心情太激动。然后开始穿衣服。

“喂，”他问“，卡米查埃尔说什么啦？”

“他说过一会儿再来。”

两个人坐到桌旁，谁也没再开口说话。唐·萨瓦斯象小鸟啄食似地吃着简而又简的病号饭。他妻子那份午餐可真叫齐全，乍一看，象她那样纤弱的体格和有气无力的样子，这顿饭实在显得

过于丰盛了。她思忖了好大一工主夫，才拿定主意问唐·萨瓦斯：

“卡米查埃尔打算要什么？”

‘唐·萨瓦斯连头也没抬。

“钱呗。还能要什么？”

“我早就料到了，”妻子叹了口气，用怜悯的口气说：“可怜的卡米查埃尔，这么多年，钱象流水一样从他手里过，可他还是靠大家施舍过日子，”一说起这些，这顿饭吃得兴味索然，“给他吧，亲爱的萨瓦斯，”她恳求说。“上帝会报答你的，”她把刀叉交叉放在盘子上，好奇地问：“他需要多少？”

“二百比索，”唐·萨瓦斯不动声色地说。

“二百比索！”

“二百比索！”

“你想想看！”

对唐·萨瓦斯来说，礼拜一和礼拜天刚好掉了个个儿。礼拜天最忙，礼拜一下午却闲得没事。他在办公室里一呆就是几个钟头，坐在电风扇前尽情地打盹。与此同时，他家牧场里的牲口在长个儿、长膘、下崽儿。然而今天下午，他的心一刻也静不下来。

“天太热了，”妻子说。

唐·萨瓦斯暗淡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激怒的光芒。这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木头旧写字台，四把皮椅子，屋角里堆放着马具。百叶窗关着，屋内的空气温温吞吞的，有点憋闷。

“也许是吧，”他说“，十月份从来没这么热过。“”十五年前，天也是这么热，闹过一次地震，”妻子说。“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唐·萨瓦斯心不在焉地说，“你知道，我什么也记不住。此外，”他没好气地说，“今天下午我也不想谈这些倒楣事儿。”他合上眼，胳臂交叉起来，放在肚皮上，假装睡觉。

“要是卡米查埃尔来了，”他喃喃地说，“告诉他，我不在，”妻子本想再求求情，一看他不答理，脸色都变了。

“你真不是个好东西，”她说。

唐·萨瓦斯没再言语。妻子悄悄地离开办公室，关纱门的时候也没有弄出一点响动。唐·萨瓦斯又睡着了，一直睡到黄昏。睁开眼一看，只见镇长坐在一旁，等他醒来，他还以为在做梦呢。

“象您这样身份的人，”中尉喜眉笑眼地说，“可不该敞着门睡觉啊。”

唐·萨瓦斯惊愕了一下，可是脸上没有露出来。“对您来说，我家的大门永远是开着的，”他伸手要按电铃，镇长摆了摆手，没让他按。

“不要点咖啡吗？”唐·萨瓦斯问。“先不要，”镇长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好象在想念着什么。

“您睡觉的时候，这里一切都很好，就象其他镇上一样。”唐·萨瓦斯用手指揉揉眼皮。

“几点了？”

镇长看了看表。”快五点了，”他说。随后，在安乐椅上换了个姿势，悄悄地把话拉入正题。

“咱们谈谈，好吗？”

“我想。”唐·萨瓦斯说“，我也干不了别时事啦。“”也没什么可干的，”镇长说。“说来说去，这件事对谁都不是个秘密。”他还是那样从容不迫，言谈举止十分自然。

“请您告诉我，唐·萨瓦斯，自从蒙铁尔寡妇答应把牲口卖给您起，您究竟弄过来多少头了？又给多少头重新打上烙印了？”唐·萨瓦斯耸了耸肩。

“我一点数儿也没有。”

“您一定记得，”镇长用肯定的口气说，“这种事有一个名称。”

“盗窃牲畜，”唐·萨瓦斯说。

“是的，”镇长肯定说。“比如说，”他不动声色地继续说，

“三天内您拉走二百头牲口。”

“但愿如此，”唐·萨瓦斯说。

“好吧，就算二百头，”镇长说。“您知道有什么规定吗？每头牲口政府要抽五十比索的税”

“四十。”“五十。”

唐·萨瓦斯只好不吭气儿了。他靠在弹簧椅的靠背上，转动着手指头上那只镶着光滑的黑宝石的戒指，眼睛仿佛盯住一盘象棋。

镇长用冷酷无情的目光打量着他。“可是这一次，事情到此

还不算完，”他接着说。“从现在起，何塞·蒙铁尔留下的全部牲口，无论在什么地方的，全部归镇政府保护。”他等了一会儿，看见对方没有反应，又解释说：

“您已经知道了，那个可怜的女人完全疯了。”

“卡米查埃尔呢？”

“卡米查埃尔，”镇长说“，两小时以前被看管起来了”

听到这儿，唐·萨瓦斯看了他一眼，流露出一副又佩服又惊讶的表情。他感到内心涌起一阵抑制不住的狂笑，猛地把肥胖笨重的身躯扑到写字台上。

“妙极了，中尉，”他说“，照您看，这算得上一场美梦吧！”黄昏的时候，希拉尔多大夫觉得许多过去的事又出现了。广场上的杏树又落满了灰尘。又一个冬天过去了，但冬天悄悄的脚步声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安赫尔神父散步回来，正好看见大夫往门诊所的锁上捅钥匙。

“您瞧，大夫，”神父笑呵呵地说，“连开门也需要上帝帮忙。”

“有盏灯帮忙也行啊，”大夫也笑着说。

他把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一下，才回过身来和安赫尔神父说话。他忽然发现，在暮霭中，神父沉着脸，面色通红。“请等一等，神父，”他说“，我看您的肝恐怕不太好，”说着，拉住神父的胳臂。

“是吗？”

大夫打开门灯，仔细端详着神父的脸。他对神父的关怀不光是出于医生的职业感，更多地还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大夫打开纱门，点着门诊所的灯。

“我给您检查一下，神父，这五分钟时间不会白花的，”他说。“看看血压怎么样。”安赫尔神父本来有急事。大夫一坚持，他只好走进诊所，挽起袖子准备量血压。

“要说在我那会儿，”他说“，可没见过这些玩意。”希拉尔多大夫把椅子放在他跟前，坐下来给他量血压。

“眼下才是您的好时候呢，神父，”他笑着说，“千万别错过去。”

大夫两眼盯住血压计的水银柱，教区神父用好奇的目光环视着这间屋子，病人一进候诊室，往往就变成这样痴呆呆的。墙上挂着一张已发了黄的证书，一张小女孩的画像，脸庞本来是紫微微的，现在一边面颊被虫蛀了，变成蓝色；还有一幅医生从死神手里抢救一个裸体女人的画像；尽里面，有一张白色的铁床，后面有一个药柜，里面放满了贴着商标的药瓶。窗子旁边是一个放医疗器械的玻璃柜，还有两个装满书籍的书柜。屋里弥漫着各种各样的气味，惟独非饮用的酒精味最呛鼻子。

量完血压，希拉尔多大夫脸上没有露出任何表情。

“这屋里缺一张圣像，”安赫尔神父嘟嘟哝哝地说。

大夫朝四面墙上溜了一眼。“不光是我这儿，”他说，“镇上也缺圣像。”说罢，他把血压计放进一个皮盒里，使劲拉上拉链，又说：

“告诉您吧，神父，血压正常。”

“我早就料到了，”教区神父说。然后，又有气无力地加上一句：“比起往年来，今年十月我觉得最舒服了。”

神父慢腾腾地把衣袖放下来。他穿的那件法袍四边缝了又缝，脚上穿着一双破鞋，两只手很粗糙，指甲黢黑，象是被火烧焦了似的。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看出他的真正处境：他这个人穷得没法再穷了。

“话虽如此，”大夫反过来说，“我还是很担心。象今年十月这样的天气，应该说您的饮食起居都不大合适。”“上帝对人的要求是很严格的，”神父说。

大夫背过身去，眺望窗外阴暗的河流。“我想问一问：究竟严格到什么地步？”他说，“这么多年，您明明知道一切都是老样子，却非要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包得严严的。我想，这恐怕不是上帝的意愿吧。

他沉默半晌，又问：

“这些天，您没有感觉到，您的一番苦心正在化为乌有吗？”

“在这一生当中，每天晚上我都有这种感觉。”安赫尔神父说。“正因为如此，我才想第二天要更加努力从头干起。”

神父站起身来。“快六点了，”他说着，打算离开诊所。大夫站在窗前没动窝，只是伸出一只胳臂拦住神父，说：“神父，这几天晚上，您应该扪心自问一下：您是不是打算给道德也贴上一块橡皮膏啊？”

安赫尔神父觉得心里一股怒火直往上冲，想掩饰也掩饰不住。“到临终的时候，”他说，“您就会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了，大夫。”他道声“晚安”，走了出去，轻轻地关好屋门。

诵经的时候，神父的精神老是集中不起来。他关上教堂的大门，米娜走过来告诉他说，两天内只逮住一只老鼠。神父似乎觉得，特莉妮达不在的这些日子，老鼠大量繁殖，简直要把教堂挖塌了。米娜下了老鼠夹子，在奶酪上放了毒药。神父还亲自帮她追踪老鼠，发现新鼠洞，用沥青把洞堵死。结果都无济于事。

“干活儿嘛，要有信心，”神父对米娜说。“老鼠一定会象羊羔一样乖乖地上夹子的。”

临睡前，神父躺在光秃秃的凉席上，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觉。他心里十分明白：大夫的话打动了他的心，一种失败情绪暗暗地攫住了他。他感到忐忑不安，教堂里老鼠成群结伙地窜来窜去，自从戒严以来全镇陷于可怕的瘫痪状态。这一切象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使他脑海不停地旋转，他记起了一件最怕忆及的往事：那是他刚刚来到镇上的时候。一天半夜，有人把他叫起来，请他在诺拉·德·哈科夫临终前再去拉她一把。他走进一间卧室，只见床头上摆着一个十字架，靠墙根放着好几把空椅子，仿佛在迎接死神的到来。在那里，他听了一次戏剧性的忏悔。诺拉·德·哈科夫奄奄一息，她讲得非常冷静、简短而又详尽。她坦白说，她的丈夫奈斯托尔哈科夫不是那个刚刚出世的女儿的父亲。安赫尔神父说，她要想得到宽恕，必须当着她丈夫的面把刚才忏悔的话重说一遍。

马戏团老板有节奏地叫着号子，几个小伙子一下一下地把帐篷支架从地里拔出来。帐篷颓然坍塌下来，发出一阵风吹树梢般的沙沙声。天亮时，帐篷已经叠放好，女人和孩子们坐在大箱子上吃早饭，男人们把驯兽运到船上。小船拉响第一声汽笛，光秃秃的空地上只留下一堆堆篝火的残迹，仿佛告诉人们有一只史前动物打从本镇经过。

此时，镇长还没有睡觉。从阳台上看见马戏团上了小火轮，他也来到码头，加入喧闹的人群。他身上的军装没有脱，睡眠不足，两眼布满血丝。两天没刮胡子了，脸上露着一副凶相。老板从船舱顶上望见镇长。

“您好，中尉，”老板喊道。“我可要离开贵国了。”老板的背后有一圈宽大明亮的光环，照得他圆圆的脸上带着一副主教的神气。他手中握着那条卷起来的鞭子。

镇长走到河边。张开双臂兴冲冲地喊道：“哎哟，真遗憾，将军。我希望你能老老实实地告诉大家为什么你要走？”他随即转向众人，大声地说：

“他不肯给白孩子们自演一场，所以我才不准他演出。”小火轮拉响最后一声汽笛，紧接着发动机发出隆隆的响声，盖过了老板的答话声。河水冒出一股从河底泛上来的泥浆味。等小船在河心转了个弯以后，老板靠在船舷上，把两手握成喇叭状，用尽全身力气高声喊道：“再见，警察，你这个臭姨子养的。”

镇长脸上的颜色丝毫未变。他两手插在衣袋里一直等到发动机声消失后，才满面春风地从人群中走过去，进入叙利亚人摩西的商店。

快八点了。叙利亚人把摆在门口的商品收拾起来。

“看样子，您也要挪窝儿啊，”镇长对他说。

“快了，”叙利亚人眼瞅着天说。“快下雨了。“”礼拜三不会下雨，”镇长用肯定的口气说。镇长把两肘撑在柜台上，仰望着港口上空滚滚的乌云。叙利亚人收拾完东西，叫他老婆端点儿咖啡来。“照这样下去，”叙利亚人叹了口气，象是自言自语地说，“咱们得从别的镇上借人了。”

镇长一口一口地品味着咖啡。又有三户人家离开了本镇。据叙利亚人摩西的统计，加上这三家，一个礼拜内走了五家。

“他们早晚会回来的，”镇长边说边端详着咖啡渣在杯底留下的奇形怪状的花纹。接着，又满不在乎地说：“甭管走到什么地方，他们不会忘记自己的胞衣是埋在咱们这个镇上的。”

镇长刚说完没雨，天上就下起倾盆大雨来。几分钟的工夫，镇子被水淹了。镇长不得不在商店里等着大雨过去，然后到警察局去。一进门就看见卡米查埃尔先生。他还坐在院子当间儿的一张小凳儿上，浑身上下被大雨浇得透湿。

镇长没和卡米查埃尔先生打招呼。他先是听了警察的报告，然后让人打开关押贝贝·阿马多的牢房。阿马多脸朝下，趴在砖地上，好象睡得很香。镇长用脚把他扒拉过来，一看他的脸被打得不成人样了，心里不由得暗暗感到一阵怜悯。

“从打什么时候起他就没吃饭了？”镇长问。

“从前天晚上。”

镇长吩咐把他扶起来。三名警察架着阿马多的胳肢窝，把他拖到牢房尽里面，让他坐在那个靠墙的半米高的水泥台子上。刚才他趴过的地方留下一片潮湿的痕迹。两名警察扶着他坐好，另外一名警察揪住他的头发，让他抬起头来。要不是看见他还在不均匀地喘气、嘴唇上露出被折磨的筋疲力竭的表情，人们还以为他死了呢。

警察走了以后，贝贝·阿马多睁开眼睛，摸着黑抓住水泥台的边缘，然后趴在水泥台上，嘴里发出一声嘶哑的呻吟。

镇长离开牢房，吩咐手下人给犯人弄点吃的，让他睡会儿觉。“再过一会儿，”他说，“继续敲打他，叫他把知道的事统统倒出来。照我看，他顶不了多大工夫了。”从阳台上望下去，镇长看到卡米查埃尔先生还呆在院子里，两手蒙住脸，蜷缩在凳子上。

“罗维拉，”他叫道，“你到卡米查埃尔家去一趟，叫他老婆把衣服送来。”接着他又急急巴巴地说：“完了事，把他带到我办公室来。”

镇长靠在写字台上睡得朦朦胧胧的，只听外边有人叩门。原来是卡米查埃尔先生。他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浑身上下全干了，只有那双鞋泡得浮浮囊囊的，好象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镇长没有答理卡米查埃尔，他让警察拿双鞋来。

卡米查埃尔先生朝警察扬了扬手，说：“就这样吧，”他转过脸来，态度凛然地对镇长说：

“我就剩下这双鞋了。”

镇长让他坐下。二十四小时前，卡米查埃尔先生被带到这间铜墙铁壁的办公室，镇长就蒙铁尔的财产状况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审问。他详细地作了介绍。最后，镇长透露他打算买下蒙铁尔的遗产，价钱由镇上的行家议定。卡米查埃尔回答得很干脆：在没有解决继承权之前不能变卖任何东西。

两天来他忍饥挨饿，受尽风吹雨打。到了今天下午，仍然表示毫无通融的余地。

“你啊，卡米查埃尔，真是头蠢驴，”镇长对他说。“等到解决完继承权问题，唐·萨瓦斯那个老贼可要把蒙铁尔家所有的牲口都打上他家的烙印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耸了耸肩。

“好吧，”镇长沉默了好久，然后说。“人人都知道，你是个正直的人。不过你要记住，五年前，唐·萨瓦斯曾经把一份名单交给了何塞·蒙铁尔，上面开着所有同游击队有联系的人的名字。因此，他是留在镇上的唯一的反对派的头子。”

“还有一个，”卡米查埃尔先生用尖酸刻薄的口吻说。“那位牙匠。”

镇长没有答理他的插话。

“为了这么一个动不动就出卖自己手下人的家伙，你在露天里风吹日晒，一坐就是二十四个小时，犯得上吗？”卡米查埃尔先生低下头，两眼盯着自己的手指甲。镇长坐在写字台上，用温和的口气说：

“再说，你也得为你的孩子着想啊。

卡米查埃尔先生并不知道昨天晚上他的妻子和两个大儿子找过镇长，镇长答应他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把他放出去。

“那您就甭操心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他们自己会照管好自己。”

他听到镇长在办公室里踱过来踱过去，于是抬起头来舒了口气说：“您还有一招儿没拿出来呢，中尉。”他低眉顺眼地瞥了一下镇长，又继续说下去：

“把我枪毙。”

镇长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镇长在自己的房间里呼呼地睡着了。卡米查埃尔先生又被带回院子里的板凳上。

这时候，在离开警察局只有两条大街的法院的办公室里，秘书显得很开心。整个上午，他呆在办公室里面打瞌睡。忽然一睁眼，瞥见了蕾薇卡，德阿希斯的白光耀眼的胸脯，想回避都来不及。那是在靠近中午的时候，事情来得象闪电一样急速。洗澡间的门突然打开了，那个令人着迷的女人一丝不挂地走出来，只在头上裹着一条毛巾。她轻轻地喊了一声，赶忙将窗户关上。

秘书躲在办公室的暗影里，呆了足有半个小时，那个女人的身影还在眼前晃来晃去，害得他心猿意马。快十二点了，他锁上门，走出办公室，想找个什么人聊一聊，回味回味这件美滋滋的事。

路过电报局时，邮电所所长向他招了招手。“咱们这儿要来一位新神父了，”他说。“阿希斯寡妇给教皇写了一封信。”秘书表示不想听下去。

“做人的第一美德，”他说“，就是要守口如瓶。”在广场的拐角，秘书碰见了本哈民先生。本哈民的店门前有两个水坑。本哈民先生站在水坑前，琢磨着怎么跳过去。“这件事您要是知道了呀，本哈民先生，”秘书开了个头儿。

“什么事？”本哈民先生问。

“没什么，”秘书说“，这个秘密我至死也不向人披露。”

本哈民先生耸耸肩。只见秘书象个青年人似的一纵身跳过水坑，他也冒险跳了过去。

本哈民先生不在的时候，有人把一个三屉饭盒放在店铺后面的房间里，还有盘子、叉子和叠好的桌布。本哈民先生十分利落地打开桌布，把东西摆好，准备用午饭。他先喝了点儿汤，黄澄澄的汤上面漂着一圈圈的油花儿，还有一块排骨。另外一个盘子里是白米饭、炖肉，还有一块煎木薯。天气慢慢热起来了，但本哈民先生根本没有在意。吃完饭，他把盘子叠在一起，把一屉一屉的饭盒摞好，喝了一杯水。

他正要把吊床挂起来，听见有人走进店铺。

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问道：

“本哈民先生在吗？”

他探了探头，一看，是一位穿着黑衣服的妇女，头上包着一条毛巾，皮肤是暗灰色的。原来是贝贝·阿马多的母亲。

“不在，”本哈民先生说。

“噢，是您啊，”女人说。

“我听见您叫啦，”他说“，我是装胡涂，我知道您找我干啥”本哈民先生挂好吊床，那个女人站在小门那里犹犹疑疑的。她每喘一口气，喉咙里就发出一种轻微的咝声。

“别呆在那儿，”本哈民先生粗声粗气地说。“要么出去，要么进来。”她在桌子前面的凳子上坐下来，默默无声地饮泣着。

“对不起，”他说，“您应该懂得，要是大家看见您在我这儿，我也得跟着沾边儿。”

贝贝·阿马多的母亲从头上摘下毛巾，擦了擦眼睛。本哈民先生拴好吊床以后，习惯地拽了拽绳子，看拴结实了没有。然后他走过来和那个女人说话。

“您这趟来，”他说“，是想叫我写份呈子？”女人点了点头。

“这就是说，”本哈民先生接着说，“您还相信那个玩意儿。眼下呀，”他低声说，“打官司不靠状纸，专靠枪子儿。”

“人们都这么说，”她答道，“可是弄来弄去，只有我的孩子关在监狱里。”

她一边说话，一边把攥在手里的手绢打开，从里面拿出几张被汗水浸湿的票子，一共是八个比索。她把钱交给本哈民先生。

“我就剩这点儿钱了。”

本哈民先生朝钱瞟了一眼，耸了耸肩，拿起钞票，放在桌子上。“我明知道这是白耽误工夫儿，”他说。“好吧，我给您写，无非是向上帝表示一下我的为人有多么固执。”那个女人默默地表示感谢，又啜泣起来。“无论如何，”本哈民先生劝她说，“您得求镇长开开恩、准许您去探望一下孩子，劝劝他把知道的事说出来。除此之外，这张呈子简直起不了任何作用。”

贝贝·阿马多的母亲用毛巾擦了擦鼻子，把毛巾包在脑袋上，走出店铺，连头也没回一回。

本哈民先生一觉睡到四点钟。到院子里洗脸的时候，天已经放晴了，许多小虫子在空中飞来飞去。他换上衣服，梳了梳那几根稀稀落落的头发，然后到电报局去，买了一张正式的公文纸。

本哈民先生正要回到店里写呈子，忽然觉出镇上好象出了什么事。远处传来喊叫声。几个年轻人从他身边跑过去。他忙向他们打听，小伙子们一边跑一边告诉他出了什么事。于是，他又回到电报局，退还了公文纸。

“用不着了。”他说“，他们刚把贝贝·阿马多处决了。”

镇长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他一手拿着皮带，另一只手系着军衣扣子，腾腾两下子跳下了宿舍的楼梯。看看天色，弄不清是什么时候。甭管有事没事，他总要到警察局去一趟。

一路走来，各家的窗子都关得挺严实。走到街中心时，只见迎面跑过一个女人来，两臂朝左右伸开。几只飞蚁在清新的空气中飞来飞去。镇长还没有弄清出了什么事，掏出手枪撒腿就跑。

一群妇女正要强行闯进警察局的大门。几个男人拦着，不让她们进去。镇长三拳两脚推开人群，背靠住大门，枪口对准大家。

“谁敢往前走一步，我就毙了他。”

从里边顶住门的那名警察打开大门，端起顶上火的步枪，吹起警笛。另外两名警察跑到阳台上，朝天放了几枪。人群立即朝大街的两头散开了。这当儿，那个女人象只狗似的“嗷嗷”地叫着出现在大街拐弯处。镇长一下子认出了她是贝贝·阿马多的母亲。于是，他连忙跳了一下，躲进警察局里，从楼梯上命令门口那名警察说：

“看住这个女人！”

警察局里象死一般地沉寂。其实，究竟出了什么事，镇长并不清楚。他把堵在牢房门口的警察拽开，才看见贝贝·阿马多。

阿马多趴在地上，身体蜷缩成一团，两手夹在大腿中间。脸色煞白，但身上没有血迹。

镇长看了看，确实没有伤痕，把尸体仰面朝天放好，把死者的衬衣下摆塞进裤子里，系好裤扣。最后，又给他系上皮带。

镇长站起来时，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他站在警察的对面，脸上露出了疲倦的神情。

“谁干的？”

“大家伙儿，”那个黄头发大个子说。“他想逃跑。”镇长心事重重地看看他，一时间好象找不到什么话说。“你这套瞎话，谁也不会相信，”说着，镇长朝那个大个子走过去，伸出一只手。

“把枪给我。”

警察解下皮带，交给镇长。镇长取出两颗打过的弹壳，换上两发新子弹，把废弹壳放进衣袋里，然后把枪交给另一名警察。黄头发大个子（从近处看，他的脸上还有一股孩子气）被带到旁边的那间牢房里。走进牢房，他把衣服全部脱掉，交给镇长。这些事做的不慌不忙，仿佛举行什么庆典似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最后，镇长亲自关上死鬼贝贝·阿马多的牢房门，走到院子的平台上。卡米查埃尔先生还在板凳上坐着。

卡米查埃尔先生被带到办公室，镇长请他坐下，他没有答腔。他站在写字台前面，衣服又是湿漉漉的。镇长问他看没看到周围发生的事情，他几乎连头也没有动一动。

“好吧，”镇长说，“这件事我还没来得及考虑一下怎么处理。甭管怎样说吧，”他继续说，“你要记住，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反正你已经卷进来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还是愣怔怔地站在写字台前面，衣服贴在身上，皮肤开始发肿，好象在水里泡了三天三夜似的。镇长又等了一会儿，看他还是没有反应。

“我说，卡米查埃尔，你要识时务，现在咱们是一家人啦。”他说话的时候，神态庄重，摆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但是，这些话似乎没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脑海里掀起任何波澜。他站在写字台前，身体肿胀，神情忧悒，一动也不动，等到大铁门关上之后，他还是这副神态。这时候，在警察局门前，两名警察抓住贝贝·阿马多母亲的手腕。三个人争斗了一气，好象正在歇着。那个女人静静地喘着气，眼泪已经哭干了。镇长在门口一出现，她嘶哑地嚎叫了一声，猛地一甩，从一名警察手里挣脱出来，另一名警察用枪把她打翻在地上。

镇长连看也没看她一眼。他叫一名警察陪着他走到大街拐角，来到看打架的人群面前。他对着众人说：

“要是大家不愿意看着事情闹大，甭管哪位出个头，把这个女人带到家里去。”

警察陪着镇长穿过人群来到法院。法院里一个人也没有。于是，镇长又到阿尔卡迪奥法官家里去，连门也没敲，就推开大门，高声喊道：

“法官！”

阿尔卡迪奥法官的女人拖着孕妇特有的腔调在暗影里回答说：

“出去了。”

镇长站在门坎上问：

“上哪儿去了？”

“上他去的地方呗，”女人说“，准是找哪个臭婊子去下，镇长示意要警察进去。他们大摇大摆地从阿尔卡迪奥法官老婆的身旁走过去，谁也没去看她一眼。在卧室里搜查了一气；连个人影子也没发现，于是他们又回到堂屋。

“他多会儿出去的？”镇长问。

“前天晚上，”女人说。镇长沉吟了好大一阵。

“姨子养的，”他冷不丁地喊道。“他还能入地五十米！还能又钻进他婊子妈的肚子里去！甭管是死是活，一定得把他揪出来。政府的手哪儿都够得着。”女人叹了口气。

“您这些话，上帝会听见的，中尉。”

天慢慢地黑下来了。街角上的人群还被警察拦在警察局的拐角处。有人把贝贝·阿马多的母亲带走了。小镇表面上平静下来。

镇长径直走到死者的牢房他吩咐人拿来一块帆布，和警察一起给死者带上帽子、眼镜，再用帆布把尸体包裹起来。随后，在警察局里搜罗来一些麻绳和铁丝，把尸体从脖子一直缠到脚腕子。收拾停当后，浑身热汗淋淋，但心情总算平静下来了，仿佛从身上卸下了一副重担。这时候，他把牢房的灯打开。“找把铁锹、镐头，再带盏灯来。”镇长命令警察说。“叫上冈萨莱斯，你们一块到后院，挖个深坑。靠里边挖，那儿比较干松。”他说说停停，仿佛想一句说一句似的。

过了两个小时，坟坑还没有挖好。镇长从平台上望出去，街上冷冷清清的，只有一名值勤的警察从一个墙角走到另一个墙角。他打开楼梯的灯，躲到大厅最幽暗的一个角落，耳边只听见远处一只石行鸟在一声一声地啼叫。

安赫尔神父的说话声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他先是听到神父和值勤警察说话，接着又听见陪他一起来的人说了几句，最后听出了说话的人是谁。他躺在折叠椅上没有动弹，过了一会儿，又听见他们边说话边走进警察局，旋即听到上楼的脚步声。黑暗中他伸出左手，抓住卡宾枪。安赫尔神父看见镇长出现在楼梯顶上，当即停下脚步。再下面两级站着希拉尔多大夫。大夫身穿一件浆洗过的白大褂，手里拎着药箱。一见镇长，他露出了两行尖利的牙齿。

“我白等了，中尉，”大夫客客气气地说。“整整一下午我一直等着您叫我来验尸。”

安赫尔神父用又明亮又温顺的眼睛盯着大夫，然后又转向镇长。镇长笑了笑。

“验什么尸啊，”他说“，又没死人。”

“我们想看看贝贝·阿马多，”教区神父说。

镇长把卡宾抢购枪口对着下面，仍旧对大夫说，“我也很想看看他，”他说，“有什么法子呢？”说罢，板起了面孔。

“他逃跑了。”

安赫尔神父迈上一级楼梯。镇长举起卡宾枪，对准神父。

“站住，别动，神父”他警告说。此时，大夫也登上一级楼梯。

“听我说，中尉，”大夫还是笑吟吟地说。“在咱们镇上没有不透风的事儿。从下午四点钟起，大家都知道你们把那个小伙子干掉了，和唐·萨瓦斯害死卖出去的驴用的办法一样。”

“他逃跑了，”镇长重复了一遍。

镇长只顾盯住大夫，不料安赫尔神父高举着双臂一下子登上两级楼梯。

镇长“咔”的一声拉开枪栓，两腿叉开，死立在那里。“站住！”他一声断喝。

大夫抓住教区神父的衣袖。安赫尔神父咳嗽起来。

“打开窗子说亮话，中尉，这个尸非验不可，”大夫说。他说话的口气很硬，多少年来这还是第一次。“监狱的犯人都爱得晕厥病，这个秘密现在也该揭开了！”

“大夫，”镇长说“，你敢动一动，我就开枪，”他斜着眼瞥了一下神父，说：“您也一样，神父。

三个人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除此之外，”镇长又对神父说“，您该高兴高兴了，神父。匿名帖儿就是那个小伙子贴的。”

“为了上帝的爱……”安赫尔神父说。

阵痉挛性的咳嗽弄得他无法继续说下去。镇长等着他咳完，又说：

“你们听着，我开始数数儿。一数到三，我就闭上眼，冲着大门开枪。从现在起，你们要永远记住我的厉害。”他又毫不含糊地警告大夫说“：少说废话。现在在打仗，大夫。”

大夫拉住教区神父的衣袖下了楼梯，没再转过身来。蓦地，他放声大笑起来。

“我喜欢这样，将军，”他说。“现在我们算是知道谁是谁了。”

“一！”镇长开始数数儿。

他们走了出来，没有听见数“二”。走到警察局拐弯的地方两个人分了手。神父已经支持不住了。他眼里噙着泪水，把脸扭到一边去。希拉尔多大夫面带微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不要大惊小怪的，神父，”他说“，生活就是这样。”大夫走到家门口拐角的地方，借着路灯看了看表：差一刻八点。

神父吃不下饭去。戒严以后，他坐下来写信，趴在写字台上一直写到半夜。细雨蒙蒙把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的。他写起字来用的劲很大，字母都写成了双道，字迹十分清晰。他心潮澎湃，直到钢笔写干了，在纸上划几下写不出字来，才想起蘸蘸墨水。

第二天，做完弥撒，他把信送到邮局，其实要到礼拜五才能送走。上午，空气潮湿，烟雾迷蒙。近中午时候，天放晴了。一只迷途的小鸟飞到院里，在晚香玉的花丛中一瘸一拐地跳跃了半个时辰。小鸟的啼声越来越高，每叫一次就提高八度，到后来声音尖利得用耳朵都听不见了。

黄昏，安赫尔神父出去散步。忽然他发觉整整一下午总有一股秋天的芬芳伴随着他。在特莉妮达家里，他和在家里养病的姑娘谈论起十月里各式各样的疾病，心情十分忧闷。谈着话，神父想起了有一天晚上蕾薇卡·德·阿希斯到他办公室里来，身上也是散发着那样一种馥郁的香气。

回来的路上，神父到卡米查埃尔先生家看了看。卡米查埃尔先生的妻子和大女儿伤心极了，一提起亲人被捕，她们就痛哭失声。相反的，孩子们看不到爸爸那副严厉的面孔倒都挺高兴的。他们端着一碗水给蒙铁尔寡妇送来的那对小兔饮水。说着说着这安赫尔神父突然停了下来，用手比画着，没头没脑地说：

“啊，我知道了，是乌头。”哪里是什么乌头。

再没有人提起匿名帖儿的事了。在新近发生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中，匿名帖儿不过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小插曲。黄昏散步时，安赫尔神父越发相信这一点。晚祷后，他在办公室里和几位天主教的女信徒谈了会儿话。大家走了以后，神父觉得肚子饿了。他煎了几片青香蕉，煮了点儿牛奶咖啡，就着一小块奶酪吃下去。吃饱饭，那股香味儿也就忘掉了。他脱了衣服，钻进蚊帐里，逮住几只没被杀虫药杀死的蚊子，然后准备躺下睡觉。一连气又打了几个嗝。胃里一个劲地泛酸，但心情却很平静。

神父睡得十分香甜。戒严后四下里静悄悄的。耳边仿佛听到寂静的声音。还有清晨的寒霜绷紧绳索发出的嚓嚓声，最后还听到一曲昔日的歌声。差十分五点，他发现原来自己还活着，费了好大力气欠起身来，用手指揉了揉眼皮。他想：“十月二十一日，礼拜五。”想完了又高声说道“：圣伊拉里翁。”

神父穿好衣服，没去洗脸，也没去祈祷。他扣好长袍上的一长串扣子，登上平时穿的那双破靴子，鞋底已经开绽了。在晚香玉的芬芳气息中，他打开屋门，忽然想起了一句歌词。

“我将永远留在你的梦中，”他叹了口气。

神父刚要敲钟，米娜推开了教堂的门。她走进洗礼堂，一看，奶酪原封未动，老鼠夹子也还是老样子。安赫尔神父打开冲着广场的大门。

“真倒楣！”米娜晃了晃空盒子说，“今天一只老鼠也没抓住。”

安赫尔神父没有理她。朝霞灿烂，空气清新，似乎预示着无论出什么事，今年的十二月也会准时到来。只有巴斯托尔的声音永远消逝了，这一点神父感受得最为深切。

“昨天夜里又有人弹奏小夜曲了吧，”神父说。

“是用枪子儿弹的，”米娜说“，刚才还响枪呢！”神父第一次看了她一眼。她面色十分苍白，和瞎奶奶一样；腰间也系着一条某个世俗团体使用的淡蓝色的绸带子。但是，她和特莉妮达不大一样，特莉妮达有点男孩子气，而她正在变成一个大姑娘。

“在什么地方？”

“到处都是，”米娜说。“他们象疯子一样到处搜查秘密传单。听说他们掀开了理发馆的地板，碰巧发现了武器。监狱里关满了人。不过，听说男人们都上山找游击队去了。”安赫尔神父叹了口气。

“我啥也不知道，”他说。

说罢，神父朝教堂深处走去，米娜默默地跟在后面，一直走到大祭坛。

“这算不了什么，”米娜说“，尽管昨天晚上戒严、开枪……”安赫尔神父停住脚步。扭回头来，用那双庄重的、天蓝色的眼睛看着她。米娜也停下脚步，腋下夹着空盒子，话没说完，却神经质地笑了笑。

巨　翅　老　人

大雨连续下了三天，贝拉约夫妇在房子里打死了许许多多的螃蟹。刚出生的婴儿整夜都在发烧，大家认为这是由于死蟹带来的瘟疫，因此贝拉约不得不穿过水汪汪的庭院，把它们扔到海里去。星期二以来，空气变得格外凄凉。苍天和大海连成一个灰茫茫的混合体，海滩的细沙在三月的夜晚曾象火星一样闪闪发光，而今却变成一片杂有臭贝壳的烂泥塘。连中午时的光线都显得那么暗淡，使得贝拉约扔完螃蟹回来时，费了很大力气才看清有个东西在院子深处蠕动，并发出阵阵呻吟。贝拉约一直走到很近的地方，方才看清那是一位十分年迈的老人，他嘴巴朝下伏卧在烂泥里，尽管死命地挣扎，依然不能站起，因为有张巨大的翅膀妨碍着他的活动。

贝拉约被这恶梦般的景象吓坏了，急忙跑去叫妻子埃丽森达，这时她正在给发烧的孩子头上放置湿毛巾。他拉着妻子走到院落深处。他们望着那个倒卧在地上的人，惊愕得说不出话来。老人穿戴得象个乞丐，在剃光的脑袋上仅留有一束灰发，嘴巴里剩下稀稀落落几颗牙齿，他这副老态龙钟浑身湿透的模样使他毫无气派可言。那对兀鹰似的巨大翅膀，十分肮脏，已经脱掉一半羽毛，这时一动不动地搁浅在污水里。夫妻二人看得那样仔细，那样专注，以致很快从惊愕中镇定下来，甚至觉得那老人并不陌生。于是便同他说起话来，对方用一种难懂的方言但却是一种航海人的好嗓音回答他们。这样他们便不再注意他的翅膀如何的别扭，而是得出十分精辟的结论：即认为他是一位遭到台风袭击的外轮上的孤独的遇难者。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请来一位通晓人间生死大事的女邻居看一看。她只消一眼，便纠正了他俩的错误结论。她说：“这是一位天使，肯定是为孩子来的，但是这个可怜的人实在太衰老了，雷雨把他打落在地上了。”

