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绪论 神话与事实

- 第一部 学习者

- 第一章 菩萨的义子

- 第二章 新世界的分水岭

- 第三章 「我思故我在」

- 第四章 空谷足音

- 第五章 红楼梦

- 第六章 民众的大联合

- 第七章 呼吸世界革命

- 第八章 「以俄为师」

- 第九章 布尔什维克战术的教训

- 第二部 革命者

- 第十章 加入国民党

- 第十一章 希望与失望

- 第十二章 与蒋介石斗法

- 第十三章 统一战线瓦解

- 第十四章 走上苏维埃之路

- 第十五章 井冈山上红旗飘扬

- 第十六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第十七章 在共产国际羽翼下

- 第十八章 共产党式狗咬狗

- 第十九章 长征

- 第二十章 西安事变

- 第二十二章 巩固对中共的控制

- 第二十三章 斯大林、毛泽东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 第三部 独裁者

- 第二十四章 红色麦加朝圣

- 第二十五章 韩战

- 第二十六章 新民主主义的矛盾

- 第二十七章 社会主义工业化

- 第二十八章 大转折

- 第二十九章 思想大解放

- 第三十章 大跃进

- 第三十一章 饥荒与恐惧

- 第三十二章 「海瑞罢官」

- 第三十三章 造反有理

- 第三十四章 红卫兵的悲剧

- 第三十五章 五七一工程疑云

- 第三十六章 赤皇驾崩

- 尾声

- 附录一 毛泽东年表

- 附录二 系谱

- 附录三 主要人物

- 关于

- 封底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祖父乔治。鲍里索维奇·厄伦堡，一位苏联的中国研究专家，也是最早为毛泽东做传的作者之一，他的作品为我带来深远的启发。

——亚历山大·潘佐夫

绪论 神话与事实

历史人物应该有客观的传记。可是，即使在最佳状况下要写出这样一本传记，挑战也很大。传记作家必须探索似乎没完没了的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数据源（经常涉及多种语文）、翻遍无数档案的内容、筛析真相事实和谣言虚假、在公开角色与私下角色之间找出平衡，判断传主一生的智愚。

传主若是死守秘密的封闭社会领导人，困难度更要加倍。要为现代中国的创建人毛泽东写传，尤其如此。但是，现在距他在一九七六年去世已经三十五载，中国已发表重要的新文件，我们又可独家取得前苏联的重要档案，因此对于现代史上这位最重要的中国领导人已经可以得出更清晰、更精细、更完整的图像。这是这本传记的目标。

其实，自从一九三六年七月，美国新闻记者艾德加·史诺（Edgarsnow）首度写下毛泽东的生平故事以来，毛泽东已是无数西方文字写作的传记之主角。一年之后，史诺以这篇故事为中心写成《红星照耀中国》fdStarOverChina）①，这本影响历史深远的书迄今仍在印行。从西方文字写作的毛泽东传记脉络而言——我们写的这本传记很显然不合这个脉络——很值得说明为什么这个游击队头目转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和这位年轻的美国记者会面。

史诺在一九三〇年代中期已是知名的新闻记者，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极端同情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他的文章散见于《纽约前锋论坛报》（NewYorkHeraldTribunes）、《外交事务》（ForeignAf，airs，）、《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Eveningvost）等主流媒体，享有思想独立的声誉，并不像在中国的其他左翼记者那样公开夸耀他们的亲共观点。

也正由于这份声誉，吸引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注意。他们打算利用这个三十一岁的美国人改善他们的公共形象、扩张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史诺也有他本身的理由要找毛泽东。他是个雄心勃勃的记者，有追求重大新闻的本能，当然不放过可以轰动四方的独家报导的机会。两个人①译按：RedstarOverChina 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当年为逃避国民党取缔，中文本改名《西行漫记》发行。又，大陆将作者名译为斯诺。

都想利用对方。史诺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三日抵达陕北的保安，两天前毛泽东才在这个边区荒城扎营。毛泽东正在躲避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委员长的追剿，国军已经痛击中国红军。

毛泽东同意接受史诺一系列访谈；访谈中，他首先详细叙述童年身世及青少年时期的故事，然后才畅述他作为共产党革命家的事业。共产党挑选史诺是个很聪明的决定。这个容易受感动的美国人把毛泽东看成明智的圣哲之君、相貌像林肯、聪明、和气、有自信。 两人一连多日在窑洞里秉烛夜谈，史诺拚命在笔记本上记下毛泽东的独白，很快就成为毛泽东的记录员、而不是有判断力的记者。任务一完成，史诺带着宝贵的笔记回北平，开始整理文稿，写成《红星照耀中国》。

果如毛泽东和史诺所希望，《红星照耀中国》大为轰动，西方国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左翼人士尤其喜欢它。它把毛泽东细腻地描绘成罗曼蒂克的革命家，在已经对日益专制、一板正经的蒋介石失去信心的西方读者心目中，触动同情的神经。史诺这本开路先锋作品替日后许多同样或甚至更同情毛泽东的作者所写的传记定了调。日后的著作和史诺的书只有一个重点完全不同。史诺认为毛泽东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忠实的信徒，其余作家则认为早在一九三〇年代末期，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已变得威权专制且自力更生。根据这一派观点，毛泽东身为独立自主的思想家和主角，基本上已和莫斯科保持距离，不像在党内斗争中败给他的那些死守教条的中国斯大林派。毛泽东有骨气，是真正的中国革命家，不是斯大林（J.Stalin）的跟班。这正是想向美国读者解释中国革命的作者，觉得毛泽东有魅力的特征。

早在一九四〇年代末期、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布兰德（ConradBrandt）和诺斯（RobertNorth）等美国中国事务专家，就举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以及他对中国的观点为例，提出他自有一套「独立」见解的说法。这套说法日后成为经典之论。？他们写说，斯大林不信任毛泽东，认为他是「农民民族主义者」、不是共产主义者。甚且，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农村革命情势上涨，正足以证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具有「历史角色」的观点，乃是错误的。中国的「农民革命」乃是后殖民世界全面农民革命这个戏剧化时代的序幕。苏共和中共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分裂之后，俄国和中国学者也接受同样的思路。

同时，毛泽东也摇身一变，从脚踏实地的革命家变成一九六〇年代某位传记作家笔下的「蓝蚂蚁的皇帝」（指的是中国人全都穿蓝色衣服）。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毛泽东迁入从前皇室居住的北京紫禁城。往后几年，除了亲近同事和随从人员，别人愈来愈不容易接触到他。每次公开露面，事先必经仔细规划；接受访问和公开讲话也愈来愈深奥难解。毛泽东在世时出版的西方语文传记，包括著名的中国事务学者施兰姆（StuartR_schram）一九六七年推出的最佳巨作^在内，大体上依据的都是中国共产党已发表的文件；毛泽东发表的文章、讲词和声明、和毛泽东晤谈过的外国访客之印象、少数政治上的熟人和敌人的回忆录，以及各种零散的数据。毛泽东具有独立性、能够有创意地把马克思主义调适进中国的环境，一直都是这些传记的中心论述。

乍看之下，这个论述颇有根据。直到一九四九年底，毛泽东从来没去过莫斯科，斯大林也完全不认识他。同时，称毛泽东是「反列宁主义」、指控他犯了「托洛茨基主义」这项滔天大罪的负面报导，不时从中共党内外消息管道传到莫斯科。因此，赫鲁晓夫（N.s.Khrushchev）说斯大林认为毛泽东是「住窑洞的马克思主义者」，显然也合乎逻辑。 一九五〇年代末期，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谴责斯大林主义之后，毛泽东本人也经常回忆说，他意识到斯大林不相信他。然而，仔细检视之后，关于毛泽东和斯大林、苏联关系的这类定论，其实并不正确。事实上，近来出现的苏联和中国档案透露，毛泽东是史达林忠实的追随者，按捺着性子向他的主子一再表示效忠，直到斯大林过世之后，才敢脱离苏联模式。

这一项揭露是值得彻底再评价毛泽东的许多原因之一。真相早就躺在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communistInternational,Comintern）的秘密档案中。直到最近-这些档案才全部或局部公开。关于毛泽东政策、观点和私生活有许多新揭秘，最有趣的部分包含在莫斯科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党部档案室有关毛泽东及其敌人、友人未出版的文件当中。

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不久就开始组织这个档案室。打从一开始，它的主要职责就不只限于搜集与布尔什维克党史有关的文件，也负责搜集与国际劳工及共产主义运动史有关的文件。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它所有的文件数据全部移交给中央党部档案室。一九五〇年代，共产情报局（CommunistInformationBureau,Cominform）的档案也都存放到那里。最后，一九九九年六月，前共产主义青年团档案也并入这个搜藏。今天，这些整合起来的档案被称为「俄罗斯社会暨政治史国家档案」（Russian State ArchiveofSocialand Political History）。稍微介绍一下这些档案的内容，就可以知道它们是我们写这本毛泽东传记努力挖掘新数据的重要来源。

第一，它们是全世界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苏联共产党党史文件最大的搜藏所。它们搜藏大约两百万份书面文件、一万二千一百零五份照片材料和一百九十五部纪录像片，分为六百六十九个主题。档案的核心部分是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十分丰富的文件。它们包括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卷宗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种账册及财务收据、共产国际和布尔什维克党给中国的指令、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rTrotsky）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派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秘密报告、许多重要的中国革命家之相关个人资料。

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私人文件的搜藏，特别有意思。不像其他许多档案材料，即使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叶尔辛（B.Yeltsin）意识型态「解冻」的短暂时期，这些文件也不开放给大多数学者。它们一直锁在档案室的最高机密部门。即使今天民众要借阅这些档案也受到高度限制。只有本书作者之一潘佐夫（AlexanderV.pantsov）等极少数专家，才获准借阅这些材料，而且因与馆方人士及当今俄罗斯学者私交甚笃才能够持续接触到它们。这些管制材料包括三千三百二十八个卷档，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王明和其他许多中共高阶党员的相关资料。

有关毛泽东的卷档最令人叹为观止。它包括十五卷非常独特的文件，有他的政治报告、私人信件、毛泽东和斯大林、斯大林和周恩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会谈速记记录、由苏联医生汇整的毛泽东病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和共产国际特务的秘密报告、有关毛泽东妻儿子女的个人数据，包括早先大家都不知道的第九个小孩在莫斯科出生的证明、由他在中共党内政敌执笔控诉他的报告，还有许多苏联大使馆和KGB 特务从一九五〇年代末期至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就中国政治局势呈报的密电。我们是首开记录可以利用所有这些材料的毛泽东传记作者——这些材料在重新评价毛泽东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时，乃是无价之宝。

补充这些俄罗斯及中国档案的是近年来在中国出版的许多传记材料、回忆录和手册。其中有毛泽东的秘书、情妇、亲友故旧的回忆录和日记，全都有助于我们重新解读毛泽东的一生。同样重要的是北京中共中央委员会持有的一批受到严格管制的文件，这些档案近来因中国历史学者的努力而为人所知。档案内括十三册的毛泽东手稿集，时间上溯至中共建党之始。

另外有七册毛泽东韶山的家族年谱、毛泽东的私下谈话记录、毛泽东之前未公开的草稿、演讲稿、建议、评论、笔记及诗词。

我们这本毛泽东传记是根据以上所有这些独特档案及最新出现的文件，再加上许多熟悉毛泽东的人士之访谈录所写成。因此，它的数据最新。近来张戎和哈利戴（JonHalliday ）著作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TheUnknownStoryO 遭学术界批评，指它不可靠、判断歪曲。？我们设法避免这些缺陷，比其他任何传记作者更仔细地、严谨地采用广泛的数据源，审慎评估证据，提出不受政治考虑影响的坚实、有力的判断。

这种冷静的态度使我们可以呈现出这位伟大的舵手之多样性面貌——是革命家、也是暴君；是诗人、也是专制者；是哲学家、也是政客；既为人夫、又四处留情。我们展现出毛泽东既非圣人、也非恶魔，只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的确尽全力要为国家带来繁荣，并争取国际尊敬。可是他犯了不少过错，自陷于政治和意识型态乌托邦的死巷，并且沉浸在个人崇拜之中，身边簇拥着一堆阿谀谄媚的廷臣。毫无疑问，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乌托邦者之一，但是他和列宁、斯大林不同的是，他不仅是个政治冒险家，也是个民族革命家。他不仅推动激进的经济、社会改革-也在原本半殖民地的中国完成民族革命，并且统一了深陷内战的中国大陆。原本被先进的西方世界及日本所鄙视的中国及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手中争回了世界的尊敬。

可是，他的国内政策造成全国大悲剧，数千万人断送了性命。

我们也试图写出一个有血有肉、有趣的人的故事，花了相当篇幅讲述毛泽东的性格、个人及家庭生活，以及他的政治和军事领导。本书有许多摘自回忆录和访谈录的有趣故事，呈现毛泽东为人子、人夫、人父、朋友、情人，以及战略家、理论家、政治家和政治斗士的诸多面貌。我们从许多角度展现毛泽东也有七情六欲，会陷入深邃的忧郁，也会有飞涨的激愤，是个有强大意志力和野心的人物，在他担任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时，实际上获得无限制的权力。我们的目标是画出鲜活的图像，希望能使对毛泽东和中国所知不多的读者有兴趣一读。我们也试图描述毛泽东所遇到的五光十色的众多人物，以及他在中国居住、念书、工作和休憩的地方，从他出生地韶山冲到过得有如皇帝的紫禁城都会提到。我们这本书透过它最重要的领导人叙述现代中国的历史，试图传递中国的感受、气味和感触。

我们的研究也发现许多有关毛泽东生平的惊人的新事实，需要修正我们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以及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既有的共同认识。根据广泛的研究，我们记载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建党至一九五〇年代初期持续依赖莫斯科财务支持。仔细注意毛泽东的一生，我们发现只有考虑到它持续依赖莫斯科对它下达权威的政策指导和指令，才能理解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关张国焘、周恩来、刘少奇、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王若飞、陈云、李立三、高岗、俞秀松及其他人的档案材料也显示，中共依然听命于斯大林及其副手，他们不但控制共产国际，手上也掌握着中共领导人的命运。我们从中共主要人物因为所谓的错误或「托派活动」被迫接受无数的、羞辱性的盘问及自我批判，可以看到这一点。甚至，还有证据显示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考虑公审周恩来、刘少奇、康生、陈云、李立三及其他人在内的共产国际官员。如果不是他放弃这个计划，许多中共领导人或许就成为他的枪下幽魂。不过，有些文件显示，他谋杀了大多数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代表团人员（举行时间为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

斯大林没把毛泽东列入「黑名单」。斯大林本人及共产国际的确协助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崛起掌权。其实，毛泽东并不像东德的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保加利亚的托多尔·日夫可夫（Todor Zhivkov）或依附于莫斯科的其他中欧、东欧共产党领导人，但是我们不再有怀疑，他的确忠于斯大林，向斯大林寻求指导与支持（我们谈到毛泽东、斯大林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〇年一月的会谈，就会透露这方面的内情。同样有密切关系的是，我们会叙述韩战期间毛泽东和斯大林局促不安的关系。史达林并没有打算统一韩国，而是设法让美国不只和北韩交战，也和中国冲突，希望藉此削弱美国。斯大林企图进而在全球掮风点火掀起革命）。一直要到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三月去世之后，毛泽东才开始与苏联领导人保持距离。他觉得赫鲁晓夫是不值得信任的小丑，刻意蔑视他。我们会显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个人不和，是中、苏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到了一九六〇年代末期，中、苏交恶已升高到一个程度，却经常被低估。依据前苏联的秘密档案，我们显示在一九六〇年代末期，中、苏关系已紧绷到苏联领导人甚至开始考虑武装介入中国事务，例如针对中国的工业重镇发动原子攻击或炸毁中国的原子基地。

我们也试图呈现年迈的毛泽东于一九五〇年代末期至一九七六年九月去世这段期间一个鲜明、客观的图像。这段期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一九五八至六一年）和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至七六年），企图大胆依循独特的毛式社会主义路线改造中国社会，却造成极大规模的悲剧。这些事件全都根据新的档案材料检视，目的是指出其狂妄的目标和中共高级领导人彼此之间的权力斗争；毛泽东因为上了年纪，对他们日益疑神疑鬼，技巧地加以操纵以遂其目的。

和传统观点不同的是，我们显示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毛泽东最后的夺权斗争，而且是非常不幸、有许多严重瑕疵想达成其乌托邦理想——要在新的理想社会建立新的理想公民——的努力。到了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重建社会政治关系还不够。即使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人还是有惰性、自私自利。每个人都会潜藏贪婪的自我，梦想重回资本主义。

因此，如果听任发展，即使共产党本身也会堕落。他因此得到一个信念：若不先捣毁中国文化里的旧传统价值，就不可能建立共产主义。然而，他显然低估了人性。这个误判不仅造成文化大革命失败，也使毛泽东主义的计划全盘破灭。毛泽东所拟想的粗糙的威权专制共产主义制度、一个严厉统制的社会，随着毛泽东本人去世也埋入地下。

总结而言，身为历史学者，我们的职责不在责备或赞颂毛泽东。我们给自己订的职责是，尽最大努力详细地呈现二十世纪一位最有权有势的政治领袖。我们希望本书有助于读者对毛泽东、对他所生长的时代和国家、对他所创造的中国，有更深入、更正确的了解。

第一部 学习者

第一章 菩萨的义子

华南的小村韶山冲位于湖南省湘潭县，挤在一个狭窄山谷间，两侧峰峦布满长青树木和水稻田，顶上是碧蓝天空。远处的韶山即是村子得名的源头，是佛教徒尊奉的名山。从省会长沙有一条铁路支线通到邻近的镇甸，它也叫作韶山。两地相距一百六十公里，火车要走大约三个小时。有一排巴士停在火车站前广场等候游客。车掌高声呼唤：「毛主席的故居！毛主席的故居！」巴士在乡间小路颠簸个半小时，经过一片片水稻田和荷花池之后，会把你带到一栋十三个房间的砖房改装的纪念馆。纪念馆左、右两侧是略小的、类似的典型农舍。气氛就像典型的农村小区。这个小村就和湖南省其他许多村庄一样，但是它的特色就是这里出生了一个改变国家历史的人，尽管过世多年，全世界仍可感受到他的影响力。

这个山凹小村的许多居民都姓毛。这是毛氏家族定居的地方。所有毛氏宗亲的开基祖是江西省出生的一位英勇战士毛太华。他在十四世纪中叶投效朝廷军队到云南省对抗蒙古人（蒙古人自二一七？年代一度统治中国）。

蒙古的主力部队被曾经出家为僧的朱元璋起兵击败。朱元璋于一三六八年自立为新皇朝大明皇帝。毛太华在边省云南娶当地女子为妻，一三八〇年带着妻小回到湖广（今之湖南），于湘潭南方的湘乡县定居。大约十年后，他的两个儿子往北迁到湘潭县，落户在韶山冲。他们是韶山毛氏的始祖。

中国未来的最高领导人于农历蛇年十一月十九日生于这样一户家庭，父亲为毛贻昌。这是一六四四年即统治中国的大清光绪十九年。光绪皇帝载湉于一八七五年登基，年仅四岁，由姨妈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依据西洋历法，毛贻昌在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喜获麟儿。

毛泽东的父亲高兴得不得了，可是母亲却很忧虑。婴儿块头很大，她生怕自已养不了他。她已经生了两胎男孩，却都早夭。她用布巾包起婴儿，上山寻访一位尼姑，两眼噙着泪水，恳求师父代为照顾婴儿。但是女尼拒不接受。婴儿看起来挺健康，不需要为他太过担心。这位隐居深山的女尼建议多祈祷神明庇佑小孩之外，要忧心忡忡的母亲带儿子回家去。母亲抱着儿子，匆匆赶回邻县的娘家，途经一座盖在约三·七公尺高巨石上的观世音菩萨庙。身心倶疲的她，趴跪于地，祈求观世音菩萨认养她的儿子。

依据传统，要立刻向新生婴儿的外公外婆报告。生儿子、弄璋之喜，要送呈他们公鸡；生女娃，是弄瓦，则送上母鸡。

中国人把胎儿在母体里那九个多月，视为生命的第一年，因此婴儿呱呱落地，就算一岁。有一项古老的仪式要求以父亲的旧裤子做成襁褓，包覆婴儿。更旧的裤子据说可以吸走任何传染病菌，则挂在婴儿床上方。婴儿生下第三天才当着首度允许探望新生儿的亲友面前洗澡。婴儿首浴当天，做父亲的要备牲礼祭祖，并且在婴儿洗澡的热水当中放一颗洋葱和一块生姜，象征身心健康。母亲抱起婴儿，把他递给助产士。助产士把洋葱根放到婴儿脑袋上方，喃喃有词祷告说：「先要聪明、次要智慧、第三才是狡黠。」然后她把一副锁在婴儿的嘴、双臂、双腿比画比画，叮咛：「要安静。」婴儿胸部放一把秤，以便他长得粗壮，熟鸡蛋放脸颊以示祈求幸福。还用红丝线绑个银元挂在婴儿手腕。满月之后，婴儿才可剃头，只在两侧太阳穴上方和颈背留点头发。这是非常重要的场合，因为也要给婴儿命名。这时候宾客再度登门，送上钱、猪肉、鱼、水果及彩蛋为贺礼。

自古以来，父母亲在命理师协助下给新生儿命名。毛贻昌依据传统，请教本地的命理师。命理师说，婴儿八字缺水，建议毛贻昌儿子的名字要有「水」。 命理师的希望吻合毛氏系谱要求。每一代男丁名字各异，但一定会有一个特定的汉字作为代表辈分的字。毛贻昌这个新生婴儿是毛家第二十代，排在「泽」字辈，它的左边部首就是水。泽字有两个意义，一是润泽，而润泽即是仁慈、善良、推己及人。毛贻昌选了「东」字作为儿子的名字。泽东两字不寻常的美——「泽被东方」。另外，又根据传统，男孩子还应有「字」，以便用在特别的庆祝场合。毛泽东的字为「润之」。不过，毛泽东的母亲给他取了另一个名字「石头」，用意是保护他不会遭到不幸，也凸显他是观世音菩萨的义子。由于毛泽东之前已有两个早夭的哥哥，他排行老三，母亲喊他「石三伢子」。

毛泽东生在一个小家庭。除了父亲、母亲，家里只有祖父（毛泽东祖母刘氏在他出生前九年、即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日去世，得年仅有三十七岁）。毛家只住东厢或左侧一半房子；邻居住另一半。房子前方有水塘和稻田，后方则是松树和竹林。村子里六百户人家，几乎无一不穷。在小块田地上终年辛苦耕作，仅有微薄收入。

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一辈子都穷困，给儿子留下一大堆债务。但是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能够脱离贫困。他是家中独子，生于一八七〇年十月十五日。十岁时就被家里包办婚姻，说好要娶大他三岁半的文七妹为妻。五年后，两人成亲。婚后不久，迫于父亲的债务，毛贻昌只好到湘军服役（湖南因为省内主要河流湘江，因此通称湘省）。经过一段时间后，借着当兵粮饷的结余，他终于赎回父亲失去的土地，成为独立自主的农户。他为人粗鲁、暴躁，但是克勤克俭。毛泽东的女儿显然是从她父亲那儿听来，她说，她爷爷毛贻昌常说：「贫穷不是因为吃太多或花太多的结果。贫穷是因为不会节省。能够节省的人会有足够资财生存，不懂节省，坐拥金山，也会坐吃山空！」 毛贻昌的太太心地善良，为人慷慨厚道，帮他做人，村民称赞她「素勤」。 毛泽东十岁那年，祖父过世。毛贻昌凭着难以想象的节俭，设法积攒一些钱，又买了一些土地。 八年前，大弟弟毛泽民出生；祖父过世之后，又添了小弟弟毛泽覃。除了这些小孩以及毛泽东出生前即已夭折的两个儿子，毛泽东的父母还生了两个女儿，可是也都早夭。

毛泽东的母亲信佛十分虔诚，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他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经常陪母亲上佛寺，而她梦想长子或许会出家当和尚。可是他父亲并不信佛，不过也没特别反对。虽然外表不显露，他对菩萨秘密尊敬。毛泽东告诉史诺「有一天，他出去收帐，路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猝然遇见人，慌忙逃跑了。我父亲却感到更加吃惊，对于他这次脱险的奇迹，他后来想得很多。他开始觉得是不是得罪了神佛。从此，他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虽然毛贻昌敬畏菩萨，但他认为长子多学点儒家智慧——这是古代大哲孔子（公元前五五一至四七九年）及其追随者流传下来的传统哲学——比较有用。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以儒家原则为基础，它要求人的道德完美。

根据孔子的教诲，人必须履行上天赐予的「理」，其中重要的是「仁」、「孝」与「德」。唯有遵循天理，人才能达致道德理想，而它正是儒家的至高目标。

个人的良知决定一个人是否真正奉行孔子的教诲，但是就实务面而言，人若不熟悉孔夫子的学说，不可能有事业前途。能够引经据典畅述孔子言论，才能获得官职。不熟悉孔子的《论语》和其他经书，如《孟子》、《大学》和《中庸》等，被认为是不学之徒。

因此，只念过两年书的毛贻昌渴望长子能够精娴儒学，也就不足为奇。

毛贻昌曾经因为不会引经据典加强论述，打输一场土地官司。法院判熟读经书的被告赢。毛泽东的女儿写说，她祖父当下下定决心：「要让我的儿子成为有学问的人，能够替我出头。」 毛泽东因而被送到韶山念私塾，老师要求他熟背各种经书。

毛泽东背圣贤书、熟记圣贤教诲，纯为实用，好在适当时机引述一句得体的话，在辩论中赢过别人。孔夫子的道德、伦理观在他心灵上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毛泽东的女儿叙述她父亲有一次如何辩赢了他的老师。

她写说：

有一天天很热，老师没到学堂。父亲提议同学们一道去游泳。当老师发现学生们赤身露体裸泳，认为非常不合礼节，决定惩罚他们。

但是，父亲从《论语》里引述一句孔子称许洗冷水澡的话。父亲翻开书，找出他需要的那句话，高声朗诵孔子说过的话。老师这下子记得孔子是曾经说过这句话，但是他丢不起脸。盛怒之下，他找祖父告状：「你们家润之真的令人受不了。一旦他知道得比我多，我也就不再教 他！」毛泽东也擅长在和父亲私下辩论时，引经据典来驳他。毛贻昌喜欢责备他不孝和懒惰。有时候毛泽东辩赢，可是争辩的结果往往是他倒霉。他父亲对孔子种种教条，最重视的莫过于孝道的要求。当儿子胆敢顶撞时，他就祭出家法、动鞭子打。他痛斥毛泽东：「我打死你这个不守规矩的杂种。」 他也鞭打另外两个儿子。尽管毛泽东的母亲护着儿子，但通常无济于事。

家庭冲突、父亲粗暴、他深爱的母亲无力护子，无可避免地影响毛泽东的性格。他成长为一个热切、驴傲的逆子，顽固程度不逊于他父亲，这一点父子俩真像。w 面对恼怒父亲的严峻脾气，毛泽东本人变得日益苛刻、任性。

他的顽固除了家庭根源，可能也有人种因素。湖南人做菜爱吃辣椒，脾气急躁是全国出名。一般人都说，湖南人「和湘菜一样火爆」。

多年之后，毛泽东对于家庭中的冲突提供半开玩笑的马克思派的解释。

一九三六年七月，当他接受美国记者艾德加。史诺专访时，他说：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我的父亲……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就开始做贩运谷子的生意，赚了一些钱。

他成了「富」农之后，就用大部分时间做这个生意了。他雇了一个长工，还叫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干活。我六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做生意并没有开铺子，他只是从贫苦农民那里把谷子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得到个高一些的价钱。在冬天碾谷的时候，他便多雇一个短工干活，那时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饭……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隔了一会儿，毛泽东笑着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毛泽东指的是大弟弟毛泽民，因为小弟弟毛泽覃还未出生〕。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

一般父亲和长子之间的争吵非常罕见。毛泽东却当着别人的面和父亲激烈争执，这是难以想象的大逆不道行为。毛泽东接受史诺访谈时，对于父亲提到：「我学会了恨他。」毛泽东那节俭成癖的父亲继续聚财。他不再买进土地，但他典进了许多别人的地。他的资本增加到了两、三千中国银元，算是相当大的财富。

中国大部分农民非常贫穷。大体而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大清中国是极端落后、蛮荒和中世纪的国家。资本主义才刚萌芽，对社会尚未有重大影响。当时的资本主义企业设置在上海、天津和武汉这类城市，远离韶山。只有上述少数城市才有所谓经济繁荣。农村的生活与远古无殊。大部分农民不预期能从市场经济受惠。秋天时，他们典型地必须以极大的折价，出售一部分自己很有需要的谷物，给类似毛泽东父亲那样的奸商，来偿付债务。到了春天，粮价上升，他们又必须买回相当数量的谷物。一来一往过程中，他们遭逢沉重的财物损失，只是为了避免饥寒。 穷光蛋和农村的低层阶级，包括流浪汉、无家可归的乞丐和其他痞子占了全国人口相当高的比例；全国约四亿人口中有四千万至四千五百万人，对一般生意人和商贩非常没有好感。中国全国有十分之一的人既贫穷又无业可就。迨些人轻蔑地称呼毛泽东父亲这种农民为「土豪」或吸血鬼。由于城市里头没有太多现代企业可提供就业机会，大部分中国人被局限在自己的家乡。

至少有些人在家乡能找到一点零工，尤其是春播、秋收季节。但是绝大多数人没有这种福气。一群又一群衣衫褴褛、肮脏的人在农村路上游荡，乞讨救济。市集广场上经常有农民把年轻女儿、甚至儿子放在竹篓里、举牌子要出售他们的儿女。

许多农民加入「三合会」等黑手党似的帮会，从事抢劫土豪的勾当。

残暴的叛乱不仅在湖南、在其他省份也经常发生。

一九〇六年寒冷的冬天，离韶山约二百四十公里的萍乡县正在酝酿一场由洪江会发动的大叛乱。洪江会是势力遍布华南及东南各省的「洪门」的一个支会。它在湖南和江西两省交界、韶山和萍乡之间特别活跃，它要反清复明（满清于十七世纪中叶推翻明朝）。「小刀会」会员受到一种外人根本不明白、很独特的宗教仪式所约束。他们誓言在任何情况下要相互帮助，他们相信神奇的道教、佛教驱魔镇邪的方术以及其他巫术。他们练武，认为武术和气功可使他们刀枪不入。

洪江会在萍乡起事后，公开唱出两个口号：一、「反清复明」，二、「劫富济贫」。起事的传闻很快在江西和湖南邻近县份传开。乱党以大刀、长矛和剑为武器，肆虐地方，攻击土豪的家宅、劫掠劣绅的财物——贫农称呼富有的农村士绅为劣绅。他们抢走这些相对富足的农民之钱财和补给，在他们家饮酒作乐。一部分偷抢来的物品分配给了穷人。十天后，政府军队敉平乱事，但是本地人久久不能恢复宁静。张国焘是萍乡人，当时只有九岁，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党员之一、也是毛泽东权力斗争的主要对手。

他同情起事的农民，但是他被吓坏了。张国焘鲜明地记得这一幕：我们三个小孩子一路走去，并未遇着阻拦，沿途也有些来往的行人，空着手和挑着东西的都有，静悄悄的匆忙走过。我们走到约五里路的地方，到了文家所开设的一间小杂货铺……那店铺里的管店先生认为风声很紧，不可走夜路，而他又因店铺无人看守，无法抽身护送我们；因此留我们在店里吃饭过夜，我们也就答应了。

大约是半夜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些身背马刀喝醉了酒的大汉，把我们从床上抱起来放在店铺的柜台上。我们从梦中惊醒，看见他们抽出刀来，吓唬我们。有的说：「杀掉这三个小孩祭旗吧！」有的说：「试试刀也好呀！」那位管店先生却急于为我们解脱，请求他们让小孩们好好去睡觉；并邀请他们喝酒吃东西，原来那管店先生和那些大汉竟是同党，他的话因而发生了效力。那些大汉闹了一阵，后来也就离此他往了。我们三个小孩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回到卧室去，惊慌减少下 来，重入睡乡。同样的乱事也在其他地方发生，连湖南省城长沙都不得幸免。韶山本地的秘密会社哥老会很快得到其他贫穷农民的加入，也起来叛乱。由于粮荒，穷人要求富户接济，他们发起一个「吃大户」的运动。毛泽东回忆说：「我的父亲是一个米商，他不顾本村缺少粮食，将许多米由我们的乡村运到城里。其中一船米被穷人劫去，他气得不得了。但我对他不表同情。同时，我以为村人的方法也是错误的。」暴民受到残酷镇压。新巡抚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颅挂在旗竿上，作为对今后的「叛逆」的警告。部队亦奉派到韶山去剿平哥老会。他们的领导人也被捕、遭到斩首。

在中国，处决人犯公开为之。犯人穿上无袖短衫，背后以墨笔注明「土匪」或「杀人凶犯」。他们双臂反绑，坐在板车上游行城市或乡间，前后各有武装士兵戒护。老百姓夹道看热闹。有人还全程跟着板车走。士兵们最后把人犯从车上拉到挤得人山人海的广场。其中一名士兵把大刀递给同僚，趋前向人犯跪拜，请求原谅奉命行刑。据说，这可以保护他免受冤魂报复。

这个仪式也让死囚保留颜面，得到最后少许的尊敬。现在轮到死囚跪下，刽子手迅速一刀挥下、砍下他的脑袋。然后，群众即散去。农村生活相当沉闷、无聊，因此公开处决人犯还颇能引起兴趣。如果游街过程，死囚还能唱歌、呼口号，展现视死如归的模样，那就更有意思。群众中有人会为他喝采，大叫：「好！好！」暴力带来暴力。毛泽东、张国焘及其他许多未来的共产党革命派的性格，就在这种气氛之下，习于人命不值钱、犹如草芥，老百姓夜以继日努力劳动才勉强温饱、冀望能够脱贫之中锻造。毛泽东自己也承认，农民造反在他童年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影响了他一生。毛泽东本人也说，中国文学，尤其是历史小说讲些起义、叛乱、造反的故事，也对他的世界观及意识产生巨大影响。他反复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和《西游记》等形容传奇武将、战士、冒险家和民众起义领袖的故事。它们歌颂战士彼此之间的歃血兄弟理想、确信实体力量。它们的英雄呼唤着他起而反抗传统。毛泽东母亲对菩萨的祈祷没有用。她心爱的儿子不会走观世音菩萨的神圣之路，宁走流血、暴力和革命的路子。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孔子的伦理哲学也引不起他的兴趣。毛泽东向史诺承认：「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 受到他专制的父亲、煽动的旧小说，以及周遭环境的影响，少年毛泽东得到的结论是：「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第二章 新世界的分水岭

毛泽东十三岁时离开小学堂。他那严厉的老师采用严峻的教学方法，经常体罚学生。毛泽东忍受不了这种虐待方式，而他父亲也不反对他辍学。

毛贻昌说：「我并不要你考秀才。」他指的是帝制中国科举考试最低一等的资历。据传他说：「反正科举考试已经废除，小孩子没有必要再继续念书。

还有很多活要干，你就回家来吧。」 毛贻昌以为他儿子会照料家业，特别是替他管帐，可是毛泽东希望自修、继续念书。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凡是他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他常常在深夜里用一块蓝布把屋子的窗户遮起，不叫父亲看见他点油灯看书的灯光。他父亲只要看到儿子读书（即使是利用自己休息时间看书），都会大发雷霆。

这时候毛泽东读到一本叫作《盛世危言》的书。作者是老派改良主义学者郑观应（字正翔），它出版于一八九三年。这本书号召中国人研究「富国强兵之学」，把欧洲工业化的教训运用到中国现代化的工作上。它提到中国需要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郑观应反对传统的儒家秩序，赞同有限的资产阶级改革，以便强国富民。要了解这本书对青少年毛泽东一生所起的影响作用，我们必须简单地检视一下中国当时的状况。二十世纪之初，由于备受已开发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经济附属国的地位。第一次鸦片战争（一八三九至四二年），英国击败中国，取得自由贸易的合法权利；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五六至六〇年），英法联军迫使中国与「长毛洋鬼子」——中国人是如此称呼白人殖民者——签订不平等条约。战胜国抢走对中国关税的控制权，中国失去经济的独立。外国商人跨越省界，不必缴交内地关税（即厘金），使得中国商人陷于不利地位。外国人有权在愈来愈多开放对外通商的条约口岸设立租界或租借地。他们亦享有治外法权，意即他们不受中国法庭的管辖。

西方廉价商品开始涌入中国市场，造成数以百万计的手工业工人破产。

税负负担急遽上升。满清与列强作战，连连失利，被迫向战胜国支付赔偿。

中国纳入世界经济体系造成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国家受到巨大的反满叛乱的撼动，许多贫困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纷纷投入此一太平军起义。

叛乱领袖洪秀全是出身广西的一个农村私塾老师，鼓吹依据平等的原则建立「太平天国」。受到基督教箴言、尤其是浸信会和清教徒思想的启发，洪秀全自称天父托梦给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弟弟。太平天国将建立在腐败的满清废墟之上。义军将以火和剑清出一条道路通往理想的和平与公义之地，不仅掠夺、杀死满洲鞑虏，也要消灭土豪劣绅。

两千多万人死于这场内战。全国摇摇欲坠、处于崩溃边缘，不过王朝总算挺了过来。从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九四年之间，慈禧太后领导的清廷以自强运动的名义，企图推动一系列的建国改革。慈禧和她的爱人恭亲王结合强而有力的汉人名流及打败太平军的将领，试图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以便把它脱胎换骨改造为强大的军事大国。他们开始兴办工业企业、军火局和码头，建造铁路，开办现代大学，发行报纸和期刊。然而，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十分迟缓。虽然国家正式停止干预民间企业，实际上腐败的政府官员和地方头面人物继续限制个别民间创业家的倡议，以便阻_止竞争。

绝大多数工业企业属于官僚资本和地区寡头；他们之中最强大的还掌控自己的私人军队。打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在中国就是垄断性质。二十世纪开始时，中国的非农业工人约略多于一千二百万人，其中四分之三、即九百万人左右，在员工超出五百人的大型企业任职。有利于中、小型本土企业家成长的条件，并没有发展起来。

郑观应等进步派爱国人士支持自强运动，批评政府高级官员垄断性的经济政策。他们建议不要限制中小企业、推动改革，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要激烈改革，偶尔他们也提出民主的主张。他们的许多建议点明了政治、经济皆需要改革，司法制度和国家制度也都需要自由化。可是他们的主张不受重视，改革方案失败。

一八八五年中法战争，中国战败。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中国又败给日本。虽然这次战败引发更强烈的爱国情感，维新派的计划却注定要失败。

新的改革运动①领导人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哲学家、文学家，他们进谏年轻、① 译按：即百日维新运动。

有进步思想的光绪皇帝效法彼得大帝（peterthe Great），发动从上而下的改革。他们呼吁皇帝引进君主立宪制、将军队及教育制度西化，并鼓励创业精神。光绪试图在一八九八年一百天之内制定新改革。他希望能使慈禧太后不再干预国政，向拥有兵权的将领袁世凯求助，却没有结果。慈禧太后得悉这项阴谋。她立刻宣布皇上神智不清，将他软禁。许多维新派遭处决；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到国外。

中国并不存在公民社会。由于所有的反对派政治活动在中国国内均遭取缔，拥护改革的人士被迫移到海外进行政治活动。其中之一为广东人孙逸仙（本名孙文），他也是受郑観应感召的青年。孙逸仙一八六六年出生，先后在夏威夷、广州和香港求学。一八九二年他从医学院毕业。对维新运动失望，孙逸仙在一八九四年离开中国，迁居到他大哥定居的夏威夷。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他在檀香山成立第一个中国革命团体——兴中会。孙逸仙与维新派不同，他主张以共和路线推行中国的革命改造。一八九五年一月，兴中会在英国殖民地香港成立分会，不久也在邻近的广州成立分会，孙逸仙本人旋即亦迁居至广州。当年秋天，兴中会在广州发动第一次反满起义，但是失败了。孙逸仙被迫逃亡，清廷悬赏重金抓他。此后他在海外流亡十六年，直到一九二年辛亥革命后两个月才重返故国。

尽管惨遭失败，兴中会挺住了，迅即恢复其革命活动。一九〇一至一九〇四年间，中国陆续出现新的革命组织。一九〇五年，许多革命组织在东京合并组成「中国革命同盟会」，通称「同盟会」。孙逸仙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以同盟会总理的身分发布激进的政治纲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合称「三民主义」。

所谓民族主义，孙逸仙指的是推翻满清。民权主义是建立共和。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也就是为了强化国家在中国经济的规范角色，要将中国的基本生活工具收归国有。孙逸仙的政治纲领保证国家在经济方面的首要任务，即是针对寡头资本主义，因为寡头资本主义只为已经居于顶端的人士创造条件独占财富。他打算运用国家力量促进中产阶级在中国发展。孙逸仙支持土地税采累进制，以加速创造有平等机会的「公义社会」。

这时候，华北出现另一桩针对「长毛洋鬼子」的农民暴动。这场暴动由秘密社团「义和拳」率领。义和拳成员大部分为练武术的人员，他们和小刀会成员一样，认为气功和武术加上神奇的巫术，会使他们刀枪不入，不畏敌人的枪弹、炮弹和尖刀。他们的格斗方式很特殊，因此最先和他们干架的洋人称他们为Boxer（拳匪）。暴乱于一八九八年始于山东和直隶省。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三日，乱民占领京城北京，洗劫富商住宅区、火烧数以千计的房子，并包围外国使馆区。他们的怒火主要针对传教士及中国人基督教徒。

慈禧太后出人意表，竟然支持义和拳作乱。有一则故事说，她决定要进行实验，邀了一群「刀枪不入」的奇人异士到紫禁城。在她一声令下，禁卫队把拳勇请到墙边列队，朝他们开枪。这些拳勇果真是毫发无伤。慈禧太后大为慑服，遂于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向全世界各国宣战。

然而，奇迹撑不了太久。八国联军击溃拳勇和清军。中国政府被迫于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在北京签署一项不平等条约，承诺在未来三十九年支付共计四亿五千万两银子的赔偿，它相当于当时的三亿零一百五十万美国金元。中国部队必须撤出北京，外国部队却入驻中国京城。因此，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在经济上完全沦于列强的掌控之下，政治上也部分沦为列强的附属地位。外国商人主宰了中国市场。中华帝国在国际分工上沦为三等地位。中国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依赖性在往后十年有增无减。到了一九一二年，中国的国债高达八亿三千五百万两银子。此时，开放给洋人的条约口岸有一百零七个。社会、政治危机益加深刻。

一九〇一年，拳乱敉平之后，满清重新启动改革。朝廷开始讨论引进宪法的可能性，采取措施鼓励民间创业，并筹练一支能够打仗的新军（下辖三十六镇①）。改革运动如火如荼推动之际，一直遭软禁、未曾重获自由的光绪皇帝于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去世，比起权力饥渴的姨母慈禧太后的去世，仅只早了一天。

重大变革风雨欲来。国家的摄政以三岁的宣统皇帝溥仪的名义颁令研订宪法。一九〇九年为预备立宪，举行各省咨议局之选举。它们成为孕育自由派反对力量的温床。朝廷并宣布将于一九一三年进行国会选举。

青少年毛泽东对这些发展浑然无知。他即使听说了什么-也丝毫没有留下印象。时代大事和他互不相干。我们或许可以假设，没有人向毛泽东谈起义和拳；韶山是个穷乡僻壤，没有人读报纸。即使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的消息传到韶山，新皇帝宣统都已经登基两年了。；但是毛泽东肯定听说过太平军的故事。太平军扫过湖南发生在他出世之前四十年，迄今仍有许多遗老曾经目睹那些可怕的事件。甚且毛泽东的父亲一八八〇年代所服役的湘军，就是二十年前敉平太平天国之乱的同一支部队。

①译按：即三十六个师。

他和父亲又掀起新冲突，因为父母亲替他决定该成亲了。一九〇七年底或一九〇八年，他们替他挑选了一位合适的姑娘。她是毛泽东的远亲。

这位姑娘罗一姑比毛泽东年纪大四岁（她出生于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日）。

她的父亲罗鹤楼是个农村仕绅，但基本上还是农民。罗家家境非常贫穷，且时运不济。罗鹤楼和太太生了五儿五女，可是五个儿子全都在婴童时期就夭折，只有三个女儿养大。儿子早夭对他们是极大的打击，因为在中国只有儿子才算数。女儿长大，必须出嫁；也就是说她必须离开家人，甚且为人父母还得替女儿备妥丰厚的嫁妆。可是儿子会留在家里继承家业和香火。他的责任是为父母养老、送终，并且要定期祭祖、扫墓。罗鹤楼乐于将长女嫁到毛贻昌的家；毛贻昌的太太文七妹由于长年做重活、身体很差，亟需有个帮手。

依据传统习俗，毛家必须请媒人向女家提亲。而习俗不允许女家一口就应承婚事，因此光是撮合婚事就得煞费折腾。最后，双方交换礼物，签订婚约，它是不可以毁约的。即使新娘在入门之前去世，她的牌位仍要送到夫家，放在夫家的祭坛上。如果新郎在成婚前去世，新娘也得到「夫家」当寡妇。

毛泽东和他的新娘只在签订婚约那天见了一面。 我们不晓得他是否喜欢罗一姑①；他只想要念书，并不想要结婚。不幸的是，他别无选择，必须屈从父母的意志。他得知他们的意向时，已经太迟了。婚约已经签订，婚期也已讲好，毛贻昌已送了聘金和其他依礼俗该备办的礼品给了罗鹤楼。

依据地方习俗，婚礼要广邀亲戚朋友参加，而且庆祝活动在婚礼的前一天就在新郎倌的家热闹展开。结婚当天，新娘穿红衣、坐红轿子迎进新郎家。她的脸要罩上红面纱、嘴唇要点红色唇膏。新娘必须表现她不情愿，要哭、要责备未来的良人种种不是，骂他是「毛毛虫」、「贪婪、懒惰、有烟瘾的狗」、「酒鬼」等等。接下来在新郎家要放鞭炮。然后，新郎、新娘在夫家的祖宗牌位前拜倒，向天地、日月致敬，最后再拜祖先亡灵。接下来，新人相互一拜，才算完成婚礼仪式。宾客继续吃吃喝喝两天，送礼物（通常是现金）给新人。再来是所谓「闹洞房」。脸上涂黑、穿着草叶缀饰服装的一个礼官，引导宾客进入洞房，大家讲些戏谑、不雅笑话，捉弄新人。若要结束这些胡闹，新郎倌必须讨好宾客。次日，新娘必须把落红的① 原书注:毛泽东很有可能是不怎么中意。根据他外孙女孔东梅说，当时十四岁的毛泽东喜欢另一个女子——他的表姐妹王四姑，可是不幸的是，两人八字不合，命理师认为不宜结婚。

床单呈给婆婆，以示自己一直是处子之身。

毛泽东非常勉强地忍受了这一切仪式。据他说，他没有和新娘圆房，也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 毛泽东对于他的第一次婚姻非常不重视，以至于根本记不得当他们下聘时，他太太究竟是几岁。他不经意地向史诺提到这段婚事时说：「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 事实上，罗一姑当时是十八岁。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十四岁的青少年男孩拒绝和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同床共眠，但是我们没有证据可说毛泽东对史诺的说法不实。不过，《韶山毛氏族谱》却有一笔奇怪的记事，指说毛泽东和罗一姑生了一子，名「远智」，又不知是何原因，送给杨姓人家抚养。 没有人晓得是否确有其事，但是极有可能是编写《韶山毛氏族谱》的人搞错了。因为别处毫无任何证据可据以说明确有这样一个小孩出生。①婚后不久，毛泽东离家出走，住到韶山一个无业学生的家约一年时间。

他继续如饥似渴地读书，沉浸在古代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前汉书》之中。这些书描述古代中国伟大统治者——英雄与反英雄、武将、政客和思想家——的言行事迹。他也注意到当代人士的作品，浸淫在一位改革派人物冯桂芬一八六一年编写的《校邠庐抗议》之中。它细述外夷对中国的侵略，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筹国用、改科举」的新建议，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毛泽东也读到青年革命党人陈天华写的一本小册子。他声称这本小册子「在我年轻心灵上，留下磨灭不掉的印象」：「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可怜的罗一姑。村民背后窃窃私议，说她「既非人妇、又非婢女」。她默默忍受羞辱。毛泽东的一位传记作家菲利普。萧特（Philipshort）写说，韶山有些村民相信她是以毛泽东父亲小妾的身分留在毛家。 不论这是否事实，她没有活得太久。一九一〇年二月十一日，她死于痢疾， 勉强过了二十岁生日不久。

可怪的是，毛泽东的父亲原谅了当着全村族人之面使他大伤颜面的这个「忘恩负义的逆子」。显然，毛贻昌并没有毛泽东日后所描述的那么坏。

一九一〇年秋天，毛贻昌这个顽固的儿子向他要钱以便继续念书，老头勉① 编注：作者误记。《韶山毛氏族谱》记载毛远智（即毛岸龙）为杨开慧早夭的三子，因罗一姑无嗣，修族谱时特将他列作罗氏之子。

强同意。他凑出相当大一笔钱——约一千四百个铜元、即一块中国银元，作为儿子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毛泽东所选的这所学校——东山高等小学——位于离韶山约二十四公里的地方，教授自然科学等「新学科」。

那时毛泽东十六岁半。他这辈子第一次离开家乡，和比他大九岁的表哥文运昌结伴而行。文表哥也在东山高小念书，说服毛泽东也去注册。他所憎恶的父亲和其他一切亲友为毛泽东送行到村边， 当毛贻昌回到家时，发现东山高小的这位新生留下一首诗（七绝〈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他已经有雄心壮志要在青史留名。古代中国有两位皇帝，一是汉朝的刘邦（公元前二五六或二四七至一九五年）、一是明朝的朱元璋（一三二八至一三九八年），两人都是穷得不能再穷的人家子弟，他们的事迹时时萦绕在毛泽东年轻的头脑里。就是这股追求光荣的热情，激励寻常人家子弟成为伟大的科学家、作家和政治家。爱国情操召唤着毛泽东。这位乡下青年狂傲的心灵推动着他勇往直前。

然而，通往光荣之路颠簸难行。来到新学校，这个穿着比别人寒酸的瘦高农民子弟，遭到同学的排挤（身高一七五公分的毛泽东不像典型的矮个头南方人）。同学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而且，他们和毛泽东不同，都是湘乡人。他们非常傲慢，看不起只有一套象样的短衫裤的这个外地人。他们觉得他样样讨人厌，包括他讲的方言。中国许多地方即使邻县的人都讲不同的方言。湖南省以韶山相隔的两个县——一是毛泽东出生的湘潭县、一是他母亲的老家、也是东山高小所在的湘乡县，就讲不同的方言。 两县居民相互之间可以理解，但并不容易。

只有少数同学同情他。除了文表哥之外，和他最亲近的同学是萧子障（又名萧三）。后来，萧三于一九二〇年离开中国，到法国勤工俭学，旋即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后来他又于一九二七年转往苏联，住了许多年，以笔名埃弥·萧（Emi Siao）成为著名作家、诗人，也是率先为毛泽东写传记的作者之一。光是一个朋友、一位表哥，并不够。霸气的毛泽东非常受不了大多数同学的排挤。他日后回忆说：「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这种情况反而剌激他更加力图出人头地。侮辱剌激他放手一搏的精神、强化他的意志、加剧他对在任何方面超越他的人士之敌意。最后他的种种进步赢得老师们的喜爱。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古文，又格外用功，教古文的老师特别喜欢他。他持续贪婪地博览群书。他在东山高小时对历史一直保持高度兴趣，特别向往古代圣贤帝王尧、舜，以及秦始皇、汉武帝的事迹。

秦始皇好大喜功、统一中国；汉武帝是第一个绥服北方蛮族匈奴，把东突厥、越南及朝鲜置于中国控制下的中国君主。毛泽东首次熟读地理，开始研究外国历史。他从一本叫作《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接触到拿破仑（Napoleon）、俄国西泽琳女皇（Catherine the Great）、彼得大帝、惠灵顿（Wellington ）、格莱斯顿（Gladstone ）、鲁索（Rousseau ）、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林肯（Lincoln）的故事。 他立志有为者亦若是。

这时候他最重要的读物是有关康有为和一八九八年变法维新运动的材料，其中包括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发行的一份《新民丛报》。他表兄送给他的这些书，对他影响极大。他后来说：「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一九〇六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新民说〉对他来讲是知识的宝库。在这篇哲学论述里，这位著名的改革派自称：「观彼族之所以衰所以弱，此族之所以兴所以强，而一自省焉。吾国民之性质，其与彼召衰召弱者异同若何？与此致兴致强者异同若何？其大体之缺陷在何处？其细故之薄弱在何处？一一勘之，一一鉴之，一一改之，一一补之；于是乎新国民可以成。」梁启超有关君主立宪制的进步角色、以及专制王权制的退步影响两者的论述，让毛泽东印象深刻。读完〈论国家思想〉一节，毛泽东做了下列笔记：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说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毛泽东替康有为、梁启超馨香祷告，认为「诚实、善良和聪明」的皇帝会征召康、梁协助他，为国家制颁一部宪法。已经掀动着他的民族主义情操，因为读了改革派的文章又更加坚强。其实康、梁十分沙文主义。他们认为，中国依英、日模式复兴会使堂堂中国在全球各国的竞争中获胜，并且建立中国霸业。这两个死硬的改革派认为，否则，中国就要亡了。

毛泽东在学校里获悉日本在一九〇五年战胜俄罗斯。他和其他学生从一位留学日本、归国在校教音乐和英文的年轻老师那里听到这个消息。毛泽东很以日本战胜为傲，多年之后，他还能向史诺唱起这位老师所喜爱的一首日本歌〈黄海之战〉。毛泽东说：「这首歌是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我当时从这首歌里了解到、并且感受到日本的美，也感觉到一些日本的骄傲和强大。」 他同情日本人，但不是出于他庆贺「黄种人胜过白种人」的心理——某些替他写传的作者是这么以为。 要责备毛泽东具有种族歧视心态，是有疑问的。当时的毛泽东是个爱国分子，不是种族主义者。日升之国在战争中击败沙皇的俄罗斯，会剌激他欣喜，纯粹是因为它证实君主立宪制比专制主义来得高明。它也证实了他所敬仰的改革派的想法：走向政治现代化道路的亚洲国家，也可以把受专制主义枷锁所桎梏的欧洲大国打得落花流水。

他在东山高小只念了七、八个月的书。一九二年初，毛泽东决定到湖南省会长沙去念另一所专收湘乡县学生的中学。他取得一位老师的推荐信，收拾行囊，于初春时分步行前往一个陌生的大城市。他抛下了童年和青少年的稚嫩、被有如城堡的高墙所围起的东山高小，以及傲慢的同学、疼惜他的老师。一个五光十色、诱人又可怕的新世界正等着他的到来。

第三章 「我思故我在」

后来在长沙住了七年多的毛泽东，初次见识这座大城完全被慑服了。

在此之前，他从来没见过城市的街道、两三层楼的房子，以及石岸码头边随波起伏的无数的舢舨船。二十世纪初的长沙，人口二十多万，被认为是中国最佳的城市之一。 长沙位于湘江右岸，它有壮观的城墙，配置炮台，七座城门入夜即关上。城里的每样东西都让毛泽东瞠目结舌宽敞的石板街道、独特的石头长堤、巡抚衙门和其他豪宅的电灯，以及两座黄磁砖的孔庙。但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三年前才造好的铁路，从长沙东郊沿城墙而走。毛泽东生平第一次看到西方科技的奇迹——火车头。商店栉次鳞比，大店招像旗子般挂在墙上的长竿上，也令他大开眼界。商店里塞满各式各样华、洋商品。难怪长沙被认为是中国最活络的商业中心之一。人声嘈杂，令人难以忍受。毛泽东兴奋地向史诺说：「长沙是一个大城市……听说这个城市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少的学堂，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那是个很繁华的地方！」长沙建城于三千年前。公元前三世纪被秦王征服，后来他一统中国，成为秦始皇帝。他为这座城市命名长沙。城墙正前方的橘州岛是一个长而狭窄的沙洲，密布橘树，位于湘江之中。一六六四年，长沙成为新设的湖南省之省会。

橘州岛再过去，湘江左岸矗立着岳麓山。它山高不及二百五十公尺，但和韶山一样是神圣之地。岳麓山东侧是著名的岳麓书院，成立于宋朝期间，大哲朱熹（二三〇至二一〇〇年）曾于此讲学。一九〇三年，即毛泽东来到长沙之前不久，岳麓书院改组成为现代教育机构「湖南高等学堂」。

有一小群外国人在橘州岛定居。美国人占大多数，他们于一九〇六年①在长沙建立耶鲁大学分校及一所医院。长沙迟至一九〇四年七月才开放外商进驻，本地居民还不习惯洋人散居在他们之中。反洋意识十分强烈。湘雅医院的美国医师爱德华·休姆（Edward Hume）如此形容本地人在街上看到洋人的反应：「母亲们看到我们走过去，赶紧把小孩拉到背后，不让他们看到『邪恶之眼』。有些人在我们擦肩而过时紧捏着鼻子。女佣曾经告诉我们，西方人的气味很特殊，中国人不用看到我们，就知道我们在附近。

有些少年……追着轿子跑，高喊『洋鬼子』。」毛泽东对这座五光十色的大城市看得目不暇给。他原本担心进不了这所有名的城市学堂，可是出乎意料，居然顺利入学。但是政局迅速发生变化，他在这所学校只待了半年。一九一一年十月，突然爆发一场反帝制革命。它几乎没什么流血，对广大的农民群众也几乎未发生影响。 驻守湖北省会武昌的新军②第八镇于十月十日夜里起义。这个营大部分士兵是革命团体共进会的成员，而共进会又与同盟会有密切关系。十月十一日上午，全市已落入义军控制。次日，比邻的汉口、汉阳两市的满清当局也被推翻。

因此，武昌、汉口、汉阳构成的「武汉三镇」成为革命事件中心。这场自发性质的起义在全国许多城市引爆反清意识，但是它全然出乎同盟会领导①译按：雅礼学院及湘雅医院。

②编注：新军为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所编新式陆军，编制分镇、协、标、营、队、排、棚。

人的预期。孙逸仙在美国从丹佛到堪萨斯市途中的火车上读报，才知道武昌起义。他立即赶到华府，再转往伦敦，希望在友人协助下能争取到同盟会迫切需要的财务支援。相形之下，武汉本地的立宪改革派在三十七岁的政治人物汤化龙领导下，迅速掌握情势。他们不仅响应革命，还接掌领导权。十月十一日，湖北省成立军政府，推举四十七岁的保守派将领、新军第二十一协协统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政事部部长。①到了十一月底，中国全国十八省有十五省推翻满清当局。大部分省份的民政权落到以前的立宪改革派手中，他们有系统地将真正的革命派排挤在领导地位之外。军政则落入原本派驻各地的新军将领之手。新成立的各省政府相继宣布脱离中央而独立。

长沙位于武汉南方约四百公里，在十月十三日黎元洪的一名代表到来，才获悉武汉发生大事。毛泽东念书的中学之校长，有一天允许一个革命党人到学校做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起来行动，建立民国。毛泽东等学生深受其演讲所激动。他这时候已从爱国的帝制派演进为坚定的革命派。他的世界观受到他这辈子读到的第一份报纸——《民立报》的影响。《民立报》是孙逸仙同盟会底下机关报之一。毛泽东从这份报纸听说了这位中国民主运动领袖和他的三民主义。毛泽东成为孙逸仙的热切支持者。受到读到的后承认说：「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胡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这时候他的确什么都不懂，既不明白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主义，也不了解孙逸仙的革命思想。他只因钦佩英雄事迹就倾心这些人物。

选择革命这条路，毛泽东在武昌起义之前就剪掉他的辫子。这是一种叛逆行为，因为大清帝国每个臣民都必须留长辫子，以示效忠满清。有个同学响应他，一道剪去辫子。但是，其他-些相约剪辫子的人却因害怕、不守信用。受到黎元洪派来的代表慷慨演讲的激动，毛泽东和几位朋友立即决定辍学，加入革命军。但是他们出不了城。十月二十二日（星期天）驻守长沙不远的第四十九标士兵哗变。义军得到第五十标士兵的支持，进入①编注：汤化龙在武昌起义时是湖北省咨议局议长，革命后在湖北省军政府任政事部部长（原书误植为省长），后又任编制部部长。

省城，占领所有战略据点。同一天，湖南军政府宣告成立，极端分子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为都督和副都督。焦、陈两人都和黑手党式的秘密会社哥老会有密切关联。焦、陈军政府没有撑太久。九天之后的十月三十一日，第五十标士兵兵变，焦、陈被杀，权力落入前湖南省咨议局议长、三十二岁的百万富翁谭延闿领导的温和自由派手中。

学校停课，毛泽东决定加入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清廷与掌握北洋军的将领袁世凯谈判，试图说服他敉平叛乱。可是，袁世凯要求全部权力、按兵不动。同时，许许多多满洲人家庭生怕受到报复，逃回他们东北老家。十一月二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而毛泽东的偶像君主立宪派梁启超出任法部副大臣。新任总理大臣与起义各省首脑，以及同盟会若干领导人接触，但是由于各省都督和革命党坚持推翻满清帝室，谈判并无结果，同时袁世凯亦设法与朝廷寻求妥协方案。在这些事件的高点上，孙逸仙终于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返抵中国。这位同盟会领袖不想和袁世凯谈判，预备军事对决。十二月二十九日，起义各省代表在前明首都南京集会，自组临时国会，推举孙逸仙为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逸仙宣誓就职、并宣布建立中华民国。

国家陷入分裂。北京方面，权力仍握在皇帝和袁世凯手中。南京方面，由孙逸仙主导。内战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十八岁的毛泽东勇敢地加入准备北伐作战的湘军。

结果是年轻的新兵根本没机会参与军事行动。国家分裂之下，军队开始迅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孙逸仙并没有一支职业军队，很快就失去真正的力量。临时国会多数代表虽推选孙逸仙为临时大总统，他们仍必须与袁世凯寻求妥协，把孙逸仙当作与这位北洋军大统领博弈的一张王牌。本质上他们相当温和，想要有个审慎的政客为总统，并不见得乐见冲撞传统的孙逸仙担任总统。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有权势的寡头，很怕推行孙逸仙旨在建立国家控管经济的民生主义。在他们眼里，袁世凯是个理想人选。他们需要孙逸仙为临时大总统，只为了便于对举棋不定的袁世凯施加压力。

果然，其计得售。袁世凯终于理解到南京国会大多数代表只把孙逸仙当作过渡人物，他把逼退满清稚龄皇帝的条件传达给朝廷。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六岁的宣统皇帝溥仪正式退位。革命胜利了！二月十三日，孙逸仙提出辞呈，国会无异议接受。十五日，国会代表又-致无异议地推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毛泽东在湘军当了半年兵之后，决定回到书本子上，以完成正式学业。

他申请退役，立刻获准，对军队留下极佳印象。这辈子第一次，他觉得心满意足、样样不缺。他的军躺每月七银元，相当优渥（他在东山高小注册时，缴了不到一银元供作五个月的学杂费和膳宿费）。他有许多空闲时间，日子也过得十分舒服。他和大部分士兵不一样。他们大都是不识字的穷光蛋，参军是因为填不饱肚子，只求吃一口饭。这位驴傲的学生自视甚高，瞧不起这些人。他日后向史诺承认：「我每月伙食用去两元。我还花钱买水。

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这倒是自命劳动人民领袖很有趣的告白。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些人还真是同样|副德性。他们号称为社会公平斗争，却不认为他们和别人一样，自认为高人一等。

毛泽东现在处于十字路口。他有心向学，但是对自己将来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主见。他开始从报上阅读各种学校招生广告。一则警察学校的广告，引起他的注意，但立即又改变心意，预备进入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接下来，受到一位进入法政学堂的朋友影响，他决定将来当法官，于是注册登记要报名法政学堂。然后，他又报名一所商业中学，真的参加考试且被录取。可是有一天又看到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天花乱坠的广告。

毛泽东年轻，就像许多十八、九岁的青年，什么都想要。这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要求学生精娴英文，但毛泽东实在缺乏语文天分。他在高级商业学校只念了一个月，于一九二一年春天缀学，转入湖南省立高中，不久学校改名为湖南省立第一中学。

他在省立第一中学也没有待太久。他后来说：「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 他对老师和学校都失望，遂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他退学，订了一个自修计划，连续半年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这段期间他读了许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世界历史和西洋哲学。现在他迷上的自由主义，从欧、美和资本主义一起传入中国。他所念过的学校都没有教有关外国的东西。十九岁的他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一番。他开始钻研当代西方民主的基本著作，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又名《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和孟德斯鸠的《法意》（OntheSpiritof Laws，）以及约翰·弥尔（John Stuart Mill）和赫伯特·史宾塞（Hebert spencer）的著作。他在图书馆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神话故事。

这时候他父亲不肯供养他。毛贻昌很不高兴儿子在城里头鬼混、也不找工作，而且几乎每个月换一所学校，还频频向家里要钱。每次毛泽东要换学校，就写信向他瞧不起的父亲讨钱，一银元就可注册。住在长沙并不便宜。毛泽东为什么宁可「靠爸」而不找工作呢？长沙这样的大城市有许多就业机会，即使许多工作性质卑贱。省城里，常有新楼房要兴建、新街道要拓建，商业也很兴盛。由于黑手党式的帮会控制着劳动市场，他或许找不到苦力（如搬运工或码头工人）的工作，但是他可以试着当私塾老师或广告文案员。可是毛泽东根本不考虑这种可能性。身为学生、未来的绅士阶级、知识分子，他觉得自己属于高于这些士兵、农民和苦力的阶级。

当然，毛泽东不是唯一自命高人一等的人。他的傲慢其来有自。不仅毛泽东，其他出身平民家庭、只具初级教育背景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也觉得在几乎人人都不识之无的社会，自己非常了不起。三十年后，毛泽东本人在党校向同志公开演讲，提到长沙生活这段往事，他承认：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毛泽东在街头晃荡，经常遇见苦力、营建工人、码头工人、流动摊贩及形形色色不幸的人。无数的乞丐向过路人乞讨施舍。革命没给这些人带来任何改变。工人从天亮忙到天黑，直到累死。从清晨到黑夜，街上满是短裤及膝、衣衫褴褛的搬运工。有人用扁担挑货；有人推两侧绑了木板的推车。这些推车是城里人主要的交通工具。苦力站在推车后头，颈子套一厚垫，双手抓紧长竹竿。乘客坐在两侧木板上，苦力使尽全身力气推着小车前进。搬运工和推车工因为做粗重活，满脸樵悴。这些人偶尔才能稍微休息，喝口茶、吃一小碗饭或抽一根烟。

可是毛泽东对劳动阶级的苦难并未感到同情。他更关心中国国家复兴的重大问题。不过，没钱的生活并不利于哲学思考。他那顽固的父亲要求，儿子安定下来才肯赞助金钱。毛泽东终于决定要当个老师。一九一三年春天，他成为新成立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生。

他在东山高小的好友萧三已经在第四师范学校念书，说服他也入学。

这是一所免收学费的教育机构，学生约两百人。一年之后的一九一四年三月，省政府决定把它并入办学更好、学生一千多人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毛泽东和其他同学自动成为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第一师范学校在长沙相当有名，创立于清季末年的一九〇三年。它的建筑物是全市最摩登，由于采欧洲建筑风格，长沙人称之为「西洋宫殿」。铁路穿过校园，不远之处即是雄伟的湘江，盛夏季节学生们喜欢到它的沙岸游玩。

毛泽东很快就与好友萧三的哥哥萧子升（又名萧瑜）结为莫逆。萧瑜已经念三年级，是公认的全校最优秀的学生。但是他打从一开始就很尊重这位新同学。毛泽东有很长一段时间和他非常亲近，直到一九二一年两人才因萧瑜反对组建中国共产党而分道扬镳。一九五九年，流寓乌拉圭的萧瑜以《我和毛泽东行乞记》（MaoTse-tung and IWere Beggars，）为书名，写下他对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回忆。萧瑜描述他对这位新生的初步印象：「高个儿、笨手笨脚、衣着脏」的韶山佬，破鞋亟需修补：毛泽东并不若有些人说的相貌不凡，他头发低垂、覆盖前额，倒像古代画师画的恶鬼；他也没什么显著的特征……在我看来，他一直都是相当平凡的一个人。他的脸满大的，但眼睛不大、也没有炯炯有神。他也不像有人说的狡猾、精明。他鼻子平坦，典型的中国人形状。

他双耳匀称；嘴，相当小；牙齿相当洁白、平整。一口洁白好牙使得他笑起来相当讨喜，因此没有人以为他不真诚。他走路相当慢，双腿有点叉开，像鸭子走路。他起、坐动作相当慢，讲话也慢，绝不是天 生的演说家。大多数师范学校不以貌取人、重视内涵，大家很快就喜欢毛泽东。没错，毛泽东不是很用功的学生。他认为他有权只读他感到有兴趣且拿手的科目。英文、算术、自然科学和图画，他可没兴趣。作文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科目，而他的作文也一向得到最高的分数。因此，毛泽东的总成绩还不错。他没有丧失阅读的热情。

萧瑜回忆说：「毛泽东迷上阅读中、西哲学家和作家的作品，在日记里做摘记、申论他们的思想。他下笔行文快捷，彷佛笔下有火花。他的古文被贴在墙上当范本。他读书速度比别人快上两、三倍。他在图书馆里，身边总是一堆书。」毛泽东和学校里另一位学生也成为亲密朋友。他自报名号蔡林彬。本名蔡林和仙的他，入学时改用「彬」字，这一点倒是挺合乎他待人彬彬有礼的性格。蔡林彬有敏锐的才智，他个头和毛泽东一样高大，一头浓发，眼神忧郁。书本是他的最爱。他可以一连多天不漱洗、不更衣、不刮胡子，沉浸在书本中。后来，以蔡和森之名，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主要筹组人之一。毫无疑问，接触、交好像蔡和森这样有趣的新朋友，丰富了毛泽东的生命。蔡和森在两、三年时间内说服毛泽东「工人问题」的重要性，并且说明为何需要组建共产党。

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对毛泽东最有影响的是四位老师。第一师范以师资阵容坚强著名，许多教员曾在国外留学，精通英文、法文和日文。很多人后来应聘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中国一流的学府任教。其中一位老师袁吉六（又名袁仲谦），人人称他袁大胡子。他教毛泽东如何写出好文章。其他老师如徐特立和方维夏，是曾经参加辛亥革命的同盟会会员。他们灌输毛泽东共和思想、强化他的爱国意识。毛泽东对徐特立极其敬爱，向他磕拜。在争取立宪的奋斗中，徐特立曾经切下手指以示真诚和决心，以鲜血向「国会请愿同志会」写下陈情书，恳请他们力谏清廷举行国会选举。徐特立和方维夏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人物。但是毛泽东学生生活中最大的影响是结识杨昌济教授，一位年纪刚过四旬的高尚绅士。他让学生折服的是精娴中、西哲学和伦理学。一八九八年，他曾经参与变法维新运动，认识许多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杨昌济于一九〇三年出国，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先后在日本、苏格兰和德国留学。他在一九一三年回到长沙，都督谭延闿立刻邀请他担任教育厅长。 但是他婉拒，宁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担任教员、不就政府高级官职。他也在第四师范教课，毛泽东就是一九一三年秋天在这里结识他。师生情谊七年，直到杨昌济于一九二〇年一月中旬去世。

他们彼此互敬互爱。毛泽东日后对史诺如此描述杨昌济：「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而杨昌济对他的爱徒也有以下的评语：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农家多出异材……。杨昌济教授在学校，因为教的课、也因为他的学识，人人称他「孔夫子」。除了伦理学，他还教逻辑、哲学和教育学。 他坚信西方自由主义，认为它类似明朝著名大儒王阳明（一四七二至一五二九年）及另一位大儒王船山（一六一九至一六九二年）的思想——中国思想家像他们两位认为个人最重要的，并不多。杨昌济的学生很渴望听他讲课、和他讨论。他们甚至星期天也到老师府上聚会。其中最热切的有毛泽东、萧瑜兄弟和蔡和森。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肯定替杨昌济的学生开路，走向中国社会需要有自由、民主的重建。可是在讨论王阳明和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时，杨昌济教授专注的不是普世自由的抽象观念，而是以全然功利的态度讨论「英雄与群众」架构中的个人主义。他主张，中国需要的是强大的人物，他要求学生要苟日新、又日新。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花太多时间自我否决、太少时间切实培养。」 杨昌济认为强人有权将自己超越在群众的道德之上。从毛泽东这位老师的观点看，伦理应该朝向一个目标：个人的自我实现。

受到老师的影响，毛泽东读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腓德烈克·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的《伦理学原理》（又名《伦理学体系》，System der Ethik） ①的中本。泡尔生主张，一个人完全专注在成就仔细界定的目标之活动，是最高、最绝对的价值。这个理论使得毛泽东深信，伟人不可动摇的意志胜过其他一切伦理原则。这种意识型态以我们常见的一句话「为达目的可不择手段」表述出来，精确地反映出毛泽东这个梦想光荣的顽固乡民的倾向。

他在他的那本《伦理学原理》书上写下许多批语，总字数超过一万两千字。

以下试举少数例证：

目的无关乎知识，只和感觉和意志有关……道德不能规定；只能描述以广义言之，人类无普通之道德……道德随时代而异，然而它还是道德……道德随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而异盖人有我性，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也……利他由我而起点也，利他与我有关系也。谓毫无己① 译按：蔡元培所译。

意纯以利他为心不可也，世无从他而起点者也，世无绝然与我无关而我贸然利之者也……泡氏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此个人主义乃为精神的，可谓之精神之个人主义……若盲目之道德，固毫无价值也……吾于伦理学上有二主张。一曰主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我疑惑自然冲动未必非真，义务感情，未必非伪……吾则以为，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从以上种种，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而毛泽东果真是如此说：「有人说我们必须相信道德律来自天意，唯有如此，它才能被执行、不受鄙视。这是奴隶心态。为什么你该听从天、而不听从自己？你就是天。除了你自己之外，还有天吗？」 强人不受道德原则拘束，只求达成伟大目标。那就是意志和无限制权力的专断。对自由主义有这样的诠释，还真新鲜。不是人人享有自由，而是人人自行其是，自有一套原则。

有如笛卡尔（Descartes）的说法「我思故我在」，毛泽东强调的是「我」。

他离「阶级道德」和「阶级斗争」只差一步。他已经自认相当伟大。因此他写说：真正的伟人开发自然赋与他的本性……这是他伟大的原因……英雄的伟大行动是他自己的行动，是他动力的表达，崇高、纯洁，不靠前例。他的力量就像起自深谷的强风、就像恋人无可压抑的性欲，这股力量停不下来、也不能被停止。一切障碍在他之前瓦解。毛泽东毫不怀疑，群众必须盲目追随伟人的方向。他认为凡人、尤其是中国人，都愚蠹无知。一九二一年六月，毛泽东写了一篇短文，轻蔑地指中国人民「无知」，不能正确地判断毛泽东所认为的商鞅进步的变法政策。

商鞅是公元前四世纪秦王的大臣，也是法家思想开创者。毛泽东说：「商鞅之法良法也……民何惮而不信？……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 毛泽东可不介意商鞅实际上是古代中国最血腥的大臣之一，建立了残暴的专制政权。毛泽东重视的是，商鞅自己跃升在群众之上、能够获致权力，而他的剧烈改革增强了秦国国势。

这时候毛泽东也注重体格，精神方面力求精进。他和同学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一心一意想要救国，向往斗争和英雄般的自我牺牲。在不正常的自负心理下，他们相信意志和理性有不限量的最高优先。他们否认天的存在，深信他们有权利为所欲为。他和朋友们为日后的战斗要做好准备。

毛泽东告诉史诺说：

我们也热心于体育锻炼。在寒假当中，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

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作「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毛泽东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题目为〈体育之研究〉，也就不足为奇。它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发表于上海知名刊物《新青年》上，作者笔名「二十八画生」，引自书写他名字毛泽东三字要二十八画。杨昌济替他投稿。 毛泽东说：「国力荼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 毛泽东提供给读者他本人设计的一套体格锻炼的方案。他相信体育不仅让国家健康，也可培养人民的意志。他强调：「意志是一个人事业的前提。」 一九一八年初读了泡尔生的书之后，受到这本书的启发，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不幸的是，这篇文章没有留存下来。不过我们知道杨昌济老师很欣赏它。毛泽东希望成为一位强大、可恣意作为、有贡献的英雄，但不受任何道德枷锁拘束，这是可以理解的。伟人的榜样使他头脑轮转。但这还不足以解释他的信念。他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国家地位沦丧是一大悲剧。

不只是毛泽东，他的许多侪辈也梦想自己是巨人，能粉碎凌虐中国的贪婪的列强和地方豪强。他们渴望击溃傲慢的英国人、美国人，终止贪官污吏、军阀和寡头的专断统治，以便提供人民更好的生活。

在爱国热忱驱使下，加上希望更了解人民的生活，毛泽东和他的好友萧瑜于一九一七年夏天在湖南徒步旅行。他们沿着尘土飞扬的乡间道路漫游五百多公里，会见农民、地方官员、仕绅和商人。毛泽东穿一袭浅色旧长袍、带一把雨伞和一个小包袱，包袱里只有几件换洗内衣裤、一条毛巾、笔记本、毛笔和墨水。后头这几项是不可缺的玩意儿，学生沿路可应地方人士之请写店招、布告和诗句赚几文钱。这时候，毛泽东对工作的态度变了。一路上农民给他们吃的、给他们地方睡觉，他和萧瑜受到款待和欢迎。

亲近观察农村人民无趣的生活，毛泽东可能回想起自己艰苦的童年生涯。

过去所有的英雄豪杰中，他现在最想效法的是刘邦——这个农民之子组织穷人、起来造反，创建了汉朝。多年之后，萧瑜回想起他和毛泽东在湖南一路漫游时讨论到刘邦。

「刘邦是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做皇帝的。」他一边思索一边说：「我认为他应称得上一个大英雄！」……「他是一个坏人。他太自私了；就他作为皇帝来说，他也太自我中心化了。」我解释道：「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是坏人的原因。他只不过是一个怀有政治野心而成功的人罢了……他推翻了暴政，然而他自己却制造出另一个暴政……你记得他的很多朋友和将军为他出生入死，在他成功之后，这些人也都成了有名的领袖人物，但他却又害怕这些人会篡夺他的天下；于是，他就把他们统统杀掉……」「可是，假定他不杀他们的话，他的江山就不会稳固，而他本人的皇位也多半不会长久。」毛泽东道。

萧瑜惊讶地问：「那么一个人为了在政治上的成功，就必须杀害他的朋友吗？」但是毛泽东不想多谈。萧瑜的结论是：「我们两个人都明白，在他的野心中，他是以刘邦自况的。」回到学校后，毛泽东又沉浸到社会科学当中。他继续非常细心地阅读报纸和杂志，尤其是《新青年》以及孙逸仙的《民报》。

中国的局势愈来愈紧张。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死了。这位军人从政的大总统试图以旧方法统治中国，依赖效忠于他的北洋军。他不瞭解新颖的民主思想。他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不久，就开始公然推行独裁体制。不仅孙逸仙的革命党人反对他，不希望解散军队、向他输诚的地方军事寡头也反对他。一九一二至一三年的冬天，孙逸仙的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胜。袁世凯觉得备受威胁。袁世凯取得西方列强支持，愿意给予他两千五百万英镑（约一亿美元）的巨额贷款，他开始准备打内战。三月间，他下令暗杀国民党在议会的领袖宋教仁。北洋军开始部署到华中战略要地。号称「二次革命」的讨袁革命在华东的江西省爆开，国民党员在其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另有几个省响应讨袁，不过效忠总统的部队击败了他们。一九一三年十一月，袁世凯取缔国民党、解散国会、停止临时约法（宪法）。孙逸仙再度被迫亡命日本。新宪法实际上把所有权力集中在总统之手；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复会的国会屈从于袁世凯的意志，宣布他为大总统。

然而，到了一九一五年，由于向日本愈来愈有侵略性的对华政策屈服，袁世凯的权威大损。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日本以协约国成员身分占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即青岛和山东南海岸的胶州湾地区。同时，日本人亦抢走德国人兴建的胶济铁路（由青岛通往山东省会济南），以及属于德国人的矿场。

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向袁世凯提出所谓二十一条的「哀的美敦书」①；接受了它，中国即沦为日本殖民地。这个厚颜无耻的要求消息传出后，中国知识分子大为愤慨。五月七日，袁世凯因怕日本可能出兵，接受了大部分条件，可是平常都卑躬屈节的国会现在也不肯批准协议。袁世凯在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径自在上头盖章了。反日运动迅即在中国展开。年轻人尤其义愤填膺。毛泽东以一首四言诗表达他的感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底，袁世凯接受美国顾问顾德诺（Frank Goodnow）的建议，宣布恢复帝制，自立为皇帝。这项行动更进一步激怒舆论。西南的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宣布独立。内战一触即发。这个节骨眼上袁世凯突然因尿毒症死亡，得年五十六岁。曾经参与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的黎元洪继任为总统。

凡此种种事件都影响到毛泽东故乡湖南的社会、政治状况。都督谭延闿于一九二一年加入国民党，以为身为全国最有人气的政党一员，可以强化他的地位。一九一三年他支持「二次革命」，宣布湖南独立，但是这次他误判情势。袁世饥派兵占领长沙，解除谭延闿一切职务。他仅以身免，逃出湖南。袁世凯调保守派将领汤芗铭入主长沙。汤芗铭在湖南建立恐怖统治，试图铲除孱弱的民主根基。他禁止一切政治活动，连学生在校园集会也不准。 汤芗铭主政三年，人称「汤屠夫」，期间有五千至一万人因政治因素遭处决。黎元洪在北京接任总统后，湖南的恐怖统治才暂告停止。

一九一六年六月，汤芗铭化装为农民，逃到上海。 谭延闿一度重主湘政，但一年后即被傅良佐督军取代。不久，张敬尧督军来到长沙，又实施恐怖统治，湖南人背后称张敬尧为「张毒」。① 编注：为拉丁文Ultimatum 的早期音译，即「最后通牒」。

袁世凯去世之后，中央权力崩溃。湖南和全中国一样陷入混乱。无数的军阀，其部队蒙养一些流散农民及失业工人，不时掀起阋墙之争。西方列强志在卖给中国武器，争取更多经济特权，也鼓励这种发展。

十总而言之，毛泽东有充分理由关心国家命运。毛泽东反复思索古代的伟大统治者，发现由于他们的精力和意志，中国才能慑服四邻，赢得中国盛名。毛泽东因而相信唯有力量才能得到尊敬，唯有霸王才能统一、重振中华。令人惊讶的是，毛泽东不仅尊敬汉高祖刘邦，还钦佩人人痛恨的湖南暴君汤鄹铭。汤莸铭垮台后，毛泽东写信给好友萧瑜说：湖南问题，弟（即毛泽东）向持汤督（即汤芗铭）不可去……汤在此三年，以严刑峻法为治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杀人万数千也，亦政策之不得已耳。……护国之目的，不如此不足以达之，以此为罪，非知大计者也。毛泽东后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杀人都不好……我们称为邪恶的，只是印象，不是本质。」 这样的推理着实令人不寒而栗。

现在已是一九一七年秋天，毛泽东即将满二十四岁，可是尚无任何具体成就可言。他贪婪地认真念书，想从书页中找出真理。但现在该是行动的时候了。他终于掌握到他该做些什么。他渴望作战、渴望战争、渴望革命。他写下：长期和平，没有任何动乱的纯粹和平，人们其实难以忍受。和平会带来风波，也是不可避免的……人类总是厌恶混乱、盼望和平，没有理解到混乱也是历史生命进程的一部分，在真实生活里也有价值……当他们来到和平时期，觉得无聊、放下书本。不是说我们喜欢乱，而是和平不能持续太久，它让人类无法忍受，而人性则因突然变化而高兴……宇宙宙的破坏不是终极的破坏……因为从旧宇宙让位、会出现新宇宙，谁说它不会比旧宇宙更好！这时候他承认真想放火烧掉唐、宋以来的诗文书册。显然他认为这些东西不够进步。他热切地告诉朋友，必须粉碎传统的家庭关系，并且在师生关系之间来场革命。多年之后，他把这股年轻时代的感觉化为一句话——「造反有理」，而全世界认为这是他的政治信念。这段期间，他和朋友们继续怀抱梦想，但是他的梦想轮廓愈来愈清晰。一九一七年九月某日天气暖和，他和一群朋友在学校后方山上野餐，大家讨论起应该如何才能救国。毛泽东坚定地说：「效法梁山泊好汉！」 他们正是他喜爱的小说《水浒传》中起义造反的农民。

第四章 空谷足音

一九一八年五月，杨昌济教授接到知名教育学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一封无法拒绝的聘书。北大是公认的中国最好、最具自由风气的高等学府。六月初，毛泽东和杨昌济分别；可是，六月底杨教授写信给爱徒，催促毛泽东到北京来见他。北京有一群青年男女正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杨教授建议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也争取这个机会见识世界。这时候毛泽东正忙着他的政治和组织活动。一九一五年秋天他已经展现他的组织能力，送发「征友启事」到长沙若干学校，邀请有志爱国工作的青年和他联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吾之所求也。」毛泽东想要扩大交往圈，结交「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他在通知上署名「二十八画生」。五、六个人回复，但只有三个人表示乐意加入爱国团体。 其中之一是十九岁的罗章龙，用日本名纵宇一郎自称。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了，立刻写信给毛泽东。后来他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一名要角，但是一九三一年因反对党的斯大林派领导人被中共开除党籍。另两个加入毛泽东圈子的青年后来变得极端反动。

毛泽东收到的另一个回答来自李隆郅，只称得上「半个回答」。李隆郅时年十六岁，是长沙某中学学生；罗章龙建议他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告诉史诺说：「李隆郅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李隆郅当时刚从乡下来到长沙，他日后说毛泽东似乎饱读诗书，他觉得高攀不上。 这份感觉五、六年后就淡了，李隆郅以新名字李立三成为中国劳工运动一个主要领导人物。一九二八年，他成为共产党实质领导人，直到一九三〇年底，毛泽东本人都必须服从听命于他。

不过那是后来的事。这时候，毛泽东在罗章龙及几位同学的协助下设法组织一群爱国青年。过程中倒是发生一些有趣的插曲。一所女校校方以为毛泽东的通告是青年男子想找女朋友谈恋爱的。好在第一师范当局保证毛泽东不是轻佻青年。 过了一阵子，逐渐有一批学生团结在他周围。其中一位告诉毛泽东：你的信就像「空谷足音，跫然色喜」。①毛泽东对这群朋友有这样的描述：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最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我生气了，以后再也不同那个家伙见面。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一九一七年六月，毛泽东被提名为全校最优秀学生。这个荣衔每年在春季学期结束时公布，这一次大多数同学——四十九个人——把票投给毛泽东。 不久，他又展现他的组织能力。一九一七年九月，他在学校成立湘潭同学会，也在学生会愈来愈活跃。之后，他又被推为学生会会长。学生会最重要的工作是恢复夜间工人学校——第一师范半年前开办它，却于一九一七年秋天停办。透过毛泽东的努力，工人学校于十一月九日复课，共有一百零二名学员，大都是来到城里求职的失业工人。 这时候毛泽东对平常百姓的看法已经改变。虽然仍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高过他们，但他变得成熟了，不再鄙视他们。他认为：「物以类聚，鸟兽也会相互照应。

人类难道不能一样做到？……有些人〔工人学生〕只是因为天资不足或出身不幸环境而失学。有人道精神的人正应该同情这些人，而不是把责任推到他们身上。」 「热爱人类」的毛泽东在这所学校里初尝授课经验，讲授起中国历史。① 编注：根据档案，毛泽东接到罗章龙的信，回信相约见面，回信中以《庄子》中的「空谷足音，跫然色喜」表示欣喜罗来信，与原书所写不同。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毛泽东扮演积极角色组织一支学生自卫队。这时候，湖南和中国各地一样，局势相当动荡。内战打得如火如荼。士兵经常占领学校校圔，对学生，尤其是女生，诸多侵扰行为，当然引起愤懑和抗议。傅良佐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开始主持湖南省政时，省立第一师范还能抗拒军方要把这个教育机关改为军营的要求。毛泽东策划这项护校行动，用萧三的话说，「他彷佛得到陆军部核准，主持一切」。 他和教员及其他同学不同的是，他略具军事经验。十一月间，傅良佐部队战败，士兵撤退，恫吓地方百姓，威胁要攻打学校。毛泽东再次展现主动，接洽本地警察，还真有几名警察前来协助。学生成立自卫队，只不过武器是木枪和竹竿。

毛泽东不但当过兵，还是学生会会长，亲自指挥。学生和警察守候，直到士兵来到学校门口。这时毛泽东命令警察——只有他们才有真正的步枪——开火。然后学生在空罐里点鞭炮，虚张声势，并且高声喊叫：「放下武器，包你没事！」土兵们竟然中计，害怕、投降。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校刊有如下的记载：「湘南作战激烈，局势大乱。学生组织保护队，日夜巡逻。防卫责任非常艰巨。」萧三回忆说，这段期间毛泽东对军事议题十分感兴趣。 不仅中国在内战，全世界也陷入战火。毛泽东密切注意欧洲战场的发展，每天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有些是他自掏腰包订阅。依他自己估算，父亲给他的钱有三分之一被他花在书报杂志上。 他有个怪癖：从头到尾逐页读完报纸后：他把每页空白边剪下，再把它们用针线缝成册。萧三告诉我们：「他从报纸挑出地名，并写在这些空白地方。」 一九一七年冬天，毛泽东和友人想集合志同道合之士成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毛泽东告诉史诺说：「我同住在其他大小城市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 它终于在一九一八年四月成立，取名「新民学会」。毛泽东和他的同伴显然从梁启超在横滨发行的《新民丛报》得到启发。萧瑜提出这个名称，人人同意。新民学会发起会议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在蔡和森位于湘江左岸潆湾港的家中举行。十三个人来到树丛中一个陈设简陋的小窝棚开会。毛泽东记得，「天气晴明，微风掀拂江间的绿波和江岸的碧草，送给到会诸人的脑里一种经久不磨的印象。」 除了东道主和毛泽东之外，出席者大都是老朋友：萧瑜、萧三兄弟、罗章龙等人。也有一些新面孔，例如四十二岁的何叔衡。毛泽东和何叔衡在一九一三年进入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过不了几个月，何叔衡就毕业，从一九一四年七月起即在长沙一所小学教国文。

他个子矮，肩膀宽，非常严肃，但个性温和，佩戴大圆眼镜，得到比他年纪小的同志们之尊重。由于他蓄了黑胡子，貌若古典绅士，大家戏称他「何胡子」。其实他的确是农村知识分子，十八岁就考中秀才。毛泽东和萧瑜一九一七年暑假在湖南省漫游时，到过何胡子宁乡县老宅子作客，三人即结为好友。 这位不自私、精力异常充沛的何叔衡，眼神炯炯发光，在毛泽东一生中扮演极大角色。他成为毛泽东一九二〇年在湖南组织共产主义圈子最得力的助手，也在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何叔衡认为毛泽东是个「不平凡的人」，尽管两人年纪相差不小，何叔衡一向非常敬重毛泽东，对他居于上位，绝无争议。众人在丛林里讨论学会章程；它由毛泽东和另一位会员在三月间起草。

章程规定：「本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员皆须遵守下列规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任何人经由五名以上现任会员介绍、缴交一银元会费，并经过半数会员表决通过，即可入会成为会员。会员每人每年亦须缴交年费一银元。章程通过后即推举负责干部。萧瑜当选为总干事。据他弟弟萧三说，众人原本属意由毛泽东出任总干事，但是毛泽东坚辞，只答应担任萧瑜的两名副手之一。 取后约有七、八十人加入学会，其中有些女生，如李思安（湖南蚕业讲习所学生）、陶毅（第一师范学生，也是杨昌济爱徒）、蔡畅（蔡和森的妹妹）和向警予（蔡和森的女朋友）。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物，而且大多数为新中国的奋斗捐躯了。所有的会员试图达成以下梦想：「改善个人及全体人类生活。」这也正是新民学会命名的缘起。虽然他们不谈「罗曼史」，却相当罗曼蒂克。毛泽东写说：「当时新思想、新文学已在全国风起云涌，我们都觉得已从脑子里完全扫除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我们突然领悟到独善其身是不对的，我们必须要积极兼爱天下……我们形成强调日新又新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会员不久即修订组织宗旨。他们不再满足于革新学术、砥砺品行。现在他们要「改造中国与世界」， 他们也由衷希望由改造自己做起。除了要求自己苟日新、又日新，以及为人类谋幸福的高尚情操之外，其实他们并没有具体构想。新民学会会员利瓦伊汉回忆说：「我们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团体的成员出发，努力『自我精进』和『相互协助』。大部分会员是年轻人，相信改造，渴望进步。但是我们要如何促成改造呢？我们要如何达成进步呢？我们虽已组织起来，其实还差得远。」 以萧三的话说，整体而言，他们是「集儒家思想和康德思想于一炉」。 毛泽东的评语基本上也相同。他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一九一九年六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如他女儿所说，他处于十字路口。 要嘛是找不到工作，要嘛是他不想找工作。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一些友人寄居在湘江左岸，梦想在那里建立公社、某种「工、读合一的同志会社」，一起耕作、一起研究科学。 他几乎身无分文，但是不改其志。

朋友们笑他：「身无分文、胸怀全球！」 他竟日思索，四处游荡，饱览自然景色。

从岳麓山顶眺望长沙，景色甚美。孔庙的金黄色屋顶在骄阳下熠熠发光；长沙城墙上的八座塔楼巍然而立。湘江就在山脚下缓缓流过。毛泽东觉得很幸福。他有许多朋友，大家以他马首是瞻。数年之后的一九二五年秋天，毛泽东重游旧地，想起往事，填了一首词〈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舺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浮沉？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就在这段相对不忙的时候，毛泽东收到杨昌济老师有关召募青年学子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信函。他和蔡和森、萧氏兄弟等一伙朋友讨论。蔡和森及萧瑜对于这个机会特别感到兴奋。他们早就有心出国留学，认为法国是理想的目的地。它是民主国家，又有坚实的革命传统。新民学会同仁立刻召开会议，会中决定非常有必要到法国勤工俭学，并须努力促成之。 与会者大都表示有意前往法国。 萧瑜立刻写信向杨昌济查询北京这个团体的背景。一星期后，收到回信。杨教授说，他已去见过北大校长蔡元培，蔡校长赞成湖南青年参加勤工俭学。勤工俭学计划始于一九一二年，是早期赴法留学生李石曾和吴稚晖这两位无政府主义者的发想。他们是法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大师艾利赛·雷克吕（wisee Redus）的信徒。雷克吕相信教育和革命之间有辩证关系，他的中国信徒也认同他。他们相信，若不广泛发展科学与教育，社会不可能有革命进展。一九〇六年，李石曾和吴稚晖在巴黎成立第一个中国无政府 ①主义者组织，一九二一年他们成立「留法学生俭学会」（Chinese Society for FmgalStudy in France），其宗旨是推动不需花昂贵费用即可受教育。他们提议新来者在法国企业工作赚取所需费用，并依「工作一年、读书两年」原则支付自己的教育费用。

留法学生俭学会承担起召募中国青年来法国念书、协助他们找工作的任务。核心构想是利用西方教育制度的优质，培育「新」男人、「新」女人，不问他是工人或知识分子。这两位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唯有这种「新」人才能复兴中国。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两年之内，他们选拔了一百名中国学生赴法国。可是，一九一三年底，留法学生俭学会被迫停止运作。袁世凯认为中国学生没必要到欧洲研习。 不过，一九一七年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打第一次世界大战，八月间勤工俭学运动又恢复生机。中国并没有①编注：作者原误植为一九〇五年，此组织名为「世界社」。

派兵实际参加作战，但是中法签订协议，中国派十四万名劳工到法国，大都从事挖掘坑道、壕沟的工作。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士气大振，李石曾又全力策划中国青年大规模赴法国勤工俭学，旋即成立「华法教育会」（sinoFrenchStudysociety），以推动中国人赴法留学的制度，以及加强中法文化关系为宗旨。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吸引中国学生赴欧，以便推动「知识分子」与劳工运动的大结合。北京、广州和上海皆成立分会组织。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初，北京、成都、重庆和保定皆成立预备学校，为有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上课。预备学校收十四岁以上的学生。中国青年向往赴欧洲留学有几个原因。蔡元培解释说，中国缺少高等教育机构，而且现有院校水平亦有待提升。其次，中国也没有足够的高水准师资。第三，由于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和植物圔等的不足，中国教育部和相关机构没有资源组织起来让学生有效地实习。收到杨教授覆信，蔡和森赶往北京，与杨昌济、李石曾和蔡元培会面。

他在六月三十日致函毛泽东及新民学会同仁，证实赴法勤工俭学的可能性。

他力促朋友们尽快赶到北京。可是毛泽东必须先处理一些家务事。他的母亲文七妹从一九一六年起就病得很严重。她长久以来即患胃溃疡，现在又感染淋巴肿大而发炎。毛泽东深爱母亲，为此非常难过。在长沙念书时，他不时回家探望她。过去几年，他父母亲不和，原因不详。谣传说，文七妹不能原谅她丈夫把儿媳妇收为小妾，但是夫妻失和可能另有其他原因。毛泽东的父亲年纪愈大，脾气愈坏，她可能只是觉得无法忍受再和他住一起。最后，她收拾行囊，搬回老家唐家坨和她哥哥住。毛贻昌是个守旧派，可能认为此举有背孔夫子教训，很难容忍太太的反抗。

毛泽东当然完全站在母亲这一边。一九一八年八月初，他到舅舅家探望母亲，设法劝说母亲跟他进省城治病。可是-她或许是不想拖累爱儿，不肯进城。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写信给舅舅们，还是希望母亲能进城治病。

他希望弟弟泽民能在八月底陪她来。同一封信里，他也告诉亲戚，他打算到北京去。他只字不提赴法国的事，向他们保证「此行纯为观光」。 事实上，他只是不愿触恼任何人。他对和同志们一道赴法国，并不犹豫，并且对能出国见识的可能性颇为兴奋。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和二十五位同志从长沙出发，赴北京。他们先坐小船到武汉，然后转搭火车。这是毛泽东生平第一次搭火车，而且一坐就将近一千三百公里。

由于黄河闹水灾，他们在河南省许昌耽搁了两天。毛泽东其实还挺高兴的。许昌是三国时期魏国的首都，而魏国是他喜爱的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曹丕所建的王国。 在毛泽东建议下，大伙儿决定好好一游古城。

他们获悉古时候的魏都其实在城墙之外。我们可以想象毛泽东会有多么兴奋。他正要出发征服世界，而今竟有机会参观从前辉煌鼎盛的历史遗迹，它的确充满象征意义。彷佛古时候的英雄豪杰鼓舞他努力向前，为国家的荣光造就一番事业。

第五章 红楼梦

毛泽东等一伙人于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九日抵达北京，立刻前往杨昌济教授在北区、离城门不远的家。杨昌济很高兴见到他们，答应毛泽东在内四个同学可住他家。 杨昌济、他太太向振熙、二十岁的儿子杨开智和十七岁的女儿杨开慧一家四口住在窄巷里一户小房子。 毛泽东在长沙即常在老师家走动，已经认识老师家人。一九一六年夏天，杨昌济还邀毛泽东到他乡下板仓镇老家作客。毛泽东还记得他穿着草鞋走了约四十公里路，才到了那栋其貌不扬的砖屋。 当时的杨开慧（小名「小霞」） 只有十五岁（她出生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六日），害臊的毛泽东没跟她说过一句话。

他也没跟师母说话。当时的规矩是和不熟的女性不宜说话，因此他只是点头为礼。但是他放胆和老师交谈，老师丰当的藏书也吸引了他。他和杨开慧后来碰过几次面，但是我们应当还记得，毛泽东当时对女生没兴趣，显然根本没注意到小女孩已成长为美姑娘。

现在又见到她，毛泽东压抑不住他的感情。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有着性感的红唇、深邃的黑眼珠。毛泽东的朋友们也同样眼睛一亮。萧瑜回忆说：「她相当娇小，脸蛋圆润，长得和她父亲真像，有同样深邃的小眼睛，但皮肤相当白净。」 同时，「小霞」也被她父亲赞不绝口的这个「聪明又彬彬有礼」的韶山男子迷住。多年后她回想说：「当我听说他的种种成就之后，就已疯狂地爱上了他。即使我爱他，我没有表现出我的感情……我坚信人必须自己去寻找爱情。即使如此，我没有停止希望和梦想……我打定主意，如果不成，我就不嫁。」让杨开慧失望的是，他们的关系发展得并不平顺。在他们俩命运交织之前，已经过了两年半的时间。毛泽东太害臊，而且也没有钱追求女朋友。

他的自尊不允许他靠杨昌济接济过日子。因此在杨家休息几天之后，毛泽①东和朋友就向主人道谢，迁到有三个小房间的一户小公寓去。他们穷得什么都供不起。 这户一层楼的小木屋有大片纸糊的窗户，已有四个人居住。

每天夜里八个人设法挤在一个炕上——这个低平台占了房间几近一半面积。

中国传统北方房子以炕为床，冬天时靠连接的炉子生火、引进热气暖床。

可是，这群青年没钱买柴火暖炕，因此他们彼此靠近睡、相互取暖。八个人只有一件棉夹袄，因此寒天只能轮流外出。过了四个月，他们才凑足钱，又买了两件外套。他们在房里靠一个小热炉烧饭作菜。这户小房子有个小小内院，位于离北京大学相当近的三眼井区一条窄巷里。它也靠近北海公圜里著名的人工湖北海，以及末代皇帝溥仪的永久住所紫禁城。

毛泽东经常在北京尘土飞扬的大街和路面不平的胡同闲逛。北京和长沙不同，不是个大商业中心，它的街道没有大量的店招和广告。可是，许多大街，尤其是主要的购物大街王府井，却挤满了人。北京人口约一百万，为长沙的五倍。 大量的黄包车挤满大街小巷。 北京从十六岁到五十岁的男子，几乎每六入就有一人靠拉黄包车为业。一个能干的黄包车夫每个月扣掉向车行租车的租金之后，可以净赚十五银元以上——当时北大图书馆的助理馆员只赚八银元。当时很稀罕的汽车也在宽敞的大道上拉响喇叭，呼啸而过。马车夫高喊行人让路。空的黄包车车夫也频频高喊：「大爷、大娘，坐车吗？」嘈杂之声，震耳欲聋，令人无法忍受。市民还可经常看到蒙古大草原来的骆驼车队载货到北京。他们的出现，更平添许多混乱。纵使如此，北京却给人出奇的良好印象。人们无不高兴地看到美妙的种种建筑、它独特的宫殿和庙宇，和谐地坐落在公园般的环境里。毛泽东也意识到故都诗情画意的美。他说：「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我的惊叹和赞美。」北京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相传建于四、五千年前的黄帝时期，最初名叫幽都。今名北京可溯及公元一四〇三年，明成祖永乐皇帝所命名。

① 原书注：日后和史诺交谈时，毛泽东改口说只有一个小房间，或许是为了向史诺强调他当时真的穷得不得了。

他在一四二一年将首都由南京迁往北京。永乐下令在北京中心兴建宏伟的宫殿群，占地超过一千七百英亩，正式命名紫禁城。永乐另在北京南区盖了非常漂亮的天坛，作为皇室祭祖拜天的场地。

满清于一六四四年进占北京，于西北郊盖了富丽堂皇的一座夏宫。这座夏宫位于占地八百四十英亩的圆明园中央，屹立到一八六〇年。「文明的」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入侵北京，野蛮地烧杀抢劫，留下废墟。

慈禧太后放弃重建，下令在附近的颐和圜另外修缮整理一座宏伟的夏宫。

不幸的是，毛泽东无缘欣赏颐和园美景。因为入园费太贵，即使北京许多富人也出不起钱参观皇帝的宫殿。不过毛泽东并不气馁。就一个初来乍到京城的人而言，他已经目不暇给。

二十世纪初的北京也是中国的文化、学术中心。一八九八年清廷在北京成立一个现代化学堂，辛亥革命之后，它改名为北京大学，中国人通常称之为「北大」。一九一六年秋天，自由派学者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后，北大及中国许多学术、教育机构掀起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就像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主张以理性取代传统的信念。启蒙运动终于来到中国，北大成为重要基地。新文化运动启发中国新知识分子寻找或可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的新理论。

鼓吹新文化运动最力的刊物为《新青年》，也就是一九一七年四月刊登毛泽东论体育那篇文章的期刊。《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是北大文学院院长。

《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抨击传统儒家思想，成为散布民主、人道理念以及最新科学理论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之一。它鼓吹反儒家的道德以及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发出社会精神改造的号角之声。《新青年》也扮演重要角色，提倡「白话文」，取代中国广大群众难学、难懂的文言文。

《新青年》和陈独秀所代表的理想引起毛泽东的共鸣。他钦佩蔡校长、北大教授李大钊、胡适及其他运动领导人，他更是崇拜陈独秀。北京大学，或者更精确的讲，它在沙滩所新建的楼房，离毛泽东住的三眼井，步行只需十五分钟。这栋四层半高的楼房像磁铁一般吸引着毛泽东。他已经晓得北大师生以十八世纪著名文学家曹雪芹的名著《红楼梦》，称它为「红楼」，因为这栋楼房上面三层砌的是深红色的砖。

一九一八年十月，杨昌济教授替他在北大找到一份工作，毛泽东一定高兴极了。杨昌济为他向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经济学教授李大钊，写了一封推荐信。

李大钊和毛泽东一样出身富足的农家、只比毛泽东年长四岁多。他是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出生于离北京不远的大黑坨村。他先上私塾，和毛泽东一样读儒家古文；一九〇七年进入天津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念书。

辛亥革命前夕，他在政治上、社会上都已相当活跃。一九一三年，二十四岁的李大钊发表爱国文章，吸引到知识界的注意。一九一三年毕业后，李大钊决定出国留学，不久即进入东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他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回国，立即投入新文化运动。李大钊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获北大聘为经济学教授，并于一九一八年一月兼任图书馆馆长。不久之后，他应陈独秀之邀，成为《新青年》编辑委员。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底，他和陈独秀创办另一份刊物《每周评论》，以比《新青年》更尖锐的方式点评政治议题。

李大钊是个个子高大、时带笑容、为人和蔼的人，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留长胡子。 他很讲究礼貌，衣着鲜亮。和北大许多教授不同，他偶尔喜欢穿西装、打领带，配上桨烫过的高领白色衬衫。他是一个人人都会注目的人物。

李大钊让毛泽东担任图书馆助理员，月薪八元。 钱不多，但毛泽东不介意物质问题，欣然接受这份工作。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有张自己的桌子。后来他很自豪地向亲戚报告，他在北大工作。李大钊比起陈独秀和蔡元培更博览群书，尤其是当代西洋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书刊。他是中国最早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人。在他之前，中国几乎没有人晓得马克思——即使有关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新闻最早在十九世纪末即传到中国。一九〇三年初，日本作家福井准造（FukudaJunzol）①的著作《近世社会主义》在中国出版，书中引了一段《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Manifesto），它才首次出现在中国。

一九〇八年一月，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的刊物《天义报》上，刊载恩格斯（F.Engels）对一八八八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前言之文。

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作品首次以完整形式出现在中国。这时候，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还不清楚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也分辨不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其他种种社会主义究竟有何差别。 毛泽东本人在一九四五年四月说：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民就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其人我们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世界① 编注：作者误植为Fukuda shigol。此书是由赵必振所译，于一九〇三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

上还有什么帝国主义，什么马克思主义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据说还有一个什么人，在一个杂志上译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Socialism:Utopian andS cientific）。总之，那时我没有看到过，即使看过，也是一刹那溜过 去了，没有注意。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甚至布尔什维克经验的全球意义的人。拥抱布尔什维克主张的他，在一九一八年开始大规模宣扬俄国的共产主义。早在一九一八年七月，李大钊在〈法俄国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说：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 遂遽为之抱悲观也。这正是红楼的寂静环境孕育的大梦。

毛泽东到图书馆工作后不久，李大钊就亲自向他讲解布尔什维克思想的萌生。他说：「资本家只占人类的很小一部分，工人才是绝大多数……任何人不工作、却消费别人的生产，就是贼。」李大钊主张，我们必须终结「不公不义。我们必须……提供每个人机会成为工人，而不是贼」。要如何做到呢？透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俄国共产党已经首开其端。他说：〔布尔什维克〕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布尔什维克……大声疾呼……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全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他们将要……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二十世 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

陶醉在新信念的李大钊又写说：可知托洛茨基的主张，是拿俄国的革命做一个世界革命的导火线……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所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李大钊很快就试圚吸收他的助理投入实际政治活动。他邀请毛泽东参加爱国团体「少年中国学会」的筹委会会议，其宗旨与新民学会相仿。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又参加李大钊在北大召开的另一项会议，会中决议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然，在认识李大钊之前，毛泽东已透过中文地方报及全国报纸听过俄国革命的故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长沙《大公报》刊载俄国革命的消息，毛泽东肯定听过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名字。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可以从《民国时报》和《时事新报》上读到托洛茨基和列宁（Lenin）在第二次全俄罗斯苏维埃大会上演讲的简短报导。它们报导列宁提议迅速结束世界大战，发放土地给农民，以及处理经济危机。有关列宁、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消息，一九一八年经常出现在中国报刊杂志上，引起相当广泛的注意。但是毛泽东没有想过这是「新时代之光」。

李大钊说的一切，他都感到很新鲜。他体会到自己的学识不足，因此决心在北大旁听。

为了能够旁听，毛泽东一九一九年初加入北大三个社团：哲学会、现代文学会和新闻学会。 他在新闻学会里认识了重要报人邵飘萍。他是中国的新闻通讯社、北京重要报纸《京报》的创办人。毛泽东说，邵飘萍对他帮助很大。邵飘萍介绍他进入真正的新闻工作领域。少年中国学会开会时，毛泽东注意到北大文学系学生邓康。,邓康身材高瘦、天性活泼、时带笑容、眼神调皮，穿着中式长袍，露出长长的脖子。毛泽东可能是因为他一口湖南乡音而注意到他。总之，这两个年轻人几乎年龄相同，基本上又有共同理想，很快结为好友。邓康就和毛泽东的老朋友蔡和森一样，对毛泽东一生起了很大的影响。他后来以邓中夏之名，成为中国劳工及共产主义运动第一批组织者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

可是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的是陈独秀。 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对他素昧平生的美国记者史诺不讳言这段感受，须知道陈独秀一生起伏跌宕，此时已被打为中国最大的托派分子。毛泽东一定是真心尊敬陈独秀，才会在斯大林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疯狂打击托派时，仍坦承他对陈独秀的感佩。

陈独秀的个性对其他人也有催眠作用。早在一九一七年，毛泽东和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讨论到陈独秀之于中国，就有如托尔斯泰（Tolstoy）之于俄国。他和这位俄国作家一样，在生活和作品中都「追求真理、遵守真理，不忌别人怎么说」。 陈独秀虽然仍相当年轻，在爱国知识分子圈中非常受到尊敬。他出生于一八七九年十月八日，一九一八年时年仅三十九。

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今名安庆）人，幼时也入私塾读书。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二年间，他走访中国和日本现代教育机构，对西方科学稍有了解。

一九〇三年春天回到中国之后，他积极涉入革命活动，于上海和安徽省参与创办激进的报纸和杂志。一九一五年九月中旬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创办《青年》杂志；一年之后，杂志更名为《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底，陈独秀应聘到北大任教，不久即出任文学院院长。 陈独秀当时和李大钊一样，偶尔也喜穿西装。他那三件头灰色西装、烫得平整的衬衫，配上领带，使他颇有美国商学院教授的架式。但是他的外表会骗人。他很擅长交际，言词便给，谈吐风趣，有时候在辩论起来很专断。但是他从来不对人趾高气扬。尽管两人年纪差了十岁，陈独秀和李大钊结为好友，陈独秀非常尊重他这位年轻同事。

陈独秀对待毛泽东，也有如对待李大钊一样，尽管毛泽东根本不是北大正式学生。毛泽东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毛泽东在几个月后写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微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 可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不同，他还未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他在答复《新青年》读者提问时表示，在中国讨论社会主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工业在中国根本不发达。 他依然鼓吹个人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

陈独秀的意识型态立场对毛泽东很有影响。这位图书馆助理员尊敬李大钊，但是他绝对的相信陈教授，因此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仍有怀疑。种种共产主义思潮当中，毛泽东最感兴趣的是无政府主义，它强烈重视个人主义。由于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人都同情无政府主义思想，毛泽东当然更加醉心于无政府主义。 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〇年期间，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包括北大）非常盛行。无政府主义是在中国吸引到追随者的第一个西方社会哲学，也是无政府主义者最先注意到劳工的状况，开始组织第一个工会团体。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涵盖各支派的支持者，如克鲁泡特金（Kropotkin）的互助论、巴枯宁（Bakunin）的自发革命论、普鲁东（Proudhon）的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m），以及若干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他们主张到山区、森林建立孤立的、自我支持的新屯垦区，以便重新打造社会。克鲁泡特金的影响力最大。他主张以自由的自我组织的人为基础，组成联合形式的共产主义社群这种去集中化的方式，改造国家与社会。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典型地会交织好几股不同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力求绝对的个体自由，而他们晓得这是与当今社会完全断绝关系。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里找到不少有关无政府主义的书册。他熟读它们，受到其中若干作品的吸引。 毕竟他到北京来就是要参加无政府主义者所策划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毛泽东回忆这段北京生活，他说：「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愈来愈激进……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克鲁泡特金对毛泽东影响最深。显然，毛泽东的梦并不逊于李大钊的狂想。

新民学会所有同仁，只有毛泽东在北大找到工作。其他人靠打零工过活。他们全都注册进入不同教育机构的训练班，为前往法国预做准备。有些人加入北大附设的预备班，也有人跑到北京西南方约一百六十公里的保定另一所学校学习。蔡和森开始在保定之南的一所学校上课。除了这些青年男女之外，还有两位年纪较大的人也十分认真准备赴法留学。一位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长沙第一师范的老师徐特立。另一位是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原名葛兰英）。主要的学习科目是法文，测验结果是他们能否成行的依据。

候选人也必须通过法语口试，并通过健康检查。在北京找到方向之后，毛泽东改变前往巴黎的念头。他究竟有什么想法？他和史诺谈话时说起：「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那他为什么要到北京来？为什么要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毛泽东的说法很可疑。我们应该记得，当他接到杨昌济提到召募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消息时是多么兴奋。毛泽东没有去成法国，这其中极有可能另有隐情。

他是没钱，但是他有办法筹到一点钱，杨教授也一定会借给爱徒必要的费用。不，钱应该不是问题。毛泽东的朋友们也都没钱，最后旅费都是募捐来的。 问题出在别的环节。毛泽东根本没有语言天分，通过不了法国语文考试。他在第一师范念书时，每天背英文， 可是几乎学不会几个字。

他在念法文时，就会有不同的成果吗？即使他被接受，准予赴法求学，他在外国也不会觉得自在。他绝不会接受次等的地位。

毛泽东决定不去法国的主因是面子问题。毛泽东是个很骄傲的人，不肯承认低人一等。即使在北京这个群英毕集的京城，他也不是一向很舒坦。

当然，李大钊、陈独秀和邵飘萍等人对他都很好，可是即使如此，他仍然觉得自己是没念多少书的乡巴佬。尽管他和李大钊年纪差不了几岁，两人之间还是有一道鸿沟。他在北大打工的五个月期间，觉得很吃瘪。他在长沙可是最优秀的学生、公认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回忆说：「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年轻人一旦在社会和政治上少年得志，往往会展现一股傲气。对北大学生会的领袖人物傅斯年、罗家伦而言，这位湖南来的图书馆助理员是不存在的人。胡适年纪只比毛泽东大两岁，已是著名的哲学教授，也一样不理会他。 毛泽东在新闻学会结识陈公博和谭平山，他们不久即在创立中国共产党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不过他们当时也不大理他。张国焘一九一九年初积极参与爱国运动，在北大学生群中声誉鹊起，当时根本没注意到毛泽东。张国焘在一九五〇年代和一九六〇年代写回忆录，他根本不记得什么时候初识毛泽东。不过，毛泽东可没忘了张国焘是怎么不理他的。一九一九年一月，萧瑜最先出发赴法国，三月间其他湖南同学也准备好启程。此时毛泽东接获消息，母亲病情恶化。他自己说，他「必须赶回家照料她」。 他的「赶」也真奇怪。他在三月十二日离开北京，但是直到四月六日才到达长沙，而更要到四月二十八日才写信告诉舅舅们他已上路。这段期间他思绪万千，可就不曾想过他那病危的母亲。毛泽东先陪着一批预备赴法国的同学去上海，在上海逗留了二十天。他向舅舅们解释说：「我在那里被公事绊住了。」 有什么公事绊住他？他所做的无非就是等着向即将远赴异国的好友道别。这时候他的母亲却病情加剧。对于一个孝子而言，这还真是怪异的行为。

为什么他突然间如此绝情呢？我们唯有从他在北京遭到侮慢，才能理解个中曲折。心理上，他必须陪伴朋友们到上海。甚且，新民学会的总干事萧瑜已先走了，他必须再度扮演领导人的角色，陪伴和他一路走来的伙伴。他非常需要有重要人物的感觉，必须再度肯定自己是个领导人、是个政治活跃者。他热切渴望名气与权力。但是他可能也有罪恶感，因此才在接受史诺访谈时，谎称母亲在一九一八年——即他去北京之前——已去世。

他的良知可能啃噬着他，但是他的虚荣心和权力欲却胜过他的良知。

毛泽东不幸的母亲死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五日，得年五十三。毛泽东赶回家送终，站在母亲坟前，他吟了一首挽联：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掏慈容何处寻？

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不到四个月，毛泽东的父亲便死于斑疹伤寒，得年四十九。他和妻子同穴而埋。 然而此时毛泽东已回到北京，忙着重要的政治议题，并没有回家奔丧。

第六章 民众的大联合

回到长沙，毛泽东觉得如鱼得水。在这儿，不像在北京，他不必向任何人证明自己的能力高下。他已经普遍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尊重，而且萧瑜出国，他又被视为新民学会的领导人。

他很快在修业小学找到一份历史教员的差事。和中国常情一样，这份工作是透过关系得到的。已经在学校任教的老朋友周世钊向校方推荐毛泽东。毛泽东的课业负担不重，每周只需授课六小时，有许多闲暇时间。他薪水微薄，每月只有四元左右（等于四银元），但这已经够他喂饱肚子。他依照当时流行的规矩，住在学校宿舍。 当时的教育学原理规定老师不仅要授课，还要做好身教，要做学生的行为楷模。

一九一九年春天局势相当动荡。四月底，即毛泽东回到长沙后不久，湖南、乃至全中国的政治局势都变得极其紧张。一月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十八个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会议，起草对德和约。中国民意非常愤慨，协约国代表们竟然不肯尊重中国代表团的正当要求，即把德国一八九八年从中国抢走、继而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复被日本接管的青岛以及胶州湾附近地区，归还给也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参加对德作战的中国。日本人想要保有原本德国的殖民地。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非常失望，西方列强竟然支持日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受到他们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三月和日本成立的秘密条约之约束，不希望和他们的战时盟友有冲突。这些密约承认日本接收德国在中国之权利，以交换日本协助协约国。甚且，西方领导人也要仰仗日本在对付苏俄的新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国代表团想找出折衷办法，却告失败。

中国期待和会能承认中国是战后国际新体制平等的会员，可是和会只决议把德国在义和拳乱战事所抢走的古老天文仪器还给中国。可想而知，中国人深觉受到侮辱。学生们尤其义愤填膺。学生们痛斥说：「日本将拥有青岛和胶州湾，而我们中国人要做什么？瞪眼看星星吗？」中国出席和会的代表王正廷一九一九年三月底给上海某报的一通电报，更有如火上加油。

它说：

吾辈提议于和会者，主张废止二十一款及其他密约不遗余力但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此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该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王正廷的呼吁引起极大回响。反日爱国运动在中国开始发展，各界展开搜索王正廷电报中所影射的卖国贼。大家质疑著名的亲日派：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和中国印铸局局长陆宗舆三人嫌疑最大。

局势日益紧张，终于爆发。五月三日星期六晚间，学生积极分子在北大集会，决定翌日在天安门广场、紫禁城入口前发动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

有位法律系学生在会上慷慨陈词，拿出刀子割指，以鲜血在白布上写下：「还我青岛！」他把标语高举过头，赢得全室喝采。五月四日上午十点，来自北京各个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在广场上集合。

到处白旗飞扬——在中国，白色是悼亡的颜色——配上青岛地图以及耸动的标语牌。尽管教育部代表、北京卫戍司令和警察局长出面劝谕，示威群众仍向附近的外国使馆区移动。他们仍然相信「伟大的美国」，预备以北京一万一千五百名学生的名义，提交一份陈情书给美国公使。他们信心的根据是，威尔逊（W.Wilson）总统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八日向国会报告，提出「普世和平」的十四点和平原则，抨击秘密条约，并吁请「自由、开放心胸、绝对不偏不倚调整所有的殖民之主张」。使馆区警卫不肯放学生进入，只准四名代表和美国使馆官员会面。

这项拒绝反而使学生群情激昂。有人建议去找卖国贼算账。因此他们转到曹汝霖位于附近的宅邸，冲进去结结实实大闹一番。没被他们打碎的东西，也全给扔进庭院里的一个池塘。曹汝霖及时走避，可是凑巧在曹宅的章宗祥被学生揪住，狠狠痛殴一顿。学生们放火烧了曹宅，才在下午五点钟散去。 原本正气凛然的一系列爱国演讲竟成为纯然的流氓行径。警方逮捕了三十二人，不过囿于自由派舆论施压，很快就放人了。

事情并未因此结束。从五月到六月，北京学生频频生事。他们举行罢课、示威和集会，但是不再滥行破坏。五四事件的新闻传遍了全国。上海及其他许多城市，不仅青年学生，连商人、仕绅，甚至工人都表示坚定支持北京的学生。黄包车夫基于爱国情操，一致拒绝服务日本人。许多地方的居民也透过示威活动和罢工罢课表达他们的反日感受。长江沿岸航运为之中断，因为码头工人罢工了。到处都是「还我青岛！」「消灭国耻！」「打倒卖国贼！」的标语。北京总商会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得到全国响应。群众打破买卖日本商品的店家之窗户，没收日货，当街烧毁。报社拒绝受理、刊登日本商人广告、日本船只航期或甚至日圆外汇汇率。 徐世昌总统被迫要求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辞职，但是动乱直到六月二十八日才告平息。这一天消息传来，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协约国与德国订立的不公不义的凡尔赛和约。

长沙的学生也试图组织反日示威活动，以表支持北京青年学生。五月七日，数千人走上长沙街头。他们也得到商人支持。 可是示威活动很快就被督军张敬尧的部队驱散——这个张敬尧就是一年前在长沙进行恐怖统治的「张毒」。我们不清楚毛泽东是否参加这项示威活动。极有可能他并未参加；否则，替毛泽东写传的人绝不会错过对他称颂的机会。

当然，毛泽东不会不注意到学生的斗争，可是他不搞自发性的抗议活动。他相信必须导引自动自发。组织是绝对必要的，要由伟大领袖的坚定意志锻造一支先锋队。毛泽东精读泡尔生的书，可不是白念的。「道德行为依据感觉和意志，它们必须先于道德行为。」毛泽东从来不违背此一信条。

一九一九年五月初他开始认真思考成立一个组织，以便有效领导长沙的爱国学生运动。新民学会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只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多人已在法国，它已经起不了作用。 五月中旬，邓中夏由北京来到长沙，向毛泽东详细报告北京学生活动的详情。毛泽东和邓中夏讨论了全盘局势。

毛、邓和何胡子（何叔衡）决定仿效若干省、市之例组织一个基础更广的湖南学生联合会。 这些学生组织提出非常鲜明的政治目标：「运用……学生能采取的一切力量」，「恢复国家主权、惩处卖国贼」。五月二十五日，长沙二十多所学校代表、其中许多人是新民学会会员，在何叔衡的住所集会。毛泽东介绍邓中夏，由邓报告五四事件前后经过，邓也表示希望湖南学生能宣布总罢课声援北京学生。邓中夏一席话打动了大家，演讲者本人年轻、精明的相貌，令人印象深刻。生命现在有了真实的意义。它需要斗争、自我牺牲和光荣。三天后，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湖南商业学校学生彭璜是毛泽东的亲密朋友，被推为会长。

六月三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宣布全市罢课，长沙有二十个学校学生参加。这项前所未有的罢课启发本地报纸《大公报》于六月四日刊出罢课学生的诉求：「外交失败，国家分裂，除非及时采取救国措施，必将灭亡」。

学生并呼吁政府不要签署凡尔赛和约、并废止二十一条。 局势非常严峻。

由于暑假旋即开始，才避免了和当局的冲突。许多学生离校回乡，但是组织继续运作。回乡学生组成宣传队，负责利用各种活道具在农村散布抵制日货的思想。这时候中国非常流行独幕爱国剧，它们由学生自行创作，相当简陋。可是它们在不识字的农民和城市观众心目中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许多学生配合商会代表成立检查队，负责执行抵制日货运动。七月七日，工会和企业代表联合举行另一次大示威。这一次经由仔细规划，号召捣毁日货。参加这项活动的周世钊日后回忆说：游行队伍前面高举着「烧毁日货游行大会」和「同胞们注意，切勿买日货」的大旗。学生每人肩负一匹日本布，后面跟着绸布业的店员工人。最后是国货维持会和学生联合会的旗帜。到了教育会坪，学生们将布匹摊放坪中，浇上煤油焚烧。直到布匹烧成了灰，游行队伍 和参观群众才离开。两天后，在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人倡议下，举行了各公共组织代表的大会，决定成立一个含纳各行各业代表的全省联合组织。从毛泽东的角度看，这一切都还不够。他相信宣传是影响群众最重要的手段。毛泽东可以依循列宁的说法（这时候他对列宁所知不多）说：「以我们的意见而言，我们一切活动的起点，成立我们所要的组织务实的第一步，可以指引我们坚定不移地发展、深化和扩大组织的线索，就是设立一份……政治报纸。」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资力不足以创办一份报纸；因此他们决定仿效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每周评论》，成立一份湖南全省学生信息刊物。毛泽东以热情、花俏的语言叙述这份刊物的目标：「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湘江评论》创刊号花了约十天时间编成、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出刊。毛泽东以主编身分写下《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它说「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除了官僚和军阀，他把资本家也列入「强权者」行列。他在北京的几个月时间没有白费。他依然强烈向往无政府主义，而李大钊有关社会主义的讲解也留下痕迹。可是他仍然很谨慎，不主张暴力，只吁求民主和自由。他说：「〔我们〕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即使针对日本人，毛泽东依然认为「罢课、罢市、罢工、排货，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间接对付强权日本最有效的方法。」《湘江评论》创刊号刊登毛泽东痛批北京军阀逮捕他的偶像陈独秀的文章。陈独秀因为参加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学生运动，散布他所写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捕。他在宣言中痛批总统和内阁总理在「山东问题」上的对内、对外政策。他坐了八十三天牢，出狱后即离开北京，寓居上海。

毛泽东为陈独秀被捕大为震惊，他责备整个中国社会：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

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

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的结果。陈君（独秀）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克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为表示支持他的老师，毛泽东在他的文章中转载陈独秀批判政府的传单。

毛泽东在同一期《湘江评论》亦首次发表有关布尔什维克的短文。他没有做任何评断；只是呼吁中国民众研究俄国经验：「我们每个人都应仔细检视这个极端主义党〔布尔什维克党〕究竟是什么……一眨眼，这个极端主义党令人大吃一惊，扫遍全国〔俄罗斯〕，无一处躲得过他们。」创刊号两千份很快就散发出去，七月底迅即加印两千份，也在三天内销售一空。七月二十一日，创刊号临时增刊和第二期，同步上市，各印五千份。一周之后，五千份的第三期接着上市。在湖南来讲这是很不得了的数字。长沙九份日报当中，只有《大公报》发行量高达两千三、四百份。

其他都只有一百至五百份之间。 毛泽东设法编出五期，但只有四期问世。

第四期在八月四日上市，一样印了五千份。可是第五期已经排好版，却在印刷厂遭到张敬尧部队没收。这份刊物是毛泽东的心血结晶。根据周世钊的说法，毛泽东把他课余时间全花在《湘江评论》上。周世钊回忆说：「夜里醒来，我会从墙缝看到他房间的光线。写完文章后，他又亲自编辑、校对，有时甚至亲上街头兜售杂志。」《湘江评论》也分设「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新文艺」等栏目刊载短文，大都由毛泽东本人撰稿。他健笔如飞，写出一篇〈民众的大联合〉赢得全国注意。这篇文章占了周刊几近整整三期的篇幅，从第二期到第四期连载。他试图回答困扰了一个世代革命派的基本问题：当「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时，应该怎么办？

毛泽东的解决方案毫无疑问地代表他的革命观仍然温和。从假设中国所有的困难以及其他国家所有的困难，皆源自强权者——即各国的贵族、资本家——联合起来对付民众做起点，他提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他写说，唯有「民众大联合」，对抗「强权者」的暴力，才能救国。基本上，他倡议社会上所有受压迫阶层，如农民、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等等组织自己的「小联合」。毛泽东把所有这些人都列入「贫弱」阶级，受到「富强」阶级压迫。他相信受压迫者组织本行本业的小联合，可以促成所有不幸者的「大联合」。一旦联合起来，中国民众轻易即可胜过贵族和资本家，因为民众人数是他们的好几十倍之多。民众需要联合起来，「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这篇文章充满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不过毛泽东也称誉「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的奋斗。他呼吁为军阀效命的中国士兵起来效仿他们。他写说，中国士兵有一天也会醒悟他们是平民的「儿子、哥哥或丈夫」。「〔他们〕反一齐化成了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就和俄国及欧洲其他若干国家一样，中国也会发生社会革命，它是全球受压迫者起而斗争的一部分。受到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写说：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这些话似乎很天真。但是我们如果记得北京五四学生「大联合」没有投掷炸弹，就迫使「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辞职，或许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受到的启示。他所了解的社会革命没有涉及到流血，而是「民众的大联合」以协调一致、和平的行动发出「强大的怒吼」，震聋了强权者。

或许他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真理。他写说：「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 可是不到九个月之后，毛泽东彻底背弃他青年时期的理想，无条件接受马克思和列宁的激进思想。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相当和平。「民众的大联合」似乎可以达成。第一步是集合一小群志同道合的人紧密团结在互助的原则下。一九一九年底，毛泽东又重提在湘江左岸成立农业公社的旧主张。他所向往的无政府主义，尤其是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共产主义思想，加强了他「在岳麓山脚建立新村」的念头。他需要朋友的协助。他要设立一所乡村学校教授社会科学，培训「新人」。当然，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但是毛泽东一连好几个月怀抱这个美梦。

《湘江评论》，尤其是毛泽东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在若干城市受到民主派人士热切欢迎。九个月前理都不理这个图书馆助理员的知识分子胡适、罗家伦等也谄媚地盛赞它。, 我们可以想象毛泽东欣喜若狂的模样。

这个年轻的乡下人已踏进全国政治领域。人们拜读他的文章、人们讨论他这个人。《湘江评论》第五期被没收反而使他声名大噪。他已经成为粗暴政权的受害人。

然而他还没被抓去坐牢，因此能够持续他的政治活动。一九一九年八月中旬，毛泽东和湖南学生联合会其他领导人决定把各个群众团体集合在反张敬尧的大旗下。湖南督军张敬尧行为举止有如盗匪。他的三个兄弟在他的军事政府里位居高职，他们率领士兵到处抢劫农民、洗劫公库、向商家敛财、绑架及杀害人民、强奸妇女、买卖鸦片、克扣教员薪水。他们对待湖南有如征服的省份。人民生活在恐惧当中，百业萧条，物价飞腾。因此人民奔走相告：「张毒不除，湖南无望。」九月初，中、美合办的湘雅医院邀请毛泽东担任医院周刊《新湖南》的主编。《新湖南》已经发行六期，但还未蔚为声音。毛泽东提出条件：他有权界定刊物的方向，才肯接受。美国人佩服他为自由价值奋斗，因此同意。毛泽东在他主编的第一期上界定《新湖南》的发刊目标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引入新学；（四）讨论问题。」他说：「当然我们不问『成败利钝』。我们更不注重什么权力当局。我们的信条是：『除原则之外，凡事皆可犠牲；原则则绝对不可犠牲。』」 四周之后，《新湖南》同样被停刊，也就不足为奇。侠士对抗暴政的罗曼蒂克气氛、他的编写天分，加上他在全国薄有名气，使得二十五岁、英俊的毛泽东在仕女界颇有吸引力。杨开慧远在北京。

一九一九年秋天，毛泽东与杨昌济的得意女学生陶毅展开一段恋情。她比毛泽东小三岁，因为志向远大、才智出众，与毛泽东所认识的许多女生大不相同。热情冲昏了他，使他情难自禁。他情感奔腾，写下：爱情是「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人类需要爱的力量大过于其他需要的力量。除了某些特别力量，没有什么阻挡得了它……〔唯一能〕阻遏爱情需求浪潮的，我认为别无他者，只有『迷信』」。这段恋情轰轰烈烈，但相当短暂。它来得突然，但在一九二〇年夏末也戛然而止。两个恋人因意识型态原因而分手。此时毛泽东已开始倾向共产主义，而陶毅无法接受布尔什维克理论。分手后不久，陶毅离开长沙、前往上海，创办一所女子学堂。她在一九三〇年去世，年纪不满三十五岁。

一九一九年秋天，这段爱情故事还没有眉目时，陶毅和毛泽东都相信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和自由恋爱。这段期间毛泽东写了一系列有关爱情和婚姻问题的文章，发表在长沙主要报纸《大公报》上。它缘起于一桩震撼全市的意外。女子赵五贞被父母许配给一位上了年纪的富商当妾，她在十一月十四日于前往夫家的红轿上割喉自杀。等候新娘到达的众人目睹惨剧，其震撼之情难以笔墨形容，全城连日都在议论这件事。许多人责备她违背儒家教诲，但也有不少人同情她。毛泽东、陶毅和他们的同志当然都站在赵五贞这一边。毛泽东尤其气愤。他写了一篇〈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文章说：「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爱情与婚姻的问题不论多么严重，都阻挡不了毛泽东及其友人赶走督军张敬尧及其犯罪集团的主要目标。整个秋天，毛泽东竭尽全力发动群众反对张敬尧。依据「民众的大联合」精神，毛泽东认为，如果湖南展现出一致拒绝接受这个沾满鲜血的寡头，或许能说服北京调走张敬尧。同一时间，他继续透过湖南学生联合会积极进行抵制日货的宣传活动。张敬尧在查扣《湘江评论》后即取缔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它被迫转入地下。

十一月中旬，毛泽东又召开一项会议，企图恢复新民学会活动。学会内部结构改组成为「咨议部」（本质上是立法部门）和「执行部」，后者下辖学校、编辑、妇女和海外教育等小组。另外成立执行委员会。原本不定形的社团开始有了中央集权的政党性质。何胡子被推为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陶毅、周世钊等人入列咨议部。 不幸的是，构想中的改组失败。

十一月会议后不久，许多会员卷入喧嚣的公共事件，也有些人被迫离开长沙。

新民学会已瘫痪了近一年。十一月底消息传来，日本士兵和中国爱国学生在沿海的福建省发生冲突，舆论大哗。长沙学生决定举行示威游行以表支持，并计划推出另一场反日大戏。这时候，本地保护国货委员会在检查长沙某仓库时，发现大批查禁的日货。委员会决定将它们没收，并公开烧毁。十二月二日，大约五千名学生、教员、工人和店员，走上长沙街头，前往教育委员会大楼。周世钊回忆这一幕说：当天天气晴朗……冬阳照在年轻人脸上，但是他们胸臆中满怀怒火……群众走过贩卖洋货的商店时，「销毁禁货」、「打讨商贼」的口号响彻天……下午一点钟，游行队伍来到教育委员会门前。他们把日本布匹堆积起来，现在学生和围观者已经上万人，围着这堆日货，等 候点火。

这时候……张敬尧部队的参谋长、也就是他弟弟张敬汤骑在马上，挥舞军刀，耀武扬威。他召来一连士兵及一排骑兵，进入广场。他下令部队把学生团团围住。他走上讲台，高喊着：「放火、烧货，是土匪行为。学生就是土匪。要怎么跟土匪讲话呢？他们只懂一种话。他们需要挨揍和消灭！」说完话，他下令骑兵把学生拖下舞台，好好痛揍一番。他继续高喊：「学生们！回去吧」几百名士兵把刺刀对准学生，强迫他们离开广场。我们愤愤不平回到学校……但是我们不晓得 该怎么办。毛泽东和爱国运动其他领导人立即有所反应。次日（十二月三日）新民学会和湖南学生联合会积极分子在长沙南城门外召开紧急会议。他们决定宣布总罢课，要求张敬尧立刻下台。十二月四日的后续会议，他们决议派请愿团分头赴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常德、衡阳和广州，发起罢黜张敬尧的全国运动。 罢课始于十二月六日。全市七十五所学校有七十三所关闭。大约一千两百位老师和一万三千名学生罢课。他们宣称：「『张毒』不离湘省，誓不复课。」 同一天，毛泽东与其他几个积极分子出发前往北京。毛泽东只带一把油纸伞遮阳挡雨、几件换洗衣裤和几本书。 路上花了约两个星期。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又到了北京。

很显然，自从他离开后，北京并没有太大变化。市内并无最近学生热情运动的迹象。生活已经恢复正常。陈独秀被迫移居上海，不再于北大授课，而李大钊仍担任图书馆馆长。但是杨昌济家却发生悲剧。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前几个月，医生诊断出可敬的杨教授得了不治的胃癌。他住进一流的德国医院，但病情日益恶化，已经命在旦夕。 毛泽东一到达北京，立刻赶去探望，试图鼓舞敬爱的老师，但杨昌济自知来日无多。

毛泽东在杨开慧父亲病榻前再次见到她，但是两人心情沉重，无暇谈起儿女私情。两人其实并没真正恋爱、来往。后来，杨开慧说，两人分开两地期间，毛泽东不断写给她「情书」，但是谁晓得这是否属实。 迄今并未找到这些情书的踪影。甚且，毛泽东已经拜倒在陶毅石榴裙下；不仅她的妩媚令人心醉，他也认为陶毅「思想非常开明、颇有大志」。 我们晓得他写给她情书，甚至讨论到未来的计划。杨昌济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七日黎明溘然长逝，留下财务十分拮据的家人。这位才思敏捷的老师薪酬并不丰厚。他的长子仍是学生，无法仰事俯蓄寡母和幼妹。死者的友人和学生承担起照顾其家人的责任。

大家筹募一笔基金照顾杨教授遗属，当然毛泽东是其中最积极的人员之一。毛泽东并没有忘掉他到北京来的初衷。湖南代表团遍访总统府、总理、外交部、财政部、农业部和商务部请愿。他们恳求政府迅速将张敬尧免职、惩处，「以维法律，救民于倒悬」。 代表团列举这个湖南督军兄弟所犯的罪行。毛泽东代表请愿团写下「去岁张敬尧入湘以后，纵饿狼之兵奸焚劫杀，骋猛虎之政铲刮诈捐。」但是这一切都没用。腐败、像黑手党似的政府根本无意认真处理张敬尧的问题。毛泽东及及其伙伴唯一的成绩是得到政府官员保证「派员」进行「秘密调查」。 毛泽东非常失望。「民众的大联合」经证明，碰上与内阁有良好关系的省级寡头一点用处都没有。张敬尧一九二〇年六月退出湖南，乃是军阀轮番作庄的结果。长沙再度由谭延闿占领，他恢复督军之职。

军事力量本身在中国关系重大，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毛泽东虽然已经略知个中端倪，却仍未充分掌握它的意义。尽管他有年轻人的罗曼蒂克思想，其实头脑相当清醒。他的个性火爆，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有时候自责「感情冲动……个性激烈」，但是他厌恶歇斯底里的亢奋。 他不是那种切手指以鲜血写下爱国口号的人。他依然真诚相信科学、教育和文化的重要，也相信不偏不倚的新闻及公共领域活动的可能性。这股信念在几年后即消失，但此时的毛泽东仍「活在云端上」。值得一记的是，听到张敬尧逃出湖南的消息时，毛泽东在文章中展现他的天真。他说：「湖南人应该更进一步，努力为『废督运动』……湖南人驱张〔敬尧〕，出于自决，不受何种黑暗势力的牵掣。果真觉悟到督军要废，自己举足踢去就是。」 事实上，张敬尧部队撤出长沙时，长沙市民坐在家里，不敢在街上亮相。他们真的能挺身而出反对担任督军的任何一个人吗？

那个冬天，毛泽东经常和李大钊、邓中夏会面，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有关布尔什维克俄国的知识——当时它正陷入全面内战。俄国有个神秘难测的极端派政党，把工人和农民集合在它的红旗下，针对毛泽东所痛恨的贵族和富豪展开斗争。在李大钊教授推荐下，毛泽东恢复阅读共产主义的文章。他已经知道，受李大钊的影响，陈独秀已转向共产主义立场。早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日，陈独秀就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一篇讨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文章，提到这场革命是「人类史上新纪元的开端」。毛泽东被催促要比以前更认真看待这个新学说。

由于他除了中文之外，不懂任何外国语文，所以只能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译作，可是当时中国实在没有太多中文的马克思主义作品。唯一找得到的马克思作品是《每周评论》刊载的简明版《共产党宣言》，以及《哥达纲领批判》（The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后者是公开论战的左翼小册，主张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建立工人阶级专政。关于列宁的作品，他只读过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一九一七年四月初写的〈俄罗斯政党与无产阶级任务〉（PoliticalPartiesinRussiaandtheTasksoftheProletariat）。另外，托洛茨基为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九年三月所成立的世界性共产党组织——所撰写的〈共产国际对世界无产阶级的宣言〉（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to the Proletariat of the World），也有中译版。

毛泽东也仔细阅读其他阐明共产主义理念的作品，包括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KarlKamsky）的《阶级斗争》sassstruggle）以及英国哲学家、费边社会主义者汤玛士.柯卡普（ThomasKirkup ）的《社会主义史》（AHistoryofSocialism，）。他日后告诉史诺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翻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着；《社会主义史》，柯卡普着。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对史诺叙述他思想转变的过程已经把事实搽脂抹粉。每件事都相当复杂，而且用不着说，上述作品也没有立竿见影改造他的意识。甚至，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也要到了一九二〇年八月才出版，因此毛泽①东不可能在那个夏天读到它。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大力推荐俄国十月革命，他们的作品填满毛泽东的思想。 他和李大钊的谈话、他和业已接受布尔什维克观点的邓中夏之往来，以及和北京其他年轻知识分子的接触，全都影响他的思想。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以后，北京学生的情绪变了。中国爱国分子战前普遍对英、美自由主义的幻觉，现在破灭了。这导致自由思想在中国全国、尤其是首都的危机。知识分子之间的意识型态和政治路线的分划，日益加深。 就在这时候，产业工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登上舞台。数十万工人参① 原书注：我们应该公允地注记，毛泽东或许接触到《共产党宣言》的另一个翻译版本。

据罗章龙的回忆录，北大学生油印传阅《共产党宣言》。但这是否属实，我们不敢肯定。

加了五四运动。他们的觉醒让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那些中国革命派认为，这正是清楚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劳动阶级世界历史革命」理论的正确。 但是决定中国舆论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更关键的因素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政府激进的反帝国主义及反资本主义政策，以及红军抗拒帝国主义干预和国内反革命分子的成功。李大钊在一九一九年强调：「有了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证明它是可以撼动世界的力量。」 他基本上是正确的。

俄国共产党的成就激发中国爱国知识分子渴望了解指导他们行动的意识型态。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研究布尔什维克实验，寻求他们可用来撼动中国的一个理论。马克思主义正透过布尔什维克实验的棱镜在中国散布开来，得到接受。多年之后，毛泽东写道：「透过俄国人，中国人发现马克思主义……追随俄国人的道路——那是他们的结论。」 大多数中国带头的知识分子只从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广大范畴借用布尔什维克主义。它的追随者流派复杂、思想各异，有人着重社会发展法则、有人低估人类社会自然历史演进原则、有人倾向看待群众及阶级斗争在历史的角色之绝对性、有人完全否定财产权及个人权利、有人为暴力辩解、也有人否认普世人类价值——包括一般接受的伦理道德、宗教和文明社会的观念在内。他们对资本主义及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型态结构，只有简单、浮面的了解，不能考虑到社会制度的多样化。他们对世界发展的观点本质是全球性；他们唯一愿意接受的理论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避免。

某些中国青年对国家积弱、备受欺凌，特别愤慨，因此最受布尔什维克的钢铁意志所吸引。他们认为列宁任意施行无产阶级恐怖暴政乃是其力扫千军的表现。力量正是中国最最缺乏的东西。英国自由派哲学家罗素（BertrandRussell）于一九二〇年初访问中国，他深刻受到震撼的是有那么多中国青年「爱上恐怖」。罗素先访问苏俄，才到中国。他的〈游俄感想〉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 他客观、透彻地描述俄国共产党的行动。 身为左翼人士，他的演讲和写作强调「布尔什维克实验对世界发展的重大意义」，主张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应该支持苏俄。同时，身为一个自由派，他被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他认为与民主的原则不兼容——以及他们所释放出来的恐怖吓坏了。罗素在中国演讲时，虽然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予以正面评价，但却谴责工农专政。他主张应该用教育手段说服富人改变作风。然后就不需要「限制自由或诉诸战争及流血革命」。 可是他的中国学生却贪婪地拚命吸收罗素所批判的布尔什维克主张。

毛泽东一九一九年冬天至一九二〇年春天在北京逗留，并未导致他的意识有任何根本改变。没错，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为钢铁意志的辩护，让毛泽东印象深刻，使他对俄国共产主义增加研究的兴趣。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在一九二〇年春天之前成为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一九二〇年三月中旬写信给好友周世钊说道：「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 他的思想仍然很混杂。他已经认为苏俄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可是他仍然幻想和同志们到某个地方创办一所「自修大学」。他替每个人在这个乌托邦公社写下详细的任务，主张「所有的所得都完全公有。赚得多的人要帮助赚得少的人；目标是维持生活所需」。 受到他所闻所读有关苏俄的一切之影响，他有心前往苏俄一探究竟；一九二〇年二月他甚至闪烁其词地向陶毅提起，一两年内相偕赴俄的可能性。可是，突然间，他在一九二〇年六月底宣称：「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出现新文化的小花。几年来，狂风暴雨考验着它，我们还不知道它是否能发展成功。」六月初，他写信给昔日的老师黎锦熙报告：「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所谓「现代三大哲学家」，他不是指列宁等人，而是指罗素及另外两位自由派知识分子亨利·博格森（Henri Bergson）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 他承认得了「知识荒」，但是他的研究散漫无章，读书没有目标。「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持久，改变也很不容易改变，真是不得了的恨事呵！」 他尝遍种种学科。哲学、语言学，甚至佛学，他都感兴趣。尽管李大钊循循善诱，他还未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为唯一真实的世界观。

毛泽东于四月十一日离开北京。和去年一样，他仍到处游历。这次他先到距离北京只有两、三小时车程的天津，然后到以泉水驰名的山东省会济南。接下来毛泽东寻访孔子故里——景色如画的曲阜，然后登临邻近的泰山之巅，观赏日出美景。下了泰山，他到孟子故里邹城参访。接下来，他取道南京，前往上海。他在上海有要事待办。这次旅行历时二十五天，他有充分时间休息，抖擞精神迎接即将来临的政治斗争.

