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是为什么？”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是这个标题。它宣布了反右派斗争的开始。

“这是为什么？”我从自己被划为右派分子那一天开始，就不断思考这个题目。我自有生以来的二十七年里，或者说进入社会以来的七、八年里，自问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也没有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图和行为，为什么竟落得如此下场，沦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是为什么？我为这个题目苦苦思考了几十年。现在你手上拿着的这本书，就是我几十年思考的结果。

这本书最初是以《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的书名于一九九八年五月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出书之后，好些朋友写信来给我鼓励。程千帆的信说：“大作带病读之月余，仍是匆匆，欲罢不能。若中国不亡，世界尚有是非，此书必当传世。不虚美，不隐恶，是以谓之实录。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古之良史。何以加焉。妙在既纯是考据，又纯是褒贬，佞人无如之何，正人大为之吐气，一把刀割两面也。”舒芜的信说：“真佩服工夫之细，条理之清，思想家与学者之统一，史笔与文心之融会，我以为真乃信今传后之作。”尽管朋友们以传世相许，但它的不足之处我还是心中有数的，所谓得失寸心知是也。何况当时出的还是一个删节本呢。我想要出一个更完整、更好的本子。于是我继续不断收集材料，不断给它修订补充。

到了二○○四年，本书以《反右派斗争始末》的书名在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我就将被删节之处恢复了，并且作了多处增补。一共增加了十多万字。其中“北大民主墙”一章是完全新写的。那是我看了邓九平主编的《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里的《原上草》那一本，其中收了当年北京大学“五一九运动”中的许多大字报，我这才有可能增写这一章。

现在时间又过去了八年。在这八年里，我又陆陆续续作了不少增补和修订。只说字数，从原来的五十八万增加到七十多万；原来正文分为二十章，现在是二十五章，材料是更多，条理是更细密了。自以为比起以前的两个本子来有了较大的改善。必须说明的是，这一版和以前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取材的范围大大的扩大了。在本书的初版中，我的取材仅仅限于当年的报纸、期刊这些出版物，以及权威人士如毛泽东、陆定一、李维汉、薄一波等人的著作，都是公开的材料，无论何人只要愿意都不难找到的材料。而在这一版中，在这些无论何人都不难得到的材料之外，我也用了不少许多人未必都有机会看到的材料：

第一，是近年来一些右派难友和知情者在境内和境外正式和非正式出版的相关的回忆文字。我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出书之后，一些右派难友把我看做自己的朋友，把自己写的书寄给我看，这些就成了我据以增补的一个材料来源。增加了更多的具体案例，这样，读者对于这一历史事件就有比较多的感性的了解。

第二，我找到了一些文件。在这一方面应该特别感谢宋永毅先生主编的《中国反右运动资料库》光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例如，原来我写《肃反与反右派斗争》一章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过布置肃反运动的第一个文件《七一指示》全文，只能够根据一些出版物中摘录的片段来立论。现在我在这个光碟中找到了《七一指示》全文，就重新改写了这一章的相关段落。还有，像对右派分子六个等级的处理办法的具体条文，在我的书中当然是不能缺少的。我作为过来人，曾经在本单位宣布处分决定的大会上亲聆了这六条。可是在写作此书的时候没有找到文字根据，就只好根据自己当年的记忆来写，不可能写得很具体。舒芜在给我的信中指出这个缺点，是十分中肯的。后来我在《周恩来年谱》中看到了一九五八年年一月二十九日国务院第六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这一文件的摘要，我即据以修订了书稿。

不过总觉得《周谱》里的摘要转述并不准确和完整。现在我也是在《中国反右运动资料库》光碟里直接找到了原始的文件。这一段叙述也就没有遗憾了。此外我还从这个《资料库》光碟里引用了许多新华通讯社的内部参考材料，这样就使本书的内容比原先单纯引用公开报刊要充实的多了。

以我目前的条件，一个八十老翁也只能够做到这个样子了。如果在我有生之年还能够看到相关档案的解密，我或者会再作一些增补，但是估计不会有什么需要更正的地方。如果竟不及见档案的解密，那么这本书就这样子留给后世的读者去批评了。

二○一二年四月三十日　朱正于长沙

一、反右派斗争的远因之一——毛泽东对知识份子一贯的成见和敌意

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和知识份子的矛盾积累到极点时候的一次猛烈的爆发；是中国共产党和一同致力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其他政治力量，即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主要代表的民主党派的矛盾积累到极点时候的一次猛烈的爆发。它虽然发生在一九五七年，但是其远因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至少可以指出的有，第一，毛泽东对中国知识份子一贯的成见和敌意，第二，毛泽东早就有了的对中国民主同盟的敌意。

现在先说第一点。毛泽东从他政治生涯的开始，就对中国知识份子怀有甚深的成见和敌意了。现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最初发表的文本里，是指知识份子为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的时候作了大量的删改。在日本竹内实编辑的《毛泽东全集》里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删改的情况。从这些被删去文字里，人们可以看到他当时的想法。原文里有一段是讲“反动派知识阶级”的，他这样说：

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

在被删去的文字里，毛泽东还将中产阶级的知识份子分为右翼和左翼。被他指为右翼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在国内专门学校、大学校读书，受着那半土半洋回国留学生的薰陶”，只要国民革命的争斗加紧，他们“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会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即使是中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毛泽东也认为他们“也包含许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谈到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他以为“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

这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不但被他命名为“反动派知识阶级”的是革命的死敌，就是中产阶级的知识份子（包括其左翼），也都是革命的敌人。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左倾的青年知识份子投奔革命，千里间关，跑到延安。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写的《大量吸收知识份子》这篇党内文件批评了“恐惧知识份子甚至排斥知识份子的心理”，指出“没有知识份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这样说，首先是因为在实际工作中确实有此需要，也因为他看见了“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拚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份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份子的严重性。”（《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8-619页） 虽说文件上这样写，可是在事实上知识份子在延安的处境也很艰难，整风运动、抢救运动的打击对象大都是那些投奔延安的知识份子。著名的一例是王实味，他就是因为一篇《野百合花》而遭到杀身之祸的。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指示》中说：“党中央在全国解放以前和以后，都十分重视知识份子问题，规定和执行了关于团结、教育、改造知识份子的政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第133页） 不言而喻，这是把知识份子看成一个有待团结、有待教育、有待改造的异己的力量。说客气一点，也只是一个有必要加以利用的异己的力量罢了。六个字当中，核心和重点是落在最末的“改造”二字之上。这个一九五六年的文件对中国知识份子的估计是这样：“在现在的知识份子中，一般说来，只有百分之五左右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他们已经处于孤立的地位；此外，还有百分之十几的缺乏政治觉悟或者思想反动的分子。”这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加上缺乏政治觉悟或者思想反动的分子，就要占中国知识份子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了。由此可见对知识份子的改造是多么重要和必要了。

这“改造”是怎样具体执行的呢？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指示》，开始了在全国所有大中小学以至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的思想改造运动，历时近一年。对于这一场运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作了这样的估计：

经过思想改造，知识份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克服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影响，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觉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开始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运动中存在着要求过急过高，方法简单的偏向，使一部分知识份子的感情受到伤害。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页）这里，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说到存在着偏向，态度可说客观。只是这种高度概括的语句，对于它所说的“感情伤害”，并不能给人以较深的印象。身历其境的过来人就说得具体一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育学家董渭川说：

由于急切要求这些从旧社会来的高级知识份子抛弃他们的旧的立场、观点，早日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份子，在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要他们“排队洗澡”，听说那时教育部领导人的指示是，尽量用热水烫这些人，只要烫不死就成。于是让这些人在大会、小会上一次又一次地作检讨，一面用广播、大字报揭露他们的“劣迹”，一面发动许多青年党团员（助教、学生）给这些人“搓背”。在检讨会上通不过，再跟到老教师的家里去，观察他们的言行，只要有一言半语不合，第二天在检讨会中再加上新的罪名，甚至以莫须有的事实逼着承认。有些人幸而“过关”了，有些人一直留在“关外”。运动过后，领导者认为在高等学校里把无产阶级的红旗挂起来了，而这些老教师认为蒙受了终生不忘的奇耻大辱。 （董渭川： 《 谈高等学校中的党群关系》，据《六月雪》，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66页）

这也还是事后的概述，更具体的，可以去看看过来人的日记。史学家顾颉刚一九五二年的日记中有如下一些记载：圣约翰中［学］有一教师蔡姓，今年五十八岁，为了思想改造太紧张，中风死了。 （7月7日）

思想改造，一定要写文章说过去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此于我真是一难题，以向日予自觉是一不做坏事的人也。 （7月13日）

作《六十年来我的生活的总检讨》二千六百言。 （7月15日）

继写检讨二千言。 （7月16日）

立三反、思想改造两簿，想到即写。 （7月17日）

予在三反中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色，本想不出什么来，自听了两天的报告与提意见，居然想出十一条，然皆鸡毛蒜皮也。盖贪污浪费，在旧社会中本亦视为恶德，故予兢兢不敢犯，兹所提者皆平常不视为贪污者也。 （7月19日）

作三反总结，讨论收获及缺点，并各报告贪污总数。……予所开贪污单，解放前一千二百余万，解放后四十八万。予戏语剑华云：“可套《金刚经》语曰：所谓贪污，即非贪污。”剑华大笑。 （7月24日）

各人所认贪污数字，先说不退，今又说要退，共产党之言不可信如此。 （8月2日）

到第五教室，听王克强检讨，声泪俱下。 （7月21日）

李琦同志因本组同人认识不够，批评不真切，帮别人提意见亦不足，破口大骂，真有“到此方知狱吏尊”之感。 （7月30日）

学委会派来干部，每盛气凌人，一副晚爷面目，自居于征服者而迫人为被征服者。此与思想改造有何好处，至多完成任务而已。安得毛主席化身千万亿，解除此偏差乎？ （8月8日）

听李光信交代思想，未及半，即为李琦喝住。……光信为人，拘谨之甚。生平惟做教员，亦无为害人民之事实。思想交代，在彼实无可交代者。然而不能不交代，则惟有硬带帽子，把惟利是图，投机取巧，损人利己等往头上套。李琦知其非也，不俟其说毕，即令停止改写。此实难事，盖彼如不套，便不得作交代矣。三反之时，不贪污不如贪污。思想改造时，则不反动不如反动，以贪污反动者有言可讲，有事可举，而不贪污不反动者人且以为不真诚也。好人难做，不意新民主主义时代亦然，可叹矣！光信已两夜不眠，逼之过甚将成精神病，更可怜！ （8月9日）

王善业第三次交代，毕，开互助小组讨论，逼得他大哭。……以光信之简单，且多悔过之言，而提意见者仍极多。渠已四五日不能睡不能食矣。 （8月12日）（顾颉刚：《日记中的思想改造运动》，载《万象》第一期，1998年11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第42-70页）

顾颉刚感觉到的，知识份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就好像被征服者遇到了征服者，狱囚遇到了狱吏一样。

另一位史学家邓之诚一九五二年的日记中也有有关思想改造运动的记载。这时他在司徒雷登当过校长的燕京大学任教，这里更是运动的重点。

晚，四系师生在旧穆楼百零三号教室开会，翦、聂二公自行检讨。 （2月5日）

翦伯赞、聂崇岐都是史学家。翦还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进步人士。所以邓之诚日记中说：“检讨及翦公，则所未料也。” （2月3日）

钟翰来言，昨聂检讨，党部认为不满，令其再行检讨，从政治背景追求。 （2月7日）

一时开会，众共批评聂，至三时半始毕，可谓严重。 （2月8日）

下午四系讨论会，阎简弼暴露沈、聂辱骂领袖，群情奋激。由学校常务委员会开会，将沈、聂二人先行隔离看管。童騃狂悖一至于此，盖天夺其魄矣，不胜愤悒。 （2月15日）

学校宣布沈、聂停职隔离反省。 （2月16日）

昨日会场中，新闻系一年级学生高某，因其父高青山昔年被校中辞退，遂高呼：陆志韦跪下。 （3月8日）（邓之诚：《思想改造时期的燕京大学》，载《万象》第一卷第三期，1999年3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第90-103页）

陆志韦是一位语言学家、心理学家，担任过燕京大学校长。北平沦陷期间，因为支持学生爱国活动，曾经被日本军方逮捕。这时，由于他同司徒雷登有甚深的关系，就成了思想改造运动的重点对象。在斗争他的会上，也有人趁机泄点私愤。

这些都是当时的记录，虽极简略，也可见一斑，杨绦的小说《洗澡》就是写这个思想改造运动的，对运动作了生动而又深刻的反映。总之，这个运动是以彻底摧毁知识份子的自尊心和正义感为目标，使之产生一种原罪感和负罪感。他的出身，教养，经历，社会关系，世界观……，无一不是有罪的。

对于知识份子来说，这不过是才开始。那些震动不大的审干、学习、思想批判，不去说它了。一九五五年紧接着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而开展的肃反运动，也是以知识份子为对象的。关于这一场运动，本书第五章将要细说。

这一场肃反运动给知识份子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前面引过的董渭川的文章是这样说的：

这一运动所起的副作用：一是使所有的人（不光被斗者）俯首就范，从此再不敢有任何异议，所以在运动过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就连很熟的朋友见了面，也只是谈谈天气，再也不敢提到国事、校事，惟恐被别人记在账上，说不定哪一天又挨整。二是在运动中群众被发动起来，谁不积极就是不认真肃反，狂风暴雨，深文周纳，用尽一切手段逼供，等到风息雨止，冷静下来，尤其是领导上宣布向被斗错了的人道歉以后，大家在良心上感到不安而难以自处了。不管怎样，客观事实的表现是伤害了群众的相互团结。三是从那些年轻的党团员看，他们受到了些什么教育，是值得深思的。至少说，再要他们和这些旧知识份子团结在一道，就更困难了。可能有人说，这是有批评有斗争的团结，那就要问，团结的效果在哪里？所看见的是，彼此间的墙更厚了！

中国共产党执政七八年，执行知识份子政策的成果，就是造成了一道厚墙。在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与知识份子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曾经有意改善一下这种关系。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会议，会上周恩来所作的主题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知识份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目前在知识份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份子的力量，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份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

当然，周恩来的这篇报告也没有忘记提到另一种倾向，即只看到知识界的进步而不看到他们的缺点，因而不去甚至不敢去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工作。这样，他就把两个方面都说到了：在改善对于知识份子的使用和安排，也就是改善知识份子处境的同时，对于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方面还是有工作要做的。

周恩来的这个报告深受知识份子的欢迎。费孝通在《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中说：“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难于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二、 反右派斗争的远因之二——毛泽东对中国民主同盟的敌意

中国民主同盟是一些热心政治的中国知识份子的组织。它成立的经过，一九四五年八月三日张澜在招待外国记者时介绍说：中国民主同盟是一九四一年二月在重庆正式成立的。它本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以外的若干党派的一种结合。 （包括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 我们一些发起人当时都是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的会员。因为国民党与共产党发生新四军纠纷的事件，深深感到为促进抗战胜利，实有全国团结的必要。但要推进全国团结，各党派不可不先自行团结。同时又感到政治不民主，全国团结，抗战胜利，必无可能。因此经过多度商讨多次筹备之后，乃有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本同盟成立以来，实受了不少的压迫。为扩大基础，加强力量，去年九月曾经决议改组；把民主政团同盟改称民主同盟了。从那时起，同盟中不属任何其他党派的盟员就更加多起来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至204页。）

这些不属任何其他党派的盟员，大都是中上层知识份子，他们不满于国民党的统治，对共产党怀有好感。他们希望民盟成为进步的政治力量。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民盟就不止在西南和西北有了组织，在华南和华北的各大城市中也开始有组织了。并且在一些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也建立了组织。罗隆基谈过他的设想：“我个人对民盟的前途当时就有这样的一种企图，把民盟变成一个单一的统一的大政党，成为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第三个大党。” （《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199页。）

一九四五年十月他为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来算是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报告也说了这个意思：为在各种实力对峙中，尤其是两大党派的峙中，树立一个独立的中立的集团，便为那种客观环境所要求。于是产生了这个民主党派联合体的同盟。民国三十三年经过一度改组，把民主党派的联盟改为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即改为有党派与无党派的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改组后的中国民主同盟，仍不失为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所谓独立性，是说它有独立的政纲，有它独立的政策，更有它独立自主的行动。所谓中立性，是说它介在中国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中，是两大对峙力量组织中间的一种，要求它保持不偏不倚的谨严态度，不苟同亦不立异，以期达到国家的和平，统一，团结，民主。（《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233至第234页）

当年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处的美国特使马歇尔也希望民盟成为这样一个能在两大政党之间起作用的力量。一次，他对罗隆基说：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应该联合在一个单一的自由主义的爱国党派之内，致力于人民的福利，而不是小党派领袖的私利。这样他们就能够对政局施加影响，而这种影响将随着这个党派获得职位和受到赞助而增长。这样一个党派可以站在两大政党之间，而任何一个大党如果得不到这个自由主义党派的支援，在正常情况下，就不可能采取有决定性的步骤。 （《马歇尔使华》，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6页。）

在罗隆基的思想上，甚至希望有在民盟影响之下的武装力量。反右中他在民盟整风会上交代说：

那时候（指民盟初成立时），我还是想把民主同盟造成中国第三个大的政党。那时候，我还有这个想法，中国的政党非有武力不可，我就把民主同盟的基础放在中国的西南，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等省。

当时四川有实力的三个军人，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是民盟主席张澜的学生和朋友，张主席对他们是有影响的。李任潮先生在广西，他对两广的军人有影响。我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通过缪云台的关系我对当时云南主席龙云是做了一番联络工作的。……那时候，我的想法以及西南地方军人的想法都不是对共产党的一面倒，而是以实力与北方共产党的实力相呼应，迫使蒋介石不敢发动内战，一方面中国抗日到底，另一方面，西南军人可以保持实力。 （8月13日《人民日报》）

民盟在这方面，真也做了一些工作，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在四川、西康等地搞起了一支武装，对于后来一九四九年西南地区的解放起到了配合作用。

到抗日战争胜利之时，民盟在中国知识份子中已经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成了国共两党之外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力量。毛泽东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七大”）提交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里提出的具体纲领中，有一项就是：“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7页） 表示了对中国民主同盟政治地位的承认。

可是这《论联合政府》只是一个公开发表的文件，并不曾在“七大”上宣读。在“七大”上他另外作了口头报告，对于民主同盟，实际上他有更深的考虑。据李锐的《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一文说，“一九四七年初在冀热辽分局迁到林西时，我听到分局负责人欧阳钦（杨清）做报告讲过，‘七大’时毛泽东在口头报告讲过这样的话，我们战胜蒋介石，革命成功之后主要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了。” （《炎黄春秋》2008年第七期） 李锐所提供的这个资讯在《毛泽东文集》第三卷里可以得到印证。文集里《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个报告，蒋介石看了最不高兴，中间派看了又高兴又不高兴。中间派是有前途的。外国人在蒋介石不行了的时候会扶他们，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但他们是动摇的，蒋介石让步了他们就会拥护。三月一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罗隆基就写文章欢迎“还政于民”；二日我们广播了新华社记者对蒋介石讲话的评论，民主同盟在十日又发表谈话反对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所以，他们是可以听我们的，但需要我们的坚强领导。 （第274页）这里说得很清楚“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那么，到了“将来”，即共同的敌人蒋介石不再存在了的时候，民盟的“壮大”对“我们”就必然是是有害的了。

《文集》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里毛泽东还说了这样一段话：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里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但主要的是自由资产阶级，它有它的性质。最近《参考资料》发表的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先生的一篇声明，同志们不知道看了没有，那就是他们的立场，他的独立的政见。最近左舜生在招待外国记者的会上，又发表一个声明，也有他独立的立场。现在，民主同盟在联合政府的主张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国民党说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友党，我们要团结它，联合它。但是它有它独立的意见，它现在是“左右开弓”，区别于两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党，它说是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这个话说得很透彻，是对的，它自己规定了它的性质，属于中间派。 （第306页）

毛泽东还这样估计了民主同盟的政治主张：自由资产阶级现在要民主，他们要他们所想的民主，因此他们是我们的同盟军。自由资产阶级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是能够中立，以至于跟我们一道走的。比如对联合政府这个口号，他们是赞成的。（第318页）。

请注意“他们要他们所想的民主”这句话，这表明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双方所要的“民主”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并不是一回事。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毛泽东就把这两种民主的区分讲得十分明确了。他说：“民主同盟是旧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这是基本的区分。” （第386页） 不要小看了他说的这个“基本的区分”，它预示了最终会要同这一合作者的决裂。这里简单地说一说这个问题。

其实，民主主义就是民主主义，并无新旧之分。陈独秀就认为，没有必要强调“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他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写的《我的根本意见》的第八条就是这样说的：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9页。）

现在把“民主主义”称为“旧民主主义”，而另外提出一种跟它颇不相同的主张，叫做“新民主主义”的，其实就并不是民主主义了。

附带讲一下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按说，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和本质内容之一，不能设想有什么不要民主反对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人却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之前的一个发展阶段，因此有所谓“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一说。如果这里说的是指苏联模式（或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倒是合乎事实的：给民主主义加上若干限制，就成了新民主主义，再加上更多的限制，就成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了。毛晚年所推出的社会主义，就是这种东西，过来人记忆犹新。这些也确实是从他的这种“新民主主义”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过来的。

毛泽东说得完全正确，民主同盟要的是旧民主主义，对于新民主主义改造是颇为抵触的。到了一九五七年，这区分终于采取了猛烈爆发的形式。

可以这样表述：这一场反右派斗争就是新民主主义同旧民主主义的斗争。

二、反右派斗争的远因之二——毛泽东对中国民主同盟的敌意

从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那时毛泽东的这些考虑，就可以知道：共产党和民主同盟政治上的终于分手是不可避免的了。只是现在大敌当前，必须有一个共同对付国民党的合作。所以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向党内发出的有关通知中还是说到，“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3页。）

重庆谈判中，共产党提出民主同盟作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之一。国共两党初步商定，政治协商会议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社会贤达四单位组成，每单位出席代表九人。开会前不久，民盟内部的青年党横生枝节，提出在民盟的九个代表名额中他们要占五个。结果是青年党从民盟分裂出去。共产党支持民盟坚持九个名额，不要让步。最后根据共产党提出的方案，重新确定了名额的分配：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盟九人，青年党五人，社会贤达九人。

当时关于改组政府的讨论，国民政府委员为四十名，同意国民党占二十名，共产党和民盟共同联合要求十四名，即总名额三分之一强，在涉及施政纲领的议案上有否决权的保证。周恩来对张澜说：“这十四名代表名额，怎样分配，那是我们共产党同民盟双方自己内部的问题。民盟是个许多单位合组而成的集体政团，你们数目少了，不好分配，将会影响团结。在目前的政治斗争中，民盟的团结要紧。在这十四个席位中，民盟可以自己斟酌，你们要几个都可以商量。你们要六席，共产党就八席，你们要七席，我们双方就各半；你们要八席，我们就六席。你们大胆提出来，丝毫不要客气，我们共产党没有问题。总之，民盟团结要紧。” （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第246页） 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当时民盟在国共两党对峙中所处的地位，可以看出当时民盟同共产党的关系了。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从而开始了向各个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新的全国内战爆发。

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关于时局近况的通报》，通报了军事、政治、经济、民心、士气、舆论反应等各方面的近况，共十五项。其中第六项是：“对于谈判，民主同盟主张态度要强硬，坚决不让，要打便打。他们认为战争不可免，并愿与我们共患难。”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19-220页。）共产党把民盟看作朋友，国民党就把民盟看作敌人。据唐纵日记，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蒋介石在情报最高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上作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应施打击。” （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622页。）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片面召集国民大会。共产党当然拒绝参加。民盟态度如何，关系甚大。张澜从重庆打电话到南京民盟总部，坚嘱反对参加。后来周恩来对张澜说，那时他正坐在民盟总部的电话机旁边，听到张澜这样说，顿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周恩来对此事评价甚高。他说，“我们也料想到青年党、民社党一定要参加‘国大’，只要把民盟拉住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的达到了。”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9页） “他单独召开‘国大’，中共不参加，民盟不参加，立刻就使它不能起作用，人民就不拥护它。” （同上书，第275页）一九四七年民盟二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说：“民盟对国事自然应该明是非辨曲直。是非曲直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民主同盟的目的是中国的民主，是中国的真民主。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 （《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290页） 宣告它已经由中立的立场转到民主、真民主的立场，也就是转向靠拢共产党的立场了。

和谈破裂。一九四七年二月，南京、上海、重庆的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撤离之前，他们把房产和财产委托民盟代管。民盟总部也就迁入南京梅园新村，即以周公馆著称的中共代表团驻地。这事显然包含有表明政治态度的意义。

国民党也随即做出了反应。一九四七年十月七日公然枪杀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二十七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即推派黄炎培和叶笃义去南京，想请邵力子转圜。平日和颜悦色的邵力子这一天表现得非常严肃，他责怪民盟不该为杜斌丞被杀一事向蒋提抗议，还在报纸上声明“要诉诸全世界”。邵力子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一切都无能为力了。碰了这个硬钉子，十一月六日，张澜迫不得已签署了民盟总部的解散公告。

对于此事，当时周恩来作了这样的评论：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可是国民党威胁一来，民盟有的领导人就表态宣布解散，这又使民盟在人民中赢得的信任跟着丧失，从而也证明要想在国共之间建立起中间道路的第三大党运动是失败了。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83至第284页。）

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之后，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到香港召开了民盟的一届三中全会，否认在劫持与威胁下发表的解散公告，宣布在香港设立临时总部。全会的政治报告说：“自从本盟被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勒令解散以来，一切所谓‘中立’，‘中间’的说法和幻想，实早已被彻底粉碎了。……我们要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 （《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350页） 它已经不再可能中立于国共两党之间，全会提出了“彻底消灭独裁卖国的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口号。

民盟在香港宣布重建领导机关，宣言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新华社当即发表了中共中央发言人就此事发表的谈话，声称“我们欢迎民主同盟重建其领导机关，我们欢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我们愿意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中，和所有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团体一道，为着共同目的而携手前进。”（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有着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共同目的，当然只得携手前进。但是，即使是在共同奋斗当中，也不是没有矛盾的。这时，大敌当前，有矛盾也只好隐忍，以最温和的态度求得解决。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对中间派和中产阶级右翼分子政策的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其中提出了处理这些矛盾的态度：

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份，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 （同上书，第12页，又见《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15页。）

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国民党，像民主同盟这样的政治力量的支持是重要的。为了团结，不得不采取一种克制的忍让的态度，心里其实是并不愿意的。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是一个关于怎样对待自由资产阶级的重要文件。其中说：

在政治斗争上，我们必须区别今天与明天的打击方向，今天要孤立一切对美蒋尚有幻想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到明天就连反对杜鲁门之美亲华莱士之美、反对蒋介石之国亲李济深之国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也要将他们孤立起来。

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

（《中共中央文件选辑》，第十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74、573页）

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段：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312页。）从发出这个指示开始，到反右派斗争爆发，在这十年里，中国共产党就是照这个指示处理同民主同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的。

如果说，这个指示个指示里只是说“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并没有说明是民主党派，那么，一个月之后，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一份电报中就说得明明白白了。苏联解体之后，秘密档案公开，人们也就有可能看到这份当年的密电了。电报说：“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斯大林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日的复电中说：“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它们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将长期存在，中共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要保留自己的领导权，也就是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让这些政党的一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和孤立帝国主义者及其国民党代理人。要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后的中国政府，按其政策，至少在胜利后的时期（这个时期多长现在很难确定）将是民族革命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这意味着，暂时不实行所有土地国有化，不废除土地私有制，不没收全部大小工商资产阶级的财产和不没收不仅大地主而且靠雇佣劳动生活的中小地主的财产。实行这些改革还要等一个时期。应该告诉您，在南斯拉夫，除共产党以外，还有加入人民阵线的其他党。” （ 《 毛泽东同斯大林往来书信中的两份电报》，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88-89页）

从这里可以知道，早在一九四七年的十一月，那时国民党还有强大兵力，战争胜负未分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有了在胜利之后抛弃民主党派的意思了。只是因为斯大林的电报，才把这事推迟了十年。这些民主党派人士，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些曲折，大约也不会想到几年之后所提出的“长期共存”，最早渊源是来自斯大林吧。

国民党在战争中不断失败。民主同盟所企望的胜利一天天临近。他们是怎样考虑胜利之后同共产党的关系的呢？吴晗在民盟中央整风座谈会上揭发了这样一件事：

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沈衡老和民盟中央其他同志 （引者按：沈衡老即沈钧儒，字衡山；“其他同志”指章伯钧） 都已从香港到解放区，我在从上海到华北解放区的时候，罗隆基要我带一封信给已到解放区的沈衡老（以及章伯钧。——引者） ，要沈老 （以及章伯钧。——引者） 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几个条件，这些条件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主要是主张不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所谓协和外交政策；民盟盟员与中共党员彼此不要有交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要和中共订立协议，如果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这封信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全是罗隆基一人起草的，当时曾经提到上海盟内同志讨论，史良、许广平、楚图南，还有其他同志都不同意。 （引者按：这封以民盟留沪中委名义写的信，当时参加了讨论未表示不同意的，有张澜、黄炎培和叶笃义；表示不同意的，还有郭则沉。） 但是罗隆基仍然要我带到华北，要沈衡老向中共提出。我到了华北以后，才知道沈衡老和其他民盟同志是在东北解放区。罗隆基这次主张是十分荒谬的，当时我也就没有把这封信交出来。按照罗隆基的意思，要末中共接受罗隆基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纲领，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末民盟就不参加政府，而以反对党的身份和中共对抗。

这件事，叶笃义的回忆录中也说到了，可以参看：一九四八年十月间，中共方面的全面反攻已经开始。吴晗遭受北平国民党当局的迫害，经过上海准备到东北解放区。这时候沈钧儒和章伯钧已经由香港到达了那里。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和我开了一个小会，由罗执笔，以留沪中委的名义写了一个向中共的建议书，主要内容为：①内政上实行议会制度；②外交上采取所谓协和外交方针（即对美苏采取同样友好方针）；③民盟有退至合法在野党的自由；④在盟内的共产党员应公开身份，党员和盟员避免交叉。在中委座谈会上讨论的时候，有人提出反对（我记得是史良、楚图南和郭则沉），这个向中共的建议书终被取消。但是最后还是以中委致函沈钧儒、章伯钧的形式，要求沈章向党提出这个建议。这封信是我当面交给当时住在王艮仲家里的吴晗本人的。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这些意见，显然是共产党所无法接受的。第一条，实行议会制度。后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批评了那种“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的意见。第二条，所谓协和外交政策。不久之后毛泽东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针锋相对地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根本国策。第三条，合法在野党的问题，李维汉这样回答说：“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一个最广泛的团结绝大多数人的组织。你们说要承认你们是一个‘合法的在野党’。既然是‘合法的’，那就应当包括到统一战线之内，而无所谓‘合法的在野党’了。我们要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而不是旧民主主义，不是在野党和在朝党互相交替，互相斗争，而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各阶级、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合作。” （同上书，第72页） 第四条，避免交叉问题。一九五二年六月经毛泽东修改过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的第二条就明确宣称：“在各民主党派内应当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非党的革命知识份子，他们与左翼分子结合起来，形成骨干”。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53页） 可见这种“交叉”是必不可少的，是组成民主党派骨干的要件之一。

在刚才引过的这一篇发言中，吴晗还揭发了这样两件事：一九四九年政协会议召开之前，罗隆基到了北平，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接见了他。现在有人揭发：罗隆基见毛主席之后就对他的朋友说：“毛主席这个人很厉害狡猾，比历代统治人物都凶。”周总理和罗隆基谈话时，周总理说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罗表示不同意周总理的意见，他说周是南开出身的，毛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他说他曾向周总理表示，我们成立人民阵线，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我们代表另一部分人民，这样来共同协定合作组织联合政府。 （8月11日《人民日报》）

罗隆基同毛泽东的这一次谈话，罗本人在这会上作的交代中是这样说的：“我到北京几天以后，毛主席约我单独地谈过一次话，谈到民盟与党的关系时，我向毛主席表示，希望在盟内的党员公开，却没有说过要党员退出民盟。毛主席接着说：‘你不要在盟内清党。’” （8月13日《人民日报》） 说的听的都明白这话的分量，所以罗才觉得毛“比历代统治人物都凶”吧。他也就明白了原先所祈求的合法在野党的地位是一种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盟的高层得到了安排。张澜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一，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史良任司法部长，章伯钧任交通部长，罗隆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一时呈现出相安无事的局面。

章伯钧当了部长，可是觉得这同他想像的内阁阁员那样的部长并不完全一样。一次他对担任部长助理的共产党员孙大光说，“现在部的权限太小了，上面管的人太多了，有委有办，党组上面还有工业交通部 （引者按：当时中共中央的一个部） ，实际上管不了什么事；所以当部长的劲头都不大，有劲头的是那些副总理或兼什么委什么办的负责人。我要是党内的，我也要兼点旁的什么事。为什么一个病号还要挂副总理的名义？现在文教界问题很多，林枫怎么能把文教工作办好？” （7月9日《人民日报》）

对民盟内部的人，他的话说得更难听，据高崇民揭发，章伯钧说，“我这个部长就是守灵牌。”（7月1日《人民日报》） 他觉得无所作为，于是跑古董铺，买旧书，在政治上显得消沉。他对人说：“生活上有二个东西，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仅仅叫他穿西服、住高楼、吃西餐，而不叫他独立思考，这就好比西郊公园里的狮子和老虎，吃的虽好，可没有自由。” （7月4日《人民日报》） 大有老骥伏枥、髀肉复生的感慨。

当年国民党以部长的位置拉罗隆基，经济部或交通部任选一个。罗不干。现在章伯钧、史良都是部长，他不是，未免有些不快。为了给他安排一个部长的职位，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二日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决定设立森林工业部。具体地说，是将原林业部分为两个部，林业部只管营造林、护林等工作，而木材采伐、运输、加工、综合利用及林产化工等项，就是森林工业部的业务了。六月四日，罗隆基被任命为森林工业部长。可是他对于这个安排心里并不满意，据浦熙修在反右派斗争中揭发：罗总是认为当森林工业部长委屈了他的才能。解放初期他想当外交部长，后来又想当司法部长，现在是一心想当高教部长，认为这样才能更好地抓大知识份子。 （7月11日《人民日报》） 另据高崇民揭发，罗说过，我可以做外交工作，但是人家叫我去管木头。 （7月1日《人民日报》） 罗在森工部的秘书也揭发，罗说过，政府给我森工部，我也不懂业务，其实不如叫我搞司法部还恰当些。

章伯钧、罗隆基都不满足于冷官的位置。后来章在作检讨的时候说过不满足的原因：“我有一套政治野心，就是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是为作官，是为了实现我的政治主张。我有篇文章说得很清楚，就是三月间我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我说我爱护共产党，也爱护民主党派。我爱社会主义，也爱民主。王造时看了以后，认为这两句很好。我把民主与社会主义分开，总是认为苏联的制度缺少一些民主。我极力反对教条主义，主要是不满意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 （7月4日《人民日报》）罗隆基的想法也差不多，他也正是怕民盟的人只满足于做官而忘了政治主张。他在一封信中说：“不是无条件驯服，以求在政府中占得一官半职。此点若不明白，我们全局输了。” （9月3日《人民日报》）如果目的只在做官，章伯钧罗隆基当然可以照旧当他们的部长。交通部也好，森林工业部也好，反正都是部长级嘛。如果给了官做还不满足，还要实现一种政治主张，而且是章伯钧说的那种要比苏联的制度多一些民主的主张，那就只好划为右派分子了。

三、 反右派斗争的近因之一——反冒进和反反冒进

反右派斗争的近因，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一批按语》中说：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26页题注）

他说的这两件事也就是发生反右派斗争的近因。他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莫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9页） 也是说的这两件事。所谓国际方面的大风浪，也就是赫鲁晓夫、哥莫尔卡闹风潮，是指苏共“二十大”和波兰匈牙利事件，这些下一章再说，现在先说反冒进和反反冒进这事。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为他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第二篇《序言》，谈到在这年的下半年，“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毛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22-223页） 他就这样吹响了各行各业全面冒进的号角。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冒进的恶果大量显现出来，刘少奇、周恩来这些比较务实的领导人感到形势严峻，觉得必须提出了反冒进的问题，这就不得不对毛泽东的权威有所冒犯了。在官方出版的《周恩来传》里写了这样一件事：

（一九五六年）四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二十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与会的大多数人不赞成这样做，周恩来更是竭力劝阻。胡乔木回忆说：一九五六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一九五五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一九五六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周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页）

五月十一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的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七八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75页）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据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一书中说：原来这篇社论最初是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的。在中宣部讨论时陆定一同志认为不能用，要重新起草。他请示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要他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亲自组织中央宣传部的同志起草。初稿由王宗一同志起草，在中宣部多次讨论、修改后由定一同志送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他们两位都作了一些修改，并提出再加斟酌的一些意见。定一同志根据这些意见又作了修改，最后送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审定。少奇同志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后送毛主席。我们在最后定稿的清样上看到，毛主席圈了他的名字，写了“我不看了”这几个字。 （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这一篇社论宣称：急躁冒进已经成了“严重的问题”，并且认为“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提出“要使我们的计划、步骤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虽然标题说的是“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两个方面都说到了，实际上是反冒进的。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十分恼怒，在这一天的报纸上批了这样一些话：“尖锐地针对我”，“既然使干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不是方针错了吗？”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作了《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的基调是反冒进。他认为，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工作有冒进性质的错误。他说，“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他提出：“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他以颇有点犯忌讳的钢产量为例，“原来设想钢产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要达到年产三千万吨，肯定地说，照现在这个速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硬要定到三千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像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

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八大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所提出的数字，也“只是个建议，有某些达不到的指标是不是可以修改？我觉得是可以的。”“建议中有些数字当时觉得是恰当的，现在发现还有矛盾需要解决，那就应该解决，我想这是许可的。”他还谈到毛心爱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他说，这也是一个建议，是一个草案。……草案现在执行快一年了，事实证明有些是需要重新研究的，这些并不是不可以修改的。比如扩大耕地面积，要求十二年内开垦一万四千万亩显然是有困难的。如果每年开垦一千万亩，就要投资五亿元。这五亿元的投资，明年度无论如何也挤不出来，今后也不是每年都可以挤出来的。

他还说：八大的建议和农业四十条，是规定了每年进度指标的。这两个文件经过我们研究以后觉得可以修改。上不去，就不能够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4页）

在报告中，周恩来提出了一个“究竟应该怎样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问题。他的答案是：“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讨论，大家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4页）

毛泽东不同意这种估计。这次中央全会结束的那天他讲了话，反驳了周恩来所作的只是基本上正确的估计。他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总的说来，现来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他还提出：“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4-315页。） 显而易见，他认为反冒进就是打击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是在他们头上泼冷水。为了反冒进这事，后来毛泽东还多次批评他。例如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上，毛调侃地说：“恩来在一九五六年二中全会的报告敢说心里话，这一点可取，虽然是错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637页） 可见他对这些反冒进的人怨毒之深了。

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那时反右派斗争的高潮已过，毛泽东还把这笔旧账拿出来算了。他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同上书，第474页）毛泽东决定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据报上刊登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所宣布的，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一些党员的特权思想，从而改善执政党的形象，改善党与党外群众特别是知识界的关系。但是从毛在这前后发表的另外一些文章和讲话中可以知道，还有一个在《整风指示》里没有宣布的目标，就是要跟党内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算账。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泽东知道，党务系统在刘少奇手上，行政系统在周恩来手上，这些党政机关的干部都是他们的下属，由谁出头来向他们提意见呢？毛泽东想到了让民主党派来充当冲击的力量。

毛泽东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之后，中国的这些民主党派就成了政治上的装饰品。它的头面人物虽说大都安排了颇高的职位，其并没有什么实权，不能做什么实际的工作，更不要说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了。因而显得很是消沉。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特别是在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新方针之后，民主党派一时颇觉兴奋，他们就象经过了冬眠的蛇，想要活动活动了。一九五七年三、四月间，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纷纷开会：致公党（3月21－23日）、民主建国会（3月22－23日）、九三学社（3月22－28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3月25－30日）、民主同盟（3月22日－4月5日）、农工民主党（4月12日）都开了会。讨论在这新气候下的工作问题。这里只举民主同盟的情况为例。民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在民盟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大发展组织，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二百万人，组织发展到县一级。表示要更加广泛的参与国是。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却是毛泽东所厌恶的。这也就是后来他在反右派斗争中说的“党要扩大，政要平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03页）

不过这时他想要打击的还不是这些民主党派，而是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他想，是不是可以来一个“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呢？民主党派哇啦哇啦提意见，对于他来说当然是一种消极因素，只是如果把他们提意见的积极性加以引导，使其锋芒针对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那就化为他所需要的积极因素了。他怀着这样一种愿望，就来着手调动民主党派这个力量了。

毛泽东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在《整风指示》见报的前一天，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他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在天安门城楼谈话，党中央的几位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总书记邓小平也都到场。毛讲话的主旨就是请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他说了这样一些话：目前各方面批评意见最多的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等部门。有人很担心，怕矛盾一揭发，一批评不得了。我们对人家提出的意见，不要害怕，应该欢迎，给人家以提意见的机会。矛盾没有什么不得了，到处唱对台戏，把矛盾找出来，分分类。如文学、艺术、科学、卫生等方面，提出的问题最多，矛盾突出来了，应该攻一下，多攻一下。愈辩论愈好，愈讨论愈发展，人民民主政权愈巩固。几年来不得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几个月解决了。整风主要是党内整风，可是有党外人士参加就更全面了。两种元素可以起化学作用。但党外人士不是自己搞，而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89-91页）

尽管他对民主党派开的这些会并不高兴，但是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还是夸奖了几句。他说：

最近各民主党派都开了一些会议，开得不错，提出了些问题。只要党外人士谈出来了，大家一齐搞，这就更好谈了。希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多提些意见，帮助共产党进行工作。

召开这样的座谈会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希望得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希望他们在他划定的范围之内多提些意见，这就是对国务院所属的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这些职能部门，也就是总理周恩来领导下的部门的工作提意见。对共产党多提些意见，也就对刘少奇的系统多提意见了。假如这些民主人士能够多提意见，而且所提意见符合他的意图，毛还许诺给予一份回报，解决一下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的问题。他说：统一战线中的矛盾是什么呢？恐怕就是有职无权的问题吧！过去民主人士有职了，但是没有权，所以有人讲民主人士不大好当，有些恼火，现在不但应该有职，而且应该有权。因此，这次整风，在党内对有职无权的问题也要整一整。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93页）

这天毛泽东还讲到改变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问题，他说，大学的管理工作如何办？可以找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党在军队，企业，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这也是知识份子很欢迎的意见。不过，后来凡是引用这话的人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

整风指示公布之后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是中共中央统战部从五月八日开始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逐日举行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件事进一步反映出了毛泽东借重民主人士进行党内整风的意图。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会上说：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因此，我们已经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商量好，在一个时期以内，不要号召民主人士整风，而着重地发动党外人士来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195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

成问题的是，这些民主人士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完全不符合毛泽东的意图。他们并不在毛所划定的范围之内，对教育、卫生等等工作中的缺点提意见，批评这些工作中的保守主义，甚至有人在发言中还流露出反冒进的意思，例如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就提出了“八年来的工作中，究竟是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大”的问题 （195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会上的许多发言谈到党委代替行政直接发号施令、外行领导内行、肃反运动的偏差，等等问题，实际上涉及共产党执政的根本体制问题和严重弊端。这些都是毛没有料想到也决不愿意听到的意见。

这些民主人士对于共产党内的情况其实颇为隔膜，不知道（或很少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在反冒进问题上的意见根本对立，而把他们看成一个统一的领导集体，他们没有想到在提批评意见的时候要分别对待，在批评刘少奇、周恩来工作中种种错误的同时要赞美毛泽东的英明正确，表示对毛泽东的尊崇拥戴。像储安平的那篇要命的“党天下论”，标题竟是荒谬的《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1957年6月2日《人民日报》） 。陈铭枢甚至直接写信给毛，批评他本人，说毛泽东“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的” （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这种表现使毛泽东震怒。反右派斗争就从打击民主党派开始。

当年有机会经常接近毛泽东的李志绥在所着《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

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到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一九五七年，而不是一九六六年发生。我们今天只记得反右派运动时对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径。其实毛开始时是想藉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毛未料到民主党派人士竟群起质疑“社会主义路线”和“共产政权”的合法性。毛万万没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见越来越尖锐，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毛本人的统治。毛被迫暂时回头和党内反对他的同志联合起来。党内领导人人自危，大家一致枪口向外，出现了大团结的局面。 （台北时代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95-196页）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反反冒进”确实是反右派斗争的一个近因。

四、 反右派斗争的近因之二——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地震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的，“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莫尔卡闹风潮的一年。”所谓赫鲁晓夫闹风潮，是指一九五六年二月他主持召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用“反对个人崇拜”这个提法批评了斯大林，第一次揭露了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二十大路线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它是苏联国内外矛盾发展到那时的公开表露。赫鲁晓夫作为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第一个揭露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表示了必须有所变革的意思。二十大路线有着明显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倾向。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划时代的事件，其影响巨大而且深远。三十五年之后苏共的消亡和苏联的解体的原因，都应该溯源到这一事件。

说起斯大林，其实毛泽东对他早就有自己的看法。使他感到切肤之痛的，是斯大林对待中国、对待中国共产党和对待他本人的态度。这方面的意见他说过不只一次。例如，他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6页）

对于苏联的国内政策，毛也有看法。例如，他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 （同上书，第274页）

斯大林在世，有看法也不敢讲。斯大林死后不多久，毛泽东就开始思考苏联模式的得失了。据薄一波说：“在我的记忆里，毛主席是在一九五五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他回忆说，“从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发生的事情，包括贝利亚被揭露，一批重要的冤案假案被平反，对农业的加强，围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发生的争论，对南斯拉夫态度的转变，斯大林物色的接班人很快被替换等，已使我党中央陆续觉察到斯大林和苏联经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也陆续发现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我国国情。”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8页。） 作为一个有经验有眼力的大国领袖，毛泽东并不需要苏共二十大的启发，就已经在思考苏联的教训了。

世上也真有些碰巧的事。二月十四日是苏共二十大开幕的日子，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毛泽东逐日听取国务院财经方面三十四个部委的汇报，目的是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发展道路。同时在莫斯科和北京进行的这两个会的关系，薄一波回忆说：“在得知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消息后，我党中央除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作了讨论外，汇报中同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相关联的事也多了起来，‘以苏联为鉴戒’的思想更加明确了。” （同上书，第488页）

毛泽东这次听取汇报的结果，是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篇报告。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7页）这篇《论十大关系》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才公开发表。当时对苏共二十大公开表明态度的，是四月五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由陈伯达执笔起草的文章，经过毛泽东详细修改补充。文章表示了对苏共二十大新路线的支持：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流行，这种现象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

毛泽东审稿时加写了一些文字，既批评了斯大林，也在能够为之辩解的地方为他作了辩解。他说：

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

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

这篇文章还把苏联发生的问题同中国的情况联系了起来。认为：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我们也还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

中国所受到的斯大林的影响，这里仅仅说到了不少研究工作者的教条主义习气，其实是远远不只这些。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领导之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在悼念斯大林的文章《最伟大的友谊》中说：从列宁逝世以来，斯大林同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我们围绕着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遵循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得到了伟大的苏维埃国家和各国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而在几年以前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苏联共产党……在过去和现在是我们的模范，在将来也还是我们的模范。

后来据吴冷西说，毛对人说过，这文章“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20页） 从感情上来说，他确实不愿意这样赞颂斯大林，可是这里说的斯大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影响，却是事实。

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率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就即将建立的新国家的许多问题，从内外政策、机构设置、重要的人事安排等等事项，直接向斯大林讨教。几年间，确是把苏联作为模范。诸如：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计划经济，五年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等方面，一步一步把苏联模式移植了过来。

在指导理论方面所受到的斯大林的影响，这里可以举一个例。一九二八年斯大林在《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的演说中说：

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尖锐化。（《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中文版，第149、150页）

一九三七年他又在《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说：

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

这是斯大林有名的公式，正是这个公式导致了苏联肃反的严重扩大化。

一九五五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转变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毛泽东审稿时加写了三段文字。其中他说：

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

由此可见，反胡风斗争，和以此为序幕的肃反运动的指导思想，就是斯大林的这个公式。

中苏两国的异同，毛泽东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69-370页。） 换句话说，同的是原则，是大的方面；异的是方法，是小的方面：大同小异吧。或者说，用有所不同的方法去实现相同的原则。

还有一点很大的不同。从十月革命到二十大，苏共执政已经三十九年。或者换一个计算方法，从一九二七年打垮了托洛茨基，到一九五三年去世，斯大林大权独揽二十六年。在这三十九年或者二十六年的漫长岁月中，苏联在国内以及在对外关系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矛盾，不少弊病已很明显，以致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不得不突出地提出这个问题，表示出改弦更张的态度。而这时，中国共产党执政还不过七八年时间，还在向苏联模式转变的过程之中，时间还不长，这种模式的弊病还不很显著。这时的包袱还不重，还有较大的行动自由。毛泽东就决心不再亦步亦趋，《论十大关系》就是他探索新路的第一次重大的努力。他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 （转引自薄一波同上书，第487页）在考虑了苏联、东欧的不足和失误，考虑了中国的情况之后，毛泽东提出了他的新方针。

《论十大关系》中谈到党和非党的关系，主要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他提出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点是和苏联不同的。苏联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在二月革命中一同推翻沙皇的其他社会主义政党都被取缔。毛泽东说：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4-35页。）

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五月二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把这“十大关系”、“双百”方针这些意思向党外的高层人士说了一遍。

在谈到这些新方针的时候，还应该提到一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会议。长时期以来实行的知识份子政策，是争取、团结、教育、改造。一九四九年执政以后，不必再提“争取”，其余三项不变。不言自明，这是把知识份子看作有待争取，有待团结，有待教育，有待改造的一种异己的力量。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报告对知识份子重新作了估计。他说，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份子的参加。知识份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应该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周恩来的报告还指出：目前在知识份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当然，周恩来也没有忘记提到另一种倾向，即只看到知识界的进步而不看到他们的缺点，因而不去甚至不敢去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工作。这样，他就把两个方面都说到了：在改善对于知识份子的使用和安排，也就是改善其处境的同时，仍旧要进行对知识份子的改造工作。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8-189页）

毛泽东四月二十八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五月二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两次讲话，在他生前没有发表。对于这一方针的官方阐述，最早见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这是他五月二十六日在怀仁堂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共两千人的一篇讲话，经毛泽东审阅修改，于六月十三日发表。陆定一说：

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

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文艺工作，如果“一花独放”，无论那朵花怎么好，也是不会繁荣的。

我国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末，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

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

在回答“为什么现在才着重提出这样的政策”这一问题时，陆定一谈到国内政治状况、知识界状况的变化。首先是这样一条：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地区内已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剥削制度将在今后几年内在这些地区被消灭。一切原有的剥削者将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即将成为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

陆定一只说了这么多，只说了国内的原因，没有说国外的影响。他的副手周扬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一次讲话中是说到了国外的影响的。

他说：最近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对斯大林的批评有关。……我们不否认对于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但这个混乱现在看起来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收获。我们是在这样一个状况下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5页）

陆定一的这篇讲话还向不久前在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中受到粗暴批评的俞平伯表示了歉意。他说，“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文艺工作中学术思想上的错误。”陆定一并且承认一些批判文章“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看来，已经无意于全盘肯定几年来给知识份子造成无端伤害的那些思想批判运动了。

罗隆基热烈拥护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这样谈到他对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解，他说：“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时代的‘百家争鸣’，如同一个伟大的管弦乐队。乐队中弹琴的，吹笛的，敲锣的，打鼓的，在乐器上各有专长，在技术上各显神通，而这些音乐家的技术专长是相辅而行相得益彰的。但乐队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乐队队员每个人的目的亦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乐队在为听众演奏的时候就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指挥，而后演奏出来才有和声、有节奏。这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时代‘百家争鸣’同动乱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不同的地方。”

罗隆基苦心孤诣分辨了两个不同时代的“百家争鸣”，可是他以乐队为喻来作论证，却不能不说是比拟不伦。一个管弦乐队，不管是五十个人还是一百个人组成的，不管是用五种乐器还是十种乐器，当他们一同登台演奏某一乐曲的时候，只能算是一家，而不是五十家或者一百家。每个队员只能严格按照乐谱演奏，不能在乐谱的规定之外显一点神通。他的这个不伦的比喻却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上的表态，他在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就好比在一个管弦乐队中，他愿意在这个有组织、有领导、有指挥的乐队里参加“争鸣”，何尝有一点反领导、反指挥的意思。

周恩来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报告，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使许多知识份子好像感受到一种新的空气，颇觉兴奋。费孝通的《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写出了那时许多知识份子的心情：

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份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

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难于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份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窠，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要看出自己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

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正反映那些老知识份子心情的转变。不说别人，连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

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份子的心，太好了。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还比较容易些，一到观点、方法，就发生唯心和唯物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比如说，拥护党、政府，爱国家、人民，对知识份子来说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就有不少人弄不大清楚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那一套。

百家争鸣恰好解决当前知识份子思想发展上发生出来的这些问题。据我的了解，百家争鸣就是通过自由讨论来明确是非，即是知识份子进一步的思想改造，在观点、方法上更进一步的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现在绝大多数知识份子是有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的。他们希望具体地弄清哪些是唯物的，哪些是唯心的，唯心的为什么不对，口服心服地在思想上进入工人阶级。他们欢迎百家争鸣，因为百家争鸣可以保障不会冤屈任何一点正确的东西，而且给任何一点可以长成为正确的东西充分发展的条件。（《费孝通文集》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七卷，第25-32页）

费孝通把百家争鸣理解为知识份子进一步改造思想、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途径，这真显示出了七八年来对知识份子教育改造的巨大成绩。要是百家争鸣真达到了这个目的，也就不枉毛泽东陆定一的一番提倡了。只是对于这一方针的贯彻，费孝通并不怎样乐观。就知识份子方面说，“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不久以后发生的反右派斗争这一事实表明，这些并不是知识份子的过虑。就具体领导知识份子工作的干部来说，“等到鸣了起来，闻到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对这方针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是对这方针不太热心，等着瞧瞧再说的人似乎并不少。”后来发生的实际情况比费孝通这篇文章估计的还要严重一点，对这方针抗拒的人也并不少。

九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基调，依然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毛泽东在预备会议上讲话，说“对斯大林要三七开”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8页） ，谈到学习苏联，他说，“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我们历来提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谁要你去学习落后经验呀？”当初提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这口号的时候，却是不能作这样的解释的。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毛泽东有个批示，“凡有苏联顾问之单位，务必彻底解决干部中是否全心全意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问题，凡不虚心学习者应受到批评。”这意思显然是说，凡苏联经验都是先进的，学苏联就是学先进经验。那时一些不这样理解的人都是吃了苦头的。现在毛泽东做出这种解释，表明他对苏联经验有看法，他决定探索一条同苏联有所区别的发展道路。

中共八大公开发表的文件，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支持。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

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页）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也说，“今年二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并且特别提到二十大“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刘少奇的报告还提到了“双百方针”：

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使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

对于国内形势的估计，政治报告认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从而提出了加强民主和法制的问题，“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报告中还提到“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一道长期存在，在各党派之间也能够起互相监督的作用”。（同上书，第56页、第42页、第53页、第49页、第53页、第47页）

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说：“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同上书，第87页）

这些报告反映了苏共二十大对中共八大的影响。至少在这时中共还是基本上接受了苏共二十大的新路线的。提出并且力求贯彻一个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更加开放的方针，就明显反映出这一点。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公开提出之后，在知识界引起的反应很不一致。一些人在新方针的鼓舞之下积极从事创作活动和创造性的研究。一些人欢迎新方针，可是还有疑虑，一时不敢有什么动作。一些人对新方针是有抵触，甚至抗拒的。

“双百方针”在文学方面引起的第一个回应，是二十二岁的王蒙发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以及围绕这篇小说的种种评论。

王蒙应该说是新方针呼唤出来的新人。多年之后他回顾往事，说：一九五六年“双百”方针刚刚提出时便立见成效。那时候很快就出现了新的各种各样的作品和新的艺术探索。我自己也是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创作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当时这个勇气是被“双百”方针鼓励起来的。因为它为文学艺术家们创造了一种轻松自由的气氛，它鼓励了人们进行批评的勇气。（见《新华文摘》1986年第7期第156页）

这篇描写青年人反对官僚主义的小说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号《人民文学》一发表，立刻以它的尖锐性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争论。一方面它受到热烈的欢迎，一方面又受到严厉的指摘。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马寒冰的文章认为，这是“一部不真实的作品”，他从“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这一文学范畴出发，认为像小说描写的这样的区委会是完全不可能有的，至少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不可能有这样的区委会。如果真有，也只能写篇新闻报导来批评，却不宜写小说。大约他是以为这没有典型性吧。李希凡的文章也是以这种典型环境论来批评王蒙：“在典型环境的描写上，由于作者过分的‘偏激’，竟至漫不经心地以我们现实中某些落后现象，堆积成影响这些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而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李希凡认为，这篇小说“把党的一切组织、人员、工作，都写成了‘一片黑暗’。”也有人发表文章，表示不同意这种批评，说这是“用社会学的一般法则，代替了文学艺术的独特规律”。

马寒冰不只是不满意王蒙的小说，对于提出百花齐放方针以来文艺界的局面更是忧心如焚。他和他们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以及两位同事陈亚丁和鲁勒四人联名，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这可是当年的一件大事，在下面第六章里将要详细说到。

在这一段时间里，也组织了民主党派讨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种讨论的情况，正如傅雷写给他儿子傅聪的信中说的，“捧场恭维的远过于批评的” （《傅雷家书》增补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47页） ，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例如章乃器在一九五六年中国民主建国会一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后来他的一些文章虽然补充了一些条件和限制，基本上还是这个意思。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他在民建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说，“经过‘五反’和全行业合营高潮，工商业者交出了生产资料，如仍教条主义地强调两面性，这对工商业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响。”他还说，“哪个阶级都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也有，只不过积极、消极两面的比重大小不同，这是一个先进和落后的问题。”关于定息的性质，章乃器以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 （6月2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把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称作赫鲁晓夫闹风潮，同时他还提到哥莫尔卡闹风潮，说的是波兰政局的剧烈变化。六月，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工人上街示威游行，军队开枪镇压，死七十四人，伤九百多人。形势进一步恶化。在波兰党的八中全会上。被关了几年的哥莫尔卡取代奥哈布，担任第一书记。匈牙利的乱子闹得更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被迫下台，最后是苏军出动了坦克车，才把遍及全国的骚乱镇压下去。这两件事情被统称为波匈事件。中国知识份子对波匈事件的热烈反应，使毛泽东十分反感。

从这个时候开始，在毛泽东的思虑中，可以说是有了一个“匈牙利情结”。他在考虑中国也出一场“匈牙利事件”的可能性。当然，他是力求避免中国出现“匈牙利事件”的。采取什么对策来避免呢？他想到的一项对策，就是开展整风运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就是在苏军坦克开进匈牙利之后几天召开的，波匈事件是会上的热门话题。就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这时，他所设想的整风运动是什么意思呢？在这篇讲话中，他说：“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波匈事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其间，中国共产党派出了刘少奇、邓小平率领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交换意见。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一个主要的议题就是波匈事件。会上，几天前才回国的刘少奇报告了他就波匈事件同赫鲁晓夫会谈的情况，他在报告中提出：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不能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要关心人民的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 （《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下卷，第379页）

在全会上，毛泽东也谈了他对波匈事件的看法。他说：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8页）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同上书，第323页）

因波匈事件的发生，毛重新检讨了苏共“二十大”路线。他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莫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对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

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同上书，第321-322页）

这就是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上，毛泽东已经开始提出他同赫鲁晓夫的分歧来了。只是这时候，他想得更多的还是国内的事。他看到国内知识界对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热烈反应，十分反感。他反复在想一个问题：在中国，是不是也有发生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的可能性。他以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波匈事件的起因，他不仅谈到了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这一方面，还谈到自己的工作犯了错误，脱离群众这一方面。他说：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莫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 （同上书，第319页）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 （同上书，第324-325页）

当然，必须力图避免出现此种前景。怎样避免呢？吸取东欧国家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的教训，对策就是一个传统的行之有效的经验丰富的老办法：镇压反革命。在全会上，他说，“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 （同上书，第318页） 另一个准备采取的对策就是开展整风运动。他在这次全会上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同上书，第327页）

为什么开展整风运动就能够防止发生匈牙利事件呢？原来他这时所设想的整风运动是这样的：

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同上书，第326页）

“大民主”“小民主”这话原是新华通讯社国际部副主任李慎之说的。关于这事，本书后面第十五章还要详细说到。李慎之本来不是这个意思，在全会上毛“借用这个话” （同上书，第323页） 并按自己的意思重新作了解释。按照毛的意思，有两种“大民主”。像匈牙利事件，以及不久之后右派分子的大鸣大放，乱鸣乱放，猖狂进攻，是资产阶级的大民主；而整风运动，人人过关，发动学生来斗争教授，如同前几年行之有效的思想改造运动，或者几个月之后的反右派斗争，就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整风就是思想改造”，这句话是一篇的精髓，万万不可忽略。牢记了这一点，就不会对即将开展的整风运动有所误解了，毛泽东就是寄希望于这样的整风运动以防止发生匈牙利事件。

这一段话，是他在谈到民主党派和教授即大知识份子的时候说的。对于工人农民基本群众和青年学生，他却是主张作一点让步，以缓和和他们的关系。在全会上，他说：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 （同上书，第325页）毛泽东的这些讲话，都是在党内的会议上讲的，当时没有公开发表。

中国共产党对波匈事件郑重的公开表明态度，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也还是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是由胡乔木执笔起草的 （顺便说一句：毛泽东死后，胡已将此文编入《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了） ，比起前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来，对待苏共二十大新路线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

在批评斯大林问题上，和前一篇相衔接，《再论》还是说了一些这样的话：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错误的严重性、消除斯大林错误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都支援苏联共产党纠正错误的努力，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满的成功。

但是全篇的主旨却不是要说这些，而是要竭力为斯大林辩解：“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侵害所必须的。”

关于斯大林的功罪，毛泽东审稿时加写有这样一段：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做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这也就是他不止一次说过的三七开的意思。为什么必须这样分析呢？

他已经感觉到，全盘肯定斯大林，全面照搬斯大林模式，是行不通的，必须有所更改。现在他又从波兰匈牙利的实例看到，否定斯大林，发展下去，势必鼓励人们起来反对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对斯大林的三七开，就是对二十大的三七开，有三成是可以接受的，七成是不能接受的。这三七开，也是容许批评的界限，批评在三之内，是建设性的。到三之外，就是破坏性的批评了，简单的说，斯大林遗产中的那些最刺眼，最恶心，最令人厌恶的部分是要消除的，消除这一切的目的，正是要把这体制更好地保存下来，他不认为这些弊端是体制本身的一部分。

所以，《再论》不但为斯大林辩护，还要为产生了斯大林的制度辩护。这个辩护是针对铁托的。十一月十一日铁托在普拉演说，指出斯大林的错误“是一种制度的产物”，他说，“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再论》不接受这一个意见，断言“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呢？《再论》并没有费心提出自己的理由。不过这一没有讲明道理的宣告是重要的，它表明不能容忍涉及制度本身的批评。

不是制度问题。那么，发生斯大林错误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再论》回答道：

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是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了主观主义。他开始迷信个人的智慧和权威，不肯认真地调查和研究各种复杂的实际情况。不肯认真地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和群众的呼声，以致使自己所决定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往往违反客观实际情况。而且，他往往在一个长时间内固执地要推行这些错误的东西，而不能及时地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种解释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当时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谭天荣就写了一篇《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来反驳，指出这里的“全部论证在逻辑上不过是同语反复，斯大林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斯大林犯了错误，个人崇拜的产生是因为个人崇拜的流行”，他说，“在我看来，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用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来说明，正如落体运动不能用物质结构来说明一样”。 （据《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7-48页。）

多年之后，执笔者胡乔木本人也承认了他的这种提法是缺乏说服力的。一九八○年他在《《历史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论断》这篇讲话中说：“每个人都有他的品格，他的品格里面都有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假如强调了这个方面，就如同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一样，苏联人民也认为没有讲出个道理来。几十年的历史，光用性格就解释了吗？” （见《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不能涉及制度，当时也并不只是《再论》这样说。就是胡乔木在这里提出的赫鲁晓夫，也是把事情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一个字也不涉及制度问题。赫鲁晓夫愿意做的，是在这个制度之下，做一个比斯大林仁慈一些的斯大林。这也难怪。他也是在斯大林制度那所学校训练出来的政治家。

《再论》一文是这样总结匈牙利事件的：在过去时期的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而反革命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致反革命分子在一九五六年十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这就说明了过去时期的匈牙利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

同毛泽东的内部讲话一样，《再论》实际上也是指出了事情的两个方面。只是像“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这样的表述方式，是说得过于含蓄了。

四月间的那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说的是“必须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十二月的《再论》说的是“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侧重点是明显转移了。甚至可以认为，这篇文章预告了几年之后的反对所谓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文章概括列举了五条“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到一九六三年中苏论战的时候，就扩充为二十五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了，这实际上是预示了几年之后中苏意识形态的论战，只是当时未必有人想得这么远。四月间的那一篇，多少有一点被动地表明态度的性质。表示对二十大路线的支持。十二月的《再论》却从积极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对二十大路线表示了更多的保留。不要单纯以为这是从四月的立场后退了一步，这里反映了更深一层的思考。也不要以为《再论》就是表示最后抛弃二十大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倾向，这一试验还要持续半年左右的时间。

为了避免匈牙利那种事态，这篇文章还第一次公开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这是毛泽东新近产生的一种想法。十二月四日他在复黄炎培的信中说：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 （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 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 （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 。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 （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 ，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页。）在不久之后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对这个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作了详细的阐发，它成了即将开始的整风运动的主题。

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加强政协地方委员会工作的意见》时，给中央指示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大约在一九五七年夏季，中央将召开一次专门讨论全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会议，请你们早作准备，将所属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包括少数民族工作）加以认真的检查和安排。对于有些在党外人士面前爱摆老爷架子，宗派主义作风极为严重的同志，应当认真地给以批评和教育，端正他们的态度和作风。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41-542页。）

可见这时他是有意改善一下干部作风，改善一下同党外人士的关系。

五、插说一下两年前的肃反运动

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发动了一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实际上是揭开了肃反运动的序幕。

宣布要开展肃反运动的第一个文件是一九五五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即“七一指示”）。它一开头就从“六月十日，人民日报继以前发表的两批材料之后，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和社论”说起，并且提出：“中央认为，应当利用胡风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一个广大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清楚地表明即将开展的这一场肃反运动就是反胡风斗争的继续和扩大，就是“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场斗争的毫无间隙的延伸。

为什么要发动这一场肃反运动？《七一指示》的说法是这样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阶级斗争必然日益尖锐化和复杂化；高岗、饶漱石事件，潘汉年、扬帆事件，胡风事件，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状况的反映。这些事件表明，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正在采取各式各样的斗争方式，加紧进行他们反革命的阴谋破坏活动。敌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具有无限的威信，人民民主专政十分巩固，公开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得不到人民群众的任何拥护的，因此反革命分子就采取最阴险的、隐蔽的斗争方式，以两面派手法伪装革命，钻进革命队伍，甚至爬上革命工作的领导岗位，从革命队伍内部来进行破坏。这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高饶反党集团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潘扬反革命集团主要是在公安机关这样一个要害部门里同我们进行斗争；胡风反革命集团企图从思想战线文艺战线上来推翻党的领导。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既然可以用两面派的手法，在上述这些机关里和战线上同我们进行斗争，那末，可以设想，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然而且已经以财政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统一战线、群众运动、建党工作以及其他许多机关里和战线上钻了进来，进行阴谋活动，破坏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因此，高饶集团、潘扬集团、胡风集团的揭露，仅仅是我们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开始，而不是这个斗争的终结。正确的估计应当是：在很多部门，在很多地方，大量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还没有被揭露和肃清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九卷，第292-293页）

造成如此严重情况的原因，这个《指示》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因为：第一，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和经济机关，在接收工作人员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第二，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其中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彻底的清理；第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采取两面派的欺骗手段来进行破坏活动的，辨别和清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件事，是要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才能办到，而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缺点的。 （同上书，第293页）

人们可以看出：这一段话是从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写的序言中稍改几个字搬过来的。毛泽东在这篇序言中这样说到对干部队伍作一次彻底清理的必要性：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做一次彻底的清理。还因为辨别和清理坏人这件事，是要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才能办到，而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缺点的。

这一段话在抄到《七一指示》中去的时候，删的改的仅仅是下面用括弧标明的极少几个字。例如：

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经济（企业）机关，在（当着）接收工作人员（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

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其中（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次］彻底的清理。

基于对敌情的严重估计，《指示》强调提出：在开展肃反运动的时候，必须“反对‘宁右勿左’的思想”：反对在党内斗争、思想斗争、干部工作、人事工作方面的“宁右勿左”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与“宁左勿右”的思想同样错误的。‘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曾经使我们在过去的工作中出过偏差，这是我们应当引为教训的，我们必须避免重复这样的错误，但是决不能因此就束缚住我们自己的手足，不敢发动群众去进行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全国解放后，在我们的许多干部中实际上滋长了一种“宁右勿左”的思想。这主要表现在我们队伍中许多人丧失了对于共产党人极为宝贵的政治警惕性，不能辨别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革命队伍内部发现了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思想也不敢坚决地去进行斗争，许多机关在吸收工作人员的时候往往不经严格的审查而完全信任私人的介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不但会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散布反动的思想，会表面装得勤劳、刻苦，来骗取信任，以便背后捣鬼，而且还会伪造历史，假造党的介绍信，假造文件，假造勋章，利用我们的麻痹大意，利用我们队伍中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缺点错误，钻到我们的机关里和党里来。“宁右勿左”的思想，恰恰是帮助了他们，帮助了反革命，与“宁左勿右”的思想是帮助了反革命一样。 （同上书，第294页）

运动进行的步骤，《指示》作了具体的布置：应该毫无例外地在所有机关、团体、工矿、部队、学校中，首先在五百万知识份子和干部中，用报告、阅读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 ，讨论 （大会讨论和小组座谈） 的方法，反复进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教育。报告应由首长负责，自己动手。…… （同上书，第295页）

这一场肃反运动的审查面，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给各地党委的指示》稿的时候，在第一条讲到“我们现在的党政军民各种机关中，和厂矿学校中，其所有人员，包括起义人员、留用人员在内，绝大多数是好人”中的“绝大多数”后面，毛泽东加括弧写了“百分之九十几”；在讲到“但同时，这些机关厂矿学校中，也都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在全体人员中是绝对少数”的地方，毛泽东在“绝对少数”后面加括弧写了“占百分之几，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指示》就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这个“百分之五左右”的控制指标作出规定：必须认识，我们现在的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厂矿、学校中，所有人员，包括起义人员、留用人员在内，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是好人。他们之中，有一些人是有错误和缺点的，但他们还是属于好人一类的。如果忘记了大多数是好人这一点，我们就会犯错误。但是同时，这些人员中，也有百分之几（大约百分之五左右）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 （同上书，第294页）

这个《七一指示》发下以后，全国各地各界各大小机关单位都立即开展了肃反运动。具体领导肃反运动的，是一个新设立的叫做“五人小组”的机构（中央五人小组在一九五七年七月扩大为中央十人小组）。中央和各省市都设立了。每一个基层单位也都有“五人小组”的机构，领导本单位的肃反运动。运动开始，五人小组事先按照一定的百分比，遵照《七一指示》的规定，是“大约百分之五左右”，这就是说，要按照各自单位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左右，选定一批肃反对象予以打击。

大约是认为下面的运动展开还不够有力，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再发出一个新的指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给以鞭策。

这个由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指示》对整个运动重新作出部署：“党的、政府的、群众团体（不包括工商联）的机关，高等学校和干部学校（包括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中小学校（包括教职员工，不包括学生），军队、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公私合营的企业（包括技术人员、职员和工人），均须无例外地进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第141页） 并且再一次强调提出敌情的严重性，再一次批判“宁右勿左”的思想：

敌情是严重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确已钻进了我们的各个部门和各种机构，对反革命分子麻木不仁“宁右勿左”的右倾思想是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护身符。必须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彻底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才能有成功的保证。 （同上书，第134页）

对于这一场肃反运动的审查面，八月二十五日的《指示》也是重申《七一指示》中“大约百分之五左右”的规定，只是在前面所引《七一指示》那一段原话中删去“必须认识”四个字，把“厂矿”改为“企业”而已。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第138页）这个《指示》同时还对运动提出了这样坚决的要求：“在这次运动中达到在机关、团体、军队、学校、企业（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和公私合营的）中彻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目的。不完成任务不要收兵。”（同上书，第135页） 这就比《七一指示》说得有力得多了。

对于前一段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情况，这个《指示》作出了反应。八月十二日陆定一将中央十人小组办公室的一份情况简报送呈毛泽东，其中说：在肃反运动中，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城市设计院经过群众检举和查历史，发现有不少是混进来的冒牌工程师，其中隐藏了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些人技术低劣，政治历史情况复杂。他们通过伪造历史、学历、夸张吹嘘个人本领等手段，混入技术部门。而我们有些单位由于基本建设任务繁重，急需技术人员，到处搜罗，更不管真假，一概收录，听说是大学、专科毕业，便给个工程师职位，这就给这些冒牌工程师的混入开了方便之门。毛泽东批转了这个报告。在八月二十五日的《指示》中，就有了这样的规定：对高级技术人员，执行下列政策：（一）假冒的坚决开除，送去劳动教养，犯罪的并需判刑；（二）确有技术，但又确有反革命现行活动的，查明证据确实，判刑后控制使用；……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第147页）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批准逮捕人犯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给所属并报中央的报告中说：从最近反映的批捕人犯工作情况看，各地在原计划第一批逮捕的人数中，不少拟捕的对象罪证是失实的。其中有些是根本不该捕的；有些虽有一些过失，但也不属于捕办对象；有些是可疑分子，但在关键问题上缺乏材料和证据，尚需查对。存在这些问题是由于过去工作中存在轻敌麻痹思想和工作不深入，对可否逮捕的政策界限不清，因而在将要进入大批逮捕时，唯恐难以按原计划完成，产生了急于凑数的思想。根据这种情况，各级党委必须注意：一、严格掌握中央公安会议规定的应捕和不应捕的政策界限，切实纠正为了完成任务马虎凑数和对该捕的犹豫动摇的错误偏向。二、各地已组织起来的联合办公机构，应切实加强工作，特别是加强审查批捕人犯名单的工作。三、大捕以前除了加强审查工作外，还需做好一系列组织工作。四、鉴于各地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部分地区逮捕工作的时间应有所推迟。

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公安部部长、中央十人小组副组长罗瑞卿：“此件所说问题带一般性，请加注意。此件请你们商量一下，可否用中央名义转发各省市党委注意仿办。”于是，在八月二十五日的《指示》中就有了有关逮捕人犯工作规定的一段：

逮捕的批准权，属于省市委。是否逮捕，要看情况决定：少数极重要的反革命分子，应及早逮捕；但有些反革命分子，应暂时放在机关里作为斗争对象，使群众在同他们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提高觉悟，这样的分子就以缓捕为有利；反革命分子起义的不要逮捕，坦白的看情节轻重和是否彻底坦白来决定是否逮捕，我们有材料但坚不坦白的必须坚决逮捕。 （同上书，第145页）在其中“我们有材料但坚不坦白的必须坚决逮捕”一句下面，毛泽东加括弧写了“我们无材料则不要轻易逮捕”一句。

在已经进行了近两个月的肃反运动中，各地都发生了肃反对象自杀的事。于是在这个《指示》中就有一段谈这个问题：“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这对我们除了丧失一部分材料以外，并无其他损失，我们决不要被这种情况所吓倒。”不过当时就已经知道，有不少自杀的肃反对象是怎么也无法把他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就拿肃反运动的政策标准来说，也只能说是好人自杀了。于是这个《指示》说了这样一段话：另有一种自杀，是有严重的或比较严重的缺点错误的好人的自杀。这种事件为数不多，但应引起严重的注意。发生这种情况的地方，常常是运动并没有起来，领导机关没有积极负责，政策没有交代清楚的地方，或者是坏分子占了局部领导地位的地方。防止的办法，是实行严格的组织控制：凡是依照计划还轮不到展开运动的地方，不许擅自展开运动；五人小组、组长等名单必须经过严格审查批准；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必须彻底查究。 （同上书，第140页）在谈到“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的地方，毛泽东加括弧写了“但是为了保存有用材料的目的，也要尽可能地防止反革命分子的自杀”一句。

其实这是很难避免的。在当时一再批判“宁右勿左”思想的空气之下，哪一个肃反干部愿意犯右倾的错误呢。上面批判“宁右勿左”的思想，下面的肃反干部就只能“宁左勿右”了。这就是使得那些肃反对象自杀的根本原因。《指示》中列举的那些原因，不过是这个根本原因之下的具体细节。

为了各个单位同时进行肃反和日常业务工作，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加写了一段话：

除了分批进行这一部署以外，在一个工作单位中，凡是同完成五年计划中的年度月度计划有关的单位，必须将领导人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主持日常工作，在大问题上兼顾肃反，另一部分人专门主持肃反工作。群众则须在工余课余进行肃反，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占用一部分工课时间，但以不误工课为原则。 （同上书，第142页）毛泽东在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中说明了加写的理由：“不加这一段则没有完全解决误工误课问题。”

这个《指示》还对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的处理做出了规定：对这次运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为立功而应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去又会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给与一定的工资。各省市应即自行筹备，分别建立这种劳动教养的场所。全国性的劳动教养的场所，由内务部、公安部立即筹备设立。 （同上书，第146页）

这里提出了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两种处理办法。为什么要在已有的劳动改造之外再弄出一个劳动教养来呢？决策者显然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要是把一个公民弄去劳动改造，就得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而劳动教养就什么法律程序都不需要了。这样就创造出了一种在法律程序之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手段。这个办法在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中还没有广泛使用，到了一九五七年制定出来的一个《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就成了惩罚右派分子的主要手段。这是后话，下面第二十四章再细说。

“肃反运动”是“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的简称。这里要作一点名词解释。什么叫做“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如果这是指潜伏的特务，外国的间谍，秘密的杀手之类，那是无论哪个国家都要力求肃清的。不过这种人在任何时候也不会有一个很大的数目，这种人注意的目标，通常是军事首脑机关，兵器工厂，外交机关，反间谍机关等等，决不可能遍及全国一切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的。

那么这个运动所要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又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绝大多数是一种被叫做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人。就是说，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在当时的政权机关（包括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汪精卫政府、伪满洲国等等）担任过一定级别以上的官职，例如科长乡长之类，以及军队中（包括北洋军队、国民党军队、汪精卫军队等等）担任过一定级别以上的军官，例如连长排长之类，如此等等，都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这些人还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只是在履历表上有这种那种反革命经历，却都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如果兼有现行活动的，那就不叫历史反革命分子，而要算作罪责更为严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了。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不会有许多，据七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说，“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中，现行犯有三千八百余名之多。”这就是兴师动众的肃反运动的实际战果。立案审查一百四十余万人，查出了现行犯三千八百余名，还不足百分之○点三。要搞一个这样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就只能以历史反革命分子为主要对象，查出一些历史上有各种问题的人，然后加以惩处。这篇社论以后还要详细谈到。

我们知道，现代法学思想中有一重要原则，就是法律不溯既往，除了根据案发以前所制定及公布的一切法律之外，法庭绝对不得判定任何人的犯法行为。而肃反运动是彻底破坏了这个“法律不溯既往”的原则，甚至创造出了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专用名词，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旧政权担任官职都算作一种犯罪。这也就说明肃反运动就是以追溯既往为主要手段的运动，完全是一个无法无天的运动。

人们回忆一下，当可以记得，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之后几天，曾经用布告向全国人民“宣布约法八章”，要求“全体人民一律安居乐业，切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由于各地强大的地下组织的努力，这个布告常常在人民解放军到达之前就广泛传布了。“约法八章”中的第五章宣布：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58页。）

那些自认为是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看到这个布告都知道自己不见容于新制度，都逃跑了。一些轻信了谣言妄自惊扰的人，也逃跑了。只有那些轻信了这个布告的人才留了下来。到了一九五○年十月，在派兵入朝鲜参战的同时开展的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这些人受到了第一次的冲击。虽然这一次要打击的是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和这些留用人员的牵涉应该说并不很多，但是正如当时主持其事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说的，“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的后期，由于领导控制不严和某些地方基层组织不纯，因而在若干地方发生过程度不同的粗糙草率的‘左’的错误，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也杀了极少数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甚至错捕了个别好人。”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283页） 不过留用人员和知识份子在镇反运动中被捕被杀的并不是很多的。可是，到了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中，这些留下来的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等等，很少例外地成了运动要清查打击的对象。整风和鸣放期间，人们议论纷纷的，主要是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

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的三反运动中，把运动中打作贪污犯的人员叫做“老虎”，各单位都要编制“打虎预算”，事先规定打出“老虎”的数目再去物色对象。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也沿用了“老虎”这个称呼，也把运动的对象叫做“老虎”。运动开始，每个单位都遵照统一部署成立一个叫做“五人小组”的机构，领导本单位的肃反运动。五人小组事先按照一定的百分比，据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的规定，是“大约百分之五左右”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第138页） ，这就是说，要按照各自单位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五，选定一批老虎。这通常是一些历史比较复杂的人。如果这个单位没有那么多历史复杂的人，也可以找一些历史并不复杂的人凑数，这当然以本单位领导人认为可恶的人为限，例如对他提过意见的人之类。老虎选定之后，即宣布限制其人身自由，吃饭拉屎都有专人看管，也不许与家属见面通信。实际上等于把监狱或者看守所分散到每个单位去办。以前三反运动中的老虎也是这样办的。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群众专政的“牛棚”也差不多。如果这一位或者两位负责看管的专人为人还好，他在执行看管任务的时候并不给老虎以额外的折磨。如果运气不好，碰上的看管人员是个不怎么正派不怎么厚道的人，或者碰上一个需要做出一些进步表现的人，这老虎就得多吃许多别出心裁的苦头。每只老虎的遭遇并不一样，有幸有不幸。这里面倒也真有一点“百花齐放”。

老虎们的日常功课是写检查，写交代。交代历史，交代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五人小组派出的外调专干全国满天飞，收集材料。 （在罗瑞卿 《 我国肃反斗争的成就和今后的任务》报告中提供了这样几个数字：“全国有专职肃反干部七十五万多人，还有上百万个肃反积极分子。全国参加外出调查研究的达三百二十八万多人次。”（《学习》1958年第一期）由此可知这一场运动的规模了。） 还要开若干次批斗会，这一方面可以给老虎施加压力，一方面可以在单位内部造成紧张的运动空气。

为了造成较大的声势，有时候还可以选出几只条件适宜的老虎，宣布逮捕法办，从所在单位捉去，关到看守所，等运动结束时再放回来。希望通过这种办法起到杀鸡吓猴的作用，给多数并不捕去的老虎以威慑，还可以耸动远近视听。即使只是这样在一部分单位有选择有限制的抓几个，也都使看守所一时有人满之患，可见决不可能将全部老虎统通关押，而只能将看守所分解，由各单位自办了。

对于抓几个以造声势这种妙用，当时并不是很容易看明白的。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就谈过这样一件事：中国致公党有个党员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肃反运动开始，他被捕了。致公党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正要开除他的党籍，谁知他关了几个月，又放了回来，而且恢复了工作。一捉一放，致公党方面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5月10日《人民日报》） 陈其尤不懂得，这其实只不过是他的党和这个党员为造成运动声势而作的一点小小贡献，或者说小小牺牲。

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承认，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他说：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在社会上捕了一些本来可以争取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甚至错捕了个别的好人。在机关内部，某些单位也有斗争面过宽的缺点，斗了少数不该斗的人。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284页。）“过宽”，有多宽？“少数”，是多少？罗瑞卿没有提供具体材料。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胡乔木撰写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却提出了可供推算的数字。

这篇社论列举了“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的成绩，有以下四个主要的方面”，第四项成绩是群众警惕性和识别力的提高，无法计量。前面三项成绩都是可以计量的，这里就来看看社论提出的数字。

第一，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就现在已经定案的来说，有八万一千多名（普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由于国家采取了更加宽大处理的政策，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没有计算在内）。

这里有八万一千多人，是经过清查以后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经过清查，也就是曾经列为肃反对象。清查以后定案为反革命分子，这就是说，按照当时的政策，查他们是查对了，肃对了的。

另外还有未宣布具体数字的一些人也清查了，清查的结果，他们只是普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这些人也应该认为是查对了的，肃对了的。并不是他没有问题，仅仅是因为实行了更加宽大的政策才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的。

以上两者合计，列入肃反审查对象，而又可以认为没有肃错的，是八万一千多人再加上另外这一些的若干人。

第二，由于肃反运动，反革命分子内部日益趋向于分化和瓦解。一年多来，全国有十九万余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

这里说的投案自首，我们姑且设想他们全都是在立案审查之前主动跑来的。既然是不劳清查，不劳外调，不劳批斗，这十九万余人可以认为并未列入肃反审查对象，可以不计入斗争面。

第三，在肃反运动中，还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给一百三十多万人写出了并非反革命分子的定案材料。在给这一百三十多万人做出并非反革命分子的结论之前，必定都曾经立案审查，也就是说都划入了肃反对象的，要不然，他就无案可定了。这些人在经过坦白交代、清算斗争、内查外调等等这一系列必经的程序之后，他还是够不上定案为一名反革命分子。所以，肃反运动对于这一百三十多万肃反对象来说，是肃错了。

前面已经说过，投案自首的十九万余人不计入斗争面，只说第一、第三两项成绩，肃对了的八万一千多人，加上肃错了的一百三十多万人，再加上这两个数字被省略掉的尾数，再加上并非肃错但由于政策更加宽大而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的若干人，列入斗争面的当在一百四十万人以上。这里只取整数一百四十万做分母，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错案约占百分之九十四强，不错的约占百分之六弱。

这里所说肃对了的，是以当时政策为标准说的。其中有一些到后来又说是错案了。就说《七一指示》特别提到的潘扬集团和胡风集团吧，潘汉年一案，已于一九八二年八月经过法律程序并由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平反昭雪；胡风一案也已于一九八○年九月经过法律程序并由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胡风本人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这都属于最大的错案之列。一些名气没有潘汉年、胡风这样大的人，也有不少平反的，只因为不是名人，不为人所知罢了。如此说来，当年肃对了的就还不足百分之六了。当年肃反运动所定的案，后来没有翻过来的，想来是有也不多了。

这是后话，可以不提，因为按照当时的标准，肃他们总是肃对了的。

就在胡乔木写的《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这篇社论里，列举了表明肃反运动成绩的十个案例。其中第一个案例是：“曾经是内务部户政司司长的周维斌，原来是叛变投敌，做过日伪警察分局长而且负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而在《百年潮》月刊二○○七年第二期上朱元石写的《《胡乔木文集》中应为周维斌加个注》一文中指出：“这是一件冤案。周维斌不是一个叛变投敌的反革命分子，而是一个为革命做了大量秘密地下工作，特别是为中共接收哈尔滨地区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

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他的经历：周维斌 （1907-1993） 辽宁辽阳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二年加入苏联极东情报组织，一九三六年赴苏联学习，一九三七年被派遣回国担任苏联远东军青年突击队小队长。一九三九年春被日军捕获，以反满抗日罪判处无期徒刑。日本投降后出狱，被推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不久被任命为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苏军撤出哈尔滨，中共先头部队在周维斌等地方干部的配合下及时进驻哈尔滨市区。一九四八年他改任哈尔滨市社会局局长。一九五五年八月，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户政司司长的职位上被捕。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后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刑满后在辽宁凌源农场就业。一九八五年平反。胡乔木写的社论是将这一案例作为典型，来证明开展肃反运动的必要性的。朱元石的这篇文章表明，这确实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案例，由此可见这一场肃反运动是如何颠倒是非，颠倒功罪，污蔑无辜的。

至于那一百三十多万肃反对象，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即使按照并不更加宽大处理的政策，清查之后也是终于没有能够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

弄出了这样数以百万计的错案，为什么《人民日报》社论反而要将它算作肃反运动的一项巨大成绩呢？社论的逻辑是：对于这些肃反对象来说，“对他们弄清了疑点，做出了结论，使他们去掉了精神负担，便于积极工作。”能够这样凡事退一步想，当然好极了，至少可以使自己多少得到一点心理上的平衡，精神上的胜利。不过事实上这样想的人并不很多。否则，鸣放整风期间就不会有那么多肃反对象出来诉说冤苦了。这是鸣放整风中或者说右派猖狂进攻中的一个大题目。以致《人民日报》不得不专门发表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不得不专门规定了一项：“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应划为右派分子。

这篇驳斥右派的社论主旨是宣扬肃反运动的成绩，但它还是以可尊敬的坦率承认肃反运动也有错误。这些段落同时还相当准确地描述了承受这错误的一百三十多万人的心态。社论说：不少单位错斗了一些好人。这些单位曾经根据一些不确实的材料，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和仔细的分析，把本来没有政治问题的好人错认为坏人。还有一些人平日工作上出过容易引起怀疑的差错，肃反运动一来，这些单位的领导方面没有冷静地加以分析，混淆了工作上的差错和反革命破坏，以致把这些人当作反革命分子斗争了。……错斗了一些好人，伤了他们的感情，损害了他们的名誉，使其中一些人暂时地同党和政府疏远了，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某些环节暂时地受到了一定的损失，对于这些错误必须坦白承认，并且彻底纠正。

这篇社论还承认，“在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初期小组斗争的高潮当中”，“在一个短的时间内，有些地方，在斗争方式上犯了错误，例如打人骂人等等”。这打人骂人，当然更加是伤感情，损名誉的事。

在当时，一百三十多万这数字是个什么意思呢？那时全国各个层次的知识份子总数大约是五百万人，一百三十多万人占百分之二十六，化为近似的简单整数比，是四分之一，即每四个知识份子中有一个肃反对象。还可以采取另一种计算方法，当时全国有行政工作人员约一百七十万人，教育系统约二百万人，此外商业系统和事业系统一共作三百万人估计，全国各种机关团体学校企业这些单位的脱离生产的人员共计约六百七十万人，在这些人员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肃反对象。斗争面就是这样：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而每一百个肃反对象中，又只有六个在运动结束时被定案为反革命分子。换句话说，当运动结束时，每一个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平均有十六个不能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对象作陪。尽管情况是这样，在运动结束时，对于一些没有能够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对象，还是给了记过、降级、撤职之类的行政处分，以表示并没有肃错。难怪在鸣放整风中有那么多人诉说肃反运动的偏差，他们几乎每人都能说出一篇肃反运动的故事。这里，只说其中的一个故事。并不是这一案例特别重大特别有趣特别典型，而只是因为这一位事主孙大雨闹得很有些与众不同。

孙大雨，著名的翻译家和诗人，复旦大学教授，曾经把莎士比亚的诗剧《李尔王》、《哈姆雷特》等译成中文，把许多唐诗译成英文。一九四六年由罗隆基介绍加入民盟。一九四七年国共两党在战场上互争胜负的时候，他参加了受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上海市大学教授联谊会，被推为干事会主席。解放后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李正文当时也是干事之一。这件事反映了他当时在教授们中的声望，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倾向，也反映了当时中共地下组织对他的态度。

一九五四年九月，孙大雨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批评了复旦大学前党委书记李正文，说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打击报复。一九五五年二月，他又写信给上海市长陈毅，对一些人提出批评。陈毅收到信，约他谈话，批评了他。在场的一些人也批评他，柯庆施说他钻牛角尖，市高教局长陈其五说他反党、反政府。最后，陈毅对他说，我们是朋友，我今天代表党来批评你，是很温暖的。将来绝不会有任何人对你打击报复。

可是到了八月，孙大雨就成了肃反运动的斗争对象。拿来斗争他的材料，比如说孙大雨讲中国共产党认为统一战线不要了；又比如说孙大雨曾经说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很高，共产党内只有周恩来总理有资格与他讲讲话。还有一条是说他打击苏联专家。这一条材料的根据是这样的，一九五四年他视察污水处理问题，污水处理厂旁边有个无线电台。孙提出：那里造厂是不适当的。人家说这是苏联专家讲的。孙问：苏联专家知道这里有无线电台吗？回答说：他不知道。孙说：那是你们的错。这一次对话，到了肃反运动中，就变成他讲苏联专家造的发电厂发不出电。到肃反运动结束时，根据这样一些材料不够定案为反革命分子，只好算是那一百三十多万弄清了各种问题中间的一人，没有事了，依旧当他的教授。

到了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四月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以苏联为鉴戒，不要“人家的短处也去学”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1页） ，十一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又批评了那种“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了不少”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0-321页） 的态度之后，这年年底，上海市委书记魏文伯对孙说，肃反里搞你反对学习苏联，你基本上对的，他们错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孙大雨多次在各种座谈会上发言，诉说自己在肃反运动中遭到的冤屈，什么“从早上八点帮助到晚上八点”呀，斗争会上揭发他的一些话他并没有讲过呀，等等等等。其实他这样的费力声辩是并不必要的。就算那些材料并非歪曲捏造，全部属实，难道他就应该算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么。许多肃反对象也同他一样，在整风鸣放中，不惜舌敝唇焦去辩白肃反运动中那些横加的恶名。并不是说这些申辩真有什么必要，只是反映了一种不愿蒙受不白之冤的心情，一种要求公道的心情。可悲悯的人的可悲悯的心情呵！

孙大雨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不仅要人家承认他不是反革命分子（这一点在他肃反运动的定案材料中已经承认了），还要反过来说那些打击他的人是反革命分子。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他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发言，把陈其五、李正文、复旦大学现任党委书记杨西光、市高教局主任曹未风、复旦大学教授章靳以、漆琪生等人说成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把这些人在肃反运动中和运动前后对他的打击都说成是反革命活动。他还几次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检举这些他所说的反革命分子。他几次提出的反革命分子名单，最后累计数达到六十多人，其中包括史良和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 （8月22日《新华社新闻稿》） 他这样闹到天翻地复慨而慷，弄得毛泽东都来过问了。七月九日，毛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点了他的名，把他同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诒并列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0页） 。因此，他够得算上一名钦定的右派分子。

其实，孙大雨这样不需要多少根据就把自己所不满的人宣布为反革命分子，只不过是模仿了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的做法。既然你们可以这样随心所欲血口喷人诬人为反革命，我为什么不可以也这么来胡闹一下子呢。只是五人小组有权给人定案并决定惩处，孙大雨并无此项权力。他只能在会上这么说一说，聊以快意，算是一吐胸中的积愤。孙大雨的这些“检举揭发”，可以看作是对肃反运动的漫画化。

孙大雨当然得为他这样的胡闹付出代价。陈其五、杨西光、李正文等十六人联名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递交投诉状，告他的诽谤罪了。经过例行的法律程序，孙大雨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坐牢去了。

关于肃反运动的偏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董必武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1956年6月22日） 中提供了几个可供参考的数字。这篇题为《关于肃反斗争中的审判工作问题》的发言中说：在这次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各级人民法院大大加强了对审判工作的监督活动……全国各地区高级和中级人民法院今年第一季度审理的上诉、抗议（疑是“抗诉”之误）的反革命案件中，发回更审的不下于百分之四十，改判减刑的在百分之二十以上，改判无罪的占百分之三左右。 （董必武：《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版，第123页）

他作这发言的时候，肃反运动还没有结束，从他说的这些改判的数字，也可见肃反运动的偏差之大了。

肃反运动有多大的偏差，肃反对象有多大的怨气，知识份子对这事有怎样的议论，毛泽东还是相当明白的。他也想把这问题解决一下。二月二十七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讲十二个问题，其中第二个就是肃反问题。

他在谈到斯大林的错误的时候说，这两类矛盾本来是容易混淆的，容易混起来，我们也有时不免混起来，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怀疑他是反革命去斗，有没有？有的，从前有，现在还有。毛泽东提出了一项纠正这种错误的重大措施，他说，我们提议今年明年来一次大的检查，全面来检查一次，总结经验。中央由人大常委跟政协常委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同政协主持。毛提出了这次检查的原则，一不要泼冷水，二有错必纠，一定要改正那个错误，这个包括公安部、监察部的工作，劳改部门。劳改部门有许多毛病。由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主持，并且我们希望这些常委，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还可以参加，具体来得及的都可以参加检查，全面的检查一次，这对于我们的法制工作会有帮助的。地方有地方人民代表跟政协委员去参加。

毛泽东的这个对于肃反工作做一次全面检查的提议，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罗隆基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发言，把毛的这个提议加以具体化，他主张“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冤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罗隆基提出，“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而且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5月23日《人民日报》）

反右派斗争中，罗隆基的这个主张被标上“平反委员会”这个题目，成了他本人的最大罪状。吴晗批判说，这个意见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对党领导的“三反”、“五反”、“肃反”等机构是不信任的。一个是他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一个最高权力的立法机关，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这样一个协商机关，下降或者改变为司法行政机关，这和这两个机关的性质是不符合的。 （6月11日《人民日报》）

吴晗的第一条意见是说，这是罗隆基不信任共产党。其实罗分明说了“包括领导党”，可见他并没有背着共产党另搞一套的意思。至于说“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只不过是法学中回避原则所提出的要求。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辩护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代理人的；（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七日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这条已改为第二十八条。） 一九八三年十月一日起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四十条也就回避问题作出了规定。在肃反运动中，从选定斗争对象，到内查外调，到定案处理，都有劳足下了，现在复查，依照法理请足下回避一下，难道不是很自然的要求吗？

吴晗的第二条意见，以为罗隆基不应该主张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来主持其事，以为这样是把最高权力机关和协商机关降低为司法行政机关。他却没有想一想，最先提出这个主张的，并不是罗隆基，而是毛泽东。就是在后来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人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说：“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挥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8页）

有意思的是，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这一位细心地研究中国的英国学者，以为吴晗批评的矛头实际是指向毛泽东。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中文版，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315-316页） 这里显出他研究中用心太过以及外国人的隔膜，吴晗终其一生也没有想到过要批评毛泽东的。后来说他写的剧本《海瑞罢官》诽谤了毛，不过是毛自己的多心。至于说吴晗所批判的罗隆基的主张是来源于毛泽东的主张，这一点麦克法夸尔并没有看错。

当时把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加以具体化的，还不只罗隆基一人。民革中央常委、组织部长朱蕴山五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的座谈会上也说了这方面的意见，他说：

肃反运动是有成绩的，过去通过群众路线来肃反，也是正确的，要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那是更无可疑义的。问题是在执行工作方面部分的发生偏差，把肃反面扩大化了。我建议在本年人大代表会议后，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应即召开联席会议，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指示，迅即组织一个临时检查机构，会同有关机关方面分往各地认真检查，所谓肃反遗留问题，依我看来不外四种情况，要根据四种情况分别处理：

1、 根本搞错了的，应彻底平反，并赔礼道歉。曾经在什么样规模的群众会上宣布有罪，现在也应该在同样规模的会上宣布无罪，使被错斗了的人，在精神上得到安慰。

2、 没有搞错，但处理不适当，应根据肃反政策纠正。

3、 仅有嫌疑而无确凿证据，或仅因历史不清而发生怀疑者，均应早作结论不拖尾巴。

4、 没有搞错而予以宽大处理的，应该向他说明不能跟着嚷“平反”，不许翻案。在纠正错误过程中，肃反干部，包括共产党员在内，有人说是不是需要检查呢？我想，也不应对领导肃反的干部泼冷水。（5月31日《人民日报》）

朱蕴山也同罗隆基一样，欢迎毛泽东关于检查肃反工作的提议，并且同样将毛的这个提议加以具体化。只是二人侧重的方面有些不一样，罗侧重机构设置的原则，朱侧重检查工作进行的要点，并且注意到了毛的不给肃反干部泼冷水的要求。结果朱没有事，罗却闯下了滔天大祸。这里更根本的原因还不是二人在说法上有一点不同，而是因为朱蕴山不属于需要加以打击的人物，而罗隆基即使没有说这些意见，民盟的那些活动也足够他成为一个需要加以打击的右派分子了。现在有了这一条，并且把它作为罗的头一条罪状来批判，还一种显然的利益，就是再也没有人胆敢提起毛泽东说过的检查肃反工作的事了。

在肃反运动中这一百三十多万被肃错的人看来，他们是蒙受了冤屈，希望对于肃反运动能够有一次公正的检查，纠正其偏差。而领导肃反运动的干部却往往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发生这些错案是难以避免的。要用这种“难免”论来说服那些肃错了的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这篇社论就说：

有些人不大喜欢“难免”论。……像肃反这样的斗争，你或者根本不进行，那只能把反革命分子保留下来；或者认真地进行，那就确实有一部分错误是难以避免的。

在最英明的统帅所指挥的完全正义的战争中，也无法保证被炮火击中的都是该受攻击的。不但普通居民，有时甚至自己方面的战士，也会受到误伤。但是我们能不能根据这些无心的过失，去否定一场革命战争或者卫国战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呢？我们能不能因此而把犯了这些过失的将士看作冤仇呢？

这就是说，肃反运动不是没有错误，而是不应计较这些错误，因为这是难免的。

社论中的这一段话，是具体有所指的。它是反驳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上的杂文《说“难免”》。这篇杂文引用了《文汇报》上的一段文章：

在大运动中，（例如在肃反运动中），有时发生一点过火的斗争，伤了自己人的感情，甚至错误地搜了自己人的腰包，这也是难免的。但是有些领导干部，把“难免”二字作为免战牌，陶醉于“运动是健康的，成绩是主要的”，于是把“亡羊补牢”的善后工作草草了之——这同样也是缺乏人道主义的表现。

这篇杂文赞同这些意见，并且补充说：说是“难免”的事，未必都是真正难免的事。至于“把‘难免’二字作为免战牌”挂起来的地方，我看那下面简直就不是什么难免的事。某些开口就是“难免”的领导干部，他们虽不是“常求其死”，常求其有罪，至少也不是力求“能免”而竟“难免”，却是早就预期着“难免”，结果当然就有人“不免”。他们其实是粗枝大叶，浮光掠影，安闲得很，又有什么“难”在哪里！所以他们说起“难免”时，也就那么就飘飘然了。 （《舒芜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127页）

这篇杂文被毛泽东看到了。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比如人民日报登载的《说“难免”》那篇文章，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我们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应当准备及时反驳，唱一个对台戏。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就是个大难免论。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96页）

杂文作者署名尉迟葵，是方管的笔名，他的另一个更常用的、更为公众熟知的笔名是舒芜。后来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算是给了他最有力的反驳。

为了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不只是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还有更大的声势。当时为肃反对象鸣冤叫屈最起劲的有黄绍竑，现在要驳斥黄绍竑，那些想要通过他呼冤的人就得付出代价了。

例如，北京师范大学俄文系有个学生谢昕，肃反运动开始后不久被捕，关了一年多之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免予起诉，释放回校。这就是说已经结案了。坏事的就是她几年前在跳舞晚会上认识了黄绍竑，释放之后托黄绍竑为她转交一份申诉材料到人大常委人民接待室。为了驳斥黄绍竑，北京师范大学就在七月三日专门举行了师生员工大会，揭发批斗这个已经结案释放了的人。会上，师生员工代表的发言，递到主席台上的一百多张纸条，都要求对这个屡教不改的反革命分子严加惩处，要求学校开除其学籍，要求检察机关重新处理她的案件。

还有一个是河北省龙关县干部业余学校的教员韩国屏，在肃反运动中被捕，被龙关县人民法院判刑八年，关了一年半之后释放。释放的原因，据人民日报记者集体采访的《黄绍竑保护的什么人？翻的什么案？》一文说，是“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龙关县法院判处稍重，撤销了龙关县人民法院的原判” （7月19日《人民日报》） 。二月此人获释，三月，黄绍竑在政协会上提及此事，说要不是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真监督，此人就会冤沉海底了。现在为了驳斥黄绍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法院撤销了河北省法院教育释放的判决，维持县法院原判。九月七日又将这个已经结案释放数月的人重新收监执行。 （9月14日《人民日报》）

这篇《黄绍竑保护的什么人？翻的什么案？》除了提到这两个案例之外，还写了另外一些案例。

有一个是上海市第一医学院的学生，一九四九年上中学时参加了圣母军，一九五五年被捕，关了几个月，判决免予刑事处分，教育释放，回原校继续求学。

有一个是广州海关的工作人员。这篇文章在介绍了此人案情之后说，“当然，据此而判处三年徒刑，是比较重了一些，是可以加以纠正的。可是黄绍竑却别有企图地为反动分子叫屈，攻击人民司法机关没有法制，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呢？”在人民日报驳斥黄绍竑的记者们看来，此案也是判重了的。只是《人民日报》这样说则可，右派分子这样说则不可。

还有一个是名人，即做过沪江大学校长的凌宪扬，一九五一年四月被捕，一九五七年初释放，宣布不追究刑事责任。几乎关了六年。黄绍竑对此案的攻击，有一条是“长期不审不判”。这样说当然表现出他的隔膜。一九五一年四月那时，正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之中，处决了多少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把凌宪扬算在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之列，也就可以处决了。“长期不审不判”正是他的造化。

为了驳斥，这篇文章把黄绍竑说过的这些案例都在报纸上概述一番，以表明这些人确是有罪的。像凌宪扬，他奉当时政府派遣同德国进行贸易的公务行为，被说成“他在抗日期间和法西斯德国勾结”，成了应由个人承担责任的罪行。

还有一个谭惕吾，也是热心为别人呼冤的。到了反右派斗争中，谭本人成了右派分子，那些她想给予帮助的人也都没有好下场。

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那些被错斗的人，所以被列为肃反对象，大都是因为他所在单位的领导人觉得他可恶。用鲁迅的话来说，是犯了“可恶罪”。他们为什么被认为可恶，为什么仅仅因为可恶就遭此无妄之灾呢？这就可以用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来解释了。可以说，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的种种做法，种种偏差，正好是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一次集中的反映。现在整风运动号召反对这三个主义，这些被错斗的人是有话可说有冤要伸的。控诉肃反运动的偏差，是整风期间最叫各单位领导人头痛的问题。这是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最重要的突破口之一。

这个最大的突破口后来变成了最大的陷坑。那些因肃错而大诉冤屈的人，就都给加上了攻击肃反运动这罪名，纷纷掉下这陷坑，成为右派分子。

这些人是因为被本单位领导人认为可恶才列入肃反对象的，只是因为（当时）要定案为反革命分子有一些硬性的界限，如果他没有当过营长连长，没有当过乡长保长，没有入国民党三青团，不信一贯道，没有跟胡风通过信，等等等等都算不上，到了最后定案的时候，也无法把他定入那八万一千余人之中去，而只能把他定入那一百三十多万人之中去，算是给他弄清楚了问题。现在好了，现在是反右派斗争，所有原来那些界限都是不需要的了。根据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只要有“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一条就足够了。

你呼了冤，叫了屈，你就是攻击了肃反运动，就应该划为右派分子了。在肃反运动中费了那么大力气没有做到的事情，在反右派斗争中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做到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反右派斗争是肃反运动的最后完成。

这里有一个可供参考的数字有力地表明了反右派斗争与肃反运动的关系。李哲人写的《在反右派斗争中站稳立场》一文中说：在对外贸易部揭发出来的九十四名右派分子中，有反革命分子和历史上有反革命行为根据宽大政策不以反革命论处的二十三人，因有问题在镇反、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中被斗争或被管制的二十七人，出身于剥削阶级、曾长期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服务，或其家属亲友在运动中被斗争或被镇压、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对党和政府不满的分子三十二人。 （9月8日《人民日报》）由此一例，可以想见在当年所划的右派分子里，本人或家属亲友曾经是肃反对象的占有一个怎样的百分比。

在当年因攻击肃反运动而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不仅有肃反对象，也有领导干部因为提出要如实总结肃反运动而被划右派了，像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兼党组书记杨延修就是这样的一个。报纸上公布他的罪行说，“他还到处声明肃反运动不是他领导的，‘所以问题不少’。”“他抓住我们工作中个别缺点，否定肃反运动基本成绩，散布了‘肃反副作用很大，肃反运动是消极因素的根源，是工商局的主要矛盾’等一系列反动言论。”报纸说他“和党外右派里应外合，疯狂地攻击肃反运动”。 （1958年1月8日《解放日报》）

反右派斗争不仅是肃反运动的最后完成，而且是肃反运动的进一步扩大。不但有不少的人因为攻击肃反运动而成了右派分子，还有一些人因为反右派斗争而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些原来没有定性为反革命的事件，到了反右派斗争中，忽然变成了反革命案件。本书在以后几章里将要举张志和、葛佩琦两个案件为例，他们都是因为先有了右派言行，才变成反革命的。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这时反右派斗争高潮已经过去，中央十人小组发下了一个《关于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以及某些肃反清查对象的若干政策规定》，提出了肃反运动怎样在反右派斗争中继续进行的问题。这个文件说：“整风运动以来，在我们内部留用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以及某些肃反清查对象的政治面貌，又有了一次很大的暴露。由于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在鸣放中又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或者表现不好，根据党的政策，必须重新加以严肃的处理。同时，我们在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右的和“左”的偏差，需要加以纠正。为此特作下列规定”。文件的第二项是“关于留用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处理问题”。有以下几条：

第一、凡是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应当在政治上斗臭、思想上斗透以后，新老账合并一起算，以反革命分子者其他坏分子从重论处。第二、凡是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应当一律依法捕处。第三、凡是罪证确凿，而不低头认罪，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乘机翻案的，应当重新论处，一般应当给以行政上的开除处分，送去劳动教养，情节恶劣的应当依法逮捕判刑。第四、在鸣放中散布反动言论，表现不好，但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一般也应当给以行政上的开除处分，送去劳动教养。第五、凡是没有显著的悔改发现、工作不积极的，应当结合精简机构，有计划地安置他们参加劳动生产，在劳动中监督改造。但这种处理应当同干部下放、劳动锻炼严格区别，不要混同起来。有专门技术特长、有真才实学，为工作所必需的；或者悔改表现较好，工作积极、有突出表现的；或者是在肃反运动中立过显著功劳，现在表现尚好的，可以继续留用，在工作中监督改造。第六、党的工作部门，政法，外交部门，机要部门，人事部门，人民解放军、党报、广播电台以及机关企业单位的要害部门，不应当留用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已经留用的，应当坚决地清洗出去，重新安置，以确保这些部门的纯洁。第七、对于留用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应当按照新分配的工作职务，经济上实行同工同酬，但在政治上，一定时期内（例如五年左右）不应当担任任何领导职务，不应当提职和提级，不应当选他当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等等。已经提职、提级的要降下来，在领导岗位的应当坚决调离。没有开除党、团籍的，应当开除。在一定时期内（例如三年左右）不要摘掉他们的反革命或坏分子的帽子。已经摘掉帽子的，如果表现不好，可以重新戴上。只有那些在劳动生产中、工作中立有特殊功劳，确实证明政治上得到改造的，才可以提前摘掉反革命或坏分子的帽子，并且相应地给以政治上、工作上的信任。

文件的第二项是“关于下降的肃反清查对象在整风中又划为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有以下几条：

第一、凡是在肃反中被清查过，经过查明确无反革命性质问题，但在整风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应当按照对待右派分子的政策处理。第二、凡是在肃反中被清查过，但在运动前作过交代或因政策界限放宽不以反革命论处的普通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以及起义人员中不咎既往的反革命分子，在整风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应当按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论处，虽然不够划为右派分子，但是表现不好的，可以安置劳动生产，在劳动中监督改造。第三、凡是在肃反中被清查过结论不是反革命，但在整风中又发现有新的反革命活动，罪证确切的，应当重新定案处理。

这个文件正好证明了反右派斗争不仅是肃反运动的最后完成，而且是肃反运动的进一步扩大。

六、不平常的春天

一九五七年中国的春天，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

开年第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和他的三位同事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联名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他们对于提出百花齐放方针以来文艺界的局面忧心如焚。

这篇发表在一月七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在有礼貌地称颂新方针“给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带来了新的繁荣和无限的创造性”之后，笔锋一转，就大谈他们认为的新方针所带来的消极现象了。文章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大量的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等等，代替了描写翻天复地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的足以教育人民和鼓舞人心的小说、戏剧、诗歌，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甚至使有些小品文失去了方向，在有些刊物上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灿烂的这个主要方向的作品逐渐少起来了，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

四位作者有一句话没有明白说出来，那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害多利少。

毛泽东看了，当天就批示将此文印发给政治局、书记处以及就要来北京出席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各人。据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李曙光（笔名黎之）回忆说：

就在这次召开的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又系统地讲了“双百”方针的意义。在谈到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时他说：陈其通等四同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不好，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我们的意见是只有反革命的花不能让它放，要用革命的面貌放，就得让它放。 （周扬有一次提到，文化部提出“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毛说：这话本身就是毒草，毒草怎么避免得了呢。） 也许这四位同志是好心，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意见是不对的。

奇怪的是这次书记会议以后，不少省市传达时说：毛主席是肯定四人文章，说他们为党为国。许多省市报刊转载了陈其通等四人文章，有的加按语肯定，并配发拥护文字。有的地方还开座谈会拥护四人文章并检讨本地区一九五六年文艺工作中的“问题”。这可能是未听懂毛泽东的讲话，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许多人同四人文章有共鸣。（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黎之说的这次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是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开的。

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表现出了他的“匈牙利情结”。可以想见两三个月以来他一直在想着这事：这是怎样发生的？中国有不有可能发生？怎样避免在中国发生？对于匈牙利事件的原因，他作出了意识形态的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7页。）毛泽东远比拉科西辈高明的地方，是在作出这种意识形态解释的同时，还看到了事情的另一方面，更本质、更合乎实际的方面：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匈牙利的领导人，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群众情况，等到大乱子出来了，还不晓得原因在什么地方。 （同上书，第358页）

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 （同上书，第354页）

在讲话中，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显的不满：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

苏共“二十大”一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

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 （同上书，第334页）

这些话是批评赫鲁晓夫的，他从前确实是很拥护斯大林的。斯大林的罪行中也有他的一分责任。现在转而批评斯大林，也确实“理由一点不讲”。就说他的那个第一次提出斯大林问题来的秘密报告，虽然引发了强烈而持续的政治“地震”，可是并没有对事件作出理论的分析，没有讲“理由”。对此事作出理论分析的，只有毛泽东和铁托，只是他们两位的分析颇不相同。

更使毛泽东反感的，是中国国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对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反应。他说：

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莫尔卡的棍子转，哥莫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 （同上书，第334页）

中国是不是也有发生“匈牙利事件”的危险呢？除了党内的动摇分子这个因素之外，国内的敌对阶级也是发生“匈牙利事件”的社会基础。他说：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 （同上书，第351页）毛泽东说，事情“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最坏，“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 （同上书，第352页） 这当然不过是一种最极端的估计。对局势，他其实是颇有信心的，他说：“我们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确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 （同上书，第337页）

在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他对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的一些思考。在知识份子政策方面，一年以前，周恩来在《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报告》中，谈到了对知识份子的安排和改造这两个方面，而侧重点是在改善安排。经过一年的实践，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做得有点过分了。他说：在知识份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份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份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同上书，第338页）

对于民主党派的性质，毛泽东讲了他的这样一个看法：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支持他们那里的人民革命，他们在我们这里搞颠复活动。他们里头有我们的人，就是那里的共产党，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份子，进步人士。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88-189页）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的时候，宣称“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 （同上书，第35页） 这样说还不打紧，因为国会内合法的反对派正是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要素。而现在这个说法却不能不叫人害怕了。他是把“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同敌对阶级地主一样看做是“他们”的人，是帝国主义的人，而且是帝国主义“在我们这里搞颠复活动”的人，也就是说，是敌人了。

既然是敌人，那么，为什么“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呢？毛泽东说，“对于他们的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3页）

基于这样一种估计，重要的是决不可以让他们变得“有本钱”。于是，他就提出了一个剥夺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政治资本的任务，办法是这样的：……我们把资本家包了下来，还给他们七年的定息。……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同上书，第337页）

所谓“出钱买”，是对资本家说的，就是给定息的意思。所谓“给他们事做”，是对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说的，指安排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的荣誉职务或者政府机关的副职，目的也在于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这两种剥夺的办法都是很温和的，甚至可以说是让人感到舒服和陶醉的。鲁迅说过，“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这时，毛泽东还在想用捧的办法而不是压的办法。并不是压不下，半年之后的反右派斗争，就是改用压的办法彻底剥夺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的政治资本，在他，似乎更加得心应手。不过，至少在一九五七年一月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说出第三个办法，即压的办法：给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不过，毛在这次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已经提出了后来反右派斗争中一些辩论的题目，一些政策和策略。例如：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同上书，第351页）要足够地估计成绩。……在民主人士里头有一种议论：“你们总是讲成绩是基本的，这不解决问题。谁不知道成绩是基本的，还有缺点错误呀！”但是确实成绩是基本的。 （同上书，第339页）一定要肯定肃反的成绩。肃反的成绩是伟大的。错误也有，当然要严肃对待。要给做肃反工作的干部撑腰，不能因为一些民主人士一骂就软下来。 （同上书，第359页）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 （同上书，第335页）这些，都是半年之后同右派分子“大辩论”的重要题目。

斗争的政策和策略，这篇讲话中也说了一些：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同上书，第355页）

以上，是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所载的文本作的介绍。估计在编入《毛选》时经过删节整理，例如黎之回忆录中说的对于陈其通等四人文章的批评，即未见编入。即从现在发表的来看，似乎可以把这次会议看作反右派斗争的预备会议，尽管毛本人这时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当然，这是一次党内高层的会议，未作报导，公众都不知道。

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采取了一个公开的重大步骤，以动员知识份子投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回顾一下，陆定一在怀仁堂作报告，动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看作是“鸣放”运动的开始。大半年过去了，党外知识界反应并不热烈。他们的观望态度其实是六七年来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成果。经历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梁漱溟的批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不久以前又狂飙骤起，经历了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肃反运动，他们中的好些人本人，至少亲友，成了这个运动或者那个运动的对象，多少有点像《水浒传》上描写的吃过杀威棒的军犯一样，他们还能够对求言诏表现出多大的热情来呢？现在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扩大民主权利，可是回应者寥寥，这就反映出了“党和非党群众特别是非党的知识界的某种紧张关系” （1957年4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中语。） 《人民日报》发表的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也更使一些人觉得还是沉默的好。

毛泽东决心打破这种可怕的沉默，他要亲自出马来给鸣放以有力的推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他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向各方面人士，包括来京出席和列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人员，共一千八多人讲话，从下午三点讲到七点，讲了四个钟头。

开宗明义，讲话一开始，毛就指出存在两类问题：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这两类问题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人民内部的问题是是非问题，不是敌我问题。

毛泽东说，思想问题，人民内部问题，不能够采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来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这样一些想法是错误的。企图以行政命令的方法，压制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这样的方法是没有效力的，是有害的。你比如宗教，不能以行政命令来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家不信教。唯心主义，不能强制别人不相信。凡属思想方面的问题，应该用讨论的办法，辩论的办法，批评的办法，教育的办法，说服的办法，使人家相信你。

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毛泽东发现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正是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或者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高度来论证他的这一发现的意义。他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一个新问题。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谈到了，简单地谈到了，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那是说的所谓对抗消灭了，资产阶级打倒了，但是人民之中还有矛盾，列宁已经说人民之间还有矛盾存在。列宁来不及全面分析这个问题。关于对抗，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未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十月革命以后嘛，在斯大林负责这个时期，他是在很长时间内把这两类矛盾混合起来了。本来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比如说，讲政府的坏话，说政府，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但是批评有两种，有敌人批评我们，有敌人不满意共产党；有人民批评我们，有人民批评共产党，这应该分别。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他是不加分别的，差不多是不加分别的。有一些在苏联作过很长时期工作的人给我说，那是不加区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谁如果批评了，那么就怀疑你是敌人，就有坐监狱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这两类矛盾本来是容易混合的，我们也有时不免混起来，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怀疑他是反革命去斗，从前有，现在还有。问题是，我们就是有一条：分清敌我，怀疑就斗，有些斗错了，就平反。

毛在这天的讲话中，把这个意思还说了一次。休息之后在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问题的时候，他又说：这个人民内部矛盾，列宁不是说过吗？人民内部是有矛盾的，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我说列宁那个时候，他不可能全面来考察这个问题，缺乏经验，他就死了。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就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谈得很少，列宁来不及全面分析，而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是犯了错误的。提出这个问题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毛泽东的双肩之上了。踌躇满志之态溢于言表。他是有理由自负的。他能提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思想，的确是他比斯大林高明许多的又一证据。也许应该说，他是思考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吸取了斯大林的教训，才提出两类矛盾这思想的。

在谈到匈牙利事件的时候，毛泽东也流露了踌躇满志的情绪。他说，匈牙利事件以后，中国有没有什么风波呢？有那么一点小风波。“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那春水是吹皱了，但是七级台风引起那样大的波浪是没有。这是个总的估计，具体事例他讲了这样一件：在地球上有个中国，中国就有个北京，北京就有个航空学院，航空学院里就有个共产党支部，共产党支部就有个支部副书记，此人叫做什么名字？这个人应该给他扬一扬名吧 （台下有人说：马云凤） ，马云凤就写标语一个。叫什么“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这大约就是一池春水面上的涟漪吧。毛说，这个人只是开除了党籍，但是还留在那里读书。

谈到资本主义改造问题，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反驳了章乃器。他说，有人说是资本家就不用改造了，与工人差不多了，甚至说资本家比工人还高明一点。有些人这么说，当然可能是少数人，有这么一种思想，“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阶级是要改造。阶级斗争中间改造整个社会，也改造了工人自己，这是恩格斯说的。

为了说明工人阶级也需要改造，毛泽东甚至以自己为例。他说，比如我们在座的这些人，我们每年都有进步，这也是一种改造。我这个人从前也是个知识份子，各种思想都有。我朝过南岳山，为我母亲还愿。我信过无政府主义，又信过康德的唯心论，你看我这个人多复杂。马克思主义后来才钻进去，把我脑筋改了一下，名之曰改造，主要是在阶级斗争中改造的。这几年来，资本家就那么高明，一点不要改造了？我看不然，我都要改造，你不要改造了吗？听他这样一说，会场上都笑了起来。

毛说，你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了？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只有一面性对事物不能分析，总有优点缺点，两点论呗。而且资产阶级根子还没有脱离，资产阶级还没有摘掉帽子，摘掉帽子还有一个时期思想改造，取消论这种观点如果胜利，那么资产阶级的学习任务就没有了。现在我们大家都学习嘛，政府工作人员都要学习嘛。

毛的这些意见，章乃器表示能够接受。他在听了毛的这篇讲话之后说，以前说工商业者的两面性，是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的一面，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五毒”的一面，这是从“五反”斗争学习得到的，印象无比深刻，一提起就惊心动魄。“另一种两面性的概念是毛主席在第十一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所说的。毛主席是结合了一系列的客观事物的辩证性质来说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而且说明任何阶级、任何人都需要进行自我改造。显而易见，这是思想、作风上的两面性，而不是政治上、经济上的两面性，工商业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章乃器 《 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见1957年6月9日《大公报》。）章乃器表示能够接受毛的这些讲话，毛却不能接受章的这些解释。显然，章乃器是按照自己的愿望来理解毛的讲话的。而毛在讲话时那种设身处地推己及人通情达理的态度，本来也使人乐于接受。

毛的这篇讲话中最重要的，当然是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新方针的那一部分。毛泽东对右的和左的两种倾向都提出了批评。他提到了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说钟把过去说了个一塌糊涂，否定一切。但是毛更着重批评了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说他们实际上是怀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毛说，所谓自从这个方针提出来，就没有大作品了，这个结论做得过早了一点，因为陆定一同志那篇文章是六月写的，发表是去年七月了，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等到这四位同志写文章是一月七日，只有五个月，几万字的文章怎么写得完？就只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来就没有大作品了，不搞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了，不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了，尽搞些坏的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提出了批评，批评他们发表陈其通四人文章之后长时间不表示态度。毛说，到现在这么久了，我们的《人民日报》是什么态度我也不清楚。在一月下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上，我把他们四个人的声明文章印出来给大家看了。当时有人民日报的同志在座，他表示了什么？没有表示什么态度。现在又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了，究竟怎么办？你们发表这个东西是赞成还是反对？今天在座的有没有人民日报的？你总是要处理一下嘛！或者是商量一下，自己没主意，你们找中央领导同志研究一下嘛！看如何处理。我现在表示我的态度，我不赞成那篇文章，那文章是错误的。

毛泽东接着说，世界上的东西各有不同，各人喜欢各人的。钟惦棐的文章台湾就喜欢。陈其通、马寒冰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很喜欢，《真理报》登出来了，《真理报》就不登陆定一那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喜欢陈其通、马寒冰四位同志的。此外捷克登了，罗马尼亚登了，很有市场。

这时台下有人说：是《文学报》登了，不是《真理报》。毛说，是《文学报》？不是《真理报》？那还好一点。毛这一说，又引起了笑声。毛接着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个喜欢各个的东西，气味相投。教条主义就喜欢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就喜欢机会主义。恐怕现在要批评一下子吧。

毛泽东还说，我们许多干部中间，实际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不是我的话讲过头了？我说高级干部中十个有九个不赞成或半赞成，或者不甚通。真正通的，真正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是少数，所以很需要做工作，做说服工作。

他还又一次提到对王蒙小说的批评。他说，有一青年作家叫王蒙，写了一篇题目叫《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也发生事情来了。有赞成的，有反对的，讲得他一点好处也没有。其中有马寒冰的批评。还有人批评说，北京是中央所在地，北京有一个共产党区委有官僚主义，因此说他的典型环境放得不好，大概放在上海最妥当。我们这个地方就不行，因为是中央所在地。

不晓得这个道理是从哪里学来的。中央还出官僚主义，所在地为什么不能出？中央出过陈独秀，出过张国焘，出过高岗饶漱石，还出过李立三王明，那么多哩！这么一条道理，也是批评得不对。

毛泽东还说，中国是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小资产阶级有五亿几千万人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你要这些人意见都不发表，统统口上打封条，只有吃饭时开一下，吃了饭就封起来，那怎么行？我说口有两个作用，一为吃饭，二为说话，把它堵住那是难办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一定要反映的，而且也要自己表现自己，用各种办法，顽强地、千方百计地要表现自己。我们不能用压制的办法不让它表现，只能在他们表现的时候跟他们辩论，写文章批评。这些文章不是教条主义的文章，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而是要用辩证的方法。要有说服力，要有充分的说服力。他认为，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助长这些不好的东西。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老干部能不能批评的问题。他说，从马克思以来，没有一次说只能批评新干部，不能批评老干部。我们宪法上规定，人民在法律面前平等，那么共产党员非共产党员在犯错误这个问题上，错误思想上，也应该是平等的。有一批人，比如是共产党的老干部，或者是民主党派的老干部，因为他老，他就享受一种不受批评的权力，可不可以？我看不行的。你活着不受批评，你死了人家还要批评你，我们就批评过死人，批评过孔子，打倒孔家店嘛！斯大林也是死后批评的嘛。

在谈到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些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提到青年团中央提供的一个材料，去年二十八个城市里头，大学，中学，听说二十九个学校有七千多学生闹事。毛认为这个材料分析相当好，它指出产生闹事的原因无非是官僚主义跟学生幼稚。青年工人和学生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艰苦奋斗。同时，学校当局，办事人，用各种手段欺骗他们，不跟他们同甘共苦。关于工人闹事，毛泽东引用了总工会的报告，部分的统计，有五十几起罢工，其中有几个人的，有几十个人的，最大的一次是一千多人罢工。他说，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说匈牙利事件一来，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

怎样对付群众闹事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四条对策：第一条， 努力克服官僚主义，恰当地处理矛盾，那么人家就不闹事了。

第二条， 官僚主义没有克服，他要闹怎么办？让闹不让闹？我说还是让闹。这些闹事者不能说主要是反革命，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我们不会领导。

第三条， 闹起来就让他闹够，不要草率收兵。闹够了就不闹了。应该把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看作是我们改善工作，教育工人学生的过程。

第四条， 闹事的头子，领导人物，一般的不应开除。开除是国民党的办法，我们要一反国民党之道而行之。闹事的领袖人物，正确的应该留下，错误的也应留下，错误的留下干什么呢？留下当“教员”，这是难得请到的。

毛泽东还预言：我看将来问题还多，人心不齐，几亿人口，中间许多人会跟我们想法不同的。

对苏共二十大，毛泽东说，批评斯大林是有两方面的性质，一方面实在有好处，一方面是不好。揭破对斯大林的迷信，揭掉盖子，这是一个解放运动；但是他揭的方法不对，没有做好分析，一棒子打死，这么一方面引起全世界去年下半年的几次大风潮，后来又引起匈牙利、波兰事件。毛提到《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说它虽然没有指出二十次代表大会，但实际上讲了。他说，我们与苏联同志当面讲了些什么呢？讲他们对斯大林问题处理不当，讲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谈到钢产量问题，他说，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表明钢产量已经进入毛的思虑之中。当时听的人也许没有怎么注意，一年半之后，人们就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真是紧锣密鼓。最高国务会议开过没有几天，三月六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又开幕了。在与会的八百多人中，党外的有关专业人员有一百六十余人。会议开始，先让大家听了毛泽东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的录音。接着，毛分别邀集到会的教育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的部分代表开座谈会。

第一天开的是九个省市党委宣传部长文教部长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对于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这一回听毛讲话的录音，同听前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传达的精神不同，那一次有的省里传达说，毛认为那篇文章是对的。

毛泽东说，上次开会，我没有专谈陈其通等四人文章的问题，只是插话时谈过，说这几个同志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文章则不敢领教。传达的时候，下面这一句没有了。

康生插话：这可能反映到会同志的一些思想，上一截容易接受，后一句容易忽略。

毛接着说，他们的文章反映出对敌对思想的仇恨情绪，没有这也不得了，这也要保护。问题是他们是教条主义，方法是错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当然在放之中任何错误的东西应该批评。现在放够了吗？鸣够了吗？不够的。人家还在猜我们的意图。认为我们是“诱敌深入”，因此必须再放。现在开宣传会议，大家同意这方针，要很好讲究方法。第一，党员不忙于写文章，让党外先写，当然要领导。第二，党员也应当写，但必须是要有说服力的，有研究的，有分析的，而不是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的方法，有分析就有说服力，我们应采取帮助人家改正错误的态度，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毛泽东还说，陈其通四人文章，老干部十之八九是同情的，但党外不赞成，党就孤立了。

毛说：马寒冰文章是教条的，钟惦棐则是右的，两派我们都要批评。《电影的锣鼓》基本方向不对。

周扬插话：钟惦棐文章所提的一些缺点，的确是有的。中央电影制片厂一些同志情绪不对头。部里是不同意这篇文章的。

四川的干部谈到流沙河的诗《草木篇》，说曾经打算封闭刊登这篇作品的诗刊《星星》。毛泽东说，《草木篇》是应该批评的，如不批评真是让毒草长起来了。但是他不赞成封闭《星星》。他说，这次会议一开，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又会冒出来，不要急，我们不忙于理它，它又有劲头了。你们不是反映有些教授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诱敌深入吗？我们对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有两条：一，必须批评；二，必须批评得好。因此必须要有准备，要有说服力。毒草在中国长了几千年，再长七八年也不要紧。而且我们还是要做事情的。他们一肚子气，可以让他们讲，毒草不可怕，如用压下来的办法，还是要翻的。

有人插话：《星星》所谓七君子中二个有杀父之仇的。

毛接着说，这样，《星星》出现那些东西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如何对付不正确思想？要有方法，不要急躁，不要简单，应该研究方法。中国有几千万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与知识份子，高等学校百分之八十学生是他们子弟，那些有杀父之仇的，能不恨，不骂我们？但应估计到，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份子大多数是可以争取的。匈牙利高等学校百分之六十学生是工农子弟，照样闹事，反苏反共，我们百分之八十是那样子弟还没有闹事。

关于学生闹事，有人说到，兰州原要开除几十个闹事的学生，现在不开除了，又有点草率收兵。毛说，开除几十个学生是国民党办法，事情结束如不解决问题，将来还是要闹事的。如讲到兰州林业学校、护士学校招生骗人家，学生闹事，我是站在学生这方面的。你欺骗人家么！像这样学校，你说是什么问题？这两校都是官僚主义，欺骗，又有官僚主义。不罢课怎能整掉官僚主义？

毛泽东还说，过去搞阶级斗争，我们是有办法的。现在是思想斗争，不能再用老办法了。思想斗争是动口不动手，而且动口要恰当，不是采取专政的办法。不要将敌人夸大而小估自己，没有什么可怕的。去年一些专业学校采取欺骗办法，有十七个学校七千人罢课。全国有五百万中学生，中学校长与党委书记要好好研究如何办好学校，五百万学生闹起事来，也不好办啊。

毛泽东对这几个省市党委的宣传部长文教部长说，第一书记要抓思想，回去告诉他们，希望第一书记把思想工作抓起来。管业务管得很好，不管思想工作，结果来了大民主，就会把你搞掉。各部门、各党组一定要管思想工作。

这次座谈会还涉及了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是从政治上来领导科学，搞十二年规划，向科学进军，这个我还领导不得？有些知识份子说党不能领导，实际上我们领导了，列宁懂得了半导体？但还是领导了。自然科学部门那么多，科学家自己也是懂得这个不懂得那个的。梅兰芳能够领导京戏，还能领导话剧？他是旦角，难道能领导丑角，他领导得了程砚秋？结果还是外行领导内行，政治就是领导。他们事实上是说这么一个问题：共产党还没有科学家。苏联情况和我们不同，他们已有大批党员科学家。

第二天开的是七个省市教育厅局长座谈会。毛泽东说，“要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每省要有一位宣传部长，一位教育厅长亲自抓这项工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47页） 毛谈到，去年办了很多学校，有的闹事，无非是生活不好，学习不好。要召集所有教育局长讲：要学生守纪律，艰苦奋斗，跟学生一起办学，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先生和学生同甘共苦，不许欺骗学生。招生不许瞎吹，不要不讲困难，只讲好的，要先泼冷水。

毛泽东提出，初中高中要增加政治课，要编政治课本。教材要减轻，课程要减少。古典文学要减少，“‘关关雎鸠’这几句诗一点诗味也没有”。 （同上书，第248页）

他为什么忽然要表示对《诗经》的不满呢？这里应该交代一下背景。

中学有一门课程，一九五一年以前叫“国文”，这以后采纳了语文教育专家叶圣陶的意见改称为“语文”。一九五二年九月，在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副部长钱俊瑞提出“一切学习苏联之方针”。在语文教学方面，苏联学校是将“俄语”和“文学”分设两科的，中国也应该这样做。中央教育部责成人民教育出版社分别编印“汉语”和“文学”这两门课程的教科书，一九五六年开始使用。这年七月一日，还让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叶圣陶向几百中学语文教师作了个《改进语文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解释分科的理由，说语言学是科学，而文学是艺术云云。其实叶圣陶并不赞成这个做法。由他署名的这篇《改进语文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也是别人起草经胡乔木审阅的。后来他不同意将这篇东西收入自己的文集。新编的高中《文学》课本是依中国文学史的系统编辑，第一课就是选自《诗经》的《关睢》。毛泽东在这里说《诗经》没有诗味，就是批评这套新编的课本，批评汉语跟文学分科这措施，批评什么事都去学习苏联的态度。他尖锐地说：你们管教育，你们教育部是中国教育部还是苏联教育部？如果是苏联的，就要取消你们的教育部。毛泽东的批评使陆定一感到了压力，他为了推卸责任，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批评人民教育出版社“一意孤行”。事后叶圣陶听到这话很觉愤慨。这件事本书以后还要谈到。因为毛泽东批评了，汉语和文学也就不再分科了。

毛泽东还说：“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要学，不应当学的就不要学。你们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的特点。农业课本要由省里编，地理可以编地方地理，文学也要有乡土文学，历史可以有各省自己的史料。课程要减少，分量要减轻，减少门类，为的是全面发展。” （同上书，第247-248页）第三天毛泽东邀集文艺界部分代表座谈。座谈中他几次涉及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说他们“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同上书，第249页） 毛说，“放了一点，有些不好的东西出来，就慌了手脚。” （同上书，第102、250页） 陈其通四人好像声明：“不得了，国家要亡了！”连电话也不摇一个问问宣传部。“百花齐放”不是陆定一要放的。文章还要一字不许改，这些人不做皇帝还行呀！

有人提出，有很多地方把毛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话传错了。

毛说，我的报告（当是指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就要印出来了。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我的发言只是几段插话，没有专谈陈其通四个人的文章问题，总的是谈百花齐放是要放了。有很多高级干部、地委书记、专员以上干部约一万多人，其中是否有一千人是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都很难说，其余十分之九都还是不赞成，这些都是高级干部呢。

他还说，把我对陈其通四人文章的看法传错了，我也有些责任，当时没有讲清楚，但我是说要放的。说我说陈其通四个人的文章是好的，真奇怪，我说是要放的么。

康生插话：这是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有怀疑，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正适合他们的胃口。

毛接着康生的话说，所以我在会上嗅出这股味道。

茅盾提出：有人说，为工农兵的方向也不要了。

毛回答说：为工农兵服务是不错的吧？陈其通他们四人的文章有这一句为工农兵服务的话是对的，你不为工农兵服务还为谁？资产阶级也要改造成工人阶级，知识份子也要是工人阶级，你说不要为他们服务，中国就没有人了。

毛泽东又提到了王蒙。他说，“我看到文艺批评方面围剿王蒙，所以我要开这个宣传工作会议。从批评王蒙这件事情看来，写文章的人也不去调查研究王蒙这个人有多高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写批评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评他，还是为着帮助他嘛！” （同上书，第255页）毛还说，有些批评粗暴得很，对待这类批评，鲁迅有个办法，就是不理。

茅盾提出：现在有些人对写真实有片面的理解，有些青年作家说，看到什么就写什么，现实有的就可以写，这就是说思想不能指导创作，和胡风的理论有相同的地方。否认作家观察生活需要思想指导。

毛说，这种看法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正确看法有关，要求所有的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恐怕是不可能，恐怕要几十年，大多数人才有可能。在那些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只要不学胡风搞秘密小团体，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

周扬说，秦兆阳用何直的名字写了一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有人批评他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很紧张。

毛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问题，这次会议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做结论，也用不着紧张，可以研究讨论。” （同上书，第257页）毛泽东说，苏联十月革命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七年比我们现在更乱，教条主义也厉害得很，像文学团体“拉普”就强迫别人怎样写作。听说那个时期还有一些言论自由，还有“同路人”，“同路人”还有刊物，说是宣传真理的。我们就不让人家办，我们可不可以让人家办个唱反调的刊物？可以跟他讲好，来个协定，只要不像台湾一样就行。

有人插话：要他公开唱反调，他就不办了。

毛说，不妨公开唱。苏联那时有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同路人”。可见这一点同我们今天是不同的。他在简单回顾苏联四十年来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之后，说：“开头几年还可以唱反调，有些言论自由，以后只许讲党和政府的好话，不许讲坏话不能批评，搞个人崇拜。斯大林常常把两种矛盾混淆起来了。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不采取他们的办法，我们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还没有造成放的环境，还是放得不够，是百花想放而不敢放，是百家想鸣而不敢鸣。陈其通他们四人的文章，我就读了两遍，他们无非是‘忧心如焚’，唯恐天下大乱。” （同上书，第253页）

来自上海的巴金提出：我们大家这次讨论“如何表现人民内部矛盾”，比方如何描写官僚主义，大家觉得不好办，很难，谁都不高兴。还有杂文，上海有人说要全面，又有人说杂文不能全面，鲁迅的杂文只讲一件事。

毛泽东接着说的，并没有直接回答巴金的问题，这问题他是到十二日的大会上才谈的。在座谈中，他谈到鲁迅，他说：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 （引者注：指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是供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人员参考的，共汇集了三十三个问题） ，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很勇敢的。 （同上书，第253-254页）

说到勇敢，毛泽东又说了他不止一次说过的不要怕挨整，坐监狱，杀头等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

老舍提出：外面有种空气，说作家生活好，其实真正够得上好的没有几个，职业化了，作家协会有些贷金，大家还是不愿意借，愿意自食其力。

巴金补充说：作家职业化，出版的纸张比较缺，有些书受纸张限制，印得很慢，或印不出来，影响作家生活。纸张缺乏是总的情况，分配也有些不合理的情况。

毛说，“教授、科学家的著作一时不能印出来，他们还有大学和科学院发的薪金可以维持生活。作家则不同，他们是靠版税稿费生活，若是书籍杂志没有纸张印不出来，他们没有稿费收入，就无法生活。” （同上书，第256页） 毛于是问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纸张这样紧张，你们怎么办呢？

钱俊瑞汇报了纸张分配情况，谈到分配给社会用纸不少。

康生解释说：社会用纸包括办公用纸和工业包装用纸等等。

毛说，纸张这样紧张，就少给些社会用纸，免得他们多打假报告。这话又引得大家笑了。钱俊瑞接着又汇报了一些书籍的印刷、发行的情况。

毛说，作家协会能不能自己搞个纸厂？拨一些机器给你们，搞些原料。作家协会办印刷厂，当然不是要老舍、巴金先生去办，而是周扬、沈雁冰他们筹画去办。

毛泽东又向赵丹、蔡楚生问了电影界的情况，还问到去年生产故事片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他说，我们一年摄制三十多部故事片太少了，你们最好出它三百多部，日本八千多万人口，出品三百多部，中国六亿人口，出品才三十多部。

毛向赵丹问起因拍摄电影《武训传》受到批评的孙瑜，问他安排好没有。

赵丹说，孙瑜血压高，休养了很久。他又写了一个电影剧本，现在导演片子，有助手帮助他。

毛说，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受了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他。

毛向周信芳问京剧方面的情况，周信芳说，过去剧目没有开放，能演剧目少，因此影响剧团收入，所以剧团艺人生活困难。剧目开放了，剧目多了，营业也好转，收入多了，所以生活也好了。但是如何改进剧目，许多艺人自觉性还不够。

毛说，放一下不要紧，许多青年都不懂得什么是牛鬼蛇神，让他们看看也不要紧。

周信芳说，有些剧目，我也不主张演。

毛说，你是不赞成牛鬼蛇神？《四郎探母》还演不演？《四郎探母》中番邦萧太后是不是契丹族？那是满族吧？大概对汉族有些不好看？哈哈，四郎是汉奸吧？……

在周信芳又谈了一些他的意见之后，毛说，拿个更好的东西来代替它当然很好，但拿不出来，还是让他演吧！你又拿不出来，你又不登台演戏，那还不是让他演。

在这一次座谈中，毛还讲了为什么要把知识份子都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他说，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有的人后来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如何区分法，我看很难。不过他也说，“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份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蛮革命，我也是算在这个范畴之内的。” （同上书，第252页）

毛对当时五百万知识份子的态度作了这样一种估计，一头，相信马克思主义，并且相当懂得，用来指导行动；一头，不仅是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还对社会主义抱敌对情绪。他认为，恐怕两头都没有百分之十，现在两头去掉，剩下中间的还有百分之八十左右，还是大多数，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怎样去影响那百分之八十。

三月十日，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的部分代表座谈，他对刚复刊不久的《文汇报》表示了赞赏，握着徐铸成的手说，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看其他报纸。

徐铸成提问：关于在报纸中宣传“双百方针”，我觉得心中无数，难以掌握。怕抓紧了犯教条主义错误，抓松了犯修正主义错误，请主席指示，该怎么掌握。

徐铸成关心的是，请示的是，怎样才能宣传好双百方针，怎样宣传才合毛泽东的心意。可见他是既不愿意犯教条主义错误，也不愿意犯修正主义错误，即资产阶级方向错误的。

毛没有正面回答徐的提问，只是笑着说：我们当年打仗的时候，一点打仗的经验也没有，就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你们各位是有了二十多年办报经验，应该好办得多了。如何掌握，这叫做从打仗中学习打仗嘛。

宣传的尺度得自己掌握，不言而喻，宣传的责任也得自己承担了。

座谈会上徐铸成还谈到了不久以前《文汇报》上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一九五六年底到一九五七年初，《文汇报》组织了“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收到来信很多，发表了钟惦棐 （署名朱煮竹） 的《为了前进》、转载了《文艺报》的评论《电影的锣鼓》 （也是钟惦棐执笔） ，还有一些别人的文章，例如老舍的《救救电影》，尖锐地提出了电影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刚发表了几篇文章，就受到猛烈的围攻，于是报纸只好发表一些肯定电影工作几年来的成绩的文章。徐铸成说，请问主席，我们该怎么应付？

毛泽东回答说：

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我看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革我们的电影是很有益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合乎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改进。你们报上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个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人都有益处。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61页。）

据徐铸成说，毛还谈到了宣传的片面性问题。他说，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年轻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以上据徐铸成《“阳谋”亲历记》，见《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47-348页。） 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上海滩上的小文人姚文元已经在毛泽东的眷顾之中了。

会上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说：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不会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监狱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63页。）

座谈中已经接触到了划分学术问题和政策问题这一点。毛泽东说：关于百家争鸣问题，完全学术性的，在报上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别一下情况。但是划范围也有困难，因为政策那么多。比如，你们说的节育和晚婚的宣传，报上文章一多了，有人就以为要修改婚姻法，赶快去结婚。这样，报纸也难办。 （同上书，第265页）

这里，他分了一下层次。学术性的问题，魏晋清谈似的，争来争去也不打紧。工作中具体政策上的争论，就要分别一下情况。至于政治性的问题，这里他没有说，以后是说了的，十月十三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说他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85页） 这就是说，让鸣放涉及政治领域的，是右派。

座谈会上，毛说，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由这一点又谈到外行领导的问题。他说，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真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共产党是不懂的。他以为这在当时是不得已的，他说，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在现在的过渡时期，只好这样，将来是要改变的。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64页。） 他无意于为外行领导辩护，以便长期保存这种状况。到了反右派斗争中，这却成了一条分界线，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说：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7页。） 这就是说，批评外行领导的，是右派。

在座谈会上，毛甚至说他想辞掉主席这个职务去给报纸写文章，辟专栏，当专栏作家的奇想。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65页。） 这当然是他能够作出的对于新闻工作的最高的评价。座谈会上的老报人听了，那种兴奋和愉快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毛泽东又一次批评了陈其通和钟惦棐。他说，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陈其通、马寒冰他们几个那一类的教条主义，一种是钟惦棐那一类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是否定一切，钟惦棐的文章就是否定一切的。教条主义则把凡有怀疑的都一棒子打回去，肯定一切。听说陈其通这人还好，马寒冰就很霸道。他拿了文章跑到《人民日报》，一声“圣旨到”，邓拓就双膝跪下了。邓拓插话：当时他拿了文章来，一进门，就说他们有意见，想要争鸣一下，希望文章不要改动。毛接着说，马寒冰的文章，十分教条主义，我就看不下去，简直强迫受训。钟惦棐这个名字很古怪，他的文章倒能看下去。他又说，马寒冰他们几个人的文章，方针不对，方法也不对。他们的方针是反对中央的方针，他们用的是压的方法，不能说服人。

在座谈临近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扼要地概述了他的新方针。他说，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谈的问题，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去年已经讲了几次，后来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陈其通、马寒冰他们的文章，想到会有人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见，因此觉得有好好谈谈的必要。因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只解决了国际问题，现在我们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于是就有一股风，说批评多了，说人民闹事，惶惶不可终日；另外有些人又觉得还不过瘾。有些人要收，有些人要放。中央的方针到底怎样，大家都要来摸底。其实中央也没有什么另外的底，方针就是那么一个，不过有了新问题。罢工罢课都是人民内部的问题，罢课是因为去年招生太多，一招多，有些人恐怕招不够，于是就骗人。骗人，学生自然不满意。问题凑起来，就显得严重。这样的事情，今后还有。人民内部，绝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有许多民主党派，还有无党无派民主人士。现在是社会大变动，思想混乱就是反映了大变动，不反映出来倒是不可理解的。官僚主义是闹事的直接原因，因为官僚主义又不肯改，群众就会闹事。中国人民是最守纪律的人民，上海副食品供应那么紧张，我们把情况摆出来，把道理说清楚，叫大家想办法，结果今年的春节不是过得很好吗？现在过渡时期还没有结束，每天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问题。

开过按专业划分的座谈会之后，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一开始他就说，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这样的大变化就要反映到我们的思想上来，反映到我们的意识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发生变化。

毛泽东分析了中国五百万知识份子左中右的情况，他认为，希望社会主义总有一天要恢复到资本主义的这种人是很少数的，有人说有百分之十，恐怕没有那么多，有百分之一、二或者更少一点。百分之九十都是爱国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拿马克思主义来说，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知识份子（包括共产党员同党外人士）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赞成这个东西，拥护这个东西。对五百万左右知识份子来说，他们是少数。在座的恐怕也有赞成社会主义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人。我们应该允许这些人不赞成。我们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只能说服人家接受。

毛谈到了知识份子的改造问题。他说，知识份子是旧社会给我们遗下的遗产，这几百万知识份子先要受教育。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改造别人，不要改造知识份子，这样想恐怕不恰当。他说，这个改造时期可能要几个五年计划。他还提出，不能单从书本上学，还要跟工人农民学。

毛泽东宣布：共产党准备整风。今年先试验试验，明年比较普遍的推行。党外人士自愿参加，不愿意，就不参加。他提到几天以前陆定一发表的《纪念整风运动十五周年》一文，引述了其中说这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话，说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毛说，违背基本原则就是修正主义，停止不前就变成教条主义。