第二天，大家都知道了在贝拉纳家抓住了一个活生生的天使。与那位聪明的女邻居的看法相反，他们都认为当代的天使都是一些在一次天堂叛乱中逃亡出来的幸存者，不必用棒子去打杀他。贝拉约手持警棍整个下午从厨房里监视着他。临睡觉前他把老人从烂泥中拖出来，同母鸡一起圈在铁丝鸡笼里。午夜时分，雨停了。贝拉约与埃丽森达却仍然在消灭螃蟹。过了一会儿，孩子烧退醒了过来，想吃东西了。夫妇俩慷慨起来，决定给这位关在笼子里的天使放上三天用的淡水和食物，等涨潮的时候再把他赶走。天刚拂晓，夫妻二人来到院子里，他们看见所有的邻居都在鸡笼子前面围观，毫无虔诚地戏耍着那位天使，从铁丝网的小孔向他投些吃＋的东西，似乎那并不是什么神的使者，而是头马戏团的动物。贡萨加神父也被这奇异的消息惊动了，在七点钟以前赶到现场。这时又来了一批好奇的人，但是他们没有黎明时来的那些人那样轻浮，他们对这个俘虏的前途作着各种各样的推测。那些头脑简单的人认为他可能被任命为世界的首脑。另一些头脑较为复杂的人，设想他可能被提升为五星上将，去赢得一切战争。还有一些富于幻想的人则建议把他留做种籽，好在地球上培养一批长翅膀的人和管理世界的智者。在当牧师前曾是一个坚强的樵夫的贡萨加神父来到铁丝网前，首先重温了一遍教义，然后让人们为他打开门，他想凑近看一看那个可怜的汉子，后者在惊慌的鸡群中倒很象一只可怜的老母鸡。他躺在一个角落里，伸展着翅膀晒太阳，四围满是清晨来的那些人投进来的果皮和吃剩的早点。当贡萨加神父走进鸡笼用拉丁语向他问候时，这位全然不懂人间无礼言行的老者几乎连他那老态龙钟的眼睛也不抬一下，嘴里只是用他的方言咕哝了点什么。神父见他不懂上帝的语言，又不会问候上帝的使者，便产生了第一个疑点。后来他发现从近处看他完全是个人：他身上有一种难闻的气味，翅膀的背面满是寄生的藻类和被台风伤害的巨大羽毛，他那可悲的模样同天使的崇高的尊严毫无共同之处。于是他离开鸡笼，通过一次简短的布道，告诫那些好奇的人们过于天真是很危险的。他还提醒人们：魔鬼一向善用纵情欢乐的诡计迷惑不谨慎的人。他的理由是：既然翅膀并非区别鹞鹰和飞机的本质因素，就更不能成为识别天使的标准。尽管如此，他还是答应写一封信给他的主教，让主教再写一封信给罗马教皇陛下，这样，最后的判决将来自最高法庭。

神父的谨慎在这些麻木的心灵里毫无反响。俘获天使的消息不胫而走，几小时之后，贝拉约的院子简直成了一个喧嚣的市场，以至于不得不派来上了刺刀的军队来驱散都快把房子挤倒的人群。埃丽森达弯着腰清扫这小市场的垃圾，突然她想出一个好主意，堵住院门，向每个观看天使的人收取门票五分。

有些好奇的人来自很远的地方。还来了一个流动杂耍班；一位杂技演员表演空中飞人，他在人群上空来回飞过，但是没有人理会他，因为他的翅膀不是象天使的那样，而是象星球编幅的翅膀。地球上最不幸的病人来这里求医：一个从儿时开始累计自己心跳的妇女，其数目字已达到不够使用的程度；一个终夜无法睡眠的葡萄牙人受到了星星噪音的折磨；一个梦游病者总是夜里起来毁掉他自己醒时做好的东西；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病情较轻的人。在这场振撼地球的动乱中，贝拉纳和埃丽森达尽管疲倦，却感到幸福，因为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们屋子里装满了银钱，而等着进门的游客长队却一直伸展到天际处。

这位天使是唯一没有从这个事件中捞到好处的人，在这个临时栖身的巢穴里，他把全部时间用来寻找可以安身的地方，因为放在铁丝网旁边的油灯和蜡烛仿佛地狱里的毒焰一样折磨着他。开始时他们想让他吃樟脑球，根据那位聪明的女邻居的说法，这是天使们的特殊食品。但是他连看也不看一下，就象他根本不院那些信徒们给他带来的食品一样。不知道他是由于年老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最后总算吃了一点茄子泥。他唯一超人的美德好象是耐心。特别是在最初那段时间里，当母鸡在啄食繁殖在他翅膀上的小寄生虫时；当残废人拔下他的羽毛去触摸他的残废处时；当缺乏同情心的人向他投掷石头想让他站起来，以便看看他的全身的时候，他都显得很有耐心。唯一使他不安的一次是有人用在牛身上烙印记的铁铲去烫他，他呆了那么长的时间动也不动一下，人们都以为他死了，可他却突然醒过来，用一种费解的语言表示愤怒，他眼里噙着泪水，扇动了两下翅膀，那翅膀带起的一阵旋风把鸡笼里的粪便和尘土卷了起来，这恐怖的大风简直不象是这个世界上的。尽管如此，很多人还是认为他的反抗不是由于愤怒，而是由于痛苦所至。从那以后，人们不再去打扰他了，因为大部分人懂得他的耐性不象一位塞拉芬派天使在隐退时的耐性，而象是在大动乱即将来临前的一小段短暂的宁静。

贡萨加神父向轻率的人们讲明家畜的灵感方式，同时对这个俘获物的自然属性提出断然的见解。但是罗马的信件早就失去紧急这一概念。时间都浪费在证实罪犯是否有肚脐眼呀，他的方言是否与阿拉米奥人的语言有点关系呀，他是不是能在一个别针尖上触摸很多次呀，等等上边。如果不是上帝的意旨结束了这位神父的痛苦的话，这些慎重的信件往返的时间可能会长达几个世纪之久。

这几天，在杂耍班的许多引人入胜的节目中，最吸引人的是一个由于不听父母亲的话而变成蜘蛛的女孩的流动展览。看这个女孩不仅门票钱比看天使的门票钱少，而且还允许向她提出各色各样有关她的痛苦处境的问题，可以翻来覆去地查看她，这样谁也不会怀疑这一可怕情景的真实性。女孩长着一个蜘蛛体形，身长有一头羊那么大，长着一颗悲哀的少女头。但是最令人痛心的不是她的外貌，而是她所讲述的不幸遭遇。她还几乎未成年时，偷偷背着父母去跳舞，未经允许跳了整整一夜，回家路过森林时，一个闷雷把天空划成两半，从那裂缝里出来的硫磺闪电，把她变成了蜘蛛。她唯一的食物是那些善良人向她嘴里投的碎肉球。这样的场面，是那么富有人情味和可怕的惩戒意义，无意中使得那个对人类几乎看都不愿看一眼的受人歧视的天使相形见绌。此外，为数很少的与天使有关的奇迹则反映出一种精神上的混乱，例如什么不能恢复视力的盲人又长出三颗新的牙齿呀，不能走路的瘫痪病人几乎中彩呀，还有什么在麻风病人的伤口上长出向日葵来等等。

那些消遣娱乐胜于慰藉心灵的奇迹，因此早已大大降低了天使的声誉，而蜘蛛女孩的出现则使天使完全名声扫地了。这样一来，贡萨加神父也彻底治好了他的失眠症，贝拉约的院子又恢复了三天阴雨连绵、螃蟹满地时的孤寂。

这家的主人毫无怨言，他们用这些收入盖了一处有阳台和花园的两层楼住宅。为了防止螃蟹在冬季爬进屋子还修了高高的围墙。窗子上也按上了铁条免得再进来天使。贝拉约还另外在市镇附近建了一个养兔场，他永远地辞掉了他那倒霉的警官职务。埃丽森达买了光亮的高跟皮鞋和很多色泽鲜艳的丝绸衣服，这种衣服都是令人羡慕的贵妇们在星期天时才穿的。只有那个鸡笼没有引起注意。有时他们也用水冲刷一下，在里面撒上些药水，这倒并不是为了优待那位天使，而是为了防止那个象幽灵一样在这个家里到处游荡的瘟疫。一开始，当孩子学会走路时，他们注意叫他不要太接近那个鸡笼。但是后来他们就忘记了害怕，逐渐也习惯了这种瘟疫。孩子还没到换牙时就已钻进鸡笼去玩了，鸡笼的铁丝网一块一块烂掉了。天使同这个孩子也同对其他人一样，有时也恼怒，但是他常常是象一只普通驯顺的狗一样忍耐着孩子的恶作剧，这样一来倒使埃丽森达有更多的时间去干家务活了。不久天使和孩子同时出了水痘。来给孩子看病的医生顺便也给这位天使看了一下，发现他的心脏有那么多杂音，以至于使医生不相信他还象是活着。更使这位医生震惊的是他的翅膀，竟然在这完全是人的机体上长的那么自然。他不理解为什么其他人不也长这么一对。

当孩子开始上学时；这所房子早已变旧，那个鸡笼也被风雨的侵蚀毁坏了。不再受约束的天使象一只垂死的动物一样到处爬动。他毁坏了已播了种的菜地。他们常常用扫把刚把他从一间屋子里赶出来，可转眼间，又在厨房里遇到他。见他同时出现在那么多的地方，他们竟以为他会分身法。埃丽森达经常生气地大叫自己是这个充满天使的地狱里的一个最倒霉的人。最后一年冬天，天使不知为什么突然苍老了，几乎连动都不能动，他那混浊不清的老眼，竟然昏花到经常撞树干的地步。他的翅膀光秃秃的，几乎连毛管都没有剩下。贝拉约用一床被子把他裹起来，仁慈地把他带到棚屋里去睡。直到这时贝拉约夫妇才发现老人睡在暖屋里过夜时整宿地发出呻吟声，毫无挪威老人的天趣可言。

他们很少放心不下，可这次他们放心不下了，他们以为天使快死了，连聪明的女邻居也不能告诉他们对死了的天使都该做些什么。

尽管如此，这位天使不但活过了这可恶的冬天，而且随着天气变暖，身体又恢复了过来。他在院子最僻静的角落里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些天。到十二月时，他的眼睛重新又明亮起来，翅膀上也长出粗大丰满的羽毛。‘这羽毛好象不是为了飞，倒象是临死前的回光反照。有时当没有人理会他时，他在满天繁星的夜晚还会唱起航海人的歌子。

一天上午，埃丽森达正在切洋葱块准备午饭，一阵风从阳台窗子外刮进屋来，她以为是海风，若无其事的朝外边探视一下，这时她惊奇的看到天使正在试着起飞。他的两只翅膀显得不太灵活，他的指甲好象一把铁犁，把地里的蔬菜打坏不少。阳光下，他那对不停的扇动的大翅膀几乎把棚屋撞翻。但是他终于飞起来了。埃丽森达眼看着他用他那兀鹰的翅膀扇动着，飞过最后一排房子的上空。她放心地舒了一口气，为了她自己，也是为了他。洋葱切完了，她还在望着他，直到消失不见为止，这时他已不再是她生活中的障碍物，而是水天相交处的虚点。

世界上最漂亮的溺水者

海面上渐渐漂过来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先发现的孩子们炫耀说那是一艘敌船。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发现那件漂浮物上没有接旗帜，也没有桅杆，于是又认为是一条鲸鱼。一直到它漂到岸边，他们从它身上取下那些黑乎乎的马尾藻、水母和遇难船只的碎片后，才发现是一个淹死的人。

孩子们跟这个尸体玩了整整一下午，他们在沙滩上把他埋好，然后再挖出来，后来被大人看见了，便给村子里报了信。村子里男人把他抬到附近的房子里，抬尸的时候，人们发现这具尸体比所有的死人都庞大，都沉重，重得象一匹马，男人们互相议论着，可能是因为他在水里泡得时间太长了，水都浸到了骨头里的缘故。当他们把他放平在地上时，发现他比所有的男人都高大，这所小房子几乎都装不下他，但是他们想可能在某些被淹死的人身上自然生长的机能即使在人死后还继续起作用。他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海水味，皮肤外面粘着一层污泥。

不用给他洗脸，就可以断定，他一定是外乡人，这个村子只有十几户人家，分散居住在这个荒凉的海角一边，土地那么少，以致母亲们出门都生怕孩子被风刮到海里去。大海是温柔而又慷慨的，村子里死了人，人们都是从悬崖上把他扔到海里去的。所以当他们在海上遇到这具溺水者的浮尸时，只是相互看看，七条小船上挤满了全村的男人，再也没有多余的位置，因此大家也就没去理会他。当天夜里，男人们没有出海，都到邻近村子去打听是否丢了什么人，女人们留下来守护着那被淹死的人。她们用芦絮擦掉死人身上的污泥，给他整理了那水草一般的头发，用刮鱼鳞的铁器刮掉贴在他身上的脏东西。她们在做这些事情时，发现那些东西都是属于深海里的，他的衣服都已扯碎，好象他曾在满是珊瑚的世界里游历过似的。她们还发现这死者曾是一个很傲慢的人，因为他的脸上没有其他那些在海上淹死的人那种孤独的表情。最后直到她们给他完全擦洗干净了，才发现他是那么漂亮，于是都惊讶地憋住了呼吸。他不仅是她们从没见过的那种最高大，最强健而又最具有男性美的人，而且是连在想象中都不曾见过的男人。

在村子里找不到一张那么大的床来停放他，也没有一张那么结实的桌子好用来为他守夜。女人们把村子里身材最高的男人在节日里穿的裤子拿来也穿不进，最肥大的衬衣他也嫌窄，最大的鞋子还是小。女人们都为这短小的服装和他的美不相称而感到难过，于是她们决定用一大块帆布和一件新娘子的粗线衬衫给他做衣服，以保持他死后的尊严。妇女们围坐在一起，一针一针地缝着，不时地望着那具尸体。她们觉得那天夜里连风都反常，加勒比海从未有过这么大的风，妇女们认为这些异常的变化一定与这位死者有关。这些女人们还幻想：如果那漂亮的男人住在这个村子里，他的房子一定有宽大的门；高高的房顶和结实的地板；他睡的床的弹簧垫子一定是用铁螺栓为主要结构做的；他的女人一定是最幸福的。她们想象着：他很有权威，要海里的鱼他只需呼唤它们的名字就行了；他是那么热爱劳动，以至于能使最荒凉的石头地里流出水源；他还能在悬崖峭壁上栽种鲜花。她们暗自拿他跟自己的男人比，觉得自己的男人一辈子干的都不及他一夜所干的多，她们内心里都在咒骂自己的男人，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污秽而又没有本事的人。女人们一个个都陷入这些幻想的迷宫中，这时她们当中最老的一个叹口气说道：“他长的多么象埃斯特温。”

不错，是很象，大多数人再次看他一眼时都觉得再没有别的名字比这还合适的了。可几个最固执的年轻妇女想给他起名叫劳塔罗，但没有成功。

最后麻布不够了，衣服剪裁得不好，穿在他身上显的紧绷绷的，仿佛他体内有一种潜在的力量，把衬衣的扣子都绷掉了。

后半夜，大海沉睡了，沙沙的风声听得清清楚楚，周围一片静寂。关于这溺水者的名字的争议最后以命名埃斯特温而告结束。

那些给他穿衣服、梳头、剪指甲和修胡子的女人，在把他放倒在地上时都抑制不住难受的心情。她们想到他死后都这么麻烦，活着时他那庞大的躯体一定很不幸。她们仿佛看见他活着时进门总是侧着身，头总是撞门框；到人家里，总是站在那里，摆弄着他那海牛般的玫瑰色的嫩手，不知做什么是好；女主人总是不放心地找一把最结实的椅子，请埃斯特温坐下，可他却靠在墙边，微笑着说：“没关系，夫人，我这样呆着很好。”他每次到人家拜访都总是重复那句话：“没关系，夫人，我这样呆着很好。”他常常怕弄坏椅子而不肯进屋，可人家总是热情地对他说：埃斯特温，你别走，你哪怕等到咖啡烧开了再走也好呀。可后来，这个大傻瓜还是走了，多可爱啊，这个漂亮的傻瓜走了。天快亮时，女人们面对那具尸体，还在想着这些事。后来，当她们用一块手帕为他盖脸，免得阳光打扰他时，见到他是那样永远的安息了，象所有的男人一样，无法抗拒这自然规律的安排，都止不住流下了眼泪。先是她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女人开始抽泣，其他人强忍着，只是悲伤地叹着气，可到后来，越来越想哭，因为这个被淹死的人越发使她们回想起埃斯特温，这位世界上最无人帮助的可怜人，他是那么温柔，而又助人为乐。

最后，当男人们回来说，那个溺水者不是邻村人时，她们在痛哭之余都感到了一种莫名的空虚。

“神圣的上帝，他是我们的，”她们哭泣着说。

男人们认为这些言过其实的话只不过是女人的轻浮。他们已经被这一夜的寻访搞得筋疲力尽，只想立即处理掉这个额外的累赘。他们找来一些旧帆布，捆成担架，好把这沉重的身体抬到悬崖边上。他们想在他脚腕子上捆上一副商船的铁锚，好让他顺利地沉到海底，这样即使是再大的风浪，也不会再把他漂回海岸了。但是他们越是着急，女人们却越是耽搁时间。她们象正在啄食海滩贝壳的母鸡受了惊吓一样，一些人忙着给死者这儿放上护身符，另一些人忙着给死者在那儿扣上一条导向的带子，七嘴八舌的，这个说“：你取下来，放到这儿。”那一个又说“：你看都快把我挤倒在死人身上了。”这乱糟糟的场面使男人们感到莫名其妙，他们开始抱怨没有必要为一个外乡人搞这么多装饰品，反正在上面带再多的东西，也是喂鲨鱼。女人们并不理会，仍继续往死者身上放那些不值钱的殉葬品，放上去，又取下来，再放上去。男人们嘴里骂着：这里什么时候这样对待过一个漂来的死人，一个素不相识的死人，一堆臭肉。一个女人被这毫无感情的话激怒了，走过去取掉盖在死者脸上的手帕，这下连男人们也都惊呆了。

是埃斯特温。男人们二话没说就认为是他。如果对他说这是瓦尔特·拉莱，他们也许还会记得他那美国人的口音，肩头上的金刚鹦鹉和打猛兽的火枪。但是这埃斯特温，世界上只能有一位，而现在他正象一条大白鱼一样挺在那里，没穿靴子，套着不合身的裤子，坚硬的指甲只有用刀子才能削动。取下他脸上的手帕，可以看出他的表情很羞愧，似乎在说：长得这么庞大，这么重，又这么漂亮，这并不是我的过错；如果我知道这些会带来这么多麻烦的话，我一定会找一个最秘密的地方去淹死；甚至我还会自己在脖上系一个铁锚，免得在这星期三来打扰别人。他的样子是那么真诚，以至于连那些疑心最重的男人这些男人夜里在海上总是感到无比的苦恼，担心他们的女人会等他们等得厌烦，梦到他们被淹死了，或别的更可怕的事也都为埃斯特温真诚的表情而感到震惊。

就这样，人们为他举行了他们为一个漂来的死人所能想象到的最隆重的葬礼。有些妇女去邻村找花，把这件事讲给另一些妇女听，她们不相信，也跟来看看。当她们见到那死者后，就又去弄来更多的鲜花，人和花越来越多，挤得几乎无法走路。

最后把这可怜人放下水时是人们最难受的时刻。人们选出一位最好的父亲和一位最好的母亲来充当他的父母，还为他选出兄弟、叔侄，因此通过他，村子里所有的人相互都成了亲戚。

有些海员从远处听到了哭声便迷失了航向，他们不知道又是那一位被捆上了桅杆，不由得想起古代关于美人鱼的传说。

在去海边悬崖陡峭的山路上，人们争着抬那死者，面对着他们这华丽而又漂亮的死人，男女村民们第一次发现村里的街道已经坏得坎坷不平，他们的院落已经荒芜，而且是那么狭窄。

他们没有给他捆铁锚，为的是如果他想回来时，就回来。在把那具尸体抛下深渊以前的片刻间，所有的人都憋住呼吸。他们不需要相互去看，就知道彼此都不是完美的，永远也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他们也知道，从那以后一切都将不同，他们的房子将按上更宽大的门，更高的房顶，更坚固的地板，为了让埃斯特温可以到处走而不撞门框，为了将来谁也不敢窃窃私议地说什么这个傻瓜已经死了，真遗憾，这个漂亮的傻瓜死了。他们将在房前墙上涂上明快的色彩，借以永远纪念埃斯特温。他们还将凿开岩层，在石头地上挖出水源来，在悬崖峭壁上栽种鲜花，为了在将来每年的春天，让那些大船上的旅客被这海上花园的芳香所召唤。连船长也下到甲板上，身穿节日的服装，胸前挎着望远镜，佩带着金星肩章和一排战争中得的奖章，指着这座落在加勒比海地平线上满是玫瑰花的海角，用十四种语言说道：“你们看那儿，如今风儿是那样平静，太阳是那么明亮，连那些向日葵都不知道此刻该朝哪边转。是的，那儿就是埃斯特温的村子。”

埃伦蒂拉与残忍的祖母

——令人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

当那场给埃伦蒂拉终生带来不幸的灾风刮起来的时候，她正在给祖母洗澡。这座泥灰剥落的巨大建筑物，空旷而孤独，在狂风的第一次冲击下，连房架都震动起来。但是埃伦蒂拉和祖母对这个充满危险和动乱的大自然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在洗澡间里几乎没有觉察到那风力的级数。洗澡间里装饰着罗马浴池中常见的孔雀和幼童浮雕。

祖母坐在大理石的浴池里，那赤裸而庞大的身体仿佛一条漂亮的白鲸。她的孙女刚刚满十四岁，苗条的身材显得很疲惫。她那温柔的举动似乎和她的年龄很不相称。她用可以净血的树叶和香草水给祖母洗浴，叶子沾在丰满的后背上，披散的头发上和刻着水手们会笑掉牙的花纹的胳膊上。

“昨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在等一封信，”祖母说。埃伦蒂拉急不可待地问道：

“梦见哪一天会来信？”

“礼拜四。”

“那一定是一封带来坏消息的信，”埃伦蒂拉说，“但是这封信永远也不会来到你手中的。”

她给祖母洗完澡，搀扶着她回到卧室。祖母胖得走也走不动了，只有扶着孙女，或者象主教那样，拄着一根手杖，才能蹒跚而行，但是她的威严仍不减当年。在这间布置得十分讲究的卧室里，埃伦蒂拉需要花上两个多小时为祖母梳饰打扮：她拨开祖母的头发，洒上香水，梳理停当后，给祖母穿上一件花衣服，脸上扑上粉，嘴唇涂上口红，用麝香抹眼皮，用珍珠釉子染指甲，直到精心地把她打扮成一个大洋娃娃。这时再把她带到一个满是鲜花的花园里，让她坐在一把祖传的安乐椅上，听留声机播放音乐。

当祖母沉浸在对过去模糊的回忆中时，埃伦蒂拉还要忙着打扫房间。这房子又暗又乱，到处是家具，以及凯撒大帝、带眼泪的蜘蛛和天使的石膏塑像。还有一台镀金的钢琴和各种各样的钟表。院子里有一个贮水池，多年以来池中的水都是印第安人从远处背来的。在水池的一边有一只孱弱的鸵鸟，这是在那种恶劣气候下唯一残存的一只禽鸟。这偏僻荒凉的地区与外界的一切都相隔很远，由几条破烂街道组成的村镇在炎热的气候里煎熬。这里，每当灾风刮起时，小羚羊就纷纷死亡。

这所神秘的佳宅是祖父修建的，他叫阿玛蒂斯，是一个传奇式的走私犯。祖母跟他生了一个儿子，也取名叫阿玛蒂斯，这就是埃伦蒂拉的父亲。谁也搞不清楚这家人的原籍和来历。在那些印第安人当中最流行的说法是：老阿玛蒂斯从安地列斯群岛的一家妓院里赎出一个美丽的妓女作为妻子，后来在安地列斯群岛刺杀了一个男人，就带着妻子逃出法网，隐居在这穷乡僻壤。阿玛蒂斯父子俩，前者死于流行热病，后者在一场争斗中被打死。妻子在院子里掩埋了丈夫和儿子的尸体，辞退了十四个赤脚女佣人。由于她做出牺牲，一手带大了她那个私生孙女，使得她在这所神秘的住宅中仍然过着作威作福的生活。

孙女儿埃伦蒂拉光是给那些钟表上弦和校准时间就需要六个小时。在她遭难的那一天，没有干这件事，因为那些钟的弦一直可以走到第二天上午。她给祖母洗澡，换衣服，刷地板，烧午饭，擦玻璃，一直忙到十一点。在她给鸵鸟的饮水桶换水，把脏水浇到阿玛蒂斯坟上的荒草上时，刮起了这令人窒息的灾风，她哪里知道这风就是她不幸的恶兆。中午十二点，她正在擦最后几个香摈酒杯时，闻到一股怪味儿，于是，她赶紧向厨房跑去。还好，总算避免了一场玻璃器的灾祸。

她几乎够不着放在炉子上的正在向外溢的汤锅。她放上准备好的菜叶后，便抓紧时间在厨房的一条凳子上坐下来休息片刻。她闭上眼睛，然后又无可奈何地睁开，往锅里加汤。她常常这样边睡边干活。

祖母独自一人坐在餐桌的一端。这是一张可以坐十二个人的餐桌，上面放着银质的蜡烛台。祖母晃动了几下响铃，几乎是同时，埃伦蒂拉端着汤盆进来了。盛汤的时候，祖母注意到她那副睡眼惺松的样子。祖母伸出手，象是擦玻璃似的，在她眼前晃了晃。埃伦蒂拉竟没有看见这只手。祖母仍然盯着她，当埃伦蒂拉转过身回厨房时，她喊道：

“埃伦蒂拉。”

女孩突然惊醒，汤盆掉到了地毯上。

“没什么，孩子，”祖母温柔地对她说“，你刚才边走边在睡觉。”

“这是我的习惯，”埃伦蒂拉面无表情地说。

她拾起汤盆，睡眼蒙胧，想擦去地毯上的污迹。

“就这样吧，”祖母安慰她“，下午你再洗它。”

就这样，下午除了日常的活儿外，埃伦蒂拉还要洗饭厅的地毯。她趁去水池的机会索性把星期一的衣服也洗了出来。此时此刻，那强劲的灾风总是想往屋里钻。她有许多事要做，天黑了她都没察觉。等她铺好了饭厅的地毯时；已是上床睡觉的时间了。

祖母整整一个下午都胡乱弹着钢琴，自我欣赏地低声唱着她年轻时的歌曲，甚至眼里还噙着泪水。当她穿着软棉布睡衣躺在床上时，就好象又陷入那些既美好又痛苦的回忆之中了。

“明天洗洗大厅里的地毯，”她对埃伦蒂拉说“，这条地毯很久没见过太阳了。”

“是的，祖母，”女孩回答。

埃伦蒂拉拿起一把羽毛扇，开始给这位正在向她下达命令的无情的主妇打扇，扇着扇着她自己就睡着了。“睡觉前把所有的衣服都熨好，这样你就可以安心睡’觉了。”

“是的，祖母。”

“检查好那些衣柜，在刮风的夜晚，那些蛀虫最容易饿了。”

“是的，祖母。”

“你抽空把那些花拿到院子里，让它们呼吸点新鲜空气”

“是的，祖母。”

“给鸵鸟放些食。”

祖母都睡着了，还在继续下命令，埃伦蒂拉就是从她、那儿继承下来梦中继续干活的长处的。埃伦蒂拉悄悄地走出去，做完了这一天的最后几件事。她从来都是这样一丝不苟地听从祖母梦呓中的吩咐。

“你要拿些喝的到墓上去祭奠祭奠。”

“是的，祖母。”

“躺下睡觉以前要把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因为不让这些东西各得其所，它们会难受的。”

“是的，祖母。”

“如果阿玛蒂斯父子来了，叫他们别进来，”祖母说。“告诉他们，波菲略格朗的无赖们正在等着他们，要杀死他们。”

埃伦蒂拉没有再答理她，她知道祖母开始说梦话了，但是她并不漏掉一个命令。她察看了窗子的插销，吹灭了最后几支蜡烛，然后拿起餐厅里的一个枝形烛台照着路，走向卧室。此时，随着酣睡的祖母平静而又响亮的鼾斯声，窗外风势越来越大。埃伦蒂拉的卧室虽不及祖母的房间豪华，却也相当漂亮。屋子里摆满了布娃娃和她童年时玩的线编的小动物。她被一天的活计累得筋筋疲力尽，连脱衣服的力气也没有了。她把烛台放在床头柜上，倒头便睡。不一会儿，那使她不幸的灾风象一群狗一样钻进了卧室，把那烛台吹倒，烧着了窗帘。

天亮时，风总算停了，开始落下一些大雨点子，稀稀拉拉的雨点浇灭了最后一点火星，房子的灰烬变得又湿又硬。镇上的人——大部分是印第安人，极力想从火灾中抢出一些东西：烧焦了的鸵鸟的尸体，镀金钢琴的架子，一尊缺头断腿的雕像。祖母用一种令人困惑的神情望着她那残存的财产。埃伦蒂拉坐在阿玛蒂斯父子的坟墓之间，不再哭了。祖母看到瓦砾堆中没有损坏的东西已所剩无几，便遗撼地看了一眼小孙女。

“我可怜的孩子，”她叹了一口气说，“你的命全搭上也不够赔偿我这损失的。”

就在这一天，在下着倾盆大雨的时刻，祖母开始让她赔偿损失了，她把埃伦蒂拉带到镇上商人的店铺。商人是一个肮脏而又贪婪的鳏夫，在这穷地方，他是有名的肯为处女出高价的人。当着厚颜无耻的祖母的面，他细心而又严格地检查了埃伦蒂拉的身子：计算她两条大腿的力量，胸脯的大小，臀部的直径。在没有算出她的价格以前，他一言不发。

“她还太小，奶头才跟母狗的一般大，”他说。

为了用数字证实他的看法，他让埃伦蒂拉站在磅秤上。体重四十二公斤。

“只值一百比索，”商人说。

祖母喊叫了起来。

“一个黄花闺女就值一百比索！”她几乎喊着说，“不行，伙计，这太不尊重处女的童贞了！”

“那么一百五十比索，怎么样？”商人又说。“这女孩使我损失了一百多万比索，”祖母说“，按这种价钱计算，她需要两百年才能赔偿我的损失。”商人说“：幸亏她还有个长处，就是她的年龄。”

暴风雨摇撼着这所房子，屋顶漏着雨水。在这充满灾难的天地里，祖母感到十分孤独。

“加到三百比索吧，”祖母说。

“二百五十。”

最后双方同意，付给二百二十比索现金，另外再给一些吃的

东西，祖母这才让埃伦蒂拉跟着这商人去，好象送她上学一样。

“我在这儿等着你，”祖母说。

“是的，祖母，”埃伦蒂拉说。

店铺后面是一间简陋的库房，四个砖砌的柱子支撑着一个烂稻草房顶，一堵一米高的土坯墙。大雨天洪水常常越过土墙灌进库房。墙边放着几盆仙人掌和别的热带植物。在两个柱子之间悬挂着一张褪了色的吊床。看上去象是随波飘浮的渔帆。外面是暴风雨的呼啸声，隐隐约约可以听到远处的喊叫声，动物的吼叫声，遇难者的呼救声。

埃伦蒂拉和商人走进库房，小心翼翼地提防跌倒在雨水里，两个人都浇得象落汤鸡一样。由于雨声太大，他们互相听不见对方的说话声。商人第二次动手时，埃伦蒂拉吓得喊了起来，企图逃跑。商人默默地抓住她的手腕子把她的胳臂扭到背后，拖向吊床。埃伦蒂拉拼命抵抗着，抓他的脸，低声嘶喊着。商人狠狠地打了她一个嘴巴，把她抱了起来，悬空转了一会儿，然后不等她脚沾地，就抱住她的腰，按进了吊床；埃伦蒂拉吓得昏了过去，好象被暴风雨击昏了头脑的鱼一样。那鳏夫商人象拔草似的把她的衣服撕得一长条一长条的，象彩带一样随风飘动。

当埃伦蒂拉被镇上所有男人玩够了以后，祖母便带着她搭乘辆运货卡车，沿着走私的路线前进。在车上，她们坐在米袋和黄油罐头中间，带着火灾后剩下的几样东西：华丽的床头，一尊战争天使的塑像，烧残的椅子和几样没用的小东西。还有一个上面画着两个十字架，里面装着阿玛蒂斯父子骨灰的大箱子。

祖母用一把破雨伞遮着太阳，汗水和尘土折磨着她，呼吸十分困难。但是，即使在这种困境中，她仍然保持着她的威严。在罐头箱和米袋后面，埃伦蒂拉正在以二十比索的身价向卡车搬运夫卖淫，以此来付旅费和家具的运费。最初，她象反抗那个鳏夫商人的袭击一样，本能地自卫着。但是这个搬运夫的方法不同，他很狡猾，慢慢使得她温存地服从了。就这样等他们到达第一个镇时，艰难的旅程虽已结束，可埃伦蒂拉还在货物后面陪伴着搬、运夫。卡车司机对祖母喊道：

“从这里往前是另一个世界了。”

祖母怀疑地朝那贫穷而又冷落的街道瞟了一眼。同她们刚离开的小镇相比，这个略大一点，但都同样凄凉。

“看不出来，”祖母说。

“这里是传教地区。”

“我对慈善事业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走私。”埃伦蒂拉在货物后面听他们说话，随便用手指拨弄着一个米袋，无意中发现了一根线头，她就往外拽，一下便扯出一条珍珠项链来。这时，司机还在跟祖母说话，埃伦蒂拉胆怯地看着这条象死蛇一样接在她手指上的项链。

“夫人，你别大白天说梦话了，现在没有人走私了。”“当然有，”祖母说，”快告诉我！”

“不信，你就去找找看，”司机笑道，“大家都在谈论他们，可谁也没见过。

搬运夫看见了埃伦蒂拉手上的项链，赶紧抢了下来，又放回那个米袋。这时祖母招呼孙女扶她下车，尽管这个小镇很穷，她还是决定留下来。埃伦蒂拉吻了一下搬运夫，告别了他。这一吻虽然是急匆匆的，但却是倾心乐意的。

祖母坐在那张放在街心的椅子上，等他们把东西卸完，最后卸下来的一件是装着阿玛蒂斯父子骨灰的大箱子。

“这个箱子沉得象一个死人，”司机笑着说。

“是两个死人！”祖母说。“你对他们应该放尊重些。“”一定是象牙雕像。”

司机边说边漫不经心地把骨灰箱放在烧残的家具中间，伸出手对祖母说：

“五十比索。”

祖母指着搬运夫：

“你的助手替你领了。”

司机惊奇地看了助手一眼，助手做了一个肯定的手势。司机走进驾驶室，那里坐着一个忧伤的妇女，怀里抱看一个小孩，孩子热得直哭。搬运夫自信地对祖母说：“如果您没别的说的，埃伦蒂拉将跟我走。我是诚心诚意地跟您说这话的。”埃伦蒂拉胆怯地说：“我可什么也没说！”

“我说的是实话，”搬运夫说。

祖母上下打量了一下他，不知他到底有多少家底。然后对他说：

“如果你赔偿我的损失的话，我没什么不同意的，因为这是由于她的疏忽造成的。八十六万二千三百一十五比索，减去她已付还我的四百二十，还差八十六万一千八百九十五比索。”汽车开动了。

“请相信我，如果我有这笔钱我会给你的，”搬运夫一本正经地对她说“，这个女孩值那么多钱。”

祖母对搬运夫小伙子的话很满意，亲热地对他说道：“好吧，孩子，等你有了这笔钱时再来吧，现在你走吧，如果我把帐算一算，你还欠我十个比索哩！”

搬运夫踏上卡车的脚踏板，渐渐远去了。他用手势向埃伦蒂拉表示再见，但是埃伦蒂拉只顾在那儿害怕，没有看见他的手势。

卡车把她们扔在那里。太阳地里，埃伦蒂拉和祖母两个人用薄铁片和亚洲地毯的残片就地搭了个棚子。她们在地上铺上两张席子，象在从前那所住宅里一样，睡得那么香甜，一直到太阳把棚顶晒开了口；烤在她们脸上，才醒来。

