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新觉罗家族史/刘小萌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3

ISBN 978-7-5161-5522-6

Ⅰ.①爱… Ⅱ.①刘… Ⅲ.①家族—史料—中国 Ⅳ.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6895号

出版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郭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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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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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爱新觉罗家族历史悠久，被清朝尊为肇祖原皇帝的孟特穆（猛哥帖木儿）自明朝初叶已见诸史籍。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创立清朝的前身——后金国，标志着爱新觉罗家族登上历史的舞台。从1644年(清顺治元年）清朝入关，君临天下，迄至末代皇帝溥仪于1911年（宣统三年）退位，该家族统治中国长达268年之久。本书将爱新觉罗家族饱经沧桑的一部兴衰史，放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加以考察，并为其发展勾勒出一个大体清晰的轮廓。全书九卷，时间起自元末明初，迄于20世纪末，重点在有清一代。按照历史的发展，分阶段阐述该家族的变迁。其中，重要人物的活动，重要事件的影响，家族制度的兴衰，族内关系的演变，是贯穿始终又相互交织的几条线索。

作者简历

1952年3月3日生于北京。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吉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满族文化研究所双聘教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满文文献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代表作：《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爱新觉罗家族全史》、《满族的社会与生活》（论文集）、《清通鉴·前編》、《正说清朝十二王》、《清代八旗子弟》；《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知青事典》（合编）；主编《北京商业契书集》（清代—民国）、《二十世纪存疑》（历史分卷）。

目录

概说

第一章 历史之谜

一 发祥地之谜

二 姓氏之谜

第二章 创业开国

一 “山河启帝基”

二 效力元勋

三 金国显贵

第三章 恢宏帝业

一 废除“共治国政”

二 宗室贵族的形成

三 佐命诸王

四 诸王争权

第四章 “天下第一家”

一 底定江山

二 优遇宗亲

三 再起内争

第五章 盛世天潢

一 文治武功

二 秘密立储

三 削弱宗藩

四 日尚儒雅

五 濡染汉习

第六章 皇族制度

一 宗室等级

二 教育制度

三 土地制度

四 皇族事务

五 王府管理

第七章 告别辉煌

一 “玩家”种种

二 贵族的腐朽

三 诸制废弛

四 生计问题

第八章 “盛筵必散”

一 清季宗藩

二 时穷节乃见

三 王朝末日

第九章 坎坷之途

一 自食其力的转变

二 小朝廷的覆亡

三 旧贵族的没落

四 复辟梦的破灭

五 争取平等的呼声

六 尾声

附录一 表

附录二 大事记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概说

爱新觉罗家族建立了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作为满洲贵族的代表，这个家族成功地统治中国长达268年，在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政权中为时最久。

爱新觉罗家族之所以值得重视，不仅因为它曾是清代中国的主宰，而且它的历史命运跨越了朝代，经过了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一直延续到今天。

爱新觉罗氏最初只是明代女真觉罗姓的一个支裔，15世纪末，在努尔哈赤（即清太祖）领导下崛起于辽东，次第削平诸部，基本实现了女真诸部的统一。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辽宁省新宾县老城）称汗，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此后，金国势力迅速扩大，兵锋直指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化经济发达，但在政治军事上却日益衰朽的明王朝。明崇祯九年（金天聪十年，1636）四月，皇太极改汗称帝，更国号“大清”。在此前一年，废除“女真”旧族名，改称“满洲”。清顺治元年（1644），清朝定鼎北京，统一全中国。爱新觉罗家族随即成为满洲贵族中地位最显赫的皇族。

从清朝入关（1644）到辛亥革命爆发，清末帝退位，爱新觉罗家族先后出了十代皇帝，即顺治帝（1644—1661）、康熙帝（1662—1722）、雍正帝（1723—1735）、乾隆帝（1736—1795）、嘉庆帝（1796—1820）、道光帝（1821—1850）、咸丰帝（1851—1861）、同治帝（1862—1874）、光绪帝（1875—1908）、宣统帝（1909—1911）。

清朝前期，是爱新觉罗家族的黄金时代。入关时，族中子弟秉承满民族剽悍勇猛、奋发进取的风习，或披坚执锐，效命疆场；或运筹帷幄，擘画戎机，为清朝的巩固和发展，建有殊勋。及“康乾盛世”，对内实行“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对外开疆拓土，炫耀武功，清朝鼎盛一时，爱新觉罗家族的荣誉、特权、财富也相得益彰。

不过，与爱新觉罗家族繁兴之路相伴随的，不仅有建功立业所带来的巨大欣喜，也有一连串骨肉相残所酿成的沉重悲哀。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到清世宗胤禛，围绕着对最高统治权（在早期为汗权）的觊觎与争夺，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带有血腥的悲剧。直到胤禛创立“秘密立储”法，才消除了家族内部不断制造分裂和仇怨的最大隐患。

爱新觉罗家族为了维护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殚精竭虑，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是与以往的历代王朝统治者一样，都无法避免盛极而衰的历史归宿。天潢贵胄子弟，世享俸银禄米、锦衣玉食，几代下来，祖辈当初顽强的竞争力和生气勃勃的进取心，因耽于享受与怠惰成性而逐渐丧失。在他们中间，温文儒雅之士虽实繁有徒，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却已寥若晨星。皇族统治能力的萎缩，无疑是清朝衰朽的先声。

乾隆末年，清朝已开始呈现出衰落迹象：包括皇族在内的统治集团奢华成习，挥霍无度，大小官吏贪贿成风，鱼肉百姓，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嘉庆年间，终于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

当清王朝这艘庞大陈旧的航船在传统制度的故道上缓缓行驶时，外部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次取得胜利以来，资本主义首先在欧、美各国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殖民主义者将侵略扩张的魔爪伸向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引起全球性政治格局的大变动。人类社会由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清道光二十年（1840），固步自封的爱新觉罗王朝第一次承受了上述变革掀起的冲击波。这一年，英国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大门被大炮轰开。王朝统治从此江河日下。在内忧外患的频频困扰下，即使爱新觉罗氏的最高统治者并非个个都是才具平庸之辈，面对大厦之将倾，也只有自叹回天无力了。

处于衰世中的爱新觉罗族人，其生存与发展也遇到新问题：咸丰、同治年间，苦于财政拮据的清廷不得不大幅度裁减每年发给皇族的养赡银米。皇族教育制度也日益凋敝。许多族人所入不足温饱，又受不到良好教育，往往“昵近匪人，放僻邪侈，无所不为；自好者，亦只安分耐贫而已”。[1]清朝末叶，已是风雨飘摇，甚至连皇位继承，都呈现出行将覆亡的征兆。同治、光绪、宣统三帝，均无子嗣，50年间，宫中不闻儿啼，时人谓之“国统三绝”。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清廷接受南北议定优待条件，宣布皇帝退位。这不仅标志着清朝统治的覆灭，也结束了延续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民国初期，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优待条例被废除。爱新觉罗家族彻底丧失特权地位。少数皇室贵族逆历史潮流而动，掀起复辟活动，甚至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无不以失败告终。绝大多数族人则与之分道扬镳，走上自尊自立、自谋生计的道路。

1949年以后，爱新觉罗子孙们作为满族的一分子，在他们中间有众多平凡的劳动者，也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画家、书法家、学者、社会活动家。清逊帝、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则被“改造”为国家公民。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在古今中外皇族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不妨说，数百年来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都浓缩于爱新觉罗家族曲折而坎坷的足迹中。这或许就是许多人对爱新觉罗家族史兴趣盎然的重要原因吧。

多年来，有关这个家族历史的各种撰著，包括回忆自传，以及影视作品不断问世，推陈出新，但由于题材所限，它们所能提供的还只是有关这一家族的某个历史片断或剖面，其中以讹传讹、恣意曲解者即所谓“戏说”者亦在所难免。本书的任务，则是发扬史学著作之特长，将爱新觉罗家族几度兴衰的历史，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加以考察，进而为它的发展勾勒出一个比较完整清晰的轮廓，并从中得出一些基本的认识。爱新觉罗家族史既不同于清朝史，也不同于满族史，彼此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严格讲，它属于社会史范畴，同时又吸纳了民族史的丰富成果。为这样一个经历复杂的家族写通史，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关于本书撰写思想，略作说明如下：

1.篇幅安排，体现“厚古薄今”原则。除第一章溯其家族源流，末章述其民国以来变化外，主要笔墨均用于有清一代。正是在清代，爱新觉罗家族踞有“天下第一家”的特权地位。进入民国，爱新觉罗氏的众多族裔已与其他族姓的满族人融为一体。至于溥仪一家和少数王公贵族后来的浮沉蜕变，是比较特殊的。

2.撰写体例，按照历史的发展，分阶段阐述该家族的变迁。其中，重要人物的活动，重要事件的影响，家族制度的兴衰，族内关系的演变，是贯穿始终又相互交织的几条线索。不过，笔者并未将过多的笔墨用于清朝的12位皇帝身上，尽管他们不失为家族内最显赫的人物。因为家族史不等于皇帝传，两者外延内涵均有不同，只有将皇帝以外其他族人的活动也尽量收入眼底，才可为该家族的兴衰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的形象。

3.关于“爱新觉罗家族”的概念。通常意义上的“父系家族”，系指一祖所生的若干子孙以及他们的个体家庭，是血缘关系密切的社会组织。但实际生活中的家族始终处于繁衍与分解的反复运动中，运动的结果，则导致更高层次血缘组织的形成。在氏族社会，这类血缘组织叫“氏族”；在传统农业社会，为宗法制度严格规范着的这类组织称作“宗族”。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创业时，兄弟子侄不过数十人，只是家族。到清末，爱新觉罗氏的成年男女包括眷属、子女却有数万之多，成为清代社会中地位最特殊、人数最庞大、组织最严密、等级最分明的宗族。这个宗族内部，又依与皇帝家族血缘关系的远近，先是划分为宗室与觉罗两大部分；以后宗室人员不断繁衍，又有远支宗室四十族与近支宗室六族之别。

有鉴于此，本书在提及这个血缘群体时使用了几个不同的概念。入关前时期，通常使用“爱新觉罗家族”、“汗家族”；入关后时期，则用“皇族”、“爱新觉罗族”泛指全体；若称“皇帝家族”、“皇室成员”，则特指皇帝一家及其亲近王公。至于书名题称“家族史”，只为行文的便利。这是应该预先说明的。

4.资料来源，主要包括档案、官书、私家著述、近人自传、回忆录。由于爱新觉罗家族史时间跨度大，背景复杂，疑难问题多，撰写中注意参考了有关研究成果。所有引文均在正文第一次出现时注明作者（外国人注明国籍）、出处、卷页、版本、时间，以便核查。论著引用次数较多或认为重要者收入书末《主要参考书目》。

[1] 毓盈：《述德笔记》，载《近代史资料》总7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

第一章 历史之谜

祖国东北的白山黑水，情有独钟地哺育了一个民族——满族（清代称满洲人，简称满人，即今满族先民）。满族历史的确切记载，约始于明朝初年。同时，也就掀开了爱新觉罗家族史的第一篇章。由于史书记载的缺略和清朝皇室的精心杜撰，爱新觉罗家族的早期历史曾为层层纱幔所遮掩。要而言之，可以归结为两个历史之谜，一个是发祥地之谜，再一个是姓氏之谜。

一 发祥地之谜

关于爱新觉罗家族发祥的神话传说，清朝历代官修史书如《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皇清开国方略》《满洲源流考》《八旗通志》以及康熙年间修《御制清文鉴》中均有记载，其中以《满洲实录》的文字较为详明。《满洲实录》开篇写道：

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里山下，一泊名布勒瑚里。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古伦。浴毕上岸，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古伦衣上，色甚鲜妍，佛古伦爱之不忍释手，遂衔口中。甫著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后生一男，生而能言，倏尔长成。母告子曰：“天生汝，实令汝以定乱国。可往彼处，将所生缘由一一详说。”言讫忽不见。其子乘舟顺流而下，至于人居之处。彼时长白山东南鄂漠辉（地名）鄂多理（城名）内有三姓，争为雄长，终日互相杀伤。适一人来取水，见其子举止奇异，相貌非常。回至争斗之处，告众……三姓人闻言罢战，同众往观。及见，果非常人，异而诘之。答曰：“我乃天女佛古伦所生，姓爱新（汉语金也）觉罗（姓也），名布库里雍顺，天降我定汝等之乱。”因将母所嘱之言详告之。众皆惊异。三姓人息争，共奉布库里雍顺为主，以百里女妻之。其国定号满洲，乃始祖也。[1]

图1 《三仙女浴布勒瑚里泊》（《满洲实录》）

这就是清朝“钦定”的始祖“历史”，经过大事渲染，曾为广大满洲人所耳熟能详。清朝皇室试图借助这个传说告诉人们：爱新觉罗的始祖也就是满洲始祖，是天女所生；清朝的发祥地就在长白山。

长白山，又名太白山，白山。山势雄阔，林深似海，绵延千余里，走势由东北向西南，是今天中、朝两国的界山。长白山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山巅冬季白雪皑皑，夏季云雾缭绕。主峰峰峦环峙，拱着一潭碧清透彻的湖水，即清人所谓“闼门”。闼门又名龙潭、温凉泊、图们泊，今称“天池”。“图们”是满语“tumen”的汉字音译，意为“千万”之“万”，引申为“三江”万水之源的意思。[2]三江则指：鸭绿江、松花江、图们江。三江均以天池为源头，居高临下，排闼而出，白浪层叠，奔腾倾泻，景色十分壮观。三江沿途穿山过岭，接纳无数条河流，细大不捐，终归浩浩荡荡汇入大海，充分显示出取之不竭的生机、宽广博大的胸怀和神奇魅力。长白山的动植物资源也很丰饶。所以满洲人一向把长白山视作本族先民生息繁衍和从事渔猎生产的重要基地，对于清朝皇室来说，把这一带说成是祖宗“衍祥”的圣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自从清朝皇室认定长白山是始祖诞生地，长白山就成了神圣所在。康熙十六年（1677），玄烨曾派遣内大臣武默纳等人前往长白山瞻礼，又撰《祭告长白山文》，称颂“仰缅列祖龙兴，实基此地”。乾隆时礼亲王永恩《望长白山》诗：“屴白山高，云深人莫至。树色郁青苍，兴王肇基始。”都把长白山看成是龙兴之地。长白山以东约50里处有山名赤峰（俗称红土山），下有圆池，因“池深而圆，形如荷叶”得名。赤峰和圆池与文献记载中三仙女沐浴的布库里山和布勒瑚里湖的地理位置大体符合，正可作为始祖发祥的实证。于是，圆池被定名为“天女浴躬池”，复于池西南侧立“天女浴躬碑”一座以为纪念。[3]

但是神话传说毕竟不能等同于历史事实，更何况经过清朝皇室精心改造的神话传说完全淆乱了其祖先的迁徙足迹。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爱新觉罗氏先世的发祥地问题发表过不少高质量的论著，[4]使一个历时已久的谜团逐渐显现出清晰的脉络。下面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和个人的理解，对爱新觉罗氏先世的发祥地点和迁徙过程做一概括的说明：

爱新觉罗祖先的发祥地，原在遥远北方的松花江流域。关于他们南迁以前的社会状况，我们所知甚少。朝鲜李氏王朝官修《龙飞御天歌》，成书于1395年（李朝太祖四年，明洪武二十八年），是现存较早的一部珍贵史料，披露了爱新觉罗家族直系祖先吾都里部酋长猛哥帖木儿南迁以前的若干情形。书中谈到李朝太祖李成桂与女真酋长的历史关系：

东北一道，本肇基之地也，畏威怀德久矣，野人酋长，远至移阑豆漫，皆服事，常佩弓剑，入卫潜邸，昵侍左右，东征西伐，靡不从焉。[5]

李成桂称帝前长期居住在朝鲜东北境会宁、镜城一带，与邻境女真酋长联系密切。但书中所称“野人”酋长“皆服事”、“东征西伐，靡不从焉”，显然是夸大其词。女真语“移阑豆漫”即汉语所谓“三万户”，《龙飞御天歌》记为：斡朵里万户夹温姓猛哥帖木儿，火儿阿万户古论姓阿哈出，托温万户高姓卜儿阏。所谓三万户，应是居住在松花江下游沿岸的三个酋长，[6]源于元代。元朝曾在松花江下游地区“设官牧民”，置斡朵怜、胡里改、桃温、脱斡怜、孛苦江五万户府，居民“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7]元末，当地仅存斡朵里（斡朵怜）、胡里改（火儿阿）、托温（桃温）三万户府，朝鲜所称“移阑豆漫”，即三万户，应是旧制的延续。

图2 亚沟石刻造像拓片（男像）（黑龙江省阿城）

图3 亚沟石刻造像拓片（女像）（黑龙江省阿城）

斡朵里（吾都里）万户猛哥帖木儿，也就是清朝皇室尊为“肇祖”的孟特穆。清人所修《满洲实录》记录了三万户即三姓人的历史传说，虽然经过修史者的增删文饰，仍然保留着合理的内核。就吾都里部来源而言，《满洲实录》将它的肇兴之地系于长白山东南，但鄂多理城原址实际上却在松花江下游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境内马大屯附近。[8]元末明初，始在酋长猛哥帖木儿率领下迁至朝鲜东北境的镜城，即斡木河所在地（清人谓之鄂漠辉，朝鲜人又谓之吾音会）。因而传说中始祖布库里雍顺乘舟行至鄂多理的事迹，反映的应是爱新觉罗的祖先从遥远北方溯松花江下游南迁并加入三姓部落的经历。所以，不可以认为猛哥帖木儿是元代斡朵怜部的简单承袭。由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差异，满洲先民的社会发展，始终呈现不平衡状态，处在边远地带的女真人长期过着以渔猎经济为主的生活，无力摆脱落后的氏族制度的束缚，一些南迁的居民则在迁徙过程中得到发展。

《满洲实录》又称，布库里雍顺被三姓人推举为主后，定国号为满洲。事实上，“满洲”族名在清太宗皇太极时才正式确立，实录所载，显系后人附会。至于这里所说的“国”（gurun），当然也不是近代意义的国家，而是泛指部落集团，也就是由三个氏族（三姓）共同组合的一个部落。

大约在元明之际，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一些女真部落已开始向南迁徙，其中包括原三万户中的吾都里部人和胡里改部人。两部早在三姓时代便互通婚姻，但内部关系松散，除非常时期外，通常是各行其是，所以南迁时分道而行。胡里改部在酋长阿哈出率领下溯松花江移驻绥芬河上游的凤州（今黑龙江省东南部东宁县境，旧称开元城）。20余年后（永乐二十二年，1424），随其孙李满住移到鸭绿江支流的婆猪江（又称佟家江，今浑江）流域，以后就定居在瓮村一带。瓮村位于今辽宁省桓仁县北五女山南麓。婆猪江经此山东部南流，沿江两岸水草丰茂，土地肥沃，宜于狩猎农牧。五女山顶部平阔，三面形势险峻，早在高句丽时代即建有山城（今桓仁县五女山城），易守而难攻。李满住选择这样一处地点居住，并不是偶然的。

图4 建州女真居地——五女山城（辽宁省桓仁县）远眺

阿哈出南迁同时，吾都里部也在猛哥帖木儿率领下迁居图们江下游，后移至朝鲜境内斡木河（吾音会）。两部分道南迁，并未中断彼此的联系。永乐元年（1403），阿哈出受明朝建州卫官职后，随即往招猛哥帖木儿。猛哥帖木儿经阿哈出举荐，被授予建州卫都指挥使职。永乐九年（1411），吾都里部慑于朝鲜压力，迁往胡里改部所在的凤州。不久，明廷任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说明两部虽同地而居，仍各自为政，所以才会将一卫析为两卫。永乐二十一年（1423），吾都里部的左卫再度与胡里改部分道扬镳，迁回会宁故地。

吾都里部南迁过程中，人数迅速增加。《朝鲜太宗实录》五年（1405）五月庚戌条记：“猛哥帖木儿、答失等并管下一百八十余户见居公峻镇迤南镜城地面。”答失为女真别部酋长。2人属下合起来不过180余户，可见南下之初猛哥帖木儿的部属还是很少的。然而，当他在永乐二十一年（1423）由凤州迁回会宁故地时，部众已有1000余户，人口6250名。[9]短短18年间，猛哥帖木儿的部众增加到千余户，并不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只能是以不同途径吸收不同来源的部落成员。

在此期间，猛哥帖木儿与明朝的关系更加密切。永乐二十年，他率领部属参加了明成祖为反击鞑靼部阿鲁台的扰掠而发动的漠北亲征。战争结束后，他曾到北京谒见明成祖。明宣德年间（1426—1435），他还多次到北京“朝贡”。

但是，吾都里部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一波三折，不仅经历着各部落间的相互掠夺，而且还不断受到外部邻族的各种影响。南有明朝和朝鲜，北邻蒙古。对势单力薄并且处于涣散状态的女真诸部来说，他们都是先进的大国。女真诸部可以通过和他们的货物交换而得到多方面的利益，但也不能不受到这些强邻的控制和压迫。

明宣德八年（1433），猛哥帖木儿及长子权豆（阿古）被七姓兀狄哈部人杀害，部落溃散，只余500余户。吾都里部的正常发展遇到重大挫折。《满洲实录》卷一记，外部攻破鄂多理（吾都里）后，“尽杀其阖族子孙，内有一幼儿名樊察，脱身走至旷野。后兵追之，会有一神鹊栖儿头上。追兵谓人首无鹊栖之理，疑为枯木桩，遂回。于是樊察得出，遂隐其身以终焉。满洲后世子孙俱以鹊为神，故不加害”。从始祖传说中的神鹊衔朱果，到神鹊救樊察传说，反映了积淀在满族萨满教信仰中的古老成分——乌鹊崇拜，因此在《满洲实录》的满文本中，“以鹊为神”不加掩饰地写作“以鹊为祖（mafa）”。而这一信仰的科学意义，就在于它揭示了满洲人传统信仰与黑龙江流域通古斯语诸渔猎民族，乃至与亚洲东北部古亚细亚语诸民族为代表的北方原始渔猎文化区的悠远联系。[10]

樊察又写作凡察，是史籍中斑斑可考的人物。《满洲实录》记载樊察幸免于难的传说，与朝鲜史籍的有关记载大体吻合。[11]不过，传说中侥幸逃脱的樊察实际上并不是幼儿，而是猛哥帖木儿的异母弟，吾都里部内地位仅次于猛哥帖木儿的酋长。

正统五年（1440），凡察和猛哥帖木儿的次子董山（清人谓之充善）因在斡木河一带不获宁居，既“畏兀狄哈掳掠，又乏资财，将至饿死”，[12]只好率领余部从朝鲜会宁西迁辽东。同行的300余户，另有百余户留居当地。途中克服种种困难，最后迁至浑河上游的苏子河，与先期迁到当地的李满住部重新汇聚到一起。防御外来侵扰的共同需要促使建州卫与建州左卫的凋散部落再度走向联合，使亲属部落间的传统关系又有了新发展。

苏子河发源于长白山西麓，西流至今抚顺东的营盘地方与浑河汇流。汇流处以东是峰峦叠嶂的山地。苏子河即从这些山谷里缓缓流出，在下游冲积成一大片宽敞平坦的沃野。这片群山环绕的谷地，日后便成为爱新觉罗家族崛兴的基地。不过，在这页光辉的历史掀开以前，建州女真的发展还经历过多次磨难。

董山迁到苏子河时，年22岁，身体魁伟，仪表堂堂，所属部民，心多倾附。董山因执有明廷颁给猛哥帖木儿的卫印，与叔父凡察发生了争袭建州左卫指挥使的纠葛。正统七年（1442），明廷从建州左卫析置右卫，以董山掌建州左卫印，凡察掌建州右卫印。与李满住为酋长的建州卫合称“建州三卫”。

董山骁勇善战，雄居一方。成化三年（1467），明廷借口董山桀骜不驯，不断进入辽东一带抢掠人口、牲畜，将他诱入内地拘禁，不久杀害。同时联合朝鲜，对建州女真聚集的营寨，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围剿。自九月二十四日出兵，经一个月的反复搜剔和杀戮，建州女真死亡千余人，所有积蓄，荡然一空。建州卫酋长李满住及子古纳哈也死于是役。

私有制度的发展，激起女真人对农业社会人口与财产的觊觎，而对朝鲜、明朝边境的频繁骚扰又招致后者残暴的打击。仅在宣德八年至成化十五年（1433—1479）短短46年间，建州女真即被兵五次（宣德八年，1433；正统二年，1437；成化三年，1467；成化十四年，1478；成化十五年，1479）。朝鲜、明军每次入讨，均以“可屠者屠之……尽灭乃已”为宗旨。宣德八年之役，朝鲜军擒斩500余人，建州女真“流离四散，其余存者无几”；[13]成化三年之役，明与朝鲜军队合击建州地区。事后，明武靖伯赵辅在《平夷赋有序》中自夸其功：“强壮尽戮，老稚尽俘”，可知屠戮之惨。[14]经过多次残暴的“犁庭扫穴”，建州女真的元气大伤，数十年后才得以复苏。

从明弘治年间（1488—1505）起迄嘉、隆年间，迭遭重创的建州女真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与毗邻的明朝和朝鲜基本保持了和平关系。嘉靖三十一年（1552），明朝官员回顾说：成化以来，建州女真“至今五六十年未反侧”。[15]局部的冲突虽旋起旋停，但像明朝中叶短短四五十年间大军五次入境抉剔搜讨的破坏性事件，的确再没有发生。

和平的环境保障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进一步密切了建州女真与明朝的关系。建州左卫首领董山有3子：长脱罗（清人称拖落），次妥义谟（脱一莫），三锡宝齐（石报奇）。成化三年（1467）董山死后，子脱罗继掌本部，脱罗于明正德元年（1506）病故，子脱原保袭职。

按照清朝的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是锡宝齐一支的后裔。“锡宝齐”又称“锡宝齐篇古”，“篇古”（满语“fiyanggū”）是末子、幼子的意思。明朝史籍称为失保。他的事迹不见于史书记载。锡宝齐只有1子，也就是后来被清朝尊称为“兴祖直皇帝”的福满。福满生有6子：长德世库，次刘阐，三索长阿，四觉常安，五宝朗阿，六宝实。他们兄弟6人分居6处，远近相距20里至五六里不等，以后家族人口增多，进一步分衍为12处。[16]

觉常安（明人文献称教场）居住在苏子河畔的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祖父，因此被清朝尊为“景祖翼皇帝”。史籍中称赞他“素多才智”，带领兄弟子侄战败邻部酋长硕色纳和加虎，尽收五岭迤东、苏克素浒河（苏子河）迤西200里内诸部，势力逐渐雄强。[17]觉常安生5子：长礼敦，次额尔衮，三界堪，四塔克世（明人文献称他失），五塔察。塔克世是努尔哈赤之父，后被清朝尊为“显祖宣皇帝”。

自清肇祖孟特穆（猛哥帖木儿）以降，其后裔屡遭劫难，世系难以确考。其中，肇祖孟特穆、充善（董山）、锡宝齐、兴祖福满、景祖觉常安、显祖塔克世，前后共六世，其人其事有籍可查。

如上所述，爱新觉罗氏的祖先们由原籍的松花江畔斡朵里辗转南迁，多历坎坷，几度周折，前后历时200年，最后落脚在密迩明朝辽东的赫图阿拉一带。

悠悠岁月，漫漫征程。爱新觉罗氏和其他族姓女真先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执著南迁，备尝艰辛，甚至付出了沉重代价，也因此大为密切了与南方农业民族的关系，使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正是这种历史背景，为爱新觉罗家族从众多女真氏族中脱颖而出，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二 姓氏之谜

在叙述爱新觉罗氏的崛兴史前，还必须就姓氏之谜做一诠释。与发祥地问题异曲同工的是，由于清朝皇室的人为编造，使其姓氏由来长期笼罩在团团迷雾中。

在清朝“钦定”的三仙女传说里，始祖被冠以爱新觉罗姓氏，系天女所生。这样一来，爱新觉罗就成了“仙姓”，其嫡裔就成了“仙族”。所谓“我国家肇兴东土，受姓自天”，[18]虽然这种说法荒诞不经，在清王朝统治下，确也为爱新觉罗家族“奉天承运”，世代君临满洲各氏族乃至全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理由。

但是三仙女传说的本来面目却并非如此。有关这个传说的原始版本见于《满文老档》天聪九年（1635）五月初六日记事，一位名叫穆克什克的来自黑龙江流域的降民，在讲述流传于当地的三仙女传说时，只提到佛古伦生下布库里雍顺，却丝毫未涉及他的姓氏。[19]足以说明布库里雍顺的爱新觉罗氏，是清朝皇室基于政治需要所追加。

已故著名学者郑天挺曾对爱新觉罗氏得姓缘由详加稽考，指出《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叙列满洲氏族，有金元旧姓，有新兴大族，或以部为氏，或以地为氏，或以姓为氏，或以名为氏，惟独缺少其皇族“国姓”，而清修官书大事渲染受姓自天，“若有所隐避”。郑先生进而推论说：爱新觉罗氏派生于觉罗一姓；觉罗本女真旧姓，即《金史》中的夹谷氏；夹谷氏汉姓曰同。同、童、佟三姓同音，而童最习见：朝鲜李朝《太祖实录》与《龙飞御天歌》一称童猛哥帖木儿，一称夹温猛哥帖木儿，夹温或即夹谷，两称盖一用汉姓，一用对音。按郑先生意见，“觉罗”姓前添加“爱新”，以示尊异，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所为。[20]郑先生的考证缜密，征引详明，论证得当，在有关爱新觉罗姓氏之谜的诸说中较具说服力。

80年代中，爱新觉罗氏传人，著名满族学者金启孮先生又撰《爱新觉罗氏之谜》一文，根据《宴台女真进士题名碑》中所载“交鲁”一姓，认为与“觉罗”之音相合，证明女真早有此姓。而满族爱新觉罗、伊尔根觉罗、西林觉罗、舒舒觉罗、通颜觉罗、阿哈觉罗等觉罗氏，均为觉罗姓支裔，也就是金代交鲁氏胤嗣。[21]金、郑二先生的观点小异而大同，都认为爱新觉罗氏先世原姓觉罗。这一点，正是理顺爱新觉罗姓氏渊源的关键。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凡例》：“满洲族姓甚繁，而一姓之中所居地名不一。”满语的“姓”叫作“哈拉”（hala）。同一哈拉的人们，从当初的某一中心地区辐射开去，愈走愈远，血缘关系由亲而疏，地域联系由近及远，最终失去了地域的同一性，在不同的地点逐渐发展起独立的宗族（满语叫“穆昆”mukūn）。《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一二记：

觉罗为满洲著姓（hala），内有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西林觉罗、通颜觉罗、阿颜觉罗、呼伦觉罗、阿哈觉罗、察喇觉罗等氏（mukūn）。其氏族蕃衍，各散处于穆溪、叶赫、嘉木湖、兴堪、萨尔浒、呼讷赫、雅尔湖、乌喇、瓦尔喀、松花江、阿库里、佛阿拉、哈达、汪秦等地方。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虽然成书较晚，但因为是稽考满洲源流之作，所以各家姓氏“俱按原籍地名分类编辑”。其中除少数入旗较晚的所谓“新满洲”和尼堪（汉）、高丽（朝鲜）、蒙古人外，所载各姓氏的分布基本反映的是明末入旗以前的情形，从而为我们追索觉罗哈拉的分衍过程提供了比较可信的依据。

明正统年间（1436—1449）以后，女真三大部的分布态势大致如下：

建州女真分布在抚顺以东，以浑河流域为中心，东达长白山东麓和北麓，南抵鸭绿江边，内有许多部落。上引文中穆溪、嘉木湖、萨尔浒、呼讷赫、雅尔湖、佛阿拉、汪秦等地均属其范围。

海西女真分布于明开原边外，辉发河流域，北至松花江中游大曲折处。内部又分哈达、辉发、乌拉、叶赫等四部（又自称扈伦四部），其中哈达、乌拉、叶赫三部均有觉罗哈拉人散布。

“野人女真”（东海女真）包括众多部落，分布于建州、海西以东和以北的广大地区。大体从松花江中游以下，迄黑龙江流域，东达海岸。上引文中兴堪（兴凯）、瓦尔喀、阿库里均在其境。

如上所述，觉罗哈拉的分布，涉及建州、海西、“野人女真”三大部的广大区域，说明在有明一代，它已经历了长期的繁衍和分化。上引文中的“松花江”下游，曾是吾都里部三万户时代的原居地。元末明初，猛哥帖木儿在“旧有仇隙”的“兀狄哈”女真压力下“挈家流移”，率部从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启程，踏上了辗转南迁的里程。他们首先抵达朝鲜东北境的会宁，在外部社会的压迫下，仍未安其居，一度往返于会宁与凤州之间。明宣德八年（1433），猛哥帖木儿在会宁一带被七姓兀狄哈所害，觉罗哈拉一时凋零。正统五年（1440），其弟凡察和子董山在朝鲜威胁下率部西走婆猪江（佟家江）和浑河流域，同时部分族人留居会宁，其中包括凡察的亲兄弟吾沙可、于虚里等人，[22]觉罗哈拉经历了再一次分化。而在明末清初女真人（满洲先民）的地理概念中，会宁一带属“瓦尔喀”。而后，建州左右卫的析置，不可避免地给残缺不全的哈拉组织又一次打击。[23]有明一代觉罗哈拉人们的播迁远远不止上述三次，只不过这三次比较清晰地展示出辗转迁徙与哈拉血缘组织不断析解的因果关系而已。一个比较完整的哈拉组织，在200余年间逐渐畸零星散了。

在氏族社会，氏族的迁徙与扩散是一个自然过程，当人口增长引起生活资料紧张时，剩余的人口遂移居到新的土地。在这种场合，氏族总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分离的。觉罗哈拉的变化亦如其他女真族姓，则是在外部社会的干预或者打击，与社会内部攫取财产的武装冲突的合力作用下急遽瓦解的。换言之，私有制度的发展以及由此酿成的矛盾冲突，加快了血缘组织的分解。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莫过于宣德、成化年间朝鲜、明军连续五次对建州女真的围剿和屠戮（详前文）。

显而易见的是，女真各部的南迁对自身社会发展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与外部先进社会的经济、政治交往促进了私有制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对外掳掠的需要又孕育出与外部社会的矛盾冲突而招致报复。在明朝、朝鲜、蒙古三个强大势力的频繁干预和影响下，哈拉组织失却了绵延存续的条件。

哈拉组织的瓦解过程，也就是各穆昆不断分衍发展的过程，兹据《氏族通谱》，将觉罗哈拉各穆昆的进一步变化图示如下：

以上八个穆昆，除察喇、通颜两穆昆比较集中，其余各穆昆旁支斜出，在繁衍分析的反复运动中均已扩散到相当广阔的地域。这表明：当觉罗哈拉的分支乃至分支的分支，散布到某地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就可能形成一支独立的、以共同地域为前提的新穆昆。

康熙《御制清文鉴》卷五诠释“穆昆”：第一为同哈拉（姓）兄弟，第二为一群人。前者取其血缘相近，后者取其地域相联。这与哈拉纽带的松弛瓦解形成截然对比。接踵而至的重大变化是，老哈拉的各穆昆之间，逐步突破了婚姻的禁忌。在明前期吾都里部内，酋长童亡乃与童所老加茂，并为童姓，互结姻娅；另一酋长童吾沙可的女婿童束时，亦为童姓。[24]反映了老哈拉内不同穆昆联姻的早期变化。努尔哈赤的六祖即所谓“宁古塔贝勒”（汉文意为“六王”），是明季崛起于今辽宁新宾地方的一个乌克孙（uksun，家族），也是觉罗哈拉反复分衍后出现的一个支系。在努尔哈赤诸妻中：伊尔根觉罗氏2人（一阿巴泰母，一第七女之母），嘉穆瑚觉罗氏1人（巴布泰、巴布海母，此氏不录《氏族通谱》八大穆昆之列，当是支族），西林觉罗氏1人（赖慕布母）。[25]其中，伊尔根觉罗氏是觉罗哈拉中较早析出的穆昆，与努尔哈赤家族保持传统婚姻。努尔哈赤起兵后，率先投附他的嘉穆瑚寨主噶哈善，即伊尔根觉罗氏。努尔哈赤因他先众来归，妻之以妹，彼此结为姻亲。

按照“同姓不婚”的古老传统，调节婚姻原本是哈拉最基本的功能，也是氏族由以形成并存在的前提。在哈拉的婚姻禁忌被突破的同时，诸如社会管理、宗教活动的组织等职能也随之为穆昆承担。这样一来，哈拉与穆昆的关系，便由当初氏族与其支脉的关系蜕变为老氏族与新氏族的关系。穆昆具有较近的血缘，比较密切的地域联系，成为新的氏族。

不过，哈拉组织的析解，并不意味同族观点的完全泯灭。据朝鲜史籍记载：明代女真人“名曰同姓，则甚为亲密，每事同心”。[26]除了心理上强烈的认同感，这种观念还依附于同哈拉世代传承的一系列有别他族的信仰内容和仪礼，成为沟通情感的坚韧纽带，清朝官修《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载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帝弘历谕旨云：

我满洲……恭礼佛和神，厥礼均重，惟姓氏各殊，礼皆随俗。凡祭神、祭天、背灯诸祭，虽微有不同而大端不甚相远。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则自大内至王公之家皆以祝辞为首。[27]

这段文字概括了满洲人传统信仰的基本内涵及清皇室的仪礼特点。它的满文原文载在武英殿本《钦定满洲祭祀条例》卷首，其中“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一句，满文为“meni gioro hala wecengge”，[28]译为“吾等觉罗哈拉所祭者”。另外，《祭天典礼》卷一多处胪举觉罗哈拉诸穆昆在祭祀仪礼与内容上的共同之处。在历尽岁月沧桑失却血缘纽带以后，觉罗哈拉的后裔们仍保持着一些共同的信仰，是一个连清朝皇室也难以掩饰的事实。

以上叙述了爱新觉罗氏的血脉渊源，说明这个被清朝皇帝套上神圣光环的姓氏，不过是一个古老血缘组织不断繁衍分析的产物。它的正式命名大概不会早于努尔哈赤开国时代，因为在努尔哈赤的六祖即“宁古塔贝勒”时代，属于这个家族的成员还只有近30人。

这样一个小小的家族，当然还不能与觉罗哈拉的各大穆昆相提并论。值得注意的是，在《氏族通谱》所载八大穆昆中，有“阿哈觉罗”一支。“阿哈”，在满语中是奴仆之意。而《氏族通谱》所载录的阿哈觉罗氏后裔，的确无一例外均系包衣籍出身。满洲包衣籍旗人，在清入关以后身份地位虽逐渐提高，但他们的祖辈曾经隶属奴籍本无可置疑。据此来看，阿哈觉罗穆昆大概不是哈拉组织正常分衍而成的某一血缘分支，而是基于共同的为奴历史而被单独打入另册的氏族成员。然而，也就在这部分人沦为奴仆的同时，与之同一哈拉的少数族人，即所谓“爱新觉罗”（金觉罗）的一支，却在崛起为显贵阶级的代表。觉罗哈拉内部的分化是明末女真（满洲）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深峻的缩影。而同样性质的分化与对立也将长久贯穿于爱新觉罗氏的历史中。

[1] 《满洲实录》卷1，台湾华文书局大清历朝实录1968年影印本。原文较长，引文略有删节。

[2] 王锺翰：《东北考察记》，载《清史续考》，华世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

[3] 李治亭：《关于三仙女传说的历史考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2期。

[4] 俱详王锺翰《满族先世的发祥地问题》，载《清史续考》，第1、19页。

[5] 《龙飞御天歌》卷7，第52章，奎章阁丛书第四，昭和13年版，第21页上。

[6] ［日］和田清：《东亚史研究》（满洲篇），东洋文库昭和30年版，第380页。

[7] 宋濂等：《元史》卷59，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00页。

[8] ［日］和田清：《东亚史研究》（满洲篇），东洋文库昭和30年版，第380页。

[9] 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编：《朝鲜世宗实录》卷20，《满蒙史料·朝鲜王朝实录抄》，景仁文化社1982年版，五年四月乙亥。

[10] 刘小萌、定宜庄：《萨满教与东北民族》，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

[11] 《朝鲜世宗实录》卷92，二十三年正月丙午。

[12] 《朝鲜世宗实录》卷89，二十二年四月辛卯。

[13] 《朝鲜成宗实录》卷110，十年闰十月甲子；《朝鲜世宗实录》卷60，十五年五月己未；丁卯；十六年五月乙巳。

[14] 《朝鲜世祖实录》卷44,十三年十月戊申；《明朝宪宗实录》，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编：《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昭和29年版，三年十月壬戌；李辅增修：《全辽志》卷6，辽海丛书1931—1934年版，第25页上。

[15] 《明朝世宗实录》卷268，二十一年十一月辛亥。

[16] 《满洲实录》卷1，第12、17页。

[17]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第5页下。

[18] 《清朝通志》卷1，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万有文库版。

[19] 关嘉禄等译：《天聪九年档》，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

[20] 郑天挺：《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8—46页。

[21] 见《沈水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2] 《朝鲜世宗实录》卷89，二十二年六月丙申；卷90，同年七月辛丑。

[23] 《明朝英宗实录》卷89，正统七年二月甲辰。

[24] ［日］旗田巍：《吾都里族的部落构成》，载《满洲史研究》专辑，四海书房昭和11年版。

[25] 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2，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1923年排印本，第3页下4页上。

[26] 《朝鲜宣祖实录》卷127，三十三年七月戊午。

[27] 允禄等：《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文献篇》，伪康德二年薑园精舍本，第3页上。

[28] 允禄等：《钦定满洲祭祀条例》卷首，清武英殿本，第2页上。

第二章 创业开国

爱新觉罗家族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崛起的，她的崛起永远闪耀着清太祖努尔哈赤艰苦创业的辉煌。玄烨《萨尔浒》诗前小序记“太祖高皇帝尝驻师于此，以五百人破明四路兵十万众，歼杜松于铁背山，遂有辽东，实帝业之所由基也”。胤禛《陪京》诗赞颂关外时代祖先创业的丰功：“新丰传旧里，今睹跃龙池。天地开神奥，山河启帝基。金戈劳百战，玉叶衍千枝。追远皇情切，遵从仰孝思。”都反映了爱新觉罗皇室嫡裔对努尔哈赤的热爱、景仰和钦服。

不过，在努尔哈赤轰轰烈烈的业绩中，也穿插了“兄弟交嫉”甚至“骨肉相残”。这还只是清朝皇室内部一幕又一幕骨肉相残悲剧的预演。喜剧与悲剧交织，因此成为爱新觉罗家族兴起史的一个特点。

一 “山河启帝基”

明中叶以后，传统的以建州三卫为核心的部落与部落联盟，经过重新分解组合，形成一系列新的地域集团：苏克苏浒河（即苏子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哲陈部。与此相应，建州三卫酋长家族自明初延续下来的统系也纷纷失坠：成化三年（1467）建州左卫都督董山死后，子脱罗继掌本部。脱罗在明正德元年（1506）病故后，子脱原保袭职。嘉靖二年（1523）六月以后，《明实录》中再无脱原保的记载，而改以家世不明的章成为首。建州卫自成化十五年（1479）以后，由李满住孙李达罕执掌，李达罕孙李童儿（李铜儿）嘉靖二年（1523）尚掌部落，此后也消失踪迹。嘉靖初年《朝鲜实录》说：建州女真中，由李如弄巨等“无名之虏，号令群胡”。[1]这表明，随着私有经济的不断壮大，部落之间攘夺财物、人口活动的加剧，建州女真的部落组织经历了深刻变化。《满洲实录》卷一这样描述明末女真社会秩序的大混乱：“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在激烈的争逐中，一些传统的酋长家族衰落下去，代之以新起的部落显贵。

努尔哈赤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祖父觉常安，居苏子河畔的赫图阿拉城（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觉常安弟宝实的次子阿哈纳至萨克达部，欲聘部长巴斯翰之妹为妻。巴斯翰却断然拒绝。理由是：尔虽六王子孙，家贫，吾妹必不妻汝。巴斯翰因见栋鄂部长克徹殷富，把妹妹嫁给了克徹的儿子额尔机为妻。[2]可知，作为建州左卫著名酋长猛哥帖木儿后人的觉常安六兄弟，家境已经衰落。

图5 努尔哈赤像（摘自《满洲实录》）

觉常安在六兄弟中最出类拔萃，为家族的复兴作出过重要贡献。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是觉常安的第四子。塔克世有5子1女。正妻阿古都督女，喜塔腊氏，生3子1女：长子努尔哈赤，三子舒尔哈齐，四子雅尔哈齐和1女。后被清朝尊为宣皇后。塔克世继妻纳喇氏，是海西女真哈达部酋长王台（万）所养族女，为人刻薄，生第五子巴雅喇。塔克世另有一妻李佳氏，古鲁礼女，生第二子穆尔哈齐。

努尔哈赤10岁时，母喜塔腊氏病逝，继母纳喇氏“抚育寡恩”，待他不好。19岁，娶妻生女分居自立，但是所得家产无多，生活艰苦。他曾亲自上山采人参、松子，也曾经常到抚顺的马市上与明人进行交易。其间，一度离乡从戎，投到明辽东总兵李成梁部下。他勤奋好学，胸怀大志，喜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要籍，精通女真、蒙、汉语。丰富的生活阅历，培养和锻炼了他“多智习兵”的才能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万历十一年（1583）正月，建州右卫古埒城主阿台，因明廷杀害其父王杲，兴兵反明。二月，明军在建州左卫苏克苏浒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的引导下，向阿台发动进攻，觉常安和塔克世也随军前往，就在攻陷古埒城时，尼堪外兰唆使明兵杀害了觉常安和塔克世。努尔哈赤惊闻祖、父蒙难的噩耗，悲痛欲绝。质问明廷说：“祖、父无罪，何故杀之？”明政府诡称实系误杀。[3]于是给敕书30道、马30匹作为赔偿，授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于是他强咽仇恨返回故乡，以图发展。

努尔哈赤将祖、父的死归咎于尼堪外兰。同年五月，以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攻打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尼堪外兰弃城逃走。这是他统一女真各部的开始。

努尔哈赤起兵初，虽号称“淑勒贝勒”，其实只是一个噶栅（村屯）的首领。外部强敌环峙，内有宗族戚友的加害，处境极其险恶。努尔哈赤与尼堪外兰刀兵相向，在爱新觉罗家族内部遭到强烈反对。当时明朝边臣一意扶植尼堪外兰，令为建州左卫诸部盟主，形成“国人信之，皆归尼康外郎（尼堪外兰）”的严峻形势。甚至血缘关系最近的五祖子孙，也置骨肉亲情于不顾，“对神立誓，亦欲杀太祖以归之”。[4]在五祖子孙中，三祖索长阿之子龙敦、绰奇阿反对努尔哈赤的态度尤为坚定。索长阿有5子，长礼泰、次武泰、三绰奇阿、四龙敦、五斐扬敦。同为努尔哈赤的伯、叔。

关于以龙敦、绰奇阿为核心的族人迫害努尔哈赤的种种行迹，清朝官修史书从不隐讳：明万历十一年夏，努尔哈赤结纳邻部酋长诺密纳准备往攻尼堪外兰，龙敦叫唆诺密纳之弟鼐喀达，破坏盟约。结果，起兵之际，诺密纳背约不赴。不久，龙敦又唆使努尔哈赤继母弟萨木占，率领族人将他的盟友、妹夫噶哈善遮杀于路。努尔哈赤听说后，聚众往寻其尸，兄弟中皆与龙敦同谋，竟无同往者。龙敦等人频频策动的刺杀活动，使腹背受敌的努尔哈赤陷于防不胜防的逆境中，以致寝卧不安，每“睡到夜半，闻门外有步履声即起，佩刀执弓，将子女藏于僻处”。为防备族人的刺杀，可谓费尽心机。当他抓到族人派来的刺客后，也不敢贸然杀掉，担心为族人留下兴兵问罪的口实，只好借“窃牛者”的名义释放。

刺杀计划落空，索长阿第三子绰奇阿又与六祖宝实之子康嘉、觉善等同谋，纠合哈达部兵，以浑河部兆嘉城主理岱导引，劫掠了努尔哈赤所属的瑚济寨而去。理岱，也是努尔哈赤同姓宗人。当努尔哈赤率攻兆嘉城时，龙敦又暗中遣人将消息密告理岱，致使他劳师往返，一事无成。[5]

如上所述，仅在万历十一年初至翌年五月的一年多里，见于史书记载的五祖子孙谋害努尔哈赤的活动就达五六次之多。对于族人的加害，努尔哈赤到晚年仍记忆犹新，曾说：“……谁不欲杀我？与我同祖所生六贝勒子孙数次欲杀我而未得逞”，[6]犹心有余悸。

发生在努尔哈赤家族内的这场风波，在更大范围来讲，不过是明末女真社会中“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现象的一个集中写照。在部落和家族内部，海西哈达部长速黑忒、王忠，俱被其部民、族属所戕害。辉发部拜音达礼，为窃据部主之位，杀族叔七人不以为意。[7]既然酋长的职位可以用来在对外征伐中夺得财富，争夺这个权位的斗争也就不能不激烈展开。在酋长家族内部，这种斗争往往采取“骨肉相残”的激烈形式。

而努尔哈赤之所以面临几乎全族人的反对，恐怕还在于他向传统族权发出了挑战。在明代女真社会中，族中长老受到普遍敬重，甚至酋长也不能独断专行，而必须时时征询族中长老的意见。氏族议事会，最终取决于长老的集体意志。这种传统在15世纪末仍在建州女真中保持着强烈影响。酋长李达罕会见朝鲜使人时，“耆老及族类等重五六行，序立”。[8]是往昔氏族长老议事会的残影。外出拜客宴筵，年轻的酋长之子坐在下首，同行的长老坐在上首，正是女真人俗“以年之老少为上下”的血缘辈分观念的具体体现。[9]在长老族权的威慑下，子孙们只能惟命是从，而不准有丝毫忤逆。对照努尔哈赤的行止，却与此大相径庭。他起兵往攻尼堪外兰时，年方25岁，当时持反对态度的大多是他的伯、叔辈，六祖一辈也应有人在世。在这种情况下，他置长辈意旨于脑后，执意以行，从事的又是一项以少击众，以弱攻强，风险性极大的事业，在族人中受到孤立以致迫害，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不过，也正是从这一点上，折射出努尔哈赤不同凡响的勇气和胆识，以及独立不羁的性格。

努尔哈赤在起兵初，能够以一支兵少将寡的弱小势力取得节节胜利，除了娴熟运用“远交近攻”、“恩威并行”等一系列策略外，与积极延揽异姓“古出”的成功做法大有关系。

“古出”是明末女真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力量。《满洲实录》卷一记，癸未年（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欲聚众往寻妹夫噶哈善尸，族中兄弟俱与龙敦同谋，无意前往，最后他“带数人寻之”。这里的“带数人”，满文体写作“ini udu gucu be gaifi”（率其数古出）。同年五月条又记，某夜刺客潜入努尔哈赤家宅被擒，“有弟兄亲族俱至，言挞之无益不如杀之”。“弟兄亲族”的满文体为“buya deote gucuse，booi niyalma”（众幼弟，众古出，家人）。当时努尔哈赤只有部属30人，[10]兄弟、古出、家人是基本成分。古出的本义是朋友，这里的“古出”则指那些与部落酋长结为特殊依附关系的社会成员。他们不是家族成员，一般说来，也不是本氏族的成员。他们投依主人，平日与主人同居，随主出行。当酋长家族内部因利害关系而产生裂痕时，“古出”与主人之间更显示出较族人尤为亲密的关系。

“古出”是女真氏族社会末期等级分化的产物。社会成员的分化一方面赋予部落贵族经济实力和政治、军事上的特殊权力，使他们拥有了在自己周围纠集一群“古出”并令其效力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又驱使一些人为了觅得衣食，获得荫庇，分享掳掠的余润，而主动投附。正是在这种利害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彼此的结合。

努尔哈赤的“古出”来源比较复杂。万历十一年（1583），刺客行刺努尔哈赤未中，却刺死了窗前扈卫的包衣（家人）帕海。次年复有刺客行刺，被擒后，有家人洛汉力主杀之。[11]这个洛汉，昭梿《啸亭续录》卷三有传，说他“本姓刘，中原人，以佣至辽”，入于建州，因有勇力，受到努尔哈赤赏识，倚为左右手，后早死，故不得重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四除类似记载，还提到努尔哈赤赐给他觉罗姓。大概努尔哈赤彼时尚未在本姓“觉罗”前添加“爱新”两字以示尊异，所以才会以“觉罗”姓相赐，视同族人。洛汉事迹还表明：努尔哈赤创业的古出中不仅有女真人，还有因贫困流入建州沦为家人的汉人。可见，家人在战斗中有功，地位上升，也就享有了“古出”的身份。《满文老档》卷一六提到的拉哈、吉木巴逊，都是早年“在汗（指努尔哈赤）近身使唤的人，曾（为汗）出了大力”的“古出”。

努尔哈赤开国五大臣中的费扬古、额亦都，都是出身贫贱的“古出”。费扬古，觉尔察氏，原籍瑚济寨，旧属努尔哈赤。早在其父完布禄时，已成为努尔哈赤家的属人。[12]额亦都，钮祜禄氏，世居长白山，幼丧父母，家境没落，避走姑家，后投努尔哈赤。《清史稿》卷二二五本传：“太祖为族人所惎，数见侵侮，矢及于户，额亦都护左右，卒弭其难。”努尔哈赤起兵初，在内五祖子孙联合反对，在外“沿途诸部皆是敌仇”，正是依赖这些“古出”得以一次次转危为安并迅速崛起。

努尔哈赤起兵时，额亦都、费扬古皆预其役。初讨尼堪外兰图伦城，额亦都率众先登。万历十五年（1587）攻巴尔达城受五十余创不退，终拔其城，赐号“巴图鲁”（蒙古语，勇士，勇敢之意）。费扬古与努尔哈赤同龄，起兵后，凡兼并诸部皆充任前锋，屡受重伤，多树勋绩，也获得“巴图鲁”号。努尔哈赤在建国以后，把创业时期的“古出”比作“一无所有时得到的铁”，认为它的价值在当时比金子还宝贵，是很恰当的比喻。[13]

努尔哈赤起兵后，东征西战，南驰北突，迅速削平周邻诸部。万历十五年（1587），在苏子河畔硕里口河边佛阿拉筑三层城池（今辽宁省新宾县旧老城），在这里“定国政，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14]制定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同时加强了与辽东汉区的经济联系，互市交易，以通商贾。这时他在政治与经济上已达到初具立国规模的地步。接着，乘胜兼并了鸭绿江、长白山南北诸部。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已将建州女真各部大都统一起来，距他起兵之年共用了11年。万历三十三年（1605），由佛阿拉徙居赫图阿拉（新宾县老城）。翌年，蒙古喀尔喀部使者奉上“昆都仑汗”尊号。这时，建州女真各部，海西女真大多数部落，以及边远地区的一些“野人女真”（东海女真）部落，均被纳入他的控制范围。所以，这时的“汗”已是由征服建立起来的部落联盟的联盟长的称号。从此，他们便沿着建立国家的道路前进了。下面，不再描述努尔哈赤建立国家的历史过程，而着重说明在这个过程中爱新觉罗家族的情况。

二 效力元勋

在努尔哈赤的六祖子孙中，除觉常安本支外，五祖宝朗阿子孙，大概是惟一从一开始就与他共过患难的。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起兵征讨尼堪外兰。努尔哈赤的“长祖、次祖、三祖、六祖之子孙，同誓于庙”，欲对他下毒手，[15]惟独五祖宝朗阿子孙没有参与。当努尔哈赤身处逆境时，宝朗阿次子棱敦还曾对他善意关照。万历十二年正月，努尔哈赤三祖之子龙敦唆使萨木占杀死了噶哈善，努尔哈赤听说后，悲愤异常，立即带人往寻其尸。这时，棱敦曾关照他说：“族人若不怨汝，焉肯杀汝妹夫？汝且勿往，恐被人害。”[16]使努尔哈赤事先有所提防。在努尔哈赤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宝朗阿子孙率先投入他的麾下，东征西讨。万历十三年（1585）四月，努尔哈赤率兵攻哲陈部托漠河城时，宝朗阿的两孙扎亲、桑古哩曾随征。但遇敌慌乱，受到努尔哈赤怒斥。以后两人事迹不彰。

努尔哈赤创业初，真正成为他得力助手的还是几位胞弟。努尔哈赤兄弟5人，他居长，三弟舒尔哈齐、四弟雅尔哈齐为同母所生。还有庶弟穆尔哈齐，幼弟巴雅喇，为继母和庶母所生。努尔哈赤起兵后依为臂膂的，除少数“古出”，便是舒尔哈齐。舒尔哈齐比努尔哈赤小4岁。他幼年同努尔哈赤有相近的经历。在以后的十余年里，他经历大小战斗数十次。清朝史书说他“自幼随征，无处不到”。[17]为建州女真的一统大业立下过汗马功劳。《朝鲜宣祖实录》二十二年（1589）七月丁巳：

左卫酋长老乙可赤兄弟，以建州卫酋长李以难等为麾下属，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其弟则称船将。

朝鲜史籍中的“老乙可赤”即指努尔哈赤。建州卫在李满住、李达罕任酋长时，始终是建州诸部核心。至此其酋长李以难被迫投附，表明新的建州部落联盟正在迅速崛起。努尔哈赤对内称“淑勒贝勒”，汉译“聪睿王”，是联盟的最高统治者，弟舒尔哈齐则称“船将”。“船将”为朝鲜译语，语义不明。史称舒尔哈齐“有战功，得众心”，[18]又尝冠以“达尔罕巴图鲁”的双重勇号，[19]因此可以推知，所谓“船将”，当指统兵将帅的身份，不过，舒尔哈齐对内亦称“贝勒”，实际上是与兄并称的“两王”。

当卓而不群的舒尔哈齐名播四方时，努尔哈赤另外两个弟弟也已崭露头角。

二弟穆尔哈齐，以骁勇出众，每遇战阵，所向无敌，赐号“青巴图鲁”。万历十三年（1585），他随努尔哈赤率步骑500人往征哲陈部，途中遇河水暴涨，令众兵回，只带80人继续前进。当时有嘉哈地方部长苏枯赖虎，私下往告哲陈部主，于是托漠河、章甲、把尔达、萨尔浒、界藩五城俱集兵一处。努尔哈赤率部深入，突遇800敌兵迎战。属下无不大惊失色，解甲欲逃。在这关键时刻，惟有穆尔哈齐及近侍两人紧随努尔哈赤直冲敌阵，奋勇射击，杀20余人，竟败其众。敌兵张皇失措，争赴浑河而逃。接着，又于界凡险隘吉林岗遭遇敌兵50人。努尔哈赤眼疾手快，射其为首者。穆尔哈齐弓弦响处，又射毙1人。余众都惊惧坠崖而死。这是起兵以来以少胜多的第一个著名战役。“以四人而败八百之众”的消息不胫而走，努尔哈赤威名大振。穆尔哈齐的勇武，也为人们折服。[20]

努尔哈赤幼弟巴雅喇，较晚才投身行伍。万历二十六年（1598），他与努尔哈赤长子褚英往征安褚拉库（松花江上游二道江一带）有功，赐号“卓立克图”。万历三十五年（1607）五月，奉命征东海女真，连取赫席黑、俄漠惠苏鲁、佛讷赫托克索三处，俘获2000人而归。

穆尔哈齐死于天命五年（1620）九月。顺治十年（1653），追封多罗贝勒，谥勇壮。并追封其子达尔察为辅国公，谥刚毅。达尔察弟吴达海、韩岱，都是清初著名的功臣。

巴雅喇死于天命九年（1624）二月。顺治十年追封多罗贝勒，谥刚果。

努尔哈赤另一同母弟雅尔哈齐去世早而无嗣，功绩缺载。清崇德元年（1636），清太宗皇太极依仿明制创建太庙，追念开国元勋，行配享之礼时，首先追册景祖翼皇帝（即觉常安）长子礼敦巴图鲁为武功郡王，是同姓功臣配享太庙的第一人。顺治十一年（1654），复以“开创翼赞功”，追封景祖翼皇帝第二子额尔衮为多罗慧哲郡王，第三子界堪为多罗宣献郡王，显祖宣皇帝（即塔克世）第三子，努尔哈赤同母弟雅尔哈齐为多罗通达郡王。三王同时配享太庙。《八旗通志》说：“三王并以宗室至亲，当开国之初，艰难戮力，勋业鸿伟。”[21]只是有关创业初期史事，清朝史书追述颇简，雅尔哈齐诸人的事迹，后人已无从查考了。

努尔哈赤19岁时结婚，当他年届不惑时，年长诸子次第长成，正好成为他如日东升宏业中的左膀右臂。努尔哈赤共有16子，其中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最早建功立业。

褚英生于万历八年（1580）。母亲佟佳氏（本名哈哈纳扎青），是努尔哈赤的第一个妻子。除褚英外，她还生有代善。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仅19岁的褚英便开始了戎马生涯。这年正月，他和其他几员将领奉命征讨位于赫图阿拉东北方的安楚拉库部，夺取了20多处屯寨，并俘获大批人畜，凯旋而归。于是，努尔哈赤赐褚英“洪巴图鲁”号。以后，褚英名声远播，明朝有关记载均称他“红巴兔”。万历三十五年（1607），他与弟代善随叔舒尔哈齐前往蜚悠城（今吉林省珲春三家子），以该地部落受乌拉部酋长布占泰虐待为理由，将居民迁回赫图阿拉。布占泰为保卫自己的领地决意阻止。双方在乌碣岩展开大战。褚英、代善各率所部500兵丁不顾一切地缘山奋击，乌拉兵迅速溃败。这一役，阵斩乌拉统兵贝勒博克多父子，斩首3000级，获马5000匹，甲3000副。以少胜多，大获全胜。褚英因作战奋勇，获“阿尔哈土门”称号（译言广略），以表彰他“遇大军率先击败其众”的杰出战绩。万历三十六年，褚英又与其叔伯弟阿敏再次攻打乌拉部，克宜罕山城（今吉林省永吉县境）。

代善，比褚英小3岁，万历十一年（1583）生。史书中赞颂他“生而英毅，智勇过人”。[22]从征哈达、辉发、叶赫诸部，论功封为贝勒。万历三十五年（1607）与乌拉部作战中，他大显勇略，因此被赐号“古英巴图鲁”。在明朝的记载中有时称他为贵永介。万历四十一年（1613），努尔哈赤乘乌拉部内乱率军往攻，代善再立殊勋。他身先士卒，奋勇冲杀，击溃乌拉兵，进居乌拉城（今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乌拉部长布占泰仅以身免，窜逃叶赫城，乌拉灭亡。

在努尔哈赤诸子侄中，代善是最出类拔萃的一个。在昭梿（代善六世孙）所撰《啸亭杂录》中，多处记载了关于这位祖先的传说。如《礼烈亲王（即代善）纛》一文称：代善与舒尔哈齐征辉发，夜间大军旗纛忽然冒出光焰，众人感到奇异，舒尔哈齐以为凶兆，主张撤兵。代善说：“怎么知道这不是破敌的吉兆呢？”于是整军奋进，终灭其部。直到昭梿时代，礼亲王府第中纛顶都悬挂着生铁明镜，成为异于他旗旗纛的一个标帜。昭梿还提到：府第中尚保留着代善使用过的鸣镝箭，镞长6寸，直径3寸，上穿6孔，杆长3尺6寸，弓的受力处约一指宽，非挽百石弓者不能发。昭梿还延请诸名士为这位祖先的遗物绘图题诗，作为纪念。其中吴兰雪一首诗将这位开国元勋的神勇英姿刻画得栩栩如生，跃然于纸上：

烈王腰间大羽箭，射人射马经百战。耳后劲风啼饿鸱，箭力所到无重围。皂雕翻云虎人立，一洞穿胸鬼神泣。阵前奋胄摧贼锋，雪夜斫垒收奇功。

在努尔哈赤诸子中，代善不仅功大，而且寿长。他一直活到清朝入关以后的顺治五年（1648）。所以佚闻遗物较多。

莽古尔泰，生于万历十六年（1588）。母富察氏（名衮代），是努尔哈赤的第二位妻子。努尔哈赤第十子德格类是其同母弟。万历四十年（1612），在讨伐乌拉部的战役中，他初露锋芒。

除以上3子外，努尔哈赤侄阿敏（舒尔哈齐次子）也是较早显露出军事才干的一个。他生于万历十四年（1586）。自幼即身历戎行，参加过一系列征战。22岁时，与褚英一起统兵5000，攻克乌拉部宜罕山城，斩敌千人，获甲胄300副。万历四十一年（1613），随努尔哈赤再攻乌拉部。是役，两军激战，互射之矢，“如疾风卷雪，蜂穿花丛”，阿敏奋力冲前，为大获全胜建有功勋。

努尔哈赤兄弟子侄的同仇敌忾，加快了战争胜利的步伐，而战争的顺利发展，统治地域的扩大，征服人口的增多，又要求建州女真内部权力的集中和统一的调动指挥。但氏族社会残留的军事民主的传统却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矛盾的出现，在努尔哈赤的兄弟子侄中引起了裂痕，裂痕的扩大又导致了连续不断的政治阴谋和流血的家庭悲剧。努尔哈赤同母弟舒尔哈齐，首当其冲成为一场权力角逐中的牺牲品。

在迅速壮大的建州女真部落联盟中，舒尔哈齐的权势与地位仅次于其兄。万历二十三年（1595），明朝通事何世国、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先后造访建州女真腹地佛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旧老城），据他们所见：努尔哈赤兄弟并称“两都督”；待客宴筵，持礼服色俱相等；居舍各有10座，分为木栅，各造大门；兄麾下万余众，“诸将”（归附的各部酋长）150余名，弟麾下5000余众，“诸将”40余名；平时各聚属下著甲练兵，出征时分别召集兵丁。[23]2人还以“都督”的身份率所部入明廷“朝贡”。努尔哈赤先后入贡7次，其弟3次，每次入贡，2人均各领1队，分别行进并领受宴赏。

这种情况显示：经过十余年的征伐，舒尔哈齐的实力虽然逊色其兄一筹，但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均拥有自主的权力。兄弟两人各辖部属，各聚军兵，各自为政，俨然是联盟组织内的“两头政长”。

“两头政长”，原指酋长家族内相互搭配，相继在位的两名酋长。在明初女真社会里，一个部落内并立二三位酋长，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为部长时，弟凡察位在其次，待兄去世，继为部长。以后凡察改掌右卫，去世后部落由子甫花土、罗下管理。并立的酋长，是同一家庭的兄弟，彼此相辅相成，患难与共。

“两头政长”的出现，与氏族社会末期地域组织扩大，管理事务增加，尤其是军事活动趋于频繁的历史进程相关；同时，不失为部落权力由涣散走向集中的一种过渡形态。开始，它仍带有部落民主制的胎记，不但履行联盟的主要管理职能，而且是实行“世选制”（即酋长在同一家族选任，或者兄终弟及，或者父子相继，而非严格的父子世袭）原则的组织保证。到后来，并立的酋长各拥巨资，聚部落，豢甲兵，形成私家的特殊利益，这就是我们在明末建州女真中看到的情景。“两头政长”体制，显然已成为女真社会组织实现统一、政治权力进一步集中的障碍。对权力的觊觎和物质贪欲的膨胀，则为并立的酋长注入了疏离的因子。

早在万历二十三年，舒尔哈齐对兄已心存芥蒂。据朝鲜使者申忠一所见，舒尔哈齐“凡百器具，不及其兄远矣”。舒尔哈齐私下向他表示：“日后你佥使若有送礼，则不可高下我兄弟!”[24]不满情绪溢于言表。努尔哈赤19岁时，遵循长子析居旧制，成为分家子。《满洲实录》卷一记，分家时“家产所予独薄”，可见他当初并不富有。幼子舒尔哈齐是继承父业的未分家子，资产当不在兄以下。从这时起，两人各拥有独立的经济。起兵以后，凡掳掠人口、奴仆、财物都是共享分用。建州女真各部原领有明朝颁赐的敕书500道，是朝觐和贡市的凭据，在兼并战争中，其中约360道归入努尔哈赤名下，余下为舒尔哈齐所有。明朝政府每年于抚顺颁给抚赏800两，努尔哈赤领500两，弟领300两。万历二十三年何世国看到，努尔哈赤有战马700余匹，弟有400余匹，这还只是两人资产的一部分。然而，在蓄积财富的同时，财产占有不均的矛盾也暴露出来，这应是舒尔哈齐“耿耿不寐，如有隐忧”的原因之一。

努尔哈赤身为长兄，本来就居有高出舒尔哈齐的地位，对外征服使他的地位日益显贵。万历二十三年（1595），努尔哈赤对朝鲜书称：“女真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致书朝鲜边将时又自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25]这些称名虽出自草拟文书的汉人手笔，实际反映出的却是努尔哈赤权力的扩张。“管束夷人之主”的名义显然已不能使他厌足，所以开始以专擅一方的“国王”自比。尤为引人注目的事件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蒙古喀尔喀五部王公为他奉上“淑勒昆都仑汗”的尊号（省作“昆都仑汗”，昆都仑，蒙古语言为“横”，满语译言“恭敬”）。汗是高出贝勒的尊号，蒙古王公奉上汗号，表示服从他的统领，努尔哈赤则借用蒙古制度，为自己的显贵身份又镀上了一层神圣色彩。舒尔哈齐的地位则相形见绌，与兄“不可高下”的努力完全付诸东流，这应是他对兄日益不满的又一原因。

再就努尔哈赤一方而论，“两头政长”的并立已成为他建立至高无上威权的主要障碍。《满洲实录》卷三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往攻哈达部，舒尔哈齐为先锋，遇哈达兵迎战，舒尔哈齐按兵不战，受到努尔哈赤的怒斥。其实，舒尔哈齐自年轻时征战四方，以勇武名播遐迩，又挟胜利之师，乘摧枯拉朽之势，断无在哈达兵前怯战的道理。《实录》贬抑舒尔哈齐，以为努尔哈赤后来杀弟行径回护，自不可信以为据。不过这至少说明，努尔哈赤与弟早有嫌隙，并且成见日深。同书丁未年（1607）又记，舒尔哈齐领兵前往东海瓦尔喀部搬接蜚悠城降民，归途于乌碣崖遇乌拉兵拦截，两侄褚英、代善奋勇进击，惟舒尔哈齐“落后不战”。事后，努尔哈赤借口“不随两贝勒（指褚英、代善）进战破敌”，欲将舒尔哈齐麾下两将定以死罪。舒尔哈齐闻讯，怒形于色，扬言“若杀二将，即杀我也”。在剑拔弩张的形势下，努尔哈赤只好权从宽宥。努尔哈赤的初衷，旨在剪除弟的羽翼，项庄舞剑之意昭然若揭，难怪舒尔哈齐要以死阻拦，使矛盾日愈尖锐，公开决裂已迫在眉睫。

《筹辽硕画》卷一，熊廷弼《审进止伐虏谋疏》援引驻扎哈达旧寨的建州军兵之语：“我都督（指努尔哈赤）与二都督速儿哈齐（舒尔哈齐）近日不睦，恐二都督走投北关，令我们在此防范。”同疏又引开原兵备副使石九禀文：“职闻奴酋因修自己寨城，怪速酋部下不赴工。问其故，则云：二都督将欲另居一城也。”时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初。舒尔哈齐原与兄同居一城，至此决计携部“另居一城”，即黑扯木地，并令属下伐木，准备建房。[26]黑扯木，又作赫彻穆路，位于浑河上游，北接叶赫。努尔哈赤预先遣人遏其逃路，无意网开一面，三月十三日，设计将弟囚禁。[27]

努尔哈赤囚禁舒尔哈齐，使崛起中的建州部落联盟避免了一次大分裂。为了彻底摧垮舒尔哈齐的势力，复将舒尔哈齐长子阿尔通阿、三子札萨克图处死。前引熊廷弼奏疏又称，舒尔哈齐领兵中军并心腹三四人被炮烙死。按《满文老档》卷一所载：“大臣乌尔坤蒙兀，吊缚于树，下积柴草，以火焚之。”所云：“炮烙”之刑，即此之谓。

据《满文老档》，舒尔哈齐卒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八月十九日，时年48岁。关于他的死因，清朝史籍讳莫如深。然而欲盖弥彰，孟森《清太祖杀弟事考实》广征博引，证实为兄所害。努尔哈赤推刃于胞弟一案，明与朝鲜史书多有记载。李民《建州闻见录》曾评价努尔哈赤的为人：“猜厉威暴，虽其妻子及素亲爱者，少有所忤，即加杀害，是以人莫不畏惧。”杀妻之事，未得确证。所谓“素亲爱者”，当包括其弟侄。不久后，又有长子褚英，死于其手（详见后文）。可见“猜厉威暴”的指责也并非捕风捉影。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任何一种新的社会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种神圣事务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努尔哈赤是作为旧制度的改革者而遭到反抗的。他为了强化自己的威权，不断破坏旧的部落制度，不可避免要和权势地位相近的贵族发生利益冲突。按照世选制的传统，舒尔哈齐本来是最有希望的继承者。希望破灭后，他不惜铤而走险，由分庭抗礼走向公开分裂，以维护自己的传统地位，实际上成为旧制度的代理人，最终成了牺牲品，乃势所必然。

努尔哈赤通过残酷手段剪除了舒尔哈齐的势力，废除了“两头政长”制，实现了建州部落联盟的空前统一，大权独揽，为汗权的确立扫清了障碍。

但这场重大的内讧，也在爱新觉罗家族的兴起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舒尔哈齐死后，第二子阿敏、第六子济尔哈朗继续得到努尔哈赤的重用。到后金天聪四年（1630），清太宗皇太极基于加强汗权的需要，断然幽禁了出兵不利的阿敏（事详后文）。在精心罗织的16条罪状中，首列当年“阿敏唆其父，欲离太祖”大罪1条。[28]阿敏被幽禁而死，命运与其父如出一辙。待阿敏弟济尔哈朗率弟篇古和诸侄发誓承认“我父兄所行有过，自罹罪戾。若我等以有罪之父兄为是，而或生异心，……使之夭折”之后，株连才算告结。[29]

舒尔哈齐死后44年，即顺治十年（1653）五月，清朝皇室追封他为和硕庄亲王。

舒尔哈齐死后不久，努尔哈赤长子褚英又遭杀身之祸。

舒尔哈齐的死，至少在开始一段时间里给建州女真的最高领导层留下了一片空白。年龄居长且屡建军功的褚英，于万历四十年（1612）六月被努尔哈赤授命执掌国政。但是褚英为人自私，心胸褊狭，待诸弟和诸堂兄弟薄情寡义，以至诸弟纷纷向努尔哈赤告状。在他们指控的罪状中，非法贪取战利品只是其中之一。更有甚者，他背着父亲，强迫诸弟对天发誓。誓词说：长兄如何吩咐，我们即如何办，有什么话，也不要告诉父亲!褚英还扬言，自己做了汗以后，要把和自己关系不好的诸弟和诸大臣统统杀掉。[30]努尔哈赤屡次申斥褚英，要他改弦易辙，但收效不大，褚英在政治上失去了父亲努尔哈赤对他的信任。

同年九月，努尔哈赤出兵征乌拉，命代善留守赫图阿拉协助褚英，或者也可以说是监视他。翌年三月，努尔哈赤再度攻打乌拉，数日后占领该地。正当此时，褚英的几名部属密报他谋反，说他私自写下诅咒父汗和诸弟的咒语，对天地焚烧。对于这一指控，褚英矢口否认。努尔哈赤闻讯大发雷霆，打算立刻将他处死。但是又担心杀死长子，将给其他诸子留下一个不好的先例，于是下令将他幽禁在高墙木栅中。[31]

褚英被囚禁两年后，据说努尔哈赤经过深思熟虑，认为继续留褚英在世，于国家、诸子及众大臣均不利，于是将他处死，时年36岁。

努尔哈赤为加强汗权而幽弟杀子，虽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但骨肉相残，毕竟心怀惭德。晚年以后，担心子孙们日后重蹈覆辙，于天命六年（1621）正月，召集诸子侄与孙，对天地神祇，焚香设誓：

今祷上下神祇，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遽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算。[32]

面对天地神祇，努尔哈赤的子孙们一个个神态庄重，焚香设誓，然而却未能共铸出一个亲情融融的来日。在权力欲望的驱动下，历经太宗、世祖、圣祖、世宗数朝，爱新觉罗皇室内部的残酷斗争从未平息，骨肉相残的悲剧也一再重演。

三 金国显贵

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元旦，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废除了旧的汗号，正式确立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汗号：“abka geren gurun be ujikini seme sindaha genggiyen han”（天授养育诸国伦英明汗）。汗号中的“诸国伦”，指被征服的诸部。这时，除叶赫部尚未降附外，建州、海西、东海女真诸部已大部平服。在此基础上才形成统一的国家。

努尔哈赤将所建立的国家称作“aisin gurun”（金国），所以又自称“天命金国汗”。他所统治的年代（1616—1626），后以天命纪年。

图7 《太祖建元即帝位》（《满洲实录》）

在这以前，努尔哈赤先后创文字、建都城、立法制、编八旗、设职官，基本完成了国家机构所必备的各种条件。在这以后，他带领爱新觉罗氏的子孙们指挥八旗军队东征西讨，使金国疆域迅速扩大。

努尔哈赤称汗建国，是女真（满洲族）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伴随女真（满洲族）的兴盛，爱新觉罗家族一跃成为全民族乃至整个国家地位最显赫的贵族。他们的权力和地位，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分主八旗。

努尔哈赤在兼并诸部的过程中，将被征服的部民迁徙到浑河流域。为了便于军事活动和行政管理，创建了牛录——八旗制度。

原来在女真人氏族时代，就存在着作为生产和军事行动的组织形式——牛录。当时，在出兵行猎时，参加的成员，各依所属的族或寨行进。每10人中以1人为首领，被称为“牛录额真”（牛录是“箭”，额真是“主”的意思），所属9人听从他的指挥。努尔哈赤把被征服者统一组织起来，规定每300人编一牛录，每牛录置一牛录额真（后汉译为“佐领”）。牛录额真下置代子2人（作为牛录额真的副手，即后来的骁骑校）、章京4人。每五牛录置“五牛录主”（即甲喇额真，后汉译为“参领”）。每5个甲喇构成一个固山。[33]

固山的本义为“部落”，各固山以不同的旗色为标帜，以后约定俗成，即以“旗”作为它们所标帜的组织的名称。最初建立的是黄、红、蓝、白四旗。随着队伍的扩大，万历四十三年（1615），在原有四旗外，又增设了镶黄、镶蓝、镶白、镶红四旗，合为八旗。

八旗的建立，最终结束了女真“部落无统”、关系涣散的落后局面。“一国之众，八旗分隶”，[34]全体人民，按照牛录、甲喇、固山的层序组织起来，严格管理，统一指挥。

努尔哈赤是金国汗，也是八旗的最高领有者，他将八旗作为家族的私产，陆续分给亲近子侄，领旗的贵族称和硕贝勒。

伴随努尔哈赤家族一代新人在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和硕贝勒的人选前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初编设四旗时，努尔哈赤自掌黄旗，由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分领蓝、白、红旗。万历三十九年（1611）以后，舒尔哈齐、褚英相继死于非命，努尔哈赤诸子次第长成，于是在原有基础上增至八旗，努尔哈赤自领两黄旗，代善领两红旗，皇太极领正白旗，莽古尔泰领正蓝旗，褚英长子杜度领镶白旗，舒尔哈齐次子阿敏领镶蓝旗。[35]这是伴随舒尔哈齐、褚英死后，八旗领属关系的新变化。

杜度约生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褚英长子。在频繁征战的年代，杜度也和他的父辈一样，从小就投身于戎马生涯，并迅速成长为精干的青年将领。努尔哈赤建国不久，便把进攻矛头指向明朝。天命三年（1618）二月，兴师攻明。明朝是物产丰饶、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大国，但在政治、军事上却日益衰朽，成为女真贵族觊觎和扩张的理想对象。翌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一带率师6万迎战10万明兵的进剿，大获全胜。此战被俘的朝鲜人李民在《建州闻见录》中提到，金国的“八将”（实指八和硕贝勒）有“豆斗罗古”，即杜度阿哥的异写。可见年仅22岁的杜度业已是八旗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天命七年（1622），杜度从大贝勒代善前往广宁防守。九年，又随代善迎护归附金国的喀尔喀蒙古部落，受封为贝勒。

然而父亲褚英的悲剧结局，始终是他成长中的阴影。尽管他处事小心谨慎，惟恐引起猜疑，天命末年，仍被降为镶红旗贝勒，成为其叔父代善所属，而原先继承父亲的镶白旗却被祖父分给了年幼的叔父阿济格。[36]

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第八个儿子，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其母叶赫纳喇氏，为努尔哈赤的第三个妻子。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龄22岁的皇太极被努尔哈赤任命为正白旗和硕贝勒。翌年，努尔哈赤建国称汗，命他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共理机务”，[37]合称“四大贝勒”。皇太极从此跻身于中央权力的核心。青年时代的皇太极，跟随父亲驰骋疆场，勇力绝伦。萨尔浒之战中，他转战三路，屡建奇功。朝鲜史籍说：“胡将中惟红歹是（皇太极）仅识字。”[38]皇太极能文能武，这在努尔哈赤众子侄中是罕见的，日后被诸兄弟推举为金国汗也不是偶然的。

天命末年，努尔哈赤年事已高，他最后一次调整了和硕贝勒的人选。这一次是将自己领有的正黄、镶黄两旗分与了两子多铎和多尔衮，同时将原属杜度的镶白旗改归了另一儿子阿济格。阿济格为努尔哈赤第十二子，时年20岁；多尔衮第十四子，时年14岁；多铎第十五子，时年12岁。可见这最后一次分配旗的对象，是年幼诸子。

努尔哈赤将自己所领两旗作为遗产分给年幼诸子的做法，蹈袭了本民族的古老传统。女真之俗，年长之子陆续由家庭分出，幼子守户，侍奉父母。私有制形成以后，把一部分家产分给已成年诸长子去另立门户，被分出者叫“分家子”，年幼未分出者叫“未分家子”，未分家子有权承继家长留下的全部遗产。

长子析居，幼子守户大概是一种肇始于渔猎经济的家庭制度。它的社会功能，在于最大限度地控制家庭人口，以适应渔猎采集过程中分散经营、流动生产、辗转迁徙，以及居舍狭小的需要。这种制度在金女真早期社会已经流行。《金史·世纪》记：“生女真之俗，生子年长即异居。”金女真家中的未分家子称“蒲阳温”（与女真语、满语中的“费扬古”同一意，均指幼子），又名“主家子”。“主家子”者，即“主父母之业”。当父母在世时，与之同居止；父母殁，承袭其最后遗产。到了明代，女真人流行同一风俗。[39]足见这种传统源远流长。在努尔哈赤选任的和硕贝勒中，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阿济格等应为分家子，多尔衮、多铎两兄弟，则是未分家子。清太宗皇太极即位以后，一次在谈到父汗遗产的处理原则时也说过：“太祖虽无遗命，理宜分予幼子。”[40]在这以前，代善已将自己领有的两红旗中的一旗分给了长子岳讬。于是，代善、莽古尔泰、阿敏、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岳讬，各领一旗。

这8人中，莽古尔泰、阿敏为努尔哈赤亲侄，姑且勿论，此外均为他的诸子和孙子。问题是，努尔哈赤前后共生养16子，除褚英早死，是什么原因决定了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十二子阿济格、十四子多尔衮、十五子多铎相继被授予全旗，享受殊荣，而其余诸子却多数毕其生而未至尊显呢？《满洲实录》卷末载努尔哈赤家庭成员时称：

太祖未即位时，先娶之后生长子褚英，……次子代善……继娶后所生莽古尔泰、德格类；中宫皇后生皇太极，即天聪皇帝也；继立之后生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皇妃生阿巴泰；又三妃生五子：阿拜、汤古代、塔拜、巴布泰、巴布海。

关于努尔哈赤诸子，上引文还遗漏了第十三子、庶出之赖慕布，第十六子，庶出之费扬古。其中的三“后”，所生嫡子共计8人。明显的事实是，和硕贝勒的人选严格限定在嫡子范围，换句话说，在8嫡子中，除德格类因某种缘故受到冷落外，其余诸人在努尔哈赤生前先后被授予整旗。而庶子即使年齿徒长，亦绝无领旗的奢望。如皇太极庶兄阿巴泰，年长功著，也不过附入弟旗，分得6牛录庶民。[41]在明中叶以前女真部落酋长家庭中，尚未发现诸子有嫡庶之别的迹象。努尔哈赤建国，以诸嫡子分领一至两旗，是政治等级制度发展在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突出反映。

孟森《八旗制度考实》在分析天命年间金国制度特点时指出：“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一国尽隶于八旗，以八和硕贝勒为旗主，旗下人谓之属人，属人对旗主有君主之分。”旗是和硕贝勒的私产，除父汗以外，他人不得染指，属人也无权越过自己的和硕贝勒（旗主）与它旗交结。和硕贝勒与属人间建立起类似君臣，义如父子的严格隶属关系。天命八年努尔哈赤处死了老臣额尔德尼，罪状之一就是越过旗主多铎，向它旗贝勒索取财物。[42]其时旗主多铎也不过8岁。

旗的私有性还表现在它的继承有一定统系：蓝旗原属舒尔哈齐，努尔哈赤将其幽杀以后，仍将镶蓝旗分给其子阿敏，天聪四年（1630）阿敏获罪以后，该旗转入其弟济尔哈朗手中；红旗初为代善私产，以后镶红旗由子岳讬继承；至于本身领属的正红旗按传统应归幼子萨哈廉；白旗原属褚英，死后转归其子杜度，这种统属关系一直保持到天命末年；黄旗为父汗自己所有，以后也留给幼子。旗作为家产在家庭内部继承的事实，充分体现了这种分配的私有性质。对旗的私有，奠定了和硕贝勒的实力地位。旗是以牛录为细胞的，牛录则以壮丁来编组。和硕贝勒通过对旗下人丁的占有，实行强制的或超强制的经济剥削，敛取粮赋、杂物，签派劳役。

对旗的私有，又成为八家和硕贝勒势均力敌，不相统属的经济基础。“得些人来，必分八家共养之”；“但得一物，八家均分共用”；战斗力役，抽甲派兵，举凡与国家有关的公共开支，统统由“八家均出”。[43]以此为前提，又有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的构建。

努尔哈赤和他的亲近子侄，组成治理国政的最高领导集团。

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在建立八旗制度，对传统部落组织进行全面改造的同时，正式建立议政会议制度：“每五日一次，使诸贝勒大臣聚集衙门议事，是非公断，作为常规。”[44]

努尔哈赤起兵初，子侄年幼，凡重要军政事务只能依靠视为股肱的五大臣额亦都、何和礼、费英东、扈尔汉、费扬古议决，组成以努尔哈赤为主的中枢议政集团，随着子侄次第长成，年长诸子成为各掌一旗的和硕贝勒，五大臣渐被疏远，分别拨入各旗任固山额真，成为和硕贝勒的附庸。参与议政不过陪同末议，失去了昔日的权柄。

《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记载了天命四年（1619）十一月一日金国的“十部（塔坦）执政贝勒”与蒙古喀尔喀五部诸贝勒盟誓经过，其中十部（塔坦）执政为：昆都仑庚寅汗、古英巴图鲁、阿敏台吉、莽古尔泰、洪台吉、德格类、阿济格阿哥、杜度、布尔杭古、德尔格勒。[45]

昆都仑庚寅汗，是万历三十三年（1605）蒙古喀尔喀五部给努尔哈赤奉上的汗号。布尔杭古、德尔格勒，则是新降附的叶赫贝勒，汗的姻亲。此外，参与执政的古英巴图鲁代善（努尔哈赤次子），阿敏台吉（舒尔哈齐次子），莽古尔泰（努尔哈赤五子），洪台吉（皇太极，八子），德格类（十子），阿济格（十二子），杜度（长孙），均为努尔哈赤的子孙辈。他们中间，年龄最长的代善36岁，幼子阿济格仅14岁。由此可见，主持政务的议政会议除若干异姓亲贵外，以汗家族为核心，带有家族政治的鲜明色彩。

参与议政的诸贝勒也即执政贝勒。从此以迄天命末年，努尔哈赤另外一些子侄诸孙也陆续跻身执政贝勒之列：斋桑古（舒尔哈齐子）、济尔哈朗（斋桑古弟）、多尔衮（努尔哈赤十四子）、多铎（十五子）、阿巴泰（七子）、岳讬（代善子）、硕讬（同上）、萨哈廉（同上）、豪格（皇太极子）。以上便是天命年间汗家族参与议政、执掌“大政”的执政贝勒。其中，仅阿巴泰一人庶出，而他参与议政又在弟德格类、济尔哈朗，侄杜度、岳讬、硕讬诸人之后。说明重嫡不重庶是简任执政贝勒的重要条件。[46]

在众执政贝勒中，和硕贝勒居有核心地位。依年龄次序，代善又称大贝勒、阿敏称二贝勒、莽古尔泰称三贝勒、皇太极称四贝勒，合称“四大贝勒”（四大王）。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命四大贝勒“共理机务”；六年（1621），进一步命令四人“按月分直”，轮流执掌日常政务。[47]和硕贝勒与执政贝勒身份重合，分掌八旗，主持议政，逐渐形成分权共治的局面。

努尔哈赤主政期间，金国实行的是以汗为首的执政贝勒议政制。由于他在长期征战中建立起无可争辩的权威，兼有家长和汗的双重身份，所以八和硕贝勒相互独立、势均力敌，不但不会对他的地位构成挑战，相反，为他在血缘观念仍旧保持顽强影响的条件下，利用亲近子弟对被征服的部民与部落实行控制提供了有效手段。

然而，随着年事渐高，努尔哈赤不能不对诸子侄之间能否长期同舟共济表示担忧。特别在四大贝勒内部，代善长期参与国政，位居四大贝勒之首，为人宽厚，难以御众。皇太极“英勇超人”，素为父汗偏爱，但内多猜忌，在汗位角逐中咄咄逼人，甚至“潜怀弑兄之计”。天命六年，阿敦密告代善：皇太极、莽古尔泰等人将要对他进行陷害，“事机在迫，须备之”。[48]代善闻讯惊惧不已，往见其父而泣。努尔哈赤为平抑内讧，以“交构两间”的罪名将阿敦论处。阿敦是努尔哈赤从弟，开国功臣之一，却成了两大贝勒明争暗斗的牺牲品。大贝勒阿敏为舒尔哈齐子，天聪四年（1630）皇太极宣布阿敏16大罪状时，斥他“怙恶不悛，由来久矣”，[49]可见彼此早有嫌隙。莽古尔泰之母系被迫离异的大福晋，继汗位希望渺茫，他与阿敏各有隐衷，不得不审时度势，依委于代善、皇太极两者间，使诸大贝勒的关系更加扑朔迷离。

努尔哈赤毕生创业，目睹并亲历了一幕幕“骨肉相残”的悲剧。天命六年正月，他要求诸子侄对天祝祷，“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刑伤，以开杀戮之端”；临终前遗言诸贝勒，复援举六祖贝勒以及董鄂、王甲、哈达、叶赫、乌拉、辉发、蒙古因“贪财货、尚私曲、不尚公直，昆弟中自相争夺杀害，乃至于败亡”的历史教训，并剖明心迹说：“吾以彼为鉴。”[50]他深恐诸子日后为争夺权位重开衅端，试图建立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取代身后可能出现的权力真空，以维系八家分治局面的稳定。经过长时间酝酿，在天命七年（1622）三月，提出了八和硕共治国政的设想，要点如下：

第一，“继父为国主者，毋以强势之人为之，恐以其人为主，恃力妄为，获罪于天。且一人之识见何能及众人之议？以尔等八子为八王，八王共议庶可无失。八王视不拒尔等之言者，继尔等之父为国主。若不纳尔等之言，不遵善道，八王可将所任之汗易换，另择不拒尔等言语之贤者任之。”明确提出继位新汗的首要标准是能够采择众议，并规定八和硕贝勒集体拥有新汗的推举权、罢免权和更择权。

第二，“尔等八王共理国政时，若一人有得于心而言，另外七人当会其意而发明之，若己不能会意又不能发明他人之所得，惟缄默无语，当以在下子弟代之为王。”规定八和硕贝勒集体拥有对不称职和硕贝勒的撤换权和接替者的择任权。

第三，“遇事它往，议告众人而言，毋行未议之事。若聚于尔等八王所任国主之所，一二人毋聚，当众人毕集合议治理国事。”强调共议国政的原则，以避免个人专断擅权和结党营私。

第四，“八王合议，设诸申（女真）大臣八，尼堪（汉）大臣八，蒙古大臣八。其下设诸申理事官八，尼堪理事官八，蒙古理事官八。诸理事官审理后告于诸大臣，诸大臣议定后呈上八王，所定之罪由八王定夺。”提出设立官职，作为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时的辅佐，并实行众理事官、众大臣、八和硕贝勒三级会审制。

第五，“国主于每月初五、二十日两次升殿，初一晨起往堂子叩首，向渥辙库（家内神）叩拜，尔后国主亲向诸叔诸兄叩首毕，始升汗座。汗本人与受己叩首诸叔、诸兄一处同座，受众人叩拜。”即规定新汗对家族长辈和同辈兄长的应尽义务，以及同座受拜仪礼。

第六，“汗父所定八分所得外，若贪得一物、贪隐一次，当停其一次应得之份；若隐二次，停其两次应得之份；若隐三次，当将其应得之份永革。”[51]即八和硕贝勒在经济上的均分原则。

以上便是“共治国政”的内容，以及与之相配合的：推举新汗、彼此监督、共议国政、设官辅政、同座受拜、八家均分等六项具体措施。

“共治国政”的基本宗旨，是以集体的权力制约个人的权力，以合作共议限制个人专断。换句话说，即通过排斥每个人对权力的垄断，共同维持集体意志的最高权威。

“共治国政”是在八旗分庭抗礼、互不相让基础上实行的，是八和硕贝勒分权共治的组织形式。它的经济基础则是“八家均分”，使八旗形成彼此独立的经济实体。

尽管努尔哈赤为这一政治设计绞尽了脑汁，事实上它并没有能摆脱女真社会旧传统的羁绊。举凡推举新汗、共议国政、八家均分，无不体现了部落时代民主制度和平均分配原则的遗风。“共治国政”的设计付诸实施后，既无法适应对一个日趋复杂化的国家组织实行有效管理的要求，也无力平抑爱新觉罗家族内部围绕最高权力展开的矛盾冲突。皇太极继承汗位后，颇感事事受到诸大贝勒的掣肘，“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52]于是在多头政治“复辟”的背后，又孕育出新的分裂内讧危机。

如上所述，努尔哈赤时代爱新觉罗家族的执政形式虽然有所变化，但是伴随着金国的发展，他们对国家最高权力的垄断也在巩固。

在八旗共治的体制下，努尔哈赤以一个族长的名誉，掌管全部权力。

天命六年（1621），剽悍勇猛的八旗军队大举西进，先后占领了明辽东重镇沈阳和辽阳，并夺取了辽河以东的70多个城堡——西起今鞍山、海城、盖平、熊岳、复县，东至宽甸、凤城等地。辽东半岛上，辽河以东的全部地区，被纳入金国的统治之内。长期以来活动于东北边区的女真人，从此迁入汉人地区。

这个新兴的国家，不知疲倦地东征西讨，被征服的女真人、汉人、蒙古人迅速增多，并被编入八旗组织，天命十一年（1626）七月，努尔哈赤训谕诸贝勒大臣时说：

推尔等之意，以为国人众多稽察难遍。不知一国之众，以八旗而分隶之，则为数少矣，每旗下以五甲喇而分隶之则又少矣，每甲喇下以五牛录而更分隶之则又更少矣。今自牛录额真以至什长，递相稽察，各于所属之人，自膳夫牧卒，以及仆隶，靡不详加晓谕，有恶必惩，则盗窃奸宄，何自而生哉？[53]

努尔哈赤在这里所强调的，显然是八旗等级制度对实行政治统治、维护贵族特权利益的必要性。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中，汗家族高踞于它的顶端；以下是异姓贵族，大小官员，他们是处在不同阶梯的统治者，至于牛录下普通旗人、“膳夫牧卒、以及仆隶”，则是身份地位不尽相同的被统治者。

在古代北方民族中，诸如出身匈奴国家挛鞮氏（虚连题）、突厥国家阿史那氏、鲜卑国家拓跋氏、蒙古国家孛儿只斤氏、金国女真完颜氏，乃至后金国女真爱新觉罗氏的最高统治者，实际上都不是以自己的整个氏族，而只是以自己为大家长的显贵家族为核心，实行对全体国民统治的。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看，先有的家族关系，然后才有的政治关系。由于氏族社会的残余影响，作为统治阶层代表的国家与统治家族融合在一起，是正常的历史现象。统治家族的族长也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这样，国家的权力机构与特权家族相结合，政治关系与家族关系紧密纽结在一起了。按照当时人的说法：“汗犹一家之祖父也，贝勒犹一家子弟也”，[54]努尔哈赤以诸亲近子侄分掌八旗，主持议政，建立起了集族权、政权于一身的“父汗”统治。

那么，作为一族之长的努尔哈赤是如何对本家族成员进行管理的呢？《满文老档》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评述：

聪睿恭敬汗自幼生活贫苦，心存公正，沉默寡言，善于劝阻族人殴斗。劝而不从，则责其用壮逞强者，并科以重罪。其知错认错，听从劝告者则嘉之，重罪从轻，从容完结。其见善者，纵是仇敌，论功擢之。其犯罪者，即为亲戚，亦必杀之。因一贯公正善良，故此本族伯叔，兄弟等无论何事，俱委聪睿恭敬汗予以了结。[55]

以上议论，固然是一片溢美之辞，但所列努尔哈赤的一些优点，如处事公道，扶弱抑强，仗义执言，至少在他创业初期，应是有的。否则，就不可能团结家族成员，共同奋斗，同甘共苦，使自己的力量逐步壮大起来。万历十二年春，努尔哈赤得知妹夫噶哈善死讯，不听族人劝阻，不计个人安危，执意往寻其尸，就是他待亲友注重情义的一个例子。同时，对参与阴谋的五祖子孙也异常宽容，能拉拢即拉拢，或者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这与其说是出于“善良”的天性，不如说是“自料兵少难敌”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事实上，努尔哈赤对待那些反对自己的族人，不论亲疏长幼，都是很少宽宥的。《满洲实录》卷一记，努尔哈赤起兵初期，沿途诸部“皆是仇敌”，这当然也包括他的部分族人。兆嘉城主理岱，与努尔哈赤本系同族，却结纳强部哈达与他抗衡。万历十二年（1584），努尔哈赤攻破其城，理岱据说被宥不死，但本人与所属部落从此销声匿迹。在努尔哈赤武力征服的一系列村寨中，也包括了他六祖宝实所居的章佳。但《满洲实录》有意略去了同室操戈的史事。起兵33年后，努尔哈赤终于称汗建国。这时的他，不仅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在家族内部，也由当初的后生晚辈上升为长辈。子侄们恭敬地称他为“父汗”，作为一国之主同时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族长。

努尔哈赤在建立法制过程中，第一次赋予了本家族政治特权。早在佛阿拉（旧老城）时代（1587—1603），拉哈墨尔根的妻子因扯了爱新觉罗家妇女的衣领，就被他残酷地下令处死。[56]建国以后，制定专门法律，规定对冒犯汗亲戚者，哪怕用手指触一下，也要处死。天命七年，博和里与塔拜阿哥（努尔哈赤第六子）斗殴，获罪拟死，因功免死，箭刺耳鼻。努尔哈赤的一个孙女嫁给功臣董鄂额驸的儿子，被凌辱而死，努尔哈赤命杀董鄂额驸之子抵命，[57]努尔哈赤特别申明：“凡轻视汗族者，责打之；其殴打者，斩之。”命将此令笔录下来颁发给诸子。[58]努尔哈赤在以法的形式将人们分为不同等级时，将他的家族置于这座金字塔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顶端。

汗是这个特权家族的代表，当然更不容僭越冒犯。法律对盗窃汗家财物者刑罚最重。天命六年，汗的家人福汉窃取了绸衣送给外孙，被发现后子孙骈诛。八年五月，汗闻知纳钦盗取自家帐房后怒不可遏，斥责他要盗尽自己的家产，下令杀死。福汉、纳钦所盗均非贵重之物，只因为直接触犯了汗的权威，就被毫不留情地处死。更有甚者，巴克什（文士）达海仅仅因为接受了汗侍女的两匹蓝布，就被定为死罪。后以通晓汉语汉字，人才难得，才幸免一死。[59]

金国的法律，对于过失杀人与故意杀人已有所区别，规定凡过失伤人者，鞭一百，赔人一口；对故意杀人者，一般处以死刑。[60]但处以死刑的惩罚，只限于普通下层旗人，贵族犯此罪行，则网开一面。《满文老档》天命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色勒阿哥前在佛阿拉时，以“妖精附体”为由，毙家中仆妇和牛录下女子各一，被告发后，定议：革职，赔还被打死之二妇。所谓赔还二妇，意指色勒将自己所有的二个妇人交给汗，是金国特有的刑罚。色勒阿哥，系努尔哈赤伯父礼敦巴图鲁孙，是汗的侄辈。因此，虽犯有故意杀人和隐匿罪行两重大罪，只受到赔人与革职的惩罚。即便这种惩罚，也不过徒具象征意义，事隔不久又可重新授职。何况户下仆妇赔出两人，犹如九牛一毛。

金国刑罚野蛮，仍带有部落时代血族复仇的特点，但除了诛除政治异己的个别场合，各种野蛮的刑罚绝不用于汗家族成员。惩罚族人的习见方式为“囚禁高墙”。早在建国前时代，努尔哈赤就说过：“凡有恶罪之人等，不得由我等亲杀之，当囚于木栅高墙之内”，[61]是有关“囚禁高墙”的最早报道。这里的所谓“恶罪之人”，当指那些犯有死罪而又不便或不愿杀死的贵族。万历四十一年（1613），努尔哈赤因不满长子褚英乱政，将他“幽于木栅高墙内以居”。天命五年，阿敏弟斋桑古与代善子硕讬因不满兄、父的苛待，合谋叛逃明朝，谋泄后也被“囚禁在高墙的屋中，使其居住”。这些受刑者无一不是汗的族人，可知“囚禁高墙”实即软禁，它的对象仅限于汗（帝）亲族。清朝宗室犯法，有高墙拘禁之条，当源于此，乾隆年间始废弛。但清季宗室尚有“囚禁空房”之刑，是“囚禁高墙”的变种。

除长时期监禁，还有临时性的囚系。天命六年十一月，济尔哈朗、斋桑古、硕讬三贝勒因向达尔罕虾（侍卫）行贿，努尔哈赤令披妇女短袍，系女人裙，划地为牢，监禁三夜，以达到惩戒和羞辱的目的。这类惩罚，是女真社会男权昌盛与女性地位衰微的一种法律表现。但对于被惩罚的贵族来说，法律对他们的宽容与对普通国民的严厉，不啻有天壤之别。

努尔哈赤作为一族之长，在家庭和家族内拥有支配财产的绝对权力。万历四十一年（1613），他回顾说，先前曾分予年长两子属民各5000户，牧群各800，银各万两，敕书各80道。[62]属民（诸申）与奴仆（阿哈）不同，他们是承担兵役、徭役、赋役的主体，因此当国家建立后，便构成贵族实力地位的支柱。

旗（固山）和牛录是贵族集团分配和占有属民的两个基本单位。和硕贝勒为一旗之主，以旗为单位的旗人名义上都是他的私属。然而就旗内部而言，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隶属关系。对和硕贝勒说来，真正属于他名下的，是努尔哈赤作为遗产分给他的那部分牛录。据皇太极后来追述，父亲“分拨牛录与诸子时”，给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各15个牛录，自留15个牛录。待父亲去世，皇太极将余剩15个牛录给予多铎。[63]说明和硕贝勒至少拥有15个私属牛录。清朝入关以后，领旗的和硕亲王由皇帝各拨给15个牛录（佐领），恐怕不仅是历史的巧合。在每个和硕贝勒周围，还集合了血缘关系比较疏远的若干贵族，他们也从努尔哈赤处分得数量不等的牛录。如努尔哈赤的庶子阿巴泰，就分到6个牛录。

努尔哈赤将旗、牛录的予取予夺作为有效控制族中子弟的重要手段。他曾将长子褚英的财产，包括属民在内，全部剥夺。他还以种种罪名，先后褫夺了赐予莽古尔泰、汪善、穆哈廉等族人的牛录和属民。[64]

族长之权实即家庭内部家长特权的延伸，其中也包括对家族成员的主婚权。努尔哈赤先做主将胞妹嫁给了嘉木河寨主噶哈善，待其被害，又以妹改妻沾河寨主杨书。妇女的择婚与寡妇的再嫁，均操于作为一家之长的努尔哈赤手中。有清一代，皇室近支子女婚嫁，须由皇帝指婚，其渊源盖缘于此。《满文老档》八年九月十二日载：

汗之妹夫曾为哲陈路大臣，初附汗同行，故以妹妻之，有三子。中年以后，汗妹因恶其夫，而欲离之。汗念其原为好友，未准。夫妻死前，已分居十五年。夫至死未得与妻相见，故汗怨其妹，仍眷爱其妹夫。

“哲陈路大臣”，指原沾河寨主杨书。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时，杨书与弟常书、噶哈善率先归附，所以被努尔哈赤视作出生入死的“古出”，赏赉有加，又缔结秦晋之好。“汗妹”即努尔哈赤的胞妹。努尔哈赤不顾妹与杨书感情长期破裂的事实，竟拖延十余年之久仍执意不准离婚，说明妇女在丧失婚权的同时，也失去了离婚的自由。贵族家庭的妇女，实际上往往成为最高统治者维护政治利益的工具。

努尔哈赤不能容忍族人对他的权威流露不满，遇到这种场合，必施以无情报复。下面是一个典型例子：觉罗姓珲他等人的曾祖班布理原有大功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起兵初，有木奇、马尔墩地方人设计诱骗他前往，他未识其谋准备赴会，经班布理极力谏阻，才未成行。命五人代往，尽为所杀。努尔哈赤嘉其忠直，令免除班布理一支四十家人的差徭，“按年穿的衣服，吃的米粮，使唤的奴才、耕牛、骑马俱给养赡之”。珲他曾祖家，曾与努尔哈赤家一墙之隔。某日，有一家奴畏罪跳进努尔哈赤家院内藏避，珲他祖执刀追入，索要逃奴。努尔哈赤却矢口否认：“你的家奴没在我的院内。”珲他祖闻言大怒，用佩刀将檐柱连砍数刀，并扬言说：“从今日以后再不来汝家内，不系汝红带子。”说罢将带子解下扔掉。努尔哈赤恼羞成怒，翌日召集阖族人等，宣布理应从重严办，仍姑念同宗之情，只“抽了红带子”。清制：六祖子孙，俱称觉罗，系红带子为标志；显祖塔克世子孙，俱为宗室，系黄带子为标志。努尔哈赤下令将珲他祖先一家“抽了红带子”，也就是开除族籍。此后，珲他一族后裔，被迫放弃觉罗旧姓，改称觉尔察氏。[65]

仅仅因为一次口角，就将功臣子弟开除族籍，努尔哈赤对族人的专横跋扈，据此可见一斑。不过，若与努尔哈赤幽弟杀子等举止比，珲他一族应为自己的遭遇感到庆幸。

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已是68岁的老人。自起兵以来，他已在战场上驰骋了43年，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大业；他创设八旗制度，用以统辖被征服的女真、蒙古、汉人，促进了满洲共同体的形成。他建立了金国，身为最高统治者，给予本家族以种种特权，并用严酷手段管理自己的家族、氏族，乃至全体国民。作为开国之君，他的一生带有非同寻常的传奇色彩，作为清朝皇室奠定基业的“太祖”，他的丰功受到爱新觉罗氏后嗣的景仰，并世世引以为荣。

图8 福陵努尔哈赤纪功碑（内藤湖南《满洲写真帖》）

这年正月，努尔哈赤统兵13万，号称20万，进取辽河以西的宁远（今辽宁省兴城），不意因明将袁崇焕婴城固守而败北。努尔哈赤一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是他创立基业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失利，不能不感到莫大的羞辱。8个月后，背发痈疽，赍志以殁。

努尔哈赤死后，留下子弟侄孙数十人，爱新觉罗家族的未竟事业已经后继有人。努尔哈赤被安葬在沈阳城东20里，浑河北岸的石嘴头山，称福陵，即现在沈阳东陵。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尊其父为太祖（庙号），谥为武皇帝，康熙元年（1662）改为高皇帝。

[1] 《朝鲜中宗实录》卷61，二十三年四月己巳。

[2]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第3页上。

[3]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第4页上。

[4] 同上书，第4页下。

[5] 以上记事均见《满洲实录》卷1，参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6] 日本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祖）卷57，天命八年七月初四日，东洋文库1955—1963年版。

[7] 《满洲实录》卷1，第16、21页。

[8] 《燕山君日记》卷19，二年十一月甲辰。

[9] 《朝鲜成宗实录》卷152，十四年三月丙辰。

[10] 《朝鲜宣祖实录》卷97，三十一年二月戊午。

[11] 《满洲实录》卷1，第31、34—35页。

[12] 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167，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点校本，本传。

[13] 《满文老档》（太祖）卷11，四年七月记事。

[14] 《满洲实录》卷1，第66页。

[15] 《满洲实录》卷1，第37页。

[16] 同上书，第41页。

[17] 同上书，第126页。

[18] ［朝］李民:《建州闻见录》，辽宁大学历史系辑清初史料丛刊1978年版，第42页。

[19] 《满洲实录》卷1，第18—19页。

[20] 《八旗通志》（初集）卷137，本传。

[21] 《八旗通志》（初集）卷135，第3613页。

[22] 《八旗通志》（初集）卷129，本传。

[23] 《朝鲜宣祖实录》卷69，二十八年十一月戊子；卷87，三十年四月壬戌；［朝］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辽宁大学历史系辑清初史料丛刊1979年版。

[24] ［朝］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

[25] ［朝］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朝］《东国史略事大文轨》卷46，引自存萃学社编《清史论丛》第1集，（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辑，第24页。

[26] 《满文老档》（太宗）卷30，天聪四年六月初七日。

[27] 黄石斋：《建夷考》，转引自孟森《清太祖杀弟事考实》，《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

[28] 《清太宗实录》卷7，第11页上。

[29] 同上书，第26页上下。

[30] 《满文老档》（太祖）卷3，癸丑年记事。

[31] 同上书，癸丑年三月二十六日。

[32]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第11页上。

[33] 《满文老档》（太祖）卷4，乙卯年记事。

[34] 王先谦：《东华续集》（天命）卷4，光绪十三年重刊本，第15页下。

[35] 《光海君日记》卷169，十三年九月戊申。

[36] ［日］神田信夫：《关于清初的贝勒》，载《东洋学报》40卷4号。

[37] 《清太宗实录》卷1，第3页下。

[38] ［朝］李民：《建州闻见录》。

[39] 房兆楹：《清初满洲家庭里的分家子和未分家子》，载《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