谈到知识份子的社会属性，毛说，按其出身来说，知识份子是从剥削阶层出来的，即使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但是进过资产阶级的学校，这种知识份子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比如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是放在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这个队伍里头的，马克思主义是后头学来的，开头学的是资产阶级知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鸣的论点。他说，一百家，马克思主义只占一家，其他还有九十九家，还有那么多。其实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现在有西方世界，他们是一家，我们是一家。还有民族主义一家，他是站在中间地位。什么叫百家？新闻就是一家，教育又是一家。新闻里面，有这样办报纸的，有那样办报纸的，又是两家。办学校的，小学算一家，中学算一家。大学里面可不得了，那个家就多了。科学院，工程技术人员，每一门学问可以有几家。其实不是什么百家，大概有几百家，几千家，或者是一万多家。说一百家，无非言其多也。有人讲成马克思主义一家，其他还有九十九家，你看我们势力那么大？其实现在世界上基本的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同资产阶级一家。

这个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鸣的颇为新颖的论点，并不是毛泽东一时兴之所至随口说出的妙语，而是他的一种很执着的观念。宣传会议结束之后，他到一些城市巡行，在天津、济南等地的党员干部会上又把这意思说了一遍。这篇讲话在一九六四年正式发表时，删去了不少内容，这一个论点却没有删去，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73页） 可见他到后来依然持这种看法。

把学术上的各家各派都依其世界观归口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中去，是什么意思呢？用他后来修改这两篇时加写的字句来表达，这两家争鸣也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 （同上书，第230页） 这种“争鸣”的结局是预先就确定了的：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克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个吃掉一个，结果就只能是一家独鸣了。这也就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百家争鸣中也是平等的一家。这同原来对于百家争鸣的解释，例如他自己说的科学上不同学派的自由争论（同上书，第229页），或者陆定一说的，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已经不是一回事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很复杂的，是有反复、有矛盾的。而这“两家争鸣”论，就是连结“百家争鸣”和反右派斗争的过门。人们不应该把从整风到反右的这个转变单纯看成是他受到外界的刺激才作出的决策。

三十年之后，陆定一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一文，反思了这个提法，他说：

毛泽东同志提出，百家争鸣实质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这句话对科学和艺术部门来说是不对的。照此去办，科学和艺术部门只能是一言堂，而且会使“政治帽子”流行起来。对科学和艺术中的学派、流派，乱贴政治标签，用简单化的办法来区分何者为资产阶级的，何者为无产阶级的，是不科学的，也就无复“百家争鸣”可言。 （《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844-845页）这种两家争鸣的思想，在反右派斗争中还没有显示出它的全部威力。

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一九六六年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五·一六通知》，它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提出了与之对立的“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口号，难道不正是“两家争鸣”思想更带理论色彩的表述吗？有“两家争鸣”这个思想，就会有反右派斗争，也就会有“文化大革命”，这相关联的脉络是够分明的了。

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这篇讲话中，又说到了王蒙。毛泽东说，最近就在北京发生了一个世界大战，有个人叫王蒙，大家想剿灭他。现在围剿王蒙，也是解放军围的，就是开几团，把他包围起来。现在我们替王蒙解围，要把这个人救出来，此人虽有缺点，但是他讲中了一个问题，就是批评官僚主义。

他又提到钟惦棐，说他做了一件好事，引起许多人发表文章，揭露电影事业中间的错误和缺点，这些我们管电影事业的人必须要注意，他们所揭露的那些坏事统统应该加以改正。当然他没有忘记提到钟惦棐的片面性。

他还再一次提到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说那个东西是不好的，并且传错了，说是我很赞成。我就不那么赞成，今天又当着你们大家再说一遍，很不赞成。我讲过，这几个同志是出于什么呢？说他们忠心耿耿，为党为国，这对不对呢？我看也是对的，他们是要保护党，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们有那么一种情绪，就是怕毒草的情绪，其实王蒙这些东西不是毒草。百花齐放，放了这么几个月，百家争鸣也只几个月，据他们估计是成绩甚少，坏处甚多，牛鬼蛇神都出来了，大势不好，大有不可终日之势。这个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因此，他就那么急。方针，似乎他们也赞成，其实看来就是怀疑这个方针，他们在方针上有问题，他们的方法就是短促突击，没有分析的，没有说服力的，人家看了文章不服的，批评王蒙的文章我看了就不服。这个人我也不认识，我跟他也不是儿女亲家，我就不服。他这几句小玩笑话引起了会场上的笑声。

对于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这问题，毛泽东解释说，在现在这个时期，我看是能领导又不能领导，你不懂，他懂，所以，你在自然科学这门科学那门科学的具体内容上你没有法子领导。我说有一半对，就在这里，但是有一半不对。共产党能领导阶级斗争，也就能领导向自然界作斗争。如果有这样一个党，叫共产党，它就只会作社会斗争，要率领整个社会向自然做斗争它就不行了，一讲到科学问题它就不行了，那么，这样一个党就应该灭亡。他说，共产党过去忙于阶级斗争，一直到现在，阶级斗争还没有完结，许多政治问题要它来处理。有一批知识份子进了共产党，可能有几十万，有人说有一百万，这些人还分不过身来研究自然科学，这种情况，要有几十年工夫，至少有三、四个五年计划，就可以改变了。

谈到现在是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毛说，在好些同志的意思，讲阶级斗争为主恐怕好一点，舒服一点；讲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似乎就不太妙。而我恰好换了这个位置。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就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斗争。他说，人民内部斗争现在很突出，共产党八大做了结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现在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中国的资产阶级我们当做人民内部的问题处理。在现在这个时期，我觉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有些时候是可以放在一起讲，要分别哪一篇错误文章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另一篇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也很难。今天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应该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的扣大帽子，加他一个资产阶级。

毛泽东还谈到杂文怎么写的问题。杂文是不是一定会带片面性？他认为也可以有不带片面性的杂文。他以列宁和鲁迅的作品为例，是鲁迅像列宁，还是列宁像鲁迅，就不去讲了。他说，列宁有一部分文章是杂文性质的，很尖锐的，很讽刺的。你说那个东西是片面性的吗？不能那样讲。鲁迅的杂文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很多是对付同志的，批评党的缺点，也有对付敌人的。鲁迅对付敌人的锋芒可不可以来对付我们自己内部呢？据我看也可以，假使鲁迅还在，他就要转过来对付我们的缺点、错误。

讲到“放”还是“收”，毛泽东说，现在是有人想收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赞成收，而是要放。会不会乱？有些人就怕乱。我说乱就有办法，乱就治，一治一乱。会不会变成匈牙利？变不了。中国这个国家变不了匈牙利。变了匈牙利也不怕。匈牙利变好了，不是变坏了。如果我们有匈牙利那样的错误，有那么多反革命，帝国主义直接在那里指挥，工作又搞得那么坏，那么该变。该变才变，怕有什么用处。

谈到群众闹事。毛泽东说，如果官僚主义十足，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也没有，甚至是小小民主都没有，横直是不解决问题，那就要逼上梁山。

我看在那种情况下，罢工、罢课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是调解社会生活的一种方法。又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人民对于严重的官僚主义者不堪忍受的情况下举行群众斗争，这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是一种调解。

毛泽东还提到流沙河的《草木篇》。他说，有那么一篇诗，叫《草木篇》，印了没有？赶快印一下，在座的是不是都看呀？好文章，很值得见识见识。你们四川同志不要以为我这一讲就说我是赞成这个《草木篇》的，我不是根本反对你们去批评的，而是讲你们可以等一会，征求读者的意见，可以放它一下。还是“放”，还是“收”？可以“放”一下，现在还“放”得不够，不是“放”得有余。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也不要怕牛鬼蛇神，也不要怕毒草。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只会发展真理，发展艺术，使我们少犯错误。他说，我们企图用这种方法团结几百万知识份子，团结几亿人民，改变现在这种面目。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使得他的听众如醉如痴。傅雷应邀从上海来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后他写信给在波兰留学的儿子傅聪，在这封完全不准备发表的家书中，他说：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 （按：指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 抓得紧，彷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上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 （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 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一月十八至二十七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二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三月十二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份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傅雷家书》增补本，第158页）

傅雷并不以研究马克思主义著称，他在这方面的赞扬并不足为荣，但他的景仰之情却是十分真诚的。几个月之前，波兰政局剧变，这时还在动荡之中。傅聪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留学，情绪也颇受影响。傅雷在信中对他说：你近来情绪不大好，你看了上面这些话，或许会好一些。千万别忘了我们处在大变动时代，我国如此，别国也如此。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弯路不免多走一些，知识份子不免多一些苦闷，这是势所必然，不足为怪的。 （同上书，第160页）傅雷不是一个轻易佩服别人的人。从他的家书中，可以看出毛的这些讲话是如何深深赢得了孤傲的知识份子的心。

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批评了陈其通四人的文章，明确表示他不赞成，同时还对《人民日报》发表该文之后长时间不表示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邓拓听了颇觉紧张，于是急急忙忙从来稿中找出陈辽的一篇批评文章登在了三月一日的报纸上。陈辽并没有从对于新方针是拥护还是抵制这样的高度来立论，还“认为其中有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对目前的文艺工作是有好处的。”他认为，这篇文章的毛病，“是在于他们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的文艺工作中的个别的、不是根本性的缺点，当作全面的、根本性的缺点，于是也就认为目前的文艺工作简直是‘糟得很’了，是很堪忧虑的了。”陈辽认为，“我们目前文艺工作的主流是‘好得很’的，至少不是‘糟得很’。”陈辽以他自己对文艺界状况的估计，逐条反驳陈其通等人的估计。这基本上是一篇就事论事被动应战的文章，与毛泽东的批评所提到的高度差距很大。只是《人民日报》一时间拿不出更加符合要求的批评稿件，匆忙间只好先发表这一篇再说。

接着，《人民日报》又约请茅盾写来了批评文章（三月十八日见报）。茅盾已经听过毛泽东的讲话，因此他能够站在新方针的高度来批评陈其通他们了。茅盾说：

他们的文章是缺乏说服力的，批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其结果不但不能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有效的斗争，而且给读者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来是弊多利少的印象，给广大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鼓舞活跃的知识份子一瓢冷水。

陈其通等四位同志反对小资产阶级艺术思想。我极端拥护他们这一个主张，而且我以为这应当是我们在文艺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我们进行这一思想斗争时，要小心提防回到教条主义的老调，要同时大力反对教条主义；简单地采取禁止“放”和“鸣”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肃清，是长期的、复杂而细致的工作，我们的批评态度应当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我们的工作方法应当是让大家来“放”，来“鸣”，开展自由讨论，从讨论中加强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

显然，茅盾是把他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听来的一些意思写到文章里了。

在三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之后，四月四日的《人民日报》集中发表了批评陈其通等的一组读者来信。接着，周扬在答《文汇报》记者问中也批评了他们 （4月9日《文汇报》，11日《人民日报》转载） ，周扬说：当现在正在要求排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障碍、鼓励大家来“放”和“鸣”的时候，这篇文章实际起了一种障碍“放”和“鸣”的作用。因为照这篇文章所举的例证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还不过半年多的时间，就产生了如此之多的消极现象，以致反映在文艺上，“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那末，必然达到的逻辑的结论，就是只有将这个方针收起来。放呢，还是收？在这个迫切的问题面前，我们的作者根据错误的判断作出了错误的回答。造成这个主要错误的原因就在作者对当前文艺状况的考察是片面的，他们是用教条主义的眼光，带着宗派的情绪去观察事物的。 （《周扬文集》，第二卷，第489页。）周扬虽然指出了这篇起了障碍“放”和“鸣”的作用，还是笔下留情：教条主义吗？只不过带着这种眼光，宗派主义吗？更谈不上主义，不过一点宗派情绪。批评钟惦棐，却不说他有右倾机会主义的情绪，而是说他“采取了抹煞一切的态度，把解放几年来电影事业的成就全部否定了。”

在这几个月里，毛泽东多次把陈其通等人作为教条主义的代表、把钟惦棐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同时拿出来批评，可是他只是催促《人民日报》批评陈其通等人，并不催促批评钟惦棐。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意图还是排除障碍动员鸣放，再说，他也明白，对于右的观点从来就不会缺少批判的积极分子，并不必他去催促。

马寒冰不久之后服毒自杀，未免令人叹息。忍死须臾，情况就会有所改变。不要多久百家争鸣就会转为反右派斗争，作为另一种倾向的代表多次跟他们一同受到批评的钟惦棐，将成为最早一批的右派分子，而陈其通陈亚丁却可以在《人民日报》（1957年8月21日）上发表《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的文章。

关于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于三月十二日刊出林默涵的文章《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文章明显反映出了毛泽东的意见。林默涵的文章表示，不能同意对这篇小说的“粗暴的、武断的批评”，他指出，“说北京不会产生这种人物，不但不符合事实，也表现有些人对于艺术上的‘典型环境’这个概念是没有弄清楚的。”林默涵对小说及其作者作出了在他看来是很高了的评价：“小说的作者对于复杂的生活是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观察和思索的，因此，他能够在别人所习以为常的事物中看出某种值得注意的东西。可宝贵的，不但是作者的这种能够捉住生活中某些值得注意的事物的能力，还有他的敢于向缺点进攻的勇气。”“应该说，这篇小说在揭发生活中的消极事物，在描绘各种样子的官僚主义者和政治衰退分子方面是比较成功的，是具有一定的深度的。”小说的问题，林默涵认为，是主人公林震的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孤芳自赏的情绪”，以及作者“抱着同情和欣赏的态度，把那些缺点也当作优点来加以爱抚和赞扬”，“作者痛恨生活中的消极事物，可是他却没有找到能够战胜这种消极事物的真正的积极力量。”这些意见同毛泽东关于知识份子思想改造的一贯论断也是相符的。

也就是在这时候，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开会了。这是一次明显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新方针的会议。第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是新增补了六十六名特邀委员，都是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中知名度甚高而过去没有安排好的人士，例如王枕心、邓介松、朱光潜、刘斐、吴文藻、沈尹默、陈铭德、林虎、罗翼群、张志和、覃异之、董竹君、贾亦斌、熊十力、熊秉坤、萧作霖等人。像社会学家陈达、也在社会学家团体补缺为委员了。第二件事是列席的人特别多，出席的委员是六百二十二人，列席的有二百八十一人，超过到会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那些有一定知名度，而又没有能够增补为特邀委员的，许多人都被请来列席了。第三件事是会期很长。二月二十七日，所有出席列席这次会议的人员都应邀参加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聆听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次日分组讨论，可以认为会议实际上已经开始。三月五日举行开幕式，二十日举行闭幕式，这会接近开了一个月。民主党派负责人在会上的发言，都表示拥护新方针。还有一些委员和列席人员就各自的专业说了一些建议性意见。

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邓初民显然赞同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高度来评价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他在大会发言中还为此说补充了文献上的根据。他在引用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的话，引用了列宁的两段话之后，接着说，“我国的党和毛主席在新的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内部矛盾的理论。”

民进中央主席马叙伦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主党派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帮助它的成员和所联系群众逐步地改造自己，消除资产阶级思想残余”。

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的发言，在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时候，大抵是复述毛泽东讲话中的一些意见，没有发表什么他自己的不同见解。在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时候，态度也很合作，他说，“我们不是为长存而长存，我们是要为实现社会主义而长存，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而长存。为要做好工作，保证长期共存，依我看，就不要为发展而发展，而要继续坚持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在不稳固的基础上遍地摆大摊子，大开放主义，是很危险的。”对于几年来的肃反工作，章伯钧表示了赞扬，以为这“对于人民对于国家建设是一件极有益的不可少的事情”，他认为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和一些高级干部都应该参加肃反运动。

民盟中央另一位副主席罗隆基的发言，题目是《加强党与非党知识份子的团结》。他认为“一年来在学术思想方面，‘百花齐放’，放者不多，‘百家争鸣’，鸣者太少。基本原因还在一般高级知识份子顾虑太多，猜疑太重，以致花不敢放，家不敢鸣。”他以为，这是因为“某些党员干部和党外少数进步人士，对思想学术的‘放’者‘鸣’者，不惜口诛笔伐，‘包抄’‘围剿’，以求正人心，息邪说，卫道统。这就使一般旧知识份子无所适从，逡巡不进，瞻前顾后，栗栗危惧”。罗隆基提出了一个“‘落后’与‘外行’之间的隔膜”这样的提法。意思大约是在一些干部眼中，知识份子是“落后”，在知识份子眼中，一些干部是“外行”吧。他还谈到中国知识份子的传统，“愿做脱颖而出的毛遂者少，愿做隆中待访的诸葛亮者多。若得三顾茅庐，必肯鞠躬尽瘁。”他没有忘记声明：“我不是说在今天的新社会里，还必须用‘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的旧方式来团结高级知识份子，这绝不是的。我必须指出，今天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同‘士’所期望的‘礼’之‘下’之是有矛盾的。”在这篇发言中，他还谈到民主党派内部的情况。他说：“民主党派中有些人的工作是‘锦上添花，火上加油’，只是观风色，看气候，扣帽子，打冷拳。”反映了他对自己这几年在民盟内部受到批判的积怨之深。

罗隆基在这篇发言中，还提出了一个“应该把个人和党的界线分别清楚”的问题。他说：领导干部执行政策是可能发生偏差的，个人是可能犯错误的。一方面，不可以把个人的偏差看成政策的偏差，更不可以把个人的错误看成党的错误。另一方面，接受党的领导，不完全同于接受党员个人的领导，党员个人的威望不等于党的威望。批评个别党员，不管批评是否妥当，不等于反党，更不等于反革命。

罗隆基说的这些落后与外行的隔膜，批评个别党员不等于反党等等，在不久之后的反右派斗争中，都是最触忌讳的右派言论。

政协会闭幕之后不几天，《光明日报》编辑部改组。四月一日，储安平就任总编辑，取代原任总编辑的共产党员常芝青。不过，据《光明日报》右派分子殷毅所著的《回首残阳已含山》一书说，“储安平到职后，常芝青并未调走，只是不参加业务领导，党的工作照管不误。”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光明日报》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创刊的时候，是中国民主同盟主办的。一九五三年又改为由中国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联合主办。不过这时候它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在办了。为了把这张报纸还给民主党派，增加党外人士发言之地，这一改组早在一九五六年陆定一在怀仁堂作报告之后不久就开始酝酿了。曾经有过请徐铸成主持该报的考虑。徐不肯脱离班底只身到一个陌生的场地上去，敬谢不敏。现在鸣放正在推向高潮，这事不好再拖，胡乔木登门敦请，请出了储安平。这件事，《徐铸成回忆录》里有记载：大约在六月初（一九五六年），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姚溱兄曾来《教师报》访问。他对我说：“你对目前的工作，情绪怎么样？”我说：“情绪很好，我已经安心把办好《教师报》作为我下半辈子的工作。”他笑着说：“这话，我不完全相信。一向搞惯日报的人，每周两期的专业报，怎么会使你过瘾？”接着他又认真地说：“现在，党中央已决定把《光明日报》还给民盟去办，党员总编辑决定撤出，由章伯钧先生任社长。党的意见，想请你去担任总编辑。让我先来征求你的意见。”我说：“假使让我自己挑选，我还是愿意继续留在《教师报》，办报好比组一个戏班，我不能唱独脚戏。我现在的班底都在《教师报》呀。”他点头微笑地走了。后来，才知道《光明日报》已找了储安平兄去当总编辑了。 （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24页）

储安平（1909-1966），江苏宜兴人。可说是个天生的报人。他为《中央日报》写过社论，编过副刊。在英国伦敦大学从事过研究工作，当过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教授。他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是因为在一九四六年创办了《观察》这个政论性的周刊。费孝通说，这“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前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份子的论坛”，在创刊号封面上列名的撰稿人七十多位，其中包括卞之琳、王芸生、吴恩裕、李广田、宗白华、季羡林、胡适、柳无忌、马寅初、许君远、曹禺、梁实秋、张东荪、笪移今、冯至、冯友兰、曾昭抡、傅雷、傅斯年、费孝通、杨刚、杨绦、叶公超、雷海宗、赵超构、潘光旦、楼邦彦、钱端升、钱钟书、萧乾等等。也可见是一个怎样的阵容了。刊物在知识份子中有众多的读者和很大的影响。储安平本人，更以他笔锋犀利的政论，直斥国民党的统治。例如，第一卷第三期（1946年9月14日）刊出的《失败的统治》，一开头就说：国民党一党专政，前后垂二十年。……反弄成今日这样一个局面：不仅党的声誉、地位、前途日渐衰落，就是国家社会，也给弄得千疮百孔，不可收拾。

那时正在聚精会神指挥同国民党打仗的毛泽东也注意阅读这本刊物。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他在杨家沟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讲了这样一段：

现在有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寄托在人民解放军身上。最近看到外面的报刊如《观察》杂志上有文章这样说：“假如二十年来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致使许多人觉得前途茫茫，中心彷徨，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22页）这里所引的话见于《观察》第三卷第九期（1947年10月20日）刊出储安平写的《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一文。

毛泽东这一篇《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还说了这样一些话：去年春天有个人写文章，说：现在全国人民对现政权可谓人人离心，个个厌恶。秋天这个人又写文章，说蒋介石和中国现政府业已失去民心，如在太阳底下的影子，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22页）

这里他说的两篇其实也都是储安平发表在《观察》上的文章。“去年春天”的文章，指《观察》第二卷第二期（1947年3月8日）刊出的《中国的政局》一文。“秋天”的这一篇指《观察》第三卷第九期（1947年10月20日）刊出的《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一文。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中还说：有人说共产党是蒋介石逼出来的，“消灭了一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十个共产党；消灭了十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一百个共产党。” （第22-23页）这话也是引自储安平的《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一文：我个人很率直的说，我认为国民党的腐败的统治是“共产党之母”，它制造共产党，它培养共产党。制造共产党培养共产党的因素不先消灭，那里能消灭共产党？照现在的样子，消灭了一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十个共产党；消灭了十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一百个共产党。

可见这时毛泽东认为储安平和他的《观察》是反映了公众情绪。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规定物价冻结在八月十九日发行新币的这一天。这个限价政策在坚持了七十多天之后终于失败，于十一月一日宣布取消限价政策，一时物价飞涨，到处社会骚动。储安平评论这事的文章，题目就是《一场烂污》。文章的开头说：在全国空前骚动，朝野争议多日之后，政府终于放弃了他那“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限价政策！这是二十年来这一个政府第一次在人民面前低头的一个纪录！在这二十年中，这一个政府，凭藉他的武力，凭藉他的组织，凭藉他的宣传，统治着中国的人民，搞到现在，弄得民穷财尽，烽火遍地。这次，在全国人民不可抗拒的普遍的唾弃下，他终于屈服了一次！

文章的结尾说：

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观察》杂志第五卷第十一期，1948年11月6日。）

国民党的军队在前线吃败仗，蒋介石心情沮丧。当他看到《观察》杂志一篇接着一篇署名“观察特约记者”的对战场形势的精辟分析，大为震怒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海警备司令部、上海市社会局和警察局派员查封了《观察》杂志，两天之后，更将全社工作人员捕去。幸好那时储安平已经离开上海，才避开了这次灾祸。

全国解放以后，《观察》在北京复刊，由周刊改为半月刊了。出了半年即告结束。改为《新观察》，即与储安平没有什么关系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他在九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同储安平的一次谈话：今天与安平兄谈话，他说《观察》即将复刊，领导上大力支持，但恐群众思想难捉摸，如何办好，毫无把握。他又说，近月曾至东北旅行，写了旅行记二十五万字，材料甚新，特别注重人事制度及工作效率。胡乔木看了极赞赏，力促早日付梓。他又说，他出发前及回来后，都与领导同志商谈，反复请教云云。

可见这时，储安平与新政权是采取一种非常合作的态度。而这种态度，甚至使颇有点傲骨的徐铸成反感。他的日记接着写道：甚矣，做事之难。《文汇报》之被歧视，殆即由予之不善应付欤？予如遇事诺诺唯唯听命，《文汇报》亦不会有今日。以本性难移，要我俯首就范，盲目听从指挥，宁死亦不甘也。 （《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77页。）

当然，形势比人强，数年之后他也愿意俯首就范听从指挥了。

这时，储安平被选中主持光明日报，大约也同他的这种合作态度有关。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表示了支持他的工作。据费孝通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的日记，四月十六日，储安平决定去《光明日报》之后，对费孝通说了这样一件事：

储安平说：“统战部开过会，李部长说光明日报完全由民主党派负责办，统战部推荐我做总编辑。以后光明日报党组撤销，要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这就是方针，要使光明日报成为高级知识份子的论坛。”我说很多人有顾虑不愿写，储说可以采取座谈会方式。储又问：《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为什么不给他，以后要我多给光明日报写稿，最好像《观察》那时一样，专辟一栏。那时储谈得很起劲，是把光明日报看成是他办的企业。 （《右派分子储安平的言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光明日报社印。）

可见这时储安平是把光明日报当做自己的事业来办的。他上任的第一天，由社长章伯钧陪同到报社。他对前来欢迎的各部主任说，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援我，党是我的后台。他马上以全部精力投入新的工作，发出了一百多封征稿的信件，派出好些记者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沈阳、长春、青岛这些城市去开座谈会，动员鸣放。

毛泽东本人也要到一些城市去，向地方上党的干部宣讲他的新方针。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一结束，经过三天的准备，三月十六日他就启程了。十七日在天津，十八日在济南，十九日在南京，二十日在上海，都在当地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四月初中共中央上海局在杭州开会，毛也到了杭州，听了到会各省市的汇报，同他们讲了话。

同他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比起来，这几次的讲话因为听众情况的不同，他讲的侧重点也不同。在北京的那两次会议上的讲话，是党内党外人士一起听的，而且党内的也多是一些高级知识份子。毛向他们讲新方针，是为了解除他们的顾虑，动员他们积极鸣放。在外地的这几次讲话，听的都是党内的干部，对自己的一些想法就讲得更加坦率，目的是消除党的干部的疑虑，教他们不要害怕新方针，不要怕人家鸣放。

毛在各地的讲话，看来是按照同一份提纲讲的，大同小异。有些话，在天津说过了到济南又说，在南京说过了到上海又说，有不少重复。

人们对待新方针的态度，毛泽东在南京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要“放”，还是要“收”？现在党外人士就说我们“放”的不够，他们就深怕我们“收”。而我们同志呢，看那个样子，似乎不对，就有一点不想“放”，有一点想收兵。他在济南的讲话甚至还作了定量分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有“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样的方针，在我们党里头有相当多的同志不甚了解，有一些同志就不大赞成这样的方针，比如在北京，许多高级的同志，部长，我说十个人里头可能有一个人赞成，一个人想通了，其他几个人有些相当赞成，但是不那么十分赞成，各种程度不同。

这么多人为什么不赞成或者不那么十分赞成呢？毛泽东描写了他们的心态。他在天津说，“百花齐放”，那么多花，恐怕有不好的东西出来了，怎么得了啊！“百家争鸣”，咱们共产党只算一“家”，九十九家包围我们，怎么得了啊！他在济南又说，“百家争鸣”，那个是危险的很，咱们共产党就是一家，其他九十九家把我们包围怎么得了，要请解放军帮忙，杀开一条出路，杀出一条血路，才跑得出去哩。“长期共存”也是不赞成，那个民主党派大概有什么七、八年也就差不多了嘛！让他们挖一个坑埋下去嘛！究竟谁监督谁，还要请他们监督共产党呀！你有什么资格监督共产党呀？这些意思，他在上海又说：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太危险了。“百花齐放”，放出些鬼来怎么办？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人说：“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跟我们长期共存？还是短期共存吧！”“我监督你，我还用你监督呀？你民主党派哪年打的天下？”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反对“放”，主张“收”。

毛泽东是怎样说服党内这些反对“放”主张“收”的意思的呢？他并不认为这些意见没有道理，错了，而只认为这中间有误会，这些干部误解了他的方针。于是，他就来消除他们的误会。

首先他要他们放心的是“百家争鸣”并不是一家和九十九家去争，而是只有两家来争。他在天津说：百家争鸣说是共产党只有一家，其他有九十九家把我包围了。当然不是这样的意思。在社会科学，在世界观这方面的问题上，不是什么百家争鸣，是两家争鸣。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在济南他又说，去年上半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是基本结束，不是全部结束。这个尾巴也拖得挺长的。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我说不是“百家争鸣”，而是两家争鸣，这百家里头有两家，一家是无产阶级，一家是资产阶级。这个争鸣是要争几十年的。毛泽东在这里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来说明“百家争鸣”即两家争鸣，是很准确的，有了这种解释，当然也就足以消除这些人要请解放军帮忙突破九十九家包围的顾虑了，他们有了必胜的信心。

毛在济南的这篇讲话中还说到，意识形态里面的阶级斗争，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他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这就是说，这些矛盾的性质并不是由其本身的状况规定的，而是“我们把它当作”，这里就能容纳一点主观随意性了。

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毛泽东也以为反对者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在济南说，这些同志，你说他有没有道理，我看也是相当有道理。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监督共产党？究竟江山是谁打下来的呀？还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打来的，共产党领导他们，还是你们民主党派打来的？所以听他们的话是有不少道理的。毛表示赞同的这个道理是明白不过了：江山是谁打下的就是谁的。

那些反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干部既有如此充足的理由，毛泽东又怎样去说服他们接受这方针呢？毛说，正因为这些，更需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在这篇讲话中说，我们党就是因为功劳太大，社会上的威望也很大，就发生一种危险，容易包办代替，以简单的行政命令。所以我们特为请那么几位来监督我们，并且长期共存。我们有一天，他们也有一天。谈到民主人士的使用问题，山东有些人讲他们没有多少用处，甚至讲是废物。在向毛汇报的时候提到当时担任山东省副省长的民主人士苗海南，他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毕业，创办济南成通纱厂，自任经理兼总工程师。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毛说，废物也可以利用嘛！废物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呢？我今天不能讲具体，讲苗海南是废物，苗海南大概是很有用处的一个人。就是有些用处不多的人，也可以利用。

这个废物利用的思想，毛泽东在南京又说了一次。他说，我们要使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刚才讲知识份子，民主党派就是些知识份子。我们要用他们。人们说，用是好，可是他们没有用处，是老废物。废物也要利用，废物也有好处。应该用他们，应该开会。这回北京开政协会议，我也跟他们讲了一会，每年不要开会就是应付一下，应付一下过了就算了；而是要利用开会，每个省一年开一回两回，利用这些机会，给他们做工作，说服他们，使他们替我们去做工作。因为他们联系一些人，经过他们去说服那些人。这样的态度，就是一种积极态度，而不是一种消极使用他们的态度。就是“利用、限制、改造”嘛！我们同志喜欢后面两条，一条叫“限制”，一条叫“改造”；就是不喜欢头一条那个“利用”。我就“改造”你，我就“限制”你。当然那是对资本家讲的，现在对民主人士不好这么讲，对民主人士不好讲“利用、限制、改造”，可是我们同志事实上就是一个限制，就是不去改造，不去利用他们。他们可以做一些我们所不能做的工作。在讲穿这个“利用、限制、改造”政策不好对他们讲之后，毛紧接着说，要同他们讲真心话，有很多事情不要用两套，不要党内一套，党外一套。像我跟同志们讲的话，我都可以跟他们讲。不过他没有忘记指出：我们也有一部分事情不跟他们讲。刚才说的这“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大约就属于不跟他们讲的吧。

毛泽东在这几个城市说了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真谛，那些干部聆听之后，心中有了底，也就乐于接受，不再疑虑了。不过，人们看到的是，并不是说服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方针，而是告诉他们，虽然采用了新的论述方法，其实这方针和他们所熟悉的那一套相去并不甚远。原来如此，那还要怕什么鸣放呢？

毛的这次出巡，除了向党内干部交底，使他们不再惧怕鸣放之外，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布置党在知识份子中的工作。他在南京说，中国这个国家，知识份子太少，但是也有一批，大概有五百万左右，其中不到一百万进了共产党，还有四百万在党外。对于这些人，毛把他们一概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他在济南、在南京，都说了这意思。他说，人们说要分别一下，究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还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意思就是说，戴一顶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帽子，比较资产阶级的要舒服些。可是我说不然。我就是个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进的资产阶级学校，那里的社会空气，是资产阶级的空气，搞的那一套，就是唯心论的什么东西，康德的唯心论我就信过，你说那是小资产阶级的？读的是资产阶级，信的是资产阶级，你还能说是个小资产阶级？你说，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什么东西啊？是半唯物主义吗？我这个人马克思主义是后来钻进去的，是后头学的。

在天津，毛泽东讲到，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共产党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搞工程，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毛泽东认为这个话讲得合乎事实，就是我们没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中学里头当教员的也少。文学艺术方面有点儿，也是三七开，我们有三分会，七分不会，优势还是共产党之外。大学教授几乎全是共产党以外的，医生几乎全是共产党以外的。是不是？教育界有二百万人，大、中、小学，所谓公教人员的“教”，有二百万人之多，共产党干什么事情呢？共产党就是在学校里名为领导，实际上就是不能领导，因为你不懂嘛。

在济南，他说到这方面的意思。谈到大学里的情况，毛说：我们的党员就是学生、助教多，讲师里面有一点也少，教授里头很少。那么究竟是学生领导先生，还是先生领导学生呢？是助教领导教授，还是教授领导助教呢？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毛说，就是我们过去忙了，我们干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忙于搞阶级斗争，没有机会搞这个。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学科学的任务。他在天津说，大概需要有三个五年计划，至少还要有十五年时间，我看是一定能学到的，没什么巧的。自然科学，开刀之类，你没学就不会开，但是只要学就可以学到。现在的大学生，现在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在学，过十五年，他们就是大学教授，就是工程师。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个更为直接的办法，他说，现有的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授，中学教员中有一部分人，他们愿意加入共产党，条件适合的也可以接受他们加入共产党。

这件事情其实早在一年多以前，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指示》中就已经作了布置：“关于在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份子中吸收党员的工作，过去有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今后必须加以彻底的纠正。中央组织部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订出在知识份子中发展党员的计划，经中央批准后下达。其中高级知识份子的党员，到1962年应该占高级知识份子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第146页）

这个在知识份子中发展党员的想法，毛泽东到上海就说得更具体些。他说，全国五百万知识份子，其中大约有十分之一多一点加入了共产党。他提出，要在比如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十一年），使整个知识界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方面，在跟工人农民结合方面前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份子或者进了党，或者成为党外积极分子。根据毛的这个设想来计算，即十一年之后，知识份子中的共产党员人数，要比现在增加一百一十余万人，平均每年发展十万人。

到了四月初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更把他的这个设想变成了工作部署。当有人汇报大学教授加入民主党派的多的时候，毛说，大学教授加入了民主党派的，也可以吸收入党，做跨党分子，只是其主要骨干要求入党的不要欢迎他。我进党就不是熟悉马克思主义才入党的。你们回去具体考虑在六年之内吸收四分之一，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吸收三分之一入党，今年争取百分之十五到党内来。这对争取知识份子是一个很大政策问题，今年如果不争取一批知识份子入党，对社会主义不利。毛又说，这些人进了党还要做半党外人士，教育要经过他们本人的经验。他还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争取知识份子的方针，如果只在政治上开门，可是在组织上关门，那就不相称的。我们党没有大作家，大诗人，大教授，要招兵。过去办不到，现在要努力。

根据毛的这个意思，六月二十八日 （这时已经是反右派斗争高潮中了）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份子入党的通知》，提出“有必要在一两个月之后，首先接收一批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好的左派高级知识份子入党”，包括“已经参加了其他民主党派的高级知识份子”在内，并且规定，“他们入党之后，不要退出原来的民主党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358-359页）。

就是遵照这个通知，一九五七年吸收了一批知名度很高的知识份子入党。例如著名京剧演员程砚秋就是这时由周恩来介绍入党的。按照毛的设想，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时，知识份子有三分之一的入了党，那就相当于军队中党员的比例了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3页注[19]：“事实上红军中的党员人数占全军三分之一左右即好，后来在红军和人民解放军中大体上都是如此。”） 所以他没有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全党要求搞这个建设的时候，毛泽东感觉到了党内专业人才不足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考虑发挥党外专业人才的作用呢？毛泽东想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一，让一些党员团员去学习科学技术，以三个五年计划为期，要求他们十五年之后成为党内的专业人才；第二，让一些条件适合的专业人才在取得党籍之后发挥作用。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心目中反对宗派主义的边界在什么地方。

在杭州的会议上，浙江省反映：文教干部文化水平低，工作有困难。地、市、县宣传部现在干部文化水平，高中的十九人，初中的一百一十五人，小学的十四人。有人插话：还有不识字的县长。毛说：过去在战场打仗，动刀动枪，不识字的可以参加。现在是打思想仗，要有文化的参加，要把将校尉配齐，要选一批文教干部，你们有四百一十所中学，下命令调。文教科长文化低不行，县长不识字那倒可以。

这次会议还谈到办报的事。上海市提问：党报与非党报有什么不同？党委如何领导报纸？可否办同人报？报上怎样开展争鸣？他们提出如何办报有五条：有领导，有准备，有选择，有说服力，有利。毛说，搞这么多条，我去办也难办。五条里只有说服力这一条有具体内容，其他的都很难说。有领导也会出毛病。《人民日报》的文章谁说都对，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就不对。我看每个省办两个报纸比较好，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

这次会上，浙江省还提出了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问题。这所设在杭州的美术学院，原院长江丰（已于一九五一年调北京）、以及担任副院长的著名油画家莫朴都轻视中国画，说国画“不科学”，“不能反映现代生活”、“又不能为政治服务”，对老国画家也很不尊重，让他们去练习素描。说他们学院的老国画家有当过汉奸的。一些人被降级降职。毛泽东听了，说，为什么不要国画？国民党还要国画，他比国民党还要次一等，他不是国民党，又不像共产党，是什么党，是第三党吗？他是搞丑术，不是搞美术。江丰、莫朴要搞回来交代，莫朴是宗派主义者，要审查党籍。

经毛这么一说，江丰、莫朴二人的党籍果然在不久以后都被开除了，他们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不过按问题的性质来说，同陈其通等人的文章一样，是左了而不是右了。只是他们没有陈其通、陈亚丁幸运，没有得到“忠心耿耿，为党为国”那样的考语，而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这一次出巡是很重要的，他教党内十分之九（他的估计数字）的干部消除了对“双百方针”的误会，而且给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有说服力的资料。人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在苏共二十大特别是匈牙利事件之后，他认识到已经不能再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必须有所更张。可是这多少有点突然，他对实行一个新方针的思想准备并不是很充足的。他说的两家争鸣，废物利用等等意见，足以反映出他当时的思想倾向。人们不禁要想一想，他本人是不是也是他说的十分之九中的间的一人。后来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不能单纯认为外界刺激的结果，而是有深厚的思想基础的。他喜爱的一个哲学命题：“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02页。） 正好用来说明他的这一次决策的转变。

四月间，刘少奇、周恩来也都离开北京，分赴各地宣传新方针。刘少奇的这次活动以后再说。四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在上海向知识界讲话，使听讲的人感到很大鼓舞。《文汇报》派记者访问了一部分听讲的人，请他们谈感想。四月三十日该报刊登了一篇访问记，包括电影导演石挥、作家王西彦、话剧演员乔奇、上海体育学院院长吴蕴瑞、工程师徐开坤、第五十一中学校长李楚材、优秀教师袁容这七个人的谈话。石挥谈到不久以前《文汇报》上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他说，“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占着上风，使电影问题的讨论遇到了阻碍；而右倾机会主义的文章，实质上是抹杀一切成绩，理解极端片面，但看上去却好像是替许多人在说话，它与教条主义针锋相对地展开了‘论争’。这就更使问题复杂化了。我们许多人夹在这中间而无所适从，混乱起来。听了周总理的报告，给予我的鼓舞是极大的，也鼓舞了我们许多同志更大胆的发言。我相信：存在于电影界的问题自会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进行同志式的讨论，同时也将促使今后电影创作的繁荣；推倒一切清规戒律，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具体而生动地体现在电影事业上来！”石挥上个月到北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他在这里，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说的，可以说是十分合作的态度。想不到的是，反右派斗争开始，他即被划为右派分子遭到批斗，随即失踪，不知所终。

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以《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题的社论，首次在报纸上正面阐发毛泽东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社论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什么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时期的方针。它说，我国知识份子的大多数属于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范围，他们的思想必然在学术文化领域内有所表现，这问题只能用说服的方法解决，如果采取压服和禁止的办法，那么，对于党和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并不是实现自己的任务，只是取消自己的任务，而且这样作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禁而不止。社论还认为“双百方针”只能帮助而不会妨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这篇社论对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认为他们“对于目前文艺界状况画了一幅吓人的暗淡的图画”。社论说：何以会有这种极端歪曲的估计呢？这是由于，到现在为止，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但是，党不能接受他们的这种“劝告”，因为他们的方针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社论结尾处，《人民日报》还作了自我批评：本报在发表了他们的文章以后，长期间没有加以评论，是造成这种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社论表示：不但应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且应该批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歪曲 （这是指陈其通四人文章） ，批判对于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态度 （这是报社的自我批评） 。

这时毛泽东刚从南方回来不久，看了这篇社论颇为赏识。当天中午，他把邓拓，《人民日报》的几个副总编辑胡绩伟、王揖、黄操良，文艺部主任林淡秋、袁水拍找去，特别指名要这篇社论的执笔者王若水也去，在他的卧室里谈了一个下午。谈话的情况，在《胡绩伟自述》里有一篇《伟大领袖毛泽东对人民日报领导人的一次严厉批评》，里面有详细的记述，这是几个在场的人共同回忆整理出来的。全文如下：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由王若水同志起草，邓拓同志修改定稿） 。当天邓拓同志的秘书王唯一通知我们几位副总编辑和袁水拍、王若水同志到邓拓办公室集合，说毛主席看了今天的社论，要接见我们，叫我们马上到主席那里去。我们都默不做声，心中有点紧张，暗中猜测，不知今天毛主席见我们要“训斥”什么？一会儿，胡乔木同志也来了。我们分乘两辆小汽车，直奔中南海。汽车进了新华门，绕过写着五个金色大字的“为人民服务”的影壁，沿着南海向东北方向行驶，到了毛主席住的丰泽园停了下来。我们下车，进了大门，穿过几个小院，来到主席的住所。乔木先进去通报，然后把我们领进屋，穿过一个大厅，才进入主席的卧室。

一进去，我禁不住地暗暗吃惊。我是第一次进入他老人家的卧室。其实是一间堆满书籍的书房。他靠在床头，身穿用棉绒布做的已经穿旧了的睡衣，下身盖着毛巾被，斜躺在床上，嘴里叼着香烟。床是双人床，不是新式的席梦思软床，而是老式的硬硬的木板床，靠窗的半边堆放着各种线装古书，有许多都开卷卷着，看来是读了放在一边，准备再读。床前一个小桌，上面放一本列宁的《哲学笔记》，好像是新出版的，另外还放有几份文件。

来了这么多客人，毛主席仍然躺在床上，只把烟头放下来，向我们打了一个招呼。看来，他如此接见下级，不拘小节，已经成了习惯。邓拓把我们引到床前，向他一一介绍。介绍到我时，他说了两个字“认得”。介绍到王若水时说：“啊，哲学家，哲学家，很年轻哪！你写了好文章。”

卧室里只有两个小沙发，服务人员从外边搬进来几把椅子，我们围坐在他的床前。这时，陈伯达、周扬和袁水拍也赶来了。大家衣冠楚楚，正襟危坐，洗耳恭听。毛主席则嬉笑怒骂，随心所欲，毫无约束。我以为这次谈话，可以说是一次“床前训话”。

他斜靠在床头，在整个谈话中不停地抽烟，一支接一支，烟头把烟灰缸塞得满满的。主席待大家坐定，他就开说了。

毛主席说：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报纸虽然发表了几篇社论（指有关教育的社论） ，但没有联系到最高国务会议，好像没有这回事。

看了今天的社论，虽然发的晚了一些，但是好的。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也表了态。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直到今天，才有一篇社论，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一个态。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 （指《光明日报》和《文汇报》） 拿去我们的旗帜整我们。你们不是党报，是派报。

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方针的。

邓拓赶快作检讨，但他的话多次被毛泽东的措词尖锐而严厉的批评所打断。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

毛主席说：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错误的。这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参加的，不只是党的会议，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的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邓拓检讨说：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毛主席说：对党最近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气氛很紧张，我们如坐针毡。毛主席很恼怒。他说，一月的省委书记会上，我印发了陈其通四人的文章。我说，你们是忠心耿耿，为党为民，但是教条主义的，我是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但你（指邓拓）和一些省委书记回去传达，却说我表扬了他们。为什么会听错？

据说传达错了的人很多，但总有理解对的，康生同志就是一个，这叫做“各取所需”，地委书记以上一万个党员中，十分之九对“双百”方针是抵触的。他们过去不怕帝国主义，现在却怕知识份子。你们登了一篇驳陈其通等人的文摘， （四月四日《人民日报》） 是客观主义的，也没有报纸编辑部的意见。

毛主席肯定了当天报的那篇社论，询问写作过程。邓拓说：“是王若水同志写的。”毛说：“我要请你吃饭。” （以后并没有请王若水吃饭，这话只是一种鼓励。） 若水很客气地说：“乔木同志对这篇社论做了不少修改。”毛说：“修改也总有个基础吧！”主席批评说，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方针的。

我憋不住了，说：主席派乔木同志来领导《人民日报》，像这样重大的宣传，我们都要听乔木同志的指挥，我们做了宣传计划，压在乔木同志那里，他没有批。

胡乔木才解释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我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我也有责任。

毛主席听了以后没说什么，继续批评邓拓说：写文章要联系当前政治，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在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连冯友兰都要利用一切机会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参加了“另一次会议”，而你们却不提。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的人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唯一的作用就是增加板凳的折旧费。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主席在批评邓拓的同时，又严厉批评了报社其他领导成员说：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顶多开除党籍、撤职、离婚、杀头。为什么一点风都不透？没一个人向中央写信报告情况，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大概邓拓有德，你们不忍心反他。邓拓要好好当刘备，刘备会用人。历史上不是还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义，优柔寡断”，他说他父亲宣帝“持刑太深”，主张起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并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到了哀、平，更是腐败，你就是哀平之治，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李后主也是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

王若水听了这话十分吃惊：毛主席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些关于帝王的话，怎么会从邓拓扯到皇帝身上去呢？这时若水特别注意看了看在毛身边堆的书，绝大多数是线装的古书，原来他对历代帝王的兴衰是很关注的。显然，邓拓也感到这些话的分量，感到这是他再次提出辞职的时候了。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几次诚心诚意地提出过这个请求，希望主席考虑撤掉我的职务。

毛主席生气地说：我就不相信你那个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出、汽车进，养尊处优。你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

接着，毛主席作了长时间的谈话，谈到“双百”方针对知识份子的政策。他说得很快，我们只记得大意是：现在对知识份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所谓百家，实为两家：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各一家。主席继续说，知识份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即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份子。有人说，资产阶级没有了，哪里还会有知识份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它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要跟非党知识份子交朋友。我就有些右派朋友，到上海就找周谷城，在北京就找章士钊等人谈心。左派我就不找，你已经是左派了，我还找你干什么？目前，有些知识份子找党员，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要接近党外知识份子，了解他们。现在的知识份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附在资产阶级那方面。《三国演义》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对知识份子和对资本家一样，也是赎买政策，不过对资本家可以公开这样说，对知识份子不能公开这样说。

争取知识份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份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份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和我们的距离越远。知识份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

主席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可不可以批评？可以。我考虑过，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可以批评，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可以批评，这样说也不好，所以我主张在我们报告中，只是笼统地谈到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批评。

主席还说：《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如《为放而争》等）。这些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编委会应该读读费孝通的文章，这些文章提供了高级知识份子的思想动态。这些思想情况你们没有注意。

主席说：发表了有错误内容的文章不要紧，问题在于要心中有数，要有反驳的文章，使毒草变成肥料。我看《武训传》也可以拿出来放给要看的人看看。《电影的锣鼓》那篇文章，是阶级异己思想，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台湾转载了。陈其通四人的文章，是教条主义的代表，《真理报》转载了。这叫做各有所好。对《电影的锣鼓》反驳得较好，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他们的意图你 （指邓拓） 应当看得出来。我看《人民日报》发表的时候，就没有准备去反驳，我看你是给陈其通他们办报。

主席谈到报纸编辑工作和文章写作时说：《新民晚报》赵超构曾问我，过去提过“短些，短些，再短些”，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软些，软些，再软些”。他是代表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我说，有两个软些就够了嘛！当时是怕他们搞黄色的东西。这次出去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这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大公报》、《光明日报》比较活泼，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 （四月六日） 讲了知识份子问题，比较好。文章一开头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 （若水说，是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 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恩格斯和列宁的文章好懂一些。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是“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够接受。

说到这里，主席转过头来对周扬说：我觉得你的文章也有教条主义呢！

这时有人说，《人民日报》刊登的公报和送往迎来的消息太多了，不容易生动。也有人说，程潜等人的诗没有诗的味道，但非要登不可。

主席说：公报、名单、送往迎来，肯定要登。程潜的诗，你们为什么不登？不登，他就有意见。黄炎培的诗，也不能用诗的眼光去看。我是写旧体诗的，他写新体诗，不管怎样，他是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的，要当做政治，要登。毛主席还说到鲁迅的旧体诗，说他好像受龚定庵的影响，但不知道为什么鲁迅没有提到龚定庵。

当时，哲学界正在讨论哲学史、形式逻辑等问题，胡绳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哲学史的文章。周扬说，北大有人对这篇文章有不同意见。主席说：胡绳关于哲学史的文章，还讲了一些道理嘛！

谈到形式逻辑问题时，主席表示周谷城的观点比较对，并说，我曾告诉周谷城：人大有个王方名，他的观点和你相同。

在谈话过程中，主席还对周扬讲过：我看电影《武训传》，现在还可以上演。

主席还谈到人民日报为什么出八个版，有了那么多版面，还不宣传中央的政策。

这时，胡乔木支支吾吾地说，出八个版，是中央同意过的。主席问：中央是谁呀？乔木说：这事曾经请示过主席，主席生气地说，如果是那样，那是我说了昏话，我的很多话你们都听不进去，这件事就听进去了。

有人提到现在杂文难写，主席说，杂文要有，整个报纸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写得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一些文章。

接着主席解释了不想当国家主席的理由，还问王若水：你赞不赞成？邓拓说，主席想写杂文，《人民日报》可以辟一个专栏。主席说，用我的名字不方便，用笔名人家也看得出来，不好办。

到这时，接见已经快四个小时了，主席问我们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鼓着勇气说：我认为人民日报的一个关键，是要有一个敢于独立思考、独立决定问题的中央委员来主持报纸工作。我说：人民日报的工作十分重要，要学真理报，派一个中央委员，最好派一个政治局委员来人民日报坐镇。

主席说：编辑工作困难是有的，但在现有条件下，还可以改进。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是需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得住。但现在还没有适当人选。胡乔木，我看你也是又管又不管。

最后，主席归纳了当天的谈话，对办好《人民日报》作了下列指示：

一、 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如最高国务会议、宣传工作会议。

二、 中央每一重要措施，报纸宣传都得有具体布置，看要写那些评论、新闻和讨论文章。

三、 要在现有的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一点。要改进编排和文风，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四、 要吸收社外的人参加编辑工作，团结好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者，七、八版（理论、文艺版）请了一些顾问，这个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有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半独立性质。主席问到了请了哪些顾问？（胡乔木回答说：有萧乾、郑昕等人）。主席说：人民日报的顾问，还是要党员好。

五、 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

六、 公报等肯定要登。已经出了八个版，也不要轻易减少，这牵涉很大。大家还是要多写东西。（《胡绩伟自述》第二卷，第72-81页。香港卓越出版社2006年版）

从这一次“床前训话”就可以知道毛泽东对邓拓办报是不满意到什么程度了。六月十三日，他决定调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去人民日报任总编辑，同时还兼新华社的工作。邓拓虽然还保留着人民日报社社长的名义，当然他明白自己已经不被信任了。

毛泽东在这篇讲话里说了：“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邓拓不敢怠慢，于是《人民日报》立刻接二连三发表社论，通过这些社论把毛的讲话内容透露出去。《人民日报》在一九五七年四月里连续发表的一组社论是：《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 （13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17日）《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 （22日）《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23日）《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26日）如果把这几篇社论和先后收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篇的最后定稿对照来看，就会发现两者有些段落甚至字句都基本相同，有些字句不尽相同的地方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可以设想，这些社论是根据两篇讲话的原始记录稿（至多是早期整理稿）撰写的。有些句子和段落甚至是直接从记录稿抄下的。那时还在五月十五日毛决心发动反右派斗争之前，还没有感觉到必须对这两篇讲话作后来那样根本性的修改，因此可以认为，这些社论相当确切地反映了毛两篇讲话原来的精神。

这时，在高等学校这些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也在组织座谈会，讨论毛泽东的这篇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座谈中出现了很尖锐的意见。像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的发言，就语惊四座。他的这两次发言的记录，登在中央中央宣传部“只供领导同志参考”的党内刊物《宣教动态》一九五七年第五十一期（5月12日）上，是这一期的头条，原文如下：

傅鹰对党和知识份子的关系提出尖锐的批评

北京大学教授傅鹰在北大化学系讨论正确处理人民的内部矛盾问题的座谈会上作了几次发言。

第一次（4月27日）座谈会上的发言如下：

年轻党员如同国民党特务

党和党外人士关系不好，首先是由于三反时的偏差。三反后，教授们谈话，只要来了个党员，便都相视而笑，说些专门给党员听的话，其实教授们并非在骂毛主席，也许是在谈梅兰芳的《贵妃醉酒》。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斗争时，党员会说，某次我听见傅鹰在议论梅兰芳，为什么不尊重艺术家？这是什么思想？什么根源？所以我对于年轻党员的看法，就同在重庆时对国民党特务的看法一样。特别是对正在争取入党争取转正的人有戒心。他们越多打你的几棍子，入党转正的机会就越大。

没有把握不再来“三反”

现在说话虽然已无杀头的危险，甚至也无失业的危险，但没有把握不再来个三反。运动来了，给你提意见的不是毛泽东、周恩来（要是毛泽东、周恩来提意见，保证愿意接受），而是那些年轻的党员、团员。他们在大会上大骂你一通，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混蛋，这才鼓掌通过。事后说是搞错了，他只到你一个人面前道歉。为什么科学家都想到北京来？因为运动中偏差的大小与离北京的距离成正比。我相信党，但不相信个别党员不会作难。不怕官，只怕管。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可以批评人家没骨气，为什么不扛起来？这种批评不对。求生是动物的本性，吊打是“不可逆”反应。

当然不是说所有党员都坏，党员和非党员有一个共同之点：良莠不齐。

我最讨厌思想改造

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

现在所谓“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听不懂的话去说人人都懂的事？化学系只我一个人没上夜大学，受不了。夜大学教员把人都当作全无文化。毛主席说一句话，本来清清楚楚，偏要左体会右体会。煤是黑的——就完了。非要说什么“煤之黑也，其不同于墨之黑也，它和皮鞋油又如何如何”，全是废话。

把不好的思想说成资产阶级影响是不公平的

人们有什么不好的思想行为，总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老祖宗无非是孔夫子，孔夫子几曾教人贪污，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我从小就念孔夫子那一套，不觉得有什么错。张子善、刘青山、高岗也不代表无产阶级。

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

我不懂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自然科学家自然而然就是唯物辩证的。我看过很多哲学书，很欣赏贝克莱，但他终于搬出上帝来，我就不信他了。

前年我在《化学通报》上写了一篇文章 （记者按：题为《高等学校的化学研究——一个三部曲》，载《化学通报》1955年9月号） ，范长江在北大演讲，说我反对党的领导，至少是对老干部没有同情心。那时我刚从石油学院来，石油学院的老干部有一条公式：我是老党员，你是群众，所以，你是错的。这还有什么可说。石油学院的年轻党员，指指点点，我应该如何如何做研究。受不了。他们要跟我谈学问，还得先学五六年，还要下苦功学呢。在石油学院我跟两个小孩子一起教普通化学，我根据多年经验，建议把某个教学次序转一下，那两个小孩不听，非要照格林卡 （按：是苏联教本） 的讲。你不听有自由。但反过来却在校刊上批评我学习苏联不积极。其实，我一个人看的苏联文献比全石油学院的教授看的还多，他们只看过一本格林卡。

×××“集教条主义之大成”，应作公开检讨

学苏联要一板一眼的学，这是×××的主张，他集教条主义之大成。如果这样何必还要师资，开答录机就行了。据闻，×××在党内检讨过种种错误，检讨了什么我们全不知道，不满意。 （邢其毅教授后来点明说，傅鹰的意思就是要×××到北大或别的地方作公开检讨。邢说，×在一次报告中说知识份子“三月不见欧美文献，如丧考妣”，这简直是骂知识份子的祖宗；×在另一次报告中公然号召“学苏联就是要教条的学”。邢说，虽然×是中央候补委员，我对他还是有意见。他如果作个公开检讨，很有好处。）我和党是同奔一个门，事实证明，他认路比我认得好，我自然跟着他走，并没有被领导的不愉快感。

党对知识份子的脾气还没摸对

党到现在对知识份子的脾气还没有摸对。知识份子的要求就是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需要优待。加了薪便感激涕零，那么蒋介石给更多的钱，怎么办？岂不危险？看电影时，特别留着好位子，坐在这种特殊座位里，心里就想：还是把我当客人。用现在比过去的方法教育知识份子，根本不对头。现在比过去好，因此应该拥护现在的政府，这个逻辑用于知识份子就很危险。过去我刚回国时，住了十三间房，五个澡盆，每月六百元薪水。按这个逻辑推下去，我岂不要反对政府？

知识份子就是爱国

知识份子就是爱国。我父亲从前在外交部做事，从小我就听他说，从康熙尼布楚条约到辛丑条约，每条都是中国吃亏。宣统三年我到上海，公园牌子上写着“中国人与狗不许入内”。后来到美国，过国境到加拿大看瀑布，日本人可以自由来往，中国人就不行；我到物料科领药品，那里人说，“你们中国人学科学干什么？”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上看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见得全同意，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它。

但我心里还是有不快，党还是把我当外人。我十分力气只使出六分、并不是不愿意使出全力，是没有机会，还没有和党做到知己。

第二次（4月29日）座谈会上的发言如下：

学校里的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重

学校里至今没有建立起学术风气，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浓厚。在教学、做研究方面，教授的把握最大，教授应对学校的一切有发言权，应尊重他们的意见。解放以来，教授没有地位。留哪个毕业生做助教是由人事处决定的，全凭政治水平，入选的机会，党员比团员大，团员比群众大。什么叫政治水平？我以为，爱国，百分之百拥护政府，政治就够条件。人事处全是一帮孩子，不知大学该如何办，不懂哪能不主观？化学系一个复员军人学生，党员，去年因为侮辱女生，开除出党了，校方处分是留校察看，今年他又在实验本子上大骂教师，我们教研室教师全都认为这回该开除了，人事处不同意。不知人事处凭什么资格不同意。最好废除人事处。如果废不了，至少要他们了解自己的地位，不能掌生杀之大权。教授评级，最后也是由人事处决定的。人事处的毛孩子，有没有“术”不知道，“不学”是定了的。不学的人在学校作主，何堪设想？冯新德教授太太神经有病，要求换个清静房。唐有祺教授家人多，要求换个大房。总务科就是不理，我家旁边有一幢大房子，空了一年，也不肯给他们住，现在给新上任的科学研究处副处长（指×××，新入党）住了。现在是长字辈的吃得开，后果何堪设想？当长，什么人都可以，摆一块木头在那里，它也能当长。但木头不能讲课。当长等于穿一件衣，穿了脱了都无所谓的，长与学问并不成正比，常是成反比的，做学问的人就不是当长的料。

真进步是把意见贡献出来

也不能完全怪学校领导，教授本身也要负责。不顺眼为什么不说？宪法规定了言论自由。毛主席提出了百家争鸣以后很久并不热闹，现在才热闹起来。以前没有人敢说，偶尔有几个不识时务的人说了，好家伙，我几乎和胡风弄到一起去了，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人就是这样说我的 （按：指傅在《化学通报》上那篇文章的事） ，不敢说，是没肩膀。很大一部分“进步分子”是光拣领导爱听的话说，昨天还是国民党，今天又申请入共产党，这样的人不只一个，算进步我不信。真进步是把意见贡献出来，把国家办好，中国知识份子有气节传统，不会阿谀谄媚。现在“气节”两字不时新了，说是封建的，三反时，凡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全都要不得。自己半辈子努力培养了多少学生，也全给批判掉了，说是为蒋介石服务。

并非主张教授治校，但应与教授商量

我并非主张教授治校，虽然有人这样提了。工作应该与教授商量。这次北大校委会讨论评奖问题，尊重教授意见，决定取消了，这才是民主；但早尊重教授意见，也不必花这么多时间来讨论。校长请教授去喝咖啡等等倒不必。把教授当作自己人，遇事征求意见，教授意见错了可以和他争，如果敷衍敷衍，错了也不驳，我就感到是把我当外人。

党和知识份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

邢其毅教授问为什么人民日报社论说党和知识份子的关系最紧张，我说，这又不知是底下的党员如何向上瞎汇报的，我就不信和知识份子的关系比和农民和资本家的关系还紧张。党员瞎汇报的例子很多。周总理有一次说我国有机化学达到国际水平，我说没有那回事，大概又是汇报得不对。（科学处） （转引自龚育之《毛泽东与傅鹰》，载《龚育之文存》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至307页）

傅鹰的这些话，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四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贯彻“双百方针”。认为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已经过去的时候，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各种矛盾要贯彻“放”的方针，“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对台戏”这提法也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一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5页） 对此，李维汉在会上作了这样的解释：对台戏是人民内部和阶级间公开合法的斗争，对处于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的我们党来说，特别需要健全和发扬人民民主，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对台戏。这种对台戏，是我们同党外人士一道解决问题和改进工作的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最生动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促进思想改造的最好的方法。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0页。）

这次会议还对去年以来阶级斗争形势和左中右的政治分野作了具体分析，认为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股反社会主义制度的风，又一股反思想改造的风，逐渐地刮起来了。这股风主要是从右派那里吹来的”，显然他是把章乃器这样的人划入右派了。有意思的是，他说：“这些现象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办法来对待这股风。右派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只能这样对待。”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29页。） 从这里也就可以知道，后来那样的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所说的，“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6页。） ，都在中央统战部长意料之外。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就在这样的一个接一个的重要会议，从一九四九年以来没有过先例的会议中度过了。人们看到的，是一派祥和之气。

啊，多么令人怀念的不平常的春天！

前人有诗叹曰：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七、整风半月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于五月一日在全国各报同时发表。《指示》见报的前一天，四月三十日，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在天安门城楼谈话，为即将开始的整风运动作了最后一次动员。这次谈话也被称为一次最高国务会议。

毛的这篇讲话，章伯钧曾在民盟传达。其内容刊登在五月十日出版的民盟《中央工作简报》第十五期上，全文如下：

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扩大座谈会，传达毛主席四月三十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中央常务委员会在民盟中央举行扩大座谈会，邀请在京中委、候补中委参加。章、罗、史、高四位副主席均出席了会议。会上由章伯钧副主席传达了四月三十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罗、史两位副主席还作了补充。根据几位副主席的传达内容，综合如下：

毛主席这次讲话，是围绕中共中央发表的整风指示内容而谈的。

参加这次最高国务会议的除政府各部的一部分负责人外有各民主党派的主席、副主席和几个规模较大的大学校长。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负责同志都出席了会议。

毛主席首先谈到，中共中央现在发表这个整风指示是一个好的机会。他说，凡是做一件事情必须要有机会、有条件。现在条件成熟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各方面都已动起来，空气生动了些，不是冷冰冰的，报纸上也都谈起来了，所以现在提出整风是有条件了，机会成熟了。

毛主席说，我们讲了好多时候要整风。整风是很重要的。党在一九四二年开始的第一次整风，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我们又要整风。这次整风的主题是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就是用互相批评的方法来调整人民内部的矛盾。提起矛盾，可以说处处有矛盾，矛盾是永远有的，我们就是生活在矛盾之中，如在座的沈雁冰部长笔名就叫“茅盾”。上一次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后，报上一谈，就觉得矛盾更多了。各方面都揭发了许多矛盾问题。

目前各方面批评意见最多的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等部门。有人很担心，怕矛盾一揭发，一批评不得了。毛主席说，我们对人家提出的意见，不要害怕，应该欢迎，给人家以提意见的机会。

矛盾没有什么不得了，到处唱对台戏，把矛盾找出来，分分类。如文学、艺术、科学、卫生等方面，提出的问题最多，矛盾突出来了，应该攻一下，多攻一下。越辩论越好，越讨论越发展，人民民主政权越巩固。几年来不得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几个月解决了。

我们要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脚就站得住了。不要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要与人为善，治病救人。整风是改善关系，并不是要打破谁的饭碗。

矛盾是公开化了，党内党外都搞起来了，只有一齐搞才搞得好。

整风主要是党内整风，可是有党外人士参加就更全面了。两种元素可以起化学作用。但党外人士不是自己搞，而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各省、市都要有党外人士参加，帮助共产党整风，打破沉闷空气。最近各民主党派都开了一些会议，开得不错，提出了些问题，只要党外人士谈出来了，大家一齐搞，这就更好谈了。

自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致欢迎，只是党内有些人不十分欢迎，这就需要做工作，共产党第一书记要抓住这个问题进行工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中国做得很好，但越南劳动党也搞了一下，就搞出一些偏差来，现在已逐步得到纠正。（毛主席说这个话的意思，是说明我们的条件成熟了，但是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不是都可能这样办的。）

毛主席说，在整风期间，各单位的理论学习工作，可以暂时停止一下。当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重要的，但这是长期的事情，不要与整风同时进行。这样会冲淡了运动。

毛主席说，从今年二月以来，学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事实上已经就是进行整风工作了。整风是欢迎党外人士参加的。整风指示中提到，以共产党为主，民主党派可以自由参加，也可以自由退出。希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多提些意见，帮助共产党进行工作。

（章副主席在这里补充说，随后五月一日那天，李维汉部长又找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特别指出，各民主党派中央对整风工作不要单独自己搞，不要发指示、发号召，不然就会影响工作，把事情搞乱了。还是自愿参加，主要是帮助共产党搞好整风工作。《光明日报》最好也不要发表社论。）

毛主席继续谈到这次整风指示中的第四部分即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问题，毛主席说明了劳动的重要性，并说明国家机关的党员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参加体力劳动。毛主席说，我们要加强党与广大群众的联系，要彻底改变许多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应当在全党内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干部，以一部分时间来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并要使这个办法逐步成为永久的不变的制度。毛主席说，我也可以做些体力劳动，我们这班人扫扫街道总可以吧！过去在延安时候有些人是参加体力劳动搞生产的，只是后来很多共产党员不直接参加劳动生产了，现在劳动一下很好。陈云副总理以前在延安时，就自己纺棉花，自己有纺车，纺得很好。我们这些人不直接参加劳动，与工人、农民的思想感情是不容易打成一片的。有些干部到合作社去工作，不参加劳动，群众很有意见。我们党在历史上一直是长期的与工、农、兵同甘共苦的，正因为如此，革命才取得胜利。

毛主席说，现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下面去视察时，如果不与工人、农民共同生活，要想了解真实情况，是不容易的。他们不认识你，为什么要向你讲真实话呢？平素不联系，一见面就要他们讲真话，我相信劳动人民是不会说真话的，至少不能完全说真话。只有与他们共甘苦，同劳动，才能得到真实的情况。不管到南京去，到北京去，都要和人民群众一道参加劳动，跟他们熟悉了，他们才会和你讲真话。如在南方的人可以打打秧耙，除除草也是可以的。多少参加一些劳动，尤其是我们知识份子，同他们格格不入，参加一点劳动是有好处的。高级知识份子参加劳动，对于进行思想改造，改变一下阶级意识也有好处。年高体弱的人，做些零星的体力劳动，也是好的。

我们国家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六亿人口，十六亿亩土地，有这样多的人，可是土地不够多，这是先天的困难，我们应当克勤克俭地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讲起整风来，大家不知道怎么整，实际上我们已整了两个多月了。我们在讨论人民内部矛盾，揭发缺点，这就是整风的开始。我们要让大家讲，敞开地讲。统一战线中的矛盾是什么呢？恐怕就是有职无权的问题吧！过去民主人士有职了，但是没有权，所以有人讲民主人士不太好当，有些恼火。现在不但应该有职，而且应该有权。因此，这次整风，在党内对有职无权的问题也要整一整。

毛主席问马寅初校长、许德珩部长和陈垣校长，你们是否有职有权？毛主席说，我看没有好多权，现在民主人士还是“早春天气”，还有些寒气，以后应做到有职有权，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大学的管理工作如何办？可以找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党在军队、企业、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请邓小平同志召集民盟、九三等方面的负责人谈谈如何治校的问题。

毛主席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家都在讲，但我不相信一下子大家都能接受社会主义，特别是大家都能接受唯物辩证法。中国的知识份子很多，旧知识份子有五百万，这些人都有进步，但是否真正完全改变了世界现，还很难讲。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接受这个东西的。希望在五年、十年或十五年以后，五百万知识份子当中，能够有三分之一左右真正接受了马列主义的世界现，那就算是好的了。也许可能改变得还会多一些，但也可能少一些，也许还有一些人是很难改变的。思想改造颇不容易，长期的习惯是不容易改变的，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五百万知识份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现在为新社会服务，大多数人好像相信“猴子变人”，但要宗教家相信就办不到。有些教授在讲课时完全是马列主义，讲得头头是道，可是一下课，对自己又不是马列主义了。

毛主席说，在上海碰到一个教历史的左翼教授。问他高级知识份子的“争鸣”情况怎样。这位教授说，解放后教书感到“魂魄不安”。旧知识份子中这样的人还有，有话不肯讲，怕讲了会影响吃饭。今天工人、农民都知道有前途。只有知识份子“魂魄不安”，不知道过渡到什么地方去？这究竟是什么道理，是什么问题呢？这是一个经济基础问题。

毛主席谈到，我们经过了土改等运动和三大改造的运动，社会是处在大变动时期，许多知识份子生活也处在大变动中而感觉不到。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被消灭，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农业、手工业都合作化了，但是上层建筑是不易改变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还存在，与基础脱节吊在半空中，成了“梁上君子”，过去知识份子依靠的东西没有了。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皮”就是经济基础，旧的皮不存在了，新的皮就是工、农阶级，知识份子今后就要附在工、农身上，今后是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了。中国的产业工人，解放前有五百万，现在发展到一千二百万。加上国家军队、行政干部、教职员、经济工作人员总共是二千六百万。我们这一千四百万人是依靠那一千二百万工人养活。这就是新的皮。我们的毛就要安定在新的皮上。社会前进不前进，不在于农民有多少，而在于工人多不多。全国的合作社要改为国营农业，还不知道要哪一年。我们要依靠工人，五百万知识份子就是附在一千二百万工人身上的。有些人不脚踏实地，不了解我们要依靠工人、农民才能生活，还是以过去的思想看问题，没有了解到我们的墙脚早已被挖空了，若不了解要依靠工农，就成“梁上君子”了。必须了解，从旧社会到新社会，改变旧的世界观到马列主义的世界现，是要经过一个痛苦的过程。

毛主席作了一个比喻说，改变为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我们从不吃狗肉、蛇肉、蚂蚱到吃狗肉、蛇肉、蚂蚱的道理是一样的。大多数人是不吃这些东西的，最初不喜欢吃，最后变为喜欢吃，而且吃出鲜味来，是要经过很大斗争的。狗在中国是深入人心的，以为它是忠心于我们的，大家都认为吃狗肉不人道，不愿吃。孔孟之道，不吃狗肉，我就不相信。养成吃狗肉要经过一番斗争，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也要经过一个艰苦、长期的斗争过程，要逐步地形成习惯。

要知识份子的世界观改变过来，不要勉强，这是长期性的。有些知识份子，挂个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比较舒服。挂个资产阶级思想就不舒服。其实并无大、小之分。两者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分，而只有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之分。

毛主席又说，社会主义是好东西，但大家是否都相信，是个很难说的问题。相信社会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知识份子中，究竟有多少人相信社会主义？依我看，工人阶级发展很快，成分很复杂，其中有一部分是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农民是否完全相信？依我看，也有一部分不相信的。知识份子也有一部分是不相信的。共产党员也有一部分不相信。势必有一部分知识份子，永远不会改变世界观。不要相信每一个人都相信共产主义。有一批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他们只相信民主主义，不相信社会主义。例如河北省的一个副省长，是共产党员，反对统购统销，这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的。我想，明年粮食和油，应由合作社自己去办。有些事还是由他们自己去管好一些。我们要少管一些，地方要多管一些。共产党员就有一部分是不相信共产主义的，你们民主党派是否都相信共产主义？我不敢讲，恐怕也有一部分是不相信的。这些人都相信民主主义，这是真的。要求民主、自由，这是事实，到了搞社会主义，对他不利，就不完全相信了。社会主义这个东西，不是容易搞的，各方面都有一部分人不相信，工人、农民中有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搞得成搞不成有怀疑。另有一些人要看看，但他们不敢说。这好比上了“贼船”，非跟着“强盗”走不可了。

毛主席说，过去我们搞的是阶级斗争，是和剥削阶级作斗争，是和压迫我们的统治阶级作斗争，是和资产阶级作斗争，是人与人开战。我们花了几十年的精力，才把他们推倒，才取得了胜利。要是从鸦片战争算起，就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从北伐战争到现在也有三十多年了。

毛主席继续谈到共产党能否领导科学的问题。有人说，共产党善于打仗，能领导阶级斗争，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也有一部分对，我们过去搞阶级斗争也翻过筋斗。现在要向自然界开战，就是要向科学进军。对科学就是不大懂，一九四九年我写的一篇文章说过，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但也有人认为知识份子是有学无术，共产党是有术无学。党领导阶级斗争三十多年，这是一个大学问，这也是科学。党懂得马列主义，懂得阶级斗争，也就是懂得科学，所以不能说共产党无学。你说我们阶级斗争无学，我不承认，我们的外交都是阶级斗争。现在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新的斗争开始，今后主要是与自然界作斗争，新时代有新的任务，要学会新的斗争，但要一个过渡时期，我们没有经验，现在不能做总结，总结还要几十年时间才行。要在不断的学习和进行中积累一些经验。过去的学和术都是阶级斗争的学和术，现在这一套不懂就不懂，可能还要照阶级斗争那样来学。

九三、民盟都有一些专家，向自然界开战是懂得的，我们要在不断学习中取得经验，也许有苏联的榜样，我们可以搞得快一点和好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能够搞得好一点。现在向自然界作斗争，要从头学起，肯定可以学。共产党不懂就不懂，长时期的学，要学懂科学。过去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开始学，一直学到懂为止。

毛主席说，有人批评共产党办事“朝令夕改”，有一部分是这样。我们常常开会，就是要改，因为我们做工作时没有经验，常常有不合适的地方，发现了就要改，特别是工作计划，订了要改，五年计划搞出后，去年我找了几十个部长谈话，才知道搞大了些。就提出十大关系，中央与地方、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国防工业等方面的比重都有所改变。今年已将国防工业减少了一些，开了一个月会，才把思想打通。过去大家都很重视军需工业，怕搞少了，其实搞好了国民经济，国防也就自然加强了。所以计划经济要积累经验，要总结国家的建设经验。我们准备在今年，总结一下国家建设经验，做做看，暂不下结论。合作社的经验，也可以总结。总结的结果，可能比苏联搞得快些、好些，也许搞得差一些或者差不多，但要等二三十年后才能下结论。

毛主席还谈到关于干部问题。他说，我们这些国家的负责干部都喜欢住在北京。我认为北京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全”（全面），一个是“空”（空虚）。共产党有一个决定，党的干部以后每年要轮流下去搞四个月。天天都在北京城不出去，看看《参考消息》，要看死人的。北京城也还有一个好处，城墙厚，攻官僚主义不大容易，可是看不到真实的东西。我想出去跑一跑，天天在家里照相，照相，要闷死人的。我们大家总要能够多到地方去看看。（转引自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88-99页。）

民盟中央整理的这篇记录看来似乎很详细。只是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有一项重要内容在记录稿中看不到了，那就是毛泽东在讲话的最后说，下一届选举国家主席，不要提名他为候选人，并且要在座的人把这个意思透露出去。可以推断，这是中共方面甚至就是毛泽东本人在审阅记录稿时删去的。这一删改表明：可以认为中共方面甚至毛泽东本人审阅了并且认可了这份记录稿。

陈叔通和黄炎培两人听了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下一届选举国家主席不要提名他为候选人，以为万万不可。第二天就联名写信给刘少奇和周恩来，说了下一届国家主席必须还是毛泽东的种种理由。毛泽东看了陈叔通和黄炎培的联名信，在信上写了批语，说：“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他并且批示，要将这一封联名信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党的全体八届全国代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全国人大代表所有代表及政协委员。

这时候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却来自投罗网了。他于五月十八日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表示拥护毛说的他不做下一届国家主席的意见。陈在这封信里面说：

昨在民革中央听到传达您四月三十日讲话中有将于明年大选时辞去主席职务一节，初觉突然，旋思此乃至美至善之事。非目光铄射俯察寰区，照见未来者，决不足以有此。目前党中央领导核心空前团结，政权在握，内外翕和，党内济济多士，全国亦不乏上驷之才，革命大业，来日方长。您乘时引退，率天下以谦让，矫末俗之竞奔，开贤路以待后起，留有余以补不足。此天下之至公，大智、大勇、大仁之所为也。华盛顿以开国元首，当国八年即行引退，卒奠定了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今历史学家犹乐道之。您所建造的伟绩，以及此项出乎此类，拔乎其萃的智举，所含意义之深且广，华盛顿瞠乎其后矣。

自大革命失败以还，您首创农村根据地，中经十年内战，八年抗日，三年解放战争，卒以旋乾转坤，翻开历史新页。以往数十年，您无一事不首当其冲，无一日不躬上斗争前线，亦无一日不与民休戚，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亦尽知之矣！解放后，国家草创之初，万端待理，您殚精竭虑，有加无已。其后国家规模日具，体制日备，您以党的最高领袖，而兼国家元首，礼仪接待之际，不免受形式的约束。且一日万机，纵使巧手安排，亦难有从容宽裕的暇日。正由于此，自不免于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失，也难免影响到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事理乃尔，虽固无损君子之大德，而施济的宏效，与瞻瞩的境界，盖尚有足以提高者在。苟于此时，暂息仔肩，以国事付刘、周诸领导人物，以在野之身督察国家大事，深入工农群众，体察民间疾苦，并与知识份子促膝谈心，且利用这暇豫心绪，增加深潜宽博的修养，更加强健身心，这不只有益于默察时宜，洞悉民隐，从旁补漏救弊，且为再度重任国家冲要的准备。由于宁静致远，眼界开拓，对国际局势的演变亦能若网在纲，有条不紊，使社会主义阵营与人类和平事业愈加巩固发展，此固非常之功，非常之举也。

陈铭枢在这封信里面还说到了这件事对于社会风气的益处：“您此一举，不仅打破个人崇拜，树立世界高洁宏大的风范，对于千百万党与非党干部，亦能使之发扬踔厉，知所警惕。特别对非党人士之享高位，尤斤斤于名位得失者，知有所檩，风行草偃，拭目可待。”

这里的许多话已经够刺激了，更加要命的是在这封信里面还写了一大段话“规谏”毛泽东：

由于您负国家的重任，日理万机，要求面晤，一罄所怀，确非易事。故趁此向您略尽规谏如下：

（一） 您在最近讲话中，皆述及自己有好大喜功之处，我也有同感，希望能更加深入体察，以求究竟。

（二） 我感到您有时尚不免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易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的固有地位。同样，有时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际，伺隙淆乱黑白，投其所好。

（三） 您有时尚不免轻信干部的虚伪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

（四） 由于您对于新的事物具有“至心皈命”的虔诚，这是共产党人最高品质，我是无限景佩的，而由此而产生的另一面极端——过分鄙夷旧的，但也值得商榷。如您致臧克家论诗的函件中有“因为是旧体诗，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之句。此虽是指您自己的诗词而言，但治旧体诗者总以为是一种“刺隐”之笔，弦外之音，大伤他们的自尊心。这是一个不慎。就您的旧体诗而论，何尝不具有中国古典诗歌的特长呢？如开朗的胸襟，绝逸的旨趣，高亢的声调，简练的辞汇，恢阔的风怀……等等，怎能因为是旧体而遽目为是谬种呢？说明了您对古典文学尚有不够尊重之处……

毛泽东在看了陈铭枢这封信之后是不是也写了批语，我就不知道了。毛泽东对陈铭枢的这封信的反应，要到反右派斗争中人们才知道。

五月一日，全国各家报纸刊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文件这样说明了开展这一次整风运动的背景：我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党在实现自己目标的斗争中必需同时改造自己；而执政党的地位使许多党员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一部分人还沾染了特权思想。因此决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指示》提出了“和风细雨”的整风方法，反映了毛泽东对存在问题大小的估计。他对形势还是很有信心的，认为问题不大，不必大动干戈，来一点毛毛雨下个不停就够了。具体的办法，《指示》说，就是只开人数不多的小会，或者个别谈心，不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避免片面的过火的批评。对于整风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只要不是严重违法乱纪，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还有一条规定，也是毛在宣传会议上宣布过了的，就是“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告知省部一级的党组织说：“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量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指示》明确地说：“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

为了贯彻执行这两个指示，各地各系统都举行了许多座谈会。

五月五日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在东湖客舍召开高级知识份子座谈会。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座谈会开始的时候，对到会的二十多个高级知识份子说：“争鸣就必然有争论，有批评。批评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应该抱着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不是用扣帽子和打棍子的方法。”

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说：“我们搞古典文学的，喜欢尊师重道，正因为如此，在运动中叫学生骂老师，我们受不了，非常抵触。”又说：“我校留助教，选留学生，差不多是党团员包干，群众连百分之五也没有。是不是说群众政治水平都很低，低到连当留学生、助教也不行呢？其实过去所选的留学生和助教水平并不是最高的，往往倒是很差的。”他还谈到自己在思想改造中受到的粗暴对待，谈到机械学习苏联的情况。湖北医学院院长朱裕璧说：“知识份子对祖国是热爱的，党对知识份子的爱国思想应估计得更高一些。‘以马上得天下，并不能以马上治天下’，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治国家，未免把这个工作看得太简单了。”谈到学习苏联的问题，他说：“我是一个搞外科的，我认为苏联的外科水平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 （1957年5月10日《湖北日报》）

程千帆和朱裕璧不久都被划为右派分子。

五月八日上海解放日报邀请了二十二位中、小学教师座谈工作中所碰到的各种问题，报纸以一整版刊出了他们的发言摘要。

上海第一师范学校王浩川说：我们的校长（也是党支部书记）站在云端上，只顾作经验介绍，而不抓学校内部的教学工作。在“评优”工作中也缺少民主气氛。群众认为一位蒙领导百般偏爱，事事出风头在先、吃苦头在后的教师，不应该享受优秀教师的荣誉，校长不但不考虑这些意见，还批评大家“文人相轻”，还在这里介绍本校“评优”经验，说得头头是道哩。很多教师对工资改革预先定好级别，讨论时草草收场不满意。在评级中，全校党员除一人以外，都是评的最高级，而工作质量与教龄都超过他们的非党员教师，却大都偏低。在生活福利方面，不公平的事情也很多。如房屋分配，真正有困难的人得不到照顾，而暴跳如雷的人，或者是人事干部，却可以搬进新屋。校长搬进了新屋不算，还花了公家一百多元的装修费，据说这是有关组织同意的。

上海建筑工程学校林炳彰说：大家对领导偏听偏信，造成了“墙”，很有意见。教师们说领导只爱听几个人的汇报，不爱听群众意见，以致校内歪风上升，影响教师工作情绪。一个教师说，我有话不愿在小组上讲，情愿在大会上讲，怕汇报的人走了样。一位教师说：一个党员的假话胜过十个群众的真话。

凤阳路第一小学吴蕴玉说：在小学教师提升中学教师时，许多团员都提升，但有教学经验的大学毕业的中老年教师却升不上。群众提了意见，一个领导同志说：“党团员是要培养的。”第三师范学校过唯一说：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共产党员，一开口就是“我是吃过苦的”。他对待同志的态度是怎样呢？有一次他和教研室同志吵起来，那个同志哭了，我就跑进去和那同志谈了几句。当晚这位党员就找我去谈话说：“你在外面讲我坏话。”接着就两手插腰，眼睛一瞪。他生病了，有位教师说：“还是他生病的好，可以不发生什么事情，我情愿替他代课。”他和群众关系的坏，可见一斑。

上海市商业职工学校蔡大庆说：我们学校机构庞大，人事臃肿。全校有近千个教职员工，教员只有七十多个，科以上干部倒有一百多个。编制既不像军队，又不像机关，更不像学校。因人设事，官多兵少。因为校长是局长级干部，校长下面设处，处长下面又设科。

成都第二中学石昭泰说：去年教育局杭局长忽然到我们学校来了。原来是司机把车子开错了，把成都二中当做了成都中学，局长才发现我们这个学校。于是把这儿当重点搞了两个月纪律教育。可是局长下基层没有下到底，从来没有找一个教师谈过话，只是听两位视导的汇报。而视导又是包办代替，他们搞了两个月发现两大问题：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大家都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纪律问题根本没有解决。二十六个班只有一个班纪律有好转，怎么能说成绩是基本的呢？总结修改了两三次完全要按领导的指示。教导主任说，“我一点自由都没有，这不是我们的总结，是教育局在做总结。”最近还要把我们的经验在五四中学推广，大家听了都哭笑不得！有些教师说，大概是局长下来不搞点成绩不好交代。最近有些教师看了《教育的诗篇》电影，都在说：“我们的杭局长和视导员是和电影里的教育局视察一样的官僚作风！”

黎明中学杨泽民说：有一次我累得在课堂上痔疮血流满地，学生都劝我休息，我坚持上完了课，赶到医院，医生说，“你们的党和行政太不关心人，人不是机器。”过了三天，党支书和一个党员来看我，听说我身体太弱，要休养一些时候才能开刀，党员马上说：“要两个星期呀！”同病房的病人听了都不满意。

延安东路小学刘霞英说：教育科对代课教师的态度可以说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一九五五年我就要分娩了，教育科来通知我去代课，结果在下雪天滑了一跤而早产。产后未满一个月，又通知我四川南路小学需要代课，我回答身体还未复原，他们说这是“缺额”代课，即代了一学期后可转正，我想了想就去了。搞了一学期工作后去教育科汇报，人事干事说现在奉局命令一概不吸收新人员。我说：“那么我不能转正了吗？”谁知这位干事马上脸孔一板，骂我：“原来你是找职业来的，你要明白我们这里是教育科，你要找职业到劳动局去找！”我写信给教育科说这位同志态度太欺人，教育科却说我思想有问题。她还说，许多老年教师都埋怨自己为什么早出世三、四十年，不然现在也能争取入团入党，取得领导上的信任。

控江二中赵宝礼说：我是毕业班班主任。初三有十二门功课，有些教材又重又深。每门课又抓得很紧，差不多每天有测验。这学期还要考全年的课程。学生的担子已经很重了，跟随毕业来的是升学、自学、劳动等问题，于是又得进行思想教育等工作。这些工作教育局要管，青年团要管，管得学生更忙了，一听大报告就是半天，大会之后又是小组讨论。有些团员和干部还要先开干部会，弄得学生功课学不好，缺了课又无时间补，身体也累垮了。我们班上就有两个学生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医生要他们休息，有一个还死不肯休息。做班主任的对此感到很沉痛，我要叫：救救孩子吧。他还说：我们学校的党群关系也很不好。党员的权威思想还很重，独断独行，不管下面行得通行不通，一个个命令往下发。比如工资改革，校委会和工会都不同意领导的做法，领导就是坚决不改。评选优秀教师也是这样。领导提出一个刚从小学教师升做初中教师的人为优秀教师，群众认为他是个四平八稳的人，业务也并不好，大家很有意见，可是领导置之不理。他还提到了校舍问题。他说，我们榆林区有些小学的校舍条件实在太差了，白天开电灯上课，六十个人挤在一间阴暗的小教室里，鼻子都碰得着黑板。应该照顾孩子们的健康。 （5月10日《解放日报》）

毛泽东很重视这些意见。他要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都来看。他在这张报纸上批示：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这个批示明显表示出他对这些意见是持欢迎态度的。

五月八日，北京日报邀请十多位中学教师和行政干部座谈中学教育中的问题，会上五中语文教师、民进支部组织、宣传委员李慕白发言甚多，他说：“现在文学课成了‘杂八凑’和‘万金油’了。比如要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就在文学课里加上有关这方面的教材；今天加劳动教育，明天加卫生运动，这样七凑八加，到底文学课起什么作用呢？”他还说：“五级分制并不是苏联的先进经验，早在帝俄时代，就采用五级分制。” （5月14日《北京日报》） 后来，这李慕白被划为右派分子。 （9月7日《人民日报》）

五月十三、十四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邓初民在太原工学院视察，召集了百余名教师和职员进行座谈。会上，张俊仁说，工学院“肃反”偏差是比较严重的。但领导上在善后工作中，态度不诚恳，不是实事求是，只是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不可避免的。他说，在“肃反”中，我是由行政宣布开除团籍的，就当时说也明明是错误的，可领导上不愿意承认错误，给我说“当时开除团籍是对的，现在恢复团籍也是对的”，这是什么逻辑？刘培德也批评“肃反”运动中有违法行为。他说，我不是反革命分子，像“肃反”中那样对待我是违法的。在“肃反”中被“整”的人，领导上要以物质赔偿来赔偿他们精神上受了的损失。李梅说，民主党派在学校里是点缀品，党没有把民主党派作为开展工作的力量。党对民主党派应该是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有职有权。张俊仁还谈到宗派主义问题，他说，工学院有一个学生几门课程不及格，学校早应开除了，但后来退了学，不知道怎样却当上了学生科科长，让他来领导学生工作，他还在院刊上发表什么如何学习、怎样学习这一类的文章。这简直是笑话！自己学习不好，还要教别人怎样学习。我有一个学生，人是好人，但功课糟糕，补考也及不了格，结果没毕业，倒又成了教材研究科的科长，他反而来领导我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奇怪的事呢？因为他们是党员。 （5月18日《山西日报》） 后来，这张俊仁、刘德培、李梅等人都被划为右派分子。

当时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人民日报》逐日作了报导，下面，摘录一部分《人民日报》刊载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五月八日

民盟中央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谈到了党与非党关系问题。几天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谈到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的问题，现在章伯钧就用一些具体事例来证实这一点。他说到，选拔留学生，学校留助教，都是首先考察政治条件，有些有能力、有专长的人，常被认为历史复杂而不能入选，非党人士出国学习的机会不多。非党干部要得到提拔很困难，党员提升得快，好像只有党员才有能力，有办法。章伯钧大约是根据他在交通部任职的体会，分析说，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都要党组负责。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

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谈到“长期共存”问题时说：有人说民主党派害了“带病延年”症，我们九三学社带病是带病了，是否能够延年，还是个问题。去年以来，九三学社有二百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进步。但是他们入党后，有些人就要退出原来在社中担任的工作，南京和杭州两位九三学社的主任委员入党后都退出去了。长期共存究竟怎样共存法？

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谈到了高等学校的党委制问题，这也是几天之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谈到的题目，当时他是表示了有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学校党委制的想法的，提出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陈铭枢回应了毛的这个提法，他说，机关中的党组同学校中的党委制有很大区别，机关中的党组今后仍然应该存在。学校中的工作他以为应该更多地依靠教师和学生。

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这样就首先要明辨是非，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员，明明提的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章乃器谈到他自己，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思想政治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章乃器认为，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中教条主义不少。社论中说，“从一个资本家变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不像孙悟空要变就变那样轻而易举，而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章乃器认为，脱胎换骨这说法不只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宗教上的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脱胎换骨的改造也改造过了，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

五月九日

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说，工商界有人怀疑，“放”、“鸣”与“整”是三部曲，“放”、“鸣”以后有被“整”的危险。他说，党与非党的关系中间，好像有一堵墙，一道门槛，有些党员一副严肃的“政治面孔”，使人敬而远之。

致公党主席陈其尤谈到不久以前的那一场肃反运动，二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也谈到了肃反中的问题，他并且提议要进行一次检查。陈其尤说，机关肃反时民主党派成员有被捕的，但是民主党派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清楚到底因为什么而被捕。致公党有一成员，在科学院工作，被捕了。他被捕后几个月，致公党一直不知道，等到知道了，就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但是，不久他又出来了，而且恢复了工作，至于到底为什么被捕？又为什么释放？致公党根本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不给民主党派知道呢？是不信任？还是以为民主党派与他的成员不相关？

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在发言中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部对民主党派的帮助。他说，过去参加民主党派的一些共产党员，一般地都起了团结和密切两党关系的作用，给过他们党一些帮助。因此，近来共产党要把参加了民主党派的共产党员都抽回去，只能使人感到失望。现在，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的政治目标越来越接近了，共产党应该切实地把民主党派当作兄弟党来对待。

五月十日

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谈到党政关系问题。他说，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去运用，使能贯彻执行。如果直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特别是县以下的领导机关，党政关系问题较大，这主要是以党代政。县长，一般是不被看重的，而县委权力极大。县人民委员会各部门的工作同样不被看重。一切工作由县委决定。党中央、省委，因为工作繁重，下设许多工作部门，是有必要的，但县级是否有此必要？当然，县委的机构还是要存在的，但权力应该放在县人民委员会，县委主要是推动工作，而不是发布政令。在过去，党中央有时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当然起作用很大。但今后可否考虑分别发布指示，国务院向各政府部门，党中央向党的系统。

民盟副主席罗隆基说，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首先要解决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问题。现在有些知识份子不愿意参加民主党派，怕别人说他“落后”，而愿意争取加入共产党。有人问：加入民主党派是否影响加入共产党，如果有影响，就不参加。党如果吸收了这样的人入党，不但影响党的威信，而且势必使民主党派发展的人都是挑剩下的。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发展，而民主党派就不能在工农群众中发展，主要在旧知识份子中发展，而他们多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这个矛盾应该尽快解决，否则就很难共存下去。

谈到互相监督，罗隆基说。现在各民主党派都参加了政权，但是过去有很多重大的政策问题，往往都是在领导党内讲过以后才拿出来协商。他希望今后这些问题要在党内讨论的同时，也交民主党派去讨论，并由有关方面事前提供情况和资料。又说，现在党决定的很多事情。都不通过行政，而从党的系统向下布置，只能使担任行政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感到有职无权。罗隆基说完，民盟的另一位副主席史良立刻表示，她要和罗隆基争鸣一番。她说，民主党派能不能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并不在于民主党派成员人数的多少，而在于民主党派是否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不能说共产党发展快，民主党派就不能“长存”，也不能说所有的知识份子都只能是民盟的盟员，不能加入共产党才叫“长存”，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史良还用她自己的体验来说明不参加共产党党也是信任的，并不发生所谓对党外人士就不信任的问题，也没有感到在党的领导下不能发挥作用。最后史良表示，她认为各民主党派也应该参加这次整风，通过整风可以使民主党派更加团结。

对于史良的这个提议，主持座谈会的统战部长李维汉立即作了说明。他说，现在共产党内的整风运动刚开始，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因此，我们已经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商量好，在一个时期以内，不要号召民主人士整风，而着重地发动党外人士来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民盟中央常委楚图南接着发言，他谈到各学校党政领导上对民主党派能够发挥的作用估计不足，民主党派不能在高等学校充分地发挥作用，不但是民主党派的损失，而且是国家的损失。

民盟另一位中央常委曾昭抡的发言中，在谈到互相监督问题时，他提出的要求没有罗隆基的那么高，他说，领导党对国家重大问题先讨论，是没人反对的；不过，民主党派是不是也可以比较早一些参加讨论，早了解情况？

五月十一日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说，毛主席说党内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思想不通。以共产党员的思想水平，尚且如此，民主党派的成员和群众就会有更多的人思想不通。他希望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党员有更多的交叉关系，共产党员不但不应该从民主党派中逐步撤退，而且更要在民主党派成员中多多培养发展党的对象，以改变大家的看法。

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千家驹谈到有职有权问题，说，共产党是领导党，党员要在工作中多负些责任，党组要保证机关工作任务的完成，这是应该肯定的，没有人反对。但事实上现在党委或党组代替行政，党组的决定有时不通过行政而下达，有些决定，担任科员、秘书工作的党员都知道了，而非党的领导干部还不知道。党的系统应该是一条粗线，但是行政系统不应当是虚线。

谈到知识份子，千家驹希望能够深入地了解高级知识份子的思想情况，而不要专听党员的片面汇报。他说，中国高级知识份子有高度自尊心，服从真理而不慑于权威，“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优良传统，不应该打击。解放后唯唯诺诺靠拢党，这是不好的。千家驹还认为在“三反”“思想改造”或“肃反”中斗错了的人，应向他解释清楚，这不是算老账。中国高级知识份子是有自尊心的，伤了他的自尊心，积极性长期内不能恢复。

致公党中央常委黄鼎臣也谈党政关系问题，他说，过去党组常常直接代替行政布置工作，使非党领导人员感到有职无权。现在民主党派成员也可以参加某些党组会议，但是讨论以后仍由党组直接向下布置。我以为今后行政方面的工作，还是由行政上下达命令较好。

五月十三日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谈长期共存问题时说，总的说来，共产党是强大进步的，民主党派是弱小落后的，在这种情况下谈平等是很困难的。当然，并不要求一切和共产党平等，也不应该这样要求。但现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来了，民主党派要担负一部分政治任务，总得像个样子。否则不但任务完不成，而且共存也共存不下去。

农工民主党另一位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提出有些共产党员的特权思想问题，这也正是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来了的问题。李伯球说，许多党员忘记了党这种教育，机械的用阶级斗争的原则，来掩护他的特权思想；靠着党和党中央、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的威信来行使自己的特权。

在谈到党与非党关系的时候，李伯球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天津有一个医院副院长是共产党员，院长是非党员。副院长常常不经大家讨论自己决定问题，非党院长批评他，他还说：有什么事，我负责任好了。非党院长说，这样要我干什么。

谈到人们对民主党派的看法，李伯球讲了自己一段这样的经历，他说，我在一九五四年往四川劳军，有人介绍了我是民主党派，当地的人差一点不把我当慰问团的团员看待，我只得请以后介绍我时不要介绍我是民主党派，介绍我的政府职务好了。

担任教育部长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谈到，有不少党员知识水平太低，不够他现在所担负的工作所需要的水平。谈到宗派主义，张奚若说，有些党员认为“天下是咱家打的”，于是老子天下第一，以革命功臣自居。他们认为“给你一碗饭吃，给你官做就够了，一切不过是为了团结，并不是你真有什么本事。”因此，他有事情就照他的办法办，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在这里，张奚若批评了有些党员认为“天下是咱家打的”这种思想，显然他是不知道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讲的一段话。毛说：这些同志，你说他有没有道理，我看也是相当有道理。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监督共产党？究竟江山是谁打下来的呀！所以听他们的话是有不少道理的。如果张奚若早知道毛泽东认为这种论调有不少道理，大约他不会针锋相对地提出这一点吧。

在这次整风宣布要反对的三个主义之外，张奚若还提出了一个教条主义，他说，有些人知识水平低，经验不足，为了解决问题，想不出办法，就搬教条，搬苏联经验，依靠教条解决问题。对某些党员来说，教条成了他办事的唯一蓝本。教育部许多工作没有做好，教条主义之害实在是“大矣哉，大矣哉”。

五月十五日

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无党派民主人士马寅初在发言中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能光讲坏处，好处一点不说，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也不好共事。

马寅初不赞成取消学校党委制。他说，学校党委制有他的好处，以北京大学为例，北大有八千个正规生，这八千个正规生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做了，山也不能爬了，身体也不能锻炼了。他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他的结论是：学校中的党委制无论如何不能退出学校。不过他认为现在的情况也要改变，只要党与行政合作，开诚布公，互通声气，相信一定可以办得好。他说，照我想，北京大学的教授是靠近共产党的，因为他们都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好处，只要共产党接近他们，他们一定愿与党合作。

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在这座谈会的第一天就发表了赞成取消学校党委制的意见，他在听了马寅初发言之后，又把自己的意见再说了一遍。他说，我是同意实行校务委员会，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他认为，机关中的党组与学校中的党委会性质不同，他不赞成取消机关中的党组。

担任文化部长的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说，宗派主义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方说，一个非党专家，在业务上提了个建议，可是主管的领导党员却不置可否，于是非党专家觉得这位党员领导者有宗派主义。可是在我看来，这是冤枉了那位党员了。事实上，这位党员不精于业务，对于那位非党专家的建议不辨好歹，而又不肯老实承认自己不懂（因为若自认不懂，便有伤威信），只好不置可否，这里确实并无宗派主义。可是，隔了一个时期，上级党员也提出同样的主张来了，这时候，曾经不置可否的党员，就双手高举，大力宣扬，称颂上级党员英明领导，但是压根儿不提某非党专家曾经提过基本上相同的建议，是不是他忘记了呢？我看不是，仍然是因为若要保住威信，不提为妙。在这里，就有了宗派主义，如果那位非党专家不识相，自己来说明他也有过那样的建议，但未被重视，于是乎百分之九十很可能，那位党员会强词夺理，说那位专家的建议基本上和这次上级的指示不同，或者甚至给他一个帽子：诽谤领导，诽谤党。这里，宗派主义就发展到极严重的地步。从这样的例子，是不是可以说：不懂装懂，念念不忘于什么威信，于是促成了像上面所说的宗派主义，但是通常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官僚主义，可见两者有点亲戚关系。

沈雁冰在这里说得很具体，很生动，很带一点感情。大家都知道，当时他正是以非党专家的身份出长文化部的。这里说的非党专家的遭遇，是不是包含了他本人工作中的经历呢？如果他真是在说自己，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那么，他是一位部长，能够管得着部长的主管的领导党员是什么人，那一位上级的上级又是谁，谁才够得上英明领导这样的赞颂，所有这些他都没有说，人们也就不必去猜测吧。

沈雁冰还谈到官僚主义。他说，据我所见，中央几个部的官僚主义是属于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这个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滋长这种官僚主义的土壤却是对于业务的生疏乃至于外行。

拿文学艺术来说，究竟是专门学问，没有这门学问的基础，专靠几本“干部必读”不能解决业务上的具体问题，不能解决，可又等着你作主张，怎么办呢？捷径是：教条主义、行政命令。有一个时期，没有学问而靠教条主义办事的领导者，用各种帽子来压服提意见的人，使得本来沾染教条主义比较少的人也加紧学习教条主义，而结果反被称为“进步”。这个时期是不是一去不复返了，还不敢这样说。

沈雁冰在这里提到的“干部必读”，需要作点说明。这是一九四九年二三月间经毛泽东审批的一套书目，共十二种，即《社会发展简史》，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三本，即《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斯大林《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五十年代曾大量印行，并且发行了售价低廉的普及本。沈雁冰说的，就是这一套书。其实当时也并没有多少干部当真遍读了这十二部书，沈雁冰把这些人还稍微估计高了一点。

沈雁冰最后说，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也同知识水平低、业务不通有关系。而官僚主义，如就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而言，则主要是或大部是业务不通之故。光了解情况还不够，你没有这门学问，拿不出自己的主张，于是举棋不定，今天听甲的话，明天听乙的话，主观上要把事办好，客观上却是官僚主义。

民盟中央常委兼妇委主任刘清扬表示赞同马寅初的意见，她以为马寅初提出的不能光讲共产党的缺点，不讲优点，学校中的党委制不能取消，这个意见各民主党派应该很好考虑。她认为应设法让在各方面担任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不光是揭露矛盾，也要提出解决矛盾的建设性意见。她觉得不能使党员消极，不能使党员受委屈，因为揭露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是为了更加团结。

张奚若再次发言，讲四种偏差。这四种偏差是：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

他说，好大喜功分两方面。第一是大：一种是形体之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形体之大最突出，很多人认为，近代的东西必须是大的，大了才合乎近代的标准。拿北京的一些新的建筑物来说，北京饭店新楼礼堂，景山后街的军委宿舍大楼，西郊的“四部一会”办公大楼，王府井百货大楼，这些从外表看来，似乎是很堂皇，而实际上并不太合用。很多人对“伟大”的概念不大清楚。伟大是一个道德的概念，是一个质量的概念，不是一个数量概念。体积上尺寸上的大，并不等于精神上的伟大。大是大，伟大是伟大，这两个东西并不相等。可是，他们把形体之大误会为质量之大，把尺寸之大误会为伟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就是庞大。很多人把庞大叫做伟大。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等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等于集中，集中等于大，大等于不要小的。由于有这个基本思想，所以工商业组织要大，文化艺术组织要大，生活娱乐组织形式也要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本来这些工商业和社会组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现在这个办法不管人民的实际需要，好像人民为他们服务。

为什么这些人喜大呢？除刚才说的把尺寸上的大和精神上的大未分开而外，还有一种是幼稚的表现，也是思想笼统、脑筋简单的表现。

第二，急功近利。这个态度与好大喜功似乎是不一致的，实际上一面是好大喜功，另一面又是急功近利。急功近利的一种表现就是强调速成。在某种情况下速成是需要的，但要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作，结果是不会好的，事情应该分长远与一时的，百年大计与十年小计自有不同。急功近利，不但对有形的东西如此，对无形的东西，尤其对高深的学问，也是如此。现在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办法，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以为大学毕业，作了副博士、博士就差不多了，其实除个别人以外，一般的还差得很远。旧学问如此，新学问也如此。

第三，鄙视既往。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人类智慧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但许多人却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他们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他们认为，新的来了，旧的不能不打倒。其实，我们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新社会都很少了解。

第四，迷信将来。当然，将来要比现在好。但不能说将来任何事情都是发展的。将来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而发展也有不平衡的，不是机械地等速的发展。总之，将来的事情，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事无巨细都是发展的。因此，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都是不对的。

张奚若说的这些，其实意思和五月十八日陈铭枢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的“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的”差不多。只不过他是就他所见的一些事例所作的概括，并不是专门说毛泽东的。而陈铭枢信中说的那些意见，却是针对毛泽东了。七月十四日民革中央小组开会批判陈铭，主要内容就是揭发批判他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信了。显然，收信人已经把那封信提供给批判者。会上，吴茂荪揭发说，陈铭枢信中用了这样四句话批评毛泽东，就是“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的”，还“把毛泽东说成是‘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失，也难免影响到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吴茂荪还揭发，“陈铭枢污蔑毛主席‘好大喜功’，并要毛主席‘更加深入体察，以求究竟’。他说毛主席有时‘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于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的固有地位’。他说毛主席‘轻信干部的虚假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他认为毛主席‘过分鄙夷旧的’，‘对古典文学尚有不尊重之处’”。 （7月15日《人民日报》）

张奚若和陈铭枢的这些话很使毛泽东反感。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说，有一个朋友说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只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功近利”，看是否搞个人突出，是否搞主观主义，还是合乎实际，可以达到平均先进定额。过去不轻视不行，大家每天都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是不行的。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但不是根本不要。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也要保存。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迷信将来”，人人都是如此，希望总是寄托在将来。这四句话提得很好。还有一个右派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前面已说过。“偏听偏信”，不可不偏，我们不能偏听右派的话，要偏听社会主义之言。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喜怒无常”，是的，我们只能喜好人，当你当了右派时，我们就是喜不起来了，就要怒了。“轻视古董”，有些古董如小脚、太监、臭虫等，不要轻视吗？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毛在一次讲话中重提张奚若陈铭枢的这几句话，他说，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所偏，只能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一边。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64页。） 可见他对这些话一直耿耿于怀了。

五月十六日

民革中央常委黄绍竑谈到党政关系问题，他说，我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如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定而没有把党对各级党委的指示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

谈到法制问题，黄绍竑认为，我们的立法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的，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他说，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

关于以往成绩的宣传，黄绍竑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经成为工作报告中的一种公式，任何工作报告都套上这个公式，我认为这样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造成更多错误的危险。个别错误即仅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绩来掩护它、忽视它。

就司法方面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就国家经济建设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不知要造成多少亿元国家的财政损失，而人民间接的损失也是可观的。我觉得宣扬成绩、夸耀成绩、掩护错误、忽视错误都是官僚主义的作风，也是铺张浪费的来源。成绩说得保守一些，错误偏差放在成绩的前面，并不等于掩没了成绩，而是成绩更加可靠，更加巩固，是有后备力量的成绩。人民对于政府的成绩是心中有数的，不强调的说，他们也会知道；说得有一点漏洞，一点不确实，他们也会知道的。强调的说，并不增加他们的信仰；稍微有一两点不确实，就会减少他们好几分的信仰。

最后黄绍竑谈了两个具体问题，一个是受劳动教养的据说有两万人，大多数是机关干部，知识份子，他们既够不上刑事犯罪，已经劳动教养了一年多，应该定出一个整个的解决办法，不宜拖下去。一个是解放战争时期有些国民党人倾向革命，为奔走和平或参加工作，多少出了一些力；但因历史的关系被怀疑，判了重罪，希望彻底检查，无辜的平反，历史上有罪的也应酌情处理。

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无党派人士陈叔通谈到党与群众之间的墙与沟，他说，有些党员总以为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非党人士在革命胜利以后，吃现成饭，享现成福，而且高高在上，当然气不过。党员还认为非党人士不懂政治，即使有其他长处，不懂政治，也没有用处，并且在这些长处之中，都含有毒素。因此，看不起非党人士。有些党员认为工人阶级同工商界、小资产阶级是阶级问题，搞在一起，就会受侵蚀，他们怕受传染，因此惹不得，还是同他们生疏好些。这样不知不觉地就在党群之间有了墙和沟。为了推翻墙，填平沟，要请党员先伸出手来。

陈叔通希望党在整风中能检查两个问题。一个是检查一下，八年来的工作中，究竟是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大。这里陈叔通看来似乎对这两个方面无所轻重，但他心里的倾向还是很明确的，他说了，一般说来，非党员多是比较保守，党员多是比较激进。他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受到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影响，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个很犯忌讳的题目。

陈叔通提出的另一个是检查一下全面和个别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有忽视个别问题的情况。他认为，非党员往往扩大个别问题，抹煞全面，而党员却容易忽视个别问题，强调全面看问题。陈叔通说，对于个别问题，如果还有类似的个别问题，就不是个别的了；并且有的个别问题，可能发展成全面的问题。就是以个别问题而论，要是性质严重的，也不应忽视。何况这些个别的问题，落在一个人、一个村、一个乡上，就受不了。诚然，非党员不应该扩大个别问题抹煞全面，另一方面党员也不应该忽视个别问题。陈叔通认为非党员要多了解些新东西，党员也要多了解些旧东西，就可以晓得旧的历史时期的事物和社会情况。现在的党员对旧社会太生疏了，不能理解那时确实存在的一些事实。

陈叔通又说，有些格言成了金科玉律，我看值得怀疑。比如“矫枉必须过正”，在解放初期这样提是正确的，因为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大运动，不如此是搞不起来的。但是是不是永远都是金科玉律，有没有毛病？领导上能不能加以考虑？还有“克服困难”，当然应该克服困难，但是不能任何问题都抬出这四个字，都叫人克服困难。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这个困难可以克服；如果三个人的饭要十个人吃，这个困难就很难克服了。讲大道理不能当饭吃，吃了饭讲大道理可以，但饿着肚子讲大道理就不行。不能把“克服困难”当成口头禅，什么问题都叫人“你去克服困难吧”！

陈叔通最后谈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的事，他说，我不懂为什么要这样作。当然，国家是由党领导的，党可以抉择方针政策问题，但国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我以为有关行政方面的问题应由国务院发指示。因为联合发指示容易在人民中造成一种印象：党和政府一道发的指示就是重要的，国务院单独发就不重要，这样就无异削弱了国务院的权力。

致公党中央副秘书长严希纯说，合作共事关系搞得好不好，党与非党两方面都有责任，今天本着“春秋责备贤者”的精神，党员应该负主要责任。许多党员不了解解放前在白区工作的艰苦，不了解当时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一同斗争的血肉关系，仅仅把今天对民主人士工作的安排当做照顾，当做点缀；至于工作，则于这些人无关。谈到机关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问题，他说，党的领导并不等于不管党员称职不称职，就把他放在什么“长”的位置上，就体现了党的领导。严希纯举出了这样一件事例：一个图书馆内有一个图书馆专家，做了十几年工作，但领导上却派一个文化不高的党员作他的科长。严希纯说，有的在科学机关作领导工作的党员，自己不懂科学，又不虚心学习，尤其不好的是不懂还要装懂。有些党员还把领导科学技术机关看成带军队一样，把科学家、教授、工程师，一律当成自己的下级，不尊重他们的意见，也不给以应有的礼貌。他还说，科学技术工作在研究过程中是允许失败的，但现在则一遇失败就要追查科技人员的责任，甚至怀疑有政治问题，加以逮捕。这样专家们如何敢于负责呢？

严希纯还谈到当时推广先进经验中的一些问题，例如混凝土用竹筋代替钢筋。他说，听说有些地方已经用竹筋造了三四层楼的房子，我很担心，幸而最近国务院否定了这种所谓先进经验。又例如北京筑了很多质量不好的马路，今年全部翻浆，据说原来认为以少数的钱造很多的路是先进经验，其实这是常识都通不过的事，根本不应认为是先进经验。

最后谈到人事工作，他说，党外领导人对人事工作是无权过问的。人事部门往往只重政治，选派一个留学生，就挑了一个考试成绩最坏的学生，就因为他是党员。这是很大的浪费。有一党外干部出国路经苏联，回来说红场没有天安门广场大，竟叫他当众检讨。严希纯还希望早日解决那些在国民党时期因失掉革命的关系自己去创造条件进行革命工作，今天因肃反、审干中的偏差而抬不起头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的问题。

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叶笃义谈到长期共存的方针，他说，民主党派的组织不是要学习共产党，把组织搞得更加严密，由于民主党派成员的成分不同，组织松懈一些，反而有利于党派的长存。而目前民盟、民进、农工民主党和九三学社，都是团结不同方面的知识份子的党派，工作对象互相交叉，因而发生“争人”的现象。从团结五百万知识份子着眼，他建议把四个党派解散，另组一个知识份子的政党。

其实这不能算是叶笃义的创意，几年之前中共中央有过这样的考虑。宋云彬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记有：“晚，周恩来、李维汉等在北京饭店邀请救国会同人晚餐。周表示，新政协开会后，各党派除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外，其余均可解散。” （宋云彬：《北行日记》，见《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4期） 可知当时的思路是只保留三个党派，分别以原国民党人员、知识份子和资本家为工作对象。新政协开过之后，十一月，政协的参加单位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即宣布结束，并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十二月，救国会宣布结束。因为它本是民盟的发起单位，结束之后其成员多成了盟员。不久之后毛泽东有了新的考虑，其余的几个党派就不再解散，保留至今。几年间，显出了工作对象交叉、相互“争人”等等现象。叶笃义看到了这些，因而旧话重提吧。

叶笃义的这个主张在民盟基层得到了回应，在民盟旅大市委的会议上有人揭露，民盟旅大市委主任委员乔传珏在中共旅大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的座谈会上，表示赞同叶这意见，以为组织知识份子联盟，对开展工作有很大好处，这样会增加力量，增强团结。 （6月29日《旅大日报》）

民进中央常委金芝轩谈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他以为适当安排职位是次要的问题，首先是要信任党外人士。党外人士都知道党员是代表党来领导的，要是以用人不疑的态度，而且诚恳地帮助他们，知识份子就认为是知己者，问题就可以少一些。要是以“主人”自居的态度，抱纯粹使用观点，来对待非党人士，那么，非党人士就自然会有雇佣观点。更严重的是，有些党员专谈他们的缺点，说他们落后，那问题就多了。像这样的党员往往喜欢听好话，有这样一批歌功颂德鼻子抹白粉的“积极分子”来灌迷魂汤，而自己社会经验又不足，他还以为有群众基础，渐渐地就投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迷宫。上级当然应负主要责任，现在的确有小官僚欺骗大官僚的，因为大官僚也喜欢这一套。

陈铭枢就昨天沈雁冰和刘清扬的发言作了书面发言。他说，昨天听沈雁冰同志说，一些干部由于成了教条主义者，也就成为进步分子了。这句话使我想到了我们国家对于使用干部的标准——德才资。若单就抽象的政治进步而定为德，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为一个人的政治思想是否真正进步，必须结合他的思想品质和生活作风来考查，也需看他是否真正完成了任务。抽象的进步是没有的。

他又说，昨天刘清扬同志说，整风不应单提干部的缺点而不提优点。她以为这样做会使党员干部在群众中丧失威信。我认为她这意见与党中央的整风精神不符，而且不符合事实。谁都知道党对人民的贡献，是没有什么可比拟的。纵使党员干部犯了任何严重的错误，也不会抵消党的功绩。但是党员干部中有了歪风，将会影响和危害党的事业的发展，故歪风必正是有绝对意义的。歪风有如人身的毒菌，不及早预防，必致蔓延，必须除去而后安，如果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有毒菌，你反而对他说：你的身体健康，毒菌莫奈你何。或说：你可以抵消他。这不是“虽曰爱之，其实害之”吗？

陈铭枢说：从延安整风以来，以至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我认为这是好现象。至于说，单提缺点，怕影响干部的威信这一点，恰巧与延安整风以来的事实相反，人愈能揭发缺点，并认真修正错误，愈能在群众中提高威信，反之则降低威信。这已是共产党员久已行之有效的一个真理，一个公式，用不着怀疑。党之所以伟大，也就在此。

发言完毕，到了散会的时候，主持会议的李维汉宣布：从明天起，这个座谈会将休会几天，成立一个小组，把大家所谈的问题加以排队，准备以后继续开会。

在场的人大约没有谁意识到，事实上刚才李维汉是宣布整风运动的终结。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要求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整风运动；五月一日报纸刊登中共中央指示，宣布开展的整风运动；五月四日中共中央指示所说的请党外人士帮助的整风运动；五月十日李维汉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回答史良建议时说的，要求党外人士提出批评意见以帮助共产党进行的整风运动；一句话，就是本来意义上的整风运动，热热闹闹的进行了半个月之后，是到此为止了。

这样的座谈会开了七次，每次开会的翌日，《人民日报》都作了详细报导。正如李维汉在散会前说的，“对全国整风运动起了推动作用”。中共中央整风指示公布之后，全国各地各机关团体学校等等，都开始整风。一些人以这些民主人士的发言为范本，一些人得到这些发言的启发，在自己所在单位的整风会上慷慨陈辞……

就在这七次座谈会上，一些最重要的右派分子已经出场，一些后来遭到集中批判的右派言论，例如说党不应直接发号施令，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成绩是不是主要的，等等，也已经或显或隐的提出来了。

八、策划于密室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连续开了几天座谈会。五月十六日统战部长李维汉宣布要休会几天，到二十一日恢复开会。为什么要休会四天呢？当时宣布的理由是，要成立一个小组，把大家所谈的问题加以排队，准备以后继续开会。

看来会场上的各位是不假思索就相信了这个说法的。现在人们都已经知道，这并不是休会四天的真正原因。

多年之后，李维汉公开了这个秘密：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而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五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份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份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五月十五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3页至第834页。）

这样中途改变主意的事，以前和以后都有，只是这一回的改变似乎太快了一点。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是四月二十七日，到李维汉所说的毛泽东下定反右派决心的五月十五日，才过了十八天。既然意图已经改变，中央统战部必须按照新的精神部署下一步的活动。座谈会显然不能再按原定方案进行，必须调整部署，这就是休会四天的真正原因。

据李维汉的回忆中所说的，这一次是鸣放中的一些言论促使毛泽东改变决策的。罗隆基大约没有想到，他说的“马列主义的小知识份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份子”这话，触及了毛泽东内心深处最隐蔽的自卑感和自尊心，深深地伤了他的心。天地良心，罗隆基这话并不是说毛泽东的，他不会把毛也看作小知识份子。反右派斗争中吴晗揭发他这样一件事：罗隆基颇有点愤愤不平的对人说过，周恩来是南开出身的，毛泽东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 （8月11日《人民日报》） 可见他是把毛泽东周恩来看作同他自己一样的大知识份子的。他说的“马列主义的小知识份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份子”这话，其实就是“外行领导内行”的另一种说法，更深一层的说法，说的是当时几乎遍及一切机关学校的普遍现象。座谈会上张奚若、沈雁冰、严希纯等人的发言都谈到了这一点。

可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却感到受了刺激，他有过受到大知识份子冷遇的痛苦经验。这情形他曾同斯诺谈过。那时，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每月工资八元的助理员，“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后来，还有从苏联回来的共产主义的大知识份子，也轻视他，说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他自尊心受到的伤害多年都没有癒合。直到他成了国家的元首，可是在内心深处，也还并没有完全消除这种怕被大知识份子看不起的顾虑。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他写给第一师范的同窗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30页。） 人人要经历，就是毛泽东也经历过的。写这信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回忆到了当年傅斯年、罗家伦辈以及王明洛甫等人对自己的冷淡呢？

这种个人心理方面的原因是十分隐蔽的，更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的考虑。在这一段虽说时间不长的整风鸣放中，放出的言论不论其涉及范围和尖锐程度都大大超出了毛泽东的预计。长时间里，毛泽东受了自己所办报纸的蒙蔽。报纸是受着严格控制的，任何强烈一点的不满，任何稍稍涉及要害的批评，都不会出现在报纸的版面上。从一版到四版，看到的都是一片歌功颂德，感恩戴德。办一些这样的报纸以培植公众对他的尊崇拥戴，当然很有必要，问题是自己不要相信它。当他长时间阅读这种报纸之后，渐渐地，他也信以为真了，以为这些报纸反映的就是群众的真实情绪。现在他发动整风运动，人们在和风细雨地批评某一位科长（甚至还有某一位处长！）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等等的时候，一定会更加由衷赞颂领袖的英明伟大。没想到事乃有大谬不然者。五月十六日，他在他起草的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承认：“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632页。） 他没有想到，七八年来的执政地位，而且不具备权力制约和舆论监督的机制，已经使他的党受到了怎样的腐蚀；他没有想到，七八年间，一方已经积累了多少失误，而另一方已经积累了多少怨气。因此，当长期防范的悠悠之口一旦撤防，情况就像大河决堤一般不可收拾。他突然看见了他的臣民和他的党之间矛盾的广度与深度。他终于认识到：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任何民主化的试验都是有害的，有限度的言论开放不但不能起到排气阀的作用，反而会使不满情绪得到扩散和加强，从而成为对思想控制的有力冲击。必须迅速制止事态的这个发展趋势。

当时是有人看到这一点的。六月六日章伯钧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同民主同盟的几位教授座谈的时候说：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 （7月4日《人民日报》）章伯钧说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估计不足，是事实；可是章伯钧自己对毛泽东也太估计不足了。在这个局面之下，他也许有那么一瞬间感到收不好放也不好吧，但至少当章伯钧在座谈会上作此种估计之前三个星期，他早已不再犹豫，下定收的决心了。只是这时他只跟党内可靠的同志们打了招呼，而报纸上鸣放的势头并不稍减。六月六日章伯钧和民盟的几个教授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开座谈会的那时，他们还蒙在鼓里，两天之后突然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才瞠目结舌大吃一惊吧。

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收的，除了整风鸣放中那些批逆鳞的言论之外，还有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鸣放揭露出来的矛盾使一些工人和学生情绪激昂，闹起事来了。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前，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又以《谈职工闹事》为题发表社论，它一开头就说：“最近一个时期，在某些企业里，发生了一些职工群众请愿以至罢工之类的事件。”社论没有举出任何具体事例。某些企业是哪些？最近时期是哪天？请愿罢工所为何事？经过如何？一概都没有说。它只说了这些事件“发生得极少，范围也很小”。不过人们可以设想，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不值一提，为什么要让《人民日报》专门为这事发一篇社论呢？大约可以认为，《人民日报》发社论，就表明这事有一定的数量和规模。

在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内部指示《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里倒是说出了闹事的规模：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这种现象值得我们严重地注意。（《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154页）这个《指示》不但说了有工人闹事，还说了有学生闹事。毛泽东说：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2页至第333页。）

一九五七年对毛泽东更直接的刺激来自报纸。在习惯于党性很强的党报的眼睛看来，这一时期的《文汇报》《光明日报》《新民报》等等是太刺激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突出地提出了报纸问题。其中说，那些“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的右派，“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说的都是右派在新闻界的表现。而且，他还以为“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4页、第425页。）

就是这样。政治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新闻界（《文汇报》等等）、教育界（教师和大学生） ……都出现了右派进攻的形势，反击右派是必不可免的了。

到了五月中旬，毛泽东已经决心反右。但是这时所确定的，仅仅是一个战略进攻的方向，还没有来得及对这一场斗争作出很具体很周密的考虑。

甚至怎样称呼这一场斗争的对象也几经斟酌。“右派分子”这名目并不是一开始就定下来的。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中说的是“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635页。） “右倾”，还不过是一种政治倾向，还不算特别严重；五月十六日发出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说的是“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 （转引自同上书下卷，第636页。） ，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中说的是“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 （转引自同上书下卷，第636页。），两个指示用的都是“右翼分子”，这个用语就已经是着眼于政治上的归宿，已经很接近于最后的定名“右派分子”了。而《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用的是“右派分子”一词，由此可以推断这篇文章的最后定稿必在五月二十日之后。现在已有材料表明：它往下发还要更晚一点。当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的郭小川的日记中记着：他是六月十七日才在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处第一次看到这个文件的。 （见《郭小川全集》第九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此文题目下面所注出的五月十五日，当是写出第一稿的日期，写完之后又经过了修改。如果说此文在五月十五日就已写定成为现在人们见到的这样，那么五月十六日、二十日的指示就不会采用“右翼分子”这个后来没有再用的称呼了。现在人们已经知道，这篇文章是六月十二日才在党内印发的。 （见《周恩来传》1949-1976，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页）

这些指示对于即将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作了部署。十四日的指示提出了这样一项策略：我们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635页。）十六日的指示再次提出了这个策略，其中说：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 （转引自同上书，第636页。）五月二十日的指示提出：“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不讲的方针”，“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 （转引自同上书，第636页。）

人们从毛泽东起草的十六日指示中可以看到，他在下决心反右派的时刻，依然怀着听取党外人士批评以克服那些太刺眼了的弊端的愿望。他说，“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还说：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 （转引自同上书，第632页。）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些意见，例如党与非党之间的墙和沟，一些党员的特权思想，外行领导内行等等，实际上表示了接受。他说，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可见这时他一方面已经在部署反右派斗争，一方面还是希望消除一些整风鸣放中揭露出来的弊端，想做一些改善形象的努力。

宣告决策改变最重要的文件，是《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

文章一开篇，毛泽东就痛痛快快地论证了左比右好的道理。左，或者用当时常用的更规范的提法，教条主义，“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而右，或者说修正主义呢？“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如果说前一段整风鸣放的锋芒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即针对了左的话，那么现在到了把方向转过来的时候了。这篇文章认为，“几个月以来”，大约是说从二月的最高国务会议划分两类矛盾和三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动员鸣放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而且，这篇文章认为，前一段的批教条主义，有批过头了的，有批错了的，“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教条主义’而加以攻击。”这种情况当然必须纠正。前一阶段左派受到过头的、错误的攻击，这种委屈将从对右派的打击中得到补偿。

这篇文章提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这样，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就成了反右派斗争的重点。除此之外，这篇文章还提出了在文学艺术界、新闻界、科技界、工商界反右派的任务。在几百万知识份子中要划分出一部分右派来加以打击，总得有一个划分的标准。根据一个人批评的对不对来划分行不行？不行。这篇文章认为，“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这就是说，即使你的批评被承认是对的，被采纳了，也不见得你就一定不是右派。

是否右派，要看政治态度。这篇文章提出：“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也就是六月份在报纸上公开宣布的六条政治标准中最重要的两条。如果一个人声明他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了，是不是就可以保证不划右派呢？也不一定，因为，这篇文章表示：“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如此说来，这个标准的掌握，也就难了。幸好这篇文章还提出了一个判别邪正的简易标准。它说，“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只要看尾巴的状态：夹紧的是正，翘起的是邪，就同用试纸检验溶液的酸硷度一样简易和明了。这里说的虽说是已划右派之后，其原则也可以追溯到未划右派之前。夹紧尾巴，低首下心，驯服之态可掬的，当然不必划为右派；尾巴翘起，桀骜不驯，不易驾驭的，就以划为右派为宜。

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使用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样的军事语言，反映出他的心态，他是把反右派斗争当作一场战争来指挥的。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还有一项重要的意义，就是提出了新的知识份子政策，宣告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的知识份子政策已经失了时效。当时，周恩来说，绝大部分知识份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而《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这句话包含了三项内容：

第一，知识份子是跟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对知识份子跟对资产阶级是实行同一个政策。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这样一相提并论，就是把知识份子置于革命对象的地位，是需要加以打击的社会成份了。一年之后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个见解，正式提出“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思想，明确声称“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份子”是两个剥削阶级中的一个，从而使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具有某种理论的形态。

第二，对知识份子如同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一样，要领是又团结又斗争。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党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代表谈话时，把这个“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讲得很具体，就是“必须斗争的就作斗争，可以团结的就团结起来”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0页） 。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说，“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5页）在对知识份子实行这个政策的时候，开始，可以团结的有郭沫若辈，必须斗争的有梁漱溟胡风辈；到了此刻反右派之时，必须斗争的有罗隆基、章乃器、曾昭抡、徐铸成、储安平、冯雪峰、丁玲等数十万人，可以团结的有吴晗、翦伯赞、李达、老舍、邵荃麟、叶以群、刘绶松等一批人，团结他们来写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来作批判右派分子的大会发言；到了几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吴晗、翦伯赞、李达、老舍、邵荃麟、叶以群、刘绶松等人又成为不可以团结而必须斗争的了，这些人一直被斗争到或者自杀殒命或者瘐死狱中，“含冤去世”；到最后，可以团结的只有张春桥、姚文元、冯友兰、杨荣国等几个知识份子，而必须斗争的有若干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分子，二十一种人以及几百万臭老九。总之，可以团结的越来越少，必须斗争的越来越多。

第三，这将是一条长期执行的政策。果然，这条政策一直执行到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共计二十二年。

《事情正在起变化》是个内部文件，甚至党内不可靠的人也不给看的。一些获准知道新精神的人，当他知道政策的突然转变和政治风向的突然转变，还是感到十分震惊。作家黄秋耘回忆说：我记得十分清楚，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的晚上，我在邵荃麟家里聊天，顺便向他请示一下有关《文艺学习》的编辑方针，因为韦君宜当时下乡去了，《文艺学习》的编务是由我主持的。我跟邵荃麟很熟，几乎无话不谈，虽然在职务上他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我对他完全没有下级对上级那种拘谨，他对我也完全没有上级对下级那种严肃。那天晚上，他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地对我畅谈他在浙江视察时的种种见闻（他当时是人大代表）。他在杭州召开过几次文化界人士座谈会，鼓励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收效甚大，人心大快。（到了十年动乱期间，他这些行动都被说成是“煽风点火”了。）对于《文艺学习》的编辑方针，他强调要“放”，大胆地“放”。他认为，《文艺学习》组织对《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讨论，好得很，甚至引起了毛主席本人的注意。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了这篇作品，还替这篇作品辩护了几句，说北京甚至中央都有官僚主义，王蒙反对官僚主义并没有错。当然，小说是有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但没有政治性的错误。毛主席直接出面替一篇文艺作品说话，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事。我们正在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沈，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九点二十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我知道他马上要出去，就连忙告辞了。 （《黄秋耘文集》第四卷《风雨年华》，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153页）回忆了这一段往事之后，黄秋耘感慨说；“唉！倘若我早十天半月就知道了这个‘转’的消息，该有多好呵！我可以挽救许多人。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在十天半月之前，也许谁也不会知道，风云突变，马上就要发动一场雷霆万钧的反右派斗争。”

那些没有资格阅读内部文件，没有机会旁听内部电话的人苦了。他们不知道反右派斗争正在一声不响地从容布置之中，还在一个劲地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

经过调整部署之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邀民主党派负责人继续举行座谈会。休会之后的第一次座谈会在五月二十一日举行。看来还是这样一些人，还是一样热烈的发言，还是照旧每天详细登报。看不出气氛有什么变化。如果他们之中有谁感觉到了事情正在起变化，就该不会那么不识忌讳地侃侃而谈了吧。座谈会的主持者当然是成竹在胸，这时倒是真有一点钓鱼之意了。

就像《水浒传》上阮小七对卢俊义唱的渔歌那样，“准备窝弓收猛虎，安排香饵钓鳌鱼”，甚至并不需要什么香饵，就有鳌鱼，不，鲨鱼上钩了。

下面依旧摘录一点《人民日报》上刊出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五月二十一日

第一个发言的是章伯钧。他说，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很正常的。这证明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他举出引起了很多讨论的学校中党委治校向题为例，他说就他接触到的朋友来说，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认为应该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见。

章伯钧还提出，现在只是中上层人物发表意见，今后应该彻底地广开言路，希望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他说，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他提到过去一些工作中的失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犂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份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章伯钧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关于政治设计院，章伯钧就是说了这样几句话。这却成了他的代表言论，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集中的批判。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四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他提出的政治设计院是企图在我们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外，另外成立的一种国家权力机关，目的不外是想使我们的国家政权离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6月27日《人民日报》）

章伯钧在民盟中央小组批判他的座谈会上解释说，我说到政治上的设计院问题，设计是工程技术人员的事，不是居于领导地位的。 （6月11日《人民日报》） 看他说的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没有把共产党包括在内，显然是认为共产党是领导党，不仅仅是起一种提出设计方案的设计院的作用。章伯钧不懂得，工程技术问题上是允许有许多设计院的，这在政治方面却是不被允许的。即如鸣放，毛泽东说的，是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是右派才把鸣放涉及政治。对待鸣放尚且如此，当然更不能允许有什么设计院设计出政治方面的方案来。

章伯钧是出于对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尊重，没有把共产党也算做一个政治设计院。毛泽东却是把他的党看作政治设计院的，这年十月十三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讲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说“这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是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不是章伯钧那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93-494页） 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是不加引号的，章伯钧那个政治设计院是加了引号的。不言而喻，只有中共中央才是唯一的政治设计院，而毛泽东就是这个设计院的总设计师。

在这一天的座谈会上，章伯钧还说：大多数教授都反映会多，这要看什么样的会。假使是千篇一律的报告会，形式主义的会，最好是少开一点。比如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的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能够提出问题，拿出材料认真讨论，有丰富的内容，能够发挥各个人的见解，这种会大家不会感到多的。章伯钧的这个意见后来也遭到了集中的批判。

章伯钧说完，邵力子立刻起来同他辩论。他说，我是参加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的，伯钧先生说文字改革只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这样说是太冤枉了。事实上，每个方案提出时，文字改革委员会都征求了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全国政协也讨论过两三次，伯钧先生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提出这样的意见就相当严重了。

罗隆基接着发言。他针对邵力子的发言补充说明了一些情况。他说，文字改革问题，是讨论过的。当时讨论的是拼音字方案，而不是讨论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音。说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这样，如果展开讨论，就会说是反对党的政策。当时很多人是不敢讲话的。

章伯钧接着说，邵力子先生对我的批评是对的。以前有些人说我是共产党的尾巴，百依百顺。但是，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我是怀疑的，政协讨论时，陈毅叫我讲话，我不讲话。但是大家赞成通过，我也不反对。

罗隆基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

邵力子反问说，既然你有意见，当时为什么不讲？现在把事情都推到共产党身上，太冤枉人。

章伯钧回答说，今天就讲了嘛。

这天的会上，民主促进会副主席许广平和林汉达也发了言。许广平说，当然，民主党派需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如果民主党派做的事情于人民有利，不违犯政策，就应该发挥民主党派的创造性独立性。如过去我们民进基层去发动群众和平签名，常常碰到干部说：党还没有布置，慢点做。我们也就只好收起来不做了。我以为像这类不违犯政策的事情，可以让民主党派多做一些。这里许广平所说的“和平签名”，是一九五五年以全国政协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名义发动的一个运动，从二月十四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纪念日开始，在全国城乡广泛征集签名于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的《告世界人民书》之上。到四月十日签名运动结束时，据宣布全国签名者超过四亿五千万人。她还谈到，中小学提拔干部偏重于党团员，有些甚至是清一色的党员，有些教书教不了，才提升为干部。老教师不管经验多么丰富，也不能提拔。有些教师教学成绩不好，批准入党后马上可被提拔。

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林汉达谈到有职有权问题。他说，我不是讲我个人有职无权，而是说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发通知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门有什么用？肯定你有成绩，就有成绩，说有偏差，就有偏差。比如一九五二年把祁建华一捧捧到天上，好像仓颉第二，孔子第二，第二年就打下去了，统统否定了。这里要作一点注释；祁建华是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某部的文化教员，利用注音符号作为识字教学的工具，当时报纸上说他创造了速成识字法，大力推广。西南军区政治部给他记特等功一次，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他了颁发奖状。

林汉达还谈到扫除文盲的工作。他说，一九五四到一九五五年做得比较好，一九五六年在冒进。冒进主要表现在规划上，把七年完成的任务说成三年五年，实际上是纸上谈兵。到春耕的时候扫盲工作本来已是在走下坡路了，《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纠正盲目冒进。《人民日报》社论那里来的？教育部的部长都不知道。谁能够指挥教育部呢？说一九五六年扫除文盲九百万人，其实这是一九五四到一九五五年的成绩，一九五六年的要到一九五八年才能看到成绩。

林汉达谈到这里，马寅初插了一句说；《人民日报》没有根据是不会登的。

九三学社副秘书长李毅说，现在非党人士帮助党整风，提了很多意见，鸣放的高潮正在形成，有人有怀疑，我看很健康，不是糟得很，是好得很，不是放得太多，是放得还不够。为什么说放得还不够呢？李毅说，报纸上虽然雷声震耳，可是很多机关还是冷冷清清；北京上海雷声震耳，很多城市还是冷冷清清。就是北京也还有许多人顾虑重重。这些人顾虑什么呢？李毅说了一段十分有趣的话：归根结底，都是怕打击报复。他们说：鸣、放三部曲，一放；二收；三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李毅不知道，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秘密文章中，正好也写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两句，这真是太巧的巧合，两个人从不同的出发点想到一块来了。李毅说的三部曲，第一部已过，正在演奏的是第一部和第二部之间的过门，第三部眼看就要开场。你说出来了，可是你不懂，真是可悲悯的迟钝啊。不过也难怪，比如《烧饼歌》上的预言，应验之前也是无人能解的。

李毅把避免打击报复的希望寄托在毛主席身上。他说，党的领导人不都是毛主席、周总理，和尚不是菩萨，菩萨是经过苦修苦练的，炉火纯青，和尚修炼时间不长。何况打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许多是用马列主义的外衣掩盖起来的。所以我们社会主义学院现在就有好几个同志夜里睡不着觉，心里打鼓，放吧不敢，不放吧，闷在心里又难受。有人说，领导上应该从政治上、组织上作出进一步的保障，有人希望毛主席撑腰，公开讲讲不准打击报复。

他不知道毛主席已经讲了他的意见，只不过是秘密讲的，其中有八个字已经给你碰巧猜着了。

李毅在发言中，还说他和章乃器先生有一点争鸣：他以为，章乃器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党的方面；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非党方面。事实上，墙是双方砌的，沟是双方挖的，需要双方主动，才能推倒墙，填平沟。

李毅还说他和黄绍竑先生也有一点争鸣。认为黄先生指出掩盖缺点、夸大成绩的偏向是对的；但是因为要纠正这个偏向，就把缺点放在前面，也是不对的。去年波匈事件闹得很厉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有问题，所以还是实事求是为好。

黄绍竑听了，应声说：我并没有夸大缺点的意思，我是主张把缺点放在显著的地位，目的是在于引起注意，不要忽视缺点。

五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在报导这一天座谈会上的发言时，前面有一小段文字，其中说，“这些发言，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和意见。对某些问题，会上还展开了争论。在这些意见里面，有不少一部分涉及到国家工作中带有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认真地研究、分析和讨论这些意见，加以正确地对待，以便改进我们的工作，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这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和读者，都是十分重要的。”当时的读者不知道是不是有谁注意了这段话，多年之后回过头来看，这里面就大有文章了。其中没有一句对这些意见以及提意见的态度表示肯定的话，对待这些意见，也只说“加以正确地对待”，却不说“加以采纳”，而且提出了“不同的立场”问题，也就是含蓄地表示了其中有不能接受的意见。

这天第一个在会上发言的是民进中央副主席周建人，他持一种值得赞赏的立场和观点，主张拆墙必须从两面来拆。他说，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努力学习，搞通思想就是拆墙的妙法。他也说到，思想改造也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必须经过艰苦的思想改造。他认为资产阶级分子改造起来工程比小资产阶级还要大些，他同意采用“脱胎换骨”这个提法。这显然是反驳章乃器的意见。

民革中央常委陈劭先在发言中表示希望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思想改造工作还是要指导、帮助。因为既然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不能拿旧思想、落后思想去监督新的进步的思想，也不能拿资本主义去监督社会主义。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陈劭先还表示希望统战部在可能范围内能在党政方面的重要政策、措施制定之前，事先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他说，有些事情民主党派往往在登出报来后才晓得。事先不了解情况，如何进行监督？事先征求意见，民主党派才能起到监督作用。当然，属于机密方面的问题，又当别论。

一九三三年入党的共产党员王昆仑，以民革中央常委的身份发言，希望支援民主党派充分参加国家事务，希望今后凡是宪法范围以内的国家大计，不仅事前建议，事后批评，而且要做到参与他们自己职权内的决策、执行和检查。谈到肃反，王昆仑说，一方面坚持有反必肃的原则，一方面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希望深入进行检查。凡是某些人在那里受到错误的处理的，在弄清楚以后，就在那里为他公开恢复名誉。如果的确是反革命分子，决不替他呼冤，决不替他要求平反。

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也是一九三三年入党的中共党员，他在发言中也谈到墙是两方面砌起来的，也应该由两方面动手拆，我们从旧社会出身的知识份子，往往自鸣清高，强调“士为知己者死”，这就是墙的来源之一。他还表示，他不能同意有些人提出的在学校中取消党委制的说法。

民进中央常委严景耀反映了一些中小学教师的意见，他说，好些基层同志反映：把统战部的“统战”二字拆开看是“上统下战”。说到鸣放，他说，有人反映：大学大鸣，中学中鸣，小学小鸣。他还谈到，有一个学校，共产党员的副校长因事出差，学校出了这样的布告：“副校长因公出差，校内一切事务均由校长代理。”严景耀表示，他很同意叶笃义的意见，把民盟、民进、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合并起来。他以为，如果能够合并，可以叫“社会主义同盟”。

罗隆基发言时兴致很高。他说，前一天陈叔通老先生对他说，现在的争鸣气候好像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他又续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他说，通过整见，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针对昨天会上李毅说的有人怕打击报复这问题，罗隆基说，有人要求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认为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但他提出了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方案，就是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他以为这样作有三个好处：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份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二、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还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他还主张，“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因为他认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的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有，其实共产党内也有。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他以为，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因此，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罗隆基的这个主张在后来的反右派斗争中给标上了“平反委员会”这个题目，作为他的代表言论，受到集中的批判。其实这个主张并不是他的创造发明，他是援引和发挥毛泽东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意见。

当时毛在谈到肃反问题时，曾经提出今年和明年应来一次大检查，全面总结一次。中央由人大常委与政协常委主持，地方由省市人委与政协主持。罗隆基说的，就是从这里来的。只是有一点不同。毛只是说要作一次大检查，并没有提出要为此建立什么机构，而罗却说要成立委员会，甚至要使它从中央到地方成为一个系统。后来罗在民盟中央小组批判他的座谈会上作检讨，说他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因为对毛主席的指示体会不深刻。 （6月26日《人民日报》） 罗说他体会不深刻，这是真的，他确实并不了解毛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考虑。即如检查的时限，四月间毛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说，肃反检查是查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的，过去的不查了。而罗说的，不但是肃反，连过去的三反、五反也都包括在内。检查的目的，毛说的是“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而要帮助他们。”更明白些说，就是帮助绝大多数正直地忠心耿耿地在肃反战线和司法战线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同志，进一步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而罗说的是鼓励有委屈的人向这个委员会申诉，使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可见两人的出发点和目的并不相同。这也就是古人论文章所说的“貌同心异”吧。

在这一天的座谈会上，罗隆基还谈到，共产党在发展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发展知识份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在解放后这几年里，党员很快地发展到一千二百万。罗隆基不知道，毛泽东还认为党内的大知识份子太少，因而决定加速发展知识份子入党，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末，入党的要达到知识份子的三分之一，今年就要吸收百分之十五入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罗同毛两人想法的距离有多大。在罗隆基看来，解放初期在知识份子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却被党看成是积极分子，也就是进步分子，吸收进党。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非党知识份子感到不服气，既影响了党的威信，又造成了党和非党的隔膜。

关于有职无权的问题，罗隆基说，党员固然有责任，机构也有问题。他说他在森林工业部里面是有职有权的，但是部以上有国务院的八个办公室，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另外还有党中央的各部，你这个部没有法子有权。很多事情都是从上往下贯彻，往下交任务。经委和计委向部里要的数字任务，也只能是主观主义的。计划整个地建筑在关起门来的主观主义的基础上。他认为在经委和计委和国务院各办公室的领导人员多是党员，这也正说明党对旧知识份子很不信任。他以为党员的政治虽强，技术知识和对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不一定都丰富，应该放心的让旧知识份子参加管理工作。

关于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还是“冒进”这个颇为敏感的问题，罗隆基也说了些犯忌讳的意见。他认为从一九五六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的冒进。

这天的座谈会之后又休会七天，五月三十日才又接着开会。这次休会的原因，据后来薄一波说，是因为“五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五日，中央书记处连续召开会议，研究报纸宣传方针问题和写文章争鸣问题，并拟定了一批题目和指定了作者，确定了各文的审稿人和交稿日期。”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637页。） 只有做好了这一准备，才能在战斗打响之后迅速抛出一批有分量的批判文章。既然中央书记处在开会研究反右问题，民主人士的座谈会当然得停下来，等到书记处研究出结果，统战部才有所遵循，才好研究这个座谈会怎样配合当前的斗争。现在的任务已经是研究批判右派的文章的题目了，座谈会的任务显然不再是听取有关整改的建设性批评，而是收集供批判用的右派言论。前一阶段的座谈会上，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这些最大的“鲨鱼”都已经自动浮到水面上来了。他们大放特放，材料已经够多。现在要研究的是，还欠缺哪些人的材料，还有哪几个内定右派分子材料不足，应该想点什么法子，叫他们也鸣一鸣，放一放。这就要有点时间去劝驾，做做工作，动员动员，所以就得再一次休会了。

五月三十日，座谈会又继续进行。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张云川说，党和非党之间是有墙和沟的，在工作上、待遇上、工资上，都表现了党员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而是相反，形成特权，形成了墙。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强调非党人员要建立主人翁感，但是仍会很自然地有作客思想雇佣思想。

张云川还建议，在中国革命史中不要只讲共产党的历史，对民主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也给予应有的评价。他还提出：最好有些年纪较大、社会知识较丰富的干部做人事工作，因为青年对旧社会情况不了解，在审查别人历史时容易割断历史，不能全面判断。他建议把对高级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肃反工作的成绩和副作用摸一摸，比较和总结一下。

民革副主席龙云说，他对张奚若先生、章乃器先生、陈叔通先生、章伯钧先生及其他的先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非常钦佩。相信共产党在这次整风中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帮助。不过还有一些人的发言仍有顾虑；原因就在于过去的几次运动使他们害怕了。他认为这次运动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同以往的历次运动完全不同。首先要信任共产党，信任毛主席。如有顾虑，就是不信任共产党了。他认为，缺点和错误揭露得越多越好，如果掩饰起来，将来缺点和错误还会是很多的。

龙云认为错误的根源多半在上面。上面发布指示之前往往没有全面地深刻地考虑，把天下事看得太易，求治心切，企图百废俱举，殊不知下面办事的人员经验不足，业务不熟，事体复杂而繁重，不能因地制宜，应付裕如，只能按令而行，造成紊乱，这也就产生了官僚主义。比如往年的教育事业一直在扩大，今年的教育事业突然要压缩，结果使得国家感到困难。主管部门感到困难，社会和家庭都感到困难，这是冒进，也是轻率。又比如去年提倡穿花衣服，今年又提倡穿补钉衣服，使得下面无所适从。龙云在这里说的今年教育事业突然压缩，不久之后就引起大麻烦了，这一点以后还要说到。至于提倡穿花衣服，那是因为同苏联的易货贸易中进口了一批花布。

龙云还提出：听说北京师范大学有个附中，现在改为一○一中学，学生完全是高级干部的子弟，其他的学生就不收。资本主义的君主国家听说有贵胄学校、贵族学校，平民一概不收。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要设这种类似的贵族学校呢？

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谈到，肃反运动是有成绩的，问题是在执行工作方面部分的发生偏差，把肃反面扩大化了。他建议在本年人大代表会议后，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应即召开联席会议，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指示，迅即组织一个临时检查机构，会同有关机关方面分往各地认真检查。根本搞错了的，应彻底平反，并赔礼道歉。曾经在什么样规模的群众会上宣布有罪，现在也应该在同样规模的会上宣布无罪，使被错斗了的人，在精神上得到安慰。没有搞错的不许翻案。也不应对领导肃反的干部泼冷水。

另一位民革中央常委刘斐说，党和政府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系统，党是领导国家事业的核心，但是，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党不应该代政，就像开机器的人，不能代替机器一样。但是有些党员不了解这种关系，而要把一切都抓在手里，连评级评薪也要高人一等。以为这样才是实现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威信。这是让国家机器生锈的作法，而且会滋长“三害”，加深人民内部矛盾。

刘斐还谈到，过去有些地方没有很好地执行知识份子政策，使一些人受了委屈。要改变这种情况，一方面要有错必纠，为受了委屈的人恢复名誉，另方面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使他们改变对知识份子的强硬态度。这些人也就会消除成见，体谅过去错误之难免。

民进中央常委吴研因发言，对上次座谈会上周建人的发言表示不满。他说，现阶段三害这墙只是在开始拆，而且远远没有拆到下层的墙，比如民进的中小学教师会员就在喁喁向望，希望在下层拆墙时，他们也有机会帮拆。身为民进领导，不代表中小学教师讲话，却强调要思想改造，我认为周建老的话，至少是会冲淡整风运动的。