那天，一反常态，早晨是祖母来为埃伦蒂拉梳理打扮。她用自己年轻时时髦的美容方式给孙女画眉描眼，给她贴上假眼睫毛，头上打了个花结，看上去象一只蝴蝶。

“你看上去很可怕，”祖母满意地说道，？但是这样最好，在女人的事情上，男人们是很粗野的。”

在她们的视野之外，隐隐约约可以听见远处有骡子走路的得得声。祖母一声令下，埃伦蒂拉象一个初次登场的演员似的，在幕布拉开之前就把准备工作做好，她躺在卧席上。祖母拄着手杖，离开棚屋，坐在椅子上等着骡子走过来。

一名邮差渐渐走近了。他年纪在二十岁左右，但由于职业的关系，显得很老。他身穿一件柿子红颜色的衣服，脚登长筒套鞋，头戴大沿帽，腰间皮带上挎着一把军用手枪。骑在一头剽悍的骡子上，手持缰绳，骡背上搭着麻布邮袋。

经过祖母跟前时，他用手势向她问候，然后又继续朝前走去；但是祖母向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看一眼棚屋里面。。邮差停了下来，看见埃伦蒂拉穿着一条深紫色的花边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躺在卧席上。

“你喜欢吗？”祖母问。

邮差莫名其妙，笑了笑说：

“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五十比索，”祖母说。

“好家伙，你是在要金子啊！”他说“，这些钱够我吃一个月啦。”

“你不要那么吝啬，我知道航空邮差的工资比牧师的工资还高。”

“可我是地方邮差，航空邮差都是开着小卡车的。”

“不管怎么说，性欲和食欲一样重要。”

“可还是不能当饭吃啊。”

祖母知道，对一个心不在焉的男人来说，浪费时间去跟他讲价钱纯属多余。

“你给多少吧？”祖母问他。

邮差跳下骡子，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破旧的钞票，扔给祖母。祖母用一只禽兽爪子般的手，象接一个皮球似的，把钱一把接了过去，随后就对他说：

“可以少要点钱，但有一个条件，你要到处张扬。“”这件事我办得到，我会一直张扬到世界的另一头，”邮差说。

埃伦蒂拉不能眨眼。她拿掉假眼睫毛，躺在卧席上向旁边挪动了一下，给这位过路情人让出一块空地。邮差一进棚屋，祖母马上关上布帘门。

果然很奏效，有了这个邮差的宣传，从远方来了二十个男人，来光顾埃伦蒂拉的生意。伴随着这些个男人还来了好些卖彩票的和卖小吃的。随后又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摄影师，他在棚屋前面支起一架带黑布套的照像机，还有一块背景布，上面画着一只白天鹅在湖中戏水的图案。

祖母坐在椅子上，手里摇着扇子，仿佛这里是她的集市一样。她兴致勃勃地照顾着等候在那里的顾客。最初祖母很严厉，甚至有一次因为差五个比索而拒绝了一位好顾客。几个月之后，她有了一些经验，索性允许用圣人的像章、家中的收藏品、订婚戒指，以及所有只要用牙一咬就可验明是金子的实物来付酬。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祖母手里有了足够的钱。她买了一头驴子，开始四处游动，寻找更合适的地方，好尽早收回那笔债务。驴身上捆着架子，祖母坐在架子上，埃伦蒂拉给祖母打着伞遮太阳。她们身后跟着四个印第安人，分别背着她们全部的财产：睡觉的席子，修复了的椅子，石膏的天使像和装着阿玛蒂斯父子骨灰的箱子。那位摄影师骑着自行车远远跟着这支队伍，保持着一定距离，好象他是要去另一个集市似的。

从火灾到今天，时间已经过去了六个月，祖母的生意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一天，她对埃伦蒂拉说：

“如果事情这样继续下去，再有八年七个月零八天，你就可以还清那笔债务了。当然这一切不包括工资、印第安人的饭费和其他零星开支。”

埃伦蒂拉跟在驴后面，又热又累，她对祖母的计算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但是她强忍着没哭出来。

“我骨头都痛了，”埃伦蒂拉说。

“睡一会儿吧。”“好的，祖母。”

她闭上了眼睛，深深地吸了一日炎热的空气，走着走着就睡着了。

一辆满载着笼子的小卡车出现在远处的尘土中，吓得小羚羊四处奔逃。车上笼子里的鸟叫声，在这沉闷的圣米盖尔礼拜日，好象是一般清泉发出的潺潺流水声。车上的司机是一位胖胖的荷兰农场主，风吹雨淋的生活使他的皮肤变得很粗糙，松鼠色的小胡子不知是从他哪一辈祖父那里遗传下来的。坐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儿子乌里塞斯，他是一个正处在黄金时期的少年。乌里塞斯的眼睛象海水一样蓝，象钻石一样亮，身材象天使一样苗条。一处游动的帐篷引起了这个荷兰人的注意，当地驻军的全体士兵都在帐篷前排着队等候。他们坐在地上，把一瓶酒传来传去地喝着，每人头上戴着扁桃树枝编的帽圈，好象要准备参加一场战斗似的。这个荷兰人用荷兰语问儿子：

“那儿在卖什么东西？”

“一个女人，”儿子毫不介意地回答他“，她叫埃伦蒂拉。”

“你怎么知道？”

“在这个偏僻荒凉的地区大家都知道，”乌里塞斯回答说。

荷兰人在这个镇上的小旅馆前下了车。乌里塞斯在车上停了一会儿，他飞快地打开父亲放在座位上的公文包，取出一捆钞票，抽了几张塞进口袋，然后又把那捆钞票原样放好。当天夜里，等父亲睡着后，他从旅馆窗户爬了出去，来到埃伦蒂拉的帐篷前面排队。

节日般的狂欢正进入高潮，那些醉醺醺的大兵，踩着这免费的音乐的节拍，跳着没有舞伴的独舞，摄影师用闪光灯拍夜相。祖母一边在经营着生意，一边数着裙子里的钞票。她把钞票分开捆好，整齐地放在一个大篮子里面。外面只剩下十二个士兵了，但是下午队伍中又增加了一些平民顾客。乌里塞斯是最后一个。

轮到一个面带忧伤的大兵时，祖母不仅不让他进去，而且还推开他的钱。

“不，孩子，”祖母对他说“，你就是把摩尔人的全部黄金给我，也不让你进去。你的样子太可怕了。”这个外地的士兵感到惊讶，问道：

“这是为什么？”

“你染上了晦气。不看别的，从你脸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她没有碰他，用手势让他离开，而给下一个士兵让路。

“你进去，勇士，”祖母和气地对他说“，少呆一会儿，祖国正需要你。”

这个士兵进去了，但是马上又出来了，因为埃伦蒂拉有话要跟祖母说。祖母挎起钱篮子进了帐篷。里面很狭窄，但很整齐干净。最里面，在一张麻布床上，埃伦蒂拉的身体不住地颤抖，她身上全是士兵的汗水，被折磨得又脏又累，她抽泣着说：“祖母，我快要死了。”

祖母摸了摸她的前额，见她不发烧，就安慰她说：“就剩十个军人了。”

埃伦蒂拉象一头陷入绝境的动物一样，低声地哭起来。祖母知道她不行了，就抚摸着她的头，让她静一静。

“你太羸弱了。好了，别哭了！你用盐水好好洗一洗吧……”埃伦蒂拉安静下来。祖母走出帐篷，把钱还给那个正在等候的士兵，对他说道：“今天就到此为止。你明天再来，我让你第一个。”然后，她对排队的人喊道：

“结束了，小伙子们。明天九点见。”

士兵和平民们一边散掉，一边叫喊着，抗议着。祖母挥舞着手杖，一句不让地对他们喊道：

“没头脑的！恶棍！你们尽想什么了，以为这女孩是铁打的。

我倒想看看要是摊在你们身上会怎么样，色鬼！没教养的东西！”那些男人们用更难听的脏话回敬她。她不再回骂了，只是拿着手杖守在那里，直到小吃摊和彩票摊都拆了。她回帐篷时，发现了乌里塞斯孤身一人呆在漆黑的空地上，那儿先前是男人们排队的地方。他象一只兀鹫，立在半暗的夜色中，显得清清楚楚。

“你把翅膀放到什么地方了？”祖母对他说。

“我的祖父是有翅膀的，”乌里塞斯很坦然地回答她，“但谁都不相信。”祖母又仔细地看了看他，说道：

“我相信。明天带着翅膀来，”说完，她进了帐篷，把乌里塞斯撇在那里。

埃伦蒂拉洗完澡后觉得好受了一些。她换了一件绣花短衫，强忍着眼泪，擦干头发，准备躺下。祖母已经睡着了。

乌里塞斯慢慢地在埃伦蒂拉床后探出头。埃伦蒂拉看见了那双明亮的眼睛，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手巾擦脸，以为这是在做梦。当乌里塞斯第一次眨眼时，埃伦蒂拉低声问道：

“你是谁？”

乌里塞斯露出上半身说：“我叫乌里塞斯，”然后又拿出他从父亲那儿偷来的钱，补充说：“我带钱了。”

埃伦蒂拉两手扶着床，凑近乌里塞斯的脸，继续跟他说话，就象在上小学时做游戏一样。

“你得排队呀，”她说。

“我等上一整夜。”

“那你得等到明天。我现在觉得腰难受，好象被棍子打断了一样。”这时候，祖母又开始说梦话了。

“从最后一次下雨到现在快二十年了。那是多么可怕的一次暴风雨，大雨使海水倒灌，房子里全是鱼和蜗牛，你那已故的祖父老阿玛蒂斯看见一个闪光的物体在天空中飞着。”

乌里塞斯又藏在床后。埃伦蒂拉开心地微笑了一下，对他说：

“小心，别出声，不过她睡觉时总是这样，疯疯癫癫的，就是发生地震也别想震醒她。”

乌里塞斯又探出身来。埃伦蒂拉用顽皮而又亲热的目光望了他一眼，然后从床上撤下那条用过的床单。“过来帮我换一下床单。”

乌里塞斯从床后走出来，扯住床单的另一端。由于这条床单比床大很多，需要好长一会才能折叠起来。每叠一折，乌里塞斯就靠近埃伦蒂拉一些。

他突然说道：“我一直很想见到你。大家都说你长得很美，你真是美极了。”

“但是我快死了，”埃伦蒂拉说。

“我母亲说：死在这偏僻荒凉地区的人不能升天堂，要死到大海里去，”乌里塞斯告诉她。

埃伦蒂拉把那个脏床单放到一边，随后在床上又铺上另一条干净的烫过的床单。

“我没见过海，”她说。

“就象这荒凉的地区一样，但是有水，”乌里塞斯说。“那就不能行走了。”

“我父亲认识一个能在水上走的人，但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埃伦蒂拉很高兴，但是她困极了，就对他说：“如果你明天来得早，你就可以排头一个。”

“天一亮我就要跟父亲走了。”

“你们不再经过这里吗？”

“谁知道什么时候，乌里塞斯说，”现在我们是碰巧经过这里，因为我们在通往边境的路上迷失了方向。”埃伦蒂拉沉思了一会儿，瞥了一眼睡熟了的祖母，说道：

“好吧，把钱给我。”

乌里塞斯把钱递给她。埃伦蒂拉在床上躺下来，但是他却站在一边害怕得发抖，失去了勇气。埃伦蒂拉拉着他的手，催促他快一点，这时她才注意到他那忧伤的表情。她了解这种胆怯的心情。

“是头一次？”埃伦蒂拉问他。

乌里塞斯没做声，只是难为情地微笑了一下。埃伦蒂拉老练地对他说：

”慢慢呼吸，一开始都是这样。”

她让他躺在自己身边，一边替他脱衣服，一边使出她那女性的一切手段去抚慰他。

“你叫什么名字？”

“乌里塞斯。”

“这是美国人的名字。”

“不，是航海家的名字。”埃伦蒂拉象孩子一样吻他。

“你看上去象金子一样，可却有花的味儿，”埃伦蒂拉说。

“应当是橘子味儿，”乌里塞斯说。

他已比先前镇静了好多，脸上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又说道。

“我们带着鸟是为了掩护，实际上我们是把橘子走私过国境。”

“贩运橘子不算走私，”埃伦蒂拉说。

“是的，橘子不算走私，”乌里塞斯说，“可这些稿子每只价值五万比索。”

埃伦蒂拉头一次笑得这么开心。

“我最喜欢你在编谎话时那股严肃劲儿。”

埃伦蒂拉又变得象从前那样话也多了，似乎乌里塞斯的天真不仅改变了她的心情，而且还改变了她的性格。祖母离他们很近，还在那里说梦话。

“那是三月初的一天，他们把你带回家来。你象一条小晰蜴，裹在棉花里。阿玛蒂斯，你的父亲，那时又年轻又漂亮，那天下午他是那样的高兴，派人去买了二十马车的鲜花，沿街边喊边撒着花，直到整个小镇淹没在花海之中”

祖母的梦话说了有好几个小时，声音很大，充满激情。但是乌里塞斯没有听见，因为埃伦蒂拉是那样真情实意地爱抚着他，直到东方发白。

一伙传教士高举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并肩站在荒野里。一阵不吉祥的疾风吹动了他们的麻布长衫和胡须，使他们站

立不稳。他们身后是一所修道院，这是殖民时期的建筑，粗糙不平的石灰墙上有一个不大的钟。

这伙人为首的是一个年轻的传教士，他指着粘土地上的一道裂纹，喊道：

“别过这道线！”

四个印第安人抬着一顶木板轿子，轿上坐着祖母。他们听到喊声，停了下来。尽管她在轿上坐得很难受，又被这荒凉地区的尘土弄得精神不振，可依旧保持她那高傲的派头。埃伦蒂拉步行。轿子后面是一行八个印第安搬运夫，最后面是那位骑自行车的摄影师。

“这荒凉地区并不属于哪个人的，”祖母说。

“属于上帝，”传教士说，“而你又用你那伤风败俗的生意在破坏他神圣的宗旨。”

祖母从传教士说话的音调和方式中听出他是西班牙人。为了既不让步，而又不丢面子，她婉转地说：

“我不明白你们的玄妙，孩子。”那位传教士指着埃伦蒂拉说：

“这个女孩年龄还太小。”

“但是她是我的孙女。”

“那就更不象话了，”那位传教士反驳道，“行行好，让我们来保护她吧，否则我们就采取别的措施。”

祖母不希望事情发展到那种地步，只好作出了让步，说道：

“好吧，不让过就不过，但是迟早我会过这道线的，你们看着吧。”

在遇到那伙传教士三天之后，祖母和埃伦蒂拉在离修道院很近的一个小镇上住了下来。当天夜里，几个黑影，偷偷地溜进了帐篷。他们是六个强壮而又年轻的印第安人，身着粗麻布衣服，在月光下闪闪发亮。他们用一块蚊帐布，不动声响地把埃伦蒂拉裹起来，象裹一条大鱼一样把她装在一个网子里。

祖母为了营救孙女，她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提出控诉。只是当她所有的利益都遭到破坏后，她才向地方当局上诉。地方政府是由一个军人领导的。祖母在这个军人家的院子里找到了他，他光着上身，正举枪朝炎热的天空中的一朵云彩射击，想打穿云朵使它降雨，他气愤地干着这徒劳的事。不过他还是停了一会儿，听完祖母的申诉，最后他说：

“我无能为力，根据罗马教皇和政府间的协议，这些传教士有权保护这个女孩子直到成年，或到她结婚。”

“那么，您镇长的责任呢？”祖母问道。

“我的责任是使老天降雨，”镇长说。

乌云飘走了，飘出了他的射程，他停止了这场徒劳的活动，同祖母攀谈起来。

“您需要有个要人来为您担保，”他对祖母说“，得有一个人用一封签名信担保您品德良好。您不认识参议员奥·桑切斯吗？”阳光下，祖母坐在一张方凳上，那方凳刚好容下她那肥大的臀部，她郑重其事地回答道：

“在这偏僻荒凉的地区，我是一个孤独可怜的女人。”镇长眯起他那只因天热而睁不开的右眼，遗憾地望着她说：

“人都带走了，您别再耽误时间了，夫人。”

其实埃伦蒂拉并没有被带走。祖母把帐篷支在修道院的门前。她象一个准备围攻要塞的武士一样，孤零零地坐在那儿思考着。那位摄影师是最了解她的，见她在阳光下，眼睛盯着修道院，就用自行车驮上行李，准备独自走了……

“看我们谁先死，”祖母说“，是他们，还是我。”

“他们三百年前就在这里了，而如今还在这里，”摄影师说，

“我走了。”直到这时，祖母才看见那辆装载停当的自行车。“你到哪儿去？”

“随风飘吧，反正世界大着呢”摄影师说完，骑上车走了。

祖母叹了口气：

“没用的家伙，不会象你想的那么简单。”

她头也不回，眼睛还在盯着修道院。多少个炎热的白昼，多少个狂风四起的夜晚，祖母的眼睛一直没有偏离修道院的大门，可始终没有看见有人出来。那些印第安人挨着她的帐篷搭了个草棚，在草棚里接上了他们的吊床。但是祖母总要守到很晚，才在那把大椅子上打瞌睡，一边抱怨着，一边用口袋里的生米喂一头卧在她身旁的公牛。

一天晚上，从她身边驶过一队卡车，车箱遮盖得严严实实，速度很慢，没开大灯，只开一些小灯。祖母突然认出了它们，这些卡车和从前阿玛蒂斯父子的卡车是一个样的。最后一辆车放慢了速度，停了下来，一个男人从驾驶室走下来，整理了一下货箱。他长得很象阿玛蒂斯，头上戴一顶宽边帽，脚上穿着高筒靴子，两条子弹带交叉搭在胸前，背着一杆步枪，歪挎着两支手枪。祖母被一种不可抵抗的诱惑力所吸引，向那个男人打招呼说：

“你不认识我了吗？”

那人很不礼貌地用电筒照了照她。看了一会儿她那张由于缺少睡眠而显得憔悴的脸，她的两眼已疲倦得睁不开，显得十分苍老。尽管她目前的状况很不好，可从她的脸上还可以找得出当年一度为绝代佳人时留下的风韵。那人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证实确不相识之后，便关掉电筒，说道：

“我敢肯定，您不是圣德罗斯里梅蒂奥丝。”

“恰好相反，我正是那位夫人，”祖母以一种甜美的声调说。

那人本能地把手放在手枪上。

“谁的夫人？”

“阿玛蒂斯大公的夫人。”“那么说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你想干什么？”他紧张地问。

“让你们帮我赎回我的孙女，阿玛蒂斯大公的孙女，我们的小阿玛蒂斯的女儿，她被关在这个修道院里。

那人不再害怕了，对她说道：

“你算找错了门。如果你认为我们能管上帝的事，那你就不是你所说的那个人，也并不认识阿玛蒂斯父子，你连走私人最起码的规矩都不懂。”

，这天清晨，祖母比往常睡得还要少。她嘴里抱怨着，扯过一条毛毯裹在身上，这一夜的时间使她忘记了对往昔的回忆。可是那些梦呓即使是醒着也止不住想说，她不得不用手压住胸口，以免再回忆她那海边的家园，在那座满园鲜花的住宅里，她曾是那样的幸福。就这样一直呆到修道院的钟声敲响，窗户上闪现出清晨的朝阳，空气中飘荡着热面包的香味。直到这时，她的疲劳才消失，梦想着埃伦蒂拉在起床，在设法逃回到她身边来。

恰恰相反，埃伦蒂拉自从被带到修道院后，每天夜里都睡得很好。他们用剪子把她的头发剪得一般长短，给她穿上囚犯穿的粗布衣，交给她一个石灰水桶和一把扫帚，让她只要有人踩过楼梯，就去擦干净。这活可不轻啊，因为传教士和干杂活的修女们不断地上下楼梯，可是对于度过了许久难以忍受的卖淫生活的埃伦蒂拉来说，却象是一个休息日一样。再说，到了晚上又不光是她一个人疲倦不堪，因为这座修道院不是专门对付魔鬼的，而是在同这偏僻荒凉地区作战。埃伦蒂拉见过那些印第安女信徒的劳动：在牛栏里挤牛奶；整天在木板上跳着压制奶酪；护理难产的母羊。她看见她们象制革工人一样，流着汗水，提着水桶，精心地浇灌菜园，这菜园是一些印第安女信徒在荒凉地区的硬地上开垦出来的。她见过那地狱般的面包炉和熨衣服的房间。她见过一个修女满院追一头猪，后来抓住了那头受惊的猪的耳朵，可人却滑倒了，虽然滚到泥坑里也没松开手。另外两个印第安女信徒用皮围裙帮她捆住猪，其中一个用一把杀猪刀割下了猪头，三个人都溅了一身血和烂泥。她见过在医院的那间隔离室里，那些患肺病的修女，身穿寿衣，一边绣着结婚用的床单，一边等待着上帝最后的召唤。那些男传教士都在这荒凉地区四处传教。埃伦蒂拉虽然每天只身一人，但她也逐渐发现一些奇妙而又可怕的事情，这些事是她从前在她那一张床那么宽的世界里从来没想到过的。自从她被带进修道院以来，无论是那些性格粗野的，还是那些会说话的印第安女信徒，谁都没对她说过一句话。一天上午，她正在往桶里倒石灰，突然听到一阵乐曲声，那音乐好似在这光线暗淡的天地里射进一股最明亮的光。她被这奇妙的发现吸引住了，探出身子朝一间大厅望去，大厅的墙上一无所有，宽大的窗棂，六月明媚的阳光透过窗子照得大厅四壁生辉。大厅中央，一个她从不曾见过的漂亮的修女正在弹奏一首复活节圣曲。埃伦蒂拉聚精会神地听着，直到响起了午饭的钟声。饭后，她继续用刷子刷楼梯。等到所有的印第安女信徒不走楼梯而只剩下她一个人时，她说出了她进修道院以后的第一句话，“我真幸福！”

祖母的希望破灭了，埃伦蒂拉没有逃回她身边，但是她仍然紧缩着牢固的包围圈，直到本特科斯特斯礼拜日，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些天，那些男传教士们正遍布整个荒凉地区，摸寻着未婚先孕的妇女，让她们出嫁。他们乘坐一辆陈旧的小卡车，带着四名全副武装的人员和一个大货箱到处奔走。在这种猎取印第安人的活动中，最难做的事情是说服那些女人，她们总是列举大量的事实为自己的圣洁辩护。她们说，男人们总是认为对合法的妻子有无上的权力，他们翘着腿躺在吊床里，让妻子干比情妇还要累得多的活。对这些宁愿做情妇的女人必须哄她们，诱导她们，用她们自己的语言向她们讲清上帝的意志，这样可以使她们听起来不感到刺耳，最终她们都被说服了。对那些男人却相反，一旦女人同意了，就用枪托把他们从吊床里赶出来，捆在一辆货车上，强行让他们结婚。

几天内，祖母看着满载怀孕的印第安姑娘的小卡车一次又一次地开进修道院，但她却找不到机会进去。直到本特科斯特斯礼拜日才得到了这种机会。当鞭炮声和钟声响起时，她看见贫穷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去做节日弥撒，人群之中那些有了身孕的姑娘戴着新娘子的花环，胳臂上挎着不相识的丈夫去集体举行合法婚礼。

在最后一批人中，走过一个情窦未开衣衫褴褛的小伙子，他头长得象个葫芦，留着印第安人的发式，手里握着一根带丝带的大蜡烛。祖母叫住他，温和地问：

“告诉我一件事，孩子，在这个民间的盛会中你是干什么的？”

小伙子吓了一跳，他那张着的驴子般的大嘴好半天才合上，然后回答说：

“神父们将让我先吃圣餐。”

“他们给了你多少钱？”

“五个比索。”

祖母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小伙子看呆了。

“我给你二十比索，但不是让你去吃头一次圣餐，而是让你结婚。”

“跟谁呀？”

“跟我的孙女。”

就这样，在修道院的院子里，埃伦蒂拉，身穿囚衣似的粗布长衫，头上包着一块印第安女信徒们送给她的三角头巾，跟那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由祖母花钱买来的丈夫结了婚。她带着一种渺茫的希望跪在硝石地上，忍受着硝石刺痛的折磨，忍受着从那二百个有身孕的新娘子身上传来的酒臭味，忍受着酷日下背诵埃皮斯托拉、圣巴甫洛拉丁文祷文的惩罚。因为传教士们找不到别的办法来反对她这突如其来的婚礼。但是为了能把她留在修道院里，他们还是尽了最后的努力。尽管如此，婚礼一结束，当着那位用枪打云彩的军人镇长，当着用钱买来的新郎和残酷的祖母的面，人家问埃伦蒂拉最后的意愿和打算，她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愿意走，”然后又指着丈夫声明：“但不是跟他走，我要跟我祖母走。”

埃伦蒂拉又重新落入祖母的魔爪里，这只魔爪从她一出生就一直控制着她。

乌里塞斯为了偷他父亲园子里的一个橘子，耽搁了一中午的时间。因为父亲一边修剪病树，一边在树上望着他，母亲也从家里监视着他。这样一来他不得不放弃了原来的计划，至少今天是不行了。他没精打采地帮助父亲修剪完最后几棵橘子树。

整个园子一片寂静，木板房子上的玻璃窗子闪着亮光。台阶上是个大花畦，里面种满了奇花异草。乌里塞斯的母亲呆在花畦里，坐在一个维也纳秋千上。为了减轻头疼，她在两测鬃角上贴上两片湿树叶，她那纯印第安人的目光，象一道看不见的光一样，跟踪着儿子的一举一动，直到橘园的最深处。她长得很美，年龄比丈夫小好多。她不仅仍旧穿着本部族的服装，而且还知道有关自己部族的最古老的秘密。

乌里塞斯拿着修剪工具回屋时，母亲关照给她取片药。他把药放在近处一张小桌上，又走过去想给母亲倒杯水，可他的手一接触到杯子和水瓶，它们很快就变了颜色。他又故意碰了一下同杯子放在一起的一个大玻璃瓶，那玻璃瓶也变成了蓝色。正在吃药的母亲看见了，当她肯定这不是错觉时，就用瓜基拉语问他：

“你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打荒凉地区回来，”乌里塞斯也用瓜基拉语回答她，“只有碰玻璃东西时才这样。”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又一个接一个地摸了所有放在桌子上的杯子，结果所有的杯子都变成了不同的颜色。“这种事只有陷入了情网才会发生，”母亲接着问：“她是谁？”

乌里塞斯没有回答。父亲不懂瓜基拉语，这时拿着一些橘子走过花畦，用荷兰语问乌里塞斯：

“你们在谈什么呢？”

“没什么要紧事，”乌里塞斯回答说。

母亲不懂荷兰语，等丈夫进屋之后，她用瓜基拉语问儿子：

“他对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乌里塞斯说

父亲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母亲见就剩下她俩时，就问：“告诉我，她是谁？”

“谁也不是，”乌里塞斯说。

他心不在焉地回答着，因为他的心思是放在办公室里父亲的身上。方才他透过窗子看见父亲把一些橘子放在那个财宝箱上，准备做标记。他在偷偷监视着父亲，母亲也在监视着他。

“你好长时间以来不吃面包了，”母亲说。

“我不喜欢吃嘛。”

母亲的脸突然变了色，厉声说道：“撒谎！你这是被女人害的，凡是有这种事的人都吃不下面包。”母亲眼睛逼视着他继续说：

“你应当告诉我她是谁，否则我就强行给你来几次洗浴。”办公室里，荷兰人打开财宝箱，把那些橘子放了进去，然后又把铁门锁好。乌里塞斯离开了窗子，不耐烦地对母亲说：“我已经跟你说了没有，要不相信，去问我爸爸好子”

父亲走出办公室，腋下挟着他那本开了线的圣经，点燃那只航海家惯用的烟斗。妻子用卡斯蒂亚语问他：

“你们在荒凉地区遇见过什么人了吗？”“没有啊，”丈夫觉得莫名其妙，回答她说，“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去问乌里塞斯好啦。”

他坐在走廊里，吸完了那斗烟，然后翻开圣经，用荷兰语悠扬的语调吟诵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半夜里，乌里塞斯还在思念着埃伦蒂拉，久久不能入睡，在吊床里翻来覆去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他极力想控制住那些痛苦的回忆，可最终这痛苦还是给了他决定性的力量。他穿上牛仔裤、格子衬衫、靴子，从窗户跳了出去，开着那辆装鸟用的小卡车从家里逃走了。穿过橘园时，他摘了三个熟橘子，这是他一下午想偷而没能偷到手的。整个后半夜，他都在这荒凉地区转悠着。天亮后，他接个向镇子和庄园打听埃伦蒂拉的去向，但是没有人知道。最后人家告诉他：她跟随在参议员奥·桑切斯的竞选团后面，这会儿参议员大概在新卡斯蒂亚镇。乌里塞斯赶到那里却没见着，而在下一个镇子才追上他们。但是埃伦蒂拉已不跟参议员走了，因为祖母已拿到参议员的亲笔信就是那封参议员吹捧她的品德的信，有了这封信，她就可以在这荒凉地区大张旗鼓地干了。第三天，乌里塞斯遇见了邮差，从他口中知道了埃伦蒂拉的下落：

“她们要到海边了，你快点吧，那老家伙是想过海去阿鲁瓦岛。”

按照邮差所指点的方向，乌里塞斯开车整整跑了半天，终于远远看见了那座宽大破旧的帐篷，这帐篷是祖母从一个倒闭的马戏团手里买来的。那位流动摄影师又回到她身边，他已相信世界确实不象他想象的那么大。他把背景布安放在大帐篷的旁边。一个小乐队在演奏着忧郁的华尔兹舞曲，为埃伦蒂拉招引顾客。

乌里塞斯进了帐篷，他首先注意到的是：帐篷里十分整洁。祖母那张床又象总督夫人的床那样豪华了，天使的雕像跟阿玛蒂斯父子的骨灰箱放在一起，此外还有一个带狮脚形腿的铝澡盆。埃伦蒂拉赤裸着身体，平静地躺在她的新床上，睁着两眼睡着了。帐篷顶射进一道光线。乌里塞斯手里拿着橘子，站在床边，见她无动于衷，便把手伸到她眼前，用自己为她起的名字呼唤她：

“阿丽德内丽！”

埃伦蒂拉醒了，觉察到自己赤身裸体地躺在乌里塞斯面前，吓得唉哟叫了一声，拉过床单，一直盖到头上，嘴里说着：

“别看我，我太可怕了。”

“你皮肤的颜色象橘子一般，你看，”说着，他把手里的橘子举到她的眼前让她看。

埃伦蒂拉露出眼睛，看到那漏子确实和自己的颜色一样。

“现在我不愿你留在这儿，你走吧，”埃伦蒂拉对他说。“我进来只想让你看看这个，你看。”

他用指甲划掰开橘子皮，又用两只手掰开橘子，让埃伦蒂拉看里面，橘心里嵌着一块钻石。

“这就是我们带到边境去的橘子。”

“可这是没剥开过的橘子呀！”埃伦蒂拉惊讶地说道。“当然，这是我父亲种植的，”乌里塞斯微笑着说。埃伦蒂拉简直不能相信，她露出脸来，用手指捏起那块钻石，惊奇地观看着。

“有三块这样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围着世界转一圈，”乌里塞斯说。

埃伦蒂拉灰心丧气地把那块钻石还给他。乌里塞斯又硬塞回给她。

“另外我还有一辆小卡车，”他说“，另外……你看。”他从衬衫下捆出一把旧式手枪。

“我十年之内不能走，”埃伦蒂拉说。

“你要走，”乌里塞斯说，“今天晚上，等大白鲸鱼睡觉时，我在外面等你，我学猫头鹰的叫声做信号。”他学了一声猫头鹰叫，学得很象，埃伦蒂拉露出了笑意。

“是我祖母。”

“猫头鹰！”

“鲸鱼。”

两个人不由自主地笑起来，但是埃伦蒂拉又收敛住笑容说：

“没有祖母的允许，我不能走。”

“你不必告诉她。”

“无论怎样她都会知道的，”埃伦蒂拉说，“她会梦到这些事。”

“等她开始梦见你走了时，我们早已出境了。我们就象走私犯那样越境……”乌里塞斯说。

他学着电影里主角的样子，握着手枪，嘴里模仿着射击的声音，想以他的勇敢来鼓起埃伦蒂拉的勇气。埃伦蒂拉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但她的眼睛里闪出渴望的神情，她吻了一下乌里塞斯，便和他告别了。乌里塞斯很激动，他低声说道：

“我们明天在船上相爱吧。”

这天晚上，七点多钟，当又刮起那场曾给埃伦蒂拉带来不幸的飓风时，她正在给祖母梳头。那些印第安人搬运夫和乐队指挥站在一旁等着给他们发工资。祖母数完她身旁的一个盒子里的钞票，在一个帐本上算了一下，然后交给印第安人中的领头的，对他说：

“拿去，每星期二十比索，除下八个比索的饭钱，三个比索的水钱，半个比索的新衬衫的磨损费，还剩八个半比索，数好。”印第安人领头的数好钱，说了声：谢谢白夫人。然后和其余几个印第安人一起鞠了个躬，退了出去。

接着是乐队指挥走上前去。祖母看了一下帐本，然后转过身，看着摄影师，他正在那里用古塔波胶贴照相机的遮光布，祖母对他说：

“怎么样，你付不付四分之一的音乐费？”摄影师连头也不抬，回答说：

“音乐又当不了照像。”

“但是它能唤起人们对照像的兴趣，”祖母反驳说。

“恰恰相反，”摄影师说，“音乐使他们回想起已故的亲人，结果照出的像都是闭着眼睛的。”乐队指挥插嘴说：

“使人闭眼睛的不是音乐，那是夜里照像时闪光灯晃的。”

“就是音乐搞的，”摄影师坚持说。

祖母制止住他们的争论，对摄影师说：“你不要太贪得无厌，别忘了参议员奥·桑切斯给你的好处，多亏他带来了这些乐师，”她态度很强硬。“要么你就付钱，要么你就去单干，让可怜的小埃伦蒂拉承担这所有的费用是不合理的。”

“走就走，”摄影师说，“不管怎么说，反正我是一个艺术家。”

祖母耸了一下肩膀，转过身，按着帐本上的数字，给了乐队指挥一叠钞票，对他说：

“二百五十四首曲子，每首半个比索，再加上星期天和集市日的三十二首，每首六十分钱，总共是一百五十六比索零二十分。”

乐队指挥没有接钱，他对祖母说：

“应当是一百八十二个比索零四十分，那些华尔兹舞曲的价钱要贵一些。”

“为什么？”

“因为这些曲子很悲伤。”

祖母迫使他收起那些钱，对他说：

“那么这个星期你给我演奏些快乐的曲子，咱们就谁也不欠谁的了。”

乐队指挥不明白她这笔帐是怎么算的，不过他一边算着这笔糊涂帐，一边收下了那笔钱。这时候，那股令人恐怖的飓风几乎把帐篷掀掉，在风过后瞬息的宁静中，传来几声猫头鹰悲凉的叫声。

埃伦蒂拉为了遮掩自己的慌，不知做什么才好。她锁好了钱盒，藏在床底下，但在她把钥匙交给祖母的时候，祖母发现她的手在发抖，就对她说：

“你不要害怕，有风的夜晚总是有猫头鹰的。”祖母尽管这样说，可看见摄影师拿着照相机准备离开时，还是有些胆怯，就对他说：

“要是你愿意，你就在这里呆到明天天亮，今天夜里死神被放出来啦。”

摄影师也听到了那猫头鹰的叫声，但是他没有说什么。

“亲爱的孩子，我喜欢你，”祖母又说。

“那么我就不交音乐费了，”摄影师说。

“啊，不，这不行！”

“您看，您谁都不喜欢吧。”

“那你就滚！混小子！”

祖母感到受了莫大侮辱，直到埃伦蒂拉帮助她躺下，她还破口大骂摄影师：“狗杂种，他怎么能了解别人的心思。”埃伦蒂拉没有心思理会她，因为风静的时候，猫头鹰正在紧迫地向她呼唤着，而她还在这儿犹豫不定。祖母躺下时还是按着以往的老规矩：让埃伦蒂拉给她扇风。她吩咐着：

“你明天要早点起来，在人们到来之前给我烧好洗澡水。”

“是的，祖母。”

“抽空把那些印第安人的脏衣服洗了，这样下星期我们就可以再多扣他们点钱了。”

“是的，祖母。”“要好好睡觉，别累着。明天是礼拜四，是这个礼拜里最长的一天。”

“是的，祖母。”

“给鸵鸟放点食。”

“是的，祖母。”

她把扇子放在床头，在骨灰盒前点了两支蜡烛。祖母已经睡着了，可还给她下着那没用的命令。

“是的，祖母。”

