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知的游历 / 陈丹青著.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495-5011-1

Ⅰ. ①无… Ⅱ. ①陈… Ⅲ.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477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曹凌志

字数：80千字

2014年5月第1版

目录

序

游历和游记

航向拜占庭（上篇）

航向拜占庭（下篇）

雅斯纳亚·波里亚那——记文学的俄罗斯（上篇）

雅斯纳亚·波里亚那——记文学的俄罗斯（下篇）

雅斯纳亚·波里亚那——记文学的俄罗斯（尾声）

从布达佩斯到拜罗伊特

一、拜罗伊特的两位女子

二、魏玛，简单的发音

三、梅宁根与第四交响乐

四、布达与佩斯

五、瓦特堡的山顶会议

六、李斯特

序

叶 南

这本书所收的三部长篇“游记”，是丹青老师应我所请，在2009至2011年间为《华夏地理》杂志写的特稿。按当时的如意算盘，每年去一个国家，写一个题目，将来结集成书。然而这些年媒体行业风云变幻，这个计划被迫中止了。很遗憾，我们因此错过了几乎是注定的更多精彩。

从积极的一面看，这批“游记”应视为陈丹青写作的新尝试，而它们的水准亦足以令我感到自豪，当然，是属于编辑分内的自豪。

陈丹青是那种能予人许多想象空间，不断制造惊喜的作者，这是我促成此事的初衷。归国以来，他在美术领域之外的言说和书写，并不以专业知识见长，却言之有物，不仅令人有所思，更能引人入胜。这番成就，除了驾驭语言文字的非凡能力以外，自然还要归于见地。

在我的视野里，论文字与见地，陈丹青是二者综合评分最高的作者。见地有复杂的构成：知识、感性、直觉、阅历，洞察力，等等。至于写什么，真的很重要么？老实说，即使我不是地理杂志主编，约陈丹青写稿仍然会是第一选择。

话是这么说，具体写什么还是需要讨论的。丹青老师在各种场合跟人说，是我请他写这些“游记”，可是他讨厌游记。（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游记名著《忧郁的热带》里也说：“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事实上，我从未想过约他写“游记”，地理杂志也并不以刊登游记为荣。我们之间的“误会”一直持续到此刻。不过，重要的是，他毕竟写出了他从没想要写的“游记”，而我觉得，这几篇文章发表在地理杂志上，恰如其分。

游记是中国传统文学体裁。古人的，今人的，我们上学时读过不少。中国式游记的“中心思想”是寄意山水，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从一开始，山水在中国人心目中是有道德属性的。因此，中国的游记其实是教育篇章，而传世的游记名篇，大多作于宦游文人仕途坎坷之际，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为旅游而旅游”的徐霞客是个例外，他可能是中国绝无仅有的职业旅行家。

当然，这不是我想要的“游记”。

西方的“游记”复杂得多。近代，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带来交通工具的升级，教育的普及则让普通人接触新知，并对世界充满好奇。旅行，从此和新知与启迪联系在一起，我以为这就是中西“游记”的差异。

启迪与新知，代表着无限可能，旅行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也有无限种可能，西方旅行文学的内容，随之空前丰富，迅速成为重要的文学分支。除了博物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传教士的众多旅行记录，十八九世纪以来，多数欧美作家——从歌德、海涅、狄更斯到毛姆、海明威和本雅明——留下了重要的“游记”作品。二战之后，“后工业”的西方又掀起前往东方寻找启迪的新浪潮、新风气，印度音乐，香格里拉，背包客，隐士，禅……造就了一群以旅行文学成名的作家，我能想到的名字有：Paul Theroux，Colin Thubron，Bruce Chatwin，Bill Bryson，Peter Hessler。

一百多年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录了上述西方旅行文学的清晰轨迹。许多重量级旅行文学作家长期为该杂志撰稿，写出了自己最初的传世名篇，成为这份杂志引以为傲的资本之一。但是，这类文学中没有中国人的作品。

我期待并试图促成中国人看世界的旅行文学，但并不是中国人如何印证西方人已经发现的世界，而是写出中国人自己的眼光。发现，并不仅仅意味着登上最高的山，潜入最深的沟，越过最后一道自然屏障而抵达前人未到之处——如果是这样的话，西方探险家没给我们留下太多机会——发现还意味着从熟视之物看出新意，从平凡之事看到美，从混沌中看见秩序，从无情中写出有情，游记，是考验观察和见地的文体。

前面说过，陈丹青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作者。我对他说：你想去哪儿、想写什么、想怎么写，都行，只要有所发现，有话要说。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三年，除了亲自陪他上路，我没有给他任何建议，也没有在三篇游记中，删除一个字。

2013年11月26日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此页放这幅图，只是喜欢这幅画。叶南要是活在十七世纪的欧洲，倒是长得有点像他，坐在那里想，请谁写游记。

游历和游记

近年我竟写了三篇长长的游记，先前想不到的。我讨厌游记，闲来读书翻杂志，凡题目是某人去了某地、某国，便跳过不读。为什么呢，我说不出；自己去到某地某国，当然高兴的，途中，归来，满心感触，但从未起念写游记。为什么呢，我也说不出。

木心几次讲起古人的游记写得好，我不懂古文，他所推荐的几位作者，此刻忘了名姓，好像不是徐霞客。我曾问，徐霞客写得好不好，他一脸又嫉妒又佩服的神情说：喔哟，都很会写呢。

年少时倒曾读过两册近人的游记，一是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日记体，写抗战胜利后他给派去苏联出席和平大会，辗转印度和克什米尔一带，进入苏联，到了莫斯科，大会都快结束了，于是各处参观。其中写他在冬宫博物馆无数西洋画前匆匆一过，简直“暴殄天物”，我渴望看名画而不得，读了好羡慕；又写他去郊外参加俄人聚会，亲见不少男女光着身子下河戏水，我便格外地惊异而羡慕了。

另一册薄薄的游记是郁达夫记述的浙地名胜，写日暮行舟，船桨怎样在幽静的水中发出“勾”的一声；又写从杭州哪座山下来，路边有茶叶蛋摊子，他竟“连吃了五六个”，令我大惊讶，我们那时，半斤鸡蛋也得凭票，做饭时取一个，汆汤，炒饭，隔水蒸，尽量弄得它膨胀而稀释——读到这笔，我当下口水分泌，也就由此知道郁达夫的时代，买蛋无须凭票。

那两本游记忘了跟谁借的，都是民国旧版。七十年代郭沫若尚在世，要知道《苏联纪行》仍未销毁，必定吓煞，因日记中分明写他动身前“蒋委员长”致送三百银元，使他如何感激。

这十余年来，不识深浅，我应别人的邀请写了许多杂稿，都是早先从未妄想言说的话题。三篇游记的起因，是奥运会那年，小友王肇辉引《华夏地理》主编叶南兄找来，说是每年拨几个星期，任选某国，走走看看，归来写成散文给他用。当其时，要紧的话是不宜说了，我心想，此后写点无关痛痒的文字吧，便应承了。但游记该是怎样写法呢，叶南说，杂志的文章无非套路，你放开了写就好。

于是2009年选了土耳其，2010年选了俄罗斯，2011年走访德国与匈牙利。每成一篇，叶南，果然不删一字，刊用了，之后便商议下回去哪个国家。当年羡煞郭沫若能去苏联，何曾想如今歪在咖啡座与叶南兄数一堆国名，挑挑拣拣，好奢侈！印度、伊拉克、阿富汗、波斯国，我都蛮想去，那里的古代艺术好极了。但最后商定：2012年去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文艺复兴早期壁画隐在几个小镇，无妨弄个专题……转眼年底，却听叶南兄平静地对我说，他辞职了，理由呢，大约是他的思路不合杂志惯例，以致经费已难获准。我心下歉然，暗想，那几篇漫无边际的琐谈，怕就是不合惯例的导因吧。总之，本想至少周游六七国，积攒八九篇，待笔路渐渐顺了，或可凑合出本书。现在提前结集，就只得这么三篇。

也好，若是年复一年写游记，成何体统——虽然我的写作，向来不成体统的。

木心先生上文学课，常会说，今后诸位走访列国，必要熟读该国的人物与史迹，有备而去，才是幸福的出游。他自己就能摘取书报刊载的各国掌故，点染铺衍，写成诗作与散文——但从不写游记——又据说，秦晖先生有一癖好，也可谓异能，即平日遍查各国的地图、都城、名胜、史实，随口说出，令异邦客人好惊诧。人的才智，实在勉强不来，这类神游的知识、知识的神游，我偏是天生不会。或许长年浸染写实绘画的缘故，我非得亲眼看见了什么，这才算凡事有了分晓——上路了，叶南总会塞一本该国的旅游指南给我飞机上读，我便临时抱佛脚，郑重地读，但那是一本书，不是活的国家。待飞机落地，入了宾馆，然后抬脚走到马路上，我于这国家的认知——倘若走在马路上也可算作认知的话——这才刚刚开始：直白地说，新到一国而使我油然动衷的一刻，正是无知。

无知而旅行，写成游记发在专门刊物上，多少涉嫌放诞：《航向拜占庭》上篇甫告刊出，读者来信即在下期跟进，大意是说，除了普通游客的“长吁短叹”，这篇稿子并未提供地理知识。这是坦率的批评，我很惭愧：读者尚且求知于游记，我无能提供，又不肯读游记，我于知识，究竟是何居心？此刻坦率告白，三篇游记稍许引述的“知识点”大抵来自到处销售的旅游指南，或请叶南兄查了资料发过来，我的伎俩，不过用自己的词语略略搅拌，仿佛早经知道的样子。此外，我是以画画的所谓“写生法”，以文字描摹所见而已：“所见”，便是我的“知识”，但这是游记么？

托尔斯泰是俄国人。他的产业与庄园名叫雅斯纳亚·波利亚那，并死在那里——凭这类算不得知识的知识，我率尔写起游记来。写起来，一路发现不知道而该知道的人、事、物，委实太多。善求知的人，好奇、心细，且擅命名。那年老友刘丹请我与木心出游英伦，住一座都铎时代小城堡，庭院有草，低矮地摊开着，姿态煞是温婉，木心便向主人问这草的英文名，隔天笑眯眯告诉我，他想出了汉译，可称“佳侣草”，与英文对应，果然恰切——可惜我早忘了那个英文词——这回去土耳其，以弗所希腊遗址到处是柔和细密的一种草，团团簇拥着廊柱的石座，每一看，我会心动，但丝毫不想到细草的名目，只顾抬起相机，摁下去，和所有游客一样。

是的，这本集子的排版弄了半天，复读一过，作者不过就是一位游客。游历的胜境，异国的想象，原是自己的事，归来看照片，彼时彼地的那份真意，其实消失了——游历中最是感动的经验，也写不出来，写出来的，难免是选择性追忆，且为文句所编排，转为专供阅读的稿面了。人向往某地某国，或凭空神游，或亲履斯土，各有各的经验，此或许人会写游记，此也何以我总不愿读游记，然而我竟写了。好的游记该怎样写法呢？三篇絮叨，只嫌过于用力，过于动情，这可能是犯忌的：你的感情，何必麻烦读者？譬如我爱托尔斯泰，兼及他的草坟，但是现而今，几个青年愿读《战争与和平》。

谢谢叶南兄赏我三次机会！谢谢每次和他陪我前往的王肇辉！他俩沿途嬉闹，打发时间，只为不惊扰我的梦游，再三等着我从景点推迟的回返。我也谢谢杂志社负责摄影的任超，他总有办法迅速弄到拍摄名人故居的准许。夜里，选定餐馆，点菜叫酒，当然是惬意的时刻。伊斯坦布尔有种海鱼，一尺长，只是烤，不敷油盐——对了，顺便一提：我也不爱读描述美食的散文，而这类散文大致有涉异域和游历。为什么让人知道你吃了什么？那烤鱼嚼在嘴里的滋味，能描述吗？

话说回来，数落异国的风俗，是该点到美食，只是我的情形正相反：每次远游归来，米饭青菜，倒发觉自己尚存半份爱国之心。这算是爱国心么？木心——我又想起他了——是这样表述的：那年自英伦回，出机场，先到我家夜饭。桌面也就搁着炒豆芽清蒸鱼之类吧，连续数周的西餐，这是头一顿中国饭菜。木心良久不动筷，半晌，他那样缓缓地摇头笑道：“哎，难为情，真难为情。”

我记得木心驼着背，看着饭菜的模样，记得他由衷歉然，果真有点羞惭的神情。但我们吃这餐饭时，并不在中国，而是纽约。

2013年10月15日写在北京

上图：伊斯坦布尔海面。

中图：圣彼得堡涅瓦河。

下图：多瑙河流经布达与佩斯。

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寺

上图：自伊斯坦布尔旅馆阳台北望海面。

中图：自伊斯坦布尔旅馆阳台东望蓝色清真寺。

下图：黎明时分的圣索菲亚教堂围墙。

航向拜占庭（上篇）

伊斯坦布尔。破晓时分。从机场驰入市区途中，曙色初动。旅馆登记毕，出外抽烟，古城的小街，鹅卵石路面，店户人家停在清早的静谧中，天色徐徐转为青白——蓝色清真寺巍然在望，照耀全寺的夜灯犹未熄灭。

蓝色清真寺，此刻亲眼看见了。亲眼看见，指的是你与观看之物的距离，步行大约十分钟吧。旅馆职员说，稍远处，被清真寺遮没的那边，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

年前，《华夏地理》叶南兄动议给我各国走走看看，归来写游记。远游的诱惑，很难拒绝。去哪一国？忽而决定是土耳其——欧陆熟悉了，虽未造访斯拉夫列国，法、意、德、荷、西班牙、比利时、奥地利，却已到过不止一次，不止两次：我的知识与向往总在西方。因为是亚洲人？除了日本，亚洲的斯里兰卡、柬埔寨、越南、印度、波斯国……都没去过，也不知自己想不想去。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以色列，烽火不息，天天出现报章与视频，倒是很想去的，只为两河流域的雕刻，阿富汗的佛头，好看透顶，可我时常忘记这些国家也属亚洲：在欧洲，那里古称近东，亚洲人则今称西亚。我，一个中国人，很少认真想起过西亚，倘若愿意说实话，我对连绵广袤的亚洲，其实冷漠而无知。

中土航班夜十二点起航，正好通宵昏迷，翌晨飞到，等于醒来。此刻我竟果然站在接连欧亚的国土么？晴，毫无倦意——今次同行有叶南先生并《大学生》杂志的小王，王肇辉，十几小时前我们还在北京机场，现在三个中国人站在黎明的街角，呆看蓝色清真寺。天色大亮了，海鸥在寺庙上空高低回旋，鸣声喑哑而清远。初到异国头一天、头半天，最是新鲜，各自房中收拾稍歇，大约八点九点，上五楼顶层早餐室，餐室连着阳台，一眼看见阳台下万瓦鳞次，民居连绵，拥着两座三座小型清真寺，由近及远，伸向海。海，展开，展开，停满大货轮，有如军舰，朝阳隔雾照临，海面浅淡，看不清海平线。这是陌生的海。我指的不是洋面的颜色，而是弥漫海空之间的耀眼的银灰——纽约、尼斯、旧金山、拿坡里、威海、普陀山、香港、厦门，海岸各异——此刻我所瞭望的，就是连接黑海的那片海湾吗？忽然想起《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想起托尔斯泰怎样描述俄军战败，撤离炮台，从海上回望陷落的要塞，那就是中亚的海啊：将近四十年前的阅读，早经忘记，倏然记起了，仿佛很久很久前去过的地方，其实只是小说。此刻穿过锃亮的银雾，看着土耳其的海，竟想起俄罗斯文学。

现在我离俄国与希腊多么近啊，一在东北，一正西南，好像就能跨上自行车一路骑去——我喜欢记着熟知的国名，迟迟不去，也喜欢忽然到临陌生的国度，满怀无知。这是我第一次造访伊斯兰国家。土耳其的现代化，自不如西欧，比之伊拉克阿富汗，却是富足和平之邦。极目四望，伊斯坦布尔市容以西亚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形态，密集展开，杂错的民居大致三五层高，或精或陋，五色斑斓，到处晾出洗过的衣服，街头巷尾是嬉戏的孩子或呆坐的闲人，半数妇女包着伊斯兰世界的花头巾，那掩饰性别的扮相，格外性感而良善。部分男子的面容与地中海沿岸种性十分相若，白皙精致，部分则接近我们看熟的新疆人。当年霍去病一路击溃的匈奴人就是他们的祖先吗？我在人丛中随时撞见李公麟与赵孟頫笔下的“胡人”，满腮虬髯，长长的钩鼻，目眶深陷，暴凸的眼——我无法描述中东西亚的群体面相，由东亚人看来，他们的骨相和毛发与欧洲人多有相似，比之西欧诸国的现代群相，我又想起贝托鲁奇的准确描述：“那种前消费时代的淳朴的表情。”

我迷恋所有古寺的表情，不知如何解读，也不想解读。不必是任一宗教的信徒，多年来遍访艺术胜迹，唯宗教艺术，最是耐看。远来土耳其，我差不多是为瞻仰教堂：蓝色清真寺的起建，时在中国明代，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资格实在太老了，起建之初正当华夏的北魏末期，如今中国哪有半座北魏时期的寺庙而完整如昔啊——初到四五日，我决定哪儿也不去，就在两座老教堂附近镇日游荡，画速写。由旅社所在走数百步，即是蓝色清真寺的围墙，墙外老树排列，高及寺腰，枝条纠结，春芽将绽。寺庙出入无须门票。我们到得早，全寺正在清晓的爽净中醒来，回廊与高柱间空无人迹，仰面眺望，旭辉隔雾映照大圆顶，巍然灿然。

伊斯兰庙堂处处空寂，神态清峻而严厉；天王或金刚的凶神恶煞，不是严厉；十字架上的耶稣望之惨痛，尤非严厉；东正教镶嵌画中的《圣经》人物，面相身姿十二分严厉，但那是艺术效果，用意倒是刚正而悲悯——伊斯兰教堂不设偶像，才真是严厉的，这一招，果然厉害：没有神主，没有祭坛，没有圣人，没有音乐，没有魔鬼和天使，没有经义的描绘与叙述。进入殿堂，一律脱鞋：天光射下，四壁瓷蓝，纯净的阿拉伯蓝，以无数花枝绘作装饰，凝结为晶亮的瓷。我从未见过如此空旷无物的殿堂，不见人世，不使动念，没有一张桌椅或条凳，猩红大地毯供人成排跪拜，一位员工正在来回吸尘——每一座天主教教堂布满重重偶像，那偶像，于我即是人脸人身，是种种艺术的手法与表情，在那里，偶像环绕的中心，是祭坛，众目归趋十字架，管风琴的每根钢条指向上天：这一切设置都是语言，感召劝说，滔滔不绝；而清真寺殿堂的清旷，坚持无言。除了图解经书的细密画，伊斯兰文明没有西方意义的所谓艺术，没有艺术，即卸除了你的感官。我四处走动，仰看，数百年磨损擦洗的石柱与瓷面闪着圆润的微光，美极了，美极了，但是不恐惧，不震撼，不被吸引，不分神——这就是我所谓严厉，严厉的意思，就是进到殿下不容你胡思乱想，唯匍匐跪拜。

蓝色清真寺西北门。由门内望去，可见寺顶。

蓝色清真寺与圣索菲亚大教堂相对而望，其间隔一座小公园，奇树繁花。几天后从海湾另一边的古塔顶端远远俯瞰全城，两座古老的教堂沐在夕照，形同姊妹，貌合而神离——向上，向中心，两座古庙的重重寺房纠结涌动，拱起巨大的寺顶，方圆交叠，如堡垒，稳重而厚实。不知起于中东西亚的几大宗教，孰先孰后，是哪一教的教堂设计施行影响或受了影响。相比犹太教基督教东正教教堂，清真寺迥然独异的大手笔，是紧贴主庙的四边忽起高高的塔，四柱或六柱，森然标举，环伺内外，兼具轻盈与严厉之美，表彰镇压与出尘之象：这高塔的设计是出于教义么？我无知，但寺身周围的空间毅然决然给出几根笔直的竖线，古意之余，竟是摩登之极。

圣索菲亚原是拜占庭大教堂，堡垒型庙身，通体赭红，雄踞海岸，环列庙身的四柱高塔是在多少世纪之后才为伊斯兰教徒所增建，世世代代，久已浑然相契，今人很难想象圣索菲亚原初的拜占庭风神了。二教而合于一寺的体格，在世界范围的大教堂可有先例么？远远看去，索菲亚坐于四根塔柱之间，已被清真寺造型俨然包围，凝固为永久的劫持，而竟成全一种伟大的不伦不类——进得寺园，一眼看见老树丛中堆满大大小小废弃千年的石柱，倍感亲切，亲切起于熟悉：在西欧列国看到太多同样的希腊罗马石柱，顶端雕饰百般变化，柱身或分长短粗细，有的布满石槽条纹，有的浑圆无痕，经岁月磨损，裂缝也如结疤的伤迹，与千古石质相凝结。拜占庭时期的石柱造型总比希腊罗马更其凝练而收蓄：柱头雕饰的繁杂与锐度被简化、磨圆，古拙而浑厚，但与希腊罗马的区分似乎很难截然，基调是早经希腊定妥，此后的化变，犹如汉与魏晋的种种造型，含混相沿而判然相异，是的，这里的石柱群只消一瞥，罗马就是罗马，拜占庭是拜占庭。

蓝色清真寺的外部、回廊与内殿。

由蓝色清真寺东门望见圣索菲亚大教堂。

起于何时，为了什么缘故，这些柱头、门楣、檐饰、碑石，被弃置庙沿？是从教堂清出抑或由别处集来这里？现在它们或者被排列着，或没入年年春草，伴着老树，有如墓园，星星点点的小黄花绽开其间，有风吹来。留到土耳其的最后几天，在东南部以弗所城邦看到了更为壮观的古希腊遗址废墟群。

我是唯知观看不问究竟的人。欧洲与西亚的历史，混乱交叠，这一族打来，那一族败走，忽然城市被焚，忽然起建大教堂……土耳其历史、圣索菲亚的来历，厚厚的旅游册都明写着。“Lonely Planet”的中文本，字迹小而密，戴上花镜，试着读，顷刻忘记……我的感应总在步入教堂的一瞬。多么宏大昏暗！有如罗马万神殿，天光从高高的高高的穹顶，透下微明，很久我才看清圣索菲亚殿堂暗沉沉金碧辉煌的种种结构与壁饰。人变小了，稍有言动，即是闷住的回声，旋即消音。相比之下，威尼斯圣马可广场那座正宗的拜占庭教堂在记忆中变得洞窟般狭小，然而这里不再是一座纯正的拜占庭教堂，也不是一座清真寺。她的外观被添加的高塔而改篡，内部，则是一种文明覆盖另一种文明的工艺景观，或者，我愿意说，是政治景观——穆斯林进入索菲亚即施行消除偶像的庞大改造工程，每一天顶、每一墙面及无数转角，伊斯兰图案逐一覆盖了东正教镶嵌画，正厅将近二十米高处，在原来廊柱的东南西北角，悬挂着巨大黑色圆形板块，数米高宽的伊斯兰经文文句挥写其上，犹如大标语，望之触目，尤显严厉。骨架无法拆除，皮相可以更换，同样的故事在敦煌发生。隋唐与辽金的工匠也曾直接在北魏壁面描绘新的壁画——古人做事何其强暴而坦然，当初哪想到这是强暴，这是坦然——当斯坦因们剥取佛画，张大千面壁临摹时，墙面内层的千年旧作出现了。

圣索菲亚大教堂南端

圣索菲亚殿堂无数石柱之一

不过敦煌壁画的覆盖与被覆盖，都是佛教故事，虽然中国有些佛寺的墙面也曾被绘以道教绘画，但再大的佛堂与圣索菲亚正殿相比，亦如小厅——时在中国的元明之际，拜占庭没落，穆斯林涌入，景象谅必壮观：教堂墙面支架累累，每一寸镶嵌画被工匠们以抹泥板覆盖。如今在二楼回廊的两三处墙面，在危然倾落的穹顶斜角，厚厚的伊斯兰墙饰被剥除了：耶稣、圣母、圣彼得，灿然显现，凝在千万片七彩晶莹的镶嵌石片中，幽光斑斓，端详后世的来者。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原因，这些镶嵌画得以面世？后来我们被告知，覆盖形同保护，封存泥墙内里的镶嵌画完好如昔，然而只要这是一座清真寺，它们永难见光。

镶嵌画。容我多说几句。在旅行的末一日我们被领到老城深处的Kariye Müzesi，一座小小的拜占庭教堂——今之意大利小镇还保留许多类似的小教堂——周围是寻常民居，风日妍静。初期东正教小教堂的那种狭小，多么古朴，我遭遇了我所见过的最精美的镶嵌画：天顶画不过在三四米高处，看得近切。耶稣从两具棺木中奋然拽出复活的死者，那决绝之状，当下照面，有一瞬，不由得心惊。后来文艺复兴的《圣经》画实在太过温柔，十三、十四世纪意大利人的优美绘画已然预告了所谓“现代性”：在描摹圣主的同时，他们渐渐爱上人间。我久已就范于文艺复兴那令人目迷而软化的美，每见刚正的中世纪壁画，其实心生惧怕：那才是真的信仰，真的信仰于是有艺术的力。越是古早的宗教画越是风神凛然，拜占庭画中的耶稣与徒众个个是一副拯救世界的狠劲，眉目胡须莫不表出断然革命的神情。镶嵌的石质使这刚硬强化了：以碎石片拼图，不可能出现流利的曲线与婉转多变的形。艺术与材质，材质与信仰，似乎是早经约定的关系，性能丰富的材料有效减损艺术的力度，反之亦然，久看，多看，无所不能的油画不及此前的湿壁画，因湿壁画必须趁墙面当天的湿度勾勒刻画，难于修改，落笔必须肯定，而湿壁画又不如镶嵌画，因镶嵌画必须在密实拼贴的石片中找到最简赅的形。近世油画的惟妙惟肖是在期待人间的目光，那目光因科学知识——即人类那点可敬可怜的小聪明——而兑现了视觉的所谓真实性，导向文艺的理性。而在密密实实的镶嵌石缝中，当早古的信众认出耶稣的脸庞与目光，我猜，他们确信那是神迹。

圣索菲亚内殿拱顶之一：左侧，是拜占庭人的镶嵌壁画，右侧，是清真教徒覆盖拜占庭壁画后添加的图饰。（任超 摄）

圣索菲亚主殿内景。所有壁饰的涂层覆盖了拜占庭人的壁画，仅有几个局部显露原来的镶嵌画。（任超 摄）

上左上右图：圣索菲亚内殿二楼回廊。上中图：圣索菲亚一层通向二层古老石阶。下左下右图：圣索菲亚内部展露的部分拜占庭镶嵌画。下中图：仰望圣索菲亚主殿顶端。（任超 摄）

上下图：伊斯坦布尔老城区Kariye Müzesi 拜占庭教堂镶嵌画局部

镶嵌画确如神迹，殷红、翠绿、铬黄、湛蓝，间中闪烁着金色。油画的真实感非仅手艺长进，也是物理与化学的长进：是的，科学与进步意谓信仰开始分心。在拜占庭时代，艺术全心侍奉宗教，文艺复兴的伟大——或谓劫数——是宗教开始委身艺术。我忽然明白何以日渐看破油画的软弱，每见早古的镶嵌画，总有艺术之外的省思。回到门外阳光下，我们进入时有位老人独坐偏廊小院，朗读经书，现在仍竟安坐着，浑身夕阳：那是《可兰经》还是东正教《圣经》？这位老人与我们并不活在同一时间的维度。土耳其早经实现了器物的现代化，实行民主制八十多年，然而这里的人民似乎并不像中国这样急于勾搭似是而非的“现代性”。伊斯坦布尔遍布一千七百多所大小寺庙，囊括各种宗教，当然，十之八九属于伊斯兰寺庙——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北京城也有一千多所寺庙，日日香火，今存数十庙，淹没在丑陋的新厦高楼间，连摆设也谈不上了——穆斯林的祈祷每天五次：晨、午间、下午、黄昏、夜晚，风雨无阻，千年不断。蓝色清真寺东墙角排列着水龙头专供祈祷者礼拜前净手，高塔中设置的大喇叭传出诵唱的经文，引导全城匍匐跪拜，起身后，信众照常办公或做生意。同一天，我们被领到建于16世纪的圣乔治主教堂（Church of St. George），中等规模，却是全世界东正教的“麦加”，各国信众每年四五月间蜂拥而来，好几国的皇亲国戚在这里受封行礼。中国人关于传统与现代的种种喋喋不休与夸大其词，也是土耳其人热衷的话题么？在伊斯兰国家，历经千年的生活方式照常在阳光下行进如仪，我注意到，每块镶嵌画的七彩石子洁净无尘，显然常在擦洗。

我不喜欢被领着参观，宁可兀自游荡、呆看。教堂的每一角度，每一结构，每一时辰，都是好看的，好看得叫人暗暗吃惊。正午的大日头格外肃静，蓝色清真寺犹如白骨，背衬晴空；傍午斜阳将圣索菲亚上下每一凹凸起伏切割为阴阳向背的美丽局部，均匀而倾斜；黄昏正对落日，寺庙凝成雄奇的剪影，横卧的晚霞被笔直的尖塔笔直切断；由落日的一面东望，圣索菲亚遍沐夕照，浓郁的酒红色缓缓转为浅绛，灰紫，逐渐变蓝：八方潜伏的射灯点亮了，一瞬间，寺庙周身狰狞而妩媚，被有选择地没入昏暗，有选择地迎对照明——谁建造了这些大教堂？古人多么懂得尺度与比例。现代摩天楼的体量与高度远远超过古教堂，惊人，险奇，但无涉崇高伟大；伟大崇高，事关建筑的比例，比例导引观看：人的视线掠过寺房的种种结构向寺顶汇合聚焦，这观看过程便起崇高之感，教堂的尖顶或圆顶不是句号，不是终结，而是引视线指向天际，为无形的上升感与消失感，赋予有形。

伊斯坦布尔老城区Kariye Müzesi 拜占庭教堂，始建于五世纪，时在中国的南北朝之间，至十一世纪建成，时已进入中国的元代。十二世纪初为地震毁损，之后重建。十六世纪曾被改成清真寺，但镶嵌画为灰泥覆盖，未遭破坏，二十世纪中叶被发现，经修补重见天日——多么小，多么亲切，北京旧城从前有多少小寺庙啊，年龄远比这座教堂小，拆了。