吴研因还谈到，《人民日报》在报导周建人的上述发言时，用了“讨论逐步转向深刻化”、“周建人同意‘拆墙’要从两面来拆”这样的大字标题，表示赞赏。吴研因说，我对周建老的发言固然不满意，但并不想发言反驳，因为周建老有他自己的言论自由，我们虽然不同意，也用不着加以反驳。可是《人民日报》却竟赏识周建老的发言，认为深刻化，《人民日报》是甚么用意？是不是怕别人帮党拆墙，拆得太厉害了，暗示党外人士不必多嘴，还是自己去改造思想，拆思想之墙，换句话说，“去你的吧，你还是回去闭门思过，不必来插手了”。

吴研因不知道，《人民日报》这样处理周建人的发言，是适时的舆论导向，也就是他所说的暗示。如果他听从了报纸所暗示的，即去闭门思过，不再插手，更确切说是不再插嘴，或者不至于被划为右派分子了。不幸的是，他以为错的是《人民日报》而不是他自己。吴研因更不知道，不只是《人民日报》赏识周建人的发言，毛泽东也赏识，因此，当浙江省长沙文汉被划为右派分子，撤销职务，周建人即衣锦还乡，出任浙江省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周建人还连续担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他当年这样的发言是毫不足怪的。

民革中央常委许宝驹发言说，一般群众都觉得做人事工作的人太严肃，对于人事机构，感到很神秘，使人发生畏惧心理，产生一种隔膜。很多机关首长为了了解情况，听取一部分人的汇报，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却常引起人们一些疑虑。比如“汇报全面与否？正确与否？”民进中央常委徐楚波谈到一些中小学校的情况，他说，有宗派主义的地方，党员校长和党支部书记多半都是青年人，不大懂业务，和老教师闹不团结。他们认为老教师落后，老教师认为他们不懂业务，彼此看不起。上级在提拔干部时，多是重德不重才，党员团员就行。提拔以后，就派到各个学校担任校长、教导主任等职务。这些青年人又不虚心和老教师相处，向老教师学习。而教育行政部门了解工作情况，又是只听他们的汇报。他说，他在四川视察的时候，当地教育局介绍他到一个学校去视察，这个学校是被认为党与非党关系不错的学校，校长是优秀校长。可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教师提出的很多严重意见，甚至是一般学校少见的。

九三学社中央常委茅以升就“墙”与“沟”形成的原因提交了书面发言。谈到人事制度，“服从组织分配”的问题，他说，被分配者应当服从，自是一种义务，而执行分配的组织，就应当慎重从事，真正做到学用一致，人地相宜，才算尽了责任。调配干部是件极繁难的工作，而一般组织中主管人事的干部很少“内行”，于是“乱点鸳鸯谱”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所苦的是被点的人可能抱恨终身。这首先表示在工作效率上，成为很大的浪费。他建议，在各机关编制中，可否保留四分之一的定员，编在“自由市场”中，这些人就是本机关各级领导认为不适当，或自认不相宜的，让各机关的自由市场，相互自由流通。

茅以升还谈到一个保密问题。他说，在任何国家，保密制度都是非常重要的，何况我们现在还在继续肃反之中。然而保密要有限制，如果把它当作挡箭牌，认为一切公事皆可保密，无边无际地发展下去，那么，保密所到之处，就必然是墙沟所到之处了。有人说这些年来，在办公室里，很多文件看不得，很多事体问不得，回到家里，一切公事说不得，任何工作写不得。同行相遇，不谈正文，学术报告，不免空话。有时教授带学生学习，参观不了工厂，工程师做设计，找不到必需的材料。这样保密的结果，加上机构组织的有经无纬，就大大妨碍了有关情况的了解和经验的交流，好的无从推广，坏的无从觉察，不但助长了本位主义甚或关门主义，而且彼此保密，各搞一套，形成极大的浪费。从教育文化来说，知识如水，不流生腐，大家保密，学术如何交流，水平如何提高？他建议：除因国防上的要求外，对于一切科学技术资料的保密制度应从速考虑取消，让它能在国内外自由流通，更好发挥它的作用。

六月一日

这是这些民主人士发言的最后一次座谈会，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作了发言。这篇发言真是来之不易。他事后交代说：

解放以后，一般说来，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开展以后，也很少讲话。九三、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得很久，我一直没有去。五月三十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六月一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六月一日发一次言。我三十一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三十一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那天下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没有没出。伯钧同志说我的发言稿给罗隆基看过，并无其事。

可见这是一篇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作品。

储安平这篇发言的标题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全文不长，照录如次：

解放以后，知识份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

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一九四九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据参加会议的《光明日报》记者说，储安平发言时，北京大学校长、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坐在沙发上击节赞叹：‘very good！very good！’（非常好！非常好！）” （见殷毅著《回首残阳已含山》，第17页）

储安平这篇一千二百字的发言成了当年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代表作。本来，比起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他们来，储安平的地位和声望要低些，就凭了这一篇发言，他被看作是和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他们一样的头等大右派了。这篇发言是应该给予这样的重视的，他把那许多右派分子絮絮叨叨说了半天的深沟高墙，外行内行，特权思想，教条官腔，用“党天下”三个字概括了起来。指出这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因此，这篇发言也就理应遭受到最集中的批判。

在这最后一天的座谈会上，还必须提到何香凝的书面发言。她从孙中山的国民党内存在着左派和右派的分野谈起，说：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大凡忠心耿耿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诚诚恳恳地帮助领导党，我想这就是左派。……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

这里采用了“右派”一语。我们知道，怎样称呼这样一些人，曾经考虑过采用“右倾分子”、“右翼分子”这些名目，是《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才确定采用“右派”这提法。如果这篇文章的最后定稿是何香凝发言之前，可说是不约而同；现在已经知道它的定稿是在何香凝发言之后，也就可以认为这是采用了何氏的用语了。

大家发言完了。六月三日的会是李维汉作总结发言，他的“发言稿事先经毛主席、少奇、恩来同志看过”。他回忆说：六月三日，我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说要反右。我问毛主席、少奇和恩来同志要不要表示反击？恩来同志说，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毛泽东同志审阅我的发言稿时，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5页）

这时李维汉心里想的已经是准备反右了，可是他在会上说出来的，还是一个月前的那些话。他说，整风刚刚开始，在整风过程中，我们将同时注意纠正缺点、错误，改进工作。他还说，中共诚恳地欢迎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监督和帮助。最近几个月里，全国范围内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所提出的大量的批评和意见，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种监督和帮助是必不可少的。有很多的批评和意见大大有助于中共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样的一篇讲话，尽管有毛泽东加上的一句伏笔，也不会使听了的人觉得政治风向就要转变的。这正是希望做到的。

为了稳住人们的情绪，这次座谈会还协议成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双周座谈会，成立有关民主党派工作问题的讨论会……李维汉心中明白，这些会是一次也不会开的。距反右派斗争的公开发动已经没有双周时间了。此刻成立这样根本不准备开的座谈会和讨论会，就像战斗打响以前有意制造些和平景象以麻痹敌军，以增加袭击的突然性，同时也好让右派的进攻达到顶点。

九、北大民主墙

中国的大学生从来都是以年轻人的敏感和热情关心着国内外的大事，关注着国家的命运，注视着世界上新出现的种种思潮。近代如清末的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直都是这样。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波兰匈牙利的政局发生剧烈的动荡，这些惊天动地的事件冲击了长时间以来人们的思维习惯，校园里的空气也活跃起来。许多大学生都在思考这些事件，想要弄明白这些是怎样发生的。

经过毛泽东修改定稿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对这些事件作出了官方的解释。谈到发生斯大林错误的原因，这篇文章归结说：“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前面已经说过，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谭天荣就写了一篇《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针锋相对地作了反驳。他说：难道这算是什么回答吗？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马克思的名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仅仅提出而没有解决问题，仅仅描写了而没有说明现象，我们的全部论证在逻辑上不过是同语反复，斯大林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斯大林犯了错误，个人崇拜的产生是因为个人崇拜的流行，如果稍微彻底一点想一想，就会伸延出无穷无尽的谬误，这正是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特征。在我看来，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用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来说明，正如落体运动不能用物质结构来说明一样，……（据《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7-48页。下文所引北京大学的材料，都出自这本书。）

他的这些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可是，他在论证“把错误归斯大林个人是不公的”这个结论的时候，也没有涉及制度问题，而是归结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思维方法，这篇文章还是用长时间里人们习惯的那些提法来作解释了，比如什么“苏联不得不在一个封闭的孤岛上建设社会主义”，“苏联是处在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应该指出，就是在他所批评的这篇《再论》中，都已经不用“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这种论点来为斯大林辩护了。他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话，像“斯大林是一个坚强而纯洁的无产阶级战士，他战胜托洛斯基和布哈林，决不是偶然的”，虽说作了一点保留：“虽然，在我看来，不能认为托洛斯基和布哈林一开始就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但许多意思可以说是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及《再论》转述来的。可以看出这篇文章论点的混乱和幼稚。

这篇文章中说的“即使列宁现在还活着，我们称为个人崇拜的基本历史情况决不会因此改变”，倒是很有见地的。作为这种制度的奠基人，列宁假如活得足够的长久，他晚年深为不满的斯大林当然出不了头，那就是由他本人来担当斯大林这个历史角色了。他也许不像斯大林那样嗜血，可也决不是一个怎样温和仁慈的人。在这里，重要的是制度问题，个性的因素并不会起太大的作用。

这道理陈独秀早就说过了，他在一九四○年九月给西流（即濮清泉）的信中说：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4页。）一九五七年那时陈独秀的著作还在禁锢中，谭天荣无从看到。

涉及列宁的，这个物理系四年级的大学生在这文章里还写了这样一句话：“在列宁的名著《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许多命题，特别是物理学的命题，是错误的。”谭天荣的同学，著名物理学家方励之在一九八六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把这一点说得更加确定：一九○八年成书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用哲学对物理学家的研究作过具体指导，即对马赫的时空理论的批评。现在应当有勇气去说了，从物理学角度看，那些指导是错的。它只表明指导者不懂（至少不了解）物理。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其错误并非是按今天的标准来衡量的结果，而是就当时的物理水平而言的。 （方励之：《哲学和物理》，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86年第5期。据所着《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版，第2-3页。）谭天荣的这一篇《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是当时颇受到一些人重视，颇有一些影响的文章。北京大学哲学教研室将它印出，本校和外校都有同学向谭索阅。反映出了大学生们都正在热心思考这些题目。

随着报纸上围绕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宣传的深入，以及关于人民内部各种矛盾的进一步揭露，大学校园里活跃起来了。人们都在热烈地谈论这些。

五月一日，报纸上刊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要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三害”。这些很少（甚至毫无）社会经验的大学生，凭着自己满腔的理想主义和正义感，把自己见闻甚至亲历的那些令人气恼令人伤感的事情，都解释为正是这“三害”的表现，因此也希望自己能在这除“三害”的运动中有一点作为。他们想要积极投入鸣放，投入整风运动之中。

他们不知道政治风向正在酝酿着大的变化。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标志着风向变化的第一个文件：《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其中已经提出了“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的问题。后来毛泽东还写出了表示他决心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其中谈到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谈到有右倾思想的学生，以为他们有可能听右派的号召起来。大学生们完全不知道这些秘密文件，兴致还在越来越高。

下面，讲一讲发生在北京大学的事情。五月十九日清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墙壁上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这时，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共青团“八大”）正在北京举行。这张大字报质问：团委会出席“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接着，又贴出了一张：《一个大胆的倡议》，建议开辟“民主墙”，要求学校党团组织领导支持，以帮助党整风。被北大学生称为“五一九运动”的，就这样开始了。

当天晚上，在全校团员大会上，有人问起“民主墙”问题，党委副书记崔雄昆答复说：大字报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们不提倡也不反对。

第二天清早，人们就看到大饭厅附近的墙壁上，已经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大字报。许多大字报对昨晚崔副书记的态度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对学校工作、校党委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乃至尖锐的批评。

一张大字报是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张元勋和沈泽宜合写的诗《是时候了》：

一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

和爱情

一齐都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一见天光。

让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太阳光照耀！

我的诗

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二

是时候了。

向着我们的今天

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和花瓣！

今天，我要鸣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笞死阳光中的一切的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兄弟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这些年轻的北大人，自豪地把自己直接同“五四”联系了起来。

这天下午，谭天荣贴出了《一株毒草》的大字报。这一张在署名之前给自己加上了“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头衔的大字报说：到现在为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离我们无知的青年还有十万八千里，我们国家没有检查制度，可是一切报刊 （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和《物理学报》） 的编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无知，对辩证法的一窍不通，和他们形而上学的脑袋中装着的无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

这张大字报还再一次提出了他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批评，说，“把它归结为‘人们的思想情况’，这不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又是什么。”

谭天荣还在大字报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我建议：

1、 让我们北大学生自己创办一个综合性学术刊物。

2、 建立一个学生讲座，让我们向世界证明除了那些一般地禁止自己思维的“三好学生”（或叫白痴，或者优秀生、或者叫“小螺丝钉”，反正一样）以外，中国青年还有的是成千上万“才子佳人”，他们坚韧果断才气横溢光芒四射，他们将使国际资产阶级吃饭时丢落刀子。

一天之间，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越贴越多。饭厅的墙壁上贴满了，宿舍的墙壁上贴满了。据当时校内一份《新闻公报》统计，截至二十日下午五时二十分，共贴出了大字报一百六十二张。不仅有大字报，晚饭以后，几百甚至上千学生开起辩论会来，他们把饭桌当作讲台，发表自己的见解。

这天晚上，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代表党委向全校师生宣布：党委完全支持大字报，并对崔副书记的态度表示遗憾。不过，他也以为大字报不是最好的形式。

二十一日，刘奇弟贴出了《胡风绝不是反革命》的大字报：

反胡风运动已过三年了，胡风及其“集团”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遭到镇压，今天旧案重翻，我要为胡风说话，更精确地说，我要为真理说话。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凡是正视事实的人都会清楚，在解放前胡风是一位进步的作家，是民主战士。他辛勤地追随着鲁迅；在那万恶的社会里，他向人们揭露黑暗指出光明，他为青年所爱戴，尊敬。正因为这样，正凭着这点，在解放后他才被选为人民代表。解放后他更不懈惰，带头高龄跑这跑那去乡下参加土地改革；在朝鲜抗美援朝，勤勤恳恳体验生活，从事创作。他们（胡风分子）写的作品有血有肉，最为读者所喜爱。

这类人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什么？世上还会找到这样一种逻辑，把他们说成反革命。

控告胡风的内容，不外就是那三次反胡风文件，大家都很熟悉。

今天我们再来看一看，它到底有没有理由？回答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反把闲人聊天、侯宝林说相声的逻辑和推理搬进了法庭。像这样的办法，只要他说过话写过东西，都可以按这种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办法，用说相声的逻辑推演成反革命。

同学们，你们认为怎样？让我们彻底搞清楚吧，假如你们也认为胡风被冤枉，那么让我们一道来要求释放胡风吧。

这张大字报在全校引起了轰动。跟着贴出了许多篇讨论胡风问题的文章，不少人表示怀疑，认为根据三批材料不足以说明胡风是反革命分子。

大字报每天都在继续增加，从生活区扩展到教室区了，内容涉及广泛的方面，例如要求改革学制，开放全部禁书，改变考试制度，政治课改为选修，选拔留学生反对由党团员包办，要求公开考试等等。

不少大字报提到了刚刚过去不久的那一场肃反运动，要求学校党委对运动中错斗了的问题公开作出说明，公布一些学生自杀的真实情况和真实原因。一些无端挨斗的肃反对象在墙上贴出了《申冤书》。还有学生要求看他本人的档案材料，以免错误材料给他带来灾祸。

又一张引起热烈争论的大字报是沈迪克（署名“谈谈”）的《谈谈无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从印度的种姓制度纳粹的种族主义一直谈到现实生活中人的等级：

① 留学生问题，大家这点谈得很多，我就不多说了。

② 生产实习的问题，什么机密的地方而去什么等的人，在我校也有，请参考航空学院的争论，那里更尖锐。

③ 毕业后工作分配的问题，某些工作，某些人是不能去的，例证之一就是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研究，虽然在世界各国早已公开，甚至我们也帮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建设，但它对于中国青年来说是保密的，是要由些“人事专家”根据人种论细细的划清了你的等级后钦定的，如果你本来就是贱民阶级，你就今生休想。

④ 在各种运动中，如果你不是高贵等级，那你就准备挨打，挨斗吧！纵使你没有任何罪（请参考墙上那些申冤书）可以证实。

⑤ 请参考各报上的发言，和前几天报上的新闻记者的四个等级的区别。

好！够了！大家自己想想看，自己日常生活周围吧！只要你头脑还不是空虚到一无所有，你会找到更多的例证的，至于那些想否定这些的人，他有不可告人的隐私，正如资产阶级不敢承认资产阶级社会有阶级一样，那是由于他的……而决定的。

在解放前和解放后初期，在思想上人的类型的这种划分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逐渐的由于有了物质经济基础，于是“向上的心”就鼓励着产生了一批钻营吹捧，拍马屁的，看脸色的积极分子，打击别人，在小班上作威作福的人（三好学生）虽不见得是白痴，但也只有凡事乖乖听话，正如胡适所说的，任人打扮的千娇百媚的姑娘才行的。

他们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古语云：“好利之心，人皆有之”，上升到了一个高的等级，就有着许多的特权和物质利益在引诱呀！

譬如留学吧，不就更进了一步吗？这种心情不值得“怜悯”和“同情”吗？

听听那种似乎正经的所谓“争取政治生命”的饭碗的呼声吧！当然，要是真有愿为共产主义建设贡献一生愿望的人是值得敬佩的！

但是在这种呼声后面，人们可以嗅到更多的是米饭和肉汤的香味！我是学××和××的！我好像是第×个等级的分子，即使毕业了，那有些什么来保障我的胃的要求和这个要求的进一步的提高呢？

还是就加入到谋求等级转变者的行列中去吧！千万个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将会为此在九泉下哭泣。

有些人平常大叫发扬五四精神，可是当青年们真正拿起火炬的时候，就张惶失措了，叫什么和风细雨呀！赶快拿出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来扣了呀！以及批评《是时候了》的那首马雅可夫斯基式诗的作者们之流。读者们！用上面我所揭露出的“人种论”去分析一下，就会揭露出它们为什么会“如此”的“等级”根源来了，本来嘛，这是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嘛！

这张大字报贴出之后，哲学系四年级一些同学就贴出了反驳的大字报。反驳者有自称为“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道者”的。同时也出现了回应的大字报。周大觉（署名“谈论”）的大字报《论“阶级”的发展》中提出了高级干部的工资与工人农民的收入相比差距太大。他说：我们要问，如此悬殊难道是符合社会劳动等价交换吗？我看不是，只不过利用政权——领导者自己对物质享受的感兴趣，自己规定的。

在整个社会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如果不是不等价 （指劳动量相同） 交换，不可能相差八百倍，因为试想像：你周围很落后的生产力，你一个人能创造如此多财富？毛主席等他们劳动竟如此珍贵？若告知天下农民，赞成者我看寥寥。

这张大字报进而谈到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可以呵斥直到无辜的斗争，施以肉刑（变相的）。”谈到不久前的肃反运动，大字报说：北大有二百余人斗错，被捕者两人，也是早已有交代过反革命罪行的。可见现在根本没有什么人权，生命安全时时威胁，一触犯上层贵族，就可以被冤杀枉斗关上几个月，还以一淡淡的道歉。

接着，大字报的作者愤激地说：连生命也无保障，人的尊严随时可被侮辱，这算什么“美好幸福”的社会呀！如果这样的“社会主义”万岁，我宁愿拚死，不愿再存，简直是牛马的生活！！！

这张大字报还提出：“反对特权阶级的存在”，“反对新的变相的阶级压迫”，“如果有一个集团坚决违反社会的发展、违反人民愿望的话，我想人民一定会群起而攻之，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劳动人民知识份子万岁！！一切违反历史发展的怙恶不悛者应下台！”不过，大字报作者还是认为，“新的阶级矛盾和旧的不同，可以利用群众的压力和平的方法解决，必要时也可以通过暴力——到无可救药时。”

五月二十八日，这位作者又贴出了《再论“阶级”的发展》这张大字报，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指出社会上的许多矛盾实际具有阶级矛盾的性质。他说，“我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此语太抽象”：在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已出现一定矛盾，现在还不甚尖锐，叫内部矛盾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指出来，如果管理、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不得到更好的完善，矛盾可以向前发展，而且基本上满足“阶级”关系的定义。因此，为了正视现实，重视这一问题，指出新“阶级”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不能轻描淡写地含糊的说一句“人民内部”矛盾。要解决它，必须从经济上、政治上（社会地位上）解决，其他都是次要的。

这里，他对毛泽东提出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提法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或者说补充，或者说修正，总之是颇为刺激。比大字报更为刺激的是辩论会。五月二十日晚上在北大校园里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到二十二日，几乎到处都是辩论会，演讲台。发言者慷慨陈词，即席发表自己的见解，这就弥补了大字报说理不易充分的缺陷。出现了很尖锐的意见，有主张停课开展民主运动的。也有不同意见的热烈争辩。二十二日晚上，在廿七斋前一个有几百人参加的辩论会上，一群有组织的人围攻两个同学，说他们在辩论会上说了错话，质问他们有何意图。许多同学反对这种肃反斗争会那样的搞法，同他们辩论，争论了几个小时，这些围攻者大约不知道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已经说了“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而北京大学党委是知道这个精神了。就在这次围攻的第二天，校党委广播了一封致党员的公开信，要求党员不要压制群众说话。学生们听了，觉得很受鼓舞，以为自己的这些活动得到了校党委的支持。

北京大学学生的这些活动，新华社记者赵谦、卜昭文、丁宝芳、雷朋写了一份内参材料：《北京大学学生自发的贴出数百张大字报，要求学校积极开展整风》，其中说：

北京大学学生在最近两天中已贴出了数百张大字报，要求学校积极开展整风。贴大字报的起缘是这样的：北京大学从四月二十五日就在主要教授中召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到五月十五日大体告一段落，这时就分别按系在教授、副教授中开座谈会。校一级的党员负责干部也随着开始学习文件，党委会认为：学校的主要问题在教师中，所以对党员学生中如何整风以及征求学生意见则没有考虑。十九日下午，在大膳厅旁就出现了第一张由历史系学生贴出的大字报——对北大这次参加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问题提出了质问。接着第二张大字报便提出建议：要开辟言论自由的民主园地。这时还只是少数几张大字报。到晚上，团委会给全校团员上团课时，中途有人递纸条要求党委书记去给他们讲话。当时，党委副书记崔雄昆便去了，崔雄昆在讲话中对大字报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你们要搞大字报，我们也不禁止。接着他说大字报并不是很好的发扬民主的方式。他在讲话中并把全校六千多个团员错说成八千多个团员。当夜学生很不满意，认为党委副书记连全校究竟有多少团员都不知道，对他们的大字报又表示不支持态度，于是意见很大。当晚就陆续有人贴大字报质问他。到二十日下午五时半为止，大字报便贴出了一百零七张。到二十一日，大字报就更多了。北大副校长、党委书记江隆基当晚即召集全校学生和职工讲了二十多分钟的话。他表示党委会过去在执行政策中有很多错误和缺点，今后要有错改错，肃反搞错了的要公开道歉。同时他并表示大力支持学生们贴大字报来揭发学校工作中的缺点，以及开设自由讲坛。他在到大膳厅去讲话时，膳厅内只有一两百人，许多人都围在外面，等到他讲到中途时，许多学生都一个一个的进去了。当他讲完时，学生已挤满了大膳厅，最后并大鼓掌表示满意。但是问题并未到此为止。到二十二日为止，学生还在不断地贴大字报。据估计，大字报已约有五、六百张。从这些大字报反映出了学生的一些思想情况及其要求。

这一篇内参介绍了好几张大字报的内容，比方说有这样一张：物理系三年级学生何廷福在《向中央进一言》的大字报中，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我有一个疑问，胡风集团的罪行到底是什么？按照法律作了何种解释？能否说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宗派主义？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某些人头上？

二、关于去年反保守的主观主义：去年反保守是必要的，但也表现出急躁冒进，不根据中国实际和困难片面追求进度。今年在生活上的许多困难都是与此有关的。主观主义创造了人为的困难。

这一篇内参还说到：

“春雷”是生物系四年级“一群同志”编的油印刊物，今天出版。报首印着：春雷在响，雨将临，久旱的人们在等待畅饮。第一篇文章就是支持《一株毒草》的，文章写道：“一株毒草的出现引起轩然大波，卫道者的面目完全暴露了”。“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第二篇文章，支持《是时候了》，写道：“毒草茁壮地生长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接着一篇《论青年监督岗》提出要组成一支“青年监督岗”的队伍，由学生会领导，和一切不良现象作斗争。任务是：一、主动了解各部门工作情况、错误和缺点；二、揭发领导和群众工作的一切偏向；三、收集同学意见；四、代贴大字报，管理民主墙，不修改，不积压；五、主动提出问题开展集中讨论；六、召开专题辩论会。《漫谈档案材料》的文章提出，今后档案材料要公开，要本人签字同意，领导不能随意填写档案材料。《论考勤制度》的文章，叙述了这一制度的不合理，提议取消。

这一篇内参最后说：

当我们在今天下午六时离开北京大学时，学生们还在不断地贴出大字报。有的学生在膳厅里吃饭也带着饭碗围在大字报前阅读。昨天贴出的一份大字报还建议学校停课整风（经江副校长昨夜讲话后，这类意见在今天还没有重新出现）。中文系的助教所贴出的《教授们的意见》的大字报，发表了翦伯赞、冯友兰、侯任之等教授们对大字报支持的意见，支持他们大“放”、大“鸣”。团委会在今天中午贴出大布告，表示团委准备组织八个座谈会，这些座谈会安排在22日到25日的晚上，有四个是对党、团委提意见，其他的座谈会是关于青年教师工作问题，毕业生工作，研究生和职工工作等四个方面，布告上说除已邀一部分同学参加外，其他同学可以自由在布告上签名参加，但到今天下午六时为止却只有两个学生在上面签名。自称《一株毒草》的作者谭天荣在今天作了一次公开讲演，重申了他前次的论调。明天 （即5月22日） 将有好几处辩论会，这就是由大字报发展而成的所谓“自由讲坛”（ 据说：西语系法语专业的学生已打电话通知了法新社记者洛干）。

记者们整理的这份材料，是在这几百分大字报中按反映的问题及思想倾向整理而成的。在这几百份大字报中，真正揭露学校工作中的缺点的还不多，有的大字报贴出后就彼此展开了争论，如对《是时候了》、《一株毒草》等大字报。学校领导上正准备分别召开学生座谈会，让他们提意见。北京大学整风的形势在急剧发展中。 （据1957年5月2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五月二十三日，北大法律系同学邀请首先提出“胡风不是反革命”的刘奇弟等三人开辩论会。学生会特地搭了一座辩论台，安上了麦克风。这是个大型辩论会，参加的人很多。辩论开始不久，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程海果（笔名林希翎）登台发言了。她一上台就说：“我今天很激动，到北大吸到了新鲜空气，而人大是教条主义的老窝，官僚气太重，还是北大有民主传统，继承了五四的传统。”

她谈的第一个问题是胡风问题：

我过去也写过文章批判胡风，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很可耻。现在看来加给他反革命罪名的根据是很荒谬的。

胡风是对中央递意见书，怎能说这个意见书就是反革命的纲领呢？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

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例如，他批评庸俗社会学、机械论就是教条主义，他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现在的文艺作品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机械的单调的。他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讲话是抗日时期发表的，现在情况变了，知识份子也成工农兵了，不适用了。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胡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不同的意见，现在百家争鸣，很多人不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吗？胡风反对宗派主义，党内是有宗派主义的，胡风触犯了文艺界的首长周扬、何其芳，所以才整他。

胡风分子中有个别人有历史问题，但并不都是反革命分子，例如谢韬就是个很好的教员，很早就搞革命运动，从三批材料来看，不能说他是反革命。胡风的纲领若在今天提出来，就不会说他是反革命，若是鲁迅提出来，就更不是反革命了。

说他们通信秘密，哪个人的信不是秘密的呢？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难怪有人说共产党六亲不认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图推翻政权的人才能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风显然不是这样的。

今年四月，最高检察院谭副检察长 （注：谭政文） 到人民大学作报告时，有人问他胡风问题怎样了，他说，现在侦查工作已经结束，但胡风很不虚心接受意见！同志们，这说明什么呢？两年还想不公布胡风案件的下文，我看共产党是有些为难，没法下台，错了也不肯认错，估计毛主席可能有两种心情：①明知错了，不承认；②毛主席自己明白了，但高级干部中很多人还不通，现在若对胡风平反，是有困难的。

她还谈到苏联共产党“二十大”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谈到斯特朗写的谈了不少苏联肃反情况的《斯大林时代》一书。接着，她这样谈到中国的肃反：

我国也是肃反扩大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法制是不健全的。例如南京肃反时，一个晚上把逮捕证发给各单位，一下子就逮捕了二千多人。连某礼堂都住满了犯人，后来又都放了出来。

我曾经在区法院实习过，最近人民代表要去检查肃反工作，毛主席下了一道命令，要检查过去所有的案件，现在从法院、检察院到公安局都忙着修改案卷，起诉书错了修改，没有理由的补上理由，但是这还叫什么检查呢？

接着，她谈到了对现行制度的看法，她说：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接着，她谈到当前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她说：“现在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很严重，我们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办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点步就够了。”她这些话在人群中引起了骚动，一些人不能接受，轰她；也有少数人鼓掌，表示赞同。她面对这种情况，说：“我知道有很多人愿意听我的话，但也有些人害怕我的讲话，我要讲下去。”

她说：我经过研究，认为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共产党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当革命胜利了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的政策，这是最笨的办法。现在他们封锁新闻，例如北大如此轰轰烈烈，为什么报纸就不报导！

北大的一些学生正为报纸不报导他们的活动感到不满，听她这样说，就鼓起掌来。她接着说：

人民群众不是阿斗，真正要解决问题，只有靠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

我们是正直的人，正直的人到处都有！不仅北大，还有南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各地大都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

她这些话刺激了一些人，有人轰她，她说：“我不害怕，大家不欢迎我，我就滚蛋，我既然到这里来，就是冒着危险，坐牢也没关系。”群众中有人喊：“不要煽动！”她有接近高层人士的资讯来源，很可能已经听到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小道消息，她接着说：

听说现在有风声要收了，想封住人民的嘴巴，这是最愚蠢的。北大是放了，高级知识份子是放了，但广大基层还没有放，现在揭发的远远不及实际生活中的百分之一，因为这些教授都是老头，很世故，我们青年长个脑袋是干什么的呢？难道是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的吗？我们要说话！

北大是放了，但我还不大乐观，因为还有很多卫道者，他们想把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成果，作为他们向上爬的台阶。

听众中显然有人不喜欢她的这些话，轰她了。还有人递条子给主持者，要求制止她的发言，有的条子甚至很不礼貌的称她做“臭娘们”。可是她不慌不忙，说了最后的几句话：

同学们，我们说话要警惕，不要让他们钻了我们的空子。我们今天的斗争不限于发发牢骚，对一切缺点不能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我们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让每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

她讲完以后，有三四十个人围住她，要她继续讲。有个学生还找她签名。

一个学生听到旁边有个女同学说了句“我们要警惕煽动性的话”，就动手打了那人两下，他打过人，即消失在拥挤的人群中，会场的秩序十分混乱。

也有人反驳程海果的发言，提出质问。她作答。刚讲了几分钟就被群众轰下台去。有二三十个赞成她的人推着她到旁边另一个场地上让她继续讲。她说，她过去在部队里，知道部队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这从马寒冰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来。她还说到，过去在她心目中，党，组织，领导，都非常神圣，自己也很盲从，后来才怎样有些转变。

程海果在北京大学大放厥词，引起了一阵骚乱。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作报告，要求本校同学不要与外校联系。可以看作是对她北大之行的一种事后的补救：可一不可再吧。可是她不同意此说，反驳道：我校同学未患流感，为何要隔离？北大先搞起来了，交流一下经验为何不可以呢？号召不要和其他校联系这是没有理由的，这个整风在我国还是新问题，不和兄弟学校交流经验是错误的。主席讲，学生闹事要闹个痛快，而现在还没有闹事就这样封锁。她说，有人神经衰弱，对北大问题做歪曲的报告，说北大闹的混乱不堪，怕引起波匈事件，这是无根据的。北大没有要推翻社会主义的人。

在北京大学，依然到处热气腾腾。五月二十五日下午，西语系在办公楼礼堂举行了一个“反三害”的控诉大会，开会之前，主持者曾去找过学生会和团委会，请求支持。控诉会上，发言者揭露了肃反运动中的一些情况。

北京大学全校有二百人被斗错，西语系英语专业三年级有六个学生被斗，除了一个说是集团成员之外，其余五个全斗错了。大家还揭发了运动中对这些斗争对象的人权侵犯人格侮辱种种违法乱纪行为。肃反对象顾文选和周铎谈了他们在肃反运动中被错斗的情形。这次控诉大会的情况，在新华社记者雷朋写的内参材料《北京大学表面形势似趋缓和，但事态正酝酿扩大》中说了一些：

今天举行的所谓“三害罪行控诉会”是最吸引人的，大礼堂内、楼梯上下及巷道里都挤满了人。控诉人为西语系三年级学生周铎 （据高校党委同志谈，此人神经不健全，曾住过疯人医院） ，他在今天谈他的遭遇前，系里专门为他出了大字报。据大字报上说：周铎于24日夜在西语系的座谈会上报告时，师生为之恸哭，故特举行大会控诉。

周铎自述的遭遇的梗概是这样的：他原为清华大学西语系学生，在1950年参军后，被分配在某公安大队里工作。这个队甚么事都保密，所以很不习惯，曾要求调工作，不意因此就被认为落后而遭冷落。他又因此发过牢骚，继而又被认为有反革命嫌疑，被禁闭半年，后来审查历史无问题才放出让他转业。但鉴定材料却写下了许多政治上难于洗清的结论。当他转业到北京一个中学去当教员时，因为档案材料还未一道带去，学校领导上很欢迎，对他照顾很好。可是当这档案材料一到学校并为这个学校领导人知道后，对他的态度前后有若两人，同时在同事中谁也不理他。他自知背上包袱，便用功夫教书，和同事同学相处都很好。1952年选模范教师时，他被全校师生一致选出，但在学校领导上却通不过，认为他不能作模范教师，但又说不出道理来。周铎很苦恼。学校领导把他原先的档案材料丢了后，他才于1953年暑期考入北大西语系。入校这几年一直沉默寡言，从不和系里班上的人（特别是党、团员）接近。直到这次整风时他才谈出。

周铎在西语系谈出他的这一遭遇时，一个调干女学生谈出了他原在家乡时遭受所在县的一个干部强迫要与她结婚，并采取了各种扣大帽子的威逼手段。一个名叫时荣章的学生（共产党员）也在系会里暴露了党支部原先如何确定肃反重点、发展党员的计划以及伏老来校参观时的部署。 （分社按：据市委高校党委反映：许多学生现在专意向所谓“党的秘密”进攻，这个党员被他们攻破了，反党了。他将党内布置的肃反部署，如何监视人和审查信件，以及在欢迎伏老时党内如何布置监视有问题的人统统讲出。他说：我考虑过了要党籍呢？还是要很好帮助党整风。现在我决定不要党籍。据说，这个人还准备将党内这些东西带到清华去进行“控诉”。）

这三个人的发言，引起全系师生思想上极大的波动。当场就有人高呼：“我们要控诉”！“时荣章是有良心的共产党员，每个党员都应该这样”！同时还有人高喊：“是正直的党员教师和学生就留在这里（意即继续研究如何“控诉”的问题），我们不要去上课”。当时连西语系主任冯至教授也没有去上课。据说当时许多人，其中也包括党员在内都哭出声来了。冯至教授就认为“这简直是伤天害理的事”。 （分社按：据北京市中共高校党委去北大了解情况的同志谈，冯至当时在场，会议临结束时，主持人曾宣布把有关肃反的两个控诉，由冯至作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带到人民代表大会上去。） 今天来参加“三害罪行控诉会”的人特别多。 （据新华社1957年5月27日《内部参考》）

顾文选是英语专业三班的学生，浙江省杭州市人，是解放前杭州市公安局的留用人员。他酷爱文学，特别喜爱诗歌，对胡风歌颂新中国的长诗《时间开始了》非常赞赏。“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爆发后，他受到牵连，再加上他又是留用人员，平时他对杭州市公安局对犯人的非刑折磨就有过些议论，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在杭州市公安局他受到了捆绑吊打等严刑折磨。在一九五六年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中，他被放出来了，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入了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在这个控诉会上他向一千多同学们讲述了自己在杭州市公安所受到的非刑折磨的情况。许多女同学听了就哭了。顾文选和周铎二人，后来就因此被划为“极右分子”，受到劳动改造的处分。

一九六三年顾文选刑满后，还是不能离开劳动改造的茶淀清河农场，被留场“就业”。一九六六年他逃出清河农场，北上到了苏联。但被引渡给了中国当局。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宣判为“反革命分子”，三月五日成为北京处死的五十五名现行反革命中的首犯，遭处决。

在这一次控诉大会的当天晚上的电影晚会之后，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隆基发表讲话，说控诉会这种形式是只能对敌人的，不能对党用，他要求以后不再举行。这里，在认识上有一点分歧，学生控诉的，是肃反运动中的违法乱纪行为，是那些在运动中殴打人、侮辱人、诽谤人、诬陷人的犯罪行为；在江隆基看来，这是在控诉党。这位党委书记一定要把这些违法乱纪分子，犯罪分子和党等同起来，实际上是要让党来为这些犯罪分子任过。有一些学生热烈鼓掌欢迎江隆基的这些讲话。也有不赞成的，第二天就贴出了许多大字报，提出质问，认为对严重的犯罪分子是可以开会控诉的。西语系讲师黄继忠在江隆基召集的座谈上也谈及这事。他说，“控诉会，同学争取到学生会和团委会的支持，但党委不重视这一领导，在会后江副校长又说：这一方式不很好，这是很难使人心服的。对违法乱纪的人控诉，没有什么不好。”

就是这一位黄继忠，五月二十七日，他带领时荣章等十个学生，到中南海，要求向毛泽东汇报北大的运动情况。虽未能见到毛本人，却向毛泽东的办公室主任鸣放了一通。反右派斗争中，黄继忠和时荣章等十一个人全部被划为右派分子。彭真下令：“黄继忠是北京高校第一个带学生出校门的，应该严惩。”于是他被打成极右份子，和时荣章等送河北清河劳动改造农场劳动改造。一九八○年他到美国伯甯顿学院任教。二○○一年病逝。

在学生们看来，江隆基是够左的了，可是在中共北京市委看来，他还太温和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一日，把铁道部政治部主任陆平调来北京大学担任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改任第二书记。北京大学的反右派斗争就在陆平的领导下更加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据《聂元梓回忆录》里的材料，在江隆基手里，北京大学已经在教职员里打出右派分子九十人，在学生里打出右派分子四百二十一人。陆平来了，就搞了一场三个月的反右补课，在教职员里再打出二十人，在学生里再打出一百六十八人。全校师生前后一共打出右派分子六百九十九人。占全校总人数百分之七。

这里可以顺便插说一下几年以后的情况。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陆平是全国第一批被点名打倒的人，身受了在政治运动中被批斗的滋味。这时江隆基已经调任兰州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也被宣布犯有诋毁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受到残酷斗争，于六月二十五日的一次万人大会之后自杀。《聂元梓回忆录》里还说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广铭说：江隆基无论如何也是教育家，不像陆平那样不学无术。

这些天里，北京各个报社天天都有记者来北京大学，可是就是不作报导。学生们对此极为不满，他们向来校的记者提出质问。第一个作出客观报导的，是不久前由储安平接任总编辑的《光明日报》。据后来反右派斗争中该报所作的检查说：

储安平跑到北大看了大字报，回来就通知本报学校教育部立即报导。总编室主任一再向储提出，这样报导一定会起煽动作用，扰乱整风步骤，对人民不利。但是他完全不理。他说：“是事实就要就要报导”。争论到最后，他断然地站起来说，要“考验考验”，一定要即日见报。总编室的意见也向学校教育部提出，有关同志说，“学生压力太大，不报导不行了。”“群众已经跑在前面了，报纸落后了！”这个报导是由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亲自执笔的，他说要尽量向健康方向引导，强调不误学习帮助整风。 （7月15日《光明日报》）这篇《北大开辟“民主墙”》的报导，刊登在五月二十六日的《光明日报》上。执笔者潘文彬虽然“说要尽量向健康方向引导，强调不误学习帮助整风”，最后他还是被定案为极右分子。

自从五月中旬以来，毛泽东本来正在运筹帷幄，从容部署反右派斗争。眼睛注视的，心中思考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和工商界这两个座谈会。这里是反右派斗争预定的两大战场。最初他并没有把大学生放在考虑范围之内。明显的证据是：在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学学生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之前，中共中央发出的文件，即五月十四日的《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和五月十六日的《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在表明反右意向的时候，并没有提出大学生的问题。是闹得起劲的大学生迫使毛泽东在即将摊牌的反右派斗争中把大学生包括在内的。

前面已经说明，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注明的“五月十五日”应该解释为写出初稿的日期，而不是最后定稿的日期。从文中采用了“右派分子”这个最后确定下来的称谓可以断定，其最后定稿，必在五月二十日之后。因为这一天以前中共中央发出的文件里用的还是“右翼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现在可以再补充一个证据，就是这篇文章在反右派斗争的文献中第一次提出了大学生问题：他们又知道许多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有此可能。对大多数学生这样设想，则是做梦。

可见此文在定稿的时候毛已经听说五月十九日以来北京大学以及接着别的一些大学的学生有所动作了。不过，这时候他还没有像后来那样称他们做“反动的学生”或“学生中的右派分子”，而只是“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特别是文中“做梦”一语，更表明这时他对大学生还是颇有信心的。

可是，这些娃娃们还几乎完全不知道这时已经是一场大歼灭战的前夜，还在越闹越起劲，用毛的话说，是“闹得天翻地复”了。他决定给娃娃们一个警告。正好青年团的全国代表大会于五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在北京举行。这是青年团改名的大会，所以它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大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向到会的全体代表发出了他的警告，他在接见他们的时候说了这样几句话：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第二天的报纸报导这次接见的消息中，毛的讲话最末加了一句：“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对于报纸发表的时候增加了一句重要的话这件事，出席这次大会的四川省代表黄一龙后来回忆说：

我是这次会议的代表，我们得到接见的通知时，兴奋之余好多人都准备了便于携带的小记录本。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我们就低头拿出本子记，他讲得不快，而且四川人听湖南话基本没有障碍，所以回来互相对笔记的结果，所记略同。第二天早晨《人民日报》一到，大家争看接见消息，一时都傻了眼。就在消息的附［副］题里，赫然有句“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看内容，知道这是他讲的最后一句话。可是对这句话谁都不记得听到过，谁的记录里都没有，而且也仅仅这句话没有！我向同是四川代表的四川大学团委书记黄桂芳说了句：我们回去怎么传达呢？是说我们听见了这句话，还是说毛主席当时没说？她瞪了我一眼，似乎是嫌我多嘴吧，我就不敢再说了。 （黄一龙：《关于反右派的“公开动员令”》，见《黄一龙阅世美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117页。）

可以看得出，原来说的，不过是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常常这样说的，并没有多少新意。在见报前添上原来没有说的这一句，明确指出了反对什么，分量就颇不相同了。毛一般不做无的放矢的文章的，当他决定要添上这一句才见报的时候，可以想像是他听到或者感到已经有什么“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发生了。比如说是他听到了几乎和他的接见同时发生的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控诉会这一类的事吧。他发出这个警告，也许是出于对这些不知底蕴的年轻人的悲悯之心，叫他们不要再这样胡闹下去。也许是他已经把这些大学生同那些民主人士同样看待了，他是在“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7页）这也就是他颇为自负的“阳谋”。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谈到了毛这次接见时的讲话，他说：“如果说以前的指示还都是党内的，并且是‘绝密’文件，限制在一定级别的范围内传达，莫说普通党员，就是级别较低的党员干部都不知道；那么，毛主席这次接见青年团代表的谈话，一方面是向党内党外‘打招呼’，另一方面则是反击右派的公开动员令。”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636-637页） 这里，将这个讲话比做“公开动员令”似不太确切。大家知道，“反击右派的公开动员令”是六月八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同一天还发布了一个秘密的动员令，就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对于毛泽东这次接见青年团代表的讲话，我以为黄一龙的分析更恰当一些，他在前面摘引过的那篇文章中说，这是已经确定“对青年学生大规模残害的计谋”“的第一个信号”。他说：北京学生的捣乱不仅直接干扰预定的战略部署，而且引起了领袖的高度注意。所以乃有上述的讲话和讲话补充，意在使人注意到小右派们的存在，并使很缺规范的他们稍稍冷却一下，以便在有序的状态下把他们引上自己的末路；而且和对待党外人士一样，还是有言在先，不算不教而诛。

毛泽东的这些话，特别是接见的当时没有说而在见报的时候添上的那句话，是说给那些正闹得天翻地复的大学生听的。而大学生是怎样回答他的呢？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陈爱文在《关于社会主义制度》这张大字报中说：我们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

这当然是一种正确的、可取的态度。不过，接着，他做了自己的解释：但是我们反对人“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们把一些离开传统习惯的见解都指斥为“离开社会主义”。肯定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是，经济上的公有制和政治上的人民民主专政，没有否定这个原则的，就不能妄指为“离开社会主义”。

“妄指”一语，用得颇为凌厉，有一点大不敬了。照他这样解释，他们的言论行动都没有离开社会主义，实际是把毛的话顶了回去。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青年团代表大会上讲了篇话。这篇题为《要做共产主义者，要做顶天立地的人》的讲话中说：我们现在就是在思想的政治的风浪之中。现在的“大鸣大放”，人们对很多问题正在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我们党内，也有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这里就发生了争论。……你们配不配得上共产主义者的光荣称号，就要看你们在风浪中能否站稳共产主义者的立场，是否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共产党。 （《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5-576页）

这些话显然有给正在“大鸣大放”的大学生打声招呼的意思。陈爱文的这张大字报是这样回答陆定一的：我们同意陆定一的话，要在风浪中站稳立场。而我们所理解的立场，并不是现在有些人所理解的凝固的狭隘的不顾事实的成见，只有没落阶级的立场才是偏见成见，先进阶级立场永远是代表历史前进发展的要求的。

这里，他也是用作出自己解释的方法，表示了他实际并不同意陆定一的话。

对于陆定一的“站稳立场”一说，更有力的批评是严仲强作出的，七月三日，这时已经是反右派斗争的高潮了，他在《压制不了的呼声》大字报中这样说：

现在共产党人手中最有力的武器还是所谓立场、观点、方法，但立场、正义等和真理不同，真理反映了客观规律，他可以通过实践去检验，而立场、正义则是一个信仰问题，客观规律并不能告诉人应当选择某种立场，只有生活本身才能告诉人这一点，从立场来批评一个人的言论是最软弱不过的。

陈爱文的这张《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大字报既然对毛泽东的话、陆定一的话都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当然他也就自信没有离开社会主义。在这张大字报中，他谈了这样一些意见：

一九五四年订立宪法的时候，许多人忙于唱赞美诗，很少有人严肃地考虑，如何实施的问题，所以有一九五五年肃反中许多地方破坏法制现象的出现；宪法规定有言论自由，通信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等。可是有的人却由于说了几句不同于习惯教条的话正被指为“反动言论”；有的地方公然检查信件，必然把正当的友谊聚会诬指为“小集团”甚至“反党集团”；有的地方甚至非法拘禁，变相审讯，如北大二十四斋就一度被代用作牢房，……这说明了，仅有书面的条文，如果没有社会力量的保障，就不能说这社会已经有了某种民主制度的建立。

大字报作者还正面提出了他自己的主张：“三害得以泛滥，是由于社会制度还没有建立完善。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争取宪法的彻底实现，切实保障民主自由人权，使社会主义制度臻至完善。”意思很明白：他，他们，正在做的，不是离开社会主义，而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这样当然也就理直气壮了。

北京大学校园里的情况，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讲话之后，可说是同以前并无不同。依旧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依旧是触目可见的辩论会和演讲台。这些大学生们并没有因为毛讲话而有所收敛。

谭天荣又贴出了大字报《再谈人性与阶级性》，回应周大觉的大字报《论“阶级”的发展》。谭天荣说：

周大觉关于领导者阶级正在形成的论点，是可以考虑的，他写道：“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是：阶级是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及多寡各不相同的几个巨大集团”。现在我们看到领导者已经完全具有定义所提到的条件。

在周大觉看来，现在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领导者与群众的矛盾，具有阶级矛盾的性质，我觉得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运用的一次尝试。如果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就用不着害怕异己的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客观真理，而不是宗教呵。自封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禁止别人说话，这种作法本身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谭天荣以赞同的态度大段大段摘引了哥莫尔卡的话，比如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最广泛的民主”，“失掉了工人阶级信任意味着失掉权力的道义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国家也是可能的，但政府一定是不好的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一定是建立在官僚主义基础上的，建筑在违反法制的基础上的，建筑在暴力之上的。”大段引文之后，谭天荣评论说：

在波兰事件以前，我们可以设想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可以这样说吗？然而在波兰哥莫尔卡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可不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不有一次波兰式的变革，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问题提得太尖锐了。这也就是毛泽东十分反感的“随着哥莫尔卡的棍子转”吧。

五月二十七日，林希翎第二次到北大发表演说。说的还是那一些意思。例如，“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我同意铁托同志的意见，个人崇拜与社会制度有关”，“要克服错误，就要从根本上改革这一切制度，上次谈到不要改良主义，也就是这个意思”。“我对南斯拉夫问题很感兴趣，我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比较民主的”。她还谈到“个人崇拜在中国也有”，并且举例说：“主席写几首诗给《诗刊》，创刊词上有人评价，说主席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伟大的诗人。我看主席看了一定会很生气，这话多么肉麻。有人说主席写的字最好，我看不见得。”此外，她对整风问题，胡风问题等等，都说了不少意见。关于胡风一案，她说：“这个案子这样搞也是不合法的。哪有一个案子搞了这么久还不宣判，即使特务案件，也不能二三年不结案。如果将《诉讼法》公布了就不能这样做了。”北京大学的几个教师和学生登台反驳了林希翎。林希翎说，这些发言者都是神经衰弱者的条件反射，到处是反革命。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我看到有一个公式，就是反领导→反组织→反党→反人民，从这个逻辑得出一个反革命的结论。我的讲话付出了不少的代价，说我是反革命，极为卑鄙，我提出抗议！

林希翎最后说：几天来，北大学生川流不息地到我家去拜访我，其中有一个同学说，我来向你自首，上次在会上扰乱秩序，破坏你的发言，都是支部书记布置让我做的。同志们，我用毛主席的说法，这些都是国民党段祺瑞的作法，是极卑鄙的！

五月二十九日，百花学社成立。这是谭天荣和他的朋友们 （所谓“黑格尔——恩格斯学派”） 倡议下成立的。他们在宣言中表示：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任何问题都可以自由争鸣。不要说这些小伙子毫无社会经验政治经验，他们在刚刚过去的肃反运动中受到了教育（谭天荣本人就是个肃反对象），成立这百花学社的时候就想到了不要被反革命分子利用，因此对社员没有组织纪律的约束，社不对社员负责，社员也不对社负责，一切会议公开，欢迎社外同学参加，欢迎学校党委派人参加。学社为龙英华组织过一次报告会。

在这些日子里，北大校园里出现了《自由论坛》、《百花坛》等等八种油印小报。他们还决定出一个更大些的刊物《广场》。张元勋被推为主编。谭天荣、杨路、刘奇弟、叶于泩等人是编委。发刊词是张元勋执笔的。

它从北京大学的“五一九运动”讲起。它说：

这个运动已远远超出了党内整风运动的范围，而且有了伟大的社会思想意识大变革的巨大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切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与观点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总之，这里——整风运动为主流的大变革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或思想意识的大革命，对一切都要进行勇敢地再认识。

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北大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

我们的刊物——《广场》便为此而诞生，《广场》的含义在于：北大民主广场是五四举火的地方，五四的先辈们曾在民主广场上集会点火与誓师高歌！

我们的《广场》是真正的“广”的“场”，是一切不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的讲坛。只要为了“真善美”，不论什么基调的歌都可以到广场上来对年青人放开嗓子唱！我们的《广场》为争鸣而开，我们的《广场》是百花齐放的地方！我们的《广场》矛头指向阳光下的黑暗！我们的《广场》又是火葬场！

先辈们的广场已经荒芜了，我们艰难地把它打扫干净，我们愿爱讲话爱唱歌的人们一起来打扫它，整理它，使它开出一万朵美丽的花！

来吧！朋友们！到广场上来！这里有自由而新鲜的空气，它可以振动你的声带，唱出你愿意唱的个性的歌！

我们的《广场》期待着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到来！

当他们决定创办《广场》的时候，即公开宣布了刊物的立场、性质、目的、编委名单、第一期要目，并请同学们监督批评。据张景中说，《广场》选用的“每篇文章都是从社会主义立场来帮助党整风的”。可是，刊物还没有出，流言和攻击就来了。说编委中的谁谁谁有怎样怎样的问题，怎样怎样的背景，甚至还有说他们是借办刊来敛钱的。压力很大。具体困难也不少，首先是找不到承印的地方，所有誊印社都接到通知，不让印。想要铅印，更办不到。《人民日报》的一篇报导说：

他们把所编刊物——《广场》交给北京印刷一厂排印，印刷工人们发现这个刊物的内容都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工人们极为气愤，拒绝给他们排印。这件事发生后，他们企图在校内“控诉”工人，当他们要去学校播音室借扩音器时，播音室的工人因为反对他们对工人的无理“控诉”而拒绝借给他们，谭天荣又动手打了这个工人。北大的学生们这几天贴出的许多大字报上，纷纷指责他们的不法行为。 （6月21日）

这个借扩音器的事件，当事人谭天荣在大字报《第三株毒草》中的说法要不同一些，只是说得更具体一些。他说：

当天我们借广播器受到各种阻拦，我们知道我们的活动不合学校当局的口味，任何放肆和任性都会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因此一直小心谨慎，哪里是采取粗暴的态度呢？小陈在电话中答应让我们上广播室找他，我们到广播室时，他却锁着门放音乐，我们怎样敲门他也不理，眼看开会时间就要到了，这才爬窗户进去。当时小陈大声呼唤，说我是反革命，是强盗是破坏分子，说我们要抢电台。我对他说，先别说这个吧，我们想借一个扩音器。他说不借，你谭天荣是反革命，别人可以借偏不借给你，别人怕你，我不怕，我不和你讲马列主义。我说，如果和我过不去，你也不要让同学们开不成会啊，还是先把扩音器借给我吧！他可不依，一直吵吵嚷嚷还打电话给校卫队，要求立刻派人来抓我们抢电台的强盗，来抓反革命。校卫队来了之后，他立刻提到爬窗户的事情，并且力图证明第一个爬窗户是我而不是刘奇弟。

至于借扩音器的事他还是坚持，我爱借就借，不借不就借。当时在场的人谁也说不服他，这时我们才不能不去找江校长。至于打人的事，我只有在听了小陈控诉之后才知道，因此我丝毫也不能帮助学生会把问题搞得更清楚。至于我们当天对学生会、团委会、党委会和江校长的粗暴态度，好不好请你们自己来叙述一下。

这时候已经不再是“五一九运动”，而是反右派斗争了。《广场》这刊物终于没有能够印出，就这样胎死腹中。

也就是在这时候，北京大学有一个学生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这篇文章油印后在校内外散发。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报导了这件事。毛泽东六月六日批示：“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这也是使毛泽东恼怒的一件事。

在反右派斗争打响的前夕，谭天荣他们还有一件事不能不说一说，那就是六月二日，他们一行六人去了一趟天津。这事的起因是这样的，南开大学同学来了一封信，说他们的民主运动受到了压抑，说他们学校的广播台声称北京大学已处于无政府状态，被反革命分子所控制。于是他们就去南开大学了。为了使南开的同学们明白事实的真相，他们挑选了一些早期的大字报和引起争论最多的大字报，油印出来，带了去。他们是以个人访友的名义去的，并没有打起代表北大的旗号。在天津，他们受到了友好的接待。谭天荣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游泳在友好、信任和关怀的海洋里”。晚上开会，先是刘奇弟介绍北京大学运动的情况。谭天荣讲了他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看法。并且进行了辩论。在会外的交谈中，还谈到政治课选修问题、肃反运动的错误等等。杨路说：肃反损害了很多人的自尊心，妨碍团结。为什么那时候肃反现在不肃呢？现在整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里有波匈事件的血，并不是恩赐。

第二天，天津师范学院的学生又邀请他们去了。这回是由沈泽宜介绍情况，刘奇弟讲胡风问题，谭天荣讲的还是那些，如不能像相信宗教那样信奉马列主义等等。

这中间，谭天荣和刘奇弟两人还应邀到天津大学去讲了话。就在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之后，谭天荣在《第三株毒草》大字报中还在说：“关于我们去天津的事情我很满意，交了不少朋友，也结了不少冤家，不管人们怎样削弱我们的影响，我们还是那里都掀起了新的大字报高潮，支持我们的信件至今还像潮水一样涌来”。

在这次访问南开大学的时候，谭天荣拜访了历史系雷海宗教授。关于这一次访问，《人民日报》记者钟林写的《南开大学反击右派的斗争》中是这样写的：

雷海宗说：“青年们来找我，我当然是要接待的。谈到黑格尔的哲学，我问谭天荣：你读过黑格尔的哪些书？他说唯读过中国翻译过来的几本书中的一部分。我问他你能读外文书吗？他说不能。我问他向北大对黑格尔哲学很有研究的贺麟先生请教过吗？他说没有。我劝他：你要想学哲学，要研究黑格尔，你至少得学会外文，熟读黑格尔的所有著作，也可以找贺麟先生谈谈。哲学是一门有系统的全面的对世界对社会历史的解释的高深学问，不要把它看得那么简单。” （6月29日《人民日报》）

雷海宗给颇为自负的谭天荣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在大字报《第二株毒草》中，这样谈到这一次访问：在我看来，教授们总是渊博而谦逊的，渊博，这就是说什么也不懂；谦逊，就是什么也不想懂，这似乎是一个法则。这一次我毕竟遇到了一个例外，雷海宗教授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对于我这简直是奇迹。他对我说，在这种哲学界无限混乱的时期，注意《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两本书在思想方法上的差别是必要的。这句话有多大份量啊。

北京大学的这些学生，在校内校外这样闹。他们对自己的这些活动评价甚高。他们把这些活动同五四运动直接联系了起来。《广场·发刊词》呼唤“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哲学系调干学生、共产党员龙英华的大字报说，“五·一九”运动是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两个体系共处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五四运动是解决阶级斗争的任务，“五·一九”运动是阶级斗争消灭后产生的新思想运动。

大学生的这些活动可是触怒了毛泽东。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说：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整风鸣放的动态，通过各种渠道及时了解各方面的反映。在最紧张的几天里，几乎天天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看大字报。他问身边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那段时间，他很忧虑。后来回忆起来的时候还说过：“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五月底右派进攻，我就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又说：“右派猖狂进攻时，哪个不着急？我看大家都有点着急。我就是一个着急的，着急才想主意。”……很快，毛泽东的心里有底了。几个月过后，他回忆说：“四个大学没有底之前，天天派人看大字报。匈牙利事件究竟有多大影响，五月二十号后摸到底了，才真不怕。” （中央文献出版社版，2003年版，第696页）

摸到底了之后，他即调整了部署。最初他部署反右派斗争的时候，考虑的主要是民主党派。在高等学校里，他想的也是那些教授，大学生并不在考虑之中。现在出乎他的意料，大学生们自己跳了出来，闹到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迫使他不得不追加预算，将大学生也列为反右派斗争的一个打击项目。六月八日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就将学生和教授并列了。他说：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

这个指示宣告了反右派斗争的开始。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是一篇公开声讨右派分子的檄文。从这一天起，各个学校都向教师和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展开了斗争。北京大学学生引以自豪的“五·一九”运动当然也就夭折了。这些年轻人在短短的一个月里的活动：大字报、办刊物、讲演会，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值得我们民族永远珍视的。

当年例如章伯钧、罗隆基、黄绍竑、谭惕吾、储安平这些人，都属于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他们发表的主张，不免是联系政治权利的分配来考虑的。像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那次发言中就直接提出了为什么国务院副总理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当然，他们的这种考虑，也是从国家制度的民主化出发，不能认为单是为了个人利禄，像章伯钧就说过，他想“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是为作官，是为了实现我的政治主张”。而当年在校大学生中划出的右派分子，正如二十年之后的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指出的，“这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 （钱理群：《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见《原上草》，第9页。） 下面引文后边的数字都是这本书的页码。）。这里我们来看看当年这些年轻人发表了一些怎样的主张吧。

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不有一次波兰式的变革，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谭天荣）（46）

就拿肃反运动来讲，我觉得这是生硬的袭用苏联老大哥的错误的经验的结果，犯了极端教条主义的结果。就拿本校来讲吧，简直乱斗好人，例如：将顾牧丁先生等当反革命分子来斗，这完全是一种歇斯底里，这样套“整个运动是正确的，但有少数偏差”，怎样能使良心上得到安慰？……

前几年的错误绝不是个别的偏差，它是一次根本的路线的错误，其严重性和几次左倾的错误是不相上下的，为了威信不必害怕承认错误吧！用纸包火总是十分危险的，斯大林的错误总有一天会被揭发出来的，党中央也该整风，难道掩饰错误、喜欢斯大林的威信对革命有好处吗？

将香花和毒草明确分开只会影响百家争鸣，……具体的共产党可以成为官僚主义的化身，例如拉科西——格罗集团，反对这种集团并不能算反对社会主义”。 （严仲强）（76-81）

目前选举 （引者注：指学生会的选举） 方式是党团提名介绍个人优缺点，投票选代表，再用同样方式选举领导机构，没有竞选活动，不说明被选人怎样工作，代表人民当家作主的选举，好像选模范一样（其实并不模范），因此实质上不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不民主。 （蒋兴仁）（97）

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争取宪法的彻底实现，切实保障民主自由人权，使社会主义制度臻至完善。 （陈爱文）（101）

肃反运动……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之下，在错误的领导思想和敌情的估计之下，绝大多数的斗争是错了，……这样还能说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是正常的吗？还能背“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难免的”公式吗？……肃反运动错误的根源，不在工作方式，而在于脱离群众、以宪法人权为儿戏的官僚主义；以搬运公式为满足的教条主义；以及不准阿Q革命的宗派主义。 （江文）（104）

制度是人订的。而每个人都有其局限性、两面性。制度要不断改进才能达到完善地步。必须破除人们对具体制度的迷信。 （凡凡）

在我国一九五四年宪法出来后，人们乐于歌颂却忘了切实保障。如肃反时人身侵犯，以后又压制人们发言；又如二十四斋的牢房，公民人权无保障，法制不健全。一些人利用统治地位损害人权，败坏社会风气不民主的统治方法，人民从何处监督。

凡是使人民是非模糊的宣传都是愚民政策。如保密制度，连永利碱厂碱的产量也保密（化工老师讲的），这除了增加人们的愚昧又有什么？

科学宣传的片面性，自然科学方面对摩尔根一棒子打死，对自然科学要谈阶级性，把罗蒙诺索夫说成十大家，石像放在大图书馆，似乎一切文明都成了俄国的。偏要如此灌输，使人们不能认识客观真理。对斯大林盲目崇拜，对经典著作不能批改，当作神明，从这意义上比作圣经也不算错，教条主义统治比作中世纪的教会统治也完全可以。在形式上可与日本武士道、希特勒统治相比。人民盲目崇拜领导，便非常欣赏，认为立场稳，于是积极分子提拔成了官僚主义。用信仰代替知识，首先是信仰，把知识推到微不足道的地位。这不是愚昧又是什么？就是不要人思考。 （张锡锟）（120-123）

我主张“凡长皆选”！不好就罢免，否则他们脱离群众后，官僚主义仍可能出现。

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现在是走谁的路，是斯大林路线和南斯拉夫路线谁胜利的问题。铁托、陶里亚蒂、毛泽东、赫鲁晓夫是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龙英华）（131-132）

现在没有一个“制度”来保证群众可以对领导者进行监督，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有十分严重的缺点，它只能在书本上，讲台上反对个人崇拜，丝毫没有物质的力量来保证。在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个人崇拜是制度产生的，这并不是说必须推翻这个制度，而是说必须彻底改变完备这个制度。 （群学）（136-137）

在现阶段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作为手段，这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威胁还存在，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建成社会主义，所以目前民主居于服从地位，但又必须充分利用民主这一有力武器，才能团结全民实现反帝建国任务”。但是也是目的。既然民主是先进的社会理想，既然共产主义社会是要建立更高类型的民主，就必须承认它也是目的。

法制不健全不严肃，民主权利没有严格可靠的保障，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温床。 （叶于泩）（141-142）

如果缺点只是个别人造成的，为什么全国普遍各地都如此。关键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缺陷的问题。

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争取真正的人民民主自由。人民没有权利什么事也办不好，社会主义也会瓦解或出现“斯大林”。

我认为民主不仅是一种手段，而且也是目的，它是共产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只是方法，那么建成社会主义后，就不再要民主了。——这多荒谬！

要民主，不能只是文字的空头支票，必须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国尚未颁布民法、刑法等必要法律。人民的民主只是领导者的意志、恩赐——这怎么会没有三大主义。

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 （王国乡）（149-150）

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 （林希翎）（153）

斯大林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骄傲了。但是他可以破坏法制、进行独裁、进行疯狂地屠杀的保证又是什么呢？无论是苏联共产党，也无论是中国共产党都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他们都不免统治者的共同弱点，他们害怕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的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如果苏联在国内消灭了阶级的对立以后，实行高度的民主，政权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则一切错误都是可能避免的。苏联共产党或者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这一教训时，没有归于是制度本身有毛病，而却归之于“人们的思想情况”，我认为是很不妥当的。

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 （王书瑶）（204-207）

斯大林错误，波匈事件，我国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吗？不，都是一个根源：不民主。

目前除三害都停留在表面上，似乎把三害的根源只归结到领导者的思想意识，并没有追究三害的社会根源，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三害的根源是缺乏人民的民主和监督。 （岑超南）（209-211）

从现有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材料分析，“三害”几乎都与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集中的统一的过多有关，而这些过多又是在制度上有规定的，……“三害”的风在这种条件下就成为制度的产物了。 （应成旺）（235）

可引的还多，意思相近的就不引了。这些，就是当年遭到猛烈批判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说了或者写了这些的，就成了右派分子。几十年之后来看，其中的一些已经变成了人们的共识。当年右派分子发表的主张，包括这些大学生右派分子的主张，就其主流来说，都是为了中国成为一个法治的、民主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们民族来说，不幸的是，这些主张，竟横遭批判了。有的发表这些主张的人，像张锡锟，后来竟被杀害了。这真是我们民族的劫数。

不但在北京大学，另外许多大学也都有大学士在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也贴出了许多大字报。中文系四年级（毕业班）丙班的吴云生、刘洪钧、余毅忠三人六月六日贴出的大字报《民主乎？党主乎？》（署名“天、水、心”）中就说：

所谓“民主”者空有其名。人民除物质生活有保障外，其他一切民主权利概无保证，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人民全体，党即国家，党即法律。所谓“民主”者实际上已被党主所代替。略举一二事例：

宪法规定人民有选举权，然而人民代表已由党内定。人民不认识代表，代表不代表人民。

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然而报刊、广播、电台均为党所垄断，凡发表有与党的调子不谐和的言论，概以反革命论罪。

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然而凡结社、集会不经党批准，并接受其指定的领导人，均有可能冠以反革命罪。

宪法规定人民有人身自由，然而“肃反”表明：各级党组织负责人都有权以党的名义，限制任何一个正直的公民的自由。

毛主席说现阶段我国政权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然而党包办专断一切，民主党派只是充当傀儡，人民民主其名，一党专政其实。

党的中央委员会是一千二百万党员的代表大会选举的，然而党中央向全国六亿人民发号施令，人人均得服从。

宪法规定政府向民主机构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然而实际上政府的一切政策均由党来决定，政府只对党负责，人民代表大会空有其名。

我们是要党的领导，但坚决反对党独断独行。我们不反对“党主”（因党也有作主权），但反对以“党主”代“民主”。把民主权给予人民，让人民有享受宪法所赋予的民主权利的充分保障。（见《不肯沉睡的记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18-319页）

清华大学建筑系学生蒋维泓上书党中央 （1956年9月16日给党的“八大”的信） ，认为“我们党组织强调领导，强调集中，强调计划，是军事时期过时的管理方法”，认为这种“过时的东西”妨碍着人民创造性地发挥。他要求在公有制度下实行公产民办企业，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发展自由竞争；在文学艺术领域内提倡个性自由，在艺术作品中“把人民的自发的好强提高到首位”；在组织上机构上把统一的组织机构化为许多性情相投的人结合起来的小单位，在人事分配上可以自由选择自行推荐，不要统一分配。他认为目前是和平时期，军事机构不应占有优越的地位。在党的建设问题上，要求党“扩大民主”和“团结性”，要求用自报公议的方法来挑选党的积极分子。（转引自《清华大学反右大事记》）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右派学生罗里波在六月十一日贴出了大字报《岂不令人深思》（署名“呵欠伯”），尽管这时已经是《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之后几天了，他还是尖锐地提出了一个“反共就是反革命吗？”的问题。他以匈牙利为例，说：“匈牙利的劳动人民党在去年十月前就很难说它很符合于共产党定义的要求，很难说反对它就是反革命。”说到本校，大字报列举了学校党委一些负责人的姓名，然后说：这些人“所组成的党，那便很难说它符合共产党的定义，请问反对这样的共产党怎见得是反革命？” （见《不肯沉睡的记忆》，第319-320页）

武汉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右派分子吴开斌（1933-2007）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十一日在全校给他开的“辩论会”上，就说了许多意见，并且声明：“在同志们还没有说服我之前，我也不愿意轻率的放弃自己的论点。”在连续两天的会上，他说得很多，这里只摘录他几个论点。

关于胡风问题：“根据《人民日报》所发表的三批材料，它很难说明胡风集团是一个反革命集团。《人民日报》的编者按 （按：这个编者按是毛泽东写的） 上这样讲过，好像是这样一个集团在当时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使资本主义复辟。那么我在当时看了这三批材料以后，无论如何也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来。”

关于斯大林问题：“在苏联这样的制度下，为什么会发生像斯大林这样的错误，铁托同志讲斯大林是错误制度的产物，而苏联主要是把个人品质归咎于个人的原因。你说像斯大林所犯的这样大的错误，难道仅仅是个人原因吗？个人负责吗？难道说这个制度没有一点缺陷，没有一点毛病吗？”

关于波兰、匈牙利事件：“在波兹南事件里的确是揭露了党和政府工作中的许多阴暗面。”“群众最早起来攻击拉科西、格罗集团的，主要是说他们的官僚主义，不关心人民疾苦。匈牙利事件直接原因是党群矛盾，由于党群矛盾引起了匈牙利事件。”

主张开放报纸：“解放后的报纸你说那个报纸有什么特点呢？你说《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各有它的什么特点呢？我就很难说出来。也就是《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差不多，《湖北日报》和《湖南日报》差不多，《湖南日报》和《江西日报》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要有私人办的报纸就可以改变这种情况。” （吴开斌著《另类人生二十年》中国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313-354页）

今天的读者也许会觉得这些见解也很平常，在当年，这可是罪证，是使他经受二十年苦难的思考。

十、让他们走到顶点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这是毛对态势的估计和战略决策。他在这里提出了诱敌深入的要求，说明了诱敌深入的利益，却并没有提出诱敌深入的方法。这方法，五月十四日和十六日的两个党内指示中说了一点，就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不要反驳，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后来他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回顾当时的做法说：“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这个计策，就是毛泽东颇为自负的“阳谋”。“阳谋”虽好，只是如果仅仅做到“不予回击”还是不够的。倘若人家怯战，干脆不来猖狂进攻，这八阵图岂不是白摆了吗？所以还必须有诱敌之法。这办法就写在一份党内指示之中：

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期，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哪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哪些是破坏性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负责人作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2页。）

这个文件的题目是《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可是这标题只包含文件的一半内容。这个文件实际上是两项内容组成的，就逻辑的先后来说，第一是“组织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第二才是“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确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计策，达到了预期的战略目标。

多年之后，历史学家黎澍说起当年旧事，他说：这个讲话——指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广泛传达以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几个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学工作者中间果然起了鼓舞作用。他们被邀请在一些座谈会上发言。可是，即使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发言者也还是心存顾虑。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人们“怕钓鱼”。这篇文章是反击右派进攻的信号。既然直到此时人们还说“怕钓鱼”，可见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也并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猖狂进攻需要“打退”。 （黎澍《未完的回忆》。见所著《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1页。）

当然，黎澍这话是多年之后说的。如果他当时说了，他也就成了猖狂进攻的右派一分子了。

中共中央统战部根据毛泽东的“阳谋”调整了部署，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座谈会两次休会之后继续举行，好让右派的进攻走向顶点。

休会之后的座谈会上，“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这些最严重的右派言论出来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黄绍竑、陈铭枢等一批重要的右派分子出来了。

为了组织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除了这个座谈会之外，还开辟了新的发言场地，让各个民主党派、学术团体、高等学校都举行这样的座谈会。

下面，先摘录一点《人民日报》逐日刊登的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五月二十二日

民革主席李济深主持开会。他首先说，民革是在中共领导下，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队伍中的长期合作共事者，我们对于中共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推动整风，自应积极帮助。

陈劭先的发言是讲正面话。他说，从报纸上看，有些人在发表的意见中，有摆脱共产党的领导的想法，这是不好的。他认为不正确的思想言论，报纸不应当发表。他这态度是很好的，只是他不知道，几天之前中共中央已经一再指示，要求党报不加反驳、不加粉饰、不加删节的刊出右倾分子的言论，这正是反右的一项重要的准备步骤。

刘斐这一次发言的态度其实也是可以的。他说，领导党整风，民革是助手之一，民革成员不能袖手旁观。他同时认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不可否认地在民革内部也存在着，“我们就那么好”？因此他说，民革成员也应该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在共产党整风期间，结合自己的思想，“照自己的镜子”，通过整风，改造和提高自己。

龙云在会上也发了言。他发言的内容，据《人民日报》报导，他认为整风就是找过去的错误。他说为什么整共产党的风？这联系到有职无权的问题。共产党是执政党，有职有权的人错误就多。他甚至认为，民主党派的错误，也和共产党有关。整共产党的风，有道理。他说，他这次出发回来，在报纸上看到马寅初、张奚若、章乃器等人的发言，受到很大鼓舞。但自己参加了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以后，情绪反而低落了，因为发言的人有保留，有顾虑，折中的话很多。他认为这样下去会冷下来，“没有作到步步紧，而是步步松”，对中共帮助力量不大了。他认为，有顾虑可以理解。他说，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现在是不是共产党测验大家的思想，以便以后整人？他说，现在时机不同了！他认为，共产党员犯错误，不是一个两个，大家都知道，共产党要想办法改变。共产党是执政党，怎会出尔反尔，开这样大的玩笑，让大家把思想暴露出来，然后再整。

龙云的这篇发言，《人民日报》是二十四日发表的。据三十日《人民日报》报导，龙云在二十九日会上的发言中，“对本报五月二十四日发表的他在二十二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表示不满；但是他没有举出具体事实。”因为五月十四日党中央已有指示，报纸发表此种言论不要删节，所以龙云的不满大约不会是因为删节了他发言的内容，他不满的想必是报导的角度和倾向性。就从报纸上这简短的报导中，是可以感觉到明显的倾向性的。其实他有些话确是说得很难听，但他还是说了执政党不会出尔反尔，开这样大的玩笑。他这样说，可以解释为他对共产党还是信赖的。也可以作另一种解释，在宦海浮沉了几十年的龙云预感到某种可能性，于是故意说破，希望能避免此种前景。

五月二十五日

卢郁文发言，他说，最近民主人士对党的领导提了许多意见，如机关中党组如何工作，学校改变党委制，合营工厂中的公方代表撤出，基层以党代政，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以及定息二十年等问题。这些意见看来虽然承认党的领导，但恍恍忽忽又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他提醒说，我们不要忘记，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都是我们举了手的！

卢郁文反驳章伯钧，他说，章伯钧先生不让把成品拿上去，他是希望在国务院会议上大讨论而特讨论，你说一通，我说一通，然后表决，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方式，表面看来是民主的，实际上并不能取得一致。他说，章伯钧先生的这个意见我不能同意。他认为事先把文件经过各方充分协商，准备成熟，拿出来讨论通过，这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是它的优越性。

谈到党与非党的关系，卢郁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他说，他觉得党员同他之间没有墙和沟，他和党员一起工作、学习、下棋、打扑克，并没有感到有墙，自己也没有自外。他以为拆墙是两方面的事，并且以为应该允许反批评，这并不是打击报复。

谭惕吾发言。她认为民革成员帮助共产党整风，应该采取老老实实诚诚恳恳的态度，不能有任何虚假。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志中间，旧作风还是少来一点！她说，必须坚持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前提决不能动摇，否则就不是今天中国的民主党派了。她说，为了社会主义少些波折，对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事情，一定要反映出来。提意见，不一定就是不接受领导。说一切都是因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产生的，那是离经叛道。

谭惕吾不同意卢郁文的意见。她认为卢郁文的意见不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卢郁文说与党员毫无隔阂，那不是由衷之言。她说，我们要说真话。领导党选择人也要注意，要选对党进忠言的人。她说，很多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常常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由无耻的民主人士弄出来的。这些人隔离党，隔离群众，藉机会向上爬。

甘祠森认为谭惕吾是太主观了，不能说卢郁文的意见是话不由衷。

卢郁文、谭惕吾的这些发言都登在五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上，随即在读者中引起了反响。卢郁文收到一封匿名信，其中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这封信中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关于这封匿名信的事，下一章还要详细说到。

五月二十九日

李平衡说，整风中有人道听途说，以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有人是为发言而发言；也有人是以出气态度发言。他认为这都不符合真诚坦率、和风细雨的精神。在谈到共产党和党外人士之间的墙沟问题的时候，他以为党员固然应该主动动手拆墙，党外人士也应该动手拆。拆的办法应该是“多接触，多谈心”，有些党的会议，可以让党外人士参加的应该尽量让大家参加。他并且建议，要尽快解决“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

陈铭德谈到了放和收的问题。他说，现在只是上层动了，下层还在以“观察员”的身份观察气候，仍有顾虑。对于最近报纸上出现的一些反批评意见，他认为是一种收的趋势。他说，放是充分揭露矛盾，收只能掩盖矛盾，乃至一发而不可收拾。因此，真正爱护党的，就应该鸣，也让别人鸣。

李蒸在发言中表示，最近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一种不好的气氛，随便扣帽子，随便打回去。他说，报馆也应该负责。他说，我们的发言一定要反映真实情况，真正矛盾，不要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代替了一般。

李蒸的发言，《人民日报》上就只摘登了上面引的这几句。看来这并不是完整的记录稿，当时他说的必定更多些。最后这一句大约是说卢郁文的，卢以亲身经历证明党与非党共事中并无隔阂。李蒸以为此种亲身经历并不能代替一般，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李蒸说毕，卢郁文立刻表示不能同意他的意见，也不能同意上次座谈会上谭惕吾的意见。卢郁文说，为什么只许批评共产党，而不许批评批评者呢？不公平。党和非党之间有墙有沟。但是具体的讲，也有没墙没沟的。怎么非说有墙有沟才开心呢？拆墙填沟应该是两方面的事，共产党应该拆的是三个主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要拆的是旧思想、旧习惯、旧作风，要放弃过去的立场，要坚定地树立人民立场。不这样，单是共产党拆墙，是拆不了的。如有人要求二十年定息，墙怎能拆的了呢？

覃异之在谈话中也认为，最近报纸上的一些标题，有“收的味道”，《人民日报》的标题就值得研究。在他看来，某些积极分子为领导党表露了一种“担心”，也是“收”的表现。

谭惕吾发言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问题上，现在出了岔道。她说，在割治三害毒瘤的时候，确实出现了一些毒草。关于定息二十年，不要公方代表，取消高等学校的党委制等意见，她是反对的。但是，她也反对从另一方面损害党。她说，帮助共产党整风，就是要揭露矛盾，就是要敲警钟，把一些党员敲醒。她认为卢郁文是在代表抗拒整风的共产党员说话，他没有一句话是对党有帮助的。这是对党不实，对国不忠的表现。

梅龚彬对谭惕吾和卢郁文的争论，作了这样的表示：对中共提意见，是为了帮助中共整风。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不论是正面的，或者反面的，都可以提，这才叫作争鸣。

六月三日

钱昌照说，个别党员同志确是架子十足。有时为了公事同他们联系，去信不回信，去电话不回电话，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给你一个极其冷淡的答复，这是极粗暴恶劣的对人态度。这些同志应放下架子，否则，他们既不能接近群众，群众也无法去接近他们。他说，经过此次整风，领导党当然更加提高，民主党派也必须提高。领导党现在是边整边改，民主党派一方面帮助领导党整风，一方面应当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发扬民主，克服缺点。

翁文灏说，天津有一家永明漆厂的总经理是化学专家，有多年制漆经验，很有成就，但因为是非党员，就受党员经理的歧视，技术上的问题不能过问。想作试验，没有原料。他还谈到，去年去河南视察，曾邀集洛阳的一些工厂的非党工程师座谈，很多人都谈到不能了解情况，和党有隔阂。他分析说，过去共产党为了打倒敌人，把剥削阶级当敌人看，是对的，现在情况不同了，但仍把它们当敌人看，不信任。他说，这种绝对观念不取消，共产党就会脱离群众，建设就不会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指责非党员没有主人翁思想，工作消极，是冤枉的。

丁贵堂说，宗派主义的形成，是由于他们认为自己是特别材料制成的，他们比一般的人优越，看不起非党人士。假如承认非党人士和他们一样同是中国人，也同是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中国人，正确适当地放手使用他们，则所谓墙与沟就能不再存在了。

陈建晨发言，分析批判了六月二日《人民日报》所载章乃器的讲话，认为章所说的“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则工作永远作不好”，“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不能说有本质的区别”等等说法都是错误的。她对储安平的“党天下”论表示了愤慨，并对储所谈的联合政府问题作了批判。她说，在民主革命阶段，毛主席是这样讲过的；但是一九五四年宪法公布以后就不同了。宪法规定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国家，现在是消灭阶级，怎能有阶级联合政府呢？不能把过去的道理搬到今天来用。

蔡廷锴在发言中谈到他虽然担任了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体委副主任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但事情不多。他对这一点表示不满。

六月五日

担任广西省副省长的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说，每次到中央来开会都听到李维汉部长说党政要分开，但是到下面就不然，在省里还好一点，愈到下面愈成问题，区委书记和乡支书就可命令一切。

李任仁认为应该把党的领导和党员的身分区别开来，不能在党和党员之间划等号。党的领导是宪法规定的，无人怀疑，但每个党员并不等于党。有的机关、学校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为反党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

最后他建议民革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如有提案和发言，要强调建立法制。他说，共产党整风固然很好，但如果法制不完备，仍然没有保证，人民没有根据来权衡共产党作得对不对。

周颖在发言中联系邮电部的实际情况提了一些意见。她说，这次邮电部的同志们揭发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我们都不知道，有些问题，比如某些领导同志作风不民主，家长式的领导问题，我认为早就应该在党内揭发出来的，为什么一直没有揭发呢？难道党员同志不知道吗？难道党员同志就没有意见吗？不是的。我认为这是由于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不开展，党内民主没有很好发扬的关系。党内民主发扬不够，势必影响到党外也不能很好的发扬民主。

周颖又说，过去历次运动中都是共产党员打冲锋，现在共产党员为什么“坐阵以待”？她要求共产党员“立即出马”。她还认为，共产党内有些重大问题被锁在“保险柜”内，这些问题必须党的负责干部出来揭发，必须党内外夹攻才能攻得出来。

周颖说，在现在这个时期，民主党派应该作些什么呢？她认为在机关应该成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共产党、共青团、工会、民主党派参加。她说，在肃反运动中，我们民主党派不闻不问，不提意见，民革的成员被斗争，自己的组织袖手旁观。现在在整风运动中，我们应该改变作风，该作的要勇敢地去作，要和共产党分担责任。这个组织要负责把群众揭露出来的问题加以研究，提出处理的意见，监督共产党快一些解决问题。她还谈到社会主义学院的学员相当普遍认为，民主党派这几年干的工作主要是：歌功颂德、锦上添花、火上加油。因此她认为，这次整风中对共产党提出的批评，民主党派也负有责任。

谭惕吾又一次发言。这一回她提出了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方式问题。现在政府有一套机构，党内又有一套机构，这是双轨制度。党内一套是清一色，不与群众在一起，脱离实际，这怎么会不产生三大主义和“墙”“沟”。原说党是抓思想和政策的，实际上已超越这个范围，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政府部门却没有权。她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是由于国务院单独发指示不起作用。既然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为什么自己专政的机构不用，而要削弱其职权，另在政权之外来搞一套党的系统呢？她希望中共中央考虑这样做是否合乎中国国情。

接着她就党领导国家的方式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主席办公室应该扩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机构要充实，要发挥它的作用，共产党员到这个权力机关来监督政府，掌握政策；把共产党内各个部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里的各种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内可以设党组，吸收非党人士参加工作。

她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党的政策应该如何体现。她说，党直接指挥行政部门的党员，会把国家行政系统搞乱了。她认为党应该把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会制成法律，再由国家管理机关根据法律制成各种法令，通过法律、法令的实施，体现党的政策。她认为不应在法律、法令之外，再发内部指示。指示代替法律、法令，是不可以的。

第三个是党遵守宪法和国家制度问题。她说，党制定政策，应在宪法范围之内。在这里，她再一次提出了上海将私营房产商和私营经租公司及属于资本主义经营性质的房屋纳入社会主义改造范围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宪法的。但是在工作中把个别的作为生产资料的房屋和作为生活资料的私人住宅纳入公私合营是和宪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不符合的。谭惕吾要求中共中央检查在制定的政策中是否和宪法有抵触的？如有，要赶快纠正。她说，过去不遵守法律是为着推翻政权才不遵守它。共产党今天是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呢？还是自己捣自己的乱？她认为这不是小事情，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

关于国家制度问题，谭惕吾说，司法、律师、检察是对执行国家制度起杠杆作用的，但在有些地方这三者是在一个党委领导之下，她认为这是不好的。会场当时有人问她：司法、律师、检察在一个党委领导之下，是受一个党员领导，还是受党委会的领导。她回答说她不知道。谭惕吾认为，共产党可以派党员到司法、检察等机关去担任负责工作，但这些部门不应该由一个党委领导。

第四个问题，是怎样使共产党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她说，政府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但是党不受什么监督。她认为应该建立制度使人民监督共产党。

李济深最后说，为了帮助共产党除“三害”，不要顾虑伤害不伤害党的问题，大家有话尽量说，这个会还要继续开。他同意周颖的意见，今后要把会上的发言归纳起来，提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去。

李济深还在动员大家有话尽量说，说明他丝毫也没有预感到反右派斗争就要打响，也没有想到现在还开这些会只不过是让他们走到顶点。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一些右派分子也在向顶点走去。民盟上海市委会主任委员沈志远五月十六日在会上发言，题目就是《党和政府不应管得太多太死》。他说：

社会主义是需要计划管理的，但过多的计划管理，就会损害自由，妨碍积极因素的发挥。社会主义是要求集中化的，但是过多过死过紧的集中，就会损害灵活主动，同样会妨碍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而今天我们各部门的管理制度恰恰不足以鼓励群众的积极性，在某种程度上倒反而把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变为消极因素了。由于管得过多过死，一切都要国营，一切都要管起来，包下来，把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都管光了，包完了，于是出现了一系列反常的现象：好些演员长期没有戏演了，好些教员整年没有书教了，好些名医常年不看病了，好些著作无处出版，只好藏之名山了，好些学术工作者无法从事研究工作了。在我们这个文化落后、知识份子异常缺少的国家而出现这样一些现象，这岂不是糟得很吗？

沈志远表示了取消学校党委制的意思，他说：高等学校的党委制，过去也可能起过好作用，但是现在在某些学校里形成了以党代政、非党校长无权、校务委员会形同虚设、在系里是系秘书领导系主任的反常现象。为了改正过去高等学校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以为可以考虑学校党委制的改变问题。

沈志远以为，这样做不但不会削弱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而且一定会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因为党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政策方针的正确性去影响群众，而不能单纯依靠组织措施来保证党的领导。

他还谈到出版的专业化制度，即把某一种性质、某一门学科的书归一个出版社出版，以为这是垄断，是一家独鸣，就是排斥矛盾、掩盖矛盾、取消竞赛、保护懒汉、奖励不上进、阻碍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它会使思想僵化、企业衙门化、出版事业的生命枯萎下去。为了消除这种弊端，沈志远建议放宽对出版事业的管理。他说：今后出版事业应当向社会开放，允许志同道合的人开办像同人出版社，同人杂志社，书刊出版发行合作社之类的机构，政府只要掌握一些大的政策方针措施，负起监督检查之责，其他事情是少管为好，何况你事实上要管也管不了那么多呢。

更加犯忌讳的是，沈志远提到了“制度”，他说，“不但要清除寄生在党和政府机体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三种歪风，而且还要把滋长这三种歪风的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大刀阔斧地改革一下。” （5月17日《解放日报》）

五月十七日的《文汇报》上刊出了傅雷的《关于经理、编辑、选题计划的三点意见》一文，对出版行业的弊病提出了批评。他指出：看书目是花色繁多，品种齐备，究其实很多是滥竽充数，书出得再多也是虚假的文化繁荣。编辑工作中一个常见的毛病就是乱改着译者的书稿，傅雷指出：越是水平低的，文字修养差的，越喜欢动笔乱改，真叫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傅雷认为，在一个出版社，行政管理人员必须少于编辑人员。他指出：我们出版社的行政管理干部，一般都高出编辑两倍左右。没有人会想像：一个工厂的管理人员，数目可以超过生产工人，一个农业合作社的脱产干部可以多于下地的农民；为什么独独对于出版社这种情况，大家熟视无睹呢？他尖锐地指出：人事部门根本可以不要。身为一长就不做具体工作，也不需要业务知识的情况，必须消灭。他说，过去的私营出版社要像现在这样办事，早就关门大吉了。

《新闻日报》总编辑陆诒也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上海各报报导市委召开座谈会的消息，各报的销路都在上涨，群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欢迎过。他认为，过去的报纸一片教条主义，整天板起面孔训人，新闻也不多，报导面不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他以为除了新闻记者本身的水平不高努力不够之外，也因为党的中央和党的上海市委过去对报纸的领导方针、领导路线是“收”而不是“放”。

陆诒在发言中还提到几天前《文汇报》报导的“左叶事件”，说是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在农业展览会上骂摄影记者：“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陆诒发言的时候可还不知道以后会有更正，他评论说：“如果从我这个老记者的眼光来看，这条新闻的新闻价值并不高。因为此等事，不仅北京有，上海也有，全国其他各地，估计也有。”陆诒说，他要代表新闻记者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希望领导上继续“放”，支援我们在报上“鸣”。二是希望新闻工作者协会像一个人民团体，除了几个人和外宾碰杯干杯之外（很抱歉，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要切切实实为我们记者、编辑、校对、资料员做点事情。三是希望市委书记、市委宣传部长不但能和我们各报的领导谈谈，也要和我们参加实际工作的记者和编辑谈谈，局长们多开开记者招待会谈谈，有时让记者将将你们的军，这对工作也有好处。 （5月18日《新闻日报》）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造时也在这会上发言。他是一九三六年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当年难友邹韬奋在《经历》中曾这样介绍他的情况：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他扶病到会，刚巧坐在我的旁边，我们才第三次见面。他对我说，国难严重到这样地步，他虽有病，也不得不勉强来参加。他在会场上还说了几句激昂慷慨的话；他说要起来组织救国会，先要有准备进监牢的决心，现在他自己果然进监牢了。他十六岁在清华求学的时候，因为参加反对巴黎和约，要求罢免卖国贼曹、陆、章，就两次被捕过。他又加入蔡先生等所发起的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上海分部执行委员。结果被禁止教书，不能再做教授了。于是他开始执行律师职务，并从事译著的工作。王博士屡有做官的机会，但是因为忠实于他自己的主张，不肯随便迁就，宁愿过清苦的生活，行其心之所安，这是很值得敬佩的。（韬奋《经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23至第124页。）可见，不论是北洋政府，或是国民党政府，王造时都持不合作态度。

可是在这次上海市委的宣传会议上，他却表现得相当合作的了。首先，他赞颂了整风运动。他说：“作为一个开国当政的党，主动地、及时地运用大力，在全国范围内，来推动这么一个全面揭露矛盾、公开批评思想和工作的运动，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第一遭。”他认为通过整风鸣放，“党的威信在全国广大群众的心目中不仅没有减低，而是更大大地提高了。”“大家把心里头的话吐得越淋漓尽致，大家越体会到党究竟是我们自己的党。”

王造时为知识份子讲了话，他说，“我深深感觉，我们中国的知识份子，作为整个的阶层来看，确是有着毛主席所说的志士仁人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我们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过去对它估计不够，党今后应当更多多加以爱护。”在知识份子这一方面，他认为，“我们今天的责任，是要本着搞好事情的精神，继续放鸣，彻上彻下的放鸣下去。”王造时在这篇《把放鸣的重点放到基层去》的发言中还痛切地批评了官僚主义。他说：

今天的这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刚刚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一般说来，越往下层，越是专横，违法乱纪的事情越多。它阻碍了我们的生产进展，影响了我们的建设计划，损害了我们广大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官僚主义者的行为，不管是有心或无心，实际上等于假借党的威信和国家的名器，作了害党害国的事情。正如周总理所说，官僚主义者在党与群之间筑起了一座墙，挖下了一道沟，弄得爱国爱民爱党的人，尽管满腔热诚，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一砖一瓦之用，可是莫名其妙地被挡在墙沟之外，凄惶失所，想不通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国家有前途而个人没出路。 （5月21日《文汇报》）

民盟上海市委会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教授陈仁炳向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交了一份书面发言。他认为整风中可以算旧账。他说：我以为在检查缺点，明辨是非，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旧账不是不可以算的。有的犯了错误的同志，最喜欢用反对算旧账来遮掩他自己的错误。只要我们的动机正确，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而不是为算账而算账，不是一种“算账主义”，那为什么不好算呢？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譬如说，算一算浪费和走弯路的账（如果有这样的账），我认为没有坏处，只有好处。

陈仁炳还对他所说的一种类型的党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今天在不少的大学、中学、机关、医院、企业里，确实有这么一种类型的党员同志，你说他故意把工作弄坏也是冤枉，他基本上是忠心耿耿的，但是，他沾染上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灰尘。他入城已经好几年，但是对于无论那一门业务都不大去钻研。一句话，供给制或者变相的供给制害了他，使他变成了一个思想懒汉。在社会主义下，一个党员再不努力一些，也没有失业的危险。或者反而要连升三级也说不定。对于这样的同志，我们希望党加强教育。

陈仁炳的这篇书面发言，六月九日才在《解放日报》刊出，显然是为了供批判用的了。

就是这些人，这些话。七月九日，毛泽东在上海，对上海的干部说，“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48页）

不但上海，别的地方的右派也在捣乱，不知忌讳地在各种座谈会上发言。

在广州。五月十九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到中山大学听取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在上午教师的座谈会上，中文系教授董每戡说：学校的大部分党员有两副面孔，平时是封建时代的寡妇面孔，不苟言笑，（陶铸插话：是冷若冰霜。）不去接近群众；运动中是屠夫面孔，很凶恶，知识份子很怕他们。其次是党员的两种作风，运动一来拚命动员人家提意见，遇到另一种场合就报复人家，党委在几次会议上都没有表示态度，因此教师们虽放，却不多，现在还需要大放。第三是建议不能有两种法律，党员犯错误检讨了事，非党人士犯错误可不得了，结果某些党员就不怕犯错误。一般人的看法，是群众和党员并不是一样看待的。

政治经济学教授林楚君说，党的工作作风没有改变过去对敌斗争的方式，党员强调组织性，什么事先在党内决定通过后，非党人士的校长、系主任的意见就不会有人听了，这种有职无权不就造成宗派主义吗？

中文系教授詹安泰说，过去党偏听积极分子的话，就更脱离群众，因为这些年轻的积极分子不一定了解每个老教师辛苦工作到半夜的情况的。肃反中间学校产生的一些错误，也不单是某个人的问题，党委会应该进行检查。

座谈会要结束的时候，陶铸讲了话。这时他已经看到中共中央五月十四日、十六日的两个指示，完全了解中央就要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意图，可是，他还是这样说了：学校党委可以再组织教师们继续提意见，让教师们七年来积压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直到整好党的作风、意见提完了为止。陶铸还说，现在有些同志思想有顾虑，怕报复，但从一个党组织来看，它是不会报复谁的。他说，造成党群关系隔膜的现象，首先是由党员负责，墙本身就是由党员筑起来的，整风就是要拆墙。 （5月21日《广州日报》）

可是，不久之后，在这座谈会上发了言的董每戡、林楚君、詹安泰、吴重翰、钟期伟等人就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了。

在天津。五月二十四日中共市委教育工作部召集的中学教师座谈会上，第三女子中学的民盟盟员黄心平说，既然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现在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党的领导作用是不是可以削弱一点？他主张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应该退出学校。他认为，现在既然容许民主党派存在，各民主党派的党纲又都要求走向共产主义，同时各个党派又都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呢？一党执政有害处，像共产党已经整过三次风了，通过这一次整风是不是能够彻底消灭这些缺点，还很使人怀疑。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就好得多。因为这样做，可以刺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选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 （5月27日《天津日报》）

大连工学院讲师彭声汉六月五日在中共旅大市委宣传会议小组会上发言，一开头就引证斯大林的一个论点，他说，我记得在一个刊物上看到斯大林说过：伟大的改革，必然有它阴暗的一面。他是凭记忆说的，不很准确。这是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中的一句话，原文是“胜利也像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有其阴暗面”。 （《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148页） 他就从这个论点出发来谈中国的现实。他说，近几年来，我觉得这个阴暗面越来越广，而且阴暗的程度也愈来愈深了。有些事情已经不能用所谓“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来解释了。

谈到民主问题，彭声汉以为，民主的实质在于思想上应绝对自由（表现在我们宪法上就是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组织上则少数应服从多数（投票选举政府）。他反对把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区别开来，认为它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有人说“过去有些事情民主少了些，集中多了些，并不是不民主”。又说“今后应在民主与集中之间寻求一个适当的比例”，他觉得这是在玩弄名词，在耍花样。过去不民主，就应该老老实实承认错误。

谈到肃反问题，他认为不能把肃反和审干混起来看。肃反不是对敌人，而是对自己人专政。他不同意“肃反斗争走的是群众路线”这说法，他说，群众是谁呢？我把它大致分成四种：打手、走上风的、走下风的、被斗的，如果硬要把它说成是群众路线，那亦不过是“打手”路线而已。他说，肃反斗争拆散了多少个幸福的家庭，摧毁了多少坚固的友谊。在和平时期发生这些事情是很反常的，它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我认为这都是教条主义的恶果。 （6月8日《辽宁日报》）

六月三日下午，中共天津市委教育工作部和统一战线工作部联合召开座谈会，邀请大学教授提意见。为了让更多的人有发言的机会，座谈会分两个会场同时进行。河北天津师范学院教授高巩白谈了他对院系调整等问题的意见，他说，解放后调整全国院校时，不是调度整理，而是将其原身割裂，从新整编！致使各院校仅存微弱而却值得保留的优良基础，都被打乱或消失，从此便少有可以作为参考的旧规模。刻下还有原名存在的，如北大、清华、浙大、交通等校，暂且不论，只就现已取消校名的公私立大学来说，亦多各有所具优良传统。如广西大学的矿冶、湖南大学的文史、华西大学的牙科、金陵大学的农院，都为全国乃至曾为东方所知名的。其间的教师亦不乏各拥专长的学者。一经改编调整，则其设备、制度、精神等等，固都伤损无存，尤其久任一校的教师的分散，抛弃故地，每每起着等于去国惜别的情绪。还有一些年高的教授，因其不愿远离乡土，自动退休。这其中且有海内硕果仅存的人物。这是教育学术上最大的可惜。 （6月5日《天津日报》）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罗翼群六月五日在省人民委员会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平反问题，他说，由于过去党员执行政策，偏向西天取经中的“大胆怀疑，残酷斗争”来硬套，而太忽视中国原有的社会道德、政治哲学、历史习惯等优良部分，因而不少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作敌我问题来对待。在三反、五反、肃反期间，被斗的人因受不了当时的痛苦，明非事实，而被迫承认者有之；有些自称为积极分子的人，违背良心，歪曲事实，或出头作证，或非刑拷打，不惜牺牲他人的名誉、地位或生命，企图取得党的信任，为争取入党入团的捷径的亦有之。因此，在过去各种社会改革运动中，确不免发生多少偏差案件。毛主席说，斗错了就要平反，这是英明正确的措施。我建议由省人委会和省政协从速组设一个专门机构，来全面检查处理这些问题。

罗翼群讲的第二点是国计民生问题。他说，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当然首先要从内部积累资金，但过去偏重于国计方面，而对于民生即人民的生活没有足够的照顾。解放七年来，人民生活的确大部分好转，然也有一部分没有好转（如城市失业者及贫民和人多田少而又没有副业的农民），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可讳言。毛主席说，全国不许有饿死一个人，几年来究竟有没有饿死人呢？可以说没有饿死人，也可以说有饿死人。的确在城市乡村中是很少或没有看见过饿死人，但是因饿或营养不足而体弱，而生病，因病没钱医治而致死亡者，那就不免有吧！这算不算接近饿死边缘呢？古人省刑罚薄税敛的政策，不是完全无可取之处。现在政府对于征粮及各种税收是否过重，征购农产品价格是否有偏低，国营商品利润是否过高，这些都是人民生活切身的问题。不少人民和低级干部实有受到生活的威胁。是值得检查研究的事情。其他急躁冒进的事情，亦在所不免。因此，我建议对于人民生活问题也就是各种物价问题，应要有适当的统筹兼顾，分别调整一下。 （6月10日《南方日报》）

罗翼群谈的第一点，即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建议从速组设专门机构来检查处理，虽说刺耳，但这话别人早已说过，倒也罢了。最可恶的是他“接近饿死的边缘”这提法，却是以前没有谁提过的，而且颇具煽惑力。六月六日《南方日报》报导这个座谈会，罗翼群的这篇发言摘登不到三百字，给加上《罗翼群说：人民生活已“接近饿死的边缘”》这标题，突出了这一点。反右派斗争中也就着重在这一点上反击他。

五月二十四日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举行的科学教育界座谈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启贤谈到几年来知识份子挨整的情况。他说，师大邱椿老教授，这几年被整的很厉害，患了高血压，事虽过去，但一提到师大，一看到党员，他就害怕，心就发抖。学校负责人虽不止一次的去看过邱椿老教授，向他道歉，但整他是在群众中整的，现在道歉，谁也不知道，别人看邱椿教授，还以为是反动的，连他的女儿，也感到自己抬不起头来。应该公开恢复他的名誉。朱启贤还举他自己的事为例说：我刚回国时，听人说：现在不能自称“老子天下第一”，只能称“老子天下第六”。我到学校，将这些话讲给同教研组的教师听。思想改造时，大字报、校刊、就用大字标题，批评我狂妄自称“老子天下第六”。钱俊瑞副部长在大庭广众作报告，也提出批评。实际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外人不知，还真以为我是那样狂妄的人。事后真相明白，师大党委向我道歉，但批评我是用的大字报、校刊、道歉却外人不知道，影响还留在群众中。朱启贤还说，我看到报上登出罗隆基的一个建议，要求组织一个有民主党派参加的委员会，来检查这几年各次运动中遗留的问题。我完全同意。 （5月27日《光明日报》）

西南师范学院的教育系讲师董时光（1918-1960），四川垫江县（今属重庆市）人，是留美教育学博士。朝鲜战争期间发表反对美国出兵朝鲜，支持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激烈言论，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作为亲共危险人物，一九五五年被强制驱逐出境，返回中国。回国后到西南师范学院的教育系任教。

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中，董时光在学院党委邀集的教师座谈会上发言，他就西师存在的党群关系、高校党委领导这些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批评校领导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重庆日报》以《我与“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标题断章取义地发表他的发言，其中有这样的内容：“群众有三种，第一种最多，没有头脑，不能独立思考，只能跟着领导屁股后喊口号，不折不扣地作领导上的应声虫，第二种是极少数，他们喜欢拍马屁、无耻钻营，他们对领导什么肉麻的奉承话都说得出来，领导们也专门喜欢听这种人说话，往往诬良为奸，在每次运动中造成无数冤狱。第三种人是有良心有正义感，却不敢站起来说话。” （5月29日《重庆日报》） 六月十五日《人民日报》也摘登了这几句，显然是作为右派言论来示众了。

在清华大学的座谈会上，徐璋本教授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因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要犯教条主义。他说，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说都不能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包括进去。我们要文化发展，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不够的，一定还要废除以一种学说来指导一切的限制。共产主义还未实现，对共产主义的概念将来可能会有变化，社会正在发展中，要指导要限制就是教条主义。因此我不揣冒昧，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希望大家指正。 （5月25日《人民日报》）

对于徐璋本来说，最要命的还不是在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而是想要组织一个和共产党“和平竞赛”的政党。这件事到后面第十四章再详细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景汉五月三十日在该校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谈到知识份子问题。他说，希望党对知识份子，特别是经过屡次运动的挑剔，而找不到什么大毛病的人，应该相信他，认为他是可靠的。应以朋友的态度，而不应以敌对的态度来对待知识份子。我们这些知识份子，对人生欲望不高，能终生做一个教授，给予一定条件进行学术研究，那就心满意足了。他们根本不会造反，连造反的幻想也不可能有。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是很有道理的。党还有什么不放心。中国有句民谚，水能载舟，亦能复舟，这句话很可玩味。仅靠左手拿着马列主义书本，右手拿着苏联武器，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希望党员要和我们推心置腹，最近报刊常带这句话，真是太好了。但是只要有党，党群就不能在一切问题上推心置腹。

在这次座谈会上，李景汉还提到：昨天有位民盟同志主张收，他说，这是万万做不得的。主持座谈会的副校长胡锡奎立刻插话：要大放、大鸣的。（《人民大学周报》第150期）他的这些话很有刺激性。不过即使他没有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言也是右派，因为他也是主张恢复旧社会学的重要人物之一。

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五月三十一日举行的法学界人士座谈会上，国务院参事、《政法研究》副总编辑杨玉清说，这次整风运动是“下轿”运动。他说，有些共产党员坐轿子，脱离群众。八年来培养的是什么人呢？是抬轿子的人。他说，至今还有人不愿下轿子，那些抬轿的人也还不愿放轿杆。

杨玉清说，有人说“上级干部太好，中级干部太少，下级干部乱搞”。他反对这种说法，他强调说：一切发源于北京，乱搞就从北京乱搞起。他说，首先，在北京的上级干部要下轿，他认为不但要下轿，有的还要下台。《人民日报》总编辑非下台不可，因为《人民日报》几年来都在歌功颂德，这次运动想“收”不想“放”。

杨玉清还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要广开言路，还要“广开贤路”。他说，今天的事应该谁有本事谁来干。但有些能干事的人，往往被以某种条件不够为藉口，被一脚踢开。今天就要打破这个关。 （6月5日《人民日报》）

这里杨玉清是把“下轿”和“下台”分做两个层次来说的，可见他说的“下轿”并不是“下台”的意思。他说的“坐轿子”，大约是指那种凌驾人们之上的官僚气派吧。所以他也才把反对官僚主义等等的整风运动叫做“下轿”运动。六月八日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杨玉清觉得他的这些话“被误解”，于是在国务院非党人士座谈会上作解释，他说，“下轿”只是要脱离群众的共产党员到群众中去；“下台”只是从行政的角度希望个别的人换换工作。 （6月13日《人民日报》） 只是这时来做解释已经不能消除误解了。十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什么‘党天下’呀，什么‘共产党要让位’呀，‘下轿’呀。刚刚‘上轿’，右派要我们‘下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7页）

六月一日，九三学社太原分社筹备委员会邀集所属部分成员举行座谈会，对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提出批评和建议。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姚奠中说，有些人好说“体会领导意图”这句话，这只能训练奴才。也有人说“干部无才便是德”。总之是不许人独立思考。此外，他还对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的分工问题提出了不少意见。山西师范学院外文系助教高健说，解放后过分强调了集体主义，而忽略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6月5日《山西日报》） 后来，这姚奠中、高健都被划为右派分子。

西北大学党委为了开辟更多的“鸣”“放”场所和园地，从六月一日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期终考试推迟一周。六月四日同时举行了几场座谈会。会上，经济系教授刘不同说，他感到党在吸收党员时每每是用升级、加薪、送去进修等办法培养党员。因此，某些人就认为入党是满足个人欲望的捷径。希望党很好检查一下发展组织时的思想。由于常有人把党的政策执行错了还能入党，使人感到他是以群众血泪取得党员荣誉。因此党员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是有其渊源的；希望这次整风中很好检查。他还说，西大在吸收党员上几近于滥，希望经济系几位党员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向群众作检查。 （6月7日《陕西日报》） 后来，刘不同被划为右派分子，七月三十一日的《陕西日报》在《西北大学反右派斗争第一阶段胜利结束》这篇报导中说，“以经济系教授刘不同为首的和以副教授程元斟、钱祝钧为主要骨干的右派小集团，现在已经完全暴露并开始瓦解。”这篇报导还宣布：刘不同是一个“一贯反共、长期与人民为敌、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特务分子。”

为了让右派分子走到顶点，不但举行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尽量使他们吐出一切毒素来，还让他们在各种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

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给毛泽东送去了一期《新清华》，上面有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写的《花丛小语》。黄万里是黄炎培的儿子，留学美国的水工专家。文章开头是一首他填的［贺新郎］《百花齐放颂》：绿尽枝头蘖。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却曾迸裂！盼处士杳无消息。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翻潋灩芬香洋溢。好鸟百花丛里翠，这当儿鼓起笙簧舌。心自在，任翔逸。

蒋南翔不是为了这首词送给毛泽东看的，而是为了文章里其他一些内容。文章批评了北京新修的一些公路，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完全违反了路面上须先铺上为了排水和散布载重力的路床这种施工常识。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之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而路面受载重时就被压碎，到处翻浆，车辆无法通行。文章议论说：“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好久，倒楣的总是人民！”这篇文章发表时标题下注明“小说”，其中马路翻浆这情节可不是虚构，五月十六日中央统战部的座谈会上严希纯的发言就谈到北京筑了很多质量不好的马路，今年全部翻浆的事。马路没有修好，作为一个工程技术问题讨论讨论，不就足够了吗？可是一定要把它提到政治的高度，拿来同美帝比腐败，当然是右派分子存心捣乱了。

这篇文章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他还在各小组组长的会上说：“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是外国的好，如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的。”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1989年版，第73页。） 这里说的“诗”，即前面所引的那首贺新郎。

黄万里这篇文章还提到以前不久关于黄河三门峡工程的论证。他批评说，论证中有专家，“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腼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在那一次论证中，黄万里根据黄河泥沙特点，提出降低水库蓄水位，坝底留大泄水洞排沙的方案，未被采纳。他的书生气太多，不懂得论证这道程序的作用只不过是认可既定的方案。

不幸而言中，一九六○年三门峡大坝建成开始蓄水，库尾泥沙迅速淤积，并且迅速向上游延伸，威胁到古都西安的安全，情况的严重超过了黄万里的预言。一九六二年五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修三门峡的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现在不能发电，泥沙又淤塞，还要大调整。”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06页。） 一九六四年周恩来主持治黄会议，确定了三门峡工程改建方案，恰好就是当年被否定的黄万里的意见。不过这时已经是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几年之后了。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数学家傅种孙在他们学校的刊物《师大教学》上发表文章，谈共产党同知识份子的关系，题目就很有刺激性：《中共失策之一》。文章说：

中国共产党近几年来究竟得计多还是失策多？自然是得计多。为了爱护中共，我倒愿意谈一谈失策的地方。首先我愿意谈一谈对知识份子的失策，也许这是中共近几年来最大的失策之一。

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个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份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忠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那一个兴朝胜世是这样糟踏知识份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份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会遭这么大的祸殃。地主之所以为地主，资本家之所以为资本家，必然是有剥削行为，有罪过。我们能够说一个知识份子必然有罪吗？我们来看看中共是怎样来对待知识份子的。所有的报章杂志上所写的，报告会、讨论会上所说的，只要一提到知识份子，必然戴上帽子“旧知识份子”、“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很少单独提知识份子而不戴帽子的。

知识份子所感受的待遇与中共所标榜的知识份子政策几乎完全相反。这能怪知识份子得福不知感吗？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这能把责任完全委于下级吗？下级的普遍偏差与上级的领导无关吗？中共可以检查一下，这几年来四海之内有那一个地方的知识份子不寒心。我不相信知识份子对中共离心离德而中共能够达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现在的知识份子与中共既无冤又无仇为什么不可以利用？知识份子愿为中共效劳，因为为中共效劳也就是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你有远大计划，现有人懂行、愿效劳，何苦不用？

自然中共会说，我现在是用了，没有一个知识份子失业呀！但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份子成天用眼泪洗脸，这是何苦来？难道这是一种政策吗？

就知识份子说，养着他而不听从他的意见，就是所谓“豕交兽畜”的待遇，是知识份子所不甘受的。知识份子的气节是从古以来所鼓励的。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声色俱厉地说：“要把旧知识份子的臭架子打掉”，对士气毫不顾惜。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隐忧，无形的损失。

毛主席号召学习苏联之后，请来许多苏联专家，中国知识份子不论老少都虚怀若谷，参加学习。这在中国知识份子说来就算是很难得的了。因为知识份子都有自尊心，都不免有“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的想法。但是，近几年来，高等学校请求聘请苏联专家时，高教部都责成学校要有计划、有准备，其中一条，要准备好继承人。为了学得快，有的学校就指定教授作培养对象，作继承衣钵的人，以便苏联专家回国之后，还能传授苏联专家的学业。对这办法我曾提出过异议。我认为，我们也是一个国家，既然称这人为教授，就应该承认他有相当的知识水平。如果我们选拔教授为培养对象，那培养他的人势必要比教授高。即使这个中国教授非常谦恭有雅量，苏联专家也许不好意思吧！再说在国际上往来，也要替中国教授留体面，也就是替国家留体面。（见《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443-446页）

五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上，刊出了北京大学西语系讲师黄继忠五月十四日在他们学校讲师座谈会上的发言《大胆向党和党员提意见》。其中谈到党员和群众的关系，他说。党员“他们戴着一副假面具，装出改造人的道学面孔；在会上专等别人暴露思想问题，好给他批判一通，而自己却对任何问题不发表个人的意见。”“他们和群众只有改造者与被改造者的关系。”“好像党员有了党性，就不能兼有人性似的。”“我校党委会中不少年纪很轻的男女同志，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一群小和尚和小尼姑，一个个沉默寡言，老成持重，彷佛都已看破红尘，和五情六欲都已绝了缘似的。把生气勃勃的年轻人弄得这样暮气沉沉，这能说不是扼杀人性吗？”“今天有些党员的特权思想颇为严重。毛主席明明说，国家是人民大众的国家，国家大事几个共产党员是包办不下来的。而事实上，今天共产党员大权独揽，包办国家大事的情况相当普遍，从最高政府机构到机关、学校、农村、工厂、军队，在在皆是。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政府中有职无权。”“拿我们学校来说，这种现象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的马校长就不大管事，实权在江副校长手里。我听有的校务委员说，每次开会马校长站起来说明开会意义，坐下之后，江副校长总要站起来补充一番。而补充的东西实际是正文，而且跟马校长说的往往不相符，这就给人这种印象：真正的领导人是江副校长，而不是马校长。教务处、总务处也是如此。各系的总指挥也不是各该系的系主任，而是年轻的党员系秘书；昨天我系系主任冯至先生的发言中提到他以前在西语系是应声虫，其实这是很普遍的事，大家也都心中有数。”“今天有些党员藉着共产党员这块招牌吃饭。他们对于本门业务一窍不通，不学无术，却居高位，拿高薪，而且当之无愧。有的人居然拍着胸脯，大言不惭地说：老子根本不靠业务吃饭，老子是靠革命吃饭。”

黄继忠还谈到一个“党能不能领导科学的问题”，他是：“到如今，我还不懂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共产党领导整个国家，确立社会主义方向，制定政策，这是没有一个人民不拥护的事。可是，这是不是说全国的科学及高教机构每一个单位行政、学术上（除了党委）都必须是共产党员直接领导呢？我看不可能也不必要。这些地方让各该行的专家们去领导不是更好吗？难道这就不是党领导了吗？难道今天知识份子不是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吗？也许我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些，但是我确实不了解为什么要争论这个问题。”他说他“了解为”，其实是指出：这是因为有了由共产党员包办一切国家大事的心理，才会提出的问题。

南京大学校刊《南大生活》上，刊出了该校中文系助教刘地生（真名刘锦）的文章《要求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其中说：“如果共产党这次整风，能够彻底铲除为害人民的三大主义，共产党就不啻第二次解放处在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文章中有这样一段：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党，但这不等于说共产党就是国家。因为中国有六亿人口，而共产党只有一千二百万党员。决不能说一千二百万党员的利益就是六亿人民的利益。更不能说一千二百万党员的利益应该超过六亿人民的利益。当这两种利益。有时是一致的，但有时也确有矛盾。有些人硬抹煞这种事实，说这两种利益没有一点矛盾，是不符合事实的。根据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改变以往把党放在国家之上，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过国家利益的做法。今后制定政策方针应首先从六亿人口的利益出发，不应该首先从党的利益出发。任何一个党派的委员会或支部，除开对那个党的机关或党员之外，没有权力对党外的政府机关或行政人员发布命令或指示。 （6月22日《人民日报》）

这篇文章还主张，“在学校的党派，可以在教员当中活动，不需要在学生中活动，特别在中小学，应取消少先队和和青年团的组织。大学里的政治课自由选读，以免阻碍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

也是在《南大生活》（5月25日）上，刊登了历史系讲师刘敬坤的文章《是什么东西害了南京大学》。据陈模、路农写的《南京大学猛烈展开反右派斗争》一文揭露，刘敬坤的文章“一概抹杀解放以来南大的成绩，‘感到今天五老七伤、断腿残足的南京大学和昔日的堂堂中央大学太不相称了。’完全颠倒黑白把今天的南大说成是‘矛盾重重，人心离散，……人有闷气，士多乖思，青青老老，各有苦衷；巢未倾而鸟欲散；厦虽大而室行将空了。’而这一切都归罪于党组织的‘各色的官风，各种官位’，党的‘壮汉’（指党委的负责人）的‘摧毁政策’。” （7月3日《中国青年报》）

杨时展（1913-1997），浙江宁波人，祖籍衢州，一九三六年夏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会计专业，年末参加高等文官考试及格，一九三八年任浙江省财政厅会计主任。一九四○年春应国立英士大学之聘，任该校教授，兼任会计专修科主任。后改任经济系教授。一九四八年到桂林广西大学任教。一九五三年任中南财经学院教授。一九五七年整风鸣放期间，他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万言书，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

关于宪法所规定的人民的基本权利被侵犯问题，万言书指出：一九五四年颁布的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可事实上，五万万住在乡下的农民并没有迁居城市的自由。宪法还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但在肃反运动中，许多人被自己的工作单位拘禁，甚至被批斗致死。

关于社会生活中个人利益被忽视的问题，万言书指出：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严重忽略了个人利益，并形成一种十分错误的认识——即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主要是因为领导人多看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人民大众则多看了个人利益、目前利益。

杨时展的这个意见，是针对《人民日报》社论《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1957年4月13日）提出的。这篇社论说：

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为什么会发生矛盾？这是由于他们在国家生活中所处的不同的地位决定的。人民群众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而一般地难于直接行使管理权力。他们所处的这种地位，使他们比较容易从当时当地的局部情况去观察问题，比较容易重视目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比较难于了解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全部情况和全部困难。而在另一方面，领导者是直接行使管理权力而一般地难于参加体力劳动的。他们比较能够看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比较容易疏忽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和切身要求。

杨时展毫不客气，直指《人民日报》社论的这个说法是“十分错误的”，并且作了有力的反驳。他指出：所谓“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是凭空存在的，而是建立在“个体利益”和“目前利益”基础之上的。我们建国后一直采取农业支援工业的做法，对广大农民的利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统购统销”政策实行后，有些地区甚至出现农民吃不饱饭的情况。另一方面，我国工业发展中的“高积累、低消费”模式，有使得城市工人群体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这难免让工农大众对党和政府生出失望甚至不满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党不采取措施改善人民的生存状态，与人民离心离德，还谈得上什么“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呢？

关于共产党和知识份子的关系问题，万言书尖锐地指出：“就党的知识份子政策及其实际影响而言，无疑缺点是主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他提出了改善党和知识份子的关系的一些建议。

这篇万言书写好的时候，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他不听朋友的劝阻，把它寄了出去。不久，它就被作为“一个右派分子的反党纲领”在《长江日报》上刊出。杨时展成了武汉地区最著名的右派分子。 （据谷彦梅、董国强《杨时展教授和他的“万言书”》，见《书屋》2010年第12期）

到这时候，各地，各民主党派，各高等学校，以及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等等，开了许多座谈会，许多右派分子在会上发了言，猖狂进攻。许多报纸刊物包括学校校刊上发表了右派分子的文章，白纸黑字，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凭实据。右派分子的进攻已经接近了顶点，现在是考虑反击的时候了。

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提出准备在六月十五日左右在报上发表毛泽东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及三月间在宣传会议的两次讲话。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610页） 要求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加紧进行用大鸣大放方法的整风。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 （即破坏性批评） 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这个指示提出：“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同上书，第638页） 照这个指示所表明的意图，公开转入反右派斗争，是六月十五日左右之后的某一天。

这一转变却是提前来到了。提前的原因，也就是在六月六日这一天，发生了另外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情。这一天，章伯钧邀集了民主同盟六位教授在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开了一个会。

事情得从前一天讲起。章伯钧后来在农工民主党的批判会上交代说：六月五日下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胡愈之四个人在民盟的“科学规划”工作组开会后到家里来找我，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钱伟长讲了清华大学学生的情况，他说：“现在是放，还是收？清华大学党委已不能维持了，如果继续放我们不管，要收那我们就来收”。费孝通也谈了一下民族学院的情况。曾昭抡也说了，他说：“现在的情况是全国各地都搞起来了，上海的学生闹得很厉害。今天上午，杨秀峰到上海去处理问题，我告诉他，你到上海可以找民盟的负责人谈谈，可以帮助你”。意思是说，民盟对学校的整风起作用。

曾昭抡又说：“你讲的政治设计院，外边有人反对，我倒是很欣赏。今天北京的情况很严重，学生有可能上街，市民也不满意，学生同市民结合起来就是匈牙利事件”。当时，我同意他们的见解，对形势的估计是这样严重。当天，我们决定：第二天再多找几个人谈谈，并由我告诉周总理。当天晚间，我曾给习仲勋、李维汉打电话，但是没有接上头。

六日上午，我们又在政协文化俱乐部见面了。这次增加了黄药眠、史良、吴景超和陶大镛。大家又把头一天的情况说了一下，吴景超估计的形势没有那样严重。会后，史良的意见是请示领导，找周总理谈，并且说下午和周总理见面时说一下。 （7月4日《人民日报》）

当时在场的闵刚侯后来写了一篇《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 （7月4日《人民日报》） ，揭发六月六日的这次会，“给全国人看看章伯钧是在做些什么阴险勾当”。这里就依据这篇文章的揭发和与会教授的交代，大致叙述一下这会的情况。

上午十时，会议开始，章伯钧首先说明这次会议的目的：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重，请大家来研究民盟在运动中应该怎样工作。

费孝通第一个发言，他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都动起来了，情绪激烈。从这次运动揭露出来的问题看，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听说北大有二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错斗，有人听了流泪。（注：“二个学生”指西语系的顾文选和周铎。）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份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后还有这些事，简直是太黑暗了。今天在我内心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我对学生所揭发的这些事实是同情的。学生搞起来，事情很容易扩大。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

费孝通说，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党团员掌握大权，作威作福。我看不是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制度所造成的。我已声明不参加共产党以表示态度。

钱伟长插话：我是坚决不参加共产党的。

费孝通接着说：有人说，没有党的提名，我们什么都当不上。我不相信，要是能够参加竞选，看群众是不是赞成我。

曾昭抡说：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一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今天群众对党也是不满的。

章伯钧插话：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难办了。

曾昭抡又说：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份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运动，都是学生闹起来的。

曾昭抡谈到这些年的政治运动，他说，以运动的方式对待知识份子是不能容忍的，我就害怕。知识份子还喜欢“清议”，应该多给他们讲话的机会，尊重他们，但是党不给。

谈到学生，曾昭抡说，解放之初，学生因为解放前闹的太多，想安下心来学习，那时功课也重，党的威信也高，所以平静了几年。现在情况不同了，党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加以波匈事件的影响，形势就一触即发。

章伯钧插话：交通部在汉口的学校，学生要请愿。其他地方也有学生罢课，形势十分严重。

曾昭抡还谈到，西安交通大学已经罢课，上海的问题可能比北京更严重。据陶大镛的交代 （六月二十四日《北京日报》），曾昭抡还说今年高等学校招生人数之所以减少，是为了怕学生闹事和毕业生出路有问题。

会上，曾昭抡讲了一句最有刺激性的话，他说，目前情况很有点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的前夕。他还说，这次整风可能党的估计有错误，党可能认为高级知识份子问题多，青年学生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恰恰相反，弄得很被动。

据陶大镛说，章伯钧听了这些话，兴奋得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他说，大学生这样闹下去，说不定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事件。

钱伟长说，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出乱子。近来有些学生的家长写信给我，要我劝劝他们的子弟不要参加闹事，我曾做过，但学生的表示十分坚决，这真像“五四”前夕，和我们做学生的时代一样不接受家长的劝告。

钱伟长认为，知识份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学生闹事的原因是没有出路。现在只有党团员和靠近党的人才有出路。人有没有出路，命运是掌握在党员手里。有发展前途的课程都得由党员来担任，不论他懂得多少；而将一些真正的专家放在一边。党是运用这样一套机构和制度来为它工作的，这就是一切通过党团员或无耻的积极分子（钱伟长说，这句话是引用别人所说的），随时随地记录别人不正确的言行，向上级汇报，由支部集中到总支，大的问题又集中到党委，然后层层布置，批判这个，批判那个。有时党委公开做报告，虽不指名，但被批判的对象，心里是有数的。党就是这样偏听偏信，运用这样一套官僚制度来进行工作是不行的。党对知识份子的政策是有问题的。上个星期蒋校长（南翔）在报告中居然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今天知识份子是吃共产党的饭，这句话引起了老教师们很大的不满。

这时，费孝通很激动地说，谁说我们吃共产党的饭！我们从来也没有吃共产党的饭，我们是吃劳动人民的饭。

钱伟长接着说，现在的情况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党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学生到处找自己的领袖，希望我们能站出来说话，不过话也很难说，清华就有人提出请蒋校长下来，要钱伟长当校长。

陶大镛就北京师范大学的情况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师大党的领导问题很多，但至今不敢承认错误。师大问题比较多的是肃反问题和评薪问题。党首先应该对肃反搞错的承认错误，进行平反。并说北大曾有学生来师大，要求联合罢课。他还反映了一个老教授的话，说现在的情形是“五四”以来所没有的。

黄药眠说，一九五三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党和非党知识份子是在一道的；五三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一切只有党员可以信任了。党员人数不多，于是只有相信青年团员，这样就造成了党脱离了群众。又说党对知识份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实际执行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在会议的进行中，章伯钧讲话很多，也很激烈，常常打断别人的发言，插进来说，例如说，共产党内部的问题也大，计委差不多都是党员，但撤换李富春的大字报贴在李的门口，这是估计不到的。吃午饭的时候，章伯钧兴致很高，只听到他一个人滔滔不绝的讲话。他要费孝通去掉专家局、民族学院和民委会的职务，多花时间搞民盟的工作。他说，现在盟大有搞头，党应该对民主党派重新估价，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长期共存，才能真正解决有职有权的问题。

他接着说，我主张民主党派要大大地发展，至少应该发展一两百万人，无党派的人都应参加组织。现在党团员有三千几百万，民主党派发展一两百万不算多，同时民主党派应该深入到县一级，这样才可以真正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

谈到知识份子加入共产党的问题，章伯钧说，知识份子不一定要入党，真的参加了，一看党内问题也不少，就会感到加入不加入没有什么不同了。

最后章伯钧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员所遵循的唯一的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已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标准了。

章伯钧说，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的列宁主义。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民盟有责任要帮助党。

在场的闵刚侯说他的印象，当时章伯钧大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之概。

对于这个六教授的会，当时另一个在场者叶笃义在多年之后有一个简明扼要的说明，他说：

六月初，局势继续发展，北京一些大学有学生闹事的迹象，声称要“驱逐校党委”，而校党委按照党内指示听之任之，不做一声，一些学校秩序大乱。出于对各大学的忧虑，六月六日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邀集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等六教授，当时参加者还有胡愈之和我，了解各校情况，分析形势。由于我们当时不知道党内“引蛇出洞”的策略，误以为一些大学的党委已经瘫痪，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因此，拟提议由民盟出面做学生工作，使各校的局势稳定下来，并决定次日就去北大。当晚史良因参加国务院会议，有机会见周总理。因此叫她就便与总理商定时间，通知六教授一同去见，当面请示机宜。规定史良在取得总理的同意后，立刻用电话通知我，再由我用电话通知他们六位。我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到半夜，最后知道这个建议遭到总理拒绝了。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六、六、六教授”事件的全部经过。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100-101页）

六月六日这一天，章伯钧的日程真也排得够满的。上午是民主同盟的六教授会议，下午又是农工民主党的会议了。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检讨中，说了这个下午的情况：

章伯钧、黄琪翔在这时期，约集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各部门负责人，在文化俱乐部会谈吃饭。连办公会议也移到文化俱乐部开了两次。最值得注意的是六月六日下午的集会，参加的人除中央执行局委员、各部、处负责人以外，还有张申府、王枕心、王又庸、曾子英以及丘哲、杨子恒、蔡一鸣、詹云青。据黄琪翔在人大广东小组交代说这次集会的名单是他与章伯钧商定的。这一次章伯钧大发谬言，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民主党派发展二、三百万，农工民主党今年就可以发展到二、三万人。将来不仅县要发展，还要发展到农村去。二、农工党有一套资本——即有政治活动经验的老人。过去失去联系的现在都要收罗回来。劳改的，判刑的期满了都可以来，“老三党”的人都得到安排。三、交代张云川到郑州去发展组织（张于七日离京赴郑）。四、要马上办《中华论坛》，由张申府、何仲瑉来办。五、成立政策研究委员会，要七、八十位专家、高级知识份子参加。 （7月17日《人民日报》）

章伯钧这一天的活动对毛泽东有怎样的刺激，是可想而知的。

吴晗和胡愈之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的大会发言中，都谈到了这次六教授的会，都以为这是章伯钧猖狂进攻的顶点。吴晗说，他们以为共产党失去人心，以为“共产党能放不能收，要收得三百万军队，但人心是去了，这条船要沉了。”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召集六教授紧急会议所得的结论。

吴晗说，这六个教授主要是罗集团的密室人物，这次会议，是章罗同盟的一次行动表现，也是章罗同盟到处点火以后的高潮，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高潮。（7月7日《人民日报》）

胡愈之说，到了六月六日，在文化俱乐部由章伯钧召开的会议上，章伯钧主张向党进行讹诈，由民盟来“收拾残局”，以夺去高等学校中的领导权，狂妄可算是到了极点。章、罗联盟的阴谋野心，到了这时候才完全暴露了。 （7月11日《人民日报》）

史良在民盟全国整风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六月六日章伯钧和右派六教授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对当前形势作了十分狂妄的估计，以为利用共产党整风，到处点火放火，煽动学生和工农，造成“天下大乱”，推翻人民政权，就可以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这一举动达到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最高峰。 （9月16日《人民日报》）

民盟内部的左派都认为，六月六日的会，是高潮，极点，最高峰，也就是走到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所说的顶点了。

毛泽东在他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中，这样说到这次六教授的会：

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

这篇社论中还有一段，更点明了民盟和农工民主党：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

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

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7页、第435页）

现在右派的进攻已经达到顶点。按照原来设想的过了六月十五日左右再发动反击，可能已经嫌迟，可能贻误战机，陷入被动。现在已经到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最佳时刻了。

十一、这是为什么

六月八日人们一早醒来，就惊奇地看到《人民日报》的论调跟昨天大不相同了。这一天的社论说：

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这一篇声讨右派分子的檄文，宣告了从五月中旬开始的二十多天的备战阶段的终结。公开的，万炮齐轰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

也不能拖延了。一些地方学生已经闹事；一些教授已经想起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这是哥莫尔卡取代奥哈布，也就是最高领导换人的会；一些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已经在打算收拾残局了。如果听任这种趋势继续发展，将会出现什么后果呢？必须立刻扭转这种趋势。这篇社论就是个强有力的信号，宣告从今天起改变了航向。

这里回顾一下社论见报前二十四小时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

六月六日章伯钧同民盟六教授开会的情况，当天晚上史良就告诉了周恩来。后来章伯钧交代说：“会后，史良的意见是请示领导，找周总理谈。七日，国务院开会。史良对我说，前一天晚上已和周总理谈了，总理未置可否，她叫我再和总理谈一谈。我写了条子给总理，说情况很严重，谈话的人的态度颇为诚恳等等。总理也未表示可否。” （7月4日《人民日报》） 周只能不置可否。因为这时已经在准备这篇社论了。报纸午夜就要开印，同右派摊牌已经是迫在眉睫了。此刻你要周恩来怎样来表态呢？

后来李伯球在全国人大的发言中说，他六月九日在黄琪翔家里，听章伯钧说，七日国务院会议上，讨论人口调查统计工作问题时，包某批评如何尖锐，章伯钧讥笑周总理“当场难堪，无话可答”。 （7月15日《人民日报》）此处所说的包某，当是指国务院参事包惠僧，此人曾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在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担任过人口局局长，是个有资格说几句话的人。至于章伯钧说周恩来“当场难堪，无话可答”，却是误会。那时他心中想的，已经是明天开始的反右派斗争，无心与包某论难了。

这篇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是从卢郁文收到的那封匿名信讲起的。这可并不是一条新闻。昨天的《人民日报》已经报导：卢郁文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就宣读了他收到的这封匿名信。信的内容，从报纸上摘录的字句看，其中有“为虎作伥”、“无耻之尤”这些话，而没有“揍你”、“宰了你”、“小心你的狗头”、“勿谓言之不预”这一类话。似乎称它做“辱骂信”比“恐吓信”要更加确切。

卢郁文在座谈会上说，这信是他最近收到的，可见已经有几天日子了。看来他当初并没有很重视这事，所以不曾在收到的当天送请公安机关侦破，或者送请报社张扬，而是过了几天才在座谈会上说出来。

《人民日报》编辑部当初似乎也并没有很重视这事。如果重视了，有意加以评论，一般惯例是在报导此事的同时配发评论的。可是七日的报纸只是报导了它，并看不出要加以评论的迹象。

大肆张扬这件事来开始反右派斗争，做出这个决策的是毛泽东。吴冷西回忆说：

六月七日，即上次谈话半个月之后，毛主席找胡乔木和我到他家中谈话。当我们一起到他卧室时，发现没有其他人参加这次谈话。

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主席说，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寻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吴冷西《忆毛主席》，第39-40页）

这篇社论说：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

卢郁文（1900-1964），河北昌黎人，一时成了新闻人物。后世讲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还得提到他。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甚至成了历史人物。可是公众对于他的生平事迹知道得很少。只知道他做过立法委员，一九四九年四月北平和谈，他是张治中率领的南京政府代表团的秘书长。和谈破裂，代表团成员留了下来，卢郁文也跟着留了下来。他收到匿名信的时候，是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这之后不多久，他是民革中央常委，国务院副秘书长。他的事情，民革内部的人可能知道得多一些。与他同时担任立法委员的谭惕吾大约就了解他一些底细。后来在批判谭惕吾的会上，程潜揭发说：“惕吾同志声称看不起卢郁文同志，因此连卢郁文同志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也看不起了。就在最近的座谈会上，惕吾同志还在算卢郁文同志的‘老帐’，回避当前政治上的尖锐问题，掉转花枪来铺陈人家的历史。” （6月19日《人民日报》） 可见在谭惕吾看来，算一算卢郁文的历史老帐是一件开心的事。只是她的这篇发言没有发表，人们也就无从得知其内容了。

后来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陈铭枢和李世军甚至疑心这匿名信是卢郁文自己捏造以自高身价的。朱蕴山揭发陈铭枢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陈铭枢说卢郁文接到的匿名信是捏造的，还说卢郁文是小丑。 （7月15日《人民日报》） 担任南京市民政局局长的民革中央委员李世军也说，卢郁文接到的恐吓信恐怕是假的。 （7月17日《光明日报》） 这一回陈铭枢、李世军他们是冤枉卢郁文了。匿名信确实并非他的捏造。公安机关于一九五八或一九五九年侦破此案，将写信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杨秉功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

《人民日报》的这一篇社论就民革成员卢郁文的事情来立论，在民革中央引起很大的震动。新华社社记者庄重、余志恒写的一篇内部参考材料《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的一些情况》报导了社论发表以后民革中央的反应：

八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在民革中央引起很大的震动。这一天上午，在民革中央小组第六次扩大会议上，民革中央常务委员李俊龙、于振瀛、谭惕吾等人认为这篇社论是针对谭惕吾和民革某些成员而发的。谭惕吾表现紧张，她在会上发言为她的错误言论狡赖。她说，她批评卢郁文的发言并没有什么错误，只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作了歪曲的报导。她说：“由于歪曲的报导，就会使人认为她是在抵抗社会主义改造，就会把她当作反革命分子看待。”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吴茂荪在发言中提出，民革中央应该对卢郁文接到恐吓信一事表示态度。他说：“卢郁文是民革成员，他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发言，帮助中共整风，他竟然因此接到了匿名信。现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写了社论表示支持卢郁文，民革中央对这件事也应该表示态度。”

吴茂荪刚刚讲完，于振瀛、李俊龙和刘斐都很激动地相继站起来讲话，认为民革中央不能表示态度。李济深最后说：“民革不好表示态度。应该怎样表示态度呢？因为民革中央并没有批评他的发言，也没有制止他发言，不好表示。”

会后，李济深、朱蕴山、王昆仑、吴茂荪、于振瀛、李俊龙、谭惕吾等围坐在一起谈话。于振瀛、李俊龙说：“卢郁文那天讲话，态度太坏，很傲慢，一上来就批评民革中央负责同志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他要整民革中央负责同志的风。因此，谭大姐 （指谭惕吾） 才出来发言批评了他，并说他言不由衷，等等。”谈话中朱蕴山对谭惕吾说：“你说他 （指卢郁文） 不忠于党，不忠于国，说得太重了。”谭沉默不语。

朱蕴山还对新华社记者解释说：“谭惕吾说卢郁文说话言不由衷是一回事情；说他是无耻之尤，不忠于党，不忠于国，是指他做的另一回事情。报纸上把两回事情联系在一起报导了，人民日报社论又加以引用。因此，事情弄得很严重。”谭惕吾对新华社记者说：“我批评了卢郁文言不由衷，无耻之尤；接着，卢郁文接到了恐吓信；接着，人民日报为这件事情专门写了社论。这样，容易使人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以为那封恐吓信可能是我写的。事实上，已经产生了这样的后果。”李俊龙对新华社记者说：“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和最近的新闻标题，不利于‘鸣’、‘放’。我准备找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谈这个问题。”

6月12日，民革中央小组举行第七次扩大会议。出席的人比过去每次都多。

开会前，陈劭先对新华社记者谈起储安平的事。他说：储安平提出辞职了，你们知道吗？储安平怎么能当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是旧《观察》人物，是中间路线的。听说是李维汉部长推荐的，不知又是谁向李部长推荐他的。他一边摇头一边摇手地说，“储安平这人不能当光明日报总编辑，不能当。储安平应当辞职。各民主党派都不赞成他当光明日报总编辑。”陈劭先还说，“储安平那篇发言并不完全是他写的。”他低声地说，“里面有黑幕，有两三个人事先看过他的发言稿。”

程潜在会上的发言很诚恳，很有说服力。他讲完时，全场鼓掌。万枚子 （民革成员，国务院参事） 在会上的发言，引起了一场风波。在争论中，右派的面貌比以往任何一次会议都暴露得明显。

万枚子对谭惕吾的错误言论进行批评。他说：“谭惕吾过去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主观上是‘忠心耿耿的’，她提意见是从对卢郁文同志进行批评开始的。卢郁文说他自己感到对党员之间没有‘墙’，说不许批评批评者是不公正的，说拆‘墙’填‘沟’要从两方面来做，这些意见基本上都是对的。为什么就得到“言不由衷”的批评呢？有什么材料证明他就是对党不实，对国不忠呢？难道不从发展看问题，不从现实出发，一定要把人钉死在八年以前的水平吗？”

万枚子说：“谭惕吾说党站在政府机构之外或者站在政府机构之上就产生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这就意味着党的制度是产生三害的根源，这是完全错误的。”万枚子说：“谭惕吾必然自信是忠于党的，动机是纯洁的，但是效果怎样呢？写匿名信的反动家伙就钻了她的空子。”万枚子接着说：“我们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是左派，我们决不能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有意无意地陷入了右派。我们有意无意的言论决不要产生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副作用。”

谭惕吾发言时，对记者大肆攻击，她认为别人对她的发言的批评都是由于记者报导错了而引起的。她说，她是“含冤莫白”。她认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是错成一样的，她不知道这是什么“用意”。她说她是“忠心耿耿”地帮助党整风，提意见，而现在外界却有人把她和写匿名信连在一起，说是反党、反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她说，这简直是“陷害”。

谭惕吾还说，报上登错了不能不更正。为什么你们对正确的不采用，对不正确的话才采用。她说，记者是实事求是地报导呢还是为抓毒草而来？

谭惕吾接着又在会上揭卢郁文的老底。他说卢郁文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坦率地讲，卢郁文个人作风是有问题的。解放前，蒋介石想发财，卢郁文就帮助他在新疆、河南搜刮民财，把收刮到的金条拿去向蒋介石献殷情，换取勋章，不惜损害一切人民生命钱财。他今天居然‘进步’了。我看有问题，派卢郁文去调查，说没有这事，说群众造谣，才没将××居士接到北京来，造成很坏的影响。这难道说他对党忠实吗？今天作为秘书长助理，如不改变作风，对国家有害。谭惕吾说，今天她逼迫得不能不说，但要求记者不登报。

接着，谭惕吾又说：“万枚子说外面对他压力很大，使他非说不可，我没有讲过的话，为什么一定要说我讲的。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为什么一定要说我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呢？这是‘陷害’。”

万枚子接着说：“我讲话的材料完全是根据《光明日报》所登的消息 （谭惕吾说《光明日报》没有错） 。我说的压力，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登上《人民日报》的社论了，到底是党报对还是自己对，望谭惕吾想想，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发言。”

谭惕吾说：“我要求民革党内把纪录整理出来。报上不可能将我的发言全部登出来，压缩就有问题，而报纸又不是为民革或谭惕吾一人办的。”

接着骆介子站起来说，他希望继续谈一次，因为不是谭惕吾个人的问题，外面说，因卢郁文拥护社会主义，有人辱骂他，打击他。外面说民革中央有些空气。骆介子要求民革中央应该表示态度。

李俊龙站起来盛气凌人地说，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参加的范围是有规定的，有些人不应该参加今天这个会。他问：到底是谁批准的？（会议结束时，有人向记者传达李济深的意见：万枚子既不是中常委也不是中委，他没有资格来参加会的，今天也没有通知他参加会，他的发言宣布无效，报上不得发表。）李俊龙又说，从谭惕吾发言以来，因报上所载不完全符合事实，使外面不仅对谭惕吾不清楚，对民革发言也不清楚，他说，谭惕吾为人，地下斗争，人人知道。谭几年来对党，对政策，人人清楚。那天，谭惕吾发言，看不出有反党反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地方，这帽子不恰当。民革应该澄清，不要使外面更引起混乱。

李俊龙认为，民革中央开会帮助党整风，历次会议都很健康、正常。他说：“我仍不主张使外面有这样的印象：民革中央小组有一部分人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一部分人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

从这两次会议的情况来看，民革的右派还是占压倒优势，左派力量薄弱，说理不够，比如陈其瑗就是一例，他虽然掌握得有关李济深的一些材料，但揭露不够有力，所以记者也就没有公开报导。又如王昆仑、梅龚彬除驳斥了储安平、章伯钧的荒谬言论后，对民革右派人物根本没有揭露。总之右派很猖狂，从李济深、龙云、黄绍竑、骆介子、李俊龙到谭惕吾，他们对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是不满意的。 （1957年6月1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从新华通讯社记者写的这一篇内参材料来看，其中说的“从李济深、龙云、黄绍竑、骆介子、李俊龙到谭惕吾”，似乎是有把李济深列为民革右派之首的危险。后来还是被保护过关了。倒是硬挤到会场上来批评谭惕吾的万枚子，后来被划为右派分子，到北大荒去劳动了。

《阿Q正传》写阿Q在恋爱的悲剧中挨了秀才一竹杠之后寻声去看热闹，却没有想到自己和这一场热闹有点相关。章伯钧看了《这是为什么？》这篇社论，一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他前天同六教授开会的反应，还真以为是为一封恐吓信而发的，还满不在乎。这天，他遇见费孝通，对费说：“恐吓信怎么吓住了共产党，值得这么反击。这社论是共产党‘示弱于人’，共产党这篇社论是输了。” （6月19日《光明日报》） 这天晚上，他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 （6月13日《人民日报》） 六月九日第二天是星期日，在黄琪翔家里，章伯钧对李伯球、杨逸棠等人说，“这两天形势大变了，要‘收’了”，又说，“昨天《人民日报》发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共产党算是输了钱。‘收’得太早。听说各地方很乱，共产党何必自己下手‘收’呢？让我们去收场比较好，我们有办法，费孝通和我都是这样看法。” （6月26日《人民日报》）

储安平倒是立刻感到了《这是为什么？》这篇社论的分量。他很清楚，在新的政治风向之下，已经不再需要他来办报了，六月八日当天下午，他即辞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务。第二天，《观察》时代的老友、现在又同属九三学社的袁翰青来看他，批评说，他的“党天下”论是错误的。储表示，他准备检讨，他不晓得知无不言本身有个界限，如果晓得的话，就不说了。袁说：如果这样，你就不用检讨了。 （6月15日《人民日报》）

李维汉的回忆文中说“《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5页），以为这篇社论出自毛泽东之手。还有李志绥，他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里也说这篇社论是“毛写的” （第189页）。他们都说得不对。假如真是毛的作品，就应该与《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一同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了。

现在已经知道，这篇社论是人民日报编委林韦执笔起草的。陈泊微在《林韦这个人不会长寿》一文中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刊出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出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号角。真没想到，这篇社论的起草人不是别人，竟然是我们宿舍那位拉手风琴的林韦！后来得知，林韦是奉胡乔木之命执笔的。当时他是负责报导政治运动的新闻部主任，胡乔木素来欣赏林韦简洁爽利的文笔。” （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5期） 钱江的《不低头的林韦》一文中说：“一九五七年，林韦担任理论部主任，受胡乔木之命，起草反击右派的标志性社论《这是为什么？》。林韦的看法显然与胡乔木不合拍，他的草稿被胡全篇改过，按他妻子李克林的说法，‘只留了一句话。’但起草此社论成为林韦一生的遗憾。” （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4期）

林韦（1916-1990），原名陈有明、陈耳东。过了两年，在庐山会议反彭德怀之后，他成了人民日报社唯一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至于说，这篇社论是根据毛的决策发表，传达了毛的意见，当然是毫无疑问的。据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一书中说的，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临发表前“又改了几个字”，可是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里找不到修改稿，不知道他改的是哪几个字了。

这篇社论发表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这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题目改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这不仅是反右派斗争的动员令，而且是一份计算周详的作战方案。

这个指示第一段是讲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的。以为这些单位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提出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因为那时已经出现了有人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去串连活动的事情，指示提出：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在工厂，要召集老工人开会反击，要求工人看清大局，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

指示的第二段讲民主党派。提出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导。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指示还要求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

这个指示还布置了高等学校里设法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的事，这一段文章本书前面第十章已经引过了。

尽管反右派斗争是反击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的猖狂进攻，但这个指示却提出了将要同时反击党内右派的意图。它说，党团员中的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因此，它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1-433页。）

按照这一份作战方案，从现在起，各地还有十五天左右大鸣大放大字报的高潮，在此期间要让右派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同时要准备好几十篇批判右派的文章，待到高潮开始跌落时陆续发表。

反右派斗争就按照这个指示的布置迅速推向全国。

这里有一个材料，从它可以看出中共北京市委是怎样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这个指示的。陈丹晨后来回忆说：“六月八日反右开始。当天下午，我所在的学校校车满载着党委及各系支书等到白纸坊礼堂听市委书记彭真动员反右派斗争报告。我作为中文系二年级支书也厕身其间。彭真穿着纺绸衫，背带裤，满面春风大谈毛主席的英明，鸣放是如毛讲的阳谋、钓大鱼、引蛇出洞等等。说这些日子大家受压，现在开始反击了……” （陈丹晨：《关于“引蛇出洞”》，见《书屋》2010年第10期）