埃伦蒂拉知道她不会再醒了，因为她已经开始说胡话了。帐篷外狂风怒吼，但是埃伦蒂拉这一次又没注意到这使她不幸的灾风。她本能地对自由的渴望战胜了祖母的咒语。远处又传来猫头鹰的叫声。

她离开帐篷还没五步远，就碰见了摄影师，他正在往自行车的货架上捆行李，摄影师那表示支持的微笑使她镇静下来。

“我什么都不知道，”摄影师说，“我什么也没看见，也不付音乐费。”

埃伦蒂拉做了一个祝福的手势表示告别。然后朝田野里跑去，她下定决心，朝猫头鹰呼叫的地方跑去，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

这回，祖母立即报告了地方当局。当祖母把参议员的亲笔信展示在那位军人镇长眼前时，镇长立刻跳下吊床。乌里塞斯的父亲也等在门口。

“见鬼，你怎么让我念信，我又不识字，”镇长喊叫着。“这是奥·桑切斯参议员的亲笔信，”祖母说。

镇长二话没说，拿起放在吊床旁边的步枪，命令他的部下集合。五分钟后，所有的人都跳上了一辆军用小面包车，朝边境方向驶去。一场大风把逃亡者的足迹乔得干干净净。镇长坐在司机旁边，后排座位上是乌里塞斯的父亲与埃伦蒂拉的祖母，其余每个座位上坐着一名全副武装的宪兵。

在一村镇附近停着一队卡车，车箱上蒙着防雨布，躲在车箱里的人掀开雨布，用机枪和步枪向面包车瞄准。镇长问第一辆卡车的司机看没看见一辆装鸟的农用小卡车。司机拉长声音回答说：

“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走私的。”

镇长看见了那些乌黑的枪口，就微笑着举起胳臂朝他们喊道：

“至少你们不好意思在大白天运行。”

在最后一辆车的保险杠上挂着一条标语，上面写着：“我想你，埃伦蒂拉。”

他们越往北开，风势越大，空气也就越干燥，又热又呛，他们全都喘不过气来。

祖母第一个发现了远处的摄影师，他正艰难地蹬着自行车，头上围着一条手帕。

“那个混小子是一个帮凶，”祖母指着摄影师的背影说。镇长命令一个宪兵下去抓住那个摄影师，他对宪兵说道：

“你抓住他，在这儿等着我们，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那个宪兵跳下车，向摄影师大声喊了两声，由于逆风，摄影师没听见。当面包车超过他时，祖母的表情令他困惑不解，还以为是在问候他，便微笑了一下，用手势向她表示再见。他没听见枪声，身子向前倾斜了一下，便死在那辆自行车上了。头被一颗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是从哪里飞来的子弹打开了花。

快到中午时，他们发现了一些羽毛。羽毛被风乔得到处飞扬。这是新的鸟毛，乌里塞斯的父亲认出这是他家的鸟身上的羽毛。司机对了一下方向，脚下踏足了油门，不到半个钟头，他闪就远远望见了那辆小卡车。

乌里塞斯从反光镜里看见后面出现了一辆军用面包车，他开足马力，想拉开跨离，但是这辆车的功率有限，不能再快了。他们开了一夜车，没有睡觉，又累又渴。埃伦蒂拉靠在乌里塞斯的肩上打瞌睡，等到惊醒过来时，看见面包车就要追上他们了，就从枪套中拔出手枪。

“没用了，这是弗兰西斯·德拉克，”乌里塞斯说。

埃伦蒂拉用手枪砸碎车窗玻璃，朝面包车开枪。军用面包车超过了卡车，拐了个急转弯，堵住了卡车的去路。

“我算了解了这个最繁华的时代里的事，无论什么事，只要过了许多年，就有会再去追究它的细枝末节了，”这是拉法埃尔埃斯卡罗纳在一首歌中所揭示的一场悲剧的结束语。我觉得有必要把它讲出来。我在里奥阿加省各地兜售百科全书和医药书。阿塞·萨姆蒂奥也在这一带抛售冰镇啤酒机，他用他的小卡车拉着我在这荒凉地区到处转，告诉我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在一起说了不少废话，喝了很多啤酒，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才能走出这偏僻荒凉的地区。我们到了边境，这儿有那座游动的爱情帐篷，亚麻布上写着大字：“埃伦蒂拉是最上等的，来呀埃伦蒂拉在等待着你没有埃伦蒂拉就不算是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每条街上都有一处公开的赌场，每所房子都是小酒馆，每户人家都是逃亡者的避难所。音乐声和广告宣传的叫喊声混合在一起，形成一支使人神经错乱的交响曲。

在这不分国籍的人群中，有位好人叫布拉加曼，他站在一张桌子上，让人给他一条真正的毒蛇，他好当场试验他发明的一种解毒药。还有一个因为没听父母的话而变成了蜘蛛的女孩，花半个比索就可以摸摸她，证明那不是骗人的，她还回答你所提出的有关她的遭遇的问题。一位算命先生在预言着星球上可怕的蝙蝠就要到来，那蝙蝠一呼吸，就会改变大自然的规律，会使海底的一切漂浮到水面上来。唯一安谧恬静的地方是教堂，到这儿来的都是那些厌恶城里噪音的人。来自四面八方的女人在这被遗弃了的大厅里打着呵欠，她们可以安然地坐在这里小憩一会儿，而不会有人来纠缠她们。她们在装有电风扇的天花板下面，静静地等待着星球蝙蝠的到来。突然，她们当中的一位站起身，朝临街的走廊走去，街上尽是埃伦蒂拉的慕求者，她对其他女人们高声说道：

“看啊！她身上有什么稀奇的东西是我们所没有的呢？”。

“一位参议员的亲笔信，”有人喊道。

其他的女人被这喊声所吸引，也都来到走廊上“十五天来有那么多人来，每个人五十比索，”其中一位妇女说。先头出来的那位妇女决心要弄个明白，她说：

“我倒要去看看这宝贝女人，到底有什么值钱的地方。”

“我也跟你去，”另一女人说，“那里一定比这不要钱的地方好。”

在半路上，又加入了另外一些妇女，当来到埃伦蒂拉的帐篷前时，已经集合了一大群女人。她们也不通报就闯了进去，用枕头打跑了那个已经付了钱的嫖客，然后把埃伦蒂拉连人带床抬到街上。

“这是暴行！”祖母叫喊着“，无法无天的东西！女魔！”然后她又朝着排队的男人们叫，“你们这些草包，你们的勇气到哪里去了？能眼巴巴地看着让她们这样肆意欺负一个可怜的女孩吗？你们这些王八蛋！”

祖母挥舞着手杖，分开众人，拚命地叫喊着。但是周围是一片喊叫声和嘲笑声，没人理睬她。

埃伦蒂拉无法挣脱，因为自从她那次逃跑之后，祖母便用一条锁狗用的链子把她锁在床上。不过她们并没有伤害她，只是抬着她在最繁华的街道上示众，好象抬着一位锁着的忏悔者似的，最后把她放在广场中心。埃伦蒂拉弯曲着身体把脸藏起来，她并没有哭。就这样她呆在那广场的酷日下，咬着嘴唇，为那条倒霉的锁狗链子感到羞耻和气愤。后来有个人把一件衬衫盖在她身上。

这是我头一次见到的情况。但是我听说她们在那座边境城市里，得到了公众力量的保护。一直到祖母的钱箱被胀破，她们才离开了这荒凉地区，朝海边方向走去。在那穷人的王国中从未见过这样壮观的场面：一长队的牛车，上面堆放着那场火灾后残存下来的东西，其中不仅有罗马帝王的半身像和珍贵的钟表，而且还有一架钢琴和架带有许多唱片的手摇唱机。一些印第安人赶车，每当快进镇子时，乐队就奏起音乐，向人们宣布她们的胜利到来。

祖母脖子上戴着纸做的花环坐在轿子上。在教堂的荫影下，嘴里吃着口袋里的食品。她的上身显得又胖了一些，因为衣服里面她加了一件帆布背心，背心上象子弹带一样缝着很多金条。埃伦蒂拉坐在她旁边，打扮得花枝招展，但是脚脖子上还是拴着那条锁狗的链子。

“你不要发牢骚，”离开边境城市时，祖母对她说“，你有跟王后一样的衣服，一张华丽无比的床，一支自己的乐队，还有十四个印第安人为你服务，你不觉得神气吗？“”是的，祖母。”

祖母又说：“等我死后，你不再侍候那些男人了，你将在一座大城市里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你的生活将会很自由很幸福。”这一席话对从未考虑过自己前途的埃伦蒂拉可是一个新的远景。祖母不再提起那笔旧债的事，随着生意的进展，她对那笔旧债的印象早已淡漠了。尽管如此，埃伦蒂拉并没有流露出她的真实思想，她默默地忍受着肉体上的折磨。祖母经常絮絮叨叨地在她面前讲述未来的前景，好象是她在扑克牌中看出来似的。

一天下午，走到一条闷热的峡谷尽头，她们感到一阵喜悦，她们听到了牙买加松鸡的叫声，心里不由得象一块石头落了地，总算是来到海边上了。

祖母望着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加勒比海，想到在这荒凉地区半辈子生活的结束，叹了口气，说道：

“那里有你的一切，你喜欢吗？”

“是的，祖母。”

她们支起了帐篷。祖母嘴里说个不停，不时地把对往昔的回忆同对未来的憧憬混杂在一起。这天夜里，她要比往常睡得安然，直到很晚才被海的波涛声惊醒。当埃伦蒂拉给她洗澡的时候，她还是不忘记跟埃伦蒂拉谈论那些未来的憧憬，她的话充满了狂热的激情，好象梦呓一样。

“你将成为一位有尊严的女主人，”祖母对她说，“在你所保护的人们眼里，你将是一位受尊敬的贵夫人，将得到最高当局的倾心和尊重，那些军舰上的舰长们将从世界各个港口给你寄来明信片。”

埃伦蒂拉没有听她说话。澡盆里的温水是从外面一条水管流进来的，里面泡着香草叶。她一边用瓢舀水浇在祖母身上，一边用另一只手打肥皂。祖母还在不停地絮叨着：

“你家的名声将从安地列斯群岛传到荷兰国王那儿。你的家会比总统家还显赫，你要知道，在总统的家里都是讨论决定民族命运的大事的。”

忽然水管里的水没了，埃伦蒂拉出去看了看，原来是负责往水管里倒水的印第安人在劈木柴。

“烧好了，需要凉一会儿，”印第安人说。

埃伦蒂拉走到炉子前，炉子上有一口大锅，里面煮着香草叶。她用一块破布包住手，自己试着端起锅，然后对印第安人说：

“你去吧，我来加水。”

等到印第安人走出厨房，她从炉子上端起那锅开水，吃力地举到水管处。在她正准备把这致命的开水倒进去时，祖母在帐篷里喊她：

“埃伦蒂拉。”

她心里一惊，吓了一跳，好象被人发现了自己的动机似的，急忙回答：

“祖母，我就来，我在凉水呢。”

这天夜里，她很晚也睡不着，坐在床上思考着。祖母睡了，身上穿着那件装满金条的背心，睡梦中还在哼着小曲。埃伦蒂拉在床上，睁大了眼睛望着她，黑暗中那双眼睛象猫眼睛一样又圆又亮。她死人般的躺下了，两手合在胸前，用她全部的力量在心里叫道：

“乌里塞斯！”

乌里塞斯在橘子园的家里突然醒来，他清清楚楚听到埃伦蒂拉的声音，他看了看周围黑洞洞的房间，想了片刻，便抱起衣服鞋子，轻轻走出卧室，穿过台阶时，身后响起了父亲的声音：

“你上哪儿去？”

乌里塞斯看到月光下父亲那蓝色的身影，回答道：

“走向世界。”

“这一次我不阻拦你，”荷兰人说道，“但是我要对你说，不管你走到哪里，我的诅咒都会伴随着你。”

“可能会是这样，”乌里塞斯说。

父亲感到很惊奇，甚至为儿子的决定感到骄傲。他的目光随着儿子穿过橘园，渐渐地他微笑了。妻子用她那印第安美人的姿势站在丈夫的身后。等儿子关上园门后，丈夫对妻子说：

“他会回来的，生活会无情地给他以打击，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回来的。”

“你太粗心大意了，”妻子叹了一声“，他永远不会回来了。”这回乌里塞斯不必向别人打听埃伦蒂拉的去向了。他偷偷地搭上过路的卡车，穿过荒凉地区，饿了就偷些吃的随便吃一点，困了就找个避风处睡一会，他有时为了冒险取乐而故意偷东西，直到最后在海边一座城市找到了那熟悉的帐篷。这是一座漂亮的城市，到处是玻璃的建筑物。夜深了，一些军舰正在准备开往阿鲁瓦岛，码头上响起一片告别声。埃伦蒂拉被锁在床上，身体仍保持着那次呼唤乌里塞斯名字时的姿势睡着了。乌里塞斯默默地站在旁边，望着她，但没有叫醒她。不一会儿，埃伦蒂拉醒了，在黑暗中，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热烈地亲吻着，以从未有过的柔情蜜意，尽情地相爱着。

在他们旁边，祖母在熟睡中翻了个身，又开始说梦话了：

“在那条希腊船来到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那些使女人们幸福的疯子们，付给她们的不是钱，而是吸血虫，这些吸血虫后来在各家传开，搞得人们象医院里的病人一样整天呻吟，孩子们哭声不断。”

她又翻动一下，在床上坐了起来，嘴里喊道：

“正在这时候，我的上帝，他来了，他比阿玛蒂斯还要强壮魁伟。”

最初乌里塞斯并没有注意到祖母的梦呓，当他看见祖母在床上坐起来的时候，才急忙想藏起来，埃伦蒂拉按住他：

“别动，她总是这样，每当说到这个地方都要坐起来，其实她并没有醒。”乌里塞斯又躺进了她的怀里。

“这天夜里，我正在跟那些海员们唱歌，我以为是一次地震，”祖母继续说梦话，“大家都这样想的，全都叫喊着逃到外面，只有他一个人留在屋子里。我一想起这些，就好象是发生在昨天，我在唱着当时的一支流行歌曲，连院子里的鹦鹉都在唱歌。”

说着，她还哼起两句悲伤的歌词：

“先生，请还给我过去的天真，为了重新享受你的初恋之情。”

乌里塞斯这才注意到祖母在梦呓中对往昔的回忆。“他也在那儿，”祖母又说起来“，就象瓜塔拉尔到圭亚那时那样，背着一杆专打猛兽的大口径火枪，肩头立着一只金刚鹦鹉，英姿勃勃地站在我的面前，他对我说：我围着世界转了有上千次，到过很多国家，见过各种各样的女人，因此我有权对你说，你是世界上最傲岸，最殷勤，最漂亮的女人。”

祖母又躺下去，在枕头上抽泣起来。乌里塞斯与埃伦蒂拉被沉睡中的祖母发出的一声长叹所惊动，沉默了好长一会儿。突然，埃伦蒂拉说：

“你有胆量杀死她吗？”

乌里塞斯吃了一惊，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就说：

“不知道，你有胆量吗？”

“我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祖母。”

呜里塞斯又看了一眼那沉睡着的庞大躯体，好象在测量一下她的生命力似的，最后下定了决心：“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干。”乌里塞斯买了一磅杀鼠药，把它跟奶酪和草莓果酱搅拌在一起，又把一个大蛋糕的馅抠出来，把搀了毒药的奶油果酱馅放了进去，然后在上面放上一大块奶油，用勺子抹得不留一点痕迹，又在上面放了七十二根玫瑰丝。祖母坐在椅子上，看见乌里塞斯端着节日蛋糕走进帐篷，欠起身，挥舞着手杖，高声叫道：

“不要脸的东西，你还敢登这个门！”

乌里塞斯把杀机藏在他那天使般的可爱的笑脸后面：

“我今天是来请求您谅解的。今天是您老人家的生日。”

祖母被他的谎话解除了戒备，让人布置好桌子，布置得象婚礼时的晚餐一样。她让乌里塞斯坐在自己的右边，埃伦蒂拉在一旁伺候着，她一口气吹灭了蜡烛，然后把蛋糕切成同样的几份，递给乌里塞斯一份。

“一个人知道能承认错误，求得别人的宽怒，他就有了半个天下。我现在把这第一块给你，这可是幸福的一块。”

乌里塞斯说：“我不喜欢吃甜食，您吃吧。”祖母又把另一块蛋糕递给埃伦蒂拉，她把那块蛋糕拿到厨房，扔到垃圾箱里。

祖母自己把剩下的全都吃了。她一块块地塞进嘴里，不嚼就吞下去了，吃得非常高兴。她把自己盘子里的都吃光了，又把乌里塞斯不喜欢吃的那一份也拿过去吃了。她一边嚼着最后一日蛋糕，一边用手指把桌布上的碎屑捏起来放到嘴里。

她吞下去的砒霜足够杀死一窝老鼠，可是她一直到半夜还照常弹琴唱歌，舒舒服服地躺下，睡得很坦然，唯一的新症状是呼吸时有点气闷。

埃伦蒂拉与乌里塞斯在另一张床上观察着她的动静，发现她说梦话时，声音还象往常一样。

“我又疯了！上帝，我又疯了！为了不让他进来，我在卧室的门上插了两道门闩，还把放唱机的桌子顶到门上，桌子上又堆上几把椅子，可他只用一枚戒指轻轻一击，这些壁垒就全垮了，椅子自己从桌子上掉下来，桌子和唱机自己离开了门，两道门口也都不打自开了。”

埃伦蒂拉与乌里塞斯惊奇地望着她，祖母的梦呓越发引人入胜了，声音也更加好听。

“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吓得我浑身汗淋淋的，在屋子里恳求他；一会求他打开门，一会儿又求他不要开门；求他进来，而又不要他进来；求他永远别走了，但又要他再也别来了；免得杀害他。”

她这场戏剧道白式的讲述持续了几个小时，一直说到他们最后一次同床的细枝末节。仿佛她在梦中又重新体验了一番似的。天快亮时，祖母在床上翻了个身，抽泣声打断了她的讲述。过了一会儿，她又叫着讲起来：“我替他预言将来，他笑了。我又替他算命，他又笑了。后来，他睁开他那吓人的眼睛，对我说：唉，女王！唉，女王！那声音好象不是从嘴里说出来的，而是从嗓子眼里蹦出来的。”

乌里塞斯被祖母这可怕的举动吓呆了，紧紧抓住埃伦蒂拉的手，狠狠地骂了一声：

“老害人精！”

这时外面已开始放亮了，时钟敲响了五下，埃伦蒂拉说：

“你快走，她就要醒了。”

“她还活着，比一头大象还壮实，这是怎么回事？”乌里塞斯惊叫起来。

埃伦蒂拉失望地看了他一眼，说道：

“你真没用，我看你什么人也杀不了。”

乌里塞斯听了她的责备，又羞又恼，走出了帐篷。埃伦蒂拉仍然望着酣睡的祖母，心里充满了仇恨，为失败而感到恼火。天亮了，各种鸟儿欢叫起来。祖母睁开了眼睛，看了她一眼，嘴角露出一丝幸福的微笑。

“让上帝解救你吧，孩子。”

她唯一的变化是改变了一下日常生活的顺序。这天是礼拜三，但祖母却换了一套礼拜天的衣服，要埃伦蒂拉十一点钟以前不要接客。埃伦蒂拉帮她把指甲染成石榴色，准备替她梳一个文雅华贵的发型。

“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那么想打扮自己。”

埃伦蒂拉开始给她梳头，但是当梳子梳过头发时，梳齿上留下一缕头发，她吓了一跳，赶紧拿给祖母看。祖母看了一会儿，便用手指又捏了一缕头发，看能不能再扯下来，结果这缕也留在她手上。她把头发扔到地上，又试了一次，这次又扯下更大的一缕。于是她狂笑着，用两只手扯头发，然后以一种令人费解的欢乐，把头发一把一把地向空中抛去，直到把整个头扯得光秃秃的，好象一个丑陋无比的秃头怪。

两个礼拜了，埃伦蒂拉一直没有乌里塞斯的消息。一天，她在看帐篷外面的番瓜广告，祖母头上带着昂贵的假发套，弹着钢琴，陶醉在昔日的回忆中。

埃伦蒂拉听见祖母叫她，便走进帐篷，这时她才发现从琴箱里伸出来的导火索，延伸到草丛里。她顺着导火索朝乌里塞斯跑去，跟他一起藏在灌木丛中。两人忧心忡忡地看着那蓝色小火苗，顺着导火索燃了过去，穿过那段黑暗处，进了帐篷。

“堵住耳朵！”乌里塞斯说。

两个人都堵上了耳朵，然而却是多此一举。帐篷里只是闪了一下，冒出一般浓烟，并没有爆炸声。埃伦蒂拉跑进帐篷时，还以为祖母已经被炸死了，只见她带着烧焦了的假发套，正在用一条破被单扑火。

乌里塞斯趁着印第安人慌乱时溜掉了，那些印第安人被祖母颠三倒四的命令搞得晕头转向，不知干什么好。他们总算是把火扑灭了，查点了一下，损失不小。

“看来有人居心不良，”祖母说“，还好，琴弦没有炸坏。”为了找出这场灾祸的原因，祖母做了各种猜测，但是埃伦蒂拉坦然的回答和若无其事的样子，消除了她的怀疑。她在埃伦蒂拉的举动中找不到一点可疑的痕迹，更没有想到乌里塞斯的存在。直到黎明她还睁着眼睛，做各种推理设想，估计着这次的损失。她只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第二天早晨，当埃伦蒂拉给她脱下那件缝着金条的背心时，发现她肩膀和胸前都被火烧起了水泡。埃伦蒂拉用蛋清给她抹着烧伤，祖母对她说：

“难怪我昨天夜里睡觉一个劲地折腾，还做了一个怪梦。”说完，她努力回想梦中的情景，终于想起来了。

“是一只孔雀停在一张白色的吊床上。”埃伦蒂拉听了大吃一惊，但很快又恢复常态。故意说：

“这是一个好预兆，梦中的孔雀是长寿的象征。”

“瞎说，我们又和当初一样了，还得从头开始，”祖母说。

埃伦蒂拉没说什么，拿起满是绷带的托盘走出帐篷，只剩下

祖母自己呆在那里，身上涂满了蛋清，头上搽着芥末粉。埃伦蒂拉在厨房里正往托盘里打鸡蛋，这时她发现锅台后面闪出乌里塞斯的眼睛，就象她第一次在床后看见的那样。她没有感到惊奇，没精打采地对他说：“你所取得的唯一的成绩是更加重了我的债务。”

乌里塞斯的眼睛里充满了焦虑，他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默默地望着埃伦蒂拉，只见她聚精会神地在打鸡蛋，对他不屑一顾，仿佛他不存在似的。过了一会儿，乌里塞斯的眼睛又转动了，环视着厨房里的锅、葱头、盘子、切肉刀。他默默地走过去，拿起那把切肉刀。

埃伦蒂拉还是不看他，但在他走出草棚时，她低声说：

“小心，她已得到死讯了，她梦见了一只孔雀站在一张白色吊床上。”

祖母看见乌里塞斯拎着一把刀进来，没用手杖撑着，就拚力站起身，伸出两臂惊叫：

“孩子，你疯了。”

乌里塞斯跳上前去，在她赤裸的前胸砍了一刀。祖母尖叫了一声，扑了上去，想用她那熊一般的手臂将他扑倒撕碎。

“婊子养的！”她嘴里骂着，“我发现你是一个叛逆的天使太晚了。”

乌里塞斯挣脱出拿刀的手，又朝她胁下砍了一刀，她再也不能说话了。祖母又轻轻地哼了一声，拚命地抱住他。乌里塞斯毫不犹豫地又砍下了第三刀，一股血喷出来，溅了他一脸。这血象油一样，亮中透绿，好象薄荷蜜。埃伦蒂拉端着托盘出现在帐篷门口，观看着这场罪恶的博斗。

祖母那巨石般的躯体痛得直发抖，她紧紧地抱住乌里塞斯。她的胳臂，腿，直到那光头，全都被血染成了绿色，象破风箱一样呼呼直喘，剩下最后几口气了。

乌里塞斯再次挣脱她，在她的腹部划了一刀，血水把两只脚也染成了绿色。祖母挣扎了几下，倒在地上。乌里塞斯从她那无力的胳臂中挣脱出来，紧接着，在她那倒在地上的躯体上又砍下最后一刀。

这时，埃伦蒂拉把托盘放到桌子上，弯下身去，察看了一下，当看到祖母已经确实死了的时候，她的表情突然一下变得老练了，这是她二十年的不幸生活中从未有过的变化。她以飞快的速度，扒下祖母身上缝有金条的背心，离开了帐篷。

乌里塞斯呆坐在那具尸体旁，这场激烈的搏斗搞得他精疲力竭。他想擦一把脸，可越擦越脏，弄得到处都是油腻腻的绿血，好象从他的手指里流出来似的。直到看见埃伦蒂拉拿着金条背心走出去时，他才猛醒过来。

他大声叫喊着埃伦蒂拉，但埃伦蒂拉没有回答。他爬到帐篷门口，只见埃伦蒂拉正沿着海边朝城市相反的方向跑去。于是，他一面使出最后一点力气，追了出去，一面声嘶力竭地叫着她，这叫声已不再是情人的声音，而是孩子般的呼唤。但是在这场独自杀死一个女人的搏斗中，他已耗尽了全部体力，再也爬不起来了。祖母的那几个印第安人赶了上来，把他嘴朝下按倒在海滩上，他胆怯而又孤独地哭了。

埃伦蒂拉并没有听见他的哭声，她还在逆风跑着，跑得比鹿还快，这个世界上任何声音也不能使她停下来。她头也不回地向前奔去，跑过热气腾腾的硝石水潭，跑过那几座云母火山口，跑过别具一格的原始水上住宅区，直到这海洋自然景色结束，又进入了荒凉地区。她带着那件金背心，迎着干辣辣的风沙，在那永不消失的黄昏中继续奔跑着。……

从此再也没有听到过一点她的消息，也没有发现她最后遇难的一丝痕迹。？

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一

圣地亚哥·纳赛尔在被杀的那天，清晨五点半就起床了，因为主教将乘船到来，他要前去迎候。夜里，他梦见自己冒着蒙蒙细雨，穿过一片榕树林，这短暂的梦境使他沉浸在幸福之中，但醒来时，仿佛觉得全身盖满了鸟粪。“他总是梦见树木，”二十七年之后，他的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回忆起那个不幸的礼拜一的细节时，这样对我说。“前一个礼拜，他就梦见自己单身一人乘坐锡纸做的飞机，在扁桃树丛中自由地飞来飞去，”她对我说。她以善于为别人圆梦而著名，只要在饭前把梦境告诉她，她都能作出准确无误的解释。但在儿子这两个梦中，她并没有看出任何不祥之兆。儿子在被杀的前几天早晨，曾几次给她讲一些与树木有关的梦，她却没有看出任何征候。

同样，圣地亚哥·纳赛尔也没有任何预感。那天晚上，他和衣而睡，睡得很少，很不好，醒来时感到头痛，嘴里有一股干渴苦涩的味道。他以为那是参加婚礼的后遗症——那场婚礼一直闹到午夜之后方才结束。从他早晨六点零五分出门，直到一个钟头之后他象一头猪似的被宰掉，有许多人见到过他，他们记得，他当时稍带倦容，但情绪很好。凑巧，他遇到每个人时都说过这样一句话：今天真是美极了。可是，谁也不敢肯定他指的究竟是不是天气。不少人回忆说，那天早晨，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海上的微风透过香蕉园轻拂而来，确是这个季节中典型的美好的二月风光。但是大多数人都说，那天天色阴沉，周围散发出一股死水般的浓重的气味；在那不幸的时刻，正飘着蒙蒙细雨，正象圣地亚哥·纳赛尔在梦境中看到的森林景色一样。那时，我正在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温存的怀抱里，从前天夜里婚礼的狂欢带给我的疲劳中逐渐复苏。当教堂警钟齐鸣的时候，我几乎还没有睡醒，还以为那是向主教表示欢迎的钟声呢。

圣地亚哥·纳赛尔和前天参加婚礼时一样，穿的是未经浆过的白亚麻布的裤子和衬衫，那是他的一套礼服。要不是为了迎接主教，他大概会穿一身卡其布衣服和马靴了。通常，每逢礼拜一，他总是以这副打扮出现在埃尔迪维诺罗斯特罗牧场，这牧场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尽管资金不算雄厚，但管理得井井有条。在山上，他腰里总是别着一支型357马格南左轮手枪。据他说，这种枪的穿甲弹能够把一匹马拦腰削断。在打鹌鹑的季节里，他总是随身带着猎鹰。在他的柜子里还放着一支马林彻舒纳牌7.77毫米的来复枪；一支荷兰造的马格南300型来复枪；一支带有双距离望远瞄准器的22型大黄蜂牌步枪和一支温彻斯特牌自动枪。他总是象他父亲那样，睡觉时把枪支藏在枕套里。但是那一天，在离家之前，他取出子弹把武器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他的枪从来不上子弹，”他母亲对我说。这一点，我也知道。我还知道，他总是把武器放在一个地方，而把弹药藏在另一个冷僻的所在。因此，即使在偶然的情况下，在他家里也没有人能够出于好奇面把枪装上子弹。那是他父亲定下的一个明智的规矩，因为一天早晨，一个女佣人抽出枕头来换枕套，手枪被抖搂到地上，走火了，子弹击毁了房间里的立柜，穿透了客厅的墙壁，象在战争中似的呼啸着从邻舍的餐厅穿出，最后把位于广场另一端的教堂大祭坛上和真人一般大小的石膏圣像打得粉碎。当时圣地亚哥·纳赛尔尚在幼年，他从未忘记那个倒霉的教训。

母亲最后一次看到他时，他正从卧室里匆匆出来当时，他想在黑暗中摸进浴室，打药箱里取出一片阿司匹灵来。他把母亲吵醒了。母亲开了灯，见他正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水。这件事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时，圣地亚哥·纳赛尔向她讲了刚作的梦，但她却没有注意到梦中的树。

“凡是梦中出现小鸟，都是身体健康的一种预兆。”

在我回到这个被遗忘的村镇，力图重新拼凑那面支离破碎的记忆的镜子的时候，我看见这位风烛残年的老妇人正跪在吊床上面，过去，她就是在这同一张吊床上以同样的姿势注视着她的儿子的。尽管是在大白天，我却几乎认不出她来了。由于长年头痛，她在太阳穴上贴着草药的干叶，那是儿子在最后一次穿过卧室时给她的。她侧着身子，抓住床头的龙舌兰吊绳，想挣扎着坐起来，在房间的暗处，散发出一种洗礼盆的味道。这种味道在那发生凶杀案的早晨也曾经突然向我袭来。

我刚一出现在门洞里，她就想起了圣地亚哥·纳赛尔，仿佛我就是她儿子似的。“他就在那儿，”她对我说。“穿的是一套用清水漂洗过的白亚麻布衣服，因为他的皮肤很细嫩，受不住浆过的衣服的磨擦，”有好长一段时间，她呆在吊床上，嘴里嚼着独行菜子，直到儿子回家的幻觉在她眼前消失以后，才叹息道：

“他是我的心头肉。”

我在她的回忆中看到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在一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他度过了二十一周岁。他身材修长，脸色苍白，长着一双和他父亲一模一样的阿拉伯人的眼睛和一头鬈发。他是一对由于利害关系而结合、没有过上一天幸福日子的夫妇的独子。不过，他和父亲在一起时似乎很幸福。三年前父亲突然死去，他继续和守寡的母亲在一起，生活得也很幸福，直到他在那个礼拜一死去。他继承了母亲的天性，但是，从父亲那里自幼就学会了使用武器、爱护马匹和训练猎鹰，他还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勇敢和谨慎的优良品德。他跟父亲讲阿拉伯语，但跟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却不讲，以免使她感到意外。他们在镇上身边从来不带武器。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他们带着训练过的猎鹰到集市去做劝募性高空飞翔表演。父亲的死，使他不得不在中学毕业后中辍学业，转而经营自己家中的牧场。圣地亚哥·纳赛尔生性快乐和善，平易可亲。

在他即将被害的那一天，母亲着到他穿着白衣服，以为他弄错了日期。“我提醒他今天是礼拜一，”她对我说。但是他向母亲解释，他穿礼服是为了如果遇到机会，他想吻一吻主教的戒指。她对此却毫无兴趣。

“主教不会下船的，”她对他说。“象往常一样，他为大家祝福以后就沿原路回去了。他讨厌这个镇子。”

圣地亚哥·纳赛尔知道，这话是真的，但是教堂金碧辉煌的场景对他产生了不可抗拒的魅力。“就象是电影院，”有一次他曾对我这样说。而他母亲则相反，在主教到来这件事上，她唯一关心的只是儿子不要淋着雨，因为她听到他睡觉时打过喷嚏。她劝他带上一把雨伞，但他摆摆手向她告别，走出了房门。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到他。

厨娘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断言那天没有下雨，而且整个二月都没有下雨。“恰恰相反，”在厨娘去世前不久我去看她时，她告诉我说，“太阳火辣辣的，比八月份还厉害。”当圣地亚哥·纳赛尔走进厨房时，她正在宰杀三只兔子，准备午膳，几只狗喘着气围着她打转转。“他起床时没精打采的，看上去晚上没有睡好，”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毫无同情心地回忆说。她的女儿迪维娜·弗洛尔当时还是个豆蔻年华的少女。象每个礼拜一那样，迪维娜·弗洛尔给圣地亚哥·纳赛尔端上一杯搀了一点白酒的粗咖啡，为的是帮他解脱前天夜里的疲劳。这间厨房很宽敞，炉火呼呼地燃烧着，母鸡卧在栖木上，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圣地亚哥·纳赛尔又服了一片阿司匹灵，便坐下来慢吞吞地喝咖啡，他安静地思考着，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那两个炉口宰兔子的女人。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尽管年纪已不轻，还是保养得很好，而女儿却显得有点粗野，仿佛她的情欲受到了压抑。她去接空杯子时，圣地亚哥·纳赛尔抓住了她的手腕。

“你到了该变成小羊羔的时候了，”他对她说。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向他扬了扬沾满鲜血的刀。

放开她，白人，”她厉颜疾色地命令道。“只要我活着，你就别想吃这块天鹅肉。”

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本人在青春时期曾被易卜拉欣·纳赛尔诱奸过。他在牧场的畜栏里偷偷地同她幽会。几年以后，他不再爱她了，就把她带到家里当女佣人。迪维娜·弗洛尔是她最后一个丈夫的女儿。那时姑娘认为自己注定要被圣地亚哥·纳赛尔偷偷地霸占，因此焦急万分，只是焦急得过早了点。“再没有比他更好的男人了。”如今青春已逝并已发胖了的迪维娜·弗洛尔同我说这话时，她跟另外的男人生的孩子就呆在她身边。“和他父亲一样，”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反驳女儿说“，都是下流货。”但是，她回忆起了当她给兔子开膛并且把热气腾腾的肉脏扔给狗吃时圣地亚哥·纳赛尔表现出的那副骇怕的样子，顿时一阵恐惧又向她袭来。

“不要这样野蛮，”他对她说“，你要知道，兔子和人一样。”维克托丽娅·库斯曼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明白过来，为什么一个习惯宰杀手无寸铁的动物的人突然会那么恐惧。“上帝啊，”她害怕地喊道“，难道这一切都是预兆吗？”然而，在出事的那天早晨，她仍然愤恨不已，继续把那些兔子的内脏扔给狗吃，她就是存心要使圣地亚哥·纳赛尔吃不好早餐。正在这时，主教乘坐的轮船到了，汽笛颤抖地吼叫着，把全镇人从梦中唤醒。那幢房子，从前是一座两层的仓库，四壁是粗糙的厚板，锌皮屋顶两边泻水，屋顶上的兀鹫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港口上的残渣废物。当年建造这座房子的时候，河水充沛，许多海上驳船，甚至一些大船，都能冒险通过涨潮区的沼泽地开到这儿来。当易卜拉欣·纳赛尔和最后一些阿拉伯人在内战结束后来到这儿时，由于河流改道，海船再也开不进来，仓库也就废弃不用了。尽管代价很高，易卜拉欣·纳赛尔还是买下了这座房子，为的是开设一家他从未经营过的进口商店。只是当他要结婚时，才把它改成了居室。在底层，他辟了一个综合使用的大厅，在大厅的一端盖了一个马厩，养了四匹马，还有几间佣人的住室和一个供牧场使用的厨房，这厨房的窗户朝着码头，从那里随时都有河水的恶臭飘来。大厅里唯一完美无缺的是一架从一次海上事故中抢捞出来的螺旋形楼梯。上面一层原来是海关的办公室，如今改成了两个宽大的卧室和五个小寝室，这是为他未来的孩子们准备的，他想他会有很多孩子的，他还在广场的扁桃树上空建了一个木制阳台，三月的下午，普拉西达·里内罗便坐在那里消遣。房子的正面保留了大门，安了两扇旋制木棍结构的窗户。后门也保留了下来，只是改得稍稍高一些，以便骑马时可以通过，并且使得老码头的一部分可以继续应用。这个门用处最大，不仅因为它是去牲口槽和厨房的必经之路，而且还因为它直接面向新港大街，不必经过广场绕行。正面的大门，除了节日从不打开，而且总是严严地上着门闩。然而，那两个凶手，恰恰就守在正门口，而不是后门口。也正是从这扇门里，圣地亚哥·纳赛尔走往码头去迎接主教，尽管为此他不得不围着院子整整绕了一圈。