[40] 《清太宗实录》卷46，第24页下。

[41] 《满文老档》（太宗）卷8，天聪元年十二月八日。

[42] 《满文老档》（太祖）卷51，天命八年五月三日。

[43] 罗振玉编：《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辽宁大学历史系辑清初史料丛刊1980年版，第10页；《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第11页上；《清太宗实录》卷17，第13页下。

[44] 《满文老档》（太祖）卷4，乙卯年记事。

[45] 广禄、李学智译注：《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第五十八，1973年版，第190页；参照《满文老档》（太祖）卷13同条。

[46] 拙著《满族的部落与国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47] 《清太宗实录》卷1，第3页下；卷5，第3页上。

[48] 《光海君日记》卷169，十三年九月初九。

[49] 《清太宗实录》卷7，第11页上。

[50]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第11页上；卷4，第11页上。

[51] 《满文老档》（太祖）卷38，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参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同条。

[52]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第30页。

[53]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0，第19页下20页上。

[54]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第43页。

[5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译注：《满文老档》（太祖）卷4，中华书局1990年译本，乙卯年十二月纪事。

[56] 《满文老档》（太祖）卷33,七年正月十四。

[57] 同上书，七年正月十三；卷57,八年七月初四。

[58] 《满文老档》（太祖）卷33,七年正月十四。

[59] 《满文老档》（太祖）卷14,五年三月十日。

[60]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805,卷807,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

[61] 《满文老档》（太祖）卷27，六年九月十八。

[62] 《满文老档》（太祖）卷3，癸丑年记事。

[63] 《清太宗实录》卷46，第24页上下。

[64] 《满文老档》（太祖）卷9，卷26，卷39。

[65] 《福陵觉尔察氏谱书》，李林主编：《满族家谱选编》（1），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第三章 恢宏帝业

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开国之君，奠定了爱新觉罗皇室统治的基础，而真正将这一统治加以巩固、发展，并为征服全中国准备好条件的则是他的儿子皇太极。

皇太极在位17年，前后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为金国时期，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以翌年（1627）为天聪元年。在以后十年（即天聪元年至十年，1627—1636）中，金国疆域进一步扩大。当统治区域不断向南扩展，女真人大批迁入新占领地区并安顿下来以后，汉族的影响显著加强了。定居下来的征服者不能不适应当地比较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并逐步采纳当地原有的制度。皇太极顺应了这个潮流，对本民族的旧制度和落后习俗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造。后一时期为清朝时期。天聪九年（1635），诸贝勒合议，劝进皇太极即皇帝位。同年，皇太极宣布停止使用女真旧族号，改称为满洲。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诸贝勒和满、蒙、汉官共同举行的隆重典礼上，接受了“宽温仁圣皇帝”的尊号，同时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

历史上汉人建立的王朝，罕有更改国号的前例。少数民族建立国家以后，基于汉人的影响，社会组织与政治制度逐渐发生变化，文化观念亦被涵化，于是产生改汗为帝或者更易国号的政治需要。“汗”是蒙古的称号，“帝”则是汉人传统的最高称号，皇太极废汗号称帝，改“金”国号为“清”，不但意味着满洲统治者从此与明朝皇帝并立，而且是其国家制度进一步接受汉文化的明显标志。也是在这段时间里，进一步明确了爱新觉罗氏作为宗室贵族的法律地位。

一 废除“共治国政”

从努尔哈赤起兵时起，在爱新觉罗家族内部，如何处理好汗与诸贵族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努尔哈赤是在武力征服过程中逐渐铸造自己的权力的，剪除舒尔哈齐势力后，比较顺利地克服了“两头政长”的障碍，实现了对权力的垄断。建国后，他身为家族长老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集政权、族权于一身，即将传统的、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权力与新型的、建立在等级关系上的权力熔接在一起，保证了统治地位的坚稳。然而一俟其子皇太极即位，汗的地位却陡然变化，家族内部犬牙相错的权力关系比较努尔哈赤创业时代更为扑朔迷离。如果说努尔哈赤当年面对的只是年龄、资望、经验、实力均逊色于自己的舒尔哈齐一人的话，与皇太极汗权相颉颃的兄弟则有三人，而且又都年长于己。“多头政治”重新显现出它的阴影，形势更为严峻。皇太极以八王之一的身份承袭汗统，他首先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如何处理与其他诸王，主要是三兄长的所谓“三尊佛”的关系。这成为他能否主宰皇室家族，并重新高扬汗权的一块试金石。

皇太极以四大和硕贝勒之一的身份继承汗位，关于他得位的由来，后世始终有推举和夺立两说。《清太宗实录》卷一记诸贝勒推举皇太极为新汗，皇太极推辞时即有“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的话。即位后第一件事是与诸贝勒誓祝天地，在自誓文中又有“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家国人民为重，推我为君”之句。同书卷四八崇德四年（1639）八月辛亥，皇太极论傅尔丹罪证时提到：“太祖皇帝晏驾哭临时，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朕曰：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清太宗实录》曾屡经他的后世继位者改纂，凡载录满洲风习制度有悖于汉俗者，删削几尽，惟推举选汗的史事却基本保存完好。推举新汗，是太祖生前所订，也是满洲先世的传统。皇太极说过：“自古以来，有力强而为君者，有幼冲而为君者，有为众所拥戴而为君者。”[1]显而易见，他将自己列入“为众所拥戴而为君”的一类，而以往史家或基于汉人的政治传统，以此为不解之谜。

不管在推举新汗的背后掩盖着多少利害冲突与政治交易，皇太极即位毕竟是推举的结果。但作为被推举的新汗，他在处理与诸贝勒关系时，也承担了相应的义务：必须敬兄长，爱子弟，行正道，不得因兄弟子侄微有过失就削夺父汗所予户口，等等。[2]

太祖生前虽以四大贝勒按月分值、治理国政，但“予夺厚薄之权，实操于一己”，大贝勒们轮流执政只是辅弼父汗。而皇太极对三大贝勒“不遽以臣礼待之”，却是时势所使然。《满文老档》天聪元年（1627）正月初一，“满洲国旧制：凡朝会行礼时，大贝勒、阿敏、莽古尔泰三贝勒，以兄行受敬，命列坐汗左右，无论何处，均令与汗列坐，不令下坐”。新汗在四大贝勒中原先位次居末，此时与三兄长共坐议事，遇到年节，甚至要向兄长行三跪九叩的大礼。[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政治地位的软弱。天聪元年颁布的禁止擅杀牲畜令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并不是允许举报的奴仆、属民可以断离原主，而是将“汗”与“诸王”一同列为首告纠举的对象。[4]这就是说，诸贝勒既不准擅杀牲畜，新汗也无超越此限制的特权。显而易见，法令是将汗与贝勒置于近乎同等地位对待的，而新汗地位之软弱，由此又可见一斑。处境尴尬，难免令皇太极产生如履薄冰之感。

“八家分治”的格局还钳制了汗在军事活动中正常发挥领导职能。在军事活动中，由于八旗出兵向例不设统帅，军政大计只能由出兵诸贝勒集议而定。天聪元年出兵朝鲜时，大贝勒阿敏执意要入居朝鲜王京，济尔哈朗、岳讬等贝勒则主张与朝鲜国王立刻定盟退兵。会议结果，七旗所议皆同，独阿敏一旗固执己见，议久不决。最后岳讬要挟阿敏：“你若要去，只管去吧!我要率我的两红旗退回去。如果两红旗回去，两黄旗、两白旗恐怕也要跟我回去了。”阿敏慑于一旗势单力薄，难以深入，被迫退归。[5]说明出兵诸贝勒各自为政，实为公认的法则。在这种局面下，军权涣散以至贻误战机都是不可避免的。

再者，出兵诸贝勒只关心本旗利益，调兵时自然锱铢必较。天聪五年围攻大凌河城之际，皇太极责备莽古尔泰所部军兵“凡有差遣，每至违误”。莽古尔泰不服，反称所部“凡有差遣，每倍于人”。两人针锋相对，言辞俱烈。最后，莽古尔泰竟拔刀相向，酿成所谓“御前露刃”的轩然大波。[6]

由于各旗之间泾渭分明，危急关头甚至见死不救。天聪四年，明军欲收复永平等四城。兵抵滦州城后，连攻三昼夜，城池已危在旦夕。大贝勒阿敏以守城兵无本旗之人，依旧安坐永平不发兵往援。结果四城尽失，伤亡惨重。皇太极在追究阿敏罪责时训斥道：“如果是他的镶蓝旗，就算是战得血肉之躯，堆得像城一般，也一定会去救援。”[7]这段话惟妙惟肖地刻画出阿敏只图保存自家实力、置他旗兵丁生死于脑后的卑劣心态。永平四城孤悬千里之外，又处在明朝大军势在必得的兵锋之下，阿敏即便往援，四城恐怕也难以获全。但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战役失败造成的严重损失，而在于它使长期积蕴在八旗体制中的痼疾彻底暴露出来。事隔不久，贝勒萨哈廉在一次对策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国虽一，而旗则分”，“势难统御”。他还将明朝情形拿来对比，认为明军兵将虽怯于战斗，却能做到防御稳固，是由于指挥官“得便宜从事”。[8]也就是有集中统一的军权，无他人掣肘之虞。

皇太极继位时的金国，已是一个包括满洲人、蒙古人、汉人在内的复杂社会。满人入居辽沈汉人地区以后，民族矛盾激化，社会贫富悬殊，而外部明朝、蒙古的势力仍很强大。经济的恢复发展，民族关系的调整缓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对外征服的顺利进行，都需要将分散的权力集中到汗一人之手，以结束“三分四陆，十羊九牧”的涣散局面。

皇太极初立，只能暂时维持八旗分立、共同主政的局面。为了实现汗权的独尊，压抑骄纵的诸大贝勒，他循序渐进地采取了以下实际步骤：

皇太极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扩大八旗八大臣的权限。八大臣即八固山额真（后称都统）并非皇太极独创，但从这时起，享有了更大的权限，“总理一切事务，凡议政处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出猎行师各领本旗兵行，凡事皆听稽察”。参与议政，削弱了诸贝勒议政之权，出师领旗，削弱了诸贝勒兵权。同时增设“不令出兵驻防”的十六大臣和“令出兵驻防”的十六大臣，“佐理国政、审断狱讼”。[9]在这40名新任八旗高级官员中，除7人是宗室觉罗外，其余诸人出自15个较大的族姓。皇太极通过增加八旗大臣人数，为宗室贵族以外各族姓参政提供了更多机会，这有助于分散和削弱诸王特权，是强化汗权的初步尝试。

天聪三年（1629）正月，皇太极以关心三大贝勒操劳过度为名，改变了天命六年（1621）以来由四大贝勒按月分值、执掌国中一切机要事务的旧例，并用诸小贝勒代替他们。诸小贝勒都是皇太极的弟侄辈，他们名为执政，实际上不能不对皇太极言听计从。三大贝勒没有理由拒绝皇太极这种说来冠冕堂皇的关怀，只有点头“称善”。[10]

天聪五年，皇太极依仿明制创设了六部。每部以贝勒一人领部事，即贝勒多尔衮管吏部事，贝勒德格类管户部事，贝勒萨哈廉管礼部事，贝勒岳讬管兵部事，贝勒济尔哈朗管刑部事，贝勒阿巴泰管工部事。六部贝勒中，除皇太极庶兄阿巴泰管理六部之末的工部，其余五部均由其弟、侄执掌，借此排斥大贝勒对政权的把持。六部贝勒在年龄、资历、威望、权势等方面均不能与皇太极相提并论，他们分掌部务，和汗已不是当初“共治国政”时的平等关系，而是君臣隶属关系。

上述举措，尚不足以完全消除大贝勒在统治集团中居有的特殊地位。皇太极便巧妙地利用他们在军事、政治上的失利加以打击。

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亲统八旗军队伐明，攻克了山海关内永平、滦州、迁安、遵化（今属河北省）等城。皇太极重视这一赫赫战果，认为是上天所赐，遂命每牛录遣护军3名、甲兵20人驻守四城，兵数较前为多，以阿敏和硕讬为统帅。翌年五月，明朝调集各路兵马反攻，滦州首当其冲，阿敏等惊慌失措，未作任何抵抗，就下令撤退，弃城而逃。逃前，下令屠城，降官降民几无噍类。

皇太极得知阿敏逃归，十分震惊。当时全国上下舆论汹汹，对阿敏等人强烈不满。六月七日，皇太极与代善、莽古尔泰两大贝勒入殿升座，召集诸贝勒及百官，罗织罪状16条，其中以“（太祖在时）阿敏挑嗾其父，欲离兄汗”；“自视为汗，欺凌在下诸贝勒”；丢弃永平，残杀降民，“使恶名扬于天下”等罪名为重。[11]经议，阿敏罪大，应当处斩。皇太极命夺其所属人口、财物，给其弟济尔哈朗，只留庄园8所。将阿敏“送高墙禁锢”。[12]3年后，有汉人降官以阿敏“自怨、自艾，悔不可及”为由，奏请皇太极效周文王，赦阿敏出狱，令戴罪图功。皇太极不纳。[13]阿敏被囚10年，崇德五年（1640）十一月病卒于狱，终年54岁。

继阿敏之后，莽古尔泰成为皇太极又一个打击对象。努尔哈赤去世时，皇太极被拥立，莽古尔泰虽附合众议，但他与皇太极的矛盾却日益加剧。天聪三年十月，金国军队首次毁边墙深入内地，对明腹地大举进攻。当军队行抵喀喇沁青城时，莽古尔泰与代善私相合议，反对进军，力主班师。两人意见与皇太极相左，各执己见。皇太极为此默然独坐，意甚不悦。只是由于众贝勒都力主进兵，两大贝勒最后才屈从众议。[14]

天聪四年，大贝勒莽古尔泰行围中强取厮卒所射两兽，又唆使仆人强留他人射杀的野猪和鹿。皇太极闻讯，命莽古尔泰物归原主。他还斥责莽古尔泰说：“如此夺取，彼随役之人，身困马疲，一无所得，将何以为生焉？”[15]禁止强夺他人猎物，用意似乎全基于体恤旗民生计，而弦外之音却是，借此小题大作，力挫莽古尔泰的尊威。两人之不和，已随处可见。

天聪五年（1631）八月，金兵围攻大凌河城。莽古尔泰因所部伤亡较重，请皇太极将出哨护军调回，两人因此发生激烈争吵。皇太极指责莽古尔泰：“尔所部兵，凡有差遣，每致违误。”莽古尔泰则针锋相对，扬言：“我部众凡有差遣，每倍于人，何尝违误？！”可见两人矛盾由来已久，这次爆发只是瓜熟蒂落。莽古尔泰怒火中烧，不由得手出佩刀出鞘五寸许，被众人推出帐外。当晚，莽古尔泰以空腹饮酒过量，狂言失态为辞，叩头请罪。皇太极拒绝不纳。不久，以大贝勒代善和众贝勒共议的名义，定罪名“御前露刃”，革去大贝勒名义，夺五牛录属人，罚银万两及马匹。[16]独红旗贝勒岳讬为他鸣不平，奏言：“蓝旗贝勒（莽古尔泰），独坐而哭，殊可悯，不知皇上与彼有何怨恨耶？”[17]这却成为岳讬后来获罪的原因之一。翌年十二月，莽古尔泰因气愤久郁，得暴疾亡，时年46岁。

至此，三大贝勒惟余代善一人。皇太极见时机成熟，以莽古尔泰悖逆治罪为理由，试图废去“凡国人朝见，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的旧制，但诸贝勒会议时，“执（莽古尔泰）不可并坐者半”，就是说，仍有一半人坚持旧制。最后，还是代善委屈求全，以图自保，出面支持了皇太极的建议，使皇太极“南面独坐”成为制度。[18]

坐次的变化，表明汗权在与旗主并立局面的斗争中渐居上风，这一转折，与皇太极加强对八旗控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皇太极继位时，自将正白旗（寻改正黄旗）。天聪元年（1627）五月攻大凌河之役，皇太极率两黄旗两白旗兵，代善、阿敏、硕讬率两红旗和镶蓝旗兵，莽古尔泰率正蓝旗兵。[19]说明皇太极首先将三幼弟领有旗分置于自己的控制和影响下。天聪二年，他借故革除阿济格镶白旗（原镶黄旗）和硕贝勒职，改任多尔衮，[20]进而掌握了两黄旗。以后阿敏、莽古尔泰先后得罪。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借口莽古尔泰、德格类“生前不轨”，再兴大狱，顺势将“正蓝旗附入皇上旗分，编为两旗”。[21]皇太极独掌三旗（两黄一蓝），形成强大的实力，没有人足以和他抗衡，八王共治国政制度趋于瓦解。

天聪九年（1635）追究莽古尔泰兄弟“生前不轨”大狱，是天聪五年“御前露刃”一案的余波。这年十一月，莽古尔泰妹莽古济属人冷僧机，告讦莽古尔泰生前与莽古济、弟德格类（已于一个月前“以暴疾卒”）等对佛焚烧誓词，图谋不轨。据说，在籍没其家时，又搜出木牌印16枚，印文为“金国皇帝之印”。诸贝勒等会议，元凶莽古尔泰“阴蓄异谋，大逆无道”，本应寸磔，但莽古尔泰与弟德格类已死，于是请于太祖两宫后妃，将莽古济处死，莽古尔泰子额必伦亦处死。莽古济长女为贝勒岳讬妻，次女为贝勒豪格妻。豪格说：“吾乃皇上所生子，妻之母，既欲害吾父，吾岂可与谋害我父之女同处乎？”说罢杀死己妻。岳讬欲效其做法，为皇太极谕阻。昂阿喇（莽古尔泰同母异父兄）以知情处死。莽古尔泰、德格类诸子并黜宗籍，俱降为庶人。参与其事的屯布禄、爱巴礼，并亲支兄弟子侄，俱磔于市。[22]

皇太极严厉镇压莽古尔泰同党，株连无辜，遭到正蓝旗人的激烈反抗。明朝方面得到消息说：“两家相争厮杀，四王子（指皇太极）将大王子蟒五儿代（莽古尔泰）儿子三个俱都杀死，还杀了当紧夷人一千有余。”[23]这是金国内部因争夺汗位遗怨酿成的一场大规模自相残杀，也是爱新觉罗皇室骨肉相残悲剧的又一波澜。

经过不懈努力，到改元称帝前，皇太极已经牢牢控制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惟一幸存下来的大贝勒代善对他俯首称臣，不敢有一点僭越之举。天聪九年十二月，皇太极责令诸贝勒大臣各立誓言，凡有议政之事，不可谋于微贱之人，以杜私弊。大贝勒代善表示：“傥皇上不令臣预议事之列，臣亦何敢违背上命，即不盟誓可也。若皇上怜臣而仍令居议事之列，臣性顽钝善忘，必出誓词。”[24]原先位居四大贝勒之首的代善对皇太极满口称“臣”，连能否议政也要乞怜于皇太极，这表明议政会议的确成为皇帝（汗）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他的意旨无人敢于反驳。

随着三大贝勒势力的消除，皇太极的汗位得到了空前巩固。皇太极同三大贝勒的斗争，不仅是个人的权力之争，同时反映了中央集权同部落旧制度残余的斗争。斗争的结局，客观上适应了满洲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国家或从家族内消除三大贝勒的势力，并不是皇太极努力的全部，为了确立汗权的至高无上，不能不触动“共治国政”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即“八家均分”。“八家均分”的基本原则：“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地土必八家分据之”，即便“一人尺土”，汗不能多占一分，贝勒也不能少受丝毫。在金国内部，率先指斥“八家均分”为“陋习”的是镶红旗汉人胡贡明。天聪六年，他在《陈言图报奏》中大胆进言：“这个陋习，必当改之为贵。”又说：“厚薄予夺之权得以自操，而人之心志，亦必归结于一处矣。”[25]这就点明了集中财产人口分配权与实现政治上“自专”的因果关系。

天聪八年，在商订分配新俘获的瓦尔喀壮丁时，皇太极正式提出：这次俘获人口，不必像以前那样八家均分，应当补充给壮丁不足的旗。同时规定，每旗一律定为30个牛录，有溢额者即行裁撤，缺额者增补。[26]通过调整，皇太极领有的两黄旗共增设8个牛录，德格类的正蓝旗增5个牛录，代善父子的两红旗共增4个牛录。此外，正白旗增1个牛录，镶白旗和镶蓝旗分别减去2个和1个牛录。[27]天聪年间，八旗牛录总额并不稳定，据上引资料，调整前的牛录数当为225个。其中，两黄旗各26个，两红旗各28个，正蓝旗25个，正白旗29个，镶白旗32个，镶蓝旗31个。由此可知，调整前的两黄旗牛录额数在各旗中是比较少的。但变动的结果，始作俑的皇太极却占了明显的便宜。

为了给新编牛录输送壮丁，皇太极在调整牛录同时第一次改变了“八家均分”壮丁的惯例。新编557名瓦尔喀壮丁中，分拨镶黄旗的有200丁，正白旗177丁，正蓝旗180丁。[28]皇太极旗所得最多。翌年，将察哈尔壮丁分拨入旗时，再次违反均分原则：拨入两黄旗1256丁，两红旗758丁，两白旗575丁，两蓝旗612丁。[29]破坏“八家均分”的结果，不仅使人口的分配权由诸贝勒手中逐渐收揽到汗手中，皇太极还通过一次又一次有利于自己的分配，使两黄旗的丁额很快超过其他诸旗，形成强大实力。

二 宗室贵族的形成

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决非坐享其成之辈，由于他们的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才有国家的缔建和发展，而国家的缔建与发展，又为爱新觉罗家族的兴旺发达铺平了道路。随着一套朝政纲常渐趋完备，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亲疏之序、尊卑之别也愈加明显，皇帝近支亲属居有优于其他族人的高贵地位。

（一）确立等级名号

作为觉罗姓支裔的爱新觉罗氏，16世纪80年代只是一个人口很少的家族，包括努尔哈赤的六祖以及他们22个儿子所组成的家庭。在以后近半个世纪里，尽管生活动荡，战事频仍，这个家族的成员还是获得了很大发展，到17世纪30年代前后，至少也有几百人。天聪八年（1634），被皇太极授予徭役豁免权的六祖子孙达180人之多，其中长祖德世库之裔25人，二祖刘阐之裔12人，三祖索长阿之裔110人，四祖觉昌安（景祖翼皇帝）之裔18人，五祖包朗阿之裔9人，六祖宝实之裔8人。[30]觉昌安之子塔克世（显祖宣皇帝）一系即皇室近支的人数尚不在其内。

当时，塔克世的5个儿子努尔哈赤、穆尔哈齐、舒尔哈齐、雅尔哈齐、巴雅喇均已过世。除雅尔哈齐早殁无嗣外，努尔哈赤共有16个儿子，8个女儿，其中长子褚英在建国前已被处死。穆尔哈齐有子11人，舒尔哈齐有子9人，巴雅喇有子9人。[31]共计塔克世的诸孙有45人。

到皇太极一辈，以他的儿子为多，共有11人。此外，褚英3子，代善8子，阿拜7子，汤古代2子，莽古尔泰6子，塔拜8子，阿巴泰5子，巴布泰3子，德格类2子，巴布海1子，阿济格11子，赖幕布1子，多尔衮无子，多铎8子，费扬古无子，这时皇太极的子侄，已有76人，如果再加上他29个叔伯兄弟所生的儿子，比较亲近的子侄应有一百数十人之多。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所生子之所以在同辈兄弟中居多，主要是身居最高统治地位，妻妾成群的缘故。据统计，努尔哈赤有后妃16人，皇太极有后妃15人。[32]

家族成员不断增多，产生了明确血缘亲疏的需要，而这种需要与等级制度的不断完善又是相辅相成的。在家族内部，汗（皇帝）的近亲始终占据核心地位。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谕言：

宗室者，天潢之戚，不加表异，无以昭国体，甚或两相诋毁，詈及祖父。已令系红带以表异之。又或称谓之间，尊卑颠倒，今复分别名号，遇太祖庶子，俱称阿格，六祖子孙，俱称觉罗。[33]

觉罗，本为氏族旧号，爱新觉罗只是其中一支（详前文）。皇太极却持此旧族号为等级名号，特标明爱新觉罗六祖子孙。阿格（age），原意兄长，在此作为努尔哈赤诸子的专称，比“觉罗”更为尊贵，使他们从六祖众多血胤中凸显出来。

崇德元年（1636）建立清朝时，仿行历代中原王朝之规则，追尊皇帝先祖，以皇太极祖塔克世为显祖，子孙为宗室（uksun），[34]并设宗室封爵以优渥之。初封和硕亲王6人，多罗郡王1人，多罗贝勒2人。[35]不久析为九等：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章京（后称镇国将军）、奉国章京（奉国将军），凡不入此等者统称宗室。[36]宗室均系黄带为标志（俗称黄带子），其余六祖子孙仍称觉罗，系红带为标志（红带子）。

这样，天潢贵胄依据与帝系的血缘亲疏，正式析为两个等级。在这以前，金国制度粗疏，汗家族成员贵则贵矣，并无规范化的名号。最初努尔哈赤只赐叔侄子弟为“贝勒”、“台吉”，而后又有大贝勒、小贝勒、和硕贝勒、议政贝勒、执政贝勒等名号。但是，这些尊号只是汗家族内一部分人权力、地位的表征，并不能标明整个汗家族的贵族身份。崇德元年的规定为清朝宗室贵族的特殊地位提供了正式的法律依据，同时也就标志着这一贵族集团的形成。

这种以血缘谱系为基础的制度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氏族社会的血缘纽带，同时又承受了汉人传统文化的影响。亲王、郡王、镇国公、辅国公诸名号，无非从明朝制度中采撷，而和硕、多罗、贝勒、章京之属，却是满洲人自家箱箧中旧物。可知宗室封爵实由两族制度浇铸熔冶，而成为有清一代不易之规。

将皇帝族人析为宗室、觉罗，一方面为国家实行自上而下的权力分配与再分配提供了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又为最高统治者自下而上地将各项权力逐渐集中到自己手中提供了便利。就这点来说，与汉人古代社会的宗法制度是可同声相应的。中国古代的父系氏族是由一些具有血缘关系的宗族组成的；这些宗族经过一定的世代后支分为大宗与小宗，各据他们距宗族远祖系谱的距离而分享大大小小的政治与经济权力，血统成为地位的基础。不过，汉人宗法制度历来是以嫡长子为大宗的，而终清之世，满人制度却没有如此刻板的规定。

（二）宗室贵族的特权

前面提到，皇太极在强化自身权力的过程中，汲汲以求的是削弱诸大贝勒的权势。但他本人又是宗室贵族的最高代表，彼此之间在经济、政治等领域都存在着休戚与共的利害关系。仅就政治领域而言，贵族特权的过度伸张固然会产生“喧宾夺主”的效果，有损于汗权，而如果没有宗室贵族特权的屏护，也就不可能有强大汗权的屹立。这样，就决定了皇太极在对大贝勒权势加以削夺的同时，又要殚精竭虑地完善、巩固体现宗室贵族特权的制度。主要内容有：

朝贺之礼——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称帝改元，接连制定元旦、万寿节朝贺礼，元旦朝见国君福晋朝见礼，亲王、郡王生辰及元旦叩贺诸礼，名目多采自《大明会典》，惟仪节尚属简约。朝贺礼的基本原则，在于标定贵族集团的内部等级。元旦、万寿节朝贺礼，由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公及大臣等向帝行三跪九叩礼。[37]亲王、郡王生辰及元旦叩贺礼，是亲王，由各旗官员自固山额真以下牛录额真以上，皆齐集，行二跪六叩礼；是郡王，由所属官员齐集，行二跪六叩礼；多罗贝勒生辰及元旦节，由所属官员齐集，行一跪三叩礼。[38]崇德元年之和硕亲王即先前的旗主（和硕贝勒），故一旗官员俱需往叩，而郡王却无之。这说明，皇太极在树立帝制时，于诸王各臣所属，仍立法保障之。凡亲王及近亲子弟之有郡王、贝勒封爵者，其臣属必须于生辰、元旦往诣庆贺，“倘无事在家不来叩拜者，罪之”。[39]王、贝勒对属人的这种特权，深深嵌在当时的社会关系中，是属人对领主保持强韧人身依附关系的体现。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

婚丧之礼——满洲人婚丧风习，初甚朴拙，而后，随着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奠定的礼法基础，制定出一系列繁文缛节的仪制。法令对婚姻的等级，以及各等级女子聘礼嫁奁的多寡丰俭皆有明文。天聪九年定例，不但区分了宗室贵族内部等级，而且通过关于聘礼的规定，突出了宗室贵族与大臣身份地位的差异：汗、大贝勒与大臣结亲（即娶大臣家女），赐亲家夫妻衣服各一，备雕鞍马各一，大臣若与汗结亲（即娶汗女）须纳聘礼备雕鞍马二十，盔甲二十；和硕贝勒、议政诸贝勒与大臣结亲，给亲家衣服一，备雕鞍马一，而大臣若与之结亲，须纳聘礼备雕鞍马十，盔甲十；入八分诸贝勒与大臣结亲，给备雕鞍马一，而大臣若与之结亲，须纳聘礼备雕鞍马五，盔甲五。[40]崇德元年，依据宗室封爵不同品级，对聘礼的内容作了更为详明的规定。

婚嫁聘礼以鞍马盔甲为主，还遗留着先时满洲男子因武勇而得妻的余绪。除此之外，对婚筵的质量、数量也加以限制：亲王婚筵，宰牲59头，席60桌，酒50瓶；定亲筵，宰牲49头，席50桌，酒50瓶。以下郡王、贝勒、贝子、超品一等公、三等公、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牛录章京、什长领催等依品级递减。同样是婚筵，庶民只准用羊2只，酒5瓶。[41]这与贵族的铺张奢侈，又形成多么强烈的反差。

满洲旧俗人死火葬，生前服用之物付之一炬，与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的“烧饭”之俗似相契合。开国后，贵族积聚财富，生前穷奢极欲，死时焚化大量衣服褚帛。皇太极于天聪二年下令国中：“我国风俗，殉葬燔化之物过多，徒为糜费”，予以禁止，[42]恰恰说明当时贵族中间奢风日炽。后皇太极向诸贝勒询问治国之道时，贝勒萨哈廉建言：欲使国家丰裕，应当严察祭祷之糜费，禁止九衣七帽之奢华。[43]实际上贵族奢费又何止九衣七帽？天聪八年丧祭焚衣例规定：自贝勒以下牛录额真以上，凡有死丧者，只许焚冬衣、春秋衣、夏衣各三袭，庶人各一袭，违制者俱坐以应得之罪。焚物的数量，是按照死者生前的身份规定的，焚衣数多，身份就高贵，庶民自然最少。这种做法反映了汉人的影响。汉人社会提倡慎终追远，生叫敬养，死叫敬亲，但祭祀被打上等级制度的烙印，即所谓“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贵族不但所祭者远，祭祀也特别隆重，历代历朝均制定了丧葬的繁文缛节。满洲统治者则以《大明会典》为蓝本，于天聪六年制定了诸贝勒大臣丧葬例。崇德元年，将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章京、辅国章京的祭葬仪制逐一排列，成为完备的制度。[44]

丧仪制度同样要体现属人对贵族领主的人身依附。雅逊为努尔哈赤私属，努尔哈赤死时，他声称往祭后又食言不去，被视作蔑法无道。[45]大贝勒莽古尔泰死时，除汗、诸贝勒、福晋、同姓宗室摘去帽缨外，本旗大臣以下，亦命摘缨，妇女皆穿孝。满洲礼服，帽顶以红缨为饰，遇丧事将红缨摘去，是表示服丧之意。莽古尔泰死，汗、贝勒、宗室摘缨，是基于同族血缘的认同，而本旗臣属摘缨，妇人穿孝，却是慑于领主关系的羁束。崇德元年定：宗室贵族死，“其家下人，过周年，方许戴帽缨子”。[46]为其领主服丧竟长达一年之久。明明是领主属人的关系，却被罩上一层家族血缘的色彩，领主的地位因此更为稳固。

宗室贵族对属人的特权还渗透到财产关系、婚姻关系等方面，均用立法手段固定下来。在财产关系上，规定旗人分家析产，“务禀本固山王、贝勒”；在婚姻关系上，规定八旗大小官员及贝勒私属的女子出嫁时，必须经礼部呈报各王、贝勒、贝子，同意后方可适人，若私自出嫁则要论罪。[47]直到入关以后，这仍是满人社会关系的一个特点，约至清世宗时代（1723—1735），始废除之。

服色仪仗——天命年间，颁定了补服之制，令贵族官员遵守，但官民衣着混同，贵贱依旧难辨。以至于“平人有钱得戴贝勒大人之帽，得穿贝勒大人之衣，洋洋得意街头横行”。[48]有鉴于此，皇太极于天聪六年布令国内禁冠服僭越，复于翌年重申官民冠服遵制划一。内容要点：依照本族传统，制定入朝官服之制，凡朝期俱用披领，平居只用袍；黄缎、杏黄缎、五爪龙服，黑狐大帽非汗赐不准擅用；衣服质地也有讲究。[49]以服色标帜衣着者身份，为历代王朝相沿，这种限制虽因历代所尚颜色不同而有异，旨趣则一。明制：士庶服色，不许用黄，为御用之色，清朝沿而用之，惟宗室俱系黄带，为前代所无。满人对皮毛最有讲究，服用亦讲分寸，故王公贵族以下禁用黑狐皮。这些均成为清朝定制。衣服而外，冠带均有等第，不准随意穿用。崇德元年，陆续制定宗室王公与福晋顶带品级，诸臣顶带品级，帽顶成为贵族、官员的专用，按不同质地区别身份。并重申禁止僭用五爪龙、凤凰、黄缎，已经制成的，俱令拆毁，以显示皇帝和宗室贵族的凛凛神威。妇女地位及服饰均取决于丈夫的品秩，使那些富而无政治地位的平民妇女咨叹徘徊于珠光宝气之外。

图9 坐龙彩雕（辽宁省新宾县永陵）

仪仗是区别贵贱的另一标志。设置仪仗的目的，除警戒外，主要是为了增加统治者的威严，不与平民混杂，威仪煌赫，令人望而生畏。努尔哈赤时代开始创设仪仗。如和硕贝勒出行，备旗8对，伞1柄以及鼓、喇叭、唢呐、箫全部。[50]明朝制度，王公仪仗包括旗、伞盖等物。金国风气朴质，无意完全蹈袭明朝典章，除旗、伞外，又将鼓、喇叭、唢呐、箫等辽东民间乐器附入仪仗，形成自己的特色。天聪六年，在礼部贝勒萨哈廉主持下重定仪仗，规定汗前用旗3对、伞2柄、校尉6人；大贝勒前用旗2对、伞1柄、校尉4人；诸贝勒前各用旗1对、伞1柄、校尉2人。[51]明制：校尉即卫士之称，清沿明制，后将校尉改称“虾”（hiya即侍卫）。贵族仪仗，历朝都有详细规定，原则是品秩愈高仪仗愈堂皇，贵妇亦用仪仗，但庶民绝无资格。崇德元年，再次厘定贵族、贵妇仪仗，所云“伞”、“纛”、“小旗”、“立瓜”、“卧瓜”、“骨朵”、“豹尾枪”、“红帽引路夜不收”诸项，无不抄撮明制，惟繁缛程度仍大为逊色。[52]

真正享有以上特权的，实际上只限于少数有爵位宗室贵族，而适用于全体族人的，主要有两个特权：

其一，在法律上，规定凡人与宗室觉罗相斗，不准骂及父母，否则科以重罪，永著为例。另外，在对宗室觉罗人犯量刑时，“或用刑或罚银，听上裁决”。[53]这种司法特权在清朝入关以后被进一步发展扩大。

不过，法律在赋予宗室觉罗以上述特权时，还比较注意对他们越轨行径的禁戢。这反映在宗室“有意寻衅犯罪，相与斗殴，则倍加治罪；若犯轻罪，则与民同罪”；觉罗“相斗平凡，不以相斗而坐罪，但议其是非”诸条例中。天命年间原定，对殴打汗族之人，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处死。至此改为相互斗殴，只要不骂及宗室觉罗的父祖，则不加罪，只以是非曲直勘断。尽管这一规定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大打折扣，但这种寓教于禁的做法，与努尔哈赤时的一味宽纵比起来，毕竟是不小的进步。皇太极倡导“国家立法，不遗贵戚”，[54]颁行著名的《离主条件》，竭力将宗室贵族特权置诸法律的监控之下，以杜乱阶。对他来说，这种做法是始终一贯的。

其二，给予宗室觉罗豁免徭役的特权。天聪年间，旗人徭役非常苛重，祖孙三代同时当差的现象也不鲜见，以至时人奏章中有“儿子当差，孙子又当差，至于爷爷差事还不去，民情苦不苦”之语。[55]天聪八年以前，爱新觉罗族中，只有部分有爵位官职的人享有徭役豁免权，从八年正月起，这一特权扩大到所有六祖子孙，即对没有官职者，每人各优免3名壮丁的徭役。180余名觉罗蒙受此种惠泽，其中包括皇太极的几位叔父瓦尔喀、萨哈尔察、格春、萨哈席库、机尔塔库、吴霸席库。[56]

为了表示对觉罗们的关照，皇太极还特意在这年五月初八日请他们入内廷赐宴。众人首先为豁免丁徭一事向皇太极谢恩，皇太极则命叔贝和齐、萨哈尔察、瓦尔喀、屯布禄等人免礼。接着，他命叔贝和齐坐于台上，叔萨哈尔察等人坐于台下左侧，自己亦坐于台下右侧，以示恭敬。宴席开始后，皇太极离席以酒跪奉叔贝和齐，对其余诸叔，他跪于座位，令公扬古利酌酒。宴毕，赐叔贝和齐、萨哈尔察、瓦尔喀每人貂皮端罩1件、大白毡1块、红毡1块；赐萨哈席库等每人缎2匹，毛青布8匹。叔贝和齐感恩不尽，称颂说：“汗仁恩如此，愿为天下共主，扬名长寿。”叔屯布禄也说：“汗体恤我等老朽，无可报答，愿汗仰承天福长寿。”[57]宴会在亲情融融的气氛中结束。努尔哈赤起兵初，六祖子孙除个别人外均持敌对态度，以后，他们中间出现了对汗事业的支持者。见于《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初年已有长祖德世库之孙瓦尔喀、三祖索长阿之孙望善、多弼、托博辉、四祖之孙博伊和齐等人的活动。随着金国的壮大和汗事业的如日东升，六祖子孙显然已成为这一事业的坚定拥护者和积极参与者。爱新觉罗家族的子孙们，第一次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团结。皇太极于改元称帝之际，将六祖子孙升格为“觉罗”，并给予豁免徭役等特权，这不仅是对六祖子孙的笼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他们支持自己的一种回报。

当然，在觉罗与宗室之间，其待遇上的差别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宗室立功，按功之大小，由奉国将军直至和硕亲王；觉罗立功，按功之大小，由牛录章京直至超品公。另外，和硕亲王以下奉国将军以上子女，男年满20岁，女年满15岁，即可书名具奏，请予封号。[58]觉罗子女却不能有此奢望。

国家最尊贵重要的职位均为少数宗室贵族擅有。天聪年间参与议政的除汗和为首三大贝勒外，还有阿巴泰、德格类、阿济格、济尔哈朗、杜度、多尔衮、多铎、岳讬、硕讬、萨哈廉、豪格，共15人，都是汗的兄弟和子侄。其中，岳讬、硕讬、萨哈廉为代善子，豪格为皇太极子，他们代表了新一代宗室贵族的崛起。

在这些参与议政的大贵族中，又有领旗的和硕贝勒（旗主）和不领旗贝勒之分。天聪初年，代善为正红旗和硕贝勒，长子岳讬为镶红旗和硕贝勒，多铎为正白旗（原正黄旗）和硕贝勒，多尔衮为镶白旗（原镶黄旗）和硕贝勒，莽古尔泰为正蓝旗和硕贝勒，济尔哈朗取代其兄阿敏为镶蓝旗和硕贝勒，两黄旗归汗皇太极所有。[59]天聪六年，皇太极子豪格晋和硕贝勒，掌镶黄旗。至天聪九年（1635），莽古尔泰的正蓝旗又入于皇太极麾下。于是到皇太极改汗称帝时，领旗的和硕贝勒还有6位，也就是皇太极颁定宗室爵位时获一等爵位的六和硕亲王：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成亲王岳讬。同时，有议政资格而不领旗的贝勒如阿济格，被授予多罗武英郡王，杜度被授予多罗安平贝勒，阿巴泰被授予多罗饶余贝勒，当年五月病逝的萨哈廉则被追封为颖亲王。

努尔哈赤时代，妻妾子女，嫡庶分明。只有嫡子才受到重用，庶子多被冷落。皇太极在对宗室亲贵叙功封爵的同时，对庶出的众兄弟也从优擢用。天聪八年四月，授闲散宗室汤古代（努尔哈赤第四子）、巴布泰（第九子）、备御阿拜（第三子）俱为三等副将；升游击塔拜（第六子）、备御巴布海（第十一子）俱为一等参将；授闲散宗室赖慕布（第十三子）为备御。[60]在这种酬庸展亲的活动中，除功绩外，血缘成为越来越被看重的因素。汤古代等人虽为庶妃所出，毕竟也是太祖直系。何况他们从天命年间起已相继从征，驰骋战场，建有功绩。汤古代后封镇国将军，阿拜、巴布泰封镇国公，塔拜、赖慕布封辅国公，巴布海封镇国将军。[61]此外如宗室拜尹图，其父为太祖亲弟巴雅喇，但因为他“不谙事务，故未入贝勒之列”，而当八旗各官叙功时又无功可叙。天聪八年，皇太极加恩宗室，将他升为三等昂邦章京。[62]

如上所述，宗室近支易于升迁，王公显爵，为其垄断。相形之下，觉罗在仕途方面并不拥有比一般旗人更明显的优势。天聪八年优免丁徭时，统计180余名觉罗为无官职的闲散，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清朝入关以后，皇族内部觉罗与宗室的差别待遇，被一系列繁密的条文加以制度化。

三 佐命诸王

“国初开创，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繄诸王是庸。”[63]这是《清史稿》的作者对开国诸王历史作用的评价。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设宗室封爵，赏庸酬功。在诸王中，同辈的代善、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下一辈的岳讬、硕讬、萨哈廉、豪格等人，都受到他的重用。诸王外领军兵，驰骋沙场，内预国政，勤劳佐命，为恢宏帝业，建立清朝268年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代善是皇太极的兄长，有拥立之功，行事一向小心谨慎，所以受到皇太极的尊重。崇德元年（1636）四月五日，代善带领众贝勒大臣，以满、蒙、汉三种文字表文诣阙，请上尊号，称皇太极为“宽温仁圣皇帝”。十六日，皇太极正式称帝，改元崇德，定国号大清。二十八日，叙功册封代善为和硕礼亲王。第二年，有人揭发代善征朝鲜时违背圣旨，以所获粮米喂马，及选用护卫溢额。皇太极并没有给他处罚，只是希望他“正身行义，以相辅佐”。崇德四年十一月，代善随皇太极外出狩猎，射獐，马扑地伤脚。皇太极亲自下马为他裹伤，拿着酒慰劳他，关切地说：“朕以兄年高不可驰马，兄奈何不自爱？”[64]当时，代善已年迈六旬，不再统兵出征，但由于德高望重，在国家政治生活乃至皇族事务中都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突然病逝，代善拥立6岁的福临即位，调解了一场剑拔弩张的权力斗争。

阿巴泰，为皇太极庶兄。早在天命建元前的辛亥年（1611），年仅23岁的阿巴泰即奉父命同费英东、费扬古率兵千名，往征东海女真乌尔固辰和穆棱两路，一举俘获千余人而还。从此，驰骋疆场，以勇猛善战知名。

阿巴泰屡立战功，自视甚高，但由于自己系侧妃所生，在兄弟中地位比较卑微，论功行赏时往往得不到公平对待，以至心生不满，在皇太极当政期间屡受挫折。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皇太极继位之初，实行封赏，赐诸贝勒宴。年已38岁的阿巴泰才被封为贝勒，心情不悦，宴会后发牢骚说：“战则我擐甲胄，行猎则我佩弓矢出，何不得为和硕贝勒？”[65]深以宴席间坐于子弟之列为羞耻。天聪元年（1627）十二月，他以封号不相称为由拒不参加宴请蒙古察哈尔部部长昂坤杜棱之会。结果被罚雕鞍马、甲胄各四、素鞍马八。

天聪二年五月，阿巴泰、岳讬等率军征明，毁锦州、杏山、高桥三城，掳获人畜而还。此后他连年率军征明。天聪五年（1631）设六部，他受命掌工部事。崇德元年（1636），他被封为多罗饶余贝勒，与受封亲王的兄弟侄子们比，低了两级。同年，他同阿济格等率兵征明，深入内地，破昌平、定兴等十二城，经58战，掠获人畜18万，大获全胜。此后多次领导清军征明。其中战绩最辉煌的一次在崇德七年（1642）。他以主帅身份率八旗劲旅自长城而南，数月间横扫直隶、山东，并蹂躏江苏一部。战报称，共克城镇88座，俘获人民36万口，牲畜32万头，掠获黄金1万余两，银220余万两。[66]征明大军在第二年六月才返回辽东。虽然清军又退归长城以北，但这次入侵却使明朝虚弱衰朽的真相暴露无遗。两年后明朝的大崩溃，已在此时注定。誉满功高的阿巴泰于顺治元年（1644）被晋封于多罗饶余郡王。他的戎马生涯一直到第二年五月。为清朝兴起奋斗一生的阿巴泰死于顺治三年（1646），时年58岁。康熙元年（1662），追封和硕饶余亲王。

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是皇太极倚信的年幼兄弟。3人均为大福晋乌拉纳喇氏所生。乌拉纳喇氏丰姿娆美，且富于机智，一度深受努尔哈赤宠幸。阿济格是大福晋所生长子，素为父汗钟爱，幼年被封为台吉。父汗分拨诸子属员时，阿济格得15牛录，并受命专主一旗，为金国统治集团中权位最高的和硕贝勒之一。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努尔哈赤病逝，皇太极等诸贝勒以努尔哈赤生前曾有遗言，迫使阿济格的母亲乌拉纳喇氏殉葬。关于乌拉纳喇氏被迫殉葬的真实背景，后人有种种推测，成为爱新觉罗家族史中一段扑朔迷离的插曲。[67]母亲的悲剧结局并未妨碍阿济格似锦的前程。以后，他多次辅佐皇太极对邻国作战。先后参加过宁远之战（天聪元年，1627），宁、锦之役（天聪三年），入侵明朝之役（崇德元年，1636），夺取皮岛之役（崇德二年），松、锦大战（崇德六年），以及攻占山海关以东各城之役（崇德八年）。

阿济格在战争中多次担任主帅，骁勇善战，从极重军功的宗室贵族中脱颖而出。顺治元年（1644），几位来华的日本商人对阿济格有如下的描述：

听说是个粗野人，考虑问题粗率，所以从来不过问政务。看来年纪近五十岁，麻脸，身材魁梧，眼神令人望而生畏。为人剽悍，在交战时，攻城陷阵，无往不胜。大明和鞑靼交战之际，屡建军功。[68]

阿济格在战场上虽然所向披靡，政治方面却鲜有建树，尽管他在天命末年已跻身议政贝勒之列。每遇集议国事，阿济格惟知“夸诩鹰犬良马，旁及戏言”。[69]加之平素作风粗鲁，性情暴躁，贪得财货，热衷杀掠，以至引起皇太极不满。天聪二年（1628）被降为不主旗的议政贝勒。崇德元年，仅封多罗武英郡王，位在多尔衮、多铎、豪格、岳讬等弟侄之次。不过，终皇太极之世，阿济格一直是他军事上的得力支柱。[70]

阿济格同母弟多尔衮为人多才多智，英武超群。天聪二年，多尔衮随皇太极征察哈尔多罗特部有功，皇太极赐多尔衮美号“墨尔根戴青”，同时赐多铎美号“额尔克楚虎尔”。为此皇太极当众宣布：对那些不称其美号仍称其本名的人，“若是男人，则罚取插着弓箭的箭袋。若是女人，则要脱掉她穿的衣服”。[71]是年，多尔衮年仅17岁。他和弟多铎对皇太极忠心不二。天聪五年初设六部，命多尔衮掌吏部事。天聪七年（1633）十月，皇太极在总结设立六部以来的情况时说：“置官以来，吏、户、兵三部办事尽善。”[72]表示了对多尔衮吏部工作的肯定。多尔衮目光敏锐，关于金国发展的设想很有远见。天聪七年，皇太极询问诸贝勒关于征明、察哈尔、朝鲜何者为先时，多尔衮力主以“征明”为先。他从动摇明统治根基，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目标出发，建议皇太极“春宜整顿兵马，乘谷熟之时，入边围困燕京，截其援兵，残毁其屯堡诸物，为久驻之计，可坐而待其敝”。[73]多尔衮的建策，符合金国国情，得到皇太极重视。从此，八旗军队一再深入明境蹂躏土地人民，以削弱明朝力量，创造与之决战的条件。

皇太极改元称帝的原因之一，是得到元朝传国玺，在获得传国玺这件事上，多尔衮立有大功。天聪九年，他奉命招降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子额哲，因林丹汗先得元玉玺，上有“制诰之宝”四字，多尔衮使额哲将传国玺献给了皇太极。当时视为吉祥之兆，促成皇太极登上皇帝大位。多尔衮因功封头等王爵，即和硕睿亲王。

崇德三年，多尔衮被授予奉命大将军号，统八旗左翼，岳讬率右翼。两支军队袭破明境直隶、山东的40余城，于第二年携带大批战利品和俘虏返回盛京（沈阳）。在而后爆发的松、锦大战中，他又立新功。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得为摄政王，掌握清朝最高权力。这与皇太极生前对他的器重和培植有关。

皇太极诸兄弟中，多铎年龄最小。天命末年，得父汗遗产30牛录，并任正黄旗（后改正白旗）和硕贝勒，与议国政。天聪二年13岁时，从征蒙古多罗特部，获“额尔克楚虎尔”美号。此后随诸兄长年东征西讨，地位日益显赫。天聪五年三月，皇太极意在削弱诸大贝勒把持刑事讼诉大权，借口“今闻国人皆有怨言”，以“国家法纪……有宜更改者，作何更改”为主要议题，令诸贝勒大臣奏陈。大贝勒代善将民有怨言归结为“用人之失”，建言将谳狱诸臣选择更易，却无意变通大贝勒操纵刑政的旧制。大贝勒莽古尔泰声称自己“每据三次供词复加详阅，以断是非，未有明知而敢枉断者”，断然否定了皇太极对刑政阙失的指摘。多铎与兄德格类、济尔哈朗等贝勒的奏言倒颇能迎合汗意。多铎奏言言简意赅：“前人明习法度，业有成规，当令遵而行之。”[74]前人法度，无非是汉人制度，即悖离本族合议裁决之旧辙，取仿明朝制度之成规。依仿汉制集中司法权的主张，直接导致了同年七月刑部之设。

图10 多尔衮像

图11 多铎像

多铎连年从军作战，在出生入死的戎马生活中经受了锻炼。但相对他的几位兄长来说，毕竟年幼不少，没有显赫功业可以自炫。但崇德元年，仍封一等王爵。册封敕谕中称：“考核功罪，虽无大功于国家，以父皇太祖之少子封为和硕豫亲王。”可见皇太极提携培植幼弟的一片苦心。在这以后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多铎与明将祖大寿作战败走，损伤人马数十。崇德四年（1639）五月，皇太极召诸贝勒大臣，对他严加训斥，并援举他临阵败走，行猎不能约束整齐，酗酒妄行三事，以及“私携妓女，弦管欢歌，披优人之衣，学傅粉之态”等劣迹。众议多铎应削亲王爵，所属户口并一切家产全部入官。皇太极宽宥了他除战败逃遁以外的所有过错，命没收其奴仆牲畜财物和本旗所属满、蒙、汉人牛录的三分之一，给其兄多尔衮；降和硕亲王为多罗贝勒。[75]后来多铎在修城、屯田及作战方面虽立了功，迄皇太极逝世止，只恢复到多罗豫郡王。

皇太极叔伯兄弟中，受到重用的是济尔哈朗。济尔哈朗是皇太极叔父舒尔哈齐第六子。13岁时因父囚禁死，由努尔哈赤收养。天命十年（1625），往援蒙古科尔沁部有功。天聪元年，从兄阿敏征朝鲜。在天聪三年突破长城入掠明朝腹地的战争中名声大震。第二年，阿敏获罪削爵，济尔哈朗继掌镶蓝旗，成为地位最高的和硕贝勒之一。天聪五年，主管刑部，为金国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仍连年带兵出征。崇德元年，因功封和硕郑亲王。崇德年间，济尔哈朗始终是战场上的风云人物。[76]与其父、兄的悲剧命运形成鲜明对照，济尔哈朗在皇太极执政的17年中从未受到过责罚，政治上一帆风顺，在同辈兄弟中也不多见，这可能得益于他处事的精明和审慎。

皇太极诸兄弟中功勋卓著的还有莽古尔泰、德格类、阿敏，他们是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帅，在内部权力之争中却一败涂地，均以厄运告终。此外如阿拜、汤古代、塔拜、巴布泰、赖慕布，也都以功封爵，但相比之下，生平比较平淡，少有大的波澜。其中，值得一提的只有巴布海。

巴布海为庶妃嘉穆瑚觉罗氏所生，万历四十一年（1613），派他入质于明，明不纳而还。初授牛录章京，天聪八年，授一等甲喇章京。曾奉命同阿拜祭陵，不等阿拜同行，自己先往。用于祭祀的牛未到，就取民人的牛替代，再用祭牛偿还，民人嫌牛小不要，告状到上边，命罚银30两偿还。巴布海不还，再起讼端。他将此事奏闻皇太极，却被后者斥为“愚黯”。崇德四年，授梅勒额真，封镇国将军。巴布海不满自己的地位，曾对固山额真谭泰发牢骚说：“愿罢我梅勒额真，堪为梅勒额真者，多于草木!”谭泰不敢相信，问他说的是不是真话。他还对天发誓说：“若口与心违者，天日鉴之！”图海奉命根据牛录贫富派差，巴布海又赌气说：“我所领牛录甚富。”这些话都被报告给皇太极。巴布海大为不满，指谭泰等人诬告，并质问说：“我非太祖之子欤？”审讯属实，罪当死，皇太极宽大处理，只夺爵位。

迨至顺治朝，有人投匿名书信于一等公塔瞻处，告讦谭泰。经追查，信来自巴布海家。谭泰有宠于摄政王多尔衮，权势炙手可热。逮讯巴布海，不承认讦告之事，巴布海及妻并子均坐死罪，没收家产给谭泰。顺治九年（1652），谭泰诛死，又将其子女和遗产给巴布海。[77]这些纠葛都缘于入关以前的恩恩怨怨。

费扬古，努尔哈赤第十六子，皇太极时获大罪被杀，削除宗籍。[78]有人疑为莽古尔泰同母兄弟，死于天聪九年逆谋之狱。[79]

皇太极子侄众多，年富力强，是家族中生机勃勃的第二代。皇太极本人共有11子，他生前，只有长子豪格最出类拔萃。

豪格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为继妃乌拉纳喇氏所生。早年从征蒙古察哈尔等部，有功，封贝勒。皇太极即位，豪格年17岁，随其伯父代善、阿敏征蒙古喀尔喀扎鲁特部。天聪六年，从父亲手中接掌镶黄旗，为和硕贝勒。第二年，皇太极下诏询问征明、察哈尔、朝鲜三者何先，豪格建议用“更番之法”攻明，即待战马膘肥时，加上汉军大炮，两路夹攻山海关；必要时则“遣人招流贼（指李自成农民军）”。[80]关于联络农民军的主张，在所有参与会议者中是很新颖的。崇德元年，以军功晋封和硕肃亲王，并兼摄户部。

至此，豪格爵晋一等，志得意满。但此后不久，政治上却屡受挫折。崇德元年八月，豪格因与岳讬散布不满皇太极的言论，被革亲王爵，降为多罗贝勒，罚银千两。三年，从叔父多尔衮率大军入掠明境。因功复肃亲王爵。册封印文中有“尔从前获罪，自后屡拔城池，克敌建功，兹用仍给册印，复封尔为和硕肃亲王”语。[81]此后，又一度由亲王降郡王，并以战功复封。

崇德七年（1642）十月，皇太极命豪格与济尔哈朗、多尔衮、阿济格共同断理诸务，如会议不能断结者，方许奏闻。豪格已跻身于清政权的领导核心。作为皇太极长子，加之战功卓著，势力强大，他本来很有希望走上权力的顶峰。但是，崇德八年皇太极突然崩殂，爱新觉罗皇族内权力之争再度激化，并将豪格的人生旅途引向另一种结局。

岳讬是代善长子，皇太极年岁较大的侄子之一。天命六年（1621）首立战功，年方22岁。天命十一年随父亲往征蒙古扎鲁特部，获胜而还，以功封贝勒。天聪元年（1627）征朝鲜时他是名列第五的贝勒，朝鲜国王李倧乞降后，岳讬支持济尔哈朗与其缔结和约，反对阿敏继续用兵的企图。在蹂躏明朝腹地的远征中战绩显著。天聪五年，受命主管兵部，即“总理各旗兵部之主”。[82]岳讬主掌兵部，有助于军事指挥权的重心由诸贝勒向汗倾斜，由此亦可见皇太极对他的倚重。

岳讬的突出政绩之一是明确提出善待并积极安置被征服的汉民。奏言中反省以往教训；“前克辽东、广宁，汉人拒命者诛之，后者屠永平、滦州汉人，纵极力抚谕，人怀疑惧”。所以他力主对新降汉宫汉民，尽量怀柔抚绥，使天下人知之，归顺者必多。[83]他还曾对明朝降将剖明心迹说：“杀掉辽东之民是先汗的罪。虽然如此，那是不懂道义的时候的事，想起这件事，我们心想如果有二身，则愿杀一身；如有二头，则愿打碎一头”，[84]对先汗滥杀辽民的行径不仅追悔莫及，简直是深恶痛绝了。这与皇太极提出的要以“古帝王”为师，“躬行仁义”[85]的主张是一拍即合的。没有这种政策上的调整，也就不会有清朝的顺利发展和宏大基业。

天聪六年至九年，他多次随征蒙古察哈尔部。崇德元年，封和硕成亲王。然而数月后即因“徇庇”谋逆的莽古尔泰，以及“离间”济尔哈朗与豪格关系两事论死。皇太极虽宥他不死，但爵位降为贝勒。天聪五年，莽古尔泰获谴后痛哭流涕，诸贝勒中惟有岳讬对他表示怜悯，且对皇太极的做法颇有微词。待到莽古尔泰与弟、妹被人告发“阴蓄异谋，大逆不道”，众贝勒均作怒不可遏之形态时，惟独岳讬表示质疑。定他“徇庇”之罪，当由此而来。

第二年八月，皇太极命两翼较射，岳讬推辞“不能拉弓”。皇太极不允，一定要他比较。岳讬勉强起射，拉开弓，五次掉在地上。一气之下他将弓向诸蒙古客人掷去，于是又引火烧身，以“素志骄傲，妄自尊大”定罪，解兵部任，降贝勒为贝子，罚银5000两。半年后，复为多罗贝勒。[86]

不久，他和多尔衮分率两翼大军伐明，被任命为扬武大将军，统右翼军，所向势如破竹。崇德四年（1639）正月，病殁于占领下的济南。时年41岁。皇太极闻讯大恸，辍朝3日，追封岳讬为克勤郡王。

岳讬弟萨哈廉，是清初政坛上过早殒落的一颗明星。他只活了33岁，在政治上已很有建树。天命末年，他驰援科尔沁部，又从征喀尔喀巴林部，皆有功，封为贝勒。天聪元年，从皇太极攻宁远、锦州，萨哈廉力战被创，犹苦斗不退，两年后他成为假道蒙古远征中原的将帅之一。

萨哈廉一生戎马倥偬，战绩卓著。在同辈人中，他又是有较高文化水准的一个，通晓满、蒙、汉文字，思路敏捷，因此在政治上也显露出卓越的才干。天聪五年，皇太极命诸贝勒直言时政。萨哈廉奏言“图治之道，在乎用人”。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贵族中身居高位但惟知好鹰良马的庸碌之辈。大胆抨击了八旗旗主分立，即“我国虽一，而旗则分”的弊端，建议在军、政各方面统一职权，以专委任。萨哈廉的奏言切中时弊，深得皇太极赞许。同年七月，设置六部，命萨哈廉掌礼部，时年28岁。在任期间，以明朝制度为蓝本，多方取仿，使金国制度趋于完备。

在此基础上主持制定了皇太极改元称帝的有关事宜。天聪九年（1635），诸贝勒大臣以金“国势日隆”，明大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来归，统一了漠南蒙古，兼得元代传国玺，请皇太极上尊号，即皇帝位。皇太极推辞不就。萨哈廉认为是由于诸贝勒“不能殚竭忠信”所致，建议由诸贝勒宣誓“改行竭忠”，作为称帝的前提。深契皇太极意旨，说：“萨哈廉为朕谋，开陈及此，实获我心。”命萨哈廉以礼部贝勒身份主持宣誓。

崇德元年正月，萨哈廉患病。皇太极遣人前往探视，并传谕说，“群子弟中，整理治道，启我所不及，助我所不能，惟尔是赖”，对他的政绩给予了很高评价，并希望他静心休养，早日康复。萨哈廉答语则以大业将成，不能尽力国家，终日辗转床褥为憾。皇太极闻言更感伤痛，又说：国家哪有专靠甲兵来治理的？一旦疆域越来越大，将成大业，而懂得治国之道的贤能却先死去，谁能帮助我治理国家呢？[87]五月初九，萨哈廉病逝。皇太极痛哭多次，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追封为和硕颖亲王。

皇太极很久不能从萨哈廉之死引起的悲痛中恢复过来，思久伤神。某日在翔凤楼上打瞌睡，梦见萨哈廉要牛，惊觉而醒，连忙命人查阅《大明会典》，得知“亲王没，初祭用牛”。六月十一日，命礼部备黑牛1头，如礼祭祀。祭文写得很有意思：

大清皇帝圣旨：颖亲王尔身虽没，天性犹灵，托梦于朕，恳求牺牲。朕察古礼，王没初祭果用牛。先因不知，故未用之。今既见梦，又合古礼，朕甚奇之，遣大臣宰牛往祭，以慰尔心。[88]

代善次子硕讬，生前死后都未享受到弟弟萨哈廉一般的殊荣。天命年间，代善分析家产时，将富裕的属人都留给了幼子，而把贫困的属人分给了长子岳讬和硕讬。硕讬因不满父亲长期对自己的冷遇，曾密谋投明，事泄，被祖父下令囚于高墙之内。不久，放出。[89]天命末年，累积军功封为贝勒。天聪四年，硕讬随阿敏弃永平等城败归，革去贝勒，夺所属人口。第二年参加围攻大凌河之役，激战中连伤腿、手，挽回一些声誉。随即被封为固山贝子。崇德四年，坐“僭上越份”罪，降辅国公。五年六月，从多尔衮围锦州，因离城久驻，又遣卒私归，论罪削爵。皇太极气愤之极，警告他说：“尔罪多矣!朕屡宥，尔屡犯，若不关己者。后当任法司治之，不汝宥也!”改罚银千两。不久，复封贝子。[90]皇太极死后，硕讬想拥立多尔衮为帝，失败处死，削除宗籍。

代善其他几个儿子如满达海、瓦克达、玛占等，在清朝入关前，均以军功获得封爵。

褚英长子杜度，是皇太极子侄中的年长者，封贝勒时间最长，才干也不在诸兄弟之下，但从未独当一面。皇太极继位后，杜度始终表现得小心谨慎，惟恐引起皇太极的猜疑。既无大的建树，也无大的过失。崇德元年，皇太极册封诸兄弟子侄，杜度仍为贝勒，只是加上一个美名，称为多罗安平贝勒。此外封亲王6人，郡王1人，多数是后来者居上。崇德七年，杜度病死。[91]

褚英第三子尼堪，在清初宗室子弟辈中，亦为较早出名的沙场骁将。但他达到事业的顶峰，主要在清朝入关以后。

皇太极在位后期，孙子一辈逐渐成长起来。由于年龄关系，褚英、代善等人的孙子崭露头角在先。褚英儿子杜度有子7人，年长诸子如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都在崇德年间参加过一系列激烈鏖战，均以战功封公爵。[92]但杜度死后4个月，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及其母即被举告，原因是母子曾对杜度生前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鸣不平，常对人哭诉：“贝勒（指杜度）实未获罪，皇上从未遣人来吊。凡贝勒以下等官身后尚蒙赐祭，何独遗我？似此苦衷，其谁知之。”杜尔祜又发牢骚说：“因纵人往塔山，遂归罪于我，罚则我不得免，赏则不及我，何欺凌之甚！”云云。皇太极命俱革去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公爵，黜宗室籍，传谕诸王、贝勒等，以后都不许称他们为“公”及“宗室”。[93]

杜度7个儿子，除第六子杜努文外，在恢宏帝业的时代均立有战功。

代善诸孙中，岳讬长子罗洛浑是较早出名的一个。他于崇德五年往迎蒙古多罗特部苏班岱、阿尔巴岱于塔山，遇明兵，搏战破之，受到御赐良马的奖励。后参加松山大战。崇德八年，坐嗜酒妄议罪，削去贝勒爵，不久复封。[94]萨哈廉长子阿达礼，崇德三年从伐喀尔喀。五年五月，同济尔哈朗驻义州（辽宁省义县），迎接来归的蒙古多罗特部，遇明军拦截，交战得胜，受赐御厩良马1匹。不久参加围锦州、克松山等大战，俱有功。命主管礼部，参与议政。皇太极死后，因与叔父硕讬谋立多尔衮，被处死。[95]

四 诸王争权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突然病逝，享年52岁，谥“文皇帝”，庙号“太宗”。他死于清朝入关前夕，夺取全国政权的夙愿，只能留给他的继任者来实现。

然而，宗室贵族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却发生了尖锐矛盾。历代汉人王朝的帝位继承，一般按嫡长的原则进行，即由皇帝生前在嫡出皇子中指定年长者为日后的嗣君。这种制度虽每每使庸懦的皇子以嫡长资格荣登大宝，君临天下，但至少在最高权力交接之际，为当事者提供了一个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不致引发大的冲突或动乱。与这种状况大相径庭的是，满洲人肇兴辽东，开国伊始，制度草创，且带有部落时代传统的鲜明印迹，帝位继承伴随着皇族内讧与争斗，遂成为清初几朝一再重演的现象。

在明代女真社会里，酋长的地位往往按功绩、才力而定。酋长的继承形式，或取兄终弟及，或取父子相袭，并且要经过酋长议事会的集体推举。努尔哈赤称汗建国与皇太极继承汗位，均经过贵族集体会议和推举，体现了旧传统的威力。同样是这种威力，为皇太极暴卒后的皇家争斗埋下了胚种。

早在皇太极未死之前，诸王已开始分党结派，乖争不休，所以朝鲜方面早就预见到“他日必有争立之举”。当时亲王、郡王共有7人，即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武英郡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多罗郡王阿达礼。其中，有力量争夺皇位者，为多尔衮和豪格。在这场权力角逐中，资望最高的代善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如果按照父死子立的方式，皇太极的长子豪格是帝位的当然继承者，问题是兄终弟承，在满洲先世也是摭拾可见的惯例。斗争由此而展开。八月十四日，即皇太极故去的第五天，手中拥有实权而又觊觎帝位的多尔衮召见了内大臣索尼，议论帝位继承人。索尼是皇太极的亲信，他不顾多尔衮的意旨，直言不讳地说：“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这当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当时，皇太极自将的两黄旗都主张拥立豪格为君。豪格遣人往告郑亲王济尔哈朗：“两旗大臣，已定立我为君，尚需尔议。”济尔哈朗表示赞同，但又说要与多尔衮商议。[96]多尔衮和多铎所领的两白旗，则主张立多尔衮。豫王多铎、英王阿济格甚至跪劝多尔衮，早即大位。但多尔衮审时度势，未敢贸然应允。

第二天，在诸王大臣商议立帝的会议上，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两黄旗大臣，命令所属巴牙喇兵（护军）全副武装，张弓挟矢，环立宫殿。会议开始，索尼和巴图鲁鄂拜首先提出立皇子。礼亲王代善也说：“虎口（豪格）帝之长子，当承大统。”[97]豪格表示谦让。此时阿济格、多铎提出立多尔衮。没有主见的代善随即附和“睿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两白旗坚决反对立豪格，认为豪格若立，自己“俱无生理”。[98]这时，两黄旗将领佩剑向前，扬言：吾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势态已发展到剑拔弩张的程度。代善托辞年老退离会场。最后还是善于权变的多尔衮提出，立皇太极第九子6岁的福临为帝，八旗军兵，由他和济尔哈朗各掌其半，两人左右辅政，到福临年长以后，当即归政。这个折衷方案为双方所接受。但是达成妥协后，双方又都若有所失，争斗尚未完全平息。

十五日，贝子硕讬（代善子）和郡王阿达礼（代善孙）图谋推翻成议，拥立多尔衮，对代善说：“今立稚儿，国事可知，不可不速为处置。”受到代善的斥责。但他们还不死心，继续私下活动。于是代善举发了他们。质询俱实，因扰乱国政，以叛逆罪论死。阿达礼母、硕讬妻结党助逆，及同谋吴丹，一并处死。籍阿达礼家，财产军兵归代善名下；硕讬的财产军兵则没入多尔衮家。并削除宗籍。[99]

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以多尔衮、豪格为嗣君的意见均被否定，但是从这些意见却可以看出，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或弟终兄及）两种可能性，充分反映出清初皇室继嗣制度的不规范性。最后，当然是父死子继的形式占了上风。到雍正一朝，又独出心裁地发明了“秘密立储”制度，即由皇帝生前亲自书写皇位继承人，密封匣内，放在乾清宫正中匾额之后，皇帝死后再取视继立。这种有别于汉人皇帝“立嫡以长”的制度，既保持了皇帝在选立嗣君时拥有较大的自由度，又可以消弭皇子间的帝位之争，成为清朝制度的一个特点。

话说回来，多尔衮、豪格未能入承帝位，主要是双方各具实力，互不相让的结果。多尔衮战时外出将兵，立下汗马功劳，平日参与议政，主持吏部，积累了处理国政的经验，是宗室贵族中文武双全的难得人才。但是，他对帝位的觊觎终未能实现，还违心地将拥立他的硕讬、阿达礼处死。[100]这不是他主动退让，情愿让贤，主要是在子继父位的大趋势下，多尔衮再想兄终弟及已困难重重，再加上拥立豪格势力的反对，他只好改变初衷。尽管如此，他并不是这场争斗的失败者，由于拥立6岁的福临，一切实权掌握在他手中，他成为清朝实际的最高统治者。

豪格作为皇帝长子，皇太极死时已35岁，而排行在他下面的兄弟还未满16岁。另外，他比叔父多尔衮大3岁，又有两黄一蓝旗为实力后盾，本来很有希望继承父亲的帝位。他没有当上皇帝的根本原因是清朝实力比较分散，皇权还未压抑住强大的旗主之权。领旗的诸王各拥重兵，他们要保持特权，不愿牺牲自己独立的意志。[101]

豪格未能继立，不能不是拥立他的一派人的挫折。但是皇九子福临为嗣君，毕竟给他们保留了面子。福临的即位，虽然避免了两大势力的激烈冲突，但双方积怨已深，又为私利所驱动，矛盾仍在继续发展。

豪格为了与多尔衮势力相抗，开始多方拉拢多尔衮的胞弟多铎。多铎与多尔衮的感情出现缝隙，多铎派人讹诈多尔衮属下，法司质审，认定多铎“藐视亲王（多尔衮）”，应加倍坐以应得之罪。[102]崇德八年十月，多铎谋夺大学士范文程妻，事情败露后，罚银1000两，夺15牛录。豪格有意从轻发落，改为罚银3000两。[103]第二年（顺治元年）三月，豪格与多铎同出放鹰行猎，日久始归，部议两人应得之罪。多铎与豪格过从日密。多铎告诉豪格：“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初议立尔为君，因王性柔，力不能胜众。议遂寝。其时我亦曾劝令勿立，由今思之，殆失计矣。今愿出力效死于前。”[104]表示转而支持豪格。与此同时，原属豪格麾下的两黄旗大臣如固山额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启心郎索尼等人，看到摄政王多尔衮权势日隆，转而率两旗附和多尔衮。传统的政治营垒出现了新的分化组合。

顺治元年（1644）四月，原来支持豪格的正蓝旗固山额真何洛会讦告豪格“图谋不轨”，说他百般诋毁多尔衮，内有“和硕睿亲王素善病，岂能终摄政之事？能者彼既收用，则无能者我当收之”，“和硕睿亲王非有福人，乃有疾人也，其寿几何而能终其事乎？”等语；又扬言要“手裂若辈之颈而杀之”，以解心头之恨。[105]诸王大臣会议，请杀豪格，只是由于福临帝啼泣不食，才得以免死。豪格被夺所属7牛录人员，罚银5000两，废为庶人。其心腹固山额真俄莫克图、议政大臣杨善、伊成格、罗硕等人，均以“附王为乱”罪处死。

[1] 《清太宗实录》卷25，第11页上。

[2] 《清太宗实录》卷1，第7页。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30页。

[4] 张葳：《旧满洲档译注》（一），（台湾）故宫博物院1977年版，第194页。

[5] 《清太宗实录》卷2，第23页上；张葳：《旧满洲档译注》（二），第193页。

[6] 《清太宗实录》卷9，第28页下。

[7] 张葳：《旧满洲档译注》（二），第197页。

[8] 《清太宗实录》卷8，第28页下至29页下。

[9] 《清太宗实录》卷1,第11页下12页上。

[10] 《清太宗实录》卷5,第3页上。

[11] 《满文老档》（太宗）卷30，天聪四年六月初七日。

[12]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丙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7页。

[13]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第41页；卷中，第56页。

[14] 《清太宗实录》卷5，第24—25页。

[15] 《清太宗实录》卷7，第30页上。

[16] 《清太宗实录》卷9，第28页上下；卷10，第8页上下。

[17] 《清太宗实录》卷30，第25页下26页上。

[18] 《清太宗实录》卷10，第37页上下；卷11，第2页上。

[19] 《清太宗实录》卷3，第16页下。

[20] 《清太宗实录》卷4，第10页下。

[21] 《清太宗实录》卷26，第10页下。

[22] 俱详《清太宗实录》卷26。

[23]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甲编，第9册,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853页。

[24] 《清太宗实录》卷26，第29页下30页上。

[25]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第10页。

[26] 《清太宗实录》卷20，第28页下。

[27]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第111页。

[28] ［日］神田信夫等译注：《旧满洲档》（天聪九年）第1册，东洋文库1972年版，第16页。

[29] 《满文老档》（太宗）卷51，天聪六年三月十三日。

[30] 《清太宗实录》，卷17，第5页下至7页下。

[31] 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3。

[32] 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2。

[33] 《清太宗实录》卷22，第9页上下。

[34] “uksun”（乌克孙）在满语中原意为“族”，指血缘关系密切的家族集团，至此以乌克孙为宗室专称，另造“uksura”（乌克苏拉）一词以代之。详《满族的部落与国家》，第35—36页。

[35] 《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9，崇德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36]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348—349页。

[37] 《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12，崇德元年五月十四日。

[38] 《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13，崇德元年五月十六日。

[39] 同上。

[40] 《旧满洲档》（天聪九年）第1册，第15页。

[41] 《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31，崇德元年十月十六日。

[42] 《清太宗实录》卷4，第2页上下。

[43] 《清太宗实录》卷8，第26页上。

[44] 《清太宗实录稿本》，辽宁大学历史系辑清初史料丛刊1978年版，第3—5页。

[45] 张葳：《旧满洲档译注》（一），第217页。

[46] 《清太宗实录稿本》，第4页。

[47] 同上书，第7页。

[48] 《明清史料》甲编第1册，天聪二年佚名奏本。

[49] 《清太宗实录》卷12，第37页上；卷14，第15页下。

[50] 《满文老档》（太祖）卷33，七年正月十三日，十四日。

[51] 《清太宗实录》卷11，第13页下。

[52] 《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崇德元年五月初一日，五月十四日，七月初七日，七月十九日。

[53]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348—349页。

[54] 《清太宗实录》卷9，第14页上。

[55]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第77页。

[56] 《清太宗实录》卷17，第5页下至7页下；《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52页。

[57]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80页。

[58] 同上书，第348页。

[59] ［日］神田信夫：《关于清初的贝勒》，载《东洋学报》40卷4号。

[60] 《清太宗实录》卷18，第11页上下。

[61] 牟其汶：《宗室王公世职章京爵秩袭次全表》卷1，光绪三十二年本，第9页。

[62] 《清太宗实录》卷18，第16页上。

[63]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215，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8936页。

[64] 《清史稿》卷216，第8976页。

[65] 《清史列传》卷1，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第84页。

[66] 《清太宗实录》卷64，第24页上下。

[67] 可参看［美］A.W.恒慕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翻译《清代名人传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本传。

[68] ［日］《鞑靼漂流记》，长鸾译，载《清史研究集》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78—379页。

[69] 《清太宗实录》卷9，第15页下。

[70] 《清史稿》卷217，本传。

[71] 张葳：《旧满洲档译注》（一），第211页。

[72] 《清史稿》卷2，第43页。

[73] 《清太宗实录》卷14，第20页上。

[74] 《清太宗实录》卷8，第19页下至26页下。

[75] 《清太宗实录》卷46，第20页下至27页下。

[76] 《清史列传》卷2，本传。

[77] 《清史稿》卷217，本传。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3于巴布海死的时间另有一说。

[78] 《清史稿》卷218，本传。

[79] 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3，第8页下9页上。

[80] 《清太宗实录》卷14，第13页下。

[81] 《清太宗实录》卷48，第24页上。

[82]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第208页。

[83] 《清史列传》卷3，本传。

[84] 张葳：《旧满洲档译注》（二），第251页。

[85]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第29页；卷中，第73页。

[86] 《清太宗实录》卷38，第10页上下。

[87] 《清史稿》卷216，本传。

[88] 《清太宗实录稿本》，第46页。

[89] 《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二），第251—255页。

[90] 《清史稿》卷216，本传。

[91] 《清史稿》卷216，本传。

[92] 同上。

[93] 《清太宗实录》卷63，第24页下至26页上。

[94] 《清史稿》卷216，本传。

[95] 《清史稿》卷216，本传。

[96] 《清世祖实录》卷37，第8页下。

[97] ［朝］《沈阳状启》，癸未年八月二十六日，［日］内藤湖南（内藤虎次郎）辑满蒙丛书1921年版。

[98] 《清世祖实录》卷22，第12页下。

[99] 《清史稿》卷216,本传。

[100] 详见王思治《阿达礼》，载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3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

[101] 孙文良、李治亭：《清太宗全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9页。

[102] 《清太宗实录》卷65,第32页上下。

[103] 《清太祖实录》卷2，第14页上。

[104] 《清世祖实录》卷4，第3页上。

[105] 《清世祖实录》卷4，第1页下至3页下。

第四章 “天下第一家”

皇太极第九子福临（清世祖）即位，年号顺治。当时他年仅6岁，由亲叔多尔衮和堂叔济尔哈朗共同辅政。翌年春，多尔衮亲率清军入关，夺取北京。同年九月，福临从盛京迁都北京，建立起一代中央王朝。在这以后，清朝先后镇压各地农民军，消灭南明3个小朝廷，用20余年的时间基本结束了大陆上的武装斗争，满洲人一跃成为全中国的统治民族，政治、经济地位均发生显著变化，作为清朝皇室的爱新觉罗家族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家”。

一 底定江山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大顺农民军攻占北京，明崇祯帝自缢。中原形势突变，为清朝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有利条件。同年四月八日，福临于笃恭殿赐多尔衮“奉命大将军”敕印，明确提出入主中原，“创世垂统”。敕文写道：“朕年冲幼，未能亲履戎行。特命尔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1]多尔衮成为清朝征服全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者。二十二日，清军入山海关，击溃李自成20余万大军。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以迎降有功，被多尔衮封为平西王。多尔衮还谕令全军，“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2]五月初二日，多尔衮率大军进入北京。

图12 徐扬《京师生春诗意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多尔衮定都北京，目的是要征服全国，但宗室贵族内部在定都问题上却存在分歧。多尔衮同母弟阿济格主张“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守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阿济格提出的大肆杀掠后返回沈阳的主张代表了贵族中的守旧观点，受到多尔衮的严厉驳斥。他说：既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3]十月，福临在北京“定鼎登极”，从此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

在顺治七年福临亲政以前，多尔衮一直控制着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在他的指挥下，八旗军队兵锋所至，势如破竹，很快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其间，凡兴大师，即授宗室王公为大将军，以任征战。

顺治元年十月，命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军追击李自成农民军。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征江南。二年七月，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往江南代豫王。三年正月，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入四川，进攻张献忠的大西农民军。二月，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规取闽浙。五月，以豫亲王多铎为扬威大将军，远征喀尔喀蒙古。五年闰四月，命贝子屯齐为平西大将军，入陕西镇压回民起义。九月，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讨伐湖广抗清义军李锦、马进忠部。十二月，英亲王阿济格以平西大将军名义戍大同。六年正月，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西大将军，讨山西大同叛将姜瓖。不久，又命端重亲王博洛为定西大将军，往攻山西汾州抗清义军。七月，袭礼亲王爵（后改封巽亲王）[4]的满达海为征西大将军征朔州宁武。十月，命谦郡王瓦克达为征西大将军，攻剿山西境内义军余部。九年七月，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往征湖南、贵州。十年正月，贝勒屯齐为定远大将军，往代阵亡的尼堪。七月，安郡王岳乐为宣威大将军，戍归化城以备蒙古。十一年十二月，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讨伐抗清义军郑成功部。十四年四月，命宗室罗讬为宁南靖寇大将军，代阿尔津驻防荆州。十五年，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征云南。

顺治年间，宗室王公率领八旗劲旅东征西讨，马不停蹄，相继攻灭大顺、大西农民军，剪除南明小朝廷，镇压了各地抗清武装。一些年轻的王公子弟在军旅鏖战中迅速成长，跻身于显贵。

阿巴泰第三子博洛，顺治初，相继转战河南、陕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以军功，由贝子进封端重郡王。五年偕叔父阿济格防蒙古喀尔喀部，又徇略大同，讨叛将姜瓖，进封亲王。[5]

阿巴泰第四子岳乐，初封镇国公。顺治三年从肃亲王豪格入四川，积军功封贝勒，改号安郡王。十年，驻归化城防蒙古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车臣汗。使两汗入贡，凯旋收兵。进封安亲王。[6]

瓦克达是代善第四子。崇德八年，因硕讬、阿达礼一案受株连，削除宗籍。顺治二年，复宗室籍，叙功封镇国将军。三年，从叔父多铎剿蒙古苏尼特部腾机思、腾机特等，远至图拉河、布尔哈图等处，又败喀尔喀土谢图汗兵，封谦郡王。其弟满达海，崇德六年，封辅国公，顺治八年，晋封巽亲王。[7]清朝入主中原，满达海几乎无役不从，军功卓著，所以在代善诸子中升迁最快，地位最显。

勒克德浑为代善孙，萨哈廉次子。硕讬、阿达礼一案亦受株连，被革除宗籍。他当时年轻实未参与其事，故于顺治元年遇赦复还宗籍，封贝勒，代叔父多铎统江南清军，平定浙江、湖北。五年晋封顺承郡王。率军由湖南攻入广西，一路奏捷。[8]

尼堪是褚英第三子。天命年间已立军功。入关初，转战陕西、河南、江苏、四川等省。六年，封敬谨亲王。八年在衡州追击李定国部将马进忠时，陷入重围。尼堪说：“我军击贼无退者。我为宗室，退，何面目归乎？”奋勇直入，陷泥淖中，矢尽后拔刀战，力竭殁于阵。尼堪是战死沙场最显贵的王公。其遗体由湖南运归京城途中，“自焚珠币珍玩亡算”。[9]抵京后，和硕亲王以下，二品以上官员，出郊10里相迎。加谥号曰“庄”。[10]

除上述诸王外，其他如贝子务达海（穆尔哈齐第四子）、镇国公汉岱（穆尔哈齐第五子）、贝子固尔玛珲（阿敏子）、镇国公恭阿（同上）、简郡王济度（济尔哈朗第二子，后晋亲王）、贝勒尚善（舒尔哈齐孙，费扬武子）、贝子傅喇塔（同上）、贝子札喀纳（舒尔哈齐孙，扎萨克图子）、贝子屯齐（舒尔哈齐孙，图伦子）、镇国将军洛讬（舒尔哈齐孙，寨桑武子）、贝勒拜尹图（巴雅喇子）、贝勒杜尔祜（褚英孙、杜度子）、贝子穆尔祜（同上）、贝子特尔祜（同上）、贝子萨弼（同上）、郡王罗洛浑（代善孙，岳讬子）、贝勒喀尔楚浑（同上）、贝勒巴思哈（同上）、辅国公塔拜（努尔哈赤第六子）、镇国公巴布泰（努尔哈赤第九子）、贝子博和托（阿巴泰第二子）、贝子苏布图（阿巴泰孙）、郡王多尼（多铎第一子）、亲王硕塞（皇太极第五子）等，也都是顺治年间驰骋战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的宗室贵族。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恭阿、苏布图等，为清朝的建立和巩固，或战死或卒于军中。

如果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时算起，迄顺治十八年（1661），清朝已经占有除台湾以外的几乎整个大陆。爱新觉罗家族的事业开创了70余年，几代人的前仆后继，使这一事业不断壮大，并逐步走向它的辉煌顶点。

顺治年间频仍激烈的军事征伐，是在空前广袤的疆域内展开的。随着开国元勋的陆续故去，统兵出征的重担越来越多地落在了努尔哈赤孙辈乃至曾孙辈的肩上。他们是天潢贵胄特权庇佑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地位尊显，家资富赡，田连阡陌，仆从成群，但由于自幼与戎马倥偬的生涯结为不解之缘，所以依旧保持了崇尚军功，骁勇惯战的传统。乾隆年间《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卷一，在比较清代与前代宗室从征情况时指出：“诸史列传载，从龙征伐，虽不乏懿亲，亦从无多至四五十人，并奋起鹰扬，铭勋竹帛，共震万世之鸿基者。”这一评论，应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当然，少数宗室懿亲之所以能“铭勋竹帛”，与众多八旗兵丁南征北战，效命疆场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爱新觉罗家族的煌煌功业，只是满洲发达史中一段动人心魄的插曲，却不是它的主弦。

野蛮的军事征服，还使被征服民族，首先是汉人，经受了一次血与火的炼狱。凡在清军兵锋面前顽强抵抗的，无不玉石俱焚。顺治二年四月，多铎率清军围攻扬州，明臣史可法婴城固守。城破日，多铎劝史可法降，史可法厉声回答：“吾意早决，城亡与亡”，[11]惟求勿杀扬州人民。多铎不答，杀可法，下令屠城，至四月底封刀。江阴、嘉定等城军民也受此荼毒。豫亲王多铎平江南卓有功绩，屠戮无辜百姓却过于残忍。使这些地区的一些繁华市镇几乎成为废墟。后人因有“江南虽著绩，最忍是屠城”的评语。[12]

当时清军兵锋所向，如摧枯拉朽，充分发挥了它的战争机器的效能，显示了军事上的强大和迅捷。但是，清军每攻取一地，烧杀掳掠，子女玉帛，捆载而去，供满洲贵族的享受和驱使，使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更加痛苦。同时，在京畿一带大量圈占民人土地以安置“从龙入关”的贵族和旗兵，强迫民人“投充”旗下为奴，颁布严酷的“逃人法”以制止旗下奴仆逃亡，以及在全国范围强迫汉人剃发易服，都大为激化了民族矛盾，并引起此起彼伏的反抗浪潮。

二 优遇宗亲

宗室贵族既然在底定全国的战伐中立有汗马功劳，而清朝统治的稳固又有赖于宗室贵族的同心协力，都决定了清王朝要将优遇宗室亲贵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顺治元年十月，福临从盛京迁都北京，颁即位诏于天下。诏书第一条，就是优待宗室王公：“亲王佐命开国，济世安民，有大勋劳者，宜加殊礼，以笃亲贤。”[13]以多尔衮功多，加封为“叔父摄政王”，赐册宝、嵌13颗珠顶黑狐帽一、黑狐裘一、黄金1万两、白银10万两、缎1万匹，马100匹，骆驼10只。册文除列举多尔衮诸多战功外，还特别强调了他“体国忠贞，助成大业”的政绩，包括：皇考（指皇太极）上宾之时，宗室诸王人人觊觎，有援立叔父之谋，叔父坚誓不允，将宗室不轨者尽行处分，以朕系文皇帝子，不为幼冲，翊戴拥立，国赖以安；帅领大军，入山海，破贼兵（指李自成大顺军）20万，遂取燕京，抚定中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14]主要就是拥立幼子、定鼎北京两条。同时，加封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赐宝册，黄金千两，白银万两，彩缎千匹。

豪格于顺治元年四月被讦削爵，至此复和硕肃亲王爵，册文中有“永存带砺，与国咸休”语。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豫郡王多铎俱晋封为亲王。又晋封多罗贝勒罗洛宏为多罗衍禧郡王，固山贝子尼堪、博洛为多罗贝勒，辅国公满达海、吞齐、博和托、吞齐喀、和托、尚善为固山贝子。[15]

宗室亲贵的子孙，同样是大加封赏的对象，以使“本支百世，与国咸休”，世世代代享受荣华富贵。顺治元年十月即位恩诏第二条规定：“亲郡王子孙弟侄，应得封爵，该部通察往例，损益折衷具奏。”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五子硕塞年方17岁，只因为是皇太极之子，福临庶兄，就超授承泽郡王。顺治六年，与郡王博洛、尼堪同晋亲王。福临上谕称：“尔等向不在宠贵之列，以同系太祖孙，加锡王爵。至于位次俸禄，则不得与大藩等。”[16]硕塞在两年后正式获得和硕亲王封号，掌兵部、宗人府。顺治十一年殁时，年仅28岁，其子博果铎袭爵，改号曰庄亲王。成为有清一代“世袭罔替”的宗室八王（即所谓“八大铁帽子王”）之一。

崇德元年所定宗室封爵制度尚不完善，只是初步分为九等，对王公诸子承袭方式未严格规范。于是在顺治六年制定了袭封之例：亲王、郡王一子袭爵，其余诸子降封一等；贝勒以下子，并以次递降一等授封。至第九等，奉国将军子，授奉恩将军；奉恩将军子孙，世授奉恩将军。世代不替，共为一等。[17]从此，王公子弟世袭，开始有章可循。顺治六年，和硕豫亲王多铎患痘疫亡，封其子多尼为和硕亲王，承袭父爵。同时，封和硕礼亲王代善子杰书为多罗郡王，封贝子拜尹图等9人俱为多罗贝勒；镇国公锡翰等12人俱为固山贝子；辅国公巴布泰等9人俱为镇国公；二等镇国将军恭安为辅国公；宗室郭盖等28人为二等镇国将军以下至三等辅国将军。[18]

一些父祖被削爵除籍的皇族子孙也成为展亲酬庸的对象。努尔哈赤、皇太极统治时代，由于内部争权夺势，一些宗室贵族被囚禁、处死，子孙弟侄也受株连。几十年以来，积怨很深，涣散了皇族内部的凝聚力，削弱了它的统治效能。清朝定鼎北京后，为了迅速统一全国并建立起有效的统治，迫切需要皇族成员的同心协力。摄政王多尔衮试图通过起用被削爵者子孙并恢复他们宗籍的办法，化解固有的矛盾。

在皇族内部，积怨最深的莫过于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两家。从努尔哈赤杀死弟舒尔哈齐，到皇太极囚死兄阿敏，在豆萁相煎的现象背后，是一个家庭对另一个家庭的永久胜利。而且皇太极并未就此罢休。崇德三年，阿敏第三子固尔玛珲从叔父多尔衮伐明，自京师入山西境，复东至济南，克城40余，封辅国公。第二年八月，皇太极重提当年阿敏对己不敬、欲将本旗拉出分立的往事。不久即下令削除固尔玛珲爵位，并黜去宗籍，同时被黜的还有他的弟弟恭阿。[19]顺治五年（1648），多尔衮恢复了阿敏子孙的宗籍。固尔玛珲复封辅国公，因家贫赏银3000两，又晋固山贝子。弟恭阿等封镇国公。

顺治十年（1653），舒尔哈齐在死后44年被重新恢复荣誉，追封和硕亲王。孙辈如瓦三、济度、巴尔堪、尚善、傅喇塔等均名重一时。乾隆年间简亲王德沛，咸丰年间郑亲王端华及其弟肃顺，都是舒尔哈齐的嗣裔。

崇德七年（1642），杜度子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因心怀怨望，被皇太极革去公爵，黜宗室籍。幼子萨弼也受株连。顺治二年（1645），政治舞台上已换了一批新人。主政的多尔衮使杜尔祜兄弟重入宗籍，并恢复封爵。杜尔祜后晋封多罗贝勒，穆尔祜、特尔祜、萨弼晋固山贝子。[20]

顺治初年，还恢复了代善子瓦克达、孙勒克德浑的宗籍。勒克德浑为第一代顺承郡王，后世“世袭罔替”。

据统计，顺治年间，先后分封、晋升为和硕亲王、郡王（包括复爵）的，有和硕肃亲王豪格（及其子和硕显亲王富绶）、和硕豫亲王多铎、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和硕敬谨亲王尼堪、和硕端重亲王博洛、衍禧郡王罗洛浑、顺承郡王勒克德浑、敏郡王勒度、谦郡王瓦克达、温郡王猛峨、康郡王杰书、简郡王济度、郡王塔尔纳、祜塞等，加上原有的和硕礼亲王代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共有18个王。封多罗贝勒的有尚善、杜尔祜、喀尔楚浑等13人。封固山贝子的有傅喇塔、温齐、务达海等18人，加上镇国公、辅国公等，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爵的，共有96人。[21]与入关前相比，宗室贵族集团有了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他们的特权也在加大。

随着满洲人一跃成为全国的统治民族，宗室贵族的剥削对象由以往的旗下奴仆扩大到全国人民。剥削对象的扩大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剥削收入。在利用旗地剥削农奴的同时，还依靠国家的强制权力从全国收敛赋税。

在关外时，王公贵族各照爵秩，领取庄田，并不支取俸禄。入关后，沿用明制，征收地丁银、杂税银、盐课、关税银。顺治八年（1651）前后，国家岁入额赋仅1480余万两，顺治末年，已增至2400万两。[22]满洲最高统治者拥有了靠聚敛来的巨额财富，将其中一部分作为俸饷，分给王公贵族。宗室贵族中地位最高的和硕亲王，岁俸银1万两，米l万斛（5000石）；多罗郡王，岁支银5000两，米5000斛（2500石）；多罗贝勒，岁支银2500两，米2500斛（1250石）；固山贝子，岁支银1300两，米1300斛（650石）；镇国公，岁支银700两，米700斛（350石）；辅国公，岁支银500两，米500斛（250石）。以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依次递减，至奉恩将军，岁支银160两，米160斛（80石）。[23]

以皇帝名义任意颁赠的银物又往往超过固定的收入。顺治五年，以宗室“贫乏”为理由，赐给公瓦克达银6000两，固山贝子尚善等人各5000两；同年，以“奉太祖高皇帝配天”颁赏，亲王赐金100两，银1万两，缎100匹，以下至奉恩将军，银40两。顺治八年（1651）正月，福临以“亲政”颁赏，和硕亲王银1万两，缎100匹，以下至辅国公，银1000两，缎10匹；八月，加皇太后徽号，又赐和硕亲王银7000两，缎100匹，以下至多罗贝勒，银1700两，缎20匹。[24]皇帝颁赏的名目繁多，有“登极赏赉”、“亲政赏赉”、“万寿赏赉”、“徽号赏赉”、“配享赏赉”、“升袝赏赉”、“册立赏赉”等固定名义，以及随时即兴的特恩赏赉。历次颁赏都要挥霍掉巨额财富。顺治十一年（1654）八月，例赠约黄缎6400匹，银35万余两，竟以“户部告绌，赏未行”。[25]

与入关前一样，宗室贵族在政治上拥有很大特权。清朝皇室统治全国，不能不联合汉人上层精英和蒙古等少数民族贵族，但这种联合并不是一种平等关系。为扩大和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它确立起“首崇满洲”的原则，中枢机构则重用宗室亲贵，这成为有清一代恪守不变的国策。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宗室亲贵控制国家的重要工具，拥有很大权力。顺治年间，礼亲王代善及其子满达海，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及其子富绶，承泽亲王硕塞，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信亲王多尼（多铎子），简亲王罗可铎（岳讬孙），谦郡王瓦克达，敏郡王勒度，安郡王岳乐（阿巴泰之子），都是参与议政的“议政王”。[26]会议设有“议政处”，每届朝期，议政王大臣聚集于皇宫中左门外会议。时人所谓“清朝大事，诸王大臣佥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27]体现了宗室贵族在清政权中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

宗室贵族仍沿入关前旧习，直接插手六部事务。顺治七年，“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谕：各部事务，有不须上奏的，付和硕巽亲王、端重亲王、敬谨亲王办理。[28]满达海、博洛、尼堪三王称“理事王”或“理事三王”分理六部事务。福临亲政后继续委用诸王管理部务：巽亲王满达海管吏部，承泽亲王硕塞管兵部，端重亲王博洛管户部，敬谨亲王尼堪管礼部，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管刑部，谦郡王瓦克达管工部，贝勒喀尔楚浑管理藩院，贝子吴达海管都察院。[29]入关以后，八旗旗主虽无力与皇权（在多尔衮摄政八年中，他实际是皇权的代表）分庭抗礼，仍拥有很大的实力。顺治初年，除福临领有两黄旗和正蓝旗外，两红旗归礼亲王代善和其孙衍禧郡王罗洛浑（岳讬之子）所有，镶蓝旗归郑亲王济尔哈朗所有，两白旗归睿亲王多尔衮和豫亲王多铎所有。其他诸王公，虽分在各旗，都有专属自己名下的佐领（牛录）。这些佐领下人丁，是领主役使的重要对象。换言之，佐领的领有者可以从私属佐领征收“应得之份”，如出兵的掳获物和各种服役。而这种做法，实源于入关以前。[30]另外，宗室贵族还有人数众多的奴仆（包衣阿哈）以供驱使盘剥（说详后文）。

在宗室诸王中，多尔衮“位崇功高”，身为摄政王，“挟天子以令诸侯”，地位愈来愈尊显。他先称“摄政王”，顺治元年晋“叔父摄政王”，第二年又晋“皇叔父摄政王”，五年再尊为“皇父摄政王”。作为清朝的实际主宰，他专擅自恣，号令天下，以至将应贮大内的“信符”拿回自己府中。[31]

清朝优遇宗室贵族，给予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种种特权，但权力分配的严重不均，又造成贵族内部新的矛盾和斗争。

三 再起内争

多尔衮摄政期间，为团结宗室贵族，曾为一些身败名裂的贵族子孙恢复宗籍，封给爵位，但是由于他威福自专的秉性，在政治上不断诛除异己，又在皇族内部引发新的斗争，并且发展到极其激烈的地步。

福临在宗室贵族间的权力争夺中即帝位，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多尔衮率大军占领北京后，名声大震，一时“关内关外，咸知有睿王一人”。[32]他为了独揽大权，于顺治四年二月，借口济尔哈朗“府第踰制”，罚银2000两，罢辅政。[33]由同母弟多铎继为辅政王。多尔衮一系掌握了全部权力。接着，多尔衮又把斗争矛头指向早已视为眼中钉的豪格。

顺治初年，豪格东征西讨，再建新功。顺治三年（1646）三月，授靖远大将军，统率大军自陕入川，镇压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清军驰入西充，时值大雾弥天。张献忠刚愎自用，不信清军神速，未加提防。豪格大军突至，张献忠仓促间被一箭射中心脏，当即死去。于是后世编造出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广为流传，说张献忠在一座古塔中拆出了一块石碑，碑文曰：“造者于化龙，拆者张献忠。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于化龙是明朝战将，天命四年（1619）殁于萨尔浒之战。所谓“吹箫不用竹”，是指箫字去掉竹字头为一肃字，指张献忠毙命于肃亲王箭下的谶语。后人因有“吹箫不用竹，贾勇克西川，底事身遭忌，难将性命全”，[34]以咏其事。后两句，即指豪格返京后的遭遇。顺治五年二月，豪格自四川凯旋还京。但是他在京只享受了一个月的自由。当时，多尔衮权倾天下，对早有夙隙的他不愿放过，何况，豪格在诸王贝勒中仍有相当影响，也令他感到担心。三月，先有贝子吞齐讦告郑亲王济尔哈朗，说他当皇太极逝世时，与豪格“擅谋大事”，后又曲徇豪格，词连多人。济尔哈朗被从轻处置，降为郡王，罚银5000两。同时，以豪格征四川时“徇隐部将冒功”的微末罪名，将他投入囹圄，夺所属人员。[35]多尔衮并纳豪格妃博尔济锦氏。豪格被陷下狱，气病交加，不久卒于狱中，年仅37岁。皇太极逝世引发的权力争斗至此告一段落，但多尔衮除豪格，兴起大狱，又使贵族内部矛盾更加尖锐。

多尔衮逼死豪格后，顺势将原隶属皇太极的正蓝旗据为己有，声称“俟归政然后隶于上（指福临）”。[36]六年三月，多铎出痘身亡。多尔衮实领两白一蓝三旗。在贵族中形成莫与争锋的实力。但是由于他擅权过甚，终于导致自食其果。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十二月初九死于喀喇城，年39岁。其灵柩运回北京，被追尊为“诚敬义皇帝”。福临称颂他“平定中原，至德丰功，千古无二”。

顺治帝亲政，济尔哈朗成为最显赫的贵族，随即组织对多尔衮一系的反击。

多尔衮亲兄阿济格首当其冲，成为反击的牺牲品。多尔衮摄政期间，阿济格恃功自傲，多尔衮病故，他欲承袭摄政，私下遣人往召其子亲王劳亲，令多率兵来，企图胁迫多尔衮所领两白旗大臣附己。两白旗大臣对性情狂躁的阿济格心存疑惧，为防止被阿济格强行吞并，决定往“依皇上以为生”。[37]多尔衮柩车至京时，福临亲迎，阿济格父子左右居首而坐，济尔哈朗等以阿济格身带佩刀，“举动叵测”等罪名，将阿济格削爵幽禁，没收所属13佐领归福临；以前取自多铎的7佐领拨给亲王多尼（多铎子）；家产人口牲畜俱入官。[38]阿济格人财两空，身系缧绁，性情益发狂暴。先堆集衣物，欲烧监房，又拆房摔瓦，表示抗议。诸王以阿济格悖乱已极，不可再留，奏入。福临赐阿济格自尽。

阿济格死后，葬于北京左安门外韦公祠。数年后著名学者谈迁过访此地，有感于这位名王生前叱咤风云，享尽奢华，死后墓地一派萧杀的变化，写有《英王墓》一诗。诗中有“英王敢战气如虎，胡床解甲罗歌舞”，以及“燕昭墓上穿老狐，几度酸风叹萧索”等句。[39]这不单是阿济格，同时也是舒尔哈齐、褚英、阿敏、莽古尔泰、豪格等开国元勋人生命运大起大落的写照。

济尔哈朗除掉阿济格后，于第二年（顺治八年）与理政三王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等上疏追议多尔衮罪，指多尔衮备有八补黄袍、大东珠、素珠、黑狐褂等御用物；欲率两旗驻永平，谋篡帝位；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济尔哈朗）预政，遂以伊亲弟豫亲王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以皇上（福临）之继位，尽为己功；盖造府第，与宫阙无异；诳称太宗文皇帝即位，原系夺立；构陷威逼，使肃亲王（豪格）不得其死，遂纳其妃，且将官兵户口财产等项，不行归公，俱以肥己；擅作威福，任意黜陟，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升，不合伊者滥降；又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等等。奏疏最后说：“多尔衮显有悖逆之心，臣等从前俱畏威吞声，不敢出言。是以此等情形，未曾入告。今谨冒死奏闻。伏愿皇上速加乾断，列其罪状，宣示中外。”[40]

墙倒众人推，多尔衮旧部群起附和。正黄旗固山额真、尚书谭泰奏言，何洛会（镶白旗固山额真）依附多尔衮，曾骂詈豪格之子是“鬼魅”。福临下诏追削多尔衮封爵，籍没家产入官。何洛会等人被处死。又定阿附多尔衮诸臣之罪，大学士刚林、祁充格等满洲显宦数十人俱论死。

多尔衮虽死，难逃其殃。福临命平毁墓葬。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描述了令人心悸的鞭尸枭首场面：“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也化为尘土。”[41]

多尔衮执政7年间，决策攻打北京，定鼎中原，实际上奠定了清朝基业。这样一位元勋死后蒙垢受辱，自然令皇室嫡裔面上无光，且愧对祖先。乾隆四十三年（1778），福临曾孙弘历下诏为其昭雪。诏书说他“定国开基，以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被“诬告以谋逆”，构成冤狱。于是复睿亲王爵，由多尔衮五世孙淳颖袭爵，“世袭罔替”。[42]这时距多尔衮获罪，已有127年。

话说回来，多尔衮一系失败，首先使豪格冤狱得以昭雪。顺治八年，福临为其兄立碑，文曰：“睿王专政启衅，遽加以罪名，辄行拘系，抑勒致死。朕知尔无罪，不胜悼念”，[43]赐谥曰“武”。子福绶袭父爵，改封显亲王。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斗落下帷幕时，一些翻云覆雨、附从多尔衮的宗室贵族受到严厉清算。拜尹图、巩阿岱、锡翰是努尔哈赤幼弟巴雅喇之子。皇太极时，拜尹图任镶黄旗固山额真，封贝勒，弟巩阿岱、锡翰封授辅国将军。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死后，巩阿岱、锡翰、拜尹图随同图赖、图尔格、索尼、鳌拜等两黄旗大臣，坚决拥立皇太极子为嗣君。巩阿岱和锡翰是前往肃亲王豪格家中密议立汗大事的八大臣之一。他们两人还与图赖、索尼、谭泰、鳌拜四人共立盟誓，“誓辅幼主（福临），六人如一体”。[44]然而一旦他们看到多尔衮权势日大，就将誓言弃如敝履，转而投靠新主。巩阿岱、锡翰对鳌拜、索尼说：“向者我等一心为主，生死与共之誓，俱不足凭”，表示对昔日行为的悔弃；对多尔衮则说：“太宗殡天时，我等凡事皆随图赖、索尼而行，我等庸懦无能，王所素知也。”[45]将当初拥立皇太极儿子的责任完全推给图赖等大臣，乞求多尔衮的宽恕。多尔衮也对两黄旗大臣分化瓦解，对巩阿岱等投附者，加以擢用。

巩阿岱、锡翰为了博得多尔衮的欢心，不惜反噬故主，甚至主张将肃亲王豪格诸子斩草除根。当多尔衮令两黄旗大臣商议抚养豪格幼子富绶时，巩阿岱竟说：“这种苗裔，不全除灭，养之何用？”又排陷两黄旗大臣，鳌拜、索尼俱问罪降革，又充发索尼于盛京，图赖家享堂被下令拆毁。巩阿岱兄弟卖友求荣，因封贝勒贝子，得享富贵。对多尔衮的宠臣也一味巴结，如再三请求多尔衮，将女儿嫁给正白旗大臣苏拜；又将锡翰子巴图、巴哈纳送给多尔衮心腹大臣巴颜收养，两子年长后，多尔衮要他们领回，他们却表示说：“无论此二子也。即他子，方当送来一处效力。我等以卑贱之身，蒙升贝勒贝子，入八家分内，以此升擢之恩，没世不敢忘，何忍舍去。”竟不领回。

巩阿岱曲意逢迎多尔衮更凶险的一招，是告讦郑亲王济尔哈朗在福临即位后，曾向他表示日后有人“篡夺”的忧虑。遂使济尔哈朗获罪降爵，为革除辅政王权位铺平了道路。巩阿岱在风云多变的政治舞台上，左右逢源，悖主卖友，一味钻营，得封固山贝子，官至吏部尚书，在多尔衮面前，最被信任。[46]而一旦冰山倾颓，积怨甚深的巩阿岱等人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

顺治九年（1652）三月，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利用巩阿岱兄弟积极参与作证，将多尔衮主要党羽相继剪灭后，最后清算了他们的老账。结果，巩阿岱、锡翰以“党附睿王，媾陷忠良”等16条大罪伏诛；拜尹图亦受牵连，削爵，幽禁，黜去宗籍。[47]直到嘉庆四年（1799），颙琰才下令恢复其后裔的宗籍。鸦片战争后代表清政府与英国签署《南京条约》的伊里布，是巩阿岱的裔孙。

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也没能逃避惩处。他们于多尔衮生前趋炎附势，百般谄媚，在他死后立即改换门庭，在郑亲王济尔哈朗主持下联名向福临举发多尔衮“逆谋”种种。尽管他们在奏疏中为自己“从前俱畏威吞声，不敢出言”的行为表示了反省，毕竟不能改写那段历史。何况他们在罗织睿亲王罪状的过程中，自以为立有大功，分取睿王府没收的大量财货、人口，也引起福临诸多不满。但当时大局未稳，故福临隐忍而不发。八年后他才谕示议政王大臣，列举他们“谄媚抗朕之睿王，及睿王死，分取其人口、财货诸物”等罪，命王大臣会议以闻。奉旨议准，降巽亲王满达海及端重亲王博洛之子为贝勒；其分取睿王之家人、牲畜、财物俱籍没；投充汉人照贝勒应得之数给予，余俱释为民；惟敬谨亲王尼堪，因出征阵亡，仍由其子承袭王爵，但分取睿王家产一并籍没。[48]

清朝前期，宗室贵族内争相踵，报复不断，与这一历史线索相伴终始的，则是皇权的不断上升与宗室诸王实力的削弱。福临治罪多尔衮，打击了宗室强藩，解除了对皇权的威胁。两黄旗与两白旗争夺最高统治权的长期斗争几经起落，以皇权胜利告终。

多尔衮生前领三旗，他将多铎子多尼归入正蓝旗，两白旗分给养子多尔博（多尔衮无亲子，乃抱养多铎第五子）。[49]福临亲政后，在原有两黄旗基础上，又把多尔衮麾下最精锐的正白旗收归己有，形成新上三旗（原正蓝旗换出）。上三旗下五旗体制正式形成。上三旗为天子自将，地位高贵，下五旗则渐成诸王分封之所。与皇权颉颃几朝的旗主之权则成历史陈迹。

体制确定后，福临又变更了八旗官职的名称。顺治十七年（1660）谕，“以后固山额真汉字称为都统，梅勒章京称副都统，甲喇章京称参领，牛录章京称佐领”。[50]固山额真的汉意为“旗主”，事实上并不真正主旗。取消这一称谓的意义在于，皇帝为天下共主，不能与他人分享“额真（主）”之名。从此，八旗都统特别是下五旗都统，不再是以往王、贝勒的私属，而是渐与部院衙署官员等同，均是任由皇帝黜陟的行政长官。