第七章 呼吸世界革命

一九二〇年五月五日抵达上海，毛泽东与湖南友人住进西区一条肮脏街道一栋两层楼的小房子。 和往常一样，毛泽东几乎身无分文，他的朋友也一样一穷二白。为生活所迫，他必须抛弃他所谓的「知识分子习惯」，从事体力劳动。毛泽东竟然当起洗衣工。 洗衣工只占掉「一半时间」，其余时间他花在政治活动和全市乱逛走动。他设法仔细了解上海。位于长江支流黄浦江岸的上海已经是中国以及整个东亚最大的工业及商业中心。从一八四二年英国人到达起，至一九二〇年，上海已经从人口二十三万人的市镇发展为一个巨大都会，居民不下于两百万，是北京的两倍。上海是中国主要的开放口岸。数不尽的码头和仓库密布在黄浦江左岸。

上海分为六大区。其中五区——南市、闸北、吴淞、公共租界、法租界——位于黄浦江左岸（西岸），一区——浦东——位于右岸（东岸）。靠近铁路北站、吴淞江（又名苏州河、是黄浦江的一条小支流）左岸，就是工厂林立、工人居住的闸北。这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一个新区。南市是上海最老的一区，可上溯到唐朝（公元六一八至九〇六年），则位于铁路南站和黄浦江之间。闸北之南、黄浦江的北侧和西侧是英国人治理的公共租界。公共租界南侧是法租界。因此外国租界瓜分上海的左岸，形成两大区块，挤在华人管治的南市和闸北两区之中。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西边；位于苏州河上游就是华人的吴淞区。

上海市面积约九十平方公里，其中逾三分之一属于外国人控制。外国法律是租界奉行的大法，而且租界有外国部队及警察进驻。中国人准予在租界内居住。富有的中国人以及反对中国当局的知识分子善加利用这个机会。事实上，居住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中国人人数多出洋人居民不知多①政治气氛比起中国任何地方都更加自由，而且公共租界的生活水平少倍。

相当高。南京路沿路商店在中国独具特色。欧、美最大的银行大都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设立分行丄彖华的旅馆林立。上海的建筑物与中国其他城市大异其趣。码头边摩天大楼高耸入云，非常壮观。全市活力十足，广告鲜① 原书注：例如，一八八五年公共租界的华、洋居民比例为三十五比一，法租界有两万五千名华人，洋人只有三百人。

亮，汽车满街奔驰，黄包车穿梭往来，来自世界各国的船只在港口装货、卸货，衣着高雅的贵妇在彬彬有礼的绅士陪伴下在江湾闹区的树荫下散步。

南京路及附近的街道、弄堂，人群摩肩接踵。许许多多店铺、餐厅、电影院和赌场吸引有钱人流连。

走在上海，到处听到有人讲英语、法语，甚至俄语。一九二五年，上海有两千七百六十六个俄罗斯人、英国人不下六千人，另有一千五百名左右的美国人及不到一千人的法国人。整体来讲，全市不同国籍的外国人有三万七千七百五十八人，日本人最多；一九二五年有一万三千八百零四名日本人， 但是由于俄、英、法人不少，上海有欧洲都会的风味。上海洋租界的建筑与纽约或伦敦的差异不大。

毛泽东住处离南京路和江湾相当远，他却必定注意到它是多么地不像中国的城市。他每天可以利用科技精品——行经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电车。

他也搭电车向客户收取脏衣物、送回新烫洗衣物。他说，光是搭乘电车就花掉他原本微薄的薪水之一大部分。现在已经有不少反张敬尧人士集结在上海。富有的湖南省同乡成立的湖南善后协会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在上海开始运作。要求张敬尧下台的其他湖南团体也在上海活动，其中势力最大的是湖南旅沪同乡会。

一九二〇年春天，曾任中华民国国会议员的湖南人徐佛苏也反对张敬尧，他也住在上海。毛泽东和旅渥其他湖南爱国人士的努力统统没有用，可是毛泽东持续不懈向他想象中的敌人挑战。不过，他现在已能用比较世故的手法进行斗争。他不仅想要赶走贪渎的大老，也想改变产生这种暴君的腐败制度。他在一九二?年春天及秋天之间所写的公告中，展现出乌托邦式的热切，主张湖南人民自治。他提议湖南脱离已陷入一团混乱的中国；宣布湖南完全独立；制定一部地方宪法，并且选出真正民主形式的政府。毛泽东日后说：「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可以更加迅速地现代化，所以主张和北京分离。那时候，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对于一个告诉史诺，他在一，九二〇年夏天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来讲，这是很奇怪的自白。

主张「湖南独立」的构想其实并无新意。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湖南革命民主人士杨守仁就坚持一个自由的湖南可以作为中国所有其他省份的模范，使国家最后能以崭新的、联邦的原则统一起来，促成中华民族的复兴。 很自然，这个想法和马克思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毫无任何关联，但是它深符若干西欧国家以及美国的传统。毛泽东并没立即接受它。

一九二〇年三月，他仍然对湖南独立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国〕之『州』或德〔国〕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 然而，不久之后他就成为热切的拥护者。他从「中国国土如此辽阔，每个省的情感、利益和民智水平都大为不同」这个前提出发，认为湖南的地理位置和人民天性都有极大潜力。如果他们和全国性的组织混同，他们特殊的力量将会削弱，他们未来的进展将受到限制。毛泽东期望他的本省同胞有创造的精力。「假如这回湖南人做了一个头，陕西、福建、四川、安徽等有同样情形的省随其后，十几年二十年后，便可合起来得到全国的总解决了。」 他希望建立一种特别的「湖南文明」，这个社会的自由人可以管理自己的国家，不需要督军或一支军队，他们会推动教育、实业和贸易。 他也拿湖南和瑞士、日本做比较。 毛泽东尤其倚重省会公民作为争取独立和民主化的运动之前锋。他写说：「因此这个责任，便不得不归到我们三十万长沙市民的身上了。」一九二〇年六月，毛泽东把他的湖南复兴改造计划提交给他最尊敬的陈独秀过目。 陈独秀此时住在法租界一条安静弄堂里一户传统的中式小砖房，《新青年》编辑部也设在这里。陈独秀如何回答他，我们不清楚，但极有可能他对这项天真的计划不感兴趣。否则毛泽东一定会在他的演讲中提起陈独秀的答复。陈独秀反倒试图将毛泽东导向马克思主义的「正途」。

毛泽东日后回忆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陈独秀正忙着筹设中国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小组，由苏联共产党员及共产国际成员提供他直接的财务和意识型态协助。共产国际在列宁倡议下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它结合及协调采纳布尔什维克原则的一切激进革命政党的活动。它是世界革命的总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型态与组织重心。它也是一个强大的情报机关，派遣特务及破坏者到各个国家去。共产国际有一个推选出来的执行委员会指导会务，执委会有自己的官僚架构，工作人员有外国人，也有苏共党员。共产国际总部坐落在莫斯科的沙波兹尼可夫斯开亚广场（Sapozhnikovskaia square），对面即是克里姆林宫。执委会无远弗届派出代表到地球各个角落，扩带指令、训令以及最重要的金钱和宝物去；这是布尔什维克从俄罗斯旧贵族和资产阶级搜括来的财产。这些钱在欧洲和亚洲、非洲和美洲创造了共产党组织、设立地下印刷厂和党校，并且用以支应罢工工人和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托洛茨基、齐诺维也夫（Zinoviev）和斯大林，对于支持苏俄境外的共产主义运动，出手大方，毫不吝啬。在苏维埃建政的初期，他们把在落后的俄罗斯建设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革命于全世界获胜之上。

很自然地，他们的注意力也被吸引到中国身上。俄罗斯内战战火方殷之际，他们无法派人从莫斯科到中国。因此，一九二〇年春天，苏联远东省一群布尔什维克由葛里哥利。维廷斯基（GrigoriiVinsky）率领，奉派来中国。维廷斯基，中国人称他为吴廷康。他身材高大，聪明、活泼，年仅二十七岁，一头乌黑的鬈发，双眼忧郁深思。他以机智、圆融、温和愉悦的态度与人拉近距离。甚且，他一口流利英语是极大的资产，因为中国许多激进知识分子通晓西方语文，尤其是英文和法文，可是懂俄文的并不多。

乍见维廷斯基，一般人无法想象这个迷人的年轻人竟是西伯利亚和俄国远东省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组织家之一、一个铁石心肠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对革命敌人心狠手辣。维廷斯基本名札尔欣（zarkhin），妻子玛莉亚。库兹内左娃（Maria Kuznetsova）、党内化名娜拉（Nora），她也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夫妇俩一起到中国。维廷斯基这一行人当中有个中国人杨明斋。杨明斋原本是工人，后来成为会计师，从一九〇一年即侨居海参崴。这一批共产国际代表于一九二〇年四月抵达北京。他们面前的任务尤具阴谋性质与中国激进的活跃分子建立常态关系，以便协助他们成立共产党小组。他们有充裕的经费供应这项颠覆工作。

他们立刻就交上好运。有位俄侨瑟盖·波列沃伊（Sergei A.Polevoi）在北大教俄国文学。透过同情苏俄的波列沃伊介绍，维廷斯基和李大钊取得联系。这个苏俄布尔什维克党人向李大钊提出一个宏伟的计划：在中国成立共产党。李大钊虽然全心接受这个构想，但建议维廷斯基先找陈独秀讨论此一计划。杨明斋从俄侨圏中听说过陈独秀这一号人物，也向维廷斯基提出相同的建议。带着李大钊的推荐函，维廷斯基、库兹内左娃和杨明斋三人于四月底抵达上海。

在中国，不只是金钱重要，人脉关系也很重要。因此维廷斯基巧妙地运用李大钊和波列沃伊的介绍，找上陈独秀。有一群苏共党员已在上海，他们和维廷斯基一行取得联系，开始连手「培植」陈独秀，而陈独秀也已预备和苏俄结盟。双方决定利用《新青年》作为散布共产主义思想的平台，目标是把所有的激进革命势力集结在杂志周围。毛泽东恰好就在这时候找上门来。他们的会话让毛泽东愈想愈胡涂，毛泽东信任陈独秀，但还不想放弃他号召湖南民众，支持湖南以自治、进步为基础宣告独立的计划。七月初他回到湖南时，思绪仍然很混乱。

毛泽东提出一个构想，与友人合资成立中国第一家合作社性质的书店，分销社会及政治文献。这家书店取名文化书社，于九月开张营业，目标是以合理的价格销售各种有价值的书报杂志，以便对启迪湖南民智做出相当贡献； 这项创举吸引许多公众人物的注意。值得一提的是，书社店招由谭延闿本人题字——虽然是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底他被迫交卸湖南省长一职之后。 书社位于一栋两层楼的小建物，共有三间房间，是毛泽东及其同志向中美湘雅医院租来的。原始资本只有五百一十九元，但是到了一九二〇年十月底，毛泽东及友人已经备妥一百六十四本书待售，其中有罗素、克鲁泡特金、达尔文、柏拉图、胡适以及其他许多人的作品，还有毛泽东非常喜欢的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 文化书社也以单行本小册出售马克思为第一版《资本论》inapuao 所写的序，以及报人邵飘萍著作的《新俄国之研究》——这是第一本由中国作家执笔、详细记载过去十七年俄罗斯共产革命历史的书。 书社也代销四十五种杂志、三份日报，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及其他社会主义者所发行的共产主义媒体：《新青年》、《劳动界》、《劳动者》、《劳动潮》和《少年中国》。一九二一年四月，文化书社已在湖南七个县市开设分社，也在湖南四所教育机构设立书报贩卖部。一九二〇年八月底，受到他和李大钊、陈独秀谈话的影响，毛泽东在长沙创设俄罗斯研究会。 基于战术理由，著名的自由派姜济寰被推为总干事，但实际上由毛泽东当家管事。①研究会有宏大的目标：个别及集体研究苏俄、收集一切相关文献、发行有关苏俄的研究及评论、赞助俄文专修班为有志赴莫斯科勤工俭学者做准备。研究会也设在文化书社同址。毛泽东本人梦想赴俄。他在北京时曾为此事请教李大钊和其他几位同志的意见，甚至选了俄国教授波列沃伊的课。 到了上海，他有意继续学习，一度寻觅另一位俄侨教他俄文。赴俄勤工俭学方案仿自无政府主义者最初发起的赴法国学习之计划，它一直萦绕在他心头。 毫无疑问他也接获陈独秀和维廷斯基在上海遵循这些路线正在积极准备的消息。一九二〇年九月，陈独秀和维廷斯基成立一所外语学校，专收有志前往莫斯科学习① 译按：毛泽东职衔为书记干事。

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青年。 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陈望道每周一次为他们讲授马克思主义。 维廷斯基提供经费帮毕业生支付前往俄国的旅费。

这一切都让毛泽东印象深刻，可是他还未准备好接纳布尔什维克主义。

他十分尊敬李大钊和陈独秀，也注重他们的观点，但是要他丢掉自由派、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却极为困难。为了推动启迪民智以唤醒湖南人民创新力量的目标，毛泽东在一九二〇年夏天和秋天参与在湖南及老家湘潭县筹设好几个社团。 他继续在地方报上发表文章，鼓吹湖南自决；他向省长上书陈情，他也公开演说。十月初他在长沙教育委员会主持一场公开集会，发起联署运动，支持他所主张的召开湖南人民制宪会议。陈情书征得新闻工作者、科学家、教员、商人、甚至工人等四百三十人联署。 十月十日国庆节当天，这项决议文在一场十万人大集会上呈给谭延闿。 十一月七日，长沙另一次大游行上，毛泽东高举「大湖南万岁！」的旗子。但是他鼓吹湖南独立的努力完全不见成效。民众的示威和集会，即使规模庞大，却并未导致革命。多年后毛泽东回忆到这一段，不免酸涩地自嘲说：「谭延闿被一个叫作赵恒惕的军阀赶出湖南，赵利用『湖南自治』运动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假装拥护这个运动，主张中国联省自治。可是他一旦当权，就大力镇压民主运动了。」公平地说，赵恒惕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成为全国唯一在其省境颁布宪法的军阀；然而，诚如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他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扮演全国领导人的角色。这部宪法掩饰他的军事独裁真面目，根本无关乎毛泽东所主张的人民力量。毛泽东预言说：「这部省宪的生命期肯定很有限。在任何情况下实现联省自治的可能性都更小了。」首度面对这些困难，许多原本支持毛泽东的人开始放弃全民自治运动。

原本喊得比谁都大声的人，现在宁愿待在家里。毛泽东长久以来所主张的一切现在都崩溃了。让毛泽东最为困扰、也使他深刻失望的是民众的冷漠。

他所寄予希望的人民却是如此消极，让毛泽东伤透了心。他写一封信向青少年时期的好友向警予倾吐他的愤怒：「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这时候他才开始认真思考李大钊和陈独秀告诉他的话。是的，他决定：「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在法国蒙塔日（Montargis）研习法文的蔡和森也向他呼吁。蔡和森在见识了欧洲种种经历之后，已成为激越的布尔什维克。他写信给毛泽东说：我认为现世革命唯一致胜的方法。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这时候陈独秀、维廷斯基和李大钊正着手组建一个这样的政党。一九二〇年五月，陈独秀和维廷斯基已成立所谓的「革命局」，它的另外三个成员都是陈独秀的亲信。 它开始致力于成立党的小组。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最活跃的一些同志在上海集会，会中决定以陈独秀为首成立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八月二十二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不久，北京、天津、武昌及其他若干城市也纷纷出现同样的组织。十月间，北京亦由李大钊为首成立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十一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宣告成立。

这些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全是学生、青年教员和新闻工作者。这里头没有工人或农民。年纪最大的陈独秀只有四十二岁，已被称为「老头」。最年轻的是十八岁的北大学生刘仁静，他略通俄文。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是一股热情，渴望用尽一切方法、在最快时间内将俄国经验搬到自己的国家复制。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陈独秀开始在上海发行一份准合法刊物《共产党》，于杂志上不断宣传组建共产党的主张。这份刊物刊载共产国际文件，以及有关在中国推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景的文章。他也开始发行一份工人杂志《劳动界》，以浅显文字向没受太多教育的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及剩余价值说。

毛泽东也了解需要成立「以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团体」。 他从来没有怀疑过高度团结的政治组织之重要性，但是新民学会一向组织散漫，而湖南学生联合会早已不复存在。他必须从头来过，另起炉灶。毛泽东决定依据布尔什维克路线改组新民学会。他和已经在北京加入布尔什维克小组的罗章龙交换意见：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一九二〇年五月仍在上海时即开始改正新民学会散漫的性格。

他召集当时仍在上海的学会十二名会员开会，通过旨在强化组织的新原则。

但是他们并未讨论任何「共同的主义」。就在这个时点上，情势出现重大改变。毛泽东开始相信有需要划分清楚界限，分辨清楚谁是空口皇皇大言激进改革的人，谁又是不惜代价准备为信念行动的人。他已经忍受不了散漫。到了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毛泽东已认定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及它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方案，是选定的「主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老朋友都认同毛泽东的看法。一九二〇年十月由法国回来的萧瑜就不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方案。他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愤愤不平地提到：「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认俄工——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 但是毛泽东心意已决。他曾经向往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却只得到失望。他或许原则上仍认同萧瑜的「以平和手段谋全体的幸福」是件好事，但是现在他认为这些观念全是乌托邦的幻想。他以下列一段话表述他的立场：「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他要问：如果当今世界的教育掌握在资本家手中，我们怎能依赖同样这批剥削者的再教育？资产阶级拥有工厂、银行，控制了国会、军队和警察。共产党还有什么空间？不！他抗声说，「我看俄国工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换句话说，就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吧！「善心」会一事无成。毛泽东的结论是：「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他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经过思考的。他在环境的压力下选择「恐怖的方法」，对人民的创造力及他们自治的能力变成失望。布尔什维克式的极权主义、否定公民自由、诉诸共产党的全面专政，以及它的狂热主义及绝不妥协的性质，对年轻的激进派而言，是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法。它也吻合他纯然的个人需要我们可别忘了在毛泽东的意识里，「意志」和「力量」是最高的观念。

绝不是普遍平等的浪漫思想鼓舞他拥抱共产主义。吸引他的是对暴力的辩护、意志的胜利，以及力量的歌颂。终于，他做出了决定。固然此事不合道德，但是可以理解。在一个欠缺公民社会的国家、四亿人里有三亿九千万人为不识字的文盲，甚至皇帝的大权在一九二一年已经废除，「仍然只有极少数公民真正了解民国是什么」，试问要怎么去讲自由或民主。在这个国家，资本主义仍未渗透进公共生活的每一层面，历史上见证过的每种经济结构仍然存在。它是个野蛮的、家长制的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力量才能使这样一个国家走出它深沉的麻痹呢？

吸引毛泽东的东西同样也吸引中国其他激进的革命派。十月革命使得他们未经批判性的理解，就囫囵吞枣拥抱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即使那些读过古典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作品的人士，他们可以区分布尔什维克理论和实务，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概念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而他们仍倾向于把俄罗斯共产党人的行动当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认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有「瑕疵」。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身的教诲，中国激进青年最简单地抓住工人对抗资本家的阶级斗争论、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强烈的革命理论。 在他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当中，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独厚马克思、恩格斯年轻时所写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它是清清楚楚的宣传性质，且具政治意味，特别热切号召要有直接的革命行动。

他们被它的极端主义——这一点让人想起布尔什维克的激进主义——所吸引。正是从《共产党宣言》中，中国支持共产主义的人士找到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真实性的确认。最典型的一个例证就是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的《新青年》上。陈独秀大量引述《共产党宣言》以及《哥达纲领批判》得出结论：「只有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本质复活，得到共产主义之名……只有俄国共产党在言行上才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的中国追随者同意，他们运动的实时目标是准备本身的十月革命。他们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不应只是摧毁封建、军阀势力的统治，也要终结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的发展。它应该针对旧的剥削阶级，也要针对新的剥削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同时，它也反帝国主义，要推翻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影响。很自然，中国这样的革命其结果将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最后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他一接受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就义无反顾不再有任何怀疑。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中旬，毛泽东转向在长沙建立地下小组的工作。十月间，他已经从上海和北京收到当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 因此，他着手筹组同样的团体。从学年开始起，他担任省立第一师范附设小学校长，因此与年轻人颇有接触。①毛泽东为「寻找同志」进行适当工作所接触的第一个人，是他在修业小学的旧日学生张文亮。 这时候，张文亮已经是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他显然追随老师的路子。毛泽东开始在长沙的湖南商业学校和第一中学学生当中物色合适的年轻人。 他十分小心，也要求张文亮要小心。张文亮在日记中写下：「〔他也嘱咐我〕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到了十二月初，他们已经吸收了二十多名年轻人；不久之后，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支部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三日正式成立。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某日，毛泽东收到陈独秀来信，嘱咐他在长沙组织类似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 陈独秀的建议不仅激发毛泽东的兴趣，也引起何胡子（何叔衡）、彭璜和毛泽东的另一个朋友贺民范（船山中学校长）的兴趣。基于安全理由，这群朋友选择一处坟场开会。有了开头，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说服新民学会其他会员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把这个尚未界定其政治立场的既有组织，改造为共产党组织。

这时候一切都很顺利，毛泽东希望争取新民学会更多人、至少是在长沙的会员，都能加入。他的私生活也相当平顺。九月底，他开始与已故的杨昌济老师之女杨开慧交往。她在父亲过世后，已和母亲、兄长在一九二〇年一月回到长沙。根据习俗，杨家人护送死者棺木回到他的出生地。杨教授下葬在长沙之北约三十公里的小镇板仓。依制守丧之后，杨开慧迁到长沙，继续学业。 起初这对年轻人彼此都很害羞，他们在张文亮和陶毅陪伴下到河边散步——陶毅和毛泽东的恋情显然已完全冷却。毛泽东已经有过和女孩子交往的经验，但还是花了相当时间才克服对杨开慧的羞涩感。

他们没有谈情说爱，却畅谈政治。毛泽东告诉她有关苏俄及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种种，也把自己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介绍给她。受到他的影响，杨开慧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慢慢地，两人发展出感情。杨开慧日后说：「我看到了他的心，他也看清了我的心意。」很显然，他们是天作之合。但是毛泽东对自由恋爱的天真信念究竟怎① 原书注：一九二〇年代中国教育制度有若干特色。小学又分初级小学、中级小学和高级小学三等。因此，高级小学毕业生年龄可能已有十六、七岁。

么了？一九二〇年冬天，他和杨开慧结婚。 这对新人同心齐志排拒传统的婚礼。他们没有嫁妆，也没有红轿。他们摒弃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礼仪。杨开慧在婚前和婚后都非常嫉妒她丈夫和陶毅的关系。她总觉得两人旧情犹在存续当中。 只要长久看不到她的夫君，她的恐惧就上升。他们手头拮据，无法租住自己的爱巢，只好仍如婚前各自分开住，唯有在星期天才碰面。他们到韶山冲度蜜月那短短几天，才真正在一起。一九二一年二月初趁着农历年，两人才回到韶山冲，与毛泽东的家人团聚——毛泽东的两个弟弟泽民和泽覃、他的堂妹泽建（毛泽东的双亲在一九二一年认养她为女儿）、 毛泽民的太太王淑兰。 一直要到一九二一年十月他们才能在长沙东城门外的清水塘租了三间房的一栋小木屋。杨开慧把母亲向振熙从乡下接来同住。中国人的习惯是与父母一起住，数代同堂是常有的事。

毛泽东从党的经费得到钱支付房租。这时候他不只成功地将新民学会改造为共产党外围组织，也在许多方面扩大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

第八章 「以俄为师」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大清早，十多个人来到长沙市中心潮宗街五十六号文化书社社址楼上集会。准合法的新民学会这几个会员是应首领何叔衡、毛泽东之召前来开会。往后三天，他们讨论下列重要问题：这个团体的总目标应该是什么？他们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去达成目标、他们要如何即刻行动？会议由何胡子担任主席。

毛泽东率先发言。他说：有些会员提议组织一个共产党，也有些人希望实践勤工俭学哲学、改革教育……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 荪诸人。对于议题的辩论造成激烈争议。人人都晓得组织未来的政治纲领全看多数人如何表决而定。主要的问题在于是否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第一天整个上午都花在讨论一般问题，会议一直没办法进入核心议题。上午十一点半，散会；主要争议留待次日讨论。一月二日上午九点，全员到齐，另外也有几个人风闻此一有趣的讨论，赶来参一脚。十八个人挤在房里。何胡子继续担任会议主席。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表决通过维持学会原先的宗旨，即「改造中国与世界」。然后进入第二项议程。毛泽东又率先发言。他提醒大家，除了列宁革命式的方法，还有别的方法处理社会问题，如「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他建议大家依序表达自己的立场。何胡子先说：「我支持激进主义。一时的动乱值得二十年的教育。」毛泽东立刻支持他的老同志：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辨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 的，故最宜采用。

与会者大都同意应该实行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因为「中国的社会太冷漠、人性太堕落……中国社会缺乏组织和训练」。湖南的青年激进派赞同极端的说法：「如果人不能让自己幸福，那就用铁腕把他们拖到幸福之前。」最后，在场十八人有十二人投票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毛泽东有理由欢欣鼓舞。他扮演关键角色在长沙创立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但是就和许多人一样，成功之后立刻陷入沮丧。他显然因为前几天过分紧绷而精神崩溃了。早先他因自我检讨而精神紧张，而今却陷入失望的深渊。他在这段低潮时刻写一封信给彭璜，检讨自己有八大「缺点」，他自认这些缺点将使他无法成为真正的特异人物、伟大领袖——而他一向热切盼望出类拔萃。他的「缺点」是：（一）感情太冲动，一直陷在情感当中；（二）倾向于主观判断；（三）有点虚荣；（四）太过高傲；（五）很少自我分析，太快责怪别人、不愿承认自己的过失；（六）善于讲大话，却拙于有系统的分析；（七）自视太高；（八）「意志弱」。 他特别羞于承认最后这一项「非常大的缺点」，因为他一直都极力培养钢铁般的意志精神。毛泽东给老朋友这封信的结尾，坦白承认鼓舞着他的是：「我不希望犠牲真实的自我，我也不希望自己把自己变成傀儡。」 毛泽东的自我眨抑来得快，去得也快。他此后再也不曾怀疑他崛起抓权的权利。令我们惊讶的反倒是这封信竟然留存下来，没被销毁。

到了一九二一年夏天，中国已有六个共产主义小组。除了上海、北京和长沙，广州、武汉和济南也有党的组织。另外也因为上海小组有两名成员前往日本留学，而在日本有个迷你小组。陈独秀通知所有这些组织择定时间与地点，召开团结大会。？上海被选为召开中国共产党创党大会的地点。

九二一年六月三日，共产国际派来|位新代表抵达中国。这位新代表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档案里留下的化名是马林。马林是荷兰鹿特丹出生的犹太人，是荷兰社会民主党和共产主义运动最资深的活跃分子之一。三十八岁的马林有许多不同的名字，化名安德生先生来到上海。他本姓是史尼维列特，全名是亨德里克斯·约瑟夫_弗朗西斯克斯·马莉·史尼维列特（Hendris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和此时已离开中国的维廷斯基不一样，这位共产国际执委会特使可不是以圆融出名。他晓得自己作为莫斯科特务的价值，他在克里姆林宫可和列宁、托洛茨基和齐诺维也夫说悄悄话。他已经于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八年间不只在荷兰、也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爪哇，证明自己是个杰出的劳工组织家。他在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斗争的初期阶段相当活跃。正是这一宝贵经验使他深受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器重。

他在一九二〇年六月到达莫斯科，立刻大受欢迎，进入克里姆林宫重要办公室，一九二〇年七至八月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马林担任民族及殖民问题委员会主席。他也被选为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执委会委员，地位远超过维廷斯基。

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因为马林缺乏礼貌，并不喜欢他。马林是个傲慢、自大的绅士，喜穿灰色三件头西装、打领结，给人活像他自己就是大家极力要斗争的傲慢的殖民者的印象。至少这是他给予张国焘的印象。张国焘和马林第一次会面后，就觉得这个「洋鬼子」「很强势、难打交道……他自认为是解救亚洲人的天使。但是……他似乎具有白种人高高在上的情结」。

另一个苏联特使佛拉迪米尔·捏曼（VladimirNeiman,又名瓦希里·柏格〔vasiliiBerg 〕），中国人称他为倪科尔斯基（Nikolsky），与太太从伊尔库茨克（Irkutsk）抵达上海。他是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一年一月特别设立的机关「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秘书处」之特务。 可是陈独秀并不在上海。他接受两个月前在广东夺得大权的军阀陈炯明的邀请，前往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陈炯明基于战术理由，伪装为自由派人士，宣誓效忠民主。

他不仅骗了陈独秀，也耍了孙逸仙。孙逸仙在日本流亡两年半多，直到袁世凯于一九一六年六月逝世才回国。孙逸仙先在广州定居。同时，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原本想要恢复他的前任所践踏的宪法，却因北洋军阀之迫，反而解散国会。一九一七年六月，由于对黎元洪此举的不满，议员们纷纷南下广州，拥护孙逸仙，于一九一七年九月重新恢复国会。中国正式出现南、北两个政府（实质上，情况更加复杂。中国四分五裂，各地军阀拥兵自立）。一九一七年十月三日，孙逸仙被南方政府推为大元帅。但是这一次还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武力，他很快就被另一个军阀逼退，徙居上海。他在上海住到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国民党籍的陈炯明于十月底在广州夺得大权，邀请这位时运不济的大元帅回广州。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孙逸仙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实际上，他只控制广州及附近地区。陈炯明自称革命党人，也骗过了狡猾的共产国际特务维廷斯基等人 （不到一年半，陈炯明于一九二二年六月变脸，背叛不幸的孙逸仙，迫使孙逸仙在两个月后再次流亡上海。）不过，这时候广州似乎气象一新，陈独秀因此才接受陈炯明之邀南下任职。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提议，决定了在陈独秀缺席下召开中国共产党创党的代表大会。李大钊因为北大的工作羁绊也无法到上海，但是马林和倪科尔斯基根本不介意。一九二一年六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达代替陈独秀，发出通知给全国各地共产主义组织，邀请他们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创党大会。 马林旋即在七月九日拍发密电到莫斯科说：「我希望我们打算在七月底召开的会议，将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小群的同志们可以团结起来。然后我们就可开始集中化工作。」 到了七月二十三日，万事皆已准备就绪。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和济南，各有两名代表出席，广州和东京各有一名代表出席，总共有十二名代表与会。毛泽东和何胡子代表湖南与会。

毛泽东和何叔衡六月二十九日晚间搭汽船从长沙出发，一星期后抵达上海。上海联络人即李达的妻子王会悟迎接他们。王会悟负责张罗代表们的一切接待。她把他们安顿在法租界博文女子学校空置的宿舍里。学校校长黄绍兰和王会悟是旧识，并不多疑，乐于赚得额外收入。王会悟告诉她，有一群外地来的教授和学生到上海参加学术研讨会，需要有暂时落脚的地方。由于宿舍里没床，这群「教授和学生」必须席地而眠。总共十五个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它在七月二十三日借同一宿舍另一个房间开会。 除了十二名代表之外，其他三人是马林、倪科尔斯基和陈独秀派来的特别代表包惠僧。会议开了两天之后，众人移师到与会代表李汉俊在附近的家继续开会。马林基于安全因素考虑做此选择。李汉俊是上海富豪李书城的幼弟。两家人在法租界拥有两户相互比邻的房子。中国共产党创党大会继续在望志路一〇六号（后门即树德里三号）开会。马林希望在这儿不会有秘探探头探脑。李汉俊的家现在是中共一大纪念馆。

一九二一年七月底，在中国快速夺权的机会等于零。当时，中国共产党全国党员只有五十三人。 在李汉俊家集会的这些人对于未来社会主义革命会走上血腥战斗之路，只有朦朦胧胧的概念。北京来的代表张国焘被推为大会主席。 毛泽东和日本来的代表周佛海担任秘书。毛泽东忙着程序事务，会上并不活跃。他只发言一次，简短地报告长沙布尔什维克小组的状况。根据张国焘的回忆，毛泽东「脸色苍白」，但展现出「相当讨喜的气质……他身穿一袭长袍，好像从村子里来的道士。他的一般知识相当丰富……很会讲话，毛泽东很爱辩论，谈话中他喜欢在字句里放点陷阱，让对方不小心跌进去，暴露自相矛盾。然后，他就乐得呵呵大笑。」张国焘和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展现出最大的热忱。除了东道主之外，与会代表大多数坚守无产阶级专政是他们新信念的中心砥柱。李汉俊相当熟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因此建议别在一个落后国家加快推动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小心谨慎的他，很快就输了。起草委员会准备的大会文件散发出布尔什维克主义「纯洁的呼吸」。《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如下：一、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二、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三、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厫房、 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四、联合第三国际。这个方向也界定了大会支持的战术路线：「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

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后一个论点又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第一个决议》进一步发挥：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中国共产党党员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族主义革命也采取此一孤立主义立场。大会代表强调孙中山的广州政府没有比北洋军阀政府好到哪里去， 尽管陈独秀已到广州政府任职当官。坚持「革命纯洁度」显示出，这些中国左翼激进派才刚正式与自由主义决裂，是多么想要宣布他们在意识型态上和组织上的自主独立。

即使马林和倪科尔斯基也陷入革命狂热。马林谈起他在爪哇的活动，包括推动荷属东印度社会民主协会（Social Democratic Association of the Dutch East Indies）和地方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合作。 他解释说，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民主党人，为了强化他的观点，他引述一年前第二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民族与殖民问题的基本决议做支撑。 早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底，列宁和莫斯科其他革命领导人发觉，想要跨越苏俄东部边境散播布尔什维克理论，面临严重的障碍。除了左翼激进派人数太少之外，东方似乎没有人渴望拥抱布尔什维克主义。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坚守民族主义观点。民族主义的理念，比起共产国际支持的国际主义的抽象观念，更易于被群众接受。

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列宁了解，旨在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纯洁的」布尔什维克战术，在东方不太可能成功。这迫使俄国共产党人思考如何调整他们的理论，以适应工业上较俄罗斯更落后的国家，或是一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他们开始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看作不仅是「所有国家革命的无产阶级起来反抗他们本身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所有的殖民地，国家和属地受压迫的全体人民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 根据列宁一九二〇年订定的反殖民革命理论，这个思维纳入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新政策。

本质上，列宁认为，解放东方工业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极大多数为农民——其先决条件是推翻外国帝国主义者在这些国家的支配、统治。因此-包括中国在内，东方的革命性质为民族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为了取得群众重大支持，各地共产党必须支持殖民地及属地国家资产阶级解放运动。藉由参与这些民主运动，而不是与它们隔离，共产党人应该担负起群众的领导，并且藉由宣传农民苏维埃和受压迫劳工苏维埃的构想，把民族主义运动转化为新型态革命。如果条件允许，他们应该试图建立劳动人民苏维埃。

列宁一九二〇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讲话时强调，新路线的暂时性与纯粹战术性质。他主张共产党应该只支持真正的民族主义革命人士。

这些人会允许共产党人以更加革命——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精神去教育和组织广大群众，并且支持他们反地主及一切具封建主义意义的斗争。列宁坚持要保留无产阶级运动——即使还在初期发展阶段——组织上的独立。

他又说，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妨碍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则共产党必须起而斗争他们。 说得直白一点，这代表我们将支持国民革命，但唯有在他们不妨碍我们组织群众、起来对付同样这些国民革命才行。和这个观念相连结的思想就是，东方国家反殖民革命的胜利会使他们转向某种「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马林试图把这套深奥的理论传达给与会代表，强调布尔什维克在中国的政策必须保持灵活弹性，但是他的话他们没听进去。他们觉得非常难以了解，同时掌握无产阶级反资产阶级的阶级冲突理论以及反帝国主义合作观念的需要。他们也不能了解，整个布尔什维克主义建立在谎言之上。目前，替列宁主义辩护的人所宣扬的「不诚实的权利」，把他们搞胡涂了。他们大都是被共产主义的革命魅力、阶级冲突的罗曼蒂克，以及它的平等主义理想所吸引而投向共产主义。

七月三十日晚间，与会代表正预备做总结时，突然有个穿黑长袍的中年男子向他们正在开会的房间探头探脑。被拦问时，这个陌生人讷讷而言，说是要找各界联合会的王会长（王是中国的一个大姓，有如美国的史密斯）。

此人立刻就消失，但马林非常警觉，下令大家散会，只留下主人和他的好友、广州来的代表陈公博。不到十五分钟，法国警察冲进房子。探长以法语追问：「谁是主人？」说得一口流利法语的李汉俊答说：「我就是。」「什么人在你家开会啊？」李汉俊驳说：「哪有什么开会。几位北大教授在讨论出版《新时代》的计划。」（这份刊物自一九二一年六月后确实存在；它是合法刊物，虽然接受共产国际秘密资助，却与共产党没有正式关系。）「这间房子怎么有这么多书呢？」「我是老师，工作上有需要。」「你怎么有这么多有关社会主义的书呢？」「我也兼任刊物的编辑。他们送什么来，我都读。」「刚才这里有两个外国人。他们又是什么人？」「两个英国人，北大教授。他们放暑假南下，进来聊聊天。」接下来探长开始用英语盘问陈公博。陈公博不懂法语。

「你是日本人吗？」他这么问，一定有原因。

陈公博答说：「不是。我从广东来。」 「你来上海干什么？」「我是广东法政专校教授。现在学校放暑假，我是来上海玩的。」 「你住在哪里？」　　 「就住这里呀！」警察在房里逗留了一会儿，进行了搜查，但显然并不认真，因为他们毫无收获。这可是救了李汉俊和陈公博；因为李汉俊卧室桌子的抽屉里有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当天深夜，大伙儿来到陈独秀家；李达和王会悟就借住在此。大家都晓得不能在上海继续开会了。毛泽东认为他们需要换到远处开会，但王会悟提议移到她老家——在上海之南约五十六公里的浙江省嘉兴县南湖继续开会。他们可以租一艘船在湖上开会。几乎人人都赞成，但基于不同原因，有些人决定不去嘉兴。譬如，陈公博已经吓坏了。他带着年轻的太太来上海，现在这趟蜜月之旅似乎会以悲剧告终。他和李达商量过之后，立刻带着太太到杭州（在上海南方约二百公里）去住几天。由于警方盯上他家，李汉俊不能出城。马林和倪科尔斯基也决定不离开上海，以免引人注目。

次日，七月三十一日，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其他代表，由王会悟陪同，搭乘火车前往嘉兴。毛泽东的老朋友萧瑜在上海，听毛泽东提起有这场大会，决定去瞧瞧究竟怎么发展。王会悟把大家安置在一家昂贵的旅馆——不过，旅馆的名字叫「鸳湖」，却似乎不太匹配。漱洗完毕，吃过早餐，除了萧瑜，毛泽东与众人于上午十点左右上了船。船舱宽敞，众人入座后，驶往湖心。他们很幸运。当天天气不太好，下起微细小雨，因此湖上游客不多。过了午餐时刻，四周几乎已经没有人了。

共产国际代表不在场，与会代表们通过政纲《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以及极端左倾、革命气息十分浓厚的一份宣言。他们自己觉得像是英雄，天不怕、地不怕。接下来，他们一致推戴陈独秀为党的中央局书记（一九二二年，书记职位改名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五年又改名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一直居于这个职位，直到一九二七年）。另两人也被推选入中央局：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陈独秀不在时，书记由周佛海代理。

时间已是下午六点，但没有人想回到岸上。这群年轻人坐在船上，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解放者万岁！」我们不晓得当时湖上是否传来回声。

第九章 布尔什维克战术的教训

与会代表违背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行事，消息立刻传到马林耳中。他拒绝容忍这样一群政治青少年的不听话。因此他要求陈独秀尽快回到上海，负起直接领导党务的工作。 即使陈独秀有自己的计划——他想把中国共产党总部移到广州去——也只得被迫听命。一九二一年九月，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职务，回到上海。

同时，马林不理会中共一大的决议，前往华南，评估中共与孙逸仙之间组成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底，他在广西桂林和孙逸仙会面。 他们讨论国民党和苏俄建立秘密同盟的可能性。甚且，马林提议调整国民党的方向以支持群众，成立学校为中国革命培训军事干部，并把国民党改造为强大的政党，结合社会各界代表。他向忠于孙逸仙的军官们发表演讲，介绍苏俄。

马林和孙逸仙及国民党其他领导人，以及陈炯明的会谈，加上他对国民党组织劳工运动的成绩之新了解，增强他要引导中共领导人摆脱「对国民党排斥态度」的决心。和国民党更加合作，可使中共更易于与华南——孙逸仙支持者掌握大权的地区——的工人、士兵建立关系。马林强调中共不必「放弃它的独立地位，反而是同志们必须一起决定他们在国民党内部要遵循的战术……若是不和国民党结合，一小群人〔共产党人〕宣传的前景并不光明」。 马林倡议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得到孙逸仙和国民党其他几位领导人的赞同，他们向他担保，他们不会阻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进行宣传。不过，孙逸仙对国、共两党跨党合作的前景相当悲观。马林回到上海后，把他和孙逸仙会谈的情形告知中共领导人，劝他们考虑这项在国民党内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新构想。马林这项提议吓坏了陈独秀及中共其他领导人。的确，它一提出来就夭折了。陈独秀立刻通报此时人在莫斯科的维廷斯基。 马林对陈独秀如此做，大为光火，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底赶回莫斯科去抱怨。除了和他短期的上海「小三」话别之外，他根本不屑告诉任何一个中国同志他要回莫斯科去。 在有关国共统一战线这项争议上，毛泽东与长沙所有的党员都坚定支持陈独秀的立场。广东、上海、北京和湖北的党组——占中国布尔什维克的压倒性多数——也拒绝与国民党有任何形式的合作。 他们的目标是建立自己的党组织，并在共产党的监督下发展劳工运动。

毛泽东回到长沙立刻积极发展党和工会的组织。他到八月中旬才回到长沙，中途在南京逗留几天，因为陶毅正在南京东南大学预科修课 （我们无从知道杨开慧怀疑她丈夫与陶毅仍然藕断丝连是否有任何根据）。毛泽东在长沙立刻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它的总部已依中共一大的决议在上海设立。 他立刻接触真正是湖南劳工运动前锋的本地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首脑是黄爱和庞人铨；他们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成立了湖南劳工会。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还出版一份刊物《劳工周刊》。参加一九二一年四月长沙第一棉纺厂两千人罢工的工人，乃是他们最活跃的会员。毛泽东了解他不可能和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工会竞争，因此采取了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合理的行动：设法争取黄爱和庞人铨站在他同一边。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底，毛泽东以〈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为题，在无政府主义刊物上发表文章，他厚颜地宣称他同情这个组织业已一年，然后试图推销他的布尔什维克思想：「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宗旨所在，希望劳工会诸君特别注意的。」毛泽东连捧带劝，终于说服黄爱和庞人铨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但是一九二二年一月这两位劳工会领袖被赵恒惕手下恶棍抓走，以「秘密收买枪枝、勾结匪徒，在铸币厂必须铸币以支应部队粮饷、绝对不容罢工时，却煽动铸币厂工人年底罢工」的罪名处决； 黄爱和庞①人铨遭到处决，毛泽东坐收渔翁之利。现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才能够主导全省劳工运动。

协助毛泽东组织共产党工会最力者是他的旧识李立三。一九一五年秋天，这位羞涩的年轻人当着「无所不知」的省立第一师范学生面前自惭形秽，没有加入毛泽东的圏子。从那时起，李立三积累了许多经验。他以勤工俭学学生身分到法国见识世面，接触社会主义思想；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回到长沙之后，出现在毛泽东的家，受到毛泽东亲切接待。李立三在法国时与蔡和森结为朋友，光凭这一点，毛泽东就改变对李立三的看法。他以文人传统方式欢迎李立三，讲了一句话「有朋洞庭来」，李立三接续答以： 「潇湘遇故知。」他们没有成为朋友，但一度发展出同志关系。李立三不久即加入共产党，证明自己是个热情的演说家及坚决果敢的行动家，在劳工中颇受欢迎。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底，毛泽东和李立三一起前往离湖南省界不远、赣西的安源煤矿，发动工人运动。毛泽东感到此地机会很大，要求李立三留在安源负起组织当地工人的任务；李立三一口就答应。同一时期，毛泽东专心致力在长沙及湖南其他城市组织工会。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毛泽东此时认为工人是未来革命的主力，而他一点儿也不担心在老家湖南省根本没有劳工阶级的存在。整个湖南省只有三家大型工厂，其中一家第一丝织厂有相当高比例员工是九到十五岁的童工。湖南也有一些小型非铁金属工厂，但它们雇用的员工非常少。中国共产党起先认定的劳工阶级都是最近才从乡下进城的、在手工业工作的临时工或季节工，以及苦力和黄包车夫。从毛泽东的观点看，「大部分人都是工人，不是劳力、就是劳心。」 当然，以严格的社会学意义来讲，并非如此。

到了一九二三年中，毛泽东及其同志已经成功组建二十二个工会，其中许多称为工人倶乐部，它们的行业包括矿工、铁路工、印刷厂排版工人、市政工人和铸币厂员工、黄包车夫、理发师等等。 毛泽东被八个工会推为书记。 整体来讲，这些组织共有约三万名会员，不过大部分工会规模都很小，不能和李立三组建的安源工人倶乐部相比。当后者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成立时，会员一万一千人，而长沙最强大的工会——黄包车夫工会，会员只有两千人左右。 纵使如此，在共产党宣传鼓舞之下，所有这些工会都积极参加阶级斗争。毛泽东回忆说：在长沙等地，一九二二年初「劳① 编注：九二五年五月一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时，更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

工运动蓬勃展开」。 它在一九二二年秋天达到顶峰，根据毛泽东的估计，超过二万二千名工人参加了罢工。毛泽东直接参与绝大多数的罢工行动。他奔波于湖南东北及江西西部，经常由已怀孕的妻子杨开慧陪同（她在一九二一年入党）。他在水口山铅锌矿、安源煤矿、新河及岳州火车站的工人礼堂，以及长沙、衡阳的工厂演讲。 他也把自己的亲人吸收进劳工运动。除了杨开慧，一九一八年就到长沙和他同住的小弟毛泽覃、堂妹泽建，以及泽覃的女朋友赵先桂，都来帮他。一九二一年底，毛泽东说服在省立第一师范附设小学念书的泽覃，以及在长沙市立女中念书的泽建，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三月，毛泽东派泽覃到水口山铅锌矿场工人倶乐部工作，后来他在十月于当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稍后回到长沙，泽覃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市委书记。接下来，毛泽建和赵先桂在一九二三年也入了党。赵先桂在次年嫁给泽覃。毛泽民一向以冷静、稳重称着，父亲过世后，韶山整个家庭重担都落在他肩上。即使他也禁不住大哥的劝说，把所有的土地都出租，于一九二一年二月来到长沙，一头栽进政治。毛泽东此时担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长，替泽民在学校安排了一份总务的工作，拨给他宿舍一个房间。毛泽东天天夜里向泽民及弟媳妇王淑兰讲解政治ABC。一九二二年秋天，毛泽民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毛泽东就派他到安源煤矿和李立三会合。节俭的毛泽民担任矿工消费合作社经理。不幸的是，王淑兰不能陪她丈夫到安源，因为半年前的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她生下女儿。毛泽东因此有了侄女毛远志。此后，王淑兰也就一直住在老家韶山。在毛泽东指挥下，湖南许多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从事煽动工作，也筹组工会。他们的努力有了成果。一九二二年及一九一二二年上半年发生的大规模罢工，十分之九都以工人全胜或部分胜利告终。武昌至长沙，以及株洲至萍乡的铁路罢工特别强大，九月间发生的安源煤矿罢工声势也很大。

绝大多数的罢工属于经济性质。罢工者要求每日工作八小时、提高工资，以及改善工作环境。他们没有非分要求。他们的生活已经无法忍受。

工人每天工作十一丁三小时，住在污秽不堪的宿舍，只领到微薄的薪资。

他们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不想要推翻任何人。他们最普遍的一项要求是，成立所谓的调解委员会，在当局监督下解决和企业主的争端。 罢工通常相当平和，很少会与企业主发生流血冲突。

这些成绩强化了毛泽东在工人中的影响力。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权威也因而增长。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以它为基础，成立一个更广泛的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以毛泽东为干事局总干事。 现在，连省长赵恒愒都得敬他三分。十二月中旬，毛泽东代表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与赵恒愒会晤一个半小时，讨论几个影响到劳工的迫切问题，主要是经济性质的问题。重点是赵恒惕被迫承认工人依据宪法有权结社及罢工。

毛泽东立刻在《大公报》上发表这次会谈的情况。毛泽东和他的同志没有做到的，就是向工人灌输共产主义意识。即使毛泽东在和赵恒惕会谈时宣称：「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真正有益于他们」；事实并非如此。 包括上海在内，全国各地情势大都如此。陈独秀向莫斯科报告：「大多数工人是手工艺工人，仍在旧式手工坊工作……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现代工人人数极少……如果我们跟他们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会把他们吓跑……他们只有少数人加入我们的党，而这还是因为友情关系才入党。了解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什么的，那就更少了。」 毛泽东急欲把劳工运动激进化，但一直没有成果。纵使如此，毛泽东坚持不懈地将工人日常斗争，与反对军阀统治结合起来。他认为，赵恒惕「背叛了他所支持的所有理想，尤其是以暴力压制对民主的一切要求」。 他可不管事实上赵恒愒容忍他，允许他出版刊物，在官邸接见他；而且他和毛泽东会面时，还说「社会主义在将来或许会实现」。 毛泽东既然无法依赖劳工运动来反对赵恒惕，只好设法利用他投注极大心血的湖南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来壮大势力。

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刻意选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正式成立，这一天即是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十日。顺理成章，毛泽东被推为书记。湖南支部就设在市郊清水塘他家，离铁路东站不远。一九二二年五月底，在中共中央局提议下，成立「湘区执行委员会」，把湖南和赣西三十多个共产党员结合起来。毛泽东又被推为执委书记。 一九二二年六月中，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他也负责领导其执行委员会。 因此他把这个地区布尔什维克地下运动的领导权集于一身。不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小组即出现在长沙几所学校，以及衡阳、平江、常德等城市和安源煤矿。

所有这些单位中，都充分显示出这位新兴的共产党领导人的「钢铁意志」。

到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湖南已经有两百三十名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而上海只有一百一十名。广州更少，只有四十人；济南又更逊色，只有二十人；安徽全省更仅有十五人。很显然，毛泽东已经分身乏术。他还希望三、四年内能到俄罗斯留学， 但实际上已被工作淹没。他没有时间研读马克思主义，还得教别人。一九二一年八月，他和何胡子在长沙成立一所学校，培训共产党干部。学校合法立案，取名「自修大学」，在本地知识分子协助下，毛泽东甚至还从他痛恨的赵恒惕政府那里申请到约四百元的补助款。 毛泽东担任教务主任，他弟弟毛泽民负责总务工作。两人都自湖南第一师范附设小学辞去工作。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内发生重大政治变化。一九二二年初，一批中国政治人物接受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邀请，前往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访问。

这一伙人中有五人是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如张国焘与何胡子。他们出席了共产国际所主办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专注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它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极大的冲击。共产国际领导人向与会代表灌输共产党人与民族主义革命政党之间合作的思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齐诺维也夫特别慷慨激昂。他明白强调，中国、朝鲜和日本共产党「现在还是很小的团体」，因此他们「不能脱颖而出，不能瞧不起那些还未成为共产党员的罪人和税吏，反而必须深入现实，与中国正在奋斗的千千万万人，以及正在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奋斗的人民交往」。 列宁也是这么说。他接见一群与会代表，包括张国焘、另一个共产党员邓培，以及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列宁提起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性，也诱导张秋白和张国焘就这个议题发表意见。当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必须再深思。齐诺维也夫和列宁可不是马林。

他们是领袖、导师和提携者。因此之故，张国焘、何叔衡及其他与会共产党人投票支持「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宣言」，其中有一项即是号召所有的反帝国主义势力大团结。 一九二二年三月回到中国之后，张国焘向中共中央局报告此行的结果：莫斯科大多数领导人认为，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以及反与它勾结的国内军阀和反动势力中国这项革命必须结合全中国所有不同的革命力量团体。最后的分析就是国、共之间必须合作。列宁本身强 力提出这一点。陈独秀被这份报告搞胡涂了。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

因此，一九二二年五月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合法集会时，谨慎地表示，必须支持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以达成民族独立和民权自由。 这项决议若非陈独秀批准，不可能获得通过。

一个月之后，陈独秀本人发表第一份〈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他承认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得到华南工人的支持，并且「目前中国存在的所有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革命、多少也民主……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当然，陈独秀写来心情十分沉重。共产国际对民族阵线的定义，被陈独秀换上有更激进意义的民主阵线，也就不意外了。很快地，他在六月三十日写信给维廷斯基表示，中国共产党「非常希望」国民党能「承认〔有必要〕改组〔即与共产党联合，以及政治激进化〕，愿意与我们携手并进。

可是，这种情形的机会不大」。 这肯定是对共产国际政策别出心裁的解读。莫斯科并不认为国民党应与共产党携手并进，而是当时只有一百九十五名党员的共产党应与更强大的孙中山的党（党员一万人）组成反帝同盟。

纵使如此，还是出现一些正面的改变，而中国共产党的新路线也在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至二十三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获得确认。二大举行时毛泽东并未出席。虽然他到了上海，却没出席大会。

他自己的解释是「忘了开会地点的名字，又找不到同志，因此错过了」。

追就太奇怪了，因为毛泽东至少应该记得陈独秀家的地址；他曾经到过陈府许多次。但是我们也找不到对于他缺席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毛泽东没办法，只好折回长沙；由于二大十分重要，他一定很遗憾。

与会代表改组党的领导机关，废掉中央局，选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且成立党的新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他们讨论成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个主要问题。与会十二人当中有五人曾经参与远东人民大会的准备与议事过程。张国焘向大会报告共产国际峰会的经过，然后大会追认同意在莫斯科及彼得格勒所做的决定，也确认有关「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和宣言的秘密决议。 两份文件确认需要成立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党际团体。 用阶级的词语来说，统一战线被描绘为无产阶级和贫农同民族资产阶级「暂时的同盟」，宣言认为这些团体「可以团结力量，抵抗外国帝国主义和腐败的北京政府」。 中国共产党二大还是不理踩马林所建议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方案。

不久之后，马林在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二日回到中国。他掩抑不住得胜的感觉。他挥舞着两份文件，让中共党内依然不爽他的人闭口。第一份文件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写的指示，它全面支持马林有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倡议。它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应维持完全的独立，且应留在国民党内，直到有一天中国共产党真的发展成群众的政治组织时再说。第二份文件是维廷斯基的指示，现在他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它明白表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依据七月十八日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决定……一切工作必须与菲利普同志密切联系。」 （菲利普是马林许多化名之一。）根据张国焘的说法，马林一回到上海立刻告诉中共领导阶层，「共产国际支持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主意，认为它是追求达成统一战线的新路径。」 八月二十五日，他拜访孙中山。陈炯明突然叛变，孙中山被赶出广州，回到上海。坐在孙中山舒适的办公室里，这位共产国际特使告诉这位国民党领袖，莫斯科已劝中国共产党员与国民党结合。他建议孙中山多注意工农群众的反帝运动。 孙中山被他的军阀盟友陈炯明突然背叛，搞得思绪大乱，立刻就接受马林的建议，同意改组国民党。他在这段日子里正在苦思中国革命的命运，用他自己的话说，「对他原先相信的一切都感到失望」。被他的前战友陈炯明背叛之后，他变成「相信苏俄是中国革命唯一真实的朋友」。马林有很好的理由庆祝，但是陈独秀不打算轻易投降。中共二大所产生的中央执委也不肯降服，他们支持他们的主席陈独秀。这些人包括张国焘、蔡和森（一九二二年初由法国回来）、高君宇（新成立的中共机关刊物 ①《向导》周报编辑），以及李大钊（候补中执委）。不久，在马林要求下，他们于八月二十九日在杭州开会。与会者租了一艘船，在往后两天里，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在景色如画的西湖泛舟开会。西湖位于杭州市郊，秀峰环绕，且有古塔楼阁点缀其中。会议期间，平静的水面虽有鲜红荷花掩映，却毫无宁静之感。船只在绿竹覆盖的小岛之间穿梭，但是马林在通译员张太雷陪同下与中执委的会议却是争辩激烈、高潮迭起。从陈独秀的回忆录分析，出席会议的中执委全部反对马林的提议，而马林断然要求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起先，只有张太雷支持这位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可是张太雷并非中执委。马林很愤怒，他所讲的话全遭到敌视。最后，他控制不了情绪，决定改变讨论方向，威胁着要把持异议的人逐出共产国际。

① 编注：作者误植高君宇为《向导》周报主编，当时担任主编的是蔡和森，高君宇则担任编辑。

他明确地要求与会者服从共产国际的纪律。突然间，陈独秀明白了。根本不用梦想与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平等嘛！

他的新生婴儿党完全依赖莫斯科，而莫斯科只要求一件事——绝对服从。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前，陈独秀运作布尔什维克小组的经费全靠出版刊物筹措，但是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之后，经费奇缺。中国共产党的支出持续增长，一九二一年初，仅需两百元左右；到了当年年底已经达到将近一万八千元！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度天真地认为，他们可以不要共产国际的补助。

可是，这根本办不到。一九二一年，共产国际提供中国共产党一万六千六百五十元，此时党本身只筹到一千元。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根本筹不到任何钱，到当年年底他们收到莫斯科给的一万五千元。 他们没有硬挺、不听话的本钱。克里姆林宫不仅每个月支付陈独秀薪水三十元，还负担各地党部组织的经费，因此选择其实很干净利落：要嘛就是向莫斯科的权威降服、继续接受它的财务援助；否则就是不听莫斯科的话，什么也得不到。重新检视处境之后，与会者得出唯一理性的选择：他们一致表决同意加入国民党。.

他们内心一定十分痛苦。西湖美景也提振不了他们的郁闷。西湖西北岸立着岳飞石雕像；埋骨此处的这位南宋大将默默地凝视着他们。说来也是讽剌，这场影响重大的会议让中国共产党伦为服从外国政客的工具，却在以英勇无畏、名垂青史的这位战士坟冢附近举行。

第二部 革命者

第十章 加入国民党

孙逸仙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加入国民党的决定。 在陈独秀要求下，李大钊和林伯渠（与国民党领导人颇有交情的中共党员）开始与孙逸仙谈判。李大钊日后回忆时写下，他们讨论「以国民党新生达成中国新生的问题」。换句话说，他们讨论从政治上、组织上改组国民党，包括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二年九月初，孙逸仙欢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和张太雷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二年九月四日，国民党中央及省级领导人在上海开会，讨论党的改组问题。共产党人也参与这项会议。孙逸仙指派陈独秀在内的一个九人小组起草国民党党纲和党章草案。同时，孙逸仙与八月间率领苏联外交代表团来到北京的重要布尔什维克党人越飞（Adolf Jofre）频频函电往来。

共产国际也努力软化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负面态度。一九二二年秋天，陈独秀在热情洋溢的左翼人士刘仁静陪同下，奉召前往莫斯科。他们出席十一月和十二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届世界代表大会。陈独秀、刘仁静会见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讨论反帝统一战线的战术。为了改变陈独秀的想法，共产国际甚至推举他为大会东方问题委员会委员。 结果是陈独秀、刘仁静回到中国后不久，中国共产党人即拿掉「民主阵线」的口号，换上号召组建「反帝民族革命阵线」。

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孙逸仙发表国民党改组宣言。次日，在上海召开党务会议，并发表党纲和党章。孙逸仙著名的三民主义被赋与更激进的新说法。孙逸仙强调反帝国主义、保卫劳工权利，以及民主改造中国。他邀请陈独秀、张太雷、林伯渠和曾经加入同盟会的广东籍共产党人谭平山，进入国民党的中央及区域机构工作。

一月二十六日，孙逸仙与越飞发表联合宣言。这位苏联代表向孙逸仙保证，「中国最重要最急迫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炙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双方表示对中俄关系「完全同感」，并强调由于缺乏必要条件，「目前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

孙逸仙和中共及苏联交情日益上升之同时，支持他的地方军阀也把背叛他的陈炯明赶出广州，逼陈炯明退到粤东。二月，孙逸仙回到广州，领导南方政府。

虽然这些事件打造他日后崛起掌权的脉络，毛泽东完全没参与其事。

他在湖南持续工作到一九二三年四月，筹划长沙及邻近地区的罢工和工人示威活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杨开慧生下他们第一个小孩，他们将他取名毛岸英。杨开慧带着新生婴儿回家，毛泽东亲自选了这个名字。

他高兴地看着太太，问说：「我们该给他取什么名字呢？」然后，没等她说话，他径自就说：「就叫岸英吧。到达社会主义彼岸的英雄。妳说怎么样？」 杨开慧开心地同意了。

然而，毛泽东没有时间照顾他儿子。党的工作占据他全部时间。中国的局势出现重大变化，伪装为「劳工之友」的军阀吴佩孚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针对铁路罢工工人展开血腥报复。三十二人被杀，两百多人受伤。

「白色恐怖」吞没河南省和河北省。许多工会和工人倶乐部被取缔。毛泽东必须有所反应。二月八日，他策划湘汉铁路（长沙至武汉）总罢工，要求惩罚负责官员。同一天举行的追悼会吸引两万多名工人和学生出席。许多城市的工会都召开集会，安源煤矿爆发大型示威活动。

三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领导的湘区执行委员会和长沙的民众团体筹划一项大规模反日示威活动，当天有六万多人走上街头游行。名义上这是庆祝日本租借旅顺、大连港口租期届满。中国舆论再度要求废除过分敲诈的二十一条要求。毛泽东的行动让湖南省长赵恒惕忍无可忍。四月，赵恒惕开始捉拿工会领导人，并另外发布一道命令，要缉拿毛泽东到案。 毛泽东必须逃命。

早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中共中央执委会已经决定征召毛泽东离开长沙。

陈独秀邀他到上海党中央工作。马林和陈独秀都非常满意毛泽东在湖南的活动，安排他此一升迁。一九二二年十一月马林有封信给齐诺维也夫、越飞、维廷斯基，夸奖湖南党组织为全国第一名。 现在，毛泽东的任务是把湖南经验散布到全国去。

毛泽东自新民学会时期的好友利瓦伊汉，奉命接任他的职位。毛泽东收拾简单的行李，搭船前往上海。他非常不舍必须离开妻子、儿子。此时杨开慧又有身孕，没人知道他俩何时会再相会。

毛泽东一星期之后抵达上海时，陈独秀不在那里。他已在三月间前往广州，与孙逸仙建立直接关系。毛泽东前往闸北——上海市嘈杂、脏乱的工人区——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执委会也在准备搬迁。共产国际已经决定，党中央应该跟随其主席迁往广州。六月初，毛泽东、马林等出发到南方去。

中共到了广州，得到孙逸仙的庇护，首次可以公开活动。毛泽东感到，似乎秘密开会、事事需通关密语，已经成为过去。他现在忙着从事和建立统一战线相关的合法工作。他在长沙因为受到中央执委会函电的影响，已经开始改变对国民党的负面态度。实际经验也有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已经为吴佩孚血腥屠杀汉口铁路工人，以及湖北、河南和河北工会遭取缔而震撼。他更因赵恒揭的反动政策使湖南工人运动崩溃而受重大影响。现在他不能不注意到孙逸仙及其三民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同情。一九二二年一月，孙逸仙的广州政府对香港的华人工人及海员罢工提供相当大的援助。这场海员大罢工具有反帝国主义性质，它依赖广东全省人民（包含民族资本家）的支持，获致部分成功。受到中共策励的汉口铁路工人却得不到其他社会势力的支持，因而失败。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也就是离开长沙之前几天，毛泽东首次公开表示支持反帝同盟。他在自修大学出版的刊物《新时代》上发表：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 药，大家不可不知道。然而，毛泽东不像马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那样强烈支持统一战线。现在他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一事暂时不说话。但是共产党及工人的孤立，以及工会运动的深刻危机，使他陷入忧郁；他认为与国民党结盟虽不理想，但不失为一条出路。和马林在上海会面时，毛泽东抑制不住他的悲观看法。

马林报告说，毛泽东很沮丧，整个湖南人口三千万，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却不到三万人。马林写下，毛泽东已对「劳工组织不抱希望，他悲观到认为拯救中国唯一之路是俄国介入」，提议苏俄应在中国东北建立「军事基地」。

甚且他认为，「在中国的状况下，家长制社会的旧传统依然强劲……我们无法发展现代的群众政党，共产主义的或民族主义的，都不行」。可是，到了广州，毛泽东精神大振。转折点是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在广州东郊合法召集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主持大会，马林则扮演积极角色。四十名代表在像是空屋的会场集会，他们代表四百二十名党员与会，此时四分之一党员（一百一十人）还在坐牢。

中共二大以来，党员倍增，增加二百二十五人。中共党员绝大多数为男性——女性只有十九人——且由知识分子主导。工人党员只有一百六十四人。党小组遍及广东、上海、北京、长沙、安源、唐山、济南、杭州、汉口，以及北京附近的长辛店铁路车站、南京附近的浦口铁路车站；海外的莫斯科也有支部 （莫斯科支部由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学生组成，这是共产国际一九二一年成立的特别教育机构）。 毛泽东领导的小组最活跃、也最大，占全体党员过半数以上。它是唯一受到陈独秀表扬的单位。

陈独秀在报告中点名说：「我们可以说，唯有湖南同志做得最好。」会中对统一战线的战术及形式辩论特别激烈。毛泽东尤其要追根究柢问明白。他不了解，湖南的国民党员人数远远不及共产党，也没有人在搞统一战线。以中国整体而言，大部分中共活跃的地区，国民党的影响力都微不足道。孙逸仙的党以广州为基地，在上海的组织也相当大，但其他地区的党员就不多。有些代表说，孙逸仙是「孙大炮」，声音大之外，也没有什么。 为什么大家必须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支部一只手的手指头就数得出来，他们要参加的是什么样的组织？共产党去替国民党建立组织，然后加入它，岂不是愚不可及？

党内重要人物，如张国焘、蔡和森都持这个论点。他们原则上不再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战术，但诚如蔡和森日后说的，他们不想「朝那个方向走得太过头」。跟他们意见完全相反的是马林，他得到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及几个服从莫斯科的代表之支持。他们认为必须「批评国民党的封建战术」，但同时应该「推动、引导〔国民〕党走上革命宣传的道路，从它内部组成工农左翼」。因此，有必要「在全国发展国民党」。 马林和陈独秀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在这个议题上，毛泽东支持张国焘和蔡和森。 他和蔡和森相交多年，相当程度受蔡和森的影响。甚且，在大会开始时，他仍无法摆脱掉对在中国发展群众政党及工人运动前景的悲观看法。可是他的立场并没有像张国焘、蔡和森那么坚定不移，这时候他显然还犹疑未决。讨论过程中，他表示：「国民党由小资产阶级控制……小资产阶级目前可以领导〔革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加入国民党……我们应该不用怕加入。」 可是，到了表决的关键时刻，他投票反对陈独秀的决议案。等到要求共产党员在全国协助国民党发展组织的决议案，以二十一票赞成、十七票反对获得通过时，他又「若无其事地宣布他接受多数派的决定」。 而且这项决议还强调需要「建立强大集权的党作为国民革命运动的总部」，并承认唯有国民党能扮演此一角色。这项决议宣称，共产党在近期内无法转化为群众党，「因为劳工阶级还不够强大」。 毛泽东在最后关头不再反对，这份功劳没有被忘记。明显是在马林和陈独秀的倡议下，毛泽东首度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九名委员、五名候补委员）。在选举执委时，毛泽东得到三十四票。

除了陈独秀获得全体一致推举之外，只有蔡和森和李大钊得票比他多。甚且，毛泽东还进入只有五个人、以陈独秀为首的类似政治局的中央局。

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还被推选为组织部部长，又兼中央执委会秘书。中央执委会秘书原本由张国焘担任，因为激烈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被拉下来。换句话说，毛泽东成了党内第二号人物。

他这辈子第一次和老师平起平坐。现在他不仅是杂志作家，还是全国级的共产党工作人员。苏联在上海的一个特务所罗门·韦尔迪（Solomon Virde）（化名佛拉狄米尔）写信向维廷斯基报告，形容他「毫无疑问，是个能干的人」。在这次党大会中，毛泽东首次认真接触到农民问题。对他来讲，这是全新的议题，但此后也成为和他的名字无法脱得了关系的议题。当然他很熟悉中国农村的穷困生活，但在此之前他从未认真涉及到组织农民的工作。

在湖南，唯有两次在他领导下，出现组织无土地的农民反抗大地主的运动，但都没有结果。他和谭平山被纳入一个小组，负责起草有关农民问题的决议文。他也参加党对农民政策之讨论。毛泽东出人意料，显示对问题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认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样的局面。」 时几乎没有人注意这些先知性质的话。中共三大与会代表通过的决议文含糊、虚侨。它宣称：「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 共产国际执委会五月二十四日从莫斯科对中共三大发出的指示，直到七月十八日才收到，果然证实必须认真推动农民运动。

这项指示清楚明白地表示：「政治的中心议题正是农民问题」。这个指示出自布尔什维克党政治局候补委员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之手，他平常即积极参与共产国际的工作。然而，现在这仅止于书面宣示；中国共产党没把它化为行动。即使毛泽东在三大上有关农民问题的发言也无关紧要。

唯一一个早在一九二二年春天就组织农民的中共同情者是广东人彭湃。

他的友人说：「这是徒劳无功之举。农民非常分散，无法组织起来，而且由于无知，也难以对他们宣传。」 彭湃成功地在广东东部成立几个农民组合，但它们一九二三年发动减租运动时，遭到陈炯明粉碎。三大之后，鉴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继失败，虽不是全部、却有许多共产党员受到在国民党内工作这个想法的吸引。中共中央执委会甚至还起草一份计划，要把国民党的组织扩张到华北、华中所有重要地点。毛泽东显然也沉溺在建立统一战线的想法。三大仍在进行中，他和李大钊、张太雷利用休息时间开始和谭延闿讨论成立同盟的可能性。 谭延闿也是湖南前任省长，与赵恒惕是冤家对头，他就住在离三大会场步行两分钟的一栋三层楼豪宅里。他是国民党员，与孙逸仙交情深厚。因此，若能和他结成同盟，将对中共非常有利。三大会后不久，毛泽东本人即加入国民党。 他也很热切地支持派覃振（孙逸仙的一位亲密战友）到湖南筹组国民党党部的构想。他写了一道指示交给覃振转利瓦伊汉，要求湘区执委全力支持孙逸仙这位特派代表。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也积极协助在中国成立反帝阵线。一九二三年三月，莫斯科同意提供两百万金卢布的财政援助给孙逸仙，「进行中国统一及独立的工作」。五月一日，越飞把这个消息告诉孙逸仙，强调莫斯科要求这位南方政府元首「对于我们一切援助严守秘密」。 一九二三年六月，第一批五人军事顾问由苏联前往广州。他们的任务是协助孙逸仙成立他自己的国民党党军。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角度看来，这应该是一支「新的」、真正「人民的」军队，运用「新方法及新的友好精神保卫民国」的部队。他们呼吁孙逸仙要这么做。七月三十一日，应孙逸仙的要求，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政治局决定派资深布尔什维克党人、共产国际执委会重要成员鲍罗廷（Mikhail Borodin）到中国，担任孙逸仙的政治顾问。 除了担任「国民党高级顾问」之外，他还取代马林，兼任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执委会代表。

鲍罗廷生于一八八四年，一九〇三年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他与列宁私交良好，曾参加第一次俄罗斯革命（一九〇五年），也出席一九〇六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劳工党第四届代表大会。后来，他和家人移民出国，先住英国，再转往美国，住到一九一八年。鲍罗廷因久居国外，予人非常西化的印象。孙逸仙的小姨子宋美龄印象中的鲍罗廷是：「他身材高大，一颗狮子般的大头，修剪整齐、略为导曲的深棕色长发垂盖住颈背，蓄着当时法国将领流行的胡髭……说起话来是低沉、清晰、不疾不徐的男中音，有美中地区的腔调，令人觉察不到俄国腔；当他要强调某个重点时，又放慢成了低音。他给人的印象是内敛、又有磁力。」苏联特务达林（Sergei Dalin）记得他是「沉默寡言之人，宁听、不说，以简洁字句向别人表达他的见解」。 和菲利普同志（马林）不一样，鲍罗廷对中共比较有耐心。据张国焘说，因此他比马林更受到看重。 鲍罗廷本姓葛鲁森博格（Gruzenberg），但和共产国际里的人一样，多次改姓换名。中国人常称他为「鲍顾问」。

八月十六日，孙逸仙派青年将领蒋介石率领一个特别代表团前往苏联。

蒋介石自同盟会时期即参加共和运动，深受孙逸仙器重。同团还有一个国民党员、两个共产党员（其中之一为张太雷）。代表团九月二日抵达莫斯科，接下来三个月考察包括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内的党机关结构；研究苏维埃①的运作；参访军事机关；拜会苏联重要人物，包括托洛茨基、齐诺维也夫、卡门涅夫（Lev Kamenev）和齐采林（Georgy Chicherin）等。二十六岁的蒋介石，一丝不苟、聪明好学，颇得莫斯科领导人好感。他当时具左翼思想，努力展现对布尔什维克的「亲善」。 他晓得他的信函一定会被俄国当局检查，故意在一封信中向妻子提到，他利用闲暇时间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发现「这本书的上半部艰涩难懂，下半部则既深奥又散漫」。另一封信中，他热切地说：「我很欣赏托洛茨基先生，他作为革命家的根本特质是耐心和行动。」后来，共产国际官员清楚地暗示，他们希望蒋介石能加入共产党。蒋介石原则上不反对，答复说他必须先征得孙逸仙的批准（虽然这时他的确是左派，并无意愿加入任何共产党）。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共产国际执委会就中国的民族问题，和国民党起草一项新决议，纳入对孙逸仙三民主义的新诠释。共产国际提供给国民党反帝、民族民主革命一个合逻辑的计划，其中重点即是鼓吹激进的农民革命和工业国有化。 共产国际执委会十一月二十八日通过这项决议后，交给蒋介石；蒋介石再转呈给孙逸仙。而孙逸仙至少正式地几乎全盘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唯有农民问题那一部分为例外。孙逸仙把共产国际执委会①编注：指苏联议会，「最高苏维埃」为最高立法机构。

这项决议作为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通过的宣言第二部分之基础。

鲍罗廷和苏联政府派驻北京政府的代表加拉罕（Lev Karakhan）于一九一二二年八月底抵达中国。加拉罕留在北京，鲍罗廷取道上海，于十月初抵达广州。不久，苏联政治、军事顾问陆续抵达，在南方政府服务。 孙逸仙在和他们讨论时，显示出对苏联党、政、军建设以及俄国在国际事务的立场有极大兴趣。鲍罗廷尤其给予他特别正面的印象。结果是，孙逸仙在十一月发表国民党改组宣言及新起草的党纲。十二月一日，他在广州一项会议上谈到把国民党改组为群众政党，不仅要以军队为基础，也须以平民百姓为基础。他说：我们的好朋友鲍罗廷从俄国来到我们这里……俄国人一次革命就完全成功地实现理想，建立日益强大的革命政府……他们能胜利，是因为整个党得到军队的支持，共同奋斗。我们必须向俄国学习它的方法、组织，以及训练党员的方法；唯有如此，我们才有胜利的希望。

这时候毛泽东已经离开广州。七月底，应陈独秀的要求，他回到上海。

他和蔡和森、罗章龙、向警予住在闸北香山路附近一条巷弄里。九月初，中共中央执委会也从广州迁回上海。尽管国、共日益合作，陈独秀希望和孙逸仙保持一点距离， 显然是不希望中共中央执委会变成「国民党的藩属」。 执委会就设在毛、蔡、罗、向四人落脚的房子。

和以前一样，毛泽东全副精力投入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写说：「中国目前的政治问题很简单，就是国民革命的问题。运用人民的力量打倒军阀、也打倒与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我们全都必须有信心，救己救国唯一之路就是国民革命。」 九月中旬，毛泽东前往长沙协助建立国民党支部。 孙逸仙的特别代表覃振到湖南已经两个半月，仍然没有进展。湖南共产党人破坏国民党建立地方党部的工作。

即使毛泽东也很难克服老同志的抗拒。困难之一是他缺乏经费从事组织工作，他「至少每个月需要一百元」。 赵恒惕和谭延闿之间爆发新战争，使他的工作更加困难。九月，吴佩孚介入战事，支持赵恒惕，局势益加恶化。毛泽东当然支持谭延闿，可是谭延闿落败。湖南省再次陷入恐怖深渊。

赵恒惕宣布戒严，关闭自修大学，解散工团联合会。他更亲下命令捉拿毛泽东及其他工运领袖。 毛泽东转入地下，化名「毛石山」。 此时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的家庭。岸英长得很健康，杨开慧在十一月十三日又生下第二个儿子，他们为他取名岸青。

毛泽东在长沙工作时，中共中央执委会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在上海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在华北及华中地区建立国民党部支部的计划失败，只在北京设立一个组织。共产党党员人数也大幅萎缩四分之三；只剩下约一百个党员。陈独秀本人承认党陷入危机。全会批评统一战线政策犯了「左倾错误」，通过一项有关共产党员实际参与国民党改组的决议案。全会通过的决议，名称是「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强调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组织时，应保留共产党党籍，并且只组建原本不存在的国民党组织，尤其是华北和华中的党部。全会也要求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在统一战线之内建立地下组织，这些成员所有的政治声明和行动都必须服从中共的领导。共产党员的任务是「在国民党努力争取中心地位」。孙逸仙准备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底举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也慢慢有了进展。这时候，由于毛泽东的努力，国民党终于在湖南成立支部，下辖三个小组。长沙、宁乡和安源各一个。

到了十二月底，国民党在湖南已有约五百个党员，但其中兼具共产党员身分者最为活跃。他们在省党部执委会中占了绝对多数——九席之中占了七席。 因此，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年底时推选毛泽东为党代表，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点也不意外。

他再次必须留下家人，告别妻儿。但是这次离情特别强烈。离别前夕，他和杨开慧发生不愉快，我们不知其详情。他坐上前往上海的邮船，望着长沙渐渐从眼帘消失。他不禁吟了一首诗： 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　　 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

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

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

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

又恰像台风扫环宇，

重比翼，和云翥。

第十一章 希望与失望

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与中期，广州在国民党的自由派治理下，和上海一样醒目，只不过方式完全相反。达林写说：「在南方……气氛完全不一样。

工人组合、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全都合法运作。」 空气中透着革命的气息。会议、集会和游行经常举行。另一位克里姆林宫特使葳拉·维希尼雅可娃—阿基莫娃（Vera Vishniakova-Akimova）记得：「政治活动非常活泼。

墙上、柱上所有的空间全贴上告示和传单；行人头顶上方绑了一些棍子，旗帜就挂在棍子上；写上标语的横布幅挂在街道上方。」 革命的激情在准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特别显著。张国焘说：「人们忙着准备开大会，宴飮酬酢比平常增加许多。情形就好像一个大家族在准备大节庆一般。」；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这座古城似乎复活了。

广州位于河水已为红泥污染的珠江之左岸，下游一百五十公里即英国殖民地香港。公认是华南第一重镇的广州，人口众多，生气蓬勃。蜿蜒的商店街、嘈杂的市场、乌烟瘴气的港口，构成这座大城市的生活。然而，它和上海不同，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只有数十家小型丝织工厂和许多原始的手工艺品商店。

十八世纪来到这座城市的法国旅人，根据华南人称呼广东的声音，将它命名为Canton，此后这个名字就流传下来。广州的外国人人数远不及上海之多。从一八四二年起，广州只有一个洋人租界，位于小岛沙面，是英法共同租界。它和城区只隔着三·七公尺的一条水道。可是沙面的特色是西式建筑物富丽堂皇，街道规划整齐，又有许多广场、公园。它和华人居住的拥挤的广州成为鲜明对比。当时一位观察家写下：「广州好像一座巨大的市场，活泼、机动，甚至夜里也不打烊。和自古以来中国所有的城市一样，街道十分狭窄，只有两、三公尺宽。你会惊觉它几乎完全没有英文招牌或标示……街上永远闹烘烘，到处听得到中国音乐，码头是广州的主要街道，可以看到许多花枝招展的莺莺燕燕。」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广州居民五十万人出头，将近二十万人住在被称为舢舨的船上。沿着岸边有三、四排数以百计的舢舨。有位目击者形容说：「他们看来全都很穷……全家人窝居在船上，小孩子探头探脑好奇地朝我们的方向看过来。年纪小的，脚上或背上绑着一条绳子，以防落水。」一九二四年一月中旬，毛泽东以出席国民党大会代表的身分回到广州。

他直接赶到市中心文明路，即一月二十日这个最重要的论坛预定开幕的地方。毛泽东有几天的时间可以到处走走。广州市区实在蔚为奇观。和灯火通明的文明路平行的一些街道又窄又脏，有好多无家可归的乞丐、苦力和小贩。入夜之后，城市静下来，他们在人行道上铺了草席，倒下就睡。有些穷人睡在室外，也有人睡在门廊下。华南其他城市，如长沙，也有许多这样的穷人。我们难以认为，即便他们知道国民党要开大会，他们会去期望国民党将改善他们的生活。舆论中洋溢的革命气氛对城市贫民窟而言根本是毫不相干的事。

走在街上，毛泽东不能不注意到这些事情。他愈发相信「中国不可能有资产阶级革命。所有反外运动是由饿肚子的人推动，而不是由资产阶级推动」。 他曾在中共三大上提到这个观察，从此这个想法就没离开他。他支持与国民党结盟，但他明白它有限度，它在战术上有弹性。有时候他会因为与国民党合作而冲昏了头，但这种时段往往一纵即逝，变成怀疑和失望。唯有无产阶级专制才能救中国，这个坚定信念从来没离开他。

当他抵达广州时，国民党在广东、江苏、湖南和湖北，党员超过一万一千人（全国其他地区数字不详）。广东人数最多，有八千二百一十八人；江苏逾两千人（但大多数江西党员在上海）；湖北约五百人，湖南约五百人，以及汉口三百多人。 同时，中共党员只略超过一百人。换言之，即使假设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已加入国民党（实则不然），中共依然像是国民党一个小型地方支部，占孙逸仙政党不足百分之一。

但是，大会在元月二十日至元月三十日举行期间，共产党员在会场内外都很活跃。全体一百九十八名党代表，实际出席一百六十五人，其中二十三人、即将近百分之十四为共产党员。这里头有陈独秀、李立三、林伯渠、利瓦伊汉和夏曦等著名的共产主义者，甚至也有左派的张国焘、李大钊、谭平山，而毛泽东是最为活跃的一员。我们有数据的大会所有的机关都有共产党人。从主席团和委员会的组成判断，左（包含共产党员）、右两派大致势均力敌。环绕着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发生激烈争辩。大会开幕日的一场宴会上，右翼国民党员茅祖权宣称：「如果共产党人接受我党纲领，就应离开他们的党。」审查章程的会议上，右翼代表何世桢提议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其他政党，但是被迫撤案。最后在辩论章程时，极端反共的方瑞麟、冯自由主张将他党党员排除出国民党之外。李大钊以底下一段显然很虚伪的话回答：我们环顾国中……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我等之加入本党（国民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我们加入本党是来接受本党的政纲……试看本党新定的政纲，丝毫没有共产主义在内……同时李大钊并未隐瞒下列事实：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身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将以自主力量运作。但是他宣称这样反而有利国民党，因为共产党可以作为孙逸仙的党和世界革命运动的连结。天津来的一位代表和李大钊争吵，但右派屈居少数。 孙逸仙的亲信战友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许多代表公开反对右派。 廖仲恺说：「现在我们应当要了解，唯有与其他革命政党团结，我们才能胜利完成革命。」孙逸仙的立场起决定性作用。大会期间，他推动改造国民党的政策。

他企图师法苏俄及俄罗斯共产党的经验，发言赞成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因此，压倒性多数赞成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强调他们必须遵守党内纪律。十位共产党员也被选为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中执会有二十四名委员，十七名候补委员，共四十一人）。

李大钊、谭平山和北京支部代表于树德三人当选中执委。谭平山甚至成为国民党最高机关中央常务委员会成员。他担任中执会重要部门——组织部部长。毛泽东和其他六个共产党员被推为中执会候补委员。这些人有林伯渠、张国焘和依然年轻、但十分活跃的记者瞿秋白。这时候，这位二十四岁的青年在中国舆论界才刚开始崭露头角。他的崛起有相当大是因为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器重（瞿秋白从一九二一年元月至一九二三年春天有两年多时间，担任读者甚多的北京报纸《晨报》驻莫斯科通讯员）。共产国际注意到一九二二年春天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位青年才俊，很快就指派他协助陈独秀和刘仁静与共产国际第四届大会保持联系。陈独秀很欣赏他，选派翟秋白为共产党三大的代表，并指派他为《新青年》及新成立的中共机关报《前锋》的主编。一九二三年夏天，瞿秋白和张太雷担任马林的秘书。 鲍罗廷一九二三年八月底抵达中国，瞿秋白成为他的一个译员兼助理。①以「容共」为基础成立统一战线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结果，大会并发表改组宣言。毛泽东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十分满意这些结果。他们为了统一战线此一成功发展大为振奋。鲍罗廷向他的中国同志解释说：「建立国民党组织，愈大愈好，是共产党的首要工作」。苏联资金源源流入中共，方便鲍罗廷的指令得到接受。中共在西湖会议时已向克里姆林宫压力屈服，很快就适应这种状况。他们接受和莫斯科的不平等关系，在他们和共产国际的财务关系上亦非常积极求助。马林的讪笑不是没有道理。西湖会议之后，中共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不断向苏联及共产国际索讨金钱协助。根据马林的资料，当时中共党员最多只有十分之一缴交党费，而大部分党员都是全职党务工作人员。陈独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初以英文致信苏联驻北京大使加拉罕说：「我们已经根据你的指示展开反帝工作，但我们还未收到你答应的经费。我们在上海的预算是六百元。请尽快告诉我们。中共执委会书记陈独秀。」李大钊也以英文致信加拉罕表示：卡尔甘（张家口）地方党委要求北方区委支付田滕修、马洁亮和傅恩祖三同志的月生活费，他们在包头为《新民报》工作。北方区委认为，这三个同志乃受中共北方区委的派遣做军事工作，由贵方出资① 原书注：中共党内通晓俄文的，全都帮鲍罗廷办事。除了瞿秋白之外，张太雷夫妇，以及几个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毕业生都替鲍罗廷工作，如李仲武（梁启超的侄子）、黄平、傅大庆和卜士奇。

支持工作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请做出安排并且对此要求给予回 答。

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如此寄生的结果就是，直到一九三〇年代中期，中共必须仰赖克里姆林宫每月赞助三万美元才能运作。 苏联的财务援助的确无所不包，并且细微到分角都支应。很显然共产国际特务和苏联大使馆连中共党部员工的薪资也负责包办。

共青团也不落于党之后（一九二五年初，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〇年代初期留学俄罗斯的任弼时，担任共青团书记。

他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二日以俄文致函苏联大使加拉罕说：「为建立工作，（我团）需要财务援助。我们已经积欠五百元（中国钱）债务，亟需尽速偿付……敬请你按月提供物质援助，也协助此一一次性的需要。」完全仰赖苏联财务援助下，中共领导人没有办法拂逆苏联特使鲍罗廷的意旨。例如，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大会期间，在和鲍罗廷谈话时，在场所有的中共党人「全体一致」表示激进的农民革命，时机尚未成熟。二月中旬由广州回到上海的毛泽东，支持此一「右倾」路线。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他和几位国民党人在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离孙逸仙寓邸不远，设立国民党上海党部。法租界探长收了大笔贿赂之后，答应他们，法租界当局若要采取不利国民党的行动，他会事先通风报信。 除了担任共产党的书记，毛泽东也在国民党上海党部工作。他在第一次开会时就被推为组织部秘书，很快就开始执行这个记录保持部门主管的职责。

不久他又以候补委员身分加入上海支部常委会工作。 他的工作忙不完，三月间，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代表身分，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委会全会开会。会中，他见到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达林后来写说，他赫然发觉毛泽东对国民党有十分强烈的乐观看法。他可不苟同毛泽东的热情，在全会后立刻写信向维廷斯基报告：你会从中执会秘书毛泽东——就是马林的爱将——听到一些令你毛骨悚然的事。譬如，国民党是个无产阶级党，应该获准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下一个部门。在农民问题上，他说应该丢掉阶级界线，我们对贫农无能为力，我们必须与地主和绅士结合等等。这家伙是党派到青年团的代表，他在社会团全会不断地推动这个观点，但没有成功。

我向党中执会去函，要求他们改派一位新代表。达林其实大惊小怪，当时几乎中共所有领导人都受到鲍罗廷影响，相当接受相同的观念。一九二四年二月，中共中央执委会甚至通过一项「关于民族运动的决议」，把扩大国民党、纠正其「政治错误」，和吸收工农及城市中产阶级代表加入国民党、扩大其群众基础，都当作共产党的主要工作。中共本身应在国民党内转入地下，秘密准备接收领导权。

共产国际对此一「偏差」激烈反弹，急忙纠正它。一九二四年四月，共产国际派维廷斯基来中国，向中共领导人解说，在国民党内工作「是手段、不是目的」；中共应该加强自己、为未来在国民党之外和国民党对抗、抢夺国家大权做好准备； 维廷斯基安排及参加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召开，它废弃了中执会二月的决议。经过这项指令之后，中共领导人转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三日，陈独秀写信给已经回到莫斯科的维廷斯基说：关于目前国民党的情况，我们发现它只有右派和反共派；即使有少数左派，那也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孙逸仙和其他几位领导人是中间派、不是左派……因此，现在支持国民党等于是支持国民党右派，因为所有的党机关都抓在他们手里……你必须即刻发电报给鲍罗廷同志，请他就实际状况提出报告；我们期待共产国际将以此为基础发展一项新政策。我们的意见是，支持国民党不能再用老办法，我们必须有选择性的做法。这表示我们不应该无条件或无限制支持国民党，只能支持由左派掌控的某些活动；否则我们将助长敌人、自树反对力量。

七月二十一日，①陈独秀和毛泽东自作主张，发出秘密指示给中共基层组织，表示：此时国民党只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然亦绝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绝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

① 编注：这份秘密指示《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五号》作者误植为六月二十一日。

然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我们……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因此，中共领导人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工作的热诚只维持了几个月，没有对国民党产生任何严重的影响。他们有把握以维廷斯基为代表的共产国际会支持他们，乃开始破坏鲍罗廷的指示，坚持需要「现在就抛开广州」，以便逐渐准备发动「工农兵总罢工」。毛泽东的好友蔡和森对此主张最力。

可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又迟疑不决是否要干预。莫斯科在投资这么多心血和金钱建立起反帝统一战线之后，非常有意保持住它。一九二三年，苏联开始提供孙逸仙武器、军事补给和金钱。一九二四年，约有二十名苏联军事顾问在广州工作，大都投入协助国民党筹办军校、要替新的「党军」培训军官。苏联政府拨款九十万卢布给孙逸仙办这所军校，它在六月十六日正式开学。-i?寅埔军校遂成为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重要的干部来源。孙逸仙派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政治委员。刚从法国回来的青年共产党员周恩来，被派为政治部主任。年仅二十六岁的周恩来，已经因积极参与五四运动而崭露头角，他是天津地区学生领袖，一九一九年创办爱国的觉悟社，又于一九二二至二三年参与筹组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这位具欧洲风味的高个子青年，很快就让大家赏识他的稳健和工作认真。他学识渊博，通晓日文及法、德、英三种欧洲语文，又很谦虚、庄重。他立刻被公认是个杰出人才。

从一九二四年五月至七月，苏联顾问团由巴维尔。巴伐洛夫（Pavel Pavlov）担任团长，他却因意外事故身亡。十月间，新的首席军事顾问白鲁辙（Vasilii Bliukhs）①抵达广州，他在日后成为苏联红军元帅、重要军事将领。他和孙逸仙开始规划北伐、将全国统一在国民党之下的计划。他在广州逗留到一九二五年七月，才因病回苏联接受治疗。 莫斯科当然不希望鼓励中共过分「左倾」。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维廷斯基再度奉派到中国，冷却陈独秀及其同志的热情。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基于此一目标，于上海召开。

此时，共产党人与孙逸仙信徒之间的严重矛盾已经表面化。它们在上①译按：白鲁辙在中国的化名为加伦将军。

海尤其芥蒂极深，而已迁回上海的中共中央执委会也很清楚。毛泽东面对环境变化的反应特别激烈。在国民党内愈来愈难工作使他精疲力竭。五月间，他生理、心理都撑不下去。七月间，与国民党的「摩擦」剧烈到精神快要崩溃，他遂辞去组织部秘书的职务。 根据共产党人彭述之的回忆，这时候，「他满脸憔悴。瘦弱的身躯使得他益显身材修长。他肤色苍白，脸色泛青。我生怕他和许多同志一样-染了肺结核。」整个春天和初夏，他住在乌烟瘴气、又脏又乱的闸北中共中央执委会的宿舍。六月初，杨开慧和她母亲带着岸英、岸青两个小孩到上海。负责中执会总务的向警予分配给毛泽东一家人单独的厢房，但空间依然局促拥挤。最后他们必须搬家，好在是个比较好的地方，位于公共租界一条安静巷子里。杨开慧尽力帮助丈夫工作，夜里抽暇到工人夜校教课。 到了上海，她首次无法抑制某些无害的诱惑。这个繁华城市有数不清的诱人东西，可是她只求与小孩合拍一张照片。这张黑白照片流传下来。照片上的杨开慧神情平静，但略显哀伤。岸青坐她膝上，很小，头上有一束可爱的头发。

岸英站在她旁边！强壮的小男生，脸颊胖呼呼、眼睛炯炯有神，非常像他父亲。

到了仲秋时，毛泽东的情况已变得无法忍受。他开始神经衰弱。十月十日国庆节，上海支部举行的一项会议中，两名国民党右派掀起口角，和左派相互斗殴。这件事故加深国、共双方人马的间隙。 甚且，从广州来的经费援助也断了，支部工作因此停顿。到了十二月底，毛泽东向中共中央执委会请病假，陈独秀批准，毛泽东带着家人离开上海，回长沙。他们从长沙直接到他岳母在板仓的家，二月初才转回韶山。陪着他们一家四口回家的是毛泽民，他两个月前因盲肠炎离开安源，到长沙休息。不久之后，他们的小弟毛泽覃偕妻子赵先桂也回到韶山。毛泽东在家足足待了七个月。他已经厌倦每天尽是争辩统一战线、要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外交交涉，还要玩政治游戏和争吵。他初期的幸福感已消失，换上了阴郁。他没有留在上海参加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恐怕内情不简单。四大在他离开之后两个星期、即一九二五年元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举行。他毕竟是中央执委会秘书、党内第二号人物。可是，他丢下一切，跑了。

很显然，他无法承担此一「招致毁灭」的政策之责任。莫斯科一再干预，可能使他恼怒。我们晓得他是出了名的个性冲动者。他会受不了坐在大会会场，听那「高明」的维廷斯基再次替陈独秀洗脑，因此他「请病假」。

这一点可称不上专业人士。

四大在维廷斯基指导下召开。柔顺的陈独秀再度承认「错误」。左派立场受到严厉批判，可是代表九百九十四个党员与会的二十位党代表，却没几个人敢发言抗议。那些表示不同意见的人很快就被贴上「托派」代理人的标签，因为此时共产国际正流行打撃托洛茨基。 毛泽东没再被选入新一届中执会，公认是鲍罗廷「左右手」的瞿秋白取代毛泽东。瞿秋白亦被选入中共中央局，与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和彭述之并列。彭述之是中共莫斯科支部前任领导人之一。 彭述之现在主掌中执会宣传部，瞿秋白也创办党的新机关刊物《热血日报》。宣传部和《热血日报》尽全力推动莫斯科的政策。

但是这一切变化对毛泽东没有太多影响。他享受家人团聚之乐。当然他生性积极好动，闲不下来。多年来，他已经习惯当个组织家。起先他并不容易克服他以知识分子之姿瞧不起恒久以来只知种田劳动的邻人的心理。

他已经在多年前离开村子，长久以来认为村子这些人「愚蠹、讨厌」。马克思主义教他尊敬城市工人、「人类的解放者」，而不是贫困的农民。在农民之中工作不是一件吸引毛泽东的事。毛泽东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说：「直到我们确定在农村有强大的小组，直到我们已经长期进行煽动之前，我们无法坚决地采取激烈行动对付富有的地主。在中国，大致上（阶级）差异还未到达我们可以发动阶级斗争的时候。」 甚且，我们不应忘掉，毛泽东本身也是地主——虽然绝对不是大地主——他离开家乡后，①相当大程度是靠长工替他做工和收田租过活。他岳母在长沙的板仓镇也有一些土地。当然身为共产党人，他应该对村子的穷人有些同情，身为他那个时代的人，他不可能不了解农民问题。可是他还是很难把受压迫的、无知的农民和体验过城市生活的工人连结在一起。就好像第一位农民煽动者彭湃，许多农民刚开始时把他当作疯子， 毛泽东必须亲自尝试一切。

在远房亲戚毛福轩的协助下，毛泽东终于可以和邻人接触交往。他开始以简单、易懂的词语向他们解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布尔什维克战略。他在自己家里或散布在邻近山区的宗族祠堂里和大家聚会。邻近地区绝大部分农民都是毛氏宗亲，也有利于他（直到今天韶山六成居民都是毛氏宗亲）。 毛泽东的太太杨开慧、小弟毛泽覃、两位弟媳王淑兰、赵先桂，以及大弟弟毛泽民（不过他没在村里待太久）都尽力帮助他工作。

① 原书注：毛泽东父亲拥有二士一软地，相当三点五英亩。他死后，土地由三个儿子继承。

一九二五年五月，毛泽民奉湘区特委之命回长沙，七月间又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短期受训（一九二四年七月底，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接受中共建议，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煽动及组织农民组合的人才）。

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他和同志一九二五年春天在家乡建立二十多个农民组合。 在此之前，湘潭地区只有一个农民组合，成立于一九二五年二月。接下来，七月间，韶山成立一所农民夜校，杨开慧在里面教中文和算术。王淑兰第一个加入，不久妯娌俩吸引了更多人加入。她们沿门挨户高唱：　　 农民苦，农民苦，　　 打了粮食交地主。

年年忙，月月忙，

田里场里仓里光。

如此简单的诉求，比党的任何决议还管用。大约同一时候，毛泽覃在邻近一个小村也成立一所农民夜校。七月中旬，毛泽东在韶山成立中共支部，指派毛福轩为负责人。他另外成立一个共青团小组。 和农民一起工作，就这样在不经意之下吸引了他。他得到的新经验，在近期内就成为非常宝贵的经验。虽然他并未开始更尊敬无知、不识字的农村劳动者，却变得相信唯有依赖这些数不清的不幸农民，革命才会成功。

第十二章 与蒋介石斗法

韶山之外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逸仙于北京因肝癌不治而逝世。吴佩孚手下将领冯玉祥于一九二四年十月倒戈，宣布支持孙逸仙，把自己部队称为国民军，占领北京，呼吁结束内战。孙逸仙应邀北上，参加国家统一的和平会议。冯玉祥亦向莫斯科求助，克里姆林宫提供给他许多著名的苏联军事顾问。

孙逸仙撒手人寰是一大损失，但并没有使中国一般情势更趋复杂。国民党内爆发派系夺权斗争，但「左翼」很快就获胜。国民党左翼领袖、中央宣传部部长汪精卫成为国民党领导人、也是广州政府的首脑。冯玉祥、国民党和苏联之间持续发展友好关系。三月底，「左派」蒋介石率领「党军」扫平粤东，确立广州政府对粤东的控制。六月间，蒋介石又敉平滇军及桂军的叛变，成为迅速崛起的熠熠明星。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一件事故，引爆五四运动以来全国首见的民族主义意识大涨。一群中国民众在南京路示威，抗议一名共产党工人顾正红稍早被日本人杀死，却遭到英国部队开枪射击。顾正红之死，造成上海全市哗然。许多工厂工人发动罢工，学生亦以罢课响应。五月二十四日，顾正红出殡之日，数万人举行反日示威活动。事情原本或许就此告一段落。不料，五月二十八日在山东青岛，中国军阀应日本商人之请弹压，向走上街头响应上海纺织工人的工人开火。两名民众被杀、十六人负伤。青岛的弹压引爆怒火。五月三十日，大约两千名学生在上海公共租界闹区的南京路集会，高喊：「打倒帝国主义！」「上海是中国人的！」「收回租界！」「中国人团结起来！」等口号。许多人被捕。下午三点钟左右，-大群人聚在警察局前，要求释放被拘押人士。负责的警官冒火，下令朝群众开火，当场打死十人、数十人负伤。 这项行动引爆事端。五月三十一日，上海工会活跃分子开会，成立一个全市性质的「总工会」由李立三领导。

在他号召下，大约二十万名上海工人放下工具。列强派出二十六艘军舰进入黄浦江，美、英和意大利陆战队登陆。新的流血冲突造死四十一名华人死亡，一百二十人负伤。上海屠杀引爆五卅运动，它是民族主义革命的起始。针对外国企业游行示威、抗议集会和罢工频频。民众又针对外国商品全面抵制。六月十九日，香港工人上街支持上海罢工，两天之后，沙面工人也响应。

二十五万人总罢工。其后大批工人从这些殖民地中心往广州及周围大量出走。广东政府开始支持这些罢工工人，宣布封锁香港和沙面。在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领导下成立香港、沙面罢工委员会，主席苏兆征是广东人，在一九二五年春天罢工前夕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副手是邓中夏。

反帝斗争日益炽烈，广州成为运动的中心。汪精卫以广州政府为基础，于七月一日正式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出任主席。汪精卫亦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效忠于国民党的部队统一纳入国民革命军，初步划分为六军。蒋介石出任第一军军长，以黄埔军校干部为主力；前任湖南省长谭延闿为第二军军长。周恩来被派为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其他军也有一些共产党员。 革命热潮横扫全国，国共同盟开始团结，成为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

到了七月间，爱国运动风潮到达韶山。毛泽东很快就以农民组合为基础，成立「雪耻会」，不过这个名字不是他取的。其他地方也到处出现类似的组织。长沙地区六月初-场二十多万人出席的反帝集会，成立了这个组织。

七月初，毛泽东把去年成立的国民党韶山区党部恢复运作。 同一个秘密会议中，毛泽东结合二十多个小团体成立区级的「雪耻会」。毛泽东指挥它展开密集的反帝国主义宣传。他和同志组织青年工作队下乡，向农民听众宣介抵制外国货的想法。可是，八月底，湖南省长赵恒惕再度下令捉拿毛泽东。这次倒不是毛泽东煽动革命惹恼赵恒惕，而是因为毛泽东组织运动反对一个陈姓地方土豪，惹祸上身。由于韶山干旱，农民担心歉收，要求陈某拨出仓余把谷物卖给他们。陈某打算把谷粮送到城里高价出售，当然不答应。毛泽东立刻召集共产党小组及农民组合开联合会议。他们派两位代表去和陈某讨论，但没有结果。陈某已预备把谷物搬上驳船、送往湘潭。这时候，在毛泽东指挥下，一百多人手持锄头、木棍和扁担，在夜色掩护下，摸到「吸血鬼」陈某的仓库。他们要求陈某开仓，以合理价格卖出谷物。陈某屈服，但立刻向省长告状。毛泽东这下子又得逃亡了。朋友事先向他通风报信，而这纯属幸运。县府里的友人凑巧看到上司收到赵恒惕传来的电报：「立即逮捕毛泽东，就地正法。」他赶紧通知毛泽东。毛泽东在弟媳妇王淑兰建议下，化装为医生，坐轿子逃出韶山。临走前，他指示小弟毛泽覃别坐候赵恒惕下令抓他，要追随他迅速躲到广州去。

次日，毛泽东抵达长沙；九月初，动身往南方。他又开始神经衰弱，十分恐惧。有一天夜里在投宿的旅店，还把路上写的笔记全部烧毁。九月中旬，他终于抵达广州，在东山医院休养了两个星期。 毛泽东来到这个华南首府不久，即在黄埔军校及中共广东省委工作。除了以上种种挫折，毛泽东在十月间又经历一项新打击。他自幼结交的好友蔡和森与向警予分手。这件丑闻对整个党的道德风气产生负面冲击。

蔡、向结合在中共党内一向被视为模范夫妻。毛泽东这对朋友鄙弃资产阶级的道德，首开风气之先，没有举行任何结婚仪式就同居；隔了多年之后，中国自由派青年才流行所谓的自由恋爱。他们两人都很孤僻、一板一眼、严肃、令人难以忍受的道貌岸然。许多女性共产党员活泼外向、招蜂引蝶，但都很怕向警予，她不时会向她们说教。党部开会时，向警予有时会公开责备爱拿男女关系当作笑料的陈独秀。女党员给她取绰号「革命祖母」。瞿①秋白漂亮的娇妻杨之华抛弃她不爱的前夫，改嫁给瞿秋白，她就特别怕向警予。因此，蔡、向分手来得像青天霹雳。九月间，当蔡和森在北京养病时，向警予自己都吓一跳，竟然爱上了英俊的彭述之。彭述之的秘书郑超麟回忆说：中秋晚上，为了庆贺佳节……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客人散了，我回到亭子间睡觉，警予还在述之房里不走。天气热，亭子间房门和前楼房门都开着。我一觉醒来，听到警予还在说话……表示她 爱述之。

不久，她就上三楼去了。述之到我房里来，说：「怪事！怪事！」他告诉我刚才警予说的话。

他说：「我做梦也未曾想到。」我警告他，说：「这件事做不得，做出会影响团体工作的。」……从这日起，向警予经常从三楼下来去述之房间谈话，一谈就是几个钟头……以后，述之就不同我商量。他接受了向警予的爱。可是，究竟纸包不住火，话传了出去。向警予亲口向蔡和森承认她移情别恋，蔡和森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遂向中执会报告。这个消息重重打击中共领导人，据郑超麟回忆，起先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和其他领导人好久都说不出话来。最后，陈独秀决定打断这段感情。中执会派蔡和森与向警予一道到莫斯科去，蔡和森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向警予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会议结束时，陈独秀嘱咐在场的人对这件事严守秘密。他尤其嘱咐瞿秋白切勿告诉杨之华。可是瞿秋白控制不了自己。不久，整个党都知道这件事。大部分女同志对向警予的不幸，幸灾乐祸。男同志的看法就不一致。瞿秋白和张国焘表示不齿彭述之所作所为，要求将他赶出中央执委会。陈独秀则袒护彭述之。

可是，破镜已经难圆。他们到达莫斯科不久，蔡和森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抛弃向警予，和李立三太太②热恋。李立三夫妇陪这对「模范夫妻」从上海到莫斯科；李、蔡预定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一路上，天真的李立三为了减轻蔡和森的痛苦，交代妻子多方安慰蔡和森，不料妻子竟移情别恋。

① 译按：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

② 译按：即李一纯。

结果是蔡和森和李妻公然双宿双飞，李立三黯然只身回国，而向警予后来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位蒙古人同学凑成堆。

这件事若没有伤害到蔡和森和彭述之、李立三的交情，动摇党的上层 ①结构，也就罢了。可是，故事还有续集。情人远谪之后，彭述之借酒浇愁，若不是妩媚的陈碧兰出现，再谱出新恋情，他或许就成了酒鬼。不幸的是，陈碧兰和彭述之交往前，和党内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也有感情来往。从此之后，被甩掉的罗亦农成为彭述之的敌人。 这些私人恩怨搞得中共领导人鸡飞狗跳，无法专注更迫切的大事。但是，宣扬「自由恋爱」的这些「坚贞的共产党人」毕竟也是凡人，而人性在政治上绝非不重要。

毛泽东不能不被牵扯进去。我们不晓得他是否谴责向警予，但是毫无疑问，他同情好朋友蔡和森、批评彭述之。他在蔡、李失和上，也一定是支持蔡和森。总而言之，这件爱情丑闻无助于毛泽东休养。他继续神经衰弱。幸运的是，杨开慧在十二月底和母亲、两个儿子来到广州，他们把家安在东山一处安静的街坊。 毛泽东开始恢复以前的元气。

他也不能长久称病不出。事实上，在杨开慧抵达之前，毛泽东已在十月初出院，投入政治活动。他又和一九二四年初一样，再度感受无比的爱国热情，认为国民革命的目标为当务之急，社会改造的工作可以暂时放下。

一九二五年秋天，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是：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十月初，汪精卫邀他到国民党中执会上班，接替他宣传部部长的工作。

汪精卫知道毛泽东是个有才华的作家、煽动家。毛泽东很快就担任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的编辑，用它来散布他对统一战线及国民革命的观点，并攻击国民党的「右翼」分子。① 原书注：中共党内一度流传，李立三因为疯狂爱上小姨子，为了甩掉妻子，怂恿她引诱蔡和森。这件事是否真实，我们无从知道，但事实上李、蔡两人自此交恶。

他所防卫的立场契合中共领导人所表达的立场。他和陈独秀或中共中央执委会其他成员的立场并无不同。他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一样，立场不时摇摆。当时要在国家及社会元素之间获致适当的结合，殊为困难。一九二五年中共领导人的战术曲折通常都是以莫斯科的政治路线为依归。陈独秀及中共其他领导人都只能遵循它。

新政策的精髓是：依据克里姆林宫的看法，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应利用它寄身在国民党内，不仅把自己改造为群众政党，还要藉由国民党左翼人士及共产党员夺取党内权力，激烈地改造国民党的阶级和政治特性。在新政策的框架内，中共党员应利用在国民党内的位置，把这个组织尽可能改造为「左翼」政党，成为「人民（工、农）的党」。他们应以排挤「资产阶级代表」丢失领导地位、进而将他们清除出国民党为第一要务。然后他们应该影响「小资产阶级」盟友，以便最后在中国不是直接透过共产党、而是藉由国民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战术路线的轮廓已由维廷斯基在一九二五年春天画好。其实维廷斯基的方案并无新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本身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就第一个拥护此一路线。可是当时维廷斯基还未准备好赞同此一政策，他们只能按兵不动。现在维廷斯基认为由于国民党内不同派系争夺孙逸仙的遗产，党内已创造出有利情势。

一九二五年四月，维廷斯基终于有机会向斯大林报告他的看法。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他向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提到他和斯大林谈话的大致内容「当我们向他（斯大林）解说，共产党有本身的组织……共产党人有权利在国民党内部批评，而且国民党本身大部分工作是由我们同志执行，他非常惊讶。」 斯大林被维廷斯基的报告吓了一跳，很快就亲自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前景做评估。用不着说，他不会把真相揭露归功于维廷斯基。新概念的作者必须归功于领袖，而不是手底下的书记人员。领袖赋与他的理论一些普世意义，把它当作万灵丹，不仅可解决中国的问题，也可解决东方大致的问题。出于加速建立共产党在民族主义运动的霸主之考虑，他开始思考如何把国民党及东方其他几个民族主义革命政党改造为 「工农」或「人民的」党。

他从这个视角分析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一九二五年三至四月）有关印度工作的决议文草案（这次会议没有就中国问题特别通过任何决议）。他对这份文件的批示，特别提出在未来印度「人民的党」建立共产党霸主的议题。 斯大林的指示立刻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执行，它也把它传达给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五月斯大林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公开演讲提起这个问题：在埃及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已分裂进入革命政党和姑息政党……共产党必须由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转到工人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集团的政策……这个集团可以是单一的政党，也可以像是国民党的工农政党；这个独特的党事实上代表两股势力的集团——共产党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如果它能加速共产党实际领导革命……这样组合的政党是必要的、有利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再次迅速响应，把斯大林的想法奉为圭臬。本着这个精神，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一九二六年二至三月）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无产阶级的政治崛起提供强大的推动力，加速这个国家所有革命民主组织的发展和强化，尤其是人民的革命政党国民党，以及广州的革命政府。国民党……代表工、农、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的革命集团……进行反外国帝国主义和军事、封建的生活方式的斗争，追求国家独立、团结革命民主力量。或许斯大林认为他只是在发展原先的路线。事实上，他却把它带到一个荒谬的境地。他的理论意味着和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本身就是目的。史达林认为共产党最后能够成功把「资产阶级代表」赶出领导位置、再赶出国民党本身，但是如果有利的连环状况没有发生，也就是国民党分子竟比共产党人更强大的话，则共产党就必须向国民党领导人退让，这将限制他们的自主及他们的政治独立。所有这一切是为了留在国民党、「人民的党」内部，因为离开国民党就等于埋葬了把这个政党改造为「工农党」的希望。

统一战线这个概念纯粹是武断的，几乎完全依据对国民党内势力均衡想当然耳去估计。身为极端精娴党内斗争的人，斯大林必定深信他的政策绝对会成功，只是他此时正忙着要把他的头号敌人从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赶出去。不过，这个政策在深陷民族主义革命热焰的中国并未奏效。国民党和俄罗斯共产党不一样，它是一个革命政党，党内的反共军人派不仅在军官圈获得支持，在中国社会重要部门也颇孚人心。根本不可能把这群人排挤出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

中国共产党客观上乃是受斯大林路线所挟持。他们没有办法不接受它，因为他们得完全依赖苏联的财务援助。同样的，也不可能没有撕裂统一战线之虞去执行把国民党共产化的命令。 根据张国焘回忆录的判断，中共领导人大多数也了解这一点，因此被迫要玩心机、咋唬和扭曲。 可是，它并不能永远奏效，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失败。

起初，没有任何迹象预兆会出现偌大的事态变化。情势显得共产党和国民党「左翼」的确有机会把国民党改造为「工农」党。反帝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工人的斗争日益强烈，国民党的「左翼」领导人也明白地强调，有意与中共、苏联及共产国际发展良好关系。即使实际上国民革命军整个军官团都属于地主阶级，也没有人干预毛泽东在国民党内宣传应该消灭地主阶级的激进言论。 没错，国民党的「左翼」领袖廖仲恺在八月二十日被剌客暗杀身亡，可是「右翼」地位却因此受挫。廖案之后，汪精卫还喊出「想搞革命的，向左靠！」的口号。 气馁的「右翼」想要分裂国民党，在北京市郊西山另行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可是没有具体成绩。

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及其他多位国民党领导人在共产党支持下，纷纷表示反对右翼人士。十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以国民党中执会的名义起草一封信向党内所有同志号召，并尖锐批评西山会议派。十二月五日，这封公开信刊载在《政治周报》创刊号。它带着布尔什维克的讥诮，宣称：「今天的革命是全世界革命和反革命这两大势力最后决战的一个插曲……我们必须认清今天的情势是，不支持革命，就是反革命。绝对没有中立立场。」毛泽东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机关刊物《革命》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更有系统地阐释他的观点。尽管文章篇名凛然，它并非学术性的社会学分析作品。当时中共党内根本未曾有人认真分析中国的阶级结构，它的党员也没有著名的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毛泽东也没想要成为这类学者专家。他这篇纯粹宣传性质的文章有它具体的政治目标，预备证明基于中国社会性质使然，革命的敌人人数极少，因此「左翼」集团必会胜利。为了便于讨论，他把社会分为五个类别：大资产阶级、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不去管事实上他要把已开发的资本主义社会之阶级关系套用到中国社会，而它并不合适。他提出纯粹政治性质的一个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友人？」他的答案是：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他在文章另一段写说：「他们现在依然站在半反革命立场」〕。

毛泽东也认为缺乏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流浪汉）是「真正的友人」。

他指出：「这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结果是一幅非常壮观的图像：三亿九千五百万友人，相对于一百万敌人和四百万摇摆不定的骑墙派。 毛泽东根本不介意不同的社会群体其实际组成数字。所有的数字都只是粗估，甚至他说的中国全国人口四亿人也是信口开河。根据一九二二年的人口统计，中国人口已达四亿六千三百万人。他也没有费神说明各个社会阶级在生产关系体系内实际的经济角色。

纵使如此，这篇文章会打动人心是因为它的政治性质。一九二六年二月，国民党中执会农民部刊物《中国农民》转载这篇文章。

蒋介石部队扫荡地方军阀残部、底定广东全省之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迅即召开。毛泽东积极参与二大之筹备及开会。他是代表资格委员会一员，也是有关宣传及农民问题决议文起草小组成员。他对党两年来的宣传工作提出一篇广泛的报告。 国民党二大是在共产党及国民党「左翼」日益团结之下所召开，起码毛泽东也有一份功劳。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的选举，毛泽东再度当选候补委员。国民党此一最高权力机关中具有中共党员身分者从十人增加为十三人，而且正式中执委有七人，比一大的三人大幅增加。这是在汪精卫亲下指示的结果。中共领导人本来只建议共产党员占两席中执委。谭平山和林伯渠两个共产党员更出任中执会常务委员。还有另一名共产党员出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情势似乎一切平顺。苏联特务葳拉·维希尼雅可娃—阿基莫娃回忆说，整个二大期间，汪精卫「甚至比共产党员还更『左』」。 汪精卫的报告强调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都在战场上流血，他们是一体的、不会分割。这个苏联特务很高兴，「在大会闭幕前，有位主席团成员打开一幅红布条，上面的金字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丢开帝国主义的桎梏』——这是第三国际送的礼物。全场欢呼历数分钟之久……溃败的右翼分子静默不语。」 二大之后，毛泽东得到确认，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左翼的欢欣鼓舞」一直持续到一九二六年三月底，而以国民党重要领导人胡汉民二月十七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上的一篇演讲达到最高潮。这位孙逸仙的老战友说：「世界革命只有一个，中国革命是它的一部分。我们伟大领袖孙逸仙的遗教正好吻合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国民党的口号是：人民群众至上！这代表工农必须把政治权力抓在自己手里。」 同一个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甚至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出正式要求，要求接受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这封信强调，「国民党致力于达成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任务——从民族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已有三十年之久。」一九二六年二月，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认真检讨这项要求，苏共中央政治局多数表示赞成接受国民党为同情布尔什维克的政党。

可是，慎重派胜出；苏共起草一份闪烁其词的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信，交付给胡汉民。 它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视国民党为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真正盟友」，如果国民党中央坚定要求的话，保证会把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这个问题列入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议程。可是，事情并没有依照共产国际人员及中共所推动的方向发展。反倒是执行共产国际将国民党共产化的决议，无可避免地导致广州出现反左翼的军事政变。一九二六年初开始向右转的蒋介石发动军事政变。

蒋介石的反共行动发生在三月二十日，正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结束之后五天。三年之前，共产国际还想邀他加入共产党的这位将领，长期以来即对苏共及中共在中国之活动颇有疑虑。一九二三年秋天俄国考察之行使他得到一个结论：布尔什维克「品牌的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只是换汤不换药的沙皇主义，旨在混淆、欺蒙外在世界」。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回到中国，蒋介石向孙逸仙提出报告：「关于他们的对华政策，我觉得……他们希望最终能把它苏维埃化。」 但是，他聪明地暂时不对外公开他的感受，尤其是因为孙逸仙迟迟不对他的报告做批示。蒋介石相当高明，连鲍罗廷也以为蒋是他的好朋友。 然而，到了一九二六年春天，蒋介石对一些苏联专家的活动已失去耐心，他们有许多人行为甚为跋扈。他特别不喜欢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尼古拉·库比雪夫（Nikolai V.Kuibyshev）。

在中国化名季山嘉（Kisanka）的这个苏联顾问显然是个傲慢、鲁钝的军人，陶醉于自己手握大权。根据葳拉·维希尼雅可娃—阿基莫娃的说法，季山嘉公然藐视中国军队，不守外交礼节，而且嚣张地试图将国民革命军置于他本人严格控制之下。 他不理睬蒋介石，所有的军事事务喜欢直接找汪精卫打交道。汪精卫也乐得利用季山嘉来挫蒋介石的锐气。这两位国民党领导人表面上团结，其实彼此憎恶。汪精卫主席受不了粗鄙军人蒋介石。