反击开始了。这里且来看看六月八日以后北京大学校园里的情况。现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政治风向陡然变化，正活跃的大学生突然承受极大的压力，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一些人承受不了这压力，退缩了，消沉了。刘奇弟在写了检讨书之后，写了一封信给谭天荣，告诉他：“若不检讨，家庭要与我断绝关系，物理念不成了，朋友也不要我了”，“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学，几乎所有的人统统反对我，而我做的这件事情又不是科学工作而是社会活动，这除了说明我错了以外，还能有什么解释呢？”杨路声称今后谢绝一切辩论会、讨论会和个别谈话，不写大字报小字报，拒绝参加那种不问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死的学习和批判。张景中说，他大体同意杨路的这种态度，他是不参加这次学习了，要利用这时间休息和玩。他们这种检讨认错、消沉退却的态度对他们的最后结局并没有什么帮助，还是被划为右派分子了。

也有螳臂挡车负嵎顽抗的。首先，他们对于《人民日报》社论，特别是对社论以卢郁文收到匿名信一事作立论的根据很是不满。一张作者不详的大字报《政治风云》说：

应该注意的是运动的主流，不值得对次要的偏差过分地注意。但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却出现了意外，卢郁文收到了一封恐吓信，就转移了运动的目标。比之以前，如在肃反中，《人民日报》曾为一个无辜的自杀者、发疯者发表过一篇社论？曾有一回奋起痛击藐视法制、蹂躏人权的行为吗？人命比之于恐吓案如何？

反右派斗争开始，使这张大字报的作者认识了整风运动的边界，“三大主义的最后根源是少数党员的作风和方法问题。凡超过此定理者，一概归之于反社会主义言论。探讨更深刻的原因，不免触及社会制度问题，也即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合乎这种逻辑口味的整风，不妨称之为‘掸灰式’整风。这种整风才是共产党真心诚意领导的”。

龙英华的大字报《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也提到了这篇社论，说它“对恐吓信的分析不深刻，对怎样区别反社会主义言论分析不够，给了教条主义者以把柄，如临大敌，不分好坏，打击积极分子。”龙英华还在这张大字报里正面地提出了这样一些见解：

现在是走谁的路，是斯大林路线和南斯拉夫路线谁胜利的问题。

铁托、陶里亚蒂、毛泽东、赫鲁晓夫是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

《马列主义基础》讲社会主义只讲经济基础（工业化），文化革命（原子能化），还应有政治基础（民主化）——在社会主义应当有合理的管理制度和上层建筑。

谭天荣对这篇社论作了更有力的批评。他在《这是为了反对三害》的大字报中说：

在我看来，卢郁文没有实事求是，而是在无的放矢，他的意见也并不“平易近人”，是纯粹的废话，毫无意义的空谈，在这场严肃整风——民主运动中，实在更没有比这种言谈更叫人恶心了……卢郁文的品质是不是“典型的无耻之徒”，是不是“为虎作伥”，我不敢发表意见，不过就常情而论，关于他制造共产党和党外人士之间的墙与沟方面出了不少力量的说法似乎可以信赖的，要不《人民日报》为什么只字不提呢？考虑到这种人的本性，他们是不会放弃这种机会的，要不是他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的话，真的《人民日报》太盛气凌人了。为什么“为虎作伥”的虎，一定是指共产党呢？

我看说他们是“三害”分子更合情理些。把真正的反对“三害”的言论，称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另一方面又登一些廉价的批评，不痛不痒地胡乱给“个别领导人”提一些意见，这就是《人民日报》拙劣的诡计。

再则《人民日报》把给卢郁文写信的没有留下姓名这一举动加以责难，是多么可笑的自欺欺人，写信人的顾虑可以用葛佩琦的遭遇来做充分说明，他们只不过不愿意在枪林弹雨中暴露自己而已。林希翎也接到各种匿名信，她该登在什么报纸上呢？该通过哪个电台广播呢？这真有一点像俗语中说的“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这几天，《人民日报》组织的读者来信和其他方式，对这些“反社会主义”言论围剿，未免太不中用了，这些言论很多地方我也不同意。比方说在我看来，他们满可以不用卢郁文之流提什么警告。可是《人民日报》更显得软弱无力了，在这场围剿中，正人君子除了对这些荒谬论点表示极愤慨以外，除了神经质地问“居心何在”和“有何意图”以外，并没有说出什么道理，正像北大学生会主持的辩论会念纸条，在墙上公布从天津来的讨伐信件一样（支援我的信要写成大字报可以贴满北大每一块墙，不过这样做多么乏味）。

《人民日报》组织的十字军，充分表现了没落阶级的情绪，那些有着内在权利的人，用不着炫耀自己的力量。想想看，一种相信自己前途力量的人，会为一封匿名信之类的小事大兴问罪之师吗？真太像为了转移人们对学生运动的注意而有意制造的纠纷，这不过是垂死的挣扎而已。

红色的是火焰；白色的是剑；这是最后一场战斗！让真正的勇士们前进吧！

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出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作者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后来人们才知道是出自毛泽东之手。他是看了姚文元的一篇批评《文汇报》的文章《录以备考》，大为赞赏，于是作文推荐，同时这也是他对文汇报第一次公开的打击（半个月后的第二次打击就更沉重了）。尽管它刚发表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这是毛的作品，但因为问题提得尖锐，一下子就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在北京大学，就有人（姓名不详）以调侃的态度写了篇《人民日报在一个时间内的形而上学方向》。毛的文章开头说：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六月十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

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导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

这张大字报模仿这口气来开头：

《人民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特别是整风初期）登了大量的好报导，好文章，但这个报纸的基本思想方法，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形而上学的方向。

姚文元这篇文章的结尾是：

末了，希望这篇涉及《文汇报》的短文能在《文汇报》的副刊上登出。

这张大字报的结尾也模仿这句法：末了，希望这篇涉及《人民日报》的短文能在《人民日报》的篇幅上刊出。

虽说是以调侃的态度出之，可决不是一篇游戏文章，它对人民日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质问，并为当时《人民日报》猛烈批判的那些右派论点作了正面的辩护。例如它说：

为什么一谈到制度问题便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一谈到党的领导的问题便是反对党，一谈到新社会中的错误便是希望回到旧社会中去，这种逻辑是已经过时了的思想硬化的思想方法，过去肃反中的错误，便是这种思想指导的恶果。

“党天下论”指出了生活真实的一面，的确就是因为不放心群众，在每一个地方放上一个党员做头儿（不是名义上的而是实际上的），才限制了群众的积极性。难道党政不分、有职无权、对群众不信任，不是一致的呼声吗？

我认为“党天下”，是三害产生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政治设计院”就是和党争领导？

为什么不能成立“平反”机构？

大字报对它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每一个都作了简短的阐发。这样，它就反驳了《人民日报》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的批判。这张大字报里还有这样一段话，几乎可说是预言：请《人民日报》想想，说话作事不要只顾眼前，要给自己留后步。历史是无情的，的确有许多人就是要百年之后才能定案的，斯大林便是借鉴。

希望不要搞出以前肃反的错误，不要给自己再造出些“平反”。

这位不知名的作者不知道（也许知道），只是请人民日报想想是没有用的，在这里，人民日报能够起的作用很有限。而有权作出决策、正在作出决策的人，又怎么能听得进这些话呢。比肃反更大的错误，留给后来更多的“平反”，是正在和即将以空前规模制造出来了。

六月十九日，报纸上刊出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原是二月间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一篇讲演，主旨是动员人们积极投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这时把它加以补充修改正式发表，就成了反右派斗争的重武器了。有的大学生以挑剔的眼光看它，对其中的有些修改表示不佩服。比方说，他原来说，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民主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手段。正式发表的，这句改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北京大学就有两张大字报表示：还是原来的说法更好些。叶于泩的《我看民主》中说：

在现阶段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作为手段，这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威胁还存在，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建成社会主义，所以目前民主居于服从地位，但又必须充分利用民主这一有力武器，才能团结全民实现反帝建国任务。但是也是目的，既然民主是先进的社会理想，既然共产主义社会是要建立更高类型的民主，就必须承认它也是目的。

王国乡的《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中说：我认为民主不仅是一种手段，而且也是目的，它是共产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只是方法，那么建成社会主义后，就不再要民主了。——这多荒谬。

这张大字报还从民主谈到法治：

要民主，不能只是文字的空头支票，必须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国尚未颁布《民法》、《刑法》……等必要法律。人民的民主只是领导者的意志、恩赐——这怎么会没有三大主义。

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

我们要作国家和自己的主人！

社会主义民主精神万岁！

这时，反右派斗争正式展开已经十多天了，北大校园里的情景已经同半个月以前大不相同。在那许多揭露、批判、声讨右派分子的大字报中间，还夹杂着这样几张继续散布右派言论的，甚至是胆敢同这来势甚猛的斗争对着干的，也可以算是“五·一九”运动的一个壮丽的尾声吧。

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出了《首都高等学校师生用真理和事实击溃了右派分子》的长篇报导，说现在“各校的大字报上到处是批驳右派言论的短文”，“右派分子在各学校里到处碰壁，已经丧失了前些日子的狂妄的气焰”，“有的不敢露面了，有的在无可辩驳的真理和事实面前，被迫检讨，表示悔改了。”这篇报导有好几处提到了北京大学的事，例如：北京大学的反动小集团所谓“百花学社”，曾以《北大民主接力棒》为名编印了刊物，在这个刊物里造谣说北大已被“反革命统治了”，“闹得比波匈事件还凶”，他们把这些刊物寄给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高等学校，现在这些刊物和秘密信都附有严厉指责的回信而被退回来了。

不少学校过去在部分右派分子煽动下组织起来的社、团，或右派分子公开出面组织的社、团已经纷纷瓦解。北京大学以物理系学生谭天荣为首组织的“百花学社”，过去曾到许多学校煽动学生起来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现在社里的许多社员已宣布脱离这个组织。

这篇报导还提到了谭天荣他们办的《广场》，说是“这个刊物的内容都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

陈奉孝在《如此伎俩》大字报中评论这篇报导说：“保守派在《人民日报》上宣布了百花社是反动小集团，宣布了《广场》是反动刊物，他们明明知道这样做在北大会有很多人不相信，但他们仍然不惜采取这种手段来欺骗外校同学，打击北大的民主运动，造成外校同学对北大民主运动的疑惧和仇恨。”

不论怎么说，形势比人强。《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报导是一个标志：北京大学的民主运动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六月二十二日，《广场》编委作了最后一次聚会。杨路在会上说：从《人民日报》的报导看来，党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方式，在打击反社会主义分子同时，将许多积极要求民主与革新的人一概扼杀，严重地摧残了特别是青年知识份子当中的民主力量。他表示：我是不能同意这种小题大作的措施的，我将保持与党不同的意见，即不应因一小撮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同时打击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力量，不应藉口阶级斗争而打击那些为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积极扫除障碍的人。到了这最后的时刻，杨路说：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向“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战士致敬！他也提出了一些他自己思考的重要结论，他说，民主权利除掉它的阶级性外，还有着全民性，即全体未剥夺公民权的人民对政府之约束，后者作为一种暴力机构很容易伤害人民，人民必须用一种全民平等享有的民主权利来保护自己，来抵制政府可能采取的暴政。他还说，希望你们吸取教训，在全民平等享有的言论、出版自由得不到充分保障时，其他许多进一步的民主要求是谈不到的。

这次会上，《广场》决定停办。百花学社也解散了。

杨路说的，反右派斗争是在打击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同时，也打击了民主力量，很有意思。不只是他一人，当时北京大学很有几个学生表示了这样的看法。这时，反右派斗争已经是现实的存在，他们承认了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承认了确有右派分子存在，只不过要求对“右派分子”加以分析，其中一部分（不用说，就是他们自己这一部分）并不是右派分子而是民主力量。

对这一点说得最详细、最清楚的，是严仲强的《压制不了的呼声》一文：在“鸣”“放”中会有人反对社会主义及共产党，这是中共早就料到的，但是出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竟如此迅速地出现了两支性质不同的力量：①民主运动的力量，②右派的力量。由于右派完全反对社会主义，要求资本主义，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人民应当反对他们。民主运动的代表者们，他们喜欢思考一些问题，他们要问：三害是否和社会的某些制度有关，是否和党的领导有关。他们要求民主、自由、人道，他们无情地揭露过去的工作缺点，因而降低了中共的威信。由于他们对美好的明天强烈的爱，对现实生活中的缺点强烈的恨，他们对待某些问题上常有偏激情绪，别有用心的就是从这个弱点上对他们加以全盘的否定。这两种力量的出现，皆不符合中共的最高利益，中共对他们因而采取了对立的态度，并且将两种力量混为一谈，凑成一个所谓“右”派，从而对右派展开进攻。

民主运动和右派进攻的性质根本不同，不能因民主运动和右派进攻混在一起，而否定民主运动的意义。

在严仲强看来，他们这些民主运动者，不但不是右派，而且还是左派哩。这篇文章说：

站在民主运动潮流中的人，要求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中做种种改革，从而争取一个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和更正确的领导，他们绝不是要回复到资本主义，按照派别最初的定义，这种势力应当称为左派势力，中共是中间势力，还有资产阶级的右派势力。

中共显然不能接受他这种对派别的划分，把他们这些民主运动的代表者们一概划为右派分子了。这真不能不叫人沮丧和伤心。为了给这些陷入困境的人一些抚慰和勉励，这篇文章说：历史在一定阶段可以后退，但它总的趋势还是前进的。民主运动的代表者们，尽管有人污蔑你们为右派分子，尽力将你们形容成小丑，从而想将你们完全否定，但有理智的人会看清楚这些阴谋。你们应当心平气和，心安理得继续在你们所选择的道路上前进，历史会对你们做出公正的评价的。

毛泽东在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增加了六条政治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34页。）有意思的是，严仲强的这篇文章对这两条做了别出心裁的解释。他认为，这两者又都可以分为具体的和抽象的。他说：“具体的社会主义并不像理论上所宣传的抽象社会主义那样优越。”“抽象的共产党应无条件的拥护，但具体的共产党可以成为官僚主义的化身，例如拉科西——格罗集团，反对这种集团并不能算反对社会主义”。他当然知道，毛泽东要求人们拥护的，是他所解释的具体的社会主义，是他这个具体的共产党，并不是指什么没有具体内容的抽象的东西。严仲强在这里，也是用重新作出自己解释的办法，实际上否定了毛的这两条。

严仲强立论的出发点是，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确实有右派分子，只是把一些不应划为右派的人也划为右派了。这同一九八一年出现的“扩大化论”有一点相像。对于严仲强，只需要反问他一个问题：除开你所说的民主运动，应该加以打击的右派进攻在哪里？莫非也要分出一个具体的右派分子和抽象的右派分子来吗？

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北京大学学生右派中最活跃的谭天荣做了这样一些表白，他在《第四株毒草》中说：

“五·一九”运动结束了。作为一个“右派分子”，我愿意以我自己的方式对这次运动作一些片断的判决。

“五·一九”这是一个光辉的日子，在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中国青年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力量，看来是那么强大的习惯势力在他们面前表现了多么可怕的贫乏与卑劣呵——习惯势力的代表们在他们真理与正义的呼声面前，难道比老鼠在猫前更勇敢吗？他们在理性与法制的呼声中，难道比鱼在空气中更有生命吗？他们在民主与自由的呼声之下，难道比冰雪在太阳照耀之下更坚强吗？可是看看我们“右派分子”吧！大字报中激动人心的语句，辩论会上钢铁般的逻辑力量，实际工作中那种中国式的刻苦勤劳，斗争会上面临凌辱的从容的风度，以及在他们个人独处时平静的心灵，哪来的这样蓬勃的生气呀！哪来的这种永远不枯竭的精力呀！还有比这种无比的灵魂天真，这种随时随地创造奇迹的信心，这种对于一切事物——即使它是艰苦的——爱好更美妙的东西吗？

呵！“右派分子”——人类的傲骨。

在《救救心灵》一文中，谭天荣说：许多干部僵化了，脑袋对付不了复杂的生活现实，就采取禁止一切思维活动的措施，除了扣帽子以外，他们已经没有别的本领了，……生活中的一切变化，一切运动，一切破坏和创造，一切新生和毁灭，都被仅仅翻译成含义模糊的各种术语了。这样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知识的贫乏，思想空虚和意志薄弱，造成了对一切不懂的东西的无条件的仇恨，造成了习以为常的言行不符和自欺欺人，造成猜疑冷酷和相互残害。我看到了这一切，希望改变这一切，而又被那些诚实的人所反对。这件事对于我，更大痛苦是不可想像的。

不管别人怎么想，我还是觉得我有责任把我的智慧献给处在困难时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献给全面危机中的科学界，献给多灾多难的人类，献给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我觉得我没有权利沉默。

前天（六月二十二日）的批判会，我觉得十分乏味，我再一次告诉这些人，对于我，这种批判方式是绝对不中用的，或者进行真正的辩论，或者在肉体上把我毁灭，别的方式是没有的，懂吗？你们满可以不用开斗争会时特有的方式来表现你们的一窍不通，蛮可以不必藉反对右派分子的手法来炫耀自己的绝对无知，也蛮可以用不着在强词夺理中显露自己无限愚蠢，还是建立一个异端裁判所吧，还是学学喀尔文吧，对于我，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无论死去还是活着，我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生活会证明，我们的事业是谁也绞杀不了的，国际反教条运动一定胜利，整风民主运动一定成功，“五·一九”和“五四”将显明地留在我们弟弟妹妹的脑海里，永远鼓舞着未来的年轻人。为了这一切，我没有任何恐惧，自己人的反对，比面对枪杀还要叫人难过，我也能沉默地忍受。

自从“五·一九”以来，我深深地爱上了北大。现在北大的一切都在向我招手，都在对我微笑……在小山的草坪里，在未名湖边，一切都是多么好啊，可是我更爱的是活动着的人流，亲切的交谈和沉默的支持。我爱北大，这儿有我的朋友，有我的同志，在这里，我读过恩格斯的著作，在这里，我学会了生活。

我多么想留在北大啊！作一个学生还是职员，作一个教师还是工友，这对我完全是无关重要的，重要的是我要在这里战斗。

亲爱的朋友们，我拥抱你们每一个。我不怀疑毛主席永远支持我们；不怀疑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他会从自己的队伍中清洗掉三害分子；不怀疑马克思主义，她会从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清洗掉教条主义；不怀疑整风——民主运动，因为一切过程将按否定之否定来发展，“冬天如果来了，春风还会远吗？”

别的一些运动的参加者也这样抒发了自己的心情。王存心的《略谈“五·一九”》中说：

为了我们社会主义更好，不少有认识的青年人投身于“五·一九”这样的运动中。他们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不满足于用思想改造的方式来除“三害”，主张在理论上作一些必要的修正，制度上作一些彻底的改良。……目前“五·一九”运动被反右派斗争代替。尽管如此，“五·一九”运动还是有成绩的。它给了“三害”分子一个有力的打击，在许多人僵化了的脑袋中起了振荡，……人眼望见的天边决不是尽头，历史的车轮永远前进，中国人民已跨了很大的一步，但不能就此停止不前。

这些年纪轻轻的学生右派们，真也只能寄希望于那比人眼能望到的尽头更远的地方了。当他们付出了代价之后，终于得到最后的觉悟。张志武的《无题》一文说：

我们有对党对社会主义歌功颂德的自由，有和风细雨批评的自由，我们有拥护社会主义的民主权力，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权力。没有想什么说什么的自由，没有不经领导批准的民主。共产党的领导不可怀疑，社会主义制度不可怀疑，我们现存政权也不可怀疑，即使你是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因为你可以打着学术的旗号反党反人民。

为了迅速造成声势，指导和推动反右派斗争，《人民日报》在六月八日的《这是为什么？》之后，几乎每天发表一篇反右派的社论。

九日社论的题目是《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它一开头就把批评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的、建设性的批评”，另一种是“目的在于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破坏党和人民的团结的批评”。它说，“对于这种破坏性的批评进行正确的反批评，自然更为必要了。”社论说，“现在确实有一些口口声声称赞‘齐放’‘争鸣’的人，实际上企图只让他们自己讲话，而不让别人答辩。他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一概封之为‘教条’，把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机构一概贬之为‘官僚主义’的制度和机构。……也还有人（例如陈铭枢）从正面劝勉道：‘光说缺点，不说优点，这才合乎“整风精神”呀！’言下之意，那种既说缺点又说优点、既说错误又说成绩的人，还有那些出来解答和辩论的人，就都是‘整风’的挡路者了。于是，他们就把对方的嘴一下封住，至少也是把对方放到一个如果答辩就是‘不虚心’的地位上去了。大家想想，难道这就叫做‘帮助党整风’么？”

就这样，社论给前段鸣放中的许多言论定性为破坏性批评，他们批评的教条主义其实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批评的官僚主义其实是社会主义。社论把对这些言论的反击，谦逊地称为反批评。同时，陈铭枢这个重要的右派分子，就这么轻轻巧巧的带出来了。

十日社论的题目是《工人说话了》。毛泽东写的《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要求：“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份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1页。） 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遵照这个指示开了这样的会。《人民日报》在报导这些职工座谈会的时候配合发表了这篇社论。社论说，“他们对于一切反对共产党、诬蔑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诬蔑社会主义的言论，表示了坚定的斗争的决心。”这时，报纸上反右派斗争的气氛已经很浓了。

十一日社论的题目是《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它说，“我国目前还有少数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存在，这些右派分子还在利用各种机会积极活动，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在我国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是还有阶级斗争，还有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有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改变了不久前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

这篇社论还说，“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人民民主专政？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的国家生活中的最根本的是非问题。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就是建立在对这样的问题的共同认识上面。右派分子企图混淆人们在这种根本问题上的认识。”划分右派的六条政治标准中的三条已经出现了。

十二日社论的题目是《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这一篇里并无何种值得注意的意见，只是又增加了一篇反右派的社论，起了一点造声势的作用。

十三日没有发表关于反右派的社论。

十四日社论的题目是《是不是立场问题》。它主要谈一个问题：“在我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绩究竟是不是主要的？”社论认为，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是一个立场问题。右派分子“不许别人说成绩是主要的”。社论说，“倒是否认成绩，现在成了一个根本问题。因为如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是错误的，失败的，人们的面前就会是一片黑暗，新中国就会是一片黑暗，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就会是一片黑暗。如果是那样，那么问题就根本不是整风，而是要毁灭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毁灭人民的信心和民族的信心。”足见问题之严重。

凡是不承认成绩是主要的的人，当然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了。

《人民日报》的社论一篇接着一篇发表，政治风向也一天比一天明朗。许多人已经根据这些社论的导向改变了立论的基调，拥护这些社论，在发言中重复这些社论的意思乃至字句。不过也有一些人并没有立刻转过弯子来。

六月八日的指示提出要组织每个民主党派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还要派记者予以报导。这项指示立刻执行了。

在六月八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李俊龙发言，谈到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他说，写匿名恐吓信“是一种极不光明的卑鄙行为，我们同意《人民日报》对这种人的严正指责。”可是他又说，“我们应该继续坚持‘放’与‘鸣’的方针，应该保持这种广开言路的风气。”“如果明知有的共产党员在工作中存在着若干错误和缺点也不肯说，而只一味说些好听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爱护共产党的正派人所应采取的态度。” （6月9日《人民日报》）

同一天，在九三学社的座谈会上，中央常委杨肇燫还在谈人事工作问题。他说，人事制度应该由党掌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些很能干、公正的非党人士也可参加一些，如科学院尽是些大知识份子，那么一些毛孩子怎么掌握？会上，另一位中央常委孙承佩也还在说大鸣大放中不应有清规戒律，他说，大鸣大放之中必然有片面的以至错误的意见。共产党员难免犯错误，党外人士也难免犯错误。我们提倡实事求是，但是不可苛求或者限制。 （6月9日《人民日报》）

六月十日在民盟的座谈会上，候补中委陈新桂仍然说他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共产党的“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

陈新桂的发言刚完，中央常委邓初民、中央委员张毕来都发言批评他。有意思的是，章伯钧也批评他，说陈新桂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根源的观点，是理论上原则上的错误。

章伯钧接着谈到了反批评是不是围剿问题。他说他不同意反批评是“围剿”这种说法。他说批评要有民主的风度，要有倾听不同意见的雅量。中共中央统战部开了十三次会，有七十三人发言，大家提了很多意见，都是批评，共产党没有觉得这是“围剿”。现在，其他方面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不能说是“围剿”。否则，就是只许你批评，不许别人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提出“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这是合乎情合乎理的。

章伯钧谈到大家对他的批评，他说，关于对我提的意见，我不想辩论，因为那就太小气了。我的意见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伤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没那么严重。我说到政治上的设计院问题，设计是工程技术人员的事，不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也谈到国务院的开会程序问题等，也许就我在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不适宜于提这些问题，也许我的话说得含糊。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

章伯钧还表示，不同意张云川提出的公开民盟中的共产党员秘密身份的意见。同意各方面对储安平的批评。

费孝通发言。他认为这次党的整风，不但是党内的思想改造，也是我们全体人民的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必须是和风细雨的，在紧张空气中，思想是不容易真的改造的。他赞成采取小小民主的方式，最好是四、五个人促膝谈心。因此，他觉得最近座谈会开得太多，而且都有记者参加，座谈内容过一晚就上了报，空气似乎有些紧张。看来，费孝通愿意执行的是他在报纸上看到过的四月二十七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却不知道现在执行的是他没有看到过的六月八日关于反右派的指示。

费孝通最后说，他认为鸣和放必须有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接受党的领导。

座谈会结束之前，陈新桂又一次发言，表示完全同意费孝通的发言，认为目前有些紧张是事实，这样大家的顾虑就不能消除。他指责《人民日报》，把这几天报纸上对于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反批评，说成是帽子满天飞。他说，报纸不要作盛锡福帽庄的老板。他还激昂地说：“老实讲，要是反革命分子，绝不会讲报纸上认为的错误言论；他一定会讲，共产党的成绩多么伟大之类。” （6月11日《人民日报》）

六月十一日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民盟湖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说，他不同意《人民日报》最近几篇社论的态度。他认为这些社论发表得不适时，还有教条主义残余。他说，原来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不看这此社论也没有问题。如果思想上有问题的人，本来就怕放，现在一看，就更不敢放了。他认为这样发表社论，是与毛主席讲话和整风精神不相符的。他表示拥护鸣放中争的方式，但不同意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他希望今后党更应该发扬大公无私的精神，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马哲民还不同意卢郁文认为墙是两方面的说法，他说这是不合乎《矛盾论》的。他认为应该分清主导方面，不能看做是平衡的。 （6月12日《长江日报》）

六月十二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大都是些正面的话，特别是熊克武、刘文辉、程潜这几位起义过来的人，更是披肝沥胆的表示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态度。像刘文辉，就批评了陈新桂说的“三大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批评了章乃器说的“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危险”，批评了储安平说的“党天下”，以为这些意见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企图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对于几天以来政治风向转变的看法，刘文辉说，目前这种反批评是不是“收”？或者客观上是不是妨碍“争鸣”？我认为不是。

这天的会上，老报人陈铭德也发了言。他首先对“恐吓信”加以痛斥，以为是卑鄙手段。他说，写信人是害怕这次整风运动会使得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这种人很可能是反革命分子。他认为《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提醒全国人民不要忘了在我国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是十分必要的。不过，陈铭德表示了这样一种愿望，他说：在“鸣放”中出现的一些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不论其错误程度如何，究竟还是在桌面上公开讲出来的。对待这些言论，应该与写恐吓信这样的破坏活动分别看待。 （6月13日《人民日报》）

陈铭德真是个老实人。他担心匿名信事件会影响到鸣放，殊不知道正是因为鸣放造成了如此局面，才大事张扬匿名信事件的，他是把因果关系颠倒了。当初社论采用匿名信事件做由头，才使陈铭德这样的人想到可以“分别看待”，这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无可如何。要是社论直接就六教授开会一事立论，即可免此弊。

《人民日报》六月九日的社论还在把对右派分子的批判叫做“反批评”，陈铭德主张，反批评也应该在和风细雨的气氛中进行。他说，有一些人在进行反批评时，脱离了有的人原来提出意见时的具体条件，或者把一些原属错误意见加以进一步引申、夸张，这样做无助于别人认识自己的错误，对“鸣放”的继续开展可能有消极的影响。一直到这时候陈铭德还在希望“鸣放”的继续开展哩。

也是六月十二日这一天，农工民主党中央开扩大座谈会。杨清源、严信民等人都批评了章伯钧。王枕心却全面为章辩解，把别人的批评逐条驳回去。他说，一、章伯钧关于国务院讨论事情先拿出成品是形式主义的意见，我认为是不完全妥当；可是杨清源说，他提这样的意见就是旧民主主义思想，我也不同意。什么是旧民主主义呢？是假民主，欺骗人民的民主，实际上人民没有民主权利。章伯钧提的意见，并不是要这样的假民主。二、章伯钧说文字改革没有经过讨论，也有人说这不是事实。其实，讨论过的是改革文字的文字方案，至于“文字要不要改革”，的确是没有经过讨论的。三、有人说，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有脱离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我也不同意。设计院是参谋机构，并不是领导机构。铁道部和其他各部都有设计院，难道这些部就是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了？对于其他一些批评章伯钧的意见，王枕心也都表示了异议。总括起来，他认为，章伯钧同志的发言，多少有些问题，可是没有一条是有原则性错误的。因此应该和风细雨地商讨，不可一下子提高到原则上来看。如果不实事求是，一切都要乱了。

会上，张申府也对章伯钧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章伯钧的发言太随便，说话不太多考虑。他认为章伯钧的立场不够百分之百坚定，但也够百分之九十五的坚定；关于章伯钧所说的组织“政治设计院”的意见，他认为还是值得考虑的。

章伯钧在座谈会结束前发言，感谢大家对他的批评。他谈到自己在几次座谈会上发表的意见，说：我认为在这几次会议上曾经谈到“政治设计院”、国务院会议程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问题，此外提到国务院机构下的各办各委应当改变，权放在各部会，多发挥管理机构的作用。谈这些问题主要是个人想对国家提出贡献；可是有些朋友们指责我说错了。他说，对这些问题我是有意见的，不是凭灵感和一时高兴；但是语焉不详。可能是犯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违背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但这错误要等我加以说明以后再作结论，这才比较合乎民主精神。我在民盟小组会上也说过我犯错误可能很严重，也可能不那么严重，但不作辩论。因为，马上就辩论，就等于抗拒批评，不合民主精神。打球有球规，你打来，我打去。章伯钧说，我那个政治设计院可能是有代表性的错误。最近有朋友告诉我，有许多的学校和机关的一些人提出来要参加“从设计到施工”，要党退出学校这一类荒谬的言论，恰与我所说过的政治设计院问题，看起来有相似之处。他表示：希望同志们继续提意见，我要考验自己，用“动心忍性”的功夫，克制自己，锻炼民主风度，请老师。

这次座谈会上还宣读了正在郑州为农工民主党发展组织的张云川写回的一封信。信中说：看到《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登着农工民主党中央座谈的消息，一看内容，不是对共产党提意见，帮助整风；却变成了对张云川提意见，成为农工民主党整风，甚觉稀奇！你们要求我来郑州干事，在我不在座没有机会发言的情况之下来批评我，也令人很觉得那个。对于这封信，章伯钧解释说，第一，不是农工民主党党内整风，是帮助中共整风。张云川有回来说明的机会。第二，按照各民主党派同中共协议的精神，只帮助中共整风，我们党内暂不整风，将来再说。现在批评我，是纠正帮助中共整风发生的偏差。 （6月13日《人民日报》）

六月十四日九三学社的会上，候补中央委员顾执中提交了一份书面发言，他分析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一般人所讲的话，大约可分为四种，即一，好心说好话；二，好心说坏话；三，坏心说好话；四，坏心说坏话。他着重描绘了好心说坏话的人的情况。他说，过去，这种人为了爱说话，爱提意见，不免在不同的场合中，遭受到宗派主义者与官僚主义者的打击、排挤、暗害与不重视。在今天的整风运动中，有不少人已不顾一切的说了许许多多的不好听的坏话，这种坏话虽然在实质上是好话是良药，但往往容易被误认为坏话。他还提到，当我们跟坏心说坏话的人进行斗争时，切忌皂白不分，把好心说坏话的人，也顺便的随意牵涉在内。这样做，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是不应该的。在政治上是助长坏人，孤立自己，削弱自己，是最最危险，而英明的党也决不会做的。 （6月15日《人民日报》）

六月十四日民盟湖南省委员会和长沙市委员会举行联席扩大座谈会，会上对最近几天人民日报社论表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人拥护这些社论，像省委委员、中南矿冶学院教授陈新民说：“人民日报最近的社论对于分清是非，扶植正气，维持正常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影响了一些人怕发言。现在，一方面要反对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论，一方面要发扬积极的批评，使得批评意见得以毫无顾虑地表达出来。”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杜迈之说：“如葛佩琦、章乃器、储安平、陈新桂等人的言论，他们的论调实质上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他们的论调不仅工人、农民听了感到不能容忍，也同样是我们不能同意的，现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几篇社论，驳斥了那些极少数发出的不利于整风、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为我们所共同反对的谬论，帮助我们划清了同他们那些谬论的思想界线，澄清群众中的混乱思想，这样作就更有利于我们一切爱国的、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鸣、放，保护了整风运动的健康进行。”他还说：“有些同志看了六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第五版报导盟中央小组座谈会的一条标题‘可注意的民盟动向’后，猜测人民日报的这条标题是否带有批评性质，有的感到不好受。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使我们难受的，我们盟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这个方向是无可怀疑的。如果人民日报的这样标题是带有批评意识，而我们确有缺点的话，我们应当诚恳地欢迎批评。” （6月16日《新湖南报》） 这陈新民、杜迈之二人虽然表示了合作的态度，后来还是被划为右派分子。

六月十五日，邵力子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发言，这时他已按照《人民日报》最新社论的新精神立论了，他说，有人说，不是言者无罪吗？怎么围剿起来？邵力子辩驳说：鸣鼓而攻，不等于判罪处刑，围剿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言者无罪，更不等于言者无过，说错了的话应该纠正，犯重大错误的话更必须予以严正的驳斥。 （6月16日《人民日报》）

刘斐听邵力子念到“鸣鼓而攻之”这一句的时候，插嘴说：是“小子鸣鼓而攻之”哩！他们两位都是一九四九年和平谈判中南京政府代表团的成员。一同过来，一同留下，老同事了，不妨开点玩笑。他们那一代人，“四书”都是读得熟的，都记得“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一句。“小子”在这里不过是“我的学生们”的意思，并无恶意，可能还有一点亲昵的意味。再说，把“鸣鼓而攻”作为一句成语来用，并不是邵力子开的头。《辞源》里就有这词条。至于刘斐硬给添足这两个字，看来是不怀好意，是要对这些鸣鼓而攻的小子们和正在发言的邵力子表示一点不敬吧。这和会场的气氛大约也不大调和，使演出正剧的场面忽而不协调地抹上一笔喜剧的色彩。又好笑，又不能笑，多尴尬。所以，在下一次的会上，甘祠森在揭发刘斐的这一回捣乱的时候，就大声问他：你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 （6月19日《人民日报》）

刘斐当然是右派。就在他插嘴说“小子鸣鼓而攻之”的这次会上，还有一件事也同他有关。会上，陈其瑗很激愤地说：“试问，我在统战部说的话有什么肉麻？我说，我在内务部和共产党员合作共事，关系很好，彼此之间没有墙、沟，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难道我非要说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才不肉麻吗？为什么李主席要宣布我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肉麻？”陈其瑗发这么大的火，是因为在民革的上一次会上，主持会议的李济深念了刘斐递上来的一张纸条，说陈的发言很肉麻。 （6月16日《人民日报》）

为了使右派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除了组织这些座谈会，让他们畅所欲言之外，还在报纸上刊登他们的文章。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人民日报》转载了一些原来刊登在学校校刊上的文章。像前面已经说过的黄万里的《花丛小语》 （6月19日） 、刘地生的《要求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 （6月22日） 等等都是。各报编辑部前一时期收到的右派分子来稿，这时也发表了一批，显然都是准备批判的靶子了。

六月十日的《沈阳日报》上刊出了沈阳师范学校张百生、黄振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这是一篇七千余字的长文。它希望，“在这次整风中，党除了应当坚决铲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三害’而外，更重要的是要挖掉‘三害’的根子，进行彻底的革新，不然将有葬送党、葬送社会主义的危险！”

文章三分之一的字数是谈对肃反运动的看法。它说，“这一运动打击面宽，伤了感情，使党群之间的‘墙’加高加厚了，使党群之间的‘沟’加深加宽了。很明显，党中央对残余敌人的估计是最大的主观主义，在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宁左勿右’，打错了好人，破坏了法制……。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关于肃反运动的指导理论，这篇文章指出：“显然这是受了斯大林同志的社会主义事业越发展敌人越多的错误理论的影响。最近党中央提出的‘有错必纠’是英明的，适时的。有些人把肃反中的错误完全加在肃反干部身上是不公平的，除了少数乘机打击报复者外，他们不过是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而已。根子在北京。”

对于毛泽东亲自定性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这篇文章说：胡风及“胡风集团”是反革命分子吗？根据前些时候公诸于世的材料看来，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从胡风给党中央写的“万言书”中，丝毫看不出有反革命的味道。他只是就意识形态范围内的文学艺术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建议罢了，他的某些看法和建议今天看来还是正确的。对林默涵、何其芳同志的教条主义的批评，这是公民的起码权利，是百花中的一朵，是百家中的一派。至于《人民日报》揭发的材料和《人民日报》的按语，表面看来无疑是反革命，其实有些是历史问题，有些是在言论不自由的情况下对教条主义者发出的暗语，怎么能说是反党反人民而兴师问罪、大加围剿、拿入囚牢呢？“偶语者弃市”的做法，仁人志士谁还敢开口！这样只能阻塞言路，助长“三大主义”，葬送革命。胡风问题已过了两年，为什么还不公开审判？我们要求党中央如果打对了就立即公开审判，如果搞错了就马上开释，并恢复其名誉。

这两位作者替胡风鸣冤叫屈还不够，还要过问党内的事。文章说，“高、饶事件的真相也应当向全国人民公布。”这篇文章还指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冒进”。例如农业合作化，文章指出，“我们的农具同两千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就这样一窝蜂似的组织起来，很多是变相的强迫命令，干部水平低、工作混乱、非生产人员增多、生产积极性降低（比单干时）等毛病就在所难免。……至于说农民都有加入合作社的要求，是自由参加的，其实是大多数农民怕带落后的帽子不得不参加。去年农业增产，不能完全归功于合作化，主要的是党的信贷政策发挥了作用，假如把这贷给集体农民的二十二亿人民币贷给小农，可能还会收到更大的效果。”

更加肆无忌惮的是两位作者论党的部分。文章说：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前由言论到行动都是站在历史的最前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与人民水乳交溶，亲密无间。而解放后则逐渐在成为人民的上司，逐渐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变成了空洞的口号，自己变成了特权者，陶醉于自己是开国元勋，有汗马功劳，应当有权有势的泥潭中，陶醉于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自我欣赏里，总以为自己是最优秀的，非我不可。自吹自擂地宣传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气派。由于党对一切问题有最后决定权，从组织上又不信任非党人士，就会把党外的一切逆耳的忠言拒于千里之外，这就使党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开始脱离群众。党虽然拥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但这仅仅是占全民总数的百分之二弱而已。中国不只是一千二百万共产党员的中国，而是六万万人的中国；新中国不只是党一手创造的，而是好几万万工人、农民、知识份子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创造的。共产党的意见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的，从前面说过的“错在中央”就可以得到证明。况且有其名无其实的“党员”日渐增多，难道百分之九十八的非党同志都无德无才，应当绝对服从百分之二的人的主张，当这百分之二人的“顺民”么！这是什么原则！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原则有什么共通的地方？

这篇文章指出：党的威信一年不如一年的病根在于党有绝对的领导权。它论证说：

一些老党员进城以后，有了特权，渐渐忘记了革命的真义，喜欢奉承，作威作福，思想硬化。解放以后很有些人看到入党是攀登仕途的拐棍，有权有势，官高禄厚，步步高升。于是就蜂拥而至，“争取”入党，在党员和党组织面前，极尽其拍马（方式变了）的能事，伪装积极，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歪曲事实，欺上压下，……以博取党员和党组织的欢心，达到入党之目的。入党以后，仍如上述之外，还加上对群众不是推心置腹，吃苦在前，而是成为党的“包打听”，教训、申斥群众，以改造者自居，等等。于是，在党群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隔离群众的“铜墙铁壁”，促使党从组织上、思想上硬化，先锋队与战斗队的作用日渐削弱。这不是党的危机么！

这篇文章认为：“建国以前和建国之初，党有绝对领导权，党员得到重用，这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合乎规律的。今天的情况变了，历史要求党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和党员的特权，不然党将阻碍历史向前发展。”对于这个意见，文章作了这样的论证：今天矛盾的性质变了，人民的觉悟提高了，大家都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人民也有参加国家事务的决策的要求。而且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不是取消党的领导，而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使党永远是先锋队。很明显的是取消了党员的特权之后，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才要求入党了，为了藉此向上爬的卑鄙的个人主义者，用八抬大轿请他，他也不希望入党了，因为入党以后无利可图，反而处处需要带头，起模范作用。这样一来，党的组织才能纯洁，党才能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去影响人民，才能通过他的正确的主张去领导国家，才能根除“三害”，才能拆“墙”平“沟”，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推动历史前进。

这篇文章还提出了扩大民主、革新国家制度的主张。它说：解放后这几年来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实际上是党一党专政，是党中央政治局少数人独裁。党内也没有民主，下级党组织和党员只能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决议，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是有职无权，只有执行决议的义务，没有参与决策的实际可能。党是太上皇，是威武神圣的。一手托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杖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出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带上“莫须有”罪名的手铐。选举只是变相的任命，代表只代表个人，谁也不知道自己选的人是怎样的，他代表自己说了些什么。至于集会、结社、出版等，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逾越雷池一步，这怎能体现人民是国这家的主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严重的破坏法制，必须改变。

改变的办法，文章提出：

应该实行直接、普遍的竞选，让代表们能够真正代表本选区大多数选民的意见，对本选区人民负责。应该让人民自由组织新的党派、社团和出版报刊，以便广开言路，监督政府，反对廉价的歌颂，提倡大家起来反不良的现状，只要不反人民，不反社会主义就行，反对共产党的政策也没有关系。“真金不怕火炼”，共产党是不怕反的，假如不代表人民利益的主张和措施，被反掉了又有什么可惜的呢！

关于国家制度，文章说：

国家大事谁说了算？在宪法上规定是“人大”说了算，而在实际上“人大”不过是个泥菩萨而已，全权都操在党中央手里。“人大”只是走走形式，举手通过，完成立法手续。几年来很少看见“人大”对国家大事进行过真正的讨论，很少看见委员提出重大动议，却偶尔看见他们的一些无关痛痒的考察记在报上发表。这岂不是笑话！更可笑的是号称统一战线的“政协”，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有关学习等问题的工作上，实际是不问政治，或者说问而不政，政而不治，治而不协。“人大”与“政协”就像两朵花一样点缀着民主的门面。当然，错不在“人大”和“政协”，责在党中央。党对“人大”与“政协”说来，成了超政府、超宪法的太上皇。不只是以党代政，而且是以党代宪法，以党代“人大”……。这样少数人的专断，肆无忌惮地发号施令，不发生错误倒是不可思议的了。而党中央从建国以来就没有进行过公开的自我批评。要改变这种独裁误国的现象，必须把党从“人大”与政府之上拿下来，把政府置于“人大”之下，使“人大”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人大”代表必须经普遍的竞选产生，一定要选出才高德劭者，才能起到真正的代表的作用，不要按各党派“政治分赃”的比例瓜分席位。要设立各种专门组织，集中最优秀的各种专家参加工作。“人大”常委委员应该是专职的。人民代表不应兼任政府之职务。应该创办“人大”的机关刊物，向人民宣传政策，刊登消息和讨论的重大问题，监督政府工作等。至于党对“人大”怎样起领导作用呢？我们认为这就要靠党员代表的作用。只要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党员在人民中享有威信，人民一定选他进去。

六月十五日《人民日报》上转载了十二日《陕西日报》上刊登的陕西师范学院讲师王尊一的文章，题目是《“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并注明“本报转载时略有删节”，删去了一些什么内容，不详，就看删剩的，也就够厉害了。文章一开头就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是存在在个别机关或个别学校里，是在目前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普遍地存在着。那么我们要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

文章对于天下是谁打下来的就是谁的这样一种道理表示不能接受，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确有伟大的功勋，但从此共产党骄傲起来了，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政权应由我们掌握，好官我自为之，人民只能听从共产党的命令、指挥和摆布，人民那有宪法上赋予的思想、言论的自由。

文章还拿元朝和清朝的情况和当前的现实作类比，它说：元朝时候，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宋人。当时统治权在蒙古人手里掌握，其次才是由色目人掌握，汉人和宋人只是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罢了。我们把这种政治叫做“民族压迫”。再如清朝入关以后，政治要职都设复职，如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满、汉人各担任一职，满人官品高，汉人官品低，满官有职有权，汉官有职无权。这种政治我们也把它叫做“民族压迫”。但是，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共产党员，第二等是共青团员，第三等是民主党派，第四等是群众。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是多设复职。正的总是由党员担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这种政治的形式，除了本质不同外，和元朝、清朝又有什么区别呢？这种政治制度，应该叫它个甚么名字，我不知道。

这篇文章还说：

几年来，在各个部门和各个角落，工作发生了错误，总是说下级执行政策有偏差，或者说没有掌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是，政令的草率颁布，更张频繁，保守、冒进、又保守、又冒进这样摇摆不定，还说是为了适应情况的发展。另外，一切讨论变成了形式，严肃认真的讨论根本展不开。领导上对待恭维、奉承、吹牛拍马的人认为是积极分子，认为政治上可靠，可以得到提拔或升官。对待在政策、号召上稍存怀疑，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便认为是思想落后，不进步，保守顽固，甚至给戴上反党、反人民和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这样一来，谁还敢对党提出一个字的批评呢？

六月十八日《文汇报》刊出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外国语学院支部主任委员徐仲年教授的杂文《乌“昼”啼》，《人民日报》“略有删节”后于二十三日转载。文章分三小节，第一小节从有人以“凤鸣”比喻“报喜”，“乌鸣”比喻“报忧”谈起，以为“乌鸦是益鸟，向人‘报喜’的喜鹊反而是害鸟。”第二节的小标题是“毛毛雨下个不停”，这是黎锦晖写的一句歌词，毛泽东曾引用来说明“和风细雨”。可是这篇杂文说：

毛毛雨下个不停是有害的：下得久了，秧要烂，棉不结铃。田初湿时是软的，容水过度就会变硬。“清明时节雨纷纷”，尚且要“路上行人欲断魂”；不幸而霪雨一年半载，老百姓就得饿死不少！

和风细雨自有他的妙处，但迅雷烈风也有扫荡阴霾之功！某些时候，错误严重，态度顽强：那就用得着迅雷烈风了；在这种情况下，和风细雨不足以息民愤！

尤其不希望对己和风细雨，对人迅雷烈风；对党外人士要求自我批评，对党内人士则要求批评别人！

我听了许多代表所反映的内容，有些事真令人发指！小民主解决小偏差，大错误就得用大民主来纠正，正如对症下药，有些病该用霸药来治。

这意思很明显：以前历次主要是整党外人士的运动，都是迅雷烈风，现在共产党内整风，却要求和风细雨了。杂文作者认为，对于有些令人发指的严重错误，就该用霸药来治，和风细雨不足以平民愤。

这篇杂文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七月九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说：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最不喜欢和风细雨。我们不是提倡和风细雨吗？他们说，和风细雨，黄梅雨天天下，秧烂掉，就要闹饥荒，不如急风暴雨。你们上海不是有那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乌“昼”啼》吗？那个“乌鸦”他提此一议。他们还说，你们共产党就不公道，你们从前整我们就是急风暴雨，现在你们整自己就和风细雨了。……现在，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因为他们来了个急风暴雨，这好像是我们报复他们。这个时候，右派才晓得和风细雨的好处。他看见那里有一根草就想抓，因为他要沉下去了。好比黄浦江里将要淹死的人一样，那怕是一根稻草，他都想抓。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45-446页。）

徐仲年在他这篇文章中说，“我模仿《乌夜啼》，作《乌昼啼》。是否提防猎人的枪？不在考虑之内！”结果竟引起了毛泽东本人的批评，恐怕更不在预料之内吧。当然，他即使没有写这篇杂文，凭着他农工民主党支部主任的身份，再加上一些还可以另外搜集的材料，也得划为右派分子的吧。

这就是反右派斗争开始阶段的形势。一方面，许多人按照六月八日以来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导向迅速转变过来，挺身而出，鸣鼓而攻；一方面，也有不少右派分子还在发表言论，发表文章，“自投罗网”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7页）。

要把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要给右派分子以致命的一击，光靠《人民日报》每天发一篇反右派的社论还是远远不够的。要叫他们投降，必须先缴了他们的械。这就必须把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从他们那里收回来。

毛泽东二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和三月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虽然没有正式公开发表，可是早已在党内党外作了广泛的传达，当时只愁人们不了解这新方针，只愁了解这新方针的人太少了。对这两篇讲话的传达，对于热闹了几个月的大鸣大放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不少的人是受到了毛的讲话的鼓舞，才投入到鸣放中来。大鸣大放中，不论是发出悦耳的鸣声的，还是发出刺耳的鸣声的，都引经据典，而所引以为据的经典，就是毛的讲话，特别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马哲民不满意《人民日报》六月八日以来的那一系列社论，就以它不符合毛泽东讲话的精神为理由。就说那个以“小匈牙利事件”首犯罪名而被处决的汉阳第一中学副校长王建国（详见下一章），他罪状中有一条，就是对学生提到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似乎这篇讲话可以为学生闹事的依据和护符。当事情已经起了变化之后，已经不再需要鼓励鸣放，而要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时候，决不能让这篇讲话为右派分子所利用，利用为乱鸣乱放的依据，利用为猖狂进攻的兵器和铠甲。这就有必要把那时说过的一些话收回来，咽下去。古人说过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过的话难道可以收回来么？可以的，收回的办法就是根据此刻的需要将原来的讲话修改之后正式公布，作为标准本。此后谁再要引据以前未经修改的文本，就都是有意歪曲和篡改了。

此时公布讲话的标准本，现在已经知道还有一个外部的原因。那就是《纽约时报》从华沙一位消息灵通人士那里得到了这篇讲话的文本，即将它详加摘录，登在六月十三日的报纸上，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所的一份分析报告《毛泽东的“秘密”讲话》（档案号IR 7532，1957年7月1日）提供了这样一个情况：“毛讲话的一部分已被波兰共产党人引用，援引为与苏联路线相左的一种路线作理论上的辩护。”“在波兰，它能用于为一条非苏联的道路辩护。”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二卷，第111页，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 因此就很有必要将这篇讲话整理修改正式发表了。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所的这一份分析报告接着说：“对该讲话的发表版本做了修订，以使讲话不易如此运用”，“毛的讲话在华沙正被一种相当断章取义的形式加以散发，而这可能是加速该讲话发表的一个因素。” （同上书，第112页）为了应付这一突发事件，颇费了一些踌躇。《人民日报》六月十四日发表《是不是立场问题？》之后，有整整一个星期不再发表有关反右派斗争的社论，直到六月十九日公布这篇讲话的修改本之后，才在二十二日发表《不平常的春天》，又再陆续发表有关反右派的社论来。一星期未发社论，可以看作是这种踌躇的表现。现在，为了消除这次泄密造成的影响，正式发表标准本是一个可取的办法。

这个标准本在六月十九日的报纸上发表，题目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标题下注明：“这是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一篇讲演。现在经本人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并且作了若干补充。”

作了些怎样的“整理”和“补充”呢？后来胡乔木说：毛主席五七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是在二月间讲的，到后来发表时，就修改了很多。开始是一种看法，后来是另外一种看法，这儿插一段，那儿插一段，这里改一改，那里改一改，所以，这篇文章中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说，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另外一方面又说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一个地方讲，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调节它的内部矛盾，没有对抗性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点。可是，反右派不是对抗吗？所以，有些地方又用别的话来改掉。不管怎样，毛主席在二月间讲话时的思想，到了反右派以后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以前的有些想法差不多再也不提了。 （《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145页。）

这里他也说得很概括，对于这些关系重大的整理和补充，应该仔细看看。

有一些，是单纯技术性的变动。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原来第六个问题是增产节约和反对铺张浪费，第十一个问题是少数民族同大汉族主义问题，西藏问题，发表时这两个问题互换了次序，小标题的文字也更加精炼。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原来讲的第四点是整风，第五点是为人民服务，发表时也互换了次序，文字也有改动。此外还有多处因语法修辞方面的要求而作的改动。

整理时，删去了不少内容。例如，原来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一个新问题。因为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或者谈得少，或者有错误。这样就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找到了一个颇高的位置。发表时这些内容都删去了，改为：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这就比当时说的谦逊多了。

原来讲话中说过的一些具体的人物，具体的事情，具体的数字，都删去了。陈其通、马寒冰等四人的文章；《人民日报》对这篇文章的长时间沉默；钟惦棐的文章；王蒙的小说；对王蒙小说的围剿，流沙河的诗《草木篇》；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党支部副书记马云凤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的标语；一九四九年以来处死反革命分子的数字，等等等等，都删去了。外国的人物，如赫鲁晓夫、哥莫尔卡、拉科西、格罗、铁托、卡德尔等等，他们的名字和对他们的议论，也都删去了。

一些原来说得不很确定的意见，发表时写得比较确定得多了。例如，原来说，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民主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手段，发表时改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在谈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问题的时候，说：我们这个国家这么多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生产。发表时，这个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的意思给删去了，变成要“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且，“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这一修改反映了毛在人口问题上的摇摆。一九四九年评白皮书，他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11页） 那时还是取得全国政权的前夜，可以说还不知道问题的深浅。到一九五七年这时，问题已经相当明朗了。马寅初在一九五五年就已经提出了人口问题。一九五七年的政协会上，李德全、钟惠澜、邵力子的发言，都以节育为主题。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少生一点就好了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真正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说人多是好事，恐怕是千百年来我国农家认为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在他身上的反映。在不久之后反右派斗争中，人口问题也是一个批判的题目。

甚至在反右之后一年，一九五八年四月，毛在一篇影响极大的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中还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第274页）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说：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深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变化。 （同上书。第609页）

这大约是毛泽东最后一次表示人多是好事的意思，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大跃进失败的后果，才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人口的压力是什么意思，这以后才不再听他说人多是好事了。人口问题上的批判带来的后果就是人口爆炸，一九五七年时候是六亿，到一九八七年就超过了十亿。

比起删削来，意义更重要得多的是增补。究竟补充了些什么内容呢？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一九八六年重编《毛泽东著作选读》，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题解中说：讲话公开发表前，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

所谓“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例如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发表时增加了这样一段：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据薄一波说，这一篇从讲话记录稿到最后发表稿，加上中间的修改稿，共有十五份稿子，就是说，一共修改了十四次。而这一段话，是修改过程中逐渐加上去的。讲话原稿一直到五月二十四日以前的修改稿，都是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即意识形态方面还存在矛盾和斗争，而从五月二十四日以后的改稿，阶级斗争的范围就逐渐扩展了，分量也逐渐加重了，最后改成现在这个样子。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611页。） 读者当能记得，五月二十四日，正是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准备批判右派论文的中间。

还增加了这样一段：

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可惜的是，他在增补这一段的时候，没有同时给读者一个社会主义的定义，没有说明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包括一些什么内容。

这篇讲话中最重要的增补，是六条政治标准：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这意思，他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已经说过：“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现在不过是再添上四条公布出来罢了。

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确实是最重要的两条。后来一九七九年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这两条就包括在内。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是容易理解的，也从来没有什么疑义。共产党的文件如果不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倒是奇怪的事情了。需要研究一下的倒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因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并不总是很确定的。一九五七年六条标准中所说的社会主义道路，同一九七九年四项基本原则中所说的社会主义道路，含义已有很大不同。举一个例，一九五七年初，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中说：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5页。） 在一九五七年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文件中，也是把粮食统购统销规定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当年谁非议了统购统销，就应划为右派分子。

后来粮食购销办法都有了改变，也就不再把统购统销包括在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之内了。所以，在一段较短的时间里来看，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的含义似乎还是相当确定的；而如果放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来看，它却是颇为不确定的了。为了不致触犯这一条，稳妥的办法是把社会主义道路理解为现行政策的同义语，现在实行什么政策就拥护什么政策，换句话说，就是维护现状，现状不容非议和反对。

增补的第六条，“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是写给赫鲁晓夫看的。这时，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中苏关系公开破裂的前夜。表面上虽说还维持着友好的姿态，实际上分歧已经很多。这一点，毛泽东心中有数。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谈了许多对苏联的不满。他说，“我们不赞成苏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有些问题没有讲，将来还要讲。”（《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1页。） 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再讲一讲中苏关系。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90页）

这一点，在他的对手赫鲁晓夫也同样是心中有数的。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说，“我记得一九五四年我从中国回来以后曾告诉过我的同志：‘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了。’我是根据毛泽东的各种言论得出这个结论的。”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65页。） 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虽然与苏共二十大新路线的影响有关，却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两党的分歧。赫鲁晓夫回忆说，“关于‘百花齐放’的口号，我们决定不在报刊上发表。毛泽东并不傻；他知道我们的沉默是表示对他这个口号不赞成。”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666页。） 赫鲁晓夫还说，“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17页。） 这样来看毛泽东发动整风鸣放的动机，并不全面，忽视了他确实也有想作若干改变的一面，但是后来的反右派斗争，给了赫鲁晓夫这样说的口实。毛泽东确是感觉到了这一点。二月二十七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讲到苏联报纸不登陆定一文章的事。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还说了“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8页。） 在明知破裂不可避免的时候，又要将日后破裂的责任归之于对方，就务必格外小心谨慎，不可贻人口实。添上这一条，做出一个维持团结的姿态，就是完全必要的了。特别是在鸣放整风中，已经有不少人提出了苏联损害中国利益的问题。

这里要特别提到一件事，就在公布这篇讲话的六天之前，六月十三日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一次会议上，在讨论国家决算预算草案的时候，常务委员龙云发表了这样几点意见：1、抗美援朝战争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2、第一、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债，有的美国不要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年以内还清，时间过短还要付息。建议延期二、三十年归还，藉以缓和国内经济紧张。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3、苏联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4、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的援助。 （7月14日《人民日报》）

龙云这人，凭他已经表示过的对章乃器先生、章伯钧先生非常钦佩，凭他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发表的意见，已经足够划为一名右派分子了。他的这些话，只不过是一个右派分子增加了一些右派言论，可是在苏联方面看来，这是一个全国人大常委在常委会上的发言。按照苏联式的体制，人大虽属于国会的性质，却总是反映政府的意见。为了不使苏联方面认为龙云的发言是中国政府所授意，认为“双百方针”包含有反苏的内容，就十分有必要公开批判龙云，把这次发言作为他的最大罪状。也许可以说，这第六条是为了龙云的这次发言而添上去的。

添上这一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消除波兰共产党人引用这篇讲话的消极后果。前面已经说过这件事了。在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所那一份分析报告《毛泽东的“秘密”讲话》中说：“修订稿把毛的意见在几点上置于与莫斯科的声明几乎一致的水平上，该讲话已被莫斯科与阵营其他成员国出版。然而，事实上毛已阐明了一个在重要方面不同于苏联所述的教条，这在克里姆林宫看来有某种危险。尽管该讲话文本已做了修订，并且它针对那些将破坏社会主义或阵营团结的人做了批评，这次讲话无疑将继续为阵营内部的‘修正主义’分子提供一个‘经核准了的’文本，特别是在波兰，它能用于为一条非苏联的道路辩护。”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二卷，第111页） 所以在修订的时候加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一条就大有必要了。

后来中苏关系发生大变化。到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将这六条政治标准改为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就删去了这一条，不再认为是必须坚持的了。

一些对政治敏感的人立刻就感到这六条政治标准是对这个文件最重要的增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发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报告》这一篇不足五百字的文章，其中全文照引六条政治标准原文，末了号召一句：“我们民主党派、民主同盟的同志现在学习毛主席这篇讲演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学习这六条政治标准。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辨别是非，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就完了。 （1957年6月21日《人民日报》）毛泽东在提出这六条标准的时候，十分客气地表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只是他没有说，这“不赞成”的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不久之后的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就会让人们明白这一点。

当人们六月十九日早晨在报纸上看到这篇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些听过录音、听过传达、或者风闻过原来讲话某些内容的人，都对着报纸目瞪口呆了。一些在这篇讲话鼓励之下鸣放了好一阵子的人，看到赫然在目的六条标准，才发觉自己已经误入白虎节堂，叫苦不迭了。罗隆基说，他因为毛主席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中没有提出六项政治标准，所以犯错误。 （7月11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经过删削、改写和增补之后，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文件，右派分子再也无法利用它。反右派斗争的最大障碍已经排除。反过来，这个文件成了反击右派的威力最大的武器。它在这时修改发表，就像炮兵群向敌军阵地的地毯式轰炸，把正在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打得晕头转向，无地容身。六月八日毛泽东写的《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提出，从这一天开始，大约十五天左右时间，还要组织一次大鸣大放大字报的高潮，高潮跌落时即陆续发表原来准备的反击右派的文章。现在这篇讲话修改发表，高潮立刻陡然跌落。原来预计的十五天左右的时间，实际上只用了十一天。

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最初是和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同时整理成文，同样经他本人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原来有意将这两篇讲话同时公布的，可是后来却没有这样办。宣传会议讲话直到一九六四年六月才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中首次发表。这时反右派斗争已经过去六、七年了，当年关于“放”还是“收”的那些争论早成陈迹。那些听了这个讲话深受鼓舞的人，例如傅雷、徐铸成等，许多已经成了右派分子，正在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历程之中。所以，这个讲话的公布，已经没有前一个讲话发表时所引起的那种震动了。人们也不怎么重视它，到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重编《毛泽东著作选读》，甚至抽去了这一篇。

不过，对于这一篇当年曾起过很大动员与鼓舞作用的讲话，我们在回顾当年历史的时候，却不应该忽略它。这里也顺便说说它的修改情况。同前一篇讲话一样，它原是一篇动员鸣放的讲话；修改的意图也同前一篇一样，是要把它修改成为一篇反击右派的文件。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不可能不同样留下自相矛盾的明显的痕迹，加进了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为了反右派斗争的需要而添写的，可以看到的，有“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等等。

为了顺利开展反右派斗争，在解决了修改发表讲话稿的问题之后，还有一个小小问题必须解决。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规定：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整风开始，也真有那么一些非党员根据这个规定请求免于参加。现在既然已经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决不允许有人借此逃避，因此必须取消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的规定。

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出了《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决定》。宣布：一切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应当把参加这一运动和斗争看作是自己的崇高的义务和应有的责任。因此，国务院决定：凡是进行整风的单位，所有工作人员，都应当积极地参加这一运动和斗争。

这个问题就这样轻易地解决了。于是，反右派斗争就在全国政治界、工商界、新闻出版界、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科技界全面铺开。

十二、章罗同盟

七月一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其中说：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这里第一次出现了“章罗同盟”这个缩写的专有名词。缩写是最常见的语言现象之一，有些好几个词组成的专名，全称太繁，可以截取其中少数文字作为代表。例如毛泽东笔下出现过的“杨罗耿兵团”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64页。） 就是杨得志罗瑞卿耿飙指挥的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的缩写。

“章罗同盟”的构词法与此相同，其全称就是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社论中“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也可以读作“风浪就是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造起来的”，“其源盖出于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社论中又说“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更可见“民主同盟”和“章罗同盟”是同义词。

不过，这个提法对于中国民主同盟显然是一种很大的压力。民盟中央的一些人希望只要章伯钧罗隆基两人承担罪责，从而减轻整个组织的责任，于是就悄悄改了一个字，改为章罗联盟。七月一日社论发表之后两天，七月三日民盟中央的整风座谈会上，主持会议的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责成罗隆基交代四个问题：一．如何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二．和储安平事先商量他的发言稿的问题；三．小集团的情况；四．章罗联盟问题。 （7月4日《人民日报》） 胡愈之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题目就是《章罗联盟的透视》 （7月11日《人民日报》） ，他大约是采用“章罗联盟”这个提法的第一人。只是同是在这一次人代会上，民盟北京市主委吴晗作批判发言，却还是采用“章罗同盟”这提法 （7月7日《人民日报》） 。

后来的批判文章，几乎全是采用“章罗联盟”这个提法了，似乎是章伯钧罗隆基二人结成了联盟。不过这样说有一个困难，就是这是两个长期不和的人。他们之间的不和可以追溯到一九四五年十月民盟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那时民盟内部多数人不满秘书长左舜生的把持操纵，拟议推出罗隆基取而代之，只是因为章伯钧不同意才打消了这个计划。

民盟高层人士都知道他们二人长期不和的这种关系。当时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任宣传部副部长的千家驹在《从追求到幻灭——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自传》中回忆说：

章伯钧与罗隆基两人俱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但他们两人势同水火，积不相能。章伯钧以民盟“左派”自居，与救国会派的史良（亦民盟副主席）相结纳，以与罗隆基为首的右派（包括张东荪、刘王立明、叶笃义等人）勾心斗角，争夺民盟的领导权。在会场上则舌剑唇枪，在会外则各有各的小组织。此事不但民盟中央，人众周知；中共中央统战部更比谁都清楚。毛泽东、周恩来也未尝不知道。犹忆一九五○年民盟举行第四次中央委员会时，由于章伯钧与罗隆基争夺领导权而相持不下，会也无法结束。后经周恩来出面调解，问题仍未解决。最后竟劳毛主席亲自出面，约了民盟中央负责同志一起商谈，才算勉强妥洽。周恩来、毛泽东两次约民盟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我都在场，所以对章罗两人对立的事，毛泽东也是清楚不过的。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3年6月版，第210页）事实就是这样。现在马叙伦、高崇民、胡愈之、吴晗他们在会上的批判发言也都透露出了二人不和的真相。马叙伦说，“我前几年就曾为了调停章、罗之间争权夺利的冲突而伤尽脑筋。” （6月19日《人民日报》） 高崇民说，“章、罗两人本来是钩心斗角的，但近年来联合起来了。” （7月1日《人民日报》） 胡愈之说，“章、罗两人是有矛盾的”。 （7月11日《人民日报》） 吴晗说，“章罗两个多年冤家突然变成章罗同盟了。” （7月7日《人民日报》） 怎样才能够把一对多年的冤家说成是联盟呢？马叙伦的解释很干脆：“他们可以为个人野心而冲突，也可以为个人野心而联合”，另外的几位也都是循着这样一种思路来解释的。把两位副主席分工合作的工作关系说成是一种政治联盟的关系。

后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也不得不接受了“章罗联盟”这个提法。他在《中国民主同盟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一文中说：中国民主同盟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中，起了特别恶劣的影响和作用。这是因为在一个时期内，由民盟两个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所形成的“章罗联盟”的右派反动路线——从政治路线到组织路线，曾经在盟内占了上风。“章罗联盟”的骨干分子在不同情况下和不同程度上控制了民盟中央和许多地方组织的领导机关的实权。他们在国家生活的许多部门特别是文教部门还参加了领导工作。他们以及在他们影响下的大小右派分子，利用民盟组织的合法地位，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在全国和地方上，在高教界、科学界、新闻界、出版界、文化艺术界和其他方面，充当主帅和大小头目，筹画、发动、号召和组织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章罗联盟”事实上成为全国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发号施令的最高司令部，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1957年9月11日《人民日报》）

罗隆基看了沈钧儒这篇文章之后。写信了一封长信给沈钧儒鸣冤，信中说：

“章罗联盟”这个名词的来源和事实根据是什么，我直到今天还不知道。经过三个月的反省后，我的良心告诉我，“章罗联盟”这个罪案对我来说，绝对没有事实根据，是极大的冤枉。

当年对反右派斗争颇为积极的千家驹，晚年对反右派斗争转变为批评的态度，说“章罗联盟是千古奇冤”。

从已经发表的毛泽东著作看，他始终都是用的“章罗同盟”这个提法。当报纸上众口一词，都说“章罗联盟”了，他依然不改口。七月九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十月九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十月十三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他都是讲的“章罗同盟”。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0页、第475页、第492页。）

如果用“章罗同盟”这个缩写，就根本不会发生是否冤案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政治概念，与章罗二人个人关系的好坏并无关系。这里不妨用一个另外的例证来作类比，曾经有一些出版物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缩写为蒋党；桂系，阎锡山，都曾经与蒋介石兵戎相见，可是他们又都属于蒋党。蒋党并没有能够做到他们的《党员守则》所规定的“亲爱精诚，始终无间”，章罗同盟内部有不少恩恩怨怨，又何足为奇呢？

毛泽东在六月十日写的一个指示中说：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复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

这就是毛泽东对章伯钧、对罗隆基，以及对章罗领导的中国民主同盟亦即章罗同盟的看法。不过他也指出了，民盟除了百分之十以上的右派和反动派之外，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正因为如此，不直接说民主同盟而说章罗同盟，对于稳定民盟内部这百分之八九十好的或可望改造好的人的情绪，争取团结教育改造他们，显然是有利的，对于动员他们去揭发和批斗章伯钧、罗隆基等百分之十以上的右派和反动派，更显然是有利的。再说，从政治斗争的策略上看，擒贼擒王，打击了章罗等百分之十以上，也就给予民盟足够的打击了。

这里就来谈谈章伯钧和罗隆基两人的情况。

章伯钧（1895-1969），安徽枞阳人。早年留学德国，在德国结识了朱德和周恩来，参加了共产党。北伐战争中，邓演达是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章在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后来他脱离了共产党，同邓演达等人一道创建了一个被人称为第三党的政治组织，为中央干部会干事之一。一九三三年福建成立反蒋的人民政府，章伯钧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担任经济委员会委员兼任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一九四一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章伯钧为十七个发起人之一，并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一九四七年，根据章伯钧的意见，第三党改名中国农工民主党，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章伯钧是个一直热中政治活动的人。当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鏖战方酣，他看到未来的政局将在战场上决定，对军事活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希望他的农工民主党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一九四七年他在香港，要担任过国民党第五十军军长的杨子恒代表农工民主党，同另一个民主党派的尹某组织了一个民主行动委员会，秘密进行军事活动。据杨子恒说，那时章伯钧设想中国实行联邦制，主张三分天下，共产党治长江以北，某一方面治西南，他治东南。淮海战役之后，章伯钧又派李述中往来于福建、台湾、香港之间，策动福建独立。又派云应霖在广东组织武装，号称民主救国军。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章伯钧又派担任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情报主任和汤恩伯部参谋长的武思光回到家乡湖南，组织起一支号称湘西人民革命军的武装。此外，在江西九江等地、浙江诸暨等地，都有所组织。这些队伍，都各有人枪数百至数千不等。这里附带说一句：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些当年为章伯钧抓武装的杨子恒、李述中、云应霖、武思光等人，都被划为右派分子。

章伯钧在军事活动方面，还应该提到他参与了对敌军吴化文、张轸等部的策反。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农工民主党党员刘宗宽，他出身于黄埔军校第三期，担任过各种军职，最后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担任代参谋长。当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之际，第二野战军就有情报人员藏在他家里，随时将重要军事情报送到二野前线指挥部，。蒋介石到重庆，召开会议，要判明人民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刘宗宽伙同一些人提出：估计将循三国时邓艾伐蜀的老路，由陕入川。蒋介石接受了这一误导，将罗广文兵团配置在南充、大竹地区，向北防御。刘又在他拟定的川东防御部署中，故意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留下个大口子，后来第二野战军就从他留下的这个空子打进四川。后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称刘宗宽是“解放西南的第一功臣”。（2009年6月8日《重庆晚报》）插说一句：后来到了反右派斗争中，这张轸和刘宗宽都被划为右派分子。

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他出身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先后在美国和英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中国公学、天津南开大学，担任上海《新月》月刊和天津《益世报》的编者。

他是一位学问文章都很受人尊敬的学者，同胡适、梁实秋、潘光旦、费孝通、曾昭抡、吴景超、华罗庚、钱端升等人都有交情。他之所以越来越深地卷入政治之中，是因为他早就希望创造出一种知识份子的政治力量，从而对国家的前途发挥自己的影响。他在一九三○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文人做武人的走狗”的情况：“如今国内一班声名赫赫的长衫政治家，那一个不是奔走匍匐于武人跟前，都是一班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才。”他“不禁为文人的身分悲，为国家的前途悲。”为了中国的前途，他希望中国的知识份子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倘使中国的文人，安心定分，自己早拿定主意，去创造文人的势力，中国今日的局面，或不至此。” （《新月》月刊第三卷第二号所载评论《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的书评。）从这样一种考虑出发，罗隆基一直热衷于政治。一九三一年他与张君劢等组织再生社，翌年改名为国家社会党（民主社会党前身）。胡适一九三四年三月七日的日记记着这天他在天津和罗隆基的一次见面：“我们又谈他的政治计划，他还想组织政党。努生是一个天生的政客，应该朝这一方面做去。”他就是不断这样努力，到了一九四一年，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十七个发起人之一，参加了民盟的《政治纲领》和《组织法》这两个文件的起草，并被推选为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

罗隆基的政治观点，他在反右派斗争中所作的书面检讨中说，他“回国以后，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英美资产阶级思想那一套。政治上一贯走的是第三条路线。” （7月16日《人民日报》） 从这种英美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出发，他完全不能忍受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他在《新月》月刊上发表多篇抨击国民党的文章，指出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就是“以党员治国”，国民党说的“党外无党”，“毋宁谓之‘党外无民’”。罗隆基说，在国民党治下，“我们这班非党员的小民，确确实实是剥夺公民权的罪犯。我们小民除了纳捐，输税，当兵，供差的国民义务外，享受了哪一种权利？……谈谈宪法，算是‘反动’；谈谈人权，算是‘人妖’。” （见《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八号）“如今的党治，在内政上以党治国，是以党乱国；在外交上以党治国，是以党亡国。” （见《新月》月刊第三卷第十二号。）罗隆基的这些文章当然不会叫国民党高兴。教育部就为这些文章饬令光华大学撤去罗隆基的教员职务。在上海，一个国民党区党部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的罪名控告他，把他抓到警备司令部折腾了半天；后来在天津一次遭到特务狙击，险些送了性命。

从这种英美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出发，罗隆基那时也同样不欢迎共产主义。在《新月》月刊上，他发表了《论共产主义》 （第三卷第一号） 和《论中国的共产》 （第三卷第十号） ，这都是万字以上的长文。前一篇，他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经济理论、革命策略、理想社会四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他举出一些统计数字之后说，“共产派的人或者要举出钢铁大王，煤油大王，汽车大王一班人来做‘富者愈富’的证据。然贫者愈贫，的确不是美国的事实。”表示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关于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论点。总括他的看法，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罪恶，是揭发无余；对将来社会的建造，是全无把握。他的经济的理论已成过时黄花，然而他在社会革命运动上的贡献，是功德无量。”在后一篇中，罗隆基告诉国民党说：

我们认为解决今日中国的共产问题，只有根本做到这两点：一、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二、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这两点做到了，思想上青年有了归宿，政治上民怨有了平泄，以后，政治可以上轨道，经济可以谋发展。这些初步条件做到了，共产学说根本在中国站足不住了，共产党不剿自灭了。这两步做不到，尽管讨共军着着胜利，湘鄂赣彻底肃清，然而余毒未尽，病根仍存，共产党在中国，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时罗隆基不希望共产党在中国获胜的态度，是明明白白的。

抗日战争的爆发是个转折：国民党的政治声望下降，共产党的政治声望上升。到了民盟成立之时，在中国的政治分野中面临二者择一的局面。国民党早已使他绝望，他选择了共产党。当然他并没有接受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并没有服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只是在二者择一的条件下觉得共产党至少要比国民党好些。就政治思想来说，他就是艾奇逊白皮书所寄予希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在反对国民党的共同事业中，他能够同共产党合作。当这个前提不再存在时，矛盾的激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和“双百方针”，章伯钧罗隆基感到政治格局可能有所变化，颇觉兴奋。反右中罗隆基在民盟中央作的交代说：“在中共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章伯钧对我说，现在我们民主党派大有可为，可以大做特做。” （7月6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七年三月，民盟开了全国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从讨论毛泽东二月二十七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开始。在讨论民盟今后做什么的时候，黄药眠主张提“加强政治工作为主，支持大鸣大放，监督共产党”。

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他对党的意图比民主人士的理解要深一层，不同意这个提法，而主张提以文教工作和思想改造为主。黄药眠反驳说，现在知识份子已成为劳动者了，再强调自我改造，提高政治水平，那是消极的表现。他认为，所谓“共存”、“监督”，事实上也就是政治民主化，当共产党提出政治民主化的时候，而有人要把民盟的首要任务放在自我改造、文教工作方面，这样长期共存就要落空。双方争持不下，章伯钧就出来打圆场：现在进行监督还有困难，如人们不习惯，共产党内百分之九十以上反对，我们提也好，不提也好，都不等于不监督。章伯钧在会上还提出：要重新估价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要大大发展组织，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二百万人，组织发展到县一级。 （9月4日《人民日报》） 这些，就是毛泽东无法容忍的“党要扩大，政要平权”。

在这种政治形势一定会有所变化的估计鼓舞之下，章伯钧振作起来，活动不少。一九五七年五月章伯钧同罗隆基商量决定，成立四个临时研究组，分别研究高等学校党委制、科学体制、有职有权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四个问题。科学规划问题小组的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五人提出了一个《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问题小组的黄药眠、费孝通、吴景超、陶大镛等人提出了一个《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光明日报》刊出了后一个文件，同时在配发的短评中对于民主党派作为一个组织这样来参与国是表示了赞许。这样，民盟显示出了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空前积极性，也显示出他们在科学、教育等方面有着不容漠视的能量。

六月十日晚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小组举行了第三次会议，会上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候补中央委员陈新桂说，他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共产党的“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而且，储安平可能是怕被人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而不曾进一步指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根源是什么，而他认为党天下的思想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他接着说：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的斯大林错误，从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证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治制度是有问题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专政。这样，共产党在贯彻政策的时候，在实行对国家领导的时候，首先要信任共产党员，再就是信任青年团员，再就是信任靠拢党的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不产生宗派主义，不产生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不可想像的，不形成“党天下”是很难想像的。

中央常务委员邓初民反驳说：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决不会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相反，所以会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正是由于有些共产党员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的结果。储安平说的党天下是不合乎事实的。他说，党天下之说，好象天下是共产党的，别人没有份，无论从理论上、事实上都说不通。他说：我们这些民主人士都参与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并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

中央委员张毕来发言中也反驳了陈新桂。他说：无产阶级专政使得我国的工人和农民得到了大翻身，使全国的知识份子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使得资产阶级得到了和平的改造，这是最大的好事，这是最广泛的民主。怎么能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呢？他又说：无产阶级专政虽然也有缺点，但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具有不断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力量，目前的整风就是明证。

六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在报导这一次民盟中央小组开会的消息的时候，用了十分醒目的大字标题：“可注意的民盟动向，邓初民、张毕来同陈新桂展开争辩，章伯钧、费孝通对各方言论表示态度”。明确提出了“可注意的民盟动向”！第一次明白宣告了这一场反右派斗争的锋芒所向。

后来罗隆基在作检讨的时候说，他的这些活动，目的只在于“扩大民盟的影响，扩大民盟的组织，提高民盟的地位，能够在国事的决策上取得较多较大的权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我的妄想亦只此而已，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阴谋。”这并不是为了乞求宽恕而作出的一种姿态。他真是这样想的。就大的倾向来说，几年以来，他久已习惯于这样的角色了，总是持一种十分合作的态度。

章伯钧此时的思想，孙大光揭发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提出后，孙到章伯钧的办公室去找他，在谈完工作上的问题之后，又谈到党的方针，当时章伯钧很兴奋地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早就有这个意见，我就是不讲。中国这样大，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 （原注：那个时候全国是九百万党员） ，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当时，孙要他解释一下，所谓一个上帝是指什么，清教徒又指的是什么？在孙的追问下他解释说，上帝就是马列主义，清教徒就是党员。 （7月9日《人民日报》） 看来这是遁词，如果说“一本圣经”，或者可以用来比喻一种主义，“一个上帝”显然只能是指某一个人。

民盟甘肃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子恒揭发说，他听章伯钧说过，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一百几十年以前，资本家剥削工人到了极点，马克思根据那时的情况，创造出马克思主义进行阶级斗争，这是有力量的；但它种到人们头脑中的东西是要人们反抗统治者，这种思想对于搞革命、推倒统治者、夺取政权很有用。但是现在已经取得了政权，工人阶级自己成了统治者，以前那一套就过时了，再强调就会引导到对自己的斗争。斯大林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因此社会制度要变一变。 （7月4日《人民日报》）

高崇民揭发说，章伯钧和罗隆基说过：马克思列宁见过原子能吗？马列主义也是要变的。 （7月1日《人民日报》）李伯球揭发说，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章伯钧在外地来京同志的谈话会上说，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 （6月20日《人民日报》）

章伯钧和罗隆基说了这些话，做了这些事，一场反右派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反右派斗争就从政治界（民主党派）的右派开始，就从章罗同盟开始。

在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和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之后，已经有人闻风而动，在整风座谈会上对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分子进行反击了。

六月十三日民盟中央小组的会上，罗涵先批评了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以及叶笃义的发言。他也批评了储安平和陈新桂。史良发言说：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而伯钧在上次座谈会上对储安平的批评，我认为是很不够的，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并没有分析储安平的发言错误在哪里，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我要问伯钧：你是不是也有所顾虑，所以故意含糊其词，或者你是真的不明白储安平发言的本质呢？会上，罗子为的发言也批评了章伯钧。

六月十八日下午，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为号召全盟展开反右派斗争并开始盟内整风的决定》。这个决定说，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所发表的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领导的言论是极端错误的。全体盟员对于这些错误的言论和主张，应当尽情加以揭发和批判。而这，事实上已经是盟内整风的开始。 （6月19日《人民日报》） 五月十日史良向李维汉提出而未被采纳的一项建议“民主党派内部整风”，现在要进行了。

十九日，主持会议的高崇民着重说明了两点：第一，民盟整风的内容和中共整风的内容有所不同，中共整风的主要内容是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而民盟整风的主要内容则是整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和行动。

第二，民盟整风的方法当然也应该是和风细雨的，但是对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端错误的言行，必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驳斥，决不能把“和风细雨”作为姑息和容忍这类极端错误言行的藉口。

会上，黄药眠批判章伯钧，说他不学无术，就其阶级基础可以说是流氓知识份子。又说苏联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以后，他对苏联的不满就逐渐显露。匈牙利事件后，他心里更加活动。到毛主席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后，他就更加跃跃欲试。他错误地以为人民民主制度会有根本改变。

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揭露储安平，说他歪曲党要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这一方针。储安平说过：这句话说的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 （6月20日《人民日报》）罗隆基六月三日出国，到科伦坡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二十一日回国。他出席了二十五日举行的民盟中央小组扩大座谈会，听取人家对他的揭发和批判。

陈鼎文说，只要认识或略为知道罗隆基这个人的盟员，几乎都说他是右派。吴晗提出盟的组织应受同级党委的领导，罗隆基说这是“腰斩民盟”。

费孝通说，罗隆基认为知识份子和党的距离是思想改造运动搞出来的，思想改造和肃反是造成党和非党隔膜的原因，所以他要求党以“国士”对待知识份子，不这样，他们就不肯把力量发挥出来。

潘大逵说，罗隆基一直用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名利观点来影响他，民盟中央曾经打算调他到北京来工作，当时他很犹豫。这时罗隆基就对他说，你到中央来工作，只是一个普通干部，最多是一个副部长；而在地方则是一个领导人。这样，他就没有到北京来工作。

彭迪先说，罗隆基曾经在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说，共产党来了，有法无天。《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时候删去了这句话；但他确实说过这句话。他对党的敌对情绪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了。

罗隆基在大家对他揭发批判之后，表示要作深刻的反省。他说，他从来没有在民盟内部说过自己思想进步。针对一些人提出的问题，罗隆基表示，他并没有看过储安平的发言稿，他也没有用过“平反委员会”这名词，他提出这意见，是因为对毛主席的指示体会不深刻。他还表示，他不愿意把章罗并提。 （6月26日《人民日报》）

六月三十日继续举行的会上，闵刚侯要罗隆基交代：他提出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后，有许多人写信给他，他是怎样批复这些信的。罗说，信都是秘书看的。史良立刻质问他：你不是批了要“扩大影响，造成舆论”么？

罗隆基还谈了他和章伯钧的关系。他说，他一向把章伯钧看成政客，他们的合作是貌合神离，他也不同意章伯钧的许多主张，比如两院制问题，民盟大发展问题等。罗说，今年四月民盟工作会议上他所以支持章伯钧是因为怕麻烦。谈到由章伯钧和罗隆基出面组织召开的科学规划、高等学校领导体制、有职无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委员会，罗隆基说他事先没有和章伯钧商量，开会约哪些人，他事先也不知道，是章伯钧确定的。

《人民日报》的这篇报导说：

罗隆基的这种不老老实实交代问题的态度，……激起了大家极大的不满和愤慨，他的发言不断被大家的质问打断。大家要求他端正态度老实交代，不要狡辩。座谈会在晚上继续进行。罗隆基在下午的座谈会上对他自己的错误百般进行狡辩。晚上的会议一开始，大家就愤慨地对罗隆基的错误以及他的不老实的交代进行揭发和批判。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有些人和罗隆基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揭发出很多事实。高崇民在晚上的会议上第一个发言。他首先批判了罗隆基在下午的会议上发言的态度。他说：罗隆基的发言并不是交代，只是对报纸上及同志们所揭发的材料进行辩解。他表示对这个发言不仅不满意，甚至是愤慨。 （7月1日《人民日报》）从这里可以看出夜以继日的批斗会上人声鼎沸的气氛。也看见了对那些“并没有揭发出很多事实”的发言者施加了压力。

不只是夜以继日的批斗会，还有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从整风鸣放期间发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直追溯到几十年的政治历史，都在揭发批判之列。最有分量的是以知情者的身分所作的揭发。例如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两篇长文，揭发了章伯钧的好些问题。写的都是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当然容易取信于读者。可是如果对照一下相关的材料，其可信程度就不能不大打折扣了。

在《听听章伯钧的狂言：“我说就是要和共产党争天下”》一文中，严信民说：

一九四八年夏我到香港。那时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上获得重大胜利，全国人民为行将到来的全国解放欢腾鼓舞的时候，你想，住在九龙的社会主义者章伯钧又是怎样呢？他陶醉在联邦制的美梦里，准备自己的力量。在军事方面他设有专人从事活动。他指示地方组织负责人，凡策反过来的军队一律插上农工民主党的旗帜，不要交给共产党，……章伯钧公然说，毛泽东能领导中国革命，难道我章伯钧就不能领导吗？

有一天上午，我专诚到九龙章伯钧寓所去谈话，有李健生在场。

我介绍了解放区情况，谈到各种政策，最后谈到统一战线，谈到周总理对他的期望。我看到章伯钧的脸色苍白，他猛然站起身来，颤抖抖地喊叫“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我说还是镇静一点，理智一点，一场谈话就是这样地不欢而散了。（7月3日《人民日报》）

在《章伯钧决心要造反》一文中，严信民谈到当年他们在从香港驶往解放区的船上的事情：

当北航至黄海途中听到济南解放的广播时，章伯钧慨叹地说：“大势已去”。他原以为美蒋决不放弃济南。由济南之解放，他看出美国没有决心，看出蒋介石的危急，因而对他所幻想的“相持局面”、“三分天下”，失去信心。 （8月4日《人民日报》）

人们从这些文章里看到，章伯钧对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竟是这样一种态度，对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竟怀着这样一种阴暗心理。由此而联系到他现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不是偶然的了。这种根据独家资料做出的批判不能不说是深刻有力的。只是这并不真是海内孤本。严信民不可能不知道济南解放还真同章伯钧有一点关系。

济南迅速解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驻守济南机场的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吴化文部战场起义。当年吴化文的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王一民在《吴化文将军起义记》中说：

这一晚上七点钟，我和吴化文一道去鼓楼头条巷一号李济深家。到后，章伯钧、王寄一、陈铭枢已在座，这是李济深接冯（玉祥）的电话以后约他们来的。吴化文看到这情况很诧异，半天说不出话来。李济深说明，这都是对蒋介石不满的人，是民主党派负责人，站在共产党一面，是和共产党的代表有联系的。……这样，吴化文才打消了疑虑，表示同意，于是开始会谈。……李济深最后说：章负责同中共方面联系的，由他向梅园新村中共代表面谈，情况如何，再约会回答你们。无论如何，千万保密，这是性命交关的事。七月十七日，王寄一约我们去湖南路大同新村九号会谈。下午二时许，我和吴化文步行前去。到时，李济深派陈铭枢做代表，章伯钧、王寄一、吴化文和我，五人会谈。章伯钧说他已同中共方面谈过，对吴转到人民方面来表示欢迎，希望以后密切联系。吴说：“我们驻地是山东兖州，陈毅司令员驻鲁南临沂。”章说：“以后会密电同你联系的。”吴回兖州后，陈毅即放回了被俘去的师长于怀安。 （见《文史集萃》第一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

这并不是一篇立意要为章伯钧辩诬的文章，主旨是讲吴化文的事迹，因而也就更具有作为旁证的价值。当知道了王一民提供的这些情况之后，可以设想章伯钧听到济南解放广播时的心情。当年他参与的性命交关的事，现在是收获的时节了。济南这个省会城市的易手，岂不是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标志么？章伯钧说这句话的心情应该是感到满足和欣悦吧。批判文章的作者却说“他原以为美蒋决不放弃济南”，济南的解放使他发出失去信心的慨叹！

从王一民提供的材料中还可以知道：吴化文想另找出路，是只认共产党，不认民主党派的。他是听了李济深的说明，可以通过章同中共方面联系才愿意同章会谈的。作为一个现实的军人，他当然只能持这种态度。如果不找中共，难道有哪一个民主党派能够释放他被俘的师长么？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家，章伯钧也知道他是作为中共的代理人或者联系人来做这些策反工作的。批判文章说“他指示地方组织负责人，凡策反过来的军队一律插上农工民主党的旗帜，不要交给共产党”，章伯钧可能有过这样的愿望或幻想，也可能在某一次说过这意思，可是至少在他本人策反吴化文这事中间，他并没有这样做。

这里顺便谈一谈批判文章的作法。揭发，批判，摆事实，讲道理，要是全部凭空捏造，那是没有多少力量的。多半是有那么一点风，有那么一点影，有那么一句话半句话，即拿来作为根据，再依需要随意解释。如果这材料还不十分合用，可以加以剪裁之后再作解释，剪裁到面目全非，解释到颠倒是非。严信民的这两篇就是这样做的，可还不一定是最典型、最突出的标本。

谈到批判文章，再举一个小例。农工民主党一个地方组织的负责人愿意介绍一个他看中的人参加组织，同时也愿意介绍他同自己的妹妹交朋友。

而一篇批判农工民主党恶性大发展的文章就据此立论，说他“甚至不惜用他妹妹来做钓饵，引诱别人加入农工”，假如这真是一种发展组织的方法，请问他能有多少妹妹呢？

当年为了打击中国民主同盟，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民盟所做的一切事情，那些想要帮共产党一把的事情，都被说成一种反共的罪行。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登记者纪希晨写的《四川的右派群丑》一文中说：

材料证明，章罗联盟为独霸被称为民盟“发祥地”、“根据地”和“大阵地”的四川，早在解放前就已经做了布署 （注：原文如此） 和准备。刘邓大军渡河以后，他们认为“国共南北对峙”局面下，正好大有可为，为达到在“三分天下”中“割据西南”的目的，民盟右派分子潘大逵、范朴斋、张志和、张松涛等，根据章伯钧的扩充实力搞军事投机的指示，除拉拢大批袍哥 （即哥老会） 地主恶霸特务入盟 （如川西十五个县六百六十八人中，有一半以上是地主袍哥特务） ，同时还在川北、川南、西康等地收编袍哥，土匪，建立反动地方武装，阴谋与人民争天下，企图抗拒解放军向川康进军。拥有两三千多袍哥土匪，到处抢劫群众的土匪头子朱世正，被他们委任为民盟西康省委的主任委员。解放后，这些反动武装纷纷发动反革命暴乱。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亲自发展的伪保安团长王德全首先叛乱之后，随着朱世正等匪部也都参加了叛乱。

这里说的就是有名的张志和一案。真是字字充满杀机。三十三年之后，这件事才有了另一个说法。一九九○年彭迪先发表了《民盟在西康策动地方武装起义的前前后后》 （见《文史资料选辑》总12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117页。同辑尚有赵锡骅、洪钟、任康执、刘光烈文章四篇，亦涉及此一公案，可参看。） 一文，具体说明了当年这些人的活动情况。

关于张志和、彭文说：

早在一九三七年十月间，张志和就奉命由李一氓陪同去延安见毛主席。毛主席要他回四川秘密做川康上层军政人员的工作。张回川即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做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的工作，先是争取他们作中共的友军。其中刘文辉是主要的一员，其所辖西康，又是战略要地。张在一九四三年初曾引刘去见周恩来同志，随即建议在西康雅安设立秘密电台。中共派王少春负责与延安直接联系。一九四四年冬到一九四五年春，中共南方局派张友渔来成都，又由张志和介绍与刘文辉联系。这时民盟主席张澜又秘密吸收刘文辉、潘文华入盟。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通电起义。在雅安，由中共、民革、民盟和起义将领建立的西康省临时军政委员会，立刻面对着胡宗南、王陵基所部的极大压力。彭文说：当时，张志和立即电请周恩来同志派解放军先来解放雅安。收到周恩来十二月十七日回电，电文如下：“张志和并转刘、邓、潘三先生：第二野战军刘、邓来电转如下：恩来巧亥 （按：十八日二十四时） 军委：

我先头十七军与十军已于铣日 （按：十六日） 攻占乐山、青神、正向西发展中，战果待报；十一军今 （筱） 日 （按：十七日） 可达新津、彭山、岷江之东岸地带。特此专告。”通知解放军已截断胡军向川南逃走的道路，这对西康同志是很大的鼓舞，安定了雅安的人心。

关于张松涛，彭文说：

一九四八年四月和八月，民盟四川省支部两次派张松涛去香港，向民盟三中全会后的总部领导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李文宜、李相符等汇报了四川的盟务活动。经民盟总部联系，又见到了中共南方局驻港负责的连贯和民革的李济深主席与朱蕴山。当时总部具体指示：回到四川要求民盟地下组织配合中共，搞好地下活动，协助民革建立四川各地组织。张先后带回李济深、朱蕴山等致杨杰、刘文辉、邓锡侯、张志和等人的密件和连贯嘱咐刘文辉保护好通讯联络的口信，以及民盟三中全会各项文件，并约定解放军东到宜昌，北到汉中，川康军人即行起义，从内策应，加速国民党反动派政权的灭亡。

关于朱世正，彭文说：

朱世正系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年仅二十九岁，“天、芦、宝、荥”事件后，经刘文辉委为国民党西康省保安司令部雅、荥、汉联防总队长。但朱、刘之间仍有隔阂，互有戒心。朱急于另谋出路。

一九四八年冬，当时民盟四川省支部负责人张志和叫赵锡骅与朱的老师黄汝杰多次联系，张又安排吴汉家负责和赵联系研究有关情况，然后决心吸收朱世正入盟。这样就把反刘的民间武力分化了。民盟组织对朱世正做了许多工作，朱世正与刘文辉的代军长刘元瑄终于在雅安见面，言归于好，使西康内部安定下来。

对朱世正本人，先由赵锡骅和黄汝杰对他进行工作。我到了荥经，又对他及其部属多次进行政治教育。张志和到西康后，又对朱世正进行统战教育，使朱世正认清当前形势，应与刘文辉合作，团结起来，打垮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才是中国人民的出路，个人也才有前途，加强了朱世正跟我们走“反蒋、联刘、拥共、迎接解放”的道路的信心。

为了进一步组训朱世正所属的民间武力，将其改造成为人民武装，将在荥经的青年同志 （大、中学生） 组成短期训练班，进行政治和军事学习。由我讲政治经济学和当前的政治形势等，张松涛讲游击战术、政治工作和当前的军事形势。

刘文辉等起义之后，在同王陵基部作战时，彭文说：我还亲自去荥经动员朱世正的民间武力，进行整训，作为总预备队，为安定雅安后方，阻止汉源羊仁安匪部北窜发挥了作用。

关于王德全，彭文说：

驻防雅安近郊的西康保安三团团长王德全，经张声明介绍，吸收入盟。又由王德全在其驻地周围争取和掌握一批民间武力。

在刘文辉等宣布起义之后，彭文说：西康省临时军政委员会命令盟员王德全以其保安三团为基础，加上所掌握的地方武力，先消灭了王陵基在名山和雅安接壤的反动游击基地张广德部，随又率部攻克了反共救国军程志武、李元亨等已经占领了飞仙关 （此地离雅安只三十里，系保卫雅安的要地） 。王德全又指挥地方武装阻止了由邛崃窜犯雅安的王陵基保安团，恢复了雅安北区上里乡。在王德全部做政治工作的盟员参加了战斗。这样就配合二十四军起义部队阻止了东北来犯雅安的敌人，使王陵基摸不清底细而不敢再来，对保卫雅安起了作用。解放军到达雅安、荥经后，王德全、朱世正各部均分别就地复员。

彭文说：

一九八一年十月七日，张松涛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见到张友渔，向他汇报民盟在西康搞的地下武装斗争情况时，张友渔表示：“原来我也做过刘文辉的工作，你们搞武装斗争是打蒋介石、王陵基，有哪点不对？”又问“以后这些武装是如何处理的？”张松涛说：“解放军一到就全部复员了。”他说：“这样就很好嘛。”就是这些人，在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做了这些事。到一九五七年八月的《人民日报》上，就不但不是功绩而且都是罪行了。

是罪行就得惩治。怎样惩治的呢？彭文引述的中共四川省委川委函（1983）51号文件是这样说的：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后，又把这支起义部队错误地定为“以张志和为首来荥经勾结地主、土匪组织的”、“暴乱土匪性质的武装组织，并决定对中队长以上人员均以土匪骨干论处”。这就混淆了历史的功过是非，以致使参与策反起义工作的一大批民盟成员、中共地下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受到株连和影响。这实属一个错案，省委同意予以平反。

二十余年如一梦。到了这一场噩梦醒来的时候，彭文说：朱、王二人均已恢复了起义军人待遇，作了政治安排。张志和、潘大逵、范朴斋、张松涛等人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均已先后改正。张志和的骨灰，已于一九八一年二月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假如张志和不曾被划右派分子于前，又何至于变成土匪武装的首领呢？这个案例也就说明了反右派斗争与肃反运动关系的另一面，反右派斗争是肃反运动进一步扩大的一面。大概有人会说，已经让他的骨灰安息在八宝山中，血食千秋，歆享革命的香火，不就已经证明历史还是公正的吗？只可惜张志和不能说出他自我感觉如何了。

当年对中国民主同盟的打击，最恶辣、最突出、最轰动、最伤天害理的一件事，是说民盟在汉阳县策划了一场“小匈牙利事件”，三个无辜者因此被处死。

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在六月八日的党内指示中提出，他发动整风运动的目的，是“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四天之后，汉阳县第一中学学生八百多人因升学率问题罢课游行，于是就把这事算做“小匈牙利事件”了。

这一事件是学生的升学要求引起的。这一年，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确实是个大问题。四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明确宣告了“今年高中毕业生大部分升学、小部分不升学，初中和高小毕业生小部分升学、大部分不升学的情况”。社论承认，“现在全国各地今年应届毕业的学生情绪都很紧张”，“这是一个现在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有人“责备政府今年的教育计划订得过低”。为了回答这种责备，《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题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全文长达一万一千字，是《人民日报》创刊以来最长的社论之一。后来人们才知道，这篇社论是根据刘少奇三月二十二日在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长篇讲话整理而成的，现在就作为他的著作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72-294页。 （参看张黎群《青年一代的严师益友》，载《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57页。）

社论告诉失去了升学机会的中小学毕业生：“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这篇长篇社论翻来复去地开导它的读者，到农村去是如何的有面子，有出息，有前途，不吃亏，因此他们“应该毅然决然地、愉快积极地”去当“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文章写得很恳切，道理也说得很透，很有说服力。只是有一件事情，社论没有向读者解释。自从粮食统购统销以后，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人们熟知的简称是“农转非”，是越来越困难了，农村越来越变成一个无法脱离的可怕的地方。生活在现实中的汉阳县一中的应届毕业生们，不但看了《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更看到了现实的农村。就多数学生来说，他们总是尽一切可能力避下农村去的这样一个前途。

这一年暑期，汉阳县第一中学初中有九个班四百五十九人毕业，他们就为了升学问题，于六月十二日闹起事来了。八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曹葆铭采写的《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一文，以八千字的篇幅专门讲这一事件的始末。事件的起因，据这位记者说是，“十二日上午最后一节课快下堂，化学教员李穗在三年级第四班造谣说：‘今年招生很少，二十个人中取个把。你们班成绩不好，顶多取两个。’学生一听，便哄了起来。”记者说化学教员在“造谣”。可是同一篇报导中又说：“县文教局副局长胡平轩却故意向学生说：‘省里决定是百分之三十左右，最少不得少于百分之五。’”记者没有说他造谣，只说他“故意”说，大约是故意向学生泄露内部掌握的机密数字吧。可是，这百分之五和“二十个人中取个把”岂不是同一个意思么？所以，与其说是“造谣”，还不如说是“泄密”。当然，泄密是比造谣更可恶也往往要受到更重的惩治的罪行。其实，《人民日报》社论早就说了，这一年大部分初中高小毕业生将不能升学，要转入农业生产，这根本算不上什么秘密了。即使化学教员没有提起此事，难道毕业生的情绪就不紧张吗？正是在这种紧张情绪之下，有人一提起，“顿时在三年级九个班上都贴出了罢课的标语”，事件就这样开始。

《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着力渲染现场的场景：“学生们就乱哄哄地涌出学校”、“贴出和喊出了‘欢迎国民党回来’、‘欢迎蒋介石回来’、‘到台湾去’等反动标语口号”，“他们到了县人民委员会，首先冲进文教局打东西，翻文件，然后又拥到别的办公室乱打乱闹，把县长办公室的门也打破了”，“将电话机毁了”，“抢了县人民委员会三辆脚踏车骑下乡去”。还有打人，学生把谁“打晕了，四肢抽搐”，谁又“捆的浑身血印”，对谁又“准备捆打”。为了使事情显得更加严重，更像“匈牙利事件”，这位记者不但极尽夸张渲染地写出这些发生了（？）的事情，还写了不少并未发生的事情，说学生们“准备（！）冲进县广播站，向全县广播‘县委会组织工人打学生的真相’。他们还阴谋打电厂；等全镇电灯一灭，便抢军火，劫监狱”。

这篇八千字的长文，对于这一方面的内容说了不少，只是有一件事情没有说，那就是对于标题所说的“马哲民策划”一节没有写一个字。在文章中，马哲民本人根本没有出场，出场了的只有一个“马哲民的亲信陆鸣秋”，可是又并没有写这陆鸣秋是如何策划汉阳一中学生罢课的事，只写了他向杨焕尧布置发展盟员这些事。这时正是章伯钧想要发展民盟组织的时候，像汉阳一中，甚至连一个盟员也没有。杨焕尧准备发展该校副校长王建国为盟员。这就够了。这个“小匈牙利事件”就可以由民盟盟员杨焕尧、民盟发展对象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承担罪责。马哲民是民盟湖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就由他来承担幕后策划之责了。九月六日，在汉阳县治蔡甸镇开了一个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宣判大会，当场处决了王建国、钟毓文、杨焕尧三人。

曹葆铭这篇文章的副题是“汉阳县第一中学事件真相”。这是真相吗？不是的。一九九九年蔡公作的《“小匈牙利事件”真相》，第一次揭露了这事的内幕。这是一篇反右派斗争的重要史料，从其中可以看到幕后的操作过程。现在全文转录如次：

闹事原因是升学比例问题

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泽东主席先后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动全国开展整风运动，很快在全社会形成大鸣大放、“大民主”的局面。汉阳县第一中学遵照上级的指示，六月上旬召开“学代会”，以民主形式给学校领导和学校工作提意见，帮助党支部整风，副校长王建国受校长韩建勋委托，作了题为《大家动手，勤俭办校》的报告，学生代表共提出整风意见三百四十多条，参加会议的县委文教部张副部长和到过会的韩县长，当时都说会议开得不错。然而就在学代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六月十二日上午，该校初三九个毕业班却因为要求提高升学比例而罢课闹事。

引发这场闹事的是该校青年化学教师李穗。她在初三（四）班上课时，为了激励学生刻苦学习，根据当年紧张的升学形势——《教师报》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日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当年“二十个初中毕业生中间，只有一个能升入高中”；一九五七年孝感专区下达的招生计划，汉阳县当年应届初中毕业生一千零一名，计划招收一个高中班（五十名），升学率只有百分之五——并就此向学生敲起警钟：“今年高中招生比例很小，二十个中取个把”，提醒学生用功。

哪知不提犹可，一提却触动了学生思想上最敏感的问题。学生们不等下课，就去找副教导主任杨松涛和校长韩建勋，询问升学率到底是多少。因为回答口径不一，学生怀疑校领导在欺骗他们，提出要到县教育局查看文件。韩建勋、王建国一再劝阻未能奏效。午饭后，初三（八）班一名学生敲响了集合钟，全校九个初中毕业班的部分学生涌向操场，一哄而出，到教育局去讨说法，沿途有的学生还写了一些要求升学的标语。涌到县人委会后，学生推出代表，要求县长接见。

因为县长不在，教育局和其他办公室都没有人，学生翻不到文件，就扔办公用品，在墙上书写要求公布升学比例之类的标语，到邮电局给二中、三中学生打电话请求声援（电话未通）。不久，学生得知县长在县委会，又一窝蜂涌向县委会，见县委会铁大门关闭，便竞相推撞，冲进了县委院内，对在场批评他们错误行为的县兵役局长和团县委一名干部进行“围攻”。

十三日上午，又有数百名学生列队上街，副校长王建国在阻止无效的情况下，布置两名副教导主任在校照管上课的教师和学生，自己带着部分教师跟着学生做工作。学生代表到县人委会向县长韩茂林提出要求扩大招生比例，缩小城乡招生差别。韩茂林解释县里无权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学生不服，拉扯着县长带领他们去省教育厅请愿。有两名机关干部为保护县长，与学生发生冲突，被学生捆住，押经县委会门前时，被县委机关干部拦截下来，并扭打扣留了几名学生。王建国为防止事态扩大，赶来要求放出被扣留的学生，干部坚持不放，在干部与闹事的学生争吵加剧时，数百名工人来将学生驱散。干部、工人和学生在冲突中都有人被打。到此，学生再不敢妄动，陆续离散，有的学生被家长拉回家，事态即告平息。

定性：反革命事件

十三日晚，县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认为一中学生罢课闹事属于“反革命事件”。十四日县委在一中分别召集教师、学生开会，宣布学生闹事属于“敌我矛盾性质”。公安机关随即进驻了学校。

十五日，孝感地委和汉阳县委调集了近百名干部组成“汉阳事件”考察团，进驻汉阳一中。按照已经定下的性质，考察团断定“前台”闹事是学生，幕后指挥是教师，发动全校师生大揭发，大斗争，要求人人交代，个个检举，按图索骥搜集“反革命罪证”、抓“反革命分子”。

找到了所谓的“小根子”

考察团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矛头集中指向副校长王建国。王建国时年三十二岁，一九五○年从湖北革命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汉阳县工作，一九五二年调任县一中副校长，主持全校工作。由于出身富农，又有“三青团”的历史问题，申请入党一直被搁置。一九五六年韩建勋调任一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后，教员中许多人认为他是“土改干部，吃党饭的”，在教学工作上仍然相信王建国。

考察团认定教师的问题根子在领导，首先排除了韩建勋，把王建国端了出来。凡与王建国工作上接近的，曾在湖北革大同学的，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甚至一块陪客喝过酒的，都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而这个集团的首领自然是王建国，“骨干分子”则有副教导主任杨松涛、张良绍，原一中教导主任、当时县教育局副局长胡平轩，教研组长邹振巨，初三（七）班班主任、“革大”同学胡斌等人。

因爱眨眼成了反革命集团骨干

初中语文教研组长钟毓文有个爱眨眼的毛病，在一次揭批王建国的大会上，他坐在台前正眨眼睛，被台上的工作人员发现，当场揭露钟毓文在向王建国“使眼色”而宣布隔离禁闭，继而列为集团“骨干分子”。

找到了所谓的“大根子”

有了“首领”和“骨干成员”，在苦于找不到反革命背景的情况下，一个学生所写的交待材料使一位“有见识”的负责人如获至宝。

这个学生交代上街时，经过县文化馆，向图书管理员杨焕尧讨开水喝，杨称没有开水，只有冷水；向杨要电话打，杨称打电话应去邮电局。因为杨焕尧是“民盟”的成员，只要揪住杨不放就有了背景。加上杨曾按照县委统战部的意见，找过汉阳一中党支部联系“民盟”的发展工作，有过发展王建国为“盟员”的意向，就这样把王建国与杨焕尧硬拉到了一起。此时“民盟”中央已经揪出了“大右派”章罗同盟，湖北省的民盟主委马哲民也被打成“右派”，以马哲民为“总后台”，这个“集团”就有了份量。

由此，考察团得出结论：汉阳一中有一个以副校长王建国为首、纠合教师中的反革命分子、思想反动或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分子组织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军师”是“民盟”成员、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杨焕尧；“总后台”是“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员马哲民；是这个“反革命集团”在汉阳一中散布反动言论、捏造升学比例、利用“学代会”煽动学生搞“大民主”，制造了这场“反革命暴乱”。当时《人民日报》的报导称之为《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

处理：连爱眨眼的那个人也判了死刑

“考察团”和汉阳县委对涉案人员一一提出了惩处意见，交有关部门分别执行。对于王建国等三人判处死刑的意见，县法院持有不同看法，即被指责为“右倾”，不予信任，县委直接派一名公安干部请省委分管文教和政法的书记许道琦对死刑判决签字，并由这名干部携卷上北京最高法院办理死刑核准手续。

九月六日，汉阳县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宣布“汉阳事件”处理结果：以“反革命暴乱罪”判处王建国、杨焕尧、钟毓文死刑；对胡平轩以及邹振巨、胡斌等九名教员和一名学生分别判处二至十五年有期徒刑；将教师李穗等三人送劳动教养；给三名教师戴上“坏分子”帽子；韩建勋等十一名教职员和十名县直机关、政法机关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三十三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团籍和勒令退学。

“汉阳事件”处理后，国内媒体纷纷发表消息、通讯、社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了纪录片在全国各地放映；汉阳县一中的新领导被邀请到许多大专院校作“汉阳事件”的专题报告。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也藉机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妄称王建国等人为“反共义士”，在台湾开追悼会。匈牙利访华团以及路透社记者也先后到汉阳一中访问。“汉阳事件”的处理，在国内国外造成了严重影响。

张思卿主持复查“汉阳事件”

“汉阳事件”的复查工作，是由去年初刚刚离任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一九八五年担任湖北省委常委兼省政法委书记的张思卿同志主持的。

因“汉阳事件”判刑十年幸存的汉阳一中女教师胡斌，自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先后向有关部门写信八十九件，申述所定罪行与事实不符，要求复查。一九八五年春天，她与同乡同学、沔阳师范退休教师赵迪生分别上书中央，希望把“汉阳事件”的事实搞清，性质搞准，做出合乎实际的结论，让人们“胸襟开朗，心安理得”。

胡斌、赵迪生给中央办公厅的信，终于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文，将胡斌等人要求为一九五七年“汉阳事件”平反的信批转给中共湖北省委，请省委牵头，对此案进行复查，结果报中央审批。

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副书记钱运录以及王群、沈因洛等领导同志在收到中办函件后，及时进行了研究，批示省政法委组织力量复查“汉阳事件”。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张思卿主持召开了湖北省暨武汉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联席会议。一个以省委名义组成的复查“汉阳事件”工作组在会上成立，复查“汉阳事件”的工作方案也在会上敲定。

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由张思卿同志任组长的省委复查“汉阳事件”工作组，在最高人民法院两位法官的参与下，由省政法委秘书长谢杰民带队，赴汉阳县开展工作。

“汉阳事件”的档案资料和有关人员的案卷，是复查工作的重要条件和依据。经过一个星期的收集、清理，复查组从十五个单位，收集到了有关“汉阳事件”的大量资料，比较全面揭示了当年“汉阳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定性处理情况。尤为重要的是，工作组还收集到了未归卷的大量原始证据和资料，这才是全面地准确地认定“汉阳事件”的铁证。

与此同时，复查组的同志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走访有关的一百三十余人，为弄清“汉阳事件”真相，判断事件性质，提供了充分确凿的证据。

复查组复核的重点问题是：汉阳一中是否存在以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杨焕尧与王建国的关系，所谓策划“反革命暴乱阴谋”的几个会议，李穗讲升学比例是否制造谣言、蓄意煽动闹事，所谓“汉阳事件”中的反动标语口号以及王建国等人在学生闹事中的态度和表现等等。九月上旬，在张思卿同志主持下，省市政法各机关领导及汉阳县委主要领导在汉阳县听取了复查工作组的汇报，审查了关键性的证据材料，进行了反复认证，取得了共识：根本不存在所谓“以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汉阳事件”的实质是一中部分学生为升学率问题而自发地罢课、闹事，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原来认定是“以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策动制造的“反革命暴乱”，全部失实；所谓“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实际是一起大冤案。

一九八六年元月上旬，湖北省委向中央报送的《关于“汉阳事件”复查情况和处理善后问题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正式批复。中央同意省委关于为“汉阳事件”彻底平反的意见，并对处理善后问题作了明确指示。（1999年1月15日《南方周末》）

就用这种不惜伤天害理的手段，人为地制造出了一宗“民主同盟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报纸上的大肆张扬，还有一个附带的作用：对于那一年大批断然失去升学机会的初中毕业生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严厉的警告：你怕不怕？

经过一场疾风暴雨的揭发和批判，民主同盟或者说章罗同盟中央和各地的负责人大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中央和北京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叶笃义、陈新桂、储安平、范朴斋、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潘光旦等等，上海有沈志远、陈仁炳、彭文应、王造时、孙大雨、陆诒、吴茵等等，江苏有陈敏之、樊光等，浙江有姜震中、宋云彬、章渭煊、宋质彬、丁零、胡龄、柳城、张运铿等，江西有许德瑗、刘九峰、漆裕元、向法宜、王秋心、姚博、吕小薇、廖青云等，山西有王文光、田雨翔、李贻萍等，陕西有韩兆鹗等，甘肃有杨子恒等，河南有王毅斋、张静吾、罗绳武、范濂、杨乃秀、丁宝泉、郝士英等，湖北有马哲民等，湖南有杜迈之等，四川有潘大逵、赵一明等。据八月十六日新华社新闻稿说：“根据记者的初步调查，目前民盟中已经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数目最多，占各民主党派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九以上。右派分子在民盟中央有，在省市组织中有，在盟的基层组织中也有相当一批。”这篇新闻稿还说，“上海文艺界民盟组织成分极为复杂，这次在文艺界查出的右派分子，除个别人以外，几乎全部是民盟盟员。”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8号，第149页、第150页。）

一九五八年四月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提供了如下的统计数字：

现在查明，全国盟员中的右派人数约占盟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左右，而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却占了全体委员的百分之二十九，在候补中央委员中占了百分之四十三，在中央常务委员中占了百分之三十六以上。在地方组织中，据初步调查，民盟全国二十四个省（市）地方组织中，为右派集团篡夺了全部领导实权的，有上海、四川、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广东、江苏、陕西等十个；大城市的县（市）的地方组织中，有武汉、重庆、济南、青岛、福州、杭州等六个。 （迟蓼洲编写：《1957年的春天》，学习杂志社，第74页。）

这里说了“据初步调查”，可见是并不完全的统计，如果是斗争完全结束之后的完整的统计，数字当比这更高一点。即使仅仅看了这个统计数字，也可以明白这一场斗争对于民主同盟或者说章罗同盟是什么意义了。

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高崇民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在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国民主同盟反右派斗争的基本情况》中有一个统计数字：

经过七个多月的斗争，我们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计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五十九人，约占中委、候补中委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全盟各地组织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截至一九五七年底为止，共计三千三百七十八人，占全体盟员人数百分之十点五。

就右派分子担任盟内重要职务的情况而论，计有中央委员四十人，占全体中委一百四十九人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五，内有副主席二人，中常委十一人，占中常委三十七人的百分之三十五；有省（市）委员会主委、副主委三十人，占全体主委、副主委总数一百人的百分之三十；有县（市）委员会主委、副主委七十四人，占全体主委、副主委总数二百三十人的百分之三十二。 （据《中国反右资料库光碟》）

章伯钧又当了交通部部长，他把一些民主同盟盟员、农工民主党党员和别的民主党派成员安插到交通部任职。他们之中有王一帆（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交通部公路总局副局长）、杨逸棠（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交通部办公厅副主任）、丘克辉（民盟候补中央委员、人民交通出版社副社长）、吴绍澍（民革候补中央委员、交通部参事室副主任）、王寄一（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交通部船厂局副局长）等。七月八日下午交通部在京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举行反击右派分子大会，斗争了章伯钧和这些人，说这些人都是他的亲信。这些人也都给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1957年7月9日《人民日报》）

十三、章乃器与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

要讲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就得从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讲起。

一九五五年，中国农村掀起了合作化高潮。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说，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五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工商界代表乐松生向毛泽东报喜：首都已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北京市长彭真同时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日报》说：“远大的理想，已经开始变成现实，在我们的国家里，已经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城市。”这消息广播开去，全国紧跟上来，各地敲锣打鼓，掀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一月十八日，天津和西安也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接着又来了上海。到一月底止，全国大城市和五十多个中等城市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此事的得失，薄一波在多年之后谈到，有这样三条“缺点和偏差”：

第一，“由一家一户的核算改为全行业统一核算，实际上把注意精打细算的私营企业纳入了吃‘大锅饭’体系；实行定息之后，资本家的利润所得同企业脱钩，使资本家不关心原来企业的经营好坏了。这些缺点，从长远看对生产力发展不利，而且也是一个短时期内发生随意并厂并店，拆毁厂房铺面，丢弃原有设备而造成损失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想，假使当时不搞得那样匆忙，多花一点时间探讨社会主义改造的多种形式，情况可能会要好些。”

第二，“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从‘高潮’开始，党中央就明确宣布：公私合营之后，对原企业私方在职人员实行包下来给以安排的方针。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合营之后的公私关系，薄一波说，“少数公方代表态度生硬，缺乏协商精神，认为和私方人员商量不出什么名堂，分了工也负不了责，对私方人员的合理建议也往往是置之不理。私方人员中，尤其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中，有不少能干的人，他们有较丰富的经营管理知识和本领。对他们弃置不用，对发展经济和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来说，都是一个损失。”

第三，由于在“高潮”中对小业主、小商小贩的处理意见不明确，“因此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大批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按行业卷入了公私合营，拿了很少的定息。没有想到，他们从此就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不少人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受到歧视，有的还受到过不应有的打击，吃了不少苦头。”（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第445-447页。）

这些问题薄一波说得很概括。本书下面就要写到的工商界座谈会上，对于这些就谈得更具体、更尖锐、给人的印象也更深。如果要认真总结历史教训，工商业改造这一事件的根本教训当不止上述三条。当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时，这也就是人民内部亟需调整的重要矛盾之一。

对于这些情况，毛泽东也逐渐有所了解。一九五六年十二月间他三次同来京出席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的人士谈话，谈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他说：“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都包下来了。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现代化的，不是手工业的。在政治上是要求反对帝国主义的，有两面性，有要求革命的一面。人民政权建立以来他们是同政府合作的，企业又公私合营了。做了这样一些好事，不能说资产阶级对国家是无用的，应该说是有用的，而且是很有用的”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76-177页） 又说，譬如荣毅仁年纪轻轻的，这种人来日方长。在这几次谈话中，毛泽东流露了在中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想法。他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对于中国社会的经济成分，毛泽东甚至设想：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第448页。） 从这几次谈话中看，毛是有意解决全行业公私合营中发生的一些问题的。

整风运动开始，中共中央统战部在邀集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几天之后，又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邀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的主要负责人以及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秘书长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开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从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八日举行。换句话说，就是从毛泽东下决心反右派之时开始，到《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这一天为止，正是反右派斗争从开始布置到公开揭幕这一段时间。关于这个座谈会，李维汉回忆说：

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开始于五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引蛇出洞”，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混淆了敌我。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4-835页。）

主持会议的李维汉是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可是到会的工商业者并没有想到座谈结束之日即反右派斗争公开发动之时，还是对前段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

一些人提出了公私合营企业管理上的弊病。沈阳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说，私方人员一向有精打细算的习惯和经验，在试制新产品、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措施计划上，一般都能做到少花钱多办事。现在企业扩大了，好排场作风在企业中逐渐滋长，一般工厂都设有八大科，每个车间又在科的系统下设有八大员，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严重。私方人员提过意见，但得到的不是尊重，而是讽刺，说小家子气，作坊作风，不懂社会主义建设。 （5月16日《人民日报》）

一些人谈到合营之后私方人员生计困难。四川省工商联秘书长李仲平说，成都市一个机电厂厂长（私方人员），有技术，每月收入四十元左右，家里六口人，平均每人七元，去年有长支，今年没长支了，生活很困难。专业公司要他自己想办法，他说，我的资本都交了出来，我人在工厂，叫我到哪去想办法呢？ （5月16日《人民日报》）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经叔平说，据湖南代表反映，高潮后，有少数小商小贩因生活所迫自杀了。经叔平提出，要解决小商小贩生活困难的问题，就要给他们适当自由经营的出路，不要把自发工厂叫“地下工厂”，叫“地下工厂”就意味着不合法，而他们做的事是人民需要的，为什么不让他们做呢？ （5月19日《人民日报》）

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公方私方人员的关系上，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盛丕华说，公私共事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私方人员的职权问题。许多私方人员反映他们的苦闷说：多做了工作，怕被说成是争夺领导权；少做了又怕被批评为不负责任，觉得进退两难。 （5月29日《人民日报》） 湖南省工商联秘书长彭六安说，公方人员以改造者自居，相处时总强调阶级关系，私方人员得不到企业和党以及社会舆论的支持，例如有个私方人员有了一件发明创造，但报纸发表时却说是工人的。有个民建会员提了一件合理化建议，已经试验成功，并达到国际水平，但轻工业部对这件事评价很低。在私方人员的安排方面，有的有技术却安排搞一般工作，有的有管理经验却安排下车间。在福利待遇方面，私方家属生病就不能同公方人员、工人家属一样到医院去治疗。 （5月16日《人民日报》） 安徽省工商联秘书长胡庆照说，安庆市国药总店公私合营时，公方让私方提意见，私方提了意见，公方代表说，我是政府派来的，我们对你们客气，你们却把它当成福气，神气起来了。私方人员就不敢再提意见。后来这件事反映上去，市工商局召集国药总店全体职工开大会对证，私方人员在这种场合下哪敢再说话。胡庆照还说，合肥市一个搪瓷厂的私方人员（民建会员），为了研究一件产品，不慎把仪器弄坏了，有个团员，不分青红皂白，说他是破坏分子，并把这事登在黑板报上，他气得跑到民建会去哭了一场。 （5月17日《人民日报》） 广西省工商联秘书长张国英说，南宁和行腊味店的公方，是个转业军人，用军队的方法来管理企业，七点钟上班，私方人员迟到一些马上批评；私方人员第二天六点半到店，他叫职工不要开门。职工问为什么不准私方人员提早进店，他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没有改造好，他们还会偷钱的。他整天站在柜台看着。私方人员为了避免嫌疑，就高声报告每笔营业收入。在工厂里，私方人员听见公方代表的皮鞋声，工作已做完的还得东摸西摸，表示还有工作做。梧州市兴华电池厂私方人员是技术副厂长，厂里改变电池配方时，他提出在没有试验成功时不要大量生产。公方代表对他说，你是保守思想，是不是想破坏生产？不准你发言。结果因质量不好，损失四十多万元。 （5月17日《人民日报》）

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婴说她到西北视察，看到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以后的情形。她说，当初在迁厂迁店时就有盲目性，没有很好研究当地的情况。在提出迁厂迁店要求时，好像皇帝选妃一般，点着那一家就是那一家。例如迁到洛阳去的都是上海南京路上第一流的名牌店，这样并不是太合适的。迁到兰州去的丽华墨水厂实际上除了水是当地的以外，什么原料仍都从上海运过去，结果成本反比从上海运去的墨水价钱高。第二，动员时乱许愿，说什么住洋房，牛奶当开水喝等，而实际情况不是那样。第三，吃饭住房样样都分等级，以致造成很深的鸿沟。第四，凡是给领导提意见就认为是落后，甚至提合理化建议，也看成是捣蛋。兰州丽华墨水厂一位会计因为提合理化建议竟调到别的单位去。从上海迁到兰州去的王荣康西服店的私方人员王嘉明的兄弟因为提意见，被调到百货商店当办事员。兰州财贸部田广仁部长对信大祥的职工报告时说，“你要民主，我要专政；你要自由，我要纪律”。甚至在大会上骂王荣康的牌子不值二角钱。这位田广仁部长去买皮包竟打掉一个私方人员的牙齿，结果告到派出所给了六块钱的药费糊糊涂涂了事。第五，是非不明，例如洛阳有的机关人员买布不给布票，问题闹到专业公司，专业公司经理反把责任推到私方人员身上。此外，胡子婴还谈到兰州大中华菜馆勤杂工打私方人员、信大祥职工打私方人员，向专业公司、民建、工商联反映都得不到解决。谈到有些转业军人以功臣自居，转业几年仍不学习业务，认为过去有功，现在应该享福了。等等等等。 （6月5日《人民日报》）

这就是那篇李维汉听了觉得有些不好办的发言。李维汉是多年之后写的回忆，有记得不很准确之处。照他说的，似乎是黄炎培在胡子婴之后说了些类似的话，其实胡子婴是在六月四日才发言，这时座谈会已经临近结束。

而黄炎培的发言是在五月二十五日。至于李维汉说的这两篇发言有类似之处，那是一点也不错的。

黄炎培也谈到公方和私方的关系问题，他说，我在这次视察中，发现不少合营企业是对私方人员存在着歧视的。其中有些歧视的办法甚至到了荒谬的程度。例如在南京就有一个厂，今年清明去祭扫烈士墓的时候，到了祭扫完毕，工会的负责人要报告烈士的生平事迹的时候，就要求私方人员走开。无锡有一个协新毛织厂，今年春节，私方正厂长值班，到车间去巡查，厂内保卫科长竟然要求厂长拿出工作证才许进车间，而对公方副厂长就没有提这种要求。谈到这些事情，黄炎培情不自禁地拿他本人的经历来做类比。

他说，我在轻工业部工作五年，关系搞得很好。当部长总想做些部长的事，我管八九十个厂，我想把局长、厂长的名单抄一份在办公室挂出来，秘书说，党总支不同意，要保密。我说政务院还要公布名单呢，这有什么保密。不久，我在一位党员司长办公室看见一个名单清清楚楚挂出来了。经过说明工作需要，我的办公室里才挂上了局、厂长的名单。在这篇发言中，黄炎培还就私方人员病假工资问题提出了批评，他说，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实在是充分地表现出不关心工商界人士的疾苦，高高在上，十足官僚主义的作风。他认为，在目前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还充满着问题。 （5月26日《人民日报》）

这就是当时李维汉听了觉得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就可能要划右派的发言。所以这座谈会五月二十六日休会一天，由孙起孟去做他的工作。这以后，就再不见黄炎培的发言了。

座谈会上，有好些人谈到人事工作。上海制笔工业公司副经理甯思宏说，本来人事部门是职能科室之一，应为生产服务，但现在这些部门的人都整天忙忙碌碌不知所事何事。有人讲人事科已成了公安部门的派出所，有人甚至把人事科的干部看成“打手”。他希望中央劳动和人事部门，对劳动和人事部门的干部下功夫进行教育；各级劳动人事科室，都应开放，让非党人士进去。 （5月23日《人民日报》） 全国工商联办公室副主任寿墨卿说，现在做人事工作的都是党团员，而且多数是青年干部，他们年纪轻轻的，面孔冷冷的，同群众离得远远的，他们学会一套老成持重的样子，却不懂人情世故，我认为这些年轻人做人事工作是不适宜的。他说，人事部门应该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而现在的人事部门却成为机关企业的保密部门，一种特殊的部门，只管追查历史，却不关心群众生活，成为群众的怨府，成为党和群众之间的墙和沟。全国工商联的人事部门也不能例外。因此，他提出：人事部门应从组织上、任务上以及工作方法上进行必要的改革。第一，一般肃反工作已经结束的机关企业人事制度完全公开，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不管党员、团员或群众都要平等看待。第二，人事任免调动要有请示批核制度。第三，人事工作应该让非党干部参加，而且应该让群众有可能进行监督，否则，必然要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次整风，人事部门应该是每个机关的重点。

听他说到这里，主持会议的李维汉问全国工商联党员副秘书长黄玠然：“你们那里人事部门是不是也都是党团员哪？”黄答：“差不多吧，我不太了解。”李说：“回去了解了解。向大家作个交代。工商联的人事工作不要都全由共产党员担任。” （5月21日《人民日报》）

这次整风运动提出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参加座谈会的工商界人士都表示拥护。但他们对此也不是没有顾虑的。江苏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谢惟安说，目前私方人员在百花齐放声中还不敢大胆放，他们有些话所以不敢公开讲，是怕给戴落后分子的帽子，怕鸣了以后在工作中遭到歧视，怕与阶级本质联系起来，怕以后另一个运动来时作为批判的典型，批判的根据。 （5月16日《人民日报》） 河北省工商联秘书长高振声说，有人怕提了意见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又怕招来麻烦。过去有个私方人员提出有职无权的问题，公方人员就把文件都给他批，弄得这位私方人员吃不消，血压也高起来了。他还说，共产党到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工作，如过去的三反五反，这回又来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什么名堂，是不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呢？ （5月18日《人民日报》）

在这个座谈会上谈得最热烈的是定息问题。早在一月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李康年提出了一份建议书，建议政府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发行额定为人民币二十二亿元，于一九五八年一月开始发行，分十八年七十二期兑现。其性质为无记名式的定期存单。到期只兑本金，逾期不给利息。每一季度兑现一次，计人民币两千七百五十万元，每年一亿一千万元，到一九七五年第四季度满十八周年，全部兑讫。对资本家赎买，是根据核资后的核实资本，确定其实占数字，减除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二年定息，而以赎买存单一次向资本家赎买清楚，收回其企业股票，停止定息制度。在此项存单发行基本上完成后，国内公私合营企业，一律改为国营，私方人员职务即蜕变而为公家职位。 （见《上海工商》，1957年第10期。）五月十二日《新闻日报》刊出了“黄炎培答本报记者问”，一个问题是：“李康年提出‘二十年定息’的建议。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民建中央主任委员黄炎培回答说：“关于李康年同志的建议，我在民建的座谈会上说明过我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研究他的书面材料的内容，因此我还不能表示对他建议内容的意见。但我对于他勇于‘争鸣’的态度，是大大地称赞的。‘百家争鸣’就是要大家有意见尽管说。李康年同志肯说、敢说，我认为很好！很好！”

但是，李康年的这个被称为主张定息二十年的建议，在工商界座谈会上引起了争论。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邓季惺谈了她在定息问题上的意见。她说，定息既然是作为国家赎买私营企业和为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支出的一笔费用，而且这笔费用又不管企业是否有盈余都要支付，为什么不可以由国库支出，一次赎买呢？这样可以使工商业者单纯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工作，企业内部重重矛盾也就可以得到解决。她参考了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五年颁布的工矿企业国有化条例，建议政府发行“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公债”，用来收回合营企业的股票，合营企业即改变为国营企业。公债发行总额可定为六亿至八亿元，每半年兑付一次，五年或七年还清。她认为这个方案有四个好处：一，“私方”一词不存在了，工商业者在国营企业中完全以公家人的身份出现，积极性创造性可以充分发挥，有利于企业内部的团结；二，免除现在三个月付一次“定息”的手续，可以大大节省人力；三，私方不再从企业领取定息，可以简化企业经济核算方法；四，更利于工商业者的改造，如中小户不愿意要的可不要，从而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大户可以割掉尾巴，对定息不再存有延长的希望。她不同意李康年提的定息二十年的建议，她说，赎买给价是照顾性质的，国家财力有限，付给二十二亿是不合理的。而且定息再拖二十年对各方面都没有好处，中小户也不愿意。不过她认为李康年的建议也有可以吸取的地方。这当是指简化支付手续这些方面。她这发行公债的建议同李康年发行存单的建议在形式上也确有某些相似之处。当然，发行总额和兑讫期限是大为缩小和缩短了。 （5月21日《人民日报》）

上海永新雨衣染织厂副经理潘仰尧在书面发言中说，他认为李康年关于定息二十年的建议，是个极大胆、极虚心、极有价值的建议，他同意这个建议。但在具体实施方面有些不同意见，主张赎买时间应该从一九四九年算起。他说，私方接受了赎买存单，并不是就摘下帽子，而应该继续加强学习，认真改造自己。 （6月5日《人民日报》） 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陈经畲说，定息二十年的问题，就我们湖北省和武汉方面的情况来说，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而且中小户对陪着大户领定息七年，不能把帽子早日摘掉意见很多。因此我个人在这里提个建议，凡是自觉自愿放弃定息的，不拘大、中、小户或数目多寡，是否可以请政府考虑予以接受，但是不登报不搞高潮。至于李康年同志建议中，为免除领息人的种种困难，将领息方法简化一些手续，我是同意的，请政府考虑。但是，简化手续不是变更定息的性质。 （6月7日《人民日报》）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山东省副省长苗海南说，他不同意李康年定息二十年的说法。他肯定说定息还是剥削。果真定息二十年，势必造成大中小工商户的不团结，同时，放松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家庭子女也不会和睦。 （6月7日《人民日报》）

座谈会上许多人都发言反对李康年的主张，倒并不是因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代表资产阶级索要二十二亿元这样巨额的国帑，而是因为对于中小工商户来说，定息已经成了有名无实有害无益的东西，再拖二十年怎么受得了。云南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聂叙伦说，昆明饮食业有一户照算半年只有七厘钱的定息，有的行业一户每季只有四分钱的定息。因此有些人要求摘掉定息户的帽子。 （5月18日《人民日报》） 天津市第四机械工业公司生产计划科副科长王金标说，天津百分之九十的青年工商业者不同意李康年提出的延长定息二十年的意见，他们非常愤怒，不愿意多扣十三年的帽子。 （5月25日《人民日报》） 北京市第二五金工业公司副经理于熙钟说，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看了李康年提出的延长定息二十年的意见都很生气，有的甚至说再提就咬他的耳朵。 （5月23日《人民日报》） 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毕鸣岐在书面发言中说，提出定息延长二十年，工人阶级反对是理所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中多数的人也不会接受，而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的子女也不会答应。 （6月8日《人民日报》）

对于一些定息只有很少一点钱的中小工商业户想放弃定息的愿望，毛泽东是有所了解的，并且作过同情的表示。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他在同工商界人士谈话中说：

我主张把占百分之九十的中小资本家不划入资产阶级范围，拿到的定息只够买几包香烟的，就叫他们小资产阶级。资方代理人也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范围，叫上层小资产阶级。中小资本家愿意放弃定息就放弃，不愿意放弃的就让他拿下去。（《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79页。）

座谈会上许多人发言反对李康年的主张，是因为延长定息对中小工商户有害无益，这反对是从切身利害出发的，并不是一种理论的批判。从理论上批判了李康年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经济学家千家驹。他在五月二十四日的座谈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虽是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但他首先声明，他不是代表工商行政管理局，而是以私人资格来发言的。他从资产阶级依然存在两面性这一点谈起。他说，所谓消极一面，即指资本主义一面，仅就李康年主张定息二十年这一点来说，不就是消极性的一种表现吗？自然，同意李康年的主张的，在工商界中占很少数，这也证明消极性一面今天已不占主要的地位，但不能说这种思想仅是李康年一个人的主张。定息二十年，除了想吃剥削饭吃一辈子的思想以外，同时还包括一个对赎买政策认识错误的问题。李康年提议赎买应有二十年才够本，这根本不了解赎买政策的意义。赎买政策体现党和国家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这是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不是修正马列主义。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苏联采取没收政策，我国历史条件不同，采取赎买政策，方式不同，目标则一。在马列主义者看来，资本家生产资料是剥削所得，为过去剩余价值的积累（指整个资产阶级说，非指个别人说，个别分子可能是劳动积累来的，但经过若干年后，亦早已收回原投资了）。我们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

本应没收，照理亦可没收，但由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历史条件，我们不采取没收而采取赎买。应该认识，这些生产资料不是天生属于资本家的，而是工人阶级所创造被资产阶级所掠夺去的，现在是物归原主。宪法上保障资本家所有制，但又规定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变为全民所有制，这证明在人民中国，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付给定息，其目的在使资本家可以安心改造，安心工作，就这一点说，定息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现在有些工商界朋友却曲解了赎买的意义，在他们看来，赎买是国家欠了资本家一笔债，由国家分期还清，既然赎买就要赎买到底，否则不如干脆说是没收。李康年提议二十年，还有的说“我们拿定息是共产党要给我们的，是维持政府的面子，为了国际影响。”这些思想都是完全错误的。其错误在于把赎买视为国家欠了资本家一笔债，非还不可；拿定息是理所当然，是光荣的事。这种想法是不利于改造的。因为他们把剥削可耻的根本道理都忘记了。 （5月25日《人民日报》）

千家驹作这篇发言的时候，他点名批评的李康年并没有到会。李是到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前夜，发觉少了他不行，才临时从上海找他来参加座谈会的，找他来当右派分子的。李康年以前没有去过北京，他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完全没有预感到什么，五月三十一日《新闻日报》报导：李康年是在前日深夜接到北京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负责方面的电邀。电话来时，他正在戏院沉吟于马连良的“诸葛亮上坛台……”里。归家马上接通电话。他表示深深感谢党对“鸣放”的支持。昨天临行前他对记者说；“不鸣不放，不会进步。党要我们帮助整风，我李康年决定诚恳反映问题。应该不应该采纳，那是另外的问题。”这篇报导还说：昨天清早，他就到牙科诊所去看了牙齿。他愉快地告诉记者：“总得先‘装修一下门面’，到座谈会上讲话，不能掉下牙齿。”他准备把“定息二十年”的建议，到北京去再详尽谈谈。他说：“不怪千家驹等同志对我的建议做了论断，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我的原文。”

六月五日他在座谈会上出现。他说：我是上海工商业者公私合营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李康年，就是最近报上标题所谓“定息二十年”或者“赎买二十年”的建议者。他对他的建议的内容作了扼要的介绍之后，说，自从我的建议书提出后，所受到的，多半是无理的谩骂，而得不到真理的帮助与批评。这一次到京以后，读了千家驹同志的发言，他是中央经济理论权威，也是我们工商界行政管理领导，他谈到了李康年主张定息二十年就是消极性的表现，定息二十年除了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以外，同时还包括一个对赎买政策认识错误的问题。李康年说，我没有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我今年六十岁了，难道我一定能活到八十岁么，孩子们多已大学毕业做医生了，他们也不会要的，况且我的定息每月不过二三百元，目前都已买公债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难何必要计较这些呢，千家驹同志认为我想一辈子吃剥削饭未免武断。李康年说，他提出的这个赎买存单年期分二十年，赎买金额应为人民币二十二亿元的建议，是根据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他详细引证社论的内容来解释他的建议，逐条反驳千家驹的论点。例如千家驹说赎买应自一九四九年算起，他反驳说：这个主张无非欲减少赎买金额，兼可减少定息数字，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因为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高涨，财产数字是最高的一年。李康年还引证了毛泽东一九五六年一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的“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页。） 据以推论说，可见得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九五五年夏季以来开始的，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前，至多说是准备时期，更说不到是赎买开始时期。 （6月6日《人民日报》） 李康年这篇四千字的发言看来是花了不少的心思准备的，这也就为他自己划为右派提供了更多的材料。

同李康年一样，天津造纸公司经理董少臣也是在座谈会进行的中途临时找来参加的，找他来当右派分子的。他被选中的原因，是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以《天津工商联常委董少臣建议撤出合营企业公方代表》为题刊登了他的谈话。他在这篇谈话中指出，公方代表光有政治资本没有技术经验，是搞不好生产的。私方人员自己觉得并不是饭桶，过去他们也曾管理好自己的企业；况且合营已经一年多了，国营企业的管理方法也学到了不少。因此他主张：在一个企业里，只要有党支部的，在党支部领导和支持下，把生产管理权交给私方执行一年，试试看行不行？他说，把职权交给私方，把私方这笔“财富”挖出来，把公方代表调到真正需要的岗位上，这也是增产节约。董少臣在“财富”一语上加了引号，表示这是有出典的，出典就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本章前面已经引用过了。

五月三十日董少臣在座谈会上发言，他说，自从《人民日报》登出我对公方代表的主张以后，有人说我想篡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说我要造反，说胆子太大了。后来有人帮我做了解释，说明这个标题和我的原意有些出入，又有人责怪我说了话不承认。因此，思想上有些沉重，本想申明一下，也有人劝我不要申明，为了“鸣、放”起个带头作用。他说，本来《大公报》记者访问的时候，我并没有系统的准备，就随便说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资本家接受党的教育已经七年了。合营后，虽然安排了工作，但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总觉得无事可做；衡量自己的能力，又不是干不了。这反映了私方人员有职无权的苦闷心情。我想，要使私方人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能只靠空洞的语言教训一番，必须让私方人员在企业管理的实践中去锻炼才有可能。因此，我建议在企业党支部领导和支持下，把国家计划、具体业务交给具有才能的私方人员负责，让公方代表放到更重要的工作岗位（后来新华社播出来是撤出公方代表），这对私方人员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不主张不加区别地把公方代表完全撤出，那样做是有害的，我只是说选择几个点以一年为期进行试验，成熟后，再全面推行。我认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私方人员可以有条件学会社会主义管理技术，成为名符其实的劳动人民；第二，可以精简机构，公方代表可专做党的工作；第三，党的领导可以掌握全面情况，可以密切私方与党组织的关系，把生产搞得更好。

董少臣发言后，民建天津市委会秘书长、天津油漆颜料公司副经理车重远表示回应，他说，我个人认为在个别合营阶段，公方代表是非派不可的，但是全行业合营以后，情况不同了，一般都成立了专业公司，小的企业变成了车间，层层都派公方代表是否必要，值得考虑。 （5月31日《人民日报》） 可见董少臣这意见还有市场，这就更是不能放过了。

北京公私合营裕生祥电机厂副厂长吴金萃也是座谈会进行的中途临时找来开会的。所以会找上他，是因为他在五月七日《大公报》上发表了《怎样看工人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一文，对当时提出的“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口号表示了异议。文章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是没有问题的，但不是具体到每个工商业者都可不加分析的向每个工人去学，也可以说学的时候不能把每个工人的各个方面都笼统的，一概的去学。”为什么呢？这篇文章说，因为，工人阶级“存在于我们国家里，当然也存在于我们自己所存在的工厂、商店里。阶级是由人集成的，我们就找到了这个阶级里的人——工人和店员，要向他们学习，然而发现他们（也可以说原来就知道他们）并不那样理想，他们的品质并不那样高贵，他们的言行当中有很多我们看来不能去学。比如工厂里的工人有的常常是不爱惜公共财物，浪费材料，损毁工具，有的不遵守劳动纪律，有的请病假去逛公园遛商场，有的打人骂人，甚至偷东西……不一而足，在商店里有的店员服务态度很不好，有的工作不积极……具体表现出来不是理想的工人阶级品质，相反恰恰是所谓的资产阶级品质。这些品质在我们身上去之犹恐不及，万万不能去学。”这篇文章还表示不能把这些现象说成是“个别”的现象，因为“在他们当中犯有这样毛病那样毛病的实在已不在很少数”。

吴金萃的这篇文章还运用了一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的工人阶级的情况。关于前者，文章说：中国既没有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从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原就是具有革命和反革命的两面性的资产阶级，解放后又经党和政府不断的教育，以及职工群众的带动和感染，加以自觉自愿的学习，在思想上已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全行业公私合营，生产关系已根本改变，基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思想意识的道理，思想上又有根本的改变，虽仍具有两面性已是先进和落后的两面，并且从一年来工商界在生产经营上的成绩来看，在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当中获得先进光荣称号和得奖人数来看，都能说明先进的因素已经居于主要的地位，而落后的因素只占次要的地位，并且先进的一面在不断的增长，而落后的一面在不断的减退。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根本背叛了资产阶级，并且已经具有比重相当大的工人阶级思想。党把这个阶级看作财富，不看作是包袱的道理也正在于此。

末了这一句，看作财富不看作包袱，是引证毛泽东一九五六年末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关于后者。这篇文章说，同样由于中国没有构成资本主义很发展的社会，所以就没有很多规模宏大的工厂，因而从全面来看中国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所培养成的集体性、组织性、纪律性……就较弱，同时因为我国工业落后、文化落后，所以就缺少传统的工人，工人中绝大多数是从农民来的。而农民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和工人阶级的思想自有很大区别。若从去年一年来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空前壮大的情况来分析，职工增加的主要来源仍是农民，其次是解放前长时间没有从事工作的或从来没有做过工作的社会无业人员和家庭妇女。 （参看1月19日《北京日报》） 那么由于历史的和目前的这些原因，中国工人店员当中，不能不具有很大分量的资产阶级思想或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些思想表现在行动上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不遵守劳动纪律、不爱护公共财物等等。因此，吴金萃认为，“我们不要把说工人阶级思想好看成就是每个在我们面前的工人都很进步，我们也不要把说资产阶级思想不好，看成就是说我们自己很落后。”

千家驹在座谈会上针锋相对地批评了吴金萃的这种意见。他说，有人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好像说工人阶级缺点多得很，如不爱惜公物，不遵守劳动纪律，自私自利……难道我们还要向它学习吗？这里面其实就意味着一个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的问题。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我认为应该学习工人阶级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纪律性，革命性的优良品质，应该学习他们自食其力的劳动习惯，应该学习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总之一句话，学习社会主义。学习工人阶级就是学习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这些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东西。有人举出某些企业工人某些缺点，认为中国工人是不值得学习的。显然这是以局部代替全部的片面性观点。为什么不举出一些中国工人阶级的优良高贵品质做例证来学习呢（这种例证也是很多的）？对于某些工人所表现的缺点，我们 （引者按：用这两个字就不是以私人资格而是以领导干部的身份了）应该进行教育，站在工商业者 （引者按：这当然就是你们了） 立场，就应该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相互教育。千家驹还谈到合营企业中的劳资关系问题，他说，劳资双方长期以来是死对头，今天要变成好同志，这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我们工商业者必须有最大的耐性，不怕碰钉子，从工作和生活上去改变职工群众对民族资本家的观感。工人同志对私方确有些不大公平的地方，这一方面要加强对职工的教育，但工商业者如把解放前所作所为设身处地想一想，也就会心平气和一些了。 （5月25日《人民日报》）

吴金萃不接受千家驹的批评，五月三十一日他在座谈会上发言，说：千家驹先生的发言吓了我一跳，他虽声明他是以私人资格发言的，但几年来他是经常教育、领导我们的，谁都知道他是理论专家，他一发言很能影响或引导我们工商界的思想。他一扣帽子，很多人不敢鸣了。他说这里面其实就意味着一个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的问题。我曾一再强调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不过分析了若干工人店员还不完全具备这种品质，并没有想把若干工人店员的落后思想推广到整个阶级上，为什么千家驹先生却硬说我们把它扯到一起了呢？更何况“不服气”的人根本不会想到向工人阶级学习的问题，只有对工人阶级领导服了气的人们，才会深入研究如何向工人阶级学习和学什么的问题。请问难道不许举出这些缺点么？举出来某些工人的缺点就是不服气，那么我们今天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许多党员的缺点岂不成了更大的“不服气”？对于千家驹谈到的合营企业中劳资关系问题，吴金萃也表示不能赞同他的意见。他说，这就是说我们遇到“工人阶级对私方不大公平的时候”，不要提意见了，只要想以前，不要想公平，而要安心于不公平。吴金萃反问道：事实上这样谈解决得了问题么？

吴金萃的发言，除了固执地为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这篇文章辩护之外，还谈了他对定息问题的意见。他认为，定息是合营以前的剥削，而绝对不是现在的剥削行为。他主张按七年计算定息，一律用普通公债票一次付给，企业改为国营，资本家的帽子也随着一律摘掉。当时规定的界线是资本超过二千元的就算资本家。吴金萃说，像我是个四千元股本的资本家，每年定息二百元，除去百分之四十买公债，百分之十交互助金，余下百分之五十为一百元，每月合八元多。为了这八元多，资本家的帽子戴着不提（因为还有八角的……），病假工资、医药费、家属医药费就没有人管了。对这样的资本家放弃定息不行，享受劳保不行，中国人的健康条件又是如此，究竟这定息是照顾呢？还是惩罚呢？是使我们安心呢？还是心慌呢？所以我想还是都允许摘了帽子吧！

吴金萃的最后一段话，显然是含沙射影攻击千家驹。他说，自然科学家必须把实验品拿到实验室里来作研究工作，不能光靠书本。社会科学家们若是不深入实际，必然脱离实际。小说家、画家坐在屋里写作，不体验生活，弄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伦不类的，我们真怕研究工商界工作的人们把我们搞得不伦不类。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理论家们的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是从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来的，并且在制造新的更厉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6月1日《人民日报》） 他有这一篇文章和这次发言，就足够划为右派分子了。