Kariye Müzesi 拜占庭教堂内的镶嵌画。（下图 任超 摄）

黄昏，由圣索菲亚大教堂西望蓝色清真寺。

很久很久不画速写了。二十九年前曾以铅笔描摹布达拉宫、哲蚌寺与大昭寺，手到擒来，成上百幅。九十年代迄今多次访欧，试着画，战战兢兢，开手即败，涂去，撕碎，为自己的荒疏与无能，心生惭愧。此番在伊斯坦布尔描绘古寺，仍然手拙，那繁复的结构多难画，好在有了年纪，平静地沮丧，片刻安然，将难看的速写递给叶南与肇辉看，形同炫耀。唯在圣索菲亚庭院画老树，画石柱，笔路忽然顺了，暗下欢欣，好比寻获失而复得的钱财——旧皇宫的高高城墙正在圣索菲亚之侧，进得宫门，满园古树，枝条飞舞，枝条即线条，线条救了我画速写的手气。关于皇宫该写什么呢？正宗的伊斯兰宫殿可能在伊朗吧，但我仍有点害怕仔细巡视这里。每一殿房闪着蓝瓷的微光，宫廷遗留的衣冠何其高古，远比欧洲皇族服饰的纹样色彩更为天然，贵不可言，看几眼，我扭头走开，只怕对欧洲的愚忠因此摇动。阿拉伯文明为南欧注入多少东方的智慧，意大利倘若没有拜占庭时期，不会有文艺复兴绘画，也不会是今日的意大利。当我第二次走访皇宫，四处速写，在庭园侧道的尽头豁然发现巨大的考古博物馆时，简直闯入意大利——我总是不愿学会参照地图，总在胡乱游荡中错过或遭遇指南手册中早经标明的景点——在这座紧挨着旧皇宫的博物馆里，伊斯兰文物全般消失了：馆外的庭院和回廊摆满希腊罗马的石棺、圆柱与残雕，馆内幽光照着一座又一座我在南欧博物馆看熟的雕像：牧神、酒神、阿波罗、维纳斯、苏格拉底、舞蹈的林妖，还有上百座石棺浮雕纠缠的四边：人兽搏斗，人神交遇——那件著名的亚历山大石棺成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无疑是镇馆之宝，作成之时，适在中国战国初期，雄强如兵马俑要在一百多年后才出现，出现了，也属华夏雕塑幼儿期，而这具石棺的群雕精雅到无以复加，字斟句酌，是现存希腊小型浮雕中经典的经典，想得到吗，竟在土耳其——1887年，奥斯曼帝国在其版图所在的西顿皇家墓园（今黎巴嫩境内）发掘这具石棺，1891年，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成立。

但我所见过最为震撼的希腊雕刻是在德国柏林美术馆，真人大小，布满四壁：垂死的勇士被巨蟒缠绕，英武的女神在雄狮脊背昂然高坐……那庞大的雕刻群遗迹并不在今日希腊，而是德国人十八世纪从土耳其东部境内一处希腊城邦废址中全数移来。从那时起，我动念造访土耳其。我是来寻找希腊么？在考古博物馆所见全是这片国土两千年前的文明，并不属于共和国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旧皇宫内的考古博物馆，庭院里堆满希腊罗马时代的石棺、石雕、廊柱。古老国家的博物馆，总有一大堆无处存放的古物。（任超 摄）

上图（任超 摄）：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外墙之一。

下图：考古博物馆内的亚历山大石棺浮雕，早于秦始皇兵马俑一百多年。

考古博物馆内的希腊罗马雕刻。

亚历山大石棺浮雕局部。许多希腊石雕当年是彩色的，为岁月所淘洗，渐渐褪色变白。上中图、中左中右图，是今人还原彩色石雕的仿制品，置于亚历山大石棺之侧，供参观者想象当年的石雕。

以弗所希腊城邦遗址，右侧的残殿，是当年的塞尔苏斯图书馆。（任超 摄）

图书馆拱门

航向拜占庭（下篇）

伊兹米尔市，今土耳其西南沿海小城。出机场雇车直去塞尔丘克古镇。下过雨，空气潮润，途中豁然望见爱琴海。爱琴海！中译总是美文，海，胜于美文：我所见过的海唯地中海一带是这样的浩瀚苍翠，此刻爱琴海对岸即是希腊，苍翠在眼。历史来自知识，知识既导引观看，也妨碍观看。礁石，海的白沫，三两渔船，沿海无人，还没瞧见一根希腊石柱，我已驰入时光深处，至少两千年前。

这里亦如欧陆，随处富饶：我所谓富饶非指钱财，而是草木繁盛。本地的叶茎花瓣挺翘肥厚，色相饱满，看着肥沃的土地大片休耕，不免想起华中西北的贫瘠：“那是一块被榨干的土地。”有位美国历史学教授与我说起中国。我试图反驳，话咽了回去：不对，那是被榨干而仍在无度榨取的国土。承上帝厚待，希腊人当初知道占据了何等地利么，难怪争战。三千年来这里遍布战场，轮番胜败——希腊人、埃及人、波斯人、亚历山大帝国、罗马人、哥特人、拜占庭王朝、塞尔柱人……四月初，雨后的湿雾轻覆远山。希腊的群峰是怎样的呢？古昔哪有国界，我只当自己经已驰入古希腊，但见青灰色橄榄树沿着一道道山坡逶迤排列，南欧随处可见的柏树挺立其间。

塞尔丘克小镇的旅舍，美极了，庭园里每一枝叶仍在滴水，翻转的铁椅湿漉漉，随时放置的农家陶罐是中古的形制，浑圆简单。向晚薄明，植物的种种绿尤为鲜润。门厅内的昏暗多么对啊，地毯与墙饰的好看只因年深月久。二楼小间，沿着扶梯走上去，像是寻到外婆家。床头柜与写字台，窄小，老式样，如闺房的洁净而悄然。欧洲的乡镇全然留在前现代——我竟确认这里就是欧洲——他们懂得这才是生活，这生活，唯张岱辈或能会心吧……推窗，一簇簇浓密的紫白树花几几乎伸进窗内，可恨我说不出花木之名：一副娇贵相，春来满枝，颤巍巍，水珠盈然，像是刚哭过。推窗看出去，小镇的屋脊均呈土红色，不远，拜占庭古堡在山坡顶端巍然蜿蜒，如一小段长城。欧洲列国遍布中世纪古堡，单是留着养着，便叫做永垂不朽。托斯卡纳地区太过富美了，文艺复兴人经营数百年，即便两次大战的狂轰滥炸也竟无能毁损漫山遍野的旧文明，年年草木欣欣。比之意大利，这里显得土了，然而更淳朴，无意争斗现代化是穆斯林的美德么？又想起如今中国的乡镇——晚餐第一道汤着实动人，纯正的番茄味，味觉最是顽强的记忆。餐室由凉棚改建，干净宽敞，梁柱挂满当地的彩绘磁盘，搁在城里可就土气了，悬在这儿，譬如野花，引我看了又看，一点不想批评。

初访一国，第二站自有新的兴奋。譬如到得米兰，几天后去佛罗伦萨，巴黎南下，则访亚威农或普罗旺斯……今夜我在塞尔丘克。土耳其全境可游之处太多，中南西部散着无数古老西亚的景点。“景点”，旅游词语，太功利，功利即是无趣，现今我们都是旅游者，自当随俗：来回班机、全程的旅馆、走访地点，一律早早预订。真的旅行是漫长的辛苦，人与马徒步跋涉，一路迎向未知的经历。此行计划唯在伊斯坦布尔之外访塞尔丘克，不及别处：古希腊著名城邦以弗所遗址就在镇外不远的山麓。

塞尔丘克小镇旅舍的庭园

塞尔丘克小镇博物馆收藏的石雕局部

初到一地，周围走走也属心旷神怡。这里不富不穷，清爽，清爽到无可驻足，镇子好看是因远远环绕的群山。大道旁排列棕榈树，路边小清真寺新砌的磁壁，当地博物馆又一组希腊罗马雕刻，其中几具仰面击倒的战士雕刻从未见过，躯干残断，其状生猛——古代艺术家多擅斗殴，伤亡之相看得熟——可惜馆小而量少，如所有古老国家，次要的残柱碑檐统统堆在庭园或馆外，杂草丛生。回程路经一处荒坡，乱石中豁然耸立罗马石柱，这儿两尊，那儿一排，越看越多：它们日日夜夜站在这里么？我被告知这是昔年的公共浴场，池壁残砖长满绿生生的细草，衬着黄菊和蒲公英。被坡面遮没的那一头据说是古希腊阿尔忒弥斯神庙，只剩碎石基了。我又性急画速写，笔尖跟着柱饰匆忙旋转。明天将看到大片的城邦遗址了，懒得想象，眼前石柱已如希腊戏剧的开场白，叫人按捺不住。

此后两天我在以弗所废墟堆丧魂落魄，速写簿将近用完。请看照片与我的画——画、照片只能是粗鲁的稀释与框限——忽然，庞大遗址沿着山谷漫坡的两端展开了，白石累累，那一瞬无法描述；移步踯躅，每一石柱群角度的每一变换参差，情理之中而意料之外，比前一秒的注视更其好看，好看得心烦意乱；即便站定一处放眼巡视，也处处构图。我的目光永在搜索构图：山势倾伏，石柱竖直，杂树与乱石穿插其间，姿态复姿态，眼睛哪里忙得过来。

喘息着，攀援古剧场石阶一级级达于顶端，四看远近，景致纷陈简直狼藉遍野。山中乍晴乍阴，废墟群骤而集体沉下脸来，转瞬被烈日照射，那灿烂之象，无情而可怖；广大坡面延伸向上及于峰峦，众花怒放，群树繁荣，以春日的猖狂和野蛮，争相展示苍绿紫翠，大规模回应千年废墟：一切是在今天；我试着详察这里那里的遗址局部：残缺块垒断续拼凑当年的正殿、耳房、拱门、回廊，还有厕所……忍不住时时移目眺望苍山怎样起伏远引，怎样在视线终点美丽地倾斜。那伟大而茫然的倾斜令人心醉，少年时代山中岁月，我因之终生患了目接群峰的痴呆症——这是我头一回置身希腊遗址，却仍频频看顾无古无今的山，沛然神伤。

下雨了。雨中寻去遗址南端，更庞大的废墟迎面而来：塞尔苏斯图书馆，另一座大剧场，间杂过于密集的石柱与残殿。为了长年修复，当地文物考古所已建巨大的间架笼罩包围神庙。趋入避雨，巡看数十间殿房的镶嵌地面，高贵的图案设计两千多年前已被希腊人的美感搜索殆尽。傍午雨止，寥廓空山，虫鸣鸟叫，喧腾而寂静，天际云雾疾走，形势浩荡，状如战事的尾声，神似《田园》交响乐三四乐章的交接：鼓声渐遥，长笛萧然。昔年山中雨歇野田怅望，雨气蒸蒸，山气空濛，正是这身心舒阔的时刻啊，一时回到插队时光的赣南，而分明眼前是古希腊，我在土耳其。

以弗所，公元前十世纪建城，属爱奥尼亚地区，据说除了雅典，希腊全境也不见这般完整的城邦旧址。前547年，时在中国春秋年间，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征服此地，百年后人民起义，归复独立。公元前三世纪这里被划入古埃及托勒密二世版图，迄至中国的西汉中叶，以弗所成为罗马帝国一部分。公元263年，哥特人攻入，洗劫焚烧，城邦渐趋没落。拜占庭初期，以弗所仍属重要港口，六世纪，爱琴海泥沙注入，海滨淤塞，城市被放弃。当塞尔柱突厥人兵马到来，1071年，这里已是一座小村。

由小村而上溯城邦，以弗所履历近两千年。“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那是唐人的目光。神州如今尚能迎对夕照的古楼宇，顶多到明代吧，仅有的几处唐宋古建筑是明人清人的补修或重建——我不知世界各国可有其他古遗址如希腊，城郭历然，柱石遍野，裸裎着前生的骨骸，成全来世的凭吊与赏看：古埃及更古，遗迹多为神庙，玛雅故址倒也完好，巫气太重，都不及希腊城邦的废墟堆，处处留情，给你怀想当初的盛世与人烟。那些年走在曼哈顿，举目仰看，忽儿想：这超级城市总有溃亡的一天吧，数千年后，谁愿万里迢迢飞过来，只为瞻仰形销骨立的钢筋水泥群？

雨后以弗所

希腊人弄来多少石头啊。以弗所亡，留下的还是石头，准确地说，圆柱、雕刻：永世长存，万寿无疆，恐怕比人类命更长。想想看，城邦落草少说已逾千载，今人说起古希腊，其实说的是废墟堆。电影厂搭造的希腊景观，博物馆复原的城邦图画，我都不当真。那一切不可能再现了，眼前是石缝中绿生生的细草，浓密簇拥，我想不出以弗所的万民生息怎样在这些石头里朝朝暮暮，异族的军马怎样一次次兵临城下，市民奔散——在眼前这山谷中奔散——或者，集体投降。夜里游人散尽，月下虫鸣，这里是巨大的坟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河流。”赫拉克利特说。他被认作是辩证法的奠基者，以弗所学派的掌门人，他就是当地人，生于以弗所贵族之家。他本应继承王位，让与兄弟了，独自隐在阿尔忒弥斯神庙里，波斯王大流士邀他去宫廷当太师，他说：“我对显赫感到恐惧。”他整天和孩子玩骰子，冲着围观者叫道：“你们这班无赖，难道这不比你们参加的政治活动更好么？何必大惊小怪。”晚岁的赫拉克利特简直与叔齐伯夷通声气，据说吃的是植物与草根——遗迹只是遗迹，是死城的物化，记载与传说却能穿越韶光，活下来。我在纷乱石砾中确认有过一位阴郁的老人：赫拉克利特生前，被称为“哭泣的哲学家”。

另一位名声太大的大人物，耶稣的妈妈，圣玛丽亚，晚年移居以弗所，死在这里。废墟不远处即是她朴素的旧居，松柏环绕，小极了，旅游图册有照片，我没决定去：在无数文艺复兴的绘画雕刻中，我无数次见过无数的她。她的旧居竟在这里吗，我终于确信世间真的有过一位女子名叫玛丽亚，迁来这里前，她在各各他眼看自己的儿子钉上十字架。

赫拉克利特，圣玛丽亚，天天望见此刻我所望见的群山。如今这里是遗址公园了，近出口处，傍晚，景象如幻似真：天暗下来。忽然，透过被山风驱驰的雨云，夕阳光，金紫交加，漫天闪烁，如阴霾，又如辉映，照亮遗址尽头的大路，大路两端的石柱均匀齐整地远过去，朝向一道孤零零的远峰——那远峰的黛蓝与姿态，那么西方，那么董其昌——我被告知这条大街通向昔日城邦的海港，由海边登岸，则渔夫或君王就沿着大街进入城邦。石柱悬挂灯盏，当然，那灯盏其实是火炬，而石柱两侧是货品盈盈的店家，人声鼎沸，熙熙攘攘：这是以弗所城的第五大道啊，现在除了两排石柱在，荒草凄凄，美树翩翩，三五截店家的大拱门掩埋泥草，细看，依稀可辨凹凸的砖墙。

翌日，全天，我在废墟堆画了又画，勾勒那座远峰的速写至少有九件：从大剧场顶端俯瞰，这妙峰与港口间曾经是海啊，现在，千年积淤的湿地蒙着浅紫色植被，与城邦的遗迹连成一片。希腊人当年选择大道尽头迎向海中的孤峰，真是意味深长。我的目光寻索峰顶与山腰的美丽皱褶，取悦铅笔线。还画了十数具移至山坡的石棺，空空如也，雕饰斑斑，主人想必是显贵吧，骨骸在中国的魏晋时即已散失，棺室为风日销噬，已如光洁的石槽，周围碧草如茵。它们停在那里给我画，一动不动，好像说，不必感伤，那就是文明与时间。

最快意的时光，那天，是一去一回，徒步穿过庄稼地，泥土潮湿，时而有轻风。塞尔丘克城堡的每一回望，更远了，背后山势展开，分配晴云的浓阴。在泥路中倾听自己的脚步与心跳，因为野旷大静，空中鸟叫很远很远。贴近山岗的小径深入林木，橄榄树林顺坡势直铺眼前，细叶拂面而来，辛辣而芬芳。如今置身泥田已是稀有的时刻，我竟不愿这半小时路径就此走完。

伊斯坦布尔，旅程最后两天，宁静的以弗所，我忘了这座大城，汇入环城公路的车流，我们又回到伊斯兰世界，大小清真寺从车窗外掠过，我已熟识它们的方位。一位自新疆入籍土耳其的女士快乐地陪同我们，听她唱歌般介绍种种古迹，才知太多景点还没去过，选了几处，匆匆一到——希腊东正教主教堂的金碧辉煌，卡里耶博物馆的镶嵌画，上篇描述过了。一座庞大的罗马地下水宫就在圣索菲亚北侧，为抵御外敌而储蓄水源，由查士丁尼大帝修建，石柱森然，如整座雅典神庙被移入地下，幽暗的池水中，肥鱼游弋，如在阴间。奥斯曼帝国新皇宫适逢闭馆，不去也罢。使我懊悔的是初到几天懵然错过的古城墙，延绵二十余公里：城南部分建于罗马时期，残破断续，包围城郭西北段的是拜占庭城墙，墙体与箭垛大致完好，墙外车流浩荡，墙内民居累累，每一城门巍然高居，夕阳逼射：那才是“汉家陵阙”啊，论年资，这里的城墙远胜于北京。

以弗所希腊城邦遗迹

当年哪户人家住在这里呢？

早些天自旧皇宫远眺，坡下的城墙外，环城高速，连接海湾，对岸即是亚洲——这是从未有过的地理经验：对岸就是亚洲——穿过建于七十年代连接欧亚的大桥，大桥彼端竖着告示牌：“欢迎来到亚洲”。登坡俯瞰，过于辽阔，简直无从感兴，唯见伊斯坦布尔三分半岛融在天海夕阳中，市声远嚣，密匝匝布满民居和楼宇，全城一千七百万住民，与京沪人口等量。返回大桥的此端，告示牌大字：“欢迎来到欧洲”。南岸有一座富丽的宫殿，据说拿破仑在此下榻；北岸有十八世纪的清真寺，装饰繁复，连着码头，是城中时尚区，恋人和雅士们散坐着，连同昏睡的大狗与垂钓的闲人。岸边海水清澈见底，彩色卵石反射夕阳光，简直夹金带银的镶嵌画。头一次亲见活的海蜇，薄润透亮，上下浮动，其状怏怏。海中缓缓移动的大轮船多好看啊，鸣笛，冒着烟，相对驰过，隆重而傲然，透过高桅可见三岸的寺塔，这真是一座适度摩登的古城，而晶莹海水竟看不出丝毫年龄，如以弗所青草一样。

每到一国，粗粗游历，我总为文物所囿限，不了解眼前的国家。不看电视，不知人民如何娱乐，也无缘探访一份人家，只能东张西望：巷口小男孩一脸焦虑呼喊楼上的玩伴，凝着鼻涕，活脱阿巴斯影片的主角；窗沿的娘姨擦玻璃、抖地毯，满面辛劳，不见苦相；博物馆的成群小学生会有孩子脱队朝我快步走来，昂然叫声“哈罗！”：国内七十年代曾有对外人的友善，但被革命管教的孩子哪敢上前说话。一家小店居然有位男子就着祖传织布机亲手纺织，周围堆满和中国江南一模一样的土麻布；旅游区兜揽生意的少年俊得离谱，眉峰如刀，唇线历然，全副紧身西装，教我们怎样抽水烟。地毯店掌柜报价的表情总像发誓：“相信我，朋友！”第二世界的男人都说这句话，顷刻，土耳其苹果茶端了出来。交易成功，立刻伸手来握，小伙计手脚麻利卷好地毯，满脑袋细密的卷发证实古希腊雕刻有根有据，绝非胡来。

现代建筑崩解后，骨架残余，两三千年后会有人愿意凭吊吗？

以弗所遍野长满这种碧绿的细草，似乎专爱簇拥着廊柱，茂密生长。

雨后以弗所，空置千年的石棺。

以弗所当年的第五大道，廊柱两端据说布满商店。大道尽头，就是爱琴海，公元千年左右，因泥沙淤积，渐成沼泽。

走向以弗所遗址路中，回望塞尔丘克小镇古堡。

除了民风淳良，我对土耳其文艺，一无所知。帕慕克的小说至今未读——我实在到了读不进小说的年龄了——唯一读过的土耳其小说是在二十年前，却是感动至今：一位给全镇挑水的汉子死了，当地风俗，家家给丧户轮番送饭，过后，三餐无继，寡妇一筹莫展，大儿子病倒了，小说结尾弟弟悄声问妈：哥哥几时死？母亲惊痛，喝止孩子，弟弟说：哥哥死了，邻居又会来送饭啊。

这就是文学吧，托尔斯泰想必推崇，而且读了会哭。我所认知的伊斯兰文艺仅在阿巴斯的影片：不知何故，土耳其里巷平民给我的好感总有阿巴斯式的细碎善良。

忽而想起从未看过土耳其电影，也不知她的近代史。十九世纪末叶，中国被称作“东亚病夫”，土耳其也曾被西方讥为“欧洲病夫”——如今所有场合，甚至荒郊的加油站，都有国父凯末尔的照片或雕像。旅游册警告不可批评这位深受爱戴的民族领袖：1923年，他结束奥斯曼统治，创建共和，奠定民主政体（其时五四运动才刚兴起，共产党两岁）。他懂得藏富于民，不没收富豪的财产；奥斯曼皇室比沙皇幸运，被请到国外；在野党要求革命，凯末尔说，共产主义不适合土耳其，你们去俄国吧。迄今没一位当政者超越他的声望，或篡改他的建国大纲——论共和理念，他像孙中山，行伍出身而至于统领国家，他像袁世凯。这是比附，我知道，各国的历史与机缘无可比附，可确定的是，他身后没有土耳其的蒋介石与毛泽东，国家也未遭遇强敌入侵和自己的洗劫。请看钞票上的凯末尔肖像，真的，加上八字胡，酷肖孙中山。二战后，胡适奉劝蒋委员长效仿凯末尔有生之年使反对党合法化，当然，蒋未接纳，后面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

土耳其。这篇文字的开首曾欲接引叶芝的诗句，参照六个译本，不复早年阅读的印象了，唯取诗名：“航向拜占庭”。待写就，委实难以切题。我今徘徊以弗所断垣与君士坦丁堡城墙，全然忘记字词中的拜占庭。曾有400年，这里是雄居世界的第一大都市，倘若攻城的火药推迟发明，君士坦丁堡继续固若金汤，城中住着朗朗背诵《荷马史诗》的公民。不提建筑与镶嵌画，知道吗，交响乐成于欧罗巴，而和声、重声与混声的语言，初起于拜占庭。不消说，今日斯拉夫诸国的文字和信仰全般端赖东正教：这是拜占庭大可居功的一千年么？欧洲人的历史之念直指古希腊，但有人记得：漫漫中世纪，希腊的魂灵长期托寄于有容乃厚的拜占庭。今日辐射全球的大文明自是西欧与北美，单说文艺吧，我们不易标举某一品类、种属，源出拜占庭。那是拜占庭不能吗？出于我未知的历史与命数，这文明似乎有如温焰的搏动，未予发扬而勃兴。叶芝何以百般心仪拜占庭，是因希腊与希伯来两大文明在那里的浑然相契、默然相守么？“希腊群岛呵，美丽的希腊群岛！”这是拜伦《哀希腊》的首句。他献身希腊解放是为欧洲文明的正朔，而这公案的前因与内因，恐怕是拜占庭于十五世纪的轰然沦亡，默默成全了但丁身后的欧罗巴：当其时，全欧洲目击了文艺复兴的爆发力……在土耳其走走停停，我从空中似可感应这邦国由来已久的沉寂与纠葛：犹如被历史远隔的闷雷，也像是几厚册文意相殊的大剧本。初会的土耳其人常会问道：你怎样看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他们要问？出于如中国人一般急于寻求外界认同的心态吗？当我迷失于以弗所、圣索菲亚和蓝色清真寺，这些完美而殊异的神迹向我诘问：同文同种，历史连贯，顺口周秦两汉魏晋唐宋的中国人，如何解读土耳其？

据说丝绸之路的逶迤西去，十字军的浩荡东征，重要据点即是君士坦丁堡，其间，尚有多少历史的消息有待窥知而修习？短短不到两周，我的无知在这里汇合了。

现在我要将心神摇动的一瞬，留给结尾。无关寺庙，无关希腊，而是四位男子的默默旋转：那是一场安排在中世纪古堡的演出，剧场呈圆形，观众团团坐满，舞台在中央。五条汉子通身古袍坐在墙侧起奏了，琴，笛，鼓，箫，无乐章，不分段，是古老西亚的曲调，喃喃颂唱，不抑不扬。四位身披黑氅的青年入场了，悄然英俊，莹白的脸，黑须沿着两鬓汇聚下颚，高耸的毡帽据说象征墓碑。他们并排站定，在颂唱声中褪下厚氅，露出白衬衫与白长裙，左臂拢抱右肩，右臂拢抱左肩，垂头默立。良久，一个接一个，移入圆心，兀自旋转，旋转，旋转，白裙渐渐鼓起，飞舞，呈波浪状，越转越快：来不及看清，他们的双臂舒展了，伴随旋转缓缓向两端平摊，随即扬起，高过头顶，脸颊轻靠左膀或右膀，闭着眼，鼻梁更其端直，好似倾听自己，昏过去了，同时轻盈、规律、无比专心、逐渐猛烈地旋转、旋转、旋转。

颂唱继续，一圈接一圈的旋转沿着舞台边缘依次闪过去，转回来，又闪过去，再转回来，约三四分钟，渐如停歇的风扇，缓缓放慢，止息，裙裾垂落，又复一排站定，左右臂抱，默然垂首——接着，重新开始，旋转，旋转，越来越快，犹如被看不见的手解除捆绑，他们的双臂再次舒展摊举，昏过去似的，旋转，旋转，直到放缓，回复静默，左抱右臂，如是者三：颂唱停止了，青年一声不响，没入后台。

这不是舞蹈，而是古老神秘主义苏菲教派的托钵僧入会仪式，始于中世纪。每夜，全城有几个场所售票表演：之所以被称为旋转舞，是因专事收纳男丁，被不同政权禁止，禁之不止，二十世纪中叶遂允许作为舞蹈，公开表演——所有舞蹈，尤其现代舞蹈，变得不过是舞蹈了。这自我旋转的“表演”只有单一的身体语言，仿佛念经。相传苏菲教义的灵感来自印度瑜伽派和古希腊的新柏拉图主义——这是身体的哲学语言么，何其专心致志，怎么说呢：全副身心的high，我从未见过这般隆重的癫狂，飞旋的入定，在旋转中不顾一切，一切归结为旋转，始终闭着眼，状若无我，旁若无人。当臂膊在旋转中解开而升举的一瞬，那无言的狂喜，望之心惊。音乐不为旋转伴奏，径自行进，一如他们自己旋转，复由四人的旋转，构成旋转的圆周与圆心。

不可能，也不该描述这旋转。回旅舍关起门，我立刻转了两转，旋即不支。哪位男童没在空地上猛然发疯似的兀自旋转么？我们永远遗失了一心一意的专注与自喜。信从并不单是跪拜与祈祷，最高的虔敬，尤当身心献给虔敬的最初一瞬，那夜，我知道可以是不停不停的旋转——就像每次结束异国的旅程，回到北京，我再次确认自己远远不了解人类，不了解世界。

2009年4月—6月写在北京

上下图：苏菲教派托钵僧的旋转与止息

以弗所希腊废墟速写。下左图是伊斯坦布尔拜占庭时期城墙。下右图画于临别伊斯坦布尔那天。

土耳其肚皮舞娘

莫斯科红场圣瓦西里教堂

雅斯纳亚·波里亚那，托尔斯泰的庄园，这就是他在庄园林中的草坟。画于2010年5月。

雅斯纳亚·波里亚那——记文学的俄罗斯（上篇）

春天姗姗来迟。大斋期的最后三个星期天气清朗而严寒的……复活节的时候还是满地的雪，但是突然之间，第二天起了一阵暖和的风，乌云笼罩，温暖的雨倾泻了三天三夜。到礼拜四，风平息下来，灰色的浓雾弥漫大地，傍晚，天空晴朗了……隔年的草显出绿色；雪球花和红醋栗的枝芽，和黏性的桦树的嫩枝因为汁液而涨满了……

四十多年前，我在上海屋檐下读着列夫·托尔斯泰这段描述，自以为望见了遥远的“苏联”。日后领教漫长寒冬，巴望春暖，是长住纽约的经验——纽约的纬度比北京更北，接近沈阳——每年总要捱到四月中旬吧，一树一树望过去，忽然，星星点点，春芽初绽，给好太阳照耀着，鲜绿幼嫩，灿烂而欢愉。那是我一年中最感动的几天。之后，不消一个礼拜，绿叶滋长，覆盖全树，春意就给送走了。

去岁自伊斯坦布尔归来，《华夏地理》杂志即与我说定今春去俄罗斯。几时启程呢，我决定扣准四月底群树爆芽的时分。转念一想，俄罗斯回春想必更迟吧。拜托编辑专门做功课，回说北纬五六十度之间的俄罗斯，恐怕要过五月中旬这才见绿的。我相信了，行期延至五月。十八日，飞临莫斯科，时在当地黄昏，移动的视野间散布着东正教教堂的圆形金顶，一闪一闪，下望夕阳普照的大地，浓绿铺展，蔓延天际：迟了，最迷人的几天显然早已过去，入城沿途一路是高大的松柏、枞树、美丽的白桦，稠密葱茏，迹近初夏。替我探知俄国春讯的青年不明白，我所计较的只是细芽初露的那几天。

看不见的云雀在天鹅绒般的绿油油的田野和盖满了冰的、刈割后的田地上颤巍巍地歌唱着……鹤和鸿雁高高地飞过天空，发出春的叫喊……弯腿的小羊在它们那掉了毛的哶哶地叫着的母亲身边跳跃……可以听见池旁浣衣的农妇们快活的闲谈，和农民在院子里修理犁耙的斧声。真正的春天已经到来。

* * * * *

对苏联的情热，冷却很久了。长住纽约，走访欧陆，到底使我渐入理知，回看俄罗斯。这些年几乎每岁去到西欧，去过，还想再去。不少老画友结伴访俄，归来倾谈，我有心听着，并不热切地想去看看。叶利钦或普京的新俄消息多是政事，看了几部解体后的俄国电影，还是大好，而且大气：俄国佬究竟厉害。那部一以贯之的长镜头所拍摄的《俄罗斯方舟》最是回肠荡气，结尾，盛装的旧俄人群滔滔煌煌步出宫廷，忽然是彻骨寒冬，历史的长夜……“在俄国，俄国失去了俄国”，某日读到，自以为懂得了，然而电影、诗，以至文学，便是俄罗斯么？我已学会审慎分辨：文艺归文艺，国家是国家。