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不幸的巧合。从里奥阿查来的预审法官应该觉察到这一点，但他却不敢承认，因为显然他所关心的只是在审判中对事情作出一种合理的解释。面对广场的大门，正象惊险小说所说的那样，是一座“死神之门”。实际上，唯一合乎情理的是普拉西达·里内罗的解释。她以母亲的理性回答了问题。“我儿子穿得衣冠楚楚时，是从来不打后门出入的。”这一点，谁都不会有所怀疑，以致预审法官只把这句话顺便记了下来，并没有把它正式载入档案。

维克托丽娅·库斯曼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她说，她和她的女儿都不知道有人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但是时光一年年过去，她终于承认，在圣地亚哥·纳赛尔走进厨房喝咖啡以前，她们已经知道了那件事。早晨五点钟，有个女人来讨牛奶喝，告诉了她们。这个讨牛奶的女人不但说了有人要杀圣地亚哥·纳赛尔，而且还说了那人行凶的原因和准备行凶的地点。“我没有告诉圣地亚哥·纳赛尔，因为我想这是那个女人醉后的一派胡言，”那母亲对我说。但是，在这个做母亲的死后，有一次，迪维娜·弗洛尔对我承认，她母亲之所以不告诉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因为她心里希望有人把他杀掉。而她本人所以也没有说，是因为她当时吓坏了，自己没有主见，再说，当圣地亚哥·纳赛尔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腕时，她更加吓得魂不附体了，因为她感到他的手冷得象石头，仿佛真是一只死人的手。

圣地亚哥·纳赛尔在熹微的晨光中跨着大步，穿过院子，主教船上欢快的汽笛声阵阵传来。迪维娜·弗洛尔走出去帮他开门。她穿过饭厅——那儿到处是关着熟睡的鸟儿的笼子、柳条做的家具和吊着欧洲蕨的花盆时——时，竭力不让他赶上。但是，当她推开门同时，她又没有逃脱那只猎鹰般的手。“他抓住了我的辫子，”迪维娜·弗洛尔对我说。“当我独自呆在家里的角落里时，他也常常抓我，但是那一天我不再象往常那样害怕，只是想痛痛快快大哭一场。”她闪在一边让他出去，透过半开半掩的大门，她看到了广场上淋浴在晨光中的扁桃树，但是她没有勇气再去看别的东西。“那时轮船的汽笛声已经停止，雄鸡开始打鸣了，”她对我说。“鸡声遍地，很难相信镇上会有那么多鸡，我以为鸡声是从主教的船上传来的。”她为那个人——这个人将永远不会属于她了——所做的唯一的事便是违背了普拉西达·里内罗的吩咐，没有把大门闩上，使他在紧急的情况下能够退到院子里来。有一个人——此人的身份一直没有得到证实——在门下面塞进一封信来，通知圣地亚哥·纳赛尔有人守在门外要杀他，写了地点，写了原因，还写了有关这个阴谋的精确的细节。当圣地亚哥·纳赛尔从家里出来时，这封信就丢在地上，但是他没有看见，迪维娜·弗洛尔也没有看见，直到这件凶杀案发生后很久，才被人发现。

已经过了六点钟了，路灯还没有灭。在扁桃树枝上，在一些阳台上，还挂着庆贺婚礼的五光十色的花环，好象是为了迎接主教而刚刚接上去的。细砖铺地的广场以及教堂的前厅那儿是乐师演奏的舞台，——堆满了寻欢作乐时留下来的空瓶和各种废品，好象一个垃圾堆。当圣地亚哥·纳赛尔走出家门时，在轮船汽笛的催促下，一些人正向着码头跑去。

广场上唯一开门营业的是教堂旁边的牛奶店，在那里有两个人在等着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把他杀死。牛奶店的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在晨光熹微中第一个看到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她仿佛觉得他穿的是银白色的衣服。“活象一个幽灵，”她对我说。这两个准备行凶的人，把报纸裹着的刀揣在怀里，伏在座位上睡着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屏住了呼吸怕把他们惊醒。

这两个人是一对孪生子，名叫彼得罗。维卡略和巴布洛·维卡略，当时二十四岁。他们长得一模一样，简直难以将他们分辨出来。“他们面目肮脏，但性情温和，”预审档案中这样记着。我从小学时就认识他们，要我也会这么写。那天早晨，他们还穿着参加婚礼时的黑色呢料衣服，那衣服对加勒比地区来说是显得过分的宽大和庄重了。由于长时间的劳累和焦虑，他们形容憔悴，但他们还是刮了胡子。尽管他们自从婚礼的前夕一直在不断地喝酒，三天以后却已经不醉了，而是变得象是彻夜失眠的梦游症患者。在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店子里等了几乎三个小时之后，他们在头几阵晨风的抚慰下睡着了，这是自从礼拜六以来第一次入梦。在主教乘坐的轮船第一次鸣起汽笛的时候，他们几乎也没有醒来，但是当圣地亚哥·纳赛尔从家里出来时，他们却本能地醒来了。那时，两个人紧紧抓起了报纸卷，彼得罗·维卡略站了起来。

“看在上帝份上，”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喃喃自语道，“你们过一会再动手吧，即使是为了尊重主教先生。”

“那是圣神的旨意，”她常常这样说。确实，那是天使神意，但是瞬息即逝。一听到她说话，维卡略孪生兄弟便思索起来，那个站起来的人又坐下了。当圣地亚哥·纳赛尔穿过广场时，两兄弟的目光仍然在盯着他。“他们简直是怜悯地看着他，”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说。这时修女学校的女孩子们穿着孤儿的制服乱哄哄地奔跑着穿过了广场。

普拉西达·里内罗说得有理：主教没有下船。除了当地官员和学校的孩子们外，码头上还有很多人，到处可以看到装满了又肥又大的公鸡的背篓，那是送给主教的礼物，因为鸡冠汤是他最爱吃的菜肴。装卸码头上堆满了待运的木柴，轮船至少需要两个小时才能装完。但是它没有停下来，咿咿呀呀地响着，象一条龙似地出现在河流的拐弯处。这时乐队开始奏起了主教颂，公鸡开始在背篓里叫起来，引得镇上的公鸡也都引颈高啼。

那个时候，以木炭作动力的传奇式的轮船几乎要绝迹了。尚在使用的寥寥几条已没有自动钢琴和为度蜜月者准备的船舱，而且几乎不能逆流航行。但是这船是新的，有两个烟囱，而不是一个画着袖章般旗子的烟囱，船尾的木轮产生的推动力不亚于海船。在靠着船长室高处的栏杆旁站着穿白色法袍的主教和他的西班牙随从人员。“那时的情景就象圣诞节一样，”我的妹妹马戈特曾经这样说。据她说，问题是轮船在从码头前边经过时，汽笛一响喷出了一股蒸汽，把站得离岸最近的人喷了个透湿。那是一种短暂的梦幻。主教面对码头上的人群，在空中画了个十字，随后仍继续机械地这样做着，面部一点没有表情，直到轮船在远方消失，留下一片鸡鸣声。

圣地亚哥·纳赛尔感到失望是有理由的。他答应卡尔曼·阿马多尔神父的公开要求，捐赠了几驮木柴，此外，还亲自挑选了冠子最好吃的公鸡。但那失望只不过是一时的。我的妹妹马戈特和他一起在码头上，看到他当时情绪饱满，象是仍然在婚礼上，尽管阿司匹灵一点也没有减轻他的病痛。“他似乎没有感冒，只是一心想着婚礼花了多少钱，”她对我说。那时克里斯托·贝多亚同他们在一起，他披露的数字更令众人惊讶。他和圣地亚哥，纳赛尔一起参加了婚礼，和我一起待到将近四点钟，但是他没有去父母那里睡觉，而是留在祖父母家中聊天了。在那里他得知了许多估计婚礼开支所需要的材料。他说那次婚礼请客杀了四十只火鸡，十一头猪，还有四头小牛犊，这四头牛犊新郎放在公共广场上烤，请镇上所有的人吃。他说喝去了二百零五箱走私来的烧酒和将近两千瓶甘蔗酒，那都是在众人之间分掉的。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没有一个人不以某种方式参加了那次最热闹的婚礼。在镇上，这样的婚礼是空前的。圣地亚哥·纳赛尔做美梦似的大声疾呼：

“我的婚礼也将是这样的，”他说，“让他们一辈子也讲不完。”

我的妹妹把圣地亚哥·纳赛尔看成了天使。她又一次想到弗洛拉·米盖尔的好运气，她生活是那样的富有，而到那一年的圣诞节又要把圣地亚哥·纳赛尔捞到手了。“我突然意识到没有一个比他更理想的丈夫了，”她对我说。“你想想，他漂亮，端庄，二十一岁就有了自己的财产。”当有木薯饼的时候，她常常邀请他来我们家吃早饭，而我母亲那天早晨正在做木薯饼，圣地亚哥欣然接受了邀请。

“我去换件衣服，再来找你，”他说，并且突然发现手表放在床头柜上了“，几点钟了？”

那时是六点二十五分。圣地亚哥·纳赛尔挽起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拖着他向广场走去。

“一刻钟之内我到你家，”他对我妹妹说。

她坚持他们一起马上走，因为早餐已经准备好了。“她很少这样坚持，”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因此，有时我想那时马戈特已经知道有人要杀他，想把他藏在你家里。”然而，圣地亚哥·纳赛尔说服了她先走，他要去穿骑马的衣服，因为他必须早些到达埃尔迪维诺罗斯特罗牧场去阉小公牛。他就象告别母亲那样摆摆手向她告了别，拉着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向广场走去。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他。

码头上的许多人都知道圣地亚哥·纳赛尔要遭杀害。享受着优厚退役金并且十一年来一直任镇长的军校毕业的陆军上校唐拉萨罗·阿蓬特用两个手指向他打招呼。“我有非常实际的理由认为他已经没有任何危险了，”他对我说。卡尔曼·阿马多尔神父也没有在意。“当我看到他安然无恙的时候，我想所有那一切都是谎言，”他对我说。没有一个人想一想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否有防备，因为大家都以为他不可能没有防备。

实际上，我的妹妹马戈特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尚不知道他要被杀的人之一。

“如果我知道这件事，即使把他捆起来，我也会把他带到家里去的，”她向预审法官说。她不知道这件事是奇怪的，但是我母亲也不知道这件事就更奇怪了。尽管她多年来已经不上街，甚至连弥撒也不去做，但是一切事情她都比家里任何人知道得早。自从我开始起早上学以来，我就很赞赏她这种才能。我象往常一样看见她脸色苍白，悄悄地在黎明的灰色光芒中用树枝做的笤帚扫院子。当我们睡觉时，她一边呷着咖啡，一边和我谈着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看来她和镇子上另外一些人有着千丝万缕的秘密联系，尤其是和她年龄相仿的人。有时她告诉我们一些尚未发生的事情，使我们惊讶不已，那只能是靠她的猜测本领想出来的。然而，那天早晨她却没有感觉到那场从凌晨三点起就酝酿着的悲剧。她已经扫完了院子。当我的妹妹马戈特出去迎接主教时，看见她在磨木薯准备做饼。“到处雄鸡高唱，”我母亲在回忆那天的情景时常常这样说。但她从未把远处的鸡叫和主教到来联系在一起，而是同婚礼的尾声联系在一起。

我们家离大广场很远，座落在河对面一片芒果林里。我的妹妹马戈特沿河岸一直走到了码头。人们由于主教来访都兴奋极了，所以根本顾不上其他新闻。他们把卧床的病人抬到门廓里，让病人在那接受圣药。女人们从院子里跑出来，手里拿着火鸡、提着猪崽和各种吃食。从对岸开来了装饰着鲜花的独木船。但是，当主教没有上岸便离去后，另一个被压抑的消息便变得和他到来同样轰动了。就是在这时，我妹妹马戈特已知道得清清楚楚：安赫拉·维卡略，就是那个在前天结婚的美丽的姑娘，被退回了父母家里，因为丈夫发现她不是处女。“我觉得我马上要死了，”我妹妹说。“但是，尽管这件事已是满城风雨，但谁也说不清可怜的圣地亚哥·纳赛尔是怎样牵连进这件麻烦事里去的。”大家唯一确切知道的是安赫拉·维卡略的两个哥哥在等着杀死他。

我妹妹咬着牙不哭出来，回到家里，她在厨房里看到了我母亲，老人穿着一身蓝花底的礼拜天服装，那是准备主教过来问候我们才穿的。与此同时，妈妈还一边整理餐桌，一边哼着一支题为《看不见的爱情》的葡萄牙民歌。我妹妹注意到她比平常多放了一个位子。

“这是给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的，”我母亲对她说。“人们告诉我，你要请他来吃早餐。”

“撤掉吧，”我妹妹说。

于是，她对妈妈说了。“但是仿佛妈妈已经知道了，”她对我说。“就象往常一样，一个人开始给她讲点什么，还未讲到一半，她就全部清楚了。”那个不幸的消息使我母亲难过极了。圣地亚哥·纳赛尔这个名字就是依照她的名字起的，此外，她还是他洗礼时的教母，不过，她和被退回的新娘的母亲普拉维卡略也有亲缘关系。尽管如此，没等把女儿的话听完，她就穿上了高跟鞋，披上了只是去教堂参加悼唁仪式时用的头巾。我父亲从床上听见了一切，他穿着睡衣睡裤来到餐厅，大惊失色地问她到哪儿去。

“去告诉我的干亲家普拉西达，”她回答说，“所有人都知道要杀死他儿子，可唯独她不知道，这是不公正的。”

“我们同她的关系和同维卡略一家同样亲密呀！”我父亲说。

“永远应该站在死者一边，”我母亲说。

我的弟弟们开始从别的房间里走出来。最小的几个弟弟听到发生了这样一场悲剧，不禁哇地一声哭了。我母亲没有理睬他们，这在她是平生第一次，她也没有睬她的丈夫。

“你等一下，我去穿衣服，”他对她说。

她已经在大街上了。我的弟弟哈依梅这时还不满六岁，他穿好衣服准备去上学。

“你陪妈去，”我父亲命令他说。

哈依梅跟在她后面跑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往哪儿去，他抓住了母亲的手。“她一边走，一边一个人自言自语，”哈依梅对我说。“这些坏蛋，”她低声说，“不齿于人类的畜生，他们除了干坏事以外什么都不会干，”她甚至没有意识到她正拉着孩子的手。“大概人家以为我是疯子，”她对我说。“我只记得远远听到很多人的嘈杂声，仿佛婚礼又重新开始了，所有的人都涌向广场。”她以最大的决心加快了脚步，因为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直到有个迎面跑来的人对她的发疯举动表示了同情：

“您不必麻烦了，路易莎·圣地亚加，”他跑过去时对她喊道，

“他们已经把他杀死了。”

二

那个休掉妻子的人叫巴亚多·圣·罗曼。他是在前一年的八月，也就是婚前六个月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他来时乘坐的是每周一班的航船。肩上挎着褡裢，那褡裢镶着的银边和腰带上闪闪发光的卡子以及靴子上的金属环相映成趣。他大约有三十岁光景，但看上去却要年青得多。他的身材象斗牛士那样细瘦，长着一双金色眼睛，皮肤被硝石常年烘烤而变成古铜色。他身穿一件短大衣和一条非常瘦窄的裤子，都是小牛皮的；小羊羔皮手套和衣服也是同样的颜色。玛格达莱娜奥利维和他同船到达。整个旅途中，她的眼睛不由自主地一直盯着他。“他象是个女人，”她对我说，“太遗憾了，因为我真想将他抹上黄油活活吞下去。”她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女人，也不是最后一个有下面这种看法的女人：巴亚多，圣。罗曼并不是一个很容易被看透的男人。

我母亲在八月末往学校给我写的信中正好有这样一句话：“来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人。”在下一封信里她对我讲：“这个奇怪的人叫巴亚多·圣·罗曼，人们都说他很迷人，但是我却看不出。”大家一直不知道他来干什么。在举行婚礼前不久，有人实在憋不住，曾经问过他，他回答说：“我所以走村串镇，为的是找个人结婚。”这可能是真情，不过，随便他怎么回答都是一样，因为他讲话时的那种姿态，与其说是想说明点什么，还不如说是想掩盖点什么。

到达的那天晚上，他在电影院里宣称他是机车车辆厂的工程师，说是在河水泛滥之前急需修建一条通往内地的铁路。第二天，他立刻发了个电报，并且是他自己亲手发的，他还把自己的一套本事教给电报员，即如何利用废电池继续发报。他饶有兴趣地和那几个月正在当地征兵的一个军医谈了边境地区的疾病。他喜欢和大家热热闹闹地呆在一起，时间拖得越长越好；他嗜酒成习，乐于为人调解纠纷，但不喜欢变戏法。有个礼拜天，做过弥撒之后，他向许多第一流的游泳运动员挑战，结果在河里游了个来回，将他们中最优秀的甩在后边十多米远。这是我母亲在一封信中告诉我的，她还在信的末尾作了她特有的评论：“他也象是在金钱上游泳。”这同早已传出的说法是相符的，即巴亚多·圣·罗曼不仅什么都能干，干得非常出色，而且拥有取之不竭的财源。

在十月的一封信中，我母亲对他做了最后一次赞扬。“人们非常喜欢他，”她对我说，“因为他为人忠厚，心地善良，上个礼拜天，他跪着领了圣餐，并且用拉丁文做了弥撒。”谁都知道那个时候是不允许站着领圣餐的，做弥撒也只能用拉丁文，但是我的母亲每逢想把事情讲清说透时，总爱做这种多余的说明。在做了这一颇有见地的论断之后，她又给我写过两次信，但对巴亚多·圣·罗曼却只字未提即使在巴亚多打算和安赫拉·维卡略结婚这件事已经尽人皆知的时候也是如此。只是在那不幸的婚礼过了许久之后，她才向我承认，等她认识了巴亚多的时候已来不及修改十月信中的说法了；她说他那双金色的眼睛使她不寒而栗。

“我觉得他象个魔鬼，”她对我说，“你亲自对我说过，这类事不要写在信里。”

我认识巴亚多·圣·罗曼比母亲要晚一些，是在我回家来度圣诞节的时候认识的，我并不觉得他象人们说的那样奇怪。我认为他确实有魅力，但远不似玛格达莱娜奥利维说得那么理想。看上去他很顽皮，过分的诙谐掩饰不住他内心的不安，可我却觉得他实际上要严肃些。但我更认为他是个忧郁的人。那时他已经和安赫拉·维卡略正式订婚。关于他们是怎样相识的，一直没有人说得清楚。据巴亚多·圣·罗曼寄宿的男子单身公寓的老板娘说，九月末的一天，巴亚多正在摇椅上睡午觉，这时安赫拉和她母亲挎着两篮绢花走过广场。巴亚多·圣·罗曼当时半醒着，看到了这两个身穿重孝的女人。在下午两点的沉寂中，那儿似乎只有她们两个活人。巴亚多问那个姑娘是谁，老板娘告诉他，那是同她走在一起的女人的小女儿，名叫安赫拉·维卡略。巴亚多一直目送她们到广场的另一端。

“她的名字起得真好，”他说。

然后，他把头靠在摇椅的靠背上，重新闭上了眼睛。

“等我醒来时，”他嘱咐说“，请提醒我，我要跟她结婚。”安赫拉·维卡略告诉我，在巴亚多·圣·罗曼向她求爱之前，公寓老板娘就对她讲了这段插曲。“我吓坏了，”她对我说。公寓里有三个人证实确有其事，但另有四个人却不相信是真的。不过，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使所有人都说安赫拉·维卡略和巴亚多·圣·罗曼是在十月国庆期间的一次募捐晚会上第一次见面的。安赫拉·维卡略在晚会上担当唱彩票的差事。巴亚多·圣·罗曼来到后，直奔全身重孝、神情凄楚的安赫拉照管的柜台，并且问她那镶有珍珠的手摇唱机要多少钱，这乐器无疑是集市上最诱人的东西。姑娘回答他说那东西不是拿来卖的，而是为了摸彩。

“那更好，”他说。“这就更好办了，而且会很便宜地弄到手。”

安赫拉·维卡略向我坦白说，巴亚多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不是由于爱，而是别的原因。“我讨厌高傲的男人，从未见过一个男人象他这样傲慢，”她在回忆起那一天的情形时，这样对我说。“此外，我以为他是个波兰人。”她在焦急等待的众人面前唱出了手播唱机的彩票，结果真的是巴亚多·圣·罗曼中彩，这使她更加反感了。真是难以设想，仅仅是为了打动她的心，他买下了全部的彩票。

那天晚上，安赫拉·维卡略回家时，发现手摇唱机已经用彩纸包着，并且系了一根丝带，放在她家里。“我怎么也想不出他是怎样知道我的生日的，”她对我说。她费了好大的劲儿让父母相信，她绝没有给巴亚多·圣·罗曼提供任何理由让他送来这件礼品，更没有同他做过什么招摇过市的事情。于是，她的两个哥哥彼得罗和巴布洛，把手摇唱机拿到饭店准备还给它的主人，他们办事情是那样迅速，结果谁也没能得知手摇唱机的风波。这家人唯一没考虑到的是巴亚多·圣·罗曼有不可抗拒的魅力。这对孪生兄弟直到第二天黎明才重新露面，他们喝得醉醺醺的，手里不但拿着手摇唱机，而且还把巴亚多·圣·罗曼带到家中继续寻欢作乐。

安赫拉·维卡略家境清苦，她是这家人家的小女儿。她的父亲庞西奥维卡略是个穷金银匠，为了维护店子的声誉，他是那样精心制作金银首饰，最后双目失明了。她的母亲婚前叫普里西玛德尔卡门，一直做小学教员。她那温顺而略显忧伤的面容，把她的严厉性格掩饰得一丝不露。“她象个修女，”梅尔塞德斯回忆说。她以如此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来服侍丈夫和养育子女，以致使人常常忘记她还存在。两个大女儿很晚才结婚。除了一对孪生兄弟之外，中间还有个女儿，是害疟疾死的，已经过去两年，亲人们在家中仍然为她穿着简孝，上街时则是一身重孝。妈妈教育两兄弟长大后要象个男子汉，教育女儿们生儿育女，做贤妻良母。她们会刺绣、缝纫、钩花边、洗熨衣服、做绢花和什锦甜食，还会撰写信函。当时的姑娘们对悼念死人的礼仪已漠不关心，可这家的四个姑娘却不同，她们熟悉昔日的知识，知道如何

守护病人，安慰临终的人和为死者穿寿衣。我母亲唯一看不惯她们的是睡前梳头。“姑娘们，，她对她们说，“不要在夜晚梳头，这会倒霉的。”除此之外，她觉得没有比她们更有教养的女孩子了。“真是些十全十美的姑娘，”我常常听母亲这样说。“随便哪个男人找她们做妻子都会幸福的，因为她们从小就学会了任劳任怨。”不过，同两个大女儿结婚的人，却难以打破她们的圈子，她们走到哪儿都形影不离，组织舞会只让女人参加，在跟男人打交道时，随时提防他们的不良企图。

安赫拉·维卡略在四姐妹中长得最俊俏，我妈妈说她跟历史上有名的王后一样，生下来时，脐带是绕在脖子上的。但她总是神态恍惚，精神萎靡，这预示着她前程未卜。我每年度圣诞节假期时都看到她，她在窗前一次比一次显得更加迷茫，下午她坐在那儿制作绢花，和邻居的女人们一起唱姑娘们喜爱的华尔兹舞曲。圣地亚哥·纳赛尔对我说：“你的这个傻表妹瘦极啦。”在她为姐姐服丧之前不久，我在街上同她不期而遇，第一次看到她穿得非常漂亮，还烫了发，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但是，这只是一刹那的印象，随着时光的流逝，她越发显得萎靡不振，没有生气了。因此，当获悉巴亚多·圣·罗曼打算和她结婚的时候，许多人都以为这个外乡人是在开玩笑。

可是安赫拉·维卡略全家不仅对他的求亲信以为真，而且兴高采烈。只有普拉维卡略例外，她提出了条件，坚持要巴亚多·圣·罗曼出示他的身份证明。直到那时，谁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对于他的历史，人们最多只了解那天下午他穿着艺术家的衣服下船以后的事情，他对自己的来历只字不谈，甚至他是否是个疯疯癫癫的怪物也不知道。据说，他曾指挥军队夷平过一些村镇，在卡萨雷纳河一带播下一片恐怖；还传说他是卡曼的逃犯；有人甚至看到他在巴西的佩南布科州想用两只驯服的狗熊发财；也有人说他在宾托斯运河打捞出一条装满金子的西班牙沉船。巴亚多·圣·罗曼为了使这种种揣测不攻自破，把全家人带来了。

他家中有四口人：父亲、母亲和两个调皮的妹妹。他们是乘坐一辆福特牌型汽车来的，上边有正式的牌照，那嘶哑的喇叭声在上午十一点钟惊动了镇上的大街小巷。他母亲阿尔贝达希蒙特斯是个又高又大的库拉索岛黑白混血女人，她讲的西班牙语掺杂着不少那个岛的方言，她年青的时候曾被宣布为安的列斯群岛两百个美女中的第一号大美人。他的两姐妹正值青春年华，犹如两匹永不安静的小母马。但是，家中最了不起的人物是父亲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他是上个世纪内战中的英雄，并且由于在国库林卡太难中解救了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成了保守党政府最受崇拜的人物之一。当知道了他的身份之后，我母亲是唯一没有去向他致意问候的人。“我觉得他们结婚很好，”她对我说，“但是结婚是一回事，而解救一个向赫里内尔多·马尔盖斯打暗枪的人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挥动着白色礼帽向人们致意时，大家都认出了他是谁，因为这个名人的照片是尽人皆知的。他身穿金黄色的麻布衣衫，脚蹬交叉系着带子的科尔多瓦靴子，一副金丝夹鼻眼镜架在鼻梁上，并用一条银链系在坎肩的扣眼上。他的翻领上戴着“勇士奖章”，手持一把手杖，把柄上雕刻着国徽图案。他第一个从车上下来，由于我们这里道路不佳，他身上盖满了一层灼热的尘土。当大家看到巴亚多·圣·罗曼也同车而来的时候，马上意识到他随便要同哪个姑娘结婚都能如愿以偿。

然而，安赫拉·维卡略不想同他结婚。“他男子气太重了，”她对我说。另外，巴亚多·圣·罗曼压根没有去引诱她，而是以他的魁力征服她的家人。安赫拉·维卡略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的可怕情景，她父母、两个姐姐连同他们的丈夫聚集在客厅里，强迫她同一个刚刚见面的男人结婚。两个孪生兄弟没有介入。“我们认为这是女人们的事，”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父母下决心这么办的理由是，一个有谦恭美德的贫寒之家没有权利蔑视命运的这一恩赐。安赫拉·维卡略鼓起勇气刚刚露出一点缺乏爱情基础的意思，母亲一句话就把她顶了回去：

“爱情也是要慢慢培养的。”

按照当时的习惯，恋爱关系要拖很长时间，而且男女双方都要受到监视，而巴亚多·圣·罗曼和安赫拉·维卡略却不同一般，由于巴亚多一再催促，他们只恋爱了四个月时间，所以没有再短，是因为普拉维卡略坚持一定要等待过了家里的丧期。不过，由于巴亚多·圣·罗曼处理事情干净利落，时间还是绰绰有余。

“一天晚上，他问我最喜欢哪幢房子，”安赫拉·维卡略告诉我说。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回答他说，镇里最漂亮的房子是鳏夫

希乌斯的别墅。”要我，也会这样回答的。那幢别墅座落在一座小山上，微风习习，凉爽宜人；站在屋顶平台上，只见那广阔无限的沼泽地上，盖满一层深紫色的银莲花，宛如极乐世界；在夏天晴朗的日子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加勒比海水平线和载着卡塔赫纳游客的远洋巨轮。巴亚多·圣·罗曼当天晚上便去社会惧乐部，并且在鳏夫希乌斯的桌旁坐下来，玩了一局骨牌。

“老光棍，”巴亚多·圣·罗曼对希乌斯说，“我想买下您的房子。”

“房子不卖，”希乌斯说。

“我把房子连同里边的东西一起买下。”

鳏夫希乌斯按照古老的方式彬彬有礼地对他解释说，房子里的东西是他妻子花费了一生的心血置办的，对他来说，那仍然是她的组成部分。“他说的也是心里话，”当时同他们在一起玩骨牌的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夫对我说，“我肯定他宁可死去也不愿卖掉一所在里面幸福地生活了三十年的房子。”巴亚多·圣·罗曼也理解他的心情。

“这样好了，”他说“，您只把空房子卖给我吧。”

但是，直到那局骨牌玩完，老鳏夫还没有松口。过了三个晚上，巴亚多·圣·罗曼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又回到了骨牌桌旁。

“老光棍，”他又重新谈起这件事“，您的房子值多少钱？”

“没有价。”

“随便开个价吧！”

“很遗憾，巴亚多，”老鳏夫说，“你们年青人不懂得老人的心事。”

巴亚多·圣·罗曼丝毫没有思索老人的话。

“就算五千比索吧，”他说。

“您倒真痛快，”老鳏夫尊严而警惕地回答道，“这房子不值那么多。”

“给您一万比索，”巴亚多·圣·罗曼对他说“，就这样说定了，马上付款。”

鳏夫看了看巴亚多·圣·罗曼，眼睛里滚动着泪珠。“他是由于极度气恼而哭了，”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夫对我说，他除了当医生外，还是个文学家。“你想想，这么一笔巨款，伸手可及，然而由于精神脆弱却不得不拒绝，”鳏夫希乌斯说不出话，但他毫不犹豫地摇头表示不接受。

“那么请最后帮我一下忙，”巴亚多·圣·罗曼说，“在这儿等我五分钟。”

果然，五分钟之后，他挎着装满了钱的褡裢回到了社会俱乐部。他把十捆一千比索的纸币放在桌子上，印着“国家银行”四个字的纸条仍然捆在上面。鳏夫希乌斯两个月之后死去了。“他就死在这件事上，”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夫说，“他比我们都健康，但是当给他听诊的时候，可以感到他的眼泪在心脏里翻滚。”他不仅将房子和里边的一切东西全部卖掉，而且还要求巴亚多·圣·罗曼慢慢地付钱给他，因为他连一个可以保存那么多钱的箱子也没有了。

根本没有人想到，更没有人说过安赫拉·维卡略不是处女。她在和巴亚多·圣·罗曼认识之前，从未有过未婚夫，况且她又是在铁面无情的母亲的严厉管教下和姐姐们在一起长大的。即使到结婚前两个月的时候，普拉维卡略也不允许她单独和巴亚多·圣·罗曼去看他们即将安家的新房，而是由她和双目失明的父亲陪着她，以保护她的童贞。“我唯一祈求于上帝的是给我以自杀的勇气，”安赫拉·维卡略对我说“，但是上帝并没有给我。”她是那样的心慌意乱，决心把事情如实地告诉母亲，以便从那一折磨中解脱出来。这时，她的唯一的两个知心女友却一片好意地劝阻了她。“我盲目地听从了她们的话，”她对我说“，因为她们使我相信她们是对付男人们卑鄙手段的行家。”她们向她担保说，几乎所有的女子都在童年因为某件意外的事而失去了处女膜。她们再三对她说，即使最难对付的丈夫，只要没有人知道，他们任何苦果都会吞下去。总之，她们说服了她，使她相信大多数男人到了洞房的夜里都是惊恐不安的，以致没有女人的帮助他们什么也做不成；到了办正事的时候，他们已经无力自持了。“他们唯一相信的是在床单上看到的东西，”她们对她说。于是她们把产婆的诡计教给了她，让她如何假装没有失掉那宝贵的东西，要她在婚后的第一个早晨，将床单拿到院子里去晒，让人们看到那表示贞节的污痕。

安赫拉·维卡略带着这样的侥幸心理结了婚。而巴亚多·圣·罗曼在结婚时则大概想的是他以无限的权势和金钱买到了幸福。婚礼的计划越庞大，他越是想把事情办得更有排场。当他听说主教要来访时，曾打算把婚礼推迟一天，以便让主教为他们主婚，但是安赫拉·维卡略反对这样做。“说真的，”她对我说“，我不愿让一个用鸡冠作汤，而把鸡身全部扔掉的人为我祝福。”不过，就是没有主教祝福，婚礼也大得到了难以驾驭的地步，就连巴亚多·圣·罗曼本人都感到束手无策了，结果变成了一桩公众的大事件。

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及其家属，这次是乘坐国会礼宾船来的，船在码头上一直停泊到婚礼结束。同船来的还有许多名人，但他们在数不清的陌生面孔中并没有被人注意。他们带来了那么多礼物，以致不得不修复已被遗忘的第一座电厂的旧址来展出最令人赞赏的物品，其余的则全部送到鳏夫希乌斯原来的房子里去，那儿已收拾停当，只待新婚夫妇居住了。送给新郎的礼物是一辆折叠篷式汽车，并用哥德体文字在厂徽下边刻上了新郎的名字。送给新娘的是一盒可以供二十四个客人使用的纯金餐具。此外，他们还带来了一支舞蹈队，两个华尔兹舞曲乐队，他们使许多地方的军乐队、许多头顶木瓜叫卖的女人以及在欢闹的人群中兴致勃勃地拉奏手风琴的人大为逊色。

维卡略一家住在一所简朴的房子里，砖墙，棕榈叶屋顶，上边开有两个天窗。每年一月，燕子便在那儿筑巢孵卵。房前的花坛上几乎摆满了一盆盆的鲜花；宽敞的院子里栽着果树，老母鸡咯咯地叫着跑来跑去。院子的尽头，孪生兄弟有一个猪圈，旁边有块杀猪石和肉案，自从父亲庞西奥维卡略双目失明之后，这是一项重要的家庭收入。这项生意先由彼得罗·维卡略开始经营，但是他去军队服役以后，他的孪生哥哥也学会了杀猪的本领。

一家人住在这所房子里十分拥挤。因此，当知道婚礼的规模很大时，两个姐姐便打算借一所房子。“你想想，”安赫拉维卡略对我说，“她们想到了普拉西达·里内罗的房子，但是幸好我的父母坚持，两位老人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的女儿要么在我们的猪圈里结婚，要么不结婚。”就这样，他们在原来米黄色的墙壁上又加刷了一层米黄色的墙粉，并整修了门窗，补平了地板，尽量使得它同那豪华的婚礼相称。孪生兄弟把猪赶到了另外的地方，用生石灰把猪圈刷得干干净净，但是，即使如此，地方还是显得窄小。最后，巴亚多·圣·罗曼想出了主意，把院墙推倒，借用邻居的地方跳舞，搬出木匠的工作台让人们坐在枝叶茂密的罗望子树下用餐。

唯一意想不到的令人惊恐的事情在婚礼的那天上午发生了，

那是新郎引起的。他去找安赫拉·维卡略时迟到了两个小时。而安赫拉·维卡略在新郎迎娶之前，拒绝穿结婚礼服。“你想想，”她对我说，“我甚至希望他不来，永远别让我穿新娘衣服。”她如此谨慎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对一个女人来讲，再没有比穿好结婚礼服站在众人面前等候新郎到来更难为情的了。可是，安赫拉维卡略不是处女却竟然蒙起了面纱，戴上了桔花，这件事后来被认为是对贞节象征的亵渎。唯有我母亲认为安赫拉·维卡略不惜一切将牌玩到最后是勇敢的举动。“在那个时候，”她对我说，“上帝是理解这类事的。”然而，至今谁也不知道巴亚多·圣·罗曼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自他终于身穿礼服、头戴礼帽出现，到他带着新娘从舞会上走掉时，一直是个幸福新郎的完美形象。

圣地亚哥·纳赛尔玩的什么牌，也从来不得而知。从教堂到舞会，我一直同他在一起，当时在一起的还有克里斯托·贝多亚和我的兄弟路易斯·恩里盖，我们谁也没有看出他的举动有任何反常。我不得不多次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四个人在学校一起长大，后来又一起度假，谁也不会相信我们之间会存在什么秘密，更不必说那么大的秘密了。