蒋介石见到脸颊丰润、涂了重重发油、满口废话的汪精卫，不由得就恶心。

只有鲍罗廷还能在国民党中执会里维持微妙的权力平衡。中共的不幸是因为他们全力支持汪精卫和季山嘉。

二月底开始，不满意政府「左倾」方向的人士开始集结在蒋介石四周。

于是乎，蒋介石和汪精卫、季山嘉之间的私人冲突开始蒙上政治色彩。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出手了。他宣布广州戒严，逮捕多位共产党人，并且派兵包围苏联军事顾问们的住处。他刻意激发事故，先命令中山舰政委、共产党员李之龙把船开到黄埔军校。李之龙把船开到学校附近泊靠时，突然就被套上「兵变」罪名，编织出「共产党阴谋」造反的故事。 蒋介石在广州全城遍贴告示，宣称：「我相信共产主义，本身差点也成为共产党人，但是中共已出卖给俄国人，甘为『他们的走狗』。因此，我反对他们。」他立刻达成的成果是，季山嘉及其副手解职，他所信任的布鲁辙回任顾问团团长。事件和平落幕。目的达成，蒋介石释放被扣押人士，甚至向还留在广州的苏联专家们道歉。布鲁辙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底回到广州。

纵使如此，蒋介石发动的政变毫无疑义是针对中共及苏共而来，也预告在国民政府控制地区建立几乎不加掩饰的国民党「右翼」及中间派之军事独裁政府。环绕在汪精卫四周的共产党及国民党「左翼」的地位因而大幅衰退。汪精卫以养病为名，被迫出国。广州乡下的农民组合开始解除武装。对于中国共产党最严重的后果是，蒋介石提出一系列要求，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及组织之自主。蒋介石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在国民党中执会全会提出这些要求，包括：禁止批评孙逸仙及其遗教、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执会及省市党委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禁止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中执会部处首长、禁止国民党员跨党加入共产党。 中执会之后，蒋介石集所有大权于一身。他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也是国民党中央军事部部长。最重要的是，他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五月国民党中执会前夕，中共已经晓得蒋介石将会提出中共未来在国民党内的地位问题，向莫斯科请示要怎么办？陈独秀倾向于退出国民党，不希望牺牲共产党的独立性。维廷斯基、托洛茨基和齐诺维也夫同意这个见解，但斯大林独持异议。他不能接受任何这类的提议，因为它将破坏他的战术规划。从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角度看，几个星期前共产党人在这个「工农的国民党」内已经即将夺下大权。怎么会如此轻易降服、交出已经征服的阵地呢？按照斯大林的逻辑，这不啻是没有道理地向国民党「右翼」投降。 莫斯科指示中共放慢在国民党内攻势的步调，以便重整力量。

斯大林承认有必要「向国民党左翼做内部组织的让步，进行人事调整」。

这只是「左翼」的问题。

苏共政治局认为蒋介石的政变只是共产党同客观上是他们盟友之间的冲突（这时候苏联领导层仍没有人认为蒋介石是「右翼」）。鲍罗廷本身承认苏联和中共扩张过快，了解蒋介石的反应有其不得不然。他在和张国焘私下谈话时说：「起孙博士于地下，他也会采取某些措施限制中共的活动。」 中共再次必须服从，尤其是一九二六年五月苏共政治局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联政府「尽一切能力提高对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及财务援助」。毛泽东和谭平山、林伯渠等担任国民党中执会部门首长的共产党员，必须辞去职位。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录，毛泽东非常不高兴，责备鲍罗廷这项撤退政策。毛泽东私底下和张国焘谈话时，直斥鲍罗廷是「洋鬼子」。

宣传部和农民部现在改由国民党人出任部长，蒋介石本人自兼组织部部长。毛泽东并没有失业。三月中旬，即中山舰事件前四天，他被派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讲习所因为改组的结果，现在招收来自全国的学员。五月三日，三百二十七名学员高高兴兴地参加开训典礼，五月十五日正式开课。四月初起，他也向来自广东省的青年干部演讲农民问题。 毛泽东现在可以全力投入一九二五年夏天以来他的最主要工作——组织中国农民。

这项任命并非偶然。自从他由韶山回到广州后，就不眠不休研究农民运动问题，在国民党刊物上发表相关文章，也在演讲中一再阐述它们。他表示：我们太集中在城市居民身上，忽视了农民……农民受到的压迫愈能减轻，国民革命就能愈快完成……如果我们希望巩固国民革命的基础，我们必须先解放农民……唯有支持中国农民解放运动的人才是忠实的革命党员；否则，他们就是反革命分子。在中共党内，毛泽东已被认为是农民运动真正的专家。即使是国民党领导人，包括那些「右翼」倾向者，也认为「湖南王」（毛泽东当时在中共党内同志圈的绰号）是「农民问题专家」。以鲍罗廷的话说，他们「提议由他担任农民问题委员会委员」。 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毛泽东就在刊物《中国农民》上发表一篇短文〈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直接探讨中国农民的情况。虽然这篇文章有时候逐句重述他原先讨论中国社会阶级那篇文章的许多论点，但国民党的左翼仍欢迎它。革命党人不需要学术论文，而是政治上尖锐、好战、清晰的宣言，它正是这样的东西。甚且，和十二月的文章不同，这篇文章更清楚地描述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现在不只是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毛泽东把农村社会分为八个部分：大地主和小地主（他和过去一样，也直接称他们是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部分土地是租来的），半益农（无土地，但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及相当数目的流动资产），贫农（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流动的资产），雇农（不晓得为什么，毛泽东把乡村手工业者列入这一群组），以及游民。

虽然还不太正确，这个图像已更接近事实。毛泽东依然没察觉，他夸大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发展的程度。

这篇文章有个新元素。这次毛泽东特别同情地提到数以百万计的游民，他们被迫做了土匪、沦为乞丐或在军阀部队当兵。和原先一样，他把他们当作盟友，能够「勇敢奋斗」，但他没有只说泛泛之词。他说：「对于游民无产阶级，则劝他们帮助农民协会一边，加入革命的大运动，以求失业问题的解决。切不可逼其跑入敌人那一边，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他依然把主要希望放在五大类农民（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和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的「单一组织」。他要求他们向整个地主阶级展开斗争，不是只针对最大的地主斗争（他把拥有五百亩土地，即约八十英亩土地的人列为大地主）。「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斗争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让步。在特别情形上，即使遇了如海丰、广宁等处最反动、最凶恶，极端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时，则须完全打倒他。」大约在同一时候，毛泽东在一九二六年元月于他主编的《政治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再次强调整个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者、官僚、军阀和买办，都在敌人阵营里。他的结论是：「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这次他把游民列入无产阶级。整篇文章指向反对地主。毛泽东痛骂小「地主」，指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如此左倾言论其实是这个时期的特色。蒋介石的政变在两个多月之后才发生。许多中共领导人认同毛泽东的看法。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还界定党的路线正是要尖锐化农村的「阶级斗争」。 这次会议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认真注意农村问题，它也决议要在中执会内设立一个部门专责处理农村问题（这个部门直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才成立）。

一九二六年二月中旬，毛泽东称病，把宣传部交给他的副手沈雁冰（即日后著名的作家茅盾），花了两个星期到粤北、湘南考察农民运动。考察过后，他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干部学校演讲，报告农民问题。蒋介石在剪除共产党员及「左翼」之后，积极准备展开北伐。孙逸仙在世时即有意展开北伐军事行动，以讨平军阀，统一中国。布鲁辙在这方面提供极大的协助。

三月底，北伐的准备工作如火如荼进行中，毛泽东参加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一项会议（当时仍由共产党人林伯渠担任部长）。毛泽东理解到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无可避免就会吸引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加入国民革命，他提议农民运动干部把注意力投注在国民革命军将会经过的地区，如江西、湖北、直隶、山东和河南诸省。 不晓得为什么，他没有列入老家湖南省；或许是没有人会怀疑是否有必要在这个与广东直接相邻的省份组织农民运动吧。

七月初，国民革命军十万将士誓师北伐。冯玉祥在一九二四年十月即宣布支持孙逸仙，他率领的十五万之众的国民军，客观上即是盟友。一九二六年五月，冯玉祥甚至加入国民党；可是他却帮不了国民党同志，因为北伐开始之前三个半月，他刚被北洋军阀连手击败。蒋介石面对三大军阀势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华中的吴佩孚，曾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下令朝汉口罢工工人开枪。华东方面是孙传芳，华北及东北则是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各号称部众二十万人，张作霖更拥兵三十五万。两相对比，蒋介石显然寡不敌众，可是他却很幸运。一九二六年二月初，吴佩孚阵营的湖南省长赵恒惕所部分裂。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叛变，投靠广州政府。唐生智得到广州声援，进攻赵恒惕，逼他退出长沙。一九二六年三月底，唐生智自命为湖南省长，可是却没有办法立刻增强他在省城的阵地。吴佩孚调兵攻打他，唐生智被迫弃守长沙。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采取唯一的正确行动。五月十九日，他派出一团兵力（两千人）入湖南——这是当时国民党军队唯一由共产党员担任团长的部队。这个团协助唐生智稳住情势。六月初，唐生智部队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这一来，预为决定了北伐的初步成功。誓师北伐之后才两天，即七月十一日，第四、第七和第八军连手再度攻克长沙。八月中旬，唐生智和蒋介石会商之后，决定兵分两路，继续北伐。西路军的目标是武汉；东路军则直扑江西省会南昌。蒋介石亲率东路军，唐生智领导西路军。

八月十七日，恢复北伐。

国家统一已经开始，可是毛泽东留在广州。他没办法回到已被国民革命军解放的故乡湖南，因为他的工作忙得不得了。他一再被邀请到各种集会去演讲农民运动。人人都预期农村会出现大规模的革命起义。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四个月期间有三个重点：「农民问题」（每周二十三个小时）、「农村教育工作」（九小时）和地理（四小时）。他应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委员会的邀请，在它为军官们办的课程上演讲农村问题及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历史。七月有一个星期，他和讲习所同仁一道到粤北向农民做宣传工作；八月中，他到粤东海丰地区督导学员实习，花了十四天时间。九月初，他到黄埔军校向学生演讲。同时，他还要编辑、筹划一系列有关「农民问题」的传单印行。他没有改变他激进的观点。他依然主张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即使北伐军队的许多将校都是地主的儿子。他坚称「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农村宗法封建阶级……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 总不会根本倒塌。

结论即是，当前主要任务必须是「迅速发展农民运动」。 这就是他向听众教的；这就是他全力以赴的目标。似乎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横阻此一革命前景。似乎数以百万计遭受压迫的农民已准备好攘臂而起，闹个天下大乱。

第十三章 统一战线瓦解

一九二六年秋天，国民革命军西路军在湖南、湖北击败吴佩孚部队后已到达长江流域。九月六日攻陷汉阳、九月七日占领汉口，十月十日国庆日当天取得武昌。这三个城市合起来称为武汉三镇，现在完全落入国民革命军手中。武汉是中国最大都会中心之一，人口大约一百五十万人。它地处华中平原，是中国最重要的交通动脉交会地，长江自西而东；北有京汉铁路，由汉口接北京；南有湘汉铁路，连结武昌和长沙；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十九世纪末，武汉开放为洋人通商口岸，洋人在汉口建立租界。它很快就发展成为华中最重要的商业港口。汉口和汉阳出现许多工商企业。然而，武汉三镇的公共及文化生活中心仍在武昌，它是湖北省省会。

攻克武汉是国民革命军一项重大胜利。十一月初，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一个月之后，若干部长（大都是左翼分子）偕鲍罗廷一道进驻新首府。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武汉经正式宣布为国民政府首都。 国民党在全国扫荡反动军阀，胜利已经在望。

十一月初，毛泽东也离开广州，不过他是前往上海，而非武汉。中共中央执委会又调他到党中央工作，这次是主持新成立的「农民运动委员会」，和在广东组织农民赫赫有名、而今已加入中共的彭湃一同工作。总共六个人，个个都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将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 毛泽东和他们背景相同，不过他从事农民工作的实际经验或许并没有彭湃丰富。他的长处是，能从事实综合归纳出理论，能够简洁、清晰地表达他的思想，并且巧妙地整理成概念，甚且他是个非常高明的宣传家。他对农民问题的观点，吻合许多中共领导人的看法，他们也相当的左倾。例如，中共中央局委员瞿秋白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建议中央宣传部要依毛泽东的理论——农民要针对「革命最大的敌人」「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展开斗争——做工作。

或许就是瞿秋白和维廷斯基安排毛泽东出任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从一九二六年六月起，维廷斯基长驻上海，担任新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委员会书记。北伐发动时，维廷斯基依据职权、未向上级请示，就说服中共中央执委会在农民问题上进行一贯的激烈政策。我们不清楚总书记陈独秀是否反对毛泽东出任此一新职务。他可能并不反对。「老先生」在党内领导圈仍然十分受尊敬，若没经过他首肯，毛泽东恐怕也得不到新职位。陈独秀本身持左翼观点，但一向两面玩弄。即使他听取左翼的维廷斯基意见，他也向斯大林保证，会威胁到统一战线的极端主义，绝不会得到鼓励。北伐开始后不久，陈独秀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执委会全会，以张国焘的话说，会中就农民运动通过一项「软趴趴」的决议。 它现在只号召农民争降租、降利息，缓和税负、禁止投机。决议说：「农民们！团结起来，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反对军阀政府横征暴敛！」 全部就这么多。

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和其他许多共产党员都不满意。即使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这时候也反对总书记。这些领导人要求，鉴于北伐的顺利发展，应该提出「『农民分田』的农民革命口号，以便动员农民推动运动」。 但是，陈独秀身为总书记，要负责无瑕疵地执行斯大林的对华政策，根本没有力量执行本身的意志。或许他同意毛泽东的新职，私下希望得到这个著名的农民问题专家之助，他才可以绕过共产国际，「推动」「左翼」路线。

毛泽东可能根本不知道其中还有这么多玄机。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已在他受邀到上海之前两个月结训，因此他可以轻松地接下新职。他的家人也在同一时间离开广州。杨开慧已经怀胎五个月，他们讲好她在母亲陪同下，带着小孩回长沙。 他们再度分居两地，但是杨开慧没有抱怨。她理解，革命需要他。

毛泽东一陷入党内纷争后，没有在上海逗留太久。中执会内部情势紧绷，党的领导人因争论而分裂。甚且，中共领导层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势力均衡，最近也出现变化。毛泽东还未到达上海之前，维廷斯基接到莫斯科一项惊人指令。斯大林担心北伐的结果，下令中共改采更加后退的战术，这次甚至要向国民党「右翼」退让。斯大林认为中国目前的军事情势已在国民党内创造一种势力平衡，它对中共愈来愈不利，也正因为如此，中共才无法肃清国民党内的「反共派」。十月二十六曰，苏联共产党政治局通过一项指令，禁止在中国针对资产阶级和封建的知识分子发展斗争，换句话说，停止对在此之前被共产国际视为 「右翼分子」的斗争。斯大林及其支持者都没有放弃把蒋介石的党共产化的希望。他们认为，这只是改变战术的问题。事实上，十月二十六日这道指示代表对华新政策——远东局即是如此解读它。收到指令之后，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执委会立即在十一月五至六日，也就是毛泽东到达之前，商量局势。陈独秀无奈地发现，他和共产国际暗中较劲，竟然证明他对了。如果他遵循维廷斯基和瞿秋白的建议，这下子可不又立刻成为代罪羔羊。现在，根据维廷斯基的提议，会议决定「推动国民党左派走上革命之路……别让它过早慌张、跑掉」。简单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将农民运动激进化。中共赶紧送一项决议文到莫斯科，向总部保证他们只会要求没收最大地主、军阀和土豪劣绅的土地，以及公有土地，再派发给农民。可是，连这样温和的决议，斯大林也批驳，坚持换上无意义的一段话：希望没收属于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这就是毛泽东到了上海所面临的状况。他不愿放弃他的观点，可是他也不想兴风作浪。在权力上升之际，他若是这么做可就太鲁莽了。他立刻召开部门例行会议，提议依据他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底发表的意见，订出具体的「目前农运计划」。依据这项计划，中共「在发展农民运动时将采取集中原则」。换句话说，优先组织农民，并不只限于广东省，也要在国民革命军作战的地区，尤其是湖南、湖北、江西和河南等省份。同时，在其他若干地方，包括四川以及江苏、浙江等国民革命军即将作战的省份，也要特别努力组织农民。 这代表要确保不失去领导革命群众的机会。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局通过这项计划；十一月底，毛泽东搭船由上海到武汉，代表农民运动委员会到汉口。出发前，他交了一篇文章给党中央的刊物《向导》周报，谈论江苏和浙江的农民运动。他现在在这篇文章中只谈针对土豪劣绅发动斗争，不谈对付整个地主阶级。他很热切要采取行动，但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局限住他。革命烽火四起，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连连告捷，胜利似已在望。他脑子里可能已经浮现农民揭竿而起、革命法庭公审「吸血的」地主，以及帝国主义、放高利贷及地主权力垮台的景象。

到了汉口，他精神为之一振。此地气氛甚至比广州还更左。有位目击者回忆说：「除了安静的洋人租界，汉口古城披上革命的新衣。（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到处飞扬……各式各样的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冒出来……连工商界大老板也高喊『世界革命万岁！』」不久，鲍罗廷也到了武汉。他似乎急躁、易发怒。斯大林十月的指令打乱了他一手牌。十月初，他已规划一套抑制蒋介石——现在已是国民党「右翼」代表人物——绝对权力的计划。鲍罗廷忘不了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已和蒋介石反目成仇。十月下半旬，他安排国民党中执会和省、直辖市党部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出席者绝大多数是「左翼分子」。毛泽东也是与会者之一。联席会议替国民党通过一项新方案，含纳大多数中共对农民问题的温和主张，如降低租金、利息等。同时，会议亦恳请在法国的汪精卫「销假回国」。这一拳已重重打在蒋介石身上，鲍罗廷要乘胜追击。鲍罗廷一到武汉，不理莫斯科的指令，和国民革命军西路军总司令唐生智会面。

他对唐生智说，他再也不信任蒋介石，只信任他。他对唐生智奉承：「谁能忠实执行孙总理计划，谁就是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唐生智回复说：「我预备遵循你的一切指示。」 鲍罗廷现在一心一意要和蒋介石斗，根本不理斯大林十月的指令。

同一时期，鲍罗廷在武汉也碰上棘手问题。军阀部队——唐生智首开其端——纷纷加入国民革命军，它的军官团本来就不是自由派的基地，现在变得益发保守。唐生智本人绝非「左翼分子」。他只是玩弄革命，希望得到中共及国民党「左派」协助，可以赶走蒋介石，成为总司令。因此，国民革命军组成变化，实际上加速国民党内「右派」势力大盛。鲍罗廷没有力量挽回颓势。张国焘就看得很清楚，形容武汉的情势最多只能说是「夕阳无限好」。 左翼人士皇皇大言，其实完全和实际的权力均衡风马牛不相及。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蒋介石攻克南昌，受战胜鼓舞，和鲍罗廷直接杠上。鲍罗廷遂发动武汉当局十二月十三日举行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接掌国民党控制区域一切权力。除了国民党「左派」之外，还有三名共产党人加入这个机构。到处都出现海报，宣称：「增进党权！」「要求汪精卫合作！」「欢迎汪精卫回国！」似乎没有人介意汪精卫根本还未回到中国。原本遍布全城的标语「拥护蒋总司令！」换成 「拥护中央政府领导！」 「左翼」的武汉和「右翼」的南昌，两者闹分裂已经势所难免。

中共中央局委员和维廷斯基、鲍罗廷于十二月十三日晚间开会讨论局势。党内高阶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大都出席。会中出现激烈争辩。陈独秀提出政治报告，它依据十月指令的精神指出，统一战线有陷入分裂的「极端严重的」危险。他强调，「现在国民党大部分政治、军事力量落在右派手中」，它「虽然非常希望克制工农运动……但还未公开阻碍反帝运动」。陈独秀提议现在尽全力「保住右派」，说服他们「团结军民」。他尖锐批评那些犯了「左倾错误」的同志，要求放轻在城市及农村进行阶级斗争的论调，撤掉可能惹恼国民党的最激进的标语。他表示：「我们应该向店员及工人说明，他们不应提出过高的要求。」他又说：「对于农民来讲，目前降低租金及利息的斗争，远比解决土地问题来得迫切。」毛泽东对于他的老师这项报告内容十分失望，从共产党员的角度看，简直不可思议。他是否知道陈独秀被迫要说服同志接受他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也觉得很厌恶呢？然而，或迟或早，所有的共产党人、不限于中国的共产党人，都必须学习虚伪作假的艺术。

然而，现在毛泽东还不预备不战即降。虽然陈独秀没有指名批评他，毛泽东却大发雷霆。陈独秀的提议也引起广东及湖南代表的反对，他们力言必须动员群众。毛泽东为他们辩护，可是他们的观点遭到与会多数人摒弃。 会议结束前通过的决议指出统一战线有两个危险的偏差，即「开展群众运动不负责任的左倾（以及）……军事当局无节制地右倾，及害怕群众运动」。因此，中共必须向国民党政府施压，「逼它左转」，同时要吸引群众，逼「他们略微右倾」。然而，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事实。维廷斯基到南昌找蒋介石会商，无功而返。回到汉口后，他告诉张国焘说：「局势已经没有希望。」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和一些不愿意从广州移到「左派」控制的武汉之保守派部长们，表态支持南昌的蒋介石。虽然「左派」宣布国民政府定都武汉，但国民党「右派」势力日益强大。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蒋介石及支持者决定成立一个和武汉抗衡的权力中心「临时中央政治委员会」。二月初，蒋介石要求莫斯科立刻召回鲍罗廷，换上蒋本人喜欢的人选（蒋指名拉狄克或加拉罕〕。这时候毛泽东已经离开武汉，到湖南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演讲。党内高层的情形让他很消沉，因此这次旅行时机恰逢其时。十二月十七日，他抵达长沙，当地人士为他举办盛大的接待会。这儿是家乡，大家记得他、尊敬他、重视他，特别是因为共产党员依然控制国民党地方党部，他们大都尊敬他是颇有成就的老乡。毕竟毛泽东曾经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也就是说他已进入领导圈。大会筹备人员大都具共产党员身分，他们在邀请电报上说：「你在农民运动具有丰富的经验。我们至为盼望你能回到湖南，能够在各方面领导我们。」三天后，毛泽东出席在湖南省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联席会议。

有三百多人挤在当地一家戏院小厅堂听他演讲。主持人介绍他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可是他的演讲却没有绝大多数极左代表所期待的那么具革命性质。话又说回来，在斯大林下达十月指令、中共中执会十二月做出决议之后，毛泽东在公开场合还能说什么？更何况，大会主席团还有一名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在列（此人名叫波里斯·傅瑞尔〔Boris Freier〕）。毛泽东的话大意是：「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在国民革命期间，我们不打算为自己取得土地。」很自然，他和往常一样，强调农民斗争的重要性。「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如果农民问题解决了，工人、商人、学生、教员和其他人的问题也都能迎刃而解。」毛泽东的讲词让苏联代表很高兴， 但是湖南的共产党人显然很失望。

身为激进派，他们希望听到呼吁「由人民自行重新分配土地」。

可是，湖南、湖北或江西的农民都没有自主起事反对地主。国民革命军部队推进后，在农村地区有实力的农民劳动者并没有自发的运动，反而是农村无地的游民作乱——而游民正是自古以来农民视为社会中最具破坏力的元素。中国农村生活有一个特色，就是社会并不像西方那样分为绅士和农民，而是分为两个深刻敌对的部分：一边是拥有土地者，他们不仅包括富人，也包括能够衣食饱暖者；另一边是没有土地者，即农村的无产阶级。由于中国务农的人口极多，没有足够的土地让人人拥有，因此即使佃农，不论有多穷，也觉得比起流浪汉幸福多了。有工可做的农民和农村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非常大，百倍于富农和贫农之间的差距。这里头有个重要的原因，即是中国从来没有所谓「农民」和「地主」这种正式的阶级区分。农民彼此之差异纯粹是就他们的财产产生的所得水平不同，而分为大地主、小地主或农民。当然，这不是说地主阶级本身之内就没有矛盾，而是这一切与游民构成的危险一比，就逊色太多了。游民所犯下的罪行和暴力，使他们威胁到所有的农民，这也是为什么没有土地的佃农通常站在地主同一边。

情势更因农村各氏族强烈分化而加剧。农民住在依强大的传统关系紧密连结的小区。在小区里，人人或远或近有亲属关系，往往全是同姓宗族。

甚且，他们往往又全是同一个秘密团体的成员。当然，同宗每个人的地位和收入各异，小区里有大财主，也有穷佃农。这种情况通常不会在日常生活制造太多不和。农民彼此的血缘关系更强过阶级意识。由于小区里富有的宗长并没有太压榨佃农，且常常以有利条件把土地租给穷族人耕作，情况更是如此。穷族人有权以有利条件租用属于宗族的土地，并非罕见的事。

他们也受到所谓「民团」的武装民兵之保护，民团即由村中长老支持。

这种保护非常重要，不仅保护农民对抗乡村盗匪，也在不同氏族彼此之间发生激烈冲突时提供保护。宗族冲突发生的频率相当高，华南地区的社会传统上以富宗族和穷宗族分立，械斗尤其常见。穷宗族通常是数百年前由北方南迁人士的后裔，文化上、社会上都未与本地居民融合。即使到了二十世纪，南方人仍然鄙夷地称他们为「客家人」。同一个名词也可适用在其他迁徙者，并不只限于从北方南迁者。全中国客家人超过三千万人，散布在华南广大地区，西起四川、东迄福建。蛮横的本地人不让这些外来人取得肥沃土地，因此客家人被迫住在不怎么适合农耕的山区。结果就是，一代复一代，他们被迫向占他们便宜的旧居民租地耕作。

大约四分之一的新迁入人口无业，沦为土匪或乞丐。客家人的贫穷极为严重，在大多数客家家庭连白米饭都被视为珍馐美食。比贫穷更惨的是他们备受羞辱。本地人瞧不起他们的原因很多：他们讲的方言，别人听不懂；客家女子不绑小脚；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许久以前客家人「背弃」自己的家园。本地人认定：「离开故乡，代表他们不敬祖先。」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备受欺凌的宗族不时会作乱，而且动辄就是殊死之战，经常搞得较弱的一方全族灭门。①通常，农村无产阶级和屈居人下的宗族成员都不要求重新分配土地。

他们争的是权力。他们要主宰、羞辱生活处境比他们好的人、把这些人打倒在地。农村无产阶级对生产方式根本不感兴趣，穷人被说服解决他们问题的唯一之道，是彻底消灭富有的宗族。中国不同于西方，并没有封建领主采邑。所有的土地不是由农民/所有人自行耕作，就是出租。在这种情况下，以平等基础全面重新分配土地给每个人，反而威胁到佃农和穷农民，因为这将无可避免地使他们赖以养家猢口的土地缩小，甚至完全失去。唯一想要全面重新分配土地的是贫下农，他们不像土匪和农村无产阶级，还没有失去生产劳动的习惯。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受到一辈子宗法家族观念的束缚，罕于动手在地主的土地上工作。最好的情况下——其实更正确讲，是最坏的情况下——他们认同农村无产阶级，攻击富人，抢夺他们的金钱财物。

农村无产阶级和贫下农构成的危险，自然就缓和了宗族之间的矛盾，但它肯定不会根除它们。中国的生活没有陷入无休无止的宗族战争，是因为除了农村无产阶级之外，所有的农民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政府。不分地主或佃农，人人都深受政府苛捐杂税、贪官污吏和军阀寡头的荼毒。

税负一增加，地主就被迫提高租金。军阀靠着武装部队，根本就是鱼肉农① 原书注：中国客家人罕于作乱。但是最著名的一次作乱是太平天国之乱（一八五一至一八六四年），造成两千多万人丧生。

民。课税名目繁多，不仅是土地税，还有数十种附加税，例如水利税、抗灾税等等，甚至还提前好几年预征。①农民被迫送礼给官员、招待宴饮，还得履行其他义务。唯一得以豁免的是农村菁英阶层-他们由于家族或其他关系，享有官僚或军官的保护。很显然，问题非常大、很难解决。共产党在中国农村的客观盟友，的确如毛泽东所了解，正是农村无产阶级。因此他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就主张让这伙人加入农民协会。但是他一定已经知道，农民协会的规定是不准流浪汉和职业不明的人入会。农民并不希望农村无产阶级涌入他们的组织，因此国民党顺水推舟，通过一项特别决议，关闭「土匪分子」加入协会的门。农村无产阶级本身也没吵着要加入农民协会，因为农民协会会员要立誓戒赌。 除了这些社会边缘人，中共可以无条件地依恃客家人的支持。

它也可以依恃属于有钱宗族里部分贫农的同情，不过这种同情需要特别技巧的宣传。因此，中共所面临的问题是：争取革命的主导权，这就需要鼓动贫下农、农村无产阶级对抗其余的农民；或是向国民党屈服，国民党虽与军阀作战，却保护自耕农的权利，以及地主阶级的特权。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在斯大林下达十月指令之前，地方共产党员（包括湖南的党员在内）想要建立未来的共产党专政，刻意在农村点燃手足相残的战争之火。毛泽东本身也助长这股破坏风潮。他不接受贫下农和农村无产阶级为统一战线制造麻烦的概念，他们绝对没有比国民革命军「右派」军官制造的麻烦来得严重。

北伐初期，湖南农民消极被动，对国民革命军部队没有太多实质支持。

武汉政府建立后，大半因共产党人的煽动，群众运动蓬勃成长（一九二六年底，共产党在湖南农村约有一百一十个工作人员，国民党只有二十人。

另外，共青团也十分活跃）。 共产党的诉求和口号激励气氛、促成连共产党员都还到不了的地方也出现自发的运动。所有不让农村无产阶级加入农民协会的禁令，全被抛弃。结果是许多农民协会被红枪会、哥老会等让农村居民心生恐惧的秘密帮会接管。 整个村子，包括穷宗族成员，集体加入农民协会。

「农民的阶级组织」像雨后春笋冒出来。一九二六年七月，湖南省各式各样农民组织共有三、四十万名会员，到了十二月，人数已膨胀到超过一百三十万人。 追些贱民藉势捣毁富人住家，共产党在一旁窃喜。这就① 原书注：例如，湖南省有二十三项附加税，邻省湖北高达六十一项，江苏省更不下一百四十七项。

是农村的阶级斗争！某个共产党控制的农民协会，有个会员写说：「在湖南，失业农民是最英勇的先锋。他们用戴高帽、游街、罚款、罚酒食、殴打和算账等方式，打击压迫阶级……现在封建阶级已一片惊慌。」 这样的「革命」怒潮在国民革命军占领的其他省份也频频出现。盗匪四处出没。有些村庄亦发生械斗，全村惨遭屠杀。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由于共产国际政策改变，这一切都必须叫停。有谁真正能够向这些疯狂的「革命战士」解释，他们的敌人其实是友人呢？

谁又应该去说明党的新政策呢？毛泽东当然不肯蹚浑水，但是他需要搜集论据来说服党的领导人，若有可能说服斯大林更好，向他们点出向右翼撤退的政策是错的。他决定到湖南几个县去考察，搜集资料以证实他的激进观点。若干年之后，他在谈论类似状况时还说，「没有调查，就没有权利讲话」，明显地暗示其他「理论家」，少待在办公室会有帮助。他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到二月五日，走遍湖南五个县调查、搜集大量有关群众运动发展的材料。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聆听他们的报告。回到长沙后，他动笔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杨开慧协助他整理材料；她的贡献固不待言。孩子则交给毛泽东和杨开慧十二月间请来的护士照料。

毛泽东住在离长沙市中心不远的旧城区望麓园。小木屋位于山上，可以远眺湘江对岸雄伟的岳麓山拔地而起。美景会令诗人诗兴大发。可是毛泽东无心吟诗作词。胸臆间的怒气驱使他写下文章，为不幸的群众之农村革命辩护。

他在报告一开头就说：「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然后就径自切入主题：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 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毛泽东讲的是什么样的「农民」？他希望领导什么样的人呢？

这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作反常。

富裕的农民把这些「农民」视为贱民。毕竟，涌入农民协会的这些贫下农也虐待不是很富有的村民。贫下农有各式各样借口，不让他们加入农民协会。毛泽东自己说：「他们创造一个说法：『凡有土地，必属恶霸；凡为绅士，无不恶劣。』有些地方，甚至拥有五十亩土地的人也被列为土豪，穿了长袍的人就是劣绅。」这些不法暴民不仅随意给人贴上「土豪」「劣绅」标记，要他们罚款捐钱，也殴打坐轿的人，指他们剥削轿夫（富农和地主出门旅行要坐轿子）。暴民还涌进有钱邻居的家，杀他们的猪、吃他们的粮。

「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暴民杀有钱人也不手软。贫下农也喜欢戏弄有钱人、亵渎以前他们进不去的神圣地方。

毛泽东写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又有一处地方，因禁止贫农进祠堂吃酒，一批贫农拥进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绅长褂先生吓得都跑了。」 毛泽东的结论是：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辨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该说人好，就得说人好。如果完成民主革命得十分，那么城市居民和军队的成绩只得三分，剩下的七分该给予农民在农村革命的成绩。

离宣称暴力和流血革命没有用才七年，这个原本相信自由主义的青年却在字里行间注进极大的仇恨，读着他如此凶狠的宣泄，我们不由得背脊发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篇报告已经即将完成，毛泽东也该回武汉了。离开长沙，他奔向不明的未来。他再次「逆流而上」，不愿意后退。他现在已找到因无助而愤怒的人，他们会帮助他跃升。

他在二月十二日回到武汉，四天后向中共中央执委会提出初步报告。

「农民针对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正确的。即使有些过火，仍然是正确的。」 简报过后，他回头完成考察报告的撰写。不久，杨开慧带着小孩和奶妈来相会。他们全住进武昌一间宽敞的房子。有一阵子，几位党内同志也搬进来住。二月底，毛泽东正式完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报给党的领导人。这时却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这份激进的文件不仅得到中共中央局多数委员的接受和高度赞扬，也在莫斯科受到热切欢迎。一九二七年三月，此报告的头两章（全文共三章）在党刊《向导》周报上登载，全文旋即开始在湖南共产党刊物《战士》周报上登载。左翼国民党刊物也发表《报告》摘要，四月汉口一家出版社把它以小册子形式发行单行本，并附上瞿秋白写的序文。到了一九二七年五月和六月，头两章亦以俄文及英文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Kommunisticheskii Intematso-nao 上转载。

稍后，苏联亚洲研究学会机关刊物《东方革命》iRevoIiutsionnyi Vostokj 也刊载这两章文字。一九二七年五月，当时斯大林最亲信的副手、克里姆林宫实质上的第二号人物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对毛泽东这份报告，给予正面评价。

苏联方面会如此反应，有个简单的解释。毛泽东在湖南旅行时，莫斯科鉴于唐生智和蒋介石之间的权力斗争日益激烈，决定不再撤退。中共接到指示，不必怕在农村阶级冲突尖锐化的可能性。斯大林施压，要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十六日）通过一项有关中国局势的积极决议。虽然这份文件并未提到农民革命迫在眉睫，但提及需要把这个问题放在「国民革命运动方案的显著地位」。它甚至强调不需要害怕这恐怕会削弱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 新战术形诸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发给鲍罗廷的一份具体指示。 甚且，整整两个月之后，斯大林企图在国民党内发动一项攻势政策。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上海工人在中共领导下发动的总罢工，使他信心大增。三天之内，总罢工已上升到针对军阀孙传芳发动武装起义。即使两天之后起义即被敉平，情势却明白指出，中国整体局势已十分激进。

二月间，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力促国民党「左翼」领袖汪精卫尽速回到中国，希望能加强国民党内「左翼」势力。汪精卫取道莫斯科，和共产国际官员讨论过中国局势后才回国。 新战术将导致下列发展：热切地替左翼国民党建立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的基础……以扫除国民党右派为目标，政治上斗臭他们，有系统地除去他们的领导地位……以接管军队重要职位为目标……强化国民党和共产党小组在军中的工作……努力武装工人及农民，把地方农民委员会改造为实质的权力机关及武装的自卫队不能接受志愿的半合法性之政策；共产党一定不能做群众运动的煞车器……否则革命会面临极大的危险。总之，毛泽东很幸运。他的考察报告正好和莫斯科的新决议同时出炉。

可是，要庆祝，仍嫌为时过早。武汉的政治局势仍不稳定，激进的农民运动当然不会有助于局势稳定。一九二七年春天，它一发不可收拾。张国焘是中共中央执委会里少数对毛泽东的报告有疑虑的一员，用他的话来说，农民运动到达「疯狂阶段」。在好几个城市活动的所谓工人纠察队，其活动之极端亦不逊色。涌入这些组织的暴民甚至攻击有势力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之亲戚。虽然谭延闿已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与蒋介石划分界线，投向武汉的左派，他的女婿在长沙被捕、罚款。连被视为「左翼」国民党砥柱的唐生智，父亲都遭到迫害。①毋怪乎唐生智一九二七年二月到长沙，与日本领事非官式谈话时露了口风、讲出气话，他说：「虽然省政府暂时落在共产党手中，他们、还有他们带来的争吵，都会有所处置，他们过火的行为会① 原书注：武汉一直谣传湖南省醴陵县农民协会处决了李立三的父亲。他在乡下当老师，被指控是土豪劣绅。好在后来证明这个信息并不正确。

被遏止。他们的执政因此会告一段落，另成立新政府。」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至十七日在武汉举行，却是火上浇油。响应来自「左派」及共产党的压力，全会免去蒋介石党内一切职务，包括中执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它也决议改组国民政府人事，让出两席职位给共产党人。毛泽东和中执会其他五名候补委员得到投票权。他积极参与全会开会，辩论中数度发言。他和两名国民党「左派」协助起草有关农民问题的决议文，以及全会对农民的诉求。他给予它们激进的调子，尤其是后一项文件，直接号召农民起来进行农村革命，也就是继续发展农民运动，不仅要反「军阀、帝国主义、土豪劣绅」，也要反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蒋介石没有出席全会，迫于情势宣布支持全会决定，但是他在等候时机给予整个「武汉帮」决定性的一击。武汉集团也在等候适当时机处理蒋介石。全会之后，他们立即下了一道秘密指令给国民革命军长江右岸部队司令官程潜，一有机会即刻逮捕蒋介石。 因此，全会之后，国民党内的两极化益加严重。

上海突然于三月二十一日爆发新的人民起义，这次成功地推翻当地军阀孙传芳。三月二十二日晚间，国民革命军部队进入已由工人民团解放的上海。次日，又拿下南京。这一切发生得突如其来，一下子武汉人人以为国民党的胜利在望。四月一日，汪精卫从欧洲回到已解放的上海，受到民众热切欢迎。四月十日，他抵达武汉。

毛泽东和所有人一样，非常高兴国民党部队胜利，但他的注意力仍摆在农村上面。三月初，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成立，国民党中执会派他为负责人之一。他非常忙碌，准备教学计划、延聘讲师、处理财务事情，也讲授他喜爱的课程「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工作」。他也负责八百多名学员（是广州讲习所的三倍）的日常生活。 此外，他继续在中共的农民运动委员会工作，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及其他机关发表演讲和做报告。

三月底，汉口筹备召开一项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新组织「全国农民协会」。毛泽东被推为主要领导人之一，担任组织部部长。全国农民协会纠集了全国十七省的农民协会。在这项会议中，当着彭湃和江西农民运动重要人物方志敏，以及「约克（York）和佛连（volen）两个俄国共产党员」①的面，毛泽东主张「全面① 原书注：这两位苏联的中国问题专家分别是伊夫坚尼·席吉斯穆多维奇·约克重新分配土地」。很显然没有人反对此一极端的计划。与会代表通过决议，支持毛泽东的提案，并通报中共中央执委会。大会并要求中共在它即将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检视这个问题。 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开会，将毛泽东纳入土地问题委员会委员，协助研拟执行「转移土地给农民」的措施。看起来是事事顺遂，按照他的想法推进。

这时候，毛泽东又喜庆添丁。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杨开慧生下他们第三个儿子。毛泽东先替他取名毛岸民，后来改为毛岸龙，象征农民运动会像中国民间故事的大英雄「惊天动地」。

然而，不久，扰人的新闻开始抵达武汉。三月二十四日，已经被国民革命军占领的南京，因为发生洋人住宅遭攻击、英国领事等数人受伤的情事，遭到英、美军舰炮击报复。蒋介石不久即抵达上海，显然准备重演一①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件，但这次的结局会更加惨烈。维廷斯基早在二月底就向莫斯科报告，蒋介石恐怕会有所举动。 蒋介石手下单位和武装工农队伍之间冲突的频率上升。蒋介石的部队捣毁好几个地方的工会组织。

斯大林怕会剌激蒋介石，再次后退。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苏共政治局决定对蒋介石做出新的让步。指令送到中共中央执委会，要求它「不惜代价避免在上海和国民（革命）军及其领导人冲突」。 但是，已经太迟了。史达林的政策完全破产。四月十二日，在取得上海著名商人及黑道帮会青帮首脑的支持下，蒋介石在上海及华东其他地方发动血腥的白色恐怖。在蒋的部队和帮会连手下，光是四月十二、十三日头两天，上海就有五千多人被杀，另有五千多人被捕。

讽剌的是，四月十二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发言，主张立即推行农民革命。蒋介石的军官们深受暴民土匪行径四起的剌激，全力粉碎共产党，但是毛泽东继续坚持运动激进化。他显然不理会斯大林的新指令。他宣称「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EvgeniiSigismundovichlolk,一九〇〇至一九三七年或一九四二年）和西门·纳坦诺维奇。

贝连奇（SemenNatanovichBelen-kii，一八九六至一九三八年）。前者在中国化名左翰和左翰生（JohanandJohanson MikhailVolin）。一九二六至二七年间，他们在鲍罗廷手下从事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一九二七年初，他们甚至以英文出版了雨册文献研究《广东农民问题》，由鲍罗廷挂名编辑人。甚且，佛林在苏联顾问的刊物《广州》（Canton）上撰文评论毛泽东写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① 译按：即中山舰事件。

得了。」

上海事件的新闻不啻火上浇油。四月十五日，消息传来，广州发生反共兵变。地方将领选择蒋介石的道路。三天之后，蒋介石宣布在南京成立新的国民政府。毛泽东变得比以往更加激动。他在土地委员会会议中，取得几位国民党「左翼」极端分子的支持，开始起草一项解决农民问题的决议文。然而，他的草稿受到汪精卫、谭延闿和何键将军的批评，他们认为农民运动必须避免「过火」，因此土地委员会的努力前功尽弃。#土地委员会被迫表示：「问题又大又错综复杂，不去分析各省情况的材料、不去考虑各种不同观点，不可能解决它们……要根本解决农民问题，非本会能力所及。」 毛泽东对这个结果极其不满。他认为：「国民党领导人以空洞、浮夸之词掩饰他们完全没有意愿、没有能力满足农民的要求。」毛泽东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吻合了共产国际在蒋介石发动清共之后不久传达到中国的斯大林之新指示。斯大林现在要求中共即刻推动国民党「左派」的激进化，中国共产党人要尽全力紧急「推动」汪精卫的支持者组织实质的社会改造。为了执行这项新政策，斯大林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国际新任驻中国代表罗易（M.N.Roy）身上。罗易是印度共产党人、共产国际执委，一九二七年三月奉派来中国。活力十足的罗易四月初到达汉口，立刻向鲍罗廷以及中共领导人表达一系列激进构想 （蒋介石清共之后，中共中央执委会已迁到汉口）。很自然地，罗易立刻和鲍罗廷起冲突。鲍罗廷直觉认为共产党这一方若有任何极端的新做法，会引起国民党「左翼」将领投入反共阵营。鲍罗廷得到陈独秀的支持。陈独秀也明白，若是执行史达林的新政策只会造成流血后果。四月十二日之后，陈独秀「竟日苦思，努力工作，但是一直摆脱不了忧虑」。 他晓得他现在非得和斯大林摊牌不可。中共党内或许再也没有别人比陈独秀更明白，他这么多年来必须奉行不渝的斯大林对华政策，打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张国焘回忆说「他尽全力订出补救计划；但是他的力量不够；天上也没掉下来奇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四月二十七日，即上海清共之后两个星期，在武昌召开。会议开始，宛如一场大戏。许多「左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人，如汪精卫、谭延闿、徐谦和孙科等人纷纷前来祝贺。很多人上台讲话。这是中共建党以来最盛大的一场党代表大会，八十位代表和二十多位贵宾齐聚在装饰旗号标语的会堂。党代表代表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七名党员（一九二五年一月召开四大时，中共只有九百九十四名党员）。党员成长的确十分可观，但是会上宣布的数据还不包括上海、广州这两个全国最大城市的资料，因为中共在当地的党组织在大会召开前夕几乎已完全被摧毁，其实并没什么值得庆祝的。局势十分黯淡，大会也无计可施。毛泽东对于五大有这样的回忆：五大在武汉召开时……党仍在陈独秀主导下。虽然蒋介石已领导反革命、开始在上海和南京攻击共产党，陈独秀还是主张对武汉国民党要温和、让步……我非常不满意当时党的政策，尤其是农民运动的政策……但是陈独秀强烈不同意……结果呢，在大革命危机前夕召开的五大，未能通过适当的土地纲领。我主张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甚至没得到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受到陈独秀控制，它不肯把它列入考量。五大摒弃了土地方案，把地主界定为「拥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这是发展阶级斗争完全不适当、不实际的基础。党内核心领导人并非人人支持陈独秀。瞿秋白和往常一样，站在毛泽东这一边。五大期间，翟秋白分发一份传单〈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直接抨击「右倾机会主义」。他没有点名批判陈独秀，但整份文件目标指向与陈独秀相当亲近的彭述之。彭述之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强烈替让步的政策辩护。毛泽东最亲近的好朋友蔡和森，则热切地回护毛泽东。

在得力靠山支持下，中央局挑选毛泽东出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五大通过决议，把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改名为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在党内位居第三十二位，五大之后也不再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主席。

蒋介石和广东将领的「背叛」，对毛泽东的个人及政治生活都有相当的影响。四二一事件发生时，他的大弟弟毛泽民在上海，小弟弟毛泽覃在广州。毛泽东非常担心。毛泽民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训后，自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起就在上海无产阶级群聚的闸北区工作。他主持中共中央出版及文学分销部，又兼党的印刷厂和书店负责人。他化名杨杰，和第二任妻子钱希钧住在上海。

至于毛泽覃，一九二七年四月正在广东农民协会工作。他也第二度结婚。一九二五年十月，他的元配赵先桂奉党之命，由长沙赴莫斯科，进入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党人专门成立的新教育机构「孙中山中国劳动大学」 ①学习。（包括蒋介石和元配所生的十六岁儿子蒋经国在内，一百一十八① 编注：通称莫斯科中山大学，一九二八年九月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个中国青年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当时一起到「红色麦加」学习）。毛泽覃留在广州，但是他并未独居。一九二六年夏天，脸蛋圆圆、年仅十六岁的周文楠，她是毛泽覃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最要好的朋友，接受毛泽覃的邀请，偕她母亲从长沙来到广州。毛泽覃的太太赴莫斯科之前一年，他已经看上了她。到了广州之后四、五个月，他们就结婚了（当时的革命青年不甩正式离婚这种陈旧的观念，因此太太一往莫斯科，毛泽覃就觉得自己完全自由了）。结婚半年后，他的新欢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四月，她已有五个月的身孕。

毛泽东两个弟弟带着太太，总算平安逃出上海和广州，来到武昌，投奔兄嫂。不久，毛泽民就担任国民党左派报纸《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①毛泽覃则以上尉军阶，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这个军里，共产党员人数最多）。同时，局势对中共日益不利。四月底，北京传来消息，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遭军事法庭下令处决。他在四月六日于使馆区苏联大使馆不远处遭中国警察逮捕。除了李大钊之外，还有十九个中共北方局及国民党成员（其中有一名女性）遭到刑求、枪决。 毛泽东非常伤心。他一向视李大钊为师。两个星期之后的五月十三日，夏斗寅的独立第十四师，原本被认为是忠诚部队，竟起事反对武汉政府。夏斗寅率兵攻打武汉，经过一番奋战才被击退（毛泽东组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员生，成立武装自卫队，参加这场武汉保卫战）。 五月二十一日，驻守长沙的国民革命军团长许克祥又起事，在这个湖南省会大肆屠杀共产党分子。②斯大林咽不下这口气，要求中共进行不可能的任务，亦即指挥「左派」国民党人在各省发动农民革命、采取措施组织「八或十个师」的革命工农部队「保卫武汉」，并且要说服汪精卫的支持者，他们若不「学习做革命的雅各布宾党人，他们将为人民及革命而死」。 斯大林根本就不了解中国实际的势力连动关系，因此才会坚持：没有农民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我们坚决支持从底下抢占土地……我们需要从底下拔擢新的农、工领导人进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我们必须改变目前国民党的结构。我们必须提振国民党的上层团队，吸收从农民革命崛起的领导人加入它，我们必须从工人及农民① 译按：原文误植为主编。

② 译按：即马日事变。

协会扩张其外围……我们必须终止依赖不可靠的将领……现在亟需行动。我们必须惩罚那王八羔子。据张国焘说，中央政治局宣读斯大林一封电报，「在场人人啼笑皆非……我们这时候还谈得上消灭不可靠的将领？」 陈独秀只能摇头。「原先齐诺维也夫命令我们协助资产阶级，而现在斯大林却告诉我们，二十四小时之内要发动农民革命。」在这个紧要关头，毛泽东召集两个弟弟讨论时局。为了不让杨开慧担心，他们假装打麻将；事实上，他们要决定下一步行止。毛泽东明白，汪精卫很快就会步上蒋介石的路，他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要嘛随军出发〔此时第四军正要攻打武昌东南方、鄂赣边界的九江〕，要嘛就必须回湖南。」三兄弟商量妥当，两个哥哥要求被派回湖南工作，毛泽覃则随第四军走。他们也决定，毛泽覃怀孕的妻子和杨开慧妯娌俩，带着毛泽东的儿子尽快离开武昌，回长沙去。三兄弟商量过后，毛泽东立刻要求陈独秀派他回湖南，试图挽回还有救的残局。蔡和森支持毛泽东的要求，建议改组湖南省党部，派毛泽东为书记。可是陈独秀想派毛泽东到四川工作，毛泽东不肯答应。六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会通过蔡和森提案，毛泽东前往长沙，毛泽民不久即赶到与他会合。

同一时间，统一战线就在众人眼前土崩瓦解。六月中旬，大家都清楚，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国际认为最可靠的军事将领冯玉祥，正在积极准备遵循蒋介石的路线。几天之后，冯玉祥在河南省会郑州宣布清共。武汉本身的局势也日益复杂。商业瘫痪、商家闭门、工厂停工。武汉四面八方陷入困难。老百姓的不、满与日倶增，物价腾升，通货膨胀攀高，政治亦陷入混乱。中共中央大多数人都有一种感觉：「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种情况下，离决议湖南省党部改组才十天，陈独秀又把毛泽东叫回武汉。用毛泽东的话说，陈独秀怕毛泽东的激进行动会激怒唐生智清共。

陈独秀依然希望维系住和国民党「左派」的合作。他在汉口鲍罗廷的住处，召集中共中央及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和罗易、鲍罗廷讨论时局。但是一切都没用。在莫斯科的压力下，陈独秀于七月十二日被迫下台；三天后，汪精卫亦与共产党决裂。中国共产党的失败，以及伴随着它的斯大林在华路线的失败，成为事实。

毛泽东大受震撼。他这时候究竟有什么样的想法？如果党把土地交给农民，事情会有救吗？农民和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吗？党应该脱离国民党吗？

或许这三个想法都浮上他脑际。或许他记得当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和南京时，他是多么的高兴。或许他记得心爱的杨开慧生下毛岸龙时，他又是多么的快乐。当时，其实也不过就是三、四月间，一切似乎大有可为，事事都象征着胜利已经在望。当时，春日正兴，对未来充满着欣喜的希望，他登上离住家不远的黄鹤楼。极目远眺滚滚长江水往东奔流，他和数百位前贤诗人一样，难掩胸臆感情，写下一首诗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第十四章 走上苏维埃之路

中国共产党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共存在的所有岁月里，一直受到苏联共产党的严控羁束、承受它的强大管控和意识型态压力。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缺乏行动的自由。他们事事都得向莫斯科请示，或者事态急迫、需要实时解决，就得向它派驻中国的代表，如维廷斯基、马林、鲍罗廷或罗易请示。这些俄国老板并不了解中国问题，也不重视中国同僚的意见，就径自对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下达指示。只有中国人才关心事态发展。

共产国际的这些大人物自视是所有国家革命运动的专家。张国焘写说：「这使我们觉得是不合理的憾事。虽然如此，中共中央自始就有尊重莫斯科的传统，对此似也只好安之若素了。……无论事之大小，概遵共产国际之指示进行。」 这些指示经常根本就行不通。现在可出现特别严重的状况了，斯大林要求中共针对「左派」国民党执行决定性的攻击。

加速中共在这个时候落败的另一个因素是，大都出自共产党煽动的贫下农和无产阶级在农村恐怖活动的大爆发。疯狂的群众以野蛮行径不分有罪、无辜滥行掠夺、杀害，毫无疑问是破坏统一战线的一个严重因素。这些行动大都针对小地主和中地主，而他们正是国民党（包括左派）的根基。

因此，家人遭到「红色」恐怖侵扰的国民党军官们之反弹，也就无法避免。

「白色」恐怖杀伤力丝毫不逊「红色」恐怖，现在正震撼中国社会。

国民革命军军官团，在农民自卫队（即民团）和投靠过来的秘密帮会成员支持下，执行最残酷的措施，一心一意要报仇。湖南、湖北、江西、广东以及国民党控制的其他省份，血流成河。许克祥部队发动「铲共」之后仅仅二十天，光是长沙及周围地区死者就超过一万人。 许多中共及农民协会的领导人惨遭杀害。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县，以及常德，另有一万人遭到处决。在湘潭县，刽子手「砍下总工会首脑的脑袋，用脚踢他的头，再把煤油灌进他肚子，放火烧尸」。湖北的富农家族在国民党部队协助下，消灭整个村子的居民。他们挖受害人的眼珠子、割舌、斩首、打碎骨头、砍腿、大卸八块、泼煤油活烧、以烙红的铁条用刑。「至于女人，他们把她们用绳子绑胸，赤身露体游街示众，或者干脆就剁成肉块。」湖北省三个县，在事件之后头几个星期，就有数千人被杀。从西方人的角度看，报复的方式还真是千奇百怪。何键的父亲曾被农民协会逮捕。他在一九二七年底派部队到韶山，挖毛泽东双亲的坟，把骨骸散丢在山坡上。根据民间古老的信仰，这样可以破坏毛泽东本身的风水。

可是，何键的部队不知道毛泽东双亲葬在哪里，找来本地农民查问；他们不肯合作。军队威胁他们，一名农民干脆骗他们。他把他们带到一个土豪先人的坟墓，谎称就是毛泽东双亲的墓。士兵就挖坟、开棺了。组织不佳、器械不足的农民协会不堪国民党部队一击。因为怕农村无产阶级才加入农民协会的农民，哪肯为不关本身利益的事去和国民党部队拚死活。他们一有机会，就丢下长矛，逃之夭夭。许克祥能以一千部众控制整个长沙地区，就是因为号称会员上百万人的农民协会是「纸老虎」。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几乎是全党唯一一个能够冷静评估局势的领导人。这是他对中共能够崛起、建立政权最重要的贡献。他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底、七月初到湖南匆匆走一回，使他相信：共产党想在中国夺权成功，唯有依赖自己建立的军事力量。所有的政治游戏，统一战线、群众运动云云，无非是一场闹剧。在军阀当道的中国，「枪杆子底下出政权。」 面对作乱，非同小可，但现在后退是为了组织红军。共产党的部队要从何而来？

毛泽东很久以前就给了答案。当然是能够「最坚决奋斗」的贫农和农村无产阶级。

七月四日，政治局常委会在汉口开会，刚从湖南回来的毛泽东建议，有一条路或许可以救党，那就是命令湖南农民协会「上山」，因为到了山区，「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毛泽东暗示，汪精卫无可避免地也会清共〕，我们即无办法」。会后，他又找最亲密的好友蔡和森商量此一问题。他激动地说：「我们不能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蔡和森有气喘病，但是他和毛泽东有同感。在毛泽东怂恿下，他立刻写了一封信给政治局常委们，要求政治局「做一军事计划」。这项提议没有成功，因为陈独秀还当家。不过陈独秀的忧郁在七月初达到高点，有件事使他心头更加沉痛。七月四日，他的长子陈延年在上海遭国民党处决。张国焘写说：陈独秀「前面是一片漆黑，因而他个人只有出之于让贤」。张国焘正是「贤者」之一。陈独秀退休后，党的新领导机关（临时政治局）由毛泽东的保护人瞿秋白主持。①让毛泽东高兴的是新领导层重新检视他「上山」的构想，但只通过作为「备案」。在一九二七年夏天的危疑震撼关头，共产党需要撤退。

如果要策划短期内的反攻，只会招致新的犠牲，可是包括瞿秋白在内的中共大部分领导人仍然很生气，不论有多愚蠢，都必须行动。八月中旬，他们决定在湖南、湖北、广东和江西的农村，以及著名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内部，发动一系列武装暴动。他们要让国民党溅血的意念胜过一切。

共产国际本身坚持加快组织武装暴动。这时候，它的指令不谈纯粹的共产党人行动，而是强调需要「唤起左翼国民党群众反抗高层领导」。莫斯科强调「唯有在国民党的革命改造事实上已无希望，以及这项失败又配上新的、严重的革命风潮」时，才需要「建立苏维埃」。 换句话说，莫斯科要求打着「左翼」国民党的口号声讨「叛贼」汪精卫。

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认为这样的指令太荒谬，可是中共领导人被迫接受它们。党已经遭到灾祸性的大挫败，并没能使它从斯大林的影响下获得解脱。反倒是已经弱化的中共变得更依赖莫斯科，而且斯大林把责任大都推到中共领导人身上。他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初写信向他的同志莫洛托夫① 原书注：除了瞿秋白之外-新领导人还有张国煮、张太雷、利瓦伊汉、李立三和周恩来。

（V.Molotov）和布哈林说：「〔中共〕中央委员会里根本没有一个马克思派能够理解目前事件的（社会）基础。」斯大林甚至一度思考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及各省党部派驻「党顾问」，以一套特殊制度强化中共。从斯大林的角度看，「现阶段有必要」设置这些「保母」，因为「〔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中央委员会太软弱、太松懈、政治上太散漫、不合格。」六月底，斯大林派他最信任的一个亲信，乔治亚老乡维沙里昂·罗明纳兹（Vissarion V.Lominadze）到中国，取代罗易。 他再也信不过罗易或鲍罗廷。布鲁辙担任莫斯科交钱给中共的中间人，直到八月底布鲁辙回国，「金主」的职责才移交给罗明纳兹。 斯大林这位新特使于七月二十三日到达，立刻与瞿秋白、张国焘会谈，张国焘在多年之后还记得，那是一场非常不愉快的对话。

罗明纳兹个性强悍，十五岁就参加革命。认得他的人，对这个职业革命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鄙视死者。他很早就进入斯大林的核心，借着史达林的支持，很快崛起为共产国际的主要人物。不到三十岁，他已经被官僚权力的滋味所腐化。身高约一八〇公分，体格壮硕，一头浓密黑发，罗明纳兹令人望之生畏，不过不晓得是因为近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的眼睛经常眨个不停。 罗明纳兹的官僚气息，以及对中共领导人颐指气使，很快就把人得罪光了。他在中国使用两个名字，尼古拉或维纳（wemer）。

他完全不来东方人的礼节这一套，很快就对瞿秋白和张国焘抛出一大堆没根据的指控。张国焘写说：「他开门见山地说，他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奉命来纠正过去共产国际人员（指罗易、鲍罗廷）和中共中央在革命中所犯的错误。」罗明纳兹「宣布中共中央犯了异常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违犯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他要求尽快召开紧急会议，改组党的领导人事。

很自然，这个要求激怒瞿秋白和张国焘，但是他们又能如何呢？共产国际的纪律绑住他们的手脚，而且他们迫切需要莫斯科的金援。甚且，他们计划的起事也需要苏联提供武器。幸好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苏共政治局通过一项决议，提供「足够装备一个军团」的援助给中共。他们答应提供一万五千支步枪、一千万颗子弹、三十挺机关枪和四门山炮、两千枚炮弹，价值一百一十万卢布。这些武器预备从海参崴运送到中国某个港口，中共要设法以武装暴动方式去抢下它们。 瞿秋白和张国焘只好咽下这口气，容忍罗明纳兹的嚣张。

同一天晚上，中共中央收到湖南省党部的信。省委书记易礼容是毛泽东的好友。尽管易礼容十分努力，稍微稳住阵脚，湖南的情势仍持续恶化。

湖南省委在信上说：「书记毛泽东走后……省委各部工作无不吃紧，盼望毛泽东回湘。」 但是瞿秋白不放毛泽东走，因为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中，他需要毛泽东的支持。他需要毛泽东以农民问题的权威在场撑腰。七月底、八月初，中共中央正在如火如荼准备农民武装暴动，当然毛泽东也参与准备工作。中共中央的构想是，让贫农利用秋收季节，传统上佃农和地主结帐的时机，直接起来向地主造反。中共想以最单纯、但不合法的拒绝缴租的主意吸引贫农起事。

同时，驻扎在南昌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在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一日，发生了中共秘密规划的起事。这些部队是国民党「左翼」将领张发奎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之下的独立单位。张发奎本人当然没有参加起事。

两天前他才参加国民党「左翼」人士一项会议，会中决定要肃清第二方面军的共产党分子。领导这项起事的是一向自律严谨、活力充沛、一本正经的周恩来，另有张国焘、彭湃等人协助他（周恩来当时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直接指挥起事部队的是二十军军长贺龙（出身湘西土匪、转而同情共产党）、叶挺（共产党员、著名的第四军独立团前任团长），以及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第九军教导团团长朱德。

两万名左右的叛军成功夺占南昌，但是他们并不打算据守南昌。按照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规划，他们要立刻回师攻打广东，在当地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八月三日，叛军改称第二国民革命军，由贺龙总指挥，离开南昌，但他们的南下相当艰难。一九二七年九月底、十月初，叛军在粤东汕头附近惨败（他们预备到汕头接应苏联来的武器），部队瓦解。贺龙逃到香港；叶挺和彭湃逃到陆丰县，建立军事根据地；朱德率领一千人，艰难地走向广东、江西边境。

毛泽东没有参加南昌暴动的筹划准备，但是他一听说之后，深切盼望能够参加作战。八月初，他自动请缨，向党中央提议由他组一支「农民军」去协助贺龙。八月三日，瞿秋白迅即派他为「湘南特委」书记，但是当天稍后，瞿秋白收回成命。经过细思之后，中共中央认为毛泽东的计划不实际。因此，「湖南王」必须留在武汉。八月七日，他参加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议是在极机密的情况下，在武汉政府一位苏联顾问米海尔·拉祖莫夫（Mikhail Razumov）位于汉口前俄租界的家举行（国共统一战线破裂之后，苏联仍与国民党维持一阵子关系，汉口、长沙和广州等城市仍设有苏联领事馆或代表）。拉祖莫夫夫妇住在大都为外侨居住的安静小区一栋三层楼洋房的二楼。毛泽东在八月七日上午来到这户公寓。会议召集人瞿秋白一脸病容。他长期以来即有肺结核，生病以及最近经历的事件已使他精疲力竭。他和往常一样，只要一激动，讲话就口沫横飞-因此房间里似乎「布了一层肺结核细菌」。 连毛泽东、罗明纳兹、瞿秋白在内，共有二十五人出席会议。除了「尼古拉」之外，还有另两个苏联顾问列席。房间很挤、通风不良、闷热。

出席者占中共领导人不到三成。陈独秀虽然还在武汉，却没有被邀出席。 共青团有三位代表、中央军委有位幕僚，还有湖南、湖北省委两位代表则受邀参加会议。 大部分出席者是毛泽东长期以来即认识的熟人，只有少数人不熟。其中有个中央书记处的新负责人，年仅二十三岁，谦虚、但相当干练，此人个子矮小，勉强有一五二公分高，仅及毛泽东的肩膀。

他在一年前从苏联回到中国；留俄期间，他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念了几个月书。在此之前，则以勤工俭学学生身分到法国工读。他本名邓先圣，五岁时又得了新名字邓希贤。到达武汉从事地下工作后，他改名邓小平，非常平凡的名字，以避人耳目。毛泽东或许没注意到这个小矮个子。 但是即使毛泽东视线投向他，也不可能料想到这个貌不惊人、出身四川东部的小矮个子，在他过世之后，会对他一手打造的社会主义中国之命运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会议由临时政治局委员、前湖南省委书记利瓦伊汉担任主席。毛泽东和利瓦伊汉已经是多年老友。罗明纳兹先发言，一开口就尖锐批评中共犯了「重大错误」，其根源「非常深」。利瓦伊汉旋即请大家表达看法。

毛泽东发言支持这位共产国际代表。他长久以来即要求党的政策要激进化，也经常反对陈独秀。大家都晓得他一向激烈争取彻底进行农民革命。

现在似乎可以一吐心声了。他提到过去领导人对农民运动犯的「错误」。他说：「广大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他可没有点出陈独秀的名字。事实上，这次会议没有哪个中国人批评陈独秀个人。尽管斯大林对陈独秀有负面观感，在他们心目中，陈独秀还是「大家长」。只有罗明纳兹点名批判陈独秀。毛泽东批评过后，转而谈起党的基本任务。他首次在如此高层会议中讲出他近来最为担心的内心想法，他认为党有需要格外注意军事因素。

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绝对不是无关紧要的一句话，甚至听起来有点不合布尔什维克精神。

共产国际一向教导共产党人，在革命运动中，他们主要必须依赖群众，首先是工业工人、其次是贫农。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教义。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和内战的实际经验却指向完全相反的路子，军事因素的决定性重要地位遭到忽视。「俄罗斯数百万无产阶级群众伟大的社会革命」，不能被描写为军事政变。

会上人人都发言过后，瞿秋白发表自我批评报告。然后他们讨论以下三个决议文：关于农民斗争、关于工人运动、关于组织问题，以及罗明纳兹撰稿、瞿秋白译为中文的相当冗长的「告党员书」。毛泽东又上台发言，不过只说了五分钟话；然而这段发言的重要性非同小可，因为毛泽东比以前更加完整的表达了他对农民问题的基本看法：一、大中地主标准一定要定，不定则不知何为大地主中地主，我意以为可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不管肥田痩田统统没收。

二、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的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 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

三、自耕农问题，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

四、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因此种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有策略，有些同志以为可以利用他们，这是孙中山的办法，我们不应如此。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能领导他们的。我们应（该）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不应看作客人。毛泽东如此讲出他的革命斗争基本方略的菁华。他的重点归纳起来就是：我们必须从土匪、赤贫贫农、贫农和农村无产阶级分子创造一支军队，藉由没收地主和农民的土地把他们吸引到我方（在农村无产阶级眼中，任何有工可做的农民都可以看作是「富农」）。几个月之后，他又把这些观念化约为简略的说法：「抽多补少，取肥补瘦。」终其一生，他都遵行这套模式，当然略有修改。

毛泽东的极端主义连一向铁石心肠的罗明纳兹都吓一跳，表示反对。

他宣称：「我们需要让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立。如果我们开始没收所有的土地，城市小资产阶级会动摇、会转而反对我们……至于东〔毛泽东〕所提到的秘密帮会的问题，我们……不会利用〔这种帮会〕。」罗明纳兹的批评是善意的。「东同志」有点过火，不过他是真正的左派，他不像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其他人的反应也一样。气喘发作、好不容易才能说话的蔡和森，全力为他这位总角之交辩护。他建议征召毛泽东加入政治局，理由是他「在农民问题上不同意中央的政策」，「可以作为需要迅速推动农民革命趋势的代表」。毛泽东的名字果真列入罗明纳兹所整理的临时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名单之中。后来毛泽东被推选为预计在六个月之后召开六大之前的过渡时期，此一党的领导机关的候补委员。临时政治局有九个委员、六个候补委员，共十五人。瞿秋白、利瓦伊汉、彭湃、邓中夏、周恩来、张太雷、张国焘和李立三等人都在列。有趣的是，蔡和森不在其中。瞿秋白这下子放心了。领导人变动顺利完成。陈独秀下台成为定局，也没有人公开反对罗明纳兹。中共大多数人已习惯俯首帖耳听从莫斯科，可是大部分人也改不了对陈独秀的尊敬，因此只是表面上接受罗明纳兹对这位创党前辈的批评。瞿秋白本人没让罗明纳兹知道，半夜秘密趋前拜访「老先生」请他指教。 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请毛泽东迁到上海，在党中央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从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劳动阶级的「世界历史角色」出发，又决定党的总部应该设在劳动阶级众多的上海。然而，毛泽东要求派他到湖南。他说：「我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根据张国焘的说法，毛泽东「自愿到湖南去，也是铤而走险」。中共大多数领导人没有熊熊怒火的意愿到湖南去。 八月九日，要派毛泽东担任什么任务这个问题解决了。瞿秋白决定派他以中央特派员身分筹划秋收暴动。核心行动计划在湖南南部发动，因此中共成立「湘南特委」，由毛泽东领导。年轻、有活力的彭公达也是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被派为湖南省委新任书记，和毛泽东同行回湖南。彭公达在党内冒出头，是因为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之后，他立即向陈独秀提议组织一支三十万人武装农民进攻湖南省会长沙。

八月十二日抵达长沙后，毛泽东发现许克祥要把共产党铲除殆尽。地方党部三千名党员还幸存活命的不足一百。 许克祥多年之后撰文说：「对付共产党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强硬对付，因为他们只懂力量、也只害怕力量。」 毛泽东没有时间迟疑。他必须执行党领导人明确的指令：「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而推翻反革命政权」。 他必须与身兼共产国际本地代表的新任苏联驻长沙领事佛拉狄米尔·库丘莫夫（Vladimir Kuchumov）配合。

库丘莫夫化名马耶尔（Mayer），①中国人称呼他马可夫。他和罗明纳兹从莫斯科一起到中国。毛泽东到了长沙，第一件事就是秘密拜会前任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

易礼容是少数胆敢公开指控共产国际缺乏勇气承认自己在中国犯了「机会主义」错误的共产党人，因此受到党内同志攻击。 罗明纳兹当然很不爽他，但毛泽东觉得没有理由和老朋友决裂。两人讲好近日内召集党委临时会议。然后毛泽东前往板仓，他的太太和儿子们从武昌回来就住在板仓。

他在当地逗留太久，直到八月十六或十七日才抵达长沙县城。党委同志久久等不到人，只好在八月十六日自行开会。

毛泽东带着太太、小孩和一直帮着照料杨开慧和小孩的奶妈一起回到长沙。这次，杨开慧不让他一个人走。她或许直觉意识到夫妻相聚来日不多。六个人回到城里，住进杨开慧父亲留下的旧宅。毛泽东一回到省城，立刻召集省委同志再次开会，宣达筹划秋收暴动的主要任务。他和八月七日在汉口开会时的主张一样，认为中共的口号应该是全面没收土地。

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住农民，必须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他在这次会议中没有提到需要没收自耕农的土地，但是他也没有重新思考他的立场。次日，他向中共中央报告时，坚持说：湖南农民确实希望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我建议……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和「消费量」（即依每家人口长幼多寡定每家实际消费量之多寡）两个① 原书注：这个名字有时候被误植为Meyer。

标准，公平分配于愿得地之一切乡村人民。虽然他很清楚大部分的农民，以及他心爱的农村无产阶级根本没有要求分田，他却坚持一意孤行。前者只梦想减租、减税；后者只想分配别人的钱财。有可能他提出「激烈分配土地」这个问题，只是为了满足一部分有需求的赤贫农民和贫穷的客家人。中国农村里这样的人多得不可胜数；光是客家人就有三千万人。纵使如此，重点不在于此。一九二七年时，毛泽东的性格已经定型，他已经习惯发号施令。他和许多习惯发号施令的大老板一样，丝毫不怀疑自己有权利决定他属下每个人的命运。毛泽东完全认为他比任何农民都更了解他们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全面没收土地的主意前几天才被罗明纳兹批评，毛泽东现在又把它提出来，且是当着共产国际驻湖南代表库丘莫夫\马耶尔的面提出来。他这时候已经肯定，中国已经成熟，可以发动中国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 因此，没有需要娇宠「地主」和「资产阶级」。

毛泽东在未来将继续推动他这项左倾激进观点。当然他必须玩点花样、忍让和绕路，但是他绝不放弃他那乌托邦式的普世平等的理想。彷佛是为了防止「愚蠹的」农民可能不响应他的号召预做保险，毛泽东在这次会议提出军事因素特别重要的问题：发动起义，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军事的帮助。有一两个团的兵力，这样起义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要夺取政权就一定要有兵力，没有兵力的拥卫就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 运动。

毛泽东的结论又是：「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湖南省委大多数同志支持他们信赖的这位老乡。只有易礼容表示要小心。他说：「如果我们现在没收他们〔小地主〕的土地，他们一定会加入反革命阵营的大地主。因此，现在不是没收小地主土地的时机。」 但是没有人要听易礼容的。人人都认为现在是打民粹牌的时机。他们坚称「建立民主革命政府的口号已经老掉牙。」共产党要在自己的旗子底下站起来，不要再站在「左翼」国民党的旗子底下；共产党要宣布建立苏维埃，要砍掉地主的脑袋。他们对农民是否需要这或是需要那，完全不感兴趣。彭公达承认：「我们的方法就是从上而下推动革命，从军队扩展到农民、而不是从农民到军队。」可是，罗明纳兹控制的临时政治局跳出来反对。临时政治局紧急致函湖南同志，把毛泽东关于军事因素和群众运动之间关系的观点，定位为「军事冒险」，强调「中央意见是纯粹依靠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毛泽东想要立刻、全面重新分配土地的构想，再次遭到摈斥。临时政治局的信又说：「现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临时政治局更要求所有的工作应该持续在「左翼」国民党的旗子底下进行。改变口号的指令还未从莫斯科送到中国。湖南省委没有一个人同意这个政策，但是要到临时政治局断然要求执行其指示，毛泽东及其支持者才退让。 然而，后来事实证明，他们是阳奉阴违。同时，秋收暴动的准备工作也在全速进行。到了八月底，湖南省委决定在湖南的心脏地带结合以下几股力量发动猛烈攻击：一是「农民军」，其残部集结在长沙以东县份；二是国民党的一个团，团长为共产党员；三是安源煤矿的失业矿工。暴动的口号非常简单：「枪毙地方反革命分子，没收他们的财产、烧光他们的房子、破坏交通运输。」主要目标是攻占长沙。深受俄国经验教化的大多数共产党员，无法想象会有未以城市为基础的革命。

毛泽东本人想要攻打省城长沙吗？极可能是不。根据彭公达的回忆录，毛泽东坚持暴动的规模要有限制。 毛泽东对暴动并没有兴趣；他早已了解，现阶段的共产党革命已经失败，应该要纠集力量、上山打游击去。但是他必须遵守政治局的决定。相隔不久，他终于可以不理会同志们的想法，要求他们接受他的意志。

为了指导秋收暴动，共产党成立两个委员会：前敌委员会负责纯粹军事事务，行动委员会负责协调发动暴动的各县的党部组织。毛泽东负责前敌委员会，易礼容负责行动委员会。八月三十一日黎明，毛泽东由长沙动身前往暴动预定举行的湘赣边区。

他最后一次拥抱杨开慧。他们商量好，她、小孩和奶妈要回板仓她母亲的家。分手前，她给他一双新草鞋，嘱咐他要好好照顾自己。她很关心，因为前几天他们一道从板仓到长沙时，毛泽东伤了脚，走路还瘸着脚。她没有陪他到火车站，由她堂弟杨开明送行。他们是否直觉今后再也不会相见？他们是否明白那天早上即是永别？毛泽东前往长沙车站，快车将带着他奔向新生活，他将成为「民族的救星」、「伟大的导师」和「领袖」。杨开慧将成为历史。

有一阵子，她和小孩住在板仓相当安全的娘家。她因为是地方望族成员，相当受到保护。地方上的文武官吏不敢侵扰受人尊敬的杨昌济老师的女儿。她没有太多钱，小叔毛泽民偶尔会从上海寄钱来接济。她思念先生，写下一首诗：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翻，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一直要到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真正开始让湖南当局头痛了，他们才逮捕她。一九三〇年八月，共产党部队攻占长沙后不久，湖南国民党部队的指挥官何键下令，悬赏一千元，逮捕杨开慧。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四日，杨开慧被捕。刚满八岁的长子毛岸英，以及忠心耿耿的奶妈，也一起关进监牢。士兵要抓她时，二儿子毛岸青痛哭，小手抓着士兵大衣，不让带走妈妈。一个士兵不耐烦，拿起重物朝他小脑袋砸下去，打得他当场倒地，严重脑震荡。此后他再也不曾完全复原。

何键只要求杨开慧公开宣布与她丈夫画清界线。他认为，毛泽东的太太若公开摒弃他，许多共产党人就会向警方投案。但是她拒绝背弃爱人。

尽管著名的学者、北京大学前任校长蔡元培应杨开慧母亲的恳求，替她求情，她还是被送到军事法庭审判。法庭程序进行不到十分钟，法官问了几个形式上的问题之后，拿起毛笔，蘸上红墨水，在审判书上画个记号，往地上一丢。这是中国法庭宣判死刑的惯例做法。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早晨，刽子手到牢房提领她到刑场。毛岸英在她身边，哭了起来。但是她告诉他说「怎么啦？你是我的英雄！宝贝，告诉你爸爸，别为我的死伤痛。

他应该全力加速革命的胜利！」然后她又说：「我希望我死后，亲友不会为我办一场资产阶级的葬礼。」行刑队把她押到长沙北门外识字岭枪决。她的堂弟杨开明九个月前也在这里毙命。目击者说，她坐在一辆黄包车上，两侧持枪士兵戒护，押到刑场。许多发子弹打在她身上、扑倒在地时，一个刽子手赶紧取下她鞋子，掷得老远。中国人的传说是，这样做死者就不会回来向行凶者索命。士兵们旋即回营房吃饭喝酒。突然间有个村民跌跌撞撞跑来说，「死者」还有生命迹象。七个刽子手又回到刑场，结束她的性命。他们默默地看着这个垂死的妇人以她抖动的手指在黑土地上痉挛地抓写。

当天夜里，她的尸身交还给亲友，送回板仓，葬在她娘家不远处的山坡上，有几棵小松树作伴。不久，共产党地下党员贿赂狱卒，救出毛岸英和奶妈。一个月之后，毛泽东从报上获悉太太死讯，给他岳母送去三十银元，请她代为立个墓碑。他写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然而，这时候他早已跟另一个女人同居多时，而且是他和杨开慧分手两个月就认识的新欢。我们以后会记得，对毛泽东来讲，「人类需要爱的力量……大过于其他任何需要」，而且「除了某些特殊力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抑止他「这种需要爱的感情」。一九二九年春天，这位新欢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因此，他送给岳母为亡妻立墓碑的三十银元，纯粹闹个表面。

第十五章 井冈山上红旗飘扬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坐上火车，毛泽东先前往长沙南方一座小镇株洲。他和当地党委同志讨论了暴动计划。株洲共产党人将启动革命，炸毁跨湘江的一座火车铁桥，并沿着铁路线制造一系列事端，分散驻军注意力。接下来毛泽东到达安源，在张家湾小村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当地党员决定组织一支所谓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兵力约五千人。

在满怀英雄气概之下，毛泽东转往安源北方的铜鼓，通知亲共的士兵和贫农，决定把他们的队伍改组为第一师第三团。他已经预想到自己是叛乱首脑，还写下一首诗：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①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恩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① 原书注：当时中共党旗上的榔头，的确常常被误为是斧头。

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有一天毛泽东和县委书记突然遭到一队地方民团拦下。民团不晓得他们逮到的是什么人物，决定把他们押到队部。情势十分危险。白色恐怖闹得很凶，这两个人很可能遭到枪决。毛泽东告诉史诺这段经过：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

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 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仔细规划的这场暴动，于九月九日起事，但是可以预想得到是以惨败收场。消极的农民和士气低落的铁路工人和矿工，都没有对叛变的军队提供实质的援助。彭公达写说：「农民没有起来响应，他们的领导人缺乏决心。」 在这种情势下，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同志在九月十五日自行决定，不进攻省城长沙。这种无意义的行动除了招致更多伤亡，不会有任何效益。现在该撤退，不能逞英雄。

毛泽东在长沙东方一百公里左右的小镇文家市集结残部，宣布预备向南打开一条血路，奔向湘赣边区的井冈山。 罗霄山脉中部这块险阻的山区一向就是土匪、叛徒的藏身处。毛泽东认为它是「机动部队的绝佳根据地」。 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山峰高耸入云、溪壑向下陡坠的奇妙结合，形成理想的藏身处所。

九月二十一日，一千五百名疲惫不堪的第一师残部，颈项间绑着红巾标示着他们是叛军，开始踏上艰困的旅程。毛泽东记得：「当时部队的纪律差，政治训练水平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 有个基层战士也描绘同样凄苦的景象：「我们的部队不熟悉周遭环境，也缺乏适当的准备。疫疾传染、盛暑行军、缺乏基地，全都导致重大损失。」 直到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的部队一路上又折损三分之一人马之后，终于到达井冈山地区主要镇甸茨坪。他们在当地最高的山、海拔一千七百多公尺高的五指山的山脚下停住。这座宽大的山谷布满稻田。举目一望，四周的陡岩峭壁高耸入云。一个月之后，在毛泽东倡议下，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还建立了县赤卫大队、县工会、县农会等组织。他这时候还没有使用「苏维埃」这个词语，但是这些机构实质上就是苏维埃。很自然地，他立刻遭遇许多问题。他需要在陌生的新环境活动，周遭的本地人对他们这群不速之客怀有敌意，而且讲的方言也是毛泽东及属下许多战士根本听不懂的话。

在这个贫穷的边区，远离湖南和江西省政当局，人们依据本身传统法则过日子。这个地区的经济，用毛泽东的话说，「还留在臼、杵年代」。他指的是山区老百姓还在用臼、杵捣米。只有山谷里才有些手工操作的作坊。当地的权力落在袁文才、王佐为首的一群土匪手中。六百名凶神恶煞仗着古老的短枪、长枪和刀剑，宰制整个宁冈县十五万人。 因此，要落草为井冈山人，毛泽东必须先和掠夺本地区的土匪建立友好关系。这方面他做得很成功，因此他自称成了「山大王」。毛泽东和「绿林兄弟」交往的历史值得一提。袁文才和王佐属于本地客家族，先世从广东或福建移居到这个地区时，肥沃的山谷已经被开发，因此即使他们两人都出生在井冈山地区，但还是不被看作本地人。因此，袁文才和王佐对山谷居民并没有好感。本地的老居民瞧不起新住民，无情地剥削他们。也正因为如此，袁文才和王佐年轻时即加入一个像他们这样「外来人」组成的土匪组织「马刀队」。他们在组织里窜起成为老大，向地方民众榨取贡献，凡有反抗者，即下手惩罚。他们把反抗者砍头，首级挂在竿上示众。袁文才是首脑，王佐尊他为「大哥」，两人是歃血兄弟。

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初刚进入井冈山不久，即修书致函袁文才，要来拜会。毛泽东表示袁文才若允许他的人马在井冈山歇脚，愿送袁一百支长枪以表敬意。袁文才只有六十支古董旧枪，拒绝不了这样的礼物，但是面子上又不允许他不付代价就收下武器。两人一见面，袁文才交给毛泽东一千银元。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礼数。传统要求主人收下礼物后必须百倍回敬赠与者，否则他就「丢脸」，客人也会怀疑主人是否有困难。毛泽东很感谢，而他执礼甚恭也让袁文才很高兴。袁文才听说过毛泽东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对于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如此看重他，受宠若惊。袁文才甚至告诉毛泽东说，他在一年前就加入共产党。虽然无从知道这是否实话，毛泽东也佯装相信。透过袁文才，他也交好王佐，送给王佐七十支长枪和大量弹药。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博学多闻-让没念过书的王佐佩服得不得了。

他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听他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王佐建议毛泽东进驻到王佐所控制的茨坪。师部医院则设在邻近的茅坪，即袁文才的老家。大家序起年齿，毛泽东比袁文才和王佐虚长五岁，两人遂喊他「毛大哥」。根据习俗，当然要杀猪、备酒，庆祝一番。

但是，并不是事事都顺利。毛泽东的部队和袁、王两人的土匪难免发生冲突。天性多疑的王佐对这些事特别介意。有一天他向袁文才讲起他的疑虑：「如果毛泽东夺了我们的权，要怎么办？他可以在不知不觉下吞并我们。」于是乎，狡猾的袁文才想出一招羁縻毛泽东的方法。他把一个朋友的漂亮妹妹贺自珍介绍给毛泽东，推荐她担任他和本地人打交道时的译员。

贺自珍年仅十八岁，才刚加入袁文才的单位不久。袁文才待她不薄，她和袁妻特别亲近。王佐待她也不错，曾经送她一把毛瑟枪。贺自珍十六岁即加入共产党，在「白军」夺得她家乡权力后，地方党委派她到井冈山。她书读得不错，又有政治认识，但最重要的是她漂亮、活泼、精力充沛，而且优雅。她有张甜美的圆脸蛋、炯炯有神的大眼珠和细润的皮肤，无怪乎她的小名叫「桂圆」。毛泽东一见就喜欢她，而她本人也喜欢他，即令他比她足足大了十六岁。她晓得他已婚、有三个小孩；这是毛泽东亲口告诉她的。但是，没有什么能挡下她；毛泽东也晓得如何讨好女性。

当时的他尤其魅力十足——非常瘦、蓄长发、额头高，有着一对忧郁的黑眼珠。贺自珍立刻为他倾倒。毛泽东散发着体格力量和智慧力量，能诗善文，饱读民间演义小说。年轻的贺自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男性。两人是相恋相爱？还是只因性吸引力而凑合在一起？认识他们的人也莫衷一是。

一九二八年初春，毛泽东请贺自珍帮他整理一些文稿。她说：「只要你不嫌我字写得丑，我就来帮你。」第二天，她就到他住处帮忙（毛泽东当时在山上一座庙里工作）。两人从此就开始同居。五月间，当着媒人袁文才和毛泽东一些同志面前，两人办了类似的「婚礼」。他们吃蜜饯、干果、喝茶。

大家开怀大笑、嬉闹。当然没有人想到杨开慧，此时她还活着呢。

杨开慧终于辗转听到夫君另结新欢的消息。许久没有音讯，现在却传来良人另结新欢！这份打击说有多重，就有多重。杨开慧一度想要寻短，若非为了孩子，大概也不会留恋人间。 她就这样忍辱过了两年，才被国民党枪决。

同一时期，中共党内也闹得天翻地覆。九月十九日，斯大林终于决定让中共正式退出国民党，开始共产党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斗争。瞿秋白次日透过苏联驻汉口领事接到指令。九月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搭船离开汉口，前往上海，持续深入地下工作。 罗明纳兹不久也进驻上海。十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另一位代表海因兹·纽曼（Heinz Neumann）（化名莫里兹〔Moritz〕或格鲁勃〔Gruber〕）也来到上海，旋即经香港、入广州，筹划后来被称为广州公社的一项新暴动。这项暴动同样失败，犠牲者之一是鲍罗廷的前任译员张太雷。白色恐怖，加上中共的冒险主义，使中共付出惨痛代价。一九二七年底之前，中共党员从将近五万八千人左右，降到只剩一万人，折损约五分之四。

这也是为什么不只是毛泽东、还有许多共产党人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之交的冬天，纷纷逃到农村的原因。在偏远地区，他们打出苏维埃的旗号展开新的斗争。莫斯科指定这个口号。而毛泽东是首开其端的第一人，因而遭遇许多问题：同志们不了解、有人妒恨、被骂犯了「左倾错误」，也被指控是「右倾错误」。九月间，毛泽东已因为拒绝攻打长沙，被苏联领事兼共产国际代表库丘莫夫痛批。库丘莫夫痛斥湖南省委的「不作为」，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要求政治局立即撤换省委领导人。这个苏联领事认为，如果不是彭公达和毛泽东表现出「极可怕的中国式庸俗」，长沙暴动是可以成功的。瞿秋白只好下令长沙方面即刻要有行动。同时，他又派全权代表任弼时前往长沙，主持省委人事改组，不过彭公达仍留任书记。任弼时的努力并无助于局势，他自己很快也认为在长沙发动「起事的时机已失」。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至十四日在上海举行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又遭到另一个打击。两个莫斯科代表主导这项会议——罗明纳兹，他在十一月十日即会议结束前，就回俄国去；另一个是赤色职工国际（The Red International ofTrade Unions）代表欧尔嘉·米克维奇（olga Mitkevich）。

他们的介入已事先决定了这场不光彩的暴动筹划人受到惩处的程度。史达林再次需要替罪羔羊，不肯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会议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对毛泽东及其同志有这样一段话：湖南省委对于农民暴动的指导更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中央屡次指出湖南暴动应以农民群众为其主力，并且向省委书记彭公达同志当面警告其军事投机的错误，要省委改正此错误……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上列执行错误政策之党部执行机关及负责同志，决定下列的处罚……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具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 委员。这时候，「毛泽东主义」这个字词开始在中央委员会当作「军事机会主义」的同义词传开来。

毛泽东要到四个月之后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初，改组过的湘南特委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见他，才知道自己被免去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这个年轻人因为身居湘南特委军事部长，自命不凡。 他所代表的党委是在三个月前的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成立，中央交付给它改组井冈山共产党领导的任务（这时候设在长沙的湖南省委已经几乎被国民党消灭殆尽）。

上海的领导人不能原谅毛泽东的擅自行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们要求免去毛泽东前敌委员会的职务。通常不乱发脾气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或许因为他本人可能受责难，表示非常不满毛泽东。

周恩来负责的南昌暴动也失败。周恩来说「毛泽东的部队只是到处流窜的土匪。这样的领导人〔毛泽东〕不相信广大群众的力量，才陷入真正的军事机会主义。 湖南省委还剩下的几个委员也认同他的看法，表示毛泽东的部队完全由「地痞流氓」组成。 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对毛泽东部队的判断也同样严厉（和正确）。譬如，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代表亚历山大·埃布尔瑞奇（Alexander Arbrecht）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底向莫斯科报告说：建立红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由于这些军队既无基地、又无给养，他们对农民构成极大负担。由于这支军队有一部分出身半土匪，如毛泽东的单位即是-随着时间过去，他们会分化，会让农民反他们。

尤其糟糕的是，这些军队经常跑掉，留下农民去应付军阀部队的进攻。

党下令惩处的新闻对毛泽东构成沉重打击，尤其是周鲁试图全面抹黑毛泽东，宣称中央已将毛泽东开除党籍。其实这是天大的谎言，可是毛泽东无法查证或否认它。周鲁免去毛泽东所有的党职，把他降级为第一师师长。①身为「非党员」的师长，毛泽东是政治问题不能作主，军事问题也不能决定，因为党才是各个方面的领导。周鲁也解散前敌委员会，把第一师的党权交给年仅二十一岁、他觉得信得过的团政委何挺颖。很显然，周鲁以为年轻、没经验的何挺颖容易操纵。但是他失算了。何挺颖因为和毛泽东一起参加秋收暴动、一起艰苦地从文家市跋涉到井冈山，对毛泽东仍然奉命唯谨。 周鲁也没有考虑到除了年轻的何挺颖，毛泽东在第一师还有别人可以依靠。

毛泽东在井冈山最信任的一个人就是他亲弟弟毛泽覃。汪精卫响应清共前夕，毛泽覃接受大哥的建议，随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部队离开武汉，前往江西、湖北边界的九江。他在九江惊闻「左派」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响应清共的消息。危机当前，他接受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共产党员）的建议，逃到南昌，希望和参加暴动的贺龙部队接上头。等他到了南昌，共产党已经走了，到处都是国民党部队。毛泽覃在南昌城门被巡逻队拦下，稍加盘问就放了。离开南昌，他往南走，离南昌已有二百公里，才终于追上叛军的哨兵。他们带他去见周恩来，周恩来立刻认出他是毛泽东的弟弟。

毛潭覃奉派在政治部和叶挺同事。就这样，他参加了攻打汕头战役，然后加入朱德部队，跟着部队辗转前往粤赣边区。到了粤赣边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朱德的部队连接上毛泽东手下一个营的战士。这支部队被国民党部队打得和主力部队失去联系，在山区流窜。朱德和毛泽覃从他们口里知道秋收暴动失败、毛泽东率部落脚井冈山。朱德决定和毛泽东会师，派毛泽覃去找他哥哥。朱德交给毛泽覃一封信，上面写说：「我们必须团结力量，执行一个清楚的军事和农民政策。」十一月底，毛泽覃安全抵达茨坪，两兄弟欢欣重逢。毛泽覃留下来，协助毛泽东打理一切。有一阵子，他也追求贺自珍，不过没成功。这时候，他的太太周文楠带着六个月前生的幼儿楚雄，被关在长沙监狱（她在一九二八年三月遭到一名叛徒出卖，被抓进牢里）。毛泽覃知不知道这件事？或许不知道。但是他应该记得和她在武昌分手时，她已经身怀六甲。因此他肯定会知道大约九月时就做了爸爸。小孩在狱中生病，病情严重，被狱卒① 原书注：日后毛泽东回忆这段时日时，讥讽地说：「（我）当了个民主人士〔即非共产党员〕，只能当师长了。」从母亲身边带走，送到医务室等死。不料，他竟活了下来，几个月后交给外祖母照料。老人家为了保护他，把外孙改姓周，不姓毛（直到他十岁，她才告诉他，他的生父是谁）。要到一九三〇年七月，红军部队短暂攻占长沙，毛泽东这位弟媳妇才重获自由。但是这时毛泽覃已另结新欢。追不到毛泽东的爱人，他在她妹妹身上找到安慰。一九三一年初，他娶了贺恰。①毛家兄弟的确不适合过家庭生活。毛泽民也根本不是模范丈夫或父亲。

他早早就抛弃发妻王淑兰和他们三岁的小孩，再也没见过他们。她也吃尽苦头。她两次被捕，第一次即一九二七年五月底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之后。

很幸运的是她很快就获释。乡人替她作证，说她早就和毛泽民离异。但是，一九二九年五月，她再次被捕，关进长沙市监狱。红军在一九三〇年七月救了她，以及毛泽覃的妻子。可是，她出狱时受牢友之托，带着牢友②九岁的儿子华初一起走。从此以后，王淑兰带着她和毛泽民生的女儿毛远志以及华初，三人相依为命。王淑兰靠打零工勉强过活，但是到了一九三一年夏末，她撑不下去了，带着两个小孩到上海，因为传闻她的前夫和新妻住在上海。但是她没找到毛泽民。党里的旧识告诉她，毛泽民和妻子钱希钓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奉中央的命令去香港。王淑兰黯然而归。她穷困潦倒，无人援手。③这一切倒不尽然是毛家兄弟的薄幸。这么做的人也不只是他们。一夫多妻在中国相当平常，甚至中国共产党内最拥护女权运动的男性党员，对女性也相当歧视，虽然只是下意识。他们没太把女性当作同志、而是当作性对象。至于小孩，谁会管他们？中共号称代表农村无产阶级，子女、尤其是女儿-经常被认为是负担。当然，和贫苦的农民有点不同的是-中共领导人对其子女的绝情，不完全出于经济因素。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子女；他们必须专注在主要任务上——革命、内战、解放被压迫的群众。在宏伟的① 原书注：值得一提的是毛泽覃的元配赵先桂就在这时候冒着性命危险，在长沙从事地下工作。赵先桂一九二七年春天从莫斯科回国后，把在莫斯科学来的本事发挥在湖南，组织农民运动，或者讲得精确一点-组织农村无产阶级。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她被捕，但于次年一月出狱。一九三一年初，她前往武汉，并曾基于安全理由改名赵凌英。后来她先后奉派到上海、南京和山东省会济南工作，嫁给了山东省委书记，可是一九三二年夏天-她丈夫及她先后被国民党逮捕、处决。（编注：据查一九三一年初赵光桂应已至山东济南，她后来担任山东省委秘书，改嫁丈夫裴光则是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原书误记其职称。）② 译按：即罗醒烈。

③ 原书注：王淑兰一直活到革命胜利之后。有一阵子她在韶山毛泽东文物馆工作，后来搬到长沙居住。一九六四年七月，她病逝于长沙，享年六十八。

计划中，小孩的眼泪，即使是自己的骨肉，实质上并未受到注意。

党内斗争需要全神贯注，以毛泽东而言，一点儿也不亚于革命。他的新敌人周鲁一九二八年三月来到井冈山，陶醉在权力中。他命令毛泽东把部队从茨坪调到湘南，支持当地农民运动。毛泽东遵命办理。他不觉得自己地位强大到可以公开抗拒党的代表。直到一个月之后，部队已到了湘东，他才说服周鲁回师。湖南已经没有农民运动，但是毛泽东听到传闻说，朱德的部队已经从江西到了湘南，而且正在往井冈山移动。他必须出发，尽快和他们会师。

与朱德会师的想法占据了毛泽东全部心思。朱德是个职业军人，也是资深党员，指挥着一支两千多人马的强大军事力量。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中旬，毛泽东就向湖南省委提议会师计划，省委批准它，党中央也批准它，并下指令交代朱德遵办。但是要到一九二八年的四月中旬，会师才似乎有可能成功。这两位领导人历史性的会合，发生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的井冈山西边的酃县村。三、四天之后，他们的部队完成整编，湖南特委赋与它番号「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以纪念国民革命军著名的第四军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共中央决定工农革命军改名为红军）。

毛泽东在比他年长七岁的朱德身上找到一位理想的同志。朱德出身四川农民家庭。他的客家父亲远比毛泽东父亲穷困，无法喂饱一家人肚子，必须亲手在水塘里溺死自己五个亲骨肉。 一九三七年，朱德向作家史沫特莱（Agnessmedley）吐露：「我爱我的母亲，对父亲则又怕又恨。我根本不能明白为什么我父亲那么残忍。」 幸运的是，父亲家族一位家境较好的亲戚在他六岁时，领养了朱德。他受到良好教育。

一九〇九年，二十三岁的朱德进入云南府（今名昆明）云南讲武堂。

同年，朱德加入孙逸仙的同盟会，全力「为共和奋斗」。 他也加入黑手党式的秘密帮会哥老会，哥老会绵密的组织渗透到中国社会每个层面。朱德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在一个云南军阀底下晋升为旅长。一九二一年他被任命为云南省警政厅厅长。史诺写说：「他讨了好几房妻妾，在云南省城盖了一栋宫殿般的豪宅。他什么都有了：财富、权力、爱情、子女、鸦片烟、受人尊敬、前途光明。事实上，他只有一个坏习惯：他爱读书。」 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产生莫大的兴趣，竟然抛弃一切，远渡重洋到了欧洲，先到法国，再转赴德国军校念书。他在德国遇上周恩来，周恩来在一九二二年十月说服他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七月，朱德前往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化名丹尼洛夫（Danilov），研读布尔什维克社会学和经济学。不久，他转入苏联一所秘密军校，一九二六年夏天毕业后，回到中国。他参加北伐，后来在老朋友周恩来指挥下，对筹划南昌暴动做出重大贡献。

他体格壮硕，爱打篮球，与士兵一样席地睡觉；他的生活和衣着都很简朴。认识他的人都深受他的谦虚和愉悦的态度感动。他最大的美德就是毫无政治野心。朱德承认毛泽东在一切政治事务上的优先地位，毛泽东起先在军事事务上也完全尊重朱德的意见。因此，他们可以说是天作之合。

朱、毛会师之后，他们意见一致，该回到罗霄山脉中部的井冈山根据地。他们在茨坪北边的磬市镇设立总部。周鲁不再是障碍，他已在井冈山被国民党捕获、枪毙。毛泽东和朱德共同的目标是，巩固他们的苏区根据地之后，设法把势力扩张到湖南、江西、广东三省交界的六个县。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有二：分田和建立苏维埃。我们要武装群众来加速这个过程。」毛泽东和朱德会合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他从朱德这里获悉他并没有被开除党籍。甚至不久之后毛泽东就得到江西省委通知，他被派为新成立的湘赣边区特委书记。有了湘赣边区特委身分，他再度集井冈山地区政治、军事权力于一身。他当然十分得意（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毛泽东的权力更进一步加强，中央决定恢复前敌委员会，派他为书记。这个特设机关直接向江西省委报告，地位高于湘赣边区特委）。

许许多多农村无产阶级、共产党的盟友，随着朱德的部队来到井冈山。

他们一起在湘南地区烧杀掳掠好几个月。这个地区的经济十分凋疲，朱德部队在湘南要靠种植、销售鸦片勉强糊口。 共产党晓得贩运毒品不好，但他们别无其他办法。因此，一方面号称继续为劳动人民权利奋斗，本身却又以毒品荼毒人民。由于经济实在太艰困，朱德最后必须把部队撤出湘南，前往井冈山。

一九二八年五月，井冈山地区集结了约一万八千名战士。毛泽东认为他们大多数人「乱七八糟、纪律很坏」。 因此他的第一要务是对这支武装暴民建立严格的管控。如果没有能力正常供应他们给养和衣物，根本不可能管控他们。药物也是迫切需要的物资。井冈山负伤或生病的战士不下三分之一。毛泽东也必须组织起武器和弹药的生产制造。兵员一万八千人，却只有两千枝步枪、外加少数机关枪。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决定进行大规模的社会经济改革，或者用白话讲，展开农民革命。直到一九二七年十月以前，毛泽东的士兵和袁文才、王佐的土匪都用旧式方法取得他们之所需。他们向山谷的居民课税，他们从土豪劣绅的家没收一切财物。可是即使如此掠夺，毛泽东也只能支付手下薪饷一天不超过三个铜板。这实在太少了；因此，非得有新办法不可。

终于他要祭出深思熟虑已久的公平正义社会的方案。他这些观点具有激进的平等精神，本质上是反农民的。井冈山地区属于农民和地主的一切土地，统统充公，交给「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而边界政府的首脑不是别人，正是袁文才。土地再以严格平等的方式，按照每户人口，分配给支持政权的乡下居民。土地严禁买卖，分配到土地的人「一定要耕作」。

一切都按照毛泽东个人的指示办理。直到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也就是第四军要离开井冈山的前一个月，才为这些措施找个准立法的基础，由边界政府溯及既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毛泽东一直坚持他的信念。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他公开表示：「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他正是这么做。毛泽东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曰上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指出，到一九二八年六月，本地区大多数土地已经充公、分配完毕。剩下的土地在秋末之前将持续分配完毕。如此粗糙的分田措施当然激发相当程度的抗拒。不仅地主痛恨平等主义，连广大的农民群众也不满意，最积极反对的是本地富裕的自耕农。毛泽东承认，「家族组织在农村中，作怪得厉害的，不在大的豪绅，而在中间阶级」。他们最积极阻挠分田，一直要到红军枪毙了好几个本地人，才有办法推动。此后农民只有逃离井冈山或是暗中破坏农民革命之推行，两条路选一条走。他们大部分选择逃亡，因为他们害怕客家人在红军协助下，会把本地人杀个精光。毛泽东上给中央的报告黯淡地提到： ①「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 此后，留在山谷的人减少做买卖、停止手工艺生产。所有的市场全都关了，盐、布料、药品等日用品和其他许多商品实际上全消失了。共产党又搬出征收的办法。

靠掠夺和杀人维持的政治经济，老百姓怎么可能过正常生活。要供应士兵每天食物所需的三到五个铜板，每个月没有上万银元不可。毛泽东向中央报告说：「如果被抓的土豪劣绅不给钱，我们就没钱可花。」钱「亦完全靠打土豪，但是……在一个地方只能征收一次；再来，就没有东西可征了」。

①编注：「反水」意即叛变、倒戈。

用毛泽东的话说，结果是「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 恐怖因而成为唯一的生存之道。毛泽东写说：「现在我们农村斗争的整体战略是……毫不留情杀光地主、土豪劣绅及其走狗；以红色恐怖手段威胁富农，使他们不敢协助地主阶级。」要及时执行恐怖手段，必须从「最勇敢的工农」组织特别的「红色行刑队」，对村落进行夜间游击战； 很自然的，绝大部分出身贫下农、农村无产阶级和客家的红军士兵，热切欢迎这项政策。

毛泽东在报告中热切地写下「地痞流氓尤其是好战士。因此之故，我们现在不仅不能减少部队中的地痞流氓，而且还很难找到更多替补。」 客家人本来就骁勇善战，作战时格外勇敢。

由于边界生活军事化的结果，到了夏末，红军甚至在对付国民党个别单位时，也开始小有胜利。黄洋界位于茨坪西北方，红军在这里遭遇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个团，把它打得落花流水，战绩特别显著。毛泽东欢喜若狂，环顾四面青山，吟诗为记：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晶土，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但是他庆祝得太早。尽管祭出恐怖手段，取得给养依然十分困难。红军士兵大都只吃南瓜，白米饭成为珍馐美食；其实本来也就没什么其他东西可吃。南方人习惯吃辛辣，尤其痛苦。战士们不痛快地呼喊：「打倒资本主义，吃南瓜！」许多人得了胃病。据他的女儿说，毛泽东本人也得了便秘。

他没办法忍受清淡的食物，可是又弄不到他喜爱的红辣椒。他得靠贺自珍给他灌肠。这一套全然反农民的政策终于导致深刻的危机。到了秋末，试图在中国社会导入「战时共产主义」的做法已使得毛泽东的部队陷入孤立，和大多数居民站在对立面。毛泽东当然了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不愿重新检讨他的极端派观点。他的精力驱使他向前走。斗争的目标和罗曼史蒙住他的眼睛，而且他那强大的意志力驱策他克服万难，他对独裁专政力量的信念也使他坚定不移。愈是遭遇困难，他的斗志愈是高昂，决心不惜代价，执行计划到底。

很长一段时候，他觉得自己非常不凡、绝对不会有错。这会是毫无根据吗？湖南偏乡出身的一个农家子弟，他已经有了目前这番成就。他不仅能够昂首阔步，还能让许多要人尊敬他、甚至害怕他。他又怎么会对自己没信心？

他并不想离开井冈山。从战略上讲，这个地区非常理想，四面高山陡壁围绕，有路通往湖南、江西两省，是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毛泽东认为，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有可能「虎落平阳被犬欺」。 纵使如此，他还是不能不走。到了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井冈山的经济资源已经几乎罗掘殆尽。

前几个月才成立的红军第五军在十二月初抵达井冈山。他们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第五军军长彭德怀记得，当时「红四军弟兄们还穿着夏天衣服和草鞋。他们没有冬衣、没有盐做菜、没有钱供应每天伙食所需的三个铜板」。一九二八年五月，毛泽东手下还有一万八千名兵马，现在剩下不到六千人。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都很清楚，唯有离开这个废墟，另寻新地方掠夺，才会有生路。一九二九年一月初，毛泽东和朱德决定把基地移到靠近福建边界的赣南地区。虽然毛泽东认为新地点太远，但是他不会看不到闽赣边区的许多好处。这个地区人口更稠密、更多新来人口。在中国，它甚至有「客家乡」的称号。这片森林地带气候宜人，远离被国民党控制的工业中心，毛泽东的部队有极优异的机会建立强大的根据地。大部分贫苦的本地客家人同情共产革命；许多人甚至把红军当作同宗兄弟。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勉强才有三千六百多人马的朱德及毛泽东的部队，从井冈山南下。 他们士气涣散、疲惫不堪。他们晓得井冈山实验已经失败。毛泽东本人给中央的一封信也承认这一点。 旧根据地留下由彭德怀第五军五个连组成的红四军第三十团、红四军所有的伤、病战士，以及袁文才、王佐的部队。留守部队指挥权交给彭德怀，他被派任为第四军副军长。

朱德和毛泽东部队从井冈山出发前几天，办了一场庆祝会庆祝红四军、红五军合并，却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使许多人觉得是不祥之兆。会场匆匆搭盖的台子不牢靠，毛泽东、朱德和其他人登上台，它却垮了。大家惊叫，但是朱德尽力稳住场面，他说「没事！没事！我们倒了，我们应该站起来，继续作战。我们再把它盖起来。」 庆祝会继续进行，但许多士兵心里头一直嘀咕。新考验等着他们，这个不祥之兆似乎让他们很困恼。

贺自珍陪毛泽东一道走。分手会有危险。杨开慧的悲惨命运前车可鉴。

日后，贺自珍在和朋友谈话时表示，她当时想留在井冈山，因为她早已觉得毛泽东「配不上她」。她说，毛泽东命令卫士架着她上路；她一路上哭个不停。 这个说法很可疑。她向朋友提这段话是在她和毛泽东分手之后（他们在一九三七年分手）。一九二九年一月，她有五个月的身孕。在这种情况下，她没有理由抛下丈夫，不跟他一道走。

第十六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推动农民革命的时候，蒋介石逐步巩固他的全国权力。一九二八年中叶，北伐完成，全国统一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南京①成为中华民国首都。由蒋介石盟友阎锡山占领的北京，改名北平。几天前，北洋政府首脑、东北王张作霖，因为日本人不满意他消极对抗国民党，将他谋杀。 他的儿子张学良年仅二十七岁，被拥立接掌东北军政大权。张学良旋即正式承认蒋介石政权。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军政时期结束，全国进入为期六年的训政时期新阶段（孙中山遗教把国家建设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逐步建立真正的民主）。因此，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国民革命的基本理想已经正式达成，全国建立统一的政府。其实，军阀冲突仍不时发生，蒋介石藉由他的兵力十分努力才逐渐敉平群雄，获致胜利。

同一时期，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仍然相当依赖列强。即使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期间，大部分主要国家已与南京政府签署协议，把关税自主权交还中国，但是不平等条约（包括治外法权）仍未废除。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在这段期间也出现重大变化。一九二八年二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承认革命已在退潮，并且宣布它反对动辄暴动的冒险主义，以及支持「争取群众加入中① 原书注：国民政府依循明太祖之例，定都南京，把原本的首都改名为北平。

国共产党的辛苦工作」。隔了几个月，中共在一九二八年六至七月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中国正在闹白色恐怖，中共的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

出席会议者有八十四名代表、三十四名候补，一共一百一十八人。代表包含了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和蔡和森等知名人物。毛泽东当然没有出席，他正在井冈山忙着进行对付「反革命」农民的战争。这个时候，中共党员人数有多少，并无可靠的统计资料。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废除党证及党员名册的制度。党员人数估计有四、五万人，不过这个数字偏离事实。中共六大表示支持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会议对「盲动主义」（putschism）的谴责。中共自一九二七年底起推动的暴动政策被坪击为「错误」的政策。很自然，这个错误路线的责任落在党的领导人瞿秋白身上。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再次夷然无伤。根据苏联的指示，六大代表通过一项决议，把现阶段中国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纵使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运动。重点在于，在落后的「半封建」的中国，不可能推行纯粹共产主义的政策，如工厂作坊收归国有、消灭小资产阶级及富农、「尖锐斗争」富农等等。中共领导人追随莫斯科主子，他们努力证明自己忠于历史唯物论，坚称特定国家是否准备好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取决于它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他们这么说，却忘掉列宁本身曾摈斥对马克思主义做这样的解释。他们狂热地遵守某种圣礼的宗教仪式，其实它们和共产党人如何实际运作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结果是，六大与会代表把毛泽东的激进思想拿出来痛加批评。有位湖南党代表说：在湖南省，我必须说……出现一种偏差，毛同志的特殊理论。他有一整套想法。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现在已经直接进入工农革命，意即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的旗子已经变成黑旗；我们现在必须卸下我们自己的红旗……我也必须说，毛同志的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已经在群众之间广泛流传。瞿秋白本人极可能是影射毛泽东，批评有些「同志」关于农民问题的立场。「我们的斗争口号不应该是没收农民的土地。没错，去年秋天我们同志有些人具有这种错误思想，但是中央反对它，就这个问题发下指示，点出这个观点的不正确。」 可是，对毛泽东的批评还不构成政治的伤害。党的领导人还不知道毛泽东正在井冈山执行的政策，因此他们斥骂的是他似乎已经去除掉的、过去的错误。周恩来说：「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毛泽东和朱德〕对农村改革、对组织苏维埃的态度……我们也不知道毛泽东和朱德采取什么形式的斗争。」有位代表替毛泽东辩护：「目前，关于毛泽东的情况已有改善。过去他不晓得中央的路线，但是现在省委已经和毛泽东取得联系，给予他指示，因此他们已经开始做这项工作。至于军事方面，它也改变做法，已经开始动员群众。」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不仅没在六大遭到开除党籍，还在缺席之下当选为中央委员。毕竟他是中共第一个根据地的组织者，而且共产国际也承认发展中国红军的重要性。除了毛泽东之外，中央委员会共有二十三位委员，及十三位候补委员。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推荐下，四十八岁的工运领导人向忠发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他从来没被认为是领导型的政治人物，但是共产国际基于他出身无产阶级的背景大力支持他，而且当时莫斯科也认定中国共产党犯了这么多过失，是因为它的领导层有太多知识分子。纵使如此，共产国际执委会还是安排周恩来、李立三等知识分子担任重要领导人，扶助向忠发。瞿秋白和张国焘保留在党高级机关的身分，但是为了惩处他们的暴动主义，他们要留在苏联。中方新成立一个由中共、共青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合组的代表团，常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机关，瞿秋白、张国焘分任正、副团长。①毛泽东许久之后才知道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会议及六大的决议。一直要到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日，他才接到中共中央在六月四日发给他的信②〈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的信〉。一直要到一九二九年一月，即他要离开井冈山前不久，六大的基本决议才送到他手中。尽管这些决议驳斥他的政策，深谙政治艺术的毛泽东假装他全心赞同党的一切规定。其实他根本不打算做任何改变。他若是觉得无法直接反对党的领导，就给它来个阳奉阴违。

他很快就回信给中央说：「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① 原书注：这个代表团共有八个人。瞿秋白、张国煮和黄平三人为中共派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陆定一和刘明复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派驻少共国际（Ylh Comintern）的代表。邓中夏和余飞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派驻赤色职工国际（protbntem）的代表。这是首次组成类似的代表团。在此之前，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都是以个人资格出任。

② 编注：原书误植为中共六大第九次会议，且信件名称误植为〈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一一月会议〉。

低落……六大通过的决议非常正确，我们很高兴地接受它们。」 当然他把所有的过错推给别人，尤其是已经死去的敌人周鲁。毛泽东说是周鲁强迫他遵守「左倾」路线。毛泽东告诉中央：「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毛泽东说：「至于不去没收自耕农土地这一点，是因为在边界独立政府地域，全已被没收了，当然这个问题以后不会再出现。」 换句话说，当然我同意你说的，可是太迟了，没办法改了。

一九二九年四月在赣南制定新的土地法时，相较于井冈山《土地法》，毛泽东至少做了一个基本改变。关于全面没收土地这一句换成：唯有「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才会被没收。但是，禁止土地买卖、要求依据家庭人口数平等地重新分配土地的规定仍予以保留，尽管它们并不吻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原则。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以及中共六大的决议，都发交党员开会讨论，但毛泽东没有公开讨论六大两项决议案—— 〈农民问题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有关中共对绿林兄弟的政策那一部分。它们提到：「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 毛泽东没有办法当着袁文才和王佐的面宣读这一点。

毛泽东离开井冈山之后好几个月，袁文才弄到这两份决议案的副本，把最重要的部分念给不识字的王佐听。他说：「不论我们对他们如何忠诚，他们不信任我们。」王佐勃然大怒。一九三〇年二月，袁、王两人率部攻击留在井冈山的彭德怀部队。袁、王在镇外一座浮桥和彭部交战，但立即被打败，试图逃入山区，但是时运不济。一个在桥边阵亡，一个跳水，也被淹死。数百名土匪被共军俘虏。 根据客家人的信仰，两人都是凶死，天堂不收他们，他们的三魂七魄都不得安宁。一九三六年和史诺谈话时，毛泽东轻蔑地提到他们，又乱讲袁文才、王佐两人是被农民杀死。 可是，多年之后，一九五〇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袁文才和王佐获得平反，名字列入革命英雄榜。若没有毛泽东的批准，这是不可能的。似乎是他忘不了他对他们的亏欠吧。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见了袁文才遗孀谢梅香和王佐①三房妻室之一的蓝喜莲。谈话中，他表示：「你们的亲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有功劳的，他们对中国的革命是做了贡献的。」后来，中国历史学家开始写说袁、王两人死于「叛徒阴谋」。 然而，一九二九年一月离开井冈山时，毛泽东绝对想象不到一年之后，袁、王就会遭遇这样的命运。他们分手时彼此交情还很好。

毛泽东和朱德的部队迅速向南移动。一九二九年二月一日，他们抵达福建、广东和江西三省交会处客家人中心地带的罗福幛山区。这个贫穷地区七成以上居民是吃不饱饭的佃户。 要在当地驻留，生活一定很苦，而且国民党部队也跟在红军后面追上来。为了摆脱追兵，红军急转弯向北、再向东，又转南，在江西南部和福建北部流窜，攻击小城镇村落、抢劫地方居民。 红军部队有将近一半是共产党员，所到之处都号召地痞流氓和贫农佃户抢夺及分配别人的土地，不付租不付欠债，并且组织游击队。他们把「反动派」抓起来、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或者毫不留情就杀了。为了恐吓和教育老百姓，他们按照土匪的办法公开展示死者尸身。安徽、湖北、广西和广东等地方，其他共产党人也一样，全依「杀人放火」的原则办事。消灭「剥削分子」和「烧毁村庄」成为标准作业程序。根本不理踩六大的决议，毛泽东和朱德借口铲除「反动派」，加强针对小资产阶级、富农和商人的斗争。他们端出冠I 免堂皇的话掩饰他们的土匪行径。朱德和毛泽东攻占某个商业市镇之后，发公告向居民呼吁：「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公告说：对于商人极力保护，纪律森严，毫无侵犯。现因军糈拮据，特函前来请代筹军饷大洋伍千元，草鞋、袜子各七千双，白布三百疋，夫子二百名，务于本曰下午八时以前送来本部。即希查照办理，切勿玩延。如坐视不理，即证明宁都商人显系与反动派勾结一气，故意与红军为难，本军惟有将宁都反动商店尽行焚毁，以警奸顽，勿谓言之不 早也。和以前一样，为了填补财库，共产党又深深介入鸦片生意。一九二九年五月底，贺自珍在龙岩生下一个女儿。红军暂时攻占龙岩，① 编注：原书误植为王佐的二房罗夏英，实应为其元配蓝喜莲。根据王佐长孙王生茂回忆，王佐死时只有蓝、夏两位妻子，未查得作者所说的「三房妻室」。罗夏英在王佐死后不久即改嫁。

没有可能坚守它。敌军快速进逼，朱、毛部队必须立刻撤退。毛泽东只有时间匆匆为女婴命名「金花」。产下女婴后半个小时，在毛泽东要求下，贺自珍把小孩交给|户农家，另外塞了十五元给他们。用她自己的话说，她连哭都没哭。 她可能很难过，但是她强忍住、藏住感情。不久之后，她改名「子珍」。毛泽东告诉他妻子：「革命胜利后，我们再来带她回家。」但是他无法守住这个承诺。毛泽东和贺子珍再也没有找到她。

毛泽东没有时间照料婴儿，尤其是红军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和政府军及地方农民自卫队持续交战之后，红军部队迅速融化。两个月内，红四军折损六百多人。党内权斗也产生问题。四月间，他们突如其来收到二月周恩来在上海写的一封信，没有交代任何理由，紧急要把毛泽东和朱德调走。党中央也要求将红四军分为几支小股部队，派遣他们分赴许多地方鼓动农民遍地革命。 当然，毛泽东痛恨党中央新领导人害怕他和朱德拥兵自重、不听指挥这件事。这封信不言而喻，透露一个讯息：「谁晓得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会不会勃然而起、失去控制？毕竟他们拥有军事力量。

最好是在他们变成新军阀以前，就把他们连根拔掉。」毛泽东立刻就掌握到其中奥妙；因此他和朱德都不遵守命令。他难掩不悦地写说：把红军分为小股部队，「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同一封信中，毛泽东向党中央说明他和朱德拟定的游击战术：（一）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三）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

（四）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毛泽东写说：「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发动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这些是他日后多年遵循的原则；后来更被中南半岛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殖民地及属地国家的武装共产党人奉为「人民战争」的圭臬。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毛泽东的回信并没有导致他和党中央激烈冲突。

这一次他又十分幸运。四月底，从莫斯科传来一则震撼新闻，暂时使党中央领导人软化。一九二九年四月，布哈林的「右派亲富农观点」（rightist pro-kulak view）受到强烈抨击，以及苏联针对自耕农展开大规模的集体化运动。斯大林启动这些改变。苏联的新路线自然影响到共产国际的农民政策。七月间，也就是斯大林开始改变中共的「亲富农」政策一个月之后，布哈林被罢黜共产国际职务。可是，俄文的kulak 指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阶层（农村资产阶级，即剥削贫农的富农），在中文并没有相等的字词。中共的文件把它译为两个字「富农」，只指涉财产状况。因此，把它认定是农民的一种个别类别，无可避免导致中共重新恢复反农的政策。六月七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交给中共中央一封有关农民问题的信件-强调正确处理「富农」的重要性，「因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同志犯了实际的错误」。由于「富农」经常「在农民运动中时常表现公开的或秘密的反革命的作用」，因此必须与他们坚决作战。这封信公开赞扬毛泽东和朱德的活动，「虽然各方面的反动势力都尽量的向他压迫，但是他不独仍然保特〔持〕着他的实力，并且最近在福建还得了相当的胜利」。莫斯科加深对中国「富农」的斗争造成深远的影响。换句话说，莫斯科要求的是，不只斗争地主，也要斗争农民。至于农民是富、是贫，那是另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本身去界定什么样构成「富」，而我们早已看到他们实务上是怎么做。

这封信的中译本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刊登在中共刊物《共产》上面。

毛泽东兴奋极了。一九三？年二月七日，因为有了莫斯科支持士气大振，他颁布新的土地法——这是他执笔的第三部土地法。它由红军在江西省中部的陂头村的党组联席会议中通过。除了没收地主所有不动产这一条之外，毛泽东加入下列条款：「自耕农田地不没收，但所耕田地除自食外尚有多余，经当地多数农民要求，得县、区政府批准者，得没收其多余的部分。」和以前一样，这项法令确立平等分配土地的原则，毛泽东讲得很清楚：「抽多补少。」六个月后，他又加上「取肥补瘦」。贫穷的客家族当然欢迎这样的法律，许多人参加了农民革命。赣南的寻乌县，在一九三〇年五月，八成的土地已经重新分配，地方党员甚至编了一首歌，在客家族传唱开来：　　 一年耕到又阿嗬！

又阿嗬，

会伤心，

穷兄穷弟爱同心，

穷姐穷妹爱团结，

团结起来当红军，

当到红军杀敌人！①莫斯科的支持来得有如久旱逢甘霖。从一九二九年六月至十一月，直到毛泽东获悉克里姆林宫赞成他的立场之前，毛泽东非常的消沉。他和党中央仍无正常的接触，很长一段时间仍然不知道政治局在六月十二日已撤销它在二月信函对毛泽东的批评。 六月间，除了诸多麻烦之外，他和朱德的关系也急遽恶化。朱德突如其来表示不满意毛泽东对于交付给他指挥的部队之事务，事事插手。这位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家长作风」惹恼了他。

底下一些指战员支持朱德。

他们特别不高兴毛泽东调用官兵到人民之间去做煽动宣传工作。可是毛泽东却认为这些工作愈来愈重要。他不愿意放弃他的平等观念、承认进行农民革命犯下错误，他试图把他激进政策失败的责任推到「傻瓜」乡巴佬农民身上。毛泽东在赣南和闽西积极推动革命宣传。部队里已有数百个宣传队员，但他还要战士们参加宣传工作。借助红军把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灌输到乡下人脑子里，毛泽东希望在赣南和闽西的经验能够成功。他不去考虑这些宣传活动会使战士分心，照顾不了军事任务。

毛泽东和朱德或许可以解决他们之间的歧见，可是一九二九年五月初党中央军事部从上海派来一个特别代表，粗糙地介入他们之间慢慢闷烧的冲突。刘安恭是个自负的三十岁青年，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一年之后，刚回到中国来。因此，他自视是个军事专家，也是了不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他对毛泽东使出恶意动作。不了解状况的他，无条件支持朱德，又给毛泽东贴上政治上可以致命的「宗派主义者」标签。他跟着几个指战员控诉毛泽东在红四军的党组织中宣传「家长制」。很显然，莫斯科步兵学校的苏联教官教会他如何斗争「敌人」。刘安恭一到，就被派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开始掀动冲突。最让毛泽东受不了的是刘安恭不断炫耀他在莫斯科念过书，可是对江西的状况毫不了解。其实，他倒没纠缠毛泽东太久一九二九年十月刘安恭就在战斗中受到重伤。 毛泽东自此对傲慢的苏联归国学生一直都没有好感。他很快就写了一篇短文〈反对本本主义〉，批评刘安恭这类人物。文章写于一九三〇年五月，不过八月以传单方式发行时用① 编注：节自赣南民歌〈月光光〉，收于毛泽东一九三〇年五月所写的《寻乌调查》中。

「阿嗬」意指「没有了」，「爱同心」意指「要同心」，「爱团结」意指「要团结」。

的是另一个题目〈调查工作〉。他不仅影射刘安恭，还遥指上海许多领导人：「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要不得！要不得！」他说：「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他又说，当然「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到了一九二九年六月中旬，冲突已经相当激烈，毛泽东决定宣布辞去前敌委员会职务。六月十四日，他愤愤不平地写下：「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他的确因为这些争执搞得心身倶疲，竟然得了疟疾。六月底，他放下工作，和贺子珍退隐到离闽西古田不远的一栋两层楼房子，一直住到夏天过完。他休养身体、读书、作诗，偶尔才参加党务讨论。他还留在前敌委员会里，但是书记职务由时年二十八岁的陈毅接任。陈毅是周恩来的朋友，一九二三年入党。七月底，陈毅出发前往上海，报告情势并听取指示。八月底，他向党中央报告朱、毛部队的状况。 我们已知道，这时候周恩来、李立三和其他领导人已经站到毛泽东这一边，但毛泽东还不晓得。因此他只能怀忧丧志。

同时，他的部队继续在客家庄作威作福。红军所到之处，留下火与灰烬。当时有人写下：「地契、合约、借条、账册、税单，全被烧毁。」「抗租（拒缴给地主）、抗税（拒缴给国民党当局）、抗债（拒付给高利贷者）」的口号已经执行。所有的旧税捐处已捣毁，税吏被杀死。暴动时，工农兵用他们的尖刀铲除土豪、劣绅、军阀、官僚、国民党党委以及帝国主义的特务——传教士。但是毛泽东仍然闷闷不乐。八月底，他和贺子珍搬到山上一座竹屋，他继续休养和沉思。他在这间小屋上挂上一幅字「爱书庐」。 他抑郁寡欢，倍加思念忠心耿耿的杨开慧。当然，贺子珍年轻貌美，但非常顽固。

客家女子通常都很独立，且脾气刚烈，而她尤其如此。毛泽东对她说：「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起响叮当。」日后，他告诉一九三七年出生的女儿李敏，他们夫妻俩的「舌战」经常升高为「干戈」。李敏说：「爸爸有时就爱以『武力威慑』、『政治威胁』来对付妈妈，有时就『开除』妈妈的党籍，给妈妈一次口头『处分』。但爸爸毕竟是爸爸，有时是他自己引起的『战火』，自知不对了，就又主动『停战』求和，化『干戈』为『玉帛』。」他压制不了贺子珍。或许就是这种低沉氛围，使他想念起温柔的「霞妹」（杨开慧）和他们的儿子。多年后他写了一首词：「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十一月底，他写信到上海给李立三，请李转告毛泽民，他想要杨开慧的通讯地址。他告诉李立三：「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

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 尽管内战战火炽烈，毛泽东割舍不下他的人性感情。他是不是有种不祥的预感呢？他在前妻惨死的前一年，想起了她。

大约在这时，陈毅从上海带回来等候已久的党中央之决定：它承认毛泽东的立场正确，而非朱德的立场正确。陈毅和朱德请毛泽东回来，但要经过一个月的往返交涉，他才终于答应结束山居岁月。他再度领导前敌委员会，现在几乎集无限制之大权于一手。他的敌手已经落马，因此他决定抛开过去的一切不和谐。朱德恢复服从，全军服膺毛泽东领导。前途仍有许多考验。复仇可以等待。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向上海报告：「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他在闽西的古田召开全军党组会议，会中他虽尖锐批评「纯军事观点」，但同时也暗示一条走出危机的道路。 他日后描述他在闽西测试的方法就是「治病救人」。

这一切都是中国人的行事方式。中国有句名言：「摧毁敌人并不能证明他是错的。你必须让他『丢了面子』。如果敌人忍气吞声，你就能对他为所欲为。只有你才能决定是否给回他『面子』。那就是让人有机会改过自新。」对中国人而言，这是处理敌人最技巧的方法。当然毛泽东不是一向如此；他不只是中国人，还是共产党员，因此深悉布尔什维克血腥处决方式的「正确性」。但是他主要是只针对他真心认为已经无可救药的「阶级敌人」才祭出这种方法。或者是，对于他认为即使「丢了面子」也不再有用处的人，也不妨如此对待。

国民党也是如此办理。警察逮到共产党人，经常让他们有机会在死亡和公开摒弃共产党之间做选择。如果犯人选择忍辱偷生，他们通常也会释放他。他们甚至不一定要求他交代谁是他的旧同志。 中国警察要的不是出卖同志，而是要共产党人「丢面子」。许多摒弃共产主义的人，甚至还出任重要职务。人人晓得那些苟且偷生的人往往特别积极工作。

整顿好军内关系之后，毛泽东才能集中力量处理政治问题。苏共内部的反右斗争激烈，加上苏联全面实施集体化，导致共产国际关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也趋向激进。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大会一九二九年七月在莫斯科举行，其目标锁定会威胁到所有共产党的「右倾危险」。「右派」的主要错误是他们拒绝承认世界「新革命高潮（俄文pocrem）的征兆」。

换句话说，他们「落后」于革命群众。上海在九月底收到俄文的会议决议文，中共中央内却有点搞不清楚。根据一位目击者的说法，「在最初，中央多数对这个国际指示倾向于较消极的接受……如果将新高潮的快要到来做左的解释，又怕要碰破头颅。」 俄文podom 这个字有「高潮」和「高涨」两层意思，中国人不敢肯定是哪一个意思。他们希望有万全的把握，这一次俄国主子不能归咎他们。突然间共产国际不是批评他们的暴动主义，而是消极被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会议已经认定「右倾危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

一九三〇年代初期中共领导人圈子普遍是这样的状况。就中共而言，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程度的独立自主。财务上完全依赖莫斯科，使得共产运动的领导人瘫痪。他们最多或许可能反对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但绝不敢冒犯克里姆林宫本身。给予上海的经费主要是透过国际联络部转交，它有逐步上升之势。到了一九二〇年代末期和一九三〇年代初期，数字到达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卢布或银元之多。因此，到了一九三〇年，苏联花了五百万卢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九二五年创校）训练中国革命者。 一九三〇年二月至九月的七个月期间，中共从莫斯科得到二十二万三千多墨西哥银元（墨西哥银元当时在中国与中国银元等值流通）。十月，它又得到一万美元 （当时一美元等于中国银元三点六元）。同一时期，共青团中央在一九三〇年从同一来源收到七万中国银元，「国际革命战士济难会」（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Aidto Revolutionary Fighters,俄文缩写为MOPR）——这是共产国际为援助地下共产党员及在监革命党人家属特设的一个机构——中国支部得到一万一千四百中国银元。 中共怎么可能不俯首帖耳听命于莫斯科？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彻底讨论过共产国际执委会来的材料后，中共中央发出第六十号通告〈切实执行武装苏联保护苏联的实际策略〉，订出新的、积极的革命政策之轮廓。中共领导人显然想要「比教宗更像天主教徒」，向斯大林彻底输诚。他们通令党员结合农村地区武装斗争和城市新暴动，努力「促进革命的巨潮」。这些经过协调的行动目标在于「夺取全国最大中心」。李立三和周恩来是负责起草这份通告的主要人物。

世界趋势似乎证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正确」。一九二九年十月底，纽约股市崩盘。大萧条很快就席卷资本主义世界，它却给全球共产党人种下新希望。看来世界资本主义无可避免的崩垮很快就要到来。

工商业倒闭，失业率飞升。灾难性的通货膨胀爆发，穷人大增，贫富悬殊扩大。此外，国民党内各派系斗争亦加剧。「改组派」首脑汪精卫紧急要求党要改造。在这种情势下，共产国际得到的结论是：中国到了「革命高潮的初期阶段」。

十二月中旬，上海收到来自莫斯科的新指令；共产国际执委会这封信写于十月二十六日，正是世界金融市场开始动摇之时。新指令要求中共领导人专注「加剧（中国）所有的矛盾」。中国已进入「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它的特色就是「工人运动的复兴，中国工人运动，现在已经脱离一九二七年严重失败之后的消沉状态」。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这里看到革命运动「日益生长的高潮的象征」，因此要求中共「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积极的开展着并且日益扩大着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战争等等）」。这封信的末尾是一句警告：「党内主要的危险，现在是右倾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是对于农民战争的估量不足，是对于群众的自动能力和革命能力的估量不足，而加以阻碍，是减少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的独立作用和领导作用。」然而，中共中央急切要执行这些指令，却过度反应。二月底，它发出七十号通告。它宣称，「从两广到直隶，从四川到江浙，没有一省不受着军阀战争之直接祸害的……全国群众斗争之走向平衡发展的道路……目前革命形势的发展，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特别是武汉及其邻近的省区，表现着更多的可能。」因此，党中央认为有必要部署红军以进攻和抢占大城市。党中央在一九三〇年四月三日给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信阐释此一决议，它发展出一个想法，认为有可能在很近的将来征服江西、湖北和湖南省，以及华中重镇武汉。 他们全都拚命想展现自己是极左派。这个任务呼应毛泽东本人一年多前给党中央的一封信中之提议：在一年之内占领江西及比邻的福建及浙江西部。 当时的党中央正在批判毛泽东，对他的提议不予回应。现在，它不仅回到这个提议，还加码扩大。它依然节制不了自己、仍要批评毛泽东和朱德有「农民意识与流寇精神」，可是党中央这些领导人孵育在全国展开血腥大屠杀，他们不就是土匪流寇吗？

毛泽东很欣喜事件有了新转折。他并没有放弃去年征服江西的意图，但是他做了若干修正。他在一九三〇年一月初回复年轻军官林彪（与朱德一起来到井冈山）来信时写说：「上面一年为期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机械地规定着一年为期……至于江西主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二月初，即七十号通告出现之前约三星期，毛泽东主动在红四军党委会议上宣布，他决定攻打赣西最大城市吉安。 和李立三、周恩来及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相当振奋，期待革命的勃发。他给林彪的信上说：「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迅速的就要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现时局面的适当形容词……它是站在地平在线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岭〔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同时，中共领导人继续狂热地准备革命。一九三〇年三月初，周恩来前往苏联做报告。李立三留守中国，是中共实质领导人。活泼、脾气急躁的李立三，也是中央宣传部部长。在他倡议下，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一九三〇年五月底在上海召开，有四十名左右代表出席。这时候，除了江西、福建以外，湖北、湖南、广东和广西都有苏区存在。在李立三的影响下，会议号召苏区工人「都起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对付「反革命富农」（意即有田耕的农民）。 尽管李立三不断催促、要他放下一切前往上海，①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项会议。出席会议会有风险。他有把握李立三不会扣住他吗？毛泽东记忆犹新，党中央曾极力要召他和朱德脱离部队。即使如此，他并不反对会议的结论。

会议最重要的决定是，合并红军个别单位，整并成为四个军团。第一军团委由朱德和毛泽东领导。接到这个消息后，朱德和毛泽东在六月十三日把在江西西南部及福建西部活动的武装部队整合起来。他们共辖有约两万名官兵。他们发觉这个兵力不足以成为军团，起先决定打出「第一方面军」旗号，不过六天之后，显然不愿与中央另滋事端，他们接受中央赋与的番号：第一军团。除了林彪指挥的红四军之外，在朱、毛部队不远之处活动的红六军及红十二军，并入第一军团。

六月二十一日，李立三的特别代表抵达朱、毛驻地，告诉第一军团指① 原书注：他和朱德都未出席会议，但都被推为名誉主席。

战员，政治局有一项惊天动地的新决定。这项决议名称响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由李立三主稿，指示共产党员近期内发动革命夺权斗争。这项决议说：「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世界革命的火山最易爆发的地方。」这下子没有时间浪费，必须剑及履及行动了。次日，朱德和毛泽东下令部队攻打江西最大的两个城市九江和南昌。「大革命」开始了！当然不用多说，他们失败了。他们没有攻克九江，更不用说省会南昌。唯有彭德怀率领的兵力仅有七、八千人的第三军团，略有成绩。他们攻下长沙，守了十天，期间大肆掳掠。因为对长沙这番掳掠，才招致杨开慧不久被捕。

一九三〇年八月底、九月初，第一军团和彭德怀的第三军团会师，组①成红一方面军，兵力约三万人，毛泽东两度试图在长沙近郊重演第三军团胜利的戏码，但是他和彭德怀都无法再次攻克这个湖南省城。城里的劳工群众极其消极，不肯支持共产党。第一方面军因而伤亡惨重。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完全误判政治和军事情势。中国是有危机，但中共依然太弱，不足以夺权。党在过去三年固然有所成长，号称有六万名党员，但显然这是不够的。整个红军兵力不超过五万四千人，却只有半数配备步枪。 因此，对毛泽东、对李立三而言，向全世界宣称「革命的炮火已经打响，革命的曙光即将到来」，实在是为时过早。 世界革命依然有相当距离。它必须再度撤退，重整部队，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为持久战的战略。回过头来又得建立根据地，像井冈山那样险阻之地，但必须大出许多。小区域无法供养他们。

毛泽东早就明白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根据地，但是许多指战员不支持他。

他们的信条有如流寇，遵守游击战战略。他们头脑简单的军事科学只知攻击、掠夺、烧光一切，然后转进新地区。林彪即是其中之一。毛泽东夸奖他是优秀的军官，但也一直批评他不愿花时间建立稳固的苏区。 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提到：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建立政权的难苦工作为徒劳，而有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① 原书注：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第一方面军正、副总司令，毛泽东出任总政委。

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

不，毛泽东坚称，针对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 唯有预见到在全国各地有系统的建立苏维埃政权组织的政策，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才是正确的。唯有到了那时候，星星之火才能燎原。

第十七章 在共产国际羽翼下

毛泽东决定在江西西北部建立安全的根据地。这个地区位于赣江中游，居于优势战略地位。从这儿到南昌的距离并没有比到井冈山更远——一九三〇年九、十月间，毛泽东还未拒绝进攻省会；而效忠红一方面军的部队也仍在井冈山活动。这块山陵地区非常适合游击作战。森林茂密的山区提供庇护，部队可随意出击，攻打据守富裕的商业城镇之敌人。本地区的中心吉安，是人口约五万人的商业城市、江西第三大城，出了许多富豪人家，乃是令人垂涎的抢夺目标。城里还有许多小型工作坊，可以打造武器。这里挺适合建立强大的苏维埃地区。

毛泽东在一九三〇年十月四日打下吉安，旋即宣布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他终于可以提供手下官兵想要的东西给他们。拿下吉安之后，红军从居民手中榨出八百万墨西哥银元，以及许多黄金。 红一方面军的前程似乎无限量，但是不旋踵，毛泽东和他的党中央上级就碰上重大问题。

一九三〇年秋天，李立三及其同僚获悉共产国际极端不满意他们的冒进政策。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人在莫斯科的周恩来谈过话后，已经开始怀疑中共中央在解读莫斯科的指令时，向左「走得太远」。尽管有怀疑，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未对中共政治局极度左倾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做出反应。原则上，莫斯科并不排斥「夺取一个或多个工业与行政中心」的主张。它只是觉得这个目标要视红军实力有多大而定。中国共产党从七月底至九月初所蒙受的失败，大大改变了此一局势。史达林不喜欢失败者，也从来不原谅他们。甚且，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获悉李立三就世界革命几次发表声明，却与他的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概念抵触。八月初，李立三陶醉于攻占长沙的新闻，吁请苏联直接介入中国的革命事件。他的盘算很单纯：鼓动一场世界革命，而他深信苏联将无可避免成为胜利者。这一来中国革命即成为「伟大的世界革命」的导火线。史达林还获悉，李立三在党内领导人小圈子中诅咒共产国际，并且把效忠莫斯科与效忠中国革命做对比，声称「攻下汉口之后，我们对共产国际就可以唱不同的调子」。

斯大林嗅到托洛茨基主义的味道，命令李立三「立刻到这里〔莫斯科〕来」。 一九三〇年九月底，奉共产国际执委会之命，中共中央委员会在上 ①海举行扩大会议， 「透过集体自我批判，以纠正错误」。瞿秋白和周恩来，偕同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德国共产党人吉尔哈德·艾斯乐（Gerhart Eisler）指导会议的进行。然而，中委扩大会议并没有揭穿李立三的政纲；李立三在党内的权势极大，瞿秋白和周恩来，甚至艾斯乐都拿他没办法。

会议听取完李立三「不留情的」自我批判后，保留他政治局委员的身分，但不让他担任常委。现在三位中常委为向忠发、瞿秋白和周恩来。会议结束时只承认在执行共产国际路线时犯了「个别的策略上工作上组织上的错误」。这时候，斯大林失去所有的耐心。他立刻派苏共政治局认定的中国事务专家巴威尔·米夫（Pavel Mif）赶到上海。米夫是个强悍、凶暴的人，奉党之命钻研，遂成为中国事务专家。一九三〇年时，他只有二十九岁，但是在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当中已经很有名气。他在党内迅速崛起，到②一九二七年奉命出任设在莫斯科的孙中山中国劳动大学校长。这所大学于一九二八年九月改名「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不到一年，米夫又出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部长。米夫青云直上，使他冲昏了头。根据和他同时代的人的说法，「这位共产国际首席中国事务专家」行为举止像个傲慢、专横、自信满满的官僚。张国焘回忆说：「他是个非常有野心的人……精熟斯大林的战略技术。」张国焘认为他「寡廉鲜耻、机会主义」。米夫化名德国商务旅行者彼得谢夫斯基（petershevskii），于一九三〇年十月抵达上海（他取道德国到远东，为了安全考虑还接受美容整型手术）。

他立即承担起远东局领导工作。他蛮横地介入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根本上废弃九月中央扩大会议的决定，并且在李立三不在的情况下（李立三① 译按：即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② 编注：米夫原为副校长（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后因托洛茨基派的校长拉狄克遭免职而继任。

已赴莫斯科「进修」），积极准备召开另一次中央全会。十一月十六日收到一份反李立三的新文件〈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更有助于他的工作推动。这份文件批判李立三的政治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机会主义」，而且「本质上」是托洛茨基派。以当时共产党的词语来说，这像是判决书。中共中央委员会已被击败。米夫可以放手作为。

米夫认为，「救党」唯一之路就是改造其领导结构，他在一九三一年一①月初于上海召开新的扩大会议。他径自决定把自己的学生陈绍禹（原本都还不是中央委员），直接拔擢进入政治局。另一个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②毕业生沈泽民也膺选进入改组的中央委员会，成为候补委员。为了支持这些决定，米夫邀请一群他以前在莫斯科的学生出席扩大会议。这些年轻人没有一个是中央委员，占了出席扩大会议者的三分之一。除了陈绍禹和沈泽民，其他还有博古（本名秦邦宪）、王稼祥和陈原道。 这些人很快地都将在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的一生中扮演重要角色。

米夫把没有与会的张国焘放进中央执委会（张国焘长久以来反对李立三路线）。瞿秋白因为在九月那次全会「姑息」李立三，声誉受损，被排挤出这个党的最高机关。瞿秋白和李立三两人也都退出政治局，但仍保留中央委员身分。全会过后几天，米夫违反一切常规，把陈绍禹摆进中央执委会。一九三一年三月，同样在他坚持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机关也改组。博古成为青年团中央书记。

米夫的「革命」根本没给中国共产党产生有利的结果。他最信赖的陈绍禹和博古都受到过去在莫斯科的经历所限制，当时苏联正在全力斗争托洛茨基主义，他们全都积极参与。他们之中最著名的是额头宽、个头壮的陈绍禹。他就像米夫，精力充沛、恣意作为和不肯妥协。陈绍禹颇有外语天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进入孙中山中国劳动大学之后，不到几个月就略通俄文。这变成他的王牌。其他同学还在为俄文伤脑筋、拚命挣扎时，陈绍禹已经讨得校内不通中文的老师们的欢心。尽管他年轻（一九〇四年出生）、党龄浅（一九二五年九月加入共青团、一九二六年成为党员），陈绍禹成为当时在校教授列宁主义的米夫的助理及译员。一九二六年九月，米夫提名他为学生公社主席，同年年底让他加入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后来，在米夫协助下，陈绍禹和他的盟友成功地让孙中山中国劳动大学① 译按：即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② 译按：作家茅盾的弟弟。

的学生接受他们的影响。

一九二九年，陈绍禹回到中国。他和太太孟庆树在上海落脚，他获派担任一些低阶任务。但是，突然间，时运大变。米夫初来乍到中国，决定倚重陈绍禹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其他毕业生。党内资深干部十分不满，但是闭嘴不说。那些表达不满的人，不是遭到纪律处分，就是开除党籍。其结果就是共产国际权力凌驾于中国共产党之上，于一九三一年达到最高点。周恩来回忆说：「在李立三反共产国际的斗争，以及李立三反共产国际路线遭到谴责之后，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每句话都奉为纶旨。」九月六届三中全会的消息直到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才传到毛泽东耳里。

但是一月扩大会议才结束两个星期，他就获悉会议情况；而要到一九三一年三月他才知道「李同志」已被召到莫斯科去接受羞辱的「学习」。毛泽东对这些事件都有所感受。他从来不喜欢李立三，因此没有理由替他哀伤。

毛泽东还记得李立三过去几个月对他祭出的种种指控。他也没有忘记李立三要求他离开部队，前往上海。尤其新鲜的是，李立三在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五日写给他的那封信。李立三陶醉在他的权力之中，在信中放肆地讲了些话，让毛泽东心怀忌恨。李立三指控入党年资极深的毛泽东具有「农民心态」，不了解政治局势变化，又不能服从党中央的指令。但是，毛泽东感到欣慰的是，他本人经六届三中全会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且元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仍推选他同一职位。他也很高兴，现在效忠于他的朱德也被选进中央委员会——虽然只是候补中委。

但是，毛泽东是否知道中央全会是因为受到莫斯科的压力才做出有关他的决定？他是否了解斯大林开始认真评估他，堪为中共未来领导人？可能不知道。但他或许已有猜测。这时候，莫斯科开始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晋升。从一九二〇年代末期起，斯大林的共产国际开始支持毛泽东，甚至当中共其他领导人批评这个顽固的湖南佬时，会三不五时出面替他辩护。远东局呈报上去的报告，高度赞扬朱德、毛泽东部队在各方面都是「最好」的。 斯大林读了这些报告，又观察苏区的增长，他在一九三〇年七月得到结论，认为依据中国的状况，「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是第一等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就一定可以保障革命的强大开展。」 正因为这个原因，他愈来愈注意毛泽东这号人物。苏联方面展开褒扬毛泽东的运动，这时候是朱、毛一并称颂。这时候苏联报纸大谈这「两位英雄」：「有两个共产党员、两位游击领袖，光凭他们的威名，就使数以千计的中国名流要人因愤怒、更因慌张害怕而丧胆。他们在中国境外一样声名远播。」一九三〇年夏天，莫斯科透过驻上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任命毛泽东为最强大的红一军团政委，并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后来在十月中旬，莫斯科又积极支持毛泽东被选入苏区中央局——党的这个新结构意在将农村地区一切党务工作都集中到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 接下来，莫斯科建议派毛泽东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整个苏维埃区的临时政府——主席或委员。①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日致函中共中央政治局：我们红军的指战员（毛泽东、彭德怀）与政府没有关联。政府归政府、军队归军队用不着说，这种情况并不合适。我们需要安排好，让毛泽东不仅负责军队的情况和作战，也要参与政府，对后者工作负一部分责任。他必须被派为政府一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样安排的好处很明显，毋庸讨论。在周恩来奉派为苏区中央局书记，以及另一位重要领导人项英到达江西之前，毛泽东甚至在莫斯科倡议下，负责领导这个机关。很自然地，他很感谢上级的支持，也赞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定。

另一方面，身为党的创始党员之一，毛泽东肯定敌视米夫提携的「聪明的小狗」（cleverpu ppies），这些人践踏所有的规则进入到党的领导阶层。

他一向瞧不起在苏联国际学校念了太多书的毕业生。这些傲慢的莫斯科归国学生教条式的作风，与他本身实地考察、辛苦研究地方状况的方式，成为尖锐的对比。他在一九四三年底总结他在一九二〇及一九三〇年代整个农村考察的经验，写下「实事求是」四个字。然而，毛泽东总是调整他的结论以符合他的激进观点。结果变成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反而左派思想才是检验真实的标准。

① 原书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七日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一天也通过成立中央局。当时毛泽东的地区称为中央苏区。直到此时，从一九三〇年六月起，有一个所谓的中华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江西的苏区运作；八月间，它改名中华工，.