这种右派言论，不但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了不少，外地也有。例如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天津市工商联常委荣子正说，党对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都是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办事，可是许多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都是很早的时期写成的，把这些理论搬到中国来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譬如，政治经济学里面说，独立劳动者上升为剥削者之后，原来的资金，很快就花光，然后则不劳而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则不然，我们是勤劳肯干，赚的多，花的少，而且在我们上升为剥削者之后，也不是坐享其成，不劳而获，而是操劳更重。因此，我们学政治经济学，很多地方是听而不信，不能接受。他还谈到，中央说要赎买到底，不会是半赎买半没收。但事实上，赎买代价的实际等于没收私方剥削的大半。

在企业合营以前，税务局为了多收税，查帐稽征时，把每件东西都估得很值钱。而工业、商业管理部门在企业合营时清估财产，又样样估得不值钱，结果减少了私方的股金。这些部门进行上述工作时，都说要实事求是，公平合理，这两种工作也都是在工人监督下进行的。可是两个“实事求是”，两次监督，却使全国私营企业财产由四十五亿元变成为合营后的股金二十二亿元。 （5月31日《天津日报》）

当年被看作资产阶级最大代言人的，还不是李康年、董少臣、吴金萃这几位，而是章乃器。毛泽东说，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48页。） 章伯钧罗隆基的情况前面说过了，这里讲一下章乃器其人的情况。

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十六岁时考入浙江甲种商业学校。五年毕业，入浙江实业银行，当了一名每月只有生活津贴二元的练习生，从此进入银行界。在这家银行里，他被逐次提升为营业员、营业部主任，直到副总经理兼检查部主任。

他自幼能文，在商业学校念书的时候就在《学生杂志》发表过文章。后来在业余广泛阅读各类社会科学书籍，就凭着自修得到的学力，使他得以当上光华大学和沪江大学的教授。

他很早就有向社会发表意见的强烈欲望。一九二七年他写信给胡适，说：我是一个银行里的职员，我因为晚上有点空，我的精神又极好，我不愿意把他消磨在无聊的地方，而我的进款，又稍微有一点敷余，所以我想要利用这一点空闲的光阴和敷余的进款，去办理一种适合个性，而有益于人类、国家和社会的事业。我经长时间的考虑，我决计去办一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就是《新评论》半月刊。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44页。）

他希望胡适介绍一批作者为刊物写稿。这件事不知道胡适办了没有。但胡适题写了刊名，表明他对刊物的支持。邹韬奋也谈到，章乃器为了创办这刊物的事去找他商谈过。（ 韬奋《经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17页。）

一九二七年底，这个几乎是一人唱独角戏的刊物问世了。封面上，印着“要做潮流的指导者，不要做潮流的追逐者”这样两句口号，是反映着这位主编的志向的。因为言论激烈，刊物只存在一年多就被查禁了。后来他自己评论说：“尽管刊物水平不高，立论是那么天真而幼稚，但勇气和毅力是得到一般好评的。” （章乃器《七十自述》，见《章乃器文集》下卷，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610页。） 后来他在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大众生活》、杜重远编的《新生》周刊、金仲华编的《永生》周刊等等上发表的那些政论，是更重要，影响也更大些。从这些文章里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政治态度。

例如，《永生》周刊第一卷第八期（1936年4月25日）发表章乃器的《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几个最低要求》一文，针对国民党提出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尖锐地说：“这是亡国灭种的政策，是中了敌人‘以华灭华’的毒计！因此，对于这整个的国策，应该有彻底的纠正。我们应该以攘外安内，以抗敌求统一，以举国一致对外觅取民族的生机。”这个“举国一致对外”正是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精神。

这时，章乃器积极参加了救国会的创立和活动。他在《七十自述》中回忆往事，说：“救国会的文件几十万言，十分之九是我执笔的。所有的重大活动，如筹措经费直至群众上街头的部署，都需要我参加，工作通宵达旦是常有的。”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写信给他以及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几位救国会领袖，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并表示愿意跟他们“更亲密的合作”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3页） 为了救国会的开销，章乃器用完了自己的积蓄，最后连房子也卖掉了。

章乃器在救国会的活动，使银行受到了压力。上海市长吴铁城，威胁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银行里不应容留章某，否则对银行不利。于是李铭找他谈话，希望他到英国去留学三五年，费用由银行供给。章乃器回答说：我愿意辞职以免银行受累。救国会是一件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业，我不能离开它。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救国会的七位领袖被捕，章乃器在内。另外的是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和邹韬奋，世称“七君子”。到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才放了出来，关了八个多月。在这期间，起诉，答辩，审判，辩护，抗议，慰问，牵动了千百万爱国公众的心，围绕这一事件形成了一股新的救国热潮。章乃器在这一事件中，同难的邹韬奋为他留下了一帧简单的剪影：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以后，我们晤谈的机会才渐渐地多起来。

我们的友谊的加深，唯一的媒介可以说是救国运动。尤其使我肃然起敬的，是他为着参加救国运动，虽牺牲二十年辛苦所获得的行长位置而毫不顾惜。自从他和我一同被捕以后，从捕房的监狱起，中间经过上海特区第二监狱，上海地方法院看守所，上海公安局，以及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我们总是羁押在一起。他所念念不忘的只是民族解放的前途，救国运动的开展；至于对他自身的遭遇，我从未听见过他有一言一语的自怨自怼。 （邹韬奋《经历》，第117页。）

抗日战争爆发，举国一致对外的局面已经出现。这正是他和救国会同人几年来追求的目标。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章乃器在《申报》上发表了《少号召多建议》一文，说明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时的政治主张。他说：

在国策还未确定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多作政治的号召，使国策能够早点确定下来。在国策已经确定的今日，我们却应该少作政治的号召，多作积极的建议，使国策可以早点充实起来。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政府既然已经有确定的国策，有点心肝的人，谁还愿标新立异以鸣高？大家应该是集中力量、培养力量之不遑，那能再存彼此派别之见，在明争暗斗中再消耗一丝一毫的国力。 （《章乃器文集》下卷，第376页。）

毛泽东认为，章乃器发表此种言论，是“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政治上的投降举动”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92页） 。因为毛泽东从始至终牢记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独立性，章乃器在这里却不赞成独立性。这是章乃器的言论第一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一九三八年一月章乃器应李宗仁的邀请出任安徽省政府财政厅长。那里正是新四军集结和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他以换取统一税收的名义，每月由省财政补助新四军三万元。一九三九年五月他被免职，即在重庆经营实业，同时继续从事救国会的活动。

一九四一年，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条约的附件宣言：“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这个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的条约，在重庆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中国政府郑重宣布，条约涉及中国的部分是无效的，并指示驻莫斯科大使要求苏联方面澄清。一些长期同共产党合作的对苏联态度一贯友好的民主人士都觉得困惑，不但无法答复他人的质问，甚至无法解开自己心中的疑问。黄炎培在他的日记中说：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下午二时，日松冈与苏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中立协定。四月十七日十一时，招周恩来、董必武来，舜生、伯钧亦到，请中共表示态度。周极言苏联此约乃其一贯之政策，与对华毫无关系；至中共态度，决不因此变更云云。董略同。 （转引自周天度主编《七君子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60页。）在重庆的救国会的一些领导人，对此也深表愤慨。而且，救国会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政治团体，对于这一举国上下严重关切的事件，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们集会讨论之后，于四月十九日发出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信，同时将此信在中国报纸上公开发表。这封信是公推王造时起草，张申府审查，集体通过后发出的。签名的是沈钧儒、刘清扬、王造时、李公朴、张申府、沙千里、章乃器、胡子婴、史良九人。信中说：今贵国于四月十三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并发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谓“满洲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且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

应该说，这封信措词还是很温和的，只表示了遗憾却没有抗议，而且对“友邦一时的苦衷”表示了理解，表示了依旧对苏友好的态度，信中说：“我们亦为景仰贵国之人，并且自信今后亦为能同情贵国之人。对于中苏两大民族携手向人类解放途上迈进，尤具无限的期望。” （转引自周天度主编《七君子传》，第658、659页。）

这件事情，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上看，是非常自然的，可以说是一种责任。可是如果从国际主义的立场看，发出这封信就是一种严重的错误甚至罪行。什么是国际主义呢？斯大林有一个简明扼要的公式：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要知道，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斯大林全集》第十卷中文版，第47页。）按照这个公式，救国会的这封信使苏联处于尴尬的境地，当然也就是“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了。

那时共产国际还没有解散，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对救国会的这一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并设法加以补救，要不然在斯大林那里不好交代。那时周恩来正在重庆，就来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这事，当时是章乃器妻子的胡子婴回忆说：

一九四一年，苏联因战略上的需要，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的协定，其中有涉及中国主权的地方，国民党报纸即借此攻击苏联，救国会也发表宣言，对苏联提出抗议。周恩来同志知道后，认为这样做不适宜。沈衡老表示救国会要作自我检讨。章乃器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救国会发表宣言是救国会的事，共产党无权干涉，救国会也不应该检讨。他争之不得，就退出了救国会。章乃器退出救国会时，要我随同他一同进退，我没有接受。 （胡子婴《我所知道的章乃器》，见《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第80页。）夫妻之间的政治分歧，导致了半年之后的离异。

七君子中的邹韬奋当时不在重庆，没有签名于致斯大林的信。五月二十九日他在香港，同茅盾、金仲华、恽逸群、范长江、于毅夫、沈兹九、沈志远、韩幽桐一共九人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其中说：

最近一般别有用心之徒，抓住苏日中立协定，而以各种方式煽动反苏宣传，其处心积虑，正要使我与援我最力的苏联关系疏远，而遂敌人的狡谋。是故确定独立自主外交原则，在今日已为迫切之举。 （转引自韬奋《经历》第317页。）

这里费解的是“独立自主外交原则”一语。如果说“恪守国际主义原则”就文从字顺了。救国会的这篇检讨我未找到，不知怎样写的，想来其要旨当与邹韬奋等九人的声明相去不远吧。

附带说一说，救国会这封信给斯大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影响了他对中国民主党派的看法。伍修权的回忆录中谈到一九五○年初他参加的第一次中苏会谈，说，“当时新中国成立才两个多月，苏联对我国的情况特别是某些方针政策是持怀疑态度的，例如……我国的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府，苏联就怀疑我们会不会执行亲英美的路线等等。” （《中共党史资料》第4辑，第57-58页。）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章乃器和胡厥文、黄炎培、施复亮等一起发起建立了民主建国会。他在成立大会上说，国共两党，仇恨太深，必须第三者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公正之态度做和平统一的基础才行。表示了成为国共两党之间的一种政治力量的想法。

一九四七年章乃器流亡香港，那时的情况，他在《七十自述》中回忆说：我创设了港九地产公司。在政治活动方面，我又成为“宣言专家”。各民主党派在香港联合发表的文件，又几乎全数是我执笔的。资本主义商业的经营这时也达到了最高峰，我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

（其中）一些事情，当时同在香港的徐铸成说得更详细些：一九四八年《文汇报》在港创刊时，他也在香港。在当时流亡香港的民主人士中，他最长袖善舞，经济上最有办法。他开办了一个企业叫“上川公司”，设在大道中的大华大厦里。主要业务是经营地产，买进地皮，包工建造大厦，分层出卖，业务很顺利。他曾经和我谈过，香港的市面必定日趋繁荣，地产的总趋势，必定日益看涨。当时，由于国内局势的急转直下，香港很多人对前途是消极观望的，而今天拥有大量地产的企业家，当时还远未露出头角。……我忽发奇想，假使章乃器一直不走，以经济之长才，如炬之目光，孳孳为利，或者还可以取得政治上的方便，那末，他可能已是亿万富翁，车马盈门，安享清福了。而现在……不必谈了。这当然只是一个不现实的奇想。他是一个为民主英勇斗争过来的战士，怎么能在久已憧憬的局势实现时，袖手旁观呢！ （徐铸成《风雨故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5-86页。）

情况也正是这样，他自己也说，“正因为图利生涯同我的理想矛盾，所以，在一九四八年终，我接到中共中央的电召，便毅然舍去，秘密返回沈阳，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七十自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章乃器被安排为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成立粮食部，又受任为粮食部部长，同时还是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之后，章乃器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和讲话，提出了好些颇引起争议的论点。一九五六年十月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十一月举行的一届二中全会对他的一些论点进行了批评。当时受到批评的论点，例如，章乃器说，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全行业合营后，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至于思想作风上的两面性，那是长期的思想改造问题。不单是工商界要这样，许多人都要这样。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已经不存在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成为一个革命阶级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说它是红色资产阶级是说不到什么夸张的。工商界进入社会主义，能交出企业而无所留恋，比那些赤手空拳、喊口号、贴标语的人进入社会主义还好些，等等。一个会议文件的标题就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一日到十月二十九日十五次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讨论章乃器同志所提出的几个主要原则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向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报告》，可以知道：批评章乃器，就是这次常委会和中央全会的中心议题。

章乃器对这些批评却是很反感、很抵触的。他在十一月十七日向会议提交的一份书面发言中说：

本会过去工作中的偏向，主要地是某些自命为革命知识份子者（这中间就有少数教条主义者）的左倾机会主义同某些工商界分子的怕右过左作风的结合。……直到今天。这些犯错误的人有的仍然以改造者自居，制造政治压力和群众压力，对一般工商界会员实行组织的控制，企图继续通过压力进行思想改造。我以为，他们不应该再错误下去了。他们真是左的面目，右的实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个人利己主义的立场，而绝不是为什么工人阶级的立场。

在一个大会上讨论理论性的问题，而且造成了群众斗争的形势，的确是不相宜的。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显然都不是社会科学的ABC所能够解决的。比如，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阶级地位和阶级思想的划分，人的阶级性和人的共性等等，我们都不会是茫然无知的。我们的问题不会发生在文字表面的理解，而只会发生在深入到内容的钻研。因此，争论的双方必须互相尊重，平心静气地各就对方的论点加以细致的分析，提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批评，这才有利于互相提高、正确解决问题。但一形成了大会上群众斗争的形势，情况就大大不同：断章取义、无的放矢……都变成了难以避免，也不能设想没有哗众取宠的人。老实说，发言中能够对我有帮助的，还只有那些举出具体情况的实际工作者。有些理论家的论点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例如，千家驹同志的认为人的高级神经的第二信号系统——语言和文字只起工具的作用，这说明他还没有掌握巴甫夫学说的常识。他提出人本主义也是生拉硬套的。如果我们说：阶级斗争总是在人类社会里进行的。难道这也是人本主义？（《章乃器文集》下卷，第556-559页。）可以想见会场上那种类似斗争会的气氛。

毛泽东对于民主建国会这次批评章乃器的会议表示了赞许，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写给民建主任委员黄炎培的信中说：“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份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64页）

章乃器在事实上并没有接受批评。这次会后，他依然一再发表文章和讲话来宣传这些被批评的论点。

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中，章乃器以为，斯大林所说的“我们共产党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不科学的，是带着神秘主义的色彩的。这个说法可以被理解为共产党员一生出来就是做共产党员的材料。由于这一句话的影响，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

这种党员以特殊自居的现象在理论方面的表现，这篇文章指出，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掌握，也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意味。章乃器说，毫无疑问，党是革命理论的权威，这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但这绝不等于党对革命理论的“垄断”；绝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那样，只有党员可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非党人士就不可能在革命理论学习中取得成绩。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就使得党所推动的理论学习在许多场合变成了教条主义的推广。某些党员以“理论大师”的地位出场，旁若无人，当然也容易变成教条主义者。

章乃器说，在“拆墙”、“填沟”的工作中，批判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条教条是必要的。他还以为，如果党在检查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之外也检查一下大党主义，情况可能是很严重的。当然，在这同时，民主党派也应该检查自己的不接受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党思想。

这篇文章还谈到党的领导方法问题，认为“以党代政”的情况的确是存在的；中央较少，愈到下层愈多，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充分认识到国家机构是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章乃器表示同意这样一种提法：党的领导有如神经系统，科学研究领导、文艺领导、行政领导有如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等等；党的领导贯彻到各个系统，但不能代替各个系统的作用。他自己还提出了另一个比喻：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以为这样领导更加主动。以人民闹事为例，如果先让行政负责处理，党组织加以指导和支持，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出来作解释和说明，事情就可以处理得更好一些。如果一开始就亲自出马，处理得好固然没有什么，处理不好就闹僵了。

章乃器还对中共统战部的工作提了一些批评。认为统战部在处理民主党派内部分歧的时候，是强调集中的一面，放松了民主的一面，扶植某一个派别，压服其他意见不同的分子或派别，而没有坚持讲清道理、明辨是非。因而曾经助长了一些独裁作风和家长作风。自然也就助长了宗派活动。更由于某些党员的官僚主义和某些非党人士以“上司”对待党员，看起来有时似乎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实际上，今天在民主党派中进行宗派活动，如果不是若隐若显地拿起统战部的幌子，是不大可能的。章乃器还指出，统战部对人的鉴别往往采取简单化的方式，唯唯诺诺，随声附和，容易对待的，以至善于帮同压服不同意见的，便算积极，便算忠实；欢喜提意见，而又坚持自己的主张的，总不免感到麻烦，便作为“闹独立性”。这就为什么党一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提出不要有无原则的捧场，而个人崇拜和无原则的捧场仍然存在；党再三要求听到不同的意见，而不同的意见总难充分发挥。 （5月14日《人民日报》）

在《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一文中，章乃器表示，像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的，既然什么阶级、什么人都有两面性，都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有两面性，当然更加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比起其他的阶级，消极的一面而且还要多一些；除了思想、作风问题以外，而且还有不劳而获的收入的尾巴——定息。毛泽东这样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像前些时某些教条主义者所说的却很难使人从思想上接受。因为工商业家所熟知的两面性是指政治上革命与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两面性，和经济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的一面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五毒”的一面的两面性，也就是“五反”斗争中说的两面性。他们不加分析地提出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有两面性，这不能不使工商业家听了之后惊心动魄！工商业家问：“是不是还要来一个‘五反’？”这对充分发挥工商业家的积极性的方针，不能不起到严重的反作用。章乃器说，一九五六年初发生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高潮，工商业家敲锣打鼓欢迎社会主义。很自然的，他们在“五反”斗争中所理解到的两面性，是一去不复返了。

章乃器还讲了一点逻辑学。他说，历史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不能设想：一个先进的阶级可以领导一个反动的阶级。对于一个反动的阶级，唯一的办法是作为敌人来对待，而绝不可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应该看到，只要这两个阶级的区别稍微再扩大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由落后变成了“半反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很危险了！

这篇文章中还提到：阶级最后必须消灭，但人是可以改造的。从这点来看，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特性是有所不同的。教条主义者是不善于分析的，他们机械地把这两者完全等同起来了。这样把阶级和组成阶级的一个个的人分开来看，并不是章乃器的杜撰。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同工商界人士谈话，就说了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都包下来的话，这里章乃器不过是引据了这个观点。他并就此加以发挥说，资产阶级的本质——剥削，的确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从资产阶级的生命史来说，剥削的本质真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的阶级特性却并不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难道曾经有从娘胎里出来就一定要当资本家的人？因此，他又一次表示不赞成“脱胎换骨”这种提法，以为这样是把改造工作神秘化起来，使人望而生畏。这意思，他在五月八日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也说过。

文章的结尾部分说，应该肯定：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当中，积极的一面是主导的、发展的，消极的一面是次要的、萎缩的，而主要的消极表现是自卑和畏缩。 （《章乃器文集》下卷，第569-574页。）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章乃器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讲了一篇话，《大公报》 （6月1日） 和《人民日报》 （6月2日） 都做了报导。他认为报导中有几点同他当时所说的有相当大的出入，于是自己将这些意思写成《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一文。其中像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把阶级和人分开来看的问题，都是重复以前文章中说过的话，只是增加了一些对于座谈会上听到的批评的回答。但也有些意思是以前文章中没有说过的。

章乃器说：何以有些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私营时期呢？何以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甚至有些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呢？当然，这主要地是由于社会主义要注重整体性，上下左右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行动起来不可避免地要迟缓一些。但，是非不明，存在“三害”，也是很重大的因素。由于“三害”的存在，尽管按整体算起来，我们还是比资本主义国家前进快得多，但不应有的损失已经不少，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已经打了很大的折扣。何以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会有较高的工作效率呢？理由也很简单。资本家除了要图利之外，还有一种企业心，为了图利，为了搞好企业，他们自然要用人才。他们并不愚蠢，他们很会精打细算。他们知道，只要一个人能做三个人的事，就可以大赚其钱，同时也搞好了企业；反之，如果五个人只能做一个人的事，那就要破产。像我们这次整风当中所揭露的某些企业、机关在人事方面“德重于才，以资代德”等等是非不明的偏向，在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是很难公然存在的。章乃器说，我曾经这样想：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可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官僚主义如此，“三害”就更不必说了。

这篇文章还提出了一个定息的性质问题。章乃器说，过去有人说定息是剩余价值；后来有人出来纠正了，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他认为这个提法不合逻辑。他说，如果今天的工人仍然被剥削，那就不能不对私方有对抗。那样，阶级关系就不可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了。既然已经肯定阶级关系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就没有理由说定息是剥削。我想，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是比较合理的。从整个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还谈到，也不能笼统地说，定息同银行存款的利息有本质的不同。有些人在解放以后，为了响应政府发展生产的号召，把银行存款取出来，投入企业；过去几年的股息收入还不如存款，今天的定息也不如存款，还要负剥削的恶名；他们心中是不服的。

对于当时规定的股本超过两千元的就算是资本家这条界限，章乃器也以为值得重新讨论。他说，两千元的数字太小了。据我了解，不少职工的储蓄存款都超过两千元。资本稍微超过两千元就算一个资本家，似乎不够合理。 （6月9日《大公报》）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好些人的发言都批评了章乃器的这些文章和讲话。五月二十四日千家驹的长篇发言，点名批评了毕鸣岐和李康年，同时在几处地方不点名的批评了章乃器。例如，千家驹说，工商业者从资本主义社会出身，习惯于老的一套，说全行业合营后，即脱胎换骨，不留恋资本主义，似乎是不符实际的。有朋友说，“脱胎换骨”这句话要不得，易使人想到下句就是“抽筋剥皮”。一听就知道这里说的“朋友”是章乃器，千家驹引孙晓村的话反驳说：为什么下句话不是“超凡入圣”呢？这不是很好一句话吗？

千家驹的发言中，在提出他不同意毕鸣岐的一些说法的时候，顺口说道，我们更不能同意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放弃生产资料而毫无留恋，比那赤手空拳的工人更加光荣。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毕鸣岐以为这话也是说他的，在下次发言时声辩说：这句话我不仅是没有说过，在我的思想深处也没有，我也没有听说民族资本家说过。 （5月30日《人民日报》） 这是他多心了。千家驹说的是章乃器，这意见在半年前举行的民建一届二中全会上批评过，只是毕鸣岐不知道罢了。千家驹还说，有人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中不也有进步、先进与落后保守的两面性吗？对于章乃器说过不只一次的这个意见，千家驹反驳说，这不是一回事。工人阶级的落后保守一面和资产阶级的消极性性质是有不同的，工人阶级也需教育，也需改造，但决不是“破资本主义”的问题。 （5月25日《人民日报》）

看来章乃器并没有接受千家驹的批评。他在《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 （6月9日《大公报》） 一文中作了一点反驳。他说：说“脱胎换骨”之下可以加一个“超凡入圣”，那更是想入非非的粉红色的梦。我想，我们所期求的未来，是大家都成为平凡的劳动人民。倘使要大家都超出凡人，变成圣人，将来出现了一个“圣人社会”，那倒有点像儒家所歌颂的“唐虞之世”，这肯定不是我们的方向。我看，现在可能已经有一些以“改造者”自居的人物，自命为已经“脱胎换骨，超凡入圣”。这种人很危险，他们会在有意无意中变成了特权人物。如果深入地进行检查，很可能会在他们的身上发现痕迹不断加深的“小资产阶级”的烙印。我坦白地说，我很怕做圣人。做了一名高级干部，人们平时对你提意见有顾虑，接近也有顾虑，已经很不好受。倘使再做了圣人，在一片歌颂声中整天受人崇拜，随便说一句话人们就把它当作“圣旨”，弄得坐立不安，吃饭睡觉都不自在，那可真有点活不下去。我知道，许多人都不愿意做圣人，可见“此路不通”。我和许多人一样，只愿做一个平凡而不庸俗的人。（《章乃器文集》下卷，第584页。）

千家驹以外，座谈会上批评章乃器的还有一些人。民建中央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大琨在六个问题上批评了章乃器，他找出了斯大林《追悼列宁》的全译本，说章乃器是从《联共党史》转引“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一语来立论，是曲解了斯大林。吴大琨以为斯大林的本意只不过是说党员和普通工人是有区别的，而章乃器反对这一点，实质上就是反对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理论。章乃器说《人民日报》社论中“服从公方领导”的提法是片面的，实际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章反对提脱胎换骨的改造，就是要工商界放松自我改造。关于两面性问题，吴大琨教授在反驳章乃器的时候，除了讲了一些道理之外，还举了一个例：胡子昂同志是工商业者，但他在访问苏联时却能与赫鲁晓夫并坐，受到很大的光荣。这就说明中国资产阶级因为有了两面性，所以才有条件能与赫鲁晓夫同志坐在一起。这个“两面性”是光荣的。对于章乃器说的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可怕这一点，吴大琨反驳说，章乃器同志只看到资本主义好的一面，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坏的一面。资本主义是官僚主义的老巢，如英国、美国政府都有官僚主义，他们就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地彻底反对官僚主义。还有，他认为章乃器说的定息不是剥削也是不通的。 （6月6日《人民日报》） 那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尚未出版，吴大琨无法知道毛关于赫鲁晓夫的一些内部讲话，还把胡子昂同赫鲁晓夫坐在一起照相看作难得的殊荣，这是可以原谅的。

王光英也批评了章乃器。他说，定息明明是剥削收入，有人硬说是不劳而获。这个提法代表不了我们工商界。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也不同意这种说法，资本主义就是官僚主义的大本营，没法和社会主义比，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效率高毋宁说是剥削艺术高。 （6月6日《人民日报》）

山东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山东省副省长苗海南也批评章乃器。他说，有人听到“脱胎换骨”，就联想到“抽筋剥皮”，也有人比喻为“超凡入圣”，我认为这几种说法都对。请问：“脱”资本主义之“胎”，“换”社会主义之“骨”有什么不好呢？“抽”资本主义之“筋”，“剥”资本主义之“皮”有什么不好呢？“超”资本主义之“凡”，“入”社会主义之“圣”又有什么不好呢？有人问我思想改造到什么时候完结，我用了唐诗上两句回答：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认为活到老，改造到老。（6月7日《人民日报》）

工商界座谈会开到六月八日为止。七日的会，布置了孙晓村、千家驹、孙起孟三人作长篇发言，驳斥座谈会上和会外的种种抵抗改造的错误论调，这已经是带总结性的发言了。

孙晓村首先谈到当前合营企业中公私合作共事关系问题，这正是座谈会初期来自各地的工商界人士诉了不少苦的题目。尽管他发言的主旨是批驳反改造的言论，也还是承认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少，承认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私方人员积极性的发挥，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十分不利。他在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的时候，采取了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公正态度，平分了责任。他认为，从公方人员讲来，相当普遍的是由于经验不足，以及有些人作风不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对工商业者的巨大变化认识不足。他们自以为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党性很强，立场很稳，其实是违反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使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到影响，私方人员积极性受到挫折，并且怀疑党的政策是一回事，执行起来又是一回事。另一方面，孙晓村也认为合营之后私方人员存在工作不够主动，有自卑感，有作客思想，政治责任感不强，对于有职无权不敢据理力争，对于党和政府的政策将信将疑等等问题。

孙晓村表示不同意章乃器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中对统战部的批评。他认为，在工商界和民建成员中有左、中、右之分，是客观存在。统战部与左派既然意见比较一致，当然要多一点接触，这能说是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吗？

孙晓村在结束发言的时候说，我们帮助党整风，有一个立场问题，这个立场就是“一切为了社会主义”。他特别提出：最近这一大鸣大放期间，我们工商界和民建同志对党提出了不少批评和意见，有一部分批评和意见是错误的，其中有些意见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党、对工人阶级、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极端错误的态度。孙晓村讲的这段话，不知道在场的工商界人士听懂了没有。他在这里是对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要打响的反右派斗争作一含蓄的预告。

千家驹的发言就今天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和定息是不是剥削的问题再一次反驳了章乃器。他还谈到李康年，认为他的建议虽也包含少许合理的东西，例如简化手续，但总的精神是牢牢的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替资产阶级的打算真可说是无微不至。

千家驹说，工商界今日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有的人有一肚子委屈，要一吐为快，但不要以感情代替了理智，诉苦不能代替分析。有人说，我们是给党整风，而不是给工商业者整风，但给党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党的工作，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绝不是用资本主义思想来代替社会主义思想。千家驹谈到百家争鸣，以为这决不是说可以用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更不是说，即使有人提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自然今天公开提出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是不会有的，他总是改头换面以各种不同面目出现），也不许我们加以反驳。他这番话，也可以看作一场空前规模的反驳（反右派斗争）即将开始的信号。

孙起孟的发言首先肯定党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工作成就是根本的一面，主要的一面，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仍然存在，批评了章乃器那种把资产阶级两面性说成同工人阶级一样的意见。 （6月8日《人民日报》）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宣告了反右派斗争的开始。工商界座谈会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这天开了最后一次会。

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李烛尘发言。他大约早晨起床之后还没有来得及阅读当天的报纸，还不知道政治风向已经突然转变。他还在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热火朝天地掀起了帮助党整风、对党提意见的浪潮，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大家都谈得很好。我们工商界存在问题很多，也是党搞好整风运动的一股不容忽视的值得依靠的力量。从民建会收到的各地的材料看起来，有些工商业者对于“鸣、放”是有顾虑的，他们的顾虑不是没有原因的，还有不少人正在看北京的风向行事。长沙有一份材料反映：一个会员揭露了公私矛盾以后，又表示后悔了；一个会员错误地认为：“北京鸣放情况现在进入分析和收的阶段，上海的工人也说话了，自己也有不敢大鸣之感。”这些看法和说法是不应该有的。应该充分地信任党，因为党对于接受任何方面提出的任何意见，都是敞开着大门的。李烛尘认为，所有的怀疑顾虑都是多余的，全国工商业者要破除任何思想障碍，把几百万双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几百万颗心里所想到的东西，从嘴里说了出来，让党听到我们的声音，做到实事求是地有的放矢，而不是感情用事，这正是表示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李烛尘还批评了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和不少党内人士，说他们仍然只知道强调阶级关系，没有注意到形势已经有新的发展，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他们低估或者无视工商业者的积极性的一面。

既然李烛尘认为座谈会上大家都谈得很好，所以他没有批评谁，像李康年、董少臣、吴金萃、毕鸣岐，乃至章乃器的意见，他都没有批评。

民建中央另一位副主任委员胡厥文发言。他说只有大公无私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这样虚怀若谷地倾听人民的意见，乐于接受各种非常尖锐的批评。但是，他认为，决不能认为争鸣中一切意见都是正确的，党都应该照单全收。比如，对于章乃器同志最近在报上所发表的几篇文字和谈话中的许多论点，我是不能同意的。他说“脱胎换骨”是增加工商业者无穷忧虑，说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可怕，说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等等，不仅是我不能同意，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不能接受的。

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发言。他在两面性、定息、脱胎换骨等几个问题上批评了章乃器，说章是在争鸣的掩饰下贩运资产阶级思想的突出典型。

这天座谈会结束时，李维汉作了总结发言。他说，座谈会上提出和接触到的批评和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李维汉没有点章乃器的名，但是点出了他的一些论点，说，在我们的座谈会上，这种论调受到不少朋友的批驳，不是偶然的。这种论调和攻击，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6月9日《人民日报》）

座谈会结束之后，收到章乃器提交的一篇书面发言，其中对吴大琨、孙晓村作了反批评。举例说明他们是在改动了章乃器的原话再来批判的，章说：这不是睁开眼睛撒谎，便是健忘。这样的辩论作风究竟正派不正派，是值得他考虑的。

孙晓村对他的批评是登在六月八日《人民日报》上的，想必章乃器也看了同一天报纸的社论《这是为什么？》。被徐铸成称赞为目光如炬的他，应该立刻明白这篇社论所传达出来的资讯吧。可是有意思的是，他在书面发言的结尾处写道：

我愿意告诉工商界：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会做半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我们要完全相信党的方针、政策，用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揭发矛盾，帮助党做好整风工作。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整风运动从某一些角落来看，肯定会有曲折，肯定会有过“左”，过右的偏向，但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

他是不是把社论中提到的匿名信事件只看作是某一些角落里的曲折呢？或者，他是不是虽然预感到了大的曲折却还是故意要这样说呢？

两天之后，六月十二日，全国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就从批判章乃器开始。这天，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常务委员会开会批判章乃器。在以后的几天里，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两个常务委员会多次举行联席会议，批判章乃器。众口一词，都说章乃器错了。

第一个发言的是乐松生，他说，章乃器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已经发生了很坏的影响。北京工商界短期讲习班里有些学员已受到了迷惑，错误地认为章的意见代表工商界人士的思想。我认为工商界人士应该学习最近《人民日报》的有关社论，辨明是非，给章乃器的反动思想以狠狠的批评。

当敲锣打鼓庆祝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刻，乐松生是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报喜的代表人物，这时他当然有资格第一个发言。他忘记了说的是，他本人也曾受到章乃器的迷惑。仅仅四个星期以前，五月十六日，他在工商界座谈会上，也说了“有些公方存在宗派主义，只相信党员、团员、工人，不相信私方人员。”“私方交出企业后，剩下的就是工作，如果大胆使用，对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呢？我亲身体会到，资本家交出企业不是容易的事，这是脱胎换骨。”“有的公方很小的事情都使私方不愉快。” （5月17日《人民日报》） 这样的小事不必细说，且放过一边。这时乐松生大约不会想到，十年之后他会惨死在文化大革命之中。

批判会上，胡子昂发言，说章乃器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去年民建会二中全会上，大家对他的错误曾进行过帮助和劝告。最近我还同他进行了争论，但他一直坚持错误的观点。我们应该对这种错误思想给予严肃的斗争，不能让它流传开来。

这里提到的二中全会的帮助和劝告，章乃器并不领情。他在座谈会后提交的书面发言中说，在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之后，居然还有人对思想问题组织“围剿”，就是他对这种帮助和劝告的评价。

苗海南说，章乃器的言论在工商界中已引起了坏的影响，工商联领导上应该赶快起来加以驳斥。我们一方面要赶快写文章、发指示，澄清工商界的思想；另一方面，大家再对章乃器进行一次同志式的帮助。

朱继圣说，章乃器针对我们资产阶级有动摇性的弱点，向我们灌输资本主义思想。我们要批判章的言论，同时还要继续帮助党整风。

王光英说，章乃器的阴谋诡计，一是给同他辩驳的人乱扣帽子，说是教条主义；二是打拉的战术，拉李康年毕鸣岐，打击积极分子；三是挂羊头卖狗肉，文章开头引毛主席的话，下面贩卖他自己的思想。

毕鸣岐一听急了，希望能在他和章乃器之间划一条界线，连忙声辩说，王光英说章乃器拉我，我要说明，我的思想和章乃器不同。我是要加强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则是要把我们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他说资产阶级无两面性，我说有。我说定息是剥削，他说不是。他同意李康年定息二十年的意见，我不同意。他说资产阶级没有了，我说还存在。他和我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章乃器拉不拉我是他的事，我有我的思想。（6月13日《人民日报》）

毕鸣岐此刻来做这样的表示，已经来不及超拔他自己了，不多久之后的批斗会上，他也就跟今天的章乃器同样处在斗争对象的位置上。

第二天的会上，陈叔通说，章乃器的思想在工商界已经引起了混乱。在我看来，章乃器的错误已经不仅是思想，而且是行动。煽动、威胁还不是行动吗？要赶快把他的面貌揭开，要不然有些工商业者会被他拖下水去。

陈叔通之后发言的是黄炎培。《人民日报》说：“黄炎培在会上对章乃器的思想品质上的错误和缺点作了揭发和批判。”揭发和批判的内容未作报导。以黄炎培的身份，如果他的发言里有可供摘录的，大概不会不摘出刊登的吧。想来他的这次发言不甚得体，只好不予摘录了。

盛丕华说，我五月二十八日在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的发言中说了“我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两面性的，但是，我不反对别人说没有。”这两句话是错误的，他表示收回这句话。

毕鸣岐觉得第一天说的还不够，第二天又说。他首先从章乃器最近的文章和言论中列举了十六条错误论点加以驳斥，他说，章乃器是民主建国会与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之一，在政府中是部长，竟发出这样似是而非的论点，我们必须同这些错误思想划清界限，并给予批驳，来帮助他分清敌我思想。章乃器的错误经过大家的帮助后，希望他有所转变，自己进行深刻检查。如果他不这样做，组织上应有个措施。 （6月14日《人民日报》） 毕鸣岐在这里第一个提出要给章乃器组织处理的问题，也许是希望以这样的表示来摆脱自己的困境吧。

李康年也希望能够缩回去。六月十五日的会上，他说，我过去的建议中，最不妥当的一点是主张政府发行赎买存单二十二亿元，兑现年期分为二十年，我在这里声明撤回这一点。但是这个建议的其余部分仍备政府采择。

李康年还表示，不能够同章乃器说的定息不是剥削、关于两面性问题、关于工人阶级分子同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本质区别的论点。当然，他的这些表示，也没有能够救拔他自己。

章乃器却是不肯认错。十五日下午他第一次出席这个会议，在一些人批评他之后接着发言，他说大家的热情他很感激，但是从讲道理来说，不能说服他，他说这是他的老实话，要不然也可以来个假检讨。他说，大家反映下面工作不好搞了，说这是我的言论挑拨起来的，我说不对。这是在党的“鸣”“放”方针下，在党的领导下自然发展起来的，许多话是整风运动引起的，不是我的文章挑拨起来的。这个时期的思想工作肯定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现在是从压服走向说服的阶段，要说服就要相当高的理论水平、政治水平。把这些变化说是我的文章的影响，这是没有看到形势的发展。 （6月16日《人民日报》）

章乃器不承认这是他挑拨起来的。这使人想起当年救国会七君子受审的一幕。章乃器受审时，法官问：“你是不是煽动过日本纱厂罢工工潮？”章乃器答：“很惭愧！我没有这样大的本领！我要有这样大的本领就好了！” （沙千里《漫话救国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当年面对的是国民党的法官，是敌我矛盾，故不必细说道理，只以调侃的态度出之；现在在他看来，是人民内部矛盾，故要说清道理，用语也要委婉得多。他也确实没有这样大的本领，能够煽动全国工商界提出那么多的意见来的。此刻他要真有这样大的本领，就坏了。

在这天的会上，章乃器还谈了他对“双百”方针的理解。他说，在理论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无时无刻不在斗争，但政治上还是要欢迎各种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人（如佛教、基督教），否则不利于民族大团结。他认为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认识有些不同，这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范围内允许的，不是什么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他说别人给他戴这顶大帽子是违反实际，违反宪法精神的。

批判会继续开下去。现在不但要批判章乃器文章和发言中的右派论点，还要批判他不肯认错的态度了。六月十七日的会上，苗海南说，章乃器那天说，目前工商界的混乱是由于党的整风运动引起的，这是对党的恶毒攻击。他过去强调工商业者的消极性是“五反”运动的副作用，这次又把由于他的谬论引起工商界思想混乱，说成是党的整风运动引起的，这是十分可恶的。

卢燕南说，章乃器的从压服到说服的论点，是把过去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工作都说成压服，把资产阶级接受改造说成是压服而来的。这是否定了和平改造，否定了工商界进步的一面，否定了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的工作成绩。

听了这许多的批评，章乃器故我依然，还是不肯认错，甚至反而责问这个联席会议是不是符合党的整风运动的精神。他引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的第三段，批评这个会议没有贯彻和风细雨的精神，违背了党的这个指示。他说，他还怀疑目前各地工商界在开会批判章乃器到底是压服出来的还是说服出来的。 （6月18日《人民日报》）

六月十九日，经过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开发表，公布了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政治标准。大鸣大放的高潮即刻落下。结束了前十来天左右两派意见都在报上刊登的局面，开始了一边倒的反右派斗争。这天，这个联席会议通过了《全国工商业者团结起来，立即展开对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作坚决的斗争的联合指示》，同时还以全体到会者一致举手的表决程序，决定给予章乃器以“停止会内全部职务，责令检讨”的处分。 （6月20日《人民日报》）

第二天，章乃器对民主建国会中央派去看他的朱德禽、许汉三说，民建和工商联要他检讨，而他只有反批评，并且表示不想担任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的职务了，希望两会开除他的会籍。他还想请求国务院检查他的全部言论和行动，如果是反社会主义的，就请解除他粮食部部长的职务。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职务，在明年举行选举的时候，就不必提他的名了。他还对来访者说，讲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资产阶级是落后阶级，有什么不好呢？难道一定要说资产阶级是反动阶级吗？来访者问他：看了毛主席最近发表的文章后有何感想？章乃器说，他的言论可能有不对的地方，但同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标准没有出入。 （6月26日《人民日报》）

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反右派的内容占了很大分量。二十五日晚，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这篇报告。章乃器以粮食部长身份出席会议。在讨论中，他表示不能同意这篇报告对他的批评。他说，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为了调动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说服资产阶级诚心诚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的关于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说法，意思是强调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性。他说，他的言论行动没有离开毛主席明辨是非的六条标准，没有离开过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要求国务院对他进行检查，检查越彻底越好。

章乃器还说，他提意见有个分寸，就是照顾中共中央的威信，他爱护党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他的言论没有一点批评过中共中央，他批评的是中共的某些人和某些组织。他说他绝对没有意图在工商界找市场，找鼓掌。他还说，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配作一个政客，如果要他作言不由衷的检讨，他没有力气。他的意思大约是说，只有政客才能随便做出言不由衷的检讨吧。章乃器说他在解放前就反对资本主义，他不是口是心非的人，更不是两面派。他始终是勤勤恳恳地把自己整个生命交给党，全部精力献给社会主义，他死了以后，就是把骨头烧成灰，在骨灰里也找不出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来。 （6月28日《人民日报》）

章乃器认为自己没有错，也不肯认错。对别人作言不由衷的检讨也很反感。六月十五日（这时批判他的会已经开了几天了）他去出席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遇到了章伯钧，招呼道：“宗兄，你检讨了，我看早了一点吧！”章伯钧说：“有错，就得检讨。”这时开会的人尚未到齐，大家在聊天。章伯钧说起他的远代祖先是章邯。章乃器接着说道：“你祖先原来是一个投降将军。” （6月18日《光明日报》）

章邯原为秦将，战败后降项羽。章乃器这话有不有借题发挥的意思，不详，反正当时报纸上的小标题是“章乃器认为检讨就是投降”。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谈她父亲的一篇文章对于他的这态度作了说明：“父亲是这样对家人解释的：‘你不认错，难道让中共认错？老毛什么时候承认自己错了？再说，我不低头，继续顶下去，这个运动怎么收场？那些受我牵连的民盟、农工（指农工民主党）的成员，又该怎么弄？我不晓得自己现在是政治家，还是别人说的政客，但我知道既然搞了政治，就要有接受失败的能力，尽量做好可能挽回的事情。’”看来，章乃器没有看出他这位宗兄的深心吧。

七月十九日，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常委的联席会议上，荣毅仁、盛丕华等六人检查了自己在前段整风反右中的错误言论。一九九三年三月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举为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这时在检查中说到了他今年五月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四明堂药局公方代表刀伤私方经理的事件。他说，这件事提出是可以的，但是由于他的立场观点不对，把这样的个别问题夸大了，用小题目做大文章，他在“要发扬民主必须要维护法纪”的大原则下指出这件事，并且“将”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副市长许建国的“军”，要求他们立即处理这个问题。他说：“由于我的这个发言，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扩大了工商界同党与政府的矛盾，在效果上是为工商界帮了‘倒忙’。” （7月20日《人民日报》）

从批判章乃器开始，全国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次第铺开。外地开的这些斗争会，这里只讲一场，就是上海斗争高方的会。据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报导：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市工商联和民建会召开了执委扩大联席会议，和统益纱厂总管理处副总经理高方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说理斗争，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彻底驳倒了这个有三十年反人民历史、曾任伪中央银行发行局局长的右派分子的谬论，这次大会是上海工商界进行反右派斗争以来最盛大的一次会议，到会的近千人。发言者极为踊跃。他们的反驳有充分的说服力，是反右派的说理斗争的一个生动的范例。

在这篇报导中，高方第一条被批判的谬论是这样的：解放前的中国经济是一个半殖民地的畸形的经济制度，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必须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祖先基业上才能够迅速发展。中国今天没有这个条件，所以还得要补课。

这篇报导批判说：“右派分子高方嘴里的所谓‘补课’，就是叫嚣要我们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会上批判者的发言，都说在目前的社会主义阵营里，除了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革命前都没有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像苏联，更是“赤手空拳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报导中提到被批判的高方的谬论还有这样一些：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动力是靠宣教和运动，不及资本主义的生产动力利用自私心理来得自然。

增产节约是乡下老太婆的经济。是节我的约，浪你的费；节今天的约，浪将来的费；节单位的约，浪大众的费。

人民失去了储蓄的对象和储蓄的目的。

西方民主才是真正民主。我们的选举像棉花抽样一样，不民主。

对于这种种谬论，会上都有发言者一一同他辩论。这篇报导最后说：“在二十一日的大会上，人们也让右派分子高方起来辩论。可是在真理面前，他理屈词穷，只好承认有罪，没有别的话可说。” （9月29日《人民日报》）

这篇报导原来刊登在九月二十二日上海《新民报》晚刊上，标题是《摆事实，讲道理，比过去，看现在——工商界舌战右派高方》。毛泽东批示人民日报转载。转载时标题改为《这次辩论进行得好——介绍上海工商界对右派分子高方的说理斗争》。毛的批语是这样的：

乔木、冷西同志：

批评高方，写得很好，请转载在人民日报上。以后请鼓励这样有充分说服力的批评。现在的批评中，有很大一部分缺乏充分的说服力，提倡浮夸，很不切实。右派浮夸，左派不应当浮夸。

毛泽东

九月廿五日

看来，毛对批判高方“补课”一说也是赞同的。高方这意见，用后来的用语表达，不过是一个“生产力标准”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后来有了不同的认识，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中说：正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这个论点并没有因赵被废黜而放弃。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已经决心去赵的邓小平对李鹏、姚依林说：“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6页）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也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高方的错误，只不过是把这些意见说早了几十年。

据八月五日的新华社新闻稿报导，各地工商界划出的右派分子中较为知名的有：

北京： 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一峰，市工商联常委阎少青，裕生祥机电厂副厂长吴金萃，民建北京市委宣传处副处长张焕尧；上海： 市纺织工业公司副经理汪君良，公私合营新现代劳英教材工艺社私方经理黄苗夫；

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毕鸣岐，市工商联常委荣子正；武汉：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王一鸣，民建中央常委彭一湖；昆明：民建市主任委员杨克成；

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钱孙卿；福州：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刘栋业；山东：袁熙鉴，葛兰生；

河北：省工商联秘书长高振声；

四川：省工商联秘书长李仲平，康心如；浙江：沈九如，许祖潮；

贵州：梅岭先；

湖南：黄英士；

安徽：张善瑞，张东野；

江西：罗时炀；

西安：张士心；

沈阳：王子仁，齐心；

青岛：黄元吉。

八月五日之后斗争还在继续深入，这名单更有所扩大。例如，李维汉说的座谈会的特邀人士李康年和董少臣，还没有出现在这名单中。此外还有如全国工商联办公室副主任寿墨卿；上海统益纱厂总管理处副总经理高方；钱孙卿的儿子，担任民建中委、民建无锡市主委、无锡市副市长的钱钟汉，他们父子两代双双划为右派；全国工商联常委、湖南省工商联主委向德，不久前他还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发言批判章乃器；民建中委、民建广东省副主委陈祖沛；民建中央宣教处副处长许汉三，就是不久前受命代表组织去同章乃器谈话的；……都划为右派分子了。在另外一些报纸上还可以看到的有：山西省大同市民建支部主任委员郭德恒等人。

这些都是一些头面人物，工商界最大量的右派分子，是在各地公私合营企业的私方人员中划出来的。据报载：北京市工商界划出了二百多右派分子 （10月6日《大公报》） ，天津市工商界划出了一百三十多人 （11月20日《天津日报》） ，上海是分区举办工商界政治学校，把私方人员集中起来搞运动，就这样在第一期六千学员当中划出了二百四十八名右派分子 （12月12日《解放日报》） 。加上中小城市里的工商业中划出来的，就是一个可观的数目了。

前面所引的这篇新华社新闻稿最后说：据有关方面负责人对记者说，这场反右派斗争，对于工商业者来说，实际上是一九五六年工商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高潮（当时主要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基本上改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继续，不同的是：这次主要是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的。目前斗争将继续深入开展，同时还要更加广泛地在工商界中展开社会主义教育，使每一个工商业者都能从反右派斗争中得到进一步教育和改造。 （见《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7号，第170页。）

这位负责人的说明十分中肯。对于工商业者来说，反右派斗争正是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继续与完成。原来所有的那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遗留问题，虽然并没有得到解决，可是立刻被反右派斗争统统取消了。还有谁胆敢提出这些问题来呢？

第十四章 十四、教育界的反右派斗争

教育界是反右派斗争的重点之一。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4-425页）当年高等学校划出的右派分子，许多却并不是以教授的身份被划的。

像六月六日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同章伯钧座谈的民盟六教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就是以章罗同盟骨干分子的身份；像山东大学教授陆侃如，主要就是以九三学社青岛市主任委员的身份，报纸上宣布他罪状的文章，标题就是“陆侃如想把‘九三’分社变成反共司令部” （7月21日《人民日报》） 。还有一些教授，是因为攻击了肃反运动，例如孙大雨。

那么，教育界的反右派斗争有些什么独特的内容呢？一件大事就是撤销学校中的党委制问题。前面第七章已经说过，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同民主人士的谈话里谈到了这个意思，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听了，很是兴奋，就在五月五日民盟中央扩大座谈会上作了传达。随即又在五月十日出版的《民盟中央工作简报》第十五期上全文刊出了章所作的传达。其中关于撤销高等学校党委制问题的一段是这样的：毛主席说，大学的管理工作如何办？可以找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党在军队、企业、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请邓小平同志召集民盟、九三等方面的负责人谈谈如何治校的问题。

这个意见传播开去，立刻在高等学校引起了热烈的响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大镛五月二十日在该校民盟支部座谈会上作了赞成“民主办校”的发言。他主张将来在学校中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教授有决定权。他说，为了加强党在高等学校中的领导作用，将来应把二种类型的工作分开，把行政工作交由行政会议处理；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事项由学术委员会处理。他甚至提出学术委员会不一定要遵照党委的意见执行。不过，他没有忘记说：我们考虑改变一下党委制，绝不是要党委退出学校或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通过一个更好的形式来加强党的领导作用。 （6月4日《光明日报》）

六月一日，中国民主同盟广东省委员会邀请广州各高等学校的教授和盟员举行座谈会，对高等学校党委制问题作专题讨论。会上不赞成党委制的教授还不少。华南农学院的林孔湘说：“高等学校的党委制要取消”，他认为在整个国家范围来说，方针政策是应该由党来制定的，但是贯彻执行就不一定由党来掌握，而应该由最适当的人——包括党与非党人士来贯彻执行。

他说，中共在高等学校里是没有力量来贯彻自己所制定的方针政策的，因为中共直到现在还没有熟悉高等学校业务的党员。他又说，不是‘内行’的党员就不要让他当院长、所长。如果不管他懂不懂业务也派他去当领导，就会使一些人错误地以为共产党打天下的目的是为了争地位。现在高等学校的党委制，是以党代政，‘外行’充‘内行’，大家的意见很多。

华南师范学院的何绍甲说：任何制度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在解放初期局面乱荡，敌我斗争尖锐，知识份子对党还有怀疑的时候，实行党委制是适当的，而且也起了很大作用的。可是，现在的情况已经起了变化，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肃清，知识份子都向党靠拢，党委制就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了。他认为早在两年前就应当提出这个问题，现在才提出已经晚了一些。他说，取消党委制并不是意味着反对中共的领导，因为方针政策是由中共制定的。何绍甲又说：办高等学校，“内行”的非党干部会比“外行”的党员好得多，因为他们有学问，有经验。他同意林孔湘的意见，认为有本领的人就可以当领导。

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林楚君说，解放初期实行党委制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是好的；但是，现在解放已经八年，它的积极作用已经消失，它的存在反而带来了“三害”。因此，他主张党委制应该取消。他分析说，党委制的缺点不在干部能否胜任，而在这个制度本身。制度有缺点，自然不能很好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学校，因为党委领导人都不是教书的，只采用开会、定制度等行政办法去办学校，结果就一定产生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其次，党员对中国的知识份子不够了解，又不愿意深入去交朋友，只是坐在办公室听听一些党员和团员的汇报，这样就不能不产生宗派主义。他说，党委制取消后，可以由学校的校务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和校长个人负责制来代替它。党可以通过参加校务委员会的党员来起作用。他认为这样是加强了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它。

中山大学中文系董每戡说：“现在高等学校的领导人不少是中共党员，因此党委制是可有可无的。如果一间学校的校长和教务长是党员，就等于有了党委的领导。”他认为高等学校应该由教授来领导，党委也可参加，有事大家商量，商量好了就交由校务委员会去贯彻执行。

华南农学院的吴文晖说：高等学校党委制在目前情况下与民主办校存在矛盾，因为，第一，由“外行”人领导“内行”人，也难于做好工作。第二，党委制不能发挥教授的作用和提高他们的积极性。解放八年来有些教授的思想水平提高很快，马克思主义水平和党员已经差不多，为什么不能让教授来参加学校的领导工作呢？高等学校的方针政策是由中央制定的，在学校方面来说主要是如何贯彻执行的问题。既然高等学校有行政领导，就没有必要再增加党委这一层领导关系。 （6月3日《南方日报》）

座谈会上，林楚君的发言直指党委制是“三害”的温床，当然是十分恶毒的右派言论。这时已经是在具体部署反右派斗争的时候了，为了让他“大吐毒素，畅所欲言”，南方日报派记者专门就这个问题采访了他，他不知是计，还真说了一大篇，强调指出问题出在制度上，他说，“各个学校，各个地方都出现像龙潜、徐懋庸这样的人物，不能完全用个人品质来解释，这是在一定的制度下面的产物。如果不是事事都由党委决定，他们即使存在，也不会发生那样大的偏差。”他还说，有人认为，共产党是正确的，是想做好工作的，只要除了“三害”，工作就可以做好。他不同意这个看法。他得出结论：党委制是“三害”的温床（虽然“三害”的来源很多）。必须改变党委制，才能做好工作，发挥群众的积极性。 （6月8日《南方日报》）

他这里说的龙潜是中山大学的党委书记，徐懋庸是武汉大学的党委书记，都是叫知识份子十分害怕的人物。《南方日报》的这篇专访跟《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同一天见报，完全是为划他为右派分子准备材料了。这篇专访《“党委制是‘三害’的温床”》的作者署名仅仅是“本报记者”四个字，大约他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才不愿意署上自己的大名吧。

在六月一日民盟广东省委开了这个座谈会之后，六月二日农工民主党广州市委也邀请高等学校成员座谈，讨论高等学校应该不应该撤销党委制的问题。《南方日报》的报导说：“很多教授认为党委制有毛病。究竟党委制有哪些毛病呢？到会的教授们认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党委制变成党包办一切，未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第二，中共党委多数是‘外行人’难于做出成绩。”“有些人认为制度本身没有毛病，只是党委的个人作风不好和‘外行’，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全国的高等学校都出现了党委包办一切的不很好的现象，难道在这些党委之中完全没有内行人，没有作风好的吗？” （6月6日《南方日报》）

因为毛泽东在四月三十日的讲话里提到了民盟和九三，九三学社也就闻风而动。他们从民盟借抄了章伯钧的传达记录，由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签发，同时还发了普遍布置传达讨论的通知。关于这件事，千家驹的《从追求到幻灭》书中提供了一个细节：

许德珩是九三学社的主席 （后为名誉主席，一九九○年以一百岁高龄去世） ，九三是以科技人员为主要成员的民主党派，其中不少社员是与民盟交叉的 （即既是九三社员，又是民盟盟员） 。当章伯钧传达毛主席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发下去后，九三学社的社员就对许德珩主席有所不满，说许主席亦是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的人，何以民盟章伯钧对毛主席讲话有传达，而许却没有传达呢？可见九三的工作没有民盟做得好。许德珩听得这个反映以后，遂通过民盟的一个同志把章伯钧的传达稿要去，涂去“章伯钧”三字，而改为：“许德珩”。因为传达的内容是一样的，那知后来章伯钧出了问题，说他“篡改”主席的指示，而许德珩的传达与章伯钧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样一来，许德珩亦变成“篡改”主席指示“反党反社会主义”了。于是许德珩亦受到批判，好在许德珩因为周恩来的保护，没有被划成右派，但批判的火力也是很猛的，而许德珩有如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既不好坦白他的传达是完全照抄章伯钧的，又不能承认他也篡改毛主席的指示。 （第229页）

当时九三学社的一些地方组织，像青岛分社，也从当地民盟组织得到这份传达记录，加以翻印传播。陆侃如后来交代，他看到这个记录稿，就觉得正中下怀。他在“九三”山东大学和青岛医学院支部联合召开的民主办校座谈会上说，党委制与“三害”不是两回事，而是互为因果。党委会不撤销，“三害”就永远除不掉。他在校刊《新山大》发表《我对学校党委制的看法》一文，表示赞成撤销学校里的党委制。在这篇文章里，他还说批评他的人“做梦也没想到这棵所谓‘毒草’还是毛主席亲手种下的”。 （7月21日《人民日报》）

教育界的反右派斗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否定这份传达记录。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在八月初连日举行扩大会议。会议的内容，据报导是“批判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关于批发‘撤销高等学校党委制’的错误记录、近二年来他所一贯坚持的大发展和长时期以来他的个人专断作风等重大错误。”“会上很多同志指出；从民盟借抄的经章伯钧等右派分子篡改了的关于‘撤销学校党委制’错误的传达记录，是经过许德珩仔细批改后签发的，并且接着还批发了普遍布置传达讨论的通知。由于这一错误文件的下达，在鸣放期间给九三学社很多的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和社员引出了错误的政治方向，在不少高等学校起了点火作用”。 （8月29日《新华社新闻稿》）

这也是陶大镛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批判的重大问题之一。陶又是民盟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六月二十日他在民盟市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第一个问题就是“民主办校”问题。他说，“章伯钧所作的传达，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于是，在我的思想深处，就把章伯钧的歪曲了的传达埋下了根，我坚信不疑，总以为高校党委制一定会撤销了，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其他问题。在这个错误思想的指导和支配之下，我以为已经摸到了‘底’，就比较放肆地在座谈会上附合与提出了关于‘民主办校’的一套错误的看法，对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也未能及时地予以分析和批判。”陶大镛的检讨继续说：“在这里，我必须向盟市委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谢意，他们不但帮我发现了这次所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后来又找来了一份毛主席四月三十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最可靠的原始记录。”下面他就原文照引了这一段“最可靠的原始记录”；

党章有一条规定，工厂、农村、学校要实行党委制，现在看来，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和意见，都到那里去讲，人家赞成的就作，不赞成的就不作。这个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召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陶大镛在照引了这一段之后接着说：大家看一看，这一段话与章伯钧的传达相去多远啊！毛主席明明说是“恐怕不合适”，章伯钧和罗隆基却篡改为“首先撤销”！这不是在偷天换日吗？这是何等丑恶的歪曲！这是何等卑劣的伪造！这又是何等阴毒的手法！章伯钧和罗隆基为什么要搞这一手呢？很明显，他们企图混淆视听，夺取党在高等学校中的领导权。因为，在全国高等学校的教授中，民盟盟员占着相当大的比重，《民盟中央工作简报》既在全国范围的盟组织中发布，这就很容易在广大教授中散布谬论，说什么高校党委要不得啦，快撤销了，它势必会影响党的威信，削弱党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的领导作用，这样，章伯钧，罗隆基所热中的所谓“教授治校”的那一套就吃香了，它的结果当然只会把高等学校引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多么毒辣和阴险的勾当！ （6月24日《北京日报》）

所谓“章伯钧的传达”即刊登在五月十日出版的民盟《中央工作简报》第十五期上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扩大座谈会传达毛主席四月三十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本书前面第七章已经全文引录，并且从记录稿中的一处删节推断，中共方面其实已经是认可了这份记录稿的。为什么现在却要宣布章伯钧的传达是歪曲，篡改，伪造，是错误文件甚至是谬论呢？

千家驹的《从追求到幻灭》有一个说法：“引蛇出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许多大学教授不满意党委制，可以考虑取消。”这话是毛泽东说过的，其意也许是在试探。章伯钧回来传达时，误以为真，但章伯钧在传达毛这句话时，在座的民盟副主席还有沈钧儒、胡愈之、高崇民、楚图南、杨明轩等人，除沈老外，其他几位都是不公开的党员，竟没有一个人纠正章伯钧的传达，可见毛是的的确确这么说的。这份传达报告发下去以后，民盟中在各大学担任高等院校的领导和教授，以为毛主席既有取消学校党委制之意，于是纷纷加以支持。事后凡是赞成取消学校党委制的无不划为右派，民盟成员大叫冤枉，取消党委制不是毛主席的主张吗？怎么会是右派言论呢！共产党干部说，毛主席怎么会主张取消学校党委制呢？这分明是章伯钧篡改主席的指示，于是大家无不对章伯钧恨之刺骨，认为他们如不加入民盟，或者民盟不是章伯钧故意篡改主席指示，他们是不会成右派的。他们当时那里会想到这是毛泽东设下的陷阱，叫“引蛇出洞”的“阳谋”呢？ （第228-229页）

千家驹说的，也可以作为一个旁证，证明章伯钧的传达并没有歪曲篡改之处。现在一口咬定章伯钧篡改了主席的指示，当然大大有助于教育界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不过，如果将章伯钧的传达记录和“最可靠的原始记录”即中共方面的记录稿对照来看，就会发现二者文字当然出入甚大，但在有意改变高等学校领导体制这一点看，却说不上有什么不同。语气上有所不同的原因，是章罗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理解，故意写得更确定一些呢，还是正式的记录稿为了不致贻人口实，而故意写得不那么确定呢，这就不知道了。

也是受到四月三十日毛的这篇讲话的鼓舞，五月十三日，章伯钧，罗隆基约集民盟中央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决定成立“党委负责制”、“科学规划”、“有职有权”和“监督、争鸣”等四个临时工作组。其中“党委负责制”工作组由黄药眠、费孝通、吴景超、褚圣麟（北京大学）、侯大乾（中国人民大学），李酉山（清华大学）、陶大镛《北京师范大学）、陆近仁（北京农业大学）等人组成。他们讨论的结果，由黄药眠执笔写成了《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这个文件说：目前高等学校中存在有好些问题，问题之所以产生，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

一、 有许多党员同志对于党中央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份子的政策认识不足；

二、 有许多党员同志没有掌握到学术机关的特点，错误地把它和一般的政权机关等同起来；

三、 有许多党员同志的民主作风不够，高等学校中的重大措施很少和群众商量，甚至有些人错误地以为一切由党员包办，才算是实现党的领导；

四、 有些党员同志没有充分认识到知识技术力量在近代国家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五、 有些党员同志对于目前要办好高等学校，究竟应该依靠谁，没有明确的认识。

除了这些有关思想认识的原因以外，学校的领导机构也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

在解放初期，各高等学校是用校务委员会来执行领导的。后来学习苏联，采取了一长负责制（实际上也并没有执行过）。党“八大”以后又改为党委负责制。最近人们对于党委负责制表示了不少意见。

但究竟什么是学校的党委负责制，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党中央对这方面的具体的规定。比方党委负责制和普通机关里面的“党组”有什么分别，它和校长，校务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在系里面，党总支书记（党总支书记常常是兼系秘书）和系主任之间的关系如何？我们也很难说出一个轮廓。既然对于这个制度，我们还没有研究，因此我们也就很难对它表示意见。

不过就目前的领导机构的情况看，的确已经显露出好些毛病。如严重的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的现象，如校务会议多流于形式，如非党干部有职无权，如教授的教权受到多方面的限制，难于发挥积极性，如群众意见很难通过一定的组织系统反映上去，发挥监督作用，如系秘书实际上领导系主任，如在教师中占相当大的比重的民主党派，直到现在还没有一定的地位等。

在这样概括地叙述了高等学校的情况之后，这个文件对于今后的做法提了四点建议；

一、 加强党在高等学校内的思想政治领导。党的中心任务是党内党外的思想政治工作，贯彻党的文教政策。党组是作为全校领导的核心。

二、 设立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行政的最高领导机构，它的中心任务是教学和学术领导。

三、 设立行政委员会处理学校行政事务，以便更好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服务。

四、 在校务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之外，另行设立各种委员会，广泛的吸收教职员工参加，协助各有关单位工作。

关于党的领导方面，这个文件提了这样一些意见：党委或党组对学校内的工作只作一般原则性的规定，关于具体的工作应分别交由校务委员会和行政会议去作详细讨论。党通过党组保证党的方针政策能在校务委员会和行政会议中贯彻下去，但贯彻时候必须注意灵活性和伸缩性，要耐心地用道理来说服人，不应强制执行。党委或党组在讨论学校工作时，可以约请群众列席参加。党委负责人应抽出一定时间学习一门业务，慢慢做到由外行变成内行。党委必须规定出一种制度，指定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无党派人士定期（假定每一个季度一次）举行联席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如遇有重大事件，重大变革或措施可以召集临时会议。

关于校务委员会，这个文件提出：校务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教授、副教授应在校务委员会占多数。校务委员会应着重讨论有关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制度和人事问题。如学术研究计划、教学计划，如教师的聘任、升级，留学生的选拔等。一般的行政事务工作，交由学校的行政会议讨论。但其中比较重大的专案，如预算、决算、如基建，如重要的人事变动等，都必须交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校务委员会在制定规章制度的时候，党的负责同志应把党的政策方针加以说明，并陈述党委或党组的意见。（陈述意见可以精简扼要，不必长篇大论）校务委员会根据这个方针和意见加以讨论。（必须避免一切规章制度都由党委会决定，交由校务委员会形式地通过的办法。）学校内的一切措施和重要的人事变动，必须经过校务委员会的通过才能发生法律效力。校务委员会的决定交由校长负责执行。党的校长或副校长，对于校务委员会的决议，持不同意见时，他可以有否决权。但如这个决议第二次再被通过时，则决议仍必须执行。

关于校行政会议，关于设置各种委员会，这个文件也都提出了一些诸如此类的意见。

《人民日报》六月八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宣告了反右派斗争的开始。反右派的社论一篇接着一篇，空气一天比一天紧张。有意思的是，九天之后，六月十七日，民盟中央办公厅还把这个《建议》（草案初稿）印发给一些人，“请先审阅研究，容再另行订期举行第二次工作组扩大座谈会进一步来讨论修改。”难道他们对政治风向转变的反应如此迟钝么。是不是他们认为这个文件同变化了的形势并无不可调和之处呢？

在反右派斗争中，民盟的这个《建议》当然遭到了批判。出面批判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锡奎，他在北京市人代会上发言，批判说；

在这个以“建议”作为幌子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纲领的第一部分里，右派对党，对党员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把在高等学校里工作的党员刻画为“独断独行”的“独夫”。把党委制描写为产生“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东西，右派分子捏造了这些莫须有的罪状，正是为了给从各大学里赶走共产党员、消灭党委制的这个阴谋提供论据。纲领的第二部分，穷凶极恶地干涉了党的内政，甚至限制共产党开会与说话的自由；这种限制有些类似国民党反动派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纲领的第三、第四、第五部分中，右派更是挖空心思地制造了种种委员会，其目的是通过他们的活动，使共产党的领导权化整为零，全部消灭。其中最狠毒的是右派企图设立以教授、副教授占绝对优势的校务委员会，作为高等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表面上是要扩大民主，而实际上他们的校务委员会是不要校长参加的，他们规定“党的校长或副校长对于校务委员会的决定持不同意见时，他可以有否决权，但如果这个决议第二次被通过时，则决议仍必须执行”。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否定党委制代之以校务委员会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实行篡夺领导权的明目张胆的阴谋计划。这个阴谋计划是要保证右派可以在高等学校中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把高等学校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据地。 （7月30日《人民日报》）

只是胡锡奎的批判中加了引号的“不学无术”、“独断独行”、“独夫”等等，在这《建议》原文中是找不到的。这也许是胡锡奎写作批判文章的风格吧，就像他抛出葛佩琦的“发言”，许多话都是葛佩琦没有说过的一样，这一件事，下面再详细说。

当年教授中划出的右派分子，清华大学举钱伟长为例。他有些什么右派言行呢？一是关于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他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了这样一些意见；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工程师的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如果培养目标是工程师，那就必须把有关的各项知识全部传授给学生，可是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他说，必须把培养学生具有独立工作能力和把全部知识传授给学生二者严格区别开来。高等学校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全部知识传授给学生，但是高等学校必须给学生打下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训练学生在一定范围内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为将来成为一个工程师作好准备工作。钱伟长认为，当前高等教育的特点是繁琐。课程门数花样繁多，又是基础课，又是专业课，又是专门化课。学生一学期要学十多门课，每周学习时数在三十小时以上，一天到晚在教室里换班子，上了这堂课，又是那堂课，以致走马看花，学得不深不透，更谈不上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了。他说，西德的高等学校每周只上课十七小时，美国有的工业大学每周连上课带实验在内只有二十小时，它们也同样培养出了相当水平的人才。

他还说，中国学校的专门化设置是采用苏联的，可是苏联的工业水平要比中国大二十倍，运用人才的灵活性也比中国大二十倍，按中国目前的工业水平来看，分工还不可能过细，对于人才的需求还不可能算得十分精确，因此，专业不宜分得过专过细，以免产生“学用不一致”的倾向。 （1月7日《光明日报》）

在清华大学批判钱伟长的会上，张子高教授发言，说一月七日《光明日报》发表钱伟长关于教学计划、培养目标问题的谈话，实质上在总的方面是否定了学习苏联的方针和教学改革的成绩，在教学环节方面否定了生产实习、毕业设计，忽视了专业课和专业设置的意义。他离开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即有计划有目标的培养高级技术干部，而企图转回到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即通才教育。章名涛教授说，钱伟长说现在五年制的学生不如解放前四年制的学生。这就是说过去的英美式的教育制度比现在学习苏联的教育制度要好得多。难道说英美的教育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国家的么？ （７月14日《人民日报》）

在全国科联的扩大会议上，张维教授批判说，钱伟长在教育工作上一贯主张走资本主义路线。他否定教学改革的成就，认为是党带来了教条。关于培养目标的问题，钱认为工科可以不以“工程师”为培养方向，反对学生学专业课。张维说，钱伟长的主张实质上是培养“通才”，认为“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企图走解放前旧高等教育的老路。钱伟长反对在教学中政治结合业务，理论联系实际。他主张学校里不需要党、团组织。钱的这种谬论在学生中影响很坏，有的学生一度把作毕业设计看成是“浪费青春”。 （7月19日《新华社新闻稿》）

钱伟长的另一件事是煽动理工合校。六月一日晚，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四年级二十多个学生去访问钱伟长，钱对他说，我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理工分家的。院系调整把理工分了家，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教学改革中，有人说我落后，不愿学习苏联，甚至说我有反党情绪，要我做检讨。我是很拥护学习苏联的，而且一个人如何能反党呢？我是不做检讨的。最近有人提出理工合校，有人提议把北大的文法学院合并到人民大学去，而把北大的理学院合并到清华，这是相当理想的方案。不过北大的领导上有些是不同意的，我出面提出这个问题不方便，北大周培源就是我的老师，你们搞好一些。这时，有学生说科学馆前已有人签名主张理工合校了。钱问：有多少人？有人答：六百多人。钱说；这太少，至少要搞六千人签名的名单还差不多，声势浩大，让高教部看看群众的意见。 （7月6日《北京日报》）

就在这天晚上，清华园里贴出了第一批质问钱伟长的大字报。钱立刻贴大字报反驳，并且激动的说，今天一晚大字报贴了满墙，问题很清楚，就是要打我，反正抓不着我的小辫子。这件事我要去告诉周总理，不是我滚蛋，就是蒋南翔滚蛋。我向周总理辞职，允许我辞职，就算啦，不允许我辞职，就得说个明白。 （7月14日《人民日报》）

批判钱伟长，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要肃清他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有时候，他是以青年人的导师，代言人和知心朋友的形象出现的。例如，毛泽东说，右派“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有此可能。”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5页） 钱伟长不同意这样的阶级分析。他在中共北京市委的一次座谈会上说，说学生百分之八十资产阶级出身，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也是不对的，这是下了结论去找证明。 （7月6日《北京日报》） 早在一九五六年，他就发表过一篇《过严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其中说；

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封建社会对青年的“教育”有一整套，现在我们虽然已经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温文典雅”的字眼，但是这些字眼的某些内容却在“服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等另外一套字眼内借尸回魂了，有许多对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就是借助于“服从祖国需要”这样的光辉的字眼里混了进来，新名词混进了旧内容，确实迷惑了不少青年。

约束和管教太多，终究是和发挥青年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要求不相符合的。

我也曾看见过活泼的青年渐渐地变成沉默寡言，青年们自小在一起的好朋友因为怕被检查搞“小圈子”而渐渐疏远了，正当的生活爱好和业余特长受到了限制，一切好像都有顾虑，甚至像吃根冰棍都可以算做生活浪费。这样动辄得咎的生活，显然只会伤害他们的锐气，是无益于青年的教育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主要的原则性问题上友爱地进行是有好处的，如果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没有“对象”找“对象”，则就会产生消极的作用。在目前，这样代表着友好和关心字眼，像“帮助”和“批评”，都变成了“管教”的代名词，实在指出了我们的封建残余是根深蒂固的。

在学生升学的问题上，……在不少地方……硬性地过多地限制了学生的志愿。有一位爱好农业而具有一定基础农业生物知识的青年，在今年偏偏把他“动员”到师范学院去了，而且限制在只能进某某省的师范学院，才算是“服从了祖国的需要”。

大学毕业以后，学非所用的人也不在少数。如有意见就给你扣上大帽子。我们强调了服从需要，很少照顾到个人的志愿和专业的培养，使青年在这些问题上受到了不应有的过多的限制。积极为这些问题提出意见的青年，总是被认为落后分子。

总之，对青年的清规戒律是太多了，管得太紧太厉害了，我们反掉了自由主义，而让封建主义的残余从后门钻了进来。清规戒律就是不相信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就是封建社会教育思想的残余。（《中国青年》1956年第15期）

钱伟长说的，正是青年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正是他们想要说的话。

这可不成。阮铭写的批判文章，题目就是《钱伟长和党争夺青年的伎俩》。这篇文章说；

由于思想战线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胜负未决，青年学生又大部分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因此，灭资产阶级思想、兴无产阶级思想，是党在青年思想工作中的长期方针。……钱伟长对抗党的这一方针，否认学生中存在资产阶级思想。他说过；“说学生中百分之八十资产阶级出身，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是不对的，这是下了结论去找证明。”并且大肆攻击对学生思想情况进行阶级分析的所谓“分类问题”。……他否认学校中存在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说什么“教育和土改不同”，认为阶级教育不能适用于青年学生。

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还是兴资产阶级思想、灭无产阶级思想？这是青年思想工作问题上二条道路的尖锐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互相争夺青年一代的你死我活的斗争。钱伟长的所谓“超阶级”“超政治”其实都是假的。他只是反对我们分左、中、右，反对我们进行无产阶级立场教育。但自己却有着鲜明的资产阶级的阶级路线，顽强地向青年进行资产阶级立场教育。他的阶级路线就是依靠右派，煽动中间群众，孤立打击左派，以夺取党的领导。

譬如，钱伟长和社会上、和学校中的右派分子亲如兄弟，共同策划向党进攻。煽动中间群众离开党的领导。（鼓动六千学生签名搞理工合校）对进步分子和党团员表现了露骨的仇恨。说什么：“进步的人也不过是口头说说，会说几句漂亮的话。”“大家都要求入党入团，原因是国家今天几乎有这么个制度，团和党是个台阶，小知识份子又想向上爬，不当党员，不走这条路，其他的路没有。”对党员进行了恶毒诬蔑。

钱伟长宣扬自由主义，在这次整风中更加露骨了，他说什么“我们的青年人太不豪放了，束缚太多，我年纪比你们大得多；我不怕束缚，人家给我戴帽子，我就不戴，把它扔了。”“现在对青年压缩的太厉害了，要求循规蹈矩，所以要发作”，钱伟长在这里把信任党，服从组织，自觉的纪律性都当作“束缚”来加以反对。而且要求青年“发作”。这种论调已经不仅仅是一般地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而且已经发展到煽动青年追随他一起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了！

否定无产阶级立场教育，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宣扬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观点，篡夺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教育家”钱伟长在青年工作中的资产阶级路线。如果他的目的得逞，那么我们的年轻一代将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革命前辈的接班人，而成为替资产阶级殉葬的金童玉女。（《中国青年》1957年第15期）

阮铭当时的身份是共青团候补中央委员、清华大学团委书记，由他来批判钱伟长和党争夺青年，是很合适的。因为他在反右派斗争中的积极态度，使他成了右派分子的一个攻击目标。清华大学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教研组的右派分子贴出大字报，要求撤销他团委书记的职务。 （见7月22日《人民日报》） 有意思的是，时间也太会捉弄人了。当年是阮铭站在共产党的立场来批判钱伟长，过去三十多年之后，轮到钱伟长可以站在共产党的立场来批判阮铭了。或者说，几十年过去，阮铭转变到了当年钱伟长的观点上，而钱伟长却转变到了当年阮铭的观点上。向对立面转化，这辩证法真够厉害。

清华大学教授还得说到物理系的徐璋本。前面第十章已经说过他在座谈会上发言，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他想要组织一个和共产党“和平竞赛”的政党。七月五日，这时已经是反右派斗争的高潮之中，毛泽东已经发表那篇《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徐璋本竟好像完全不知道当时政治形势，他写了《发起组织劳动党并向政府登记启事》和《劳动党发起宣言》。

《启事》说：“在中国今天经由共产党的领导完成了建国的辉煌工作后，我们须要有一个对执政党随时随事坚持理想和真理，合乎最高道德标准的诤友及和平竞赛者，来刺激社会和人类的进步。这就是个人不揣愚陋不自量力，呼吁发起组织一个向人民公开全部活动的劳动党，并向政府申请登记备案的启事。”《宣言》的第（18）条表示：“本党坚决主张与执政党精诚合作和衷共济，不采用任何秘密的暴烈的方法来解决争论。”对于共产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也表示了拥护，第（22）条说：“本党拥护现行农业合作社组织，并主张逐步推行机械电气化集体农庄制。”

可是另外有些条文却是同共产党对着干了，也许应该说是针对现实提出来的。例如第（17）条“本党主张宪法和一切社会法律中不能加入‘主义’‘革命’‘反主义’‘反革命’等字眼条文。”第（19）条“本党主张国家军队和警察属于全体人民，服从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的指挥。军队警察成员在服役期间停止一切党派关系和作用，服役期满或退役后始得恢复党派关系和活动。” （《新清华》第217期）

徐璋本的结局，据丁抒着《阳谋》一书说：“虽然他是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的近亲，中共还是将他抓起，判了十三年徒刑。一九七○年刑满本应释放，但当局无端继续关押他。其子见父亲入狱二十年还无音讯，求父执钱学森出面询问。徐才于一九八○年走出监狱。蹲了二十三年大狱，获释时已是年近七十的衰病老翁。” （香港开放杂志社2006年出版，第181页）

中国人民大学在反右派斗争中，反出了计划统计系教授吴景超、劳动专修科教授李景汉、侯大乾、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琦、工业经济系讲师王德周、新闻系教授许孟雄、法律系学生程海果（笔名林希翎）、工业经济系讲师贺安、新闻系副教授汪同祖、法律系讲师吴家麟、郭振淮、出版社曹达夫（笔名老山）等一大批人。其中程海果（笔名林希翎）一案前面已经说过了。在教师右派里葛佩琦一案更是轰动一时。他在人民大学党委五月二十四日召开的非党教授、副教授、讲师座谈会上发言，据报纸上刊出的摘要，葛佩琦说了这样一些话：

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学校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糟了，所以物资供应紧张，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是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说良心话，物资供应之所以紧张，这是由于执行党的政策的人犯了错误 （引者按：他并没有说政策犯了错误） ，例如猪肉哪里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为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发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养猪所造成的。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几时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有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总是欢迎他们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例如，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很危险的。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用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所以看党员的成绩就是看汇报多少，汇报得多，就是好党员，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为党组织叫他们作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因这是组织给的任务。

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份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5月31日《人民日报》）

据《人民日报》报导，在六月五日的座谈会上，葛佩琦又说了这样一些话：

群众在鸣放中还有顾虑，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反映了八年“民主”制度的结果，群众对“祸从口出”有深刻体会，串个门，说句话，就要被写进“材料”中，群众对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已经颇感生疏了；二、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怕打击报复。如果群众继续对党不信任，总有一天党会灭亡的。

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那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6月8日《人民日报》）

这只是当时报纸上的一面之词，实际情况据《葛佩琦回忆录》的记载是这样：

一九五七年春，党内整风开始后，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连续三次书面通知我，要我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帮助党整风。我想我是一个冒险犯难、为党做过十多年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由于地下组织被破坏，单线领导人被捕，断了组织关系。党委并没有对我请求恢复组织关系的申诉信，作出任何答复，为什么要把我列为“党外人士”？我有些想不通，所以接到头两次通知，我没有出席座谈会。第三次通知送来之后，有总支的一位同志来动员我，他说：党委三次书面请你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你都不去，不太合适。我就勉强地去参加了座谈会。

到了会场，党委书记 （注：即胡锡奎） 宣布开会之后，他接着说：“党的政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并说：这是毛主席说的，请大家打消顾虑，踊跃发言。在一些人发言之后，我站起来发言。我根据帮助党整风的意愿，就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份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等方面，给党委提了一些意见。这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召集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我根据“知无不言”的政策，提的意见。五月二十七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大周报》上，登出了我的“发言”（篡改了的发言）。其中说：“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份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这段话不是我说的，歪曲了我发言的原意。我当天下午，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要求更正。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聂真同志接见的我。当时我的性情有些急躁，我指着《人大周报》上登的那段话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副校长说：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以葛佩琦发表“反共言论”为标题，报导说：“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然走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段话。《人大周报》刊登的我那个发言的全文中，也没有这段话。这段报导纯属捏造。我看到之后，当即给《人民日报》写了更正信，六月九日上午，我亲自送到人民日报社。（这封更正信，现在已查出，但费了很大力气）。

《人民日报》对我的更正信，只字未登。却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我的文章。例如：六月八日《人民日报》除刊登了上述那篇诬陷不实的报导外，还发表了《要跟葛佩琦划清思想界限》等三篇批判我的文章。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以本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同时发表了三篇外地批判我的报导；这一天还发表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六月十五日登出某著名人士写的《我对葛佩琦的言论发表一些意见》，……《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这样不惜篇幅地发表批判我的文章，在社会上起了动员作用。所以全国大、小报刊纷纷发表批判我的文章，形成了一个批判葛佩琦的高潮。使我这个无名的老百姓，一时成了新闻人物，我真有点承受不了。

我葛佩琦和“杀共产党人”毫无关系，不但事实上没有关系，就是从上述那段诬陷不实之词的文法上分析，也不是我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有人移花接木，硬把“葛佩琦”三个字和“杀共产党人”捏合在一起造成一个新的句子——“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这句诬陷不实之词，成了划我为“极右派”的主要依据，也是判我无期徒刑的主要罪名之一，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140页）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李新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中说：“反右派斗争的高潮中，人民大学的教师葛佩琦被打成右派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葛被划右派没有经过党委常委的讨论，所以当时我对这一事件的经过并不很清楚。”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3页） 可见这是党委书记胡锡奎一人决定的。一个人对他人的祸福乃至生死有这样大的决定权力，这种体制真是太可怕了。

《人民日报》把葛佩琦的发言歪曲地概括成他主张“杀共产党人”。他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更正信又不给登出。而《人民日报》说他主张“杀共产党人”这话，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之后还一再说他“杀气腾腾”，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里就有：“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 （第243页）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 （第294页）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我多次讲过，那个时候确实有人杀气腾腾，但是我们处理得过重了，扩大化了。” （第380页） 他紧紧抓住这个失实的报导来作证据，证明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必要的。

葛佩琦被划了右派分子之后，就还要查他的历史。查的结果，就在人民大学学报的一篇批判长文中间公布出来。一九三七年七月，葛佩琦由北京大学毕业，随平津学生流亡到河南洛阳一带。一九三八年八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年，葛佩琦找到了胡宗南，被委担任天水行营西安办公厅上校战地视察和通讯所主任。不久，任第一战区长官部的少将参议。沈阳解放前夕，由东北跑到北京，以后混入了中国人民大学。 （《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7期）

哦，原来是胡宗南部的少将军官，主张杀共产党人就毫不奇怪了。他就以这样一种身份，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被捕，判了个无期徒刑。他真是胡宗南部的“少将军官”么？从《葛佩琦回忆录》里可以知道，全不是这么回事。他是一九三八年七月由刘子久 （中共河南省委委员、豫西特委书记、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 发展为中共党员 （第77页） ，奉命打入敌人营垒，《葛佩琦回忆录》里说，“我打入敌人营垒做地下工作，都是党组织派遣的” （第181页） 。他先后在天水行营 （主任是程潜） 担任特派员 （第88页） ，在第一战区长官部 （司令长官是蒋鼎文） 担任少将参议。他一生都没有和胡宗南这人以及胡宗南部发生过关系。不知道这篇材料里为什么要扯到胡宗南。内战爆发之后他为党做的工作就更加多了：

国共两党在东北的一场血战，即将开始。党组织派我到东北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于是我辞去了余纪忠要我留在北平担任政治部驻北平办事处处长的职务，到沈阳（东北保安长官部所在地）去了。 （第116页）

到了沈阳，余纪忠分配我代理政治部第一组组长。这个组是管军队政治工作的。国民党部队从关内调到东北时，部队的政治部，都要把该部队的番号、主官姓名、驻地、人数、编制等，书面报给长官部政治部。长官部政治部第一组根据这些材料，编成国民党在东北全部驻军一览表。我将这份“一览表”报给了我党地下组织。 （第117页）

这一类的事情他还做了不少，这里就不多引用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他这本回忆录。

葛佩琦本人蒙冤入狱，还连累到亲属，他在天津大学任教的哥哥葛佩伦，就因为对反动的弟弟批判不够，界线不清，也送去劳改了 。（见《唐宝心回忆录》，非卖品，第197页） 这些事情在李新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中说得要详细一点：“从此葛佩琦受尽折磨，不仅他的妻子儿女因他而遭难，连他二哥的家也在一九六六年被红卫兵抄了，他二嫂被打死，二哥被遣返回山东老家，病中无医疗条件，很快也就死去。” （第344页）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宽大释放在押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的时候，他又以这个少将军官的身份获得宽大释放，（一共）关了十八年。

又过了十八年，他死了。这十八里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发生了许多变化，对葛佩琦，也有了另外一种说法。他死后，新华社报导说：

新华社北京二月十七日电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葛佩琦同志因患心脏病抢救无效，于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葛佩琦同志一九一一年生于山东省平度县，一九三五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十二·九”运动时期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是当时北大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之一。他曾两次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表现出革命者的气节。他多次受党指派，在国民党军政机构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不顾个人安危，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葛佩琦自一九五一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并被捕入狱。虽长时间蒙受冤屈，但他襟怀坦白，心胸开阔，正确对待个人不幸遭遇，保持革命者气节。一九七五年获宽大释放。一九八○年在党中央直接关怀下获平反，一九八三年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党的组织关系。

葛佩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刚正不阿，心胸豁达，坚韧顽强，忍辱负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思国忧民，坚信真理，对革命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在冤案平反之后，他以新的姿态投入四化建设，抱病着述，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人民奉献余生。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以老革命的身份自居，始终保持一个革命者的本色。

这条电讯中，“被错划为右派并被捕入狱”一语，是写得简略了一点。根据当年规定的办法，对右派分子最重的处罚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如果他仅仅具有右派分子的身份就不会被捕入狱。他被捕入狱了，就表明他还有另外的罪名，即反革命的罪名。当然，如果葛佩琦不说这些不中听的话，不被划为右派分子，也就不会算做反革命分子而判无期徒刑了。这个案例也说明了反右派斗争是肃反运动的进一步扩大。

张强华是北京大学生物系的学生右派，跟也是北大出身的右派分子葛佩琦在监狱里相遇，后来成了忘年交。在他的自述《炼狱人生》中记下了一九八八年他访问葛佩琦的一些交谈。当时葛说了这样一些话：“或许，胡适的选择还是对的。”“早知道现在这样腐败，当初在东北时，跟着他们一走也就算了。”再过四年，他就死了。这大约可以看作他最后的想法吧。

计划统计系教授吴景超、《辞海》中有他的词条：吴景超（1901-1968），中国社会学家。安徽歙县人。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金陵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主编《新经济》、《社会研究》、《新略》等杂志。建国后，历任清华大学等校教授，并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民盟中央委员。一直重视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着有《第四种国家的出路》、《都市社会学》等。

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社会学系撤销。吴景超从清华大学调到中央财经学院任教。一年以后学院停办，又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他对于撤销社会学系是很不赞成的，一九五七年一月号的《新建设》杂志上，他发表了《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一文，提出：“在百家争鸣的时代，我认为在我国的哲学系中，还有设立社会学一门课程的必要。”这篇文章后来被加上“主张恢复旧社会学”的罪名受到猛烈批判的事，在下面第十八章里再细说。

六月六日章伯钧和北京六教授谈话，其中就有他一个。六月七日他又在本校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要求提高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质量》，谈了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党委制问题，他一开头就说：“党委领导学校这一原则，我认为是不可动摇的。不承认党委领导，就是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我们的行动就将迷失方向。”这样的表态当然是可以的，不过他提出的具体做法却是“任何重大的有关方针政策的问题，都应由党委会在各个委员会的调查研究及建议的基础上，做出决定，提交校务会议讨论通过，然后由学校的行政当局付诸实施。党委会不对学校行政各级，发号施令。”这就大错特错了。

第二个问题是教条主义问题，他指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条主义是根深蒂固的。”并且举例说明：“谈民族问题的，并不去认真研究中国有哪些少数民族，分布在什么地方，有些什么特点，但都会背诵斯大林所讲的四个基本特征。研究帝国主义的人，并没有去搜集有关美国英国的大量事实来进行分析，只知道背诵列宁在一九一六年所提出来的五个基本经济特征。以致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第一次欧洲大战那个阶段。”吴景超“提一个初步的建议，就是在各系的教学计划中，取消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必修课程，改为选修，另外加添一些新的选修课程。在这些选修课程中，可以谈谈马列主义系统以外的理论，以及苏联以外的经验。”

第三个问题是教员水平问题。他指出：“在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候，学校中需要大批师资，而社会上现有的师资，在当时的高教部领导看来，在政治上和业务上都是可以怀疑的。于是小学没有毕业的，中学没有毕业的，大学没有毕业的，只要他是党员，有过革命的经验，经过苏联专家短期训练之后，也就在大学中当起教师来了。在大学中当教师，但是本人从来没有进过大学，这是古今中外所罕见的。”他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把他们分批培养成为一个至少有大学毕业的文化程度的人。这就要补文化课，基础课，专业课，以及中文外文等文字工具。”接着在谈到科学研究问题和工作效率问题的时候，都对学校当局有所批评。 （《人民大学周报》第152期） 凭着这些材料吴景超当然要划为右派分子了。

七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报导：“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员工四千余人，于七月二十日在西郊举行集会，揭露和批判章罗联盟的谋士吴景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会上，吴景超虽然和会前一样，百般狡赖，不肯认真交代，但在大家有力的揭露和批驳，吴景超的反动丑恶面目还是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会上有多人发言，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以《为吴景超等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方案作注》为题作了发言。他说：右派集团提出的《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与企图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阴谋，对于参加大会的教师、学生们来讲似乎是新东西，但是对于他自己却是早就熟知的了。在整风运动以前，吴景超就一次再次地向党委和他本人谈过这些污蔑党、篡夺党在高等学校领导权的阴谋。吴景超在民盟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工作组第一次汇报座谈会发言说，“这样才能做到民主办校，见不得人的事，就不会发生了。”邹鲁风愤愤地说“共产党向来光明磊落，是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东西的；你们右派分子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才应该彻底交代。”邹鲁风说：“参加这些阴谋活动的，都是些高级知识份子，他们的阴谋也是‘高级’的。说它‘高级’，是因为他们不仅要篡夺高等学校的领导权，而且要篡夺我们国家的领导权企图发动匈牙利事件，使千百万人人头落地。”他号召大家起来，揭露右派分子的阴谋，坚决粉碎他们的猖狂进攻。

劳动专修科教授李景汉，《辞海》中有他的词条：李景汉（1895-1986），中国社会学家。北京通县（今通州区）人。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四年赴美国主修社会学，获硕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等校教授、中国社会学会顾问。并历任中华文化及教育基金委员会社会调查部主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社会调查部主任、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调查组主任、联合国东南亚数国农业普查顾问、中国人民大学调查研究室主任等职。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着有《实地调查方法》、《中国农村问题》等。

在五月十四日《学习》杂志编辑部邀集的高级知识份子座谈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的会上，李景汉说：“在大学的理论学习方式不能养成独立思考，仅仅限于在规定的框框里思考，鼓励人云亦云和接受权威任何看法的习惯。我已经快养成了接受别人看法的习惯，也能接受教条和背诵原文，否则就有考试不及格的危险。” （《学习》1957年第11期）五月三十日李景汉又在本校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作了发言，他说：“希望党对知识份子，特别是经过屡次运动的挑剔，而找不到什么大毛病的人，应该相信他，认为他是可靠的。如果你怀疑他，对他不放心，尽管可以在内心保持最高的警惕，也不要去伤害他们自尊心。中国有句民谚：水能载舟，亦能复舟。这句话很可玩味。仅靠左手拿着马列主义书本，右手拿着苏联武器，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人民大学周报》第150期）《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请看李景汉的反动面目》中说：“在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李景汉认为有机可乘，就积极地参加了章罗集团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右派小集团。与右派分子费孝通、吴景超、吴文藻、潘光旦等勾结在一起，在批判旧社会学的合法外衣之下，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阴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 （8月16日《人民日报》）

中国人民大学在反右派斗争的高潮已过之后，还反出了劳动专修科教授赵承信。赵承信（1907-1959），广东省新会县人。美国芝加哥大学，密执安大学留学生，获博士学位。回国以后担任过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任社会学系主任。一九四八年一月，学校派他去美国考察战后美国教育情况。十一月二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沈阳，他立即提前回国，于十一月二十三日赶回北平，积极投入燕京大学的护校斗争，满怀热情迎接解放。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撤销，他先调到中央财经学院，后来又转到中国人民大学。他在劳动专修科任教，致力于钻研我国过渡时期的劳动工资和人口问题。一九五四年他被安排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反右派斗争中，因为他主张恢复社会学，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丰台农村劳动。一九五九年十月九日以肺癌去世。

中国人民大学的反右派斗争，还必须说到一位奇人，他就是经济学说史讲师孟氧。他还是参与了人民大学创建的教员。他的著作《《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是阅读《资本论》的一本有用的参考书，人民大学出版社多次印刷，在校内校外都有影响。到了反右派斗争中，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了。

据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编印的《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一书，孟氧有这样一些右派言论：“党的知识份子政策是用文明棍来解决思想问题。解放后知识份子的精神生活并没有得到满足。”“教研室学校无论在人事安排、教学工作、科学研究等方面都存在宗派主义。党的宗派主义绞杀了科学，自己不是党员，劳动死了也不行。”“老党员不学无术级别高，工资高，是废料。缺德少才，是靠德吃饭。新党员虽有热情，但无真才实学，是些唯唯诺诺没有棱角的人。积极分子是些看领导眼色行事的人。”到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场大动乱中，他又受到了新的迫害。一九六八年三月的一天，一家三口正在吃晚饭的时候，孟氧忽然被造反派揪走，关了起来。拖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孟氧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强迫劳动，以观后效”。他不服，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市高院于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三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时，孟氧已从北京半步桥看守所转押至山西临汾监狱六年了。他在狱中，用了十五年的时间，写下了一部五十万字的书稿《经济学社会场论》。

多亏了他的好女儿孟小灯。她从十二岁起就千里探监，稍稍长大以后就四出为平反父亲的冤案奔走呼号。她去找了中国人民大学负责复查改正右派工作由副校长张腾霄，去找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院长薛光华。在当时平反冤假错案的大背景之下，她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一九七九年七月八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做出了《关于孟氧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问题的复查结论》，宣布他“属于错划，予以改正”，撤销一九五七年划孟氧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撤销开除团籍、降职降薪的处分，而且还“恢复讲师职称，恢复政治名誉。从一九七八年十月起恢复高教七级工资待遇。工作由中国人民大学安排”。一九八○年八月十九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于对孟氧作出了再审判决：无罪释放。

孟氧回到中国人民大学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评为“优秀党员”；职称也由讲师逐级晋升为副教授、教授，直至博士生导师，并列名为中国人民大学三十七名“最佳讲课教师”榜首；一九八七年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年底被评选为北京市“十大新闻人物”。

一九九七年一月十八日，孟氧以癌症去世。两年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狱中著作《经济学社会场论》一书。他的老友谢韬在《我和孟氧的交往》一文中说，这一本《经济学社会场论》“是非常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体现了他独具匠心的创建和成就。”这篇文章里还记下了孟氧对他说的一句话：“一个大学如果只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课本，不鼓励学生打破陈旧观念，不去开拓创新，这种大学的教育就是失败的。” （《炎黄春秋》2007年第5期）

从李新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中可以知道，胡锡奎对于自己在中国人民大学制造出了林希翎、葛佩琦这样全国著名的右派分子并不感到满足，他还有意把人民大学党委常委李新也划为右派分子。李新在这本回忆录中说：

当时人民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正搞得热火朝天。因为我事先知道党的策略，我想什么话都不说，等一阵热潮退去也就完了。谁知就在把吴景超、李景汉等人打成右派后不久，人民大学的领导人（党组书记） （注：即胡锡奎） 竟然想趁机通过北京市委把一顶右派帽子安在我的头上。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实在可怕极了。

就在我从编书组回到西郊的一个晚上，党委办公室的一个好同志，匆匆忙忙地把刚出版的《党内参考资料》（北京市委的内部刊物）送给我，要我立刻打开来看。我打开一看，呀，不好！那上面的显著地方，登着一则人民大学反右派的报导：人大党委常委李新居然擅自召集校务委员会，让大右派分子吴景超、李景汉参加，引起广大群众不满，连党外教授赵锡禹等人都提出了批评意见。这个报导让读者看了，一定认为李新是吴景超、李景汉的后台，是隐藏在党内很深的右派分子。我看了这个报导，怒不可遏，来不及和何干之打招呼，就立刻赶回城市里。回到家中，我连忙写了一封要求更正的信，准备送交《党内参考资料》编辑部，希望他们于下期登出来，以正视听。

在要发信的时候，一想这么大的事情，还是该先请教吴老才好。我于是拿着信和刊物，忙到吴老家去。 （第339页）这一步他真走对了。吴玉章看过材料之后，只说了一句话：“他们就是要你跳嘛！”李新领会了吴玉章的深意：“这封信是发不得的。《党内参考资料》是市委的党刊，你若有不同意见，就可能说你反对市委。”于是就有划你右派的根据了。就这样，吴玉章帮助李新躲过了这一厄。

毛泽东说：“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划的右派分子也最多。中文系教授划为右派分子的有杨伯峻、朱君允（女）（均北京大学）、程千帆（武汉大学）、董每戡、詹安泰（均中山大学）、许杰、徐中玉、施蛰存（均华东师范大学）、胡山源（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吴奔星（南京师范学院）、徐霞村（厦门大学）、张默生（四川大学）、刘盛亚（西南师范学院）、林焕平（广西师范大学）、蒋锡金（东北师范大学）、陈子展（复旦大学）、魏克猛（湖南师范学院）、王捷三（西安师范学院）、李白凤（开封师范学院）等等；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一共有十八位教授，就有八位划为右派分子，他们是：黄药眠、钟敬文、李长之、穆木天、彭慧、启功、陈秋帆和俞敏。

历史系教授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北京大学的向达（1900-1966），敦煌学专家；王铁崖（1913-2003），国际关系史专家、国际法专家。南开大学的雷海宗（1902-1962）。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则良（1916-1957），当他听到要开他的斗争会就投水自杀了。还有傅筑夫（1902-1985），中国经济史专家，这时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兼所长。中央民族学院的王钟翰（1913-2007），清史满族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的戴家祥，金文甲骨文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的朱启贤。山东大学的赵俪生（1917-2007）。湖南师范学院的皮名举、雷敢。中南财经学院的汪士楷（1894-1959），原名汪泽楷，他又因为是著名的托派分子，新老账一起算，以反革命罪判刑五年，不久死于劳改单位。复旦大学的王造时、陈仁炳等。此外还有人文地理学专家、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教授兼主任李旭旦。还有广州中山大学的罗应荣。

广西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黄现璠，在各种座谈会上说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一般说非党人士作负责人的都是傀儡，全国都是如此。医学院要高中毕业生作院长。初中水平的县委书记，怎么能领导大学毕业生呢？ （7月5日《广西日报》） 不久他就被划为右派分子。

这里先说一个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的情况。早在一九五二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徐懋庸在执行已经够左的知识份子政策中还要别出心裁，给一些老教授以打击和羞辱。只是弄得太过分了，徐因此也就被撤了职。程千帆也是受到徐懋庸打击和羞辱的一人。对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他是欢迎的，他有话要说。整风鸣放期间，他在各种座谈会上说了这样一些话： （有关程千帆材料，全部引自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右派言论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总说三反、思想改造的成绩是主要的、伟大的、伟大个屁！我在北京碰到很多人一说起思想改造就摇头，什么成绩是主要的，赶快收起吧！三反思想改造的时候，要我作检讨，撤我的职，都是当众搞的，以后徐懋庸撤职，若干党员在这件事上作检讨，却是悄悄的搞，待遇太不公平。有人说人事处简直是警察特务机构，我们几十岁的人的一切就操在他们十几岁的小孩子手里，今后我要看人事材料，我不同意要由我写不同意。三反、思想改造的检讨是苦打成招，我不承认，要重新写过。群众为什么不可干人事工作，为什么非党团员不可。

我们历次运动中常常捕风捉影，就去搜家，结果只道个歉。但有教条主义和特权思想的人，是不知道思想上有创伤是不能一下子磨灭的。宪法规定人民权利不受侵犯，但民法、刑法都没有公布，人民无权，宪法没有保证，这是肯定的违法，是不能保障宪法的实现的。

人事工作全是党员，人事处、科变成了独立王国，加上腐朽，变成了黑暗的王国。系主任要查学生的档案袋不行，一定要党员去查。

他们犯了错误别人无法监督，而他们可以随便处治人，使人身加上了阴影，食欲减退，工作不起劲。人事工作干部应该是德才兼备，不一定非是党团员不可。

知识份子迫切要求信任，老是像对民族资产阶级一样改造、改造，什么时候才信任我们。

刘真 （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 问向谁争自由民主，他自以为问得很巧妙，其实这问题很好回答。向谁争人权？向侵犯人权的人争人权。向谁争民主？向不民主的人争民主。向谁要自由？向不给人自由的人要自由。现在事实如何呢？选先进工作者，选人民代表，什么代表都是指定的，这民主么？“三反”时×××教授被叫做×犯××，随便把人家关起来，这自由么？

肃反时有些青年人当时的态度粗暴，这些错误可以原谅，不能容忍的是在这次运动中，还有借机报复陷害无辜的嫌疑，当时公安局带手枪逮捕了图书馆专修科两个教员（其中一个上校特务），但×××说，武大敌情严重，还有更隐蔽更高级的反革命，现在才开始露头，希望大家提高警惕，以后烟消云散，没有了。这只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容忍还有超乎上校的特务存在，没有查出，一种就是×××胡说。原来×××、××、×××等是准备把法律系主任×××当作最大的特务来狠狠地整一下的，为什么要整他呢？×××是一个很有威望的教授，前后担任过副秘书长、副教务长，法律系系主任，在工作中常常不同意宗派主义的作法，选人民代表时，他虽非上级指定的候选人，却得了很多票，这就犯了宗派主义的忌，为了陷害他，就组织人伪造材料。例如×的太太骂李校长这个老先生好拐等等（×的妻子是江苏人，不会讲湖北话）。这也算×的反革命理由之一，幸而上级了解他，没有批准，否则，×就要当成反革命来整了。

×××不是反革命，你一定要动员人家写材料，人家不好不写，但他们也有他们的办法，以两面派的办法对付之，即白天写了材料，晚上又去告诉×先生。所以谁写了材料，写些什么，他全部了解。

关于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共产党员和群众的关系等等问题，程千帆说了些这样的意见：

上海有人提出取消党委制，这是好的——他们想把工作搞好，不是想把工作搞坏，等到群众不提意见就完蛋了，领导上应该明确一个东西，在学校里应该依靠专家教授来搞好学校。共产党应该认识这点，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也，非共产党之中国也，如果中国共产党把全中国人都赶到维吾尔自治区，你共产党也活不了。

在武大入党的人，人们并不向他学习。我对×××的入党是很有意见的，为了培养他入党，指定他为先进工作者，并替他伪造材料，他当时新文学史稿还没有出版，就说出版了。党要捧什么人，就要为他搞什么名堂，选先进工作者是活见鬼，要就和清朝一样，钦赐文正公，现在分明是赐的，还要说是群众选的，善良的人选上积极分子自己也感到惭愧。

程千帆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尖锐的批评了系主任和副校长。《学习简报》刊出的他的发言被修改得温和一些了。他不同意，写信给《学习简报》编者说：

《简报》第一期第四版所登载我的谈话有××在“业务上并不突出”一语和我的原意不符。我是说：××的政治水平不高业务也很坏，根本不配当中文系主任。他当主任，乃是武大中文系的耻辱。试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开会，××忽然引了几句《吕氏春秋》，将音乐的乐，念成“洛”，将“阕”字念成“癸”。连最普通的学识都没有，还不如一个学生，除了凭党员的特殊以外，还凭什么作主任呢？此外，这篇报导还暴露了这位“作者”对官僚主义的回护。谁不知道是总务处某些阿谀逢迎的人出些坏主意逼迫刘老将房子让给了×××副校长，座谈会上谈得很清楚，为什么在报导中连×××的名字都不敢提；×××的名字又不是封建皇帝的御讳。

这态度颇有一点凌厉。大约是因为受到当时整风鸣放气氛的鼓舞吧。

他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乐观，在座谈会上说，“看来领导上有决心把这次学习搞好”，“自从同学大鸣大放后，运动显然起了大的变化，增加了新的血液，同学们很英勇，今后运动不能忽视这个力量，有人看见过漫画中讽刺，觉得似乎有问题，我认为目前运动进展的很健康，与历次运动比，这次运动很正常，群众有理智，也很有节制，虽然个别地方看来有点脓疮，但是主流是正确的，同学们丝毫没有错，不要气馁。”可是程千帆错了，他没有预料到整风运动会变为反右派斗争。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社论，这天他在中文系学习会上发言，说：

帮助党整风我现在才明白，我们是客人，主人请我们吃馒头，你却要吃面，主人要你提三大主义，你却要提争民主，主人自然不高兴。群众在整风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现在我才明白，我们是做客的，这像主人出门，请客人看门，也好像请人炒菜。党请我们帮她洗脸，我们却全身洗到了，一直洗到脚，这当然不合规格。主人要你提三个主义，三个主义以外，你就不要多嘴。我们这些人在迷魂阵中积极地钻了一个多月，现在比较看清了自己的地位，痛心的是我的讲义没有写。现在有三条出路，一条是自动退出，我现在还没有决定，将来是要自动退出的。

程千帆又错了，他以为还要实行非党员自愿参加整风运动允许随时自由退出的章程，不知道国务院就要发出一项决定，要求所有工作人员都要积极参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已经不能自动退出了，眼前在他面前并没有可以听凭他自由选择的三条出路，而只有当右派分子这样一个前景了。他终于明白了这一点，对同事说：我是关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程千帆被划为右派分子，徐懋庸很觉得开心。在他的感觉中，当年他在武汉大学的作为，就是今天反右派斗争的彩排，他就是被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弄下台的党员干部。这时他已经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了，还是未能忘怀旧事，写了杂文《大学里的右派》（笔名弗先），说武汉大学的右派分子如程千帆等人，早在一九五三年就搞“右派的大学”运动，在整风中大鸣大放，以“民主战士”的姿态出现，结果是那个党员干部下台了。这在党是严肃处理，在党员是重新锻炼，而在右派则是“革命的成功”。 （7月24日《大公报》） 徐懋庸写这篇文章，只起了聊以泄愤的作用，为自己翻案的目的却没有达到。程千帆攻击党员，攻击历次运动，攻击人事工作，当然要划右派，而徐懋庸闹翻案，就是对上级党委的处分不服，同样是反对党的领导，同样要划右派。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许杰，又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又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在五月九日《文汇报》上发表《墙是怎样形成的》一文中指出：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和肃反运动这历次政治运动中有些党员“希望在运动中立功，在政策的执行上，可能还有宁‘左’毋右的思想，这就容易形成不够和谐的地方了”。他没有说对人的伤害，只说是“不够和谐”，这也就够温和、够委婉了。当然，文章里也有一些有刺激性的话：“有些党员领导同志，时常露出解放者的面孔，如说‘要是他们再噜苏，我就叫他们没有饭吃’，如说‘我们是靠革命吃饭不靠业务吃饭的’等等，那完全是功臣自居、居功自傲的态度，说是不要在党群之间，筑成一垛高墙，这又那里可能呢？”不久他就被划为右派分子。六月二十七日《光明日报》的一篇《上海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波澜壮阔》的报导中说：“许杰主张整风要狂风暴雨，开小会谈心会不够热火朝天，口口声声说党整风无诚意，有顾虑。在学生出了大字报后，他大加赞赏说，学生也应该大放大鸣。人们责问他为什么要打乱师大的整风步骤。”

华东师范大学要把许杰划为右派分子还很用了一些心计。中文系同事徐中玉在《历史真相的一角——追念许杰先生》一文中回忆说：

本来 （华东师范大学） 党领导对他一直尊敬，可运动一来，马上翻脸，竟咬定他必然也干了纠众策划、点火的勾当。师大民盟绝无此种举动，他自然不肯承认。大概为了要找一个缺口，上面于是想到了我，认为我们原是熟人，在师大又同为盟员，同负责中文系，关系很好。我们必是同谋至少是知情人。于是先由已兼了市委教育卫生部长的校党委兼常务副校长常溪萍找我谈话。

在常那里，也许还有点“挽救”我的意思吧。谈话不在校内而选在市委他的办公室里，当为特表郑重。他先表示了对我的善意，接着痛斥许老对一位党员教学副校长的批评，认为这不只是对一个党员的指责，而是对党的诬蔑，进而还上升到是对民盟中央“章罗联盟”和六教授密室之会策划点火的回应。他说他们知道各地民盟的动向，情况十分严重。我只得说我不知道有什么，民盟组织松散，除平时偶开小组会闲谈外，从无其他活动，我和许老只谈业务和学术问题，民盟事务无甚可谈。要我们助党整风，从来都是各说各，各写各，从不商量，彼此说些写些什么，也不知道。我说的这都全是实情。他听了冷笑，显然不信。他说：“不要这样关门，许杰的事情你一定清楚，隐瞒下去，绝无好处，对你自己太危险。你应像舒芜一样对许杰反戈一击，还来得及。”听他如此说，心里极生气，但只好忍着摇头不答。

最后他站起来这样总结道：“我是好心对你，今晚请你和这里两位同志去文化俱乐部便饭，好好再谈谈，你得郑重考虑。”当晚，我只得如约去和两位女干部会面了。她们还是老问题，我也还是老回答。因为事实如此。我们曾被国民党疑为“奸匪”，哪会策划反党，点什么火？都是在肯定党的巨大成就前提下遵嘱提了点问题的，可能有不当之处，可以批评帮助，但这全是个人所说所写，绝非有什么策划、共谋。两人最后一定要我两天内把所知道的许老的情况书面写给她们，还明白地说，“只要能对许杰反戈一击，就可不扣你右派帽子，这是最后的机会了。”（《随笔》2000年第二期）

徐中玉不肯卖友，拒绝合作，于是也就被划成右派分子了。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董每戡，又是中国民主同盟广东省委员会的委员。五月十九日，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到中山大学同教授们作了六个小时的座谈，董每戡在会上说，学校的一部分党员有两副面孔，平时是封建时代的寡妇面孔，不苟言笑；（陶铸插话：是冷若冰霜。）不去接近群众；运动中是屠夫面孔，很凶恶，知识份子很怕他们。其次是党员的两种作风，运动一来拼命动员人家提意见，遇到另一种场合就报复人家，党委在几次会议上都没有表示态度，因此教师们虽放，却不多，现在还需要大放。第三是建议不能有两种法律，党员犯错误检讨了事，非党人士犯错误可不得了，结果某些党员就不怕犯错误。一般人的看法，是群众和党员并不是一样看待的。座谈会结束的时候，陶铸表示：党组织是不会报复谁的，要大家不要怕。 （5月21日《广州日报》）

反右派斗争公开发动以后，民盟中央的章伯钧、罗隆基受到集中火力的批判。六月十五日在民盟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董每戡说，章伯钧、罗隆基的言论不是凭一时灵感而发的，而是有历史根源的。他们又是民盟的领导人，在盟内外都有影响，因此要他们进行检查。但是，他认为，直到现在，报上对他们的错误都没有具体分析，不能说服人。对章伯钧等的错误，不是要处分他们或是把他们拉下来，而是要帮助他们站起来。 （6月15日《南方日报》）

不久，董每戡被划成右派分子，被撤销一切职务，每个月只发给生活费二十元。妻子胡蒂子受他的牵连也被划为右派分子，月工资由九十元降低到三十元。广州生活费用昂贵，他们只好全家迁居胡蒂子的家乡湖南长沙了。我有幸在长沙结识了董每戡教授。

中文系教授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还有西安师范学院语言文学系的王捷三（1899-1966），他又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陕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他是陕西韩城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以后在督办河南军务署担任机要秘书。一九二四年鲁迅应西北大学和陕西省教育厅合办的暑期学校的邀请前往讲学，同时应邀的还有陈定谟、李济之、蒋廷黻、孙伏园等多人。王捷三负责接待，陪同鲁迅等一行从北京直到西安。回京后，鲁迅和孙伏园在中兴楼宴请他，显然有答谢之意。

据鲁迅日记，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一次书信往来（1925年2月18日、20日），这信没有保存下来。

北伐时，他担任国民军联军南路军少将秘书长。后来又担任南京《中央日报》副刊编辑、首都女子法政讲习所教职。一九三○年任考选委员会特约编纂。一九三九年担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一九四六年当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在五月十一日陕西日报编辑部邀集的教授座谈会上，他批评了“各学科部门领导上让资历造诣浅的领导资历造诣深的”这种现象，以为这是“影响学校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还批评积极分子，说这些人“善于歌功颂德，希风承旨，便成了校院长的心腹，常常假借领导威信，自便私图，因而为学校制造出不应该有个矛盾。”他甚至于还批评领导，说领导者“把他自己的威信等同于党的威信，盛气凌人，每每造成党与非党人士的隔阂。”此外他还对当时“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一些做法表示了不满。（5月15日《陕西日报》）

一个月之后，王捷三就被划为右派分子了。七月二十八日的《陕西日报》刊出的《西安师院反右派斗争获得胜利》中说“右派分子王捷三对党进攻中说‘解放后学校中吸收的新党员中，坏学生多于好学生’，在学校人事部门摆出的调查统计材料的铁证面前，王捷三被质问得哑口无声，只好承认他是胡说。”还算了他的历史老账，说他“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身居要职，一贯反共，并坚决与人民为敌” （8月5日《陕西日报》）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穆木天贴出的大字报《我的呼吁》，其中说：“我呼吁：请党中央像搭救王蒙一样，救救师大罢！让黑暗王国有一线光明罢！”在批评学校领导者的宗派主义的时候，举了学校副校长、党委书记何锡麟与中文系一个外国文学女进修生关系的丑闻为例：“某党员首长老婆孩子一大堆，还违法乱纪乱搞男女关系，我认为党委、行政不处理，这是宗派主义的行为，可是，党员首长，把我的话完全给打回来了。他说那位党员已经处理过了。处理的内容就是自己作了检讨。并且本人（何）也不知道女方是有爱人的。更不知道她的爱人为此而动刀自杀的事，这也不算宗派主义。”五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刊出的时候，稍有改动，像“某党员首长”就改成“某党员”了。尽管这样，据党委副书记张斧说：“运动一开始，党委就担心这件事，所以穆木天《我的呼吁》在《光明日报》一发布，我们就感到被动了。” （见《不肯沉睡的记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光明日报》刊出的见第317页） 穆木天就凭这一张大字报，也就必定要划为右派分子了。

当然，还要另外收集一些材料写入定案材料，那是很容易办到的事情。八月五日《人民日报》刊出了一篇记者孙祖年写的报导《为资产阶级叫嚎的猫头鹰——穆木天》，其中说：“在整风期间，穆木天同他的妻子彭慧共谋兴风作浪，到处煽动群众搞‘大民主’，对党进行恶毒的诬蔑，企图搞垮党委，达到个人野心的目的。”这篇报导就穆木天的外国文学讲义参考了苏联大百科全书等书，就说他“剽窃他人文稿”，还因为他在“左联”时期被捕过就说他成了革命的叛徒。在“唯恐天下不乱”这个小标题之下，揭露了他的右派言论，如说“师大领导是不学有术”，所谓“有术”就是有整人之术。“党员入了党就脱离了人民。”这篇报导还株连到他的妻子：“彭慧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平时作风恶劣，不少人反映她早已不像个共产党员了。在反右派斗争中，她不但没有站稳党的立场，却堕落入右派的泥坑中和她的丈夫穆木天在一起，夫唱妇随地向党发动猖狂进攻，她泄露党的机密，发表反党言论，恶毒的攻击师大党委，成为右派分子在党内的内应。”

谈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反右派斗争，不能不说到生物系主任、一级教授武兆发（1904-1957），他是美国留学生，解放初期回国。细胞学专家，组织胚胎和细胞生物学权威，全国性学术刊物《生物学报》的主编，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因为有海外关系，在肃反运动中把他斗苦了。整风鸣放开始，他就要求给他一个说法。反右派斗争起来，就抓他为典型。开大会斗争他，极力丑化和侮辱他。他就用自己用的手术刀自杀来抗议了。他死了之后，校园里还给他贴大字报，说他“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他是反右派斗争中北京师范大学自杀的第一人。 （见同上书，第21、288页）

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潘世兹，他从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回来，历任圣约翰大学历史政治系主任、教导长、代理校长。他的父亲潘宗周是一位很富有的藏书家，解放以后，他把他父亲的珍贵收藏都捐献给国家。一九五二年圣约翰大学撤销，他调到复旦大学。他参加了民盟。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又坐了八年牢。 （据贾植芳《我的后来者潘世兹先生》）

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陈铨（1905-1969），四川富顺人。曾经留学美国和德国。回国后曾在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昆明西南联大任德文教授。一九四零年和雷海宗、林同济合办《战国策》半月刊。一九四二年又发表四幕话剧《野玫瑰》。这个刊物和这个剧本当时都受到左翼人士的批评。抗战胜利后曾在上海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任教。一九五二年到南京大学，就在这里被打成右派分子。

巫宁坤，扬州人。在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念书的时候，珍珠港事件发生，他即中断学业，成了美国人士援华的“飞虎队”的译员。一九四三年他去了美国，为在美国受训的中国空军人员担任翻译。战后他进了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大学读书，后来又进了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英文系。一九五一年新年，他收到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电报邀请，请他回国任教。八月，他就到了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任教了。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巫宁坤调到了天津南开大学，担任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选读和中译英这些课程。一九五五年，他成了肃反运动的对象。折腾一年之后，没有事了。一九五六年六月，他被调到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不久还调出参加翻译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的工作。

一九五七年整风鸣放期间，学校领导一直动员巫宁坤发言。于是他就在教职员大会上发言了：

他首先简要地回述了他六年前中断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应邀回来为新中国工作。没想到回国后却碰上种种困难，然后重点谈到肃反中他在南开的遭遇，“那是毫无道理、十分荒谬的，肆无忌惮地违反民权，明目张胆地官方私刑。即便来我家搜查的人手里捏着所谓的‘搜查证’，他们有什么权力对我怀孕的妻子和生病的老母亲进行搜身？南开大学至少应该向我们道个歉吧？”继而他赞扬党的“双百”方针，赞扬目前广泛征求知识份子的意见和鼓励言论自由的氛围。他引用了“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古训，并发挥为“防知识份子之口胜于防洪”的高度。从而他说在我们几亿人口中，知识份子少得可怜，应当鼓励他们作为民族的良心，而不应当让他们继续当封建王朝那样卑躬屈膝的士大夫。

在外交方面，他认为“一边倒”的亲苏政策，未必最符合国家利益。谈到英语教育，他对中国大学聘请苏联专家来指导英语教学的做法提出疑问。他说难道有一天我们还要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大学指导中文教学吗？

关于文艺理论与批评，他认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政治标准第一是不全面的，因为那是由于战争年代宣传工作的需要，现在是否可以按照“百花齐放”的精神加以补充。

他这一席发言使他成为极右分子，被送到凯兴湖劳改农场去劳动教养。后来又被移到河北省清河农场。经受着饥饿的折磨。万幸的是，他居然活了下来，在美国和英国几所著名大学做过客座教授，一九九三年在纽约出版了他用英文写的自传《一滴泪》，现在已经有了日文、韩文、瑞典文的译本。在境外也有一个中文本。（据戴煌《巫宁坤教授回国落难记》，见《炎黄春秋》2007年第4期）

在教授之外，当年还有一些很有发展前途的青年教师也被打成右派分子了。傅璿琮在《北大的学风与良师》一文里，讲到了他们北京大学的一个案例：

一九五八年初，我们几个刚处于学术上升时期的年轻助教、研究生，如乐黛云、金开诚、谭令仰、楮斌杰、裴斐、刘群和我，说是一九五七年四、五月间办同人刊物（实际未办成），属“反党”性质，划为右派集团，有的去劳动，有的贬至外单位。我与楮斌杰先后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我记得我于一九五八年三月离开北大前，杨晦先生特地要我到他家里坐一坐，吴组缃先生邀我到他家去吃一顿饭。算是饯别，由此也可见北大前辈学者那种不同寻常的宽宏的气度。那时我确实不期而然地涌出如《论语·卫灵公》篇所说的：“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的亲切之情。我于一九五八年初到中华书局，到现在已将近四十年。先是做一般的古籍编辑工作，“四人帮”粉碎后，政治问题得到改正，环境逐步有所改善，七十年代后期曾任编辑室主任，八十年代初为副总编，一九九一年任中华书局总编。 （见《我们的学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一九五七年的教育界还有一件不大不小的风波，就是交通大学迁校问题。交通大学在上海，是一所有六十多年历史的、有声望的大学。一九五五年，高等教育部决定将它迁到西安去，上海的校舍移交给造船学院。到一九五六年，只迁去了一二年级学生和担任一二年级课程的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课的教师。这一来，学校立刻受到影响，华东区尤其上海区以第一志愿报考交通大学的考生大大减少，降低了新生的质量。迁到西安的人也觉得，这里科研、教学直到生活条件都不如上海，许多人都希望搬回上海去。整风鸣放期间，他们活跃了起来。五月九日晚饭后，他们开始聚众闹事，敲锣打鼓，鸣放鞭炮，一直闹到深夜。闹到学校停课一星期，最后只好推派代表赴京请示，直接向周恩来诉说。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仆仆风尘，奔波于西安上海间，化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六月十九日的《新华社新闻稿》上，刊登了杨秀峰的答新华社记者问，传达了周恩来对交通大学迁校的意见，报上的小标题说：“交大全搬西安虽有困难，但好处多。”“交大搬回上海有好处，也有不少困难，但支援西北的方针不变。”倾向显然是想要迁就既成事实，搬了算了。但是最后还是表示“迁西安，回上海，由交大师生研究考虑。”最后问题圆满解决，交通大学决定分设西安上海，统一领导。可是积极主张迁回上海的那些人，却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其中包括在北京当面向周恩来反映情况的沈三多，动力机械系工会部门委员会主任委员袁轶群，共产党员杨为民、潘震沧，以及学生李其家、陆友全、宗慕渝等人。

毛泽东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这个秘密指示中作了这样的布置：“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2页） 接着，他又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中谈到右派分子，说：“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份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 （同上书，第五卷，第438页） 这就是说，高等学校的反右派斗争，不但要在教师中划右派，还要在学生中划右派。

在大学生中，要划多少右派分子呢？毛泽东以最先发起“五·一九运动”的北京大学为例，他说：

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复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 （同上书，第五卷，第440-441页）

这百分之一、二、三，他心目中的当是谭天荣这些人吧，当然，还有人民大学的程海果即林希翎。反右派斗争的高潮起来，他们即受到了集中火力的批判。斗争的情况，报纸刊出的北京大学六千七百名在校学生签名致全国高等学校同学的一封信中作了这样的描写：现在我们正对右派分子展开全面的、系统的批判和反击，我们要从骨子里揭露右派的反动本质。目前，揭露批判右派分子的大字报和小册子更大量出现了，广播台天天播着批判右派分子的稿件，全校召开了群众大会，全面批判了谭天荣、龙英华等右派分子。战斗的洪流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冲洗着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污秽，奔向那浩瀚的社会主义海洋。 （6月28日《人民日报》）

不要以为大学生里划出的右派分子都是像谭天荣、林希翎那样的飞扬跋扈桀骜不驯的人。亡友包子衍是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前夕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当时他还不满二十三岁。在学校领导看来，他从来是个好学生，让他当了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兼山大广播站站长。他这个右派分子是怎么当上的呢？同班同学章振华在纪念他的文章里说：

一九五七年春天，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山大因“青岛日报事件”出现鸣放高潮。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民主讲坛”的辩论日夜进行。当时已显露了一些偏差，像大字报里出现了人身攻击；“民主讲坛”秩序很差。对此，子衍与我等都有看法。山大党委组织部长和团委书记分别找乔幼梅 （现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当时为全校学生会主席，共产党员，班团支部书记） 、包子衍谈话，要他（她）们扭转混乱局面。要包子衍控制广播站，使大辩论秩序正常。同时暗示在必要时可以成立一个组织，由团委直线领导，所需物资也由团委供给。一天夜晚，小乔、子衍等来我的寝室议论怎样贯彻党委、团委的指示。最后由乔幼梅、包子衍及我等七人发起成立“鸣放社”。当时我们只知道以往在各项运动和活动中我班一直跑在前面，这一次却落后了，既然党委、团委要我们积极投入，就应该迎头赶上。在“鸣放社”成立大会上，包子衍被推举为社长，我被选为秘书。也就在这次会议上，同学们讨论了使鸣放正常健康发展的意见，最后汇总成了三项十三条。此意见公布后，全校大部分师生表示赞同。校园内乱糟糟的状况有了改观。广播站在子衍的努力下也趋于正常。应该说“鸣放社”是在党、团的关心、指导下诞生的。社员中绝大多数是党、团员，也为帮助党整风做了一些对党和人民有利的事。可在以后六月份的反右斗争中，我班一部分人却硬说“鸣放社”是右派组织，乔幼梅、包子衍以及重要骨干近十人都是右派分子。 （《包子衍纪念集》，非卖品，第53页。）

就这样，这个三十七名学生的班，划出了七名右派分子。包子衍、乔幼梅都在内。他接受不了。同班同学李道铭写的悼文说：包子衍也不是那么好讲话的。他挺胸而出，在全班反右斗争会上，他舌战了十几个回合，辩论了两天半。终于，子衍从报上看到了丁玲、艾青、冯雪峰都成了右派，就被迫承认“糊里糊涂地成了右派”，但仍然坚持动机是好的。 （同上书，第56页）我同他是在共同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中成为朋友的，一九八○年我们都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朝夕相见，共事一年。他于一九九○年七月四日以癌症去世，终年五十六岁。我在这里写到他，还不全是为了对亡友的怀念，也是为了让读者知道：当年大学生中所划的右派分子还有这样一种类型。那时，大学生中的右派分子中，有不少都是跟他一样“糊里糊涂地成了右派”的。

对大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如何处理，在一九五七年暑期毕业这一届的分配工作中就有所反映了。国务院发布了一个《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七年暑期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几项原则规定》，其中第六项是：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发现高等学校（包括中等技术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本届毕业生中有极少数思想行为严重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对于这种分子，一般地国家仍应该给以生活的出路和继续改造的机会。他们之中，凡是考试及格的，同样发给毕业文凭；凡是考试不及格的，不要留级，只发给结业证书。对本届毕业生，各校都应该根据他们的日常表现，特别要根据这次整风运动最后的表现给他们作出政治审查结论。今后每届毕业生，都应该作出政治审查结论。其中思想行为严重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了有反革命罪行和违法乱纪行为的应该依法判处劳动改造或者劳动教养以外，其他都应该给以工作考查。考查的期限可以分别定为一年，两年或者三年，考查期间，分配他们做辅助工作，不给名义，不正式评级评薪，只给以生活补助费。他们之中错误严重的，应该留校考查；其他则由国家统一分配，由用人部门负责考查。如果他们不愿意或者不服从国家分配，可以由他自找职业，由他们所在地区的政府机关负责考查。（7月12日《人民日报》）

当初布置整风运动，是只在县团级以上机关，大的厂矿和大专学校进行。中小学校属于基层单位，并不在这个规划之内。那时主张在基层单位也要进行整风的，就被认为是右派的存心煽动。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了，开始也只在上述范围内划出右派分子。拿教育界来说，是在大专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可是中小学教师也是一支人数甚多的队伍，这也是不应该忘记的。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中等学校和小学的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通知》，《通知》说，全国中等学校和小学校现有教职员二百多万人，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好人，但是队伍很大，社会出身和政治思想情况可能比大专学校还要复杂。城市学校教职员可以采用机关整风的办法。农村学校教职员可以参加当地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思想政治问题，利用寒暑假集中起来解决。要做到整风和教学两不误。

据我所知，湖南一些县的小学教师，是在一九五七年寒假期间，也就是一九五八年一月或二月间，集中到县城里进行整风学习。这时不但章伯钧罗隆基早已划了右派，城市里那些机关单位的反右派斗争也大都早已结束。可是这些乡村小学教师，一年到头忙忙碌碌教一点书，平日连报纸也少看，他们竟是如此闭塞，不知忌讳。套用金圣叹的名言，他们的这顶右派帽子，可说是于无意得之，大奇！我的妻子郑柏龄当时在湖南湘阴县黄柏塅小学（现属汨罗县）教书，就是这样在一九五八年初的寒假里成了一名右派分子。我问过她，究竟是因为说了一些什么话才划为右派的，她已经说不出一个头绪来了。她只记得，她所在的那个学习小组里，开头一个人说了些什么，于是大家接着话头说下去，结果全组只有担任记录的一人没有划为右派分子，因为他专门记录别人的发言，记录本上没有他的发言。

当过小学教员的毛泽东是这样谈论这件事的，他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说：实际上去年十二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十几万右派，占全国三十万右派的三分之一。他们还猖狂进攻，你说章罗划右派，就不进攻了吗？他照样进攻。

教育界的反右派斗争，毛泽东最先考虑的只是大学教授。后来才扩大到中小学教员和大学的在校学生。至于未成年的中学生并没有进入他的视线。是李井泉，用浓墨重彩为教育界的反右派斗争写下了最后的一笔。当时李井泉是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他在四川省搞了一场“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里只说一下成都市的做法。一九五八年一月下旬，全市十九所中学的近三千名高中毕业班学生被集中到四中、九中、十三中三个点。要求大家写大字报向党交心。还给他们发下了一份“参考提纲”，罗列了一些去年被批判了的典型的右派言论。这些十六七岁、十七八岁的小孩子哪里知道轻重呢，这样折腾了十多天之后，在二千六百五十七个学生里面，划出第三类（落后）四百九十三人，第四类（反社会主义）九十二人。成都市在中学生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在全省推广，全省划出了上万名第三、第四类学生。 （李临雅： 《 高中生遭遇“模拟反右”》，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8期）

据当时主持其事的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箫菊人后来对访谈者说，“我现在记得当时杜心源 （注：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宣传部部长） 讲的，据他说大学生的右派现在清查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新进入大学的右派分子，要查清这一批学生，不能让这一批人进入大学。”

果然，这些划为第三、第四类的学生，不论你高考成绩多么好，总不会录取的，只能在社会到底层从事最卑贱的劳动。像成都市第十二中学学生孔繁绪，家庭出身城市贫民。学习成绩很好，特别是数理科成绩优异。不幸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划为第四类，上不了大学。他先到集体企业成都金属二厂当学徒，后来又到消防队作消防员，后来他到四川夹江一个工厂子弟学校去教书，可是不多久不让他上课了，叫他到收发室去做门卫。他厌倦了，一九八七年在悲愤中自杀身亡，才四十八岁。死前他多次对家人说：“我是完全能考上大学的呀！”当然也有命运不像他遭遇悲惨的人，成都市第七中学学生吕涛，当时被划为第三类，也是上不了大学。他先在重庆钢铁公司耐火厂烧窑三年，后来又到巫山桃花铁矿井下放炮。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关肇直副所长发现了他的数学才能，调他到中国科学院成都数理科学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一九八八年被聘为研究员。后来是四川大学数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个没有本科学历的博导。 （以上据王建军主编《五八劫——一九五八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记实》，自印本）

十五、《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文汇报》是一张在战火中诞生的报纸。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沦陷。一些报纸不愿接受敌方的新闻检查自动停刊。一些有爱国心的报人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在沦为“孤岛”的租界创办了《文汇报》。这张报纸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日立场。出刊才半个月报社就挨了炸弹，炸死一人，伤二人。到一九三九年五月终于被迫停刊。抗日胜利后复刊，成了一张很有特色，深受知识份子欢迎的报纸。一九四六年内战爆发，《文汇报》即倾向于支持共产党方面，因而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又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才复刊。

有二十多年办报经验的总主笔徐铸成很快就感觉到，他很难适应解放区办报的那些规矩。他在回忆录中谈到复刊不久的两件事情：无奈解放后一些套套，每使人瞠目束手。举例言之。在长沙解放之日，我们已在无线电中收到确讯，而翌日刊出，即被指为抢新闻，是资产阶级办报作风，因新华社尚未正式公告也。再如《论人民民主专政》发布之日，要闻编辑郑心永按所列问题，作分题以醒眉目，亦被指为离经叛道。如此重要文件，只能做经典郑重排版，安可自由处理！总之，老区方式，苏联套套，只能老实学习，不问宣传效果，此为当时必经之“改革”。因此，我对社论也艰以执笔，因数十年记者经验，从不惯于人云亦云，思想未通即先歌颂，每以此为苦。（《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65-166页）

本书第六章曾经写到徐铸成同储安平的一次谈话，他对储安平说的，采访“出发前及回来后，都与领导同志商谈，反复请教”的态度颇不以为然。他想到，复刊后的“《文汇报》之被歧视，殆即由予之不善应付欤？”可是，江山好改，“本性难移，要我俯首就范，盲目听从指挥，宁死亦不甘也”。 （同上书，第177页）

一方面是宁死也不愿改变，另一方面是对旧知识份子和旧报纸的改造抓得很紧很紧。这里就有了一个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一九五○年春天，徐铸成到北京出席了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记下了这次会议的精神：

从此提出报纸要反对刊载社会新闻，不得发表抒发个人感情及黄色、迷信的报导和作品；反对“资产阶级办报思想”，报纸宣传要为党的当前政策服务；新闻“宁可慢些”，但要“真实”。总之一大套苏联模式的清规戒律确定下来了。 （同上书，第186页）

从这一段话里可以看出徐铸成对会议精神的反感和抵触。他不满意这一套，可是另一方面对于他的这张报纸也是越来越不满意，已经在考虑如何处置这张报纸的方案了。徐的回忆录记下了就在他出席这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

有一天，乔木和我单独谈话，说团中央准备创刊一报纸，介绍我去联系。过天，我到了团中央，廖承志先生和荣高棠先生和我谈话，表示愿与《文汇报》合作。我希望能保留“文汇”名称，报名或称《青年文汇报》，商谈未做结论。我回沪后不久，听说已吸收开明书店一部分人员参加，筹备创办《中国青年报》了。 （同上书，第186-187页）

团中央的机关报《中国青年报》是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创刊的，并没有借助文汇报的任何帮助和合作。胡乔木介绍徐铸成去团中央商谈办报的事，与其说是为了《中国青年报》的创刊，还不如说是为了《文汇报》的停刊：用一种温和的手段改造或者说消灭一张看着不顺眼的报纸。这事不迟不早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期间发生，推想起来这次会议的任务，一是定出那么一套精神让今后各报遵循，二是要给不想保留的报纸做出适当处置吧，于是才有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亲自出面介绍徐去团中央商谈的一幕。无奈徐铸成太爱他的报纸了，连“文汇”这两个字都舍不得放弃。团中央要办一张不伦不类的《青年文汇报》干什么呢？这商谈当然也就没有结果。

这一回虽说没有谈妥，但是将文汇报变成另外一张什么报的既定决心是这样执着。到了一九五三年，报社接到了一纸命令。徐铸成的回忆录说：一九五三年，报纸奉命转向以中小学教师及高中学生为主要对象，由教育局长戴白韬及青年团市委之孙轶青、陈向明诸同志参加编委会。学习苏联为主要任务。外勤科调整为教育（高等学校）、中小教育、一般新闻等几个小组，号召学习“凯洛夫教育法”，我义应带头，亦刻苦钻研。 （同上书，第199-200页）既然商谈不易有结果，用行政命令来解决问题当然干脆得多。徐铸成心爱的报名没有改变，可是报纸改变了，不再是原来的《文汇报》了，可说是已经跨出改为《教师报》的第一步。

不但报纸正在改造，人也得到改造。他在回忆录中说，像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每一‘战役’都事先有具体部署，我奉命参加旁听，自然也要写些遵命的社论和长短文章。” （同上书，第200页） 过去以此为苦难于下笔的现在也能写一点了。

徐铸成终于认清了形势，思想也多少得到了一些改造。这时，将《文汇报》改为《教师报》的条件就渐趋成熟了。一九五四年九月，徐铸成到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他在京期间的日记，多处记下了同教育部的副部长董纯才、林砺儒、柳湜、韦悫等商谈报纸改名、迁京的事。到一九五六年四月，《文汇报》终于在上海宣布停刊，教育部的报纸《教师报》于五月一日创刊，徐铸成被任命为教师报的总编辑。这时，一九五○年春天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期间提出的变《文汇报》为另外一张什么报纸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文汇报》变成了《教师报》，是徐铸成生平恨事。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呢？他先后有过几次不同的说法。一九五七年他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听说消灭《文汇报》改出《教师报》的方案，就是彭柏山提出的”。 （徐铸成：《“墙”是能够拆掉的》，载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文汇报》） 而在一九八八年写的《“阳谋”亲历记》中说的却是“当时上海的第一书记（有名的“一言堂”）认为上海报纸太多，不便于控制，主张《文汇报》停办。” （同上书，第334页） 将责任归到柯庆施名下。直到一九九八年《徐铸成回忆录》出版，人们才知道这事的详细经过，其实同彭柏山柯庆施二位说不上有什么关系，甚至根本不必提出个人责任问题。徐铸成先后将责任归之于被打成胡风分子的彭柏山和后来也被否定的柯庆施，这也反映了知识份子的可悲处境。

正当《文汇报》在上海停刊，《教师报》在北京出刊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时候停掉这张联系了相当数量知识份子作者和读者的报纸真不是时候。为了推动百家争鸣，开辟发言之地，几乎是《文汇报》刚刚停刊就有人考虑它复刊的事了。复刊《文汇报》这主张，是毛泽东首先想到、或是别人想到向他建议，弄清楚这一点并不重要。总之这主张必定是他赞同的。

七月下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分管新闻工作的副部长张际春约见徐铸成浦熙修，正式通知他们中央已经决定《文汇报》复刊，要他们立即写出《复刊后言论方针》和《复刊计划》两份方案，迅速送中共中央审批。当时徐铸成向张际春提出的一些要求，后来也都得了满足。例如在人员方面，他要求把已经在《人民日报》工作的钦本立还给《文汇报》，要求把一些在《文汇报》工作过的得力的编辑记者从各处调回来，要求把那两位无法合作的仁兄调离《文汇报》，这些都做到了。

至于要写复刊后的编辑方针，徐铸成很费踌躇。他想，中央决定《文汇报》复刊，大概认为它与知识份子一向有联系，应以宣传“双百方针”为重点，但如何宣传，他心中无底，于是向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讨教。邓拓说：

我们《人民日报》已千方百计鼓励知识份子鸣放，但知识份子看来还有顾虑，不能畅所欲言。你们《文汇报》历来就取得知识份子的信任，你们首先要说服知识份子，抛开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使广大知识份子思想上的障碍消除了，他们才能尽其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力量。我看，这应是《文汇报》复刊后主要言论方针。

其次，我们被帝国主义封锁，也自己封闭多年，你们应多介绍各国科技、文化发展的新情况，以扩大知识份子的眼界，以利于他们研究，提高水平。也要关心知识份子的生活，他们有什么困难，你们可以反映。再如室内外环境应如何合理布置，业余生活知识份子喜欢种花养鸟等等，你们也不妨辟一个副刊，给知识份子介绍一些知识，谈谈这些问题。

应同时注意广大农村的知识份子。毛主席讲过：三大改造完成后，不可避免地在广大农村会出现文化高潮。过去《大公报》所载的旅行通讯，这形式很受读者欢迎，你们不妨派一部分记者，深入各地农村采访。我一向反对由各级党委介绍下去，到合作社找人谈。这样，必然报喜不报忧，只说好的，不谈问题。你们不妨直接派记者到基层了解情况，写出旅行通讯，这会有利于得到真实的新闻，有利于文化高潮的来到。

最后一点，我认为《文汇报》也应注意国际宣传，目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影响，还只能偏重于苏联及东欧国家，《文汇报》和《大公报》，因历史的关系，更可以影响日本、东南亚及西欧各国，在这方面，《文汇报》有不少有利条件，比如，通过香港《文汇报》，多进口些最新国际书刊，总之，对这方面多发言，多报导，可以弥补我们的不足。（转引自徐铸成《“阳谋”亲历记》，见同上书，第339-340页。）

徐铸成大体即按照邓拓说的这些意见写了《文汇报言论方针计划》送给张际春。张当面详细看了一遍，对徐说：“很好，很好，你们不必等中共中央批示，先照此计划，着手筹备复刊工作。”不久，中共中央也就批准了这个方案，批文中还特别写明“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

十月一日，《文汇报》在上海复刊。从七月下旬开始具体谈论这事，到出报才花了两个多月，这样的速度和效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说是不多见的。这一方面说明徐铸成这些人是干事的人，特别是复刊《文汇报》这事使他们兴奋，激发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干劲。更重要的因素，是中共中央迫切希望这张报纸复刊，把这事作为推行新方针的一项重大措施，因而给予种种便利，排除种种障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共产党的支持这一条，决不可能这么容易就办成一件事情的。

《文汇报》一复刊，徐铸成立刻使出了浑身的解数。这不但是他的事业，而且可说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一定要办出一张他理想中的报纸来。后来他在《“阳谋”亲历记》一文中以颇为自得的心情回忆说：

新复刊的《文汇报》，力求革新，全面打破苏联式老框框。内容主要以贯彻双百方针为主，多姿多彩。除刊载各方面专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文章之外，还连载了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回忆录。老一代革命家朱德同志及魏文伯、陈同生等同志的诗词，也特寄我报刊载。编排、标题也有所革新，使读者喜闻乐见，耳目一新。副刊中有《彩色版》，主要为落实邓拓同志的建议，关心知识份子的生活情趣，如书斋如何布置，如何绿化环境，如何提高情操等等。极受读者欢迎。编者黄嘉音同志，编辑《西风》月刊，富有经验且有丰富学识，经柯灵同志介绍，特请他兼任主编。

我还接受邓拓同志的建议，派记者赴各地采访，撰写旅行通讯，如派黄裳同志赴滇，派宦邦显同志赴四川，全一毛同志赴浙江等，都写出了极有内容、富有文彩的报导，并就地组织作家撰写作品，深受广泛的欢迎。这就是后来被指为我“向各地放火”的罪证，这是后话。（同上书，第343页）

这里说的安娜·斯特朗的回忆录，是她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写的一本新书《斯大林时代》，其中“巨大的疯狂”一章，写一九三六年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范长江看了这书，推荐给徐铸成翻译连载。那时中国还只有很少数人知道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是《文汇报》上连载的这篇作品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第一次比较详细地知道苏联的肃反是怎么一回事。从而也引起读者思考一九五五年中国的肃反运动。说点火，这篇作品也是起了点火作用的。

一九五七年三月徐铸成应邀赴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当面夸奖他：“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同时毛还肯定了《文汇报》关于电影的讨论。

毛泽东这一次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的情况，在前面第六章已经详细说过了。徐铸成听了这些谈话，兴奋，陶醉，产生了一种知遇之感。他决心把报纸办得好些，更好些，要办出一张使毛泽东更加中意的报纸来。于是，他向毛泽东请示：在宣传“双百方针”的时候，怎样才能既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又不犯修正主义错误。后者也就是后来毛泽东说的资产阶级方向。这个错误，是徐铸成力图避免的。

刚刚参加过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三月下旬，徐铸成被安排为中国新闻工作者访苏代表团团长。这件事，钦本立在《留在记忆里的片断》一文提供了一个细节：

一九五七年初，北京决定徐铸成参加中国新闻代表团访苏，并宣布他任副团长。为了提高文汇报的声望，我立即去信邓拓，建议改任徐铸成为团长。邓拓接受我的意见，报请中央有关领导批准，让徐铸成当了团长。事后听说，中央原来决定由中苏友协总干事林朗（党员）任团长，当邓拓提名徐铸成后，毛主席说，为什么一定要党员当团长，徐铸成是党外人士，我看他当团长就很好嘛。在当时，让一个党外民主人士任访苏新闻代表团团长，规格算是很高的了。 （文汇报回忆录：《从风雨中走来》，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从这件事可以知道这时候毛泽东是很看好徐铸成的。

徐铸成在苏联访问了四十四天，于五月初回国。他一面访问，一面还是惦记着自己的报纸。事后他回忆说：在莫斯科时，看到《文汇报》，认为有些标题太尖锐，火气太大，根据我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有些题材尖锐的新闻，标题应求平淡；反而内容一般的，标题不妨“打扮”得突出些。这是老编辑的一般的常识。为什么这一段《文汇报》标题如此“火上加油”，我很不安。到京的当晚，我和钦本立同志通了长途电话，说了我的看法，问他为什么标题火气这么大？他对我含糊答复了。（直到“文革”以后，原《文汇报》参与编辑的同志告诉我，在那一段时期，编辑部负责人几乎天天接到市委一言堂的指示，要《文汇报》加温再加温，原来这也是引蛇出洞，“阳谋”的一个手法。） （《徐铸成回忆录》，第354页）

访苏归来，在北京停留的时间里，徐铸成还去访问了邓拓。邓拓对他说：“你们出国后，《文汇报》在贯彻‘双百’方针及帮助我党整风方面干得很好，所以很受读者欢迎，听说发行数已经接近三十万了。”徐说，“有些标题太火辣辣了，我是不放心。”邓说，“这些是小毛病。”可见，邓拓这一位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总编辑，对于这一段时间里《文汇报》的宣传方向是肯定的，有毛病也不过是小毛病。

第一个批评《文汇报》宣传方向的是姚文元。六月十日的《文汇报》刊出了他的短文《录以备考》，对比了几家报纸对于同一新闻稿的不同处理。例如，毛泽东接见共青团代表时的讲话，《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都做了十分突出十分醒目的处理，而《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二个铅字那么大。又例如，李维汉在民主人士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姚文元注意到，《人民日报》是突出了“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作为标题，并且用“……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须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为副标题，而《文汇报》则以“中共诚恳欢迎监督和帮助”为标题，以“认为很多批评和意见有助于克服三大主义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副标题。姚文元说：“明眼人一见就可看出彼此着眼点是不同的。”他当然是个明眼人，从这里看出了“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这篇文章正合了毛泽东的需要。他让《人民日报》在六月十四日转载了它，并且借这个由头，写了一篇《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公开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这篇署名为“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认为，“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导，这是有报可查的。”毛还夸奖说：“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这里，毛泽东对《文汇报》批评的分量应该说是够重的了。

徐铸成的反应，以为这批评同他个人的关系似乎并不很大。后来他回忆说：

我当时心里还很坦然，《文汇报》复刊的编辑方针，是经中央审批的。……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亲口对我肯定并表扬了《文汇报》，可见这里指的一个时期，是指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后，而这次会议刚闭幕，我就到苏联去访问了四十四天，回京在五月中旬，所谓大鸣大放的高潮已经过去。而且回沪已近五月下旬，到六月初这一“号角”吹起时，我赶写《访苏见闻》，尚未全面抓起工作，心想，我有什么责任呢？有什么可检查的呢？

邓拓同志十分关心《文汇报》和我，在《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发表前，就电告我和钦本立同志，希望我们争取主动，先自我检查。我怎样也想不通，如何落笔？到深夜才勉强凑成一篇社论，大意说：我们响应号召，展开双百方针的宣传，想不到引起读者这么大的反响。（同上书，第356-357页）

这样的检讨当然过不了关。后来，毛泽东在他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文汇报》在六月十四日做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做自我批评是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文汇报》的批评是不够的。这个不够，带着根本性质。就是说《文汇报》根本上没有做自我批评。相反，它在十四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做了辩护。“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