圣地亚哥·纳赛尔是个爱热闹的人，他最高兴的时刻是在他死之前，当时他在估算着婚礼花销的数目。在教堂里，他说单就装饰鲜花而言就相当于十四个第一流葬礼的花费。这一精确的估计，多年来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圣地亚哥·纳赛尔时常对我讲，在他看来，室内鲜花散发的香气是与死亡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那一天在走进教堂时，他又对我重复了这句话。“我的葬礼不要鲜花，”他对我说，没想到第二天我真的不得不为他操心废除鲜花。在从教堂去维卡略家的路上，他数着装饰街道的五彩缤纷的花环，估算着乐队的开销，鞭炮的支出，以及舞会上为欢迎我们而撤下的那么多米粒要花多少钱。在中午朦胧的气氛中，新婚夫妇绕院子转了一圈。巴亚多·圣·罗曼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正如当时所说的，是酒肉朋友，他在我们的餐桌上，看上去非常高兴。安赫拉·维卡略已经摘去面纱和花冠，穿着的缎子衣裳已被汗水湿透，竟这么快就呈现出了一副已婚女子的容貌。圣地亚哥·纳赛尔估计着，并且把自己计算的结果告诉了巴亚多·圣·罗曼，到那时为止，婚礼大约花了九千比索。显然，安赫拉·维卡略认为这样做是不礼貌的。“我母亲教育我决不能在别人面前提钱的事情，”她对我说。相反，巴亚多·圣·罗曼听了以后喜形于色，甚至有点自鸣得意。

“差不多，”他说，“但是我们的婚礼几乎是刚刚开始。到最后花的钱可能要翻一番。”

圣地亚哥·纳赛尔打算核实到一分钱不差，他的生命恰巧让

他做完了这件事。果真，根据克里斯托·贝多亚第二天于圣地亚哥·纳赛尔死前四十五分钟在码头上向他提供的最后材料，证实了巴亚多·圣·罗曼的预言是精确的。

我决定根据别人的记忆把那次婚礼的情景一点一点地追记下来，因为我对当时的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我们家中多年来一直谈论着：为了向那对新婚夫妇表示祝贺，我父亲重新拉起了他年青时代的小提琴，我那修女妹妹穿着修道院看门人一样的教服跳了一个梅伦格舞，我妈妈的表兄弟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夫彼人用官船带走了，免得第二天主教来时他在这里。在为这篇记事文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我还附带得到了许多其他材料，其中包括对巴亚多·圣·罗曼的姐妹娇媚的回忆。她们穿着天鹅绒衣服，大蝴蝶翅膀样的东西用金丝系在背上，比她们父亲的羽冠和挂着战功奖章的胸甲更引人注目。许多人知道，在昏昏沉沉的欢闹中，我曾建议梅尔塞德斯·巴尔查和我结婚，而当时——正象十四年后我们结婚时她提醒我的那样——她刚刚读完小学。在那个令人厌恶的礼拜天，给我留下印象最强烈的是老庞西奥维卡略，他独自坐在院子中央的一张方凳上。那是人们让他坐在那儿的，大概以为那是荣誉席，可来宾们碰到他时，都不知他的身份，因而要他换个地方，不要坐在那儿碍事。他把白发苍苍的脑袋摇得象货郎鼓一般，由于刚刚失明不久，脸上露出变幻莫测的表情。他答非所问，人家没有向他表示问候，他也要回答一下。他穿着浆得笔挺的衬衣，手握愈疮木手杖——那是为了婚礼特意给他买的，——虽然被人们遗忘了，但仍然感到幸福。

下午六点钟，正式仪式结束，贵宾们告辞而去。轮船上灯火通明，启航后，自动钢琴奏出的动听的华尔兹舞曲还不断地传来。一时我们陷入犹豫不决的深渊之中，不知如何是好，直到我们重新互相认识对方，一齐投入那欢乐的人群之中时，才摆脱了这种犹豫不决的感觉。片刻之后，新郎新娘出现在敞篷汽车上，汽车艰难地在人群中边开路边前进。巴亚多·圣·罗曼燃放了鞭炮，喝了人群中递给他的一杯杯烧酒，并且和安赫拉·维卡略一起从车上下来加入了狂舞的人群。最后他吩咐由他出钱，让我们继续跳下去，能跳多久就跳多久，而后他带上恐慌不安的妻子到他日夜盼望的新居去了，也就是鳏夫希乌斯在其中幸福生活过的那幢房子。

众人大约狂欢到半夜方才三三两两地散去，那时只有位于广场一侧的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铺子还开着。我和圣地亚哥·纳赛尔，还有我的兄弟路易斯·恩里盖和克里斯托·贝多亚，去了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的妓院。去那儿的还有许多人，维卡略兄弟也去了。在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五个小时之前，两兄弟还在同我们一起喝酒，同圣地亚哥·纳赛尔一起唱歌。那时，这一独特的婚礼的余热尚未消失，因为从四面八方还传来一阵阵的音乐声，从远处传来一阵阵的喧闹声。直到主教乘坐的轮船汽笛长鸣之前的一刹那，那些声音还依稀可辨，只是越来越凄婉了。

普拉维卡略告诉我母亲，婚礼把家里弄得一塌糊涂，在大

女儿们帮助她稍稍收拾了一下以后，她才上床就寝，那时已是夜里十一时。大概十点钟的时候，还有些醉鬼在院子里唱着，安赫拉·维卡略派入来要放在卧室衣柜中的盛私人衣物的那只小箱子，她母亲想给女儿一只盛日常换洗衣服的箱子，但是来人等不及了。当有人敲门时，新娘的母亲普拉维卡略已经睡熟了。“门敲了三下，敲得很慢，”普拉维卡略告诉我母亲，“令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那不是好兆头。”她说她开门时没有开灯，免得吵醒别人。她看到巴亚多·圣·罗曼站在街灯下，身上的丝衬衣没系扣子，考究的裤子只是系了松紧吊带。“他脸色很难看，象是缺觉的样子，”普拉维卡略对我母亲说。安赫拉·维卡略站在阴影中，因此，只是在巴亚多·圣·罗曼抓住她的胳膊将她拉到灯光下时母亲才看到她。她穿着劣质薄纱缎子衣服，浴巾一直裹到腰部。普拉维卡略以为他们的汽车坠进悬崖，他们已经葬身于深涧了。

“天哪！”她吓坏了“，请告诉我，你们真的还活着吗？”

巴亚多·圣·罗曼没有进屋，只是把妻子轻轻地推进门口，什么也没有说。随后，他在岳母普拉维卡略的面颊上吻了一下，用一种低沉无力然而却是充满感情的声音对她讲了话。

“谢谢您作的一切，妈妈，”他对她说“，您是个太好人。”只有普拉维卡略知道自己在以后的两个小时里做了什么，可是直到死去她都没有泄露这个秘密。“我只记得她一只手抓住我的头发，一只手没命地打我。她是那样的怒不可遏，我真以为她要把我打死，”安赫拉·维卡略这样告诉我。但是，这件事普拉·维卡略是偷偷做的，直到黎明来临，这场灾难结束之前，睡在另外屋子里的丈夫和大女儿们还一无所知。

孪生兄弟接近三点时回到家中，他们是被母亲紧急召回的。两个人看到安赫拉·维卡略趴在饭厅的一张沙发上，一脸伤痕，但是已经不再哭泣了。“我那时并不害怕，”她对我说。“相反，我感到象是完全甩掉了死神的纠缠，当时我唯一希望的是这一切赶快过去，以便躺下去大睡一场。”两兄弟中最果断者彼得罗·维卡略拦腰将她举起来，让她坐在饭厅的餐桌上。

“喂，不要脸的，”他说，浑身气得发抖。“告诉我们他是谁。”

她没有拖延时间，几乎马上说出了那个名字。她在黑暗中寻找着，第一眼就从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那么多混杂的名字中找到了那个名字，并且用她那百发百中的标枪将它象一只没有意志的蝴蝶那样钉牢在墙壁上，对它的判决就这样一直留在那墙上。

“圣地亚哥·纳赛尔，”她说。

三

律师认为这次杀人是出于正当的维护荣誉，并认为持这种见解是问心无愧的。审判结束时，维卡略孪生兄弟声明：为了维护荣誉，这种杀人的事可以再干一千次。自从他们在作案几分钟后去教堂投案以来，就预料到一定会说他们是为维护荣誉而杀人。当时，一群激愤的阿拉伯人在后面紧紧追赶，两兄弟气喘吁吁地闯进神父住处，将光洁无血的宰猪刀放在神父阿马多尔的桌子上。他们在干了残忍的杀人勾当之后，已经精疲力尽了，衣服和双臂浸透着汗水，脸上除了汗珠之外，还沾满了鲜血，不过，神父把他们主动投案视为十分高尚的举动。

“我们是有意杀死他的，”彼得罗·维卡略说。“但是，我们是无罪的。”

“也许在上帝面前是无罪的，”神父阿马多尔说。

“在上帝和世人面前，我们都是无罪的，”巴布洛·维卡略说。

“这是一件荣誉的事。”

更有甚者，在回忆作案过程时，他们把凶杀描绘得比实际情况还要残忍得多，甚至说用刀砍坏了的普拉西达·里内罗家的大门，不得不用公款修理好。在里奥阿查监狱里，他们等候审判达三年之久，因为无钱求人保释。最早关押在那儿的老犯人记得他们性情温顺，为人随和，然而从未看到过他们有任何悔意。虽说如此，实际情况好象是维卡略兄弟根本不想在无人在场的情况下立刻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而是千方百计想叫人出面阻止他们，只不过没有如愿以偿罢了。

几年之后，维卡略兄弟告诉我，他们先是到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家里找圣地亚哥·纳赛尔，在那里找到了他，并且同他一直呆到两点钟。这个材料，同其他许多材料一样，没有写进预审档案。实际上，孪生兄弟说他们在塞万提斯家找到圣地亚哥·纳赛尔的那个时候，他并不在那里，那时我们已经到街上一边走着一边欢唱小夜曲去了；其实他们并没有去找他。“他们如果来了，是绝不会从我这里走掉的，”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说。我对她非常了解，对她这句话坚信不疑。实际上，维卡略兄弟是跑到牛奶店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家去等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在那儿他们打听到，除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外，还会有许许多多人去那里。“那是唯一的一个公众场所，”他们对预审法官供认说。“他早晚会在那里露面的，”他们在被宣布释放后对我说。不过，尽人皆知，圣地亚哥·纳赛尔家的大门就是大白天也都是闩得严严实实的；而圣地亚哥·纳赛尔总是随身带着后门的钥匙。果然，维卡略兄弟在前门等了他一个多小时，他回家时却从后门进去了；可他去迎接主教时，却是从对着广场的前门出去的，这一点谁也没有预料到，就连预审法官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从来没有过象这样事前张扬的凶杀案。维卡略兄弟俩在妹妹向他们透露了名字之后，便到猪圈储藏室去了，那里放着杀猪具，他们选了两把锋利的屠刀：一把是砍刀，长十英寸，宽二英寸半；另一把是剔刀，长七英寸，宽一英寸半。他们将刀用一块布包着，拿到肉市去磨，当时那儿刚刚有几家店铺开门。开始来的顾客很少，但是有二十二个人声称维卡略兄弟俩讲的话他们全听到了，并且一致认为，他们说那些话唯一的目的便是让人听见。卖肉的法乌斯蒂诺。桑托斯是他俩的朋友，在三点二十分时看见他们走进了屠宰场，那时他刚摆好肉案子；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礼拜一到他这儿来，而且时间又那么早，身上还穿着参加婚礼的深色呢料礼服。他们一般都是在礼拜五上他那里去的，而且时间要稍晚一些，身上系着宰猪的皮围裙。“我想他们是喝醉

了，”法乌期蒂诺桑托斯对我说，“他们不仅弄错了时间，而且弄错了日期。”法乌斯蒂诺。桑托斯提醒他们那天是礼拜一。

“谁不知道是礼拜一呀，笨蛋，”巴布洛·维卡略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我们只是来磨磨刀。”

他们是在砂轮上磨的刀。象平常一样，彼得罗手持两把刀，交替着放在砂轮上，巴布洛摇动砂轮转柄。他们一边磨刀，一边同其他卖肉人讲着婚礼的盛况。有几个人在埋怨，尽管是同行，可是没有吃到喜庆蛋糕，他们答应以后补上。最后，他们又在砂轮上把刀鐾了几下，巴布洛将他那把刀放在灯旁照了照，锋利的钢刀闪闪发光。

“我们去杀圣地亚哥·纳赛尔，”巴布洛说。

两兄弟是有名的忠厚老实人，因而谁也没有理会他们。“我们想他们一定喝醉了，”几个卖肉的人说。后来见到他们的维克托丽姬库斯曼和几个别的人也都这样说。有一次，我不得不询问屠夫们，是否从事屠宰这个职业的人不易彼人看出事先有杀人的念头。他们反驳说：“我们在宰牛时，连牛的眼睛都不敢看。”其中一个屠夫对我说，他吃不下自己亲手宰的牲口肉。另一个屠夫对我说，他不敢杀自己熟悉的牛；如果喝过这条牛的奶，那就更不敢下手了。我提醒他们说，维卡略兄弟就是屠宰他们自己饲养的猪，他们对这些猪是那样熟悉，甚至都能叫出它们的名字。“是这样，”一个屠夫说。“可是，您应该知道，他们不是给猪起人名，而是以鲜花命名猪的。”只有法乌斯蒂诺·桑托斯在巴布洛·维卡略威胁的语言中嗅出一点他们真要杀人的味道，并且开玩笑地问他，既然有那么多富翁应该先死，为什么要杀圣地亚哥·纳赛尔。

“圣地亚哥·纳赛尔知道为什么，”彼得罗·维卡略回答说。

法乌斯蒂诺·桑托斯告诉我，他对此将信将疑，于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一个警察。那个警察是过了一小会儿来的，他来买一磅猪肝给镇长准备早餐。据预审档案记载，这个警察叫利昂特罗被尔诺伊，这人第二年在一次保护神狂欢节上被斗牛戳中颈部而丧生，所以我不可能同他交谈。不过，克罗迫尔德·阿尔门塔向我证实说，在维卡略兄弟俩坐下来等圣地亚哥·纳赛尔以后，那警察是第一个来她店里的。

那时，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刚刚走进柜台替换了丈夫。店里的习惯是这样的：早晨卖牛奶，白天卖吃食，从下午六点开始又变成了酒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凌晨三点半开门营业。她的老实厚道的丈夫罗赫略德拉弗洛尔承担酒馆业务，直到关门为止。可是，那天婚礼散后来了那么多顾客，时过三点还没有关门，他只好先去睡了。那时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已经起床，她起得比平时早，因为打算在主教到来之前把牛奶卖完。

维卡略兄弟是四点十分来到店里的。那时店里还只卖些吃的东西，可是，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破例卖给他们一瓶白酒，这不仅因为她尊重他们，而且也因为感谢他们叫人送来了喜庆蛋糕。维卡略兄弟两大口就把整瓶酒喝光了，可是仍然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都麻木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对我说。“就是弄一船石油来也无法燃起他们的感情。”随后，他们脱掉呢子外衣，小心翼翼地搭在椅背上；又要了一瓶白酒。他们的衬衣汗迹斑斑，胡子是前一天刮的，看上去象山民。第二瓶酒喝得慢些，他们坐在那里，一边喝，一边用眼睛盯着对面街上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的房子，那儿的窗户是关着的。凉台上最大的一扇窗户连着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卧室。彼得罗·维卡略问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是否看见过那窗户中有灯光，她作了否定的回答，但是她觉得这问题提得奇怪。

“您怎么啦？”她问道。

“没什么，”彼得罗·维卡略回答说。“我们只是在找他，要把他杀死。”

他回答得那么自然，以致她不可能想到那是真的。可是，她发现孪生兄弟带着两把屠刀，裹在破袜布里。

“你们为什么一大早就去杀他，可以告诉我吗？”她问道。

“他自己心里明白，”彼得罗·维卡略回答说。

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认真地打量了他们一番。她对他们是那样地熟悉，特别是彼得罗·维卡略服役回来后，就是不用眼睛也能辨认出来。“他们还象孩子呢，”她对我说。一想到这一点，她不禁打了个寒颤，因为过去她一向认为只有孩子才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她一把奶具准备停当，就去叫醒丈夫，把店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他。罗赫略德拉弗浴尔半醒半睡地听她讲。

“别瞎扯了，”他说，“他们哪能杀人呢，特另别是杀象圣地亚哥·纳赛尔这样的富翁。”

当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回到店里时，孪生兄弟正在和警察利昂特罗波尔诺伊交谈，那警察是来给镇长取奶的。她没有听到他们谈些什么，不过从警察临走时看屠刀的那种样子，她推测他们对警察可能透露了点他们的想法。

拉萨罗·阿蓬特上校是四点差几分钟起床的。当警察利昂特罗。波尔诺伊向他报告维卡略兄弟的杀人企图时，他刚刚刮完脸。前一天夜里他处理了那么多朋友之间的纠纷，又一个这类的案子，何必着急呢。他慢条斯理地穿好衣服，打了好几次蝴蝶领结，才感到满意，然后把玛利娅教团的神符挂在脖子上，准备去迎接主教。早餐是洋葱炒猪肝。在他用早餐的时候，妻子十分激动地告诉了他巴亚多·圣·罗曼将安赫拉·维卡略休回的事，可是上校并不象妻子那样觉得此事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我的上帝！”他打趣地说。“主教该怎么想吸？”

不过，还没有用完早饭他就记起了警察刚刚对他说的事。他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立刻发现这不正是一个谜语的答案吗？于是他沿着“新港”大街向广场走去，由于主教要来，那里的住户已开始活动起来。“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快五点了，并且开始下起雨来，”拉萨罗·阿蓬特上校对我说。路上，有三个人截住他，偷偷地把维卡略兄弟正等候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杀死他的事告诉他不过只有一个人讲清楚了地点。

上校在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店里找到了维卡略兄弟。“我看到他们时，以为他们只是说大话吓唬人，”上校按照他个人的逻辑推理对我说。“因为他们并不象我想象的那么烂醉如泥。”他几乎连问都没有问他们要干什么，只是没收了他们的屠刀，叫他们回去睡觉。他对他们和蔼可亲，就象在惊恐不安的妻子面前一样表现得若无其事。

“你们想一想，”上校对两兄弟说。“如果主教看见你们这副模样，他该怎么说呀！”

维卡略兄弟俩离开了牛奶店。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对镇长轻率地处理这件事又一次感到失望，因为她觉得镇长应该把孪生兄弟关起来，直到把事情搞清楚。拉萨罗·阿蓬特上校把屠刀拿给她看了看，就算了却了此事。

“他们已经没东西杀人了，”上校说。

“不是为了这个，”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说。“而是为了把那两个可怜的小伙子从可怕的承诺中解脱出来。”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凭着她的直觉看出了这个问题。她敢肯定，与其说维卡略兄弟急于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不如说他们是急于找到一个人出面阻止他们杀人。可是拉萨罗·阿蓬特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不能因为怀疑就逮捕人，”上校说。“现在的问题是要提醒圣地亚哥，纳赛尔；好，新年好。”

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大概会永远记着拉萨罗·阿蓬特那副使她有点讨嫌的矮胖的样子，可是我却把他当作一个幸运儿留在记忆里，尽管他由于偷偷搞那种通过函授学到的招魂术而有点神魂颠倒。他那个礼拜一的举止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他办事轻率。事实是，直到在码头上见到圣地亚哥·纳赛尔，他才记起了他，那时他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而十分得意。

维卡略兄弟俩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十二、三个去店里买牛奶的人，这些人在六点钟以前早已把事情传得家喻户晓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认为对面街上的那家人不可能不知道。她认为圣地亚哥·纳赛尔不在家里，因为一直没有看到寝室的灯打开过。凡是有可能见到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人，她都要他们碰到他时提醒他。她甚至叫来给修女买牛奶的新人教的女仆把事情转告给神父阿马多尔。时过四点，她看见普技西达里内罗家的厨房灯亮了，于是便叫每天都来要求施舍点牛奶的乞丐婆最后一次给维克托丽姬库斯曼捎去紧急口信。当主教的轮船鸣笛进港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起了床准备去迎接，那时只有我们很少几个人不知道维卡略兄弟在等着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其他人不但知道此事，而且连全部细节都了解。

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还没有卖完牛奶，维卡略兄弟俩又回来了。他们带着另外两把屠刀，用报纸包着。其中一把是砍刀，刀面生了锈，工艺粗糙，有十二英寸长，三英寸宽，那是彼得罗·维卡略以前用一把钢锯自己改制的，当时由于战争原因不能进口德国刀。另一把比较短，但是又宽又弯。预审法官在案卷上画了图案——这可能是因为他无法用文字描述，——大着胆子说那把刀象小砍刀。他们就是用那两把刀作的案，两把刀都很粗笨，并且用过多年了。

法乌斯蒂诺·桑托斯对发生的事情无法理解。“他们又来磨了一次刀，”他对我说。“又一次说是要去掏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五脏六腑，他们大叫大嚷，声音很高，为的是让人听见；所以，我以为他们在开玩笑，特别是因为我没有注意他们的刀，还以为是原来那两把呢。”不过，他们一进来，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就发现他们的决心不象以前那么大了。

实际上，两兄弟之间首次产生了分歧。其实他们的谈吐举止并不相同，思想就更不同了，在困难的紧迫时刻，两个人的性格也是你我各异。从在小学念书时，他们的朋友们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巴布洛·维卡略比弟弟只大六分钟，一直到少年时代还富于想象，办事果敢。我觉得彼得罗·维卡略一向很重感情，因而也更有主意。到了二十岁的时候，他们一起去登记服兵役，巴布洛·缎卡略被免役，以便留下来照管家庭。彼得罗·维卡略在公安巡逻队里服役十一个月。由于士兵贪生怕死，军队中章程严厉，这就培养了他发号施令的才干，养成了他替哥哥出主意的习惯。服役期满返回家园时，他身染严重的淋病，军队医院各种残忍的治疗方法、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的砷剂和高锰酸盐泻药对他都没有效果。后来关进了监狱，才总算治愈。我们这些他的朋友，一致认为巴布洛·维卡略所以会突然对他弟弟俯首帖耳，是因为他弟弟退役时带回来了一套兵营式的作风，还随时“有求必应”地撩起衬衣让人看他左肋被子弹击中留下的伤疤。对于他弟弟把严重的淋病当作战功到处炫耀，巴布洛·维卡略甚至感到十分光彩。

据彼得罗·维卡略本人供认，是他决定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开始哥哥只不过随着他罢了。可是，在镇长没收了他们的屠刀之后，也是他觉得那件事可以适可而止了，这时巴布洛·维卡略变成了指挥者。在预审法官面前，他们在各自的供词里谁也没有提到这一分歧。不过巴布洛·维卡略曾多次向我们证实，说服他弟弟下定最后决心实在不容易。也许实际上那只不过是瞬间而逝的惧怕，可实情是巴布洛·维卡略一个人到屠宰场去拿了另外两把刀子，那时他的弟弟正在罗望子树下痛苦地一滴滴地撒尿。“我哥哥从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在我们唯一的一次会见中，彼得罗·维卡略对我这样说，“那就象往外尿玻璃碴子一般。”巴布洛·维卡略拿着杀猪刀回来时，他还搂住大树站在那里。“他痛得浑身出冷汗，”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他想说服我，叫我一个人去，因为他已经无力杀任何人了。”他坐到一张为吃喜酒而摆在树下的木匠工作台旁，褪下了裤子。“他换纱布，大约换了半个小时，”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实际上，只不过换了十来分钟，可是巴布洛·维卡略却觉得这段时间是如此难熬和神秘莫测，以致他觉得弟弟又在耍花招，想拖延到天亮。因此，他把刀放在弟弟手里，几乎是强迫他去为妹妹挽回荣誉的。

“没有办法，”巴布洛·维卡略对弟弟说“，事情只能这样了。”他们从屠宰场的正门走出去，手中的刀子没有用东西包住，院子里的狗狂吠着跟在他们后边。天开始亮了。“那时没有下雨，”巴布洛·维卡略回忆说。“不但没有下雨，”彼得罗回忆说，“还刮着海风，天上只有几颗天亮时的星星。”那时那桩事情已经传开，当他们从欧尔腾西娅巴乌特家门口走过时，她正好打开大门。她是第一个为圣地亚哥·纳赛尔流下眼泪的。“我想他们已经把他杀死了”，她对我说，“因为我借着路灯看见他们手里的杀猪刀，觉得刀上还在滴着血。”在那条偏僻的街道上，为数不多的几家店铺都已开门，其中包括巴布洛·维卡略的未婚妻普鲁登西娅·科德斯家的店铺。维卡略孪生兄弟每回这个时候经过这儿时，特别是礼拜五去肉市的时候，总要进去喝第一杯咖啡。他们

推开院子的大门，狗在黎明的昏暗中认出了他们，围了上来。兄弟俩进厨房向普鲁登西娅·科德斯的妈妈问了早安。那时咖啡还没有煮好。

“我们回头来喝吧，”巴布洛·维卡略说。“现在有急事。”

“我知道，孩子们，”她说。“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兄弟俩只好等咖啡煮好。这时彼得罗·维卡略以为哥哥是在有意拖延时间。

在他们喝咖啡时，正值青春年华的普鲁登西娅·科德斯走进厨房，拿来一卷旧报纸，想把炉火扇得更旺。“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她对我说，“我不但同意他们，而且如果他不象个男子汉大丈夫，我就不会同他结婚。”在离开厨房之前，巴布洛·维卡略从她手中夺道两叠报纸，递给弟弟一叠，让他把刀子包起来。普鲁登西娅科德斯在厨房里等着，直到看他们从大门里走出去，而后她又等了三年之久，从来没有灰心丧气过，直到巴布洛，维卡略出狱，成了她的终身伴侣。

“你们可要好好当心，”她对他们说。

因此，牛奶店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觉得孪生兄弟不象以前那样坚定不是没有道理的，于是她给他们上了一瓶烈性白酒，企图最后打掉他们杀人的念头。“那一天，”她对我说，“我发现我们这些世界上的女人是多么孤单！”彼得罗·维卡略向她借她丈夫的刮脸用具，她给他拿来了胡刷，肥皂，挂镜和换上新刀片的刮胡刀，可是他却用剔肉刀刮了胡子。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认为那是男人的一种野性。“他象电影里的暴徒，”她对我说。后来被得罗维卡略亲口告诉我说，这事是真的，他是在军营里学会用剃头刀刮脸的，这种习惯一直没能改变。可他的哥哥则谦恭地借了罗赫略德拉弗洛尔的刮胡刀刮了脸。最后，他们俩默默地、慢吞吞地将那瓶酒喝完，睡眼惺松地看着对面那幢房子的紧闭着的窗户。此时，有些人装作顾客来买他们并不需要的牛奶，询问一些店里没有的食品，实际上是想看看维卡略兄弟是否真的在等候圣地亚哥·纳赛尔，要把他杀死。

维卡略兄弟大概一直没有看见那扇窗户透出灯光。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四点二十分回家的，但是他不必开灯就可以到卧室去，因为楼梯的灯是彻夜不熄的。他走进漆黑的卧室，一头倒在床上，连衣服也没有脱，因为他只能睡一个小时了。当维克托丽娅·库斯曼上楼叫他去迎接主教时，他就是这样躺在床上的。我们一起在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家里一直待到三点过后，那时她亲自打发走乐师们，将庭院里舞场的灯全部熄灭，让她的卖笑的女人们单独回房间休息。这些舞女已经劳累了三天三夜，开始是偷偷地招待那些上宾，其后是公开地来到我们跟前，同我们这些比贵宾低一等的人调情。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这个女人，我们应该说，只要和她睡上一次觉死了也劳动甘心，我从未见过那样标致、那样温存的女人；她是最会向男人献殷勤的，但是，她也是个最严厉的女人。她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所谓“这里”就是指她办的一所公开的妓院，有几间供租用的房子。还有一个供跳舞用的大庭院，那儿悬吊着从帕拉玛里波的中国人店铺里买来的形如大圆瓜的灯笼。是她毁掉了我们的童贞。她教给我们的比我们应该学的多得多，而最重要的是，她告诉我们，生活中没有比一张空床更可悲的地方了。圣地亚哥·纳赛尔第一次见到她就神魂颠倒了。我提醒他：“秃鹫抓苍鹭，不知是祸福。”可是他没有听进我的话，他被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的迷魂汤灌得晕头转向。他完全被她迷住了，在他十五岁时，她成了他寻花问柳的导师，直到易卜拉欣·纳赛尔揍了他一顿皮带，把他从床上拉下来，并且关进埃尔迪维诺罗斯特罗牧场达一年多之久，才算把他们拆散。那以后，他们依然感情很深，但那是严肃的，已经没有爱情纠葛了；她是那么尊重他，只要他在，绝不撂下他而去陪其他嫖客。在最近那次假期里，她托辞劳累——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把我们早早打发走，但是大门并不上校，走廊里还留下一盏灯，为的是让我偷偷地回去。

圣地亚哥·纳赛尔有一种几乎是神奇的化装本领，他最喜欢将舞女们装扮成另外的样子。他常常将一些女人的衣服抢出来给另外的女人穿上，这样每个女人都变得和原来不一样，变成了别的女人的相貌。一次，有个女人为自己被打扮得和另一次一模一样而痛哭一场。她说：“我觉得自己象是从镜子里走出来的一样。”可是那天夜里，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没有允许圣地亚哥·纳赛尔最后一次高高兴兴地变他的戏法，借口说那次不愉快的回忆使她改变了对生活的看法。所以，我们拉着乐队到大街上游逛演唱小夜曲去了；当维卡略兄弟等着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把他杀害时，我们正在娱乐。快四点钟时，正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出主意叫我们登上老鳏夫希乌斯住的小山为新婚夫妇演唱。

我们不仅在窗下为他们唱了小夜曲，而且在花园里燃放了焰火和鞭炮，可是我们觉得别墅里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我们没有想到里面没有人，特别因为新汽车就停在门口，车篷还折叠着，为婚礼接上的彩带和蜡制柑桔花完好地摆放着。我弟弟路易斯思里盖当时象个专业乐师似的弹奏着吉他，他为新婚夫妇即兴演奏了一首夫妻打趣的歌曲。直到那时天还没有下雨，而是明月当空，空气清澈，山下墓地中磷火在闪动。另一边，远远可以望见月光下蓝色的香蕉园和荒凉的沼泽地，天边的加勒比海彼光粼粼。圣地亚哥·纳赛尔指着一盏导航灯，告诉我们那是遇难者的鬼魂，因为有一艘满载塞内加尔黑奴的轮船沉没在卡塔赫纳港湾里。无法想象他心中有汁么不快，尽管当时他不知道安赫拉·维卡略的短暂婚姻生活在两个小时之前已经结束了。巴亚多·圣·罗曼是徒步将妻子送回她父母家里的，免得汽车马达声过早地宣布他的不幸；他又孤单一人了，在老鳏夫希乌斯曾经度过幸福生活的别墅里坐守漆黑无灯的空房。

当我们走下山时，我弟弟邀请我们到市场饭店去吃炸鱼，但是圣地亚哥·纳赛尔不愿去，他想在主教到来之前睡上一个小时。他和克里斯托·贝多亚沿着河边走去，路上看到旧港一带穷人下榻的小客栈开始亮起灯来；他在拐过街角之前，摆摆手向我们告别。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

克里斯托·贝多亚是在他家的后门同圣地亚哥，纳赛尔告别的，他们商定过一会在码头会面。当狗听到圣地亚哥·纳赛尔走进家门时，象往常一样，汪汪地叫起来，但是他在暗影里摇晃着钥匙让狗安静下来。当他穿过厨房向卧室走去时，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正在炉灶上照看着咖啡壶。

“白人，”她叫住他说，“咖啡就好了。”

圣地亚哥·纳赛尔告诉她稍等一会再喝，并且请她转告迪维娜·弗洛尔五点半叫醒他，给他送一件和身上穿的一样的干净衣服。他刚刚躺下，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就收到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打发讨奶的乞丐婆送来的口信。五点半她按时叫醒了他，不过她没有打发迪维娜·弗洛尔去，而是亲自拿着亚麻布衣服上楼到他的房间去的，因为她时刻都警惕着不让女儿落入贵人们的魔掌。

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没有闩门。我告别了弟弟，穿过走廊——妓女们养的猫睡在那里的郁金香中间——轻轻地推开门走进卧室。房间里没有灯光，可是我一进去马上就嗅到了女人身上散发出的热气，看到了黑暗中那双失眠“母狮子”的眼睛，随后我便心荡神移地忘掉了一切，直至教堂的钟声挡挡地响了起来。

在回家的路上，我弟弟走进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店里买香烟。他喝得太多了，因此对当时情景的记忆一直模糊不清，可是他从没有忘记彼得罗·维卡略让他喝一杯酒，那杯酒几乎要了他的命。“纯粹是惩罚我，”他对我这样说。巴布洛·维卡略正在打盹儿，我弟弟进去把他惊醒了，他便将刀拿出来给我弟弟看。

“我们去杀圣地亚哥·纳赛尔，”他说。我弟弟却记不清他讲过这句话。“即使我记得他说了这句话，也不会信以为真，”他多次这样对我说。“鬼才想到那对孪生兄弟会杀人呢，更不用说是用杀猪刀去杀人啦！”接着两兄弟问我弟弟圣地亚哥·纳赛尔在哪里，因为他们曾看见他和圣地亚哥·纳赛尔呆在一起。我弟弟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答的了。不过，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和维卡略兄弟听了他的回答异常惊愕，此事在预审时两兄弟分别作了供认，并记录在案。据他们声称，我弟弟当时说：“圣地亚哥·纳赛尔已经死了。”随后，我弟弟为主教祝了福，身子碰到门框上，趔趔趄趄地走了出去。在广场中央，他遇到了神父阿马多尔。阿马多尔身穿法衣，正向码头走去，后面跟着个辅祭，手敲小铃铛，还有几个助手指着祭坛，那是为主教做露天弥撒而准备的。一看到这些人走过去，维卡略兄弟在胸前画了十字。克罗迪尔德

阿尔门塔对我讲，当神父若无其事地从她家门前走过去时，维卡略兄弟大失所望。“我想神父没有收到我的口信，”她说。不过，许多年以后，当神父阿马多尔在卡拉弗尔神秘的疗养院隐居下来时对我透露说，实际上他收到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口信和别人的告急信，当时他正准备到码头去。“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不是我的事，而是民政当局的事，但是，后来我决定顺路把事情告诉给普拉西达·里内罗听。”不过，在穿越广场时，他已把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您应该理解这一点，”他对我说。“在那个例霉的日子里，主教要来。”在杀人的那一瞬间，神父感到那样绝望，那样卑视自己，除了叫人敲钟报警之外，什么也没有想到。

我弟弟路易斯·恩里盖是从厨房的门走进家去的，我妈妈怕爸爸听到我们回来的脚步声特意没有闩门。路易斯睡觉之前去上厕所，但是坐在马桶上睡着了；当我另一个弟弟哈依梅起床去上学时，看见他脸朝下趴在瓷砖地上，在睡梦中哼着歌。我那个修女妹妹不去迎接主教，因为头一天的醉意末消，她叫了好长时间也未把路易斯叫醒。“当我去厕所时，钟正敲五点，”她对我说。后来，当我妹妹马戈特进去洗澡准备去码头时，费了好大的劲才将路易斯拖到卧室去。在睡意蒙陇中，他迷迷糊糊地听到主教乘坐的船拉响了头几声汽笛。后来由于彻夜唱歌跳舞，累得精疲力尽，便酣然入睡了，一直睡到我的修女妹妹一边急急忙忙穿着法衣，一边闯进卧室，发疯般地把他唤醒：

“他们把圣地亚哥·纳赛尔杀死了！”

四

那血淋琳的刀口只不过是令人惨不忍睹的尸体解剖的一个开始。由于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不在，解剖只好由卡尔曼·阿马多尔神父动手。“那就象他死了之后我们再杀他一次，”这个老神父在他的卡拉弗尔隐居地对我说。“但那是镇长的命令，那个野蛮的家伙，他的命令即使再愚蠢，也要执行的。”他命令这样做并非百分之百正确。在那个荒唐的礼拜一的混乱中，阿蓬特上校曾和省长通了紧急电话，省长授权他在预审法官派到之前先作初步的处理。镇长以前是军官，对司法方面的事情毫无经验，去向内行的人请教应该从何着手，他又觉得太失体面。他首先关心的是解剖问题。医学院学生克里斯托·贝多亚，由于同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密友，得以免除这项工作。镇长认为尸体可以保存在冰箱里，等待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回来，可是找不到一个能装下人的大冰箱，而肉市上唯一的一个合适的冰箱又不能使用了。当时尸体放在一张窄小的铁床上，停在大厅中央，任人观看，因为正在为死者赶做一口富人用的棺材。寝室里的电扇已全部搬来还不够，又从邻居家借来一些。但是由于那么多人挤着要看尸体，以致不得不搬走家具，摘下鸟笼，挪走欧洲蕨花盆。即使这样，大厅里依然热得透不过气来。另外，一嗅到死人气味，狗纷