福临亲政虽只14岁，但不愿再听凭强藩摆布。顺治九年三月，他谕令取消诸王、贝勒管理六部、理藩院、都察院旧制。郑亲王济尔哈朗虽地位尊显，也只晋封“叔和硕郑亲王”，不再让他主掌朝政。

福临亲政后，时常把明代兴衰得失的历史经验引为鉴戒。他深知“帝王临御天下，必以国计民生为首务”[51]的道理，采纳汉臣范文程等人建议，设立兴屯道厅，在北方推行屯田开荒，认为这是既可解决“赋亏饷绌”，又可“弭盗安民”的良策。在四川等地，则实行由政府贷给牛犋种子银，“听兵民开垦”的政策，鼓励垦荒。但因政府本身财政拮据，无力筹措大量牛种银两，使这一政策收效不大，也难以在全国推广。顺治末年，颁布督垦荒地劝惩则例，积极鼓励地主、乡绅招民垦荒；又颁行户部议定的官员垦荒考成则例，以官员的垦荒实绩，作为奖惩的重要依据。

与此同时，实行“轻徭薄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农民的剥削。顺治十四年，福临为了防止地方官额外聚敛、豪蠹侵渔中饱，以致民生困苦，特命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额数为准，免除天启、崇祯年间的繁重加派，编成《赋役全书》。颁行以后，农民所受剥削较之明末有一定程度减轻。福临还下令停止了多尔衮为避暑之需，在边外修建新城的工程，免除各省加派银250万两。

顺治十六年（1659）春正月，从遥远的南国传来清军攻取云南省城的捷报。至此，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武装力量，除地处东南沿海一隅的郑成功之外，都被讨平。当有人提议举行祝贺时，福临的反应却意外地平静。他表示，大业一统，“非朕德威所能自致，何敢居功，宣捷表贺等礼俱不必行”。[52]摆在福临面前的，还有许多未竟的事业，但突然袭来的疾病，却注定他壮志未酬。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三，24岁的福临染上天花，一病不起，初七夜病死于养心殿。所立皇子玄烨年方8岁。为避免重蹈“皇父摄政王”欺压幼主的覆辙，他在遗诏中指定出身上三旗的四位异姓亲贵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保翊冲主，佐理政务”。[53]

朝廷大臣在福临死后议其庙号，多数人主张仍称为某某“宗”，惟有梁清标坚持称“世祖”。他认为，虽然太祖努尔哈赤是清朝开国之君，但福临是满洲贵族入关后第一代皇帝，“入主中华，奄有万方，统一天下”，应该成为“世世所祖也”。诸臣最终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定庙号曰“世祖”，谥号“章皇帝”。

[1] 《清世祖实录》卷4，第8页下。

[2] 同上书，第17页下。

[3] 《朝鲜仁祖实录》卷7，二十二年八月庚午。

[4] 第一代礼亲王代善殁于顺治五年，年60岁。康熙十六年追谥曰烈。

[5] 《清史稿》卷217,本传。

[6] 同上。

[7] 《清史稿》卷216，本传。

[8] 同上。

[9] 谈迁：《北游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59页。

[10] 《清史稿》卷216，本传。

[11] 徐鼒：《小腆纪传》卷10，史可法传。

[12] 马骏：《咏清史诗五绝三百首》，民国13年版，第2页下。

[13] 《清世祖实录》卷9，第11页上。

[14] 同上书，第22页下23页上。

[15] 俱见《清世祖实录》卷10。

[16] 《清世祖实录》卷10，第6页下；卷43，第7页上下。

[17] 一说为顺治十年定例，见《八旗通志》（初集）卷75，第1421页。

[18] 《清世祖实录》卷46，第12页下至13页下。

[19] 《清太宗实录》卷48，第10页下11页上。

[20] 《清史稿》卷216，本传。

[21] 杨学琛、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149页。

[22] 王庆云：《石渠余纪》卷2，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23] 《八旗通志》（初集）卷50，第976页。

[24] 《八旗通志》（初集）卷53—54。谈迁：《北游录》，第360页。

[25] 谈迁：《北游录》，第362页。

[26] 杨学琛、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第181页。

[27] 谈迁：《北游录》,第368页。

[28] 《清世祖实录》卷47，第15页上。

[29] 《清世祖实录》卷55，第5页上下。

[30] 拙著《满族的部落与国家》,第340页。

[31] 《清世祖实录》卷26，第6页下。

[32] 《清世祖实录》卷88,第29页上。

[33] 《清史稿》卷215，本传。

[34] 马骏：《咏清史诗五绝三百首》，第2页下。

[35] 《清世祖实录》卷37，第15页上下。

[36] 《追论摄政王罪状诏》，载《明清史料》丙编第4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37] 《清世祖实录》卷52，第4页下。

[38] 同上书，第6页下。

[39] 谈迁：《北游录》,第226页。

[40] 《清世祖实录》卷53，第18页上，第21页下。

[41] ［意］卫匡国：《鞑靼战纪》，戴寅译，载《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页。

[42] 《清史列传》卷2，本传。

[43] 《清世祖实录》卷59，第26页下。

[44] 《清史稿》卷249，索尼传。

[45] 《清世祖实录》卷63，第16页上。

[46] 《清史稿》卷215，本传。

[47] 《清世祖实录》卷63，第23页上。

[48] 《清世祖实录》卷129，第12页下至14页下。

[49] 《清世祖实录》卷53，第8页下。

[50] 《清世祖实录》卷133，第18页下。

[51] 《清世祖实录》卷112，第6页下。

[52] 《清世祖实录》卷127，第3页下。

[53] 《清世祖实录》卷144，第5页下。

第五章 盛世天潢

清前期自17世纪70年代清圣祖玄烨亲政起，到18世纪，被史家誉为“康乾盛世”，前后经历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它是中国历代王朝最后一次繁荣期。当时的清朝，国力昌盛，地域广阔，空前统一，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洲人，不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而且在振兴经济、巩固统一、抵御外侮、开发边疆等活动中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贡献，与爱新觉罗皇族杰出人物的领导是分不开的。这一历史时期，爱新觉罗皇族的内部关系也进入一个新阶段，随着秘密建储制的确立和宗室藩王特权的裁抑，削弱了诱发争斗的基本因素，内部关系终于由无序进入有序。

一 文治武功

康、雍、乾三朝，是满洲人才辈出的时代。玄烨、胤禛、弘历祖孙3人均是雄才大略的君主。三朝执政共154年，超过清朝统治的一半，在清朝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福临病死。三子玄烨（清圣祖）即位，翌年改年号为康熙。

玄烨在福临诸子中所以得立，是几方面因素促成的。福临生有8子，均庶出，第一、四两子早殇。玄烨8岁继位时，共有一兄四弟，与他都不是同母所生。其中三弟奇绶（福临第六子）卒于康熙四年（1665）十一月，年仅7岁；五弟永幹（福临第八子）卒于康熙六年十二月，年仅8岁。[1]此外，次兄福全，比他长一岁，二弟常宁（福临第五子）、四弟隆禧（第七子）分别小3岁、6岁。据说福临因诸子年幼，曾打算让一位正值盛年的从兄弟继承皇位，但是皇太后和亲王们都主张子承父位的形式。于是福临想立次子福全，但最后还是听取传教士汤若望的劝告，舍去年长的皇子福全，选中还不到7岁的皇子玄烨为帝位继承人。玄烨得此殊遇，主要是因为他已出过天花，对这种可怕的病症有了终身免疫力。[2]

玄烨即位时由勋旧老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辅政。四大辅臣在政治上是满洲贵族保守势力的代表。顺治年间，执掌国政的仍是来自关外的老一辈宗亲显贵，他们在满洲人建国的事业中曾惯经征战，屡建功勋，声名赫赫，入关以后仍旧依恋本族落后制度，在关内汉人地区强行推行圈地、投充、剃发、易服，并颁行“逃人法”。四大辅臣执政，在“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的名义下，继续推行满洲人的落后制度。

康熙六年（1667）玄烨亲政，面对的是经济凋敝、社会动荡、内忧外患频至沓来的局面。玄烨亲政后，索尼已死，鳌拜等仍辅政。鳌拜专权跋扈，根本不把业已亲政的玄烨放在眼里。辅政大臣苏克萨哈与鳌拜议事多不和，积怨成隙。玄烨亲政，苏克萨哈上疏请辞辅政，守先帝陵寝。鳌拜诬陷苏克萨哈请辞即是“不愿归政”，列构24条罪状，以大逆论处，苏克萨哈父子均应处死，家产籍没，妻孥并交内务府。奏上后，玄烨知鳌拜怀怨构罪，不允所请。鳌拜强奏数日，迫使玄烨同意改处苏克萨哈绞刑，诛其族。[3]鳌拜除去政敌苏克萨哈后，权势日炽。这不仅使玄烨难以实际亲政，而且对整个爱新觉罗皇族构成了威胁。玄烨决意清除鳌拜及其党羽。

当时，鳌拜党羽遍布内外，若明降谕旨，外廷拿问，势必激起事端。玄烨不露声色，挑选贴身侍卫练习布库（摔跤）。康熙八年（1669）五月某日，鳌拜入内廷，玄烨用布库擒拿鳌拜。从此，宫中每逢年节宴筵，必演布库游戏，作为纪念。五月十六日，议政王大臣会议审实鳌拜罪状30条，议将鳌拜立斩，亲子兄弟斩首，妻及孙为奴，家产籍没。遏必隆依附鳌拜，结党营私，有罪状21条，议革职立斩。玄烨诏谕，念鳌拜“累朝效力年久”，不忍加诛，从宽免死，革职拘禁。鳌拜后死于幽所。遏必隆削职免死，同党多被处死。[4]玄烨顺利清除鳌拜一党，维护了皇权的稳定，也确保了爱新觉罗皇族利益不受异姓贵族的侵犯。

玄烨将统治权收归己有，对于清初的落后制度多所矫正。在清代诸帝中，从玄烨开始自幼研读儒家经典，亲政后颁行《圣谕十六条》，主要内容为“敦孝悌以重人伦”、“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讲法律以儆愚顽”，实质上是以儒家学说、主要是程朱理学作为统治社会的思想。表明在汉人地区成长起来的爱新觉罗氏新一代政治家在观念上的重大转变。玄烨基本采取适合汉人社会的统治政策，首先废止了圈地、投充等扰民苛政；通过开设“博学鸿儒”科，组织纂修明史，多方延揽汉人文士，使民族矛盾大为缓和。为了复兴残破的经济，他汲取历代帝王的统治经验，制定“与民休息”的施政方针，认为“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5]于是招集流民，奖励垦荒，实行“更名田”，整顿赋役，减免课税，减轻农民负担；组织大修黄河，六次南巡，亲阅河工。玄烨的这些努力，为重振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

玄烨自幼习武，身体强健，膂力大，能挽强弓，很少虚发。他锐意阐扬列祖列宗骑射开国的勇武精神，使八旗劲旅常备不懈，以确保清朝统治的长治久安。

图13 康熙帝朝服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玄烨在位61年，始终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康熙十二年（1673）以后，历时八载，运筹指挥，调动满汉将士，平定了吴三桂等“三藩”的大规模叛乱。康熙二十二年，遣水师收复台湾，设府置县。东北是满洲人故乡，为了抵御沙俄入侵者的步步侵逼，玄烨于奉天将军（盛京将军）之外，相继设立宁古塔将军（吉林将军）、瑷珲将军（黑龙江将军），分兵驻防。指挥收复雅克萨（今黑龙江省呼玛县北黑龙江北岸俄境内）的两次战役，迫使沙俄政府议和，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使东北边疆在以后百余年保持了相对稳定。康熙二十九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玄烨三次率八旗兵亲征塞外，大败南犯的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康熙三十六年春，玄烨率师行至宁夏，在给皇太子胤礽的信里写道：“朕到宁夏已将近十日，每日议筹兵马钱粮，毫无闲暇。途中晨披雾露，日冒尘砂，嘴懒得说话，手为缰鞭磨起趼，来此数千里外，亦为此一余孽噶尔丹也。朕若此时在京城，晨赏百花，日坐树荫下，听鸟啼鸣，歇暑纳凉，以求安逸。此非朕所不乐者，惟欲成大丈夫之志也。”[6]噶尔丹是准噶尔部首领，在清军的穷追下途穷道尽，仰药自杀。玄烨战胜噶尔丹，固然是因为他拥有比噶尔丹雄厚的中原地区人力物力支援，也由于他本人一统江山的抱负和决策上的果断。战后，漠北喀尔喀蒙古全部内属，由清政府按盟旗制度加以管理。同时，加强了对青海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以及西藏的控制。几十年后，玄烨的孙子乾隆帝弘历进军伊犁，把天山南北广大地区都收入版图，最终完成统一边疆大业。玄烨不愧是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奠基人。

玄烨作为清朝入主中原的第二代君主，“虽曰守成，实同开创”。[7]他为政宽缓，勤于政务，事必躬亲，在位期间初步奠定了清朝繁荣兴盛的基础。玄烨生有35子，晚年为嗣君的废立伤透了脑筋（详后文）。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他得病逝世，享年69岁，谥“仁皇帝”，庙号“圣祖”。

雍正帝胤禛在位仅13年（1723—1735），他是玄烨的第四个儿子，关于他得位缘由迄今说法分歧。有的史家说他杀害其父后篡改遗诏攫夺了帝位，以防他的兄弟先下手；也有史家认为他继承大统得自玄烨的最终选择。不管怎么说，他的宝座是经激烈争夺才得到的当是事实。胤禛亲历帝位之争而终于如愿以偿，不能不证明他的心术手段确实不同凡响。在清入关后的10代帝王中，胤禛是即位时年龄最大的皇帝。45年的藩邸生活，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对他的帝王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皇父统治全国的务实作风，使他深受教益。即位后，立志“以勤先天下”，励精图治，仍多所建树。政治上，积极整饬吏治，清理亏空，清除官场中积弊，使渐染贪黩风习的政局一时颇有振作气象。他继承康熙帝事业，加强对边疆地区统治，与俄罗斯签订《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中俄北部疆界；次第平定青海和硕特蒙古、西北准噶尔蒙古和西藏地方贵族的叛乱，并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

用兵西北的一个结果，是设立了军机处。在这以前，内阁是撰拟皇帝敕令、传递和保管奏折的政务机关。康熙年间，若干谕旨是由宫廷内的南书房草拟的。设立军机处，最初只是为了迅速机密地处理军务，以后则成为皇帝一手控制下处理军政要务的中枢机构，使专制皇权臻于极点，为以后历朝所遵行。

经济上继续实行康熙年间行之有效的政令，并对赋役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摊丁入亩”的措施使农民的负担趋向合理，保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势头。执政末年国库存银3400余万两，国用充裕。[8]

胤禛为人猜忌多疑，统治严酷，但基本国策与康熙帝一脉相承，同时又有所损益，加之关心民瘼，自奉比较俭约，因此保持了清朝兴盛的势头，对“康乾盛世”的出现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胤禛于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猝然去世，终年58岁。谥“宪皇帝”，庙号“世宗”。对于他的直接死因，官书未作交代，野史轶闻中传说却流传颇广。尤其是经过一些文人墨客的渲染，使他的死因更显得扑朔迷离。其中颇为流行的说法是被吕四娘谋刺而死，且被砍去头颅。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孙女。当年吕留良因文字狱被戮尸，吕氏一门被处死或充军，惟独少女吕四娘侥幸脱逃。为了替吕家报仇雪恨，吕四娘拜师习武，不辍寒暑，练就了一身高超武艺和飞檐走壁的轻功。于是掖上腰刀，翻墙潜入胤禛居住的圆明园，杀死胤禛，取走他的脑袋。以后朝廷只好给胤禛铸了个金头安葬。这纯属臆造传闻，不足为信。另一种说法是服食丹药中毒而死。胤禛信佛，对道家炼丹也很感兴趣。他曾延请道士张太虚、王定乾在西苑为之修炼炉火，给他健身、治病。胤禛因服用过量丹药中毒死去，也不是不可能的。

胤禛生有10子，成年的只有4子。其中，第四子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十三日。母钮祜禄氏是四品典仪凌柱之女，13岁时入胤禛府第，称“格格”。生弘历后，母以子贵，封熹妃，进熹贵妃。弘历幼年天资聪颖，受到祖、父的宠爱。读书时，主要接受的是汉人传统文化教育，如儒家经典，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无所不学，对汉人传统文化有精深造诣。17岁结婚后，将自己的书室命名“随安”，取“随遇而安”意。不满20岁，将自己的诗文刊刻《乐善堂集》，显露出出众的才华。雍正十一年正月，受封和硕宝亲王。在对准噶尔之役和西南苗疆用兵中，他参与军国要务，咨决大计，在宗室贵族中树立起威信。雍正帝遗诏宣布由他承继大统。

图14 《亲藩习射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外，第三子弘时，康熙四十三年（1704）为侧妃李氏所生，雍正五年（1727）以年少放纵、行事不谨，削去宗籍，24岁殒命。乾隆年间才追复宗籍。第五子弘昼，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格格耿氏所生，号旭日居士，封和亲王。他是当时最富有的亲王之一，性骄奢，曾以细微缘故，殴大臣于朝，举朝惮之。性喜丧仪，曾说人无百年不死者，何必忌讳其事。生前为自己亲订丧礼仪注，命侍卫于庭院中演习供饭哭泣礼仪，他高坐台上一面观赏一面饮啖，引以为乐。第六子弘曕，雍正十一年（1733）谦妃所生。承袭了叔父胤礼的亲王爵位，成为第二代果亲王，乾隆年间坐“顽悖无状”降贝勒，死前不久，提一级，封为郡王。在4子中，胤禛选中弘历为嗣君，应该说是慧眼独具的。

弘历生于清王朝的“盛世”，继承父、祖两代人创立的基业，却不甘心做守成之君，在位期间充分施展了他的政治抱负，并使清代经济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乾隆年间，库存积帑多达7000万两，田亩增至141万顷，全国人口增长到三亿七百余万。

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弘历得以进行一系列边疆战争。乾隆二十二年（1757），用武力平定了准噶尔部酋长阿睦尔撒那的叛乱，使困扰康、雍、乾三朝统治者，前后历时67年的准噶尔部分立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不久，进军天山南路，统一了全新疆。在此设立伊犁将军为西北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彻底扭转了历代中央王朝对该地区管理不力的局面。乾隆五十七年，派军队驱逐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尼泊尔）军，次年颁行《钦定西藏章程》，扩大了驻藏大臣权限，以加强清政府对西藏的统治。乾隆帝曾列举在位期间所取得的十次重大军事胜利，即两次平定准噶尔之役，回疆之役，大小金川之役，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之役，两次廓尔喀之役，缅甸之役，安南之役。这十次胜利使他志骄意满，夸耀为“十全武功”，晚年自号“十全老人”。这十次战役的起因与性质不同，需要具体分析，但不管怎么说，乾隆帝在最终奠定中国这样一个版图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方面是起过重要历史作用的。

弘历十分关注边疆民族事务，他熟谙满、蒙、汉文，粗通藏语、维语。他自己叙述过：“朕即位之初，以为诸外藩岁岁来朝，不可不通其语，遂习之，不数年而毕能之。”这段话说得未免有些夸张，但他勤习多种民族语言文字并达到一定水平当是事实。而这种学习的目的，则是为了“联中外之性情”。[9]这种识见以及他在这方面的造诣，在历代帝王中实属罕见。弘历及其父、祖在位期间，清朝根据不同地区与民族的具体情况，分别制定《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蒙古律例》，使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政治体制上得以进一步巩固。在他们的统治下，大大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政治的联系。

图15 京师正阳门外盛景（《乾隆南巡图》局部）

弘历晚年对自己的功业和享国之久非常志得意满。他说过：“自汉以来，帝王登古稀者惟汉武帝、梁武帝、唐明皇、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六帝之中，惟梁武帝、宋高宗、元世祖年登八十。而三帝之中，惟元世祖可称贤王，然亦未能如余之五代一堂。”他自诩“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无与伦比。早在即位之初，他就多次表示：如果蒙受上天垂佑，得在位60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上同圣祖康熙纪元61年之数。乾隆六十年九月，他85岁，恪守以往誓言，下诏册立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于翌年正月初一举行传位盛典，年号嘉庆。弘历当了3年太上皇，于89岁高龄时病死。临终前面谕“万年以后，当以称‘宗’为是”。颙琰上庙号称“高宗”，谥号“纯皇帝”。

康、雍、乾三朝是爱新觉罗皇族功业最辉煌的时代，他们的活动给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承认他们历史贡献的同时还应该看到，作为统治集团和统治民族的最高代表，他们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也曾对中国社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并殃及后世。专制皇权到雍、乾时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且造成了官僚政治的种种恶果。由于对广大汉人猜疑防范，不断制造“文字狱”，以高压手段钳制人们的言论，禁锢人们的思想，新思想的萌芽几乎被芟夷殆尽。对外实行闭关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助长了虚骄愚昧的社会心理，成为近代中国进步的障碍。而弘历对贪官污吏的宽纵及其本人对奢侈生活的不厌追求，更是清朝政治积弊丛生、日愈腐败的祸源之一。

康、雍、乾三朝的文治武功，与一些宗室王公的积极参与也是分不开的。皇族血统和尊显身份，往往使他们年纪轻轻就占居了高位。“康熙间，出讨三藩，胜负互见，而卒底荡平之绩。其后行师西北，仍以诸王典兵。雍正、乾隆谅之始，重臣宅揆，亦领以诸王。”《清史稿》作者的这段议论，比较准确地概括出宗室诸王在这一时期的作用。

康熙十二年（1673），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拥兵反清，平南王尚之信（尚可喜子）、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孙），以及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福建、陕西、甘肃等地汉人将官纷纷起兵响应，连续攻入湖南、江西、浙江等省，形成延续8年之久的规模浩大的反清战争。这次战争，使清朝面临严重的威胁。

在战争中，玄烨沿用清初的惯例，简派宗室王公为大将军，统兵出征。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勒克德浑子）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统率八旗兵赴荆州阻击吴三桂部。第二年夏，战火已蔓延半壁江山。玄烨派出贝勒尚善（济尔哈朗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攻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康亲王杰书（代善孙）为奉命大将军，贝子傅喇塔（济尔哈朗侄）为宁海大将军，由浙江攻福建，讨耿精忠；贝勒洞鄂（多铎第三子）为定西大将军，由陕西攻四川。九月，简亲王喇布（济尔哈朗子）为扬威大将军，镇守江南；安亲王岳乐（阿巴泰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攻江西。十四年三月，任命信郡王鄂札（多铎孙）为抚远大将军，平定察哈尔蒙古布尔尼的叛乱。十七年，遣贝勒察尼（多铎子）为安远靖寇大将军，代尚善镇守岳州。到康熙十六年（1677），整个战场形势发生急剧转变，东南各省相继收复，吴三桂日益孤立。玄烨倾全力镇压战乱。十七年八月，贝勒察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代尚善镇岳州。十八年底，贝子彰泰（阿巴泰孙）为定远平寇大将军，代岳乐由湖南征贵州。到二十年（1681），终于平定了为害8年的“三藩之乱”。

图16 《满洲的将军》（内藤湖南《满洲写真帖》）

岳乐在顺治年间已积军功晋封安亲王。在平定三藩之乱中又立下显赫战功。三藩之乱爆发初，岳乐曾留镇北京，主持议政王大臣会议。不久，局势恶化，岳乐亲自挂帅出征。当时吴三桂已攻取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和广西，并得到福建耿精忠、陕西王辅臣的响应。吴三桂在洞庭湖一带的兵力强大，清军将领无人敢撄其锋。玄烨诏旨命进攻湖南。岳乐则建言先底定江西，“江西为广东咽喉，当江南、湖广之中”，[10]平定江西，无后顾忧，再移师湖南。玄烨采纳了他的建议。至十四年（1675），他已收复江西几乎全部地区。玄烨督促他移师湖南，并强调“剿灭逆贼，平定湖南，俱赖安亲王练习宿将及精兵”，[11]表示对他的倚重与厚望。十五年初，岳乐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开始从江西进入湖南。吴三桂先后调集10万大军，决心死守长沙。玄烨为应援岳乐围攻长沙，传令各路大军发动进攻，以牵制吴三桂军。但诸军迁延观望，特别是当吴三桂遣将攻陷醴陵，切断岳乐大军后路时，奉命移师江西的简亲王喇布，在南昌“故违指授，迟延时日”，不及时赴援。岳乐攻长沙面临重重困难，与吴三桂军形成僵持之势。岳乐大军围长沙日久，马疲粮艰，他奏准分兵征抚附近各县。一面遣兵四处征剿，一面派人广为招抚。十七年初，吴三桂亲军水师右翼将军林兴珠自湘潭至岳乐军前请降，并献水上布阵策，给吴三桂军很大震动，八月，吴三桂在衡州（今湖南衡阳市）暴卒。相持难下的湖南局势，很快发生重大变化。十八年（1679）正月，岳乐率大军进入长沙。随即，岳乐挥师西南，又在通向贵州的战略门户武冈（今湖南武冈）告捷。这是岳乐在三藩之役中的最后一战。

岳乐收复湖南同时，两广、福建、浙江、四川等省相继平定，清朝胜利已成定局。年底，玄烨命岳乐率部分将士还师，由其侄彰泰接替总管军务。回京途中，玄烨盛赞岳乐平三藩之功：“王连年以来，远莅岩疆，亲经百战，栉风沐雨，历暑逾寒，竞扬貔虎之雄，克清枭獍之孽。湖湘诸处，已见荡平，滇黔余氛，俱成坐困。”[12]抵京后，受到盛大欢迎。

三藩之乱期间，宗室王公多年轻且不习战，岳乐老成持重，富有军事经验，成为宗室贵族中难得的栋梁之材。他领兵出征五年半，为平定三藩建立了殊勋，受到隆重的礼遇。玄烨御赐诗中说：

大开册府纪元功，伐罪安民将略雄。伫见天潢蒙上赏，明光高宴赋彤弓。[13]

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光辉的篇章。

岳乐不仅是著名的军事家，也是重要的政治家。顺治末年，他以亲王之尊，经常主持议政王大臣会议，决策军国大政，是清朝最高统治集团核心人物之一。福临死后，他和杰书率领诸贝勒大臣，拥立玄烨继承皇位，在正大光明殿设誓曰：“冲主践阼，臣等若不竭忠效力、萌起逆心、妄作非为、互相结党，及乱政之人知而不举、私自隐匿、挾仇诬陷、徇庇亲族者，皇天明鉴，夺算加诛。”[14]在四大臣辅政时期，他作为议政王继续参与朝政。康熙八年（1669），玄烨逮捕鳌拜亲政后，岳乐奉旨查处鳌拜同党。玄烨看到年幼诸王恃威行事，向所属外官勒索财物，曾告诫他们改邪归正，务必娴习骑射，刻苦读书，不要沉溺于嬉戏。还特别谕示岳乐：“尔在诸王中，以齿则高，以行则长，若年轻诸王，率意妄行，尔其训饬之。”[15]可见，玄烨对年长品端的岳乐十分信任，因此付以管教年幼诸王的重任。岳乐从顺治十二年（1655）起长期执掌宗人府事务，为完备皇族管理制度，编修谱牒，做了大量工作。

岳乐一直活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这年七月，蒙古准噶尔部与喀尔喀部构衅兴兵。时年65岁的岳乐与简亲王喇布率兵赴苏尼特汛界驻防。十月天气渐冷，从草原撤还京师，不久因病去世。清廷赐祭建碑，谥“和”。11年以后，已革贝勒诺尼控告岳乐管理宗人府时“枉拟治罪”。[16]经宗人府奏准，岳乐被追革亲王降为郡王，郡王爵由第五子玛尔浑袭，后由玛尔浑子华玘再袭。华玘死时无嗣，其后数年爵位虚悬。岳乐孙女嫁玄烨第八子胤禩，她支持其夫争夺皇位。胤禛登极后，便对胤禩及亲属实行报复。雍正元年（1723）下诏，“安郡王爵不准承袭”，诏书中指责岳乐“谄附辅政大臣，每触忤皇考（玄烨）”。[17]尽管如此，乾隆四十三年（1778），弘历追论先人功过，盛赞阿巴泰和岳乐的战功，又封华玘孙为世袭辅国公。这些都是岳乐死后的余波。

杰书，代善孙，5岁时袭封郡王，顺治八年加封号曰“康”，十六年承袭代善亲王爵，改号康亲王。康熙十三年（1674）六月，为奉命大将军，时年29岁，率师讨耿精忠。连战皆捷，第二年初克复处州（浙江省丽水县）。此后约有一年，战局相持不下。玄烨谕旨切责：“王守金华，将及两载，徒以文移往来，不亲统兵规剿，贼何自灭？宜刻期进取。”[18]康熙十五年，杰书率师由浙江攻福建。大溪滩一役，双方短兵相接，战斗异常激烈，杰书坐古庙侧指挥，旗纛为火器射穿，卫兵竖门板遮蔽，杰书谈笑自若，鼓舞军兵踊跃奋击，耿精忠兵大败，溪水为赤。清军长驱入福建，耿精忠力竭投降。以后收复福建沿海，迫郑经军队退回台湾。康熙十九年，福建完全底定，杰书奉命凯旋。三藩之乱期间，杰书转战浙、闽等省，历时六载，经受了战争洗礼，成为有丰富经验的将帅。但三藩平定后却未受封赏。清廷对出征诸将论功议过时，杰书因金华顿兵和援救海澄不力两事被劾，议夺军功，罚俸一年。康熙二十九年（1690），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由蒙古草原入扰，威胁京师。杰书奉命领兵出张家口，戍守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噶尔丹败逃后被召还京师。杰书卒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赐谥“良”。杰书指挥作战虽有失误，在平三藩和反击准部中建有功勋也是事实。杰书后裔世袭康亲王（乾隆四十三年恢复代善原封“礼亲王”称号）爵，一直到清末。

鄂扎是豫亲王多铎孙，多罗信郡王多尼子，生于顺治十二年（1655）。在努尔哈赤曾孙一辈皇室贵族中，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将帅。

鄂扎从小接受“国语骑射”的训练。6岁时就袭父爵为多罗信郡王。三藩之乱爆发后，清军主力京师八旗大部分南下，诸王、贝勒也相继领兵出征，京城空虚。在这种形势下，驻牧关外义州（今辽宁省义县）的蒙古察哈尔部首领布尔尼（林丹汗孙）铤而走险，兴兵反叛。他派人潜入北京，侦知城中几乎没有满洲军队，连守卫大门的也是些娃娃兵，于是产生了乘机摆脱满洲人统治，恢复祖先曾经统治过的帝国的野心。[19]十四年（1675）三月，年仅20岁的鄂扎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都统图海为副将军，帅师平叛。大军行抵歧尔哈泰（今辽西境内）。当侦知布尔尼设伏于达禄山谷时，鄂扎下令清军留下辎重，轻骑进抵达禄，与土默特蒙古兵合在一起，打破了布尔尼的伏击计划。布尔尼率残部集结再战，又大败。他本人率30骑逃遁，途中被杀。鄂扎率军凯旋而归，玄烨亲自于城郊迎接，夸奖他说：“王、将军、诸大臣远行征讨，灭察哈尔国，建立大功，深可嘉悦。”[20]

康熙二十九年（1690）七月，鄂扎任副大将军，随安北大将军恭亲王常宁出喜峰口，与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率领的另一路大军会师后，与入侵内地的准噶尔军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南境）展开大决战，最后清军胜利。鄂扎在这次战争中表现勇敢，又建军功。

在平定三藩、大败准噶尔军后，国内局势趋于安定，鄂扎也滋长了贪图安逸的习气。他掌管宗人府，对宗室子弟经常不参加骑射训练听之任之，被玄烨指责为“懒惰”。掌管宗人府的职务也被解除。乾隆四十三年，他被追封为和硕豫亲王。

固山贝子彰泰，经历了平定三藩战争的整个过程。康熙十九年（1680）他奉命帅师进征云、贵，是清军战场上的最高统帅。在他的指挥下，最终平定了持续8年之久的三藩叛乱。

三藩之乱爆发时，开国诸王均已不在人世，入关时能征惯战的年轻王公如博洛、勒克德浑、罗洛浑、瓦克达、满达海之辈也相继作古。他们的子孙自幼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安享荣华富贵，骑射娴熟，勇敢善战，能够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帅之才自然越来越少。平定三藩的战争中，虽有岳乐、鄂扎这样的王公建功立业，但不少王公却暴露出庸懦无能、贪生怕死的品性。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统领大军围攻江西吉安时，遣兵2万追击吴三桂部将马宝的9000援军，却众不敌寡，一败涂地。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率领大军守荆州，突闻吴三桂军将至，望风而逃，遗弃大炮数十门。更有甚者，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尚善等屯兵岳州城下，8年不战，“诸将皆闭营垒，拥诸妇女逸乐而已”。[21]喇布15岁时封三等辅国将军，2年后袭封和硕简亲王；勒尔锦2岁袭封顺承郡王爵。他们自幼沐浴在祖、父的恩荫下，养尊处优，在他们身上，已难找到祖、父辈智勇双全、驰骋疆场的英姿。

康熙十九年（1680），胜负大局已定。玄烨下诏切责诸王老师糜饷、误国病民罪。诏书中说：“在他人尚不可原，况王、贝勒等国家同休戚之人乎？其令议政王大臣等举我太祖、太宗军法，严行议罪。”[22]议政王大臣遵旨议定奏准，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定西大将军贝勒洞鄂、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察尼及贝勒尚善，皆削爵；奉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也受到罚俸一年的处分。

平定三藩之役，清廷调兵遣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前后派出大将军十几名，多为宗室王公。对此，玄烨曾明白解释：“所以遣王等者，非谓诸将才能不足，念诸王、贝勒皆朕懿亲，指挥调遣无可牵掣，守御征剿，足增威重。”[23]但是与他的殷切期望相反，一些皇亲宗室在前线的表现实在差强人意。尽管如此，在接踵而至的与准噶尔部的战争中，他仍以诸王典兵。

清廷与准噶尔部首领直接发生冲突，是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准噶尔进攻喀尔喀部开始的。在此以前，噶尔丹已经拥有从哈萨克草原天山南北两路直到宁夏河套以西的广大地域，并得到西藏达赖喇嘛的支持。噶尔丹自立为汗，怀有鲸吞内外蒙古的野心。他估计用兵蒙古草原，会引起清廷的强烈反应，但因为得到沙俄支持，所以有恃无恐。康熙二十九年（1690）五月，噶尔丹借口索取喀尔喀部首领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等为由，策马南下，在乌尔会河打败了清廷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率领的骑兵，长驱而入，直抵距京师只有700里的乌兰布通。此时，噶尔丹已为他的凌厉攻势和节节胜利所陶醉，他不仅要统一蒙古，而且准备染指中原。

图17 乌兰布统古战场（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

噶尔丹屯兵乌兰布通的消息震动了京师。以至人心浮动，粮价上涨，店铺关门。这年七月，玄烨派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分别出古北口和喜峰口，会征噶尔丹。

福全是世祖福临子，玄烨兄，福全7岁时偕兄弟向父亲请安。福临问诸子志向。福全答道：“愿为贤王。”6岁的玄烨却说：“愿效法父皇。”[24]这两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子的答语，在两年后居然应验。玄烨因得过天花，已有免疫力，最后被选定为嗣君。君臣名分已定，福全只好努力做他的“贤王”。福全不到15岁时，被封为和硕裕亲王，奉旨参与议政。

常宁是世祖福临第五子。福临崩逝，年长3岁的异母兄玄烨继承皇位。10年后他受封为和硕恭亲王时，年仅14岁。

福全和常宁自幼长于深宫，没有建立任何功勋，却在稚气未脱的年龄获得最高爵位。与清朝开国时，宗室成员“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始得获封赏的情景已大相径庭。玄烨在军书旁午的紧急关头，任命两位兄弟将兵出征，显然是希望他们发扬祖辈惯经战阵，所向披靡的光荣传统，用辉煌战绩重塑因平三藩之役而变得黯淡的宗室王公的形象。

康熙二十九年（1690）八月初一，清军与准噶尔军大战于乌兰布通。经过激战，清军攻破噶尔丹的“驼城”，大败敌军，噶尔丹乘夜逃走。福全在38岁的壮年，秉钺出征，打败了威行西北和内外蒙古的准噶尔部，临阵指挥均有条理，足见他并非平庸之辈。乌兰布通之役告捷，对蒙古和西藏产生了很大影响，提高了清廷声威，为喀尔喀蒙古诸部悉数内附铺平了道路。可惜的是，福全在非常有利的情况下，未下令穷追猛打受到重创的噶尔丹部，反而主动休战，致使噶尔丹安然逃脱，为日后的干戈扰攘留下后患。又说明他缺乏合格军事统帅应有的素质，特别是经验、果敢、勇气和主动精神。

福全帅军回京后，与恭亲王常宁、简亲王雅布等人一同以贻误军机的罪名受到追究。原议，三亲王俱革去王爵，福全撤去三佐领。玄烨念战役告捷，噶尔丹远遁，命从宽免革王爵，福全、常宁罢议政，与雅布俱罚俸三年，福全撤去三佐领。[25]

乌兰布通战役后，玄烨未再重用福全和常宁，但清廷有重要政务，仍让他们参与议决。康熙三十年（1691），玄烨主持与喀尔喀蒙古的多伦（今内蒙古锡盟多伦县）会盟；三十五年二月，玄烨第一次亲征噶尔丹；福全、常宁都在随从之列。此后，福全在京城平静地度过余生。他深藏若虚，恬淡清静，晚年住台基场“目耕园”，以礼接文士为赏心乐事。福全卒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玄烨对他备示殊荣，谥号“宪”，御赐碑文，盛赞他：“入而预闻大政，出而翊赞戎机”，“四十余年，曾无失德”，“惟王克忠克孝之节，允树为臣为子之型。”[26]恭亲王常宁，与福全逝于同一年。

爱新觉罗皇族是马上打天下，马上得天下。从努尔哈赤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统一女真各部，称汗建国，到皇太极称帝建立清朝，及至福临基本完成对中国大陆的征服，玄烨发展祖宗成业，进一步巩固清朝统治，无一不以八旗将士的弓马骑射与勇猛之气，作为可靠后盾。因此，玄烨希望将诸皇子造就为新一代的军事统帅。他不满足于只让皇子在行围狩猎中演练骑射，还希望他们在战场上受到真正的锻炼。玄烨三次亲征噶尔丹时，均命皇子随同前往。[27]清朝入关后10帝中，玄烨是惟一曾经御驾亲征的皇帝，他的儿子随扈出征，也是入关后其他各代皇子所未经历的。康熙二十九年（1690），玄烨派福全往征噶尔丹时，曾派皇长子胤禔做副手，临行赠诗中有“武略期无敌，王师出有名。亲藩分铁钺，长子拥麾旌”[28]之句，对长子在军事上的成长寄予厚望。但在乌兰布通战役前，因胤禔与福全有争执而被召回。康熙三十五年，在远征噶尔丹时，他与内大臣索额图统率八旗、绿旗先头部队。两年后封直郡王。此后，再未予闻军事。

除胤禔外，皇三子胤祉、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十四子胤禵都有从征的经验。其中，胤禵是惟一一位长期远离京师，独当一面，且在军事征服上有重大建树的皇子。西北准噶尔部酋长噶尔丹死后，又有策妄阿拉布坦为其首领，势力迅速膨胀。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部侵占西藏，清廷不能坐视不问，任命31岁的胤禵为抚远大将军，远征西藏。胤禵率军离京，玄烨诏令满朝王公大臣为他送行，所赐恩典比同亲王。

胤禵西征对于清朝的重要性，不亚于玄烨三次亲征噶尔丹。准噶尔控制整个西藏后，不仅与西藏毗连的青海、四川、云南受到威胁；准部上层一旦控制了黄教，就可借此煽动笃信此教的蒙古诸部脱离清朝统治，进而破坏被清朝视为统治基础的满蒙联盟。

胤禵将大营驻扎在西宁，积极备战。五十九年（1720）初，遣两支大军入藏：一支由青海自北路攻入西藏，以平逆将军宗室延信（豪格孙，温郡王猛峨子）为统帅，另一支由川西自东路攻入西藏，以定西将军噶尔弼为统帅。八月，清军攻克西藏。这次西征，不仅使西藏居民免遭准噶尔部扰掠，且再次挫败准噶尔贵族建立横跨蒙、藏、回地区大帝国的野心，确保了清朝江山的统一和完整，增强了各民族对清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胤禵西征所遇到的问题十分错综复杂，不仅局限于军事方面，还涉及解决当地王公矛盾、宗教和民族纠纷，保障军队的后勤供给，以及对地方官员的管理。在胤禵的努力下，这些问题都获得比较稳妥的解决，确保了西征之役顺利完成。收复西藏后，胤禵奉命继续留在西北。康熙六十年五月，他率师驻甘州（甘肃省张掖），进抵吐鲁番，准备进军伊犁，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但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玄烨猝死，致使胤禵胞兄皇四子胤禛嗣位，胤禵被召回北京，不久身系囹圄（事详后文）。建功立业于西北的宏图因此功亏一匮。

雍正年间，与西北准噶尔等部的战事时断时续，但宗室诸王公才堪军事重任的已属凤毛麟角。雍正元年十月，任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征青海；七年三月，命领侍卫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川陕总督岳锺琪为宁边大将军，分兵两路会征准噶尔；九年七月，遣大学士马尔赛为抚远大将军往归化城办理喀尔喀防守事宜，所任用者，均是八旗的满、汉重臣。宗室王公建功边陲的，只有顺承亲王锡保和平郡王福彭。

锡保和福彭都是开国元勋礼亲王代善的嗣裔。锡保是萨哈廉的曾孙，袭顺承郡王爵。雍正七年三月，率师讨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锡保署振武将军印，驻军阿尔泰（今新疆阿勒泰）。九年，胤禛以锡保治军勤劳，进封顺承亲王。驻防察罕叟尔，授靖远大将军。翌年七月，蒙古亲王策棱大败准噶尔部于额尔德尼昭（即光显寺，位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畔）。锡保疏请建立乌里雅苏台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汗省省会扎布哈朗特）。这座城池成为拱卫清朝北疆的军事要塞。

福彭是岳讬后裔纳尔苏之子。代善子岳讬封克勤郡王，岳讬之孙罗科铎是第一代平郡王，福彭是罗科铎第六子系下的曾孙，不过在这个贵胄身上，流淌的却是满汉两族的血液。内务府汉军旗籍、江宁织造曹寅（著名文学家曹雪芹祖父）长女是他的母亲。福彭袭爵后，曾署理八旗都统。雍正十一年，在军机处行走（行走，参与办事意）。授定边大将军，率师讨准部噶尔丹策零。途中奏言：“行军，驼马为先。今喀尔喀扎萨克贝勒等远献驼马，力请停偿值。彼不私其所有，而宗室王、公、贝勒皆有马，岂不内愧于心？臣有马五百，献送军前备用。”[29]十二年，率军赴科布多护卫北路诸军，复率师驻鄂尔坤，筑城额尔德尼昭之北。乾隆初年，福彭历任正白、正黄两旗满洲都统，殁于十三年（1748）。福彭生前还担任过宗人府右宗正，以及玉牒馆（编纂皇族宗谱的机构）总裁，文武兼备，是宗室内的干练人才。

福彭身后，宗室王公中再无扬威边陲、建功疆场者。随着清朝统治空前稳固，宗室贵胄普遍耽于安乐，不知以讲武习劳为务，祖辈“以弧矢威天下”的传统逐渐丢失。

国家庶政，头绪纷繁，皇帝纵有“日理万机”的精力，“宸纲独断”的能力，也绝非一人所能胜任。因此，他们处理国家政务，都注意重用宗室亲贵。雍正帝（胤禛）在藩邸时，诸兄弟多为政敌，惟与胤祥（玄烨第十三子）关系密切。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胤祥因卷入废太子事件遭到囚禁。不能排除如下可能，即胤祥同胤禛结成一党，卷入储位之争，这或者就是胤禛即位伊始，将胤祥从一闲散皇子超拔为和硕怡亲王，并任其总理事务的原因。[30]

胤禛即位初，财政亏空严重，在胤祥主持下，进行了大规模清理钱粮亏空活动。从雍正元年至三年，各地题奏历年钱粮亏空案件有100余起，累计亏空钱粮2300多万两。为了追补亏空，他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严令亏空官员完纳赔补。此举大大抑制了弥漫于康熙末年的贪黩之风，打击了贪官污吏。清理亏空前，户部库藏亏空250余万两；清理后不过一年多时间，就有了盈余。此后，库帑充裕，国家财政状况明显好转，为康熙以后盛世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为了制止各地官员在税收赋敛中任意加派，中饱私囊，胤祥还疏请取消加色、加平等积弊。减轻了百姓的额外负担，也限制了官吏贪污受贿风。胤祥以其出色的理财能力受到胤禛嘉许。胤祥克尽职守，同时承办了大量行政事务。雍正初年，很多谕旨都是由胤祥转达的。胤禛对他待遇优厚。加恩将其兼管佐领改为私属，并赏加护卫、亲军数十人。雍正三年，因他总理事务谨慎忠诚，从优议叙。在他亲王爵之外，加封一郡王爵，允许他在诸子中指封。同时增加俸银万两。

胤祥的另一突出政绩是兴修直隶水利。直隶水系庞杂，水涝灾害频仍。尤其永定河水，一经泛滥，如野马脱缰，为害最甚。雍正三年直隶大水后，胤禛决心防治水患，任命胤祥总理京畿水利。胤祥和大学士朱轼共同实地查勘后，提出兴水利，开引河，疏河道，浚水淀，筑减水坝，开入海直河等建议；并请设置营田水利专官，募农耕种。均奏准实行。直隶水利兴建后，水患有所减少。胤祥有关京畿河务的奏疏，编为《怡贤亲王疏钞》，由吴邦庆辑录，后收入道光年间刊行的《畿辅河道水利丛书》。雍正四年，胤禛亲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匾额，赐与胤祥，说他“职掌有九，而公尔忘私，视国如家”。[31]

当胤禛决定远征伊犁河流域厄鲁特蒙古时，于雍正七年设置“军机处”。此后，军机处成为清廷的中枢机构。胤祥与汉大臣张廷玉、蒋廷锡成为最初的三位军机大臣。七年六月，胤祥受命主持西北两路军机事务。第二年五月，胤祥病亡。胤禛悲恸异常，称赞他：“事朕八年如一日，自古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于是赐谥曰“贤”，入祀太庙。胤祥原名，因避世宗皇帝讳已改为“允祥”，至此胤禛诏令恢复原名。这是有清一代大臣不避帝讳的惟一事例。乾隆中，追念胤祥功，特下诏旨，其爵位世袭罔替。在胤祥之前，清初诸“铁帽子王”皆因军功卓异而获此特权，胤祥则因突出治绩获此殊荣。至晚清，恭亲王奕、醇亲王奕、庆亲王奕劻亦步其后尘，相继获得世袭罔替的特权。但他们的德才各有缺失，与怡亲王难以相提并论。

图18 怡亲王园寝（河北省涞水县石亭镇东营房村）

胤祥弟胤礼（玄烨第十七子），雍正年间封果亲王，先后管理藩院、工部、户部、宗人府事务。高宗弘历即位，命总理事务。曾密疏请蠲免江南诸省民欠漕项、芦课、学租、杂税。弘历允其请。胤礼病逝于乾隆三年，也是宗室王公中比较出众的人物。[32]

另外如宗室德沛，庄亲王舒尔哈齐后裔，贝勒费扬武（舒尔哈齐子）曾孙，贝子福存子。雍正十三年，授镇国将军。历仕兵部侍郎、甘肃巡抚，乾隆初官至湖广总督、闽浙总督。德沛敦重儒学，身体力行，操守廉洁，一介不取。为应付各项开支，债负日积，不得不出卖旧产。这在封疆大吏中实不多见。弘历得知后，诏令赐福建藩库银l万两，“以风有位”。[33]郑亲王济尔哈朗子济度，为第一代简亲王。乾隆十三年，第三代简亲王神保住“恣意妄为”，夺爵，改由德沛承袭。简亲王有侄、辅国公恒禄，平素禀亲王家训，为官后自奉清廉，任职吉林将军时，俸饷外，毫无沾染。有权势者索要貂褂数件，恒禄不愿向商贾勒索，只好售辽东旧产以偿之。

清初宗室人少，世袭封爵，没有出任职官者。康熙年间，宗室人员主要在宗人府任职，或挑补侍卫，或选任旗缺，担任外官的很少。相形之下，觉罗途仕与一般旗人同，放任外官的机会较多，勤政干练的人物史不绝书。

觉罗满保，满洲正黄旗人。父僧参，曾仕至少詹事。满保不能靠父祖余荫飞黄腾达，只有凭自己的勤能精干步入仕途。满保是觉罗中博学之士。康熙中叶中进士，改庶吉士，任国子监祭酒，并任经筵讲官。康熙五十年调任福建巡抚，到任伊始就疏劾属下将领“纵盗市功”罪，严厉整饬社会治安。他认为濒海要地需得谙练庶务、素著才能者治理，疏请在福州府出现官缺后，于直隶各省“卓异官内特简调授，三年俸满升用”。这一建议得到玄烨批准，立即施行。[34]满保升任浙闽总督后，开始全面整顿海防。鉴于台湾“孤悬海外”，建言在水师重地安平镇、厦门藩屏澎湖岛和台湾要塞鹿耳门加强防守，大量兴建炮台，设重兵驻防。又在台湾北端淡水设营，加强了对台湾的控制。康熙六十年（1721）席卷台湾的朱一贵之变，也是在他主持下镇压的。

雍正三年（1725）九月，满保死于闽浙总督任上。胤禛谕旨说他“居官虽无廉介之称，然才干优长，尽心力事，整饬营伍，经理海疆，实为称职”。满保为官练达，颇有治迹，但并不清廉。死后有人揭发，他为求得官运亨通，曾贿赂当朝显贵，一次馈送隆科多黄金300两。

在觉罗中以廉洁著称的有满洲正红旗人华显。华显于康熙四十年擢任川陕总督。甘肃流民数千人拥入西安，嗷嗷待哺，华显与巡抚鄂海首先拿出自己的俸银，倡率属官集资，为灾民计口授粮，并拨给荒地为业。陕西百姓苦于苛敛，他严饬有司禁私下征派，以身作则，杜绝馈遗。华显在整顿军纪，修筑营堡，选练士马方面也很有政绩。他去世后，作为当地名宦受到后人纪念。[35]

觉罗长庆，满洲正蓝旗人。乾隆年间任职江苏巡抚，为官勤于民事，不讲排场，经常深入里巷，访察民隐。在任期间，清漕政，斥贪吏，为时人所称道。[36]

觉罗吉庆为政也很清廉。浙江巡抚任上，有一次总督额外需索银20万两，时值州县财力告匮，吉庆无意加派民间，总督征索总不回应，派下属临门，俱以礼遣之行。经过数年经营，浙省财赋转绌为盈。吉庆由浙省调任广东，当地为天下繁华之区。前任官员，无不穷奢极欲，搜刮明珠、翡翠、珍奇金玉，载满海舶而归。吉庆督粤几十年却不名一钱，几榻萧然。子寿喜，袭荫散秩大臣，有父风。这在当时官场上，是难能可贵的。

以上这些宗室觉罗，身为封疆大吏，多尚廉能，惠泽于民，所以留名青史。

二 秘密立储

清初入关前，皇位继承实行推举制。顺治末年，玄烨被定为嗣君虽出自福临钦定，仍带有很大随意性。由于一直没有形成严格规范的皇位继承制度，每逢皇位交接，总要在众多觊觎者中引起纷争。玄烨晚年，围绕皇太子的废立，争斗再起，内部矛盾空前激化。胤禛在位时，创立秘密立储法，终使这个长期困扰爱新觉罗皇室、并且影响到清朝政局稳定的难题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

秘密立储法，作为清朝乃至中国历代王朝前所未有的新制度，从摸索、成形，到最后确立，经过了一段复杂曲折的过程，穿插着一起起诡谲多变的事件。

事情还要从顺治年间说起。清朝入关，面临的是远比关外复杂的形势，如何在新形势下维护统治权力，成为摆在胜利者面前的当务之急。福临亲政，重用汉官并在许多方面遵依明制行事。汉大臣中，不断有人呈递奏章，请求皇帝取仿汉制，早定国本，册立太子。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他的宠妃生皇四子，福临欣喜若狂，准备将他立为太子，后来虽因小皇子早殇未能如愿，至少说明清朝皇帝在汉官的影响下开始接受预立储君以定国本的说教。[37]

玄烨是几经周折才被定为嗣君的，幼年临朝又受到辅政大臣的辖制。成年后，有鉴于祖、父以及自身登极后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教训，决心另辟蹊径。当时他可以借鉴的，仍是前朝汉统治者立嫡立长的做法。康熙十四年（1675），正值平定三藩叛乱、军情紧急之际，玄烨下诏册立刚满周岁的嫡长子胤礽为太子。玄烨选择这个时机册立太子，意在稳定人心，昭示正统，并用取仿汉人皇位继承制度，拉拢汉人士大夫。诏谕强调“正位东宫”，“以重万年之统，以系四海之心”。[38]顺治帝福临没有嫡子，庶子中福全居长，按汉制当立福全，福临却预立太子且选定排行第二的玄烨。玄烨预立太子且立嫡以长，明显偏离其父的做法，又表明在入关30多年后，满洲统治者已经更深地侵淫于汉文化。但是，玄烨册立太子的做法，却遇到严重挫折。

（一）太子的立和废

太子胤礽生于康熙十三年五月，母赫舍里氏，辅政大臣索尼之孙领侍卫内大臣噶布喇女，康熙四年册为皇后，生胤礽当日死，谥仁孝皇后。玄烨深知太子关系重大，为使他将来顺利继承大位，确实殚精竭虑。太子稍懂事，便亲自教授读书写字，“告以祖宗典型，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又教之以经史，凡往古成败，人心向背，事事精详指示”。[39]又延揽一批理学名臣和博学硕儒做太子师，要他们既教学问，又教处世立行。胤礽不但很快通晓满汉文字，像父亲一样娴于骑射，且品貌端庄，待人彬彬有礼，因而颇受玄烨眷爱，外出巡幸时常带在身边，让他体察民情风俗。为了培养太子，以后又让他代行祭祀大典和参与朝政。康熙三十五年（1696），玄烨亲征噶尔丹，特意留他在京师，处理各部院奏章，主持政务。第二年，玄烨出兵宁夏，又命他留守。

然而，随着胤礽稍长，却越来越使玄烨感到失望。胤礽自幼成长内廷，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加之父辈的恩宠，侍臣的阿谀，逐渐养成享乐奢侈的作风，任性骄纵，不思奋进，发展到后来，依恃皇太子的身份，肆恶虐众，即使对皇父亦少敬意，对诸兄弟极少仁爱。

玄烨和胤礽之间首次显露嫌隙，是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七月。玄烨出塞远征噶尔丹，中途得病，传信叫胤礽到行宫相见。见面时，胤礽毫无忧戚之色，对父亲的健康漠不关心，使玄烨很不高兴。

父子间待人处事方式和性格多有不同，也加深了矛盾。玄烨生活比较节俭，从不妄用滥取，胤礽奢侈贪婪，派人向地方官敲诈勒索。玄烨带胤礽南巡，江宁知府陈鹏年在主办行宫事务中供奉简朴，又无礼仪馈赠，胤礽大怒，竟要将陈处死。玄烨待人宽和，胤礽却任意凌虐臣属，甚至连满洲亲贵也任意挞辱。胤礽在诸皇子中地位优越，恣意妄为，同辈兄弟出于忌恨，拨弄是非，也促使了胤礽和父亲关系的恶化，

从玄烨一方讲，立储受挫也有自身原因。他22岁时册封皇太子，未免操之过急。尽管为树立太子威信和培养从政能力煞费苦心，却未注意在制度上防止皇储越分，形成对皇权的干扰。比如在礼仪上，一开始就规定，皇太子服御诸物俱用黄色，一切仪注几乎与皇帝相同。玄烨事后总结说，胤礽“骄纵之渐，实由于此”。[40]又规定，每逢庆典，大臣们朝拜皇帝后，需往东宫行礼。这些优遇，反而助长了太子的骄纵和非分之想。加上阿谀奉承之辈麇集太子周围，为其出谋划策，逐渐形成所谓“太子党”，使玄烨感到皇权受到危胁。再者，清朝入关后皇权虽不断加强，诸贝勒共治国政已成明日黄花，但满洲贵族在政治上仍保持强大影响，加上八旗制度中严格的主奴关系和玄烨不断任命诸皇子兼管旗务，就为诸皇子各结党羽参与争夺皇位造成了条件，使斗争更加复杂而广泛。

康熙三十六年（1697）三月，玄烨第三次亲征噶尔丹，临行，严饬言官：自皇子诸王及内外大臣官员，有所行贪虐不法，或交相比附，倾轧党援者，务必大破情面，据实指参，勿得畏怯权贵，瞻徇容隐。[41]可是，胤礽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在居守期间，所行放肆，亲昵朋比匪人。五月，玄烨还京，将太子左右亲近用事者置于法。

胤礽失宠后，引舅氏索额图为奥援。索额图是开国勋臣索尼子，胤礽母亲的叔祖，任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多年。康熙四十年（1701）以老乞休，在朝中仍拥有强大势力，是太子胤礽最倚信的支持者。朝廷中索额图党逐渐演为“太子党”。康熙四十一年，玄烨巡视河南，阅视河工。十月，胤礽至德州称病不行，玄烨召索额图前来视疾。胤礽久病不愈，玄烨决定先行返京，留胤礽在德州调养。第二年五月，据索额图家人告发，索额图“背后怨尤，议论国事”，又发现助太子“潜谋大事”。[42]于是命执索额图交宗人府拘禁，党附索额图者或处死或锁禁。索额图死于狱中。玄烨与胤礽的矛盾日益深化。

康熙四十七年（1708）五月，玄烨率领诸皇子行围塞外，皇十八子胤祄重病，留中途调理，不久病情恶化，玄烨回銮临视，非常忧戚。胤礽对弟弟病危却无动于衷，毫无友爱之意，玄烨加以责让，胤礽反而大发雷霆，任意挞辱随行诸大臣侍卫。甚至每夜窥伺玄烨所居幔城，使玄烨惊惧不安。九月初，行至蒙古布尔哈苏台地方，玄烨命太子胤礽跪见，垂涕宣谕：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恶愈张，谬辱在廷诸王贝勒大臣官员，专擅威权，鸠聚党羽，窥伺朕躬，起居动作，无不探听”，“有将朕诸子不遗噍类之势”。[43]宣布将胤礽废斥拘禁。谕毕，玄烨痛哭扑地。太子既废，玄烨召诸皇子入乾清官，宣布说：“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44]但是，胤礽废后，太子虚位，希冀储位的诸皇子竞进纷起，争斗更加不可遏止。

玄烨共有35子，其中15子早殇，1子出继，尚有19子。长子胤禔系惠妃纳喇氏所生，故不得立为太子。二子即皇太子胤礽。三子胤祉封郡王，四子胤禛，五子胤祺，七子胤祐，八子胤禩均封贝勒（六子胤祚早卒）。诸皇子各自结纳权臣，招纳门客，植党互斗。胤禔不得立而心忌胤礽，待胤礽废，便党同皇八子胤禩，向玄烨奏称，相面人张明德言皇八子当大贵，并说：“今欲诛胤礽，不必出于皇父之手。”[45]玄烨震怒，斥他“凶顽愚昧”。皇三子胤祉乘机揭发胤禔曾用喇嘛魇术谋害胤礽。玄烨命将胤禔革爵幽禁，张明德等凌迟处死。又传谕：如有人称誉胤禩，必杀无赦。胤禩被革去贝勒，为闲散宗室。

玄烨废胤礽时，曾说他“似有鬼物凭之者”。胤禔被魇咒事揭发后，玄烨释放胤礽，并说他病情好转，“亦自知有罪”。当时，诸皇子间储位之争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甚至连当朝的宗亲大臣也卷了进去，此情此景令玄烨感到震惊。他斟酌再三，决定复立胤礽为皇太子。

康熙四十八年（1709）三月，玄烨举行大典，宣告复立胤礽为太子。同时对其他皇子加封晋爵，以调和诸子关系。三子胤祉、四子胤禛、五子胤祺由郡王晋封亲王，七子胤祐由贝勒晋封郡王。十子胤封郡王。九子胤禟、十二子胤祹、十四子胤禵封贝子。此前，胤禩已恢复贝勒爵位。

胤礽由被废到复立，前后不满半年，玄烨反复失措，未能稳定朝廷形势。胤礽复位不久，故态复萌。为树一己势力，在廷臣中广植党羽，都统鄂缮、迓图，刑部尚书齐世武、兵部尚书耿额、步军统领托合齐都党附胤礽。玄烨看到胤礽在自己擢用之人中培植异己势力，深感居心叵测。胤礽又时时奏请，某人应责，某人应惩，某人应诛，除请诛者未允外，余皆俯从其请，胤礽因此而树威。胤礽在复立以前，曾当着父亲和兄弟的面，承认“凡事俱我不善”，并发誓不念人仇，实际上对废斥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而且，对属下人暴虐横施，捶楚鞭笞；饮食服用，穷极奢华。种种暴戾乖张行止，甚于从前。玄烨决意将皇太子再行废斥。

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玄烨命将党附皇太子的鄂缮、耿额、齐世武、悟礼等锁拿，拘禁宗人府，严加审讯。审讯长达7个月之久，牵连臣僚多人。第二年四月定案，耿额等处死，其他官员分别议处。玄烨说，诸人结党俱因胤礽所致，胤礽行事不仁不孝，难以掩盖，“徒以语言货财，买嘱此等贪浊谄媚之人，潜通消息，尤属无耻之甚”。[46]胤礽党羽被剪除后，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复将皇太子废黜禁锢。

皇太子再废再立，前后不满3年。在帝制时代，皇太子被视为国本，废太子是头等大事。而玄烨却一废再废，留下的教训是很深刻的。事实证明，不完善的立储制度，不仅未能保证皇权的至高无上，反而对它的权威构成威胁。然而，储位悬缺，又会在政治上引起一连串阴谋和斗争。两次立储遇挫，玄烨开始慎言立皇太子事，他确定的太子标准是：“必能以朕心为心者。”[47]但诸皇子中何人符合这个条件，却难以验证。立储问题成为玄烨晚年难以排解的心病。

（二）秘密立储法的确立

在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日子里，皇四子也处心积虑，怀有觊觎之心，但手段更为高明。胤禛母乌雅氏，护军参领威武之女，并非出身显贵，在妃嫔中地位低微。生胤禛后进为德妃。胤禛21岁封贝勒，晋封雍亲王时，已年逾30岁。他接受满人戴铎“戒急用忍”的建策，在玄烨面前亟表恭顺，不露形迹，暗中结纳朝臣，多方活动，同时与兄弟诸王和睦相处。康熙四十七年，玄烨巡幸塞外，胤礽被遣送回京，命胤禛看管胤礽。尽管如此，胤禛仍站出来为被禁锢的胤礽说话，表现了与其他兄弟截然不同的态度，从而获得玄烨好感，夸他“深明大义”。当玄烨为立储失败而心情沮丧，身患重病之际，又是胤禛殷勤奉侍，不离左右。胤禛子弘历（后来的乾隆帝）于康熙五十年出世，也是促成胤禛继承皇位的重要原因。弘历儿时聪明伶俐，善读诗书，深得年届七旬的祖父宠爱。玄烨传见弘历生母时，连称她为“有福之人”。这对于胤禛继承大统，应是一个吉兆。

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一月，玄烨召集诸皇子及满汉大臣，谕言中谈及自第一次废黜胤礽，“大病之后，过伤心神，渐不及往时”。然后郑重说：“死生常理，朕所不讳。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十年以来，朕将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书写封固，仍未告竣。立储大事，朕岂忘耶？”最后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48]玄烨在谕中暗示已决定立储，只是未将选定嗣君言明。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玄烨病死，死后，宫中传出遗诏，内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极，即皇帝位”。[49]

玄烨生前遗诏胤禛即位，是秘密立储的雏形，而将这种做法加以制度化的则是胤禛。

胤禛即位伊始，为防止日后宗室诸王为皇位继承再起争端，于雍正元年（1723）八月下诏，公开宣布实行秘密立储法。他当着总理事务王大臣的面，将事先秘密写好的储君名字放入锦匣中，封固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后，宣布在其故去后再公之于众。秘密立储法的特点在于，建储之事是公开的，从而防止和减少了诸子间为觊觎皇位而展开争斗；同时它又是秘密的，在诸皇子中究竟立储为谁并不公开，这便于皇父从诸皇子中实行优选，又不会受到王公大臣的掣肘。[50]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胤禛亡故，皇四子弘历继位，就是按照秘密立储法，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等王公大臣宣读胤禛亲书密旨。

秘密立储法是爱新觉罗皇室汲取历史教训，不断摸索，最终形成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基本解决了清太祖努尔哈赤以来尤为棘手的皇位继承问题，避免了储位相争，保证了皇室内部的统一和国家政局的稳定。秘密立储方法，为后来几代皇帝所沿用。除咸丰帝奕只一独子，且出生较晚，临死前一天匆忙立储；同治帝载淳、光绪帝载湉则均无子嗣。它突破了中国帝制时代长期以来立嫡立长的固定模式，使选贤重于传嫡长。换个角度讲，秘密立储法的确立，也是皇权巍然屹立的产物，选立嗣君的权力完全集中到皇帝一人之手，王公大臣不要说参与意见，连知晓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三 削弱宗藩

康熙年间，诸皇子各结党援，彼此勾心斗角，矛盾日深，胤禛既厕身其间，已目睹其害。登极后，自知难以高枕而卧，于是把削弱宗藩作为当务之急。

胤禛即位初，下令兄弟诸王的名字“胤”字均改为“允”，以别于皇帝名讳。命允禩、允祥与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总理国家事务，臣下启奏和谕旨传出均经四大臣。并晋封允禩为廉亲王，授理藩院尚书，晋封允祥为怡亲王，命总理户部。允禩长期谋位，在朝中结党甚众，晋封允禩，不过是一种“欲擒故纵”的手段。允禩一家人也深悉胤禛用意。封亲王命下之日，允禩私下向人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其妻乌雅氏对庆贺的人说：“何贺为？虑不免首领耳!”此话传到胤禛耳中，怨恨更深。

胤禛即位之日，即命玄烨十四子允禵回京奔丧。允禵为胤禛同母弟。但在诸皇子储位之争中，他联合异母兄弟允禟和允禩，一同反对其胞兄胤禛。允礽第一次被废后，他曾支持野心勃勃的允禩立为太子，为此引起玄烨的强烈不满。康熙四十八年封贝子。五十七年（1718）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征讨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玄烨病死时，允禵统重兵在外。胤禛召他回京守陵。雍正元年五月，下谕说：“允禵无知狂悖，气傲心高，朕望其改悔，以便加恩。今又恐其不能改，不及恩施，特进为郡王（原为贝子），慰我皇妣皇太后之心。”[51]允禵被解除兵权，留居京师。

康熙时，允禩谋立私党，允禟（康熙第九子）、允（康熙第十子）均依附允禩。胤禛即位后，晋封允禩，调回允禵，随命允禟出驻西宁，命允往蒙古祭奠哲布尊丹巴（喇嘛教大活佛，雍正元年圆寂于京师，灵龛送还喀尔喀），允中途称病不行，旋称有旨召还，居张家口。复私行禳祷，疏文内连书“雍正新君”，胤禛借题发挥，斥为不敬。第二年春，命将他革职逮捕，拘禁京师。允禟在西宁，被宗人府劾违法买草、踏勘牧地，肆行无忌，胤禛暂予宽免。

同年七月，胤禛自著《朋党论》，指责诸王大臣结为朋党，“徒自逆天悖义，以陷于诛绝之罪”。[52]年底，废太子允礽在囚禁中病亡，终年52岁，追封为理亲王，谥曰“密”。胤禛兄弟中的政敌主要是允禩一党。雍正二年，胤禛将矛头指向宿敌允禩，上谕说：“允禩素行阴狡，皇考所深知，降旨不可悉数。自朕即位，优封亲王，任以总理事务。乃不能输其诚悃以辅朕躬，怀挟私心，至今未已。”[53]第二年，以允禩总理国家事务期间，“挟私怀诈，有罪无功”，不予议叙。允禩曾疏请裁减内务府披甲名额，胤禛令覆奏，允禩又请每佐领增加90余副，前后异议。胤禛斥责他“阴邪叵测，莫此为甚!”并命每佐领留甲50副，多出甲额不立即裁减，待缺出以后不补。内务府披甲人得知后不满，群集允禩府第前哄闹，翌日又集副都统李延禧家，并纵掠财物。胤禛命捕治闹事者。有人举报哄闹李延禧家是允禩背后教唆，允禩也不辩解。胤禛故意使允禩难堪，命他鞫定为首者立斩。待允禩将为首者姓名报上，又指责他“所谳不实”。允禩动辄获咎，进退狼狈。宗人府具奏称：“允禩心怀奸恶，其悖逆结党之罪，屡蒙皇上宽免”，“激令内务府人等嚷闹，明系市恩惑众，毫无畏惧，奸恶已极”。请革退亲王，撤出属下佐领。胤禛暂从宽免。[54]不久，又查出允禩私毁皇父御批事。雍正四年（1726）正月，胤禛召诸王大臣，将当年皇父责斥允禩谋害允礽谕旨公开发出，内称“朕与允禩父子之恩绝矣”。胤禛据此处治允禩，说：“允禩自绝于天，自绝于祖宗，自绝于朕，断不可留于宗姓之内，为我朝之玷!谨述皇考谕，遵先朝削籍离宗之典，革去允禩黄带子，以儆凶邪，为万世子孙鉴戒。”[55]允禩被削除王爵，属下佐领人员也被没收，交宗人府圈禁高墙。允禩被削去宗籍后，不能再用宗室旧名，三月，改名为“阿其那”（满语，詈语，一说为“恶狗”意），其子弘旺改名“菩萨保”。

此前，皇九子允禟远居西宁，不准回京。雍正三年，胤禛借口允禟纵容家下人在当地生事，遣都统楚宗往约束，楚宗至，允禟不出迎。传旨诘责，允禟大不满，声称：“上责我皆是，我复何言？我行将出家离世!”楚宗返京奏上，胤禛以允禟傲慢无人臣礼，严辞斥责。又听说当地人咸称允禟“九王”，手诏斥其“无耻”。不久，下令夺允禟爵，撤所属佐领，留西宁幽禁，属下旗人撤还京师。四年正月，京城捕役搜得允禟在京亲信寄给其主的私书，字迹类似西洋字。胤禛询问允禟子弘晹，得知是允禟自造文字。上谕说：“从来造作隐语，防人察觉，惟敌国为然。允禟在西宁，未尝禁其书札往来，何至别造字体，暗藏密递，不可令人以共见耶？”[56]胤禛还指责说，允禟与弘晹书用朱笔，弘晹复书称其父言为“旨”，皆僭妄非礼；允禟寄允书中有“事机已失”语，其言尤为骇人。诸王大臣请治允禟罪，胤禛命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还京。五月，令允禟改名，又以他自拟名字“奸巧”，命改为“塞思黑”（满语，詈词，一说为“猪仔”意）。将他自西宁押至保定监禁。

雍正四年六月，诸王大臣承胤禛意旨，罗织允禩罪状40条，允禟罪状28条，奏请将允禩、允禟、允禵“并正典刑”。胤禛命将其罪状公布于天下。八九月间，允禩与允禟相继死于狱中。依附允禩的大臣鄂伦岱（佟国纲子）、阿尔阿松（遏必隆子）在戍所处死，宗室苏努（褚英曾孙）被谪戍山西右卫（今右玉）。胤禛在定苏努罪时，辞连其曾祖褚英，说他在诸皇子中制造纠纷，意在为曾祖鸣冤。苏努不久死于戍所，被追夺宗籍，骨灰被扬撒，诸子若孙均受株连。

康熙末年建功西藏的著名将领宗室延信（豪格孙）也成为胤禛打击的对象。延信初封奉国将军，官至八旗都统，五十七年，从抚远大将军贝子允禵征准部策妄阿喇布坦，率师徇西藏，道青海，击败准部大将策凌敦多卜，收复西藏。玄烨诏曰：“平逆将军延信领满洲、蒙古、绿旗各军，经自古未辟之道，烟瘴恶溪，人迹罕见。身临绝域，歼夷丑类，勇略可嘉!封辅国公。”[57]允禵返京后，由他摄抚远大将军事，晋封贝勒，授西安将军，是宗室贵族中不可多得的将才。雍正五年，胤禛加给他“与阿其那等结党”、“阴结允禵”、“入藏侵帑十万两”等罪状，夺贝勒爵。逮下王大臣按治，谳定党援、欺罔、负恩、要结人心、贪婪乱政、失误兵机凡二十罪，当斩。胤禛命幽禁，子孙降为红带子。胤禛惩处苏努、延信等人，意在震慑宗室成员。他一举消除允禩等诸弟党，击溃了政敌。

皇三子允祉，在胤禛即位后，受命守护景陵（康熙帝陵）。六年，允祉索贿事发，降郡王。八年二月复为亲王。五月，因怡亲王允祥丧，允祉后至“无戚容”，谕命夺爵，禁锢于景山永安亭。子弘晟禁宗人府。允祉一系势力也被消除。与此同时，皇十子允遭禁锢。皇十二子允祹受到降爵处分。皇七子允祐惟求苟全性命，对胤禛“敬顺小心”。皇十七子允礼见风使舵，后来依附胤禛，封果亲王。康熙年间形成的诸皇子党渐次解决。

康熙以来，诸皇子争立，王公大臣分别依附皇子，自成势力，形成朋党。胤禛剪除诸弟，不过是前期诸皇子争位斗争的继续，而他把斗争公开化，凭借手中的权力，按他的意图予以打击，不仅消除了政敌，而且又从制度上削弱了宗藩特权，以杜绝祸源。

康熙年间，以下五旗为王公贵族分封之地，和硕亲王不再像清初那样领有全旗，而是由皇帝从上三旗拨给15个满、蒙、汉军旗分佐领和包衣佐领作为私属，亲王以下诸王、贝勒，也分别领有若干佐领。此举虽然破除了旗主专擅一旗的积弊，但王公贵族仍以所得佐领为私产，在子孙中承袭，对于所属佐领的旗人任意差遣役使，“遇有过失，辄行锁禁，籍没家产，任意扰累”。[58]下五旗旗员身为国家官属，却处在诸王私人支配之下。两广总督杨琳，为敦郡王属下，郡王遣人赴广，据其衙署勒索，杨琳无可奈何。八旗都统五格，于胤禛面前奏对，对已经获罪削籍的允禟，仍口口声声称之为“主”。故主尚有如此余威，足见下五旗旗人对于旧日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很强的。

胤禛即位初，宗室诸王还拥有相当大的军事实力。当时亲王等各有五六佐领，兵丁三四百名，6个亲王所属兵丁多至二千四五百名，加上其他若干王公的兵丁，竟达4000余名。[59]胤禛为了巩固地位，不遗余力打击宗室诸王公权势：

首先，停止诸王兼理旗务。康熙末年，玄烨曾派皇子数人分管八旗事务。雍正六年（1728）十月诏谕：“向因宗室诸王等闲居无职掌之事，……是以谕令数人管理旗下之事。今观诸王之办旗下事者，与该旗大臣不甚相安。似此，则于诸王无益，而于公事亦未免耽误矣。”胤禛还在诏谕中指责诸王所办之事有舛误，若照例处分，于心不忍，不若仍令闲居。他规定：“除宗人府外，其余兼掌之处，俱著停止。”[60]

其次，胤禛借口“五旗之人，竟有两主，何以聊生？”[61]严禁诸王对所属旗人擅行治罪；规定除王府护卫仍由本主升擢，其余官员的升擢贬黜，皆归有司，诸王特权自此始绌。又禁止诸王私遣人役，如需用多人供役，挑选随侍人员，必须列名请旨。旧例：上三旗护军扈卫宫禁，下五旗护军各守王公府第，胤禛改为：下五旗各旗分佐领17名护军，除留2人仍隶属王公外，余者均派往守卫皇宫。

下五旗宗室、觉罗，原先多隶本府王公包衣佐领下，胤禛命令将他们撤出王府属下，置之公中佐领。使由王公私属变为国家属人。此举不仅有助于皇权的屹立，对于调整皇族内部关系来说也有重要意义。宗室奕赓《管见所及》说：

国初宗室不如是之尊也，凡下五旗宗室，俱隶本旗王公包衣下当差、护卫、典仪至披甲护军不等，出则为之引导，处则为之守护，且有挑为哈哈珠塞（笔者按：杂役之称），日供扫洒，侍巾栉者。无论叔伯兄弟，本王公俱奴视之。其挟嫌者或有所谋不遂者，日以鞭挞从事，其苦万状，其贱无伦。世宗宪皇帝在藩邸数十年，目睹其苦，御极之初，即敕谕下五旗王公，将下五旗包衣佐领宗室俱置之公中，与国家效力当差，不许该王公私行使令，于是诸宗室等幸出水火。[62]

雍正二年（1724）十二月，将原属下五旗王公管理的12个宗室佐领、20个觉罗佐领，置于该旗公中（即作为公中佐领），并令在上三旗行走。[63]胤禛将32个宗室、觉罗佐领改置公中，当然不是单纯基于对下五旗宗室、觉罗窘困处境的怜悯，主要还是担心王公领有大批宗人，对自己行使皇权——包括对宗人的族权——多有掣肘之处。但此举使大多数宗人摆脱了对王公贵族世代相袭的人身依附关系，生活环境大为改善，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再次，明确规定：“诸王不许交通外吏，除岁时朝见外，不许私谒邸第。”同时，严禁旗下人依恋故主，劝励他们为国家效力。雍正元年十二月，胤禛惩处了“居心不善”的安郡王岳乐，不准其承袭，并将他属下佐领撤出赐给廉亲王允禩、怡亲王允祥。胤禛集合所拨佐领人员，宣谕说：

尔等俱系朕之臣下，国家惟有一主，朕将尔王不准承袭者，其故如此。尔等若知尔王之罪，当即仰遵朕等办理，心中悦服，竭诚为国效力行走。倘仍顾念旧日属王，违背大义，沽取小忠之名，而蹙额致怨于朕……朕必诛之。[64]

不久，又撤回允禩所得佐领，俱给允祥。以后，胤禛多次降旨，对那些与旧日属主保持联系的人，将置之于法。胤禛严格禁止旗下人与旧主夤缘往来，力图使旗人从传统的主仆依附的纽带中解脱出来，成为皇帝的忠实属民。

最后，加强对王公的监督。每旗各设御史两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稽察一应事务；有应密奏及应题参事件，即密行其奏；对五旗诸王不按定例使令旗人，以及滥行治罪的行为加以查参。[65]

胤禛通过裁抑宗藩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得以巩固。从此，不但上三旗人为其控制，下五旗人“虽各自有该管之主，而其心亦只知有君上，不知有管主也”。[66]

清朝初年，沿袭满洲贵族议事的旧制，设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军国大事。玄烨亲政后，加强皇权，会议职能逐渐萎缩。民政事务由内阁大学士或六部会议具奏，议政王大臣只议国家典章制度及军事要务。设南书房后，始由汉人翰林参与撰拟诏旨，胤禛裁抑宗室王公权势，议政王大臣会议被进一步削弱。特别是雍正九年前后设立军机处，选派满、汉大臣充任军机大臣，军政大事均在军机处决定，议政王大臣会议形同虚设，终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取消。此后，尽管宗室王公依旧享有尊崇的政治地位，经济上领取优厚的俸禄、收取旗租，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对皇权已不能构成威胁。

胤禛压制宗室藩王的一系列措施，对于削弱满洲社会内部农奴制残余起到了积极作用，从更大范围讲，也为乾隆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营造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政治前提。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他对个人权力的不厌追求与历史发展大趋势的契合。当然，他对同胞骨肉刻薄寡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打击报复无所不用其极的严酷手段，在历史上也是很著名的。

由来已久的一起又一起内部斗争，已使不少宗室成员受到株连。到康熙晚期，包括努尔哈赤子孙在内的已革宗室有200人之多，而当时全部宗室人口还不到1800人。[67]已革宗室尽管身份不同，可皇族的血缘关系无法抹煞。康熙五十二年（1713）曾规定，他们的名字也要附载《玉牒》，并给以红带子为标记。乾隆帝即位后，为弥合储位争夺在皇室内部造成的深刻裂痕做了很大努力。他宣布，对因罪革退的宗室觉罗子孙，恢复他们不同于平民的贵族身份。对受到削爵、圈禁惩罚的允、允禵，予以宽释。封允禵为贝勒，命照常上朝。乾隆四十七年（1782），弘历诏令：允禩、允禟仍复原名，恢复宗籍，子孙一并叙入。他宣称，虽然这两位叔父曾“觊觎窥窃”皇位，但“未有显然悖逆之迹”。他还提到，皇考（指胤禛）晚年对苛待弟兄的往事经常“愀然不乐，意颇悔之，若将有待”。[68]将恢复允禩、允禟宗籍，解释为胤禛的遗愿。同年，弘历鉴于清初八旗诸王相互倾轧争权，摄政王多尔衮身后被削去王爵，财产籍没，谕旨追复多尔衮封爵。

乾隆帝即位初，对历史上的获罪宗室或平反、或释放，借以缓和皇室内部矛盾。但是他丝毫没有放松对宗室的警惕。乾隆四年（1739），他又以“结党营私，往来诡密”的罪名，一度把庄亲王允禄及其子侄弘皙、弘昌、弘晈、弘昇、弘普等人或革爵，或囚禁。这一镇压使整个宗室大为震怖。数年后某日，乾隆帝肉食未毕，诚亲王、和亲王即放下碗匙默坐。弘历遂借题发挥，谕旨训斥两王失仪。真可谓龙颜震怒，宗室觳觫。

清代中叶，专制主义的文化统治加强，文网严密，动辄犯忌，即使满洲士人也遭文字狱的迫害。乾隆年间发生的胡中藻、鄂昌一案，很有代表性。胡中藻，广西人，是已故大学士满洲旗人鄂尔泰的门生，颇得鄂尔泰赏识，被视为“昌黎（韩愈）再世”。[69]历任内阁学士、陕西学政、广西学政等官。乾隆二十年，胡中藻所著《坚磨生诗钞》被弘历细加搜求，认定他“诋讪怨望”。又斥鄂尔泰之侄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等高官，见胡中藻“悖逆之作”，不但不加纠举，反而“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罪不容诛。结果，胡中藻以“违天叛道，覆载不容”被杀，鄂昌则以“负恩党逆”勒令自尽。已故鄂尔泰，也因生前对胡中藻“独加赞赏”以至“酿成恶逆”，被下令将其祭牌自贤良祠中撤出。此案受到株连的有宗室塞尔赫，系努尔哈赤异母弟穆尔哈齐的曾孙，封辅国将军，官至议政大臣、仓场总督。著有《晓亭诗钞》，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宗室文人。

面对政治高压，许多宗室贵族同样有汉文人那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压抑之感。他们不敢公开刊行自己的作品，或者在刊行时加以删削。怡亲王胤祥死后，雍正帝命其家属交出胤祥著作。胤祥家属不敢承命，以家无存稿搪塞。雍正帝无奈，将胤祥存在内廷的应制诗刊出，名《交辉园遗稿》。乾隆帝即位后，胤祥子又编辑《交辉园遗稿续刻》，说这些遗稿是旧笥中发现。此前隐匿可能是害怕贾祸。许多宗室不敢刊行著作，只能以手抄本形式传世，也是基于同一原因。他们深知官场中风涛难测，往往采取逃避态度，于是将大部分精力消耗在锦衣玉食、游山玩水、诗酒唱和、写字绘画的生活中。

四 日尚儒雅

清朝厚待天潢，费用不赀，凡宗室婚丧，皆有恩赐。他们生活舒适，地位显贵，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形成儒雅嗜学的作风。在他们中间，不仅产生过卓有建树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文人学士，正如昭梿所说：“国朝自入关后，日尚儒雅，天潢世胄，无不操觚从事。”[70]古人将写字的木简叫“觚”（gū），“操觚”即“写文章”意。宗室贵族深为汉文化所熏陶，他们仰慕读书向学之名，喜欢以文章翰墨相矜尚。

在这方面，开风气之先的当推康熙帝玄烨。玄烨汉学功底深厚，巡游四方，每至一处便即兴赋诗，平生写诗1100多首。他的诗清新晓畅，气势恢宏。抒情坦率自然，记事翔实可考，堪称史诗精品。玄烨绘画、书法俱佳。在位时常以理学卫道士面目出现，组织编写《性理精义》，纂辑《朱子全书》，阐扬儒家学说不遗余力。乾隆帝弘历提倡“国语骑射”最为有力，但无论是从史书记载，还是从民间传说看，他都是最热衷于响慕风雅、吟风弄月的皇帝。尽管他一再表示最厌恶八旗中的“词林学问”，但是他本人却最喜四处题诗赋词。在历代帝王中，他的诗作数量最多，洋洋4万余首，蔚为壮观。弘历的书法仿赵孟，圆润秀发。绘画擅长山水、花草、兰竹、梅花、折枝，间或画佛像，亦只以数笔勾勒而成。弘历精于鉴赏。宫廷藏画，大部分是他收集的。画上的题跋也以他为最多。皇帝如此，也就难怪贵胄子弟竞趋时尚了。

图19 康熙帝读书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玄烨第三子胤祉、十五子胤禑、十六子胤禄，曾向传教士德理格学习律吕知识，均精通天文历法、算术、音律。康熙五十二年九月，胤祉奉命修辑律吕算法诸书，为此召集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参加，如方苞、徐元梦等人。在广泛考定坛庙宫殿乐器基础上，一年后，胤祉以《御制律吕正义》一书进呈皇父，玄烨令将律吕、历法、算法三书合为一部，赐名《律历渊源》。三书都吸收了西学，或以西法证中法，反映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和科学研究的水平。胤禑、胤禄参加了这项工作。胤祉著有《八音乐器考》。胤禄精数学，通乐律。胤禄于雍正元年承袭庄亲王爵。乾隆元年命总理事务。他除了预修《数理精蕴》、增修《七政时宪书》外，又修《律吕正义后编》。著有《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81卷，目录2卷。稍晚，对律吕有较深造诣的有礼亲王永恩。永恩字惠周，号“兰亭主人”。初袭康亲王，乾隆时复号礼亲王。为人宽易持己，淡泊勤俭，出处有恒。嘉庆二年殁。著有《律吕元音》四卷。

清朝诸帝尊崇儒学，使“崇儒重道”蔚成风气。宗室贵族中不少人热心研读儒家经典，有些还取得一定成就。乾隆年间袭封和硕简亲王的德沛，公余之暇，孜孜于对儒家经典的钻研，对《易经》有较深造诣，著有《周易补注》和《易图解》。他钻研理学，写过《实践录》等书。曾闭户穷经30年，讲求言行如一、践履笃实，人称“济斋夫子”。[71]裕瑞，字思元，豫亲王多铎后裔，封辅国公。裕瑞知识渊博，工诗善画，曾绘制西洋地球图，通西藩语，谓佛经皆自唐时流入西藏，近日佛藏，皆书一本，无可校雠，于是以唐古特文字译校佛经，著有《参经臆说》上下卷，《思元斋全集》。此外，宗室肫图《理象解原》4卷，裕恩《音韵逢源》4卷，都是经学之著。

还有一些宗室贵族掌握了汉人传统的治史方法。清历朝实录的编纂，以及雍、乾年间官修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满汉名臣传》等，保留了有关满族源流、发展历程、人物事迹、典章制度的丰富史料，在清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官修史籍，多有宗室成员与闻其事或负主纂之责。乾、嘉年间，宗室贵族稽古右文，热衷于私家著述。弘旺系康熙帝孙。其父胤禩，树党与诸皇子争储位，与胤禛为政敌。胤禛继位后，削胤禩亲王爵，交宗人府圈禁高墙，改其名为“阿其那”。弘旺被改名“菩萨保”。弘旺著《皇清通志纲要》6卷，另有《松月堂日下旧见》6卷。书中多记清朝典章制度。因为弘旺是“罪宗”之嗣，他的著作不能刻板印行，有抄本传世。

稍后有宗室奕赓，别号爱莲居士、墨香书屋主人、鹤侣主人，并曾自称为“天下第一废物东西”。庄亲王绵课子。曾官侍卫六年。道光八年（1828）因宝华峪地宫入水，追论绵课罪并株连其子嗣，奕赓被革去头品顶戴，道光十一年改授三等侍卫。奕赓《佳梦轩丛著》包括十一种著述：

《东华录缀言》6卷，系读蒋良骐《东华录》时所记的读史随笔。蒋氏《东华录》止于雍正朝，而《缀言》所记诸事，已下至乾隆、嘉庆两朝，兼及道光。两书下限不一致。《缀言》记史事200余则，内容广泛，典章制度，人物爵里生平，民俗，以及边疆藩服，均有所记述。

《清语人名译汉》2卷，共记满洲人名1061个，音义对照，从中可以了解用作人名的满语原意。

《歌章祝词辑录》2卷，上卷所辑为祭祀坛庙等处及宫廷典礼所奏乐章之歌词。其中有为《清史稿·乐志》中所未载者，亦有词句不尽相同者。下卷所辑为祭天、地、太庙、堂子等处诸神祝词。其中祭堂子神之仪式及祝词，为研究满洲风俗的宝贵资料。

《谥法续考》1卷，奕赓编此书意在续王士祯《谥法考》，书中按得谥者生前爵位官职，分别记录了清初至道光时之王公贵族官员共493人。

《本朝王公封号》1卷，先概述封号演变，然后按爵次高低，分别记述了受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以及异姓王公侯伯，凡1333人。

《封谥翻清》1卷，先列清代帝王陵号、年号满语音译，然后就亲、郡王封号谥号以及谥字逐一记录满语音译。封号与谥字之满语，自满初至道光时已“今昔不同”，而“先年之封谥已翻者未改”，作者有见于此，故录成此书。

《侍卫琐言》1卷，《补遗》1卷，最具特色。奕赓生长贵邸，平日留心本朝典制，勤于笔记。在充当侍卫6年期间，对清代的侍卫制度以及他本人值班各差薪俸收入等项事宜均有具体记录，可补史书之阙。至于书中所言侍卫不学无术，骄下谄上种种丑态，足以反映当时官场恶习及贵胄子弟庸俗无聊之风尚。

《管见所及》及《补遗》各1卷，为作者平日于耳目所得，录存以备翻阅的笔记。此书共记事149则，内容广泛，官制兵制、旗人习尚、时事民谣，靡所不有。

《寄楮备谈》1卷，记事162则，同样是一部有关典章故事的笔记。作者辑录成册，寄之楮墨，以备谈资，故取此名。

此外，《煨柮闲谈》1卷，《括谈》2卷，均记朝野诸事。

奕赓身为贵胄嗣裔，所撰《佳梦轩丛著》于朝章国故，世系宗支，靡不条贯。有关宗室典故轶闻尤为详备。清代汉儒讳言当代史事，成书独少。300年史事，官书而外，舍旗人著述，几乎无征。正如前人田洪都在此书刊刻时所写《序文》中指出的那样：“皆为寻常记载所不及，而语必有征，足以参史。”[72]奕赓同时是一位多产的子弟书作家。

清代旗人两部最著名的杂著笔记均出自宗室贵族之手，与奕赓《佳梦轩丛著》堪称双璧的是昭梿所撰《啸亭杂录》10卷，《续录》5卷。昭梿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自号“汲修主人”，又号“檀樽主人”。礼亲王代善后裔。嘉庆十年（1805）袭礼亲王爵。两年后王府失火，珍宝及印绶全部被焚。嘉庆帝赐银1万两，命他重建住宅，同时赐给许多衣帛。昭梿好学，熟谙国故，所撰《啸亭杂录》，保留了大量有关清道光初年以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典章制度、贵族官员的遗闻轶事和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宝贵史料。作者根据自己的亲所闻见，对宗室人物和史事记述尤详，多不见于它书记载。《啸亭杂录》记林清袭击皇宫一案，自叙入宫护卫，颇居有功，于同时王大臣多有微词，后竟不获赏，不免怨诽。嘉庆二十年（1815），有人匿名讦告他凌辱大臣、府内滥用非刑，审实削去王爵，交宗人府圈禁空室3年，翌年提前释放。废后13年，疽发于脑而卒。昭梿生活的时代正值乾、嘉学风最盛之时，他的父亲礼亲王永恩在乾隆朝时，受某事牵连，从此不大过问政治，以文学艺术自娱。时代的影响，家庭环境的熏陶，昭梿也爱好诗文，但所撰诗、文200余篇均散佚，纂辑的《礼府志》已成书未印。

镇国公奕湘曾官广州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从政之余写有《定边纪略》一书，记乌里雅苏台事。果毅亲王胤礼，玄烨第十七子，雍正十二年送达赖喇嘛还西藏，循途巡阅诸省驻防及绿营兵。著《西藏日记》上下卷。均为反映边疆、民族事务的史著。

有清一代，宗室贵族在学术领域中虽然已经具备相当高的水准，毕竟缺乏汉人乾、嘉学派大师的学识和功力，未创建出独立的学派，也没有在史学、经学等领域出现一代大学者。他们的成就，更多地表现在文学艺术，尤其是诗文、书法、绘画、赏鉴上。

宗室王公用汉文写作诗歌，始于清太宗第六子高塞。高塞号“敬一主人”，初封辅国公，康熙八年，晋镇国公。他长期居住在清朝入关前的旧都盛京，一生不过问政治，过着超尘出世的生活。为人性淡泊，嗜文学，善赋诗弹琴，喜与汉族文士结交。高塞喜爱医巫闾山的幽静，常于夏日读书其间。所作《秋怀》诗中描绘自己：

终朝成兀坐，何处可招寻？极目辽天阔，幽怀秋水深。浮云窥往事，皎月对闲心。兴到一尊酒，沉酣据玉琴。[73]

本来应该是赳赳武夫的高塞，早已丢下骏马弯弓，整日兀坐，感叹往事如烟，只能借酒浇愁，对月弹琴。皇太极生前一再发表让子孙后代保持骑射武功传统的谕旨，殊不知在他的子辈中已有人沉湎于汉文人闲适恬淡的生活。高塞工诗画，精曲理，仿云林小幅，笔墨淡远，摆脱畦径，有《恭寿堂集》。

到17世纪后期，从王公贵族中涌现出的才子们吟诗写词，有的已达到与汉人不分伯仲的水平，他们广交汉文人，诗酒唱合，情深日笃，文学修养日益精邃，“自王公至闲散宗室，文人代出”。[74]清代旗人诗作之多，令后人叹为观止。旗人铁保《熙朝雅颂集》134卷，嘉庆九年（1804）刊行。收集清初至嘉庆初年旗人诗作6000余首，是当时最为完备的旗人诗歌总集。编辑次序为先天潢、次诸王、再次觉罗，最后其他各家。其中，首集收49位宗室贵族诗作，代表了当时的总体水平。

康熙间宗室岳端，诗画皆精，体现出一种超然飘逸的艺术风格，对后世宗室文风影响很大。岳端（或作袁端，蕴端）字兼山，又字正子，号玉池生，别号红兰室主人。因为是其父的第十八个儿子，所以又自称“长白十八郎”。生于康熙十年（1671），享年仅35岁。其父安亲王岳乐，是平定“三藩”的有功亲藩之一。岳乐之妻，为康熙初年辅政四大臣之一的索尼之女，也就是康熙一朝权臣索额图的妹妹。可见，他出身于一个地位十分显赫的贵族家庭。在爱新觉罗皇室中，他以“首倡风雅”著称。近人邓之诚在《清诗纪事》中，评价他是“一代宗潢之秀”。岳端和他的兄弟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他们的锦绣前程却由于朝廷内部激烈复杂的矛盾斗争而变得黯淡起来。

这个显赫家庭及其姻亲，接二连三在康熙帝面前失宠。首先失势的是岳端舅父索额图，因为阿附皇太子胤礽，被玄烨骂作“本朝第一罪人”，于四十三年（1704）被幽禁，不久死于幽所。他的两个儿子也被处死。在此之前，安亲王岳乐已被罢免议政王大臣和掌宗人府事的职务，并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去世。但到三十九年，随着索额图处境的恶化，死去多年的岳乐被弹劾，降为郡王，削去谥号。他的3个有爵位的儿子，包括岳端，也由此受到降爵、停袭的处罚。岳端是在15岁时封为郡王的，父亲死时他21岁，被降为贝子，到39岁被革去贝子爵，成为闲散宗室。这种每况愈下的境遇，对他的文风和诗作格调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或者也是他中年夭折的重要原因。岳端被革爵时，玄烨给他定的罪名是“各处俱不行走，但与在外汉人交往饮酒，妄恣乱行”。所谓“妄恣乱行”，不过是与汉名士相互交友，一起吟诗作画而已。岳端与著名的《桃花扇》作者孔尚任情谊甚笃，在《题长春花·寿孔尚任母》诗中说：“孔君与我交，诗文兼道义。孔君不挟长，我亦不挟声。”[75]岳端不以王公贵族自矜，以比较平等的态度对待孔尚任，主要是敬佩他的文学才能，并从这种交往中获得教益。岳端政治上屡受挫折，郁郁不得志，转而采取消极避世态度，他看透了富贵又看透了虚名，不满现实又不与之抗争。他不赞成屈原那种“虽九死而仍不悔”的忠君做法，认为投江而死毫无意义：“世途不可处，水底不可留，我劝大夫一杯酒，庶几醉乡还可游。”[76]把借酒消愁，一醉方休，作为求得解脱的最佳办法。这种人生态度及生活方式，对后来宗室文人影响深远。岳端著作有《玉池生稿》、戏曲《扬州梦传奇》。

岳端家族中，在文坛上享有声誉的还有他的堂弟博尔都。博尔都，字问亭，号“东皋渔父”，辅国公拔都海子，封辅国将军。康熙四十七年（1708）卒，后坐事追削爵。这位贵胄子弟从未参与政治，长期闲居北京郊外的东皋草堂，过着饮酒赋诗的闲适生活。博尔都少壮耽吟，清稳可诵，一时名士画人如施闰章、毛奇龄、屈大均、汪琬、孔尚任、姜宸英等人多从之游。他曾写《宝刀行》，慨叹自己无用武之地的苦闷。这类借刀自喻的方式，后来成了爱新觉罗子孙诗作中一种常见的传统。[77]博尔都著有《问亭诗集》。汪琬为此集作序，赞其诗“近体清新，歌行雄放”。值得注意的是，他身为皇室贵胄，竟与反清志士屈大均友善。屈大均，广东番禺人，素有文名，与陈恭严、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他曾参加抗清战争，失败后遨游北方各地，伺机恢复。后与博尔都结识。博尔都有《寄怀屈翁山》诗，内有“翡翠生南海，营巢傍蜃楼。稻粱那可致，罗网不能求”[78]句，盛赞屈大均高尚的品质，不受博学鸿儒科利诱的民族气节。并提醒他“锦翼妨猜妒”，可能受到陷害。两人交情深笃，由此可见一斑。这首诗仅见于抄本《问亭诗集》，后来刊行的《问亭诗集》已被删除，显然是担心贾祸。

岳端侄孙文昭，也是著名宗室诗人。文昭字子晋，号芗婴居士、紫幢轩主人，又自称北柴山人。师从名士王士祯。与汉文人姜宸英、查慎行诗歌唱和。康熙三十八年（1699）应宗室乡试，因用《庄子》中语言被处分。后辞俸家居，过着“除却吟诗百不为”的生活。著有《紫幢钞诗》、《芗婴居士集》。王式丹称其诗以鲍、谢为胚胎，而又兼综众多，撷百家之精华，[79]又编宗室诗为《宸萼集》，分上中下3卷，共28家，诗376首，各著小传。

清初宗室王公“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宏扬的是骁勇善战的民族精神，康熙以降，天下太平，在汉文化的陶熔下，宗室贵族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岳端一家，代表了从这一特权阶层中分离出的贵族文人，他们崇尚汉文化，追求一种闲适恬淡的人生。清朝恩养天潢“至优至渥”，贵族子弟无须为衣食奔波，也不必像汉人士子那样汲汲于功名利禄；康、雍年间，专制主义继续发展，在君权的迫压下，宗室贵族动辄获咎，使他们感慨人生无常，极易从汉文化中寻求精神慰藉，将吟诗著文作为趋吉避凶、明哲保身的手段。特别是一批“罪宗”后裔，有感祖辈的命运悲剧，无意于宦海沉浮，在诗坛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比较突出的有：

恒仁，字育万，一字月山，努尔哈赤之子阿济格四世孙。阿济格在清入关初因皇室内部矛盾，被“赐”自尽，诸子皆被黜除宗籍。直到康熙朝，他的部分子孙才被重新恢复宗室身份。恒仁父亲普照，封辅国公。可是到雍正年间，恒仁以“不应封”而失爵。失爵后，恒仁闭户读书，专意吟咏，闲居以终其身，年仅35岁。著有《月山草堂诗》4卷。恒仁诗中对自己和家族的境遇，多有悲伤和感叹，但又以世事荣枯犹如过眼烟云来劝慰自己：“一杯相属君听取，浮云富贵焉足娱。我亦不愿，衮衣九命朝中趋，我亦不愿，金钗十二房中居。但愿，年年此夜闲无事，奉侍慈闱百岁余。”[80]表白中带有几分无奈。他刻意追求一种超凡脱俗的生活，使他的诗作带有一种冷寂的特色。恒仁诗作风格以清新、淳朴见长，曾引起汉文人的赞许。沈德潜中肯地评价他说：“吐属皆山水清音，北方之清音也。”[81]

郭敏与郭诚。郭敏，字子明，号懋斋；郭诚，字敬亭，号松堂，别号慵闲子，雍、乾时人。他们本是胞兄弟，父亲名瑚玐。但郭诚在15岁时出继给叔叔宁仁为嗣。他们是阿济格的五世孙。郭敏家族虽在康熙年间恢复了宗籍，但仍处于受排斥的地位。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他们所崇尚的是魏晋文人风骨，或洁身自好，或放任不羁，与诡谲多变的时政始终保持着距离。郭诚出世思想最为浓烈。年青时奉母命一度出仕，37岁时母亲去世，遂辞官归隐。当年在松亭任上，他就说过：“但得多钱压酒囊，不羡人间好官职。”[82]闲居后，写过一篇散文《闲慵子传》，说自己“既闲且慵，自少废学，百无一成，洎长成不乐荣进。”郭敏著有《懋斋诗钞》，郭诚著有《四松堂集》诗2卷、文2卷、《鹪鹩庵笔麈》1卷。纪昀为之序。诗文集中最有价值的是与《红楼梦》作者、著名文学家曹雪芹有关的部分。

乾隆年间，才华飘逸，恃才傲物的宗室诗人还有永忠、永、书等人。永忠祖父胤禵，康熙帝十四子，曾卷入储位之争。胤禛即位后被圈禁，乾隆初年才被释放。整整过了13年狱囚生活。虎口余生的胤禵，获释后早已万念俱灰，皈依佛道。为了表示对乾隆帝“矢报圣恩”，永忠降生后特意命名为“忠”。永忠年龄稍长，胤禵就请剩山和尚为其师傅。永忠遵从祖训，从佛经中参悟人生哲理。永忠字良辅，一字渠仙，还先后给自己起过一系列雅号：臞仙、臞禅、觉尘、且憨、香园、玉海生、纯素、龙华道人、栟榈道人、如幻居士、琨林子等，大有出家人味道。永忠22岁时援例封辅国将军。就在这一年，他在诗稿扉页上题诗一首称：“过去事已过去了，未来何必预商量。只今只说只今话，一枕黄粱午梦长。”[83]词句俗浅，情感复杂。感伤过去，疑虑未来，苟且现状，淡泊名利，兼而有之。努尔哈赤的嫡派子孙，竟然如此心灰意冷地打发人生，是很可悲哀的。

永忠只任过宗室右翼近支第四族教长这样一个闲官，除按制度五日一上朝，春秋两祭陪祀圜丘，根本没有与闻朝政的资格。他把自己的精力和才华都贡献于文学艺术，著有《延芬室诗稿》。昭梿在《宗室诗人》一文中赞扬他“诗体透逸，书法遒劲，颇有晋人风味”。[84]经常不衫不履，散步市衢，遇奇书异籍，必买之归，虽典衣绝食无所顾惜。永忠喜绘梅花，又善竹石小景。所绘扇面被士人争索。

书，字实之，号樗仙，郑亲王济尔哈朗六世孙，辅国将军长恒子，封奉国将军。其诗疏放清丽，驰名一时。有《静虚堂集》。他为人慷慨，不欲婴世俗情。40岁时，即托疾去官。邸有余隙地，尽种蔬果，手执畚镈，从事习劳以为乐。

永，字嵩山，号神清室主人。代善五世孙，康亲王崇安子。永自幼文武双全，抱负不凡，却没有施展的机会。康亲王（后复原爵礼亲王）王爵由其长兄永恩承袭，他自己只被封为二等镇国将军。这是一个只拿俸禄没有实职的贵族称号。一生只好在郁郁不得志中度过。著有《神清室诗钞》。永诗风宗法盛唐，多愤世嫉俗之作。

上述几位宗室，都是些才华横溢的人物，且因个人经历所致，对正统观念显示出离心离德的倾向。他们还将愤世文笔，指向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黑暗现象。因此，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都代表了宗室诗人的最高水平。

同一时期，还有一部分享有诗名的宗室成员，他们多是些爵位显赫而又终生政治地位稳定的贵族，思想感情上与皇权正统较为接近。如辅国公永璥、礼亲王永恩、怡亲王弘晓、贝子弘旿、辅国公弘、质亲王永瑢、成亲王永瑆等，他们的诗集中，虽不乏精审之作，但辑入了许多为皇帝歌功颂德的应制之作，内容干瘪，语言枯燥，以致影响到诗集的质量。

图20 乾隆帝第六子永瑢手书《二十一种救度佛母赞》

许多宗室贵族不仅能诗，而且善画。清前期几位皇帝均雅好书画。在他们的奖掖倡导下，王公子弟多游艺于笔墨。康熙帝第二十一子慎郡王胤禧，诗清秀，尤工画，山水画笔致超逸，水墨花卉亦雅韵，自号紫琼道人。胤禧去世后，以弘历第六子永瑢过继为嗣，晋封亲王。永瑢亦工画，兼通天文算术。画有《长江帆影图卷》，是一幅描绘壮丽山河的艺术珍品，一直流传至今。亲王胤祕第二子弘旿，乾隆年间晋封贝子，后因过削爵，嘉庆间封奉恩将军。弘旿工画，自署瑶华道人，声名与紫琼道人相侔，被誉为“一代正宗”。书法、治印均有成就。

宗室王公多擅长书法，其中成亲王永瑆书法遒劲，为海内所共推。[85]与铁保、翁方纲、刘镛并称清代书法四大家。永瑆是乾隆帝第十一子，自幼爱好书法，他听说明末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以前三指握管悬腕写字，从中得到启发，反复思考，推广其说，作“拨灯法”，谈论书旨，深得古人运笔之妙。他的书法名重一时，“士大夫得片纸只字，重若珍宝”。[86]嘉庆帝命永瑆书写裕陵圣德神功碑，又命自择书迹，刻为《诒晋斋帖》。刻成后，御书帖序，颁赏群臣。昭梿曾感慨说：“余素不善书，人争嗤之，深以为耻。”[87]昭梿仅因书法不佳，便受到人们嘲笑。足见能书善画在宗室贵族中已蔚成风气。

图21 成亲王永瑆手迹“岁岁平安”（北京醇亲王府花园）

宗室辅国公永璥，号素菊，理亲王孙。好收藏古字画书籍，善于甄别真伪，凡经他品评者，百无一失，“故收藏家皆首推之”。[88]

历代怡亲王雅好收藏。其府藏书之所曰“乐善堂”。大楼九楹，积书皆满。同治年间，怡亲王载垣革爵后，府中书画玩物多不胜数，皆为上品，仅宋版书籍多至数百种，卖于隆福寺诸书肆。画件尤伙，至有未裱之迹。瓷、玉各物称是。琴弦、雅扇，都是怡府出名之物，不计其数，卖之四十年不能尽。[89]果郡王弘曕（胤禛第六子），号经畲道人，有《鸣盛集》四卷。弘曕自序谓：讬体天家，何必以聘妍抽秘，与书生竞其短长，惟是不忍玩惕时光荒旧业，以身附于盛代和鸣之美，故名曰“鸣盛集”云。弘曕善诗词，好藏书，收藏之多，据说与怡府明善堂相埒。[90]清季宗室文人盛昱精赏鉴，尤具搜罗之力，收藏甲于诸家。[91]

诗、书、琴、画均属高雅的书斋文化。在传统社会里，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有闲者，才有资格和条件在华丽的艺术殿堂中流连忘返。宗室贵族在高雅文化方面取得很高造诣，本不足为奇。同时也决定了，他们的文化艺术实践只能局限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天地，而与普通旗民无缘。如果说在这方面也存在某些例外的话，就不能不提到奕赓。

奕赓不仅是《佳梦轩丛著》的作者，而且还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子弟书作家，正是后者，使他的笔墨生涯与普通旗民的喜怒哀乐密切联系在一起。不妨说，他是惟一一位在满洲人民间文艺方面有过突出造诣的宗室文人。

这首先要归功于他日趋平民化的生活。他虽为天潢贵胄，但家境已经破落，晚年穷困潦倒。子弟书又称清音子弟书，是八旗子弟独创的一种曲艺形式。清代北京内城禁止开设戏园，八旗子弟只能以杂耍、八角鼓、曲词自娱。于是有人将军营中传唱的俗曲改为雅驯的词曲，名曰子弟书。子弟书是一种说唱艺术，有唱词，没有说白；虽以七言为主，讲求格式、韵律，但又可以根据需要而增加一些衬字，使形式更加活泼；伴奏乐器以三弦、鼓板为主。另外，子弟书篇幅比较短小，具有文辞简约、韵律优美的特点。子弟书兴盛于乾隆中后期，一直流行到清末。

奕赓长期生活在普通旗人中，对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艺术情有独钟。在子弟书作家中，奕赓以其笔名鹤侣最负盛名。他的作品不仅取材于古典文学名著，且对八旗子弟的命运尤多关注。奕赓自任侍卫六年，并撰《侍卫琐言》，对侍卫制度进行了翔实披露。而所撰子弟书《少侍卫叹》《老侍卫叹》《女侍卫叹》《侍卫论》诸篇，则是不同侍卫形象的艺术浓缩和高度概括。[92]奕赓的作品显露出横溢的才华，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行文走笔，酣畅淋漓。他一方面同情下层旗人的潦倒命运，另一方面又对贵族子弟中种种恶习丑态，极尽鞭挞、戏谑、嘲讽之能事，从貌似玩世不恭的口吻中又时时流露出“无力回天”或“恨铁不成钢”的苦痛。