又说：

《文汇报》是按照上述反动方针行事的，它在六月十四日却向人民进行欺骗，好像它是从善意出发的。《文汇报》说：“而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错了，应改为“充满着”。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残存着一点资产阶级思想，够用吗？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6页，第437页）

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社论的意义远远不只是批判一两张报纸，本书前面已经说过，它是正式向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简称章罗同盟宣战的檄文，是这一场反右派斗争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在这一篇社论里，毛泽东将反右派斗争的策略中可以公开的部分做了概括的说明，并且称之为“阳谋”：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做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6-437页。）

“阳谋”在毛泽东是轻车熟路的手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就曾说过：“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264页）

这里的“有人说”就是“王明说”。这篇讲话是经过整理才编入《毛泽东文集》的。据王明的《中共50年》，毛泽东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用王明的话来讲，整风运动是一种阴谋。我说，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我当时公开说过，我想取代王明的地位，并把这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来我还要写历史。怎么能说这都是阴谋呢？我认为，所有这些统统都是阳谋。” （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二○○四年三月版，第160页）

从这篇社论也就可以知道，他提出香花和毒草的划分，并不是讨论什么哲学的范畴，而是实施阳谋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准备。也可以知道，章伯钧、罗隆基、徐铸成辈，事先就已经被看作是敌人了。

对于毛泽东十分自负的“阳谋”一说，也有人做过这样的分析：“由整风鸣放转到反右，有多种因素，其中毛泽东怕脱离广大党内干部，怕批评他发动鸣放搞错了，有损他一贯‘英明正确’的清誉，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所以他赶快大转弯，并改口说他早有反右洞见，是故设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其实不过是为掩饰他对形势估计的错误和倡导鸣放方针的失算，而自圆其说。以示他早就有神机妙算，洞察一切，从而取得党内保守势力的支持，消除对他发动鸣放的怨气，挽回广大党员干部对他的绝对信任和崇拜。”

七月二日，《文汇报》发表了题为《向人民请罪》的社论，完全接受了《人民日报》社论的批评，承认《文汇报》这几个月是确确实实成了章罗联盟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六月份的自我批评，是徐铸成写的，他写得很吃力，不知道如何落笔。这篇向人民请罪的社论就不必他费心了。已经另外有人执笔，而且还点了他的名：“章伯钧、罗隆基的锣鼓怎么敲，徐铸成浦熙修就怎么唱。”

徐铸成本人却不肯接受这个批评。为了一定要他承认是在章罗同盟的指挥之下办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找他去谈了一次话。徐铸成在《“阳谋”亲历记》一文中记下了这次谈话的经过：

李维汉部长问我检查得怎样了。我说：我苦苦思索，实在是什么都倒出来了，但还得不到同志们的谅解，说没有交代清楚和章罗同盟的关系。他说：我知道你和章罗没有特殊的交情，我也了解你是一贯对党有感情的，为什么把报引到这条道路上去？受了什么人的鼓励报才这么办的？你应该讲讲明白。我说：“我这个人，脾气很顽固，向来没有什么人会诱导我走邪路。《文汇报》如果办的方针不对头，一切责任在我。”他说：“你的思想不用太褊狭，想想你的上下左右，和什么人接触过？有意无意受到什么影响？”我心想：《文汇报》复刊方针、计划是党中央审批的，邓拓同志、夏衍同志、姚溱同志最关心《文汇报》，但这些，我能讲吗？万万不能讲。他又再三逼我，我只得说：“我平素最钦佩的是傅雷、宋云彬两位，关于文学艺术问题我知识不够，有时向他们求教。主意还是我自己定的。”这间房子里本来只有李维汉、刘述周和我三个人，讲到这里，我忽然看见旁边一间小屋里，有两个人在记笔记，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了。宋云彬同志先我陷入罗网，而傅雷同志则因我这一句话，可能要受牵连了，自己追悔莫及。（同上书，第360-361页）

《文汇报》的这篇《向人民请罪》的社论还表示，《文汇报》正全心全意投入反右派斗争，用我们的笔，与右派决一死战，而且今后还要坚决与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立场作不调和的不懈怠的斗争。三日，《文汇报》又以《痛切改造自己》为题发表社论，表示文汇报的全体工作人员，决心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改造自己，坚定立场，改变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办好一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报纸。二日和三日《文汇报》上，还连续发表了由该报编辑部署名的《我们的初步检查》，对前一时期发表的言论和版面的编排作了揭发和批判。

《文汇报》这篇连载两天的“初步检查”长达一万多字，内容很多。例如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这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时候毛泽东表示过赞许的，现在，却检查说：“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我们组织了电影问题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我们大量刊登了一些抹煞解放以来电影事业成绩的文章，特别是刊登了朱煮竹所写的《为了前进》和转载了发表在《文艺报》上的《电影的锣鼓》。这两篇文章，将人民的电影事业描写得一团漆黑。在讨论期间和以后，有同志向本报提出意见，希望我们注意这种倾向。然而，忠言逆耳，编辑部没有重视”。

还检查了对罗隆基发言的处理。三月十八日罗在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当天浦熙修主持的北京办事处以专电发来，第二天就以大字标题在第一版刊出。罗的这篇题为《加强党与非党知识份子的团结》的发言，本书第六章已经做过介绍。现在《文汇报》做检查，以为其中“批评党员，不管批评得是否妥当，不等于反党，更不等于反革命”这些话是以煽动的口吻说的，是“为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开路”，而《文汇报》的这样处理，就是“积极支持了罗隆基的这种谬论”。

毛泽东写的批判《文汇报》的社论中说了民盟和农工民主党“点火于基层”，于是《文汇报》的检查就包括这方面的内容，说，“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错误做法，还表现在到处点火，进行煽动性的报导。”“点火的范围，不仅遍及全国各主要城市，而且还要点火到基层。”还举了一些报导方面的实例。例如柯庆施在市委宣传会议上说的目前基层暂时不整风，可是在报导的时候没有将这意思在标题上表示出来，却刊出了右派分子王造时《把放鸣的重点放到基层去》的发言。《检查》说，王的这一篇是“企图打乱整风步骤，主张在基层‘放火’的文章。”

王造时这篇发言的要点，本书第十章已经做过介绍了。看来他最犯忌讳的是这样一段话：“到今天为止，来自基层的呼声，还是稀少而微弱得可怜。我们难得听到成千成万的中小学教师和学生的呼声；我们也难得听到各机关小职员及各店铺小商人的意见；尤其是我们还难得听到千百万的工人和农民的心头话。今天我们可以摸出一个放鸣情况的规律，就是越到下面，越不敢放鸣，越不知道如何放鸣；越到乡村，越不敢放鸣，越不知道如何放鸣，也就是说：哪里最沉寂没有声音，哪里的官僚主义就可能是最弥漫。因此我认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我们应当把这放鸣运动及时推行到人民生活和生产各部门的基层单位上去。”

在这个问题上，《文汇报》的这篇《检查》还说，“除原已有记者或特约记者的北京、重庆、成都、广州、南京、新疆等等地区之外，又派出了记者到杭州、镇江、扬州等地点火。编辑部还指示各地记者召开教师座谈会，向教育部‘提意见’，进行过不少歪曲事实的报导。而在每一个地方放火，差不多都和当地党委闹对立，把党委说成是‘高墙仍在’、‘缩手缩脚’，把当地的政治空气描写成‘似暖还寒’，没有‘春风’，‘密云不雨’，‘未揭盖子’等等。形成打击党的领导，制造紧张空气。”这些在外地记者的活动，《检查》说，“显著的例子之一，是本报记者所写的《流沙河谈《草木篇》》。《草木篇》是毒草，是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毒箭，这是尽人皆知的了。但在西南的本报记者站在流沙河的立场，写了访问记，颠倒是非，诬蔑别人‘侵犯人身自由’，致使一些不明真像的读者远道写信给四川省文联的党组织提意见，弄得皂白不分。接着，记者还连续拍发多次有关四川文联讨论《草木篇》的专电，一再为流沙河的错误思想辩护。”

毛泽东撰写的这篇社论，不仅提出了“《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而且提出了他们之间的组织系统问题。社论说：“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这里罗隆基、浦熙修两人是指名道姓的提出来了，而“文汇报编辑部”指的是什么人呢？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指徐铸成的。可是现在已经知道，当初中共上海市委对这件事有过一点犹豫。徐铸成的儿子徐复仑写的《石西民谈徐铸成划成右派实情》一文透露了当年考虑的情况：某日，石（西民）随同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分管宣传工作的书记张春桥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处去商定《文汇报》编辑部的帅，途中张问石：“你看此帅应是谁？”当时浦熙修是《文汇报》的副总编辑，浦的领导只有总编辑徐铸成和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钦本立两人。石答道：“徐铸成三月二十七日就出国访苏了，这几个月《文汇报》由钦本立主持工作。徐出国前，毛主席曾亲自接见，并对徐和《文汇报》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个闹资产阶级方向的帅应该是钦本立。”张春桥说：“你说得不错，但是老人家 （指毛泽东） 的心思谁也吃不透，哪天他又要揪钦本立的后台，岂不揪到你我身上来了吗？还是定徐铸成。再要揪徐铸成的后台，往章罗联盟身上一挂不就了事了吗！”随后柯庆施同意了张春桥的意见。这样，徐铸成的右派分子帽子在未经群众揭发批判之前早就内定下来了。

为了说明中共《文汇报》党委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正确领导下与以徐铸成为首的、坚持资产阶级方向的民盟支部作坚决斗争，《文汇报》社中要多定民盟盟员为右派分子，中共党员一个不定。因此，连原来内定为右派分子的钦本立和唐海都成了反右英雄，温崇实理所当然也就幸免于难了。（《炎黄春秋》2006年第11期）

钦本立在《留在记忆里的片断》里有一段记载可以参看：

《文汇报》复刊初期，我同徐铸成合作得很好，因为有共同的办报思想嘛。在徐铸成三月至五月访苏的一个半月中，报社的实际工作是我在负责，不能归咎于他。他访苏回来后，去市里开会，在发言中讲“拆墙”经验，也是我们动员他去讲的，不是他自己提出来的。所以，当时我们认为不应该划他为右派。我把这个意思向柯庆施说了。

柯庆施对我讲了三条意见：第一，徐铸成的问题作为认识问题，不作为政治问题；第二，他还是当总编辑；第三，还是有职有权。……这是人民日报发表“七一”社论之前的事。可事隔几天，北京就点了徐铸成的名。 （前引书，第139页）

《文汇报》的这篇《检查》也接受了这个所谓“文汇报的民盟右派系统”的批评，说：“浦熙修和罗隆基关系的密切是人所共知。当《文汇报》去年复刊前夕，罗隆基就约了浦熙修同去北戴河。《文汇报》复刊后，浦熙修在报纸工作中，就贯彻着罗隆基章伯钧的反动观点。浦熙修不是向党靠拢，而事事向罗隆基、章伯钧等右派野心分子请示，布置本报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她还经常在北京办事处进行‘传达’。现在检查证明，她所‘传达’的，不是党中央的指示，而是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的指示。这样，就使得北京办事处的编辑和记者，在执行工作的时候，被浦熙修引往错误的道路。有时候，罗隆基还直接对本报北京办事处发号施令，居然狂妄地申斥记者，说他们不该不将某些新闻以专电拍发上海。其话动之猖狂，由此可见。”

浦熙修在开始还不能接受这个批评。七月六日《人民日报》报导说：“在七月四日继续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浦熙修拖延、抵赖、拒不交代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一民盟右派系统的真实情况，遭到了大家有力的抨击，在群情愤慨下，浦熙修说她将在明天‘老老实实地交代对人民的罪行’。”到七月十日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她终于交代了罗隆基与《文汇报》的关系。她说：罗隆基曾经千方百计要我搞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不让我去学习和作其他报刊的工作。去年四月二日罗隆基从莫斯科给我来信，叫我在文汇报的人事安排上，“不必太老实，当争的应该争”。去年十月，《文汇报》复刊时，他又对我说，“《文汇报》是一张大有搞头的报纸，这应该是你一辈子的事业了，不必再埋怨我把你安排在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岗位上。”罗隆基又指使他的亲信刘光华到文汇报办事处来工作，并且要重用刘。以后在整风期间，刘光华就到处点火。《文汇报》复刊时，原来想以中层知识份子为中心，兼顾大知识份子，罗隆基认为要多搞大知识份子，代表他们，多替他们说话。我们也听从了他的意见。所以《文汇报》在复刊之初就贯彻了章罗联盟的“鸣放为主”的方针。罗隆基还要我们不要听党组的话。我们告诉他党组换了人，他说：“不管换人不换人，党组总是党组。”在工作中我有事总是问他，我们每天总有电话来往。他常常在我的面前诽谤党员负责干部。正是这样，我才拒绝中宣部介绍党员来文汇报办事处工作。 （7月11日《人民日报》） 这里说的刘光华，后来和他的母亲刘王立明都被划为右派分子。

罗隆基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做的检讨，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

这些年来我对《文汇报》的创立和复刊是相当关切的，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一方面由于十年来我同浦熙修的私人友谊，我希望她把她的事情做好，另一方面，我亦错误的认为在中国还应该有社会上所谓的民间言论机关。因此我遇有机会就鼓励《文汇报》不要办成同《人民日报》一模一样的报纸。由于《文汇报》徐铸成一再向我发表埋怨党组的牢骚，我的确曾一再直接间接向《文汇报》负责人表示过，认为报馆不要过于迷信党组领导，有事到北京来反映。我与浦熙修是日常见面的，她亦经常向我征询有关文汇报的意见。通过她我向《文汇报》灌输了一些不健康不进步的意见，无形中使她的工作犯了右倾的错误，间接又使《文汇报》犯了错误。《文汇报》在今年三四月间是受人夸誉的报纸，今天为反右派斗争的对象，主要在整风时期《文汇报》犯了错误。这是今年五、六月间的事情，今年五月间浦熙修到东北视察去了，等到她视察回来，我六月三号又出国了。即使我真有利用《文汇报》，在整风期间，来扩大右派宣传，事实上这个时期亦无法利用的。我只说明事实，并非洗刷责任。《文汇报》的右倾，徐铸成、浦熙修两人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已经承认了他们的责任，但我以往劝文汇报不要迷信党组的荒谬主张，我通过浦熙修经常灌输右派思想的影响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7月16日《人民日报》）他承认了同《文汇报》有很深的关系，但是，对于毛泽东在《社论》里说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这一点，罗隆基排出日程表来为自己洗刷了。

《文汇报》的这篇《初步检查》中还提到：“徐铸成在本报复刊的时候，将两位党员负责同志赶走，作为他的‘拆墙经验’。对此，不仅津津乐道，还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为发言内容；还写成文章在报纸上刊出。”这里说的，就是那篇《“墙”是能够拆掉的》，本章前面已经介绍过了。现在已经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几个月前被“赶走”的两位仁兄也就可以出来讨还旧债了。在七月二日继续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据《人民日报》报导：“被徐铸成等从文汇报排挤出来、现在在教师报工作的共产党员张树人，揭露章罗同盟和浦熙修把文汇报作为反党工具是由来已久的。” （7月4日《人民日报》） 并举出了一些事例。因为不但有公愤还有私仇，发言者当然就有更高的热情了。

《文汇报》不但在版面上发表《向人民请罪》的社论和检查，在报社内部，也像突然发生了一场地震一样。七月八日，中共上海市委调派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陈虞孙来文汇报社主持工作。在一场热火朝天的反右派斗争中，全社划出右派分子二十一人，其中梅焕藻、江显良二人自杀身亡。

徐铸成在《“阳谋”亲历记》一文中说：最使我终身负疚的是梅焕藻同志。他中英文流畅，长期任《大公报》驻印度记者，胜利回国后，任当时《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先生的秘书，而倾心进步，当《文汇报》因经济困难招读者股时，他是《大公报》内少数积极应募者之一。后来，《大公报》北迁，他自愿留在上海。《文汇报》一九五六年复刊时，我再三登门邀请他任社长办公室秘书。平时，他工作十分负责、认真，但从不参与编辑部事务，他心直口快，有时对《大公报》的要员，也表示不满。罡风匝地时，有位原《大公报》要员调《文汇报》任总编辑，曾找梅焕藻同志谈话，问他对运动有何看法，他只说了一句：“徐铸成成为右派，我思想有些不通。”一言既出，立即受到围攻，要他交代，他走出会场，立即跑上屋顶，跳下楼了！他是《文汇报》第一个壮烈牺牲者！ （前引书，第362页）

毛泽东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中，是将《光明日报》与《文汇报》相提并论的。他批评的，其实也只是“一个时间内”即储安平任总编辑时期内的《光明日报》。在这以前，这张号称民主党派的报纸，并没有显现出与共产党党报不同的面貌。这样的报纸当然不会受到批评。而在六月八日储安平辞职之后，报纸又回到原来的路线上去了。所以七月一日发表的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就不再批评它，而说，“《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

储安平主持《光明日报》编辑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却是当年一件大事。他是四月一日到职的，头三个星期，他只在编辑部“了解情况”。四月十九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决定，《光明日报》完全由民主党派独立自主来办，并撤销党组。储安平从这个时候开始实际掌握编辑业务。据《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揭发，储对这一决定的反应是：“这句话说的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有人问他：宣传上的重要问题是不是要和中共中央宣传部联系？他说：我们民主党派报纸用不着。（6月20日《人民日报》）

后来，七月十五日，以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光明日报在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间所犯错误的检查》中，可以看到他这时间内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被认为是错的。

第一件错事。这篇《检查》说，储安平抓业务的第一步，就是派出记者到九大城市召开座谈会，处处点火，打乱整风步骤，煽动人民对党不满。

《检查》说，九大城市座谈会是储安平亲自指挥的一个大规模的阴谋活动。他在章伯钧的支持下，既不同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系，也没有向各民主党派中央请示，就做了布置。在记者出发前，储安平面授机宜，指示记者，要找有代表性的、素来有不满情绪而又敢于说话的人参加座谈。有一个记者曾经向储请示，如果有些人虽有代表性而“无事可鸣”，有些人虽“敢于鸣放”而却没有什么代表性又怎么办？储安平肯定地指示，邀请后者。这就充分表明了他是企图利用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利用知识份子落后的一面来为章罗联盟的阴谋打先锋。这里，对储安平的意图可说是做了深刻的分析。不过，这篇《检查》实际上还告诉了人们，储安平并不是一位真正享有权威的总编辑，他的“指示”是可听可不听的。《检查》说，例如复旦大学的王恒守，是上海第一个提出取消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主张所谓“教授治校”的右派分子，储安平就指示驻上海记者一定要邀王恒守参加座谈，可是驻上海记者并没有接受这个指示。

又一件错事。五月四日那天发表了一篇纪念“五四”的社论。《检查》说，这篇题为《大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是“向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进行煽动的一篇具有纲领性的文章”。为什么呢？《检查》说，“社论中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和‘五四运动’相提并论，显然是原则性的错误。‘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陆定一）。一个是对敌人的革命运动，一个是人民内部的自由问题。而这篇社论却是号召‘继承和发扬五四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传统’，把敌我的界限混淆了。”

关于五四运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0页） ，这是一个思想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是人民群众自我教育的运动。它是启封建主义之蒙。“双百方针”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破除一种新的蒙昧，也可以看作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说“双百方针”继承了五四传统似乎并没有错到哪里去。而在这篇《检查》的执笔者看来，在共产党执政之后，这“继承和发扬五四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传统”竟是一个反动口号了。

又一件错事。《检查》说，在这一段时期的许多新闻报导和座谈会发言中，把叫嚣民主党派不受重视、没有发挥作用以及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等等，用显著的地位登在报上，企图在读者中造成“党天下”的印象。幸好《检查》的执笔者还没有说储安平造谣，因为它接着说，对于报导有些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不受重视，发挥作用不够，以及对某些担任政府领导工作的非党人士的职权尊重不够，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问题是夸大了这些个别现象，得出了普遍性的结论。

又一件错事。《检查》说，是五月二十六日发表的《北大开辟“民主墙”》。这是储安平跑到北京大学看了大字报，回来就通知本报学校教育部立即报导的。总编室主任高天提出：这样报导一定会起煽动作用，扰乱整风步骤。储安平说：这我不管，是事实我就要发表！

诸如此类的错事，检查出了不少，这篇《检查》长达一万六千余字，摘引起来不胜其烦。这里只再讲一件，即储安平任内反映在报纸版面上的最后一件错事。六月九日报纸上发表了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小组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也就是被郭沫若称之为“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这已经是大错了。错上加错的是，同时还配发了短评。

这篇题为《为互相监督开拓了新路》的短评认为，民盟的这个文件表明，“民主党派在协助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不仅是揭露人民内部的矛盾和问题，而且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进一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协助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和问题。同时，也可以看出：民主党派在参与国是，代表其成员的正当利益、合理要求以及体现相互监督等方面，丰富了新的内容，开拓了新的道路。”短评还从民主党派的工作方式方法来看这一文件，说，“过去，民主党派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曾发表意见或提出建议，但很少是通过各级组织广泛征求意见，经过集中研究然后提出的，显然，现在这一作法，在发挥组织作用上是大大提高了一步。”《检查》认为，“这是恶毒地挑拨了科学家和共产党的关系”。对于短评提出的民主党派作为一个组织来活动，来参与国是这一点，《检查》未做分析批判，其实这是很触忌讳的一点。这《几点意见》和短评六月九日见报，前一天下午储安平已经辞去了总编辑职务，这应该是他签发的最后稿件。

对于储安平这个右派分子来说，比较起来，人们并不很注意他在光明日报工作中的错误，而更注意六月一日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关于“党天下”的发言。

六月七日，光明日报社内已贴出批评储安平的大字报。他说，“我当时还很迟钝，以为这只是个人意见问题。到了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已登出对我的批评，我看情形不能再工作下去了，不能不向章伯钧辞职，当时他同意留下了我的辞职信。” （7月8日《人民日报》） 储辞职之后，即由总编室主任高天主持编辑部的工作，很快地，在毛泽东撰写的七一社论中，就承认它又“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

十一月十一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举行会议，一致决议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的光明日报社社长职务和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任杨明轩为光明日报社社长，陈此生为副社长兼总编辑，穆欣、高天为副总编辑。这样，无产阶级就从资产阶级右派手中夺回了一块重要的新闻阵地。

这一场斗争的结局是：当时不到一百人的光明日报编辑部，划出右派分子二十人。 （张安惠《往事知多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他们中间有王少桐、殷毅、潘文彬、丘林、钱统纲、郑笑枫等人，他们都是储安平派出去“放火”的记者。此外还有国际部主任于友、财务科长韩逸云。据殷毅的回忆录《回首残阳已含山》说：

其中，被开除公职、曾在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劳改、满肚子“锦绣文章”的原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文革”中过早病逝，令人万分惋惜；同我一起去沈阳“放火”、后来流放贵州的原党派部副主任王少桐，“文革”中自沉乌江，死得十分惨烈。据说，他投江前虑及被人救起，身上绑了一块大石头，才纵身一跃；岸边留有遗书一纸：“供鱼鳖饱餐一顿，亦人生乐事也。”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25页）

毛泽东批判《文汇报》的社论中还涉及了《新民报》。社论说：“《新民报》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对于人民事业的责任心，这个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社论还拿《新民报》将《文汇报》的军：“看来《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给《文汇报》出了一大堆难题，读者要问《文汇报》那一天赶上《新民报》呢？”

说《新民报》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就是说并不是没有错误。例如，五月十三日《新民报》上发表的杂文《先锋何在？》，文章说，“在思想战线上，新闻记者干的就是这种先锋工作。”应该是“先天下之放而放，先天下之鸣而鸣”。作者做了一点今昔对比：“而今天，就在我们思想战线上新闻工作的一般情况来说，能说我们新闻记者有这个急先锋的气概吗？说起来，我们新闻记者应当惭愧，也应当自劾——我们没有很好地尽我们的天职，先锋的英俊之气是日渐消磨了。‘想当年’，不论在解放区或蒋管区，我们是出现过一批好先锋的。有白盔白袍的赵子龙，也有抡着板斧的李逵；有丈八蛇矛的张翼德，也有赤膊上阵的许褚。而今，说起来很难为情，我们个个都是廖化，甚且不免为贾化。”文章接着具体谈到现在新闻记者采访中的种种困难：

且看我们思想战线上的先锋是怎样工作的吧：入公门，鞠躬如也；看首长颜色，弄点新闻回来，这简直像乞丐，是“讨”新闻。不是吗？不是有人叫新闻记者“滚”了吗？

“保密”扩大化，到处是墙，碰来碰去，费尽心思，勉勉强强搞出一点东西，这是硬着头皮“碰”来的新闻。

人海茫茫，心中无数，想找一些负责同志了解全面情况吧，首长忙得很；只好碰运气，在浑水里瞎摸，“摸”它一点新闻。

有的时候，实在完成不了任务，只好来个“苦肉计”，横下心来准备挨四十军棍，换取一条新闻的发表。苦啊！

这篇杂文被毛泽东注意到了，他问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你看过五月十三日《新民报》没有？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先锋何在？》，署名林放即赵超构，内容相当尖锐，但文笔比较客气。”毛泽东还向吴冷西介绍了一点这篇文章的内容：“记者应当是先锋，‘先天下之放而放，先天下之鸣而鸣’。过去出过许多名记者，现在没有，个个都是廖化。”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4页）

在八月二十四日上海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赵超构作检讨说：在《先锋何在？》的文章中，“我不但完全抹杀了新中国报纸在党领导下的进步事实，并且污蔑了新中国的记者，加以丑化，说我们的记者是靠‘讨’、‘碰’、‘摸’、‘拼’来进行采访的。” （8月26日《新华社新闻稿》）

又如，五月十九日《新民报》关于民盟司法座谈会的报导，中间就有王造时说的中国现在是“人治”不是法治，有李国机说的“现在的审判员都可以随便立法，要怎样判就怎样判”，还有人说了“字都识不了几个的人就可以当审判员，审判员不会写判决书现在是一种普遍现象”等等。为了纠正这一错误报导，新民报编辑部在六月二十四日邀请上海一部分司法工作者举行座谈会，逐一反驳五月十九日报导中的意见。 （7月2日《人民日报》）

又如，《新民报》五月二十日发表杭州专电：《放、鸣风还没有吹到浙江》，说，“跟上海大放大鸣情况相反，浙江的鸣放，至今还没有多大动静。”“省委至今还没有明白表示支持争鸣。省委负责同志也没有出面主持会议，让党内外知识份子提意见。”二十一日又发表《从葛岭瞻望杭州城的城墙》，说，“浙江省委有些领导同志却怕看见矛盾的揭露，总是希望提意见的人越少越好，——这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少放或不放，不让人发言，有人提了意见，被粗暴的干部扣上大帽子。从最近省委宣传工作会议的召开到整风学习的展开，好像都还是无声无息地进行，和中央关于整风指示中说的‘防止关门整风’的精神和全国宣传会议的方式，都有所差异。”

后来，新民报编辑部主动检查，承认这“是两篇歪曲真像、夸张失实的报导”。这篇检查说，事实的真像是：“那次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开始大家对‘鸣’、‘放’不是完全没有顾虑的，可是后来经过学习，特别是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后，浙江省放、鸣的空气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省委宣传部长吕志先和各地、市委书记还按各业务系统分别召开了党内、外同志座谈会或各地区座谈会，虚心征求大家的意见。当时因为刚巧碰上伏老访问杭州，大家工作很忙，再加上周总理的报告基本上解决了大家的思想问题，大家都同意把发言放到即将召开的省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去。” （7月4日《人民日报》） 从这个更正看来，报导中没有说明那些座谈会提意见少的原因：原来是正碰上伏罗希洛夫来访！这里附带提一下：这篇检查中同江华并列作为重视鸣放的领导人的沙文汉、杨思一不久之后都被划为党内右派分子，这里说他们“虚心征求大家的意见”，被认为是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新民报作检查的时候还是将这作为领导干部支援鸣放的事例，来证实原来说的“放、鸣风还没有吹到浙江”是错了。

在六月二十八日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刘贯文批评了五月份《新民报》所载林放 （新民报社长赵超构笔名） 的几篇杂文，认为《没有圈圈》是说大鸣大放不应该有范围，而且反对划范围；《先锋何在》是说现在的新闻自由还不及过去的新闻自由；《土官僚》是主张打乱党的整风步骤，要求把整风推向基层。刘贯文说，如果说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时，光明日报、文汇报是在放火，新民报起码也是在为这些放火者煽风。 （6月29日《人民日报》）

七月二日的新闻座谈会上，赵超构检讨了新民报的错误。他说，新民报这次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政治性的错误，不是平常的思想错误。主要是工人阶级立场不稳，爱憎不分明，不是喜工人阶级之所喜，怒工人阶级之所怒，因而使得一度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在脑子里复辟。一年来主要力量在搞技术工作，对政治思想关心很少，只求生动活泼，忽视报纸内容。强调报纸特点，削弱了报纸基本方向。一麻痹就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钻了空子。赵超构还检讨了他说过的“教条主义比机会主义更可怕”的错误，现在他认识了，教条主义是好心人把事办坏了，机会主义则是立场问题。他表示要接受教训，从思想上接受党的领导，并且用党的思想武装自己，加紧改造自己。 （7月4日《人民日报》）

他这检讨其实是经不起仔细分析的。你说你的错误是强调报纸特点，削弱了报纸基本方向。这岂不是说所要坚持的基本方向是同报纸特点相矛盾的吗？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强调报纸特点就是修正主义，而这种基本方向是只有抹煞报纸特点才能坚持的。

这时，赵超构正在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和他同是四川省代表的巴金都住在前门饭店，房间相邻。多年之后，巴金在他的《随想录》里记下了赵超构作检讨过关的事：杂文家 （指赵超构） 当时的处境似乎更差一些。那几天他脸上不见笑容，我也替他担心，却又不便问他有什么情况，在北京我看不到上海的晚报，但是过两天我就听见了他的笑声。原来他得到暗示写了一篇自我检讨的文章，连夜打长途电话到上海，在晚报上发表了。检讨得到谅解，态度受到表扬，他也就放了心：过了关了。 （《巴金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页。）

毛泽东对赵超构网开一面，有其历史原因。吴冷西的《忆毛主席》中记下了毛说的这一段话：

上个月去上海，看了几天《新民报》，办得还是比较严肃的。赵超构是有见解而又诚实的人，他一九四四年访问延安，我同他谈过话，他回去后写了《延安一月》，在国民党统治区影响很大。 （第34-35页。）吴冷西还回忆说：“六月间，毛主席还特意接见了赵先生，勉励他继续进步。”

毛泽东六月十四日批评《文汇报》的文章中，说“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例如《大公报》，就在七月五日刊出了编辑部关于几个错误报导的检查。一篇是《内蒙古采访扑空记》。内容是该报记者到内蒙古采访，要求组织一些单位负责人开座谈会，向国务院提意见，被内蒙古宣传部拒绝，会没有开成的事。这篇检查说，内蒙古宣传部不同意开这样的座谈会，是正当的措施，而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刊登，反映了在大公报内存在着的“无冕之王”思想。“你接见我，是新闻；你不接见我，也是新闻”。笔在我手里，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以致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又如“六一”儿童节关于北海幼稚园的报导，同时还配发社论，提出了一个革命干部应当如何教育子女的问题，主张取消招收高级干部子女的特殊的学校和幼稚园，以为这是“拆墙填沟”的措施，希望一定办到。这篇检查说，这是主观的、片面的、不负责任的采访和言论，实际上起了“点火”和煽起人民不满的作用，是错误的。

在反右派斗争中，大公报不仅有版面上的问题。一些大公报的老人，对于中央确定大公报以财经为主，同时进行国际宣传的全国性、政治性报纸的方针是不满的，他们希望恢复旧大公报。有些人贴出大字报要求让徐盈、彭子冈回来。在这一场斗争中，党组书记、总编辑袁毓明因为支持这种主张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不久以前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他还同王芸生等人做了题为《怎样办一张社会主义报纸》的联合书面发言，检查了《大公报》报导中的一些错误。宣布袁毓明是右派分子的文章 （9月15日《今日新闻》） 中也无一字提及他同这些报导中出的问题有何关系，只写了他支持了企图复辟反动旧大公报的阴谋。

一场反右派斗争下来，《大公报》全社划出右派分子二十人。他们是：总编辑袁毓明、副总编辑、在旧大公报干过二十多年的赵恩源，记者部副主任萧离、记者萧风、戈衍棣、单于越、尤在、顾国权、吴永良，理论部编辑朱沛人、毛健吾，副刊部编辑高汾 （当时在高级党校学习，在党校被划为右派，转回报社的） ，国际部编辑徐梅芬，总编室编辑曹铭，通联组编辑余悦，香港《大公报》驻京记者朱启平；经理部人员是：副经理赵英达，业务科副科长冯隽民，财务科科员徐文兰，业务科科员石文华。 （见吴永良着《雨雪霏霏》，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香港五七出版公司，2010年增订本，第5页） 。此外早已调离大公报的徐盈和彭子冈，也被划成了右派分子。

袁毓明（1916-1973）是一九四○年入党的共产党员，一九五○年初，在南充创办《川北日报》 （中共川北区党委机关报） ，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不久调任重庆《新华日报》 （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 总编辑。一九五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新华日报》因大行政区撤销停刊。他就被任命为《大公报》总编辑了。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遣送太原，安排了一个山西省文联副秘书长的名义。在文化大革命的折磨里郁郁而死。

朱沛人（1917-1977），因为担任过过南京《中央日报》副总编辑，一九五八年给他判了十年徒刑，一九六八年刑满，留在黑龙江省嫩江农场九分场就业，一九七六年，重病中的他摘去了反革命分子帽子，可是还是不让他回家。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一日在孤独中凄然死去。

毛健吾（1906-1968），一九三七年创办《大刚报》。担任社长。这张报纸最初和国民党军方有关，后来成为一张民营报纸。一九四八年七月八日国民党当局勒令《新民报》南京版“永久停刊”的时候，新闻界签名抗议的就有他毛健吾。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又因为“历史问题”，一九五八年给他判了十八年徒刑，送到黑龙江省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就死在那里，

大公报社社长王芸生在反右派斗争中，也是只差一点划为右派分子了。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他表现出了非常合作的态度，以自己三十年出头的新闻工作经验，来否定所谓老报人的办报经验，他说，什么老报人，旧传统？在真理和大学问面前，应该做总的否定。剩下的一些东西，只是些零零碎碎的技术。 （7月4日《人民日报》） 尽管这样，他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风险。他的儿子王芝琛在《一代报人王芸生》一书中记下了这经过：王芸生连续几天参加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召开的批判会。有一天，大会刚刚开到一半，会议突然将火力转向王芸生，来势相当凶猛，这凶猛的来势都是集中在“反苏”问题上，无论历史的、现行的，一齐上。据知，当时要抓一个“反苏典型”的全国性大右派，已经内定是王芸生。

形势愈来愈明确，斗争日甚一日，压力愈来愈大，王芸生已预感到自己即将成为右派，而且还是一个大右派。可谁也没有料到，情况有了突变。第二天即将召开更大型交代和批判会时，报社突然派曹谷冰来对王芸生说，只要在某几个问题上做些检查就可以了。王芸生深感突然，很想摸摸底细，但曹谷冰根本不知道所以然，只得作罢。在交代会上，气氛显得十分宽松。主持人很客气。王芸生念完检查稿，立即有人走到台边把他接下来，护送出门，坐上汽车回了家，事情就算完结了。王芸生一直很纳闷，总感到事出有因，很长时间惴惴不安。

直到一九六○年，杨东蓴先生作为党与王芸生的联系人，才将真相告诉了他。原来是毛泽东将他保了下来。毛泽东认为当时只有三家全国性的党外报纸，而《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总编辑都已划为右派，《大公报》的总编辑就不宜再划右派了。是毛泽东让胡乔木打电话通知了中宣部长陆定一。

《中国青年报》也做了检查。一件事是“五月七日发表的本报摄影记者洪克同志写的《部长助理和摄影师》，是一篇有很大片面性的报导。”这是关于“左叶事件”的第一篇文章。本书第十章所记陆诒的发言中已经提及这个事件，因为它轰动一时，这里稍微详细说一说。那是在苏联伏罗希洛夫访问北京的时候，四月十七日要去参观北京农业展览会。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负责为国宾带路和维持秩序。当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拉开挡住了镜头的他，他生气了。据说，他说了“你重要还是我重要？你们给我滚出去！”又据说，当场就有好几个记者扯下记者证以示抗议。《中国青年报》发了洪克的文章以后，第二天《文汇报》又发表北京专电《新闻记者的苦闷》报导此事，同时配发社论《尊重新闻记者》，其中尖锐地提出：我们可以下这样一条定律。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国民党在重庆、南京的年代时常封锁新闻，设新闻检查机构，甚至殴打、逮捕、处死新闻记者。记得采访“国民参政会”新闻，记者们也曾受过搜身以及参政员走大门、新闻记者走旁门的伤害人权的污辱……

我们人民政权是尊重新闻记者的。但是把新闻记者看作讨厌人，防范而不是合作，卑视而不是尊重，种种旧作风还是存在的。这证明了人的思想意识的改变确是落后于经济制度的改变，即上层建筑的改变落后于经济基础的改变。八年以来，新闻记者们所遇见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也是特别多的，因为这项行业是有特殊性：接触面广。这倒也是新闻工作者应该不平则鸣的时候了。

五月十日《人民日报》副刊上也有了此事的反应，其中包括袁水拍的讽刺诗《官僚架子滚开》，梁汝怀的杂文《要学会尊重人》和方成的漫画。

到了反右派斗争中，对于这一事件必须有一个另外的说法了。七月十三日新闻工作者协会在会长邓拓主持下开会调查和分析此事之后，宣布原来的报导失实。左叶在会上检讨了自己当时态度急躁，说话的口气也不妥当。他承认他说了“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而不承认说了“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这句话。在场的一些农业部人员也都证实，只听见他说了“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的话，却没有听到“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这样的话。邓拓在会上说，我们不能孤立地来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被新闻界右派分子加以夸大渲染，藉以发动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进攻的一个导火线，它的严重性就在这里。袁水拍在会上做了检讨，他说：我不经调查核对，就写了这篇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加添火力的东西。我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党的立场，在风浪中有了动摇，做了一件损害党的利益的错事，我非常痛悔我所犯的错误。梁汝怀和方成也都做了检讨。八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就此事发表社论《对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教训》，说“左叶事件”是右派进攻全国新闻界所使用的武器之一。当时的上海《文汇报》，在这件事情上表现的最凶狠、最恶毒。社论提出，在目前的反右派斗争中，不但要用新闻这个工具来反对右派，而且要在新闻界内部揭露右派分子和批判右倾思想。

因为报导“左叶事件”而受到牵连的还有人民日报摄影记者高粮。当时他在农业展览馆现场，后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了这件事召开的对证会上，在回答主持人问题的时候，如实说了目睹的经过，于是他就成了“‘左叶事件’中推波助澜、向右派充实炮弹、使之向党的新闻事业发起猖狂进攻的罪魁祸首。” （高粮著《历史的脚印》第170-171页） 他就在一九五八年的反右派补课中被定为漏网右派。中国青年报文艺部主任吴一铿因为编发了《部长助理和摄影师》一文，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含冤而死。

中国青年报的这篇检查还提到了该报编委刘宾雁和记者陈伯鸿合写的通讯《上海在沉思中》 （载5月13日《中国青年报》） ，说这“是一篇对党对文化艺术领导恶毒污蔑、煽动向党进攻的反动文章。在这篇通讯中，把目前上海文化艺术界的状况，形容得甚至比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都不如。”究竟它是如何反动的，不妨看一看原文：

在这号称中国话剧运动发源地的上海，一个人一年里买到一张话剧票竟被认为是件大幸事，而唯一的话剧团体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又闲得发慌；许多中国与西方的文学名著无论新旧书店里都买不到，作家与翻译家却又因出版社长期不印重版书而不满；反动统治时期上海是全国出人出书出戏最多的所在，解放后反而有点萧条。

一个根本问题是党究竟应该怎样领导文学艺术？人们的指责是：过去党的领导忽视文化艺术以及创作活动的特点，因而未能创造出繁荣创作所必须的足够条件。作协、剧院变成机关，各种行政职位与送往迎来的活动妨碍艺术家从事创作。某些领导机关把文化事业当作工商业来办，关心最多的是财务计划而不是人民的文化需要或艺术本身。往往是外行的行政干部在艺术问题上有着比艺术家更大的发言权，……出版社的过分专业化和集中造成它的垄断，编辑的疏忽可以埋没一个作家。

要领导，就需要了解。党的领导人应该有一定的文化兴趣与艺术素养这个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作曲家黎锦晖要求重新考虑他的《毛毛雨》、《葡萄仙子》是否黄色歌曲，对这一问题表示意见自然要比指导一个工厂的增产节约运动复杂得多。此间文艺界人士所以怀念陈毅同志，就因为他曾广泛接触文艺界人士并给以各种无微不至的支持。没有一般的艺术兴趣与素养，要关心或指导文艺显然是困难的。一位作家说，假如党市委委员都看看小说，那就是作家荣幸的事了。

人们着重提出了过去缺乏艺术创作所不可或缺的自由空气问题。

有权有势的教条主义左右风云不可一世。电影界在《文汇报》讨论自己的问题被怀疑为想造反，巴金的一篇小杂文引起满城风雨。即使艺术界与社会舆论的态度完全相反，个别领导人也可以把一种意见或一部作品置于死地。人们认为，今天所以不可能有一个二十多年前胆敢与周扬抗衡的鲁迅，乃是由于一个作家与党委宣传部长的关系不同。

上海的放，仅仅是开始。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还不肯说话，有人尽管说了几次仍未畅所欲言，怕“钓鱼”、怕汇报、怕检讨是主要顾虑，也有人仍然怀疑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党内干部有的比党外人士顾虑还多。这种沉默和另一种沉默是分不开的。人们注意着一些党内负责干部的动向，现在的印象是：他们参加会，不说话，没表情，也不知打的是甚么主意！这种顾虑与过去党的领导某些反复无常表现是分不开的。去年的一放与秋后的一收，以及今年三月中的一放一收，人们记忆犹新。

中国青年报的这篇检查，从这篇通讯中摘录出一些字句，然后加以分析批判，说“这篇通讯形容党的领导干部是一群连小说都不看的、缺乏文化兴趣与艺术素养的人”，提到鲁迅抗衡周扬，是“明目张胆地煽动向党进攻、煽动推翻党对文艺的领导”，说有许多人还不肯说话，就是“这篇通讯对当时上海右派反动言论泛滥的状况犹嫌不足”，说一些负责干部不说话，就是“攻击党的领导没有向右派反动言论投降”。通讯中可以批判之处可说是都批到了。只是还剩下一条没有批判。那就是怀念陈毅。怀念前任的陈毅，就是开罪现任的柯庆施。这柯庆施，可是一位得罪不起的人物。这篇检查说：“在编发这篇通讯的时候，报社领导在当时是明确地认识到这是一株毒草，是有意让它放出去的。我们的错误是放出去之后，迟迟地甚至在反右派斗争开展很久以后，还未给予批判，使毒草没有得到及时的铲除。”这样一定要把事后诸葛亮说成未卜先知，却有一个困难。因为，这五月十三日见报的文章，发稿时间最晚也是十二日，而据现在人们所知道的，通知将要转变风向的第一个文件，是五月十四日发出的。本书第八章已经说过，像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是五月十八日晚上才被告知这个新精神的。很难相信这篇检查在这里说的是真话。不过如果把这看作对柯庆施的交代，说明发稿时即知道是毒草，却是可以理解的了。

刘宾雁不只是一位记者，更是一位作家。一年前他发表了报告文学作品《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等，抨击时弊，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些作品成了重点批判的对象。这些在本书下一章里将要谈到。

最后说一下人民日报。据蓝翎的回忆录《龙卷风》说，在反右派斗争中，人民日报社划出了二十九名右派分子，其中包括东方部主任蒋元椿，漫画家沈同衡，特别是几年前受到毛泽东赞许的“两个小人物”之一的蓝翎（杨建中）也在内。两位副总编辑杨刚和黄操良，都在反右派斗争中自杀身死。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124页）

先说杨刚之死。《龙卷风》中说：她是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先从事文艺活动，参加过“左联”，四十年代后成为《大公报》著名的新闻记者。一九五五年调《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分管文艺部的工作，用笔名“金银花”在副刊上发表过诗作。一九五六年遇车祸，健康受影响。反右运动初期，她还参加过批判曾在《大公报》当过记者的萧乾的会议。但是，不知为什么，十月六日夜晚，她同老同事西方部主任高集闲谈到十一点多，待高集辞别后，她即服安眠药长眠而逝。社长邓拓经过向上级请示，在全社大会上宣布此事，既不按党纪的常规处理，也不发消息，寂静地办理了后事。但是，她的不幸逝世，却令人深思。我也百思不得其解。我不怀疑她的逝世同反右运动有什么直接关系，然而根据我同她不多的接触和从旁观察，我认为她是一位有阳刚之气的女社会活动家，不像心胸狭窄的人，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机突然辞世？为什么不早不晚一些？直到今天我也未想通。 （第122-123页）

杨刚为什么要自杀？后来胡乔木在为《杨刚文集》写的序言里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

她在一九五五年不幸遭遇车祸，造成严重的脑震荡，以后虽经休养，却一直没有能恢复正常。一九五七年十月，她偶然遗失了一个笔记本，尽管没有受过任何责怪，而且许多同志都曾劝解她务必不要为此着急，她仍然感到十分紧张（这无疑跟当时的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有关），竟在十月七日在精神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不幸离开了人间。（《胡乔木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

这里，杨刚丢失笔记本的事情没有说得很清楚。和杨刚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同过事的黎辛把这事说得要清楚一些，他同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有一点私交。他在《我常想起安子文》一文中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时，有一次安子文来访，我问他：杨刚这样好而坚强的干部为什么突然自杀呢？安子文说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我说我不会外传的。安子文说：杨刚丢了一个笔记本，捡到的人交给周总理了。周总理和我商量将她调到人民日报社当副总编辑，一切待遇不变。可她免不了会想到这是周总理和党中央不信任她了。这时候，不知谁让她参加了作家协会批斗丁玲，冯雪峰最厉害的那次会。那次会上，丁玲、冯雪峰都站着哭泣交代与检查。杨刚可能感到这也是她的前途，就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了。其实，她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就算处理了，再没事了。我问：杨刚的笔记怎么这么重要？安子文说：记了她与费正清 （美国汉学家，抗战时期到中国，为美国新闻处工作） 的交往与联系办法。解放战争时，美国支持蒋介石进攻解放区。 （《党史博览》2011年第5期）

可见杨刚丢失笔记本是一九五五年她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国际宣传处处长时候的事情。她于一九五五年七月调离中央宣传部，调到人民日报社，就是对这事的处理。胡乔木说的“一九五七年十月，她偶然遗失了一个笔记本，”没有把时间交代清楚。“一九五七年十月”是她自杀身死的时间。

再说黄操良之死。《龙卷风》中说：黄操良，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五年调《人民日报》，任国际部主任、副总编辑。一九五八年四月上旬，报社的反右运动即将结束，办公楼下的走廊里突然贴出了几张大字报，说他是隐藏最深资格最老职位最高的大右派，要挖出来示众。这又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报社领导人中也有“右派”啊！黄操良不堪屈辱，四月十一日服安眠药而逝。……就这还不甘罢休，立即又贴出大字报鞭尸，声讨他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第123页）

至于蓝翎（杨建中）本人，几年前和李希凡合作发表了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赞许，这“两个小人物”都调到《人民日报》。他怎么划为右派的，《龙卷风》中有详细的记载。简单些说，他写了一篇题为《面对着血迹的沉思》的文章，这篇杂文是对一个名叫小兰的姑娘被迫害致死一事的思考。文艺部领导运动的刘甲把这篇草稿拿去，将作者删改之处全部复原，这就成了划他为右派分子的罪证。在人民日报社内部反右派斗争情况的报导里说：“右派分子杨建中就在他写的一篇没有发表出来的题为《面对着血迹的沉思》的文章里，把新社会歪曲地描绘成到处‘血迹累累’、漆黑一团。” （1958年1月6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社反右派斗争的重灾区是记者部。记者部划出的右派分子刘衡在她的回忆录《直立行走的水》里说：

记者部的人数比国际部少得多，挖出来的右派分子比国际部还多二人，共十人。占报社第一位。除了当时的大气候以外，记者部的小气候也有一定影响。

记者部主任陈浚曾经对我说：“我没有当过斗争对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从来就是斗争别人的积极分子！我就是你们骂的整人的人，是打手！”他还说：“你们都恨汪琦，其实，汪琦立场坚定，革命性比我还强！”他是报社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对记者部进行遥控，很少与我们直接冲突。 （第38页）

副主任汪琦 （刘白羽的妻子） ，一九四○年至一九四四年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在抢救运动中，就是打手。曾在马列学院学习的王匡一直记得她在大会上张牙舞爪的表演：“王匡，你这个狗特务，你要好好交代！”王匡曾经警告过我们记者部的林里：“汪琦当你领导？你可要小心，这不是个好惹的女人！”一九五○年汪琦到《人民日报》，当工业组副组长、记者部副主任。她在当记者期间，没有写出像样的稿子。据以前和她同过事的人们反映，她在东北日报当记者时，拿不出稿子，就经常请病假。一搞运动，不但病好了，而且劲头比谁都大，她是靠运动靠踩着别人的身体爬上来的。 （第166页）汪琦在鸣放期间曾到上海各报社取经，回来后称赞《文汇报》、《新民晚报》。她说：《解放日报》说，市委对他们干涉太多，使他们报纸没有生气。它还写了《新民晚报为什么那样受欢迎？》，文中表扬了《新民晚报》的记者们点子多、动作快。称赞了该报负责人赵超构的三句口号：“广些广些再广些，短些短些再短些，软些软些再软些。”其实这些言论并没有错误。一反右派，她感到自己的话和报上批判的右派言论一样，很担心弄到自己头上，于是在反右中表现得十分积极，领着大家批这个，斗那个。

支部书记傅冬 （傅作义的女儿） 没有去过解放区，她对来自解放区的老党员、老干部、顶头上司汪琦十分尊敬，以为跟着她走，就是跟着党走。鸣放初期，傅冬和林钢都在首都记者组。他们在闲谈中，曾就政治、时事和文艺问题坦率交换过意见，观点完全一致，傅冬比林钢说得还多。一反右派，有些看法成了“问题”，傅冬立刻揭发林钢，说这些意见都是林钢说的。弄得林钢有口难辩。 （第38页）记者部另外一位副主任刘时平因为是肃反运动的对象而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他的妻子蒋如茝是报社职工业余学校副校长，说她丈夫不是反革命，就是攻击了肃反运动，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季音原来是人民日报驻上海记者站首席记者，一九五七年，他对反右派报导颇为尽职尽责，写了好些新闻和通讯。像七月十七日刊出的《肮脏的一群——记上海右派集团几个主要人物的一些“旧账”》，就抛出了王造时、杨兆龙、徐仲年、孙大雨这些人的历史档案材料。七月十八日刊出的《上海民盟的背叛》（这两篇都是和张竞合作的），就把民盟上海市委的负责人陈仁炳、彭文应竭力加以丑化。可是没有料到的是，到了一九五八年四月，他被召回报社参加记者会议的时候，也被补划为右派分子了。划他为右派分子的材料，一条是“为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刘敬坤鸣不平”，他和刘敬坤同过事，了解这人，他说过：“这个老实可靠又有些‘书呆子’气的同志，怎么会成了右派？”另外一条是从他的交心材料中摘录出来的：“在胡风反党集团材料公布后，我思想上有过疑惑，觉得这是文艺思想之争，似乎不应列为反革命”。这两条就成了划他为右派分子的根据。他的妻子习平，也是人民日报驻上海记者站记者，也是利用她的好朋友的检举和她的交心材料，把她划为右派分子了。 （季音：《我是怎样被“补”成右派的》见《炎黄春秋》2007年第七期）

季音的这篇文章还写到了蒋元椿划为右派分子的情况：我对反右派发生明显的怀疑和动摇是在运动日益扩大时，我所熟悉和信赖的一些朋友先后“落难”，使我大为吃惊。最先传来的是《人民日报》国际部东方部主任蒋元椿被划为右派的消息。蒋曾和我在第三野战军新华社前线分社共同做过战地记者，我们在战争第一线曾共度过一段艰难岁月。他是一个为人耿直、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好同志。抗美援朝时期，他作为新华社评论员，以“江南”的笔名写了大量抨击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评论文章，名噪一时。批判他时，我在上海，听说他获罪的主要原因是“鸣放”期间，在国际部《呼风唤雨》的壁报上贴了一张题为“圣旨口”的小字报，主要批评胡乔木在领导国际宣传上作风不够民主等问题，可能意见写得比较尖锐。

人民日报农村部本来没有划出一个右派分子，副主任刘晓曦是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进修的时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他认为我们党内有个人崇拜，“把领袖偶像化、神秘化”，他主张“要破除迷信，不要对革命领袖盲目崇拜；也不能把革命理论当时作万应灵药。”他还认为《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风的三批材料不足以服人。党校把他划为右派，受到撤销原有职务实行监督劳动的处分，每月发给个人生活费二十六元。在文化大革命变本加厉的迫害中自杀身死。

前面已经说过，四月十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人民日报》，说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而让非党的报纸抓住这面旗帜，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人民日报》“按兵不动”，“无动于衷”，多半是同中央的精神唱反调。邓拓是“死人办报”，“占着茅坑不拉屎”。也幸好是这样，到了反右派的时候，人民日报才没有什么大过错。

当年邓拓的副手胡绩伟在多年之后回忆说：说邓拓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精神“无动于衷”吗？以后想起来，他是“有动于衷”的，只是他比较我们更有远见，更了解这位伟大领袖。他不仅看出毛主席这番话很快会变，而且还很可能潜伏着一场“引蛇出洞”的灾难。因而，他当时用自己的脑子进行了一些独立思考。……他的政治经验比我们丰富，政治警觉性也高，他对毛主席的讲话采取“经过中央批准以后再宣传”的办法，而不是闻风而动，赶快紧跟，是动了一番脑筋的。

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忧虑是完全正确的。紧接着毛主席的两个报告而来的，是反右斗争；公开发表的《讲话》，对原来的讲话做了原则性的修改。所以，邓拓可以称得上是对“引蛇出洞”的“阳谋”有预见的人物之一。在反右斗争开展以后，他悄悄地对我说：好歹《人民日报》没有像《文汇报》、《光明日报》那样大鸣大放，不然，《人民日报》也会被打成右派报纸，中央党报被打成右派报纸对中央也很不好；《人民日报》没有大鸣大放，也挽救了社会上和报社内很多同志没有当右派。 （胡绩伟：《报纸生涯五十年》）

邓拓是这样的态度，毛泽东不再需要书生或者说死人去办他的报纸。一九五八年末，邓拓调任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离开了人民日报。几年之后死于非命。

多年之后回头看邓拓在反右派斗争中的处境，很令人感叹。尽管他对政治形势已经有了相当清醒的认识，却还是不得不做出紧跟的姿态。前面已经说过，七月十三日他以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的身份主持调查会，宣布“左叶事件”报导失实。他说：“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文汇报》关于这件事情的报导和社论是借题发挥，别有用心的；此外的大多数报纸对这件事情的报导也都违背了新闻必须真实这个根本原则，并且在客观上替右派分子张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8月14日《新华社新闻稿》） 到了一九五八年初，他又在中共中央直属各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中共北京市委和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干部大会上以《新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题做报告，给新闻界的反右派斗争做了一个官方的总结。在这个报告里，他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在新闻界的头目，如储安平、徐铸成、浦熙修、陆诒等”，也批判了“混入共产党内部的右派分子，包括王中、刘宾雁、范四夫、彭子冈以及其他叛变分子、内奸分子”。例如他说：“当时新华社有个叫邹震的，是留美学生，他学的是资产阶级新闻学。他要中共中央宣传部为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开放绿灯’。他攻击党报有三大缺点：一是有些话不敢讲，二是有些话不便讲，三是有些话不准讲。人民日报也有个右派分子叫蒋元椿的，大肆攻击《人民日报》的领导人员只按照党中央的意图办报，说这就是‘圣旨口’、‘紧箍咒’，束缚了他的天才和积极性。”（《新闻战线》1958年第5期）这篇报告很长，适应大跃进正在开始的形势，大谈什么新闻工作的多快好省，讲什么改掉书生气，成为政治家。可惜的是这种姿态完全无助于改变他自己的命运。

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反右派斗争，在副局长温济泽的自述里有一点记载。他是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也就是在全局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近一年后，在局级“补课”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那时他分工主管对国外的广播，他划为右派分子的过程，《温济泽自述》里面说：

一九五七年六月，我看到一个文艺界座谈会的记录稿，上面记录了周扬在会上的讲话，大意是：香花和毒草在分辨不清的时候，可以让它们先放出来，大家再来辨别；如认为有毒草的话，再把它锄掉，还可以肥田嘛！我觉得这种说法不适用于对国外广播，因为我们是广播，这次听到的人下次就不一定听了，怎么“锄”法呢？差不多同时，我在报纸上看到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一次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各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觉得这在国内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在对外宣传中就可能发生误解，应当在这八个字前加上各民主党派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这个大目标为前提。在中联部开会时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希望大家同意的话就注意不要这么对外宣传。

两三个月以后，广播局局长兼党组书记梅益找我谈话，问我：“你说‘周扬有错误’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见了周扬。我详细地说明了情况，周扬听得还耐心，他听完之后说：“你不要以为是我查问你，这是陆部长让我查问的，要问你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你要说我和李维汉同志两个中央委员有错误？”很快，广播局召开党组会，要我检查这件事，中宣部派来了新闻处和出版处的两个处长参加会议。看这个架势，他们确实认为我是在向党进攻，要进一步追查了。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276页）

有了这一条，再加上他同一把手梅益工作意见上的分歧，也就很可以划他为右派分子了。更要命的是他还“抗拒了反右派斗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温济泽自述》里面说：

全局的反右派斗争由党组统一领导，党委办公室承担具体工作。我是对外广播部门的负责人，又是党组成员，党委办公室负责人告诉我，对外广播部门有二百多人，很多人长期在国外生活，因而要作为重点单位来抓，按照百分之五的指标规定，起码要划十几个右派。

我问他，反右能规定人数吗？我看不能这样做。我会执行中央指示，如果我这里有百分之六，我不会放过；如果不到百分之五，我也不能多划。我严肃认真地说：“你们也经历过抗日战争时期整风运动中的抢救运动，切不可忘记过去的教训。那时的新华社、解放日报社百分之七十的同志被打成‘特务’，可是后来甄别，除了个别人需要继续审查外，没有一个是特务。虽然后来向被冤枉的同志赔礼道歉，但毕竟伤害了感情，损伤了元气。那时候运动所及的范围还小，今天一个执政党在全国这样搞，如果搞错了，那影响是很大的。”（第279页）

这就是他“抗拒反右派斗争”的材料！就这样，温济泽本人，加上在编委会上发表和温济泽类似意见的两个编委邹晓青和张纪明打成了一个“反党小集团”。中央广播事业局划出的右派分子，据《温济泽自述》所举的例有这样几个：

陈润康，当年三十岁，长期侨居法国，回国后在对外广播部门任翻译。反右派斗争时，组里提出划他为右派，我问：“根据是什么？”组长回答说：“他攻击我们党有官僚主义。”我说：“我们党不是承认有官僚主义才整风的吗？他攻击谁呢？”组长回答说：“他用资本主义国家虚伪的民主来攻击我们不民主。”我问：“他是怎样具体攻击的呢？”组长说：“他就是反对我这个组长。”我说：“这就算反党了吗？不是规定对华侨要慎重，不要轻率划吗？”回答说：“按照规定华侨归国三年以内不划，他已经过了三年。”我问：“过了多少？”回答说：“过了一个星期。”我说：“过了一个星期也不要划，看看情况再说。”但以后七斗八斗，陈润康还是被划成了右派，以后他下放劳动，一年多就死了。

钱敏齐，女，当年二十四岁，是人民大学毕业的研究生，见习编辑。组里要划她为右派，理由是她的丈夫在外交部被划为右派，她跑到外交部办公厅去哭闹。我问：“她自己有没有右派言论？她看了右派向党进攻的大字报后有什么反应？”回答说：“都没有。”我说：“应当研究一下，她只是因为感情而一时认识不清呢，还是她本身就是右派？这应有所区别。妻子为丈夫辩护，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不能当作政治问题。”在开始批判她时没有划成右派，但以后斗来斗去还是划成了右派。她在被定为右派以前就留下条子“辞职回家”了。

邵燕祥，当年二十四岁，中央台编辑，属于对内广播部门，十一月初，梅益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局里的反右派斗争临时交我“挂帅”，因此，对内部门提出把他划为右派时要我批准。我了解他在十六岁时，中法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调到中央台工作，有才华，爱写诗，就问划右派是根据什么，回答说：“他写的诗里有反党思想。”我看了几首被认为是反党的诗，不过是些讽刺诗，有些是《中国青年报》副刊《辣椒》上发表的，如有一首批评顾客藉口“百拿不厌”“百换不烦”而故意刁难营业员，其他也是这一类的内容。我想，这怎么能说成反党呢？为慎重起见，我到中宣部找了文艺处长林默涵，他听了我的看法以后，也认为不应划为右派。但是十几天后，我不再“挂帅”，再未过问邵的事，不久知道他还是被划成右派了。

赵节，原是对华侨广播部主任，反右派前到中央党校新闻班短期学习。反右派斗争中，党校来人向我调查，说准备划他为右派，问他以前在工作中的表现怎样。我说：“过去的表现是好的，现在为什么要划成右派呢？”回答说：“他为反革命分子胡风辩护，说逮捕胡风没有按法律手续，逮捕后也没有按法定时间审讯。”我说：“光凭这些话，不能划为右派。”不久，听说党校还是把他划成右派。 （第280-281页）

毛泽东在批判《文汇报》的社论中还提到，“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第一次会是五月开的。那时正是鸣放高潮，空气是批评缺点和错误。党内外一些新闻工作者在座谈会上提的意见不少。

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莫如俭说，我国目前报纸的性质和作用是根据列宁一九○一年的定义：“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这个定义不完全适合我国目前情势了。因为一、一九○一年是革命前，阶级斗争很尖锐的时期。我国现阶段是和平建设时期，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了。二、过去在解放区的时候，都是工农兵，现在读者包括知识份子，广大的小资产阶级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有他们的要求和兴趣。除了指导性和鼓动性的题材外，还要有些别的。而目前我国报纸受那个定义的教条束缚，报纸只限于指导性思想性。因之不能满足他们，产生矛盾。

又如人民航运报记者赵琪，把当时占多数的报纸即共产党的党报称为“领导机关所有制的报纸”，认为它的特点是：一、公文指示多，二、教训口吻多，三、首长言行多，四、有些话不便于讲，五、有些话不敢讲，六、有些话不准讲。他把《文汇报》、《新民报》等等称为“人民群众所有制的报纸”，认为这种报纸新闻多，服务周到，新闻人物活动多，什么话都可以讲。赵琪认为，单纯代表领导机关意见而不为读者服务的机关报，它的生命已经危险了。 （这里插说一下赵琪的最后结局。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后，送到北大荒云山畜牧场基建大队劳动改造，一九六零年五月因饥饿致死。据吴永良著《雨雪霏霏》，香港五七出版公司，2010年，增订本第114页）

中国新闻社的郑白涛说，我们的国家里是没有新闻检查的。但即使没有新闻检查，主管部门的教条主义，认为这不能发，那也不能发，结果压死了很多新闻。而这些新闻却是客观的重大事件而且是为社会所关心为人民所注意的。我们中国新闻界的单调、枯燥，是这些教条主义者造成的。一个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官僚式的社长总编辑，比一个检查官更妨碍新闻工作的发展。

新华通讯社的邹震说，新闻工作的鸣放问题，就是彻底实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问题。过去，这三大自由，被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给限制在极狭窄的范围里去。我们的自由被“三害”给剥夺了。我们要向三个主义索还被它蹂躏了的新闻自由。他还说，我觉得今天应该喊出“民主办社”和“民主办报”的口号来，使中国出现更多的非党的报纸和通讯社，出现更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或民营的报纸和通讯社。

新民报的邓季惺说，各级党报和其他机关报的资金来自国库，领导权则属于各级党委，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由这一性质，决定着报纸的功能，主要还是从上而下传达政策方针，指导各个工作部门和人民群众在某一时期应该做什么怎样做。至于下面不同阶层的群众的需要，读者的爱好就不能照顾得周到了。如果要为百家争鸣提供更多的讲坛，为百花齐放提供更多的园地，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利用报纸来进行监督，为广大群众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除了更加办好现有的几份非党报纸以外，我认为各地还应该多办几家集体所有制报纸。新民报的陈铭德也指出了当时报纸的一些缺点，提出了办同人报的建议。《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不赞成社会主义报纸指导工作的说法，认为现在的报纸是布告牌、留声机。

座谈会上诸如此类的一些发言，就是毛泽东说的黑云压城城欲摧，是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不论用什么说法，主张新闻自由也好，主张办同人报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摆脱共产党对报纸的领导。而不受控制的民间报纸，是同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并存的。提出这种主张，是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一个重要方面。

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从六月二十四日起举行的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空气变了。一些人作了自我批评。

陈铭德说，我忽视了社会主义报纸作为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集体的组织者的主要功能，又把几年来一些报纸的可以克服的非本质的缺点看成了本质的缺点，因而提出了办同人报纸的建议，这反映了我的浓厚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在开始反右派以来，我认识到这个错误。我现在声明撤回这一建议，同时我还要继续检查产生这一错误的思想根源。 （6月28日《人民日报》） 邹震说，他的思想原来就是非常反动的。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爬上过反动头子于斌办的南京益世报总编辑的位置，疯狂地反对过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大“鸣”大“放”以来，他以为反党的机会到了，积极要求参加新闻界座谈会，想在新闻界放一把火。邹震说，他那次发言是站在当年益世报总编辑那个立场上说话的。他所叫喊的要中宣部对报纸开放“绿灯”，实际上是要报纸对党随便谩骂，自由攻击；所谓民主办报、民主办社，就是想要党让出新闻阵地，由右派分子来占领；他把新华社的稿件描绘得一团糟，是想鼓励报纸不用新华社稿件，给新华社制造困难，以便他在社里放第二把火，并表示愿意悔改。 （7月20日《新华社新闻稿》）

当然，也有右派分子在负嵎顽抗。例如郑白涛说，社会主义下的报纸可以唱对台戏，可以小骂大帮忙。他认为我们报纸上的新闻都是“组织出来”的。他还说《人民日报》的社论全国报纸不必要转载，《纽约时报》的社论美国其他报纸就不转载。他还说储安平派《光明日报》记者到九个城市开座谈会不能算到处点火。 （6月25日《人民日报》） 顾执中在会上做了题为《新闻的阶级性、真实性、时间性、趣味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发言，据这篇报导说，他大量引用了加里宁、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的言论以及《解放日报》的社论和新华社某一年关于工作的指示，但是尽量避免涉及自己最近发表的关于宪法、言论自由和新闻工作问题的种种言论。他在谈到阶级性时，他说《光明日报》前一时期的错误只是储安平模糊了报纸的阶级立场，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办报方法来办报，《文汇报》的错误主要是犯了编排技术第一忽视政治的毛病。 （6月28日《人民日报》）

这第二次会上多数人的发言却是批判右派的。

《人民日报》的沙英批判了莫如俭等的“列宁的办报原则过时了”的言论。沙英认为，列宁的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的原则不仅适合于革命时期也适合于建设时期。他说，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还没有完成，我们必须用报纸对人民进行组织教育，使人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且报纸这个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利用别人就要利用，《光明日报》、《文汇报》的最近一个时期的情况就是如此。沙英说，我们根据列宁的原则和学习苏联的经验来办报，当然要结合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不能教条的搬用，但立场、观点是不能变的。 （6月25日《人民日报》）

中国新闻社孙殿伟批判郑白涛，说郑在中国新闻社内就有许多反动的谬论，他同意章伯钧的言论，主张中国要实行两院制，主张办反对派的报纸。在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人的反党活动被揭露后，他仍然替他们辩护，说“党天下”的说法是对的，定息不是剥削，甚至不是不劳而获，而是和在银行里存款的利息一样。他认为目前报纸上对右派分子的驳斥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作法。他主张办“同人通讯社”，不要共产党领导；中国新闻社的同志批评他，他说这是共产党的愚民政策的成功，并把这些人称作打手。中国新闻社的何耕新也批判说，郑白涛口头标榜新闻没有阶级性，但是他在工作中却非常有阶级性。章伯钧的所谓“政治设计院”的谬论提出后，他主张马上发消息。李康年的定息二十年的建议他立刻编发了，李后来撤销这建议，他却不发。看到报纸反右派的言论他就唉声叹气，对反动作品《花丛小语》他就到处向人宣传。他所写的对外用的稿子几乎和资产阶级通讯社记者写的一样，片面地说我们经济困难、原料不足。他对我们实际是大骂而不是小骂。他口称新闻要像语言一样普遍地为各阶级服务，实际他却是坚持反社会主义观点。 （6月26日《人民日报》）

北京大学新闻系的方汉奇批判顾执中，对于顾所说的宪法有的被彻底破坏，有的有名无实，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上都没有得到保证的谬论进行了驳斥。方汉奇援引了很多历史上的材料，说明解放前中国新闻的历史，是一部记者之血的历史，曾有无数的新闻记者被杀害被监禁，无数的报刊被封闭。在旧中国只有一小撮的统治者有言论自由，绝大多数的人民是没有言论自由的。我们新中国的报刊是新型的报刊，它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每一个劳动人民都可以通过报纸对政府的工作进行批评。当然我们这里是没有反革命、地主的言论自由的 （6月28日《人民日报》）

在座谈会上，有更多的人对像徐铸成、浦熙修、储安平等人作了更多的批判，那是不用说的了。

毛泽东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中还说，“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这些教师中最有名的代表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他在一九五六年发表了《新闻学原理大纲》一书，在其中“报纸的性质”一节中有这样一些提法：

报纸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可以为政治服务，但不是政治的本身。报纸与法权在性质上不同：在一个国家内只能建立一种法权，报纸则多种可并存，法权具有强制作用。报纸与政党不同，政党只存在于阶级社会，在完成历史任务后即行消失，但在无阶级的社会里人类即有了解情况的需要和行为，所以没有报纸只是因为条件不具备，在政党消灭后报纸仍应存在。

就报纸刊载文字内容论，多数文字有阶级性（气象预报、自然变化、自然科学知识等则没有阶级性），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就其为读者获得的方式论，是任何人以至敌对的阶级均可以一定代价获得之商品，与情报、内部文件不同，亦与标语、传单不同。

任何政党的机关报具有两重性，报纸产生于政党形成前，是政党运用社会已存在定期出版物的工具作为政党的宣传工具。政党机关报：一方面是受政党机关的意志约束，力求使报纸按政党的意志影响读者，另一方面又保存了政党利用前的报纸性质——人们藉以了解新闻的印刷商品，是两个方面相结合的。“办报卖”与“买报看”两方面的结合。没有读者的报纸则根本不能发生机关报的作用。

党报和一般报纸一样，获得报纸必付一定代价，通过买卖关系达到宣传对象手中，与标语、喊话不同。

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王中说的，也就是这样一些意见。他说，有些业务部门不懂宣传原理、报纸的性质，一味的要求在报上给他本单位发工作指示。把报纸变成各机关的联合布告牌。他说，有些单位盲目“保密”，据《新闻日报》说，呢绒涨价，商店橱窗标价都改过了，主管部门还要保密，不让报纸报导。谈到党委对报纸的领导，王中说，党委很容易忽视报纸的特点，或者仍然习惯于抗战时期和阶级斗争时期的作法，对新形势下报纸应起的作用认识不足。报社如按着党委的旧习惯去办报，便会造成报纸脱离群众。党委不仅是对报社要放手，而且要积极领导报社，使党报办成为群众所喜爱的读物。报纸，在党委看来是指导别人的工具，但是在读者看来，报纸是藉以获得新闻和知识的出版物，读者化钱买报，我们要对得起人家的五分钱，如果赠阅的话，人家可能没有什么理由责备报纸。

王中还提到《新民报》，他说，在过去，新民报的方针是指导文化工作，结果销数不足三万份，很难维持。“百家争鸣”后，就走丰富的文化生活的道路，就马上上涨，最高到二十余万份，绝大部份是零售和个人订阅。（现在因纸张困难，压到十三、四万份。）上海都排队买《新民报》。王中提到，有人以为新民报的变化是值得从新闻学的理论上加以研究的。 （《新闻与出版》第17号）

王中的这些意见在会上遭到了批评。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部长安岗批判说，这种新闻学观点在客观上同右派分子的进攻起了某种程度的策应作用，模糊了人民报纸的战斗方向。王中认为报纸同读者的关系是“五分钱”的关系，说什么报纸只有商品的基础才能发生作用。还说什么报纸是“买后才有用”，说报纸要在买卖这一点上“适应社会需要”，并且说不注意报纸商品性的党报是“一片教条主义”、“寡妇脸”、“官报”。正是在这种观点上，王中就为上海《新民报》捧场。安岗说，我们的党报是人民的代言人，和人民绝不是买卖关系，王中等的这种修正主义的观点，对人民新闻事业的危害性是很大的。 （6月29日《人民日报》）

邓拓批判说，王中是一个有纲领有行动的党内右派分子，他在人民革命刚刚打垮资产阶级的新闻阵地后不久，就捡起资产阶级反动新闻理论的武器，在新闻战线上为资产阶级保镖，向党进攻。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早已背叛了党和人民。王中在向党进进攻时，并且把持复旦大学新闻系作为他的阵地，以支持他的反动论点的复旦大学学生作为他的队伍。邓拓说，由于王中在反对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时，制造出来了一套取消新闻的党性和阶级性的资产阶级反动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并且到处贩卖他的谬论，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张目，因此，王中向党进攻的性质，就要比一般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更加严重，更加恶毒。邓拓说，王中现在已经面临着政治上完全毁灭自己的危险的边缘，如果他在回到上海后的继续交代中不能正视这一点，他就将彻底地自绝于人民。 （8月13日《人民日报》）

当年，新闻界的许多右派分子都提出了办同人报纸的主张，也有一些人因为真想去办一张同人报纸而成了右派分子。这里插说一件本书作者直接知道的事情。一九五七年整风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到了湖南，他在湖南的一次讲话中提到每个省可以办两个报纸，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其实这并不是谭本人的意见，本书第六章已经说过，这是四月间上海局在杭州开会，毛泽东在会上的插话，谭是在会上听来的。这话传到了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杜迈之的耳朵里去了。尽管他并不知道毛说过这意思，就是谭震林的意见，中央书记处书记也已经够权威了。一九四九年长沙刚解放时，民盟是有过一张《民主报》的，出刊不久即停刊。杜迈之听到谭震林说了这话，于是跃跃欲试，想重新办起一张报来。当时新湖南报有几个编辑记者唐荫荪、朱纯、钟叔河、李长恭和郑昌壬这五个人也对此事表现了积级性，愿意同杜迈之合作，去为民盟办报。反右派斗争开始，这几个人就成了新湖南报社第一批右派分子。

新闻界所划的右派分子，还不能不提到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李慎之。毛泽东提出“两类矛盾”这个新论点之后，他联系新闻工作的实际作了深思，写了《试揭新闻工作中的一个矛盾》一文。文章说：

现在是大家都在忙碌着思索和揭发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新闻业务》的编者要我也来谈一谈新闻工作中的矛盾。我对新闻工作的理论知道得很少，实践也十分贫乏，勉强应命，只敢从日常工作的体会中试揭一个矛盾，倘能成为引玉之砖，就是万幸了。

几年以来，不时使我苦恼的一个问题是在我们工作中常常可以感到存在着某种“宣传与报导的矛盾”。所谓宣传也可以理解为指导性或者教育性，总之是为一项具体政策服务与向人民供应一般消息之间的矛盾。

从开始作革命的新闻工作起，我们大家就都懂得，我们报导的东西第一必须是真实的，第二必须是对人民有利的。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怀疑过这样的原则，现在也决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这些原则。

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许多同志都逐渐发现，要正确地判断报导什么，怎样报导才能对人民有利，并不常常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迄今为止，我们判断一件事情报导出去是否对人民有利的时候，标准就是同这件事情有关的政策。如果有利于这项政策的推行的，就能够报导，否则就不能。就我所一直从事的国际新闻工作而言，判断的标准就是外交政策。

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不报导某一类消息，或者只按照一个固定的观点去报导某一类消息，我们的格言是“小不忍则乱大谋”。

我们大多能够亲自看到采取这种报导方针的好处，它有助于统一群众的认识，集中群众的意志，在过去的生活中充满着激烈战斗的年代里，由此而产生的作用无疑是肯定的。

但是在长期执行这种报导方针以后，我们也能同时看到这种做法会造成使人民“蔽聪塞明”的后果，而且在人民中间培养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事情发展的逻辑看来竟有一点是“爱之适足以害之”。

“小不忍则乱大谋”。一方面是推行某一项政策的利益，另一方面是让人民得到充分的消息而能够对事物有全面的了解的利益。两者相较，到底孰为大？孰为小？

对于我说来，这是一个常常引起困惑的问题。

我们都十分明确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人民要行使作为国家主人的权力，能够广泛地了解国家各方面的情况乃是一个先决条件。一项政策既然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制定的，人民就应该有权知道它所以制定的根据，有权在实际生活中去考验它，有权在发现其缺点以后去修正它，否定它，或者再制定另外一项政策去代替它。正是在这里，新闻工作可以起极大的作用。如果我们报导的新闻仅限于证明某一项既定政策之必要、正确和英明，那么，我们的工作对人民来说就很难避免出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作风，而对执政者或者决策人来说，也就很容易助长他们的偏听自得的可能。

看来，如果把一般的新闻报导工作和为具体政策而作的宣传工作作一定的划分，可能是适当的。但是这需要在多方面加以衡量。我模糊地感到它可能牵涉到如何认识客观事物的哲学问题，也可能牵涉到权力的渊源或者归属的法学问题。要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但是，我相信，这个问题的解决也许会帮助我们克服日常工作中碰到的许多困难。希望同业诸同志有以教之。 （《新闻业务》1957年第6期，6月15日出版）

《新闻业务》是新华社总社出的一种内部刊物。现在的《李慎之文集》没有收入早年作品，这里是据当年的原刊录入的。这篇文章不长，却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可以说是指出了所谓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实质。就是后来，所谓舆论导向和新闻的真实性也常常是难以两全的。这篇当然是恶毒的右派言论。

李慎之当年写的一篇检讨书《向党、向人民请罪》中说：我是一个入党将近九年的共产党员，长期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然而在今年五月的大鸣大放期间，在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也从内部参加了这一进攻，对党的领导，对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作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这期间，我在国际部“春雷”壁报上发表了《只有大胆地放，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文章，号召人们去怀疑，去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同一期的壁报上，我还推荐了《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反动文章，卜无忌写的《废弃庸人政治》 （按：卜无忌是邓拓的笔名，文章发表在五月十一日） 。反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此外，我还在《新闻业务》上发表了《试揭一个矛盾》的文章，表示怀疑新闻服从政治的原则，实际上是诬蔑我们的新闻工作是“愚民政策的”而要求绝对的“新闻自由”。 （《书屋》2009年3月号）“愚民政策”这话之所以使人觉得特别刺激，就因为把事情说穿了。

在反右派斗争中，李慎之最有名的一件事，是他无意之间创造出了“大民主”和“小民主”这两个用语。波匈事件发生，毛泽东派他的秘书林克去征求李慎之的意见。李说，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谈到中国，他以为“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人民群众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这都是跟苏联模式学习的结果，现在苏联既然出了问题，中国也必须改弦更张，实行大民主，即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以免重蹈苏联的复辙。他所谓的小民主，是指那些为了调资定级、分房子、调工作之类的事情的无休止的争吵，以及上班迟到早退，办公拖拖拉拉这些现象，他认为这都是共产党太讲人情，不讲法制的结果，这是他所厌恶的。

李慎之在这次谈话中发明的“大民主”和“小民主”这两个词，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意思作了解释。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份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这里所引是经过整理正式发表的，原话是：“大民主就是要上大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毛并且认为这不仅是几个人的思想问题，而是一个思潮。

当林克再次来找李慎之的时候，李声明：“我根本没有上大街的想法。我的大民主是对小民主而说的，而且正是因为敌人已经被打倒了，我们才可以搞大民主。”毛对这一声明的反应是：“他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有什么不同。”到了反右派斗争中，李慎之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只是“定案材料”中没有写上“大民主”这一条。那上面写的第一条罪状，是“企图利用内参影响中央”。把这件中央一再表示满意而且嘉奖过的工作也算作罪行了 。（李慎之《大民主和小民主》，载《风雨苍黄五十年》，明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117页，又见《荆棘路》，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123页。）

一场反右派斗争下来，新闻界划了多少右派分子，这里有一份不完全的统计可供参考：

据九月底的初步统计，《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新闻日报》、《教师报》、《健康报》、以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湖南、广西、等二十二个省（市）和省辖市的党委机关报编辑部门，在报纸上进行了批判的右派分子就达二百一十二人，其中有十二人已经窃据了报社总编辑的领导职位，如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副总编辑浦熙修，大公报总编辑袁毓明，新闻日报副总编辑陆诒等等，都是新闻界十分恶毒的大沙鱼。 （迟蓼洲编写《1957年的春天》，学习杂志社，1958年版，第54页。）这二百一十二人是报纸上进行批判了的，据七月九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的一项通知，在报上点名的右派骨干分子只要右派百分之十左右，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倘若按照这个比例计算，报上点名二百一十二人，应该是划了二千一百二十人左右。再说这一统计截至九月底为止，这时这一场斗争并没有结束。即以本书作者所在的新湖南报社而言，到九月底划出的右派分子才二十余人，还不到全部划出的右派的一半。到斗争结束时，全社划出的右派分子是五十四人。

不要以为新闻界的右派分子都有修正主义的新闻理论和资产阶级的办报路线，有一些不过是犯了“可恶罪”，被他的上级领导认为可恶而成为右派的。当时担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夏征农回忆说，“《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健曾在几次会上向省委一再提出批评意见，思想认识上有问题。反右一开始，省委即内定他为右派，要放到群众中去批斗。后来刘健自杀了。除此之外，再加上其他一些个人偏见，就这样以反右派不力和同情右派的罪名撤了我的职。” （《夏征农谈他的文艺生涯及其他》，见《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第89-90页）

顺便讲一下出版界的反右派斗争。这里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就中央一级的出版社到一九五七年九月底止的统计，右派分子占工作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六点二三，而担负领导工作的右派，就有三十个，例如人民出版社的曾彦修、通俗读物出版社的蓝钰等，都对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作了许多恶毒的攻击。” （迟蓼洲编写《1957年的春天》，第54页）

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作了些怎样的攻击呢？曾彦修在《人民日报》座谈会上说了这样一些话：

我们长期看不出整个出版界的方向，只看到教条主义，盲目崇拜苏联的情况存在好多年。很少谈到我们中国的文学……，而只能看到把我国所有的编辑、印刷、出版的制度一套彻底打垮，编辑只做些改标点、改阿拉伯字等。解放后基本上停止了学术著作，而让苏联的小册子泛滥于市场。

体制问题不要老限制在现有一套，可以办同人出版社。

不能因纸张不够把几十个学报停刊，甚至可以少印马列主义。一些专门刊物内容是不太丰富，但不应随便砍掉。把出版局砍掉中国不会亡，把这些学报砍掉，中国没有科学，却要亡的。

在文化部出版局召开的座谈会上，曾彦修又说了这样一些话：

苏联的出版机构，组织制度要具体研究一下。我去了一趟苏联，觉得他们的机构和制度是落后的，是一套束缚思想的、教条的东西。

我们现在把自己的传统完全革掉了，而搬来一些不符合“二百”方针的大一统的作法。

我认为过去学习苏联是有偏的。可能有成绩，但表现在哪里？是不是专业分工，出版、印刷、发行分家以及一些编辑人员注意技术小节等都算成绩呢？我以为不是。反之，这些却妨碍了出版事业的发展。又如计划发行算不算成绩呢？像现在这样一调查就是七、八十天，也不见得好。总之我暂时还看不到具体表现出来的成绩，这方面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很厉害。如果说成绩，那也是“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

解放后直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以前，我认为在出版方面没有方针，也没有领导。纸张分配不算领导，如果我们向百货公司买纸，照样可以出书。

解放后几年来，光出了一些教条主义小册子，连环画，没有真正出过一些有分量的东西。似乎国家就是靠着这个来吃饭。过去出版局的总结上的成绩也就是这些，对于我们的文化怎样、科学怎样？没有方针。在反胡风后又突然更加紧缩了，如曾经说过古籍书只出皇帝的禁书，那还出什么，只好关门。

去年局里搞了个十二年远景规划，召开会议讨论，我对这个计划很有意见。因为其中第一要出马列主义，第二要出社会科学……而文艺、科学技术都没有了。难道我们单靠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就能立国吗？这种草案使人没有发言的基础，也损害了领导威信。

出版工作去搞一些没有味道的事，也是不行的，如为了规定《毛选》在全国同一天发行的组织工作花了不少力气，实在是无聊。

过去搞七、八年出版，结果出了不少三、四流的翻译书，反特小说。著作出不了，而对外国人的胡说八道的小册子却浪费了不少纸张。

文化部个别领导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文化太少，武化太多。我过去检讨写得不多，来北京不到几个月就检讨了一次。因为出版了恽逸群的《蒋党真相》，陈克寒打电话语气很不好听，金灿然也要检讨。一次不够，说不深刻还要重新检讨，不知道根据是什么？难道是“武化部”吗？

在出版局座谈会上，曾彦修还谈到了他自己对双百方针的认识，可说是很深的反省：“毛主席提出有百分之九十的高级干部反对或者不赞成‘二百’方针，我起先想自己大概不是，因为我参加了不少座谈会，写了一些短文章来反对教条主义，拥护百家争鸣。可是现在检查起来，一接触实际，总给‘人民出版社’的牌子束缚着，不戴一顶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没有马列词句外衣，不能进人民出版社的门。所以我只是形式上同意了实际并未同意，要划起来是在百分之九十以内的。我们当然不敢公开抗拒中央‘二百’政策，但实际执行结果。由于水平低，而是属于百分之九十内的。”事实上这并不是曾彦修一人的思想，相当数量的老干部也是这样一种心态。在主观上，感觉到自己是能够接受新方针的，可是多年的习惯，又使他只能在旧的革命的轨道上运行。曾彦修能够看出这一点，并且把自己划入百分之九十之内，正是他的过人之处，他想得比一般人深。正是多数干部的这种思想状况，决定了当年试行新方针只能以失败告终，百家争鸣只能一变而为两家争鸣，再变而为反右派斗争。这样的角色只能演出这样的戏剧。

再说曾彦修，他当年不只是对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做了许多恶毒的攻击，他还说了一些更要命的意见。人民出版社内部的黑板报（！）发表他的答黑板报记者问，其中说了这样一些意见：

我个人深深感到人社内部党群的界限和鸿沟达到了原来意想不到的惊人程度。……最近一周感到很沉重，内心也感到很痛苦。痛苦不是因为揭发多，可怕；而是痛苦在于自己过去认识不够，没有想到支部在群众中这样孤立，群众对支部已到敢怒而不敢言的程度；痛苦在于：我们进城八年来，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具体到人社支部，原来和广大群众矛盾如此之深！虽不是说“民怨沸腾”，但已有些“怨声载道”。

八年来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沾染了肮脏的腐朽的东西。未得政权以前是革命的，批判的，对现状不满的，入党时是参加革命，抛弃名誉地位享受。但执政以后部分同志特别是负一定领导责任的同志（包括我在内）产生了保守主义（不是指一般工作保守），要把持政权，思想深处要保住我自己相当地位和身份。……因为他已得到某种东西了，官方身份，统治者一分子，生活职业有保障，有东西可保守了，这样就使得有些人不求进步，不听取意见，暮气沉沉，（我自己也是一个）这种保守主义与宗派主义分不开。从人社支部很多同志身上都看出来这些东西与共产主义革命家不相容，广大群众是从同甘共苦，广阔胸襟，自我牺牲来要求我们党员，广大党员没有做到，人社存在党员享受特权现象。再说一句，所有这些，首先是对我自己说的。

这种认为党处于执政地位时受到腐蚀的意见，曾彦修说过不只一次，他在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一次座谈会上，引用了杜甫的“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一联诗来说明这意思。这可糟了。据黄秋耘说，“康生对‘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两句诗特别反感，用红铅笔在《简报》上划上了杠杠，批示：‘单凭引用这两句诗，曾彦修就该划成右派。’曾彦修的命运就从此决定了”。 （《黄秋耘文集》第四卷《风雨年华》，第156页）

曾彦修的这篇答黑板报记者问，还得罪了人民出版社出版部主任赵晓恩和行政处副处长王志明。黑板报记者问曾：你对有人提出停止赵、王二人学委一事意见如何？曾答：赵晓恩民愤很大，各方面揭露他专横主观很厉害，从这严重毛病看，他不当学委可以。王志明是使人怕（我知道陈原、范用等都怕他，我也有些怕），因为会整人家。他作风不好搞，党内外有意见，是突出的。至于王当不当学委的事，曾彦修倒认为，作为长期支部书记行政处主任，他知道许多事，工作也需要他参加。他应在工作中改正错误，通过听取自己工作制成的矛盾边整边改。

到了反右派斗争中，首都出版界连日召开座谈会批判曾彦修。有人质问他：为什么要硬说解放以来没有出版什么有分量的学术著作，难道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算不得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吗？曾所谓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是指的什么？有人分析说：曾彦修主张办“同人出版社”，就是不要党的领导，要恢复资本主义的所谓出版自由。 （7月8日《人民日报》）在人民出版社，也开会批判曾彦修。有人批判他的答黑板报记者问，说曾彦修有如匈牙利的纳吉，他说的“怨声载道”，“八年来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沾染了肮脏的腐朽的东西”，就充分说明了他的“纳吉”身份。还批判了他引用杜诗“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来骂党员腐化了这件事。王志明、赵晓恩也都在批判会上积极发言。 （7月13日《人民日报》）

如果说，在批斗会上的发言者中，有的只不过是奉行故事，不得不作出听党的话的姿态，那些曾彦修得罪过的人就不同了，这反右派斗争同时也是他自己的事情。

中国青年出版社把副社长兼总编辑李庚划成了右派分子。报纸上刊登的材料说：

李庚是该社右派分子的幕后指挥人。他趁大鸣大放的机会，拉拢、联络了一批右派分子和对党不满的人，猖狂地发起向党进攻。鸣放期间，该社右派分子如彭子冈、刘重、姚平等人向党进攻的炮弹― 他们所谓的“理论”和“事实”，比如说“出版社的政治工作太‘左’了”；“做政治工作的干部不懂业务，不了解知识份子，要把他们调走一批”；“团中央不能领导出版社”，“肃反扩大化了”，“合并开明书店是政策上的错误”等等，都是一模一样。这些反党言论，追溯源本，几乎绝大部分来自李庚。

李庚在鸣放期间向党进攻的活动是数不胜数的，他的气焰是十分嚣张的。费孝通的《早春天气》一文发表后，他深表赞同，并且说什么“党内知识份子也有这样的心情”，他要写一篇描述党内知识份子心情的文章。李庚要为右派分子谭天荣、林希翎写“列传”，说他们是“历史人物”“应该让后人知道”。（9月24日《中国青年报》）

这里说到的彭子冈是该社《旅行家》杂志的主编，据报纸上刊登的材料说：她一方面参加浦熙修、费孝通等右派分子策划向党进攻的活动，企图单纯从法理的观点，为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打掩护，一方面又积极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内部点火。彭子冈别有用心地污蔑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肃反是“无中生有”、“危言耸听”，肃反审查是根据“神乎其神、夸大其辞的汇报”，“左得没有一点道理，一点也不马列主义”。 （8月1日《新华社新闻稿》）

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蓝钰在文化部出版局召开的座谈会上，也攻击了从苏联学来的出版体制。他说：

现在出版、印刷、发行三个环节是孤立起来的。出版和发行分家，搞得矛盾百出，笑话百出。例如：书店营业员不了解书，一位支店营业员自己爱拉胡琴，就进了一些拉胡琴的书，把《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进了不少，在一个县里像《怎样写博士论文》的书也进了等等。

出版与印刷的分家据说是为了印刷的统一。现在是否真的统一了呢？没有。实际上文化部只有统几家直属出版社的本事，而非直属出版社大都有自己的印刷厂，地方上问题好解决，苦就苦在直属出版社的头上了，印刷排不上队，出书很慢。

蓝钰还对出版社专业分工表示怀疑，以为有些作家的稿子就无处出了，各出版社踢皮球。他还以为，现在社会上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除掉国营而外，谁也不能搞出版社，如果不开个口子，矛盾始终解决不了，还要发生问题，不如让搞一些私营出版社。他还主张开放同人出版社。他的这些意见，在首都出版界的座谈会上，在通俗读物出版社的座谈会上，都受到了批判。

蓝钰（1919-1966），四川泸州人。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加入共产党，担任过《边区群众报》编委、西北《群众日报》采通室副主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新华总社地方新闻部副主任。他在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任上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就在迫害中自缢身亡了。

还有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杨赓（1915-1957），原名杨隆誉，别名爱吾，湖南长沙人。曾就读北京大学法律系。抗日战争爆发后与黎澍等人创办《火线下》三日刊，一九三八年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国际新闻社最早成员之一。担任过《观察日报》总编辑。一九四一年参加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一九四六年在北平《解放报》工作时被捕，经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提出抗议后获释。解放战争中任新华社东北前线分社社长、《东北日报》通讯采访部部长、新华社东北野战军总分社社长和总社副社长等职务。部队新华社撤销后，改任《新观察》杂志主编。后来担任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他说过：“党对出版事业统得太死”，“出版局统得太死，在纸张分配、印刷力量、人员任用上，都卡得太紧。希望在企业自治范围内给出版社以适当的机动之权。”他很赞同副总编辑蓝钰的那些意见，说：“蓝钰的发言反映了我的意见。”他是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普通班学习的时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当时揭露他的右派言论有这样一些：关于三反运动，他说“中央批示的‘凡大抵管钱管物者，必有贪污犯’的批语，说得过于肯定了。”“中央限时限量要老虎，是搞出一批假老虎的原因。”这里杨赓说的，是指毛泽东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五日的一个批语：“无论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是大批地管钱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62页） 关于肃反运动，杨赓说“肃反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一些知识份子的感情，劳民伤财。”开了他几回批判会之后，他就在十月九日自缢身亡了。 （据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部办公室编印的《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42期，1957年10月31日）

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天一，多年从事科学普及工作，解放前办了一家民本出版公司，发行《科学大众》月刊。这时他是九三学社社员，担任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宣传部副部长。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材料，据报载有这样一些：“王天一还喊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口号，意思是指党不能领导科学普及工作。”他还“企图煽动一些在肃反运动中被审查过的和过去被批评过的知识份子起来闹事。”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召开全体干部大会批判他。 （9月21日《人民日报》）

另一个副总编辑周志成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他是浙江大学物理系的高才生，物理学泰斗王淦昌、束星北的及门弟子。一九四三年毕业后留母校任教多年。一九五七年。他只是为恩师束星北被划为右派抱屈，他也就被划为右派了。一九七九年，右派问题解决了，他到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不久担任副总编辑，对《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和出版做出了许多贡献。 （《出版史料》2007年第3期黄鸿森文）

中华全国总工会所属的工人出版社文艺编辑室负责人何家栋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何家栋（1923-2008），河南信阳人。一九三八年他十五岁的时候参加八路军。后来从事过报纸工作。在他担任工人日报印刷厂厂长之时，碰上了三反运动，被当作老虎打了一顿。“查不出经济问题，就查政治问题；没有现行问题，就查历史问题。最后以‘历史不清来路不明’清除出党，行政职务一抹到底，也不分配工作，放在校对科打杂，形同无业游民。”这时他在报纸上看到了战斗英雄吴运铎的事迹，就主动去找他，帮助他写了一本回忆录《把一切献给党》。这是当年发行几百万册的畅销书。正好在时候他的历史疑点也查明了。社里就建立一个文艺编辑室让他负责。他是因为编辑出版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作品《本报内部消息》而被划为右派分子的。 （据彭仲夏、何先培：《洒向人间都是泪——祭何家栋先生》，见《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1期）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反右派斗争和语文教材改革一事有关。本书第六章谈到一九五六年“汉语”和“文学”分设两科、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印“汉语”和“文学”教科书、陆定一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批评人民教育出版社“一意孤行”的事。叶圣陶听到这话很觉愤慨。他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日记说：“陆定一在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之发言，未经调查，明其原委，意若曰此事为闭门妄为，贻害非浅”。正好这天《文汇报》《教师报》的两个记者上门采访，叶圣陶即向他们说明了“汉语”和“文学”分科这事的原委，并且对陆定一的批评做了反批评。

这时已经是反右派斗争公开发动的前夕，有必要保护陆定一的形象，决不能让叶圣陶这样有身份的人发表这种有真凭实据的批评文章。于是胡乔木出面劝阻了。叶圣陶六月四日日记：

饭后方睡，而胡乔木来电话谓欲来访。既而乔木至，告余《教师报》之一则访问报导稿已读过，系报社中之马君送与，缘其中谈改进语文教学之事，涉及乔木。次为陆定一开脱，言陆常因病离京，关于语文教学方面之讨论与措施，渠实不甚详知。至其在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之发言，确有未当之处。乔木又谓语文分科、文学课本编辑之经过，外间确不甚明晓，今后最近期间，宜有所表示，使众周知。上午已讨论过，拟由一负责同志在适当场合说明此事，唯尚未有具体决定。次言既有此办法，访问报导似可不必刊载。问余可否告《教师报》《文汇报》，撤去此稿。至于何以不便批评陆定一，乔木未言，余亦不好意思问。察其颜色，听其辞气，颇有希余必允之意。余乃告以两报记者访问之经过，系他们欲知其事，非余拉他们来访。余于陆之发言确愤愤，故迳语记者。今于语文改革之经过情形既有办法明告国内，余自可依乔木之意，以自己名义撤回此报导稿。惟希陆定一今后于任何公开场合，自言其前次发言之失当。乔木含糊答应。以下杂谈整风，颇融洽。乔木坐一时许而去。乔木特别叮咛，《文汇报》方面非余自请撤稿不可，不宜言及其他。彼固深恐《文汇报》就此事做文章也。

叶圣陶的孙子叶永和和孙媳妇蒋燕燕写了篇《一九五七年语文教材改革风波》 （见《炎黄春秋》2011年第二期） ，文章第一次发表了叶圣陶的这些日记。文章最后说：“当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爷爷因其‘名’，未被打成右派。但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反右运动中，因教材改革的这场风波，被打成右派的有十四人之多。”

人民教育出版社内部反右派斗争的具体情况，在叶圣陶的日记里有一点反映：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六日，星期五：下午再至社中。今日社中百余人为会，听田世英作检讨。评判田世英之右派言行，已开会四次，今日为第五次矣。田自认为右派分子，谓缘出身于地主家庭，故与社会主义有抵触，渐致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之言行。谈约两小时。叶立群言，田检讨尚不彻底，责令再自检查坦白交代，并请同人继续予以批判与揭发。白韬来余室中，长谈。先告余我社反右斗争之概况，谓已暴露者六人，恐不止此。

八月廿三日，星期五：下午三点再至社中，参加批判右派分子刘淑珍之座谈会，到者约百人。刘为大资本家家庭出身之妇女，来我社历史编辑室已数年，与其夫王永兴偕。其谬误之言行亦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发言者十余人，皆有充分准备，故言之有物。刘尚未能诚恳表示悔改。为刘开会，次数已不少，以后尚须续开。会以六点三刻散。

八月卅日，星期五：下午两点半，开关于田世英之座谈会。听田作检讨。其词历一小时有余而毕。至此，为批判田世英开会，大会小会已廿次矣。于是分小组讨论，究论其检讨之善否。五点半再开大会，多人发言，谓田经众人批判，理屈词穷，不得不表示投降，自认为右派分子，愿立功自赎。然其检讨尚不够，须继续深入云。

九月五日，星期四：下午一点半再到社中，参加批判徐保衡右派言论之会。徐怀疑社会主义之各个方面，羡慕英美之民主与自由。其想法成为一套。已开过去批判会多次，今日集中于英美民主自由方面。发言者将十人。皆准备充足，摆事实，说道理，指出所谓英美民主自由究为何物。如此开会，余亦深觉其有意义。不特于被批判之人有益，其他参加者，平日亦未必究心此类问题，经此辩论，俱皆了然，自可提高不少。

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三：下午一点半再至社中。今日开全社之会，批判刘淑珍之言行，集中于其所称教育工作毫无成绩之一点。发言者皆准备充足，就各方面指出解放以来教育工作之根本改变与发展。刘国正访一数学教员，以此教员之亲身经历为讲说材料。吕冀平与数同人访问第三十三中学，此是一平常之中学，然八年来之变更，大有可以感动人者。如此发言，大家听之，均有裨益。会以六时半散，一坐竟至五小时。

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一点半再到社中。参加全体大会，批判陈尔康、刘淑珍二人。发言者十数人，有颇精当者，亦有意极平常者。要旨集中于驳斥二人所谈教育部与共产党不能领导教育工作之一点。五点四十分散。

十月九日，星期三：上午到社中。白韬来谈两小时。详述社中反右派情况，被批判之人或多或少俱有新认识，知改其错误。最后谓芷芬于鸣放期间亦多谬误之言行，日内将提出批判。

十月十日，星期四：下午一点半再至社中。今日开全体大会，批判龙在田。龙往时为国民党少将教官，与特务及高级军人颇有往还，所事为训练特务人员之工作。解放后交代历史，多所隐瞒。肃反运动中，渠亦为研究之对象，多方调查研究，渠乃渐吐其实。为作结论，断为历史问题而非现行反革命。渠当时表示感激。今年鸣放期间，渠乃大放厥词，谓认以为肃反对象，实系错误。并诬言整个肃反运动甚糟，与多数右派分子相同。故提出而批判之。今日发言者十余人，语皆切实。有二人系前年参加肃反工作者，详述当时四出调查，无远弗届，实事求是，始下结论，余甚心折。若此情形，余前亦未知之如是其详尽也。会以五点半散。余于成都始识龙。渠以其英文文法稿《渡船》来投稿，叔湘以为佳，余收其稿，乃相识。当时仅知其为军校教官，后知其离军校而入一中学教英文。他无所知也。来我社在一九五三年，系余所招致。其时渠在南京中苏友协之俄语训练班任教云。 （见《万象》2011年，第1期）

龙在田的这本书，书名是《渡船——英语动词研究》，是一部用英语写成的书，一九四四年在开明书店出版的时候，作者署名龙志霍。叶圣陶写的广告词说：“读者如能仔细读过，对于英文也就近乎‘通’了，书名‘渡船’就是这个意思。” （见《叶圣陶集》第18卷，第384页） 评价不可谓不高了。

人民教育出版社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除了这里提到的田世英、刘淑珍、徐保衡、陈尔康、卢芷芬、龙在田几个人之外。还有孙功炎（语文学家）、李赓序（历史学家）、凌伶（图书馆长）等人。其中职务最高的是总编室主任卢芷芬，他是开明书店的老人，和叶圣陶的关系也最深。他的结局也最悲惨。划为右派分子之后，他被送到了北大荒，一九六○年就在那里病饿而死。他的老朋友巴金在《我与开明》一文里说起他：“卢芷芬先生甚至给送到北大荒去劳改，竟然死在那里，据说他临终前想‘喝上一碗大米稀粥而不可得。’” （《随想录》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95页） 他的妻子王汉华是中国图书发行公司的财务会计人员，也被打成右派分子，也被送到北大荒去劳改，却有幸生还了。 （卢元镇：《卢芷芬之死：语文教材改革风波的余波》，见《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

老出版家、原来开明书店的老板章锡琛（1889-1969）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他字雪村。浙江绍兴人，原是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的主编，一九二六年八月创办开明书店，自任董事兼总经理。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出版总署的署长是胡愈之，副署长是叶圣陶和周建人，都可以说是他的老同事、老朋友了。十二月，胡愈之安排他担任出版总署专员，不久又改任出版总署调查研究处处长。在这期间，他草拟了一个“著作权暂行法”（草案），并应约为《苏联大百科全书》撰写“中国出版”条目。一九五四年章锡琛调古籍出版社任编辑、副总编辑，后来又调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一九五六年他只身前往上海校对《资治通鉴》标点本（这书在上海印造）。

一九五七年，章锡琛在中华书局被划为右派分子。不必问他是为什么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了，只要看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华书局党组织《关于章锡琛同志右派问题的重新修改结论》说的，是他“为真诚地帮助党整顿作风，出于善意，发表了正确意见”！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家又受到新的冲击。在妻子和长子相继病死之后不久，章锡琛偶染小恙，得不到及时治疗，也就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谢世了。

老出版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还有原来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北新书局出版过《语丝》周刊，出版过鲁迅、周作人的许多著作，很有点名气。解放后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四年北新书局和广益、大中国、人世间这几家私营出版社合组为四联出版社，李小峰任副社长兼代理总编辑（总编辑名义上由顾颉刚担任）。一九五五年又并入春明、神州国光、文娱等几家私营出版社，成立公私合营上海文化出版社。李小峰任私方代表兼编辑部第一副主任（未设编辑部主任）。他就这样连人带店进了这个社。

后来他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为社里农工民主党支部主任委员。还安排他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八月十四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报导说他们是“忠实执行章伯钧反动路线的基层支部之一。”这篇报导还说：“去年十二月，文化出版社的共产党支部召开了一个民主党派座谈会，倾听他们的意见，但这些野心家们不同意‘民主党派座谈会’的名称，要改为‘党派联席会’，意思就是他们与共产党应处于分庭抗礼的地位。农工支部主任委员李小峰说得更明白：‘互相监督首先是监督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行动多，容易犯错误。’”李小峰还有一个想办同人出版社的问题，据说他有意退出文化出版社，恢复北新书局。

上海文化出版社还有第一编辑室副主任许君远，七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右派急先锋许君远诡计多端妄图篡夺新闻出版事业的领导权》一文中说：

许君远平日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常常寻找各种藉口，不参加社的会议。但是整风一开始，他参加会议就起劲了。每次出席必另作记录。社里成立“体制小组”，他自动报名参加，而且推荐小组成员，由他负责召集会议。许君远对“体制”问题为什么这样感兴趣呢？原来文化出版社是由四联出版社（北新、广益、人世间等）、春明、国光、文娱等私营出版社改造而成的。许君远（他原是四联的）是不甘心于这种改造的，就利用“鸣”“放”的绝好机会策划复辟，煽动这些书店的资方恢复私营，甚至要黄嘉音恢复早已歇业了的“家”出版社和《西风》杂志。他就是这样处心积虑地要搞垮党领导的出版社，要把出版事业拖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

许君远（1902-1962），河北安国人。是个老报人。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过重庆《中央日报》副总编辑。一九四五年以《益世报》记者的身份采访了三藩市的联合国成立大会。抗战胜利以后，他是上海《大公报》的编辑主任和资料室主任。现在虽然改行干了出版，还是未能忘情于新闻工作。他在五月二十一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报纸应当这样干下去吗？》一文，批评说：

“大部分的党报还在摆着‘党员面孔’，没有笑容，难道这就是党报必备的风格吗？”许君远还提出了一个报人的地位问题。他回忆到过去“无冕之王”那顶帽子，那时，一些好的记者，“他们都有一种恢宏的气度，昂首阔步出入于‘大人先生’之门，而大人先生也乐与他们交往。这样，他们的采访工作便无往而不利。”而现在的情况呢，“解放后报馆机关化，不照顾新闻记者的职业特征，硬把他们当作一般机关干部看待，会使他们产生自卑的情绪。”许君远还提出：“解放后的报纸只顾说教，忽视趣味。而趣味性正是中国报纸的一种优良传统。”，“成天板起面孔来说道理”，“报纸和读者之间有了一道高墙”。他提出了加强报纸趣味性的建议：“趣味性越强，越能引人入胜；报纸越能大量争取读者，越能发挥指导性的作用。趣味和指导性应该并重，这中间是没有矛盾的。”文章的结尾说：“最后，我提一个问题：目前同人办学校，同人办刊物的声音喊出来了，那么同人办报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呢？”。

反右派斗争开始，他的这篇文章被宣布为“向党和党报的挑战书”，他被划成右派分子了。 （7月24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还说，许君远已经和陆诒、顾执中等老报人“做了办‘同人报’的具体准备”。许君远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内部的右派活动，《人民日报》的这篇报导说：一件事是“煽动这些书店的资方恢复私营，甚至要黄嘉音恢复早已歇业了的‘家’出版社和《西风》杂志”又一件事是“就像他想办‘同人报纸’一样，许君远还想搞什么‘同人出版社’、‘专家出版社’，他甚至拟定了一个包括二十多人的同人出版社的名单，可就是没有一个党员或团员。”

上海文化出版社第四编辑室主任黄嘉音也被划成右派分子了。《文汇报》复刊的时候，他应邀主编副刊《彩色版》。《徐铸成回忆录》中说：“副刊中有《彩色版》，主要为落实邓拓同志的建议，关心知识份子的生活情绪，如书斋如何布置，如何绿化环境，如何提高情操等等，极受读者欢迎。编者黄嘉音同志，编辑《西风》月刊，富有经验且有丰富学识，经柯灵同志介绍，特请他兼任主编。” （前引书，第343页） 据十一月十七日《文汇报》刊登的《上海出版界批判右派分子黄嘉音》说，他“在一九三七年即和文化买办林语堂等合办《西风》杂志”，“在鸣放期间，黄嘉音恶毒地攻击社内党员领导干部，咒骂‘人事档案是一垛墙’，主张‘开放人才自由市场’，反对汇报制度。”还说他“恶性发展盟员，企图扩大民盟右派势力，与共产党对抗。”

8月13日文化部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到了到当时为止的出版界反右派斗争的战果：

这次反右派斗争，是在各个基层单位的斗争和出版界联合的斗争相互配合，内外夹攻的形势下进行的。从上月初开始对曾彦修、蓝珏、胡明、萧乾等为首的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展开的揭露和批判，给予了出版界的右派分子以严重的打击。在首都五十六个出版社中（全国共有出版社一百零五个），也都揭发出为数不等的右派分子或右派小集团，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现在右派分子已开始呈现溃退迹象，斗争正向深入发展，战果在逐步扩大中。

这位负责人说，右派分子为了篡改出版事业的政治方向和夺取领导权，一方面在社会上到处散布空气，根本否定解放以来的出版事业的方针和成绩，另一方面在各出版单位中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妄图把党和国家对出版事业的领导搞垮。根据揭发出的材料，右派分子在所有的出版单位都放了火。

例如，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和民盟支部主任委员冯亦代，恶毒地攻击外文出版社是党员的“家天下”，拉拢利用肃反被斗对象向党进攻，公开要求撤掉党员领导干部，并得意忘形，准备“收拾残局”，散布要由他担任外文出版社副社长的流言。人民文学出版社由舒芜、顾学颉、李易等人组成的右派小集团，辱骂这个社的党员领导干部都是“庸才”，“应该送去学习”，提出所谓“人才归队”的口号，私下散布要由非党作家担任社长。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筹组所谓“同人刊物”《艺文志》，以便从内部篡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阴谋不能得逞时，作为退身之计，与党所领导的古典文学出版事业相抗衡。人民交通出版社副社长、交通部民盟支部主任委员丘克辉是章伯钧的“文化策士”，他一方面高唱“同人出版社”、“民主办社”的滥调，一方面积极拉拢各科室负责干部和主要编辑参加民盟，企图把这个出版社完全变成章伯钧的私产。古籍出版社的章锡琛嚣张地捏造这个社副社长王乃夫的罪状，威胁出版事业管理局限期将王撤职。人民出版社出版部副主任、民主促进会支部主任委员刘龙光，公开扬言这个社党员领导干部全是外行，认为“这是一个主要矛盾”，提出了取消党的领导的“编辑办社”的口号。通俗读物出版社以蓝珏、于干等为首组成的右派反党集团，也打着“彻底改革”出版事业的旗号，主张把党所领导的《时事手册》变成“同人刊物”，摆脱党和国家的领导。外文出版社右派分子江泽墉，更公开辱骂“外文出版社象中世纪的封建贵族古堡”，狂妄地号召“古堡中的人们‘觉醒’过来”，“冲出去和‘群众’汇合”，把党冲垮。

不但在出版社的编辑和出版等业务部门的右派分子如此，在书刊发行、美术设计等部门，右派分子的进攻，一时也很猖獗。譬如，美术出版社设计组组长曹辛之，曾诬蔑美术出版社是“官僚主义加小商人的领导”，公开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下台下轿，他还和人民出版社的张慈中、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孙正、财经出版社的卫水山、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唐祈和吕剑等相勾结，活动另外组织“书籍装帧协会”和“书籍装帧设计联合办公室”，实行资本主义的经营，企图垄断书籍的美术装帧设计事业。新华书店北京第四发行所副主任章士扬是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委的候补委员，他为了篡改这个发行所的政治方向，曾企图将这个所50%的干部即三百人发展为民主促进会的会员。文化部负责人说，经过前一阶段的斗争，已经基本上将右派骨干分子的谬论击败，并且提高了广大出版界干部思想认识。

文化部负责人最后指出，各基层单位的反右派斗争正在扩大战果，首都出版界的联合斗争将继续进行。边整边改的工作，也在积极进行，除各基层单位可以即行改进的已有改进外，有关整个出版工作方面若干较重要的问题，正在提出方案，准备经过讨论，做出决定，逐步予以实现。 （8月14日《人民日报》）

出面批判出版界右派分子的最高级官员，是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他发表了《出版工作必须实行计划化》一文，其中说：出版界的右派分子曾彦修、蓝钰、彭子冈等人，都竭力反对出版事业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化。他们认为：计划化“把个人的积极性限死了”；“选题计划根本不必要”。蓝钰故意把解放以后的出版工作描绘成“矛盾百出”“笑话百出”，并且把它归咎于出版事业的计划化。他们特别攻击纸张的计划供应制度，提出所谓“自由买卖”“自由出版”的荒谬主张。

右派分子否定出版工作计划化，反对出版计划和选题计划，强调所谓“民主”“自由”，提倡读者要什么出什么，其目的，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使出版工作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以便倾销资产阶级的私货，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10月9日《人民日报》）

新闻出版界的右派分子还不能不特别说到冯亦代。他是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副主任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又是民盟北京市委的副秘书长和北京市的人民代表。他一九三九年在香港参与创办英文刊物《中国作家》；一九四一年在重庆参与创办古今出版社、美学出版社；一九四五年在上海创办《世界晨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被任命为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秘书长兼出版发行处处长。1952年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他因为不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担任社办公室的主任，只能以副主任的名义代理主任。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上以《冯亦代阴谋篡夺外文出版社》为题刊出长篇材料，宣布已经将他划为右派分子。他的右派罪行有这样几项：一是动员他们社里民盟支部的成员“带头鸣放”，说“今后鸣放是盟的中心工作”，鼓励平时心怀不满的人向党进攻。一是攻击肃反运动，说“肃反是凭主观、宗派、教条主义办事”，为肃反运动中被斗的人喊冤，动员他们写申诉材料，要求平反。一是攻击党员领导干部，说师哲实行家长式统治。一是还到社外各处点火，几次到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去煽动。这篇材料不但公布了他的这些现行的右派罪行，还利用他的档案材料宣布了他的历史罪恶，例如说他参加过青红帮，和帮会把头、军统特务结拜过把兄弟，还参加过国民党。有了这许多材料，也就足够划他为右派分子了。

新闻出版界领导干部中划出的右派分子还有新华社国际部主任王飞、《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共青团中央委员陈模、外文出版社社长兼《人民中国》总编辑吴文涛、《人民画报》总编辑李千峰、《中苏友好》杂志总编辑庄方，《人民铁道报》副总编辑范四夫，《浙江日报》副总编辑高光、《广西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王谭等人。

十六、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大体上说，有两大任务，或者说有两条战线。

一个任务，是打击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特别是百花齐放这方针所鼓舞起来的自由化倾向。一九五六年提出百花齐放这口号之后文艺界出现的一些作品（包括文艺理论方面的作品），已经使一些习惯于斯大林——日丹诺夫文艺政策的人忧心忡忡。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像四月号发表的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六月号又是他的《本报内部消息》，九月号又是何直（秦兆阳笔名）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些都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作品，这些在反右派斗争中都是批判的对象。前面提到过的《电影的锣鼓》当然也是。陈其通等四人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其实是文艺界反右派的第一枪。只可惜他们“超前”了几个月，那时毛泽东还没有下决心进行这一场反右派斗争，他们在没有听到号令的时候就先干了起来，结果挨了好几回批评，演了一出《三岔口》。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另一任务，是趁这一场斗争的机会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像反对丁陈反党集团，反对冯雪峰，就都是这一性质。像丁玲和冯雪峰，在三十年代就是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活动家。他们从来没有，后来也没有自由化倾向。如果反右派斗争的任务仅仅是打击自由化倾向这一项，那是轮不到他们也划右派的。丁玲在反右派斗争中作检讨的时候说到了这样一件事：“反右派斗争期间，作协作家支部开会，杨朔同志谈了对整风简报的意见，我谈了浦熙修来找我的经过，会议开得比较沉默。这时陈企霞发言了，提出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应讨论何直的论现实主义一文，及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一文。……跟着艾青发言了，而常常是沉默的罗烽也跟着谈到何直的文章，回应陈企霞。” （9月3日在 作协 党组第二十四次会议上） 丁玲没有说她自己的意见怎样，从她的转述中可以知道，艾青、陈企霞、罗烽他们以为，成问题的是何直和钟惦棐，而不是他们。可是跟他们的设想不同的是，他们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斗争，还在何直钟惦棐等人之前。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一开始，首先受到集中批判的，是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这其实是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的延伸。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写了一篇《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说明了此案的始末。摘录如下：

批判丁玲、陈企霞开始于一九五五年八月。从八月三日到九月四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举行了党组扩大会，对丁、陈批判斗争，参加者约七十人。九月三十日是以作协党组名义把会议结果写成《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党中央。……批判丁、陈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的。党组书记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兼任，作家协会的一切活动，也都由周扬直接掌握。……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写的题为《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是由周扬主持起草，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后，报送中央的。我是这个部务会议的参加者。……我读了作协党组报告和代中央草拟的“批语”后，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报告题目和内容不符。题目是对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活动及处理意见，内容却很抽象很笼统，主要是属于思想作风，工作态度等方面的表现。……

报告中强调了陈企霞和并未列入“反党小集团”的李又然两人的“托派嫌疑”，说“党组决定开除此二人党籍”。 （当时这二人已由公安机关实行“隔离审查”） 。对丁玲的处理，报告中则说要“审查她被捕在南京的一段历史并做出结论；对她的错误如何处理，要看她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程度考虑对她的处分问题。”这个报告引起我的一些疑问。“丁、陈反党小集团”既是反党的，为什么不着重揭露他们的反党事实？既然是“丁、陈反党小集团”，为什么报告中罗列的事实主要指丁玲、而对陈企霞只着重他的托派嫌疑？既然丁玲是反党小集团为首者，为什么只决定开除陈企霞和并未列入“反党小集团”的李又然的党籍，而对丁玲是看她以后的态度？……这些疑问，从报告本身得不到解答。……

一九五六年五月初，陈企霞、李又然的“托派嫌疑”经作协肃反五人小组和公安机关共同审查、审理予以否定。五月二十二日他们恢复了自由。……陈企霞被释放后，要求同党委谈话，申诉作协党组对他所进行的批判与实际情况不符。五月二十四日，由我主持，机关党委的专职副书记崔毅和作协党组的代表参加，一起听了陈企霞的申诉。他把他和周扬之间的分歧做了全面的陈述。其中有政治问题、学术问题、思想问题和相互关系问题。陈企霞认为，党组向中央的报告没有根据，是捏造事实，对他进行“政治迫害”。……李又然被释放后，也要求同机关党委谈话。是崔毅主持谈的。他从头叙述了他同周扬之间的意见分歧。我没有参加这次谈话。据崔毅同志向我反映，在他听来，李又然同周扬之间的意见分歧，不见得李是错的。……

丁玲在一九五五年被批判后，安排她到颐和园去“闭门思过”。一九五六年夏，中宣部组成了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丁玲历史 （被捕问题） 的专门小组，执行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审查丁玲历史问题”这个任务。张际春、周扬、刘白羽、我，还有一位作协党总支的同志，共五人组成专门小组负责进行。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上，周恩来总理曾有过指示，他说：“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在审查过程中，张际春组长是认真执行这个指示的。专门小组同丁玲本人谈话时都没有让周扬参加。……

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作家协会党组一九五五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反党小集团……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与事实不相符，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比如，原来说：丁玲“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文艺报》的领导人选，中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丁玲为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而丁玲在陈企霞个人的抗拒下，竟然违反党的决定，把陈企霞、萧殷也列为主编，出现了一个刊物有三个主编的怪现象。”调查结果是：这种提拔是丁玲同周扬商量，周扬同意后才宣布的（周扬也承认这一事实）。原来说：“丁玲狂妄地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一九五三年，文学讲习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调查的结果是，这次会场不是丁玲本人布置的，当她知道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她自己的照片时，她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并把她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 （引者注：曾经这样评价丁玲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丁玲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她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毛主席坐在空地的躺椅上，他很鼓励我。他说：‘历史是几十年的，不是几年的。……看一个人要从几十年来看’，并举鲁迅为例；并将我与鲁郭茅同列一等。我说我文章不好，不及他们。”见《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第7页。标题为《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也许她同文学讲习所的工作人员讲过这段往事，于是他们就这样挂像片了。） 原来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调查结果是：有一次丁玲和青年作家们谈话，她说：“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有作品；一本书也写不出来，还算什么作家呢？”原来说：丁玲“常在一些同志面前说‘某领导同志不喜欢你’或‘某领导同志迟早要搞你’以挑拨这些同志和领导同志之间的关系” （指的是周扬和胡乔木之间的关系） 。经向胡乔木同志调查，他表示“没有这种感觉”，等等。……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的一次部务会议，由陆定一主持，专门工作小组张海等做了调查结果的汇报，最后提出“究竟应该根据落实的结果，实事求是地处理，还是按过去定性的‘反党小集团’结论处理？”要求明确指示。陆定一听了汇报后，感到很尴尬，并对周扬有埋怨情绪。他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还是这样的！”对今后如何处理，陆定一说：“也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周扬这时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一九五五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

中国作家协会的整风运动，首先是动员群众向领导提意见。向中宣部领导提意见。最集中的是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问题。因为，这是几年来反复几次还没有得到处理的大事。这种情况，引起了陆定一的重视。……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作家协会党组根据陆定一的指示，召开党组扩大会讨论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会议开始，周扬先讲话，在他的讲话中有这样的话：“一九五五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像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等同志也先后发言表态。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有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有的表示承担责任等等。……但周扬等的讲话只是承认了一些事实，没有说明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能使人信服。因此，在党组扩大会上提出的批评意见就集中在周扬身上。人们纷纷提出质问，问题越提越尖锐，态度也越来越激烈。丁玲、陈企霞也追问“是谁叫他这么搞的？”……会议开了三次，再也开不下去了，只好休会。（《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

这是一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的前夕的情况。这时，是有意否定肃反运动中提出的“丁、陈反党小集团”一案的了。这也是同当时有意复查和纠正肃反错案的意图相一致的。到了反右派斗争起来，这一切又立刻全部翻了过去。

作协党组扩大会休会一个多月之后，于七月二十五日复会。在休会的这段时间里，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过一次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为反右派斗争进一步加码，明确提出右派分子“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这也就为把丁玲陈企霞这些党员作家划为右派准备好了政策依据。具体到这一个案件，这一个多月的休会时间也正好为斗争做准备。据当时《文艺报》报导：“在第三次会议以后，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在反右派斗争中，批判了与陈企霞有密切关系的柳溪的反党言行，柳溪向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坦白交代了丁、陈反党集团的一些罪行，使这一个反党阴谋得以进一步暴露，这个阴谋集团的缺口就被打开了。” （《文艺报》1957年第19号）

七月二十五日复会的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实际就是对右派分子丁玲等人的斗争会。据《文艺报》的这篇报导说，“会议范围进一步扩大，参加会议的有党和非党作家、艺术家、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联和各个协会的有关同志二百多人。”这一天开会的情形，李之琏在他题为《不该发生的故事》的另一篇回忆文中说得要详细一点，他说：

作协党组扩大会在休会多天后，于七月二十五日复会。主要是批判丁玲等“向党进攻”，指责“反党小集团”要翻案等等。会议主持者的调门同六月上旬会议开始时的认错、向丁玲表示道歉的态度完全相反，恢复并大大发展了一九五五年批判时的作法。在会上积极鼓动揭发丁玲等的“反党”活动；在会外则从多方搜罗材料，拼凑罪行，作为“反击”的根据。从天津动员一位女作家交代她同“反党小集团”的另一成员有不正当的关系，并且听他讲过一些对个别文艺方面的领导人不满的言论。这些材料当时如获至宝，并以此为“重炮”，作为反击小集团的突破口。这位同志被迫承认了一些事也揭发了丁玲一些类似的对那位领导人的谈论。这些都被认为是复会后的重大收获。

七月二十五日，作协党组扩大会复会是在文联礼堂召开的。先安排陈企霞作“坦白交代”并揭发丁玲。会议进行中有一些人愤怒指责，一些人高呼“打倒反党分子丁玲”的口号。气氛紧张，声势凶猛。在此情况下，把丁玲推到台前作交代。丁玲站在讲台前，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和口号，无以答对。她低着头，欲哭无泪，要讲难言，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会场上一阵混乱。有些人仍斥责丁玲，会议主持人看到这种僵持局面，让丁玲退下。宣布由我发言。……这个讲话就成为我一次最大的违心之言。（《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从七月二十五日开始，这样的斗争会持续不断地开了一个多月，什么问题都搬了出来，包括经过调查明知不是事实的材料，例如说丁玲骄傲，把自己的像片挂在鲁迅郭沫若茅盾一起，例如一本书主义等等。不但在斗争会上，报纸刊物上的批判文章也一再把这些材料搬出来。曾经在丁玲主持的文学讲习所学习过的玛拉沁夫，在《清除灵魂里的垃圾》一文里揭发丁玲说：

据说，前年批评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时，她不服气，申辩自己没说过“一本书主义”这五个字，其实问题不在于是否说过这五个字，而是在于丁玲是否有这种思想。记得丁玲在一九五四年左右，突然到处强调作家最主要的是写出作品来，写出好的作品来。初听起来，或从字面上看来，这句话本来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一次、再次老是听她讲这句话时，就使人感觉到这句话里还掺杂着旁的一些情绪。那时，我们几个学员曾经背地谈论说，丁玲做了几年文艺行政工作，没做好，现在一再强调这句话，大概是想来显示一下自己虽然行政工作没做好，但有好作品，并以这来安慰自己吧！我们还说：“在这一点上，丁玲同志有点阿Q精神。”今天看来，这样分析显然太浮浅了。其实丁玲的思想实质并非这样简单。她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她发表作品以前，人们看不起她，请胡也频参加什么聚会时，请柬上总是写“也频先生及其夫人”，她说，一看见这几个字就生气，她说不当别人的附属物，因而拒绝出席。后来当她发表了作品，轰动了文坛，出了名时，那些过去瞧不起她的人，都开始向她巴结了，新闻记者们也蜂拥而来，要求拜见，可她以拒绝会见来给以报复。有一天，忽听有人扣她家门，她开门一看，原来又是那些记者，于是她只说了一句“我对你们说过，我不接见你们”，便“啪”的把门一关，把他们顶了回去。在旧社会，拒绝那些庸俗无聊的新闻记者的访问，并不是什么值得指责的事。在这里，我引了她这段话，是说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丁对前去拜访她的青年作者们，津津有味的大谈这些话，不能说是“不过随便谈谈而已”。这话里显然包含着这样意思：当你一旦写出好的作品来，身份即刻抬高百倍。腰板也就硬了。将这话再与最近报刊上揭发的丁玲所说的“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不倒你”，以及她对许广平先生所说：“你现在不管做多少工作，都算得什么呢？写东西才是自己的。”等等言论联系起来，就不是什么一般的“家常话”了。

即使丁玲不承认说过“一本书主义”这五个字也不打紧，反正玛拉沁夫以亲耳听到的话作证，坐实了这一点，这就比一般的揭发批判有力得多。

揭发之后，还有一段章太炎《谢本师》式的文字：作为一个学生，我曾向丁玲的作品学习过，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在艺术上我曾得到过她的帮助；因而我也尊敬过她。但是，丁玲，你不要以为你在我们这些青年作者当中有“影响”，不管你对你错，都会听你的；如果你仍反党到底，你就会被群众无情地抛弃掉！ （《文艺报》1957年第22期）

玛拉沁夫的这种批判文章，比他的小说和散文作品更有影响更受重视。他就从这里开始，一步一步做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副书记，后来还以此身份到丁玲的家乡去主持筹备纪念丁玲的活动。

还要批判丁玲的作品。像《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时》，直到早年的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都引来了多篇批判文章。不但她本人的作品，就是在她主编的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的一些文章，也要批判。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文艺报》一九五八年第二期刊出了一个“再批判”专辑，其中包括林默涵批判《野百合花》、王子野批判《三八节有感》、张光年批判《在医院中》、马铁丁批判萧军《论同志之“爱”与“耐”》、严文井批判罗烽《还是杂文时代》、冯至批判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这些文章，并附上被批判各篇的原作。这时毛泽东正在南宁开会，也抽时间审阅了一部分稿子。他在给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副主编侯金镜、陈笑雨的信中说：

看了一点，没有看完，你们就发表吧。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我在南方，你们来件刚才收到，明天就是付印日期，匆匆送上。

又说：

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

毛泽东对按语做了修改，改写和加写了一些文字。他在这按语中说，这一批“奇文”“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受到再批判的艾青和罗烽也都被划为右派分子。萧军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却也跟右派分子同时在这文坛消失，直到一九八○年才同右派分子一道从地平线下冒了出来。

受到“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一案牵连的，不仅有艾青、罗烽、萧军等人，负责办理此案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等人，因为没有能够完全按照领导的意图办案，也被划为右派分子。李之琏在《不该发生的故事》一文中回忆说：

中宣部领导人号召所有党员对机关党委、特别是对我进行揭发，翻遍了机关党委的会议记录，搜查了我个人保存的文件，只要一字一句同此案有关的材料，就决不放过，一律作为问题揭发。丁玲寄给党委的申诉材料，就是从文件柜里搜查出来的。会议规模越来越扩大，从开始的几个人到几十人、几百人，最后扩大到千多人。大会批，小会斗，折腾了四个多月才结束。

由于在审查丁玲历史问题时，在结论草稿第一稿上我加写了：丁玲被捕后，同敌人做了种种斗争，终于回到党的怀抱等话，被说成是“美化叛徒”；又在审查丁玲“反党”问题时，丁玲写给党委的申诉没有提交审查小组讨论，而她提出的申辩又和调查的结果相一致，就被认定这是我同丁玲“合谋翻案”。根据这两大“罪状”就定我们几个人为“反党集团”，我是“首要分子”。其实，这两件事都是根据实际情况，为着使审查小组的工作能正常地顺利进行，经我提出和张际春同志同意的。张海和崔毅同志有的知道，有的并不知道。黎辛同志本来早已调去湖北工作。他是机关党委的副书记兼作协机关党总支书记，主要工作在作协，机关党委的全面工作管的很少。在批判我们时，将他调回来揭发问题，因他无可揭发，就叫他检查，给他戴了多顶“大帽子”，并被认定我们四人是一伙，互相包庇，充当右派和反党分子的保护人。最后结果是我和黎辛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张海和崔毅定为“反党分子”，留党察看。 （《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从批判“丁、陈反党小集团”开始，很快就牵连到冯雪峰的头上。冯雪峰是一九二七年入党的共产党员，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参加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反右派斗争要反冯雪峰，主要的原因也是算他的历史老帐。早在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运动时期，他就同周扬结怨了。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同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发生争论，也同冯大有关系。鲁迅已经被尊为文化新军的旗手，不好说他什么，因而周扬要谈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活动，就很有些地方感到文章不好做。如果冯雪峰划为右派，就可以由他来承担蒙蔽鲁迅的责任，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史就容易写了。

如果仅仅是周扬有此需要，还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周扬知道，这时毛泽东对冯已经很不满意了。一件事是冯任主编的《文艺报》压制了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毛专门为此事写了一封信，说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说《文艺报》“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52、353页）《人民日报》专就这事发表袁水拍署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毛在审稿时加写道：“《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

冯雪峰挨了批评，就在十一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从毛泽东对这篇检讨做的一些批语可以看出他对冯的意见有多么大了。例如，冯在检讨中说：“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这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显然是从毛泽东的原信中引来的。可是他仅仅就这个领域来做检讨，毛就觉得不满了，批道：“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毛的原信中有这样一句：“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冯即据以检讨说：“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锐敏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俘虏”，毛以为这样检讨不行，批道：“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冯的检讨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冯的检讨里说他自己“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批：“应说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

既然毛对冯的看法如此，作协党组扩大会当然可以把他拿出来斗争了。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以《文艺界反党分子冯雪峰是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这样一个长长的标题，报导了作协党组扩大会批判他的情况。

历史的旧账，是批判冯雪峰的一个重点。郭沫若的批判发言中就说：“二十年前在上海分裂文艺战线，闹出两个文艺口号之争，完全是冯雪峰的作怪，今天被揭发了，而他却把责任全推在鲁迅身上去了。” （9月28日《人民日报》）

这件事，夏衍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所做的批判发言中讲得更加具体。他说：

一九三六年雪峰同志从瓦窑堡到上海，据我们所知，中央是要他来和周扬同志和我接上关系的。雪峰到了上海不找我们，先找了鲁迅先生，这一点，按当时情况完全是应该的，可是这之后，你一直不找渴望着和中央接上关系的党组织，而去找了胡风，不听一听周扬同志和其他党员同志的意见，就授意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引起了所谓两个口号的论争，这是什么缘故？

今天在座的有许多同志——如沙汀、荒煤、立波等同志都可以证明，当时，由于抗日爱国运动的勃兴，我们已经有了半公开活动的机会，我们已办了许多周边刊物，找我们是并不很困难的。事实上，我们知道雪峰到了上海，还是从救国会的非党同志那里知道的。雪峰同志可以找胡风、甚至可以找章乃器，为什么不找我们。我们在上海的工作有错误，犯过左倾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忠实地奉行着党的政策。在白色恐怖中，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终于保全了整个文化界的党的组织，我们还联系着包括救亡团体和职业界团体在内的广泛的群众组织，我们领导着上海所有的进步剧团，和数以百计的合唱队、掌握着三家影片公司的编辑部和四家进步书店，出版着十种以上的进步刊物，——为什么你要违反党的指示而撇开我们呢？算我们是一支暂时失掉了联系的游击队吧，中央要你来整理、领导这支游击队，你可以审查我们，整顿我们，但你不能完全撇开我们而直接去找正在反对我们、破坏我们的胡风及其党羽。退一步说，你听了胡风的话，也该找我们来对证一下吧，你硬是撇开了我们，不是帮助我们，而是孤立我们，不，实际上决不止于孤立了我们，而是陷害了我们。

章乃器等本来是向我们联系的，见了你之后，他向外公开说，我已经和“陕北来人”接上了关系，今后你们不要来找我，“陕北来人”说，上海没有共产党组织。我还听人说，这位“陕北来人”曾告诉原来由我们领导的周边人士说，周扬、沈端先等假如来找你，“轻则不理，重则扭送捕房”。还有，已经过世了的钱亦石同志曾告诉过周扬同志，雪峰在外面说，夏衍是蓝衣社，周扬是法西斯，这不是陷害还是什么？这一切，今天在北京的章汉夫同志、王学文同志、邓洁同志都可以证明。 （8月14日第十七次会议上）

这一天会上的情况，在场的黎辛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八月十四日第十七次会议批判冯雪峰，这是最紧张的一次会议。会上，夏衍发言时，有人喊“冯雪峰站起来！”紧跟着有人喊“丁玲站起来！”“站起来！”“快站起来！”喊声震撼整个会场，冯雪峰低头站立，泣而无泪；丁玲屹立哽咽，泪如泉涌。夏衍说到“雪峰同志用鲁迅先生的名义，写下了这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 （引者注：指冯雪峰写出初稿由鲁迅补充修改定稿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究竟是什么居心？”这时，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责斥：“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这一棍劈头盖脑的打过来，打得冯雪峰晕了，蒙了，呆然木立，不知所措。丁玲也不再咽泣，默默静听。会场的空气紧张而寂静，那极度的寂静连一根针掉地的微响也能听见。爆炸性的插言，如炮弹一发接一发，周扬也插言，他站起来质问冯雪峰，是对他们进行“政治陷害”。接着，许多位作家也站起来插言、提问，表示气忿。 （黎辛《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一期，第78页。）

这时冯雪峰万般无奈，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做了检讨，他说：我对于周扬同志等，在一九三三年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宗派主义的成见。一九三三年底我离开了上海，一九三六年四月底回上海时听了胡风、周文等人的一面之辞，立刻又加深了我的宗派主义的看法。因此，我没有事先同周扬同志等商量，而倒是听了胡风的意见，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这首先是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是撇开了党的做法，是我的反党行为。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九月之间，我的宗派主义、狂妄自大、我个人就是党的那种最恶劣的态度和作风，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我竟至于怀疑周扬同志等，要调开周扬同志，并且要停止当时的党团对上海文艺界的领导工作，由我来通过群众加以领导。但调开周扬同志和停止党团活动，都没有成功，我就从外面对周扬同志等加以打击，也就对上海党组织加以打击，这就是鲁迅先生的《答徐懋庸的信》和我以吕克玉笔名写的那篇文章。这是我给同志以宗派主义的打击和违背党组织原则的反党行为登峰造极的表现。 （9月4日在第二十五次会议上）

这些检讨，显然都是不得已的违心之言。多年之后，他私下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来历告诉了楼适夷。楼适夷在给黄源的一封信（1973年9月7日）中说：

冯雪峰对我说过，“民族解放战争文学”这个口号，实际是冯从陕北带来的，鲁迅先生接受了这个口号，加上了“大众”的字样。这件事还是在反右以后私下说的，他一直不敢公开说这个话。 （《黄源楼适夷通信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上册，第31页）

可是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上，冯雪峰只能按照大权在握的周扬所画定的框架来作检查，对当年鲁迅和周扬的矛盾承担责任，心里还是很觉委屈的。在私下的谈话中还是忍不住把这口号的来历告诉了楼适夷。

一九三六年派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工作这件事，是张闻天决定的。张闻天之妻刘英在她的回忆录中记述道：东征途中，上海地下党也有人来。本来早就想恢复同上海党的联系，现在可以付诸行动了。派谁去合适呢？闻天想到了冯雪峰。三十年代初闻天在上海临时中央当宣传部长的时候，雪峰就是他的助手。不论在瑞金还是到了陕北，雪峰到我们家来，津津乐道的是鲁迅，他对鲁迅充满着崇敬。闻天觉得，此去上海，恢复组织，冯雪峰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他可以通过鲁迅、茅盾等的关系，摸清情况，然后恢复、整理党的关系。恩来同志也认为雪峰合适。四月初，闻天和恩来已从河东回到瓦窑堡。冯雪峰同志是地方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还在河东工作，即把他调回来，由恩来与闻天分别交代了任务。记得临走之前，我们还在自己窑洞里请雪峰吃了一餐饭。闻天交代雪峰：“到了上海，先去找鲁迅、茅盾，他们是靠得住的。”还叮嘱他要谨慎小心，注意隐蔽。雪峰很精干，对上海的文化人熟悉，关系多。他到上海后，很快就建立了上海——西安——陕北的交通线，后来又设好了秘密电台，和陕北通报。那时闻天、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谈到李允生（冯雪峰的化名） 和上海的工作，都觉得干得不错，对他是满意的。 （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

刘英说当时张闻天周恩来对冯雪峰在上海的工作感到满意，是有文献作证的。一九九二年有人在中央档案馆发现了一九三六年七月六日张闻天、周恩来 （联合署名为“洛恩”） 写给“李（允生）兄”即冯雪峰的一封信。其中明确地说：“你对周君 （指周扬） 所用的方法是对的。”其中还谈到鲁迅：“你的老师 （指鲁迅） 与沈兄 （指茅盾） 好吗？甚念。你老师送的东西虽是因为交通的关系尚未收到，但我们大家都很感激。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 （1992年7月6日《人民日报》） 在反右派的斗争会上，冯雪峰当然不能以当年洛恩的信件来为自己辩白，只能承认当年他对周君所用的方法是不对的了。

冯雪峰在检讨中，说了不少自责的话，但也还是坚守了他认为不能让步的地方。比方，他在检讨中说：“我到上海之前，周扬同志等同鲁迅先生之间的隔阂，是已经形成的；但我到上海之后，我不但没有向鲁迅先生解释，进行团结工作，反而隔阂加深了，这也是我要负责的。”事实上，这岂不正是说我对此并无责任吗？特别是像“鲁迅先生的《答徐懋庸的信》”这样的话，周扬听来就特别刺耳。这次斗争冯雪峰的一个重要的具体目的，就正是要他为鲁迅这一篇点名批评了周扬、夏衍等“四条汉子”的《答徐懋庸的信》承担责任。为了这件事，他承受着极大的压力。牛汉在《为冯雪峰辩诬》一文中记下了雪峰对他说的一件事：

反右后期，有一天，荃麟来找我，向我透露了中央对我的关怀。我很感激，激动地流出了眼泪。我不愿离开党。荃麟对我说：“中央希望你跟党保持一致。”向我提了一个忠告：“你要想留在党内，必须有所表现，具体说，《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引起的问题，你应当出来澄清，承担自己的责任，承认自己当时有宗派情绪，是在鲁迅重病和不了解情况之下，你为鲁迅起草了答徐懋庸的信。”我对荃麟说，“这个问题有人早已向我质问过，我都严词拒绝，我决不能背离历史事实。”之后我痛苦地考虑了好几天才答复。我意识到这中间的复杂性，荃麟是我多年的朋友，过去多次帮助我渡过难关，这次又在危难中指出了一条活路。上面选定荃麟来规劝我是很用了番心机的，他们晓得我与荃麟之间的交情，换了别人行不通。他们摸透了我的执拗脾气。当时我的右派性质已确定无疑，党籍肯定开除。面对这个天大的难题，我真正地作难了。我深知党内斗争的复杂性，但也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事情的真相迟早会弄明白的。但是这个曲折而严酷的过程可能是很漫长的，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屈辱。我对荃麟诚恳地谈了我内心的痛苦。荃麟说，先留在党内，再慢慢地解决，被开除了就更难办。但我知道荃麟传达的是周扬等人的话，实际上是对我进行威胁。荃麟不过是个传话的人，他做不了主。我清楚，荃麟说的中央或上边，毫无疑问是周扬。在万般无奈之下，最后我同意照办。这是一件令我一生悔恨的违心的事。我有好多天整夜睡不着，胃痛得很厉害，我按他们的指点，起草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有关注释。我以为党籍可以保留了。但是，我上当了，我最终被活活地欺骗和愚弄了。为了自己的人格的尊严，最后只有一死，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几次下决心到颐和园投水自杀，但我真的下不了这个狠心。我的几个孩子还小，需要我照料，妻子没有独自为生的条件，再痛苦也该活下去，等到那天的到来：历史最后为我澄清一切。 （见《没有情节的故事》，第153-154页。）

就这样，利用一个老党员对党的深情，利用他不愿离开党的心理，狠狠地愚弄了他一回。冯雪峰违心地草拟的注文，经过周扬、林默涵的修改，印到一九五八年四月出版的《鲁迅全集》第六卷中，说什么“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就用这手段达到了否定鲁迅这篇文章的目的。

除了要将这历史的旧案翻过来，冯雪峰在整风运动中的表现也是批判的内容。据作协党组扩大会的新闻报导：

据王任叔、徐达等揭发：在大鸣大放期间，冯雪峰看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大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兴奋地说：“洪水将冲破大门。”他一反平常的沉默、抑郁的状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各编辑部门到处放火，向党发动进攻。

在整风座谈会上，他号召对党不满和反党的分子：“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又说：“党内对党外应和风细雨，党外对党内暴风骤雨也不妨；上级对下级应和风细雨，下级对上级暴风骤雨也未尝不可。”

他还在全社的整风动员大会上污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肃反工作有“重大错误”，并说：“必要时也可暴风骤雨，大民主也不要紧。”他到该社第二编辑室，有人问他：“整风中骂人、拍桌子、打人可不可以？”他说：“也可以。”在共青团的座谈会上，他说：“我向来是喜欢青年的，你们有什么尽管说，没有什么可怕，大民主也不妨。

你们不是造社会主义的反，不是造共产党的反，反的是三害嘛，你们就是打我们一顿也不算什么。比如儿子打老子，老子不对就该打。”（8月27日《人民日报》）

最后，丁陈反党集团扩大成了包括丁玲、冯雪峰、陈企霞、艾青、罗烽、白朗和李又然七人的右派反党集团。

受到牵连的还有公木。公木，原名张松如（1910-1998）作家，诗人。河北束鹿人。又名张永年，笔名公木。他在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作曲家郑律成合作，创作了《八路军进行曲》。反右派斗争开始的时候，他是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的前身）的副所长。最初上面并没划他为右派分子的意思。让他在一九五七年年八月二十三日的第二十次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作长篇发言，批判他文学讲习所的同事李又然。他批判李又然的文章《在虚伪的后面》 （署名公木） 发表在一九五七年第二十四期《文艺报》上。不料一年之后他自己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一九五八年四月初开始，公木以中国作家协会特派代表的身份，和翻译家孙用一起赴匈牙利、罗马尼亚从事文化交流，主要目的是宣传中国的‘双百方针’，介绍中国文艺战线‘反右斗争’的情况。” （高昌著《公木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页） 没有料想到的是，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已经在等待着他了。

张松如被划为右派分子，实际上是处理所谓“丁陈反党集团”一案的余波。李之琏在《一场是非颠倒的批判闹剧》一文中细说了这事的原委。其中涉及张松如的一段是这样：

周扬对于我了解他一些情况，怀疑是来源于在作家协会工作的张松如（公木） 提供给我的。他知道在延安时公木同我曾在一起学习过。一九五八年批判了我后，又把出访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张松如从国外催调回国批判，追究的主要问题就是让他交代跟我的交往，曾向我反映了些什么问题。他交代不出，最后也把他作为我的同伙，同“李、黎反党集团”相呼应划成右派，开除党籍。

其实，这只是周扬的多心。李之琏并没有从张松如那里听到过什么有关周扬的小话。李之琏的这篇文章接着说：我在中宣部工作时，他 （指张松如） 在作家协会。但从没有个别谈过话。他从没有单独向我反映过作家协会和周扬的任何情况。从我的接触了解，公木是个忠诚老实，并仗义执言的人。他在作协党组讨论对丁、陈问题处理的座谈会上，讲过一些正确意见，当然就非得把他整倒不可。追究他和我的关系，则是借题发挥。 （《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3期）

当在报纸上宣布张松如右派罪状的时候，却不能去说那些查无实据的人事关系问题，而要说他发表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据潘旭澜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说，公木是因为写了一首讽刺诗《据说，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划成右派分子的。 （见《词典》第218页、1085页）

文艺界的老共产党员划右派的还有江丰，他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紧接在七月二十五日作协党组扩大会斗争丁玲之后，从七月二十八日开始文化部又一连几天召集首都美术界开会斗争江丰。和别的右派分子不同的是，江丰是站在左边来反对党的。斗争会上，揭露了他这样一些反党言论：党内党外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及单纯技术观点，是因为八大决议和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缘故。百花齐放在社会上可行，在我们学校内不行；我们校内只容许开一朵花，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江丰也不同意毛泽东对陈其通等人文章的批评，他说，我过去是同意陈其通的，现在，我的脑袋不是灯笼，也不会随风转。斗争会上，还揭发了江丰另外一些右派言行，例如他说，肃反运动有什么成绩？许多人都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在群众运动中有偏差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理论非常可怕。又说：文艺界又肃出了什么特务。这篇报导还说，江丰同情和拉拢在肃反运动中受党审查过的人，反对领导肃反的同志。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7号，第190-192页）

据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八日中央宣传部《关于著名的文艺、艺术、新闻、出版界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向中央的报告》，他“主要的右派言行”有这几项：

1、 以美术学院为据点，组织反党集团，抗拒党对国画的政策和百花齐放政策。

2、 组织美术界人员向文化部示威，煽动他们在会议上污蔑攻击党的文艺政策。

3、 支持庞熏琴反党集团的反党活动，主张民主办校。

4、 反对党的肃反运动，说肃反是整人，文艺界没有肃出特务。认为党的选举不民主。公开污蔑党的八大决议模糊阶级斗争。

这样，他就被划为极右分子。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说：“共产党里头出了高岗，你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我就不信。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你们民主党派不是也出了吗？”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88页。）

丁玲、冯雪峰、江丰，都是反右派斗争中文艺界划出的著名右派分子，可是他们并没有什么自由化倾向。虽然也有批判文章给他们戴上“修正主义文艺思想”这样的帽子，其实是冤枉的。像江丰，甚至在毛泽东批评陈其通等的文章之后还表示同意陈其通，甚至连百花齐放的口号都不能接受，更不要说有什么修正主义或者自由化的倾向了。而反右派斗争的任务，更本质的说，却是要打击文学艺术界刚露出苗头的所谓修正主义或者自由化倾向。这种倾向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代表作，是何直 （秦兆阳笔名） 的《现实主义― 广阔的道路》一文。这篇文章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对于苏联作家协会章程里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定义，就是在苏联文学界，这时也已经有人提出异议来了。何直的文章就引证了西蒙诺夫很长一段议论。西蒙诺夫指出：这个定义所规定的“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好像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能够与这个任务结合，也能够不结合；换句话说，并不是任何的真实性和任何的历史具体性都能够为这个目标服务的。”而那些粉饰太平的作家，“他们藉口现实要从发展的趋向来表现，力图‘改善’现实”。何直完全同意西蒙诺夫的这些意见。他进一步指出了这个定义的不合理性：