启程前夜，自己也有点诧异：我将托尔斯泰七册长篇汉译本塞进行囊：高植翻译的四卷本《战争与和平》，周扬、谢素台合译的上下册《安娜·卡列尼娜》，汝龙翻译的《复活》。这些周正的汉译旧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上市，1978年左右再版，沿袭早先的朴素版式。我买齐了，珍藏着，如今纸页苍黄，并排存放在我从纽约携回的小古董桌屉间。上一回重读，第四遍，及今快要十六七年了，时在四十岁；初读，那是太早了，十四五岁，“文革”期间。

出于难以申说的理由，中年后几乎丧失了阅读小说的兴味。十余次欧洲行，也从未携带某国文学的译本，以助游兴。阅读托尔斯泰却是我耽溺的积习，为解说这积习，怕要写长长的论文。我只顾再三再四读，每次临到读完，竟起感伤：幸福完结了。欧美小说各有光华，不过哪里还能读到这般从容不迫、丰饶厚重的旧俄文学？普希金，那是另一位莫扎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没办法，我总难汇聚重读的勇气；唯托尔斯泰，今次我将第五遍钻进他的大部头么？那存放旧俄小说的桌屉犹如老窖，久藏着，是留给自己老来的礼物，慢慢享受：是的，这是我辈难以磨灭的苏俄情结；而过去三十年，苏俄记忆却又在中国消褪太速了：或因大规模“反修”，继之结交美国，抑或多年来的物质狂欢？以中国世世代代的文化根性，汉民族原本与俄国不亲——阅读乃私人之事，论及文学，似乎仅托尔斯泰便足以赏我辽阔无边的文学版图。或者竟为几册旧书我便以为俄罗斯存放身边么？去或不去，概不在怀，以至临到动身仍不能重燃以往的情热，我于是带上托尔斯泰，好似靠了他，便可捂暖了去俄的路途，而老来重读的幸福，就此提前预支了。

从左至右：汝龙版《复活》。周扬、谢素台合译版《安娜·卡列尼娜》。董秋斯版《战争与和平》。但我这次带着上路的《战争与和平》是高植的译本。

登机。起飞。我仍诧怪自己毫无心肝的平静，有如寻常出差，若是走访西欧哪会这样呢，唯愿到了，就会兴奋起来吧。好几回中欧往返的航程途经俄罗斯，明知飞越托尔斯泰母国的上空，并未怎样感触，略有所念，只因托尔斯泰，照直说，是为文学。俄罗斯给予我辈太早的异国想象，这想象早经涣散支离，被苏联，被新俄，也被我自己篡改而搁置了，犹如童年衣装，不再合体，至少，我仍会将俄罗斯随口说成苏联。

屏幕指示飞行已近外蒙温都尔汗。居然想起林彪，他仓皇出走的第一念，便是苏联。记得在山沟听说他的出奔，啊！要去苏联？我正迷狂着苏联的绘画，画中的苏联……在机声轰鸣中取出《战争与和平》首卷，翻开读。老版本的珍贵是在每一姓名与地名下，印一道横线，以示醒目，这排版的通例起于民国，曾为张爱玲所喜，特意说起，后来的书籍印刷即予废除了。逐页读着，很快，我兀自狂喜了，泛黄书页转瞬勾连遥远而重叠的阅读，那些淡忘的情节，次要的人物，挨个儿出现了——初中时节我就认识他们啊——或者，还未读到，便在迅速复明的记忆中提前站了出来：骠骑兵连长皆尼索夫，宫廷宠臣斯撇然斯基，镇定的将军巴格拉齐翁，公子哥阿那托里，农民老炮兵屠升，还有，妙啊！那位英俊的流氓道洛号夫：

他走在总司令面前，举枪致敬……把一双明亮的蓝眼睛像他望着团长时那样大胆地望着总司令。“我只要求一件事，大人，”他用明亮的、坚决的、从容的声音说。“要求给我一个机会改过，证明我对于皇帝陛下和俄罗斯的忠诚。”

* * * * *

红场。下午六点。当我在地铁站口望见克里姆林宫塔尖，阳光灿烂如同正午——五月间，俄罗斯天色向晚延至夜里九十点钟，到了六月，终宵通明的白夜开始了。多好啊，时间在这里变得何等慷慨，单是明亮的黄昏与白夜，就对俄罗斯心生向往——在红场影像中，永远不变的区域是宫墙、尖塔、列宁墓、阅兵广场，还有圣瓦西里教堂如奶油蛋糕般丛集旋转的彩色圆顶。现在我终于知道了环绕红场四方的地形：西北端是由小小的旧皇宫拱门进入，东南出口是广场石铺地面的延伸，漫长倾斜，下到莫斯科河的河岸；正对列宁墓，是建于十九世纪末的古姆商场，今已安装昂贵的玻璃天顶，如同米兰与巴黎的豪华时尚购物区。列宁墓背后，西南端，红色宫墙阻断视线，绕过去，其实是美树翩翩的皇家公园，布满市民和游客，铺种着从未见过的北方花朵，青蓝紫白，密密层层。宫墙一角的圣坛燃着不熄的火，供着二战期间殊死奋战几近毁灭的八座城市的碑石。从那里设置的宫门进入几代俄国首脑办公的庞大内院，内院尽头，站着几座古老的东正教堂：黎明，傍晚，远自莫斯科河对岸望去，刺目霞光被教堂的集体尖顶分割了，钟声大作。

1812年春，彼洽，十六岁，莫斯科男孩，罗斯托夫伯爵家的小儿子，渴望从军，为国效命，那天他瞒着家人挤进克里姆林宫三圣一体门前的密集群众中，瞻仰吾皇亚历山大：

所有的脸上都有一种共同的激动和狂喜的表情。一个女商人站在彼洽旁边呜咽着，流出眼泪。“父，天使哟！亲爱的！”她一面说，一面用手拭着眼泪。“乌拉！”大家叫喊……彼洽，发狂般地，咬紧牙齿，凶狠地睁大眼睛，用臂膀推着向前挤，并且喊着“乌拉！”，好像准备在这个时候把他自己和所有人杀死，但在他周围拥挤着同样凶狠的面孔，发出同样的呼叫声，“乌拉！”

还没走近通向广场的拱门，霍然一惊：斯大林与普京并排走来！普京挺着体育家的宽胸膛，一掠头发，从西装衬里掏出总统照片，昂然四顾，斯大林，上身紧绷着我很熟悉的四个口袋的呢军装，慈蔼地，讨好似的接住我的目光，手指勾勾，分明用英语说道：来，来啊，拍照！

（任超 摄）：克里姆林宫内的东正教老教堂。

上图：红场北端的古姆大商场。中图：商场内的橱窗。下图：古姆大商场对过的列宁墓。

太像了！与斯大林目光对接的一瞬，我竟起恐慌。戈尔巴乔夫居然斗胆翻天，到底他是从未面见斯大林的晚辈，看照片，当年环侍领袖的文武大臣分明满脸恐惧——抵达那天在机场关口瞧一位金发青眼的年轻警员，我心想，单是二战，这国家就有数千万壮丁被枪炮轰毁了。而十九世纪的俄罗斯阵亡者里，就有托尔斯泰描写的那位贵族男孩：瞻仰皇帝后，彼洽终于混入军队，上了前线，他跟镇静的流氓道洛号夫探入敌营，翌日，送了性命：

“乌拉！”彼洽叫喊着，片刻也不迟疑，向发出枪声、硝烟最浓的地方冲去……他没有抓住缰绳，却奇怪地迅速地挥动两只手，从马鞍上渐渐向一边倒过去。马跑到在晨光中将要燃尽的营火那里站住了，彼洽沉重地跌倒在湿地上。哥萨克兵看见他的手和脚迅速颤抖着，然而他的头动也不动：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部。

一对宫廷装扮的男女吸引了我：男士戴着拿破仑时代的黑色三角帽，披发，长靴，挎刀，女子长裙及地，高耸金白色卷发，撑着契诃夫小说中贵夫人的圆伞。正有位高大的掮客和盛装军官匆忙谈话，双手数着钞票，女子闲出戴着白纱手套的手，朝游客作出在宴会中邀舞的娴熟姿态，亮着持久的演员的甜笑。

稍一分神，环顾着，列宁、戈尔巴乔夫、勃列日涅夫、被枪毙的尼古拉二世，还有位东正教主教模样的魁伟老人，就散在几米开外的人丛中，礼貌地拦截蜂拥走过的游客，穿着各自的招牌衣装，神形酷肖，令人惊异而发窘。我破口大笑，以为自己发了疯：没有什么比那一刻更让我确认苏联真的消失了，对俄罗斯的爱与我一路期待的兴奋感，意外地，由这滑稽的街头演员而转瞬醒来。“意大利人与俄国人可能是这世界上最完美的群众演员。”安德烈·巴赞这样说道。瞧，列宁，保持着伊凡·伊里奇双手插在裤兜里的著名姿势，见我狂笑，就从呢帽檐下疑惑忧郁地瞧瞧我。靠近细看，是一位老实的，晒黑的，来京城混饭的中年乡下人，稍远处，比他幸运的斯大林已经沉静地站妥，左右拢着惊喜跳跃的韩国女孩，预备合影了。

人民大致一样，尤当古国的人民仰望君王。肖斯塔科维奇回忆斯大林出席党代会，几次三番狂呼万岁，总算静下来，只听得暗角落又一人声嘶力竭高喊“乌拉！”，于是全场数千人重启欢呼……1966年天安门广场的景象并非中国才有，托尔斯泰早就看在眼里。两百年前，亚历山大一世从皇宫窗口向整夜守候的人民抛掷饼干，群众疯狂抢夺，彼洽也在：

他不知道为什么，但觉得一定要抢到皇帝的一块饼干…他撞到一位也在抢饼干的老妇人。老妇人虽然躺在地下，却不认输，她伸手要抓，但抓不住。彼洽用膝头挡开她的手，抢了一块，并且似乎恐怕叫得太迟，又用已经哑了的声音高呼“乌拉！”

在所有红场影像中，我从未注意到圣瓦西里教堂近旁的圆形石台，苍然斑驳，朴实而严厉，古称“宣谕台”，俗称“断头台”，昔年朝廷在台上宣示诏书，台下即是处决要犯的刑场。苏里柯夫《近卫军临刑的早晨》画着阴霾曙色中观刑的人群，人群麇集处，今天才知道，便是这眼前的石台，背景，即圣瓦西里教堂。农民王斯金卡·拉辛在此受死。1825年，五位被判处绞刑的十二月党人恐怕也在这里就刑。童年观看根据普希金小说《上尉的女儿》改编的黑白电影，十八世纪强盗首领普加乔夫被斩首，只见利斧举起，头颅垂下，当后颈的衬衫被刽子手一把扯下，他高声叫道：“原谅我吧，乡亲们！”于是钟声交作，全场跪倒——如今刑场站满游客，上世纪各国元首，包括毛泽东与刘少奇，站在列宁墓顶检阅军队。当德军逼近莫斯科，红军的铁靴整齐踏响广场的石地，轰然阅兵。而在托尔斯泰想象的1812年，俄军随库图佐夫撤走了，空荡荡红场出没着几位自发守城的农民，迎击法军，随即被霰弹轰散。这一幕，就发生在我此刻站立的地面：

克里姆林宫院内的宫墙，墙上嵌着卫兵的浮雕，换岗的卫兵，持枪走过。

沙皇时代的著名老钟。

克里姆林宫院内的东正教老教堂。

克里姆林宫院内陈列的老炮台，1812年，拿破仑的官兵占领这里，把椅子扔出窗户，生火做饭。

下午四时前，牟拉的军队开进莫斯科，前面是孚泰姆堡骠骑兵支队，那不勒斯王自己骑着马，一大群随从跟在后面……克里姆林宫发出晚祷的钟声，这声音困扰了法国人，以为那是作战的号召……“开火”！……炮声在克里姆林宫石墙上的回声停息不久，在法军的头上发出可怕的声音。一大群乌鸦飞翔在宫墙之上，叫着，鼓动着成千的翅膀，在空中打旋……法军进了宫门，开始在老院的广场上扎营帐。兵士从枢密院的窗子里抛出椅子，在广场上生起火来。

夜里十点，漫长霞光与克里姆林宫宫墙相偕展开广大的倾斜，绯红金紫。极目瞭望，怎么也想不出过去两百年在这里上演的争战与观刑。自下而上映照宫殿的灯，全线开启了，红场于是在迟迟向晚的时分扮演莫斯科经典明信片。游客脸上的殷红夕阳逐渐变暗，转瞬又被青蓝的夜灯照亮。在列宁墓门边，一位肥胖而干练的女警官大约作完当日的巡视，口唇鲜红，与男同事交接，在大广场的清澈薄明中显然说着私人的琐事，然后登上警车，下班了。

每天夜里贪婪阅读托尔斯泰，我已是小说的陌路人，而他仍使我贪婪。读着，完全忘记身在俄罗斯：文学就是文学，我紧跟主角进入战场、舞场、监狱、村庄……或者听音乐：

从关得不紧的门里传来乐队小心的断音的伴奏声，和一个清晰地唱出歌词的女子的声音。门开开来让那伺候包厢的人进去，那句快要接近结尾的歌词声清楚传进了渥伦斯基的耳朵。但门立刻关上了，渥伦斯基没听到那句歌词的结束和伴奏的尾声，但是从门里面雷动的掌声知道这支曲子已经完了。当他走进那给烛台和青铜煤气灯照得通明的大厅，闹声还在继续……包厢里照例是那些太太，在她们后面照例是那些士官，照例那些奇装艳服的女人，天晓得她们是谁；在顶高层的楼厅里，是那些龌龊的群众；在所有观众里面，只有大约四十个体面的男女，于是渥伦斯基立刻把注意力转向这块沙漠中的绿洲……

一幅完整的阶级图像：列宁据此赢得革命的理由么？如今他们的国旗回复尼古拉时代。俄罗斯复名二十一年了，短暂停留期间，我很久分不清哪里是沙漠，哪里是绿洲。

* * * * *

早晨的光明是仙境般的，有河流，花园与教堂的莫斯科，在波克隆尼山前广阔地展开着，并且似乎在过它的寻常的生活，城里圆形屋顶在阳光里闪烁着像星一样……每个俄国人看到莫斯科，便觉得莫斯科是母亲；每个外国人看到莫斯科，一定会感觉到这个城市的女性气氛……“终于看到它了！”拿破仑说。

1812年9月2日，拿破仑与他的军队兵临城下，从山坡上眺望莫斯科。其时尚未出生的托尔斯泰想象自己混在敌军队列中，以统帅的目光写下《战争与和平》第三卷以上这一段。

我愿热爱莫斯科，就像每去欧洲的都城，总已预先爱着那里一样。但我不喜欢莫斯科，坐车穿过这座城，也丝毫不觉察“女性的气氛”。她有自然界的优胜，譬如银晃晃的阳光，譬如到处分布大公园，群树茂密，又高又大，平均树高竟达二十多米吧，想起北京植被的轮番刮剃，这里是树的天堂。此外，莫斯科给我的巨大困扰是无法形容它：它早经失去自己的相貌——拿破仑恍然眺望的“东方圣城”毁于著名的大火；托尔斯泰居住过描写过的莫斯科则是十九世纪的中叶与尾端；日后，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几代造成我现在到临的这座城：托尔斯泰回转来，他要迷路的。

庞大的街道，景观杂乱，也如今日的北京，莫斯科的堵车阵营浩浩荡荡……全城倒还干净，旧俄小街区大约多少仍在吧，粗粗看去，早被七十多年的大建筑群无情分割了。斯大林时期由二战赔款建造的七座尖顶高楼成为全市的标志，分散耸立在天际线，壮观而突兀：莫斯科大学、外交大厦、艺术家公寓……不难看，也不好看，居然神似德意志第三帝国时期的建筑，周身布满夸张的雕饰，是那种过时的傲然，板着面孔的花枝招展，不过远比京沪建于五十年代同一样式的“中苏友好大厦”，讲究多了，宏伟多了。

分布莫斯科的东正教堂并不能使这座都城连缀她的古风：伊斯坦布尔才是真正的拜占庭帝都。相比全盘欧化大局尚存的圣彼得堡，则莫斯科遗留的旧俄建筑很难撑起全城的欧洲景观——当然，我不该忘记1940年后酷烈战争的毁坏——红色首都的庞大建筑群才是这里的首席景观，然而也多少近似今日的北京，迷失了社会主义曾经有过的质朴气象：北京堆满摩天大楼，洋得太土，土得太洋；莫斯科虽未疯狂毁容，但解体二十年来景观部分的去社会主义化——效果暧昧，难以辨别——想必改变了冷战时代严厉而雄强的样貌。旧俄、苏联、新俄，此消彼长，混杂相处，倘若去掉红场，一如北京摘除紫禁城，俄罗斯母亲莫斯科，面目会是怎样？

那年眼望东柏林荒凉而宏阔的街区，无辞以对；现在，莫斯科更令我百般为难。人类曾有哪种伟力能像社会主义政权那样，成功抹煞记忆，改篡历史么？我渴望有本书教我怎样解读社会主义，准确地说，如何观看“后社会主义”的城市景观——北京曾以九流的成绩仿效苏联，不足道——华沙与布达佩斯是怎样的呢？年前我曾在布拉格失落，失落于这座壮美的巴洛克城里到处找不到社会主义记忆。捷克有福了，她与欧洲现代化进程的缘分比旧俄古早、近切：地处中欧，她不是风暴的策源地，而是被劫持的小国，她未能掀动苏联那般宏大的建设，在封锁中穷了下来，因为穷，布拉格景观居然无恙。

上图（任超 摄）：莫斯科大学顶楼。

中图：红场东南口的东正教小教堂。

下图（任超 摄）：著名的莫斯科地铁站。

旅游是异国想象的种种落实或颠覆。在西欧诸国，或熟悉，或陌生，触动连番的认同与惊异，于是拥抱历史，也被历史拥抱。在莫斯科，这寻找与辨认却是茫然忧郁的，带几分可疑的苦甜：我不由得轻微想念传说中的苏联，并试着以民国两党前辈对共产国际的向往，想象眼前的莫斯科：多少中国人当年亡命而来，光荣而侥幸，视莫斯科为革命圣地，寻求援助，寄存性命：瞿秋白、蒋经国、毛岸英、张国焘、贺子珍……从南京政府或上海密室，从赣南或延安的穷愁沟壑，在被追捕与刑求的万般惊惧中，忽然，他们被送到莫斯科——在千万条性命中有幸、有权被选送莫斯科——逃过一死，或在回国后，死于非命了。莫斯科圣心教堂的花园停着王明的墓，我不想去看。我记得郭沫若1945年出版的《苏联纪行》不少片段，写他与大革命失散后的李立三怎样在莫斯科夜晚街头长谈而握别——所有这些人一到莫斯科，都像我到达的那天，翌日醒来，被窗外刺目的苏维埃太阳照亮了。

在街边小浮雕认出失明的战士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莫斯科火车站迎对列宁的雕像，在豪华地铁站仰看五六十年代粗笨而幸福的革命群雕……这就是我在莫斯科撞见的零碎苏联，几分亲切，但不知作何感想。苏联没有了，景观留了下来。我来自北京，理该替今日莫斯科想想：它的都市现代化起于二战之后，领先北京三十年，而暴发致富的转机又似乎晚了北京二十年……不知是僵硬的体制还是俄国人懒？或许二者兼有吧：为购买去托尔斯泰故居的火车票，排队四小时而不得；莫斯科大学入夜后居然没有半家饭馆或咖啡座；出租车也难觅见，弯腰爬进载客去向地铁站的“面的”，剧烈晃动着，想起北京的八九十年代。

《华夏地理》编辑与我同行，任超，八〇后，居然熟知苏联的既往，手机存着一曲五十年代苏联大合唱，一边走，一边放给我听：那是我幼儿期天天听到的男声合唱广播曲，在这份录音中换成俄国少女清脆的集体嗓音，忽而领唱，忽而合唱，伴着激昂的行进的步伐：

莫斯科北京！莫斯科北京！

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听着我们，听着我们！

多要好的一对，北京大概早已忘记。如今哪位莫斯科少年知道这首歌吗？我想请托尔斯泰听。他如君王般指点他本人从未见过的拿破仑与亚历山大，却不认识毛泽东与斯大林。但他在《复活》中经已看透第一代左翼书生的刚愎与权谋：到了中年，我才读懂他所描写的政治犯在前往西伯利亚途中的交谈，譬如那位诺沃德沃罗夫的话：

“群众是永远崇拜权力的，”他用刺耳的声调说。“政府掌握着权力，他们就崇拜政府，痛恨我们。明天我们掌了权，他们就会崇拜我们……”这时隔壁突然传来一阵叫骂声、有人撞在墙上的声音、锁链的叮铛声、尖叫和呐喊声。有人在挨打，有人叫道：“救命啊！”……“瞧瞧这帮野兽！我们和他们之间怎么谈得上交朋友！”他冷静地说道。“群众是我们活动的对象……在我们为他们准备好的发展过程还没发生以前，指望他们会对我们的工作有所帮助，完全是幻想。”

* * * * *

但书中好几位政治犯相貌好看：玛丽雅·巴甫洛芙娜长着一对“羔羊般的好看的暴眼睛”，清纯坚定的西蒙松看人时混合着“严厉的神情和稚气的善良”，患肺痨死于流放途中的克雷里佐夫的尸体：“结实而好看的鼻子，高高的白净的额头……神色沉静，一动也不动，极其美丽。”

“好看的暴眼睛”。怎样好看呢？倘若没有小说的情节与对话，即便托尔斯泰的描写也和一张真实的脸无缘。但我确凿看见：解体后移民纽约的苏联人（多数是出生在俄国的犹太裔）都有样子，很好看。女儿说，高中大学，人群里最惹眼的家伙总是斯拉夫人。据说，斯拉夫人在欧洲时尚圈首席模特儿中，占据多半，看来，去过俄罗斯的中国同行们转述的频繁惊艳是真实的。

真的，除了阳光，森林，俄罗斯的醒目景观是好看的人。美丽的定义总是难缠的，言人人殊。而美人之于各民族种性，概率稀少，简直意外，纽约、伦敦、巴黎、罗马，街头惊艳的意外大不及俄罗斯。这里的年轻男女颀长轻健，如伶俐的鹿，颈、肩、腰胯、腿，完美的比例随处可见。金发碧眼远多于我在欧美见到的各国白人，区别是在亚麻、浅棕或闪烁的金白，眸子的色相则分正蓝、冷蓝、浅蓝、蓝到发白，以至目光射来，不见眼珠。北欧人肤色大致相类，但从油画的观点看来，白里泛红如盎格鲁—撒克逊人或雅利安人，并非最美，而是俄人的莹白而泛紫，间杂如象牙般内敛而高贵的微黄。白肤中尤为莹白者，并不闪烁，而是吸光的，如所谓“凝脂美玉”般，最宜纯色、花色与灰色的衣装。撞见肤色最白的男女，连着金白的头发与睫毛，给银闪闪日光照耀着，全脸周身有如过度曝光的照片。

一张好看的俄国脸似乎比西欧人多出几分微妙的转折与细节，犹如安格尔的笔致，总在脸面结构处稍许盘桓留驻，于是大不一样。尤难形容的是俄国美人那种中亚属性与东方感——但在东方，在中国与日本，一张再优美的平面的脸也难在俄国脸谱中寻获对应——是因俄罗斯长期争战与三百年西化育成这微妙间杂的种性么？东方的蒙古人鞑靼人打过来，西方的普鲁士人、高卢人或拉丁人，则要么请进来，要么打进来：当年拿破仑军中并非仅止法人，还有许多意大利人、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中亚小国被遗忘了：就我不知哪里获得的记忆，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古意盎然，美不可言，而今可见的媒体影像中，很少，几乎看不见中亚的脸。

想起可爱的彼埃尔：莫斯科陷落，难民四散。这胖大的绅士径自上街妄想刺杀拿破仑，半途分神，救美失手，被法军捆绑了。

莫斯科到处起火了……他注视着他所遇到的各种面孔，注意到一个格鲁吉亚籍或亚美尼亚籍家庭……这年轻的妇女在彼埃尔看来是十全十美的东方美人，她有线条分明的弯弯的黑眉毛，异常红润的、没有任何表情的、美丽的长脸。在人群之中，在广场上散乱的家具之间，好像温室里娇嫩的植物被抛弃在雪地上一样。她坐在包袱上，她的不动的、又大又黑的、杏型的、有长睫毛的眼睛望着地下，显然知道自己的美丽，并因此恐惧。

当然，特征显著的俄罗斯相貌占据人群十之六七：粗大，厚重，源自北方的草原种族，混杂鲜卑与蒙古的原型，与精致优雅的西欧南欧人相比，那么土，土得十二分触目而坦然。此外，当你面对单独的脸，有时很难确认他（她）的种属与血缘——我所惊动的俄罗斯美人大致奇异地混杂着生猛的动物性与优雅的文化感，年轻人的一脸生气勃勃是如我在自由国家见惯的淳朴与无辜，而俄罗斯式的若有所思（有时，相貌就是表情）会使寻常的脸显得高贵起来。

在所有国家的所有大街，人群只是平凡。打动我的俄国美人并非通常所谓漂亮，而是，很难在别的民族脸谱中频频遭遇这样的面相，怎么说呢：那是有话要说的脸。俄国人的美，并非仅指生理的优越，而是，那脸是可读的，像久已入戏的演员，正当扮演拉斯柯尔尼科夫或玛丝洛娃的间歇。以欧美电影演员判断那所属民族的美，是一场无边的误会，在美国街头你休想撞见雷奥纳多·迪卡普里奥、布拉德·皮特、妮可·基德曼，或者乌玛·瑟曼（对了，虽非俄国人的高挑的乌玛可能是联想俄罗斯美人的类型之一）……但在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学生，职员，士兵，或身份不明无所事事的人，居然昂着惊人美丽的头，浪费着大有前途的容颜。倘若眼目疾速，忽然，一个，又一个，三五个，从天而降的雌雄美人迎面走来，倏忽闪过，带着一脸剧情，同时生动地带走了罕见的好身材。即便略微难看或上了年纪的脸也焕发着著名小说著名角色的性格魅力，有声有色地厌烦着、无聊着、满怀心事，恍如经典小说中的庸吏、骗子、神学生、卜卦者、有来历的醉汉……真是神秘而确凿：在俄国人的脸上，我分明读到文学。

* * * * *

“画家！画家！一流的画家！”当《战争与和平》初版译成法文，时在巴黎的屠格涅夫赶紧献给福楼拜看，读罢第一册，福楼拜发出这样的赞叹。屠格涅夫得意了，赶紧写信告诉其时三十多岁的托尔斯泰——福楼拜这么说，未必想到正当黄金岁月的法国绘画。

文学家，文学家，一流的文学家！当我终于站在列宾与苏里柯夫面前，想起福楼拜的话。毋可质疑：当他们二位画出自己顶重要的作品时，俄罗斯文学进入鼎盛时代。

那天下午步入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忐忑而平静。我平静，是多年遍看欧美各大美术馆，早学会乖乖寄存挎包，去了厕所，然后排队通过验票口，迈着方步走进去；我忐忑，是因童年尚未听说任何著名美术馆时，“特列季亚科夫”馆名即由成年画家挂在嘴上吓唬初习油画的小孩子——而且是上海话，而且他们从未去过苏联——此刻我梦游般站在这里了，接近虚脱的边缘。

立刻，墙上的画从四面八方发出攻击性邀请：来啊，小子！我在这里！最初一小时，我尚能维持半生游历换来的矜矜理性——假如我有资格这么说的话——伊凡诺夫、瓦斯涅佐夫、勃留洛夫、希什金、列维坦，还有才气横溢的谢洛夫……啊！很好，不错，了不起！我快乐地巡视着，核对熟悉的作品，带着尊敬的宽容，或因宽容而起的尊敬，发现自己年长而成熟了，想起领我成熟的西欧画家：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普鲁士人、尼德兰人——当然，包括我们汉人的绘画祖先——常年栽培我，弄成如今这副眼光，足以看开，而能对各种绘画居然看得进去，走得出来。

但这巡视不知哪里总有点做作而蹊跷。俄罗斯绘画！那是我难以交代的心事，犹如一场被自己再三搁置的，怎么说呢，心理的诊断——或被诊断——此刻逼近了。

大部分作品比想象的好，或者更差，但只要是原作而挂在母国，艺术总是对的，显出理所当然的神色。脚步自行迟疑，我推迟着进入列宾与苏里柯夫的馆厅：会失望吗？究竟怎样的呢……我怕从每一馆的甬道或侧门提前瞧见他俩的画。将近三十年前，在纽约大都会美术馆意外撞见唯一一幅列宾的肖像画，画得那么生动爽快，画中人凝着忧郁的俄罗斯眼神。但我清楚记得他在欧洲馆众多经典的环伺中，即刻矮下去，弱下去……怎样伤心啊，幻灭的一瞬，虽然这幻灭早经退远，不复刺痛我了，但总得拔除，或者，妥善安顿列宾与苏里柯夫射入我青春记忆的子弹。它早与我的血肉长在一起了吗？总之，我将确认该怎么办。

这就是我多年的抵赖而绝情，迟迟不来俄罗斯的深在原因么？二十岁前后，我曾温柔想象自己是俄国画家，未久，又竭力甩脱绘画中的苏联。那时我已读到托尔斯泰笔下的画家——在《安娜·卡列尼娜》下册，两位逃开彼得堡社交界的情人去到意大利，正由一位朋友领到旅居那里的俄国画家密哈罗夫的画室门前：

他自己也没意识到当他走近他们时，怎样一把抓住了这个印象，吞咽下去……“请进！”他说，竭力装得不在乎的样子……虽然他的作品挨批评的时间愈是迫近，他就愈感到兴奋，他还是迅速机敏地凭着觉察不出的标志对这三个人构成了他的印象，就像他记得他曾见过的面孔一样……他一幅幅地翻开习作，拉起窗帷，揭去罩布的时候，非常兴奋，特别是他确信高贵有钱的俄国人多半是畜生和傻子，但他却很喜欢渥伦斯基，尤其是安娜。

同意福楼拜的评语吗：画家、画家、一流的画家！

在访问者默默凝视那幅画的几秒钟，密哈罗夫也以旁观者的漠不关心的眼光凝视它。他预料一定会有最高明最公正的批评从他们的口里，就是一会儿以前他那么轻视的几位访问者的口里，说出来。他忘却了在他绘那幅画的三年中对它所抱着的一切想法；他忘却了他曾经确信不疑的它的全部价值——他用新的，冷眼旁观的眼光去看它，在它里面看不出一点好处来。

有谁这样的看穿过画家的心理么……每座初访的美术馆都如迷魂阵一般，经验使我逗留在次要的画家那里，躲闪主要的厅堂：要慢慢来。

信步转弯，进入那位专事描绘俄罗斯与土耳其争战的魏列夏庚专馆，扫视一过，猝不及防地，那被走廊尽头最后一馆的馆门所框限的一面巨大画幅的局部，凝着斑斓浓郁的蓝调子，拥挤着那组再熟悉不过的群像的中间部分，远远地，不幸，我提前看见了苏里柯夫庞大的《女贵族莫洛卓娃》——1976年，拉萨寒夜，我缩在床上好久好久凝视这幅巨作的画片，确凿记得画中所有的脸。