农革命委员会。它作为毛泽东控制地区军事、官僚权力的最高机关，而当地中共一切武装部队，以及江西苏区政府都归它管。打从I 开始，毛泽东就是它的主席。然而他不太管行政问题，专注在政治和军事问题上面。

一九三〇年，毛泽东在赣南和赣西乡镇进行七次实地考察。当然，结果是一样的。革命的敌人不仅是地主，还有富农，他把这些人列为「有太多钱和土地」的人。他承认，这些农民和地主不同，靠自己耕作；他们没有强迫任何人替他们工作，他们没有把土地出租，他们日出而作，日落则息，满头大汗耕作自己小小一块土地。整体而言，他们是工作十分勤勉的一批人。但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毛泽东认为这些富农的辛勤努力，造成他们生产多出维持本身生活所需的粮谷。因此之故，他们把多余的谷物拿到市场出售，或借给贫穷的邻人。换句话说，他们比半饥饿的贫农群众突出，以至于许多村民痛恨他们。毛泽东写说：「有大批的贫农唤着『平田』和『彻底废债』的口号，就是对付这种富农的。」共产党如要阻止贫农的行动，那么贫农就非恨共产党不可了。因此可知，不但打倒半地主性的富农是没有疑义的，而且平富裕自耕农的田、废富裕自耕农的债、分富裕自耕农的谷，也是没有疑义的。必须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他的新调查「证实」了他一再重复的理论：农村那些「寒天没有衣穿、一身稀烂」的无产阶级游民具有极大的革命潜力。 毛泽东明白地记下，在红军占领的地区，包括歹徒和乞丐，所有这些人都「没有一个反革命，听到打土豪分田地，心里十分喜欢」。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认同他的结论。一九三〇至三一年间，毛泽东处理农民问题碰上有史以来在党内最强大的反抗。中共江西党组织成员强力反对他倾向游民、对付劳动农民的主张。意见不合上升到公开武装冲突，这是中共党史上敌对派系彼此之间首次流血斗争。这就是富田事变（因发生在富田而得名）——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初江西派部队于富田攻击忙着揭发「反革命分子」的毛泽东之代表。

冲突的根源首次在一九三〇年二月浮现，当时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赣西特委，以及红五军、六军的代表正要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在离赣中人口中心东固不远的陂头举行。会议于二月七日通过土地法，确立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抽多补少、抽肥补痩」。江西共产党员把这个方式斥为平均主义。

他们主张只分地主的田，不分农民的田，而且不依一家有几口分，而是依一家有几个劳动力而分。 毛泽东把这看作是明显的「右倾偏差」，必须坚决反对。他认为：「党在地方上各级领导机关充斥着地主和富农，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他深信自己是正确的，特别是联席会议之前几个星期，他才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于一九二九年六月就农民问题发给中共中央的信。代表江西派共产党员出席会议的是赣西特委和红六军若干党组代表。这个军团内有些人是毛泽东部队进入江西之前、已在江西活动的地方游击队。毛泽东奉中共中央之命，将他们改组为红六军，派四十岁的湖南人刘士奇为军政委及党委书记；又派自己小弟毛泽覃为政治部主任。他要把他不能完全信任的江西人，置于可靠的人掌控下。如果说赣南、闽西和广东东北三省交会之处的「客家地区」大多数农民和党员欢迎红四军部队，江西中部地区及其往西、往西北的邻接地区，情况就不同了。这些地区的人自认是江西「本地」人，对赣南客家人的敌视已持续好几个世代。出身此一环境的人也主宰了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游击队以及三点会江西分会（这是共产党支持的一个秘密社团）。红四军的部队有百分之五十是湖南人，另百分之二十来自赣南和闽西，因此本地人把他们当作外地人，和客家一样，并不信任他们。这也是为什么江西省党组织激烈反对毛泽东所提议的激进的土地法的缘故。可是，在陂头开会时，江西派居于少数，土地法获得通过，毛泽东开始在赣中和赣西地区「明火执仗」雷厉推动农村革命。他和朱德高唱「全面消灭富农」的口号。 这一来导致冲突的加剧。

情势因为秘密的反共团体「AB 团」的存在而更加恶化。AB 团是江西国民党员在一九二五至二六年成立的团体，在江西省内相当活跃（A、B 代①表在省级及地方不同层级的团员）。AB 团的主要目标是揭发共产主义异端邪说，他们也不吝使用卑鄙手段，如派出破坏者和间谍渗透进入中共组织，扰乱共产党的运动。 他们的活动在一九三〇年十月至十二月达到顶点，也就是蒋介石对江西苏区发动强大的攻势之时。这项军事行动由国民革命军九路军及其附属部队约十万兵力发动，号称「第一次剿匪作战」。AB 团特务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当然，必须要揪出破坏者。但是，该怎么做呢？实际上不可能区分敌友。找出间谍需要时间，可是红军大难当头必须紧急采取行动。蒋介石发动围剿攻势所产生的恐惧感日益升高，而「新来者」与本地共产党员彼此之间关系却日益恶化。两派皆以打击AB 团为掩饰，猛烈相互攻击。军队① 编注：另有一说指AB 团是Anti-Bolshevik 团，即反布尔什维克。

和党内都出现大规模整肃，有罪的、无辜的，全被扫到。毛泽东扮演了主要角色。江西共产党员根本没有机会反抗他和他的客家军队。到了一九三〇年十月，已有一千多名江西省党员遭到斗争。三十分之一的江西共产党员被摧毁。 毛泽东不认为他在处理党员同志，可用「治病救人」方式；他觉得他在对付从事深刻阴谋的国民党间课。他开始幻想他们遍布在每个角落。他在十月中旬向中共中央报告：「赣西南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 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进，绝不能挽救这一危机。」 江西派领导人拚命反抗，他们向中共中央投诉：「毛泽东想要集大权于一手。」富田事变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爆开。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七日一大早，红一方面军以寡敌众，正与国民党优势兵力交战时，一个连的红军部队在效忠毛泽东的李韶九率领下进入富田；富田是一个后方城镇，距离赣江东岸约两公里。这支部队的任务是逮捕涉嫌与AB 团有来往的几个地方共产党员，其中包括驻守富田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①。（此单位于一九三〇年六月以红六军为基础所组成，成员大多数是江西人）。 毛泽东给的命令相当简短：「别太快杀掉重要首脑，要从他们挤出〔最大量的〕情报……〔然后〕，从他们给的线索，你可以继续揪出其他领导人。」起先，事情很顺利。红二十军总部被包围；嫌犯抓起来、开始侦讯。

很自然的，他们全都矢口否认。李韶九下令动刑。抓到人、动刑，一向司空见惯，红军也不例外。毛泽东本人日后承认：「在一九三〇年，侦讯时打人是常有的事。我亲眼目睹被告如何挨揍。」从被捕者榨取到的证据超乎一切预期。它显示，红二十军许多指战员，以及整个江西省党委、整个江西省共青团委、整个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全是「AB 团团员」。李韶九确信自己破获巨大阴谋，立刻下令逮捕所有出席即将在十二月八日于富田召开的江西省党委紧急会议的代表。一百二十名代表全被关进竹笼子里。狂欢会进入最末阶段。目撃者回忆说：李韶九高喊：「你们应该晓得中农一向可能造反。你们唯一的路就是坦白认罪……党，毫无疑问会给你们机会改过。」……然后他们被用煤油、灯芯动刑。他们一边被刑求、一边被讯问。这不是讯问，这① 译按：谢汉昌。

根本就是刑求。他们被追问：「你招不招认加入AB 团、你什么时候加入、它是什么样的组织、它有什么诡计、谁是首脑？从实招来！」如果不招，再加强动刑……同志们的手指被打碎、整个身体点火烧……只听见受刑人不断尖叫……他们遭到最野蛮的刑求。几位领导同志的太太也被捕，包括赣西南党委书记白芳同志的太太。①他们被动刑、剥光衣服、用尖器打臂膀、全身点火、烫阴户、用刀子削下奶子，这些不人道的刑求，光是讲的，都让人战栗。所有被捕的人，不论是否被讯问，都手脚绑捆起来。卫兵上刺刀、持长枪，将他们团团围住。士兵们上刺刀时，大家都不敢出声。被捕的人被喂吃残羹剩饭……有五 十个人被拉出去处决。然后，李韶九赶往邻近的东固，继续整肃，但是他的运气已尽。他所逮捕的许多人当中，有个刘敌，是红二十军的政治干部，他设法说服残暴的李韶九，他不是AB 团员。②李韶九展现他的人道，放走刘敌。这则故事的教训是，做事不要违反你的个性。刘敌重获自由，立刻召集人马反抗，逮捕李韶九及其随从，并于十二月十二日率领四百人进攻富田。经过一昼夜激战，刘敌成功地攻下李韶九关押人犯的建筑物，解救了还活着的人犯。

这一役有一百多名守卫被杀。

红二十军的官兵有三千多人，几乎全都支持刘敌的行动。紧急会议通过决议，退出富田，转进到赣江西岸另一比较安全的处所。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打倒杀、骗、欺压工农的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黄公略是红三军军长。）令人惊讶的是，他们释放了满手鲜血的李韶九及其随从，显然以为红一方面军首脑会认为这是善意的表征。③几天后，江西共产党人向党内同志通报事变经过，把一切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指控他处心积虑要摧毁党内同志。他们坚称，毛泽东「在展开的阶级斗争中，已经变成百分之百的右倾④机会主义者和罪犯。毛泽东拚命要达成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目标、他的逃跑思想，以及其他卑鄙龌龊的目标……毛泽东长期反对党中央……渴望维持权位，他决心摧毁江西省党、团的领导干部，建立一个毛泽东集团独握大权的党委，用为他和党中央斗① 译按：李白芳。

② 译按：刘敌是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与李韶九是同乡。

③ 译按：另一说是李韶九逃跑成功。

④ 原书注：当时，指控对手「右倾」比「左倾」来得有效。

争的工具。」

毛泽东则认为东固、富田事变是反革命叛变。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同意他的看法。但是最后的裁决权属于党中央领导层以及共产国际代表。

当然，毛泽东也立即向他们报告。一九三一年一月，他上书党中央，表示：〔叛徒的〕阴谋是先拉拢朱、彭、黄来打倒毛泽东，先集中力量打倒一个人，再逐一打倒其他人。同志们，在决定性的阶级斗争来到紧要关头之际，蒋介石从外部高喊「打倒毛泽东」，而AB 团与清算派则从革命阵营之内高喊「打倒毛泽东」。他们竟是如此相互呼应呀！

湖南东南部支持毛泽东的共产党派出一个特别代表团，由刘士奇率领，向上海传递这个讯息。湖南共产党人带到上海的文件——包括毛泽东这封申诉信、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替毛泽东辩护的声明，以及他们向红二十军官兵的呼吁——加上毛泽东委托代表团解缴给上海党中央的五、六万墨西哥银元（另一说是十万元），产生了期待的效果。一九三一年二月中旬，检讨「富田事变」，中央政治局和米夫立刻一致站到毛泽东这一边。 一个月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这个问题通过一项决议。最先必须处理富田事变的是一九三〇年十月抵达江西中央苏区的政治局委员项英。项英被派来取代毛泽东，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留在上海，因为米夫和远东局其他官员认为「改造党的工作，缺不了他」）。 这位新首长对问题稍做了解之后，宣布这是不当的争吵，双方都有过错，都该受罚。他坚持：「事情必须和平解决。」项英的结论当然不能让毛泽东满意。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也不满意。

三十二岁的项英，纺织工人出身，很难在红一方面军部队中发挥职权。对毛泽东而言，很幸运的是，一九三一年四月初，周恩来派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米夫的学生王稼祥作为中央的代表①前来中央苏区「处理问题」。 任弼时、王稼祥两人加上周恩来、张国焘和沈泽民是富田事变特别委员会成员，再与项英、毛泽东合组成新成立的苏区中央局常委会。他们强烈谴责「叛徒」。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关富田事变的决定送达中央苏区。毛泽① 编注：代表团共有三人，另一成员为顾作霖。根据《任弼时年谱》-三月四日三人代表团即接到命令准备出发，于四月四日抵达江西瑞金。

东再次得胜。四月十六日，扩大会议通过的决定，使他完全满意。 稍后，一九三一年五月，项英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移交给毛泽东；六月底，又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也交给毛泽东。整肃继续进行，现在方向指向组织和参与「反苏维埃暴动」的人员。

到了一九三二年春天，赣西南地区「九成以上干部被杀、被关或停止工作」。

刘敌命运最惨。一九三一年四月，朱德主持的军事法庭判处刘敌死刑，他被斩首。

李韶九当然毫发无伤。一九三二年一月，苏区中央局（现在由周恩来领导）指控他做得太过分，但是它只对李韶九实行党纪处分。李韶九遭降级，并接受党监管六个月。同年六月，他又被赋与红一方面军指战员职务；十月，奉调到闽西某苏区工作。在这个客家地区，他在与国民党部队作战时「英勇犠牲」。 中共高层不能原谅刘敌和其他叛徒在江西苏区濒临危急存亡的关头竟然分裂红军部队。同一时期，红一方面军对抗蒋介石的围剿作战，相当成功。毛泽东和朱德的战术——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证明在新情况下仍然有效。这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红一方面军歼灭敌军一万五千多名官兵，俘获许多士卒、一万枝步枪、一座无线电台，不过没有人懂如何操作无线电台。敌军师长张辉瓒也被俘。

红军把他首级砍下，绑在一块板上，顺着赣江支流浮水而下，认为这颗首级会流到南昌，直达驻节南昌的蒋介石手中。毛泽东打了胜仗，不胜欢欣，赋诗以记：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①　　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① 原书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龙冈村附近爆发决战，国民党剿匪军战败-师长张辉瓒被俘。

「第一次剿匪作战」之后，红一方面军部队又于一九三一年四至五月和七至九月两度击退蒋介石的围剿行动。蒋介石把他最精锐的部队投入「剿匪」。「第二次剿匪作战」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指挥；「第三次剿匪作战」由蒋介石亲自统率，都没有成功。「共匪」获胜的新闻在爱好和平的百姓心中种下恐惧，但南京政府无可奈何。毛泽东所主张的持久战现在成为事实。

可是，毛泽东的社会经济政策在江西西南地区充满敌意的民众之中却失败了。和在井冈山一样，他想和劳动农民建立关系的尝试却成为另一场灾厄。或许毛泽东和朱德离开井冈山前几天那座讲台的崩塌，就是一个恶兆。

在「第一次剿匪作战」打得很激烈、富田事变还未发生之前，毛泽东曾经建议放弃江西根据地，迁往东南方，往福建（客家地区）方向寻找栖身之处。但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几个指战员反对。一月底，党中央建议毛泽东「略往南方」移动时，情势开始有了改变。 然而，直到富田事变以对他有利的方式解决之前，撤退会象征毛泽东向「无耻的」江西派投降。

当毛泽东获悉政治局做出有利于他的裁决时，他觉得应该有可能将他的总部往赣、闽边区移动。或许就是这时候，红军士兵唱出一首歌： 政委带我们去找粮　　 肯定一切没问题　　 我们仍会排除万难　　 粉碎敌人。富田事变显示，毛泽东只能在有利的社会环境，甚至是有利的宗族环境之下才能得胜。客家地区在这两方面都很理想。一九三一年三月底，也就是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剿匪作战」之前，毛泽东、朱德和项英终于往江西东南方移动，先驻扎在富有诗情画意名称的青塘村。青塘村位于深谷里，据有有利的战略位置，四周环山，山上森林茂密。可是，蒋介石二次围剿时，毛泽东和朱德必须弃守，数度移动总部。九月底，击退第三次围剿之后，他们进驻叶坪。叶坪位于客家地区商业重镇瑞金北方只有五、六公里路距离。

与此同时，上海的情势日益恶化。米夫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回莫斯科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遭遇一连串沉重打击。四月底，顾顺章被捕-情势变得特别艰巨。顾顺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也是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科长。这个部门负责在国民党控制的城市策划红色恐怖。顾顺章曾在苏联的秘密警察机关受过训，他直接负责铲除破坏者、叛徒，以及经中央委员会判处死刑的中共其他敌人。他的部门也负责间谍工作以及保护党高阶领导人的任务。顾顺章前往汉口，准备部署暗杀蒋介石，却在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被捕。他化装成魔术师化广奇①，不料却在一所市立公园遭人识破身分。这个具有上海「白相人」气息的职业杀手，经不起吓唬，竟然宁愿「丢人现眼」。 他把政治局以及江苏、湖北省委的秘密地址，统统向警方招供。从五月到七月，三千多名中国共产党员被捕，其中许多人遭到枪毙。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落网。向忠发经不起刑讯而招供，②可是也救不了自己一条命。国民党宁可枪决这样一个已经招供的大角色。

中共对顾顺章展开凶猛的报复。他们无法直接惩治他，却把他整个亲族差不多全干掉，太太、岳父、岳母，无一幸免。有一个消息来源说，十七人被杀；但另一个说法是三十人遭杀害，甚至连住在他家的年迈奶妈也逃不过毒手。这道极端凶残、没有理性的命令出自周恩来，他在不久前还责备毛泽东和他那伙「土匪」进行「无益的、不道德的屠杀」。 顾顺章落网之后，周恩来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头子；这个单位统管党所有的秘密工作。他派去执行任务的五人杀手小组只饶了顾顺章十二岁的儿子一命。③ ④他们不愿杀害小孩。顾顺章本人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遭国民党处决，因为国民党怀疑他玩两面手法。

顾顺章叛党，造成上海市公共租界警务处于六月中旬逮捕了远东局两名重要干部：雅可夫。鲁德尼克（YakovRudnik）和达吉亚娜·玛伊仙柯—韦利卡亚（Tatiana Moiseenko-velikaiia）夫妇（化名牛兰〔Noulen〕）。他们住在上海，都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的联络员。透过他们两人，共产国际藉由虚设行号「大都会贸易公司」（Metropolitan Tradingcompany）的户头，提供金钱给中共中央和远东局。他们一被捕，党和共青团的财务都出了问题，因为党、团在上海市的组织都得依赖共产国际的经费挹注。

从一九三〇年八月至一九三一年五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每个月提供价值两① 编注：原书作「黎明」。黎明是顾顺章的另一化名，当他扮成魔术师时，则化名为「化广奇」。

② 译按：向忠发、恽代英、蔡和森等人都落网、遇害。

③ 编注：据顾顺章当年八岁的女儿顾利群回忆，当时放了顾利群及她两岁的堂弟顾益群。

④ 原书注：许多年之后，周恩来这些部属之一解释为什么要把顾顺章一家人灭门。顾顺章叛党之前，党高层领导人许多会议都在顾家举行，顾家每个人都认得中共领导人，因此不可能冀望他们守口如瓶。

万五千美元的金元给中共中央 （每月补助比起一九二九年的数字增加五千美元）。

隔了一阵子，共产国际找到别的方法恢复拨款补助。光是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十二月这段期间，上海党组织本身就从莫斯科领到一万三百美元。

整体而言，直到当年年底，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给中国共产党的钱合计就超过（中国钱）一百万元，相当于二十八万美元左右。 但是白色恐怖完全瘫痪了远东局；它在一九三一年仲夏，只好减少运作。九月中旬，莫斯科的主要代表伊格纳提·瑞尔斯基（Ignatii Rylsky）决定再次改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此时，政治局多数成员都不在上海。有人被捕；也有人在华北进行地下工作。从四月初起，张国焘在湖北、河南和安徽三省边界，领导当地中央局。另一位政治局委员陈云（海员出身）化名波列渥伊（Polevoi），自一九三一年六月起代表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执委会。陈绍禹害怕被抓，试图从中国逃到莫斯科。周恩来回忆说：「奉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命令，我们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委员会，负责工作」）。临时中央委员会成立之后，陈绍禹和他的妻子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底快速前往莫斯科，米夫的这个雏鸟出任新设的中共代表团团长。他采用的化名「王明」，此后永留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历史上（他与中共中央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用秘码通信时，偶尔也用另一个化名「温哥华」〔Vancouver 〕）。稍后不久，周恩来也化装为牧师①，离开上海，前往赣南与毛泽东会合，最后出任中央局书记。这些事件在上海上演时，毛泽东继续稳固他的实力。以斯大林主义作风处理中共赣西特委的「土豪」、又击退国民党三次围剿作战之后，毛泽东快速地强化他在党内的地位。现在他只需要斯大林的祝福，但是斯大林虽然支持毛泽东，却还没有决断性地出面力挺他。这个克里姆林宫主子以他马基维利式的锐利眼光-以三批人马为基础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混合领导团队：本土的游撃队干部（毛泽东及其支持者）、莫斯科毕业生（王明、博古）和共产国际旧干部（周恩来、张国焘、项英）。这三批人马都没有机会采取别人的做法。

因此，毛泽东必须等待，而他也果真像个赌徒耐心地等候时机。他有他自己的估算，但是与斯大林的估算又不同，它比较精确。他不仅必须展① 编注：原书作priest。根据作者所引用的《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周恩来于一九三一年士一月上旬离开上海，但未曾提及其装扮。有些资料提到他自上海经汕头抵赣南途中-曾乔装为工人或画家。

现他是「斯大林同志最忠实的学生」，还必须在众多竞争者当中出人头地，时机一旦成熟，就甩掉他们。他是个思虑异常细腻的阴谋权斗大师。

他已经使尽全力努力争取无限制主宰大权，而他那旺盛的精力也推动着他拚命向前。在此一日日夜夜血腥争权夺利之中，他愈来愈成为自己热忱的受害人。他和蒋介石、党内反对派、阶级敌人，以及「受骗的」同志的斗争，已经杀死他最后残存的人性感情。爱情、善念、忠诚、信赖，全都消失，消失在已经淹没他的最强烈的感情之中。毛泽东自此成为铁石心肠，他的一生变成一路追求妄想。

他的子女受别人照料。他们日子过得如何？他们有何感受？他完全不知道。同时，这是他儿子的命运，必须承受许多艰苦。杨开慧死后，地方上的地下共产党员设法贿赂守卫，争取到他长子、八岁的毛岸英获释。毛岸英和七岁的毛岸青、三岁的毛岸龙，和外祖母一起住在板仓——当然受到监视。警方希望透过他的子女逮到毛泽东，以为做父亲的一定会关心他们。

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毛泽东根本没现身，连个信差也没有。农历新年前夕（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六日），星期一的夜晚，包括盯梢的军警都准备着过年过节的时候，有个陌生人突然到老奶奶向振熙家敲门。他带来毛泽民给杨开慧大嫂李崇德的一封信，李崇德也和婆婆住在一起。毛泽民要求，基于安全考虑，应该将他侄子送到上海。他的太太——本身没有子女的钱希钓——非常担子这三个孩子的安危。是她说服毛泽民写这封信。李崇德回忆说：「我在油灯下心跳加快，打开包包，赫然见到毛泽民的亲笔信函。他要求我把毛泽东的三个儿子送到上海-给了我时间、地点，以及到了当地如何接触的信息。」李崇德和亲友商量后，决定遵照办理。基于安全理由，三个孩子都得改个化名，年岁大的两个必须默记在心。岸英改名永福、岸青改名永寿，而岸龙改名永泰。姓氏也改了，不姓毛，改姓杨。李崇德扮成妈妈，送孩子们到上海。老奶奶向振熙也一道走。

经历几天跋涉，最后，疲惫不堪的孩子们来到叔叔毛泽民的家时，却放声痛哭。他们以为是要和父亲相会，不料是要住到设在公共租界的一所①周恩来做的这个决定。这个上海收容所是在共产国际的国地下幼儿园去。

际革命战士济难会资助下成立，专收中共干部的子女。它当然不是孩子们生长的理想地方，但是也别无选择。这时候，幼儿园约有三十个小孩，包① 译按：大同幼儿园。

①括李立三和蔡和森的女儿。有位保育员是李立三的太太。但是毛泽东的儿子们不想去。毛岸英哭着说「我要跟爸爸住。我一定要替妈妈报仇！」孩子们抓住李崇德的衣服，求她带他们回家。李崇德回忆说：「他们的哭声像刀子剌穿我的心。」她试图安慰他们，可是自己也哭起来，彷佛预知她外甥的凄惨命运还等在前头。

抵达收容所不久，小岸龙就病了。他先是拉肚子，然后发高烧；经诊②断，他得了痢疾，很快就过世了。接下来，由于顾顺章叛变，幼稚圜关闭。

叔叔毛泽民和婶婶钱希钧离开上海，前往一个苏区。幼儿园主任董健吾（化名王牧师）其实是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人员，一度把没有人要的毛泽东的儿子们带回自己家；但是，隔没多久，他自己也得前往武汉，又把孩子们交给他的前妻黄慧光照料。黄慧光完全不知道他们的身世背景，也不去关心他们。她自己就有四个子女要养。

毛岸英和毛岸青一直盼望接到父亲的信息。泽民叔叔预备离开上海时，他们透过叔叔给父亲一封信，但是他们的父亲虽然收到信，却毫无拯救他们的行动。一九三二年夏末，他们逃离黄阿姨的家。此后四年，他们在污秽的街道流浪、翻寻垃圾桶、捡破烂和香烟头，从小店家赚点零钱，也卖报纸。他们被人揍，也被人辱骂。一直要到一九三六年春天，上海党组织才找到他们。然后，势力无所不在的斯大林关切他们的命运。在斯大林同意下，中共中央安排他们取道香港、马赛和巴黎，前往苏联。命运之神作怪，负责这些安排的竟然又是同样那位「王牧师」。同一时期，毛泽东全力投入党和军的工作。一九三一年秋天，当他接到儿子们来信时，顺手就摆到一边去。他有太多事要处理。他必须强化中央苏区，并且准备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即将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把全国「赤区」统一起来。身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直接负责召开及督导代表大会的进行。叶坪被选为会议地点。六百多名代表将来到叶坪，他们的食、宿、保安事宜都不能出差错。毛泽东的部队于一九二九年春天就夺占这个村庄，它离瑞金县城很近，位于江西东南山区，也靠近福建边界。过去两年半间，国民党和共产党交复掌控本地人口.，现在毛泽东显然坚固地控制住本地区。莫斯科已经同意由他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以及人民委员会主席，或者用当时的名① 译按：分别是李力、蔡转。

② 原书注：有意思的是，一九六〇年中期，全国各省突然出现好几十个「毛岸龙」。然而，这些冒牌货很快就被无所不知的特务机关一一揭露。

词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的主席。 到了十一月七日，即俄国革命周年庆，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大会礼堂上方挂起镰刀榔头的红旗。礼堂里，工人把楼房布上电线，接上去年从吉安抢来的发电机。电灯打开时，围观的农民不敢置信……礼堂数百个玻璃灯大放光明。

身体较差的几个农妇当场昏过去……大礼堂拉上电线后，又拿松枝、群众组织带来的红布好好布置，梁上每根大柱都挂满了苏维埃标语……礼堂四周各有一个入口，正面是主要的大入口。正门口外头上方挂着两面绣了镰刀榔头的红色丝布，一面代表苏维埃、一面代表共产党。大门外架起一片绿枝子，放上两个大型五角红星。红星是纯银做的，因为苏区有许多银子。十一月七日，星期六，上午七点钟，代表们在礼枪齐放和鞭炮声中陆续进入礼堂。「台上乐队开始奏起〈国际歌〉。」穿上特别裁制的衣服——红军高领子短外衣、配上蓝色棉裤——代表们看来喜气洋洋。他们上衣左袖绣着红星、右袖有块三角形红丝布，标志着代表号码。军帽也贴上「中华苏维埃第一届大会」的字样。

两星期内，代表们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基本宪政纲领、加强平均分①配地主和劳动农民动产、不动产的土地法、劳动法，以及其他若干文件，并且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周后，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毛泽东依照计划成为这个最高立法机关的主席。张国焘和项英被推为他的副手。毛泽东也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外交人民委员——就一个根本没人承认的国家而言，这还真是个挺有野心的职位——由米夫的学生王稼祥出任。军事人民委员非朱德莫属；教育人民委员为瞿秋白（瞿秋白仍在上海，困于肺结核病，因此由毛泽东在长沙时期的老师徐特立代理，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民教育）。瑞金亦经宣布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

共军部队抵达这座古城后，它的人口约六万人。县城由西至东，约一点五公里，四周都是山。它有几家纺织厂和机械作坊，一座市集广场，供① 原书注：土地法没有直接提到没收农民土地（「富农」土地例外），但是读到法条说不仅要没收「地主」土地，也要没收「自己耕作的大型私有主人」的土地，你不会有其他解读。没有「地主」会自行耕作，只有农民才耕作。至于「大」的定义，也不用怀疑。

对于赤贫的农村游民无产阶级而言，任何人拥有土地都是「大」地主。

四乡农民来此买卖东西；另有几座寺庙被共产党接收，改作办公厅。瑞金虽然不是上海，但也满适合作为政府所在地。

毛泽东似乎终于攀登权力顶峰，其实并不然。一场激烈的斗争正在进行。王明的好兄弟、尤其是博古，在中共其他领导人纷纷走避之后，成为政治局实质领导人，他并不希望把胜利者的桂冠让给毛泽东。

二十四岁的博古六年前才加入共产党，野心不亚于他的朋友王明。又瘦又高的博古代表着毛泽东最深恶痛绝的莫斯科暴发户的一切。博古对中国的现实只有肤浅的认识，却和从莫斯科回国的其他的米夫学生一样，坚决相信苏联经验所向无敌。看到他一头乱发和大眼镜——用来遮掩他鼓出的双眼，因为他有甲状腺先进症——又听到他紧张的笑声和发颤的说话声，你或许会以为他是个拚命苦读的书呆子。他崇拜斯大林，模仿他抽烟斗。

他也和他的克里姆林宫偶像一样，根本不重视人命。不论是「阶级敌人」或他自己的共产党同志，都一样。博古无法公开与莫斯科支持毛泽东的政策唱反调，遂透过自己的支持者竭尽全力弱化他对手的影响力，设法拉下他在斯大林心目中的地位。博古最受不了毛泽东是个伟大的游击队领袖这个说法。

第十八章 共产党式狗咬狗

失宠的新迹象从一九三一年八月三十日上海发来的一封信现出端倪，它对毛泽东批评之凶猛绝不下于李立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苏区中央局被控犯了极端严重的右派以及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证明其领导人「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我们很难说这封信出自哪一位中央领导人的手笔，但是这份文件清楚地反映开始主宰党务的新世代领导人——米夫的人马——的观点。

主要的指控是毛泽东在进行农村改革时推动「富农路线」。这封信的主笔者指的是，毛泽东依据「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原则进行平均分配土地。

新领导人坚持，地主只应分配到最差的土地，所有的良田应分配给贫农。

毛泽东的「游击」战术虽然使得红军击退国民党三次围剿作战，却也招致临时政治局相当的责难。毛泽东的成功伤害到新崛起的领导人之权威。

他们坚持立刻夺占「比较大的城市」来「扩大」苏区。 早在一九三〇年十月中旬，毛泽东已决心排斥夺占过大的中心之计划。？

很显然，莫斯科回国的这批人比毛泽东和李立三还更加左倾。他们竭尽全力给别人贴上李立三主义的标签，其实就是陈绍禹/王明、王稼祥等人逮着机会想要巩固自己的权力。他们回到中国后立即就发动对李立三及其他「元老」的秘密斗争，且从一九三〇年夏天起特别积极。透过原先的协议，他们开始用密语以英文或俄文拼命写信向老校长米夫投诉。他们不喜欢的并不是政治局的冒进主义。批评李立三左倾，当时并不流行。他们很清楚莫斯科最讨厌的是什么，因此即使李立三拥护疯狂的世界革命构想，他们还是不断地指控李立三「右倾」偏差。中共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通过一项极左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而三天前王稼祥还向米夫报告：「由于医生不够大胆，又无知识，而且没有良药，右肺仍然疼痛，你能否送些药来？」王明也说：「有些主人的确右肩疼痛。」他们的联名信说：主人的丑源自于他的右脑有病。这种病需要第一流的治疗，而在贫穷的中国很难得到。我们希望很快就能找到良医良药来治疗主人、 改进公司地位。很有趣的文字，不待翻，已经清楚明白。

即使「良医」米夫已执行了必需的「手术」，王明等人继续推动挑衅政策。很显然他们认为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并没有成功切除掉整个「头脑有病的部分」，也因此才会有八月这封信。

收信后不久，十月中旬，项英、任弼时和王稼祥加入中央苏区领导人行列。十一月初，也就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临时政治局这几位代表在瑞金召开一项党务会议。然后，指控冲向毛泽东而来；他被指控是「狭隘的经验论」、「极端右倾机会主义」、「富农偏差」和「游击主义」。毛泽东替自己辩白，认为须注意地方条件，但是没有人要听。除了几个区书记，多数与会者支持中央这封信的指示。毛泽东被拔掉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项英又取代了他的位子。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前几天。原本已经内定，毛泽东将在代表大会中被「推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以及人民委员会主席。经过莫斯科核可的一封电报在十月底、也就是党务会议召开前两、三天，送到叶坪，它提示必须「推选」他。那么，为什么必须攻击已经准备好要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的同志呢？

唯一的解释是，上海的领导人和它在赣南的代理人想向全党展示，中央总书记和苏区中央局书记将照常控制一切，而不是新当选的毛主席当家作主。主席只是党的士兵，而且未必是最好的战士。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以及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只是纯象征性的职位。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和在苏联一样，党控制政府。

大会过后不久，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被解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不过他留任十五位委员之一，也保留其总政治主任的位子。朱德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怀成为朱德的副主席。同时，红一方面军改组为两个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和五个军，直接隶属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一方面军总部解散，毛泽东所担任的总政委和总前敌委员会书记也随之消失。 这一记重拳大大削减了毛泽东在党和军的影响力。

毛泽东开始意识到周遭气氛不利。除了他的弟弟和弟媳之外，他周遭几乎没有好朋友。毛泽民、毛泽覃都在中央苏区，但两人都不是中央委员。

一九二八年五月初，骄傲、热情、不服从上命的向警予在汉口遭枪决。她的前夫蔡和森、毛泽东最要好的朋友，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初在广州被处决。

他死得特别惨。屠夫先让他遭受不人道的刑求，然后将他拉成「大」字形状钉在狱室墙上，再用尖刀数度刺进他胸膛，一直到他在铁钉上断了气才停下。两年前，即一九二九年八月，彭湃也死在上海。

周恩来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底抵达瑞金后，情势更加恶化。周恩来取代项英，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仍持续反毛路线。来年一月七日，中央局第一次开会，他宣布中央局在对付反革命分子斗争时犯了错误，「应该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责任」。 毛泽东并未反对，不过周恩来的批判等于砍了他一刀。

两天后，博古和他的朋友张闻天① （负责临时政治局宣传工作）发表一份指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它的标题几乎就和李立三那份臭名昭彰的决议文一模一样，他们却不在乎。他们要求红军再度攻打南昌、吉安和江西其他大城；并且提醒心怀疑念的人：「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右倾。」① 编注：原书全文皆以张闻天的化名「洛甫」称呼，因考虑他并非一直使用此化名-现今相关书籍也多使用其本名，故中文版改以张闻天称之。

这使得周恩来又可以重重打击毛泽东。明明晓得这个烈性子的湖南同志厌恶做无谓的讨论，周恩来向中央局委员们提议进攻江西第二大城赣州，它位于中央苏区和井冈山区之间，当地还有中共个别部队在活动。能抢下这座古城据点，可以制造机会大幅扩大「赤区」，但是周恩来及中央局大多数领导似乎都不了解，对红军而言这会是多么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当然不同意，于是又受到批评。 他的政敌窃喜这个「一直犯错」的对手又「丢人」了。

毛泽东此时决定要好好研究国际政治问题。由于日本的扩张主义，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急遽恶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驻屯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挑衅起「沈阳事件」。日本人自己在南满铁路引爆炸弹，却藉端滋事，关东军占领了东北最大城市沈阳，以及吉林省会长春。到了秋末，整个东北、人口三千万人，都落入日本人控制之中。蒋介石忙着针对苏区发动剿匪军事行动，根本没抵抗，但是全国各地已爆发反日运动。爱国运动声势浩大，毛泽东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底认定中共应该善加利用。他估算可将全民反日情绪导向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没有保卫东北。十二月中旬江西省宁都县国民党二十六路军突如其来兵变，激发毛泽东这个想法。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名官兵哗变，是因为他们不满蒋介石「姑息」日本。宁都就在瑞金北方约十六公里，立刻变成「赤区」。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中央局例行会议中，毛泽东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可以理解的是，应该利用此一发展，但是究竟该怎么做，他希望大家能讨论这个问题。孰料这下子却激怒了一票人！临时政治局的代表群情激昂。他们认为利用日本入侵而促进共产党的利益，不啻是犯罪，尤其是从共产国际的角度来看，东北事件的目的就是日本军队准备对苏联发动进攻。有个出席者攻讦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全场鸦雀无声。毛泽东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不想再跟中央局这伙人共事，会后即请「病假」。他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至十一月和朱德以及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冲突时，也耍过这一招。他把政府工作移交给项英，带着太太和卫士前往山区。接下来，他又遭到打击。王稼祥拔掉他最后的军职，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头头（这时候改名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

毛泽东现在陷入忧郁。在东华山巅上，他一度在一座荒芜的破庙坐在一片漆黑当中，把玩洞箫。他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喜欢上这种竹制的八孔乐器。可是，破庙又湿又冷，贺子珍坚持他搬到邻近一个山洞。他继续沉溺在音乐中。然而，音乐和山居生活平静不了他的心境。填词、赋诗也安慰不了他。 毛泽东左右寻思，体会到新一轮的权力斗争将至为残酷。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最新这一番「左倾」与莫斯科直接有关，因为中国共产党持续接受莫斯科的战略和战术指示，而莫斯科人人都在大唱「右派危险」。斯大林整肃掉布哈林及其支持者之后，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又整肃一批所谓的右派分子。接下来，他又审判「工业党」，一个所谓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经济学家成立的「右派」组织，他们的罪名是反苏维埃、搞破坏。共产国际有许多人相信「右派危险」为真，也就不足为奇，特别是因为斯大林坚称，鉴于苏联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及深化世界危机，阶级斗争会变得愈发尖锐，资本主义会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根据这些假设前提，共产国际执委会十一届会议于一九三一年三至四月间开会，强调「革命起义正在长成」，表示「要在中国相当大领土之内开发及强化苏维埃以及红军……并于殖民地加强革命运动」。七月三十一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下达一个特别决议给中共中央委员会，指出：「在革命运动的现时阶段中，全国深处在革命危机中，在许多区域中建立了苏维埃，斗争的结果主要的并且直接的是依靠共产党自己……中国共产党要努力揭穿右倾机会主义的各种观点，在理论中与实际工作中与它进行无情的斗争。」就是这份文件要求富农和贫农不该享有平等的土地权利，但并没有直接点名批评毛泽东。猛烈批斗毛泽东是中共新领导人独自的主意。决议文里头完全没提到要进攻城市。一九三二年初执行的抢占「一、两个城市中心」的计划，而在赣南的赣州血战，虽然吻合共产国际的观点，也有可能出自上海领导人的主张。临时政治局发布八月指示之后两个半月，米夫本人写信给斯大林，推动在中国征服大城市的主意。 斯大林支持他。

在这种情况下，依中央局领导人的意见，不可能谈「游击战术」。周恩来偕同中央局其他委员审慎地开始执行基本上已经核定的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毛泽东反对它，不过不是因为他反对抢占城市。富裕的商业中心一向吸引他的注意力。他要效法小说《水浒传》中他仰慕的英雄好汉，也就是猛然扑袭一座防卫很差的小城市，洗劫它，然后撤退到安全地带。

他不认为蛰伏在大的战略中心是明智之举。这个观点激恼了其他领导人，他们和往常一样，认为唯有依赖城市中心，中国的革命才会胜利。纵使如此，毛泽东还是悍然拂逆众人意见。难道是他意识到背后有一股力量支持他吗？

这次，他又相当幸运。攻占赣州之举终究失败了。许多军队指战员现在了解，毛泽东反对这项攻击是对的。彭德怀日后回忆说：「我三军团兵力才一万四千人，敌以优势兵力，据坚防御，当然不易攻克。敌情没有弄清楚，就贸然攻坚，这也是一次严重的错误。」最不幸的一面是围攻赣州打了两个月（一九三二年一月至三月），凑巧日军此时也攻打上海，国民党十九路军坚决固守。 它显得共产党和日本人相互呼中央局领导人必须吞下他们的骄傲。三月初，项英冒着滂沱大雨来到毛泽东的山居，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周恩来个人的名义，请他立刻复职。毛泽东掩抑不住他的喜乐。浑身湿透、又必须低声下气来陪罪的项英，十分狼狈。毛泽东和贺子珍收拾行囊，当天夜里就下山，赶往瑞金。毛泽东把他的洞箫放进军服口袋。谁晓得今后他还会不会有空吹它？不过他的复职还不代表什么。权力斗争还要继续。

然而，他现在必须立刻赶往前线，到瑞金西边约一百公里的赣县，他只能匆匆交给中央局及苏维埃政府领导同志一份有关日本入侵中国的宣言文稿，这是他在一月底日本人炮轰上海之后所草拟的。这份文件十分锋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对日正式宣战。当然，这个行动纯粹是形式。共产党的部队离东北和上海都十分遥远。可是，它的政治意义极大。借着宣传和煽动，以及大胆利用人民反日情绪，中国共产党可以扭转许多中国爱国人士心目中的印象，变成一支真实的民族主义力量，这将有助于它和国民党的斗争。经过一番冗长辩论，宣言终于在四月十五日由毛泽东的「同志们」通过。六天后，它发表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机关刊物《红色中华》上。这时候毛泽东已经离开瑞金很远。他在三月中、下旬前往赣南，试图纠正紧急情势，再赶往福建，视察林彪的部队。直到六月底，他参加在福建南部和西南部的军事作战。他陪着部队沿山路（距离瑞金超过二百五十公里）往南进行艰巨的进攻，攻打富裕、但防备欠佳的商业城市漳州，得以一尝打家劫舍的罗曼史。洗劫漳州和邻近几个乡镇之后，毛泽东回到赣南。一路上，他的士兵照常杀地主、富农和一般本地农民（客家人的大敌）；烧毁他们的家，抢夺他们的财产，留下一片废墟。和毛泽东同时代的I 个人|年之后经过这片地区，他说：「到处稻田塞满泥土，番薯田杂草丛生，房子烧成平地，举目所及全无人烟。」 作战明显成功，增强毛泽东在军中的威望。福建作战连连告捷，让士兵和指战员兴高采烈，相形之下，新领导人负责围攻赣州却未见成效。 可是他还是得和中央局的领导人辩论战术问题。他的对手并不反对洗劫和杀人；他们只是相信必须确定全球目标，不在无谓的小战斗激怒敌人，而要进行大作战，以攻占全省。双方辩论激烈。这些事件的蛛丝马迹可以从周恩来等人一九三二年五月三日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见其端倪。他们说：我们在〔中央〕苏区扩大方向和红军作战行动上有分歧意见。去年年底，在〔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沿福建、广东、江西和湖南边界上的三山建立苏区的计划。科穆纳尔〔王稼祥的化名〕反对这一计划，并说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这是规避占领大城市……当莫斯克文〔周恩来的化名〕来到时，毛泽东提出了在〔赣〕东北扩大苏区的计划，并反对攻占中心城市这条政治路线乃是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它低估了目前的形势，完全背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我们决定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斗争，并在党的机关报 上进行批评。九天后，毛泽东不在瑞金，中央局召开会议，又再度批评他的失败主义路线。会议通过的决议是：「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的就是毛泽东领导时期犯了过错。决议立即以电报向上海报告，而临时政治局即将和毛泽东新的意见不一通报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他们的保护人米夫会就他们和毛泽东的冲突做个了断。可是，从中央传来的回复却令人沮丧。比米夫权力高出许多的人物，介入毛泽东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臆测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最高机关「政治秘书处政治委员会」的奥托·库西宁（otto Kuusinen）、狄米崔·曼努伊尔斯基（Dmitry Manuilsky）、约瑟夫·帕特尼斯基（Josef Piatnitsky）和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他们都是可靠的斯大林派，他们检讨了在瑞金的冲突。毛泽东得到莫斯科的保护。

临时政治局和中央局被迫撤退，不过他们并不愿承认失败。周恩来收到一九三二年六月九日政治委员会电报、实质支持毛泽东之后，写信给中共中央说：「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们的讨论是在同志式的气氛中进行的，只限于中央局委员之间。这并不妨碍毛泽东的领导工作。」能让博古和他在江西的盟友欣慰的唯一一件事是，莫斯科只保护毛泽东不受到公开批判。它依然不认同他的游击战术。这也是为什么周恩来很快又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寻求领导人同意将毛泽东调离瑞金。六月十日，周恩来写说：「毛泽东身体极弱，他仍留在高山地区工作，他失眠，胃口也不好。但他和部队一起活动，在主持作战行动时精力充沛，富有才华。〔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派他去前线策划军事行动。他也希望去前线。」这还真是奇怪的电报。毛泽东都还没从赣南抵达瑞金的「高山」，而照周恩来的说法，他已经感到不适，不能吃、不能睡。或许是中央局不高兴见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回来吧！毛泽东本人也不想回瑞金去。六月中旬，他已经跟着部队到赣南。他在当地接到消息，奉临时政治局命令，红一方面军恢复建制。朱德恢复红一方面军总司令职位，王稼祥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他们和毛泽东将率领红一方面军对抗进攻苏区的广东军阀。现在毛泽东必须展现他不凡的外交能力。发觉他和主要敌人王稼祥处于同一个领导圈子，毛泽东遂采取所有政客都爱的手法—— 「分而治之」。

王稼祥肩膀宽厚，戴着圆框眼镜，比毛泽东年轻十三岁。一九三一年四月，王稼祥和任弼时来到青塘村他家拜访时，毛泽东已经十分注意这个年轻人。

和陈绍禹那一伙人一样，王稼祥俄语流利，但是他和别人不同的是，他没有过度的野心。他是个教条主义者，狂热相信俄国经验，但是内心深处，他仍是个平凡的中国农民。即使他粗鲁、有时候很难忍受，但还是可以沟通。

毛泽东在四月底已经开始「讨好」他，但没有达成任何具体成果。现在，在朱德帮助下，他又展开交好行动。最后，他们成功地「争取过来」这个「顽固的年轻人」。这时候，周恩来于七月下旬来到他们的总部。毛泽东借助朱德和王稼祥，利用每个机会「争取」周恩来。很快就有了结果。

习惯居于次位的周恩来，抵挡不了。毛泽东收服了他。现在周恩来偕同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联名发电报给中央局，要求取消攻打赣州的新计划。

同一天，四个人也向中央局提议恢复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位，并委派毛泽东出任。他们甚至考虑可能要求废除政府主席一职（毛泽东不可能兼任这两个职位）。毛泽东显得已经尽弃前嫌，但是他把王稼祥和周恩来「争取」过来只是往征服大权之路前进的一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现在他需要这两个老对手。他希望在他们襄助下，可以突破党的新领导人在他四周布下的排拒。但是留在瑞金的中央局领导，尤其是任弼时，受到博古和张闻天的压力，不想和他缓和关系。接受实质以毛泽东为政委，同时他们还继续谴责他的游击战术，并且坚持抢占大型城市中心。

冲突益加剧烈。任弼时盲目地执行临时政治局的指令，他的军事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大相径庭。此时，中央局再度提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机会主义」的问题。针对毛泽东的批评达到顶点。除了任弼时之外，还有项英、邓发（中央苏区特务头子）和顾作霖（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他们全都激烈批评毛泽东提议避开大型战役、进入山区、分散军队。换句话说，毛泽东坚持倾向「防卫战术，目前不进行任何攻击」。 任弼时等人痛恨他的行为，于一九三二年九月得出结论：「毛泽东不懂马克思主义。」 他们决定将他免职，提交公开批评，遂立即通报中共中央说：毛泽东同志对扩大中央苏区、占领中心城市和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斗争表现动摇。他在扩大苏区到……东部山区的机会主义路线仍在继续，他常常试图加以实施，忽视党的领导，提拔干部是从私人关系出发，而不是出于社会实践的〔需要〕。虽然莫斯克文〔周恩来〕同志在那里，但他实际上很难贯彻〔苏区中央〕局的意见，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活动为了军事领导人观点的一致，我们坚决而公开地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并想把他召回到后方〔中央〕 苏维埃政府中工作。不等待中共中央或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核示，任弼时、项英、邓发和顾作霖于九月底前往宁都县前线，「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十月初，他们在小源村召开前线会议，会中他们痛批毛泽东的「游击队心态」和「右倾机会主义」。他们也批评「姑息派」——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表现对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重点是毛泽东必须「暂时请病假」、退出前线。任弼时等人很乐意准他休假「养病」。这次他被送到宁都以南一百五十公里一处高山上的医院。

同一时期，临时政治局领导人也在上海开会。来自瑞金的电报让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也很想扳倒毛泽东。宁都会议显然提供了一个机会。博古欢呼：「请尝试用同志式的态度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张闻天附议：「把泽东调到后方在苏区工作，是个好主意。」 其他领导人也同意，但是他们也担心，不晓得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会怎么反应。他们生怕又引起莫斯科的愤怒。解决方法很简单。中共中央领导人准备了两套不同的回信。第一封以中文书写，送到中央局去（它送到宁都时，毛泽东已经离开）。第二封以英文书写，附上中央局电报的翻译，送往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二封信和附件于十月十六日抵达莫斯科）。送到共产国际的版本强调不会针对毛泽东有「公开讨论」，但是送到江西的版本却恰恰相反，它说：「开始讨论泽东的观点」。收到政治局回复后，任弼时等人在毛泽东缺席的情况下，解除毛泽东总政委的职务，因而剥夺掉也在军中的任何势力，把他的职务交给周恩来。

两星期后，上海确认了他们的决定。毛泽东闻讯之后，控制不了自己的激动。他已经没有任何实质工作。

他不认为他在苏区政府的荣誉职有任何意义。 贺子珍回忆说，他哭了，「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

他们懂吗？」

这段期间唯一让他高兴的一件事是喜获麟儿。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初，贺子珍生下一个儿子，毛泽东为他取名岸红。把他抱在怀里，做妈妈的高兴极了。可是她很懊恼，因为她得了疟疾，医生不让她给婴儿哺乳。但是毛泽东并不沮丧，他指示卫士替婴儿找来一个奶妈，负责照料岸红。这个单纯的农妇把负责照料的小孩全叫作「小毛毛」。当毛泽东第一次听到这么喊他儿子，高兴极了。他向贺子珍说：「妳瞧，人家叫我老毛，我的儿子叫小毛毛，比我多个毛，将来要比我强哦！」在这个艰困时期，他也只能靠幽默以及他的旧洞箫解忧。但是毛泽东吹奏的哀怨曲子只会让他太太更加忧伤。

莫斯科再度对毛泽东伸出援手。更精确地讲，莫斯科派了新代表到中国来，博古和张闻天等人在他面前只有立正、听命的份。一九三二年秋天，共产国际执委会新任代表偕妻子抵达上海。他是个德国人，名叫阿瑟·厄尼斯特·尤尔特（Arthur Ernst Ewert）。当然，在中国，没有人知道他姓尤尔特。他拿美国护照，化名哈利·博格（Harry Berger）进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圈子里，他开始用地下化名「吉姆」和「阿瑟」。这位四十二岁的德国共产党老党员，在共产国际中地位相当高。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他被推为执委会候补委员；从一九二九年起，他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和许多德国人一样，他非常拘泥细节且迂腐。但是他贪好杯中物。在这个紧要关头，尤尔特扮演毛泽东生命的贵人。尽管他也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战术「危险」、「消极」、「偏差」，尤尔特仍支持毛泽东和党内敌人作战。他向共产国际报告说：「毛泽东的一般做法是错的（太强调防卫的有效，以及躲在山区里等等）。」但是获悉中共中央来电之后，他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八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约瑟夫·帕特尼斯基报告说：「江西党务领导人」已决定将毛泽东解职，并且未经任何事先准备，要他接受公开批评。他指出「在事先未做准备和未告知我们的情况下，做出了撤销职务和公开批评的决定。不用说，对问题的这种态度在目前会向敌人暴露我们的弱点……毛泽东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所以我们反对决定的这一部分。要求消除领导机关中的意见分歧，反对目前撤销毛泽东的职务。」 当然，尤尔特也把他的立场告知中共中央委员会。

结果是博古和张闻天必须撤退，但是他们还是不让毛泽东回到军事事务。党的领导人显然忍受不了他，但是他们也无法避免和他打交道。一九三三年初，他们甚至必须和毛泽东碰面，再往后，他们的道路交织在一起，已经无法想象可避免亲身接触。一九三三年一月底，博古、张闻天和临时政治局另一位委员、二十八岁的上海印刷工人陈云（本名廖陈云①）被迫必须迁到中央苏区。 用王明的话来说，由于白色恐怖来势汹汹，「使得党的领导中心在上海实际上无法存在」，只好易地为良。 这导致苏区中央局解散，苏区整个党务领导统统落到博古手中。用正式的话来说，苏区中央局和临时政治局合并，成立新机关「中国共产党中央局」。 实质权力还在博古手中，他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规划党的根本政治路线。

显然担心临时政治局迁到苏区会重新引爆党内冲突，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透过尤尔特交给中共中央一封电报，特别注意「毛泽东的问题」。

它说：「至于毛泽东，必须发挥最大耐心以及同志的影响力，提供他充分机会在中央委员会或党的中央局领导下从事负责任的工作。」 尤尔特将指令传给瑞金时还加注他本身的评论：「我们要求你们与毛泽东密切合作，但是你们要注意他，以便我们的军事工作顺利，不会被大规模的讨论和举棋不定所破坏。」然而，从一九三三年一月起，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其远东局影响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的机会，消失了。

临时政治局离开上海后，他们的联系缩小。尤尔特往瑞金送去的电报，毕竟替代不了共产国际特使和博古等党领导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到了一九① 编注：陈云自幼父母双亡，舅舅廖文光依其母遗愿，将陈云过继为廖家嗣子，并将其改姓廖，名陈云。但此名仅幼年在家乡使用。

三四年十月初，上海组织又失败，而且这次是决定性的失败，共产党在上海的活动实质上消失了。不久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关掉它的远东局。瑞金方面，党内斗争持续升温。博古对毛泽东嫌恶至极，起先试图避免和他有任何接触。一九三三年一月，经过毛泽东仍在养病的市镇，博古一口就拒绝去探望「病人」。同志们婉言，「你应该去探视他」；博古却不屑地说：「毛泽东究竟有什么值得我去探望的？」 当然他生病不会有什么贡献。可是，狡猾的毛泽东绝不会如此任性，他会十分谨慎。

其实博古很有需要去「探望」毛泽东。他对于和国民党作战有老到的经验，这也是为什么某些党内干部不时会找他商量。其中之一即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有一次拜访过毛泽东之后，这个激昂的游击战士取得他的党委公开赞成毛泽东的战术，这当然惹起重大风波。一九三三年二月，盛怒的博古发动党内全面反对所谓的罗明路线。在争论热潮中，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失势了。他和其他几个积极支持毛泽东的人都遭到不亚于罗明的猛烈批评，一九三三年五月更丢掉军职。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里大多数其他亲戚也遭到相同的命运。

一九三三年春天，原本担任苏维埃政府机要秘书的贺子珍丢了工作，被送到中央党校去「再教育」。她妹妹贺恰、也就是毛泽覃的太太，虽然已有六、七个月身孕，也被调到党校审查（贺子珍也怀孕了，于一九三三年秋末生下一名男婴，但不久即夭折）。他们缠着贺怡不放，要她「揭发」她丈夫是「机会主义者」，害得她产后即生重病。他们认为她隐匿实情，博古本人提起要将她开除党籍。由于身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及党校校长的老党员董必武保护她，事情才淡化。贺怡逃过党纪处分。然而，不久，贺子珍的大哥贺敏学被解除代理师长职务，也被送去红军大学审查。弹压甚至波及毛泽东的岳父、岳母。贺子珍的高龄父母住在中央苏区北部东固的村子，两人在地方党委工作，都被免职。同一时期，负责技术性工作的县委书记邓小平也被扣上「罗明式的机会主义」的严重罪名。邓小平自从一九三一年八月即在中央苏区担任过几个不同的工作。毛泽东在这段期间注意到他，有个性、不向毛泽东的敌人低头。毛泽东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二月中旬，反罗明运动闹到最高潮时，毛泽东回到叶坪，觉得完全陷入孤立。只有贺怡经常到他们家探望姐姐和姐夫。贺恰痛哭、抱怨。毛泽东虽然同情，却爱莫能助。他沉痛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 他实际上已经不得做任何工作，也不被邀参加政治局开会。许多人生怕跟他有任何接触。毛泽东后来终日闭门不出，宁可和家人在一起。多年之后，他回忆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但是很意外的是，他们没有碰毛泽民和他太太钱希钧。天性沉默寡言，可是实事求是又有自信的毛泽民在政府任职。从一九三二年三月起，他担任国家人民银行行长。他不介入任何党内争吵。钱希钧也在政府机关党委担任副书记。当然，毛泽民内心里同情两个兄弟，但是他无能为力。

朱德、周恩来和王稼祥远离叶坪，在前线作战。从一九三三年二月底起，红军又和蒋介石部队发生激烈作战。在一个月的战事中，红军击退国民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统率的第四次围剿作战。这次南京政府投入五十万大军对付共产党，情势十分严峻。朱德、周恩来和王稼祥只有一次机会击败敌军，也就是采用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旧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神奇招数奏效。三月底，第四次剿共作战失败。

但是周恩来和朱德仍留在部队里，王稼祥于五月初回到瑞金，可是毛泽东无法和他谈话。四月底，王稼祥腹部被弹片打到，负了重伤，而伤口尚未复原。他必须住在医院里，由于弹片在身体里流动，他痛苦得不得了，必须借助鸦片止痛。

一九三三年秋天，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德国共产党员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中国化名为李德）来到中央苏区。他和尤尔特很像，甚至和这位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一样嗜酒如命。他长得像博古，个子高，骨瘦如柴，戴着圆框眼镜，但是他头发浅色、眼珠蓝色。他有老派德国陆军士官长的气息，不能容忍不同意见，非常有自信又傲慢。他自认为在红军战略和战术问题是权威，其实他来瑞金只是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

李德其实还是苏联参谋本部第四部（情报部）特务。他的到来并没给毛泽东带来好运，因为他这个游击队领袖和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彼此之间出现根本矛盾的，正是军事战术。李德一九三二年秋天抵达上海时，已经评估过毛泽东的「机会主义」观点。李德与博古已经建立交情，而博古也灌输这个德国佬对毛泽东的恶感。因此李德成为毛泽东的对手，也成为甚少在瑞金出现的朱德、周恩来等「无骨脊的姑息派」的对手。 虽然李德不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直到一九三四年仲夏，他才具有和尤尔特相同的身分），但是在博古的支持下，他「僭夺了红军的指挥权」。 这是他本人在若干年后向共产国际领导人忏悔他的「罪愆」时，对自己行为的描述。

不懂中文、也不了解「红军在中国斗争的特性、环境」，他只和博古及其他苏联归国留学生接触来往，彼此以俄语沟通。李德来中国之前，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M.V.Frunze Military Academy）受训四年。专横、又严肃，他开始对每个问题出主意，也不问它是政治性质、或是军事性质。李德本人承认：「其他意见都被压下去，前线指战员的倡议也经常不予理会。」他又说：「我非常顽固和僵硬……丝毫不知自我批评，就为我的观点和别人争吵。」由于军队指战员和地方党委书记沉默、但明显支持他们的领导人，博古和李德才没能击垮毛泽东。尽管与中共中央的关系已经减弱，莫斯科的立场一向最为重要。虽然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情势相当复杂，不是所有的首脑都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领导人，可是它的主要势力并无意推翻毛泽东。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远东局及其书记米夫一再地提拔莫斯科高等教育机构的中国毕业生担任中国共产党重要职位。在米夫协助下，王明于一九三一年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而博古出任党的首脑。可是，共产国际其他官员、苏共中共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明白米夫的「雏鸟」缺乏实务经验。某些官员倚重共产国际的老干部如周恩来、项英和张国焘。共产国际执委会内有好几个派系。这些派系在幕后斗得死去活来。负责监督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彼此也不团结。譬如，米夫和东方书记处副处长路德维希·马迪尔（Ludwig Macriar）之间就经常起冲突。

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同派系各自支持他们自己在中国共产党的人马。

我们知道，斯大林起初并不偏爱共产国际执委会或中共领导阶层内任何一个派系。毛泽东被提升，于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地位增强，只是为了牵制周恩来、项英、张国焘、王明、博古和张闻天。

一直要到一九三〇年代中期，斯大林才决定性地厚爱毛泽东。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在莫斯科坚持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全会上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委员。 这次全会在瑞金举行，但毛泽东拒绝出席，照旧以生病为托辞（博古尖酸地向李德说，毛泽东三不五时就会得「外交病」）。中共中央局一直不遗余力要破坏毛泽东的权力。按照正常程序，毛泽东应该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分，向中央全会提出〈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但是中共中央局决定让党内第二号人物张闻天做报告；博古这一派人马提名张闻天，取代毛泽东，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因此才请病假、不出席。全会选出政治局常委七人：博古（内定出任总书记）、张闻天、周恩来、陈云、张国焘、王明和项英。

一月底，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六百九十三位代表和八十三位候补代表通过了党的所有决议案，也重新推选毛泽东连任现在已无意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紧接着代表大会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张闻天取代毛泽东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现在改名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 令人惊讶的是，毛泽东被换下来，莫斯科事先并不知情，这是很独特的现象。 毛泽东并不知道这一点，因此感到相当苦恼。

中央执行委员会散会后，他又「请病假」、停止工作。博古、李德及他们的支持者反而更加高兴。一九三四年初春，他们向尤尔特报告，毛泽东又病了。他遂通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约瑟夫·帕特尼斯基和王明：「毛泽东病了很久，要求被送到莫斯科去。你们是否认为可以派他为代表出席大会（共产国际计划于一九三五年七至八月在莫斯科召开第七届代表大会）？

依据你的代表〔尤尔特〕和〔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看法，很难保证他此行的安全。而且，我们需要考虑政治后果。」共产国际执委会当然晓得把毛泽东送到莫斯科是博古的点子，他需要有个借口除掉他这个难以驾驭、又强而有力的政敌。四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政治委员会通过下述决议：他〔毛泽东〕到莫斯科来，并不合适。必须尽一切努力在中国苏区为他治病。唯有在证明绝对不可能在中国苏区为他治疗下，他才能来苏联……〔我们〕反对毛泽东成行，因为我们不希望他冒险旅行。

不论花费多大，绝对必须安排他在苏区诊治。唯有在当地完全无法治疗他、而且病情会有致命危险下，我们才会同意他到莫斯科来。博古还想反对。一九三四年六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农业部长高自立来到莫斯科，奉博古之命，高自立又提起毛泽东的问题。他替博古带话给王明：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然而，正好就是这个时候，莫斯科开始宣传毛泽东的英雄形象。一九三四年俄文的《共产国际》和《海外》（Zambezhi 杂志，注销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毛泽东的报告同时另以俄文、中文对照发行五千份小册子。 后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海外》杂志在〈当代人物剪影〉栏，由乔治·鲍里索维奇·厄伦堡（Georgii Borisovich Ehrenburg）执笔，首次介绍毛泽东。

在此之前，苏联境内只在一九三〇年二月有过一篇文章向读者介绍毛泽东，那是《真理报》（Pravdci）驻华记者阿历克西·伊凡诺夫（AlexeiIvanov）以笔名「伊文」（Ivin）发出的通讯，不过，这篇报导中，毛泽东一直与朱德并列。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首脑王明和康生明白风向，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建议中共中央「效法朱德和毛泽东，到游击队直接工作」。但是博古和李德还是持续反对。毛泽东在军事或党务上仍没有投票权。

冲突更盛。甚且，中央苏区的军事战略地位大大恶化。一九三四年十月，最近改名为中央红军的红一方面军，惨败于蒋介石部队之手。

中央苏区的共产党已经努力了一年，力抗国民党的进剿。第五次剿匪作战始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底，即李德抵达苏区之前两、三个星期。蒋介石亲自统率百万大军投入剿灭「赤匪」作战。他的德国顾问设计出一套消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沿着赤区边界建立数千个石碉堡，彼此相距两、三公里。蒋介石决心一举歼灭中国共产党，现在正小心翼翼。他的部队以每天仅只一点五公里的速率，慢慢推进，深入「赤区」，每一道新防线都要巩固成效，收紧包围圈。蒋介石属下一名将领形容这套战术是「竭泽而渔」。

蒋介石不仅运用军事手段，也发挥政治作战，而且特别重视后者，号称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所有新光复的地区，他重新恢复传统的农村保甲制度，也重新组建地方农民自卫队。他又悬赏巨额奖金捉拿共产党首领。

譬如，毛泽东的首级就值二十五万元。甚且，在蒋介石亲自倡导下，一九三四年在全国推出「新生活运动」，努力恢复儒家礼仪和道德。这些措施产生结果。红军连吃败仗。由于李德得到博古的支持，坚持毫无道理的阵地战战术，高唱「寸土不让」的口号，情势益加恶化。他无法理解中国的条件与俄国的条件截然不同。李德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到的是如何计划攻势作战，这个经验灌输给他对闪电攻击神奇力量的信心。他一再把红军部队投入对抗深沟高垒的敌军阵地，投入机关枪火网之下，却一事无成。毛泽东已经失去权位，无能为力。毛泽东没在任何军校念过书，但是从严酷的游击战学府毕业，他很清楚李德犯了大错。日后他说：「只要我们缺乏优势部队实力或弹药储备，而且在每个苏区只有一支红军从事所有的作战，阵地战对我们来讲根本无益。对我们来讲，阵地战是攻、守两不宜。」 博古和李德当时根本听不进他这一套。

最后，到了一九三四年初夏，情势已变得毫无希望。尤尔特写说：「由于持续作战及战利品不足之故，我们的军事补给大幅下降。我们的损失极大。逃兵日益增加。」五月间，中央书记处决议，开始准备将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它拍发紧急电报给莫斯科：「现在只能坚守中华苏维埃到最后关头，同时准备将主力部队往不同方向重新部署。」 后面又一个电报，请求援助一百万墨西哥银元，以便采购药品及制服。 博古、张闻天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指挥作业， 但是根据李德的回忆录，其实所有的根本问题都是由博古、周恩来和他李德三人在「私下谈话中」解决。六月八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政治委员会核准博古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的一项计划，并向尤尔特强调，红军主力调离中央苏区应该是「暂时措施」，也是基于「保持主要力量不受攻击」的考虑。「中国同志」没有拿到一百万墨西哥银元，只拿到二十万卢布——相当于十五万墨西哥银元左右。毛泽东对这一切浑然不知。三人团对他守口如瓶，绝口不谈撤退计划。

即使周恩来已和毛泽东有好交情，也三缄其口。周恩来一向观风向办事，这段期间他晓得风向不利于毛泽东。一直要到十月初，也就是从瑞金撤退前不久，三人小组才认为必须照会毛泽东一声。毛泽东此时在「赤都」瑞金以西约一百公里的雩都，与红一军部队在一起。他从九月底就得了疟疾，身体状况不佳。疾病的确击倒他，他满脸樵悴。

三人团同时告诉他中央的决定（同样未经他参与就做出决定）是，允许三十名妇女——党高层领导人的妻室——跟着部队一起撤退（除了她们之外，另有二十名妇女获准一起走，她们大都是护士及其他服务人员）。

贺子珍很高兴，她也在三十人之列，被编入卫生部干部休养连。但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必须丢下他们两岁的儿子「小毛毛」岸红。三人团对这一点十分坚决：不准带任何小孩走。

毛泽东赶快派专差将这一切通知他太太；当时她和儿子住在瑞金西南方约二十公里的云石山山上一座古寺里。她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人民委员会的官员迁到此处，躲避敌机攻击。毛泽东建议贺子珍把婴儿托付给已经亲如一家人的奶妈，但是奶妈住在遥远的乡下，贺子珍没有时间把孩子交给她。贺子珍和妹妹贺怡商量。贺怡和她先生、即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以及贺家两老，并不打算加入撤退行列。她和毛泽覃，与其他许多党、军干部一样，留在根据地，由项英、陈毅领导，继续活动。

毛泽覃奉派指挥一个独立师。

贺子珍拜托妹妹负责为岸红妥善安排。贺怡欣然同意。她请姐姐放心：「走吧，什么都不用担心。我会照顾我们的爸爸、妈妈，以及我的侄子。」两人说好，贺怡会尽快把小孩送交给奶妈。但是，贺子珍和毛泽东从此之后再也没见过他们的儿子。几天后，红军主力开始了从中央苏区往西撤退的长征。十月二十五日，红军突破第一道包围圈，进入湖南南部。此时，贺恰已把岸红交给住在乡下的奶妈。贺怡本身和父母一度住在某些红军战士的家里。她已经又怀孕，因此没有冒险和先生一起进入山区打游击。过后不久，毛泽覃担心侄子的安危，决定做些更加可靠的安排。在他秘密指示下，岸红又交给住在瑞金他手下一个卫士的家人抚养。但是几个月后，即一九三五年四月，毛泽覃遭到伏袭、战死。他带着岸红住在哪里的秘密进入坟墓。

革命胜利之后，即一九四九年秋天，贺子珍、贺怡偕同她们哥哥贺敏学，努力寻找岸红，不果。贺怡一直觉得愧疚、对不起姐姐，有一次特别南下寻找。但是，非常神秘的巧合，她坐的吉普车就在毛泽覃遇袭身亡的地方翻车，贺怡也死了！

第十九章 长征

十一月初，红军部队突破第二道围堵线后，进入湖南东南部。他们部众八万六千多人，编为五个军团（第一、第三、第五、第八和第九），以及两个野战纵队——军委纵队（秘密代号「红星」）和负责运输的中央纵队（秘密代号「红章」）。第一纵队「红星」包括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及毛泽东等人。第二纵队「红章」则由中央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及人民委员会幕僚人员及各种服务人员，如卫生连等组成；卫生连中有位护士，我们已经知道，她名叫贺子珍。和第二纵队一起走的是「预备队」，完全由无业农民组成，他们以一天半元被雇来当挑夫。用李德的话说，这些人「运送数百捆宣传单、银块箱子和军火机械……预备队人员没有武装，因为他们拿的长矛、利剑和匕首，根本称不上武器」。 战斗员与非战斗员的比率约为三比一。就全体部队而言，共有四万支长枪以及一千多挺轻、重机关枪。他们还有几门重炮，但很快就丢了，因为它们阻滞行军进展，何况也没了炮弹。所有的士兵携带的米、盐和口粮配给只够两个星期。行军的最终目标还未决定。他们突破围堵线后，以为一切自会明朗。

自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初上海局崩溃后，它们就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失去无线电联络。国民党查获上海局书记地下公寓之后，警方没收了无线电台这个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唯一的通讯管道。 它们也和其他苏区失去联络。中共中央接获的消息是，红军第二、第六方面军在贺龙统率下，于湖南、湖北和四川的交界处活动。中共中央派到这支部队的书记是任弼时，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奉派到贺龙军中。他们断断续续也听到张国焘率领的游击队，所谓的红四方面军的消息，它在一九三二年十月遭蒋介石击败后，退到四川西北部去。但是没有人晓得实情是否如此。只有一件事多多少少很清楚：大军必须往西走，走向广西、湖南、贵州三省交界地。据李德的记载，情资显示，此地「没有敌军碉堡」。 仔细评估过的路线穿过客家人密集居住的地区， 他们很自然地欢迎红军以解放者之姿出现。他们的支持使得红军可以克服障碍，于十二月间抵达贵州。国民党军队也不冒险攻击红军主力，因为他们担心会激怒客家人起来反抗；客家人有他们自己的宗族规矩，并不承认国民党当局。

尽管他们成功地突破好几道敌军碉堡防线，也相当安全地完成了所谓第一阶段的「长征」，但部队其实士气消沉。许多官兵牢骚满腹，而行军的艰困加剧了他们的不满。每天逃兵和脱队者人数往上增加。持续前进的人，其实也到了强弩之末。这替毛泽东制造了独特机会，得以恢复大权。利用这股情绪，加上适当的导引，他可以向博古展开复仇。他必须大胆赌下去，设法挑拨当家的三人团失和，并且让博古、李德和政治局其他成员相互为敌。他必须果敢行动，但不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毛泽东的手法出神入化。红军抵达贵州时，他已经争取过来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几乎所有的军队指战员都站在他这边。最重要的是，他和张闻天——博古的亲密战友和忠实朋友——缔结秘密同盟。毛泽东和张闻天一九二〇年代初期结识于上海，当时大家都喊他张闻天而非他日后的化名洛甫。张闻天是一个有才华的青年记者、小说家，曾经游学中国、日本和美国，研习西洋文学及物理、数学，也精通社会科学。他比毛泽东小七岁、比博古大七岁，恰好代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两个时代。他和后来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人都参与了五四运动，然后又与「米夫的雏鸟」一起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期间，在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他和博古、李德一样又高又瘦，和他们不同的是，他相当机智、圆融。在他眼镜的厚镜片底下，别人可以看到一个知识分子聪慧的眼珠子。毛泽东在长征开始之前几个月，就在中央苏区开始对张闻天下工夫。

军事情势恶化之下，毛泽东注意到张闻天变得愈来愈紧张，三不五时会表露出不满李德和博古的独裁作风。毛泽东决定要善加利用。有一天张闻天做了不速之客，突然前来拜访毛泽东，「请教」军事事务。两人辟室密谈一番。会后，毛泽东若有机会出席政治局会议，就刻意吹捧张闻天。同一时期，张闻天和博古的争执日益上升。到了四月底，红军最近大败之后，张闻天批评博古，掀起重大风波。李德支持博古，王稼祥虽然仍住院养病，却持续注意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发展，他支持张闻天。撤退即将开始时，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水乳交融，毛泽东建议他们三人应该编入同一个纵队，这位新朋友欣然同意。

毛泽东这下子把局势整个扭转过来。用李德的话说，到了第一阶段长征告一段落时，在毛泽东的影响下，「阴谋者」已构成「发动颠覆斗争以接管党、军领导权的派系之……政治领导人」。 他们三个人都拚命争取军队指战员和党领导成员的支持。王稼祥也不知是因为腹部受伤疼痛、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一向处于非常急躁、易怒的状态，在这方面特别积极； 这时候，周恩来仍站在博古那一边，但他已经不可靠。毛泽东毫不怀疑，这个柔软、谨慎的家伙会向强者靠拢。

毛泽东一点都没看错。在黎平，即红军在贵州攻下的第一个城镇，政治局召开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和王稼祥在会中要求博古立即召开领导人全会，检讨对付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作战的成败，周恩来表态支持他们。博古只得同意，但是他心知肚明会议将冲着他和李德发难。

接下来三星期，红军在贵州往北朝全省第二大商业中心遵义推进之同时，两派也为此一决定性的政治斗争做准备。双方决定在遵义开会。情资报告指出，不难拿下遵义。红军士兵可以稍微休息，同时领导人则可以解决党内纷争。

遵义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星期一，一个下雨天的早上攻陷。红军士兵又倦、又湿，且因长久行军饥肠辘辘，很高兴能得到食物，也有屋舍可住。他们那两个星期分量的口粮早已吃完，而村子里的客家人连自己都不够吃。贫穷的贵州位于山峦起伏、雨水丰富的地区，不适合农业耕作，农村人民大都贫困。俗话形容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文钱」。经过二千五百公里长途跋涉后，士兵只盼望能安静地过几天温暖的日子。一月九日，毛泽东、博古和其他党、军首脑进入遵义。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住在附近一户原来属于黔军某师长的大宅子。红军士兵在小餐馆狼吞虎咽四川辣泡菜、涮肉和红辣椒时，三个「阴谋者」忙着为即将召开的会议制定战略。博古也积极准备。凯丰是少许仅剩的忠心分子，他应博古之请，与红军重要的政委聂荣溱进行多次「开导」谈话，但是聂荣臻断然拒绝支持博古。一切的事在会前已经决定。博古和李德脚底下已经迅速崩塌。即使如此，毛泽东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仍与支持者在会议前夕密商大计。王稼祥信心满满地表示：「我们开会，应该可以把他们统统扫地出门。」 决定的一天终于到来。一月十五日一大早，十九个人在黔军师长柏辉章住家二楼一个小房间开会（不久，又有一人加入开会）。这些人是和中央红军一起行军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几位军团司令员和政委。邓小平在会议前夕又复职，担任技术性质的中央秘书长，他也出席会议。李德及其译员也列席。除了李德和他的译员外，大家围坐在一张长方形大桌四周，桌上摆了一盏旧煤气灯。会议可能开得很久，因此颇有可能会用得上煤气灯。

透过彩色玻璃窗，微弱的光线照进屋里。外头照常湿漉漉下着雨。

会议开始，博古先宣读一份对抗第五次围剿为何失败的报告。周恩来接着做补充报告。两人都努力为他们的行动辩解。博古把一切归咎于客观因素，周恩来则谈论主观因素。接下来轮到张闻天发言，既替毛泽东、王稼祥讲话，也表达他自己的看法，他痛批总书记的军事和政治路线。他说完后，毛泽东又滔滔不绝讲了一整个小时。用李德的话说：「和他通常习惯相反，他用费心准备的草稿发言。」这一点其实并不奇怪；这次会议对他攸关重大。完全摧毁博古和周恩来的论据后，他指控他们和李德要为退出中央苏区负起主要责任。毛泽东指称他们起先采取「纯粹被动的守势战术」，然后「转为阵地战」，后来又在决定性的关键，「掉头就跑」。毛泽东称这种行为「形同儿戏」。他也把他的攻击指向博古和李德的「领导技巧」。 毛泽东话声一落，王稼祥已跳起来全力支持毛泽东和张闻天。许多人抢着要发言。最后，会议开了三整天。李德的军事方法和博古的政治领导，都遭到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和尤其是林彪的发言猛烈抨击。

林彪认为李德的战术「笨拙、愚蠢」。 唯一替博古辩护的是少共代表凯丰（也是米夫的人马）；他端出对毛泽东的标准指控，指他根本不懂马列主义。毛泽东回忆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迫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众人发言时，李德默默坐在门边，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他感到很不舒服，不仅是因为他觉得会议在「指桑骂槐」，也因为他本身疟疾发作。博古虽然没生病，也不比他好受。他尽力抑制，一再露出神经质的微笑，露出大牙齿，以怨毒的眼神打量众人。周恩来当下立即见风转舵，二度发言，完全承认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的正确。 但是一再克制着不说话的李德，「要求允许他与第一军团多点时间相处」，以便能够「透过在前线的直接经验，让他更加认识毛泽东如此高度赞扬的中国内战」。整体来讲，毛泽东这一派大获全胜。张闻天起草一份决议文，认定博古的报告「根本不正确」，中央苏区会丢失，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及战术路线错误。它获得会议通过。会议过后，政治局委员另外举行组织会议，推举毛泽东进入常委会。

他也被任命为总政委周恩来的副手（周恩来已经不再构成他的危险）。虽然博古保持原职，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新三人团的影响力现在最大。组织会议之后，毛泽东心脏怦坪乱跳地跑去见贺子珍。

她急切地问：「会议开完了吗？你还好吗？」 他笑了。

「一切都不错。现在我有权利讲话了。」多年之后，他告诉女儿李敏，他们是如何庆祝胜利。

当天，妳妈等我等了许久。我回到家，还没坐下，她就连珠炮般问了许多问题。我想跟她开个玩笑，但是我高兴得笑了出来。人一高兴，就变得爱说话。我双手放到背后，在屋子里踱起方步，不疾不徐地说：「会议觉得像我这样一尊菩萨或许还有用处，因此他们把我拉出来，要我进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表示他们仍然尊重老毛，认为他还有用处。我不配呀，我是不配呀！我知道他们推我为中央领导，只是补个空缺。坦白说，我不会谦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妳妈凝神看着我，笑开了。当天晚上，我们高兴极了。毛泽东和女儿说话时，省略了一点没说她妈妈即将临盆，而他的权力斗争，加上长征的辛苦，已经伤害到她的健康。贺子珍已经疲惫至极。她的预产期是一个月之后，而且她很清楚，她不能留下婴儿。长征还在进行中，小孩是不必要的负担。毛泽东显然没想到这一点。他已经陶醉在胜利中。

贺子珍一九三五年二月在贵州北部一座小村某个彝族贫农家庭的茅草屋生下一个女婴。在这个地区，就和四川、云南许多边区一样，住着许多非汉人民族。其中彝族人数最多。他们仇恨汉人，国民党、共产党都没两样，因此经常攻击小股红军士兵。碰上红军大部队靠近，所有的彝人收拾牲口、财产家当，躲进森林和山区，只留下空屋子给红军。贺子珍就在这样的一间茅草屋生下孩子。女婴哭声嘹亮，但是身心倶疲的妈妈强忍着不去看她。医疗大队长回忆说「把婴儿洗干净后，我们把她用白布包好。〔至 ①于下一步〕我请教董老。董老写了一张条子，附上三十元。基本上它说的是『大军行进，不能带着这个新生婴儿。我们把她交给你养大，让她做你的孙女儿，以后她长大，可以照顾你』。」 把女婴放进她刚诞生的床，盖上被子，留下字条和钱，包括贺子珍在内，大家离开房子。「铁流」继续西流。没有时间允许感情泛滥。

这个连母亲都没给取名的女婴，后来究竟如何，没人知道。传说共产党离开后，屋主收养她，为她取名王秀珍，但是三个月后，她死于癌肿瘤。

没人知道这是否事实。

毛泽东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新生女儿。反正他对她也毫无兴趣。权力斗争还在继续。博古和李德都不肯承认犯错。凯丰也在大闹脾气。政治局某些委员即使已接受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新三人团，并没有积极支持他们。因此他们必须一鼓作气，奋勇向前。毛泽东和张闻天决定放手一搏。

二月初，政治局常委会开会，张闻天突然要求博古把总书记位子让给他。毛泽东支持他。另两位出席的常委陈云和周恩来没有反对。博古投降。

一个月之后的三月四日，这位新党魁透过革命军事委员会执行一项重大决定「成立特别前敌司令部，指派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委。」 朱德仍兼整个中央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仍是总政委。次日，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朱德、周恩来和王稼祥厘清情势。只有作战单位受前敌司令部直接节制，非战斗员将归新成立的野战司令部领导。

① 原书注：他就是董必武，此时担任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兼高级党校校长。过去，他曾经力挺贺子珍的妹妹贺怡。

毛泽东终于又实际夺回他一九三二年十月在宁都失去的职位。虽然他没有再次正式成为总政委，军中大部分权力还是落在他这位前敌政委手中。

站上高峰，他必须更加戒慎小心，因为底下的人可能会嫉妒。掌握到这一点，毛泽东与张闻天商量，要成立另一个军事三人小组负责军事事务。他提议以周恩来为主席，他和王稼祥担任委员。 即令周恩来是名义上的领导人，毛泽东才是这个小组的决策者。他统制着部队，但周恩来和王稼祥也有面子。这两人都被他收服。

同一时期，长征的目标渐渐有了焦点，即是与张国焘在四川西北部的部队会师。毛泽东非常兴奋。他在二月底、三月初时又诗兴大发，赋诗以记：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哨队声明。

雄关慢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他的部队以每天四十至五十公里快速挺进，但是目的地仍很遥远。遵义已经被毁、被抛弃，早已丢在后头。以一个目击者的话来说，红军离开前，「全城毫无人烟。」原本兴盛的商业中心已沦为废墟。 但是毛泽东想的根本不是这个可怜城市的居民。重要的是，他的部队在此休息、补充给养。

可是红军官兵仍然吃尽苦头。衣服和军用补给不足。李德回忆说：「部队必须夜间行军，因为国民党空军白天不断地派飞机来轰炸和扫射。」在一次空袭中，贺子珍负了重伤。留在她身上的弹片一直折磨着她（后来贺子珍照了X 光，身上有十七片弹片）。 接下来她一路都躺在担架上。

李德写说：「前锋、侧翼和后卫都遭受数十次攻击，有时候是每边同时受击。」我们越过黔、滇嶙峋的大山时，情势益加恶劣。窄路上下于陡峭悬崖间。许多马跌跤、断腿，只有骡子站得住。当我们进入云南时，口粮已经成为严重问题。山区根本找不到东西吃。战士只好割死马的肉烹食，而且割得只剩骨架。即使到了平地，也找不到蔬菜与大米……你可以想象整个部队是怎么个情况。每天有人死亡，死于病、累多于作战受伤。虽然从年初即征募到数千兵勇，但部队人数已明显下降。

从中央苏区展开长征的八万六千人，到了四川只剩下两万人。

但是这些幸存者继续埋头前进。五月初，他们跨过宽阔、湍急的金沙江（这一段的长江名为金沙江）。一个月之后，经过四川、西康边界时，他们又跨过山区一条大河——大渡河。跨越大渡河特别困难。两山夹峙下，水流湍急，只有一座十八世纪初搭盖的吊桥连通南、北两岸。红军靠近时，敌军已抽走吊桥上的木板；当共军企图抢渡时，国民党的飞机开始无情地扫射。纵使如此，红军战士还是抢渡成功。

然后，他们要穿过荒无人烟、无路可走的深山。红军部队穿的是轻拖鞋或草鞋，而且天气一天一天变冷。唯有穿越这片山区，他们才能到达四川西北部平原。李德回忆说「必须渡过湍急的河流、穿过原始森林和危险旷野、越过四五千公尺的高山。我们沿路尸体愈来愈多，冻死、累死的都有。我们身上全都是虱子。痢疾流行，也出现斑疹伤寒病例。」六月中旬，中央红军的单位再次来到四川西部懋功县，横跨沃日河上一道狭窄的木板吊桥。期待已久的与张国焘部队前哨会师，即发生在此地。

张国焘本人及其部属就在附近的茂县，两天的路程。他一获报之后，急忙赶去相会。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和张国焘终于拥抱在一起。当天夜里，摆下接风大宴。大家都不谈长征、遵义会议或红四方面军的冒险。「毛泽东这个吃辣椒的湖南人，将吃辣椒的问题，当作谈笑的资料，大发其吃辣椒者即是革命的妙论。秦邦宪这个不吃辣椒的江苏人则予以反驳。这样的谈笑，固然显得轻松」， 长征似乎已经过去，但主要的考验还在前头。

张国焘这个三十八岁的共产运动老将，渴望绝对权力、厌恶妥协。身材高大、颧骨隆起，下颚微凸，他一副要找人吵架的模样。实际上，他的脾气火爆，在中共党内期间不只一次站在反对派立场——第一次反马林、后来反罗明纳兹，又反瞿秋白。在批斗托洛茨基的高潮时，共产国际执委会有人试图指控他和托派有秘密往来，但是拿不出具体事证扳倒他。 整体来讲，他在共产国际里口碑不错；虽然他有时候遭到挑剔，但大都是基于布尔什维克有职责要永久猜疑每个人之故。他被认为是忠实的共产党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即「大整肃」开始之前三年，他甚至以「中国革命的英勇战士」之姿获颁苏维埃作战红旗勋章。即使如此，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和凯丰等孙中山中国劳动大学留学生，仍认为无风不起浪，还是怀疑张国焘，认为他是一个「老机会主义者」和「秘密托派」。反过来，他身为创党元老之一，也毫不掩饰轻蔑米夫这批空降部队。

因此，这群人相会时表现出的「喜悦」并未能唬弄其他人。领导阶层中无可避免地产生新的冲突，而只有毛泽东能成为赢家。想要排挤张国焘的莫斯科留学生们，必须团结起来对付他。只有毛泽东这样擅于进行谋略并策画扭转看似不利的形势的人，才能保证站在他们的立场，维持对他们较有利的势力平衡。

毛泽东本人也提防张国焘。虽然张国焘现在没有对遵义会议强化毛泽东权威的决定提出异议，毛泽东预料他一定会提出挑战。他明白张国焘自认为最懂得审时度势。张国焘的部队人数是中央红军的七、八倍之多。他的士兵武器精良、给养充足、衣服鞋子都好很多。他们没有丧失作战意志，张国焘在他部队的指战员和政委当中也有毫无争议的权威。他的部队和中央红军体能疲惫、衣衫褴褛的单位根本没得比，中央红军几乎已完全丧失作战能力。甚且，勉强走到懋功的一万人，其中两千人还是非战斗员。在这种情况下，「自发的友好」精神很快就消散。张国焘开始要求权力。

七月间，张国焘部队对毛泽东所部挑激起一系列军事冲突，强化他们首脑的主张。 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必须退让。七月中旬，张闻天预备把总书记职位让给张国焘，但是张国焘宁愿要当时更有实权的重要位子——统合整编过的红军总政委（红军很快改组为九个军团，红一方面军下辖四个军团，红四方面军下辖五个军团）。周恩来下台，毛泽东也交出前敌政委的职位。军队控制权移交给张国焘。他的指战员要求张国焘也要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大方地请朱德留任军委主席，但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现在已集中在张国焘手中。同时，长征继续前进。整合后的红军北上前往四川、甘肃和宁夏三省交会处，政治局已决定在当地建立新苏区。他们没办法留在川西，因为地方部落痛恨劫掠他们的共产党。川西是个危险的蛮荒之地，非常贫穷。红军需要给养。因此，亲历其境的李德写说：「我们被迫罗掘殆尽，不断派出搜索队到山区去狩猎。」 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山地人开始攻击只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红军士兵。

这时，毛泽东和张闻天决定反击张国焘。周恩来把总政委职位让给张国焘之后几天，大约在七月二十日，行军暂停，政治局召开重要会议。张闻天以很平静的口吻请张国焘报告一下，他在一九三一年四月离开上海、前往鄂豫皖边界的苏区以来，究竟成就了什么工作（张国焘在蒋介石部队进剿之下，于一九三二年十月被迫退出这个苏区）。张国焘报告之后，毛泽东发言猛烈攻击他，指控他退出旧根据地犯了严重错误。张国煮拒绝接受所有这些指控，会议不欢而散。但是新的党内冲突已经尖锐起来。两星期后，张闻天又指控张国焘放弃他在川北的新根据地。张国焘这时候终于大发雷霆，反唇相稽：「那你要怎么说，丢了整个中央苏区，还能说你的路线正确吗？」 他现在明白，毛泽东和张闻天是故意要加剧冲突，他决定等候更适当的时机才来解释。

现在，他建议把部队兵分两路，往甘肃南部推进。一路沿着挡在前头的沼泽左侧前进，另一路沿右侧前进。进到甘肃（距四川省界约一百五十公里）后，双方再会师。大约是八月十日，左路军由张国焘和朱德率领，先行出发。右路军，包括毛泽东和大部分政治局委员，再等几天。周恩来在七月间得了疟疾，病情严重。医生已尽全力抢救，但仍需要几天才能解除危机。

最后，右路军在八月底才出发。在他们面前是一片无垠的、出奇美丽的苍绿大草原，但是美景隐藏着致命的杀机。李德回忆说：藏在一片绿色之下是又黑又黏的湿地，任何人踩破薄壳面或走偏离小径，就被吸进去。我就目睹一头骡子如此惨死。我们让本地的牛或马走在前头，牠们凭本能可以找到比较不危险的路。天上几乎永远罩着乌云。每天要下几场冷雨，到了夜里就变成湿雪或雨雹。极目所至，看不到屋舍、树或矮林。我们以坐姿睡在旷野的小山丘上。薄毯子、大草帽、油纸伞，或甚至是偷来的披肩，就是我们唯一的屏蔽。

有些人一眠不醒，因饥寒交迫而亡……我们唯一的营养来自我们收存的谷粒，或偶尔才有的少许死硬干肉。湿地的水不能喝，大家也顾不得，照喝不误。因为也找不到柴火烧沸后再喝。在西康已稍为缓和的痢疾和斑疹伤寒又占了上风……我们很幸运的是，敌人不能从空中或 陆地攻击我们。他们花了好几天才完成此一最艰巨的跨渡。当精疲力竭的战士终于踏上土地时，张国焘、朱德和他们的参谋长刘伯承来了一道命令——掉头回去！他们的左路军被困在沼泽里，无法跨渡挡住他们去路的一道山溪；因此，张国焘、朱德和刘伯承决定掉头南下；他们要求毛泽东的右路军也照办。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发展。九月八日，他们收到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右路军指战员、政委的回复，表示：「我们诚恳地请你老大哥审慎三思，坚定地……改变你的路线，往北前进。」 换句话说，政治局照会张国焘：它不打算接受他的命令。

这时候张国焘走了致命的一步。他拍发密电给现在握有右路军指挥权的、原来红四方面军的旧属军官，要求他们「发动」反政治局的「斗争」。

可是，毛泽东立刻获悉有此一密电，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他们决定继续北上，前往甘肃，然后又发表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和王稼祥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号召左、右两路部队官兵，不要服从南下的任何命令，坚持北上，以便「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双方都不肯退让。张国焘大怒，还是往南走，毛泽东的右路军则进入甘肃南部。红军和中共领导人的分裂成为事实。

九月中旬，在甘肃边界，右路军改组为所谓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人数约六千人，彭德怀和林彪分任正、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现在长征又订了新目标：不往甘肃东北部走了，要更往北走，到中、苏边境去，才能得到最根本的援助。毛泽东坚持说：「张国焘已往南走，因此对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即使如此，我们绝不沮丧，还要大步迈进……陕北和甘肃西北是我们应去的地方。」到这时为止，毛泽东等人还未和莫斯科取得联系；因此他们在九月二十日决定派两个代表到遥远的新疆去，试图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建立联系，并且把长征途中发生的种种动荡向共产国际报告。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归属在中央纵队，膺选为两名代表之一。可是，计划很快又大大改变，新疆之行暂缓。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突然听说陕北有个还不小的苏区存在，靠近甘肃东北部，有个共产党员刘志丹率领一支红军在当地活动。 他们离这个根据地还不到四百公里。

这个消息可说是命运之神送来的礼物。毛泽东仔细评估了一下，现在他可以把整个长征包装为事先计划好的行动，旨在把共产党根据地带到有可能受日本侵略威胁的地区。到了一九三五年秋天，日本大为增加对华北的压力。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又强占东北之南的热河省；隔了两年，他们又进入冀东。皇军已经兵临北平、天津城下。日本人的计划很清楚：兼并整个华北，师法在东北成立满州国的故技，将它扶植为号称「独立」的国家。这时候，全中国的反日情绪空前高昂。如果技巧地操弄这股情绪，毛泽东可以收一石二鸟之效。「北上抗日」不仅可以强化共产党在对抗「腐败」的南京政府之权力斗争的地位，也可以一举粉碎张国焘。「分裂者」才会不肯北上抗日。

九月二十二日，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宣布：「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最后这项目标在一个月内就达成了。十月中旬，毛泽东的部队跨过陕北苏区边界，进入位于一座狭窄山谷里的吴起镇。从地方老百姓口里，他们获悉红军总部位于县城保安，往东还要走八十公里。他当下派出一队人马去找刘志丹。 同时，政治局在十月二十二日开会，毛泽东在会中宣布长征结束。

距离红军八万六千名官兵离开中央苏区，恰好是一整年。他们走过十一个省、行程一万多公里，越过五座山脉、强渡二十四条大河，也穿过危险的沼泽地。这项成功的代价极其高昂。走完全程到达陕北的人不到五千人。

然而，毕竟这还是真正英勇的「铁流」。毛泽东颇以此一成就自豪，赋诗以志胜利：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间，　　 五岭逶迤腾细浪，　　 ①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艰山①千里雪，

① 原书注：乌蒙山跨贵州与云南。

三军过后尽开颜。

第二十章 西安事变

毛泽东和刘志丹在陕北会师时，张国焘却在四川西北游窜。经过四十天之后，他总算把部队带出沼泽地带。十月五日，他成立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政府」，以及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并且把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和张闻天等人「开除党籍」。 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事比这更愚蠢。他又残暴地惩罚、甚至枪毙左路军中反对这些行动的指战员和政委。这时，政治局已在陕北安顿下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迁到瓦窑堡，用李德的话来说，它是「稳稳掌握在红军手中」唯一的大镇。他回忆说：「我们注意到眼前就是一片贫穷、部分石灰质的土地。」 数十个小村庄已经弃为废墟；肥沃的土地也弃耕了。农村稀稀疏疏的人口勉强活着。多年来的军阀交战、土匪横行，加上收成不好、疫病流行，已经彻底毁了地方经济。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之间，也就是毛泽东部队抵达之前几年，本地半数以上居民死于饥荒。许多村子，十岁以下的孩童全都死了。陕北几乎可说是十室九空。 华北各地情况也都差不多，此地已经无所谓客家与本地之分，可是人民赤贫，活在死亡与饥饿一线之间，却和客家乡一样，替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创造出极为有利的条件。

无尽的狭窄深谷和黄土高原一望无垠。没有生气的土山拔地而起，熬过战乱和饥荒，幸而未死的人们就依山挖窑洞，作为居室。共产党领导人们，包括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内，也以窑洞为住室。北方沉闷的地貌会助长忧郁，但毛泽东无动于衷。遵义会议，以及尤其是与张国焘决裂，已使他站上人人认为他是权威领袖的地位。

整个秋天和冬天，他忙着在新边区组建权力机关，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强化他的军事力量上头。整编地方游击队之后，红军已有一万零四百一十名战士。 十一月初，毛泽东改组其部队，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朱德不在——朱德仍和张国焘在一起——总司令由彭德怀担纲，毛泽东居政委① 原书注：岷山山脉沿四川、青海、甘肃边界而走。

之职。中共中央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苏区最高的控管机关。

毛泽东出任主席，已经病愈的周恩来为副主席，朱德也挂名为另一位副主席（毛泽东原谅「老朱」，因为他了解这位职业军人已经习惯服膺政治领导，因此无法抗拒张国焘）。①中共中央也成立所谓的「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作为政府，主要掌管经济事务。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被派为国民经济部长，②博古捞到主席的高官位。毛泽东晓得如何与他需要的人、包括前敌人在内，修复关系。百试不爽的「治病救人」原则持续出现成果。博古心存感激，乐于效忠毛泽东。

只有那倔强的张国焘，他有整整一年期间无法与他修复关系。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底，张国焘在朱德陪同下出现在陕北求和。 这时候，张国焘已在四川、西康和甘肃南部的沼泽地和崇山峻岭，因为一连串的战斗，几乎折损了整个部队。毛泽东慷慨大度地接待他。张国焘已经「颜面尽失」，不再危险了。一个输家，即使他选择继续「反党」活动，也不会有人追随他。张国焘写说：「我们都互相恭喜。当时，我们讨论的是未来、不是过去。」 毛泽东指派张国焘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又让他挂名红军总政委，朱德则出任红军总司令，也是七人主席团之一。分裂已经克服。张国焘的归顺意味的不只是他的红四方面军残部投入毛泽东麾下，连贺龙和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也并进来。因为红二方面军一九三六年六月从湘鄂边界旧根据地移至西康，已经加入张国焘的部队。

共产党的未来开始明亮起来。日本升高侵略已经点燃中国人民抗日爱国热火。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全国各地出现一波反日学生示威运动（所谓「一二九运动」）。连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出现不满政府对日姑息政策的声浪。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立场开始与民意相呼应。

毛泽东持续他的抗日论调，他明白唯有表达强烈的爱国精神，共产党才可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当然，毛泽东无意放弃阶级斗争，但是缓和了激进主张吻合他的战术优势。根据土匪模式分配财产，迄今只导致失败。

虽然蒋介石还是主要敌人，今后诉诸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才是共产党斗争愈来愈重要的元素。

幸运的是，他的新政策完全吻合共产国际的路线。一九三五年夏天，斯大林因为担心德国和日本将连手侵略苏联，大幅改变政策。各国共产党① 编注：其实副主席是彭德怀，不是朱德。作者误记。

② 编注：国民经济部长其实是崔田民，但因他当时在前线作战无法赴任，实际职务由毛泽民负责。

因此奉令不再寻求推翻统治阶级，反而要和他们组织新的统一战线——在西方，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东方，是反日统一战线。斯大林私底下的盘算，并不是要重新考虑共产党运动主宰全世界此一战略目标。 他只是要玩弄手法，尽量吸引更多盟友站到他这边，进而就站在各国共产党同一边。这些决定于一九三五年七至八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获得通过。八月一日，王明在会中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号召中国人民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可是，蒋介石及其内阁官员被排除在「中国人民」圏外。由于和莫斯科失去联络，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领导人并不知道这些变化，因此只能冒险做决定。他们没有人知道，莫斯科也在努力设法与中国共产党重建断了线的关系。莫斯科已经知道遵义会议，也完全支持遵义会议所做的决定。参加遵义会议的陈云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底、亦即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抵达莫斯科，即把会议要点向共产国际报告。

由于他没有遵义会议决议的副本，他的信息无法藉由文件予以证实。莫斯科后来在一九三六年才取得遵义会议决议的文本。可是，决议的文本本身已经不重要，因为莫斯科已经正面倾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到了一九三五年九月，共产国际已经发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它已经宣布他是世界共产运动的「模范标兵」之一，与保加利亚籍共产党员、现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i Dimitrov）并列。 这是透过中国共产党代表滕代远的嘴说出来的，但是若非经过莫斯科领导人的批准，滕代远不可能说出这一番话。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特别花精神提升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权威。

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底特别召开的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中，代表团团长王明说「谁的权力应该被提升？当然是政治局委员（的权力应该被提升）……谁最先？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的权力。」王明根本不是向毛泽东效忠，他自认为自己才是党的领导人。不久之后，他属下郭绍棠〔化名阿法纳西·贾夫里洛维奇·克雷莫夫（Afanasii Gavrilovich Krymov）〕得到王明直接协助，写了一份有关毛泽东的特别报告呈给共产国际，旨在破坏斯大林对这个游击领袖正在形成的好印象。报告说：社会背景——小地主〔读了这份报告的某人以红色铅笔在上方打了个问号〕。没有系统性的错误。工作很卖力，有效率的煽动家，善于组织，晓得如何渗透进入群众，是群众工作的优秀领导人。对农民运动和游击作战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在极艰苦的环境工作。他非常积极，使命必达。个人特质——喜欢与群众混在一起、做宣传工作、不自私。除了上述优点，当然不免有缺点，也就是理论准备不足；因此倾向于犯下个别的政治错误，然而在党的正确与坚定领导下，很容易、也很迅速改正其错误〔最后一段有几句被某人以红色铅笔画线、加括弧，并在书页边画了一个问号〕。许多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员及前团员，包括李立三和赵毅敏在内，向更高当局报告，王明「在苏联的中国同志之中破坏毛泽东的权威」。李立三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七日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官员谈话时提到：在我看来，散播毛泽东不是个政治领导人这个想法的主要源头是王明。他告诉我、Xiao Ai （即赵毅敏）和其他人说，毛泽东是个大好人，但是在理论方面相当弱。在和我及他比较信任的Xiao Ai谈话时，王明提起毛泽东向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

他说，这份报告有许多弱点，但是他改正了它们，现在报告好多了。

从中国收到的其他文件同样也经过改正，因此，许多这些改正过的文件和在中国的版本不同。因此极有可能是，受到共产国际领导当局的压力，王明被迫提升他对手的权力。和过去一样，没有哪个中国共产党人能对这些决定表示异议，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财务上必须仰赖苏联，这个问题并没缓和。苏联仍有大量的钱继续流向中共中央。一九三四年六月八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政治委员会决定，从中国共产党未花掉的经费里提拨十万卢布，并从预备金提拨十万卢布。 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莫斯科又决定，一九三四年里，中国共产党每个月可拿到七千四百一十八金元。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苏联境内发动全面吹捧毛泽东的运动。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初，共产国际的理论与政治喉舌《共产国际》注销一篇褒奖备至的长文，题目是〈毛泽东——中国劳动人民的领袖〉。 这篇未署名的文章，作者是《真理报》国外新闻部副主任亚历山大·莫斯维奇·卡①马丹（Aleksandr Moiseevich Khamadan）。稍后不久，同一个作者有关毛泽东的文章出现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真理报》上。 他所写的毛泽东生平素描，加上他所写的朱德及方志敏小传，后来由国家社会经济出版社结成小册出版，题目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和英雄〉（方志敏是福建共产党部队司令员，于一九三五年去世）。 一直要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旬，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特使林育英来到陕北，毛泽东才晓得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内容，以及对他的称赞（林育英是中共老党员，也是林彪的堂兄，毛泽东早就认识他）。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花了好几天时间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材料之后得出结论，要吻合斯大林的新政策，他们必须改变基本政治方向。张闻天确信需要改变党对「富农」的政策，要区分「富农」与「地主」。林育英赞成。可是，毛泽东并不愿改变他和农民的关系，不过他承认彻底解决农村阶级问题并非当务之急。十二月一日，他写了一封信给张闻天，说明他的观点。他写说：对富农策略的转变，基本同意。但决议上应指出，当斗争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赞助这一要求。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对富农策略同对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要指出当斗争深入时，富农必然转入地主阵线，这是中国半封建富农阶 层的特点。毛泽东的意见仅被「基本上」接受。张闻天不同意毛泽东的主要论点，即在「斗争过程中」若是贫农和中农主张要平分富农的土地，党就要支持贫农和中农。毛泽东的立场与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政策南辕北辙。十二月六日，毛泽东下部队视察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张闻天的决议案〈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 九天后，不想冲突的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相呼应的指令。 然而，他并没有改变自己对「富农」问题的看法。

两天后，张闻天在瓦窑堡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与共产国际新① 原书注：卡马丹本名费恩嘉（Faingar），犹太人，一九〇八年生于杰尔宾特（Derbent）。

他在《真理报》工作之后，转到《新世界》（Novy mir）担任副总编辑。二次大战开始时，他是塔斯社（TASS）特派员。一九四二年，他在克里米亚的赛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被纳粹俘虏。他以俄文名字米海洛夫（Miklmiov）在战俘营中从事地下工作，后于一九四三年五月被关进牢里，旋即处决。

路线相关的一般政治与军事问题。这次会议替中国共产党的新路线定下基础，即是「结合内战和民族战争」，透过成立含纳所有爱国势力（包括国民党）的「革命民族统一战线」抗日、又抗蒋。为了符合团结抗日的「八一宣言」精神，只有将蒋介石和他最亲信副手排除在外。 毛泽东强调，「当民族危机到达紧要关头，国民党阵营将会分裂……这种情势……有利革命……我们必须善加利用敌人阵营内部的斗争、不和和矛盾，用它们对付我们目前的大敌（即日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其实在扩大会议之前已开始朝这个方向下工夫。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毛泽东首度对国民党派驻在陕西的一位将领提议国共停战、共同抗日。 基本上，这是对驻屯西北的最著名军方人物张学良的善意姿态。这位前东北军阀在日本压力下将部队退出满洲，现在驻屯在陕西南部及中部，他在中国的权力均衡上扮演重要角色。他的东北军二十万大军总部设在陕西省会西安。一九三六年，张学良只有三十五岁，由于年纪轻，中国政坛和新闻圈通常称他为「少帅」，他是个出了名的强烈仇日派，与日本人有血海深仇。一九二八年，少帅的父亲张作霖，因为在东北追求独立自主的政策，遭日本情报机关暗杀身亡。一九三一年，日本关东军煽动「奉天事件」，①占领了张学良整个家业，迫使他逃往陕西。他努力与他认为可助其一臂之力、把日本赶出满洲的任何人建立良好关系。

天真的少帅寄望墨索里尼能帮忙，认为唯有像墨索里尼这样的铁腕、极权的独裁者才能拯救中国、脱离危机。他也盼望墨索里尼（B.Mussolini）的女儿埃达（Edda）能帮忙。——埃达的丈夫齐亚诺伯爵（countciano）是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日后出任外交部长。张学良是个花花公子。英俊、潇洒，黑发，配上竖立的胡子，他喜欢流连夜总会和歌台舞榭，舞艺高明，追求女性出手大方。这位热情的意大利女士抵挡不了英俊的少帅；据说，他个人身家财富高达五千万美元。这也不能怪她，尤其是齐亚诺伯爵轻视她，喜欢出入上海的酒吧和青楼。埃达和张学良的恋情只维持了一段短时间。一九三二年，埃达和丈夫回罗马。

一九三三年四月，张学良也前往意大利。墨索里尼的女儿虽然迷恋他，却帮不上忙。她父亲不肯谴责日本军国主义。虽然被墨索里尼浇冷水、醒过来，张学良还是对极权主义有信心。他前往德国，拜会希特勒（A.Hitler）和戈林（H.Goering），也没有收获。接着他又转往法国，在那儿遇上苏联① 译按：即九一八事变。

①

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利瓦伊诺夫（Maxim Litvinov）。张学良希望或许能得到共产党的援助，拜托利瓦伊诺夫替他安排到莫斯科访问。但是斯大林不希望他和日本的关系另生枝节，拒绝见他。张学良终于明白他从国外得不到任何援助，遂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回到中国。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毛泽东向他手下一名将官提议停火时，他向日本人报仇的机会出现了。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张学良开始与中共代表（包含周恩来在内）直接谈判，双方谈判的高潮是张学良同意停止对付共产党的军事行动，甚至还协助补给共军武器。

这项安排缓和了苏区边界的情势，不过也只到某一程度而已。一九三六年六月，国民党的八十六师师长高双成奉蒋命石命令攻击共产党，抢下他们的首府瓦窑堡，迫使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逃往瓦窑堡之西约一百五十公里的保安。保安是个半废弃的小镇，居民只有四百人，几乎所有房子全成了废墟。纵使如此，中共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仍维持不变。毛泽东对前来保安采访他的艾德加。史诺毫不含糊地表示。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他们首次谈话时，毛泽东强调「中国人民今天的根本问题是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毛泽东有很好的理由乐观。丢掉瓦窑堡并不影响战略情势。红军已经稳定地成长到两万五千名战士，反日阵线已逐渐成形。争取张学良的工作进展相当顺利，共产党领导人甚至开始思考秘密接受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学良表达有意入党）。 六月底、七月初，陕北与莫斯科重新建立无线电联络。毛泽东在第一封电报就拜托斯大林增加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到每月两百万墨西哥银元。他也要求莫斯科提供飞机、重炮、火箭、步兵武器、防空高射炮和浮桥。同时，他把张国焘犯的「机会主义错误」向斯大林报告。毛泽东很快就得到援助。斯大林送给他两百万卢布；隔了几个月，又给他五十万美元，以及一千一百六十六吨的燃料、军用补给及其他战略物资。 甚且更早一些，即八月十五日，他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的名义送来一道指示，他「基本上」赞成毛泽东的政策。

八月十五日的电报提议扩大统一战线。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放弃对蒋介石的负面态度，定出一条红军与整个国民党、而且不只局限于张学良东北① 译按：即外交部长。

军的「停止军事作战的路线」；至于张学良的入党案，出乎意料之外，他并不准。他指出：「我们认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摆在一起，是不正确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而在现阶段，一切都应以抗日为优先。」 斯大林的立场其实很容易理解，自从一九三四年初以来他就定期接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苏联特务机关，即国家安全委员会〔CKGB〕的前身）国外部，以及军事情报单位的报告，指出日本可能进攻苏联。毛泽东当然不晓得有这些苏联情报机关的机密报告，总之，他没有反对斯大林的意见。十天后，他乖乖地送一封信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议终止内战，开始谈判。 他后来又向党内同志宣布：「我们政策的核心即是与蒋介石共同抗日。」但是，中国政治舞台的主角仍是蒋介石，不是共产党。苏联驻华领事狄米崔·鲍格莫洛夫（Dmitrii Bogomolov）报告说，蒋介石「只会在……与日本战争前夕」才肯和共产党结盟，「而且还得与苏联订定协议」才行。

这时候，蒋介石正在准备第六次剿匪作战，以便在无可避免的大规模抗日战争前夕，增强他作为全国领袖的权威。

蒋介石晓得张学良和共产党之间暗通款曲，也一再警告少帅不可相信共产党。但是没有用。因此，蒋介石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决定与张学良会面一谈，自信他可以让这个莽撞的年轻人恢复理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他从洛阳的剿匪总部飞往西安。他驻跸在唐朝玄宗皇帝位于美丽小镇华清池的旧居。华清池四周环山，以温泉闻名。过去，玄宗皇帝的爱妾杨贵妃喜欢在此戏水。

蒋介石下榻在庭苑区东南角一间幽暗的一楼高的亭阁「五间厅」。他在这里召见张学良和他的盟友、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张学良坚持需要与共产党联合抗日。蒋介石不同意，主张先安内、后攘外，要能成功抵抗外侮，必先击溃中国共产党。讨论很快就陷入僵局。

十二月九日，星期三，气氛变得更加紧张。回应日本陆军大臣对中国的新威胁，西安上万名学生发动示威游行。这一天正是一九三五年全国反日一二九运动的一周年。学生们要求停止内战，团结一切力量抗日。从西安到临潼（离蒋介石驻跸的华清池不远）的路上，学生被警察拦下，警察开火，打伤两名学生。造化弄人，受伤的学生竟是东北军军官的子弟。张学良勃然大怒。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五，深夜十点钟，他下达命令给东北军高阶将领，要逮捕蒋介石。十二月十二日清晨五点钟，张学良卫队队长、二十八岁的孙铭九上尉，率领两百名兵勇攻打蒋介石住处。听到枪声，蒋介石从卧房窗子跳出，躲到附近覆雪的山上一个窄小的岩石间隙。

两小时之后他被发现时，赤脚，身穿睡衣、匆匆加上一件袍子，浑身冷颤，起初说不出话来。匆忙中，他忘了戴上假牙。孙铭九以军礼对待蒋介石。

最后，蒋介石好不容易才说：「如果你是我的同志，现在就开枪把我杀了，一了百了。」孙铭九回答说：「我们不会杀您。我们只要求您领导全国抗日。我们将率先拥护委员长。」（蒋介石自一九二八年起就是统率全国部队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说：「叫少帅到这里来，我就下来。」「少帅不在这儿。城里部队骚动；我们是来保护您的。」听了这番话，委员长显得镇静下来，要求他们替他备马，他才好下山。

孙铭九答说：「这里没马，但是我可以背您下山。」他就在蒋介石面前蹲下。委员长慢慢爬上孙铭九的宽背。张学良的卫队长把委员长背到一辆汽车旁，又说：「过去就过去了。从现在起，中国必须有新政策。」蒋介石冷冷地表示：「我相信少帅为国家会提出最好的政策。」孙铭九回应说：「国难当前，我们希望委员长能接受人民的要求。」蒋介石宣称：「我一向都愿意考虑少帅的要求。」「中国当务之急就是抗日。这是西北人民一致的要求。您为什么不抗日，反而下令打红军呢？」蒋介石愠怒地答复：「我从来没说我不抗日。」「但是东北军请求您尽快抗日，因为他们的家乡已经被敌人占领了，全中国都在受苦受难吶。」蒋介石突然迸出来：「我是中华民族的领袖。我代表国家。我认为我的政策是对的，没有错。」孙铭九说：「如果您代表中华民族，您为什么不抗日？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要求。您不执行他们的要求，又怎能宣称代表他们？」委员长说：「我是革命党。我随时可以牺牲。我从不改变我的观点；即使你们劫持了我，我的精神绝不屈服。」他不想再辩了。蒋介石被送到西安，张学良客套过后，再度要求蒋介石停止剿共战事，领导全国抗日。同时，下令驱散十二月九日学生示威的文人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以及蒋介石的十多个随从官员也被逮捕。蒋介石被捕的消息在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就传抵共产党在保安的总部。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兴奋极了。毛泽东的秘书回忆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我被电台值机员叫醒，说是张学良、杨虎城从西安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是特急件。电报不长，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的，我看不太懂，但记得其中有「兵谏」两字。我立即把电报交给毛泽东，他还没有休息。看过电报以后，高兴地说：「喔，去睡吧，明天有好消息！」「兵谏」指的是张学良决定动用武力「进谏」蒋介石。少帅的电报向毛泽东传递的就是这个讯息。毛泽东睡醒时，整个保安城兴奋极了。住在中共中央营地附近的李德，也被保安城不寻常的兴奋吓了一跳。他注意到毛泽东当天上午起得早，这一点很不寻常，因为毛泽东习惯夜里工作，因此起床甚晚。毛泽东窑洞里的野战电话是他和其他党政领导人及军队指战员联络的工具，这一天响个不停。李德回忆说：消息像闪电般传遍全城。它产生真正的狂喜，因为蒋介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最痛恨的敌人……有一场露天会议……保安及邻近的党员、军人和苏维埃干部全来了……毛泽东最先发言……讲话的要旨是和蒋介石这个背叛中国国家利益的叛国贼算总账、把他交付人民法庭公审的时候到了……全国、全军应该动员起来对抗日本及它在 国民党内的同谋者。一场巨型会议通过决议，「要求『群众公审』叛国贼蒋介石，全城欢欣鼓舞。」 十二月十三日上午，政治局开会，毛泽东非常兴奋地形容逮捕蒋介石是一件革命的、抗日的、进步的事件。 政治局几乎一致决议，应该将蒋介石公审、处以死刑。 后来毛泽东亲自向共产国际报告事情经过。

西安事变的消息于十二月十三日传抵莫斯科，同样令共产国际首脑们震动。季米特洛夫乐坏了。他在日记里写下：「乐观、有利的评价张学良。

苏联需要节制，并且技巧地响应与西安事变相关联的反苏运动。」 次日，他召开会议，与他最信赖的副手们讨论中国的情势。然后他才向斯大林报告。

他所听到的话把他吓了一跳。大老板和平常一样，说话简洁：「去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采取独立的立场，要反对两败倶伤的内斗，要坚持和平解决冲突，要有协议和共同行动，各党各派要有民主纲领代表中国的团结和独立，强调党给国民党的信及毛泽东接受访谈时所采取的立场。」这可是大家都料想不到的事。斯大林要求共产党释放蒋介石。否则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和平解决冲突呢？

几小时后，午夜时分，斯大林突然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毫不掩饰他的不痛快，劈头就问：「你那王明究竟是什么人啊？搞破坏呀？他想要发电报去把蒋介石杀了。」季米特洛夫大吃一惊回答说，他没听说有这么一回事。

斯大林说：「我把那电报找来给你。」当下就挂了电话。事实上，他没去找电报。很有可能是，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有人向斯大林做了不正确的报告。也有可能是斯大林要吓唬季米特洛夫，晓得他预备下达命令将蒋介石处决。总而言之，大老板很不满意，也没有掩饰他的不爽。