奕赓曾作《鹤侣自叹》，陈述自己壮志蹉跎，又不甘心与污浊的世俗相俯仰的心志。这篇子弟书的前半部分，是作者对自己身世浮沉的嗟叹，追怀往昔任内廷侍卫时的荣华富贵与英雄豪气，感慨“这如今事事无成反画虎”的窘境。抚今追昔，作者不愿再奢谈什么雄心壮志，也不愿再提什么高贵的出身，惟一可以聊以自慰的，只有保持凌霜傲骨的节操，而无意于随波逐流，在官场上趋炎附势，争名逐利。在《鹤侣自叹》的后半部，作者辛辣地嘲讽了八旗贵胄子弟在祖辈功绩的荫庇下享受世间荣华，出尽风头，实际却是胸无点墨的酒囊饭袋；他们徒有显赫的名位，华丽的外表，骨子里惟知趋炎附势。所谓“媚时谄富甘吮痔，欺贱凌贫意态奢”，将其嫌贫爱富、媚上欺下的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奕赓作品的价值所在，以“举世混浊而我独清”的特有视角，揭示了八旗纨绔子弟的庸俗与沉沦，这种景象又是清王朝盛极而衰的一个征兆。

五 濡染汉习

清朝入关，最担心的一件事情莫过于满洲子弟濡染于汉俗。宗室贵族是统治集团的核心，对他们的汉化倾向自然防范最严。但清朝皇室要巩固统治，不能不注重嫡亲子弟的培养，不能不给予他们最系统、良好的教育，而汉文化则是这种教育的基本内容。仅此一点，就决定了宗室贵族在满洲人接受汉文化的进程中要肩负起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以下所撷取的，只是其中的几个侧面。

（一）婚丧习俗的演变

满洲人早先的婚俗带有氏族社会婚姻的若干特点，“嫁娶则不择族类，父死而子妻其母（指后母）”。[93]而且婚姻不论辈分：努尔哈赤先娶叶赫部长杨吉砮女（叶赫纳喇氏，皇太极母，谥孝慈皇后），继而叶赫部复以贝勒布杨古妹（即孝慈皇后侄女）许配努尔哈赤，聘之未娶。与乌拉部的婚姻关系也很复杂，努尔哈赤娶布占泰侄女；弟舒尔哈齐娶布占泰妹，又以己女妻之，舒尔哈齐为布占泰内弟，又是其岳丈。足见此种不分辈分的婚姻仍为满人所靡然。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先娶努尔哈赤妹，继娶其女，可为佐证。这种状况显示：满洲人还没有为“乱伦”一类伦理观念所熏染，而依旧为习惯所驱策。

入居辽沈地区后，如同其他社会关系一样，婚姻关系也受到汉文化的涵濡。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曾力矫此俗，下令永行禁止娶继母、伯母、婶母、弟妇、侄妇；同族嫁娶，男女以奸论。[94]他在谈到创立新法的缘起时说：“汉人，高丽因晓（汉人）道理，不娶族中妇女为妻。凡人既生为人，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我想及此，方立其法。”[95]皇太极以汉、朝等民族为榜样，竟至指斥本族古老婚习为禽兽之行，说明在立国不过短短20年间，满洲人的社会观念已发生演变。

问题在于，传统习俗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彻底芟除的，而往往要经历一段过渡。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定莽古尔泰、德格类谋逆罪，削爵，籍家。结果，莽古尔泰妻，被他的两侄豪格、岳讬各娶其一，德格类的妻子被其弟阿济格收纳。岳讬先娶莽古济（莽古尔泰妹）女为妻，至此又娶莽古尔泰妻，是典型的不分辈分的族内婚。而后，多尔衮摄政，幽死侄豪格，纳其妃博尔济锦氏，又娶兄嫂博尔济吉特氏，则是婚姻旧俗的残风余响。博尔济吉特氏即清太宗皇太极妃，清世祖福临的生母，死后谥为孝庄文皇后。多尔衮纳兄嫂，即所谓“太后下嫁”，从本族传统上看本不足为奇，而汉人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出发，却认为这是一件极不文明的事。以至明遗民张苍水（煌言）在所作《建夷宫词》十首中，特意要讽咏此事。诗云：

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

掖庭又说册阏氏，妙选孀闺足母仪。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

其时，摄政王多尔衮年近不惑而无子嗣，孝庄文皇后盛年孀闺独处，又素具权谋，能交欢于多尔衮，无疑可以巩固其嫡子福临的帝位。[96]但这种幼稚的做法，毕竟令皇族后人赧然，故清重修《实录》，将有关记载删削净尽。

顺治以降，满人涵濡汉文化渐深，旧俗随之泯改。晚清时，同治帝的孝哲皇后与珣妃为侄姑，是婚姻不择辈分的仅有一例。

满洲人入关前，无所谓妇女的“贞节观”。而汉人社会对妇女“贞节”的要求，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汉人历史上，尽管早在秦代已有提倡妇女贞节、褒奖守节寡妇之例，但整个社会对妇女的再婚尚持宽容态度。自宋儒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守贞持节的枷锁日愈深重。明成祖时仁孝文皇后作《内训》，有言“纵观往古，国家废兴，未有不由于妇之贤否”。将妇女是否贤德，提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所谓“贤德”的内涵，则是“女德有常，不逾贞信”。从此，能否保持贞操，便成为衡量妇女好坏的基本尺度。同时，不仅夫死寡妇改嫁会受到舆论谴责，就是未婚少女，只要已许聘予人，而未婚夫亡殁，也要为他守节，许多寡妇惟恐因受人逼迫“失节”，或因贫困难耐丧失生活下去的勇气，于是在丈夫死时自尽，美其名曰“殉节”。这种行为竟受到汉统治者的表彰，不仅予死者旌表，还给她的家属免去赋税的优待，有的家长惟利是图，竟至强迫女儿殉节。殉节之俗与缠足一样，均属汉人社会传统礼教中最凶残无人性的部分。

满洲人入关以后，在接受汉文化过程中，逐渐摒弃了本族的一些陋俗，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某些汉族陋俗的“污染”，接受“贞节”观是突出的一例。顺治十年（1653），清廷首次旌表了30名八旗烈女和节妇，即夫亡从死和夫亡守节20年以上者。[97]在此以前，清廷命诸王宗室内有孝友义顺及守节贞烈者，宗人府核实具奏，礼部照例旌表。[98]接着，制定了旌表宗室节孝贞烈例，除赐给羊酒纸张并撰文遣官致祭外，还按等级赐给银两缎匹。同时，公布了宗室烈妇4人。[99]旌表的4名烈妇是：和硕巽亲王满达海福金（夫人）博尔济锦氏，侧福金贵齐特氏；辅国公世布石伦夫人博尔济锦氏；正黄旗厄尔济根妻觉罗氏。满达海福金年12岁选为王妃，从殉时年仅16岁；侧福金15岁选入王府，20岁时从殉。为了表彰她们，福临命给纸3000张，羊2只，酒3瓶，内院撰给祭文，遣官致祭。[100]

辅国公世布石伦妻巴苏太14岁出嫁，22岁从殉。顺治十三年奉旨论祭。祭文一看便知出自汉族文士之手：

溯王化之本原，闺门称首；肃人伦之纲纪，节烈居先。用昭风励之权，可靳表章之实，尔巴苏太，乃辅国公世布石伦之妻。婉燮季女，阀阅名媛。归我宗臣，聿彰懿德。属所天之就殒，遂视死以如归。毕命黄泉，觉徽音之未远，垂名彤史，尚生气之凛如。芝兰之气常存，初无愁于风雨；松柏之姿不改，复奚憾于冰霜。特沛有赫之王纶，征励守贞之士女。

同时受到旌表的，还有从殉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的5名“侧室”和和硕敬谨亲王的2名“侧室”。其中，敬谨亲王的侧室舒穆禄氏，17岁选入王府，同年即殉死。[101]遭遇尤为悲惨。

清初宗室妇女乃至整个满洲妇女中，从殉现象相当普遍。但这些所谓“烈妇”与其说是在汉人传统礼教熏陶下自愿殉节，倒不如说是蹈袭满洲奴仆殉主旧俗更确切些。早在入关前，满洲人中即流行人殉，如努尔哈赤妻叶赫纳喇氏孟古姐姐死时，有4婢从殉；努尔哈赤死时，诸王逼迫大妃乌拉纳喇氏殉死，同时殉死的还有2小妃。皇太极殁，章京敦达里、安达里2人从殉。入关后，顺治帝的董鄂妃死，据汤若望的回忆录称：30名太监与宫中女官悉行赐死，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上述现象说明，妻妾殉夫，奴婢殉死，实际是满洲蓄奴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到顺治末年仍保持着影响。

康熙帝亲政后，曾谕止满洲奴仆殉主的陋俗，同时大力提倡理学，阐扬伦理纲常，但他对汉人传统礼教中的妇女“殉节”并不赞同。他认为人命是至关重大的，轻生从死属于反常之事，如果再加以宣扬、旌表，死亡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为了制止这种行为，他下令对殉节妇女旌表一事，永行禁止。[102]

康熙帝的继任者雍正帝，不仅对妇女殉节表示反对，就是对妇女“从一而终”的守节行为，也只主张在汉人范围内提倡，而不要盲目扩大到满人。他对不加区别地一律给予八旗寡妇补助的做法表示了异议，说这样会使那些年轻又想嫁人的寡妇处于两难处境，甚至使她们贻误终身。于是规定，以后只有那些生有子女，并且年过四十的寡妇，国家才能予以生活补助。这样一来，年轻的寡妇往往要选择改嫁。雍正帝对寡妇殉夫更不以为然，他指出，夫死之后，妇人对于老人子女，本该承担更重的责任，如此轻生，就是放弃责任，就是不孝，怎么还能表彰呢？

显而易见，康熙帝、雍正帝代表的上述看法比起那些汉人理学大师和道学先生们的识见来确实高出一筹。但事态的发展却证明，汉人的影响，包括贞节观在内的传统礼教，都是满洲人所无力抵御的。雍正帝曾为怡亲王允祥第三子弘暾指配富察氏，尚未婚配，弘暾病故，富察氏闻信即痛哭截发，至王府恳求为未婚夫守制。允祥不允，富察氏于门外跪哭，夜以继日。允祥考虑儿子已故，不忍再误富察氏终身。不想这位未过门的儿媳矢志不移，回到母亲家后仍坚持为未婚夫持服守节。二年后允祥病逝，富察氏又至王府门前悲痛欲绝，恳请服孝。此举最终感动了雍正帝，降旨准她服孝，令进王府，谕王妃收以为媳。又命从弘暾亲侄内择一人为弘暾之嗣，立即袭封贝勒，让富察氏抚养，“以彰节女之厚报焉”。[103]富察氏因坚持守节而得到“厚报”，这种情况即便在宗室贵族内部也不会很多，但她的所作所为以及最高统治者的解决方式，却反映了流行于社会的时尚。

乾隆朝以后，满洲人对妇女贞节的强调，与汉人相比，甚至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势头。从《八旗通志》所载八旗节妇烈女人数来看，乾隆朝已经超过了前三朝的总和，有9500名之多，而前三朝总计不过2000余人。[104]其中包括夫死殉节的“烈妇”，守寡多年的“节妇”，未婚守节的“贞女”，以及尚未成婚即为夫殉死或因守贞而死的“烈女”。在这些被作为全社会楷模而加以旌表的旗人妇女中，宗室觉罗约占3%，有400人之多。明朝是传统礼教统治严酷的朝代，近300年中，全国旌表的节妇烈女，总共不过3500余人，相形之下，礼教对八旗妇女的戕害，确实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仅就宗室妇女来说，同样是节孝贞烈，在旌表时却按身份高低划分为11个等级。最高一级如固伦公主、和硕福金，给银100两，缎16匹，最低一级奉恩将军女及闲散宗室妻女，只给银35两、缎2匹；为了体现妻妾之别，同一男性贵族的妾要比妻降一等旌表并发给银缎。[105]一些地位卑下的小妾，名氏未列入宗谱，即便从殉也难以换取死后的荣光。见清季档案记载：宗室和润生前契买使妾章氏收房10年有余，和润病故棺殓时，章氏在花园凉亭用带子自尽，显系殉节，照例应予旌表。但宗人府在查阅宗谱时，发现和润名下并无章氏之妾，于是置之不管，并行文刑部按“该氏自缢身死”自行办理。[106]清制，旗民不准通婚。宗室贵族契买使妾，以供役使淫乐，这些使妾多来自民间，自然没有载入宗籍的资格。

以上所述，均是承平时期的情况。至清末近百年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因夫死战场而守节殉节，或因不愿落入敌手而从夫自尽的宗室妇女又不知凡几。[107]

爱新觉罗氏的葬俗也因汉人的影响发生了显著变化。满洲人在关外一向行用火葬，不似汉人的“入土为安”。死于家者，第二日“举之于野而焚之”。[108]如果死在战场上，则要将尸体焚烧后将骨灰携回。清太祖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是先火化，然后再修陵寝，将火化后的骨殖埋葬其内的。这种葬俗，被一直带到了关内。

初入关的满洲统治者，并不以火葬旧俗为羞，顺治朝清廷发布的丧葬条例，公开表示允许官民火葬，这当然是指满人而言。据考证，顺治帝福临和他的后妃们死后也都行火葬，所以记载上说安放到地宫的，不是他们的遗体，而是“宝宫”。所谓“宝宫”，其实就是一个骨灰罐，在帝王家则称之为“宝宫”而已。[109]火化地点，在景山的寿皇殿。

即使对普通满洲旗人来说，当时要想效法汉俗实行土葬也是不可能的。由于战争频仍，许多八旗兵丁战死疆场。后来清朝在各省设立八旗驻防，又规定驻防旗人死后不能在当地安葬，不得在当地修建坟茔。在这种情况下，让八旗寡妇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扶柩回京，显然是无法想象的。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初六日，内务府奏报：荣格格于本月初六日去世，拟于初六日入殓，初七日出殡，十一日捡骨殖。玄烨朱批道：“应火化者已火化了，整体送陵者亦有之。内务府总管不谙此例。著复议具奏。”[110]复议结果不得而知。但至少表明，在宫廷内部，火化传统仍为人们所习见，与此同时，也开了“整体送陵”即土葬的先例。由于史料的欠缺，我们还不能就皇族乃至整个满人变火葬为土葬的过程作较为详细的说明，不过可以初步推测：乾隆初年，这一过程已经完结。弘历一即位，即颁布禁止旗人火葬令，诏令说，本朝原来实行火葬，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因为迁徙无常，遇到父母之丧，弃之不忍，携之不能，故用火化，以便随身捧持。定鼎以来，八旗满洲和蒙古，各有宁居，祖宗墟墓，悉隶乡土，丧葬可依古以尽礼。此后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回里，暂准携骨归葬外，其余一概不许火化。倘有犯者，按律治罪。[111]弘历所谓“依古以尽礼”，实际指的是汉人土葬习俗。随着驻防从临时向固定的变化，八旗人丁普遍有了实行土葬的条件。对于居处京师，深受汉人儒家文化熏陶的皇族成员来说，他们在整个满洲人中较早完成这种风俗的演变，是很自然的。

（二）信仰之变迁

满洲人早期信仰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多神教信仰。他们认为万物有灵，因此不但对天、地顶礼膜拜，而且把与自己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动物、植物也奉若神明，同时还供奉祖先为神。“萨满”则是有关宗教活动的主持人，是沟通人与神的信使，其实也就是民间习称的“巫”，或叫“跳大神”的。

具体就爱新觉罗家族而言，有关神鹊、七星的崇拜，是其信仰中最古老的成分。爱新觉罗氏的始祖传说，说的是天女佛古伦吞食神鹊衔来的朱果，而诞育始祖布库里雍顺的故事。清代官书《满洲实录》卷一又记，布库里雍顺身后数世，有名樊察者，幸得神鹊搭救，始得逃生。于是从此以后，“满洲后世子孙，俱以鹊为神（满文体写为‘祖’），故不加害”云云。而昔年广泛传布于满族民间的“乌鸦救驾”（驾，系指清太祖努尔哈赤）一类脍炙人口的传说，当是樊察传说的翻版。只不过，由乌鸦取代喜鹊，充当救命恩主的角色。爱新觉罗先世对神鹊的情感自然非同寻常，突出表现在祭神竿仪式中。祭神祭天均有享鹊的肉，“故祭神时必饲之，每一置食，乌及鹊必即来共食，鹰鹯从未敢下，是一奇也”。[112]过去的沈阳八景中，就有“宫殿群鸦”一景，直到清季，每到二八月，要在盛京宫殿西偏的空地上撒粮以饲鸦。乌鸦群集，年久成习，每晚集聚，竟成一景。

祭星也是信仰的重要内容。这里所说的星，不是满天数不清的繁星，而是专指北斗七星，满语称之为“那丹（七）乌斯哈（星）”。祭星，多于月落以后夕祭时举行，即所谓“背灯祭”。其时将灯烛熄灭，万籁俱寂，繁星当空，颇有一种神秘色彩。祭星是满洲人萨满教信仰中古老观念之一，早在15世纪，朝鲜人就记载过建州女真的祭星习俗。[113]当时尚无经常、固定的祭星仪式，只在消灾祛病时采用。到清太宗皇太极时，有关祭星的记载，仍主要是与占卜、除祟等巫术活动联系在一起。崇德七年（1642），多罗安平贝勒杜度病笃时，其福晋因病由气郁，招巫人（萨满）荆古达至家祈祷。荆古达“剪纸作九人，同太监捧至北斗下，半焚半埋之”。[114]剪纸人是萨满医病时所行巫术，参照《清文鉴》卷一三的释义，可知祭星禳灾的过程大致是：先由萨满剪成纸人若干张挂起来，然后对七星祈祷，旨在嫁祸于纸人。剪纸人可能是明末才由辽东传入的汉地巫术，而对七星的祭祀却古已有之。七星在夜幕下永不陨落的自然景观，在原始初民心目中产生了强烈印象。爱新觉罗氏萨满教中的祭星，后来发展为一套完整固定的程式。古朴的七星神也向人格化转化。清入关后宫廷祭祀诸神中，有所谓“那丹岱珲”，或称“那丹岱瑚里”，通译作“七仙女”，也就是七星神的变体。

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代，立神竿（源于对神树的崇拜）祭天，举凡用兵及国中大事必祭，是信仰萨满教的一种表现。平日在家供“祖宗（神）板”，院中竖“索罗竿”（神竿），祭祀时请萨满跳神。不过，由于受到汉文化和蒙古文化的熏陶，信仰体系也相当驳杂。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称汗立国初，就在赫图阿拉城东山顶上建造了佛寺、玉皇庙和十王殿等，号称七大庙。爱新觉罗氏在祭祀天、地、山、禽、兽的同时，还崇拜关帝、观音、佛祖。据说，努尔哈赤平时家居常常“手持念珠而数”，[115]言语间常称“我佛”如何如何。[116]又说明他们对蒙、汉等民族广为笃信的佛教、道教不仅不陌生，反而被逐步涵濡。

萨满教原始多神教的性质，决定了它无力排拒外来一神教的冲击。特别是当努尔哈赤挥师西进，先后攻占了明朝在辽东的重镇沈阳和辽阳以后，固有的与渔猎经济及氏族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萨满教信仰，益发难以满足急剧变革的社会需要了。何况它根本征服不了有着悠久文化的汉民族以及早已皈依喇嘛教（黄教）的蒙古族。

努尔哈赤的第四子皇太极，即清太宗，是位比其父更有政治头脑更有眼光的人物。努尔哈赤虽然已接受了佛教的影响，毕竟还没有减损对旧神的信仰，他家中供有“渥辙库”（家内神），每于其前设誓祝祷，态度是虔诚的。[117]皇太极即位后，却说：“所谓萨满书牍者，早有考究，而今荒疏矣。”[118]说明他对萨满神本的内容原是精熟的，大概也信奉过，但是后来却逐渐与它疏远了。这种对萨满教所持的实用态度，与他在政治上除旧布新、仿行汉制，外交上联络蒙古、鼎力攻明的建树是并行不悖的。皇太极在接触汉人文化后，深感自身宗教和习俗的某些落后和不文明。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他试图将民间萨满教中保留的某些落后成分作为陋习，竭力革除；同时，还把萨满教中诸多仪式加以修改，力图使它能够以国家的“大礼”而登上大雅之堂。清入关后宫廷的堂子祭祀，就是把原有的萨满教神祇、礼仪，用儒教传统仪制加以改造的产物。

清朝入关，爱新觉罗氏一跃成为全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随着等级制度的确立，它与本族下层人民的隔阂扩大了。萨满教仪礼在满洲社会中从此分衍为两支，即以皇室宫殿堂子祭祀为代表的贵族仪礼和普通旗人的民间仪礼。“清室由东北入主中原，所定通礼亦多缘汉制，惟祭天于堂子，祭神于坤宁宫，犹能保存故俗。”[119]清室宫廷萨满教祭祀的中心，首先是堂子祭天。这种往往被认为是“纯满洲”的仪式，其实本身就是满洲萨满教融汇汉文化成分的产物。

堂子祭祀滥觞于入关以前，“堂子”就是观音堂的简称，原是辽东一带司空见惯的一种寺庙形式。满洲人将它作为各类宗教场所的泛称。爱新觉罗先世俗重祭天，但最初的祭天并无一定规制，只是因地制宜，于所至之地随意举行。[120]努尔哈赤时期，尚有在行军途中随时随地设案拜天的记载。后来受汉人于寺庙中拜谒神祇的影响，逐渐发展成了祭祀诸神（特别是祖先神）于室内，立竿祭天于室外的习惯。不过，在清朝入关以前，这一习俗在皇族的祭祀中虽已轮廓初具，似乎还没有专门的堂子祭祀之礼。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时拜谒的是玉帝庙（玉皇庙），皇太极在盛京时则拜谒城隍庙（或称城隍祠、城隍堂）。金毓黻曾考证说：“沈阳都城隍庙在城内，建于元代，而清初未尝另建新庙，则所谓的城隍庙者即堂子也。”[121]郑天挺也认为：“在天聪修太祖实录时，堂子一字尚无确当的汉译。”[122]他们的说法应是不错的。

清朝入关后，于顺治元年（1644）在北京长安左门外创建了皇室的固定祭祀场所。但是直到乾隆年间，“堂子祭天”才正式被当作国家吉礼的一部分载入《会典》，成为清朝“特殊之祀典”。有资格入堂子致祭者的范围，也随等级制度的日趋完备而逐渐缩小。康熙十二年（1673）定，凡官员庶民等设立堂子致祭者，永行停止。从此，堂子祭祀便成了皇室专有的祭祀场所。皇室的堂子，主要建筑为三殿。一座方形，坐北向南，为祭神殿，汇祀诸神祇；一座圆形，坐南向北，称圜殿，即拜天圜殿，是堂子中最重要的祭场。圜殿南庭院正中设皇帝致祭时立神竿的大石座，其后东西两翼又分设小石座6行，每行分6重，共72个，加上皇帝的大石座共为73个，小石座是为皇子、王、贝勒、贝子、公等致祭时树神竿用的。此外，东南有尚神殿，南向，制如圜殿。堂子祭祀内容不一，“而以元旦拜天，出师凯旋为重”，这是必须由皇帝躬亲致祭的，其余祭礼仅遣官员代行。其他祭祀均为皇族宗室族祭，诸如每月初一的月祭，每年四月初八的浴佛祭，春秋两季的马祭、竿祭等。

总之，祭堂子的参加者为皇帝及宗室贵族。在堂子内，能够设竿致祭的只有公以上的皇室亲贵。在元旦，只有亲王、郡王才有资格行挂钱之礼。[123]因此，堂子祭实为皇族宗室祭祀活动，它是满洲先世氏族祭祀活动的一种演变形式。

堂子所祭神祇相当庞杂，但并非如人们所讹传的，以及某些学者所描述的那般诡秘。[124]概括说来，祭神殿所祭有佛祖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圜殿为主神之所在，祭祀纽欢台吉、武笃本贝子。尚神殿则祭尚锡神（田苗神）。不难看出，其中既有满洲萨满教固有的神祇，也有外来的各路神灵。祭祀时的萨满祝词，初用满语，乾隆以后改用汉语。到嘉庆时则已“罕有萨玛跳神者，然其祭固未尝废也”。[125]

坤宁宫祭神是皇室进行萨满教祭祀的另一种主要形式。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入关前盛京故宫内的清宁宫祭祀。坤宁宫祭祀是满洲家祭在宫廷生活中的特殊表现形式。供奉的偶像，有朝祭神和夕祭神之分。朝祭神有佛祖、观音和关圣；夕祭神名目繁多，总称为穆哩罕诸神、画像神和蒙古神等。蒙古神有“哈屯”（王妃）、“诺颜”（王侯）之谓，至少觉罗姓各氏族后裔，是将他们作为祖先神而虔诚祭祀的。祭祀时，有的仍依照草原游牧民的惯例奉献羊只（祭其他神灵时多以猪为牺牲），或于庭院中搭盖的蒙古包前设祭。[126]这正是满、蒙两个民族及其先民长期交往，互通婚姻的一个实证。特殊的祭祀，有柳枝求福仪，亦名换索仪，是为佛多妈妈所设的专祭。又有背灯祭，夕祭后掩灭灯火举行。都反映了满洲萨满教的古风。余如杀牲、吃祭肉等，也保留了满洲祭祀的一些特色。

在《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所举的坤宁宫祭祀，还有元旦行礼、日祭、月祭、翼日祭、报祭、四季献神等诸多名目，都是乾隆年间的定制。其繁文缛节，庞杂重复，不能尽述。

坤宁宫是皇后名义上的寝宫，祭礼的主持人和各类执事，大部分由女性充任。顺治年间定，坤宁宫祭神殿设赞祀女官长（司祝）2人、赞祀女官10人，均于上三旗觉罗命妇内选取，且要谙习萨满教者。也就是前人所谓“女巫选宗妇，距跃击鼓兼振铃”。另据《清宫词》注中记载：“萨满俗讹称撒麻太太，旧会典谓之赞祀女官”，也证明坤宁宫祭仪是由女萨满主持的。“萨满身故，则传于其媳而不传女，盖其所诵经咒不轻授人也。”[127]这些都是满洲传统信仰和礼仪的典型特色。此外，如司香、掌爨、司俎、碓房等执役人，基本由内务府管领下妇人充任。

萨满祭神，向有“延客食肉”旧俗，又叫“食神余”（或“食祭余”）。每当祭祀毕，请族邻至家，同食祭肉，以多食为吉，客去不谢，谢则犯忌。坤宁宫祭祀，同样有在殿内煮肉、令近侍和枢臣吃肉的惯例。清制，朝祭所供肉，例不准出殿门。食肉时，派侍卫、散秩大臣等进宫分食。晚间背灯祭所供肉，例交膳房散给各处。乾隆五十二年（1787），弘历听说首领太监等，每将整块好肉私行偷用，以冷肉及瘦瘠残剩及骨分给充数，以至散秩大臣、侍卫等进内食肉者渐少，大为不满，谕令禁止。[128]然而积弊难除，到了清亡后溥仪小朝廷时代，太监们不仅偷食，且往外卖。太监们还神乎其神地说，祭肉是在坤宁宫的“神锅”里煮出来的，那口锅从顺治入关以来，一直没停过火，连锅里的肉汤还是200多年前的“原汤”哩。[129]这当然是夸大其辞，但坤宁宫祭祀与清廷之兴亡如影随形，确也是事实。

话说回来，每年三次大祭（元旦次日及仲春、秋朔），皇帝亲临坤宁宫行礼，惟有王、贝勒和一品大员等有幸食肉。届时“上（皇帝）自用御刀割析，诸臣皆自脔割”，[130]仍是祖辈骑射年代的遗风。

宗室王公府第，也各有祭神之所。神殿一般位于王府“大殿”后边，犹如清皇宫中的“乾清官”后面有“坤宁宫”，只不过“具体而微”。神殿是王府中最神圣的地方。窗户仍保存关外旧俗，用高丽纸糊。殿侧竖神竿（唆啦竿子），高约两丈余，尖顶下有方锡斗。全家人对神竿不敢稍有亵渎，甚至它投射在地上的影子也不容践踏。祭祀内容、仪制与坤宁宫祭祀大同小异。司祭者亦为“萨满太太”。[131]

虽然爱新觉罗氏的萨满祭祀与仪礼浸润了许多外来文化的成分，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像历史上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只是简单地抛弃掉自己固有的宗教习俗。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有政治考虑的。早在皇太极时，他虽然下令限制民间萨满跳神，禁止奢靡，却从未完全取缔萨满教。推究其原因，作为一位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皇太极在引入汉文化的同时又不免顾虑重重，因为传统文化的析解，必然会危及清朝的统治。所以，他曾不厌其烦地强调保持“国语骑射”的重要意义，以金朝女真人汉化为鉴，谆谆告诫子弟们不要忘掉本族的传统和风俗。而萨满教的信仰、仪礼，正是其民族文化中根源最深、渗透力最强的一部分内容，又怎么可能完全废弃呢？入关以后，特别是乾隆年间，面对满洲人“汉化”的严重危机，清朝统治者不仅沿用皇太极的做法，将“国语骑射”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加以重申，并且提到关系“社稷倾危”、“国家灭亡”的高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有对包括萨满教信仰在内的满洲旧俗的整理，才有以爱新觉罗氏祭祀内容为蓝本的《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纂修。

图22 满文《萨满祭祀》书影

问题是，当满洲统治者定鼎中原以后，在文化上不能不面对更为多元的选择，选择的结果，也不能不在他们的精神世界——包括宗教观得到折射。事实上，尽管萨满教信仰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爱新觉罗氏的嗣裔中始终保持了它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却有越来越多的族人，皈依了形形色色的外来宗教。

清朝入关后第一位皇帝福临年仅24岁病亡，功业上虽未来得及有大的建树，但其个人习性行径，对后来皇族子弟却影响甚巨。他在临死前颁布的“遗诏”中自责说：“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意中所指，当包括喜汉文学，好禅理，任用汉臣。福临生前最宠幸贵妃董鄂氏。董鄂妃于顺治十四年（1657）生一子，福临因得到理想的继承人而喜出望外，未料两个月后夭折。三年后，22岁的董鄂妃去世。这使感情脆弱的福临痛不欲生，以至众人日夜守护，以防其自尽。从此，他陷溺于僧众之中。

此前，可能是由于太监们的怂恿，福临对佛教产生了兴趣。明末以来，太监多笃信佛教。顺治十四年，在太监的安排下，福临在海会寺邂逅禅僧性聪（憨璞）。对他的言谈佩服至极，不久召入宫中，请教佛法，并赐“明觉禅师”封号。以后，福临成为佛教禅宗一派的信徒。南方高僧玉林琇、溪森、木陈忞等相继应召至京，在宫中论经说法。玉林绣应福临之请，为他起了法名“行痴”，号“痴道人”。福临对这些僧人自称弟子，以示尊敬。董鄂妃死后，福临为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完全沉迷于释道。他甚至命溪森为其净发，决心披缁山林，孑身修道。玉林琇奉诏回京后得知此事，十分恼火，当即要烧死他的弟子溪森，促使福临打消了出家念头，重新蓄发。[132]不久，福临听从玉林琇建议，命选僧1500人，于阜成门外慈寿寺从其受菩萨戒，并加封他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

福临虽许以蓄发，但出家之念未消。只是不久即出痘而死，出家之事未果。此后，民间传说福临没有死，而是到山西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并以康熙帝在位时多次奉母后巡游五台山为依据。又说福临因痛悼董鄂氏，到北京天台山慈善寺出家为僧，以寻求慰藉，甚至指该寺中某和尚的肖像为顺治皇帝。这些当然是无稽之谈。但福临所为，开启了有清一代宗室贵族子弟参禅学道的风习，却是事实。

图23 慈善寺（北京市石景山区）燃灯古佛像

雍正帝胤禛少年时代喜读佛家典籍，在藩邸时结交僧侣，过往甚密。据说还请人代他出家为僧。他自称“天下第一闲人”，还把阐述佛家出世思想的《醒世歌》辑录在《悦心集》中。《醒世歌》宣扬万事皆空、人生如梦的思想，如说“朝走西来暮走东，人生恰是采花蜂，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胤禛涉身争夺皇位的漩涡，难免不起看破红尘的念头。不过，他一面以嘲讽的态度对待“采花蜂”们“到头辛苦一场空”的无益，一面却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对帝位的角逐，并且最终如愿以偿。可见，他散布出世思想，应寓有减少政敌攻讦倾陷的考虑。

然而，当他真正坐上皇位，于日理万机之暇，与佛教的关系不仅没有疏远，反而更加密切，态度也更为笃诚了。他自号“圆明居士”，又称“破尘居士”，在批写臣工奏折和下达谕旨中都谈及佛法，议论佛事。雍正十一年（1733），诏令天下高僧集会宫中，胤禛亲自说法，与众僧研讨经典。除他外，还有五位亲王，三位大臣。他编纂反映佛道思想的《御选语录》，把自称圆明居士的语录也编入。此外，他刊行了延寿和尚的《宗镜录》100卷，并着手重印佛经，但直到雍正十三年（1735）才出版了其中的27种，汇成一集，书名《佛经二十七种》。又精造佛经20种，编为《经海一滴》6卷，付梓印行。这些都说明，胤禛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胤禛信佛，但也不排斥道教。在位期间，密谕地方大吏留心寻访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曾将江西道士娄真人召入京师，居光明殿。据说，胤禛曾令他结幡招鹤，颇为灵验，于是封为“妙应真人”。[133]京师中皇帝贵族富贵已极，就是贪生怕死，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长生不老，修道成仙了。道士入京，总是千方百计地逢迎宗室王公。恭亲王常宁（玄烨子）曾把道士请到府第中，请教长生术。道士说：“王今锦衣玉食，即真神仙中人。”见筵席上有烧猪，又说是“绝好养生术”，[134]这自然是投其所好。

总起来看，宗室王公对道教谈不上笃信，他们所看中的不过是娄真人一类道士所表演的除祟避邪的法术，或者能够妙手回春、起死回生的高超医技。虽然道教的影响不及佛教，但道教清净无为的思想与佛家修福来世的思想却总是水乳交融在一起，并对宗室贵族产生明显影响。宗室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一些人洞悉政治斗争的险恶而充满人生的忧患意识，他们锦衣玉食，又无劳苦寒暑之虞，追求的是一种恬淡闲适的生活，势必到佛、道中寻求慰藉，助长了参禅学道风的蔓延。

宗室贵族不仅受到佛、道教的濡染熏陶，在接受西方宗教方面也有过一段插曲。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立而为世界三大宗教。唐代，起源于中东但开始主要在罗马帝国中流行的基督教（时称景教）传入中国，到元代也有欧洲方济各会士来华。元亡中断。基督教再度传入中国则是由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们实现的。耶稣会是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天主教的修会之一。明亡后，耶稣会士继续留在刚刚入据北京的清廷。

汤若望于顺治、康熙年间掌管钦天监达20年之久，是当时影响较大的几位天主教传教士之一。他曾给福临的母亲治好了病，福临尊称他为“玛法”（对老者的尊称），不仅在宗教问题和道德问题上，而且在处理国务时，都向他咨询。按照美国学者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的说法：汤若望曾试图使福临皈依天主教，[135]但从顺治十四年（1657）起福临崇信佛教禅宗，使他的努力付之东流。

康、雍、乾三朝，耶稣会传教士的活动达到了顶峰。由于清朝皇室是他们工作的重点，所以一些宗室王公与他们私交甚笃。法国传教士巴多明熟通满语和汉语，在康熙帝和高级官员中享有威信。康熙帝与传教士交往很多，从后者了解到大量西方科学知识，但他并没有像传教士所企盼的那样皈依天主教。不过，巴多明成功地使宗室贵族苏努一家信奉了天主教。

苏努是努尔哈赤的玄孙，曾祖父褚英乃努尔哈赤长子，因诅咒其父被幽禁至死。因此，他属宗室中不那么得宠的一支。康熙年间，苏努历任宗人府左宗人、纂修玉牒总裁官，镶红旗满洲都统，乌兰布通之役立有军功，以后两次从康熙帝远征，因功晋封贝子，又被任命为奉天将军。苏努有13个儿子，子孙满堂。在宫廷耶稣会士的影响下，苏努的第三子和第十子首先受洗，取教名“若望”和“保禄”。不久，他的十一子也要求受洗，教名“弗朗索瓦”。他们的行为，带动了全体家庭成员乃至奴仆。苏努第十子曾从胤禵远征西藏，因勇敢善战受到康熙帝玄烨嘉奖，加官晋爵。但他在皈依天主教后，决心“只为耶稣基督服务”，“只和基督的敌人作战”，于是借口“膝盖有病再不能骑马打仗”，辞退了军职。[136]第六子勒什亨（教名路易）精明能干，颇得玄烨赏识。当两岁的独生子夭亡时，他悲痛异常，询问耶稣会士巴多明说：“公正的上帝在哪里？坏人们那么兴旺，而相信上帝的人却那么倒霉，怎么能让上帝的敌人对我幸灾乐祸呢？”巴多明巧妙地回答他：“您一直向别人传颂上帝的公正、明智、仁慈，怎么您自己却抱怨起上帝呢？谁说您儿子的死是一件坏事？也许对您对他还是一件好事呢。对他来说，由于他受过洗，他可以得到永恒的幸福，对于您来说，他使您更接近上帝了。”[137]后来，勒什亨与第十二子乌尔陈等都成为虔诚的教徒。

但苏努深深卷入了康熙末年诸皇子争夺储位的帮派活动，他是拥立胤禩为太子的满洲大臣之一，当胤禛即位后，苏努一家的信教活动不能不以悲剧告终。

雍正二年（1724）三月，胤禩的同党胤禟被遣往边城青海西宁。苏努的第六子勒什亨和第十二子乌尔陈以袒护胤禟的罪名被一同流戍。同时获遣的还有与胤禟关系密切的天主教神父穆经远。同年七月，年已77岁的苏努被谪戍到山西右卫（今右玉），阖家随行。苏努获遣后不及半载而亡。他在死前是否信教不得而知。勒什亨、乌尔陈等人面临胤禛的残酷迫害，却始终表示坚持自己的信仰。胤禛令其悛改，他们却声称“愿甘正法，不肯改易”。[138]雍正五年四月，王大臣等议奏，苏努之子乌尔陈等，与阿其那（指胤禩）等结党乱政，复私入西洋邪教，请将乌尔陈等凌迟处死。胤禛谕称：乌尔陈、苏尔金、库尔陈等（均苏努子），不遵满洲正道，崇奉西洋之教，朕令伊等悛改，屡次遣王大臣等降旨，分晰开导，乃伊等固执己见，坚称不愿悛改。但胤禛不愿将乌尔陈等人处死，理由是如此处置，西洋人不知其故，必以为他们是因为入西洋之教被戮，转使他们名闻于西洋。[139]其实乌尔陈等人名闻西洋，正是因为他们以宗室贵族的身分皈依了天主教。而胤禛残酷迫害苏努一家，首先是基于政治上诛除异己的原因，并非因为他们供奉“西洋邪教”。苏努诸子宁甘斧钺，不放弃信仰的举止，也不是单纯的宗教行为，包含着对胤禛淫威的抗争。但不管怎么说，乌尔陈等人至死不渝的殉教精神是颇令人叹服的。雍正五年六至七月，乌尔陈、苏尔金等相继卒于狱中。

清宗室中与苏努诸子同时而奉天主教的还有德沛。德沛是宗室贵族中外任封疆大吏的第一人。袭封和硕简亲王。他奉教在康熙末年，教名若瑟，妻子也领洗入教，名玛利亚，女名保辣。在宗室贵胄中，他是率先领洗的一位。当时西方人士供奉于内廷的很多，多娴习满语，与贵族接触往还尤为容易。德沛是天潢贵派的佼佼者，他平生淡泊名利，笃志于学。年轻时袭镇国公爵，后让爵于兄德普，自己入西山潜心读书，凡30年。著述颇多，品行学问均为时人推崇。[140]当时宗室贵族无不妻妾成群，但天主教却规定不准纳妾，这无疑是富贵人家皈依入教的障碍之一。德沛《实践录》有言，生育虽传继之正道，然必发自欲情，纵欲徇私，何善之有？对蓄妾制进行了抨击。

胤禛即位，掀起禁教高潮，其子弘历统治时代，对传教活动仍取严厉态度。然而在民间，还是有些人相继信教，其中包括旗人和宗室。在北京的传教士汪达宏神父在寄往欧洲的一封信中提到，几个系黄腰带（宗室标志）的年轻人信仰了天主教。虽然系黄带子是皇亲国戚的标志，但他不认为这件事有什么重大意义：他们虽然系黄腰带，还是属于老百姓之列，在北京有大量的无所事事的八旗子弟，除了有权系一根黄腰带或红腰带，证明他们的血统以外，和老百姓别无两样。[141]至此，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黄金时期已成过去。不过，直到嘉庆年间，仍有宗室觉罗奉教。[142]

清朝宗室中，信奉天主教的人当然少之又少，但作为中西文化碰撞后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确是以往历朝历代皇族历史中所没有的。

（三）国语骑射的荒疏

“国语”即满语，在清代又叫“清语”；骑射即能在骑马奔驰中射箭中的（箭靶的中心）。入关前后，满洲统治者不止一次地告诫本族人要保持“国语骑射”，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事态的发展却是，“国语骑射”并没有保持下去，以至流于形式。在这方面，王公贵族的变化是很有代表性的。

关外时期，满洲人多不通晓汉语。入关初期，不得不在政府机构中设翻译，翻译多用通满语的汉员，称“启心郎”。官职三品，地位较高，足见对翻译工作的重视。后来因为启心郎常利用满汉官员言语不通从中营私舞弊，于是废去不用，但各部衙仍设有满语通事。

王公贵族既把持政府枢要，又生活在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社会中，不通汉语给他们带来的诸多不便是显而易见的。清世祖福临原不懂汉语汉文，后经刻苦学习，关于汉语汉文的知识达到了较高水平。以后诸帝无不满汉兼通。皇帝召见臣属，见满臣说满语，见汉臣说汉语，见蒙古王公说蒙古语。王公贵族自幼学习汉语汉文，与汉人不再有语言交流的障碍。

入关初的王公子弟在积极学习汉语的同时，尚通晓本族语言，满汉兼通是共同的特点。这一方面是实行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仰慕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康熙十年（1671），清廷因满洲王公官僚多已熟悉汉语，撤销了各部衙满语通事。一些贵族官宦上朝时讲论儒家经史，回到家中阅读汉文小说，开始蔚成风气。康熙末年，生活在北京城中的满洲旗人皆能汉语。而他们的子弟，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汉语固然不错，作为母语的满语却日渐荒疏了。同时，一些宗室子弟不会骑射，也不谙满语。乾隆二十七年（1762），为承袭信郡王爵德昭事，将其诸子带领引见，其中竟有年逾四十不能清语不能拉弓者。弘历认为是德昭生前“并不教训子弟所致”，决定将王爵改由同宗别支子弟承袭。他还传谕宗室王公，各宜加意教诲子弟，如果袭爵时不能清语骑射，朕必照此办理。[143]虽然三令五申，奖惩并行，但情况并未好转，以致到乾隆四十年（1775）又有宗室公爵英盛额不能清语受到斥责的事发生。为此，弘历建立起更为严格的年度考核制度。规定：王公子弟无论在家延师还是入宗学读学，都必须每月考察一次清语及马步射，若发现有不能清语，其在宗学者，将宗人府王公等及教习等一并治罪；其在家读书者，将伊父兄等一并治罪。[144]

嘉庆帝亲政后，也反复提到满洲子弟不懂满语的情况。他说，过去满洲都通晓满语，能将小说、古词翻译成篇，如今不但不能翻译，甚至清话生疏，不识清字。有的满洲官员向皇帝所上奏折也用汉文书写。但是，这时清朝的统治已呈衰象，统治者无力再像乾隆时那样，对使用“国语”严加督促。满语满文的衰落，如江河日下，不可遏止。嘉庆十八年（1813），地坛举行祭祀时，竟有宗室因没有看懂满文的“视牲”两字，未能遵旨前往，被嘉庆帝给予罚俸一年的处分。当时曾有官员不识时务地奏言，应该让天下士子皆读清书。嘉庆帝则回答说：如今满洲人尚且对满文不能通晓，又何必让汉人学习，强人所难呢？可见这时与清初倡导满洲人保持“国语”的强大气势，实在不可同日而语了。

满语的衰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衰落的时间和程度也有差异。宗室贵族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加上统治者的严厉督责，掌握满语满文的人相对中下层旗人来说要多些也是自然的。从清朝官方文献所使用的文字来看，清朝前期中央政府的重要文书，尤其是其中涉及军机、边疆、民族、旗务的部分均使用满文，雍正末年军机处月折中已杂用汉文，嘉庆以后，在军机处、内务府、宗人府等主要由满员把持的重要机构中，汉文文件也逐渐占据优势。道光帝曾经痛骂专习汉文的八旗子弟，说这些人既不晓清语，又不识清字，岂有自命为旗人之理，真是“实堪可恨”。但骂归骂，实际上却也无可奈何。他曾想了解满洲官员知晓满文的程度，于是谕令满洲侍郎以下至五品京堂官员进内廷考试，结果，翻译通顺和稍有错误的只占十之三四，不能落笔的却有一半之多。当时担任内廷侍卫的宗室子弟多不学无术，“至有满蒙字俱不识者”。即使见面、起居等日常用语，也不能应对。间或有一两人能读鼓词小说，或将满文传片结结巴巴念上几句，周围人必群起而哄曰：“某也者满汉皆通。”[145]

宗室贵族中仍旧珍视本族语文的，在晚清时代奕绘可能是仅有者之一。奕绘为嘉、道时人，乾隆帝曾孙，袭爵贝勒。他在写给儿辈的《清语》诗中写道：“大清爰建国，天命始为书。地据三韩旧，言犹渤海余。诹咨通训诂，问学辨虫鱼。继志毋忘本，生民各有初。”[146]“天命”为清太祖年号，自明万历四十四年至天启六年（1616—1626），共11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创制满洲文字（老满文）实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建国前。奕绘“天命始为书”只是概指太祖时代。他在诗中并未说明满语文有哪些优越性，只是提倡“毋忘本”而已。

然而光绪朝以降，即使在宫廷之内，满语也被废弃不用。据说叶赫纳喇氏对于满语就认识肤浅，甚至达到“差不多可以说完全不识”的地步。如批阅文件只批汉文，不阅满文。“垂帘听政”达几十年的慈禧太后尚且如此，无怪乎满语会完全丧失“国语”的地位。光绪二十六年（1900）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的庚子条约，备有法、英、德、汉四种文本，已没有满语的一席之地。

清开国帝王以弧矢定天下，骑射曾发挥重大作用。作为八旗王公子弟，当他们长驱数千里，刚刚从寥廓的关外大平原移居北京时，依旧勤肄骑射，毫无懈怠。康熙年间，宗室文昭在《题东峰二弟春郊步射小照》一诗中写道：

辫发高盘绿染油，春风扇物手初柔，挺身独立花阴下，臂挂雕弓捻骲头。[147]

诗中点染出一位贵族子弟步射的英姿：为了射箭的便利，将油黑的辫发盘在头顶上，只见他臂挂雕弓，手持骲头箭（一种骨制箭），信心十足地挺立在树影下，准备大显身手。

骑射郊猎也是王公贵族的重要生活内容。文昭《校猎行》，即歌咏了行围时的骁勇气概和满载而归时的盛况：

朔方健儿好驰鹜，擒生日踏城南路。怒马当风势欲飞，耳立蹄不肯驻。大箭强弓身手热，一时杀尽平原兔。穿心贯腋血纵横，锦鞍倒挂纷无数。君不见，独孤信，会猎归来日已暮，侧帽驰马人争慕。[148]

清朝帝王为了维护政权，保持民族本色，不仅号召八旗子弟经常练习骑射，而且带头“秋狝木兰（围场）”，倡导尚武精神。康熙帝晚年曾回忆：朕自幼凡用鸟枪弓矢获虎135只、熊20只、豹25只、猞猁狲10只、麋鹿14只、狼96只、野猪132只、哨获之鹿数百，其余在围场内随便射获的野兽不可胜数。数量如此惊人的收获当然不会是玄烨一人取得的，但他娴于骑射应是没有疑问的。据奕赓《寄楮备谈》说，玄烨曾经在一天内射兔318只，确是寻常人毕其一生也难以做到的。

乾隆帝弘历一向注意武事，曾说“弓矢乃八旗旧俗，而神武实万世之家风”。他身为一国之尊，骑射娴熟，坚持行围狩猎。每年八月十三日在避暑山庄度过自己的生日，八月十六日率领皇子皇孙到木兰围场行围打猎。乾隆五十四年（1789），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翁，按向例于八月十六日由避暑山庄启跸去木兰围场。这是他最后一次秋猕，在围场住了20天，行围13次，命中三鹿。纪事诗中因有“将至八旬犹策马，命中三鹿去未空”句。

图24 郎世宁《 弘历射猎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八旗子弟的骑射技术，在乾隆朝以后渐成虚文。但清朝皇帝仍旧身体力行地加以表率和提倡。据说道光皇帝的骑术至精。咸丰皇帝尽管体弱，骑术亦娴。为皇子时，从猎南苑，驰逐野兽之际，坠马伤股。经上驷院骨医治疗后，终生行路不便。咸丰初年，京师市井传有“跛龙病凤掌朝堂”之谣。龙，指咸丰帝，病凤指慈安后体弱多病。[149]但不管统治者如何殚思竭虑，身体力行，却无法重振祖辈雄风。讲武的旧典旷废。

旧制，宗室习射，由亲王至闲散宗室10岁以上，左翼以每月初七、十七、二十七日，右翼以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在镶黄旗教场演习骑射。觉罗成员也必须参加这项活动。自20岁以上有品秩宗室，每步射两次，兼骑射一次。每年春秋两季，各擐甲习射两次。由宗人府考其勤惰优劣注册，劣者交族长学长给限学习，如仍怠惰者参处；成绩优异者题奏。王以下、闲散宗室、觉罗官以上，及王等护卫，每年习射，于七月十七日起至次年四月十七日止，由本府王公监视。[150]每次考验骑射，也就是宗室成员的大比武。届时衣冠竞会，旌麾并举，骏马骄风，雕弓替月，弦声响处，箭飞如蝗。但清中叶以降，盛况不再。所谓每年“考验骑射”，不过“循例具奏”，“实未尝演射”。[151]

八旗王公平日家居，原有演习射箭之俗。家中设有靶场，良朋三五，约期为会。久而久之，逐渐脱离习武的宗旨，蜕变为一种娱乐活动。射法又有种种讲究，曰“射鹄子”，鹄即天鹅，引申为箭靶，靶心俗谓“羊眼”；曰“射月子”，满语叫“艾杭”，即“画布为正”，也就是射布靶，上绘靶心；曰“射绸”，悬挂方寸绸布于空中而射，难度较大；又有于暮夜中悬香火于空而射的，则更难。清初旗人马步射，弓用8力，箭长3尺，镞长5寸，名叫“透甲锥”，所中必洞穿，或者连贯两人尚有余力。[152]而此时的射法，主要凭的是技巧，而非气力。到清季，连这种游戏也随着王公子弟骑射技艺的荒疏而式微了。

许多宗室贵族即便勉强参与骑射，除弥补生活空虚外，还利用骑射当作邀取恩赏，获得升迁的手段。宗室奕绘（乾隆帝曾孙）在《牧羊儿》诗中，借牧童用土块准确击中羊背的例子讥嘲八旗王公官宦:“不似彼官人，学射多势态，五发中三四，升迁换冠带。可应承平赏，难当军阵队。”[153]实际上成为博取功名的花架子。

（四）姓名与字号

与满语的衰落同样令清朝统治者忧心忡忡的，是宗室子弟在姓氏与命名上也效法汉俗而忘记“根本”了。

“爱新觉罗”本来是清代社会中最尊显的姓氏，许多宗室觉罗子弟却偏要改从汉姓。这种现象在清入关初已露端倪，它的普及，还是在满洲人逐渐放弃本民族语言而改用汉语之后，大抵发生在乾隆、嘉庆年间。乾隆年间，由于在汉地生活年深日久，一些宗室觉罗子弟，或者对满人“称名不举姓”的旧俗不以为然，或者是故意取仿汉人，往往将自己名字的头一个字当作姓，以至引起乾隆皇帝亲自干预。乾隆三十二年（1767），吏部带领引见的八旗子弟中有个叫满吉善者，是觉罗留保之子。弘历谕旨称：

其名满吉善者，竟以满为姓矣。朕将满吉善之名改为吉善。吉善乃系觉罗，甚属尊贵，吉善竟不以觉罗为尊，以满为姓，照依汉人起名，是何道理？似此者，宗人府王公等理应留心查禁，今竟不禁止。王公所司何事？恐其尚有似此等者，著交宗人府王公等查明，俱行更改，将此严禁。[154]

按照汉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姓氏因与祖宗血脉相关，是至关重要的，非到万不得已，绝不会改从他姓。天潢贵胄子弟，纷纷取仿汉姓，不仅关系到满洲文化的荣枯，而且涉及皇室“尊贵”能否长久保持的问题，难怪要引起弘历的关注，并且大放厥词了。但是，其效果亦如面对满语的颓势一样，惟有徒唤奈何而已。

更加荒唐的是，到嘉庆年间，一些宗室子弟甚至对自己本应引以为豪的老姓——爱新觉罗氏也无所谓了。爱新觉罗汉姓曰金，其他觉罗汉姓曰赵，本来泾渭分明，有些宗室子弟却偏要以赵姓自居。有个宗室名图克坦，人称赵大。问他何以如此称呼，答称赵姓居百家姓之首，宗室既然至高无上，必然是姓赵无疑。清朝规定宗室系黄带子以与其他人相区别，于是又有宗室“即以黄字作为姓氏”，论资排辈，而以黄几呼之。嘉庆帝因此龙颜大怒，下令宗人府传集宗室各旗长，传谕宗室，此后再有以赵字黄字作为姓氏称呼的，一定“从重治罪”。[155]但收效不大。宗室中更有一般无聊之辈，以彼此乱起绰号为乐，诸如“巴达棍赵二”、“母猪赵二”、“忘八赵二”、“鸡屎赵二”之类，“呼者习以为常，听者泰然自若”。无独有偶，在系红带子的觉罗中，也有称“红八”，因讼而入奏者。[156]

其实，满洲人家族观念是很强的，又重视纂修家谱、族谱，所以真正将老姓忘记的为数寥寥。他们之改从汉姓，主要还是顺遂习尚。

清末民初以来，爱新觉罗氏嗣裔分衍，汉姓由少而多，主要有金、肇、赵、罗、艾、德、洪、依、海等。[157]名字只是人们用来称呼、相互区别的一种符号。入关前，满洲人风俗朴而不雕，生子命名多不取吉祥字眼。由于渔猎采集是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对各种禽鸟如数家珍，往往用以命名。在努尔哈赤家族内，就有多尔衮（词义为“獾”）、固尔玛浑（“兔子”）、博和托（“驼峰”）、杜度（“斑雀”）等人，取这类名字。在某些场合，新生子的排行或身体某个部位或特征便成了名字的来源，如克勤郡王岳讬，其名字词义为傻公子、呆子，贝子傅喇塔，名字词义为烂眼边，豫亲王多铎，名字意为胎。舒尔哈齐第八子贝勒费扬武（芬古），名字意为“老疙瘩”，即幼子，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阿济格，意为“小”。此外，颖亲王萨哈廉，名字意为“黑”，贝子博洛，意为凉帽，均反映了取名时的随意性。

爱新觉罗族的命名，最初还受到蒙古文化的熏陶。被清朝尊为肇祖的孟特穆，就是蒙古人常用以取名的“孟哥帖木儿”（意为银铁）。清太祖努尔哈赤诸子侄中，阿敏（蒙古语“气息”意）、济尔哈朗（“幸福”意）、皇太极（“王子”意）等，也是取的蒙古名字。

他们的名字被译写为汉字后，所用字眼也很粗陋。成书于崇德年间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努尔哈赤便译作弩儿哈齐，多尔衮作多里哄。顺治九年修《清太宗实录》初稿本中，努尔哈赤孙萨哈廉作“查哈量”，侄拜尹图作“摆音兔”，女婿达尔汉额驸作“打儿汗额夫”，宗室篇古作“偏俄”，诸如此类用法，在书中摭拾可见。与汉人命名慎之又慎，必赋予某种祥瑞祝福之意的做法大相径庭。

以后，皇族命名习尚受到汉人影响而发生变化，尝试将汉人常用的平安福寿一类美好、雅驯的字眼运用于名字中。皇太极生前，给第九子命名为福临（即清世祖），取“福之将至”意。福临第二子、五子、七子分别命名福全、常宁、隆禧，带有明显汉化倾向。玄烨自幼习读儒家经典，深受汉文化影响，这也体现在他给儿子的命名上。如皇十三子至皇十六子的命名，来源于《礼记》和《诗经》。《礼·中庸》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祯祥”被认为是吉事的征兆。《诗·小雅·鸳鸯》云：“君子万年，福禄宜之。”“福禄”二字，多用为吉庆颂祝之词。所以，皇十三子名胤祥，皇十四子名胤祯（胤禵），皇十五子名胤禑，皇十六子名胤禄。玄烨没有将皇十五子命名为“胤福”，是因避其父福临的名讳。胤，意为后代，与下一字配合，寄托了玄烨对后辈的良好祝愿。上有所好，下必仿效。此后，以汉文福寿、吉祥、康泰等字词命名，日愈成为旗人中的习尚。由于这类字词在旗人名字中使用频率很高，有时只好用不同组合来区别。光绪年间礼部侍郎宝廷，郑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其二子一名寿富，号伯福；另一子名富寿，号伯富。

将汉人常用的平安吉庆、福禄寿喜一类字眼运用到名字中，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清朝所取年号，如康熙、嘉庆、咸丰、祺祥（后改同治），都含有安泰吉庆的意思。入关后历朝皇帝，每年年终都要亲自书写福字、寿字，颁赐中外大臣。表达良好祝愿的多样性，无不反映出汉文化的影响。

清代后期，远支宗室、觉罗中直接用汉字命名的越来越多，如文元、永祥、崇善、富祥、贵福、寿山、福海之类，都是一些吉利的字眼。不过，旗人和宗室中也有戏谑为名的。嘉庆年间，有取名“吴（与“无”谐音）米粮贵”的。又有某宗室，素喜收藏鼻烟盖、珊瑚、翡翠，摩挲玩赏，胜似稀世珍宝。宗室生四子，长子曰奕鼻，次子曰奕烟，三子曰奕壶，四子曰奕盖，合起来为“鼻烟壶盖”。说来可发一笑。旗人雅好调侃取乐的天性，据此可见一斑。

话说回来，叫什么姓，取什么名，本来纯属个人私事，但清朝皇帝却偏要横加干涉，并把这件事看成保持“国语骑射”传统的一个重要因素。乾隆五年，有宗室名叫“望瑞”，弘历认为他的名字不能用满文连写，下令更改。又有镶黄旗满洲人叫“何督”的，弘历认为他的名字与汉人无异，命改为“和都”或“赫督”。乾隆二十五年谕言：八旗满洲，蒙古皆有姓氏，乃历年既久，多有弃置本姓沿汉习者。姓氏者乃满洲之根本，所关甚为紧要，今若不整饬，因循日久，必各将本姓遗忘不复有知者。又谕言：满洲名氏从来都是取满语与汉语对音来书写汉字的，不准依附汉姓，有意牵混。他要求旗人名字的第一个字不准用汉人的姓，以免引起误解。他还规定旗人命名不准用三个字，以与汉俗相区别。嘉庆年间，有觉罗名“觉罗太”者，“指姓命名致蹈汉人习气”，受到颙琰严饬。[158]

在乾隆、嘉庆两朝上谕中，有关旗人和宗室觉罗“效法汉人习气”更改汉姓汉名的内容举不胜举。皇帝虽然将这种现象上纲到“数典忘祖”的高度，痛斥这些人为“无耻之尤”，或者不惮其烦地亲自干预更改姓名，实际效果却微乎其微。旗人改从汉姓汉名，不仅是仰慕汉习，更重要的是，生活在人数众多的汉人当中，又不可能摆脱与汉人的频繁接触，而旗人称呼满名不免拗口，且难记忆，旗人为交往的便利起见，取汉姓汉名是顺乎自然的选择。

在满洲人中，宗室子弟自幼学习条件最优越，汉学修养最为精深，他们不仅取汉名，而且又加表字，使名字更加复杂。表字（旧称台甫），即人在本名外所取的与本名有意义关系的另一名字。人们相互间为表敬重，便以表字相称，而不直呼其名，益显彬彬有礼。从清初开始，宗室贵族为与汉文人唱酬应和，还出现了取别号的习气。与汉文士一样，他们常用别号来表示本人的志向、情趣、嗜好。清初满洲诗人鄂貌图，字麟阁，一字遇尧，开风气之先。高塞，清太宗皇太极第六子，雅好文学，号“敬一道人”。康熙间宗室岳端又名蕴端，字正文，号“红兰室主人”，又号“玉池生”、“东风居士”、“长白十八郎”。宗室博尔都，字问亭，号“东皋渔父”。饶余亲王阿巴泰第三代孙文昭，字子晋，号“芗婴居士”、“紫幢轩主人”，又自称“北柴山人”。雍正以降，宗室中取字、号者已相当普遍。嘉庆帝颙琰曾忆及年幼时的一件事，一次乾隆帝见他手拿一把折扇，上面的题画诗句落款，有“兄镜泉”三字，询之是十一阿哥（成亲王永瑆）手笔，“镜泉”即十一阿哥为自己取的别号。乾隆帝随即在乾清宫召见大学士、军机大臣和诸皇子加以训斥，认为这种诗画题咏是受汉文师傅影响的书生习气，“以别号为美称，妄与取字，而不知其鄙俗可憎”。他还说，皇子读书，只应该讲求大义，使之有益于自己身心，这些寻章摘句都是“末务”，年幼之人怎能学如此虚伪的东西!乾隆帝声称自己当皇子时从来不敢私取别号，仅有的一个别号“长春居士”还是皇考（指雍正帝）赐的。但是从来不用它署款题识。诸皇子如不知省改，相习成风，必致八旗子弟“咸以脱剑学书为风雅”，关系国运人心。[159]为了防微杜渐，他命将这番话写出来贴在皇子书房墙壁上，让他们“触目惊心”，永志不忘。从这件事不难看出，即使对生养深宫的皇子，汉人习尚也有莫大的吸引力。

汉人传统，各宗族、家族在取名上多采取以字排辈的办法，即同辈人取名排一相同字，用以区别辈分。这种命名法，把族人名字框定在经纬网络中，支辈分明，从姓名中便可看出是否属于同宗、同辈分或者哪一支，它是汉人家族关系的体现和维系宗法制度的一种方式。[160]清初满人没有这种取名习俗。入关后较早仿行的是爱新觉罗皇室，至康熙朝始仿汉人宗谱拟定字辈的制度。玄烨共有35子，其中11子早殇，24子有嗣。玄烨头3个皇子，分别起名“承瑞”、“承祜”、“承庆”，第四子名“赛音察浑”，五子、六子分别名“保清”、“保成”（即皇太子胤礽）。这些皇子的名字，有时按同一字排列，有时又无章可循，而且排列之字先后换过三次（“承”、“保”、“长”）。这一现象，反映了满汉两种文化交融时期，人们兼而采之，难做取舍的心态。康熙二十年（1681）后，玄烨才按“胤”字排辈，为皇子命名，并定下一律用“示（礻）”旁。如将保清（皇长子）改成胤禔，保成（皇太子）改成胤礽。皇子命名的汉化过程至此完成。[161]其后为历朝清帝所遵循。胤禛即位以后，其兄弟之名的上一字胤改为允字，以避皇帝名讳。胤禛给诸皇子取名，上一字为弘，下一字均从日旁。以后乾隆帝又在弘字辈下，钦定“永、绵、奕、载”四字。诸皇子取名，上一字为永，下一字为玉旁。嘉庆帝诸子，上一字为绵，下一字均从竖心（忄）旁。道光帝之子，上一字为奕，下一字有三子从系旁，三子从言旁。在载字辈下，旻宁亲选“溥、毓、恒、启”四字，依次命名。咸丰帝奕续拟的字辈为“焘、闿、增、祺”四字。从胤、弘二字算起，共编列十四个字辈。

清廷规定，只有近支宗室，才能按此字辈命名，“其支派稍远者，命名即不得依此行辈”。[162]所以，有资格按皇帝钦定字辈命名的，不仅表明他属于天潢贵胄，而且标志他是宗室的亲支近派。

为了突出近支宗室的尊崇地位，满洲统治者规定了用满文拼写名字时的特殊格式。满文系拼音文字，不像汉文可用同音字区别尊卑，只能从拼写方式上加以区别。按规定，远支宗室、觉罗直至普通旗人的人名，用满文书写时必须连拼，惟独近支宗室人名，满文可以单字缮写，“此亦是分别尊卑之一道”。[163]

在按字排辈的近支宗室中，清廷进一步规定，只有与皇帝血缘最近者，即他的本支子孙，命名时下一字单独排用同一偏旁的字。这样一来，就在已经繁衍众多的近支宗室中凸显皇帝本支在全宗族中的核心地位。嘉庆初年，因郡王绵亿违反近支宗室命名规定，私用“金”字偏旁为长子取名“奕铭”，次子取名“奕”，遭到颙琰斥责，说他“自同疏远”，并表示：“伊既以疏远自待，朕亦不以亲侄待伊，亲近差事，不便交伊管领。”除将“奕铭”、“奕”分别改名为“奕绘”、“奕”外，命绵亿退出乾清门，革去领侍卫内大臣、管围大臣职务。颙琰态度如此严厉，主要是为了维护宗室内部细密森严的等级。

宗室、觉罗在命名方面，经常出现同名，为了保持辈分、尊卑关系，清廷规定，王以下闲散宗室以上，有同名者，必令卑者、幼者更改。

如上所述，宗室取名按字排辈，以血缘亲疏区分支派，与发达的宗法制度相表里，无不打上汉文化的烙印。

宗室贵族涵濡汉文化，涉及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上所述只是有代表性的几个方面，从更大范围讲，这也是满人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

不管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满洲人接受汉文化都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历史过程。作为统治民族代表的宗室贵族，自觉不自觉地顺应这一进程，并且起到积极作用，对满洲人乃至整个清代社会的发展来说，影响都是很深远的。

[1] 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3，第11页上下。

[2] ［德］魏特：《汤若望传》，转引自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3] 《清圣祖实录》卷23，第18页上。

[4] 《清圣祖实录》卷29，第16页上17页上。

[5] 《清圣祖实录》卷40，第20页下。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三十六年闰三月初五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7] 《清史稿》卷8，本传。

[8] 法式善：《陶庐杂录》卷1，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页。

[9] 《满蒙汉三合切音清文鉴·序》。

[10] 《清史稿》卷217，本传。

[11] 《清圣祖实录》卷58，第9页上。

[12] 《清圣祖实录》卷88，第7页下。

[13] 《八旗通志》（初集）卷71，第1374页。

[14] 《清圣祖实录》卷1，第11页上。

[15] 《清圣祖实录》卷35，第12页上下。

[16] 《清圣祖实录》卷202，第17页上。

[17] 《清史稿》卷217，本传。

[18] 《清史稿》卷216，本传。

[19] ［法］白晋：《康熙皇帝》，赵晨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

[20] 《清圣祖实录》卷55，第23页下。

[21] 昭梿：《啸亭杂录》卷10，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32页。

[22] 魏源：《圣武记》卷2，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0—71页。

[23] 《清圣祖实录》卷48，第13页上。

[24] 《清史稿》卷6，《圣祖本纪》。

[25] 《清圣祖实录》卷149，第20页下。

[26] 《八旗通志》初集卷133，第3598页。

[27] 杨珍：《康熙皇帝一家》，第213页。

[28] 《八旗通志》（初集）卷71，第1376页。

[29] 《清史稿》卷216，本传。

[30] 拙著《正说清朝十二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4—125页。

[31] 《清史稿》卷220，本传。

[32] 《清史稿》卷220，本传。

[33] 同上。

[34] 《清史列传》卷12，本传。

[35] 《清史稿》卷276，本传。

[36] 《清史稿》卷343，本传。

[37] 郭松义、李新达、李尚英：《清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38] 《清圣祖实录》卷58，第21页上。

[39] 《清圣祖实录》卷234，第13页上。

[40] 《清史稿》卷269，索额图传。

[41] 《清圣祖实录》卷180，第5页上。

[42] 《清圣祖实录》卷212，第13页下；卷234，第3页下。

[43] 《清圣祖实录》卷234，第3页下。

[44] 同上书，第23页下。

[45] 《清圣祖实录》卷234，第20页下。

[46] 《清圣祖实录》卷250，第6页下。

[47] 《清圣祖实录》卷253，第9页上。

[48] 《清圣祖实录》卷275，第10页上、第12页上13页上。

[49] 《清圣祖实录》卷300，第11页上。

[50] 郭松义、李新达、李尚英：《清朝典制》，第8页。

[51] 《清史稿》卷220，本传。

[52] 《清世宗实录》卷22，第18页下。

[53] 《清史稿》卷220，本传。

[54] 《清世宗实录》卷38，第11页下。

[55] 《清史稿》卷220，本传。

[56] 《清史稿》卷220，本传。

[57] 《清史稿》卷219，本传。

[58] 《清世宗实录》卷9，第19页上。

[59] 《八旗通志》（初集）卷26，第497页。

[60] 《清世宗实录》卷74，第17页下。

[61] 雍正《上谕》，清刻本，元年七月十六日。

[62] 奕赓：《佳梦轩丛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2页。

[63] 允禄等编：《上谕旗务议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8页。

[64] 雍正《上谕》，元年十二月。

[65] 雍正《上谕》，元年七月十六日。

[66] 雍正《上谕》，四年五月十二日。

[67] 郭松义：《清宗室的等级结构及经济地位》，载《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页。鞠德源：《清朝皇族宗谱与皇族人口初探》，载《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22页。

[68] 《清史稿》卷220，允禩传。

[69] 钱泳：《履园丛话》卷1，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页。

[70] 昭梿：《啸亭杂录》卷10，第27页。

[71] 昭梿：《啸亭杂录》卷2，第37页。

[72] 引自雷大受《佳梦轩丛著·前言》，第5页。

[73] 铁保辑：《熙朝雅颂集》首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74] 昭梿：《啸亭杂录》卷2，第34页。

[75] 朱眉叔等选注：《满族文学精华》，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17页。

[76] 《竞渡曲》，朱眉叔等选注：《满族文学精华》，第16页。

[77] 张菊玲：《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74页。

[78] 朱眉叔等选注：《满族文学精华》，第23页。

[79] 《清史稿》卷484，本传。

[80] 《守岁行》，载铁保辑《熙朝雅颂集》卷1,第268页。

[81] 《别裁集·小传》，转引自铁保辑《熙朝雅颂集》首集，第262页。

[82] 铁保辑：《熙朝雅颂集》首集，第320页。

[83] 《无题》，朱眉叔等选注：《满族文学精华》第178页。

[84] 昭梿：《啸亭杂录》卷2，第34页。

[85] 震钧：《天咫偶闻》卷3，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6页。

[86] 昭梿：《啸亭杂录》卷2，第46页。

[87] 昭梿：《啸亭杂录》卷10，第341页。

[88] 昭梿：《啸亭杂录》卷8，第264页。

[89]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1页。

[90] 《清史稿》卷220，本传。

[91] 震钧：《天咫偶闻》卷3，第70页。

[92] 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辑校：《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

[93] ［朝］李民：《建州闻见录》。

[94] ［日］村山纬等编：《清三朝实录采要》卷2，日本伍石轩1807年刻本。

[95] 《清太宗实录稿本》，第6—7页。

[96] 王锺翰：《释汗依阿玛》，《清史新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页。

[97] 《清世祖实录》卷72，第20页下。

[98] 《清世祖实录》卷70，第8页下。

[99] 《清世祖实录》卷75，第14—15页。

[100] 《八旗通志》（初集）卷239，第5367页。

[101] 同上书，第5368页。

[102] 《清圣祖实录》卷135，第16页下。

[103] 光绪《清会典事例》卷1，第12页下。

[104] 福隆安等纂：《八旗通志》（二集），卷241—256，中国书店1983年影印本。

[105] 《清世祖实录》卷75，第14页上。

[10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宗人府来文》刑罚类卷743，无年月档。

[107] 仅王守恂编《庚子京师褒恤录》中即收录了许多宗室妇女殉节的事例。

[108] ［朝］李民:《建州闻见录》。

[109] 陈垣：《顺治皇帝出家》，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l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

[1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146页。

[111] 《清高宗实录》卷5，第22页下。

[112] 金梁：《奉天古迹考》，奉天作新印刷局排印本，第2页上。

[113] 《朝鲜成宗实录》卷159，十四年十月乙亥。

[114] 《清太宗实录》卷63，第24页下。

[115] ［朝］李民:《建州闻见录》。

[116] 参见《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第二册，第15、17、18、140页。

[117] 《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二），第15、140页。

[118]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盛京刑部原档》，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86页。

[119] 《重订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序》。

[120] 《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1，第7页上。

[121] 金毓黻：《沈馆录·序》，辽海丛书1931—1934年本。

[122] 郑天挺：《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载《探微集》，第70页。

[123] 《八旗通志》（初集）卷55，第1044页。

[124]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69页。

[125] 《清史稿》卷58，第2571页。

[126] ［日］三田村泰助：《清朝前史的研究》，同朋舍1965年版，第393页。

[127] 章乃炜、王蔼人编：《清宫述闻》，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660页。

[128]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1183，第786页。

[129] 溥佳：《记清宫的庆典、祭祀和敬神》，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22页。

[130] 昭梿：《啸亭续录》（附载于《啸亭杂录》），第377页。

[131] 载涛、溥佳等人有关王府祭祀的记述见《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270、347—350页。

[132] 陈垣：《顺治皇帝出家》，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

[133] 昭梿：《啸亭杂录》，第274页。

[134] 同上。

[135] ［美］A.W.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上），第574页。

[136] 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137] 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第114页。

[138] 《清世宗实录》卷59，第24页下。

[139] 引自陈垣《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载《陈垣学术论文集》，于苏努一家信教始末考证精详。

[140] 德沛其人其事及奉教始末具详陈垣《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

[141] 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第218页。

[142] 奕赓：《佳梦轩丛著》，第30、143页。

[143]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2，第29页。

[144]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8，第118页。

[145] 奕赓：《侍卫琐言》，载《佳梦轩丛著》,第67页。

[146] 奕绘：《明善堂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147] 引自张菊玲《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第59页。

[148] 转引自朱眉叔等选注《满族文学精华》,第17页。

[149]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第2页。

[150]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8，第118页。

[151] 同上书，第119页。

[152] 震钧：《天咫偶闻》卷1，第12页。

[153] 朱眉叔等选注：《满族文学精华》，第313页。

[154]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1，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第22页下23页上。

[155]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9，第133—134页。

[156] 奕赓：《管见所及》，载《佳梦轩丛著》,第84页。

[157] 赵维和：《满族故地的爱新觉罗氏谱书》，载《北方民族》1995年第1期；沈阳市民委民族志编纂办公室编：《沈阳满族志》，辽宁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158]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1，第24页上。

[159] 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卷94，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540页。

[160] 杜家骥：《满族入关前后之取名及相关诸问题分析》，载《满学研究》（2），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161] 杨珍：《康熙皇帝一家》，第168页。

[162]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1，第4页。

[163]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1，第22页下。

第六章 皇族制度

清朝统治者一向标榜“满汉一体”，表白其对待满、汉毫无异视，实则歧视汉人。不但如此，在旗人内部，也有种种差别。雍正帝曾露骨地对臣下说：惟望尔等习为善人，如宗室内有一善人，满洲内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宗室；满洲内有一善人，汉军内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满洲；推之汉军、汉人皆然。[1]这就是说，在同等条件下，先用宗室，其次满洲，其次汉军，最后才是汉人。雍正帝的这一表白充分说明了“满汉一体”政策的虚伪性。事实上，就旗民关系而言，旗人地位优于民人，就八旗内部关系来说，满洲人地位高出于汉军。复就满洲人范围而论，宗室人员又拥有其他满洲人无法企及的特权。亦如历朝历代统治者对待本族成员那样，清朝皇族的特权是用一系列制度、则例、法律来加以固定的。

清朝入关后，皇族人口越来越多，其内部经历了愈演愈烈的分化，尊卑贫富，相差悬殊。皇族制度的另一重要功能是，严格内部的等级，以确保极少数宗室显贵的特权利益不受到伤害。

一 宗室等级

清朝开国初期，皇帝的家族成员，除了因有罪获谴的以外，几乎都授以爵职。入关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皇族子孙不断繁衍，于是，围绕着与皇帝关系的亲疏、支派的远近和出身的嫡庶，在宗室内部发展起不同的等级来。

清朝封爵始自崇德年间，顺治年间加以充实，到乾隆年间才形成完备的制度。乾隆十三年（1748）钦定封爵表，规定宗室爵位十四等：（1）亲王，（2）世子，（3）郡王，（4）长子，（5）贝勒，（6）贝子，（7）镇国公，（8）辅国公，（9）不入八分镇国公，（10）不入八分辅国公，（11）镇国将军，（12）辅国将军，（13）奉国将军，（14）奉恩将军。其中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又各分一、二、三等（详见附录一表2）。

宗室取得上述爵位的途径有四种：功封、恩封、袭封、考封。

功封是指宗室王公有勋绩而受封。首先是清朝开国时立有“佐命殊勋”的王公。乾隆四十一年（1776），弘历上谕：“诸王袭爵，经朕酌定，由军功晋封者，世袭罔替。其余恩封诸王袭爵时，皆应以次递降。”[2]四十三年正月，弘历为沉冤100多年的多尔衮翻案昭雪，命恢复睿亲王爵，由其后裔“世袭罔替”。豫亲王多铎，受到多尔衮之狱株连，被降亲王爵，其后又改封信郡王，弘历追念他在开国诸王中堪称“战功之最”，命复其原爵。又诸王中披坚执锐拓土开疆共成一统之业者，礼亲王代善后改封康亲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后改封简亲王，肃亲王豪格后改封显亲王，克勤郡王岳讬后改封平郡王，其子孙所袭均非始封之名，不足昭示后人，均“复其原号”。[3]除上述礼亲王，郑亲王、睿亲王、豫亲王、肃亲王、克勤郡王、承泽亲王（后改号庄亲王）硕塞、顺承郡王勤克德浑也因佐命殊功，子孙享受“世袭罔替”的待遇。这就是有清一代著名的“八大铁帽子王”。所谓“铁帽子”，是喻言其爵位承袭之保险可靠，具体讲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封爵者若无亲子可承袭，准亲兄弟或兄弟之子承袭，有异于一般宗室王公无亲子应不准承袭之例；其二，若袭爵者中有人获罪，只一代暂降，再有应承袭时，仍袭原爵。如平郡王庆恒获罪，降为贝子，其子再承袭时，仍当袭封郡王。

在清代，获此殊恩的还有玄烨第十三子胤祥，他因“公忠体国”，被胤禛封为怡亲王，爵位“世袭罔替”。到了晚清，恭亲王奕以“赞襄大政”，醇亲王奕以光绪帝生父，皆特恩“世袭罔替”。庆亲王奕劻，作为清末朝廷的实权派，也得到“世袭罔替”的殊荣。

功封制度，集中体现了清室对宗室懿亲赏功酬庸之意。其结果，确保了以努尔哈赤嫡亲子侄为核心的王公贵族，世世代代，处于宗室最尊显的地位。

恩封，指以宗室近支而得封爵。清制，皇子年满15岁，由宗人府奏请封爵。如果奉旨暂停，每5年再奏请一次。根据这项制度，皇子均可得到封爵。这是清代王公日益增加的重要原因。

袭封，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出缺，由宗人府选其子嗣内人才骑射清语优者数人，无论嫡庶，带领引见后由皇帝决定承袭之人。袭封的人选依次以嫡子孙为优先，如无嫡子孙，方准庶子孙承袭。若无庶子孙，准以亲兄弟及亲兄弟之子承袭。如果是大宗子孙，因罪降革，其祖父原爵是以军功得封的，准旁支子孙承袭。

按清初旧制，亲王、郡王爵位都可以由一嫡子“世袭罔替”，只是贝勒以下，才实行“世袭递降”原则。乾隆三十九年（1774），改为除“世袭罔替”功封诸王外，更多的恩封王公，其子孙均按“世袭递降”原则袭爵。如始封为亲王的，其嫡子中1人，只能袭封为郡王；其嫡孙中1人，只能袭封为贝勒。即每代降袭一级。弘历对袭封制度的调整，反映了宗室贵族迅速繁衍对原有封爵制度的冲击。他在解释做此变动的原因时说：“承恩封爵，宜有亲疏之别，若不限以等差，则国家延祚奕世，王爵愈积愈多，既不免于冗滥，且与勋劳世及者无所区分，亦非所以昭奖劝。此展亲之恩，不得不示之节制也。”[4]清入关百余年间，宗室爵位越封越滥，已到了必须加以限制的地步。但在同一谕旨中，弘历表达了对诸王递降至奉恩将军不过六七传的不忍之心，因此又规定凡亲王以次递降者，至镇国公而止；郡王以次递降者，至辅国公而止，其公爵均世袭罔替。

考封，亲王以下，除1子袭封外，诸子至20岁，例得推封。但要经过考试，合格者方授给一定爵位。

清初，本没有考封制度。有爵位贵族的子孙，不但人人皆可受封，而且，受封爵位较高。其结果，必然导致爵位数目的迅速扩大和高爵位的增多。更严重的弊端在于，贵族子弟年满15岁便可坐享爵位加封而无需付出丝毫努力，助长了骄惰的风习。康熙二十七年（1688），玄烨谕旨称：今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不问贤否，概予封爵，以至视为故典，不思进取。因此规定，应封爵者，年至20，要考试清语及马、步射。优者，照例封给应得之爵；平者，降一等；劣者，降二等。[5]考封制度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雍、乾年间，进一步完善了考封制度。雍正八年（1730），制定“王公以下嫡子考授例”，乾隆八年（1743），又制定“王公以下庶子考授例”。嫡子指王公嫡福晋（嫡夫人、嫡妻子）所生子，庶子指王公侧福晋或侧室以及妾媵所生子。顺治年间原定：除一嫡子可袭原爵外，亲王余子皆可封郡王，郡王余子皆可封贝勒。康熙年间，对亲王和郡王诸余子封爵均减一等，即亲王余子由原应封郡王改为贝勒，郡王余子由原来应封贝勒，改为贝子。在新的嫡子考授例中，无论哪一级贵族子弟，其考授爵位均明显低于原来应封的等级。仅以亲王为例，先前，嫡子可封贝勒，至此，仅能考封不入八分镇国公，也就是说降低了四级。庶子考授例则明确规定了庶出子考封应得爵位。其中侧福晋、侧室所生子，考授的爵位要比嫡子相应低二三级以上。如亲王嫡子可考封不入八分辅国公，侧福晋子考授二等镇国将军；妾媵所生子，只能考授三等辅国将军。此外如郡王以下辅国公以上侧福晋、侧室子，郡王以下贝子以上妾媵子，均降等考授，“其余妾婢所生之子为闲散宗室，不授封”。[6]至于低爵宗室——不入八分镇国公至奉恩将军，仅封嫡子，庶子全部不授封，为闲散宗室（详见附录一表2）。

乾隆年间，还对考试等次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具体办法是，考试清语及马、步射，三项皆优者，封以应得品级；两优一平者，降一等；一优两平或两优一劣者，降二等；三项皆平，或一优一平一劣者，降三等封授；一优两劣、两平一劣、一平两劣，及全部为劣等者，停止封授，并令学习，再行考试。通过考试者各依其嫡庶身份封爵。尽管这一考封标准比康熙年间严格了许多，弘历仍不满足，乾隆三十五年（1770）谕命：“应封宗室等，如有考试与应封之例不符者，俱不准其再入考试，将此永著为例。”[7]在这年考试中，成绩不合格的宗室子弟永修、永封、景焕、伦泰，不但被停封，而且免去了下次再考的资格。

宗室封爵制度的演变趋向，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日益重视待封者的嫡庶之别，并用明确的规定严格嫡子，侧福晋、侧室子，别室所居妾媵子之间的等级；再一个是在天潢支派不断繁衍、待封者越来越多的压力下，加强了对爵位封授的限制。这种限制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不可能影响清廷对宗室贵族“展亲推恩”政策的实施。

对公主和王公之女的封爵，是宗室分封制度的另一组成部分。

清代的公主在崇德以前，统称“格格”，无明确规制。后来才确定，凡中宫皇后所生者封固伦公主，妃嫔所生者封和硕公主。[8]固伦公主品级约相当于亲王，和硕公主约相当于郡王。至于格格，成为亲王以下所生女的统称，但也有等级之分：亲王女封郡主，郡王女封县主，贝勒女封郡君，贝子女封县君，入八分镇国公、辅国公女封乡君。以上均指嫡出而言，至于侧室和媵妾所生，待遇又等而下之。康熙四十五年（1706）以前，亲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侧福晋、侧室所生女与嫡出一例授封。到这一年改订：亲王、郡王侧福晋所生女均视嫡出各降二等授封，为郡君和县君，以下贝勒侧夫人所生女降二等授为乡君，至于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侧室所生女，并无应降品级，于是规定：贝子侧夫人所生女，食五品俸；镇国公、辅国公侧夫人所生女，食六品俸；其余并称宗女，不授封。

乾隆年间，王公之女的爵位同样有越封越滥的趋势，“若不立定节制，则亲疏无由区别”，遂规定：除亲王、郡王之女仍照旧例外，贝勒以下，止封嫡出1女；其余俱照庶出例；庶出者，照媵妾所出例。永著为例。[9]

公主到一定年龄要由皇帝指婚出嫁，其夫婿叫“额驸”，向系照公主封号，授给固伦额驸、和硕额驸。固伦额驸品级约相当于贝子，和硕额驸与镇国公相当。额驸原爵位高于所定等级者另当别论。公主所生子亦按额驸品级请封授爵。王公之女成婚后，由本家报礼部，也给其额驸一定的品级。

在宗室封爵中，还包括对王公之妻的封授。顺治年间定，亲王、世子、郡王妻封福晋，长子、贝勒以下至辅国将军妻俱封夫人，奉国将军妻封淑人，奉恩将军妻封恭人。[10]清朝旧制：亲王妾媵10人，世子、郡王6人，长子、贝勒、贝子5人，镇国公、辅国公4人。这些妾媵，只能有一部分被封为侧福晋或侧室。乾隆年间定：嗣后除奉特旨赏给王、贝勒等侧福晋、侧室外，其余即于妾媵内请封：亲王侧福晋4人，世子、郡王3人，长子、贝勒侧室2人，贝子及镇国公、辅国公1人（详见附录一表4）。凡应封侧福晋、侧室者，必生有子女。[11]

以上是有爵位宗室的基本构成，他们的奕世繁衍，形成一个日益膨胀的宗室贵族阶层。不过，由于清廷对爵位封授逐步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使王公贵族的人数明显少于往代。研究表明，明正德年间，距开国一个半世纪，全国共有亲王、郡王及镇国将军至中尉诸爵共2945人；清道光年间，距入关时已一百七八十年，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爵封号的在世贵族仅31人。高爵中的王爵数差别也很悬殊：有明一代封王多达1874人，其中朱元璋第五子周王朱一个王府的王爵，累计至明末就有187人；而清一代王爵总人数才182名，仅及明代十分之一。[12]又有学者据清代皇族《玉牒》统计，辅国公以上的人数有519位，封奉国公以上的人数有1580人，共2099人，约占皇族人数的5%。[13]可见有爵位贵族在整个皇族人口中只占很少一部分。由于清廷对封爵人数限制较严，且采取世代降等措施，而皇族人口却以快得多的速度繁衍，致使闲散宗室与觉罗在整个皇族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也加剧着皇族内部的分化。

闲散宗室即无封爵宗室。闲散宗室中，有的是有爵位者因犯过失而降削的；再就是根据爵位降等封授原则，凡镇国公以下妾婢所生子“为闲散宗室不授封”；另外如奉恩将军子系中，除一子可承袭原爵，其余都降等为闲散宗室。至于闲散宗室子孙，除极少数有功授封者外，自然没有封爵。乾隆二十年间，男性宗室人口2714人，其中20岁以上的1253人，属于闲散宗室的有700余人。据此，闲散宗室约占总人数的25%和20岁以上人数的55%。[14]随着时间的推移，闲散宗室在整个宗室成员中所占比例在迅速增大。

宗室成员除了获取爵位外，还常常在政府机构和八旗中任职。清初八旗王公参与朝廷军政事务，集议军机，外出将兵。但是随着皇权的提高，他们的军政大权相应削弱，特别到胤禛即位后，独揽大权，他们的特权相形见绌。不过，几乎与此同时，较多的宗室开始步入仕途。

清入关初宗室任官只限于宗人府。宗人府是管理皇族事务的机构，官员主要由王公和宗室担任。如设宗令1人，以亲王、郡王任之；左、右宗正各1人，以贝勒、贝子兼摄；左、右宗人各1人，以镇国公、辅国公或将军兼摄。但其时宗室额缺很少，所以昭梿在《啸亭杂录》中回忆说：“国初宗臣，皆系王公世，无有任职官者。”[15]当初禁止宗室做官，主要是因为天潢贵胄身份特殊，侧身仕途，多有不便。也就是胤禛所说的：“如用伊等为大臣等及侍卫，犹可供朕使令，若用部院，或遇属下人为大臣，难以行走，势必致瞻徇情面。”[16]至于不准宗室补授道府以下外官，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外官相见，一切庭参跪拜仪节，均有定制，宗室系属天潢，难以随班叩拜，但是若不遵仪注，又会助长他们的傲慢之心，以致藐视上官，或恣意妄为，加之上官不敢纠劾，势必对吏治产生很坏影响。[17]

图25 宗人府衙门（《乾隆北京城图》）

图26 宗人府颂恩碑（乾隆六十年）（北京石刻博物馆）

然而，随着宗室人口不断繁衍，满洲统治者却不得不把上述顾虑置诸脑后。玄烨念宗室无入仕之途，钦定侍卫90人，皆命宗室挑补，又从宗室王公中挑取步箭娴熟者充补十五善射缺。胤禛即位，扩大宗室在宗人府中的额缺，规定镇国、辅国、奉国将军，以宗人府理事官用；奉恩将军宗室佐领，以副理事官用；五六品生，以主事用；至于闲散宗室内，有考取一等二等者，以笔帖式用。胤禛还下令裁汰宗人府一半的满洲司员笔帖式额缺，作为闲散宗室进身之路。乾隆中，设宗室御史4员，以为司员升擢之阶。颙琰在位，特设宗室文翻译和乡、会试诸科目，又于六部、理藩院增设宗室司员若干员，以为定额。宗室仕途在逐渐拓宽。

为确保宗室任官的机会，清廷特意在各种机构中额设宗室官缺。这些机构包括宗人府、侍卫处、上虞备用处、銮仪卫、六部、理藩院、都察院、内阁、盛京各部。此外，八旗设宗室佐领缺，并准补放城守尉。咸丰以降，外放道府成为宗室任官的新途径。

据赖惠敏教授统计，在任官的宗室成员中，以有爵位者为多，共1095名，占任官宗室人数的1/3以上。[18]清制，王公兼职应在二品大员以上，奉国将军以上贵族任五品以上官职。宗室高官，自然均由高爵位者担任。统计结果还表明，在清代《玉牒》所载4万余男性皇族成员中，有封爵或任过官职的共有4279人，约占总人数的10%。由此可知，在不断繁衍的皇族人口中，无爵无职者占有绝大多数。

乾隆四十七年（1782）有关提高宗室地位的上谕影响深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内容：闲散宗室年至18岁时，均赐给四品顶戴，四品武职补服，使“天家子姓俱得邀章服之荣”。[19]四品顶戴固然只是虚衔，并不意味着就是四品实缺或得到四品官的俸饷，但是与腰系黄带子一样，都成为闲散宗室炫耀自己高贵身份的鲜明标记。

二 教育制度

皇族成员身份地位的差异和生活环境的多样化导致三种教育形式：内庭中的皇子皇孙教育（主要在上书房学习）；王公府第设有家塾，延师教育子弟；有爵或无爵宗室及觉罗子弟分别入宗学、觉罗学。

（一）皇子的教养

在传统社会里，一个王朝的兴衰继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统治者个人的素质，这种素质，需要长时间培养，所以，历朝统治者无不把皇子教育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爱新觉罗皇族肇兴东土，以弧矢取得天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既要掌握历代汉人统治者丰富的政治经验，又要保持本民族“国语骑射”的传统，对皇子的教养倾注了更大精力。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爱新觉罗家族以立国争天下为当务之急，但在戎马倥偬之余，已开始注意子弟的培养。努尔哈赤为教育诸子侄，曾用浙江人龚正陆为“师傅”，以万金之资供养之。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鉴于大贝勒阿敏等轻易放弃滦州，而明朝大凌河守将虽被围困四个月，“犹以死守”，认为是由于明将“读书明道理”的缘故，下令诸贝勒大臣子弟8岁以上，15岁以下，俱就学读书，“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20]天聪十年（1636），改文馆为内三院，职掌之一为：注释历代善恶之例进讲汗（帝）前，劝讲太子，教亲王书。[21]“劝讲太子”为明朝翰林院旧制，本与金国（清朝）制度邈不相涉，满洲统治者却照抄不误，他们对皇室子弟教养之关注，据此可见一斑。

清世祖福临幼龄践祚，初蒙孝庄文皇后的训诲，得以成立。顺治元年正月，都察院承政满达海等上疏多尔衮，请求让福临“及时典学”，学习古今兴废之道，并希望慎选博学明经之端人正士朝夕为其讲解。多尔衮以福临尚在幼冲为由，搁置不议。一年后，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又上疏强调：远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现在皇上虽很熟悉满书，但要懂得帝王修身治人之道，还必须学习汉文，熟读“六经”。他们请求拣选满汉词臣为福临朝夕进讲。但多尔衮又不予理睬，以至福临14岁亲政时，对汉文仍十分陌生，甚至在阅读汉臣奏章时，往往茫然不解。好在他以极大的毅力苦读汉文经史，学识不断长进。但他英年早逝，诸子尚幼，还谈不到系统的教育。

康熙帝玄烨自幼生长宫中，受到满汉两种文化熏陶，亲政后勤学不辍。平定“三藩”以后，全国局势趋于稳定，几个皇子次第长大，玄烨从培养新一代统治者的角度，开始对皇子进行系统教育。特别是对立为太子的皇二子胤礽，督责更严。玄烨曾说：“自古帝王，莫不以豫教储贰为国家根本，朕恐皇太子不深通学问，即未能明达治体，是以孳孳在念，面命耳提，自幼时勤加教督，训以礼节，不使一日暇逸，曾未暂离左右。”他还说：“朕谨识祖宗家训，文武要务并行，讲肄骑射不敢少废，故令皇太子、皇子等既课以诗书，兼令娴习骑射。”[22]法国传教士白晋很熟悉宫中皇子教育，他记述说：诸皇子的教师都是翰林院中最博学的人，他们的保傅都是从青年时期起就在宫廷里培养的最有才学的人物。然而，这并不妨碍皇帝还要亲自检查皇子们的学习情况，批阅他们的文章，令他们在御前讲解功课。[23]

清人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四云：“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寅刻（凌晨3—5点）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早上5—7点）。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退迟者，至未（下午1—3点）正二刻，或至申刻（下午3—5点）。”[24]这一教子“家法”，是在康熙朝出现，并逐步完善的。

玄烨教育培养皇子，首重择选名师，张英、李光地、熊赐履、汤斌、耿介、徐元梦、达哈塔、顾八代、法海等人，不是汉人硕儒即是满洲名臣。玄烨为子择师的标准十分严格，既要品行端方，又须学问优长，二者兼备，缺一不可。但他对满汉老师又有不同要求。他曾向皇太子胤礽的满洲师傅、尚书达哈塔授意说：汉人学问胜满洲百倍，朕未尝不知，但恐皇太子耽于汉习，所以不任汉人，朕自行诲励。令皇太子略通汉文，于凡学问之事，似无扞格。且讲解书义，有汤斌等在，尔惟引若等待奉皇太子，导以满洲礼法，勿染汉习可也。[25]达哈塔身为吏部尚书，“不但不通汉文，即汉语亦不甚知”，反因此被委以教养皇太子的重任。玄烨深知满、汉习俗不同，担心皇子濡染汉习，特设满洲师傅，教授本族文化风俗，可谓用心良苦。满、汉师傅并设，又反映了爱新觉罗皇族对满、汉两种文化的兼容并蓄，并构成有清一代皇子教育的基本特色。

系统学习儒家经典，是玄烨为皇子们规定的重要受教内容，也是汉人师傅的主要职守。胤礽6岁时，由汉师傅授以性理诸书。待至13岁时，玄烨又仿行明代教育东宫的做法，让太子出阁读书。此后，胤礽多次在大臣们面前讲释儒家经典。如康熙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辰时（早上7—9点）：“皇太子会讲，九卿齐集，上不御乾清门。”[26]一个不满13周岁的少年，能在满、汉大臣面前，将晦涩难懂的经书讲解得条条是道，只能是刻苦学习、长期积累的结果。理学名臣、胤礽的师傅汤斌在给家人信中这样谈及太子的学习：

今（太子）出阁之后，每早上亲背书，背书罢，上（皇帝）御门听政，皇太子即出讲书。讲书毕，即至上前问所讲大义，其讲即用上日讲原本，不烦更作。自古来帝王教太子之勤，未有如今日者也。[27]

玄烨除在宫中亲为太子讲授四书五经，还要求太子必须逐日将所授内容背诵复讲，以收精熟贯通之效。

玄烨对其他皇子的教育也很重视。康熙二十六年（1687）六月初十日，玄烨当着满、汉大臣的面，对诸皇子的学习情况进行了一次考核。他从几案上取下十几本经书，交给汤斌，命他信手拈出，令诸皇子诵读。根据汤斌选定的章节，皇三子、皇四子、皇七子、皇八子依序各读数篇，无不“纯熟舒徐，声音朗朗”。接着，皇长子讲格物致知一节，皇三子讲论语乡党首章，“皆逐字疏解，又能融贯大义”。[28]这一年，皇长子胤禔16岁，皇三子胤祉11岁，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在10至7岁之间。玄烨自述幼年读书必以120遍为率，认为非如此不能融会贯通所读经典的义理，他要求诸皇子同样照此办理，所以能在学业上养成扎实的功底。

皇子在宫中学习，有王公子弟伴读，一旦长大受封分府出居，玄烨仍指派教师入于王府，辅导学业。如玄烨命编修陈梦修侍皇三子胤祉读书，江南学者何焯被任为皇八子胤禩的侍读。为玄烨担任过翻译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穆经远神父，曾在皇九子胤禟处并教授西洋文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玄烨诸子的学习情况。

玄烨重视提高诸皇子的书法水平。要求他们自幼勤习苦练。在玄烨的循循善诱下，皇太子胤礽、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七子胤祐、皇十三子胤祥和皇十四子胤禵等，均擅长书法。皇八子胤禩虽精明干练，在书法上与诸众兄弟比却相形见绌。为此，玄烨特选工于楷书的何焯做他的老师，以期有所长进。玄烨还要求他每日书写大字10幅送上亲自批览。胤禩不耐烦写，只好让人代写上交，蒙混过关。玄烨雅好书法，并要求诸皇子研习不辍。此后，书法被作为皇室子孙的必修课。

图27 《玄烨临董（其昌）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玄烨严格教子，持之以恒，在督催他们精熟汉文化的同时，丝毫未放松教之以“满洲礼法”。骑射与国语（满语）被放在学习的首位。清太宗皇太极在位时，即以金朝女真为前鉴，表示对后世子孙废骑射而效汉人以至亡国的忧虑。从此，历朝皇帝都把国语骑射作为立国的根本而加以提倡。玄烨本人骑射非常精湛，曾说：“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29]从他三次带兵出征，可知非自诩之言。玄烨曾告诫诸皇子说：“我朝旧典断不可失”；又说：“在昔金元二代后世君长，因居汉地年久，渐入汉俗，竟如汉人者有之。朕深鉴之。”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使他在培养皇子的骑射技艺上投注了很大精力。由于诸皇子自幼演习弓箭，故无不善射。康熙二十六年（1687）六月初十，玄烨曾当着满汉大臣的面考核诸皇子射技，皇三子、皇四子、皇五子、皇七子、皇八子同射，都射中三箭、四箭不等。接着皇太子射中三箭，皇长子中二箭。[30]此时，皇长子胤禔虚龄16岁，皇八子最小仅7岁。玄烨注重通过行围提高诸皇子的骑射技艺。康熙十八年（1679）玄烨在南苑行围，“纵虎出圈，命众驱逐，皇第五子保清亲射，中之”。[31]保清即皇长子胤禔，时年7周岁。皇三子胤祉的弓箭和枪法，还要超过他的两位兄长。

除骑射外，满语满文也是诸皇子每日必修的功课。玄烨在提倡满洲传统的同时，对皇子的满洲师傅也提出非常严格的要求，未能身体力行者难逃惩处。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玄烨在瀛台教皇子们射箭，随去的满洲师傅徐元梦一向不善骑射，这一次又因不能挽强弓受到玄烨的诘责。待他稍作辩解，竟惹得天庭震怒，谕命将他杖责一顿，打成重伤。玄烨重惩不能挽强弓的徐元梦，未免小题大作，但他藉此儆戒诸皇子，用意又是明显的。

要而言之，玄烨时代加以规范的皇子教养制度体现着满汉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色，也就是他所说的“文武要务并行”，[32]终极目的当然是确保王朝的长治久安。他的一套做法，为以后几代嗣君奉为圭臬，遵循不改。

康熙年间，诸皇子未成年以前，分居宫内各处，也就是他们就学的主要场所。如大内乾清宫东有毓庆宫，皇太子胤礽曾居于此。后来成为皇帝的胤禛及其子恭亲王弘昼和弘历的子孙辈，自6岁入学，也多居于此宫。再就是外朝文华殿正北的撷芳殿，殿宇三所，绿瓦覆顶，也是皇子们的居所。此外如南薰殿、西长房、兆祥所、咸福宫，均是皇子就学之处。雍正初年，设上书房于乾清宫左楹，西北向。地近皇帝寝宫，主要是为了便于随时稽察。从此，皇子就读上书房成为制度。圆明园诸皇子肄业之所在勤政殿东，屋凡三进，地宇幽邃。乾隆帝御书“先天不违”、“中天立极”、“后天不老”三匾额悬于该处，时称“三天”云。[33]

上书房设上书房师傅和上书房行走，上面还有总师傅，“以贵臣为之，或一人，或二人”，经常到书房稽察功课，雍正年间，任满洲旗人鄂尔泰和汉军旗人张廷玉为上书房总师傅。两人都是翰林出身，身兼大学士、尚书、军机大臣于一身的中枢重臣。由他们负责皇子教育，足以说明皇帝的重视。良师出高徒，效果也是明显的。昭梿后来追述说：“当时师傅，皆极词臣之选，故列圣（指历朝皇帝）学问渊博，固皆天纵，亦一时师保训迪力也。”[34]上书房内还设有“谙达”。谙达是满语，原意为朋友，这里特指诸皇子学习骑射和语言的教习。谙达有三种：一为伯哩（弓）谙达，由八旗参领、佐领一级人员中挑选弓马、国语娴熟者充任，教授皇子骑射；再就是蒙古谙达和满洲谙达，他们都是八旗翻译出身，前者教授蒙古话，后者教满文及翻译。谙达身分稍逊于师傅。谙达也设总谙达，派满洲权贵充当。

皇子们就读，每年除元旦、端午、中秋、皇帝“万寿”及本人生日，可免去课读，除夕准提前散学，其余便没有假日。他们于每日卯刻至书房。先教弓箭，后学满文、蒙文，再学汉课。幼年皇子课程简单，午前便行告退。年长者得等到未正二刻才下学。接着需练习步射，在圆明园时则五日一习马射，寒暑无期。每当皇帝在西苑紫光阁阅武进士试时，必先命皇子骑射，成为赞赏天下士子的一种程式，也算是对皇子武功的考核。

上书房的规矩严格。读书者每日至下屋歇息不过一二次，每次不过一刻，且须师傅批准。读书间隙许可讲书论史，但不准外出闲逛。如果功课没有完成，或罚书或罚字，也有罚下榻站立诵读的，惟无罚跪例。随侍内外人等，均在窗外或明间听差，闻唤始入，太监亦不敢喧哗。[35]

历朝皇帝对皇子的学习都很关心。雍正帝胤禛常至上书房，并亲书“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一联，悬挂书斋，作为座右铭。乾隆元年，弘历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等6人为皇子师傅。开学之日，他面谕诸师傅要严格要求：“皇子年齿虽幼，然陶淑涵养之功，必自幼龄始，卿等可殚心教导之。倘不率教，不妨过于严厉。从来设教之道，严有益而宽多损，将来皇子长成自知之也。”[36]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初七，正在圆明园书房就读的八阿哥永璇，未经奏报又未告知师傅，擅自离园进城。弘历得知后，将八阿哥及师傅、谙达分别示儆，并命将这道告谕抄成文字，贴于上书房，“使皇子等朝夕观省，知所劝戒”。[37]同年十二月初三，又有四阿哥以祀神为由竟未就学。玄烨说，祀神行礼，原在清晨，祀毕，仍可照常进内。四阿哥藉此为名，一日不进书房，殊属非是。只是考虑到比八阿哥过失稍轻，姑从宽免，下不为例。[38]

嘉庆帝颙琰生有5子，在教育问题上，他完全遵循其父的做法。颙琰亲自规定他们的上课时间和课程。他曾对皇子们忆及当年乾隆帝不准他们兄弟仿效汉人书生习气、妄取别号的事，自述受到皇考教导后几十年始终凛遵而不敢忘。他还说，皇子们应该以“正学”（儒家经典）为务，明确读书的目的是加强自身修养，以能够通达事理，不要学汉人文人学士以风雅自命的坏毛病。他命人将自己的议论记下来贴在上书房，使皇子们时时看到。颙琰仿效其父，将“国语骑射”作为皇子必须掌握的传统。他每于政事之暇，招呼皇子到面前观看他们练习射箭，并让师傅中的善射者参加。对射中靶心者，亲自奖以布帛或翎枝。据说，皇二子绵宁也就是后来的道光帝在林清发动的“禁门之变”中能亲手射死几名教徒，就是在父皇督责下自幼习射的结果。在上书房诸师傅中，颙琰最器重侍读学士湖南湘潭人周系英。他面谕周说：不仅要教授阿哥（皇子）读书作文，还须教他们做人，“居心以忠厚为要”。[39]周系英建议，书房课程，旧例是讲八韵诗，此外应加读《资治通鉴》，使阿哥了解古今治乱兴衰之故，悉知民间百姓的疾苦。颙琰采纳了他的建议。

颙琰晚年，皇子们渐次长成，对功课也渐有松懈。当他得知二阿哥隔几日还撰作几篇诗文，三阿哥却经年累月将诗文弃之不作的时候，就教训他们说，自己当皇子时，没有一天不作文章，就是如今日理万机，百忙之中仍抽时间写诗属文。阿哥们整日在书房，又没有别的事，只是早出晚归，而不肯留心学问，日久岂不将时间旷废？而且人之心志，不专于此，就肯定移于彼，要是再沉溺于别的什么事上，关系可就非同小可了。所以，一定要每日将心思用到作文章上。这不仅可以陶冶性情，增长知识，而且每日生活得很充实，日久将获益匪浅。他还以“业精于勤”的古训勉励诸子，让他们永志不忘。

清朝诸帝深知“严有益而宽多损”的道理，故要求师傅在教学过程中“不妨过于严厉”。但是，从维护皇室尊崇的角度出发，他们又不能听任师傅肆无忌惮地发挥“师道尊严”，凌驾于诸皇子之上。师傅与受业皇子间，实际受着放大的君臣关系与师生关系两重关系的制约。如何处理好这两重关系，曾使统治者颇费了一番琢磨。雍正元年正月，胤禛之子与师傅们初次在书房见面，胤禛传谕：“皇子见师傅，礼当拜。”皇子欲遵旨施礼，师傅们却固辞不敢当。此后，皇子与师傅相见，彼此相揖。同时又规定：满洲谙达见皇子长跪请安，称“奴才”，见外府读书王、贝勒等单腿请安，称“谙达”；蒙古谙达站立教授，满洲谙达坐授；师傅准戴便帽、吃烟，读书者不准；每年元旦令节，师傅送受业及同念书者文玩书帖之属，报以食物针黹；端阳节，师傅各送扇一柄，报亦同上，均不及珍异绮縠；师傅及受业者生辰，各以食物、如意为礼。[40]

师傅与受业皇子朝夕相处，往往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殊关系。乾隆十三年，皇后富察氏病逝，乾隆帝弘历极为悲痛。而21岁的皇长子永璜和14岁的三阿哥永璋皆非富察氏所生，因为没有悲痛的表示，受到弘历多次训饬，并且联系到立储大事，弘历断然宣布：“此二人断不可承续大统。”皇子的师傅、谙达，其中包括和亲王弘昼、大学士来保、侍郎鄂容安等皆受到罚俸处分。嘉庆帝颙琰为皇子时，以朱珪为师，十余年中感情日笃。朱珪殁日，嘉庆帝念他“于藩邸时辅导之功良多”，亲自前往吊唁，“门甚低，御车不能入。上（指颙琰）步至灵前，哭之甚哀”。[41]

最能反映这种关系的还是奕（咸丰帝）立为储君的故事。自雍正帝胤禛建立秘密立储制度，皇子间帝位之争有所遏止。但在深宫之内，诸皇子各自的生母、师傅、谙达等都希望自己最亲近的皇子能入承大统，明争暗斗难以避免。道光帝旻宁晚年，在择立嗣君问题上，一直在皇四子奕和皇六子奕间游移未决。两子年龄相近，就聪明才智和胸怀为人，奕略胜一筹。奕还是跛子。奕曾从猎南苑，坠马伤骨，经上驷院正骨医治疗后，行路不甚便。尽管有此不利条件，奕终得皇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师傅杜受田的功劳。杜受田是道光三年进士，曾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通典籍而谙世故，老谋深算。奕自6岁入学，师从杜受田10年之久。据说旻宁晚年衰病，一日召两皇子入对，藉以决定储位。两皇子各请命于师。奕师卓秉恬讲：如果皇上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受田则告诉奕：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不敌六爷（六皇子奕），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两皇子都按师傅的主意行事，旻宁认为奕仁孝，储位遂定。[42]同类记载还见于《清史稿·杜受田传》，情节稍异：

至宣宗（道光帝）晚年，以文宗（奕）长且贤，欲付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言!”立储遂密定。受田辅导之力也。