再也逃不掉了！我蹑手蹑脚走向它，脚步移动，横长的全画，占据整墙，比我想象的大得多，渐渐靠近了。犹如被推进法庭，又如童年误入弄堂打斗的陷阱，胆战心惊，我撞见一个又一个绝对招架不住的狠角色在四面站稳了：正墙是先已击中我的《女贵族莫洛卓娃》，右边，《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左手，《缅希柯夫在贝列佐夫镇》，此外，三幅巨作的剩余墙面依次挂开三十多件小幅草图——眼睛是不听使唤的，瞧啊，左侧边门霍然露出列宾的专馆！等一等，还是此刻就进去呢？人终于敌不过少年时期纠缠的鬼魂，谈什么镇定从容啊，我如偷儿般踅步探头，同时长出十二副眼珠，目光扫射：《伊凡杀子》、《意外归来》、《库尔斯克省的祈祷行列》，都好好挂着，被顶端的天窗照耀着，他的半数肖像也都一动不动转过脸，朝我看来：碧眼的肥胖的《穆索尔斯基》（画完才过一周，音乐家就死了），忧郁的神经质的女演员（据说只画了四十分钟），熟睡的列宾的妻子（我立即下意识比对印刷品与真迹的色彩）……虽然他俩的半数作品是在圣彼得堡，但慌张一瞥，我与俄罗斯绘画的四十年旧账，一举结清。

伫立，徘徊，坐下又复站起，我难以静静久看某一件。目力飞快地搜寻印刷品中无法看清、此刻近在眼前的雄辩细节，时间在丧魂落魄的巡看中难以测度。高大的任超耐心跟着我，忽已闭馆时分，馆外夕阳灿烂。第二天我又回转来，谁也不看，单是在列宾馆与苏里柯夫馆，继续梦游，梦游中，并未寻回镇定与理性，反而更其清醒地昏厥。在临死的近卫兵、家属、彼得大帝及其随从的过于纠结的场面中，在践踏残雪哗然跟随被流放的莫洛卓娃的旧俄人群中（每个人物画得像真人大小），大概，很可能——这是我此刻兴起的联想——童年目击暴乱和示众的全部记忆，以及，仿佛对应，我对大场面油画的狂热（我以为这狂热早经消褪），都被苏里柯夫大幅度唤醒了。多年来，唯在宏富的意大利宗教壁画前我才有过这生理心理的同时震撼：也是死亡与围观，也是无数错愕惊恸的脸，那么真切，在画布上轰然骚动着，以至不像绘画。

上图：终于走进苏里柯夫馆，我吓坏了。中图：《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局部。下图：馆内不许拍照。我躲在列宾馆与苏里柯夫馆门廊下，对着《女贵族莫洛卓娃》偷拍了这张照片。右页：《女贵族莫洛卓娃》局部。

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全然改变了我此来的心情。现在我确信自己从未丧失对苏里柯夫的爱，正如我从来热爱托尔斯泰。

* * * * *

那位密哈罗夫，固然，是托尔斯泰杜撰的，但十九世纪确有不少俄国画家旅居南欧，著名如伊凡诺夫，如被遗忘的哈尔拉莫夫：我十五岁时从扑克牌上临摹的小油画，就是他的《意大利女孩》——以下描述，是那位神经质的密哈罗夫日后被请来画了安娜的肖像：

坐下来画了五次以后，这画像就使大家，特别是渥伦斯基惊异了。密哈罗夫怎么会发现了她特有的美？“人要发现她的最可爱的灵魂的表情，就得了解她而且爱她，像我爱她一样，”渥伦斯基想，虽然他自己也是由于这画像才发现她的最可爱的灵魂的表情……“我努力了那么多时候，却一事无成，”他说的是他自己给安娜画的那幅画像。“而他只看了一眼，就描绘出来了，这里就有技巧。”

何止技巧。虽然托尔斯泰初见列宾《伊凡杀子》，曾以外行的诚实叹道：“啊，这样的富于技巧，以至看不出技巧在什么地方。”——我猜他知道这也是一句富于技巧的话，而他的书写同样看不出哪里是画家之眼，哪里是文学，总之，“看不出技巧在什么地方”——是的，何止技巧。那是在文学与绘画作为两端，又时或一体的持续分合中，长期无解的纠缠。

绘画与文学关系的论争，早过时了，画面与叙述双重奏效的古老功能，则被电影大规模接管——在十九世纪，托尔斯泰与列宾的关系远不及波德莱尔、左拉与印象派画家的关系那样，成为欧洲的美谈。到了二十世纪，敬服文学威权的俄罗斯画家几乎没有一位被欧洲承认。确实，别说画家，别说年轻的旧俄绘画不是欧洲传统的原乡，当年出亡巴黎的赫尔岑们在法国人眼里也是来自东方的有教养的乡下人——凝视着列宾为屠格涅夫描绘的肖像，我竟第一次看出这位最西化的俄国绅士透着外省贵族的土气。印刷品是难以觉察的，但在原作中，这土气有如新鲜食物般可信，可信得说不出是“在什么地方”。

“绘画就是绘画！绘画不应该，也不能够承担文学的功能。”这是自库尔贝到塞尚的法国绘画日后给现代艺术的历史性忠告。

列宾、苏里柯夫，与马奈几乎同龄，晚辈谢洛夫和列维坦也如塞尚，死在1910年前后。当法国印象派同志们展开前卫实验，同期，俄罗斯年轻画家刚刚走出趋附十八世纪西欧风格的前辈影响——伊凡诺夫、勃留洛夫——回向内心，听从俄罗斯文学的搏动，以列宾与苏里柯夫的方式热情呼应古典欧洲的悲剧传统。情形在文学也是一样。《战争与和平》和《罪与罚》书写之时，福楼拜、左拉、波德莱尔，甚至马拉美的文学实验已奏奇功，一如印象派宣示的纯绘画信念，传递光大，远及二十世纪。

实在说，在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前面，俄国人确然不是巧于绘画的种性。灵动如谢洛夫的笔致，亦属俄国本土的清秀。苏里柯夫的望尘莫及，是在俄国式的笨重——何其憨朴粗鲁的笨重啊，看他描绘每一局部的吃力相，绘画简直成为理应放弃的挣扎——可是既奇异，又合理，他，还有列宾，似乎横向遗传了俄罗斯天才文学家的神秘基因，毕生怀抱以画笔书写小说的雄心。没有词语可以帮助他：在《战争与和平》里，群像与大场面写得那么简单，甚至很短，可是在《女贵族莫洛卓娃》中，各种脸、表情与动作的百般刻画，竟使绘画全然兑现为文学，而苏里柯夫刻画的人物关系与心理状态，直指《安娜·卡列尼娜》无比准确细腻的复杂感。

文学探取心理、描述对话，绘画掌管脸。苏里柯夫、列宾，还有七成以上的俄国画家秉承谦卑憨厚的文学之爱、文学之心，居然不自量力而力有所逮，兜揽这双重生意。我不确定从果戈理到托尔斯泰，文学的骄傲——这骄傲似乎在旧俄是为艺术的最高律令——怎样镇压而误导了绘画的本能。列宾的肖像，尚属绘画领域（年轻的谢洛夫决意不理会文学），苏里柯夫的单幅肖像则不安于绘画而多少扭曲了绘画，可是一旦营构巨大的场面，这位鲁莽的俄国人立即如巨蟹般伸出无数文学的触角：他知道自己的文学才能么？他画画，但他惦记着文学。

这就是他的“笨”？笨，可能意味着无保留的相信、激情，源自无可劝说的真挚。聪明的渥伦斯基认定肖像的酷似必须“了解她而且爱她”，他不明白，笨，有时高于爱。论绘画的纯度与魅力，列宾更接近一位画家——那天我时时还得去照看隔壁的列宾，转瞬，又回向苏里柯夫馆发呆——苏里柯夫的笨，令我无可奈何：在我所见识的西欧大师中，恐怕仅塞尚一人（或许加上半个毕沙罗）禀赋同样的愚笨。毕加索论及塞尚的不可及，说过一句难以翻译的词，可解为紧张、激情、死心眼，笨！塞尚的笨，排除并终结了欧洲绘画最后那点文学——他是对的——但在推崇塞尚的西欧，没有人在乎苏里柯夫。他紧紧拥抱本国文学，从未走出俄罗斯。塞尚去世，越十年，苏里柯夫死。不久十月革命，于是二战、冷战，世纪隔绝，直到二十世纪末。其间，欧美现代主义几度改写，倘若俄罗斯绘画仍是欧洲大统来自东方的迟到的伟大补充，但当旧俄绘画达于顶峰之际——直到1923年前，拒绝归属苏联的列宾仍然活着，同期，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实验已近尾声——革命封锁了俄国，西欧则被无可阻挡的现代主义潮流所裹挟。在这当口，旧俄绘画永远错过了连接欧洲的历史机缘，唯马列维奇、塔特林、康定斯基、夏加尔进入西方早期现代主义的谱系。

彼此拥抱，彼此滋养，原初受惠于欧陆西风的俄罗斯文学与绘画，于十九世纪过后，命途分殊，失散了。狱中王尔德对前来探监的纪德说：“亲爱的，伟大的文学是在俄罗斯！”二十世纪百年文学，欧美几代文学骄子默默敬服并远远绕开过于庞大的托尔斯泰，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至今是英美文学遥远的引药，连纽约导演伍迪·艾伦拍摄于新世纪的《赛末点》的隐秘动机，也得自《罪与罚》…… 千禧年后，重叙文学与绘画的姻缘，几乎不可能了，绘画，尤其是十九世纪那种广义的欧洲绘画，经已死亡。似乎是为恢复完整的西方记忆，冷战后，就我所知，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先后请来部分旧俄绘画展示公众；2005年，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郑重举办《俄罗斯绘画三百年》，包括列宾的《伏尔加纤夫》和苏里柯夫《攻克雪城》——这座过于权威而傲慢的美术馆曾于1998年举办中国二十世纪的绘画，要到七年之后，中国现代画家曾经景仰师法的十九世纪俄国大师，这才被美国屈尊请来，当其时，距《女贵族莫洛卓娃》完成的年份，已去一百一十多年。

现在我看见苏里柯夫的画堂堂挂在他的祖国。笨拙，原来可以如此惊心动魄，成功一种断然拒绝的力量。这就是俄国的力量：她曾那么向往欧洲，终以庞大的自卑而骄傲，引爆革命，与欧洲切断联系。有如横躺的巨人，革命前的俄罗斯有理由自视庞大，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四十年间，她确乎臻于文化的圆满：在那份骄傲的名单中，伟大的对应人物出现了，有如日月——在文学，是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音乐，是柴可夫斯基与穆索尔斯基，在绘画，是列宾与苏里柯夫——前者的教养相对朝向不绝如缕的欧陆影响，后者，顽强地，惊人地，以一股粗笨执拗的蛮劲，向那个东正教的、圣愚的俄罗斯传统，扭过头去——迄今，欧洲文学的庞然大物，西方音乐的卓越分支，来自俄罗斯；与之血肉交融、同期诞生的俄罗斯绘画，却从未走出本土。长久凝视苏里柯夫，我忽然明白自甘放逐的莫洛卓娃——在雪橇中被锁链制服，她昂然高举痉挛的双指——就是苏里柯夫自己，他以自我的放逐，义无反顾，迎向本国历史的昏暗，全然无视欧洲，不念及俄国之外的任何意见，画成这幅大画。

这是欧美，抑或俄罗斯的冤案？在俄罗斯两周，我时刻看出这国家与西方之间的双重张力，既交融，又抗拒。即便是在本土，在俄罗斯同胞的内心，仍然隐蔽着同样令人动容而困惑的别扭，并早已为托尔斯泰所洞察——富贵的渥伦斯基和在他看来是粗野的画家，即是一例：

在别人家里，密哈罗夫和在自己的画室里完全不同了。他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他称呼渥伦斯基做“阁下”，从来没有留下吃过饭，除了画像也从未来过……安娜从他的眼色里来感觉出他喜欢看她，但他却避免和她谈话……带着他那拘谨的，令人不快的，而且分明怀着敌意的态度，当绘画完毕，而他也不再来的时候，他们都高兴了……而在密哈罗夫的一面，当他不必再听郭雷尼希契夫那套关于艺术的议论，而且可以忘记渥伦斯基的绘画的时候，他甚至比他们更高兴。

* * * * *

莫斯科托尔斯泰街的托尔斯泰故居，已看不出当年的格局了。木质的墙仍然完整围合着他家的院子，临街就能望见树荫下那幢漆成黄绿色的单幢宅邸。进门向里望，比海顿贝多芬故居的内院至少大十余倍，林木森森，几乎是座公园。面向林子留几排长木凳，一位年迈的园丁正给花丛洒水，水珠闪动正午的阳光。林边浓荫下一座小小的有白色廊柱的房子，里面顶多几平米大，我猜托尔斯泰有时会独自坐在里面。

几位老太太接待来客——如我在德语国家所见，俄国美术馆纪念馆的职员都是老妇人——像是长久借住的穷亲戚，她们在故居局促的小门洞彼此妨碍着，走进走出，以俄国人格外缓慢认真的态度吩咐进馆的规矩，再三关照访客先从门边一只大筐子里取出巨大的带着绳索的橡胶鞋，套在鞋上，然后踩着年深月久的地板，验票进入。此后在圣彼得堡拜访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阿赫玛托娃的故居，去图拉省雅斯纳亚·波里亚那托尔斯泰庄园老宅，门口都搁着相同的大筐，放满大橡胶鞋。

克里姆林宫院内东正教老教堂壁画局部，绘于14到16世纪左右。这才是真正的俄罗斯绘画传统，中国人学习的俄国绘画，始于19世纪。

这些19世纪初叶的雕刻与绘画，是彼得大帝推行西化之后的俄罗斯艺术，从题材到技法，忠实模仿当时盛行法国的新古典主义。右页上图：勃留洛夫的《庞贝末日》。中图（任超 摄）：伊万诺夫的《耶稣显现》。要到19世纪中叶，在克拉姆斯柯依、列宾、苏里柯夫这群画家的手中，俄罗斯才找到自己的题材与作风。

1945年，卫国战争胜利，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将战时保存的馆藏重新上墙。上图：《女贵族莫洛卓娃》。中图：列宾《伊凡雷帝》。下图：伊万诺夫《耶稣显现》。

列宾为托尔斯泰描绘的肖像。（任超 摄）

少年时被领进上海几位年迈名家的门厅，又紧张，又兴奋，主人就坐在哪间房间——哪位呀？老苍苍的嗓音从深处传来——契诃夫或高尔基想必时常进这门洞，见了主人，照俄国风俗彼此抱抱，两边腮帮子吻一吻，弄出咂吧声来。与维也纳几位音乐家几乎撤空的故居不同，这里放满主人和眷属的物件，所有摆设就像全家还在这里过日子——我走进十九世纪了：迎向门洞的第一间是餐室，长长的餐桌排开二十多副盘碟，天顶垂下雕花的煤气吊灯；偏房的钢琴和沙发上端挂着小画，儿童室临窗的小桌放着玩具、剪贴本、小画书、小圣像，孩子与保姆的小床被屏风隔开；每个窗户可以看见院子里的碧树，宽厚的俄罗斯窗台搁着盆栽。二楼正厅很大，大三角钢琴边的考究木架的隔层，平放着海顿和萧邦的乐谱，近旁的餐桌铺着手锈花边的俄罗斯桌布，内厅显然是全家与客人闲聚聊天的房间，贵重的地毯、圈椅、帏幔、烛台，图案繁复的墙面一幅挨一幅挂着尺寸不小的油画，有列宾为托尔斯泰夫人及女儿画的肖像。走道衣柜里悬挂着几件夫人的盛装，被小灯照亮，过道左右七八间小房间有床，有桌，有圣像，有书柜，还有我从未见过的摆设，他的十多位子女就睡这儿吗？托尔斯泰果真养着一大户人家。

革命、内战、二战、漫长的苏维埃……这里难道从未变动修整过么，走进来，仿佛与岁月无涉，暗沉沉的，每间屋子的神态，凝重而安然。上一世纪的所有物件显然被无数次使用过、抚摸过，摆在各自的位置上，既当心，又家常，凝着沉静的光泽。尽管他所过的日子在他的阶级真是俭朴的，但像这样的家居，即便在纽约的老牌富贵人家那里，也是一流的陈设，是我在欧美古董店看熟的风格与材质，过时了，不再制作了，但是结实耐用，手工细巧，银器、铜器、细瓷、丝绒、细麻或皮面的精装本、好看的十九世纪版画……豪华地朴素着，看过去安详而懂事，蕴蓄着那时代令人依恋的物质的体温。小案桌簇拥的老照片配着各种银框子，照片里都是长胡子的老头，我只认得列宾，涅克拉索夫，还有托尔斯泰自己。好几个角落放着主人的大小雕像，如中国人形塑鲁迅似的，竞相弄得他那张脸又深沉，又伟大。托尔斯泰早知道自己太著名，太重要了，他天天瞧着自己的模样吗，带着一部大胡子。他年轻时嫌自己难看，为之苦恼，可是一辈子花好多时间站着坐着摆姿势，凝视着为他画像塑像的人，就像他不放过一个细节，望着他望见的一切，心里开始揣想：

庭长是个又高又胖的人，留着一大把花白的络腮胡子，他成了家，可是过着极其放荡的生活，他的妻子也是一样……他扣上门，从文件柜下面一格取出两个哑铃，向上，向前，向两旁，向下举了二十回，然后把哑铃举过头顶，身子轻巧地蹲下去三次。“再也没有一种办法像洗沐浴和做体操这样能保持人的元气了，”他暗想，用那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摸了摸右臂上部一大团绷紧的肌肉……

噫！这位全知全息的人：这是写他自己还是那位法官？是他看见的还是他想象的？我猜他走笔至此，得意起来，一切，都仿佛被他亲眼看见，当场揭穿：

托尔斯泰莫斯科故居内景。在桌面摆放的照片中，靠后最大的一幅是列宾。

托尔斯泰莫斯科故居餐厅，哪些俄罗斯文学家在这吃过饭？（任超 摄）

托尔斯泰莫斯科故居二楼主厅，墙上挂着列宾为托尔斯泰夫人描绘的肖像。（任超 摄）

故居二楼好几间小睡房，托尔斯泰儿女成群，大约就住在这里吧，我不懂俄语，无法在游览册中求证。右页的那辆自行车，就停在托尔斯泰书写《复活》的书房的门口。

“升堂！”大家站起来。法官们陆续登上法庭的高台……第三名法官是永远迟到的玛特维·尼基契奇。他患胃炎，遵照医嘱从今天早晨开始采用新的疗法……眼前他就在占算：如果从办公室门口起到他的圈椅那儿他所走的步数可以用三除尽而没有余数，那么新疗法就治得好他的病，要是除不尽，那就治不好。他的步数本来应该是二十六，可是他故意把步子放小，正好在二十七步的时候走到了他的圈椅跟前。

这是小说《复活》的片段，小时候读到，兀自发笑，而且，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懂事了，虽不知懂了什么事——1882年到1901年，托尔斯泰带着全家迁来莫斯科，时在他54岁到73岁间，《伊凡·伊里奇之死》和《复活》，就是在这间房子里写成的。理论家说及托尔斯泰的莫斯科光景，就摇头摆尾阐述他如何经历晚年思想的“深刻转变”，俄罗斯又怎样面临深刻的“社会危机”。可我从不相信这类梦呓，只顾记得托尔斯泰描述同事们到伊里奇家吊丧，彼此在走道轻声交谈，每人的眼睛都在说：“伊里奇死了，但不是我。”读着，我又发笑而惊异，并且严肃起来，虽不知为了什么严肃——在他人的丧仪中我不也闪过同样的念头吗——缓缓走到二楼走廊的尽头，左手墙边搁着一辆十九世纪的脚踏车，右手门开处，是一间低矮的、墙面漆成绿色的书房，静悄悄的，窗户朝向后院的浓荫：早在克拉姆斯柯依的画中，我就知道这是托尔斯泰写作的房间，现在明白是在全楼深处的背静地方，可以躲开家人，藏身写作。一根丝绒绳子拦着门口，我站定了看：沿墙的大皮沙发搁一绣枕，想是他写累了，躺靠躺靠。临窗那只橡木的、有小小雕花木栏杆围绕的大书桌面，摆着贵重的皮垫、笔具、镇纸、文件夹和一对烛台，他就趴在这桌面上写旧俄职员伊里奇怎样两腿伸伸好，等待咽气，还详详细细写那庞大的囚徒队伍怎样被押出牢监，上路去向西伯利亚：

大门轰隆隆地推开了，铁链的叮声变得更响，身穿白军服、肩上扛枪的押解兵走到街上来，在大门边排成整齐的大半圆形……男犯人开始成双成对走出来，剃了头发的脑袋上戴着薄饼般的帽子，脚上锁着铁镣，一律穿着同样的灰色长裤和大衣，大衣背上缝着一块方布。他们起劲地甩搭着胳膊，倒好像准备走到很远的一个什么地方去似的，可是只走出十多步就站住了，顺从地排成四人一排的队伍，依次站好……随后走出来的是由村社判处流放的农民，随后是女犯人，也按四人一排站好，带头的是女苦役犯，随后是女流刑犯，以及自愿随同丈夫一起上路的女人……

记得第三遍读到这一段，我在纽约，二十多年前，夜里，在床上读，安静地流泪。现在瞧着这间低矮的绿房间，缓缓地，并非故意，我看见四人一排的囚犯，或者，也许是，看见托尔斯泰坐在这屋里，正想象着囚犯四人一排——后来在纽约读到《古拉格群岛》，透不过气来：世界文学，经典的经典，我以为，是如俄国人那般描写监狱和人犯。这描写，在托尔斯泰，在这间僻静书房的书案上，早经大规模展开。

少年时代我就看过克拉姆斯柯依为托尔斯泰画的这幅画（当然是印刷品），心想，托尔斯泰的书桌还有这么好看的小栏杆啊！现在我终于看到了这张桌子——那么，克拉姆斯柯依还得在书桌跟前支起画架，这等细致的肖像至少要画一周到十天，托尔斯泰一边写，一边闻着油料味，还不能随意乱动，好耐心。（任超 摄）

《复活》，慈悲的书，在这桌子上写成。《伊凡·伊里奇之死》，无情的书，也在这桌子上写成吗？（任超 摄）

钢琴声！浑浊而清晰，不响亮，莫非是托尔斯泰的弹奏录音吗？我赶紧轻轻穿过走廊，循声而去，果然。前厅有一群也来参观的高中孩子懒洋洋站开，围着女老师，听墙沿一枚老式机器发出那种初期录音的单声道的萧邦，老人家弹得好慎重，一句句小心连接着，大约知道是在录音。我并不怎样感动，因不知是在听萧邦还是托尔斯泰——传说他弹萧邦，眼泪流下来，自言自语：“这畜生！”——琴声止息，师生们仍然伫立着：老人家说话了！这是托尔斯泰的嗓音么？嗓音活到现在：不急不缓，中音，吐字有点生硬，音调认真而老实。我一句不懂，在孩子们脸上猜不出他在说些什么，像是讲演，但不高昂，我疑惑着，正不知如何感动，录音完结了。

故居门房出售各种薄薄的纪念册或图片，我喜欢看见这些廉价的过时的印制品，想起六七十年代我渴望得到的苏联画册。在老来的照片中，托尔斯泰总是阴沉着脸，仿佛惦记内心的什么念头。买了一幅列宾于1909年为他描绘的肖像的图片。这幅画的印刷版我从未见过：老人僵在一尊浅红色的高背沙发里，老得只能瞪着眼，苍蓝眼珠因为年迈，转为清灰：所有他的晚期照片都不像这幅肖像般透露了他的伟大的苍老，这次他不再是描述者，如他看透别人那般，被列宾看透了。

1909年他已从莫斯科迁回故乡雅斯纳亚·波里亚那，翌年就去世了。我将去那里找他的坟墓。今年他逝世一百周年。

2010年6月—7月写在纽约

列宾为托尔斯泰至少画过十件以上油画或素描肖像，反复印制，我都见过，但从未见过这幅肖像。画完这幅肖像，一年后，托尔斯泰就死了。

孩子们在二楼客厅听老师讲，右下角壁炉边留着托尔斯泰说话与弹琴的录音。

雅斯纳亚·波里亚那——记文学的俄罗斯（下篇）

仍和十九世纪一样，往返莫斯科与圣彼得堡，是夜行火车。坐定卧席车厢，我便在安娜与渥伦斯基的旅途中了。我喜欢看托尔斯泰写火车。如他描述生命与物质运动的经典篇幅——赛马、刈草、跳舞、狩猎——他无与伦比地描写火车，而且不动声色：

她迈着迅速而轻盈的步伐走下从水塔到铁轨的台阶，直到紧挨着开过来的火车的地方才停下来，凝视着车厢下面，凝视着螺旋推进器、锁链和缓慢开来的第一节车的大铁轮，试着衡量前轮和后轮的中心点，和那个中心点正对着她的时间……

二战后，欧美电影频繁出现飞机与飞机场，在托尔斯泰的时代，火车是工业国家新奇而宏伟的事物。一百多年前的火车当然早给废了，如今俄罗斯的火车既不比北京好，也不比欧洲差，可惜窗外漆黑，不见景色，途经区间站，亮着灯，想起《复活》。五十年代苏联同名电影全盘根据小说情节，拍摄怀了身孕的玛丝洛娃在深夜的区间站台追寻她的男人：

等她跑到那儿，第二遍铃声都已经响过了。卡秋莎跑到月台上，顿时在头等客车的窗子里看见了他……这辆客车的灯火分外明亮，他穿着紧身的马裤和白衬衫，坐在靠椅的扶手上，把胳膊支在椅背，不知为了什么事情在笑。她一认出他来，就举起冻僵的手敲窗子。就在这时候，第三遍铃声响了，火车慢慢开动，先是向后退一下，然后那些连在一起的车厢磕碰着，一个个往前移动。

黎明。圣彼得堡。靠近芬兰湾，北方的北方，俄罗斯晴空更其澄澈。列文曾在黎明时分仰望的高空，四十年前由书中读到，现在我也看见了：

大半边天上铺着愈来愈小的羊毛般的云朵，天空渐渐变得蔚蓝和明亮了，带着那同样的温柔，也带着那同样的疏远。

车子开过市区，开上涅瓦大桥，朝霞照亮冬宫、广场和空旷的大街，城市还没醒来。我感到的不是彼得堡可能给予的惊异，而是广大的凄凉。

* * * * *

1917年革命成功，列宾自我放逐，去到靠近俄土的芬兰，死于1930年。据说新政权成立后列宁写信劝他回来，又据说他给彼得堡老朋友写了二十多封信，全被拒绝递送，因列宾拒绝将圣彼得堡改写为列宁格勒。1946年，苏联政府以他的名字命名旧俄时代的皇家美术学院，那是女皇叶卡捷琳娜十八世纪下令建立的，列宾自己就在那里毕业，女皇本人的大铜像至今高踞学院屋顶，一年到头日晒雨淋。

圣彼得堡还留着王卿巨家的隔代后人吗？不知他们在哪里上班谋饭。描写莫斯科彼得堡贵族生活双城记，托尔斯泰手到擒来。当法军逼近莫斯科，彼得堡照常举办豪华的舞会，在宴饮中谈论战争。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圣彼得堡，安娜·卡列尼娜为了看见渥伦斯基，每天在这座城出入三个社交圈的豪华客厅：

上图：圣彼得堡彼得大帝铜像。

中图：横跨河道的冬宫门墙。

下图：俄罗斯博物馆附近的老街和院落。

“你丈夫来了。” 渥伦斯基带着战栗的声调说。那一瞬间，亚历克赛·亚历山特洛维奇果真迈着他那稳重而笨拙的步伐进了房间。瞥了瞥他的妻子和渥伦斯基，他就走上女主人面前去，坐下喝茶，带着他那从容的，一向嘹亮的声调开始说话，用那种惯常的嘲弄口吻讥刺着什么人：“你们拉姆波利埃的人都到齐了，”他说，环视全座的人，“格雷司和缪斯。”

法语“拉姆波利埃”，即泛指文人雅士的社交界。

看过一部拍摄于1985年前后的苏联电视连续剧，其时虽未解体，文艺是松动了：有位退休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看不惯，并教训一切。全家讥刺她，围剿她，与她吵翻。剧情末尾，老太太一声不响走进内屋，取出小铁匣，拿出一块坚硬发黑的小面包，犹如煤块，说，这就是列宁格勒围城期间每人每天的全部口粮——儿孙哑口无言。老太太昂着一张贵族的长脸，谨穆端凝，衣着得体，又好看，又讨人嫌，介于落难的公爵夫人与得势的党委书记之间。托尔斯泰回来彼得堡，倒是不会迷路，但他如数家珍的贵族圈早已蒸发了，电影《俄罗斯方舟》的皇家人群固然形神俱佳，然而全是演员。

在皇宫仍然住着皇帝的都城：伦敦、东京、阿姆斯特丹、马德里，低调的皇家虽然仅在节庆日子给禁卫军马队颤颤颠颠簇拥着，穿过大街，朝民众招招手，皇城终归还有点皇城的气象。废黜帝制的巴黎、北京、彼得堡，皇宫便是旅游景点，每天给世界各国的百姓源源不断拥进去，塞满宫殿的角落，到处拍照，玩乐吃喝。《俄罗斯方舟》的全部场景就是在冬宫拍摄的，清场，排练，正式拍，不知花去多少天，那代价，我猜，就是支付一大笔旅游损失的钱。

离开难以形容的莫斯科，圣彼得堡反倒无需形容了：果然，一座全盘欧化的都城，大致德奥风格，间杂被中和、被改良的西南欧晚期巴洛克建筑，望过去都是熟识的景观，但是更壮阔。社会主义大建筑看来难以插足这早经严整布局的城，而有姿有态的本土林木到处环绕着，间以这里那里的东正教教堂，彼得堡被赋予庞大而忧郁的俄罗斯神态。涅瓦河，辽阔汹涌，波涛如钢铁般锃亮，阴云下呈灰茫茫的紫褐，被云层间隙的阳光照亮时，转为冷青，大晴天，一派银晃晃的蔚蓝，耀眼刺目，每座桥墩下的巨大旋涡彼此追逐吞没。

沿着河岸，走不到头地走着，海风吹拂，阴晴交作，河畔排列着一幢连一幢的石质广厦，人迹稀少，如旷野。这里的冬季午后三四点即入昏暗，翌日近午，这才天亮，夏季的白夜似乎是过于极端的补偿。行到昔日海军总部一带，开阔的河岸，望过去，冬宫、主教堂、彼得大帝广场，圣彼得堡的心脏区域全然如昔，不久我已站在旧参谋总部凯旋门围合的半圆形冬宫广场，正中，是高高的亚历山大圆柱。