隔一会儿，莫洛托夫打电话过来。

「明天下午三点半到斯大林同志办公室来；我们将讨论中国问题。只有你和曼努伊尔斯基，不要带别人来！」他们在斯大林办公室谈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大老板表示他不满意季米特洛夫、毛泽东、王明和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人员的政治短视。

当然，莫洛托夫是唯唯诺诺，凡事仰体上意。斯大林的重点是，逮了蒋介石、将他处决，无可避免会深化中国社会的分裂，并使斯大林陷入更大麻烦。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也就是西安事变之前一个月，纳粹德国与日本签署《反共产国际公约》，目标指向苏联。因此，就斯大林来讲，将蒋介石转化为盟友是生死交关的大事。他晓得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联常会议已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紧急会议，同步通过动用武力敉平张学良的兵变。全心全力效忠蒋介石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已经准备下令轰炸西安，并派军讨伐。

国民党飞机已经开始轰炸陕西省几个人口稠密的城市。

十二月十五日，即与斯大林会议后的次日，季米特洛夫把大老板有关和平解决事件的指示传达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官员。第二天，他又回到克里姆林宫，把共产国际要发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之文本向斯大林及其高阶助手提出报告。这项指示力促中国共产党「坚决站稳和平解决冲突」的立场。

我们很容易想象毛泽东接到这道指示之后会有什么反应。丢脸、羞愧、失望。极有可能，三者兼而有之。用艾德加·史诺的话来说，「当莫斯科下令释放蒋介石时，毛泽东气坏了。毛泽东跺脚、咒骂。」史诺称之为X 的某个目击者告诉他毛泽东的反应。最让他觉得丢脸的是，莫斯科命令到达时，毛泽东本人已了解需要和平解决冲突。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季米特洛夫的电报虽是十二月十六日发出，却要到十七日或十八日上午才传到保安，而且部分内容还漏而未传。

一直要到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才得以读到莫斯科指示的全文。 这时候，毛泽东已经从苏联媒体报导得知共产国际的立场。甚且，毛泽东已收到张学良〈告全国同胞书〉全文，它表明了张学良并无意置蒋介石于死地。少帅的目标是逼蒋介石抗日。周恩来于十二月十七日抵达西安，开始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蒋介石拒绝和他们见面或讨论张学良的提议。他告诉张学良说：「为你个人及为国家计，你唯一该做的是立刻悔改，送我回南京。

你不能掉入共产党布下的陷阱。及时悔改，以免太迟。」情势日益紧张。到了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了解事件必须要解决。他非常沮丧，在当天的政治局会议上按捺不住，大发雷霆。承认「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他突然插一句话：「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杀。」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一项决议，希望冲突能够和平解决。莫斯科的指令经由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日晚上八点传递给周恩来，它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然而，从外表看来，显然是毛泽东被迫接受斯大林的命令。毛泽东需要就共产国际指令的执行状况提出报告，但是他不希望在本党同志面前丢脸。因此，尽管客观环境如此，而且也正式赞成莫斯科的指令，毛泽东还是慢条斯理与蒋介石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一事签订协议。即使英、美大使馆武官来到西安做调人，力劝蒋介石，蒋介石也不急着与中国共产党缔结同盟。

十二月二十二日，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和蒋夫人宋美龄飞到西安。

直到这时，危机才告终止。张学良一向以骑士风范自诩，抵挡不了宋美龄的魅力。圣诞节当天，他送给她一份大礼：他宣布他将亲自送她和她丈夫回南京。他实在太天真了！

飞回南京之后，蒋介石立刻将这位叛将交付军事法庭，它判处他十年有期徒刑。然而，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抗战爆发，他和其他全体政治犯一起获得减刑。但是蒋介石从来不曾原谅他。张学良受到软禁多年，饱尝思乡之苦。蒋介石一九四九年撤出中国大陆时，把张学良带到台湾，即使蒋介石在一九七五年去世，少帅仍然受到管束。一直要到一九九〇年，少帅老矣，高龄八十九，才获得自由。

回到当时，蒋介石继续准备第六次剿匪作战。十二月底，新的军事力量开始沿着陕北苏区边界集结。这时候，即一九三七年一月六日，毛泽东按捺不住。他和张闻天发电报给周恩来和博古，宣称必须「准备（和国民党）放手一战」。 然而，保安这股好战气氛无可避免地引起共产国际迅速回应。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季米特洛夫和苏共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安德瑞·安德烈耶夫（Andrei Andreev）、安德瑞·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和尼古拉·叶佐夫（Nikolai Yezhov）到斯大林办公室开会讨论局势。他们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口气相当严峻：我们非常重视西安事件的和平解决。然而，这个结果很可能不只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竭尽所能发动内战的阴谋所破坏，也会因为贵当〖的错误政策所断送。

现在已经更加清楚，贵党过去的政策——排除蒋介石以建立统一战线，以及推翻国民政府——并不正确……目前党的主要任务是达成内战的有效终止……党必须公开宣布、而且坚定执行一项政策，支持国民党及南京政府一切为……团结中国人民所有力量、以保卫中国领土完整及独立、以对抗日本侵略之措施。在斯大林指示下，季米特洛夫于一月二十日另外发给毛泽东一封信，谈中国的工作需要改变方向。季米特洛夫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名义要求毛泽东考虑「从苏维埃制度改为以民主为基础的人民革命统治制度」，同时「只在城市中心保持苏维埃，不作为权力机关，而作为群众组织」。莫斯科一月十九日电报的强悍口气，让毛泽东相信他需要再次向克里姆林宫担保他完全效忠。几天之后，他把中共中央拟发给国民党第五届三中全会（预定二月十五日在南京召开）电报的草稿，先传给季米特洛夫过目，征求他的意见。季米特洛夫把这封电报附上他回信的草稿送请苏共中央政治局核示。政治局稍作修正后通过回信电文。二月五日，季米特洛夫照会毛泽东；再隔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拍发电报给国民党三中全会。它的部分内容是：深望国民党三中全会，本着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中共中央承诺终止它在全国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它也表示即将把苏维埃政府改名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并把红军更名为国民革命军，分别直接隶属于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以及南京的军事委员会底下。甚且，它同意在特区引进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并且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毛泽东已经四十四岁。他已经在全国舞台上取得政治人物的极大名声，而且他在党内的势力实质上也无敌手。可是他对莫斯科的依赖丝毫不减；中国共产党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地位也丝毫不变。虽然莫斯科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观点经常在变，中国共产党仍像以前一样，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及苏联共产党维持紧密关系。苏联意识型态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仍然具压倒性优势。西方事变只使双方关系更加强化。虽然毛泽东开始暗自将种种侮辱和不满藏在心头，表面上还维持住他是伟大的斯大林最听话的学生的模样。

一九三七年初，贺子珍生下他们的第五个小孩，―个女儿。周恩来的太太邓颖超把小婴儿称为「娇娇」。后来，女儿年满十三岁，毛泽东按照中国习俗，为她取个学名「敏」，取寓孔子说「君子讷于言、敏于行」。同时，他没让她姓毛，而姓李——他用过「李得胜」这个化名。同一时期，即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也就是他女儿出生不久，依据中共和张学良在张被捕之前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从保安的窑洞南迁一百公里至陕北最大城市延安。出发前，毛泽东抱着襁褓中的女婴对她说：「娇娇，妳可赶上时代唷。我们要住到城里去喽。」

第二

十一章 谈情说爱的哲学家

搬到延安，使得毛泽东日常生活起了重大变化。他现在可以享受舒适的城市生活。新「赤都」一点都不像保安，保安只是个沙尘飞扬、荒无人烟的村落，十室九空。延安则是个很活泼的地方。李德回忆说：「农民、小贩在露天市场卖肉、蛋、蔬菜和其他食物。小铺和餐厅，有些还相当高级，照常营业。总之，延安反映的并不乏和平与常态。我们看到我们并不习惯的民间活动。」延安位于一个狭长的山谷里，它位于浅而多石、但相当宽广的延河南岸，四周是黄土山岭。高大的城墙几乎沿着整个外围走，城墙上长方形的塔楼高耸入云。城墙开辟北门、南门、大东门和小东门四个城门；城的西边或西南边没有城门。西边的城墙沿着山脊走。保护着全市不受不速之客侵扰。

这座城市集合了一些狭窄、热闹的街道，长排的飞檐屋顶豪邸，可是屋主乃是地方仕绅，早已弃置房产逃之夭夭。城外高地上巍然耸立一座漂亮的九层塔，睥睨全城建物。延安似乎就是毛泽东及其同志们企盼许久的休息之地。与国民党的和平逐渐成为事实。

延安城里居民三千多人，仍有足够的空屋，因此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可以找到满意的居停之所。毛泽东和贺子珍，以及其他中委及眷属，都在城的西侧，即凤凰山脚这个昔日著名的富商、地主小区安顿下来；这些富商、地主一听到中共军队靠近的消息，当然早就逃之夭夭。毛泽东偕妻子住进一栋富商的家。明亮、宽敞的房间出奇干净。举目所及，只见黄土山陵无边无际往远处延伸而去。有一间房间毛泽东用来兼做起居室和卧房，它的窗边摆着一张大木床；另一个窗边则是传统的火炕。所有的家具就是一张书桌、几张椅子、书柜和一个巨大的木制浴盆。所缺的就是足够放置文件的橱柜，但是毛泽东想到一招，要侍卫找来几个空汽油筒代替。（这些空汽油筒是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company〕的容器，正好给中式室内布置添点美国风味）。 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也在邻近安顿下来。

离城不远，沿河两岸的黄土陡坡也挖了许许多多窑洞。它们往北向城外排成一长排，而远远望去很像燕巢或蝙蝠洞。 大部分红军官兵住在那儿。此外，有几个中共高阶领导人宁愿住窑洞，过清贫日子，不像毛泽东、周恩来等选择安逸处所。其中之一即张国焘，他愈来愈意识到毛泽东一伙人对他没有好感。

极端左倾的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底或二月初来到延安，也住在其中一个窑洞。四十五岁的史沫特莱是个外表十分男性化的女权主义者，她蔑视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崇拜斯大林。她不是任何国家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但是在她来到陕北之前，她与共产国际及美国共产党保持秘密联系。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她扮演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中国的非正式代表的角色，以她为管道，共产国际特务偶尔交付金钱与指令给中国共产党人。她以「安娜」为化名，也涉入苏联在上海的间谍网。苏联军事情报特务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sorge）当时化名「琼森」（Johnson），住在上海。一九三〇年，史沫特莱成为他的许多情人之一，在写给一位女性友人的信中称呼他为「英俊的赫尔克里士」（handsome Hercules）。史沬特莱一到延安不久，就正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却遭到婉拒。虽然她接受中国友人的论据——他们向她解释，她是个有才华的作家，保持超然于中国共产党之外的地位，可以对共产运动有更大的贡献——但是这对她不啻是个打击。史沫特莱住处隔壁的窑洞，住着她的翻译吴光伟，也是最近才来到延安的一位漂亮的舞台剧演员。史沫特莱管她叫「莉莉」（百合），这个名字对她极为「速配」。二十六岁的莉莉面如满月，高雅有如湖中浮花，她和史沫特莱可说完全不同，与延安其他居民也大不相同。延安所有的女性当中，只有她搽脂抹粉化妆，她从西安带来大量的化妆品。她把一头乌黑的长发结成漂亮的辫子垂放到肩头，她也精心照料她的指甲和皮肤。难怪，许多男人，包括已有家室的，都开始注意到她。

毛泽东也拜倒在她石榴裙下。起先，他和莉莉的关系很纯洁。他偶尔会拜访她以及她的邻居，聊天、打牌、喝咖啡，有时候也喝米酒、享用苏打饼干（史沫特莱因胃溃疡，总是设法备着它们）。他有好几次留下来吃晚饭。从一切外表看，他只是看重她是个有才华的女演员，对革命斗争有显着的贡献。当时莉莉正在延安舞台上演出从高尔基（MaximGorky）的《母亲》改编的戏剧中的妮若芙娜（Nilovna）一角。

然而，随着时间进展，谣言悄悄传遍全城。女性们、其中大多数已婚，特别不高兴。作为积极的党员，她们和丈夫们一起经历内战、长征、国民党围剿、饥馑、轰炸，以及和子女分离的种种艰苦考验。尤其是，她们自认是革命的道德家。「妩媚」、「娇柔」都不在她们的词汇里。鲜艳的衣服、化妆品和时尚发型，只会引起她们的蔑视。她们把和不熟的男子聊天，视同外遇。她们把男人、包括自己的丈夫，当作革命同志对待；她们衣着服饰像男生，剪短头发，行为非常庄重和独立——一切都是非常游击队式的纯洁主义。

延安的女性也不太理踩史沫特莱，原因则不单是因为她和莉莉交朋友。

史沫特莱的个人作风与其他女性倒没什么不同：她从来不用化妆品、服饰简朴如男性、不矫揉造作，而且热爱共产党。但是她相当粗鲁、自信满满，而且太独立。她相信自由的「革命」爱情，排斥婚姻，宣称那是奴役女性的一种工具，也极力提倡避孕（史沫特莱被迫停止向地方农妇推广行房后灌洗避孕，因为延安妇人把那柠檬味的水拿来当饮料喝）。在公开集会上，史沫特莱说话非常直率，经常在她住的窑洞里花好几个小时采访男性。朱德的太太康克清为人率性、活力充沛，特别讨厌她，而且不无理由。史沫特莱才刚到延安，就开始动笔写朱德传记，还深深爱上他。她根本毫不隐瞒自己对朱德的爱慕之情，称他为「我在世上最好的朋友」。

康克清和贺子珍在妇女圈组织反史沫特莱和莉莉，很快地，延安的革命妇女统统加入。史沫特莱和莉莉没注意，分别继续和朱德、毛泽东密会。

另有两位女性加入她们危险的游戏：一位是著名的共产党作家丁玲，她本身就是彻底解放的女性；一位是偶尔也参加的海伦·佛斯特·史诺（Helen FosterSnow），即艾德加·史诺的太太。她的闺中好友都叫她「佩」或「佩姬」（她的笔名是妮姆·韦尔斯〔NymWales〕）。海伦和她丈夫一样，是个新闻记者，于四月底来到延安。她长相甜美，不逊好莱坞任何一位美女，但是相当谦和。她和史沫特莱一伙人混在一起，因为她认为她们并无不妥。

毛泽东、朱德和莉莉、史沫特莱、丁玲及佩姬·史诺的聚会并不是一直都很清纯。有时候，当着毛泽东的面，几个女生就品头论足议论起她们认为哪个男人最英俊（史沫特莱和史诺略通中文）。她们会笑着说某人太胖、某人太瘦，或某人又太矮。她们一致认为最有魅力的是林彪，「典型的阿多尼斯（Adonis）①」，以及徐海东，一个军事干部，他的雄壮体型令她们着迷。她们也觉得毛泽东英俊，拿他和林肯比拟。这时候，她们往往两手一摊，笑着说「这些都是好男人，但是天啊，我们却比不上他们的太太！」史沫特莱开玩笑说：「如果你们这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不能走出女性石榴裙下，你们又怎能解放中国呀？」毛泽东显然已嫌贺子珍人老珠黄，也控制不了自己。他和这几位女士过从愈来愈密。毛泽东几乎每天晚上都去会晤她们，诵读他又开始写作的诗词，或与史沫特莱讨论罗曼蒂克的爱情（通常是莉莉把他们凑在一起）。不久，他和史沫特莱产生一个构想，要办个舞蹈班。他们找出一具老旧的留声机和几张狐步唱片，利用已经逃出延安的① 译按：希腊神话一位俊美的神，被用以比喻年轻俊美男子。

传教士丢下的一座教堂，办起音乐晚会。中共领导人的太太们被如此公然「伤风败俗」的行为吓坏了，杯葛舞蹈班，但是她们的老公却高高兴兴地去开洋荤。朱德、周恩来和贺龙特别有兴趣学美国舞。连清心寡欲的彭德怀也到场看热闹。舞蹈班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使得毛泽东和莉莉走得更近。

海伦。佛斯特·史诺回忆起后来的情况：五月三十一日，我应邀到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菜山边宽敞、舒适的窑洞去作客……我在门外的小炉子上烤了两块白薯，要了两筒菠萝罐头。翻译莉莉小姐炒了辣椒和鸡蛋。史沫特莱还在餐厅要了白菜汤。除了小烧饼外，还有大锅饼。

毛泽东来了……当天晚上他兴致很高。毛泽东有个最迷人的特质，你在照片上看不到，那就是好表现、很活泼艾格妮丝的蓝色大眼珠——有时候发出狂热的光芒——崇拜地看着毛泽东。莉莉对毛泽东也是一副崇拜英雄的眼神。过了一会儿，我很惊讶地看到莉莉走过去，坐到毛泽东身边，把手放到他膝上（非常怯生生地）。莉莉宣称她已经不胜酒力了……毛泽东显然也吓了一跳，但是他如果一把推开她，恐怕也太有失风度，而且他明显也觉得好玩。毛泽东说，他也喝得太多了。整个晚上，他同莉莉拉着手，她依在他的膝上，显得并不陌生。

次日，贺子珍统统知道了。很有可能是毛泽东的卫士们尊敬贺同志、讨厌莉莉，认为她把毛主席带坏了，遂把毛泽东的行为向贺子珍通报。当时中国的社会风气相当纯朴，男女授受不亲，公开场合不应牵手、碰触，可是莉莉公然挑逗已有家室的男子，分明是要引诱他。贺子珍太清楚她老公是什么德性，怎堪忍气吞声。毛泽东只要有女性愿意投怀送抱，莫不欣然从命。他喜爱美女，也喜爱女子自动送上门。贺子珍咽不下这口气，冲出家门，直接杀到窑洞区去。

当她杀到莉莉的窑洞时，夜色已深。贺子珍毫不怀疑，深信在这儿一定可以找到她那出轨的老公。艾德加·史诺后来依据史沬特莱的说法描述当天的情况：有一个夜晚，史已经睡下……忽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冲上山来。接着，吴的窑洞门被推开。一个女人尖利的声音划破了寂静：「混蛋！

你想欺骗我，溜到这个资产阶级舞女家里来。」史跳下床，披上外衣，跑到隔壁窑洞。毛的妻子正用一个长长的手电筒打毛。他坐在桌旁的板凳上，仍旧戴着他的棉帽子，穿着军大衣。他没有制止他的妻子。

他的警卫员立在门旁，显得很尴尬。毛的妻子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毛最后站起来。他看上去很疲倦，声音沉着严厉：「别说了，子珍。我和吴同志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们不过是聊天。你作为一个党员，正在毁掉自己，你干的事情你应该觉得可耻。趁别的党员还不知道，赶快回去吧。」毛的妻子突然转向吴莉莉。吴背靠着墙，像一只吓坏的小猫。贺骂道：「舞厅的婊子！妳大概和什么男人都勾搭，还想欺骗主席？」接着她走近吴莉莉，挥起手中的电筒，另一只手抓她的脸，掀她的头发。血从莉莉的头上流了下来，吴跑向史沫特莱，躲在她背后。

毛的妻子又转向史：「帝国主义分子！」她喊道，「都是妳闹出来的，回妳自己的家里去。」接着她用手电筒打这个「洋鬼子」，史沫特莱可不是好欺侮的，一把将贺推倒在地。毛的妻子躺在地上尖声喊道：「你算什么丈夫？还算是男人吗？你是共产党员吗？我就在你眼皮底下挨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的打，你一声也不、呢。」毛责备妻子道：「她没有惹妳，是妳打她的。她有自卫的权利，是妹羞辱了我们。你的行为简直像美国电影里的阔太太。」毛气愤已极，但尽力克制着，他命令警卫员扶起他的妻子送她回家。贺不愿罢休，不肯起来，毛不得不叫来另外两三个警卫员，最终使歇斯底里的贺离开了。他们下山时，毛默默无语地跟在后面。许多人从自己的窑洞里惊奇地望着他们走下山去。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到几个小时，消息传遍全城，窑洞区居民肯定全都知道了。据史沫特莱和艾德加·史诺的报导，毛泽东赶紧召集党的领导人开会，决议这件事应该保密，禁止任何人讨论它。但是要让贺子珍安静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她要求党中央惩处史沫特莱、莉莉和毛泽东的卫士，此人在事件发生时在场。她也指控另一个卫士阴谋不利她；此人目睹一切经过，但没有介入。她到处向朋友们、党领导人的妻子们抱怨不忠的丈夫、「无耻贱人」吴光伟（莉莉），以及「帝国主义者老鸨」史沫特莱。当然，她们都同情她，看着史沫特莱一拳打在她右眼留下的瘀青，频频摇头。为了让太太平息怒气，毛泽东被迫遣走莉莉。七月某个雨天上午，她和剧团、丁玲坐车前往陕西省城。出发前，她在窑洞前庭院噙着眼泪，把毛泽东在快乐时光写下、送给她的诗词，付之一炬。①毛泽东也请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离开延安。谣言纷传说贺子珍鼓动她的卫士射杀史沫特莱；毛泽东压制不下谣言，只好设法请史沫特莱离开。

但是他并未成功。当他们谈过话不久，史沫特莱的马绊跌、倒下、压了她，使她脊骨受伤。她在炕上足足躺了六个星期，无法动弹，直到九月十日才离开延安。三天前，佩姬·史诺也离开延安。尽管毛泽东一再劝阻，贺子珍仍无法忘怀此一事故，决定离开他和刚要呀呀学语的小女儿，从延安搬到西安，借口是她有治病之需。她在长征途中被炸伤、留在身体内的弹片很让她尝尽苦头，但是动手术、取出弹片显然不是她离开的主要原因；毛泽东的罗曼蒂克行径才是。

同一时期，中国及世界的政治情势起了激烈变化。一九三七年整整上半年，斯大林绞尽脑汁，努力设法让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能正式成立新的统一战线。这需要他投注大量的钱财，而他在想方设法交付大笔资金给中国共产党时，一点儿也不吝啬。帮斯大林转送金钱的一个中人是孙逸仙的遗孀宋庆龄，她深深涉入到共产国际的地下财务运作。她化名「苏西夫人」（Madamesuzy）和「林泰」（Leah），作为中间人，把共产国际的大笔金钱转手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她不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但是十分左倾（以季米特洛夫的话说，「几乎就是共产党员」）， 她从一九二五至二七年革命时期起，就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维持非正式关系。②譬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毛泽东给她一封信，提到中国共产党财务困难，她协助共产国际代表透过共产党员潘汉年交给中共中央五万美元；潘汉年是中共中央特科的领导人之一；在国民党控制的「白区」进行秘密情报工作。 后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士一日以电报通知中共中央，决定提供给中国共产党大约五十五万美元的财务援助。头期款十五万美元于十一月底在上海交给潘汉年，又是透过宋庆龄经手。后来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初，莫斯科又承诺将当年度给予中国共产党的财务援助提高至一百六十万美元。

① 译按：吴光伟离开延安后，辗转到了四川，成为农业学家张研田妻子，后来到了台湾。

张研田历任台糖董事长、经济部次长、亚东关系协会理事长。

② 原书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间，鲍罗廷甚至称宋庆龄是「整个国民党左翼唯一一个男子汉」。

总而言之，共产国际在一九三七年给予中国共产党的援助接近两百万美元。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斯大林命令季米特洛夫把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召回到莫斯科；蒋经国当时住在乌拉山区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于该市苏维埃工作。他从一九二五年进入孙中山中国劳动大学念书，即取俄国名字尼古拉·佛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札洛夫（Nikolaivladimirovich Elizarov）。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甚至娶俄国女子为妻。斯大林决定送蒋经国回到他父亲身边，认为他会有些影响力，能说服他父亲在抵抗日本侵略的大前提下，有必要与共产党建立关系。然而，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达成协议，倒不是因为蒋经国回到中国所促成，而是因为国内政治情势使然。一九三七年春天，日本在距离北平仅有十几公里路的地带增加部队兵力。蒋介石关心此一发展，三月底在杭州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及潘汉年当面会谈。双方协议好，中共可以维持对其自身武装部队的控制，编为三个师的番号，总兵力四万多一点。共产党照常控制他们占领地区的政府，但是要服从蒋的南京政府之命令。 四月初，经过冗长的研究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此一决定。

拿国共结盟做交换，蒋介石希望与苏联政府取得协议，由苏方提供作战物资给国民党。因此，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与苏联大使狄米崔。

鲍格莫洛夫在上海举行秘密谈判。

五月二十九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个半官方代表团访问延安。

毛泽东在欢迎会上说：「过去十年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情形变了，如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 在国民党代表团长的建议下，国共两党代表前往延安南方约一百公里的黄帝陵祭拜。祭拜黄帝陵象征着两党恩仇尽泯。

毛泽东对此一象征姿态满意，宣称祭陵给了他希望。祭陵代表国共双方武力冲突正式终结。六月八日，蒋介石和周恩来恢复在江西度假胜地庐山的直接谈判。会谈持续到六月十五日。双方达成协议，终止内战，并接受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合作的基础。但是要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后，双方才终于正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项大团结的近因是日军在八月十三日炮轰上海此一蒋介石和英、美投资者经济利益的中心。隔了几天，已经被日本人逼得忍无可忍的委员长，于八月二十二日，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承诺援助中国抗日战争。 同时，他下达命令将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编制。

工农革命军改名八路军，下辖三个师：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一二〇师，师长贺龙；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朱德和彭德怀分任八路军正、副总司令。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名「中华民国特区政府」，获得承认；特区政府下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十八个县。蒋介石承认林伯渠为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已经取代博古执行任务，博古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一个月后，九月二十二日，共产党发布宣告，承认国民党的领导角色；次日，蒋介石发表声明，宣示全国各党派成立抗日统一战线。斯大林龙心大悦。即使只是形式，中国现在已经团结抗日，这一来大大降低了日本侵犯苏联的可能性。

然而，真正的团结还是困难重重。蒋介石和毛泽东都互不信赖，事实上也都不想要真正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只是因为受斯大林鞭策才同意和南京政府谈判。他勉强接受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而之所以默认它，也是因为他估计可以从中获取好处。但是其他一些党的领导人对统一战线则有不同看法。党内意见不一，也的确出现在对于如何对抗日本侵略的做法不一。

毛泽东不信任蒋介石，也希望保存部队实力以备战后与国民党争夺民主革命的领导地位，他不仅不愿进行阵地战或静态作战，也就是在战场直接对抗；他也不愿接受委员长领导与日军有任何正规战或机动战。他不拒绝援助「友好的正规部队」，但是依他的见解，八路军只应该在日军敌后、不受国民党指挥，从事纯粹的游击战或机动、游击军事行动（他称之为「麻雀」作战），「掌握主动」。他认为这样的作战方法「更自由、更活泼、更有效」。

甚且，他坚持派去和日军作战的兵力不应超过四分之三，要留下四分之一兵力守边区以防蒋介石进攻。蒋介石当然不知道这个百分比。 张闻天再次成为毛泽东的主要盟友，完全赞成他的观点。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和彭德怀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光凭游击战不足以击退日军的进攻。他们赞成与中央政府部队密切合作，主张八路军有能力进行机动战，造成日军重大伤亡。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张闻天和毛泽东在延安南方约九十公里的洛川县城附近的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项会议在辩论如何进行战争的战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与会者二十二人，包括重要的军事指挥官和党的领导人。经过四天的辩论后，毛泽东的意见胜出。张闻天主稿的决议文获得通过，它承诺八路军初期将与中国其他部队合作进行机动游击战，以便争取南京政府的「信任」，以及民意的支持。若是在战场遭遇强势日军，共产党所控制的部队可转为独立的游击作战，在整个华北日本占领区扩大其军事活动的范围。受到胜利的鼓舞，毛泽东立刻设法巩固立场。洛川会议结束后两天，他在政治局常委会开会时主张：在联合抗日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贯通起来。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国民党有计划地从各方面影响和吸引共产党及红军，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要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跟随我党走。

国民党内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这对我们吸引国民党是有利的，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之间互相吸引的问题，要 在斗争中解决。

毛泽东在结尾时提出警告说，共产党内现在最大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 （他指的是向国民党「投降」，以及从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撤退）。

几天之后他在延安一场高级干部会议中重申这篇讲话的基本要点，强调共产党员「在战争中建立工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很显然，这段期间盘据在他心里的是这个问题、而非对日抗战。他努力不懈地主张中共部队必须只在山区进行游击战，「独立、自主」，保存实力，并且绝不成为蒋介石手中的傀儡。他解释说，抗战势必拖延许久，因此必须耐心等候，直到日军失去力量。 他再度强调「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后来它们成为人民战争的圭臬。

当然，他的话相当有道理。毛泽东和中国任何一个军阀一样，他明白他的权力、甚至他的生存，全靠他军队的实力。和往常一样，政治权力出自枪杆子底下。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肯让他的武装部队受到日军重击呢？

如果他失去了军队，蒋介石一定立即终止统一战线，派兵粉碎毛泽东。实在太惊讶，他的对手不愿承认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然而，洛川会议之后，反对者人数大减，朱德、彭德怀等许多人接受了他的「游击战」思想。

同时，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一九三七年七月，日军占领北平、天津。

十一月，又攻占山西省会太原，然后进据上海。日本皇军持续进攻，锐不可挡。苏联履行诺言，提供大量援助给蒋介石，送给他金钱、武器，还派了顾问。它全力协助，一如一九二〇年代中期大革命时期一样。但是，一点用也没有。蒋介石部队一再撤退。斯大林所达成的唯一一件事是，蒋介石保证他不会与日本人单独议和。蒋介石决心长期抗战到底。

这时候，密切关注中国战场戏剧化发展的斯大林，了解到必须再次重新思考中国共产党的战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他接见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人员。王明、康生和王稼祥求见，因为王明和康生即将回国。王稼祥来莫斯科诊治他在一九三三年四月所受的伤，并以化名「张烈」①留下来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理团长。季米特洛夫也参加了这次会谈。

斯大林对即将回国的中国人给予详尽的指示。抗日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是第一要务。从季米特洛夫的日记判断，斯大林强调共产国际应该在全国共同抗战上扮演领导角色，停止它的革命方案，集中精神在对付外敌——日本——而非国内对手。他说，由于中国人团结抗日，中国处于比一九一八至二〇年的俄罗斯更有利的地位，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内战期间与外国干预者还要作战。因此，他相信中国必会胜利。斯大林承诺协助中国发展战争工业。「如果中国有自己的军事工业，谁都不可能战胜它。」他也对中共的军事战术表达了看法，建议中国共产党避免正面攻击，因为八路军没有重炮。斯大林说：「它（八路军）的策略……应该是骚扰敌人，把他们引进自己一方并在后方打击他们，必须炸毁日本军队的交通线、铁路桥。」他要求中共部队扩编为三十个师。斯大林的结论是：「对于中国的党代表大会来说，讨论理论问题是不适宜的。理论问题可以往后放放，等到战争结束以后。谈论中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比起过去，机会更少了（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正在发展吗！）。」② 换句话说，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订定新的政治路线，排除走向社会主义之路，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再说。中共代表团必须亲自向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及毛泽东报告这一点。

十一月十四日，王明偕妻子孟庆树（化名罗莎·佛拉迪米洛娃娜·欧斯特洛瓦〔RosaVladimirovna Osarova〕），以及康生偕妻子曹轶欧（俄文化名李娜〔Lina〕），从莫斯科起飞，经新疆，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抵达延安。

从新疆加入他们的是政治局常委陈云。陈云参加过长征，公认是活力充沛的同志。他从一九三七年四月起，以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首席代表身分到新疆工作。这是王明出的主意，经季米特洛夫同意，派陈云到新疆去。

毛泽东、张闻天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在机场热烈迎接客人，毛泽东甚至称呼王明是「上天赐福」， 但是这一切都不具意义。毛泽东心知肚明，王明是他生平所遇最狡猾、最恶毒、最心狠手辣的权力敌人。

骄傲、自大、权力饥渴的王明的确是斯大林最好的学生。他也如此自居。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也就是他回国之前三天，他得到斯大林直接指示，要「采取措施」消除「中共领导圈托洛茨基主义的言行」。斯大林① 编注：作者误植为ZhangLi。

② 原书注：斯大林以为中共在未来几个月内将定期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向王明表示：「采取一切手段，强化对托派斗争。必须追捕、枪毙、摧毁托派。他们是国际破坏者，法西斯主义最恶毒的特务。」 他交代王明，有关「托派」破坏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可能性的一切问题，都可以直接向他报告。有了斯大林的尚方宝剑，王明信心十足，相信自己可以把全党纳入他的控制。

王明一到延安，立刻告诉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斯大林最新的军事和政治指示。他要求立即召开政治局特别会议讨论局势。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只能从命。会议从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足足开了六天，王明实质领导开会。

怎么可能会有其他状况？他是斯大林派来的特使呀！

王明直率地谴责洛川会议的决定，等于是明白反对毛泽东的政策。如果战争是中国共产党最关切的事项，并且当务之急是「为民族独立与自由而战、为国家与人民团结而战」，那么所有的工作都应次于统一战线。王明主张需要尽可能与蒋介石密切合作，以「动员中华民族的力量」，避免可能伤害中国团结以对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之一切独立的行动。王明和季米特洛夫根本不考虑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中国积极抗日，必定有助于苏联更加安全。毛泽东反对，并且试图从哲学上辩护他的立场。在搬到延安之前两个月，他已开始关注布尔什维克哲学，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初，除了他喜爱的诗词，他主要依靠两本苏联教科书和一篇收在《大苏百科全书》上的长文之中文翻译，持续不懈地研读。

这些作品是由共产主义科学院（communist Academy）的官员、列宁格勒哲学家伊凡·西洛可夫（IvanShirokov）及阿诺德·艾森堡（Arnold Aisenberg），以及莫斯科的「领导之光」马克·波里斯沃维奇·米丁（Mark Borisovich Mitin）及伊萨克。彼特洛维奇·拉朱莫维斯基（Isaak Petrovich Razumovskii）所编写。① 这些人都是彻头彻尾的斯大林主义者，以他们之中最著名的米丁的话来说：他们「只受一个想法指引：如何最好地理解我们敬爱的、睿智的老师斯大林同志的每句话、每个思想，以及如何转化它们、运用它们以解决哲学问题」。两本教科书和一篇非常长的文章，显然不足以把毛泽东化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他是个非常用功的学生。他很专心地研读，了解它们的分类逻辑以及政治化、辩证的表达方式，典型的斯大林主义社会科学。他特别① 原书注：有趣的是，大部分学者不察，都把影响毛泽东甚巨的一本哲学作品编者误为M.西洛可夫；其实是更出名的哲学家、党的官员伊凡·米海尔洛维奇·西洛可夫（一八九九至一九八四年）。他后来在一九四五至四六年担任列宁格勒市党委代理宣传部主任。

佩服统一论和对立斗争，苏联哲学家把它们界定为唯物辩证论的基础。他的研读心得可谓完全吻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研究哲学的目的不在满足好奇心，而是要改造世界。」 他把这个马克思主义提法运用到自己国家的现实上。

一九三七年春天和夏天，他甚至还在延安开办不久的抗日军政大学向学员们就辩证唯物主义发表一系列讲话。他谨守教科书文本，没有交代引用来源，完全借用几个苏联哲学家的基本见解，开始拿它们和中国革命的任务结合起来阐释。他说：「中国无产阶级担负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必须采取辩证唯物论作为自己精神的武器。」他滔滔不绝的报告（每次讲话长达四个小时，整个课程超过一百一十个小时），让听众大为折服。毛泽东获得学员极大的尊敬，认为他已掌握了博大精深的要义，隔没多久，军政大学刊物开始刊载他的部分演讲内容。

从此一新的辩证立论出发，毛泽东在十二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也试图证明「在统一战线中，『和』与『战』是对立的统一……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相对〔国民党的〕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但是王明的煽动言论占了上风。 得到康生、陈云和政治局其他几位委员的支持，王明以莫斯科指令唯一真正的诠释者之姿出现，因此削弱了毛泽东的地位。毛泽东日后回忆说：王明回国后，他自己的「权力跨不出窑洞」 （贺子珍离开后，毛泽东虽然在延安仍有住家，但大都住在他的窑洞里）。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嘲讽地指出：「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当然，这并不代表毛泽东向王明认输。恰恰相反。整个一九三七至三八年的冬天，以及次年的春天，毛泽东默默准备反攻。毛泽东能够专心从事党内斗争，有一个原因即是贺子珍不在身边。一九三八年一月，贺子珍取道甘肃和新疆，前往苏联。到了苏联，她化名「文云」①进入国际革命战① 编注：另有数据记载贺子珍的化名是「文英」。

士救济会中央委员会所办的中国党校；学校位于莫斯科郊外小镇库奇诺。

同时，她在第一克里姆林综合诊所（First Kremlinpolyclinic）接受一系列检查，医生认定她在长征时期受伤所留在身上的弹片，已经深深嵌入骨头和肌肉组织，无法取出。 而且，她即将临盆、生下另一个小孩。她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即她离开延安前不久受孕。她要离开时，并不晓得自己又怀孕了。

这个男婴李欧瓦（Lyova）一九三八年四月六日在莫斯科的谢琴诺夫妇产科医院（SechenovMaternityHospkal）出生。 这是贺子珍生的第六个小孩。 八个月后，他因肺炎去世。悲伤逾恒的贺子珍把他下葬在莫斯科附近一座坟场的公墓。 她往后余生一直都为自己无法保住孩子一命，身心倍感痛苦。他是她和毛泽东所生的最后一个小孩。

毛泽东的思绪完全不在这上面。对付王明的权力斗争已经让他忙不过来。王明口衔斯大林上谕，赢了第一回合。但是毛泽东决定制服这个敌人，过去他不是也制服过许多敌人吗？他似乎一直要到一九三七年底、一九三八年初，才真正领悟到斯大林这位克里姆林宫独裁者，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下达给中共中央领导人那道指示当中，有关统一战线政策的真正意义。斯大林的战术和往常一样，以欺敌为基础。斯大林要中国共产党在日军敌后进行游击战，引诱侵略者深入中国内陆，从而牵制住敌军部队。

同时，党应该宣传战后中国新的发展道路-也就是以温和的民主路线取代激进的左派路线，因为后者得不到多数民众的支持。斯大林不是明白地说，「讨论」中国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机遇」现在比起从前任何时候都「更糟」。这样的新政策将使共产党可以大大扩张群众基础，吸引到许多反对任何形式独裁统治——不论是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的中国人。当然，要这样大转身，必须假设中国共产党要表面上与苏联保持距离，毕竟苏联代表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正确理解斯大林的用心。他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初接受英国作家、共产党同路人薇欧蕾·克瑞西—马珂丝（violet Cressy-Marcks）的访问时，定下中共新理论的初期元素。毛泽东在他延安家中接见她。她问起中国共产党是否效法俄国路线？毛泽东回答说：「效法马列原则，但是和俄国完全不相干……孙中山的主义和列宁、马克思的理论都是为了人类更好，目前在中国，这两种主义相吻合。」克瑞西—马珂丝追问：「如果在试验的过程中，日后发现它们并不吻合呢？」毛泽东答说：「将来必须由人民来决定他们要什么。」他首度不谈把民主革命发展向社会主义革命。克瑞西—马珂丝又问：「你认为集体农场好吗？」「是的，它应当是好的，如果我们建立起来给人民，像苏联那样。」毛泽东如此解释，显然是在暗示，中国要达到社会主义，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后来，五月初，美国大使馆官员、陆战队军官伊凡斯·卡尔森（Evans Carlson）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和他谈话时，对这个话题有更明确的表示。

卡尔森呈给罗斯福（F.D.Roosevelt）总统的报告说：①我和毛泽东有两次长谈。他是个梦想家，当然；一个天才。他有穿透问题核心的奇特天赋。我特别问起他，一旦战争结束，中国共产党有什么样的计划。他回答说，阶级斗争和农民革命等等都会放弃——直到国家走完民主的准备阶段。他觉得国家应该拥有矿场、铁路和银行，应该成立合作社，应该鼓励民营企业。至于外国资本，他觉得愿意以平等对待中国的国家，应该受鼓励来投资。他非常友好、亲善。

两年后，回忆他和毛泽东的对话时，卡尔森又说：「他说：『共产主义不是即刻的目标，因为它只有在经历数十年的发展后才能达成。在它之前必须有坚强的民主、再有一个社会主义的调整时期。』」卡尔森因此写下：「这些主张肯定没有太激进。」卡尔森和毛泽东会谈之前，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八年二月间，在山西省考察于日军敌后活动的八路军部队。他和朱德及一些与毛泽东亲近的人士讲过话。他从这些谈话中只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我们习惯用的专门名词共产主义的含义。我想称他们为一群自由民主党人，或者叫社会民主党人（但不是纳粹派的）。他们寻求平等机会和建立一个诚实的政府……它不是共产主义。」 我们不清楚罗斯福总统是否相信他这位昔日保镳的见解，但是很显然对于中国革命的新观点已经开始成形。毛① 原书注：一九三〇年代中期，卡尔森上尉曾任罗斯福总统保镳，成为总统的友人。一九三七年七月出发到中国之前，他收到总统一封信，要求他私下将他在中国之一切见闻向他报告。基于保密之需，卡尔森的信必须以总统秘书玛古瑞特·「蜜西」·勒韩德（MargueriteS “Missy” LeHand）为收信人。

泽东和朱德，以及一些和他们同声气的中共领导人，已经开始有效地散播它们。

同一时期，战场的情势更加恶化。十二月十三日，首都南京沦陷。接下来几天，超过三十万人惨遭日本皇军屠杀。两万名妇人遭奸污。中央政府撤退到武汉。

隔了几天，即十二月十七日，被政治局推选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王明也飞往武汉，另立一个与延安平行的权力基地。他主张的统一战线版本是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密切合作-而毛泽东的版本则是口唱团结、实则着重争夺政权。 一向手段灵活、立场弹性的周恩来，自一九三六年起即奉命与国民党建立关系、强化合作，此时立即靠向王明，康生、张国焘和博古也都投靠过去。一九三八年二月底、三月初，延安的王明派人马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对毛泽东的支持者开战。可是，双方旗鼓相当，都无法压制住对方。这时候，毛泽东决定派他一位最亲信的副手到莫斯科去说明情势，并请求指示。显然是从「失败可长经验」的法则思考，他选择任弼时出马。

一向阴沉沉的任弼时，老是抱怨身体多病。他对于自己曾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参加对毛泽东的无情迫害，深感愧疚。三月五日，任弼时带着太太陈琮英（又名陈松），以及已故的蔡和森的妹妹蔡畅（俄文名字罗莎·尼可拉耶娃〔Rosa Nikolaeva〕），前往甘肃省会兰州，再于三月中旬从兰州，经新疆，飞往莫斯科。毛泽东力争中共党内定于一尊的权力斗争，进入到最后阶段。

第二十二章 巩固对中共的控制

尽管王明野心勃勃，毛泽东并不心烦意乱。狡猾的王明深谙如何运用他在莫斯科的关系，制造形象，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期待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苏联境内持续进行推崇毛泽东的宣传运动。不过，毛泽东和史达林之间的关系倒也并非一直平顺；西安事变期间，一度还关系相当紧绷。

甚且，王明很技巧地让人感觉他是克里姆林宫钦点的要人。因此，毛泽东选派特使赴莫斯科时，很自然也揣摩不出「伟大的」斯大林究竟对中共党内问题会如何反应。

任弼时在莫斯科的任务十分微妙。他不能公然反对王明，因为他没有把握毛泽东对斯大林战术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他又必须取得决定性的承认，确认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脑。他步步为营。他在四月中旬抵达后不久，即向共产国际主席团提出一份有关中国情势的详尽报告。他说，「王同志」抵达后，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立刻更正所有的错误，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所作所为都正确。

他的报告有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五月中旬，感到相当焦虑的任弼时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呈交一份冗长的报告；他增加对王明的称赞，但也再度努力消除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毛泽东可能的任何疑虑。他传递的信息是，毛泽东对莫斯科的忠诚绝对不亚于王明；他并没有反对统一战线；因此，最好不要更动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让毛泽东继续掌舵吧！经过他的努力，共产国际终于通过毛泽东所需要的决议。季米特洛夫六月中旬请示过斯大林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宣布「它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甚至还支持毛泽东在日军敌后进行游击战的政策，以及保持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完全的政治和组织自主。 它还核准推举毛泽东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取代张闻天。一九三八年七月初，季米特洛夫把这项决议传达给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理团长王稼祥。王稼祥即将回中国。任弼时将递补王稼祥的职位，他也参加了季、王谈话。 季米特洛夫说：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回到中国之后，王稼祥在九月十四日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莫斯科的决定。

出席会议的利瓦伊汉日后回忆说：「会中，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所说的〔实际上是斯大林的观点，季米特洛夫只是他的传声筒〕『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问题，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毛泽东很高兴。隔了几年，在一九四五年六月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承认：「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领导的）问题的。」 这时候，为了支持王稼祥入选中央委员，毛泽东提醒代表们：「从莫斯科回国后，他成功地完美地传达了共产国际的路线。」①他终于可以庆祝胜利。从此以后，毛泽东在党内再也没有劲敌。六个月前的一九三八年四月，张国焘忍受不了长期遭孤立，从延安出走到汉口，脱离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张闻天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正式通过将他开除党籍，并指控这个脱党者是「机会主义者」。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承认此一决定。一九三〇年代中期做出有利于毛泽东的选择后，斯大林继续强化他这个宠儿对中国共产党的垂直控制。唯有把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俄国式、以领袖为中心的党（亦即，将党斯大林化），未来与国民党的内战才能确保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斯大林化需要强化其领导人I 思想家的个人崇拜，以及完全压制党内反对派——即使没有真正的反对派存在，也不妨编造出来。在这些方面，斯大林经验丰富，可以帮毛泽东大忙。

一九三八年，苏联重新启动宣传，宣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位中共领导人被形容为「聪明的战术家与战略家」，以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精彩理论」丰富了世界军事思想。毛泽东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方式，甚至被赋与一种神秘的重要性。 艾德加·史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缕述毛泽东对自己童年及青少年期的自我批评，现在被摘为俄文、出版上市。俄文本经过编修，更清楚凸显史诺要说的重点：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许多日本人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到有趣的事……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更早几个月，《国际文学》（Intematsio navnaia literatura）杂志取材史诺① 编注：根据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记录稿，毛泽东的原话是：「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在苏联养病后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的书，刊出毛泽东自传的译本。 一九三九年，国家出版社根据新编校过的史诺笔记，发表正统版的毛泽东小传，而史诺的笔记有部分信息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供。 远有一本小册子，名为《毛泽东、朱德：中国人民的领导人》，也在莫斯科书店贩卖。这本小册子作者萧三，当时住在莫斯科，是毛泽东在长沙的同学。它把毛泽东形容为抗日战争以及中国共产运动的 「模范」领袖。获悉斯大林对他青睐的消息后，毛泽东几乎立刻就宣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有一个重要里程碑，即是一九三八年九月召开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会期甚长，从九月二十九日开到十一月六日才结束，毛泽东在会中有极为冗长的讲话。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最重要的即是替他的独裁立下意识型态基础这项工作。毛泽东全面完成这项工作。他的报告冗长，光用念的，就花了三整天，令听众大吃一惊。大家感受最深的是第七段〈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对党的历史做出定论：十七年来，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斗争的武器，从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以前，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同志的「左」倾机会主义……五中全会以后，又有过两次有历史意义的党内斗争，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上的斗争和开除张国焘出党 的斗争。

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 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总而言之，毛泽东崛起之前党内所犯的许多错误，现在已经更正，而今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已团结在正确路线四周。

现在对党员、尤其是干部，有什么要求吗？学习、学习、再学习。毛①泽东引述斯大林的话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真理……因此，坚持而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应是① 原书注：从一九四〇年代末到一九五〇年代初，这句话译成中文时，并没有用括号；换句话说，它被当作是毛泽东自己的发现。后来，经典的表述方式，它成为：「政治路线确立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我们的战斗任务。」 应该学习什么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但是——毛泽东在这里引伸列宁的意思——大家必须谨记在心，「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这是他的报告之中心思想。毛泽东提出一个理论，即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须调适中国的现实。他说：「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①去……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又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篇报告的文本很快就出现在莫斯科（一九三九年一月底，林彪到苏联治病兼进修，把它带过去。） 但是没有出现负面反应。其实它也不会引起负面反应。毛泽东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型态基础的政策，吻合斯大林的战术路线。甚且，它代表中国共产党这位新领导人要让他的党员相信他是个伟大的理论家，这一点斯大林可以理解。

毛泽东的个人生活就像他的政治生活，也逐渐安定下来。一九三七至三八年的寒冬已过去，和太太失和的不快也渐形消褪，贺子珍已离他而去。

还有什么必要为过去饮泣或孤枕而眠？数十名青年女子由全国各地拥至延安；她们是具有革命意识、愿意献身党的大业的妙龄女子。新来的美女当中有两人最突出：一个是上海来的电影明星蓝苹，另一个是广东歌星李丽莲。她们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底、亦即贺子珍离开前不久，来到延安。毛泽东没有注意到她们，因为他还困在家有悍妻。然而，康生和李德伺机活动。

前者早已认识蓝苹；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她甚至还是他的爱人。在延安重逢，又唤醒往日旧情，康生开始和她恢复来往。李德则看上李丽莲。她已经结婚，但是他不在乎。他在延安居留期间，非常孤独。他在遵义会议被打败后，非常难堪。毛泽东、张闻天和红军指战员公然蔑视他。他和美国籍医生乔治·海德姆（George Hatem）（中文名马海德）共住一间小房子。马海德于一九三六年七月与艾德加·史诺一起来到陕北，之后即留下来。 我① 原书注：值得注意的是，一年之前的六中全会-在有关唯物辩证论的讲话上，毛泽东表达的是恰恰相反的思想。当时他说：「我们必须与现在存在于中国的老旧哲学斗争，在全国意识型态战线上升起批判的大旗，因此清算古代中国的哲学传统。」显然他不用固执不动。

们很难想象天底下会有哪两个人比马海德和李德更加不一样，但是这位友善的医生同情他这个陷入情网的室友。马海德好社交，心地善良，「有一对黝黑似橄榄的忧郁的、犹太人大眼珠」。 李德则是典型的雅利安人，相当高傲。他排斥所有来到延安的外国人，包括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佩姬·史诺，认为他们是资产阶级情报机关派来的特务。唯一的例外是马海德，李德不仅和他同住一户房子，还一起去打猎。他想回苏联去，但是莫斯科不准。然后，他遇见活泼的李丽莲，她爱好美食、乒乓、跳舞，也喜欢讨论政治和艺术。一九三八年，她抛弃丈夫，嫁给对她展开爱情攻势的李德。

蓝苹则有她自己的梦想。她晓得她和康生不会有前途，他已经有家室，也无意离婚。她需要找个可以长期依靠的人。这位年轻、但阅世已深的女子决心放手一搏。她锁定的目标是毛主席。蓝苹有野心、好虚荣、工于心计。她一九一四年三月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父亲李德文是个富有的木匠。

她父亲为她取名「淑蒙」，期许她「纯洁、朴实」，可是她的一生既不单纯、也不宁静。她父亲嗜酒如命，经常家暴、痛打她母亲，直到有一天母女俩受不了，相偕离家出走。颠簸求存、艰苦过日子十年之后，她们只好投奔住在山东省会济南城里小女孩的外婆。小女孩七岁时，另取学名「云鹤」，她对诸城县只留下一个美好记忆。她曾经上学的小学校长是个又瘦又高的年轻人，戴着一副眼镜。她记得他是如何看着她、如何跟她说话，而且不知为什么，他和她说话时会十分焦虑。她也记得他曾经邀她们母女俩到他家。他需要请个帮佣，支支吾吾一阵子，他请云鹤的妈来帮忙。小女孩的心被他的眼神和话语融化，她的芳心噗噗跳。这位校长姓张。多年之后，她在青岛和他重逢，一股抗拒不了的力量使他们结合在一起。这位前任校长此时改名赵溶，不久又再改名为康生。此时，云鹤已经成为美女，随着剧团离家，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她已是山东省内出名的女演员。她结过婚，有过无数爱人，过的是波希米亚式的生活。她只有一个身体缺陷——右脚有六个趾头。 但是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吓走她任何一个爱慕者。

在青岛的时候，康生带领云鹤进入革命政治的新世界，也介绍她认识地下组织成员。她旋即再婚，这次嫁给康生的一位同僚。在这个共产党员丈夫影响下，她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两个月后，她丈夫被捕入狱，她仓皇逃到上海，为了掩饰痕迹，便改名李鹤。可是，一九三四年秋天，她也被捕，但三个月后在神秘的情况下获释。若非当局「相信」这位美女「无辜」——她是这么说的——就是他们从她这里取得自白。

总之，她恢复自由，旋即在上海舞台和电影中以艺名「蓝苹」打响名号。

她最大的成就，就是演活了易卜生（HenrikIbsen）剧本《玩偶之家》里破坏资产阶级价值的娜拉。她在电影中的角色也引起观众相当注意，譬如她在反日气氛相当浓郁的电影《王老五》和《两毛钱》的演出就颇为叫座。

看来她一帆风顺：有了新丈夫、又有一群爱人和无数的爱慕者，生活也多采多姿。但是，一九三七年八月，日军进攻上海。

受到爱国热潮影响，感情充沛、热情洋溢、罗曼蒂克的蓝苹跟她最新的爱人、《玩偶之家》的导演奔往延安。共产党呼吁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引起她的共鸣，也引起中国许多左翼艺术家的响应。来到延安，她注定要担纲演出一生最重大的角色，成为领袖最忠心、温柔、渴望的新女友。她是个非常聪明、狡诈的女人，像山花一般娇美、但又拥有巨大的内在力量和无穷的精力。

她的老相好康生在这件事上给了她莫大的协助。任弼时出发往莫斯科后不久，康生就开始试图与毛泽东建立关系，为了这个目标，他决定善加运用他的女朋友。四月底，机会来了。毛泽东到鲁迅艺术学院演讲，这是为培训政治上可靠的文化工作者所创办的教育机构。刚获聘为学院讲师不久的蓝苹及时赶到教室，占了前排一个座位，手拿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她聚精会神注意聆听主席讲的每个字，并且以接近速记员的速度振笔疾书做笔记。毛泽东当然注意到她。在脸庞晒得黝黑的众多农民中，她的甜美、白皙的小脸分外突出。

下课后，她趋前找他。

她怯生生地说「我还有太多东西该学习。但是感谢您，我晓得我可以加深知识。」他一边回答，一边上下打量她：「如果妳有什么不懂的，别害臊，妳可以来找我，我们好好谈一谈。」她身材纤细，头上扎了两条辫子。

接下来，康生上场了。借助他和蓝苹是同乡的关系，他开始向毛泽东夸赞诸城女子有多好、有多棒。几天后，他邀蓝苹与主席会面。但是，一直要到四个月后，也就是一九三八年九月，蓝苹才成为毛泽东的爱人兼秘书。不久，她决定要再改名。过去已经过去，她请毛泽东挑几个他喜欢的字。他挑选了「江青」。①可是毛泽东的新恋情在延安引爆蜚长流短。很自① 原书注：多年之后，江青和美国作家罗珊妮·维特克（Roxane Witke）谈话时，否认毛泽东为她取新名字。她声称名字是她自己取的。不过-江青这个说法与其他的数据源统统抵触。

然地，那些党领导人的清教徒般的太太们大惊失色、奔走相告。她们再度同情和她们共历艰辛的贺子珍-当下就仇视江青，开始说她坏话。中共中央收到上海党部负责人刘晓的一份报告，更是火上添油。他报告说，李云鹤/蓝苹在狱中行为「可议」，有可能是「国民党间谍」。

康生再次介入，向大家保证江青政治上没问题。主席本人最后决定平息争议。他向党内同志表示：「我将娶她。」婚礼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举行。 康生大乐：背叛了王明之后，现在透过江青，他得到主席完全的信任。他很快就成为毛泽东最亲信的左右手之一，毛泽东把党的特务机关交付给他领导。

可怜的贺子珍！现在她终于也必须步上当年杨开慧的后尘。当她听到丈夫另有新欢时，大吃一惊。毛泽东送来一份正式离婚通知，两年后又把他们的女儿送到莫斯科给她。因此，他们的分手彻底完成。她的希望全部粉碎。她很高兴见到已经三年半不见的女儿，但这是凄苦的喜悦。起先，她和娇娇住在莫斯科附近莫尼诺村、属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一户房子；贺子珍在此地接受治疗。她已经厌倦了政治学习和参加公共工作，她什么事都不想做。因此，她的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初级测验只得了个丙。

一九四一年秋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她们母女转到伊万诺沃（Ivanovo）的莫斯科国际儿童院，贺子珍开始担任教员，娇娇是学员（在孤儿院里，毛泽东的女儿名叫谭雅·娇娇〔Tanya ChaoChao〕）。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也在这所儿童院。他们在一九三六年秋天来到莫斯科。他们经历将近六个月的旅程，从上海出发，经香港、马赛和巴黎，才到达苏联。这两个「英雄」终于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抵达「社会主义之岸」，分别以瑟吉·永福（Sergei Yunfa）和尼古拉·永寿（Nikolai Yunshou）之名进入伊万诺沃的孤儿院。 他们在一九三八年春天认识贺子珍，从此以后一般相处得很融洽，他们甚至开始喊她「妈妈」。接着，他们也得知父亲再娶的新闻，但不知道这些传闻是否事实。总之，他们设法不去问贺妈妈这件事。岸英和岸青日后回忆：「我们尽量不让她想起这件事。

我们跟她讲各种故事、讲国内外大事。在这些谈话中，我们绝口不提一个名字，但是我们一直会想起它，那就是毛泽东。」透过他们妹妹娇娇，他们的父亲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给他们一封信。讷讷地辩解迟迟未回复他们来信之后，毛泽东力促儿子们要着重研习自然科学，别碰政治。这会让他们赢得别人尊敬，也会让他们幸福。或许在党内斗争浑身是伤的这个老兵，不想让儿子也遭受自己在权力竞技场所经历的心理创伤。他声称无意「干涉你们的事」——对于做父亲的，这样说也挺奇怪的——同一封信中他声称他很关心儿子，可是又要他们自己决定前途。对于自己的父亲，当然，毛泽东自幼斗争，要摆脱儒家孝道的羁束，但是对自已的儿子根本又非如此，实际上他是抛弃了他们，听任他们自生自灭。所谓父母之爱，这封信里略现痕迹，毛泽东答应送他们更多书，这是他自己青少年时最心爱的伴侣。这是做父亲的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大清早离家以来，给儿子们的第二封信。第一封很简短，只有七行字，发于一年半前的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当时，周恩来带着太太和养女飞到莫斯科治病，毛泽东托他带信。

第二封信也称不上温暖、亲切的信。它只字不提他的新婚姻，即便江青已在五个月前为他生了个女儿。一九四〇年八月三日，李讷出生于延安一所医院。和大女儿娇娇的情况一样，毛泽东以他的化名李得胜之「李」作为李讷的姓氏，名字则同样出自孔子的「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李讷出生时，毛泽东已经全面掌控中国共产党，他的部队也控制了好几个敌后游击根据地。大约两年前，日本皇军已占领大部分的华北、华东和华中，以及华南及东南的几个港口。一九三八年十月底，广州和武汉沦陷，国民党政府迁往四川重庆。它无意投降，但又缺乏实力发动大型攻势。

毛泽东利用前线已经稳定下来之势，深入日军敌后在若干地区建立共产党根据地。日本皇军只能占领城市及其他重要战略目标，以及交通运输线。

日军偶尔才会下乡搜求给养，国民党官员则完全失去控制。毛泽东开始派遣武装部队进入农村地区、填补权力真空。他的策略相当成功。到了一九四〇年，中共已在日军敌后建立十多个根据地——为了宣传，共产党称之为「解放区」——而且还快速地增加中。同一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提出以「新民主革命」作为在中国发展解放运动的特别阶段之构想。这方面他得到能干的秘书陈伯达之助。陈伯达于一九三七年来到延安。一九三八年，奉毛泽东指示，这个「戴眼镜、有一对招风耳和深邃眼珠的胖子」 开始研究有关中国共产运动的理论问题。

毛泽东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旬首次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作品中，提出他的新理论。这是由他和「若干同志」（包括张闻天、陈伯达在内）共同执笔。后来，他在一九四〇年一月的一本小册子《新民主主义论》中扩大发展此一主题。毛泽东先提出一个命题：由于中国是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这是张闻天说的）， 中国需要达成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他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诉诸于民族主义情感、大过于向同胞的社会奋斗诉求，他大谈需要依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精神进行社会改造。他非常泛泛地诠释这些主义，承诺在革命之后保障私有财产权、鼓励民族资本家创业，以及推行保护主义政策，意即在国家严格控制下吸引外来投资人。他主张减税、发展多党制、组织联合政府，以及实现民主自由。根据毛泽东的说法，新民主的理论与旧式的西方民主不同，因为它将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动。可是，党不再宣扬自己是劳动阶级的政治机关，而今是革命派统一战线的组织，努力团结「所有的革命人民」。毛泽东强调，未来的中国不会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新国家的经济，国家、合作社和民间资本家的财产将共存。和国民党的斗争方面，毛泽东开始倚赖中国社会的民主传统。二十世纪上半叶，民主在中国已经不是陌生的概念。这时候，剌激中国政治文化恢复精力已有许多因素，包括一九二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成功、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旦肇建共和、一九二一年制定临时约法（宪法）、选举产生第一届国会及国会辩论、孙中山讨袁二次革命及反对袁世凯复辟、一九一五年新文化运动、一九一九年反日五四运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国共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合作与冲突等等。所有这些事件增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倾向，这一部分社会阶层预期会热烈接受新民主主义。作为他的概念之基础，毛泽东采用斯大林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指示，他本人已在一九三八年一系列演讲中阐释。他的新作品依据这些讲话发挥，但原则方面并无新意。他的新政策完全吻合斯大林的地缘政治策略。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正在阐释他的概念基础时，斯大林也开始思考解散共产国际。 这绝不是巧合。

一九三〇年代后半期，斯大林本身绞尽脑汁思索国际共产运动的新战术。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和王明、康生的谈话就是一部分证据。他的目标不仅要欺骗中国知识分子和蒋介石，也要欺骗整个资产阶级的西方。他希望大家相信，除了苏联共产党之外，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始，所有的共产党都已经放弃社会主义斗争，改为建立「人民民主」的人道社会（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并没有根本差异，前者讲「人民民主」，后者则说「新民主」）。共产党组织在战后要夺取政权的话，以民族的「民主」政党之姿出现，会有更大机会争取到对民族主义势力大团结的掌控。正是因为想要「欺骗」资本主义者，斯大林终于痛下决心，解散共产国际。他在一九四三年五月付诸行动，但是念头早在一九四〇年即在酝酿。 欺骗乃是斯大林「人民民主」的基础，这个布尔什维克首脑在和他的亲密战友私下谈话时，对此也不隐讳。 毛泽东又很幸运。他提出新民主主义时机拿捏得恰恰好，这使得克里姆林宫主子对他更是另眼看待。

同一时期，毛泽东在一九四〇年代初期又得以回头处理党内问题。他已经建立起自己是党内头号理论家的地位，现在他必须收服「反对派」、巩固势力。否则，依照斯大林的传统，他不会觉得自己是羽毛已丰的独裁者。

最容易的是清算托派，问题在于他们在中国根本无足轻重。一九三〇年代末期和一九四〇年代，中国只有少许托派组织，其中最大的是「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成员只有二、三十人。由于实际的托派敌人只是幻影，王明担任斯大林在中国处理托派问题的特使，其实并没有道理。「米夫的雏鸟」的前途已经日薄西山，现在他注定成为党内「反对派」的首脑，是中共中央新任「伟大的领袖」必须粉碎的对象。

没有斯大林点头，毛泽东不能发起批斗王明的运动，但是他很快就取得莫斯科的核准，可以动手。一九三九年底、一九四〇年初，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共即将召开的七大之准备委员会人事草拟建议案。周恩来预定在①一九四〇年三月底亲口向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传达这些建议。共产国际头子季米特洛夫于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七日发电报给毛泽东说：「周恩来会亲自通报你，我们就中国事务所讨论及协议的一切内容。你需要认真考虑一切，完全自主地采取决断措施。某些问题若是与我们意见不一，请立刻告诉我们，并叙明你的原因。」共产国际执委会人事部就中共中央人事问题提呈一份备忘录给季米特洛夫：我们必须记住一件事：王明对党的老干部完全不具权威……他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因米夫的影响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被拔擢进入党的领导（这份备忘录起草时，米夫已被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苏联特务机关，其前身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并以「人民公敌」罪名处决）……兹建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别把王明放进党内领导要职。

兹建议党的领导人别把〔现任〕政治局委员康生、政治局候补委员方林（即邓发），以及中央委员关向应和杨尚昆纳入政治局或书记处，① 原书注：任弼时夫妇与周恩来夫妇一起回延安。林彪（化名李进）于一九三九年一月来到苏联治病，留下来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理圑长。他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卸任，也回到延安。后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下，中共中央不再派代表驻莫斯科。

也别派他们担任人事、组织或特勤工作。

兹建议政治局及书记处成员博古、中央委员罗迈（即利瓦伊汉）、陈昌浩、张浩（即林育英）和孔原，不纳入中央委员会、不在党中央担任人事、组织工作……从共产国际执委会人事部提供的材料，以及和周恩来、陈林（即任弼时）、毛泽民等人的谈话，已经就二十六名领导成员编成评估，这些人可在七大提升进党的领导机关。基本上，这些人是党最值得信任，有经验、经淬炼的斡部，他们曾经历难苦的地下工作和内战-现在从事党、军和军中政治工作。这二十六位同志中以下列几位较突出：林彪、贺龙、刘伯承、聂荣臻、萧克、徐向前、陈光、邓小平和叶剑英，他们不只全都在党内有名、全国也都知道他们是八路军部队的指战员；邓颖超（女）〔周恩来之妻〕、毛泽民、高①岗、徐特立、陈毅、刘晓、ZhangQiqi （？）和曾山，全是完整测试、 有经验的干部……毛泽东肯定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他比起中共其他领导人都更了解中国，了解其人民、了解其政治，大体上都正确处理问 题。受到举荐的人绝大多数是毛泽东的支持者。莫斯科否定的人被视为王明的追随者。共产国际执委会——斯大林本身站在背后——再次协助毛泽东巩固其权力。这一次他们甚至做得太超过。毛泽东并没把康生及其他几位干部视为敌人。康生已经公开易帜、投靠过来。毛泽东甚至写信向季米特洛夫替康生挂保证。毛泽东写说：「康生是可靠的。」苏联亦提供金钱援助，帮毛泽东增强他在中共党内的权势。一九四〇年三月底，周恩来从莫斯科带来三十万美元给毛泽东。 这还不是最后的赠礼。即使纳粹德国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攻击苏联，苏联还是继续援助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档案馆中，苏共中央政治局特别档案中保有一份惊人的文件：政治局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决定拨款一百万美元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以支持中共中央。 共产国际执委会向政治局要两百万美元，但只能接受一百万美元。 同一天，七月三日，斯大林首度公开承认德国进犯的程度，而政治局仍裁定送一百万美元给中共中央。同时，毛泽东在一九四一年坚持改写党史以吻合他的个人崇拜之需。

① 编注：原书即加注问号，亦无法查到此人之中文名。

这位永远不会错的领袖必须以民族救星之姿站出来，在中国共产党最关键的时刻既是先知，又是导师。伟大的舵手之降临必须被当作是划时代的大事，整个共产运动的过程都是准备着迎接他的降临。毛泽东在这时候，和往常一样，紧随着他的导师的步伐前进。斯大林曾经说过：「历史有时候需要被纠正。」 毛泽东对这一点也深信不疑。《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简明教程》（简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Short Course）于一九三八年底、一九三九年初在延安推出中译本，正好派上用场，可以作为他的模板。一九四一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毛泽东领导下通过决议，要组织认真研究党史问题。主要的焦点摆在毛泽东处境最艰巨那一阶段，也就是六届四中全会（一九三一年一月）至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那段时期。 两天后，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就党内斗争史提出报告，重点摆在一九三一至三四年期间的教条主义者、主观主义者和「左倾机会主义者」（虽然他没有点名王明，但人人晓得他指的是谁）。毛泽东说：「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研究马、恩、列、斯（史达林）的思想方法论，以《联共党史》为学习的中心，多看反对主观主义的言论。」 他又拟稿写了一本长文讨论「左倾机会主义」这个主题，由于文章炮火猛烈，他也不敢公开发表它。只有最贴身的亲信才晓得有这篇文章的存在。毛泽东的讲话掀起检讨党史的运动，目标在于坚决地铸造领袖的伟大。

一九四二年二月的这项运动发展成为党的大规模「整风」。它的主要目标是已被斯大林弃如敝屣的王明。王明依然受到季米特洛夫信赖；王明在莫斯科工作时，与季米特洛夫结为好友。因此，这位共产国际总书记很替他已经沦为毛泽东首要敌人的朋友担心，可是没有斯大林的核准，季米特洛夫也爱莫能助。

博古、张闻天和「人民公敌」米夫的其他学生，也都成了「整风」的对象，周恩来因为过去反毛泽东，也被整风扫到。可是，延安的整风一点也不像苏联一九三七年的大整肃。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一月说：「中国共产党目前的领导人认为苏联共产党过去的整肃是错的。我们需要的是像目前边区正在进行的『精神整风』。」 信守他的「治病救人」原则，他没有发动逮捕和处决，而是交付意识型态学习（有个目击者称之为「心理的柔软体操」）。 延安陷入无尽的大小会议和集会，毛泽东昔日的对手被贴上「教条主义者」的标签，在会中坦白、认错、自我批判，还要全力歌颂领袖的「睿智」。他们写下自我批判，也要批判他们的朋友。康生奉毛泽东之命主持特别委员会负责「整风」，它把这些资料建文件、整理。

刘少奇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受主席之邀来到延安，也在此一新的意识型态运动扮演主要角色。毛泽东很早就认识他，但是直到一九四〇年代初期，和他都没有密切接触。他们首次见面是一九二二年夏天，当时二十四岁的刘少奇刚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完成六个月的研修，回到长沙从事工会工作。毛泽东派他到赣西的产煤重镇安源，担任李立三的首席助手，负责工人倶乐部。刘少奇只比毛泽东年轻五岁，组织能力不亚于他。他非常瘦，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其实有无穷的精力、决心和勇气。

他和毛泽东一样，出身湖南农民家庭。他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于莫斯科念书时加入共产党。刘少奇很快就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一位主要领导人，一九二五年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一九二七年，他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因米夫的推荐，他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可是，米夫的举荐并没有反映在他的政治立场上。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他支持毛泽东。从此之后，毛泽东注意到他，指派他担任过几个重要职位。抗战爆发，毛泽东派他到东南部在日军敌后的共产党游击队中从事政治工作。一九三九年七月，刘少奇回延安述职时，于马列主义学院发表两次演讲，讨论「如何成为优良的共产党员」。和毛泽东一样，他要求所有党员每天都要自我教育，强调「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不能够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这个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准。」 两年后，即一九四一年七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做报告，题目是〈论党内斗争〉，痛批教条主义。这份报告得到毛泽东特别嘉许。毛泽东邀请刘少奇以党务「专家」的身分到延安。一九四三年三月，毛泽东这位新欢和任弼时一起出任改组后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也被派为毛泽东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又兼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及中央研究局局长。 即使并非政治局委员，他在党内的影响力也快速上升。

毛泽东委派给刘少奇筹备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任；它原定于一九四一年春天召开，但一再展延，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四至六月召开。一九四一年来到延安的代表们在两、三年的期间里，必须在刘少奇和康生控制下，参加「整风」运动的一切活动。唯一一个拒绝做自我批判的就是王明。一九四三年初，毛泽东对王明施加压力；王明称病不出，避免出席「整风」。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季米特洛夫收到一封延安来信，令他很不安，因为信上说王明病情严重。 由苏联情报官员彼得·佛拉迪米洛夫（Petr Vladimirov）传回的讯息说：「他需要在成都或苏联治病，但是毛泽东和康生应该是不想让他离开延安，因为担心他会泄漏对他们不利的信息。」季米特洛夫能怎么办？他并不能自行作主，他必须执行斯大林的政策。

他能凭自己的主意，冒着与毛泽东交恶的风险吗？他设法介入，先要求红军情报总处不要介入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 可是，这么做不能满足王明。一九四三年一月底，王明透过驻在延安的苏联医生安德烈·阿洛夫（Andrei Orlov）和佛拉迪米洛夫发了一封详尽电报，举发毛泽东的「反列宁主义」及「托派」活动。莫斯科于二月一日收到电报。 可是，季米特洛夫在二月三日也收到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尖锐指控王明。 很显然，毛泽东已获悉敌人去告状，急急反攻。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

冲突益加尖锐。二月十一日，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佛拉迪米尔·狄卡诺佐夫（Vladimir Dekanozov）不请自来，突然登门拜访季米特洛夫，讨论王明的问题。狄卡诺佐夫建议季米特洛夫通知王明，他应该立刻找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Alexanderpanyushkin），他可以拜托蒋介石允许王明离开中国。 显然狄卡诺佐夫透过自己的消息管道，获悉季米特洛夫与王明颇有交情，赶紧关切这件事。或者这是突如其来的挑激？这个突如其来的动作未免太奇怪。为什么必须请蒋介石允许王明离开中国，而不是请毛泽东允准？极有可能是狄卡诺佐夫在考验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会不会把自己的私交放在国际共产运动之上呢？季米特洛夫这下子非得牺牲他的老朋友不可了。他不采取任何行动。后来，到了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他发给王明一封悲观的电报：「至于你们的党内事情，请你们设法自己解决。由我们从这里干预，现在来说是不恰当的。」 王明的命运似乎已经定案。

几乎就在这封悲观的电报发出之后几天，季米特洛夫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发送一封私函给毛泽东，紧急建议他不要迫害王明，也拜托他别碰周恩来。他写说：「我认为，开展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责他们推行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战线政策，似乎他们正在把党推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不应当使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孤立于党，而应当维护他们并尽一切办法为党的事业而使用他们。」: 季米特洛夫一定是得到斯大林的指示，或至少是得到斯大林的核准。

这九天之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斯大林决定保护王明？他是希望在日后可利用王明牵制毛泽东吗？或是他记起来王明在反「托派」斗争中有过「功绩」呢？没有人清楚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这几天天寒地冻，是什么原因使这位克里姆林宫独裁者改变初衷。

季米特洛夫十二月二士一曰的私函颇受重视。毛泽东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及一月七日各发一封电报回复。他在第一封电报中说：「我们同周恩来的关系非常好。我们根本不想把他排除在党外。周恩来有很大的成就和进步。」但是，毛泽东在王明这件事上面不愿退让：王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反党活动。这一切都已通报给党的全体干部。但是我们不想把此事向全体党员群众公开……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对王明所有错误进行批判的结果，则是这些干部更加团结一致……我的看法是，王明是个不可靠的人。王明早期曾在上海被捕。有几个人说他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分，之后被释放。还有人说他同米夫有可疑的联系。王明进行了大量的反党活动。

可是，五天之后，毛泽东撤退了。他很清楚他真正通信的对象是谁。

关于党内问题：这方面的政策是致力于联合一致，巩固团结。在同王明的关系上正是执行这样的政策。由于一九四三年下半年所做工作的结果，党内的形势、党的圑结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

请您放心。就您的想法，您的内心感受而言，我们是心心相通的，因为我的想法和感受基本是和您一致的。毛泽东刻意不用自己的管道、改托佛拉迪米洛夫送出一月七日的电报。

收到电报后，季米特洛夫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毛泽东还是对莫斯科忠心耿耿。季米特洛夫二月二十五日回复毛泽东说：「您的第二份电报特别使我高兴。我不怀疑，您对我的友好意见会给予必要的、认真的注意，并将为党和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采取所要求的必要措施。」一月十九日，季米特洛夫也发了一封电报给王明，谈起他和毛泽东的关系，也告诉他这位遭迫害的好友，他和他的敌人交涉成功。 我们不能说王明完全满意。但是他也明白，他不能期待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做更多了。克里姆林宫大老板不愿他担任中国共产党领袖，但也无意让毛泽东把王明给撕成碎片。他必须降服了。三月七日，季米特洛夫收到老友回信：尊敬的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十二月至一月期间转给了我两份您的电报。

谢谢您对中共和对我的关心。我对毛泽东的态度一如既往，因为我把他作为党的领袖而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尽管过去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和最近一年就党内生活问题针对我开展的重大运动中的一些个别问题上，有个人之间的分歧。

（一位）同志告诉我，他系统地向您通报了有关所有这些问题的情况。我不了解在这方面您对哪些事情感兴趣和对哪些问题不清楚。

请给予指示，我将作覆。最近一年，在党内开展了以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为基础重新审视党的全部历史的运动。他被宣布为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中国化马列主义的主要代表。

我意识到您能提高我们党的威信，这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条件下是特别重要的；在强调中共是全国性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下，我完全支持这场运动。因此我已经既在口头上，也在书面上向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声明，反对李立三路线的斗争和确定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都是毛泽东的贡献，而不是我的，如同我以前认为的那样。我还声明，我放弃一切有关政治分歧的争论。

衷心感谢您和亲爱的罗莎多年来对我女儿的关心和教育。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召开，周恩来和王明都入列担任中央委员；周恩来甚至还增强他在党内高层的地位。毛泽东刻意不在七大揭幕式讲话，直到他亲自下达命令，将「生病」的王明放在担架上抬进会场，他才现身讲话。他说：「我邀请了王明同志和王稼祥同志来参加我们的大会，我们的大会真正是一个团结的大会！」王明和周恩来出任中央委员并不代表毛泽东的权力有丝毫受损。受到屈辱的王明不再是个重要人物。同时，周恩来展现出全面臣服，而他这位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领袖早已理解周恩来能力的价值。毛泽东得到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他已经达到中国共产党其他领袖都不敢企求的最高权位。

他的势力已完全成熟。毛泽东本人钦点七大中央委员、主导所有的会议，并且界定其工作方向和决定。他发表主题报告〈论联合政府〉，再次阐述他的新民主主义构想。 除了王明之外，代表一百二十万党员的其他七百五十四名代表，似乎都真诚视毛泽东为党的良知。他们全心全意信任他们的领袖，预备为他赴汤蹈火。七大前夕，毛泽东成功地完成另一项重要会议，即第七次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①会议遵循他的意旨，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套新的、正统的党史里，主角当然是毛泽东，而且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整个路线都被描绘成一连串、持续的偏离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先是右倾错误、又是左倾错误。在这个脉络下，他所有真实的及想定的对手——陈独秀、盲动主义者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甚至他的好友罗章龙（罗章龙在一九三一年没有反毛泽东、反的是政治局）——都遭到批判。

七大还做了一件大事，即通过新的党章。刘少奇就这件事提出报告，他在报告中远超过其他所有代表，把毛泽东捧上天去。章程的文本本身明白标举「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型态的基础。它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是王稼祥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初首次提出。它出现在《解放日报》刊登、王稼祥所写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在此之前，从一九四〇年九月开始，中共的词汇里已出现各种类似的词语，如「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的理论与策略」、「毛泽东同志的理论与策略」、「毛泽东同志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的看法」、「毛泽东同志的政策」、「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道路」、「毛泽东的方式」，甚至「毛泽东主义」。王稼祥的提法脱颖而出、持续下来，不过事实上今天许多人偏好「毛泽东主义」。

四年之后，毛泽东本人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到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不应该称为主义这个问题：有人说，斯大林的思想之称为学说，不称主义，是斯大林的谦虚。

我看不是的，不能解释为谦虚，而是因为苏联已经有了一个列宁主义，而斯大林的思想是合乎这一主义的，并且把它贯彻到实际政策中去了。

不然，有一个列宁主义，再有一个斯大林主义，那就有了两个主义。

同样，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分店好。① 译按：中共中央六大七中扩大会议。

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是，早在一九二七年时，中国共产党曾经以非常负面的意义用过「毛泽东思想」这个字词，以它作为军事投机主义的同①义词。异议派的共产主义者叶青，在一九四〇年代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攻击中国共产党时，也以负面意义使用这个字词。叶青在他的文章〈抗战与文化〉中坚称，毛泽东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马列主义，只有一个主义，那就是毛泽东主义，「一个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主义」。 叶青的文章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相当知名，毛泽东不可能忽视这一点。

然而，重点是最后选定这个名词反映出毛泽东及其支持者企图制造一种纯中国的意识型态，平均地表达中国社会所有阶层的利益，从无产阶级到地主、民族资产阶级都包含在内，一种意识型态的统一战线。

「思想」有别于「主义」，完全符合这个超越阶级的中华民族意识型态。

事实上，「思想」和「主义」不同，「思想」源自于中国。日本人在十九世纪借自中国古籍，在中国古籍中它用来表示「理解」、「思考」和「回想」。

日本人用它来代表西方的「意识型态」和「思想」等新概念。「思想」这个字词内涵丰富后，由日本传回中国。可是，「主义」这个字词在中国传统里没有根源。十九世纪，日本人把中文字「主」（基本）和「义」（意义）两个字拼起来，以传达西方的「教条」、「原则」和「因果」的概念。「主义」传进中国时是一个前人不知的新生事物。很自然，「思想」比起外来词语「主义」-比较容易为中国广大民众所了解与贴近。

在中国，借助新的或罕为人知的词汇去宣扬、表达，即使是神圣的观念也会招致负面反应与抗拒。同时，依赖传统字词的创新概念和理论，则受到广大民众认识与支持。我们晓得，毛泽东深谙中国政治文化。甚且，他懂得给他的作品加油添醋，特别是在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章中，搀入大量中国人民所珍视、尊重的古籍之典故。毛泽东的做法完全符合斯大林的政策，因此不会引起莫斯科的不满。

恰恰相反，这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无所不能的领袖一定十分赞许中国共产党现在团结在这个领导人之下，他能够忠实地掌握我斯大林「明智」的战术路线，且在各方面模仿得惟妙惟肖。

七大之后的一中全会，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主席；一九四五年八月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又被推举为新改组的中央军① 译按：即任卓宣，后来在台湾办帕米尔书店。

事委员会主席。他集所有大权于一手。一九四五年八月初，七大一中第二次会议通过新版本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党章，把毛泽东的角色和重要性以更鲜明的方式呈现出来。 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意识型态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武装起来，跨进对日抗战的最后阶段。

第二十三章 斯大林、毛泽东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斯大林很有可能在亲信圈子里把毛泽东称作「窑洞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也很有可能因为斯大林不信任他而相当郁卒。但是，斯大林相信过谁呢？哪一个最忠心的亲信他不轻蔑呢？他认为谁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呢？所有的人都只是他棋盘上的卒子。

斯大林在他的办公室徘徊踱步，同时思考在好几个棋局的步子。中国已经出现一个很复杂、很重要的党在运作；它的胜利会决定他一生努力的成败功过。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会激烈改变世界竞技场的相对力量关系，有利于苏联。前提是他和毛泽东要能让美国中立、让华府及其盟国相信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计划是真心的。罗斯福、杜鲁门（H.Tmman）必须接受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并支持中国共产党。然后中国共产党才能逐渐地把蒋介石及其支持者「挤出」权力位置，接下来再在国民党左派及自由派人士当中操纵运作，最后夺取权力。

这场棋局分布极广。毛泽东藉由接受访问、写文章、发表演讲，努力宣传。艾德加和海伦。佛斯特·史诺夫妇、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其他作家、记者的书籍文章，以及伊凡斯·卡尔森的电文，全都往同一个目标发射。英国作家佛瑞达·尤特蕾（Freda Utley）与克莱儿和威廉·班德（Claireand William Band），以及美国记者毕森（T.A.IBisson）、哈里逊·佛尔曼（Harrison Forman）等人有关毛泽东及其同志的奋斗故事，也都让大众产生极鲜明的印象。他们异口同声，向全世界保证，中国的共产党和马列主义一点都不同。 在许多美国人心目中，阴沉的独裁者蒋介石及其政府，逐渐输给了「自由派」民族主义者毛泽东及其「人民」政府。

这场棋局的高潮发生在一九四四至四五年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与美国官员进行直接对话。它们始于一九四四年七月底，一架道格拉斯 运输机载着九名乘客，于延安机场降落。这是所谓狄克西代表团（Dixie Mission）的第一批人员，分别来自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战略情报处（中央情报局前身）等单位。四十四岁的团长巴大维上校（DavidD.Barrett）是个矮胖男子，曾任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助理武官。他熟谙中国历史与文化，能说流利中国话，是公认的中国事务专家。职阶次高的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志（John Stewartservice ），克莱伦斯·高思（Clarence Gauss）大使称他是「我们政府有关中国共产主义的专家」。八月初，狄克西代表团第二批人马也在另一位外交官雷蒙·陆登（Raymond RLudden）率领下抵达。后来，美国人愈来愈频繁来延安，甚至组织起到几个「解放区」去参访。一九四五年七月底，这个所谓的「美国驻延安观察团」共有三十二名成员。巴大维、谢伟志和观察团其他许多团员，透过和毛泽东的对话及个人自身观察，得到的主要结论是：政治上，中国共产党一度或许对苏联有过的任何倾向，似乎都已成为过去。共产党努力使他们的思想和计划吻合中国现实；他们推行民主政策，期盼美国赞同，并予以同情支持。

经济上，中国共产党寻求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工业化，主要目标是提升人民经济水平。他们体认到，依据目前中国状况，这必须透过资本主义，以大规模外国援助才能完成。他们相信美国，而非苏联，将是唯二个能够给予这种经济援助的国家，也察觉到基于效率的原因，以及为了吸引美国投资，让美国的参与有极大自由，才是明智之 举……结论——共产党领导人本身也持续如此声明——对于中国而言，美国的友谊与支持，比起俄国的友谊与支持更加重要。

狄克西代表团成员建议美国政府改变它对中国共产党的方向，也提出警告说，「如果被迫为了挺过美国支持国民党进攻才能生存，他们也有可能转回去投靠苏俄。」我们很惊讶，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竟然如此容易就骗倒这些经验丰富的美国情报官员。他们是什么都可以统统拍胸脯承诺。为了中立化华府，一九四四年夏天，毛泽东甚至预备把中国共产党改名新民主党。一九四六年十月，「解放区」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果真就如此改名，一九四九年四月整个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名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最后，党没有改名，但其他所有的改名把美国人全都耍了。

同时，斯大林和他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同样狡诈地在外交阵在线玩弄美国人。莫洛托夫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初，告诉美国驻苏联大使艾维瑞尔·哈里曼（w.Averell Harriman）和新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派垂克·赫尔利将军（GeneralpatrickJ.Hurley ）说：「所谓的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根本不是共产党……苏联政府并没支持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在另一场会议里（这次斯大林在场）他又确认这一点。赫尔利立刻把这件事向华府报告。不过，哈里曼和赫尔利都没有被斯大林的狡诈所骗。华府的情报官员也不相信共产党这套话。分析同僚来自中国的报告，以及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大量文献之后，一九四五年夏天美国陆军部军事情报局的官员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是苏联式的民主……中国共产党运动是国际共产党运动的一部分，得到莫斯科的资助与指导。」因此，在最后分析下，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没有骗倒美国领导人。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终止时，中国仍然分裂。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得到美国支持，只控制三分之二国土。共产党控制陕甘宁边区政府（下辖三十个县），以及华北、华东和华南的十八个大型「解放区」，总人口九千五百五十万人。 中国东北（满洲）则由苏联陆军占领。但是，多年来这是第一次，中国似乎有真正的可能性实现和平、民主的国家统一。

美国和苏联都不希望在中国又起战争，也生怕在中国的严重冲突会扩散为更大规模的战争。斯大林在他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地缘政治评估里，必须顾及到美国垄断了核子武器。还没有准备好如何抵挡美国的核子攻击，他必须竭力避免激怒华府。 周恩来日后回忆说：「美国那两颗原子弹震惊了斯大林，使他极力想妥协。」 一九四五年二月由三巨头签署的雅尔塔秘密协议，以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同一天宣告投降）苏联与国民党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也局限住这个克里姆林宫独裁者的动作。透过它们，苏联在远东得到重大的经济、政治和领土的让利。特别重要的是和蒋介石达成的协议，连斯大林自己都说这是「不平等」条约。 伴随着苏联与国民党条约的特别议定书，授与苏方有权在旅顺港设立海军基地三十年，控制东北的大连港，还与中方共同经营中东铁路。 这就是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表示怀疑中共有能力夺权的原因。他不想冒险无条件支持中共，却失去因为协助美国与中国打日本而已经得到的战果。他甚至劝告毛泽东要与蒋介石达成「临时协议」，并坚持毛泽东应该到重庆去和他的宿敌亲自会谈。他替这样做提出解释，只能说中国若再爆发内战，恐怕会导致中华民族的灭亡。 毛泽东被斯大林「出卖」大为惊骇，但是他必须听命，去和蒋介石会谈。毛泽东日后说：「由于斯大林坚持，我被逼非去不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宣布：「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 即使中共中央收到好几个党部组织上书反对与国民党谈判，他仍在八月二十八日偕同周恩来飞往重庆。 国民党派出张治中将军，与美国大使赫尔利在前一天抵达延安，陪中共代表飞往重庆。在延安机场，毛泽东面带微笑、与江青及政治局委员们道别，但是据苏联情报特务佛拉迪米洛夫的说法，他显然并不高兴。

毛泽东走向飞机舷梯时，「一副要走上行刑台遭处决」的神色。当着众人的面，他也没有觉得害臊，亲了江青的唇——这是他在公开场合的第一遭。

然而，国共双方谈判毫无成绩。毛泽东在重庆逗留六个星期，与蒋介石及国民党其他领导人会谈，也和自由派舆论代表会商，甚至也签署一份和平协议，但是他毫无意愿放弃夺权斗争。他只是向斯大林表态让步罢了，因为他心知肚明，唯有苏联提供军事及经济援助，中共才有赢的机会。

现在他必须等待斯大林改变立场（毛泽东后来称斯大林是「伪善的洋鬼子」）。 同时，他必须听取苏联部队在东北的总司令罗迪安·马林诺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的指示。在斯大林的坚持下，马林诺夫斯基不肯让八路军在苏军撤出之前就进占东北城市。他说：「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内部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当毛泽东能够向斯大林担保，中共有能力处理面临的一切困难之后，斯大林才开始慢慢克服「偏差」。一九四五年秋天，中国共产党靠自己的主动，设法在华北一连两场战役击败国民党部队。斯大林开始动摇。一九四五年十月，他决定将苏联军队从关东军接收过来的部分武器，移交给在东北的中共部队。虽然他明显开始认为国共内战已是事实，但并不希望大家注意到他参与中国内战。他在这段时候责备助手时说道：「我们的军官、联络人员及其他人员，必须尽快撤出延安，以及毛泽东部队正在作战的地区。

中国的内战已经转趋严重，我担心我们的敌人将指控我们在这些地区的人员煽动中国的内战；其实我们的人员对什么事也都控制不了。我们愈快把他们撤走愈好。」一九四六年二至三月，造化弄人，蒋介石本身在右派人士的压力下，开始执行一项短视的对苏政策，逼得斯大林转向无条件支持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与舆论此时开始表示不满苏联军队在中国东北的行为。用不着多说，苏联占领军肆无忌惮展开劫掠：他们将大型工业设施拆卸、运回苏联，还不问主人是日本人或中国人，占用各种财产。结果是东北工业损失达八亿五千八百万美元。三月六日，中华民国外交部就此事提出抗议，并要求苏联军队立即撤离东北。 蒋介石当时明白中共军队将一拥而上，取代苏联军队吗？他可能并不明白。仗着有美国人支持，他以为自己的部队可以占领俄军撤退后的东北各城市。但他失算了。

一星期之后，即三月十三日，斯大林开始撤军，行动于五月三日完成。

同时，他要求他的中国同志积极、公开行动，甚至批评他们对美国过度柔顺。 换句话说，他同意中共部队进入东北城市，而且他甚至坚持毛泽东的部队要尽快占领它们，还命令苏联军队与中共合作控制住各地交通网。

这时候冷战已经开始，斯大林终于决定提供实质援助给中共部队。东北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地。一九四六年六月，中国爆发新的全面内战。

刚开始，共产党似乎凶多吉少。国民党四百三十万大军明显强过中共部队的一百二十万官兵。头几个月，共军被迫弃守一百零五座城镇。蒋介石发动全面攻击——西起陕西、东抵太平洋滨，全线开战。他也在东北开战。美国人认为蒋介石的行动「野心过大」，警告他说，这样的军事行动「会使中国陷入经济紊乱，终致毁灭国民政府」，因为蒋介石延伸战线，会使他的「交通线暴露，遭到共产党游击队攻击」，迫使他的士兵「撤退或投降，把美国提供的武器及弹药」统统送给敌人。可是这段期间共产党却接二连三吃败仗。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蒋介石的空军轰炸延安及其周围窑洞区。自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本军机开始不断地轰炸以来，延安城本身早已体无完肤，只剩下毁坏的城墙和两、三条街道。党、政领导人早已搬迁到延安北郊的窑洞区，毛泽东也住在那儿。现在这个地区遭到蒋介石空军的B- 和P- 飞机密集轰炸。一连一个星期，约五十架飞机持续不停地轰炸，并且国民党步兵部队从城南发动大规模进攻。到了三月十八日，国民党部队已逼近到离延安城两、三公里的距离。

毛泽东下令弃守延安，同一天夜里偕江青、李讷母女撤出窑洞区。坐上他那破旧军用吉普车之之前，毛泽东命令负责撤退事宜的彭德怀，每个窑洞的房间要打扫干净、家具不得破坏。 他不想让国民党部队以为共产党是落荒而逃。他撤往陕北，整个夏天、秋天和冬天，带着他那些疲惫不堪的部队在山路流窜。一九四七年三月底，共军部队改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已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初从苏联回到延安，也跟着他和江青尝尽撤退的苦头。

这个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二十三岁青年，有着和善、忧郁的眼神，的确历经坎坷。一九四二年五月，他从国际儿童院毕业，在国际主义冲动的影响下，他上书斯大林请求派到前线和纳粹作战：「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苏联人民报仇。」 一九四四年八月他被派去研习军事科学，然后，「瑟吉·永福少尉」被派到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当见习官。他只服役四个月，不过已经足够尝点滋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他被调回莫斯科，这次送到东方学院（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他一再申请被派到中国。

最后，他在一九四五年底获得批准。毛岸英回国前夕，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召见他，送给他一把纗上名字的左轮手枪。 毛岸英带着左轮枪飞回延安，从此以后和它形影相随。

他和父亲的关系相当复杂。毛岸英几乎对毛泽东毫无记忆，觉得贺妈妈很可怜，也一直提防着江青；而江青也经常向毛泽东抱怨他。我们从苏联情报官员的报告读到「父子俩很快就为理论问题意见不合」。报告说：毛泽东认为他儿子是「教条主义者」，只知理论，根本不清楚中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毛泽东认为他儿子在苏联被惯坏了，也表示不满意他受到的教育。为了「教他了解（中国的）生活」，一九四六年四月，毛岸英被派到农村替一个富农吴满有做劳力工。毛岸英做了约三 个月的粗活。这时候他父亲才满意。毛泽东说「每个人这辈子都应该吃点苦头。」 他又说「以前你吃面包、喝牛奶，现在回到中国，你应该吃陕北的麦粥，这对身体健康很好。」然后他把儿子派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一九四七年三月，毛岸英跟着其他中央工作人员离开延安，追随毛泽东进入陕北山区。不久，毛泽东的其他子女——毛岸青和娇娇——也跟着贺子珍从苏联回到中国。他们先到哈尔滨，受到地方中共官员的照料。孩子们以俄语吱吱喳喳讲话（他们几乎不会说中国话），但是贺子珍的状况极差。在苏联的最后两年，备尝创伤。

一九四五年，娇娇突然患了急病。她经诊断，得了肺炎，性命垂危。惊慌的贺子珍抱着她出院，生怕又失去最后一个子女。女儿熬了过来，但贺子珍已濒临发疯边缘。她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女儿复元后，贺子珍住进伊万诺沃市西南方约三十公里的辛诺佛村（zinovo）的精神病院。一直要到一九四七年三月，经过来到莫斯科治病的王稼祥及妻子的多次申请，贺子珍才得以出院，交给他们照料。这时候，她才能够再次见到女儿。娇娇本人（即李敏）回忆起母女重逢那一幕：「我被带到一处像是旅馆的地方。进到房间，我见到一个中年妇人。我差点吓昏过去！这不是妈妈吗？苍白、瘦弱、衰老！即使是笑容也很孱弱，而且两眼无神。」 两个月后，在王稼祥夫妇护送下，贺子珍和李敏母女俩踏上回乡之旅。 抵达哈尔滨时，贺子珍哭了。她说：「我终于摆脱了令人恐怖的日子，摆脱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我真正的自由了！」同一时期，即一九四七年夏天，毛泽东执行了一项漂亮的计划：他派出一部分部队潜往蒋介石后方、在华中平原大别山区建立一个新的军事基地。这项布局意在迫使蒋介石从西北和东北前线抽调部分兵力，以保卫华中平原的重要都市，如武汉、九江、南昌、上海和首都南京。这一来即可瓦解蒋委员长的战略计划。这项行动启动了内战的新阶段——中共部队开始反攻。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共军收复延安。到了一九四八年六月，国民党部队已萎缩至三百六十五万人，而中共的解放军兵力上升至两百八十万人。 一九四八年春天，渡过黄河之后，毛泽东及其部队进入山西省，继续以急行军抢进河北西部。由刘少奇和朱德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自从-九四七年春天即已进驻当地。刘、朱住在西柏坡村，是位于北京西南方五百六十公里相当不易进入的太行山区一处小村落。一九四八年五月底，毛泽东的部队抵达西柏坡，此后直到国共内战即将结束前，它都是共产中国的新首都。

在西柏坡，毛泽东和江青住在一栋舒适的一层楼房子，内院铺了石板。

家具不多，但毛泽东满意这种几近家徒四壁的环境。他大部分时间待在书房里，坐在大办公桌边办公。他接见同志、与朱德筹划军事行动、起草文书。一九四八年六月，他在这里和长子又爆发冲突，这件事对父子关系留下长久阴影。有话直说、相当天真的毛岸英，在气急败坏下指控他父亲制造「领袖崇拜」，甚至称他是「假领袖」。他在党的圏子内已经意识到这股气氛。若不是江青和周恩来批评毛岸英，要求他写下悔过书，这件事还不知会闹得多大。

相当痛苦地，这位反个人崇拜的战士向胜利者投降。他承认，「我的行为……已伤害父亲的权威。」他说明他会如此「自负」的原因之一是他在苏联受到尊宠待遇，他被「当作『小领袖』对待……他享受舒适的物质条件，生活中没经历任何困难」。毛泽东、周恩来和江青衡酌案情后，通过决议：「在〔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管束下，在中央机关中运用毛〔岸〕英担任低阶技术工作」。它规定，他的「生活条件不应与这个阶级的其他人员有任何不同」。毛泽东直到一九四九年二月，都不肯见他的儿子。毛岸英未获允准，也不能到他父亲的住处探望。家庭纠纷当然没使主席分神不顾他和蒋介石的夺权斗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和党其他领导人，在西柏坡策划击溃蒋介石部队的策略，尽管国民党部队人数占优势，美国支持南京政府，以及解放军的技术和武器都不如人，但从一九四八年九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的五个月期间，共产党仍发动了三大战略作战。第一在东北、第二在华中、第三在北平、 ①天津地区。超过五十万以上的敌军官兵遭歼灭，包括北平在内许多大城被共军占领。一、两年前，很少人会相信这可能办得到。当时，毛泽东于一九四六年八月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薏丝·史特朗（Anda Louise Strong）的访问，说了一句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却只招来微笑。②他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可以被当作是雄辩的花俏辞令。 纵使如此，解放军打赢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解放军与负责守卫北平的国军将领傅作义达成协议后，兵不血刃进入北平。南京于四月二十三日沦陷，上海于五月二十七日失守，广州亦于六月一百易手。国民党政府先迁广州，再到重庆、成都，最后在十二月初播迁到台湾。苏联政府投资① 编注：此三大作战分别是辽渖大战、淮海大战（又称徐蚌会战），以及平津大战。

② 原书注：值得一记的是，几年后的一九四九年初，有病态疑心病的斯大林写信告诉毛泽东：「我们有可靠的信息指出，美国作家安娜·路薏丝·史特朗是美国间谍……她替美国人当间谍已经很久了。我们建议你不要再允许她到你们那儿，或是进入中共占领的地区。」当然，这是典型的斯大林式疑神疑鬼的絮絮叨叨。事实上，安娜·路薏丝·史特朗热切支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一九五八年-她甚至搬到中国终老（她在一九七〇年过世）。她下葬在北京的八宝山英雄公墓，墓碑上刻着「中国人民的友人、进步派美国作家」的字样。一九五〇年过世的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也下葬在八宝山公墓。

在中国革命上的数千万美元，现在有了成果。中国大陆现在沦入共产党独裁者控制。

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原因在哪里？解放军为何能够突破成功？首要之因是毛泽东部队在冲突初期阶段积极运用传统的游击作战方式。头几个月先撤退，共产党试图让敌军疲于奔命，他们的目的是「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毛泽东称此为「蘑菇战术」。 一九四七年夏天起，解放军部队开始攻击敌军阵地。其次，国民党部队瓦解，其将领和军官却无力改善情势。国军士兵作战精神涣散，而「中国共产党却从热切变成狂热」。 蒋介石的部队显示完全没有作战能力。所有的部队都闹贪渎和地方派系。军阀遗迹仍牢不可撼。司令官不愿让他们的部队涉险作战，把它们当作本身政治势力的根源，以及致富之所恃。

第三，政府没有能力激励经济发展也十分明显。一九四六年全国陷入通货膨胀风暴。从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银圆价值跌到只剩三十分之一。一九四七年，每个月的通货膨胀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六。危机持续恶化。有位目击者报导：「通货膨胀制造极大的财政不安定……通货膨胀严重到一堆钱上午可买三个鸡蛋，到了下午只能买一个鸡蛋。老百姓必须用推车带着钱。米价高到平常奉公守法、做梦也不会偷窃的人，却阆进米店为所欲为、任意抢劫。」罢工的次数攀升。一九四六年，上海一地就发生一千七百一十六次罢工。到了一九四八年春天，政府被迫在各大城市实施配给，并且为了增加谷粮储备，实施以低价强制收购谷粮的做法。 这个做法使国民党天生的盟友——富农——大为疏离。广大的民众愈来愈不满蒋介石的内政政策。

中共利用这个情势，号召各大政治势力向它靠拢。它能崛起夺权不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旗帜为号召，而是以新民主主义的口号为号召，这一点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

第四，苏联的立场也很重要。尽管斯大林起先对国共内战采取审慎立场，他似乎并不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有些历史学者错误地这么认为。 其实，他起先还在谈中国是否可能沿长江「隔江而治」分为两块——长江以北归中共，长江以南归国民党。 然而，尽管蒋介石政府多次请求，他拒绝在交战双方之间进行调停。 虽然他一再下达断然指令给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要求它别介入冲突，他也没有意愿要拯救国民党。 没错，南京沦陷之前，他命令苏联驻华大使罗申（Nikolai Roshchin）跟随蒋介石到广州，这时候的美国和英国驻华大使却留在南京。不过，以斯大林自己的话说，他这么做是为了「取得情报，他〔罗申〕才能定期告诉我们〔史达林〕长江以南的情势，以及国民党高层及其美国主子的动态」。 史达林秘密告诉毛泽东这件事。早在一九四八年初，也就是毛泽东抵达西柏坡之前，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和保加利亚及南斯拉夫代表团谈话时，就承认苏方错了，中共对国共内战前景的评估才正确。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到莫斯科非正式拜访他时，他也这样告诉刘少奇。他问刘少奇：「我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发的电报有没有妨碍你们的解放战争呀？」刘少奇当然回答说没有，但是斯大林感觉到刘少奇这么说是为了讨好他、不让他对早先的审慎政策有愧疚；他又说：「现在我已经老啦！我现在关心的是，我过世之后，这些同志（他指指克里蒙特·伏洛希罗夫〔Klimes Voroshiov〕元帅、莫洛托夫等人）会害怕帝国主义。」斯大林并不想介入国共内战，但是他在武器及顾问意见上大力帮忙中共。他在这段期间与毛泽东有特别频繁的通信。为了保持机密，斯大林在密电上署名他的俄国化名菲力波夫（Filippov）或中国化名冯西，然后透过他的代表转交给毛泽东。他的代表之一是阿洛夫医生，另一位是一九四九年一月抵达西柏坡的伊凡·柯瓦列夫（Ivan Kovalev）将军——曾任苏联交通部长。斯大林既担心美国有可能直接介入中国内战，一面又不断希望能欺骗西方世界。整个国共内战期间，他比毛泽东还更努力企图证明中国共产党和布尔什维克党有相当距离。一九四七年底起，毛泽东不时表示希望拜访斯大林，但是直到中国境内军事作战基本上已经终止，斯大林都不肯见他。他不希望让西方国家及蒋介石有理由指摘毛泽东是「苏联代理人」。

一九四六至四九年中国内战期间，斯大林不断冷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热情。文献数据显示，在这段期间毛泽东比斯大林更激进。一九四六至四九年，毛泽东已经消极遵循新民主主义的概念。他一发觉他可以击败国民党，就改变了他对新民主主义的态度。他在对日抗战期间因为中共实力弱，基于战术理由而发展此一路线，但是当他发觉他可以击败蒋介石，他开始要求斯大林准他放弃它。毛泽东频频反对此一路线，但是在形式上他继续遵行它、以免触怒这位莫斯科主子。 斯大林的思虑缜密，他不仅担心会与美国发生核子冲突，也希望骗过华府。身为俄罗斯共产主义者，当史达林想到中共胜利的结果，他一定很关切未来共产主义又会崛起一个强大的新中心。共产中国遵循苏联模式，透过独裁专政手段快速达成经济现代化，可能威胁到他在共产世界的霸主地位。设法把毛泽东的野心限制在「民主」的目标，斯大林或许可让毛泽东自缚手脚，并且使得中共的战术路线服从他自己的政治行动路线。

同时，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猜疑也随着中共在国共内战的战绩升高而水涨船高。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震撼」——斯大林与南斯拉夫领导人狄托cosip Broz Tito）决裂——之后，斯大林更是疑神疑鬼。莫斯科原本认为南斯拉夫是它最忠诚的卫星国家之一，不料突然却不听话了。「狄托事件」之后不久，斯大林与亲信私下谈话时，开始表现对可能从中国出现新威胁愈来愈焦虑。他忖思「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具有某种特别的观点，某种农民的观点。他好像害怕工人，老让他的军队远离城市。」 斯大林派他的左右手莫洛托夫去拜访毛泽东，瞧瞧他究竟是「何等人物」。莫洛托夫对毛泽东也有疑虑，和斯大林谈话时，称呼毛泽东是「中国的浦加契夫（Y.I.Pugachev）」。①莫洛托夫说：「当然，他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向我承认，他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 一九四九年初，斯大林甚至找一九二三至二七年担任孙中山及武汉政府「首席顾问」的鲍罗廷，就毛泽东这个人出具书面意见。鲍罗廷显然料到这位偏执的领导人的心意，他写说：他个性独立，「一意孤行」的倾向在当时已很明显。会议中，别人发言时，他总是百无聊赖、不专心的模样，但是一轮到他发言，他立刻滔滔不绝，彷佛在他之前，别人都没说过话似的……毛泽东鲜明的特征就是傲慢的自信。他早已自认为是个理论大师，对社会科学有过贡献……他具有错误的观点……以为农民优于其他阶级……因而低估无产阶级的领导角色。毛泽东在和我私下聊天时，一再表达这个观 点。

一九三〇年代末期和一九四〇年代负责监控中国共产党的KGB上校乔治·莫德维诺夫（Georgii Mordvinov）也对毛泽东有颇不恭维的评语。他强调「毛泽东家父长的倾向、病态的猜疑心、格外的野心、狂妄自大已发展到了极致」。 段话不晓得会不会造成斯大林的尴尬，它不就是在影射他吗？鲍罗廷的评估使得斯大林坐下来，好好研读。

① 原书注：浦加契夫是十八世纪领导大规模俄罗斯农民叛乱的一个著名的哥萨克族领袖。

直到情势清晰之前，斯大林不会同意接见毛泽东，不过他允许江青和他们的女儿李讷到苏联。此行对外保密；江青以玛丽安娜·尤素波娃（Marianna Yusupova）的名字旅行。此行正式理由是治病。延安窑洞生活以及在陕西、山西、河北山区的跋涉已经损害江青的健康。她身高一六二公分，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毛泽东因此想让她和女儿到苏联休养、治病。

同时，江青也要研究苏联的生活及接触重要人物。因此，斯大林和毛泽东要她到苏联的用意有了相通之处。

她和李讷在莫斯科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住到八月。五月十八日，江青先住进格兰诺夫斯基街（Granovskystreet）克里姆林医院的疗愈科和耳鼻喉科诊察，诊断出是一般性的疲倦。她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她抱怨虚弱、很容易晕眩、胃痛、不时拉肚子、睡不安稳和非常亢奋。她要求房间温度一直保持在华氏六十五度。她说她曾经两次得了痢疾，而且从童年起，每年会有好几次心绞痛发作。经过专家会诊，江青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三日切除扁桃腺；两星期后移到莫斯科郊外的巴维卡疗养院（Barvikhasanatorium）。后来她们母女转到一栋政府别墅休养。八月二十九日，江青前往克里米亚。斯大林替她准备了火车专用列车。挺凑巧的是她下榻的科瑞兹宫（Koreiz）是著名的费利克斯·尤素波夫亲王（PrinceFelix YUIOV）的旧府邸——这位亲王因杀了乱政的拉斯普丁（Rasputin）而出名，而江青旅行所用的姓氏即与他相同。她住进宫邸整个一楼。后来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鲁迪维克·史渥波达（Ludviksvoboda）将军及夫人艾瑞娜（Irena）则住二楼。江青大部分时间和他们玩撞球，以及在附近散步。苏联共产党中央派给她一位随员、两年前刚从莫斯科东方学院毕业的安娜丝塔希亚·卡图娜娃（Anastasia Kartunova）。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苏联非正式访问。 十一月底，在毛泽东要求下，苏联政府允许任弼时入境治病。斯大林和往常一样，密切注意中国的发展。他甚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也安插了秘密线人，并且能够多少有效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施加影响。

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也持续不断地向他报告他们的计划和意向，并且连芝麻绿豆小事也不时请教莫斯科的意见。例如，一九四九年二月，他们请教「菲力波夫同志」，他们是否应该把中国首都从南京迁到北平。九月二十八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前夕，他们希望得知「菲力波夫同志」的意见，关于与各国恢复外交关系一事，究竟「应该透过无线电以一般方式、或是个别发电报给每个国家」。 毛泽东发给莫斯科的密电，称呼史达林为「大老板」（comrade Master-in-chief）。毛泽东颇有可能对斯大林没有「太多好感」， 但是他很明白他在言行上必须对斯大林特别忠诚，尤其是他已经很清楚斯大林天性多疑。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致电斯大林，告诉斯大林，他即将访问苏联时要和他讨论的问题。

毛泽东说：「为了使我们的政治路线完全与苏联的路线相一致，我们将达成协议。」斯大林没邀毛泽东到莫斯科访问，反倒在一九四九年一月派米高扬（Anastas Mikoyan）代表他到西柏坡秘密访问，讨论最重要的问题。米高扬有两个同姓的随员：一位是我们前文已提到的伊凡·柯瓦列夫；另一位是苏共中央国际外交政策部远东处处长伊夫金尼·柯瓦列夫（Evgenii Kovalev）。冷峻的米高扬后来向斯大林报告：「一个是笨蛋，另一个是懦夫。」斯大林交代他的代表和毛泽东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性质。毛泽东曾经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的电报中向斯大林提到：「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这个说法公开抵触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的说法，也违背旨在中国建立多党制的新民主主义的整个方向。斯大林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日的电报中表示，他不同意毛泽东的提议。

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代表中国老百姓中间阶层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但必须保持领导权即领导地位。如果可能，还要让这些党派的某些代表进入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以此扩大这一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毛泽东显然完全接受斯大林的观点，在四月二十六日的电报中，把一切都怪罪到中共地方领导人的「左翼倾向」。他向「大老板」报告：这些倾向「已经彻底改正过来」。 然而，一九四八年九月，他又企图激进化政治方向，这次从经济学的观点讨论这个问题。政治局九月八至十三日在西柏坡开会，他在提报告时表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部门将成为全国经济的领先部门，因为在革命之后，官僚资本以及属于官僚资本的大企业将成为国家的财产。 一九四九年一至二月，米高扬和毛泽东会谈时再度说明苏联的立场。他的态度傲慢，不像提供建言，倒像是下达指令。

毛泽东很不爽，但是他隐藏不满，表示接受斯大林的指示。他向米高扬提出基本上从他的构想折衷的版本。二月初，和客人漫谈中共目前及未来政策时，谈起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不没收「富农」财产而执行土地改革，他强调即使联合政府会包含若干「民主党派」，中国未来的国家本质上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他又强调新中国的建设将以苏联经验为基础。为了赢得「大老板」的欢心，毛泽东向斯大林的特使表示，他的意识型态论述取自斯大林有关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论。 实际上，他妥协后的立场并没有和斯大林的观点有根本上的歧异。彻底分析之下，斯大林本人根本不是温和派。他只是担心共产党在日后统一的中国之力量，是否掩饰得很好，另外也担心中国的现代化是否会太快。因此，他相当满意获悉他的指示被正式接受。同时，在一九四九年初，毛泽东预期将会战胜国民党，他再度试图回到他的激进主张，想要躲开新民主主义的羁束。一九四九年三月他在西柏坡向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报告，几乎完全避开提起「新民主主义」一词，改用「人民民主专政」的说法。二中全会的决议显示出毛泽东是如何区分这两个名词——他认为在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资本主义的存在及发展，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存在及发展……被限制和缩小得非常大」。 反之，新民主主义的概念代表相当的经济自由。 二中全会之后，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实际上从毛泽东的演讲和文章中都消失了。他的新纲领性的文章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发表，题目是〈论人民民主专政〉。冗许多年后，毛泽东承认「基本上，关于消灭资产阶级的基本立论，包含在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中。」斯大林能够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更正这个立场。

即使如此，他的战术运作协助毛泽东大胜蒋介石。一九四七年底、四八年初，中国共产党伪装为新民主主义者，甚至在长期与中共及莫斯科合作的宋庆龄协助下，成功地使国民党分裂。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国民党内左派人士在香港集会，宣布成立所谓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本人被推为荣誉主席，冯玉祥、谭平山等知名人物列为领导人。

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离开西柏坡，前往两个月前经解放军接收的北平。出发前，毛泽东笑着向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答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①毛泽东很严肃地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共产党设法全力作为。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他们组成一个多党派 ②联合政府；毛泽东出任主席，刘少奇、朱德和宋庆龄为副主席。十月一日，在北平（中共于十天前将它恢复旧名北京），毛泽东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毛泽东最光辉鼎盛的一刻。他站在天安门讲台上，背后即是历代皇帝居住的紫禁城。他目光投向底下广场上巨大的群众（四十多万人参加这场盛会）。在他脚下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大国，现在他是它无所不能的主人。他在想些什么？权力？多年艰苦的斗争？他那些已经去世的朋友和同志？或许他想的是他，以及长期以来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的未来？我们不知道。

站在他身边的是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以及许多共产党及联合政府重要人员，宋庆龄也在其中。毛泽东非常高兴，一直微笑，露出平整的牙齿。他可不想掩饰他的胜利。身上一袭深棕色新外套的左襟，用别针别着红彩带，上面有两个黄色大字——主席。以后许多年，这两个字在生活于中国的所有人生命中都是最重要的字词。

① 原书注：李自成（生于一六〇五或〇六年，卒于一六四五年）是明朝末年农民起义的领袖。一六四四年他攻克北京，自立为皇帝，但是他无法保持对北京的控制——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没通过考试。在满洲人进攻下，李自成退走，后来在一六四五年夏天身亡。

② 原书注：从此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除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之外，还有八个弱小的所谓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组成统一战线。他们从来没有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构成实质的反对力量，只是一种民主橱窗装饰品。一九五〇年代初期，他们的若干成员也在所谓的联合政府中占有数席位子。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

毛泽东和贺子珍，他的第三任妻子，一九三六年摄于保安。

江青，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一九四九年摄于莫斯科。

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岸英，一九四六年摄于延安。

毛泽东的儿子岸青，一九五〇年代摄于莫斯科。

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摄于北京。图中最左为林伯渠，最右为周恩来。

毛泽东在天安门，胸前佩着「主席」彩条，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摄于北京。

毛泽东与斯大林，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摄于莫斯科。

赫鲁晓夫、毛泽东和布加宁，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七日摄于莫斯科。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在武汉长江游泳。

周恩来、毛泽东和林彪庆祝文化大革命，一九六〇年代末摄于北京。

文革期间红卫兵攻击受害人。

毛泽东和尼克松，中间为毛泽东最后的情妇张玉凤，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摄于北京。

毛泽东和邓小平，一九七四年。

毛泽东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逝世。

第三部 独裁者

第二十四章 红色麦加朝圣

来到北京后，毛泽东先住进位于北京市西北方风景如画的香山内的双清别墅。这个地区长久以来是中国许多统治者避静之地，有许多高雅的亭台楼阁。乾隆皇帝在十八世纪把它营建为非常漂亮的园林胜地。松针之香气袭人、微风轻拂、松枝摇曳、碧湖水波平静，创造出一片宁静气氛。

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三月底到达时，北平正陷入沙尘暴。蒙古平原大风带来的炙热沙尘，令人呼吸困难。但是，人在香山，鸟语花香，可以感受到春天即将到来。双清别墅是一栋一层楼的建物，因附近有两条山泉经过，因而得名。基于安全理由，在共产党员圈子，毛泽东住所旋即被称为「劳动大学」或简称「劳大」。不晓得是谁给取这个名字，但是它出奇地适合这个地方。只要把发音稍微调整一下，「劳大」就变成「老大」。还有谁比主席更当得起这个代号呢！内战还在进行中，中国共产党首脑的位置是个重大机密。

五十六岁的毛泽东，不再是史诺在一九三六年初次见到的那位身材瘦削的高个头年轻人。他已经体重增加，动作慢了下来；头发也开始剪短。

他经常失眠、容易感冒。多年来他饱受血管神经病变之苦，这是血管衰弱引起的功能失常，经常盗汗、头痛、晕眩、腰痛和关节、手指、脚趾神经痛。他变得急躁、容易发脾气。病情上升时，他向亲友及医生抱怨：「我感觉像走在棉花上。」 有时候走着走着，他就失去平衡。他开始挥舞双臂，彷佛要抓住空中什么东西。这时候他总以为脚底下踩的地空了。他仍然认真工作——每天忙十五、六个小时——可是愈来愈容易疲倦。

他从不曾改变多年来的生活作息，每天睡到下午两、三点才起床，晚间召开会议，然后读书、写字至上午。他是个老烟枪，一天抽三包香烟，喜爱的牌子是美国的吉时（chesterfield）、英国的三五烟和中国的红星牌。

上了年纪后，他愈来愈依赖年轻、有活力的江青。江青不仅是热烈的爱人，还兼秘书、生活管家。她照料他的健康、日常作息、见客行程，也管他的衣、食、住、行。她和毛泽东都爱跳舞，他经常办舞会。这时候她也会带妙龄女郎亲近他。她和贺子珍不同，她了解男人，不乱吃醋。她后来告诉她的传记作家：「性只是第一轮，但男人长期有兴趣的是权力。」江青一旦不在身边，毛泽东就无法自理生活。和太太分开，令他十分烦恼。

和次子岸青及长女娇娇——他为她取名李敏——的接触没有帮助。江青和李讷出国后不久，伊凡。柯瓦列夫把他们从东北带来，和他同住。①毛泽东和他子女的会面相当温馨。

柯瓦列夫对毛泽东说：「毛泽东同志，这是你可爱的子女。」他推推腼腆的岸青和娇娇。

有个侍从官说：「靠近来啊，这是你们的父亲毛主席。」李敏后来回忆说：「我抬起头来，看到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他穿一件宽松的灰上衣、黑布鞋。他非常平凡、朴素，一点也不像『领袖』。」李敏写说，会面十分亲善。毛泽东把脸凑过来亲她，可是她笑了，因为她听不懂他的中国话，尤其是湖南腔的中国话。

然而，他们之间慢慢也就冷淡下来。有一天李敏和她父亲在院子里散步，李敏问：「爸爸，江青会不会打我？」毛泽东一愣，表情怪怪地瞪着女儿，半天不接话。李敏说：「后娘经常打小孩的咧！」江青没有打她，但是江青也从来没有和毛泽东前婚生的小孩发展出亲密的家属关系。他们不愿喊她「妈妈」，江青觉得他们对她不友善。她也就回敬回去。即使当着来到北京为她写传记的美国作家罗姗妮·维特克的面，江青也掩抑不了她对李敏的感觉。江青对维特克说：「李敏啊，从来就不能『敏于行』嘛！」她究竟是什么意思，迄今没有人明白。毛泽东没有时间介入家庭关系这种旁枝末节。他站在江青这一边。结果是，他一有空大都和小女儿李讷玩。他对待两位前妻生的子女几乎是漠不关心，不过他让他们住在他家里。一九四九年九月，他终于和他们，以及中共领导人们搬进与紫禁城比邻的中南海。他住进丰泽圜的菊香书屋。李敏描绘说：丰泽园是个传统的四合院，四周都有建筑物，中央是古柏树。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庭院被两条通道分为四块。在这个美丽的庭院里，相当安静、平和。庭院结构非常均衡。北面正房是会客室，左、右两侧都有房间。江青住一间，另一间爸爸住。北边正房高大、宽敞。爸爸房里有一张大床、一张沙发椅和几张安乐椅，书柜和书桌。东厢还① 原书注：李敏的回忆录说是苏联特使尤金（Pavel Yudin）带她见生父；然而，尤金直到一九五〇年才到中国。一九四九年斯大林派在中国的特使是柯瓦列夫。

有三间房。中间是起居室、兼作饭厅。房里有个衣架，供客人和爸爸挂衣服。南面正房是过道间，两侧分别是岸青和妹妹李讷的房间。两侧的中央正房有一出口连到大街，另外有游戏间，我们在那儿打乒乓球。角落另一房间是爸爸的藏书室。毛泽东大部分时间待在宽敞的卧室中。他躺在散落着书籍的大木床上批公文，甚至接见刘少奇、周恩来等政治局委员。刘少奇是他的首席副手，周恩来则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即出任最高行政机关政务院总理。毛泽东在这个房间内决定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的命运、大跃进时期可怕的结果，以及一九六？年代初期直到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危机。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住到一九六六年八月，才搬到另一栋建筑物「游泳池馆」（在特勤人员的代号中，他、他的家人和他最亲近的助手被称为「第一组」）。新政府成立的头几个月，他就在这里订定人民共和国发展的主要方向，规划打造斯大林主义国家的计划。虽然在革命胜利后的头三年中，人民共和国正式维持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性质，没有复制斯大林主义的经济、政治发展模式，中国与苏联及其卫星国家维持特别亲密的关系、激烈反对帝国主义，并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积极参与在朝鲜半岛和联合国部队的武装冲突。在新民主主义的表象下，中国仿效苏联模式建立非常严厉的共产主义秩序。毛泽东所认识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就是《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中所叙述的共产主义。他仰望全世界望之生畏的斯大林和苏联作为他的导师，以他们为效仿的楷模。这正是为什么他试图将斯大林主义移植到中国，他心知肚明这种社会政治制度意味着由共产党严格集中化、阶层化的极权主义控制、全国上下对党领袖无限地崇拜、公民的政治与知识生活完全由安全机关控制、私有财产收归国有、严格的中央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庞大的国防支出。

然而，人民共和国的斯大林主义化，却因苏联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期间对中政策的喜怒不定，大受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斯大林却更害怕强大、工业化的中国一旦崛起，可能威胁到他的霸业，他对毛泽东及全体中国人疯狂的疑心病益加沉重。毛泽东日后回忆说：「斯大林怀疑我们，给我们打个大问号。」 他清楚地理解到这位克里姆林宫独裁者不想让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至少要等到苏联本身够强大、不必怕有社会主义对手时才行。

表面上斯大林小心翼翼遵奉马克思主义规范，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说法，需要多久时间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要看发生革命的特定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而定。因此经济上比俄罗斯低度开发的国家，要比苏联走更长的路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些国家的过渡期就像苏联在一九二〇年代的新经济政策（NewEconomicpolicy）时期，经过此一过渡阶段才能走向成熟的社会主义。

斯大林终于邀请毛泽东到莫斯科访问，恩赐毛泽东一个机会向这位「人民之父」祝贺七十大寿。 亲自掌管苏联对中政策的斯大林，非常认真看待这位中国领导人的到访。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到访前夕，他再度索取有关这个「窑洞马克思主义者」的情资。这次，很凑巧，除了负面报告之外，他还收到毛泽东医生安德烈。阿洛夫提供的正面消息。阿洛夫在十二月十日报告说：「他对苏联的态度非常好。这对整个共产党有极大的影响……苏联及斯大林同志本人在中国革命的胜利及中国人民的胜利之角色，特别受到珍重……现在毛泽东把他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苏联、苏共和特别是斯大林同志身上。」即使这些电文也不能让斯大林完全放心，因为他天性就不随便信任任何人。阿洛夫也报告说，毛泽东非常谨慎、很容易动怒，而且很会作戏，是个大演员。「他能够喜怒不形于色，扮演他的角色；他会跟亲密友人（有时是跟著名人物）谈起它，还笑着问，他是不是演得很棒。」 「这个演员」在骗斯大林同志吗？

十二月一日，苏共政治局通过「关于中国代表团抵达、停留和欢送的计划」。它甚至注意到极细微的细节。苏方在边境欧特波（otpor）车站安排的火车专列包括：一节头等舱车供毛泽东专用；一节供其随员用；一节供苏联驻中大使尼古拉·罗申用；一节供斯大林驻中代表伊凡·柯瓦列夫及其随员用；两节国际车厢；一节软卧铺；一节餐车。政治局指派苏联国家安全部（MGB）及其部长维克多·阿巴库莫夫（Viktor Abakumov）负责贵宾及其安全人员来、去边境沿途之膳食。国家安全部亦负责毛泽东及其随员住在莫斯科欧斯特洛夫斯基街（Ostrovskiistreet）八号寓邸的保安。另外，市郊的札瑞奇（zareche）别墅江青最近还住过，也拨交毛泽东使用。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安纳托利。拉夫仁提夫（AnatomLavrenfev）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费多尔·马特维耶夫（Fedor Matveev）奉派到边境欧特波车站迎接中方代表团。原先的安排是由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尼古拉·布尔加宁（NikolaiBulganin）、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武装部队部长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Aleksandr Vasilevskii）以及外交部、武装部队高阶官员在莫斯科雅洛斯拉夫（Yaroslav）车站迎接毛泽东。但是，最后一分钟，斯大林决定提高接待层级。他加派现已升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莫洛托夫也到车站迎宾。

毛泽东为了会见伟大的导师也做足准备。他非常紧张，思绪很乱，连那些天马行空的念头也在脑子里乱撞。有时候他觉得在莫斯科会有人企图谋杀他，好几次问柯瓦列夫苏方采取什么措施保护他的安全。他非常盼望见到斯大林、亲自向他祝贺七十大寿，把自己亲手挑选的礼物送给他。他打算花很多时间与斯大林会谈，也要和莫洛托夫及苏共书记安德瑞·日丹诺夫会谈。他也希望休息、治病。最重要的是，他满心盼望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取得三亿美元贷款。他带了一支以陈伯达为首的工作小组，另外还有一位秘书叶子龙、他的首席保镳汪东兴、保镳李家骥，以及一九二〇、三〇年代在苏联住过多年、精通俄文的翻译员师哲。柯瓦列夫建议让精通俄文的毛岸英也随团担任译员，但是毛泽东不肯。 他依然不能原谅长子在西柏坡的不敬行为，不过事实上他已经正式原谅这个「逆子」，甚至欢迎他和年轻的妻子每星期六到中南海来（毛岸英已在一九四九年结婚，由刘少奇做媒人）。毛泽东在罗申大使和柯瓦列夫大使陪同下，于十二月初从北京出发。

后者回忆说：「解放军从北京到中苏边境沿着铁路全线加强戒备。铁路沿线两侧每隔五十公尺就有一名士兵手持自动武器面朝外站岗……从北京一路迤逦到欧特波车站。」 这样如临大敌的戒备不是没有道理。纵使如此戒备森严，在天津车站还是搜出一颗手榴弹、几颗炸弹以及其他爆裂物。十二月十六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停进布满苏、中两国国旗的雅洛斯拉夫车站。天很冷，接待仪式十分枯燥乏味和拘泥形式。来迎接他的苏方代表显然不知如何举措。他们应该拥抱和亲吻毛泽东吗？还是应该只握手就行呢？毛泽东给搞胡涂了，觉得没面子。他在月台出现，转向莫洛托夫和其他苏联官员，开口说：「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可是没有人热情回报。大家都很拘谨；天气反映这场会面：寒风凛例，面如刀剌。由于实在太冷，仪式被迫缩短。同一天晚间六点钟，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他。接待会很简短、但很值得注意。起先谈了世界「和平前景」之后，斯大林谈到有一件事令他十分困扰，就是新民主主义以及它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他清楚地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把民族资产阶级列入考虑」。他也试图软化毛泽东对西方世界的严苛立场，指出「你们（中方）不需要和英国人制造冲突……重点是不要太急，要避免冲突」。毛泽东必须向斯大林担保，他们「目前」不会去动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企业家。”接下来四天半他被丢在市郊的别墅，斯大林没邀他，毛泽东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和维辛斯基前来礼貌性拜会，但这些谈话都满足不了他，一则是谈话短促，再则是纯为官式礼仪。苏联东道主的行为泄漏出他们对他有相当的不信任，一种奇特的警戒。柯瓦列夫后来回忆说「他们（莫洛托夫及其他人）只来一下下，而且只坐椅子边边。甚且，毛泽东邀他们留下来吃饭，他们都婉谢、告辞。这也让他生气，觉得不给面子。」十二月二十一日，斯大林的生日，毛泽东必须到波修伊大剧院（Bolshoi Theater）参加庆宴时，他已经十分激动，甚至必须吃镇静剂。在他简短致词称颂「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之前，更是浑身不舒服。唯一让毛泽东欣慰、至少也稍微放心的是，斯大林请他紧坐在右手边。然而，他并没有太欣赏这场庆宴。毛泽东和斯大林手下那伙人不一样，他不太喝酒，觉得俄罗斯大菜并不高明。

真正让他受不了的是，宴会后他被护送回下榻的别墅，接下来三十天完全见不到斯大林。这段期间，他参观莫斯科汽车工厂、到列宁格勒参观邮轮〈曙光号〉（Aurora）以及隐士庐博物馆（Hermitage Museum），也看了一大堆有关苏联历史的影片。他也去见了克里姆林宫医生。新年前三天，他牙痛发作。毛泽东从来不刷牙，认为用绿茶漱口就够了，这也是为什么即使他的牙齿平整，它们却明显泛绿色，而且几乎全有蛀洞。他也去见皮肤科医生。他的手腕发痒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有些部位甚至出现红疹。但是他需要求医的，其实主要是血管神经症，这一点医生也束手无策。他们建议他戒烟、做身体按摩、夜间洗松针浴、服维他命B、定期在户外散步、偶尔注射鹿茸精①和定期进食。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医疗小组会诊完毕后得出下列结论：病人显示有温和的动脉硬化症状；主要受到影响的是脑部血管以及供血给心脏的动脉。由于这个原因，病人偶尔会突然出现脑部血管① 原书注：西伯利亚雄鹿角提炼的一种药。

干扰，造成腿脚衰疲和不稳定。上述血管干扰有时长达数小时。肺部有温和的肺气肿现象，那是一九四八年肺和肋膜发炎的残余迹象。毛泽东很生气平白浪费这么多时间。当然最让他气愤的不是医生，而是斯大林对他不理不睬。他气愤地问柯瓦列夫：「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他尝试打电话给斯大林，可是接到的回复是，斯大林不在家，有事可找米高扬。毛泽东回忆说：「我觉得深受侮辱，因此决定什么事也不干，待在别墅里，那里也不去。」苏方提议安排他到处参观游览，他「立刻拒绝」，回答说他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 他相信下榻之处一定装了窃听器， 每天想到什么，就开口骂出来。「不让他和斯大林会面，害得毛泽东很紧张，盛怒之下，他口出恶言尖锐批评到莫斯科来。」柯瓦列夫日后回忆说：他不只一次强调，他不仅是以国家元首身分来访，也是以中国共产党主席的身分前来，要加强两个兄弟党的关系。可是，这方面也毫无动静。他光是坐在那里，什么事也办不了。没人打电话给他，没人来拜访他；即使来了，也是坐一下就走，纯是礼貌拜访。他一度表示要取消原先打算停留三个月的计划，预备早点回中国去，至于起草、签署条约及其他苏、中文件的事，就交给他已经调到莫斯科的周恩来去处理。我只好把毛泽东的情绪如实向斯大林报告，有时也得上书面 报告。

斯大林没有任何改善状况的行动。最后，毛泽东告诉柯瓦列夫：「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已经到了控制不了自己的地步。」他把自己关在卧房里，不让别人进去。用柯瓦列夫的话说，他「很怕此行到莫斯科会一事无成。

这会证实反对他来访的人没看走眼，也会使他在中国人民眼中威望大损」。

斯大林故意要这么干。他要折辱毛泽东，给他一个教训，别再趾高气扬。他实际上在告诉毛泽东，在这里我讲话才算数。我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伟大的领袖，你算哪根葱？你是我底下的小学生，你得照我的话去做事才行。斯大林不只如此对待毛泽东，他对待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也都是这个态度，只不过对待毛主席特别摆架子就是。等到柯瓦列夫再次向他报告毛泽东的情绪时，他才说：「或许我们做得太过火了」。