纷跑来，这更增加了惶恐不安的气氛。从我走进家里，狗一直汪汪叫个不停，那时圣地亚哥·纳赛尔还在厨房里挣扎着，尚未咽气。我看见迪维娜·弗洛尔一边哭一边喊叫着，用一根大木棒把狗挡住。

“帮我一下，”她向我喊道。“这些狗要吃他的内脏。”

于是，我们把狗锁在畜栏里。死者的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后来叫人把狗送到一个较远的地方去，直到葬礼以后再放回来。但是，中午时分，谁也不知为什么它们一下子逃了出来，疯狂地闯进家里，普拉西达·里内罗顿时骂了起来。

“这些该死的狗！”她喊道。“把它们都打死！”

人们立刻这样做了，家里又安静下来。那时尸体还没有什么变化，面色依然如故，就和他唱歌时一样。克里斯托，贝多亚把他的内脏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并用布条将尸体包扎好。可是，到了下午，刀口开始流出一种糖浆似的液体，苍蝇嗡嗡飞来。嘴边出现一块深紫色的斑点，而且象水中的云彩一般非常缓慢地扩展到头发根下面。那张一向和蔼可亲的面孔变得难看了，母亲用一块手帕把死者的脸盖上。这时，阿蓬特上校知道不能再等了于是吩咐阿马多尔神父动手解剖。“这要比埋在坟里过一个礼拜再扒出来好得多，”他说。这位神父在萨拉曼卡读过医学，学过外科，但是没有毕业就进了神学院，所以就连镇长也知道，他的解剖没有法律效力。尽管如此，他还是叫神父这样做了。

解剖是在公立学校所在地进行的，由一位药剂师帮助作记录，还有一位正在这儿度假的医学院一年级的学生作助手。那不是解剖，而是杀戮。他们只有几件做小手术的器械，其余全是手工工匠的用具。不过，尽管尸体被砍得七零八落，可是阿马多尔神父的报告倒象是正确的，因而预审法官将它作为有用的材料纳入了档案。

圣地亚哥·纳赛尔身上的刀伤很多，有七处是致命的。肝脏几乎在正面被两处很深的刺伤分为两半。胃部有四处伤口，其中一处扎得那样深，穿透了整个胃部；胰腺被破坏了。结肠有六个小孔，小肠部分多处受伤。背部在第三节椎骨处挨了唯一的刀，右肾扎穿了。腹腔里积满了大血块，在从肠子里流出的排泄物中发现了一枚金质奖章，那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四岁时吞进肚里去的。胸腔两处被扎穿，一处在右侧第二根肋骨附近，伤及了肺，另一处贴着左腋。另外，手和臂上有六处轻伤，左大腿和腹部被横着砍了两刀。石手掌被深深扎伤了一个口子。报告说“活象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伤痕。”脑浆比正常的英国人要重六十克，阿马多尔神父在报告上写道：“圣地亚哥·纳赛尔有超人的智力，前途无量。”但是，他在末尾的注文中指出：“肝脏肥大，炎症未消。”这就是说，”神父对我说，“他最多只能活几年。”恰巧，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确实在圣地亚哥·纳赛尔十二岁时为他治疗过肝炎；在回忆那次解剖时，他极为不满。“只有神父才会这样愚蠢，”医生对我说。“永远没有办法使阿马多尔懂得我们热带人比西班牙人的肝脏要大。”报告最后说，造成死亡的原因是大出血，因为七处大伤口的任何一处都会引起这种后果。

我们见到尸体时，那已完全是另一副样子。脑颅已施过环锯术，锯碎了一半，死后依然保存下来的那种俊秀的面容如今已不复存在。另外，神父把破碎的肠子统统掏了出来，但是最后不知如何处理，气得他只好为这些东西作过祝福后扔进垃圾桶里。最后，趴在学校窗户上看热闹的人都感到索然无味了，而助手则昏厥过去。至于拉萨罗·阿蓬特上校，他曾经目睹和制造过许许多多次镇压性大屠杀，最后竟成了素食主义者和信奉招魂术的人。神父在掏空了的躯壳里塞满破布和生石灰，然后用麻绳象缝大包似地把躯壳草草缝上，当尸体放进铺有丝缎的新棺材里时，险些没有撑破。“我觉得这样保存的时间会更长些，”阿马多尔神父对我说。结果事与愿违，我们不得不在天明时急急忙忙地将尸体埋葬掉，因为保存得很不好，屋里的臭味实在难闻。

礼拜二依然是个令人不安的日子。紧张地工作了一整天之后，我没有胆量独身一人睡觉。于是我推开了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的门，刚好她没有闩上。树上中国式的大灯笼还没有熄掉，设有舞池的庭院里有几处柴灶，上面放着热气腾腾的大铁锅，几个妓女正在上边把她们的舞衣染成丧服。我看到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象往常一样，天明时还没有入睡，也象平时一样，家中没有外人时就一丝不挂。她盘腿坐在“王后”床上，面前摆着一大盘丰盛的吃食：小牛排、清炖鸡、猪肉里脊，四周是香蕉和青菜，即使五个人吃也绰绰有余。毫无节制地吃上一顿，向来是她唯一表示伤心的方式，我从未看见过她这样痛苦过。我和衣躺在她身边，几乎没有说话，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哭泣。当时我在想着圣地亚哥·纳赛尔惨遭杀害的悲惨命运。他不仅死去了，而且被碎尸万段，扔得东一块西一块，直至最后毁灭。这一切使他二十年的幸福生活付诸东流了。我梦见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小女孩走进房间，孩子的嘴里喀吱喀吱嚼个不停，半嚼碎的玉米粒落在她的小衣服上。那女人对我说：“这孩子傻乎乎地嚼东西，有些不雅观。”我突然感到一只手在急促地解我的衬衣扣子，闻到了躺在我背后的那个爱情野兽可怕的气味，她在抚摸我，我陶醉地投入了她深情的怀抱，可是，那女人突然住了手，从远处咳嗽了一声，远远地离开了我。

“不行，”她说。“你身上有他的味道。”

不仅是我，那一天一切都散发着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气味。维卡略兄弟在牢房里也有这种感受。他们被关在那里，镇长正在想如何发落他们。“不管我如何用肥皂和丝瓜瓤洗擦，也不能去掉那种气味，”彼得罗，维卡略对我说。他们三天三夜没有睡觉，虽然累了，但无法成眠，因为刚一闭上眼睛，就梦见又在杀人了。巴布洛·维卡略上了年纪时，企图给我解释那漫长的一天的情况，脱口而出道：“我好象特别清醒。”那句话使我想到，他们在牢房里最难以忍受的可能莫过于头脑清醒了。

那间牢房三米见方，高高的天窗安了铁条，有一个活动厕所，盆架上摆着脸盆和水罐，两张石砌的床铺上铺着草席。这牢房是根据阿蓬特上校的命令修建的，上校说，没有比这更富有人情味的旅馆了。我弟弟路易斯·恩里盖同意这种说法，一天晚上，由于乐师们之间发生争吵他被关在那里，镇长大发慈悲，允许一个妓女陪着他。当维卡略兄弟俩早晨八点钟摆脱了阿拉伯人的威胁以后，也许想到会有同样的美事。那时，由于他们已经服罪而受到了优待，他们唯一感到不安的是那股气味持久不消。他们要了很多水，土肥皂和丝瓜瓤，洗去了臂膀和服上的血迹，另外，把衬衣也洗了，不过就是没法睡着。彼得罗·维卡略还要了洗涤剂和利尿剂，以及一卷消毒纱布，上午他小便了两次。不过，那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彼得罗·维卡略感到日子越来越难熬了，以致气味的问题退到了第二位。下午两点钟，当热浪简直要把他们熔化的时候，他累得无法躺在床上，同样也无法站立。腹股沟的疼痛一直影响到脖颈，尿闭了，他恐怖地断定这辈子再也难以睡觉了。“我十一个月没合眼，”他对我说。我对他相当了解，知道他的话是真的。那天他没吃下午饭，而巴布洛·维卡略呢，给他送去的东西每样只吃了几口，一刻钟之后，就上吐下泻起来。下午六点，在解剖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尸体时，镇长被紧急召来，因为彼得罗·维卡略坚持说有人给他哥哥下了毒药。“我水泻不止，”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我们一直认为那是阿拉伯人干的勾当。”到那时活动厕所已经溢出过两次，看守还带他去了六次镇政府的厕所。阿蓬特上校在那里看见了巴布洛·维卡略。

看守把他领进无门厕所，他便哗哗地泻起来，他认为中毒这一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当断定了他喝的水和吃的午饭都是普拉维卡略给他们送去的时候，这种看法立即消失了。尽管如此，镇长还是放心不下，他把犯人带到自己家中，进行特殊的看守，后来预审法官来了，才把他们转移到里奥阿查监狱去。

孪生兄弟的担心和外边人的情绪是一致的。不能排除那是阿拉伯人报复，但是除了维卡略兄弟两人外，谁也没有想到会有人投毒。人们更多的猜测是，等到天黑，阿拉伯人从天窗里倒进汽油，将两个囚犯烧死在牢房里。不过，这种猜测也是很荒谬的。阿拉伯人是些安分守己的移民，他们在本世纪初来到加勒比海地区的村镇定居，当然，也有到穷乡僻壤定居的。他们在那儿卖彩带和零零碎碎的小杂货。这些人团结、勤劳、诚实，他们在自己人之间通婚，从外地买进小麦，在院子里养羊，种牛至和茄子，他们唯一的癖好是玩纸牌。成年人还象在他们国家那样继续讲农村阿拉伯语，在家里，直到第二代仍然完全使用这种语言，到了第三代——圣地亚哥·纳赛尔例外——只是听父母用阿拉伯语讲话，而回答他们时则用西班牙语。所以，不能设想，他们一夜之间就改变了自己的平和气质来为一个人的死报仇，而对这个人的被害我们大家都是负有责任的。同样，没有一个人想到普拉西达·里内罗一家会报复，虽然他们家在破落之前有权有势、战功累累，而且当初在权势的庇护下，这个家庭中还曾出现过两三个狂饮无度、大打出手的歹徒。

阿蓬特上校听了流言很为不安，他一家一家地走访了阿拉伯人，至少那次他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阿拉伯人困惑不解，痛苦万分，祭坛上放着服丧的标志，有的人还坐在地上嚎陶大哭，但是没有一个人有报仇的念头。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早晨，由于当时的气氛，他们有过反应，但是就连罪犯本人都承认，他们并没有挨阿拉伯人打。不仅如此，还是阿拉伯人的百岁族母苏塞梅。阿布达拉建议煎煮有奇效的西蕃莲花和大洋艾治好了巴布洛·维卡略的类霍乱症，并使他的挛生兄弟尿道畅通。这以后，彼得罗·维卡略终于沉沉睡着了，而他的哥哥在复元以后也安安静静地睡了一觉。当镇长在礼拜二凌晨三点把普拉维卡略带去跟她的儿子告别时，就是见到他们这样的。

在阿蓬特上校的建议下，普拉维卡略全家人，包括她的大女儿们及其丈夫都出走了。他们定时，众人都在沉睡，谁也没有发现他们，当时我们这些在那个不可挽回的日子里醒着的人，正在安葬圣地亚哥·纳赛尔。他们是遵照镇长的决定出走的，走时心情已经渐渐地平静下来，可是再没有回来过。普拉维卡略用一块布为被休的女儿安赫拉·维卡略包上了脸，不让别人看到伤痕，并且给她穿上大红的衣服，避免人们怀疑她为私通的情夫穿孝。临行前，普拉维卡略请求阿马多尔神父为狱中的儿子仟悔，但是彼得罗·维卡略拒绝忏悔，他还说服了哥哥，让他相信他们没有任何可后悔的。就这样，两个人孤孤单单地留了下来。在把他们转移到里奥阿查去的那天，兄弟俩精神已完全恢复，坚信他们做得有理，因而不愿意象家里人那样在夜间被带走，而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昂首离去。父亲庞西奥维卡略不久便故去了。“他是因为精神上的创伤太重而死去的，”安赫拉·维卡略对我说。孪生兄弟被赦以后，便留在里奥阿查，这儿离马那乌列只有一天的路程，他们全家就住在那里。普鲁登西姬科德斯去那里同巴布洛·维卡略结了婚。巴布洛·维卡略在他父亲的作坊里学会了做金银首饰的手艺，并且成了个有名的师傅。彼得罗·维卡略，既没有结婚，也没有职业，三年之后又重新入伍，荣获了上士的官衔。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他带着巡逻队唱着淫秽的歌曲深入游击队活动区，从此下落不明。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有一个受害者，即巴亚多·圣·罗曼。悲剧的其他主要人物都尊严地、乃至颇为杰出地完成了生活赋予他们的使命。圣地亚哥·纳赛尔受到了惩罚，维卡略兄弟俩表明了他们象个男子汉大丈夫。被愚弄了的妹妹重新获得了荣誉。唯一失去一切的人是巴亚多·圣·罗曼“，可怜的巴亚多，”人们多年来想到他时都这样说。不过，凶杀案发生后，直到第二个礼拜六的月蚀之前谁也没有想起他，那天老鳏夫希乌斯告诉镇长说，他看见一只磷光闪闪的小鸟在他原来的房子上空盘旋，他以为那是他妻子的阴魂来索取她的东西。镇长在自己的额头拍了一下，根本没有理睬老鳏夫的幻觉。

“他妈的！”他叫了一声。“我怎么把那个可怜的人给忘了呢！”

他带了一支巡逻队上了小山，敞篷汽车仍然停在别墅门前，寝室里有一盏孤灯，他叫了一阵，但是没有人回答。于是他们从一例破门而入，察看了由月蚀的余光依稀照亮的各个房间。“屋里的东西好象是搁在水底下似的，”镇长对我这样讲。巴亚多·圣·罗曼不省人事地躺床上，仍然和礼拜二清晨普拉维卡略看见他时那样，那条考究的裤子和丝绸衬衣，但没有穿鞋。地上扔满空酒瓶，床边还有更多的没有打开的酒瓶，但是没有一点吃食。

“他已严重酒精中毒，”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对我说，当时对他进行了急救。没过几个小时他就恢复过来了，一有知觉，他就毫不客气地把那些人打发了出去。

“谁也别来扯淡，”他说。“就是我的亲爸爸也别来管我。”

镇长把这件事用加急电报报告了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

在电报中连将军儿子说的最后那句话也一字不少地写了进去。圣罗曼将军可能完全顺从了儿子的意志，因为他没有来探望他，而是派他的妻子带着女儿们来的，另外还来了两个成年妇人，看来是将军的姐妹。她们乘的是货轮，她们为巴亚多·圣·罗曼的不幸身穿重孝，悲痛得披头散发。在登岸之前，他们脱掉鞋子，在中午滚烫的土路上赤脚穿过大街，向小山走去。她们不时地揪抓头发，放声大哭，那令人心碎的喊叫仿佛是由于高兴而发出来的。我站在玛格达莱娜奥利维家的阳台上看着她们走过。我记得我曾这样想：装出那样一副痛苦的样子只能是为了掩盖其他更大的羞耻事。

拉萨罗·阿蓬特上校陪同她们去了山上的别墅，过了一会，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骑着他紧急出诊时骑的骡子来了。当炎热稍退的时候，镇上的两个男人在吊床上穿了一根棍子将巴亚多·圣罗曼始下了山，他的整个身子被毯子盖得严严实实的，一群哭丧妇跟在后面。玛格达莱娜奥利维认为巴亚多·圣·罗曼已经死了。

“我的老天，”她喊道。“多惨呀！”

由于酒精中毒，巴亚多·圣·罗曼再次昏迷过去，但是很难相信抬着的还是活人，因为他的右胳臂拖在地上，母亲多次把它放到吊床里，可是马上又耷拉下来，结果从悬崖边到轮船甲板的地上留下了一长道印迹。那是巴亚多·圣·罗曼最后留给我们的东西，一种对受害者的记忆。

别墅按照原貌保留了下来。每当休假时，在狂欢的夜晚，我都和弟弟们上去看一看。在那些被遗弃的房舍里，值钱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有一次，我们找到了一只手提箱，那是结婚那天晚上安赫拉·维卡略向她母亲要的，不过我们根本没有重视它。里面装的着来都是女人的卫生用品和化妆用品。多年以后，安赫拉·维卡略告诉了我，为了骗过她的丈夫，别人教给了她一套产婆用的法子，我这才知道了那些东西的真正用途。那是她留在那个只过了五小时婚姻生活的家中的唯一的东西。

过了些年，当我回去为这篇记叙文搜集最后一些材料时，连约兰达·德·希乌斯珍贵的遗物也不复存在了。尽管拉萨罗·阿蓬特上校再三叮咛要对这幢房子严加看守，可是里面的物品还是渐渐地不翼而飞，包括有六块穿衣镜的大衣橱。这衣橱由于从门口抬不进去，蒙帕斯的歌唱家们只好在房子里边组装它。老鳏夫希乌斯想到那是他妻子的遗物，她的阴魂自己会来拿走的，因而现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情。为此，拉萨罗·阿蓬特上校曾耻笑过他。

可是，一天晚上上校突然想到要举行一次招魂弥撒，以澄清家具等等怎么会神秘地失踪的。据说，约兰达德，希乌斯的阴魂亲自向他证实，确实是她通过那件人命案来索回她在幸福的生活中使用过的用品的。别墅开始损坏了。门前新婚夫妇的汽车渐惭地被糟蹋坏了，最后只剩下在风吹雨打中变得破烂不堪的空车皮。多年以来，对这汽车的主人的情况一直不得而知。预审档案上有他的一条供词，但是简短、一般，看来是最后一刻在别人的建议下履行公事作出的。我唯一和他作的一次交谈是在二十三年以后，他带着敌视的目光接待了我，断然拒绝向我提供任何有助于澄清他在这场悲剧中扮演的角色的材料。说实在的，关于他，就是他的父母也不会比我们知道得多，他们根本不清楚他为什么来到一个偏僻的小镇，而看上去除了找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人结婚之外，没有其他目的。

相反，关于安赫拉·维卡略，我却一直不断听到关于她的消息，从而在脑海里产生了一个理想化的形象。我的那个修女妹妹在上瓜希拉呆过一些日子，想说服最后几个她所崇拜的人人教，在那个被加勒比海水环抱的村子里，我妹妹常常同她交谈。她母亲把她送到那里，目的是使她与世隔绝。“你的表妹问候你，”我的妹妹马戈特总是这样对我说。她头几年常去看望安赫拉·维卡略，她说家里给安赫拉购置了一幢简陋的房子，有一个大院落，海风能时常迎面吹来，唯一的问题是，在夜晚海水涨潮时，厕所的粪水常常漫溢出来，黎明时海鱼在卧室里乱蹦乱跳。那期间所有看见过安赫拉的人都说她在全神贯注地、熟练地用机器绣花，在忙碌中忘却了过去的事情。

许久以后，确切的时间已记不清了，我想了解一点我自己的事情，在瓜希拉一带的村镇卖百科全书和医学书籍，偶然来到了那个印第安人的小村落。海边一幢房子的窗前，有个女人在用机器绣花，那时天气很热，她半穿着丧服，戴着金丝边眼镜，金黄色的头发已开始花白，头的上方接着一只鸟笼，一只加那利小鸟不住地歌唱着。看见这个女人这般模样坐在富有诗意的窗户里，我不愿相信那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女人，因为我不愿承认生活最终竟是与拙劣的文学作品如此相似。但，那确实是她：那场悲剧发生二十三年之后的安赫拉。维卡略。

她象从前一样，把我当作一个远房表哥接待，明智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并且十分风趣。她是那样的成熟和机敏，真难相信那是原来的安赫拉·维卡略。最使我惊愕的是她是怎样终于懂得了自己的生活的。只过了几分钟，我就发现她不象我第一眼见到时那样衰老，而是象我记忆中那么年青了，可是跟她二十岁那年被迫毫无感情地结婚时没有半点共同之处。她的母亲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老，她象对待一个难以对付的幽灵似的接待了我。她拒绝谈及往事，因而在这篇记叙文中我只是摘录了她同我母亲聊天时的片言只语，以及我记得的她的一些话。她竭力使女儿在社会上销声匿迹，但是女儿并没有按她的意志生活，因为她从不隐瞒自己的不幸。恰恰相反，她对所有愿意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详详尽尽地讲述一番，当然那个永远不能披露的秘密除外，即是谁、以什么方式和何时真正损害了她，因为没有人相信那件事果真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干的。

他们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谁也没有看见过他们在一起，更不用说单独在一起了。圣地亚哥。纳赛尔过分高傲，不会把她放在眼里。“你表妹是个傻瓜，”当不得不提到她时，他总是这样对我说。其次，正如我们当时所说的，他是一只专门捕捉小鸟的老鹰。他象父亲一样，总是只身行动，在那带山区长大的漂亮而意志薄弱的少女，没有哪一个不在他的涉猎之内。但是，在这个镇上，除了知道他同弗洛拉·米盖尔保持一种正常关系以及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曾使他丧魂落魄达十四个月之久外，不知还有别的什么风流韵事。人们都说——也许这种说法最含恶意，——安赫拉·维卡略为了保护她真正爱着的人，才说出了圣地亚哥·纳赛尔这个名字，因为她以为她的两个哥哥绝不敢把他怎么样。我将此文的情节安排就绪后，第二次去采访她，打算亲自从她嘴里掏出实话。可是，她继续绣着手中的花，头也不抬地推翻了我的想法。

“表哥，你不必再拐弯抹角啦，”她对我说“：就是他。”所有其他方面的事，乃至新婚之夜的灾难，她都一五一十地讲给了我听。她说她的女友们教给她在床上把丈夫灌醉，直到使他失去知觉，要装得羞羞答答，让丈夫关上灯，为了伪装贞洁，要用红汞水染在床单上，以便次日好拿到院子里晾晒。这些专拉皮条的女人只有两件事没有考虑到：一是巴亚多·圣·罗曼坚决滴酒不进，二是安赫拉·维卡略由于自己的偏见面无法摆脱愚笨，内心仍然保持着她的贞洁。“她们说的那些事，我一件也没有做，”她对我说。“因为我越想越觉得那一切纯粹是卑劣的行为，对谁也不能那样做，何况是对那个同我结婚的苦命人呢。”她在灯光明亮的卧室里被脱去了衣服，全然不顾她的一生会毁掉。“事情很简单，”她对我说“，因为我决心死。”

事实上，她毫无羞耻地讲她的不幸，是为了掩饰另一个不幸，即真正的不幸，这不幸使她痛苦万分。在她决定告诉我听之前，谁也不曾想到，自从巴亚多·圣·罗曼将她送回她家之后，他就一直留在她的生活中了。那是对她的最后一次打击。“妈妈一开始打我，我一下子就记起了他，”她对我说。拳头打在她身上她却并不觉得痛，因为她知道那是为他而挨打。当她倒在饭厅的沙发上鸣咽时，还在继续思念着他，对此她自己都不禁感到惊讶。“我不是为挨打，也不是为发生的事情而哭泣，”她对我说。

“而是为他而哭。”在母亲给她脸上敷上山金车花酊药布时，她仍在想着他；当听到大街上人声鼎沸，教堂钟楼的钟声齐鸣，母亲进来告诉她，最糟的事情已经过去，她可以睡觉了的时候，她就更加思念他了。

她一直在想念着他，是真正的想念。有一次她陪母亲到里奥阿查医院去检查眼睛时，她们路过“港口”饭店，由于认识老板，便走了进去。普拉维卡略在冷饮部要了一杯饮。当她背着女儿喝饮料时，女儿在大厅的多面镜里看到了她自己脑子里思念的人。安赫拉·维卡略鼓起勇气回过头去，看见了这个人从她身边走过去，但他没有看见她，她看见那个人走出了饭店。然后她又万分痛苦地打量了一下母亲。普拉维卡拉略喝完了那杯水，用袖子擦擦嘴，戴着她的新眼镜在柜台那儿对她笑了笑。在她的微笑中，安赫拉·维卡略生来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母亲，一个尽力掩饰她的缺点的可怜的女人。“混帐，”安赫拉自言自语地说。她完全神经错乱了，回家时一路上高声唱着歌，回到家里就扑在床上哭了三天三夜。

她心中又燃起了希望。“我为他发了疯，”她对我说，“完完全地发了疯。”她只要合上眼睛就看见他，听见他在大海上呼吸，躺在床上时半夜也会感到他那火热的身体而醒来。那个礼拜的最后一天，由于一直坐卧不宁，她便给他写了第一封信。那是一封普普通通的信，她在信中告诉他，她看见她呀。她坐等回信。两个月之后，她已经写了六封信，但都没有得到回答，不过她相信他会收到那些信的。

第一次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安赫拉·维卡略发现爱和憎是两种互相关联的感情。她寄出的信越多，感情的火焰燃烧得越旺盛，对她母亲也就越是又爱又恨。“我一看见母亲就心如刀割，”她对我说。“可是，每当我看见母亲，也就记起了他。”她被休回之后，还如同做姑娘时那样过着单调的生活，总是和女友们一起用机器绣花，如同以前做绢花和纸鸟一样，但是，当母亲躺下时，她便留在房间里写那些毫无指望的信，直至清晨。她又变得清醒了，有主意了，掌握了自己的意志，她又变成了处女，仅仅属于他的处女，她只听他的话，对他百依百顺。

这半生以来，她每礼拜写一封信。“有时我想不起来要说些什么，”她乐不可支地对我说。“但是，只要我知道他收到信，就不停地给他写。”起初是婚约书，其后是偷偷的情书，一见钟情的恋人的香气扑鼻的简信，婚前誓约，重温办理结婚证件的往事，最后是一个被抛弃的妻子的不光彩的书信，假称自己重病在身要丈夫归来。一天晚上，她心情很好，墨水洒到了刚刚写完的信上，她没有撕掉，而是在信后写了一句附言：为了证明我对你的爱，给你寄去我的泪水。有时她哭得累了，又自己嘲弄自己的疯狂的行为。邮差换了六次，每次她都得到了邮差的协助。她唯一没有想到的是放弃写信。但是，他似乎对她的痴情无动于衷，仿佛她的信是写给一个不存在的人似的。

大概是第十年的一个有风的黎明，她忽然醒来，恍惚觉得他赤身躺在她的床上，于是她绘他写了一封长达二十页的热情奔放的信，毫不掩饰地叙述了自从那个倒霉的夜晚以来已在她心中腐烂了的痛苦。她说他在她身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说他谈吐风雅，说他有非洲人那种火一样的热情。她把信交给了一位女邮差。这个邮差每礼拜五下午都来和她一起绣花，并且把人们的信带走。她确信那是她在死前的最后一次抒发心中的激情。但是，还是没有回信。从那以后她就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也不大知道在给谁写，但是十七年之间她一直在不断地写着。

八月的一天中午，她正在和女友们一起绣花，感到有人走到门前。她无需看一眼就知道那人是谁。“他胖了，头发开始脱落，看近的东西要戴眼镜了，”她对我说。“可是，那是他，妈的，是他！”她吃了一惊，因为她知道，她在他眼中已是十分憔悴，正如他在她眼中一样，而且，她不相信他心中的爱情会象她那样强烈。他身上的衬衣被汗水浸透了，恰如她在市场上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系的还是那条皮带，肩上还是那个饰着银边的绽了线的皮褡裢。巴亚多·圣·罗曼向前走了一步，没有去理睬那些由于惊愕而变得呆若木鸡的绣花女人，他把褡裢放在缝纫机上。

“好吧，”他说“，我到这儿来啦。”

他带着衣箱准备留下来，另外一个大小相同的箱子里装着她写给他的近两千封信。那些信全部按日期排好，一包包地用彩带扎着，一封也没有打开过。

五

许多年里，我们无法谈论其他事情。我们一向被那么多的成规束缚着的日常行动，如今突然开始围绕一件令人共同忧虑的事情转动了。晨鸡的啼鸣把我们惊醒，使我们想到去梳理造成那件荒唐的凶杀案的数不清的巧合事件。显然，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澄清秘密，而是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不能确切地知道命运把我们安排在何处和给了我们怎样的使命，就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许多人对此是不得而知的。后来终于成为著名外科医生的克里斯托·贝多亚，一直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会突然改变主意在祖父母家里待了两个小时，直至主教到来，而没有到父母家里去休息。他的双亲一直等他到天明，想提醒他注意。大多数本来可以为避免这场凶杀案做点事情然而却没有做的人，都以这样的托辞聊以自慰，说什么有关声誉的事情是神圣不可触犯的，只有当事人方可介入。“声誉就是爱情，”我常常听母亲这样说。欧尔腾西娅巴乌特唯一与案件有关系的地方只是看见了两把杀人刀，不过她看见时凶手还没有作案。她总是觉得眼前幻觉重重，感到极度地悔恨。有一天竟然再也支持不住，赤着身子跑到了大街上。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未婚妻弗洛拉·米盖尔由于绝望而同边防军的一个中尉私奔了，后来在比查达的橡胶工人中卖淫。那位曾为三代人接生的产婆阿乌拉维列罗斯，听到凶杀的消息时立刻得了膀胱痉挛症，一直到死的那天都不得不用导管小便。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忠厚的丈夫罗赫略德技弗洛尔这位八十六岁的老人，最后一次从床上爬起来，看了看圣地亚哥·纳赛尔是怎样被堵在自己家关闭着的大门前，惨遭乱刀砍死的，结果因受惊而丧生。普拉西达·里内罗在最后一刻关上了家门，但是她及时地抹掉了自己的过错。“我关上了大门，因为迪维娜·弗洛尔向我起誓她看见我儿子进了家，”她对我说，“可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回事。”相反，她对自己把吉祥之兆的树木同不样之兆的飞鸟混淆起来，以及舍不得丢掉当时嚼独行菜子的恶习却从不原谅。

凶杀案发生十二天之后，预审法官遇到一群痛苦之极的入。当时预审法官正在镇政府肮脏的木板办公室里喝着咖啡和甘蔗甜酒除暑消热，不得不要求援军来疏导那些未被传唤而自己急急忙忙赶来作证的人，他们急切地要显示自己在那场戏剧中的重要作用。这位预审法官刚刚走出校门，身上还穿着法律学校的黑呢制服，戴着具有应届毕业生标志的金戒指，脸上露出一副初出茅庐的幸运儿的傲然而得意的神气。不过，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对他性格的了解完全来自预审档案，凶杀案发生二十年之后，许多人帮助我在里奥阿查司法大楼里查找案卷。档案没有作任何分类，一百多年的诉讼材料全都堆积在那座殖民时期的陈旧建筑物的地板上，这座建筑物曾经做过弗朗西斯德雷克两天的司令部[9]，底层浸满了海水，一册册破烂不堪的案卷漂浮在一片冷清的办公室里。我多次站在没脚深的水里亲自在那堆严重破损了助诉讼案卷中查找着我需要的材料。五年的工夫过去了，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找到了差不多三百二十二页零零乱乱的有关那件凶杀案的记录，而整个预审档案大概有五百多页。

没有任何地方出现过预审法官的名字，不过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人酷爱文学。无疑他读过西班牙古典作家的作品，也读过一些拉丁文作家的作品，对尼采这位当时在法官中十分时髦的人物非常熟悉。所有旁注都仿佛用血书写的，这不仅仅由于墨水颜色的缘故。那件无头案使这位法官茫然失措，以致他多次置自己的职责于不顾，陷入了抒情的消遣之中。特别是，生活中竟然出现了那么多连文学作品中都不曾描述过的巧合，毫无阻碍地酿成了一起如此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他始终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

不过，最使他震惊的是，在煞费苦心地审理了一番之后，他没有找到圣地亚哥·纳赛尔确实玷污了安赫拉·维卡略的任何线索，更不用说可信的线索了。给安赫拉·维卡略出谋划策，要她欺骗丈夫的女友们，很长时间里一直在说，婚礼之前她就将她的秘密告诉了她们，但是没有向她们透露任何人的名字。案卷上有她们的证词：“她把那个奇异的秘密告诉了我们，但没有说出名字。”而安赫拉·维卡略呢，一直坚持原来的说法。当预审法官侧面问她是否知道被杀的圣地亚哥·纳赛尔是谁的时候，她不动声色地回答说：

“就是侮辱了我的那个人。”

案卷上就是这样记录的，但是怎样侮辱了她，在什么地方侮辱了她，都没有任何说明。在只进行了三天的审判过程中，民众代表一直坚持认为那种指控是软弱无力的。看到对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控告缺乏根据，预审法官十分困惑，他为自己辛勤的工作于顷刻之间就变得毫无价值而大失所望。在案卷的四百一十六页上，有他用药剂师的红墨水亲手写的一条旁注：“请给我一个偏见，我将使世界转动。”在那个气馁的旁注下面，他用血红的墨水熟练地画了一颗被箭穿透了的心脏。和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亲密朋友们一样，在他看来，圣地亚哥·纳赛尔本人最后几小时的表现就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他是无罪的。

确实，在他被杀的那天早晨，圣地亚哥·纳赛尔一刻也没有心虚的表现，尽管他清楚地知道把侮辱罪归于他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他了解周围人们是虚伪的，也应当知道维卡略兄弟俩头脑简单，经不住嘲弄。没有人十分了解巴亚多·圣·罗曼，但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却相当了解他，知道他除了世俗的傲慢外，也同任何人一样，有着自己天生的偏见。因而圣地亚哥·纳赛尔故意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等于是自杀。此外，当他在最后一刻终于得知维卡略兄弟俩在等着杀死他的时候，正如众人纷纷议论的那样，他的反应不是恐惧，而是一个无辜者的惶恐不安。

我个人的印象是，他到死也不知道为何被杀。在他答应我妹妹马戈特到我家吃早饭以后，克里斯托·贝多亚便拉着他的胳臂在码头上走着。两个人是那样的泰然自若，以致造成了一种假象，使人们产生了幻想。“他们显得很高兴，”梅梅洛阿伊莎对我说“，我感谢了上帝，因为我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了。”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很喜欢圣地亚哥·纳赛尔。发电厂厂主波罗卡里略认为，圣地亚哥·纳赛尔的镇静不是清白无辜者的镇静，而是无耻之徒的镇静。“他以为自己有钱就没人敢惹他，”厂主对我说。厂主的妻子法乌斯塔洛佩斯评论说：“他和所有阿拉伯人一样。”菌达列西奥。帕尔多刚刚走到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店门口，那两个孪生兄弟就告诉他，等主教一走，他们就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茵达列西奥帕尔多象许许多多的人一样，以为那是醉汉在说胡话，可是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告诉他那是确实的，并且要他赶上圣地亚哥·纳赛尔，提醒他注意。

“你不要劳神了，”彼得罗·维卡略对他说。“不管怎么说，他是死定了。”

这种挑战是再明显不过了。孪生兄弟了解茵达列西奥帕尔多和圣地亚哥·纳赛尔之间的关系，因此很可能认为他是可以在他们弟兄俩不失体面的情况下出面阻止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的适当人选。可是，茵达列西奥帕尔多在离开码头的人群中见到

圣地亚哥·纳赛尔被克里斯托·贝多亚拉着胳膊向前走去的时候，却没敢把事情告诉他。“我胆怯了，”他对我说。他在他们两个人的肩膀上都拍了一下，然后便让他们走了。他们几乎没有看到他，因为他们还在聚精会神地估算着婚礼的开支。

人们也沿着和他们一样的方向朝广场散去。人群拥挤，但是埃斯科技斯第卡希斯内罗斯仿佛看到克里斯托·贝多亚和圣地亚哥·纳赛尔这对朋友在人群中间一个空荡荡的圆圈中毫无阻挡地走着，那是因为大家知道圣地亚哥。纳赛尔要被杀害，不敢靠近他。克里斯托·贝多亚也记得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异常。“他们那样看着我们，仿佛我们画着花脸似的，”他对我说。当他和圣地亚哥·纳赛尔从萨拉，诺列加的鞋店前走过时，这位女店主正在开店门，看到圣地亚哥·纳赛尔脸色灰白，她吓了一跳。但是克里斯托·贝多亚使她镇静了下来。

“您看看，萨拉姑娘，”克里斯托·贝多亚一边走一边对她说，

“他醉成这个样子。”