首先，如果认为“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里没有“社会主义精神”，因而不能起教育人民的作用，而必须要另外去“结合”，那么，所谓“社会主义精神”到底是什么呢？它一定不是存在于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之中，而只是作家脑子里的一种抽象的概念式的东西，是必须硬加到作品里去的某种抽象的观念。这就无异于是说，客观真实并不是绝对地值得重视，更重要的是作家脑子里某种固定的抽象的“社会主义精神”和愿望，必要时必须让血肉生动的客观真实去服从这种抽象的固定的主观上的东西；其结果，就很可能使得文学作品脱离客观真实，甚至成为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

其次，这所谓“社会主义精神”既是作家主观上的一种观念，那么，它必定是作家的世界观的一部分。……作家的思想——世界观，是在探索、认识、反映客观真实时，伴随着形象思维，起其能动性的作用，因此，这种作用是有机地表现在艺术的真实性里面，是无须乎在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之外再去加进或“结合”进一些什么东西去的。

再其次，所谓“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所谓“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从文字含义上和从习惯上我们都可以把它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原则联系起来进行了解。……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里，离开了革命发展所给予人民生活的复杂影响，离开了现实在革命发展中的面貌，是难以想像如何去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反之，如果离开了典型化的方法，也就很难去描写革命发展中的现实，很难去达到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规定，在“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描写现实”时，又要求“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于是，我们又不能不怀疑，所谓“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描写现实”，所谓“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既是似乎可以与思想性 （所谓“教育……人民的任务”） 分离，自然也就可以与典型问题分离；因为典型性与思想性本来是分不开的，因为现实主义文学本来是将文学描写的艺术性、真实性、思想性，与典型问题和典型化的方法紧密地有机地溶合在一起的。

何直的文章还指出：“所谓旧现实主义，也并非绝对的只是批判的现实主义。……想从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容特点上将新旧两个时代的文学划分出一条绝对的不同的界线来，是有困难的。”“企图在几句简单的词句里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作出硬性的规定和说明来，这是很困难的，因而也是不聪明的。”何直的文章表示，也许可以用“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这个提法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

联系到中国。何直的文章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所产生的一些庸俗的思想，“在我们中国还跟另外一些庸俗的思想结合起来了，因而更加对文学事业形成了种种教条主义的束缚。这些庸俗思想，就是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释，而且主要表现在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上。”

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何直的文章针对当时的流行病，指出：首先，必须考虑到，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应该是一个长远性的总的要求，那就不能眼光短浅地只顾眼前的政治宣传的任务，只满足于一些在当时能够起一定宣传作用的作品。其次，必须考虑到如何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特点，不要简单地把文学艺术当做某种概念的传声筒，而应该考虑到它首先必须是艺术的、真实的，然后它才是文学艺术，才能更好地起到文学这一武器的作用；即或是一篇杂文，一段鼓书，一篇特写，也不要忘记了它的文艺性。此外，还必须要考虑到各种文学形式的性能，必须考虑到各个作家本身的条件，不应该对每一个作家和每一种文学形式作同样的要求，必须要尽可能发挥——而不是妨害各个作家独特的创造性，必须少用行政命令的形式对文学创作进行干涉……

说“政治标准第一”，是因为，自古以来没有无倾向性的文学；是因为人民所需要的是那种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文学。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以是否配合了每一个临时性的政治任务为文学作品的最重要的标准；也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是艺术标准并不重要。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必须统一。

正因为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有一些糊涂观念，于是，就发生了多种多样的、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例如：不应该写过去的题材呀，过多地从是否配合了任务来估计作品的社会意义呀，出题目作文章并限时交卷呀，必须像工作总结似的反映政策执行的过程呀，以各种工作方法为作品的主旨和基本内容而忘记了人物形象呀，不应该写知识份子呀，不应该以资本家或地主富农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呀，作家最激动和最熟悉的“过去的题材”不要写而硬要去写那些不激动不熟悉的东西呀，生活本身就是公式化的呀，离开了形象及其意义去找主题思想呀，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领导创作呀，政治加技术（艺术）呀……还有：我提倡写新人物，你就不应该写落后人物呀；如果你写了落后党员，就是“歪曲共产党员的形象”呀；创造新人物最好是按照几条规则来进行呀；大家都习惯地把人机械地分成先进人物与落后人物两大类呀；写先进人物不应该写他有缺点和一定要写缺点呀；机械地把生活内容分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并用之作为衡量作品的标准呀；把对作品的批评变成对作家的政治鉴定呀；文艺刊物都机械地忙于配合当前任务呀……还有：你说描写新英雄人物才是“社会主义精神”呀，我又说反映矛盾冲突才是“社会主义精神”呀，而他又说人道主义精神才是“社会主义精神”呀……（秦兆阳《文学探路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6-166页。）

文章写得很概括，反映的正是几年来文艺界的情况，说远一些，也包括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解放区文学的情况。尽管作者没有用刺激性的语言，但是以它内容的尖锐性立刻引起了注意，不少作家和批评家是欢迎它的，赞同这些意见。当然也有人反对，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观点。反右派斗争起来，它就遭到了集中的批判。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号《长江文艺》发表了周勃《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提出了同何直文章近似的意见，批判者常常是把这两篇放在一起来批判。姚文元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篇近三万字的长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文学》，副题是“同何直、周勃辩论”，他说：自从去年九月何直的文章在《人民文学》发表以后，在文学理论中逐渐出现了一种修正主义思潮。这种修正主义思潮强调现实主义的中心是“写真实”，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过去的现实主义没有方法上的不同，因此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流派；强调现实主义方法对艺术的决定作用，而把作家的思想同创作方法完全隔裂开来，以为有了艺术性就一定会有思想性。他们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归结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在“写真实”“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不要外加的社会主义精神”等等口号下，是不是有人在作思想上的倒退呢？我觉得是有的。他们以为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能够达到艺术上的真实性，却不了解这样做的结果是远离了生活的真实。（姚文元《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50页-94页。）

姚文元这篇文章，洋洋洒洒，从海涅扯到维尔特，又从雨果扯到巴尔扎克，可是对何直文章中概括地例举的教条主义在文艺界的表现并不加以辩驳，也没有否认存在这些现象。何直的文章论证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缺点导致了这些现象的出现的，而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却说，“公式化概念化并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身的产物”，为什么不是的呢？他没有说。这种不需要逻辑论证，就如同写判决书一般的姚文元风格，这种后来反映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等文章中的风格，这时就已经完全定型了。

姚文元的文章还说：“如果我们再从某些具体作品去分析，就可以更明显地看到这种修正义思潮的影响。”他举出了“一些去年九月以后发表的作品”，其中包括宗璞的短篇小说《红豆》，李国文的短篇小说《改选》等等。姚文元说：“像《改选》这样的作品，至少是代表了一种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完全不同的流派的创作倾向的。细致地分析这些作品，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创作中的地位，以及真实性同思想性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并且将有助于说服一部分作者认识没有政治立场的‘写真实’的虚幻性，认识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割断将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方向去。”有了这一纸判决书，《改选》的作者李国文就被划为右派了。

姚文元这一类批判者吞吞吐吐想说而又没有说清楚的意思，倒是秦兆阳即何直后来给他说破了：他们“认为只要是提倡现实主义，就是提倡‘写真实’论，就是不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提倡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就是提倡揭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就是反社会主义。” （秦兆阳《现实主义——艰苦的道路》，见《文学探路集》第200页。） 难道他们的“社会主义”竟是同真实如此不相容的么？

作品受到集中批判的，还有刘宾雁。当时刘是中国青年报编委，新闻界反右派已经斗争过他了，批判了他在报纸上刊出的《上海在沉思中》等篇通讯。可是他一九五六年又发表了《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几篇报告文学作品，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些也得批判。

《本报内部消息》写的是报社领导人陈立栋和青年记者黄佳英的冲突。姚文元在《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一文中批判说：

他用自己反党的眼光把陈立栋丑化了，他恨陈立栋执行党的指示，所以他就把陈立栋丑化成一个没有任何优点的人。作者在竭力假造出这样的一个公式：执行党的指示＝官僚主义＝独断独行=教条主义和党八股。同其他右派一样，他在这里攻击的不是官僚主义，而是党的领导。

作者把黄佳英当作英雄的先进人物来表现的，在黄佳英身上寄托了他反对“官僚主义”的全部理想。然而黄佳英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那是一个被美化了的“反现状”的个人主义者。但尽管作者想把她写成娜斯嘉型的人，在刘宾雁的笔下，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中国，黄佳英却不是娜斯嘉，而是反党的个人主义者。（姚文元《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第207、211页。）

这里说的娜斯嘉，是苏联尼古拉耶娃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中的主人公。这是斯大林死后出现的最早一批对苏联现实有所批判的作品之一，中译本在不久以前出版，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时姚文元还没有权力把外国作家划为右派分子，所以就硬说黄佳英不是娜斯嘉。

李希凡也批判了这篇作品。他在《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中说：

绝不能低估《本报内部消息》在一部分青年中的影响，尤其是在有着浓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青年中间，黄佳英起了极大的煽动作用。在反右派斗争中，很多青年右派分子，正是披着黄佳英的外衣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别的右派分子的历史我不清楚，赫赫有名的林希翎，这个卑劣透顶的人物，我非常清楚她是怎样走上舞台扮演黄佳英的（报纸上已经全部揭露了她的丑恶面目，我在这里不再细谈了）。难道林希翎之流不正是刘宾雁的黄佳英的模特儿吗？

不能把《本报内部消息》的出现，看成是文艺创作上的孤立的现象。《本报内部消息》是文艺上反党逆流的最初的浪头。当然，早在刘宾雁的第一篇特写《在桥梁工地上》里，就已经流露了阴暗的反党思想，如把老干部写成不学无术，思想僵化，不能领导复杂的现代化工业的人，诬蔑我国建设进度缓慢，并武断地说我们建设中的缺点不是由于缺乏建设经验等复杂的原因所造成的，根源好像全在领导上的保守无能等等。不过，这篇特写的缺点究竟还非常隐蔽，刘宾雁在当时也不敢露骨地大胆地宣传他的反党思想。只有在他的《在桥梁工地上》发表，并受到《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大肆捧场以后，刘宾雁才敢于写《本报内部消息》这样露骨的反动作品。自从这篇作品又受到某些报刊的赞扬以后，所谓“揭露生活的阴暗面”，和歌颂黄佳英之流的“青年勇士”的作品，就大量出现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的（主要是经过人民文学编者修改后的）林震，实际上是黄佳英的男性的翻版。（9月17日《中国青年报》）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篇作品，李希凡以前评论过的，可是在全国宣传会议上，毛泽东说了，北京甚至中央都有官僚主义，小说反官僚主义并没有错，表示不同意李希凡对它的评论。现在李希凡趁批判刘宾雁的机会再一次提出这篇小说。既然林震实际上是黄佳英的男性的翻版，那么这篇也就如同《本报内部消息》一样是露骨的反动作品了。看来李希凡的批评标准比毛泽东的还更严一点。当然，他在括弧中加注，说是经编者修改过的。因为，这时他已经知道，毛泽东对人民文学编者改稿一事大为震怒，提出要公开批评。

艾青也受到批判。在8月28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徐迟作批判艾青的发言，说“艾青非常骄傲，别人的作品不在他眼里。他诽谤郭沫若同志。对臧克家同志、田间同志，他也瞧不起。”臧克家就在《文艺学习》 （1957年第10期） 上发表《艾青的近作表现了些什么？》一文，批判说：

艾青是一位诗人，去年七八月里他忽然写起寓言来了，寓言这种文艺形式，在过去反动统治的时代里，作家们受着压迫不能畅所欲言地直接表现个人的思想，往往取这种借物寓意、指桑骂槐的表现形式，去讽刺打击反动的坏东西，但艾青的讽刺对象却是正面的新事物。

诗人不去写诗，却来写寓言，这已经是不正常的现象了，可批判者一；何况寓言讽刺的对象还是正面的新事物，可批判者二。于是批判者就来具体分析这些寓言了，一篇是《养花人的梦》：这篇寓言等于一篇宣言，鲜明地表现了艾青对“百花齐放”方针的恶意讽嘲。艾青首先讽刺了那位院子里“种了几百棵月季花”的养花人，说他的“院子里呈现了一种单调的热闹”。于是，在艾青的笔下，出现了“自尊”的牡丹；“冷淡里就含有轻蔑”的石榴；“能体会性格美”的白兰；“带来了信念”的迎春；说着“只爱温顺的人，本身就是软弱的；而我们却具有倔强的灵魂”的仙人掌。……他的思想，他的情绪，表现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导力量的不满，对毛主席所提出的文艺工农兵方向的抵触。他觉得月季花虽然“专宠”但“实在寂寞”。艾青对我们的新社会制度（月季花就是它的象征）是不满意的，他感觉它“太单调了”，“太窄狭了”。对于那各种各样的花他付以最大的热情。他赞美她们的“轻蔑”、“性格的美”、“倔强的灵魂”……而为她们的不“被理解”而愤愤不平。艾青不是站在党的立场、社会主义的立场，对于一切非工人阶级思想的东西去进行斗争、说服，反倒以极度热情去鼓吹资产阶级思想化身的东西向社会主义制度进攻。艾青近两年来，由于政治热情的衰退，由于远远的脱离群众，由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情感的浓重，他对于新社会的事物，不但不感觉兴趣，有时发生抵触的情感。最近被揭露的他的反党言行，就是他写这类反社会主义作品的根源。

臧克家在这篇文章里还表白了他的一个大见识：百花齐放即思想改造。他说：“‘百花齐放’的过程，也就是作家们思想改造的过程，而最终的目的是使所有的作家一步步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臧克家和艾青积怨甚深。一九八三年十二月艾青对前来协助他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1927-1937）的宫玺谈往事，他说：臧克家在我没平反前到处说，艾青不能平反，平不了。他这话有人告诉了我。他还说我同姚文元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五十年代到上海，是叶以群当作协副主席，让我讲话，叶以群指着坐在门口的一个青年说，他是姚文元，姚蓬子的儿子。后来姚文元写文章骂我，骂的话同冯至骂我的话一样。不久前我在文章中没点名批了姚文元，香港有人看了，说我批冯至，说冯至会出来说话，可冯至一直没讲话。实际上那次批我，是何其芳让冯至批的，否则，冯不会批。 （宫玺：《听艾青议诗》，见《开卷》2004年第5期）

在《文艺报》“再批判”专辑里，批判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这份差事是让冯至承担的。这件事他一直耿耿于怀。他的学生余匡复在《冯至老师》一文中说：

冯先生晚年常对人说起他一生的两个“心病”，一是一九五八年时文艺界领导要他写的批判艾青的文章，一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他主编的《德国文学简史》。……冯至去世前不久，曾去病房看望同住协和医院的艾青，艾青看见冯至拄着拐棍步履维艰地走来，感动地伸出大拇指向冯至致敬，冯至也伸出大拇指以示回敬，两位老诗人，前嫌顿失，把这个历史造成的恩怨还给了历史。 （2008年9月10日《文汇报》）

这里，可以顺便讲一件二十多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以见臧克家一直念念不忘知识份子思想改造的态度。一九八一年六月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取代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臧克家写信给胡耀邦，建议他在“强调思想解放的同时，也要强调思想改造”。十一月八日胡耀邦在给他的回信里，在有礼貌地表示“你主张强调思想解放的同时，也要强调思想改造，按理说，这是对的”之后，明确告诉他：

但中央没有重提思想改造这个口号，更不准备专向党外朋友和知识界同志重新恢复这个口号。这是因为（一）由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这个口号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弊端，多数人对这个口号很反感；（二）在当前条件下，重提这个口号，很容易造成一部分人歧视、批判、排斥另一部分人的错误作法。这种考虑我认为是正确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许多革命者首先是一些领导者缺乏这种自我改造的自觉性。明明是自己的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相脱离，自己的设想、主张、意见、著作同革命实践，同人民群众的要求、愿望、意志不合拍，甚至相抵触，而不愿意改正；明明是情况变化了，历史前进了，却仍然停留在过去，坚持过去的主张、作法和经验。这就是我们党中央所说的思想僵化。僵化到似乎整个人类命运都要服从我的设想、愿望和意志，那就是极端的唯我主义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思想解放和思想改造是相通的。（黎之《文坛风云续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页）

从这一来一往的两封信中，可以看出改革家胡耀邦的事业有多么艰难。哪怕在知识界，也有人建议他回到老路上去。由此也就可以知道：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派斗争，乃至文化大革命，都不能说是没有群众基础的。胡耀邦的最终命运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这是后话，不必多说。还是接着来说当年对艾青的批判吧。

不但批判艾青的作品，还揭发他的反党言行。例如徐迟在《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一文中揭发说，“他一直是抗拒着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他刻薄地说：‘现在有一些人，创作不出来了，就搞理论，理论也不行了，就干行政。结果呢，行政管理论，理论又管创作。一层管一层，创作就给管得枯萎了。’” （9月24日《人民日报》）根据姚文元的判决，艾青是完了。姚在《艾青的道路——从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一文中说：“艾青的‘时代’就这样地在人民的憎恨中结束了。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艾青走完了他自己的路。” （姚文元《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第358页。） 这大约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式的最早表现形式吧。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中国诗坛上，曾经出现过一个“九叶派”。他们是：王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 （曹辛之） 、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 （查良铮） 等九位诗人。当年他们发表在《诗创造》、《中国新诗》这些刊物上都作品很受到读者的欢迎。在反右派斗争中。他们之中的袁可嘉、曹辛之、唐湜、唐祈、杜运燮五人都在各自所在的单位被划为右派分子，袁可嘉（1921-），外文出版社翻译；曹辛之（1917-1995），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唐湜（1920-2004），《戏剧报》编辑；唐祈（1902-1990），《诗刊》编辑；杜运燮（1918-），新华通讯社国际部干部。他们都被发配到北大荒等地劳动。穆旦（1918-1977）甚至被判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批判容易招惹是非的杂文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一年来杂文写得勤又写得好的，徐懋庸要算一个。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二十九日一连几天联合开会斗争徐懋庸。据这个会上的统计数字，“徐懋庸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八月，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的报刊上发表了近一百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12月2日《人民日报》）姚文元《在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一文中摘引徐的《不要怕不民主》和《苦闷》这两篇，即据以批判道：徐懋庸之流高喊“不怕黑暗”、“揭露阴暗面”的人，却把我们社会说成似乎没有“民主”，要“享受民主”，就要向“官僚主义者”争取。徐懋庸的脑子里，其实是装满了的资产阶级民主，他所要“享受”的，是一种不要集中的绝对民主。“我们就不能等到他们自己放手”，这“我们”和“他们”，就表示在根本立场上他是把自己同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当然可能有某些缺点）处于对立地位，同党的领导处于对立地位，既然“他们”不肯“自动放手”，那就只有“斗争”了。于是当社会上右派疯狂进攻，“言论一放，意见纷纷”之时，徐懋庸也就挺身出来作右派的喉舌，他大呼“这是好现象”，“现在的人愈多的感到社会的苦闷”，“苦闷多极了”。怎么摆脱这不是个别事件而是整个“社会的苦闷”呢，而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思想之外“生出更好的思想来”。这“更好的思想”是什么？——恐怕每一个工人、农民、革命知识份子都会明白的。我们在某些“揭露阴暗面”的作品中所看到的，不就是徐懋庸所推销的反对领导、反对民主集中制的“更好的思想”吗？ （姚文元《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第200-201页。）

徐懋庸当然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不过这倒是真有一点冤枉。几年以前他担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的时候，也是一位“左得可怕”（鲁迅对他的评语）的领导人。这也说明了人的复杂性。当他以武汉大学党委书记的身份出现了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党的化身，就是无产阶级的化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格化，觉得他如果不努力去糟蹋和羞辱知识份子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而当他用回春、弗先等等笔名写杂文的时候，却是一个“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 （鲁迅语） 的杂文家了。这当然是反右派斗争必须打击的对象。

宋云彬也是个重要的杂文作家。在反右派斗争中他的一些杂文受到批判，还不仅仅是因为文章写得锋利，还因为其中公开了一些尴尬的事情，例如浙江龙泉金沙寺塔被毁事件，还有，“去年春间，不知道是杭州市哪一个机关发动的，在二十几小时以内，把西湖上的陶成章烈士、冯小青、苏曼殊以及武松等等的墓统统给挖掉了，后来经许多人提出抗议，官司打到北京，才又于二十几小时以内把那些坟墓统统恢复了原状。说起这些事情，使人哭笑不得。” （6月4日《文汇报》） 这种文章也真够叫人头痛。划他做右派，也就更好批判这些文章了。其实，宋云彬即令一篇杂文也不写，大约也不能躲过当右派分子的命运。因为他是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也就是章罗同盟驻浙江的重要代表。

戏剧界最著名的右派分子是吴祖光。多年之后，他在哀悼妻子新凤霞的文章中回忆往事，说：

凤霞受苦受难的原因完全是由于我被打成右派所致，而我这右派又从何而来呢？现在——事隔近半个世纪之后，我才明白，竟是受了一个我的老朋友又是同行的阴谋陷害所致，这个“老朋友”就是备受尊重的前辈剧作家田汉。一九五七年田汉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当党主席掀起反右派运动时，他以与我观点类似的反对外行领导内行的意见，发表了与我意见相同而措词比我更为尖锐的言论。在他自己看来大祸临头之时，和当时几个上层人物如周扬、夏衍——有他参加策划太出乎意外了——共商挽救之策，决定移祸于我，就派人邀我去参加一个少数人的“提意见”座谈会。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凤霞极力拦阻我，而我认为是对党提意见我非去不可。凤霞甚至拦在门口，我用大力将她推开，几乎将她推倒。我去参加了这个提意见会，有金山，还有一位女同志等两个人，只有这四五个人而已。我提的意见是当时极为普遍的现象：一些没有文化、没有专业知识的低能干部高高在上领导一些专家、有知识的、高水准的优秀人才的现象。我不知道这是他们设下的圈套，一同出席的几个简直没有提什么意见，匆匆教会，看来他们都体会出这是一个预先设下的“鸿门宴”，而我完全是自投罗网。我的意见被登在当时出版的剧协刊物《戏剧报》上，大标题是田汉拟的：《党趁早不要领导文艺工作》。 （1998年7月香港《镜报》第252期）

这次座谈会五月三十一日开的。吴的发言摘要刊登在戏剧家协会的机关刊物《戏剧报》一九五七年第十四期，同时在《文艺报》刊出，两刊所载内容及标题相同。据陈明远所作《田汉和吴祖光的一段历史恩怨》一文说，当时拟定这《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这标题的，并不是田汉，而是周扬。 （《纵横》1999年第1期，第59页）

在这次座谈会上，吴祖光提了这样一些意见：文艺界“鸣”“放”之后，陈其通同志的文章表示了怕“乱”，他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我的看法：事实上早已乱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为了平乱。我活到四十岁了，从没看到像这几年这样乱过。遇见的人都是怨气冲天，不论意见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领导或被领导，都是怨气冲天，这说明了“乱”。党中央提出整风是为了平乱，使今后能走上合理发展的道路。过去从来没有像这样“是非不分”，“职责不清”，年青的领导年老的，外行领导内行，无能领导有能，最有群众基础的党脱离了群众。这不是乱，什么才是乱？

解放后有一个现象，那就是组织的力量非常庞大，依靠组织，服从组织分配，已成为人民生活起码的道德标准。组织和个人是对立的，组织力量庞大，个人力量就减小。过去作家艺术家都是个人奋斗出来的，依靠组织的很少。马思聪之成为马思聪是他个人苦学苦练的结果。现在一切“依靠组织”，结果，变成了“依赖组织”。个人努力就成了个人英雄主义。

作家、演员，长期不演不写，不做工作，在旧社会这样便会饿死，今天的组织制度却允许他们照样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做了工作的会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听说一个文工团的团长写了一个剧本，其中写了一个反面人物，结果受了批评，把立的功也给撤销了。鼓励不劳而食、鼓励懒惰，这就是组织制度的恶果。解放后我没有看到什么出色的作品。一篇作品，领导捧一捧就可以成为杰作，这也是组织制度。

组织力量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挤完了。我们的戏改干部很有能耐，能把几万个戏变成几十个戏。行政领导看戏，稍有不悦，艺人回去就改，或者一篇文章，一声照应，四海风从。这是因为党有如此空前的威信，政府如此受人爱戴。但是声望应起好的作用，现在却起了坏的作用。过去，搞艺术的有竞争，不竞争就不能生存。你这样做，我偏不这样做，各有独特之处。现在恰恰相反，北京如此，处处如此。北京是《白蛇传》、《十五贯》，于是全国都是《白蛇传》、《十五贯》。

我感觉党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会有影响，因之作为中央的文艺领导就更要慎重、小心，当然，不可能有永远正确的人。有些作家艺术家兼任行政领导，他自己也口口声声说不愿做，但是做官还是有瘾，做官跟做老百姓就是不同，政治待遇、群众看法等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作家，他们打心里还是愿意做官的。很多作家，艺术家原是朋友，但现在却成了上下级了。

组织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电影工作搞得这么坏，我相信电影局的每一个导演、演员都可以站出来，对任何片子不负责任，因为一切都是领导决定的，甚至每一个艺术处理，剧本修改……也都是按领导意图做出来的。一个剧本修改十几遍，最后反不如初稿，这是常事。

吴祖光还说了些文艺工作之外的问题。关于吸收党员问题，他说，“因为积极斗争别人而入党的人，假如现在证明斗错了，这样的党员的人格就有问题。这样的党员多了，非党之福。”关于肃反问题，他说，“肃反是搞重了，面搞宽了。北大、戏曲学校……都很严重。肃反很欠思考。有些人解放前对革命忠心耿耿，做了很多工作，而肃反中却狠狠地斗了他。这是不公平的。”他还举了个例：“如电影局，在肃反时，有一位同志被斗，她的爱人因之便和别人结了婚，后来证明她是被斗错了，结果却拆散了人家的夫妻。”

不仅有座谈会上的发言，吴祖光还在《戏剧报》第十一期发表《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一文，其中说：我们谁都会谈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是它在培养文学艺术人才这一方面表现了什么呢？对于解放以来，工、农、兵的每一条战线上都是人材辈出，蓬勃前进，而文艺战线上独独新人寥落的具体现象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

解放以后的新社会产生了新的生活习惯，这种新的生活习惯形成了新的制度，我感觉到这种制度可以叫做组织制度。革命的成功正是把全国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就文学艺术的角度看来，我以为组织力量的空前庞大使个人力量相对地减小了。

从党中央提出党内整风以来，在这短短的时期内，仅从报纸杂志上看到的一些被压制埋没的人才的事实就真足以使人触目惊心。我们今天的生活制度由于组织一切包干的结果，竟使不劳而食成为合理合法的事情，因为恰巧有许多辛勤劳动出来的作品反而受到了无情棍棒乱敲乱打，于是索性不写不做反而落得平安无事。可惜的是艺术家们和剥削阶级不同，他们对于不劳而食并不认为是幸福，而认为是耻辱与痛苦。

“服从组织分配”在革命斗争当中，在军事行动当中，我想它都应当是属于铁的纪律。但是到了今天，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施行组织分配的办法就使人很难理解了。无论如何，写作、演、唱总是属于个人的行动；一个口齿不清的人总不能由于集体力量、大家帮忙而能使他变得伶牙俐齿起来；但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由于万能的组织分配的结果，却是什么样颠倒因果、乱点鸳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我想在文艺工作的安排上，“组织分配”决不能绝对化。如果“组织分配”只占五分（而且是经过深思熟虑公平合理的分配），自愿亦占五分的话，事情便会变得好一些的。

所谓“组织”亦就是指的领导。领导的权限无限扩展的结果，必然是日深一日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从主观主义开始，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必然接踵而来。从文艺工作说来，谁都懂得“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但是今天无数的艺术团体的领导，偏偏就从不估计人民群众的需要，认为群众浑噩无知。对群众喜爱的东西，用无数清规戒律斩尽杀绝，把群众不喜爱的东西塞给群众作为对群众进行教育。

我们的传统戏曲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的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们代代相传，每一个都身怀绝技。作为新文艺工作者得到与民间艺人合作的机会正应该抓住机会好好地向他们学习一下；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志们却是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还没有摸到传统艺术的规律，便神气活现地以改革者自居，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硬去套人家的脖子。中国的传统戏曲节目之丰富是尽人皆知的，但是这些年来把拥有几万出戏的古典戏曲生生挤兑得只剩了寥寥几出戏在舞台上苟延残喘，这种大杀大砍的手段真是令人惊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真是这些戏改干部的活活写照。

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的？……

有了这样的发言和文章，吴祖光当然要被划为右派分子。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六月二十三日和七月一日开了两次会，斗争吴祖光。会议由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主持，会上有二十多位剧作家、导演、演员发言。周信芳就领导的重要性以及解放以后戏剧界出人才少的问题批判吴祖光。他说，戏剧事业在党的领导下才有发展，只要看民间职业剧团努力争取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就是证明。袁雪芬曾对他说，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新文艺工作者的帮助就没有越剧。周信芳说这也是越剧发展特别快的原因。他认为党这几年来在培养戏剧界的新生力量方面也已做出很大成绩，可是从解放到今天也不过七、八年，一株幼苗不能立刻变成参天大树。一个演员要在艺术上有所成就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要达到杨小楼这样成熟的境地，也要有杨小楼的岁数。（7月8日《新华社新闻稿》）

吴祖光六月二十三日的日记：

……午后到剧协开会，田汉主席，是整我在《戏剧报》上发表的文章的。田声色俱厉，此为我平生第一次挨此等大会的批评。深觉出言过火，悔之不及。但自问是从善良愿望出发，决心今后不再提任何批评意见了。对戏改干部尤觉歉然也。田汉提到的文章三篇：1、叶圣陶：领导这个名词，作家自己的哲学。2、白尘：话剧需要领导。3、我的发言。四时人民日报记者来接，去天桥。决定好生写剧本，今后亦不打算再接近戏曲了，夜十一时半戏剧报张郁来，十二时文艺报张保华来，均谈及我走后田汉对到会之人点名发言，一时谩骂，扣帽子，锣鼓齐鸣。我幸而走掉，否则真会气死，此种会不知对我有什么帮助？不知何人挟嫌诬陷（因并无一人谈理论也）开此斗争大会。当夜致电夏公、周扬同志，韦明则未找到。周表示愿指示新华社发消息要慎重，并殷殷劝以不要紧张。（《吴祖光日记》，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235页）

从周扬“殷殷劝以不要紧张”来看，这时还没有最后决定吴祖光的命运。黎之的回忆录中讲了这样一件事：“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后，周恩来同康生（当时康经常过问文艺界的事）约请了部分文艺界代表人物座谈，让大家对反右有思想准备。周恩来反复讲了要把正确的批评与右派进攻区别开来，要把讲了错话与右派言论区别开来。记得当时他特别提到两个人，一个是吴祖光，说他虽然讲了一些错话，但还不能说是右派言论，提到的另一个人我记不得了。” （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 可见按照周恩来的尺度，上面所引吴祖光的那些，不过是错话，还算不上右派言论的。只不过周恩来的这个意见并不能左右当时的局势，最后，吴祖光还是被划为右派分子了。

吴祖光的妻子新凤霞是深受观众喜爱的著名评剧演员。这时，她的一位领导找她谈话了：“吴祖光已经完了，你要考虑自己呀！要划清界线，你这么年轻，戏演得好，有这么多观众喜欢你，党也重点培养你，你要站稳立场啊！”并且告诉她，要把吴送去改造。可是她不肯划清界线，回答说：“王宝钏等薛平贵十八年，她是靠挖野菜活着；我会唱戏，我等他二十八年。”这位领导愤怒了，拍着桌子高声说：“你走吧，后果你自负哇！走！”新凤霞双手捂着脸哭着出了门。这后果果然是可怕的，第二天，这一位领导在剧院的大会上宣布，给新凤霞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照常演出，不登报公开，内部控制。 （见新凤霞著《我叫新凤霞》，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2页）当时大约没有谁预料到：这天主持开会的田汉、发言的周信芳，几年之后的遭遇会比今天挨斗的吴祖光还要悲惨。

戏剧界的右派分子还要说到北京市京剧一团团长李万春。他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报纸上说他“在章伯钧、李伯球等指挥，策划了进攻戏曲界的一整套计划”，报纸还说，章伯钧、李伯球表示：“将来成立了农工民主党戏曲支部，由他担任书记，就可以和共产党分庭抗礼。” （8月27日《光明日报》）还有中国京剧院的叶盛长，他是著名演员叶盛兰的弟弟，也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六月六日他在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员会邀集的一次京剧界座谈会上发言，说“京剧院行政干部对业务不内行，国务院应考虑内行来领导，换一换人。”还说：“京剧院清一色，会拍马就可以入党。”报上说他是“章伯钧、李伯球右派集团向中国京剧院进攻的急先锋”。 （8月17日《人民日报》）还有豫剧女演员陈素真。据报载：“陈素真在北京时，曾几次拜访右派分子吴祖光。就在吴祖光的反动论点受到批判以后，她还向吴祖光表示赞同和支援吴的全部论点。特别恶劣的是，陈素真当时就住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家里，她竟将听到的有关情况，暗地派人给吴通风报信。”除了公布她的右派言行之外，这篇报导还写到了她的历史：她原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太太，有相当长的时间完全脱离了舞台。 （9月17日《人民日报》）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弄出了一个“以戴涯、文燕为首的右派小集团”。（《戏剧报》1957年第16期）他们划为右派的材料牵连到焦菊隐，戴涯和他谈过想要以恢复中国旅行剧团的名义搞同人剧团的事，并且希望他参加。这样焦菊隐也就面临被打成右派的危险了。

焦菊隐（1905-1975），天津人，曾经留学法国学习戏剧，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回国以后，先后在几所大学任教。一九四八年潜赴解放区。进城以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一九五二年受命和曹禺、欧阳山尊、赵起扬合作，创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焦菊隐担任剧院副院长兼总导演。担任副院长兼党委书记的赵起扬知道焦菊隐是剧院不可缺少的人，就竭力保护他过关。赵向中共北京市委汇报，“市委某领导听后说：‘这个人对你们有用没用？有用就留下，没用就划成右派。’老赵忙说：‘有用，有用，我们回去一定要再对他进行批评帮助。’” （《北京人艺》2013年第2期，张帆文） 这样，焦菊隐算是逃过了这一厄。

中央戏剧学院反出了一个以孙家琇（戏剧文学系主任、民盟北京市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徐步（导演系讲师、戏剧学院民盟小组组长）为首的民盟右派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骨干分子有尧登佛（翻译组的翻译，整风初期被孙家琇介绍入盟的盟员）、屈白宇（导演系助教、戏剧学院民盟小组副组长）等人。（《戏剧报》1957年第17期）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讲师李畅、徐廷敏，和解放军总政话剧团演出队队长赵森林、解放军总政话剧团舞台美术设计刘世彩等几个人，用“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全体师生大会”的名义，向全国各地戏剧团体发出了一份《呼吁书》，声讨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陈其通。陈其通等四人文章，毛泽东多次批评过。毛泽东批评则可，他的部属声讨则不可。他们被划为一个右派集团。据《戏剧报》说：“舞台美术界的‘纵火’案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已初步查明真相，以李畅、赵森林为首的反动集团亦已在首都戏剧界的猛烈追击下开始崩溃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党总支副书记白鹰同志和表演系主任严正同志在这一事件上严重的丧失立场，也在大会上做了初步检查，但是不深刻，群众不满意。中央戏剧学院已做严肃处理。刘芝明副部长、田汉、曹禺、吴雪、欧阳山尊、丁里、华君武、刘露等同志都在大会上发了言。” （《戏剧报》1957年第16期）

音乐界。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民盟支部主任委员、作曲家刘雪庵被划为右派分子了。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自八月六日以来，连续举行了五次座谈会，揭发和批判刘雪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老志诚，副主任苏灵扬和该院民盟支部委员陶佩霞揭发了刘雪庵在该院整风以来一系列的反党言行和他的无耻的两面手法。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有原在北京，和从天津、上海、南京特地赶来参加会的音乐家。（8月14日《人民日报》）

还有女高音歌唱家张权（1919-1993），江苏宜兴人。在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获音乐文学硕士学位。一九五一年底回国。不久，和丈夫莫桂新一起安排到中央实验歌剧院工作。她担任独唱演员、声乐教师，丈夫莫桂新（1917-1958）是歌唱家、指挥家。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中，莫桂新成了肃反对象，最后虽然没有查出他什么反革命问题，还是处分了他。整风开始，莫桂新就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他问：他的结论“是内部问题还是外部问题？是内部问题处理就重了，是外部问题处理就轻了。”反右派斗争中就说他攻击肃反运动。当然是右派分子。

张权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我》，说了一些自己在这几年里的遭遇。如她“参加出席第四届青年联欢节的选拔演出，……那次选拔演唱，群众反映也还不坏，但出国终于没有我的份。而未经参加选拔的王昆、郭兰英等同志却都出国了。”“五四年到河南学梆子，教我的老师父很满意，回京后汇报，大家也很满意；觉得初次接触戏曲，对自己的演唱方面，确有很大帮助。《人民音乐》要我写篇文章，谈谈学习的体会，刊出后，党总支竟向我提出：‘写文章应经院领导审阅，为何擅自发表？’此后有位新华社记者让我谈剧院方针，我就更不敢讲了。”“剧院里教员的意见很不被重视，挑选角色，教员无权过问，有的同志作戏较好，但声乐水平不够，却被挑上，就让教员想急救办法，扩大音量或提高音域，嗓子因此而唱垮了，责任也归之教员。这些技术细节，当我提出请领导注意时，却得不到回答。” （《文艺报》1957年第7期，5月19日出版）

在五月十一日文艺报社邀集的歌唱家和演奏家座谈会上，张权还说了这样一些意见：“有一次我被邀参加中央乐团的演出，竟受到领导批评，说是自由主义。我和几个同志曾在一起商量过，想组织起来试排一下《王贵与李香香》作为学习，但也被称为非法组织。”“实验歌剧院的乐队因过度劳累，有十几个拉提琴的同志手坏了，吹管乐的也有人把嘴吹烂了；苏联歌剧院是三个乐队轮着伴奏，这条件我们不能比，但，为什么不可以适当地照顾休息呢？” （《文艺报》1957年第8期，5月26日出版）

张权的这一篇《关于我》是怎么来的呢？多年之后她回忆说：一九五七年春，到处都提倡大鸣大放，给本单位提意见，既然是毛主席号召的，我也就响应吧。恰恰《文艺报》一位记者让我谈一谈，我便拉拉杂杂地说了一些，比如有位领导说：“像张权这样的美国妇女，若是站在人民的舞台上，简直是不能容忍的。”我觉得很伤心；我发表一篇学习河南梆子的文章，院领导问我为何擅自发表，我也觉得不能接受……意见无非是这些，我还没有提得更深刻些的水平。但我却被打成右派，而且批判的调门越来越高，说我“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感到十分委屈，但是一切辩解都是无用的。 （《张权自述》，见《人物》1990年第3期）

反右派斗争开始，《文艺报》第二十一期上发表中央实验歌剧院通讯组的《关于张权》一文，逐条反驳她的《关于我》和她在文艺报社的座谈会上讲的那些话。十一月，北京音乐界连续开会六天，批判右派分子张权、莫桂新。文化部艺术局办公室主任兼戏剧音乐处处长周巍峙最后发言，说张权、莫桂新是“要篡夺国家歌剧事业的领导权”，说“莫桂新早就说过剧院领导不懂业务，不能领导歌剧，只有张权才能当歌剧团团长。”夫妻二人都划为右派分子了。莫桂新被送到凯兴湖农场劳动教养。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因食物中毒死亡。

还有作曲家陈歌辛（1914-1961），上海人。一生创作了《永远的微笑》、《蔷薇处处开》等二百多首歌曲。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送到上海市公安局所属的安徽白茅岭农场劳动教养。因为饥饿和劳累，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就死在那里了。 （艾以《音乐家陈歌辛的最后岁月》，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

翻译家傅雷，这时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成员。几个月之前他赴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当鸣放转变为反右，他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作协分会党组书记周而复在《往事回首录》中说：

著名翻译家傅雷在“鸣放”中说了一些不妥的和错误的话，我和他有些交往，平时出席作协上海分会的什么会议，他发言并不积极。这次市委召开文学界座谈会和宣传会议，邀请他参加，帮助党整风，态度转趋积极，不止一次发言，提出批评意见。柯庆施同志亲自处理，要划他为右派。我认为根据中央划右派的条例，傅雷可以不划为右派，最多是属于可划可不划的范围。对柯庆施的决定，我保留意见。宣传部负责同志倾向赞成我的意见，但因为是柯庆施决定，他也没有提反对意见。恰巧周扬同志到了上海，我将傅雷的情况向他汇报，他同意我的意见，可以不划为右派，并向柯庆施汇报。柯庆施沉思了一下，说：可以不划傅雷为右派，要他检讨一下过关。我高兴柯庆施终于接受了意见。我根据柯庆施的指示，找了柯灵同志，傅雷的老朋友，转达了市委的意见，委托他找傅雷谈一次。柯灵欣然受命，亲自找了傅雷，告诉他检讨一下，就可以过关，不划为右派。傅雷听了很高兴，立刻认真准备，做了检讨。我把傅雷的检讨送给宣传部负责同志和柯庆施。过了两天柯庆施批示下来，仍然把傅雷划为右派。柯庆施除了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同时是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兼管江苏浙江，对于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的意见不大尊重，更不高兴这些人过问上海市委的工作。柯庆施坚持把傅雷划为右派，无可挽回了。 （《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四期，第54页）

想来柯庆施原来说的只要傅雷检讨一下，可以不划右派，并不是假话。在他，傅雷也好，别的什么人也好，要划都可以划，要不划都可以不划。只是不能让中央宣传部一个副部长来过问上海市的工作。为了偏不给周扬面子，于是更要把本来也表示过同意不划右派的傅雷划上了。在傅雷，当然是立刻毁了他的名誉，他的事业，几年之后还搭上他和妻子两人的性命；在柯庆施，这只不过是赌桌上的一枚筹码：他赢了，周扬输了。

文学翻译家划为右派分子的还可以说到张友松。张友松（1903-1995），湖南醴陵人。一九五二年一月，宋庆龄主办的大型综合性月刊《中国建设》英文版在北京创刊。他在这里做了两年编辑。后来他辞职当了一名专业翻译家，靠译书的稿费为生。经他的老朋友金灿然介绍，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马克·吐温的作品。先后出版了《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集》、《汤姆·索亚历险记》、《王子与贫儿》、《镀金时代》四部书。稿费收入一万一千多元，比原来的月薪要高出不少。他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三年多的业务往来中，积累了不少不满。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期间，他就在《文艺报》一九五七年第九期（6月2日）发表《我昂起头，挺起胸来，投入战斗！》一文，把他的不满发泄出来了。这篇以“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上级领导的批评”为副题的长文说：“‘人文’的社长老爷们都是些懒虫，他们不懂业务，又不肯学习业务”，“终日挖空心思，把出版社的‘利益’与作家和译者的利益对立起来。以致出版者与作家和译者终于搞成了冤家死对头，严重地危害了人民的出版事业。”“社里的负责同志们一向是以施主自居，把一般作家和译者当做乞丐似的。”“‘人文’的领导同志们之主观，可谓登峰造极。”文章里，还举出了他和副社长楼适夷、王任叔，副总编辑郑效洵打交道的的时候一些很不愉快的具体事例。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这篇文章可是惹祸上身了。《文艺报》第16期（7月21日）上刊出了署名“石人”的文章：《张友松究竟是一股什么劲？》，文章说：“尽管张友松所列举的事实中，据我了解，有些是接近事实的，但不符事实的极多，虽然如此，然而张友松的基本态度是否定一切而不是与人为善的，张友松口口声声说不是‘恶意攻击’，不是‘诋毁和兴风作浪’，但是实际上恰恰是如此。”就这样，张友松被划为右派分子了。

他被划为右派分子，还有一条罪名：一九五七年九月二日的《人民日报》刊出了署名袁木批判他的文章，说。山东师范学院揭发出了一个右派反共小集团，“这个集团的组织者是披着专业翻译家外衣的张友松，他在这个集团中自任‘主帅’，坐镇在北京的‘大本营’。这个集团主要成员李金声、戴天庆和庄维石分担‘军师’、‘秘书’和‘窝主’的任务，在山东师范学院积极进行反党活动。他们订下‘执法如山’的纪律，有计划地向共产党发起无比疯狂的进攻。”·这是怎么一回事？看了七月二十八日的《人民日报》刊出的那篇《四十多封密信》为题的文章就明白了，那篇文章摘录了他写给山东师范学院的庄维石、李金声和戴天庆的信中一些字句：

我指挥着由无到有的队伍，先后开辟了两个战场。

本帅执法如山，抗命者斩！！！

倘再误戎机，定以军法从事！！！

这一位马克·吐温的中译者，大约文章风格也受到马克·吐温的感染，在给友人写信的时候也来一点马克·吐温式的讽刺和诙谐。这可糟了。《人民日报》就根据这些字句，说这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纪律、有经费的反动集团”。真是开玩笑也有罪了。

不过把他划为右派分子，有一个问题：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国务院第六十九次全体会议通过的文件，标题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这就是说只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划出右派分子。张友松这时是以版税为生活来源的专业翻译家，并不领取国家薪给，按说并不属于划右派的范围。可见划他为右派分子是真正的扩大化了，扩大到规定范围之外去了。到了要落实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给错划为右派的人予以改正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

据张立莲《怀念我的父亲张友松》一文说：“一九七九年父亲的问题得到了‘改正’（直到这时才知道，当年划他为‘右派’时，连一点书面材料也没有）！” （载《新文学史料》总第71期） 这时才发现张友松不属于“国家薪给人员”，“改正”错划右派的时候，并没有适用于这种人的政策规定啊。最后只好作为一个特例，把他安排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由市政协发给他生活费。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齐白石去世。许多报纸和刊物都发表了纪念文章。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老舍写的《白石夫子千古》，文章和当前的反右派斗争密切联系了起来。文章说：“夫子病逝的时候，正值北京国画界进行着反右派斗争。国画界的右派分子的首要罪行，即在打击新生力量，打击新的创造，以便他们抱残守缺，而自居优良传统的继承人与保卫者，称霸画界，垄断市场。他们既破坏了团结，又阻碍了绘画的向前发展。他们与白石夫子所走的显然不是同一道路。他们的小集团，恶毒地攻击集团以外的一切画家。这又与白石夫子完全不同。”文章还说：“白石夫子与我们长辞了，我切盼国画界能够深入再深入地继续反右派斗争，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现在出版的《老舍全集》第14卷所收的这篇文章这一段话已被删除。这里是据张桂兴编着的《《老舍全集》补正》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版，第516页） 引用的。

美术界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除了前面已经说过的江丰和莫朴之外，国画家里还有中国画院副院长徐燕荪，据报纸揭露的材料，说他“经常强调‘国画界的事应由国画家来办’，‘决不能叫共产党来把持’。”还有王雪涛，他们两个都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党员。 （8月2日《人民日报》）还有工艺美术家庞薰琹，他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工艺美术组组长。又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区分部主任委员。《辞海》上有他的词条：庞薰琹（1906-1985），中国工艺美术家、工艺美术教育家、画家。字虞铉，号鼓轩，江苏常熟人。早年从事绘画创作，一九二五年赴法国，分别在巴黎叙利恩绘画研究所及格朗歇米欧尔研究所研习。一九三○年回国。在上海组织现代美术团体决澜社。一九四○年任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实用美术系主任，一九四七年任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绘画系主任、中山大学教授。建国后先在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任职，一九五三年赴北京，负责筹备成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一九五六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任教授、副院长。有《薰琹随笔》、《工艺美术设计》、《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图案问题研究》、《庞薰琹画辑》等。

反右派斗争中，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打出了一个以副院长庞薰琹为首的右派集团。据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八日中央宣传部《关于著名的文艺、艺术、新闻、出版界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向中央的报告》，他“主要的右派言行”是这样的：

庞是工艺美术学院反党集团首领，企图篡夺工艺美术学院党的领导，要赶走党员院长和副院长，进而夺取全国工艺美术界的领导。提出反党的十点建议，要求民主办校，排挤哪个团员干部，诬蔑说是“监督我们的”。鸣放期间庞派人去无锡、苏州、上海等地点火，煽动向党进攻，说“文化部是忍心的父母”，“手管局是外行，不能领导工艺美术。”把持“工艺美术通讯”向全国工艺美术界散放毒素。

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出王孔诚的《一个毒辣的右派集团》一文说，这个集团“企图先夺取这个学院的领导，进而夺取全国工艺美术界的领导。”“它的主要成员是教授郑可，院长办公室秘书刘守强，工艺美术科学研究所秘书何燕明。刘、何两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被庞拉下泥坑成为右派集团的重要分子。”他被划为极右分子。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宗津和王逊，又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报纸上说，他们是“江丰集团的‘军师’”，就被划为右派分子了。（8月28日《人民日报》）李宗津的最后结局，后来担任过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的画家徐冰在《愚昧作为一种养料》一文里说：

油画家李宗津先生，这是我上美院之前求教过的、唯一的专业画家。李先生住北大燕南园厚墙深窗的老楼，他拿出过去的小幅油画写生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油画魅力。

有一次，他家小屋里挂着一张巨幅油画，顶天立地。原来这是他的代表作《飞夺泸定桥》，从历史博物馆取回来修改。

最后一次去，怎么敲门也没人应，后来问人才知道，李先生前几天自杀了。原来，他一直戴着右派帽子。过去在中央美院，反右后被贬到电影学院舞美系。文革期间不让这类人画画，最近松动些，可以画画了，却又得了癌症，他受不了这种命运的捉弄，把那张代表作修改了一遍就自杀了。（北岛、李陀主编，三联书店，2009年7月版，第21-22页）

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还有著名画家刘海粟，他在《情思不尽忆故人― 怀念挚友傅雷》一文中说：

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反右，我俩都被戴上“帽子”。我被戴上“帽子”的原因之一，是在有人提出艺专要搬家的问题时，我顶了一下。我反对华东艺专迁至西安，倒并非华东艺专前身是上海美专，是我半个世纪来惨淡经营、呕尽心血的教育事业。我这个人，没有多高的觉悟，惟知全国解放后，我把一切包括我自己都交付给人民，交托给中国共产党了。但是把一个华东有影响的美术专科学校迁到西北，离开上海这个中国重要的文化中心，无论用“一盘棋”什么的理由，都无法掩盖。如果离开了地理上这个十分重要的文化中心，将会给艺专带来严重后果这一基本事实。

我这意见，曾当面向毛主席提过，因他十分诚恳地征求我的意见。同样的话，我也向周总理说过多次，甚至直接指名道姓，总理并不介意。但是，这件事给我带来了厄运。我这人好说话，口无遮拦，不顾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狂士之言，在某种不正常的政治气候里，便成为悖逆之词。所以我被戴上“帽子”，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人物》双月刊，1990年，第一期，第20页）

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国画家还有尹瘦石，划右派之后曾到北大荒劳改。

划为右派的木刻家有彦涵。江苏东海人，一九三八年去延安，同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创作研究室研究员，版画组副组长。在一九五五年的年肃反运动中被列为审查对象。据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八日中央宣传部《关于著名的文艺、艺术、新闻、出版界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向中央的报告》，他“主要的右派言行”是这样的：“彦涵系江丰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积极策划推翻美术界的领导，是反党的五月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对肃反不满，说：“肃反成绩不是主要的”。一九五七年夏，彦涵到处点火，积极为江丰反党集团招兵买马，把党对江丰的批评说成“宗派打击”“毛主席偏听偏信”，“为江丰、莫朴策划抗拒党中央对美院华东分院的检查。”他就因为这些被划为极右分子。

比较起来，漫画家更容易被划为右派分子。像《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丁聪、《人民日报》文艺部的沈同衡，《北京日报》美术组的李滨声、王复羊，还有广州的廖冰兄，就都是因为画了讽刺性的漫画而被划为右派分子了。丁聪划右派，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和外文局的苏联专家的关系不好。据黄苗子在《吴祖光和他的日记》一文里谈到吴祖光因为他和苏联专家的矛盾吃了大亏，接着说：“丁聪也是吃这个亏，他在外文局也和苏联专家吵架。一九五七年这都成了他们的罪状。丁聪主要为此划成了右派。”（2004年12月31日《文汇读书周报》）

解放之后最忌讳小集团。几个人接近一点就可疑。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在文学界，在大学生中，出现了一些自发地结成的社团。反右派斗争起来之后，这些自发地结合起来的文学社团也多遭到了批判。

这里只举一个例。江苏省一些青年作家、翻译家陈椿年、高晓声、叶至诚、方之、陆文夫、梅汝恺、曾华等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初发起组织《探求者》文学月刊社，他们不过是有此意愿，并没有成为事实，就因为反右派斗争而中止。他们草拟的“章程”和“启事”也作为供批判用的材料公布出来。

《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启事》说，对于目前有一些文艺杂志的办法，我们很不满意；编辑部缺乏独立的见解，显示不出探讨人生的精神；特别在艺术问题上，没有明确的目标，看不出它们的艺术倾向。这是用行政方式来办杂志的必然结果。用行政方式办杂的缺点在于它是“官办的”，尽管申明并非机关刊物，但是却摆脱不了机关刊物的性质。《启事》在概述了机关刊物难免的缺点之后说，我们这样来办杂志，我们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艺术倾向；我们把编辑和作者混同一起，稿件的主要来源就依靠同人，我们将在杂志上鲜明地表现出我们自己的艺术风貌。刊物的政治见解和艺术主张，《启事》说：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它具有伟大的生命力。我们愿意为这个制度的胜利，贡献出全部力量。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不久。如果说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在探索，需要不断地积累经验，吸取教训，那么，在建成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生的道路就更为复杂，更需要多方面进行探讨。

思想意识的改变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思想意识中间，有坏的，也有好的。必须加以辨别。坏的要铲除；好的要继承，要发扬。这是一件细致复杂的事情。在新思想、新意识建立的过程中，有益的和有害的、正确的和错误的经常同时出现，错综地交织在一起，也必须加以辨别。有益的和正确的要扶植，要帮助他们成长；有害的和错误的要批判、要纠正过来。这更是一件细致复杂的事情。近几年来，把一切旧东西看成坏的，把一切新东西看成好的，这种教条主义的观点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阻碍了思想意识的的健康发展，更特出地妨碍了年青一代的成长。教条主义又把浩瀚统一的社会生活归结成支离破碎的教条，僵化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再者，我们过去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由于当时的需要，把政治态度作为衡量人的品质的主要标准，往往忽略了社会道德生活的多方面的建设。阶级斗争有它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在人民内部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人们道德面貌上存在着各种缺陷，也看到了阶级斗争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阴影，妨碍了人们之间正常关系的建立。人情淡薄，人所共感。

鉴于以上种种，我们将勉力运用文学这一战斗武器，打破教条束缚，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促进社会主义。

他们在文学方面的主张，《启事》说：文学创作有过漫长的历史，积累了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今天看来，就像打仗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兵器一样，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各种创作方法都可以运用。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更不承认它是唯一的方法。

《启事》还谈到这样说的理由：“现实主义是否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而起质的变化，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文学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出现了许多好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方法是否就叫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们认为尚有待于对具体作品进行认真分析研究，目前难下定论。”尽管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创作方法，《启事》还是表示了应该说是很好的态度：“不断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运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进行创作，就是我们的主张。”

《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章程》有这样一些内容：“刊物不发表空洞的理论文章，不发表粉饰现实的作品。大胆干预生活，对当前的文艺现状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崇拜权威，也不故意反对权威，不赶浪头，不作谩骂式的批评，从封面到编排应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本刊系一花独放、一家独鸣之刊物，不合本刊宗旨之作品概不发表。”等等。 （《雨花》月刊一九五七年十月号）

一些青年作家只是在想办这样一个刊物，于是就成了一个“集团”，必须批判了。姚文元在《论《探求者》集团的反社会主义纲领》一文中批判说：

看一看《探求者》的启事中说的：“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在探索”，其反动性就非常清楚了。这“探索”两字只是一种幌子，实际上它是在“探索”的掩盖下否定了由苏联所开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道路，要“探索”另外一条同十月革命的道路、同总路线规定的道路完全不同的道路。然而，反对早已肯定了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就必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二十世纪全部的历史就证明了没有什么介乎社会主义路线同资本主义路线之间的“中间路线”。《探求者》先生们既然否认了早已确定的基本道路，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梦想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企图就十分明显了。这是口头上说什么“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等等所决不可能掩盖的。

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学，从五四运动以来，早已离开了探索时期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以后，中国的革命已经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许多先进的爱国人士屡次探索又屡次失败的革命道路问题，十分明朗地放在中国人民面前了。谁要是离开了这条道路去“探求”另一条道路，那就完全是反动的了。

《探求者》们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们是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无保留的狂热的拥护者。他们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一整套的主张，即使就资产阶级文艺的知识来说，他们也是浅薄的、一知半解的，他们的反动纲领，不过是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凑合起来的一碗杂碎汤罢了。他们在理论上是秦兆阳的的弟子，他们手里挥舞的也不过是从秦兆阳的修正主义那里搬来的破刀烂枪而己。然而当这种种修正主义思想被他们剪贴起来凑成一套主张时，就成为非常完整的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姚文元《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第247页-272页）

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的社论《《探求者》探求什么？》说：

不满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的现状，不满意社会主义革命的现状，不满意共产党领导的现状，这就是“探求者”要去“探求”另外什么东西的原因。

他们既然不满意现状，当然只能探求到现状的反面去。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离开共产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二者必居其一，这是不用探求就很明白的常识。因此，他们所谓“打破教条束缚”，就是要打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所谓“大胆干预生活”，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制度；所谓“严肃探讨人生”，就是否认辩证唯物主义和世界观和人生观；这就是他们所谓“探求”的实质。至于所谓“促进社会主义”，也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促进”到他们所“探求”的那些方向和目标去。（10月9日《新华日报》）

这一场批判的结果是：高晓声、陈椿年、梅汝恺、曾华被划为右派分子，陆文夫、方之、叶至诚没有戴右派帽子，但是处境比右派分子也好不了多少。

当年担任江苏省长的惠浴宇在他的口述自传中讲到探求者一案，一时闹得那么大，原来是康生坐镇苏州督办的。他说：

那时江苏文人中有个自发的文学社团叫“探求者”，康生坐镇苏州叫查办。名单报上来一看：都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方之、叶至诚、陆文夫、高晓声、梅汝恺、陈椿年……只有艾煊是新四军出身。当时省委开常委会，常委中没有一个不想保他们的。江渭清、刘顺元都说：“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人啊……”我和陈光说：“我们江苏一共就这么几个小作家……”俞铭璜说着说着，眼泪汪汪。他不像我，只认识其中的艾煊、叶至诚，他当宣传部长，这些人都是他的小朋友。就是这样，还是没有保得住。“探求者”一共是活动了十八天，却遭了二十年罪，是谁也想不到的。“文革”中，许家屯揭发江渭清和我“包庇探求者”，拿了姚文元批“探求者”的文章来批我。我不服气地想：你当时不也是主张从轻处理的吗？早知道，当年索性拼命地“包庇”一下。直到“文革”后落实政策，我才了解到，姚文元和上海的几位工人作家，也曾报名参加过“探求者”，方之、陆文夫他们讲点小兄弟的哥们义气，商量好了不连累上海的朋友。没想到姚文元却抢先发文章批他们。如果当时他们把姚文元揭发出来，“四人帮”不就剩了三人帮了吗。 （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记录整理：《朋友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221页）

这几个当年被姚文元斥责为浅薄的、一知半解的年轻人，在二十多年之后，方之拿出了小说《内奸》，陆文夫拿出了小说《美食家》等篇，高晓声拿出了小说《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等篇，梅汝恺拿出了所译显克微支几百万字的小说之外还拿出了自己的几部创作小说。这些作品都拥有大量的读者，也能经受时间的考验。而姚文元的书，除了有几个如我似的倒运的读者还不得不去读它之外，一般读者大约已经无意一顾的吧。

简单说一下中国作家协会本身的反右派斗争。这是由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主持的。具体情况韦君宜在回忆录中说：

刘白羽本人是作家，但是那一阵他在作家协会表现真厉害。在作家协会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他作报告说，“中国作家协会藏垢纳污，等于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而这个人又真奇怪，当散了会之后，你去单个拜访他，他会真的像一个作家一样，跟你谈什么作品呀，普希金呀。……好像与作报告意欲将别人置之死地的人，不是一个人。

他手下最得力的是一班女将，当时编制在作协的一班作家们，一听说她们，真是闻风丧胆。我记得那一次开全体会由其中一位主持会议，她宣读划罗烽、白朗为右派的决定，那声音刚脆，森冷逼人。简直使人觉得那声音本身就有杀伤力，每一句就是一把刀。真可怕！还有一位，用纤手指着一个老编辑，说：“就是要狠狠地整你！”那模样至今仍在我眼前。她们几位，都是只有中学程度 （大约是初中） 的干部，参加革命却很早。在革命的学校里饱受党领导一切的教育，然后出来就在作家们中间做党的工作，俨然变成党的化身。但她们实在不懂文艺。 （这并非贬低她们，当时的我，也比她们高得有限，我是后来几经挫折，才觉悟了这一点的。） 于是，在从上边来的各种指令之下，由她们动手来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整人。而她们还觉得自己是在执行神圣任务。 （韦君宜《思痛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51页。）

反右派斗争那时，韦君宜是《文艺学习》月刊的主编，这是作家协会的刊物之一，她了解情况。当时她的同事黄秋耘后来在回答访谈者黄伟经提问的时候说的是：

中国作协的反右派斗争，主要是由刘白羽领导的。因为当时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他自以为“帮助党整风”，到过浙江去“煽风点火”，到反右派运动一来，他自己有很大顾虑，不敢放手领导这个运动。

副书记有两个，一个郭小川，一个刘白羽。郭小川，他这个人是诗人气质，不愿意搞这个政治运动，况且领导上对他也不大放心。就主要由刘白羽抓。刘白羽为了抓反右派斗争，他组织了一个班子。那班子里的人不是一些有名的人，都是作协里边一般的工作人员。其中主要的一个叫王翔云，作协的办公室主任。还有一个丁宁，还有一个罗立韵，还有一个叫林心，这人是从体委调来的。还有一个胡海珠，这个人有个缺点，文化水平比较低，政治上可说是非常浅薄、盲从，上边说什么，她就执行什么；只要刘白羽说这个人很坏，她就整理材料说明这个人很坏。刘白羽就把她们这几个人组成一个班子，搞内查外调工作。作协下边有五个单位，每个单位有一个党支部，每一个党支部就分配一个人去做调查员。实际上，她们是刘白羽安插到各个支部里边的工具。作协里边整个反右派运动的动向，控制在他刘白羽手里。有了这样的布局，作协就在刘白羽领导下开展起反右派运动。所以，后来好多专案搞得一塌糊涂，有些根本不属于反右派范围的问题也搞成右派，有些算不了什么的很轻的事情也搞得很重很重，步骤也非常乱。刘白羽宁可利用这些人让有些人冤枉。因为政治上比较成熟的人，不可能完全同意他的做法。比如林心，这个人头脑非常简单，她把根本不是什么政治问题的事情，也给人家搞成右派。 （《黄秋耘文集》第四卷，第313-315页）

黄秋耘的这篇访谈录在《新文学史料》 （1998年第1、2期） 发表以后，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党总支书记的黎辛发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的反右派斗争及其他》一文，对访谈录中说错了的地方有所订正。认为那五位女士“应当说都是好同志，您太委屈她们了”，至于说她们“文化水平比较低”，黎辛的文章说：“她们参加革命前读书不多，是日本侵略者逼迫的，或因为家庭贫穷”。黎辛的这篇文章并且提出职位比刘白羽高的周扬应该负更大的责任：“周扬主持文艺战线划右派的会议，说一句‘划吧！应该划’几个字，就决定了文化艺术界全部大右派的命运，根本没说过‘请示上面’，这个战线会在中宣部教育楼小会议室开，我是参加人之一。” （2000年3月19日《文艺报》）

这韦君宜、黄秋耘二位本人也是只差一点点就要划为右派分子的漏网之鱼。韦君宜是怎样幸免的呢？《思痛录》中说：我知道，自己很有划成右派的可能。我回家把此事告诉了杨述 （引者注：她的丈夫，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 他便转告了蒋南翔 （我的入党介绍人） 。蒋南翔打了个电话给胡乔木，说：“你把韦君宜调到作协，现在她快要划成右派了，要开批斗会了，你管不管？”胡乔木打了个电话给刘白羽，说我大约尚非右派。同时，杨述把这事也报告了彭真（我是个“一二·九”干部，彭真知道） 。我大概就是这样才得幸免的。不过批斗会还是要开，要我一面挨批斗，一面在编辑部主持工作，继续发批判稿批判别人。 （第42页）

黄秋耘被划为右派的危险就更大了。他在不久前发表的《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等几篇杂文，写得很尖锐很刺激，足够据以定案为右派分子了。他为什么竟能漏网呢？首先是有人保他。韦君宜对作协领导说，要是把黄秋耘划为右派的话，应该把她也划上。邵荃麟也想保他，叫他主动发表一篇《批判我自己》，邵自己还在《文艺报》发表一篇批评“黄秋耘同志”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文章，包庇他过关。当然，如果上面一定要划他，像韦君宜邵荃麟这样的保护并不会有多大的作用。周扬、刘白羽最后都决定不划他右派，是因为他有一段特殊的经历。他在访谈录里记下了周扬同他最后一次相见时候的谈话，周扬坦率地对他说了不能划他右派的原因：

我反复考虑过，也请示过上面……翻过一下你的档案，晓得你有一段时间做一种很需要的工作（他没有具体说出情报工作）。对这一类人，党内是要保护的。因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要是把你划了右派，跟判刑不一样，不能关起来，还是在外面逍遥自在，你一跑就可以跑出去。我晓得你在国外有好多亲戚朋友，包括一些外国人，跟你都有直接联系。你跑了出去之后呢，外国就会如获至宝，把你养起来谘询谘询，你把你做过的工作都讲出来，那可能损失很大。当然，相信你不至于这样。……你过去做的那一类工作，时间相当长，而且牵涉面也相当广，包括搞策反工作、打进日本人机关这些事，要是都说出来，那可不是好玩的。所以，对你这样的人，我们党就不能抛出来划右派。 （《黄秋耘文集》第四卷，第303-304页）

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作家，黄秋耘是几乎要划为右派了。叨了前情报人员这一重身份的光，幸免于难了。

中国作家协会系统划出了多少右派分子，据韦君宜《思痛录》说，“作家协会总共不过二百人，右派划了五十多个，‘踩线’的还不算。”（第42页） ，她这是凭记忆说的，说多了。实际是打出了三十名右派分子。他们是：专业作家丁玲、艾青、罗烽、白朗、李又然、陈明。文艺报的陈企霞、萧乾、唐因、唐达成、侯敏泽、罗仙洲、马敏行、汤浩。人民文学的秦兆阳、李清泉、杜黎均、高光启、俞林。文艺学习的李兴华、杨觉。新观察的戈扬、张凤珠、黄沙、卢盛法。诗刊的唐祁。文学讲习所的公木。作家协会机关的黎辛、杨犁、何寿亭。

这里说到了刘白羽在反右派斗争中的作为，为了公正起见，应该指出，多年之后，他表示了追悔的意思。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他在写给被他打成右派的徐光耀的信中说：“你在那历程中所承受的痛苦，都是我的罪孽所造。光耀同志，我羞惭，我恸心，我无颜求你原谅，但我要说出我永恒的遗憾，包括在那失去理智时代，我对你不礼貌的行动，我只有在远处向你深深的谢罪、谢罪。” （《炎黄春秋》2001年6月号）

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在九月十六日、十七两日举行总结大会，这实际上也是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总结大会。陆定一、周扬、郭沫若、茅盾等人都讲了话，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作总结发言。

陆定一说，这次斗争很重要，对于文艺工作的今后发展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它将会大大地巩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陆定一强调地提出了作家的思想改造问题。他说：作家的职业，像战场上的哨兵一样，是光荣的，也是危险的，容易被敌人俘虏。因为文艺家的工作方式是手工业的方式，容易产生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作家又容易出名，出了名，就容易骄傲自满，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他提出：作家应该彻底改造思想，把“我”放在集体之下，把人民群众，把党的事业放在最崇高的地位。大约是为了加强对作家的思想改造，陆定一还提出党员作家应该编入生产单位或城市街道的党的基层组织，过党的生活。最后，他提出要狠狠地反右派，狠狠地改进工作，狠狠地改造思想。

郭沫若说，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是整个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战线，文艺界斗争的胜利不仅可以纯洁文艺队伍巩固党对文艺的领导，并可以鼓舞全国各界的战斗，使社会主义教育能够更普及更深入。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继续斗争，争取彻底胜利，使我们文艺界的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份子；我们必须努力改造自己，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人。 （9月27日《人民日报》）

周扬说，在我们的革命文艺队伍中，有许多人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许多人是背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包袱”参加革命的。一种人在革命的斗争中，经过磨炼，逐渐地把个人主义的“包袱”摔掉，改造自己成为集体主义的战士，在革命队伍中感到自由、轻快；和党一条心。另一种人，却始终背着个人主义的“包袱”不放，抛不开个人得失，个人恩怨；有一点成绩就向党居功，碰一点钉子就对党不满，因此他们不但摔不掉那个“包袱”，反而增加了“包袱”的分量。党和革命的力量越强大，他们便越感到“不自由”，越感到格格不入。他们对党不是向心，而是离心。遇到重要关头他们就经不起考验，最后就走上反党以致叛党的道路。现在我们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党的作家应当努力做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不要堕落成为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周扬说，对一本书主义的批判是关系到用共产主义世界观，还是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去培养青年作家的重大问题。我们提倡作家应以自己的创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写一本书，画一幅画，导演了一部影片，就认为自己了不得，就以为从此可以向党讨价还价，甚至和党分庭抗礼，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的极端恶劣的表现。他们忘记了他们的名誉、地位，是党和人民给予他们的，因而也是可以从他们手中收回的。 （9月27日《人民日报》）

事后有人回忆说，当时周扬说的有些话，“整理成文章发表时省略了，如：对文艺界的错误不仅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敢斗、善斗、才能取得胜利，又如：我们笑，要像外国谚语说的那样，不要笑得太早，要笑到最后！” （黎辛：《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 流露出了压抑不住的得意之情。

周扬这篇讲话的正式发表，毛泽东以为“这是一件大事，不应等闲视之” （转引自黎之《文坛风云录》，第113页） 。他要求“以小平为首的会议各同志”，胡乔木，“和其他几位文艺领导同志参加”，对这篇“做一二次认真的讨论”，他自己也在稿子上和校样上做了修改。经过这样的反复整理、补充，最后成了一篇全新的大文章，题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毛泽东审稿时加写了一些话，后来经常被人们引用的一大段是：在我国，一九五七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文学艺术也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它跟无产阶级知识份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这个道理，只有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会认为不正确。 （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毛泽东在给林默涵的信中，说这篇经过他修改的文章“写得很好”，指示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

多年之后，周扬本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要出《周扬文集》了。据当时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李曙光（笔名黎之）说，“编辑过程中自然要涉及到一些有争议的文章，特别是几篇重要讲话，其中首先遇到的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当时有人主收，有人不赞成收，两种观点，议论纷纭。周扬自己想加一说明收录。” （黎之：《文坛风云录》，第116页）

龚育之的《几番风雨忆周扬》一文中也谈到了这篇讲话编不编入《文集》的事。他说：

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正是《周扬文集》第一卷就要编成出版的时候，我去看望周扬，他同我谈起他的文集，谈起保留历史原貌的编辑方针，并且具体地谈到《大辩论》这样的文章都要原样收入，另加附记。他也说了附记难写，但表示很有信心。……后来，听说对这个编辑方针还有不同的考虑。在又一次去看望周扬的时候，……他告诉我，主要是文艺界有一些同志非常地不赞成他把《大辩论》这些文章再编进今天出版的文集中去。这样的意见我也能理解。提出这种意见的同志是好意，担心收入和重印这些给过许多同志以伤害的文章，会重新触动历史的疮疤，并不是想“湮没”这些文章，隐去周扬的过失。但是我想，只要不是采取重新肯定这些错误批判的态度，而是采取保存历史、纠正历史错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态度，来收入和重印这些文章，是不致于引起误解的。周扬向我表示，他赞成这样的看法，这也是他本来的意见，他准备坚持原定的编辑方针。 （《龚育之文存》下卷，第1375-1376页。）

周扬的坚持最后也没有结果。《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这样的文章没有能够收入《周扬文集》。这样，周扬也就没有能够得到在“附记”中做一次最后陈述的机会。

十七、科学技术界的反右派斗争

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如高等学校、某些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机关、文艺团体、政法界、科学技术界、医药界等。” （10月19日《人民日报》） 教育界、新闻出版界、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已经简单说过了，下面来说一说其他几个界别。

先说科技界。前面已经说过，五月十三日民盟中央决定成立四个临时工作组，其中一个组是研究“科学规划问题”的。这个组由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五位科学家负责。他们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了一份书面意见。这篇《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发表在六月九日《光明日报》上。到了反右派斗争中，这事也被宣布为章罗同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这一篇《几点意见》受到了集中的批判。最早来批判的是郭沫若，他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做大会发言，题目就是《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人家不过是提了几点意见，一共才谈五个问题吧，而批判者称之为一个“科学纲领”，真是抬高它了。

这个《几点意见》提出的第一条意见，是关于“保护科学家”的问题。郭沫若批判说：“这个意见书中提出了所谓‘保护科学家’的口号。这显然是企图造成一种印象：我国科学家受到威胁，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护’。事实上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解放以来，中国知识份子遭了浩劫。’他们这样不顾事实危言耸听的目的，不外是想离间科学家同党和政府的关系，引诱他们走上错误的道路。”这样的批判很有分量。只是这意见书的原文中并没有“解放以来，中国知识份子遭了浩劫”这样的话，原来这是批判者从别处移来以坐实“危言耸听”这个断语的。而且，原文说“保护”，并不是指受到威胁或者迫害的意思。原文对“保护”所作的说明是：我国目前科学家还很少，科学基础还相当薄弱，要开展科学研究，争取几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保护科学家”，就是采取具体措施保证科学家，特别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学家有充分条件从事科学工作，扭转目前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首先要协助他们妥善地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使他们真正能够坐下来，好好安心工作。

可见这里所用的“保护”一词，只不过是一种特别强调的修辞手法，意思不过是格外强调保证科学家工作条件的意思。其实像保证工作时间，解决图书资料和工作设备，配备助手等等问题，都是周恩来在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报告中已经提出来了的。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71页） 周提出这些，是改善党同科学家的关系；民盟跟着提出这些，郭沫若就认为是离间科学家同党的关系了。说相同的意思都不行，就更不要提不同的意见了。

这意见书说，“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有领导地进行，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这对加强科学研究的领导有积极的作用。……至于学术领导、和科学研究的‘火车头’，我们认为应该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形成，不要主观地先行规定谁是领导、谁是‘火车头’。”又说，“科学研究工作除少数必须集中外，应尽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学家在那里，研究工作就放在那里。”

郭沫若批判说，这就是“反对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科学工作，反对科学工作的统一领导，其结果就是要使我国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科学事业，就是要使我国科学工作长期停留在落后的状态。”这前提和这结论之间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郭沫若没有说。

意见书说，“过去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地强调政治条件的偏向，我们认为今后应当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应当平等地看待。”主张的只是业务与政治并重，而且一视同仁的仅限于人民内部，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当然不包括在内，应该说是下笔时很有分寸感的。可在郭沫若看来还是不行，认为这是“企图以资产阶级虚伪的‘平等’观，在青年中进行挑拨和煽动，指望造成一部分青年对党和政府不满。”资产阶级虚伪的平等观当然不行，与之对立的，应该是无产阶级真实的不平等观才是好的了。郭沫若阐述了这种无产阶级观点，他说，“如果要‘一视同仁’，那倒真正是不平等了。先说工农学生吧。大家知道旧中国在反动统治之下，工农子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现在，反动统治已经推翻了，对于这个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状况，难道我们不应该尽最大力量来加以改变吗？”

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见书提出，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它说，某些学科解放后竟被废除，或不成为独立科学。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人很多转业了。过去许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就被取消了。意见书认为，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是取消。因此，应当恢复的应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对于这种意见，郭沫若批判说，“在我看来，今后为了发展社会科学，首要的任务就在于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队伍，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而不是什么发展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那种‘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主张，实际上是开倒车，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社会科学。如果按着这个主张去做，其结果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而使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重新泛滥。”

这个意见书中还有这样一段：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例如，有些财经上的重要政策问题，如果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做过报告，学者们也就只能做些宣传解释工作。这样是不够妥当的。开国以来，在政法、财经等方面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不能说每一措施、每一阶段或每一环节都是毫无缺点的。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见。

对于这段话，郭沫若在这次大会发言中却没有加以批判。不是不想批判，而是一时还没有想好怎样立论。过了两个多月，他想好了，九月十八日他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这样批判说：“他们在这里，一方面污蔑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措施等等都是盲目的，而不是依据客观规律的，另一方面又污蔑共产党和政府不准‘学者们’从事科学研究，只准他们做些政策方面的‘宣传解释工作’。事实是这样吗？暂且不说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是体现着客观规律的，也暂且不说许许多多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是把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作为自己光荣的职责的，现在我们只问问右派先生们：党和政府究竟在什么时候禁止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对客观经济规律进行研究呢？” （9月19日《人民日报》） 一个说是“偏向”，一个说是“光荣的职责”，同右派分子真不可能有共同的语言了。

不但要批判意见书写了什么，还要批判它没有写什么。郭沫若在人代会的那篇发言说，“党和政府的方针是，科学研究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意见书中对于这点一字不提。”据此就定性说，这“意见书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没有提到什么就是反对什么！

郭沫若总结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文件，而是章伯钧等右派分子企图夺取国家领导权，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领导权的阴谋的一部分。”最后，他代表中国科学家们宣誓：要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 （7月6日《人民日报》）

意见书的五位作者中，曾昭抡和钱伟长二人被划了右派分子。另外三人联名在六月二十六日《光明日报》上发表检讨《我们也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一次》，承认自己政治警惕性不够，也为自己做了点解释，说是他们因事因病没有完全参加会议，特别是最后由不在五人小组之内的费孝通修改过的文件没有征求大家的意见就送走了。这一篇检讨的来历，千家驹在《从追求到幻灭》中有所说明：

中央统战部的一位同志事先和我打了招呼，说你们这份“意见书”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你和华罗庚、童第周三人可以声明一下，我当即找了华罗庚同志，商量此事，当时童第周还在青岛进行研究工作，我和华君去了民盟总部，给童第周去了长途电话，告诉他意见书出了问题，犯了“严重错误”。童第周还回答说：“我们的意见书不是很好的吗？怎么会犯错误呢？”我说：“不得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们非声明不可呵！”童第周说：“好吧，你跟华罗庚商量此着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完全同意。”于是我们当夜就在民盟总部起草了一份题为《我们也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一次》的文章，第二天就在《光明日报》第一版的地位登出来了。这件事老实说我心中是有内疚的，但在当时不得不这样做，否则非但于事无补，而且我们三人也会被划成右派。 （第221页）

华罗庚在听了郭沫若的批判发言之后，表示完全接受。他在这次人代会上的大会发言中说，“郭老这些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远远地比我们六月二十六日的初步检讨为深刻。” （7月14日《人民日报》） 他还说，虽然他和童第周只参加了两次碰头会，并没有参加定稿，但是在见到该稿并且发现其中有一些原则性错误的时候，却未加否认，这是不能容忍的自由主义态度。他说，以自由主义态度来对待政治生活，是随时会上右派分子的当的。他表示愿以这个事件作为教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逐步建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坚决与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七月十四日，中国科学院召集在北京的科学家一百多人开座谈会，批判民盟提出的这个文件。主持座谈会的郭沫若说，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郭沫若问曾昭论、钱伟长说，你们身为科学院学部委员，唯恐中国科学院工作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是何居心？

曾昭抡、钱伟长在会上交代了起草意见书的过程。曾昭抡说，他一再热心发起对于科学体制问题的讨论，主要是想让民盟抢先一步走，是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思想在作怪。钱伟长说，他的错误主要是出于个人野心，他十几年来打算在中国办一所像美国加里福尼亚理工学院一样的理工大学，这所学校在各方面都起领导作用，这个学校以科学研究为主，教学为辅。在科学规划问题上，他是耍两面派，为了个人野心，他不同意把科学研究集中到科学院去，但他在科学规划委员会说了谎话，只说高等教育部不重视科学研究。

参加起草意见书的另外三个人也在这天的座谈会上发了言。千家驹质问曾昭抡搞科学体制问题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童第周又说了一下他参与此事的经过。华罗庚又一次表示了悔恨：我嗅觉十分不灵，犯了错误，对不起人民，要作为教训，今后下功夫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站稳立场，明辨是非。他并从他的亲身经历说明今天有了党的领导，科学家的工作条件，比解放前不知要提高了多少倍，而右派分子竟提出要“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是一种血口喷人的诬蔑。在这天的会上，李达、王亚南、茅以升、杜国庠、何作霖等人也对民盟的这个意见书做了批判。 （7月15日《人民日报》）

座谈会在七月十六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这几天继续举行。几天里共有六十三人发言，还有九人做了书面发言。发言的有赵九章、钱学森、杨石先、张光斗、黄子卿、张维、翦伯赞、冯德培、陈望道、侯德榜、傅鹰、陈建功、石志仁、郑奠、王葆仁、杜庆华、傅承义、严济慈、杨钟健、柳大纲、侯外庐、关肇直、范文澜、施履吉、范长江、尹达、郭永怀、吴有训、罗常培、刘东生、巫宝三、陆元九、林鸿荪、林榕等人。作书面发言的有郑振铎、罗尔纲、陆学善等人。

千家驹在二十二日的会上做了《接受惨痛教训，深刻检查自己》的检讨。他承认在提出这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上负有一定的政治责任。他说：

这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在政治上是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第一炮；在思想上，这是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谁战胜谁的问题。他说，我是研究社会科学的，而且一向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竟至于政治麻痹到这样不可救药的程度，可以解释的唯一理由就是在我思想深处有和这个反动纲领相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可以和这个反动纲领起共鸣，还不只是“和平共处”而已。他说，反动纲领中的反动论点和我在今年四月底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中的一次发言对照，可以看出它们是互相合拍的。

第一，我在学部大会发言中主张培养年青一代的科学家要搞点“自由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统一调配的补充。我主张对于研究工作干部的人事调配，应决定于指导研究的科学家，而不是决定于人事部门。我反对过去人事部门对科学研究工作者“统”的太死，主张开放科学研究工作者的“自由市场”。这不就是反动纲领中所谓培养干部一视同仁等论调的张本吗？搞点“自由市场”，这就是否定国家对科学研究工作有计划的调配人力的必要性，也就是反对集中的民主。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就是无政府状态，也就是主张无领导的绝对的“自由”。

第二，我在学部大会发言中提出“有的人就只能以领导的发言或政府的政策措施当成客观的经济规律。找点材料来引证一下或宣扬一番，即算尽研究之能事。固然，政府制定政策方针是十分慎重的，基本上也是以客观情况做依据的。但亦不可能设想政府的经济政策或经济措施，在每一阶段每一环节都是完全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尽善尽美的。”这一段话就是反动纲领中所提出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第三段话的根据。我在发言中还有一段说：“有人说，今天做经济工作只有三条路，一搬弄教条；二研究经济思想史或解放前的经济史料；三研究外国经济问题。”这里，虽反映有的人有这样一种看法，但这样的看法显然不符合事实的。

第三，反动纲领中错误严重的就是提出首先要改变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和“恢复”资本主义社会科学一段话，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思想赤裸裸的暴露。这一段话虽然是费孝通的得意之笔，“应当恢复”和“应当重视”两句是费孝通亲笔加入的。但在我的思想深处也是有共同的基础的，我在学部大会发言中曾经说：“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不要采取一律否定，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是其中，也不无可取的地方，如能加以吸收，错误的加以批判，正确部分加以继承，即可发扬马列主义，丰富马列主义。不幸过去几年，有些学科，只要苏联所没有的，我们就一律否定，认为一无是处，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法律学等等都全部加以否定，这种故步自封的办法，实在是十分幼稚可笑的。”这一段话虽然与费孝通的有辞句上程度上的不同，本质上却是一样的。这真是我自己资产阶级思想最突出的表现。社会科学是阶级性最强的科学，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是完全为资产阶级服务，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武器，我们要加以“恢复”，这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打掩护是什么呢？我虽然没有提出要“恢复”的话，但主张不要全部加以否定，这和费孝通的“恢复”论也不过五十步笑百步之差而已。

第四，我把解放后旧知识份子的进步性估计过高，这一点虽然没有在反动纲领中反映出来，但我在科学院发言中却特别暴露了我这一错误观点。我说：“对于我国解放前学习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旧知识份子，我们也是对他们的作用和进步估计不足的……把旧知识份子看成永远是旧知识份子，这是十足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不是辩证法的看法。”现在看来，对旧社会来的知识份子不是估计过低而是估计过高的问题。从这次对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的斗争中，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绝大多数不是高级知识份子吗？以自己来说，我平时是以进步的知识份子自居的，但从这次作为民盟五人小组的一成员，竟不认识这样重大的反党反人民的科学纲领的反动性质，我是否还是一个进步的知识份子，也就大成问题了。这证明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改造。

千家驹说，这一事件给了我生平一次最深刻的阶级教育。我要以这件事件为教训，进一步改造自己的思想，学习马列主义，彻底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7月17日《人民日报》）

从千家驹的这篇检讨中可以知道，民盟提出的这一份意见书，有些段落是以他的一篇发言为张本的。然则他同这一文件的关系不可谓不深了。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被划为右派分子。这是又一个例证，证明有无右派的思想言行与是否被划为右派分子并无必然的联系。这件事，后来千家驹本人做了一点说明：“反右开始后，中国科学院把我的发言记录整理出来了，他们认为这是典型的右派言论，是要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科学院要把我划为右派，但划右派是要本单位同意的，我工作的单位是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我的单位党委不同意，这事也就算过去了。” （《夕阳昏语》自序，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4页）

在座谈会上作检讨的还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他说，我在《大公报》（6月16日）上发表的谈话里，可以说全篇充满了不能容忍的错误。我说“阻碍高级知识份子发展的原因之一，是过去执行政策中的一些错误和偏向，如‘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伤害了一些高级知识份子，院系调整、教学改革也伤害了一批人。”在这里我强调了我们国家重要政策执行中的错误和偏向，而不说它们的重要性和成绩。这是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只注意到旧社会科学工作者，以至连国家的五大运动、文教政策的优越性都忘掉了。我承认这是完全错误的。我说“特别是社会学一门科学等于连根都拔掉了。”我没有考虑整个院校调整教学改革是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并且完全是正确的，而偏偏举出社会学学科来说是连根拔掉，这是我偏爱社会科学。我说“文教政策没有照顾接受过去遗产，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特别是社会科学更惨”。这是诬蔑党的文教政策。接受民族遗产、发扬我国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党的文教政策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成绩也是十分巨大的。我说“过去对高级知识份子的做法是：否定过去一切，割断历史。如果把过去一班人弄掉，而能把接班人搞好也好。但是最大的错误是对留学生的政策。”我这里笼统地批判了留学生政策是错误的。我所说否定过去一切，割断历史完全是违反事实。党和政府对从旧社会来的知识份子，包括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家在内，对他们的安排和照顾是十分周到的。这些是我所身受的，但却诽谤国家的知识份子政策。对于十二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说，“我大胆说一句，像现在这样的情况，赶不上”。事实上，我们现在有许多门学科已经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了。我说“我们在科学上几乎缺五代” （按：陶孟和把大学四年毕业算为一代，从抗战算起共五代） 。把解放以来八年间所培养的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都给抹煞了，这是荒谬的。我说“无知，实在害人不浅”。我用这种字眼嘲弄社会科学领导方面，乃是态度极端恶劣的表现。这说明了我自己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卑劣作风。陶孟和说，通观他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全篇谈话，实际上起了为右派分子张目的作用。他还检讨了六月八日在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说的“知识份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他说，用“浩劫”两字形容旧社会学家是十分荒谬的说法。

陶作检讨之后，严济慈、杨钟健都对他做了批判。杨钟健说，陶的检讨是不深刻的。陶发表的一些反动言论，实际上是给反动的科学纲领做了注脚。

民盟的意见书中有这样一句：“除少数例外，有领导科学研究能力的科学家，尽可能不担任行政工作，特别是六十岁以上的老科学家，急需传授后代，更应如此。”在这天的座谈会上，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王葆仁把这一项原则性的建议具体到人。他批判说，科学院的院长、副院长除了张劲夫副院长以外，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六十岁以上的院长、副院长下台，让六十岁以下的曾昭抡、钱伟长上台。张副院长虽然不满六十岁也还是要下台，因为曾昭抡还有另一条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7月23日《人民日报》）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全国委员会从七月十七日开始，连续开了四天扩大会议。批判民盟提出的这个意见书是会议的重要内容。发言的有钱三强、吴有训、秉志、任鸿隽、陶述曾、方石珊、李宗恩、张维、涂长望、程孝刚、黄子卿、陈一得、赵祖康等人。据报纸报导说，曾昭抡、钱伟长向到会科学家作了交代，“他们在交代中表示愿意向人民低头认罪，并将向组织彻底交代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罪行只重复了报纸上已经揭露过的一些内容。科学家们对曾、钱今天的交代表示愤慨，严正地要求他们作彻底交代，不要自绝于人民。”

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在会议开幕时讲了话。他说，在发展科学事业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一定要有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则反对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工作。前一条道路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走着的道路，我国大多数科学家也是赞成走这条道路的。几年来我国在科学事业中取得的成绩正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今后我们还要继续走这条道路。主张走后一条道路的可以民盟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作代表。聂荣臻说，右派分子的反动纲领是以对有关科学体制问题提供意见的方式提出来的。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对这点郭沫若院长早就揭穿了。可是有的右派分子被揭露后，在他们作检讨时，彷佛人民批判他们，仅仅是因为他们对工作不该提出这种或那种意见，这种说法是必须予以驳斥的。任何善意的意见和批评一向都是为我们所欢迎的。右派分子的言论之所以必须反对，决不是由于他们提供了意见，而是因为右派分子的这些言论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的深厚的敌意，是因为他们企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篡夺国家领导权。 （7月18日《新华社新闻稿》）

对于这个受到猛烈批判的“科学纲领”，过了二十多年之后才有了一个新的说法，一九八○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说：“在批判‘章罗同盟’时，曾经把民盟中央的《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说成是‘章罗同盟’的反动纲领，事实上，这两份意见书不是章、罗二人提出的，而是民盟中央分别由曾昭抡和黄药眠负责的两个小组起草的。在这次复查中，我们和有关部门及民盟中央都认为，这两份意见书的基本内容是可取的，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是‘章罗同盟’的纲领。”

为什么这时候要给这个文件平反呢？千家驹在《从追求到幻灭》中有所说明：

这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冤案，究竟是哪一年平反的呢？是在一九八○年。也就是二十三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定于一九八一年召开十二大（后改为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举行），讨论两个问题：一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一是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中国民主同盟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一九八○年要成立一个“教育工作组”（因民盟成员中从事教育工作的最多）起草一份改革教育体制的意见以供中共十二大的参考。小组以楚图南为组长，费孝通、钱伟长和我三人为副组长。我就说：一九五七年我们为帮助党整风，成立了一个“科学体制工作组”，我们提出了建议书，结果却说我们的建议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曾昭抡、钱伟长同志被打成右派，现在曾、钱虽已平反，但这份“意见书”究竟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呢？至今未有正式结论。现在民盟中央又要成立“教育工作组”，要我们对教育体制改革提出意见，万一我们提去的建议，又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呢？所以在中共中央未对一九五七年的“科学体制意见”做出结论之前，我是不打算参加教育工作小组的。

可能我的意见反映上去了，中共中央终于在一九八○年六十号文件中正式为该文件平反。肯定一九五七年的《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有益的”。（第221-222页）

在反右派斗争中，对一些自然科学家，是有意识地保护过关了，比起另外一些界别来，划出的右派分子要少些。例如，据报纸报导，在七月二十三日北京科学界的座谈会上，“许多科学家对华罗庚二十二日的检讨提出了一些批评” （7月25日《人民日报》） 。批评的内容没有报导，显然含有保护的意思。九月三日，中共中央更发出了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指示》说，在科学界高级知识份子中间必须认真开展反右斗争，决不能有温情主义。但要区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这里，邓小平在《指示》原稿上加写了这样一句：“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这个《指示》还规定了：在反右派斗争中，对挂帅点火的，进行深入的揭露批判；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对于老右派，主要应该拿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政治标准来衡量；而不可简单地拿他们在民主革命阶段是否右派来衡量；对在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的欧美留学生，一般要“不划不斗”。

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最大的科学家是物理学家束星北（1905-1983），江苏省南通市人。曾经留学美国、德国和英国。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曾经师从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惠特克和达尔文博士，后来又在剑桥大学师从著名的理论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博士，在他的指导下研究相对论。一九三○年八月，爱丁顿博士推荐他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和数学系助教。在这里，他完成了《引力与电磁合论》、《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非静力场解》两篇文章，表现出了他过人的专业水平。回国之后，因亲戚介绍，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担任物理教官，不久辞去。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请，前去担任了物理系教授。一九三七年五月，丹麦物理学家玻尔（1885-1962）访问中国期间，应邀到浙江大学作学术报告，浙大物理系的束星北、王淦昌同他进行了热烈的争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有中国学生向他表示出国留学的愿望，玻尔总是回答说：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束星北随学校西迁贵州遵义、湄潭。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候，一九四四年初，应军令部技术室之请，带了几个学生，帮他们研究制造了几种军用器材，最重要的是制成了一台雷达。这是直接为战争服务，他说，他是“欣然同意”去做的。可是他不能接受军纪的约束，拒绝接受“少将副主任”的职位。一九四五年八月战争胜利结束，九月他就回到湄潭浙江大学去了。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杭州国民党特务逮捕了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将他在狱中杀害。为了抗议，束星北在全校教授的集会上首先发言，他说：“我向来不赞成学生搞政治活动。但是，政府如此残酷地摧残我们苦心培育的学生，如此践踏人权，我们无法容忍。教授会应该以罢教来抗议政府的暴行。”到会的七十多位教授都赞成这意见，即通过决议：全体教授罢教一天，并且发表宣言，谴责政府暴行，要求保障人权。

这样一个人，到了一九五一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当然就会遇到麻烦了。他的学生许良英在一篇材料中说：一年以后，全国开展势头很猛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杭州市学校系统的逮捕名单的审查和确定工作，由中共杭州市学校党委会负责。当时我是学校党委会的宣传委员，上述那位学校保卫科长是保卫委员。开会时，他拿出了一遝准备逮捕对象的档案材料，我意外地发现，里面竟有一本束先生的档案。要逮捕束先生，我当然不能同意，指出束先生没有参加国民党和特务组织（在军令部工作的有很多参加了军统），他的问题是思想认识问题，不属于政治上的反革命；而且他在科学上的造诣很深，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应该受到重用。主持会议的学校党委会书记（市委宣传部长兼）和其他同志都同意我的意见。这样，束先生总算被保了下来，在这次运动中没有受到冲击。这件事，束先生恐怕一直都不知道。

一九五二年，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浙江大学是重灾区，已经由七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调整为一个工业大学，大批著名教授都调了出去。束星北调到了青岛山东大学。山东大学成立于一九○一年，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五日与解放区的华东大学合并，老干部华岗担任校长。这华东大学性质就和原来延安抗日大学一样，是培训干部的速成学校。束星北来到的，就是这个有一半革命大学性质的山东大学了。不久，他就和华岗校长发生了一场争论。华岗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讲他的马克思主义，束星北是一位科学家，讲他的科学，当然就会发生争论了。后来，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束星北在写给老朋友王淦昌的信里简单说了一个大概：这事的原因是一九五三年学习唯物辩证法时，我不同意华岗校长所标榜的“哲学一定要管科学（自然科学），唯物辩证法一定要管物理、化学”。一方面我认为哲学是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另方面“管”字很不妥。不独哲学不应当“管”科学，连“物理”（现在的）也不应当“管”“物理”（未来的）。一“管”就限制了物理学的发展 （华岗校长的言论载在《新山大》83期，1953年4月4日）。 我不赞同。同时，山大提倡的（在）我看来，（在）很多人看来（这些人本来全在我“反革命集团”内的）。山大提倡的是奴隶的盲目服从，而我居然敢不吃那一套，遇事要“研究研究”（也是我的“罪名”之一）。

这里说的“反革命集团”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是在一九五五年紧接着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开展的肃反运动中，束星北在山东大学成了一名肃反对象，而且打出来了一个“以束星北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据宣布，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有物理系教授周北屏、医学院教授潘作新、马贤成、化学系教授刘遵宪、历史系教授许思园、水产系教授邹源琳等十多人。

束星北和他的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肃反运动中受尽了折腾，可是最后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一九五六年四月一日，中共青岛市委肃反领导小组向中共中央以及中共山东省委两级的肃反领导小组呈交了一份《关于山东大学教授束星北专案结案材料综合报告》，其中说：经调查目前尚未发现其反革命政治身份。只证实其任过反动职务，且无政治背景。解放以来对其所揭发的问题大部分属反动言论，尚无以反革命为目的的破坏活动，因此不应属反革命范围。应摘掉反革命的帽子。但该人不宜做大学教授工作，可调离做专门科学研究工作。

七月二十日，山东大学党委给束星北的复信中也说：你的问题不属于反革命性质的问题。政治嫌疑应予取消，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应予摘除；思想作风上的缺点，要在今后以同志式态度，通过诚恳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加以解决。

肃反运动在山东大学最引起轰动的事件，是校长华岗也成了一名肃反对象，于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被捕。罪名是“胡风反革命分子”和“反党”。束星北不相信，他对人说：华岗不是“胡风反革命分子”，一定是弄错了。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是个不平常的春天。二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怎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方针，三月，他又召开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且要求各地都要开这样的会。五月，中共山东省委按照这个模式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束星北受到了邀请。他在会上发言的题目是：《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他说：

“鸣”和“放”的问题其实在三年前就已经解决了。《宪法》就是一九五四年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根本大法，第八十七条上明白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即使在革命的动荡时期，毛泽东也早就提出：“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的方针。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是“不能鸣，不敢鸣”，“不能放，不敢放”呢？还要一再强调这种方针呢？什么原因？什么障碍？

我认为主要的关键在于我国一向没有“法治”的习惯，因而，当有些人不尊重宪法甚至公然破坏宪法的时候群众也并不以为奇怪，不及时制止；也因为这样，这些违背宪法的人能够得到官僚主义者的包庇和谅解，这样问题就不能解决了。例如宪法上明确规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但是在“肃反”中，这一条宪法不幸被粗暴地破坏了。而破坏的并没有听说有何处理。宪法上明明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在“肃反”中就有打人骂人的现象发生。青岛的中学老师在一九五四年的“肃反”时，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只要是老师，就全部“集中学习”，不准出入，母子不能见面，夫妻不能见面，一两岁的孩子也几个月不能见母亲的面，只因为母亲是中学教员！对于这些侵犯人身自由的事，除了“打人”之外，其他似乎并未引起群众的愤慨，领导也未重视，这就说明我们对宪法丝毫没有认识。

据说青岛九中一个物理教员被关进牢房好几个月，稀里糊涂地被关，稀里糊涂地被放，问什么罪？公安局不知道，检察院不知道，法院不知道，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关的，为什么关，你推我赖，没人负责。这说明即使像“逮捕”这样一件大事也被视同儿戏！人身、住宅和信件的搜查，更不用谈了。当人身自由还没有保障的时候，谁能相信会有言论自由呢？

因之要人们敢于揭发矛盾，揭发三害，第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要宪法得到保障，违反宪法的必须处分。

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志不重视宪法呢？我想可能是下面的原因：几千年来，我们一直习惯于“人治”，如“歌颂清官”，“痛恨贪官”。这当然是对的，但直接反映了“人治”的风气；我们的命运操纵在掌权者的手里——掌权者如果好，我们就好，掌权者如果坏，我们就坏——而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党在摧毁三大敌人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制定“宪法”。人民宪法保证了“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从此以后，我们的命运就不再被“某一个”执政者掌握了，想“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人民可以依照宪法罢免任何不称职的官员。但是几千年的“人治”风气一时扭不转（俄国沙皇时代和中国宣统时代“法治”的风气也未养成），还是习惯于歌颂“人”而不习惯于歌颂“宪法”。“鸣”和“放”一定要等毛主席提出来后才引人注意，而忽视一九五四年党与毛主席以及全国人民制定的，称为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英勇奋斗总结的，巩固人民革命成果的宪法，这样就很危险。

谈到人，即使毛主席也不能保证没有偶然的错误，如肃反时毛主席偶然说了一句“反革命分子可能只有百分之几”一句估计猜度的话，但是后来竟成了肃反的指标，据说安徽省有一个铜矿，铜矿里有一个领导就按百分之五的定额把四百人抓起来了。为什么百分之五？大约是毛主席没说百分之六或是百分之十几，就按平均数百分之五。我们看靠“人治”是多么危险。

有人问，假使某一个野心执政者自己本身破坏宪法怎么办？（由此可以看到）这就是“养成风气”的重要性。当一切人民已习惯于爱护宪法、保护宪法的时候，任何人想公然破坏宪法就很难了。

斯大林在他的执政期间没有重视过法制，他自己不尊重“法治”，也没有养成人民的“法治”精神，以致犯了错误，也没人敢提出批评或公然反抗。因之使他犯了更大的错误，造成了使人痛心的斯大林悲剧。只有当人民宪法得到普遍的尊重和爱护之后，人身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才会有保障，“三害”迫于舆论，迫于宪法，也就不能横行了。

六月八日，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很快，束星北就被划为右派分子了，而且还是“极右分子”，而且再一次翻出他的“历史问题”，中共山东省委肃反领导小组在给青岛市的一个批件中，把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国军队制造先进装备的努力说成是“罪恶活动”，并且“同意你们定为反革命分子的意见”。山东大学党委的《关于极右分子束星北的处理报告》说他“理应与反革命问题并案严加惩处。但因束星北在物理学上尚有一定水平，原系二级教授，并在全国物理界稍有影响需给予照顾，不过因其情节甚为恶劣，处理已需严肃，为此建议法办判处管制使用，调离学校。”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就给他判处管制三年。不久他就和一批右派分子一起送到月子口水库工地劳动改造去了。

这以后十多年的改造生涯不必细说。到了一九七二年才意外地出现了转机。诺贝尔奖金物理学奖一九五七年得主之一李政道，是束星北在贵州湄潭浙江大学教过的学生，这时回国来了，他想看望当年的恩师。这件事，后来李政道在他为《束星北档案》一书写的序言中说了：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是我一九四六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周恩来总理希望我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那时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最终未能如愿。

据说，当时确实研究了怎样能够让这师生俩见一面的问题，想来想去无法安排，最后以束星北先生身体不适为由，将这事推掉了。李政道只好给老师写了这样一封信：

束先生：

自重庆一别，离今已有差不多廿八年了。对先生当年在永兴湄潭时的教导，历历在念。而我物理的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此次回国，未能一晤，深以为怅。望先生小心身体。

特此敬祝

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生　李政道上

十月十四日

这师生俩见面的事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李政道向高层提出了束星北来，却很快改善了他的处境，在中共中央通盘解决整个右派分子问题之前，他就摘去了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帽子，回到讲台讲他的物理学了。只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日他就去世了。 （关于束星北一案，全部取材于刘海军著《束星北档案》，作家出版社2005年出版）

自然科学家中划出的右派分子还应该说到许良英。他是一九四二年在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的，物理学家王淦昌的得意门生。他毕业的时候，王淦昌再三要他留校当助教，做自己的研究助手。他谢绝了，这时他一心想投身革命。一九五○年担任中共杭州青委学生部长。一九五二年调到中国科学院。一九五六年他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科学哲学。正好在这时候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方针，许良英热烈欢迎这一方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在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都使他大感振奋。后来他回忆当年的思想状况说：由于我长期来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盲从迷信，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偏离共产党的思想，因此在鸣放期间我不仅没有放过任何所谓反党的“右派言论”，相反，在听到这类言论时，我都要予以反驳。例如在哲学所一次党员骨干座谈会上，有一个老党员提出，科学院的主要矛盾是“外行领导内行”，我即表示反对，认为实质上这是否定党的领导，而当前科学院的矛盾是：客观任务大，主观力量小。在场的多数党员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许良英《科学，民主，理性》，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340页）

他怎么又会成为右派分子的呢？那是因为反右派斗争开始，他看到了六月八日的《人民日报》“完全变了脸，”“我怒不可遏，认为这会使党失信于民”，认为这是有人“背着毛泽东干的，于是就以‘捍卫毛主席路线’的忠诚党员自居，公开反对反右派斗争。在随后召开的两次党员骨干会议上，我都第一个发言，把不满情绪全盘倒了出来。”他就因为反对反右派斗争成了一名极右分子。

科学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还有一些当时不很知名的中青年。例如陈耀祖（1927-2000），湖南长沙人。一九四九年在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调上海复旦大学任教。一九五五年调兰州大学。反右派斗争中，复旦大学将他对审干运动有所批评的信件转给兰州大学，于是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不放弃自己的研究工作，用“反应质谱法”测定植物碱、氨基酸等有机分子的绝对构型，受到国内外科学家的高度评价。由于他在国外科学界的声望，一九九一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中国有机分析化学奠基人之一。他的科研成果都是右派改正之后才发表出来的，不能说他在一九五七年就已经是一位大科学家了。但是从他这一例可知当年是把一些有希望成为大科学家、成为院士的青年人打成右派了。

像陈耀祖这样，先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还应该说张景中（1936-），他是河南省开封市人，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生。一九五七年因参加北京大学的“五·一九运动”，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九五八年被开除学籍送去劳动教养。分配到天津附近的茶淀站清河农场劳动，在农场劳动了八年。一九六二年解除了劳动教养，留在农场当“就业人员”。好友杨路仍然在北京团河农场劳动教养。二人常常通信交流关于数学问题的思考心得。这样的书信交流，彼此视为“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一九六六年和许多就业人员被集体调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那里待了十三年零四个月。任务是修一条从新疆库尔勒到若羌的全长四百公里的公路。每天挖土、抬土、浇灌水泥、制砖、建桥铺路，彻底与数学隔绝。一九七九年，北京大学改正了他的右派问题。他被调到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任教。一九九五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一九九九年当选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一九九二年到美国维奇塔大学。和高小山、杨路等一起把消点法推广到立体几何和非欧几何，在计算器上生成了一批非欧几何新定理的可读证明。他已经出版的著作有：《帮你学数学》、《数学家的眼光》、《新概念几何》、《漫话数学》和《数学与哲学》等。

还有谢学锦，一九五七年他是地质部物探所的工程师，在地质部的鸣放会上，他提了两条意见：一点是研究工作计划性不能太强，研究工作往往有出乎意料的发现，要给研究人员一定的自由度。另外一点，出国去参加学术会议，最好是让写论文的人去，不要派没有写论文的人去。他这发言其实很平淡，却得罪了那位没有论文倒去了苏联开会的同事，那人就攻击他“和他父亲唱的是一个调子。”他父亲谢家荣是地质部地矿司的总工程师，这时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了。谢学锦也就这样成了右派分子。现在他是国际知名的勘查地球化学家，一九八○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顺便讲一下他的父亲谢家荣，他的事迹，《辞海》设有专条，现在转录如下：

谢家荣（1898-1966），中国地质学家、矿床学家。字季骅，上海人。1916年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后赴美学习。曾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技正，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地质学会会长。建国后，任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地质部地矿司总工程师，全国地质普查委员会常委。中科院地学部委员。曾先后发现安徽凤台磷矿、淮南八公山煤田、南京栖霞山有色金属矿及甘肃白银厂铜矿等，对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对石油、天然气、煤、金属、非金属矿产的成矿规律、找矿方向及成矿理论等都有论述。着有《中国中生代末第三纪初之造山运动、火成岩活跃及其与矿产造成的关系》和《北平西山地质构造史》等。

应该给《辞海》未说的补上两点：一，他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二，文化大革命初起，他受到迫害，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晚上，他在一次批斗会之后，服安眠药自杀。 （据铁流《两代地质学家的悲壮人生》，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

谢家荣的学术地位，他在地质学界的声望，这里可以讲一件旧事。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六日地质学家翁文灏在京杭国道因车祸受重伤。这时另外一位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在病中。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胡适写给行政院长汪精卫的信中说：

午间到协和医院看在君 （即丁文江） ，他见我良久不能作声，眼泪双垂，我虽劝慰他，心里也很难过。他在病榻不能作书要我代达先生：倘咏霓 （即翁文灏） 万一有生命危险，或伤重须静养，万望先生敦嘱公博兄 （即实业部部长陈公博；地质调查所归实业部管） 不可随便派人来做地质调查所长。在君之意以为谢家荣君 （现为北大地质研究教授） 资格最适宜，如有必要时，可以代理地质调查所所长。在君甚望先生以此意转告公博兄。此所为在君、咏霓两人二十年心血所寄，故在君拳拳系念，其意甚可感，故代为转陈。

这就是说，在丁文江看来，能够接替翁文灏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的，谢家荣是最有资格的人选。

在工程技术界，北京市设计院的总工程师华揽洪、陈占祥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了。陈占祥就是和梁思成一起反对拆毁北京城墙的建筑学家。他曾经和梁思成共同拟出了一个《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不赞成将中央行政中心设在北京旧城，建议设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位置。

他们的理由是：现代的政府机构总起来需要六至十几平方公里的面积，这样庞大的机构没有中心布局显然是不适当的，而市内已经没有足够的空地。北京的居民所应有的园林绿化游憩面积已经太少，如果将中央政府的机构分散错杂在全城，会带来交通等各方面的不便，同时也破坏了北京城原有的完美布局。不久，“梁陈方案”被指责为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与毛主席的“一边倒”方针背道而驰，而被否定了。 （林洙：《忆建筑师梁思成》，见《人物》1991年第2期）。

中国建筑学会北京分会为华揽洪、陈占祥两人开了七次大小辩论会，报纸上还刊登了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钟国生的文章《华揽洪、陈占祥反党联盟在替谁叫嚣？》，文章批判陈占祥的《北京市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一文，说他的这篇文章“全盘否定几年来民用建筑的成就，挑拨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他们到处散播说中共北京市委是‘宗派主义’。”钟国生的文章还批判华揽洪：“华揽洪假惺惺地披着‘学术探讨’的外衣，装着‘关心人民’的样子，大声疾呼：‘党不重视居住建筑’‘居住建筑远远不够’，还说什么‘解放后人民居住水平比解放前降低百分之三十！’华揽洪这纯粹是无耻的造谣！” （9月5日《北京日报》） 不过这篇文章没有提到陈占祥反对拆毁北京城墙这事。

纺织工业部基本建设局设计公司工程师吴厚福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材料，据报载，他的右派言论有这样一些：“储安平的‘党天下’，陈新桂给找出理论根据来了。”“北大就有人上讲坛说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胡风在现在就不会当反革命分子了。”“知识份子生活降低了，党员生活提高了。”“共青团员充当‘打手’、‘包打听’，党员就利用这种统治方式，高高在上，听汇报，是特务方式。” （9月12日《大公报》）

医药界的反右派斗争。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主任、中国药学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薛愚被划为右派分子了。据报纸上刊登的材料，说“在整风开始前后，薛愚发表了一系列用心险恶的文章和言论，恶毒地攻击党的方针政策，攻击卫生部。他说卫生部是‘党天下’，卫生部‘上自部长、司长、科长等头目都是党员’，‘政治不懂，技术更不行’，而且还‘不信任、不使用党外知识份子’，‘不重视非党专家’。” （7月31日《人民日报》）

协和医学院院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李宗恩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他又是农工民主党协和支部主任委员，就由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员会和医学院支部开会斗争他。会上揭露的材料说，李宗恩竭力为美帝国主义保存协和这个据点，抗拒人民政府的接管。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他还给美帝国主义分子娄克斯写信，欢迎他们重来中国。还有就是他在农工民主党内深得章伯钧器重、以及为农工民主党拉人的情况。例如他对人说：“农工是共产党的周边组织，加入了就都是进步的。” （7月25日《人民日报》）

在国民党政府长期担任行政院卫生署署长、卫生部次长和部长的公共卫生专家金宝善，回到大陆之后，安排他担任了卫生部技术室主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还担任了九三学社卫生部支社主任委员。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北京医学院卫生系副主任叶恭绍的批判文章揭露了他的这样一些右派言论：“医学教育部门没有注意培养卫生防疫人才，而只培养看病的医生。”“他甚至说解放以前的一些好的预防保健制度，现在也取消了。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是因为‘从卫生部直到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就没有预防思想。’”“目前卫生部的司局长很弱，不大解决问题，比以前国民党时（他当卫生署长时）的卫生部差的远”。他还攻击党的中医政策，说：“对中医只能当它作一项文化遗产来研究，而不应当作现代科学来接受。”针对党所提出来的“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要求，他“对学生宣扬美国的科学水平比苏联高。” （8月24日《人民日报》）

医药界在反出了一批党外右派分子之后，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到一九五八年秋天突然爆出大新闻。十月二十五日《健康报》报导说：“卫生部在整风运动第四阶段，挖掘出了长期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极右分子齐仲桓（前卫生部部长助理、卫生部党组成员）。这是医药卫生战线上的一个巨大胜利。”这篇报导公布了齐仲桓的右派言行：“齐仲桓长期以来认为政治不能领导业务，要政治为业务服务，他经常宣扬‘卫生部政治多了，业务少了’。他说党组领导同志‘既不懂业务，又不虚心听取专家的意见。’因此他主张卫生部应请‘专家’来担任领导工作，依靠专家并使之‘有职有权’。说什么‘搞好业务就是最好的政治。’”“右派分子向卫生部进攻时，攻击卫生部‘不重视预防为主的方针，防疫站搞爱国卫生运动是不务正业’，齐仲桓则大加赞扬说‘提的太好了，给我们很多启发’。”“一九五七年注射脑炎疫苗发生了重大的死亡事故，党组责成齐仲桓负责认真检查处理。他未经党组同意组织了一个七人检查组，由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右派分子汤飞凡（拒绝改造，已畏罪自杀）为组长进行检查。目的是为他们开脱罪责。”“整风开始，齐仲桓认为时机到了，他借整风鸣放机会，煽风点火，与右派分子一起向党组进攻。右派分子周萼芬向党进攻说‘党是统治者’、‘新社会是暴政’等，齐仲桓就说：‘好哇！就照周大夫这样来，像这个说法就行’。在整风大鸣大放初期，齐仲桓凭藉卫生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身份和职权，曾在北京及上海召集了两次所谓‘专家’座谈会，支持右派言论，放任右派分子金宝善、范日新之流，肆无忌惮地向党进攻。”

虽说中央指示，对于自然科学家有保护过关的意思，不过这种“保护”的作用也有限。像刚才说到的汤飞凡，他是国际知名的微生物学家、病毒学家，大科学家了，可是最终还是以右派分子的身份“畏罪自杀”了。关于他，《辞海》和《不列颠百科全书》都有词条。《不列颠百科全书》上的要详细一点，照录如下：

汤飞凡（1897-07-23——1958-09-30，中国湖南醴陵），中国著名病毒学家。1914年在长沙甲种工业学校求学，1921年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获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25-1929年，他与美国H.秦瑟研制出现代微滤膜的雏形醋酸火棉胶膜，用于测定病毒颗粒的相对大小。1929年回国，协助创建中央大学医学院。1929-1936年他通过物理方法实验，有力地支援了“滤过性病毒”是有生命的微生物的学说；他是最早研究菌质体科学家之一。1935年他阐明菌质体的多形态性及其在宿主细胞内的发育周期；他证明日本人野口英世认为是沙眼致病菌的颗粒杆菌（Bacillus granulosis）不致病，推翻了沙眼的“细菌病原说”。1954年进一步阐明沙眼包涵体的本质，1955年分离培养出第一株沙眼衣原体（原名沙眼病毒）IE8，成为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病毒专家。1958年9月30日含冤自杀。1981年国际沙眼防治组织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1940年他在昆明改建了中国最早的生物制品生产研究机构；1943年领导研究出第一批国产青霉素；1946年在北平创立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研究室和青霉素车间。他还培养造就了一批微生物学、免疫学、和生物制品学人才。主要著作有：《超滤研究》（载美国《实验医学杂志》）、《沙眼病原研究的最新进展》（载《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沙眼病毒与沙眼病之研究》（与周诚浒合著）和《沙眼病原研究》（1-4，与张晓楼等合著）

除了上面说的这些之外，他还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和卫生部生物制品委员会主任委员。他的妻子何链在《回忆沙眼病原体发现者汤飞凡教授》一文中记下了他经历中的一次重要抉择：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份，他的老师、前湘雅医学院教务长、美国医师胡美先生向他发出了邀请，要他偕夫人赴美工作，并许以优厚待遇。

当时社会上谣传很多，说什么共产党只要年轻人，不要年老的。也因为我父亲的社会关系，许多人都劝我们走，并且买好了两张飞机票。

那几天，他坐卧不安，十分烦躁，脾气也挺大。上飞机之前，他不断摆弄着手头的飞机票，沉思中浮出一脸苦笑。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去为外国人做事，我精神上不愉快。”他还告诉我：“我是炎黄子孙，总不愿背离自己的祖国，我相信共产党会收留我们工作的，我要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听了他的肺腑之言，我说：“那好，我们不走了。”我们做出了最后的决断，飞机票被撕成了纸屑。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他们当时大约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做出的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抉择。反右派斗争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触动他，也许有过保护他一下的考虑。他最后还是被宣布为右派分子，可能与卫生部反出了党内右派分子齐仲桓一事有牵连。显然的一点是和当时提出的“拔白旗”的口号有关。汤飞凡当然是一面大白旗。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生物制品研究所开会听取汤飞凡的自我检查。第二天和第三天的会上，要汤飞凡继续检查和听取群众批判。组织上安排的发言者说他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是插在社会主义阵地上的一面大白旗，是民族败类，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是美国特务、国际间谍。连他的妻子何链是国民党高官何键的女儿也成了他的一条罪名。还攻击他冒充大科学家，他向洋人讨面粉丢了中国人的骨气，他把沙眼病毒送给外国人把分离方法告诉外国人、出卖国家利益。散会时，主持人对着规规矩矩站在那里的汤飞凡咆哮：坦白交代低头认罪才有出路，不然死路一条。我们说到做到，可以马上把你这个国际间谍抓起来。并且宣布明天继续开会。就在这“明天”的清晨，人们发现汤飞凡已经自尽身亡。

医药界的右派分子还应该说到《希氏内科学》的中译者王贤才。当他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就决心把这一部世界名著翻译过来了。大学毕业了，分配到北京一所医院当住院医生，他就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回了第九版的《希氏内科学》，在查房、看病的余暇。埋头译起书来。到了一九五八年的“反右补课”中，他被“补”成了一名右派分子。后来他在《“未入流”右派和“幽灵”的故事》一文中回忆说：“我怎么成为了右派呢？除了‘白专道路’‘崇洋媚外’之外。主要‘罪状’就是：反对学习苏联先进医学，胡说苏联医学比不上西方，苏联专家甚至还不如中国专家、不应该只学苏联。……我原先上班之余，是埋头译书的，当了右派以后，译书的事被迫放下了，而且把已经译成的四十万字译稿也忍痛烧掉了。” （《北京观察》2002年第8期）

两个月之后王贤才被调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在这里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他忽然被判处十二年徒刑。他的命运真是有一点奇怪，当他成为劳改队的犯人医生之后，得到几个被他治好的病人的帮助，他竟能够重新开始译书了。一位回到上海的难友给他送来了第十三版的《希氏内科学》；劳改队的李政委支持他翻译这书，帮他找来了《英中医学词典》、《英汉词典》这些工具书。他就在劳改队这个奇特的环境里把这书译了出来。不过等到这书有了出版的机会的时候，却并不是照这个译稿付印的，而是找来最新出版的第十五版的《希氏内科学》重新译出付印的。后来王贤才是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医学》主编。 （孙引南：《一个人与一部书的命运》，见《人民文学》1986年第10期）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讲话，谈到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举了几个例。他说：“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93页） 多年之后钱伟长对来采访他的记者说，“毛主席说钱伟长是好教师，所以要保留教授，就是说我还能讲课，所以还给工资的。我这右派是保留教授资格的右派，假如没有这个我就到北大荒去了。”他认为，他能受到优待，“这是毛主席保的。”不过这保护也很有限，一九六八年就要他到首都钢铁公司去当一名炉前工，劳动改造了。这是一种很重很苦的劳动。而且，因为受到他当右派分子的连累，他的儿子和女儿都没有能上大学。 （据《百年潮》月刊，2007年第2期）

这里简单说一下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情况。有机化学家黄龙鸣在鸣放期间，先后到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南京药学院演讲，提出了“教授治校”“专家治院”的主张，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他说的也是这些意见。也是在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生物化学家邹承鲁表示不赞成大学生统一分配制度，认为招研究生时应当先生选学生，学生选先生；对有海外关系的人不要歧视。因此有人提出要划这两位科学家为右派分子。分院负责人王仲良向市委汇报的时候，竭力保护他们。“柯庆施说：你说来说去，争来争去，就是这些人不应该是右派，是不是这样？王仲良说：是的，我认为他们不是右派。柯庆施说：那么你就是右倾！你应该认识到这些人本质上就是右派，但从策略上考虑，我们可以不给他们戴右派帽子，不给他们划右派。”就这样，这两位院士就保护了下来。显然柯庆施已经收到了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才同意网开一面的吧。结果中科院上海分院所划出的五十一名右派分子中没有一个是副研究员以上的科学家，都是在中级、初级研究人员和行政干部中间划的。民盟成员林吉强、邹承鲁的学生李文杰都划为右派分子了。 （据《社会科学论坛》二○○六年四月上半月所载《政治风浪中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一文）

十八、社会科学界的反右派斗争

社会科学界比起自然科学界来受到的打击就更重一些了。在批判民盟关于科学体制问题意见书的时候，着重提出了一个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教授吴景超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号《新建设》杂志上发表《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一文，其中说：

在解放以前，中国许多大学中都设立了社会学系。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之后，这些社会学系都一概取消了。过去搞社会学的人，大部分都改业了。

整个地说来，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其立场、观点与方法，基本上是错误的。但是在百家争鸣的时代，我认为在我国的哲学系中，还有设立社会学一门课程的必要。在这一门课程中，可以利用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学进行系统的批判，同时也尽量吸收其中的一些合理部分，来丰富历史唯物论。

旧社会学还有其他一些部分，如人口理论及统计，社会调查（都市社会学与乡村社会学都可并入社会调查之内），婚姻，家庭，妇女，儿童等问题，社会病态学中的犯罪学部分，都可酌量并入其他学院有关各系之内。开设这些课程，当然不能采用旧的课本，讲授时也不能采取旧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但是以历史唯物论的知识为基础，来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也还是有用的。

四月十日在新建设杂志社召开的关于社会学的座谈会上，吴景超更提出设立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的主张。反右派斗争中他写的一份书面交代中说，“在百家争鸣的口号提出之后，恢复旧社会学的思想，逐渐发展起来。我是第一个人提出社会学在中国是否还有地位这一问题的。”

六月九日，也就是民盟关于科学体制问题意见书在《光明日报》刊出的这一天，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人开了个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推陈达为主任，提出要团结和联系原来社会学界同人成立社会学学会。

所有这些，就被指摘为图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阴谋活动。在反右派斗争中，这是社会科学界批判的一大目标。

郭沫若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批判说：“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哲学和反动的‘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历史学等等，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只能采取原则否定的态度。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居然公开要求我们改变这种态度，并且用一切卑鄙的手段，来辱骂、污蔑和丑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企图打倒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面战斗的旗帜，以便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复辟，为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复辟，铺平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难道能够作丝毫的让步吗？”

对于费孝通的一些具体论点，郭沫若批判说：“关于资产阶级右派所谓‘恢复’旧社会学的问题，我想请大家看一看费孝通二月二十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一篇题为《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费孝通表示，‘社会学’这块牌子是否恢复，他并不重视，他所真正关心的是要在实际上用资产阶级社会学来进行‘社会调查’，来‘研究’‘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党和非党的共事合作关系’，‘阶级消灭后的人和人的政治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运用’，‘民主党派的相互监督’，‘知识份子的思想变化’，‘人才的使用和安排’与‘人事管理制度’等等问题。费孝通的这些文章充分表明了主张‘恢复’社会学的真正用意，这种主张和章罗联盟的整个政治阴谋完全合拍。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费孝通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正是资产阶级右派这个时期中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主要题目。右派所以注意‘党和非党的关系’，‘人和人的政治关系’，就是要煽动党外人士起来反对共产党。右派所以注意‘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运用’，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来代替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例如采用‘两院制’之类。右派所以注意‘民主党派的相互监督’，就是为了用民主党派来和共产党分庭抗礼，以使民主党派成为反对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的工具。右派所以注意知识份子问题，就是为了反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把知识份子引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右派之所以要讨论什么‘人才的使用和安排’，‘人事管理制度’等问题，意思那就更明显了。他们不是大喊大叫我们没有充分‘发挥’右派知识份子的‘力量’吗？好让资产阶级右派知识份子出来染指国家工作的决策吗？” （9月19日《人民日报》）

在这座谈上作批判发言的还有夏康农、侯外庐、齐燕铭、孙定国、陈翰笙、孙冶方、邓初民、金岳霖、黄子通、吴半农、王学文等人。关锋发言批判吴景超的《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一文，说这篇文章写得文不对题不合逻辑，这是吴景超故意这样做的，例如他提出院系调整时取消若干大学的社会学系的问题，但他不从正面来反对，却拐了一个弯，说是在旧社会中，有人口理论及统计、社会调查等八个课程可以分别在大学里的各系开课。接着吴景超说，旧社会学中的这八个项目，要以“历史唯物论的知识为基础”来进行研究。试问：像人口理论和统计、社会调查这样的问题，既然用历史唯物论的知识来研究，那么这又和“旧社会学”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这些问题，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那就根本不发生什么有没有地位的问题。吴景超在这里不是故意混淆视听，欺骗读者吗？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0号，第85页）

关锋过去并不是一个怎样知名的人物。反右派斗争给了他脱颖而出的机会，到了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他是成员之一，成了文化大革命前期能够呼风唤雨的一人。

这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人后来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了。社会学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还应该说到吴文藻，《辞海》里有他的词条：

吴文藻（1901-1985），中国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江苏江阴人。一九二三年赴美留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一九二九年回国，在燕京大学先后任教授、社会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一九三七年后，在云南大学创办社会学系并担任主任、文学院院长。一九五三年起历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顾问，并为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著有《民族与国家》。

应该补充的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吴文藻担任了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他正在东京任职。他是怎样回国来的呢？他的妻子、作家冰心在一九八六年写的《关于男人》一书中回忆说：

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横滨领事，对共产主义同情的，被召回台湾即被枪毙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一九五○年他向团长提出辞职，但离职后仍不能回国，因为我们持有的是台湾政府的护照，这时华人能在日本居留的，只有记者和商人。我们没有经商的资本，就通过朱世明将军 （注：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吴文藻清华大学的同学） 和新加坡巨贾胡文虎之子胡好的关系，取得了《星槟日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停留了一年，这时美国的耶鲁大学聘请文藻到该校任教，我们把赴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们即刻离开了日本，不是向东，而是向西到了香港，由香港回到了祖国！

他们回国之后的情况，冰心在这篇文章里接着说：一九五三年十月，文藻被正式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和其他的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等，都被扬弃了竟达三十年之久。文藻这时是致力于研究国内少数民族情况。他担任了这个研究室和历史系“民族志”研究室的主任。他极力主张“民族学中国化”，“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对象，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

一九五八年四月，文藻被错划为右派，这件意外的灾难，对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 ”（据《清华校友通讯》丛书，复17册，1988年4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64-165页）

冰心在这篇里说的“一九五八年四月，文藻被错划为右派”，看来是年代久远记忆有误。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请看李景汉的反动面目》中点名的右派分子有费孝通、吴景超、吴文藻、潘光旦等人。可见早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吴文藻就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了。

经济学界反右派斗争的一件大事，就是批判陈振汉等六人的意见书。

陈振汉是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民盟北京大学支部副主任委员。一九五七年五、六月间，他和北大经济系的徐毓枬、罗志如两位教授（都是民盟成员），邮电部副部长谷春帆（民革），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巫宝三（民进）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副校长宁嘉风（九三）六人，集会两次，座谈经济学的现状及今后发展方向问题，座谈的结果，写成《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一文。此文已写出第二次稿，因为反右派斗争起来，没有最后定稿即中止了。作为一种供批判用的反面材料，在《经济研究》一九五七年第五期上将这篇的第一次稿（原稿）、第一次稿（修正稿）和第二次稿同时刊出。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话：

一个国家应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不可能留下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方案。因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不能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和四海皆准的规律。

从全国解放以来的八年中间，我们国家在国民经济的恢复，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工作基本上是在摸索着前进的。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无可讳言，多半是从摸索着前进的，我们的财经政策和设施，不少是盲目地搬用苏联成例，即是碰碰试试，主观主义，盲目行事，并未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也不知道有什么规律可资遵循。由此，我们的工作并非没有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也并非不出偏差，往往是幅度很大的偏差。也因为如此，虽然总的说起来，我们这些年来经济建设突飞猛进，获得了灿烂的成就，虽然错了就改，偏了就纠，而因此造成的损失却是影响不小。

我们目前的经济科学还是停滞在相当幼稚的阶段，除了教条的搬运苏联教科书的一些东西以外，就是一些现行制度的描述。因而也还不能起指导实际的作用。

如何对待经典著作问题：现在的风气是经典著作上的一字一句都是金科玉律，只能引证训诂，逐字逐句转述背诵，甚至连手民排校的错误或翻译上的错误，诘屈聱牙的译文也神而敬之的在那里体会“精神实质”。

许多经典著作写作于百年以前，对于百年来的事物只能预见其大，不能洞烛几微，只能预见趋势，不能先卜年月时地，十月革命爆发于工业落后的俄罗斯不就是显例吗？而且马克思的许多著作都是出版于身后，又怎能保其每字每句都是珠玉呢？然而在我们这里多少年来又有谁敢公开提出关于“绝对贫困论”的怀疑？不仅思想内容和概念方面如此，即是在阐述说明问题的体例形式我们也不能加以丝毫变动。

例如现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关于资本主义部分的讲授大纲，完全是因袭《资本论》的体例，而且一般还认为这一部分是整个全部政治经济学里面体例最完整的部分，但是我们经常感觉这样一种从完全抽象商品二重性的概念开始的体例是和我们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过程相颠倒的，事实上对于教师和学生，这开宗明义第一章无异是当头闷棍，有的人甚至就此终生被这一关挡住在政治经济科学的门外。然而直到今天又有谁曾想到变动一下我们教科书中资本主义部分的体例呢？

我们当然也都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非及马克思列宁之身而止，而是在继续发展和丰富中的。因此究竟怎样才算发展，怎样又是修正主义的泥淖，在笼统概念上好似容易划分界限，到了具体问题总是往往易于混淆。结果为了避免修正主义这样可怕的名声，谁也不愿多惹是非，这也就堵住了经济科学上任何创造性发展的可能而助长教条主义的气焰。

这意见书还谈到研究资料的保密问题：有的材料在帝国主义国家里已经众所皆知，在我们却还是国家机密。

我们认为保密是必要的，但保密范围很可以缩小，并且应当明确。例如银行方面的钞票暗记、电报密码、外汇头寸、黄金库存应该保密，至于存款、放款，乃至银行发行数字，似乎就没有保密之必要，因为这类数字公开了不会产生什么毛病，不公开也并不真能保持秘密。有人假使一定要知道，不难从别的已经公开的数字中推算出来的。例如假使有赤字发行，即令发行数字保密，难道连物价变动和物资供应情况也能一概不让人看见吗？公开出来，让大家了解情况，对政府进行监督，提供建议，是不是更有利于工作的改进？明确和缩小保密范围，解除过去对于保密问题的顾虑，大力宣传资料的重要性是使解决资料供应问题的前提条件。

意见书对于不怎么懂经济学的财政经济干部表示了有点不佩服：听说一些领导财政的同志根据几年来的经验总结出来这样一条规律，即是国家的财政收支如果不能平衡，势将导致物价的上涨和物资供应的紧张状态。其实这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经济规律。连这样的规律还要从亲身经验里面去总结，我们的财经政策就未免过于忽视既有的经济知识了。有的财经领导同志在公开会议上认为，货币发行如果是适应需要，如为农贷及收购农产品的，不能说是通货膨胀，也是违背经济常识的说法。说明我们的业务部门领导同志好凭一己经验领导工作的作风还是严重的，这样也就看不起经济科学工作的作用，也就不会重视科学研究。

这意见书认为当前经济学界的力量还是十分薄弱，而业务部门又需要许多经济科学工作者，经济科学需要一个更壮大的队伍，从而提出了加强党内外经济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团结问题。意见书说：可是一年多来，有些人为的墙和沟还依然存在着，例如在不少高等学校和个别科学研究机构里面，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主要由党内同志进行，一般党外经济科学研究工作者仍只能以经济思想史、经济史，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等的博古通今工作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又如同在业务部门的经济研究机构里的工作人员，党内和党外的同志所能看到资料的机会并不均等；又如对科学学术见解上的简单否定，对于科学成就的不同估价也还不能完全摒除。诸如此类的界限的存在，我们认为这样是不利于发挥党外经济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的。我们认为党内经济科学工作者，不论是在业务部门，在高等学校和在科学研究机构的，应该加强和党外同行的联系，增进对于他们的认识和了解，欢迎他们参加适合参加的工作，和他们分享自己所能享受的工作便利。

意见书还提出了对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态度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特色，便是批判地吸收和利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这方面的最好的典范。马克思和列宁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形势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是否有某些地方反映了（那怕是歪曲地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可供我们批判地吸收利用呢？资产阶级经济学所用的一些方法，是否也可以用来替社会主义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呢？

泥古不化本身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理论解释或理论总结，不一定适用于另一段历史时期。例如货币的购买力（价值）是否必须以黄金的价值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是否不断下降，产业预备军的百分比是否必然扩大，这些问题都可以根据现实情况重新研究，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过去大家回避它，不谈它，实际并未解决，我们觉得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和党在科学方面的领导下好好展开研究与争辩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有意思的是，这篇意见书是在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公布《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本之后写出第二次稿的。所以它的结尾处写了这样几行：

我们有毛主席的六条标准，紧紧掌握这六条标准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不会陷入修正主义的泥淖里。我们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我们肯定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我们同时也主张：对于现实经济问题要作现实的探讨，不能故步自封。是敝屣就要摒弃。

尽管表明了拥护六条标准、肯定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还是过不了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九月三日到五日连续开会批判陈振汉和他们的意见书。会上有二十多人发了言。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杨培新批判说：

陈振汉说马列主义没有一套放之四海皆准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案”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对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都说明马列主义经济学在这方面是有一套完整的理论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准备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恩格斯在一八七七年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理论，已预见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八十年来，这个规律已为实践所证明。陈振汉把马克思主义嘲笑为“和尚念经”，这只能证明陈振汉的反动立场。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九亿人口的国家完成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的速度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伟大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生气勃勃的行动的指南。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王亚南批判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的，是在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生长起来的，是为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建设的经验所丰富和发展起来的，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教条，只是一种无耻的污蔑。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严中平揭发说，陈振汉在十多年前就主张：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和外国工厂增加的结果并不阻碍而且帮助民族资本的积累，说是因为外国资本输入或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的结果，与民族资本一样，是增加本国人民的生产能力，也就是增加他们的所得。严中平认为这是陈振汉由来已久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

让我们暂时离开一下斗争的会场，插说一点后来的事情。一九八○年邓小平对外国记者说：“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1页） 从那时以来，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大家都看见了的。不知道这一位批判者会对后来的这些事情有什么看法。现在，我们又回到当年的斗争会场上去。

北京大学教授樊弘揭露陈振汉以主张“竞争平衡论”来宣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说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竞争可以使生产中偏差得到平衡，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建设却会产生严重的偏差，并且因为社会主义必然产生官僚主义，所以这种偏差不可能消除。

这篇报导还说：“在会上发言的人对陈振汉的两次交代表示不满，指出他的态度是极不老实的，没有接触问题的实质。”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0号，第82页）

郭沫若在中国科学院九月十八日的座谈会上也批判了陈振汉。他说：陈振汉秉承章罗联盟的意旨，首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大肆攻击，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其中包括计划工作、财政工作、金融工作等等，都是“盲目的”，根本没有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以致偏差颇大，错误很多，损失不小。其所以如此，据陈振汉说，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过了时”的“敝屣”，不能指导当前的国家经济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员不懂得经济学常识，是一些教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这个局面岂不是糟糕透顶吗？那末怎么办才好呢？陈振汉代表资产阶级右派回答：这好办得很！他的办法的第一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然早已过时，“是敝屣就应摒弃”，干脆把它扔掉，改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特别是现代垄断资本的辩护人凯因斯的经济学说，把它作为国家的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好了。办法的第二条是：现在的国家经济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员，既然不能担负领导的重任，那末干脆请他们下台，让这批资产阶级右派的“经济学家”或者喜欢这批“经济学家”的人上台就好了。经济工作方面应该如此这般，经济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也应该如此这般。陈振汉的“意见书”数易其稿，洋洋数千言，其主要内容，事实上就是这样。 （9月19日《人民日报》）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林里夫（1909-）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他是辽宁西丰人，一九二九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当时宣布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有这样一些：

他说过：现在“哪里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科学院就有许多资产阶级人物副院长、所长，并且副所长在领导着我这个共产党员。”他说：“像他这样的老党员还要接受一些解放后才参加革命工作的人领导，比如要接受某副所长，甚至还要接受像巫宝三这样的副所长领导，另外像傅作义这样的旧军阀也当了中央的部长，因此他便得出了一个奇特的公式：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他说：“现在社会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地位高名气很大，但无真才实学，如郭沫若就是其中的一个；另一种是很艰苦的做学问，学术水平高，但地位不高，名气不大。”

宣布的材料还有：“林里夫一再主张政策可以争鸣……他一再强调说，政策不等于规律，政策不一定反映规律，政策常常可能是违反规律的、错误的，而经济学家的任务是研究规律来纠正不正确的政策的错误。在他看来，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都是有问题的，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他引导过大家讨论国家重要政策，甚至党和国家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能否争鸣的问题”。林说“如果政策不允许争鸣，经济科学就很难‘百家争鸣’。”“今年四月中旬，在院党代会召开之前，党委征求各所支部党员的意见。林里夫认为这是攻击党组党委最好的合法机会。他利用大会、小会、与党内外同志的个别谈话，歪曲事实，制造舆论，煽动全体党员对党委的不满。最恶劣的是他在整理支部提案时，擅自按照自己的意见加以篡改，使其失去了原来的面目，作为向党进攻的依据。”

还有这样一件事：材料说：在右派分子篡夺光明日报时期，林里夫公开发表文章号召全国青年向团中央、高教部、科学院作斗争：“林里夫在四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杀气腾腾的反党文章。这篇文章的刊登是费了周折的。事前，曾送人民日报社，党报发现了他文章的反党情绪，拒绝刊登，并指出他的情绪不对头。从而，林里夫对邓拓同志怀恨在心，后来，林又将该文送到某领导机关审查，结果亦未如愿。在党领导的各机关，林里夫的阴谋不能得逞，便把该文送交章罗联盟所把持、储安平当总编辑时代的光明日报，于是，林里夫的反党文章就发表出来了。”

材料还说他同右派内外呼应，反对党在科学院的领导。“科学院是副秘书长专政。而这些副秘书长对科学研究都是外行。”能够参加党组决定科学院的大政方针的多半是非科学家，不大懂得科学的行政工作的党员干部，这就很难避免不作一些外行的决定。”“科学院都是些外行在那里领导。” （据《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一）》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6月。）

还有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孙毓棠（1911-1985），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他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留学日本，抗日战争期间曾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情况，据新华社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二日报导：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六月二十六日展开对孙毓棠右派小集团的斗争以来，截至目前为止，已举行了大小辩论会二十三次。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已经败露。

孙毓棠是章罗联盟科学纲领的拥护者和传布者。他曾参加了制定这个纲领的座谈会，积极地出谋献策，并到处叫卖。他的中心目的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排斥马列主义，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孙毓棠非常同意费孝通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和依靠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的滥调。他认为“现在已不是对付一下的问题，而是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局面”。

他为了削弱共产党在经济所的领导，他和外面右派分子相配合，提出所谓“科学家办科学”的口号。他认为，共产党可以领导思想教育，不能领导科学，党员科学家也不堪作领导。孙毓棠的同谋者章有义就提出一个具体主张：“研究员（包括副研究员）轮流当所长”。

据他们自己交代说：经济所副研究员以上的人员中，党员极少，如果他们这个主张能实行的话，就可以“削弱一部分党的领导”。

孙毓棠藉口反官僚主义，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说他过去在旧清华和英国牛津大学时，真是“如鱼得水”，“顶天立地”，“上面没有人来压，下面也不压助教学生”，而今天在他的头上，却是“一层层的楼阁亭台”，“行政在学术生活之上，把学术生活压得象我犯了气喘病一样喘不过气来”。他狂妄地提出学术不要计划，说什么科学院“十二年规划是自上而下来的”，不切实际，有了“计划检查，实际就是干扰。”

孙毓棠造谣生事，利用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群众同共产党等方面的关系。他捏造了一些“事实”，说“党对旧知识份子的知识积累估计不足”，对知识份子的使用“简直是变相的劳动改造”。他诬蔑党不关心青年，在党支部面前说“青年人不服从领导”，在青年面前说“党对青年的培养不负责任”，只有他是知识份子的同情者。

孙毓棠是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工会主席、民盟中国科学院支部组织委员。这个右派分子之所以如此猖狂地反共反社会主义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孙毓棠原来是一个洋奴政客。一九三九年后，他先后做了《当代评论》 （由特务头子朱家骅出钱主办） 和昆明伪《中央日报》的“史学”副刊的编辑；一九四三年在昆明正式参加国民党；一九四四年在国民党为美军举办的译员训练班 （政治训练工作由陈雪屏、蔡维藩等特务头子主管） 中，他担任教官；一九四四、一九四八年两度发表的《中国民族的发展》一文为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中的民族沙文主义找“理论”根据。一九四七年在国民党的联合国代表团中充当专门助理，作了国民党卖国的“帮凶”。在解放前夕，他还在《新路》周刊举行的“中美关系”座谈会上，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涂脂抹粉，为蒋介石的垂死统治出谋献策。孙毓棠同右派头子罗隆基，右派骨干分子费孝通、吴景超、潘光旦等，远在解放前，就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因此，解放后不久，孙毓棠即混进民盟，摇身一变而成为一个“进步学者”，并到处吹嘘，骗取人民的信任。孙毓棠原来是个洋奴政客。（1957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过去媚美拥蒋　现在反对共产党　孙毓棠原来是个洋奴政客》）

孙毓棠的右派问题解决以后，曾在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任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威尔逊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划为右派分子的还有副研究员章有义，（1919-），安徽桐庐人。据宣布，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有这样一些：

一、 夸大缺点，抹煞成绩，否定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例如他听到某地供销合作社没有及时收销水果，致使农民受到损失，就说：“社会主义如果搞的不好，比资本主义还要坏”；看到计划供应中的个别缺点就说：“计划经济搞的不好，对消费者更坏”；看到个别浪费现象就说：“新社会工作效率低”。他认为新社会的建设成绩主要是由于“劳动强度的加强”，恶意讽刺说：“反正中国人的资源丰富嘛！”

二， 攻击人民民主制度。他诬蔑我们国家里“舆论一律”，“缺乏民主空气，缺乏言论自由”，而欣赏资产阶级的民主与自由。他诬蔑肃反“是忽视人的政治生命”。

三， 章有义诬蔑党是“统治者”，“党员包办一切”。他非常欣赏“党天下”的谬论。他认为“民主党派不过是听用”，“意思意思而已。”

四， 章有义对于党对科学的领导抱有极大反感，赞成“内行办科学”“科学家办科学”，主张“研究员轮流作所长”。由于不甘心党对科学的领导，他攻击各级学术领导党员同志，强调学术水平，意在抹煞政治水平的重要性，“有意打击领导威信”。他批评按计划工作是“任务观点，不能深入问题”，企图否定党对科学的方针政策的领导。他特别反对党加强对经济科学的领导，喊叫“经济学危机到了”，党员经济学家搞的不过是“官房学”。他主张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参加政策问题的讨论，并对国家机关经济工作进行监督”。

五， 他诬蔑苏联制度，说斯大林事件是由于制度；破坏国际团结，说“匈牙利事件中苏联第一次出兵是干涉”。

六， 以攻击教条主义为名攻击马列主义。章有义赞扬修正主义，诬蔑“马列主义是束缚思想的框框”。他曾借工会学术报告会的机会公开宣传托派观点，企图动摇中国革命的理论根据，攻击“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结论。

七， 章有义一贯挑拨党同群众的关系，打击党的威信，散布反动言论，扩大矛盾与纠纷。他当面极力表示赞成编辑史料这一工作，背后却说“这是对旧人的废物利用”，诸如此类捏造领导低估和不信任旧人等等谎言来挑拨党同老科学家的关系。在向科学进军问题上，利用青年团内右派分子章良猷探听党团内部机密，用以制造和扩大党与青年之间的矛盾。他在青年中散布与领导尖锐对立的意见，激发有些青年的不满情绪，在所务会议上却批评青年，主张对待青年应该严格。他还以同样办法挑拨党同业务助理人员和肃反审查对象之间的矛盾。

八， 整风运动开始后，章有义认为时机到了，喊出“整人者人恒整之”“短兵相接”的口号。他四处煽动点火，经他点火的不下三十余人之多。同时与所内右派分子孙毓棠在背地里共同策划点火对象和向党进攻的重点，在公开场合则彼此唱和。

九， 章有义交代他的目的是：“严重打击党的威信，造成一种形势，迫使党在领导权上大大让步，使我有可能乘机操纵所务，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党，为所欲为，”由削弱进而篡夺党的领导权，把经济所恢复成解放前的社会所。（据《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一）》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6月。）

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划出的右派分子，还必须说到顾准。顾准（1915-1974），上海人，一九三五年入党的中共党员，解放以后担任过一些领导职务，一九五六年调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在整风运动中，他绝未在公开的会议上，或用文字参加过以“大鸣大放”为名的向党进攻。他曾经表示过不同意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不同意大学、研究所等类机构的党组可以撤销的意见。一九五七年四月，在一次与章乃器的长谈中，他也委婉地表示不同意章关于“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构成的”以及定息不是剥削的主张。他是以“反苏”的罪名被划为右派的。

其实，他青年时代就读了巴比塞歌颂斯大林的《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和许多描写苏联十月革命、内战、建设的苏联小说，正如他自己说的，“苏联和斯大林的形象，对于我多少是圣洁的。”后来他同苏联有了些直接的接触，对苏联的看法就现实得多了。一九五七年初，他随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到海南岛和雷州半岛考察橡胶垦殖情况，看到由于苏方片面撕毁两个国家合作经营华南橡胶垦殖的协定，使我国蒙受巨大损失。一九五七年七月，他参加了中苏联合黑龙江考察，看到苏方领队涅姆钦诺夫对我方领导人竺可桢极其傲慢。无论在正式的会谈中或非正式的会谈中，他对竺可桢不时流露出一种老子教训儿子的口吻，其实，论年龄，他比竺还小几岁，论地位，竺是我国科学院副院长，他不过是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成员，这种傲慢态度，绝不符合国际交往的起码的礼节要求。看到这些之后，用他自己的话说，在这一年里，他经历了“从‘圣洁’到‘嫌恶’这样巨大的变化”。涅姆钦诺夫也找顾准个别谈话，后来，顾准在一篇材料中说：他的“谈话也用一种很难忍受的指导者口吻。我和他谈话时，在这种傲慢态度面前绝未表示出丝毫的恭顺之意，反右斗争中也有人把这当作右派罪行加以揭发，我认为不是我错了，而是揭发者自己错了。”

反右派斗争中，批判他的“反苏”言论，着重在他说的华南垦殖投资和苏方毁约、东北拆迁机器、中苏货币比价、远东地区的领土和国界这些事。此外，还批判他对历次政治运动的污蔑，批判他对葛佩琦、雷海宗等人右派言论的同情言论等。他说，有一件叫他觉得奇怪的事：“批判大会上没有一次发言涉及不久以前的中苏黑龙江考察问题。我猜测，还是科学院党组考虑对苏关系后所采取的郑重态度的结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顾准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监督劳动的处分，下到河北省赞皇县劳动，后来又到河南省信阳专区的商城县劳动，一九六○年调回北京，下到清河饲养场劳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摘掉右派帽子。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七日经济研究所又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这时，在无法抗御的政治压力之下，一直感情很好的妻子汪璧只好同他离婚，一九六八年四月在绝望中自杀。在劳改中的顾准直到一年多之后才知道她的死讯。顾准在劳动和改造中间写下了不少笔记和论文，在他死后二十年才得以陆续整理出版，被学术界认为这属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收获。 （本段材料均见《顾准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二○○二年出版，第225-250页）

经济学界的大批判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人口问题。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这几个右派分子都是就人口问题发过议论的，吴景超在《新建设》三月号上发表了《中国人口问题新论》，认为过多的人口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陆钦范写了一本《人口问题抛砖集》的小册子，自己花了三百数十元印了一万份，送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纸说他用危言耸听的笔法强调了人口问题的极端严重性。陆钦范说：