以上两种说法的可信程度无从确定。比较而言，后说的可信程度更差一些。满洲人入关前即知狩猎以时的道理，在行围狩猎之际再提出“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一类看法，未免造作，且有悖情理。但不管内幕如何，奕得位受益于杜受田的谋划应是大致不错的。奕即位后，晋杜受田太子太傅，调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杜病故时，奕悲恸不已，以致抚棺哭甚哀。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传言。在上书房内，设汉师傅与满、蒙谙达，原是满汉文化兼收并蓄办学方针的体现，清中叶以后，由于皇室汉化程度日深，汉师傅在上书房内显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除前面列举者外，道光帝旻宁先后师从秦承业、万承风、汪廷珍等人，同治帝载淳授读于李鸿藻、吴可读，光绪帝载湉就学于翁同龢、孙家鼐、夏同善、孙诏经；宣统帝溥仪受业于陈宝琛、陆润庠、徐坊、朱益藩、梁鼎芬诸人，均为名重一时的俊彦硕儒。至于谙达，却随着“国语骑射”的衰落而身价跌落。嘉庆间宗室贵族昭梿载称：谙达一职，“近皆选东三省人充补，虽其弓马纯习，然人率皆举止犷野，众素轻之”。[43]当时京师满洲旗人骑射技艺有名无实，只有从东北边远地区寻找谙达。问题是，这些谙达即使骑射精熟，但质朴有余文明不足，与博览群书，响慕风雅的皇家贵胄子弟又能有多少共同语言呢？

（二）王府家塾

宗室近支王公子弟，除少数在宫中上书房伴读皇子外，都在府第中接受家塾教育。王公贵胄请汉人名士教习子弟，始于入关以前。礼亲王昭梿在《啸亭杂录》卷六《红兰主人》中说：

崇德癸未（1643）时，饶余王曾率兵伐明，南略地至海州而返，其邸中多文学之士，盖即当时所延致者。

饶余郡王即努尔哈赤子阿巴泰，不但尚武而且右文，在戎马倥偬的年代还网罗汉人文士进府教授子弟。安亲王岳乐承其家教，平素喜欢结纳汉人文士，对子女教育也很重视。他在湖广、江西一带作战时，还不忘搜集日后可供子女学习和观摹的书画典籍，并且留心为子女物色有学识的教师。其子岳端的启蒙教师陶之典就是在“三藩之乱”的后期由安亲王从长沙军中以车载入京师的。陶之典是湖南宁乡人，诗文书画都很有功底。其父陶汝鼎的诗、文、书法在明代颇负盛名，有“楚陶三绝”之誉。安亲王府网罗名士入府，使诸子女自幼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并成长为才华横溢的风雅子弟。岳乐子玛尔浑，自称古香主人，著有《敦和堂集》。他画的钟馗，一直被大学问家孙星衍收集。其弟吴尔占，号雪斋，也能诗善画。岳乐女六郡主，远嫁蒙古，30岁即抑郁而亡于草原，据说也是诗画兼工。她曾画一幅梅花，半株生机盎然，半株几近枯萎，为悲叹自己命运不济而作，引起时人的同情。另外如岳乐子岳端、堂侄博尔都，以及岳端侄孙文昭等，都是康熙年间著名的宗室文人。后人称“康熙间宗室文风以安邸为最盛”，[44]应是有感而发的。而这种风气的养成，与阿巴泰、岳乐两代人延揽汉名士授教子女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康熙十二年（1673）题准，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子弟年满10岁者，于本府讲读经史诸书。二十四年又议准：宗室子弟，令延文学优赡者，在各府第精专学习。[45]在清廷的倡导下，王公府第开塾教学之风很快普及。

王府家塾与民间私塾有种种不同。私塾的先生多为落第秀才，所谓“冬烘先生”是也。家塾的先生则多为名儒学者，或会试不第的举人，应该说都有真才实学。私塾一般设在先生家里，家塾则设在王公府第。换言之，私塾是学生去上学，家塾是先生来上班。

王公府第家塾均有固定场所，如清季醇亲王府，设家塾于任真堂（小书房），庆亲王府，设在契兰斋（东书房）。在任真堂服役的人员就有6名：1名小太监、2名五十多岁的老书童和3名专门侍候老师的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洒扫书房内外，给“孔圣人”上供；到大门口迎接老师，并搀扶到书房；上课时沏茶、打手巾把、迎送就学子弟往来厕所；给老师准备午饭和下午散课后的点心；最后把老师搀扶到大门口上了马车为止。

王公子弟从七八岁起入学，直到结婚以后，家塾生活才算告一段落。王公子弟自幼受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一套道理的灌输。临入学前还要接受长辈有关尊重老师，用心读书的说教。入学之日要举行庄重的拜师礼。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清末。近人溥杰在《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一文中写道：

到了开学那天，我们都换上上下全新的衣帽鞋袜，诚惶诚恐地跟在我父亲（醇亲王载沣）身后，来到了充满神秘气息的小书房。只见有一位道貌岸然的老头，头戴瓜皮小帽，身穿蓝袍青褂，迎到门口。我父亲和他互揖一下，就你谦我让地一同进入屋中，分宾主坐在中央砖炕上面。我们随着进来，站在我父亲的身旁。这时，我父亲便恭恭敬敬地向我的老师赵世骏说了一番希望对学生严加督教的话，我的老师也惶恐而谦逊地说了一套才疏学浅、当尽力而为的答词。接着就开始了拜师之礼：由小太监把一块折叠式的蓝布棉方垫放在老师的面前，我和我妹妹便依次各磕了三个头，老师也带着拘促而又高兴的神情，退避到拜垫的右后方趴地还了三个头。然后我们就在老师的率领之下，到孔圣人的神位前“先师后徒”地依次磕了三个头。我们回到原位，站在炕桌前面斜对老师。老师摘下近视眼镜，把眼睛眯成两道细缝，打开砚盖用毛笔蘸上朱墨，在《三字经》上点圈了四句，教我们念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几句书。到此，就算是完成了全套的开学典礼。[46]

溥杰的回忆，为后人了解清代王府家塾开学时的仪节，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此外，王公子弟每天清早入学，先向孔子牌位作一个上过鼻，下过膝的长揖，再对侍立孔圣牌位一侧的老师作个同样的长揖。老师对学生则还一个“上及唇，下到胸”的短揖。

启蒙阶段先识方块字（即单字，在两寸见方黄色硬纸上由老师用毛笔写好的字）。半年后改读徐氏三种（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论语、大学、中庸等。在这中间，老师还将中国古代史从三皇五帝起作了简短易懂的句子教给学生，边读边记。年龄稍长，满语、满文也是授课的内容，如书写满文译本四书五经，以及公文奏对用语。这部分教学内容，自然是由满洲文士担任。

清初王公子弟无不勤肄骑射，延请满洲师傅教授。清中叶以降，骑射课程形同虚设。从此，王公子弟整天正襟危坐，就在家塾这个刻板的小天地里，过着“子曰”、“学而”的读书生活。他们被禁止走出大门，去了解观察另外一个天地。只是每年岁末，家塾照例“放年学”，使他们可以享受一段比较轻松愉快的日子。睿亲王府的学房是在腊月二十四日放年学。这天中午，按时给先生开饭，与往日所不同的是除增添四碟冷荤，以备佐酒之用外，还有一碗清蒸黄羊肉，以表芹敬之意。饭后宣告解馆，就学子弟如释重负，无异小鸟出笼。正月十九日以后，学房开馆，子弟又开始新一年受着严厉束缚的读书生活。[47]

（三）宗学与觉罗学

宗学与觉罗学是官办贵族学校，分别召收宗室和觉罗子弟。顺治九年（1652）十月，工科副理事官三都奏建宗学。其文曰：

从古帝王开国，首重训迪子孙，诚以富贵之极，恐不习学而荒，无以辅翼君德，俾传法后世，以成制治之盛也。我朝宗支繁衍，凡诸王、贝勒、贝子、公等，皆股肱亲臣，出则受命专征，入则参赞庶政，责任较往代更重。今年多少壮，宜仿前朝旧制，选官教授，及时劝学，使之肆力诗书，通达礼义，则宗室人才辈出，德器日成，后代圣子神孙世世收辅翼之实效矣。[48]

于是经宗人府等衙门议复，每旗各设宗学一所，每所学校用学行兼优满汉官各一员为师范，凡未封宗室子弟，年10岁以上者俱入宗学。[49]

清廷创设宗学，主要是为了培养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用意是明显的。但是，在贵族子弟教育问题上，亦如对待八旗子弟普及教育问题，始终面临一个困难选择，以至举棋不定、朝令夕改。难题的症结不外乎他们无法解决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基于客观形势的需要，满洲子弟不能不急起直追，向比较先进的汉文化学习；另一方面，又时时担心“肆力诗书、通达礼义”的结果势必会导致满汉合流，使满洲子弟丧失精湛的骑射技艺和关外时代的淳朴风习。基于此，清廷在发展宗学教育的同时，又不能不处心积虑地加以限制。顺治十一年（1654）六月，福临上谕宗人府，表达了对宗室子弟“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现象的忧虑，并命永远停止宗室内教授汉字各书，专习满文。统治者不希望出现宗室子弟流于汉俗的局面，所以采取限制措施。但这恰好证明，重教育喜读书的风气开始在宗室子弟中抬头。

福临曾天真地以为，宗室子弟“既习满书，即可将翻译各样汉书观玩”。[50]他在位期间，确曾积极组织翻译汉文书籍，但是汉文化博大精深，典籍浩如烟海，所译出的几部著作（翻译水平高低姑且勿论）犹如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满足满洲人提高本身文化素质的迫切需要。宗学既被禁止教授汉文、汉书，事实上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应有价值。康熙十二年（1673），玄烨命宗室王公子弟各就本府读书，等于将宗学撤销。

雍正二年（1724），胤禛命恢复宗学，并创立了比较正规的制度：

八旗宗室按左右翼（左翼为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居京城的东半边；右翼为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居京城的西半边），每翼各立一满学，一汉学。左翼宗学初设于东四牌楼灯市口东史家胡同西口，右翼宗学设于西单牌楼北口石虎胡同。后来，左翼宗学迁金鱼胡同，右翼宗学迁帘子胡同。

王、贝勒、贝子、公、将军以及宗室闲散的18岁以下子弟，除情愿在家读书者外，准入宗学，或清书，或汉书，随其志愿分别教授。19岁以上，已曾在家读书之子弟，有愿读书者，亦准入宗学。宗学除教授满、汉书外，学内修一箭道，使学生在读书之余学习骑射。读书子弟，月给银3两，米3斗，川连纸1刀，笔3支，墨1笏。自十一月初一至正月底，各给炭180斤。自五月初一至七月底，每日发冰1块。

每所宗学，以王公1人总其事。设总管2人，给七品官食俸；副管8人，给八品官食俸，选宗室中位尊年长者担任。令其轮流值日。清书教习2人，选罢闲旗员及进士、举人、贡生、生员善翻译者充补；骑射教习2人，选罢闲旗员及护军校、护军善射者充补；汉书教习，每学生10人，设教习1人，令礼部考取举人、贡生中充补。满、汉教习每月给银2两，米2斛，每年给棉衣、纱衣一次，3年内皮衣两次。骑射教习，每月给银1两。雍正十一年（1733）后，每所宗学又各增添两名翰林官，董率课程；分日入学，讲解经义，指授文法。

宗学生徒，每月考试经义、翻译、射艺各一次，分别等第，申报注册。春秋两季，由宗人府奏请，试以翻译及经义、时务策各一道，经钦命学士等官阅卷，成绩分六等，考列一、二等者有奖，三、四等留学肄业，五等教戒仍许留学，六等黜退。

宗学学员额数，初定左翼70名，右翼60名。以后增至每翼100名。[51]

宗学之设，虽然名义上是为了造就本族人才，但内里还寓有更深一层用意，即“教化”子弟，使他们“安分守法”。清朝皇室内部争斗由来已久，顺治年间宗学的规矩之一是：有放纵不循礼法者，学师具报宗人府，小则训责，大则奏闻。康熙前期令宗室子弟各就本府读书，并令他们“延文学优赡之士”“专精学习”。结果，放松了对宗室成员的控制。但到末年，玄烨的诸皇子为了争夺继承权，各在本府延揽名士奇才，结为势力集团，争斗极为激烈。胤禛是当事者之一，深知问题的严重程度，所以他在“初登大宝”后，一方面诛除异己，一方面要关注本宗子弟的教化，以期防患于未然。这从胤禛给宗学总管、副总管等人的谕旨中可以一目了然：

朕惟睦族敦宗，务先教化，特立义学，……有不遵教训者，小则尔等自行惩劝；大则揭报宗人府，会同奏闻。……从来立教之术，莫要于奖善惩恶。善不奖，不能使之劝。恶不惩，不能使之改。尔等既膺简任，务期勤慎黽勉，恪供厥职，以副朕笃厚宗亲，殷勤教育之至意。[52]

这就是说：你们要帮我管理好这些宗室子弟，要勤奋谨慎地为此努力。

顺治年间曾一度禁宗学教授汉书，以防“汉化”，后来的发展却证明，这番努力犹如水泼沙地。雍正年间的宗学已是每翼各立一满学、一汉学，且形成清书教习只设2人，汉书教习每10名学生即设1人的悬殊比例。乾隆三年（1738），设总稽宗学官，又定两翼各增汉教习2人。但到七年，弘历便又下了一道谕旨，内称“我朝崇尚本务，原以弓马清文为重，而宗室谊属天潢，尤为切近；向来宗室子弟俱讲究清文、精通骑射，诚恐学习汉文，不免流于汉人浮靡之习，是以世祖章皇帝谕停其习汉字诸书，所以敦本实而黜浮华也”。他还提出，此后宗室子弟或有不能学习汉文者，应听其专精武艺。与其徒务章句虚文，转致荒废本业，不如娴习武艺之崇实黜浮，储为国家有用之器。这中间，对宗室子弟能否应乡、会试的问题，也在八年和十七年出尔反尔，既准又停。二十一年便裁撤汉教习9人，改为翻译教习，且每翼各增骑射教习1人。弘历在宗学问题上的反复，实际是满洲统治者面对“国语骑射”传统不断衰落所做的又一次反应。

然而当乾隆三十七年弘历召见宗室公（爵）宁盛额时，却发现他竟不能清语。弘历因此命令宗人府加强宗学学生对满语的学习和考试稽察，不许仍似从前塞责。[53]这就暴露出以往满语教学完全是虚应故事的真实情况，也说明满人濡染汉文化是不依统治者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大势所趋。

复就宗学内的学风来看，也是一派文风蔚起，彬彬弦诵的景象。汉人教习多是博学儒雅之士，倍受宗室子弟推崇。宗室敦诚在怀念他的几位师长如孙灏、李情、徐培等人的诗篇中，就有“鹿洞亲依徽国席，龙门曾御李君车；自为桃李公门后，不向春风更著花”、“依稀尚记南州客，于鹄曾经受业来”、“三年膏火西黉夜，一帐凄凉东馆风”等句。孙灏，字载黄，号虚船，一作虚川，钱塘人，雍正八年进士，曾入值上书房，为皇子师傅。他是一位颇有正义感的诗人。所作《扑满行》完全是对当时黩货贪财的官场恶习进行嘲骂。后来以直言讽谏皇戚的仗势凌人、皇帝的巡游无度，惹恼了弘历，乾隆二十三年竟受到申斥。弘历说他的奏疏与“本朝家法及我满洲风俗人心”抵触，“其心为何如心乎？”因而落职降调，可见其为人一斑。敦诚作怀人诗，对他表示了很深的感情。当时宗学中还有一位黄克显先生（字去非，号敬亭），江西瑞州上高人，由拔贡考取教习，入宗学。黄克显是宋朝大诗人黄山谷的后裔，是一位爱好文学，喜欢作诗而不满意于流俗文字的人。他勉励人“日渐月摩，力扫旧习而更张之”，主张“沉潜乎六艺，含英咀华”。这样一些师长，对宗室子弟产生很大影响，应在情理之中。乾隆十年，稽查右翼宗学的右通政熊学鹏因学内稽查皆系汉官，于满文翻译功课都不通晓，曾建议再派满洲文臣一人协理，获准实行。尽管如此，宗学学生们却是如敦诚所写：“同学尽同姓，五陵马与裘；文章溯唐汉，诗赋追曹刘；或为李昌谷（李贺），锦囊才无侔；或为李供奉（李白），奏赋侍冕旒；谁谓吾宗内，曾不古人优？”可知当时宗学内风气已是极重汉文学。至于敦诚本人，更是“嗟余愧后学，操觚耽吟讴；雕虫矜小技，抚卷恣冥搜”。把课余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习作诗上。[54]后来，他确实成为一名颇有名气的宗室诗人。

嘉庆四年（1799），尽管姗姗来迟，清廷总算恢复了宗学的汉教习一职。

觉罗学的创设，始于雍正七年（1729）。此前宗人府设立宗学，只令教习宗室，未及觉罗。觉罗人众，若一概归并宗学，教者势难遍及，于是有觉罗学之设。胤禛即位初，旨在削弱下五旗王公对宗室、觉罗的控制，命将所有宗室、觉罗从各王公属下撤出，作为公中佐领，实际上也就是将他们改作皇帝的属人。当时觉罗佐领共32个，按平均分配原则重新调整后，定为八旗，每旗觉罗佐领4个。以此为背景，规定每旗各择官房1所，设“觉罗学”。

八旗觉罗各学舍，镶黄旗觉罗学，坐落安定门大街香儿胡同；正黄旗觉罗学，坐落西直门内北卫胡同；正白旗觉罗学，坐落朝阳门内南小街新鲜胡同；镶白旗觉罗学，坐落东四牌楼大街路东十条胡同；正红旗觉罗学，坐落阜成门朝天宫内中廊下；镶红旗觉罗学，坐落宣武门内象房桥西承恩寺街；正蓝旗觉罗学，坐落王府大街路西阮府胡同；镶蓝旗觉罗学，坐落阜成门南玉带胡同。

清廷规定，八旗觉罗子弟，自8岁以上，18岁以下，俱入学，分读满汉书，有愿在家读书者听之。18岁以上未曾读书者，必须于每月初一、十五日传集旗公署，宣讲《圣谕广训》。八旗觉罗各学，由每旗派出1名王公为总管，觉罗2人为教长。于笔帖式内拣选能翻译者1人教授清书，礼部教习1人教授汉书，兵部拣选善射1人教授骑射。由宗人府对教授情况不时稽察。春秋两季，由王公亲自监考，登记档案。觉罗内有取进文生员、翻译生员的，将满汉教习交部议叙，至一切支给公费等项，俱照宗学之例行。惟在学之觉罗子弟每月各给公费银二两，略低于宗学学生待遇。[55]

觉罗学额设读书学生，镶黄旗61名，正黄旗36名，正白旗40名，正红旗40名，镶白旗15名，镶红旗64名，正蓝旗39名，镶蓝旗45名。左翼共155名，右翼共185名。[56]

清朝入关时，绝大多数皇族成员“从龙入关”，以后又有些居住京师的宗室、觉罗因各种原因陆续迁回盛京。盛京遂成为仅次于北京的宗室觉罗的聚居地。对于这部分人口，同样有一个如何教育和培养的问题。乾隆二年（1737），清廷正式设立盛京宗室觉罗学，内设宗学、觉罗学各1所。学校设在盛京天佑门（小南门）外。凡20岁以下，10岁以上情愿入学读书者准其入学，分清、汉书肄业兼习骑射，不限以额数。管理体制、授课内容、考核方式、师生待遇均与京师大同小异。按规定，学生5年考试一次，届时盛京将军报宗人府，由皇帝钦定王公及盛京五部侍郎二三人主持考试。考试优异者，是宗室，准入京考选侍卫、笔帖式，与京学肄业学生一例录用；是觉罗，准以该省各项笔帖式录用。与京学的另一区别是，学习期满的宗室觉罗学生，当盛京将军每年秋冬举行围猎时，允许随围。因此，比京师皇族子弟有更多实地演练骑射技艺的机会。[57]

在宗学读书优异者可以参加科考，分为两种：乡会试和翻译乡会试。中国古代，宗室子弟科考，创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金制亦有宗子赴御试、赴会试例。明初未有其制，天启四年（1624）始别开宗科。清代宗室考试则始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诏宗室子弟有能力学属文者，准一体应试编号取中，然三十九年又停止。乾隆八年（1743），宗人府试宗学，拔其优异者玉鼎柱、达麟图、福喜等为进士，一体殿试。乾隆九年，定每届5年，简大臣合试宗学、左右翼学、习满汉文学生，钦定名次，取入一二等者准作进士，以会试中式注册，不由乡试。俟会试年，习翻译者与八旗翻译贡士同引见赐进士，用宗人府属额外主事。习汉文者与天下贡士同殿试赐进士甲第，用翰林部属等官。但乾隆十七年（1752）复停。

关于宗室乡会试两次兴废的原因，亦如宗学觉罗学内汉教习的设而复撤，均基于对汉化趋势的担心，也就是嘉庆帝颙琰所谓：

宗室向有会试之例，后经停止，敬惟皇考圣意，原因宗室当娴习骑射以存满洲旧俗，恐其专攻文艺沾染汉人习气，转致弓马生疏。[58]

颙琰同时承认，这种做法未能奏效：“自停止考试以后，骑射亦未能精熟”，天潢支派却在不断繁衍，要求拓宽仕途。嘉庆六年（1801），清廷终于将宗室应乡会试作为定制。凡宗室人员在官学及在家肄业愿应乡试者，由宗人府考试马步箭合式，奏派王大臣复试，稽察宗学大臣汇考，录送宗人府册送顺天乡试。盛京宗室愿应乡试者，由奉天宗学考试马步箭，咨送盛京将军复试，会同府丞禄科，呈送宗人府。其会试则均咨礼部。应试举人资格以闲散宗室为主，先由该族族长等出具图结呈报。其他如王公子弟应戴一二三品顶戴、丁忧未经服满、曾经革职、曾经枷杖以上等罪者，均不准参加考试。试期：乡试八月，会试三月，始于初八日入场，点名在八旗及各省士子后。嘉庆九年（1804），定于三场毕后，十七日举宗室乡、会试，试场仍在北京贡院。试前由监试御史钤印坐号，试日由宗人府派章京数人在门认识，御史于龙门外点名，其余内外帘各官仍由文闱派出之员接办，另由宗人府奏请添派大臣一人入场弹压。考试题目由钦命，于初八日缄封交监临知贡举转送内帘，届期交出发给。试制义1篇，五言八韵诗1首，一日而毕。交卷后弥封不誊录，由本科原派主考总裁评阅拟定名次，不经房官荐卷。乡试9人中1名，嘉庆六年，参加乡试人数共63人，共7人中乡试。会试取定呈候御裁，约中三四名。监临知贡举拆名在贡院填榜，先期揭晓，皆别为一榜，送至宗人府衙门张挂。应得旗匾银及表裹缎匹照举人进士例给予。乡会试中试后，嘉庆十九年，令在正大光明殿复试，后在保和殿，试一文一诗，中式与复试卷均存储礼部，与新科举人贡士一并磨勘。殿试朝考则与满汉一体同场考试，同列甲第等第，只用京职，不用外官。[59]

翻译乡、会试为清朝特定之科目，穷源溯始，本于金女真进士科。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颁行女直（女真）大小字所译经书，与女真字学校，择良家子为生徒，诸路至3000人，命师教以古书作诗策，创设女真进士科。至元代蒙古、色目人，虽然与汉人分试、分榜，但所试者仍为汉文，而蒙古文不试。清朝翻译一科，应试者以八旗士子为限。有满洲翻译与蒙古翻译。满洲翻译以满文译汉文或以满文作论，蒙古翻译以蒙文译满文，而不译汉文。试法不同，中额亦分。清未入关前，于蒙古文字外创制满洲文字，天聪八年以此考试习清书（满文）与蒙古书者，顺治以后仿文闱例，又有童试、乡试、会试。

宗室考试翻译始于乾隆九年（1744），中试者以会试注册，不经乡试。嘉庆六年（1801），令宗室一律准考翻译乡会试，同在贡院。应考者由宗人府先考验骑射。乡试造册送顺天府，会试送礼部。乡试另请钦命题，由顺天府领取。会试为满字四书文题一道，翻译题一道；四书题钦命，由宗人府府丞请领；翻译题考官出；均考试一场。试题送八旗主考官同阅，弥封红号用宗字。

满洲统治者设翻译科，旨在造就精通本族语文的专门人才，乾、嘉以降，满文用途无多，满人能通满语满文者日见其少。以至翻译乡会试呈后继无人之势。嘉庆二十四年（1819），宗室参加翻译乡会试的仅有9人。颙琰谕称：“此皆由宗室等平时专习八股竟不以习学翻译为先务。”[60]在这以前，宗室翻译会试一次19人入试，曾命取中3名，又一次11人入试，曾命取中2名。此次会试，尽管只有9人，颙琰命仍以取中2名为额，意在鼓励宗室子弟留心满语，把翻译考试作为进身之阶。与汉人乡、会试取中机会相比，宗室翻译乡、会试条件之优显而易见，然而却不能扭转颓风。以至应试之人往往请人枪替，而通晓翻译者因此牟利反而不愿中试。发展到后来，翻译乡、会试取中之人“竟有不能清语者”，[61]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嘉庆二十四年闰四月，颙琰命嗣后考试翻译应照文闱例一律复试，以杜倖进。这一年报考宗室翻译乡试的原有8名，一旦谕命复试，8人中便有7人报病，退出考试。报考者仅剩1人。可见宗室应试者“素不好学，央人代倩”，希图舞弊侥幸。道光以后宗室应翻译试者甚少，咸丰十年（1860），只好归并八旗同题考试，合并取中，试卷弥封不分字样。

有学者据《玉牒》统计：宗室共有中举者228位，中进士者104位；中翻译举人者44位，中翻译进士者14位。合计宗室举人、进士为390位，约占皇族总人口的6‰。[62]

清廷虽不欲宗室奋功名于科举，但其中获举人、进士者本已无多，物以稀为贵，取中者自然易获青睐，与汉人进士比，有更多的发达机会。自嘉庆四年（1799）至光绪十二年（1886）近90年间，宗室中科举者约316人，其中入仕而得赐谥者6人，任大学士者5人，协办大学士1人，官一品者11人，官二品者18人。在清人2万余人进士中，宗室虽为数寥寥，但其得升高官的比例，与普通民人比相隔天渊。[63]

清廷兴办宗室教育，实行科举考试，客观上助长了重文轻武风气的养成，热衷功名之辈不断增加。宗室女文篁因反对丈夫演练骑射，撰有《枕云夫子欲集习骑射之场，诗以代谏》，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诗中写道：

闻道相识宅，重开射雉场。虽然一艺熟，终虑百篇荒。分寸阴堪惜，清闲日正长。幸逢文盛世，何必羡穿杨。[64]

文篁是乾、嘉时人，字湘华，克勤郡王之裔。宗室才女，有《佩兰轩绣余草》传世。她的丈夫原任侍卫，因骑射不佳，弃职别图，后有所悔悟，准备重新操演弧矢。文篁颇不以为然，在诗中希望丈夫珍惜光阴，努力读书，博取功名，不要因为习武而荒疏了学业。所以她在另外两首诗中进一步规劝丈夫：“休将折桂手，博取射雕名”，并以双亲期待、自己夙愿来感动丈夫。“国语骑射”是统治者对贵族子弟进行教育的重要内容，但收效甚微。学习骑射往往流于形式。文篁提出“幸逢文盛世，何必羡穿杨”，集中反映了贵族中重文轻武的习尚，而这种习尚的风靡，与宗室教育的普及与文化水平的提高，又是呼吸相应的。

不过，宗室教育完全服务于科举考试，也产生了严重弊端。满洲旗人震钧《天咫偶闻》卷四评述八旗官学的情形时说：

教习之勤惰有赏罚，学生之优劣有进退，岁颁巨款以为俸薪、束修、奖赏、膏火、纸墨、书籍、饮食之费，于是官学遂为人才林薮，八旗子弟无虑皆入学矣。至近数科，每一榜出，官学人才居半。然费如许心力所造就者：举业耳，于学之实，固无当也！

八旗官学有多种形式，其中也包括专为皇族办的宗学和觉罗学。国家花费了大量财力，造就的却多是对科举功名趋之若鹜，而无真才实学的庸碌之徒。康熙三十八年，宗室文昭参加会试，第三场（后场）因用《庄子》中语言被放，他大为不满，对宗室教育与八股取士尖锐抨击。他指出考试八股，导致士人知识贫乏，头脑昏聩：“童时就家塾，所教悉以鄙。上口四子书，俗解袭糠秕。稍长肆举业，钞誊百篇已。灵府锢不开，顽肠何可砥。惟取弋科名，谁复究根柢。”[65]四子书即四书，孔子《论语》、曾子《大学》、子思《中庸》、孟子《孟子》的别名。他认为这种制度只能引导士子追逐名利，读些无用的东西。他还抨击考官有眼无珠，不能正确判断试卷优劣，以致贤才被弃，庸才获选。事实上对科考制度表示不满的非独文昭一人。这从《红楼梦》里面所反映的贾宝玉不爱谈“四书”，深厌八股文章，斥之为“铒名钓禄之阶”的态度中，就可以恍然如见了。

考试八股，在内容上非四子六经之粹言不可阑入，格式上有严格规定。这种制度可以禁锢士人的思想，有利于专制统治，难怪要被统治者保持发扬。

三 土地制度

《八旗通志》卷一九称：“国初，诸王、勋戚及八旗臣工，俸糈之外，既赐园地。复按所属壮丁，拨给晌亩。”终清之世，土地收入始终是皇室贵族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早在入关以前，满洲贵族已把设立农奴制庄园，作为重要的剥削手段。天命六年（1621）初，努尔哈赤命在明人所弃铁岭、范河一带设立八贝勒庄地。攻陷辽、沈地区以后，又在海州等地增授诸贝勒各三庄。[66]庄有专门的管庄人，庄丁是掳掠来的人口，“奴婢耕作，以输其主”。[67]皇太极时代，随着征服地域的扩大和掳掠人口的增加，农庄的数量不断膨胀。天聪四年（1630），皇太极没收大贝勒阿敏及其子洪科退财产时，留给阿敏本人庄6所，园2所，洪科退庄2所，园2所。[68]阿敏是因“十六大罪”而被黜幽禁的，留给他的庄园只能是原先财产的很少一部分。天聪九年，大贝勒代善子瓦克达被籍没时，有庄园23处。[69]皇太极的庄园为数最多，崇德初年隶属他的户部官庄（包括粮、棉、盐庄）多达78所，其中旧庄69所，新庄9所。按规定，旧粮庄每年应纳粮100仓石（仓石3石6斗合1斤石），新粮庄应纳粮50仓石，65个粮庄应征额粮6005仓石；棉庄每年应纳棉100斤，10个棉庄应征棉1万斤；盐庄每年应煮盐1.5万斤，3个盐庄应征盐4.5万斤。除此额征外，庄丁还必须负担各种杂项，仅一个旧官庄每年交纳的杂项就有：猪20头、鹅10只、鸡40只、鸡蛋200个、马蹄莲1斤、席子2块、菁麻20斤、粗绳2根、葫芦瓢10个、笤帚10把。[70]官庄的产品实际上满足了皇族基本的生活需要。但由于剥削严重，庄丁普遍没有积极性。对不能完成额赋的庄头按数鞭笞，庄丁因不堪其苦多有逃逸，致使多数官庄不能完成额粮。崇德二年（1637），在皇太极的65个粮庄庄头中，因未完额征而被笞杖的竟多达54人。清朝入关后，将农奴制庄园以及与之相关的管理办法移植到畿辅一带，并加以充实发展。

顺治元年（1644），清廷入关伊始，下令清查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分给迁来的王公勋臣和八旗官兵。后下令，不论有主无主土地，悉行圈占。到康熙八年（1669），清朝在近京方圆五百里内，东起山海关，西达太行山，南至河间，北抵长城的广大地区，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共圈占旗地16.7万顷。[71]所圈旗地，除70%以上（14万顷）分拨给“从龙入关”的30余万八旗人丁使用外，其余2.6万余顷归皇帝和他的宗室近族无偿占有。

（一）皇帝庄园

在皇帝所有土地上设立的为皇庄，是皇室私产。由内务府直接管辖的皇庄，主要分布于京畿和直隶地区。据昭梿说法，畿辅皇庄有地1.3万余顷。[72]从实际统计结果看，要高出此数。

这些皇庄，依建立时的具体情况和自然条件的差异，以及皇室的不同需求，在经营管理上是有所区别的：有以交纳大粮为主的粮庄；有专纳银钱的钱粮庄；有供应皇室干鲜果品的果园；有进献珍禽野味和毛皮的各种打牲户；有负责日常菜蔬的瓜果园；以及为皇室牲畜供应豆、草的豆秸庄和豆粮庄。关外也有少数这样的庄，如果园和各种打捕户。即使是属于同一类的皇庄，也因不同情况而有差异：如大粮庄区分为“老圈庄”和“承领官地庄”；钱粮庄区分为“投充庄”和“承领官地庄”；果园则分为“陈人（老圈）园”、“新人（投充）园”和“承领官地园”三种。此外还有未立庄、园而直接归属内务府的各种户、丁、军，情况更为复杂。下面就畿辅、盛京、口外、热河、打牲乌拉等处皇庄（园）及相关情况作一概括说明：

畿辅粮庄又叫大粮庄，最初是由上三旗在圈占旗地上设立的，因为设立最早，故又称为“老圈”。康熙八年（1669），按各庄贫富程度编为一至四等。初设粮庄，土地参差不齐，康熙二十四年（1685）题准，新设粮庄，每庄给地300垧（每垧6亩，合18顷）。至乾隆十年（1745），又提出，庄地均以18顷为一分，9顷为半分；余地足18顷、9顷者，增设大庄、半庄。[73]雍正年间，关内有粮庄322个，定为一等57庄，二等16庄，三等38庄，四等210庄。嘉庆年间，关内粮庄增至503个，且按土地多少编为四等：一等庄63个，地36顷；二等庄10个，地32顷；三等庄，215个，地28顷；四等庄250个，地18顷。另外，还有半分庄219个，每庄地9顷。[74]按此标准，总计有地1.4万余顷。有清一代，畿辅皇庄土地有所增加，据此可见一斑。关内大粮庄主要分布在顺天、保定、河间、永平等府。

清初粮庄主要交纳实物。康熙五十一年（1712）定，一等庄，岁纳粮250石；二等庄220石；三等庄190石；四等庄120石。均每石折米5斗。半分庄，岁纳粮60石，谷草千束，秫秸140束。此外，还要交纳猪只、秫秸，或红、白黏谷。乾隆年间，粮庄所纳杂项陆续改交折色。至嘉庆十七年（1812），连粮食也改折色，全部交纳银两了。其时503个大庄和219个半分庄合计应纳银15.1万余两。

在京郊南苑、畅春园、房山、朝阳门外等处，还设有几处粮庄、稻田庄，专门供奉内廷。

纳银庄，又称钱粮庄。顺治初年，近京百姓带地投充愿充纳银庄头者，各按其地亩设庄，为纳银庄头；后有愿领入官地亩，设庄纳银者，亦为纳银庄头。对于一部分带地较少或“以身来投”未带地的投充户，清廷各给一绳地（42亩为一绳），称绳地人，均交纳银两。还有一些纳蜜、纳苇、纳棉、纳靛者，为蜜户、苇户、棉靛户，也按亩征银。乾隆二十四年（1759），内务府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所属银两庄头141名，应征银21211两；投充户315名，投充地3640顷，应征银10920两；蜜户39名，地297顷余，应征银1489两；苇户7名，地149顷余，应征银209两。以上共应征银41091两，本色草12.21万束。[75]

再一类皇庄为果、菜、瓜园。果园主要来源于圈占和投充。来自圈占的果园又称“陈人园”。陈人园和投充新人园在征银方法上有所不同，前者为计丁纳银，后者是计地纳银。据《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九七，顺治初年在顺天、保定、河间、永平等府所属州县，设三旗果园（即陈人园）136所，共旧丁705名，给养赡家口地271顷；又京外附近携地来投新园（新人园）121所，共地870顷47亩有奇。以上共果园257所，应征银6400余两。

清初在京郊还设有菜园、瓜园。每菜园头1名，给畦地19垧；每瓜园头1名，给地30垧。乾隆年间准菜园头等所交差务折银，即旱地园头35名共应交银5670两；畦地园头25名，除丰泽园占用1名，其余24名共应交银3888两。以上共应交银9558两，于年终如数交纳内务府广储司银库存收。[76]

隶属内务府的还有各类户、丁。其中，鹰户、鸭户、鹌鹑户、蜜户、狐皮户、网户、雀户等各种打牲壮丁，归属都虞司。灰、煤、炭丁（军），归属营造司。他们所领有的差地同样是皇庄的一个组成部分。壮丁有新、旧之别。前者指顺治初年近畿地区当牲丁差的投充人，其中有带地投充者，也有不带地者。后者则指“从龙入关”的老牲丁。牲丁的任务是为皇室打捕各种猎物、网鱼，再按一定标准折银计算。如带地投充打牲新丁1370丁，每丁有地自5垧至900垧不等，共地25119垧，1507顷余。内水地每垧征银1两5分，旱地每垧征银3钱5分，每年共征银8837两，有交纳猎物者，照例折银抵销地亩钱粮。[77]雍正年间，打牲新丁交鹿1只，折银2两；狍1只，折银1两3钱；鹌鹑1只，折银2分。以后京郊猎物逐渐稀少，牲丁们只好种地纳银了。

炭、灰、煤丁（军）及草子匠，主要是大兴、宛平、昌平等州、县的投充壮丁。清初，此三州、县投充旗下壮丁，每丁给地6至7垧，分别征收石灰、煤、炭等项，折算地亩钱粮。据《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二一四，灰军、煤军、炭军各以其地35亩，草子匠各以其地42亩，编为一丁；灰军531丁，草子匠8丁，共地189顷21亩，应征银946两5分，岁交青白石灰、包金土灰1万斤抵银11两2钱5分，土1000斤抵银3两，余银交广储司；煤军535丁，草子匠3丁，共地188顷51亩，应征银565两5钱3分，岁交煤草，煤l万斤抵银16两5钱，余银征交广储司；每地6亩交草7束，共征草18851束（束重7斤），交会计司分发各厩；炭军528丁，共地184顷80亩，应征银554两4钱；折交黑白炭、白炭1000斤抵银10两5钱，黑炭1000斤抵银3两2钱7分5厘；每地6亩，交草7束，共征草18480束。交会计司分发各厩。共计灰、煤、炭军1605丁，地562顷52亩，应征银2065两余，草37331束（26万余斤）。

仅上述不完全统计，畿辅一带皇庄土地已逾2万余顷，岁征银21.8万余两，外加各处实物。

关外、口外的庄虽多称官庄，实际上也是属于皇帝的，不过有些是分别由各所在地的不同机构代为管辖的。

嘉庆年间，盛京一带隶属内务府的一至四等粮庄76个，共应征银1245两，粮22427石；棉花庄45个，交本色棉花1.2万斤，折色棉花银800两；靛庄11个，交本色靛1950斤，折色靛银200两；盐庄3个，交本色盐1.2万斤，折色盐银66两。[78]锦州一至四等粮庄269个，又纳粮庄27个，承种入官地亩庄（纳租庄）4个，纳银庄1个，共应报粮69130石，折银29497两。[79]盛京、广宁旧园丁1173名，岁征银3519两。[80]盛京、牛庄等处还有隶属内务府的大批网户、鹰手、捕狐户、蜜户、牲丁、捕水獭户、鹳户、细鳞鱼户。[81]

除内务府系统外，盛京所属户部官庄也有粮、盐、棉庄，其收入专供永、福、昭三陵祭祀之用。礼部官庄则以祭品供给陵寝、寺庙。工部官庄则供给宫殿、坛庙、陵寝等一切营缮费用。

三陵所属官庄系供给三陵祀典所用果谷菜蔬而设的祭田。大半是在入关以前由带地投充地中拨给的一部分所构成。[82]

清皇室在古北口、喜峰口外也拥有大片地产。嘉庆六年总管内务府大臣丰伸济伦题称：口外有大小粮庄134个，应报粮35352石，其中杂粮一项折收银两。清室特设热河总管负责当地粮庄事宜。[83]

吉林打牲乌拉、内蒙古的归化城等处，均设有内务府官庄。

为了保证每一年的收入如数收上，清皇室制定了严格的奖惩制度。康熙年间定：凡收粮毕时，各庄头将所收粮数报明，于定额外多纳1石者，赏银4钱；缺1石者，责2鞭，其鞭责不过100下。[84]承催不利的官员也要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鞭责、罚俸、降职、斥革的处分。[85]拖欠严重的庄头，则革去庄头，退为庄丁，鞭责外再枷号数十日以至数月。[86]捕牲壮丁若完不成定额或工作中发生意外，同样难逃责打。康熙二十一年（1682），都虞司将24只新捕到的鹰交给石匣儿等地鹰户驯养，其中7只笼养后或死或野性未除，内务府总管噶鲁为此题称，10只鹰原有病残，驯鹰人拟免鞭责。玄烨却以“这几年笼养甚坏”为理由，下令“严议具奏”。遂经复议，嗣后好鹰经笼养死亡，窝铺长拟50鞭，掌笼人拟80鞭；若调教得不好，窝铺长拟30鞭，掌笼人拟50鞭；残疾之鹰若死亡，窝铺长拟27鞭，掌笼人拟30鞭。[87]处罚壮丁、庄头的事例在清代档案中俯拾即是。庄丁是皇室的奴仆，无人身自由，被严格束缚在庄园内，身份世袭。他们承担的杂泛差派非常繁重，不可能有什么生产积极性。所以，内务府设有专门惩罚壮丁的司法机构——慎刑司，颁定一系列刑法，对广大壮丁施以心理的震慑和暴力压迫。

（二）王公庄园

赐予八旗宗室王公的庄田为王庄。顺治年间的王公庄园，主要来源于分领圈地和逼民投充。

分领圈地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清廷按王公爵位高低赐予庄地。顺治二年（1645）规定，给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大庄每所地130垧（780亩）至70垧（420亩），半庄每所地65垧（390亩）至40垧（240亩）不等；园每所地30垧（180亩）至10垧（60亩）不等。五年又定，亲王给园10所，郡王给园7所，每所地30垧（180亩）。其二是按所领壮丁领地。顺治二年定，王以下各官所属壮丁，计口给地6垧（36亩），停支口粮。[88]八旗王公贵族在长期掳掠战争中，都将大批人口作为战利品攫为己有。八旗编审壮丁册载：顺治五年（1748），八旗人丁共34.6万余人，其中满洲、蒙古包衣阿哈尼堪（包衣为“家里”意，阿哈为“奴仆”意，“尼堪”为“汉人”意，全意为“汉人家奴”）有21.6万人之多。[89]户下奴仆约占全部八旗人口的70%以上，正是清初满洲蓄奴制度异常发达的一个缩影。由于宗室贵族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特权，他们的奴仆壮丁盈千累万本不足为奇。这些壮丁都是“按丁领地”，有的在王公家内服役，有的编入庄园。

除了按爵领地和按丁领地外，王公贵族还通过逼民投充的方式攫取土地。顺治二年，清廷颁布招民投充的诏谕，准被俘获的包衣人丁，其近支弟兄或无衣无食贫民，投充旗下。各王公、贝勒接受投充人虽有定数，实际上却大量逾额。许多投充旗下的民人带有土地，为王庄提供了新的土地来源。如投充英亲王阿济格府下的687人，就携地85万余亩。[90]再如摄政王多尔衮，前后滥收投充人1400多人。[91]由此占有的土地自然较英亲王更多。这种情况，在当时应是普遍的。

自圈占停止后，皇子分封为王公，他们的庄园均按爵秩从皇庄内拨出赐给。

有关清前期王庄的数量、亩数、分布、旗属，载在雍正年间修《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九：

镶黄旗宗室：整庄4所，半庄1所，园1所。共地610垧。坐落大兴、通州、武清、平谷、河间各州县。

正黄旗宗室：整庄5所，半庄12所，庄4所，园3所。共地1776垧。坐落大兴、宛平、三河、宝坻、顺义、涿州、房山、保定、雄县、易州、任邱各州县。

正白旗宗室：整庄4所，庄1所，园2所。共地600垧。坐落顺天、香河、通州、宝坻、房山及沙河所等处。

正红旗宗室：整庄145所，半庄3所。整园50所，半园10所。共地20736垧。坐落顺天、宛平、昌平、涿州、文安、保定、定兴、涞水，及辽阳、海城、盖平各州县。

镶白旗宗室：整庄178所，半庄5所，庄8所。整园8所，园20所。果地、靛地、网户、猎户等地76处。共地28169垧。坐落大兴、宛平、良乡、固安、永清、东安、香河、通州、三河、武清、宝坻、昌平、密云、怀柔、房山、霸州、蓟州、玉田、平谷、遵化、丰润、迁安、滦州、乐亭、保定、易州、河间、任邱、沧州、保安，及辽阳、海城、盖平、铁岭、山海关外等处。

镶红旗宗室：整庄298所，半庄23所，庄5所。整园111所，半园2所。共地43835垧。坐落大兴、宛平、永清、香河、通州、宝坻、昌平、涿州、房山、霸州、滦州、新城、河间、肃宁、沧州、延庆及张家口外等处。

正蓝旗宗室：整庄544所，半庄151所，庄22所。整园103所，半园19所，园73所。果菜、牧地5处。共地88554垧。坐落大兴、宛平、良乡、永清、东安、香河、通州、武清、昌平、顺义、怀柔、涿州、房山、霸州、保定、蓟州、玉田、平谷、遵化、丰润、永平、昌黎、滦州、乐亭、新城、易州、青县、无极、保安，及承德、辽阳、开原、锦州、宁远、广宁、开平、冷口外等处。

镶蓝旗宗室：整庄231所，半庄63所，庄9所。整园102所，半园2所，园3所。共地37579垧。坐落大兴、宛平、固安、永清、东安、昌平、怀柔、滦州、蠡县、安州、高阳，及辽阳、海城、盖平、锦州、开平等。

从上引资料可以得知，八旗宗室王公共有整庄1407所，半庄259所，庄48所，园102所，整园374所，半园34所。果、菜、靛、网户、猎户等地81所。以上田地总计222300余垧（每垧6亩），合13338顷余。这与康熙《大清会典》卷二一所载王庄顷亩完全吻合。

宗室王公为了满足日益奢侈的物质生活，还通过置买手段，积极兼并土地。日本学者村松佑次对雍正末年畿辅地区某王府的取租册档和差银册档的研究表明：在该王府所有的979顷土地中，原额地（即清初分授王公贵族的老圈地以及投充地亩）约772顷余，原租地（即王府在置买旗地、民地基础上所设租地）约206顷余。后者系兼并所得，约占全部地产的21%。耐人寻味的是，后类土地大部分来源旗产，属镶红、镶黄、正黄等旗，布散在昌平、延庆、西山常裕村、房山、安肃、清苑、顺义、安定门外闪各庄诸处。[92]入关初，清廷为保证旗人生计，严禁旗地私售与民，违者以盗卖官田论。[93]但这样一来，就为旗人地主，首先是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宗室王公合理合法地兼并旗人土地提供了重要保证。宗室王公的土地越多，地租积累量越大，兼并力量就越强。因此，无论在畿辅地区还是关外地区，八旗宗室王公所占土地均超过清初额数而大幅度增长。

早在关外时期，宗室王公就在辽沈一带各置庄园，入关以后，这些庄园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从前引《八旗通志》资料可以得知，下五旗王公在关外辽阳、海城、盖平、铁岭、开原、锦州、宁远、广宁、开平，以及冷口外、山海关外、承德等处的广阔地域内置有庄园。其中，以盛京（沈阳）一带最为集中。[94]经过200余年间的蚕食与兼并，仅沈阳一带的王公庄地，就有1万顷，[95]已接近清入关初八旗宗室王公全部地亩的总和。八旗宗室王公田连阡陌，有的横跨数省，其中“功封”亲王地产最多：

和硕庄亲王，是“世袭罔替”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为清太宗皇太极第五子硕塞之裔。庄亲王府的庄园共占地5000顷，遍及河北（直隶）、辽宁、山西三省40余州县130余处村屯。[96]按每亩租银1钱的一般标准，庄王府5000多顷土地可收租银5.5万余两。

历代和硕肃亲王，为清太宗皇太极长子豪格之裔。肃亲王府领取封地，垦拓牧场兼并旗民地亩，庄园迅速扩大。末代肃亲王善耆时，该府庄园地横跨直隶、奉天、热河以及东蒙古等地，多达1.2万顷。这样的大土地所有者，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97]

和硕郑亲王，开国八大铁帽王之一，世代延续，清初分领圈地，收民投充，建立了众多庄园，以后兼并旗民土地，使地产遍布河北、辽宁、山西、内蒙古。除历代郑亲王将土地分赐子弟外，到清末，郑王府仍然有大量庄地。在奉天的庄地坐落于辽阳、牛庄、盖平、沈阳、新民、铁岭、兴京七县，其中在新民县的庄地就有856顷之多。[98]在河北省还有庄地300顷。至于山西、内蒙古、辽宁等地的大片牧地尚未统计在内。[99]

图28 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墓碑（北京市房山区西甘池村）

和硕礼亲王世袭罔替，庄地遍布直隶数十州县和内蒙古、山西、奉天等处。关于关东人丁庄地，就有丁册6本，地亩册45本。仅沈阳一带，就有地产731顷。[100]清初“功封”八大铁帽子王中，代善一支占了三个。其子岳讬，死后追封克勤郡王；其孙勒克德浑，封顺承郡王，均世袭罔替。几代人的积累兼并，形成规模可观的大地产。代善曾孙星尼，在奉天海城、牛庄等处被庄头、壮丁和自典卖的土地就有近百顷。另一曾孙诺尼，生前将土地分给8个儿子，其中仅第六子诺音托和，就分得直隶延庆、新城、霸州、杀虎口外和盛京盖州、沈阳、牛庄等处庄地100余顷。[101]清末顺承郡王府的庄地达3000多顷，分布在定兴（800顷）、京郊、沈阳等地。[102]

睿亲王府在奉天和直隶的地产有3000多顷，清末每年收地租2万元左右。[103]豫王府也是田连阡陌、庄园很多的“功封”大贵族。[104]

图29 睿王府（北京市东城区南池子）

有清一代，宗室贵族封王者不足200人。从顺治帝福临起，中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到宣统皇帝溥仪止，十朝皇帝的子孙弟侄，共封了26个亲王，14个郡王，还有一些皇帝近支封为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这些“恩封”王公与“功封”王公一样，也建立了大量庄园。

裕亲王福全，顺治帝第二子，康熙六年（1667）封为亲王。同年规定，凡皇子分府，除给佐领外，亲王给山海关内大粮庄20所，银庄3所，半庄2所，瓜菜园各2所；关外大粮庄6所，盛京大粮庄4所，盛京三佐领下人50户，果园3所，带地投充人576名，新丁899名；炭军、灰军、煤军各100名。[105]据此，福全分得粮庄、银庄、瓜园、果园、菜园、半庄42所。据估计，这些庄园的壮丁有500余名，加上炭军、灰军、煤军、带地投充人、新丁，共有2300名，另外还有盛京三佐领下人50户。庄地约有200余顷。[106]康熙十四年（1675），顺治帝第五子常宁受封恭亲王，第七子隆禧受封纯亲王。经奏准，给山海关内大粮庄15所，银庄2所，半庄2所，瓜园1所，菜园2所；关外大粮庄4所，盛京大粮庄2所，打牲乌拉牲丁30名，盛京三佐领下人30户，果园2所，带地投充人、给官地投充人各100户；采捕户20名；炭军、灰军、煤军各100名。[107]常宁、隆禧受封庄园和壮丁虽略少于其兄，也足以使他们成为占有1000多名壮丁，地亩四五百顷的大庄园主。

康熙帝玄烨与其兄弟福全、常宁、隆禧感情深笃，封予亲王时赐予田土优厚，是很自然的。康熙三十七年（1698），玄烨长子胤禔封直郡王，三子胤祉封诚郡王。经奏准各给山海关内大粮庄10所，银庄2所，半庄1所，瓜园1所，菜园2所；关外大粮庄2所，盛京大粮庄1所，打牲乌拉牲丁15名，盛京三佐领下人30户，果园1所，带地投充人、给官地投充人各50户，采捕户20名；炭军、灰军、煤军各50名。[108]合计庄园20所，壮丁约700名，庄地三四百顷。胤禔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坐咒魇太子胤礽削爵，拘系高墙。雍正十二年（1734）幽死，以贝子礼葬。子孙降袭奉恩将军。但“百尺之虫，死而不僵”，直到清朝末叶，胤禔后人在山海关内外，奉天各处还拥有大片地产，并以“多罗直郡王府”名义催取租银。[109]

玄烨第五子胤祺，第七子胤祐，第八子胤禩，康熙三十七年（1698）同封贝勒。分给山海关内大粮庄7所，银庄2所，半庄1所，瓜园1所，菜园2所；关外及盛京大粮庄各1所，打牲乌拉牲丁10名，盛京三佐领下人15户，果园1所；带地投充人、给地投充人各40名，采捕户20名；炭军、灰军、煤军各40名。[110]胤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晋恒亲王。雍正十年（1732）死，子弘晊袭亲王爵。弘晊善聚敛，时诸藩邸皆畜声伎，恢园囿，惟独他将巨额银两“皆置买田产屋庐，岁收其利”。[111]胤祐后晋淳亲王，胤禩晋廉亲王。

康熙四十八年（1709）三月，玄烨第九子胤禟，第十子胤，第十二子胤祹，第十四子胤禵同封贝子。每人给山海关内大粮庄6所，银庄1所，半庄1所，瓜果园1所，菜园2所，关外及盛京大粮庄各1所，打牲乌拉牲丁8名，盛京三佐领下人10户；带地投充人、给官地投充人，各30户，采捕户15名，炭军、煤军各30名。[112]

以上玄烨12个兄弟儿子，分府受封时均得到由内务府拨出的大量庄园，成为地跨关内外、占有众多壮丁的大庄园主。

雍正元年（1723），胤禛封其弟胤祥为怡亲王，胤礼为果郡王；四年封其弟胤禑、胤祎为贝勒；八年封其弟胤禧、胤祜为贝子，胤祁为镇国公；十一年封其弟胤祕为诚亲王，第四子弘历（即后之乾隆帝）为宝亲王，第五子弘昼为和亲王。胤禛在位时的一个举措，就是减少了给初封者的土地，这或者是鉴于不断的分封已使内务府的庄地过度流入下五旗。如雍正元年规定，补给亲王庄园人丁，照康熙三十七年给郡王之例；给郡王庄园人丁，照康熙四十九年（1710）给贝子之例。[113]这种调整，无损于恩封王公迅速扩展大地产的进程。如玄烨十七子胤礼，雍正元年（1723）封果郡王，六年晋封亲王。先后管理藩院、工部、户部，权倾一时，家资富赡。乾隆三年，胤礼病殁无嗣，以其侄弘曕 （胤禛第六子）过继。弘曕“善居积”，非法霸占民田，役使壮丁不断垦荒，使资产不断增值。仅以其关外吴国汉（吴顺）庄为例，原有地3465日（同垧，合20790亩），乾隆二十八年清丈时，余出地769日（4624亩），即比原额增加了22%。[114]清末，果亲王府在山西、河北、奉天均有大片庄地。[115]

乾隆帝弘历17个皇子中，除追封者不计外，实封王公4人，即荣亲王永琪、仪郡王永璇（后晋仪亲王）、成亲王永瑆、贝勒永璘（后晋庆亲王）。永瑆分府时，给关内大粮庄12所，半分庄1所，瓜园果园各1所，菜园、银庄各2所；带地投充人、给官地投充人各60户；炭军、煤军、灰军各60名，打捕户20名；关外大粮庄3所，盛京大粮庄1所，乌拉牲丁20名，盛京三佐领下人30户。[116]此后，给亲王庄园人丁，均按乾隆年间成亲王分府之例。

嘉庆帝颙琰5个皇子，第三子绵愷初封惇郡王（后晋惇亲王），四子绵忻封瑞亲王，五子绵愉封惠郡王（后晋惠亲王）。道光帝旻宁9子中，六子奕封恭亲王，七子奕初封醇郡王（后晋醇亲王），八子奕封锺郡王，九子奕封敬郡王。其中，恭亲王奕以“赞襄大政”，醇亲王奕以光绪帝生父，皆特恩世袭罔替。咸丰二年（1852），内务府奏准恭亲王分府，给山海关内大粮庄12所，半分庄1所，菜园2所，山海关外大粮庄3所，盛京大粮庄1所。[117]恭亲王在同治年间权势如日中天，但“平日有好货之名”。[118]据说，光绪末宣统初，恭王府占有的土地约有7000多顷，分布在直隶省百余州县内；在关外还有4个大庄，每庄不下1000顷土地，一共可能有近万顷土地。这些土地当然不是始封恭亲王时由皇帝一次赏赐的，而是逐年添置的。置地的事无需王爷亲自操心，自有管事的人时刻注意收买土地。管事人从这一买卖中有佣钱可图，且日后下去收租，又可“沾手三分肥”。土地来源多种多样：有京官告老还乡，如家在江南，便把地卖了，到家乡再买；有的急需用款，或为运动官职，或为弥缝处分等而卖地；再有的是某某官员死后，抛下寡母孤儿，所谓“人在势在人情在”，人既死了，尽管有土地而下去收租时得不到地方官的支持，很难顺利完成，土地反而成了累赘，也就不如卖了它在城里置些房产。由于其他缘故卖地的还有很多。就这样每年都添置不少地产，渐积至近万顷之多。每年收入的地租约有12万元现洋。本来地租按银两计算，使用银元后，便两种兼收，1元现洋按7钱2分银折合。[119]

醇亲王奕，是道光帝第七子。道光三十年（1850）封醇郡王。同治十一年（1872）晋醇亲王。据醇王府《光绪三十年分（1904）各路庄园头等并散征数目清册》，有大粮庄头12名（其中头等庄头1名，四等庄头11名），半分庄头2名，钱粮庄头2名，菜园头、瓜园头、果园头各1名，灰军头目、炭军头目、炸军头目、牲丁头目各1名，关外庄头3名，盛京30户人。[120]以上庄园数与乾隆朝旧例吻合，只是多了关内半分庄1所，少了盛京大粮庄l所。又据该府关外三庄头地亩清册：四等庄头吴宝源承领庄地3900亩，分布在义县、广宁两县的7个村屯，共124段；三等庄头积拉堪承领庄地4500亩，坐落宁远县4处共40段；二等庄头高奎承领庄地2661日（垧）1亩，折合15967亩。坐落于广宁县10个村屯，共525段。[121]以上三庄头，承领庄地24360亩，分布于义县、广宁、宁远3县的20多个村落。醇王府在关内还分领12个大粮庄、2个钱粮庄，一个半分庄、3个园子，亩数应有数万之巨。

然而，这并不是醇王府地产的全部。在直隶容城、满城、徐水、完县、唐县、易县、蠡县、房山、涿州、通州、于家围、沧州、南皮、昌平、任邱等地，均有地亩，因为没有设庄，所以被列入“散征”之列。

清初宗室王公在京郊山区一地均分给山场，以为狩猎采伐之地；王公分府时恩赏炸军（煤军）也带有山场（又叫围地）。醇王府山场在西山门头沟一带，蕴藏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于是将部分山场租给开办煤窑的商人，即所谓“招商领作开采完租”。[122]醇王府光绪三十年（1904）清册，记有玉宝窑、四顺窑、龙泉窑，每窑应交租120两。而在宣统元年（1909）清册中，除四顺窑外，又有天宝、天兴、大顺、天顺、宝顺、恒胜6窑。每窑年租同前，合共840两。出租山场，为王府开辟了新的财源。

光绪末年至宣统元年，醇王府每年实收正差银、杂差银、散征窑银、补收陈欠银等在8000余两至9000两之间。这一数额固然大大低于恭王府的收入，但在王公贵族中还是比较多的。

宗室王公子弟长大成人，即分袭父亲遗产，不再从朝廷领取庄园壮丁。以庄亲王为例，从第一代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到清末光绪二十八年载功袭王爵，庄王府共计10代，传9次。10代庄王中，博果铎、永瑺二王无子，其他各王及其子累计共34人。就是说从始祖硕塞到末代庄王载功，分析8次家产，共有34人分领祖业。除去10个王爵，传到末代庄王载功，占有庄地55万亩以外，其他24人中，有13人封授了王公爵位，计郡王1人，镇国公、辅国公6人，镇国、辅国、奉国将军6人，余11人不详。这24个贵族，均在不同时期从庄王府产中分得大量田宅、人丁及其他财产。[123]如乾隆年间庄亲王永瑺，将滦平县苇子峪庄田1000亩、丰宁县庄田900亩、承德县庄田400亩分给兄弟。同治年间，庄亲王奕仁将肃宁、河间、沧县、新城、迁安、遵化6县的庄地拨出18.3万余亩分给儿子。[124]

亲王地亩众多，分给儿子们的份额很大。雍正五年，郑亲王将盛京盖州一处庄地分给某子，就有120顷之多。第一代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孙简亲王雅布的一个分府，在盖州、沈阳、牛庄、广宁等处就有94顷土地。郑亲王神保住之兄敬顺，康熙四十五年封镇国公，第二年因过降为一等镇国将军，子孙降袭奉恩将军。这样一个趋于没落的贵族之家，在清末还保留住从郑王府分得的“随爵授地”2247垧，折合134顷余庄地，分布在辽阳、沈阳、海城、盖平、岫岩等县。[125]据历史档案记载：清末仅沈阳市一带，就有郑亲王八支分府的地产：文楹府，3354亩；瑞熏府，24416亩；玉构府，2165亩；重援府，8548亩；荣泰府，10415亩；照熙府，16102亩；吴氏府，7952亩；文关氏府，489亩。[126]共计73441亩。这八家分府的地产，只是郑亲王府历代子孙分析家产的一部分。

宗室王公，从父亲处分得地产，一旦诸子长成，就重复再一次分配。如第一代礼亲王代善的曾孙诺尼，顺治十三年（1656）封贝勒。诺尼有8个儿子，第六子诺音托和降袭辅国公。诺尼生前将地产分给8个儿子，仅诺音托和就分得直隶延庆州、新城县、杀虎口外和盛京盖州、沈阳、牛庄等处庄地110余顷。[127]

值得注意的是，王公子弟分析地产时，往往所得多寡悬殊：

托克托慧是贝勒穆尔哈齐（努尔哈赤弟）孙，贝子务达海子，顺治末年封镇国公。他将老圈地分给了自己的10个子孙，具体情况如下：

噶林名下，坐落滦州、丰润、永清、香河、宝坻、迁安6处，地188“汉”（清初计丁授田，一丁地6垧，又称一个汉子地，简称“汉”）。

马克唐阿名下，坐落乐亭、香河、迁安3处地，94“汉”。

宁泰名下，坐落迁安县地，47“汉”。

巴杭阿名下，坐落乐亭、迁安2处地，42“汉”。

苏隆额名下，坐落滦州、乐亭、丰润、迁安4处地，37“汉”。

德勒登额名下，坐落滦州地23“汉”。

傅尔松阿名下，坐落滦州地17“汉”。

温德芬名下，坐落滦州地8“汉”。

噶达苏名下，坐落丰润县地5“汉”。

那思泰名下，坐落丰润县地1“汉”。

托克托慧的老圈地分布于滦州、乐亭、丰润、永清、香河、宝坻、宛平7县的20余村屯，以及冷口熊虎头、瓦家沟等处，共计462“汉”（2772垧），折合16632亩。[128]分得土地的10人中，得地最多的噶林，有188“汉”（合6768亩），得地最少的为那思泰，仅有1“汉”（36亩）。

王公子孙得地畸重畸轻，而在地位较低的宗室贵族中，平均分配的原则却似乎起着主导作用。如多罗顺承郡王府的宗室祥瑞，其祖辈在乾隆年间分得保定县西庄头村老圈地一块7顷22亩，租钱20吊。到同治年间，这20吊租钱，要在祥瑞家族“六门均分”。[129]又如宗室国惠在一桩土地纠纷案中呈称：“我旧有祖遗坐落辽阳五大堡子红册地一百日（垧），坐［落］牛庄两桶碑红册地，一百五十日，共地二百五十日，早年按五股均分，各分册地五十日；又有带开余租地六百三十五日，按五股均分，应分地一百二十七日。”[130]再如觉罗满保，康熙末年曾任闽浙总督等高官，雍正三年（1725）殁后，行贿诸事被揭发，复因亏空银两案，将所有产业地亩入官。家境因此败落。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皇帝“赏还”了抄没的部分家产。满保生有12个儿子，这年十一月，由其长子博良凭族长、佐领为公证人，将“赏还”的家产作12股，派分每子名下房30间，地3顷90亩半，立有分单。[131]这种均分做法，与汉人民间的传统已相一致。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阶层的宗室中间，在分析土地等家产时，何以存以不同的行为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应着眼于皇族的婚姻形态及其与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的关系。皇族多不事生产，靠领取国家的世禄与俸银口粮为生，所以政治社会地位之高低决定了经济水准的高低。有学者将年满30岁以上皇族人口按爵位的高低有无分为三个等级：一是王公以上的上层贵族；二是镇国将军以下的中层贵族；三是包括闲散宗室与应封宗室的下层贵族，并据《玉牒》统计说：清代北京的上层贵族有304人（占总人口比例的2.94%），中层贵族有988人（占9.66%），下层贵族有9030人（占87.4%）。与此相应，政治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准越高的贵族妻妾越多，反之越少。在北京已故皇族已婚人口中，娶一个妻者有7016人（占57.74%）；娶两个妻妾者有3220人（占26.50%）；娶两个以上妻妾者有1915人（占15.76%）。[132]贵族上层妻妾多，子女嫡庶等级分明，分析地产时区别对待，是很自然的。下层贵族以实行一夫一妻为主，诸子一奶同胞，所以地产均分。至于像觉罗满保那样的贵族，生前高官厚爵，多妻多子，死后却家境败落。这种背景下的按股均分，或许基于更为复杂的原因。

（三）皇族地主与农民

清朝入关初，皇庄与王庄以领主经济为主导形式。每庄设庄头一人，役使庄丁进行生产。庄丁是贵族庄园主的奴仆，无人身自由，他们被严格束缚在庄园内，身份世袭。庄主可以将庄丁出卖或转赠，然而庄丁毕竟不是奴隶，法律禁止主人任意杀害奴仆，否则要给予革职、罚俸的处分。皇庄与王庄中的领主经济，因与专制主义国家机器紧密嵌合，而具有比一般旗地更加顽固有力的超经济强制力量，在向地主经济的过渡中步履也更为艰难，直到乾、嘉以后，这一过渡才基本完结。

顺治年间，在庄园内部出现了以“老佃户”和“现佃户”为代表的租佃制因素。他们多半是庄园余地的开垦者和带地投充的投充人。“老佃户”按规定交纳一定的“年贡”，同时拥有土地的永佃权，庄头一般不能任意更改租率。“现租户”是租种庄地的普通佃农，按年输租于庄头，与庄园主没有人身依附关系。[133]在汉民带地投充庄地上，多数是由投充人招民佃种，向家主交纳地租，表明王公庄园内部潜在滋长着地主经济因素。与此同时，“因充差之壮丁，滥逃者颇多，以致差银无着”，直接影响到庄园主的收入。[134]宗室贵族逐步改行新的剥削制度：一种方式是将庄丁、壮丁承领的庄地按亩征收租银，另一种形式是满、汉农民向庄头、壮丁典种、佃种庄地，按亩交纳租银，使租佃关系进一步滋长起来。清廷为了保障王公贵族利益，曾严禁壮丁典当盗卖庄地。但是，从清初以来，盗典庄地的行为却层出不穷，根本无法制止。康熙年间，星尼贝子（礼亲王代善曾孙）坐事削爵，家产入官，以后庄地陆续被庄丁偷典，多达1500垧。[135]壮丁不断盗典庄地，是领主经济萎缩的又一原因。

乾隆十年（1745），清廷鉴于以农奴制为主导的内务府官庄经济疲惫不堪，难以为继，规定将畿辅518所官庄的1.6万余名口庄丁及家属放出为民，听其自谋生计。[136]仍旧留在官庄的部分壮丁，主要是庄头子侄和同姓族人。他们在经济上可以承领官地，自种或者出租，政治上可以捐纳功名，应试为官，说明身份地位已经上升，有异于往昔的农奴。在这以后，畿辅、奉天、热河等处官庄陆续改行租佃制。满、汉农民向庄头承佃官地、缴纳租银，庄头则向内务府纳粮奉差，实际处于“二地主”的地位。佃农取代了农奴，成为官庄的主要劳动力。与此同时，王公庄园也陆续招佃收租。

随着满洲社会由领主经济过渡为地主经济，往昔的贵族农奴主蜕变为大地主。他们在清初用暴力圈占的大片土地基础上，改行兼并的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土地的占有。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内务府会计司掌领的庄园共有1089所，地2万余顷，年收入赋粮9.3万余石，菽2200余石，刍12万余束，赋银4.79万余两。[137]除上述额征以外，各庄每年还要输纳茜草、线麻、蒌蒿、黄花、薤诸蔬、麦、稻、秫诸秸、红花、蓼子、芥子、菜子、瓢、帚、猪、鹅各种杂项。供应皇室挥霍的剥削收入还不止这些。清中叶以后，皇庄、王庄的实物租和各种杂项基本改为折征银两，收入的银两大幅度增长。

为了确保剥削收入，皇室和下五旗王公均建立起一套完备的制度。内务府设会计司，各王公府设“庄园处”，管理各自的庄园土地和壮丁，以及收租事务。会计司和各庄园处均保管着地亩图册、应交差银数目清单、壮丁三代清册等，后来又有佃户花名地亩清册、陈报表等名目。每年秋季，总管内务府会计司即分别责成盛京内务府会计司、锦州副都统庄粮衙门、打牲乌拉总管、热河总管等将所属官庄地租如期征收上交，京畿周围各州县官庄的收租事务也有专人负责。对各王公府庄园处的管事来说，这也是他们一年中最忙碌且收入最丰厚的时节。收租为他们提供了上下其手，中饱私囊的良机。恭亲王奕之孙毓君固（毓嶦），提供了清季该府收租时的一些情况：

每年八月节后，庄园处便派人下去到各州县，每次下去约一百多人，十月底陆续回京缴纳租银，年底结账。收租人，除庄园处所属人员外，还抽调内账房、外账房、管事处、回事处，以及书房、后花园的人役。收租人下去先到县衙，照例先给县太爷送一份四色礼物，彼此应酬一番。县官仰承王公贵族鼻息，巴结惟恐不及，于是差遣衙役随同下乡收租。俗话说：“现官不如现管”，有如狼似豺的衙役助威，收租任务自然易于完成。如果有人敢于抗租，由县官传到县衙，或打或罚，限期交纳。因此，除大灾年份外，很少有收不齐租的事发生。[138]

对于因种种缘故不能如期完纳差银租银的庄头、佃户，各王府是不会听之任之的。醇王府的管事人在给王爷的呈文中汇报说：

谨详本年众庄头等除完齐不计外，即将未到尾欠讨限各情分晰开后呈阅：

盛京大粮庄头高臣、养马庄头积拉堪等，业经文照地方衙门，达增将军催办，转覆再行核办。

通州头等庄头金凤秋，现据伊胞叔金容至府交差未齐，下欠讨限于正月底补齐；永清县四等庄头王得喜，现据伊胞弟王贞至府交差未齐，下欠讨限于二月初一日补齐；南皮县半分庄头张树棠未到，已发转牌催传。

以上三名查询情形，均系私债过累，历年办差掣肘，若不变章办事，年愈久该庄头累愈深。查向章办法，该庄头办差不善，可于伊亲族内择人，如能完新补陈，即可出谕行文将原庄头黜斥，着能办亲族接充，设皆无力无人，再行收回官征。现已传该亲族等俟来府询明，再为禀请示下办理。

沧州土塔庄胡玉书未到，已发传牌严传。四等庄头衡钵，据伊子福顺阿来府交差未齐，委因承领圈地坐落宝坻县庆公台地方，该处教民居多。本年晚田霜来太早，彼处多有歉收，佃等疲顽拖欠。因届岁底，将已收租差先行交纳，下欠讨限缓期催收赶紧补交。

炸军头目安仲连未到，已发牌严传。玉宝窑商未交已催传。龙泉窑商讨限，正月开印后补交。[139]

依据上引呈文并参考相关资料，可将王府催欠手段作一说明：

其一，发转牌催征。即派出人役，将欠租庄头传唤到府。醇王府光绪三十年（1904）《传转牌数目清单》载：

正月二十二日，传王德贞，盘费钱二十吊；传金凤山，盘费钱十二吊；传安仲连、赵长顺，盘费钱十二吊。

二月初六日，传衡钵，盘费钱十吊；赵门头查看窑，盘费钱十二吊。

三月十六日，传军丁赵长顺等，盘费钱十二吊。

……

（十二月）十六日，传金凤山，盘费钱十吊；传衡钵，盘费钱十吊；传灰军，盘费钱十吊；传龙泉、玉宝窑，盘费钱十二吊。

这一年，醇王府共传转牌27次，用盘费钱334吊（合银24两钱7分）。[140]传转牌的做法，只适用于京畿、直隶各州县。关外诸庄，地理遥远，由王府行文当地衙门催征。

奉命催传的人役往往接到王爷的严谕，其中规定了传唤的日期，并附有种种威胁性语言，以防止王府人役与庄头相互勾结，私相交易。光绪二十九年（1903），肃王府护军校明义在催传前即接到这样的传谕：

档册房帖传，奉爷谕：护军校明义知悉：刘光盛不服约束诸多冒撞，今特派尔持谕前往蓟州所属澈水头庄，传唤庄头刘光盛，限六日随尔一同赴府听候治罪，不准迟延、托故抗谕不遵。倘敢故违，即著该员就近呈送州衙，恳祈贵州派差解送到府。该护军校如敢瞻循情面通同舞弊等情，若被查出或别经发觉，一并严加治罪决不宽贷，凛慎勿违，切切特谕。[141]

谕文封套墨书“谕著明义开拆”，钤有档册房印文和“回差务必报销”的文字。由此可知，王府催传庄头有着一套完备手续，以迫使被传者就范。

其二，黜革庄头。无论官庄还是王庄，均存在庄头拖欠差银甚至“年愈久而累愈深”的问题。内务府对拖欠严重的庄头，除鞭枷外，规定革退庄头充当壮丁，所欠钱粮予以豁免；遗缺，伊等族人内有情愿顶替者，完交钱粮顶替，如不能代交不准顶替，另于别庄子弟及壮丁内拣选补放，旧欠予以豁免。[142]这种制度既达到对负欠庄头惩罚作用，又可保证找回积欠，因此为各王公府所参照。

斥革庄头有一定程序。醇王府半分庄头张树棠，每年应交差银62两5钱，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共欠银1257两，偿还无望。醇王府首先传张树棠亲族张九龄，但后者“家不殷实，无力补销陈款”。在这种情况下，张九龄书写甘结一纸，作为放弃顶替庄头资格的凭据：

具甘结人张九龄，实因宗族弟张树棠充当醇亲王爷府内半分庄头拖欠租款壹千余两被革追惩，例应族人垫欠接充，现奉催头郭玉书等传身赴府，议交陈欠，接充办理。身远近族人俱无力垫交陈欠租款，情愿出具无力领充甘结，恳乞催头等自行赴京到府，禀消施行。光绪三十年正月，张九龄具甘结是实。[143]

同年二月，有另姓殷实人家刘庆云、刘元瑞父子继任庄头，为了保证积欠偿还，醇王府命他们立书证如次：

具甘结人刘庆云 刘元瑞，因半分庄头张树棠欠官款千余两，现令［今］被革究惩，身等承领接种，代伊补交陈欠银五百两，蒙恩赏限一月交清。每年完现租六十二两五钱，每年并代完陈欠银五十两，至限不敢有误。如有违误情愿领重罪。所具甘结是实。

光绪三十年二月 日 刘庆云（押） 刘元瑞（押）[144]

王府租银明明是私租，甘结中却称“官款”，又称：“如有违误情愿领重罪”，王爷之淫威据此可见一斑。按前引内务府成例，另选别姓庄头时，“旧欠予以豁免”。但王爷不愿损失丝毫，关于张树棠1257两旧欠，要求承领庄头一次交清500两；余剩757两，每年代完50两，即在15年内偿清。

从以上事实还可看出，贵族王公将强制庄头写立甘结作为保证地租收入的一种手段。不单顶替庄头者要立甘结，欠租的庄头或佃户也要履行这种手续。第一代醇亲王奕的孙子溥杰忆及童年生活时说：

记得十岁左右时，看到祖母书桌抽屉内，常有一叠叠折子式的文书，上面写有“甘结”字样。我就向祖母问“甘结”的意义，她起先不耐烦告诉我，经我纠缠不休，她才慨叹着对我说：“甘结就是佃户给我们写下的字据，保证下次一定交足租钱。”她叹了一口气又说：“现在的人心大不如从前了！不让他们立甘结，就是在好年成，他们也是不肯交足租子的。……”我听了仍是觉得有些似懂非懂，翻开折子一看，看到里面都写有类似的字句：“如果到下期不交足，情愿受任何严厉的处置。”我这才模模糊糊地了解到“甘结”的意义。”[145]

庄头积欠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因为自身挥霍，“私账过多”；有的是因为土质退化，水淹沙压；有的是因为佃农抗租，“藐视庄头软弱无能”；有的是因为社会动荡，兵连祸结。自然灾害如水旱蝗灾，也是造成租银积欠的一个原因。[146]

即使是大灾之年，王府催租仍刻不容缓。这里有一个典型例子。光绪末年（具体年份缺）某年四月，直隶保定府一带连降暴雨，“数十年来所未遇”。山水过大，蠡县附近猪龙河决口三处灌入四野，麦田十伤八九，大田小苗多为泡伤。大水退后，各处保长并村佃陆续进县呈报“水灾青苗被伤大半，大半房屋倒塌被伤者不少，粮价昂贵不能度日各情”。直隶总督府奏准悬示：上地以五成完租，中地以四成完租，下地以三成完租。醇王府庄佃据此请求，按五成交纳。这本来已是按上地标准，但是却遭到王府催头松奎、兴泰的拒绝。他们认为这正是在主子面前邀功领赏、表示忠诚的机会，故强迫众佃按八成交纳。事成之后，他们在给福晋太太（王爷的夫人）的禀文中表功说：

奴才等与县官会商晓谕众佃：王府租项向来不论年成好歹，不能与民粮民丁同例，今以八成令尔等交租，此系格外宽恩，如再不允，定将汝等收县勘压、严加追惩。班上头目（指县衙差役）等又复再四劝谕，众佃等始皆勉强允从。本年租项均按八成收齐，于二十一日起程至二十七日回京。[147]

在数十年未遇到的水灾面前，秉承王府意旨的催头们对嗷嗷待哺的饥民竟没有一点怜悯之心，通过为虎作伥的县官与差役，将八成地租勒索到手，并如期返京。这些“见羊现凶相”的催头，催租时滥逞淫威，于是导演出一连串被逼者投河上吊、卖儿鬻女的悲剧来。官衙与王府沆瀣一气，使农民的租银源源滚滚流入贵族的府库。

醇王府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二月底算清，当年共收银7888两余；其中正差银、杂差银4019两余，补交上年差银339两余，收陈欠银771两余；散征银2758两余。

光绪三十年（1904）十二月底算清：当年共收银8269两余，其中正差银、杂差银3876两余，散征窑租等银3448两余，补交陈欠等银969两余。

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底结清：当年共收银9046两余，其中正差银、杂差银、散征窑租银等7687两余，陈欠差银1358两余。[148]

光绪、宣统之际，尽管清王朝统治已经摇摇欲坠，醇王府的地租收入非但没有减少，且有所增加，历年陈欠也被大量补征，这些都反映了其大地产的发展。在那些“钟鸣鼎食”的大贵族中，醇王府的情况应是有代表性的。

四 皇族事务

清代八旗是以满洲人为核心的军、政、经合一的社会组织，宗室觉罗作为满洲人中的贵族，虽然也分隶八旗，又具有一套独立的管理系统。概括而言，皇族事务的管理由国家机构、八旗制度、宗族组织几部分相互协作，共同承担。

（一）内务府与宗人府

内务府是掌管宫廷事务的机关，凡皇帝家的衣、食、住、行各项事务，都归内务府承办。光绪《大清会典》卷八九说：内务府“掌上三旗包衣之政令与宫禁之治，凡府属吏、户、礼、兵、刑、工之事皆掌焉”。包衣是“包衣阿哈”（家奴）之简称。顺治、康熙年间形成上三旗下五旗体制后，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的奴仆隶内务府；属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下五旗的奴仆，隶各王府（说详后文）。上三旗由天子自将，体制高贵。三旗“包衣”“奉天子之家事”，又叫“内廷差事”，受制于内务府。《会典》所谓“府属吏、户、礼、兵、刑、工之事”，则指有关皇室的财物收支、典礼、修造工程、稽察保卫、刑罚（上三旗）、太监、宫女、内务府员役之管理等项事务。

清朝定都北京时已有内务府雏形。顺治十年（1653）六月，以内务府事务繁多，须分设机构办事，乃设立十三衙门。十三衙门脱胎于明代的二十四衙门，也就难以避免宦官干政的覆辙。顺治十八年（1661），尽革十三衙门，仍以上三旗包衣设内务府，收宦官之权，归之旗下。[149]以后制度逐渐完备，成为有清一代定制。内务府衙门分“内务府堂”（简称“堂上”或称“本府”）及所属“七司”、“三院”。最高官员为“总管内务府大臣”，正二品，下设郎中、主事、笔帖式、书吏，分掌各项事务。

内务府七司分掌府属吏、户、礼、兵、刑、工等事务，名称及职掌概括如下：

广储司——为内务府掌管府藏及出纳总汇的机构。下设六库：银库、皮库、瓷库、缎库、衣库、茶库。

银库，储藏金、银（各田园庄头每年额交钱粮银有10万余两）、珠、玉、珊瑚、玛瑙及宝石等。

皮库，储藏皮革、呢绒、象牙、犀角诸物。

瓷库，储藏瓷器及铜、锡器皿。

缎库，储存缎、纱、绸、绫、绢、布等。

衣库，储存服饰及兵丁甲胄等。

茶库，储存茶叶、人参、香、纸、颜料、绒线等物。

六库之下，设有七作二房。七作是：银作、铜作、染作、衣作、绣作、花作、皮作；二房是：帽房、针线房。分别承做交办各项物品。七作匠役共有1000多人，二房所管女工也有1100多人。[150]

广储司在盛京地方设有棉庄、靛庄及盐庄。分别设庄头管理，每年征收棉花1.2万斤，靛1900斤，盐1.2万斤，并征银1000余两，由盛京内务府征收，报广储司核销。

都虞司——“都”是总其事，“虞”是山泽之官，“都虞”是总山泽之事。都虞司掌所属武职官的铨选任用及“打牲”（打猎）、网捕之事。都虞司在吉林乌拉处设打牲机构，名“打牲乌拉处”（又称“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掌管采东珠、松子、蜂蜜、捕鱼及庄屯事务。此外，在直隶东北部口内外及盛京等处各有屯庄，其牲丁有官地者为旧丁，带地投充者为新丁。旧丁按人纳赋，新丁按地纳赋。旧丁900多人，每年纳银4300多两；新丁1100多人，每年纳银8000余两，缴纳粮石及采捕诸物分别折银。

都虞司还负责上三旗包衣骁骑、护军、前锋三营的训练、调遣、稽核俸饷事务，与扈从皇帝关系尤为密切。

掌仪司——掌管内廷礼乐诸事，包括祭祀、朝贺、筵宴、婚嫁、分封、丧葬等礼仪，并管理皇室果园（共设果园536个，年征赋银9000多两）。还负责太监事务，包括选验、补放、发放银米等事。

会计司——管理内府帑项及庄园地亩事务。所属庄园，分布在畿辅、盛京、锦州、热河、归化城、打牲乌拉等处，共有781庄。菜园分布在大兴、宛平等县，共有35个，每年征银12.35万余两，粮3.7万多石，并征鹅、鸭、猪、蔬菜等项，各有定额。

营造司——掌管宫庭缮修工程事务。管有屯地（分给各王府军丁地亩），设灰军、炭军、炸军三项，每年征收青、白、灰、黑、白炭，炸煤，草束。

营造司下设木、铁、房、器、薪、炭、圆明园薪炭七库，铁、漆、花爆三作。各库、作匠役，有旗缺，有民缺，额设800余名。

庆丰司——掌牛羊畜牧事务。在京设4个牛圈，养牛245头，6个羊圈，养羊1700只。在张家口外设3个牛群牧厂，牛群80个（每群牛300头）；4个羊群牧厂，羊群310个（每群羊1100只）。盛京设黑牛馆，养牛70头，羊350只；养息牧牛、羊各9群，牛2000头，羊1万只。各处所养牛、羊，供各项祭祀筵宴及取乳食用。

慎刑司——负责审理府属三旗刑事案件及处分本府官员、匠役、太监的机构。

内务府管辖的三院为上驷院、武备院、奉宸院。

上驷院为管理“御用”马匹的机构。紫禁城内外及南苑设马厩17个，养马700余匹。在口外及盛京等处设牧厂4个，牧放马匹262群，10多万匹，驼65群，近2万头。

武备院是负责制造、收贮军械、装备及宫中陈设器物的机构。设有北鞍、南鞍、甲、毡4库，库下设各处作，官员和各种匠役共有3800多人。[151]

奉宸院，是管理皇室园囿的机构，掌景山、三海、南苑等处园囿、河道，南苑的地赋（有瓜园、果园及粮庄）、玉泉山等处稻田厂的赋银、赋粮也归其征收，以供内廷之需。

其他机构有：三旗织造处（即江宁、苏州、杭州织造处）、织染局、养鹰鹞处及内、外养狗处，御茶膳房、雍和宫（原为雍正帝潜邸，胤禛继位后改为家庙，乾隆九年改为喇嘛寺庙）、中正殿（亦称中正殿喇嘛念经处）、升平署（前身称南府，负责宫内演戏奏乐的机构）、文渊阁（专藏《四库全书》）、武英殿修书处、御书处、养心殿造办处（负责造办各项器物的机构）、官学、敬事房（管理太监机构）、御鸟枪处、内火药库处。三旗庄头处（负责内府三旗银两庄头并征收赋税的机构）、掌关防处（即内管领处）、三旗参领处等大小50多个机构。

同时设盛京内务府，总管1人，由盛京将军兼任，下设广储、会计、掌仪、都虞、营造5司及文溯阁（藏《四库全书》）、三旗织造库、黑牛馆、乳牛馆、内管领处等单位。

内务府本府及所属各司处共有50多个机构。所用人员，除匠役、军丁及太监不计外，共有职官3000多人，比掌管全国疆土、田亩、户籍、钱谷事务最繁的户部人数，多10倍以上。[152]清统治者在管理国事与家事时出现的这种本末倒置现象，充分反映了满洲皇室在国家中的特殊地位。

内务府体制与八旗制度存在密切关系。上三旗下五旗分治以后，各旗所有的包衣（满语“booi”，意即“家的”，是“booiaha”即“家奴”的简称），随之析为两个系统：上三旗包衣称“内务府属”或内府旗人，为皇家私属，编为内务府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内三旗）；下五旗包衣称“王公府属”，为各王公的私属，编为府属佐领、管领。

内三旗与八旗（俗称外八旗）是既有联系又互相独立的两个组织体系。有别于八旗佐领（又称旗分佐领）统属于各旗都统，内三旗初隶领侍卫内大臣，康熙十三年（1674）改归内务府，从此终清之世未改。

内三旗的组织结构、人员成分与八旗也有所不同。内参领下设有内府佐领、旗鼓佐领、内管领。内府佐领，即皇家所有的满洲佐领，成分为满洲平民；旗鼓佐领即皇帝所有的汉人佐领。宗室奕赓《寄楮备谈》中说得很清楚：“内务府三旗汉军佐领，俱名旗鼓佐领，旧作齐固佐领。”在康熙《大清会典》卷一五三中，又把“旗鼓佐领”直接写为“（内务府）汉军佐领”。旗鼓佐领均由关外入旗的辽沈旧汉人编成。内管领（满语叫“珲托和”，意为“半个佐领”），又称“辛者库牛录”，意思是“内管领下食口粮人”。编入内管领的最初是满、蒙、汉奴仆，以后内部成分渐有分化。《寄楮备谈》说：“辛者库，乃半个佐领下食口粮人也，起初原系家奴，向例不许为官，内府俱贱视之。”在内三旗中地位最低下。

内府三旗初设满洲佐领9个，旗鼓佐领12个，高丽（朝鲜）佐领1个，以及内管领20个。康熙三十四年（1695）增至满洲佐领15个，旗鼓佐领18个，朝鲜佐领2个，管领30个。[153]

内务府包衣人，除担任内廷供奉亲近差使，专供驱使外，亦如外八旗人，有按丁披甲的义务。其中，满洲、朝鲜佐领，披甲人各89（或90）名；旗鼓佐领，披甲人各59名；管领，披甲人各89名。[154]兵种为前锋、护军、骁骑，均分别编营。乾隆年间，内三旗护军营额兵1615人，前锋营额兵1114人，骁骑营额兵5250人。[155]均布列皇城内，各按旗分，星罗棋布，拱卫皇宫，是直接役属于皇室的亲兵。

内务府三旗的形成，是满洲皇帝独掌三旗，并在八旗中确立起经济、军事、政治绝对优势的产物，同时又保留着满洲社会早期农奴制的明显残余。

内务府机构庞大，组织兴旺，人员众多，它的工作范围虽然几乎无所不包，但始终是围绕着管理皇帝家族事务这样一个核心展开的。在不断繁衍增殖的皇族人口中，皇帝家族毕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于是清朝又建立宗人府，管理整个皇族事务。

历代王朝都设置有管理皇族事务的机构和官员。唐、宋以来，设有宗正寺。明初设大宗正院，后改宗人府。清沿明制，于顺治九年（1652）设立宗人府，置宗令、宗人等官员。乾隆《大清会典》卷一说：宗人府“掌皇族之属籍，以时修辑玉牒，办昭穆序爵禄，均其惠养而布之教令。凡亲疏之属，胥受治焉。”这里的“亲疏之属”，是指所有的皇族，从与皇帝血缘关系较近的宗室直到关系疏远的觉罗。从户籍管理到袭封注册，从衣食田宅到婚丧嫁娶，从教养挑补到赏罚黜陟，举凡皇族生活中一应事务，几乎都在它的管辖之下。

宗人府品高位崇，位列于内阁、六部之上，体现了皇帝及其家族成员的至高无上。

宗人府的职官有：宗令1人，由亲王或郡王内选充。左、右宗正各1人，由亲王、郡王或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内选充。左、右宗人各1人，由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或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内选充。光绪三十三年（1907），宗人府宗令为礼亲王世铎，左、右宗正为肃亲王善耆、睿亲王魁斌，左、右宗人为贝子溥伦、顺承郡王讷勒赫。[156]可见直到清末，宗人府主要职官都是由王公贵族来担任的。另外，设府丞1人，汉人，掌本府汉文之事。下设堂主事，经历、理事官、副理事官、主事、笔帖式、效力笔帖式等官，分用宗室或汉人，掌管宗人府各项事务。[157]

凡皇族，按血缘远近，分为宗室或觉罗。宗室、觉罗均享有特殊待遇和权利，如：从小享用养赡银两，还常常得到恩赏恤赏以及名目繁多的赏银；年龄稍长，免费进入宗学、觉罗学；有的袭封爵位或步入仕途；在各种机构中额设一定宗室官缺，为宗室、觉罗食俸创造条件。在社会生活和法律上，因他们是“天潢贵胄”，也享有许多特权。宗人府的设立，就是负责保持和具体安排王公、宗室、觉罗们享有并行使这些特权的。同时维护皇族内部的宗法等级关系，以利于满洲皇帝的专制统治。

宗人府所属有经历司、左司、右司、银库、黄档房、空房、左右翼宗学及八旗觉罗学等机构，其职掌为：

经历司：掌收发来往文件。

左、右两司：分掌左、右翼（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为左翼；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为右翼），宗室、觉罗事务，包括世爵承袭次序、官员秩俸等差、升迁降革、养赡恩赏、户口、田土、刑名之案。

银库，掌出纳库藏，凡宗室养赡银及宗室、觉罗的赏恤银等，均由银库颁发，年终奏销。

黄档房，掌书黄册（宗室户口册）红册（觉罗户口册），各据报文详核载入。

空房，掌圈禁罪犯事务。

左、右翼宗室学和八旗觉罗学，掌教育宗室学生和觉罗学生。

另外，宗人府每届修玉牒（皇族族谱）之年，另成立玉牒馆，玉牒纂成后，玉牒馆即告结束，到下届纂修时再开馆，所以称为例开之馆。

宗人府虽然是国家的行政机关，但它的工作实际是在履行爱新觉罗皇族宗法制度的各项职能。这是爱新觉罗家族与其他宗族组织在管理方面存在的显著区别。接下来，需要就爱新觉罗家族宗族制度的内容与特点，作一比较详细的说明。

（二）宗族制度

爱新觉罗家族与满汉旗民间的各种宗族组织一样，都是按血缘宗法原则，建构其内部关系的。只不过由于皇族的特殊地位和统治集团的精心设计，使皇族的宗族制度远比其他血缘组织的同一制度发达得多，严密得多。

与皇族宗族制度相关的一个问题，首先是它的人口发展状况如何？本书前面提到，16世纪80年代，爱新觉罗氏还只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家族，包括努尔哈赤的六祖以及他们22个儿子所组成的家庭。以后近半个世纪里，尽管生活动荡，战争频仍，由于贵族普遍的多妻制，这个家族的人口还是有了显著发展。到17世纪30年代前后，至少已有几百人。这当然是就宗室、觉罗全部来说的。天聪八年（1634），被皇太极免予徭役的六祖子孙就有180人之多。但是，关于清朝入关以后皇族人口的发展情况，在史料中只有一些零散的记载，而且局限于宗室。魏源在《圣武记》中曾说：“顺治初，宗室从龙入关二千余”，此说依据无从得知，令人难以信从。何况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谕旨内称：“今八旗宗室，蒙皇上养育之恩，繁衍至千有五百余人。”[158]话说得明白无误，当是事实。奕赓《东华录缀言》卷五载：乾隆四十八年（1783），乾隆帝举行宗室筵，自亲王、贝勒至四品宗室，共1308人。另一位宗室昭梿《啸亭续录》卷一则说：“乾隆壬寅（四十七年，1782年），普宴宗室于乾清宫，凡三千余人，极为一时之盛。”两说在同一时期，但前者指四品以上宗室，后者则是将闲散宗室也计算在内了。这意味着，在雍正三年以后的五十几年中，宗室人口增加了1倍以上。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宗支子弟……蕃衍殆八千余人”。[159]如果从雍正三年（1725）算起，在不到二百年中，宗室人口大约翻了5倍。以上几个数字虽比较可靠，但都是就宗室男性说的，至于这些男性是指成丁人口，还是将未成丁男童也包括在内，却难以断言。

有学者另辟蹊径，依据清朝皇族玉牒，对其人口变动情况展开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鞠德源据顺治十八年（1661）第一次编修的宗室、觉罗玉牒的红名（活着的人用红字书写姓名，故称红名。）人口统计，顺治十七年宗室男为203人，女为216人，总计419人；觉罗男755人，女522人，合计1277人；宗室与觉罗两支合计总人口为1696人。至清王朝覆亡后的第四年（1915），宗室红名人口，男为11430人，女为12838人，总计24268人；觉罗红名人口，男为11430人，女为8930人，总计20360人；宗室、觉罗两支合计为44628人。[160]这一统计尚不包括宗室、觉罗妻妾。鞠德源的统计应该是比较准确的。所说1915年宗室男性11430人之数又证实：1906年“宗支子弟……蕃衍殆八千余人”的官方记载，应是就全部宗室男性而言的，爱新觉罗皇族从顺治十七年（1660）的1696人，发展到1915年的44628人，意味着在255年间人口增长了29倍。随着人口的不断膨胀，血缘关系也由近及远，逐渐形成众多分支。

为了管理人数越来越多的宗室人口，清廷除建立宗人府作为综理皇族事务的总机构外，还利用了一套完善的宗族制度。

宗族是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合在一起的社会群体，它以实行族长制和尊卑长幼的族人关系制度形成宗法宗族制度。在汉人社会里，宗族制度的影响深远，一方面表现在家庭政治的内容之上，例如分封制度、任官制度、律令的宗亲原则、宣扬教化、支持族长权力、控制豪宗巨族；另一方面则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举凡婚嫁丧葬、祭祖、财产继承、宗族互助、宗族制裁、宗族教育、修谱与联宗等。[161]

清朝皇族在入关以后依仿汉人传统建立自己的宗族制度，本来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血缘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关系。当满洲先民由氏族时代步入国家时代，尽管社会组织发生了深刻变革，但血缘组织的残余不仅保存下来，而且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得到了发展。血缘观念在满洲人中仍广有市场。这样就为皇族宗族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皇族宗族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设置族长。

设置族长管理族人的做法，始于八旗而非皇族。满洲八旗编设初，各部部长、族长率领属部入旗以后，即出任各级官职，对旧属仍保留着相当权威。当时“牛录”、“甲喇”、“固山”的长官之所以各以“额真”（主人）相称，盖缘于此。这种传统权力往往因族人世世代代居住同一佐领而得以延续。入关后，清统治者利用这种传统关系，并结合汉人社会的宗法制度，在佐领内建立起族长制度。族长最初由族众推举产生，选出后由佐领验放，入选族长的多为休致（退休）的官员或者德高望重的长老。族长的多寡，视佐领内宗族的数目而定，由于佐领是多族姓的聚居，故族长常在三四人左右。遇到涉及本族的公私事务，族长同佐领一同策划，并有权教导族人，可见族长虽非爵秩，其权威也颇令人敬畏。雍正三年（1725）重定：族长一缺，由都统、副都统从各族中拥有男爵、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等世职的贵族，或举人、生员、领催等人中选取；每三年由都统对族长考核一次。族长人选与考核的制度化，使这一职务从旧贵族控制族人的工具日愈变为统治者统治满洲人民的手段。

皇族族长设于何时史书无征。光绪《大清会典》卷五只是说：“原定”，这是官书中经常使用的一个很模糊的时间概念。但至迟不过雍正年间，族长制度已初具规模：即京师宗室按八旗左、右翼各设20族，每族设族长1人，掌管图记（铜制方印）；并根据本族人丁多寡，各设学长1至3人不等，协理族务（详见附录一表9）。乾隆年间，又有近支宗室远支宗室之分，即康熙帝派衍下子孙为近支，其他为远支。乾隆四十年（1775）定，近支宗室左翼分为2族，右翼分为4族，每族族长1人，学长2人。[162]

对于族长的人选，清廷十分重视。原规定，由宗人府传集该族拣选补放，后以“难得其人”为由，改为在本旗宗室内官衔大者拣选。近支宗室族长地位更高，由皇帝于王、贝勒、贝子、公内“钦点”。

乾隆二十一年（1756），又在远支宗室族长之上增设总族长，由宗室大臣官员内拣选，八旗共16人。总族长的职掌：稽察宗室，兼管各该旗族长。嘉庆十二年（1807）议准：远支宗室总族长缺出，由宗人府将远派宗室王公及现任一、二品宗室大臣职名按翼开单进呈，听候皇帝“钦派”。

对觉罗，同样设立族长，专司本族所属人员。左翼11人，右翼29人。又设立子女首领，专司查报觉罗所生子女，左翼9人，右翼5人。

大约自康熙年间起，京城的一部分宗室、觉罗陆续回迁关外旧都盛京。最初只是一些“罪宗”及他们的家属。乾、嘉年间，为减轻京城八旗生计的压力，加快了将宗室迁居盛京的步伐。乾隆十六年前后，盛京住宗室105名，觉罗188名。[163]嘉庆年间，在盛京小东门外建宗室营。至清末，努尔哈赤弟穆尔哈齐第三子达尔察之裔，第四子务达海之裔；努尔哈赤第十五子多铎第八子费扬古之裔，第九子阿巴泰之裔；努尔哈赤孙杜度（褚英子）第七子萨弼之裔；努尔哈赤弟舒尔哈齐第八子费扬武之裔，均居住盛京。[164]为加强对盛京宗室、觉罗管理，乾隆三十三年（1768），于盛京设宗室总族长1人，接着在左右翼各设总族长1人。[165]道光年间，增设总族长1人，族长2人。每名族长各管两旗。同时盛京设有觉罗族长左右翼各1人。

对照民间宗族族长，皇族族长的设置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族长以及加在其上的总族长，并不是全族的真正首脑。皇帝处于皇族的顶端，是全族无族长之名而有族长之实的“总族长”。宗人府最高官员宗令及各总族长，由皇帝亲自任命；管理族人的政策、法规出自钦定。皇帝亲自干预族中重要事宜。宗人府是秉承皇帝意旨综理族务的机构，而所谓“总族长”、“族长”、“学长”，对于其上的宗人府以及高踞全族顶端的皇帝而言，实际是基层的“分族长”，直接与宗人接触，协助宗人府处理本支族的日常事务。[166]

其次，族长的选任主要根据政治地位。民间宗族族长的选择，大体按两个原则进行，一是依大宗法，由长房长支担任；一是辈分尊和德能的结合，即除长房尊辈外，其他道德高尚、能力出众的人也可任职。[167]与这种把辈分尊、德望高，是否属于长房长支作为重要原则的做法不同，皇族各级族长的任命，完全是通过行政渠道进行的。在族内的政治地位高、爵位显，是任命的首要条件。如规定，远支宗室族长在“宗室内官衔大者拣选”，近支宗室族长，从王、贝勒、贝子、公内“钦点”；总族长，由王公或一、二品宗室大员中“钦派”。清朝未年，宗室近支族长、远支总族长，无一例外都由宗室王公担任（详见附录一表11）。这种选用原则，体现着皇族内部严格的等级秩序，同时赋予皇族宗族组织以鲜明的政治色彩。

第二，掌管户籍。

宗法制度的核心，是按照血缘远近区分亲疏。“敦睦九族之谊”与“近派远支有别”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这是皇族宗族制度的基础。因此，宗室觉罗有独立的户籍管理体系和严格的户口呈报制度。

顺治九年（1652）定，宗室自亲王以下至辅国公所生子女，周岁，由长史、司礼长、典卫等官详开嫡出、庶出、第几男、第几女、母某氏、所生子名某、并所生子女之年月日时，具册送府；镇国将军以下至闲散宗室，由族长查明，亦照例开报送府，均载入黄册。其收生妇某一并开送存案，如将抚养异姓之子揑报者治以重罪。觉罗所生子女，报知各旗子女首领，子女首领于生子3日内亲加察询，某人某妇于某年月日时生第几男第几女，名某、收生妇某，逐一开录，于每年正月初十日以内，送府编入红册。如迟误不报、报不以实者，将子女首领从重治罪。[168]乾隆三十九年（1774），又将呈报新生子女次数，改为每年四次，即每季度一次。以下为呈报出生子女的两件样本：

觉罗特通额佐领下

已故闲散觉罗福尔丹之子闲散觉罗德通之原配妻武姓、正黄旗满洲占住佐领下马甲阿林之女所生，第一子名福旺，于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六月十五日子时生，收生婆李大姐。

原任三等侍卫兼骑都尉觉罗禄章阿之子、誊录官护军觉罗永敏之原配妻瓜尔佳氏，镶白旗满洲德善佐领下骁骑校伊郎阿之女所生，第一女名大妞，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五月十七日亥时生，收生婆刘大姐。

上引两文书所系的出生子女册封面上还有题记：

景祖翼皇帝第一子武功郡王嗣

正白旗满洲觉罗文德、特通额、吉庆等三佐领下，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一日起至六月二十九日止所生子女册

子女长（按即子女首领）骑都尉觉罗永庆（押）

族长员外郎觉罗忠德（押）

骁骑校觉罗广福（押）

由此可见，出生登记项目和呈报手续比官书所载更为详密严格，内容包括支派、旗分、佐领、祖父名、父名、妻室名分、外祖所属旗分佐领、姓名、母氏名、第几子（女）、名字、出生年月日时、收生婆姓氏等。每次呈报出生册，觉罗还须有子女首领、族长的签押并加盖印章。同时还须附上出生证明文书，作为保结。

在证明出生子女时，有的需要出具连保证明，用来证明子嗣关系：

右翼近支头族学长，宗室奕平为呈报事：现据宗室奕庄之子载丰之妾张氏，本年三月十六日寅时所生之次子溥萃，实系载丰之亲子。载亨、载赓并宗室载库等三人，情愿近支画押，以后永无反悔等情，本族出具图片，呈报宗人府。

连名保结四品宗室载赓（押）

四品宗室载亨（押）

四品宗室载库（押）

（骑缝印）

学长四品宗室奕平

学长四品宗室奕江（押）

道光二十八年四月

（满文朱文方印）[169]

清朝皇族人口呈报制度中，以出生登记最受重视，手续也最严格，目的均在于防止外族人员的混入，以保持天潢贵胄历代嗣裔血统的纯正。

宗人府根据各族呈报子女出生、继嗣、婚嫁、封爵、授职、升调、降革、死亡等材料，分别宗室、觉罗，登入黄册、红册。顺治十二年（1655）为始，每10年纂修1次玉牒，即爱新觉罗族谱。将每年黄册、红册所记，以帝系为统，长幼为序，按辈依序，载入玉牒，存者朱书，殁者墨书。凡宗室、觉罗犯罪革退宗室者，给予红带；革退觉罗，给予紫带；本身妻室及所生子女均附入玉牒之末。每次玉牒缮录3份，分贮于皇史宬、盛京敬典阁及宗人府。嘉庆十二年，将皇史宬1份移至景山寿皇殿。副本及备查档案留宗人府，作为下次纂修的底本。玉牒修成送往各处保存，还有一套繁琐的恭送礼节，以示尊崇。

此外，缮造皇族功勋官员名册，名为“皇册”，存入宫内。每年底，派员将皇族中新袭新封各爵职添写，将皇族中死、降、革、更名等事记入，并将死去的人名改用墨书。到纂修玉牒之年，更换新本，旧本撤回存宗人府。

嘉庆二十二年（1817）以前，宗人府每年将黄册、红册按16房（指乾隆皇帝的17个儿子，除第十五子即嘉庆帝颙琰以外的16个儿子的房次）用满文书写分别男女，用横排格式缮写1份送宫内保存。嘉庆二十二年（1817）奉旨，宗人府每年所进16房清字（满文）横格式样，添写皇上位下以及16房汉字男女横格各1份。[170]嘉庆皇帝还在当年所修汉字本卷帙签上写了“星源集庆”四字。从此，每年进呈皇上位下及16房汉字男女横格称为“星源集庆”。道光十九年（1839）谕：以后修“星源集庆”，将16房撤下不叙。三十年又谕，将惇恪亲王绵愷等门支派撤下不叙。

以上谱牒，对于管理皇族，确定封爵等级、承袭关系、世系源流，婚丧嫁娶之赏赐、领取俸银俸米数额，以及分配其他方面的权益，是最可靠的记录和依据，因此受到全体皇族的普遍重视。

第三，管理族人生计。

皇族人员均由国家赡养，享受各种经济上的特权。除了宗室王公享受优渥的高额俸银，领受庄园、壮丁以外，一般闲散宗室、闲散觉罗，以及无父幼子、鳏寡孤独、残疾人等，亦均领取固定数的赡养银米。康熙九年（1670）规定，宗室中除大恶革职人员外，闲散宗室年18岁以上，及无父之子，俱照披甲给以银米养赡。康熙十年又规定，闲散宗室，年20岁以上，每月给养赡银3两，每岁给米45斛；无父幼子，亦照此数；其有残疾不能行走者，月给银2两，每岁给米42斛2斗。即使是被革职的宗室官员，亦给予养赡银米。[171]后规定，闲散觉罗年及18岁，每月给养赡银2两，每岁给米21石2斗；无父幼子，亦照此数。[172]乾隆初年，财力丰盈，发给养赡银较前从优，发给范围也有所扩大。乾隆五年（1740）规定，学生于公费银2两之外，每月再给银1两，直到食本身钱粮时停止。十一年定，闲散宗室，除月给养赡银米外，家中有子弟年满10岁者（道光二十三年改为15岁），亦给养赡银2两。嘉庆二十二年（1817）又确认：宗室孀妇无子可继者，每月办给养赡银2两，四季支米5石3斗；无伯叔兄弟之孤女，每月办给养赡银两1两5钱，每季给米3石9斗余；觉罗孀妇无子可继者，每月给银1两5钱，岁支稜米1石6斗；无伯叔兄弟之孤女，每月给银1两，岁支稜米1石6斗。[173]

宗室觉罗犯罪被遣戍后，按规定要停发养赡银米，但考虑到其妻女无倚又无子可继者生计维艰，所以也给予照顾。规定由族长、学长出具图结呈报，是宗室妻每月给予2两养赡银，觉罗妻给予1两5钱银米；宗室女每月给予1两5钱养赡银米，觉罗女每月给予1两银米。[174]清廷发给普通宗室、觉罗养赡银，主旨是为了周济贫困，稳定族内关系。基于同样目的，对宗室、觉罗娶妻、嫁女、病故丧葬等人生大事均有赏赐。

康熙中叶，闲散宗室有甚贫者，遇婚丧之事每至称贷积逋。玄烨听说后命宗室中有力者资助。不久又发现，在一些有爵位的宗室中，也出现了因家贫无法出嫁的怨女。康熙五十五年（1716）四月宗人府奉旨：“查核宗室内家贫不能嫁女者，主子（指玄烨）给婆家。”奉旨查得：八旗宗室女有41名待嫁。其中奉国将军女8人，奉恩将军女1人，官员女2人，余皆闲散宗室女。玄烨谕命：待这些女孩出嫁时，各给银100两；“除此所查女孩外，凡女孩到十八岁，若无说媒之人，即出具缘由，由宗人府视来告情由，即奏闻可也。”[175]此前，宗室婚礼赏银60两，至此改为100两；丧礼赏银80两，至此改为120两。赏赐范围仅限定在闲散宗室及其子孙，但闲散宗室官至大臣待卫者，不准给；宗室大臣侍卫之子，未分家者不准给，已分家者系闲散宗室亦准给；镇国将军以下至奉恩将军，媵妾所生之子，除正室无出，承受正分家产者不准给外，其余未分家者不给，已分家者果系闲散宗室亦准给；将军等媵妾所生之女，父故出嫁，除有承受正分家产之兄弟遣嫁外，其余亦准给。乾隆元年（1736）定，觉罗婚礼给银20两，丧事给银30两。自七品官以下至闲散觉罗，皆准给予。[176]

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起，每年固定恩赏银1万两，作为赏赐在京宗室觉罗和盛京宗室觉罗红白事件之用。实际上支付赏银常常超出，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红白事件赏银总计3.1万余两，乾隆五十二年（1787）红白事件赏银达3.5万余两。[177]甚至对那些坐吃山空、卖掉田宅的宗室、觉罗，也赏给银两置办土地房屋。如乾隆十一年（1746）赏银8000两，先给“甚贫乏”之宗室40人，每人银200两，各交族长、学长等代置房地。并决定以每年40人为率，为其余无业宗室陆续代置房屋，“俾五六年间皆得渐次立业”。[178]宗室遇到火灾事故，也可指望资助：被火房屋，每间赏银5两，如实系贫窘者，由族长等同保，每间加倍赏银10两，除上述常规性恤赏外，还有各种临时的赏赐。所有这些带有救济族人性质的工作，主要是在宗人府主持，并在族长积极参与下进行的。