“攻打冬宫！”少年时大概看了二十遍《列宁在十月》，弄堂孩子散学撒野时，竞相奔跑，呼叫这苏俄的号令。如今总算知道所谓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工农士兵蜂拥冲入冬宫宫门的场面，几乎全是文学的虚构。那时我愿看了又看，只为皇宫甬道排列的西欧雕像，“文革”期间，那是唯一的机会给我窥看男女裸体的镜头。

如今彼得堡引以为傲的遗迹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此外，城里分布着文艺家旧居，停留一周，我拜访了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赫玛托娃的老家。

* * * * *

这座城到处都是桥——初到那天，撞见一位姑娘骑着大马跃上桥面，飞奔而过，马蹄声声，成排的汽车为之踟蹰，只见马尾与姑娘的秀发奋然飘扬，转瞬远去了。欧美的大街岂有矫健女子纵马驰骋？这真叫俄罗斯性格——在河流穿过的街区，我对圣彼得堡的想象，落实了。威尼斯与阿姆斯特丹水巷固然经典，地处寒带的彼得堡水街更为阴沉而大气。若是深冬，起雾，积雪皑皑，《白痴》与《复活》的阴魂便在两岸出没了。

普希金故居与皇宫隔河相望，门前石路，路边石栏，栏下是阴郁闪烁的河。临街的高高木门下端开一日常出入的便门，穿过昏暗拱廊，内院明亮，有草坪，有花坛。一尊比真人略小的普希金铜像被丁香花丛围合着，诗人昂头展臂，做出挺身吟诵的姿态——俄罗斯美术馆正门广场那尊高大的普希金铜像，姿势相似，伸展的右臂停满鸽子。这两尊雕像夸张了诗人的激越，不如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的那尊，沉静地站着，右手插在胸际的衣襟里，可怕地像他，带着非洲血统的面容，凝神远望，又如盲者，什么都不在看，好似倾听，现出专注而超然的神色，广场周围的大型商业广告牌，衬得普希金像是一位久未更衣的老人。

虽然知道诗人是皇亲国戚，但步入这典型十八世纪的西欧贵族宅邸，海顿莫扎特的寓所与之相比，真是下人的居所了——普希金时代，法国革命才刚诋毁皇家文化，而模仿西欧的俄罗斯贵族生活方始开张——读普希金诗，一股子金贵的少年气，在他家件件贵重的器物间，他是一位王侯。真的王侯，果然怒发一冲，披挂上阵的：昔年读到他纵马参战，只道是理所固然，全不知何为贵族气，此刻逐一瞧着光亮的家具和用件——金钟、羽键琴、银盏细瓷、大理石雕刻、罗西尼乐谱、带锁的皮面书、土耳其弯刀、铜制的马具，锦盒里躺着嵌满象牙雕饰的手枪，枪身玲珑而修长，如闺阁的珍玩——我暗暗惊异这位大老爷果真视富贵如敝屣，跑到雪地上，与人决斗。

莫名其妙地，普希金诗句曾是中国六十年代文艺青年的口头禅，我们，破衣烂衫，除了满脑子革命口号，同时在乡下彼此抄寄这位“苏联人”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十七岁上，我带着戈宝权编译的民国版《普希金文集》去江西，不久被当地中学下放的老先生借去看，借书的回报，竟是他亲笔翻译的席勒的诗，抄在廉价稿纸上。豪雨倾注的一天，我来回步行五十里，前往公社集镇取回那本书。山间沟壑，洪水齐胸，雨声轰然如雷鸣，脚底探着水中的泥沙，顶着浊流步步向前挪，我团拢书包，举过头顶，徒然用掌心遮护着，只为抵挡雨水，存放普希金。河滩候船时，雨住天青了，赣南的莹白细沙像是满地湿米，我在嗓子眼默诵这位俄国人的诗，想象那文集快要讨回手边。日后这本戈宝权又借了给谁呢，终于遗失了。我也从一位画友借来，就此不还：那年月没有书店，书店也无书。画友的父亲是新四军老党员，亲历皖南事变与“文革”整肃，当年的行囊里，藏着普希金。

上图（任超 摄）：莫斯科普希金铜像。

中图（任超 摄）：圣彼得堡普希金故居铜像。

下图：圣彼得堡俄罗斯美术馆广场普希金铜像。

在普希金旧居徘徊时，我没想起四十年前赣南山雨的一幕。豪华过堂的靠墙小木桌盖着丝绒，访者穿过这里进入正厅与内室，回到过堂时，丝绒揭开了，那是一具小小的玻璃柜，柜中衬垫上排列着诗人的遗物：普希金的死亡面模，眉心微微皱着；一只盒盖掀开的小银盒露出诗人的一缕头发，灰褐色，失尽光泽；一幅小素描画着普希金遗容的侧影，笔画拙朴；画中床头的细蜡烛就搁在小素描旁边，早已脆裂，被仔细接拢，平放着。馆员告诉大家，当年数万人排队进门与普希金作别，诗人的遗体就停在这间房——“高上去，再高上去……”这是普希金弥留之际的呓语，是戈宝权编译中我所记得的几句话——他不知道那么多人爱着他，连日等在门外。现在我知道，守候的人群就拥挤在狭窄的河边石路上。

我久已忘了普希金的诗，但迷恋他的小说，手边有一册，是耿济之的译笔：《射击》、《驿站长》、《黑桃皇后》，还有《上尉的女儿》……介于男孩的甜梦和恶作剧之间，篇篇妙然，又如莫扎特，贵不可言。托尔斯泰重读普希金，豁然明白长篇的启首无妨单刀直入，我猜，托尔斯泰恐怕不带痛苦地嫉妒他——高上去，再高上去！普希金逝世那年，托尔斯泰九岁——如今彼得堡旅游广告印着普希金的手稿与钢笔画，随手勾写，笔致灵动，以俄罗斯性格的凝重与迟缓，这逸笔草草实在是异数，俄国文学却从普希金开始，找到自己的语言。

普希金死亡面模，边上的小盒子里，藏着他的一缕头发。（任超 摄）

普希金手稿。他随手勾画的钢笔画，真好看。（任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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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普希金故居不远，转个大弯，是为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而建造的滴血教堂；沿教堂的河岸走到涅瓦大街，西行，折向北端库兹涅茨克小街，就到了生还的死刑犯陀思妥耶夫斯基旧居，旧居斜对过，也有一座拜占庭老教堂。

早听说《罪与罚》主角犯案的楼房与街区，至今仍在彼得堡。动问执勤的姑娘，她扬起眉毛，转身从纪念品专柜取出一叠明信片。打开一看，吓得不轻，我刚才寻来时或许就经过这些地方：八张照片包括拉斯柯里尼科夫公寓，放贷老太婆公寓，妓女索尼娅公寓，杀人犯前往自首的彼得堡警察局，还有他发昏游荡的老桥与老街……每一图片的英文说明直接摘引原著片段，明信片封套标题是：

“小说《罪与罚》主角地址一览”。

这是我第一次领教“小说”与“地址”的关系。有人问陀思妥耶夫斯基，什么是现实主义？他的回答意味深长：“是的，在高的意义上，我是现实主义。”此刻手中的“地址版现实主义”，他会怎样应答？

普希金故居大门口，我们得弯着腰跨入门洞。他弥留时，上万人等在这里。

回来看照片，我已不记得在普希金家这个角落:如果对我说这是莫扎特故居，我会相信的。（任超 摄）

贵族之家。普希金是皇亲国戚，看看这些陈设，托尔斯泰尚属外省的地主。（任超 摄）

我害怕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十多年不再重读，仍然想起就怕。昆德拉提及托尔斯泰，说老先生曾经聊到某一位文笔耸动的写家，说，“他想吓我，但我不害怕。”于是昆德拉举证托尔斯泰如何描述惨象，那才叫人害怕。陀思妥耶夫斯基令我怕，并非惨象的刻画：不是那年轻人杀了老太婆，随即撞见无辜进屋的老妹妹，索性也一斧头劈了她——在同名电影中，那位女演员如小说描述般，双手遮眼，等着斧头劈下来——使我一再一再寒战惊心，以至静夜起坐深呼吸的怕，是不断不断迎对人的慌愁与煎熬。读托尔斯泰，我成为书中每个人，并与每个人展开关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不记得人物与故事，却被缓缓注入主角的心情，犹如中毒，转为自己的心事：我不愿意，可是犟不开。我不愿如拉斯柯里尼科夫意图杀人，到处游荡（在街心公园他睡着了，忽因噩梦而醒来，瞧着满街的纷乱），我也不愿落到犯案自首的境地（他走进警察局，又退出来，立在太阳下望着街对面陪来的索尼娅的哀恳的目光）。如发高烧时的那种聚精会神，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准每人心中的隐秘孽障，读他的书，如被仇人转脸指认的一瞬。我记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一句逼一句苦恼透顶的毒辣对话：不是记得对话，而是那苦恼的锐利与复杂感；我也隐约记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凄惨到令人发指的瞬间：我不愿意记得了，可是人不记得事由，却难删除曾经有过的心情。其中一节，好像是母亲或姐姐为了什么穷途末路的缘故，领着小女孩，竟然惨相毕露地快活起来，走到大街上。

谁没有不忍怀想的片刻？然而偏会想起，且详详细细地想：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写快感。他的看家功夫，是引你不堪卒读而狠心读下去，终于忍无可忍地忍受着，溃败于文学的淫威了。我愿这阅读记忆只因青年时代的伤怀易感，但此行重读托尔斯泰，照旧又哭又笑，迁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味，我还是怕：当我远远望见他的故居的灰色大公寓，心里就沉重起来，好像那是死牢或绝症病房。

一份典型的十九世纪文人的家，五六间，占了整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温暖而殷实，一点也不可怕。纽约、欧洲，多有类似的老公寓，中国哪位文学家曾经享用这般体面的居所么。门旁是放置手杖和雨伞的老式波浪形木架，起居室一枚圆玻璃罩护着他的黑礼帽，儿童室停着手工的童车、小沙发和洋娃娃。桌椅、餐台、书案，不如托尔斯泰家那么贵重，也是十九世纪的精工细作，铺着丝绒盖罩，餐具镶着金边。图案富丽的墙纸上缀满家眷与友人的小照片，还有普希金的小画像，缩在一枚鸡蛋大小的椭圆形银质镜框里，一头卷发。不知什么缘故，他与托尔斯泰俩约好了似的，都在内厅墙面高挂着拉斐尔《圣母升天》的黑白画片，同样是圣母圣婴的放大局部，不是整幅全画（我发现，俄国文学家似乎都喜欢西欧的绘画）。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彼得堡迁居数十处，这是他最后的寓所，直到逝世，其间写了长长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二楼展厅有他的死亡面模，专心地紧闭双眼，像在听耳机。周围橱窗是那个时代文学名人的书信、文件、手稿与照片——别林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还有戴眼镜的书生狂徒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托尔斯泰。

我不曾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怎样谈论托尔斯泰，但《安娜·  卡列尼娜》出版后，他那么骄傲地朝向欧洲，说，没有一部欧洲的小说能够与之媲美。他比托尔斯泰早逝近三十年；托尔斯泰谈及他，似不像对屠格涅夫及其他同行那么肆无忌惮：他曾意指陀思妥耶夫斯基无视技巧，作品粗糙而堆砌；晚岁，忽又不安地看重这位年长几岁的同行，含着泪，讲了几句老年人才会说出的话，说是早该找他。他俩有过通问的记载吗？据说他出走前，桌面摊开着《卡拉马佐夫兄弟》：王不见王，这是中国的说法，照高尔基的意思，上帝与托尔斯泰是一个洞中两只熊，不好相处，其实另一只熊，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真的囚犯，彼得堡居民，不是贵族，不是地主，终生守着普希金与托尔斯泰完全没有的秘密经验，有心而无意，提前预告了二十世纪的写作，专事搜捕人的难堪，以及，怎样承受难堪，同时，至少在他晚年，住在我今天到过的公寓里，殷实而温暖。他靠稿费生活吗？他的家，一点看不出主人曾经密谋造反，站过法场，押送西伯利亚，日后经常赌博输钱。

有些隐秘我猜他从未写出，或者，转而折磨他的角色。我不知道哪个国家的作家如俄国人这般，越老越是苦恼，像是天下生灵的所有苦全都记在他们账上。瞧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张脸，虽说与托尔斯泰一样苦苦地想，可他的苦相如中国的酱菜般，自我浸泡，自甘其苦，渗透文学的汁液。莫斯科国家图书馆门前高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铜像，苦得肩背高耸，脑袋缩着，好像正在熬住疼痛，或有人将要打他：他竟为后来的俄罗斯预先悲苦了么？从那尊像，我有点诧异为什么苏维埃赋予他无保留的尊敬。

他的后人的苦境，远胜于他，更胜于托尔斯泰——布尔什维克的清洗与杀戮，会吓死他俩；古拉格群岛的档案足够使十九世纪的文学圣人精神失常。悲惨的素材太多，小说会少下来：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丈夫被枪毙，儿子被囚禁，探监的人群中有位女子惨然问她：你会写吗？换取女子的惨然一笑，诗人给出伟大的回答：能。此后我们所能知道的经典，就是这监狱门外的一问一答——我没读过阿赫玛托娃，是英籍俄裔的思想家以赛亚· 伯林将这问答转告世界。1945年苏英同盟战胜了，他以英国官员身份首次进入铁幕后的苏联，在列宁格勒与女诗人通宵长谈。这份谈话应该献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看看，他俩会重新想想令他们苦恼万端的十九世纪。

查看手册，女诗人故居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不过如我老家石门路到淮海路那么近。立即走去，由西向东，到枫丹卡运河右转，迎风南行，穿过涅瓦大街竖有四匹铜马雕像的阿尼奇科夫桥，就到了诗人旧居喷泉屋。

别相信美丽的译名吧，这里多么像上海久经荒败的西式弄堂口，为导引访客，诗人巨大的侧面照片贴在水泥墙上，墙下搁着住家合用的垃圾桶。然后，请诸位相信译名吧：转进内院，昔日舍列梅季耶夫家族的豪宅隐在夏木葱茏的公园里，正在下午两点的明丽阴阳中层层叠叠翠绿着，几道曲径有距离地放着长椅，树影斑斓。在喷泉屋公寓门前的浓荫下，一方青铜切面竖立着，以阴刻浮现女诗人高傲的侧像。六十五年前一个下午，以赛亚来到这里。今天是阿赫玛托娃的下午，我同时拜见了两个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入口的小卖部橱窗。

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街对面的东正教教堂。

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街面。（任超 摄）

上左图（任超 摄）：陀思妥耶夫斯基。

上右图（任超 摄）：死亡面模。

下图：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育儿室小座椅。

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陈设之一。（任超 摄）

这就是帝俄时代一位俄罗斯作家的家。他被判了死刑，被流放西伯利亚，多年后回到圣彼得堡，几度迁居，住在这样的房间里。（任超 摄）

走去阿赫玛托娃故居的途中。（任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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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期间的列宁格勒人烧家具过冬，作家剥离木头缝的糨糊，用来泡汤；战后，幸存的书生聚在旧书店里，与欧洲完全隔绝。当时阿赫玛托娃五十六岁，孤身一人，怀抱革命前的记忆，和革命后第一次来访的西方客人纵谈文艺掌故——以赛亚热爱屠格涅夫，不喜陀思妥耶夫斯基，女诗人则对屠格涅夫“不屑一顾”，并“讨厌”契诃夫……通宵达旦，诗人仅有的款待是一盘烤土豆。

请读伊格纳季耶夫撰写的《以赛亚·伯林传》，其中辟一专章，描述两人的会见，那一夜，从此改变这位西方“自由论”者的一生。过了二十多年，1977年后，第一批西方来客闯进“文革”后幸存的文艺人家中，从此连接中国与外间被中断的对话。迄今曾有哪篇翔实生动的文字记录吗？八十年代我曾在纽约电视中看见美国人与憔悴的丁玲和曹禺见面，大戏剧家专设家宴招待，端起酒杯：“我这代人，坚定信仰共产主义！来，干了！”1945年，以赛亚也听到苏联作家说出同样的语言，他揣测，那是说给其他在场者或监控录音听——我倒十二分相信曹禺同志的“坚定信仰”，那心态，要比说给监控者听，更近陀思妥耶夫斯基触及的深度——帕斯捷尔纳克也曾与伯林深谈，事后，以赛亚从他手里带出了《日瓦戈医生》的长篇手稿——“文革”后的中国故事曾被认真说起过吗？即便说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也难彼此理解：苏联士兵在战壕里背诵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1944年女诗人被允许当众念诗，台下青年随口跟进。战争甫歇，以赛亚目击列宁格勒的干部与军人忙着观赏莎士比亚，而古拉格囚犯曾将女诗人的诗缝在桦树皮制作的书中，藏在身边。不过，“文革”后的中国作家比阿赫玛托娃幸运：与西方人面见的代价是文艺教皇日丹诺夫在党报上对女诗人发动批判，她被作协开除，她的诗集被捣成纸浆。

喷泉屋是一幢长形老公寓，二楼展室当天被阻止进入，里面像在开会，听得清晰的发言和掌声。窗台日光斜在地板上，每一哗响，楼道更安静。三楼44号公寓的诗人故居开放着，门口照例坐一位看守老妇。战时女诗人并不住在这里，她享受国家给予的双重特权：一面，自1921年起，诗书被禁；一面被视为国宝，德军围城时，日丹诺夫派飞机将她运到莫斯科，转送塔什干地区避难，直到围城解除的1944年，返回彼得堡。公寓五六间房间属于她的前夫和前夫的妻子，诗人住在走廊尽头的一间，活到1966年。进门右手第一间是连着过道的厨房，厨桌和煤气灶放满当年的锅壶盆盏，过道顶端像中国人家一样，钉上隔板，堆满二战前的箱笼和杂物，其中一台摄影显影器是她那被捕的儿子的玩具么？瞧着这些我在小学同学的西式住家看熟的物件，我又恍然置身六十年代的上海了。

午后僻静，楼下又传来掌声和笑语：忽然我明白为什么进屋后即莫名地亲切——阿赫玛托娃活着时，我已降生，是同一世代前后衔接的人，她的心绪和境遇，我能分享。譬如，怎样在土豆与炉灶间感知世道艰困，又怎样镇定地紧张着，谛听外间的会议和动静，暗自提醒我们是负罪而须谨慎度日的人家：六七十年代的恐惧岂不来自大小会议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的人，自由地苦恼着，长篇大论：我爱他们，但在他们的故居我只能恭敬巡看，难以感知。阿赫玛托娃家的角角落落，荒芜而矜持，却意外触动我的记忆：所有“文革”期间落难京沪的上代文人好像都在这里住过，度日如年，守着满屋子革命前的家当，终日在书桌、锅灶与眠床间踯蹰，毫无希望地瞧着窗外，因监管而赋闲。

“我和不该交谈的人，长时间啰嗦。”阿赫玛托娃写道。当年诗人与以赛亚孤灯夜谭的房间，此刻映着花园的浓荫。宽厚的俄罗斯窗台格外宜于收看深冬或初夏的景致，以赛亚来时，院子里积雪，另是一番凄凉，震惊之余，他显然享受这里的抑郁之美。所有西方人对铁幕后的人与生活怀抱尖锐的好奇：压抑，孤绝，本身便是文学。然而中国哪来幽雅的喷泉屋,单是窗外的花园即可缓解自杀之念，或者，索性自杀。阿赫玛托娃的前卫生涯，也就是说，她的自由，在1921年即告冻结，但家里的陈设显示诗人属于二十世纪，是位不折不扣的现代人。这种具体而微的现代感——由一战前后的阿波里奈尔、毕加索、艾吕雅、杜尚、马雅可夫斯基联手呈示的现代感——在今天的纽约和伦敦仍是难以企及的高贵记忆。革命前，上世纪初，俄国与西欧文艺几乎浑然一体：1911年女诗人游历南欧，正当风华，在巴黎与莫迪里阿尼为友，内室墙上那幅意大利短命天才为她画的简笔肖像，便是她与现代欧洲的缘分。寓所中不多的绘画都是现代作风，有两件豪放的风景油画描绘积雪的涅瓦河岸，直追巴黎画派的德朗与马尔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刷新了欧洲传统小说，引文学朝向现代性，但他俩的绘画趣味停在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我无能判断阿赫玛托娃的诗作——汉译的西诗总还是汉语——但她于绘画的感应，她摆设物件的矜矜用心，总之，这颓然文雅的家远非同期的美国人所能相望。到她一代，俄罗斯精英的现代性已趋化境而骤然中止了，所幸苏维埃文人因时代凝结反倒长期忠于前辈的教养，至今，躺椅的靠垫、墙角壁灯、案头书刊……故居看守者懂得如其所是地凌乱着、摊开着，善用心机，不着痕迹。当年以赛亚的眼光在这里搜索生活的贫荒，真如他所记述的那般不堪么？我在公寓目击的每一物件都是考究的，有选择的，件件对得起诗人之眼，匮乏、绝望，使这里更富诗意。那些不再使用的炊具和老皮箱！没想到此行最令我感动流连的是阿赫玛托娃家。

出喷泉屋，花园碧翠正在金黄夕阳中。诗人铜像前，一位大学生模样的姑娘独自蹲着，很近地、呆呆地看着她，维持不动的姿势，显然停了很久，显然知道身后有人看她，仍然不走，在她脚边石座上横着一束枯萎的花，想必是早些天另一位访者致送的敬意。

我不喜欢喷泉屋入口这幅诗人故居的告示牌。

进入庭院，美极了。

阿赫玛托娃家门口，1945年战后，以赛亚·伯林被带到这里。

上图：进门右拐就是厨房。

中图：向里走，通道上端的隔板堆满旧物。

下图：以赛亚·伯林与诗人的通宵长谈中，只有一盘土豆款待，就是在这灶台上煮熟的吗？

阿赫玛托娃家里放满照片，我只认得其中的马雅可夫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左上角那张照片是狱中犯人标准照，是她那位被枪毙的前夫古米廖夫吗？

她的家。右上角图片，就是莫迪里阿尼为她画的简笔素描。

在诗人雕像前默坐的姑娘就是她。

* * * * *

冬宫美术馆的形制，略似卢浮宫，呈拉长的“凹”字。底楼一如西欧大馆的通例，陈列两河流域及希腊罗马文明，摆满又大又重的石刻，二楼、三楼，大致是以欧洲为主的绘画与珍宝馆——文艺复兴意大利诸馆的窗户对着涅瓦河，从暗棕色画面移看窗外，满目碧蓝；朝向东南的法国馆排窗对着冬宫广场，虽有厚窗帘遮挡着，艳阳透射在油画上，反光晃眼。在三楼现代馆的朝北窗户又撞见碧蓝的涅瓦河，好在塞尚与马蒂斯的画面已足抵御色彩猖狂的自然——穿越皇宫的一厅又一厅，是目不暇接的长途跋涉，旧宫门并不宽大，每天数万参观者出入于南北宫门，拥挤排队。当年卢浮宫延请贝聿铭添设空间、疏导人群，委实是英明的。

昔年皇家收藏的胃口之大，令人惊异。纵向线索，上溯古希腊，下及二十世纪现代艺术，不错漏任一时期的流派与名家。俄国崛起要算迟的，下手藏购自不及西欧诸国得天独厚，但美国仅一件达·芬奇，冬宫有两件；鲁本斯伦勃朗各占一大馆，近百幅，据说是哪位俄国公主远嫁尼德兰皇室，因家族债务的缘故，悉以世代收藏抵押，最终归了俄罗斯娘家。到二十世纪初，仅两位年轻贵族往返巴黎彼得堡，即收进大批印象派与早期毕加索马蒂斯作品（革命后被政权没收，今分藏于莫斯科与彼得堡）。当年美国人也在法国前卫艺术圈搜索甄选，除了那位长居巴黎的斯坦女士，眼光似不及俄国藏家，我格外倾心的巴黎画派德朗、马尔凯、瓦拉东，美国几乎没有，冬宫拥有数十件；二战前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几位被法国所掩的现代艺术家，美国也没有，不料都在冬宫设有专馆，早期现代主义西欧绘画，得以在这里展示相对完整的景观。

上个月买到俄国收藏史图册，历数两百多年来几代藏家的搜购故事，很想请人译介。我所属意的不是这份巨藏的纵线——欧陆各大美术馆收藏原属广义的家谱，毕竟优越，但止于绘画雕刻，范围不出欧洲的文明——使冬宫博物馆名列世界十大馆的理由，是收藏者的横向视野：巴比伦、埃及、波斯、印度、中国、日本、韩国的古物文物与器物，凡能搜索到的，统统收进宫来，其中印度的壁画格外惊人。在帝国崛起的十八九世纪，各国皇家也向俄国朝廷馈赠重礼，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俄罗斯已是列强之一。上世纪二次大战，苏军直抵柏林、慕尼黑、德累斯顿，双方打到一片焦土，俄国人尚且不惜将士伤亡，护助随军学者掠劫德国人于十八九世纪积攒的富厚收藏（为此苏联拍过一部正面歌颂的电影《五天五夜》，六十年代曾在中国放映），其中包括希腊与土耳其的早古文物（冷战后为俄德关系，郑重归还），可惜旅俄期间冬宫的中国馆关闭修缮，不然，或许会见到俄军在故宫掳走的部分文物吧，此外，俄国学者长期收藏中国历代民俗艺术，包括剪纸与年画。

认真而富远见的西化，先看造型的西化，造型的西化，先在艺术收藏：俄国的西化实在是一路认真过来的——到了苏联，那就不叫做西化，而是树了全新的主义和军力，企图化被全欧，统辖世界了——以我有限的见识，能与冬宫收藏的雄心与规模相匹敌，是巴黎卢浮宫、伦敦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遥想十八九世纪，圣彼得堡派出的搜罗者早经穿行欧陆，遍布世界，还价，付钱，然后忙着给俄罗斯朝廷打包装运了。是为皇家的豪奢与体面么？容我再引约翰·伯格的话：“所有古代艺术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所谓超级大国的梦，俄国人从那时就做了起来。

俄罗斯文明是年轻的。元末明初，那里大抵蛮荒之域，从十二世纪末到十六世纪，东正教壁画是俄罗斯唯一的图像文明，虽则古朴，到底不及拜占庭。乾隆年间，圣彼得堡初建，皇家文化自十八世纪初全盘西化，西欧现代知识渐次输入俄土，至叶卡捷琳娜时代，皇室鼎力扶持文艺，冬宫启动世界范围的艺术收藏。没有这一切，文化俄罗斯是不可想象的。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穆索尔斯基，苏里柯夫，就是俄罗斯西化进入十九世纪的果实。

核查俄国画家的生卒年，十八世纪俄罗斯油画尚属童稚时期，之后，紧密衔接的几代画家几乎个个功成于十九世纪——勃留洛夫生于1799年，伊凡诺夫生于1806年；克拉姆斯柯依生于1837年，列宾生于1844年，苏里柯夫生于1848年。以可敬的忠实，头一代俄国画家重演当初法国人向意大利看齐的故事——十六七世纪之交，当法兰西绘画转向文艺复兴的光谱，蒲桑前往意大利，终生在那里描绘希腊神话——勃留洛夫和伊凡诺夫的生涯也都交付意大利，前者的代表作是《庞贝末日》，后者以二十年之功描绘《耶稣显现》，单为这件巨构制作的草图，多逾百件，分别悬挂在莫斯科与彼得堡美术馆。西欧美术史从未记载这两件巨作，但当年的俄国天才将自己想象成文艺复兴人，同时，横向地，亦步亦趋，从法国宫廷画家达维特那里学习新古典主义，绘制宏大的宗教与历史题材。托尔斯泰虚构的那位密哈罗夫，原型即取自这群旅居南欧的俄国画家：

冬宫博物馆厅堂之一

冬宫博物馆藏品。上左图：埃及墓碑（局部）。

上右图：罗马石棺浮雕（局部）。

下图：中亚壁画（局部）。

上图：文艺复兴早期作品（局部）。

中图：卡拉瓦乔作品（局部）。

下图：鲁本斯作品（局部）。（任超 摄）

冬宫各国各时期艺术的专厅和回廊。

当访问者走了的时候，密哈罗夫在庇拉特和基督的画像前坐下来……基督的一只按照远近法而缩小了的脚，有点不妥。他拿起调色板，着手工作起来。他一面修改那只脚，一面不断地望着背景中约翰的形象……

一如后世的法国画家终于将目光转向本土，达维特、安格尔、库尔贝、塞尚，在蒲桑的图式和语汇中展开法国人自己的画路——蒲桑的意大利实践储备了法兰西绘画的语汇——同样的轨迹在十九世纪俄罗斯，清晰可循：虽然勃留洛夫同代几位相对次要的画家已然描述俄罗斯大地的诗意（短命的克雷洛夫生于1802年，我格外心仪的维尼斯西亚诺夫生于1780年），但是欧洲题旨仍是正朔，到了克拉姆斯柯依一代，俄罗斯形象抬起头来。列宾，游学欧陆，鄙视与他同辈的印象派，初试啼声，画的是《伏尔加纤夫》。苏里柯夫则从未去欧洲巡礼，第一件重头作品即是《近卫军临刑的早晨》——我不想强调著名的巡回画派（苏里柯夫并不厕身其间），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的文学家、剧作家、画家、音乐家个个满怀自信，斜视西欧，如气血强旺而才华横溢的醉汉，集体汇入俄罗斯艺术的多声部合唱。

* * * * *

北临滴血教堂，南面艺术广场，俄罗斯美术馆的宫廷式殿宇建于1893年。在冬宫美术馆巡看全欧名作，固然快意，但自从别了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我心心念念彼得堡所藏列宾与苏里柯夫的另一半作品。初到彼得堡翌日，阴，有雨，不像在特列季亚科夫馆那般踟蹰不前，进门后，我径直走向他俩的专馆。

谢天谢地，都在：列宾的《伏尔加纤夫》（画于26岁到29岁，认真虔诚，倾斜自己的签名式，将笔画躺在河滩沙砾间），《士兵告别》（画于36岁，那乡村男孩哭泣的背影正是托尔斯泰笔下的穷人），《米拉的圣尼古拉解救三个无辜者》（画于44岁，这时，他描述人物的戏剧感已趋出神而走火之间），《查波罗什人复信土耳其苏丹》（画于47岁，虽然看过三百次复制品，逐一核对原作中那些狂笑的脸，我还是独自傻笑了）……当然，还有卓越的肖像：喜滋滋的胖夫人，神色迷狂的音乐家格拉祖诺夫与鲁宾斯坦，还有，穿着农民衬衫，赤着脚，老实地站在树林里的托尔斯泰：瞧啊，虽然不止一次给列宾摆姿势，可我看出托尔斯泰心里多么喜欢自己，藏在浓密的寿眉和大胡子里，他沉静地为自己惊讶着。在他临死前一年的肖像中，这自我意识完全消失了，列宾捕捉了老人顽强的茫然。