要到这一刻，双方才恢复最高层级的谈判。斯大林再度邀毛泽东到克里姆林宫一谈，又把毛泽东找到在附近孔策沃（Kuntsevo）的别墅谈话。

但是毛泽东还是不放心。斯大林依然有所保留、有戒心，不太讲话。史达林的译员尼古拉·费多连科（Nikolai Fedorenko）回忆说：「他偶尔会侧目瞄瞄站在远处的客人。两人会谈的房间……其实是尔虞我诈的一个舞台。」 这一切都没逃过毛泽东的法眼，但是他最受不了的是，斯大林对中国公然的帝国主义政策。据毛泽东机要翻译员师哲的说法，他很清楚意识到史达林的「泛俄罗斯主义」，因为斯大林「比起一般俄罗斯人更强烈地」表露出来。 毛泽东觉得最受侮辱的是斯大林拒绝和他签署一份政府对政府的正式条约，因为斯大林觉得和国民党政府已经签的那份条约就够了。 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是一项不平等条约，对中方相当不利，对苏联则极其有利。斯大林获悉英国决定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才改变主意，同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是这份历史性的文件直到二月十四日才签署。毛泽东现在满意了，但还是忍不住要对史达林如此决定，故作「惊讶」。他不怀好心眼地说：「改动这项协议，岂不是有违雅尔塔会议的决定啊！?」斯大林原先一直用雅尔塔会议做理由，反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条约，毛泽东故意糗他。斯大林答说：「没错，的确是（有违雅尔塔会议的决定），但是去他的！」中共为签署条约感到高兴，却很快又蒙上乌云，因为斯大林摆明了不只要控制毛泽东行动的政治方向，也亟欲染指新中国的经济。作为条约的附件另外签署的秘密议定书，透露斯大林真正的意图。第一份议定书授与苏联在中国东北和新疆若干特权。除苏联人之外，所有外国人都必须退出这些地区。斯大林甚至要和这些地方当局另签商务协议，以加强苏联对它们的控制，但是他遭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坚决抗拒（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召，在一月二十日赶到莫斯科）。 另两项秘密协议是在中国境内成立四家合资公司，以确保苏联开发中国经济资源的权益。这些所谓的中、苏合资公司，两家设在新疆，一管稀有的、非铁金属，另一管石油；另两家设在大连，经营民航及造船、修船。苏方拥有百分之五十的资本投资、分享百分之五十的获利，但是全面主导权也归它掌握。中共也为斯大林强加在他们身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铁路）的新协议，大为惊慌。毛泽东和周恩来想成立一个委员会经营中长铁路，主任委员和局长都由中方担任。他们也希望变更持股比例，把中方持股增加为百分之五十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不接受这些提议，坚持平等，投资持股和经营管理双方一样大。 与有关中长铁路、①旅顺和大连新协议相关的是，苏联对铁路及旅顺海军基地的控制，维持到一九五二年底。 大连的地位则等到签署对日和约后再来决定。斯大林愈是介入中国事务，他的胃口就愈大，对毛泽东的不信任也上升。斯大林的后任赫鲁晓夫说，见过毛泽东之后，斯大林「没有入迷」，常以不太中听的话点评毛泽东。赫鲁晓夫说：「你可以感觉到他对毛泽东有种侮慢的态度。」 有一次，这个克里姆林宫老大也不知是开玩笑，还是当真，甚至试图激怒毛泽东，径说：「在中国，共产主义有民族主义倾向，虽然毛泽东是个共产党人，他倾向民族主义。」斯大林也说，中国恐怕会出现狄托。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他简洁地回答斯大林：「现在说的这些话，都与事实不符。」 以苏联小说家康士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的话来讲，他显然不了解斯大林具有「半不可测度的幽默感，它对交谈对象而言，有时候挺危险的」。 为了消除斯大林的疑虑，毛泽东要求史达林派一位「苏联同志」到中国评阅、编辑他的作品。 毛泽东的确希望史达林派一位他信任的亲信到中国来，亲眼瞧瞧中国共产党人是何等无懈可击的马克思主义者。签订条约及协议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于二月十七日告别莫斯科。一板一眼的莫洛托夫再次到车站送行，这次毛泽东虽然依旧称呼苏方东道主为「同志和朋友」，他也一本正经，讲起冠冕堂皇的话。他在上车前宣称：「在告别伟大的社会主义首都时，我们真诚表示对斯大林元帅、对苏联政府和人民的衷心感谢。中、苏永久友谊、永久和平万岁！」 但是，史达林的不信任和贪婪让他不能释怀。他失眠、不舒服，变得很紧张、动辄发脾气。斯大林果真派了苏联著名的马克思哲学专家、学人帕维尔·尤金在一九五〇年春天到中国，查验毛泽东是不是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尤金的任务是对不久即将以俄文及中文出版的新版本《毛泽东选集》进行「正确、技术性更正」的编辑工作。原先的中文版《选集》未经苏联专家验证，已于一九四九年在哈尔滨出版，后再译为俄文，于莫斯科发行。

尤金在中国住了两年，这段期间就毛泽东的作品提出五百个批注，不过全都是私下性质。用他的话说，他在毛泽东的文章和书籍当中「没有发① 原书注：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二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苏联部长会议提出的「关于中长铁路共管」草案。

现……有任何严重反马克思主义或反列宁主义的见解」。 尤金回国后奉命到政治局做报告，斯大林非常仔细地问：「他们的确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斯大林特别着重最后一个字词。）尤金答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史达林同志！」 根据尤金的说法，在这之后，「大老板」下了结论「很好！我们可以放心了。他们没靠我们帮助，自己长大了。」 我们不晓得斯大林是否真正放心，但过后不久毛泽东即再次展现他对克里姆林宫主子的效忠。

第二十五章 韩战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依循斯大林的希望，派中国军队协助北韩共产党。北韩已在前几个月入侵和美国结盟的南韩。毛泽东当然很清楚，他这个决定对斯大林有极大意义。他日后经常说，要到中国介入韩战，站在北韩领导人金日成同一边，斯大林才除去贴在他身上的「疑似狄托派」的标铁，逐渐相信「中国共产党并不亲美，中国革命不是『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的范例」。 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证实这段话，他说，斯大林听到毛泽东决定出兵，感动得落泪。这位上了年纪的独裁者连说两次：「中国同志，好样的！」 毛泽东加入韩战显然至少有一部分是刻意要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克里姆林宫主子的效忠。

这场浴血大战由北韩共产党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发动。中国是在北韩共产党即将被击败的紧要关头介入。金日成部队不仅遭遇南韩士兵的抵抗，也遭逢安全理事会为制止侵略者而派出的联合国部队。联合国部队的主力是美军，而盟军总司令亦由美国将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出任。

金日成和毛泽东在战争开打前达成协议，斯大林表示支持金日成的二十七天之内占领南韩的冒险计划，怂恿他掀起战端。"若没有克里姆林宫主子的撑腰，这个北韩领导人绝不会跨越分隔两韩的北纬三十八度线。克里姆林宫主子刻意要把美国人卷入战争。安理会就北韩侵略一事进行决定性表决的前夕，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要求斯大林指示苏联代表雅科夫·马利克（Yacov Malik），出席安理会会议，①以便否决它可能通过的任何决议，但是斯大林不理会他。自从一九五〇年一月起，苏联即杯葛安理会，理由是安理会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就葛罗米柯建议马利克回到安理会，以便阻止不利北韩或苏联的任何决议一事，斯大林断然表示 「我个人认为，苏联代表不得参加安理会会议。」葛罗米柯试图反对，解释说，苏联代表若是缺席，将使安理会可以派遣联合国部队前往南韩，但斯大林不为所动。他甚至亲自口谕葛罗米柯，不准马利克出席安理会会议。 斯大林因此即使「在战争开始当天，情势已很清楚，美国将会干预」，也放弃否决安理会决议的机会。

这使得美国及其盟国得以在六月二十五日谴责北韩（在苏联代表缺席下，安理会以九比零、南斯拉夫弃权，表决通过谴责北韩）。两天后的六月二十七日，马利克依然缺席，安理会批准动用国际部队对抗北韩人民军，立刻有十五个国家表态加入反击侵略者（联合国大会有五十三国赞成动用武力）。

斯大林在向其部属解释为什么要把「帝国主义者」扯进韩战的思维时，完全不说实话。以下是他在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七日发信给苏联驻捷克大使米海尔·席林（MikhailA.In），要他转呈给捷克总统克莱门特·哥德瓦尔德（KlementGottwald）：我们退出安理会的目的有四个：第一，表明苏联与新中国团结一致；第二，强调美国的政策荒诞愚蠢，因为它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稻草人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却不允许中国的真正代表进入安理会；第三，认定安理会在两个大国〔斯大林指的是苏联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是非法的；第四，让美国放开手脚，利用安理会中的多数再做些蠢事，从而在公众舆论面前暴露美国政府的 真实面目。

我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所有这些目的。

我们退出安理会后，美国陷进了对北韩的军事干涉，败坏了自己在军事和道义上的威望。现在没有哪个正直的人还会怀疑，美国在北韩扮演了施暴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军事上也不像它自己宣扬的那样强大。此外，很明显，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被引向了远东。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① 原书注：这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十一个理事国，其中五个是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这五个常任理事国是美国、苏联、蒋介石的中华民国、英国和法国。

假设美国政府还继续被牵制在远东，并使中国加入解放北韩和争取本国独立的斗争，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首先，美国像其他国家一样，也不是拥有大批武装力量的中国的对手。美国会在这场斗争中无力自拔。其次，美国在这里被缠住后，就不能在短时间内着手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不定期拖延，这就为巩固欧洲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和中国的斗争合曰在亚洲和整个远东地区引发革命了。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可见，苏联是否参加安理会已经不是表面看来那么简单的问题。从一开头，斯大林就意图利用韩战，让美国卷入，不仅和北韩冲突、也和中国交战，藉以削弱美国。赫鲁晓夫日后告诉毛泽东说：「我们应该记住，我们也不是没有罪过。是我们把美国人拖进南韩的。」 换句话说，在斯大林看来，韩战似乎只是在全球搞世界革命的新计划的元素之一而已。

列宁这个「伟大的学生」从来没有放弃社会主义接管全球的念头。他和列宁不一样，列宁为了世界革命，可以不惜牺牲俄罗斯。斯大林则认为世界革命是散布俄罗斯霸权的一个手段。现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似乎又出现达成这个宏伟目标的新机会——果真也是最后一次机会。斯大林自一九四九年八月以来已拥有核子武器。半个欧洲已臣服在他脚下。红旗在中国、蒙古和北韩飞舞。在中南半岛方面，莫斯科的傀儡正在和有美国撑腰的法国帝国主义作战。世界革命的成功似乎已经不远。

然而，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立场却不是一言可以道尽。韩战爆发前，他显然完全支持金日成和斯大林。

他在北韩开战之前一年，已经由前来双清别墅拜访他的北韩代表口中获悉金日成的计划。他明白地答应邻邦，一定帮忙，包括动用部队，但是要等到他和蒋介石的内战终止才行。 一九五〇年一月底，他和斯大林有一次谈话，斯大林本人提起「提供北韩援助，以便增强其军事潜力、并强化其国防的需要与可能性」这个问题。 可是，他对毛泽东守口如瓶，只字不提北韩可能入侵南韩。不提，其实就是对客人的另一个蔑视。 毛泽东也保持缄默，但已经大为不爽斯大林不信任他。不必含糊其词讲些什么「提供北韩援助」，「伟大的领袖」或许可以直接告诉毛泽东他想要什么。

但是斯大林觉得他只能和金日成商讨南侵计划。他要金日成承诺目前绝不泄漏有此计划，即使是对「中国同志」或甚至北韩其他领导人，也绝口不能说。他写信告诉金日成说：「为瞒住敌人，非得如此不可。」纵使如此，即使斯大林不说，毛泽东也明白：这个构想早已经讨论过相当一段时间了。这时，斯大林已拿定主意，但是毛泽东的同意却不可缺少。毛主席答应协助北韩「强化其国防需要」，不仅是因为身为客人不想拂逆东道主，也因为毛泽东本人希望有个统一的韩国以打造社会主义。或许他明白斯大林预备让他在世界革命担任「冲锋队」的角色。总而言之，他不怕老美；他相信「美国人不会为（朝鲜）这样一小块地方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毛泽东谈过之后，斯大林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三十日发电报给苏联驻北韩大使捷连季·什特科夫（Terentii Shtykov）：「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韩采取如此大的举措，是需要充分准备的。此举必须有组织，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会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一九五〇年三月三十日，金日成兴高采烈地前往莫斯科，四月与史达林有过三次秘密会谈。斯大林证实，「紧急状况下，中国会出兵」。他又加了一句话以稳住金日成：「我们必须绝对肯定华府不会涉入作战才行。」史达林似乎是告诉他的客人，苏联将尽全力阻止美国介入。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斯大林处心积虑要把美国扯进这场冲突。

已经晕陶陶的金日成显然目盲，看不清他的导师玩两面手法。在「伟大的」斯大林面前，这位苏联红军前任上尉失去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他高兴地向东道主保证，「因为苏中同盟，美国人不会冒陷入大战的危险」。他不了解斯大林的地缘政治计划，因此他说「朝鲜人宁愿靠自己的力量统一全国，我们相信我们将会成功。」然而，斯大林再次建议：「你必须依靠毛泽东，他对美国事务非常了解。」金日成需要毛泽东的援助，但又不愿意太依赖中国人。他不仅是共产党人，也是朝鲜民族主义者，他对中国有戒心。好几个世纪以来，他的国家必须忍受其巨大邻国的帝国主义霸权。金日成希望避免同样的命运。甚且，他真的有必胜的把握。北韩的武装部队明显比南韩总统李承晚的部队优势。金日成的部队人数和炮火是南韩的两倍，机关枪是七倍，自动步枪是十三倍，坦克是六倍半，飞机是六倍。 金日成没有办法不服从斯大林，但是他也很聪明地打他的牌。

回到平壤之后，他派一位首席助手到北京，向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汇报他和「各民族之父」会谈的结果，并且告诉「中国兄弟」，他只要求得到解放军当中三个朝鲜族组成的师。中共在国共内战期间已从满洲召募当地的朝鲜人，组训这些单位，每个师有一万人。毛泽东装作不是完全明白这项请求的真正意思，不仅向金日成的特使表示同意，还亲切地补充说：「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派去中国士兵……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 毛泽东立刻告诉柯瓦列夫有这项谈话，柯瓦列夫又向斯大林一五一十报告。

五月十三日，毛泽东接见搭乘苏联飞机、抵达北京的金日成。次日，斯大林才在拖了许久之后通知毛泽东，他和这位北韩领导人曾经秘密会商：毛泽东同志！在与朝鲜同志会谈中，菲力波夫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 您讲述。菲力波夫。斯大林发出这封电报之前，毛泽东早已气恼斯大林和金日成在克里姆林宫秘密会商，竟然把他蒙在鼓里，他在五月十三日也要求大老板「亲自澄清」他和金日成的确有此谅解。 从毛主席的角度，这只不过是个形式，因为他早已了解斯大林有意在朝鲜发动战争，只是他很气斯大林在一月间竟没跟他坦诚交换意见。

纵使如此，毛泽东还是完全同意支持朝鲜透过军事手段统一。金日成让毛泽东了解他的全盘作战计划，毛主席也完全赞成它。当然他会赞成——计划的基本架构早已在莫斯科协调好了。然而，金日成告辞时，毛泽东还是要说一句：「美国人依然有可能介入战事」；不过，和原先一样，毛泽东对这一点倒没有特别焦虑。他的结语是：「如果美国人参与军事行动，中国将提供部队给北韩。」然而，就和金日成一样，毛泽东误判情势。斯大林全部料中。打从一开始，每样事都照他的推算发展。美军紧急驰援南韩。然而在第一批美军部队六月二十九日登陆时，北韩人民军已击溃南韩主力部队，并于战争开打后三天内攻陷首都首尔。然而，不久之后美军逆转情势，北韩部队溃散。

为了避免遭到包围，他们迅速往中国边境撤退。 到了九月底，南韩部队往三十八度线推进；既然没遭遇抵抗，他们在十月一日跨过三十八度线。

同一天，麦克阿瑟将军要求北韩人民军最高本部立刻无条件投降。毛泽东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这是斯大林早就等待的一刻。世界革命不久即将开始。

十月一日，人在黑海海滨索契（Sochi）的斯大林，拍发紧急秘密电报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十八度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十八度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以志愿者的身分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斯大林很笃定，毛泽东只是在等候他下达命令。他从罗申大使那里获悉，中国已派遣三个军、十二万部队进入沈阳附近地区，防备联合国部队跨越三十八度线。

现在，面临到决定关头，毛主席突然犹豫起来。衡量介入的正、反理由之后，他现在发现自己低估了美国。中国还没准备好和美国全面开战。

中国一片残破，人民厌战。甚且，美国掌握朝鲜半岛空中优势，斯大林还没答应替中国攻势提供空中掩护。中国没有自己的空军。为莫斯科的利益，把自己丢到世界革命的祭坛，岂不是蠢毙了？十月一日和二日，毛泽东和最亲近的副手会商朝鲜局势；中国领导人大多数反对出兵，其中以周恩来讲话最直率。包括林彪在内，许多军事将领也不支持介入。他们都说：「非到不得已，最好别打这一仗。」中方也为金日成的行为相当不满。他既未开口向中国求助，请中方武装介入，而且甚至不觉得有必要告诉中方，他的抵抗进行得如何。金日成明显表露出他不信任中共领导人，宁可求斯大林伸出援手。周恩来显然是奉毛泽东指示，一再向苏联大使抱怨这一点。斯大林也认为金日成的行为「不正常」，但金日成偏偏就不改。即使到了九月底，中方表示愿意协助，他在回答时也只说，「朝鲜人民准备长期抗战。」 稣联大使什特科夫在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二日向葛罗米柯报告（这封密电是要呈给斯大林）：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一日，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亚历克西·伊凡诺维奇〕黑加（AlekseiIvanovich Hegai）苏联出生的朝鲜人前来 拜访我。

讨论一开始，黑加就告诉我，他希望照会我（劳动）党政治委员会九月二十一日举行的一场会议之情况。

两个半小时的会议，讨论如何回答中国同志。针对发展中的局势，中国政府向朝鲜政府提出建议，周恩来问我们究竟有何打算……发言者……得到相同的结论，即局势艰难，显然他们无法靠自己对付美国人。因此，他们的结论是，有必要请中国政府派部队进入朝鲜。

接下来金日成发言。他问，再来会是什么？我们已经估算过，我们有这么多人，我们可以靠自己的部队对付。苏联照我们的要求，给了我们这么多的军火。我们根据什么，可以要求中方援助？

金日成又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中方站在朝鲜这一边参战，可能会有什么后果。这会不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他提议目前暂不决定要求中国政府援助，应该致函斯大林同志，请教他是否该请中国派兵。他还强调，苏联或许会不高兴，我已经提供顾问和军火，还不够吗？

金日成又宣布，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将加快编组新单位，那就不必向中方求助了。但他们担心情况未必如此。

讨论并没做出决定。经过激烈辩论后，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终于在九月二十八日决定回信给北京，只「暗示求援」。 北韩依然把希望「寄托在斯大林同志身上」，于九月二十九日上书斯大林，恳求他直接介入此一冲突。 为此，「领袖及导师」不耐烦地回复说，解决朝鲜问题的上上之策是中国派兵进入朝鲜，他建议北韩领导人尽快和中方展开咨商。 追下子金日成再也不能漠视事实。十月一日深夜，他要求中国大使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他要求中国派兵到朝鲜。另外，他也透过自己的管道，把相同的电报传到北京。可是，毛泽东在十月二日透过苏联大使罗申传递讯息给斯大林，史达林次日接到它。这封电报说：我们原计划当敌人前进到三十八度线的时候派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韩为朝鲜同志提供援助。

然而，经过全面考虑，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可能会承担极其严重的后果。

第一，派几个师的兵力解决朝鲜问题非常困难（我们的部队装备很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取得军事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 我们后退。

第二，这样做很可能会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其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当然，不派军队援助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之中的朝鲜同志是很不利的，我们自己也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派去几个师，敌人又迫使我们后退，同时还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的整个和平恢复计划就会遭到彻底毁灭，这会引起国内很多人的不满（人民受到的战争创伤没有恢复，我们需要和平）。

因此，目前最好还是耐心一些，不派出军队，同时积极准备我们的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败，朝鲜可以把斗争的形式改为游击战。

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要出席。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往您的疗养地，与您谈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局势。

敬候佳音。

毛泽东一九五〇年十月二日当然，和斯大林吵架是很危险的事，但是毛泽东认为他可以根据客观困难说服大老板。同一天（十月二日），他起草一份完全不同的电报给史达林。他在电报中说：「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 现在，他先压住这封电报， 决定试探一下斯大林的想法。谁敢断言呢？或许斯大林能接受他的论据。

十月四日下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各局重要同志」都出席。他要求与会人士「列出派兵到朝鲜」的不利之处。同时，他又说：「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实在难过。」 会中讨论，大多数人再度表达反对介入的意见。

稍后，毛泽东接到斯大林的回复，透露出大老板非常不爽毛泽东的电报。现在斯大林坦白说明他正是希望中国和美国公开冲突。这封密电送到北京，答复毛泽东十月二日的电报，它的内文充满狰狞的诚实：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对此应该害怕吗？我认为不应该，因为我们联合起来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起来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把这份最高机密的密电，和前文引述的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七日史达林给苏联驻捷克大使的电报并列，我们对斯大林真实的地缘政治意图就十分清晰，不再有疑问。为了推动世界革命，他预备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原先爱好和平的一些话，完全是假话。

十月五日，垂头丧气的毛泽东又一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中他请强烈主张参战的彭德怀发言。彭德怀恳请与会者「派兵援助朝鲜」，强调若不出兵，接下来美国恐怕就会利用台湾和朝鲜这两个基地攻打中国。他说：「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 彭德怀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打破僵局，会议通过斯大林要求的决定。毛泽东旋即指派彭德怀为还未组建的志愿军总司令（毛泽东起先属意林彪领军，但林彪借口生病不就）。 然后毛主席发电报给斯大林，表示坚决支持斯大林电报中的根本立场，而且为了让大老板息怒，又说他将「派的不是六个而是九个师」。

他解释说他「不是现在而是过一些时候再派」；他要求斯大林「接见他的代表，和他们讨论任务细节」。斯大林同意这个提议，毛泽东派周恩来和林彪（两人都反对参战）于十月八日赶往索契。他坐立不安地等候大老板指示。同时，为了巴结史达林，毛泽东命令彭德怀和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高岗兼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及政委）改组派驻东北的部队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他要求志愿军立刻进入朝鲜。 十月八日，毛泽东照会金日成他已下令出兵， 虽然他了解彭德怀和高岗主张介入韩战，却都无法「动作快」。他们需要时间组训志愿军。

十月十日晚间七点，周恩来和林彪在索契和斯大林会面。莫洛托夫、马林可夫（Georgii Malenkov）、贝利亚（Lavrentii Beria）、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布尔加宁和米高扬等苏联高阶领导人也参加了这场会谈，谈得很辛苦。一向镇定的周恩来，经过好几小时的辩论后也疲惫不堪。依照师哲的说法，林彪更是累坏了，活像一具死尸。清晨五点钟，斯大林建议摆宴，庆祝谈判完成，林彪吓坏了。周恩来是千杯不醉，林彪却滴酒不沾，可是林彪也不能不硬着头皮参加。因此，尽管已经累极了，客人不能不赏光。可是，究竟有什么好庆祝的呢？斯大林没有答应提供中国人民志愿军空中掩护，只说苏联空军还没准备好。他只答应在二至二个半月之后派出飞机。会议之后，他致函毛泽东，也是这么说。 他要求中国人牺牲，自己却慢条斯理派出飞机。

同时，朝鲜半岛的战事持续不停。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十分泄气，再次照会斯大林，他无法派出部队到朝鲜。同一天，他收回要彭德怀和高岗出发的前令，召他们回北京商量。这不啻是造反。斯大林眼前又浮现中国「狄托主义」的影像。斯大林既气毛泽东，也气金日成——周恩来和林彪向他投诉了金日成许多暧昧不明的行为——同一天即命令金日成把他的残部统统撤出北韩：「中方再次拒绝出兵。因此，你必须退出北韩，把朝鲜部队撤退到北方。」 十月十三日他重申命令：「我们相信，持续抵抗已无希望。中国同志拒绝参与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准备完全退入中国或苏联……必须保留未来与敌军交战的力量。」 他对周遭亲信说：「好了，现在会怎么样？我们没有派兵进去，现在美国人将在我们的远东边境跟我们做邻居，不过就这么一回事嘛。」 世界革命未出师、即夭折。

接下来，突然奇迹出现。斯大林告诉金日成，在他认为金日成的挣扎「没有希望」的同一天，即十月十三日，毛泽东突然告诉罗申大使，「中共中央重新讨论了形势，决定尽管中国军队非常缺乏武器装备，但还是要给朝鲜同志提供军事援助。」 他把同样的讯息传给人仍在莫斯科的周恩来。

罗申和周恩来迅速通报苏联领导人。 终究毛泽东无法反对斯大林，即使「领袖和导师」拒绝提供空中掩护，也必须在最后一分钟退却。斯大林对他的影响力极大：这位叱咤风云的克里姆林宫独裁者的阴影依然盘旋在中南海。

得到罗申报佳音，斯大林立刻命令金日成「请暂缓执行昨天发给你们的关于在北韩进行疏散和将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电报」。 他喜不自胜。

现在一切又恢复原定计划进行。

六天后，解放军四个野战军、三个炮兵师在彭德怀统率下，终于介入韩战。联合国部队攻势受挫，旋即南撤，不久即稳住局势。南韩及美军开始坚强抵抗，导致彭德怀停止攻势。两军大致沿着三十八度线对时。

中国军队初期的成功让毛泽东有个想法，甚至开始认为如果像它原先在中国的战争打成持久战的话，或许会打赢这场战争。他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写信给斯大林，大谈这个构想。斯大林这方面则坚持「不应加快韩战，因为持久的战争第一能够使中国军队在实战中学习现代战争；第二将会动摇美国杜鲁门政府和打破美英军队的军事神话」。一九五一年二月，斯大林透过中共指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他发给刘少奇一封转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强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最近的将来之根本任务」，不是「『建立尽可能最广泛的民族联合阵线』以反抗帝国主义，『达成印度尼西亚的真正独立』，而是要消灭封建的土地财产，把土地交给农民」。 世界革命大火继续延烧。

斯大林和毛泽东都不介意战争造成生灵涂炭。毛泽东在三月一日同一封信中向「导师」报告，中国部队伤亡已达十万人，估计今年及明年还有三十万名伤亡。毛泽东的结语是：「因此，我们还将需要三十万人补充兵员。」 他彷佛说的不是人，而是没有生命的统计单位。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战争开始显得没希望。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数已膨胀到一百万（另有一百万人负责运送补给到朝鲜），使得中国大失血，毛泽东终于开始思考如何从朝鲜脱身。一九五一年初夏，他开始审慎、坚持地在函电中向斯大林试探这个想法。 可是斯大林不同意结束战争。他仍然需要战争。在朝鲜半岛上，中国及朝鲜部队正在上课学习当代战争，为新战争做准备，甚且「在整个远东亚洲促成革命」，并且「强化欧洲社会主义」。

然而，一九五一年夏天，北韩也开始醒悟战争必须结束。六月十日，在毛泽东同意下，金日成和高岗飞往莫斯科，先和在当地养病的林彪会合。

三人合力说服斯大林，同意与敌人谈判。可是，这位克里姆林宫独裁者没有赋与金日成和毛泽东签署朝鲜和平协议的权力。停战谈判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开始，但进展迟缓，战火持续燃烧。

接下来毛泽东开始向斯大林抱怨，战争引起经济困难。例如，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他写说：今年因为抗美援朝的关系，中国政府的全年预算已较一九五〇年预算增加了六〇％，而总预算中的三二％均直接用于朝鲜战场，苏联政府给我们提供的军事贷款尚未计算在内。因此，如果现在不立即采取紧缩的方针，则明年的预算必更膨胀，财政必受影响，物价必大波动，势必使前方战争大不好，后方建设亦搞不好。采取这种方针，正是为着在朝鲜谈判中，和固有利，拖也不怕，而打下去一定能打出一个结果来，国内各项工作均好做，并有把握争取政治和经济的继续稳 定和发展。一九五二年一月，消息传抵莫斯科，北韩百分之十的人民正陷入饥馑，到了四、五月，大部分农民都将陷入饥馑。尽管中国国内粮食状况十分不理想，毛泽东还是决定运送粮谷协助北韩人民。斯大林则似乎刻意装聋扮哑。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周恩来及中国代表团其他团员时，依然强硬表示：这场战争使美国人大伤脑筋。北韩除了死伤一些人，没有损失……美国人了解这场战争不利，他们必须终止它，尤其是情势变清楚，我们的部队会留在中国之后。现在需要坚忍不拔韩战已经显示美国的衰弱……美国人根本没有能力打大规模战争，尤其是韩战之后……美国打不臝小朝鲜他们已失去打大规模战争的能力。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原子弹和空中力量上。但是，打胜仗不能光靠它；需要有步兵，可是他们没有太多步兵，而且他们的步兵太弱。他们和小朝鲜作战，美国国内已经有人在哭。如果他们打大规模战争，会是什么状况？岂不是人 人都要哭。毛泽东一直要到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去世，才得以「光荣」地从这一困局脱身。朝鲜半岛的战争一直是中国严峻的负担。解放军再也打不起这样一场耗费不赀的战争。金日成也很高兴能够终止战争。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一日，这位独裁者死后六天，率团到莫斯科悼亡的周恩来，向马林可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提出中国的紧急要求，希望加快停战谈判。

苏联新领导人也赞成结束战争。 二月十九日，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变更史达林路线，寻求退出朝鲜的方法。 莫斯科帕特使前往平壤，向金日成传达苏联的新指令。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点，北韩及中国的代表，与联合国司令部的代表，签署停火协议。中国人民志愿军停留在朝鲜，直到一九五八年十月才因金日成的压力，调回中国。根据官方资料，中国在这场战争有十四万八千人阵亡，超过三十万人负伤、被俘或失踪（根据其他数据源，阵亡人数为十五万二千人，或甚至十八万三千人，整体伤亡人数达到九十万人）。 同时，北韩人民军阵亡五十二万人，南韩阵亡四十一万五千人；美军伤亡为十四万二千人，包括三万六千五百一十六人阵亡。苏联阵亡人数两百九十九人，包括一百三十八名军官和一百六十一名士兵。人数最多的受害者是朝鲜半岛的人民；根据不同的资料，死难者有三、四百万人。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也在韩战中阵亡。一九五〇年夏天韩战爆发，毛岸英申请参军。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一样，他争取到第一线去。他或许是要向依然对他冷淡的父亲表现。总之，他到了朝鲜，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本部任职。总司令彭德怀设法把他摆在身边，却无法保护他不受伤害。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美军空袭彭德怀总部，毛岸英被炸死，年仅二十八岁。同一天，彭德怀就上报告给毛泽东，但是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在周恩来同意下，扣住这封电报。隔了几天，毛泽东才得知噩耗。

根据毛泽东随扈人员的说法，他没有掉眼泪。叶子龙说：「他……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脸色非常难看。他向我摆了摆手说：『战争嘛，总会有犠牲，这没有什么！』」 后来和彭德怀碰面时，他又做同样的表示。彭德怀向他请罪：「主席，你把岸英托付给我，我没有保护好他。我有责任，我请求处分！」但毛泽东只是闭上眼，他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可是，很显然他受到的打击甚为严重。一连多日，他几乎不吃东西，也睡不着觉。他一个人坐在躺椅上，一根烟接一根烟抽个不停。

这时候他已经失去许多家人。他最小的弟弟毛泽覃一九三五年在闽西与国民党作战死亡。大弟弟毛泽民一九四三年在新疆惨死。毛泽民一九四〇年到新疆，在军阀盛世才手下工作。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盛世才以史达林朋友自居，甚至申请要加入苏联共产党。但是，一九四二年他和苏联断绝关系，显然有相当理由怀疑共产国际和中共阴谋推翻他。盛世才抓了毛泽民和中共新疆党部其他领导人，打入大牢。他们接连好几个月被审讯、刑求，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处决。他们先遭警棍痛殴，再遭勒杀，尸体塞进麻布袋，埋到偏僻山区。毛泽东后来听到谣言说，三天后，盛世才又下令把尸身挖出来拍照，再把照片送交宋美龄，转呈蒋介石。一九二九年八月，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死在国民党手中，一年三个月之后杨开慧也死了。一九四六年六月，毛泽覃十九岁的独子毛楚雄被杀。

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一九三〇年在长沙被处决；一九三五年长征途中，毛泽东又失去-个舅子——贺子珍的小弟贺敏仁因亵渎喇嘛庙，被藏人所杀。

毛泽东两个弟弟的家人，只有毛泽民的子女活下来：女儿毛远志（元配所生，比毛岸英大一岁）、儿子毛远新。毛远新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四日在新疆出生；前不久，好色的毛泽民才刚抛弃第二任妻子钱希钧，另娶新欢。

他的第三任妻子朱旦华和江青一样，演员出身。一九四三年二月，她被捕，与小儿子一起关在牢里。一直要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她才获释；七月间，带着毛远新到达延安，投靠毛泽东。毛泽东对比女儿李讷小半岁的小侄子很亲善。他或许觉得有责任比对自己子女更关心毛远新。他也关心侄女毛远志，但她已经长大。她在一九四五年结婚，一年后生下儿子，因此毛泽东也开始有当了爷爷的感觉。从一九五一年起，毛远新在伯父照料下长大。

朱旦华改嫁，与新婚丈夫在南昌工作，把儿子交给毛泽东，江青要他住进中南海。

毛泽东失去长子之痛其实一直挥之不去，即使自己的女儿、幼子和钟爱的侄子也减缓不了伤痛。彷佛他和已逝的长子仍有一线牵连，不时啃噬着他。

毛岸英的死，对岸青的冲击最大。他们俩情逾手足，对死去的母亲哀痛逾恒，对童年挨饿受苦、从香港跋涉到莫斯科、住进国际儿童院、与贺妈妈一起住等等有共同的记忆。毛岸青是个非常神经质的年轻人，很容易焦虑，心理并不平衡。当他的母亲被捕时，士兵痛打他的脑袋留下后遗症。

哥哥一死，使他崩溃。他失眠，开始绕室急走、自言自语。不久，医生诊断说他得了精神分裂症。毛岸青无法工作，毛泽东送他到苏联治病，但一直治不好。回国后，他被送到大连军方的疗养院。他的寡嫂刘松林，带着妹妹邵华照料他。一九六〇年，毛岸青和邵华结婚。两年后，他们回到北京。毛岸青病情开始好转，但从来没能完全痊愈。毛泽东当然为儿子生病烦忧，甚至更加失望。他痛苦地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 其实，他一如往常，没时间搞感情。权力和政治取代了他的亲情。

第二十六章 新民主主义的矛盾

毛泽东希望中国快速发展成为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年，斯大林的生性多疑、亟欲主宰一切的心态，加上教条主义作祟，限制住他提供苏联援助给中国。即使他真心希望多帮忙，被战争拖垮的苏联经济也不允许他大幅增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援助。然而，我们从现有的文件看到，促使斯大林限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政治因素大于经济因素。苏联外贸部副部长康士坦丁·柯瓦尔（Konstantin Koval）有关史达林和周恩来一九五二年八、九月间谈判经过的回忆，就很鲜明。 当周恩来表示，「你来协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我们将协助你建设共产主义的苏联」时，斯大林没理他。 斯大林也不赞成中国想要起草一九五一至五五年的五年计划，认为那是不切实际的事； 从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签订的协议看，他提供给人民共和国分期五年、以优惠的年利率一％计算的三亿美元融资之财务援助。 没错，这是毛泽东开口要求的数字，而且又是「我们最好是现在少借点、而且多延个几年」。 但是斯大林日后并没有再多借，而且在韩战期间，中方被迫把贷款用在购买苏联武器。当然，中方认为这样不公平，因为贷款原本说是要用以协助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何况中方也认为他们参加韩战是在尽「国际义务」。到了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过世时，苏联政府只正式批准了北京所提议的一百四十七项工业计划当中的五十项， 而且它慢条斯理，不急着履行这些承诺。 斯大林拒绝中方一切加速援助步伐的要求，一再地建议中共领导人不要强行推动现代化。一九五二年九月三日与周恩来会面、讨论拟订的五年计划时，斯大林表达不满中方希望订下工业年成长率为二〇％。他不能同意，因为，根据官方统计，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成长率只有一八·五％。①基于竞争的理由，斯大林建议周恩来将整体成长率调降到一五%,也同意作为宣传口号，考虑订下二〇%的年成长率。

一九五三年二月初，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米海尔·萨布罗夫（Mikhail Saburov）交给来到莫斯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一套苏联专家对中方五年计划草案的建议。萨布罗夫循着斯大林的训示，建议① 原书注：根据大多数西方专家的研究，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年成长率为一二％。然而，斯大林不会信任西方的统计数字。

中国同志订下更低的工业成长率，只在一三。五％至一五％之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被迫同意。 取后，中方将年工业成长率订在一四.七％。

斯大林借着一九五二年十月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接见前来莫斯科的刘少奇，他又表示莫斯科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谨慎态度。刘少奇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一次，斯大林坚决反对毛泽东一个月前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时首度提出的构想——要在十至十五年内实现中国农民的合作化和集体化。刘少奇是在报告中共中央的政策时，告诉斯大林这件事。 刘少奇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和苏联大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Vasily Kuznetsov）谈话时，回忆起「斯大林同志建议他不要急于建立农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因为中国的现状要比苏联集体化时期的情况好得多」。 刘少奇把斯大林的意见回报北京，毛泽东被迫要尊重这个建言。

但是毛泽东并非一直都遵循斯大林的指令。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间，他主动采取一系列行动，加速中国的斯大林化。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又把国民党残余军队赶到台湾之后，中共政权继续以军事行动对付在内战期间并未持续支持国民党的各种社会势力。其中包括传统的地方菁英，某些地方权力结构的代表；这些人在国共内战期间袖手旁观，静待风波定调。完全击败国民党之后，毛泽东逐渐、但坚定地开始在地方层级建立他的权力，换掉地方菁英，并在建构新的权力机关时代之以亲共的支持者。

现在，中国共产党遭遇来自其社会敌人激烈的抗拒，内战呈现群众性格，影响到千百万人。根据可能是保守的官方数字，到了一九五一年底，两百多万人在斗争过程中丧生。另外两百万人被关进牢房或打入劳改营。

这场战争持续下去，但是官方不再发布受害人数的统计数字。根据俄国的中国事务专家戈尔巴乔夫上校（colonelB.N.Gorbachev）搜集的资料，人民解放军三十九个军团、即一百四十多个师、约一百五十万兵力，参与这些战斗。 取残酷的一幕即是肃清内战期间投向共产党的前国民党官兵这些不可靠的分子。根据华北军区司令员顾问乔治·谢米诺夫将军（General Georgii Semenov）的回忆，北平防卫司令傅作义开城迎接解放军，在「和平时期」光从他的部属中就「揪出」两万两千零一十四名罪犯，经由政委审查，其中一千二百七十二人立即枪毙、一千四百一十五人判处「死缓」，另六千二亘一十三人流放。 令情势更加复杂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头几年，并没有制定民法、处理民事犯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间，中国共产党靠政治运动和群众动员治理国家。

农业改革期间最尖锐的斗争发生在农村地区。到了一九四八年，毛泽东已经收起土地重分配，以及减租、减息的口号，因而替党争取到农村地主的中立，使国民党与其社会根源孤立，加速国民党的失败。摊牌算账的日子很快就到来。过了大约三年时间，中国共产党逐渐从北往南执行其实应该称作「从上往下」的农业革命之农业改革。由于农民消极、被动，中央每年派出大约三十万个由党工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下乡，组织农民协会，扶植新的地方菁英，并且严惩被贴上地主及反革命分子标签的人。农村成立人民法庭，有权判处犯人死刑。许多人因抗拒不从，遭到枪决或打入集中营。尽管共产党号称保护富农，富农人数却大幅下降。农村的权力及若干经济特权落到新兴的「共产党」菁英手中。

农村富人被消灭后，城市地产所有人成为下一个目标。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毛泽东发动运动，直接冲着资产阶级：「三反」运动针对贪渎官员、①「五反」运动针对民间创业人。

城里也设立人民法庭，有权判处犯人死刑。

公审举行后，经常就是当场公开处决。针对资产阶级主要的压迫方式，就是课以高得不得了的惩罚，严重减弱他们的经济地位。结果是到了一九五二年九月，毛泽东得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宣布，国家对工业的占比为六七。三％、对贸易的占比为四〇％；因此，社会主义部门占了中国经济支配、领导的地位。逐渐地，知识分子成为意识型态运动的目标。一九五一年，在毛泽东倡议下，以讨论电影《武训传》为名义，展开灌输马克思主义的运动。这部电影讲的是十九世纪相当著名的教育家，赤贫出身、辛苦办学的故事。

江青自命为电影艺术专家，对它很不以为然。她向毛泽东说：「继续推崇武训是很危险的-因为他的行为抵触目前国家重要任务：即打倒地主阶级、埋葬儒家学者、扑灭教育可以化解阶级矛盾、导致社会与政治成功的……改良派思想。」 毛泽东同意她的见解。运动迅速变质为从意识型态上谴责异议分子，变成改造知识分子意识型态的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生活的发展扮演邪恶的角色的意识型态暴政方法，此时已明显露出迹象。

根据某些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头几年的这些运动，四百多万个「反革命分子」受到镇压。 执政党本身也没有躲过此一尖锐的斗争。一① 译按：「五反」即反地、富、反、右、坏（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右派、坏人）。

九五一年，毛泽东已经决定展开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籍总检查、再登记，它导致「清除」异己。到了一九五三年，一〇％的党员被清除出党。

然而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本意即是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领导人都赞同毛泽东的政策。几位高阶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的解读，和毛泽东并不相同。刘少奇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员。我们知道，早在一九四九年，斯大林就接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的密报；高岗指控刘少奇犯了「右倾偏差」和「高估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高岗的某些说法（虽然没有直接道及高岗的名字），包含在柯瓦列夫呈给斯大林的一份重要机密报告〈关于中共中央政策与实际情况若干问题〉当中。这份报告也包含了对周恩来，以及彭真、李富春、李立三、①薄一波和林枫等中央委员的指控。 然而，斯大林并没有完全接受这些指控，还说：「关于中国民主党派以及需要和其领导人算账的问题，高岗同志……错了，周恩来同志和刘少奇同志肯定是对的。」斯大林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和毛泽东有过一次谈话，他甚至把柯瓦列夫报告的副本，以及得自柯瓦列夫和高岗的某些文件之副本，交给毛泽东过目。 柯瓦列夫此时正在住院，从毛泽东的私人翻译师哲口里获悉此事（斯大林、毛泽东会谈时，师哲就在现场）。毛泽东把斯大林的行为视为他「不信任、猜疑」中共中央的又一项证明。 斯大林的行动或许还有别的动机。首先，他或许并不相信高岗；高岗以前就提供给他有关中共某些领导人的消息，但情报似乎可疑。这个中共区域领导人「揭发」的人物当中就有毛泽东。例如，一九四九年底，高岗透过柯瓦列夫通报斯大林，毛泽东和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人马有反苏及「右倾托洛茨基派」的倾向。 虽然是以「有节制、审慎的方式」表达，高岗和一九五二年取道东北、要回苏联，顺路来访的尤金谈话时，又再次指控中共领导人。 斯大林可能把这些指控当作是中共党内又在斗争的证明，没太注意它们。

其次，从一九四九年夏天起，斯大林对高岗非常失望。刘少奇率领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开会时，身为中方团员的高岗，其行为被斯大林认为非常不得体。高岗为了炫示效忠，当着众人之面提出牵涉甚广的提议，包括苏联应该增加驻大连的部队之兵力、派海军进驻青岛，① 原书注：一九四五年六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毛泽东提议下，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值得一提的是，李立三当时人在莫斯科，甚至因为早先被开除党籍，连党员资格都不具备。但是毛泽东为表示举党团结，因此宽恕了李立三。

而且最重要的是，东北应加入苏联，成为一个加盟共和国。斯大林很不高兴，打断他的话，称他为「张作霖同志」 （张作霖是中国军阀，不听中央政府号令，独立统治东北直到一九二八年）。①第三，如果斯大林相信他收到的情资，他或许会认为刘少奇的「偏差」会有用处，因为它会有助于他本身想要「防堵」毛泽东激进主义的政策。

最后，高岗并非斯大林在中共领导人圈中唯一的消息来源。根据某些数据，刘少奇本人也提供一些机密情资给斯大林。苏联国家安全部（MGB）前任官员彼得·德里亚宾（Petr Deriabin）声称，刘少奇一九三〇年代以中华全国总工会派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身分在莫斯科工作时，就开始替苏联特务机关效力。刘少奇在一九四〇年代继续提供数据给斯大林。 如果德里亚宾的说法正确无误，那么就可以合逻辑地推论，对于斯大林来讲，刘少奇的价值高于高岗，毕竟他是中国共产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犠牲掉高岗，斯大林可以强化他更重要的网民之地位。

不管怎么说，高岗说对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圈对「新民主主义」这个问题意见并不一致。毛泽东已经抛弃「新民主主义」这个字词，而中共其他若干领导人仍继续使用「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词汇。周恩来和刘少奇显然把斯大林劝告中国应该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很认真地当作一回事，因此才会大谈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新民主，或是文艺的新民主主义趋势等等。 他们在当时构成对毛泽东审慎的反对，而毛泽东则以最极端激进的方式诠释新民主主义。

这正是这几年中共政策不时出现矛盾的原因。社会要民主转型的概念反映在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上。统一战线组织上的具体代表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底在北京召集开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统一战线的代表组织，承担起制宪会议的功能，推毛泽东为主席。中国共产党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名义，建立新的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共同纲领，它成为新的国家当局纲领性的主要文件，功能有如临时宪法。共同纲领宣示民主价值，但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制下的领导角色；总共有八个政党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角色，取得合法地位。

共同纲领保障人民有权利拥有私有财产，它也有支持民间民族资本家的条款，以及劳资关系互惠的规定。共同纲领也宣布国家民主发展的政策。以① 原书注：柯瓦列夫误说它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一一十七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可是，七月二十七日，政治局并没有开会，而是斯大林、布尔加宁和维辛斯基，与刘少奇、高岗和王稼祥会面，交换意见。政治局会议是在七月十一日举行。

社会主义重新建设中国社会的概念，完全没有出现；「社会主义」这个字词更是毫无踪影。农业改革法由政府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通过，它也完全符合人民民主的精神。土地作为私有财产、授与农民，富农经济保留下来。 刘少奇一九五〇年六月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做报告时说：「我们所采取的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当然不是一种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期的政策。这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中，都是要保存富农经济的。」新政府的政策得到民主、爱国人士的支持。他们欢迎全民教育制度的改造与发展，其目标是消除（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降低」）文盲，开办新的高等教育机构，设立前提条件、促进民主化，培训科学家，并且建立一套现代科学机构的系统。 一九五〇年通过的婚姻及家庭法得到广大的民众支持，它提供女性完全的民权，目标是要达成女性的真正平等。 中国老百姓对于新政府的对外政策独立而又强硬（尤其是朝鲜和西藏），①印象特别深刻。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间，不仅刘少奇和周恩来，连陈云和其他几位中共领导人也对新民主主义表达了温和的看法；即使在和其他国家共产党代表非官式谈话时，也会如此表露意见。 这些领导人会悄悄反对毛泽东，是因为有斯大林为靠山；斯大林不是说不要急着建设社会主义吗？此一政治支持特别的重要，先不问其真正目标是什么，因为它对他们付诸实行的想法提供了意识型态的基础。斯大林的立场也对毛泽东及其同志发挥影响力，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服从「老大哥」的观点。刘少奇在和毛泽东讨论时，说不过毛泽东，竟然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和苏联大使谈话时，想搬出斯大林来替他撑腰。

毛泽东和他的对手都接受社会主义的理想，他们不同的只是达成社会主义理想的方法。以下是几个例子。一九五一年春天，山西省委书记提议加快农村合作化的步伐。刘少奇不仅在中央宣传会议上批评这些想法，还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一份文件，指责山西省委的做法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可是，毛泽东保护地方上这些积极分子，两个月后推翻刘少奇所下达的文件。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周恩来主持政务会议，通过由财政部长薄一波所①原书注：西藏在国民政府时期保有正式独立的地位，解放军于一九五〇至五一年间将它征服。

拟定的新税制草案。它的主要创新即是所有各种财产都得统一上税。国家和合作社财产失去税负优待，民间资本家得到有利的条件可以竞争。这项税法草案并未经由中共中央审批，毛泽东并不知情。不久之后，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愤怒地发了一封信给政务院领导人——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薄一波——宣称他们想为民营企业复辟创造条件是错误的。

这场争议导致对不同意毛泽东路线的人士发动激烈的意识型态、政治斗争。二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与中共中央中南局领导人非正式谈话时提到：「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即农民有借贷、租佃、雇工、贸易的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到了一九五三年夏天，毛泽东对付党内「温和派」领导人的斗争加剧。

意识型态辩论于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达到最高潮。几乎全国党、政高层官员全都出席了六月十四日至八月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这项会议。会议主旨说是要讨论新税制，事实上它讨论的是中国共产党整个政治策略。除了周恩来和邓小平，高岗也是会议主席。尽管毛泽东个人不喜欢高岗，但是就意识型态而言，他们两人非常接近，而高岗拚了全力诋毁刘少奇及其支持者。高岗在和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安德烈。李多夫斯基（AndreiLedovsky）谈话时声称，不仅是刘少奇支持「薄一波错误的资产阶级路线」，事实上这条路线是出自刘少奇的主意。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意识型态关键，由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所提供。毛泽东激烈地批评党内有些领导人企图「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 毛泽东批评刘少奇及其支持者，①他们「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毛泽东特别气愤这些领导人「确保私有财产」的做法。 这是毛泽东头一次如此明白、直接地与新民主主义的观念划清界线，表明他本身赞成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高岗和李富春在这项漫长的会议提出有关经济建设的报告，利瓦伊汉也就私有资本提出报告。大多数高阶领导人参与了讨论。

高岗特别积极。他不断批评薄一波不仅犯了「错误」，还指控他进行「反党路线的斗争」，这不啻是要判他死刑。高岗还一再引述刘少奇「错误」的① 原书注毛泽东的讲词发表时并没指名道姓。可是，出版社发表其演讲稿时附了按语，点明目标是刘少奇及其支持者。

言谈作为这个财政部长罪状的证明。他虽然没有点明这些话出自刘少奇之口，却一再咬定薄一波有这样说。 换句话说，他是指桑骂槐，表面上批判薄一波，骨子里攻击刘少奇（毛泽东不允许他公然批评刘少奇）。在场的每个人，包括刘少奇在内，都很清楚这套战术。

对「温和派」来讲，情势变得很不祥，但是没有人清楚高岗是否得到毛泽东示意而发动攻击。七月七日，周恩来写了一封信给并没有参加会议的毛泽东，报告会议进行情形，并请求指示。毛泽东很明白，刘少奇和周恩来已经吓坏了，决定出来扮和事老。事实上，尽管他和他们意见不同，他并没有打算将他们解职。他只是要教训他们，让他们明白谁在当家作主。

既然已经获致结果，他也不为已甚。这也是为什么听到高岗的举动后，他答复周恩来：「（我们）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 （我们听了这席话，还真以为毛泽东本人一向公开进行斗争，而且他从来不曾掩掩藏藏批评刘少奇咧！）周恩来立刻将此一「启示」转达给相关人士。薄一波、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本人立刻就明白下一步该怎么办。刘少奇、邓小平和薄一波上台发言，公开自我批判，薄一波更是两度发言认错。 周恩来承认他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犯了错」，他又「脱离了党的领导」；他下令严惩薄一波。他指责薄一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未能承认错误」。 照周恩来的说法，薄一波的「左倾偏差源自于他没从马列主义、党的政策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有意识、无意识地反映资本家阶级的许多观点、意见和习惯」。

周恩来责备薄一波「对党不诚实」。毛泽东宣布会议的工作「成功」，嘉许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自我批评，也支持对「资产阶级路线」的批评。在这一次及其他若干次讲话，他强调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完成的工作，在政治上、意识型态上非常重要。从他的讲话明显看出，它认为这项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也强调税制问题决定性的重要。他说：「新税制度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列主义，离开党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 毛泽东认为，这项会议可使中国去除掉此一威胁，走向从新民主主义幻觉中解放出来，并且开创道路使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发展。毛泽东后来也指出，这项会议的工作是确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最重要的因素：「若非七、八月举行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总路线的问题还会得不到解决。」 毛泽东因而把他的观点强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身上。「根据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正式确立。

第二十七章 社会主义工业化

斯大林的去世有助于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取得胜利。直到现在，毛泽东才能加快革命改造的步调，换句话说：全面性、决定性地将中国史达林化。当然，他绝不表露他最深层的感想。反而是在苏联大使馆向已故的斯大林致哀时，他几乎要泪洒灵堂。有个目击者说：「他努力控制自己，不欲表露情感，但并不成功。他眼眶含泪。」周恩来与新到任的苏联大使潘友新哭成一团。然而，毛泽东并不想出席「各民族之父」的葬礼。或许他是怕得了肺炎——莫斯科在三月初依然冰封。或许是因为两个月前他才发现，斯大林窃听他和政治局委员们在中南海内的对话。一九五〇年底，在北京工作的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务在毛泽东的卧房和毛泽东住处其他几个房间，安装了窃听器，此举明显得到他们的中国间谍协助。毛泽东发觉之后，大发雷霆，甚至发函向斯大林抗议。斯大林却推诿地回答说，他不晓得这些国安部特务在中国干些什么勾当。他向毛泽东正式道歉。 斯大林在世最后一年又发生另一件不愉快事件，使得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又罩上乌云。事件因苏联拍摄一部电影《普热瓦列斯基》（Frzhevarskii）而起。按照中共领导人的说法，这部电影把中国人民形容得很不堪。电影编剧可能是试图制作一部有关伟大的旅行家尼古拉。普热瓦列斯基生平的客观电影，讲出他不喜欢中国人的「伪善、狡猾、奸诈」。 但是斯大林才是电影事务的最高检查人员，并不觉得它有何不妥。他不仅批准电影在苏联放映，还送去参加捷克的国际电影节。中方非常不满意，要求他们的苏联同志不要再播映。斯大林却以电影部长伊凡·波夏可夫（Ivan Bol’shakov）的名义，发了一封措词严峻的电报给北京，表示他认为中方的批评「不正确、大错」。这位独裁者不习惯遭人批评，反而责怪中方民族主义作祟。他说：我们必须要说，我们苏联在某些时候也会有某些历史学家和艺术家，会基于民族主义信念去修饰历史或隐匿历史真相……我们俄国共产党认为这种人危险、有沙文主义，会以民族主义的毒素传染群众，伤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而这却正是共产党教育群众的方法 之根基。毛泽东当然很不爽这封电报的口气，以及其中包含的责难之意。

中共中央开会，决定派周恩来率领悼唁团出席斯大林的葬礼。他也将向苏联共产党新任领导人表达毛主席的吊唁。毛泽东写说：「人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我们失去了伟大的导师和最真挚的朋友……这是多么的不幸呵！这个不幸所给予我们的悲痛，是不能够用言语来形容的。」江青当时正在苏联治病、休养，也成了毛泽东非正式的悼丧代表。她非常哀恸斯大林的去世，前往设在苏联国会大厦的灵堂致哀，并获准为死者守灵。 三月九日，周恩来参加出殡行列；而且是外国贵宾唯一得到殊荣者，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一起为斯大林扶棺执绋。

三月十一日，周恩来与中国代表团其他团员，同克里姆林宫新领导人乔治·马林可夫、拉佛连提·贝利亚和尼基塔·赫鲁晓夫坐下来商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援助。 这些谈判导致双方于三月二十一日签署一份苏、中于（九五三年交换物资的重要议定书，以及苏联协助中国兴建发电厂的协定。 接下来在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五日，苏联和中国又签署一份更重要的协议，苏联承担起责任提供一切技术文件及全套器械，要在一九五九年底之前，于中国兴建九十一座大型工业设施。周恩来和马林可夫、贝利亚、赫鲁晓夫三人的谈判，也促成苏方已经承诺的五十项计划之兴建工作加快进行。毛泽东为此发了一封电报给马林可夫，表达他由衷感谢苏联政府同意提供经济与技术援助给中国。毛泽东写说：「对于中国的工业化、中国的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及强化苏联领导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力量，这将是极其重要。」三月的谈判代表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的态度突然起了转折。在后斯大林时期错综复杂的情势下，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很快就放弃斯大林对中国的审慎提防政策。马林可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都努力争取毛泽东的支持，生怕他可能利用斯大林去世这个机会丢掉苏联的指导。

他们意识到危险，全力拉拢毛泽东。他们要预防中国走上南斯拉夫（走自主路线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路线。至少赫鲁晓夫非常明白已故的独裁者走的是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就所有的表象看，他真正试图改变这种做法。

贝利亚和马林可夫可能也有同感。和莫洛托夫、米高扬不一样，他们三个人都不曾直接参与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因此不必为斯大林诋毁毛泽东负任何责任。

莫斯科的新立场意味着毛泽东现在可以认真依赖苏联大规模援助，来建设工业化的社会主义中国。有了苏联的政治支持和经济合作，他终于可以粉碎反对他放弃新民主主义计划的党内反对派。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讨论及决定，反映出此一新的意识型态和政治情势。

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夏天胜过「温和派」之后，中国共产党内的任何论战只能在这个主宰一切的意识型态趋势的框架之内发生，一切指向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党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没有取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但是它界定了它具体的社会及政治目标，也澄清了达成目标的手段。

为了通过总路线，党的领导人内部又爆发冲突。新路线的提法所产生的讨论，明白点出相对双方的立场。毛泽东于一九五三年六月初提出对总路线的初步定义，同时认真研究利瓦伊汉所起草的有关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之间关系的报告草案（利瓦伊汉时任政协秘书长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政治局讨论这份文件草案时，毛泽东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很显然，这时候他还是宁愿小心，明显企图争取政治局全体人员正式支持他的新路线。他不希望吓坏「温和派」，他甚至提到通过「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 然而，他严厉批评不能了解革命性质已经发生变化的人（「右倾」偏差）；同时温和地告诫「走得太快」的人犯的「错误」（「左倾」偏差）。

政治局支持毛泽东的想法，但是刘少奇等「温和派」试图降低其革命的冲动，在决议文里更动几个关键词。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利瓦伊汉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发言，以政治局的名义提出下列主张：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始，我国就已进入过渡时期，往社会主义社会逐渐过渡。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是逐渐达成国家的基本工业化，以及在一段长时间内逐渐达成农业与手工业，以及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基本改造。新的提法没有指明新路线的时间架构（「十至十五年之内，或是再稍久的时间内」），而且「逐渐」这个字词出现三次，显然具有特殊意义。

直到会议即将结束前，毛泽东再度试图激烈地改变经济政策。八月十日，政治局讨论「总结报告」的文字时（周恩来将在会议闭幕前宣读，它也包含了政治局的提法），他提出第三种提法，小心地避开「逐渐」的字眼。

同时，他同意不订出明确的时间框架。虽然其他文字没变动，它的大体意思却变了。毛泽东的新版本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或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接受了这个定义-周恩来修改了他的总结报告文字。 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他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这个说法。 可是，其他的「温和派」仍不死心，继续运作；他们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提出又一个版本的总路线。他们在毛泽东的提法「完成」这个动词前加上「逐渐」这个字词，而关于总路线的此一新定义就塞进中共中央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文字当中；它的题目是〈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要求「逐步」实行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终版本提法，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获得通过。毛泽东没有出席四中全会，他在杭州休息，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刘少奇必须进行自我批判，因为他错误地主张「中国受到资本主义低度开发之害」。 因此，两派人马达成妥协。毛泽东接受对总路线审慎的提法，而「温和派」的刘少奇为「右倾偏差」道歉。但是情势很快就明朗化，毛主席无意维持这种势力均衡。新民主主义过时了，中国开始沿着建设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之道路前进。莫斯科采取善意态度。

同时，毛泽东必须解决无数的问题，包括党内许多棘手问题。一九五三至五四年间，党内最重大的问题即是「揭发」高岗——斯大林在莫斯科峰会时出卖的那位「张作霖同志」。然而，斯大林在世时不准任何人碰高岗，现在这位独裁者死了，北京又与苏联领导人建立平等关系，毛泽东终于能够铲除「背着党中央，里通外国」的这个叛徒。 局岗不是毛泽东意识型态方面的对手。他反而是最热切的左派路线人物。一九四〇年代末期，史达林甚至在电报中向柯瓦列夫批评高岗过分左倾；毛泽东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的斗争中利用高岗对付「温和派」。例如，毛泽东在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六日于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发表一封致高岗的私函，巨细靡遗地批评「右倾偏差」。 甚且，毛泽东在和高岗私下谈话时，经常抱怨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保守主义」。 可是，他不能原谅高岗向斯大林通风报信。

高岗没有怀疑过毛泽东的真正感觉，误以为主席和他「亲密」谈话是他受到特别宠信。因此，他积极想方设法消灭党内高层的「温和派」。他在党内积极散布谣言，说是党中央里「有两组人马不能信任，一派以刘少奇为首，另一派以周恩来为首」。 他争取到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曾任 ①上海市委书记）和其他若干领导干部和他同一阵营。这伙人已经开始分官授职——高岗打算取代刘少奇、饶漱石则觊觎周恩来的总理职位。高岗又不智地想争取陈云和邓小平，不料两人去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大怒。

尽管毛泽东和「温和派」有歧见，他并没有要换下刘少奇和周恩来。毛泽东和邓小平谈话时，克制住怒火，问起邓小平对此事有何看法、会建议他该怎么做？邓小平晓得毛泽东喜欢从古书上引喻，遂拿孔夫子的一句话回答：「在其位谋其政，应本分事，不在其位而欲谋其政，这是权力欲作怪呵！」 毛泽东大为赞同。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坪击高岗和饶漱石，指控他们搞「阴谋」活动。在毛泽东发动下，刘少奇于一九五四年二月向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所谓「高饶事件」的报告。这两个阴谋分子被控搞「宗派主义」和「派系主义」、企图建立「独立王国」及组织夺权阴谋。四中全会批评高岗和饶漱石，但没有将他们开除党籍。

纵使如此，高岗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七日自杀身亡，显然是因为他觉得被毛泽东出卖了。毕竟在策划反刘少奇、倒周恩来时，高尚自认为是在主席默许下进行。 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考虑高饶事件。它把高岗和饶漱石两人开除出党，并确认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实质上主张铲除他所有的敌人 （饶漱石坐牢，于一九七五年三月因肺炎死于监狱）。

毛泽东在高饶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第一次清算高阶领导人——获胜，创下可怕的先例，预示着党内领导人要和主席斗争，必败无疑。

高饶事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此后全国推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构① 编注：饶漱石同时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

成中国共产党意识型态工作的基本方向。尊崇毛泽东的运动组织完善、极端有效率。毛主席《选集》是灌输意识型态的主要工具，研习它们成为每个公民的责任。没错，毛泽东在一九五四年建议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字词；但他是在推展与苏联的积极关系这个前提下，做出这个战术决定。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解释如下：（毛泽东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必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高岗、饶漱石及他们的党羽遭到清算，在党内外引爆一场激烈的运动，要铲除「潜伏」的反革命分子。中国社会积极参与政治的人士，包括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不能轻易接受放弃掉新民主主义。他们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口号，被一九五三年的急转弯搞得不知所措、迷失方向。党的领导人诉诸意识型态暴力，运用一九四〇年代初期以来即证明有效的「整风运动」手法，要求各方「学习」。毛泽东在一九五一年力倡马克思主义意识型态时，也祭出同样的方法。他刚发动这两项运动时，都以循循善诱、教小学生似的样貌出现，彷佛是要开导落后的知识分子干部，然后就现出镇压的面貌。

新运动始于一九五四年，以针对十八世纪名著《红楼梦》（凑巧是毛泽东喜爱的一部古典小说）进行学术讨论发轫。它很快就变成针对研究这部小说的权威学者俞平伯的政治斗争。可是，这还只是开端。不久，毛泽东斗争的矛头指向逃到台湾的实证主义哲学大师胡适。毛泽东一度相当尊敬胡适，现在却把他列名敌人榜单。胡适的自由主义哲学伤害到共产党政权的意识型态基础。俞平伯与其他文化界人物被控同情胡适及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型态。 一九五四年底，针对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胡风的斗争也上阵。胡风是共产党员，也是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人之一。身为左派作家中著名的不守常规的人物，胡风为言论自由辩护，被指控进行反革命活动，想恢复国民党政权。毛泽东派人士不愿意再宽容他或他的支持者，因为胡风等人严厉批评他们领导文化的工作手法。一九五五年，胡风与其他七十七个自由派知识分子被捕。北京、上海、天津和南京，总共有两千多人卷入此一事件 （事隔二十五年，这些人才获得平反）。

同一时期，还有所谓的保健医生阴谋，涉及照顾中共领导人的医生们。

中南海的几个医生被控企图下毒伤害高阶病人。根据一位目击者的说法：「我受到很大的震动。中国人没有权利……只能绝对服从，不能丝毫违背『上级』的意旨……一个人不能有什么个人意志，只能是一部庞大复杂的机器中的一个小零件。稍微有不满或偏离既定规矩的迹象，小零件就会被丢掉。」毛泽东对付知识分子的运动只是全国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的前奏；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始于一九五五年三月，目标是清除掉所有怀疑他建设社会主义路线的人物。接下来的两年，八万多名「反革命分子」遭到镇压。

苏联大使馆取得一份广州党领导人的报告，它指出不下于七％的地方党、政机构官员「或多或少涉及到反革命事务」。 由于气氛恐怖，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十九万名以上党员担心公开遭到羞辱，竟然自动跑到安全机关编造故事自首。 四千多人自杀身亡。针对知识分子的意识型态运动也加剧。

以改造中国农村的主张著称的哲学家梁漱溟也成为挨批的新对象。梁漱溟生活、工作在北京，支持新政府，但是他试图捍卫他的独立观点。他是在意识型态恐怖气氛中，少数维持信念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同一时期，郭沫若、茅盾和周扬等文化界领导人，却在这些初期的大规模意识型态运动中成为打手。镇压的风潮也蔓延到农村，一九五四至五五年间，许多旧地主和富农也受到镇压。

毛泽东终于得胜。他要依据苏联模式将中国斯大林化的总路线，得到党及广大人民的支持。之所以会如此，除了拜高压运动之助，还因为得到苏联援助，共产党政府在一九五〇年代上半期经济上颇有进展。到了一九五三年，共产党已经设法在全国建立秩序，完成土地改革，也恢复因长期战乱而破坏惨重的国家经济。一九五〇至五三年间，钢铁生产量增加约八〇％,煤与棉花皆增加五〇%,谷物也增加二五％。因此，回复到一九三六年的水平。他们甚至也以「限制需求、剌激供给」对付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从数十万降到一九五一年的二〇％，一九五二年更低于一〇％」。毛泽东兴奋极了，甚至把总路线以及有关苏联经验对中国的重大意义的一段话，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一直扮演基本法的角色，现在功成身退，颁布了新宪法。他在刘少奇报告的宪法草案修正版加入一段合宜的文字。宪法于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新国会「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国家机关改制，设置相当于一国总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位。毛泽东顺理成章担任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则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周恩来被派为国务院总理。新国会经由选举产生；选举虽非全民普遍投票，仍不失群众投票的性质（政府的「阶级敌人」，以及地主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没有投票权）。

因此，中国共产党号称经由人民委托，取得权力，苏联也因而十分欢迎这个结果。

从一九五三年九月起出任苏联共产党中央首脑的赫鲁晓夫，于界定苏联对中国政策上扮演决定性的角色。赫鲁晓夫在争夺大权时，来自中国的支持十分重要，而毛泽东也在关键时刻助他一臂之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完全接受套在斯大林最亲信的副手、内政部长贝利亚头上荒谬的指控，以及将他逮捕、枪毙的处置。同样的，他们也很快就接受马林可夫遭到罢黜。

毛泽东在这方面非常务实。他的译员师哲回忆毛主席曾说：「〔苏联领导人〕谁上来，我们统统支持。」 纵使如此，这并没有减低中方支持的重要性。

赫鲁晓夫起先也投桃报李，事后追认有关高岗和饶漱石的决议——刘少奇直到一九五四年二月初才告诉苏联大使尤金这件事。 在此之前，毛泽东一月二日于杭州接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伊凡·捷沃西安（IvanT evosian）和尤金时，只向他们暗示。他向访客讲起中国古时候秦国灭楚的故事；毛泽东说，若非如此，「中国可能要出乱子」。 苏联访客当然不瞭解这则古代故事，毛泽东也不急着讲解给他们听。隔了几个月，九月一日，高岗都已去世了，他才亲自告诉赫鲁晓夫这件事。 即使中方未经莫斯科核示就干掉高尚，但毛泽东并未受到责备。毛主席及其副手把整肃高岗、饶漱石比拟为苏联的贝利亚事件；苏联没有反对。不久，苏、中合作关系进入新阶段。一九五四年收到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扩大贷款、协助中国建设重工业之请，赫鲁晓夫以极大的热情响应，指示苏联相关部会首长拟定计划，以前所未见的规模提供援助。他决定送给毛泽东一份大礼，给予他新的长期贷款，并在各个领域提供大规模经济合作。援助中国纳入这位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直接管控， 因而成为优先事项。 同时，赫鲁晓夫开始清扫苏中关系过去一切误解，试图放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出发。他重申：「和中国人将按照兄弟的方式共处。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将把最后一块面包均分。」 他需要毛泽东无条件承认他是斯大林的继承人，以及不仅是苏联共产党、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权威的领导人。这位中国共产党主席在整个共产世界享有非常崇高的声望。甚且，与毛泽东交好也会强化苏联的东部边疆，在冷战日益严峻下，这件事绝对不容小觑。

一九五四年九月底，赫鲁晓夫召集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特别会议，争取苏联领导层赞同他的中国政策。他宣称：「我们若不协助中国在即将展开的五年计划之社会主义工业发展……我们将错失与中国建立及强化友谊的历史机遇。」 赫鲁晓夫的热情促成苏联其他领导人打消反对的念头。

隔没多久，赫鲁晓夫于九月二十九日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五周年的庆会。经过高层会谈，双方签署了若干协议，苏方给予中国相当于五亿二千万卢布的长期外币贷款，扩大到四亿卢布的技术援助供中国兴建一百四十一个工业设施，并且同意再援助另外十五项工业计划的兴建。甚且，赫鲁晓夫放弃苏联在四个合资企业的股份，①并将苏联部队进驻使用的旅顺海军基地交还给中国（韩战期间，苏联与中国在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五日协商好，延长苏军驻军旅顺。苏军原订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前完成撤离）。他也废止了给予苏联在东北及新疆特权的秘密协议。最后，他还同意协助中国开发原子武器及训练核子专家。总而言之，赫鲁晓夫此次到访，大大有助于中国加速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计划。毛泽东起先甚为高兴。日后他承认：「我第一次见到赫鲁晓夫同志时，我们相谈甚欢……建立起互信。」 他也承认：「我们很感谢他……赫鲁雪夫同志废除了〔以前的〕『合作社』。」 然而，赫鲁晓夫出手阔绰，过于慷慨。他应该理智行事，却感情冲动。他一直想见识国外世界，可是史达林不让他出国。现在首次有了机会，他兴匆匆地一头栽进去。他打从一开始就犯了致命的错误。他根本不应该先登门造访毛泽东；他应该安排让毛泽东先来拜会。但是有机会访问中国，使得赫鲁晓夫十分兴奋，压抑不下好玩的冲动。他乐得跟个小孩似的。 从莫斯科出发时，他和米高扬讲俏皮话，又向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尼古拉·什维尔尼克（NikolaiShvemik）开玩笑说，他已经「准备好吃蛇肉了」。 他在中国期间，情绪一直很高亢。他不守外交礼节，跑上前拥抱、亲吻毛泽东，把中方主人吓了一跳。

他到处说笑话，大爆贝利亚性生活糜烂的料，又像个生意人信口承诺这、承诺那。

他的行为，就和他过分慷慨的礼物一样，事实上反而让毛泽东产生负面印象。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只知尊重实力。毛泽东不能理解赫鲁晓夫① 原书注：苏联同意于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交还股份，换取中国商品。

的友善，反而认为那是荏弱的迹象，因而觉得这个苏联新领导人是个「大傻瓜」。 这种感觉使得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需要他道德上的支持。在高峰会议上，毛泽东和周恩来不断地测试赫鲁晓夫，向他提出不计其数的要求。毛泽东甚至向他索取原子弹的机密，也要求他帮中国建造一支潜艇舰队。 虽然赫鲁晓夫断然拒绝了大多数要求，中方还是留下他是个软弱的伙伴的印象。毛泽东并不急着掏心掏肺、跟他攀交情，甚至也不愿介绍赫鲁晓夫和他太太见面。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阅兵时，周恩来按照外交礼节，想带江青和赫鲁晓夫寒暄，毛泽东却牵起她的手，快快走向另一端。 这次高峰会议象征毛泽东从苏联教导的束缚解放出来的开端，赫鲁雪夫自己在行程即将结束时也意识到这一点。许多年之后，赫鲁晓夫回忆说：当我们一九五四年去了中国、与毛泽东几度会谈之后，我告诉同志们：「中国与我们之间的冲突势必难免。」我从毛泽东说的话，以及我方代表团受到的待遇，得出这个结论。我们之间出现了东方式病态的客套气氛。他们是令人难以置信地殷勤，但全都假惺惺。我们钟爱地拥抱和亲吻毛泽东、陪他游泳、随时闲聊，一直想交心攀谈。但是总是让你翻胃啊！另一方面，某些特殊问题冒出来，让我们起了戒心。

最重要的是，我有种感觉——我当时就跟所有的同志这么说——毛泽东可没打算让中国共产党以外的任何共产党来主宰世界共产运动，一丝一毫都不会。他绝对不容许。毛泽东真正的感情此时并未浮现。即使他自己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摆脱开对「老大哥」的尊敬。何况中国还需要苏联援助以建设社会主义。

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后，还是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裁示，免费提供中国I千四百份重要工业设施的技术蓝图，以及两万四千多套各种科技文件。

一九五五年三月，苏联与中国签订一项新协议，承诺出资援助另十六项工业计划。 一个月之后，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就苏联援助中国以和平方式开发核子技术达成协议。 隔没多久，苏联政府于八月送交中国一份备忘录，表示协助兴建十五个国防工业设施，以及十四个新的工业厂区。又隔几个月，中国政府在一九五四年底向莫斯科提出要求，问苏联能否增加协助中国发展国防及能源工业。苏联继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拟定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草案——中国从一九五二年起即开始与莫斯科讨论此一经济计划。草案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完成；副总理陈云于三月二十一日向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报告其重点。三月三十一日，最后草案获得通过，七月五至六日，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报告。

七月三十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以这份文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五三至五七年的正式经济发展计划，具体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 第一个五年计划构想完成六百九十四项主要工业项目，包括大型发电厂、冶金工业、机械制造厂和其他设施，以便替快速发展重工业及国防工业奠定基础。五年计划也打算在农村地区推动合作化运动。它打算在一九五七年底之前，把大约三分之一的农民家庭组织成半社会主义的低阶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这些合作社里，农民只在共有经济上一起工作，同时也保有私有财产权，如土地持分、牲口及他们带进合作社的主要农业机具等。甚且，也有计划要把大约两百万个城市手工业工人组成合作社。最后，大多数的私有工厂以及商业将改造为国有企业或国家所控制的企业。政府计划将工业工人的薪资提高三分之一。苏联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双方在后斯大林时代的密切合作，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发展出五年计划，它既符合中国国家经济的需求，也符合苏联的经济能力。到这个时候，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展开，绝大多数专家认为中国可以成功地达成五年计划所订的目标。

结果却超乎所有人的预期。中国工业成长率远远高出计划的目标。根据各种不同估计，年成长率实际在一六％至一八％之间。工业产出毛额超过一倍以上，生铁和钢的生产量增为三倍。 稣联的援助极为重要。虽然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直接投资不算太大——<民币十五亿七千万元，仅为中国投资资金总额四百九十三亿元的百分之三左右——我们很难过度高估苏联援助的重要性。除了提供相当数额的财务支持之外，苏联免费提供数量相当可观的技术信息，它们在世界市场上至少值得数亿美元。

苏联一方面协助中国兴建相当多的关键工业项目，在替中国训练科技人才方面，也扮演极重要角色。一九五〇年代，中国派了六千多名学生和大约七千名工人到苏联学习。苏联和东欧也有一万两千多名专家和顾问来中国。

尽管苏联的援助相当重要，还是因为国家投资在经济现代化，中国工业才得以快速成长。国家资本投资占经济基础部门投资总额的九七％。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相同，农村是积累资本的主要来源，靠着它们挹注了城市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在建设社会主义时，中国共产党善于运用苏联经验，而苏联经验不论是多么残暴，仍展现出极大的经济效率。

第二十八章 大转折

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改造，是党的工作之重心。

一九五〇至五三年间完成农业改革，激烈地将大多数农民变成中等的个别自耕农，这个地位使他们大大摆脱当局的专断。可是，改革后的农村未能供应社会充足的生鲜蔬果和原材料。基本原因是中国生产力落后；农业人口过多；可耕地不足，因之而来的小家庭之存在；农业基础建设开发不足；以及古旧的社会关系。因农业改革而出现的社会平等，加剧了开发不足的危机，因为它导致农民增加消费，使得可在市场上贩卖的过剩食粮减少。

刘少奇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九日对新任苏联大使库兹涅佐夫说：「如果农民吃得更好，他们将消费掉农村生产的所有粮食。而城镇将没有粮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不能让农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党领导人面临设计新式农村合作方式的任务。他们已经舍弃市场方式。

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思想开始指导政策。一九五三年秋天，毛泽东发起对农村新民主主义市场关系的攻击。他的目标十分清楚，就是将农村集体化、私有财产收归国有，以便以此为基础，达成经济落后的中国之工业化。中国领导人无一迟疑。为了推动这个计划，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型态生活，都建立起严格的管控。党内的不和仅涉及到执行计划的方法与步调。

十月十六日，在毛泽东倡议下，中共中央决定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起，实施谷物专卖制。 这代表以低位固定价格向农民强制收购谷物。"严禁个人在市场上买卖谷物。次年，棉花、棉制品及蔬菜油交易亦实施国家专卖。农民因而被眨抑为国家的佃户，完全丧失财产权。这些措施深刻扰乱全国市场经济，很快就导致对城市居民的基本消费商品实施配给制。

尽管水平不高，政府至少可以藉此保证基本需求供应不缺。城市居民只能在国营商店买到基本物资，而且得凭配给券才能购买。

强大的国家高压机制试图控制一切基本物品之流通。一九五二年，国家囤积了三千三百万吨谷物，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当局又分别囤积了四千八百万吨、五千三百万吨和五千万吨的谷物。政府透过相当高的实物税以及谷物强迫收购办法，囤积谷物；前者和后者不寻常地呈现二与三之比。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中国每年谷物收成量约为一亿六千万吨。

其中将近三一％从农民身上抽走；它比农民本身在市场上出售的量多出六％至%。 根据俄国经济学家邦尼（Lb.Bony）的说法，它很可能造成「中国农民实质必须消费量肯定受到影响，这一点可从中国许多地区出现农民骚动作为证明」。 毛泽东和周恩来后来也承认，共产党从农民「收购的谷物数量稍微多了一点」。 农民骚动一直持续到一九五五年春天。

把生活物资集中在国家手中，并没有解决饥荒的问题。根据官方数字，中国在一九五二年人均谷物生产量是两百五十公斤，情况在一九五三年或一九五四年并未改进。一成的农家谷物不足以自给自足，必须依赖国家援助。实际上，一半以上的农村人口活在半饥饿状况下，数百万家庭靠国家直接支持才能生存。 情势十分吊诡：一方面，政府透过集中收购谷物及其他产品，掌控了农村相当大比例的生产，创造出国家经济实力的表象。

另一方面，它必须释出将近三分之二的谷物回到农村，以拯救数以百万计贫困地区的农民免于饿死。国家援助农业发展的能力逐渐在消失。国家提高征收量伤害农民增加生产的兴趣，而要求国家援助的人数持续上升。共产党自己反市场的政策制造出恶性循环，使毛泽东及其副手深陷其中。

国家为此对立尖锐：当局拚命想从农村增加榨取货品，而农民积极抗拒。毛泽东开始失去农民的支持。他在一九五五年十月被迫承认：过去我们同农民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个联盟，现在农民不满足了。对那一次得到的利益，他们有些忘了。现在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以前那个反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联盟是暂时的联盟，它巩固一下又不巩固了。这个情势有助于发起合作化运动。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的农业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几乎毫无动作以加速合作化。到了一九五一年底，全国只有三百多个所谓的低阶的合作社，每个社只有二十至四十个家庭社员。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氛围限制住积极推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概念上及实务上，中国共产党非常小心地处理农村的改造。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即是一个典型例证。这份文件由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起草，透过身兼国务院副总理的该部部长、老党员邓子恢，呈报到中央。

党一向的做法是点出政策左倾和右倾偏差的危险，但是邓子恢点出左倾偏差是主要危险。邓子恢说：「目前，仓促向前跑是主要的偏差、是全国规模的大危险。」 他的报告经由中共中央通过，作为指导文件，以它为基础针对各种「左倾」错误进行斗争。

同时，党也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累积合作化运动的经验。国民党时期即已出现的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成为改造过的农民发展市场关系有机的部分。到了一九五二年底，四成的农民家庭加入农业生产互助组。 这是一九三七至四五年中日抗战期间，在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最早出现的一种特别形式的合作组织。党的领导人，尤其是刘少奇，把这种农业生产互助组视为自愿性质合作化运动明确的组织及经济基础。虽然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将违反自愿加入原则所成立的合作社「大规模解散」，半社会主义的「低阶」合作社也得到扩张。到了一九五三年底，全国已有一万四千多个合作社。

毛泽东一九五三年夏天赢了「温和派」，鼓舞他加快集体化的脚步。农民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快慢问题，成为党内讨论的中心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们打铁趁热，这是战术必要，不可能『喘一口气』或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我们要去打造它，以后就得浪费力气去拆除它。一九五三年秋天，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官员开会，劝说他们反制在中国农村愈来愈「危险的」「资本主义倾向」强化的现象，并且要加快社会主义改造。 然而，他并未能压制某些党工干部的抗拒。因此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党中央折衷地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暂时以它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纲领性文件。 决议文拟想的农民家庭有计划、逐步合作化，是与农业机械化同步推动。中共中央官员认为，农村没有技术改造、径自实行合作化，太过危险。文件显示，到一九五四年底，「低阶」合作社将有三万五千八百家，即不到所有农民家庭数的一％。替第一个五年计划定下的任务也同样温和。起先，草案规划到一九五七年底，两成的农民家庭将完成合作化； 后来的版本，这个数字提升到三分之一。这只是说「低阶」合作社。「高阶」或「高端」的合作农场（意即依据农民财产完全集体化所组成，约有一百至三百个农家组成的完全「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场），只是实验性质的设置。

毛泽东并不满意这些计划。同时，他也不为农村极端的技术落后——生产力低度开发即是例证——而烦恼。他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写信给刘少奇和邓小平说道：「万事莫如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急，也就是农业合作化。推动技术革命，也就是逐步导入机械化，和在农村进行其他技术革新，那是次要的工作……各种可能的技术革新应以合作化为基础导入。」他继续表示不满意「步调太慢」，其实到了一九五四年底，合作社的家数已增为七倍，达到十万家。

一九五四年十月，在毛泽东倡议下，中共中央通过决议，要加快组织合作社。当局拟定了加快步调的新计划，要求合作化运动大跃进。一九五五年，低阶合作社预定要增为六倍，达到六十万家。可是，到了一九五五年春天，它们已经成长到六十七万家。 光是浙江省，在一九五四至五五年那个冬天，就成立四万二千家合作社，是原有合作社的七倍之多。很自然地，被动员来达成加快集体化的干部们，使用暴力、严峻命令和横暴手段来达成党交付的任务。在许多村庄，拒绝加入合作社的农民被迫在街上罚站，顶着烈日或冒着酷寒，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疲惫不堪之下，他们签下「自愿」入社申请书。许多地方的农民干脆杀了家里的牲口、鸡鸭，以示抗议。例如，浙江省的猪只，数量减了一百二十万头，约占三〇％。某个以火腿闻名的县，更减少了四〇％。其他地方则因饲料不足，造成牲口疫病。一九五五年初，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村居民开始饿死。许多中农自杀；其他人离家出走、前往城市。许多人公开表达不满。

他们说：「共产党比国民党还糟。共产党把我们带到死亡边缘，共产党已经堕落了。」同时，好几个党领导人仍然试图拦阻主席的激进做法。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坚持，合作化方案应依据五年计划执行。农村工作部提议放慢步伐，在一年半内筹设不到三十五万家的合作社。邓子恢也打算解散十二万家存活困难的合作社。 刘少奇、邓小平及其他多位政治局委员，尤其是周恩来，支持他的主张。

毛泽东犹豫了一下子，认为或许「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

他决定暂停合作化半年，等到秋天再说。刘少奇支持这项决定，建议削减合作社十七万家。一九五五年春天，农村工作部决定解散透过行政手段、而非自愿方式成立的合作社。

这项决定却激怒想要强力推动合作化运动的地方领导人之反对。他们说：「不需要削减合作社的数量。」 中共上海局第一书记、老布尔什维克柯庆施，特别愤慨，指控高达三成的党干部不支持社会主义，并于一九五五年四月毛泽东访问上海时，直接向主席表达不满。 当时，毛泽东正在华东和华南几个省份进行十六天的视察，一路上也有许多省、县官员表达出左翼的情感。

这时候，邓子恢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中他表示赞成放缓合作化的步伐。他和其他「温和派」已跟不上时代脚步，毛泽东再也不愿听他们的意见。主席视察完回京，深受各省领导人布尔什维克精神鼓舞，重燃起他达成快速「突破」走向社会主义的兴趣。他抛开迟疑，坚定立场。

他和邓子恢见面，警告他：「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做检讨。」 几天后，他又说：「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有一群……官员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 五月中旬，他在中南海召集十五个省、市党委领导开会，要让农村工作部官员相信他知道民之所欲。他呼吁抛弃对合作化的「悲观情绪」。

毛泽东阴沉地说：「如果我们不抛开〔它们〕，就会犯下大错。」 不久，他又出北京去「进行调查」，这次是到杭州去。

然而，邓子恢把他的话置若罔闻，仗着刘少奇的支持，紧抱住自己的观点。六月中旬，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彻底讨论这个议题，多数委员支持农村工作部的提议。刘少奇说：「明春发展到一百万个，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前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 农村工作部旋即在一九五五年中期之前又解散了两万多家撑不下去的合作社，其中包括浙江一省之内的一万五千多家合作社，涉及四十万户农民家庭。毛泽东绝无意愿投降。他干脆绕过不听他话的政治局，直接向全国党干部诉求。他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召开的会议，号召省、市及地方党委书记们支持他的计划。毛泽东的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旨在说服大家接受需要加快农村合作化。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通过的五年计划——它规划在一九五七年底以前促成三分之一的农民家庭加入合作社——相反，毛泽东现在坚持要有二分之一的农民家庭加入合作社。到了一九五六年秋天，合作社家数应从六十五万家——这是解散无以为继的合作社之后还剩的合作社——倍增为一百三十万家。毛泽东的讲话包含常见的对苏联发展道路的正面评价，例如说苏联经验证明在短时间内完成大规模合作化，是完全有可能的。 可是，证据显示，毛主席仍然受到苏联模式所鼓舞之际，他已经开始思考比苏联更高的社会主义建设比例。他谴责「若干同志」引用斯大林著名的一段批评，史达林曾说，苏联在集体化过程中曾犯了「操之过急」、「往前冲」的错误。

他说：「我们绝不容许这些同志用苏联经验为借口，掩饰他们蜗牛速度的想法。」 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以「多、好、快」原则建设社会主义的说法，但他还没把它奉为新的总路线。他仍然拥抱苏联模式，但是希望更快地达成它。他在气愤下，曾经对他的私人医生①说：「我说学苏联，难道拉屎撒尿也要学苏联？」 赫鲁晓夫要他别加快合作化的步伐，但是毛泽东不听他的劝。 他对合作化运动强大的动力相当乐观。这次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是破天荒第一遭，他必须越过政治局向地方干部们诉求，并且公开表达他不同意政治局的决定。他日后还会一再祭出这一招。

整体而言，他的操弄运作成功了。毛主席果如预期得到来自基层的支持后，现在他可以迫使党的领导人接受他加速斯大林化的计划。一九五五年十月，他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以取得其政治路线的正式支持。受邀出席会议的中、低层党员干部的人数，是中央委员的十倍以上，确保了大会一定会通过他的政策处方。决议文宣称：「面临着农村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的看法却还停留在老阶段上……看不见大多数农民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邓子恢、薄一波和李富春做了自我批评，周恩来则无条件支持毛主席。

但是毛泽东仍然不痛快，叽叽歪歪说：「邓子恢在民主革命时期支持我们……但是解放后却走上另一条路。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 一直要到日后回顾时，他才满意地说「一九五五年那一年才在生产关系的权限上面赢得基本胜利。」扩大会议之后，毛泽东发起事后证明相当有效的宣传运动，号召全党追随他前进。基层共产党员积极投入斗争，以达成他们领袖的乌托邦计划。

他们相信毛主席、崇拜毛主席，甚至把他奉为神。没有这样的造神运动，一个以领袖为中心的政党不可能存在。毛泽东是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平等与富足的光明未来的代表。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对广大的普通共产党员而言，参与集体化是莫大的光荣。

① 原书注：这位医生名叫李志绥。他随侍毛泽东身旁超过十二年。一九八八年，他在奇迹下获准离开中国到美国，六年之后他发表了他的回忆录。书中，他揭露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许多私生活的机密，在中国酿为风暴。后来，李医生一九九五年一月在美国电视台接受访问时透露，他打算再写一本传记。可是，他没办法写了。接受访问之后几个星期，他在伊利诺伊州卡洛溪家中去世。

到了一九五六年初，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急遽加快合作化的步调，它现在已进入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大体完成集体化的新阶段。地方干部技巧地利用占极大多数小规模家户的贫农渴望平等的情感。共产党在他们之中仍享有极大声望，贫农大众热切支持共产党，盼望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会像农业改革时期一样造福他们。同一时期，中国政府效法斯大林，任意运用高压手段。一九五六年，它强迫农民绑在土地上，严禁农村居民搬离他们紧邻的合作社以外之地区。 从此以后，农民即使要到附近城市或隔壁的合作社去，也要向村的当局申请路条。

总之，农业社会主义高奏凯歌。到了一九五六年六月，一亿一千万户农民家庭（占总数约九二％），已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六千三百万户成为「高级社」（「社会主义」）社员。这个过程在下半年持续进行，直到全部农民几乎无一不纳入合作社。同时，小型合作社整并、大型合作社改造为高级社。到了一九五六年底，全国共有七十五万六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涵纳九六％的农民家庭；八八％的农民家庭加入高级社。毛泽东虽在政治上取得重大胜利，个人却也付出重大代价、吃尽苦头。

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激烈冲突时，尤其是一九五五年底之前那段时间，毛泽东几乎无法入眠。他以前也不时闹失眠，动辄一连几天无法阖眼睡觉。他的医生写说：「醒着的时间也愈来愈长，有时连续二十四小时，甚至三十六个小时不睡，随即一连睡上十或十二个小时。」他服用数量大到难以想象的安眠药，但是不管用。他变得十分疲倦，摇摇晃晃、奇疗难忍、晕眩。但是医生也无能为力。他的「失眠症是政治斗争的结果」。集体化的胜利还有另一个代价。毛泽东和整个党都困于无法兑现当时诱使农民加入合作社时所承诺的繁荣。许多农民很快就失望了，开始表示不满。 两年后，毛泽东自己承认合作化并未解决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的中间分子」之间的矛盾。 相反地，根据苏联专家的资料，实施谷物专卖之后开始积累的社会紧张，现在更加强烈。苏联经济学家一九五七年初即认为：「（中国）农业集体化遭到农民的抗拒。」 骚动撼动新成立的合作社，但是毛泽东深信不经考验和苦难，不可能建立「光明的未来」。他说：「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他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然而，农民抗拒的规模根本比不上苏联实行集体化时期那么惨烈。整体而言，社会主义相当和平地进入中国农村。

一九五五至五六年，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倡议下，同时也进行工业与商业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些改革是一九五一年及一九五二年针对城市资产阶级措施的延续。一九五三至五四年，中国共产党已对所有重要消费者商品的销售建立国家管控，因此大大限制了市场经济。国有工商业公司排挤了私营企业。共产党利用了各种所谓的低度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就某种程度而言，他们重复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三〇年代和一九四〇年代已做的事。它包括政府收购私营企业的产品，以及国家颁令强迫原物料以固定价格供应。一九五五年，国家把约八成的中小企业置于政府管控下。国家藉由购买公司股票的方式投资资金，将雇用员工五百人以上的大型企业，改造为国、民营合资公司。到了一九五六年中期，全国私有财产基本上已摧毁殆尽。 毛泽东将它视为是经济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提前实现党的总路线；在这个时候，他认为总路线的目标是解决财产的问题。重点是中国共产党在最短的可能时间内将中国社会激烈改造成功。它的战术在城市、在农村都有效，没有遭遇富人重大的反抗。政府决定「收购」私营工业财产，减弱了资产阶级抗拒的力量。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提议给予中国资本家相当大的金钱补偿、完全就业，以及崇高社会地位，以交换他们保证不破坏社会主义改革。资本家必须自愿将财产交给政府。 政府后来决定，将付给他们每年五％利息，为期七年# （实际上，付息时间更长，直到一九六六年才停止）。

实际上抗拒中国共产党最力的是劳工阶级，这把宣示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党吓了一跳。社会主义改造导致工人的物质条件恶化。他们失去了原来控制住企业主所享有的许多特权。工人控制的制度始于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在内战胜利之后，它可以捍卫工人的利益。但是这个制度短命、存在不久。

国家接管生产手段之后推出一项改造，正式成立工会，取代工人的实质控制，它造成劳力工人的生活水平降低。官方设置的工会由国家控制，它捍卫政府，不是捍卫工人。工人开始罢工以示不满，地方当局愈来愈难以压制。根据官方资料，一九五六年八月至一九五七年一月之间，发生一万多起工人大、小罢工，以及一万多起学生罢课。 从中国档案资料发现，上海地区原本私营企业的工人特别活跃。一九五七年春天，上海五百八十七家企业发生「大型骚乱」，涉及约三万名工人，另外七百多家工厂也发生较不严重的骚乱。大约九成事件发生在刚由国家买下、控制的企业。到了一九五六年底，由于加速工业发展及强迫社会主义改革的结果，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一些困难，如原物料、电力及合格工人短缺等等。同时，社会主义的胜利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严格的独裁专政。党官僚现在不仅享有绝对的政治权力，还有完全的经济权力。在这种情势下，全国经济已完全受到国家控制，共产党菁英可以发动更加危险的实验，试图以铁的意志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共产党仍然完全走斯大林的路，斯大林曾说：「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下的堡垒。」

第二十九章 思想大解放

一九五六年发生另一件事，大大震撼了中国和全世界。二月二十五日，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发表报告，谴责斯大林搞个人崇拜。这位已故的独裁者被控诉多项罪行。赫鲁晓夫强调，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犯了严重错误，违反集体领导的原则，并且建立个人独裁。他谈起斯大林在民族问题及农业政策上犯的错误，也谈他在苏联国际关系上犯的错误。然而，他没有提到斯大林不信任毛泽东；赫鲁雪夫倒是提到斯大林对待狄托犯了错误。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苏共全代会。朱德、邓小平及其他人员代表中国共产党与会，他们将这个惊天动地的新闻回报给毛主席。毛泽东也大吃一惊。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才发贺电给苏共二十次大会，照例歌颂已经去世的斯大林。贺电提到「列宁创造、斯大林养大的所向无敌的苏联共产党」。

朱德也极为尴尬，他在大会主席台上才宣读贺电，全场掌声如雷。赫鲁雪夫这番话给人的印象是，他根本不管他的讲话会在共产世界引起什么回响。他甚至没把报告书交给外国的共产党过目。毛泽东必须靠新华社译自《纽约时报》三月十日刊登的全文，才得知个中内容。 赫鲁晓夫只顾着解决自己的问题。换句话说，在谴责斯大林主义时，这位苏联新领导人的行径与斯大林无异，一点儿都不怀疑莫斯科所有的卫星附庸国家会照单全收克里姆林宫所讲的一切。 他们曾经在一九三九年接受令人难以置信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Molotov-RibbentropPact，即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完全翻转了苏联与希特勒德国的关系，而今他们也将接受斯大林被批判。

然而，经过一番思索，毛泽东压抑下原先不痛快的感觉。姑且不论其他，批判克里姆林宫前独裁者使他彻底解脱。赫鲁晓夫于一九五四年到访所开始的过程，现在达到它合逻辑的结尾。隔了一阵子，赫鲁晓夫送来了官方正式消息，毛泽东注意到这个拆卸斯大林神坛的苏联首脑并没有百分之百的自信。他很明显试图争取毛泽东的赞同。毛泽东为此甚爽；它证实了他原先对赫鲁晓夫的印象；赫鲁晓夫是个软弱的伙伴。这个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在私函中告诉毛泽东，苏共通过了有关斯大林的决议之外，又提议协助中国兴建五十一个军事项目和三个科学研究机构。他也表示愿意与中国合作，兴建一条连接新疆乌鲁木齐到中苏边境的铁路。换句话说，赫鲁晓夫企图争取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七日，赫鲁晓夫的个人代表米高扬和中方签署了一份苏联援助兴建五十五个新工业设施（包含制造火箭和原子武器的工厂）的协议。这一切激烈地改变了中、苏关系之间的力量均衡。从现在起，毛泽东不再需要仰事苏联，觉得必须抄袭苏联的经验。如果说他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初推动类似苏联的斯大林式集体化时，只敢要求以比苏联更快的步调进行，现在他完全可以摸索自己的发展路径。他甚至可以试图赶上、并超越苏联，把中国打造成最强大的工业强国。

他搞懂了赫鲁晓夫的报告之后，于三月三十一日邀请回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大、而今回到任所的苏联驻北京大使尤金过来一谈。尤金本人也想要见毛泽东。赫鲁晓夫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要求尤金大使求见。

然而，毛泽东以生病为托辞，让尤金等了一段时候才终于答应见他。两人谈了三个小时。毛泽东精神十分亢奋，尽管话题严肃，他却谈笑风生。他希望给人的印象是，他的人生阅历丰富，智慧深邃，能够安然笑看世界风云变色。然而，很显然他无法坦然讨论斯大林这个话题。

他先开口告诉尤金，他认为已逝的导师「毫无疑问……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据尤金的说法，毛泽东同时也说「（苏共二十大）代表大会的文件使他印象深刻」。毛泽东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和代表大会后所造成的气氛，也会帮助他们广开言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不能先说话的」。毛泽东很清楚他在说什么。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历史当中，它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几乎无可避免地在意识型态、组织和政治上，都得依赖莫斯科。虽然毛泽东心知肚明斯大林的奸诈阴狠，现在他一死，自己可以感到轻松，可是他无法公开批评他的「领袖和导师」。

没错，他并不清楚斯大林阴狠的全貌。例如，他并不晓得这个克里姆林宫独裁者在一九三八年曾经计划，针对共产国际官员发动大规模政治审判。

斯大林在思索要斗争哪些人时，一度把周恩来、刘少奇、康生、陈云、李立三、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邓发、吴玉章、杨尚昆、董必武，甚至一九三五年已被国民党处决的瞿秋白，都列入黑名单。 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员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郎方（AleksandrIvanovich Langfang）对一九三八年三月被捕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人事部官员郭绍棠动刑，逼得他攀咬出上述这些人。 我们不用怀疑，郎方不会自己主动去做这件事。①斯大林打算在已经进行过的齐诺维也夫和卡门涅夫案（Zinovievand Kamenev）、拉狄克和皮亚塔可夫案（Radekandpiatakov），以及布哈林和莱可夫案（Bukharinand Rykov）这三大案之外，再于一九三八年春末针对共产国际官员发动公审。这一次主要对象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约瑟夫·派特尼斯基。其他目标还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官员贝拉·孔（BelaKun）和威廉。

柯诺宁（Wilhelm Knorin）， 至于上述中方人士只是配角。决定逮捕大批共产国际官员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定案。五月二十六日子夜一点钟，季米特洛夫被请到人民委员叶佐夫办公室；叶佐夫告诉他说：「共产国际里潜伏了重要间谍。」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三八年初，开始动手抓人；可是在莫斯科工作的中国人大部分没被抓。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如此，但是若非史达林放弃他的计划，很有可能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遭到他的毒手。他没有把毛泽东列在「黑名单」上，但是又有谁真知道他究竟有多少份整肃名单呢？

毛泽东并不晓得有这么一件胎死腹中的整肃计划，他和尤金大使的谈话，大部分集中在斯大林对中国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有哪些政策错误。他提到他和斯大林历年交往过程遭遇到哪些羞辱。 最后，他告诉尤金，《人民日报》即将发表社论谈苏联个人崇拜的问题。

这篇社论由陈伯达执笔， 经过毛泽东本人及其他几个人（其中只有少数是政治局委员）润饰， 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它的标题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由于它的读者对象是广大民众，它并没有对前共产主义偶像做出不平常的批评。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并不希望有任何人打起反斯大林的旗帜来反对他们的独裁专政。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承认，「我们并不打算把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干的① 原书注：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员不会自动进行调查，是赫鲁晓夫自己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份报告中说的。

坏事……统统向群众揭露」。 现在，毛泽东也不想透露他本身寻求自己的发展路径的计划。斯大林的功过被定为七三开，但是苏联还是被称颂能够「无私地批评……过去犯的错误」。

次日，毛泽东接见赫鲁晓夫的私人代表米高扬时，又提到这个话题。

米高扬是在四月六日来中国访问两天。根据社论精神，毛泽东花了不少时间批评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犯下的「严重错误」；可是他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 米高扬在回话时，邀请毛泽东到莫斯科访问。毛泽东问说：「去干嘛？」米高扬不正面回答，只说：「总会有事的。」 毛泽东很不爽米高扬一副家长口吻。

五月一日，天安门广场照例举行五一劳动节大游行，游行队伍和去年一样，高举着斯大林的巨幅人头照。 全中国各城市的游行亦莫不如此。

次日，毛泽东主动拜访尤金。根据苏联外交官康士坦丁·克鲁提可夫（Konstantin Krutikov）的回忆，毛泽东再次表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斯大林「功过」的立场；可是他又提到上次和米高扬谈话之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斯大林不信任他……很显然，斯大林认为即使他最亲近的副手伏洛希罗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根本比不上外国的受提携者。」 可是，他拜访尤金另有目的。毛泽东是来表达他不同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的一些立场。赫鲁晓夫提到「两种制度和平共处」和「现阶段防止战争的可能性」，他不能苟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已悄悄表示，它不能同意同一份报告中有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 《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 月十九日有一篇文章谈论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这个主张即被刻意忽视。毛泽东决定也要对「和平共处」表达他的观点。他采取非常迂回的方式，不直接攻击。他告诉尤金大使，三国时期（公元二二〇年至二八〇年），由于年年征战，中国人口减少了四千万人，而在唐玄宗时期，安禄山作乱（公元七五五年至七六三年），人口减少得更厉害。他的意思是用不着害怕和帝国主义发生核子战争。即使帝国主义者能占领苏联的欧洲部分和中国的沿海省份，社会主义最后仍会胜利。他的结论是，帝国主义只是「纸老虎」。 不知什么原因，他很喜欢「纸老虎」这个字词，在几个不同场合使用过，甚至还开玩笑地称江青为「纸老虎」。 这一次，他只是迂回地重述他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底与芬兰驻中国大使卡尔—久翰·孙士敦（Carl-Johansundstrom）所说过的话。当时他说：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六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美国如果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算它要打八年或十年吧，其结果是美国和英国及其他帮凶国家的统治阶级要被扫光，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他们发动战争愈早，他们在地球上被消 灭也就愈早。他在更早以前对同样的话题也有过更简洁的说法。一九五四年十月，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m）到中国友好访问，毛泽东对目瞪口呆的贵宾「保证」说：「如果你的政府被原子弹摧毁，人民会起来建立新政府，而它将可以进行和谈。」 他现在想把这一点告诉赫鲁晓夫，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过度高估了美帝国主义的力量。

就在最近，即四月底，毛泽东在为期四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一项不寻常的讲话。四月二十五日的这项讲话，题目是〈论十大关系〉，它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基本上，这项讲话代表毛泽东整个世界观的重大转折，反映中国共产党思想正在解放的新气氛。它界定了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政策，这条路将不同于苏联模式。首先，毛主席痛批苏联经验，公开主张党要走新路径：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显然他已经开始重新检讨斯大林主义模式，觉得它不够激进，而且苏联的发展步调太慢。

毛泽东没有提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详尽计划；然而，他指示一些策略元素，强调需要遵循「多、快、好、省」的原则。①他心中盘算的是：① 原书注：毛泽东的讲话稿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未经修正的速记记录，一个是部分编订过的正式版本。前者的译本于一九七〇年代出现在西方及苏联。官方版则在一九七六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发表。「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提法只出现在速记记录。可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者大幅提升对轻工业及农业的资本投资，快速开发内地省份，减少在国防部门的投资，以及加速整体经济建设。毛泽东也谈到加强对工作的精神、而非物质鼓励，减少集中化官僚管理下的经济范围，并且开发相对自主的生产基地。他没有隐瞒新策略和苏联策略之间的差异：我们必须以分析、批判的眼光学习，我们不能囫囵吞枣抄袭、机械地移植有些人从来懒得分析，只知「跟风」。今天若吹北风〔即苏联〕，他们就加入「北风」派……如果每句话都奉行、即使是马克思说的话，一定大乱……我们若是已经清楚明白，我们就不能每个细节都学别人……苏联有许多人很自负、很傲慢。毛泽东的讲话稿当时没发表，一点儿也不奇怪。毛主席不只是公开批评苏联。他的想法与中国许多领导人的想法南辕北辙。后者包括刘少奇、周恩来①和陈云。邓小平也不了解他的想法。 譬如，一九五六年四月底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主张增加人民币二十亿元的资本建设，周恩来就公开和他争辩。周恩来认为，这样做就会很难供应基本必需品给老百姓，会导致城市人口异常大增。毛泽东被这个主张剌痛， 五月二日他把他的新主意又向最高国务会议成员提出来。在这个情况下，中共中央觉得有必要派发毛泽东四月二十五日的讲话稿，但只发给党的高阶及中阶干部。②这时候，周恩来、陈云和其他经济专家忙着起草第二个五年计划，他们没有完全理解毛泽东的非正统想法。基本上，他们没理睬他。刘少奇和邓小平也是如此。他们全都忙着日常的党、政工作，没有时间与「伟大的理论家」进一步讨论他的新构想。

毛泽东很生气，他提的构想竟然没人闻问。一九五六年中期，他从北京飞往广州视察，希望能像以前一样取得地方干部的支持。当时天气非常热，广东人饱受蚊蝇肆虐之苦。毛泽东居停的住处没有冷气机，可是他并在按语中证实，毛泽东的确提议以这个想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

① 原书注：周恩来是第一个提出「根据『多、快、好、省』原则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说法的人。他是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的一项有关知识分子的会议上报告时，公开提出这个说法；当时他是就毛泽东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六日提出的想法加以发挥。

不过-他并没有从这个提法演绎出「革命」的意义。

② 原书注：即使如此，国外很快就知道有这么一件事。譬如，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于一九五六年九月拜会毛泽东时，就谈到「十大关系」。

不急着回北京。他必须解决一大堆问题、接见许多人、评估他们的想法、争取他们支持他和「死硬的温和派」继续斗争。这些「温和派」利用主席不在家，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批评「保守主义」和「急躁情绪」。

毛泽东的反应却十分孩子气，他说：「我才不读它。我干嘛要读他们骂我的文章？」他对这些完全缺乏「勇气与决心」，「仍有奴隶心态的缰尸」感到疲倦。

不，他必须向他们展现他比全部人加起来都还有力量。

他决定要实现旧梦，游渡三江：广州的珠江、长沙的湘江，和武汉的长江。他的确是个游泳健将，但是他的想法也的确很荒谬。这三条河流都宽得不得了，长江更有许多漩涡和急流。但是想让他改变主意根本就是浪费时间。一九五六年五月底，他跳进水面宽逾二点五公里的、污浊的珠江。

职责在身、必须陪他下水的医生说：「水可真脏，水色污浊，偶尔有粪便从身旁流过。毛躺在水中，大肚子成了一个气箱，全身松弛，两腿微曲，彷佛睡在沙发上。他随水流漂浮，只有时用手臂打水，或摆动两腿。」 这次在珠江口漂浮了将近两小时，超过十公里。不久之后，他离开广州，前往长沙，两次游渡一点五公里宽的湘江，湘江的水也没比珠江干净。毛泽东高兴得不得了。他大声喧嚷：「湘江太窄，游长江去。」毛泽东终于在六月初抵达武汉。很快地，在四十多个卫士簇拥下，他来到这条大河岸边。当然，他没办法游渡长江；那会是愚蠢之举。水流力量极大，毛泽东只是顺流漂浮而下，和珠江一样；这次漂流超过三十公里。

毛泽东高兴得无以言宣，新闻记者也准备好了，立刻向全国发布「我们敬爱的舵手」勇敢征服长江的「好」消息。毛泽东在武汉逗留那几天，在长江游水三次。 他后来热切地说：「事情就怕认真对待。认真准备，事无不成。」 我们晓得，他心里念兹在兹的就是政治局里的「温和派」。

不过，兴奋之余，不能无诗以志。他写下：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

龟蛇静，

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可是，新的一桩失望在北京等着他。政治局里的「温和派」正在紧锣密鼓筹备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把个人崇拜问题放到议程上。

北京的气氛十分紧绷，毛泽东暂时不去碰党务，躲到黄海边安静的度假小城北戴河避暑。他可能心里想：「你们想逞能呀？请便。大家走着瞧！」他又玩起他钟爱的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夏末，他向左右宣布，基于「健康」原因，他打算交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位，只保留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一职。刘少奇和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不希望冷落毛泽东，也赶到北戴河去。

主席一直都是他们的领袖。他们只希望有些集体领导权。可是这也正是毛泽东所不能同意的。他认为，赫鲁晓夫的融化不仅威胁中国，也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大业，后果如何尚不可预料，中国共产党比以往更迫切需要团结在他四周。

中共八大就在这两种观点对立冲突的背景下召开。正式会议是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一千零二十六位党代表和一百零七位候补代表，代表将近一千一百七十三万名党员出席会议。但是，正式会议之前，从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十二日还有闭门讨论（所谓的预备会）。在这些讨论中，敲定了大会的一切基本决策。代表们在闭门会议中讨论及通过所有的决议，以及所有的基本报告和讲话的文本。他们也要解决人事问题。

这一次，毛泽东非常小心。和以往一样，为了测试他的对手，他不主持任何一次会议，也不发表任何报告。他把最活跃的角色交给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他本人要故示「谦虚」。他只发表两次简短谈话欢迎与会代表，一次是八月三十日预备会第一次会议，另一次是九月十五日全代会开幕式。 同时，他竭尽全力推介他的构想。特别是在这两次简短谈话，他都重申「十大关系」中的主张，他也修订刘少奇将向全代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草稿。他添了下面一段文字：中国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为了明白显示他拒绝接受苏联的家父长主义，毛泽东甚至拒绝出席九月十七日的会议，因为赫鲁晓夫的代表米高扬被安排在会上演讲。全代会的基本调子却完全不符毛泽东的意向。在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领导下，与会代表尊重苏联模式，只支持毛泽东意在加速完成斯大林化的社会实验。全代会正式宣布中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已经胜利。所有发言者都热切称赞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

然而，最重要的是，全代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让毛泽东痛彻心脾。在赫鲁晓夫于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讲话所创造的新气氛影响下，中共八大的代表竟然同意从党章中删掉中国共产党由毛泽东思想「指导它整个工作」这句话。 取而代之的一段文字是：「中国共产党由马列主义指导。」 邓小平在宣读〈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特别强调需要针对强欲别人接受意见、并且将它光荣化的斗争。他宣称：「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固然他也提到毛泽东在反对中共党内个人崇拜的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没有人把这句话当真。 全代会恢复设置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这一点也相当重要。毛泽东亲自提议由邓小平升任总书记。即使邓小平不了解「十大关系」，毛泽东认为他是「相当诚实的人」， 因为邓小平并不像刘少奇和周恩来那样公开表示反对毛泽东的冒进。

反对毛泽东唯意志论实验的人士，就刘少奇的报告准备了一项全代会决议文，在这份文件中加入一段理论，从现在起，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八大闭幕之后的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和其他几位经济学家在外贸部官员的一项会议上，谈到需要理性的结合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可想而知，毛泽东并不满意八大所通过的许多决议。个人崇拜这个问题最让他不满。全代会之后不久，他即决定反攻。他在接见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时，故作不经意地说：「中国也有些人公开批评我。中国人民宽容我的缺点和错误。那是因为我们一直都在服务人民、为人民工作。」这些话听来颇有向毛泽东的对手警告的意味，尤其是毛主席还解释说，「老板主义」在中国还不是问题。他还说：「有些人批评我之时，其他人会出来反对，指责他们对领袖不敬。」 这时候，在他的亲信圈子内，他开始批评赫鲁雪夫的反斯大林政策。他向他的译员李越然抱怨，斯大林是「该被批评、但不是杀头呀！」他在生气时向另一个译员阎明复表示，赫鲁晓夫「不够成熟到可以领导那样I 个大国」。他也对其他副手说，赫鲁晓夫「不遵守马列主义」。周恩来一向对政治气候稍有变化十分敏感，他在十月一日向波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诺马瑞夫（Bori s Nikolaevich Ponomarev）阐释，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新的、批判的立场。波诺马瑞夫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前来出席中共的八大。周恩来批评苏共在眨抑斯大林时犯了一些「错误」：第一，「事先没有和兄弟党咨商」；第二，「完全没有进行周全的历史分析」；第三，苏共领导同志「没有自我批评」。 一九五六年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反斯大林主义事件，也大大增强了中国领导圈内的崇拜气氛，进而增强了毛泽东的地位。一九五六年十月，在工人示威风潮下起而掌权的波兰共产党新领导人哥穆尔卡（wiadyslaw Gomulka），将斯大林派赶出波兰工人党①政治局。其中之一即波兰国防部长兼部长会议副主席康士坦丁·康士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元帅（Marshal Konstantin Konstantinovich Rokossowski）。

他是由斯大林钦点出任这两项要职。原本在波兰人民中就很强烈的反苏气氛，开始快速增长。同时，在匈牙利方面，由于民主革命的结果，政府权① 译按：即共产党。

力交到颇孚民心的自由派共产党人纳吉（Imre Nagy）手中。东欧社会主义的危机，毫无疑问是因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讲话所引爆。

毛泽东对此非常了解，也不隐藏他对赫鲁晓夫行动的不满。十月二十日晚间，毛泽东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他首次谴责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

他听到新闻报导说，赫鲁晓夫打算动武、对付哥穆尔卡，他不愿见到这一幕。苏联干预波兰政局可能引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开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立刻召见苏联大使尤金。毛泽东不顾礼节，穿着睡衣，在卧室接见尤金。毛泽东十分激动地说：「我们坚决反对你们这样做。请你马上把我们的意见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接到尤金报告后，赫鲁晓夫惊慌不已，于十月二十一日决定，「鉴于情势……对武装干预〔全面〕节制。展现忍耐。」毛泽东觉得他赢了。十月二十三日半夜一点钟，又把倒霉的尤金找到他卧室讲话；当着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整个政治局核心的面，他愠怒地指出，俄国人已经完全丢弃了斯大林的利剑。他说，结果是敌人捡起剑来、杀共产党人。他说，这不啻是搬砖砸自己的脚。同一天夜里，毛、刘、周、陈、邓决定帮苏共领导人照料局势。他们会这么做，是因为莫斯科在十月二十一日发了电报给中共中央表示「需要咨商」。赫鲁晓夫也向捷克、保加利亚和东德共产党中央发出相同的电报。

十月二十三日上午，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和胡乔木（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人组成的中方代表团飞往莫斯科。①代表团逗留了十一天。从十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刘少奇等人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在利普奇（Lipki）以前斯大林的别墅进行会谈。赫鲁晓夫好几次邀请刘少奇、邓小平及中方其他代表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头一天晚上，刘少奇就把毛泽东的「弃剑论」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意见传达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被迫咽下去。 时候，苏联领导人已自己决定不干预波兰。现在让毛泽东不安的大事是匈牙利的局势。到了十月二十三日，它已经发展到更加紧张的地步。因此，匈牙利问题是赫鲁晓夫和刘少奇讨论的重点。刘少奇与毛泽东一直保持密切联系，而毛泽东起先建议赫鲁晓夫，对匈牙利也采取和对波兰相同的和平方式。他相信「匈牙利的劳动阶级」① 原书注：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误说康生也是刘少奇代表团一员。

能够「重新掌控情势，自己平息动乱」。 但是情势在十月三十日下午急转直下。毛泽东同时接到中国驻匈牙利大使和刘少奇的报告，国家安全官①员在布达佩斯被私刑处死，这下子他按捺不住了，决定不能听任事态发展下去。

看来，匈牙利的革命和哥穆尔卡的自由派共产党改革不一样。它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局势。刘少奇通知了赫鲁晓夫及苏共中央主席团其他人员毛泽东的新观点：「〔苏联〕部队应该留在匈牙利和布达佩斯。」 追是准予镇压匈牙利民主运动的绿灯。

同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对苏共中央主席团施加压力，要求它通过「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他们这么做是要避免苏联日后又来对社会主义国家展现大国沙文主义。

他们认为，这种沙文主义正是东欧会出现「不健康」的情势的一个主要原因。宣言表示：「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各国，唯有依据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与主权，以及互不干预内政的原则，去打造他们的相互关系。」十月三十一日晚间在机场为中方代表团送行时，赫鲁晓夫显然已听进毛泽东新立场的意见，他告诉刘少奇说，苏共中央主席团已决定「恢复匈牙利的秩序」。赫鲁晓夫日后回忆说：「不再有争论。刘少奇说，如果在北京还有人有不同意见，他会通知我们。」 但是毛泽东没有再次改变立场。

结果是赫鲁晓夫决定全面进击，尤其是很快就发现，匈牙利政府宣布它有意退出华沙公约，并转向西方国家及教宗求助。十一月四日，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匈牙利人民革命淹死在血水中。

尽管如此，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十分震惊，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会发生自由民主运动。十一月中旬，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继续发展他的「弃刀」论。他对苏联的攻击空前猛烈。他控制不住怒气，甚至宣称许多苏联领导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丢弃列宁的刀」。甚至，他更标举他和莫斯科在另一范围也有歧异，他首次公开批评赫鲁晓夫的「从资本主义往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之理论。毛泽东强调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当然，他发动的论战明显是设计出来的：毕竟，没有人能预测未来。

① 原书注刘少奇从赫鲁晓夫那里得知这个消息，而赫鲁晓夫则是接获他派到匈牙利去的米高扬及KGB 头子伊凡·亚历山德洛维奇·瑟洛夫（Ivan Aleksandrovich Serov）的报告。

纵使如此，从这时起直到一九七〇年代末期，苏联和中国领导人一直激烈辩论「从资本主义往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

毛泽东也试图向东欧若干国家领导人招手。他认为这些国家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共产党员没有妥当地进行阶级斗争。因此这些国家有「太多反革命分子逍遥法外」。利用这个情势，他同时试图推动在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步调的主张，再度攻击仍然倾向苏联经济经验的「温和派」。他在二中全会前夕指出：「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八届二中全会再度批评「温和派」之后，毛泽东要求在次年在中共党内展开另一轮整风运动。 他没有点明谁是「温和派」，但是与会者都明白他脑子里指的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这几个在会上发表重要报告的领导人。 毛泽东的不满源自于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担心「经济过热」，试图在工业建设领域订下「暂时撤退」的路线。 然而，最让他气恼的是，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报告把东欧的事件归因于波兰和匈牙利领导人在经济上「误判情势」、特别是他们一再试图强推工业化和集体化。 一中全会开幕日，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照例发表一篇文章，依据刘少奇、周恩来的想法，认为匈牙利领导人错误地推动工业化、并且操之过急地实施集体化。虽然在会议上所有的发言者，包括「温和派」在内，都和毛泽东一样对苏联领导人犯的「错误」同声表达愤慨，毛主席仍然不满意。

十一月初，他已经表示需要准备一篇新文章讨论斯大林—— 「特别是和匈牙利事件的关系」。 十二月，政治局把这项任务交付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前后提出六个版本，全都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做了若干修正，最重要的即是在第六稿删去下列一段话：「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同时，他加了批语「中国建设事业的方针是否正确，还待将来证明，这里不说为宜。」 这篇文章标题〈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刊登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报》。文章中对斯大林的批评已大幅减少。四月的文章说的是苏联人民及苏联共产党对人类历史的「伟大功绩」，现在新文章讲的是斯大林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之「伟大功绩」。

文章发表后，毛泽东派周恩来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率团访问苏联、波兰和匈牙利。 它的任务包括协调对涉及东欧危机相关问题之管理。周恩来必须再次向赫鲁晓夫说明「苏联那些想要再次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的人将会无可避免地遭遇困难」。毛泽东向周恩来说：「这些人因渴望收获而盲目。对付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痛骂一顿。」即使直到此时周恩来对于对苏关系这个问题尚无确切立场，他十分忠实地遵循毛泽东的「建议」。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为他办了一场「盛大的接待会」，可是，次日，周恩来发动猛烈攻击。他先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斯大林问题的新立场说起，并请他们注意《人民日报》最近那篇文章。

但是，他后来向毛泽东报告说，他们三个人都说这篇文章中「对斯大林的批评」「都让他们不悦（或处于困难地位，我不记得确切用词）」。纵使如此，赫鲁晓夫已经意识到危险，试图软化他在对斯大林关系的立场。一月十七日，中国大使馆为周恩来代表团的到访举办接待会，赫鲁雪夫在致欢迎词时，突如其来开始提起斯大林。根据站在离他不远的《真理报》记者列夫·彼得洛维奇。德留辛（Lev Petrovich Deliusin）的说法，赫鲁晓夫已经醉醺醺，讲话结结巴巴。 即使如此，他还是可以把他的主要意思传达给他身边的人士。那就是，苏联共产党人和以前一样，一直都是斯大林主义者。赫鲁晓夫说：「我们批评斯大林，不是因为他是个坏共产党员。斯大林的名字与马列主义分不开。」 可是，这并不能打动周恩来。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说：「讲了一堆不妥当的话〔我们只能猜测周恩来要说什么〕，可是，他并没有自我批评。我们逼问他……那些同志，尤其是那些〔苏共〕政治局委员，他们和斯大林共同工作，怎么能推卸、不负任何责任呢？」对此，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只回答说，他们怕被枪毙，因此，「他们没办法劝说斯大林或防止他的错误」。可是，周恩来紧咬不放：「我……表示，我们中国党的信念是，公开自我批评不会有坏处，反而会增强党的信誉和声望。」赫鲁晓夫在机场送行时，向周恩来解释说：「〔苏联人〕没办法和我们〔中国人〕进行同样的批评-，他们若是这么做，目前的领导班子会出现麻烦。」毛泽东对此，反应相当节制。虽然他没有改变对赫鲁晓夫的负面意见，他下达指示在文宣上不要太过火。他说：「以后，我们应该一直很小心、很谦虚，我们应该夹紧自己的尾巴。我们还是需要向苏联学习。可是，我们应该选择性地向他们学习；只接受好的、要避免捡了坏的。」 不过，一月底，一月初在一连串闭门会议讲话时，他还是大肆抨击苏联。 同一时期，大量的负面消息开始出现在机密的内部参考文件，批评苏联的生活以及苏联的外交政策，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做法（红军入侵波兰、芬兰和罗马尼亚）。不过，毛泽东在二月底又降低了批评的音量。二月二十七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公开发表谈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又主张「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他明白表示，他讲的只限于和中国条件有关的经验。 三月十七日，向来自天津的高级官员讲话时，毛泽东说明他特别强调的是「先进」经验。 然而，这一次，苏联不是他的重点。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阐释他评论「八大」所订的政治、经济路线之理论基础。

他再度绕过高阶党务机关，直接向中层干部、也就是出席会议的这一类党工干部诉求。他试图藉由讨论（即使很短促）更加快现代化步调，争取他们站到他这边。他的讲话其实前后内容不一致：一方面，他确认社会主义已经胜利；另一方面，他表示怀疑党有能力在划时代的短时间内，把中国改造成为军事与经济大国。为了重振党的活力，他吁请非党员群众，尤其是「民主党派」及其他知识分子，来批评马克思主义和中共党员，对党的政策提供大胆、诚实的评价。他呼吁直接针对官僚主义发起大规模的意识型态运动。他或许希望能把来自底下的批评，导向他在党内领导圈的对手。

他提议这项运动的口号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最早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这个口号，但是当时由于党内的反对和知识分子的怀疑，并未形成风潮。 现在毛泽东再次试图发动运动。虽然他的讲话一直要到六月才发表，中共中央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通过措施以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把他的指示作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之基础。这项决议成为重振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毛泽东认为党已经变得太保守、太官僚化，因此才不能采纳他激进的政治、经济原则。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成为密集批评的目标。

五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布一项新的决议，号召党的干部回到民粹的「延安道路」-以便克服「资产阶级道路」。延安道路指的是党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和谐关系，依毛泽东的说法，那是一九三七至四五年抗日战争时期的特色。为了恢复「延安精神」，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办法，所有的干部不分等级职阶，都要拨出若干时间与工农群众一起做体力劳动。 在毛泽东已经预先规划的经济及社会发展领域全新、史无前例的沸腾，党必须充分准备好重新检讨传统的苏联社会发展模式。

五月间，新的「百花运动」正式展开。毛泽东显然赋与人民完全的言论自由。他现在的讲话鼓励意识型态和政治的多元主义。从五月初起将近一个月时间，中国所有的报纸和其他大众宣传工具，统统开放，任何人想对政治议题发表批评，一律欢迎。然而，许多人批评的不是「个别错误」，而是整个共产党专政的制度。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型态基础——马列主义——遭到猛烈批评。民主党派人士章乃器、章伯钧和罗隆基等人特别活跃。

他们的反共文章获得许多大学教员的支持。学生陷入骚乱。

中共领导人和毛泽东本人显然没有预料到会有如此热切的反应。他们还没准备好和对手认真讨论，而对手显然颇孚民心。毛泽东显然失算了。

知识分子并没有帮他的忙，他们展现出的是排斥共产主义。除了终止运动，已经别无办法。六月八日，在毛泽东提议下，中共中央通过一道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言论自由全面取消，共产党恢复原先的政治和意识型态暴政。同一天，《人民日报》对政策突如其来大转弯提出以下的解释：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

《人民日报》等于承认党的领导人发动一场大规模政治骗局。

现在，一场规模空前庞大的镇压运动排山倒海扑向知识分子。中共党史上第一遭，「右派资产阶级分子」的标签贴到数百万知识分子头上。大约五十万人被打入劳改营。 他们并不全都批评政府，许多人其实忠于新政府，只是被阴谋及「阶级斗争的逻辑」害了。

恐怖的气氛使得毛泽东可以克服他在经济建设领域的主要对手，周恩来首当其冲。一九五七年夏末，毛泽东坪击周恩来，指责他犯了严重错误，试图追求中国经济平衡发展。毛主席宣称他本人本质上是个冒险家，不怕捣乱局势，以便加速中国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一九五七年秋天，八届三中扩大全会总结了此一大规模政治运动的若干结果。它评估运动完全成功。即使毛泽东也很满意。他后来说：「没人反驳我，我占了上风，很受鼓舞。一九五七年九月的三中全会令我们振奋。

党和全体人民很清楚地界定了发展的道路。」 全会即将结束前，毛泽东决定放缓整风运动。现在他可以向党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答案早已摆在那里：「应当争取这个可能。」就在三中全会中，毛泽东首次提到农业生产巨幅增长的可能性，提议重唱早已遗忘的「多」与「快」口号。他说：「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他会这样相信，并不只是他个人性好冒险（毛泽东常常爱说：「我是那种倾向放胆〔评估事情〕的人」），也因为苏联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五日发射第一枚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sputnik）成功。虽然毛泽东仍然认为不应该方方面面都抄袭苏联，这件事却令他大为震惊。固然他没把它看作是苏联力量的指标，而是当作社会主义高明的指标。他开怀笑说，老美每年生产一亿吨钢铁，「到现在连个红薯都送不进太空去。」私心里，他暗想哪一天中国也能圆了太空梦。反右运动持续升温。针对依「三多三少」原则办事的干部，已经展开批斗。这些人说得多、却揭发不了几个反革命分子；他们过度宽容，却罕于揭发「潜伏进入革命队伍的人」；他们经常揭发低阶的人、却罕于纠举领导机关的人。党内展开竞赛，看谁能揪出最多的潜伏右派分子。上级机关开始下达详细命令，明白规定要楸出多少人。全国各地出现大字报，要求严惩右派分子。

同时，毛泽东接到赫鲁晓夫的邀请函，邀他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以及随后要召开的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毛泽东能否出席庆典和会议，对赫鲁晓夫来讲，十分重要。莫斯科全球共产党大会意在显示，社会主义阵营「坚定地团结」在伟大的十月理想四周。

毛泽东思索了一阵子，决定第二次访问苏联。 赫鲁晓夫乐坏了，派出两架TU- 专机接送毛泽东及中方代表团人员。

十一月二日上午八点，毛泽东率领宋庆龄、邓小平、 彭德怀等代表团成员，从北京起飞。

出发前夕，毛泽东问他的译员李越然：「俄语纸老虎要怎么说？」李越然答说：「Biazhnyitigr。」毛泽东以浓厚的湖南腔英文重复了一遍，笑开了怀。 他为各国共产党领袖峰会在做准备。

赫鲁晓夫看来精神奕奕、友善、有点阿谀，亲自到伏努科沃机场（Vnukovo Airport）接机。跟着他一起去的还有伏洛希罗夫、布尔加宁、米高扬以及一伙层级较低的官员。他们全都散发着友好热情。几个月前，即六月间，赫鲁晓夫粉碎了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因此他又需要毛泽东的支持。他明白这个中国领导人不满意他的专断独行，但是他试图尽量淡化这件事的重要意义。他觉得有把握，是因为中国代表团抵达之前，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阿韦尔基·鲍里索维奇·阿里斯托夫（Averkii Borisovich Aristov）向他报告，他在一九五七年九至十月间访问中国、与毛泽东谈话时，毛泽东曾强调「中、苏团结」。毛主席对六月间莫洛托夫遭整肃事件，的确表示了他的困惑，但只是轻描淡写。他对阿里斯托夫说：「我们一向支持你们。但有时候不该急着解决某些问题。譬如说，我们很喜欢莫洛托夫〔斯大林的左右手〕，苏共中央全会六月有关莫洛托夫的决定，让我们困惑。」说到这里，他就打住，不再谈这个议题， 但是他又回到斯大林的问题。

毛泽东告诉他的莫斯科来宾：「今天你看到斯大林的巨大肖像陈列在我们的广场。你认为我们不怨恨斯大林吗？不，我们非常怨恨他。斯大林造成中国革命许多困难……纵使如此，中国重要节庆场合还是要挂斯大林肖像。

这不是做给领导人看，而是要让人民看到。」毛泽东补充了一句话：「我家就没有斯大林肖像。」赫鲁晓夫根本搞不懂中方对斯大林问题的立场。即使如此，他可能希望在私下谈话时，能让毛泽东消消气。

但是毛主席这番来苏联，可不是要和赫鲁晓夫交朋友。他已经很清楚这个苏联领导人的心意。毛泽东觉得时间站在他这边。社会主义在中国基本上已经建设起来，工业已经开发，在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共产党专政也坚强屹立。现在看来，原本声势鼎盛的莫斯科，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它在共产世界的权威；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就是活生生的事例。当然，赫鲁晓夫握有核子武器，而且苏联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发射了斯普特尼克人造卫星。可是，毛泽东要向所有这些共产党同志显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现在究竟在哪里。

赫鲁晓夫是使尽全力来讨好毛泽东，把他和中方全体代表都安置在克里姆林宫下榻，其他共产党的代表团大部分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他每天上午和中方代表团打招呼，频频送礼给他们，陪他们参加所有的文化活动，还和他们「亲密、友好」谈话。他每天忙进忙出，努力当好头号东道主。但是毛泽东却「矜持、甚至有点冷淡」。 当然他很高兴这次受到上宾之礼对待。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对待他的方式有如天壤之别。他带着不屑的微笑向随员说：「你瞧瞧，他们对待我们是如何的不同呀！」他可没拿好气回报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愈是讨好毛泽东，毛泽东对他就愈是睥睨不屑。他好几次毫不隐瞒他对这位苏共领导人的轻蔑。赫鲁雪夫陪着他到波修伊大剧院观赏芭蕾舞《天鹅湖》，第二幕刚完，他突然起身、走人。他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赫鲁晓夫说：「这么个跳法，用脚尖走路，看得叫人不舒服。不能改个法子跳吗？」他第一次访问莫斯科时，即使斯大林不在场，他都不敢如此放肆。他第一次出访、替他做译员的师哲回忆说，基洛夫剧院（KirovTheater）表演芭蕾舞剧《巴亚捷尔卡》fiadei,毛泽东从头到尾乖乖坐着，表演完毕，还捧着鲜花献给女主角。有些场合，毛泽东更加粗鲁。根据他的译员李越然的回忆，有次晚宴，毛泽东突然打断谈兴大开、大谈当年战争时他是如何又如何地扮演重要角色的赫鲁晓夫。毛泽东擦擦嘴、放下餐巾，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啊，我已经吃饱了，但是你那西南战争的故事讲完了没呀？」不过，最大的惊奇在共产党及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等着赫鲁晓夫。毛泽东问他译员「纸老虎」俄文要怎么说，可不是没原因的。他在会上谈话的主题就是它，声称所有的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还不够，他又加了石破天惊的一段话: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 还要多。很显然他是在进一步申论他以前和印度总理尼赫鲁、芬兰大使卡尔—久翰·孙士敦和尤金谈话时的观点。这一次他的数字更具体，而他漫不在乎地谈论牺牲数亿条人命，令在场人人不寒而栗。一下子全场鸩雀无声。