清朝尽管对宗室、觉罗作了种种照顾，但其优待的重点始终放在有爵位宗室、特别是高爵位贵族身上。宗室贵族高爵位与低爵位的待遇已很悬殊，对比最高爵位亲王与最低爵位奉恩将军的俸银，竟相差90倍（详见附录一表3）。闲散宗室一年的养赡银30两，闲散觉罗为24两。而同治七年（1868）一次赏醇亲王修理坟墓银就有5万两。光绪十四年（1888）醇亲王移住贝子毓府时，又一次性赏给醇亲王银10万两，并赏给移居西直门内半壁街空闲府第的毓银1万两，用于新居的修缮。[179]这种连续不断的巨额赏赐与普通宗室得到的恤赏，相差不啻霄壤。

第四，教化族人。

宗族教育有多种形式，除了兴办宗学、觉罗学外，还要求族长承担起平时训导、约束族人的职责。嘉庆帝曾亲撰《宗室训》，斥责宗室“不肖子弟，越礼踰闲，干犯宪章者，亦层见迭出，所为之事，竟同市井无赖”。他批评管理宗人府王等只知奉行成例，“同一宗室，视同陌路”，并强调说“诸王管理宗人府，虽曰国事，实家事也”。最后，他要求诸王、诸族长时时教训子弟，一是要讲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立身之要”，一是要督导“国语骑射读书守分”的“应为之事”。[180]

诸族长除了传布教化，用儒家观念熏陶子弟，使他们循规蹈距外，还负有维护族内等级秩序的义务。乾隆五十三年（1788）谕：宗室人等束用黄带，示尊重也。觉罗人等当束红带，前已节经降旨禁止僭用。今见觉罗人等带色又渐似黄，竟无所分别。此断不可。[181]觉罗带色已由红变黄，屡禁不止，主要是为了在服饰上向宗室攀比，并在外人面前炫耀高贵的身份。这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乾隆帝却不止一次降旨，要求严厉禁止。

清中叶以来，许多八旗子弟耽于游惰，追求浮华的生活，乾隆皇帝深为宗室子弟前景担忧，反复要求宗室王公、总管族长等“训谕各该管宗室觉罗旗人，令伊节俭度日，勤慎当差，演习一切清语骑射技艺，不可好勇斗狠，酗酒滋事；且不可任意各处游旷，流入匪类恶习”。他还警告说，若宗室觉罗中仍有滋事者，必将失察的宗室王公、总管族长等一并治罪，决不轻贷。[182]嘉庆帝看到宗室中酗酒斗殴的事时有发生，大为恼火，指责族长、学长及宗人府王公，“平时不加管束，有事但请处分，徒令群干吏议，反长刁风，于教化毫无实效”。[183]于是规定，以后宗室人员犯流罪以上者，要将失于管束的宗令、族长、学长等分别轻重惩处。大批宗室、觉罗居处京师，终日无所事事，寻衅闹事者屡禁不止。清帝多次谕令宗人府王公及各族族长“认真教训，不时稽查弹压”“严加管束”。但收效不大。嘉庆朝开始将一部分闲散宗室、觉罗有计划地分拨盛京，美其名曰：“观摩善俗。”颙琰认为“盛京为本朝发祥之地，风俗醇厚”，令集中居于宗室营，设族长、总族长稽察出入，在营内居住弹压。[184]这种集中管理的办法，多少有点发遣的味道，何况在拨往者中，除无业人员外，确有些“不安本分”的分子。因此被移人员多不安心，宗室果敏上吊自杀。

总族长、族长、学长责任重大，工作繁忙。如果尽心尽力，“办理族务妥善”，由宗人府奏明，给予议叙。[185]

第五，敦睦族谊。

清帝提倡宗室之内应“极致亲睦，共相爱恤”。玄烨曾感叹“诸王以下，互相谗害，乐祸幸灾，略无亲睦之谊”。他还对“同为宗室，以他祖父之名，名其子若孙”的风气表示不满。认为是对他人长辈的不尊重。[186]在他的倡导下，以后陆续制定了有关吉凶事件会集的仪礼，如“王公薨故王以下按品齐集”，“王公薨故公主以下按品齐集”，“公主至夫人薨故王以下按品齐集”，“王公降服期限”，“近支各门遇有丧事应派人穿孝”，以及近派辈长之人谒见阿哥礼等，用于皇族内部的礼仪。这些礼仪既渗透着族亲之谊，又是体现支派之亲疏、辈分之远近的产物。如“近支各门遇有丧事应派人穿孝”条例，就只适用于近支王公各门。规定：凡近支王、贝勒、贝子、公并福晋夫人遇有薨故事件，如系永字辈之事，应派永、绵两辈王公章京穿孝；绵字辈之事，应派绵、奕两辈王公章京穿孝；自奕字辈以下遇事，均按辈递推。[187]嘉庆十七年（1812），专门奏定了《近支宗室服属章程》。

族人中有了红白事，亲戚们前往贺喜或吊唁，协助办理吉凶事，无论在满洲人中还是皇族内部，都是一种时尚。夏仁虎《旧京琐事》卷五说：“满人家与府第结亲，往往破家，盖房族多，仪文烦，不堪酬应也。”世家大族往来频繁，虽联络了感情，却耗费了不少精力和资财。特别对一些家境不那么富裕的人来说，有时就显得不堪其负了。夏仁虎就记载了这么一件很好笑的事：

刑部同官善君，为福元修相国孙，世为贵族姻眷，家已中落。某日到署迟，曰：“今日又了却一酬应。”盖赴某府相骂也。询其故，曰：“旧姻多，酬应不了，俗必骂而始断，不必有隙也。”其可笑如此。然善君以三女嫁伯王、恭王、洵贝勒，卒以是破家。

文中提到的善君是与恭亲王奕、贝勒载洵等宗室显贵结亲的满员，他本人不是宗室成员，因应酬不了交际之费，最后只好以“骂”断绝亲谊。这段趣闻不失为宗室间重视往来之礼且费用不赀的一个旁证。

康熙皇帝为了“敦重族谊”，曾号召富贵之家慷慨解囊，救济贫困的族人。康熙三十二年（1693）谕：宗室原一本所生，理应雍睦矜恤，今闲散宗室有甚贫者，遇婚丧之事，每至称贷积逋。嗣后王以下闲散宗室以上有力者，于贫乏宗室，著随分伙助。[188]但他的这类号召显然未能使富裕族人大发“恻隐之心”。以后接济族人，颁给恤赏，都是动用的库帑。

举行祖宗祭祀，也是增强同族意识的重要手段。皇族的祖宗祭祀有多种形式，如太庙之祭，奉先殿祭祖及各王公府第的家祭。等而下之，还有宗室各支派作为生活重要内容的祭祖活动。奉先殿设于宫廷内。祭祀奉先殿只有皇帝出席（或遣皇子代祭），执事也基本由内务府官员充任，所祭对象为皇室列祖列宗及其后之神位。所以，奉先殿祭祀也就是皇帝的家祭。太庙供奉列朝帝后神位，又设有大功于皇室的宗室王公、功臣的牌位配享。祭祀带有“国祭”的性质。宗室王公照例要在陪祭太庙后再归本府第祭祖。其作用，旨在突出皇帝本支在全体族人中间的中心地位。同时使皇室子孙们时时缅怀祖辈创业之艰辛和光辉功绩。宗室亲王、世子、郡王、贝勒、贝子、公也各有家祭之礼。所有这些祭祀，都是按照宗法制原则精心规划并形成的一套极繁琐的固定格式。

亲王、世子、郡王家祭之礼，立庙七间，中奉始封之王，世世不祧。高、曾、祖、祢依次序为二昭二穆，昭东穆西，亲尽则祧。祭祀前，遍告同祖所出子孙，成人以上者届期会祭行礼，均按辈分和年龄为序。祭毕，将胙肉遍发族属。[189]贝勒、贝子、公家庙形制略小于王，祭祀形式大致相同。

参与祭祀是族人的权利也是义务，在隆重的祭祀活动中，同族意识得以升华。在祭祀全过程中，受祭的祖先被人为地分成等级，与祭者也处于不同的地位。这种祭祀的等级，是同族内部等级制度的反映，也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一个侧影。

与祭祀相关的是族人对祖先坟茔的重视。每朝皇帝死，称“龙御上宾”，或称“驾崩”，建有规模宏大的陵寝，叫“地宫”。清朝标榜以孝治天下，为表示不忘祖宗恩德，定有四时致祭陵寝的制度。皇帝谒陵，在清皇族生活中是一项非常隆重的事情。

爱新觉罗氏肇兴兴京（今辽宁新宾），清太祖努尔哈赤以上四祖（肇祖、兴祖、景祖、显祖）陵在兴京西北启运山下，称永陵；努尔哈赤葬在盛京（今沈阳）天柱山下，称福陵，也就是人们习称的沈阳东陵；太宗皇太极葬在盛京隆业山下，叫昭陵，俗称北陵。永陵、福陵、昭陵合称关外三陵。

图30 努尔哈赤先祖陵墓（辽宁省新宾县永陵）

清朝入关后，分别在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和易县永宁山下修建了东陵和西陵。东陵有：昭西陵（孝庄文皇后陵）、孝陵（世祖福临）、景陵（圣祖玄烨）、裕陵（高宗弘历）、定陵（文宗奕）、惠陵（穆宗载淳），另外还有慈禧太后的定东陵；西陵有：泰陵（世宗胤禛）、昌陵（仁宗颙琰）、慕陵（宣宗旻宁）、崇陵（德宗载湉）。皇帝每次谒陵，都有大批宗室王公、大臣随行。有清一代，谒陵最勤的当属乾隆帝，他在位60年及当太上皇的3年间，约有40次谒陵活动。直至乾隆六十年（1795）和嘉庆元年（1796），他仍以80余岁的耄耋之龄，亲谒东西陵，即表示对列祖列宗的敬意，又含有希冀后嗣效法的用意。

宗室王公死叫“薨逝”。其坟茔正式名称叫“园寝”，园寝制度在清代有详细的规定。[190]王公园寝的规模虽不能与皇帝的“万年吉地”（皇帝陵寝所在）相比，也相当宏大。醇亲王园寝范围，据说连“宝顶”（即坟）、享殿、阳宅以及看坟佃户所耕种的土地统统包括在内，方圆约有几十里。[191]王公子孙繁衍，园寝往往分为多处。[192]园寝均附有大片土地，一则为守护坟地的包衣（家人）提供养赡之资，二则将收获物一部分用于园寝四季祭祀。园寝内的坟茔分布有序，反映着死者生前在族内的身份地位以及彼此关系。如醇王府园寝，有“嫡”字真传和以“庶”字而获得侧福晋称号的人，才能有“宝顶”式坟穴和在“昭穆”世次下埋在祖茔圈内，其余如幼殇的孩子，未聘的姑娘和未能得“侧”字头衔的妾媵，照例都埋葬叫作“小山”的一小块地皮上。到了例年祭扫时，被埋在祖茔范围内的人们，照例有各如其分的官祭或家祭。至于葬身于小山的人，则只是在王府官员的潦草祭奠之下，过着死后仍有差别的地下生活。[193]这种跨越“生死”的等级制度，为所有皇室贵族所恪守。

图31 醇亲王园寝（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

在中下层宗室、觉罗各族支中保留一块公有的祭田，并将其收益用于维护祖坟和祭祀，也是习见的现象。如镶蓝旗宗室明善泰一族，其祖上自乾隆十七年分家时，将土地分为6份，另外留出祭田地3顷70亩，这两项地每年共收租钱100吊，收存以备修理坟茔。每年3次祭祀，除取自祭田收入外，6个家支还要各拿出7吊200文。[194]又如正蓝旗宗室福伦等之六世祖镇国公托克托慧，在朝阳门外十里堡采立坟茔时，在己身名下圈地一块，坐落在滦州李福庄地方，每年应交租银96两，以作后辈公中祭田；后至其子镇国公阳复时，又在西山崇各庄采立坟茔一座，并将祭田96两租银作为两处祭祀之用。[195]再如镶蓝旗近支宗室载钦等人，原有祖遗老圈地一项，每年取租银80两，除各祭祀上坟等项应用外，余剩钱按10房公分。[196]上引数例说明，在宗室、觉罗中，祭祀祖先，修理坟茔是一件很受重视的事，他们把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这项公共开支。但是到了晚清，许多中下层宗室生计凋零，祭田或典或卖。祭祀祖先的活动随之式微。

第六，法律约束。

清朝《宗人府则例》载有一系列专门适用于宗室、觉罗的职制、律例，可以说是以国家立法形式出现的皇族族规。主要内容包括：

其一，限制宗人行动自由。清朝统治者总结历史教训，对宗室实行“不锡土，而其封号但予嘉名，不加郡国”的政策[197]。以防出现诸藩割据一方，尾大不掉的局面。诸皇子分府后，当然无郡国可就，只是在京师建邸而居。清廷并不以此为满足，还制定了一系列“毋许”的条例限制王公贵族的行动自由。如“王公毋许游观禁地”，“王公家中毋许容留匪人”，“王公毋许与外人交接请托”，“王公宗室训课子弟应延请正人”，“王公毋许与内廷太监往来”，“王公毋许滥收太监”，“王公毋许遣太监出口”，“王公毋许僭用越分之物”，“藩封府第不应有外旗谙达”，“诸王毋许与朝臣交往”，“王等毋许接收嘱托名条”等，难以毕举。这许多个“毋许”，将王公置于动辄获咎的尴尬境地。嘉庆十三年（1808）庆郡王永璘前往东陵致祭，途经桃花寺，因一时口渴，进至庙内寻茶，并在佛前叩头，随由角门进至行宫，欲瞻仰乾隆帝“御笔”。不想殿门紧闭，随即退回仍由殿门走出。就是这样一件小事，却惹得嘉庆帝大动肝火，并严辞训斥：

永璘素耽游玩，举朝皆知，既至桃花寺，朕料其必私进行宫游玩，今日询之果然。试思伊学问浅薄，平日于作诗写字并不留心，又岂真欲瞻仰御笔，实属遁辞！

在这以前，果郡王永就因为私至昆明湖游玩获咎，嘉庆帝认为永璘所为与其如出一辙，遂下令交仪亲王、成亲王议处具奏，并下令通谕王公等，此后凡遇派往祭陵均不准擅入行宫，致干咎戾。[198]清朝入关初，宗室王公等使令管事、护卫、官员、太监与外官说事者习以为常，雍正帝胤禛在位，严厉申禁，此风渐息。清帝担心王公交结外官，营私舞弊，并形成盘根错节的政治势力，故防范最严。乾隆四十一年（1776），贝子弘旿为庄头事，遣护军校成泰前往通永道衙门嘱托官员。乾隆帝闻知，下令革去贝子、都统，仍听军机大臣会同宗人府议罪。在这以前，绵德与礼部郎中秦雄褒因彼此授受书字等物，已被革去王爵。[199]乾隆帝试图用这两起案件警告宗室王公：若与大臣官员等授受书信、嘱托公事，必受严惩。

王公与内监私下往来，刺探宫中消息也在严禁之列。乾隆四年，太监李蟠放假四五日，往旧主弘皙处，将宫中之事信口传说。事发后，李蟠被严刑夹讯。嘉庆十六年谕，王公各家之太监，已交入宫内当差，不准仍回本王公家探望。若有明知故犯者，除太监锁拿惩办外，王公一并加重治罪。[200]

宗室王公溺于逸乐，耽于丝竹、演戏、观鱼诸游戏，或在城外关厢放鹞致扰居民，也被禁止。

对宗室贵族行动加以限制，除了基于政治考虑外，也有防止其滋意不法、骚扰官员或民间百姓的目的，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意义。但其对宗室贵族本身产生的消极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完全被束缚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只满足于锦衣玉食，筵舞笙歌，不能过问政治，也不敢过问政治，即使有少数跻身显位的，也是“欲言而囁嚅，欲进而趑趄”，暮气日深，很难有所作为。甚至专注于诗书墨翰者，也由于视野难以扩大，影响到艺术潜能的充分发挥。宗室文昭曾在《古瓻集自序》中大发牢骚说：

余益肆力为诗，而诗往往不工。然以余闻古之能诗而工者，盖未有不出游，李杜韩苏诸公其大较矣！余才不逮古人而志窃响往；重以典令宗室非奉命不得出京邑，故间有所游不过郊垌……夫所谓高山大谷浦云江树之属，举足助夫流连咏叹者，而顾未尝一寓于目，诗之不工，抑又何尤耶？

文昭阐述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对统治者的限制极为不满，面对盛唐诗文的璀璨光辉，只有抱怨生不逢时了。问题是这种人为的限制涉及贵族生活的各个领域。

清朝有些禁令是专门针对宗室王公的，还有些则是以普通宗室、觉罗为主要对象。如规定宗室妇女无论指称何事俱不准告假出京；如宗室告假出京，责令该族长据实呈报，出具图片报府，方准出京，并令取具该宗室不敢在该州县控告甘结一并呈报存案。[201]宗室出京，或为收取地租，或查看地亩，或为采立坟茔，每一次都要履行繁琐的申报候批手续，颇多不便。更有甚者，宗室告假出关均须由族长出具图结报宗人府，由府具奏请旨“赏假”，奉旨后由府行文兵部发给路引，并行知该将军后才准行。[202]宗室一人出关，要经过皇帝亲自批准，自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何况假期还有限制。按规定，宗室回京后必须立即到宗人府注册销假；至少10年以后方准再行告假。道光十九、二十年间，正白旗宗室佛英额，正蓝旗宗室折桂、镶红旗宗室纯诚先后告假3个月，前往盛京、辽阳等处祭扫坟茔。假期满后，3人均未回京。二三年中，宗人府屡次咨行盛京将军，严饬3人速返京城，仍没有结果。后来查实，3人逗留不返都有原因：佛英额送母亲灵柩归葬盛京长岭子后，因病展限，痊愈后正欲起身，不意庄头等拖欠差银，全家躲避，具控未完，因无路费以致误限；折桂赴辽阳界祭扫坟茔途中得了痰症，久病未愈；纯诚前往盛京南万柳塘地方祭扫坟茔后，赴牛庄界查办家人地亩，因病展限。这当然只是3人的一面之辞，当他们从喧嚣的都市回归祖宗“衍祥”的故地后，亲自领略大自然慷慨的赐予，体察当地的民风旧俗，难免会有一种鸟雀出笼之感，以致流连忘返，本不足为奇。所以，尽管他们振振有辞为自己辩解，宗人府仍奏准皇帝，由盛京将军派员将佛英额、折桂解送宗人府查收，交族长领回严加管束。纯诚情愿只身移居盛京，才免去了这番羞辱。

不过，与那些私自出京的宗室、觉罗比起来，对逾限者的处罚还是比较宽大的。私自出京及出关或远赴外省，属明目张胆的“蔑法”行为，自然要严惩不贷。除本人押解回京，照违制律杖一百折责发落外，未能自行呈出的族长，学长、佐领，均交部议处。[203]

其二，保证宗人血统纯正。有清一代，禁止旗民通婚，宗室、觉罗为旗人中之骄子，对其婚姻的选择，统治者更不会听之任之。《宗人府则例》规定，宗室、觉罗不得与民人结亲，违者照违制律治罪。[204]乾隆五十七年（1792），正白旗觉罗清兴保继娶民女高氏为妻，经刑部与宗人府讯明，清兴保与高氏业已成婚三载，且怀身孕，两人均不愿离异。遂议定：宗室、觉罗虽向不准与民人结亲，在未婚者自不应听其配合，若已成婚者，则女子有从一而终之意。清兴保婚娶违律，应照违制律仗一百，系觉罗折罚养赡银一年；高氏应免其离异，但未便与照例结亲之妇一律入册，应将高氏不准作为清兴保继妻，所生子亦应作为庶出，以示区别。[205]高氏未被判离异，只是统治者要维护“从一而终”的传统伦理，但是她被剥夺了妻子名分，不准载入宗谱，成了名副其实的“黑人”，所生子也被打入另册。此案的处理，集中反映出爱新觉罗皇族的排他性。

无独有偶，统治者对突破身份限制的婚姻也严加防范。宗室、觉罗血统高贵，法律严禁与包衣奴仆结亲。然而清朝中叶以后，包衣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两者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于是有宗室、觉罗贸然迈出了没有先例的一步。咸丰元年（1851），宗室乾元续娶包衣之女为妻，内务府曾行文下五旗，严禁在案。此后却仍有置若罔闻者。同治七年（1868），镶蓝旗觉罗瑞贵不但将正红旗包衣玉山佐领下李忠义之女明媒正娶，还依例向宗人府请领红事恩赏。宗人府除将请领恩赏原文驳回外，规定日后李忠义之女生有子女，入档时作为庶出。宗人府还奏准，此后如有宗室、觉罗之女嫁与包衣为妻，将该宗室、觉罗照违制律治罪；包衣之女嫁与宗室、觉罗为妻，将该包衣照违制律治罪。[206]

宗室、觉罗的私生子女，虽未被黜夺族籍，照例也要载入另册。律例规定：凡宗室、觉罗私生子女，由族查出呈报到宗人府，或因案发觉，除将该宗室、觉罗照例科罪外，其所生子女，宗人府另档存记；宗室之子给以红带，觉罗之子给以紫带，交旗编入佐领安置。[207]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尊本系而重天潢”。而私生子女不仅比他们的生父身份各降一等，且被交旗安置，也就是像普通旗人一样生活，不再享受宗室觉罗应有的待遇。

其三，维护尊长对卑幼的权威。“以孝治天下”是历代统治者实施的传统政策，清朝也不例外。雍正帝的话言简意赅：讲孝道，是为“移孝作忠”。[208]要达到这个目的，自然实行鼓励孝道的政策，同时对所谓“忤逆”的不孝子孙加以惩治。法律赋予宗室、觉罗将不孝子孙呈送宗人府惩办的权力。嘉庆十七年（1812）谕：嗣后宗室、觉罗，经父母、祖父母呈送子孙违犯者，核其情节之轻重、次数之多寡，以分别其圈禁之年限，或3年，或6年，或永远圈禁；至于原判永远圈禁，释放后仍不知悔改再犯者，改发盛京永远监禁。[209]以后，因在京圈禁不足示惩，又改为发遣盛京交将军严加管束。不过，对某些初犯者，也给予了解脱的机会：若仅一时语言偶犯情节较轻者，仍由府酌量惩责，交该族长领回管束。

其四，惩治不法。部分宗室、觉罗不知自律，在社会上横行不法，或甘于堕落，不仅败坏社会风气，引起百姓不满，且有玷皇族颜面，故统治者对于这类不争气的族人，也是要分别情节轻重，加以惩治的。

乾隆二十一年（1756），宗室子弟长智戮伤民人宋天祥身死，将军清保上奏朝廷，乾隆帝认为长智的卑污行径“有玷宗室之人”，应较常人加倍治罪。[210]嘉庆十三年（1808），正蓝旗宗室敏学，带领家人，不戴顶带，到大街剃头，醉酒后与卖白薯民人殴斗，殴伤街上士兵。嘉庆帝命交宗人府会同刑部“秉公审讯，毋得稍有瞻徇”，并将总族长、族长、学长一概查明，严加议处。[211]

清朝优待天潢子孙，定例殴伤宗室、觉罗较殴伤平人加倍治罪。但有些宗室、觉罗子弟，为了寻衅闹事时不引起官方注意，每不系黄带、红带上街。对于这类被殴伤的子弟，宗人府则定有“不知自爱者应以凡论”的专条。觉罗寅住未系带上街斗殴受伤，乾隆帝命将他照例治罪，而殴伤他的家奴德清则照殴平人例治罪。乾隆帝这样处理，当然不是对这个家奴有什么怜悯，而是为了使宗室、觉罗“亦知警惕，不为卑鄙”[212]。乾隆四十三年（1778），对殴伤宗室、觉罗较殴伤平人加倍治罪旧律附加了更严格的条件，即不但不系腰带被殴伤的宗室、觉罗“以凡论”，对于那些轻入茶坊酒肆，滋事招侮，与人殴斗先行动手的宗室、觉罗，不论曾否腰系黄、红带子，均照寻常斗殴案审理。

清中叶以后，社会腐败现象趋于严重，为官者贪赃枉法，宗室子弟习于骄纵的越来越多。嘉庆十年（1805），近支宗室绵传私自出京，挟妓饮酒，被县役殴打。颙琰以其行止“卑鄙无耻”，传令将绵传于圆明园奏事门外责打40板，传集近支宗室王公看视，以示警戒。绵传负刑后，被发遣盛京，圈禁6年，不准回京。[213]这种对不法子弟动用刑罚的事例，在当时已不是个别的。

特别是对少数横肆街市，动辄持刀挟棍，伤人毙命的凶恶之徒，通常惩治不贷。道光初年，盛京宗室忠安，带领同伙至民人邵兴邦家赌博，邵不允许。忠安便喝令同伙，顷刻间将邵打死。按清律，无故杀人，照例问拟绞候，忠安所行虽“法无可贷”，但作为宗室近支，不宜缚至市曹，于是道光帝命宗室官员将他带至其祖父坟院内，监视勒毙，以为宗室“凶横者戒”。[214]又有宗室铭举，两次捉刀勒赎，任意凌虐，并刃伤人及抢夺妇女致令堕胎身死，发遣盛京途中脱逃，以上数罪并罚，奉旨：将铭举带至伊故茔处所，饬令自缢，以昭炯戒。[215]

在各种不法行为中，统治者最不能容忍的，自然是所谓“大逆不道”。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林清领导的天理教徒贸然攻打清朝的统治中枢——紫禁城。后来查明，卷入这起石破天惊大事变的人当中，居然有宗室贵族海康、庆遥、庆丰等人，这对皇族来说无疑是件很丢人的事。嘉庆帝在谕旨中感慨说：

我朝自开国以来，宗室中贤材辈出，虽支分派别谱系蕃衍，其中贤愚不一，然从未有干名犯法如海康、庆遥之自外生成者。该两犯拜奸民为师，学习邪教，已属玷辱宗支，乃海康于十八年八月从逆犯刘得山告以九月十五日起事，将伊算入之言，其时刘得山之父逆犯刘兴礼，尚为伊身系宗室从旁阻止，不意该犯竟冀图得受伪职，共与谋逆。庆遥身系奉恩将军，经海康将滋事日期向告约会入伙，亦即遂甘心背叛……[216]

海康等人积极参与天理教起义，据说是为了谋取“大官职”。这起案件表明，天潢贵胄的子孙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日趋分化乃至对立。这也是清朝衰落的一个征兆。海康、庆遥原拟凌迟处死，但颙琰以“究属宗支，不忍处以极刑”的同样理由，改为绞立决，派奕颢将海康等带至伊祖父坟前监视勒毙，派永珠将该两犯在伊家坟园埋葬。庆丰因入教后即改悔，旋即到官自首习教，始将海康、庆遥破案，得以减刑，改发吉林。这种将罪犯在祖父坟前勒毙的做法，应是皇族惩处本族罪犯的一种极端形式。

统治者为制止宗室、觉罗违法乱纪，采取了各种措施，可谓殚精竭虑，但效果不佳。嘉、道以降，宗室、觉罗内的违法案件层出不穷。

其五，保护宗室、觉罗的法律特权。清朝统治者虽然也在不断惩治皇族内形形色色的罪犯，但丝毫也不会触动皇族所拥有的法律特权。宗人府主持或参与审理皇族罪犯的工作，目的就在于保护这种特权。清制，宗室犯法，由宗人府会同刑部审理；觉罗犯法，由刑部会同宗人府审理。涉及户婚、田土的案件，宗室由宗人府会同户部审理；觉罗由户部会同宗人府审理。由于宗人府参与对皇族罪犯的审理，便可偏袒他们，使其逃避应有的制裁。

《宗人府则例》规定，亲王、郡王犯法，不能传问，只能行文该府门上讯问。[217]这样，亲王、郡王犯法可以不被审讯。宗室犯服制、谋杀等重大情节命案，应照刑律定拟，由皇帝钦定；寻常命案，应先行革去宗室顶戴，照平人一律问拟斩绞、分别实缓。[218]所以宗室的命案一般不能宽免或换刑折枷、圈禁，既然是依律定拟，量刑是比较严厉的。虽然如此规定，但曲从宽宥的案子也是有的。乾隆四十七年，奉恩将军宗室伊冲额殴死雇工人，宗人府会同刑部仅拟折圈禁80日。伊冲额打死人却免于死罪，在于他打死的是“雇工人”。按清律，雇工人法律地位不过类比卑幼。雇主殴死雇工人，按律拟徒3年，旗人换刑为枷号40日鞭100，伊冲额是宗室改为圈禁80日，连乾隆帝都认为“未免太轻，不足以示惩”，于是改拟圈禁1年。[219]宗室拥有的法律特权优于一般旗人，据此可知。当然，也不能据此断言宗室、觉罗草菅人命都能免死折圈。如果伊冲额殴死的是平人或尊长，一般是难以宽宥的。

宗室、觉罗涉讼免于刑讯。犯笞杖罪名用“养赡银”代替，即从笞10到笞50，折罚养赡银1个月至4个月；杖60至杖100，折罚养赡银6个月至1年（但“情罪可恶者”按其应得笞杖罪名实行责打不准折罚钱粮）。一般旗人犯徒、流、军遣罪，折枷号示众，比民人已属优待异常。是宗室、觉罗，则以折圈代替枷号，不示众，但要依罪行轻重加责数十板。如初次犯徒3年及2年半罪者，由宗人府圈禁1年，责打25板即可开释；初次犯流3000里及2500里罪者，折圈禁2年，责打30板；初次犯边远及极边烟瘴军罪者，折圈禁3年，责打40板。[220]

圈禁，在宗人府的“空室”（空房），即专门监禁宗室、觉罗罪犯的处所，清入关前，宗室贵族犯法，原有“囚禁高墙”之刑，实即软禁。据《清史稿》卷一四四《刑法志三》，称高墙拘禁之条至乾隆年间始废弛。事实上，圈禁空室即圈禁高墙的变种，只不过软禁的对象由少数皇帝近族扩大到皇族全体人员。[221]。被圈禁于空室，受到远比一般监狱优厚的待遇。空室长期不设禁卒，一般都不上锁，出入比较自由。每日支给饭食银两，以保证罪犯的生活。高贵一点儿的罪犯每日由家中送上佳肴美味，宗室大员甚至将家人带入空室，以供役使。连皇帝本人都承认：“宗人府空室有名无实。”光绪年间，宗人府诸务荒怠，空室管理形同虚设。御史贵贤奏内称：

图32 专门囚禁宗室犯人的特殊监狱-高墙（《乾隆北京城图》）

（空室）从前监禁宗室，尚只踰垣宵遁，近更肆无忌惮，白昼游行街市，甚至持枪在内仓左右轰击飞鸟，居人侧目，无敢谁何。[222]

尽管待遇优厚，管理松弛，习于安逸生活的宗室、觉罗仍觉难以忍受，乘间逃逸者接二连三。留在空室的也并非都是悔过自新之徒。某次官役前往空室密查，竟从宗室明伸、明海屋内抄出鸦片烟具两份。[223]《宗人府则例》原载有“宗室、觉罗有吸食鸦片者均拟绞监候”的律文，惩治不可谓不严，明伸、明海却在皇族“监狱”里找到了吸食鸦片的“世外桃源”，成为当时的一桩丑闻。

为了避免清初不断将“罪宗”及其子弟削除宗籍的悲剧重演，统治者还专门制定了“宗室犯罪停止革去宗室”的律文。[224]

第七，宗族制度的若干特点。

首先，皇帝是最高族长，并决定有关宗族的一切事宜。如规定有关政策、则例；亲自处理某些具体事务，包括钦定宗室近支子女的婚姻（即所谓“指婚制度”），为近支宗室按辈排字命名，钦定宗族重犯的量刑，乃至批准宗室出关申请。皇帝有关宗族的谕旨被当作全族的准则反复诵读。

其次，拥有规范族人关系最严格的一套宗法制度。这些制度充分体现了族人在血缘亲疏、嫡庶、辈分、性别等方面的区别。在血缘亲疏方面，先以宗室、觉罗划为远近两大派；宗室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待遇均优于觉罗。接着又在宗室中划分近支和远支，待遇也有差别。在近支中，则是皇帝家庭的至高无上。皇族本来已居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而在它的内部，举足轻重的仍是不容僭越躐等的秩序。嫡、庶之分，对族人身份地位的高低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皇族宗法制的特殊之处在于，政治地位在宗人关系中占主导地位。长辈王公要向小辈皇子行跪见请安之礼；闲散宗室即使为长辈，也要称本支王公为主子，受其驱使；高爵的幼弟与低爵的兄长有主属名分；皇后出宫，王公途遇仪驾，要恭敬让道，公主的丈夫、公婆，要为公主请安行礼。这种特征的宗人关系与长幼尊卑、男尊女卑的伦理关系存在一定程度的悖离。[225]

再次，族制与旗制熔为一体。八旗是全体满洲人的社会组织，皇族同其他旗人一样被编入八旗。皇族的宗族组织实际被包容在八旗组织内，并且依八旗制度划分为左、右翼（详见附录一表7）。各旗宗室、觉罗，按佐领加以编组。清朝末年，八旗共有宗室佐领32个，觉罗佐领28个（详见附录一表8）。

五 王府管理

在皇族制度中，王府是很值得研究的对象。宗室王公都是皇帝的亲支近派，他们世代袭封爵位，高高在上，担任显职，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拥有很大特权。为了维护这些特权，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王府制度。

（一）皇子分府

王府的设立，始自皇子的分府。清制，皇子15岁时，由宗人府请封，皇帝钦定其爵位。一般说来，皇子封授年龄也就是成婚年龄，当然也有稍早或稍迟的。结婚后就要搬出宫（也有不立即出宫的），叫作分府。分府后，其居室服用、所属官员人役、佐领管领、俸禄给养，均按爵位高低拨给。

皇子分府，首先由皇帝赐给大批钱物。康熙时，诸皇子分府，每人各得钱粮23万两。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数目。同时，由大内为分府的皇子支取宫物。如康熙六年封裕亲王福全（玄烨兄）时，令支官物六年。[226]玄烨年长皇子中，有支取官物四五年者，亦有二三年者，其中时间最长的是胤祯，分府后整整支用官物七年。[227]

皇子分府，除按爵秩领取俸银俸米、庄田壮丁外，还拨给旗分佐领、内务府佐领和管领。康熙六年（1667）定，亲王给旗下满洲佐领十，蒙古佐领六，汉军佐领四；内务府满洲佐领一，旗鼓（汉军）佐领一，内管领一。此后，分封郡王、贝勒、贝子、公时均按等级拨给佐领、管领。[228]但拨给数量屡有变动。至道光二年（1822）才形成定制：恩封亲王，拨给外旗满洲佐领六，蒙古佐领三，汉军佐领三；郡王拨给外旗满洲佐领四，蒙古佐领二，汉军佐领二；贝勒拨给外旗满洲佐领三，蒙古佐领一，汉军佐领一；贝子拨给外旗满洲佐领三，蒙古佐领一；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均拨给外旗满洲佐领一，蒙古佐领一。鉴于恩封王公逐代递降，所以又规定，将来降袭至何爵，即按所降之爵应得之数存留。余俱裁汰。至不入八分公，即全行裁撤。[229]

分拨佐领体现两个原则。第一，皇子分府拨入下五旗，拨给他们的内、外佐领取自外八旗的上三旗和内务府包衣三旗。康熙十四年（1675），将和硕恭亲王常宁分府于正蓝旗时，拨给了镶黄旗满洲两佐领，正黄旗满洲两佐领，正白旗满洲两佐领，镶黄等旗蒙古的三佐领，正白旗汉军的三佐领；包衣正白旗满洲一佐领，包衣正黄旗汉军一佐领（旗鼓佐领），包衣正黄旗一管领。同时，和硕纯亲王隆禧分府于镶白旗，同样分给了上三旗满洲六佐领，蒙古三佐领，汉军三佐领；包衣上三旗满洲一佐领、汉军（旗鼓佐领）一佐领，以及一个管领。[230]外八旗的上三旗系“天子自将”，包衣上三旗则是皇帝的私属，将取自这两个系统的佐领、管领拨给分府的皇子，带有明显的析产性质。这是有清一代的不易之规。

第二，拨给佐领、管领的对象仅限于入八分以上的宗室王公。清朝入关前，宗室贵族中的上层统称“入八分贝勒”，包括上起领旗的和硕贝勒、不领旗的议政贝勒，以及虽无议政资格但具备参与“八家均分”条件的诸小贝勒（台吉）在内的同姓贵族集团。凡取得“入八分”资格的贵族，才能从“父汗”（指清太祖努尔哈赤）处领受赐予的牛录（佐领）人口。[231]简言之，“入八分贝勒”的特权首先是与赐予牛录户口联系在一起的，而赐予牛录在很大程度上又具有析产的性质。清朝，继承了这种传统：宗室封爵自亲王至辅国公八等为“入八分”，有领受、役使佐领人口的特权；以下由不入八分镇国公到奉恩将军共六等为“不入八分”，当然也没有上述特权。因此，《八旗通志》初集卷一载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裕亲王保泰议复称：“查定例内，未入八分公等以下，并无专管旗下佐领之例。”

皇帝诸子即使庶出，分府时亦在“入八分”之列，按爵位等级赐予佐领，但爵位世代降袭，有的卑位贵族却从祖、父处继承了佐领、管领，于是出现“不入八分”贵族乃至闲散宗室领有佐领的现象。雍正二年（1724），曾将这类佐领俱行撤出，置之该旗公中。[232]前引道光二年（1822）定例，重申了这一原则。

佐领是八旗组织的基层单位，从佐领壮丁中产生组成八旗军队的甲兵（俗称“披甲”）。王公领有佐领，也就拥有了甲兵。雍正二年（1724）胤禛说：“从前数王合有一佐领，今朕兄弟内，每人各有五六佐领、浑托和（管领）。其中骁骑校四五员，兵丁三四百名。现今，六王属下兵丁多至二千四五百名。”当时，由内廷分出王、阿哥（皇子）内，亲王5人、郡王3人、世子1人、贝子1人、镇国公1人、闲散宗室2人、共计13人，共有参领、佐领、管领、骁骑校、护军校等旗员203员，一年共领俸银13070两，米13070斛。共有甲兵4205名，一年共领钱粮银151956两，米186134斛。胤禛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任其发展，不但钱粮不敷，即米石亦不能足。于是议定：嗣后，亲王，护军领催定为40名，马甲160名，共钱粮200份；郡王，护军领催定为30名，马甲120名，共钱粮150份；贝勒，护军领催定为20名，马甲80名，共钱粮100份。贝子，护军领催定为16名，马甲64名，共钱粮80份；镇国公，护军领催定为12名，马甲48名，共钱粮60份；辅国公，护军领催定为8名，马甲32名，共钱粮40份。[233]

护军领催习称“白甲”，“以之守府门”；马甲称“红甲”，“以之供驱使”。凡有征调，惟红甲随营，白甲守门不出差。此外，王公分府，各分给一定额数的“蓝甲”，“以之赡族众”。[234]新封王所得蓝甲，旧例由各王公蓝甲内摊拨。乾隆四十六年（1781）停止此例，改定官为添给，即内廷阿哥（皇子）分封时，亲王给蓝甲60副，郡王给50副，贝勒40副，贝子30副，公20副，并“永著为例”。[235]王公分府，按等领有甲兵钱粮，将其中一部分攫为己有。

以上制度意味着皇子分府时被赋予了经济、政治、军事上的特权，与这种特权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府第的赐予。

（二）赐予府第

对王公赐予府第的做法，始于清朝入关以前。在完成于康熙八年（1669）以前的《盛京城阙图》上，绘制并用满文标明了开国时代建于盛京的11座王府。[236]

崇德年间定：亲王府，台基高1丈。正房1座，厢房2座。内门盖于台基之外，绿瓦朱漆。两层楼2座，并其余房屋及门，俱在平地盖造，楼房大门，用平常筒瓦，其余用板瓦。

郡王府，台基高8尺。正房1座，厢房2座。内门盖于台基上。两层楼1座。正房及内门，用绿瓦。两厢房，用平常筒瓦，俱朱漆。余与亲王同。

贝勒府，台基高6尺，正房1座，厢房2座。内门盖于台基上。用平常筒瓦，朱漆。余与郡王同。

贝子府，正房、厢房，俱在平地营造，大门用朱漆、板瓦。[237]从实地踏勘看，当时王府为长方形两进院落。虽然它们的形制远不如入关以后那样宏大豪华，但是已经体现出宗室诸王的特权地位以及内部的严格等级。

清朝定鼎北京，以外城（南城）居住民人，以内城安置旗人。于是“定两翼之位，列八旗之方，拱卫皇居，星罗棋置”。[238]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并在北方。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并在东方。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并在西方。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并在南方。以后，八旗宗室王公，各依旗分，起建王府。

有的王公府第系依明朝高官贵戚的巨宅大院重修。如礼亲王府为明崇祯帝外戚周奎宅。第七代礼亲王《老槐行》序云：“兰亭书屋后有老槐，苍苍高荫，百尺遥接，清流激湍，扶疏古干，盖数百年物也。传为明代皇帝周奎所植，邸第固周奎旧宅，府在其园中，而奎宅乃今之园也。”他感慨人世变迁，沧海桑田，“老槐所阅者多矣”，因作长歌以纪之：

汾阳邸等昔为寺，咸阳宅舍皆荒棘；今古迁移多变更，废兴相因皆有礼。忆昔壮烈甲申前，周家宅舍何巍巍；公侯将相出一堂，势重威尊谁敢比。一朝废弃市朝隔，吾家邸第因之起；昔为园圃今高堂，昔日大厦今流水。[239]（下略）

礼亲王府虽依周宅旧址，但多所更新，规模更为宏敞靡丽。这种情况，在诸王中应是有代表性的。

另外，还有一些王府，是在皇子分封时，由工部负责建造的。如康熙六年裕亲王分府，十四年恭亲王分府，均按一定规制起建府第。康、雍年间，还相继建造了康亲王府（正红旗）、显亲王府（镶白旗）、庄亲王府（镶红旗）、简亲王府（镶蓝旗）、恒亲王府（镶白旗）、怡亲王府（正蓝旗）、果亲王府（正红旗）、理亲王府（镶蓝旗）、顺承郡王府（正红旗）、平郡王府（镶红旗）、信郡王府（正蓝旗）、愉郡王府（正红旗）、履郡王府（镶白旗）、淳郡王府（镶白旗）、宁郡王府（正蓝旗）、惠郡王府（镶红旗），多系自造。[240]其他贝勒以下府第繁多，不能悉载。

顺治九年（1652），就王府规制作了具体规定，康熙年间进一步提高了亲王府的规格。[241]其门庭殿屋，间数多少，台基高低，尺寸大小，屋瓦颜色，彩绘图画，各有一定制度，一定的名称，不许稍有僭越。王府建筑多采用“大式”做法，应用高质量的建筑材料和雕砖、雕木、彩画、刻石等精细工程。在北京城里，是仅次于宫殿、坛庙的建筑。

王府的建造形制，中路一律相同，东西两路没有一定之规，可以自由配置，下面是中路的形制：

亲王府门5间，郡王府门3间，又称宫门（均系坐北朝南），前有门罩（即上有起脊屋顶而下无门窗者曰罩），过道高出地基。府门东西各有角门1间，均叫阿司哈门（满语：阿司哈，“侧”的意思），供人们出入。府门外有石狮、灯柱、拴马桩和斜行（读霞杭）木（古曰行马）等设施。与府门相对的为影壁。门内俗称狮子院，因院内正中即宫门，宫门外有石狮，故名。

图33 王府门内（青木正儿《北京风俗图谱》）

图34 王府门前（青木正儿《北京风俗图谱》）

进府门，东西两厢各有楼房3间，再往里就是大殿，俗称银安殿，与皇宫正殿称金銮殿意义相合。亲王5间，郡王3间。亲王府大殿及门用绿琉璃筒子瓦，郡王府则用筒子瓦。东西两配楼。大殿非有大典礼不开，由东西夹道绕进，为二殿（3间），东西配房各若干间，为首领太监及使唤太监居住。凡皇子分府，必由宫内将向来供使役之太监常住，而以首领管理。

二殿后为神殿，两旁为东西配殿。神殿西间有一铺炕，是用“”形砖砌的。但名为字炕。西墙挂着各种乐器，是供萨满太太跳神时吹拉用的。西墙北墙都设有神柜。东间为亲、郡王及其袭爵人合婚之所。其新婚制度与坤宁宫为帝后台婚之所相同，盖坤宁宫西间向为跳神吃肉处所，仍沿关外旧俗。

神殿北面通称后楼，有“遗念殿”等建筑。遗念殿专用于供奉先帝先后先前穿戴之衣帽等物品。清朝惯例，帝与后崩逝后，由继位的皇帝将先帝先后生前穿戴的遗物，颁赐给王公大臣，美其名曰“遗念”。此外则佛堂、祠堂皆在此院内。

住房在西跨院，屋内皆用尺六金砖墁地，砖门上罩桐油，砖地中空。屋外前廊（两明间）皆有炉炕，上盖朱油木板；冬令在内生火，名曰“地炕”，室内温暖适度。

在中路的东北角，建有家庙一幢（又称影堂）。王府西边不远，有一处吉祥所。府里的服务人员，如妇差、使女、散差太监等，病危送吉祥所，可以在此养病，但不能办丧事。府中姬妾和未成丁的“小口”，多在吉祥所发丧。

府第正屋外，各有花园，多在住房西，亭台堂榭、山石荷池。[242]

在产权上，王公府第均属皇产，统归内务府管理。其居住权是随爵的，其人已故无嗣，则过继之人不论支派远近，一经承袭，即得进府居住。若因事革爵，则本人及子孙皆不能享有居住权，府第归另行承袭之人；庄园收入，皆为袭爵者所有。

除宗室王公，凡公主也皆有府第，下嫁前，在京者，由内务府承旨建造。其夫封为固伦额驸或和硕额驸，与公主同居。公主出自深宫，下嫁之日，皆有护卫官，其跟随下嫁蒙古者，有从事种植农产粮食、菜蔬诸人役。公主故后，府第、妆奁、器物、银钱均应上缴。

清朝开国勋旧诸王和恩封诸王均赐有王府，总数繁多。[243]清初八大铁帽子王，爵位“世袭罔替”，府第世世经营，尤为恢宏精美。也有个别王府，地址有所变迁。兹将一些主要王府略述如下：

睿亲王府——旧府设在“明南宫”，即明代在南内所建的洪庆宫。清初著名诗人吴梅村有诗云：“七载金滕归掌握，百僚车马会南城”，[244]写的就是“南内”。是指明代皇城的南部，实即位于紫禁城以东。第一代睿亲王多尔衮赐府就建于此。当时，清世祖福临（顺治帝）年幼，由叔父多尔衮任摄政王，独揽军政大权，甚至把应贮大内的“信符”贮于自己府中，王府成为百官汇集的政治中心。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死于木兰围场。不久，顺治帝以谋逆罪削夺了他的爵位，睿亲王府遂废。康熙三十三年（1694），改建为吗哈噶喇庙。乾隆四十一年（1776），赐名普度寺。乾隆四十三年（1778），恢复睿亲王爵，由多尔衮五世孙淳颖世袭封爵。因为旧府已改佛寺，就把石大人胡同原来的饶余亲王府，作为睿亲王新府（今外交部街中学，北京24中所在地）。前后共有7位睿亲王。

英亲王府——英亲王阿济格，府第位于东华门。顺治年间议罪夺爵，王府亦废，改为光禄寺衙门。睿、英两王被废后，宗人府奏准：“皇城为皇上宸居，诸王在内居住，所属人员，往来出入，难以稽察，应迁居于外。”[245]此后皇城内不再设王府。

豫亲王府——豫亲王多铎府第位于东单牌楼三条胡同（即今协和医院所在地）。多铎卒于顺治六年（1649），后因多尔衮之狱，被追降郡王。

礼亲王府——乾隆年间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七说：礼亲王府在西安门外东斜街酱房胡同口。昭梿《啸亭续录》卷四称府址在普恩寺东。普恩寺在酱坊胡同西北，礼王府在其东。两说吻合。至今，这座王府是清代王府保护较好的一处。王府占地百多亩。北京故老相传，清代王府之大者为礼王府和豫王府，有“礼王府房，豫王府墙”之谚。房喻其多，墙喻其高。前后共有13位礼亲王（中间一度称康王）。

克勤郡王府——第一代克勤郡王岳讬（代善第一子），府址在石驸马大街（今宣武门内新文化街）。府第建筑精致紧凑。先后有17位郡王（中间一度称衍禧郡王、平郡王）在府里生活。五次袭郡王爵的纳尔苏，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姑父。康熙帝指配曹寅长女为纳尔苏的嫡福晋（正夫人）。后来，纳尔苏治罪削爵，其子福彭封平郡王，即曹雪芹表兄，两人交往甚笃。

顺承郡王府——清朝入关设府于麻线胡同（今西城白塔寺南的太平桥大街路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所在地）。第一代顺承郡王为勒克德浑，代善孙。王府先后有15位府主。

郑亲王府——第一代郑亲王济尔哈朗建府于西城大木厂（今西城大木仓胡同，旧为中国大学校址，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所在地）。先后有18位亲王生活于该府（中间一度称简亲王）。

庄亲王府——清太宗第五子硕塞封承泽亲王，至其子博果铎袭，改号庄亲王。府址在太平仓（西四北平安里西太平仓）。庄亲王爵前后承袭了10次。

肃亲王府——清初肃亲王豪格的府第位于玉带桥东岸（今东交民巷正义路东）。前后共有10位府主生活于此。在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签订《辛丑条约》后，东交民巷划为“使馆界”。肃亲王迁至北新桥船板胡同（今东四十三条）街北。新府已非王府形制。

以上9个王府，除英王府外，都是清初开国立有殊勋、“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在他们之后，还有4位恩封亲王，也属“世袭罔替”。他们的王府也非常著名：

怡亲王府——康熙帝第二十二子胤祥，雍正元年（1723）始封和硕怡亲王。乾隆三十九年（1774），特下诏旨，以“怡贤亲王公忠体国，其爵位亦应世袭罔替”。胤祥初封时，在冰渣（煤炸胡同），后舍宅为寺，即贤良寺，府址移至朝阳门北小街（今科学出版社所在地）。该府屋宇宏深，庭院开阔。同治初，因第五次袭怡亲王载垣获罪削爵，将此府赐予道光帝第九子孚郡王奕，故又称“九爷府”。载垣后人迁居二条胡同。

庆亲王府——《啸亭续录》说府址在三转桥。三转桥又称“三座桥”，俗称“海子桥”，位于后海南岸（桥已不存）。此府位于今前海西街，原为和珅旧宅。和珅是乾隆帝宠臣，曾任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执政20多年。他在任期间，揽权纳贿，大发横财，在三座桥附近为自己修建了豪华宅第。乾隆帝第十七子，也是最小的儿子永璘，与嘉庆帝是同母弟兄。嘉庆四年（1799），封庆郡王，成为第一代庆王。按照清朝惯例，封王后要分府。其得府缘由《啸亭续录》卷五载之甚详：乾隆末年，诸皇子多觊觎帝位，惟永璘处之泰然，某日笑谓诸兄弟说：“使皇帝多如雨落，亦不能滴吾顶上。惟求诸兄见怜，将和珅邸第赐居，则吾愿足矣!”乾隆皇帝死后，和珅失势获罪，财产籍没。嘉庆帝便将和珅宅赐给永璘，以酬昔日之言。二十五年（1820）， 永璘病危，嘉庆帝亲临探视，晋封庆亲王。永璘死后，锦慜（永璘第三子袭郡王）奏言，府中有毗庐帽门口4座、太平缸54件、铜路灯36对。嘉庆帝以“此违制之物，皆和珅私置”，搁置不问。[246]

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永璘孙奕劻袭辅国将军爵。至此，庆王族系已由亲王降至辅国将军，仍住王府已不合规制。咸丰元年（1851），恭亲王奕分府，清廷决定将辅国将军奕劻府第，官为经营，赏给恭亲王居住，奕劻换迁到附近一处官房（亦在定府大街）。[247]奕劻善于逢迎慈禧太后，不断加官晋爵，同治十一年，晋郡王衔。光绪二十年，封庆亲王，三十四年又给予“世袭罔替”的殊荣。成为晚清政坛上权势熏灼的大人物。奕劻贪污纳贿在近代史上是有名的。他将大批贪污苞苴所得用于对庆王府的扩建。他刚搬进新府时，只有房屋160多间，以后大兴土木，修建了万字楼和戏楼等处，建筑靡丽精巧。府内房屋分为5个大院落，大小楼房近千间。经过近60年的经营，庆王府成为京中最豪华宏大的王府之一。

醇亲王府——醇亲王府前后有两座。一座在西城太平湖，一座在后海北岸。第一代醇亲王奕，是道光帝旻宁第七子。当他的四兄奕即皇帝位（咸丰帝）时，被封为醇郡王，但仍以皇七子身份住在宫中。咸丰九年（1859），奕从宫中分封出来，居住于太平湖新府。同治十一年（1872）晋封醇亲王。十三年（1874），奕次子载湉继同治帝之后入宫，为光绪皇帝，他本人享受“世袭罔替”亲王待遇。王府平流10顷，高柳数章，夕阳衔堞，水影涵光，是京中一处风景秀美的名园。

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按照清廷规定，因光绪帝生于太平湖醇王府，称帝后该府为“潜龙邸”不得居住，应予返缴。于是将什刹海后海北岸贝子毓府选作新府。毓只好移居到西直门内半壁街空闲府第一所居住。

穷源竟委，毓的府第承袭自他的曾祖成亲王永瑆，在永瑆之前则是权臣明珠旧宅。《啸亭续录》卷四称：“成亲王府在净业湖（即什刹海）北岸，系明珠宅”，说的就是这段渊源。明珠在康熙朝前期历仕兵部尚书，大学士，专擅朝政。在任期间“簠簋不饬，货贿山积”。看中什刹海一带迷人的湖光，选定宅址，精心营造。明珠去世后，他的子孙未能长期占用这座豪华祖宅。乾隆朝后期，先是为权相和珅巧取豪夺，嘉庆初年，又落到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手里，[248]永瑆得到园子后，按照王府规制，大兴土木加以改建，修筑了正门5间，银安殿、神殿、佛堂、祠堂等建筑，并经皇帝特许，将活水引入花园，使整个府第面貌一新。光绪年间，成亲王之裔已降袭贝子爵，慈禧太后将这所京城中著名的府第转手赏给善于揣测迎合她意旨的醇亲王，也不过是遵循清朝旧制。同时，还赏银10万两，让醇王自行修理，俟修复后再行移居。[249]光绪十一年（1885）至十七年（1891），清朝为了安排慈禧太后卷帘“归政”后的颐养之地并满足她晚年游乐生活，对紫禁城西侧的南海、中海和北海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治，用工600万个以上，支出经费589万余两。其中多达436万余两挪借自奕主持下的海军衙门。[250]光绪十四年（1888），慈禧太后一次赏给奕“修理”银10万两，在清朝历史上已经是没有先例的，次年再下“懿旨”，加赏修葺府第银6万两。联系到同时进行的声势浩大的三海工程，不难看出在这种无节制的滥赏背后，进行的乃是“投之以李，报之以桃”的交易。

图35 醇亲王府（原和珅旧宅）花园内景

奕这次大修新府活动中究竟挥霍了多少银两尚不得而知。仅据兴隆、庆丰两厂开具的《新府第各正殿座遵吉合陇一律完竣》清单一份，王府中一路新建或重修的门楼殿堂就有22座之多：大衙门、宫门、南倒座、三门、东西耳殿、后神楼、宝翰堂、钟灵所大门、九思堂、思谦堂、后楼树滋堂、任真堂、前层楼蔼春室、中层楼信果堂、后层楼清荫斋、马王庙、花园南楼、水房院后层正房、东所后楼、思无邪斋等。[251]

图37 醇亲王府花园南楼

图38 醇亲王府花园内箑亭

光绪十六年（1890），奕病故，其子载沣袭爵，成为第二代醇亲王。光绪三十四年（1908），载沣子溥仪以“继承同治、兼祧光绪”名义入宫，当了清朝的末代皇帝，载沣摄政当国，府第改称“摄政王府”（今王府花园为宋庆龄故居，王府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恭亲王府——据昭梿《啸亭续录》载，府址在铁狮子胡同，即现在地安门东大街东端。而现存恭王府则位于前海西街。恭亲王奕，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奕异母弟。咸丰元年（1851），封恭亲王，分府后移居宫外，赏给辅国将军奕劻（后晋封庆亲王）府第。从此这座府第称恭王府。同治十一年（1872），奉旨“世袭罔替”。奕死后，由其长子载澂嗣子溥伟承袭王爵，仍住原府。祖孙二人被时人称为“老恭王”、“小恭王”。

恭王府分府第和花园两大部分。府第占地46亩半，花园占地38亩6分。府第在前，花园在后。整个府第布局严谨庄重，分东、中、西三路，由严格的中轴线贯穿着多进深的四合院组成。花园名“萃锦园”。园内假山叠石，奇峰突兀，花木丛生，轩榭幽致。

随着皇子分府，北京城内形成了星罗棋布的王府。每一座府第的兴修，都动用了众多人工，耗费了巨额帑项。

（三）王府的组织

皇子分府后，建立起一套自己的管理机构。

按清朝规定，王公府属护卫官员除奉特旨格外赏给不拘数额外，亲王应设长史1员，一等护卫6员，二等护卫6员，三等护卫8员，四五六品典仪各2员；郡王应设长史1员，一等护卫6员，二等护卫4员，三等护卫5员，五六品典仪各2员；贝勒，各设司仪长1员，二等护卫6员，三等护卫4员，五六品典仪各2员；贝子，各设三等护卫6员，六七品典仪各2员；公，各设三等护卫4员，七八品典仪共3员。王等属下，又每旗各设散骑郎。此外，亲王府、郡王府还设有王府管领、马群头目、饭房头目、司库、匠役头目、牛群头目等。[252]王府长史和贝勒府司仪长“掌董帅府僚，纪纲众人”，[253]是府里最重要的官员。散骑郎的任务是协助长史管理府事。其他属官分别负责随护宿卫、仪仗导引，以及王府一应生活事务。王府还设有太监。早期数目不限，以致投充私宅太监人数过多。嘉庆四年（1799）定，亲王准用七品首领1名，太监40名；郡王准用八品首领1名，太监30名；贝勒准用太监20名；贝子准用太监10名；入八分公准用太监8名。此后，王公府第太监多有逾额。道光十年（1830），又取消了限制。[254]

总之，王府的人员编制，是按府主爵位高低各有不同的。晚清醇王府，由于奕是光绪帝生父的关系，曾加增护卫人员两次。到第二代醇亲王载沣时，又因为末代皇帝溥仪的缘故，当上了摄政王，所以醇王府内的各处人员不但较清初规定的人数要多，而且比一般王府也要多得多。溥杰回忆了其父载沣摄政时代，府中的组织概况：

长史1名；管事官1至3名；庄园处5至6名；随侍处最多时十余名，少时6至7名；司房5至6名；祠堂3至4名；大、小厨房共约10余名；茶房3至4名；茶园（包括暖窖）最初有十余名，后减至6至7名；大书房8至9名；小书房4至5名；更房十余名；马圈2处，共约10名左右；裁缝铺人数不详；轿夫约有20名。

属于“关防院”（内院）范围的，有首领太监1至2名，回事太监2至3名，小太监6至7名，散差太监约12名；“妇差”（当时呼保姆为“妇差”或“妈妈”）约30余名，“使女”（又唤丫环）约6至7名。据以上估计，王府各处人员已在156人以上。[255]这还不包括在王府门前和墙边站岗巡逻的兵丁。

此外还有看守“园寝”官员若干名，连看坟带种地的佃户若干家。另有看管京郊海甸别墅——蔚秀园的特派人员2至3名。

长史是由皇室内务府派给王府当家的最高级官员，实际上只是一个高高在上，有名无实的官员。王府中事务，照例由管事官掌握。长史平日不到府中，只在府中有婚丧大事时才露面。

管事官的品级不低，戴有三、四品顶戴（即亮蓝和涅蓝顶子）与花翎。除内院属于太监职责范围以外，府中一切事务都归管事官管理，故有“大管事的”、“二管事的”之称。管事处人员除管理府内一切日常杂事外，每逢王爷出门，他们都身穿官服，在大门排班跪送。王爷回府时站在大门外排班迎接，但不下跪，当王爷回至大门时要齐声高喊一声“爷回来了!”

庄园处管理王府地产，负责收租，置买土地等事宜。管事的都是从四、五品的王府官员。这些官员惯于媚上逼下，为虎作伥。在王爷面前，口口声声：“王爷圣明”、“奴才该死！”面对佃户却是一副盛气凌人、凶神恶煞的面孔。为了催交地租，不惜逼人卖儿鬻女。

回事处一般配备5至6名王府官员。他们的全部职责，就是迎客送客。电报、信函的收发，也归回事处掌管。回事处官员的财源虽然比不得庄园处有固定的“吸血管”和“榨油地盘”，但是，像勒索门包，接受年节馈赠之类，都是他们的生财之道。

随侍处配备的都是从三品起到无品的“柏唐阿”。他们的职守就是随从王爷外出，并担任车前轿后的护卫之责。各个翎顶辉煌，衣冠齐整。骑马为前导的叫“顶马”，骑马随从“王驾”的也都是缎靴缨帽，神气十足。在清初，这类武弁均是头等、二等辖（侍卫）。

司房是专门管理王府日常出纳的单位。办事的都是一些能写会算之人。每天的各项出纳账目都由司房逐日清算提交府中当家人过目。还有一类支出是每日轮流值班和夜间巡逻的夜宵钱。

祠堂，又称家庙，一般配备1名老太监和2至3个苏拉（最基层的勤杂人员）。每逢农历初一、十五，负责摆供上香和洒扫祠堂内外。逢年过节的祭祖祀神以及祖先忌辰的烧香上供等均其职守。

图39 醇亲王载沣家庙（龙华寺）（北京市东城区什刹海）

厨房有大厨房、小厨房两种。大厨房是全家公用的厨房，小厨房是王府女主人私设的小灶。

茶房的任务是在来客时给客人斟茶。对内是给府内的病人煎药和专做滋补食品。这是一般王府的情况。有的王府还精于制作点心。如豫王府素以“点心压倒北京城”称名。据说旧北京撷英西餐馆的奶油栗子面和东安市场的糖葫芦，就是从豫王府“偷艺”而来。

花园内设有专门担任管理温室、地窖的把式。温室栽培黄瓜，地窖主要保护盆中花木，以免冬天冻死。有的王府除雇有花把式外，还雇有专门养鸽子的把式，伺候龙睛鱼的鱼把式。

大书房是王爷办事和歇息的地方，小书房则是王子、王女读书的地方。书房都有雅致名称。醇王府的大书房叫“宝翰堂”，小书房叫“任真堂”。仅在任真堂服务的就有太监、书童、杂役等五六名。

更房分为东、西两组，隔日轮流值夜、巡更和在清晨打扫内、外院落。另外，在府内各处需要体力劳动时，都随时吩咐更房人员。总之，他们在王府的各项工作人员中，要算工资最低、待遇最差而受累最多的一群。

马圈分为东、西两圈。圈养骏马数十匹。有的马圈还饲养着一只猴子。饲养的目的，据说是因为《西游记》中的齐天大圣曾在天宫当过“弼马温”的小官。“弼马温”与“避马瘟”读音接近，于是认为在马圈内养猴，可以避免马匹闹瘟疫。

裁缝铺，由外面雇来的裁缝开设。王府内所有成年贵族都有在大厨房吃公费饭的资格，但是在穿衣方面却不能援引上例报销，而是按照各自在家庭内的身份地位，每月给予一定经费，由各人自行处理。未成年人的衣装费，照例由赡养人从自己的经费中支出。

轿夫一般在10名以上。王府轿子等级严格。王爷福晋进宫乘坐8人抬的银顶官轿。轿夫分为两班，互相轮换。轿夫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经常倚仗王府势力，公然放赌，甚至结伙斗殴，有时酿成人命，地方官吏也不敢过于穷究。这些轿夫骄横放纵，有时也会惹祸上身。恭亲王奕有一次乘轿外出，适值其兄惇亲王奕的轿子在前。精壮轿夫见轿就超，已成习惯，于是快步向前。奕知其兄脾气古怪，忙在轿中制止，但轿夫不听。奕在轿中连连跺脚说：“超不得!超不得!前面是我的哥哥!”轿夫却对答说：“是你的哥哥，不是我的哥哥!”结果超过前轿扬长而去。奕自然不肯善罢甘休，翌日派人到恭王府借轿一用。轿夫抬轿到惇王府后，奕命将许多银两放入轿内，派人监视着让他们抬轿遍游四城。当这班轿夫疲惫不堪地回惇王府复命时，惇亲王才责问他们越轿的“罪状”。

王府中服务人员最多的一类是太监，他们的活动限于内院。每一王府的太监少则数十多则一百。职务最高的是首领太监，回事太监次之。小太监为专门服侍主人的贴身侍者。王爷、福晋、太福晋（王爷的母亲）、阿哥等都有个人专属的小太监。王府太监中地位最低、工资最少、且受累最多的是散差太监，他们承担洒扫主人居室、挑饭、烧炉子等杂役。有清一代，有由皇宫向王府“赏”太监和由王府向宫中“进”太监的制度。

妈妈，也叫“妇差”，在王府中地位高下不等。“当上差”的妈妈三四名侍奉太福晋。看妈，又称“老妈”，是王爷幼年的妇差，一直留在身边。陪奉，是福晋身边的妇差，有4至5名。王爷子女各有“精奇”、“水上”、“嬷嬷”各1名。“精奇”是满语，指看妈，地位高，报酬多；“水上”，又叫“水妈”，专事生火、烧水、洗衣、做饭，报酬少，地位低；“嬷嬷”即乳母，在哺乳期待遇较优，断乳后的待遇与“精奇”差不多。

“妇差”中地位最低的叫“丫环”，或“姑娘”，不客气的称呼叫“使唤丫头”。王府中丫环来源有：由宫中“赏”给；由家奴或佃户中征用；由亲戚援引而来。丫环入府后要经过严格训练，方准到主人处当差。

除了上述人员外，有的王府还有专门的写字人、谙达、执灯人、兽医、画匠、承应人、剃头匠、风鉴（风水先生）、萨满太太。[256]

每一座王府，当时都是一个“国中之国”。独立的管理系统，形形色色的官员仆役，庞大的开支，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维持府主一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生活。王公封爵的承袭者，自幼娇生惯养于府第的高墙之内，他们在祖辈的恩荫下成长，世享荣华，无功受禄，既昧于世间百态，又不知自强自励，能够成器的自然越来越少。

[1] 雍正《上谕》，三年三月十三日谕。

[2]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2，第32页。

[3] 牟其汶编：《宗室王公世职章京爵秩袭次全表》卷1,第3页上。

[4]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4，第2页下3页上。

[5]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5，第12页上。

[6] 书麟等：《宗人府则例》卷5，道光二十九年刻本，第2页下5页上。

[7] 同上书，第7页下8页上。

[8] 书麟等：《宗人府则例》卷3，第6页上。

[9]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2，第24页。

[10] 书麟等：《宗人府则例》卷3，第12页上。

[11] 书麟等：《宗人府则例》卷3，第18页上。

[12] 杜家骥：《清朝皇族的宗族制度与宗人管理》，载《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赖惠敏：《清代皇族的封爵与任官研究》，载《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第137页。

[14] 郭松义：《清宗室的等级结构及经济地位》，载《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第118页。

[15] 昭梿：《啸亭杂录》卷7，第206页。

[16]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5，第72页。

[17] 《清仁宗实录》卷349，第18页上。

[18] 赖惠敏：《清代皇族的封爵与任官研究》，第139页。

[19] 书麟等：《宗人府则例》卷7，第16页下。

[20] 《清太宗实录》卷10，第28页上。

[21] 《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5，天聪十年三月初四。

[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38—1639页。

[23] ［法］白晋：《康熙皇帝》，赵晨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

[24]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9页。

[25] 《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369页。

[26] 《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596页。

[27] 钱泰吉：《曝书杂记》卷中，第24页。

[28] 《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645页。

[29] 《清圣祖实录》卷275，第9页下。

[30] 《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645页。

[31] 《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475页。

[32] 《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639页。

[33] 昭梿：《啸亭续录》卷1，第397页。

[34] 昭梿：《啸亭续录》卷1，第397页。

[35] 奕：《竹窗笔记》，转引自章乃炜、王蔼人编《清宫述闻》，第473页。

[36]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9页。

[37] 《清高宗实录》卷858，第13页。

[38] 章乃炜、王蔼人编：《清宫述闻》,第478页。

[39] 同上。

[40] 奕：《竹窗笔记》，载《清宫述闻》,第473—474页。

[41] 昭梿：《啸亭杂录》,第103页；章乃炜、王蔼人编：《清宫述闻》，第478页。

[42] 佚名编：《清朝野史大观》卷1，上海书店1981年版，第64页。

[43] 昭梿：《啸亭续录》卷2，第432页。

[44] 昭梿：《啸亭杂录》卷6，第180页。

[45] 《八旗通志》（初集）卷49，第945—946页。

[46] 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234页。

[47] 金寄水、周沙尘：《王府生活实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页。

[48] 《清世祖实录》卷69，第10页下。

[49] 《清世祖实录》卷70，第17—18页。

[50] 《清世祖实录》卷84，第5页下。

[51]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393《宗学》。

[52] 《八旗通志》（初集）卷49，第946页。

[53]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393，第386页。

[54] 周汝昌：《曹雪芹新传》，外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30页。

[55] 《八旗通志》（初集）卷49，第948页。

[56]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393，第387页。

[57]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10。

[58]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10，第16页上。

[59]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2页。

[60]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10，第22页上。

[61]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10，第23页上下。

[62] 赖惠敏：《清代皇族的封爵与任官研究》。

[63] 胡健国：《清代满汉政治势力之消长》（上）,（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1977年版，第163页。

[64] 朱眉叔等选注：《满族文学精华》,第281页。

[65] 朱眉叔等选注：《满族文学精华》,第76—77页。

[66] 《满文老档》（太祖）卷18，六年闰二月十九；卷27，六年九月十六日。

[67] ［朝］李民：《建州闻见录》。

[68] 《清太宗实录》卷7，第22页上下。

[69] 《清太宗实录》卷25，第22页下。

[70]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309—310页。

[71] 托津等：《大清会典事例》卷135，嘉庆二十三年殿本，第9页上；昭梿：《啸亭杂录》卷8，第226页。

[72] 昭梿：《啸亭杂录》卷8，第226页。

[73]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1196。

[74] 同上书，第913页。

[75] 《允禄等为销算乾隆二十四年钱粮草束的题本》，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载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编《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皇庄下》，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页。

[76] 裕诚等：《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会计司》卷1，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民国26年校印本，第16页下，第18页上。

[77] 裕诚等：《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都虞司》卷2，第24页上。

[78]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1196,第913页。

[79] 《永琅等为山海关外锦州庄头等一年出入粮石数目的题本》，嘉庆元年七月初四，《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皇庄下》，第118页。

[80]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1197,第917页。

[81]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1215,第1082页。

[82] 王锺翰：《清代旗地性质初探》，载《清史新考》，第74页。

[83] 《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皇庄下》，第126页。

[84] 伊桑阿等：《大清会典》卷150,康熙二十九年内府刻本，第3页。

[85] 《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会计司》卷1,第23—24页。

[86] 《内务府来文》，韦庆远主编：《清代的旗地》中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14页。

[87] 《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皇庄上》，第305—306页。

[88] 《八旗通志》（初集）卷18，第311、313页。

[89] 胤祥:《为报顺康年间编审八旗男丁事奏本》，雍正元年五月初四日，安双成：《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历史档案》1988年第4期。

[90] 噶达洪：《为拨补土地事》，顺治十年正月二十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4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7页。

[91] 《清世祖实录》卷59，第12页下，第28页上。

[92] ［日］村松佑次：《关于旗地的〈取租册档〉和〈差银册档〉》上下，载《东洋学报》卷45。

[93] 允祹等：《大清会典》卷10，四库本，第2页下。

[94] 《东北各官署底契档》，《奉天公署档》，引自《沈阳满族志》，第178—179页。

[95] 参见《沈阳满族志》，第209—210页《沈阳王庄府别及土地数额表》，其中部分土地系异姓王公所有。

[96] 和硕庄亲王门上长史桂斌《为呈覆事》，《宗人府堂稿》，引自杨学琛、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第247页。

[97] 杨学琛、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第259页。

[98] 《沈阳满族志》，第210页。

[99] 杨学琛、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第265页。

[100] 《沈阳满族志》，第210页。

[101] 杨学琛、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第267页。

[102]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满族社会历史调查》（35），近代部分。

[103]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满族社会历史调查》（35），近代部分。

[104] 在沈阳一处，豫王府就有地近八百顷，见《沈阳满族志》，第209页。

[105]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1198，第926页。

[106] 杨学琛、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第271页。

[107]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1198，第926页。

[108] 同上书，第926—927页。

[109]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编：《满族历史档案资料选辑》，1963年铅印本，第226—228页。

[110]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1198，第927页。

[111] 昭梿：《啸亭杂录》卷6，第179页。

[112]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1198，第927页。

[113] 同上。

[114] 《果亲王府庄头吴国汉名下清丈地册和红余滋生地册》，乾隆二十八年，载《满族历史档案资料选辑》，第182页。

[115] 杨学琛、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第276页；《沈阳满族志》，第209页。

[116]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1198，第928页。

[117] 裕诚等：《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会计司》卷1，第19页上。

[118] 何刚德：《春明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第8页上。

[119] 毓君固：《恭王府和恭王府典卖房产、土地之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120] 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醇王府资料》。

[121] 《三庄头承领官圈地亩清册》，咸丰九年十一月，载《满族历史档案资料选辑》，第198—199页。

[122] 《顺天府移覆》，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醇王府资料》第4函。

[123] 杨学琛、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第25页。

[124] 桂斌：《为呈覆事》，《宗人府堂稿》。

[125] 引自杨学琛、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第262—263页。

[126] 《沈阳满族志》，第210页。

[127] 《宗人府堂稿》，镶红旗第五族署族长善麟《为呈报事》。

[128] 《宗人府来文》，《宗室福伦等呈文》，咸丰五年三月。

[129] 《宗人府来文》，《宗室祥瑞供》，同治三年九月。

[130] 《宗人府来文》，《户部为遵旨议奏事》，嘉庆十七年八月。

[131] 《宗人府来文》，《觉罗满吉素之妻孀妇瓜尔佳氏等呈控》，乾隆三十一年六月。

[132] 刘素芬：《清代皇族婚姻与法制度》，载《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第94、105页。

[133] 王锺翰：《清代旗地性质初探》，载《清史新考》，第82页。

[134] 《英公府地册》，载《满族历史档案资料选辑》，第224页。

[135] 辽宁省档案馆藏：《盛京总管内务府档》，第1896号。

[136] 《乾隆十年六月内务府会计司呈稿》，载《满族历史档案资料选辑》，第150页。

[137] 允祹等：《大清会典》卷78，乾隆二十九年殿本，第1页上下；卷87,第10页下，第11页下；卷90,第6页上下。

[138] 毓君固：《恭王府和恭王府典卖房产、土地之经过》。

[139] 原件存《醇王府资料》第4函。

[140] 原件存《醇王府资料》第3函。

[1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肃王府收租清册与惩戒不受约束的庄头文稿》。

[142] 裕诚等：《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会计司》卷1，第17页下。

[143] 存《醇王府资料》第4函。

[144] 存《醇王府资料》第4函。

[145] 溥杰：《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226页。

[146] 俱详《醇王府资料》第1—4函。

[147] 松奎、兴泰禀文，存《醇王府资料》第2函。

[148] 《各路庄园头等应交差银数目清单》，光绪二十三年；《各路庄园头等散征数目清册》，光绪三十年；《各路庄园头等并散征窑租等差银数目清册》（宣统元年）。均存《醇王府资料》第3—4函。

[149] 王庆云：《石渠余纪》卷3，第96页。

[150] 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6页。

[151] 昆冈等：《清会典》卷96。

[152] 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第194页。

[153] 《八旗通志》（初集）卷41，第779—783页。

[154] 托津等：《大清会典》卷77，第5页上。

[155] 允祹等：《大清会典》卷91，第1页上。

[156] 佚名：《宗人府光绪三十三年统计表》，宣统年间印本。

[157] 昆冈等：《清会典》卷1。

[158] 允禄等编：《上谕旗务议覆》，第41页。

[159]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15，第47页上。

[160] 鞠德源：《清朝皇族的多妻制度与人口问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编：《满学研究》第1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该文1915年宗室红名人口总计数原为29292人，与分项人口数不合，均改为24268人。

[161] 冯尔康：《宗族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载《谱牒学研究》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162]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181，第1页上下。

[16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月折包》14卷13号，残档一件。

[164] 牟其汶编：《宗室王公世职章京爵秩袭次全表》。

[165]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5，第83页。

[166] 杜家骥：《清朝皇族的宗族制度与宗人管理》。

[167] 冯尔康等：《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3页。

[168]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1，第7页下8页下。

[169] 以上有关子女出生文书均引自鞠德源《清代皇族人口册籍》，载《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

[170]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1，第14页下，第5页上。

[171]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21，第4页上。

[172] 同上书，第30页下。

[173] 同上书，第14页上，第35页下。

[174] 同上书，第22页上。

[17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096—1097页。

[176]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6，第96页。

[177] 鞠德源：《清朝皇族宗谱与皇族人口初探》，载《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上），第433页。

[178]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22，第28页上。

[179]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6，第96页。

[180]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9，第134—135页。

[181] 同上书，第130页。

[182] 同上书，第133页。

[183]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5，第84页。

[184]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18，第32页上。

[185]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26，第5页上。

[186] 《八旗通志》（初集）卷66，第1269—1270页。

[187]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8，第24页上。

[188]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6，第95页。

[189]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455，第147—149页。

[190]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949。

[191] 溥杰：《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

[192] 详冯其利《清代王爷坟》，载《文史资料选编》第43、44辑，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

[193] 溥杰：《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

[194] 《宗人府来文》，《明善泰呈文》，嘉庆十七年八月。

[195] 《宗人府来文》，《福伦等亲供事》，咸丰五年三月。

[196] 《宗人府来文》，《载钦等供词》，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197] 《清史稿》卷215，第8936页。

[198]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28，第1页上2页下。

[199] 同上书，第6页下7页上。

[200] 同上书，第12页上。

[201]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31，第30页上下。

[202]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26，第18页上下。

[203]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26，第29页上下。

[204]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31，第19页上。

[205] 同上书，第19页上下。

[206]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31，第20页上21页下。

[207] 同上书，第43页上。

[208] 雍正《上谕》，元年五月二十一日谕。

[209]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30，第53页上下。

[210] 《清高宗实录》卷512，第2页上。

[211] 《清仁宗实录》卷196，第9页上下。

[212]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31，第2页上。

[213] 《清仁宗实录》卷162，第21页下22页下。

[214] 《清宣宗实录》卷108，第17页下18页上。

[215] 《宗人府来文》第742卷，无年月档。

[216] 奕赓：《东华录缀言》，载《佳梦轩丛著》，第56页。

[217]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29，第21页上下。

[218]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30，第2页上。

[219]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19，第5页上。

[220]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29，第10页下11页上。

[221] 奕赓《管见所及》：“宗人府之高墙，沿明旧称也，至乾隆末年，渐改呼为空房。”《佳梦轩丛著》，第104页。

[222]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30，第40页上。

[223] 同上书，第44页下。

[224] 同上书，第21页上。

[225] 杜家骥：《清朝皇族的宗族制度与宗人管理》。

[226] 《清史稿》卷220，允祥传。

[227] 杨珍：《康熙皇帝一家》，第245页。

[228]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1198，第926—928页。

[229]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5，第82页。

[230] 《清圣祖实录》卷58，第4页下5页下；参见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1198，第926页，康熙十四年定例。

[231] 拙著《满族的部落与国家》，第338—340页。

[232] 允禄等编：《上谕旗务议覆》，第34—38页。

[233] 同上书，第27—29页。

[234] 奕赓：《寄楮备谈》，载《佳梦轩丛著》，第129页。

[235]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6，第23页上24页下。

[236] 铁玉钦主编：《盛京皇宫》，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237] 《八旗通志》（初集）卷23，第429—430页。

[238] 《八旗通志》（初集）卷1，第1页。

[239] 单士元：《清礼亲王府考》，《文史资料选编》第31辑，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

[240] 《八旗通志》（初集）卷23，第431—432页。

[241] 《八旗通志》（初集）卷23，第430—431页。

[242] 关于王府规制，除清官书有关记载外，详见载涛等《清末贵族之生活》，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金寄水等：《王府生活实录》。

[243] 昭梿：《啸亭续录》卷5，《京师王公府第》共载王公府第70处。见本书（附录一表12）。

[244] 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45] 《清世祖实录》卷116，第9页上。

[246] 《清史稿》卷221，第9096页。

[247] 许放：《庆王府的变迁》，载林克光、王道成、孔祥吉主编《近代京华史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85年版，第114页。

[248] 孔祥吉：《什刹后海醇王府》，载《近代京华史迹》。

[249]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6,第98页。

[250] 叶志如等：《光绪朝的三海工程与北洋海军》，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下），中华书局1988年版。

[251] 《醇王府资料》第3函。

[252] 《八旗通志》（初集）卷34，第624—625页。

[253] 《清史稿》卷161，第4701页。

[254]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6，第28页上。

[255] 溥杰：《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

[256]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恭亲王府：《日记钱摺底》，咸丰九年八月。

第七章 告别辉煌

清朝定都北京后，宗室贵族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最为突出的特权阶层，过着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特别是康、乾“盛世”以来，全国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商品经济增长，城市繁荣兴盛，在这种条件下，宗室贵族得以攫取更多的财富，追求更多的享受，浮华之风，颓废之气，迅速滋蔓。爱新觉罗氏的统治者，迅速走上了腐化堕落的道路。

一 “玩家”种种

宗室贵族生活环境优越，既可入仕当差，又可赋闲家居，余暇消遣，原无一定范围，习尚娱乐，各有不同，总体来看，不妨以“好玩”两字概括：

子弟消闲特好玩，出奇制胜效梨园。鼓镟铙钹多齐整，箱行彩切俱新鲜。虽分生旦净末丑，尽是兵民旗汉宫。歌舞升平鸣盛世，万民同乐庆丰年。

这是子弟书《票把上台》中开场的几句台词，足见八旗子弟对梨园戏剧的痴迷。旗人对戏剧的偏好由来已久，不但乐于观戏，且热衷于“串戏”，约朋邀友，买行头，请教习，尽管费用不赀，仍有人乐此不疲。宗室贵族更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宗室贵族中这种风气的扬起似乎可以追溯到入关前。崇德元年（1636）九月，睿亲王多尔衮统帅大军攻明，诸王公大臣随皇太极齐集欢送，惟独豫亲王多铎假托“避痘”为词，不去送行，却私携妓女，弦管欢歌，披优人之衣，学傅粉之态，以为戏乐。为此，多铎受到罚银1万两的处分。[1]多铎不仅喜欢看戏还亲自演戏，不惜耽误正事。所以说他是宗室贵族中第一位戏迷当不为过。

康熙年间，清朝步入“太平盛世”，宗室贵族嗜好戏剧的越来越多。康熙帝很喜欢观戏，清廷中因有南府之设，专司唱曲演戏。乾隆年间，各种戏剧竞先争艳，梨园兴盛。乾隆帝数次南巡，对当地所备戏剧颇为欣赏，随即扩充南府机构，所演剧种主要是昆山腔（昆曲）和弋阳腔（高腔）。在内廷剧事如火如荼的形势下，各地戏班竞相入京献艺。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庆贺弘历80寿辰，以演唱二簧调为主，兼善昆曲、梆子、啰啰等腔的三庆徽班由扬州奉调入京，以精湛技艺享誉京华。嘉庆中叶，京师剧坛形成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争芳斗艳的局面。徽班进京，被视为京剧诞生的前奏，乾隆诸帝和满洲亲贵雅好戏剧，加以推扬，又为京剧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有利条件。四大徽班入京后，不断融合其他一些剧种的艺术，到咸丰年间便初步形成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剧种——皮簧戏，也就是京剧。

和亲王弘昼，雍正帝第五子，雍正十一年封亲王，乾隆间参与议政。乾隆帝对这位兄弟一向很关照，将雍正帝所遗府第旧资全部赐给他，弘昼因此家资富饶。但自幼骄奢成性。最嗜弋腔曲文，将琵琶、荆诸旧曲皆翻为弋调演之，“客皆掩耳厌闻，而王乐此不疲”。[2]这至少说明，弘昼是位不愿循规蹈矩、且经常自唱自娱的戏迷。礼亲王昭梿也是戏剧爱好者，并且因“素狎优伶”，受到言官的纠举。清代戏子（优伶）社会地位低下，唱戏被认为是最下贱的职业。国家把“娼（妓女家）”、“优（唱戏家）、“吏（县衙书吏家）”、“卒（县衙差人家）”列为四种贱民，即使贫寒的农户、工匠名义上也算“清白之家”，社会地位比上述四种人高。三代人中只要有一个人从事了这四种行业，子弟就不能参加国家初级考试，更无资格步入仕途。原因是家世“不清白”。昭梿不仅与伶优交相往还，还很器重其中一些人的品行。他说：“若辈迎欢卖笑，虽其常态，然亦有深知大义者。”“深知大义者”指陶珏卿，名双喜，江都人。昭梿说他相貌俊美，但性格豪爽，才思也很敏捷。写有回忆他的一段文字：

（陶珏卿）侍母最孝，凡所得缠头，任母荡费，惟恐不得其欢。余每放言妄论，伊必阻止曰：“此招祸之媒也。”卒应其言。伊于奉母外，其所蓄赀财，多周济贫窘，曰：“同为世人，何忍见其流离也！”后余以暴戾致愆，乃株连及珏卿。入狱数旬，日夜长号思母，闻者哀之，因以瘐死。亦若辈之翘楚也。[3]

昭梿的这段回忆写得富于感情色彩，使一位深知大义但命运悲惨的伶优形象跃然纸上。他为自己不听陶珏卿的诤言而获罪感到追悔莫及，又为陶珏卿受到自己株连并瘐死狱中内疚不已。两人的友谊显然非同一般。

京剧台词雅驯精炼，唱腔极尽变化之妙，众多角色各有专攻，故在宗室贵族中广有市场。乾、嘉年间，宫内演戏一时称盛。但嘉庆十八年（1813）发生天理教徒攻打皇城事件后，清廷戏剧趋于衰落。道光年间，外患相踵，宫廷戏剧益发不振了。

咸丰帝在位时，时政艰难，太平军兴，英法联军之役起，他束手无策，忧心忡忡，日以听戏排遣。某日，一位老伶人将台词中的“凭”字念作上声，咸丰帝立即纠正说应为去声。老伶人回答说是按旧曲谱之声念的，咸丰帝告之旧曲谱就已经错了。从此事可知他对戏剧的痴迷和用心。

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嗜剧成癖，常召外间名演员入宫献艺，称“内廷供奉”。宫廷观剧之风又呈复萌气象。据说，某次由陈德霖演唱《玉堂春》。当戏中的崇公道把苏三解到都察院时，苏三见到都察院威武森严，杀气腾腾，不寒而栗，有几句唱词是：

苏三：来在都察院，举目往上观，两旁的刀斧手，吓得我胆战心又寒。苏三此去好一比……

崇公道：比做何来？

苏三原来的戏词应该是（接唱）“羊入虎口，有去无还”。但陈德霖临时把“羊入虎口”一句改成“鱼儿落网”，有去无还。原因是他考虑到慈禧是己未年生人，属羊的，怕慈禧忌讳，获犯上之罪才改的。此后这句台词流传下来。[4]

在清代，伶优一句犯忌就可能招致横祸。《啸亭杂录》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雍正皇帝看杂剧，剧中演的是常州刺史的故事。由于演得好，皇帝高兴，赐这位伶人食物。伶人受宠若惊，一时忘了自己身份，竟问皇帝，现在常州刺史是谁。雍正皇帝勃然大怒。说一个戏子怎么能随便问朝廷政事？!一声令下，将伶人活活杖毙。可知陈德霖临时改词，是有充分理由的。伶人本来社会地位低贱，但由于一些名优受到满洲贵族的青睐而身价倍高，使伶优在世人中的印象逐步有所改观，也应是事实。

清室成员自己从观赏戏剧中得到很大艺术享受，但对于旗人的同一嗜好却百般限制。按清廷规定，八旗王公、官员、兵丁人等均不准往茶园戏楼观戏听曲，更不准粉墨登场参加演出。从康熙朝起，历经雍、乾、嘉、道、咸、同、光七朝，有关禁令连篇累牍。清廷担心八旗子弟沉溺于园馆戏曲，滋意挥霍，而懈怠于国语骑射，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便是禁止内城开设戏馆。然而，对于受到八旗制度禁锢的旗人而言，戏剧的艺术魅力尤其难以抵御。特别是王公贵族，观戏听曲竟成一种无法遏止的时尚。

图40 茶园演戏图（顾文荃提供）

普通旗人中的戏迷只能潜赴民人居住的外城，正阳门外一带，戏园久负盛名。宗室王公却往往自养戏班。崇彝说：“早年王公府第，多自养高腔班或昆腔班，有喜寿事，自在府中演戏，他府有喜寿事，亦可借用。”[5]这种风气可以上溯到乾隆年间，当时成书的《红楼梦》写道：龄官、芳官等梨香院中的一班小戏，是专为元妃省亲准备的。第五十四回贾母指着湘云说：“他爷爷有一班小戏。”这种班子，有时应相好人家之邀，出去演出。如同回书中贾母所说：“如今这小戏子又是那有名玩戏的人家的班子，虽是小孩子，却是大班子强。”这“玩戏的人家”纵使比不上荣、宁两府，肯定也是豪门府第，一般富裕人家，也是养不起戏班子的。

宗室王公家逢喜庆，尤其是主要成员过生日，总要庆贺一番，演戏是主要内容，请来戏班子演唱。这种方式，在戏班子中叫“唱堂会”，这种戏叫作“堂会戏”。祝寿唱戏，美其名曰：“寿咏霓裳。”在这种场合，通常不是由主人出资延请戏班，而是由府内高级管事们出来效力。这些人平日欺上瞒下，中饱私囊，无不家资富赡，借此机会合资请戏班，以向主人争宠献媚。如《醇王府资料》中就存有这样一件禀文：“奴才张翼、明顺、长年、景祺、景纹布，跪进奶奶千秋大喜：燕果席二桌，如意一柄，戏二天。”请戏二天，耗资不少，但对于这些人来说却不足挂齿，何况这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下面就是光绪丙午（1906）醇王府的一件《千秋戏单》，戏单为红纸墨书，列着戏班的演员和戏名。

《大赐福》

《打金枝》：纪寿臣、韩雨田、杏林

《回荆州》：杨宝珍、十三红、一条鱼

《断蜜涧》：少福、小梅

《双锁山》：杨金玉、红菊花

《打龙袍》：刘洪升、龚云甫

《辛安驿》：杨金玉、红菊花

《五毒传》一段：俞振亭

《佛门点缘》：田际云、张三黑、十三红、德保、红菊花

《戏妻》：姜妙香、连奎

（新戏）《惠兴女士传》

《迥龙阁》：妙香、怡云、恒乐亭

《摘缨会》：怡云、纪寿臣

《长寿星》：龚云甫、吴连奎

《御碑亭》：王凤卿、妙香

《连环套》：张三黑、连仲、德保、全武行

《定羊山》：王凤卿

《牧虎关》：金秀山

《龙虎斗》：王桂芬、金秀山

《挑华车》：俞菊生（病撤）、连仲、全武行

《连升三级》：寿山、杏林

《得意缘》：小朵、杏林

《绒花计》：小朵、寿山、杏林、连仲

《钓金龟》：汪桂芬

《铁笼山》：俞菊生（病撤）、全武行

《鱼肠剑》：少福、梅处

（团场）：金钱豹、俞振亭、全武行

戏单中所列俞振亭、金秀山、纪寿臣等都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名伶。王府唱戏时鼓乐喧天、热闹非凡的景象不难想见。

诸王府演戏均有一定场所。睿亲王府在“宝善堂”，一开隔扇即成戏台。有的王府则有戏楼，可容观众二三百人，座次安排也很讲究。恭王府中的戏楼宏敞高大，富丽堂皇，至今保存完好。

同、光两朝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慈安、慈禧两太后，还是载淳、载湉两皇帝，都是戏曲爱好者，特别是慈禧太后，曾有“古今第一大戏迷”之誉。“上有所好，下必从焉”，既有皇帝、太后表率于前，就有宗室王公紧步其后。

恭亲王奕嗜酒，喜唱昆腔，即使身边近侍也都耳濡目染，精熟此道。每小饮微醺，便乘兴而唱。有时与侍者对唱取乐。有一次，奕召伶人演一台武戏。他心血来潮，忽命伶人到台下对打。戏台下俱铺锦石，一翻筋斗，难免腰骨受伤。伶人犹豫不决，奕督促甚急，并命取银为赏。一老艺人灵机一动在旁开玩笑说：“你们好好儿的打，打完了，王爷非但赏你们每人一个锞子，并且赏你们每人一帖膏药。”[6]奕闻言，大笑而罢。

端郡王载漪，光绪二十五年（1900）慈禧太后欲废黜光绪帝，册立其子溥儁为大阿哥（即皇储）。端王寻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办理外交。因各国公使反对废黜光绪帝，义和团运动时他乘机主张围攻使馆，坚决处死与他持不同意见的大臣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等人。《辛丑条约》签订时，被指为“祸首”，充军新疆，大阿哥溥儁被废。以后，端王辗转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他对于京剧有特殊爱好，庚子之前，他曾在北京王府向当时最著名的京剧艺人之一的谭鑫培（叫天）学戏，并且请了名琴师梅大锁（梅兰芳的伯父）定期到王府教授胡琴。客居甘州时，当地税务局局长包文蔚、皮毛税务局局长黄吉甫、禁烟局局长胡某，都因为擅长唱戏，成了他的座上宾。胡某任期满后原应调省另任，但禁烟局局长是甘州数一数二的肥缺。胡某想连任一期，再大捞一把，托端王向甘肃督军求情。端王不愿失去这个戏友，慨然应允。[7]

像这种为了满足唱戏的嗜好而假公济私的例子在王公中并不是个别的。光绪、宣统年间，肃亲王善耆历任民政部尚书、镶红旗汉军都统、军咨大臣等要职。他雅好戏剧，府中建有戏台，尤其喜欢僚属们陪着他演戏剧。任镶红旗汉军都统时，属下韩秀峰任副参领，韩一家都嗜好京剧，其兄是有名的武生，善耆久已闻名，遂约韩氏兄弟到府中研究戏剧，并提升韩秀峰为正参领。被提升后的谢礼，是他弟兄们亲自画的京剧脸谱一册，泥捏脸谱人头一匣，善耆赞叹不已。[8]在清末诸王公中，善耆应是精明强干的一位。但仍有一些人利用他的京剧嗜好干求利禄，或以求庇护。当时有宗室崇某，广交游，独不畏法，公然设赌局与工巡局（警察局前身）西北分局对门相望。贝勒毓朗（定亲王之后）接任工巡局监督后，力清积弊，饬捕崇某甚急。崇某乃夤缘肃王府，趁演剧时以走票见肃王，遂得赏识。某日忽跪地不起，王惊问，答以受追捕事。善耆大笑，对他说：“将军（毓朗）捕汝，我亦无能为力，但不致由我府中捕去，若尔行街道中，须自小心也。”[9]

上文提到的“走票”，是清季旗人演戏同乐的一种形式，主要流行于王公贵族家。因为戏园设在外城，内城旗人往返听戏路途较远，且为法令所不容，作为变通之计的“票房”、“票友”便应运而生了。

“票房”即旗人聚集演唱戏曲的场所。关于它的缘起，说法不一：一说道光年间为防止旗人入民间戏园，专门在内城开设演唱太平鼓一类曲艺的娱乐场所，对旗人免费发放入场票券，演出处称票房；又一说，雍正年间用兵西北，为鼓舞士气编写太平鼓词命旗人在军中传唱，并奖以“龙票”，演唱者称票友。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乾、嘉年间，一些闲得无事，喜欢弹唱的旗人相聚一处，编词练唱，借以消遣自娱。按清廷规定，旗人聚居演唱，必须呈报内务府，由内务府颁给执照。执照上印有两条金龙图案，叫作“龙票”。票面上书：“发给某某票房。”票房一称由此而来，凡参与票房活动的就称“票友”。

票房多设在富贵之家。夏仁虎《旧京琐记》卷十称：

北京人好唱二簧，于是有票房之设、票友之称，自亲贵以至富贵家子弟之好游荡者往往入焉。有约谓之走票，清唱谓之坐唱，上妆谓之彩唱。既登台，则内外场之犒资皆由自备，往往因而破家。其技佳者约票，主人代备犒资而暗有馈遗，谓之吃票。至于登台卖艺，谓之下海。

票友走票开销很大，除买行头，请人教，还要请客捧场，昔日俗语叫：“耗财买脸”，“花钱买乐”。除家资富足的王公贵族外，很少有人能承受这种负担。所以北京人又将这种毫无酬赏却挥霍无度的活动叫作“玩票”。

在众多票房中，以肃亲王府票房最有名。善耆工老生，常请内行名伶到府中教戏，并在内廷演唱。票友多为贝勒、贝子等宗室亲贵。善耆嗜戏成癖，相传他曾与名伶杨小朵合演《翠屏山》。善耆扮石秀，杨扮巧云。当“巧云”峻词斥逐“石秀”时，“石秀”抗辩不屈，“巧云”不禁厉声呵道：“你今天就是王爷也得给我滚出去！”四座观剧者闻声相顾失色，杨小朵却谈笑自若，扮演石秀的善耆更乐不可支。

宣统三年（1910），各省谘议局代表为请求提前立宪聚集京师，摄政王载沣等权贵均避之不见。惟善耆在民政部大堂迎见各代表。对话气氛紧张之际，善耆忽然掷冠于桌，大声唱道：“先帝爷白帝城龙归天境”，众代表愕然。善耆却笑着说：诸君莫慌，咱们都是好朋友，你们也不说是代表，我也不说是王爷，横竖咱们乐一晌就得了。原先剑拔弩张的气氛随之释然。又一种解释说，戏词中所谓“先帝”实指光绪帝载湉，意思是说载湉如尚在世，立宪早已实行；可惜他死了，载沣却不愿实现，间接表示了他对立宪赞同的微意。[10]不管怎么说，善耆嗜剧，在宗室贵族中是出了名的。

在宗室贵族中，热衷学京剧、唱京剧的还有庆亲王府的溥锺、溥锐，醇亲王府的载洵、载涛等，不一而足。民国初年，以他们为核心，组成了一班不定期的自演自娱的京剧团，有人美其名曰“贵胄班”。

图41 戏装的载涛

晚清八旗王公，还有人对八角鼓艺术产生浓厚兴趣。八角鼓与子弟书、岔曲、牌子曲都是八旗子弟中几乎同时繁兴起来的民间文艺，彼此涵濡，相得益彰。当时有所谓“全堂八角鼓”，实际是各种曲艺节目的集萃。分鼓、溜、彩三种：“鼓，唱也；溜，相声之类；彩，戏法。”[11]可见“全堂八角鼓”已突破早先八角鼓单表演击鼓弹弦的局限，兼容了多种艺术形式。全堂八角鼓一般由八旗子弟票友演出。票友大多技艺精湛，一专多能，即说、演、弹、唱、变、逗，样样精通，时人叫作“六场通透”。“演者多系贵胄皇族”，习为娱乐，[12]他们不仅欣赏别人演出，有的还亲自公开登台表演。道光十九年（1839），贝勒奕绮赴京城内各茶园登场度曲，九城哄传，各巷口报单高挂，书写今日某园准演绮贝勒八角鼓，且登场时任优伶辱骂，以博众茶客之欢。此事被官差访实，又不便明拿。不久因抄获宗室侍卫瑞珠开设茶馆，斗赌蟋蟀，案内究出贝勒奕绮曾登场度曲。审明革去贝勒，令宗人府堂官率领行杖之人至其府第，重责40板，令其闭门思过，逾年而卒。[13]奕绮以贵族身份公开登台演唱八角鼓，甘心与伶优为伍，足见八角鼓艺术蕴含的特殊魅力，这在当时无异于石破天惊的举动，为统治阶层所不容，除受到重惩外，还获得“素行卑鄙”的恶名。同、光年间，恭亲王之子贝勒载澂，在府第中成立赏心悦目票房，演唱全堂八角鼓，为“京城第一”。他们除自演自娱，还应外约，阵容齐整，而且茶水自备，不取车资。但是外人多不敢约，因为其中不良纨绔子弟甚多，“调戏妇女之事，数见不鲜云”。[14]

清代宗室子弟不准任意离京，被围在一个狭小的生活天地里，除少数人步入仕途外，大多数无事可做，只有耽于玩乐。夏仁虎《旧京琐记》卷一说:

贵家子弟，驰马试箭，调鹰纵犬，不失尚武之风。至于养鱼、斗蟀、走票、纠赌，风斯下矣。别有坊曲游手，提笼架鸟，抛石掷弹，以为常课。

骑射本为满洲长技，从前皇帝时常举行搜猎，随围者皆皇族、贵戚，平日马箭、马枪，皆须熟练。故王公府第中，每以射布靶为戏。每值永定门外娘娘庙（俗称南顶）、东便门内蟠桃宫、西便门外白云观年例开庙之时，王公子弟皆有跑马组合，加入赛跑者谓之下道。王府各有养马之处，平日喂饲刷洗，备极珍护，以备驰骋临风，博得观众喝彩。

清初王公贵族均分有大片牧场，马匹成群。及至晚清，圈养骏马，比赛骑术，仍是贵族中的一种时尚。醇亲王奕一生主要是练兵、带兵，精于骑术。其子载涛贝勒养马、相马、骑马也很有名。据《醇王府资料》载某年《闰五月骡马口分单》，府里共养了69匹骏马（另外还有9头骡子）。这些骏马除皇帝亲赐外，主要得自蒙古王公和满汉亲贵的进献，如口分单中写有：哈拉哈道王紫马、哈拉哈特王兔虎马、多王爷枣骝马、图什业图王大爷兔虎、荣侯爷枣骝花马、李中堂粉青马、善将军菊花青马等。其中，以乌珠木沁王所献为最多，共有12匹。这些骡马每月各有口分银4两5钱，仅闰五月一个月，就支领口分银339两3钱。照此推算，一年里用于养马的费用当有4000两之多，这还不包括十多个养马人等的开支。[15]前面曾提到，清季醇王府数十万亩地租收入在八九千两左右。这就是说，有大约一半的地租收入用在了养马上。至于这笔开支相当多少庄佃一年里辛勤劳动的果实，已经难以得知了。

王府中种花、养鸟、养鸽子、养金鱼，均雇有“把式”，专理其事。许多贵族也精于此道。京城秋季以养菊为“雅戏”。王公中最早以养菊称名的是怡亲王胤祥的次子宁郡王弘晈。据说当时京城内无洋菊。篱边所插黄紫数种，皆薄瓣粗叶，毫无风趣。弘晈得到南中佳种，以蒿接茎，枝叶茂盛，反有胜于本植。分神品、逸品、幽品、雅品诸名目，不少于数百种。每当秋雨过后，五色纷披，弘晈或载酒荒畦，与诸名士酬唱，不减当年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情趣。[16]王公贵族中的高雅之士种菊、咏菊，留下许多诗作。贝子吞珠在《菊》诗中吟道：

万物竞阳春，尔独傲霜露。瑟瑟西风鸣，萧然绝尘污。色分三径深，香殿九秋暮。楚骚此君子，嘉名信非误。[17]（下略）

像历代汉文人一样，宗室贵族的咏菊诗或者自况，或者喻言人生哲理。

王公贵族养鸟、养鸽也颇有讲究，养鸟有看文彩的，养红绿鹦鹉、虎皮鹦哥、芙蓉、倒挂、碧玉、珍珠等鸟；有听善鸣的，养画眉、百灵、字字红、字字黑、小黄鸟之属。这些鸟能模仿各种禽音，各种市声，听之悦耳。热衷于玩鸽子的子弟也不少。鸽子品种很多，上品昂贵。鸽有鸽房，专人管理。进入民国，载涛贝勒的鸽群在全东城仍首屈一指。[18]每年夏秋季节，是玩蛐蛐（蟋蟀）的时节。适时，从宫廷到王公府第均有斗蛐蚰之举。清廷内蛐蛐的角斗是一种赌博游戏，赌金之巨令人瞠目。一局下来，输赢能达万两白银。王公中如睿亲王魁斌等均乐此不疲，至于小斗家颇不乏人，记不胜记。[19]

宗室贵族“大玩家”们好玩，善玩，他们在游嬉中挥霍，也在娱乐中丧志，有的在玩乐中荡尽家产，有的在玩乐中忘尽国事家事。一直玩到辛亥革命炮响武昌，他们的玩兴犹浓，乐趣正酣。

二 贵族的腐朽

清初八旗王公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成长，无不吃苦耐劳，精明强干。清入关以后，王公既为世袭，他们的子孙往往在幼小时即可袭封，为王为公。如敬谨亲王尼堪第二子尼思哈袭封亲王时仅3岁，10岁时便病死；顺承郡王勒尔贝、充保也是3岁袭爵。顺承郡王恒昌（勒克德浑六世孙）4岁时封王。6岁封王的有康亲王崇安、庄亲王博果铎、端重亲王齐克新、显亲王丹臻。7岁袭王的有信郡王鄂扎。9岁袭王的有显亲王富绶、衍禧郡王（后改号平郡主）罗科铎。10岁袭王的有简亲王德塞。

图42 信郡王府（《乾隆北京城图》）

年龄更小的有顺治帝董鄂妃所生子，从出生到夭折，只活了三个月零十七天，追封荣亲王。此外如顺治帝第七子隆禧，康熙十三年（1674）封亲王，年15岁。这位王爷20岁时去世。3个多月后其子富尔祜伦才降生，4个月袭亲王，天不假年，8个月后就去世。从出生到夭亡，不过1年。[20]由于具体情况不同，宗室贵族子孙也有年长后袭封的。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他们自幼养尊处优的事实。

王公贵族无功受禄，高官厚爵，势必滋长昏庸无为的习性。他们中间，有的人不谙世事，混迹官场，不过尸位素餐；有的人惟知贪求禄位，墨守陈规，不以国务民瘼为重。宗室禄康，为诚毅贝勒穆尔哈齐裔，嘉庆初年，辅政数年。据说禄康持躬清介，驭下宽大，臣僚感其小惠，翕然呼为“良相”，实际上才具庸劣。关于国政，无所建白，又不甚识字，于古今政体毫未寓目，“故一时丛脞成风，每多苟且之政”。最可笑的一件事是，某日一贵胄与禄康相遇，言语间追述其祖上功德，他却赧颜回答：“先世身遭刑戮，安敢计功？”听者不禁骇然。按诚毅贝勒穆尔哈齐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弟，开创时，勋劳称最，因病薨于邸，经太祖亲临哭奠，立碑旌功，事具国史。而禄康却作“身遭刑戮”之言，难怪听者骇异。再一细问，才知禄康竟将褚英贝勒之事，错安到穆尔哈齐身上。[21]所谓“数典忘祖”，莫此为甚了。但就是这么一位不学无术的贵族，居然在朝廷中枢为政多年。还有一些王公，生于深宫或府第，对民间闾巷之艰难，全不知晓。定例，坤宁宫祭神胙肉，皆赐侍卫分食，以代朝餐。某领侍卫贵臣，因训其属说：“居家以俭为要，君得朝餐既食胙肉，归家慎勿奢华，晚间惟以糟鱼酱鸭噉粥可也。”某侍卫应声道：“侍卫家贫，不能购此珍物。”贵臣乃语塞。[22]贵臣之训，与晋惠帝“何不食肉糜”之言，如出一辙。

宗室贵族在入关初期还保持着比较淳朴的风气，当时兵连祸结，经济萧条，统治者在生活上一般还不敢恣意豪奢，纵情声色犬马。康熙帝尚比较节俭，宫中费用不及明朝的1/10，曾反复告诫满洲王公和八旗官兵保持俭朴的传统。雍正帝本人也不事奢华，尝命从人将宫中食余之物日日捡贮，数年间积累数十石之多。[23]并以此宣谕臣属，意在表率臣僚。乾隆中叶，清朝疆域辽阔，四海乂安，国力强盛，“康乾盛世”臻于顶点。然而盛极而衰，在一片歌舞升平中，王公贵族侈靡逾度，崇尚浮华的风气迅速抬头。

康熙年间，王公贵族婚嫁多用锦绣金珠，死丧则烧毁珍宝车马，“嫁一女可破中人数十家之产，送一死而可罄生人数十年之用。暴殄天物，莫可计算”。[24]宗室王公世袭高爵厚禄，养尊处优，日以游乐为嬉，平居积习，则以奢侈相尚。居家器用，衣服饮馔，无不备极纷华，争夸靡丽。这些现象，到乾隆年间更加发展。乾隆帝炫耀盛世，生活侈靡，对女乐、珍宝、宴筵、巡游，无所不好。六次南巡，到处游山玩水；所至之处，官绅竞献珍奇土产。每次南巡，扬州的大盐商们纷纷报效，争炫奇巧。扬州平山堂本来没有梅花，弘历第一次南巡时，盐商捐资植梅一万株，以供皇帝观赏。第五次南巡时，盐商不惜重金施放烟火。弘历某日至扬州大虹园，对左右说：此处颇似北海的琼岛春阴，可惜无塔。大盐商江春闻知，以万金贿赂近侍，得到塔形图纸，连夜鸠工建造。弘历每次南巡，都有后妃、王公、官员和大批扈从兵丁随行。从北京至杭州，往返路程近6000里，途中修建行宫30处。皇帝和后妃乘坐的御舟用纤夫3600名，轮流拉纤。搬运器物，动用马6000匹，骡马车400辆，骆驼800只，征调夫役近万人。

每逢皇室庆典，更是挥霍无度。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60寿辰，二十六年（1761）皇太后70寿辰，在京的文武百官和各处封疆大吏、富商巨贾，极力搜求贡品，置办奇异珍玩。庆祝活动靡丽铺张，自紫禁城的西华门至清漪园（今颐和园）沿途张灯结彩，搭盖彩楼。每数十步设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美童妙伎，歌扇舞衫，游者如入蓬莱仙境。弘历自己的70岁、80岁生日，奢侈阔绰的场面，更是史无前例。