圣彼得堡滴血大教堂。被教堂遮没的背后，就是俄罗斯美术馆。列宾和苏里柯夫的另一半重要作品藏在那里。

苏里柯夫《叶尔马征服西伯利亚》（局部）。（任超 摄）

苏里柯夫。俄罗斯巨兽。莫斯科收藏了他早年三幅悲剧性创作，在这里，彼得堡，他的四大巨制件件猛烈而雄强：画完《女贵族莫洛卓娃》，画家中年丧妻，废然停笔近两年。在苏维埃那部传记电影《苏里柯夫》中，是列宾，悄然寄他一包颜料，他于是站起来，向调色板挤出油彩——《攻克雪城》闪耀着《女贵族莫洛卓娃》浓郁璀璨的蓝，画面换成北方民族的冬季狂欢，原作终于使我看清了那位猛汉纵马一击的瞬间，周围纠结呼喊的农民画得多么生猛而好看。《苏沃洛夫越过阿尔卑斯山》，热情豪迈的爱国主义：精瘦的老将领和官兵们如游戏般集体哗笑着，迈着致命而滑稽的步伐，涌向雪崖的深渊。尺寸最大的《叶尔马征服西伯利亚》包围在过于宽阔的镜框中，以至镜框下端支着木架，以防倾倒：临刑的近卫军原型再次出现了，一个个吹胡子瞪眼，但不再是忿然赴死的神情，而是凶狠的射击姿势，右侧那一大片倾倒溃败的东方人同样瞋目瞪眼，直视着密集射来的子弹——这是一幅疯狂的沙文主义作品，在俄罗斯也不宜宣传，苏里柯夫凭借帝国崛起的强势，想象历史战役，在前现代争战中，人类就是如此你死我活，面对面——《斯金卡·拉辛》，苏里柯夫最后一件大作，木船中央的强盗头子托腮倚靠着，蓝眼珠几乎瞪出眼眶，身后是齐心划船的随从，身前的几位匪徒要么醉倒，要么弹琴唱歌：宽阔水波闪着北国的冷蓝，美丽而不祥。这是又一件画布上的文学作品，苏里柯夫喜欢用典。画中的蓝眼拉辛正在盛怒的余波中：他的妻子刚被他扔进河里，众人于是默默划船。

列宾是个好人，在善与美之间无可奈何：瞧见美丽的意大利绘画，他衷心叹道，艺术就该服从艺术；在一件描绘俄罗斯穷村姑的三流作品前，他看了又看，哭起来，说是最好的艺术，描绘人性。苏里柯夫的善良则如野兽般怔忪醒豁，与眼泪和智力绝缘，所有令西方人害怕的俄罗斯性格在他画中犹如地火熔浆。早年，他毅然同情的角色全是历史的反派：近卫军谋反事败乃因对抗彼得大帝的改革；莫洛卓娃是宗教改革的著名死敌；缅希科夫被贬则是美妻为帝王霸占，兼以小人谗言，于是落难。中年，在后期作品中，他欢欣草民的生命之力，颂赞帝师的远征，为古昔霸业而激狂，最后，被大盗的盛怒惊动了——他一出手即震撼俄国画坛，没人指他为当时的“历史反革命”张目；他以同等的热情描绘祖国的名将和江洋大盗，亦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在高的意义上，理所固然。终其生，他佩服顽强不屈的人，这剧烈的佩服之情贯穿他的初期与后期，往来于悲剧和喜剧的两端。

西化的逻辑终究是自由的逻辑，当英法式的自由观遭遇俄罗斯灵魂与脾气，于是有俄罗斯文学、绘画和音乐。我不佩服所谓俄罗斯文艺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世纪饶舌。从别林斯基、赫尔岑到托尔斯泰，他们对世道人心喋喋诅咒，只因性格与脾气，他们呼吸着十九世纪的自由空气，是一群当道歌哭，喜怒有术的人；十二月党人和民意党接二连三的书生谋反，也仍是俄罗斯性格遭遇了十九世纪。十九世纪的法国绘画出离政治与文学，与同期俄罗斯绘画的闯入文学与政治，出于同样的自由。

没有比文艺更为诚实的脉息，可资诊断那段长长的黄金岁月：当莱蒙托夫疯狂攻击害死普希金的黑暗年代，克雷洛夫正在画牧歌般的俄罗斯清晨；当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痛说祖国与人民的骄傲，同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阴沉的《死屋手记》；列宾在纤夫的苦脸上证实了自己的善良，凭这善良，他还画了无数上流社会的雅人与富人；十九世纪末，《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语无伦次而凿凿有据，断言沙俄帝国无可救药，而从小由列宾带大的天才画家谢洛夫一幅接一幅画着看上去善心单纯的贵妇人、抱着小犬的少年公爵，裸体的名媛，还有雄赳赳的帝国军官，这些画如今就挂在列宾馆托尔斯泰肖像的隔壁房间——临近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就在托尔斯泰痛骂帝俄的当口，沙俄政府兴建了这座宏大的“俄罗斯美术馆”。不久，1902年，列宾不知为了什么高兴的缘故，画出一生中最庞大的画面《国务会议》，沙皇尼古拉，包括所有托尔斯泰痛恨的大臣在画中围坐开会，悬挂《国务会议》的墙面四周是每位大臣的油画草图，二十几位高官甘愿穿起全套行头，斜挎绶带，为画家作模特，听任列宾画出各人的昏聩和老态——其时列宾六十开外，技巧娴熟到飞扬跋扈的地步——那是他对政府的批判么？当1917年帝国崩溃，皇帝被枪毙，这位老实人，托尔斯泰的近于仆人般的老友，选择流亡，忠于朝廷，如宋末明末的耿耿遗民。

上图：苏里柯夫《斯金卡·拉辛》局部。

下图：苏里柯夫《攻克雪城》局部。

上图：我不记得这幅田园作品的作者名字，在逐渐转向俄罗斯本土作风的绘画中，有许多朴素的乡村图景。下左右图（任超 摄）：列宾为《国务会议》描绘的草图。至少20位沙俄大臣在国务会议现场为画家摆姿势，我不能想象一位画家被允许扛着一大摊画具进入国家最高会议场所，但是列宾这批肖像画显然就是在现场完成。

有谁愿意翻译？迄今我不知道苏里柯夫的生平——三十二年前投考中央美院，我被告知必须交付论文，竟写了长长的《论苏里柯夫》。写了些什么呢？那时未敢梦想见到他的真迹，除了几份印刷品，对他一无所知——这位俄国的憨人似乎完全置身同代的争论之外，笨拙而狂热，描绘一个又一个怒目圆睁的死刑犯、流放犯、被贬黜的人。他可曾提及俄国文学么？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从未说起他？在十九世纪，这群家伙和西欧所有艺术家一样，全是单干户，既不归属作协、美协，更不曾受封“人民艺术家”。据说苏里柯夫全是自己出钱，走访实地，雇请模特，买回各种古俄罗斯服装，一步步凑成他的大画。特列季亚科夫先生以不多的款项买了去，他不高兴，然而继续画，就像那位扔了妻子而气呼呼的拉辛。

列宾《伏尔加纤夫》局部。如果我在16岁被领到这幅画面前，肯定当场昏倒。

《国务会议》局部。画面尽头右起第二位就是尼古拉二世。几年后，他全家被布尔什维克枪毙。

苏里柯夫晚年最后的大作《叶尔马征服西伯利亚》。（任超 摄）

将近百年，这帮俄国佬怎样地辩论、争吵、亲吻、写信、绝交、要好，终于，泪流满面了——流亡巴黎的赫尔岑与同乡们热烈拥抱后，挂着泪痕，忽然问：那么，今晚有牡蛎吗——我大约记得托尔斯泰与小他十五岁的列宾的对话，话题是为那幅《库尔斯克省的祈祷行列》。如以赛亚准确的形容，托尔斯泰，这位想当刺猬的老狐狸，疑惑而严厉地问道：你究竟什么意思？是谴责这些教徒的愚昧，还是欣赏他们？列宾，笑眯眯地答道：

不，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

多好的回答！多么正确！托尔斯泰最妙的段落（这些段落简直数不清）亦如列宾所言：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结果托尔斯泰怎样描述这次对话呢，他写道：我不明白这位画家的回答，可是他脸上的表情分明是对我的愚蠢表示怜悯。

* * * * *

那时节，黑麦通通结了穗，虽然那穗还没有长满，轻飘飘的，一片浅绿色的麦浪在风中波动；那时节，早种的荞麦已经发芽，盖没了地面；那时节，堆积在田里的干粪堆在日落时发散出和绣线菊混合的气味；在低地河边的草原像一片大海似的伸展着，等待着镰刀……丰收在望，明朗的，炎热的夏日和短促的，多露的夜，一同到来了。

自彼得堡返回莫斯科的夜车，大约九点始发。听着隆隆车轮声，趁了迟迟向晚的北国夕照，我在车厢连接处呆看铁路两边的林野，直看到暮色昏沉。这次不能去俄罗斯乡村了，窗外春夏之交的农田正当以上托尔斯泰描述的时节。快速掠过的树丛间隙，村落、牧场、庄稼、草垛……比列维坦风景画更忧郁，更壮阔——在俄罗斯美术馆幸运遭遇列维坦回顾展，要不是苏里柯夫的震慑，关于他应该专写一篇——城里人告诉我，今日俄罗斯乡村为变革所遗弃，农民仍然贫困。一百多年前，为农民的穷苦所煎熬，老托尔斯泰几乎疯了。可是每写到乡巴佬，除了取之不竭的妇人之仁，他所沉溺的快感其实是在文学：

“你们过得好不好？”聂赫留朵夫说。“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呀！我们的生活糟透了，”健谈的老人仿佛感到愉快似的拖长声音说……“那你们吃什么？”“吃什么？我们的吃食好得很。头一道菜是面包加克瓦斯，第二道菜是克瓦斯加面包，”老太婆笑着说，露出蛀掉一半的牙齿……那个瘦女人，手里毫不费力地抱着面无血色、头上戴着用碎布缝成的小圆帽的娃娃。娃娃的显得苍老的小脸上老是露出一副古怪的笑容，不住地活动着他那使劲弯着的大拇指……“你过得怎么样？”他问。“我过得怎么样？我在要饭哟。”阿尼霞说着，哭起来。那个面容苍老的娃娃满脸笑容，扭动着他那像蚯蚓般的瘦腿。

在我落户的山村，我也会听见声调愉快而拖长的诉苦，看见扭曲的拇指和蚯蚓般的腿。草屋里，我们的头一道菜是米饭加辣椒，第二道菜是辣椒加米饭，饭后，我有托尔斯泰。后天我要去到雅斯纳亚·波里亚那，我猜，是那里的田野哺育了托尔斯泰的慈悲与健康：

农妇们把耙掮在肩上，花枝招展，高声喧笑着，跟在大车后面走。一个粗野的，未经训练的女声蓦地唱起歌来，独自唱完了一支歌，随即五十个不同的健康有力的声音，有的粗犷，有的尖细，又从头合唱起这支歌。妇人们唱着歌开始走近列文了，他感到好像一片乌云欢声雷动地临近了。乌云逼近了，笼罩他，而他躺着的草堆，以及近旁的草堆、大车、整个草场和辽远的田野，一切都好像震撼着，合着那狂野的快乐的歌声的节拍，歌声里掺杂着呼喊、口哨和拍掌。

* * * * *

从莫斯科到图拉省设有前往托尔斯泰故居的专列，每周末运行两趟，车中放映当年托尔斯泰的纪录影片。排队四小时，居然买不到票，只得雇车前往了。是日天气大好，逾两小时，过图拉市。大广场站着列宁石像，石像对着三座古老的东正教教堂，昔年城堡墙下的园圃竖着小小的马克思雕像。全城景象凋敝，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东北的市镇。沙俄时代这里即是兵工重地，卫国战争期间屡遭轰炸。出城，又是广袤的绿野，行不及半小时，雅斯纳亚·波里亚那到了，时在上午九点。庄园尚未开放，公路右侧的入口竖着两座旧门楼，路左是一小村，带回廊的木屋、铁皮屋顶的仓房、荒草中被弃置的老式拖拉机，我看见苏维埃公社的遗风了。村庄深处，雄鸡啼叫，艳阳照着空旷的公路，四外鸟雀啁啾，初夏的温热的草木，清香扑鼻——这里完全是乡下，当年托尔斯泰一家人从这条大道坐马车去莫斯科，要走多久啊。

上下图：图拉市广场北端的东正教教堂。

中图：广场南端的前苏联政府大楼和列宁雕像。

隔着大路，托尔斯泰庄园对过的乡村农舍。

庄园入口的长栏杆抬起了，朝里一望，委实吃惊，如果不被公路隔开，放眼展望，托尔斯泰庄园的每一方位伸向大地边际：正前方长长的林荫道，右侧密林，左侧大湖，远岸漫坡散布的田舍，都望不到尽头，唯在蔚蓝天幕下有层次地展开初夏的苍翠——在欧美走访过几座私人庄园或带田庄的旧时贵族宅邸，大归大，多少有目力所及的范围。 眼下，仅一望雅斯纳亚·波里亚那的托尔斯泰私产，他在我心中豁然变了一个人，不再是文学家，而是大地主，他一辈子的优越与苦恼，此刻被这万物滋长的土地，大规模证实了。

沿着林荫道由南向北走，道旁高高的白桦树顶须得仰面才能望见。战时德军占领托尔斯泰家，砍伐树木，取暖过冬。郭沫若《苏联纪行》写道：1945年夏，西线战事尚酣，斯大林电令在收复的雅斯纳亚·波里亚那主道两侧立即栽种白桦。那么，这一路高及苍穹的美树即是六十五年前的功德了。在被目光渐渐缩小的林荫尽头，犹如穿过碧绿的小洞，远远闪烁着那幢白房子，从入口走去总有一里路模样吧。途经花房，荒芜了，周围结着未熟透的番茄，稍一止步，飞蝇嗡嗡，林中到处凝着呛人的树叶的芬芳。故居围满访客，交涉良久，不识俄语，很久我们才明白必须分批进入，先被放行的一群俄国青年已在背阴的门廊下从筐子里取橡胶鞋包裹脚面。

这故居外观朴素，朴素到无可描述。我先已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1996年托尔斯泰专刊中看见过这幢白房子，格外记得那枚在露台上拍摄的照片：铺着白布的桌上放满托尔斯泰的早餐：面包、香肠、蜜罐、汤、咖啡、水果……他吃得真多啊。从隔窗外看那十余平米的露台，年久失修，木地板搁着几张躺椅，此外空无一物，唯见稀疏的藤叶攀缘窗框：所有故居都被主人遗弃了。那时的俄国人不作兴开什么研讨会，这露台，曾经目击盛世的文学。列宾对托尔斯泰的愚蠢表示怜悯，就在这里么？高尔基惊异地发现，从托尔斯泰嘴里常听他清清楚楚说出再地道不过的乡言村语，尤其是雅人们羞于启齿的粗野脏话。

通往托尔斯泰故居的湖边支路。

本页自上而下：1.雅斯纳亚·波里亚那的湖面。2.庄园开门后，游客涌入。3.来访者沿着白桦树林荫道走向故居。4.然后坐在大树下，等待分批进入——围着白栏杆的露台，曾经坐着契诃夫、高尔基，还有其他19世纪俄罗斯作家。

更密集的树林在故居背后围拢而展开了。老天！从未见过这么多双人合抱的巨树，最低的枝杈高达六七米，我像置身由树顶笼罩的苍穹。等在庞大的浓荫中，林中小径持续有人返回，说是穿过林子那一端，即是主人的墓。造访计划总会临时更改，原先设想从故居出来后寻访主人的草墓，现在既是等着，俄人行事又那样的慢而认真，看来只得提前了——也在那期杂志的图片中，我预先看见了托尔斯泰的坟。没有墓碑、台座，没有任何装饰，只一垅狭长的草泥，隐在林下。还有比这更朴素而谦逊的一座坟么？更早的时候读过关于落葬地点的传说，记不确了，似乎是主人幼年听长辈说起林中的绿棍子，日后嘱咐家人，死后葬在那里。

穿过树林多么快乐，希什金画中的参天巨树绝非虚张声势。俄国的树为什么这般高大，仿佛深谙长篇文学：树身枝干的矗立与伸张，提纲挈领，随即纵意舒展，从容蔓延，旁支斜出而纵横交集，铺开来，高上去，居然起承转合了。有一回高尔基来访，看见主人默默仰视风中摇撼的大树，不敢惊动，良久，老人自言自语：多大的力量啊！今日大晴，高树微风，初夏的绿叶绿到那般铺张浪费，我怀疑眼目因这漫天的翠叶而染成绿色了。林子外是一宽阔的村道，行不远，道旁小径口竖一铁牌，标有指向墓地的英文说明。折入小径，一片低矮的树林，绿叶拂面，树影细碎，周围僻静下来。那坟不远了么？不知是在当时还是此刻，我信步走着，念及托尔斯泰描述将死之人的片段了：

中午，一位走在林荫道中的故居管理员。

上图：托尔斯泰故居附近的一座小楼。

中图：进入这条小路，就离草坟不远了。

下图：在小路入口，是托尔斯泰坟墓的俄英语告示牌。

“我恐怕要去了，”尼古拉困难地，但非常清楚地说，好像要把话从自己胸中挤出来一样。他没有抬起头来，只是把眼睛向上望……“我要去了，”他又说。

踩着沙石路，两旁密匝匝枝条幼嫩的小树，我想不出那坟在林中什么方位。有位父亲推着童车中的小孩迎面走来，满身绿荫，接着是几位高中生，绿着紫白的脸，个个生着雀斑。他们不像本地人，显然看过墓地而折返了，他们都读过托尔斯泰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列文说，只是为了找点话说罢了。“因为我要去了，”他重复说，好像他很喜欢这句话似的。“完了。”

玛利亚·尼珂拉叶夫纳走上前去。“你还是躺下来好，那样你就会舒服些，”她说。

“我马上就会躺下的，”他低低地说，“死了！”他嘲笑地，愤怒地说。“哦，你们要高兴地话，扶我躺下去也好。”

走出低矮的林子，小径继续向前，森然高举的菩提、白桦、橡树，不再那么粗大茂密，天色透亮了。我像在村野间愉快迷失的人，一时忘了这里是雅斯纳亚·波里亚那。

牧师读完了祈祷文，把十字架在冰冷的前额上放了一下，随后慢慢地把它包在圣带里，静默地又站了两分钟之后，触了触那变冷的巨大的没有血色的手。

图像与现场总归两样的，现场没有预告，没有构图，全是树，中间一条路。我走着，沿路环顾，目光闪过路右几乎走过的一小块草坪，止步定睛：青草中停着那座坟。

“他去了，”牧师说着，想要走开去；但是突然死人的仿佛黏在一起的髭须微微在动，寂静中可以清晰地听到从他胸膛深处发出的尖锐而清楚的声音：

“还没有……快啦。”

不该提前看见那幅图片。记忆下载了它，储存着，多年来我便认定托尔斯泰墓地是怎样的图景，现在，小草坪和周围的景致，完全不同。我轻微懊恼了，随即宽慰自己：为什么非要一样呢。目光开始调整满目绿树，指向那座低矮的草坟。从地面高出尺余，墓体周边大约两尺见方的泥地被仔细铲平，踩硬，使周围的青草与坟墓隔开，青草蔓延到沙路，呈半圆形，边缘是今春新摘的细树枝，一弯一弯，连成栅栏，如乡村贫户的菜地边界。站定低矮的栅栏边，我迟疑着，不知该不该跨入草地，走近长方形土墩。

走得热了。林中蚊蝇环绕飞舞。不多时，头皮脚踝被叮得痒起来。两三米远的那方土墩——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坟墓——周身裹着隔年的柏树叶，每一簇柏叶长短均等，稍稍交叠，紧挨着，顺着坟的四边有顺序地排列、转折、包拢，远看过去，草坟通体毛茸茸的，间着柏叶的杂色：浅褐、枯黄，或微微带霜似的灰青，严严实实的叶缝中，藏着枯萎干瘪的柏籽和小白花。如在贝多芬舒伯特墓前，我心里怎样也难搜索什么念头，只是如愿以偿，快意地发呆，同时挠着被叮咬的痒处，掏出本子和铅笔，仿佛履行一件总得做做的事，画那密林中的草坟。

林中传来成群孩子的清脆俄语。不久，十几位男女中学生蹿进草坪，走动拍照，托尔斯泰一声不响，躺着，由他们玩耍。我挠着痒，继续勾画，待孩子们呼啸而去，停了笔，也就跨入草坪，绕着土墩走走停停。伸手摁了摁包裹坟头的柏叶，非常结实，不可移动，不知由什么法子固定着，想是有本地农夫仔细操弄的。这是一座生态的坟，冬日为白雪覆盖，春夏青草怒长，会淹没它，暴雨时，想必草泥狼藉，它须得四季照料。通常的墓，人平行注视竖立的碑面，这草坟低矮，仅高出脚面。我俯看着，不确定托尔斯泰的头部是在哪一端，选了偏向林子的那头，蹲下身去，再摁了摁柏叶层，自以为抚摸了托尔斯泰的脑袋，掌心布满柔软而刺戳的叶针。喂，托尔斯泰，我从小读你的书，这些日子又在读呢……百年来墓地周围的植被与地形应有变化，当年葬礼，上万人浩浩荡荡跟来，想是途经我走过的小径，落葬的一刻，众人下跪。那时托尔斯泰已是高度危险的人物，队列中有骑马监视的沙皇宪兵。

“跪下！”有人厉声喝道。宪兵们于是下马屈膝。

那天在圣彼得堡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侧——多么凄凉优美的修道院——我拜访了季赫温墓园：陀思妥耶夫斯基、柴可夫斯基、穆索尔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格拉祖诺夫、斯塔索夫、鲁宾斯坦……二十多位名人葬在那里，每一座都仿照十九世纪维也纳或巴黎的坟墓，满缀雕饰，碑面前后刻着铭文，有诗，有格言，有墓主生卒的年份。我明白了。雅斯纳亚·波里亚那的林中土墩是顶顶骄傲的一座坟。

上图：托尔斯泰的草坟。他就躲在里面吗？他的脑袋在哪一端？

上图：墓地的草坪与林荫。

中图：孩子们毫不犹豫跨入栏杆，在草坪上走动拍照。

下图：我。

故居内景之一

正午时分终于进了主人的故居，挤在各国访客中，心里是才离开的那座草坟。先看故居，再看坟，感想会不同么？站在坟前时，空无一念，此刻略微神不守舍了——这里是主人在莫斯科故居的放大版：更大的钢琴，更长的沙发，更多的油画，更豪华的地毯与帷幔，更敞亮的窗台，每个阔窗台停着陶罐，展开正巧合适的乡村鲜花，每间屋子总有几尊主人的大小塑像。长长的餐桌周围曾经坐着屠格涅夫、契诃夫、列宾、高尔基……当年罗曼·罗兰、甘地、张庆桐与辜鸿铭写给他的信，不知存在这里还是莫斯科的托尔斯泰博物馆。从门廊过道到楼上楼下，随处排着书架，塞满书，我能辨读的只一册老子《道德经》。那么多旧书百年不曾取阅，已是文物，不是书了。

我的汉译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此刻正搁在莫斯科旅舍的枕边，每天读，累累折痕。听不懂讲解，不知《战争与和平》及《安娜·卡列尼娜》写在哪间房间，哪个桌案。靠里一小间，顶梁木倾斜，窗户小，像是阁楼，人群停了很久，聆听讲说。列宾有一幅神采奕奕的素描，穿着农民衬衫的托尔斯泰曲腿盘坐，一脸胡子埋头写，那画中的小房，正像这一间。想起莫斯科托尔斯泰故居二楼朝里那间房，家里儿女成群，他总要躲在背静的角落里写。

雅斯纳亚·波里亚那。广袤丰饶的雅斯纳亚·波里亚那是会诞生托尔斯泰的文学，这里的每棵大树，有如长篇小说。如托尔斯泰那样的长篇，倾注巨大的人格，人格在内里，发为文学，还须空间。福克纳说，给我纸与铅笔，我就能写。是的，能写。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地主，不是伯爵，隐在公寓里暗暗地写；契诃夫是个医生，他说给他一个烟盒，即成短篇，但他没有田产与庄园。遥想青年托尔斯泰婚后，在这里，在面向绿林的露台每天吃饱早饭，开写奥斯特里茨的辽阔战场，指点亚历山大与拿破仑致书通问，又如何堂皇地翻脸，而安德烈停在窗沿，无意听见楼上的少女深宵倾谈。托尔斯泰笔下的几位贵族无不与四乡农民德怨夹缠，想来取材于他在雅斯纳亚·波里亚纳一带乡村改革的奢侈实验。他决定自杀，日记里说是清晨望见朝露，又弃了死念。晚年为生民疾苦折磨自己，却留着骑马的积习，他实在有得是土地，动辄纵马，绕一大圈。列宾画他在自家的田亩耕作，那扶犁的姿势，又生疏，又享受，他还亲自做鞋。如曹雪芹对植物器品百科全书般的精熟，托尔斯泰数落庄稼与农事，如叙家常。草根流浪汉高尔基喜用缀满形容词的长句，托尔斯泰笑他，流浪汉问他该怎么写，他说，譬如，“下雨了。”多么简单，一个大地主的语言。他真是一位勤恳其事的地主，可是俄罗斯多少地主，唯托尔斯泰没有辜负雅斯纳亚·波里亚纳的雨露。

他也没有辜负十九世纪。唯十九世纪，所谓“世界”有可能在这林中宅邸相汇聚，进入文学——此前的世代，林中地主只是地主，此后二十世纪，直到我们的时代，持续发达的讯息分割一切，支离世界：如今，单个的人，轻易飞越列国，然而再难出现托尔斯泰般俯瞰观照的大世界——在托尔斯泰的时代，至少，以他全息的感知与巨大能量，世界是均衡的，可把握的。知识与经验、内心与外界、阅读与闲暇，总之，在人与行动的尺度之间，十九世纪诚然是长篇小说的时代。

故居内景

雅斯纳亚·波里亚那庄园。

上图：列宾画托尔斯泰扶犁耕地，是这块土田吗？

中图：《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公爵就坐在这样的窗台前发呆。

下图：马厩。

而十九世纪遭遇这位大地主，以无可估量的代价，成全他：他的精神——俄罗斯人喜欢说是灵魂——贪得无厌。有位美国俄裔老太太口出警句，她说，做一位白人要去十九世纪的殖民地，做一位贵族，要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前一句，殖民地人民理应愤慨，后一句，西欧的白人听了，不免怏然。法国大革命之后，民主抬头，贵族崩解——当法国革命过了半个多世纪，俄罗斯贵族文化始告成熟。1847年，十九岁的托尔斯泰继承了雅斯纳亚·波里亚纳的田产，农奴制的废除要到1861年。这位青年伯爵高卧沙发读着催生革命的书——卢梭、伏尔泰、斯宾塞、孟德斯鸠——同时，有如先秦的封侯，拥有大片领地和数百农奴。终其生，他的苦恼与优渥同等奢侈，雅斯纳亚·波里亚那是一份活的证明：伟大的良心和长篇并非与财产无关。

出故居，漫步巡看大道西侧的仆役下房，南面的马厩……苏维埃集体农庄时期，这田地与庄园怎样经营呢？雅斯纳亚·波里亚那的正式名称是托尔斯泰国家博物馆，解体前后恐怕都归政府养着，苏联换了新俄，照样礼敬文学。沿林荫路回到出口，几辆长形房车依次开来，掖起婚纱的新娘一下车就和小伙子们做出迪斯科舞姿，据说这里早已是新人举办婚礼的上佳地点，年轻人嬉闹一阵，没入浓荫，走向林中故居：一百年前，托尔斯泰从这里逃走了。

那是十一月份的寒夜。由故居摸黑走去大路边，得走很久啊，他居然记得折返家门口取那遗忘的帽子，也如写小说般，在日记中记下取帽这一笔。故居小卖部出售一册连环画，描绘八十三岁的托尔斯泰从出走到死亡的十天：他裹着别人的毛毯，如走丢的老人被领进车站警局，缩在陌生墙角的长椅上，像个真的流浪汉。被迎回故居时他已是尸体，不晓得停在今天到过的哪间房间。“还没有，快啦”，这是尼古拉的临终遗言——这才是文学啊，这才是文学——托尔斯泰在火车车厢里最后的话，倘若没记错，是他对周围发脾气，说，世上很多人在受苦，你们却在这里照料一个叫托尔斯泰的人。这遗言的另一版本，是他谵妄中的喃喃自语：农民是怎样死的呢？

他最后羁留的阿斯塔波沃车站站台有一枚老座钟，百年过去，迄今将指针停在托尔斯泰逝世的钟点。

暮年托尔斯泰。这老头心里正在想：从家里逃走吧。

一位参加舞会的莫斯科男孩在托尔斯泰博物馆前厅踏步玩耍（任超 摄）

上图：等候起舞。

中图：舞师迈出舞步。

下图：双人舞即将开始。（任超 摄）

雅斯纳亚·波里亚那——记文学的俄罗斯（尾声）

德米特里耶维奇……

安娜·芭芙洛斯卡雅……

伊凡·彼得洛夫斯基……

一位头戴白色假发、腿肚肥壮的老人，身穿十九世纪宫廷服装，站在门口高声唱名。十几位八九岁男孩女孩等在门廊，先后应声，手牵手，步入小厅堂：男孩穿着排扣密集的近卫军上衣，女孩拖着旧俄小姐的长纱裙。厅堂中央站着两位同样是旧俄装扮的太太，含笑颔首，每一对孩子上前屈膝行礼，然后撒手站开，排成两排。沿墙坐满了家长，墙上有托尔斯泰画像。如电影中的皇家舞会，圆舞曲奏响了，一位古装舞师引领着孩子们，转圈、穿插、归拢、再转圈，时而群舞，时而单舞。之后，两位女孩一位男孩站到被让出的空间，涨红了脸，口齿不清地开始朗诵简单的对白：

不，索尼娅！

不，娜塔莎！

那天离开托尔斯泰故居，走不多远，便是这座托尔斯泰博物馆，适巧撞见这群孩子和家长。他们被安排在馆厅玩一场小舞会，郑重其事，如成人礼，以上对白，摘自《战争与和平》首卷罗斯托夫家的一段描写：我眼瞧新俄的孩子们通身古装，跨越苏维埃父祖，与旧俄和解了。

那天的伴奏音乐是柴可夫斯基一首著名圆舞曲。我没有读到过比托尔斯泰更好的贵族舞会的描述。现在，电影可能取代了舞会的描述。《俄罗斯方舟》结尾的那场皇家舞会，拍得多好啊。（任超 摄）