后来在晚宴席上，他又把话题扯到利用核子战争推动社会主义。赫鲁雪夫不知道怎么接话。此时，意大利共产党党魁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问：「毛泽东同志啊，有多少意大利人会挺得过原子战啊？」毛泽东很冷静地回答：「一个都不剩。你为什么觉得意大利人对人类而言很重要呢？」 欧列格·亚历山德洛维奇·葛里涅夫斯基Oleg Aleksandrovich Grinevskii）是赫鲁晓夫的文稿撰述员，当时在场担任译员，他记得毛泽东说这句话时，脸上并无笑容（葛里涅夫斯基并不通中文。苏联的中国问题专家瓦西里·希迪赫梅诺夫〔vasilii Sidikhmenov〕先把毛泽东的话由中文译成俄文之后，葛里涅夫斯基再从俄文翻成英文，讲给只懂英文的听众听）。

这里有什么深意？毛泽东真的这么无知，不晓得他这番话很荒谬吗？

不！当然不是。他有足够的知识，至少在政治和军事事务上是如此。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许多人思索这个问题，得出一个想法，认为他显然是要怂恿苏联与美国发生核子冲突。也有人不同意，他们认为毛泽东只是太粗鲁。他们臆测毛泽东只是希望破坏两大超级强国修好。然而，对毛泽东行为的这两种解释都不对。事实上，他只是要震撼在座人士，公开嘲弄赫鲁雪夫和共产国际老干部，这些人前一阵子还在抱斯大林的大腿。他痛恨陶里亚蒂这一型的人物（他曾经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任职），这些人和王明交好， ①瞧不起毛泽东这种人。他们对「人民领袖」的任何愚蠢行径随时随地都奉为纶旨，对斯大林的胡言乱语和笑话都要曲意解读。现在该轮到他来整整他们了。

毛泽东觉得自己很伟大，希望人人承认它。他要为当年在那阴沉的克里姆林宫暴君底下遭受的羞辱报一箭之仇。这也是为什么他要刻意模仿史达林。他用家父长的口吻讲话、扮演大老板的角色，并且学斯大林讲些尖酸刻薄的笑话。因此，他不只一次提到核子战争的话题，高唱战胜帝国主义的论调。他和赫鲁晓夫正式会谈时也会发挥此一论调。每一次赫鲁晓夫都要揣摩毛泽东的意思，以及「他是根据什么这样说」。 也因此他从来摸不透毛泽东的袖里乾坤。毛泽东回国前，赫鲁晓夫送给他的贵宾许多纪念品，以及一罐粒状的鱼子酱。它的质量极佳，但毛泽东无福消受，因为中国人一般不喜爱吃生鱼。不过，他还是把这罐鱼子酱带回北京。几天后，他请他的秘书们、卫士们吃晚饭，拿出这罐异国珍馐，小心地摆在瓷盘上。他笑着说：「吃啊、吃啊，这是社会主义的鱼子酱！」有个人拿筷子夹起一些鱼子酱，放进嘴里。

显然他吃不下去，但还是勉强吞下肚，可是差点就吐出来。

毛泽东笑得浑身发颤，直问：「怎么了？好吃吗？」「中看，不中吃。看起来漂亮，但是实在不好吃。我不喜欢。」① 原书注：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化名马里欧·厄科利〔Mario Ercoli〕，一八九三年生，一九六四年卒）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主席，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也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

毛泽东说：「好了！好了！吃不下去，就别吃了！」他特别高兴的是，他的侍从人员不喜欢赫鲁晓夫的礼物。这里头的象征意义很大。

回到中国之后，毛泽东开始发展他最早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的思想。他前思后想各种大跃进的方法，想要找出一种善加利用中国相对优势、尤其是取之不竭的人力资源，以加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他叹息说：「我们这个国家就是钢太少了。就是要搞实力地位才行，要不然你说话，谁人来理你，人家看不起你，你讲半天有什么用。」他在莫斯科就夸下海口，十五年后，中国的钢铁生产量要超过英国。

他对出席共产党及工人党大会的代表们说：「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 毛泽东之所以会夸下海口，其实是被赫鲁晓夫激的。赫鲁晓夫天性爱吹牛，十分有名。毛泽东说话之前两个星期，赫鲁雪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周年会议上，高声喧嚷，未来十五年，苏联不仅要赶上、还要超越美国。 毛泽东输人不输阵，回应「老大哥」，也要「超英赶美」。

毛泽东这么说，其实还算谦虚。事实上，他内心有一股熊熊之火，决心超越苏联，要让人人知道，尤其是要让已经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的赫鲁雪夫知道，我毛泽东也不是昨天才出生的小婴孩。他在一九五七年初对中国同志讲的一席话，就有不少的辛辣和怒气。他说「〔苏联领导人〕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 因此之故，毛泽东的新路径充满了中、苏关系无可避免、日益交恶的因子。

一九五八年一月的杭州（浙江）会议和南宁（广西）会议中，毛泽东增强对反对「仓促」和「冒进」的人士之抨击。他再度责备这些人遵循苏联模式。他说：「如果我们做的每件事，都和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做的事一模一样，那我们就不会有纺织品，也不会有粮食（没有纺织品，就没有东西去换粮食），不会有煤、不会有电力，什么都没有。」他在杭州会议上改口宣称，整风运动要贯彻到底（他自己前不久才在三中全会上决定要放松整风运动）。一月十八日，他在南宁警告干部说，「反冒进」无可避免将「浇灭……六亿人民的热情」。 甚且，他告诉周恩来说，周和其他几个同志「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 支持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干部被迫要进行自我批评。日后周恩来向他的秘书解释说，他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意识型态上他落在毛泽东同志之后。周恩来哀伤地说：「我必须仔细地学习毛泽东思想。」 然而，毛泽东？至提议换下周恩来，让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书记柯庆施出任总理。过后不久，周恩来同意下台，但毛泽东又改变心意、原谅了他。毛泽东再度胜利。一月三十一日，他以一份重要文件〈工作方法六十条〉总结两次会议的结论，它基本上订下大跃进的方针，提出「苦战三年」的口号。 这成为他建设中国社会主义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于是乎，毛泽东中国特殊发展道路的概念，最先出现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后来在一九五七至五八年间发展，而它只能在录鲁雪夫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创造的后斯大林环境中才能萌生。赫鲁晓夫剌激了毛泽东，不仅加速斯大林化，还抵触赫鲁晓夫的意向，决定性地排斥了苏联的发展道路。

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原先激励着毛泽东，现在已经失去动力。结果是始于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时的斯大林化时代，现在完全走到结局。从现在起，不再适合谈论斯大林化，应该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化。同时，我们不该忘记，在政治及意识型态领域，毛泽东只不过是中国版的斯大林主义，换句话说，它是中国版的共产主义。并且，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式斯大林化已经终结，斯大林主义作为极权的政治及经济权力制度的影响力，在中国并无改变。

第三十章 大跃进

一九五七至五八年那个冬天-毛泽东一直都很兴奋。莫斯科之行显然使他精神大振。他深具信心，中国很快就将成为世界领导大国。他跑遍全国各地，督促迟滞落后者、痛斥迟疑的骑墙派、责备盲目仿效苏联者。即使在他出发访问苏联之前，他已经开始撰写一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十二月十二日的《人民日报》。他在文章中号召全党、全国「大胆走『多、快、好、省』的路线」。中国务必要在经济发展的基本指标上，超越英国及其他先进国家。不晓得为什么，他专注钢铁和谷物这两大项目。

他一点都不懂经济学，但是他不在意。不懂经济学的，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全世界其他许多领导人也不通经济学，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几乎所有成员也不懂经济学。毛主席甚至还拿他的无知来炫耀。一九五八年一月，他在南宁会议上说：「政治局的大多数人是红而不专……我最不懂，我不适合参加任何一个委员会。」然而，毛泽东的不足，被他用极大的热情、坚信自己不会失败，以及意志和权力，弥补起来。他坚称：「我们的方法是政治领导一切，政治挂帅。」 他一生在党内一直如此奉行不渝：紧抓着政治和军事机器。他一开年就去向他的湖南老乡、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找麻烦。

他连珠炮地发问：「湖南的农业就是上不去，为什么湖南只种一季稻？」彷佛他根本不知道老家不可能一年收成两次似的。「我看，就是不吸取人家的好经验。」周小舟讷讷地回答：「我们回去再研究研究。」毛主席咆哮了：「什么研究，我看研究不出什么名堂来……你们回去吧。」 他走到哪里，都是这个样子。

毛泽东的施压和威胁产生效果。周恩来提议把毛泽东的新路线称为「大跃进」，而刘少奇参与起草八六十条〉，为这份订定大跃进政策的重要文件撰写了一段文字。 邓小平也对大跃进感到兴奋，多年后他回忆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 实。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开始要求全国推行「不断革命」。简单讲，它指的是人们必须毫不松懈地、藉由不断的、系列的各种革命运动和改革，推动共产主义。毛泽东说，否则，「人会发霉」。 空气里有恐惧的气味；不断革命意味着加剧阶级冲突。

整个党的领导人都卷入到追求这个幻象。领导人开始狂热地搜寻方法以实现计划。地方回报到中央，全是全民热切拥护的消息。二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场人员全数支持下，毛泽东宣布，「多、快、好、省」路线成为党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总路线。 五月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此一路线，但文字改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对如何展开大跃进，并没有具体计划。他不晓得如何增加钢铁和谷物的生产，因此他只能在所有的会议反复念咒：「我们可以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他要求领导官员进行实验、试行各种方法。他保证不会以左倾主义或主观主义惩罚。 他了解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有个巨大的优势：廉价劳力充沛。

早在一九五七年秋天，毛泽东于八届三中全会上提议以另一个运动吸引人民，他认为，运动若成功，可以大大提升农业生产。他构想的运动是「除四害」——老鼠、蚊子、苍蝇和麻雀——它们不仅伤害谷物生产，也会危及农民健康。除四害的工作其实在更早的一九五六年一月就出现在一九五六至五七年「开发农业计划」当中，但是没有坚持下来。 毛主席抱怨说：「我很关心『除四害』，但是没有人一起来关心。」 他在十二月初回到这个议题，要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相关命令，甚至在一个月后自己动手拟办法。最后，他成功地说服了每个人，一九五八年二月中旬，法令颁布了。全国上下，老少出动，全面搜索「四害」。没有人能辩说不需要为清洁而作战。大部分中国人不注重卫生。他们活在令人毛骨悚然的污秽之中，忽视在庭院或垃圾堆钻进钻出的成群老鼠，对满天的苍蝇也可以视若无睹。

老鼠、苍蝇和蚊子当然都带菌，可以促成疫病流行。麻雀会上榜，是因为牠们吃田里的谷物。除四害是有道理的；可是执行毛主席命令的干部却做得太过火了。有位目击者叙述除害的情况：一大清早我就被一个女人鬼哭狼号般的尖叫吵醒。我冲到窗边，看到隔壁邻居屋顶上有个年轻女子跑来跑去，疯狂地摇着挂着大布巾的一支竹竿。突然间，那名女子停止呼号，显然是要喘一口气；不一会儿，底下街上响起鼓声，她又恢复鬼哭狼号、疯狂挥舞她的旗子。

持续了几分钟，鼓声一歇，她也停止叫唤。我发现旅馆的高楼层，许多白衣女子挥舞着床单、毛巾，要赶走停到楼房上的麻雀……一整天下来，鼓声、枪声、尖叫声不断，人人挥舞被单……作战持续不停，直到中午，旅馆里所有人力统统动员起来——门房、柜台经理、译员和女服务生，全员参加……这场麻雀大战的战略归纳起来，就是不让那可怜的东西停在屋顶或树上休息……据说，麻雀在空中飞超过四小时以上，就会累坏、摔下来。对付其他三害的运动一样是如火如荼推动。老百姓在宣传鼓舞下，到处追杀吓得半死的老鼠、拿破巾扑杀蚊蝇；令人怀疑是不是举国疯狂了。

数千万人参加运动。光是四川省重庆市一地，几天之内，扑杀老鼠逾二十三万只、毁灭两吨多苍蝇幼虫，也清理六百吨垃圾。 数万只死麻雀上缴给国家。

毛泽东坚持，除四害会增进国民健康。他说：我们可以在医院开办学校，医生可以去耕田：病人人数会大为减少，这将提升全民精神，工作者的比例将大幅上升……中国消灭四害那一天，值得大大庆祝。这些事迹可以加载史书。资产阶级政府无法处理四害问题。他们自认为是文明国家，可是他们到处都是蚊蝇。除四害却出现可怕的后果。消灭麻雀及其他三「害」，破坏了生态平衡。

也不晓得在哪里逾越了分际，合理的开端酿成灾祸。昆虫开始迅速繁殖，摧毁了收成。中国竟然要从苏联进口麻雀！好在他们不需要进口老鼠、苍蝇和蚊子，不过也放缓了扑杀步调。

南宁会议出现另一个计划：扩大合作社，让每个合作社包含一万户以上家庭。这样做可以动员民众建设水利工程，包括农业灌溉所需的水库。

另外也提出深耕、密耕谷类以便一年多次收成的构想。藉由这些方法，国家可以增加以实物税征收的谷物数量，然后透过谷物出口，赚取更多外汇（这时候的中国是谷物出口最大国家之一，主要输出到东欧国家）。农业增产后，即可藉由不断向钢铁厂及机械制造业增加投资，进而保证工业大幅增长。

建立极大型合作社的构想，最早由毛泽东在-九五五年提出，但没有得到支持。它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再度提出，但是直到四月间刘少奇和周恩来到华南视察，才为这些大型组织取了「公社」的名字。 人人都喜爱它。

第一个公社取名「卫星」，四月间成立于河南南部遂平县城附近，它含纳二十七个合作社、四万三千人。第二个公社成立在河南北部的新乡县。

为了抢创意，它的社员把它称为人民公社。

毛泽东再度以实践作为出发点；他深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在一九五八年有整整八个月跑遍全国各地。 他要深入瞭解「领先」的实务，与党的干部及一般农民谈话，并且视察水库及其他工程项目。他身体力行，「有调查，才有发言权」。但是他没有算到一点，由于现在他已经是「伟大的领袖」，地方官员竭尽能事要创造好印象。他们很清楚他要的是什么。毛泽东本人已经一再告诉他们：「宁左勿右。」当然，全民热情高涨在全国各地都很明显。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相信共产主义，因为他们所讲的，大都已实现。大学之门已为农、工子弟打开-

免费医疗保健实施了，大量的工厂和作坊陆续兴建，文盲也渐渐扫除。穷人特别高兴；生平第一次，他们觉得自己享有平等权利。其余的老百姓也展现「炽烈的热情」；他们很清楚，不参加党发起的运动将会有危险的后果。

没有人想被贴上右派的标签。

因此，主席所进行的「调查」无可避免地产生了虚幻的景象，使他更相信唯意志论。毛泽东在某次例行视察后宣称：「在我看，我们必须走『闭起眼睛向前冲』。我们必须干劲十足、高高兴兴地做，不是冷漠、闷闷地做……只要能快的事，我们就必须尽可能快。」 大跃进的幽灵驱使他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和方法上，做出愈来愈左倾的调整。它就好像是：只要能动员六亿人民，任何梦想都能成真。

他对公社的经验特别感到兴趣。中国的「公社社员」（communards）开始以新方法组织生产，转向最理想的分工。为了最大化劳动效率，「卫星公社」和其他合作社开始设立公共食堂。每一家庭的厨房全不开伙。这一来参与劳动的妇女可在田里加班工作，省下燃料，并且改进营养。刘少奇热切地支持「公社社员」，声称他们的创意制造出一个机会，可望在农村增加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他说：「有五百多户人家，其中两百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两百多人做饭，办起食堂后，只需四十多人做饭。」 「公社社员」也藉由废除工资劳动和实施免费用餐，并采取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原则，促进了共产主义关系。他们把家禽、甚至家用器皿社会化。他们还真以为免费的公社用膳代表共产主义的到来，心想：「现在我们已有公共食堂可以喂饱肚子，哪里还需要杯盘碗筷？」他们急切地要逃离贫穷。

毛泽东欣喜若狂。七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新办的理论机关杂志《红旗》上，主编陈伯达刊出毛主席一道指示：「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八月初，毛泽东到河南参观一个人民公社，乐不可支。共产主义已经在他眼前建立起来。毛泽东说：「这个名字好。巴黎公社是法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是我们农民建立政经合一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好。」 数十家报纸和杂志立刻发行号外，散布这个「绝妙的启示」，全国旋即掀起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

过后不久，毛泽东说明人民公社的重大意义：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两个，一为大，二为公……在农村和城市，我们都必须到处向社会主义秩序灌输共产主义思想……现在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但也有了共产主义的幼苗。我们可以到处建立人民公社，在教育机构、在工厂、在城市街坊。不出几年，样样都将统一为 一个大公社。

毛泽东最受吸引的是，这样的大型组织、有数以千计的人，却能靠着内部分工，变成完全自给自足。他兴高采烈地说：「如此巨大的合作社，可以从事工业，也可以从事农业、商业、教育和军事工作，这可以结合……林业、畜牧和兼营渔业。」毛泽东很高兴人民「抓」住他搞大跃进的热情。表面上的确是如此，至少他视察所及之地是如此。毛泽东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伟大。挥挥手，数亿人就争先恐后执行他的指示，「脑子上紧发条」，想出新的组织形式，昼夜不息地劳动。他对这些贫穷、无知的人可以为所欲为；这些人对未来怀抱着种种的希望。毛泽东说得很坦白：「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一九五八年，毛泽东突然意识到，共产主义并不是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他宣称：「中国不需要花一百年建设共产主义，五十年就够了。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物品丰富，第二个条件是有共产主义精神存在。」虽然第一个条件还未进行得顺利，第二个条件已经具备。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中说：「永久幸福的时代已将来临。」我们将组织一个世界委员会，为全球制定统一计划……大约十年内就会有丰富的物产，士气会提升到空前无比之高……未来，一切都将命名为公社……每个大型公社都要盖一条公路或宽阔的水泥或柏油马路。如果两旁不种树，飞机就可以利用它们当起降跑道。这就是机场。未来每个省都会有一、两百架飞机，每个县平均会有两架飞机。

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们没有疯狂。」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如此美好，连毛泽东都不敢完全相信，不需要剌激，光凭人民自己的力量就能达成。因此，他热切欢迎一些人民公社不仅有共产主义热情，还会引进「军事化的劳动组织、军事化的工作方式，以及军事纪律」。他说：「『军事』的概念和『民主』的概念显得互相排斥，其实不然。民主产生自军队……人人都是士兵时，人们就会受启发，变得更勇敢。」呼应领袖的号召，全国开始往大军营改造。毛泽东持续提供启发：「控制是必不可免的。我们不能光是遵守民主。我们需要结合马克思和秦始皇帝。」（秦始皇是中国古代恶名昭彰的暴君，毛泽东在东山求学时喜爱阅读有关秦始皇事迹的材料。）他提醒大家：「秦始皇活埋了四百六十个儒家学者。」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

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嘛！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从前搞革命时，死了许多人；这是展现自我犠牲的精神。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照同样原则进行？因此，热情不是公社所赖以组织的唯-基础。毛泽东自己也晓得，他的「大同世界」非常类似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早期所推行的战时共产主义。 但是，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他也和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一样，坚持所有的白领工人每年至少花一个月时间做体力劳动，以便协助工、农完成大跃进。 每过一天，这些任务就似乎益加急迫。一九五八年五月，毛泽东突然宣布，有可能只花七年、不需十五年，就能超过英国的钢铁生产量，只需两、三年就超过英国的煤生产量。六月间，他又说，在近期内，即一九五九年，英国就会被抛到后头，并且五年内，中国的炼钢量将可追近苏联。这表示中国在一九五八年的钢铁生产量必须倍增一九五七年的生产量，提升到一千零七十万吨；一九五九年要达到两千至两千五百万吨、一九六二年要达到六千万吨。过了一阵子，他又修正这些数字：现在他要求一九五九年达到三千万吨、一九六〇年达到六千万吨，而一九六二年要达到八千至一亿吨、或甚至一亿二千万吨，那就超过美国了。经过十五年之后，即一九七〇年代中期，毛泽东估计年产量为七亿吨，是英国人均产量的两倍。这时候，刘少奇提出来的计划，荒唐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你知道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八大所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把一九六二年的钢铁生产量目标订在一千零五十万吨至一千二百万吨之间，你就会了解毛泽东和刘少奇所要达到的「大跃进」是多么的宏伟。农业增产的目标一样令人咋舌一九五八年的谷物生产量要求倍增至三亿至三亿五千万吨之间，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设定的一九六二年目标只有两亿五千万吨。

八月间，毛泽东宣布：「工业是今天的主路线。全党、全民都要抓工业。」 人民开始投入「广设土高炉」的运动。「钢铁作战」以空前巨大的规模展开。农村和城市庭院、运动场、公圜和城市广场，到处立起原始的土高炉。人们把他们能找到的一切——破铜烂铁、门把、铲子、家用刀叉——统统丢进这些土高炉，完全不知道这些小得可怜的原始土高炉根本炼不出任何钢铁。无知被推崇为美德。

有知识的工程师沉默不语。如果他们反对，也没人会听。毛泽东早就觉得知识分子讨人厌。他们老是多疑又自大，使得他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他们仇视、反感。知识分子的一切言行，都惹毛泽东不快，并不只是因为他们具有他欠缺的知识。发动大跃进之后，他宣称：「知识分子必须向劳动人民低头。在某些方面，知识分子完全无知。」 经过他这一番话，工程师哪里还能吭声？

在毛泽东要求下，周恩来亲自督导炼钢运动。到九月中旬，投入炼钢①运动的人员已超过两千万人，到了十月，堂堂迈向九千万人。一个月之内，后院土高炉炼钢量从一四％提高到四九％。农民、工人、老师、学生、中小学的孩子、医生、护士、店员、会计，人人投入运动。城市、乡村无不浓烟冲天。扩音器震天价响的是运动的主题曲〈超英赶美〉。

伟大的舵手交代的任务，似乎很快就要达成。到了年底，中国已经炼了一千一百万吨的钢铁。连毛泽东也大吃一惊。他向侍从人员说：「如果小高炉可炼钢的话，为什么还要那么大的高炉呢？难道外国人都是笨蛋？」 这个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这些土高炉炼出来的钢铁根本不能用。即使① 原书注：中国第一个原始的土高炉建于一九五八年春天。到了六月，全国已有一万二千六百八十个。但是真正的炼钢狂热始于八月。

毛泽东认为「没念书的人比念书的人还强」， 依旧骗不了科技。

为了追求工业大跃进的幽灵，中国领导人忽略了谷物问题。稻米和其他谷物的收成工作落到妇女、老人和儿童身上。虽然他们不眠不休地工作，却无法收完全部收成。同时，各地干部生怕毛泽东生气，谎报农业生产大丰收，把灌水的数字报给上级。国防部长彭德怀回忆说：「有的同志说谷物生产破五亿吨，也有人说是四亿五千万吨。后来主席表示，对外就宣布三亿七千五百万吨吧！」 实际上，只收成了两亿吨，比一九五七年多了五百万吨。 轮到要和国家算账时，农民的收获几乎全部都要上缴。和一九五五年一样，农村再度出现饥荒。然而，毛泽东拒绝承认出现危机，不急着向外求助。因此，出口谷物的合同一切照常履约，这样「洋鬼子」才没有理由怀疑他错了。这对国内粮食供给造成严重冲击。

毛泽东最不情愿的，就是向赫鲁晓夫开口求助。那岂不是丢人丢到家了！大跃进搞得红红火火之时，也就是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赫鲁雪夫突然飞到北京做非官式访问；毛泽东必须从北戴河度假地专程跑回北京接见他。这一次，毛泽东不仅对赫鲁晓夫粗鲁相待，更可谓散发敌意。

原因出在赫鲁晓夫到访前十天，尤金大使代表苏联领导人向毛泽东传达了一项提议：苏、中海军一起建立一支太平洋联合舰队。这是因为中方要求苏联援助它开发其海军舰队，莫斯科才有此答复。毛泽东原本怀抱极高希望，认为赫鲁晓夫会积极响应他的要求，但是他错了。赫鲁晓夫答非所问。甚至，赫鲁晓夫也没向尤金说明中、苏联合舰队要根据什么原则去筹组。当毛泽东想知道舰队将是某种中、苏合作模式呢，还是由谁来控制它时，尤金大使一问三不知。毛泽东立刻发火。尤其是因为四个月前，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才发函给中国，表示苏联政府希望中、苏共同在中国建造一座雷达站，供苏联太平洋舰队通讯之用。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把这些提议看作是侵犯中国主权。毛泽东一下子想起了他遭遇斯大林的种种羞辱，新仇旧恨统统涌上心头，他告诉尤金大使，中国绝对不再容许外国在其领土，如旅顺港，建立军事基地。尤金讷讷地表示，鉴于问题的重要性，最好是由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亲自说清楚、讲明白。毛泽东则表示怀疑双方会谈能有什么结果。这就是赫鲁晓夫率领马林诺夫斯基以及国防部、内政部和苏共中央若干要员赶到北京的原因。他很苦恼，不能理解毛泽东又怎么不痛快了。赫鲁雪夫认为联合舰队和雷达站是符合苏、中两国「共同利益」的事。 但是，一发现问题所在后，他立刻撤回提议。他说：「这是误会……让我们记下来：过去没有、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有问题。」 但是毛泽东久久平静不下来，并以最任性的方式发泄他的情绪。

毛泽东是个大烟枪，他端出一向对赫鲁晓夫粗暴相对的作风，在谈话时香烟一根又一根地抽，往赫鲁晓夫脸上不断的喷烟。赫鲁晓夫受不了烟熏，痛苦不堪。毛泽东尝试控制住脾气，但仍不时冒火，把手指头指到客人鼻子上，开始咆哮；休息时间还痛骂译员没把他一肚子怒火表达出来。

接下来，他把谈判移动到游泳池。毛泽东是个游泳高手，赫鲁晓夫则几乎是旱鸭子，下了水，颇有受辱之感。#著名的电影导演米海尔·罗姆（MikhailR omm）的日记里有一段有趣的记载，提到赫鲁晓夫告诉他的游泳池遭遇：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开会的休息空档，脱口而出：「你晓得毛泽东在哪里见我吗？游泳池耶。他竞然在游泳池和我谈话耶。」他也没办法。毛泽东是主人嘛。苏联政府首脑必须脱下西装，递给卫士，换上游泳裤，不顾国际礼仪，噗通跳下水。毛主席游水，赫鲁雪夫跟在他后头勉强挣扎——「我是矿工出身，你可不能跟别人说喔，不太识水性，很快就业了」，译员夹在两人中间。毛泽东显然是故意装作没注意他的贵宾很难跟得上，大谈时事、问问题，赫鲁晓夫吞了好几口水，没办法答清楚……尼基塔〔赫鲁晓夫〕不久就不干了。

「我游了又游，脑子里在想，去你的，我不游了。我爬上池边坐，摇晃着双脚。现在，我在上头，而他在下头游水。译员不知道要怎么辨，究竟是跟着他游，还是要坐我旁边。他在那儿游，我从高处往下看着他。他抬起头望我，谈起公社、他们的公社。我已经喘过气来，就答他的话，和他谈人民公社：『好啊，我们走着瞧，看你的人民公社以后会怎么样吧。』我坐起来后就舒服多了。他可不高兴了。同志啊，我们就是这么样谈话的。」两人谈话时，毛泽东向赫鲁晓夫倾诉一箩筐他在斯大林时期累积起来对苏联的不满。清单落落长，惹得赫鲁晓夫按捺不住。「你替斯大林辩护。

而我因为批评斯大林而被抨击。怎么现在却翻转过来啦。」但是他也说不出斯大林有哪里特别好。他只能说：「我们说了一些斯大林的成就，而我们也是这些成就当中的人物。」 毛泽东当然同意这个说法。可是，他对和赫鲁雪夫的谈话留下相当坏的印象，他也不隐瞒侍从人员。毛泽东说：「苏联就是想控制中国，想捆住我们的手脚，真是痴人说梦。毛泽东不高兴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抱持怀疑态度。中国人民对大跃进的热情达到最高点，而他的苏联贵宾竟然表示怀疑。毛泽东告诉赫鲁晓夫说，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以来，他第一次感到高兴；他也骄傲地告诉他，即将就要有空前未见的谷物大丰收等着收割了。他克制不住，甚至还「揶揄」赫鲁晓夫。明知道苏联粮食不足，他还装作若无其事地问赫鲁雪夫：「我们已经积存了一大堆小麦，现在反而丧愁要怎么办。你能不能给出出主意呀？」赫鲁晓夫勃然变色：「我们从来没有过谷物过剩。中国人又不是傻瓜。

你们自己会想出办法。」 毛泽东一下子愣住了，忍了一会儿，才爆笑起来。不久之后，他碰上严重的经济问题，不禁想起赫鲁晓夫这段不怀好意的话。

这个苏联领导人还有一段尖酸刻薄的话，让毛泽东不能释怀。两人有一次谈话时，赫鲁晓夫笑说苏联驻华工程师把在营建工地上用竹篓挑砂土的中国工人称为「走动的挖土器」。毛泽东闻言大笑，心底下却把仇恨再记一笔。①不久，毛泽东在八月底下令对国民党占领的金门、马祖展开炮击。赫鲁雪夫立刻表示愿意派「一个师的飞机」来协助「中国弟兄」，但是毛泽东要让赫鲁晓夫晓得，苏联把中国「看扁」了。他告诉赫鲁晓夫：「我们自己会解决问题。」毛泽东并不打算拿下金、马外岛。蒋介石部队驻守中国大陆外岛，反而对毛泽东有利。它有助于团结中国人民追求党的计划。这次军事行动只有一个目标：向全世界、包括苏共领导人在内，展现中国军队的尚武精神和精壮的实力。②赫鲁晓夫不明白毛泽东葫芦里卖什么药， 还警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如果美国要介入冲突，苏联将视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如同攻击苏联。他甚至暗示他不排除针对「侵略者」发动核子反攻。他照会毛泽东有此一事，③这一次毛泽东表示「衷心感谢」。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初，经济初步遭遇困难，毛泽东下令放慢大跃进的步调。后来，他说：「急什么？赶着去见马克思，听他亲口嘉勉吗？」现在，① 译按：即「八二二炮战」。

② 原书注：中国共产党往后二十年持续隔日炮打金门、马祖（译按：所谓「单打双不打」）。

③ 原书注：赫鲁晓夫特别把中国大使刘晓召到他正在休假的雅尔塔四天，请刘晓转告这个消息。

一九五九年炼钢量不要三千万吨，改为两千万吨（一九五九年五月，目标再调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毛泽东仍然要求谷物收成量不低于五亿二千五百万吨，亦即一九五八年产量的两倍半。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举行的八届六中全会里，毛泽东要求交卸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位。他终于可以交卸长久以来就觉得繁重的礼仪性工作了。全会一致通过他提名的刘少奇接替。几个月后的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通过这项领导人事异动案。毛泽东只保留中国共产党主席一职。同一时期，全国正在醒酿一场大灾厄。经济发展出现严重的失衡现象。

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中旬起，到处开始发生食物供给中断的状况。中南海的国宴厅也看不到肉类。城市里到处有人排队多日，等着买食物。北京市民每月花生油配给量只剩三百三十克（一般党干部正常时可配到约五百克），如果非常幸运的话，每人也可配到四百五十克的肉。稻米配给额为十四公斤。三口之家可配到约五百克的糖。 安徽、甘肃和四川已经饥荒严重，不久，其他省份也告急。根据几个不同消息来源，饥民达两千五百万人。

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毛泽东终于体认到大跃进达不成目标了。他把这一切统统怪罪到地方干部头上，指责他们误导他。他怒斥说：「尽是谎话！

上级施压，底下就说谎。」他现在责备党干部「只顾生产、不管人民生活」。 可是他无意放弃人民公社。他只想要暂停，希望一九五九年新的一年能够达成更大的跃进。

一九五九年的经济目标仍然很高：炼钢量预定成长四一％，煤产量预定成长六二％。一九五九年六月底，毛泽东决定回阔别三十二载的老家韶山冲去瞧瞧。

他希望回到老家，乡亲会把实情告诉他。他没有弄错。他在老家住了两天，所见所闻令他相当伤感。他父母坟上的墓碑不见了，母亲生前爱去烧香拜拜的小庙已成废墟。陪着毛泽东一道下乡的李志绥医生写说：「这个土地庙去年成立人民公社时给拆了。砖拿去砌了土高炉炼钢，木头当煤用，炼钢时烧掉了。」跑去探望他的本族亲戚，只见到残败景象。房子空空荡荡。做饭的锅没有了，甚至连灶也拆掉。他听了地方居民的抱怨，看看从铁锅炼成的一堆废铁，叹口气，走了。他的结论是：「食堂里吃不饱饭，可以散了嘛。这个办法也太费粮食……炼钢炼不成，就不要再炼了。」唯一能让他高兴的是，见到新稻收成。因此，在离开韶山前，他填了一阕乐观的七律：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但是毛泽东高兴得太早了。全国上下、还有他自己，很快就又面临新的考验和苦难。他显然还无知觉，从韶山到武汉、再搭船下九江（江西省）。

他决定在庐山度假胜地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一派轻松地说，要召开「神仙会」）。他在七月一日抵达庐山，住进牯岭的一栋两层楼石造别墅「美庐」。这栋房子原本是蒋夫人宋美龄喜欢来此度假的居停。毛泽东在附近散步、在水库清澈的水里游泳、享受青山美景、呼吸新鲜空气。可是，突然间他想起了贺子珍。许久以前，就在同样的青山绿水之间，他初识贺子珍，年轻、苗条，像莲花亭亭而立。现在，三十载岁月已飞逝。他突然间起了熊熊之火想要见她，但是他克制住自己，隔了几天，他才派卫士的妻子去把贺子珍接到庐山来。

江青此时在北京。过去四年，毛泽东和她只剩下名分上的关系。他们各过各的日子，互不相扰。他对一度钟爱的妻子已经感情淡了，现在只剩习惯。江青只顾着自已的健康，一年有好几个月都在休养。一九五六年底，她经诊断得了癌症。在苏联和中国诊治后，她终于痊愈；但是她因病情起伏，性格大变，易怒、紧张，不断和医生、护士及卫士吵架，每天只谈她的病情。 毛泽东尽量不去给她招惹压力。他的性需求就靠四处旅行遇上的无数青年女郎来满足。他最喜欢的就是解放军歌舞团的美丽舞者。

他因为江西的风景影响，突然起了见贺子珍一面的念头。他的前妻住在南昌，离庐山车程四个小时。她容貌憔悴，见了她，毛泽东更添伤感。

贺子珍显然已经认不得任何人了，说话也语无伦次。不晓得他们两人谈些什么，但是当她要离去时，毛泽东告诉他的卫士：「贺子珍头脑已经不清楚……我们需要注意她的状况，明天送她下庐山吧……在她走之前，紧跟在她身边，别让她碰上任何熟人。」， 从此之后，他们再也不曾会面。

几天后，毛泽东在会议上遇到些困扰。七月十四日，他收到国防部长 ①彭德怀的一封长信，信中批评到大跃进。彭德怀措词很小心，没有否定「伟大的成就」，当然也没有直接抨击主席本人，但是从整篇论述里看得出来他明显不满毛泽东的唯意志论。他谈到对权限问题「有一段混乱」、谈到「全民炼钢铁中……是一笔较大损失」（几达二十亿元人民币）、谈到领导干部的「浮夸风」，以及「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而言之，他认为「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他建议要明辨是非，在真相和谎言之间划出清楚界线。

毛泽东很生气。潜伏的敌人终于曝光！俗话说得好，露出「庐山真面目」了。毛泽东自己当然晓得全国出现许多问题，但是彭德怀这封长信的主旨却是说整个大跃进是错误的。彭德怀说：「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这个批评显然目标指向毛主席。彭德怀怎么敢写下这样的东西？毛泽东心情大坏，吃不下饭。

七月十六日深夜，毛泽东把政治局常委都找来开会，出示彭德怀的信（出席者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人人都很沮丧，毛泽东动怒宣称，如果党要分裂，他就上山去，另组一个共产党，另纠一些农民组一支红军。 大家决议要严惩「分裂分子」。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几个字后，把它交给中共中央办公厅拷贝副件发给参加扩大会议的人，让大家来评评这封信。

现在轮到彭德怀气毛泽东搞花样了。他写的是一封私信，又不是要大家来讨论，因此用字遣词未必严谨。现在，人人都晓得他莽撞。七月十七日上午，他的亲信副手、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彭德怀曾经把信交给他过目）表示，很关心它用词尖锐，但也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 他这可就错得离谱了。打游击的「兄弟」情谊岁月早已成为过去，何况真的有兄弟情谊存在吗？

尽管彭德怀抗议，要求中央办公厅撤回「匆匆」写下的信，却不果；七月十八日，与会者开始讨论给主席的这封信。绝大多数人口沫横飞，痛批彭德怀种种不是。人人都晓得伟大舵手的情绪风向。

① 译按：即所谓的万言书。

少数几个人发言支持彭德怀，例如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闻天（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黄克诚，以及刚当毛泽东秘书不久的李锐。他们立刻被打入和彭德怀一伙的「反党集团」。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泽东说，他把火烧旺了。他说，他这辈子奉行的原则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他批评彭德怀的信是「右派机会主义纲领」，是「刻意设计和组织」的。

他称支持彭德怀的这群「同志」是跟随主唱者的合唱团。他宣称：「我觉得这里头有两个趋势。」这彷佛是他已下达判决。这一次他向所有与会者再度宣布：如果「势在难免」，他就到农村去，号召农民起事推翻政府。他肯定地说：「如果人民解放军不跟随我，」这是暗喻彭德怀是国防部长，「那我就另组一支红军。不过我认为解放军会跟随我。」然而，这时候他也承认自己犯了几个错误，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要求炼钢一千零七十万吨；但是同时他也要求在座每个人检讨自己该负什么责任。

彭德怀回忆说：「听了主席这番话，我简直无法形容内心有多么沉重。

我根本不能信服。我有满腔愤怒。」会议中场休息时，毛泽东走向彭德怀。

他随口说：「彭老总，我们谈一谈吧。」彭德怀气得满脍通红，勉强控制住自己，回答说：「没什么好说的了。

光谈有什么用。」 他挥着手，往门外走。和毛泽东能说什么！

八月二日，中央全会在庐山召开，检讨「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毛泽东再次发言，更加痛批「分裂分子」，他说：「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这一说，大家都明白，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和李锐，前途完了。彭德怀表示愿意依党内方式自我批评，但是被指控「不诚实、耍诈」。 「集团」的其他人也做了自我批评，但也一样没用。毛泽东告诉彭德怀和他的「同伙」：「我劝你们先学会吃辣椒，否则你怎会知道辣椒是辣的？」庐山会议之后一个月，彭德怀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毛泽东指派林彪继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取代黄克诚，担任总参谋长。其他「同谋者」也都去职。彭德怀请毛泽东准他下放到人民公社去，但是毛泽东不准，要他闭门思过。毛泽东一直没有原谅彭德怀及其支持者。彭德怀罢官后，被赶出中南海，安置到一六四四年迎清兵入关的叛将吴三桂已经半塌毁的府邸。

然而，对毛泽东而言，这是虚幻的胜利。他完全不习惯遭到批评，想到彭德怀的说法说不定正确，让他心虚。他清楚看到大跃进的后果，但又顽固地继续坚持总路线是正确的、成就十分了不起、前途无量。想到党和领导圈里有人觉得他无知，令他十分痛心。庐山会议之后，他的疑心病益发严重。

国家的状况并无助于强化他的权威。和一九五八年不一样，一九五九年到处收成欠佳。偶一例外或许就是韶山，老家稻菽茂密令毛泽东欣慰。

八月，毛泽东紧急修正计划。这一年谷物生产量不要五亿二千五百万吨-

下修到两亿七千五百万吨就行了；炼钢量也从一千三百万吨，下修到一千二百万吨。但是，来不及了，饥荒已经扩大到全国范围。现在必须剑及履及采取做法才能避免灾祸，但是毛泽东担心的却是如何保留颜面。数以百万计的人民饿肚子、吃不饱，他根本不在乎。他说：「当不够吃的时候，人会饿死，那最好让一半人死掉，另一半人就能吃饱。」 他甚至还有时间插科打译，他说：「有时候……蔬菜奇缺，没有办法，事情乱了套，市场也乱了。人人都紧张不安，但是我认为没理由激动嘛……如果你上半夜太担心，吃颗安眠药，就没事了嘛。」庐山会议之后，他决定加强对他的个人崇拜。他认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的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 他当然认为对他的尊敬属于前一种。

中国在庐山会议之后立刻淹没在阿谀谄媚风气之中，而声音最响亮的就是刘少奇和林彪，他们在北京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中，发起对毛泽东极尽吹捧能事的歌颂。刘少奇宣布：「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绝不次于马克思、列宁的领导，假如马克思、列宁生在中国，我想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党要有威信，无产阶级要有威信，如果没有什么个人的威信，怎样建立得起来？」 林彪也一样卑躬逢迎，称当今的马列主义——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就是「毛泽东思想」。 这些话成为治疗毛泽东受创的心理最好的膏药。他慢慢地恢复了信心。

这时候赫鲁晓夫又触怒了他。一九五九年九月，这位苏联领导人将到美国访问，预备依其和平共处理论的精神，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会谈；而毛泽东视艾森豪威尔为主要敌人。赫鲁晓夫在访美前夕想的是稳定世界局势，避免伤害苏、美关系。这时却发生一件不幸的事——中国和印度边境爆发武装冲突。穿越崇山峻岭地区的边境线其实是虚拟的；而且是英国人在许久以前所划设。印度政府不承认它，因此印度边防部队跨越它。由于中国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弹压西藏独立运动，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化装为普通士兵，逃到印度，而印度总理尼赫鲁为他呛声，表示支持，中、印关系已经紧张。中、印边境冲突是赫鲁晓夫在会见美国总统之前所不乐见的事情，他也不希望在这个复杂的问题上花费太多时间。但是，美国政府既已站出来表态支持西藏和印度，他也不能不说一些话。他指示外交部就中印边境问题拟一份声明，交由塔斯社发表。声明稿由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亲自改订过，但是赫鲁晓夫完全不满意，因为他对两边都想讨好。因此，外交部干脆就表明了，苏联保持「中立」。苏联外交官康士坦丁·克鲁提可夫回忆说：「北京方面认为塔斯社的声明对中国不利。他们认为苏联从支持盟友的立场溜掉……当然，他们很气恼，赫鲁晓夫要和美国拉关系了，就来对中国施压。」很显然赫鲁晓夫心头涌上他在「游泳池谈判」遭受羞辱的旧恨，也十分不耐烦。他开始对中国事务粗暴相待，毛泽东更加发火。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即庐山会议之前，赫鲁晓夫突然宣布，他要将提供中国技术以制造核武器的协议作废； 这项协定自从一九五七年十月即已生效，当时苏、中双方已在莫斯科就此签署议定书。根据条文，苏联承诺提供中国一颗原子弹可用的模型，并派苏联科学家来教中国专家如何造一颗。一九五八年八月，赫鲁晓夫从北京一回国，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准备运交原子弹。 现在他反悔了。日后他解释说，这是报复。「他们在不断地诽谤我们，而我们却像听话的奴隶一样，还准备为其提供核武器？」不久之后，毛泽东接获报告，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八日，赫鲁晓夫访问波兰城市波兹南（Poznan）时，尖锐批评人民公社，声称那些脑子里打这些主意的人「不了解共产主义是什么，也不了解共产主义是如何打造的」。

我们不清楚当下这个苏联领导人突然想起了什么。他经常喝醉，尤其是在外交宴会场合，因此常常胡言乱语。 这一回他也有可能又喝醉了，但是毛泽东不会原谅他。赫鲁晓夫也不愿意道歉，他已经没有耐心了。九月三十日，为了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十周年来到北京，他根本连控制情绪都免了。苏联代表团其他团员也有样学样，举止都很粗鲁。毛泽东也开始公然表露他的敌意，他身边的中国其他领导人当然得跟进。大友好时代就此迅速落幕。十月二日的谈判有两个主要议题：一是苏联和中国的对美关系，包含台湾问题；一是中、印边境冲突。刚从美国回来的赫鲁晓夫一开口便替艾森豪讲话，建议毛泽东展现「善意」，把韩战期间中国军方俘虏的五个美国人还给美国，毛泽东当场发作。毛泽东认定，为了和帝国主义者改善关系，这个苏联领导人马上就要背叛社会主义道路。

赫鲁晓夫表示，苏联不能允许因台湾问题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时，毛泽东也是如此反应。 咦，最近赫鲁晓夫不是才向他保证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若是和国民党发生冲突，如果美国胆敢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将不排除对「侵略者」（美国）发动核子反击吗？现在他怎么突然就食言了。

①如果这不叫背叛，那什么才是背叛？

赫鲁晓夫有关印度和西藏的声明，让毛泽东及中国领导人更加不快。

赫鲁晓夫直白地说：「请恕我直言，西藏的事，是你们的错。」他表明了他不相信中方对于中、印边境冲突的讲法。中国外交部长陈毅毫不隐瞒敌意，顶撞回去，苏联的政策是「机会主义和见风转舵」。赫鲁晓夫光火了，对陈毅咆哮：「如果就如你所说的，我们是见风转舵，陈毅同志，你别向我伸手。

我拒绝和你握手！」他们就这样舌枪唇剑起来。这个苏联客人控制不住，讲了一些相当不堪的话。他对陈毅吼说：「你不要从元帅令牌的高度向我吐唾沫！你的唾沫是不够的，我们是不会被吓着的。」 根据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陈毅「像唱盘跳针，一再喊：『尼赫鲁！尼赫鲁！尼赫鲁』」。会议之后，赫鲁晓夫告诉他的代表团团员说：「我们和中国共产党只有一条路径。我们认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但是，如果他们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和我们讲话，我们甚至和这样的朋友也是无法相处的。」 他突然开始尖酸地嘲笑中国人，用俄国脏话押韵地叫他们的名字，还说毛泽东是老鞋套子。 第二天赫鲁晓夫到了机场要回国了，双方还未鸣金收兵。赫鲁雪夫原本预定在北京逗留一星期，但是既然话不投机，他决定缩短行程，打道回府。这一次毛泽东没有介入论战。他已经认定破镜难圆。三个月后，回顾这次会谈，他说：① 原书注：这时候苏共领导圏子最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的，是主管意识型态的中央书记米海尔·安德烈维奇·苏斯洛夫（Mikhail Andreevich Susov）。他说服赫鲁晓夫，中国应该为了加剧台湾海峡的紧张受到严厉谴责。

一九五九年三月至今，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狄托修正主义组织了一次反华大合唱。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乌云越厚，光明越 多。他再度和两年前一样，号召中国人民进行「不断革命」。可是，即将来临的经济灾祸，为他的宏大计划带来问题。

第三十一章 饥荒与恐惧

一九五九年整个夏天，中国东北陷入干旱，而华南却豪雨肆虐。疲惫的人民对大跃进热忱尽失，但是毛泽东依然认为困难是暂时的。他对一九六〇年寄予厚望，宣布宏伟的计划。他坚称：「全国情势一片大好。」 现在，他不顾一九五九年谷物收成量只有一亿七千万吨、钢铁生产量只有一千三百万吨的事实，要求一九六〇年谷物收成量要达到三亿吨、钢铁生产量目标也订在两千万至两千两百万吨之间。一九六〇年春天，中国的报界一片「新大跃进」的呼声。但是，一九六〇年全国陷入可怕的干旱。这是本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现象。河流与运河干枯，甚至连雄伟的黄河也水位下降。干旱过后，大闹热带豪雨和台风，河水又越堤泛滥。比较弱的水库崩塌，造成洪水肆虐。

半数以上的耕地，收成枯萎或被淹没。谷物收成量只有一亿四千三百五十万吨，比起大跃进前一年的一九五七年，还少了五千多万吨。中国整个历史上从来没有遇上如此可怕的饥荒。农村与城市，每天有上万人死亡。

苦难最为深重的是农民，国家把他们最后的面粉屑也抢走了。许多村子，根本没东西可吃。憔悴的村民在乡下游荡，摘树叶、剥树皮，寻找蠕虫、甲虫、水蛙、野果和青草。许多人甚至吃以泥土混杂草茎所制成的「观音土」。吃了观音土，其实必死无疑。有个目击者回忆说：「人们拿它〔观音土〕混玉米粉做成饼，吃了这种饼……很有饱足感……但是一下肚，泥土会使肠子里水分干掉……许多人撑不到进医院，有些人则死在手术台上。」和一九五七至五八年一样，人们又开始打麻雀，只是现在是为了缓解饥馑。其他的禽鸟也不得幸免。另|个目击者说：我们开始吃任何能飞的东西。我练习用弹弓打麻雀。我打下麻雀，就带回家给我娘，她把牠做汤喂我姥姥……姥姥因此才没饿死……鸟逐渐绝迹，我们就摘树叶……有人把水塘弄干，找到东西就吃，连水蛇也吃……等到什么都不剩了，许多人就饿死了……大饥荒时期，一家有两、三人饿死，是常有的事。有好几个省份，整个村子的人全都死了。有位医生跟着一群视察人员来到甘肃省西部，他说：一大早，我们来到一个大村庄，但是在低矮的茅屋四周看不到有太多生命的迹象。见得到的少许几个人已经疲弱不堪，连张口讨东西吃都没有力气。队长提高了嗓门大喊「老人家们，出来吧！毛主席和共产党派医生来救你们啦！」他一再地呼叫。终于，那些还活着的人爬出他们的房子。这些人已在死亡边缘挣扎。如果他们跌跤，恐怕就爬不起来了。我们发现一堆又一堆的死者。我推开一户茅屋的门，却因恶臭，立刻退出。屋里传来呻吟声，我看到两、三个人在黑暗中躺在炕上。前头是个老人，一只手指向某个方向。在他身边躺个女人，早已死亡，她那腐烂的尸身即是恶臭的来源。老人的手指的是一具小小人体，四肢张开，嘴也大开。看来像是小孩在哭，其实他早已死去 多日。东南方的福建省也是哀鸿遍野。有个当地居民回忆说：「我们已经疲弱到无法走路。不久，我弟弟就饿死了。我还记得他死前的模样。他已经弱得不能走路，躺在床上，口里只有一个字：『吃、吃、吃。』他一直呻吟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公社的农民写信给在军中服役的儿子，问起：「毛主席要让我们饿死吗？」 有些地方，老百姓起来攻打铁路运粮车、仓库和谷仓，而且还经常是由党书记带头。也有些地方，农民上路，往城里去，天真地以为城里会有充足的米和肉。一九五八至六一年间，安徽大约一百万人从农村外移，河南有一百五十万人离开人民公社，山东也有一百六十万人从农村出走。

总体来讲，超过一千万人参与此一人口大移动。许多人因疲惫或饥饿倒毙途中。从东北逃难的一个饥民回忆说：「从村子往邻省去的路上尽是死尸，凄厉的哭声来自路两旁的洞穴。循着哭声，你可以看到被丢弃在洞穴的孩子的脑袋。很多父母觉得他们的子女若是被善心人士收养，可能更有机会活命。洞穴深到让小孩爬不出来，不会跟他们走，但又可以让路人看到，说不定愿意收容他们。」城里人的日子也没有比较好过。成群的农村贫民目光呆滞，颧骨下陷，引不起营养不足的城市人的同情。他们也得摘树叶、剥树皮、打雀鸟、找野菜。北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有位北京居民回忆说：「很难找到东西吃。

但是，有一天，有个朋友和我弄到一点糖。我们乐坏了！我们真想当场就把它全吃掉。可是，瞧了又瞧，我们决定把它带给同事。他身体极糟，已经住院。可是医院里也没东西吃。我们把那股黏糖拿出来时，他高兴极了。

但是他没办法吃。他含笑而死。」中南海终于也尝到大饥荒的苦头。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说：「每人的配粮一个月减至十五斤。肉、蛋已经绝迹。没有食油。我们虽可以去市场买瓜类和蔬菜，可是瓜、菜也很少买得到。所以实际上是在挨饿。有办法的中央机关和军事机构，都组织人到内蒙去打黄羊，大家都去打，打到的也就愈来愈少了。」 毛泽东决心和大家一起吃苦，开始不吃肉。他告诉侍从人员说：「大家都饿饭，我不能再吃肉了。」周恩来放弃肉、蛋，也把他每月的配粮减为十五磅。许多党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开始在自己的豪宅前后空地种上青菜和瓜果，或出城去找野草和可吃的根苗，改喝由树叶泡的茶。当然，这一切都无助于解决饥荒的问题。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赫鲁晓夫下令召回所有驻华苏联专家。对于已经陷在大饥荒的中国，他这记重击有如落井下石。而这个最凶恶的敌人，最近还刚唱着兄弟之谊的高调。赫鲁晓夫的凶残其实不逊于斯大林。

六个星期内，一千三百九十个苏联工程师、技师、科学家、工业设计师及其他专家，由中国撤回苏联，带走所有的科学文件、计划和蓝图。许多建筑工地停工、许多科学项目叫停。苏联专家一撤走，中国经济危机更加恶化。

赫鲁晓夫于一九六〇年七月中旬仓促做下决定-因为他刚刚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全代会上，和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狠狠吵了一架。 赫鲁晓夫上次访问北京不欢而散以来，这九个月里，两党、两国的关系急遽恶化。因此，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大干谯，以及随后召回驻华专家，其实并不意外。整个一九五九至六〇年的冬天和春天，媒体及其他党政平台上已经迭次发生明枪暗箭的相互攻讦。最后，它在一九六〇年四月底，借着四月二十二日列宁九旬冥诞的场合统统爆开。当天，中共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发表一篇冗长社论〈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稍微短一点的头条新闻〈沿着伟大的列宁道路前进！〉。这两篇论战文章目标对准赫鲁晓夫的「两个制度的和平共处」政策，以及他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毛泽东亲自动笔修润《红旗》杂志这篇文章；他还引经据典援引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增强论点。这篇文章的重点是展示列宁认为，与帝国主义无法避免、必将一战。俄方的回应由共产国际老干部奥托·库西宁主笔。他搬出列宁的遗孀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ia）来说话，宣称她的亡夫曾经认为，有一天战争会变得破坏力十足，再也不能打仗了。 然而，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根本说服不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

一九六〇年六月，中方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工联理事会全体会议（General Council of the World FederationofTrade Unions）中，强调他们的强硬路线观点。美国人在会议前夕无意中帮了他们大忙，因为美方宣称要继续围堵共产主义。五月一日，乌拉山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市上空，苏联火箭击落进行情报侦搜作业的一架U- 飞机，飞行员盖瑞·鲍尔斯（Gary powers）落到苏联当局手中。急躁的赫鲁晓夫未经深思，就大声喧嚷此一间谍事件，没想到毛泽东正好可以借机作文章。赫鲁晓夫只想到他被艾森豪骗了，向美国兴师问罪。中方则利用这个机会，增强批评赫鲁晓夫对帝国主义的软弱政策，才造成今天的情势。五月十二日，赫鲁晓夫希望和毛泽东讨论这个问题，邀他到莫斯科见面，毛泽东峻拒。现在场景转到布加勒斯特，和彭真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全代会上吵开来，赫鲁晓夫按捺不住，放下原先准备好的讲稿，突然破口大骂起毛泽东。他痛骂毛泽东是「极左派、极端教条主义者，还是不折不扣的左派修正主义者」、「从鼻子里冒出理论的菩萨」，以及「旧破鞋」。他也指控毛泽东「除了自身利益，不顾他人死活」。 彭真毫不客气，也回敬赫鲁晓夫在外交政策上冷热无常。赫鲁晓夫又把话题转到斯大林和个人崇拜。费多尔·布拉茨基（Fedor Burlatsky）也参加这次罗共全代会，他记得赫鲁晓夫向中共 ①代表团团长叫嚣：「如果你们要斯大林，把他连棺木一起载走好了！我们可以把他用火车专列送去给你们!」 赫鲁晓夫回莫斯科时还一肚子气。

他极有可能根本没有认真考虑召回苏联专家对中国经济会有什么冲击。他只想要好好修理毛泽东。

这时候，中国老百姓继续在饿肚子。毛泽东采取极端措施，同意从国外进口谷物。一九六一年，中国透过第三方，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进口四百万吨谷物，翌年进口量更多。 但是，危机仍然严重。连赫鲁雪夫都忽然醒悟到这一点，于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发了一封密函给毛泽东，表示愿意供应一百万吨谷物——三十万小麦和七十万吨裸麦——以及五十万吨古巴的糖给中国。他接到周恩来的回信，表示只接受糖。周恩来声称：「现在苏联也有灾情，所以我们不愿加重苏联负担。」中国当局否认出现饥荒，也极尽能事地隐瞒它。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艾德加·史诺被邀请到中国访问五个月。毛泽东一直认为史诺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因此他允许史诺到许多内陆地区、包括最贫穷的地方去访问，希望利用史诺作为管道，告诉美国人和全世界中国并没有饥荒。史诺在结束访问之前，见过毛泽东两次、周恩来一次。毛泽东还是率真、好客、友善，与二十四年前在保安一样。

他向史诺谈起大跃进了不起的成绩，尤其是钢铁的生产量，不过他加了一句，中国和过去一样，依然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然而，他又说，对这一点不用焦急，认为「人们必须先认识困苦、匮乏和奋斗」。他只字不提民众大饥荒；毛泽东还讲些黑色幽默：「中国人基本上是吃素的，肉类也吃一点，但吃得不多。」 史诺把伟大的舵手希望他说的话，向全世界宣告：「我必须肯定地说，我在中国没有看见饥民，没有过去饥荒那种现象……我不认为中国有饥荒。」当然，数以百万计、死于营养不良的中国人，不会知道史诺说了什么。

那些饿肚子的人也没听到一九六〇年五月和一九六一年九月，两度访问中国的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大元帅说了什么。蒙哥马利和毛泽东谈过话后声称：「有关大规模饥荒、数千人饿死、匮乏、冷漠不管、国家动荡等等说法，完全不实；它们是由希望毛泽东及其政府垮台的人士所散布的谎言。所有这些说法都很荒谬、甚至可能危险。」 中国老百姓也不会晓得毛泽东一九六一年二月对法国社会主义领袖密特朗（Francois ① 原书注：布拉茨基把中共代表团团长误记为刘少奇。

Mitterrand）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 这些话在国外一再传播。

一直要到一九八〇年，毛泽东尸骨已寒之后，中国才正式承认大跃进期间及之后，有许许多多人因饥荒而丧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说，死者两千万人；然而，根据不同的估算，这个数字太低。比较符合事实的数字是三千万人，或者甚至达到四千万人以上。西方根据中国地方档案对大饥荒最新的研究，认为死者人数至少四千五百万人，而某位中国异议作家著书，则说死者有三千六百万人。 光是四川一个省，一九五七年人口七千万人，每八个人有一个人死亡；而安徽省和甘肃省各有人口三千三百万人及一千二百万人，每四个人有一个人殡命。 大跃进整体经济损失达人民币一千亿至一千两百亿元之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资本投资的两倍。在一个民主国家，出现这样大灾劫之后，整个政府会被换掉。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权力属于党、国官僚，而它又依赖军、警及相关的官僚机构。党已经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异议分子遭到迫害。官僚出身自人民，说得精确点，出身最低的社会阶级——赤贫农民、客家人，以及昔日的地痞、流氓和其他无产阶级。但是这群官僚有他们自身的集体利益，最关心的是如何保障他们自身的特权和权力。位居权力的顶峰是一群曾经经历过一九二〇年代至一九四〇年代阶级斗争的「老革命」。毛泽东在一九六〇年十月告诉史诺：「到一九六〇年，这些年间幸存者八百人左右……中国在现在以至今后若干年间，基本上是靠这八百人来进行管理，有时候也得仰仗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意见只能出自于党内菁英那窄小的阶层内部。而毛泽东最焦虑的也就是这群人的情绪，尤其是在彭德怀事件之后。饥荒和经济危机可能再次引发他这些老同志的不满，他们有许多人仍死守着新民主主义的倾向。

他明白在经济方面、甚或政治方面，必须拿出一些作为，但是他拒绝承认本身基本上犯了错误。他需要掌握主动，可是一九六〇年整个春天和大半个夏天，毛泽东意志十分消沉。一直要到八月，他才重新振作起来。

这时候，政府内部已出现主张停止大跃进的声音。一九六〇年七月，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提议「调整、巩固、提高（标准）」的新经济政策。

周恩来支持他，又在这个提法上加了「充实」两个字。陈云也表示强烈赞同此一政策。毛泽东明白他必须赶快有所行动。他坚持要调查清楚，但又继续责怪地方干部造成饥荒。他恬不知耻地说：「有些公社，干部做得过头了；他们丢掉纪律的概念；未经上级批准就实行平等主义、搞重新分配。」 这些干部需要被好好调查。

同一时期，他认为大量的城市居民也应该动员起来，协助农民。数百万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应该下放到农村。大跃进期间，由于农村劳动力流入，中国的城市人口倍增。现在毛泽东决定，至少有一部分人应该回到农村。当然，「右派」和「坏分子」也藉这次运动加以清扫；许多人被下放，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他们可从来不曾在农村工作过。毛泽东才不在乎。毛主席训示说：「不论是干工业、交通运输、文教、资本建设或其他任何行业，人每天都得吃饭；没有人没粮食就能活。」因此他要求「采取所有有效措施」-挤出农村人民公社「一切可以挤出的劳动力」，以便「加强第一线农业生产」。 他的指示立刻成为行动指针。数十万城市人口被下放到农村工作。

可是，他的主要方案影响到基本政策。一九六〇年九月，他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们以「生产大队」或二十多户人家组成的「生产队」作为基本单位。人民公社只保留作为基本行政单位，以及农村财产三结合制度之一环。这个制度出现在人民公社成立之后，透过它，一部分生产工具——例如几乎所有的土地——属于四、五万人组成的人民公社所有，而其他部分则由人数约六千人的生产大队，以及生产大队和两百多人组成的生产队去瓜分。每一层的财产就与某一层的集体化相对应。

十一月初，中共中央发布一道十二项指示，题目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它也允许农民可以有小块的私有地，以及小规模的经营手工副业。周恩来是这份文件的起草人。不久，毛泽东亦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各省、市及区党委做好「纠正五①风」的工作。这五大错误风气即：共产风、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重点摆在消灭「共产风」。毛泽东很明显向右靠，但他还是不考虑向「温和派」投降。他还想被视为发动改革的人，而他也成功。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一九六一年一月举行时，通过了公社的改革方案。党撤退到一九五〇年代中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但是，毛泽东很满意，因为中全会与会者呼应他的主张。

会议即将结束，他又呼吁大家要做好调查工作。他告诉大家：「亲眼去① 编注：「共产风」意指不承认各生产队之间的差异，强调贫富拉平、无偿征调个人财产，实行绝对的平均主义。

看、亲耳去听、亲手去碰，不假他人……总之，我们必须实事求是。」他也温和地告诫中共中央，指它「去年秋天……没有看清情势、没有抓得好、没有完全纠正」。他以这种方法烘托出他是新的调整政策的发起人，在适当时刻掌握情势。毛泽东宣布：「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他又说：「如果错了，不要气馁。」 他就这样轻易地躲过党内危机。

纵使如此，他还是不懂经济学。他一度坦白承认：「经济建设方面有许多问题，我并不明白。我也不懂工业和商业；我只稍微懂农业，但也只懂某个地步，也就是说，我略知一二。」 这也正是为什么他在一九六〇年春天意志十分消沉，当时他终于明白饥荒已酿成大灾害。虽然他在秋天恢复活动，他的情绪还是很消沉。他晓得大跃进已经失败，但是他没有清晰的计划要如何纠正错误。若是回到新民主主义，意味着放弃整个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承认他和「温和派」的争论错了，当然就丢人、没面子。可是，若是埋头直冲向共产主义，又有惹起全民怒火大爆炸的危险。他在一九六〇年十月告诉史诺说：「谈到政策、政治指示、政治方法、军事事务和阶级斗争等等，你也晓得，我们有许多经验；但是谈到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从来没干过，我们仍然没有太多经验。你或许会问，你们现在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的确，我们是的。但是我们还是缺乏经验，我们的经验不足，你或许可以说我们已经开始积累一些经验，但它还是只有一点点。」这也是为什么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退回去一段时间，至少在往后七年，退回到大跃进之前组织生产的方式。除此之外，他也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办。当史诺问起他，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何长期计划时，毛泽东答说：「我不知道。」史诺大吃一惊：「你说话太小心了。」但是毛泽东重申「这不是我是否小心的问题，我是不知道；我们缺乏经验呀！」放弃野心勃勃的大跃进计划，他现在认为中国在未来五十年不可能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他完全不具热情地说：「要追上及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依我看，需要一百年以上时间。」 一九六一年四月中旬，他下达指示，关掉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他认为公共食堂已经成为「致命的肿瘤」。他意志消沉，决定退到「第二线」，让其他人领导。他把「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真言新路线交付给刘少奇去执行；刘少奇固然是「温和派」，但仍然狂热地支持毛泽东。陈云、邓小平及政治局其他委员要辅佐刘少奇；现在毛泽东言谈上开始以刘少奇为他的继承人。几年之后，他解释说：「我负责的就是〔把领导层〕分工为第一线和第二线。我们为什么要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呢？第I个原因是我的健康不太好〔毛泽东在这里耍诈〕；第二个原因是苏联的教训。马林可夫不够成熟，斯大林死前，他没有使用过权力。每一次他一敬酒，他〔刘少奇〕就奉承、谄媚。我要在我死前建立他们的声望。」毛泽东没有停止出席大小会议，但是他的讲话变成仪式性质。他继续召集行政官员进行「有系统地调查和考察」，而不是「走马看花」。他唠叨不满「各层干部仍然没有确切了解社会主义」，他号召对「〔过度〕集体化的歪风」进行斗争。 他只能做这么多了。

这时候，全国各地纷纷出现划时代的事件。安徽等地，农民开始实行所谓的「包产到户」制度，实际上就是分配土地，把生产责任分派给家庭。

他们和地方当局签订协议，实际上向生产大队或生产队承租土地，答应在收成季节依谷物配额上缴给国家。它自发性地出现（毛泽东后来也说，「突然间就冒出来」），然后就像连锁反应散布开来。 某些党的领导人不认为这样做有危险。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甚至还支持它。有些人认为：「农民非常关心他们自己的利润。如果利润要和一万个人分，他们就不做了；如果利润要和一千个人分，他们就做一点；如果利润要和一百个人分，他们就再多做一点；如果要和十个人分，他们会更认真做；如果只跟自己家人分，他们最认真。」当然党里面没有人会想把土地分给农民当作私有财产。小块地只分配作为短期利用，甚至也不是到处这么办。正因为如此，难怪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认为这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不会伤害社会主义，只是为了解决短期的饥荒问题。到了一九六一年仲夏，安徽省百分之五的土地由个体户农民家庭耕作。许多中央领导人对安徽的创举颇有正面反应。陈云愤怒地说：「农民已经有了怨言说：『蒋介石手里受难，吃饭；毛泽东手里享福，吃粥。』这说明农民很不满意。农民分到了田，自然有了干饭吃。」 毛泽东会怎么想？

没有关系，不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只要经济发展、人民日子过得舒服，不就行了吗？刘少奇在一个月前似乎还是狂热支持毛泽东，现在，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竟做出最不受欢迎的结论。他回湖南老家宁乡县考察后回到北京，于一九六一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全国范围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他又说：「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这句话明显就是攻击毛泽东，因为人人都晓得毛主席最爱用「九个好手指头、一个坏手指头」的原则来比较成败功过，而且他也拿这个说法比喻过大跃进。但是刘少奇克制不住自己。回老家一看，真的令他十分震惊。刘少奇花了四十天时间，深入了解当地状况。在他离开前，向老家村子的农民话别时，他掩抑不住心中的难过。他说：「我已经四十年没有回乡，我非常盼望回来瞧瞧这里的情况。现在我回来了，也看到乡亲的日子过得非常辛苦。我们的工作表现太差了.，请原谅我们！」 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支持刘少奇。其他许多人也同样倾向于刘少奇。毛泽东没料到会有这一记重击，相当尶尬。轮到他发言时，毛泽东承认错误。「现在我们遭到报应了。土地不肥、人畜憔疲。报应是冲着过去三年的政策而来。是谁之过？中央和我要负最大的责任。我负主要责任。」 他还说，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懂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有一段时期，即一九六一年中期，毛泽东甚至预备承认安徽经验，但时间为期不久。

他意气十分消沉。他对他的私人医生说：「中国共产党里，好人早都死完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些行尸走肉。」但是他在罕有的坦白时刻也说：「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要的是公有制。现在农田生产上有困难，我们可以让一步，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方向。」党内的反对派势力日益上升。针对毛泽东的间接批评也持续扩散，他再次感觉到有若多年前在赣南陷入孤立无援之境。他又觉得想要甩开一切，遁入山中。让他们派人来求我回去吧！

毛泽东和蒙哥马利大元帅第二次见面时，提到死亡这个话题。毛泽东此时六十九岁，客人虚长几岁，已经七十五，但毛泽东不管礼数，大谈死亡。他说，一个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因种种原因死亡，但他觉得自己最有可能是因病而死。他告诉蒙哥马利说，中国民间传说，七十三岁和八十四岁是两个重要关卡。一个人若能熬过这些关卡，就可以长命百岁。毛泽东说，他本身并不想活超过七十三岁。他预备去「见马克思」，因为「有太多事要和马克思讨论」。他又提到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一九六一年下半年，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阴沉，时序进入一九六二年也不见改善。一、二月间召开的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他遭遇到近来最严厉的批评。全国各地来了七千多人参加会议，难怪有些人发言「太过火」，尤其是有政治局委员带头定调子。彭真提起高级领导人为大跃进失败个人应负什么责任这个题目，建议责任应由中央委员会承担，主席、刘少奇和政治局其他常委若有责任，也不要推诿。他又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圣母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毛泽东应该要怪自己。他在挑选领导干部时应该更加小心。他决定向人人挑战之后，就先把民主集中制和自我批评——这是中国共产党评估党员是否忠诚的标准伎俩——纳入大会议程。他的用意是测试同志的可靠度，让他们有机会「出出气」。他希望再次借用百试不爽的「百花齐放」手法「引蛇出洞」。差别是，这次是用在党内。

刘少奇石破天惊的一番发言，大出他的意料。刘少奇一开口就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他重复了造成经济危机的主、客观因素之间不利关系的结论，然后他说：「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这时候毛泽东插嘴说：「这种区域很少嘛。」但是刘少奇继续说下去：「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毛泽东不高兴，但是刘少奇没住口。他指出：「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 据一位目击者说，刘少奇的发言使得毛泽东十分扫兴。这时候，地方代表加入战局。有人说，主观主义是主要问题，已经闹了好几年。也有人质疑毛泽东所谓缺失是因经验不足的论点。人人都晓得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共产党也相当欠缺经验。好几个党干部尖锐地问：「那时为什么不像现在有这么多问题呢？」你要毛泽东怎么答？他只能说要怪就怪他。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他虽然也承认对经济学是门外汉，还需要学习，但他的自我批评就这么多。毛泽东把火烧向党的其他领导人，用他的话说，这些人「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他警告这些人「越怕，就越有鬼……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他甚至还和与会代表逗趣：「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他又说：「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没有指名道姓……你们自己心里有数。」大家都笑了，不过有许多人可笑不出来。主席说完话后，许多领导人展开自我批评，但只有少数人热切地支持毛泽东的讲话，林彪是其中之一。

林彪说，他「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根据这个逻辑，林彪解释大跃进会出错是因为「我们没有听毛主席的警告」。毛泽东老家的地委书记、能干的华国锋也发表了奉承主席的谈话。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回韶山就注意到这个年轻人，印象极佳。现在他更喜欢他了。但是，林彪这席话是治愈他心灵创伤的膏药。其实这并不意外，因为林彪的演讲稿事先已经过他修润。伟大的舵手对其他大多数人的发言都很不爽，因此对这些副手愈来愈失望。他疲倦了、看来苍老了许多。政治局的气氛令他不快。二月八日，也就是七千人大会落幕次日，他把日常事务交付给刘少奇，就离开北京，打算有一段长时间不回来。他要瞧瞧这些家伙怎么处理国家大事。当然，他没把他们当作敌人，但是他对他们的愤恨日益上升。他故意交出权力、退居「第二线」，以便在他死前增强他们在国内的影响力，可是现在事事都「背道而驰」。 让他们去尝尝苦头吧！

同一天夜里，刘少奇召集大家举行工作会议，检讨国家经济情势。预算赤字超过人民币三亿元，即使客气地说，前途也是多艰。陈云在政治局委员心目中是公认的经济专家，负起拟定对付局势具体方案的职责。两周之后他提出的计划，本质上就是降低城市人口、大幅精简军队及行政官僚，并把经济建设的重心从工业转向农业。他最多只能走到这里，其中并没有激进的主张。刘少奇警告说，如果领导当局不迅速采取具体措施以改善粮食状况，中国可能已濒临内战边缘。他们全都承认经济情势严峻至极。同时，住到杭州去的毛泽东也在疗伤。二月二十五日，他指示秘书田家英组织一个小组-到刘少奇最近去过的湖南各地去调查。他们也奉命去韶山，以及邻近的唐家坨（毛泽东母亲的出生地），和乡亲谈谈、评估情势。

刘少奇声称毛主席本人应该为大跃进失败负首要责任，令毛泽东很烦恼。

他要驳斥这个谰言。田家英比任何人都更合适担当这项任务。毛泽东还记得一九六一年三月首次派田家英到安徽调查包产到户制度，他回来后痛批此一创新制度不人道，因为它完全不考虑孤儿、寡妇的地位。包产到户制度如果推行到全国，要置孤儿、寡妇于何地？毛泽东这位心地善良的秘书想到就极为痛心。 现在他奉命搜集材料，以便主席能驳斥他的副手。

到了湖南后，田家英听到农民的倾诉，大为震惊。他们大多数诅咒大跃进、称赞包产到户制。有些人甚至希望回到新民主主义时期。田家英没有办法，只能一五|十统统向毛主席报告。毛泽东苦笑地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戸就不能听。」田家英也拜访过陈云和刘少奇，很欣慰他们和农民站在同一边。邓小平也支持包产到户制度。刘少奇、邓小平和陈云整个春天煞费苦心要恢复经济。由于包产到户制度推广到各地，情势慢慢有了改善。到了一九六二年夏天，全国大约两、三成土地交给农民自行耕作。 这已经足以使国家逐渐克服严重的粮食危机。一九六一年，谷物生产量增加四百万吨，一九六二年又增加一千二百五十万吨。 刘少奇、邓小平和陈云的结论是，若非农民家庭普遍分田耕作，经济不可能稳定增长。陈云在这方面特别激进。

他说「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叫『分田到户』也好，叫『包产到户』也好……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按照〈国际歌〉词中『全靠我们自己』的话办，尽快恢复生产。」刘少奇和邓小平支持陈云。邓小平甚至还引用四川和安徽的一句俗谚：「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周恩来也不反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全力推动包产到户制度。

甚且，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三月间已着手为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整风运动被打为所谓右派分子的数十万人争取平反。刘少奇写信给公安部部长说：「从一九五九年以来，有许多地方公安机关，甚至公社大队等用长期拘留、长期劳改、劳教等方式，实际上逮捕了许多人，饿死和折磨死了一些人……一九六一年，这种情况还没有完全停止。去年我在湖南就还看见这种情况。

你们应该严格地检查、揭露、批判和纠正这种违法的情况。」 刘少奇和邓小平都不敢提平反彭德怀和他的「同党」。这些人太重要。他们成功地平反了三千五百多个基层右派分子。田家英因为得到刘少奇及其他领导人的支持，胆气大壮，他向毛泽东报告说，如果允许农民选择，加入包产到户制度的农民家庭很快就会增加到四成，只剩六成家庭会留在合作社里。他又很小心地补了一句，日后生产恢复之后，或许可以再把农民导回集体化。毛泽东平静地问话「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答说：「是个人意见。」 他不想出卖刘少奇和陈云。但是毛泽东很清楚背着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明白，「温和派」向他展示的效忠只是表面工夫。他现在决定对党内反对派给予粉碎性的当头一棒，让他们无法再兴风作浪。

他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初回到北京，立刻召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田家英。他也要《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到场，晓得陈伯达一向都支持他。毛泽东痛骂包产到户制度，指示陈伯达起草一份中央决议文，要强化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 陈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毛泽东先前已见过陈云，表达了他痛恨分地的计划。陈云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很生气。」毛泽东的副手全部退让。陈云称病不出。邓小平前一天才在共青团会议讲话，重提他的「黄猫黑猫」论，紧急打电话请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把他这句话从速记记录删掉。谨言慎行的周恩来照旧支持毛泽东。伟大的舵手说，周恩来已经从一九五六至五七年反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学到教训。 刘少奇也试图改变路线；他在毛泽东「浇冷水」过后几天，立刻开始热切为集体化财产辩护。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下达通令，禁止再宣传包产到户制度。毛泽东怒气不止。他一再召见刘少奇和周恩来，对他们发脾气。有位中央领导人当时在日记写下：「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他在这句话边上还画线强调。毛泽东痛批陈云、邓子恢、田家英和其他干部。他怒斥：「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从七月底到八月底，毛泽东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痛骂已经吓得半死的各级干部。他语带威胁地说：「你们已经压迫我很久了。从一九六〇年算起，那就是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迫你们回去。」 他怒气冲冲痛骂说：「有些人陷入意识型态混乱；他们迷了路、失去信仰。要不得！」他在这次会议首次提到社会主义社会也有敌对的阶级，以阶级的角度诠释党内的意见分歧。这使得他的讲话具有相当不祥的意味。

毛泽东显然达成他的目标：让听到他讲话的人心生畏惧。在他和「温和派」的斗争中，他似乎也走到最极端了。现在他们全是他的阶级敌人，和他们算账只是时间迟早的事情。他要警告那些骑墙派，主张包产到户制度和其他「资产阶级事物」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

他不敢相信其他共产党员竟然看不到，包产到户制会造成「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毛泽东的结论是：「反革命依然存在。」他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若是继续迎合其阵营内的资产阶级，它不无可能被推翻。」他抑郁寡欢地认为：「人民如果太挑剔，革命就有必要。」他是经过长期思考才得出这些结论，不管受到近来发生在中国国内及中共党内事件的影响，也受到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影响。造成他会有这些观点，有一项重要因素，即中、苏分裂。当然，毛泽东怪罪到苏共领导人身上；他认为苏共已经堕落，或者说得更精确一点，已经走上资产阶级改造。这就是赫鲁晓夫会有两种制度和平共处、在现阶段有可能避免战争、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等等「修正主义」观点的源头。这也说明了为何赫鲁晓夫和美国帝国主义及印度「反动派」眉来眼去。他向参加工作会议的干部宣称：「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资产阶级有可能复辟。这正是苏联的状况。」这样的说法扼杀了与苏共改善关系的任何希望。在毛泽东头脑里，中国若不永久铲除资本主义的根苗，明天的中国很可能就是今天的苏联这副模样。一九六二年八月，他批准一项大规模宣传攻势、抨击「苏修」（苏联修正主义），其中心主题就是：苏联全面追求物质福祉，已经完全熄灭了群众的革命热情。从此以后，与苏共决裂已经无可避免。

工作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旋即进行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也提起中国共产党或许堕落的可能性。可是，这一次他没有大发雷霆，甚至宽宏大量地表示：「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认识错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面来，我们就与你团结……不采取杀头的办法。」既然已经把反对派逼到墙角，他再次感到掌控全局。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个过分紧绷的气氛，教育干部要有「反修」精神，在他所选择的时机对所有的「敌人」施以致命一击。他说：「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路线。这成为他讲话的主题。十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发动「反修防修」（反对国外修正主义、防止国内修正主义）新运动。它是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一环。

农村成为这项运动的主要场所。由于包产到户制度，毛泽东认为，农村是复辟威胁会发生的地方。但是城市居民也是运动的目标。不论各省或中央，每个地方都必须摒弃唯利是图，以道德和革命的激励取代物质的激励。毛泽东相信，唯有如此，受到鼓舞的人民才能「移山」。

他的贴身圈子完全接受他的想法，尤其是江青。江青明白，唯有无条件效忠毛泽东，她才能保有主席夫人的地位，他早已没把她当作女人看待。

一九六二年九月底，毛泽东首度允许她进入政治圈，让她掌管文化界。江青热切地承担起新角色，就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决心对资产阶级社会奋力一击。她的目标是把「腐败」的文学、「堕落」的艺术完成全面革命改造。

康生又如同延安时期一样，受到毛泽东的倚重。毛泽东分派给他审查干部的任务。毛泽东也依赖狂热忠诚的陈伯达。主席不论说了什么荒诞不经的话，陈伯达都能替他找出马克思主义的根据。他在上海也有一些忠心的助手，例如柯庆施，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一度考虑要提拔他当国务院总理。一九六五年初，柯庆施被派为周恩来的副总理，但是这个反右战士不久即因胰脏癌而去世。但是柯庆施的人马仍在上海。其中有两个干练的「笔杆子」：一个是四十八岁的张春桥，上海市委负责宣传的书记；另一个是三十四岁的姚文元，上海《解放日报》的编辑。

周恩来虽然过去反对毛泽东，现在却展现无我地效忠毛主席。周恩来一定很高兴领袖的不爽全针对刘少奇及他的助手而去。他和刘少奇因为互相争宠、嫉妒，素来不和。两人都想在毛泽东之下争抢第二把交椅。有时候他们的敌对像儿戏。斯大林以前派在中国的代表伊凡·柯瓦列夫回忆说：「周恩来和刘少奇的确互相看不顺眼……其实有点滑稽：如果宴会上我向毛泽东敬酒后，先敬刘少奇，周恩来就拂袖而去；反之，敬完毛泽东，若是先敬周恩来，刘少奇也会不高兴。」毛泽东团队里，人人有固定位置。第一号主将是国防部长林彪。自从一九五〇年代末期起，他就把军队打造成「毛泽东思想的学校」。一九六一年，军方报纸《解放军日报》开始每天在报纸刊头下刊载一则毛主席语录。

士兵奉令剪下这些方块，整理自己的毛语录，然后认真研读。一九六四年一月，解放军总政治部首次印发油印本的语录；这本红小书在中国被称为「红宝书」，两百则语录，编为二十三章。到了一九六四年五月，又出一本增订版，三十章，三百二十六则语录。一九六五年八月再推出新版本，三十三章，四百二十七则语录。第三个版本成为经典，在往后十一年印行量超过十亿本。这本二百七十页的袖珍书约为十公分高、七·五公分宽（某些版本稍大，约为十三公分高、九公分宽）。

毛派也在军中发展其他形式的宣传，譬如推崇基层士兵、模范军人雷锋。共产党员雷锋的核心美德就是对毛主席无尽的忠诚。雷锋自幼即为孤儿-一辈子都受党的栽培。进入军中后，他成为模范军人、理想公民。一九六二年八月，年仅二十二岁，雷锋即因意外事故身亡。他的「功绩」说也说不完。他把微薄的薪水奉献给战友的父母亲、向长官和新兵奉茶、替长途行军后疲惫不堪的同志洗脚，也替他们洗晒袜子和床单。他之所以成为全国英雄，是因为他在日记里倾吐对国家、对党，尤其是对毛主席的深刻感情。从小他就常梦到这位「所有孤儿的伟大朋友」，而雷锋在学校里学到的头五个字就是「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听到雷锋日记记载的内容，深受感动，于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下令人人向雷锋学习、向解放军学习。 他对林彪极为满意。林彪已把军队打造成毛主席最可靠的根据地。全国现在一片军事化。许多单位成立模仿军中的政治部门。江青也取得某些重大成功。她所提倡、并加诸在文艺官僚上的「革命歌舞剧」和「芭蕾舞」已挤走「可恶的封建」作品。「社会主义教育」的「进步」运动持续加温，经济领域方面，拜周恩来和陈伯达之力，集体财产再次得到坚强确认。党没有再发动大跃进，天灾也不再发生；现在被编入生产大队、而非巨大的人民公社的农民，显然也接受了他们的命运。一连三年（一九六二至六四年）谷物收成都相当不错。

一九六四年发生一桩划时代的大事，象征着中国即将跃居世界大国。

十月十六日下午三点钟，在新疆罗布泊沙漠马兰核试验基地，核武器试爆成功。全国热烈庆祝此一伟大的胜利。

现在，一切似乎都顺着毛泽东的心意走。国家缓步发展，群众也沉浸在反资本主义复辟之险的斗争中。「温和派」现在被毛主席定名为「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派），他们的势力大降。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对主席的崇拜已推到极致，尤其是赫鲁晓夫一九六四年十月在苏共中央全会被罢黜下台之后。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垮台的原因之一是，他不像斯大林，根本不搞个人崇拜。在多事的这些年里，毛泽东心理上十分躁动。像一头努力追踪猎物的猛兽，他有熊熊的猎杀意志。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从徒久久没有冒犯天颜，反而更加强化他的嗜杀欲。他把他们的效忠视为软弱的迹象，因此极尽所能去孤立他这些革命战友。他们的每项倡议，即使是遵循他自己的观点，他也有偏见地视为他的「敌人」企图强化他们的权力。

在这个风雨飘摇时期，他有了一段影响深远的新际遇。一九六二年底，在他的火车专列上，他看上了一名年轻女子，而她很快就成为他的亲密爱人、旋即晋升为最亲信的秘书。她名叫张玉凤，当时只有十八岁。毛泽东一向喜欢年轻女子，但他特别宠爱她。她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她天真、害臊，和许多中国年轻女孩一样，可是她个性强、有急智，又尖牙利嘴。

最重要的是，她是个美女，因而融化了老人的心。

她来自东北的牡丹江市，在毛泽东的专列车厢当服务员。毛泽东的卫士长晓得首长喜好年轻女子，把她介绍给主席。主席要她在纸上写下姓名，可是张玉凤却双手发抖。他就替她写了，然后问她，这没写错吧？她羞红了脸。此时，卫士长就问主席，是否留下小张同志在车厢服务啊？毛泽东点点头。一夕缠绵，立刻变成万马奔腾的罗曼史。 这个十八岁的女郎肯定感到受宠若惊。你能想象吗？她竟然成为伟大舵手的爱人了？即使他已年近七旬，假牙在嘴里咯咯响，又如何呢？他的性欲极强。

一九六五年五月，在爱情的滋润下，毛泽东决定搭火车重游青年英雄时代的旧地。他要思考、准备与愈来愈难忍受的「温和派」进行最后一战，他先前往井冈山，三十八年前他率领游击队作战的地方。 这趟旅行对他来讲，明显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远眺青山，他兴奋地填了一首新词：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过

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

旌旗奋，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礼月，

可下五洋捉繁。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毛泽东有理由感到骄傲。他已经成为一个大国的统治者。一弹指，他可以号令数亿人俯首听命。但是他愈是攀上权力高峰，他心头就愈加不安。

他无法了解道家的哲学；道家讲究的是「以虚静推于天地J，庄子即说：「故古之王天下者……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

第三十二章 「海瑞罢官」

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六月回到北京，又碰上骚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绝大多数党组织中都发现可耻的「资产阶级堕落」的例证。至少有半数党组织，已被「阶级敌人」夺了权。自从一九六四年底，效忠毛泽东的干部已经向他报告地方层级出现此一有威胁的情势，现在则更加严重。这一点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每个党官员都能揣摩伟大舵手的情绪，只往上呈报毛泽东爱听的消息。这就是毛泽东本人创造的极权主义制度。出于命运的讽剌，他成为这套制度最大的受害人。

他所活着的可怕的幻象世界，激发他要有实际行动。即使他已年逾七旬，他仍然不像孔子的「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还不是毛泽东和这位伟大圣人唯一不同的地方，孔子也说过：「六十而耳顺」。 毛主席直到咽气都做不到这一点。

回到北京，他和江青就文化事务有一番长谈。早先，她已经说服他需要揭发吴晗所写的《海瑞罢官》历史剧的「反革命」性质。吴晗这本剧本写于一九六一年一月，随即在中国向少数观众公演。它讲的是十六世纪一位勇敢的清官海瑞敢犯颜直谏腐败的明朝皇帝。剧中的海瑞向皇帝说：「过去您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您现在在干什么？赶快改正您的错误！让老百姓过幸福的日子。您已经犯了太多错误，可是还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听不进所有的批评。」江青认为吴晗是「以古讽今」，拿海瑞来暗喻彭德怀。他那「恶毒」的剧本意在打击伟大舵手的权威。可是，中国的看戏者却没有感觉到这出戏的「犯罪」意图，不以为忠实追随毛泽东的吴晗有任何不忠诚。

江青早早就质疑这份剧本，但是起初毛泽东或任何人都不支持她。连康生也对江青的主张存疑。大家都晓得，毛泽东喜欢海瑞。他从海瑞身上看到自己的身影，「一个诚实、正直的革命家」，力抗堕落阶级的恶行。一九六一年底，毛泽东还题字送给吴晗一本《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然而，到了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开始觉得草木皆兵，到处都是敌人；现在江青终于成功地引起他对吴晗的疑惧。这位学者兼剧作家也是北京市副市长，算得上是彭真的直接部属。而彭真又是刘少奇、邓小平的亲信副手。在毛主席发胀的脑子里，吴晗、彭真、刘少奇和邓小平这四个人组成一支「邪恶的乐队」。

一九六四年底，毛泽东在政治局全国会议上宣泄他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不满。他之所以发作是因为会议前夕，邓小平建议毛泽东不用参加开会。

这个建议并没有不寻常，因为毛泽东当时身体不适。毛泽东还是出现在议事厅，照旧大谈阶级斗争。他甚至说，目前农村的主要矛盾出在一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方是广大的群众。刘少奇试图反驳这个观点，因为他长久以来即担心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会无限上纲，而他本人可能成为目标。他意识到主席的矛头已经转向他。毛泽东非常生气，决定大闹一场。

隔了几天，他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来到会场，向同志们喧嚷大叫，他手上这两本书都赋与他身为公民、身为党员，有权利发表意见。毛泽东声称：「现在，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指邓小平），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指刘少奇），违反宪法。」不久之后，他想到江青对吴晗的评论。现在，一切都明白了。吴晗奉彭真、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命令写剧本，梦想粉碎我！若干年后他告诉史诺，换下刘少奇的决定是一九六五年一月即有的想法，因为刘少奇「强烈反对」正在展开的铲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史诺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写下：当时「许多权力——各省及地方党委、尤其是北京市委之内的宣传工作权力——都不在他控制下」。因此，他决定「更需要搞个人崇拜，以便鼓励群众解散反毛的党官僚」。一九六五年二月，毛泽东派江青到上海，「安排发表批判《海瑞罢官》历史剧的一篇文章」。 江青在当地党报编辑姚文元协助下进行任务。江青和上海的左派张春桥派专差秘密送到北京给毛泽东过目，更动十一次文稿。

一直要到夏末，他才觉得「大致满意」。他把定稿交还给江青，建议让中央其他领导人也过目，但是江青表示，「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江青怕的是，如果周恩来和康生拿到文稿，刘少奇和邓小平也会要求读它。 他们决定照江青建议进行。文章刊登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掀起了旋即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新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读了江青的盟友、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一份报告，对文化情势有悲观的描绘时，即有在文化领域发动激烈革命的想法。毛泽东当时拟了一项决议文，声称文艺界的「流氓」正在宣传封建和资产阶级的价值、而非社会主义的价值。 他原先就表示忧心有创意的知识分子、包括有些是党员，回避阶级斗争。然而，直到一九六四年七月初，他才要求中共中央成立一个五人小组负责文化革命事务。 「温和派」不欲和主席冲突，支持这个主意；五人小组由刘少奇倚重的彭真主持，康生则代表强硬路线的毛派。不过，毛泽东并不满意这个小组。彭真及其同伙想藉由组织学术讨论，限制党对文化领域的干预。毛泽东则深信非得要在文艺界进行阶级清洗不可。

整个夏天，毛泽东对派人撰文、准备批判吴晗这件事守口如瓶。他不打算在北京发表这篇文章，因为他还不想引爆公开冲突。他打算悄悄地攻打吴晗、彭真以及他们背后的支持者刘少奇和邓小平。刘少奇和邓小平似乎没有察觉伟大舵手的情绪，也可能觉得自己不是全无招架之力。九月底，彭真在五人小组会议上宣布：「人人平等，不问他们是否中央委员或主席。」 毛泽东绝对不能原谅他这样说。他立刻示意姚文元发表文章。姚文元谴责吴晗的剧本是资产阶级在反无产阶级专政及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之一项武器。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这样的指控等同于宣判死刑。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文章发表后两天，毛泽东取道天津、济南、徐州、蛘埠（安徽省）和南京，前往上海这个左派大本营。他很不满意沿路所见的地方领导人。人人热切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达成的「重大成功」。没有人关切反修正主义的斗争或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只有到了上海，空气中才充满了激进主义。可是他不能松懈。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令他心存警戒。彭真对于《文汇报》刊出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初步反应是不准中央的报刊杂志转载，并且把针对剧本的讨论框限在学术领域内。吴晗针对上海方面的批评，其反应就是指出《文汇报》这篇文章有许多不符史实的引述。吴晗写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读完这个回应后，毛泽东失眠了。彭真和北京市委控制了中央报刊杂志，不肯投降。斗争要升高。毛泽东日后回想说：「我在北京无能为力。」 彭真和他的支持者不晓得姚文元背后的靠山是谁。但是周恩来介入了。

他告诉彭真，如果北京的传媒继续置之不理，毛泽东打算把姚文元的文章出单行本。 《人民日报》终于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转载这篇恶意攻讦的文章，但是又加上评论文字，秉持彭真精神，指它是学者之间的论战。

毛泽东乐了，写了一首诗，描述一头大鸟思念风暴。

鲲鹏①展翅九万里，②　　 翻起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民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

哎呀，我想飞跃。

借问你去何方？

雀儿答道，

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③

① 原书注：鲲鹏是一只巨鸟，见《庄子》第一章。

② 原书注：里是中国传统的距离单位，一里约等于五百公尺。

③ 原书注：毛泽东指的是美、英、苏三方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在莫斯科签署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底进行核子试爆的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添牛肉。①

不须放屁，

②

试看天地翻覆。

的确，在毛泽东居住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他希望把全国闹得天翻地覆。

毛泽东精神一振，又从上海跑到杭州，来到宁静的西里湖畔，③他终于可以放轻松了。现在一切都顺心如意。然而，过了十天之后，他又坐不住了，再次上路。他渴望作战。到了上海，他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然后回到杭州；陈伯达、康生和其他亲信等着他，听取指示。然后他又跑到庐山、广州和南宁，再于新年后回到杭州。二月初，他经长沙，往武汉去。

他住进武汉东湖边的东湖宾馆，在这里召见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四名成员：彭真、康生、陆定一（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和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他们带来〈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有一位与会者描述会议进行情况：毛泽东问彭真一个问题：「吴晗真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吗？」彭真还来不及回答，康生已插嘴说，吴晗的作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没有人敢出言反驳。毛泽东打破沉默说：「当然，任何人有不同的观点，都应该说出来。」最后，彭真发言。他要为他带来的文 件辩护。彭真说「学术问题还是照主席的指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陆定一支持彭真。毛泽东总结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彭真、陆定一和吴冷西都以为毛泽东核准他们的报告，没察觉这是陷阱。他们向主席报告后，就轻松地逛武昌和汉口闻名的善本古书书肆。① 原书注：毛泽东是在讥讽赫鲁晓夫一九六四年四月曾经形容共产主义像一碟土豆烧牛肉。

② 编注：原诗是「请君允我荒腹」，毛泽东在发表前修改最后一句。

③ 编注：西湖苏堤以西的湖面即西里湖。

隔了几天，中央通过、并分发此一划为「绝密」的文件。

现在，毛泽东斗志昂扬，发起行动。五月中旬，毛泽东气愤彭真，核定了江青所起草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报告；这是经林彪批准，于二月解放军召开一项会议所做出的结论。 和彭真等人那份报告不一样，这份报告谈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反对毛泽东思想，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以来，即由文艺官员在鼓吹、宣传。〈纪要〉强调：「『写真实』论……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它主张「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三月中旬，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邀请刘少奇、周恩来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出席。某些中央委员也参加会议。许多人对他们听到的话大为震惊。毛泽东不仅攻击彭真、吴晗和吴冷西散布资产阶级文化，他也号召在全国大、中、小学发动阶级斗争。「让学生们……大闹一番。我们不需要盲目的信念或束縳。我们需要新的知识分子、新的论点、新的创造。我们需要的是，让学生推翻教授。」 一星期之后，毛泽东在杭州对江青、康生等最亲信的人士说，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替坏分子辩护、没有支持左派。他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再度把吴晗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标签。他也批评《人民日报》前任总编辑邓拓，和北京市委统战部前任部长廖沫沙，指责他们在首都报纸发表杂文讽剌时政，而他们文章的共同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吴晗。在毛泽东施压下，中共中央把江青的〈纪要〉报告发下去。六天后，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要求将彭真的报告作废、并解散文革五人小组，换上另一个新小组，直属政治局常委会。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出席会议，在日记中记下毛泽东愤怒地表示：「出修正主义，不止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毛泽东这时候无意回北京，因此他要求刘少奇等人在中南海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执行这些决定。他对副手们说：「『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灰尘不扫不少。」 刘少奇为了自保，出卖彭真；五月间，他这个忠心的副手被免除一切职务，并被指控散布「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种「资产阶级」口号。四月底，彭真已遭到软禁。陆定一同时也遭罢黜，原因还不只因为他在武汉讨论四月报告时支持彭真。一九六六年初，林彪的太太叶群发现她素来视为「战友」的陆定一太太严慰冰，竟然十分痛恨她。严慰冰究竟是因为嫉妒、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仇恨叶群，我们并不清楚（陆定一后来说他太太有精神分裂症）。从一九六〇年起，就在「叶同志」成为她丈夫在国防部的办公厅主任之后，「严同志」开始向她及林彪其他家人滥发匿名信。大半的信说叶群生性淫荡，一再让林彪戴绿帽子。严慰冰发给林彪女儿豆豆的信，一口咬定叶群不是她的亲生母亲。

叶群和林彪大怒，要求有关单位严惩散布谣言者，把数十封匿名信交给公安部调查。公安部后来移送陆定一的太太。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严慰冰被捕，罪名是从事「反革命活动」。隔了几天，倒霉的陆定一也和彭真同一命运，遭到软禁。在毛泽东坚持下，他们两人和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一起凑成一个「反党集团」；罗、杨两人稍早即因完全不相干的理由遭到免职。 把他们凑在一起，是要显示正在展开的文化大革命不仅针对文宣部门官僚，也要对付其他「渗透进入党、政、军的资产阶级代表」，换句话说，要对付「准备伺机夺权，把无产阶级专政改成资产阶级专政」的任何人。

五月十六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厉声质问陆定一：「你和你太太已经阴谋活动了许久，毁谤叶群同志和我全家，灌爆一大堆匿名信。你究竟想干什么？说！」在场人人转头看陆定一。会议开始前，人人桌上已摆了一张林彪亲笔写的声明书：「我证明：（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指林立果、林立衡）是我与叶群亲生的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吓得浑身发抖的陆定一赶紧跟他爱妻划分界线：「严慰冰〔的确〕写了匿名信，但是我完全不知情。她没有和我商量过、没有给我看过，我也没有起疑过。」林彪暴跳如雷，用拳捶桌：「你胡说！你怎么会不知道你太太在做什么？」陆定一好不容易才回了一句：「先生不晓得他们太太在做什么，有那么不寻常吗？」他根本不晓得他说了什么。

人人都僵住了。林彪则气疯了，咆哮：「我要毙了你！」康生立刻做出裁决：「陆定一是间谍。」 康生也指控「四个反党分子」为首的彭真是间谍，声称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以来，一直和蒋介石的特务维持秘密联系。

他也把彭真的岳父列为「大叛徒」。五月十六日，同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过下达全国各级党委组织的特别公告，宣布解散五人小组，另成立直属政治局常委会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份公告首次号召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

公告有几段话，包括另成立直属政治局常委会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一段，由毛泽东本人亲自撰写。它最重要的部分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 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份公告邀请全民参与文化大革命，这是它最鲜明的特色。在此之前，党内的清算斗争全都门户森严、关起门来进行。M 现在主席赋与人民权力评断「修正主义分子」，包括「大党阀」在内。可是没有人晓得，伟大的舵手在讲，像赫鲁晓夫这类的人「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究竟指的是谁。

人人皆知毛泽东的接班人是刘少奇，但没有人料想他是叛徒——或许，毛主席身边少数圈内人士除外。康生回忆说「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毛主席强调，修正主义者、反动派和叛徒躲在我们身边、受到我们友人的信任。当时，许多干部不了解毛主席的意思，认为影射的是罗〔瑞卿〕、彭〔真〕。

但是，事实上，彭真已经暴露。没有人敢乱猜谁是我们之中的叛徒。」康生又说：「我没有意识到指的是刘少奇，对于毛主席这项重要指示只有很肤浅的了解。」 上海左派人物张春桥也有同样说法：「运动开始时，很少人了解主席的话，尤其是有关『像赫鲁晓夫这类的人还躲在我们身边』这一段——因此反应也非常迟缓。当时，我不了解这段话。我只想到彭真，完全没料到是刘少奇。」毛泽东认为他有关「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一段是公告的重点，立刻就告诉康生和陈伯达。他要这份公告不仅「炸」党、还要「炸」整个社会。

康生被毛泽东提示，后来解释说：文化大革命起源自社会主义阵营里仍然存在阶级斗争的意念。这个意念既是理论又是实践。经验已证明，就是在列宁的故乡——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布尔什维克党已成为修正主义者。我们二十多年来在建设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经验，特别是最近发生在东欧的事件，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已在那里复辟了，由此使我们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一场革命的方式是什么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主席发动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根据康生的说法，伟大的舵手原本提议以三年的时间搞文化大革命。

第一年（一九六六年六月至一九六七年六月）的任务是「动员人民」；第二年（一九六七年六月至一九六八年六月）是「取得重大胜利」；第三年（直到一九六九年六月）是「完成革命」。这位毛泽东的忠心追随者声称：「以这么大的革命来说，三年不算太长的时间。」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项重要报告。他首次暗示批评刘少奇「从来没有提倡毛泽东思想」。康生提议把「毛泽东思想」这个词语改为「毛泽东主义」，但是，毛泽东再次反对更改。

中国陷入混乱，但是毛泽东根本不介意。他反而还添油加醋。很显然，年迈的主席因为指挥群众运动而恢复活力。他觉得遭到敌人包围，因此把所有赌注压在这一宝上面。为了粉碎「阴谋者」，他再度转向人民诉求。这一次他向没有经验、可又狂热效忠他的年轻人——大学及技术学院，以及中等学校学生——发出诉求。一九六六年三月中旬，他已经认定，学生应该「打倒他们的教授」。现在，既已「揭发」了彭真及其他党内「走资派」，他清楚地意识到青年学生的热情比往常都更加高昂。他只要发出讯号，革命怒火即可席卷教育学府。他每天收到无所不在的公安机关、张春桥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上海分部，以及学运分子的报告。有个学生（凑巧是某个干部的儿子）写说：「谁能料想到彭真、罗瑞卿这样的老干部，其实是危险人物？现在我觉得我们只能信赖毛主席、只能信赖党中央，我们必须怀疑每一个人。如果有人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那个人就要被攻打。」 这个炮手将成为他的新卫兵。没有一个「走资派」官僚抵挡得住他们强大的压力。

他思索把年轻人更深地引入「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需要，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认为「阶级斗争」是重点，而高等学府里教的课程大部分都有害。因此，教室授课时数应该大幅减少，不再让学生听一大堆废话，要让他们花时间积极参与「阶级斗争」。他愤慨地认为，「现在的〔教育〕方法有害才智、有害青年。我不赞成。必须停止读太多书！」他也不喜欢学科考试这套制度。他说：「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他指的是刻板依据规定举行考试的方法。「这无非是你会我不会，你写了我再抄一遍，也可以。」他说，有些考试根本全该废了。他在文革之前两年多、就在一次会议上说过「目前的教育制度、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全得改，因为它们困住人。」他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即政治局公告展开文化大革命之前九天，也在信中向林彪谈到这个主题。 总而言之，从教育机构中清除「走资派」，并动员青年参加「阶级斗争」，是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任务之一。

毛泽东指派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副组长，康生出任小组的顾问。

康生派他太太到北京大学，找她认识的聂元梓。聂元梓担任北大哲学系党组书记。康生太太鼓励聂元梓动员几个学生批评北京市委及北大领导人。四十五岁的聂元梓立刻行动，于五月二十五日偕同六个学生在餐厅墙上张贴大字报。她攻击北京市委高教工作部几个领导，以及北大校长（他也是北大党委书记），「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以当时的政治规矩来说，这是造反。但是，聂元梓和她的学校当然不怕；他们有中央文革小组撑腰。

康生一读到大字报全文，立刻将它整理出来，送呈人在杭州的毛泽东。

毛泽东立刻称赞这段胡说八道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且命令康生和陈伯达透过大众传媒广为发表。他下条子说：「康生与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毛泽东。六月一日。」 几个小时后，他又打电话到北京给这两个副手，强调这份大字报是一九六〇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比起巴黎公社宣言还更重要」。 这时，陈伯达已派出一支所谓的工作组，接管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毛泽东早就不满意《人民日报》，指责它受到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的控制，大家不应该读它。 现在，它已经和新华社一样，都回到正统毛派的控制下。因此陈伯达毫无困难，立即执行主席的指示。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多位政治局领导人不晓得该如何处理。主席不在，他们乱了手脚，不知该怎么办。由于毛泽东要求加调公安部两个师的警力加强防卫首都，而林彪也下令不准对抗革命学生；这下子他们更加狼狈，不知如何是好。 武装部队全力支持主席，左派青年肆无忌惮。

这时候，刘少奇和邓小平也慢慢改组北京市委、撤换北大校长。这些行动立刻在全国引起回响。许多高教机构学生效法聂元梓，也攻击他们的校长和党委。大学陷入大字报流感、学生停止上课。

六月九日，稍微忙了过来的刘少奇、邓小平，偕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前往杭州，劝毛泽东回北京。但是毛泽东一口就拒绝。然后他们征求他同意，党要派工作组到全国所有大学「恢复秩序」， 参加谈话的陈伯达反对此一建议。毛泽东未置可否。他就像在武汉接见彭真时一样，让人莫测高深地表示「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 他和以前一样，要诱使「敌人」完全亮相。他还是一个老方法，「让那些讨厌的东西全部爬出来，否则牠们若只爬出来一半，随时又可以躲起来」。 奇怪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这样经验老到的政客竟然没看穿他的伎俩。

他们迷迷糊糊地回到北京，立即采取了两个相互矛盾的决定：一方面，全国各级学校「暂时」停课「六个月」，取消考试；另一方面，他们承认派工作组到所有大学去「恢复秩序」是正确的。他们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不久，上万个人被编组为工作组，派到北京及全国各地去。他们犯了绝大的错误。毛泽东正是希望他们这样做，他才好指控「敌人」「压迫」群众。他明白-只要工作组出现在校园，那些已被挑激起来的左派分子一定会挑衅，双方的冲突势必发展为流血对抗。他坐在高山上俯视情势发展，欣喜若狂「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他在六月中旬离开杭州，回韶山老家，不过只逗留了十一天。六月底，他又到了武汉，照旧下榻于东湖边的东湖宾馆。在樱桃树下享受着清凉的微风，他在平静的环境下思索，终于决定该出手对「潜伏在共产党领导圈中的走资派黑帮」予以决定性的重击。七月八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透露他的想法：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多次扫除。他把这封信寄到北京给江青，然后决定再给中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一个大惊奇。七十二岁的他决定再次下长江游泳。

他在七月十六日下水。当然他没有要游渡长江，而是和往常一样顺流而下，浮游了约十五公里，全程费时一小时又五分钟。但是它让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民兴奋莫名。新华社报导「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宜人的风浪下于长江游泳。一小时又五分钟，他游了约十五公里……这则令人欣喜的消息……很快就传遍武汉。全市欢欣鼓舞，消息口耳相传。人人都说：『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是那么健康，这是全中华民族最大的福气。这也是全世界革命人民最大的福气。』」在毛泽东下水游泳这一天——扬子江畔旗海飘扬、挂出大型海报，人群万头攒动，扩音器播放雄伟的〈东方红〉曲调，唱出对我们敬爱的毛主席的赞美……欢呼如雷声般响起，与笛号汇为一声。毛主席神采奕奕，站在汽艇甲板……在水面上，你可以看到红旗飘扬，许多布条贴出毛主席的训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要时刻提高警惕」、「下定决心、不怕犠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主席向热情的群众挥手……他高声喊出：「同志们，大家好！」有一队两百多人的年轻泳将、小学生，特别吸引毛主席注意。这些八到十四岁的少年先锋队（人在水中、高举牌子）亮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并且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充分展现毛泽东时代少年先锋队的热情……快艇靠近武昌岸边。毛主席下水游泳，时间上十一点整。夏天时，长江水流端急。

毛主席先游自由式，接着换上仰式、侧式……当时钟指向已经过了一小时又五分钟……毛主席爬上岸；他精神奕奕，毫无倦容。毛泽东英勇壮举的新闻，也令国外许多人震惊。但不是人人都相信中国的宣传：七十二岁的毛泽东以一小时多的时间游了十五公里！根本没有人提毛泽东其实是顺流漂浮。

职业游泳好手特别拿这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调侃。国际游泳总会（InternationalSwimming Association）会长威廉·柏吉·菲利普斯（William Berge Phillips）甚至发函邀请毛泽东参加在加拿大的两场比赛。他尖酸刻薄地写说：「我们听说阁下在七月十六日，以非常了不起的一小时五分钟成绩游了十五公里。由于十六公里（即十英里）游泳的世界记录于去年在魁北克一项传统比赛中，由世界最快的游泳好手之一、德国籍的贺曼·威廉斯（Herman Willemse）①所缔造，那是四小时又三十五分钟。您已经合格，可参加这两项比赛。」菲利普斯会长进一步指出，意大利泳将吉里欧·特拉瓦吉里欧（GiulioTravaglio）一九六六年二月在阿根廷的艾尔桂连湖（Lake El Quilen）已经刷新记录，但是他的成绩三小时五十六分钟，和毛主席一比还是望尘莫及。毛泽东的成绩显示，他平均速度是每百码二四.六秒；可是迄今世界上尚无人可在平均四五.六秒内完成这项纪录。菲利普斯尖舌辣嘴地写说：「或许毛主席在转为职业选手之前，愿意代表红色中国参加下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如果他想要轻松赚点钱，我建议他今年夏天参加职业游泳比赛，好好给威廉斯、特拉瓦吉里欧及其他人上一课，他们连替他举蜡烛都不够看。」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立刻给刘少奇和邓小平颜色看。他一回到北京，先住进西郊的钓鱼台宾馆，故意不回中南海住——因为刘少奇和邓小平住在中南海。刘少奇立刻赶到钓鱼台宾馆，但是毛泽东不肯接见。

毛泽东的秘书告诉大惊失色的刘少奇：「主席已经休息了。」其实，毛泽东正和康生、陈伯达辟室密谈；他们两人当然借机抹黑刘少奇和邓小平。刘少奇一直要到第二天夜里才见到毛泽东。对于刘少奇而言，这场谈话非常不愉快。毛泽东连珠炮般痛骂，刘少奇的「工作组不行，前市委烂了，中宣部烂了，文化部烂了，高教部也烂了，《人民日报》也不好」。刘少奇像热锅上的蚂蚁。同时，毛泽东步步进逼，技巧地以众人辜负他的期望之姿出现。他在八天内召开七次会议，要求召回「起了阻碍作用、帮助反革命」的工作组。 他痛骂说：「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我们不应该限制群众……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暴跳如雷的毛主席指控政治局领导人破坏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压力下，刘少奇和邓小平得到周恩来及北京市委新领导班子的协助，七月二十九日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召开大规模的学运分子会议。参加者逾一万人。刘少奇和邓小平试图说明他们的行动，但是结结巴巴说不清楚。

刘少奇尤其可怜；他承认说：「我……坦白说……不知道……如何推动『文化大革命』。」 大会堂陷入一片死寂。邓小平的女儿也在现场，不禁落泪。

① 原书注：菲利普斯弄错了。贺曼·威廉斯其实是荷兰人。

然而，「敌人」「像小孩般的喃喃之语」只让毛泽东更为生气，他现在嗅到了血腥味。刘少奇讲话的时候，毛泽东隐身坐在幕后。邓小平和忠心的周恩来发言时，他还是没有现身。等到人人都说完了，他才掀开布幕，在众人惊呼中走向讲台。学生们着魔似地狂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在台上走前走后，频频挥手。伟大的表演者正在做他最精彩的演出。灰头土脸的邓小平和刘少奇没有办法，只能参加这一幕演出，拚命地和大家一起向折磨他们的这个人鼓掌。

第三十三章 造反有理

工作组撤了，毛泽东的怒气并没有平息。他痛骂说：「派出工作组，事实上就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行为。」他要求文化大革命唯有依赖年轻人及革命教师的支持进行下去。他问：「如果我们不能依赖他们，那我们要依赖谁？」八月一日，他发了慰问函给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设中学成立的一个青年组织。这个组织自称「红卫兵」，毛泽东很喜欢这个名字。他嘉许他们：「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这封信一公开，全国各地青年学生更是风起云涌，纷纷组织红卫兵团体。毛泽东摩拳擦掌：有这样的军队，他可以「大闹天宫」。他宣称：「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八月初，他召开定期中央全会的扩大会议，邀请若干高教院校「革命师生」参加。与会者共有一百八十八人，其中七十五人为中央委员、六十七人为候补中委。「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也出席了会议。

八月一日开幕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会期五天，却因毛泽东的指示延长为十三天。毛泽东痛骂工作组，现在指控他们是「恐怖主义」。第一次会，刘少奇正在做政治报告，他粗鲁地打断他的报告。毛泽东说，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站在资产阶级那一边、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同一天（八月一日），他发出给清大附中红卫兵那封信。

为了平息主席的怒火，已经吓得不成人形的刘少奇亲访北京一所大学，了解工作组进驻后的状况。接下来连续两个晚上，他继续调研工作，并邀请工作组人员到中南海开会。他温和地批评他们：「如果你们不允许他们〔学生〕造反，他们肯定会除掉你们。」 同时，他的支持者在八月二、三日的中全会中怯生生地试图缓和毛泽东对刘少奇及工作组极端严厉的批评。

然而，伟大的舵手反而更生气。八月四日，他突然中断全会，匆匆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中，他斥责刘少奇和其他「走资派」，不仅拿他们比拟为北洋军阀，还直斥这伙人有如中国共产党的大敌国民党，也搞镇压学生。他对着被吓坏的政治局常委及其他人说「现在在场就有牛鬼蛇神！」他说这句话是因为叶剑英讲说：「我们有百万雄兵，我们不怕妖魔鬼怪。」刘少奇对北京的一切状况负起责任，毛泽东不耐烦地指出：「你在这里〔北京〕已经建立自己的专政啦！好啊！」次日，奉毛泽东指示，周恩来通知刘少奇，即日起他不得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身分在公开场合露面或接见外宾。刘少奇找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告诉李，他不再探视高教机构了。他说：「看来我不够格领导文化大革命。」 显然刘少奇觉得非常痛苦，也明白自己气数已尽。

他还不知道毛泽东就在同-天（八月五日），中全会犹在进行中，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锻〉，引起许多干部战栗害怕。 现在，人人都晓得文化大革命针对的是刘少奇。中全会更改议程，调查起刘少奇和其最亲近助手邓小平的私人事务。八月八日，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所谓「十六条」）。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在七月就草拟这份文件，经三十次易稿，毛泽东才在中全会期间拍板定案。它的主要一段是：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型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型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红卫兵兴高采烈地背下这一段。

决议获得通过，并不是没有遭遇反对意见。毛泽东后来回忆说：「经过讨论，我才勉强得到过半数代表的支持。用不着说，和以前一样，许多人不接受这个观点。」为了铲除刘少奇人马的抗拒，毛泽东改组政治局领导机关，拔擢他的亲信林彪、康生及陈伯达为政治局常委；林彪更出任唯一的副主席，①取代遭到贬抑的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新指定的接班人。 为了削弱部小平的势力，党的总书记一职废除，中央书记处自此在党内毫无影响力可言。中全会之后，书记处功能由中央文革小组接管。

八月十八日，中全会落幕后五天，毛泽东、林彪等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数十万名集聚在广场上的红卫兵挥手致意。许多学生压抑不住激动的感情，喜极而泣。「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萦绕全场。许多男女青年学生在花团锦簇下载歌载舞。

红色大旗在人海中飘扬，领袖的巨幅肖像高擎过头。

一个年轻的女红卫兵受邀上台，把绣着「红卫兵」字样的鲜红臂章绑到主席的左臂上，全场欢声雷动。无数的照相机咔喳咔喳抢镜头，电视及电影摄影师忙着录下这个历史镜头。毛泽东朝这位戴副大眼镜的瘦女孩笑着问：「妳叫什么名字呀？」她僵在那里，怯生生地答说：「宋彬彬。」毛泽东扬起眉毛说：「妳应当要武嘛！」说着说着，他大笑起来。

这个羞涩的小女孩窘得完全说不出话来。但是，和伟大的舵手有此历史机遇的一会之后，她改名「宋要武」。 她的同志们把主席的话奉为纶旨，更坚决投入行动。

同一天，毛泽东接见北京大学附设中学十八岁的女学生彭小蒙。她因为以铜扣皮带狠打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而名扬全国。五十一岁的张承先是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他的年纪、他的职位都不足以让小女孩打不下手。

毛泽东一听到彭小蒙的「英勇事迹」后，十分欣赏她的凶狠。一九六六年① 原书注：在此之前，除了林彪，党还有四位副主席，即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

八月一日他给清大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就提到「小彭」，给她「热烈支持」。

八月十八日接见彭小蒙时间虽短，意义重大。毛泽东精神奕奕，还会说笑。他逗彭小蒙玩，还挥舞双手做游泳状、教她如何游泳。但是当彭小蒙问到今后红卫兵该做什么时，他立刻变得很严肃。他热烈地回答：「当然是造反喽！不造反、改不了坏东西。第一是斗、第二是批、第三是改造。

这一切都要遵守〈十六条〉去做。」 政治危机因此更加剧烈，文革愈来愈沾染鲜血。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大游行之后，红卫兵从大、中学校园走上城市街头。

暴力风潮迅速席卷全国。这驹血腥大戏的主角不是大学生，而是青少年，在全面放纵的气氛中冲昏了头的中学生、甚至小学生。 他们只是还没长大的小孩，彷佛闻到血腥味的幼狼，这些无知的狂热分子幻想着自己是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以及打倒走资派的巨人。全国有一千三百多万这样的小孩。毛泽东借着他们搨起文化大革命的野火。他以他的「指示」、呼吁和大字报毒化这些小孩的心灵，犯下最伤天害理的罪行。天底下还有什么事比亵玩年轻人更可恶？

北京市，光是八、九两个月内，疯狂的年轻人就杀害一千七百七十三个有走资派之嫌的人。同一时期的上海，有一千二百三十八人丧生，其中七百零四人因不堪年轻的红卫兵羞辱而自杀身亡。公安部完全不介入。公安部部长①严格遵守伟大舵手的指示，告诉他的部属：「最后分析起来，坏人就是坏人。因此他们被打死了，也不是悲剧！」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通过一项决议，禁止公安部干预「革命学生」的行动。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同一天也对军队下达同样的禁令。年轻人迫害的首要对象是他们的老师。某些学校的红卫兵把教室改为牢房，把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当局黑帮」分子的老师抓来羞辱。这些老师被羞辱、殴打、动刑，许多人差点就给活活整死。中南海对面、北京第六中学的音乐教室就是这样一处牢房。他们在墙上用老师的鲜血写上：「红色恐怖万岁！」 年轻人对这个口号的了解就是如此。「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学校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控制的现象，必须完全改过来。」受到免责权的鼓舞，从一九六六年九月起，首都和其他城市的红卫兵开始分散到全国各地去，到处播撒不幸和恐怖。他们在旅行中无可避免会① 编注：即谢富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及政治局候补委员。

到韶山冲、井冈山、遵义和延安等「圣地」朝觐。他们在开导落后的群众、拔除走资派大毒草之余，到处发现目标。毛泽东非常高兴听到这些「革命创举」：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开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不让学生去〕。

受到好消息激励，毛泽东在八月底向《人民日报》同仁提到：「不需要在年底结束文化大革命。我们先让它持续到农历年〔即一九六七年二月初〕，然后再说。」「革命学生」对于伟大舵手的支持十分热切。有个参与者回忆说：「我们不是游客……我们是上战场和旧世界作战的士兵……从现在起，我们不必再羡慕我们的父母参加革命战争的英勇事迹，遗憾我们出生太晚……我们将要启发、组织群众，挖出潜伏的敌人，为文化大革命的最终胜利流血、牺牲。」 一九六六年，写下这段回忆的作者年仅十五岁，我们不可能怀疑她青少年的纯真热情。可是，她不必像那些被她和她的同志扫进走资派行列的人一样，她不需要流自己的血。这些被打为走资派的人，和那些「死守旧文化」的人，求饶也没用。这些宣扬「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传教士」引以为傲的，正是他们的革命比他们父母的革命更无情。

全国各地城市与农村，红卫兵发动教育性的表演，主角就是他们逮捕的「走资派」。被恐怖击倒的老人家，双手已被打断，被带上街在群众叫嚣狂骂声中游行。他们有如一九二〇年代被农村极端分子凌辱的对象一样，头戴尖筒帽、脖子上挂的纸板书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某某某」、「反党黑帮分子某某某」，脸被墨汁或煤炭画脏、衣服撕破，被迫向「革命群众」低头，坦白交代犯的过错。同时，围观的民众齐声痛骂，握拳高喊「打倒某某某！」那些被「红色巨轮」压倒的人心中充满恐惧。如果那些惨遭折磨的人大难不死，这些公审的可怕景象_定永远珞印在心头：火红的红色臂章燃烧起年轻人胸中熊熊之火。响亮的口号鼓舞着孩子们战斗。冲、打、砸，跟着红色走，打造一个红色新世界。但是，他们仍然不晓得敌人是谁……「快说！你恨党，是不是？你做什么样的梦想想要恢复失去的乐园？」「快说！你在酝酿什么样的反革命阴谋？你现在预备怎么样推翻党？」「快说！你保留什么样的旧文件，还想拿回你的旧财产？你想要蒋介石回来当政，你才好报仇、杀光全党，是不是」皮鞭一抽、铁链叮嗜响，有人哀号。

「快说！快说！快说！」 「我爱党呀！」「胡说！你怎么会爱党？你怎么可能爱党？你竟敢说你爱党？你怎么配爱党？你是脑筋死硬的笨驴！」鞭子抽动、铁链叮当响；皮鞭与铁链，火与冰，血与汗。抢劫也是这些「落后」教师和「黑帮」党官遭受的红色恐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有能移动的财产都被搬出这些「坏」分子的家，不能移动的则统统捣毁。光在北京一地，从八月底至九月初，红卫兵抄了三万三千六百九十五户民家，拿走五·七吨黄金、十九吨以上白银、大约人民币五千五百五十万元和六十一万三千六百件玉器。同一时期，上海的「新文化旗手」抄了八万四千二百二十二户民家；除了大量的宝石、金银之外，他们没收美金三百二十四万元、三百三十万元其他货币、二百四十万元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以及三亿七千万元人民币。以全国而言，到了一九六六年十月，总共没收约六十五吨黄金（当然，这些数字并不代表劫掠的全貌；它们只代表红卫兵缴交给中国银行的数量。没有人晓得他们自己中饱了多少。纵使如此，报缴的财物之数字仍令中共领导人咋舌。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盛赞这些「梁山泊新英雄」）。①不仅是普通老百姓被抄家，国家机关也逃不过红卫兵的毒手，博物馆、图书馆和展览馆等文化机构，首当其冲。只要有可能，历史古迹无不遭到破坏。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跑到山东曲阜孔子老家，捣毁约七千件石碑（其中有一千件古石碑），并且破坏了两千个坟墓。他们亵① 原书注：小说《水浒传》起义造反的农民，即落脚于梁山泊。

渎至圣先师的出生地。三个月后，山东一群红卫兵也亵渎了十九世纪兴学办校的武训的坟墓。他们把武训的遗体挖了出来、付之一炬，群众在旁欢呼、鬼叫。海瑞葬于海南，他的遗骸也同样遭到破坏。并非所有的党领导人都欢迎红卫兵。许多人都很不安，其中不少是中央委员。党领导圈内的斗争持续到九月。那些还保持理智的人设法遏抑混乱，冀望经济不再陷入危机。九月中旬，脑筋清醒的中央官员以周恩来为首，说服毛泽东批准一道禁令，不准工人及农民加入红卫兵运动。 但是，正宗毛派分子旋即对刘少奇集团又祭出重击。十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指控他们走「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 他的发言明显是得到毛泽东的核可。江青虽然不具中央委员资格，也参加了会议。从八月底起，陈伯达工作繁重，分身乏术，江青已经形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刘少奇必须做自我批评。十月二十三日，他在工作会议上发表谈话，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邓小平随即跟进，也承认错误。

毛泽东没有出席头两个星期的工作会议，但是他透过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掌控会议的发展。直到十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自我批评之后两天，他才出现在议场。他开始迂回地、甚至温和地批评自己因为不在第一线、而待在所谓的第二线太久了，以致「没有注意日常事务」。接下来，他发动攻击。

这次会议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大家发言都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经中央同志讲话，交流经验，就比较顺了，思想就通了一些。

运动只搞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五个月文化大革命，火是我点起来的，时间很仓促。与二十八年民主革命和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比起来，时间是很短的，只有五个月。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没有想，一冲就想了。隔了一阵子，在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显然很欣喜他赢了缄默不语的中央委员会，他又说娃娃要造反——我们必须支持他们。让他们自己走；我们不应该怕他们会犯错……如果我们不开始向「小将」学习，我们就完了……群众一上场，妖魔鬼怪就会消失。严格讲，天底下没有妖魔鬼怪；它们只存在于某些人脑子里，这个妖魔鬼怪的名字叫作「害怕群众」……乱是人搞起来的，制造骚乱的人并没犯罪……年轻人创造世界大事。

我们已经晓得红卫兵小将造出什么大事，但是毛泽东显然盼望还要进一步造成天翻地覆。他似乎毫不介意红卫兵的野火会威胁到中国的经济。

当上海及其他城市的青年工人不理会中共中央九月发布的禁止工、农介入运动的决议时，经济开始出现状况。他们开始自发性地成立革命团体。

十一月初，十七家工厂的劳动青年代表组织所谓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来自一家纺织厂的青年警卫员王洪文被推为司令。他在一九六六年六月成为上海第一个工人贴大字报痛批工厂的管理人员时，即受到毛派分子的注意。这个好战、活力又充沛的年轻人符合所有的革命标准。他才三十一岁，已经服过兵役、在朝鲜打过仗，又是党员。

可是王洪文领导的组织并没有得到上海市委的承认；上海市委还未调整思想，仍然认为王洪文及其同志的行动有害生产。不久，王洪文莽莽撞撞地就在上海郊区安亭火车站滋事，使得通往南京的铁路交通中断三十个小时。他的追随者有两千多人，躺卧铁轨上，要求当局提供给他们列车，以便「上访」北京，好向伟大的舵手报告上海市党、政当局的「不当压迫」。

王洪文的行动得到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的支持；他们批评了上海市委之后，开始利用这些工人。因此，全国各地青年工人及职工也纷纷成立与红卫兵平行的组织。它们仿效上海的组织，自称「造反派」。

这个名称源自毛泽东在延安为庆祝斯大林六秩华诞所发表的讲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人民日报》让读者温习这个字词，后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就把「造反有理」这句话用进他们的大字报。他们把这些大字报送呈毛泽东；而毛泽东在前述的回信里兴奋地说：「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从此以后，「造反有理」成为文化大革命最主要的口号。

十二月初，林彪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九月禁止红卫兵扩张进入人民公社和工业设施的决议。中国的经济再次受到威胁。交通系统陷入危机。受到毛泽东八月十八日向红卫兵致意的启示，各地狂热的青少年纷纷拥上前往北京的火车。每个红卫兵、每个造反派，都想见到伟大的舵手。

毛泽东也欢迎，他向中央文革小组解释说，愈多人见到他，对革命愈好。

他说：「苏联会抛弃列宁主义的原因之一，就是太少人见过活着的列宁。」到了十一月底，他已经站上天安门城楼八次，接待了一千一百多万人的游行青年。最大的一场是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的活动，有两百五十万名革命学生参加。

我们今天读到新华社当时对这些游行的报导，很难不笑出来。有个我们不知其名的记者声嘶力竭地报导：昨天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在〈东方红〉庄严肃穆的乐声中，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走上天安门广场的中央讲台……这一刻，整个天安门广场和从东侧连接到广场的街道，变成一片人海……人人兴高采烈的跳起跳落。「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声浪此起彼落……接下来，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声中，六十多万名革命音年游行穿过天安门广场……他们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向伟大的领袖致敬……十一月二十五日，首都气温降到摄氏零下七度。纵使如此，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没穿大衣，一袭卡其色的制服，步上中央讲台，亲切地挥手，向革命青年鼓掌，鼓励他们坚持文化大革命到底……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主席校阅一百八十多万名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革命教师、职工和红卫兵……在激越的欢呼声中，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坐在敞篷汽车上从天安门广场向西走，走进文革大军的中心。刘少奇和邓小平仍名列党的领导人，因此也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讲台上。但是他们的日子已经不多。早在十月二十一日，北大已贴出大字报，公开宣称「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十月二十四日，即刘少奇和邓小平做了自我批评的次日，中央组织部出现一张大字报，指称：「邓小平也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它首次指出，早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邓小平就倡导「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论调。 十二月十八日，江青的副手张春桥指示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他又提及刘少奇和邓小平，「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

七天之后，五千多名红卫兵在北京游行示威，高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不久，全国各地即出现同样的示威活动。刘少奇和邓小平立刻从政治舞台消失。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刘少奇中南海住家出现涂鸦：「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两天之后，中央办公厅组织了一场「批斗大会」，公审刘少奇夫妇。后来，这种「批斗大会」流行开来，蔚为风气。有个目击者如此形容批斗大会：警卫团也来了不少官兵。刘少奇和王光美正在草场上挨斗。斗他们的人大都是秘书局的干部。警卫们袖手旁观。刘的头发被扯乱，上衣扣子掉了两个，被人将两臂向后拉住，腰弯下来，头几乎碰到地上。

这就是所谓的「坐喷气式飞机」。这时候还有人上来，踢几脚，打了一个耳光。警卫还是没有插手。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刘少奇已经六十多岁，他是堂堂的国家主席。经过多次求见，毛泽东终于在一月十三日接见被他击败的敌人。刘少奇只要求准他辞职，退居到乡下，以普通农民身分度其余生。但是毛泽东不准。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最血腥的阶段。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江青派红卫兵从北京到四川去找眨居于当地的彭德怀。一群凶神恶煞冲进彭德怀的家，把他抓起来，押回北京，关进大牢。彭德怀被动刑毒打上百次，肋骨打断、脸部打伤、肺部也打伤。他一再被拉去批斗大会。老元帅不断呻吟，说不出话来。他在狱中写信给毛泽东：「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一九七三年，他被移置到监狱医院。他死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另一位中国革命英雄贺龙元帅也受到毒刑拷打。贺龙是个爱说笑的乐天派，很有女人缘，当年毛泽东在延安刚和江青共宿共眠时，他是少数力挺毛泽东的人之一。但是早年和领袖夫人的交情，帮不了他。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他和林彪不和，他认为林彪在现代武器方面是个土包子。他就是因为这样垮台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江青召集清华大学学生斗争贺龙。贺龙求周恩来保护，拜托周恩来准他住进中南海。但是周恩来心惊胆战，答说：「即使在中南海，情势也很紧张。你需要找个更远的僻静地方休息。」可是中国之大，再也没有安静处所。几个月后，贺龙被捕，历尽折磨。他已倦乏，不想再替自己辩护，旋即绝食，死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

他在死前不久对妻子说「我只希望毛主席会说一句话：『贺龙是我们的同志。』」贺龙死后不久，被造反派迫害许久的李立三，也在六月二士一日自杀身亡。李立三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曾是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他在一九四六年初从苏联回国，在中央委员会任职，历任党、政及工会领导职务。一九六六年底，年轻人把他抓出来批斗，然后有一阵子没理他，但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底又来抓他。他被毒打了两年半，直到他受不了，乃吞食过量安眠药自杀。他写给毛泽东的信透露：「我身心俱疲，已无法忍受刑求。」 李立三身亡次日，他那也迭遭批斗的俄国太太和两个女儿，都被逮捕。