弘历还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园圃。雍正时修建的北京圆明园，有28景，弘历扩建为40景，许多景观是仿照江南园林修建。乾隆十四年（1749），又修建清漪园（颐和园前身），工程历时15年，耗银近450万两。避暑山庄始建于康熙年间，初只有36景，弘历扩充为72景。承德外八庙寺庙群，大部分建于乾隆年间，仅须弥福寿庙和普陀宗乘庙的鎏金铜瓦就用黄金3万两。[25]

图43 乾隆崇庆太后《万寿点景图》（局部）

图44 乾隆崇庆太后《万寿点景图》（局部）

弘历女儿固伦和孝公主下嫁和珅儿子丰绅殷德时，妆奁所费数百万两，待皇女于归，又赐帑银30万两。皇帝如此奢华，带动王公贵族竞起效尤。

宗室王公纷纷在京师营建华丽的宅第和江南式的园林。崇彝称：京师园林，以各府为胜，如太平湖之旧醇王府、三转桥之恭王府、甘水桥北岸之新醇王府，尤以二龙坑之郑王府为最有名。其园甚钜丽，花木亭台，各极其妙。履亲王府花园也以秀美著称。[26]以廉明著称的宗室长麟，出任江苏巡抚时，置私宅数千厦，毗连街巷，说是为了“使此巷人知有长制府之名”。[27]宗室王公大臣纷纷营建园圃宅第，说明满洲贵族崇尚奢华已成风气。

王公贵族，耽于享乐，沉溺浮华，大量花费来自下属的苞苴贿赂。豪格四世孙蕴著，由辅国将军授内阁侍读学士，迁漕运总督。受商人馈遗，谬称上旨籍盐政吉庆家，坐罪当绞，乾隆帝却赦其罪，复授副都统。历任凉州、绥远将军，工部尚书，袭封肃亲王爵。死后还得到“勤”的谥号。[28]定亲王次子绵恩，相貌颀秀，善骑射，举止端庄，待人以礼。幼时聪颖顽皮，颇得乾隆帝宠爱，几乎被定为嗣君。弱冠即任火器营总统，是八旗要职。但“外美而内昏”，为了点缀府第园庭，纵护卫赵吉玉交通下吏，苞苴动辄巨万，火器营兵丁恨之切齿。[29]有的贵族，家资富赡，贪欲从无厌足。雍正帝胤禛第六子弘曕，过继给果亲王胤礼，嗣其王爵。其家“俸饷之积，至充栋宇”，弘曕仍想方设法巧取豪夺。曾以开煤窑夺民产。从乾隆帝南巡，嘱两淮盐政高恒鬻人参牟利，又令织造关差呈绣缎、玩器，予贱值。[30]

觉罗大员也不乏饕餮之徒，臭名昭著者如福建总督伍拉纳，惟以贪酷用事，至倒悬县令索贿。故贪吏充斥，盗贼纵横。[31]婪索诸属吏，州县仓库多亏缺。籍其家时，得银40万两有奇，如意至100余柄。[32]

皇室宗藩，岁有俸饷，拥有特权，构成横行不法的基础。早在康熙年间，玄烨曾一再教导儿子们要“清心寡欲”，“平日不自放纵”，[33]但诸皇子在特权的庇佑下，却依旧为非作歹。雍正元年（1723）二月，出使清廷的朝鲜使臣在给本国国王的启奏中说：康熙皇帝子女众多，不能遍令富饶，诸子女受贿鬻官，若漕总盐务等职，随其丰薄而定赇多少。且于京外富民之家，勒取财产，多至数十万，少或累万金。而田园人畜，亦皆占夺，人或不与，则侵虐万端，必夺乃已。启奏还提到，新皇帝（胤禛）在潜邸时也曾“黩货致富”，即位后敕谕诸昆弟，内有“朕在邸时，虽不免夺人利己，而未尝伤害人命。他余昆弟则杀人伤人，朕甚悯之”之语。[34]在他的自我表白中，显然认为自己还是最守规矩的，所以并不以“夺人利己”的行径自谴自责。不过，与后来一些皇室嫡裔相比，玄烨诸子的违法乱纪的确是小巫见大巫。见于史书记载，郑亲王济尔哈朗四世孙简亲王雅尔江阿，人甚卑鄙，耽饮废事，被夺爵后，其弟神保住袭爵。乾隆十三年，以“恣意妄为，致两目成眚。又虐待兄女”，诏责革爵。[35]克勤郡王岳讬四世孙纳尔图，康熙二十二年袭封平郡王。4年后以殴毙无罪人罗米及折杨之桂、菩萨保手足，削爵。[36]豫亲王多铎六世孙裕兴，好色成性，不顾亲丧未满，国服未除，竟强奸婢女，致女自杀。[37]

礼亲王昭梿，是宗室中文思敏捷的大才子，但性情暴戾，且妄自尊大。一品大员、尚书景安，与昭梿并不同旗，非其属下，昭梿却面斥景安为伊府奴才。更有甚者，在府内私设公堂，滥用非刑。礼王府庄头程幅海、程建义父子历年并未欠租，兼有长交租钱（即预交租）二千九百一千文，昭梿逼令增租未果，下令革退其庄头，复令加找二年租银。清制，“国家永不加赋”，王公庄田亦不得随意加租。昭梿分外苛求，程幅海据理不从。昭梿派护卫至其家抢割庄稼，拆毁房屋；又将程幅海父子叔侄六人圈禁。昭梿自掷磁瓶于地，用磁片划伤程建义父子脊背百余道，至于流血昏晕。事发，颙琰谕旨中说他“平日以田租细故，在顺天府、步军统领、刑部等衙门，涉讼累累”。[38]可知他恃强凌弱捏词追比的行迹非止一件两件。

昭梿因滥用非刑等罪失爵，实系咎由自取。但他之所以受到了惩罚，很可能与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有关。[39]在许多场合，恣行贪虐的亲贵始终逍遥法外。正是从昭梿的笔记中，我们看到了一些更加触目惊心的记载：

雍正中，某宗室家有西洋椅，于街衢间睹有少艾，即掳归，坐其椅上，任意宣淫，其人不能动转也。又有某公爵淫其家婢，不从，以鸡卵塞其阴户致死。乾隆中，某驸马家巨富，尝淫其婢不从，命裸置雪中僵死。其家挞死女婢无算，皆自墙穴弃尸出，其父母莫敢诘也。[40]

清室宗藩优游逸养百有余年，往往玩物丧志，不思进取。嘉、道年间，因细小事件被削除爵位的就有多人。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林清袭击皇宫事变中，豫亲王裕丰所属有从乱者，坐夺爵。其兄弟辅国公裕瑞，时任正黄旗汉军副都统，也因事变时“漫无觉察”，被嘉庆帝发往盛京，永不叙用。次年，裕瑞又以欲买有夫之妇为妾的劣迹，被严密圈禁，派弁兵看守，不拘年限。[41]裕兴、裕瑞兄弟皆能诗文，与汉文士交结广泛，同以微罪废。

道光十年（1830），辅国公奕颢为盛京将军，因在任不能力崇节俭，诸事奢靡，且时常署内演戏，“不能表率陪都”，革爵，仍令其子载宽承袭。十八年九月，载宽夫妻二人无故自缢，仍命奕颢袭公爵，4个月后即因嘱托公事被参除爵，发盛京充当苦差。

贝勒永珠，素性鄙吝，好趋小利，“凡可以生财之道，舍身而行”，其蓄积也最厚。道光十六年（1836）腌咸菜之时，因菜缸在其侧室处，命太监王得禄、使妾灵儿、从役肥儿等前往抬取。侧室因故未予，太监即出言辱詈。侧室怒甚，至贝勒处理论。永珠令王得禄等将侧室攒殴致伤，抬回原处，侧室喊骂，灵儿即将铁链拴缚，使不能动转，逾夜而亡，永珠因此革爵。

朝阳门外灵官庙尼僧广真，幼年失身，老不安分，蓄养雏姬，兼教歌唱，京城勋戚大吏无不往来，她收取夜合之资，另为聚敛之术。道光十八年设席庆寿，朝官数十人在庙饮酒挟妓，被御史访拿交审。广真倚仗财势，临审时毫不恐惧，扬言道：“不止数人，即王爷公爷亦常赴我庙顽耍”，且扬扬得意貌。最后究出庄亲王奕、镇国公溥喜、不入八分镇国公绵顺常入庙饮酒，吸食鸦片烟，于是王公爵俱被革除。[42]此事在京城旗民中引起轰动，有人作子弟书《灵官庙》、《绪（续）灵官庙》，以讽其事说：

这其间贵贱无分薰莸莫辨，鱼龙相混玉石相杂。也有那派衍天潢金枝玉叶，系连枫陛五侯家。抑尊就卑靦不为异，自将玉树近蒹葭，忘却了奕世藩封剪桐旧谱，甘心沦落徇狭邪。[43]

当时，一些王公贵族，恣意寻欢逐乐，自甘堕落，种种劣迹，难以悉数。

道光十九年，镇国公有麟、辅国公景纶驻东陵办事，因8年前西饽饽房失火一案，犯人未获，伊等苛意搜求，诬指民人孙三并严刑逼供。及冤案平反，孙三已体无完肤。有麟、景纶因此被革去公爵。有麟革爵未逾年，又以嘱托武闱公事被参奏，责30板，发往盛京。

庆郡王奕在伊母服中纳妾生子，被其叔辅国公绵悌、不入八分辅国公绵性会衔参奏，交宗人府议处。奕赂书办以3000钱，得以了结，议罚郡王半俸3年。但不久行贿事泄，并究出绵性亦有贿钱5000钱。原来绵性在参奏时已“希谋其爵”，贿买书办议革其王。当时官场贪风日炽，堂堂王公贵族竟需向办案的书吏行贿。而绵性假公济私，行为尤为贪卑。结果，此案牵连的三王公均被革爵。[44]

这些天潢贵胄，在渐趋腐化的过程中完全遗忘了先辈创业的艰难。他们终日寻欢作乐，聚敛财富，任意挥霍，过惯锦衣玉食的富贵生活，也就难以胜任守成的重担。为官者，惟知贪恋禄位，或“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45]文恬武嬉，全不以国务民瘼为重。这种状况，到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但没有改观，反而继续发展。

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满洲统治者的昏愦无能，加速了战争失败的进程。在战争中，宗室贵族的庸懦腐朽也被暴露无遗。

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道光帝任命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以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统率川、鄂、湘、滇、黔、赣等省大军赴广东迎击入犯英军。奕山是恂郡王胤禵四世孙，系道光帝族侄，侍卫出身。[46]道光七年（1827），因参加平定张格尔叛乱升为头等侍卫。以后十年间官运亨通，由伊犁将军升至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其实并不知兵。出兵前，奕山曾口出大言，务“使逆夷片帆不返”。但是，随着英军强占香港、攻破虎门、兵临广州城下，奕山转而畏敌怯战。三月行抵广州，听从杨芳“不可浪战”之策，“诸事不问，先买洋货”。[47]林则徐向他建议，选遣洋商“设法羁縻”英军，俾英舰暂退，堵塞河道，积沙囊于岸以御炮，然后以守为攻。奕山不能用其计，又惑于左右之言，欲侥幸一试，夜进兵，乘风毁7艘，捷报频传。清晨方知误焚民舟。英军乘机进攻，尽占城外炮台，大炮攻城。奕山惊慌失措，急于城上改换白旗，并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于四月初七日与英方代表义律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英方勒索“赎城费”600万元，限期奕山等率兵退出广州城60里外和不得重新武装各要塞等苛刻条件，奕山无不应承，并讳败为胜，奏称：“义律穷蹙乞抚，照旧通商。”[48]奕山指挥作战无能，在粤期间却广收贿赂，包括许多翠玉，于是有“翡翠将军”之号。《南京条约》签订后，奕山被褫职治罪，论罪当死，圈禁宗人府空室。第二年即获释起用。咸丰元年（1851），奕山于伊犁将军任上，与沙俄签订了中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同意沙俄在伊、塔两处片面设置领事，享有领事裁判权和贸易免税权，还划给俄方“自行盖造”住房货栈的地方一块。咸丰八年（1858），他在黑龙江将军任上，又擅自与沙俄签订《瑷珲条约》，让沙俄割占我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领土划为中俄“共管之地”；允许沙俄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享有航行权。不久，乌苏里江东大片土地即为沙俄侵占。奕山屡次充当卖国将军的角色，在近代史上绝无仅有。同治三年（1864），清廷还封他一等镇国将军，死后得到“庄简”的谥号。

与奕山同为鸦片战争失败将军的另一宗室是奕经，著名书法家成亲王永瑆孙，贝勒绵懿子，承继循郡王允璋以后，隶镶红旗，与奕山一样，也是侍卫出身，不数年擢至显位，为道光帝倚重。

道光二十一年（1841），“靖逆将军”奕山在粤战败，北犯浙江之英军连陷定海、镇江及宁波府城。九月，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以侍郎文蔚等副之，驰浙征剿，奕经分属懿亲，奉命专征，“颇欲有为而不更事，尤昧兵略”。[49]可笑的是，他偏要标新立异，不是整饬军备，而是于营门设木匦，纳名即延见，且许密陈得失。于是献策者400余人，投效者140余人，而军中所辟僚佐多是阒冗京员，投效者也无“奇才异能”。奕经不过富贵膏粱，不通军事，怯懦畏敌，与奕山不分伯仲。英军肆掠浙江，奕经却逗留苏州城寻欢作乐。随他南下的一帮纨绔子弟借其名以招摇，他亦置之不问，丑闻远播，当地官吏因供应繁重，怨声四起。十二月，奕经始抵杭州。翌年正月，奕经轻信假情报，派兵三路收取宁波、镇海、定海三城，结果一败涂地。奕经逃归杭州，从此不敢言战。

奕经带兵出征期间，终日沉溺酒色，妓女不离营，得获“琵琶将军”之讥，又称“六子将军”，讽刺他收金子、要银子、养兔子、嫖婊子、请翎子、怕鬼子。又有套《千家诗》二首。

其一曰：

清明时节炮纷纷，文蔚奕经吓断魂；借问逃军何处去，渔人遥指麦香村。

其二曰：

月落乌啼炮满天，将军参赞对愁眠；姑苏城外王家港，夜半姑娘上战船。[50]

两篇小诗的讽刺可谓辛辣之至，将其败军之将的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南京条约》签订后，诏布奕经等劳师糜饷、误国误民罪状，逮京论死。与奕山一样，圈禁一年后又重新启用。但他的名声在民间早已狼藉，朱克敬《瞑庵杂识》卷二有绘背坐小像一幅，题其上云：“咄尔何人？将军奕经。奈何背坐？羞面见人。”[51]

鸦片战争中，损威丧权、媚敌乞和，在历史上同受恶名的还有宗室大臣耆英和伊里布。伊里布是镶黄旗宗室，系巴雅喇（努尔哈赤弟）之子巩阿岱后裔。巩阿岱因是多尔衮的亲信而被处死，子孙被削去宗籍。以后虽复归宗室，但只准系红带子，以区别于系黄带子的本支宗室。耆英是正蓝旗宗室。出身世宦家庭，其父禄康，嘉庆间大学士。

道光二十年（1840），伊里布调任两江总督。此前，他长期在云南做官，因剿平当地少数民族起义，获道光帝青睐，很快擢至云贵总督。显而易见，在道光帝眼里，他亦如奕山、奕经，也是宗室中可以倚重的干练之才。所以，当二十一年秋北犯英军攻陷浙江定海城后，便诏令他为钦差大臣，赴浙江查办定海失陷原因，并加强沿海防务。伊里布至浙，知英军兵锋甚锐，难与为敌，遣家丁张喜偕员弁赴定海“犒劳”英军，私下达成休战协定。翌年正月，广东方面兵端再起，道光帝决心抵抗，诏促伊里布规复定海，又令奕山和杨芳督师广州。伊里布回奏兵炮未集，请缓攻。受皇帝严辞斥责。不久，有大臣论劾伊里布遣家丁赴敌船事，谕令解伊里布职，带张喜到京，下刑部讯鞫，褫职，遣戍军台。[52]同年，英军连陷定海、镇海、宁波，两江总督裕谦殉国。二十二年春，“扬威将军”奕经援浙，连连受挫。浙江巡抚刘韵珂荐伊里布，谓其善与英军议和，请发军前效力赎罪。八月，伊里布与广州将军耆英代表清政府到南京与英军“讲和”，签订了《南京条约》，其中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2100万元，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通商等丧权辱国条件。

鸦片战争第一次打开了中国长期封闭的大门，此后，西方列强和沙俄强迫腐朽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鸦片战争中中方的失败，归根结底是由交战双方社会经济关系、生产力水平、政治制度、军事实力等方面的原因所决定，而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但是，以宗室贵族为其代表的清朝统治者腐朽无能，既不能组织起有效抵抗，又不能理智地处理与外国的关系，加速了战争的失败，并在国际关系中导致了更为屈辱的地位，留下无穷后患，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南京条约》签订后，诏授伊里布广州将军，加钦差大臣衔，但他行抵广州不久即病卒，从而免除后来朝廷的严惩。这股怒火后来发泄到耆英头上。耆英因签订《南京条约》有功，一度授钦差大臣，赴广东与英方议通商章程，成为清廷办理“夷务”的专家，咸丰元年（1851）奕即位，耆英应诏陈言，略谓：人有刚柔，才有长短。用违其才，君子亦恐误事；用得其当，小人亦能济事。又说：实心任事者，虽小人当保全；不肯任怨者，虽君子当委置。咸丰帝认为“持论过偏”，传旨申饬。[53]这实际意味着耆英的失宠。同年十月，咸丰帝又斥他在广东“抑民奉夷，谩许入城，几致不测之变”。以后被罢官。

咸丰六年（1856），英国旨在扩大在华权益，故意制造事端，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人纠结法、美、俄诸国兵船犯天津，争改条约。清廷命耆英赴天津，协助满洲亲贵桂良等人议和。此前，耆英在广东时，五口通商事宜多由他裁决，一意迁就英人。咸丰七年冬，英军陷广州，得到耆英章奏，发现其中多有“掩饰不实”的内容，大为不满。所以，当耆英至天津，准备参加谈判时，被英人严辞拒绝。耆英惶恐而去，未获旨回至北京，于是欺谩的事迹愈加昭彰。咸丰帝严诏逮治，借口“定约偾事”，赐自尽。

耆英历仕道、咸两朝，罢官家居后，曾大书一联悬于客厅，上联“先皇（道光帝）奖励有为有守”，下联“今上（咸丰帝）申斥无才无能”，故意让来客观看。此联轩轾两朝，显露不满，结果被人呈报。据说是自取杀身之祸的原因。耆英之死，不过充当了清廷推卸责任的“替罪羊”。类似这样的昏昧庸臣，在以后的六七十年里多不胜数。

在清季宗室亲贵中，庆亲王奕劻是贪黩纳贿的代表。他历仕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长期秉权枢要，获世袭罔替亲王的殊荣。直到宣统三年（1911）四月，废除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又任内阁总理大臣，主管军国政务，权力很大。奕劻滥用权势，广收苞苴，集聚起万贯家财。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御史蒋式瑆参奏奕劻及其子贝子载振说：户部设立银行，招商入股。臣风闻上年十一月庆亲王奕劻将私产一百二十万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收存。奕劻自简任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若市。是以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尚能储蓄巨款，请命将此款提交官立银行入股。[54]奕劻父子虽卖官鬻爵，贪贿性成，恶名昭彰，却未被言官参倒，足见其权势之大。

图45 庆亲王肖像（首都博物馆藏）

光绪三十二年，改商部为农工商部，仍以载振为尚书。第二年，命奕劻兼管陆军部事。东三省改设督抚，以直隶后补道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参奏：段芝贵善于迎合，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经天津，芝贵以一万二千金鬻歌妓以献，又以十万金为奕劻寿。赵启霖不但未能参倒载振，自己反而因“妄言”落职。全国舆论大哗。载振迫于压力，具疏辞职。据说疏词由名士唐文治代笔，中有“所虑因循恋栈，贻衰亲后顾之忧；岂惟庸懦无能，负两圣知人之哲。不可为子，不可为人。再四思维，惟有仰恳天恩，开去一切差缺。愿从此闭门思过，得长享光天化日之优荣；倘他时晚盖前愆，或尚有坠露轻尘之报称”云云。[55]仍旧以一副“孝子忠臣”的面目混淆视听。

图46 商部尚书载振旧照

清末北京出版的一种石印画报，载有一幅讽刺奕劻的漫画。画中一个头戴双眼花翎朝帽、身穿袍褂的老头，手握一柄大耙，正在拼命搂取地上的银元宝。[56]这幅画生动地刻画出以奕劻为代表的满洲亲贵大僚，贪婪成性，搜刮民脂民膏的丑态。

宗室贵族的腐朽，是清王朝百务废弛、病入膏肓的明显征兆。一个庞大的王朝，单凭外力的冲击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崩溃的，更致命的还是内力的消耗。一旦它的统治者暮气弥笃，不思进取，进而蜕变为庸碌无能的社会赘疣，倾覆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三 诸制废弛

清季以来，国势陵夷，政治隳坏，与皇族有关的制度无不废弛。其中表现突出的，一为教育制度，一为赡养制度，一为土地制度。

（一）教育制度

咸丰帝在位11年，去世时其子年甫6岁。同治帝载淳6岁登极，19岁即魂归西天，身后无嗣。光绪帝载湉以4岁入嗣大统，在位34年，亦无子嗣。末代皇帝溥仪（宣统帝）3岁入宫即位，临御三载而逊位。这种情况，为咸丰朝以前所无。因此，从奕以降，宫廷上书房就学者均为皇亲国戚，而无当朝皇帝子孙。与此同时，上书房制度也趋松弛。尽管一些近支王公子弟仍早早进入书房，但读书时间短，天亮前便放学回家。光绪年间进士并任京官19年的何刚德曾记其闻见云：“从前近支王公子弟，令在上书房读书。余带引见。进内时，天皆未明，即见小王公纷纷下学。”接着，何氏议论说：“儒者有三更灯火五更鸡之语”，“今则甫经上课，至五更鸡唱，则已回家安歇矣。是王子不能与人同也。”[57]这时的上书房教育，几乎已是虚应故事。

专为宗室、觉罗子弟开设的宗学、觉罗学也只是惨淡经营。据乾隆年间定制，左右翼宗学共有130人。同治九年（1870），大理寺官员王榕吉奉命稽察左翼宗学，发现就读学生“始而有二十六七人”，“自后十三四人”，“又自后一二人”，已不成其为学校了。究其原因，宗室子弟废学多为贫困所累：“缘宗学肄业生定例每月给米三斗，纸笔墨按时给领，夏季给冰，冬季给炭，自经费不敷，月米裁减，又改为折色，向之领米三斗者，今领米不及二分，其他更无论焉，每月所领仅敷两日之食，欲责令常常入学读书作文，势必有所不能。”宗室之家旧有延师课读之习，但随着生计的普遍恶化，能延师者十之一，不能延师者十之九。[58]大批宗室子弟失学在家，是以往所没有的现象。觉罗学除了遇到资金短绌的同样难题外，管理之松弛比宗学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份匿名呈文检举称：副管并不入学，每月十一日到学一次，领放工费，并不再来；教习以应住学并不住学，每月二十三四日到学一次，将考勤簿全行画完，教习并不认得学生名字；大学生清汉书不会念，争来吃饭；学生清早到学并不念书，吵闹吃饭，饭后出学满街游逛或出城逛青，至晚回学吃饭。

尤为可笑的是，觉罗学副管不关心教学，却忘不了一切损公肥私的机会：祭祀之日，按例应买活猪公祭。副管却不等祭丁办理，亲自外出订下无毛死猪1口。届时并不举行公祭，副管带学生将死猪劈碎，各分1份自拿回家。[59]

满洲统治者深知“培植宗亲，体制最重”，光绪年间屡屡将整顿宗学、觉罗学提上议事日程，但都是流于形式。学内“仍然学生常不到学，教习并不入馆”，国家拨给的办公银被总管克扣，中饱私囊。[60]

（二）养赡制度

清代皇族是一个寄生性贵族集团，根本不从事士农工商各业，亦不当兵披甲，完全依靠领取俸银禄米和各种恩赏银米过活。宗室、觉罗为了多领银米，千方百计多娶妻妾，多生子女。尤其上层贵族，妻妾成群，与这种坐享俸银禄米制度有着重要关系。宗室觉罗人口不断繁衍，给清朝经济造成极大负担。据鞠德源统计，顺治十七年（1660），宗室、觉罗人口约有不到2000人，清朝灭亡时已近5万人。如果将他们的妻妾计算在内，总人数约有7万余人。[61]如此众多的人口都需要清朝的“恩养”，日益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清末戊戌变法前后，一些官僚公开主张限制宗禄，并指责清廷不公开俸数的弊病。冯桂芬说：“国家经费有常，惟宗禄无定额，《会典》诸书，奉恩将军以上俸数皆不录，闻近来岁支三百余万，十倍于国初。此宜予以限制者也。”[62]他的意见，得到其他一些人士的附和。

清朝自咸丰朝以后，内忧外祸频仍，朝廷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如何稳定摇摇欲坠的统治上；外国列强的掠夺性赔款，使得清廷的财政日益拮据；加上宗室、觉罗人口成倍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想像乾隆盛世时那样对于天潢子孙给以经济上的种种恩惠，显然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咸丰三年（1853），命宗室、觉罗中现任食俸人员本身红白事，暨闲散宗室、觉罗红事恤赏银，均暂停止，闲散宗室、觉罗白事恤银，暂停一半。翌年又令王公大臣本年秋季俸银减半支放，待军务告竣，财政稍有转机，再全额补足。[63]同治六年（1867），朝廷恢复恤赏银的支放，但新章规定，红事赏银20两，白事30两。比起先前的100两和120两，已大为削减。连额定的3两养赡银，七折八扣，每月不及2两，自养多不能足，[64]何况还有嗷嗷待哺的妻儿。清季某京城小官自述其情况云：“余家平常不举火，上下四人，晨兴以一钱市开水，盥饮俱备。早晚两餐，四人食馒首四斤。加以葱酱小菜，日不过京钱一千有零。每银一两，可易京钱十五六千。”[65]也就是说，仅用于一个4口之家最简朴的饮食，每个月约需2两银子。难怪时人要说，那点养赡银连“自养多不能足”了。

对于贵族来说，虽没有衣食之虞，也多多少少受到减俸、物价上扬等因素的影响。宗室封爵俸银、俸米数量，本来是按清初时的物价而定，在当时固然绰绰有余。到中叶以后，便逐步落后于上扬的物价，而且是两者距离愈来愈远。庚子以后，大量白银用于赔款，俸银、俸米皆大幅度缩减，许多宗室生活，陷于困窘的地步。

晚清时代，王公中仍有豪奢成习之人。除了拥有大地产外，其很大一笔开销自然是从苞苴贿赂而来。

（三）土地制度

以官庄、王庄为代表的大土地所有制，为皇室贵族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其特权地位得以世代相承袭的物质基础。然而，宗室贵族要从壮丁、佃户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势必激化与后者的矛盾。清中叶以降，统治集团日益衰朽，壮丁、佃户的反抗斗争不断兴起。汉人地主、王府管事、庄头侵蚀庄地的活动也在加剧。这些线索的并行不悖与交织，说明皇族大地产遇到越来越棘手的难题。

早在康熙年间，畿辅地方的汉人地主就开始兼并旗地。由于有旗民不准交产的禁令，所以这种买卖多半是在“典”的形式下进行的。“典”是一种只让渡使用权，但保留所有权及回赎权的财产交易形式。因为民人典买旗地时所定回赎期限很长，显然等于变相的买卖行为。正如当时人指出的：“名曰老典，其实与卖无二。”[66]乾隆初年，畿辅一带被民人典买的旗地已不下数百万亩，典地民人不下数十万户。普通旗人手中的土地相当一部分已落入民人之手。在关外，旗地典卖事件也层出不穷。乾隆十二年（1747）四月，盛京将军达尔党阿提到，奉天旗人将旗地“以五六十年乃至一百年为期，写立文契，典与民人耕种”。[67]乾隆中期，奉天民典旗地已查出的就有7200余顷。[68]这些都反映了旗民间土地交易达到了一个相当发达的地步。皇室与王公贵族虽就庄地管理建立了一套制度，但他们高高在上、养尊处优，无法直接过问庄地事务，土地被典卖的现象无法遏制。

盗典内务府官庄地亩的情况在乾隆初已引起统治者的关注。乾隆七年（1742），都察院、理藩院在给内务府的咨文中要求：务将康熙二十二年庄头投充地亩红档、及二十二年以后安放庄头时所造地亩数目四至红档，一并作速送院，以便持往办理；现今庄头典卖地亩，应行查撤数目、典卖典买庄头民人姓名，并何年何月典卖地若干顷亩，坐落州县村庄，段落四至，一并达院。[69]不久查出直隶各州县被庄头私行典卖的当差官地达662顷之多。[70]关外地区官庄土地被盗典的现象同样愈来愈严重。乾隆五十一年（1786），辽阳新放官庄庄头何明等呈称：

情因身等名下壮丁何广训、王明、潘智等二十四人，将各领差地私行典压〔押〕与旗民人等耕种，身等屡次催索，抗租不纳，旗民佃户，串通一党，伊等坚称此地均系典种，俱有文约，钱到方准归赎，以致身等官差无措。[71]

盗典官庄者既有壮丁又有庄头。宗室庄地被盗典的现象至少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镶红旗宗室熙明于乾隆二十九年呈控说：祖上有老圈地共七顷四十亩，坐落保定府新城县大且村等处地方，交与庄奴王廷九等四人承种当差，业已有年。后王廷九等四人俱已病故，均无子嗣，故遣庄头高应祥前往按数收地，不料只查收得地共五顷十六亩，有一顷九十四亩竟无着落。经反复查找，发现所短地亩俱系已故王廷九等四人生前串通偷典与民人等隐匿承种以致失迷。三张典契则证明：偷典时间为康熙三十七年、康熙五十六年、康熙五十九年。[72]

宗室贵族身居北京，大片庄地却在关外，地处遥远，即便有心过问也显得鞭长莫及。四品宗室纯诚有祖遗地500余垧坐落牛庄正黄旗、镶黄旗界，系家人张文高等11人领名耕种。自称“此地系身伯曾祖平郡王分给曾祖固山贝子衔福秀之地”。道光十九年，纯诚由京告假，前往故茔祭扫，才发现祖遗庄地已被家人张廷选等人盗典在外。[73]

王公贵族富有庄园，佃之于民，设庄头管之，又由其府中管家、家人统之。年深代远，子孙不知田之所在，册籍亦难勾稽。层层侵蚀，岁岁消磨，庄头与管家富，而主人土地却不断流失。和硕成亲王永瑆之孙载芹，系右翼近支头族学长，自成亲王分府时，得到原由大内分拨四等庄头一份共地18顷作为奉祠养赡，坐落宝坻县桥上村庄等，历年收租银174两，系由本府总理庄园处事务的护卫保恒经手，从未拖欠。但自保恒故去，此租即无着落。后来，载芹派人役前往宝坻县查询，从当地居民得知，此项地亩早经王府管家保恒典与京内钱粮胡同前任驻藏大臣文海为业了，而且历年是文宅来人收租云云。保恒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盗卖此地的，三十二年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载芹才侥幸发现内中情弊。

与普通庄佃盗地案不同的是，保恒身为庄园处总管，平日代主人处理一切庄田事宜，因此他的盗卖活动完全可以借着主人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进行。类似案例固然不少，所立契文却难得一见，兹将保恒写立卖地契书抄录如次：

立永远杜绝卖地文约正红旗成王府贝子爷押同管事人保恒 人保泰等，将祖遗旗地一项坐落宝坻县桥儿上、西胡各庄、韩家洼、王家泊等村计地十九顷三十三亩二分二厘，房园马圈相随，内除拨出地一顷七十亩另契分卖与陈祭田名下，余全圈前经分拨近族宗室奕，现经退照，本府出卖，凭中人说合，出卖与镶红旗满洲吉恒佐领下文海名下永远为业，言明卖价银二千七百两整。其银笔下交清并不分厘短少。由本府出具图记印册，由置主自行赴翼遵例投税。自卖之后，如有亲族人等争竞以及重复典卖等情，有卖主与本府管事人等并说合人一面承管。卖家情愿并无返悔。恐口无凭，立此杜绝卖地文约永远存照。

外有红印地册一本

外有地佃老账一本

相随

立杜绝卖地文约管事人

保恒（押）

保泰（押）

中人 赵寅光（押）

同治十三年 月

赵雄（押）

中保人 陈国本（押）

清代土地买卖，有典卖、活卖、随卖、绝卖等不同名目，实际上反映了地权转移的性质与程度。保恒所立“永远杜绝卖地文约”即绝卖契，是地权转移最彻底的一种，卖主在得到地价的同时，转让与对象地有关的一切权利，其中包括回赎权。

契书中所说“贝子爷”应指成亲王永瑆的第四代孙毓，咸、同之际袭贝子。保恒、保泰就是假借他的名义出卖土地的，并且利用职务之便，将有关对象地的图册两本盗出，于立契交价时交给买主，作为土地交易合法化的一种凭证。

上引契书只是草契（白契），按清制，土地买卖意味地产易主，故必须向官府纳税。由官府钤印的契书叫“印契”（红契）。官府藉此获得财政的一宗收入，纳税人则得到土地所有权的法律保证。旗人买卖不动产，照例应在八旗左、右翼户关纳税。契书中“由置主自行赴翼遵例投税”就是指的这一手续。

纳税时除附上草契外，照例应在官刻契纸上重新书写契文，但行文比较简约。保恒所立契书这样写着：

正红旗包衣人长春佐领下成王府管事人 保恒等奉谕，将祖遗地十七顷六十三亩二分二厘，坐落宝坻县桥上村等地方，卖与镶红旗满洲吉恒佐领下文海名下，价银二千七百两。佐领长春、领催吉祥同保此照。

纳税银八十一两

同治十三年二月 日 立契人保恒

佐领长春 领催吉祥[74]

至此，保恒完成了盗卖土地的全部过程。清代王府中，属人将主人的命令称为“谕”，习惯上又说“奉某某爷谕”。保恒所谓“奉谕”，当然是无稽之谈。他不仅盗用了主人名义，还欺骗（或是贿赂）了所在佐领官员为其作证，其活动能量之大，盗卖手段之高，不难想见了。

图47 醇亲王府谕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由于这起非法土地交易拥有一切必备手续，所以当载芹提出回赎时，遭到现业主文海的拒绝。为此，他只好赴宗人府呈控，要求解决。

同治五六年间，又有顺承郡王府定兴县属三家疃等两份庄地，被护卫明禄、扎拉芬两人盗卖与桂中堂之孙麟泰、掌陕西道监察御史富纳两人名下为业。[75]说明王府管家盗用主人地产的事例并非寥寥。

这种现象的推演，使王府管家骤然富裕起来，对王公贵族的生计却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以致为数不少的王公子孙家境衰落。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说：“大抵天潢贵胄，凡事诿诸管家，犹之民间富贵人家，财产属他人经理。不数传无不中落者，其势使然也。”这一概括，应是大致不错的。特别是对一些王公疏族远裔来说，因为缺乏显赫的身世和背景，在地方很难得到官员的庇护，一旦发现土地被盗、被占，投诉官府后，往往经年累月官司无法了结。镶红旗宗室富禄，原有祖遗圈地12顷坐落沧州，道光年间卖与季姓8顷40亩，其余3顷6亩，因地是一段相连，仍交季姓经管收租为养赡之需。后来季姓转卖，被王明善霸种。富禄告到官府，王明善恃富行贿，有司偏袒王明善，将案子拖延六七年不决。[76]

清朝末年，外患频频，内乱不断，关外地区经甲午（1894）、庚子（1900）、甲辰（1904）三遭兵燹之后，部分官庄图册荡然无存，奉天等处所存八旗档册于甲午、庚子两遭变乱均行损失。[77]特别是庚子年，八国联军主力进攻北京，俄军分南北两路出兵东北，关外与直隶部分州县受到侵略军铁蹄蹂躏，两地官庄、王庄经济受到猛烈冲击，盗典庄地活动更为活跃，有的庄佃“私相典售，视官地为己有”。[78]欠租、抗租活动也此伏彼起。

宗室文谦系和硕颖亲王萨哈廉之第三子多罗贝勒杜兰之八世孙，祖遗祭田一处坐落奉天辽中县于家房子等处，计地935垧5亩有奇，租银600两，乾、嘉年间，因屡报水冲沙压，改交450两，以作祭祀扫墓之需，向由庄头于祥零承管，年终进京交租款。宣统二年（1910），文谦呈称：“自庚子年迄今九年之久，该庄头并未来京交租，谦连次寄信催讨，伊竟置之不理。”[79]

有的庄头被革退后，认为主人远在京师，势力鞭长莫及，公开抗租霸地。正蓝旗第六族、不入八分镇国公、委散秩大臣德茂有地在阜城县，因庄头高凝图等抗欠租多年，将他的庄头革退。高“自恃生员，竟复任意刁狡”，仍向各佃户收租，所有租银均被侵夺肥己，并不交差。[80]

官庄、王庄庄头世代相袭，富甲一方，在当地拥有很大势力。被革退庄头后，对主人心生不满，难免要纠众闹事。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众庄佃乘新老庄头交接、新庄头年幼柔弱之机群起抗租、欠租。这类事件在醇亲王府的庄户中就发生过多起。头等庄头金荣历代充当府内庄头，年老后改由其侄金凤秋接任。凤秋拖欠差租被斥革，改任金荣子金凤山接任。金凤山受任后却收不上租子。其父金荣为此禀称：

本年麦秋颇称丰稔，无如该玩佃等视庄头素性软弱又系新充，安心少交租钱霸地掯租，任意惑众掯累不交，以致庄头万分拮据。……玩佃王老等三十余户均系富户，承种府地甚多，欠租甚钜，竟行抗违府谕藐视庄头软弱无能，不能将伊奈何，任催置若罔闻，分文不交，霸地不退。

庄佃抗租不交，而王府的租差却一文不能欠少，庄头除了竭力挪借，将本年租项如数交清外，只好诚惶诚恐地向王府告急，请求委员携文饬州派差，“将该恶佃等拘案，押追欠租，以全府差而救庄头阖家性命”了。[81]上引禀文中提到王老等“承种府地甚多”的富裕“玩佃”，未必是直接的生产者，他们承种的大片地亩，至少有一部分转佃给了出卖劳力的贫苦农民。因此，他们的抗租活动，主要反映的是大小地主在分配剥削利益时出现的矛盾。

有些宗室的土地地块分散不能设庄，只有散租征收，力量有所不及，抗租、欠租之事尤易发生。正蓝旗世袭辅国公意普原有大内分拨坐落天津府属青县皮王庄等村祭田圈地12顷余亩，均系散佃耕种，并无庄头经管。因旧佃抗租积欠甚巨，自光绪十八年（1892）谕令各佃减纳。每年共交差银120两。但各佃仍不满足。光绪二十年散佃中仅有吴召村各户将应交差银42两如数完清，其他各村应交差银共80余两，各佃“串通一气分厘未交”。[82]镶红旗宗室二等侍卫富禄遇到的麻烦比意普更大。富禄有祖遗老圈地十余顷坐落在延庆州，道光十六年（1836）将此地交庄头分段散租，派佃10户，每亩议定交押租两吊，每亩每年现租延钱1吊，立有租约。富禄将庄地分段出租，似有增租之嫌，引起佃户们不满。自咸丰六年（1856）至十一年（1861），佃户陈鼎儒等积欠租项抗不纳交，共计一千数百余吊。富禄曾派家人赴州呈请撤地未遂，又派家人赴州呈控，被庄佃殴伤，吓得逃回京城。富禄无奈，在给宗人府的呈文中自述：“职在内廷当差不能出京，有顾此失彼之虞。”[83]

庄佃奋起抗租，在许多场合是地主意欲增租所激起。如前面提到的礼亲王昭梿，增租未遂，即遣人至昌平拆毁庄头房屋，投没家产，私设公堂，就是典型的一例。嘉庆帝颙琰就此案谕言说：“我国家永不加赋，正赋钱粮，只于按例催征，每遇水旱偏灾，仍必加恩蠲缓。……各王贝勒家衣租食税，亦当仰体此意，岂意分外苟求，恣行贪虐？”[84]有清268年统治，其中大部分时间里的确保持了租赋的稳定。所谓“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这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不小的政绩。每遇水旱天灾，屡屡以皇帝名义“加恩蠲缓”，也是事实。相比之下，宗室王公承受世封，席丰履厚，考虑问题却往往不是从“保国家之根本”即维护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出发，而是“分外苟求，恣行贪虐”，为保证奢侈的生活，不惜竭泽而渔。因此引起庄佃反抗也是很自然的。

前面提到：醇王府新任半分庄头刘庆云、刘元瑞，在所立甘结中保证，除每年完现租62两5钱外，并代完陈欠银50两。租银一下子增加了近1倍，当然不是他们负担，而是转嫁到庄佃身上。所以他们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兑地兑佃”，按亩增租。于是众庄佃在“绅佃”（指有功名的佃户）季木臣带领下群起抗议，提出“矮租”（减租）要求。至南皮县堂讯时，“佃等矢口不移，县官并不深究，只嘱佃等多少长些租价，佃等在堂佯应，下堂仍执一［辙］”。[85]这场风波不知最后如何平息的。确信无误的只有一点，醇王府无故增佃，威胁夺佃，是引发抗租风波的直接原因。

庄佃的反抗，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王公贵族的盘剥欲望。层出不穷的盗典、隐占官庄、王庄土地的活动，则一步步瓦解着皇族大土地所有制的根基。

宣统元年，顺承郡王府在致宗人府的文件中声称：

查本府圈地坐落奉天之锦州、辽阳、承德、海城、本溪等处，顺天之昌平、涿州、武清，直隶之涞水、定兴、保定等处，山西之丰镇厅各等处，所在租项或派庄头经理，或于征租之际由府派员收起。只按银钱数目征租，并未考较地址亩数。该庄佃或云旱潦成灾收成歉薄，或始则揑报水冲沙压希图停租，继则陆续盗佃盗卖，势所必至。此失迷地亩之大概情形也。[86]

和硕肃亲王府圈地坐落奉、直两省，数量大，分布广，盗典、侵蚀、霸占的事件很多。比较典型的有：海城县属小女寨茨儿沟壮丁刘永彬等人，与王府在土地产权上发生争执，不但县传不到，反而在奉天高等审判厅提出呈控，并将王府放出的府照60余张擅自取消。又如铁岭地方王府壮丁黄进忠所领地亩被凌公府包衣达王殿臣讹赖。再如法库厅属黎巴彦地方王府壮丁黎文忠勾串民人私相盗卖王产，盖平县棉花庄头高福生等匿地不报，辽阳州捕鱼河口十处地亩迷失。类似事件难以毕举，王府公文不禁感叹说：“此风一长，群起效尤，将恐府产竟为佃户私有。”[87]

鉴于王公庄地问题严峻，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度支部议奏御史俾寿《王公圈地亟宜整顿以维旗产》一折时建议：现议清查之举，系为查明现有旗产，即令各庄头佃户限两年内将所种王公租地亩数及坐落四至于赴府缴租时据实详细呈明，即照各府按近年收租数目自行查核，如所报大相悬殊，即照例将地撤回另招佃户给据承种。凡经此次给过佃据地亩，随时报经宗人府知照臣部，注入王公租地册，并转行府尹督抚一律备案，将来自不致再有迷失等弊。[88]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旨“依议”。圣旨一下，诸王府不等庄佃自报核查，纷纷遣人赴各处清丈，以期“加亩增租”，不久却以受挫告终。

庄亲王府派员赴独石口厅等处马场，清丈新开荒地，有承催李家窑等村租项的田芝“因多年隐种王产，以多报少，恐一旦查出弊端”，和文生员王思温纠集庄佃200余人不准来人查勘土地，并要挟：若“查勘均要退佃”。独石厅担心事态扩大，迅速禀报直隶总督，转咨宗人府停止勘丈。[89]

和硕肃亲王府的清丈活动则遇到更大阻力：首先是因为“年湮代远，地多变迁，名称随之亦易，劣佃刁丁盗典盗卖意存吞食强占者指不胜屈”；其次是因为“庚子之变，本府旧存图册大半焚毁”；三是因为“一遇有事，地方官不能协力维持，率皆敷衍从事”。结果，肃王府清查将及四载，“地亩仍无一隅收回”。[90]

皇族大土地所有制的隳坏，与清王朝的衰朽是同步进行的。在风雨飘摇的王朝末世，整顿王公圈地的努力不过是个笑话。

四 生计问题

皇族子弟无功受禄，世代相传，不仅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习于挥霍。处于中下层的宗室、觉罗，经济上逐渐拮据，有的连生计也难维持，于是出现了“生计”问题。

生计问题是旗人中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在康熙年间已露出端倪，乾、嘉年间发展成八旗内部难以疗治的痼疾。

京师是繁华的都市、八旗驻防的重点，也是“八旗生计”问题最严重的地区。数十万八旗子弟久居京都，兵额有限，人口加增，又不事生产，生活水准每况愈下。乾隆时人沈起元《拟时务策》指出：甲不能遍及，而徒使之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而环聚于京师数百里之内，于是其生日蹙。[91]这里虽然是指旗人整体而言的，同样适用于宗室、觉罗。

宗室、觉罗生计问题中最突出的，是祖遗老圈旗地的大量典当流失。清朝初期，包括宗室、觉罗在内的旗人均在京畿或关外等处占有土地，但他们从未躬耕畎亩，而是将土地陆续租给了昔日的包衣和民人。租出的土地分散在京畿方圆数百里内，远者更在关外，宗室、觉罗局守京城，行动受到严格限制，若差人讨租，往返盘费又将所得租银随手花销。这种状况加快了旗地转入民手的过程。何况许多宗室成员从不直接过问生产，委托庄头经营，有的连田亩四至数额都不甚了了，听任管家与庄佃隐匿盗典。有些宗室、觉罗，祖上原占有大片地产，但世代分家析产的结果，子孙所得份额越来越少。由于经济势力大为削弱，难以抗御天灾人祸的侵袭，成为旗、民地主巧取豪夺的理想对象。

随着满洲领主制经济的瓦解，旗人内部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大批非正身旗人（即非自由民）的后裔——开户人，以及一部分户下人的经济、政治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乾隆初年，清政府正式允许包衣佐领下人与旗分佐领下人互为婚姻。不久，将畿辅官庄、王庄中的大批壮丁放出为民，旗下开户人也获得“出旗为民”的权利。乾隆年间几次动帑回赎旗地，其中，“奴典旗地”（即旗下奴仆和开户人典买正身旗人的土地）多达五六千顷，约占当时回赎旗地总额的1/4。[92]反映出一部分非正身旗人经济地位的崛起。与此同时，以宗室王公为主体的部分上层旗人，在地主经济的发展中实力不断壮大，成为富甲天下的大地主，但也有不少贵族子弟，由于种种缘故家境败落，不得不典卖祖业。乾隆二十四年（1759）宗室诺穆谨的一件卖地契这样写着：“立卖地契人系镶红旗包衣常兴佐领奉恩将军诺穆谨，今有本身地……陆顷玖拾玖亩贰分，情愿卖与本旗满洲额尔青额佐领下闲散成禄名下永远为业，言定卖价纹银肆千两整”；嘉庆十六年（1811）宗室成英的一件卖契的契文为：“今据镶蓝旗宗室常龄佐领下奉国将军宗室成英有老圈地陆段十顷叁拾亩……卖与正白旗包衣贻恭佐领下候补主事那兴阿名下，价银壹千伍百两。”奉国将军是宗室封爵的第十一级，奉恩将军是第十二级，两位卖主都是有爵位宗室，而成为他们买主的，一位是旗下闲散（未挑扑任何官差的普通旗人），另一位是包衣佐领下人。清初的包衣佐领下人，不过是满洲贵族的私属，迨至清朝中叶，却可以合法地契买贵族的土地。旗人土地买卖的身份限制大为松弛，据此可见一斑。满洲社会的等级分野在地主经济的发展中进行着新的组合，这种状况加快了一部分宗室成员土地的流失。[93]到了清朝末叶，很大部分宗室、觉罗已经没有了土地。

宗室、觉罗生计中的另一难题是房产的典卖。

清朝入关时，将圈占的北京内城民房分拨给旗人。明朝勋臣贵戚的豪华府第均被宗室王公占住。当时规定，八旗一品官给房20间，二品官给房15间，三品官给房12间，至八品官给房3间；拨什库（领催）、摆牙喇（护军）、披甲人各给房2间。[94]包括宗室、觉罗在内的所有正身旗人，都按照政治地位的高低分得了住房。

清朝统治者恩养宗室、觉罗“至优至渥”，圈给土地，拨给房宅，又完善恩赏制度，却不能制止他们走向畸富畸贫的分化。京城本是四方货物荟萃流转的大都会，商品经济素称发达。随着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膨胀，昔年“从龙入关”的天潢子弟虽然都从国家分得室庐，但日久天长，贫困者率多转售与人。他们只好僦屋以居，并节省钱粮交纳房租。[95]尽管这种现象在乾隆年间才严重起来，它的端倪却显露于康熙初年。康熙三十四年（1695）官方调查证实：内城中无房旗人已有7000人之多。这中间自然也包括宗室成员中那些“甚贫者”。[96]他们的住房主要落入内城中满洲王公大臣之手。也就是康熙帝无可奈何之余流露的真言：“京师城内之地，大臣、庶官、富家，每造房舍，辄兼数十贫人之产，是以地渐狭隘。”[97]玄烨谕旨内未点明宗室王公，但恰恰是他们，在内城中“户舍连云”，“俸粢除日用外，皆置买田产、室庐，岁收其利”。[98]兼有大贵族、大地主、大房产主的多重身份。清朝统治者虽然看到了部分旗人失房的症结所在，却无意遏止这股咄咄逼人的兼并势头，理由是：“若复敛取房舍以给无者，譬如剜肉补疮，何益之有？”实质上是不能触犯王公贵族一丝一毫的既得利益。统治者曾试图用发放养赡银、恩赏银的办法至少缓解一部分贫困宗室、觉罗子弟的燃眉之急，但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房问题，反而眼睁睁看着这个问题愈演愈烈。乾隆五十一年（1786），觉罗景文、景和兄弟将自置房一处典给旗人舒宁阿，“典五年银到许赎”。但五年赎期到后，他却放弃了回赎权利，并写立了改典为卖契。契文如下：

立字人系镶蓝旗忠禄佐领下闲散觉罗景文同弟景和，将自置灰房一间空院一块，于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典与正红旗满洲吉兰太佐领下舒宁阿名下为业，现今实在无力回赎，情愿典主遵例过税。

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立字人景文（押）

立字人景和（押）

契书中“实在无力回赎”六字，道出了宗室、觉罗改典为卖，将房屋所有权完全放弃时的普遍原因。除了“典”外，还有“老典”、“卖”，反映了房屋所有权转让的多种形式。仅据笔者所见，清代北京宗室、觉罗的典、卖房契至少有四五十件之多。其中时间最早的为雍正八年（1730）正月正红旗觉罗博诺卖房契，时间较晚的有光绪十九年（1893）十月正白旗已故博启善之妻爱新觉罗氏卖房契。买房者中既有旗人也有民人；既有贵族，也有平民和旗下包衣。早期典、卖房的主要是一些闲散宗室、觉罗，嘉、道以降，不少宗室王公如绮贝勒、贝勒、公爵德寿等都加入到出卖房产者之列。[99]乾隆五十年（1785）宗室华贵的卖契这样写着：“立卖房契人系镶蓝旗洋森佐领下宗室华贵，有自置房壹所共计拾玖间，坐落在阜成门内孟端胡同中间路北，今情愿过税卖与正红旗包衣吉兰太佐领下候补笔帖式七十四名下永远为业（下略）”；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宗室奎铭的一件卖契契文为：“立卖字人镶红旗六族宗室华德佐领下四品宗室奎铭，今将自置房壹所坐落在东拴马桩路西……共计房拾肆间，今卖与正蓝旗包衣王名下为业。”作为这两位天潢贵胄买主的，均是包衣佐领下人。这与旗地买卖中并行不悖的变化相得益彰，均反映了旗下非正身人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与部分旧贵族的破落。

绮贝勒曾是宗室贵族中惹起过轩然大波的著名人物。道光十九年（1839）因赴内城茶园登场唱曲，以致九城哄传。道光帝下令革去贝勒，重责40板，令闭门思过。逾年而卒。绮贝勒平日耽于游乐，不善理财，在被废黜爵位前，经济上已入不敷出，不得不出卖家产。在道光十六年的一件卖房契上，绮贝勒的墨迹仍宛然如昨：“立卖字人绮贝勒，今将自置新庄路南下处壹所，共计房壹百零玖间，情愿卖与贝勒名下为业。”昔日颐指气使的贵胄不得不弯下腰来写立“卖字”。何况落到这般田地的旧贵族也并非寥若晨星。震钧《天咫偶闻》卷三曾颇为感慨道：“世家自减俸以来，日见贫窘，多至售房。能依旧宇者，极少。”咸丰年间，衰朽的清王朝在内忧外患，国帑空虚的沉重压力下，一度削减了百官公卿的俸银俸米。但招致贵族家境败落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俸银俸米的削减，而是穷奢极欲的挥霍。

图48 道光十六年绮贝勒卖地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承受生计压力最大的当然是下层的宗室、觉罗，在失去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后，聊以为生的就只有养赡银米了。咸、同年间，宗室、觉罗人口虽在增长，国家的财政状况却明显恶化，发给的养赡银米七折八扣，所余无多。经济上捉襟见肘已成为宗室、觉罗中的普遍现象。嘉庆二十一年（1816）的一份呈文说，宗室嘎尔萨“起自家寒”，“亦无产业”，一家4口全靠单份钱粮糊口，连妻子都难以赡养；宗室全和，父亲病故，留下嫡母、生母、胞姊、胞妹，亲丁7人，家无恒产，又无亲故帮助，他本人又因年幼不能领取正丁养赡银米，全家处于绝望境地。有些人在外面顶着四品宗室或格格、额驸的名号，炫煌于途，可在家中却“求其一饱而不可得”。[100]后来出任盛京将军和成都将军的岐元，小时因为家穷，又碍着面子，不得不“夜出挈篮子卖萝卜”来补充生计。[101]镶红旗四品宗室永赉，本来家中贫寒，子女又相继病故，对生活完全绝望，于嘉庆二十五年自缢身死。

处境最困难的还是寡妇孤女。镶红旗宗室妻刘佳氏，年方22岁，丈夫故去，遗下3女，亲丁4口，俱无养赡，并无产业，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正白旗宗室德成之妾孟氏，自丈夫死后，原靠正妻勉强度日，不料杜氏又撒手尘寰，孟氏一下子落到“无糊口之资，亦无可继之人”的境地。[102]据统计，道光二十六年（1846），仅宗室46族1万余人中，孀妇即达1200人之多。[103]问题严重的程度不难想见了。

有的宗室走投无路，只好冒充民人，从事各种卑贱的营生。宗室松诚，在街头“摆小摊”度日。正蓝旗第四族闲散宗室凤仁，因家贫更名王二，外出佣工；镶红旗第四族闲散宗室魁中次女崇玉，因家贫冒名民女张桂子，到意大利人陆泥泥所开飞燕马车行内卖淫。[104]光、宣之际，这类事件层出不穷，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皇族的尊严犹如“天方夜谈”，穷人关心的只是如何苟活。

破落的贵族也开始品尝到饥寒交迫的滋味。原奉恩将军绵垒，多罗诚郡王孙，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镇国将军永芹子，门第显赫。道光六年因故革退差使，竟至无法养赡。奉恩镇国公绵疆生前，家中财产由叔伯兄弟共管，病故后，袭爵的过继子又缘事革职，以至供应失时，绵疆遗孀等5人无赡养之资，濒于冻饿。贝勒诺尼，礼亲王代善曾孙，康熙四十四年（1705）去世时，将土地房屋分给8个儿子。嘉庆年间，长房、五房的土地已被典卖一空，三房的房地全无，情况较好的六房，也典卖或交出了大约80%的土地。

有的贵族世宦人家，外表虽然硬撑着富贵的空架子，实际上早就入不敷出，虚匮一空。夏仁虎《旧京琐记》讲过这样一个见闻：邻居某为满洲世爵，起居阔绰如府第制。某日偶在一家老米铺看到邻居家的大少爷。大少爷见米铺掌柜执礼若子侄，掌柜斥责他俨然一副尊长的样子。大少爷待掌柜数落完，才轻声哀求道：今日又有不得已的应酬，仍乞老叔帮忙。掌柜骂道：我哪里有钱去填这个无底洞？!大少爷忙接一句：秋俸就要到了。掌柜的冷笑道：汝家一侯（侯爵）二佐（佐领），领世职俸，养育孤寡，钱粮算尽也还不清欠我的债。大少爷窘迫欲泣。掌柜才慢慢地拣出一张四两的钱票扔给他，厉声训道：姑且拿去，知道你又要“演探母”（指逛窑子）了！大少爷感谢持去。像这样的贵族子弟，挥霍性成，即使家道中落，陋习难改。宗室盛昱曾用“愈穷愈奢，愈奢愈穷”8个字来形容他们。[105]贝勒奕绘在《两富翁》诗中，讲述过贵族子弟“穷奢”败家的典型例子：

昔识两富翁，不欲其名传。一翁官最显，起宅东华门，庖厨拟六局，郊西有名园，身死无十载，奇穷不可言。诸孙长纨绔，能富不能贫，遗金如雨散，积债若云屯。日时有债师，迫见中堂间。空床铺破席，瓦灶倚沙盆。问胡不（huì，洗面）面，苦乏买水钱。何不洗于池？不惯凉水浑。但知卖老宅，广聚优伶人。[106]（下略）

这样的贵族子弟，耐不得富又受不得穷，穷到没钱买米的地步，仍不惯以凉水洗面，而且抵御不住腐化生活的诱惑，不惜出卖老宅，广招优伶，结局是很悲惨的。

许多宗室成员尤其是中下层成员落到卖房典地、穷困潦倒的境地，除了习于挥霍、不事生产等自身原因外，与剥削的加剧，吏治的隳坏也有直接关系。乾、嘉年间，城市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旗民地主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经济实力。大学士、军机大臣和珅一人就有当铺75座。乾隆年间，奉天境内的当铺多达800余家。宗室、觉罗养赡银米发放有时，一旦临时急用，往往只能典当借贷，高利贷者乘机网罗射利，嘉庆年间旗人得硕亭《草珠一串》描写北京城内放高利贷的情景说：

利过三分怕犯科，巧将契券写多多，可怜剥到无锥地，忍气吞声可奈何!

诗末附注云：“近日山西……放债，率皆八分加一。又恐犯法，惟于立券时逼借钱人于券上虚写若干，如借十串，写作百串之类，旗人尤受其害。”[107]清制：放债1两，不准超过3分取利，但文字规定近乎具文。北京城内麇集的高利贷商以晋人居多，为了能牟取暴利又不与法令明文相牴牾，往往强迫借钱人在契据上多写钱数，后者在饮鸩止渴之余惟有忍气吞声，任由债权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而“旗人尤其受害”。

至于山东人开办的老米碓房，不但经营碓米，且兼放高利贷，以旗人为盘剥对象，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清朝后期社会风气败坏，从八旗官员，到米仓书役花户，开始肆无忌惮地勒索、苛剥宗室、觉罗。镶红旗宗室希阐一支四房原有祖遗蓝甲20副，每副蓝甲应领银2两（扣除所谓“剪伤剪工”等项耗费，实领银1两8钱）。奉恩将军、头等侍卫兼宗室佐领近光自恃有权，于每月放银之际从中克扣，自光绪四年七月起扣至八年十月，共扣希阐蓝甲银324两3钱。与此同时，近光还扣除宗室文景、宗室妇吴佳氏、富察氏等人蓝甲银。[108]佐领是旗人的“父母官”，专主一方，有权有势，普通宗室明知银数不足，多数只好隐忍不发，以至流弊滋蔓，贪风日炽。

米仓书役花户勒索宗室的事也时有发生。同治元年步军统领衙门的一件咨文称：正红旗下奉恩将军安禄持米票到富新仓领米，有本仓花户张五向他勒索钱文。他赴案呈告后，官府派衙役传唤张五。张五藏匿不出，还托他人传话：“要打米，每石按八吊合钱。”安禄无奈，只得再次“赴案喊告”。[109]一位堂堂的奉恩将军，却被米仓的花户捉弄得犹如“老鼠戏猫”，仓场中的黑暗内幕可想而知。不过，更为触目惊心的还是集体克扣的大案，道光八年镶黄旗宗室国霖赴衙门呈控富新仓花户曾八等人，自称：本年正月本佐领应关三色米549石，花户曾八因索讹钱文不遂，每佐领下硬给土米17石。有富、关两位参领见有土米不肯再领，曾八将参领请回“商量”，最后议定，每佐领下给曾八票钱8吊，另外每石米索要钱250文，抬斛等费60文。据国霖说，仅他所在佐领，就应给曾八钱180余吊，满洲85个佐领，曾八共索要钱11300余吊；管库领催海清阿等又每名索钱10文，共索要钱300余吊；各佐领为发放米石，只好陆续付给云。国霖气愤不过，先赴仓场衙门呈控，衙门官员并未穷办，而是行文镶黄旗询问“曾否行贿”，参、佐领等深知行贿干犯科条，按律当罪，均不敢承认，并命领米领催出具“并无行贿”甘结，欲行咨覆仓场衙门。这本来是官吏朋比为奸、贪赃分肥的陋规，行之既久，当事者早已见多不怪。国霖初任其事，不谙内中情弊，贸然捅出，反使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中。他在给步军统领衙门的呈文中写道：“众供确凿（指“并无行贿”），势必将我参办，我实在情急，赴案呈告”云。[110]其时，八旗官员自都统而下，参领、佐领、领催中，清廉自持的凤毛麟角，贪黩的官员们上下其手，侵渔苛剥。此种现象在旗人中叫作“上和下睦”，“你吃肉我喝汤”，“谁也不能掐谁的咽喉”，“水贼不过狗跑”。无非上下分肥之意。

普通宗室、觉烺领取米石不仅要受到上述种种额外的勒索，而且所领粮米质量很差，多杂土砂，不堪食用。[111]光绪二十五年四月，甚至因此激起聚众闹事的事件：镶黄旗部分兵丁赴兴平仓领米，见质量太次拒绝领取。愤怒的兵丁先将副参领海顺、办米章京锺姓等人所坐车辆用砖石掷打；复至副都统芬某宅前，将门房窗户砸毁；最后蜂拥至庆王府前，众口一词，呈求王爷上仓看米。事件平息后，“为首滋事”兵丁均被严办。其中包括觉罗护军启荣，判近边充军罪，照例折圈禁2年6个月，圈满后加责40板。

在八旗内部形成的这种黑暗局面，加剧了宗室、觉罗子弟的贫困化。自甘堕落、违法乱纪、拦路抢劫、窝盗分赃、拐卖人口、吸毒贩毒、霸占官产民居，乃至自盗祖茔等丑恶现象有增无减。镶蓝旗宗室奕烺，先后两次盗锯祖茔树木数十棵，卖给西直门外棺材铺。[112]宗室载仪等人的胆子更大，勾串坟奴李吉，将祖上多罗信郡王园寝宫门享殿木料砖石盗走，自家盖房使用。[113]有的宗室将祖房典当净尽，只好借房居住，进而恃强凌弱，霸占不还。咸丰初年，宗室溥秀斋因与金鱼胡同贤良寺住持熟识，无偿借得寺产房一所16间半。溥秀斋死后，其弟占住，“不但将謄〔腾〕房两字不提，并将余房招租”。贤良寺原系怡亲王胤祥府第，向为官产。僧众恐其租住匪类，滋生事端，连累庙宇，催促退房。该宗室却扬言：“地系官地，房系自盖。且官产当应官住，何敢催我腾房？！如再厌烦，定要约众平毁贤良〔寺〕，打散僧众。”寺僧畏威缄口。[114]正蓝旗宗室佐领赓瑞于咸丰八年七月初三日呈称：本月初一日在本佐领家内放制钱之时，有本佐领下四品宗室恒惠向领催宗续借钱。宗续答以无钱借给。恒惠因借贷不遂，即将应放众宗室等之制钱抢去4份，追赶无踪。[115]

当时层出不穷的，还是结伙抢劫民人。光绪六年（1880）二月初六日，通州民人曹尚志来京探友，行至打磨厂，突遇宗室祥铎、祥能纠率多人，将他勒逼上车，拉至祥铎家，私设公堂，用刑拷索，逼写“欠银”字据。同时又有宗室存子，勾串20多人将通州邓家窑民人刘文才、刘达父子捆绑至京，勒索银两。[116]

有的宗室，自恃法律特权，庇佑盗匪，坐地分赃。宗室普云，外号“蒲包子”，在朝阳门外八里庄坟房居住，他把坟房当作贼窝，窝留盗贼多人，夜间出去偷窃，彼此分用赃物。普云叫同伙“放心”，扬言“官人不敢进我院内拿贼”。[117]盛京宗室得珍，绰号“狡嘴”，平日窝留马贼，并代为销卖盗赃，得钱分用，不计次数。[118]

在作奸犯科的案件中，甚至有一些有爵位宗室。如借债不返利息，打死债主的镶蓝旗宗室兴达，是个奉恩将军。又如镶红旗三等辅国将军春廷，不顾廉耻，偷窃他人骡车，私出京师，先后在天津、武清等地，卖车宿娼。[119]

种种迹象表明，清朝末叶宗室、觉罗的犯罪率在大幅度攀升。宗室奕赓颇有感触地写道：“近日之宗室人数众多，十倍于前。……然不肖者亦以今日为多，日逐下流，不知自爱，屡犯王章，不知自改。”[120]宗室毓盈进而指出：“公以下所入不足温饱，率昵近匪人，放僻邪侈，无所不为；自好者，亦只安分耐贫而已。”[121]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个是宗室、觉罗整体生活的每况愈下，再一个是他们享有其他社会成员所没有的特权。习俗的倨傲，加之贫穷的驱迫，使越来越多的宗室、觉罗走上犯罪的歧途。

[1] 《清太宗实录》卷46，第25页下，第27页下。

[2] 昭梿：《啸亭杂录》卷6，第178页。

[3] 昭梿：《啸亭杂录》卷3，第446页。

[4] 李书筠：《清宫演戏二三事》，载《故宫新语》，上海文化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

[5]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第93页。

[6] 李伯元：《南亭笔记》卷1，第5页下。

[7] 毓运：《记祖父端郡王载漪庚子被罪后的二十余年》，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8] 杜如松：《记肃亲王善耆》，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303页。

[9] 毓盈：《述德笔记》，第106页。

[10] 李泰蔡：《独树一帜的善耆》，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85—86页。

[11]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第20页。

[12] 逆旅过客：《都市丛谈》，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

[13] 奕赓：《佳梦轩丛著》，第110页。

[14]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第20页。

[15] 据《醇王府资料》第4函《光绪十八年五月节赏银清单》：王府马圈有官柏唐阿头目9名，苏拉7名。

[16] 昭梿：《啸亭杂录》卷9，第266页。

[17] 铁保辑：《熙朝雅颂集》（首集）卷13，第168页。

[18] 郑怀义、张建设：《从皇叔到平民——中国末代皇叔载涛》，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19]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第59页。

[20] 冯其利：《清代王爷坟》，《文史资料选编》第43辑，第115页。

[21] 昭梿：《啸亭杂录》卷8，第256页。

[22] 昭梿：《啸亭续录》卷3，第456页。

[23] 王庆云：《石渠余记》卷1，第2页。

[24] 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54。

[25] 左步青：《乾隆帝弘历》，载《清代皇帝传略》，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页。

[26]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第96页。

[27] 昭梿：《啸亭续录》卷3，第459页。

[28] 《清史稿》卷219，第9047页。

[29] 昭梿：《啸亭续录》卷5，第515页。

[30] 《清史稿》卷220，第9083页。

[31] 昭梿：《啸亭杂录》卷1，第23页。

[32] 《清史稿》卷339,本传。

[33] 《御制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第86、3页。

[34] 《朝鲜景宗实录》卷11，三年二月己卯。

[35] 《清史稿》卷215，第8952页。

[36] 《清史列传》卷3，第101页。

[37] 《清史稿》卷218，第9039页。

[38] 《清仁宗实录》卷312，第34页下。

[39] 昭梿：《啸亭杂录》附录一，第552页。

[40] 昭梿：《啸亭杂录》卷9，第292页。

[41] 《清史列传》卷50，本传。

[42] 奕赓：《佳梦轩丛著》，第109页。

[43] 《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第308页。

[44] 奕赓：《佳梦轩丛著》，第110—111页。

[45] 《清史稿》卷357，洪亮吉传。

[46] 《清史稿》卷373，本传。

[47] 《夷氛闻记》、《粤东纪事》，《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2期。

[48] 《清史稿》卷373，本传。

[49] 《清史稿》卷373，本传。

[50] 奕赓：《佳梦轩丛著》，第113页。

[51] 张守常：《史料拾零》（续），载《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2期。

[52] 《清史稿》卷370，本传。

[53] 《清史稿》卷370，本传。

[54] 《清史稿》卷221,奕劻传。

[55] 《贝子载振辞职疏》，载马士良《有关杨翠喜的传闻》，《文史资料选编》第22辑，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56] 汪荣堃：《记庆亲王载振在天津的生活》，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287页。

[57] 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第7页上。

[58] 锺琦：《皇朝琐屑录》卷17,光绪二十三年刻本，第7—8页。

[59] 《宗人府来文》无人名呈文一篇，年月残缺。

[60] 《宗人府来文》王廷相奏文，光绪二十三年二月。

[61] 鞠德源：《清朝皇族宗谱与皇族人口初探》。

[62]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节经费议》，广仁堂刻本。

[63]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6，第96页；卷248，第930页。

[64] 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6,第7775页。

[65] 何刚德：《话梦录》卷上，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66] 琴川居士编：《皇清名臣奏议》卷45,云间丽泽学会1902年本，赫泰疏语。

[6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月折档》，乾隆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达尔党阿奏。

[68] 《八旗通志》二集卷66，第32页上33页下。

[69] 《内务府来文》乾隆七年，载《满族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70页。

[70] 同上。

[71] 原文载《满族历史档案资料选辑》，第158页。

[72] 《宗人府来文》，《为咨查事》，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73] 《宗人府来文》，《盛京户部为咨行事》，咸丰元年四月十九日。

[74] 《宗人府来文》，《载芹呈控已故护卫保恒盗卖王产置主文海不允赎回》，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九月。

[75] 《宗人府来文》，《载芹呈控已故护卫保恒盗卖王产置主文海不允赎回》，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九月。

[76] 《宗人府来文》，《富禄谨呈为恶佃霸地事》，同治九年十二月。

[77] 《宗人府来文》，《东三省总督赵为咨呈事》，宣统三年十月初三日。

[78] 《东三省日报》，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79] 《宗人府来文》，《东三省总督锡为咨呈事》，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80] 《宗人府来文》，《德茂为已革庄头仍敢抗租霸地事》，光绪二十五年五月。

[81] 原禀文存《醇王府资料》第3函。

[82] 《宗人府来文》，《意普报称佃户欠交差银事》，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83] 《宗人府来文》，《富禄为家奴等欺主希图霸占地亩事》，咸丰十一年五月。

[84] 《清仁宗实录》卷312,第34页下。

[85] 刘庆云、刘元瑞禀文两件，存《醇王府资料》第2、3函。

[86] 《宗人府堂》，《多罗顺承郡王门上为声明呈请转咨事》，宣统元年五月初九日。

[87] 《宗人府堂》，《和硕肃亲王门上咨请事》，宣统二年十二月。

[88] 《宗人府堂》，《多罗顺承郡王门上为声明呈请转咨事》，宣统元年五月初九日。

[89] 《宗人府堂》，《桂斌为呈复咨行事》，宣统元年三月十六日。

[90] 《宗人府堂》，《和硕肃亲王门上咨请事》，宣统二年十二月。

[91] 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35。

[92] 刘家驹：《清朝初期的八旗圈地》，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再版，第155页。

[93] 拙文《乾、嘉年间畿辅旗人的土地交易——根据土地契书进行的考察》，载《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

[94]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1120，第130—131页。

[95] 《八旗通志》（初集）卷23，第438页。

[96] 《八旗通志》（初集）卷54，第1041页。

[97] 《八旗通志》（初集）卷23，第438页。

[98] 昭梿：《啸亭杂录》卷6，第179页。

[99] 详见拙文《清代北京房契中的旗民交产》，载《历史档案》1996年第3期；《清代北京旗人的房屋买卖——根据契约文书进行的考察》，载《清史论丛》，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00] 郭松义：《清宗室的等级结构及经济地位》。

[101] 刘体仁：《异辞录》卷2，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52页。

[102] 郭松义：《清宗室的等级结构及经济地位》。

[103] 鞠德源：《清代皇族人口呈报制度》，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

[104] 《宗人府来文》，《京师内城地方检察厅为咨呈事》，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大理院为咨呈事》，宣统元年二月。

[105] 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第12页上。

[106] 朱眉叔等选注：《满族文学精华》，第315页。

[107] 得硕亭：《草珠一串》，载《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第51页。

[108] 《宗人府来文》，《为佐领侵蚀甲银事》，无年月，存第742卷。

[109] 《宗人府来文》，《步军统领衙门为咨呈事》，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110] 《宗人府来文》，《步军统领衙门为咨呈事》，道光八年二月十四日。

[111] 《宗人府来文》，《步军统领为咨呈事》，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112] 《宗人府来文》，《宗室奕烺供》，无年月。

[113] 《宗人府来文》，《宗室重瑞等呈请催传事》，光绪三十二年六月。

[114] 《宗人府来文》，《僧法安禀文》，光绪十一年十一月。

[115] 《宗人府来文》，《赓瑞为呈送事》。

[116] 《宗人府来文》，《曹仲衡禀文》，光绪六年三月；又《宗人府为片行事》，光绪年间缺月日。

[117] 《宗人府来文》，《步军统领衙门为知照事》，道光四年二月。

[118] 《宗人府来文》，《为咨行事》，光绪二十年缺月日。

[119] 引自郭松义《清宗室的等级结构及经济地位》。

[120] 奕赓：《佳梦轩丛著》，第83页。

[121] 毓盈：《述德笔记》，第81页。

第八章 “盛筵必散”

爱新觉罗皇族统治中国268年，嘉庆年间已经走过“烈火烹油，繁花似锦”的鼎盛期，以后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统治日渐衰落，终至覆亡。

嘉庆帝颙琰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五代皇帝，嘉庆元年（1796）正月即位后仅7日，就爆发了清代中叶规模最大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一时间，起义军蜂屯蚁聚，声势浩大，从汉水两岸迅速蔓延到各地。清军东奔西扑，顾此失彼，苦战10年，才将这场燎原大火扑灭。为镇压起义，耗费军饷2万万两以上，相当于5年的财政收入，不仅将乾隆年间的库存花费殆尽，且有入不敷出之势。白莲教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成为它由“盛世”到衰落的转折点。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北京和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区又爆发了林清和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这次起义仅为时3个月，规模也不大，但由于它采取了直接攻打紫禁城的大胆行动，震动了朝野，产生了很大政治影响。嘉庆帝不止一次地感叹：“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并说这是汉、唐、宋、明以来“未有之事”。[1]这是爱新觉罗皇族入主中原以来，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对自己的统治权力产生巨大危机感的流露。

上述事变集中表明，清王朝“积重难返”的局面久已形成，统治集团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日趋激化。这种状况，不是哪个“贤能”的皇帝所能扭转的。嘉庆帝在位25年（1796—1820），当他溘然辞世时，留下的是一个庞大而衰朽的帝国。

继承皇统的是他的嫡子旻宁，即道光帝。旻宁在皇室中属绵字辈，原名绵宁，继统后改“绵”为“旻”，主要是为了取冷僻字，以便臣民避讳。这种取仿汉俗的做法可以上溯到他的曾祖雍正帝胤禛。胤禛即位，令诸弟均改“胤”为“允”；其子弘历（乾隆帝）嗣位，虽未改字，但书写必用缺笔；嘉庆帝颙琰原名永琰，属永字辈，继承皇位前奉旨改名字的上一字“永”为“颙”。绵宁改字，不过沿用成典。

道光帝在位30年（1821—1850），在清朝诸帝中尤以“力崇节俭”称名。他虽勤政图治，但内政诸要务，除了平定回疆张格尔叛乱一事值得告慰于祖先在天之灵外，诸如吏治、河工、漕运、盐政、禁烟等，均无明显起色。勤政图治而又鲜有作为，正是他政治生涯的悲剧所在。正值他统治时代，中国这个长期闭关自守的泱泱大国，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压迫下不得不打开了大门。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在“国语勤习，骑射必强”谕旨下训练的八旗军队和用大刀长矛武装起来的绿营兵丁当然抵挡不住洋枪洋炮的轰击。统治者的腐朽加速了战争的失败。道光二十二年（1842），旻宁授命宗室大臣耆英、伊里布等与英国议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道光帝遗恨终生，也使爱新觉罗的列祖列宗们蒙受了奇耻大辱。但这不过是一连串沉重打击的开始。在他身后相继嗣位的咸丰帝奕（1851—1861）、同治帝载淳（1862—1874）、光绪帝载湉（1875—1908），以及末代宣统皇帝溥仪（1909—1911），无一不是在内忧外患的交相逼迫下惨淡经营祖宗留下的基业。咸丰八年（1858），清廷与英、法、俄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两年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丧魂落魄的清政府先后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同治年间沙俄逼签《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伊犁条约》；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甲午战争（1894）中一败涂地的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光绪二十六年（1900），英、法、俄、德、美、意、奥、日八国联军的铁蹄蹂躏北京。在刺刀的威胁下，清廷与八国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外国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清朝割占了大片领土，勒索了巨额赔款，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中。爱新觉罗皇室所面对的，是历代统治者从未遇到过的新难题，他们无力应对，惟有被历史的如椽巨笔，在“十全武功”的辉煌功业之后，续写耻辱的篇章。

一 清季宗藩

清朝开国，宗室王公分领八旗，兼及议政，权势之大，几与皇帝分庭抗礼。入关后，天下底定，文事日盛，诸王公权柄，渐不如昔，康熙末年，诸王各树党羽，争夺储位，雍正帝即位，对异己大加芟夷，威服自专，诸王谨小慎微，不敢稍稍越轨。旗主与皇帝分庭抗礼的残余终于荡然无存。宗室王公惟知锦衣玉食，养尊处优，才干日益衰退。同、光以降，宗室仕途，日渐拓宽，外可任道、府以上官职，京中也常居要津。当时国难方殷，内忧外患，清室倚用宗藩，无非藉资辅弼。但所用大多庸碌无能。亲贵用事，时人有“目不识丁之亲王大臣，唱京调二簧之将军都统”的讥评，自然难堪重任。即便有一二较有能力者，又不免彼此勾心斗角，争权夺利。

咸丰十一年（1861），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屈辱的议和宣告结束，逃到热河卧病不起的咸丰皇帝，临终前，召集了随他逃亡的3个御前大臣和5个军机大臣，立了6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且任命这8位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翌日，咸丰帝“驾崩”，8位“顾命王大臣”按照遗命，扶载淳即位，定年号“祺祥”。8位顾命大臣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和军机大臣景寿等。其中掌握实权的是2位亲王和1位协办大学士，而肃顺更是其中的主宰。

肃顺是镶蓝旗宗室，第一代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后裔，其父乌尔恭阿是济尔哈朗的第十二代王爵继承人。肃顺是乌尔恭阿第六子，道光年间考封三等辅国将军。咸丰初年，怡亲王载垣与肃顺异母兄郑亲王端华升迁宗人府宗正，领侍卫内大臣，遂荐举肃顺于奕前。肃顺机敏多谋，敢于任事，颇得奕器重。[2]咸丰八年（1858），已升至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成为清廷决策人物之一。肃顺平素“好为狭邪游，惟酒食鹰犬是务”。[3]具有与宗室贵胄相同的习性，但他十分卑视满洲亲贵的庸碌，认为他们“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4]对汉人有才学者则锐意延揽，朝士如郭嵩焘、尹耕云及举人王运、高心夔辈，皆出入其门，采择言论，密以上陈。肃顺深知八旗、绿营兵腐败不堪，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放手任用汉人领兵握符，建立湘军等地主武装。曾国藩、左宗棠等人，都是经他推荐提拔的。

咸丰年间，清廷全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连年用兵，军费浩繁，库帑支绌，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肃顺等人为筹措军费，提出减放八旗俸饷，引起旗人的普遍不满。因为他器重汉人，满洲亲贵对他嫉恨。有人说他在太平军声势最盛时连纳贿勒索也仅以旗人为对象。

肃顺虽为宗室大僚中佼佼者，但为人刚愎自用，狂傲骄横；常以私愤，罗织罪名。久而久之，众怨所归，朝臣侧目。[5]待咸丰帝顾命为赞襄政务大臣，更威权由己，以辅政自居。载垣、端华两亲王惟其马首是瞻。咸丰帝崩逝，怡、郑二亲王和肃顺的权势益形扩张，因此引起野心勃勃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等人的忌恨。慈禧和奕密谋策划，乘肃顺护送咸丰梓宫行于半路时，阴使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将他逮捕，押送回京。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顾命八大臣一网打尽。史称“辛酉政变”（或“北京政变”）。不久，将肃顺斩首于菜市口，又勒令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自尽。定制，宗室行刑，在宗人府自尽，不赴市曹斩决。肃顺因比照叛逆例，故绑赴市曹行刑。慈禧、奕剪除政敌，逞快于一时，不再顾及天潢贵胄的颜面。

在爱新觉罗族的历史中，这是为争权夺利而酿成的又一起、也是最后一起骨肉相残的大案。载垣为第一代怡亲王胤祥四世孙，康熙帝之裔，属近支宗室，排在载字辈。端华属远房宗室，故不排字，但郑亲王爵为“世袭罔替”八大铁帽之一，将端华夺爵赐死，自然非同小可。端华死后，爵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治三年（1864）七月，奉旨赏还郑亲王世爵，由承志承袭。

肃顺被诛，八大臣失败，确立起两宫太后（一为咸丰皇后钮祜禄氏，后来尊号叫慈安，又称东太后；一为西太后慈禧）垂帘听政（实则慈禧太后擅政），恭亲王辅政的新体制，载淳的年号也改为“同治”，意思是两太后一同治政。从此开始了慈禧太后在同、光两朝46年的历史。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征女。咸丰元年被选入宫，初封懿贵人。生载淳为咸丰帝独子，母以子贵，晋懿贵妃。及载淳当了皇帝（同治帝），她立时成为太后。但按照皇室家法，两后均无干涉朝政之权。如清太宗皇太极病逝，皇子福临年甫6龄，由睿王多尔衮等辅政；世祖福临殁，嗣君玄烨年甫8岁，由贵族鳌拜等辅政。从未闻有皇太后听政先例。其时载淳亦年6岁，前例俱在。而后来之所以造成“垂帘听政”的局面，完全是宗室诸王争权夺势的结果。

同治初年，恭亲王奕出任议政王，领袖军机。成为宗室诸王中一言九鼎的关键人物。此前，他已有长期从政的经验。

奕是道光帝旻宁第六子，咸丰帝奕的异母弟。奕6岁入上书房，与四兄奕共同学习。据说他在武艺和知识方面均优于奕。曾制枪法28势，刀法18势，道光帝赐以名，枪曰：“棣华协力”，刀曰“宝锷宣威”，并以白虹刀赐奕。[6]道光帝在选定嗣君时曾颇费踌躇，如果是在崇尚武功的开国时代，奕这样精于骑射的子弟显然是最佳人选，但是到了道光年间，满洲人早已濡染汉俗，“文风蔚起，彬彬弦诵”，结果奕反而被定为储位。咸丰元年（1851），奕即位，封奕恭亲王，三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从此，开始了他历经咸、同、光三朝的政治生涯。

在晚清诸王中，奕论见识才干当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奕仓皇逃往热河。奕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俄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奕在与外国人的接触中，思想发生了转变。他认识到对西方诸国已不能以古之夷狄对待，应该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他站在清王朝立场上，将国内种种乱象视为“心腹之害”，将列强入侵称为“肘腋之忧”，显而易见，是把“安内”作为当务之急。在他的建议下，于咸丰十一年（1861）设立了主管外交事务的机构，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7]新机构由奕主持。为培训青年人做翻译，又设立同文馆。在以后40年中，总理衙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接着，奕提出“自强”的主张。他认为，自强的目的是御侮，自强的条件是先平内患，“内患除则外侮泯”；自强的入手点是军事近代化，“必先练兵”。[8]他的建策获得批准，以此为标志，中国进入了以“自强”为中心口号的洋务运动的历史新时期。奕从此成为清廷中洋务派的总代表。[9]奕通过英法联军之役，真正认识到清朝军队因落后腐败而一败涂地的严酷现实，这是他能够放弃“天朝上国”及“华夷观”等传统政治思想而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前提。至少在宗室王公中，他的观念是开风气之先的。以后，在推进近代化建设中，奕做了不少开拓性工作。

同治年间，奕总揽军、政、外交大权于一身。赏食亲王双俸，亲王爵“世袭罔替”。宠荣权势达于极盛。然而，“垂帘”之后，始终受制于慈禧，应是他始料所未及的。慈禧太后驾驭人的手段，的确非同寻常。当她需要利用奕时，就将其女认作己女，按固伦公主侍遇；其子载澂，特封贝勒加郡王衔，以示笼络。迨奕主持枢廷，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回各军，于清朝功劳很大，此时慈禧对他开始疑忌，严加防范。

光绪十年（1884），法国侵略越南。奕及其主持下的军机处“不欲轻言战”，引起朝臣交章弹劾。适值清朝军队在前线溃败，慈禧太后以“委靡因循”的罪名，罢黜奕军机大权，停亲王双俸，命其“家居养疾”。[10]奕被当作战败的替罪羊抛出，从此在家赋闲10年。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严峻的局势下，奕被重新起用。但此时的他身老衰病，谨小慎微，在政治上已难有什么作为了。四年后奕病殁，享年67岁。赐谥曰“恭”。以次子载滢之子溥伟过继与长子载澂，袭恭亲王。

自光绪初年奕失宠后，在朝中长期秉持枢要的宗室王公就要数父子两代醇亲王了。第一代醇亲王奕，是道光皇帝第七子。旻宁死后，由奕的哥哥奕继位，帝号咸丰。在其兄咸丰帝在位的11年间，除了他10岁时因咸丰帝登极而按例封为醇郡王之外，没有得到过什么“恩典”。只是在其侄载淳即位后，他在短短半年时间里迭授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管神机营等要职，地位骤然尊显。这主要得益于他与慈禧太后的至亲关系。慈禧太后的妹妹是奕的正福晋（嫡夫人）。由于这层关系，在咸丰末年的皇族内部权力之争中，奕站到了慈禧一边。当肃顺送咸丰梓宫还京途中，正是奕将他亲手拿下。这一年，奕仅21岁，拿肃顺这件事成为他飞黄腾达的起点。同治三年（1864），奕又被赐以“加亲王衔”的荣誉，同治十一年正式晋封为亲王。

图49 《恭亲王园寝图》（光绪《昌平县志》）

图50 恭亲王园寝牌楼（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麻峪村）

清朝皇帝近支子弟，以康熙、乾隆两朝为最多。康熙帝有35男，20女，乾隆帝有17男，10女。到了咸丰帝就只有1男1女了。此后，同、光、宣三朝，50年间，宫中不闻儿啼，当时称为“国统三绝”。同治帝在位13年病死，因无子嗣，按照祖制，应从近支晚辈（即溥字辈）中选立皇太子。如果是这样的活，奕的子孙可能性较大，但这样一来，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再也不能“垂帘听政”了。因此，她未给儿子立嗣，却把外甥载湉即奕的次子入继，并承袭帝位，年号光绪。慈禧太后的这一决定不独出乎王公大臣意料，奕骤闻之下竟吓得魂不附体、昏迷倒地，不能起立。也就是他在给太后的奏疏中所自陈的：“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昏迷，罔知所措。触犯旧有肝疾，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11]慈禧太后是个权势欲非常强烈的女人，绝不愿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对她来说，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却决不能让它们束缚住自己的手脚。选立载湉嗣位，使慈禧的面目进一步暴露出来。奕如果不是看得很清楚，是不会失态到如此地步的。

从爱新觉罗家族史上看，弟继兄位，只能从遥远的部落时代找到某些先例。但是自开国以来，这种古老的传统早已绝迹。当时有位叫吴可读的御史，曾以“尸谏”的极端形式为同治帝争嗣，也没有改变慈禧太后的主见。她对着跪请“立嗣”的王公大臣们说：“我们姐俩（两太后）已商议好了，挑个年岁大点儿的，我们姐儿俩也不愿意。”[12]于是众人明白，无论是“尸谏”，还是痛哭昏迷，全都无济于事。

从此，奕事奉慈禧太后更加兢兢业业，态度也更加诚惶诚恐。一方面是太后屡赐恩荣，另一方面是奕屡次辞谢。光绪帝即位，他就辞掉一切官职。“亲王世袭罔替”的恩典是力辞不准才接受的。以后几年里，他的惟一差使就是照料小皇帝读书。然而，慈禧太后希望利用他来削弱奕的权力。光绪十年（1884）罢去奕军机大臣后，慈禧太后命，今后遇有重大事件，先与醇亲王商办。[13]这意味着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大权。

其时正值法国入侵越南，与清朝军队交战。继而议和罢兵，奕议建海军。十一年九月，成立海军衙门，奕受命总理该衙门事务，节制沿海水师，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总督李鸿章、都统善庆、侍郎曾纪泽为佐。十二年五月，奕巡阅北洋水师。奕积极支持李鸿章改进并扩建海军的方案。对方兴未艾的洋务运动也倾注了很大热情。但是，奕亦如清末其他宗室王公，对慈禧太后的乖谬举止不敢有所异议。奕对太后的一意孤行已颇为顺从，奕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皇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为自己大修颐和园，得到他的赞许。光绪十二年巡阅北洋水师时，他让太后亲信太监一路伴随左右。奕被剥夺权力后，慈禧太后随心所欲地卖官鬻爵，奕对她仍一再表示效忠。按例，男子结婚便算成年。光绪帝如果结了婚，太后理应归政。这当然非慈禧所愿。于是就在光绪帝婚前，由奕带头向太后叩请继续“训政”数年。

奕对皇太后诚惶诚恐的心理，不仅表现在他的一切言行中，连家中的陈设也带有痕迹。他命名自己住的正房为“思谦堂”，书斋为“退省斋”。书斋条几上摆着的“欹器”，刻有“满招损，谦受益”的铭言。用以策励自己和子孙戒盈戒骄。他自撰的治家格言有这样一段话：“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大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14]其实他最担心的，还是在政治上招灾惹祸。正是由于他熟谙“明哲保身”的技巧，得以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下位极人臣，在风涛凶险的政坛中一帆风顺。

光绪十六年（1890），奕病逝，丧葬准用皇帝礼。赐谥曰“贤”。奕生七子，载湉（光绪帝）是第二子。载，初封不入八分辅国公，进镇国公；载沣，袭醇亲王；载洵，出为瑞郡王奕后；载涛，出为锺郡王奕后。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奕已去世4年。慈禧太后又起用奕，不到4年，奕亦病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变法”年（1898）。年轻的光绪帝身当国势垂危之秋，毅然支持变法维新，推进立宪政治。帝后矛盾空前激化。慈禧太后囚系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两年后立端王载漪第二子溥儁为大阿哥（即皇长子），继为咸丰帝奕之后，准备废黜光绪帝，让他继承帝位。这样，便把端王父子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图51 光绪帝像

载漪系惇亲王奕次子，过继与瑞郡王奕，降袭贝勒。光绪二十年（1894），进封端郡王。按清朝旧制，应沿用“瑞”字旧号，但传旨过程中误将“瑞”写成了“端”，只好将错就错。[15]光绪二十五年（1899），载漪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办理外交。一时成为宗室王公中的核心人物。他一意排除异己，庆王奕劻也在排斥之列。可是他的才识远不及奕、奕，办理外交，尤其懵懂。因各国公使反对废黜光绪帝，义和团运动中他乘机主张围攻使馆，坚持处死与他持不同意见的汉大臣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等人。《辛丑条约》签订时，各国公使认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杀公使、焚教堂，加害天主教徒的义和团是端王、庄王、澜公、刚毅等支持的，因此提出必须把组织义和团的罪魁祸首置之死地。但是慈禧太后与端王之间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太后方面是企图借助端王的势力巩固自己垂帘听政的统治地位，端王则企图利用太后的宠信树立大阿哥，进而控制皇帝统治的宝座。何况载漪的正福晋是太后侄女。于是太后下了一道“系属皇亲，碍难加刑，发往新疆，永远监禁”的手谕，以搪塞各国公使。复借口当时义和团的最高领导机构“义和团公所”设在庄王府，为端王开脱。[16]最后，在外国公使默认后，将庄王、刚毅赐死，端王、澜公等发往新疆边远地区。光绪二十七年谕：“载漪纵义和拳，获罪祖宗，其子溥儁不宜膺储位，废‘大阿哥’名号。”[17]当时，端王府已被八国联军烧毁，端王及废黜出宫的大阿哥等无处安身，慈禧太后遂又下诏让端王一系“认祖归宗”，仍归惇亲王府本支。

图52 义和团总坛所在地庄亲王府（《乾隆北京城图》）

继端王之后，长期活跃于政坛的王公首推庆亲王奕劻。奕劻并不是第一代庆亲王，他的王爵要追溯到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按照清朝封爵制度，除清初八大铁帽子王永远世袭爵位外，其他诸王均须“世降一等”。永璘第三子绵慜，降袭郡王。绵慜无子，嘉庆帝特命以仪顺郡王绵志子奕为后，并再袭郡王一次。道光二十二年（1842），奕被劾服中纳妾，并贿赂宗人府官员以求减罪，夺爵。以永璘第五子不入八分镇国公绵悌奉永璘祀，旋又坐事，降镇国将军。道光二十九年（1849），绵悌卒，无嗣，由永璘第六子绵性之子、13岁的奕劻为嗣，袭辅国将军。至此，庆王一系已由第一等的亲王爵降至第十等辅国将军。奕劻幼时家境并不富裕。夏仁虎《旧京琐记》说他“能读书，授蒙童于西山间”。上海《秦晤士报》的《庆亲王外传》也记载：奕劻“早年甚贫乏，以其为中国绘画山水之能手，兼擅长书法，尝为人教读，且资书画以糊口，藉以略增其所入”。奕劻的这段经历，明显有别于奕、奕等近支王公。在民间的历练，增广了眼界，磨砺了能力。而他在官场上的圆滑世故，乃至八面玲珑，或者也基于此段生活。

图53 奕劻信函（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图54 奕劻信函（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庚子事变以后，满洲大臣荣禄一直是军机领班。光绪二十九年，荣禄病逝，庆亲王奕劻当上了军机领班。仍总理外务部（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后身）。在晚清诸王中，奕劻以办理外交和卖官鬻爵而出名。奕劻善于逢迎慈禧太后，在太后的赏识下，一再加官进爵，从一个远支宗室的最低爵位辅国将军，逐步进到亲王，官职做到总理外务部。他得到这个左右逢源的差使，身价更加不同，无论在太后眼里和洋人眼里，都有了特殊地位。辛丑议和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事件。这中间，他既为西太后尽了力，使她躲开了祸首的名义，又让八国联军在条约上得到了满足。时人议论王公们的政治背景，说某王公有德国后台，某王公有日本后台，都不过各有一国后台而已，惟独说到庆王，都认为他的后台有八国之多。

但随着庆王权势如日中天，慈禧太后对他的提防也在增加。她所担心的，不是贪污纳贿，而是庆王与直隶总督袁世凯的特殊关系。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对袁世凯是十分重视的，几年间将他由直隶按察使提到直隶总督、外务部尚书。但她对这个统率着北洋新军且善于投机的汉人大臣并不放心。当她听说袁世凯向贪财如命的庆王不断行贿时，不能不警惕起来。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同时病危。太后在病榻前授意，立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的长子3岁的溥仪为嗣皇帝，承继同治（载淳），兼祧光绪（载湉），由载沣当监国摄政王。[18]据说，她之所以选定光绪亲兄弟为摄政王，主要是为了对野心勃勃的袁世凯预作防范。戊戌变法中，光绪帝代表的维新派为袁世凯所出卖，光绪帝因此被囚禁直到病死。醇王府一系对袁无不恨之入骨。选载沣为摄政王，对袁世凯的权势将是有力的钳制。[19]慈禧太后临终前的这个决定，确实反映了她刻意保全爱新觉罗皇位的一片苦心。

载沣8岁时袭醇亲王爵，26岁就任摄政王，可以说是清末贵极一时的人物。在清朝统治的最后3个年头（宣统元年至三年，1909—1911），他是国家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代皇帝“主持国政”，有权裁定“军国大事”和“行政”、“黜陟赏罚”诸事。但同时又规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20]这里说的皇太后，就是光绪皇帝的皇后隆裕。这是慈禧太后临终前为她侄媳妇留下的权力。

载沣身膺重任，实际上并不具备执政的才识和经验。辛丑条约签订时，曾被任命为“头等专使大臣”，以皇弟的显贵身份赴德国“谢罪”。除此之外，未担任过什么重要官职。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慈禧太后才有意识地把他调到军机处，“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翌年正月正式任命为军机大臣。[21]载沣在军机处时间太短，何况还有奕劻等资深王公位在其上，在处理政务方面没有什么作为。载沣一下子被超拔为摄政王，实在是勉为其难。据深知其底蕴的胞弟载涛评价：载沣“遇事优柔寡断”，“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22]

载沣摄政后的第一件事是经过皇族集团的共同商议，除去心腹之患袁世凯。他下令罢去袁世凯的一切职务，硬说他有“足疾”，行动不便，勒令回老家养病。据说原来是要将他处死的，但由于袁背靠外国使团，且拥有强大的私人党羽，载沣投鼠忌器，未敢将他处死。当时亦入军机的重臣张之洞也主张不要杀袁，说“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戳大臣”。[23]袁世凯被罢官离职，实际上仍控制着北洋军队。载沣将他打发回老家，只起到“纵虎归山，养痈成患”的作用。载沣处事优柔寡断，缺乏政治手腕，据此可见一斑。

图55 摄政王府（北京市东城区什刹海后海）

罢黜袁世凯，也是清朝皇室在军事上排斥汉人势力的开端，从而加剧了皇族与汉大臣的矛盾。载沣为加强皇室对军、政大权的控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摄政之后，首先任命其弟贝勒载涛、贝勒毓朗（定亲王裔）、铁良（满洲）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企图建立由自己亲率的禁卫军。

宣统元年（1909）正月，下谕成立筹办海军事务处，命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铁良、萨镇冰妥慎筹划，命庆亲王奕劻总核稽察。5人中满洲4人，皇室又占了3人。萨镇冰是留学英国归来的海军专家，也是惟一的汉人。宣统二年十一月成立海军部，由载洵（载沣弟）担任海军大臣。

宣统元年（1909）五月，借溥仪名义下了一道上谕，宣布由皇帝亲自担任大元帅；皇帝亲政前，由摄政王代为行使最高统帅权。载沣把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抓到自己手里。接着，将军谘处从陆军部分离出来，后改军谘府，以贝勒毓朗、载涛为军谘管理大臣。军谘府相当总参谋部的性质，军谘管理大臣相当总参谋长的职务。载沣通过载涛决策最高军事机密。

至此以载沣兄弟3人为核心的皇族亲贵掌握了全国的海陆军权、禁卫军权，集中了全部军事权力，为后来的“皇族内阁”奠定了实力基础。

载沣摄政后大抓兵权，是他当“谢罪使”时从德皇威廉·亨利讨教的一条经验：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他做得更彻底，不但抓到皇室手里，而且还必须抓在自己家里。[24]但是，载沣的做法也加深了皇室亲贵与汉人军事将领和地方督抚的矛盾。表面上看军权在握，实际却陷于更加孤立、虚弱的境地。载洵、载涛两贝勒“皆乳臭少年，浮薄〔躁〕骄佚，素不解兵事”，“日以酒妓车马娱荡其心”。[25]均难胜其任。

载沣为了掩饰皇族集权，宣统元年（1909）三月，重申预备立宪，命令各省“切实筹办宪政”，务必在当年成立谘议局。这种姿态，使一部分立宪派分子，对载沣产生了很大幻想。各省成立谘议局的同时，在中央筹建资政院。资政院是清廷模仿西方议会模式，却又经过精心改塑的中央议事部门，是代议制度在中国最早的试验。[26]资政院参议员规定有三种产生办法，即钦选、会推、保荐三种。钦选的目的同样是为了便于满洲亲贵大僚对会议的控制。钦选各类议员的名额：宗室王公世爵16人，满汉世爵12人，外藩王公世爵14人，宗室觉罗6人，各部院衙门官32人，硕学通儒10人，纳税多额者10人。共计100人。[27]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的资政院议员亦以100人为定额。但由于资政院正副总裁，秘书厅秘书长等5人不是“特旨简充”，便是“请旨简放”的，所以，钦选议员在资政院中稳占多数。

进入资政院的宗室亲贵多是庸碌无能之辈。《民立报》曝光说：“资政院自开幕以来，鬼怪百出，内中所举之职员，莫非出之运动。其中有所谓庄亲王、睿亲王者，皆自〔日〕吸鸦片烟二三两，其言呐呐，其行踽踽。……至于世爵大臣，则半皆纨绔，一事不知”云云。[28]资政院总裁贝子溥伦，则为道光帝长子隐郡王奕纬的长孙，皇族近支，同样是一无能昏聩之辈。

资政院开设后，一切议决案需有一负责部门处理，责任内阁遂应运而生。宣统三年（1911）四月，摄政王载沣任命亲王奕劻为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负责组织责任内阁，并将原来的军机处和旧内阁裁撤。待内阁人选宣布，舆论大哗。新内阁阁员的名单是：总理奕劻（庆亲王）、协理那桐、徐世昌（满、汉各一）、外务部大臣梁敦彦（汉人）、民政部大臣善耆（肃亲王）、度支部大臣载泽（镇国公）、学务部大臣唐景崧（汉人）、陆军部大臣荫昌（满人）、海军部大臣载洵（贝勒）、司法部大臣绍昌（满人）、农商工部大臣溥伦（贝子）、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汉人）、理藩部大臣寿耆（宗室）。新内阁13人中，汉人4，满人9，而9个满人中，宗室王公5人，宗室1人。于是被舆论抨击为“皇族内阁”。这样多的皇室成员位居要津、专权擅权的局面，即使在过去清王朝200多年的历史上，也是未曾有过的。“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满，满排汉”之谚不胫而走。[29]

清皇室借立宪之名，不但没有对统治权放松任何控制，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宗室亲贵的专权，激起了公愤。各省谘议局竞相上书，弹劾及于内阁，皇族首当其冲。清室对舆论汹汹却不屑一顾。载沣下谕旨称：“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30]立宪派原想在内阁中分一杯羹，此旨一下，希望完全落空，与清廷的矛盾更加激化，清廷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之中。

二 时穷节乃见

清季国难当头，统治集团日益衰朽。与此同时，皇族内部的政治分化也在加深。一些富于民族感的皇室成员，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中积极捍卫国家利益，与国人共御外侮；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废除满汉畛域，实行变法维新。虽然，他们也有着那个时代所赋予的种种局限，但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皇族成员，是不应以轻蔑的口吻而一言以蔽之的。下面所要援举的，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光绪二十八年（1898），康有为等人曾发起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的维新运动，史称“戊戌变法”运动。此前，就有八旗举人德懋、德善、文元、同书、文成等人参加了有名的“公车上书”，剀陈民族大义，反对对日和约，主张继续抗战，要求“破除旧制，更新大政”，进行全面改革。同时，康有为在北京和上海组织“强学会”。不久，宗室寿富和康有为在北京组织“知耻学会”。在当时鼓吹变法维新的宗室中，以寿富影响较大。

寿富，字伯茀，亦称伯福，镶蓝旗宗室第五族人，系郑亲王济尔哈朗第九世孙。曾受业于张佩纶、张之洞门下，博览群书，为文操笔立就，兼精西算。[31]论天下大势，认为应力泯满汉畛域为先。戊子（1888）科中宗室举人。甲午战争爆发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寿富慨然以变法为己任。光绪二十一年（1895），北京强学书局创立，他积极参与其事，与梁启超相交往。时新思想方兴，变法之议甫起，享受世禄的八旗子弟，担心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对变法维新主张多有疑虑、抵触。寿富专门撰写《与八旗诸君子陈说时局大势启》一文。文章痛陈列强欲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谓中国“北枕俄，南接英法属地，皆以兼并为国者也。东邻日本，远交近攻，思我以自肥者也”。警告旗人：“忽当前之大势，燃眉不知急，剥肤不知痛，酣然以嬉，涣然以处。危哉痛哉，其坐以待毙也！”他还提醒旗人要周知列国大势，否则形同聋瞽，必召其侮。文章刊载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二十一日《时务报》。寿富的议论痛快淋漓，对于八旗子弟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旗人有识者多推崇它，同时也受到众多旗人非议。

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爆发了胶州湾事件，列强瓜分中国迫不及待，有志之士目睹时艰，决意奋起。当时各地学会纷起，要求变法，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寿富与康有为等人相联络，在京师组织“知耻学会”，并亲撰《知耻学会总章》、《学会诫言》、《学会藏书大旨》。[32]寿富认为，摆脱亡国悲剧的出路在于发愤为学，首先要以败为耻，时时铭刻在心。他在《学会藏书大旨》中以法国为例说：法自败于德，人模蜡像为败亡之状，每岁国人观之，故其人士，言及绥丹之败，无不切齿者，由悉其状也。中国之败，亦屡矣，士大夫有不举其事者，举国不耻，不亦宜哉？!因此他将以往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各战役纪事列为学会会员的必读物，并说：“吾愿与天下有耻之士一读之，然后知痛哭流涕者，非丧心病狂矣。”他还抨击一部分朝野人士，面对列强侵逼，惟知空讲“攘夷”，盲目排外，却昧于自强之道的迂腐言行：

士大夫耻言主和，而不讲海防，好言攘夷，而不知外事，挥斥西学，不遗余力，及身当其局，则手足无措，往往败事。夫岂中国士大夫之好亡，而不乐自强哉？盖习于所见所闻，而囿于不见不闻也。

所以他极力主张讲究“西学自强之新术”，认为只要学他人所长，国家则可盛强。在《知耻学会后序》中，他建议通过兴报馆、求贤才、废科举、倡新学等途径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在文章中动情地写道：“我中国神明之裔也，尧舜之遗也，不思与英、德、法、日并驾于五洲，而坐视黑人、红人为奴，思执鞭而从其后，吾不可复见五大洲豪杰之士矣。”[33]言辞痛切，催人泪下，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寿富对八旗子弟冥顽不灵的保守态度尤为痛心疾首，指斥他们说：“八旗奉直诸君子，坚持旧说，悍然不顾，宁使外夷祸深，乱民愿遂，绝不肯为君父一变其故见，名为卫道持正，直是外夷之向导，乱民之表帅。”[34]作为统治阶层中人，寿富却指斥那些道貌岸然，“名为卫道持正”的政治保守派，实为“外夷之向导”，加重了亡国危机，批评是相当尖锐的。当然，寿富在鼓吹变法的同时，亦时时流露出矢忠于满洲统治者的思想。

在当时的满洲亲贵大僚中，大学士刚毅是一个不学无术、刚愎自用、政治保守的典型。他识字不多，孤陋寡闻，在大庭广众中常说讹字，如任刑部尚书时，每称皋陶之陶作“如”字，尤其令人喷饭的是改“瘐死”为“瘦死”，反斥司员不识字；又将“聊生”念作“耶生”，诸如此类，留下不少笑柄。刚毅之类不学无术、愚顽保守的贵族官僚，无不具有敌视变法，盲目排外，猜忌汉人的特征。据说他“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对满汉畛域尤为深刻，曾书“汉人强旗人亡，旗人瘦汉人肥”十二字贴于座右。[35]他在慈禧等人怂恿下，专横跋扈，极力推行“排汉用满”政策。寿富对此极为不满，直言不讳地指出：“愈排汉，汉愈激；愈用满，满愈孤。吾族其无立足地乎？”对于寿富的这番言论，刚毅等人十分恼怒，污蔑他说：“长白晦气，生此异物也。”[36]

光绪二十四年（1898），寿富参加会试中进士，廷试二甲，选任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帝召见于养心殿。寿富奏对诚切，光绪帝为之动容。[37]不久，奉命赴日本考察政治。归国后撰《日本风土志》4卷献上。召见时，痛陈中国积弊及宜兴、宜革诸条款，引起光绪帝重视。待“戊戌政变”发生，他深知时局艰危，心灰意冷，杜门不出。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兴起，京师大乱。寿富上书荣禄，建议将董福祥军队调出京畿，然后解散拳民，说“董为祸根，拳其枝叶耳”。荣禄不纳。七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寿富不忍目睹山河破碎的惨状，自题绝命词，并贻书同僚说：“国破家亡，万无生理。乞赴行在，力为表明。侍已死于此地，虽讲西学，未尝降敌。”与弟右翼宗室副管寿蕃及一妹一婢并投缳死。[38]殉国时年仅36岁。绝命词3首谓：

衮衮诸王胆气粗，轻然一掷丧鸿图，试看国破家亡后，到底书生是丈夫。

曾蒙殊宠对承明，报国无私愧此生，惟有孤魂凝不散，九原夜夜祝中兴。

薰莸相杂恨东林，党祸牵连竟陆沉，今日海枯石乃见，两年重谤不伤心。

诗中谴责满洲亲贵丧权辱国的媚外行径，表明自己报国无私的心迹。戊戌变法失败后，寿富受到种种诽谤；义和团运动中，又因为自己曾提倡“新学”，被众人指为“袒外”。对此，寿富均表示无愧无悔。他在殉难前惟一企盼的，是国家、民族将有中兴强盛之日。

寿富不愧为近代历史上满洲人民的志士仁人之一。他所以成为宗室中的开明派，与家庭影响所关甚大。父宝廷，官至礼部右侍郎，为宗室名士。为官直言极谏，奏疏传四方。曾上疏谆谆以八旗人才为虑。《请整顿八旗人才疏》云：近年八旗文风未见，大逊于前。一由于官学废弛，教育无法，虽不乏读书应试之人，而专攻举业，所学非所用；一由于开捐以来，进身太易，捐一笔帖式，谋入档房，但能奔走攀援，虽目不识丁，不十年即可富贵。纵有聪明可选之才，沾染陋习，亦渐于轻浮卑佞。他建议培养八旗人才，应自整顿官学与笔帖式始。[39]八旗人才的荒废与匮乏，是清王朝病入膏肓的征兆之一，非整饬官学与笔帖式所能改变。不过宝廷能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加以针砭，在“万马齐喑”的气氛中还是起到一定警世作用的。