雅斯纳亚·波里亚那，旧俄的存证；莫斯科，满目苏维埃；彼得堡完好如昔，街上走着苏联人。停留期间，碰上圣彼得堡建城307年庆典，涅瓦大街浩浩荡荡大游行。击鼓的女孩忽然同时向空中扔出棍子，一把接住，继续前进，每一方阵的尾端跟着老百姓，拖儿带女，笑逐颜开：总算不再是政党组织的大游行了，冬宫广场上，几台摇滚乐队震天价响，台下人民拱出几个圈，胖大嫂、瘦老头、俊小伙子俏姑娘，接二连三蹿入其间，晃头顿脚，忘乎所以——我曾在北京的酒吧几番被年轻人怂恿拉扯着，羞于跨出一小步，好似捂着没人在乎的贞操，那天，在冬宫广场，迟疑片刻，忽然我跳河自杀般跃入欢腾舞蹈的人群，管自浑身抽搐了。一位面容善良的大姐随即闪过来陪我蹦跳，在音响轰鸣中用英语大声问道：你是契丹？

俄罗斯。临到清理此行的感受，处处滞碍。西欧是连绵的整体，每到一国，历史有问必答。来到原以为熟识的俄罗斯，除了核对记忆中的文学，我对这广袤的国家，其实陌生。封闭年代读托尔斯泰、看苏里柯夫，只当是“外国文艺”，与法、意、英、德闪烁混同；到中年，在美国，我才分明读出托尔斯泰书中那个遥远的西方——不论在普希金故居还是阿赫玛托娃的喷泉屋，在冬宫博物馆抑或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在旧俄时代还是苏维埃，俄国佬从未忘记，并以种种相悖的方式，在乎西方。苏俄不是西方，一如我们学了一场苏联，还是中国：这是我此行的确认。

但是漫长的西化毕竟改变了中俄，谈论这持续的改变，很有趣，然而很难。从彼得大帝到尼古拉二世，俄国人聚焦两百多年的想象，是欧洲；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这想象被长期阻滞，1990年，再度复活；中国人，自清末到1949年，也曾分享英美与欧洲的影响，1949年到七十年代末，苏联遂成为我辈几乎唯一能够想象的“外国”。到了八十年代，中国人的世纪妄想重新迎向欧美，不久，苏联消失了。苏联消失，在后冷战的世界框架中认知俄国，成为可能。

上图：圣彼得堡建城纪念日，冬宫广场竖起许多柱软体人形雕塑。

中图：涅瓦大街上的女子鼓手。

下图：军乐队方阵，每一方阵后跟着老百姓。（任超 摄）

建城纪念日当夜，圣彼得堡到处是欢舞找乐的市民。北国的五月黄昏，当天边出现这样的霞光，已经夜里快要十点钟了。（任超 摄）

回看1949年，不能想象中断与西方的呼应后，中国人的心目中，没有一个苏联——问题理应一反：没有苏联，不会有中国的1949年——主义和政体的移植，是显在的一面，旧俄文艺的影响，是潜在的一面：即便那文艺带着俄罗斯性格的激狂，即便中俄的西化布满深刻的错位，苏联之于中国，仍是封锁年代的间接西化，如光照，如远峰，经由旧俄文学，几代中国人这才不至于熄灭朝向西方的想象：当年另有更切实的方位足以取代这想象吗？今天，我们有什么更聪明的理由，看轻旧俄文艺？它来自苏联，并以旧俄文艺的能量，在人性与良知的层面，疏离，并抵御苏联。

问题回到西化。

不论俄罗斯西化多么主动、长久、深化，中途阻隔着七十多年的苏联政权；不论中国的西化多么被动、短暂、浅表，其间一度投靠苏联——过去百年，中苏关系的精神层面很难回避旧俄文学。这份文学的效应，在十九世纪的沙俄文人，是追求欧洲所定义的人权与自由，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人，是响应苏俄模式的暴力革命。无论叫做自由还是革命，这报应，在中俄几代文人中形成不同的版本：在俄罗斯，十九世纪的伟大名单几乎是一整个桀骜不驯，乃至舍身谋反的集团。在中国，民国的众多牺牲者曾经是俄国革命的仿效版，此后，大多数的归顺而沉默固然受制于仿苏制度，犹触及中俄两国深在的历史差异与文化层面。

俄罗斯，气血方刚，年轻的帝国，几代作家既是帝制的反派，又是俄罗斯文化的缔造者；老熟而世故的中国，精于苟且，伺机应变，临到鸦片战争和甲午战败，不为强国，不为西化，会有近百年与苏俄强权的联盟么？今天的中国人，既不清楚，也很难理解：李鸿章眼里恃强凌弱的沙俄，孙中山联俄联共的一时谋略，实在是清末民初无可奈何的历史记忆——革命前，张庆桐辜鸿铭与托尔斯泰的神交，实属两国西化与反西化进程的遥相梦呓；革命成功后，苏维埃文化席卷中国，则是共产国际政治蓝图强行实施的远东版——唐德刚先生写道，昔年八国联军最为凶暴者，是俄国佬。这凶暴，我辈不得亲见。但在塔可夫斯基一部黑白电影中，穿插着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一段纪录片影像：黑龙江北端的苏联红军排列成行，举着长长的木棍，一而再，再而三，将一船船奋力对峙的中国渔民推进江水，场面野蛮而傲慢。那是我狂热阅读俄国文学的少年时代，同期，中苏公然决裂。

回到文学。

中俄西化的正题、反题，仅是历史学政治学的案头工作吗？近二十年，我们被告知，师从法俄系统的暴力革命，遗患累累；而俄国文学与俄国革命，又被当今的中国学者指为是俄罗斯东正教及圣愚传统的内因与后果。姑不论这推断是否确然，是否出于历史的同情，但在若干研究者那里，已获得严肃的审议。是的，为揭示文艺与极权的关系，早有一组名字时或被各国论者相对应：瓦格纳与希特勒，托尔斯泰与列宁，鲁迅与毛泽东——虽然，这对应与它试图揭示的危险，可能同样危险——然而西化之于文艺，文艺之于政事，政事之于历史的大灾祸，或许果然潜伏着种种线索，种种隐秘的答案。

年轻时哪懂得《复活》的大量段落，此行细读，托尔斯泰早就对他的时代实行暴力谋反的革命者，充满厌恶，但在监狱调查中，他不断追问自己为什么同情政治犯。青年托尔斯泰阅读所有西欧启蒙著作，服膺美国早期民主精英，但他到底活在俄国，走出他的庄园，我相信，当年的雅斯纳亚·波里亚那一带住着猪狗不如的农民，而他在自己的贵族同类中，确乎目击残暴与冷漠。倘若时地错置，才具分殊，倘若托尔斯泰不是信奉《新约》的贵族，不主张“勿以恶抗恶”，不是写出《战争与和平》的那位作者，我便由这个人的爱憎，看见了民国时代的左翼人士和共产党员。

不是吗，早期的左翼青年莫不崇拜俄罗斯文学。

虽然西欧列强曾经攻陷北京，但念及西欧的文艺天才，我不会想起中国。福楼拜、波德莱尔、兰波、马奈、毕加索……他们和祖国的关系，没有血痕。可是在百年中国的无数厮拼与祸端中，或隐或显，的确闪烁着俄罗斯文学。先前，中国的革命者相信十月革命——准确地说，是十月政变——乃是拯救中国的信号，足可兴邦，如今，若干新一代书生宣布俄罗斯文学可能是一组有毒的文献，并借此警告暴力革命的无边祸害。

事情果真是这样么？在同样的暴力背后，什么是中俄历史的真差异？同样的强国之路，什么是中国自己的资源？自清末直到今天，几代中国文人在英美宪政与法俄革命之间，再三怀抱事后的憬悟、历史的悔恨，而面对自己的历史，鲁直的俄国人断然动手，几度翻脸：彼得大帝的全盘西化，是一回，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回，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捣毁铁幕，又是一回，时在1990年。

这是文学的药性吗？这是俄罗斯性格的厉害。中国怎样呢，辩辞当然是现成的，且情有可原：何必与历史伤和气，古老帝国自有古老的疗法，一时极端，几番错乱，之后，潜行不辍的因循之道是，进进退退，此进彼退，总之，是忸怩其态地转型着，化变着，照样举国发财——俄罗斯文学，或欧美随便哪国的文学，果然在中国很重要么？倘若责备俄国文学之于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则左右中国的几代强人，哪里在乎文学。

列宁懂文学，说他隔一阵就要读读托尔斯泰描述刈草或赛马的段落，此也何以他假借文学，鼓吹革命；普京热爱文学吗，他懂得利用文学家。数年前，他走到年迈的索尔仁尼琴面前，以一国之尊，向他颁奖致敬。索尔仁尼琴，这位老党员兼政治犯，在流放中绝望于欧美资本主义现代性，比他的十九世纪前辈更其极端地主张回归东正教与基辅罗斯旧道统。这一层，他仍信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的传统，即文学的效能，不应止于文学。

论世俗层面，今日中国早经挣脱了世纪之久的苏俄影响——除了苏式的制度原型，丝毫未变——对民族的机运，中国人倒是大规模务实着、聪明着，唯于国家的真问题，巧施敷衍，强行规避，在价值层面，迄今掖着白卷——上百年前我们“以俄为师”，现在还想学、还敢学吗？此行，我目击了这个国家的新姿态与老资源：一面，再度衔接彼得大帝宏图未尽的西化，一面，朝向俄罗斯历史的深处：东正教。

钟声。那天走出红场北端的地铁站口，上到街面，猛听得头顶钟声大作。钟鸣来自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顶端，向着四外、蓝天，响彻晴空。那不是一枚巨钟的音量，总得两到三枚——也许更多——同时摇撼撞击，才会激荡如此洪亮的金属震颤。车辆、人声，莫斯科喧嚣，霎时被镇压、被消音，阳光普照的街面如画面关闭音频，什么也听不到了。

我从未领教这等猖狂的钟鸣。南北欧基督教天主教的钟声，大抵单钟、单音，均匀而缓慢，一下一下，庄严慈悲；中国与日本的寺庙钟鸣也属单钟、单音，更其深沉悠远——东正教击钟原来是这样的吗？那像是好几口钟鼎同时疯了，每口钟迸发的巨响有如看不见的金属音柱，在空中发疯似的奔窜，伴着歌唱般的旋律，但不是乐曲，而是钟与钟连串撞击次第交作的轰然节律，简单而鲁莽，精力弥漫，如快乐的疯汉趋于癫狂。

请再听听《展览会上的图画》最后乐章，穆索尔斯基直接取用了东正教堂的钟声。但其猛烈、欢欣、狂喜，尤其是，疯癫之感，远不如那天我听到的晴空巨响，如雷击，来自天界。像一头被吓坏的驴，我伫立耸听，忽然，自以为懂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穆索尔斯基、苏里柯夫何以令我害怕，还有，索尔仁尼琴何以至死怀抱他的宏愿。以我可能误读的记忆，另三位俄罗斯人物不曾强调这东正教的强音：在列宾唯一描绘东正教仪式的图画《库尔斯克省的祈祷行列》中，那群圣徒不过是北国穷乡的愚民。在柴可夫斯基的爱国篇章《1812年》结尾，不是祖国的钟声，而是礼炮轰鸣；在《复活》结尾，托尔斯泰放肆诅咒东正教礼拜仪式：

在场的人，从司祭、狱长起到玛丝洛娃止，谁也没有想起来，由司祭声嘶力竭念过无数次而且用各种稀奇古怪的字眼赞美过的耶稣本人，恰好禁止这儿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不但禁止这种毫无意义的饶舌和身为导师的司祭利用面包和酒所作的亵渎法术，而且用最明确的方式禁止某一些人把另一些人称为导师，禁止在殿堂里祈祷，叮嘱每一个人要单独祈祷。他连教堂本身也禁止修建，他说过他是来毁坏殿堂的，又说人不应该在殿堂里祈祷，而应该在精神里，在真理里祈祷。主要的是，他不但禁止按这里所做的那样审判人，监禁人，虐待人，惩办人，而且禁止对人使用任何暴力，他说过他是来释放囚徒，使他们获得自由的。

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起来，这里所做的一切事情正是最大的渎神行径，所有这些用基督的名义干出来的事情正是对基督本人的嘲弄。

钟声不管这些。它完全不理会谁是托尔斯泰，谁是俄罗斯与苏联。斯大林当政后，捣毁巨庙——临近地铁站供着教堂倾倒的历史照片——到了叶利钦时代，教堂迅速重建，巍然矗立，钟声大作。何其兴高采烈的巨响啊！我从未领教这等猖狂的钟鸣。它当下敲乱了我对苏俄的数十年想象，但在悚然谛听的片刻，我自以为感到了俄罗斯魂魄：那个真正的，我所不了解的俄罗斯。

2012年6月—2013年10月写在北京、纽约

左上中下图：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列宾。右上中下图：陀思妥耶夫斯基、穆索尔斯基、苏里柯夫。右页：面对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铜像。1812年底，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下令起建这座全世界最高的东正教教堂，纪念反拿破仑战争和死难的俄罗斯人民。十月革命后，教堂关闭，1931年苏共为建造苏维埃宫，将教堂主建筑炸毁，此后数十年，因缺乏资金和二次大战，苏维埃宫未能建成，赫鲁晓夫时期改为公共游泳池。苏联解体后，救世主大教堂于1990年启动重建工程，2000年8月19日竣工。（任超 摄）

侯爵歌剧院，德国第一所歌剧院，落成于1748年。图为剧院天顶。

拜罗伊特，威廉米娜公爵夫人的小宫殿门楼之一。

从布达佩斯到拜罗伊特

记李斯特诞辰二百周年

去年五月，我在俄罗斯。那天夜行车自莫斯科去到圣彼得堡，凌晨抵达，进旅舍，预备睡一觉。竖起枕头躺躺好，读了会儿随身带着的《战争与和平》：室中僻静，惬意的片刻，窗外是渐渐放亮的曙色，我居然身在彼得堡，读少年时在上海熟读的俄罗斯小说。头一册临近结尾了，在奥斯特里茨战场，手握军旗的安德烈公爵中弹栽倒：

在他头上，除了天，崇高的天，虽不明朗，然而是高不可测的、有灰云静静移动着的天，没有别的了。“多么静穆、安宁、严肃啊，完全不像我那样地跑。”

记忆深处的伟大段落。时隔多年再读，仍在字里行间伟大着。我已倦眼酸涩，读到这几句，还是被触动：“完全不像我那样地跑”！接着，我就睡着了。回国不久，欣见《三联生活周刊》的托尔斯泰逝世百年专辑，其中一篇详细铺衍帝俄扩张的史迹，大约这样地提醒着：击败拿破仑是俄罗斯首屈一指的卫国战争，可是阅读《战争与和平》的读者未必想到，安德烈公爵倒下的奥斯特里茨战场并非俄罗斯国土，而在捷克，隶属当时的奥地利，即后来的奥匈帝国。

今年六月，我来到匈牙利和德国，邀请方与《华夏地理》杂志的意思，是为走访李斯特诞辰两百周年的活动，奥国、匈牙利，主要是德国，展开为期全年的系列纪念。凡与李斯特有染的几座小城，此行大抵到了一到。呜呼，我于这位钢琴圣人的唯一联想是安格尔那幅清淡的素描。“文革”时听过他第一钢琴协奏曲粗纹唱片，当然，听得血脉贲张……舒曼与他要好，据说不清楚李斯特是匈牙利人；莱丁，他的出生地，今也归属奥国。但他的血脉贲张，十足匈牙利。我怎知道呢？“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百年前这裴多菲的句子给鲁迅读到，也不禁血脉贲张了……不是吗，只消听听几首德奥捷克人创作的著名匈牙利舞曲，大抵气血健旺，热烈到有点吃不消。德奥两国衔接斯拉夫地区的民风实在大异于西欧南欧，对了，我还在纽约看过一部匈牙利色情电影，西南欧的同类电影可就瞠乎其后了：只见革命前的骠骑兵胡子分翘，每人抱紧一位乡村姑娘，纵马飞奔，高声呼哨，同时在马背上欢快性交。

此行之初，茫然无措：李斯特只是诱因，围绕他的人物与故事则如攀援茂盛的果树，越摘越见其多。在十九世纪音乐文化的庞大谱系中，李斯特既是时代的骄子，也被时代的热情所淹没。再详尽的音乐史只是梗概，许多真真切切的故事，藏在小城角落——我不知道除了瓦格纳的“节日剧场”，拜罗伊特另有一座建于1748年的巴洛克歌剧院，闲置逾两百年，如今连德国人也不太知道；魏玛，青年巴哈竟曾在那里酗酒，并短期坐牢；梅宁根，小小山城，当地人坚称勃拉姆斯第四交响乐首演是在这里；艾森纳赫城外山顶的中世纪城堡，1817年，五百名德国大学生在那里聚会，从此开始了德意志的民主进程；布达佩斯的李斯特故居街对过，无意间我撞见“恐怖之屋”纪念馆，亲见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囚禁并处决人犯的地牢……

我愿以此行游历的几座小城，编排篇章。如今中国任何小城的模样——镇、县城、二线三线市——实在无法联想散布全欧的小城。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德国许多小城仍是“公国”，景观如昔，险峻山势环绕着昔年的王侯、公卿、军队与庶民，故不宜称作“小城”，但与中国市镇的规模与人口相比，似也只能谓之“小城”——此行追踪李斯特，我贪婪地看，忘了音乐，这篇文字，未必李斯特。

19世纪版画，众人聆听李斯特。窗帘与帷幔，为匈牙利政府所赠，图案取自匈牙利国旗。

威廉米娜公爵夫人落葬于城内小教堂，图为教堂木雕。

一、拜罗伊特的两位女子

暮年的李斯特，独自落葬。拜罗伊特城边墓园的小石亭内是他的墓，透过墓门铁栅，伸手可及，是那平放的碑，碑面有鲜花。不远处一棵巨大的银杏树下，是瓦格纳几位儿孙的合葬墓。瓦格纳本人的墓设在他城内故居的庭院，他的夫人，是李斯特的女儿柯西玛——初嫁李斯特学生彪罗，后嫁瓦格纳——活到1930年，得寿九十三岁，与夫君合葬。

从拜罗伊特火车站站台远望，城北山坡，便是那座孤零零的拜罗伊特节日剧院，远看如隐在林中的仓库，二战末期盟军轰炸，误为酒厂，逃过一劫。如今预定一票，为期十年，因演出季唯每年的七八月，届时，拜罗伊特想必满是各国赶来的听众。此刻小城清旷无人，围拢剧院的密林正在六月晴午的碧绿大静中，远近一声接一声嘹亮的鸟鸣。剧院正门是古希腊式的赭色墙面与白石廊柱，内厅共一千九百二十五席座位，全部木质，有如中国四五十年代的剧场，陡峭的楔形空间不像欧洲其他音乐厅，不设走廊、包厢和任何装饰。此外，瓦格纳岂容轻微异响，迄今，场内不安空调。他的音乐剧最长七八小时吧，现代观众甘愿挥汗聆听《尼伯龙根的指环》或《帕西法尔》——当初，瓦格纳坚持这里只能演奏他的作品，一百多年过去，众人依从他、尊敬他的方式，是在剧场内坚持高尚的闷热。

1876年，剧院落成。瓦格纳仅得亲自指挥两场，同时四外演出，筹措完善剧院的后期资金。据说他在头一场排练的中途，负气走掉了，尼采在座，未久，写成与恩师决裂的《瓦格纳事件》。此后年年音乐节，直到战事稠密的1944年，翌年，盟军占领拜罗伊特，音乐节中止。战后五年，拜罗伊特剧场为驻军官兵上演巴黎的康康舞或好莱坞电影，1951年，经瓦格纳后人与一群赞助者的努力，恢复瓦格纳音乐节——瞧着黑黝黝座椅，我想象这里曾经坐满英法美俄的军官与大兵。

李斯特，瓦格纳的伯乐，也是瓦格纳时常开口要钱的赞助者之一，直到这位小他两岁的男子成为他的女婿。伟大的女婿日后或暗示或明说，请岳父少来拜罗伊特，以便妻子专心在侧。离剧场不远，一座被常春藤严密包裹的小楼是李斯特故居，院子里竖着小小的李斯特铜像。二楼挂着一幅美妇人圆形侧面肖像：玛丽·达古尔特，她是柯西玛的母亲，瓦格纳的岳母，李斯特的卓越情人。“卓越”二字可以形容“情人”吗？二十三岁那年，这位伯爵夫人爱上李斯特，私奔瑞士，为他生养了三个孩子，其中两位短命。有如二十世纪的弗朗索瓦丝是唯一主动离开毕加索的情人，达古尔特与李斯特生活十年，告别了他，回到原谅她的伯爵身边。

此行多有意外见闻，在拜罗伊特，我得识两位奇女子，另一位，稍后再说。

达古尔特的圆形油画肖像挂在二楼中厅，高贵的侧影。这位勇敢的情人雅好哲学，亲自撰述。在她的世纪，哲学与女性无缘，于是化名男子，出版著作。由她的影响而敦促，李斯特开始写音乐评论。分手后，她又以小说《丽内达》的化名角色叙述私奔后的十年，据说李斯特颇窘，然而无可奈何。陪同解说的旅游局女士原是本城大学教授，兼差导游，在伯爵夫人肖像前停留甚久，说及两人的结局，微有泪光，优雅克制着不可觉察的瞬间哽咽，显然对这位上世纪的女子——或者说，浪漫主义盛期的一对浪漫人——充满敬意。英语，自有许多圆润折中的句式，她不断提到“他”，没有一句是对男方的指责，却娓娓说出此前我所不知道的李斯特。

上图：拜罗伊特节日剧院正门。

中图：剧院坐席。下图：剧院前厅。

上左图：青年李斯特素描肖像。上右图：达古尔特夫人油画像。

下左图：威廉米娜铜像。下右图：腓特烈公爵雕像。

达古尔特似乎是为二十世纪的新女性提前活在十九世纪——今日新女性虽不必为情私奔，可是哪里还能遇到一位李斯特？青年李斯特神貌矜贵，比今日任何超级男星更英俊——另一位卓越的女性活在音乐盛世的十八世纪：威廉米娜 ，普鲁士公主，皇帝的姐姐，1731下嫁拜罗伊特腓特烈公爵，因这位夫人，德国歌剧，于是有福了——欧洲出现歌剧院，初于1602年的意大利，之后，法国与奥地利的歌剧院大抵建于十八世纪。德国，音乐之邦，我以为歌剧院不在话下，来到拜罗伊特，这才知道有一位威廉米娜为本城起建侯爵歌剧院，为期四年，1748年落成，是为全德境内第一座歌剧院，之后，能够想象吗，威廉米娜本人在剧院内亲自编剧、作曲，担任导演，身兼赞助者、管理者与艺术创作。

到得古朴的剧院，我开心而神旺了：外观浅灰色，法国人Joseph Saint-Pierre设计，内观极尽富丽，意大利人Giuseppe Galli Bibiena父子设计：巴黎、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圣彼得堡的歌剧院，体量庞大，俨然国家殿堂，侯爵歌剧院却是小巧玲珑，纯正巴洛克风：前厅延至二楼的扶梯全部平面木栏，以手绘纹样做成三维错觉，是意大利十七世纪巧致而谐谑的工艺把戏；剧场内部的意大利金棕色雕饰嵌入威廉米娜的建议，衬着普鲁士传统喜用的苹果绿底色，诚所谓金碧交映，贵不可言。环绕池座、包厢、廊柱、天顶，层层叠叠的雕饰与包金，如孩童的梦，闪烁旋转着，涌向舞台上方大理石缎带飞舞环绕的木雕天使群。舞台布景——以文艺复兴透视法描绘洛可可宫廷花园的纵深景观——居然是两百多年前的原版，舞台纵深二十七米，当初吸引了瓦格纳，就此起念建造了他的节日剧院。

公爵夫人逝世后，这闺阁般的歌剧院关闭了，含混的说法是：欧洲宫廷势力于法国革命后逐渐式微——莫扎特的《后宫诱逃》与《魔笛》在这儿上演，再合适不过——可是除了瓦格纳节日剧院的奠基之日（1872年5月22日，正是瓦格纳生日），大师本人曾借威廉米娜的歌剧院指挥了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此外的岁月，剧院长期空置。多么奢侈！这正宗洛可可内景顶适合拍电影，我发问：果然。1994年轰动一时的Farinelli（中译《绝代妖姬》），那位原名Broschi的十七世纪著名宫廷阉人歌手的故事，就在这里拍摄。近年，侯爵歌剧院恢复上演巴洛克歌剧，其中包括夫人亲撰的剧本。我买了她的选曲碟片，回来放听，居然中规中矩，娴雅温润，兼有母性与女童的淳良，听来不像是业余作品：在这样的剧院，写这样的曲调，正宗巴洛克。

夫人的肖像出自二流画手，但比名家手笔更为恭谨地描绘了威廉米娜的纤巧，可比做工认真的羽键琴。这幅画，如今是拜罗伊特旅游手册的首选广告。她的小小铜像竖在歌剧院对面的小公园，天天看着自己的杰作。拜罗伊特的重要建筑是这对贵族夫妻的业绩，她在城外的夏宫仿效法兰西宫廷，雕像、花房、茶亭，变换喷泉样式的小石洞，刻意修剪的绿叶长廊下放着修长的白椅；中年，夫人失宠，为自己设计了一间内室，躲在四壁精心镶嵌的破裂玻璃间，映照许多个她，意谓心碎。另一间过度设计的内室全部以清代雕饰作墙面，时当雍正乾隆年间吧，大清国给欧洲列强一船船运去瓷器珍宝，押运的使者，想必和这位挚爱艺术的夫人喝过茶。

侯爵歌剧院剧场入口与部分天顶。

一座闲置逾百年的古老歌剧院，一座候票须等十年的瓦格纳剧院，这才是完整的拜罗伊特。各国爱乐者来这里朝拜瓦格纳，可是连德国人也很少知道威廉米娜的遗赠。她与侯爵在位期间是拜罗伊特的黄金时代，她于本城音乐文脉的贡献，有如一位女身的梅迪奇。声名是被众人与岁月竞相扶持的霸道，普天下爱乐者谁不知道李斯特瓦格纳，我在拜罗伊特的意外感动，却是隐在音乐史角落的威廉米娜与达古尔特。

威廉米娜公爵夫人设在城外的宫廷花园

莫扎特模型在萨尔茨堡为店家站街，歌德模型在魏玛为店家站街。黄昏，店家收摊了，两位职工将巨大的模型收回店内。

上图：魏玛小市场旁边的门楼雕饰。

中图：李斯特纪念活动广告。

下图：这栋楼曾经住过德国画家卢卡斯·克拉纳赫。

二、魏玛，简单的发音

列车行将抵达魏玛。有位中年女列车员穿过车厢——德国多有这类慈蔼的悍妇，胸肩饱满，语音嘹亮——高声叫喊着，提醒乘客： “Weimar ! Weimar !”一句听来近乎粗鲁的德语。中文译名多么雅：“魏”而且“玛”，什么意思呢，毫无意思，可这高贵的汉字——不是发音——顺势引出歌德与席勒。歌德席勒的时代，据说魏玛人口不过六千，三百年过去，今魏玛市也才六万人，怕是不及北京一个小小的“街道”吧，这“街道”的声名之于德意志，相当于佛罗伦萨之于意大利国。

欧洲古城的规模、形制与人口，严格控制。据说近年移居魏玛的申请越来越多，但是很难获准：除了名城之名，这里有一流的城市管理与服务，包括一流大学与中小学。魏玛公国的历史，不消说了，单是古树森森的大公园，便可见歌德倡说的“世界主义”——虽他所谓的“世界”，其实是欧洲，然而在一座人口六万的小城，欧洲也实实在在体现为文化的共同体——公园入口，竟是一尊普希金铜像，步入深处，是等人大小的镀金莎士比亚铜像，斜倚着，作状沉思，周围弄些山石泉水的装置。稍远，耸立着两三截模拟罗马废墟的残垣断壁，苔痕斑斑，仿佛真迹，据说那是十九世纪风靡欧洲的景观设计，有点弄雅成俗。行到公园另一端，二战时代的小墓园葬着1945年占领魏玛时阵亡的苏军官兵：战后魏玛归属东德，一路，陪同女士兴致勃勃告诉我她怎样加入少先队，九岁那年，在电视里目击了柏林墙的倒塌。红军墓园斜对面，是巍然昂首的李斯特石雕像，右手不知给哪位家伙敲落几枚关节，仅余中指。不远，便是李斯特故居了。只见二楼窗口飘出好几页雪白的放大乐谱，由未知的材料制成，几根长长的铁线从第一叠乐谱开始渐次拉长，消失在公园深处，每隔三五米、六七米，便挂着一枚尺寸更大的雪白乐谱，一动不动飞扬着——为纪念李斯特两百岁，这是本地艺术学生苦心设计的空间装置，意谓大师的音乐飞散人间，飘扬至今。

除了歌德与席勒，魏玛还有什么？以我的浅薄，仅止说得出这两个名字，顶多再添“狂飙运动”与“浪漫主义”——虽然我从未明白这两个词——可是欧洲人甘心以一个或若干名字，提示一座城，光荣几百年，在广场竖立雕像，在车站旅馆的无数广告中，没完没了印制这位人物的肖像、格言和作品，做成手册，年年更换版式。黄昏出得魏玛火车站，小广场已竖立两面圆形广告亭，亭身裹着巨大的本年度艺术广告，青年李斯特性感透顶的眼神瞧着这座初夏的空城——因为歌德与席勒，本城居民将十八世纪末视为魏玛的黄金时代；因为李斯特1848年被魏玛宫廷任命为“大公府非凡音乐主管”，又将十九世纪中叶称作魏玛的“白银时代”——那期间，李斯特作曲频繁，并开始指挥生涯，竭力推举瓦格纳、舒曼、柏辽兹、威尔第，包括当时的未来派音乐，欧洲钢琴好手则为之麇集魏玛——二十世纪初呢，“青铜时代”来临：影响世界建筑的包豪斯学院在魏玛建立，迄今住满各国学生，那天走访，瞧见几位中国八〇后留学生扛着什么工具，说着北京话，懒洋洋地走。我大清帝国将近三个世纪，谁最有名？魏玛光荣三百年，统统交付三个名字、一所学院——欧洲人真是疯了：诗人、音乐家、建筑家，有那般重要么？清初的朱耷、石涛、王时敏、王鉴、王原祁、恽寿平、渐江、髡残……他们的墓园故居在哪里？他们在同胞后人中享有丁点光荣吗？除了一小撮画画的家伙，谁在乎这些画师与僧人。