塞列斯特唐孔德穿着睡衣坐在自己家门前，嘲笑那些穿得整整齐齐去欢迎主教的人。她请圣地亚哥·纳赛尔喝杯咖啡。“我打算在他考虑如何回答我时，拖住他几分钟，”她对我说。但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告诉她，他要赶快去换衣服，然后同我妹妹共进早餐。“我装起傻来，”塞列斯特唐孔德向我解释说，“因为我突然觉得，如果他对自己要做的事那样有把握的话，维卡略兄弟俩不会杀他。”雅米尔沙尤姆是唯一做了想做的事情的人。他一得知那个传闻，就立刻跑到他的布店门口去等圣地亚哥·纳赛尔，以便把事情告诉他。此人是同易卜拉欣·纳赛尔最后一批来这儿的阿拉伯人之一，直到圣地亚哥·纳赛尔去世一直是他的牌友，当时仍是他家的传统顾问。要找圣地亚哥·纳赛尔谈事情，谁也比不上他有威信。可是，他转念一想，如果传闻不可靠，那会给圣地亚哥·纳赛尔造成一场虚惊。于是他决定先向克里斯托·贝多亚问问，他可能知道得更清楚。克里斯托·贝多亚走过时，雅米尔沙尤姆叫住了他。那时圣地亚哥·纳赛尔已经走到广场的拐角上，克里斯托·贝多亚拍了拍圣地亚哥·纳赛尔的背，然后朝雅米尔沙尤姆走去。

“礼拜六见，”他对圣地亚哥·纳赛尔说。

圣地亚哥·纳赛尔没有回答他，而是用阿拉伯语对雅米尔沙尤姆说了一句话，雅米尔沙尤姆笑得直不起身子，也用阿拉伯语回敬了他。“那是一种双关语，我们经常用它来取乐，”雅米尔·沙尤姆对我说。圣地亚哥·纳赛尔边走边向他们打手势告别，然后拐过了广场。那是他俩最后一次看见他。

克里斯托·贝多亚一听完雅米尔，沙龙姆提供的情况，立刻跑出店铺去追圣地亚哥·纳赛尔。他看见圣地亚哥·纳赛尔拐过了广场，可是在开始散去的人群中没有找到他。克里斯托·贝多亚向好几个人打听，他们的回答都是同样的：

“我刚刚看见他和你在一起。”

他觉得圣地亚哥·纳赛尔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回到家里，但是他还是走进去问了一下，因为前门没有闩上，是虚掩着的。进去时，他没有看见地上的信，穿过黑暗的客厅时，他尽量不弄出声响，因为还不到客人来访的时间；但是狗在院子的尽头叫了起来，并且直奔他来。他晃着钥匙让狗安静下来一‘这是他从狗的主人那里学来的，然后走到厨房，狗一直尾随着他。在走廊里，他碰见了迪维娜·弗洛尔，她正拎着一桶水，拿着拖把，准备去擦客厅的地板。她十分有把握地告诉克里斯托·贝多亚，圣地亚哥·纳赛尔没有回来。在克里斯托·贝多亚走进厨房时，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刚刚把兔子肉放在炉灶上。她立刻明白了。“她的心都要跳出来啦，”他对我说。克里斯托·贝多亚问她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否在家，她假装天真地回答说他还没有回来睡觉。

“可不是闹着玩的，”克里斯托·贝多亚对她说。“维卡略兄弟正在找他，他们要杀死他。”

维克托丽娅·库斯曼不再是天真的样子了。

“那两个可怜的小伙子不会杀人的，”她说。

“他们从礼拜六起一直在喝酒，”克里斯托·贝多亚说道。

“正因为喝酒才不会杀人，”她反驳说。“从来没有哪一个醉汉吃自己的大便。”

克里斯托·贝多亚又回到了客厅，迪维娜·弗洛尔刚刚把客厅的窗户打开；“显然没有下雨，”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还不到七点，金色的阳光已经从窗户中射进来。”他又问迪维娜·弗洛尔，是否敢肯定圣地亚哥，纳赛尔没有从客厅的门走进家来。这次她不象第一次那么肯定了。他又向她问起普拉西达·里内罗，她回答说，她刚刚把咖啡放在她的床头柜上，但是没有叫醒她。普拉西达·里内罗一向如此，七点钟起床，然后喝咖啡，下楼安排准备午饭。克里斯托·贝多亚看了看表，是六点五十六分。于是他上了二楼，想证实一下圣地亚哥·纳赛尔确实没有回家。

寝室的房门反锁着，因为圣地亚哥·纳赛尔是从他母亲的卧室走出去的。克里斯托，贝多亚不仅象对自己的家那样熟悉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家，而且同这一家人不分内外，于是他推开了普拉西达·里内罗的房门，想从那儿穿过，到隔壁的卧室去。一束阳光照着飞舞的尘埃从天窗里射进来，那个美丽的女人侧着身子睡在吊床上，一只白嫩的手掩着面颊，看上去不象原来那个人。

“她象一个仙女，”克里期托贝多亚对我说。他被她的美丽吸引

住了，仔细地欣赏了一刻，然后悄悄地穿过卧室，经过浴室，走进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卧室。床铺没有动过，熨好的骑马装放在扶手椅上，衣服上有一顶骑士帽，地上摆着一双靴子，旁边是马刺。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手表放在床头柜上，时针指着六点五十。“我突然想到他拿了枪又出去了，”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但是，他发现马格南手枪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我从来没有使用过武器，”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但是我还是决定拿着那支左轮手枪送给圣地亚哥·纳赛尔。”克里斯托·贝多亚从衬衣内侧把手枪掖在腰带上，只是在圣地亚哥，纳赛尔被杀以后，他才发现枪里没有子弹。在他关床头柜的抽屉时，普拉西达·里内罗端着一杯咖啡出现在门口。

“我的老天！”她叫了起来。“你可把我吓了一大跳！”

克里斯托·贝多亚也吃了一惊。他看见她站在明亮的阳光下，穿着金黄色的云雀图案的晨服，头发蓬乱，令人倾倒的姿色已逝而不见。克里斯托·贝多亚有些含糊地解释说他是来找圣地亚哥·纳赛尔的。

“他去欢迎主教了，”普拉西达·里内罗说。

“主教没下船就走了，”他说。

“我早就预料到了，”她说“，这狗娘养的。”

她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她发现克里斯托·贝多亚那时的神情。“但愿上帝饶恕了我，”普拉西达·里内罗对我说。“看到他那样狼狈，我忽然想到他是来偷东西的。”她问克里斯托·贝多亚有什么事。克里斯托·贝多亚明白自己受到了怀疑，但是他没有勇气道出真情。

“您看，我一分钟的觉也没有睡，”他对她说。克里斯托·贝多亚没有再说什么就走了。“总之，”他对我说，“她总是认为别人在偷她的东西。”他在广场上遇见了阿马多尔神父，弥撒没有做成，他拿着祭衣正回教堂去。但是，克里斯托·贝多亚觉得他除了能拯救圣地亚哥·纳赛尔的灵魂以外，什么也帮不了他的忙。他再次向码头走去，这时听到有人从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牛奶铺里叫他。彼得罗·维卡略站在铺子的门前，面色苍白，头发蓬乱，敞胸露怀，衬衣袖子一直挽到胳膊肘，手里拿着他自己用钢锯条改制的粗笨的杀猪刀。彼得罗·维卡略装出巧遇的样子，然而那神情却显得过分骄横无礼了。虽说如此，这还称不上是在最后几分钟内唯一的和最明显的一次让别人出面阻止他去杀人。

“克里斯托，”他喊道“，你告诉圣地亚哥·纳赛尔，我们在这里等着杀死他。”

克里斯托·贝多亚本来可以做件好事，阻止他们杀人的。“如果我会使用左轮手枪的话，圣地亚哥·纳赛尔是不会死的，”他对我说。可是，他听说过一颗穿甲弹的破坏力非常之大，这想法把他吓住了。

“我告诉你，他可带着一支马格南手枪，子弹能打穿马达，”克里斯托·贝多亚喊道。

彼得罗·维卡略知道那不是真话。“他不穿骑马装是从来不带手枪的，”彼得罗·维卡略曾对我这么说过。但是，话虽这么说，彼得罗在决定为妹妹洗刷耻辱的时候，还是作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带着手枪的准备。

“死人是不放枪的，”彼得罗朝克里斯托喊叫着说。这时巴布洛，维卡略出现在门口。他象弟弟一样面无血色，仍然穿着参加婚礼时的外套，一把刀用报纸包着。“如果不是由于那件事，”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我决分不清他们谁是谁。”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随着巴布洛·维卡略走出来，并且对克里斯托·贝多亚高喊着，叫他快一点，因为在这个人人都是女人胆的镇子上，只有象他那样的男人才能避免这场悲剧的发生。

从那以后，一切都是在众目睽睽下发生的了。从码头回来的人听到喊声都警觉起来，并且开始在广场上找好位置，准备观看那场凶杀案。克里斯托·贝多亚向几个熟人打听圣地亚哥·纳赛尔在哪里，可是谁都说没有看见。在社会俱乐部门口，他碰上了拉萨罗·阿蓬特上校，他把刚才在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牛奶铺门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不会的，”阿蓬特上校说“，我已经吩咐他们去睡觉啦。”

“我刚刚看见他们拿着杀猪刀在那儿，”克里斯托，贝多亚说。

“不会的，我在吩咐他们去睡觉之前，把他们的刀没收了，”镇长说。“您可能是在那以前看到他们的。”

“我是两分钟前看见他们的，每个人拿着一把杀猪刀，”克里斯托·贝多亚说。

“啊，他妈的！”镇长说，“那大概是他们又拿了另外的刀回来啦。”

他答应立刻去过问这件事，但是他进了社会俱乐部，去定下那天晚上的一场骨牌，而当他从俱乐部出来时，人已经被杀死了。克里斯托·贝多亚当时犯了他唯一的一个致命错误：他以为圣地亚哥·纳赛尔到后来决定先去我家吃早饭，而不是先去换衣服，于是便到我家去找他。他沿着河边急急忙忙地走着，碰到谁都问一问是否看见圣地亚哥·纳赛尔过去了，但是人人都说没看见。他仍然没有惊慌，因为去我家还有别的路。时髦女人普罗斯帕拉阿兰戈说她父亲躺在门前的台阶上已经奄奄一息了，求克里斯托·贝多亚帮帮忙，因为老人接受了主教短暂的祝福也没好转。“我看见他过去了，”我妹妹马戈特对我说，“他的脸象死人一样。”克里斯托·贝多亚为了进去看看病人情况，耽搁了四分钟，他答应过一会回来给病人急救，他帮助普罗斯帕拉，阿兰戈把她父亲送到卧室里去，又耽搁了三分钟。当他出来时，听到远处一片喊声，他以为是广场那边在放鞭炮。他想跑快一些，但是手枪在腰间没放好，跑不起来。当他拐过最后一个街角时，从背后认出了我的母亲，她几乎是拖着小儿子往前走着。

“路易莎·圣地亚加，”他喊我母亲“，您的教子在哪儿？”我母亲稍稍回过身来，满脸泪痕。“啊呀，我的孩子，”她答道“，听说叫人给杀啦！”事情一点不假。圣地亚哥·纳赛尔在克里斯托·贝多亚最后一次看见他拐过广场之后，立即进了他未婚妻弗洛拉·米盖尔的家，因此在克里斯托·贝多亚到处去找他时，他在未婚妻家里。“我没想到他会去那，”他对我说，“因为那一家人中午十二点以前是从来不起床的。”人人都说，全家人是遵从本族的老贤者纳希尔米盖尔的命令睡到十二点的。“所以弗洛拉·米盖尔肤色细嫩，犹如一朵玫瑰花，”梅尔塞德斯说。实际情况是，他们象很多人家一样，很晚的时候才关门，而起床却很早，是些勤于劳作的人。圣地亚哥·纳赛尔和弗洛拉·米盖尔的父母早已为他们订婚。圣地亚哥·纳赛尔年幼时就接受了这门亲事，并决心履行婚约，这也许是因为他和父亲一样，觉得和弗洛拉·米盖尔结合有利可图。弗洛拉·米盖尔颇有风姿，但缺乏情趣和头脑，她给所有同龄人都做过傧相，所以定下终身大事对她来说真是天意。他们一直顺利地相爱着，既不进行形式主义的互访，也不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已经多次推迟的婚礼最后定在圣诞节举行。

那个礼拜一，弗洛拉·米盖尔听到主教乘坐的轮船头几声汽笛声就醒来了，片刻之后，她就得知维卡略孪生兄弟在等着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她对我那个修女妹妹——在不幸的事情发生后唯一和她谈过话的人——说，记不清是谁告诉她的了。“我只知道早晨六点钟时人们都知道了那件事，她对我妹妹说。不过，她觉得维卡略兄弟俩要杀圣地亚哥。纳赛尔是不可思议的，相反，她当时想到的是他们俩要强迫他同安赫拉·维卡略结婚，以便挽回声誉。于是她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镇上许多人去等候主教时，她气得在寝室里大哭起来，同时整理着圣地亚哥·纳赛尔从学校开始就寄给她的那一箱子信。

圣地亚哥·纳赛尔每次经过弗洛拉·米盖尔的家，不管里面有没有人，都要用钥匙刮一刮窗户上的铁纱。那个礼拜她怀里抱着那一箱子信，一直在等圣地亚哥，纳赛尔到来。圣地亚哥·纳赛尔从街上看不见她，可她在他用钥匙刮铁纱之前，就透过纱窗看见他走来了。

“进来，”她对他说。

早晨六点四十五分钟，莫说一般人，就连医生也从未进过这个家。圣地亚哥·纳赛尔刚刚在雅米尔沙尤姆的店铺门口跟克里斯托·贝多亚分手，广场上又有那么多人在等待着他，但却没有一个人看见他进了他未婚妻的家，真是令人费解。预审法官想找到哪怕是一个看见过他的人，法官象我一样，坚持不懈地找了许久，但没能找到。在预审案卷第三百八十二页上，他又用红墨水写了一个旁注：不幸的命运使我们都变成了瞎子。实际上，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正门走进未婚妻家中的，毫无躲开别人的意思。弗洛拉·米盖尔气得面色铁青，身着常常在哀伤日子里穿的缀着环饰的服装，在客厅里等着圣地亚哥·纳赛尔。

她把那箱信放在他手里。

“还给你，”她对他说。“但愿把你杀死！”

圣地亚哥纳赛欠顿时一怔，箱子从他手中掉了下去，那些干巴巴的毫无感情的信撒得满地。他想到卧室去追弗洛拉米盖欠，但是她把门关上了，并且闩上了插销。他敲了几次门，用急切的声音叫她，那声音清晨听起来太叫人惊讶，以致全家人都惊慌地跑来。把家人和亲戚、大人和小孩都算上，共有十四、五口人。最后出来的是父亲纳希尔米盖尔，他留着火红的胡顺，穿着从故乡带来的贝督因人那种带有兜帽的长衣，在家中他总是穿这样的衣服。我见到他的次数很多，他身材魁梧，举止稳重，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有很大的权威。

“弗洛拉，”他用他本族的语言叫道“，把门打开。”

他走进女儿的房间，而全家人则凝视着神情茫然的圣地亚哥·纳赛尔。他跪在客厅里，捡起地上的信件放到箱子里。“他好象在做忏悔，”那家的人对我说。过了几分钟，纳希尔米盖尔从女儿房间走出来，打了个手势，全家人便都离去了。

老人继续用阿拉伯语同圣地亚哥·纳赛尔谈话。“从一开始我就明白他对于我跟他讲的事情一无所知，”纳希尔米盖尔对我说。“当时我偷偷地问他是否知道维卡略兄弟俩正在寻找他，要把他杀死，他面如白纸，茫然不知所措，没法相信他是伪装的，”老人对我说。他也认为，圣地亚哥·纳赛尔更多的不是害怕，而是茫然。

“你大概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你，”老人对圣地亚哥·纳赛尔说。“不管怎么说，现在你只有两条路：要么躲在这里，这是你的家。要么拿上我的来复枪出去。”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圣地亚哥·纳赛尔说。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是用西班牙语说的。“他象只落水鸟，”纳希尔·米盖尔对我说。他不得不把箱子从圣地亚哥·纳赛尔手中夺下来，因为他连放下箱子开门都不知道了。

“那将是两个对一个，”老人对他说。

圣地亚哥·纳赛尔走了。人们象游行的日子那样来到广场。大家都看见了他走出来，并且也看出了他已经知道有人要杀他，他是那样的惊慌，以致找不到回家的路途。据说有人在阳台上喊了一句：“别从那儿走，阿拉伯人，从旧港那边走。，圣地亚哥·纳赛尔看了看是谁在喊。雅米尔沙尤姆呼喊着叫他到他店里躲一躲，并且进店去找他的猎枪，但是他不记得枪弹藏在什么地方了。这时四面八方的人都朝着他喊，圣地亚哥·纳赛尔转过来又转过去，无所适从，他被那么多同时而来的喊声弄得晕头转向了。很明显，他是想从厨房门进家的，但是，可能突然想起了前边的大门是开着的，于是转身向那儿走去。

“他来啦，”彼得罗·维卡略说。

兄弟俩同时看见了他。巴布洛·维卡略脱下上衣放在凳子上，

拿出一把弯形杀猪刀。他们在离开店铺前，不约而同地画了十字。那时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抓住彼得罗·维卡略的衬衣，高声对圣地亚哥·纳赛尔喊着，叫他赶快跑开，说他们要杀他。她的喊声是那样的急促，淹没了所有其他的喊声。“起初他吃了一惊，”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对我说，“因为他不知道是谁在喊他，也不知道喊声是从哪儿来的。”但是，当他看到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时候，也看见了彼得罗·维卡略，后者把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一下子推倒在地，然后赶上了他的哥哥。这时，圣地亚哥·纳赛尔离家不到五十米远，他拔腿向大门跑去。

五分钟以前，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在厨房里把人人都知道的事情告诉了普拉西达·里内罗。普拉西达·里内罗是个意志坚强的女人，她没有流露出半点惊慌的样子。她问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是否把事情透露给了她儿子一点，她有意说了谎，回答说圣地亚哥·纳赛尔去喝咖啡的时候，她还一无所知。迪维娜·弗洛尔继续在客厅里擦着地板，同时她看见圣地亚哥·纳赛尔从临广场的门进了家，上了小楼梯回卧室去。“我看得清清楚楚，”迪维娜·弗洛尔对我说。“他穿着白衣服，手里拿着什么看不太清楚，但是我看象是一束玫瑰花。”这样，当普拉西达·里内罗问迪维娜·弗洛尔时，迪维娜·弗洛尔还要她不必担心呢。

“一分钟以前他上楼回房间里去了，”她对普技西达里内罗说。

普技西达里内罗当时看见地上有封信，但是没有想到去拾起来。只是后来在那场悲剧的混乱中有人把那封信拿给她看时，她才知道了上边写的是什么。她通过家门看见维卡略兄弟俩手里拿着明晃晃的杀猪刀向她家跑来。从她站的地方可以看见他们，但是看不到从另一个方向朝大门跑来的儿子。“我以为他们想闯进来，把我儿子杀死在屋里，”她对我说。于是向大门跑去，一下子将门关上了。她正在拴门闩时，听到了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喊声；听到用拳头拼命敲门的声音，可是她以为儿子是在楼上，从他卧室的阳台上责骂维卡略兄弟俩呢。她赶紧上楼去帮儿子的忙。

圣地亚哥·纳赛尔只消几秒钟就可以跑进家门了，但这时门却关上了。他争取了一点时间用拳头敲了几次大门，随后便马上转过身去赤手空拳对付他的两个敌人了。“当我面对面地看他时，我胆怯了，”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因为我觉得他有平时两倍高大。”圣地亚哥·纳赛尔举起手挡住彼得罗·维卡略砍来的第一刀，那是用尖刀从右侧砍过来的。

“狗娘养的！”他喊道。

尖刀扎穿了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右手，接着又从右肋深深地扎了进去。所有人都听到了他的掺叫声。

“啊哟，我的妈呀！”

彼得罗·维卡略使出屠夫的野劲将刀拔出来，几乎就在同一个地方又捅了第二刀。“奇怪的是，刀拔出来时滴血不沾，”彼得罗·维卡略对预审法官供认说。“我至少给了他三刀，他一滴血也没有流。”挨了第三刀以后，圣地亚哥·纳赛尔双臂抱着肚子弯下了腰。他象牛犊一样哀叫了一声，企图转身背对他们。巴布洛·维卡略拿着弯刀站在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左边，当即在他的背上砍了唯一的一刀，一股鲜血迸了出来，染红了他的衬衣。“那血同他身上的味道是一样的，”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圣地亚哥·纳赛尔受了三处致命伤以后，再次转身面对他们。他背靠在他家的大门上，毫不抵抗，仿佛只是想帮助他们各处都砍几刀，最后把自己杀死。“他没有再呼喊，”彼得罗·维卡略对预审法官说。

“相反，我象是看到他在笑。”这时维卡略兄弟对着大门继续你一刀我一刀地、毫不费力地砍了起来，他们顾不上害怕，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刀光使他们完全沉浸在欢愉之中。看到他们这样行凶，全镇的人吓得喊声不绝，可是他们却听不见。“我觉得仿佛在骑着骏马飞奔一样，”巴布洛·维卡略供认说。但是，兄弟俩猛然面对现实醒悟过来，因为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了，可是还觉得圣地亚哥·纳赛尔永远不会倒下。“他妈的，表哥，”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你不知道杀一个大活人可真是不容易呀！”彼得罗·维卡略想最后结果圣地亚哥·纳赛尔的生命，便找他的心窝下手，但是他几乎到腋下去找了，因为猪的心脏是在那个地方的。圣地亚哥·纳赛尔没有倒下，因为正是那两兄弟的刀不断砍来将他支撑在门上。巴布洛·维卡略绝望了，他拼命在圣地亚哥·纳赛尔肚子上横砍了一刀，肠子顿时全部涌了出来。彼得罗·维卡略也想这么干，但是由于害怕，手腕不听使唤，一下子砍在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大腿上。圣地亚哥·纳赛尔倚在门上继续站了一会，直到在阳光下看见自己洁净发绿的肠子时，才跪倒下去。

普拉西达·里内罗在各个卧室呼喊着找圣地亚哥·纳赛尔之后，听到不知从何处传来另外的喊叫声，那不是他儿子的声音，那时她把头探出那扇朝向广场的窗子，看见维卡略兄弟向教堂跑去。雅米尔，沙尤姆手里拿着打老虎的猎枪紧紧地追赶着他们，另一些赤手空拳的阿拉伯人也在追赶。普拉西达·里内罗以为危险过去了。后来她走到卧室的阳台上，发现圣地亚哥·纳赛尔朝着大门趴在门前的土地上，想从自己的血泊中直起身子。他斜着身子站了起来，用手托着接在外面的肠子，悠悠忽忽地迈起了步子。

为了绕房子转一圈后从厨房门走进家里，他走了一百多米。那时他还相当清醒，不从街上走——那样走要远些，——而是从邻近的房子穿过去。庞乔·拉纳欧、他妻子和五个孩子，还不知道在距他家门口只有二十步远的地方刚刚发生的事情。“我们听到了喊声，”庞乔·拉纳欧的妻子对我说，“但是我们以为是欢迎主教呢。”他们正要开始吃早饭的时候，看见圣地亚哥·纳赛尔满身鲜血、用手捧着一串肠子走进来。庞乔·拉纳欧告诉我“：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股刺鼻的粪便味。”但是，大女儿阿尔赫尼达拉纳欧却说，圣地亚哥·纳赛尔仍然象往常那样潇洒地走着，那张撒拉逊人的脸，配上被弄乱了的鬈发，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英俊。圣地亚哥·纳赛尔走过饭桌时，对他们笑了笑，随后穿过卧室从屋子的后门走出去。“我们都吓瘫了，”阿尔赫尼达拉纳欧对我说。我姑母维内弗里达马尔克斯正在河对岸她家的院子里刮鱼鳞，看见圣地亚哥·纳赛尔从旧港的阶梯上下来，迈着坚定的步子朝他家的方向走去。

“圣地亚哥我的孩子，”她向他喊道“，你怎么啦！”圣地亚哥·纳赛尔认出了她。

“他们把我杀了，维内弗里达，”他说。

他在最后一道阶梯上绊倒了，但是立刻又站了起来。“他甚至想到用手掸掉沾在肠子上的尘土，”我姑母维内弗里达对我说。后来圣地亚哥·纳赛尔从那扇打六点钟起就开着的后门进了家，一下子扑倒在厨房里。

作品释疑（代跋）

——与门多萨对话实录

门：如果一个作家一生只能写出一本象样的书，那么，请问，你的哪一本书是你比较满意的？是描写马贡多的书吗？马：情况并非如此，这你是知道的。我只有两部小说

《枯枝败叶》和《百年孤独》，还有收在短篇小说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里的几个短篇背景是马贡多。其他几部作品，如《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恶时辰》、《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则以哥伦比亚另一沿海城镇为人物的活动舞台。

门：一个见不到火车、闻不到香蕉味的城镇。

马：不过倒有条河，只有坐小船才能到那个城镇。

门：如果描写马贡多的书你自己并不满意，那么，你满意的是哪类书？

马：描写孤独的书。请你注意。《枯枝败叶》中的主要人物的一辈子就是在极端孤独中度过的，此人可谓是生于斯、死于斯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里的人物也是感到世态凄凉、孤独无援。每个星期五，上校和他的老婆、还有他那只斗鸡，眼巴巴地等着有人给他送退伍补助金来，可总也等不来。《恶时辰》里的那个镇长也是孤独一生，他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饱尝了权力的孤独的滋味。

门：就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和家长一样。

马：一点不错。孤独是《家长的没落》的主题，显然也是

（百年孤独）的主题。

门：如果说，孤独是你所有的作品的主题，那么，这种占压倒优势的情感究竟应该从何处追根溯源？也许从你的童年时代吧？

马：我认为，这是一个人人都会遇到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他表达这种情感的方式和方法。许多作家，其中有些人是不自觉的，在他们的作品里就专门表达这种情感。我也是其之一。你呢？

门：我也和你一样。你的第一本书——《枯枝败叶）已经具备了《百年孤独》的雏形。今天，你对当年创作这本书的小伙子究竟怎样看？

马：我对他有点儿同情，因为他当时写得非常仓促，以为此生再也没有写作的机会了，这是他唯一的创作机会了，于是他就把当时学到手的东西一古脑儿地统统塞进这本书中，特别是他当时从英美小说家那儿学来的创作技巧和文学手法。

门：弗吉尼娅吴尔夫、乔伊斯，当然还有福克纳。说老实话。《枯枝败叶》的写法跟福克纳的（我在弥留之际）非常相象。

马：不完全一样。我运用了三种完全不同的视点，虽然没有给这三个人物起名，但他们的身份极易辨认：老头儿、孩子和女人。如果你留意的话，那么就会发现（枯枝败叶）和《家长的没落）运用了同样的技巧，表达了同样的主题（围绕着一名死者的各种视点我都用上了）。只是在《枯枝败叶》中我还不敢大胆放手，内心独白写得过于刻板了。《家长的没落》就不一样，我运用的是“多人称独白”，常常是一个长句就包含好几个人的内心独白。我在这本书里可以说做到了自由翱翔、随心所欲。

门：咱们再回过头来谈谈那个写了（枯枝败叶）的小伙子。

你那时是二十岁。马：二十岁。

门：二十岁，当时住在巴兰基利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是等别人下了班，深夜躲在一家报纸的编辑部办公室里写出这部小说来的。

马：是《先驱报》。门：对了。那家报纸的编辑部办公室我也很熟悉。里面有霓虹灯、大吊扇，空气很闷热；外面是一条大街，充斥着低级的酒吧间。现在管这条街不是还叫“下流大街”吗？

马：对，下流大街。我当时就住在那里，在妓女出没的旅馆里歇脚。一个房间一晚上要一个半比索。当时我给《先驱报》写稿，一个专栏给我三个比索，一篇社论往往给我三个多比索。我要是拿不出一个半比索付房钱，我就把（枯枝败叶）的原搞给旅馆看门人作抵押，他知道那是我的重要文稿。许多年之后，我的（百年孤独）也写完了。我在来向我祝贺、索取手稿的人群里认出了那个看门人，他还什么都记得呢。

门：为出版《枯枝败叶》，你还真费了周折。

马：整整花了五年时间才找到一家出版社。我把原稿寄到阿根廷的洛达出版社，后来给退了回来。这位先生劝我还是从事别的工作为好，不过倒还承认我这篇东西具有相当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对此我至今深感满意。

门：我想，你一定听说你的你品在法国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如果我没有稿错的话，恐怕是跟罗歇加依鲁瓦打交道的那一次吧？

马：《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交给迦里玛的，比《百年孤独》交稿要早得多。当时有两人读了稿子：胡安戈伊蒂索洛和罗歇加依鲁瓦。前者那时还不象今天这样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阅毕原稿，写了一篇出色的读后记，但加依鲁瓦却原封不动地把稿子退了回来。我不得不抓紧写《百年孤独》，目的是要使迪里玛对我的某一本书感兴趣。不过当时我的出版代理人已经在法国另外签订了一些合同。

门：你在《枯枝败叶》之后、《百年孤独》之前创作的作品（《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恶时辰）和《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结构上，突然变得现实主义了，有分寸了，严谨有力了，而且还没有丝毫的魔幻、夸张的色彩。应该如何看待这个变化？

马：我在着手创作（枯枝败叶）的时候，就坚信一切优秀的小说都应该是现实的艺术再现。可是我那本书是在哥伦比亚人民横遭血腥的政治迫害的动荡岁月里问世的，于是我的参与政治活动的朋友们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指责。他们对我说：“你这部小说什么也没有控告，什么也没有揭露。”今天看来，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了，而且是错误的，但在当时，它也促使我思考这么一个问题：我应该时刻关心国家的现实，应该对我原先的文学创作主张略加修正。很幸运，后来我这一缺陷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可当时我真是冒着打破脑袋的危险的。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的上校》、《恶时辰》，还有（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的许多短篇都取材于哥伦比亚的现实，其合理的结构则取决于主题的自然氛围。我并不后悔写作了这些作品，但是这是一种事先进行构思的文学作品，是现实美学的和独特的反映。这些书，不管好怀，总还算有始有终，没有怎么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之外。

门：是什么原因使你发生了这一变化？

马：是由于我反复考虑了我自己的工作。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终于懂得了，我的职责不仅仅是反映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而且要反映本大陆乃至全世界的现实，决不忽略或轻视任何一个方面。

门：这就是说，你用切身的体验，批驳了曾经使拉丁美洲受害不浅的名噪一时的听命文学了。马：你知道得很清楚，根据我的政治抉择，我是一个“听命人物”，在政治上是唯命是从的。门：唯社会主义之命是从……

马：我希望全世界都成为社会主义的，而且我相信，全世界迟早会变成这个样子。但是我对于我们之间的所谓“听命文学”，或者更确切地说，社会小说，很有保留。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眼光短浅的对世界以及对生活的看法，即使从政治上来说，也不会起任何作用。它不仅没有加速提高觉悟的进程，反而给延误了。拉丁美洲人民对于压迫和不公实在太了解了，他们期待着的是一种真正的小说，而不只是某种揭发材料。不少社会活动家朋友们总是迫不及待地给作家们定下了许多条条框框，告诫他们应该写什么和不应该写什么。但是这些朋友哪里知道，就在他们限制作家创作自由的同时，他们自己实质上站在一种反动的立场上。我认为描写爱情的小说和任何其它小说一样，都是极有价值的。实际上，作家的责任，如果愿意，也可以叫做革命的责任，就是好好进行写作。

门：你是如何摆脱了直接的政治现实的束缚，另辟反映现实的蹊径的？这条我们姑且称之为幻想中的现实的途径，曾促使你创作了《百年孤独》。

马：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也许这是我外祖母给我讲的故事启发我寻找到的一条途径。对于她来说，神话、传说以及人们的信仰，已经极其自然地组成了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一次，我想起了外祖母，突然发现我自己并没有创造出什么新奇的玩意儿，只是简单地在那里抓住和重复了一个充满了预兆、民间疗法、先兆症状、迷信的世界，也可以说是一个极富我们自己的特色的、极富拉丁美洲特色的世界。你不妨想想吧，咱们国家有的人只要在牛身边念几句经，就能够从牛耳朵里掏出虫子来。拉丁美洲的日常生活充满了诸如此类的奇特事情。因此，促使我写成（百年孤独）的，仅仅是由于我发现并观察了现实，我们拉丁美洲的现实，而不象历来的理性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那样，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他们本想省点力气来观察和了解现实，不料反倒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门：那么夸张呢？在（百年孤独》、《家长的没落）以及你最近发表的几个短篇小说里运用的夸张手法，在现实中难道早已有之？还是一种创造？

马：不，夸张实际上也是我们拉丁美洲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现实是十分夸张的，常常使作家们面临非常严肃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词汇贫乏的问题。如果我们说起一条河流，那么一个欧洲读者所能想象的最大河流就是全长两千七百九十公里的多瑙河，人们怎么能够想象宽阔浩瀚、一眼望不到对岸的亚马孙河呢？对于欧洲读者来说，暴风雨。波浪滚滚的河流、震天撼地的暴风雨以及能把巨大的物体卷上天空的龙卷风，都不是人的创造发明，而是存在于我们世界上的大自然的巨大威力。

门：好吧，你发现了神话、魔幻事物、夸张手法，而这一切都来源于现实，那么，语言呢？（百年孤独）中的语言极其丰富多采，这种文采，除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这个短篇之外，在你以前的作品里是没有的。

马：说来也许有点自夸，但是说实在的，我早就有驾驭这种语言的能力了，恐怕自我创作伊始就具备了，只是我一直没怎么用。

门：你是否认为作家能象一个人一天换一件衬衣那样，写一本书就改换一种语言？你不认为语言实际上就是作家的一种风格吗？

马：不，我认为技巧和语言都是一种工具，它们取决于作品的题材。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恶时辰》以及（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的几个短篇里，我用了我写新闻报道时使用的语言。而（百年孤独）则需要一种更加丰富多采的语言，使之进入另外一种现实，这种现实，我们一致同意称之为神话的现实或魔幻的现实。

门：你如何回顾你过去的作品，举例说，你最初出版的几本书？

马：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我是带着慈父般的感情看待我早期的作品的，仿佛回忆已经长大成人、离开家庭的子女。我觉得我的早期作品距今已经年代久远，而且举目无亲了。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个小伙子写这几本书的时候所遇到的种种困难。

门：这些困难你今天轻而易举就能解决了。马：是啊，这些困难今天就算不上困难了。

门：在你的早期作品和后来使你举世闻名的作品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马：有的，我自己也觉得有必要了解这种内在联系并加以保护。

门：当然是精心编排的罗。

马：那当然。

门：这本书你花的时间最多。

马：总共十七年。而且还两易其稿，第三次才写成功。

门：你现在认为《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最好罗？马：是的。

门：你是从哪个方面来衡量的呢？马：我是从这个方面来衡

的，在这部作品里，我真正做到了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种情况我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在别的作品里，题材常常会牵着我的鼻子走，人物会挑选另一种生活，而且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门：这倒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奇特现象了。

马：不过我当时倒想自己能以强有力的控制来写一本书，我认为，这一点我在《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案》里做到了。这部作品

在结构上很象侦探小说。

门：很奇怪，你从来不把《百年孤独》列入你的优秀作品中去，许多评论家可把这部小说推崇为无可媲美的呢。你真这么怨恨这本书吗？

马：是的，怨恨它。它差一点把我给毁了。出版之后，一切跟以前不一样了。

门：为什么呢？

马：因为声誉扰乱了现实的意义，也许人一旦有了权也一样；另外，对于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它也是一种经常的威胁。很不幸，谁要不是深受其害，是绝不会相信的。不过我很清楚，它是我使出了浑身解数、运用了所有的写作技巧才写出来的，这倒促使我在动笔之前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我以后写的书准能赶上它。

门：把它击败。

马：是的，击败它。

描述

[←1]

《安提戈涅》系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的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85-406）的名著。

[←2]

拉美流行的一种舞曲。

[←3]

长度单位，一夸德拉等于125公尺。

[←4]

法语：伊芜特夫人昨晚去世。

[←5]

传说耶稣背着十字架走路，打算在一个犹太人家门口歇歇脚。犹太人硬是不允许。上帝为了惩罚那犹太人，叫他终生不停地到处游荡。

[←6]

“拉屎”一词在西班牙语里是一个很粗俗的词，一般女孩子很难说出口。因此，老太太才说是“粗话”。

[←7]

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30-470），古希腊卓越的唯物论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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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帖儿”在西班牙语里是P2squin，该词来自Pasquino。作者引用的那段话即是字典里对Pasquino的解释。该词还有个引申义。罗马人把一尊神像称为Pasquino，于神像底座上时常张贴哑谜，而于另一尊成为Mafofor的神像底座上贴出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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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英国航海家，曾对西班牙美国殖民地进行过几次海盗式的远征。

Table of Contents

枯枝败叶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巴尔塔萨的一个奇特的下午

蒙铁尔寡妇

周末后的一天

礼拜二午睡时刻

纸做的玫瑰花

咱们镇上没有小偷

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恶　时　辰

巨　翅　老　人

世界上最漂亮的溺水者

埃伦蒂拉与残忍的祖母

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作品释疑（代跋）

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