李立三遗孀回忆说，当她发觉自己被关进一间安静的小牢房时，竟然大大松了一口气，跟自己说：「我自由了！我得救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创党党员、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因为不能忍受刑求，自杀而死。同年，据实将农民的感受向毛泽东报告的主席秘书田家英，也自杀了。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九日，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被红卫兵罚在烈阳下站了好几个小时后，也死了。一九六七年一月，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侦讯过程被刑求而死。同一时期，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主任赵尔陆，以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也都自杀身亡。

刘少奇也遭受迫害。一九六七年一整年，他屡次在中南海及北京其他地方的批斗大会中遭到羞辱。九月中旬，他太太被关坐牢，后来割少奇即陷入过度紧张及血糖过多的症状。没多久，他的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失常；接下来又得了肺炎。病情严重的他受到居家监禁，不给他任何医疗照顾。

一九六九年十月中旬，他被秘密转移到开封，化名「刘卫黄」，丢在属于本地「革命」当局的一栋房子，无人闻问地等死。房里除了地上一副脏担架供他睡觉之外，没有任何家具。一个月之后，某天上午六点四十五分，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任主席死了。救护车两小时之后才到达。 死亡证明书职业栏，医生填上「无业」，死因「病亡」。其他许多不知名的中共领导人也成为红卫兵和造反派恐怖动乱的受害人。文化大革命的野火烧向全国。

毛泽东晓不晓得这些状况？他听到老同志们的呻吟吗？这根本毋庸置疑。是他，对个别的党领导人的命运做出最终裁决。是他，把他们二铲除党、政职位。没错，他和斯大林不一样，他没有亲自签署他们的死亡状。

但是，把人逼到走上自杀的绝路，不就等于执刑吗？他纵容别人对阶下囚刑求、拷打，不就等于下达死刑宣判吗？毛泽东有可能不知道无法无天的规模、他不了解彻底放纵会伊于胡底吗？不！他太了解一切了，也因此他对受害人的悲惨命运逃脱不了责任。他是这场毫无道理、心狠手辣的群众暴力的罪魁祸首。在「天下大乱」的这几年里，上百万人被刑求、被枪决或被逼自尽， 上亿人尝尽程度不一的苦头。其中只有少数人是党员或干部。毛泽东完全知情，事事了然于心。

有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不仅不试图制止无政府状态，反而还尽力怂恿。远自《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就已经显现的暴力欲求，从来没在毛泽东心中熄过火。当他透过革命斗争和研读马克思主义不断强化他的暴力欲求时，他怎么可能减弱他的偏执狂？毛泽东一生相信一个伪论证——「不破不立」。他对于文革受害人的生死际遇，根本无动于衷。即使亲生女儿李敏向他抱怨，那些不长眼睛的疯狂的反修斗士，竟然也对她及丈夫发动无稽的攻讦，毛泽东也没有丝毫行动。他只是笑着答说：「没有什么好怕的呀！

你可以学点经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和他亲信欢庆他的七十三岁生日时，毛泽东敬酒说：「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①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根本不知民间疾苦。毛泽东有空的时候就和十七、八岁的漂亮姑娘厮混在一起；他虽然很喜欢张玉凤，仍不时「打野食」。

一到夜里，他就跟她们关在人民大会堂宽敞的一一八厅嬉玩；从一九六六年底起，他在中南海一栋有室内游泳池的建物里，三不五时举办舞会。他现在喜欢住这里，胜过菊香书屋。 同时，他持续注意着国家大事。每件重大事情无不向他请示后才做决定。他身为主席，一言九鼎，是一切真理的终极裁决者。只要他意念一动，就可以拯救被定罪的人。

他就是这样处理邓小平的个案。他把邓小平的案情与刘少奇切割开来。

虽然毛泽东在不同场合一再痛骂邓小平，抱怨他「从一九五九年起，有六年不向我报告他的工作」，但是毛泽东不准任何人摧毁邓小平。不论他对「矮邓」多么生气，他依然重视部小平杰出的组织能力。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毛毛）写说：「当邓小平被批、被打倒的时候，他在身体上和政治上，受到毛泽东的保护。」一九六七年七月，毛泽东甚至向他一个亲密战友说：「如果林彪身体不行了的话，还是要邓小平出来。我会让他至少当个政治局常委。」① 编注：根据当时在场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之一王力的回忆录（《王力反思录》），以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毛泽东的敬酒语另有一版本：「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位前任总书记也经历恐怖镇压。他被迫做自我批判、戴尖帽子-甚至下跪，但是他没被杀。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带着太太、继母，下放到江西，在干部劳改学校蹲了三年半。这段时期，他承受极大的精神痛苦。这倒不是因为他失去职位和权力所致。文革对邓小平一家狠狠给了重击。一九六八年八月底，他那就读北大的长子邓朴方，经受不了冲着他的种种嘲弄，从校圜一栋高楼跳窗。他奇迹般地没有跌死，可是伤了脊椎骨，终身瘫痪。

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就没那么幸运了，他自杀成功。一九六六至六八年的恐怖暴行促使许多人自杀。艺术家、作家、大学教授和党组织的官员，忍受不了不人道的待遇，相继自杀，以求解脱。一九六六年八月底，杰出作家老舍在一场野蛮的批斗大会后，在北京太平湖投水自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上海红卫兵和造反派受到张春桥怂恿，攻打上海市委办公处，于一月初将它占领。这次暴动的带头者是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这场战斗进行了四个多小时，不少人丧生。毛派欢庆胜利。张春桥说，在王洪文率众发动「革命」行动后，「市委瘫痪、被推翻，再也没有人听它的」。毛泽东听到占领上海市委的消息，十分兴奋。他肯定地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唯一令他担心的是红卫兵和造反派相当弱；因此他下令林彪调动解放军「支左」（支持左派）。这一来，极端革命组织的青年恶棍的夺权，在各地蔓延开来。

第三十四章 红卫兵的悲剧

上海的一月风暴导致全国成立新的权力机关：由红卫兵与造反派首脑、解放军军官，以及某些还在世的「老革命干部」等三方人马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地方党组织停止运作。原本就不时发生的摩擦，现在更因军方和激进派抢分省、市官位而升高为流血冲突。某些地方，军事单位不但没「支左」，反而压制左派；同时，红卫兵和造反派也试图「革命化」军队，煽动青年士兵起来反抗他们的指战员。四川成都和青海西宁的冲突最为激烈，死了约两百人。一万多名四川红卫兵和相当多的青海红卫兵被抓进监狱。

第一个省级革委会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黑龙江成立，但是其他地方要成立新的权力机关却拖延许久。造反派和红卫兵立不了新，只会破坏。因此，北京几所大学的革命学生一月就控制了北京市委，却只会打砸抢。一直要到三个月后的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和文革小组才好不容易成立了北京市革委会。 伟大的舵手指派公安部长谢富治担任主任。

.毛泽东可能漫不经心，以为船到桥头自然直，是非对错到了时候自有结果。然而，激进派攻打军队、党内深陷危机、红卫兵又到处夺权，使得一群资深政治局委员十分苦恼，其中有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和聂荣臻等五位副总理，以及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和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和叶剑英四人还具有元帅军衔。一九六七年二月初及二月中旬，在两场包含政治局委员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的中央领导人会议中，他们激烈批评夺权行为及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自己制造机会让人批评起文化大革命。在政治局委员发出「反党」言论前夕，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批评了陈伯达和江青。他很久就注意到，任务交代下去，文革小组不但未能有效地去执行，总是先彼此吵个不停。康生总是不尽同意陈伯达的意见，陈伯达也无法忍受「康老」。江青经常试图劝陈伯达接受她的意见，也老是不能如愿。蛮横又歇斯底里的江青没有外交手腕，对政治也没有老到的经验，更是经济门外汉。

毛泽东也不满江青和陈伯达有时候自作主张，不来向他请示。因此，他大发雷霆。

他先骂陈伯达：「你呀，陈伯达！过去，在〔刘〕少奇和我之间，你一直都是投机派。我认识你这么多年，除了事情涉及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来请示我。」陈伯达胀红了脸，立刻请求准予发言，以便自我批评，但是毛泽东挥挥手要他坐下，掉过头骂他太太。

「你啊，江青！你志大才疏，空有大目标、没有能力。你又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接下来，他转向林彪：「你瞧，又跟以前一样！我看不到报告。事情都瞒着我。唯一的例外是总理。有重大事情、即使不是那么重要，他总是向我报告。」李富春和叶剑英也出席这项会议，把毛主席动怒的情况说给政治局的同志听。由于这一丝改变的气息，他们才发言批评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 日，也就是毛主席痛骂陈伯达和江青的翌日，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开会。叶剑英率先发难攻击陈伯达，认为他好欺负（毛泽东通常不参加这一类会议，不过他会透过亲信掌握状况）。叶剑英指责陈伯达：「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而「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支持叶剑英：「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策划第一次反刘少奇的群众示威〕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开始紧张，而康生抓住机会发言：「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他还想说话，但是叶剑英打断他「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

能不要军队吗？」聂荣臻呼应他：「只有心怀不轨的人才会迫害老干部、背后插一刀。」全室陷入沉寂。康生、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冲着坐在对面的老帅们怒目瞪视。周恩来赶紧宣布散会。后来，副总理陈毅向叶剑英讲悄悄话：「剑公，你真勇敢！」五天后，周恩来以为大家情绪过了，恢复讨论。

这是重大误判。谭震林立刻炮打张春桥，替被造反派推翻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辩护。张春桥冷冷答复，群众自己会解决问题。谭震林打断他「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谭震林吸了一口气，继续放炮：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搞掉……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如果我打一开始就知道必须活着看这种事，那我绝不参加革命，绝不入共产党。

我不需要活到六十五岁，遵循毛主席的话四十一年。

他起身要走，但是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接下来三个小时，老帅们和中央文革小组互相叫骂，周恩来疏通无效。

陈毅最积极，他对激进派说：如果你们夺了权，就会搞修正主义。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过去在延安……就假装最积极，高举毛主席思想的大旗！他们从来没有公开反对毛主席……我们跳出来反对毛主席的，却被批评。总理不是也被批评吗？历史〔到后来〕不是证明谁〔真的〕反对毛主席吗？未来它还会再次证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不久即夺权。但是他一当家后，不就恶毒攻击斯大林了吗？陈毅骂得过了头。其他政治局委员都没有他如此尖锐批评。周恩来又得宣布散会。张春桥、姚文元和王力匆匆赶去向江青汇报，江青立刻命令他们向毛泽东一五一十报告。张春桥立刻求见毛主席。

毛泽东注意听，但是显然没把政治局委员的反对看得太严重，甚至还笑了几次，觉得老帅们有些话真有趣。但是他一听到陈毅的话，情绪变了，但倒不全然是因为陈毅的话语带不敬而生气。他突然发觉他遭遇最难平息的反对，也是最难粉碎的反对。

但他毕竟是多年的政坛老手，哪种波谲云诡没经历过，早已练就无人胜过他的功力。他知道他可以用分化手段对付反对派。他先指示周恩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宣示不应打击任何老干部。文章表示：「必须妥当处理干部。」然后，他邀请周恩来、康生、公安部长谢富治、林彪太太叶群（林彪生病请假），以及三个「捣乱鬼」李富春、叶剑英和李先念，半夜到他住处开会。 接下来还真热闹，毛泽东开始扯开嗓子怒吼：「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让刘邓上台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 当主席嘛！一直要到天色放明，毛泽东才冷静下来。他命令周恩来去逼陈毅自我批评；李富春和谢富治去逼谭震林；叶剑英、李先念和谢富治去逼徐向前。

他没有要求李富春、叶剑英或李先念道歉。

毛泽东因此把打击着重在最放肆、批评的几个人身上。陈毅、谭震林和徐向前发现腹背受敌。一边是李富春、叶剑英和李先念，已经出卖了他们；另一边却是中央文革小组。当然，江青、康生和陈伯达最恶毒，把敌人贴上「走资派」标签。张春桥也很狠，把老帅们的攻击说是「二月逆流」。

谭震林、陈毅和徐向前完全孤立，没有后援，只能承认错误。周恩来也因为未能控制好政治局委员的不当发言，必须自我批评。政治局和国务院实际上停止运作。毛主席把它们的职掌分派给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得意洋洋，还要戳一下周恩来：「你呀，周恩来，也得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啦，因为你的会议不行了嘛！」有关老帅和党主要领导人反对文革的传闻传遍全国，引发痛恨左派流氓行径的军、民人士反抗红卫兵与造反派的风潮。一九六七年果真爆发激进派和中央文革小组，跟那些试图控制住红卫兵暴行的人士之间的实质内战。全国各城市都出现反极端派的团体。

这类团体在一九六六年就有，但没有得到太多人支持。有一个反左团体「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由高干子弟组成，设在北京。委员会成员宣誓效忠「马列主义及一九六〇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呼吁「全面消灭左倾机会主义」。一九六七年一月底，这个组织一百三十九名成员被捕，罪名是毁谤江青和陈伯达、保卫刘少奇，但是三个月之后，毛泽东下令放人，因为他害怕会引爆党内干部大动作反扑。 一九六七年春天，类似的组织到处出现。他们的成员攻打红卫兵和造反派，逮捕、痛殴他们，甚至杀了他们。他们痛骂文革领导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但对毛泽东有所期待，仍认为他是绝对不会错的、伟大的舵手。情势更加复杂的是，红卫兵运动已分裂为许许多多互相作对的团体与派系，互相指控对方是走资派和修正主义者。

毛泽东仍旧继续认为一切都在往正确的方向发展。他对一个卫士说：「你们一再谈会乱，但是你们看不见什么最重要——运动最重要，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在进行，最重要。不需要害怕……让群众在运动的过程学点东西、汲取经验。」他对外国访客也有相同的解释：乱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是两派斗争的结果。左派和右派在斗争。

乱不是灾祸；天不会塌下来。我曾经跟一些外国朋友说：「第一、天不会塌下来；第二、山坡上的草和树还会继续长，如果你不相信，不妨上去瞧瞧；第三、河里的鱼会继续游；第四、女人会继续生小孩。」……我们政府靠的是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辨不成。到了初夏，毛主席照样漫不经心，可是内战十分激烈（毛泽东要到六个月之后，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才承认这个事实；他和一个外国访问团谈话时，不小心说溜了嘴：「我们国家〔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开始出现动用枪炮的武装冲突」）。冲突的焦点是武汉。五月底，武汉五十三个反极端分子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团体，号称「百万雄师」。它有相当好战的一大票成员。百分之八十五的成员是党员，而且许多人同时又是红色民兵成员——武汉的武装工人队。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是个说话直率的军人，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建立功勋。他给这个同盟提供道德和物质支持。 一九六七年夏天，百万雄师发动一系列流血事件，造成两千多人死伤。

毛泽东决定介入。七月中旬，他不顾大多数党领导人的反对，坚决要到武汉去。大家生怕当地局势动乱，会危害他的安全。但是毛泽东力排众议。他说：「我不怕乱，我要去。」 出发之前，他派忠心耿耿的周恩来先到武汉，为他打点、准备。

他照旧投宿钟爱的东湖宾馆。但是，这一次很不自在。武汉的情势很复杂，他已经控制不了武汉。到处墙上贴着大字报，宣称：「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坚决撤出武〔汉〕老谭〔震林〕！」不同派系持续激战。毛泽东抵达的次日，激进派和温和派发生一场血战，十死、四十五伤。周恩来增派警卫保卫宾馆。不过，宾馆情势也堪忧，因为宾馆员工就分属两派。

分析情势过后，毛泽东了解「目前党、政机关均已失去力量，唯有军方可以解决问题〔恢复秩序〕」。七月十八日晚间，接见陈再道和军区第二政委钟汉华时，毛泽东可比和二月逆流派讲话客气许多。对陈再道、钟汉华吼叫，恐生不测。他们会像当年张学良抓蒋介石一般，把我老毛也给抓了吗？还是小心为是。

他强调军队应该和革命学生团结，他也斥责军队和乱党都犯了错误。

他甚至谴责首都的红卫兵对待刘少奇过分粗暴，这一说让政治经验太稚嫩的将领们心生同情。谈话中，他只有一次玩火。他突然问起猝不及防的客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武装工人和学生呢？」不等答案，他已经自己说：「我说，我们应该武装他们！」 然后他转向房里众人，其中有些是红卫兵，他笑着说：「你们可不会还要推翻司令员吧？我个人可不想这么做喔。」谈话结束前，他温和、但坚定地劝告将领们要自我批评。陈再道、钟汉华次日上午果然在武汉军区总部自我批评。

可是，陈、钟的自我批评却使百万雄师和许多痛恨左派的军官们相当生气。七月二十日一大早，大约两百名百万雄师成员冲进东湖宾馆，王力、公安部长谢富治以及刚从北京下来的一些激进派也下榻于此（由于毛泽东访问武汉的消息对外保密，他们并不晓得主席也住在东湖宾馆）。他们攘臂高呼，抓了王力，把他拖到他们的总部，狠狠痛打一顿，把他一条腿都打断了。毛泽东气爆了，命令陈再道交还王力，然后赶紧飞往上海，因为他搞不清楚陈再道是否在幕后指使抓王力，因此完全没把握陈再道会执行命令。

情势十分险峻。抵达上海，住进全市最好的旅馆之一——虹桥宾馆——之后，毛泽东终宵难眠，与随行官员讨论危机。他犹疑不定，不知陈再道是否发动兵变，还是始终效忠主席。

他焦虑地问总参谋长杨成武：「他会造我的反吗？」杨成武强力认为陈再道不至于发动兵变。

「主席，没有人会反您。军队、干部、党员和人民，全都认为您是他们的解放者。军中所有的老同志都和您一起搞革命的呀！」毛泽东点点头：「说的也是。我也是这么想。如果陈再道和钟汉华想要收拾我，他们就不会让我们离开武汉！」他在两天后才平静下来，同时决定立即解散百万雄师，以及替他们撑腰的武汉卫戍司令部。接下来，他立刻要求周恩来命令陈再道和钟汉华到北京报到。

同一时间，无意兵变反毛的陈再道，设法让王力恢复自由，返回首都。

七月二十五日，江青在北京筹划一场大规模的军中反走资派集会。 后来，上北京报到的陈再道和钟汉华，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受到惩戒。 七月二十七日，两人被解除一切职务，过后不久，林彪派出军队，强力解散武汉卫戍司令部。被捕的官兵被下放劳改。接下来，百万雄师也遭取缔。张春桥胆气大壮，在七月三十一日恳请毛泽东准许在上海成立工人民兵，以保护左派。毛泽东同意，立即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其他人，以及林彪、周恩来，欢迎张春桥的提议。八月四日，他给江青一封信，表示他相信解放军四分之三的军官不可靠，因为他们站在右派那一边。他主张在全国建立群众专政，向公安及司法机关夺权，建立「革命」法庭，并将各地左派分子武装起来。江青立刻把这段话转达给政治局常委，很快地，武装的红卫兵单位在全国各地纷纷出现。不到三个星期，毛泽东就晓得自己操之过急了。受到主席支持所鼓舞，中央文革小组中最狂热的王力，纠同另一个成员关锋，发动向外交部夺权，武装的红卫兵毁损了极为宝贵的外交档案。接下来，这两个人又挑激激进分子打砸英国驻北京的代办办公楼。一万多名反帝国主义青年殴打办公室内的外交官、捣毁名贵家具、烧毁代办的办公室和汽车。他们用这个方式表达抗议英国占领香港。红卫兵成立武装单位不仅不能停止内战，反而让冲突更加恶化。八月各省平均每天发生三十起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的流血冲突。 另外，激进派和温和派也各自继续与解放军冲突。

毛泽东理解到红卫兵不会自己安静下来，终于决定下手对付他们。周恩来因为外交部和英国驻北京代办馆舍被砸，颜面尽失。一九六七年八月底，毛泽东藉周恩来提出要求，下令逮捕王力和关锋。六个月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另一个极左派戚本禹也被抓起来。在毛泽东指示下，针对他们的「反革命行动」展开调查，赫然发现三个人都是国民党和苏联的特务。毛泽东对这个「发现」痛心疾首，在有关王力事件的一份文件上批了「大大大毒草！」几个字。后来，他全面清算左派组织，也展开对所有国家及公立机关的又一次定期清算。这一次，奉他的命令，极端分子是首要的清算 目标。

现在，毛泽东的论调大幅改变。他坚定表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九月初，毛泽东开始提到替大多数被打倒的干部平反的可能性。九月中旬，他从上海回北京，一路上所到之处无不阐述这个话题。 他在武汉时甚至暗示让邓小平恢复要职的可能性。

他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武汉新领导人抛出这个爆炸性的议题：「我们需要保邓小平吗？」他说：「第一、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 他没有说得很明确，但人人猜想，主席正在考虑「原谅」这位刘少奇的主要副手。十月中旬，主席下令尽速恢复各级学校及大学的学习。十月底，他下令中共中央及文革小组下达指示，在已有革委会的地方，恢复党的组织。到这个时候为止，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只有七个成立革委会。

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又有十一个省成立革委会。成立革委会的过程一直持续到九月才告一段落（最后一个省级革委会成立于新疆）。军队是成立此一新权力机关的主角，也有心掌控各革委会。所谓革委会的「三结合」并不平均。全国地级以上革委会共有四万八千个委员，绝大多数是现役解放军军官。二十九个省级革委会主任当中，六个是上将、五个是中将、九个是少将。其余都是政委。新改组过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有二十二个都是解放军高阶军官。一九六七年秋天，从上海回北京之后，毛主席也开始谈论「抓革命、促生产」。 周恩来以及负责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一九六六至七〇年）的李富春，定期提出生产急遽下降的报告。生产下降的原因不仅出在「走资派破坏」，也因为「革命」工人偷懒所致。如何让热情的青年冷静下来，却是最艰难的工作。尝过「自由」的滋味，没有人想回到当初因循苟且的日子。年轻人的队伍穿城过镇，高喊「毛主席万岁！」「砸破头号黑帮刘少奇的狗头！」和「打倒修正主义！」的口号。

他们继续揪出「走资派」及其家属、私设法庭、呼喊口号、制造喧嚣。他们把年迈的教授以及党委官员从家里拖出来，在烈日下或寒风中当着临时组成的法庭游行示众，逼他们戴上尖筒帽、脖子上挂着羞辱的纸板，任人叱骂。无知的年轻人还在「破四旧」——打倒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左派到了许多地方，订下新规矩，譬如，遇红灯可过街，因为红色是代表革命的颜色。古迹被捣毁；档案遭破坏；资深的专家如医生、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不准工作。群众制造的混乱已将带来灾祸。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毛泽东下令立刻停止骚乱。七月二十七日，来自北京六十多家工厂的三万多名工人，组成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冲突爆发，十个人丧生，但是狂热的红卫兵拒绝投降。

毛泽东气炸了。次日，他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党的领导人会议，出席者有林彪、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和新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北京的红卫兵头头被找来当代罪羔羊。

毛泽东外表镇静，甚至试着说笑话，但是他的幽默很奸邪。

他说：

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任务人去「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来抓我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限北大，不限清华。

他说：「北京大学也想抓出黑手。」他转向「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这个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红卫兵的头头们低着头静听。毛泽东说：你们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 一统天下？

林彪不祥地预言：「国家将会发生大事。」然后他引述小说《三国演义》的卷首语：「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为了在高教机构进行〕武装斗争所建的工事必须完全拆除；所有的武器、刀、枪必须交回给军火库。」红卫兵头头们晓得大势已去。除了蒯大富开始啜泣之外，没有人试图辩解。聂元梓突然灵光一现，甚至请主席派解放军进入北京大学。

毛泽东下结论：

天下大乱……或许这一次你们会把我开除出党？因为官僚主义开除我，更多过我是黑恶棍、压迫红卫兵……群众不喜欢内战……我们必须向全国诉求。如果任何人继续破坏秩序、攻击解放军、破坏电信、杀人放火，就必须把他当犯罪对待。如果一小撮人不理眯这些警告，顽推改过，他们将变成强盗、国民党分子，他们必须被四面八方包围。

如果他们抵抗，他们必须被消灭。

他又说：「进步不能一步到位，历史总是迂回向前。」会议结束。八月间，解放军开始行动。唯有他们才有能力恢复秩序，控制大学校园。用毛主席的话说，它们已经变成「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当然，现在又出现新的受害人。军方意识到主席的意向，开始以最残酷的方法镇压红卫兵。一九六八年八月，军队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省会南宁市年轻人之间发生的冲突，最为惨烈。南宁街头血流成河；青年团体控制的市区从地球表面被扫荡干净。受害人达两千三百二十四人；约一万人被捕入狱，五万多人无家可归。 毛泽东听到报告后，把责任推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极端分子身上，声称他们对抗军队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

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开始，未来七年内，一千两百万个幻想破灭的青年被下放到农村，其中绝大多数下放到劳改营去，直到伟大的舵手一九七六年去世仍不得回家。他们受到的是惨痛的教育。许多人可以跟作家王蒙小说的英雄同样浩叹：「生为中国人真是三生有幸……中华民族，如此伟大、如此悲剧。」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扩大全会总结了这个狂飙前进（siund Drang）时期。到了这时候，七成以上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已被贴上「反党分子」、「叛徒」和「里通外国」的「间谍」的标签。自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后，九十七个中央委员已有十人死亡。

八大所产生的八十七个中央委员和九十六个候补中央委员当中，只有四十个委员和十九个候补中央委员能够出席中全会。为了达成法定出席人数，毛泽东让十个候补中委递补为中委，其中九个是高阶军官。他也让七十四个来自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省革委会和军区领导人，还有一些中央官员有投票权。中全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且强调「揭发」他的「反革命面貌」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位前任国家主席被称为「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可是，在毛泽东施压下，中全会允许邓小平保留党籍。毛泽东说「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 这就够了。毛泽东也不允许激进派把一九六七年二月反对红卫兵暴行的老帅和党官员——所谓的二月逆流派——开除出党。甚且，他坚持把他们「选」为代表，出席预定次年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虽然中全会花了相当力气批评二月逆流，他还是如此坚持。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死硬派」代表说「陈毅同志，你将以右派的代表身分参加全代会。」 中全会热切支持陈毅作为全代会党代表。

先后与「温和派」及红卫兵的作战，实质上已告结束。毛泽东现在决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大」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一千五百一十二位党代表代表着将近两千两百万个党员。九大无异议通过新党章，毛泽东思想再度列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现在它被称为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灭亡、社会主义迈向全球胜利的时代的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组成出现激烈变化。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有一百七十名委员、一百零九位候补委员，遵循所谓「三结合」原则组成，含纳文革领导人物、解放军主要指战员，以及最效忠毛泽东的「革命」领导人。

毛泽东让若干旧敌留任中委，他们包括邓子恢，以及「二月逆流派」的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和李先念。经主席提名的「同志」全都得到需要的票数当选。

九届一中全会，毛泽东和林彪那两个权力饥渴的妻子，江青和叶群，都进入政治局；上海英雄张春桥、姚文元也入列。陈伯达、周恩来和康生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与毛泽东、林彪并列。林彪仍是独一无二的副主席，全国开始再次热烈向军队学习，特别是因为最后恢复国家秩序的乃是解放军部队。

九届一中全会在热烈掌声中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绕梁不绝。

九大及一中全会还突出强调反「苏修」（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毛泽东说：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Kommunist,苏共刊物）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作「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

但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资产阶级专 政。林彪在九大上提出的中央报告也尖锐反苏。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点燃的论战，在一九六九年达到最高点。

三月间，也就是九大召开前夕，苏联和中国在远东边界爆发武装冲突。

苏联和中国的边防部队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交火。双方都有人丧生：三月二日第一天交火，苏方就有两名军官、二十九名士兵阵亡，中方也折损十七条人命。苏方另有四十九人负伤、一人被俘，后来死于中国监狱。 西方有些人为这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交战欢呼。

自从一九六〇年苏联专家突然撤走之后，中、苏关系已逐步走下坡。

苏、中代表在各种会议场合经常为当前时代的性质及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问题互相叫骂。中方指控苏共领导人为「社会民主党人」，而苏共则痛斥中共领导人为「极左」。

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三年终于按捺不住。中共中央在_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发了一封信，标题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苏共中央在七月十四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作为回答。

它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和致命」政策、中共领导人的行动「鲜明抵触」「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则，在许多个案上，（也抵触）所有国家应遵守的公认规矩和规范」。《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共同社论反击，痛骂莫斯科、华府、新德里和贝尔格莱德可耻的统一战线「反社会主义中国、反所有的马列主义党」。「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被斥为背叛「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中国传媒又跟进发表八篇所谓的批判文章就这个主题继续发挥。一九六四年五月，毛泽东在中国领导人一项会议中毫不掩抑他的愤怒，声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是一帮流氓，比戴高乐（DeGaulle）还坏。」同一时期，双方提出可争议的新议题。中方向苏方提出领土主张。赫鲁雪夫回忆说「在和我们驻华顾问讨论时，北京领导人以非常敌意的方式表示，俄国人从中国占领了今天的苏联远东地区以及其他邻接领土。」他又说：我们之间就沿乌苏里江及沿其他一些河流的边界有一些误解。一般都知道，经过一段时间后，河流往往会改道，有时候也会形成新岛屿。根据中国与沙皇政府签订的条约，以中方河岸为国界，而不是依国际法惯例以河流中线为界。因此，若是形成新岛屿，它们属于俄方所有……后来情势变得更加紧张。一九六二年，莫斯科同意与北京秘密谈判边界问题；双方于一九六四年二月开始交涉。可是，因为中方除了河流中线问题外，也坚持要讨论沙皇在西伯利亚和远东扩张的问题，赫鲁晓夫于十月间中止谈判。纵使如此，苏方同意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另订边界新约，以取代沙皇时代的旧约。根据边界新约，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中线之西，应归属中国。换句话说，若依国际惯例，它位于中国领海内。可是，双方并未签订条约；不过中方指称苏联已同意依据国际原则签约，遂把珍宝岛视为中国领土。赫鲁晓夫在一九六四年十月遭罢黜之后，中、苏之间一度出现双方可能恢复建设性对话的希望。十一月初，周恩来接受苏方邀请，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周年庆典。苏联总理亚历可西·柯锡金（AlexeiKosygin）最积极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亲自接机。可是，原本安排好邻居恢复正常对话关系的机会却搞砸了。根据安德烈。亚历山德洛夫—艾金托夫（AndreiAleksandrov-Agentov）的说法（他是赫鲁晓夫的继承人李欧尼德·布利兹涅夫〔Leonid Brezhnev〕的助理），之所以会搞砸，是因为「荒唐的意外，或是军方领导人不满中国而作梗的结果。总之，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喝得醉醺醺的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走近中国总理，以人人听得见的声音说：『我们已经干了我们该做的，把我们的老朽赫鲁晓夫赶下台。现在你们若是除掉你们的老朽，我们大家就没问题啦。』周恩来大怒，立刻退席。」 翌日，布利兹涅夫试图打圆场：「马林诺夫斯基不是〔苏共〕主席团主席，他又喝太多了，醉言醉语一通。而且，翻译也不精确。我们预备道歉。」但是周恩来说：「我们没什么好谈的。」柯锡金和其他几个主张和中国改善关系的苏联领导人大惊失色。他们建议布里兹涅夫去拜访毛泽东，但是布利兹涅夫倔强不从。最后，他挑战柯锡金：「如果你觉得这件事这么重要，那你自己去。」柯锡金果真就去了。

一九六五年二月，他到了北京，先后拜会周恩来、毛泽东和刘少奇。亚历山德洛夫I 艾金托夫写说：「对话很尖锐，相当不愉快。我们的同志被提醒，赫鲁晓夫是如何如何地不公平对待中国，并且也一再指控苏共『修正了列宁主义』。总归一句话-很显然不可能恢复从前『兄弟般的友情』，并且中国也绝不会再扮演苏联『小老弟』的角色。」 毛泽东表示他希望继续和苏共论战下去，一万年也不妨，直到即将结束会谈时才稍微缓和，缩短为再吵个一千年。然而，一年后，文化大革命一发动，毛泽东猛烈加强对苏联的攻击，甚至指控苏联领导人想对中国发动战争。他向全世界宣称：「苏联正在计划……于西伯利亚和蒙古侵犯国境、入侵内蒙及西北，并占领中国。这可能导致解放军和苏联军队隔长江对峙的局势。」中方为了迫使苏联政府签署边境新约，开始采取愈来愈具威胁的行动。

从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九年，中、苏边境共发生四千一百八十九件事件——没错，还不是武装冲突。一九六八年八月底，苏联部队开进捷克之后，中、苏关系益加恶化。因为苏联领导人发表了所谞「布利兹涅夫主义」的谈话，宣称当某国社会主义陷入危险时，苏联有权介入该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国国防部长林彪下令中国武装部队进入警备状态。毛泽东和周恩来起先对林彪的焦虑不无怀疑，但他们并不反对这些预防措施。 因此，珍宝岛交火并非意外事故。究意是谁开第一枪，迄今仍不清楚。最有可能是每件事同步发生。某个人的神经崩裂了！但是，事故使得中、苏关系进入新水平。枪声在两国首都都引起回响。每-方都大声指控对方挑衅。根据几个消息来源，苏联政府相当惊慌。国防部长安德烈·葛瑞契科（Andrei Grechko）坚持以原子弹攻打中国工业中心。其他人建议炸毁中国的原子弹基地。不过，布利兹涅夫决定以格勒式（Grad）火箭对深入中国边界二十公里的地区轰炸。三月十四至十五日深夜，苏军在珍宝岛附近发动攻击，中方死了八百多人。

隔没多久，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发言，花了相当大篇幅讲准备和苏联开战的问题。 他的确认为苏联有可能武装攻打中国。九届一中全会之后，他甚至下达秘密指示，预备将大多数党领导人撤离北京。 他似乎知道，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住在苏联的王明在和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事务部官员谈话时，曾经建议苏联领导人武装干预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务。王明说：「目前中国的情势比起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对社会主义阵营及对国际共产运动，都还更加危险。我们不能错失机会……我们必须提供他们〔中国共产党健全的势力〕不仅是政治、还有物质的支持，例如给予武器或派出由中亚或蒙古人民共和国适当民族所组成的部队。」王明甚至准备与他认为秘密支持他的新疆及内蒙古领导人私下洽商。当然，苏方并未入侵。然而，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月、六月和八月，中、苏双方的确在远东及新疆边界发生新冲突。情势旋即因柯锡金和周恩来九月十一日在北京机场的一场会谈控制下来。 后来，双方就边境议题恢复谈判。苏联同意放弃珍宝岛。可是，毛泽东直到死前，一直都认为苏联是中国最恶劣的敌人。中国在国内、外始终没有停止反「狂热」修正主义的斗争。

第三十五章 五七一工程疑云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日，艾德加·史诺对毛泽东进行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专访时，毛泽东离他七十七岁大寿只差两星期。史诺发觉他的身体状况相当不错。毛泽东似乎感冒，但各方面看来都很好。和他们上次一九六五年一月相会时相较，毛泽东甚至还减轻体重。当然，他的年岁已经显现出来，可是主席的神智仍很清楚。伟大的舵手向客人告白，他「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但是他似乎并不沮丧。毛泽东说：免不了的啦，人人终究得去见上帝。史诺晓得，更早几年，毛泽东也爱谈死亡。毛主席一九六一年和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就提到要去见马克思。一九六五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和史诺讲话，就提到死期将至，首次说「很快」他就要去见上帝（没有人晓得他为什么不再说去见马克思，而改口说去见上帝）。 老龄及死亡长久以来成了他喜爱的话题。

当然，这里头也有耍心机、搞阴谋的成分。毛泽东喜欢装病、装不舒服，来剌探身边的人对此有什么反应。 例如，一九六三年二月，中苏关系陷入低潮，他就在苏联驻中国大使斯捷潘·契尔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面前，表演了一出精湛的垂死大戏。他的医生回忆说：「先前他在我及数名卫士的众目睽睽之下，在身上盖了一块毛巾被，假装痛苦万分，表情呆滞，语不成调。『我演得好不好？』他问我们。然后毛把苏联驻中国大使叫到床前，演将了起来。」 稣联大使对于眼前的情景的确吓了一跳：我们被事先未料到的反差吓了一跳：在灯光幽暗的房间中央摆了一张大高床，毛泽东半躺在上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译员各自围坐一旁……主席说他已经看不清楚小字，得为他特别准备大字体的报告；他说他不再主持政治局会议，也不核闻所有的重要公文。毛泽东指指坐在他卧室的几位中共领导人说：「现在党的事务交给他们 处理。」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毛泽东的确身体不舒服。他费了好大劲才在史诺面前表现出健康模样。会面前夕，他才从严重肺炎发作勉强复元，之前已在床上躺了将近两个月，也因此看来瘦了。

他终于完全复元。在和史诺话别时，毛泽东留给他一句话，我老毛是「和尚打伞、无发无天（『发』与『法』谐音）」。 这表示他不受人间法、也不受天上法所管制。换句话说，他随心所欲而活，也会如己所愿、活得长长久久……史诺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因为毛泽东年轻的译员唐闻生生于美国，不懂中国古典哲学，把这句话译为毛泽东是个「拿把破伞、在世间踽踽独行的和尚」； 没有人晓得她怎么会神来一笔，如此翻译。史诺却信而不疑，把毛泽东的话传遍天下，害得天下众生莫不大伤脑筋，猜不透主席葫芦里是什么膏药。为什么他会孤独而行？

毛泽东吹嘘他爱活多久就能活多久，根本是废话。在他这把岁数，肺炎可以非常危险。以前他只得过支气管炎，但是因为他每天抽两包烟，无法完全复元。他爱抽的牌子不再是吉时或三五，换成国产烟中华、熊猫和珞伽山。他或许是基于爱国，才改抽国产烟。史诺抵华前不久，毛泽东又改抽「北星」，是广州烟厂用外国烟草产制的高档纸烟。毛泽东的健康也颇受他有异常人的作息习惯所影响。他是不过午夜不上床，通常是清晨五点才就寝，睡到十一点多才起床。他一天吃两餐，一次在下午两、三点，另一次在晚上八、九点。他最爱吃湖南辣椒酱炒肥猪肉。不过他喝酒有节制，偶尔才喝国产葡萄酒，只有在重大节日才略微喝烈酒茅台。

不断的权力斗争也有害他的健康。红卫兵被镇服之后，权力斗争由街头转回党内。军队因为直接负责恢复秩序，重要将领地位大幅上升，造成江青等文革派领导人的不满。一度团结的左派，现在各派系的关系愈来愈紧张。江青及其副手开始对解放军的行动表示愤懑。林彪及其将领，以及他的太太叶群（她对她丈夫及其亲信有极大影响力），也觉得对方很讨厌。

他们认为狂飙前进的时代已经过去，当务之急是生产和军事现代化。周恩来支持他们。

冲突的迹象最早出现在一九六七年底。苏联情报机关向苏共中央报告中国的局势如下：来自提斯维甘（Tsvigun）同志的情报。①登记序号四七六一号，① 原书注：西蒙·库兹米克·提斯维甘（Semyon Kuz’mich Tsvigun，一九一七至一九八二时间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我们在中国共产党〕新领导团队中〔的特务〕目击到周恩来、林彪这伙人，与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尤其是康生、江青，彼此关系日益紧张。许多康生和江青支持的「新势力」中的代表人物遭到批评及排挤，显示这一派人物目前地位已被减弱。

军中停止整肃，控制住红卫兵及造反派武力夺权，也拒绝武装他们，加上更为重视经济问题，凡此种种行动毫无疑问已增加周恩来和林彪 的权力。这个情报相当正确。江青在党领导圈内以愈来愈公开的方式鼓动反林彪的情绪。起先，她无法引诱毛泽东接受她的观点。毛泽东仍然信赖他的「亲密战友」（这是林彪的正式名衔）。九大甚至在党章中明订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毛泽东拒绝听关于林彪的坏话。一九二八年四月，林彪跟着朱德的部队来到井冈山加入毛泽东的游击部队，毛泽东就认识了他。当时的介绍人是朱德部队的政委陈毅，他称许林彪是杰出的军官，知道如何痛打敌军。

毛泽东非常高兴，大赞：「你这么年轻，作战这么勇敢。太了不起了！」林彪当时还不满一-十一岁。他在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五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户织工人家。他受过中学教育-一九——四年受两位共产党员堂兄的影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冬天，他到广州，进入黄埔军校，找到了他的事业前程。一九二五年底，林彪加入共产党，被派到叶挺部队服务。林彪追随朱德和叶挺，参加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暴动，事败转移至井冈山。他立刻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以后恭顺服从。毛泽东也很器重这个青年信徒。林彪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不足，毛泽东成了他的知识宝库，是科学与政治的天才，也是军事上的领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当中，林彪被称为「女士」。 林彪身材不高，浓眉大眼，常让人想起京戏里的旦角。林彪这个名字和他俊美的相貌举止并不相符。

①他的服从、忠诚、没有野心，加上杰出的军事能力，让毛泽东印象深刻，他也很快就让林彪臣服在他的坚强意志下。毛泽东开始提拔林彪出任一些重要职位，因为他从这个沉默寡言、不跋扈的军事指战员身上，没发年），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起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第一副主席。

①原书注：即使素来瞧不起林彪的李德也不能不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时指出，「我个人认为他〔林彪〕是八路军最佳的前敌指挥官」。

觉有和他作对的气质，林彪总是一马当先执行他的命令。一九四九年，林彪已是党的中央委员，又是第四野战军的司令员。同年，他被推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五四年，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一年之后，毛泽东拔擢林彪进入政治局，并颁予元帅军衔。一九五八年五月，他再上层楼，成为政治局常委及党的副主席。彭德怀一九五九年遭罢黜之后，毛泽东迅即指派林彪接任国防部长。

只有一件事，即使毛泽东有时候也感到吃不消，那就是林彪过分奉承他。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七月给江青的信里提到：「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 然而，林彪的奉承并没有太逾越。毛泽东嘴上虽然嘀咕，其实心里爽得很。甚且，还有许多人争先恐后将毛主席偶像化，以至于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年迈的领袖也开始自以为是神。《毛语录》发行的册数只逊于圣经，而且《人民日报》及其他报纸不断地报导毛泽东思想制造了令人无从相信的奇迹。新华社记者报导，医生朝死者尸体诵念伟大的舵手的语录，可使死人复活，更不用说盲者可以复明、哑巴能够说话，真是鬼话连篇、荒谬绝伦。 这可不能怪到林彪头上，控制大众传媒的是江青和陈伯达。

让毛泽东更不方便的是，他未来的接班人是个长期病号。他的病情迄今仍然神秘难解。我们只晓得精神毛病大过实质毛病。或许是因为他在国共内战和抗日战争期间负伤四次的关系。一九三九至四一年间，林彪首次到莫斯科治病，就抱怨有严重头痛、呕吐、心跳快速、失眠和神经失调的毛病。 他在莫尼诺和基兹洛沃茨克（Kislovodsk）接受治疗，但是没有效果。用他自己的话说，每次「稍微用脑」，他就严重头痛和失眠。 一九五一年七月至十月，他和叶群带着女儿林立衡（小名豆豆）①住在莫斯科，① 原书注：林彪结过两次婚。第一任太太刘新民，又名张梅，比他小了十二岁。她是单纯、不识字的陕北姑娘。一九三九年，她陪丈夫赴苏联；两年后，林彪与她离异。他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回中国-把怀有身孕的她留在莫斯科。刘新民生下女儿，取名晓霖。直到一九四八年九月，刘新民都在伊万诺沃的国际儿童院工作（毛泽东的太太贺子珍一度在此工作）。之后她回到中国。晓霖直到一九五〇年才因林彪出面交涉，得以回国。可是，他很少与女儿见面。因为他已经另组家庭。抗战期间，他娶福建姑娘叶群为妻（她也比他年轻十二岁）。叶群为他生了两个小孩：女儿林立衡（豆豆）生于一九四四年，儿子林立果生于一九四六年。

他再次就医，还是没用。他不再相信俄国医生，而且出现严重的受迫害情结。他认为医生们在他的浴池下毒、阴谋杀他。他不再见医生，此后改由太太叶群做他的医生。 她是个具有极坚强性格的女子，难怪意志薄弱的林彪完全受到她控制。她不爱她那经常陷在忧郁中的丈夫，尤其是困于疾病的林彪早已失去性欲。婚姻只是她攀上权力高峰的跳板，这也是为什么她竭尽全力迁就她那患病的丈夫。

同时，林彪的心理毛病逐年恶化。虽然形式上他位居好几个重要职位，却一度告假好几个月，不能工作。 毛泽东派他的私人医生到林彪的家探视。李志绥医师说：「我们走到林的住室。林躺在床上，头放在叶群的怀里，哼哼唉唉地哭着。叶群在抚慰他。那时我对林彪的观感完全改变，从一位骁勇善战、运筹帷幄的元师变成不适合治理国家的精神上十分脆弱的患者。」林彪的太太告诉李医师说，她丈夫在一九四〇年代吸鸦片烟，后来改成注射吗啡。一九四九年以后，到苏联去，才戒掉的。但是——林的举止仍然令人难以理解。林怕风、怕光，所以很少外出，更别说去开会。怕水怕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只要看见水或听见水声就会拉肚子。因此根本不能喝水，只能用馒头泡湿了吃，代替喝水。

大便不能上厕所，要用便盆放在床上，用棉被从头下盖全身，在被子 内大便。

我心中很纳闷，这明明是一个精神上不健全的人，怎么能让他来管理国家呢？另一位中国医师帮国防部长检查后，也得出同样的诊断。他「找不到任何机能失常的迹象」，但是他承认「有一大堆心理失常的迹象，也有明显吸毒的证据」。根据林彪女儿豆豆和女婿张清霖的回忆，文革期间林彪一定要先服某种「药」才敢踏出高墙耸立的家，外出参加公共集会。放在玻璃瓶里的「药」，标签贴的是维他命C，可以让他撑几个小时，但是事后他的病情会恶化好几个星期。这正是生怕有强人在卧榻之侧的毛泽东所需要的「亲密战友」。或许主席只是同情可怜的林彪，让他放轻松、养病？总之，他不想听江青及其盟友污蔑他的国防部长。

但是，涓滴也能穿石，铁杵可以磨针。狡诈的江青终究还是推翻了久病的元帅。在两派争夺权力的拚死搏斗中，年迈的舵手支持自己的妻子。

一九七〇年五月初，毛泽东在杭州休息时，想起要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打算删去第二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国家正式元首的相关条文。

刘少奇被整肃下台之后，这个职位悬缺；现在毛泽东觉得它是多余的。他照会了政治局，可是又附了一句话，如果他们决定保留这个职位，他们应该知道，他（毛泽东）无意担任人民政府主席。他的结论是：「如果〔政治局〕决定维持这个职位，应由林彪去任斯职。」 解放军空军司令员、政治局委员吴法宪多年之后记得毛泽东是这样指示的。政治局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成立一个六人小组开始研拟新宪法。同时，未能出席政治局会议的林彪，也告诉毛泽东及其他人，他不想当人民政府主席。然而，他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堂堂大国，「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因此他坚持毛泽东本人应该勉为其难接受这个职位。有可能是林彪不了解伟大的舵手之真正意向，决定再次表态效忠。

当然，依照中国人行为的合宜模式，即使他真正有意于这个职位，他也应该谦辞不就。但是，其实他是一想到国家主席有那么多职责，如需要参加外交活动、需要经常出国，就给吓坏了。以他的情况来讲，这是不得了的重担。

毛泽东似乎也了解林彪在害怕，或是还在表态效忠。总之，他告诉林彪，宪法可以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个职位。但是他也说：「我不会担任这个职位，你也不必当。让老董①当国家主席好了，同时让几个年轻人挂副主席好了。」 看来，这件事已经可以落幕。

可是，这时候六人修宪小组却为如何彻底明了伟大舵手的意向发生激烈争议。康生和张春桥认为，毛泽东的真心并不要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个职位，而吴法宪和林彪派的另一位将领则认为恰恰相反。此外，对于宪法条文中是否列入「毛泽东思想是国家指导力量」这句话，也有不同意见。将领们主张要纳入，反对者却持相反意见。后者可能只是怂恿林彪的支持者，想要激生反感。张春桥甚至说：「有些人嘴上一再说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并不代表他们真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显然是暗讽林彪，也影射毛泽东对于被林彪捧有点嘀咕。陈伯达也参与修宪工作，他支持将领们。第六个成员则不作声。

陈伯达原本是江青和康生的亲密盟友，他会支持军方态度，其来有自。

① 原书注：老董指的是一九三〇年代初期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的董必武（一八八六年生，一九七五年殁）。从一九五九年起，他和宋庆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陈伯达长久以来即不喜欢江青。他甚至曾向几个好友讲，他再也受不了这个歇斯底里、权力饥渴的女人，有心自杀以求解脱。他转投林彪和叶群阵营，舍弃自杀，选择了背叛。一九六八年底，他开始公开支持江青的对手；江青当然绝对不会原谅他。在这种情境下，九届二中全会于一九七〇年八、九月在庐山召开。新宪法的议题排进议程。林彪藉这个题目打击张春桥和整个江青帮。周恩来支持林彪；而毛泽东暗示同意，只建议林彪不要点名批评张春桥。他说：「一定是江青在背后支持张春桥。」林彪一切都照他和毛泽东的协议进行。他没有点名批评张春桥，但是他坚持伟大的舵手是天才，应当把毛泽东思想这段话列入宪法。接下来，全会代表分组讨论林彪的讲话。此时，发生了一些事，林彪日后大为懊悔。

许多人发言都热烈支持林彪-尤其是他手下的将领体会到他的讲话针对的是张春桥、江青及他们的党羽，更是发言踊跃。长征老将也纷纷支持他。

江青的悲哀是党里面很少人喜欢她。许多领导人及他们妻子对江青的敌意，一直困扰着她的婚姻，她也向这些人回报以恶意、嫉妒和仇视。这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些人愈是瞧不起江青，她就愈加仇恨他们；而她愈是急欲迫害敌人，他们就愈加尖锐瞧不起她。当她领导中央文革小组时，特别仇视党内元老。现在，这些挺过红卫兵施暴的老干部亟欲报仇。他们乐于称颂林彪来让江青难堪。陈伯达也参一脚。

讨论进行了两天。江青、张春桥及其他左派意识到苗头不对，非常害怕。因此，他们只剩一计可行：向毛泽东求救。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会如何无所不用其极地来抹黑林彪、叶群和其他将领。他们发觉大势不妙，把对手描绘成「阴谋者」，打算推翻文化大革命。甚且，由于林彪主张必须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个职位，他们栽赃、指控他企图僭夺国家大权。他们信口雌黄，才不管事实上是这位天真的元帅建议由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

他们硬把对手所说的话解读为一贯「卑鄙、阴谋」欺骗主席的诡计。伟大的舵手不能容忍这种事。

他立即就召开政治局常委开会，坚定地站在张春桥这一边。然后，他停止进行中的二中全会，准备反击江青的对手。他深思熟虑了六天才动手，集中批评火力于陈伯达身上，因为他背叛了江青，也因此背叛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要逼陈伯达自我批评。

林彪没有料到伟大的舵手这一招。这是他们相交数十年来第一次，毛泽东出卖了他。离开庐山时，林彪脸色铁青地对他的部属讲：「我们是军人，只晓得带兵打仗。」意即他和他的部属都不晓得如何玩政治把戏。林彪真的被毛泽东惹毛了，命令他的将领不要自我批评。他晓得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他已经输给江青和张春桥，但是他不想再这污秽的群架中玩下去。可是，毛泽东冷静不下来。他和往常一样，又在那边蠹蠢欲动、要找人吵架。嗜血的江青意识到这一点，便再进谗言：主席可要提防军队不稳喔。林彪感到大势不妙，勉强允许手下将领当着主席的面自我批评。

他自己则坚不认错。其实，他是把自己的脑袋埋在砂里。

叶群晓得事不宜迟，必须赶紧想方设法脱离此一危险局势。叶群是林彪左右最积极、意志最强烈的一员，最早思考如何反扑。刘少奇夫妇的命运一直萦绕在她心头。她分析如果毛主席再继续听进江青的议言，她、林彪及家人恐怕性命不保，她不能束手待毙。她儿子林立果也和她一样忧心忡忡。林立果是空军军官，虽然十分年轻（一九七〇年时仅有二十四岁），在解放军空军却极有影响力。自从一九六九年十月以来，林立果即担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①，是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麾下主要参谋人员之一。不足为奇，他非常自负，趾高气扬。从小他就被妈妈当作王子，她惯他、宠他，到了根本无视女儿豆豆存在的地步。女儿从小被当贱民，做尽家中粗活，还不断被妈妈斥骂。她把一切怨妒往心里头藏。

一九七〇年十月，林立果和一伙亲密战友组成一个秘密团体「联合舰队」，这些人崇拜他，私底下用英文称他为「司令员」。 这个组织志在全国夺权。叶群成为杰出女性（他们称她为「伯爵夫人」）。 这伙人开始讨论各种紧急对策。林立果非常果断，甚至比他妈妈还激进。在他同意下，他手下一个空军军官于|九七一年三月起草各种不同版本的行剌毛泽东的计划。林立果看了计划，十分兴奋。他立刻给这份文件取名《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与「武〔装〕起义」谐音）。毛泽东在文件里的代号B-,则是美国的巨型轰炸机。这是一些天真的儿童作战游戏。

当然，它们注定不会成功。这些计划没有一项合乎实际。譬如，有一项除毛计划是派出一队空中部队轰炸伟大的舵手乘坐的火车专列。另一个计划是，趁主席专列靠近时，炸毁上海一处储油槽。还有一个是在上海、南京之间某一桥梁安排一场事故。 这群阴谋者深信奇袭是必要条件。阴谋者和时间赛跑，没时间规划详细的兵变计划。他们预期随时可能被捕。计划的起草人写说：「我们必须采取激烈的革命政变。B- 非常提①编注：另兼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防我们。我们最好是破釜沉舟、不能坐以待毙……这是生死决斗——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同一时期，毛泽东并未起疑心，对林彪添加压力。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祭出「丢石头」、「搀砂子」和「挖墙脚」这三招。 换句话说，他先批评，再把自己的人马塞进军委会，然后改组效忠于林彪的组织。

一九七〇年底、一九七一年初，他改组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北京军区司令部，除掉林彪和陈伯达重要的支持者。同时，全国展开猛烈的批陈运动，指控陈伯达「叛国及间谍」（除了毛泽东和文革小组成员之外，全国上下没有人明白究竟实际罪行是什么）。同时，毛泽东也让林彪明白，最好赶紧爬着来求饶。但是他那精神不正常的亲密战友已经意志消沉、痛苦不堪。他没有力量振作起来。即使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去见林彪，告诉他主席的意旨，林彪只能咬紧牙关，吐出一句话：「有人不劳而获呀！」 他还是没有行动。

毛泽东分析林彪在躲他，但是在预定四月至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会自我批评。但是林彪称病，避不出席。现在，主席已经没有耐心。一九七一年七月，他勉强按捺住怒气，告诉周恩来说：「他们犯的错和你过去的错误不同，因为他们串谋。」不到一个月，八月十四日，毛泽东秘密离开北京，探索各省舆情。从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一日，他经过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和上海，与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进行多次谈话。他在行前对他的私人医生说：「我就不相信，这些司令员们就都跟着林彪走。难道解放军就都会造反不成？还是那句老话，如果解放军不听指挥，我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现在情势急转直下。我们不完全清楚毛泽东此时是否已经知道林立果和叶群真正图谋不轨。有些目击者说是；也有人表示怀疑。极有可能是，他并不晓得，而他口口声声「阴谋者」，可能指的是林彪及其支持者在搞党内权谋斗争。否则他不太可能离开北京趴趴走，听任阴谋者串谋举事。纵使如此，所到之处与地方干部讲话，他还是一再公开攻击「庐山的新阴谋者」，甚至点名批判。他讲的话真像宣判死刑。

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他们〔林彪等人〕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

毛泽东气坏了。他愤愤地说：「有人急于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论是个理论问题。他们的理论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这时候，众多听众齐声长叹，不再怀疑原来备受尊敬的「伟大的领袖的亲密战友」的「反革命」本质。我们或许要问一声，他们有人懂那听起来挺可怕的「先验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吗？可是毛泽东还没说完。他恬不知耻地推诿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也表示瞧不起林彪：「我一向不赞成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办公室主任。」对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毛泽东说：「有的说『超天才』，①对二十几岁的人就这么捧，这没有什么好处，其实是害了他。」经过这番话之后，林彪一家和他的将领只剩下几条路可以走：跪求原谅、举枪自尽，或起兵叛变。可是，毛泽东又端出他喜欢挂在嘴上的一句说法，似乎要给他们一个机会翻开历史新页。他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可是，他把他和新「敌人」的意见不合定性为两条路线的斗争、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把「庐山新阴谋者」不仅当作彭德怀对待，也当作和刘少奇是一丘之貉。

叶群和林立果立刻获悉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他们惊慌，不知所措。不过他们倒是有足够智慧，知道发动五七一工程计划绝对没有胜算。唯一一条路只剩逃命了！毛泽东一地又-地跑遍各地，局势也日益紧张。最后，毛泽东在九月十二日回到北京，他们也到了生死抉择的重要关头。叶群和林立果向林彪建议，走为上计。他们并不想带豆豆一道走。叶群和女儿的关系非常不睦。林立果和姐姐也手足不和。她也狠狠回报，不假颜色。她的情绪十分低沉，小时候还一度闹自杀。她一直认为叶群不是她的亲娘；当她收到匿名信后，更确信自己的怀疑没有错。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全家在北戴河度假。附近的山海关机场，有一架编号二五六的三叉戟飞机待命，供国防部长随时差遣。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终于决定藉这架飞机逃亡出国。他们的讨论一直秘密进行，直到九月十二日晚间，林立果才向姐姐透露消息。豆豆毫不犹豫，立刻举发双亲及弟弟。晚上十点钟，她跑到警卫室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副团长②检举（八三四一部队即中央警卫团，负责高阶领导人保安工作）。她深信不疑，她的① 编注：吴法宪等吹捧林立果的话。

② 编注：张宏，同时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

父亲遭到母亲和弟弟「绑架」。

副团长立刻向在北京的上级①报告，上级再转呈周恩来。周恩来冲到中南海，向领袖报告。毛泽东一听林彪要潜逃，全身一震。周恩来建议主席立刻离开住处，搬到人民大会堂去住，比较安全。这时候，林彪夫妇和儿子抓了些瓷器、地毯、照相机和录音机，坐上一辆防弹车赶到机场。一上飞机，他们命令飞行员即刻起飞，不及检查油舱还有多少燃料（勉强近一吨）。走得太急，飞机并没有副驾驶、领航员和无线电报务员。起飞时，飞机还擦撞到油箱车，造成飞机起落架脱落。②目击者告诉我们当时人民大会堂二八厅的情景。毛泽东、他的情妇张玉凤和其他随从都赶到：周提出要用导弹打下来。毛不同意。毛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林彪要跑，随他去吧。不要打。」我们只好等待。

雷达侦测到飞机航路……林彪乘坐的那架飞机往西北苏联方向飞去。凌晨二时，周向毛报告，林彪乘坐的那架飞机已经越出国境，进入外蒙古领空。飞机在侦测仪上失去踪迹。

毛看上去沉着而冷静，只说了一句：「不过是张国焘、王明之外，再加一个〔叛徒〕罢了。」在当天下午，周恩来送给毛，蒙古人民共和国照会中国驻蒙古大使的报告有架中国飞机，在聂滋尔库区以南温都尔汗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毛只是轻松地说了一句「跑得好嘛。」外蒙古和苏联派往坠机现场的调查人员得出的结论是，飞机在试图迫降时爆炸。它在着陆时失去平衡，右翼在地上拖行，终于起火。飞机残骸散布在十平方公里的一块地区。驻蒙古共和国大使许文益九月十五日抵达温都尔汗，他对意外现场有如下描述：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辫识。〔我们〕将尸体由北向南编成一至九号，并让孙一先③等从各个角度拍下照片，以便以后鉴别确认。根据事后查证，五号尸体是① 编注：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

② 编注：林彪等人的飞机约于九月十三日凌晨起飞，故此事件被称为「九一三事件」。

③ 编注：孙一先为驻蒙古共和国大使馆二等秘书。

林彪，痩削秃顶，头皮绽裂，头骨外露，眉毛烧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烧焦，牙齿摔掉，舌头烧黑，胫骨炸裂，肌肉外翻；八号尸体是叶群，烧灼较轻，头发基本完好，左肋部绽裂，肌肉外翻；二号尸体是林立果，个子较高，面部烧成焦麻状，表情痛苦，与前似在烈火中挣扎过，现场遗物中有林立果空军大院〇〇〇二号出入证。

依据和蒙古人的协议，苏方代表把林彪和叶群的头颅取下，带回莫斯科让法医检验。 死者遗骸即在事故现场焚化。

九月十三日同一天夜里，林彪的三名副手试圆搭直升机潜逃出国，但是在北京附近遭到迫降。他们杀了驾驶员后，有两人自杀。唯一存活的参与阴谋者不久即开始招供。林彪出逃、死亡震撼了中国领导人。不论毛泽东如何试图保持镇定，他仍深受打击。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把他「亲密战友」叛逃一事保密。他交代周恩来好好调查事件经过之后，就把自己关在中南海，闭门幽居。他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神情忧郁，话也少了，无精打采。两个月后当他再度现身公开场合时，大家都注意到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步履迟缓。他绕室而走，经常咳嗽，往地上吐痰。他抱怨头疼，举步困难。他的血压也上升，收缩压一八〇，舒张压一〇〇。他也有心律失常。

同时，周恩来派人查出阴谋的细节。他们搜索一名共谋者的家，找到一份笔记本，载有〈五七一工程纪要〉。直到事件发生后二十天，解放军高级将领和党的高级干部才在秘密会议中获悉，「领袖的亲密战友」叛逃。

一般党员稍后也被告知，广大群众则又过了许久才得知。全国跟着掀起歇斯底里的批林运动。主席前任「亲密战友」现在被批为「极左派」。毛泽东持续感到不适。他经常发高烧，脉搏快到每分钟一四〇。他突然变得多愁善感，会想起年轻时搞革命斗争的伙伴，他们有许多人在文革期间已因他的意志遭到贬抑。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当他听到井冈山时期的同志、外交部长陈毅的死讯，特别沮丧。一月十日，陈毅出殡，尽管自己身体不好，当天天气也差，毛泽东坚持要去探望陈毅遗孀。后来，他命令周恩来平反文革时期受害的老干部。

他的身体健康逐日恶化。毛泽东的医生诊断他有充血性心脏衰竭的毛病。他的脑部没有足够的氧气，呼吸困难，不时要张开嘴，贪婪地吸几口气，然后猛烈吐气。他的医生写说：「两臂、两腿伸直，似乎瘫在沙发上，两颊苍黄。」一月二十一日晚上，他感到格外不舒服。当着众多侍从的面，他向周恩来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江青当下脸色苍白，她「双眼圆睁，两手握着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但是毛泽东不为所动，他又说：「就这样定了。你们去吧！」 虽然他当时没死，但已经无法完全复元。他在往后五年逐步调萎。

军营式共产主义制度跟着他凋零。它的崩溃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的政治危机已经很清晰地显示，毛泽东式的权力制度破产了，中国广大人民开始对他的理智失去信心。毛泽东时代即将落幕。

第三十六章 赤皇驾崩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周恩来？他为什么不指派康生或张春桥为接班人？

或是江青本人？很难说。或许是受到陈毅出殡的影响，毛泽东对左派有反感。数十年来和他并肩共事的老干部都走了，他孑然一身。他已站上权力高峰，可是的确孤家寡人，已经和效忠于他的许多同志切断关系。当年一道起家的同志，只剩下周恩来仍照常和他有往来。其他人都已被他打倒或疏远了。

毛泽东可不愿责怪自己。把怒气发泄在听命于他或是出于自愿成为「天下大乱」急先锋的人，比较简单。因此他会责备江青，要她了解自己的本分。

但是，他的孤独感日益上升，即使美丽的张玉凤也纡缓不了。难道孤独是所有伟大的舵手注定的命运？社会主义的一些主张，如阶级斗争，都是设计来让人相互对立、启发恐惧和恐怖。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如此孤独，宁非必然？如果他们这一类激进革命派的心态，有如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说的，「精神世界、人类最崇高的部分……全被一股胜利、甚至仇恨所全然摒弃」，又怎能不如此呢？毛泽东搞一辈子革命，操纵人类感情。他传递的不是兄弟友谊，而是敌意和普遍猜疑。「打倒地主！」「打倒富农！」「打倒资产阶级、商人和知识分子！」「打倒和我们不同的人！」「打倒读书人、生意人、聪明人！」打倒所有的人、打倒他们、打倒一切！阶级斗争从来没停过。「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是毛泽东时代中国一句谚语。毛泽东也宣布斗争绝不终止。他问：「当我们达到共产主义时，就不会有斗争吗？」但是他也自答：「我不认为。即使我们达到共产主义，还是会有斗争，但它们将是新与旧斗、正确与不正确斗。过了一万年，不正确还是不对、还会失败。」 因此，孤独、多病的皇帝被迫要分享自身暴政的果实。

但是毛泽东仍然紧抓住性命，试图控制一切。他还有许多未了宿愿。

中国还未得到世界承认。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属于受美国支持的台湾。在中、苏边界冲突之后，毛泽东在一九七〇年代初亟需在外交上有所突破。

中国和昔日的老大哥苏联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十分危险；中国若与美国改善关系，将对改变东亚权力平衡产生深远影响。对美修睦和加入联合国，成为毛泽东另一目标。他为了达成此一目标，于一九七〇年下半年跨出第一步，邀请史诺来中国（这是史诺最后-次访华）。我们应当还记得，毛泽东一向认为史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不过这一点他是错的。这一次，他又要借助此一「沟通管道」。-九七〇年十月一日，他邀请史诺夫妇上到天安门城楼，站在他身旁，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并且一起留影纪念。

从来没有过任何美国人享有此一殊荣。毛泽东显然是在向华府发送讯号。

但是他的讯号没得到回音。白宫根本不了解。尼克松（R.M.Nixon）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季辛士口（Henry Kissinger）在若干年后写说：「后来，我们才了解，毛泽东有意象征对美关系现在已得到他亲自关心，但那时候这只是纯学术见解：在那重要关键，我们没抓住他的意思。过度的细腻委婉造成沟通失败。」华府领导人还记得毛泽东六个月前的一段话。一九七〇年五月，美军部队打进柬埔寨之后，毛泽东痛骂尼克松是「法西斯」，又说「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他宣称「尼克松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但是，现在毛泽东希望尼克松到中国来。尼克松总统的到访将大大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毛主席本身的声望。

直到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中国官员只透过华沙大使级会谈，与美国有间歇接触，但是没有太多收获。然而，尼克松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就职后，因中方的建议，华沙会谈持续进行。毛泽东知道，一九六八年八月尼克松获得提名后立即宣布：「我们不能忘掉中国。我们必须一直寻找机会和她对话……我们不能只关注变化，我们必须设法做出改变。」尼克松也有他自己的原因，真心盼望与毛泽东谈判。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已陷入僵局。尼克松迫切需要毛主席协助，才好在避免战败的表象下把美军部队撤出中南半岛。他希望毛泽东向越南同志施点压力，逼他们让步。因此，中、美双方都互有期待能够改善关系。

一九七〇年十月初，尼克松接受《时代》杂志的专访，表达他有意访问中国。他说：「若说我有生之年还想做什么事，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成，希望我的子女能去。」 十二月初，周恩来透过巴基斯坦当中人发信，邀请华府派「特使」到北京，「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这个问题。白宫正确地理解，提起台湾问题其实无关宏旨，那只是「标准说法」。真正的重点是尼克松的访问。季辛吉回复：「北京会谈将不限于只谈台湾问题。」同一期间，毛泽东邀请人还在北京的史诺吃早饭，席间他提起：「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不需要有偏见，可以相互尊重、平等对待。」他表示敬重美国人民，寄希望于他们。然后他坦率说出，他「乐意」与尼克松「交谈」。

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注销十一国庆毛泽东和史诺在天安门城楼的合影照片。这一页的右上角也注销一则毛泽东语录：「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认为史诺会立刻把他邀请尼克松对话的讯息传达给中央情报局，但是，当然史诺没这样做。史诺直到一九七一年四月才发表他的专访稿，但它对尼克松和季辛吉已经没有效用。 那时，美国一支乒兵球队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第三十一届国际乒乓球锦标赛后，已应中方邀请，来到中国。

很显然，邀请这些运动员到访，是由最高层级拍板决定。四月十四日，美国队及其他国家优胜队伍，在人民大会堂出席接待会。周恩来对美国桌球协会会长葛莱姆·史汀霍芬（Graham B.steenhoven）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孔夫子这句话出自周总理之口，当下就受到外国记者的注意，大家开始预测中、美之间可能建立「友好关系」。

不久之后的七月九日，尼克松的特使季辛吉取道巴基斯坦，抵达北京。

他和周恩来及中国外交部官员展开三天的密集会谈。毛泽东当然没接见季辛吉；这倒也不全然碍于外交礼仪原因。当时他对这位哈佛大学前任教授评价不高。季辛吉访问北京之前几个月，毛泽东和北越主要领导人范文同谈话时，直接就说：「季辛吉是个臭老九。」 季辛吉之行是机密，但是双方同意就会谈结果发表公报。用周恩来的话说，它会「震惊世界」。的确也是如此。七月十五日，双方首都同步发布季辛吉秘密访问北京的消息。尼克松总统强调，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带回来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函，而他已欣然接受。 全世界屏息等待后续发展。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美国排除一切障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偕夫人抵达北京。周恩来亲赴机场迎接。毛泽东在他住处不耐地等候尼克松。尼克松抵达之前三个星期，毛泽东接受严密的医事治疗。在历史性的会面之前，他的身体已大有改善。他的私人医生写说：「肺部感染控制住了，心律不整现象也减少了。

水肿还只消退一部分……但毛仍喉咙肿胀，说话困难，体力很差。」 毛泽东在会面前十分焦虑，报告尼克松一行人行踪的电话不断打进来。医疗组为这次会面做了万全准备。毛泽东原来书房兼会客室内的氧气瓶、呼吸器等医疗用具全部搬走，移到会客室与卧室之间的内走廊上，又准备了一些小型轻便的急救设备，将氧气瓶藏在一个大雕漆箱里，其他设置则置于室内的大盆景后面，以便因应紧急之需。

下午两点五十分，尼克松在周恩来和季辛吉陪同下抵达中南海。季辛吉的助理温斯顿·罗德（Winston Lord）、毛泽东的外侄孙女王海容（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以及译员唐闻生，相继走进书房。尼克松和季辛吉发觉书房并不整洁。尼克松在日记写下：「好几本书打开在不同页数，摆在他座位旁的茶几上。」 季辛吉也回忆说：「毛泽东的书房……比较像是学者的书房，而不像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大权在握的领导人的会客室。」在张玉凤搀扶下，毛泽东起身迎接贵宾，举步维艰地走几步迎向他们。他握紧尼克松的手，捏了几下。他说：「我说话不太方便了。」 季辛吉写说：「每句话似乎都费了很大劲才说出来。它们从他的声带费劲地蹦出来，说完每一句话后，似乎都需要振作体力，才有足够力气说出另一句辛辣的评语。」 他看来浮肿，不论是水肿或其他原因。事实上，毛泽东患的是心力衰竭所引起的水肿。

即使如此，一般也能意识到毛泽东很高兴见到尼克松。他不停地说笑话，试图制造轻松气氛。尼克松一要把话题转到正事，毛泽东就挥挥手指向周恩来：「我们在这里不需要讨论这些问题，它们应该去和总理商量。我只讨论哲学问题。」尼克松三度试图和毛泽东谈论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毛主席每次都躲开。

于是乎，谈话就从一个闲话跳到另一个闲话。毛泽东特别喜欢尼克松拿季辛吉交「女朋友」逗趣的话题。尼克松记得：毛泽东夸季辛吉首次到北京时，能做到消息滴水不漏，很了不起。

我说：「他一点都不像特务。可是他是唯一一个有能力去了巴黎十二次、到北京一次，而外界神不知鬼不觉的人——或许除了一两位美女以外。」〔周恩来大笑。〕季辛吉赶紧说「她们也不晓得。我只是用来当烟幕。」毛泽东装出不相信的神情：「在巴黎？」我说：「任何人能利用美女掩饰，一定是历来最伟大的外交官。」毛泽东问：「你是说你经常利用女生啊？」我答说：「他的女生、不是我的女生。我若是利用女生当掩饰，会惹出大麻烦。」周恩来说了：「尤其是选举期间的话。」毛泽东为之大笑。这就是他们谈笑风生的「哲学问题」。但是，有些话，相当严肃。毛泽东以手比画四周：「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此一定很不以为然。

他称呼我们是共匪。」 他要请教尼克松该怎么答，可是尼克松避而不答，反问：「蒋介石称呼主席是匪，那主席又怎么称呼蒋介石呢？」就在谈笑间，台湾问题搁到一边去。尼克松声明他不会为了交新朋友，背弃老朋友。

原定会谈五十分钟，实际进行了六十五分钟。主席已出现疲态，周恩来也不断地瞄手表。尼克松注意到了，赶紧结束谈话。毛泽东起身送客。

尼克松夸毛泽东气色好，毛泽东答说：「外表会骗人的啦。」尼克松旋即与周恩来进行会谈，最后双方于二月二十八日发表联合公报。除了声明双方在若干国际议题的立场之外，公报强调「中国与美国往关系正常化进展，吻合所有国家的利益」。 后来，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二日，中方在与北越共产党定期的会谈中，周恩来技巧地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领导人施压，逼他们向美国人让步，不再坚持西贡政府阮文绍总统一定要下台。 日本、西德及其他许多国家，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美国恢复大使级正式关系，花了更长时间交涉，但也终于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完成。

毛泽东对于尼克松来访，相当振奋，健康亦大为好转。他的医生写说：「到三月中旬，水肿完全消退。肺部感染痊愈，不再咳嗽。重病期间戒了烟，咳嗽和支气管炎未再复发。」当然，他身体还是衰弱，走路迟缓，手脚颤抖，有时候控制不住会流口水。 即使如此，他头脑还是清醒，权力依旧无限大。他继续控制住党与国，而且准备好要展开一场新战斗。

江青现在把周恩来视为头号敌人，遂再次利用毛泽东的「作战」精神。

她没办法服气、接受毛泽东指派周恩来为接班人，因此希望主席指派效忠她的人，出任领导圈的重要职位（包括国务院总理在内）。她采取屡试不爽的老伎俩，在主席心目中把对手抹黑为「反革命分子」、「叛徒」，躲在他背后搞「阴谋诡计」。她也针对支持周恩来的老干部展开新打击，这些人若不是在文革高潮中挺了过来，就是才刚获得平反。

她的第一步即力拱年轻的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做毛泽东的接班人。

王洪文忠心耿耿、年轻有活力、平易近人，江青可以轻易透过他统治中国。

他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大）已当选为中央委员，但江青希望他能被提升为副主席。一九七二年九月，她说服毛泽东把王洪文调到党中央工作。

这是他快速窜升的起始。中南海新贵给江青这个新宠取了绰号「火箭」。

江青最亲密的盟友——张春桥和姚文元——支持她一切作为。康生已经得了末期膀胱癌，也支持毛泽东的太太。

时机对江青有利。康生被诊断出得了癌症之后，周恩来的尿液亦检测出有癌细胞，医生说周恩来来日不多了。这时候，江青卯足劲活动。即使毛泽东已在十二月二十八日指派王洪文为接班人，她还是不放心。 她希望一举结束病弱的周恩来，拔掉他的总理职位，换上她的忠心盟友张春桥。

可是，江青的路上障碍还不少。周恩来得到党领导圈许多人的支持，其中就有叶剑英，长期以来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军委的主要领导人。甚且，主席本人也不打算事事顺她心意。一九七二年夏天，毛泽东开始认真考虑让江青一向嫉恨的邓小平复职。八月三日，邓小平上书毛主席，除了照例自我批评一番外，也表示希望能够恢复工作，即使是技术性质的职位也无妨。十一天后，毛泽东起草一项决议文，它说：「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赢得名声。」 江青只能气得咬牙切齿。

周恩来意识到机会，顺势进攻。十月初，他发表两次讲话，猛烈批评极左主义。他表面上讲的是林彪，但是细心的听众很清楚他在影射谁。隔了几天，支持周恩来立场的《人民日报》在十月十四日刊登三篇文章反对无政府主义，把这个倾向贴上「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江青一伙人立刻找毛泽东投诉，因此伟大的领袖必须介入。毛泽东宣称，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现在，人人各安其位。

毛泽东没有放弃平反邓小平、让他复职的计划。一九七三年三月九日，他任命邓小平为周恩来的副总理。后来毛泽东向中央军委同志解释说：「我们党里有人什么事也不干，仍会犯错误，但是邓小平虽犯错误，却实际办事……我觉得他棉里藏针。」 在同一会议中，毛泽东表示邓小平的行为「应该三七开」。他意思是邓小平过占一二成、功占七成。江青现在了解她必须更积极才行。一九七三年五月，左派成功地取得毛泽东同意，让王洪文及另一个激进派、北京市长吴德，参加政治局工作。

另一个获得拔擢的是华国锋；他原本是毛泽东老家的县委书记，自从一九六二年冬天在七千人大会上对领袖、导师称颂之后，即被主席放在心上。

文革一起，毛泽东把华国锋提升为湖南省委书记，后来又出任湖南省革委会代理主任。一九六九年的九大，毛泽东钦点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一九七一年调入国务院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定一九七三年八月底举行，江青决定要加强夺权斗争。十大召开之前六个星期，即七月四日，王洪文和张春桥在张玉凤同意下，去晋见毛泽东。张玉凤外表柔顺，其实个性十分刚烈，这时候已经成为主席与外界接触的主要中人。即使是江青，没经过张玉凤点头，也见不了她丈夫。张玉凤（在中南海，大家称呼她「小张」）在一九七三年初地位上升得特别明显，因为伟大的舵手讲话几乎已经无人理解。

毛泽东经常气喘咻咻，不时要奋力吸气，因此众人很难理解他说些什么，可是张玉凤却明白他的意思，也因此她的政治影响力上升。

晋见的首要话题是周恩来。左派领导人对周恩来处理国际关系，加以诋毁。尽管中国在外交上相当顺利，毛泽东却听信他们的谗言。他注意到周恩来和美国人交涉时「不够坚定」。毛泽东在谈话末尾批评，周恩来「大事不〔跟我〕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江青亲密战友只要听到这句话就够了。他们立刻把话题转到「哲学」方面，向毛泽东报告说，在搜索林彪家时，抄出一大盒孔子语录。谁会料想得到半疯狂的林彪会着迷中国古代哲学？毛泽东早就知道，但这时他才表示对此一发现感到兴趣。他说，林彪和国民党领导人一样也崇拜孔子。他不屑地说，他们「尊孔、抑法」。 王洪文和张春桥满心欢喜地告辞而去。

他们晋见毛泽东之前即与江青密谈，讨论如何动员人民公开斗争党领导圈内的「新投降派」。直接点名周恩来和邓小平，恐怕有危险，因为毛泽东还不打算抛弃他们。因此他们狡猾地决定发动I 项运动，明批林彪、暗打周恩来。林彪家里抄出孔子语录，就是做文章的好借口。 毛泽东抱怨林彪和国民党尊孔，更是幸运之神垂顾。现在他们可以在批林旧戏里加入新主题，矛头是批孔，其实针对周恩来。

要了解他们的策略，我们必须回到孔子的时代。孔子生在周朝末年，正是社会、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代。传统的社会关系快速解纽，许多人质疑敬祖，社会上兴起新富阶级，他们蔑视宗法及朝廷的权威。中国已陷入内战，诸侯各据一方。人文主义哲学家孔子出来辩护消退的秩序，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他从这个秩序里，找到适当治理的精义。

他的观点是，宗法关系必须维持不变，若是破坏社会力量的平衡只会使乱局加剧。他的学说受到法家（如商鞅等人）的反对。他们反映富有的地主之利益，巍视垂死的宗法贵族；而毛泽东青年时期颇为敬仰商鞅。

江青及其盟友把此一古代情势推衍到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的中国。由于孔子替旧社会辩护，因此他就是「反动派」。由于法家反孔，显然他们就是「进步派」或甚至是革命派。这是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出发的观点；因此之故，过去法家和儒家之间的斗争，只是革命派与反革命派永恒的斗争之一幕而已。正、邪之战犹在进行中，而且在中国、尤其是中共党内，还有许多「儒家」梦想复辟。

当然，江青及其左派盟友可以把当代儒家的标签往任何一个敌人身上贴。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广大群众中挑激起对周恩来的负面反应，他的姓氏正好和孔子所辩护的「反动」的周朝同一个字。对于一九七〇年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报章杂志上出现「周」这个字，几乎无不指向周恩来总理。因此，一再以负面意义重复这个字，即是对江青主要敌人含沙射影暗中批斗。

然而，左派的阴谋诡计失败。他们深奥、冗长的文章大谈法家、儒家之争，只让大多数人觉得沉闷无趣，敬而远之。受人敬爱的周总理，不仅形象没受损，反而还因传闻传遍全国，指他病情严重，更增添老百姓对他的关爱。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左派也没有得到胜利。出席会议的一千二百四十九名代表，代表两千八百万党员。其中只有部分代表属于江青派。周恩来的支持者仍然保有相当大的势力。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在大会发表主要报告。同时，王洪文也熠熠发亮。主席安排王双文坐他右手边、周恩来坐他左手边。周恩来做完报告后，王洪文发表有关党章的报告。大会追认文化大革命一切指示，称颂伟大的舵手，谴责林彪、把林彪名字从党章删掉，并且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在政治局这个领导机关里，两派人马大致旗鼓相当。政治局九名常委，周恩来派占多数。 当然，这并不重要，有一个人凭一己之意，就可以做出一切决定。

果然，十全大会落幕不久，毛泽东就让周恩来尝尝主席天威难测的味道。

十一月十日晚间，刚被派为国务卿的季辛吉抵达北京，进行三天半的正式访问。周恩来和叶剑英出面接待。毛泽东也接见他（一次，即十一月十二日），基本上透过速记报告掌握谈判进展。可是，谈判一结束，毛泽东突然怀疑周恩来有事瞒他，不让他知道他和美国来使谈话的细节。其实这个罪名是无妄之灾，因为周恩来去到中南海要向毛泽东报告时（另一说法是周恩来打电话过去），主席身体不适，正在睡觉；毛泽东的爱人兼秘书张玉凤不想吵醒他。毛泽东醒来后，非常不快，立刻怀疑周恩来在搞什么阴谋诡计。隔了一会儿，他在披阅速记报告时，发现周恩来和帝国主义者打交道不够坚定，更是火大。季辛吉竭尽本事，想争取北京同意成立对抗莫斯科的军事同盟。周恩来没有果决地辩护中国一向独立自主的政策 （在这件事上，周恩来的确过度保持外交礼貌，针对纠缠不休的季辛吉，他应该正色告诉他，让他了解「这项提议必须以『不让人觉得我们是同盟的方式』进行」）。 这时候，毛泽东已经依赖他的外侄孙女王海容及译员唐闻生，作为他和其他领导人之间的联络员。他立刻透过王海容和唐闻生，告诉政治局委员们，他觉得周恩来已经和美国人成立军事合作，同意美方把中国置于它的「核子伞」底下。当然，周恩来根本没做这回事（一般来讲，他什么事也没办法作主），可是毛泽东还是很生气。他抱怨说「有人要借给我们一把伞，可是我们不要啊。」 毛泽东也不高兴周恩来在台湾问题上脊骨不够硬。毛泽东觉得周恩来打算同意美国人与蒋介石政府维持特别关系。

一向疑心病极重的毛泽东，现在病恹恹地，更是谁也不信。毛泽东交代下去，把周恩来的行为交给政治局检讨。江青等人当然毫不留情地痛眨一番。不过，毛泽东冷静下来；生气变成怜悯。 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十二月间，他表示想让邓小平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不过，直到一九七五年一月，他才正式做出此一决定）。

甚且，十大之后，毛泽东愈来愈常批评江青，口气也愈来愈重。他批评江青企图在政治局里制造不和，劝她不要「吹毛求疵」，甚至在政治局会议公开指责她搞「四人帮」——指的是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

很显然，毛泽东是在左右摇摆。不过，他并不是含混乱动。毛泽东神智清楚，不想让任何一派有太大权力。即使身体健康很差，他还没有失去在领导圈内控制势力均衡的能力，保持住敌对派系之间相当的平衡。他的政治手腕高超，各派首脑都得来向他本人请示。即使像季辛吉这样经验老到的政客，见到病恹恹的毛泽东，也感受到他意志的强烈磁场。只有一个因素对他不利，那就是时间。从一九七四年起，他再也无法出席政治局所有的会议。年初，他因白内障，双眼失明，只能分辨光亮与黑暗。但是这只能算是小不幸。更糟的是，他在一九七四年夏天开始出现卢。贾里格氏症（Lou Gehrig’S disease ），即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sclerosis,ALS）症状。这种致命的疾病就是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手、腿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死亡。它的初步症状就是手腕或腿衰弱，然后逐渐散布到全身。病人失去走动、讲话、吞咽的能力，最后连呼吸的能力也没了。毛泽东的案例，病情先出现在右手、右脚逐步瘫痪，然后影响到他的喉、咽、舌和肋间肌肉。据他的医生说，主席不到两年可活了。此外，毛泽东继续患充血性心脏衰竭。左右两肺都受到严重感染，左肺也有慢性阻塞症。他的血氧很低。毛泽东经常咳嗽不停，只能靠左侧躺下。他无法吞咽硬物，张玉凤只能喂他鸡汤或牛肉汤。

可是，伟大的舵手仍然紧抓着生命。他的头脑仍然清醒，全世界仍要注意他的金玉格言。他在一九七四年二月提出全世界人类可概分为三个世界的概念，特别让人印象深刻。毛泽东说，美国和苏联两大超级强国属于第一世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属于第二世界；其他国家都属于第三世界。毛泽东说，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民必须团结起来。 在毛泽东指示下，邓小平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对「三个世界论」有详细的阐述。毛泽东三不五时就会突然活动一下。那年夏天，他再也不相信医生，决定要自行治病。张玉凤回忆说：「他说，『医生的话，最多只能听信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他认为可以靠自己体内的抵抗力对付病魔。」 他希望换个环境，呼吸乡下新鲜空气。七月中旬，就在他痛斥江青的那场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出发周游全国。这是他一辈子最后一次出巡。七月十八日，他抵达武汉，住到十月中旬。后来，他转赴老家长沙，住了一整个冬天。在长沙，他试图进游泳池游水，却已经游不动了。

除了忠心的张玉凤，她凭着「读他的唇语及……动作」，就可了解主席的心意——之外，这段期间还有两个女子继续帮助他，一是他的外侄孙女王海容、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一是他的英语译员唐闻生，此时已升为外交部副司长。 他们往来于北京和武汉之间，以及北京与长沙之间，捎来周恩来和邓小平给毛主席的报告，有时候也带来江青的口信。她们完全支持周恩来，每次来回必向周恩来报告、请示，即使周恩来已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进医院，也没中断。他面临艰巨的癌症开刀手术，癌细胞已进入他的膀胱、大肠和肺部。

理解到周恩来已经来日无多，毛泽东决定指派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同时，他依循派系平衡的原则，把日常党务工作交给王洪文负责。两派都不满意。江青觉得需要加快行动。十月十七日，她召集其最亲信的盟友秘密会议，决定瞒着其他政治局委员，派王洪文去见毛泽东。王洪文衔命去向主席报告：「北京现在的气氛很像〔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时那样。」个中意思就是，周恩来、叶剑英和邓小平预备走上林彪路线。四人帮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万万不宜把第一副总理让「反革命分子」邓小平来当。

王洪文毫无瑕疵地完成江青交代的任务。根据张玉凤的回忆（也经过王洪文证实），他向毛泽东报告说：「总理虽然病了、住院，每天仍忙着召集人开会到深夜。几乎天天有人往他那儿跑。」 但是毛泽东生气了，小张把他的话传达给骂怕了的王洪文：「如果你有意见，应该直接、当面说，这样做，不好。你必须和小平同志团结。」然后毛泽东交代说：「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说，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后来，十一月中旬时，王海容和唐闻生来见他，他气愤地对她们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江青这时候有可能的确怀抱这样的野心。但是一九七五年一月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依据人在长沙的毛泽东之提案，选出邓小平为中央的一位副主席及政治局常委。后来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确认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接待来访的北韩首脑金日成。毛泽东说：我今年八十二了……现在我不谈政治了，由他来跟你谈〔毛泽东朝也参加谈话的邓小平比了一比〕。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没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从一九七五年七月起，邓小平在毛泽东点头下，成为政治局的领导人。

江青和她的盟友气到不行。但是他们并不善罢干休。他们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失败之后，又发起好几次意识型态运动，如研究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经验主义，以及反「投降主义」等运动（后者是以古典小说《水浒传》为张本）。然而，只要主席不点头，这些意识型态运动无一能改变政治局的权力平衡。因此，「左派」这些动员群众打党内「修正主义者」的运动一事无成。

江青必须先克服毛泽东这一关。可是，她要见毛泽东，又得先过张玉凤那一关。一九七四年底，政治局正式派张玉凤为主席的机要秘书。甚且，还有形影不离的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人都支持周恩来），担任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人。江青企图以送礼、讨好等手法争取张玉凤，想和她攀交情，可是小张不怎么甩她。这时候毛泽东身边又跑出一名年轻女子孟锦云，担任张玉凤的助理。孟锦云非常漂亮，她没有理由喜爱「左派」。她因为红卫兵的中伤，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被关押坐牢。在张玉凤协助下，她来找毛泽东平反。一九六〇年代，她曾经是解放军空军歌舞团舞者，某次演出时被伟大的舵手看上。毛泽东当场就喜欢她，邀她共舞。两人跳舞时，主席还要她「不要一本正经」。三下两下，他就把她带进卧室。两人交往并不久，张玉凤也没嫉妒她。她反而还相当同情比她小四岁的孟锦云。

孟锦云在武汉当了一段时候护士，就被捕坐牢了。

一九七五年五月底，孟锦云重逢张玉凤，请她帮忙安排见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旧情人不幸的际遇，不胜晞嘘，将她「平反」，留在身边。江青不高兴，但也莫可奈何。突然间，十月初，江青和盟友时来运转。年迈的独裁者决定让侄子毛远新取代王海容和唐闻生，担任他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很显然，他很想念他。然而，聪明、狡诈的毛远新晓得如何利用情势，哄着伯父偏袒江青。他热切支持江青，也不避人耳目。

左派趁势反攻。透过毛泽东钟爱的侄子，他们努力让主席对邓小平心生反感。毛远新向伯父进言：「『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我一次都没听到他讲如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或批评〈〈水浒传》，或批评修正主义。」 又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 经过个把月的谗言，毛泽东听信了。他变得愤怒，开始对邓小平动辄发脾气。在他要求下，政治局委员开始批评邓小平。全国掀起「批邓、反右倾翻案风」的一轮新运动。

邓小平被解除大部分职务，只剩下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开会与闭会，以及处理外交政策事项。

这场斗争闹到高潮之际，周恩来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点五十七分去世。许多人哀悼他的去世。大部分中国人怀念他的智慧、诚实和仁慈。中国很少有人有兴趣去细究他是否真的是这样的人物。群众心目中的他，是个伟大的领导人。一月十一日，出殡的行列带着他的骨灰往革命英雄公墓前进，北京市民沿途恸哭相送。当天在长安大街顶着冰雪风寒相送的人群，估计逾百万人，终其余生永远都记得白/蓝色的巴士载着敬爱的周恩来走向永恒。

北京市很快就传出谣言，说周总理是被痛恨他的左派害死的。三月间，上海《文汇报》暗示周恩来是「走资派」，同样的谣言更加炽盛。南京立刻出现大字报，号召人民出面抗议。消息很快就传到北京。人们开始涌入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留下悼念周恩来的花圈、花环。这一自发的行动持续了两个星期。终于四月四日清明节到了，在这个传统的祭祖扫墓节日，广场人山人海。市民群情愤慨，到处有人高喊：「誓死保卫周总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万岁！」「打倒反对周总理的人！」还有许多人高唱〈国际歌〉。江青一伙人吓坏了。他们害怕控制不了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对手一样也很焦虑。他们都不习惯民主的集会。四月四日晚间，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共同决议要取缔未经核可的集会。奉毛泽东之命代理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表示：「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 四月五日，警察出动驱散集会民众。江青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以望远镜观看公安攻击群众。

毛远新「客观地」向毛泽东报告，指控民众示威是邓小平怂恿。毛泽东听完侄子的报告，变得很坚决，支持要镇压「反革命暴动」。他下达命令「解除邓小平一切职务。」 同一道命令，他指派五十五岁的华国锋为党中央第-副主席、真除国务院总理。三个星期后，毛泽东已经无法讲话，用笔写下「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江青及其他激进派兴高采烈，而北京大部分市民则悲痛莫名。作为沉默的抗议之表征，市民开始在住家的窗台摆出小瓶子。这是因为「小瓶」与「小平」同音，把小瓶摆在窗台上，反对四人帮的人藉此暗喻「邓小平还在台上」。

批邓运动在没人支持下，注定失败。大多数干部也只是做做表面文章。

毛泽东最后一波政治活动也就无疾而终。

但是伟大的舵手可能不完全了解个中状况。他已经一只脚踩进坟墓里。

他的健康状况不佳，影响他的情绪。毛泽东经常心急气躁。他呼吸十分困难，肺、肾和心脏都不能正常运作。他一直不停地出汗，也持续需要氧气。

由于经常靠左侧躺卧，也长出褥疮。

唯一有改善的是他的视力。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他左眼手术成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几位眼科名医先对四十名与毛泽东情况近似的老人试行开刀，拿他们做实验品。等到确认正确的方法之后，他们才诚惶诚恐地对伟大的领袖动刀。 张玉凤回忆说：「当……棉纱带从主席眼睛取下时，他张眼四望。突然很兴奋地指着一名侍从，正确地说出她衣服的颜色和样式。他也指着墙说：『白色！』」但是其他方面的病情并没有进步。根据张玉凤的回忆，有时候他弱到「要喂他吃东西，他都张不了口」。 可是，隔了一阵子，他又好多了。

他甚至还有勇气接见外宾。譬如，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接见纽西兰总理罗伯·穆尔东（Robert Muldoon）。当然，他没办法和客人讨论严肃话题；他只是抱怨健康太差了。他说：「我两腿无力。」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天下大乱呢。」五月十一日，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张玉凤和孟锦云陪侍在侧，寸步不离。医疗团队想尽各种办法，隔了两星期，毛泽东才觉得稍微好一点。

五月二十日，他接见来中国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五月二十七日，又接见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Ali Bhutto）夫妇。但是，这两个场合，宾主双方都只闲谈十分钟，他就非常疲倦，必须停止谈话。①纵使如此，他的客人十分兴奋能见到他。布托对记者们说：「他已经不年轻，可是我并不预期会见泰山啊！」 后来，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主席因为「工作忙碌」，将不再接见外宾。六月中旬，毛泽东召见华国锋、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以及他的外侄孙女王海容。他躺在床上，气喘啉咐地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① 原书注：布托在记者会上说，会谈进行了二十一分钟，但中方后来说，毛泽东和这位巴基斯坦总理会面时间没超过十分钟。他和李光耀谈话也是这么久。

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

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 么办？只有天知道。张玉凤费了好大劲传达他这项独白。

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第二次心脏病发作，较前次严重。他的状况已经坏到无法自行进食，必须从鼻子塞进胃管喂食。华国锋等四个政治局委员组成小组，督导医疗团队，他们亦轮流陪伴在主席病榻旁。七月初，奥地利著名的肾脏科医师华德·毕克马耶（Walter Birkmayer）前来诊察，但是他也无能为力，帮不了主席。毛泽东即将死了，可是即使是这种情况，他仍然试图抓住权力。他还是要求张玉凤读给他听重要公文，每天几分钟也好。七月六日，他接获报告：老战友朱德去世。他平静以对。

他经常和小张一起观赏台湾和香港的电影。它们可以帮助他分神，也使他可以打打瞌睡。七月二十七至二十八日夜里，离北京不远的唐山市发生芮氏仪七点八规模的大地震，造成二十四万多人死亡、十六万人以上受伤。地震之强大，连中南海都可以感觉到。毛泽东睡在游泳池馆的床都震动了。当下即把他移到邻近游泳池馆、能抗地震的一栋楼房。之后，他还继续保留看电影的习惯。

毛泽东移住的新楼房赶紧改装，房里装满医疗器材。另外为他备了一间电影间，装了投影机和大电视。可以说毛主席在世的最后一阵子就在边看「敌人」电影，边用胃管鼻饲的方式度过。

九月二日，第三次心脏病发。这次最为严重。群医已经束手无策，救不了他一命，可是他强大的求生意志仍不松懈。毛泽东一再问医生们，他的病情有多严重。 他们试图安慰他，其实已不抱任何希望。

九月八日晚上八点稍过，他全脸开始青紫。隔了几分钟，四肢失去感觉。医生试图从他鼻子抽出液水，但是他已无反应。到了九点十六分，他心搏加速；半小时后，血压急降。十点十五分，他陷入昏迷。不久，即瞳孔放大，对光线没有反应。九月九日，零点四分，他开始痉挛。两分钟后，已停止自已呼吸。午夜过后十分钟，毛泽东心跳停止。这个大独裁者、革命家、暴君，得年八十有三。

尾声

中国人以活力充沛、工作勤勉著称。在这个全国只有一个时间的国家，数亿人于上午六点同时起床，练气功、吃早饭，然后各自上班、上学、下田、开店去。

北京市民黎明即起，挤上地铁、公共汽车、火车。铃声响起，有人骑自行车擦肩而过；比较有钱的-则坐出租车或私家车。他们喧喧闹闹地挤在街上，瞪着外国游客看，也有人在天安门广场放大风筝。

一大早起，市场就嘈嘈杂杂活动起来，无数的小餐厅传来美食的香味。

进到胡同里，老人、老妇静静坐着晒太阳，小孩在附近钻进钻出玩。你也可以听见小贩吆喝、叫卖东西。

王府井是条主要的购物大街，最近才改为行人徒步区，这里人潮特别汹涌。群众熙来攘往，但是你若往南走，可以走到北京市著名的长安大街。

往右转，你会经过巨大的北京饭店，约十分钟，就到了北京历史中心天安门广场。往右看，是紫禁城，往左看，就是大广场。

首先进入眼帘的，就是一幅毛主席巨大肖像挂在从前皇宫入口——天安门——上方。他那咄咄逼人的眼神、圆圆的前额，还有下唇下方那颗痣，特别明显。伟大的舵手宝相庄严。看来他已经很久与中国共产党、中国及世界毫不相干了。他也管不了，和他一九五六年四月表达的意愿相反，他的遗体并未火化，而是做了防腐处理，保留下来。它就摆放在广场上宏伟的毛主席纪念堂中。这座白砂色建物楼高三十三.六公尺、占地近三万平方公尺。毛泽东的遗体摆放在中堂，水晶棺置于山东黑色花岗石做成的基座上。主席身着灰蓝色外衣，覆盖的红旗镶缀着榔头和镰刀。基座四周白色青花瓷瓶里摆了鲜花。棺木头部位置，白色的大理石墙上镌着金字「伟大的领袖、导师毛泽东千古」。

中国市场经济在|九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复兴，很大|部分要归功于毛泽东过世后「温和派」迅速复职，尤其是邓小平在一九七七年七月恢复权位，它也导致毛泽东被商品化。北京市各地，包括天安H,礼品店的商贩，靠着毛泽东的胸章、海报、半身雕像和《毛语录》大发观光财。这个昔日的领袖变成历史纪念品，在相当程度上也得助于中共新领导人对他的统治做出的评估。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八一年宣称：「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从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重新修正此一评价；这一点倒也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

中国人和日本人、越南人及东方其他许多民族一样，缺乏「悔改」的观念。

对西方人而言，这是基督徒重要的圣事，没有它，就没有赦罪或清罪。但是对于住在天子脚下的人而言，重要的是不能丢脸。

就毛泽东这个案例来讲，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可以解释此一态度。毛泽东与列宁、斯大林不一样。列宁和斯大林摧毁了十月革命之前已是世界主要大国的强盛的俄罗斯；毛泽东则把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改造成为独立、强大的国家。他不仅是个革命家，改造了社会关系，他还是个民族英雄，实现了孙中山首开其端的反帝国主义大革命，迫使全世界尊重中国人民。

他把历经多年分裂、权力斗争和内战的中国大陆统一起来。毛泽东统治期间，中国终于能够成为世界主要地缘政治中心之|,政治上和两大超级强国维持等距离关系，也因此吸引世界舆论更加重视中国。当然，在毛泽东统治期间，中国人民仍然贫穷，中国经济仍然落后，但是同样也在这段时期，中国开始以它的现在、乃至以它的过去为荣。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民忘不了「伟大的舵手」。

毛泽东不只带给中国人民族解放，也带来社会劳苦。他以及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透过欺骗和暴力-把极权的社会主义强加在苦难已久的中国人民身上，逼迫他们坠入血腥的社会实验深渊。数亿人的生活因此吃尽苦头，数千万人更因饥荒和镇压而死于非命。整个世代在孤绝于世界文化之下成长。毛泽东对人类犯下的罪行，绝不亚于斯大林和二十世纪其他独裁者的邪恶行径。他罪行的规模甚至还更大。

可是，毛泽东的极权主义还是与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家、实践家不一样。他的性格更加复杂、多样、驳杂。他的疑心病和背信忘义绝不逊于斯大林，但是他没有斯大林那么残酷无情。他几乎一辈子——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党内斗争中，都遵行「治病救人」的原则，强迫他真实的或想象的对手承认「罪过」，但没判他们死刑。这正是为什么「温和派」虽一再有人遭到整肃，在他去世后又能站起来、掌握权力的缘故。毛泽东没有治愈邓小平及其支持者的「病」，但是他也没把他们杀掉。他甚至也没有下令杀掉刘少奇，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被愤怒的红卫兵逼死的。而且，毛泽东也没有对旧日敌人报复。他没有杀博古、周恩来、任弼时、张国焘，甚至也没杀王明。他在逼他们做了自我批评后，试图与他们找出共同语言。换句话说，他逼他们「丢脸」，但让他们保住权位。

凡此种种，毛泽东是道地道地的中国领导人和思想家，能把外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原则，不仅和中国革命的实务结合起来，也和中国传统结合起来。

一个有才能的中国政客、历史学家、诗人、哲学家、权倾一时的独裁者、活跃的组织家、手段高明的外交官、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全世界人口最大国家的元首，同时也是一个不屈不挠的革命家、一心一意要改造数亿人的生活方式和意识的民族革命的英雄、双手沾血的社会改造者——历史将这样记载毛泽东。他一生波涛壮阔，不能以单一意义来形容他。

这也是为什么他安息在中国中心一座皇帝陵寝，而且广场高挂着他的巨幅肖像。他还会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或许永远在那里也不一定。本质上，毛泽东现象反映出中国在二十世纪复杂、矛盾的轨迹，反映出这个社会、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与过去彻底决裂，在八十年之内走向现代的轨迹。

毛泽东的成就不容争辩。他的过错和罪行也不容否认。然而，中国人把他们对毛泽东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之愤怒，统统倾泻到伟大舵手的亲密战友身上。他太太在主席故世一个月后，被华国锋「出卖」，遭到逮捕。江青和文化大革命其他领导人于一九八〇年底、一九八一年初出庭应讯。江青不认罪，她向全世界高声否认：「我做的一切，都是毛主席要我做的。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她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张春桥刑罚相同。其他的左派领导人王洪文、姚文元和陈伯达，刑期分别是无期徒刑、二十年和十八年。 隔了两年，江青和张春桥的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

江青坐牢坐到一九八四年五月初，后改为在家软禁。但是，一九八九年，学生示威在天安门广场受到镇压后，她又被关进大牢，这回是因为她批评邓小平杀害学生。可是，不久她就出狱，关押在北京东北区一户两层楼洋房里。一九九一年三月中旬，因为健康恶化，江青被送进公安部管理的一家医院。或许是厌倦无意义的苟活，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夜里，她以毛巾结绳，在医院浴室上吊自杀。她的遗书写着：「主席，我爱您！您的学生和战士来看您来了。」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于上海过世。他唯一在世的儿子毛岸青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死于北京。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今天还活着，住在北京。毛泽东的子女早已各生子女。毛岸青和李讷生下儿子，李敏有一儿一女。毛泽东的侄女毛远志和毛远新也都有子女。

孙儿女辈皆已长大成人，其中之一是直系血胤——毛冬东，即毛岸青的孙子。他已经九岁，而且凑巧生在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曾祖父一百一十岁冥诞之日。

他们周遭一片新气象。中国社会已在快速现代化。许多中国青年吸收科技新知；他们经商，也到国外就学。毛泽东的后嗣也不例外。李敏的女儿孔东梅二〇〇一年五月在美国拿到文学硕士学位。李敏的儿子孔继宁则是商人。

后毛泽东时期的改革派今天倶已逝去，可是中国继续向前走。社会实验的时期倶往矣。中国正在发展混合经济的新社会。这个大国的面貌以惊人的速度在改变中。毛泽东过世后开始的改革，剌激中国人民各种活泼旺盛的活动。毛泽东思想对中国政治及意识型态生活的影响，迄今仍很强大，但是这些改革的成功-预示着它们不会持续太久了。

★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给了江青一封信，表示欢迎「天下大乱」。

当时，他写说：

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窝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毛泽东的自我分析是否正确？或者他又在耍花样？或者他是和太太分享他最深层的秘密？我们不知道。主席早已经去见马克思了。

附录一 毛泽东年表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家中次子，又名润之）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父毛贻昌、母文七妹。

一九一三年春至一九一八年六月——在长沙省立第四（后改为第一）师范学校就读。

一九一八年四月——参加组织「新民学会」。

一九一八年十月至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首度接触马列主义。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三日——在长沙成立共产主义组织。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以湖南代表身分在上海及嘉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在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出任中执会秘书、组织部部长。三大之后，遵循统一战线政策，他加入国民党。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在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一九二五年二月至八月——请病假回家休养，领导韶山及邻近村庄贫农及贫民运动。

一九二五年十月至一九二六年五月——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执会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国民党刊物《政治周刊》。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至二月五日——在湖南进行农民运动调查研究，后来主张激进的农民革命。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及华东其他地区发动血腥的白色恐怖。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在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汪精卫打破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至十九日——在湖南东部组织共产党暴动，失败后，前往湘，赣边界井冈山的高山地区，在地方土匪协助下，建立第一个苏区。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朱德的部队与毛泽东的部队在湘南会师，随即打出中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团的番号。一九二八年六月，毛泽东组建红军。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虽未出席，仍当选为中央委员。九二九年一月至二月——率领部队进入江西和福建边境地区。

一九三〇年——毛泽东成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两度攻打长沙。

一九三〇年九月——在上海的中央扩大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一九三〇年十月——在赣南建立游击根据地，称为「中央苏区」。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发动「富田事件」。

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九月——毛泽东部队三次击退蒋介石针对中央苏区的剿匪之役。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至二十日——毛泽东在瑞金主持第一届中华苏维埃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及人民委员会主席。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受到中共中央攻击，被剥夺掉在红军的一切职务。

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苏区红军对抗蒋介石部队的第四次及第五次围剿。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在莫斯科坚持下，他在中共中央扩大全会上由政治局候补委员递升为委员。九三四年I 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一日——参加第I 一届中华苏维埃大会工作，当选连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被拔掉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

一九三四年十月——和红军部队展开长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遵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批评党和军的领导。当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并被任命为红军总政委的副手。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政委。

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斯大林开始推动毛泽东个人崇拜。

一九三五年九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与张国煮分裂，张国煮另立中央。

一九三五年十月——完成长征。毛泽东开始在陕北建立苏区。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与国民党成立第二次统一战线。

一九三八年七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传达给中共中央，莫斯科决定承认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领导人。共产国际坚持中国共产党团结在毛泽东四周。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一月——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

一九四二年二月——展开党内大规模整肃的「整风」运动。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新党章，宣称「毛泽东思想」「指导整个工作」。

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上，被推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政治局主席，以及中央书记处主席。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十五）日——日本投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底至十月中旬——到重庆与蒋介石及国民党其他领导人进行和谈。

一九四六年六月——与国民党重启内战。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解放军进入北平（今北京）。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七日——前往苏联正式访问，与斯大林进行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一九五〇年六月——展开新民主主义农业改革。

一九五〇十月十九日——派解放军部队到朝鲜，参加对抗联合国部队的战争。

一九五三年一月——开始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一九五三年夏天——提出以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党的总路线。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编造高岗、饶漱石事件。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农业、工业及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对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别于苏联模式的新政策奠下基础。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这项运动旋即于六月八日叫停，展开对「右派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八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以「多、快、好、省」政策作为党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新的总路线。三个月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认这项政策。大跃进正式开始。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向中共中央全会提出要求，希望交卸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四个月后，他的要求经中央全会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刘少奇继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主持政治局及中央全会庐山扩大会议。针对批评大跃进的彭德怀及其支持者发动斗争。

一九六〇年四月——中共与苏共公开展开论战。

一九六一年春天——毛泽东退居「第二线」，把中共中央日常领导工作移交给「温和派」刘少奇。刘少奇推行「调整」政策。

一九六二年一月至二月——七千名干部到北京举行中央扩大会议，毛泽东的政策受到批评。他也做了自我批评。

一九六二年七月——回到「第一线」，发动对党内「温和派」的斗争。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他授意下，上海《文汇报》注销姚文元批评吴晗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在毛泽东授意下，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中共中央名义通过一份告全国党组织的公告，号召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下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指示红卫兵攻击党内最高阶层的「温和派」。

一九六六年八月至十一月——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集会游行。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群政治局委员站出来反对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五月至七月——武汉发生针对红卫兵极端分子的群众骚乱。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要求立即停止红卫兵过当行动。接下来两个月，解放军出动，恢复秩序。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至十五日——中、苏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毛泽东对林彪及其部属展开打击。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夫妻及儿子搭机出亡，飞机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机上人员全部身亡。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一九七一年秋天——毛泽东病情严重，医师诊断为充血性心脏衰竭。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曰——接见来华正式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进行六十五分钟的「哲学讨论」。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象征两国往关系正常化发展。

一九七四年一月——毛泽东因白内障双眼失明。

一九七四年二月——提出「三个世界」理论。

一九七四年夏天——医生诊断他得了卢·贾里格氏症（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去世。他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理总理，并将中共中央日常领导工作委付给华国锋。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出现示威集会。中国公民对周恩来去世表达哀思。政治局派出公安取缔，驱散民众。毛泽东支持镇压「反革命动乱」。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及国务院总理。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过世。

附录二 系谱

父母亲

父（毛氏第十九代「贻」字辈）——毛贻昌（一八七〇年十月十五日生、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三日殁）母——文七妹（一八六七年二月十二日生、一九一九年十月五日殁） 妻室第一任妻子——罗一姑（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日生、一九一〇年二月十一日殁）。于一九〇七年底或一九〇八年初结婚。

第二任妻子——杨开慧（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六曰生、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殁）。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结婚。

第三任妻子——贺子珍（一九〇九年九月生、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殁）。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或二十六日结婚。

第四任妻子——江青（一九一四年三月生、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殁）。

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结婚。

子女

第一个子女（第二任妻子所生）——儿子毛岸英（毛氏第二十一代「远」字辈）（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生、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殁）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后来改名刘松林（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生）。

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结婚。

第二个子女（第二任妻子所生）——儿子毛岸青（毛氏第二十一代「远」字辈）（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生、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三曰殁）。

毛岸青的妻子——张少华，后来改名邵华（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日生、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殁）。于一九六〇年结婚（译按：本名陈安云，和刘松林是同母异父姐妹）。

第三个子女（第二任妻子所生）——儿子毛岸龙（毛氏第二十一代「远」字辈）（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生、一九三一年五月殁）。

第四个子女（第三任妻子所生）——女儿毛金花（一九二九年五月底生、卒年不详）。

第五个子女（第三任妻子所生）——儿子毛岸红（毛氏第二十一代「远」字辈）（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初生、卒年不详）。

第六个子女（第三任妻子所生）——儿子（毛氏第二十一代「远」字辈）（一九三三年秋末或初冬生、卒年不详）。

第七个子女（第三任妻子所生）——女儿（一九三五年二月生、卒年不详）。

第八个子女（第三任妻子所生）——女儿娇娇；毛泽东后来替她改名李敏（一九三七年一月生）。

李敏的丈夫——孔令华（一九三四年生、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日殁）。

于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结婚。

第九个子女（第三任妻子所生）——儿子李欧瓦（Lyova）（毛氏第二十一代「远」字辈）（一九三八年四月六日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殁）。

第十个子女（第四任妻子所生）——女儿李讷（一九四〇年八月三日生）。

李讷的第一任丈夫——徐宁（生、卒年月不详）。于一九七〇年结婚，于一九七四年或一九七六年离异。

李讷的第二任丈夫——王景清（一九三二年生）。于一九八四年初结婚。

孙儿女辈

孙儿（毛岸青所生）——毛新宇（毛氏第二十二代「世」字辈）（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七日生）。①毛新宇的第一任妻子——郝明莉（一九七二年一月生、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殁）。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七日结婚。婚姻结束于二〇〇二年五月。②毛新宇的第二任妻子——刘滨（一九七七年初生）。于二〇〇二年结婚。

① 原书注：名字为毛泽东所取，他并不想按照宗族系谱排辈给孙子命名。大体上-共产党掌政后，中国人依系谱排辈命名的传统即已消失。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家人把这小孩称作「毛毛」。这也是毛泽东和贺子珍所生的儿子毛岸红的小名。

② 原书注：郝明莉死于秦城监狱。二〇〇二年她听说毛新宇想和她离婚后和他大吵，同年五月即被关进监狱。（编注：原书记郝明莉死于「江西」秦城监狱，此为误记，该监狱位于北京。）①外孙儿（李敏所生）——孔继宁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曰生）。

孔继宁的妻子——沈蓉（出生日、结婚日不详）。

②外孙女（李敏所生）——孔东梅 （一九七二年生）。

外孙儿（李讷和徐宁所生）——徐小宁。李讷和徐宁离婚后，改名李③ ④小宁，但是李讷一九八四年再嫁王景清后，他又改名王效芝，（一九七二年生）。

王效芝的妻子——于二〇〇七年结婚。

曽孙儿女辈

曾孙（毛新宇和刘滨所生）——毛冬东，后改名毛东东，因为李讷觉得「冬东」这个名字太「冷」（毛氏第二十三代「代」字辈）（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曰生）。

外曾孙女（孔东梅所生）——（二〇〇五年生）。

外曾孙（孔东梅所生）——（二〇〇七年十月生）。

弟弟（毛氏第二十代「泽」字辈）弟弟——毛泽民（一八九六年四月三日生、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殁）。

毛泽民的第一任妻子——王淑兰（一八九六年二月五日生、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殁）。于一九一九年或一九二〇年结婚。

毛泽民的第二任妻子——钱希钧（一九〇五年生、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一日殁）。于一九二六年结婚。

毛泽民的第三任妻子——朱旦华（一九二年士一月二十六日生、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殁）。于一九四〇年五月结婚。

弟弟——毛泽覃（一九〇五年九月二十五日生、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殁）。

毛泽覃的第一任妻子——赵先桂（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生、一九三二年六月殁）。于一九二四年结婚。

毛泽覃的第二任妻子——周文楠（一九一〇年十月生、一九九二年九① 原书注：名字由毛泽东和小孩的祖父所取。

② 原书注：毛泽东为她取名。取自己名字的「东」，加上他一生喜爱的「梅」花。

③ 编注原书误植拼音为LiXiaoyu。

④ 原书注：名字为李讷所取。

月殁）。于一九二六年底结婚。

毛泽覃的第三任妻子——贺怡（一九一〇年生、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殁）。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结婚。

堂妹

堂妹——毛泽建（一九〇五年十月生、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殁）。为毛贻昌及文七妹之养女。

毛泽建的第一任丈夫——于一九一九年结婚（？）。婚姻结束于一九二〇年。

毛泽建的第二任丈夫——陈芬（一九〇三年生、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殁）。于一九二五年结婚。

附录三 主要人物

厄伦堡（GeorgiiBorisovichEhrenburg,一九〇二至一九六七年）。苏联的中国事务专家。一九三四年写出第一篇有关毛泽东的生平小传。

尤金（PavelFedorovichYudin,一八九九至一九六八年）。斯大林派到中国的特使，负责审查毛泽东是否够资格称得上马克思主义者（一九五〇至五二年）。苏联驻华大使（一九五三至五九年）。

尤尔特（ArthurEmstEwert，化名哈利。博格〔HarryBerger〕、吉姆〔Jim〕、阿瑟〔Arthur〕，一八九〇至一九五九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一九三二至三四年）。

文七妹（又名文素勤，一八六七至一九一九年）。毛泽东的母亲。

毛岸青（又名毛远义、杨永寿、尼古拉·永寿〔NikolaiYongshu〕、Kolya，一九二三至二〇〇七年）。毛泽东的第二个子女，杨开慧所生的儿子。

毛岸英（又名毛远仁、杨永福、瑟吉。永福〔SergeiYong&〕、永福，一九二二至五？年）。毛泽东的第一个子女，杨开慧所生的儿子。

毛贻昌（一八七〇至一九二〇年）。毛泽东的父亲。

毛远志（一九二二至一九九〇年）。毛泽东的侄女。

毛远新（一九四一年生）。毛泽东的侄子。

毛泽民（化名杨杰、周彬，一八九六至一九四三年）。毛泽东的弟弟。

毛泽东（一八九三至一九七六年）。一九二一年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

从一九三五年起即是中国共产运动的领袖。一九四五年起为中共中央主席；一九五四至五九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覃（一九〇五至一九三五年）。毛泽东最小的弟弟。

王佐（一八九八至一九三〇年）。井冈山土匪头子，一九二七年起和毛泽东合作。

王明（本名陈绍禹，一九〇四至一九七四年）。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人。

毛泽东的主要政敌之一。一九三一至三七年，以及一九五六年起，长期住在莫斯科。

王洪文（一九三五至一九九二年）。上海造反派头头，文革期间极左翼的四人帮之一。毛泽东的指定接班人（一九七二至七六年）。一九七六年被捕、坐牢。

王海容（一九三八年生）。毛泽东的侄孙女。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一九七一至七二年）。外交部副部长（一九七四至七六年）。

王稼祥（一九〇六至一九七四年）。在中央苏区反毛（一九三一至三四年）。长征期间及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一九三四至三五年）。一九五一年起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加拉罕（LevMikhailovichKarakhan，一八八九至一九三七年）。苏联驻华大使（一九二三至二六年）。

史沫特莱（AgnesSmedley,又名安娜〔Anna〕，一八九二至一九五〇年）。

美国左翼作家。

斯大林（JosephVissarionovichStalin,化名菲力波夫〔Filippov〕、玛西，一八七九至一九五三年）。布尔什维克党总书记（一九二二至三四年）。一九三四年起任布尔什维克党书记。一九四一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议主席。

布利兹涅夫（LeonidIlichBrezhnev,一九〇六至一九八二年）。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总书记）（一九六四至八二年）。

布哈林（NikolaiIvanovichBukharin,一八八八至一九三八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二四至二九年）。共产国际主席团主席（一九一九至二九年）。

布劳恩（ottoBraun，中文名李德，化名K.o.Wagner，一九〇〇至一九七四年）。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一九三二至三五年）。毛泽东的政敌。

田家英（一九二二至一九六六年）。毛泽东秘书。因为支持农民包产到户制度，在一九六二年激怒毛泽东。

任弼时（化名陈林，一九〇四至一九五〇年）。在中央苏区反毛（一九三一至三三年）。中共派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八至四〇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四一至五〇年）。

列宁（VladimirIlichLenin，一八七〇至一九二四年）。一九一七年任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领导人。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党魁（一九〇三至二四年）。

向忠发（一八七九至一九三一年）。从一九二八年起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遭国民党逮捕、处决。

向警予（一八九五至一九二八年）。毛泽东的好友、蔡和森的妻子。中国妇女运动的组织者。

朱德（俄文化名丹尼洛夫〔Danilov〕，一八八六至一九七六年）。一九二八至四五年的内战和抗日战争期间，一直是毛泽东最亲近的副手。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总司令。

江青（本名李云鹤，又名蓝苹、MariannaYusupova，一九一四至一九九一年）。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一九六六年起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极左派四人帮之一。一九七六年被捕、坐牢。

米夫（PavelMif，化名彼得谢夫斯基〔petershevskii〕，一九？一至一九三八年）。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一九二七至二九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一九三〇至三一年）。

米高扬（AnastasIvanovichMikoyan，又名安德烈耶夫〔Andreev〕，一八九五至一九七八年）。苏联国内及国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长）（一九二六至四九年、一九五三至五五年）。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一九五五至六四年）。

艾德加·史诺（EdgarSnow，一九〇五至一九七二年）。美国左翼作家， 《红星照耀中国》作者。

佛拉迪米洛夫（PetrParfenovichVladimirov，一九〇五至一九五三年）。

苏联派在中国共产党延安总部的情报官员（一九四二至四五年）。

何叔衡（绰号何胡子，一八七六至一九三五年）。毛泽东的好朋友，一九二一年和毛泽东共同发起湖南共产运动及中国共产党。

吴佩孚（一八七四至一九三九年）。一九二〇年代湖北军阀。

吴晗（一九〇九至一九六九年）。剧作家、北京副市长。一九六五年他的剧本《海瑞罢官》遭到批评-引爆文化大革命。

宋庆龄（一八九三至一九八一年）。孙逸仙的遗孀，国民党左派-与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合作。

李大钊（一八八九至一九二七年）。一九一八年起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最早的共产党人之一。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二至二七年）。

李立三（本名李隆郅，一八九九至一九六七年）。一九二一年起即组织中国劳工运动。中共实际领导人（一九二八至三〇年）。一九三〇年掀起所谓的李立三冒进路线。

李敏（又名娇娇、谭雅·娇娇〔TanyaChaoChao〕，一九三七年生）。毛泽东的第八个子女，贺子珍所生的女儿。

李讷（一九四〇年生）。毛泽东的第十个子女，江青所生的女儿。

李富春（一九〇〇至一九七五年）。一九五四年起任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政治局委员（一九五六至六九年）。反对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七年二月）。

李达（一八九〇至一九六六年）。一九二一年任中国共产党共同创党人之一。

李汉俊（一八九〇至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一年任中国共产党共同创党人之一。

利瓦伊汉（化名罗迈，一八九六至一九八四年）。新民学会会员（一九一八至一九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一九四八至六四年）。

李韶九（一九〇三至一九三五年）。红军政委、毛泽东的忠贞干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组织了江西富田对党、军干部的血腥整肃。

汪精卫（一八八三至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左派」首脑。一九二七年任武汉政府主席。

周恩来（俄文化名莫斯柯文〔Moskvin〕，一八九八至一九七六年）。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七至三四年期间经常反毛，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左右手、坚强的支持者。一九四九年起一直担任总理。一九七二年一度为毛泽东指定接班人。

季米特洛夫（GeorgiiDimitrov,化名G.M.，一八八二至一九四九年）。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一九三五至四三年）。

季辛吉（HenryA.Kissinger，一九二三年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一九六九至七五年）；国务卿（一九七三至七七年）。

林立果（小名老虎，一九四六至一九七一年）。林彪的儿子。一九七一年九月企图逃往苏联，但坠机身亡。林立衡（小名豆豆，一九四四年生）。

林彪的女儿。

林彪（化名李进，一九〇七至一九七一年）。一九五五年被封为解放军元帅。国防部长（一九五九至七一年）。毛泽东的指定接班人（一九六九至七一年）。一九七一年九月企图逃往苏联，但坠机身亡。金曰成（一九一二至一九九四年）。北韩总理（一九四八至七二年）；大统领（一九七？至九四年）。北韩劳动党总书记（一九四九至九四年）。

姚文元（一九三一至二〇〇五年）。上海党报记者，文革期间极左翼的四人帮之一。一九七六年被捕、坐牢。

柯瓦列夫（IvanVladimirovichKovalev，一九〇一至一九九三年）。史达林派驻中国的代表（一九四八至五〇年）。

柯锡金（AlexeiNikolaevichKosygin,一九〇四至一九八〇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至八〇年）。张闻天（化名洛甫，一九〇〇至一九七六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九三五至四〇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一九五四至六〇年）。

胡适（一八九一至一九六二年）。中国自由主义哲学家。

唐生智（一八八九至一九七〇年）。湖南军阀，一九二六年转而支持北伐。一九二七年任国民党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唐闻生（英文名Nancy，一九四三年生）。毛泽东译员之一。

孙逸仙（本名孙文，一八六六至一九二五年）。中华民国国父。一九二一年创国民党。与共产党成立统一战线。

师哲（一九？五至一九九八年）。毛泽东的译员，一九四九年陪毛泽东赴苏联。

徐特立（一八七七至一九六八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老师。

著名的共产主义积极分子。

恩格斯（FriedrichEngels，一八二〇至一八九五年）。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始祖。

海伦·佛斯特·史诺（HelenFosterSnow，又名Peg、Peggy、NymWales,一九〇七至一九九七年）。美国左翼作家，艾德加。史诺的第一任妻子。

袁文才（一八九八至一九三〇年）。井冈山土匪头子，一九二七年起和毛泽东合作。

袁世凯（一八五九至一九一六年）。大军阀。一九一二年二月起出任民国大总统。

马克思（KarlMarx，一八一八至一八八三年）。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始祖。

马林（Maring，又名MaLin、安德生先生〔Mr_Anderson〕、菲利普〔Philipp〕；本名HendricusJosephusFranciscusMarieSneevliet，一八八三至一九四二年）。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一九二一至二二年）。

高岗（一九〇五至一九五四年）。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一九四九至五二年）。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四九至五四年）。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一九五二至五四年）。一九五五年开除出党。

康生（化名赵云，本名张宗可，一八九八至一九七五年）。毛泽东的特务领子。

康有为（一八五八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哲学家、政治家、君主立宪派。

张玉凤（又名小张，一九四四年生）。毛泽东最后一个宠妾-也是他的机要秘书。

张春桥（一九一七至二〇〇五年）。文革期间极左翼的四人帮之一。一九七六年被捕、坐牢。

张国焘（一八九七至一九七九年）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共同创党人。

毛泽东主要政敌之一。一九三八年脱党。

张敬尧（一八八一至一九三三年）。湖南督军兼省长，一九一八至二〇年）：张学良（一九〇一至二〇〇一年）。东北军阀，一般称他为「少帅」；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劫持蒋介石，引爆所谓西安事变。

梁启超（一八七三至一九二九年）。中国哲学家、政治家、君主立宪派。

陈再道（一九〇九至一九九三年）。武汉军区司令员（一九五五至六七年）。

陈伯达（一九〇四至一九八九年）。毛泽东的秘书（一九三九至五八年）。

一九六六年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九七〇年被捕、坐牢。

陈云（一九〇五至一九九五年）。一九二五年加入共产运动。副总理（一九五四至七五年、一九七九至八〇年）。经济专家。

陈毅（一九〇一至一九七二年）。一九二二年加入共产运动。副总理（一九五四至七二年）。兼外交部长（一九五八至七二年）。一九五五年被封为解放军元帅。一九六七年二月反对文化大革命。

陈独秀（一八七九至一九四二年）。中国共产运动创始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九二一至二七年）。

陆定一（一九〇六至一九九六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一九四五至六六年）。

陶毅（字斯咏，一八九六至一九三一年）。毛泽东的初恋情人。

凯丰（一九〇六至一九五五年）。共青团书记（一九三二至三五年）。

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时反毛。

博古（本名秦邦宪，一九〇七至一九四六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九三一至三五年）。毛泽东的主要政敌之一。

彭公达（一九〇三至一九二八年）。湖南省委书记（一九二七年八月至十一月）。

彭真（一九〇二至一九九七年）。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一九四九至六六年）。北京市长（一九五一至六六年）。

彭湃（一八九六至一九二九年）。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第一个组织者。

彭德怀（一八九八至一九七四年）。朝鲜战争中国部队总司令（一九五〇至五三年）。国防部长（一九五四至五九年）。一九五九年批评大跃进。

汤藤铭（绰号汤屠夫，一八八五至一九七五年）。湖南都督（一九一三至一六年）。

华国锋（一九二一至二〇〇八年）。一九七六年毛泽东的继承人。

贺子珍（本名贺桂圆，化名文云，一九〇九至一九八四年）。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

贺龙（一八九六至一九六九年）。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策划人。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四至六九年）。一九五五年被封为解放军元帅。

项英（一八九八至一九四一年）。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一九三〇至三一年）。

杨尚昆（一九〇七至一九九八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九四九至六六年）。一九六六年文革最早落马受害者之一。

杨昌济（一八七一至一九二？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导师。

杨开慧的父亲。

杨开慧（别名小霞，一九〇一至一九三〇年）。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

叶子龙（一九一六至二〇〇三年）。毛泽东秘书之一。

叶群（一九一七至一九七一年）。林彪妻子。一九七一年九月企图逃往苏联，但坠机身亡。

叶剑英（一八九七至一九八六年）。一九五五年受封为解放军元帅。一九六七年二月反对文化大革命。国防部长（一九七五至七八年）。

葛罗米柯（AndreiAndreevichGromyko，一九〇九至一九八九年）。苏联外交部长（一九五七至八五年）。

维廷斯基（GrigoriiNaumovichVoitinsky, 中文名吴廷康；本姓札尔欣〔zarkhin〕，一八九三至一九五三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一九二〇至一二年）。

蒙哥马利（BernardLawMontgomery,一八八七至一九七六年）。一九四四年起任英国元帅。

赫鲁晓夫（NikitaSergeevichKhrushchev,一八九四至一九七一年）。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一九五三至六四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五八至六四年）。

赵恒惕（一八八〇至一九七一年）。湖南省长（一九三至二六年）。

蒯大富（一九四五年生）。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子（一九六六至六八年）。

刘少奇（又名刘卫黄，一八九八至一九六九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九五六至六六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五九至六八年）；毛泽东的指定接班人（一九六一至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头号受害人。

蒋介石（一八八七至一九七五年）。一九二六年起任国民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九二八年起任国民党政权领袖。

蔡和森（学名蔡林彬，本名蔡林和仙-一八九五至一九三一年）。毛泽东的亲密友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至二八年），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一年）。

邓子恢（一八九六至一九七二年）。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一九五三至六二年）。副总理（一九五四至六五年）。

邓小平（又名邓希贤，本名邓先圣，一九〇四至一九九七年）。副总理（一九五二至六八年、一九七三至七六年、一九七七至八〇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九五六至六六年）。文革期间遭整肃，但是一九七八年复出掌权，翻转了毛泽东的政策。

邓中夏（又名邓康，一八九四至一九三三年）。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工运组织者。

萧三（本名萧子暲，笔名埃弥·萧〔tdmisiao〕，一八九六至一九八三年）。毛泽东的同学、好友。中国作家。

萧瑜（本名萧子升，一八九四至一九七六年）。毛泽东的同学、好友。

《我和毛泽东行乞记》作者，一九五九年出版。

鲍罗廷（MikhailMarkovichBorodin；本姓葛鲁森博格〔Gmzenberg〕，一八八四至一九五一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要政治顾问、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一九二三至二七年）。

薄一波（一九〇八至二〇〇七年）。中国财政部长（一九四九至五三年）。

副总理（一九五六至七五年）。瞿秋白（一八九九至一九三五年）。中国共产党实质领导人（一九二七至二八年）。中共派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团长（一九二八至三〇年）。

聂元梓（一九二一年生）。北京大学红卫兵头子（一九六六至六八年）。

一九六六年为文化大革命第一份大字报作者。

聂荣臻（一八九九至一九九二年）。副总理（一九五六至七五年）。一九五五年被封为解放军元帅。一九六七年二月反对文化大革命。

罗一姑（一八八九至一九一〇年）。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

罗易（M.N.ROy,一八八七至一九五四年）。一九二七年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

罗明纳兹（VissarionVissarionovichLominadze，又名WemerNikolai，一八九七至一九三五年）。一九二七年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

罗章龙（又名纵宇一郎，一八九六至一九九五年）。新民学会会员（一九一八至二〇年）。中共早期党员之一。

谭平山（一八八六至一九五六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三至二七年）。

谭延闿（一八八〇至一九三〇年）。湖南省长（都督、省主席）（一九二至一三年、一九一六至一七年，九二〇年）。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八至三〇年）。

谭震林（一九〇二至一九八三年）。副总理（一九五九至七五年）。一九六七年二月反对文化大革命。饶漱石（一九〇三至一九七五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九五三至五四年）。一九五五年与高岗一同遭到整肃。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绪论 神话与事实

第一部 学习者

第一章 菩萨的义子

第二章 新世界的分水岭

第三章 「我思故我在」

第四章 空谷足音

第五章 红楼梦

第六章 民众的大联合

第七章 呼吸世界革命

第八章 「以俄为师」

第九章 布尔什维克战术的教训

第二部 革命者

第十章 加入国民党

第十一章 希望与失望

第十二章 与蒋介石斗法

第十三章 统一战线瓦解

第十四章 走上苏维埃之路

第十五章 井冈山上红旗飘扬

第十六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十七章 在共产国际羽翼下

第十八章 共产党式狗咬狗

第十九章 长征

第二十章 西安事变

第二十二章 巩固对中共的控制

第二十三章 斯大林、毛泽东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三部 独裁者

第二十四章 红色麦加朝圣

第二十五章 韩战

第二十六章 新民主主义的矛盾

第二十七章 社会主义工业化

第二十八章 大转折

第二十九章 思想大解放

第三十章 大跃进

第三十一章 饥荒与恐惧

第三十二章 「海瑞罢官」

第三十三章 造反有理

第三十四章 红卫兵的悲剧

第三十五章 五七一工程疑云

封底

第三十六章 赤皇驾崩

尾声

附录一 毛泽东年表

附录二 系谱

附录三 主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