上图：莎士比亚。中图：巴哈。下图：普希金。

魏玛小街

这些图片是魏玛皇宫美术馆收藏的中世纪至十七世纪木雕（局部）。看了无数意大利文艺复兴雕塑后，我越来越迷恋德语地区遍布教堂与美术馆的无名木雕。下面两页仍然是这类木雕的局部照片，多么憨朴动人，作者全是当年的乡下人。

魏玛名胜，实在太多了。歌德与席勒携手并立的著名铜像下，一对胖胖的妇女相偕而坐，戏弄小狗；不远，席勒的故家，再走走，歌德故居，近旁又是席勒的居所，当年为亲近歌德，他特意就近觅房；有奥古斯都骑马铜像的广场边是李斯特音乐学院，八百多学生来自三十五国；广场边缘树荫下，孤零零立着巴哈的铜像。1714年，青年巴哈在当地酒窖喝闷酒：他被允诺出任魏玛宫廷乐长，临时被人夺位，转任操琴手，巴哈大怒，出走未成，被宫廷以违约罪处罚监禁五周。雕像对过是本城著名的大象旅馆，希特勒、托马斯·曼，均曾落宿这里，午间入内就餐，典型新艺术风格，带着线条严厉的初期法西斯美学；旅馆对过有一座古老宅邸的门楣画满滑稽的德国乡村图案，一问，原来是我最欢喜的十五世纪德国画家卢卡斯·克拉纳赫的晚年旧居，他曾与一位将军相熟，因受战事牵连，也竟入狱五年……

欧洲古城的履历，令我气短：魏玛皇宫美术馆的中世纪绘画与木雕，看不胜看，而上世纪初顶重要的几位现代画家：克利、康定斯基、蒙德里安，都来魏玛住过——我所感念的叔本华与尼采，也曾居停魏玛。前者据说已被淡忘（好伤心），导游女士查问良久，一时不确定他的故居在哪里，或者竟未保留；尼采发疯后十年住在妹妹伊丽莎白家，她倒是魏玛的著名人物：暴怒，刚强，早期纳粹的著名同情者之一，发迹前的希特勒数次来到她与哥哥的旧居，看望她，与她长谈。黄昏，我被领到城边高坡一座严整的宅邸看了看：1900年尼采在这里逝世。

探访名人旧居，总有词不达意之感。作品离开了作者，离开故居，便开始自己的命途，若与尼采面对，还须看他的著作。就在我隔着街边灌木向里眺望的小楼里，晚年尼采恐怕不知道自己身在魏玛，疯后的十年，他已不认得自己的书。

尼采故居

德奥道中，遍布麦田。（任超 摄）

上图：梅宁根公爵府（现为当地博物馆）贯穿楼层的李斯特纪念活动广告布幅。中图：刚刚布置完毕的纪念活动专厅之一，桌面上每一红方块，是查阅某音乐家的电视视频。下图：十三到十九世纪古乐器展馆。

三、梅宁根与第四交响乐

麦田、麦田、麦田。六月初灌浆的麦，不辨青黄，逶迤延绵，从车窗外迎面而来，飞掠而过。这一路坦道是当年希特勒发起营造的高速公路吗？才离北京，欧洲的天空过于蔚蓝澄澈，简直罪过……麦田、麦田、麦田，时或闪过远近的村落，一道苍翠山谷豁然展开：阡陌纵横，屋舍俨然，陶渊明该来欧洲看看，不过这里的房舍簇拥着德奥风格的教堂，高高的塔尖，总之，宛然一座小城。出口、转弯、下行，折入山城梅宁根。城郭四外隐隐传来广大而愉快的响动，我不确知那是山风还是水声，阳光和煦，移动阴晴，林中空地有位丰硕而裸体的母亲：一尊十九世纪的雕刻——去过南欧中欧若干小城，我常猛然撞见文艺复兴的旷世名作，或被西方建筑史列为经典的广场或教堂。十五世纪的普鲁士一带尚在农耕时期，我并不期待意外见闻，甚或多少有点看轻这座公路边的小城——来自乡县市镇的中国人，大抵自卑，看不起家乡，提起来，隐约其词。多少中国小城的历史与光荣，被埋葬，被遗忘，今时的骄傲，顶多是乡镇企业或工业园区吧——德国到处分布着全欧最为殷实而洁净的小城，这里会有意大利法国那般富厚的文化遗迹么？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忘了十八九世纪的文化版图是在中欧，尤其哲学、诗歌、音乐、戏剧，包括现代工业与科技……两位导游滔滔不绝的介绍给我连连惊讶：在我可怜的艺术史阅读中，从未听说山城梅宁根。

我们被带到小城主道建于近两百年前的宏伟剧院（希腊式廊柱、破风与华檐，气概堂堂，与柏林、维也纳，甚至巴黎的古老剧院不相上下），建造者与管理者是本城公爵，热爱戏剧的乔治二世，他的夫人即当年的著名演员。十九世纪中叶，乔治去到英国潜心取来莎士比亚戏剧的种种演出经验，成立剧团，或因上一世纪的歌德席勒经已确立浪漫主义美学，山城的戏剧徒众不满足原有几位主角，居然改写并添加越来越多的群众角色，角色的扮相引入十九世纪的德国想象，乔治本人亲自描绘服装、参与排练，之后率团巡演米兰、罗马、维也纳、巴黎、阿姆斯特丹，大获成功，最后斗胆接受伦敦的邀请，英国人一看德国化莎剧，欣然认同，就此融入自己的传统。二战后，梅宁根被划入东德辖区，我的社会主义想象又在这里遭遇挫折：当年的革命政府每年定期派车运载四乡公社社员群集梅宁根，观赏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布莱希特，当然，包括聆听没完没了的交响乐。看完听完，再将红色乡巴佬送回乡村。即便战时，当地戏剧节从未中断，战后，各国观众来到梅宁根。今年，山城剧院筹得巨款，正野心勃勃全般仿照十九世纪样式扩建剧院后方的外立面：为上演大规模的戏剧与歌剧，一个更纵深更阔绰的舞台，明年落成。

我们又被带到本城博物馆：建于十五世纪的公爵府。小城纪念名人的情热与规格总比大城过分，印制李斯特肖像的广告布幅贯穿上下五层的楼道，每上一层，劈面李斯特。匆匆巡看乔治二世的卧房、书斋、祈祷厅，还有本地的绘画与中世纪文物，宫殿二三层正在紧张布置李斯特纪念大展：门德尔松、勃拉姆斯、约阿希姆、柏辽兹、舒曼、萧邦、彪罗等的遗物图片和电子影像，部分装置就绪，部分摊满一地。如我在南欧小镇见过的任何展览，梅宁根用后现代设计融入古老宫殿，用料之贵、摆布之巧、理念之新，不逊色于欧洲都城同类展览的最高水准，犹有过之。穿过一道挂满乔治二世手绘戏剧服装原稿的豪华走廊，是展览系列中最贵重的一项：数百件十三至十九世纪的古老乐器挂满四壁橱窗，窗内衬着丝绒。中世纪乐器多好看！半数乐器的形制与功能，既未见过，更未听过。此外，为李斯特纪念特意调集的大小古董钢琴或在拆卸包装，或已通体锃亮地停放，如王侯般被工人小心簇拥着，缓缓推送到主厅最尊贵的位置，同时，馆员正在上上下下调试射灯——当从麦田道旁拐进这座小山城，我不知道她的音乐履历闻名全欧。瓦格纳在拜罗伊特剧院初演之时，三分之二乐手借自梅宁根乐团。勃拉姆斯十五次造访这里，乔治二世，崇拜他，恳请他迁来定居，有意侍奉终身，勃拉姆斯志在维也纳，没有来，但由他本人指挥的第四交响乐首演，不在维也纳，而在梅宁根。

为纪念李斯特，各种古董钢琴被运来置于公爵府大厅。

原来如此。我所读到的资料是：初起，那位彪罗，勃拉姆斯的挚友，1880年接手梅宁根乐团，1885年拟率团去汉堡首演第四，然而勃拉姆斯先他一步去了他又爱又恨的故乡汉堡，亲自指挥，以至彪罗大恨，辞别梅宁根。然而梅宁根人坚持这里是第四交响乐的首演地。一个像勃拉姆斯那样的人决定在哪里指挥自己最后的交响乐，性命交关，史实究竟如何？我愿偏信梅宁根。是的，我们远望西方，动辄谈论大都市，二十世纪的艺事要闻，确乎汇聚名城——其实，文艺复兴名画匠率半出在托斯卡纳地区的小镇，来到梅宁根，我也见证了音乐文化的肥沃草根。首演，首展，甫告诞生的作品是一束陌生的光，再成熟的文明也会将伟大作者交付漫长的无解，以至冷漠，十数年，数十年，懵然苏醒，引为经典。高明的乐史倒会刻意追溯著名作品的首演，沉郁艰深如勃拉姆斯！我多想知道他何以选择——或者背离——梅宁根。四顾山城，默想第四交响乐（亨利·朗格称之为“宏伟的秋天的图画”）：那么，1885年某夜，这座山城的音乐厅坐满了人（啊，是些什么人？），第四交响乐开始一句句说出自己的语言：每首乐曲唯在那一刻，迎向世界，此后，无穷无尽的演奏则是世界打算如何认知。乐曲能被反复演奏、录音、传播，首演的时刻，永难再现：陌生的语言被初次听到，世界的密码，唯音乐才能触探的密码，就此发生新的调整……梅宁根山风多么舒畅，我被领到剧院背后的森林，林中空地是德国第一座勃拉姆斯纪念碑，石渍斑斑，百年风露，勃拉姆斯的苦脸已如经年的植物，与梅宁根的草泥合一了。勃拉姆斯的第一所研究院也在这里，仍是那位乔治二世的意思么？我读到的讯息是：音乐首都维也纳其时并未完全理解勃拉姆斯，一如早于第四交响乐将近百年，《唐·乔万尼》的首演也不在维也纳，而是布拉格。莫扎特晚期经典一度饱受曲解和嘲笑，我也多想知道，为什么他顶重要的歌剧首演，选在捷克。

梅宁根。山川之美与文化之胜，此事古难全，梅宁根的天时与地利，因有人和。遥想王维的辋川别业，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唯太息中国艺文太过古早，烟云尽逝——第四交响乐首演梅宁根即便不是史实，也是传奇。艺术与地方真有神秘的约定么？那天拐弯下坡，我哪里知道这苍翠山谷中隐着一座音乐之城。

梅宁根公园林中空地，勃拉姆斯去世后全德第一座纪念雕像。

布达佩斯安德拉什街“恐怖之屋”地下室审讯间。右侧通往牢房，左侧通往绞刑架。

皇宫广场雕像。

四、布达与佩斯

登高远眺，晴日微风，对岸是一座城。多瑙河流经奥匈，帝国的起因与这无分国界的大河或有瓜葛。无知是一项顽固的知识，直到从匈牙利皇宫露台远望多瑙河——辽阔浩瀚，宁静的波涛混合着灰赭与浅翠色——我才被告知：西岸叫做布达，东岸叫做佩斯。

如大部分欧洲皇宫，这里早已辟为国家博物馆，挂满油画，间有雕刻。也如俄罗斯，匈牙利油画大致起于十八世纪初端，在西欧视线之外，不被瞩目。稍一巡视，不期然惊异而伤感了：我竟完全忘了匈牙利绘画，可是中厅几件作品多么眼熟：古匈牙利勇士战胜土耳其人，贵妇人的紫罗兰盛装，两位被囚禁的贵族含泪而坐……我豁然想起“文革”初年借得几天、久久翻看的一本匈牙利画册。六七十年代我们的油画幻象顶多由俄罗斯抵达几个东欧小国。画得多好啊！仔细瞧着狱中男子的泪光，那时节我无论如何弄不明白怎能画出来。现在原作在前，很久很久不知如何感慨。那么细腻、逼真、三流，再典型不过的小国作品——而我们从未有过这等水准的写实——配着沉重的镜框，现在每幅画凝着宫廷高窗的微光，窗外，山下，静静多瑙河。

不能说东欧诸国是被遗忘的旧邦。中国人早先但知苏联，今日则斜睨美国，平时可曾想起匈牙利？我们了解，或者说，看得起这些小国么？其实社会主义大国最是急于忘却社会主义小国，眼下中国暴富了，可是瞧人家的首都，好意思谈什么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前年布拉格之行，无话可说，当中国尚在清末，捷克早已是中欧首屈一指的工业国——布达佩斯，十八世纪便已奠定帝都的规模与气象，大于维也纳，近乎巴黎，虽经社会主义整治，出街走看，昔年帝国的恢弘，廓然犹在，细审之下，不免有莫斯科与圣彼得堡那份身世凋零之感——好几条大街的帝国旧楼荒败了，经年封尘，门墙萧然，部分被弃置，部分刷新起用，店铺景象尚有倦容，显然大欠资金与管理。餐馆侍应乐于收受欧元，零找匈币，四星酒店不及京沪的二流宾馆——家家各有一本经，本地国民如何度过东欧事变后的二十年？多瑙河两岸旅游街区却是旧貌新颜，欣欣向荣，画廊、酒吧、古董铺、名牌店，西欧那套后现代花样一学就像，门面光鲜雅洁，细节动足脑筋，如沉沦的富家重获新主，处处打点得格外精神，犹在昔年豪华大街与十九世纪宏大纪念碑群一带，帝都的体格再度焕发了自己的尊贵与姿色。相形之下，圣彼得堡似也逊色几分——大战毁劫，极权糟蹋，欧陆的家底仍然富厚，经得起历史的存续而翻新，布达佩斯，又是一例。

李斯特。佩斯城主街安德拉什大道旁，帝国音乐厅门首是他巍然端坐的全身雕像，不远处是李斯特音乐学院，数层之高的正墙，众多雕刻围绕着正中间如教主般巨大的李斯特石刻，街心公园浓荫下又是他的大铜像，疯狂弹奏，长发飞起像是凝固的波浪，不消说，他的故居挂满他的油画肖像，每个角落是他的铜像、石雕像、木雕像。一架过于豪华的大钢琴琴首竖着雕饰繁复的银质大烛台，顶端三尊小小的雕像分别是贝多芬、舒伯特与门德尔松，烛台正中，由一对天使左右拱卫着，是青年李斯特浮雕像。看来他的同胞太过崇拜这位天才，让音乐众神烘托他，特制这枚烛台敬献李斯特。有哪位音乐家被这般无节制地做成雕像？李斯特显然被他的时代宠幸有加——他至今被宠幸：午后故居关闭两小时，馆员说，这两小时履行的每日功课，是仔细擦拭每件雕刻与用具。它们一尘不染，但为当天下午的开放，必须擦拭，然后小心地放回原位。

上图：旧皇宫入口。

中图：李斯特铜像雄踞李斯特音乐学院正门上方。

下图：在布达佩斯城区，仍然留着冷战时期废弃的楼房。

当年献给李斯特的钢琴上端，有青年李斯特的浮雕。

李斯特故居内景。

隔壁，毗连故居的另一端，是李斯特研究院，也是李斯特音乐学院的小型分院。楼道里坐着一对匈牙利少男少女，怀抱提琴，偷偷抽烟，等候试奏的传唤：多好看的东欧脸，惺忪无辜，像鹿，或者羊。当我徘徊故居，隔壁传来琴声：先是焦虑的西贝柳斯，接着是门德尔松的英姿勃发，静息片刻，有人说话，再接着，徐缓的巴哈。

安德拉什街左右夹道排列着一种雅致的树，树叶细嫩，色青灰，叫不出名目。树下有长椅，背对故居的一枚椅面漆成黑白琴键。坐了一坐，望见李斯特故居对过大楼的灰墙面排开一长列小小的照片，配着圆形黑框。为什么将人像嵌在临街墙面上？过街细看，照片鹅蛋大小，黑白，瓷质，如墓园的遗像，有军人、官员、工农、演员，还有稚气未脱的男孩，典型社会主义公民。巡看十数枚，每件遗像标明的卒年都在1956—1957年。我怦然心跳，猛想起匈牙利事件，很快，找到了纳吉的肖像：那位著名的改革首脑，戴着眼镜，像个教授——“邓小平是中国的纳吉，应该把他送上绞刑架”，这是江青说的话，1976年江青被捕，我在文件传达会上听到这句最高指示。此刻我不确定这份小小的知识——其实是记忆——事关匈牙利，还是中国，但我立刻重新审看所有遗像，心跳更剧烈，遗像中的目光依次看着我：他们全都死于绞刑。

十分钟后，我站在大楼内部地下室的小小行刑室门口：如摆放工具的储藏室那么小，水泥墙面，黄灯照亮一具简单的绞刑架，顶端垂着脆裂的麻绳，结成圆圈，基座平放着死囚站立的木墩。外间是当年审讯室，有扇门通向狭窄的走廊，走廊两端十余间囚室，每间五六平方，顶端小窗被漆黑，角落横着木床。每一囚室的墙面挂着三四位囚徒生前的照片：将军、高官、记者、艺术家，还有一脸忠厚的东欧胖妇女，烫着五十年代流行的卷发——这座大楼建于1880年，1937年归属匈牙利法西斯组织“箭十字党”党部，名曰“忠诚之屋”。1944年，大楼地下室辟为秘密监狱，惩治反战者、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战后，苏匈联手发起清洗运动，逾百万人受审，被刑者过半。1956年，这里由匈牙利国家安全部接管，那些遗像的主人就在地下室等候提审，随即一个接一个吊死在那枚木桩——现在这些冤魂走出地牢，以他们的面容，朝向大街和路人，年复一年，提醒城市——谁曾目击行刑么？此刻我停在绞架两米不到、被拦索止步的门边。那木桩，沉默，简单，如现代艺术的装置，只是展品。我看着，期待内心恐惧，试着借助想象……这是无法继续的想象。电影试图想象，还原死亡。《卡廷惨案》里每位波兰军人被分别押进行刑室的一刻，霍然明白了，浑身一紧，抽搐着，同时，如约好似的，颤声叨念《圣经》。没有一位受刑者能够念完，后脑轰然一枪。现代电影模拟血浆飞溅，太过真实——那么，绞刑，当人被套牢、猛然悬空的一刻，究竟怎样？

我没想到在布达佩斯遭遇这份经验，没想到这座被称作“恐怖之屋”的纪念馆正在李斯特老家对面。李斯特也没想到。他的魏玛故居的窗帘和帷幔出于同一设计：横向三色粗条纹。那是他的帝国政府远道致送的礼物，赋以匈牙利国旗三色图案，意思是，请不要忘记祖国——很难，尤其是，不便对中国同胞详细描述这座纪念馆（仅仅一座楼装得下我们的故事吗），2002年，匈牙利右翼党派建立了这座不归属当地博物馆系统的纪念馆——被纳粹占领时期和1956年，构成馆内陈列的两组受难者，在一至四层展室中，我重温大量苏式社会主义实物，包括无数份人事档案。影像室不停播映着1956年拥向街头的布达佩斯人民，唱着歌，昂扬快乐，是那种珍贵的粗粒子黑白影像。人丛中哪几位日后被吊死在地下室？博物馆中央天井停着一辆废弃的苏军坦克，昂起炮口，坦克边，直达楼顶的高墙，一幅紧挨一幅，密密麻麻贴满逾千名受难者的照片，太过密集了，难以看清他们的脸，以至整面墙一片斑驳的黑白。

恐怖之屋。上图：冷战时期匈牙利政府人事档案，九十年代解密后，集中在“恐怖之屋”二楼展区。中下图：地下室牢房墙面是当年被囚禁者的照片，有名有姓。

上图：牢房甬道。

中图：狱卒使用的电话机。

下图：审讯室通向这扇小门，进入小门，就是绞刑架。

恐怖之屋外墙与顶端设计。（任超 摄）

恐怖之屋内院的苏军坦克和遇难者墙。（任超 摄）

布达佩斯街头的卖艺青年。（任超 摄）

记这一笔，此下如何叙述？这是我此行最重要的经历。之后我出神端详大街上的匈牙利人，越过他们的脸，看见那排遗像，那尊绞刑架，内心是对匈牙利人的伤痛和尊敬，还有，锐利的，带着苦味的嫉恨——我只能称之为嫉恨——这小小国家能有这样一座纪念馆，我们没有。什么也没有。“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一句诗出在一个国家，原来并非虚妄。种性与历史是什么关系呢？匈牙利地接西亚，早古，据说匈奴人被汉军驱逐，赶到这里，之后两千年，鞑靼人与土耳其人进攻欧陆，大致最先抵达匈牙利。博物馆许多大画画着古代欧亚的争战，皇宫露台的帝王骑马像两端各有一位被降伏的石雕战俘：我不了解匈牙利历史，但知道1956年事件。中国迄今尚且谈不得1957年，年轻人谁晓得远在布达佩斯的惨剧和内伤？

那么谈李斯特。现在我有点明白他的乐句何以柔情万种，顷刻，悲怒交加。我不喜浪漫主义音乐的动辄铺张，但在李斯特的祖国，我想听听好久不听的李斯特。停留匆匆，不及寻访音乐厅，翌日在皇宫左近老教堂听一场为游客举办的演奏会——如我在布拉格听过的那场一样——或许经济改革兼旅游业迟于捷克，本地的出演者尚在十二分认真献艺谋钱的阶段，个个棒极了。舒伯特的《圣母颂》由一位男中音演唱，歌喉浑圆，恰如其分地带着东欧人格外擅长的多情的转调。音乐在欧洲无分国界，头一次聆听男声《圣母颂》，我忘了是在布达佩斯，默默听着，心里又看见那排小小的遗像，那尊绞刑架。

绞死

恐怖之屋外墙

这些脸天天看着街道和路人。如果亲属来到这里，就能找到他们。

右下角就是当时的匈牙利总理纳吉，二楼有他被审判时当庭陈述的长篇录像。他在1958年被处死，也吊在我见到的那根木桩上吗？

瓦特堡俯瞰

马丁·路德苦修之屋

五、瓦特堡的山顶会议

小城艾森纳赫，此行末一站。城外群山，山顶是南德地区岁数最老，始建于十一世纪的瓦特堡。登高下望，峰峦连绵，如在飞行中的俯瞰。城堡的宏伟屋檐蹲着一只石雕雄狮，主殿内，又撞见李斯特与瓦格纳雕像：他俩曾是古堡的常客。面对峭壁的排窗内有一间重要的房间：十五世纪，马丁·路德在这里将《圣经》译成德文——同期先后，古滕堡印刷术发明，此后欧洲人民人手一册《圣经》——古人修行的房间大抵与世隔绝，朴素的板壁，简单桌椅，一烛台，一水罐，傍午日色，无古无今。

一座古堡便是一个王国，垛口、老炮、深井、刑房，深宫隐着遥远的故事，说来话长，瓦特堡传说的核心是叔父弑子，逼母交权，事在十三世纪，听来仿佛东周的传说。我羡慕这古堡，不在其古——远至中世纪甚或公元前的遗迹，这里太多了——而是欧洲历史的屋檐下总在上演新的故事、新的传奇：起于十八世纪英法宪政与共和的强风，渐次东移。1817年，五百名来自普鲁士各公国的大学生爬上山顶，汇集瓦特堡主厅，议题是民主和自由，老旧德国的现代化，就此萌动——再往东欧之东，八年后，1825年底，俄罗斯十二月党人谋反，五位领袖死于绞刑——到了十九世纪末，德国早经崛起，忝为列强之一，占领中国青岛；入二十世纪，1918年大战收束，德国失利，1919年北平五四运动，起因即凡尔赛会议的山东条约。山东条约，远因正是富强的德国，德国之富强，更远的远因，有谁想到吗，是那五百位围坐在瓦特堡开会的大学生。

所谓现代化的世界性剧情，大致如此。此刻黄昏，幽暗主厅是空荡荡的坐席，巨大横梁沉甸甸悬挂着两百年前那次聚会的会旗，红黄黑三色，日后成为德国国旗。主厅尽头的舞台放着李斯特弹奏过的大钢琴，如今这里年年举办音乐节，年度节目单有一位演奏家是来自中国的青年。下山，落宿艾森纳赫小城，这里也曾是东德辖区，当地旅游局一位和善的红衣太太陪我们夜饭，谈起往事：早先她在东德时期本城“卫星牌”轿车制造厂工作，解体后，一万员工的五分之四失业了，该轿车厂前身，鼎鼎大名：1898年，第一辆“瓦特堡”车在艾森纳赫诞生——时在中国的光绪年间——1928年，它被宝马公司兼并；冷战时期，宝马公司移去西德，统一后，濒临破产的“卫星牌”产业遂由“欧宝”公司进驻——欧陆初夏，日色久长，八点多钟的小城空寂无人，一位温州男孩独自趴在街沿玩耍，身后是他父亲的小餐馆，转了几个弯，遇见才刚告别的红衣太太，彼此笑了：这就是欧洲的小城。市中心广场立着马丁·路德大铜像，街边路牌的德语标识竟和日语排列，显然这里久已是东洋人长期朝拜的城市。日本的西化，质朴而具体：参酌英伦制度，效仿法兰西教养，自德俄两国的学习项目，包括哲学、文学与音乐——艾森纳赫另有一份更为久长的荣耀：约翰·塞巴斯蒂安·巴哈，出生在这里。

翌日大晴。短暂停留巴哈纪念馆。早失父母，幼年巴哈跟随哥哥长大，十二岁离开本城。纪念馆设在未被最终确认的“巴哈祖居”，门首站着肥厚慈蔼的巴哈铜像，手拿乐谱。眼下巴哈家族约有上百人散居欧美各国，大多从事音乐。二楼展品甚丰，新近的展品是根据上百件巴哈肖像与他本人的头骨，由新技术还原“准确可信”的巴哈容颜：一具半是头骨半是雕像的石膏巴哈在醒目位置陈列着，满头假发，成色簇新。一楼内室沿墙摆放着几座十六七世纪的羽管键琴，最小的一具有如课桌椅。每天上午十点钟，馆员为来访者介绍并轮番弹奏每一架琴，那天执勤的青年人消瘦清癯，如僧人，我喜欢听他平缓地一句句说出铿锵德语，然后像个工人那样坐下，弹奏课桌大小的琴：琴声那么轻、那么轻，我从未听过早期德国的乡间羽管键琴，如高贵的呜咽，沙哑而清润。三百多年前，有一天早晨，幼年巴哈离开了这座城。

1817年，五百位普鲁士青年在这里聚会，谈论民主与自由。

上图：根据巴哈头骨制作的面模和雕像。

中图：博物馆每天为访客弹奏古钢琴。

下图：巴哈博物馆展品之一。

瓦特堡内部陈列选影。

艾森纳赫小旅馆窗口望出去，是座小教堂。

李斯特，摄于1869年。

六、李斯特

李斯特年少成名时，贝多芬舒伯特相继去世（据说贝多芬曾在演奏会后吻过小李斯特）。法国大革命的遗泽——或曰后患——之一，是推送欧洲进入这样一个时期：末代王孙与正当勃兴的资产阶级幡然醒悟，不再亏欠当世的天才。“亲王过去有，将来也有，贝多芬只有一个！”这是预先叫出的真理，但直到十九世纪初叶，贝多芬仍活在蒙特威尔第到莫扎特时代的尾端：那个时代长达两三百年，音乐家侍奉教宗与贵族，制作订件，管理乐事，介于高等食客与仆人之间。皇族迎面而来，歌德赶紧脱帽鞠躬，贝多芬昂脸负手，横穿而过——到了李斯特、门德尔松和舒曼的时代，艺术家被日益尊敬，以至供奉：虽然仍未与权贵平坐，虽然艺术家与权势的百般纠葛迄今犹然，但如乔治二世恳求勃拉姆斯余生定居梅宁根，而瓦格纳能使富豪将捐款认作荣幸，在莫扎特贝多芬时代，不可想象，更不能如瓦格纳那般，专为自己的作品营造剧院……艺术家与赞助人（中国的说法叫做“金主”）的话题，从来高尚而艰涩。今日消费时代的艺术家无所不为，自由透顶，却仍然私心钦羡十九世纪：那是艺术家被奉若神明的年代。此番由奥匈德三国联手举办的李斯特纪念，以我看，其实是欧洲人集体追念他们永逝的十九世纪。在那个世纪，李斯特，天之骄子，已被视若神仙，他的传奇生涯伴随内心挣扎、外界的争议，但鲜少莫扎特舒伯特再三亲历的辛酸。一则现代西谚似乎是对十七世纪至今的时代嬗变做了反方向归结：白领渴望成为老板，资本家梦想身为贵族，贵族钦羡艺术家，艺术家呢，以为自己是上帝——李斯特肖像，大抵昂然，那张脸，非仅宣称艺术至高无上，同时，早已坦然接受时代的仰视。

我无能援引音乐史。若属意李斯特，自可读他的传记。此行我所认知的李斯特，享有时代的风流与幸运：他活在现代交通投入使用的时代，早岁，他和前辈一样坐马车游历各国——诗意与劳顿恐怕各占一半——中年，这位天才坐着新发明的火车往返罗马、魏玛和布达佩斯。而他的幸运，不止于此：今天，我们不可能仔细端详莫扎特或贝多芬本人的照片，而中年李斯特适逢摄影的发明。影像文化成功放大时代与人物，在无数李斯特照片中，他显得比前辈更真实，因此更重要，他的遗迹的数量与规模远大于十八世纪作曲家，似也胜于他的同代人：他终生活得有如教主，暮年成为真的神甫——可惜，李斯特没等到录音的发明。他的琴声究竟如何美妙？在他之后，一代代杰出的音乐家演奏家得以留存唱片磁碟，今年，两百岁的钢琴圣人李斯特仍然活在沉默不语的画像、雕像和照片中。

旅程结束了，我仍然不了解李斯特。承他热情引领，我走访了过于精彩的欧洲十九世纪，那是音乐家——并非全是音乐——的黄金时代。回到北京，试着聆听新买的李斯特，轰然激昂，真抱歉，我随即关闭音响。我知道，如我般抱有偏见的听众曾在上世纪初长期遗忘李斯特，但巴托克与勋伯格坚持向他的音乐的前瞻性，遥致敬意。我愿期待合适的心境好好聆听他。不过，此刻，我的旅程印记不是李斯特，也不是令人嫉羡的小城，而是那扇行刑室小门……仲夏北京，连日阴霾，我仍在目光的记忆中被欧洲的六月艳阳明晃晃照耀着，像个呆子，眼睁睁眺望一片又一片起伏连绵的沃野，不辨青黄，接连天边：麦田，麦田，麦田。

2011年8月11日写在北京

Table of Contents

序

游历和游记

航向拜占庭（上篇）

航向拜占庭（下篇）

雅斯纳亚·波里亚那——记文学的俄罗斯（上篇）

雅斯纳亚·波里亚那——记文学的俄罗斯（下篇）

雅斯纳亚·波里亚那——记文学的俄罗斯（尾声）

从布达佩斯到拜罗伊特

一、拜罗伊特的两位女子

二、魏玛，简单的发音

三、梅宁根与第四交响乐

四、布达与佩斯

五、瓦特堡的山顶会议

六、李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