宝廷为人不拘小节，光绪八年主持福建科举考试，途经浙东，船上邂逅风尘歌妓，一见钟情，入夜置千金于船中，携妓逃遁。寻奉旨革职。他从此芒鞋竹杖，策蹇游西山，日以吟咏消遣。晚年赋闲家居，自悔前行，痛感列强恣意蹂躏山河，忧心如焚。在一首五言诗中激愤地写道：“惜哉中国弱，兵绌财不丰，近属渐人夺，远境安能攻，瞿然大惊寤，热血沸五中。”但这时的他已徒有报国之心而无报国之力了。

盛昱也是清季宗室中有识之士。盛昱字伯熙，镶白旗宗室，肃亲王豪格七世孙。光绪二年（1876）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迁翰林院侍读。讨论经史、舆地及本朝掌故，皆能详其沿革。其间数上章奏，弹劾大员。他的上疏持论开明，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光绪十年（1884），任国子监祭酒。[40]因政治上受到排斥，将精力投入考据学问。他崇尚风雅，精于赏鉴。在表弟杨钟羲协助下编成《八旗文经》60卷，是有清一代旗人文学作品的重要结集。盛昱政治开明，无满汉歧见。《春明梦录》一书说他“人甚不羁，菲薄满人，而喜与汉人为友”。其实他的“菲薄满人”，仍是洞悉国势陵夷，外患相踵，八旗子弟却多不知自强自励，而生成的“恨铁不成钢”的复杂心理，实企盼八旗子弟能够重振先辈雄风。他将旗人的衰微归结为人口增多，旗制束缚，国库空虚，粮饷减成发放等原因。“八旗生计”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再加上贵族恣意挥霍，国势自然积弱日衰。这样就为列强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他目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割占土地，大声疾呼：“起我黄帝胄，驱彼白种贱，大破旗汉界，谋生皆任便。”[41]主张破除八旗制度，允许旗人自谋生计；全中国人，不分旗民满汉，联合一致共御外侮。而盛昱所云“起我黄帝胄，驱彼白种贱”，与前举寿富所谓“我中国神明之裔也，尧舜之遗也”可谓异曲同工，表明晚清宗室中的开明人士，在身份认同上早已突破满洲族人的狭隘局限，而自视为中华民族理所当然的一部分。这种观念的形成，是满汉民族长期陶融的结果，并为近代以来满汉各阶层人民在国难当头之际，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

盛昱身为天潢贵胄，宗室名人，竟对“首崇满洲”的祖制大放厥词：

夫八旗之人，不及汉人什佰分之一，八旗之京官乃多于汉人数倍，荒陋贪鄙，动为人笑。笔帖式，旗官之初阶也，近者乃不由学而由捐，黄口乳臭，目不知书，伺候堂官，有同奴隶，浸而升司官，浸而放道府，甚且任封疆，长台阁。呜呼，内患之所由起，外侮之所由来，孰非此辈阶之厉哉![42]

在宗室贵族中能发表如此直言不讳的议论，确属难得。不过，盛昱在讲求西学时又曾反对兴修铁路，认为铁路商工之事，尽驱耕农使为工商，是聚百万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之人游荡于花天酒地之中而朘民之脂膏。当时从儒家传统的农本思想出发对待西方科学技术的士人往往持此谬说，非独盛昱个人。

盛昱所阐扬的“改革”内容，主要局限在八旗制度和满汉关系等方面，这使他的思想，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难与寿富等人等量齐观。

在中国近代波澜起伏的历史中，人们不会忘记光绪帝在变法维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康有为“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43]等激烈言词的震动下，年轻的光绪帝曾为之动容，并认为确有改弦易辙的必要，“非变法不能立国”。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他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向中外宣布，进行变法革新。从四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六日的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即戊戌变法正式出台到失败的时期。其间，先后发布有关改革的诏令180条之多，体现了他“深观时变，力图自强”的急迫心情。

革新创议对因循保守、暮气沉沉的清王朝形成很大冲击。在经济方面，明确宣布应保护和发展农工商业，改变税制，维护本国商人利益，开办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在文教方面，废除“八股文”，改考策论，开设新式学堂，提倡办报馆、译书、组织学会和出国游学；在军事方面，组建新式海陆军，逐步替代八旗绿营旧制；在政治方面，则要求改革官制，删除则例，对国家体制进行重大改造。这些密集颁发的诏令，是先进的中国人决心湔雪国耻，自救图强的集中体现，但是有些操之过急，未曾周全地考虑到社会各阶层的切身利益及反响，更没认识到顽固保守势力的强大与凶残。八月二十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捕杀谭嗣同等六君子，将维新变法运动扼杀在襁褓之中。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是近代中国谋求政治体制改造的先声，是有史以来中国人要求以西方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制度的第一次勇敢尝试。光绪帝毅然支持变法维新，推进立宪政治，并绘制出第一个较为系统的、以国家政权力量将中国引向近代化的蓝图。这些作为，不仅使他有别于爱新觉罗的历朝皇帝，即使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也堪称标新立异第一人。

三 王朝末日

清朝末帝溥仪（即宣统皇帝）登极时，由其父摄政王载沣怀抱升殿，净鞭响亮，吓得溥仪大声啼哭。摄政王安慰他说：“皇帝别哭，一会儿就完了。”[44]这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谁知竟成为清朝灭亡的谶语。

宣统年间，摄政王一味集权，诛除异己，在朝野间引起极大不满，表面看来志得意满，实际上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中。加之他生性懦弱，没有统驭全局的才干，致使皇室内部形成派别分立，竞争权力的形势。其中一派以贝勒载涛、毓朗为首，控制军事大权，得到载沣的倚信。另一派以镇国公载泽为中心，把持财政大权。载泽虽是由远支宗室过继给惠亲王庶长子奕洵为嗣子，因其自幼聪颖，颇得奕怜爱，与醇王府关系一向密切。其妻是隆裕太后妹，有了这层关系，即可私传太后言语，挟制载沣。载泽掌度支部后，在政府中独树一帜，“以集中财政为务，犹载涛之集中军权”。[45]载泽为扩张势力计，向载沣推荐盛宣怀任邮传部长。庆亲王奕劻组阁后，载泽辈力谋倒阁。其时谙于政情者，多认为继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者，非载泽莫属。元老派奕劻，原是首席军机大臣，受命组阁，自知势单力薄，于是与那桐结为一气，分居总、协理职位。奕、那二人贪污受贿早已恶名彰著，世间称为“庆那公司”。[46]那桐与袁世凯、徐世昌等关系深厚结为一党，与载字辈皇室近支互不相能。此外如恭亲王溥伟，在皇室近支溥字辈中年龄居长，光绪帝载湉病殁时，溥伟自以为乃祖奕生前有保存社稷之功，殁后配享太庙，决不是任何近支所能比拟的，如立长君，他当然有份。不想慈禧太后择立3岁的溥仪，使他觊觎帝位的希望落空。为此，载沣对他存有戒心，认为无合作的可能，只给了一个禁烟大臣名义，以示敷衍。

如上所述，载沣原想集中军政大权，强化皇室地位，结果却演变为各派亲贵揽权谋私，犬牙相制的复杂局面，统治能力被进一步削弱。对载沣本人来说，实非始料所能及。与此同时，载沣又以“筹办立宪新政”为名，向各地加征田赋钱粮，开征苛捐杂税。宣统三年（1911）清廷预算（是年清朝被推翻，因此只有预算没有决算），岁入白银2.9亿余万两，较之20年前（光绪十七年）的8968万两，激增达3倍。而与清初顺治、康熙年间比较，更高达10倍。[47]因此，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反清浪潮不断高涨。清王朝亡兆毕露，连统治集团中人也看得一清二楚：

比岁，纲纪破坏，政出多门，贿赂公行，昌言运动，内外大小官吏几无一不由营求而获。宵小得志，正士灰心。而所行新政，不知缓急，但〔急〕切进行，征敛烦苛，民生愁苦。军政财政操于一二贵人之手，立法议法出于三五少年之私。措置乖方，民情怨结。官吏乃藉端朘削，辇运权门，四海日益困穷，朝贵日增豪侈。大兴土木，群肆酣嬉，水旱盗贼而不为忧，天怒人怨而不知惧。天下皆知大乱将至。[48]

这段话，正是对宣统末年全国形势的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爱新觉罗皇室经济上盘剥全国人民，政治上又腐败透顶，当它将军、政、财大权独揽到自己手中时，也就将自己的统治推到了历史的终点。

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一个多月时间，先后有十四省宣布对清廷独立，转向革命营垒。清廷派出军队，在陆军大臣荫昌统率下，出征讨伐，屡战不利。清廷岌岌可危，惊慌失措。内阁总协理徐世昌看到时机已到，便同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协理那桐等人一齐向载沣保举他的政治死对头袁世凯重新出山。同时以“奉职无状”，自请“立予罢斥”。[49]载沣本不愿意迈出这关键一步，以至危及自己的政治生命，但是他素性懦弱，没有独作主张的能力；加之主要军事将领如冯国璋、段祺瑞，都是袁世凯的嫡系心腹，亦提出“非宫保（指袁世凯）再出，不能挽救危局”。载沣无奈，只好将大权拱手交给袁世凯。

清廷满洲大臣绍英在其辛亥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袁世凯返京组阁、迫摄政王辞退，隆裕太后召开御前会议，到末帝溥仪退位的全过程。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三日（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到京。二十六日（11月16日），就任内阁总理大臣。次日早摄政王载沣谕云，“现在内阁成立，应守定君主立宪宗旨，和衷共济”。袁世凯则信誓旦旦地宣称：“应抱定君主立宪宏旨，公忠体国和衷共济，以维大局。”但是到十月十六日（12月6日），他就迫使清廷颁布懿旨，准摄政王辞退，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至此，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已把清王朝的军、政大权完全攫为己有。随即，袁世凯与南方民军达成清帝退位后选他当大总统的保证，同时以库中无帑，决战无把握为口实，向清廷施压。据绍英年谱，十一月初九（12月28日），皇太后垂泪谕袁总理大臣：“汝看着应如何办即如何办，无论大局如何我断不怨汝。即皇上长大，有我在，亦不能怨汝。”袁对答：“臣等国务大臣，担任行政事宜，至皇室安危大计，应请上垂询皇族近支王公，论政体本应君主立宪，今既不能办到，革党不肯承认，即应决战，但战须有饷，现在库中只有廿余万两，不敷应用，外国又不肯借款，是以决战亦无把握……此事关系皇室安危，仍请召见近支王公再为商议，候旨遵行。”[50]这段记载，如实反映了隆裕太后进退失据、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袁世凯身上的窘迫和无奈。当时，隆裕太后连连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会上，隆裕太后无可奈何，抱着溥仪大哭说：“我悔不随先帝早走，免遭这般惨局。”王公贵族，主战主和，意见不一。不久，主战的宗室贵族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亲贵王公闻风丧胆，纷纷逃避。同时袁世凯亲信段祺瑞等42名前敌将领致电清帝要求退位。清廷知大势已去，乃授权袁世凯与民军商议退位条件。经过反复协商，最终达成优待皇室八条，待遇皇族四条，待遇满、蒙、回、藏七条。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旨三道：一宣布共和政体，一宣布维持等条件，一责成各长官毋旷其官。宣统帝宣布退位，从此结束了清王朝入关以来268年统治，中国延续两千年之君主专制亦为之终结。

清帝逊位，系以隆裕太后之懿旨宣布。懿旨内云：“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51]随即，颁布优待条件如下：

优待皇室八条为：

第一条，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条，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条，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条，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条，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条，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条，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条，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待遇皇族四条为：

第一条，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第二条，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同等。

第三条，清皇族私产，一体保护。

第四条，清皇族免当兵之义务。

待遇满、蒙、回、藏各族七条为：

第一条，与汉人平等。

第二条，保护其原有之私产。

第三条，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第四条，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

第五条，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

第六条，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

第七条，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52]

以上优待条件，作为正式文件，由参与谈判的南北代表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转达各该政府，因此是具有国际公认的法律效力文书。

辛亥革命以暴力为始，却以清帝逊位的和平形式结束，在实现国家制度变革的同时避免了国家的分裂、民族的流血，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此一局面的出现，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文明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相关各方（南方民军、北方袁世凯集团、满洲皇室与权贵集团）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作出了明智选择，即以国家和民族大局为重的远见卓识，以及高度的政治智慧、妥协精神、灵活性。其中，对以隆裕皇后、庆亲王奕劻为首的满洲亲贵能够顺应历史大势、顺应民心所向作出的抉择，也应给予充分肯定。优待条件的颁布，实际是新生的中华民国政府以及全体国民对爱新觉罗皇室、满蒙贵族在政治上作出巨大让步所给予的肯定和相应补偿。这一点，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事后对清室的评价上也得到充分印证。据绍英年谱：民国元年（1912）八月初一日晚，孙中山、黄克强（黄兴）、陈其美等在京拜会醇邸（载沣）、伦贝子（溥伦）、世太保公（世续）。伦贝子先演说，代表皇族致辞表示欢迎之意，对孙极尽颂扬之辞。孙令黄克强致答词，略谓现在世界竞争，中国非共和政体不能自立，是以孙中山先生热心改革。今者五族共和，实由皇太后、皇帝圣明，德同尧舜，我辈均甚感激。惟此时外交甚为警戒，切望五族一心，勉力进行，以济时艰云云[53]。孙中山创建同盟会，曾以“驱逐靼虏，恢复中华”号召天下，最终引起辛亥革命的爆发。然而民国肇建，清皇室与孙中山却有如此场面热烈的会面，尤其黄兴盛赞“皇太后、皇帝圣明，德同尧舜”之语，显然就是对清廷同意逊位一举的高度肯定。

图57 清帝退位号外（《京师公报》）

退位诏书颁布后，一部分宗室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当初在御前会议上主战最力的善耆、溥伟，此前已离开北京。一个跑到德国人占领的青岛，一个到了日本人占领的旅顺，企图在帝国主义的卵翼扶植下，重现王朝复辟的迷梦。最有趣的还是醇亲王载沣，辛亥革命事起，清廷存亡危在旦夕，他虽也如坐针毡，但在讨论战和的会议上，却经常一言不发。以致皇族中不少人认为他庸碌无能，毫无政治才能，不配做摄政王，大清的江山就断送在他们兄弟父子手中。因为人们常称光绪帝和宣统帝为“二龙”，载沣为一王。摄政王府被说成是“两度潜龙，一朝摄政”的帝王之家。清朝就是在这两代走向灭亡的。但也有人认为载沣虽从政历练不足，但能够审时度势，没有成为阻碍历史车轮前进的障碍。据说，当载沣被迫辞去摄政王位，从宫中回归藩府，对妻荣禄女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荣禄女见他那副若无其事、轻松的神态，气得痛哭了一场，并告诫儿子：“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满洲语父亲之意）那样!”[54]这段故事和载沣自书的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虽不足以证明载沣有什么“退隐”之志，但也可以看出，摄政三年，的确令他心力交瘁。

顺治初年，多尔衮以小皇帝福临叔父的身份摄政，清室奄有全中国，并日臻繁兴；清末宣统帝溥仪冲龄嗣位，载沣以本生父摄政，辛亥革命中一筹莫展，清室随即而亡。一头一尾，前后两次摄政，效果却判若霄壤。难怪前人提起载沣，要说他“回思多尔衮，功罪两相殊”了。[55]

[1] 昭梿：《啸亭杂录》卷6《癸酉之变》；《清仁宗实录》卷274，第9页上。

[2] 《清史稿》卷387，本传。

[3] 薛福成：《记咸丰季年载垣端华肃顺之伏诛》，载《庸庵笔记》卷1，商务印书馆光绪二十四年本。

[4] 佚名：《清朝野史大观》卷7，第48页。

[5] 《清史稿》卷387，本传。

[6] 《清史稿》卷221，本传。

[7] 奕等：《奏通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齐思和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40页。

[8] 奕等：《奏请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贾祯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2，第8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00—2702页。

[9] 董守义：《奕》，《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6卷。

[10] 《清史稿》卷221，本传。

[11] 《清史稿》卷221，本传。

[12]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13] 《清史稿》卷221，本传。

[14]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8页。

[15] 《清史稿》卷221，本传。

[16] 同上书，载漪传。

[17] 毓运：《记祖父端郡王载漪庚子被罪后的二十年》。

[18] 《宣统政纪》卷1，辽海书社民国23年版，第1页。

[19]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1—22页。

[20] 《宣统政纪》卷1，第6页。

[21] 《清德宗实录》卷573，第586页。

[22] 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23页。

[23] 同上书，第324页。

[24]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6页。

[25] 王树枬：《武汉战记》，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0页。

[26] 韦庆远等：《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27]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1页。

[28] 《实不料腐败如此》，载《民立报》，宣统二年九月十五日。

[29] 刘体智：《异辞录》卷4，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7页。

[30]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579页。

[31] 《清史稿》卷469，本传。

[32] 均载罗继祖辑《寿富遗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59）。

[33] 载《时务报》，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

[34] 寿富：《上南皮师书四》癸巳年（光绪十九年），载《寿富遗稿》。

[35] 李伯元：《南亭笔记》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第11页。

[36] 赵炳麟：《寿太史传》，转引自孔祥吉《寿富》，《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5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7] 林纾：《赐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载《寿富遗稿》。

[38] 《清史稿》卷468，本传。殉国事迹又见王守恂编《庚子京师褒卹录》卷1，1920年印本，第40页。

[39] 震钧：《天咫偶闻》卷5，第112—113页。

[40] 《清史稿》卷444，本传。

[41] 盛昱：《题廉孝廉小万柳堂图同凤孙作》，引自张菊玲《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第279页。

[42] 盛昱：《八旗复官学议》，载《意园文略》卷2，宣统二年本，第18页下19页上。

[43] 康有为上光绪帝第六书《应诏统筹全局折》。

[44] 夏仁虎：《旧京琐记》，第87页；参见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7页。

[45] 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04页。

[46] 恽宝惠：《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47] 汪仁泽：《清末摄政王载沣》，载《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

[48] 《宣统三年九月初八日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奏折》，《辛亥革命》（五），第475页。

[49] 《准奕劻等辞职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完全内阁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98页。

[50] 马世杰、马世良：《绍太保公年谱》卷1,《绍英日记》第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第41页。

[51] 《宣统政纪》卷70，第14页上。

[52] 《临时公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53] 马世杰、马世良：《绍太保公年谱》卷2,《绍英日记》第6册，第5页。

[54]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3页。

[55] 马骏：《咏清史诗五绝三百首》。

第九章 坎坷之途

辛亥革命，无疑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变革，因此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但对爱新觉罗皇族来说，后果却不堪回首。颁布天下的优待条件，由于政局动荡、军阀混战等原因，很快沦为一纸空文。承诺保留的政治、经济特权随之被取消，皇族制度、八旗制度也不复存在。这些变化，注定了一个特权阶层的消失。实际情况是，辛亥革命后，广大宗室、觉罗子弟为了自谋生计，只有走向民间，并与其他社会成员融为一体。惟独少数皇室近支是个例外，他们凭借祖辈留下的巨大家业，继续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经济上的破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政治分化也采取了新的形式：大部分人逐渐适应了他们正在扮演的社会角色，但也有极少数人，为了实现王朝复辟的迷梦，不惜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者，充当侵略者工具，沦为民族和历史的罪人。在爱新觉罗皇室成员中，后者的人生道路显得尤为曲折。

一 自食其力的转变

民国建立后，宗室、觉罗的特权被取消了，俸禄、养赡银没有了，除了很少一部分人（主要是上层贵族），通过优待皇室条件，暂时保留了一定官职和经济待遇外，其他人已形同平民。一些毫无谋生技能的寄生者，生计顿时陷于困境。一些人的家产吃光了，便流离失所，或流浪街头，有的辗转沟壑，甚至冻馁而死。一名叫桂顺的宗室，家境贫寒，由北京去天津谋生途中，不幸病倒店中。于是向溥仪发了一封告急禀文：

叩禀我主宣统大皇帝：奴才镶黄旗满洲头甲爱新觉罗氏。奴才桂顺因贫穷下天津谋衣谋食，行至杨村镇，住在回回马家小店，病在店中。现下当卖全无，又无衣无食，奴才无法，叩求我主大皇帝恩赐钱财，奴才好养病度日。别不多禀，奴才桂顺叩求。[1]

当时皇族数万余口，类似情况，比比皆是。

民国初年，各王府虽然已失去往昔的威风和阔绰，但毕竟“百尺之虫，死而不僵”。因此，一些穷困潦倒的亲戚族人纷纷找上门来，“打秋风”，求救济。醇王府就收到不少这类信函。有的来信自述家中“典质一空，告贷无门，窘迫之情，不堪言状”；有的哀鸣：“时值天寒，尚无棉衣，合家嗷嗷待哺，实无一线生路。”诉苦之后总是转入正题，或请“格外恩施，以救活命”，或请“为儿辈觅一啖饭之所，以济涸辙，俾数口之家，以免冻馁之忧”。[2]需要救济者不可胜数，无论宣统小朝廷，还是宗室王公，即便有心救济，也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在这种形势下，由48名宗室王公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宗族生计维持会”的组织，其宗旨是：维持皇族现状，筹划将来之生计，及增进自治能力；凡皇族男子年在20岁以上，并有普通知识者，皆可入会为会员。维持会请求将东陵、避暑山庄一部荒地拨给皇族，作为谋生手段，以后又在载涛倡议下，利用东陵地亩的租金，试办教养工厂一处，以为无业宗族养生之备，使皇族贫寒子弟学习工艺，自谋衣食。

为筹集办厂资金，宗人府曾展开募捐活动。募捐启文说：

尝思天有好生之德，普施万物，人有当尽之义，惠及宗亲，此情之不能自已者也。兹因近年以来宗族异常困苦，啼饥号寒之家不可数计，耳闻目睹，情实堪怜。虽经前守护大臣奏明，先后拨交本府养赡无业宗族地亩一款，宗支繁衍势难普及。初拟发交各族按户分放，奈何所得亦只能图数日温饱而已。左右思维，惟有以此款设立工厂，收养孤苦幼稚，教以工艺，三年卒业，可以自谋生活。庶几款不虚糜，咸沾利益。……此系公益之举。伏望仁慈善士量力资助，俾得早一日成立，则无业宗室得早一日免于冻馁。是皆出自诸公之所赐也。[3]

募捐公启发出后，一些宗室王公、民国政要、社会名流，纷纷解囊相助。其中如庆亲王捐钞200元，礼亲王捐钞100元，醇亲王捐钞300元，顺承郡王仅捐票洋15元，似乎已囊中羞涩。其他如洵贝勒、载泽、溥坪、溥培等宗亲各捐款不等。蒙古喀尔喀那亲王、阿亲王、贡亲王也积极认捐。有趣的是，捐款最多的并不是宗室王公，而是民国的新贵，如黎元洪捐京钞1000元，冯国璋捐中钞500元，熊希龄捐现洋200元。这些民国新贵原本是清朝旧臣，与宗室贵族藕断丝连。他们大权在握，财源滚滚，不能不令家境开始破落的宗室贵族相形见绌。

经过一番筹备，宗人府教养工厂于民国8年（1919）5月正式开办。工厂专收无业宗室，先收100名，凡宗室年龄在10岁以上，15岁以下，身体强壮者，持各族图片证明，都可入厂。工厂分地毯科、织工科、木科、席科、筐科。生徒半工半读，除做工外，还学习国文、习字、算学、图画、体操、唱歌、音乐等课程。工徒全部住宿，每日两餐，每人布衣一件。准备培训3年后，使生徒掌握一技之长，听其自谋生计。但当时就业极难。3年后，宗人府又克服种种困难，于北京东安门内骑河楼东口创设了第二工厂。工厂生徒暂定50名，将来再为推广。[4]两厂为了打开产品销路，多种途径创收，还四处张贴传单，大事宣传。从传单中，可以大略了解工厂创立时的情况：

哈哈!现在您知道宗人府创立了第二工厂吗？自从第一工厂创立以来，如今才是三年，里头一切成绩如何，不必再细说啦!

如今第二工厂又发现，一切内容的完备，您听我说一说：“第一样，工徒守规则，所以各科全都发达啦。”例如织科——如毛巾，袜子，钱袋子……全都是本国材料，精益求精的。石印科——如广告，传单，西式名片，书籍，簿册……用的全是上等材料，其余还有什么各种的化装（妆）品，真是没有一样不完备的。还有一样可一称破天荒的事情，就是——本工厂附设的中西音乐会聘请侗将军充中乐会长，法人何图先生充西乐会长。作乐的好坏，如果要是有喜、寿、结婚……等事约〔请〕，就可知道如何了。本工厂有售品，所卖的东西全都是取“物美价廉”的主意。想现在正当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的时代，爱买国货的先生们全都快要来啦！[5]

图58 溥侗题《国剧画报》书影（民国）

传单是用通俗白话写成的，这应该也是受到当时方兴未艾的白话运动的影响。传单作者显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工厂的影响。传单中提到的中乐会长侗将军即京城内鼎鼎大名的溥侗。溥侗，字厚斋，号西园，别署红豆馆主。他是清道光帝旻宁之孙载治的第五子，光绪年间曾受封二等镇国将军（一说为辅国将军），故有“侗将军”之谓。他雅好戏曲，颇有造诣，因有“票界大王”的美誉。

宗人府创办教养工厂，使一些皇族子弟学得一技之长，走上了自谋生计的道路。这对改变皇族子弟坐吃山空，无所事事的状况具有一定的示范和宣传意义。但是，它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众多贵族子孙日益破落贫困的趋势。最后，连教养工厂本身也落得虎头蛇尾的结局。

这些自救团体解体的原因大致有三:

第一是缺乏资金，当时兴办经济实体的资金渠道包括旗租、各旗和王府的捐助，不但没有保证，且逐年减少。

第二是工厂的生产性质不明确，收留工徒，包吃包住，管穿衣还管读书学习，仍带有养赡本族贫人的寓意。经济负担重，难以盈利，也就不可能长久维持。如正蓝旗第三族钟继佐领下学生普忠、普珉在给载涛贝勒（当时主管宗人府）的呈文中自述：修业期满领凭归家后，父亲病故，家境日见艰难，母亲在外佣工，所得佣资每月二圆左右，只自顾一身而已。自己年幼，技艺又未精通，实无谋生之路。并“恳求贝勒爷恩准，生等归回教养工厂重习二三年，得一技之长亦求生业”云。[6]可见教养工厂仍带有福利院、救济院的性质。

第三是许多宗室子弟未改好逸恶劳旧习，或在厂不认真学习，或干脆不辞而别。宗人府教养工厂经常登出一些斥革工徒及不准毕业工徒回厂的启文，如：“长裕系正蓝旗第五族锡麟佐领下，因假久未到厂，现奉堂谕著即斥革”；“本厂毕业工徒正红旗第五族宗室玉亭、正红旗第五族宗室贵钟、正红旗第三族宗室玉铨呈请回厂，复经检察，工徒玉亭等工作懒惰，奉堂谕著不准回厂。”镶蓝旗宗室棨泰、铁钟两名，入第二工厂未久，前后藉假外出未归；又宗室毓达，入厂后屡犯过失，有违厂规，均被开除。在《宗人府堂》的档案中，还保留着一些工徒离厂前“顺手牵羊”的记录：镶蓝旗六族宗室斌福，请假久不回厂，携去单、夹裤褂各一套；正红旗头族宗室裕清从第一工厂毕业时曾将工厂衣裤携去，以后他申请再次入厂时，奉堂谕：“不准回厂。”更恶劣的如镶红旗工徒寿年、寿益、恩浚等人，还未入厂报到，就携领到的服装两套，被褥各一份扬长而去。[7]类似的例子难以毕举，说明宗室贵族子弟告别寄生生活，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往往需要付出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对许多人来说，养成劳动习惯，无异于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

这以后，北京城中宗室、觉罗子弟的就业范围迅速扩大，可以说“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据民国37年（1948）有关北京城内100户满族居民的调查：工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24%，手工业工人占14%，职员、技术人员占8%，警察占3%，其余各类人员占12%。[8]这份调查所反映的，是满人就业的一般情况，同样适应于普通宗室、觉罗子弟。民国初年，北京城内60余万满族人口中，宗室、觉罗以及他们的眷属约有7万之多。[9]他们自谋生计的过程，也就是平民化的过程，在生产劳动和各种社会交往中，与其他满族人很快浑然莫辨，陶融一体。

二 小朝廷的覆亡

图59 逊帝溥仪“谕旨”（宣统十一年，实际民国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清朝虽然已被推翻，但凭借民国政府与清室签订的优待条件，溥仪在宫内仍然保持“皇帝尊号”。这个“小朝廷”对外虽不能再发号施令，可是在紫禁城内，清王朝时代的一切陈规旧制丝毫未变。满、蒙王公和旧臣遗老，依旧把高高在上的末代皇帝奉若神明。即使北洋政府的新贵们，也以得到“皇帝”的青睐为荣。当时，有位翰林把李白《咏上皇西巡南京歌》中的两句改为：“少帝清宫（原句为‘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却也反映了当时的状况。[10]

溥仪在宫内仍以“皇帝”的名义颁发“上谕”，对旧臣遗老不断进行封赠赐谥，纪年仍用“宣统”年号，甚至继续召用阉人。太监及宫内各项执事人役犯罪，仍由内务府慎刑司审判治罪。对此，社会舆论极为不满，民国政府参政院的一些官员也不断提出批评。民国政府与清廷进行交涉，要求清皇室遵守民国法律，奉民国正朔，经过反复协商，于民国3年（1914）12月26日制定“善后办法”七条。内容包括：

清皇室应尊重中华民国国家统治权，除优待条件特有规定外，凡一切行为与现行法令抵触者，概行废止。

清皇室对于政府文书及其他履行公权、私权之文书契约，通用民国纪年，不适用旧历及旧时年号。

大清皇帝谕告及一切赏赐，但行于宗族家庭及其属下人等，其对于官民赠给，以物品为限，所有赐谥及其他荣典，概行废止。清皇室所属机关，对于民人不得用公文示告及一切行政处分。清皇室如为民事上或商事上法律行为，非依现行法令处理，不能认为有效。

政府对于清皇室，照优待条件，保护宗庙陵寝及其原有私产等一切事宜，专以内务部为主管之衙门。

清皇室确定内务府办事之职权，为主管皇室事务总机关，应负责任，其组织另定之。

新编护军专任内廷警察职务，管理护军长官负完全稽察保卫之责，其章程另定之。慎刑司应即裁撤。其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役及太监等犯罪，在违警范围以内者，由护军长官按警察法处分，其犯刑律者，应送司法官厅处理。

清皇室所用各项执事人等，同属民国国民，应一律服用民国制服，并准其自由剪发。但遇宫中典礼及其他礼节，进内当差人员所用服色，得从其宜。[11]

溥仪小朝廷虽被迫接受“善后办法”，但是并不认真执行。民国6年（1917），宪法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曾策划了一次请愿活动。内务府官员，以及旧臣遗老、京师总商会等保皇组织纷纷向众、参两院上书请愿，说优待条件“业已行之数年，中外翕然，毫无异议。当今日制定宪法之际，公民等拟请以宪法明文确实保证，俾垂久远”。同时，四处活动，拉拢各政治团体，制造声势。民国6年（1917）1月15日，内务府大臣世续及徐世昌（东海）在金鱼胡同那宅花园宴请各政团要人250余名，席间由徐世昌演说，强烈要求把优待条件列入宪法，冀图永久保障清皇室特权地位。世续等人还亲自给民国各要人名流去信，请求各党派从内部疏通协助，如致副总统冯国璋的信中说：“务望于民党议员中以私人名义分函前途，广为设法疏通。”但清室试图永久巩固特权的努力未能达到目的。4月24日召开的宪法会议认为，关于清皇帝优待条件及待遇蒙满回藏各条件，本属缔结条约性质，曾经临时参议院议决，当然永远发生效力，其加入宪法与否，效力均属相等，不必再议。[12]清室对这样的结果当然不满意，但是也无可奈何。

形势的变化很快证明，清廷的担心并非杞忧。民国13年（1924）9月，直奉战争爆发，北洋政府陷于混乱状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推段祺瑞为民国政府临时执政，组成以黄郛为首的临时内阁。冯玉祥视民国政府与清廷达成的优待条件为眼中钉，采取断然措施，将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宫。11月4日，黄郛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将优待清室条件加以修改并讨论通过。修改后的优待条件是: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

第一条，大清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

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11月5日，对溥仪小朝廷犹如晴天一声霹雳，冯玉祥派警卫总司令鹿锺麟、警察总监张璧、社会名流李煜瀛等带军警入宫，提出修正优待条件五条，并令溥仪立即迁出故宫。总管内务府大臣绍英带病入朝，当面交涉，指着李煜瀛说：“你不是故相李鸿藻的公子吗？何忍出此？”李笑而不答。又指鹿锺麟道：“你不是故相陆传霖的一家吗？”鹿说：“你要知道，我们来执行国务院的命令，是为了民国，同时也是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们，那就休想这样从容了。” 绍英无计可施，随同溥仪被驱出宫。[13]此举不仅结束了溥仪在紫禁城的皇帝生活，实际标志着皇室优待条件的废除。

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曾经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和支持，但是却遭到段祺瑞以及清室遗老旧臣的反对。溥仪被驱次日，段祺瑞即致冯玉祥一电，亟表不满。其电文略曰：“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宫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后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冯复电却说：“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14]冯玉祥的复电，颇以此举的正当性自诩。然而确如段祺瑞所指，撕毁具有法律效力并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优待条件，是失信天下的举动。何况，民国政府当初同意给予逊清皇室一定优待，是以后者同意和平交出最高统治权为交换条件的。对于冯玉祥驱逐行动的正当性与否，言人人殊，姑且勿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此举产生的直接后果，除了给逊清小朝廷造成灭顶之灾外，还给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内政纷扰扩大侵略计划提供了可乘之机。

溥仪被驱出宫，即回到后海甘水桥醇王府住下。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的第一天，就下令解除了对他的监视。数日后，溥仪偕同郑孝胥、陈宝琛两人由醇王府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翌年2月24日，溥仪又在日本人保护下乘车逃往天津日本租界。事后，日本公使芳泽通告中国外交部，伪称事前对此事毫无所闻。实际情况是：日本帝国主义早已看中溥仪是可以利用的政治工具，从溥仪逃入日本使馆一直到逃往天津，都是日本方面精心策划和布置的。从此，溥仪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

三 旧贵族的没落

清朝鼎革之际，宗室贵族包括摄政王在内，共有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有爵位者169人。[15]进入民国时代，少数王公贵族，特别是其中的皇室近支，凭借溥仪小朝廷的余威，以及庞大的祖遗家产，继续过着豪侈腐朽的生活。但是，他们的经济特权、政治特权已如流水落花，一去不返。自己又没有经营能力，只好坐吃山空，日销月蚀，逐渐淘空了家底，步入破落之途。民国初年对官庄、王庄的大规模丈放，促使贵族土地所有制迅速崩溃，加快了旧贵族的没落。

（一）官庄王庄的丈放

官庄的丈放始于清朝末年，其前提则是允许旗民交产。咸丰二年（1852），清廷为了解决“旗民生计维艰”问题，公布《旗民交产章程》，正式承认旗地可以卖给民人。但这一规定，施行范围只限于关内，还没有将东北地区的旗地包括在内，并且在咸丰九年（1859）一度取消旗民交产法令。此后，同治二年（1863）再次施行，光绪十五年（1889）开禁，几经反复，终于在三十一年（1905）将东北地区的旗地包括在内，彻底消除了旗民不准交产的限制。

清廷为了开垦升科，增加财政收入，开始丈放东北各地的官荒、围场，就是内务府的牧地也大量放垦，征收地价银两。宣统元年（1909），锦州官庄基本丈放完毕，共丈放官庄土地13500余顷，应收地价银182万余两，已收148万余两。[16]从此，庄头全部裁革，土地所有权转归私人。锦州官庄的丈放是土地所有权的一次大转移，由原先的皇室私有转归庄头、壮丁、佃户所有。但皇室也从中得到了不少于150万两的地价银。

光绪末年，主要依照勘丈锦属官庄地亩章程，对盛京官庄进行清丈。查丈过程中，围绕承领权问题，庄佃间展开激烈争夺，加之清丈机构屡屡变动，清丈工作迟迟未能结束。到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垮台，清丈工作随之搁浅。

宣统三年（1912）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根据《优待皇室条件》和《待遇皇族条件》的规定：皇室、皇族私产一体保护。[17]这样，皇室虽然丧失了直接统治全国人民的政治权力，却仍然保持着役使官庄壮丁和佃户的经济权力。但辛亥革命的成功，使盗典、侵蚀皇室庄地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与此同时，抗租霸地斗争也愈演愈烈。怡僖亲王在奉天“催纳属丁，仍旧封差。各户丁皆称，此际无君无法，何有王差之说，坚决不纳”；有的佃户“将王产盗卖盗买”；有的“散布通告，私结团体，竟将各王公府户地亩，概行注销”。[18]总的情况是，“自共和成立，各庄佃对于王公地产，时生野心，抗租不交者有之，私自税契者有之”。[19]皇室庄地已难以维持。于是，有的贵族将各处有租之地，一律将租价变卖，[20]如郑亲王府、安郡王府都陆续拍卖了一部分庄田。民国3年（1914），镇国公毓岐（仪亲王永璇的曾孙）在申请出卖庄地的报告中说：

有上赏先祖仪亲王册地八千五百零八亩，坐落在奉天海城、复州两县界内熊岳、牛庄等处地方，历归本府大粮庄头康庆龄承种。现因生计艰迫，现状难支，又兼庄佃等屡抗租额，任意拖欠，欲将此项地亩概行出售。

但是，在一些地方，王公出售庄地，也遇到庄佃的阻挠，有的还成立“保产会”，聚众宰猪，定盟结党霸产。[21]

各王公单独变卖庄地受阻，便想成立清理田产处，结成业主团体，同时呈请民国政府保护清理变卖。民国2年（1913），内务府办事处便仿照从前丈放锦州官庄的成规丈放庄田。民国4年（1915）奉天设立清丈局，制定《丈放内务府庄地章程》，中心内容是：无论正额浮多，一并清查丈放，正额地价拨解皇室，浮多地价收归国有；丈放庄地，先尽庄头交价承领，如庄头无力价领，取具该庄头退地甘结，准原佃承领，惟庄头如有私典盗押于佃户者，应归佃户承领。地价分为三等，上则每亩大银元7元，中则5元，下则3元；所有放出庄地，当年一律升科，其各庄头向例应纳粮差各款，自丈放交价之日起，准即一律免除。[22]这样，丈放的庄田，“正额地价，拨解皇室”，即为领地人的私产。此外，皇室的果园、贡山等项土地，也是因为“半为官家借用，半为人民侵占”，[23]分别加以处理。

民国4年（1915），奉天清丈局还制定了《查丈王公庄地办法》。不久，改订为《丈放庄地章程二十一条》。基本原则与《丈放内务府庄地章程》同，惟所收庄地、基地价款，以二成拨归国有，以八成收归各王公名下存款账簿，专储备领。浮多地价尽数拨归国有。[24]与内务府庄地之不同，就在于王府庄地的正额地价不能全部归原主，而必须将其中的两成拨归国有。当时的东三省，实际上并非民国政府所能管辖，而是由享有“东三省巡阅使”头衔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

对于清丈庄地一事，王公贵族们的态度并不一致。开始时，部分王公态度消极，如锺郡王、醇亲王、涛贝勒府等，均请求缓丈和免丈。此外如松公府、和亲王府、肃亲王府也拒不交丈。[25]当时有一叫锺豫的满洲官员致函醇亲王载沣，即代表了反对王公田产丈放的意见：

昨闻一可惊可骇之事，乃张作霖忽有丈放王公田产之辈〔举〕，外似为筹一劳永逸之计划，暗实欲绝满洲命脉，其意大不可测。夫王公田产纠葛烦滋，清丈可也，何必强迫一律出售，是塞满洲归路也。初以为必有抗论阻其施行者，乃诸王公贪目前小利竟忘后图，无不赞成。此辈试思，优待经费不及二世，今上（指溥仪）万年之后天然取销。取销之后，诸王公虚爵仅存，将何所归，将何为计，苟失根据虚爵亦危，何皆一未计及乎？昔有元之世大封宗室于边疆，故至今犹能巩固不摇，有清宗室聚处京师已非久计，若能将固有田产一律放弃，数十年后满族将无存在之地，不销自销，不灭自灭，较失国之惨尤有加焉。[26]

锺豫反对丈放田产，主要是基于维护王公贵族长远利益的考虑，所以他不仅反对丈放，而且建议“宜去北京产业陆续增置东三省产业，立定满洲脚跟，以为子孙万世之计”。但锺豫代表的一部分人只看到田产尽失、王公虚爵所导致的不利影响，却不明白在王公贵族“贪目前小利竟忘后图，无不赞成”丈放田产的表象背后，实际起作用的是一种“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无奈心理。按丈放章程规定，王公庄地每亩地价上则大洋8元，中则地价6元，下则地价4元，减则每亩收大洋2元，比一般民地的价格低得多；而且王公只能领八成正额地价。问题是，继续坚持对庄地的所有，也难以保证地租收入，而如果清丈的话，至少还能领回大量银元。因此，除少数王公不愿交局丈放外，大多数王公如礼亲王、睿亲王、郑亲王、裕亲王、仪亲王、直郡王等都遵照章程请求丈放。

王府地价低，自然会引起官僚、地主、资本家的垂涎，积极置买庄地，而原先世代租种庄地的壮丁、佃农，虽有优先承买庄地的资格，但往往经济条件太差，无法凑足地价。大片庄地因此落入官僚、富户之手。这样一来，又引起一些地方的丁佃群起抗丈。[27]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海城县四方台等屯毓公府壮丁、佃户抗丈案。

民国4年（1915）4月，王铁屯、四方台、双台子等处毓公府庄佃听说清丈局委员到县，鸣锣击鼓，聚集数千人，携带刀枪木棒，欲将委员等全部杀死。海城县廷知事反复劝诱，又调动武装威胁，聚集群众仍不为所动，“总以求缓丈为辞”。[28]这些庄佃抗丈，主要是因为“地价无款”。

庄佃抗丈活动，只是暂时保留了部分庄地。到民国14年（1925）军阀政府又下达没收全部王庄的命令，“凡未经呈请丈放之各王公庄园，自应一并收为省有”。[29]余剩的庄地，也被强行夺取。

与此同时，关内的官庄、王庄也大部分丈放收价，只有少数庄田仍归原佃承租。

内务府官庄和王公庄田是清朝皇帝、宗室显贵保持经济特权的主要物质基础，这些地产的丈放，无疑加快了他们的没落。

（二）王府的没落

土地丈放后，王公贵族大多失去固定的经济来源，为了继续维持“阔富”的架子，只好拍卖房产、浮财，在银行存款吃利息。经济上入不敷出，年深日久，多数破落，以下是几个典型的例子：

睿亲王府——清季睿亲王魁斌系多尔衮十一世孙，曾任宗人府右宗正。睿王府的主要收入是俸禄和地租。亲王每年俸银额定1万两，俸米2137石5斗（原额5000石）。咸丰以降，国库空虚，实领俸银5000两，米1496石2斗余。[30]魁斌任右宗正，每月津贴200两，一年1200两。[31]在东北及河北有土地3000多顷，每年地租2万元左右。城内王府有房500多间。

辛亥革命后，收入逐年渐少，开支却大大增加了。这是因为：清朝有关宗室贵族的一系列严格限制均被废除后，王公子弟可以任意外出游荡挥霍。民国4年魁斌去世，其爵由长子中铨“承袭”，但仅是虚衔，已无俸银俸米可食。中铨与弟中铭时值20多岁，玩心正盛，挥霍无度，为了和富人比阔，在府内大修房舍、花园，每个房间安装一部电话，吃了中餐添西餐，服装专门到杭州定做，每式3套，样式翻新；家中汽车2辆、马车8辆，出门进门，成群仆役前呼后拥；凡是外国进口的珍奇物品无不享用。兄弟两人无聊之极，经常邀集一群豪门子弟在前门外吃喝嫖赌。民国8年（1919），两人卖掉西郊别墅（原燕京大学旧址），得银洋2万余元，携几十名妓女赴天津玩乐，两天时间，银洋挥霍一空。[32]

庞大的开销，主要靠典卖祖业维持。民国10年（1921），府中珍贵物品所剩无几。于是将府中500多间房典出。复借债10万元（3分取息），用于挥霍。这年中铭亡故，中铨不知管家，奢靡如故。钱花光后，先卖王府附近家人所居小房20余处，既而变卖8处坟茔的树木、碑楼享殿砖石。内囊已经掏尽，外出依旧豪华排场。

由奢而穷，越穷越奢，确应了盛昱关于满洲贵族“穷奢”的评语。民国13年（1924），王府实在无力偿付债利，债权人在京师审判厅状告王府。第二年，剩余100多间房以及所有动产均被查封。管事家人看到“冰山已倒”，纷纷辞职它走。中铨只好携家借住岳父家。临走时，因汽油债欠了很多，把汽车送给了司机；草料债积欠难偿，马车给了车夫。搬出的家产尚有六七十车。40多箱衣物因无处寄存，暂时寄存当铺，两年后因无人间津，全部变为“死当”。

房子卖光后，中铨只好打祖坟的主意。先是将看坟人十几顷养身地按每亩8元的价格变卖。所得银洋随手花光。民国20年（1931），中铨在倾家荡产之余，决定变卖坟地，目的是在移灵时收敛祖先的殉葬珍品。因与县衙分赃不均，被定为“盗墓案”，轰动一时。[33]中铨被判刑7年，后改5年。民国28年（1939），末代睿亲王在贫困潦倒中病故于北京西城北河沿。

中铨死后，留下侄子3人（中铭之子）。兄金寄水，以给图书馆抄写维生，后到报馆当编辑、记者，收入很少，主要靠妹妹做缝纫工贴补家用。若干年后，金寄水和两个弟弟已落到在街头摆小摊、做小贩的地步。[34]

庆亲王府——庆亲王奕劻是晚清政坛中的显赫人物，前后从政60年之久，贪赃枉法，无所忌惮，积蓄家产在王公中是比较多的。地产约有1000顷之多，散在华北、东北、内蒙古、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处，每年有很大一笔地租收入。奕劻奉特旨“赏食双俸”，俸银、俸米是其他亲王的两倍。但更大的一笔收入还是来自官员的苞苴。故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尚能储蓄巨款”。[35]奕劻又利用贪污巨款，对庆王府大加修缮，华屋精榭，巧夺天工。入民国后，奕劻退出政坛，仍是首屈一指的富豪。所有家产现款，分别存入北京东交民巷内的各外国银行。所获利息，足敷家用。[36]

清帝逊位后，奕劻携眷避居天津租界，过起豪华的“寓公”生活。民国6年（1917）正月，奕劻病故，时年80岁。溥仪认为他生前“贪赃误国，得罪列祖列宗”，“大清国二百余年之天下，一手坏之”，决定不予谥号。后在亲贵力争之下，赐谥曰“密”，是“追补前过”的意思。[37]

图60 庆王园寝（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白羊城村）碑亭

俗话说“盖棺论定”，意思是说，对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只有等他生命终结时才可能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事实上，“盖棺”是回事，“论定”则是另一回事。当一个历史人物故去，结论总是要有的，通常总是大加褒奖，极尽溢美之辞，像奕劻这样遭贬的却微乎其微。不过褒也罢，贬也罢，代表的只是统治者的看法，而历史定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奕劻长期盘踞枢要，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声名狼藉，恶评如潮，直至今日，对他的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其实，与同期满洲亲贵相比，他并非一无足取。首先，奕劻的种族思想和排汉强满意识远比其他满洲亲贵淡薄，对汉人也没有刻意防范。他收的干儿义女，都是汉人。他的儿子载抡娶的是山东巡抚孙宝琦的女儿。满、汉权贵俗不通婚。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宣布允许满汉通婚，但在满洲亲贵中，仅只奕劻一家。所以当时报纸说：“是为亲贵中满汉结婚之第一次。”

其次，在晚清政坛，奕劻的政治态度一贯比较开明，这应该与他长期办理洋务，对外部事务有较多了解有关。戊戌新政失败后，慈禧太后对维新志士恨犹未消，如亲自授意将沈荩杖毙于刑部监狱。沈荩被杖毙的惨状在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中记述尤详。王照是名闻全国的维新志士，也被关进监狱。由于奕劻从中多方缓颊，慈禧太后才免其一死，交刑部永远监禁。但不久他就被释出狱，据说仍与奕劻有关。徐凌霄《凌霄一士随笔》称：王照下狱后，奕劻设法使他获得宽赦。不久，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还宫，在万寿寺小驻，闲游寺中各处，命奕劻随侍。奕劻乘太后高兴，从容道：“近日接见各国公使，多谓政府仇视新党，变法恐无诚意。”太后在庚子事变后提倡新政，本以讨好洋人为第一要义。忙询问奕劻，怎么做才能消除洋人疑问。奕劻答：“如果宽赦戊戌党人，表示想起用他们，则外人的议论自然消失。”太后认为他说得对，随即下懿旨，宣布戊戌党人除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外，一律赦免，恢复原职。王照因此出狱。

奕劻在庚子年间，对端王、庄王、怡王利用义和团滥杀洋人、教民，围攻使馆也持反对态度。但他为人圆滑，一旦看到慈禧太后支持端王，就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尽管这样，仍被端王等人视为恣意妄为的绊脚石。义和团声称杀“一龙两虎”，其中的一只虎就是指他。

奕劻长期办理外交，与诸列强打交道积累了丰富经验。《绍英日记》辛丑年（1901）七月十一日记：“同文济苍、瑞莘儒至庆邸……王云：我调你们三位，帮同办理警务事宜，公事应以中国成法为主，其日本之警务章程，有可采者，亦应择善而从。我约川岛（川岛浪速）专办巡捕学堂，并拟选官学生之心术纯正者赴日本警务学堂学习警务，学成时可充教习之选。”奕劻对警务处的职守做了详细交代，并称，“我已与小村使臣言定，约川岛办学堂事，不约进署办事，缘日本人进署办事，各国必均欲出而干预，彼时再辞川岛，反觉无味，有伤两国国体”。以往研究中国警政创始，主要谈及肃亲王善耆和日人川岛浪速二人，绍英日记，则说明庆王在筹办警政之初也起过重要作用，并且对如何借助日人帮助又不致引起其他诸强干涉，有过缜密思考。实际情况是，在清廷推行的新政改革中，奕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次，奕劻身为满洲亲贵，但在倾覆清王朝这一点上，却起到他人所起不到的作用。溥仪即位初，袁世凯因奕劻等人力保，才免于一死，后来重新出山，最终导演出一幕逼宫剧。袁世凯复出后，以南方的革命形势恐吓清帝退位。当时，隆裕太后连连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在第一次会议上，奕劻即表示赞成退位，因受到其他满洲亲贵围攻，第二天会议，不再出席。他的政治态度，与其他满洲亲贵如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等人形成鲜明对照。所以在清朝亡后，奕劻被满洲亲贵认为是出卖了祖宗家业的罪魁，受尽诟骂。他很快避居天津，与此不无关系。对此感受至深的莫过于末代皇帝溥仪，他执意给奕劻恶谥，话说得再明白不过：“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

奕劻的上述行为，固然有他的私利在，不过谁也不能否认，他的行为顺应了大势所趋，有利于避免因率意开战导致的大流血，两千年帝制也因此终结。可见，庆王奕劻的一生虽蒙种种尘垢，也自有其闪光点。[38]

奕劻生子6人，其中三、四、六子早殁。长子载振，系大侧福晋所生。二子载、载抡，均为四福晋刘佳氏生。此外，还生有格格12人。

载振凭借父亲的权势，14岁就赏给头品顶戴，19岁封二等镇国将军；辛丑和约后，赏加贝子衔。曾作为清朝专使出访英、法、美、日诸国，深得慈禧太后赏识，历任都统、商部尚书、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要职，后被参辞职。可笑的是，载振在清朝没有晋封王位，却在奕劻病故的同年3月，由大总统黎元洪代替清室下令被封为庆亲王，命令中竟有“清宗室庆亲王奕劻，因病出缺，所遗之爵，本大总统，依待遇清皇族条件第一项，以伊长子载振承袭世袭罔替”之语。[39]

奕劻死后，载振同弟载（曾封镇国将军）、载抡（曾受领头品顶戴）分家，将庆王府一分为三。民国12年一场火灾，将载住的一部分全部烧毁。载、载抡先后迁居天津。民国13年（1924）载振也感到时局动荡，便花了十几万元，在天津英租界内买了一所楼房，原是太监“小德张”的产业，作为天津的庆王府。载振弟兄三人迁居天津后，北京的庆王府只留下一部分老佣人看房。民国17年（1928）国民党第四军团总指挥设司令部于王府内，走时将家具物品携带一空。1940年前后，载振将王府售与伪华北行政委员会，得伪币约45万元，三房平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庆王府。

载振三兄弟中，载最善挥霍。曾在一夜之间输掉一二所房子。天津的英商跑马场及各赌博场，是他经常光顾的场所。一次，买到跑马场的香槟票，他向友人表示，如果赢了，就把马场道修成柏油路面，结果真的赢了。他除了用赢的钱外，又添加一笔钱，修成一段柏油路。这事曾轰传一时，他也很自鸣得意。由于大肆挥霍，没有几年光景，就把分得的财产花光，且债台高筑。民国24年（1935），落魄而死。

载抡自民国十二三年后，长期住居天津租界，过着一掷千金的豪奢生活。四十年代末，携妾往香港，不久金尽囊空，带病返津，于1950年死去。[40]

载振政治经验丰富，曾竭力拉拢各个时期的政界要人，又长期住居外国租界，以避免政治风涛的冲击。载振在经营上也较有头脑。除坐食巨额存款利息外，开始投资商业。在天津独办“龙泉澡堂”，北京动物园的前身也是他兴办的。[41]民国17年（1928），投资20余万元于高星桥创办的劝业场和交通旅馆，总名称为新业公司。载振名为股东，实际上从不过问经营，只是按期取利。日伪时期，因经营不利，利息没有保障。抗战胜利后，高星桥以汉奸嫌疑避居上海，公司由其子管理，业务一落千丈，负债累累。载振股金也折价抵债。同时，银行存款也一折再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逐渐拮据，仍要支撑王府的架子，只好不断把古玩玉器陆续变卖。奢侈成习的载振不免愁急肝火，终于民国37年（1948）病故。此后，天津的“庆王府”传给了他的三个儿子溥锺、溥锐、溥铨，当地居民称为“锺锐铨公馆”。

载两个儿子处境最差。长子溥钧、次子溥铭，从小娇生惯养，在父亲影响下，一样抽大烟、赌博，好逸恶劳。家产荡尽后，溥钧卖过报纸，溥铭则以捡破烂为生。有时穷窘难耐，只好向叔伯哥哥溥锺（金伯琴）要点钱。屡屡登门，遭人冷落，以至被拒门外。[42]

恭亲王府——恭亲王奕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数主军机，参与枢要。病故后，由长子载澂的嗣子溥伟承袭王爵。光、宣之际，溥伟因受到醇亲王一系的疑忌，未能跻身于权力中枢，但继承了奕的庞大家业，仍安享荣华。王府所入，除俸银、俸米外，主要依靠地租收入。据其后人估计，地产有近万顷之多，每年地租约有银洋2万元。[43]

进入民国以后，当局成立了“官产清理处”，专门清理旗地，包括王公贵族的领地。当时，军阀混战，势力范围变动无常。张作霖在北京做大元帅时，“官产清理处”自然归入张的势力。可是当他退归关外（所谓“回奉”），官产清理处便同时收摊。这一时期清理出的款项也被席卷而去。军阀走马灯式的轮换几回，官产也就清理完毕，恭王府的情况自然也不例外。地租收入急剧减少。

民国3年（1914），恭亲王溥伟避居青岛德租界，收入锐减，仍旧挥霍无度。家中仆役成群，外出时前呼后拥。一切吃喝日用均从北京采买，鸡鸭鱼肉和咸菜只要老字号，如天福酱肉，天源咸菜，致美斋点心，不一而足。此外，每月开支三五千元，有时仍不够花销。由于年年寅吃卯粮，最后只好把地租收入分为两份，留给北京家人一份，青岛一份，王府管事人等也分作两拨，依旧费用不赀。

溥伟过着挥金如土的贵族生活，并为筹集复辟活动经费，于20年代将恭王府蓝图作抵押，向西什库天主教堂借用了大洋3.5万元，从此在高利贷的泥潭中愈陷愈深。到30年代，原押款再加上历年利息，债务已达到28万元。结果将恭王府分成两半，前边的房屋全部用于给教堂抵债，后花园的房产权留归溥伟两弟所有。可是，由于整个王府的土地已为教堂所有，后花园的房屋实际上成为教堂的囊中之物。最后，后花园也被卖掉。这时，恭王府改成教会办的辅仁大学。溥伟两弟卖后花园得了15万元，存在银行中虽有利息，但远远抵不上每月的支出。随用随支，不消数年便化为乌有。

溥伟的下场最可悲。他先跑到青岛想投靠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又迁大连，与日本人建立了联系。他在穷困潦倒中仍对“亡国”一事耿耿于怀，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用武力占领了奉天、吉林等地。溥伟企图借助侵略者枪炮，实现其复辟当皇帝的梦想，为此特地跑到沈阳祭陵。不过当时日本正在扶植溥仪就任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认为溥伟祭陵行为“与日本有相矛盾的地方”，令他立即终止祭陵活动，将他赶回大连。溥仪对他也不放心，始终没有给一个职位，连零钱也不肯接济。后来，溥伟贫困至极，死在长春新华旅社里。[44]

醇亲王府——清季醇亲王一系“两度潜龙，一朝摄政”，声势之隆，非其他诸王所能攀比。醇亲王先后有两座王府，即宣武门内太平湖旧府和什刹海后海北岸新府。载沣摄政期间，新府改称为“摄政王府”，同时又称“北府”（系指太平湖旧邸为南府而言）。辛亥革命后，醇亲王继续从逊帝溥仪的小朝廷支取42484两的“岁费”，这种殊遇，直到民国13年（1924）溥仪出宫才停止。17年（1928），载沣担心北京战乱，携家移居天津英租界溥仪别宅内。直到民国28年（1939）天津水灾，又返回北京什刹海的王府居住。载沣对家务一向不屑一顾，听任府中管事蒙混舞弊，专靠当卖祖业过着坐食山空的生活。[45]加上开支庞大，家境逐渐衰落。

民国20年（1931），载沣的儿媳唐怡莹（溥杰之前妻）倚仗浙江军阀卢永祥之子卢小嘉等人撑腰，乘载沣在外之际，将府中珍玩宝器大批用卡车运走。载沣接到急报，因无法制服唐怡莹，便想出挟洋人以自重的“妙计”。于是与日本商人原田梁二郎商妥，扬言王府早已抵押与日本商人。原田面见唐怡莹，阻止了她继续窃运。载沣自以为得计，以后雇用日本浪人持原武夫为保镖。持原为了邀功，又凭借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抢夺太平湖的旧醇王府。该府因为是光绪帝潜邸，早在光绪十四年已由第一代醇亲王奕愷缴还给清廷，辛亥革命后，该府即成为民国大学。后因日寇侵略华北，该校师生南迁避难，民国大学名存实亡。本来该府早与醇王府无关，持原却挟日寇势力，硬将旧府作为醇王府私产，由载沣出售得价20余万元，存银行吃利息。[46]

载沣一家得了这笔不义之财，也没有能摆脱颓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十一战区占用了北府的一半，载沣为了维持残局，将王府的另一半开办了“竞业小学”，共有学生五个班，由第四子溥任（金友之）当校长。其时，“王府已破烂不堪，只剩下空架子，由于经济拮据，不得不将古董字画、房产园林，典的典，卖的卖”。[47]昔日王府盛况，犹如镜花水月，早已消散无遗了。

醇亲王载沣的两个兄弟载洵、载涛，也有同样的经历。光绪年间，载洵过继给瑞郡王奕，承袭贝勒，载涛过继给锺郡王奕诒，也承袭贝勒，两人均加郡王衔。他们虽出继别支，但与载沣，同出一父。一门三王，显赫无比。况载沣摄政时，又以载洵管海军，载涛总参谋（军谘府）及禁卫军。载洵、载涛显爵高位，除领取俸银、俸米外，还有大笔地租收入。待清帝逊位，冰山消逝，他们的家境亦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载涛过继给锺王奕诒后，即居其后海府第，以后习称“涛贝勒府”。辛亥革命后，主要经济来源逐渐枯竭。用他的话来说，从1913年到1925年，其间约有五六年光景，是由清室优待费补助家庭生活的。自优待费停发后，生计就开始拮据。既乏谋生的技能，只好靠变卖家产度日。但在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日子越过越紧，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出卖府第。民国14年（1925），旧涛贝勒府以16万元的租金租给了天主教会，作为辅仁大学校址。载涛随即购置宽街附近的山老胡同二号房院，加上修缮费，约用去8万元。其余的钱留作生活开支。

这一时期，载涛同他的5个儿子、儿媳及孙儿女生活在一起，加上保姆、管家、仆役，全家近30口人。维持这一大家人口的生计，对早已断绝了俸禄，又无任何进项的载涛来说，艰窘可知。不几年，这笔有数的钱又花光了，抗战后期，载涛陆续将山老胡同的一部分房子出租，全家以房租为主要经济来源。40年代末，北京城内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载涛一家的生活几乎难以为继。他只好搜罗家中什物，到德胜门外的小市摆地摊卖“破烂”。“皇帝的叔父卖破烂”一时成了街头巷尾的新闻。后来，他以“出卖衣服物品作小本经营，亦因赔累，生活无法维持”，被迫将山老胡同二号房产出卖。载涛则携家住进了西扬威胡同戊六号——自己原来的马厩，并略加修缮。从此，开始了平民式的生活。[48]

民国年间，载洵赋闲京津，常以书画自娱。其贝勒府位于西单东槐里。民国9年（1920）前后，为东北军将领万福麟购得。

惇亲王府——第一代惇亲王绵愷为嘉庆帝第三子，道光十八年（1838）卒。因绵愷无子，奉旨以道光帝第五子奕过继为嗣，咸丰年间晋亲王。奕八子中有爵者五：长子载濂，光绪十五年（1889）袭贝勒，加郡王衔，后因庚子事变获罪，削爵后终日在家“闭门思过”；二子载漪，初封贝勒，后加郡王衔，过继与奕，袭瑞郡王（后改端郡王），庚子事变时亦以罪革爵发新疆永远监禁，光绪二十八年（1902），命仍归本支；三子载澜，光绪十五年（1889），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庚子事变时一同获罪发遣；四子载瀛，光绪十五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光绪二十八年因诸兄长均因罪获谴，由他承袭贝勒；五子载津，初封二等镇国将军，不到38岁病逝。

惇亲王奕一门有三子在庚子事变中获罪，是因为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曾被慈禧太后册立为大阿哥（即皇储），必欲取光绪帝而代之，因遭到各国公使反对而“功亏一匮”。此事关系到一门的兴衰荣辱，废黜光绪帝不成，遂同仇敌忾，在义和团运动中力主围攻使馆。家事国事纠缠在一起，不久即自食其果，在签订辛丑条约时，被作为清廷的“替罪羊”获谴。载濂、载漪、载澜丢爵后，经济来源受到严重影响，这成为惇亲王府衰落的起点。

辛亥革命后，惇亲王后裔的俸禄银都没有了，原有700多顷土地也被旗产管理局卖光。虽然收入来源几乎没有了，王府子弟不知撙节，仍然挥霍浪费，经济状况急转直下，开始靠典当财物补贴家用。

载濂长子溥偁，曾从溥仪小朝廷得到头品顶戴，任乾清宫侍卫。都是有名无实的虚衔。溥仪被迫出宫后，溥偁为维持生计，曾在京汉铁路局做短期职员，以后在家教书。因家境潦倒，万念俱灰，30多岁时便在王府花园的一棵大树上自缢身亡。溥偁去世后，遗孤数人由溥修照管，溥修是载津的继子，曾封镇国将军。他笃信佛教，经常往来雍和宫，每一次都大笔花销。自己没本事，又不能出去工作，只好典当祖产。他整天吃喝玩乐，经常把唱大鼓的人请到家中鬼混。由于支付不了过多的开支，佣人们被一个个辞退，最后只好由王府格格亲自下厨掌勺。等到金银首饰和硬木家具变卖一空，全家的伙食便由原来的四菜一汤降到吃大饼，啃咸菜。[49]

“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跑到东北，成立了“满洲国”。溥修到天津日租界静园上班，掌管溥仪遗留在那里的财产，每月从溥仪处得些补贴，全家人的生活稍有好转。但终因抵不住溥修流水似的花销挥霍，生活捉襟见肘。溥修想出将全家迁往天津的主意，目的是出卖王府园木。民国21年（1932），溥修将王府后花园木料卖掉，得大洋1万元。王府后来交载瀛的第五子溥僩。他承袭固山贝子，终日挎枪走马，不务正业，最后只好把王府剩余部分卖掉。[50]

载瀛的儿子如长子溥伒（即溥雪斋）、五子溥僩（即溥毅斋）、六子溥佺（即溥松窗）、八子溥佐（即溥庸斋）为生计所迫，卖画维生。幸好自幼习画，刻意钻研，日后都成为著名画家。[51]

惇亲王奕的二子载漪即端郡王，自庚子事变后定为“祸首”发往新疆，以后长年生活于边远地区，其家的破落较为特殊。端王发往新疆由西安启程，中途改道西北方向，往投内蒙古阿拉善的罗王府。清代宗室王公与蒙古贵族一向互通姻好，端王福晋是罗王的妹妹。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直到宣统三年（1911），端王在罗王府一住11年。民国初年，辗转宁夏、甘州等地。民国16年（1927），病逝于宁夏。端王长年漂泊在外，主要靠亲友旧属接济，经济状况大不如前。去世后，其侧福晋为了霸占4万余两现银和50余箱古董的遗产，用1万两现银和10箱古董买通当地军阀，终于如愿以偿。

端王诸子中，长子溥僎曾授一等镇国将军，为尽孝道，于庚子年奏准随父侍奉。端王居住于甘州张掖时，溥僎发现当地百姓患病死亡率很高，主动为百姓治病。溥僎在北京时深爱医术，曾随太医院名医赵立臣学医十数年，医道精湛。行医不久，良医的名声传遍整个甘州。远近求医者很多，以至在住地形成了一个热闹的集市。“镇国将军给老百姓看病”，确是亘古未有之事。民国10年前后，溥僎突然在当地病故。[52]

端王次子即大阿哥溥儁，被废出宫后，奉命“认祖归宗”，仍归惇亲王本支。其时，端王兄弟中惟四弟载瀛未获罪，因降袭贝勒，成了惇亲王府的继承人。溥儁归宗后，载瀛未按端王一系平均分配给他财产。王府地租收入每年只分给他几百两，比其他兄弟少几十倍。民国初年，溥儁凭着自己曾为“大阿哥”这块牌子，先后当了几届挂名参议，每年可以领到一大笔津贴，再加上从王府分到的地租，以及娶内蒙古罗王之女所得的大笔妆奁费和馈赠，生活居然富裕起来。但他逐渐结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常到戏楼、酒馆鬼混，不久又捧上几个唱大鼓的女艺人。每日吃喝玩乐，挥霍无度。以后学会了抽鸦片，开支有增无减。[53]

民国10年（1921），由于政治上的变动，溥儁的挂名参议被取消，地租收入也很快断绝。从此以后，便处于坐吃山空，逐渐破产的地步。民国17年（1928），他借口“生活困难”，将王府内分给端王一系的房产卖了几千块现洋。有钱后不知勤俭度日，仍然大吃大喝吸鸦片，很快将这笔钱挥霍殆尽。

溥儁为生活所迫，只得让妻子向其兄塔王（罗王的儿子，时任蒙藏院总裁）求借。最后干脆“寄人篱下”，搬入塔王府居住。塔王去世后，塔王侧福晋吩咐手下人对溥儁夫妇不要以亲戚相待，让他们搬到马号附近的几间小房子居住。溥儁遭到冷遇，情绪沮丧，又无力搬出府去自谋生活，积忧成疾，一病不起，不久便死在塔王府。

顺承郡王府——顺承郡王由勒克德浑（代善孙）始封，光绪七年（1881）传至纳勒赫，为第十世。纳勒赫曾任鸟枪营管理大臣、阅兵大臣、镶黄旗都统，管理过圆明园，另外还担任宗人府右宗人。光绪帝大婚时，赐食全俸（即银5000两）。二十年（1894），以慈禧太后60大寿，赐给纳勒赫每年加银2000两。[54]加上右宗人每月津贴200两（一年2400两）。郡王府一年的俸饷收入不低于1万两。俸米一项一年也有1000多石。王府有地3000多顷，分布在京郊、沈阳等处。京城内有房300多间。

辛亥革命后，年俸取消，家庭收入只有地租一项。但由于开支庞大，入不抵出，就陆续变卖庄地。到民国6年（1917）纳勒赫去世时，大部分土地已被变卖，只有定兴县的800顷土地还在名下。纳勒赫子文仰宸“袭封”王爵后，为弥补亏空，将王府租给一皖系军阀。直皖战争中，皖系失败，奉系军阀进驻北京，将王府全部占用。几经交涉，奉系用7万银元贱价买下。文仰宸用这笔钱置买房宅一所，剩下的钱存在银行里，坐吃山空。民国17年（1928），定兴800顷土地被旗产管理局全部卖光。日伪时期，他将王左胡同的房产又卖了大部分。在这段时间里，主要靠银行利息及变卖金、玉器、家具维生。

文仰宸亦如其他一些破落贵族，自认为是“亡国奴”，“与民国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55]所以，民国时代有人给他介绍工作时，均遭拒绝。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利用溥仪充当傀儡皇帝。文仰宸闻讯，以为复辟有望，兴冲冲前往东北投靠“自己的组织”。最初在伪军官训练处学炮兵，一年半毕业，分发沈阳预备炮兵队任队副，官衔少尉。一年后，感到在当地同样受气，抬不起头来，又跑回北京。当了三个月的西陵守卫，辞职后赋闲在家，为了糊口，有时作画出售。

定亲王府——第一代定亲王为乾隆帝长子永璜，至第五代溥煦，袭封定郡王。溥煦为人乐善好施，常给穷人钱米，买鸟放生。一生毫无建树，多年不进宫廷，因不当差，有时还被罚俸。死后，由毓朗降袭贝勒。毓朗于光、宣之季历任光禄寺卿、内阁学士、步军统领、军谘府大臣、军机大臣，颇为摄政王载沣倚重。逊帝溥仪在谈到清朝覆亡时曾说：“清亡就亡在两王三贝勒。”两王是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三贝勒指载洵、载涛和毓朗。[56]由此可见毓朗在清季政坛中责任的重大。

辛亥革命后，按优待条件，各王府还可以领到俸银，但随着时局变化，很快失去了保证。定王后裔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毓朗的积蓄和地租，朗贝勒府在京畿、河北每年能收地租七八千元。民国9年（1920），毓朗去世，定王一系子孙生活愈发困难，最终决定出卖王府。定王府第位于西城缸瓦市，占地40余亩，是京城内一座很著名的府第。《啸亭续录》曾提到第二代定亲王绵恩让“护卫赵吉玉为之点缀园庭，任其通下吏，苞苴动辄巨万”。定王府原为清初巽亲王满达海（代善第七子）府第的一部分，前后经营了200多年。民国17年（1928），由毓朗子恒馞、毓盈子恒兰出面将王府售出，买方为华比银行买办，出洋15万。恒馞是京城内有名的纨绔子，后趋于贫困，穷愁潦倒。

以上诸王府的变化，是民国年间宗室贵族殊途同归走向破落的一个缩影。尽管收入中断，依旧挥霍无度，开支庞大，入不敷出，只好靠变卖王府、土地、珍宝、古董维生。再加上日伪及国民党政府的敲诈勒索，富商大贾和外国教会的巧取豪夺，他们中多数人落到倾家荡产的地步。关于这类贵族的结局，见于记载的还有另外几例：

末代礼亲王金睿铭，晚年家境衰败，以府内秘方卖给同仁堂药铺制药，借银度日，所欠债银达数万两之多，后来不得不将位于海淀镇的名园抵债售予同仁堂。民国16年（1927），礼王府的前半部分租与了由蔡元培任校长的华北大学；32年（1943），经日本人市谷留治郎介绍，将王府售与“满铁”，金睿铭全家搬迁到了吴量大人胡同居住，没过几年就一贫如洗了。[57]

镇国公载泽，宣统年间长度支部，财权在握，入民国后，因府用浩繁，生计日绌。府中管事人某，把持府中诸事。遇有用款，由他向外挪借。其实所借之款，多是他历年所侵蚀，而另由他人冒充借主，肆其盘剥。载泽虽知其弊，但事不躬亲，已成习惯。若干年后，凡府中一切地租凭照，及其他动产等项，概入管事人之手。府用益形拮据。管事人看到已无利可图，拒绝代为借款，载泽病故时，几至无以为殓。载泽有女年已及笄，自愿鬻身葬父。幸得故旧闻知，发起泽公遗族维持会，垫款完葬并偿还旧债。[58]

据说，庄王的一个后代，最终饿死在南横街会馆的空房子里，死了也无人收尸。怡王的后代毓子玉、毓子良兄弟，为争祖产，闹上公堂，打了几年的官司。[59]有的王公子弟，穷途末路，竟至掘祖坟，盗宝物。[60]他们不仅不能恪守祖训，连起码的廉耻之心都丧尽了。

四 复辟梦的破灭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清王朝，使爱新觉罗皇族及宗室王公从权力地位的峰巅猛跌下来。某些不识时务者，从跌落之日起，即把复辟迷梦作为最高理想。他们自知势单力薄，难以“挽狂澜于既倒”，便把复辟梦的实现寄托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干预上。

在清皇室成员一系列复辟活动中，肃亲王善耆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宣统三年（1911）八月，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东山再起，对清帝实行逼宫时，反对清帝退位态度最坚决的就是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宗室良弼以及时任江宁将军的铁良。良弼祖父就是在《南京条约》中代表清廷蒙受耻辱的大学士伊里布。良弼本人曾留学日本学军，为宗室中少壮派将领，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八日被同盟会员彭家珍炸死。皇室亲贵顿时如惊弓之鸟，纷纷逃离北京。清帝随即逊位。

袁世凯就任总统后，善耆在其挚友、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人安排下，潜往旅顺的日本租借地。途中曾赋诗曰：“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首看烽火，中原落照红。”[61]用以寄托他的“亡国”之恨。从此，他就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下从事复辟清朝的活动。

图61 肃亲王善耆旧照

图62 《肃忠亲王遗集》书影

早在袁世凯东山再起时，良弼、铁良、溥伟等人就组织了所谓“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对抗革命。善耆到旅顺后，联络溥伟、铁良、陕甘总督蒙古人升允等人，重组宗社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先后发起过两次“满蒙独立运动”。

第一次在民国元年（1912）。善耆与川岛浪速签订誓约书，将东北铁路、矿产，以及外交、军事、行政诸权力让与日本，以换取日本援助，实现清朝的复辟。在东北，以善耆为首的宗社党人，以“大清帝国勤王军总司令部”名义，在满铁沿线长春、公主岭、铁岭、开原、昌图、辽阳、本溪、海城等处蛊惑煽动，招兵买马，鼓吹“剿灭革党，恢复社稷”。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又策动善耆妹夫喀喇沁王和巴林王在内蒙古起兵叛乱。这些活动均遭到失败。日本政府迫于列强的压力不得不改变对华方针。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遭到失败。[62]

民国4年（1915），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护国运动爆发，政局动荡。由川岛浪速等人策划，议将善耆为首的宗社党人与蒙古马队首领巴布扎布联合起来，于东北的西部和南部同时起兵叛乱。为筹措经费，善耆向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借款日金100万元，约定事成之后，给予大仓财阀以吉林、奉天省内松花江流域森林采伐及流放木材、征收厘税等特权。[63]善耆得到借款后，招募马贼在大连一带训练。同年七月，巴布扎布在日本军官的直接参与下发动叛乱，得到善耆等人响应。不久，巴布扎布叛匪被击退。其本人于数月后遇刺身亡。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再告失败。此后，宗社党的活动一蹶不振。

图63 逊帝溥仪绘画

善耆深感复辟无望，便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他“不许子女作中国的官，也不许为中国的民”。[64]38个子女，除3个儿子分别去了英国、德国、比利时，其余全部进了日本学校。[65]民国11年（1922）善耆死后，他的一些子女也搞起了卖国活动。伪满洲国时，善耆的七子金璧东（宪奎）曾任伪铁道守备队中将司令、黑龙江省长、长春市特别市长。其女金璧辉过继给川岛浪速后，改名川岛芳子，成了罪恶昭彰的日本间谍。

清朝末帝溥仪3岁即位，6岁逊位，民国13年（1924）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时，已是19岁成年。宗室旧贵族和一些遗老企图复辟清王朝的行动和言论，使溥仪自幼就感到“亡国之痛”，并以“恢复祖业”作为自己的最高志向。被赶出宫后，摆在他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顺应局势变化，放弃帝王尊号，做一个拥有巨额家资的民国“平民”；二是争取国民政府的优待，实现“复号还宫”，重过“小朝廷”生活；三是“借外力谋恢复”。[66]在郑孝胥等人的操纵和日本人的精心策划下，溥仪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路。他先是逃入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既而潜往天津日本租界。从此沦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民国17年（1928）发生的孙殿英东陵盗墓事件，对溥仪来说是继被驱出宫后又一次强烈的刺激。东陵在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是乾隆等五帝和十四个皇后的陵寝。孙殿英是一个赌棍和贩毒出身的流氓军人，投靠蒋介石后任四十一军军长。他借“军事演习”名义，封锁马兰峪一带，将裕陵（乾隆陵）和慈禧陵地宫内的殉葬财宝盗掘一空。乾隆皇帝、慈禧太后的遗骨被抛撒践踏于泥污中。此事使皇室旧族和遗老们痛彻心脾、无比激愤，也使溥仪的复辟、复仇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

民国20年（1931），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翌年3月，由日本一手炮制的“满洲国”建立，溥仪先是就任伪“执政”之职，后来就充当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曾把此举看成是“借助外力”“还政于清”的良机，实际上，却是他背叛祖国背叛民族的开端。直到民国34年（1945）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一共做了2年“执政”，12年傀儡皇帝。

关于这14年间的罪恶历史，已有大量史籍行世，这里不再赘述，只想从爱新觉罗家族史的角度，略作说明：

首先，从溥仪个人来说，作为清朝末帝，其所作所为，原是出于“恢复大清基业”的目的。他在东陵事件后，曾当着痛哭流涕的宗室人等立誓说：“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有我在，大清便不会亡！”[67]他甘心投靠日本人，就是希望借此机会，实现复辟夙愿，重登“大清皇帝”的宝座。而日本人扶植溥仪上台，却另有打算，企图利用他“宣统皇帝”的旧招牌，推行鲸吞中国的侵略政策。关东军的宣传手册明言：“满洲国的建立，不是满洲民族的旧业复兴，而是日本皇道精神的发展。”关东军还强调，溥仪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68]溥仪充当傀儡皇帝后，恢复“祖制”的企图屡屡受挫，是很自然的，到最后竟落到“数典忘祖”的地步，例如：从日本请回日本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供奉于“建国神庙”，将它作为自己的祖宗按时祭拜。又如溥仪不能生育，日本人就安排其弟溥杰与日本嵯峨实胜侯爵的女儿嵯峨浩结婚。随即颁布的《帝位继承法》规定：“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无孙，则由弟继之；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有关规定中，关键的是最后一句，“弟之子”，就是嵯峨浩之子。从“建国神庙”的设立，到《帝位继承法》的颁布，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移花接木”之计。于是，溥仪成了上无祖先，下无子孙，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图64 溥杰在日本东京千叶旧居

对日本人的阴谋诡计，连溥仪的亲近臣僚都感到愤慨，如胡嗣瑗说：“谁无祖宗，谁无子孙，现在爱新觉罗氏连祖先都不认了，子孙也变种了，真是旷古未有之奇闻!”[69]当溥仪走上认贼作父的可耻道路时，不仅背叛了祖国、背叛了民族，也严重玷辱了爱新觉罗氏的列祖列宗。

其次，就爱新觉罗皇室近支来说，真正追随溥仪左右的寥寥无几。溥仪的父亲载沣从摄政王位退位藩邸后，虽然也有过“惟有依靠帝国主义的势力，才能生存下去”的念头，但是对于伪“满洲国”却始终没有政治上的联系。他只在1936年到长春探望过溥仪一次，居住月余，便执意回家。其叔父载涛的态度更加鲜明，早在溥仪与日本人勾结之初，他就极力反对。溥仪逃往东北后，他又不止一次地说过：“溥仪完全钻进了日本人设下的圈套，只能充当俯首帖耳、为人所用的儿皇帝。”[70]日伪时期，载涛生活拮据，当溥仪派人请他到伪“满洲国”就任伪职时，却被回绝。

恭亲王奕之孙溥儒（溥伟之弟）也很明智。他平日胸怀比较淡泊，专心钻研国画，不大过问政治。对溥仪所为则素怀不满。溥仪当了伪满傀儡后，日本人不许他奉祭爱新觉罗氏的列祖列宗，连要求祭拜三陵都被日方所阻，引起了溥儒的极大愤慨。他曾经在给友人信中写道：“未有宗庙不立而能立国者。”[71]溥仪在长春14年，溥儒一次也不曾去见他。

睿亲王多尔衮的第十三世孙金寄水的铮铮铁骨也很值得推崇。金寄水，原名颐丰，按爱新觉罗世系序列，辈分应与“启”字雁行。“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22岁的金寄水偕两弟两妹生活。当时家计日蹙，只能靠典卖字画古玩等浮财度日。此际有人愿帮他在社会上谋个职务，他总是说：“我怎能为五斗米向非我族类的外国人折腰!”一再拒而不就。1939年，伪满“宗人府驻京办事处”动员他去“新京（指伪满洲国‘首都’长春）承袭‘睿亲王’世爵”，他断然拒绝，表示：“金某人纵然饿死长街，也不能向石敬塘辈称臣!”这样，他硬撑着熬过了8年沦陷生活。当时他曾写过一首诗：“不把深杯便索然，况逢灯节雪连天。衣裳典尽箱何用，抬向长街换酒钱!”[72]是其生活的纪实。

其时，清室的王公子弟，约可分为几种类型：

一类是凭借祖产，席丰履厚，坐拥三妻四妾，万事不关心，只图个人享受。如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便是此类的代表。

再一类则自鸣清高，将精神寄托于翰墨之中。如溥儒（字心畬）、溥伒（雪斋）、溥佺（松窗）等人。遗老们曾将溥儒比作明末石涛、八大山人之流。石涛是明靖江王之子，原名朱若极；八大山人是明楚藩之后，原名朱耷。明亡后，两人均遁入空门，寄情翰墨。清朝遗老推许溥儒的洁身远引，是有其道理的。溥儒等人虽疏远于政治，但在外敌当前，国家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却能明辨事非，采取正确立场，也是受到人们尊敬的一个原因。

图65 溥儒（心畬）像

最后一类，则是不甘心清朝灭亡，企图借助帝国主义势力，东山再起者。如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逊帝溥仪等人。即使在皇室近支里，这种人也是极少数。伪满时期，纠集在溥仪身边的亲贵子弟主要有：溥杰、溥俭（载漪子），溥佐（载瀛子），溥佳（载涛子，溥仪赐名金智元），宪原、宪基、宪均（善耆子），毓（后改为毓嵣，溥绰子），毓（溥修子），毓岱、毓嶦（溥伟子），溥偀（载泽子），毓崇（溥伦子），毓嵒（溥偁子），毓慈（溥绍子）等。多数还是未成年少年。溥仪将他们召集到身边，刻意培养，原指望成为恢复祖业中的“股肱”。但是连溥仪自己都不过是日本关东军手中的玩偶，这个希望自然成了泡影。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导演的“傀儡戏”终于收场了。8月8日，苏联红军攻入伪满洲国境内。溥仪等人仓皇出逃，19日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虏。溥仪的复辟梦彻底破灭了。

五 争取平等的呼声

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一次改写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列强侵略、欺侮的辛酸史，中国人终于有了一次扬眉吐气、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机会。然而，民国时期的满族人，尚没有取得与汉族平等的权利。最令满族人难堪的，除了生计的普遍贫困，便是社会上司空见惯的歧视。尽管《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明文规定“与汉人平等”，尽管民国提出“五族共和”的口号，事实却表明，辛亥革命的成功未能圆满地解决民族矛盾问题。而清朝长期奉行的民族压迫、歧视政策，又在满汉两个民族间播下了仇怨的祸种。“鞑虏”、“胡儿”、“老爷骑马你骑（旗）人”、“满板”之类歧视性称呼不绝于耳。旗人谋职往往受到歧视。许多旗人为了生存，只有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尤其满洲旗人，几乎全部隐去自己的族属、姓氏，改称汉族从汉姓用汉名。旗装、辫发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满族人唐日新在一首忆昔的诗中沉痛写道：

自从民元到如今，民族沉怨似海深，旗族伤残如草菅，谁敢自言满族人。

“天潢贵胄”的嫡裔们，也同样受到歧视。如睿亲王多尔衮第十三世孙金寄水，在上小学时常被同学呼为“小满奴”。他少年时代的诗草中，就有“无故人前遭白眼，姓铜也比姓金强”的句子，可看出当时的苦闷心情。[73]因此，在争取各民族平等这一点上，他们与广大满族人民是同声相应的。由于他们在社会上仍有一定地位，在满族内部也有较大影响，所以，在满族争取平等的活动中，不仅有他们参加，而且还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民国年间，北京满族曾多次发起要求平等待遇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解决满族儿童升学、成人就业、不受污辱三项要求上，但活动规模较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溥儒等人发起组织的满族文化协进会（后改称满族协会），以及在该协会领导下层开的请愿活动。

溥儒（恭亲王溥伟之弟）的画与张大干齐名，号称“南张北溥”。沦陷时期，未曾去过伪满洲国，为时人所重。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特邀其代表满族参加“制宪国民大会”。同时被邀的还有满族代表毕天民（医生）和穆精阿（新疆满族）。毕天民代表满族发言时，会上曾发生争执。事后有报纸诋毁“满族代表扰乱会场”。消息传到北平，在满族中引起很大震动。

图66 溥儒（心畬）行草书联

溥儒回到北平，和溥芸子（大学教授）、宪度之（肃亲王善耆第十九子宪容）等人联络满族同胞，成立一个群众团体，作为进一步要求平等待遇的后盾。首批入会者多是文化界人士，遂定会名为“满族文化协进会”。[74]

协进会以溥儒为理事长，下设理事、监事若干人，后改名“满族协会”。由于入会者踊跃，在北平内外城各区及各营房，西部外火器营、圆明园、健锐营等处，设立了会员登记处。满族协会多次向南京国民政府呈请解决满族升学、就业，禁止上演污辱满族的电影戏剧，与蒙、回、藏诸族平等待遇问题，均不了了之。接着，遇到两起事件的考验：

第一起，蓝鹰剧团事件。国民党蓝鹰剧团演出话剧《太平天国》，剧中骂满族是“狗达子”。引起京旗满族的愤怒。满族协会了解到蓝鹰剧团很有来历，仍向有关当局要求删去或改换污辱满族的台词。不久蓝鹰剧团赴他市演出，这起事件随即平息。

第二起，电影《十三号凶宅》事件。《十三号凶宅》电影在中南海拍摄外景时，演员王元龙身着满族袍褂，向围观群众说：“我是满洲人的老祖宗。”激怒了在场的满族人。翌日溥儒主持召开理事会，命人草拟呈文及抗议信。王元龙慑于众怒，书面致歉。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不久，《十三号凶宅》上演，方知是以清朝郑王府为背景，极尽污辱之能事。电影梗概是：庚子之乱中，郑亲王被八国联军捉住，用马拖死。家境败落后，郑王后裔兄妹通奸，既而生出一女，长大后又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只能夜间出来活动。后有两个大学生租住此宅，每夜看见鬼影幢幢，惊惧异常。看房人（即此女之父）遂为学生讲述郑王府的悲惨遭遇和没落经过。

上述情节均属编造。末代郑亲王金昭煦向北平法院控告《十三号凶宅》有意污辱。《十三号凶宅》电影组自诉只是艺术加工，够不上污辱罪名。双方唇刀舌剑，相持不下。幸好郑王是中国大学的校董，中大学生出面支援，满族协会也予以声援。最后此案以说合了结。影方删去污辱镜头，改换郑王府名称，电影继续上演。

通过《太平天国》和《十三号凶宅》两部影、剧，说明满族协会要求禁止污辱满族题材作品上演的呈文并未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重视。但久受歧视的满族人，却满足于这两次十分可怜的“胜利”，满族协会随之提高了威信。

1947年底，国民党政府开始筹备行宪“国大”。溥儒南下南京，分访要津，第一次争得与蒙、回、藏诸族相等的代表名额（17名）。但满族协会成员的经济状况多十分窘困，以致满族代表名额多数被国民党高官抢去，满族协会理事入选的反寥寥无几。事实上，这时淮海战役已经展开，国民党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败局已定。

六 尾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满族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的社会阶段。

民国年间，满族人民往往受到歧视，许多人改名换姓，隐瞒民族成分。以满族人主要聚居区北京市为例：民国初期约有60万人，到1949年将近40年，满族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锐减至3.1万人。[75]据说，全国登记在册的满族人口只有8万人。[76]1949年以后，一部分满族人恢复了自己的民族成分。从全国来看，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满族有241万；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满族人口增至430万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满族已达984万之多。目前，满族人口已逾千万，仅次于壮族，居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第二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满族人享有区域自治的权利。迄今，全国先后建立了新宾、岫岩、青龙、丰宁、本溪、桓仁、宽甸、清原、伊通、宽城、凤城、北镇等十二个满族自治县（部分县已改市）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当满族历史掀开新篇章时，爱新觉罗氏的嗣裔们也开始了不断平民化的生活。

逊清摄政王载沣于1951年农历十二月病故后，载涛成了皇室嫡亲长辈中仅存的一人。他在清帝逊位后，没有参与皇帝复辟活动，与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也没有政治联系。新政权给了他很高政治荣誉。1950年6月，经当时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批准，邀请他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周恩来曾对他抱歉说：“载涛先生，首届全国政协没有请您参加，我把您这位几十万满族人民的代表给忘记了。”[77]同年8月，毛泽东签署委任令，任命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在1954年全国普选中，载涛作为200多万满族的代表被选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同时是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就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告诉他，他的侄子溥仪改造得不错，应该去看看溥仪。1957年，载涛携三侄女、五侄女去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探望了溥仪和他的两个侄女婿润麟和万嘉熙。同年，载涛被北京市政府任命为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此后，他不顾年事已高，在民族事务中做了不少工作。1970年9月2日，84岁高龄的载涛逝世。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位清王朝皇叔，至此走完了他曲折的人生道路。

在爱新觉罗皇室成员中，变化最大的自然还是溥仪。从清朝末代皇帝到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再到新社会的公民，他经历的脱胎换骨的“改造”，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从世界范围看大概也没有先例。溥仪曾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颇为感慨地写道：

我还记得发生“东陵事件”时的悲忿心情，还记得向祖宗灵牌发过的报仇誓愿。我这个自认的佛库伦后裔和复兴满族的代表人，对自己的种族步步走向消亡的命运，我不但未曾加以扭转，而且只能加速着这种命运的到来。只是在声称扶持满族的日本人和我这个以恢复祖业为天职的集团垮台之后，满族和爱新觉罗氏的后人才有了可靠的前途。[78]

1959年12月4日，溥仪获得政府特赦，从此，他不再是落魄的末代皇帝，也不再是罪犯，而是一位“普通公民“。这是溥仪后半生的起点，也给整个爱新觉罗族裔带来希望。

溥仪被特赦后，先是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下属的北京植物园工作。不久，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开始处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文史资料。1964年，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付梓印行。在这部著作中，人们可以了解到末代皇帝坎坷的人生足迹，以及由战争罪犯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不妨说，在溥仪的经历中，几乎浓缩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过的所有风风雨雨。

然而当溥仪憧憬未来时，大概没有想到还会遇到阴霾蔽日的日子。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一场人类历史罕见的大浩劫降临中国。一时间，是非颠倒，黑白莫辨。尽管有周恩来总理的关照，溥仪及其亲属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1967年10月17日，溥仪带着对这场“大革命”的困惑与不解，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终年61岁。

溥仪的胞弟溥杰，清王朝覆灭以后，曾积极主张复辟清朝，先后三次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等学校学习军事。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专为他安排婚姻，并制定了《帝位继承法》，规定他和嵯峨浩所生的男孩可以继承伪满洲国的王位。可见，溥杰在当时的地位是很特殊的。所以，溥杰在战后也成了战犯。溥杰在1960年获得特赦，获释后，同溥仪一样得到政府安排。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溥杰继承了溥仪原有的地位，成为满族人士的主要代表，并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溥杰夫人嵯峨浩是日本华族，在贵族阶层有许多亲友，包括天皇也是他的亲戚；在旧军人中也有不少老同学。中日两国绵亘半个世纪之久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溥杰身上得到了集中反映。溥杰和他的家人，为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睦邻友好努力奔走，做了大量工作。

溥杰多才多艺，擅长诗词和书法，是爱新觉罗氏最有学问的长者之一。他生长在王府，熟悉贵族生活，于清季宫廷内幕，亦多所闻见。在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期间，写有《清宫会亲见闻》、《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等文，均收入《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是研究晚清史、民国史，尤其是爱新觉罗皇族史的珍贵资料。《溥杰自传》出版于1994年4月，与溥仪《我的前半生》各有侧重，又互为补充，堪称清季以来爱新觉罗皇族史的姊妹篇。遗憾的是，溥杰病逝于这年2月，未能看到自传正式出版。

图67 在日本九州的爱新觉罗神社（内保存溥杰遗物）

溥仪、溥杰兄弟4人，三弟溥倛早殇，四弟溥任（字友之），与其两兄经历大相径庭。溥任生于清亡后的1918年，幼年在家延师教经史诗文及书画。1947年在北京后海北河沿醇王府旧宅开办竞业小学，载沣任董事长，溥任担任校长，自此从事教育工作30余年。现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溥仪一家有姊妹7人。长女韫媖、次女韫和、三女韫颖、四女韫娴、五女韫馨、六女韫娱、七女韫欢。除韫媖因不如意的婚姻于16岁时郁闷而死外，其他人都从旧王府格格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韫和青年时代留住英国，精通英语。长期参加幼儿教育工作，业余从事英文翻译。韫颖曾留住日本，通日语。喜京剧，曾登台演出。参加过街道工作，“文化大革命”后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常委。韫娴早年曾留住日本，后参加故宫博物院的档案整理工作，当过工厂的产品检验员。

韫馨早年亦曾随夫留住日本，1949年以后当过缝纫工，后参加职业教育工作，任过会计。韫娱青年时学画，工花鸟，后任北京画院画师。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动乱和健康原因，甚少作画。“文化大革命”以后挥毫不辍，所作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于1982年病逝。

溥仪小妹韫欢的奋斗经历最为独特。韫欢生于1921年，没有赶上醇王府显赫的时期，不过在王府的高墙背后，她过的仍是一种闲适豪华的贵族生活。1947年溥任创办竞业小学时，她主动要求帮助哥哥工作。这成为她第一次接触平民，了解社会的契机。韫欢同情那些失学的女孩子，很想为她们做些事情，为此拿出积蓄，和竞业学校教导主任李淑芬创办了一所“坚志女子职业学校”。1948年学校开办后，韫欢真正了解到城市贫民生活的艰辛。1950年初，韫欢成为国办学校的成员。她从教30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先后担任小学和中学的教导主任，桃李满天下。[79]

韫欢在人生道路上曾备尝艰辛，更何况还有“文化大革命”之类政治运动的骤雨狂风，不过她都坚强地承受过来，晚年生活丰富充实。韫欢幼年曾与胞兄溥任、姊韫娱延师学画。溥任专习山水画，韫欢、韫娱同学花鸟画。韫欢退休以后重握画笔，喜绘花卉，尤工牡丹，作品典雅清新，在国内外享有声誉。

20世纪40年代末，睿亲王多尔衮第十三世孙金寄水已是家徒四壁。1949年，他加入北京大众文艺创研会，当选为执行委员，并担任《说说唱唱》和《新民报》曲艺副刊的编辑。从此有了正式工作和稳定收入。1954年他出席了北京市第一次文代会，后任《北京文艺》编辑。60年代初调北京市戏曲研究所工作。金寄水横溢的才华主要表现在他的个人著作中。他写过不少短文、札记和韵文作品，戏曲创作有京剧剧本《同心结》；还著有《红楼梦外编之一——司棋》，书中将司棋和潘又安青梅竹马的生活描写得活灵活现，若干王府生活也编写进去。[80]十年浩劫中，金寄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他目睹“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心中愤懑，写下了“吴钩易染心头血，秦火难焚腹中书”的诗句。他还写下了“分明一场戏，只恐不堪收”的诗句，预言极“左”路线的破产。金寄水晚年与周沙尘合著《王府生活实录》，根据早年亲所闻见写就，是研究清代宗室王公生活的精审之作。他原计划在几年内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衰草王孙》，还拟再创作一部属于《红楼梦》外编性质的中篇作品，却于1987年病逝。

淳亲王奕的后裔多在艺术殿堂流连徜徉，博得了盛誉。奕之子载瀛，本是清未知名画家，对画走兽、鞍马，造诣尤深。他的4个儿子溥伒（雪斋）、溥僩（毅斋）、溥佺（松窗）、溥佐（庸斋）自幼耳濡目染于翰墨丹青，在书法和绘画方面均达到很高水平。

溥伒早在20多岁时就在书画界崭露头角，30多岁时受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聘请，创办辅仁大学美术专修科，后改美术系，他任该系教授兼系主任。溥伒多才多艺，尤擅古琴。1949年以后他被聘为北京中国画院画士，北京文史馆馆员，还担任北京古琴研究会会长、美协副主席等职。溥伒的杰出艺术成就曾获得国家领导人的器重。1963年，当他70岁生日时，陈毅副总理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南海设宴，为他祝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溥伒在全国形势一片混乱时忽然离家出走。据说他先到昌平十三陵，后辗转至中国大西北——青海，欲依归自己的女儿，后来就下落不明了。他到底为什么出走，出走后的情况究竟怎样，至今仍是一个谜。[81]

溥僩（毅斋）于民国初袭“贝子”爵位，做过“乾清门行走”。以后家境破落，卖画维生。1949年后加入新国画研究会（后改北京中国画研究会），1957年转入北京中国画院做画士。1959年，他向少数民族历史调查者表示，对自己的处境很满意：“真是什么心也不用操了，也不用担了。不论年老、年少都有国家来供养、培育，每个人只要好好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人民，就能得到国家很好的安排。”[82]溥僩与弟合作的《普天同庆图》《群介寿图》，作为绘画精品，收入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品集》。

溥佺（松窗）幼年承继叔父载津门下，被封为“镇国将军”。他自幼观摩父亲画马，积二十几年的功力，完成巨作《万马图》，图上4000匹马神态各异、风骨不凡。他擅长绘山水、竹、马，山水画方法尤为精湛。后出任北京中国画院画士，与其他画家共同完成《长征手卷》《大渡桥横铁索寒》《韶山》《井冈山》等政治性画作，被认为是传统国画技法的“推陈出新”。[83]

溥佐（庸斋）也是爱新觉罗画派传人之一。60年代调天津美术学院任教，几十年间，早已是桃李遍地了。溥佐画马，骨健神清，逸然意远；秀竹丛兰，舒展清新；笔下山水，结景幽深，别有意趣。

淳亲王奕诸子中，载濂被列为“庚子肇祸诸臣”之后，败落了下来。其次子溥修，曾做过“乾清门行走”。伪满时期，受溥仪委托在天津看管房产，后来双目失明，生活潦倒无依。1949年以后，他被聘为文史馆员，口述清季以来种种见闻。[84]从此有了稳定收入。

溥修亲侄毓嵒（字瑞），即溥仪《我的前半生》中屡屡提到的“小瑞”，其人生道路多有风险。毓嵒早年丧父，家境贫寒，19岁时被溥仪召到长春，与其他的贫穷宗室子弟一起念书。此后20年（1937—1957），均在溥仪身边。1950年溥仪等伪满战犯被苏联政府遣送回国时，溥仪误以为性命难保，曾和妹夫、弟弟们商量“立嗣”问题，决定叫毓嵒做他的承继人。[85]由于有这段履历，毓嵒在“免予起诉”获释回京后，经常受到审查、歧视，后被安置在天堂河劳改农场，当农业工人。“文化大革命”初，毓嵒首当其冲成了“横扫”的对象。其妻受株连，在街道上“补花”的活儿也被停止，子女成了“狗崽子”。1969年，毓嵒被划为“敌我矛盾”，押送到山西长治某农场，妻子被强制遣送京郊农村“安家落户”。[86]直到十年动乱结束，毓嵒一家才重新团聚。毓嵒自幼随溥修学书法，善正楷，1980年退休后，泼墨挥毫，乐此不疲。

“文化大革命”中，溥仪家族成员，大多数受到猛烈冲击。有的家被抄，有的横遭批斗，有的被重新关进劳改队。溥僩夫妇在惨遭红卫兵毒打、凌辱后，双双自杀身亡，载涛妻子金笑兰在“红色恐怖”的高潮中惊恐万状，最后用菜刀砍断了臂上动脉血管，自戕了性命。但这并不是溥仪一个家族的劫难，当上到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千百万普通群众，都成为红色祭坛上的牺牲品时，溥仪家族的人们又怎么能指望会是另一种命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局在清算极“左”路线，“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对溥仪及其族人也重新落实了政策。

历史的冤案也得到昭雪。爱新觉罗·显琦（金默玉），是肃亲王善耆最小的女儿。显琦曾留学日本，关东军特务川岛芳子（金璧辉）是她的胞姊。仅这层关系，就足以构成她人生路上的荆棘。显琦1956年考入北京编译社从事日文翻译，两年后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判刑15年，接着强制劳动7年。1979年，这起冤案终获平反。[87]显琦被重新分配了工作，担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由王女而平民，平民而囚犯，囚犯而农民，农民而馆员，显琦的人生颠沛流离，极富戏剧性，但个人所付出的代价却是无法补偿的。当她重新获得一个普通公民应有的权利时，已经垂垂老矣。

半个多世纪以来，爱新觉罗家族与全国各族人民同了“甘”也共了苦，经历了坎坷的历程。在他们中间，不仅有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教育工作者，艺术家，文学家，还有著名学者。

启功（字元白），为嘉庆帝颙琰之裔，善书能画，年轻时参加溥儒组织的“松风画会”，成员九人，每人取一个有“松”字的别号，被画坛誉为“松风九友”。启功长于文学，教授中国文学史、文字学有年，后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是著名书法家，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书法作品，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图68 启功像

图69 启功行草书

金启孮是清乾隆帝第五子荣亲王永琪的七世孙。荣亲王这一支在文化艺术上出了不少人才。金启孮的三世祖奕绘和祖母顾太清是清中叶著名词家。他的父亲金光平（恒熙）是研究女真语和满语的知名学者，尤精于契丹文和女真文的比较研究。金启孮曾任内蒙古大学教授，辽宁民族研究所所长，他继承家学渊源，长期从事古文字学（女真文、满文）、蒙古史、满族史研究。与其父合著有《女真语言文字研究》，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女真文字的里程碑。所撰《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和《北京郊区的满族》，涵盖了满族文化的重要方面，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在爱新觉罗氏子孙中，为数更多的，还是普通百姓。老一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新一代，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爱新觉罗家族的历史，正在续写新的篇章。

[1] 秦国经：《逊清皇室轶事》，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2] 《醇王府资料》第2函。

[3] 《宗人府堂》，《宗人府补助教养工厂募捐启》，己未年（1919）二月。

[4] 《宗人府堂》，《宗人府第二工厂章程》。

[5] 《宗人府堂》，《传单》，1922年。

[6] 《宗人府堂》，《普忠、普珉呈文》。

[7] 均载《宗人府堂·八旗生计处》档案。

[8] 满族社会历史调查编写组：《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7页。

[9] 满族人口见《满族社会历史调查》，第85页，宗室、觉罗人口见鞠德源《清朝皇族宗谱与皇族人口初探》。

[10] 溥佳：《清宫回忆》，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11] 《政府公报》，民国4年1月6日。

[12] 秦国经：《逊清皇室轶事》。

[13] 秦国经：《逊清皇室轶事》，第29页。

[14] 吴锡祺：《记溥仪出宫》，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15] 《宗人府统计表》，光绪三十三年。

[16] 《政治官报》，宣统元年十月五日。

[17] 《宣统政纪》卷70，第16页下至18页下。

[18] 辽宁档案馆：《奉天公署档》第4149号，第4151号，第9771号。

[19] 《奉天省公报》第628号，民国2年12月。

[20] 辽宁省档案馆《东北各官署底契表册》第22捆，941号。

[21] 《宗人府堂稿》，溥堃：《为呈请转行事》。

[22] 《满族历史档案资料选辑》，第261—262页。

[23] 《盛京时报》，民国3年5月31日。

[24] 《满族历史档案资料选辑》，第268—269页。

[25] 同上。

[26] 原信存《醇王府资料》第2函。

[27] 《满族历史档案资料选辑》，第277页。

[28] 同上书，第270页。

[29] 《兴京县第九区总字42号档》，引自《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第392页。

[30] 《宗室亲王郡王爵秩衔名统计表》，载《宗人府统计表》，光绪三十三年。

[31] 《宗人府堂官津贴数目统计表》。

[32] 《金寄水回忆》，载《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35）。

[33] 冯其利：《清代王爷坟》（上）。

[34] 《金寄水回忆》。

[35] 《清史稿》卷221，本传。

[36] 汪荣堃：《记庆亲王载振在天津的生活》。

[37]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71页。

[38] 拙著《庆亲王奕劻》，载《正说清朝十二王》。

[39] 溥铨：《我的家庭“庆亲王府”片段》，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40] 溥铨：《我的家庭“庆亲王府”片断》。

[41] 《满族社会历史调查》，第95页。

[42] 《金溥锺回忆》，《金溥铭回忆》，载《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35）。

[43] 毓君固：《恭王府和恭王府典卖房产、土地之经过》。

[44] 宪均：《萧亲王善耆的复辟活动》，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45] 溥杰：《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

[46] 《金友之回忆》，载《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35）。

[47] 《溥任口述》，转引自《近代京华史迹》，第10页。

[48] 郑怀义、张建设：《从皇叔到平民——中国末代皇叔载涛》，第117页。

[49] 毓嵒：《在惇亲王府里度过的青少年时代》，载《文史资料选编》46辑，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

[50] 同上。

[51] 《溥毅斋回忆》，载《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35）。

[52] 毓运：《记祖父端郡王载漪庚子被罪后的二十余年》。

[53] 毓运：《“废黜出宫”以后的大阿哥》，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54] 《清史稿》卷216，本传。

[55] 《文仰宸（文葵）回忆》，载《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25）。

[56] 恒如馨：《定慎郡王·毓朗·定王府》，载《文史资料选编》第22辑，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57] 金寄水、周沙尘：《王府生活实录》，第12页。

[58] 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第106—107页。

[59] 《满族社会历史调查》，第96页。

[60] 此类事例详见冯其利《清代王爷坟》。

[61] 宪均：《肃亲王善耆的复辟活动》。

[62] 左域封：《肃亲王善耆在旅顺的流亡活动》，载《东北地方史研究》1986年第1期。

[63] 章伯锋译：《日本与宗社党的关系》。

[64] 宪均：《肃亲王善耆的复辟活动》。

[65] 爱新觉罗·显琦：《清朝王女的一生》，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66]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77页。

[67] 同上书，第231页。

[68] 周君适：《伪满宫廷杂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125页。

[69] 周君适：《伪满宫廷杂忆》，第140页。

[70] 郑怀义等：《从皇叔到平民》，第107页。

[71] 周君适：《伪满宫廷杂忆》，第123页。

[72] 刘肇霖：《金寄水》，载关纪新《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3] 关纪新：《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第187页。

[74] 金启孮：《京旗的满族》，《满族研究》1991年第1期。

[75] 《满族社会历史调查》，第85、103页。

[76]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503页。

[77] 辛芳：《从“皇叔”到全国人大代表》，载《京华奇人录》，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

[78]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503页。

[79] 凌冰：《爱新觉罗·韫欢》一书记述了她从“皇姑”到平民的曲折历程，和生活中经受的种种磨炼。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0] 沈彭年：《忆寄水兄》，载《京华奇人录》。

[81] 李振生：《多才多艺的溥雪斋先生》，载《京华奇人录》。

[82] 《溥毅斋回忆》，《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35）。

[83] 竹溪：《溥松窗》，载《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

[84]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505页。

[85] 同上书，第431页。

[86] 毓嵒口述，贾英华撰：《末代皇帝立嗣纪实》，开明出版社1993年版。

[87] 爱新觉罗·显琦：《清朝王女的一生》，第205页。

附录一 表

1.清朝纪年表

2.宗室贵族封爵表

续表

3.宗室王公俸银俸米额数表

4.宗室贵族妻女封爵表

5.宗室王公封爵之女与女婿之俸银俸米表

6.皇子分封拨给佐领庄园户丁表（康熙朝）

7.旗族关系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8．八旗宗室、觉罗佐领统计表

9．八旗宗室族长学长统计表

续表

10．八旗近支宗室学长统计表

续表

11.左右翼近支族长远支总族长衔名表

12.京城王公府第表

续表

续表

附录二 大事记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大清历朝实录》，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

鄂尔泰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雍正十三年内府刻满文本，乾隆九年内府刻汉文本。

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点校本。

昆冈等：《清会典》，《清会典事例》，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

牟其汶：《宗室王公世职章京爵秩袭次全表》，光绪三十二年本。

书麟等：《宗人府则例》，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光绪三十四年刻本。

裕诚等：《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民国26年校印本。

王守恂：《庚子京师褒恤录》，1920年印本。

佚名：《宗人府统计表》（光绪三十三年，光绪三十四年，宣统元年），宣统年间印本。

日本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共7册，东洋文库1955—1963年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译注：《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年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昭和29年版。

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满蒙史料·朝鲜王朝实录抄》，1982年景仁文化社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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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6年，在李治亭先生主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中，笔者曾承担《爱新觉罗家族全史》一书的撰写。该书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此次再版，对旧著作了若干修订：一是结构的调整，将原有十一卷改为九章，压缩了1949年以来的内容，进一步突出了家族史的清代部分。这也是将书名改称“家族史”的原因。二是内容的补充，如就辛亥鼎革时期爱新觉罗皇室的历史贡献、庆亲王奕劻的历史定位等问题，立足于今天的认识水平，加以评说。三是讹夺舛误之处的修正，同时补充了若干图片。因为时间有限，更全面的修订仍有待来日。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本书责编郭沂纹女士，从当初的《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知青口述史》，到后来的《北京旗人社会》，再到这次的《爱新觉罗家族史》，在拙作的出版过程中，我们一路走来，精诚合作，付出了许多艰辛，也分享了许多快乐。感谢李小兵女士，尽管退休在家，仍破例认真校对全稿，使笔者再次感受到“知青”战友的深厚情谊。最后，谨向提供过各种帮助的朋友、广大读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刘小萌

2014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