假如我是蒋介石或杜勒斯，我就希望大陆上每一个十五岁到五十的妇女以每年生一个孩子的速度进行生育。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比匈牙利事件规模更大的骚乱，就会在中国发生了。虽然这种假设的极端情况，仅是寓言性质的，我希望文艺工作者，在此百花齐放之春，可以取材于此，写一些产妇群众们如何不满，砸医院，砸牛奶场，砸工会要求福利等，这是第一阶段，接着父母们为了要求送孩子入学，砸学校，城市青年们要求就业，砸工厂，农村青年们为了扩大不了耕地面积，纷纷离开合作社，以至牲口们为了养犊育驹，要求饲料地等等。

农业科学院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开了三十多次大小会议斗争他，说他是一个以人口问题为幌子，企图在我国挑起匈牙利事件的右派分子。可是他固执己见。据报纸报导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当群众驳斥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谬论时，他就出大字报，一一反抗，诡辩，谁批判他，他就找谁争吵，态度十分横蛮，妄想把批评者压下去。后来他看到形势不对，就大喊‘要退出整风’，扬言今后不参加会议，不看大字报，不订《人民日报》，并且闭门不出，企图逃避斗争；……群众到他办公室去找他参加辩论会，他竟敢叫群众‘滚出去！’并想把群众推出门去，还用棉花塞住两耳不听别人劝告，耍无赖态度。”这篇报导还揭发了陆钦范其他一些言论，例如“污蔑共产党‘已成为一个权利集团’，恶毒地说共产党是‘世袭’，‘比起土地私有制来更是真正的封建’；诅咒党‘终究会被时代的车轮所抛弃’。”等等。不过，据这篇报导说，陆钦范最后还是承认了错误。 （9月8日《人民日报》）

可是，在人口问题上的代表人物并不是吴景超、陆钦范这些右派分子，而是马寅初。他向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交的书面发言，就是一篇洋洋一万六七千字的学术论文《新人口论》。其论点与吴景超等人的并无原则的不同，只是更系统，更有科学性。要批判右派分子在人口问题上的主张，就不能不批判马寅初。可是他的学术地位，过去他对蒋介石不买账的名声，特别是他现在政治上的合作态度，以北大校长的身份为学校党委制辩护，都是不能划为右派分子的。据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提供的材料，“当时有人要把马寅初划为‘右派分子’，中央统战部领导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事，周恩来明确表示说：‘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这才使得马寅初免遭厄运。”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

因为他得到了周恩来的保护，于是当批判在人口问题上发表过意见的右派分子的时候，只是不点出姓名地附带批判他一下。十月四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李普写的专文《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点了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陆钦范等右派分子的名，说他们是利用人口问题，节育问题来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说费孝通、吴景超等人是“用算账的办法，来证明社会主义是搞不成的”。文章接着说：

算账的还有一位经济学家，他算的面更宽。他不仅从资金积累的状况，扩大积累的要求，并且从扩大外汇和工业原料的来源，以及推进科学的研究等等方面，算了一大堆的账。结论是：因为人口过多，资金积累太少，不敷分配，所以不能搞很多的大型工业，而只能多搞中小型工业。然后他抬出列宁的一句话来画龙点睛地点清了他这些话的意义。他说，列宁说过，“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中国因为人口太多，所以搞不成社会主义。

右派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点很明显。现在问题在于，究竟怎样走法？这点，章罗联盟的人不敢公开说出来。可是前述那一位经济学家的文章，倒无意中透露了一点消息。他说：要解决中国资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难矣哉。他指出了两条道路。他说：“我们不屑向美国借款，我们亦不能用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的方法来榨取资金；亦不能仿效日本，以甲午赔款作为工业化的本钱。我们只得自力更生，依靠自身的积累。”这确实是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这点完全没有问题。不过他接着就说道：“但自身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百分之七十九与百分之二十一之比，可否把消费减少一些呢？一看我国的实际情况，这是带有危险性的。”我们看，既然是这样，那就只能走前一条路了。

李普的这篇批判文章认为，这样提出人口问题，就是“把中国出卖给美帝国主义”的“理论根据”。批判文章中所引“那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都是摘引自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一文。还有马寅初的文章中并没有写出而让批判者看出来的。

例如文章批判陆钦范，说他“很注意挑拨农民，挑拨工农关系”的时候，捎带一笔，说“这点，从吴景超和前述那位经济学家的文章都可以看出来。”这“挑拨工农关系”可是一顶颇有分量的政治帽子。马寅初虽没有划右派，也可算受了一次严重警告的处分了。

后来，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李普重新思考了这件往事，在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说到了这篇文章的来历：我批马老，不能全怪别人。但是全由我负责吗，似乎也负不起。我记不起奉谁之命，奉命是无疑的，更重要的是有我自己的帐，欠账要还，但除了上述概况，细节都不记得，说不清。 （《李普自选集》第二册。纽约柯捷出版社吗，2010版，第236页）最后，李普偿还了这笔欠债。他在《李普自选集》第一册中全文照收当年那一篇欠账的文章《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后面加上“附录”一篇：《欠债是要还的》。其中说：

我对人口问题没有研究，却曾经对马先生的《新人口论》大加挞伐。前些年，有个朋友从一九五七年的人民日报中翻检出我的一篇批判文章，复印送给我。这是批判费孝通、吴景超等人的，通篇都是扣帽子，没有讲出什么道理。虽然文章没有点马老的名，其实和批判马寅初是一回事。 （第34页）

现在想来，我批判他又有什么根据，什么道理呢？其实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一条：我是共产党员，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第36页）

像马寅初这样差一点就要划为右派的还有陈翰笙（1897-2004）。他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一九二四年回国即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一九二五年由李大钊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国际问题专家。曾经在美国、日本、苏联、印度从事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一九三二年协助宋庆龄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被安排为外交部顾问和外交学会副会长。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人揭发他的右派言论。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极力保护才躲过了这一厄。当时担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何方回忆说：

他 （指张闻天——引者） 先是在东南亚视察使馆工作迟迟不归，直到周恩来一再电催才回来，这时已划了一批右派。他接手主管后，面对积极分子的热情干劲和对他的压力，但他还是强调慎重，提出能不划就不划。各单位提出要划的对象后，他总是说“再研究研究”，甚至找点藉口保护著名知识份子。如著名学者老党员陈翰笙，下面一定要划，他拖不过去时，就提个理由说，鉴于陈过去的历史和贡献，就把他看作“党内的民主人士”吧，划成严重右倾也可以了。结果，外交部前后只划了三十多人，不到全体干部的百分之一（连驻外使馆约四千人）。所以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的外事会议上就批判他包庇和保护右派。 （何方：《党史笔记》2005年香港利文出版社版，第91页）

陈翰笙就这样被张闻天保护了下来。反右派以前，他原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以后，他还继续被安排为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哲学家张岱年（1909-2004），河北献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曾经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他被划为右派分子这事，在他的自传《通往爱智之门》一书里有简单的记述：

一九五六年，党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非常高兴可以说是欢欣鼓舞。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还发言说，先秦时期曾经出现“百家争鸣”，现在又要实行“百家争鸣”了，但是，现在的“百家争鸣”，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应有所不同。现在的“百家争鸣”应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百家争鸣”。这是我当时的认识，我是坚决拥护马克思主义的。

嗣后，我访问熊十力先生，熊先生告诫我：“你要注意，情况是复杂的；你如不注意，可能有人以最坏的污名加在你的头上。”当时我觉得，我信仰唯物论，又拥护社会主义，不会有什么问题。不意到了一九五七年秋，我遭受了平生第一次大厄大辱。

一九五七年党号召群众给党提意见，我很感动，觉得共产党既然如此信任群众，应将平日的感想说出来。五月十七日，在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会小组会上，我发言说，“‘三反’、‘肃反’，我都积极参加了，但觉得也有一些问题。清华搞‘三反’运动，一些老教授，如冯友兰先生，潘光旦先生，检查了三次才通过，未免伤了知识份子的感情。‘肃反’运动时，本系开了王锦第的批判会，到事后才宣布调查结论。说王锦第的问题早在解放初期就已经交代了，没有新的问题。为什么不先调查后结论呢？不先调查，却先开批判会，这不合适。”我接着又盛赞“双百”方针的英明，当时也无人反驳。经过了一个暑假，到了九月初，忽然开会对我进行批判，认为我反对“三反”，反对“肃反”，宣扬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于是扣上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当时我完全陷入迷惘之中。在批判会中。一些人深文周纳，给我加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剥夺我的教学权利。一些熟人，睹面如不相识，令我大有炎凉沧桑之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106页）

史学界也是反右派斗争的重要战场。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这篇讲话中说，“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44页）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四月十四日在天津教授座谈“百家争鸣”的会上说：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树立的新的社会科学的看法，大家在理论上是一致的，承认马列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一八九五年的地方。一八九五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基本上停留在一八九五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也是经常修改他们的学说，他们注意到当时每一个社会科学部门的发展情况，掌握科学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一八九五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料有很多新的认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一八九五年到今天六十二年的课补上。这不是那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工作艰巨得很。……另外历史问题，如希腊史，六十二年来发现了好多材料。一八九零年在埃及发现的雅典宪法，可以说明好多问题。这本书恩格斯未看到，他如果看到，他在《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在有些问题的提法上就会不同。社会科学是需要不断发展的；在理论上大家都这样说，在实际上却认为社会科学是停留在一八九五年的了。……我们要体会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先揣摩他们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是掌握六十二年前的材料做出的结论，如果他们掌握了今天的材料，就会另作结论。如果拿六十二年前马恩研究希腊史时的结论来解决中国古代史问题，这当然解决不了问题，而只会把问题搞得越来越糊涂。 （4月22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在刊出这篇《天津的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的报导时，在编者按中明确提出：“其中雷海宗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并在他的发言的后面加了个五百字的“编者注”，反驳说：

雷先生认为社会科学需要不断发展，而为了发展社会科学，这就需要反对教条主义，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雷先生认为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一八九五年”，这却是违反了事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这是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而不是说关于个别事实的个别论断。列宁正是在社会科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方面，首先是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等基本理论方面，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这些发展，没有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各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都有他们的贡献。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克服了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也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因而能够在中国实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而雷先生所说的关于六十二年来古代史的发现，却只是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个别论断。古代史的研究者当然应该根据新发现的事实，去补充以至修正那些个别论断，但是补充和修正这些个别论断，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这是我们的看法，希望大家讨论。

雷海宗看了报纸，当天就给人民日报写了封信，表示完全同意这条“编者注”的意见，信中解释了他在座谈会上没有说清楚的本意，并把他半个月以前在另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稿附来，作为补充。其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

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所有的东西几乎都需从头作起，不是短期间所能奏功。在人类历史上，成为科学的社会科学是到资本主义时代才出现的，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我们新社会所需要的社会科学。资本主义的这些东西不能拿来就用，但是又不能不用，因为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可用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年前，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基础上，总结了过去几千年人类的历史经验和科学知识，初步树立了新的社会科学。恩格斯死在一八九五年，到现在已六十二年，在这六十二之间，各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积累了很多的革命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就中国最近的情形而论，我们党的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和毛主席方才提出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都是这方面的突出贡献。在这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直不停地在发展的，新的社会科学是不断地在增加内容的。

但社会科学还有另外一面。在这另外一面，在不断深入地、日渐具体地总结人类全部历史进程中的经验教训这一方面，这六十年来是几乎完全处在停滞状态之中。马克思、恩格斯经常掌握当时世界科学、尤其社会科学的一切情况和全部成果。最近六十年来，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地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和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说，是等于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或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的语句。讲我自己的本行，例如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的说法，我们基本上仍是一切遵照办理，并且在谈中国史时，也尽量去找材料来印证在一百年前的条件下他关于欧洲史所下的论断，无证据处硬要找证据，实在说不通时，就说中国是例外，好像我们的祖宗在创造历史时曾经故意地不遵守历史发展规律似的。我们似乎不愿意想，马克思若在，他今日对于欧洲过去的历史，在今天的条件下，究竟会如何看法。

我们是如此地不去思考，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也是如此地不去思考！无产阶级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当以全部人类文化精华的继承者自豪，但我们不肯继承这一份按理属于我们的遗产，反倒把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学者去利用，而他们时常去滥用。但当他们去滥用时，我们也束手无策，也指不出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不掌握材料。这个极不正常的局面，今天应当纠正，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我们的党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之后，现在也有条件纠正。（4月28日《人民日报》）

雷海宗提出的这个问题和人民日报所表示的态度，在学术界引起了反响。著有《西洋政治思想史》的学者吴恩裕，写了一篇《关于雷海宗先生提到的《雅典宪法》》，以为倘使我们说：如果恩格斯看到了这一残篇，就会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某些内容有所补充，这是有理由的。可是，对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论及雅典国家产生的基本论点和提法，《雅典宪法》中却并没有包括着足以改变或修正这种基本论点和提法的材料。他用《雅典宪法》中的材料论证了这些意见。文章的结尾，他说：“在‘百家争鸣’的政策下，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为了要搞好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雷海宗先生提出要掌握充分的材料，要掌握最新的材料，我觉得这完全是合理的，正确的。关于雷先生发言和致人民日报编者信中的一些其他看法，可能而且已经引起争论。本文虽然限于谈《雅典宪法》一个问题，但我却认为，我们应该把雷先生其他看法所引起的争论，都认为就是‘争鸣的一部分’或‘一种争鸣’，不要把它认为是‘争鸣’之外的事情，甚至于是阻挠‘争鸣’。” （5月5日《人民日报》）

雷海宗的同事、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志玖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者说：“在四月二十一日第七版的编者按下，你们已提出对雷先生的看法不能同意，这就给我一个印象：雷先生一定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了。但看了二十二日雷先生的发言和编者注，觉得贵报对雷先生的批评和雷先生的原意并不相同。……事实上，在简短的发言里，雷先生已说出是关于世界史方面的问题。雷先生是学历史的，在历史科学方面（特别是古代史方面）说一八九五年以后没有什么发展并不是过甚其辞。雷先生提出这些来，正是要我们注意掌握资料，用丰富的资料来补充发展马恩创始的历史科学，而不要以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把历史科学研究透了，用他们的原理和结论就可以代替历史科学的研究。这对于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独立思考和刻苦钻研方面，是有极积意义的。这比起硬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原理和结论来套在中国历史上的作法（这种例证是很多的）无疑是更有益的诤言。”这信接着说，即令雷海宗有“以一概全”的毛病，应该讨论和批评，那也决不是他谈话的重点，应该肯定他的主要的地方。 （5月7日《人民日报》）

反右派斗争开始，雷海宗也跟着说了些正面话，在六月十五日历史系学生开的大会上，他说：“有些人蓄意要脱离社会主义路线和马列主义的指导，那就是要走资本主义路线，因为第三条路线是没有的，是虚假的。但是，历史证明，资本主义路线走不通，因为帝国主义不让我们如此，他们只愿意让我们作半殖民地。” （6月29日《人民日报》）可是这种表态式的发言并不能逃避划右派的命运。翦伯赞的《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一文批判了史学界的几个右派分子，第一个就是雷海宗：

雷海宗用一本所谓《雅典宪法》作武器，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进攻。他发表了荒谬绝伦的马克思主义停滞论、过时论和不合国情论等等陈腔滥调。他诬蔑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说成一钱不值，而在另一方面则把他心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社会科学”捧上了天。他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苏联历史科学水平之低是惊人的，苏联学者的著作，在资本主义学术界看来连评论的资格也够不上，可以说不是科学作品”。甚至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写历史的书很少，仅有几本也是赶任务的”。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则“可以清楚地指出它有那些学派，那些代表性的著作”。又说：“最近六十年来，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的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说是等于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的语句”。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真是极尽诬蔑之能事。雷海宗的谬论，主要的是说马克思主义过了时，实际上过了时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所谓科学方法。慢说资产阶级已经临于没落的时代，就是在这个阶级的青年时代，资产阶级的所谓科学方法，也是像马克思所说的，“好像是一匹笨重的驮马，面临本质与现象，结果与原因，就一筹莫展了。”而雷海宗却说这匹“笨重的驮马”到了垂死的时候反而出现了一日千里的奇迹，岂不是神话。

翦伯赞不但批判了雷海宗的马克思主义停滞论，还批判了他对现实的一些看法：

对于党的领导雷海宗也放射了毒箭。他诬蔑“中国知识份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他说解放后知识份子“一般地是一言不发的，或者只能希望他们发的一套假言”。大家请注意雷海宗在解放以后所说的都是“假言”没有一句“真话”，大家都知道历史学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实性，一个言不由衷的专说假话的人，怎么能给学生以正确的历史知识。我们希望他把心里的真话说出来。

雷海宗在文章中还谈到不要党“发号施令”，并威胁地说，不然，知识份子就要说假话，或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地消极怠工了。

翦伯赞的这篇文章，还批判了荣孟源和向达。说荣孟源“主张复古主义，企图用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历史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证据就是他《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一文中“没有一个字提到马克思主义，而是以一种隐晦的笔调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向达，翦伯赞批判说，“向达在很多会议上的发言中对科学院的党的领导大肆攻击。他说科学院的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一些行政领导的党员干部都是外行，‘根本不懂业务’。他说科学院的党的领导‘有如张宗昌带兵’，把共产党比作北洋军阀。他所谓外行就是共产党。向达说：‘现在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又说：‘这几年史学界的人意气消沉’。他闭着眼睛问：‘历史界解放后这样不行，党里负责的人要不要负责’。请问向达，你从那里看出现在的史学界是‘奄奄一息’，‘意气消沉’？又从那里看出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 （10月4日《人民日报》）

文物界也反右派，郭沫若在九月十六日文物界反右派的会上发言，批判了文物界的右派分子叶恭绰、宋云彬以及湖南的陈裕新。郭沫若反驳这些右派分子说：革命的破坏是在所难免的。经历一次像土地改革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古书文物哪能没有一点损失！中国地方大，文物多，保护起来，很有困难。而且是否一切古物都碰不得，也值得研究。譬如城墙，在中国几乎到处都有，往往一个小市镇也有城寨。除了必须保存、可以保存者外，我看有很多城墙是可以不必保存的。凡是古物一律都动不得的思想，是一种封建的拜物狂，偶像崇拜的思想。宋云彬把龙泉拆塔事件夸大起来，好像天下文物都被共产党破坏了，这样看问题是不合逻辑的。 （9月30日《人民日报》）

因为保护古文物而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还有朱偰（1907-1968），浙江海盐人。历史学家朱希祖的长子。留学德国，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南京是六朝的都城。有大量的文物古迹，朱偰课余对此做了许多研究。先后出版了《金陵古迹名胜影集》、《金陵古迹图考》、《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等著作。解放以后中央大学改为南京大学，朱偰担任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一九五五年五月，他被任命我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文物保管和群众文化工作。一九五六年六七月间，他忽然听说南京市已经在着手拆毁中华门内瓮城和石头城，连忙跑到南京市政府去劝阻。他四处奔走，动员社会各界人士一同呼吁，写文章在《新华日报》发表。结果中华门内瓮城和石头城虽然得以保全，他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年之后的反右派斗争中，他就背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到处煽风点火”的罪名，被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进一步的迫害。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含冤去世。他留下的遗嘱说：“我没有罪，你们这样迫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 （据《世纪》2006年第4期纪维周文）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梦家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陈梦家其人，《辞海》有词条：

陈梦家（1911-1966），中国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浙江上虞人。早年是新月派后期颇有影响的诗人，后转治古文字和古史。历任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曾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并收集流散欧美的中国古代铜器。一九五二年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殷墟卜辞综述》、《西周铜器断代》、《汉简缀述》及《尚书通论》等，编有《新月诗选》。

他是以“反对文字改革”的罪名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毛泽东在给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学蒋竹如的复信中说：“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2页）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党组和教育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呈交《关于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情况和目前文字改革工作的请示报告》，提出“汉字必须改革，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说“这个报告中关于我国文字改革的方针、关于汉字简化的原则和步骤、关于大力推广普通话和积极准备文字拼音化的各项措施的意见，中央认为都是正确的。” （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第93、91页） 表明了要把汉字改革为一种拼音文字的决心。

陈梦家认为汉字是我们祖国的一份文化遗产，不赞成汉字简化和拼音化。鸣放期间，一九五七年四月，他发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一文。正好章伯钧罗隆基对于文字改革发表了一些批评性意见，反右派斗争中就说他是“章罗联盟反对文字改革的急先锋”。划为右派分子以后，被送到河南去劳动改造。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从事他研究工作。他的《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王杖十简释文》、《武威汉简》、《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都是划右派以后的研究成果。文化大革命开始即受到迫害，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的批斗会上，他跪在地上，有人往他头上吐痰。他对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九月三日他自缢身亡。

文物界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还有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文物专家傅振伦和马非百。傅振伦（1906-），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曾经参加易县燕下都发掘、居延汉简的整理，还参与过在伦敦和莫斯科举办的中国古代文物的展览会。整风鸣放期间，他应邀出席文化部文物局的座谈会。后来他在《蒲梢沧桑——九十忆往》一书中回忆说：

在这次鸣放之时，五月十九日，马非百应邀到文物局发言，次日邀我和沈从文发言，都由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主持座谈。沈从文说了一番肯定党的成绩的话，我也接着说了正面的话，夏衍插话说：“今天我是只带耳朵来听逆耳之言的，正面的话不必说，昨天马非百的发言就很好！”我才接着说：“文物局把一批收到的古印玺六百多件，本来该拨给历史博物馆，不当拨给故宫博物院。领导要尊重专家。马衡先生办博物馆多年，在生前，因事调到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死后才受到重视，组织人力，整理他的遗稿。考古发掘出土的残砖瓦、五铢钱等物很多，当该和国外博物馆交换或处理。”并建议“恢复中国博物馆协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193页）

就凭这篇发言，再加上“对领导不满，妄想篡夺领导权，想与领导平起平坐；参加文物工作而不知爱护古物”等等罪名，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定案的时候，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想保护他一下，说：“自一九三六年以来我就认识了傅振伦。他是个有正义感的人，就是解放后不重视学习，说了些过头的话，倒不必划右派吧！”可是康生不同意，说：“历博傅振伦和马非百，知识最大，待遇最高，若不划为右派，岂有此理！”

心理学家高觉敷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辞海》里有他的词条：

高觉敷（1896-1992），中国心理学家。又名高卓，浙江温州人。1923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先后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复旦大学、金陵大学等校任教授。建国后曾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长于心理学史特别是西方心理学史的研究。提出在研究中既要看到心理学发展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又要看到它发展的内在逻辑，评价心理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时，应区别对待心理学家的世界观与他们的科学成就。主要著作有《群众心理学》、《西方近代心理学史》、《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和《中国心理学史》等。

还可以补充一句的是：解放以后，他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正是这种良好的政治态度，他才会被安排为南京师范学院的副院长吧。划他为右派分子的原因，大约是他也感到了他这个副院长有职无权，整风鸣放期间，他在座谈会上发了点牢骚，说：“讨论科学研究方向问题时，学校党委会说，这是方针问题，要由党委会研究。问：要院长何用？说：我们决定了，由你们去贯彻。”他最幸运的是命长，右派问题解决之后，还做了不少事情。《辞海》里提到的《中国心理学史》、《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等都是右派问题解决之后的成绩，还主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

十九、为了法治

谭惕吾、黄绍竑等许多人在整风、鸣放的座谈会上提出的主张，是呼吁加速法制建设，希望能够将一个革命政权改变为法治政权。到了反右派斗争中，这些当然成了必须集中批判的右派言论了。其实，在法学界和司法界，提出这一类主张的人很多。所以，这里就成了反右派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

要讲法学界和司法界的反右派斗争，得追溯一下前几年的事。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就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几个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六法全书》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六种基本法规的汇编，包括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宣布予以废除。

《指示》这样说明了废除的理由：法律是统治阶级以武装强制执行的所谓国家意识形态，法律和国家一样，只是保护一定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和一般资产阶级法律一样，以掩盖阶级本质的形式出现。但是在实际上既然没有超阶级的国家，当然也不能有超阶级的法律。《六法全书》和一般资产阶级法律一样，以所谓人人在法律方面一律平等的面貌出现，但实际上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没有真正共同的利害，因而也不能有真正平等的法权。因此，国民党全部法律只能是保护地主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工具，是镇压与束缚广大人民群众的武器。不能因国民党《六法全书》有某些似是而非的所谓保护全体人民利益的条款，便把它看作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在基本上不合乎广大人民利益的法律，而应当把它看作是在基本上不合乎广大人民利益的法律。

废除了《六法全书》之后怎办呢？这份《指示》说：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作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在人民的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则应该以共产党的政策以及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所已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作依据。在目前，人民的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办事原则，应该是：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新民主主义政策。同时，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其他一切反动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以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153页。）

这个《指示》的背景，可以认为是对蒋介石元旦文告的一种反应。蒋在一九四九年元旦发表的求和声明中提出了保留宪法和法统的要求。作为答复之一，就是宣布废除《六法全书》。这个《指示》说：蒋介石在元旦救死求和哀鸣中，还要求保留伪宪法伪法统，也就是要求保留国民党《六法全书》依然继续有效。因此，《六法全书》绝不能是蒋管区与解放区均能适用的法律。

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一个《共同纲领》，被认为是临时宪法。其中规定：

第十七条　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

到了一九五二年，发生了两件与此事有关的事情。一是开展了一场司法改革运动；二是大体上与此同时，进行了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

中共中央《关于进行司法改革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952年8月30日）说：

各级人民法院机构的改造和反对旧法观点是相互联系的，应将二者结合进行。但肃清资产阶级的旧法观点，乃是长期的思想斗争，而对法院的组织整顿，特别是清除那些坏的无可救药的旧司法人员，调换那些旧审检人员，代之以真正的革命工作者，则是可以在一次短期的运动中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所以这次司法改革运动，必须是从清算旧法观点入手，最后达到组织整顿之目的。

现在司法机关的旧人员，原则上由司法部门尽可能地留用，将原任审检工作的旧司法人员调作技术性的工作，将不宜作重要工作的调作次要工作。其不能留在司法部门的，也必须经由当地党政领导机关审查，或分配其他工作，或给以劳动就业机会，或资送还乡生产，务使各得其所。

此外，各地还应利用这次机会，把大学政法院系的教授组织到司法改革运动中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不能继续担任政法教授，对于这一部人尤须妥善安置，或改教其他的课程，或改任中学教员，或帮助其转业改行。（《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317页。）

这次司法改革的得失，到了一九五七年整风鸣放期间就有人提出来了。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著名法学家杨兆龙在五月八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法律界党与非党之间》，其中说：

过去司法改革是有一定收获的。可是改革的结果，将大批非党的司法工作者（尤其是审判人员）调出司法机关之外，有的被派到医院去担任事务工作或X光挂号登记工作；有的被派到火葬场去做杂务（如原华东分院外事审判组组长、精通外语和法律专业的沈钧）；有的被派到房管处等机关去工作；有的被派到中小学去当教职员；有的在家赋闲。这些人中，一小部分是年老的，大部分是少壮者和青年。

他们都是解放后被留用和录用的，都经过审查，一般讲来，政治上没有什么严重问题。他们对业务有专门的研究，对马列主义理论及改革并非格格不入。

他们过去办案或做其他司法工作，并非都是毫无成绩。很可能在今天看来，他们工作的质量，在某些方面还是今天司法机关某些在职干部所不及的，如果给他们适当的机会，他们并非完全不可能被改造为有用的司法工作者，可是他们的命运已注定和人民政权的司法工作绝缘。

司法改革后，在职的干部中有不少是解放后从各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非党青年，法律业务有一定的基础，中文也有相当水平，可是好多年来一直没有机会提升为审判员，而有些领导他们的党员审判员或审判长等却有时既不懂法律，中文水平又很低，甚至连独立写判决书的能力都没有。

多年之后，郭道晖的《从人治走向法治》一文证实了杨兆龙所说的情况，并且补充了一些具体例证：

南开大学王明辉教授被迫改行教美术。原南京大学法律系赵之远主任、吴学义教授，被调去学校图书馆当馆员。上海英士大学的俞启教授竟被派到市交通局管售票工作。……据统计，在司法改革运动中，总共清洗掉六千多名“旧法人员”，却把大批从农村和部队进城的、文化低、毫无法律知识的“法盲”调入法律部门，充任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审判员。……仅据建国头三年比较粗略的统计，在当时受理的六百多万案件中，错判的就达百分之十。如果以今天的法制标准来衡量，错判的比例肯定还远高于此。 （载《百年潮》杂志，1999年7月号。）

在院系调整方面，几个私立的法学院干脆被取消了。国立大学的，像有几十年历史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南京大学法律系等等，就被合并到几个新成立的政法学院去。这样干，当时有人看了，就觉得不妥。郭道晖的这篇文章说：“一九五二年实行司法改革，当时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院委兼刑事庭庭长的贾潜曾提出不同意见，主张旧法律体系被打碎之后，有的‘砖瓦’还可以为我所用，后来竟被当作‘右派言论’，受到严厉批判，贾潜自然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右派言论更成系统的当然还是杨兆龙。一九五六年他就在华东政法学院学报第三期上发表《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一文，强调提出了法律继承的重要性问题。他说：

法律中有许多规范的阶级性不表现在规范本身，而表现在谁运用它们或用它们来对付谁。尤其在国际法里面有许多一般公认的规范或具有国际共同性的规范。它们或是人类正义感的表现，或是被人类长期的经验证明为有益于共同生活的规范，——对于这些规范，杨兆龙说——不但不应该将它们摒弃，而相反地对于其中某些部分是有必要更好地发挥其作用的。

实际上当一个新政权建立以后，它只能制定一些主导性的或关键性的法律规范，但这些主导性或关键性的法律规范，也不一定是完全从“无”中创造出来的，很可能是参考过去的或别的国家的法律或受其启发而制定的。至于那些辅佐性或从属性的法律规范，其牵涉面很广，并且绝大部分是过去长期经验智慧累积的结果，如果因为是前人或别的国家有过的而一概摒弃，其结果将不堪设想。

这些意见当然受到了批判。他另一篇受到更猛烈批判的文章，是刊登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新闻日报》上的《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共分三节。第一节“立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其中说：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构成部分，同时也是它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指导原则，同时也是它的内容。无产阶级的专政，虽然对于阶级敌人不必讲民主，但在人民内部却必须实现真正的民主；至于法治，那就是对于阶级敌人，也是不应该有例外的。

第二节“苏联及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立法的经验”，称赞了保加利亚的刑法典，“在某些方面，比苏联的更合理，表现了更高的立法水平。例如，关于刑事被告无罪推定的原则，该法典第八条规定：‘刑事被告，未经证明有罪前，被认为无罪。他有诉讼防卫权。’这无疑地为社会主义的立法树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先例，不能说不是一大贡献。”还称赞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刑法典，说“它可以说是到现在为止社会主义国家最完美的一部刑法典。它第一个废除刑法上的类推解释的制度，第一个对刑法的原则及犯罪的构成要件与处罚作比较细密精确的规定。”

第三节“对我国立法应有的基本认识”，首先谈到一九四九年“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一切反动法律”这事，作者认为，“就当时国内的形势来讲，国民党统治集团还未完全屈服，他们还想标榜旧‘法统’以和人民政府对抗。为了端正大家的视听起见，采取这个原则，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在制定新的法律以取代旧法这一方面，作者认为，“我们过去八年的立法成就，和苏俄在十月革命后第一个五年的成就及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在一九五二年左右所达到的一般水平相比，还差得很多。”

这篇文章说：我们过去在立法方面的努力实在跟不上实际的要求。例如，平常与人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及一般社会关系的调整最有密切关系的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等至今还没有颁布。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什么不是犯罪，什么是犯罪，以及应如何处罚等等，在好多场合，一般人固然无从知道，就是侦查，检察，审判人员也没有统一明确的标准足资遵循。这就使得我国法律制度的建设，在整个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变成了最薄弱的一环。上述这些法律的不及时颁布使大家不能于事前在这方面得到应有的教育。因此就发生一些无根据的控告和不应有的错捕、错押、错判的情况。无论在刑事或民事方面都难免使坏人感到无所顾忌，好人感到缺乏保障，因而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在过去的七、八年中既没有及时地颁布过一部完整的法典，又没有设法弥补这个漏洞（如由主管部门颁布一些有系统的条例规程等），使许多事情长期没有法规可以遵循，因而造成某些混乱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事态。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存在下去，很可能成为制造不安与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

杨兆龙的这篇文章还对立法工作进展慢的原因提出了他的一些看法。例如他说，他在一位高级干部处听到过，主张立法，尤其主张及早系统地立法，就是“旧法”或“六法”观点，甚而至于就是立场有问题。杨认为这种论调是幼稚可笑的。又例如他说有人误认立法必须一劳永逸，而不知它是应该随时配合国家的需要，随时加以修改的，要想订立一种一劳永逸的法律是不可能的。又例如他说，有人认为如果制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难免限制政府机关的应付事情的灵活性，杨兆龙指出，政府机关那种无明确的法律限制的办事的“灵活性”有时颇足以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因而影响人民对政府的信仰。

插说一句，这种“认为如果制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难免限制政府机关的应付事情的灵活性”的观点，可能来自毛泽东，据吴冷西说，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他建议加紧制定法律，完善法制，毛泽东一句话就顶回去：“你要知道，法律是捆住我们自己手脚的。” （见严家炎《五四的误读》，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杨兆龙的这些论点甚至遭到了周恩来的批判。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就为“无法可循”这一点做了辩解，一方面提出这几年里制定了多少法律和实际上起了法律作用的决定和指示，一方面也说明在过渡时期政治经济情况变化很快，在各方面都制订带有根本性的、长期适用的法律是有困难的。

许多年之后，这事才有了不同的说法。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在同外国客人的谈话中说：“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我们的民法还没有，要制定；经济方面的很多法律，比如工厂法等等，也要制定。我们的法律是太少，成百个法律总要有的，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只是开端。”他并且说，“这是建立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必要保障。”（《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9页）

可是，杨兆龙就因为这种主张被划为右派分子。他的结局很惨。据前引郭道晖的文章说：“这位曾经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柏林大学博士后，解放前在多所著名大学担任过教授、法学院长，并曾在上海担任过上诉法院法官、律师和审判日本战犯的罪证调查室主任的正派老专家、老学者，在肃反中就因为曾在旧中国司法界担任要职而解放时留在大陆未走，被怀疑是‘埋伏特务’。反右中又因上述言论，被打成‘右派’。一九六三年又因莫须有的‘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狱。‘文革’期间，一九七一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终于冤死狱中。”

上海在批判杨兆龙，北京也在批判法学界的右派分子。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讲师吴家麟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关于法律制度问题，他说，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有些部门没有做到有法必依。中央最高领导机关法制观念也不强，甚至还有不遵守法制的现象，应该坚决纠正，否则上行下效，贻害无穷。他举例说，一九五五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撤销新疆省建制和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决议，而宪法第二十七条第十一款规定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划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又如一九五五年七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授权常务委员会制定部分性质的法律，而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又如选举法第四十四条规定选民名单应在选举的三十天以前公布，但国务院关于一九五六年选举工作的指示规定“争取在二十天左右完成一个基层单位的选举工作”。 （5月29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刊出的一篇署名王水的《驳“无法可依”和“有法必依”》，有一段是指名反驳吴家麟的。说吴的提法极为荒谬。这篇文章说，宪法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行使“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而人大常委会可以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那么，它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制定部分性质法律的职权，又有什么“矛盾”呢？ （9月9日《人民日报》） 至于吴家麟发言中所举关于新疆和选举法那两个例子，这篇反驳文章没有涉及。

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教员谢怀拭在中央政治法律学会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在《法学界人士批评立法工作缓慢》一稿中做了报导，这一段的小标题是“谢怀拭反对用政策代替法律的观点”：

在四日下午的座谈会上，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教员谢怀拭谈到开国以来的立法工作，他说，法律之所以不完备，关键在于思想观点上有问题。过去流行一种以政策代法律的观点，认为有了政策就不需要法律。后来有了宪法，就满足了于宪法，用宪法代替一切法津。谢怀拭说，有的人认为过去的时期我们的法律不完备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害处，认为没有民法刑法不足为奇。他表示反对这种看法，认为这就是用政策代替法律的错误观点。（6月5日《人民日报》）

出面来批判这种意见的，是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徐平。他在《为什么只要法律不要政策？》一文的开头，先把论敌的论点做了这样的概述：在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问题上，右派分子叫嚷一切要“法治”，党的政策都必须提到人民代表大会制成法律，党不能直接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也不能在法律之外向党员发布指示，他们的说法是“不能以政策代法律”，这就是说，只要法律不要政策。

人家只是反对用政策代替法律，在批判者的笔下竟变成“只要法律不要政策”了。于是据以批判道：

为什么右派分子却大做其只要法律不要政策的文章呢？问题很明显，右派分子是以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和法治来迷惑和煽动那些幼稚无知和思想糊涂的人们，向党进攻。因为，既然政策不能代替法律，那么，还没有体现为法律的党的政策就都成为“非法的私货”了，那党在今后就不能据以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了。

这篇文章对于右派分子所攻击的立法工作缓慢，做了这样的反驳：假使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完成以前就制定民法，那它就不可能充分反映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因而也就会成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障碍。如果在革命的风暴时期没有过去以前就制定刑法，那它就不可能充分反映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发展变化的情况，因而在罪与刑的确定上就有可能失之偏颇，不符合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9月12日《人民日报》）

就这样，用立法有害论驳倒了右派分子的立法缓慢论。批判者还举出具体的例证，证明了执行政策比他说的“机械地执行法律”要好些。他说，“如果没有这样明确的政策而机械地执行法律，那么我们过去进行的镇反、‘三反’、‘五反’以及前一时期的肃反运动，怎能……使运动健康发展获得巨大的成就呢？”这一系列运动确实像这位批判者所说的一样，都是只有不去“机械地执行法律”才搞得起来，还可以补充一条：如果要“机械地执行法律”，眼前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也就搞不起来了。

对法学界右派分子的批判，重点还不是吴家麟、谢怀拭这些人，而是那些名气更大的，像北京政法学院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钱端升，最高人民法院顾问、民盟最高人民法院支部主任委员俞钟骆，国务院参事、《政法研究》副总编辑杨玉清，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王铁崖，国务院参事、前法制委员会委员吴传颐，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陈体强，国务院参事谭惕吾等人。到九月中旬，首都法学界共开了四十一次批判右派分子的会。这是一场混战。像北京政法学院教授于振鹏、讲师杜汝楫，前几次的会上还发言批判钱端升，不多久之后自己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别人的批判了。

陈体强，《辞海》里有专条：

陈体强（1917-1983），中国国际法学家。福建闽侯人。清华大学政治系毕业。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国际法学博士学位。一九四八年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大学教授，国际法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外交部法律顾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并被选为世界性的国际法学会联系会员。毕生致力于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维护我国的外交政策做出了贡献。所著《关于承认的国际法》被列为当代国际法必读书之一。还著有《国际法论文集》。

《辞海》的专条里没有说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事。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陈体强妄图在国际法领域中称王》的材料，说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在首都法学界座谈会上发言，揭露和批判陈体强，说：

“五月底六月初在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座谈会上，右派分子陈体强、田保生、陈公倬发动一个签名运动，准备写信给那时即将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那封信是一个反党文件，他们在反对所谓高级干部特殊待遇的藉口下，将党丑化成一个‘反人民的、追逐享乐的封建特权阶级’”。

孟用潜还说：“陈体强积极支持钱端升提出的‘院系再调整’，支持钱端升的不要共产党领导的大法学院计划和王铁崖的大国际关系系计划。在法学界座谈会上，他公然说：‘我国国际联系日益频繁，将来联合国、国际法院能派谁去？不能只凭立场而派老干部，应派一些内行的人去，在那里不能在开会时打电报回国请示，要有当机立断的能力’。陈体强狂妄的个人政治野心在这几句话里暴露得十分明显。”

在这一次首都法学界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政法学会理事芮沐发言，批判也是北京大学教授的右派分子王铁崖，说“王铁崖一贯否定国际法科学的党性阶级性，相反的，他主张大量翻译资产阶级国际法的著作。到了共产党整风的时候，他的丑恶面目和野心全部暴露出来。他阴谋计划成立一个不要外交部领导的‘大国际关系系’。”王铁崖最幸运的是寿长，他活到了九十岁。一九九七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当选为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大法官，赴海牙上任了。

钱端升（1900-1990），上海市人。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历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之后，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又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据七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登的《钱端升是政法学界的右派阴谋家》一文说：“钱端升对院系调整是十分不满意的，当时为了抗拒院系调整方针的贯彻，曾在清华大学和曾昭抡、钱伟长开会共商对策，又在楼邦彦家里召集一些教授密议如何抗拒。事后他主张打乱院系调整后的新院系，来个‘院系再调整’，推翻共产党领导的课程改革，来个‘二次彻底改革’。”至于他的大法学院计划，不过是想搞个像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那样的大政法学院的想法，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登的龚祥瑞《钱端升小集团的阴谋“大法学院”方案》一文批判说：“这个‘大法学院’方案的目的不仅仅是推翻新院系，走资产阶级法学的道路。‘大法学院’不过是他们干政治的工具、武器。他们真正的方案是通过‘鸣’、‘放’或者在成立了‘大法学院’之后通过讲坛，吹倒共产党——推翻共产党在政法界与外交界的领导。这就是钱端升小集团所作的大文章。”

俞钟骆在首都法学界座谈会上的发言，据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冯若泉的《谁在“出入人罪”？——质问俞钟骆》一文说，他“污蔑我们的审判工作是‘罪与非罪的界限不清’，他说：判案时因时、因地、因人作不同的处理，从好的方面说合乎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从坏的方面说是‘出入人罪’。”冯若泉的这篇文章举出了几件与俞钟骆有关的案例以及俞钟骆历史上担任过汪伪大汉奸的辩护律师，就说“原来他就是惯于‘出入人罪’的专家。”

广州中山大学法律系教授端木正也被划为右派分子。端木正（1920-2006），安徽安庆人。一九四七年在清华大学法学研究所毕业后赴法国留学，一九五○年获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到广州岭南大学任副教授、历史政治系代理主任，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即在中山大学法律系任教。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南方日报》以《中山大学反右派斗争战果巨大：右派分子陆续现出原形，大部分向人民低头认罪，群众政治思想觉悟提高，中间派很多人向左转化》为题发表的报导说：“在群策群力的揭露和搜索下，右派分子陆续现出了丑恶原形。除了臭名远扬的右派分子董每戡、林楚君、罗应荣等之外，老右派叶启芳、吴重翰、张良修、詹安泰、顾绶昌、钟期伟、端木正等和学生中的右派分子都相继暴露。这批右派分子对党和社会主义一贯怀着深仇大恨，一贯散布反对党和反对社会主义的谬论，大放大鸣期间，藉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从各方面疯狂地向党进攻。他们攻击学校的党委制，攻击人民政权和现行制度，否定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的成绩，以及对党团员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进行各种无耻的污蔑。”端木正的右派言论，有“中大发展党员都是那些唯唯诺诺的，不敢批评党的人，历史系发展的党员都是走私人路线。” （见《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节的日记记载：

一九五七年九月九日：上午听反右派斗争动员大会报告，下午小组漫谈。十日，下午教授副教授批评端木正大会。十五日，自早迄晚批评端木正大会。十六日，上午预备会，下午斗争端木正大会。（《刘节日记》，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446-447页）也可以想见当年的气氛了。

一九七九年通盘解决右派分子问题之后，端木正担任了中山大学重新设立的法律系首任系主任，中山大学法学所首任所长，1985年，他以专家身份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加政治制度小组，负责起草一九九七年后的香港政治制度部分。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五年端木正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任命端木正的议案中，对他的评价是：通晓法、英、俄三国语言，在国内外法学界有一定声望，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1993年他被中国指派为常设海牙仲裁法院仲裁员。此外他还担任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官协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和顾问等职务。二○○七年七月，端木正塑像在中山大学揭幕。

法学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还有不少，像参加过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在东京审判日本战争罪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那位中国法官梅汝璈，是在外交部条法司被打成右派分子的。

北京政法学院的青年教师江平，是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六年底在苏联学习法律。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北京政法学院任教。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第一条材料是，他在整风运动的座谈会上谈到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说，斯大林问题的根源，赫鲁晓夫认为这是他个人品质的缺陷造成的，而陶里亚蒂则认为这是制度的缺陷造成的。江平表示他是同意陶里亚蒂的观点的。他在苏联五年的经历，也感到这么大的问题，仅用个人品质是无法解释的。苏联制度层面的缺陷，正是现在我们党要在整风时需要警惕并克服的。这就成为他的一条“反党”言论，说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有缺陷”。又一条材料是一些青年教师推举江平起草了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共有五项内容，包括一些老教师在肃反运动中背了黑锅，应当予以澄清、道歉；以及现今工会的选举不民主，是自上而下的指定，应当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有二十人在大字报上签名，当时学院院党委书记刘镜西还夸奖说大字报写得不错。有了这两条，到了反右派斗争的时候，江平被划为右派分子了。 （据江平《我的右派经历与反思》，见《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

北京市法院法官张思之，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一九四七年他考入北平朝阳学院法律系学习，一九四八年潜赴解放区，北平和平解放以后，他即被分配到法院工作。在肃反运动中，因为他十六岁的时候有一个曾经参加“学生志愿远征军”开赴印缅前线和日本军队作战的“历史问题”，成了肃反对象。反右派斗争中，北京市法院包括院长王斐然、副院长贺生高在内，打出了六十多个右派分子。其中有张思之。张思之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劳改了十五年。右派问题解决以后，以律师为业。一九八○年曾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组组长，为李作鹏作辩护。此外还参与过鲍彤、王军涛、魏京生等人的“颠复政府案”的诉讼。 （据张思之《怪诞莫名法官路》，见《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二辑，九州出版社，2011年出版）

各个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批判法学界右派分子的文章。司法部部长史良在《彻底粉碎右派分子向司法的进攻》一文中说：右派分子指责我们“强调了法与法学的政治性”，“阶级性”，说我们“忽视了它的专门性和科学性”，因而，反对我们对旧法采取坚决废除的方针，说我们对“旧法规范”应该“不轻易废除”，宣传法律的“继承性”，要我们中国人民“继承”旧法，其实质，就是要我们恢复伪法统。……这真是借右派分子之尸，来还蒋介石之魂。

同右派分子的估计针锋相对，司法部长提出了她对司法改革运动的评价：在运动中，尖锐地批判了反人民的旧法观点和旧衙门作风，使全体司法干部进一步划清了新、旧法的原则界线，同时结合思想斗争，整顿了人民法院组织，保持了人民司法机关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纯洁性，为进行司法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人民司法工作得以担负起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光荣任务。从当时的情况，后来的发展，特别是从这次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来看，司法改革运动是绝对必要的，完全正确的。

针对右派分子对肃反运动的大肆攻击，司法部长论证了肃反运动伟大的成绩。她并且把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联系了起来，说：应当看出，在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右派分子与反革命分子是一脉相联的。湖北汉阳反革命分子的暴乱事件，说明右派分子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反革命分子是息息相通的，而且有的右派分子与反革分子在组织上和行动上互相勾结，这很值得我们注意。 （8月21日《光明日报》）

她说的“湖北汉阳反革命分子的暴乱事件”，即本书第十二章已经说过了的以汉阳县一中学生为了升学名额问题罢课游行一事为素材、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所谓“小匈牙利事件”，处死了三个无辜者。以其伤天害理的程度来说，在人类冤狱史上都应该算是罕见的案例。史良这样说，不知她是不是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不论她相信这是真的，或者明明知道不是真的，她这样说，都足以表明她的法律业务水平、良心道德水平、她作为部长的职业责任感，都不可问了。

批判法学界右派分子的文章连篇累牍的出笼，陶希晋的《法律界的斗争》一文说：

今天法律界的右派分子，居然又步着这些人的后尘，来耍这一套早经拆穿的惯技。例如他们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今天看来已不正确了”，他们歪曲列宁关于“专政是直接凭藉于强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的定义，荒谬地把无产阶段专政说成为不要法律的排斥民主的“恐怖主义”。

法律界右派分子在恶毒地攻击无产阶段专政理论的同时，也就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法学原理是我们法学的指导思想，故意把它列为法学流派之一，指责它“太强调阶级立场而有狭隘性”；说法律不是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什么“国民公共意志的表现”。（9月13日《人民日报》）

韩幽桐在《粉碎法学界右派分子的复辟企图》一文中说：

世界上有各种法律学说，都自命为科学，但我们认为只有马列主义的法律学说才是真正的科学的法律学说，其他都是非科学的。马列主义法律学说中的普遍真理，例如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不是像右派分子所说“不能解决问题”，而是真正给我们解决了敌死我活的大问题。

所谓“犯罪和不犯罪的界限不清”，好像很会提问题的样子。犯罪和不犯罪的界限当然必须划清。事实上，我们对这个界限是划得很清楚的，但右派分子硬说是不清楚，则是因为他们把反动的旧法做为划清界限的标准，自然我们认为是犯罪，他们就认为不是犯罪了。如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认为肃反完全合乎宪法的规定，右派分子则大喊大叫：“肃反运动根本不合法。”（9月16日《人民日报》）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理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德峰，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以《法学界反右派斗争必须进一步深入开展》为题作了发言。

他在批判“无法可循”论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建国以来，我们国家先后颁布了数千件的法规，这些法规，曾经有效地指导和保障了我国各项工作的胜利开展。而右派分子硬不承认这个事实，叫嚣什么“无法可依”“有法难依”，那又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我们的法律是保护人民、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而那些自命为“黄文正”“谭青天”所要的却是压迫人民、保护反革命的法律，自然，这就难怪他们说什么“无法可依”、“有法难依”了。我们应该正告右派分子，你们要求的那种法律，在人民的国家里，是永远不会有的。

这里说的“黄文正”和“谭青天”，是对积极为平反冤狱奔走呼号的右派分子黄绍竑谭惕吾的调侃的称呼。对于贾潜、杨兆龙等人称赞的“无罪推定论”，吴德峰的这篇发言中把它当作一种右派言论加以批判，他说：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有些右派分子窃据了专政机关的工作岗位，他们不仅到处散播什么“无罪推定论”“审判有利于被告论”以及繁琐的“证据论”等荒谬有害的观点，而且还公然以这些论点作为审理案件的“理论”根据，利用职权，以各种藉口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开脱罪责，轻纵罪犯（这种事例在不少地区均已发现）。这种情况不仅说明法学界反右派斗争严重性，而且还说明这种斗争的更直接、现实的重要意义。 （10月4日《人民日报》）

由吴德峰出面来批判右派分子的这些法学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九五一年他担任武汉市市长的时候，武汉市第二医院发生了一起公款被盗案。是医院的党支部书记、老干部王清偷了保险柜内的公款，却诬陷该院文书、青年团员纪凯夫，把他拘留关押，还要查他的特务问题，说是特务陷害老干部，一个简单的盗窃案变成了一个复杂的阴谋陷害案。当办案人员向市长吴德峰汇报，查实了不少王清盗款的证据，这一位担任过红二方面军保卫局长、中共中央晋察冀局敌工部长的人物，根据自己多年从事锄奸保卫工作的经验，竟说了这样一句警句：“王清盗款的证据越多，恰恰就是反证越多。” （李之琏《纪凯夫事件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他就是因为在这件诬陷案中的责任而被撤销了武汉市市长的职务。比起《老残游记》里所写的刚弼办案来，不知谁的水平更高一点。反正是决不会轻纵自己所认定的罪犯，二人却是相同的，一个信奉“反证即罪证论”的人，怎么能接受“无罪推定论”呢。

更权威的批判，是《人民日报》社论《在政法战线上还有严重的斗争》。社论说：

右派分子为了抗拒我们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还提出了所谓“司法独立”、“审判独立”等口号，企图把司法系统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他们说，如果不让司法独立就是违反宪法，其实，我国现行的司法审判等制度是完全符合宪法的；倒是右派分子要在我国搬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所谓“三权分立”的做法，这才是真正的违反宪法。右派分子自以为只有他们懂得法律，他们自称“专家”，并且公然说，“现在谁够条件就由谁来干”。事实证明，他们除了死守住反人民的旧法观点以外，对于人民的法律根本无知。 （10月9日《人民日报》）这样，“司法独立”，“审判独立”也是必须反对的右派分子的主张。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时间到了一九九六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因此全国人大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三十四点说：“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前，原‘被告人’的称谓修改为‘犯罪嫌疑人’。”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还注意保障了被告人的权利。当年《人民日报》社论的作者是不是预料到了“人民的法律”会有这些变化的呢？当年法学界被批判的一些右派言论，错就错在出现的时间：超前了几十年。

当年为了法治而付出代价的，不仅仅有钱端升、杨兆龙这些法学家，这些政法院校的教授教员们。那些在政法部门工作的干部，包括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监察这些部门的各级干部，也有许多为此付出了代价。

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批判李世农的时候说的，“公安、司法、检察机关和法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武器，是党和人民执行对敌斗争的刀把子。这个刀把子一定要紧紧掌握在忠于劳动人民利益的坚定的革命干部手中，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195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 所以，公安、司法、检察机关和法院，就是反右派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战场。据《人民日报》公布在中央政法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的党内右派分子有：监察部副部长王翰；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副庭长朱耀堂，研究室主任鲁明健；最高人民检察院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惠之，一厅厅长王立中。

王翰，原名陈延庆，江苏省盐城县梁垛乡人（现划归建湖县），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虽然只不过是监察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可他是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当年中央机关所划的党内右派分子中，在名义上这要算是最高的了。据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监察部党组关于右派分子王翰的处理决定说，他是监察部右派反党集团首领，并且列举了他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说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宣传社会主义制度有阴暗面的荒谬观点。他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说‘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的工作是一塌糊涂，经不起检查’；攻击我国发展国民经济计划不是‘冒进’就是‘冒退’；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和建筑工程都不如解放以前；对黄绍竑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十分赞赏，到处替黄绍竑吹嘘。”

“王翰在监察部和右派分子彭达、陈达之等勾结起来，形成以他为首的反党集团，互相吹捧，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扬言‘党组成员中唯有王翰熟悉业务，监察部离开王翰不行’，暗示王翰应该当监察部长，甚至吹嘘王翰应该选为中央委员。”“整风开始，王翰积极煽风点火，篡改党组的整风计划，大肆向党进攻，企图利用整风，搞垮党组，夺取监察部的领导权，以便实现他的一套反党主张。反右派斗争开始，王翰抱着抗拒态度，邓小平同志传达中央的报告他不去听，部里召开的各种反右派斗争会议也极少参加，并积极为党内几个右派分子辩护。当二司批判彭达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时，王翰千方百计地加以包庇。当部整风领导小组确定彭达为右派分子后，王翰立即向彭达通风报信，并订立攻守同盟。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党组扩大会议讨论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和布置本部反右派斗争的部署时，王翰竟愤然离开会场，公开宣布以后不参加党组会议，当晚又给党组写信，进行威胁。”

据十二月五日《今日新闻》上刊登的材料说，监察部连续开了十六次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斗争王翰，贴了他一千一百多张大字报，还办了一个王翰罪证展览会。

八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说，王翰还是监察部党内右派集团的首领。这个集团包括副司长彭达、研究室主任陈达之、研究室的翻译室主任梁建一、副司长安汝涛等人。据公布他们材料的报导说，这些党内的右派分子，还隐蔽在反右派斗争的领导小组中，“利用他们的职位，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公开场合为正在被斗争的右派分子辩护和解围。同时暗中还给他们‘打气’，对他们表示百般同情和支持。如当时还是研究室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右派分子陈达之就公开替被斗的右派分子刘永的反动言行辩护，说什么刘永基本上是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他们的错误言行是由于领导上对他们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并公开向党组提出：‘刘永不该划为右派分子’，企图替刘永开脱。另一个党内右派分子梁建一还请正在被斗争的一个党外右派分子吃饭、逛公园，看电影，要他‘经得起考验’。”彭达的材料，据报导说，“五月十八日彭达在第二司全体干部整风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中，直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首先说，‘不要迷信社会主义’。接着又说：‘社会主义制度一切都好，这只是宣传’。‘社会主义制度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无产阶级专政带来官僚主义。’”“彭达还恶意攻击肃反运动，反对在肃反运动中采取群众路线的作法。他否定监察部的肃反成绩，诬蔑监察部第二司的肃反是‘人为地制造矛盾’。他还诬蔑监察部五人小组领导人是‘过于执’，表示自己要当‘况钟’。他经常打击肃反积极分子，甚至辱骂肃反积极分子‘是没有头脑的’。彭达为了拉拢第二司当时的一位肃反的对象，竟然向他泄露党的机密，并在大鸣大放期间指使他在肃反问题上向党进攻。”这里的“况钟”和“过于执”都是不久前上演的昆剧《十五贯》中的人物，剧中况钟纠正了过于执错判的案件。

这篇报导还公布了彭达另一个大错误，这恐怕是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最直接的原因：“彭达十分厌恶老干部。他知道老干部是党的领导骨干，一般说来政治思想水平比较高，比较容易觉察或识破他的反党活动。因此，他总是恶意攻击老干部，说什么老干部都是些‘万金油’、‘白帽子’、‘甩袖子队’、‘吃老本，吃完了，就完了’；‘老本就是资格和能讲两句马列主义’等等。” （8月20日《人民日报》） 监察部部长钱瑛就正是一位老干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他骂的该不是钱瑛吧。

贾潜是一位在很长时间里以大律师的身份从事活动的共产党员，不止一次利用法律来保护党不受侵犯。共产党执政之后，他当上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他吃亏就吃在懂得太多的法学。报纸上公布了他一些这样的右派言论：“政策是政策，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 （12月12日《人民日报》） ，“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 （12月24日《人民日报》） 。报纸还说，贾潜打着“法律科学”的幌子贩卖旧法观点，片面强调“有利被告”、“无罪推定”、“自由心证”等主张，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减轻或开脱罪责，他们在审理案件时，对于有罪的人首先要求从“无罪”方面来考虑，对于有严重罪行的人首先要求从“减轻情节”方面来考虑，对于犯有死罪的人首先要求从“可以不死”方面来考虑。 （12月12日《人民日报》）

刘惠之的右派言论，据报纸公布的有这样一些：同犯罪作斗争不是检察机关的专有任务。一般监督是社会主义检察工作区别于资本主义检察工作的根本标志。报纸说他要把检察机关对敌专政的锋芒指向国家机关和干部，企图把一般监督工作凌驾于党和国家机关之上，他违反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把铁路部门的党委列为铁路检察机关的监督对象，说什么“被监督的领导监督机关不合适”。关于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工作，他不强调协同公安机关一致对敌，也不强调互相制约，而只片面强调检察机关应以监督者的身份监督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关于审判监督工作，他主张把保护被告权利作为主要任务，而在实际上抛弃检察机关揭发犯罪的作用。报纸还说，刘惠之提出：党委的领导应该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属于纯业务性质的问题党委不应干涉。 （12月20日《人民日报》）

这里要作一点名词解释。“一般监督”是从苏联引进的一个法律术语，它是检察机关的一项职权。一般监督是相对于特殊监督而言的。特殊监督是指侦查监督、审判监督、监所监督等等，有特定的监督对象和范围。一般监督的对象和范围，包括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除犯罪行为以外的各种违法行为。一九五四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对此都有明确规定。《宪法》第八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发现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违法的时候，有权提出抗议。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本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违法的时候，有权要求纠正；如果要求不被接受，应当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向它的上一级机关提出抗议。……对于人民检察院的要求或者抗议，有关国家机关必须负责处理和答复。”第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违法行为，应当通知他所在的机关给以纠正；如果这种违法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人民检察院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刘惠之就是主张实行宪法和法律的这些规定，却被认为是“要把检察机关对敌专政的锋芒指向国家机关和干部”了。

王立中的大问题，据报纸上披露的材料说，是他“不经领导上审查批准，擅自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的身份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做好一般监督工作有什么意义》的文章，其中恶意地夸大了我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合作社的所谓违法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将某地人民委员会《关于配设护林员以利开展护林工作的通知》中提出的‘护林员有权制止或拘留盗伐、滥伐森林和引火烧林的不法分子送人民法院处理’的正确措施说成是‘违法的’。”这篇报导还说，王立中的这篇文章“被香港反动报纸转载，被台湾国民党制成传单散发” （12日20日《人民日报》）。

上面所举，都是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央各政法机关所划出的右派分子的材料。事实上，在这以后，从中央到各省市直到县一级的政法机关，也有人因为坚持依法办事而被划为右派分子的。

司法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兼普通法院司司长王怀安，他是四川省自贡市人，一九三七年参加救亡工作，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四○年到延安后曾任延安市青年联合会主任、陕甘宁边区法院审判员，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在陕甘宁边区保卫处被审查。一九四六年到东北后任过哈尔滨市法院院长、东北司法部秘书长，一九四九年调司法部任办公厅主任，党内任党组副书记。据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司法部机关委员会关于极右分子王怀安的结论及处理决定说，王怀安是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司法部反党集团”的“军师”。其主要右派言行：

一、 全面的一贯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篡改人民法院的性质和任务。

他在起草法院组织法过程中把法院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篡改为“与一切违法现象作斗争的工具”，把专政的矛头指向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干部。在他所写的《当前农村犯罪情况的报告》中，歪曲和扩大事实，说“站在法庭面前受审制的对象——刑事被告已由敌对阶级分子旧社会渣滓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一变而为劳动人民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了”，企图把敌人当人民加以宽纵。他把党对刑事罪犯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篡改为“教育与惩办相结合”。他还把少奇同志一九五○年对律师工作“为工农兵服务”的明确指示，篡改为“为被告服务”。强调律师防止错案的作用。提倡律师以办刑事案件为重点，主张院长不能干涉律师办案，到处宣扬律师是检察院的“反对派”。在律师组织建设上积极主张一下铺开。

二、 强调“审判独立”，恶毒的攻击党的领导，污蔑党有“惩办情绪”。他说：“党自执政以来，就滥用专政武器，乱打一起，将已低头的人拿来再打；也将有历史污点的人、甚至思想落后的人拿来狠打，有专政过头的。”在他写的《当前农村犯罪情况的报告》中，公然煽动“司法机关必须坚持原则，依法办事”，“对来自某些干部和某些部门的惩办情绪的要求不要迁就”。他污蔑“党委对业务不够熟悉”，并利用讲课和检查工作的机会到处煽动法院干部“不能当豆腐院长”，“要有包拯、况钟精神”，律师要“骨头硬”“有胆量”。王怀安对党委审批案件非常反对，为了寻找反党根据，拟制调查表调查党委错批的案件。在四川大邑检查工作时，他污蔑大邑县委领导的镇反运动是一团糟、“拒绝坏人向善，树敌过多”“坦白不从宽”“立功不折罪”。攻击审判人员不执行法院组织法规定的“合议庭”，疯狂地辱骂司法干部“不守法”“无法无天”“独裁”“野蛮”剥夺被告辩护权，“品质恶劣”“加油添醋”“为了戴稳自己的乌纱帽，求得一时的安宁，不惜让别人坐牢”。他还污蔑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公、检、法统一对敌的作法是“一杆子打到底”。

三、 狂妄地攻击党中央。他恶毒地说“错案是普遍的，如非来自中央那才是怪了哩”。他攻击镇反“运动指导有问题”，是“主观布置数字，扩大敌情，致下边有的为了凑数，硬找专政对象”。

这样，王怀安被划为极右分子，受到开除党籍，撤销原有职务，监督劳动的处分。 （据《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公安部的反右派斗争，晏乐斌的《一九五七年公安部整风反右运动》（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 一文有一个概括的介绍，下面从其中摘录一些材料：

当年公安部划出了右派分子六十四人。其中有办公厅研究室的谢光、廉英、廖贤金；办公厅《人民公安》编辑刘恩启，办公厅秘书处打字员朱正洪；政治保卫局的有吕起超、缴济东、杨昌郁；经济保卫局的有徐泰雷、陈胜荣、袁皓；治安局的有王伦堂、韩赢洲；劳改局的马焕仁、李中秀、李均服、陈守达等人。这里只介绍几个死于非命的人的情况。

一个是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主任谢光。他十四岁参加八路军，打仗负伤，曾任华北公安部办公室主任。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选拔上来的优秀干部。在一次整风会上，罗瑞卿点名让他发言，他就在发言中批评了一九五五年的第二次镇反和内部肃反，他说：“据各地典型调查，第二次镇反粗糙草率现象相当严重，在抓获的人犯中，属于可捕可不捕的占百分之十五，完全错捕的占百分之五，按此比例推算，就有几万老百姓当成敌人关进了监狱。如果算算，对他们的亲属和社会影响，问题就更大了。以每个人都有五名至亲好友计算，将有几十万、上百万的人由此产生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希望部领导关注这个问题，做补救工作。”到了反右派斗争中，就把他划上了。在开了批判他的会后，他就开枪自杀身亡。给他定的罪名是“攻击党的镇反、肃反政策”，“攻击一搞运动就追后台。”

一个是劳改局的李中秀。李中秀同志与我是湖南岳阳县湖滨中学（美国教会创办）高中部的同学，一九五○年十二月，他与我响应政府动员青年学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离开学校一同参军，后我们分在中南公安干部学校、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学习、工作（当时公安机关受政府和军队双重领导），一九五四年我们同调公安部劳改局，一九五七年他在分管劳改工作的周兴副部长参加的整风会上丑化周，导致了他悲剧的开始，最后被劳改局局长孟昭亮迫害致死。

情况是这样的，李与我从中南调京后，被分在劳改局狱政管教处至一九五七年底。当时全国第一次、第二次镇反结束，判刑关押了几百万犯人，监所人满为患，政权刚建立不久，经费困难，为不使这些罪犯坐吃闲饭，狠抓劳改生产、劳改生产摊子建设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出现了让犯人超体力劳动和劳改工作干部打骂虐待犯人等违法乱纪情况，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安徽治淮劳改水利工程队，为了赶工期，累死、病死犯人几百人；王震领导铁道兵修建鹰厦铁路，调集犯人几万名的劳改工程队，为了赶工期，不分白天黑夜地超体力劳动，每天劳动时间长达十七八个小时，加之当地潮湿多雨，疟蚊又多，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累死、病死犯人二千多人。当时有人向王震反映，王说：“死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大惊小怪干什么？”特别严重的是在福建光泽县境内，修路的犯人不堪强体力劳动，集体逃跑，王震将这些逃跑的犯人当成暴动，下令开枪镇压打死几百人。

后来这一情况被劳改局知道后，一九五六年派出了狱政管教处处长夏新生、带着本处的李均服同志，以公安部名义，与总参、总政、铁道部、铁道兵司令部，组成联合工作组，对鹰厦铁路劳改工程队死人问题进行了调查，后以这五个部门连署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作了报告。当时刘少奇同志看了这个报告之后，他又派他的一位姓李的秘书到公安部劳改局，找到去鹰厦铁路调查和起草报告的李均服同志进行了谈话和核实情况，当时我在现场。刘少奇同志看了五个部门的报告和李秘书的汇报之后，感到劳改工作出现如此严重情况，公安部在此之前竟未发现，又未向中央报告，于是在五个部门连署的报告上批示：“劳改工作必须坚持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后毛泽东批示同意刘的意见。

可是，公安部，特别是劳改局的领导对中央、毛、刘首长的这一重要批示不认真贯彻执行，连我们在劳改局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有这一精神。后来李中秀得知这一情况，他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底在分管劳改工作的周兴副部长参加劳改局整风会上，就鹰厦铁路劳改工程队、安徽治淮劳改水利工程队，等强迫犯人超体力劳动，劳改干部违法乱纪，领导机关公安部劳改局工作不到位，纠正不力，领导官僚主义进行了批评，实际也是对分管劳改工作的周兴副部长不点名地进行了批评。他在发言中还说，有这么不讲政策的领导（指王震），就有不讲政策的下级 （指孟昭亮，曾是王震三五九旅的锄奸科科长） ，这就极大地刺激了孟昭亮和周兴。

李中秀的错误是，他不应该在这个会上丑化周兴，这就激怒了周兴和部长罗瑞卿。当晚，罗瑞卿紧急召开了公安部党组扩大会，就此进行研究与部署，提出：“继续开展整风提意见，难听的话，刺耳的话，要硬着头皮听。”事后我得知，李曾为公安部，特别是劳改局的领导对劳改干部中的违法乱纪、犯人中的非正常死亡纠正不力，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不认真贯彻中央劳改工作方针政策与领导作风问题，草拟了一份向毛泽东、刘少奇反映的材料，在这个起草的材料中有一句“局里个别领导与某女干部关系暧昧”，这就更加刺激了孟昭亮的神经（后来“文革”中揭露，孟与劳改局三个女干部发生过不正当男女关系，其中的一位在劳改局被他打成右派的人的妻子，夫妻二人同调青海，孟任青海副省长后，与这个同志的妻子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李的这一文稿，整风中被公安部整风办公室的两名工作人员带半强制性地骗走了（他们对李说：“李中秀同志，听说你写了一份很好的意见书，借给我们学习学习，看后立即还你。”）当时我在场，后不久李这份草稿被删节，登在公安部《整风动态》刊上，这就成了李中秀被定为极右的罪证。

公安部就这样打出了一个以李中秀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包括李均服、陈守达等人。至于李中秀后来受了多少折腾，不必细说了。只说他的最后结局，是一九六一年春饿死在青海湖劳改农场。

还有一个也是劳改局的马焕仁。劳改局的马焕仁，抗日开始时参加八路军，原在办公厅研究室工作，孟昭亮从办公厅选调马到劳改局任狱政管教处长，一九五七年三月已调任司法部办公厅副主任，在反右开始以后，孟昭亮等人以公安部名义又将马焕仁从司法部要回公安部，因马对劳改局领导单纯追求劳改工作经济效益，忽视对犯人的政治改造等劳改工作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局务会议上或其他场合，多次提出过意见与建议，请求引起重视，反右开始后定为右派，送天津市郊团泊洼劳改农场监督劳动后，分到河北保定地区一个劳改队工作，“文革”中遭受揪斗批判，他的妻子检举揭发他翻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案，这就加紧了对马焕仁的迫害，不久迫害致死。

经济保卫局的徐泰雷曾经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浪涛汹涌澎湃，／冲向世界的东方，／啊！祖国！”这首诗被“分析”为希望中国发生“波匈事件”，煽动“反革命暴乱”。他被定为右派，一九五八年在天津市郊团泊洼劳改农场监督劳动时溺死。

死得最惨的是治安局的韩赢洲。韩赢洲，河北唐山人，大学生，在治安局整风反右时被定为右派，下放天津市郊团泊洼劳改农场监督劳动，一九五八年底发配到青海省八宝劳改农场工作，“文革”中遭诬陷被开除公职，遣送回河北唐山老家，交群众监督劳动。一九七二年他由老家返回青海，向原单位提出申诉，说他是冤枉的，原单位不理，可是身上带的钱用完了，便在西宁市的老城墙洞里栖身，当时栖身在城墙洞里还有外来的一些外流人员，韩因生活无着，一面打工找生活出路，一面申诉，后来找零散工作做也难了，他不得不出卖自己身上的鲜血，维持生计，一次他出卖血液获得几十元钱装在身上，被一外流人员知道了，这个家伙用城墙砖砸他，见他未咽气，又狠砸他的脑袋，脑浆被砸得四溅，直到他死亡，将他身上的几十元钱拿走。韩赢洲同志的女儿得悉他的死讯之后，从唐山匆匆赶到西宁市，伏在父亲的遗体上痛哭，诉说：“爸爸，你死得好惨啊！我要你不要到西宁申诉，你偏要来！爸爸，为什么灾难、冤枉老在你身上出现？这是什么世道啊！哪有讲理的地方。”她一面哭，一面诉说，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流泪，后这个孩子哭得昏死过去，在场的好心人将她送青海省人民医院急救，她才苏醒过来，后该案已破获，凶手是个四川人，被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事后青海省公安厅劳改局为韩赢洲复查，才纠正对他的诬陷。一九七八年公安部改正了一九五七年对他的错误处理，给其恢复名誉。

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政法办公室副主任、省政法党组副书记李俊成，广东大甫县人。他一九三五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三六年转为正式党员。历任一二○师教导团政治教员，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西南公安部二处处长，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副院长。据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中共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总支第四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俊成党籍的决定说，李俊成的右派言行有以下这些：

他竭力主张“法院独立审判”、“垂直领导”，反对党委过问案件，提出“先由法院审判，再由党委审批”。捏造“清案中埋怨情绪严重，埋怨错在党委和公安”，“各地错案不少，本应报党委后立即平反，但因有种种顾虑，迟迟不予纠正”；诽谤“公安机关粗糙，不惯于遵守法律，党委偏听偏信”，谩骂“达县地委领导的清案小组是乌合之众”，诬蔑“党委审批死刑案件，明知证据不足，先批死刑，后查事实”，达县专区郑成学贪污案，右派分子朱乐秋不执行地委决议，拒绝判处徒刑，李公开表示赞同和支持。去年省委批评政法部门严重右倾，他不但不积极贯彻和检查纠正，反而声称当前“左”是主要的，并要省检察院、法院搜集下面“左”的材料，妄图用此来反抗省委的正确批评。他还散布谣言，挑拨和破坏中苏关系。李和其亲信右派分子潘久维、袁鉴、侯开潮等，都是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有的又是伪司法人员，政治上很反动，有强烈的个人野心，资产阶级旧法观点严重，情投意合，互相吹捧，互相包庇。由于原政法办公室支部长期处于瘫痪状态，对坏人坏事一直没有展开严肃斗争，因而这些臭味相投、政治上一致的人，逐步纠合成宗派小集团，一方面散布种种谰言，竭力反对党的领导，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另方面他们投机取巧，对党阳奉阴违，当面老实，背后谩骂攻击，丑化和诬蔑党组领导同志，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破坏党的团结；同时他们还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一九五六年中央司法部巡视组来四川检查工作，右派分子潘久维等综合由他签发的六个简报，都是恶毒攻击党委，否定镇反成绩，夸大缺点错误，中央司法部王怀安前年来我省时，散布一系列极其反动的谬论，恶毒攻击大邑等地一九五五年的镇反，李当时竭力赞同和支持，前年省党代表大会上，李听了阎秀峰同志代表省委所作的报告后，认为：“镇反存在的缺点提得不深，错捕好人不是个别的”，而对右派分子黄绍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攻击浙江、上海政法工作的谰言，却大加赞赏和推崇，认为“黄对于判案中的违法问题，提出了比较深刻和严重的问题”。

罗部长在全国第六次公安会议上讲话时，对一九五五年镇反成绩、缺点做了正确估计，右派分子潘久维诽谤“罗部长粗暴，不懂法制，掩饰错误”，李亦随声附合说：“从法律上讲，罗部长的报告就是站不住脚”。右派分子潘久维等在所写一九五五年审批死刑案件总结中，捏造各地报来审批的四百四十一件死刑案件，主要事实不清的达百分之五十一点九，量刑失当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二，李即借此攻击镇反，说“经过层层审批的死刑案件尚如此粗糙，其他案件可以想见”，诽谤“我们整个指导思想打击面过宽，在判处上有重刑思想”，多次提出要检查死刑案件。在清案工作中，他热衷于查冤错案，不谈防漏防右，认为“捕后教育释放和取保释放都是错捕的”，提出“冤错案比例小的地区就是查得不深不透”，主张“事实不清的案件，一律先撤销原判，重新调查审理”。他为了否定镇反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从党的领导、干部作风和法制等方面，进行了极其恶毒的攻击和诬蔑。他歪曲事实，叫嚷“领导上做了某些违法和不切合实际的布置，分配的镇反数字有很大的盲目性，交待政策不清，运动中催得很急，形成过分紧张，下面当成生产数字去完成，造成不重质量，打击面过宽，打击不准，甚至错打的现象”；攻击“群众运动和专门机关的工作没有很好结合起来，加上‘一竿子到底’的错误作法，群众检举揭发材料未认真调查对证，全凭公安、检察机关移送的材料办事”；诬蔑我们“把某些群众基于所谓响应号召提出的怀疑和意见，以及某些群众被恐吓威逼出的虚构检举材料，也当成法律上论罪科刑的依据，甚至明知不实而予以夸大歪曲，以达到拼凑数字完成任务的情形”，诋毁“党委根据这些不实事求是的材料，不可避免地会做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审批，法院则机械按审批意见草率结案，甚至明知已错，也要照批示宣判，检察院则默默无言，安然无事”；诽谤“某些干部在批判右倾麻痹后，错误的以为可以‘左’一下，往往怕批评丧失立场，脑子一时发热，就盲目打击”，“某些干部法制观念薄弱，甚至品质恶劣的现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因此，大肆散布：“由于政策界限不清和草率判处的结果，往往违反人情常理，越出打击界限，打到许多本来可以争取改造和应当坚持教育的人的头上，甚至打到某些基本群众和完全无辜的好人头上”等谬论。

他散布资产阶级法律观点，为罪犯开脱罪责。李十分欣赏资产阶级法律观点，推崇封建王朝的法律，认为“唐律是一部好法律，欧阳修的《纵囚论》和《泷冈阡表》很有阅读价值”，工作中常参考这些东西，并到处宣扬反动的“无罪推定论”和“有利被告论”，说“律师在法庭上不能讲对被告不利的话，犯人未经判决之前，都是无罪公民”。对于累犯再捉再判，他竭力反对，叫嚷“世界上没有这个法律”，攻击“审判人员不懂天理，不问人情世故”，主张“上诉案件只能减刑不能加刑”。对没有改造好的犯人，他也主张提前释放，认为“提前释放，可以使犯人感恩”。认为“判刑乱世要重，治世要轻”，诬蔑“我们处理死刑案件”对罪犯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认识不足，对促成犯罪的各方面的因素和犯罪者当时所处的环境、情况及犯罪的复杂心里状态等考虑不够，思想感情上往往容易受犯罪手段残酷和后果严重所激动，存在着对杀人犯一定要处死的报复主义情绪”。总之利用各种藉口为罪犯开脱罪责，纵容敌人破坏。

李俊成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据《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云南省富民县因为一个李凤英冤案的关系，县公安、检察、法院系统的干部，有七人被划为右派分子。这件事的起因是，一九五五年，当时中共富民县委第一书记李元慈在整顿合作社的工作中，偏听偏信，坚持要把普济乡妇女主任李凤英打成漏网富农、反革命。富民县法院院长沈俊写的《法制在呻吟》一文中回忆说：

“李元慈不加调查偏听偏信就认定李凤英是‘反革命’。立即要公安局下令逮捕李凤英，公安局长王仕说：‘把事实材料报批了才能逮捕。这是法律程序。’李元慈又跑到检察院去找检察长杨明，叫他去逮捕李凤英，杨明说：‘检察院只有申诉审批监督权，没有逮捕权。’他没有办法，最后把我叫到县委会，下令叫我去逮捕李凤英，我说：‘法院的任务是行使审判权，捕人是公安局的事，法院在审判中发现第三犯罪，防范第三者的破坏和逃跑才能行使逮捕权。’李元慈板起面孔说：‘不行，你今天一定要把人抓来。’在李元慈在压力下，我不得不指派刘光兴去执行逮捕任务。李凤英逮捕入狱后，在判刑上就成了问题。此案是审判员李明科承办的，他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进行多次审理，深入实际调查取证，根据人证、物证，都不能证明李凤英有罪，李凤英实属错捕。按法律规定，错捕不能错判，李明科把此案呈报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经过两次讨论都无法决定。” （见《命运的祭坛》，魏光邺编，作家出版社，2008年出版，上卷，第489页）

正好这时候“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的杨大生，写了富民县委整顿薄弱社效果明显《普济乡反革命破坏合作化》的报导在《云南日报》上发表。” （同上书，第490页） 还配发了社论。这样，就只能按照李元慈的决定，给李凤英判了三年徒刑。李凤英不服，上诉到楚雄地区中级法院，中院承办此案的马怀珍、汪光模二人到富民县调查取证后，认定李凤英实属错捕错判，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楚雄地区中级法院据以做出了复查结论。可是李元慈对这个复查结论置之不理，李凤英还是关押在狱中。到了反右派斗争中，李元慈就把这几个主张依法办事的干部都划为右派分子了：县法院院长沈俊，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县公安局长王仕，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回原籍农村，一九七八年病故。县检察院检察长杨明，因为在整风中说过李元慈“不懂法律”“恶霸作风”，就不仅划为右派分子，还把他的家庭出身由贫农升为富农，再罗织一些罪名，判了他十五年徒刑。承办李凤英一案的审判员李明科，划为右派分子，送农村监督劳动。当时分管政法工作、领导整风反右的县委副书记李义，也因对此案与李元慈有意见分歧，被定为“全县右派分子的统帅”，被开除党籍，撤职、降级（十七级降为二十四级）。楚雄地区中级法院承办复查李凤英案的马怀珍、汪光模二人也因为此案的牵连被划为右派分子。 （《春风化雨集》，群众出版社，1981年出版，下册。第259页）

再举一例，看看某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刘秀臣是怎样成为右派的。那时，他奉令进行案件复查工作，在已经审结的刑事案件中，看有不有违反法律错捕错判的。在县法院的档案中他发现了这样一案：判决书上写的是：“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晚九时许，被告人反动富农孟××基于阶级仇恨，趁我县公安局干部谯××在区公所驻地××村露天戏场看戏之机，从场外向场内投掷瓦片击中谯的头部，故意伤害我公安人员，已构成反革命故意伤害罪。”这孟××就被判了有期徒刑十年。

刘秀臣反复阅卷，认为这里有疑点：一、既然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其伤害的程度如何，是轻伤还是重伤？卷内为何没有被害人的伤情鉴定证明？二、本案定案的根据是现场两名目击证人的证词。而两名证人的证词又模棱两可含混不清，不足以为证。既是证人作证为什么不把事实讲清楚？三、既然有目击者作证，为什么被告人的口供时供时翻？他是什么情况下供认的，又是在什么情况下翻供的？其中的背景因素是什么？四、既然被害人在戏场内看戏时没有身着警服，本人又没有什么其他特别不同的标志特征，在场外的被告人与在场内的被害人相距数十米远且又是夜间，他又怎能准确无误地以瓦片击中夹在观众之中的被害人呢？五、本案的被害人是一名公安人员。而这一案件的侦查、预审、起诉，也都是公安人员，最后审判时的审判员又是公安局预审股股长兼任的。预审股长以审判员的身份自审自记（既无陪审员，又无书记员）之后，带有倾向性地向法院审判委员会做了案情汇报，后即以反革命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十年。这种独揽一切、一包到底的办案方法，既违反了法定的诉讼程序，又非法剥夺了被告人的申辩权和上诉权，这样的判决是否有效？

刘秀臣经请示检察长，得到同意，即着手复查此案。他从复核两名证人的证词入手。证人说：“我从来就没有证实过他往戏场里扔过东西”，至于那份证词，“那是区公安特派员向我了解情况时记的材料，也没有念给我听，我又不识字，他写完了就叫我按手印。”第二步就是去调查那个被打的谯同志。他说：那晚上我在戏场里看戏时，不知是什么人往戏场里扔了一块小瓦片，正好掷在我的头上，将我的头皮打破了，造成头皮擦伤，我上区卫生院上了点药包扎了一下，不到一个星期就好利索了，一点也没耽误上班。他又说：如果是阶级敌人进行阶级报复故意伤害公安人员，当时我既没穿警服，又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别标志，当地认识我的人很少，我站在人群堆里看戏，他们怎么会认出我来呢？再说戏场里的人那么多，一个挨着一个，人头攒动，晃来晃去，我是挤在人堆里的，想打我的人就能打得那么准吗？据我分析，可能是小孩子想进去看戏，因没钱买票看门的不让进去，他们心里有气往戏场内扔石头，瓦块、起哄捣乱，这种可能性很大，倒不一定真是阶级敌人搞破坏……现在就需要听取被告人孟××的陈述了。这时，他正在佳木斯劳改农场服刑，地处北大荒，离最近的火车站还有六十多华里。刘秀臣冒着严冬的寒冷，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再步行了六十多里路，终于弄明白了他与此案毫无关系，是捆绑吊打刑讯通供才使他招认的。

刘秀臣回来，把复查的结果告诉了当初办案的区特派员，问他这案是怎么办的。特派员语塞了，只作了这样的解释：“事情发生以后，因为是咱们的公安人员被打，我认为这可能是阶级敌人搞阶级报复，因为孟××是反动富农，所以我才怀疑是他干的。”县检察院将复查材料送交县法院，县法院重新审理，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原判被告人孟××犯有故意伤害罪证据不足为由，改判无罪释放。

刘秀臣就以这种态度办了几件案子。到了反右派斗争中，这些成了他“为地富反革命分子申冤翻案”的罪行，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了劳动教养的处分。 （刘秀臣《我是怎样成为右派的》，见《黄河》双月刊，1999年第2期。）

还应该说说类似的一案，那更加有名。一九五五年，哈尔滨市宣布侦破了一起潜伏特务案，一九五六年并以此案为蓝本，拍摄了一部反特故事片《徐秋影案件》在全国放映。其实这是公安局用逼供、诱供的手段制造出来的一起冤案。哈尔滨市法院副院长高霄云认为证据不足，退回市检察院复查。市检察院审判监督处的杨同喜奉命重新审理此案，担任包括公检法三家的联合检查组的组长。他们审查了一个月的卷宗材料，提讯了在押的当事人，还到沈阳、长春查找了敌伪档案，写出了近三万字的复查报告，排除了当事人的特务嫌疑，认定这是一起错案。复查报告得到了市法院领导、刑庭庭长的支持。本来这一冤案是可以挽回的了。可是在不久之后的反右派斗争中，杨同喜等人却因为此案被划为右派分子，罪名是“为反革命杀人犯鸣冤叫屈”，“同情反革命一伙，思想右倾”等等。当然他再也不能对这一案件说一句话了。

在排除了右派分子的干扰之后，此案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公开宣判：判处邵玉魁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处邵莲魁、李子和死刑，立即执行，判处邵亚魁有期徒刑七年。被枪毙的两个不会喊冤了，没有被枪毙的却不断申诉。直到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最高人民法院同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对邵玉魁宣告无罪，撤销了对邵莲魁、李子和的死刑判决。有人问杨同喜：“你为这起案子耽误了半辈子，现在怎么看？”他激动地说：“我并不后悔，因为我维护了人民的权利和法律的尊严。” （见陈模著《徐秋影案件沉冤大白记》，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法学界的右派分子还应该说到刑法学家马克昌（1926-2011），河南西华人。一九五○年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作苏联刑法学家贝斯特洛娃教授的研究生。一九五六年他以武汉大学法律系讲师的身份参加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工作。在反右派斗争中，他就因为要求尽快制定刑法的主张被划为右派分子，投入湖北省蕲春县八里湖农场劳动改造。一九七九年他的右派问题解决以后，参与重建了武汉大学法律系。一九八○年奉调参加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工作，他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讲师周亨元两人担任吴法宪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他们为吴法宪作了辩护，结语说：“虽然吴法宪犯下了严重的反革命罪行，但是他也具有一些从轻判处的条件。希望特别法庭在量刑的时候，对被告人从轻判处。”最后吴法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我对他们在法庭上对我的辩护表示感谢，认为他们的发言是有分析的，给了我一些鼓励和安慰。”一九八六年武汉大学法学院成立，他担任首任院长。

二十、斗争百景

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这篇讲话中说，“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正在围剿。”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42页） 怎样围剿呢？

“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同上书，第467页） 摆事实，讲道理。斗争会怎么开法，各地大同小异。这里举一个例。

沈阳师范学院的张百生、黄振旅二人合写了一篇《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课题》，本书前面第十一章已经说过了。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于是他们学院在六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七月一日、三日和五日连续几天举行争辩会，批判他们。

在六月二十八日第一次争辩会上，张百生首先声明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辉煌的成就，写文章时因为写得很匆忙，而且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同时觉得一提成绩千篇一律，所以写得很少，今天要再估计，不得不简单提一下。他说，比如没有土改，就不会有新中国，不能奠定农业合作化的基础；没有抗美援朝，就很难设想有今天这样读书的环境；没有三反、五反，就不能有今天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不能保证有今天这样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机构；没有镇反，就不可能获得抗美援朝的胜利，不知有多少工厂、桥梁要被破坏；“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方针也是正确的，等等。但是，他又说，这些更正并不表示他们接受了批评。

不但有教师和学生发言批驳。七月一日的争辩会上，沈阳县姚千户乡乡长姚恩林和五位农民声称代表全乡农民发言。姚恩林说，我们农民从报纸上看到了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非常气愤。大家都要放下锄头来找他们两人面对面辩论。为了不影响生产，我们乡、社干部一再劝阻他们，最后派了我们几个代表来与张、黄辩明是非。

姚恩林说，张、黄两个人说合作化是“中央一声号响”，“大多数的农民怕戴落后的帽子，不得不参加”。我做农村工作已经五六年了。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我在北郊财落堡区工作的时候，看到事实是：“黑社”比我们政府批准的社还多。要不自愿，为什么要组织黑社？当时我们的干部正像毛主席批评的那样，是小脚女人，曾经去拆过“黑社”，因此我们下乡的时候，老百姓不给我们饭吃，骂我们是绊脚石。自从毛主席批评以后，我们的脚步才迈开了。有没有不自愿的呢？有！有些地主、富农，特别是土改后新上升的富农，他们看到合作化后不能剥削人了，不大愿意参加。但是广大农民参加了合作社，他们孤立了，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不得不也要求入社。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也向他们交代了政策，他们一定要参加，也不能不让他参加。这能叫做强迫吗？谁要这么说，就是替地主、富农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作辩护。事实证明，合作社的确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唯一道路。

有个农民叫裴庆芳，一九五三年秋他退社了。一九五四年他就垮台了。车卖啦，拉下了饥荒，一九五五年他又申请入社了。就是通过合作社这种优越性的教育，吸引了广大农民参加合作社。这能叫做强迫吗？

姚恩林说，张百生说合作化运动不顾时间、条件、地点，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一九五六年以前，农村的阶级已有分化，一些单干户卖掉了土地，开始出卖劳动力，另外有些人却成了富农。如果不合作化，阶级的分化还要大。张百生说不顾时间，难道得等到恢复了封建社会，再搞一次土地改革，然后才来搞合作化吗？这也不合乎社会发展规律啊！（掌声）我们农民再不要给人扛大活啦！（热烈的掌声）姚恩林说，张百生说合作化不顾地点，姚千户乡是个交通便利的地方，张百生先生不愿意听，那么我们就谈谈离我们二十多里的邻乡——白清塞乡丰收农业社，那里百分之八十的土地是山地。合作化以后开了二千多亩的水田，能种花生的山地都种了花生，不能种地的山坡栽了树，因此去年每个劳动日分两元多钱。一个普通劳动力做二百五十个劳动日，就分五百元，按一户五口人计算，每人就是一百元。另外还有副业。山区的合作社不但巩固了，而且受到了政府的奖励。这不是地点吗？（掌声）我们社是平原，张百生先生不高兴听，我就不说了。（掌声）姚恩林说，再讲讲条件。张百生说我们现在使用的还是两千年前的农具。是的，生产关系先进，农具落后，用句新名词，这是个矛盾。可是不能说弯弯犁就不能合作化，用旧农具我们也增产了。“五三”社去年打了四眼大井，安了一台锅驼机、三台电力机，把一千多亩旱田变成了水田。没有合作化就不可能做到这样，我还没看见旧社会的大地主能一下子把一千多亩地变成水田。

姚恩林说，张、黄两个人说咱们下边干部水平低。的确没念过中学，也没进过大学，就是农民，一看就看出来了。（台下齐笑）开始的时候，工作混乱，真是脑袋疼。原来都是管自己那个小家，现在要管一千来户的大家，不仅种地，还要养猪，养鸡，还得摆弄机器。要大学生去，他们不去，要初中生来，他们说要升学，我们就不得不自己干。那个没戴帽子的（他用手指着在旁边坐着的农民代表朱恒普）就是我们的锅驼机手。（鼓掌）他没有文化，政府扫除了他文盲，又举办训练班，叫他学习，他学来学去就知道了又是什么活塞，又是什么杠杆的。他不仅懂得了理论，操作非常熟练，还可以保证不出故障。（鼓掌，再次鼓掌）我不是抹杀学生的作用，可是不要把我们看得太不像样子了。（热烈鼓掌）这是旧社会的看法。党和政府关心农民，采取了很多措施，培养和提高了我们。我们那里也有专家。看起来养几千只鸡不算什么，那玩艺死起来没治，可是就不死。（掌声）姚恩林说，农村最大的变化，不仅是遇不着要饭的啦，而且鳏寡孤独、老弱残疾都得到了“五保”待遇。所以有人要拆散合作社，“五保”户们说我们找他算账去。现在农村没有扛大活的了，没有卖地的了，没有阶级分化了。我们这么说，写文章的人如果晃脑袋，就一定领他们去看看！（掌声）姚恩林说，关于肃反问题，姚千户乡杀了两个人，一个是警察署署长，后来又当了伪保长。是他先杀人，我们后杀人，他杀过人，我们才杀他。另一个也是这样。这两个人不杀，他们还要杀我们，这两个人不杀，群众也不答应。在唐家屯一个人也没杀，因为他们没杀人。

姚恩林说，张百生说一个社一个乡里代表不了全国。我们说：我们一个乡一个社能办好，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都会办好的！（鼓掌、再鼓掌、再次鼓掌）

张百生、黄振旅在姚恩林发言之后作了一点辩解。说他们所说的“全面冒进”，不是指农业，而是指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全面改造。

在七月三日的争辩会上，沈阳市铁西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工人金宝荣就“全面冒进”一说驳斥张百生和黄振旅。他说在一九四九年沈阳市就出现了第一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现在已有八年历史了。早在一九五四年政府就在三个月内接到占总数五分之一的一万二千名手工业工人组织合作社的要求。当时干部有右倾保守思想，不批准，他们就拿着报纸拉着干部的手去找手工业局长，质问为什么不执行党中央指示。铁西区在合作化高潮以前就有九个黑社。他问道：这能说手工业合作化是冒进吗？他接着说：有一个一百零三个人的社，开初只有十二元资金，但是现在有四万五千元了。还有一个一百五十三个人的社，开办时买两元钱纸得向人家借，但是现在却有了十六万元资金。全区百分之九十六的社员比合作化前增加了收入。四十九个社中已有四十三个社实行了公费医疗，一个患肺病的社员治好病花了一千六百元，他感动地说：若不是合作化，他生命和他一家人的生活就得垮台。直到现在还有人在千山、汤岗子等疗养院休养。合作化不仅使社员经济生活上升，也促进了他们文化的提高，三千四百人当中，如今有一千多人进了文化学校。手工业工人们知道，这种生活是共产党给他们的，因此，当他们听说张、黄要“取消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时，怒火冲天，表示坚决不答应。

农民、手工业工人发言以后，张百生、黄振旅仍不承认错误，说姚千户乡不能代表全国农村情况。七月五日，从张百生的家乡辽阳县安平区四方台、旭家沟、石桥子乡的农民代表从一百多里外赶来参加争辩会。

四方台曙明合作社的主任王惠龄说：我就是张百生一口咬住“冒进”的四方台人，今天社员一定要我来跟他辩论辩论。他说，我们合作社一百七十多户农民，除了几户以外，都是欢欣鼓舞、自觉自愿地参加合作社的。只有几户我们没有强迫、但也不是真心自愿入社的。那就是：张百生的姐夫，他原是富农，家里有胶皮车，后来看到人家都入社了，雇人雇不着了，没有办法才要求入社，入社前还把胶皮车卖了。另一家是张百生的舅舅张振洲，是伪保长、反革命分子，当年耀武扬威，曾被判处劳动改造一年，他当然不愿入社。再有就是张百生的表兄张右明，富农、反革命分子，曾被判处劳动改造三年，这样的人自然也不大愿意入社。张右明常常夸张百生，双手翘着大拇指说：“张百生这小子真这个，竟敢整党中央和毛主席！”据报纸报导：“王惠龄揭这些底的时候，台下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张百生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

王惠龄一定要张百生回答两个问题：一、说冒进了有什么根据？这消息是从哪儿来的？二、说合作化冒进，山区不该合作化，代表谁的利益？

王惠龄说，这是代表富农、地主说话，仅仅代表你舅舅、表哥、姐夫这些反革命、富农的亲戚！张百生也真是罪孽深重，祸延他人，他的舅父、表兄、姐夫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牵连，不清楚，但至少是这回又让人提出来数说一顿。

王惠龄还驳斥了张百生说农民生活赶不上合作化前的谬论。他列举事实说：“现在青年穿皮鞋的有五六十个，我也有，今天没穿；穿大衣的有二十多个。如果说生活低，为什么过去没有买，合作化以后才买呢？戴手表的也有三个两个，这是历来就没有的。”

旭家沟乡红星社主任徐文良说：我跟张百生是一个堡子的人，最知根知底。他小时候的事我知道，我小时候的事，他也知道。他说山区就不能办合作社，我现在就讲我们是怎样办起了合作社的。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三号那天召开的入社报名大会，去的人非常多，各各都争先抢报第一名，把玻璃都挤破了。这还不是自愿吗？张百生说山区合作化要慢慢来，我们村就是山区，越是山区越要合作化。合作化后我们南沟栽果树，北沟放蚕，开了三百多亩水田。所以农民一听说你主张“解散合作社”就来火了，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大爷（五保户）跟我说：“主任！是要解散合作社吗？谁说的我找谁，让他养活我！”张百生！群众都认为你是给地主说话，要拿起锄头打你。据报纸报导：张百生最后表示要向人民请罪。 （7月11日《人民日报》）

七月四日，南京大学五千师生员工开会批判《要求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一文的作者刘地生，还请来了南京汽车制配厂十位青年工人代表参加。工人代表黄金水愤怒地谴责刘地生对人民忘恩负义的同时，要求他回答三个问题：一、他要求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他所指的“人民”是那些人？是否是地主、恶霸、还是反革命？二、他要取消学校中的共青团、少先队的组织目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共青团与少先队是党的后备军。他竟狠毒到如此地步，他反对共产党不算数，还要把共产党的后备军搞掉。我们坚决不答应，坚决要你回答这个问题。三、他说中国人民处在苦难之中，请他把事实拿出来？关于工农生活在解放后的提高，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谈清楚，他为什么闭目不看？黄金水最后说，刘地生是人民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他自己的灵魂是如此肮脏，那又如何教育人民呢？因为刘地生的文章里说了“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冒进，大批干部脱离了生产，又不懂企业经营。但他们握有经济的绝对权力，坏的干部就可以凭藉这种权力作威作福。”农民出身的化学系学生胡国有批判他说，我们承认，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大发展，许多干部还不善经营，但可以学得会，这正如刘地生也不是一生下来就会写文章一样。我们也承认，在个别地区有个别坏的干部，但个别不能代表一般，正如刘地生这样的个别“宝贝”不能代表南京大学一样。七十高龄的胡小石教授，以及陈瘦竹、赵俊欣教授等一些人都作了批判发言。

刘地生在会上作了自我批判，一再表示自己写文章动机是“好心”的。引起群众严重不满，条子像雪片一样递向主席台，向他提出责问。党委负责同志最后讲话，表示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一定要坚决、彻底进行到底。 （7月5日《新华日报》）

找来一些工人农民斗争右派分子，在当时是一个常用的办法。像在上海市人代会上斗争孙大雨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据报导：“工人代表卫雪珍、吴良先、胡伟康等对孙大雨的反动言行进行了说理斗争。申太染织厂工人代表王启发说：孙大雨说肃反是‘肃革’，证明孙大雨是完全站在反革命分子的立场上说话。南洋烟厂女工代表卫雪珍等驳斥了孙大雨的‘工人阶级没有知识’、‘不能领导革命’、‘不能领导建设’等谬论。卫雪珍说：我们厂里一部车子两个半工人生产，每年可以为国家创造一百一十六万元的财富，而两个半工人每月只要一百七十元。她责问孙大雨：你每月拿了国家四百六十二元，可买大米三千多斤。两年拿了一万元多块，你到底为人民做了些什么事？有的代表说：人民把孙大雨送到十八层楼上去（孙大雨住的十八层楼的公寓是政府照顾高级知识份子住的），孙大雨却要把中国人民踏到十八层地狱里去，搞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阴谋。孙大雨完全是忘恩负义之徒。孙大雨在代表们的严正驳斥下脸红耳赤，低头不语。代表们要孙大雨再作老实交代。” （8月22日《新华社新闻稿》）这些都是从当时报纸上摘录的。大约是有意作为样板加以推广的吧。

下面再摘录一些事后回忆的场景。丛维熙谈当年北京日报社的情况：

徐钟师是年长我一轮的老编辑了。我和他在一个记者组里共过事。他工作兢兢业业，平日沉默寡言，是报社里最不显山不露水的人。但是他也被揪了出来，被当作挖出来的右派分子。

他走进会场来了，顿时使我吃了一惊：昨天他低头走路时，浓密的头发还披在额角；此时昂首站在被审判席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芦头。老徐不但剃光了头发，还刮净了脸上平日的胡子拉茬。特别吸引我注意的是，他脱去平日皱巴巴的四兜制服，竟然在这样的大会上，穿起中式蜈蚣扣儿的蓝布裤褂。一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神色，溢于须眉之间。全场死寂了几秒钟后，沸腾起来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沉默。

“你是蔑视反右斗争！”

还是沉默。

“打垮徐钟师的猖狂反动气焰！”口号在会场轰鸣起来。

一呼百应，连我们也跟着喊起讨伐之声。

“先整他的态度！”

“叫他低头！”

“这老右派是花岗岩脑袋！”

我的心怦怦乱跳，情不自禁地朝丁紫 （徐钟师之妻） 望去，她面色苍白如纸，嘴唇连连翕动。情绪沸腾的会场，淹没了她的声音。她焦急、尴尬、茫茫然不知所措。

好在因为徐的态度极端恶劣而会议中途夭折。当愤怒的群众高举着拳头高呼“打倒”、“严惩”之类的口号时，徐钟师竟然连连拱手抱拳，微笑，向群众致谢：“感谢各位关照！感谢各位关照！”没有几天，徐钟师被送劳动教养。案由么，据说是同意大右派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态度恶劣至极。（丛维熙《走向混沌》第一部，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

丛维熙还记下了在北京日报社新落成的四楼礼堂开会批判刘宾雁的时候戚学毅跳楼自杀的场景：

斗争刘宾雁那天，正是炎炎夏日，我坐在后排靠窗户的地方，已热汗淋淋。高高个儿大鼻子的刘宾雁，站在被批斗席上不断地抹汗。

粗粗的男低音和尖利的女高音组成的讨伐声，正在大礼堂里回荡之际，突然坐在我前几排座位上的一个男人，离位站起。当我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时，他突然登上四楼窗台，像高台的跳水运动员那样，鱼跃而下。麻线胡同一个挎着篮子买菜的老太太，被突然凌空而坠的庞然大物吓得坐倒在路旁。

会场乱了。楼下乱了。街上乱了。

会议被这突然事件所惊呆。尽管掌握会场的主席，惊愕过后以精辟的语言指出这是反动分子干扰对刘宾雁进行批判的丑恶表演，说了些“物以类聚”“兔死狐悲”之类鼓动战斗情绪的话，但大会会场仍然被戚学毅之死蒙上了一层阴影。

血——我探头往下看时，看见了鲜红的血。

我头脑里总是盘旋着他迈上窗台，纵身跳向漠漠大气的姿态。

我垂下头。我捂上脸。

我不敢走出会场，也不敢再探头下望。但耳朵里倾听的不再是那些义愤的讨伐之词，而在用全部神思倾听楼下街头上的嘈杂声音。

我希望他还活着。我希望他仅仅跌断了双腿。

但是，我听到有人在楼下呼喊：

“这个家伙为右派分子殉葬了！”（同上书，第6-7页）

黄秋耘的回忆录也记述了这事：

在反右派斗争中，自杀的人大概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多，但是也为数不少。例如广州就有一个参加革命多年、在香港《华商报》和东江游击区工作过而且颇有点名气的新闻记者招麦汉从六榕寺的花塔顶上跳下来，当场肝脑涂地。我追悼他的诗中有“血溅阶前色尚殷，一生功罪总难论”两句，现在看来，他什么罪也没有。据当时在颐和园谐趣园的疗养所养病的何礼同志告诉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期间，他每天早上起来散步，常常看到后山歪脖子的老槐树上吊着一两个人，还有一些人是跳湖自杀的，身体插入湖底淤泥中，只有两只脚露出水面。这些殉难者并不全都是“右派分子”，也有些是由于亲人或挚友被划为右派，悲愤填膺，忧郁欲绝，因而走上这条绝路的。北京日报的一位青年记者戚学毅，他自己在反右派斗争中什么问题也没有，没有受到过冲击，只是因为刘宾雁被划为右派，他又不愿意去批斗他、揭发他，就在批判会的现场从高楼上跳了下来。他在临死前几天告诉过韦君宜：“我读过黄秋耘那篇《锈损了灵魂的悲剧》，我可不愿意自己的灵魂受到锈损，带着锈损了的灵魂而活下去是没有意思的！”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说过：“诗行是会血淋淋地杀死人的！”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我那篇一千多字的散文就血淋淋地杀死了一个可爱的青年！ （《黄秋耘文集》第四卷《风雨年华》，第158-159页。）

士可杀不可辱。在反右派斗争中自杀的还有不少人。据蓝翎的《龙卷风》书中说，《人民日报》社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两位副总编辑自杀，那就是杨刚和黄操良。本书前面第十五章已经说过了。

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反右派斗争中自杀的，九月十六日有丁景才 （原为江西省农业厅副厅长兼农科所所长） ，九月十九日有陈友伟 （原为华东师范大学讲师、中国革命史教研组组长） ，十月十日有杨赓 （原为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 。 （据杜光：《中央高级党校的整风反右运动》）

著名电影演员石挥，三月份还应邀赴北京出席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反右派斗争开始，开了他几回斗争会。他就跳黄浦江自杀了。

山西师范学院语文系教授田润霖（1900-1957），字羽翔，山西汾阳人。北京大学毕业。书法家。著有《书法大纲》《书谱研究》等行世。因为他又是中国民主同盟山西省筹备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部长，以打击民盟为首要目标的反右派斗争一开始，他立刻受到了冲击。在太原市的人代会上（他是代表）连续挨了三天批斗，九月十九日晚上开完斗争会以后，和师范学院的代表一同乘车回家，第二天清晨发现他已经悬窗自尽。 （见谢泳《半个世纪前的一份“秘密”档案》，载《同舟共进》2011年第四期）

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不肯跟随爸爸妈妈到台湾去，留了下来。一九五○年香港《大公报》上还刊登了他和父亲划清界线的文章。一九五七年他是唐山铁道学院的讲师，在八月二十九日的《河北日报》上报导了“揭发出右派分子胡思杜”的消息，九月二十一日，他就悬梁自尽了。

湖北省政协副主席耿伯钊（觐文）是老同盟会员，担任过国民政府参军。也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不久就自杀了。

应该指出的是，当年这许多自杀的人，太性急，没有等到写出定案材料就去寻死了。显然都不包括在那已经定案的五十五万右派分子的统计数字之中。如果谁要做右派分子名录，就得把这些提前自杀的人另做一份。

斗争右派分子的会，各行业各系统都在开。一个右派分子有几重身份，就有几个系统去斗争他。例如章伯钧，就得出席民主同盟的斗争会、农工民主党的斗争会和交通部的斗争会；钱伟长就得出席民盟、清华大学和科技界的斗争会等等。九月十一日在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斗争了丁玲、刘王立明、谭惕吾、彭子冈、李健生、浦熙修等人。其实她们早已分别在文艺界、民盟、民革、新闻界、农工民主党和各自所在的单位挨过斗争了。这一次又给加上一个“妇女界右派分子”的名义再斗争一次。这也显出了做一个男人的幸福，因为只有妇联没有男联，一个男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并不会因为他具有男人这种身份而多挨一次斗争。

当年精心组织规模最大的斗争场景是在广东：对右派分子罗翼群的斗争。罗说的农民“接近饿死的边缘”这话，是太犯忌讳了。于是不惜花大力气组织了斗争他的这一幕，安排他到农村去“视察”。下面是《人民日报》这篇报导的摘录：

六月十一日到十六日，罗翼群在兴宁“视察”。他见到农民就先问：粮食够不够吃？油、肉够不够吃？你的脸色为甚么这样黄？甚至面对着体格非常结实的农民也问：你为甚么这样瘦弱？当然，他没有得到使他满意的回答。

罗翼群在回到他的家乡兴宁县龙田乡以前，更先写了几封信给村里的地主分子、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和旧军官，要他们搜集材料。罗翼群到了以后，又立即做了布置，并且串连了一些人开了两次会，专门搜集“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材料。

但是罗翼群从兴宁到平远，到蕉岭，从农村跑到学校，不知走了多少地方，不知碰到多少人，不知费了多少力气，就是找不到“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材料。

他的活动，受到了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和被管制分子一小撮人的喝采。他所到之处，谣言四起，敌人嚣张。有的地主分子编山歌讽刺农民。有人叫嚣“看干部和社员的头几时会掉”。反革命分子造谣：“国民党在汕头登陆了”，“国民党将广州炸滥了”。在罗翼群到过的笃坡乡，更出现了，“打倒共匪”、“农民到饿死边缘，行动起来打倒共匪的时机成熟了”的反动标语。

罗翼群在蕉岭县的五天当中，就已经陷入当地农民、学生、职工的重围之中。二十四日，蕉岭县第二中学教职员和学生就曾当场质问罗翼群：你为什么说广东农民接近饿死的边缘？二十五日，第二中学又派了代表几十人到县城请他参加座谈会，准备继续驳斥他的谬论，但是罗翼群拒绝了。

第二天，第二中学师生、一中老师、一些机关职工，一起与罗翼群举行了五小时的座谈。罗翼群不能为他的谬论开脱，竟又诡称“我说饿死边缘指的是城市并不是农村，指的全国不是指你们这里”。二十八日，蕉岭县城一千多名农民、学生、职工又在文化馆举行座谈会，发言人接连举出事实驳斥罗翼群的谬论。罗翼群理屈词穷，狼狈不堪地说：“在蕉岭没有到饿死的边缘，绝对没有。”一看事情不妙，二十九日清早六点钟，罗翼群便偷偷地离开了蕉岭，溜之大吉了。

六月二十九日上午九点钟，当罗翼群来到梅城镇的消息传出后，梅城镇的居民、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约二千多人，怀着愤怒的心情到他的住所去质问他：“农民接近饿死的边缘的根据何在？”接着，附城、水白、扶大、城东、城西、西阳等乡的农民听到消息后，也派了代表一千多人赶来和罗翼群讲理。罗翼群卸下行装大约有三十分钟，整个旅社的四层楼内和门口、大街上都站满找他辩理的人群。上午十一时左右，在梅县人民电影院，三千多工人、农民、居民、干部，向罗翼群展开争辩。许多人都用切身经历的事实驳斥了罗翼群的谬论。罗翼群不能作答，竟嫁祸于人，说他的“饿死边缘”的谬论是被《南方日报》断章取义弄错了！十二时左右，梅城镇大街小巷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反对右派分子罗翼群”，“拥护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标语。下午三时半，又有约一千名工人、教师在工人文化宫集会，驳斥罗翼群的谬论。

三十日清早，他离开梅县去到兴宁。距离兴宁县城四十里的官田乡的农民，为了当面和罗翼群辩论，预先在公路上等他。当罗翼群乘车到达后，五十多个农民立即包围了他。只是由于兴宁县城的工人代表和城郊农民代表反复向当地农民说明，要赶快把罗翼群送到县城去，农民才放他走开。罗翼群进城到了旅馆门前，又立即被越来越多的群众所包围。经过维持秩序工人的一再劝说，群众才给罗翼群让开路来。

不久，工人和农民的代表进入旅馆访问罗翼群。一个工人代表说：我们这些有汗酸味的人访问你来了！罗翼群回答说：我要休息。

随后有人质问他：现在你被你所说的“接近饿死边缘”的人们包围起来，你有甚么感想？罗翼群竟无耻地否认他说过“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话。

当天下午，兴宁各界人民举行了驳斥罗翼群谬论的座谈会。这个会议原来邀请了一百五十人参加，但在会议进行中，工人、农民越来越多，一直增加到一千五百人。会上发言的工人和农民的代表，用无可辩驳的事实驳斥了罗翼群。

七月一日，兴宁县五万群众集会游行，继续痛斥罗翼群的谬论和他进行的反动活动。当天，有两个群众集会要罗翼群去辩理。但罗一出门，即被群众包围。县人民委员会只好备汽车把罗翼群载到大会会场去，一路上，要靠人民警察的开路，汽车才慢慢地走动。大会结束后，罗翼群刚从台后溜出来，去路就被几万愤怒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连汽车都上不去。大家高呼，要继续和罗翼群辩理，有人恨得想用雨伞柄戳他；罗翼群在民警、工人纠察队保护下进了汽车。汽车开动时，人群还紧紧地围着汽车跑。一路上，沿街店户的商人、店员、小贩也都围上来，痛骂罗翼群。这样，汽车只能在群众的紧紧包围中蜗牛似地开行，从大会会场到县人民委员会虽然只有一里多的路程，却足足开了四十多分钟。

七月二日，罗翼群仍然陷在群众的包围之中。

在兴宁县期间，罗翼群不敢离开人民警察。愤怒的群众，使这个猖狂一时的政客惊慌失措起来。他甚至不敢住在旅馆了，因为每天有大批工人和农民到旅馆中来和他辩理。他向县长要求住到县人民委员会去。他的要求得到了应允。但无论住在那里，罗翼群只要一出门，就有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围上来。没有三、四个警察保护，他便不能离开宿舍一步。他要理发，虽然理发店离开县人民委员会只不过百步之遥，但是已经寸步难行的罗翼群，怎么能平平安安地跨过这段短短的距离，到达理发馆呢？于是只得把理发师请到宿舍来理。

没有为自己的谬论寻到任何根据，又受到群众的反击，罗翼群决定要回广州了。七月五日，他乘车由兴宁出发，但中午车到河源，又被从四面八方到来的群众包围起来，要和他辩理。罗翼群缩在车厢里发抖，被群众簇拥着进了河源县人民委员会。河源县长在群众的要求下，同意组织河源县各界人民代表反右派分子筹委会，同罗翼群辩理。当晚，城乡五千群众冒雨参加了大会，对罗翼群的谬论进行了严厉的斥责。

河源城到广州，中间要经过博罗、增城等地。五日晚，六日早晨，这两县有许多群众准备等待罗翼群说理。在这种形势下，罗翼群如何才能回到广州？河源县向广东省人民委员会请示。省里考虑到广东省、广州市还有更多的人要同罗翼群辩论，又念他年纪大了，便决定派省政协副秘书长乘专车到河源接他回来，并且打电话告诉博罗、增城两县的领导干部，说服群众，不要半路拦车。

六日上午，罗翼群从河源县人民委员会刚出来，又被一百多群众包围，要留下他继续辩论。经过县长一再说服，群众同意他走了，但是在车身上贴满了标语。

车身贴满标语，一定会被群众认出，于是，一出城，马上就用水把标语刷洗干净。同时，车上准备了麻袋，让罗翼群躺在车后放行李的地方，告诉他一看到群众，就把身体用麻袋遮起来。看来，罗翼群是衷心地感激政协副秘书长的安排的。他安静地躺下来，用两条麻袋遮好肚子和两腿，两只手警惕地捏着麻袋边，只要看到人群和村庄，他立刻用麻袋把自己盖严。

汽车以每小时八十里的速度向广州开进。快到增城的时候，在一个村庄旁边竖着一块门板，上面写着“质问罗翼群”五个大字。还聚集着一些人用怀疑的眼光注视着这辆急驶的车子。罗翼群发现了，连连求人告诉司机，继续加快速度。罗翼群说在这附近的一个镇子上绝不能停车，不然，他认为增城肯定过不去。问他为什么？他答道：这个镇上有兴宁的许多商人，他们能认出我来。车子进入增城时，车上的人都捏着一把汗。因为满街都是质问罗翼群的群众。这辆时速已经超过四十公里的车子，引起了大家的怀疑和注意，有些人探头看着坐在车子里的人，显然是在找寻车上是不是坐着他们久等的罗翼群，可是，车子开得这样快，罗翼群又被麻袋盖得那样严，群众怎么能发现呢？就这样，罗翼群终于在周密的保护下混过了沿途群众的耳目。虽然是十分狼狈，但他却平安地回到了广州，结束了他这一次不平常的“视察”。（7月13日《人民日报》）

这一场演出前后历时二十余日，经过兴宁、平远、蕉岭、梅县、河源、博罗、增城七个县和一些集镇，每个城镇都动员了成千上万的群众，七月一日兴宁县就有五万人集会游行，在河源县，冒雨前来的有五千人，而且组织得如此井井有条，显出了很高的领导水平。想来只有省一级的领导人才能编导这样一场演出吧。罗翼群受到这样高规格的待遇也说明了对他身份的重视。当年孙中山大元帅开府广州，任命他为大本营军需总局局长、广东全省筹饷总局总办，为孙中山筹措军费出力不少，颇得孙倚重。后来做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一九四九年九月在香港签名参加通电起义，做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中央委员、广东省参事室的副主任。大约平日以天下之大老自居，说话也肆无忌惮，也活该被捉弄一回吧。

当年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杜导正后来回忆说：反右派运动中，广东有个民主人士，老同盟会员，叫罗翼群。一九五七年夏，他去粤东，到处讲话，骂共产党，说中国农民到了饿死的边缘。他在前面走，我带着个记者后面跟着，他一讲话，我俩就写文章批判他，发在《南方日报》上连篇累牍，有三四个整版。后来罗翼群被押回广州，一路上，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批斗他，他怕被整死，躲在汽车后排的麻包底下，我就写了一篇《麻包底下》。这篇文章夹叙夹议，写得很挖苦。现在看，罗翼群先生那么咒骂共产党是很错误的，但我那么给他上纲上线，整他写他挖苦他也是很“左”的、很错的。以后这一位对民主主义革命做过贡献但也有错误的老同盟会员被划成极右分子，处境很惨，这些我都是有责任的，我感到内疚。（杜导正：《我是怎样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见《纵横》2004年第四期）

虽然经过这样大规模的斗争，罗翼群可并不认错。吴开斌的《另类人生二十年》一书中记下了他和罗的谈话：还有一次，他说民革中央派朱学范、朱蕴山来找他（罗是民革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劝他努力争取摘帽云云。我问罗老有何表示，他说只对两老远道而来表示感谢，摘帽云云未置可否。他说广东省曾组织民主人士去海南岛参观访问，也请了他，他未去。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他说上面的意思是想他参观以后，回来写一两首诗歌颂海南建设新面貌，这样有关部门可以此为据，提出为他摘帽。他说他不想这样做，摘帽的前提是认错或转一个弯认错。我估计罗老并不认为自己有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什么错？ （中国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

从这件事情也可见罗翼群的骨气。可是他的结局很是悲惨，文化大革命中，于一九六七年九月被折磨至死。<

斗争会大同小异，也有别出心裁花样翻新的，但水平不会超过捉弄罗翼群这一幕，就不多说了。这里只说一件事，就是利用右派分子所写的“密信”作为斗争的武器。

这里得解释一下名词：何谓“密信”？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按照这个规定，除了原来写的就是公开信、或事后写信或收信的一方有意公开发表的信函，都是“密信”，而且这秘密是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在反右派斗争中宣称一些信函是“密信”，意思就是强调它是诡秘的，有着不可告人的黑幕的。像斗争罗隆基，就把他一些私人间的通信作为材料。七月二日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正是《人民日报》七一社论提出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一条线之后，浦熙修在会上念了罗隆基给她一封信的一些片断：

我十分希望他们能够团结，能够把文汇报搞好，这事值得他们努力，我绝对站在帮忙的地位。

表面上我总是一股子劲，谁又知道我心窝里的矛盾呢？逢人都说我积极，只有我自己知道，这“积极”与“创造”是不相干的。

我以为所有跑龙套人都换换班，那就谢天谢地。像我这样无事忙，绝对没有时间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真不甘心。

找不到别的证据，只好用这些来坐实《人民日报》社论的论断吧。为了证明这确实是反对共产党的证据，报纸在“跑龙套人”后面用括弧加注“指共产党的领导人”。不知道这注解是浦熙修加的还是报社的记者编辑加的。任何一个知道京剧中所谓“跑龙套”是什么意思的人都明白，这是指舞台上最无足轻重的角色。罗是把自己的冷官位置比做跑龙套，并且对此表示厌倦，希望能换换班，让别人来跑龙套，留点时间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他这话当然反映了一种消极情绪和不很愿意合作的态度，但是作为反共的罪证分量还嫌不足，所以一定要以括弧加住，似乎他在主张共产党换班。这一例又说明：要以“密信”作武器，常常必须加以曲解。

九月三日《光明日报》以《罗隆基反共集团的一批密信》为题，刊出了民盟中常委萨空了在民盟中央整风座谈上的发言摘要，摘录了罗隆基与潘大逵、赵文璧、范朴斋、彭文应等人的来往信件。

二十一、一次伟大胜利的大会

在反右派斗争高潮中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又把斗争推到新的高潮。七月十五日会议闭幕，《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题目就是《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社论这样描写了这次会议：

从大会的各项报告到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一直充满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革命精神。代表们用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驳斥了右派分子散布的错误言论，证明中国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论在大会发言中和小组讨论中，代表们（除极少数右派分子以外）都表现了对右派分子的极端愤慨，表现了对共产党的路线政策和对国家的根本制度的热烈拥护。代表们还揭露了许多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他们的义正词严的责问，迫使代表中的右派分子不能不低头认罪。这是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对这次会议确切的、概括的说明。

曾经在报纸上公布：已经决定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六月三日在北京召开，要求所有代表在五月三十日以前报到。过了一个星期，报纸上又公布了会议改期举行的决议，改为六月二十日召集，推迟了十七天，没有说明改期的原因。

改期的原因也许不止一个。但显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要等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修订本正式公布之后再开会。最初决定的六月三日，是无论如何来不及了，只好推迟会期。曾经准备在六月十五日左右在报上公布这个文件，因此就决定改二十日为召集的日期。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文件终于在十九日见报的缘故：不能更早，也不能更迟了。

二十日至二十五日这几天是预备会议。据新华社报导：“预备会议期间，各代表组将讨论毛泽东主席今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并对预决算和年度计划等问题进行座谈。”跟三月间举行的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不同，那一次是从与会者列席最高国务会议直接聆听毛的这篇讲话开始的；也同三月间举行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那样聆听毛的讲话录音不同，这一次可没有录音听了，他们只是阅读刚刚公布的已经同录音有了许多不同的文本。代表们就根据这个文本，特别是其中新添加的六条政治标准，发出对右派分子的批判。

预备会议的小组座谈中，反右派的气氛已经相当浓烈了。代表中的工农业劳动模范都斥责了右派分子，一些知识份子身份的代表也斥责右派分子。湖南省代表、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说，右派把中共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误解为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长期共存下去的想法。他说，那些忘记了社会主义，企图把资产阶级思想巩固下来，甚至要恢复资本主义的人，他们是大错而特错了。 （6月22日《人民日报》）预备会议期间，许多小组代表批判了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龙云、黄绍竑、储安平等人。费孝通在江苏代表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台湾报纸利用了他的《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一文，这说明了他的立场和思想感情都是有问题的。他说，他已经向右跑了，他感到很危险，要转变过来。 （6月23日《人民日报》） 山东省代表、北京大学副校长江隆基谈到他们学校的一些情况，他说，有小部分学生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以及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谩骂老教授“愚蠢”、“无知”，甚至制造谣言，向外校和其他城市的大学散布反动言论，校内校外的右派分子相互呼应，相互影响，这就值得我们严重注意。 （6月23日《人民日报》）

几天预备会议之后，二十六日会议正式开幕，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这个从头到尾贯串了反右派精神的报告后来没有编入《周恩来选集》，这里只能据当时报纸引用。周在报告中说：现在有些右派分子藉口帮助共产党整风，发出了许多破坏性的言论，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向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的。他们从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出发来攻击我们的国家制度；他们诬蔑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根源，他们企图用否定成绩、夸大缺点的方法来诋毁我们的国家制度。他们企图在我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外，另外成立某种国家权力机关，例如所谓“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之类，他们的目的不外是想使我们的国家政权离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

这是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报告中还有：有人主张或者赞成把股息延长到二十年，有人想要把二十年的股息一次付清，有人说股息不是剥削，仅仅是“不劳而获”，说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已经没有本质的差别，甚至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这是批判章乃器以及李康年等人的。章乃器表示过对于“脱胎换骨”这提法的反感，周恩来问：资产阶级得到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又有什么不好呢？报告还说：

有些右派分子把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说成是什么“党天下”，这完全是恶意的诽谤。

这是批判储安平的。报告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在颁布宪法前后，已经制定了许多重要的法律”，“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完全无法可循’”，这是批判杨兆龙等人的。

报告中说，“有人认为统购统销糟透了，这是直接攻击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是批判彭一湖等人的。不久以后制订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把统购统销列为不容反对的基本政策之一，谁反对了谁是右派分子。

对于一些最普遍的右派论点，这篇报告都做了反驳，例如外行不能能导内行，报告是这样反驳的：

如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说法意味着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行，这不仅否定了政治对于科学的领导，而且实际上也否定了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因为学术上的专业是分门别类的，而世界上同时精通各种科学专业的科学领导干部是不存在的。

作为一种抽象的论辩，这应该说很是高明。只是回避了一点：这问题为什么提得这样普遍？是不是因为共产党内专业人才不足，就把相当大数量一批并不称职的党员摆在领导岗位上去了呢？一定要把内行摆在被领导的地位，把外行摆在领导的地位，不过是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为外行领导辩护，就是为宗派主义辩护。

发言的代表都表示拥护周恩来的报告，声讨可恶的右派分子。湖南省代表舒新城在小组讨论中说，这个报告对右派分子击中了要害，驳斥得有力。他说，当初他听到“党天下”的说法和“定息不是剥削”的谬论时，只感到他们的话荒谬，连常识问题都不懂，没有想到这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重大问题。他认为知识份子必须认真改造自己，只有有了劳动人民的感情，才有勇气站出来和右派分子作斗争。 （6月28日《人民日报》） 江苏省代表小组的郑振铎和王绍鏊都说，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宪法规定的。右派分子不是不懂宪法，而是别有用心。 （6月28日《人民日报》）文化部长沈雁冰在大会发言中说，正像周总理所说的，如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意味着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行，就不但否定了政治领导，也否定了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人们当能记得，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沈雁冰以文化部的情况为例说到外行领导内行这问题，真是说得又痛切又生动。两个月过去，他的见解大有提高。在这篇大会发言中，他又是以文化工作为例，说，看目前的事实，决不能说所有负责文化工作的领导干部都是外行。而且“内行”和“外行”也是相对的、可变的。有些同志即使过去是外行，现在却已经或者正在变成内行，或者经过学习以后可以变成内行。 （7月14日《人民日报》）

周恩来的报告中说：“右派分子还攻击我们的选举制度。他们认为，只有像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才是最民主的。”周恩来批驳了这种意见，他说，在我们这里，“选举制度首先是要保障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同时又照顾在全国人口中占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使他们在国家权力机关中也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周恩来的这个论点也在代表中得到了回应。辽宁省代表、劳动模范施玉海在小组讨论中说，右派分子说我们国家不民主，如果不民主，我们这些劳动人民能在这里开会讨论国家大事吗？北京市代表小组讨论时，老舍、乐松生和张友渔等代表也都表示，我国的选举是真正的民主选举，主要体现在选举时都经各民主党派反复协商，又在选民中充分酝酿，保证各阶层各民族都有代表当选。他们说，不然，像章伯钧、罗隆基和章乃器等人是很难当选为人民代表的。 （6月30日《人民日报》）

这议论很精彩：既宣扬了现行选举制度的优越性，又调侃了不识相的右派分子。稍有一点自相矛盾之处的是，一定要把选民所厌弃的章伯钧、罗隆基和章乃器等辈选出来，是不是也算是对选民的意志不够尊重呢？

周恩来的报告中还说：“现在还有人企图抹杀苏联对我国真诚援助的巨大意义，这显然是在有意挑拨中苏友谊，破坏国际团结，从而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说的是龙云在人大常委会讨论国家决算预算时发表的反苏言论。龙云这些意见，当时在人大常委会上就遭到了批评。现在国务院总理在向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出批评。在这次人代大会上，好些代表都在大会小会上批判龙云。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在云南省代表小组讨论中说，苏联对我们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真诚无私的帮助，苏联和中国都在进行建设，我们不能损人利己。假如采取“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的态度，还能算朋友吗？假如削弱了苏联，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我们自己的削弱。关于苏联军队解放东北时运走一些机器的问题，梅益认为苏军当时这样做是必要的，当时国民党正在进攻东北，苏联运走的机器多是军火工厂的装备，龙云是不是主张把这些军火厂留给国民党政权制造枪炮来屠杀人民呢？ （7月2日《人民日报》）

梅益的出发点是党派的利益高于国家民族的利益，这也正是这次反右派斗争的出发点，他在此时此地说这些话，是很合时宜的。至于他说运走的多是军火工厂的装备，那恐怕是他不怎么了解情况。据夏衍说，“苏军运走了所有日伪留下来的工业设备，则是连塔斯社也不能否认的。”夏衍还谈到当时这事引起上海的一次群众示威，说，“这一次苏联对盟友的掠夺行径，却给了国民党以一个反苏反共的机会。说实话，即使在当时，我们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 （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559页。） 夏衍说的是“所有”，即无所选择，梅益说多是军火工厂，即有所选择；夏衍说，塔斯社不能否认，梅益却能否认；夏衍心情矛盾，梅益心情不矛盾。这就是说，梅益的态度不但与右派分子龙云不同，也与未划右派的夏衍不同。

关于这一历史事件，这里顺便提供一项资料。在《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一卷里（第390-411页），有一份美国国务院一九四八年十月八日的《苏联从满洲拆运日本工业设备的质询报告》 （档案号ORE 4727） ，这一份三万多字的报告详细记载了苏联从中国东北哪些城市哪些工厂拆走了哪些设备，又经过海运或者陆运运到苏联哪一个城市。可见这是一场真正的洗劫。

现在从这份材料中摘录一点，以见一斑：苏联到目前为止运走的大部分设备是发电机、变压器和电动机。奉天 （引者注：今沈阳） 的兵工厂也被拆卸。其他类型的设备也在质询报告中反复被提及，主要是通讯设备、采矿机械，以及一些用于伐木、纺织、造纸、化工、炼油、重型运载和机器制造修理的设备。最常提及的机械设备就是车床和磨粉机。质询报告也证实了波利报告中的如下两点：（1）拆运对满洲经济的损害超过了拆运设备的实际价值，因为许多有价值的辅助设备的移除以及动力和运输系统的毁坏，导致残留的设备也都不能使用。（2）苏联人明显拆走了最新的和最好的设备。

大约六千工人工作三个月将抚顺和哈尔滨之间的铁轨加宽，以便将设备用铁路运往西伯利亚。

苏军拆卸了满洲大约百分之七十的蒸汽机车和车厢。 （第392页）

仅仅看了这片断的材料，也就可以判断论辩双方谁是谁非了。

现在再回到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场上。在河北省代表小组会上，王芸生说，去苏联访问，龙云是参加的，每一个去访问的代表都受到很大的教育。但是龙云没有受到教育。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一边倒”，我们都知道中苏两国的友谊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的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能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和成就，这难道不明白吗？ （7月2日《人民日报》）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秘书长钱俊瑞在大会作了书面发言，批判罗隆基、章伯钧和龙云的反苏立场，特别着重批判龙云，说他“放肆地挑拨中苏关系”。钱俊瑞说，龙云先生，你参加多少次的人大会议、人大常务会议、政协会议、最高国务会议，以及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座谈会，你难道连苏联对我们的贷款是帮助我国的建设，利率很低，甚至没有利息，这一点还不知道么？苏军帮助我们解放东北时，美国正帮助蒋介石大举空运军队到东北，要使东北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那些工业装备如果不搬走，不是直接地帮助了美蒋，大大地阻碍全国的解放么？而且，你难道不知道，解放以来，苏联政府供给我们的工业装备，不论在数量上和技术上，不知要超过那些旧有的装备多少倍么？

在这篇书面发言中，钱俊瑞赞颂苏联说，苏联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穷困，人民享有最大的自由，经济文化可以有计划地顺畅地发展。它以平等对待各国人民、各个民族，他扶助弱小民族和被压迫者。具体到中苏关系，钱俊瑞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第一个承认我国。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就和我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此苏联就开始了对我国长期的、全面的、无私的援助。苏联政府给我国以低利和无利贷款，帮助我国恢复和发展经济；支援我们抗美援朝；派遣大批专家和通过技术合作来帮助我们建设。发展贸易，使美国对我国的禁运政策破产。从一九五三年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后，苏联曾先后决定帮助我国新建和改建对我国工业化有决定意义的一百五十六项重要企业，他们帮助我国建设大规模的水库和长江大铁桥一类的大工程，帮助我们作黄河和长江的水利规划。去年苏联派遣优秀的科学家，帮同我国科学家作出十二年科学发展的规划，为我国建立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我国派遣几千留学生到苏联，帮助我们培养大批专家，等等。苏联政府和人民长时期来对我国的革命和建设这样真诚无私的帮助，真像天一般大，难道右派分子果真是一手遮天么？ （7月16日《人民日报》）

钱俊瑞没有料想到的是，这些派遣专家等等事情，会要有始无终。如果他不把话说得这么具体，少说几个项目，就要更好些。

这些批评不知道是不是真能叫龙云心服，反正是他先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后来又到大会上去作了检讨，承认他当初发言的动机虽然自以为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实际的客观效果却是反苏、反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的。（7月14日《人民日报》）

龙云的最大不幸，是在一九六二年就死了，没有能看到一九六四年出现的一些文件。例如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其中说：“我们不能不指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无偿的，并且主要是通过贸易的形式进行的。……还应该提到，我们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起国际市场价格来说，是贵得多的。……至于对中国的贷款，必须指出，其中的最大部分，是我国用来从苏联购进军事物资的。这些军事物资的大部分，都已使用和消耗于抗美援朝战争中。……长期以来，我们每年都在为苏联的这些贷款偿付本息，它占去我国对苏联出口的一个相当份额。这就是说，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向中国提供的军事物资，也不是无偿援助。”龙云泉下有知，当会从这里得到一点宽慰，可以暝目了吧。

人代会进行期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会上反右派斗争的气氛进一步升温升级。社论中第一次出现了“章罗同盟”这个提法。一时间章伯钧，罗隆基，中国民主同盟，以及同时被社论点名的农工民主党，成了众矢之的，受到最大的压力。

前面已经说过，这篇社论里的“章罗同盟”一词，是“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缩写。这里的“同盟”二字对民盟的压力太大，所以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在大会发言就悄悄的改为“联盟”了。他发言的题目就是《章罗联盟的透视》，似乎只是这两个人的事。

胡愈之从章罗二人的政治历史谈起。抗日战争以前，抗日战争之中，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说他们在政治上一直走中间路线，七分反蒋三分反共，或者六分反蒋四分反共。他们梦想着要按照资本主义的型式来改造中国社会。

据胡愈之说，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内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很多人说资本主义不好，事实上资本主义也还有生命力。为什么有生命力，就因为有多党制度，有民主制度，有上下院，有在朝党和在野党。资本主义的办法是：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就有生命力。”“社会主义民主还要发展变化，现在正在继续变化。形势还要变，我们大家的责任很重大。”胡愈之给作了注释：章伯钧所谓“变”就是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所谓“责任”就是要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进攻，夺取党的领导权，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胡愈之悄悄地把毛泽东提出的章罗同盟一词改为章罗联盟，但是他明白，而且知道别人也明白，“章罗两人是有矛盾的”，为了把这两个有矛盾的人说成联盟，得找出一个说法。胡愈之的说法是：要干这样的一件大事，——就是前面说的向共产党进攻、夺取领导权、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大事——就得要一个强大的队伍，于是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联盟就结合起来了。 （7月11日《人民日报》）民盟初创时以自己的住所特园供给民盟作为活动场所的鲜英，大会发言的题目就是《斥民盟败类章伯钧罗隆基》，斥责之中也说到了一些掌故，他说，他们彼此之间更是水火不相容，罗骂章是马路政客，章骂罗是右派分子，各搞小集团，互相诋毁，那时使故张澜主席最感头痛的就是他们两个。（7月14日《人民日报》）

民盟北京市主任委员吴晗的大会发言也是讲这件事。有意思的是他没有采用章罗联盟这个说法，还是说的章罗同盟。这大约是因为他发言比胡愈之要早几天吧。吴晗说，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共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妄想钻帮助党整风的空子，夺取党的领导权，把今日人民的天下，变为章罗同盟的天下。章罗怎样从不和变成同盟的关系，吴晗说，章罗两人原来是两个把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互不相下。过去，他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盟内争地位，争各自党羽的安排，建国以来，章罗在民盟中央，除了闹人事纠纷以外，从来也没有想到要替人民办点好事。突然一年多以前，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在世界各国反共高潮之后，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提出之后，他们对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的估计，以为要变天了，共产党站不长了，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了。章罗两个多年冤家突然变成章罗同盟了。（7月7日《人民日报》）

这里吴晗说的很对，这两人是多年的冤家，所以这“章罗同盟”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着眼于这两人的私交。提出“章罗同盟”一说的背景，吴晗又说对了。正是苏共二十大之后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到今天，特别是整风鸣放中出现的形势，才有必要提出“章罗同盟”这个说法来。吴晗的这篇大会发言，在控诉章罗的时候也为自己作了一点表白，他说：北京的盟组织一向坚持盟的各级组织必须接受同级党的领导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章罗在表面上敷衍，在实际行动上恰好相反。他们异口同声，多年来恶意攻击北京盟组织，虽然我们一贯执行盟中央的指示，但是却因为不接受他们阴谋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指示，就说我们“只听中共北京市委的话”，不听他们的话，说民盟市委反领导，无组织，无纪律，是独立王国。说我们接受党的领导，“腰斩民盟”。吴晗在这里表白了他对共产党的一片忠爱之心。这“腰斩”二字，毛泽东听进去了，记住了，后来还引用了。他要的正是吴晗说的这种做法。

对章罗的批判，在大会小会上都热烈进行。甘肃省代表杨子恒说，今年有一次他到北京，就听章伯钧说过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北京市代表华罗庚说，他听章伯钧说过，马列主义不值得学，学了也只是增加些教条，还不如学学《曾国藩家书》。江苏省代表史良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章伯钧经常说，你看，三年之内（有时说二年之内或一年之内）中国一定要有变化。 （7月4日《人民日报》）

安徽省代表周新民还揭露了这样一件事：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间，青年党和章伯钧等以第三势力方面的名义写信给蒋介石，说假如与中共和谈不能达成协定，即希望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在他们写信给蒋介石的当天上午，第三势力的代表见到了当时中共代表周恩来，但他们没有向周恩来谈到他们写信给蒋介石的事情。周新民说，章伯钧就是以这种两面手法欺骗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党一起进行破坏旧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 （7月3日《人民日报》）

关于写信给蒋介石这件事，周新民说的与事实有一点出入。第三方面为建议国大延期一个月继续和谈写给蒋介石的这封信，后来叶笃义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离开交通银行 （引者注：当时第三方面人士经常碰头的地方，那封信就是在这里讨论定稿的。） 后，立刻到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告知此事。当他们得悉此事可能是一个大圈套之后，便立刻找到莫德惠，在已经签好名的信件上把自己的名字涂掉了。”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39页。） 只是这时叶笃义也已经是右派分子，他不可能来澄清事实了。

章伯钧罗隆基之外，章乃器也是在会上遭到集中批判的一个。山西河北安徽湖南等省工商联的主任委员宋子纯、吴韫山、潘锷鏱、向德，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孙起孟，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孙晓村，济南市副市长、工商业者张东木，工商业者朱继圣等都发言批判了他。这些发言只不过是重复报纸上的批判文章，并无新内容，目的不外造成声势。

更大的声势来自工农兵代表所作的表示态度的发言。

辽宁省七位农业劳动模范联合发言的题目是《右派小丑们太不自量力了》，说右派分子硬要把自己装成代表农民利益的样子，好像他比共产党还关心农民。那么请问：打倒封建统治，分给农民土地是你领导的吗？搞合作化运动是你领导的吗？ （7月4日《人民日报》）十九位来自军队的代表联合发言的题目是《人民的子弟兵，永远忠于人民》，其中说，资产阶级右派的先生们，难道这些烈士用鲜血结成的胜利果实能够让你们篡夺吗？不能，绝对不能。你们简直是在白天作梦。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永远是社会主义的卫士，如果有人胆敢破坏我们神圣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将和过去对付一切反革命一样，彻底的打垮它，消灭它。这篇发言中还摘引了一名机关枪射手写给右派分子的信：我敢向你作保证，我是个优等机枪射手，到时候我一定会对准那些反党、反人民、破坏社会主义的家伙，不高不低，不左不右，准准确确地打中他那聪明而又糊涂的脑袋瓜。 （7月11日《人民日报》） 不要把这看作虚声恫吓，后来真有一些右派分子的脑袋瓜吃了枪子。

来自东北地区工业部门的劳动模范马恒昌、王崇伦、孟泰等十六位代表联合发言的题目是《我们工人天生和共产党一个根子》，说右派分子的言论激起了全体工友的愤怒。他们想要请右派先生们到他们工厂看看，这样也许在他们今后考虑问题，发表言论的时候，会增加点工人的观念。联合发言者还以戏弄的态度说，有些火气暴的工友可能发火，但是我们可以负责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7月14日《人民日报》）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林巧稚、吴英恺、黄家驷、诸福棠等十六位代表联合发言，说，有人认为这几年的医学教育事业没有成绩，说是教学改革改坏了，学习苏联学错了，学生的质量降低了，还有人狂妄的喊叫“党不能领导高等教育”、“党不能领导科学”、“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等，这是完全和事实不符合的，是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意中伤，想把我们的医学教育事业拉回资本主义老路上去。 （7月9日《人民日报》）

来自云南省的十五位少数民族代表，包括傣族、彞族、拉祜族、哈尼族、纳西族、佧佤族、白族、傈傈族、景颇族、回族、苗族和侬族，作了联合发言，批判龙云。 （7月13日《人民日报》）蚁美厚、吴桓兴等十位华侨代表联合发言，说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龙云、黄绍竑、陈铭枢等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破坏中苏团结的罪恶活动，引起了我们无比的愤恨。 （7月13日《人民日报》）

这些各行各业各界的人大代表的联合发言，当然使会场上反右派的气氛更浓，声势更大，可是更有分量的批判还是要由更有身份的人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宣传部长陆定一以《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根本分歧》为题发言，说是有四个根本分歧，那就是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工人阶级领导、要不要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要不要联合苏联。陆定一说，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在这些根本问题上进行斗争，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一九五三年，就有人发表所谓“工人与农民的生活，是九天九地之差”的谬论，来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说的是梁漱溟，尽管他这一回并没有参与章罗同盟的猖狂进攻，陆定一还是没有忘记他，似乎还要把他算是右派的先驱者。

陆定一一点也没有低估他的批判对象。他说，这些右派分子是不可轻视的，他们有财产，有知识，有一定的管理和组织的能力，同国内外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进行政治斗争甚至武装斗争的经验。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右派的主张，就是要我们亡国，就是要我们人头落地。

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批判了右派的论点，却并没有点出右派分子的姓名。陆定一的发言却点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的名。在谈到六月六日章伯钧等同六教授谈话这事，陆定一说，值得注意的是，在六教授中，有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在内，他就是向章伯钧献计，说什么学生问题一触即发的。一个高等教育部的副部长，唯恐学校不乱，究竟居心何在？我们不能不问。 （7月12日《人民日报》）

这次大会最大的胜利，还不是上自总理和宣传部长，下至来自工农兵和各地各界的人大代表众口一词声讨右派，而是大会临近结束的这四五天里，人大代表中的右派分子一个接一个走上讲台声泪俱下地斥责自己。小组会上的自责不用说了，在大会上作了自责的发言的有：

七月十二日

叶笃义：《揭露罗隆基的本来面貌，并检讨我自己的错误》

韩兆鹗：《愧恨交集》

王毅斋：《对我的错误言论的初步检讨》

杨子恒：《揭发章伯钧罗隆基的阴谋并检查他们对我的影响》

七月十三日

毕鸣岐：《我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

费孝通：《向人民伏罪》

黄琪翔：《请求人民的宽恕》

储安平：《向人民投降》

龙云：《思想检讨》

七月十五日

章伯钧：《向人民低头认罪》

罗隆基：《我的初步交代》

章乃器：《我的检讨》

黄绍竑：《我的错误和罪行的检讨》

陈铭枢：《自我检讨》

谭惕吾：《我为什么犯了严重的错误》

张云川：《我恨自己是一个右派分子》

潘大逵：《我承认错误》

李伯球： 《我痛恨自己给章伯钧利用作点火的工具，支持了黄琪翔在农工民主党执行章伯钧的道路》

马哲民：《我要从新做人》

黄药眠：《我的检讨》

宋云彬：《我辜负了人民给我的信任和荣誉》

钱孙卿：《我做了人民的罪人》

曾子说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戴上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就说是人之将死，显然是言重了。但是人们从他们作的检讨中听到的声音，用“其鸣也哀”这话来描写，却是颇为切贴的。

章伯钧说：“我恨自己的丑恶，要把旧的反动的我彻底打垮，不再让他还魂，我要同全国人民一道来参加反右派分子的严肃斗争，包括对我自己的斗争在内。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过去救了我，今天党又重新救我一次，我希望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和教育下，获得新的生命，使我重新回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立场，痛改前非，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罗隆基说：“几年来，我自己政治地位日渐提高，我自己的日常生活极为安定，尽管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但我自问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的野心和阴谋。即令我是一个万分自私自利的人，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这对我没有什么好处。……我没有懂得党的领导的真实意义，我低估了知识份子的进步。因此，我就一贯想讨好知识份子，特别旧知识份子，我以为这样就可以扩大民盟的影响，扩大民盟的组织，提高民盟的地位，能够在国事的决策上取得较多较大的权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我的妄想亦只此而已，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阴谋。”

潘大逵说：“最近我的儿子、侄女（一个是团员、一个是党员）都分别由东北和武汉来信，一面表示惋惜，一面表示愤慨，都说党和人民对我不薄，生活比过去国民党时代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我自己也知道要不是在一九四九年得解放，不但生活不下去，就是性命也难保），真想不到过去参加民主革命的人而今天竟会如此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最近我的两个小儿子（都还在成都读小学）听见说我是右派分子，他们又弄不清这个名词的含义，到处向人家打听，损伤了他们幼小天真的心灵，我想起他们不禁使我非常悲痛。”

黄琪翔说：“自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二十年间，我逃亡，我投蒋，我反蒋，我抗日，行动表现动摇，但思想上没有一时一刻离开共产党，即令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也从来不忍离开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是我始终深信不疑的。解放八年以来，我满足于人民和我自己所得到的一切。如果说我思想上还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我的地位过高，生活过优，而对人民的贡献太少。我有善良的愿望，而决无反共之心；我有爱国的热情，而决无反社会主义，自搞一套的‘雄才大略’。我爱共产党，我爱社会主义；我愿意永远为祖国的富强繁荣事业而奋斗；我愿意永远生活在美丽温暖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可爱的怀抱里。除了一心一意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以外，我还有什么路可走呢？代表们，我是犯了错误的，任何批评，我都接受，特别是对于当前的错误的批评。我只有正视自己的错误，坚决改正错误。只是我犯错误的原因是由于失足而不是由于自愿，因此我有勇气来请求你们，不要遗弃我这曾经迷失道路的浪子 （引者按：黄琪翔此时五十九岁） ，并且请求你们宽恕。最近以来，我的心情沉重难以语言刻画的；我觉得自己受到冤屈，因此我彷徨、悲观、失望、痛苦，我几乎失掉了对于人间一切的信心。我羞愧到不敢在我的亲爱的人：我的年老的母亲、我的贤良的妻子、我的天真活泼的女儿的面前睁开眼睛。我怕他们怀疑我，憎恨我，最后离开我。”

储安平说：“我内心感到无比沉痛，感到无地自容。每天邮差同志送报纸信件到我门口，我自己都没有脸到门口去拿。上上星期我因病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都不敢说我姓储，深恐医生怀疑我就是那个右派分子储安平。”

这样的发言，有些是由衷的悔恨，有些是违心的自诬。希望以这样的态度求得一点谅解，得到一点宽恕。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的这种努力并没有达到所希冀的目的。后来，该怎么处理的还是怎么处理了。

也有一些右派分子的检讨只不过是为了应付过关，并没有说真心话。像叶笃义，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曾经建议将民盟、民进、农工民主党和九三学社这四个都是以知识份子为工作对象的党派解散，另组一个知识份子的政党。他的这个意见在会上就立刻得到了回应，民进的中央常委严景耀不但表示了赞同，甚至考虑了合并组成的新党的名称，他以为可以叫“社会主义同盟”。关于这件事，叶笃义在检讨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

他不敢提出是周恩来一九四九年说过要将性质相近的民主党派合并的话，只说他自己的发言错了。他是这样说的：关于四个党派合并的意见，这完全是不实际的主观主义想法。四个党派在发展组织上的交叉碰头现象只有通过彼此协商来解决。解散合并是削足适履的想法。各个党派都有他的人事关系和历史渊源。谁也不能强迫他们解散，谁也不能强迫他们合并。叶笃义如此检讨，显然是一种遁词。他这建议当然是大错特错大犯忌讳，但是并不是错在要去强迫谁，事实是不必去强迫就已经有人出来响应了。叶笃义意见的要害之处，是想到现有的民主党派太弱小，太无力，太少发言权，才产生合并的想法的。如果合并成一个统一的独立的知识份子政党，真正成了值得一顾的政治力量，就可以追求更大的发言权，直到要求分享权力，这当然是决不能容许的。他应该明白，软弱无力，正是长期共存的前提。强大了，有力了，共存的前提也就不存在了。事实上，叶笃义严景耀想像过的合并并未实施，仅仅像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那样发展了一阵子，活跃了一阵子，就被认为“党要扩大，政要平权”，就被认为猖狂进攻，必须予以反击了。作检讨的时候，这道理叶笃义应该是想清楚了，对于他的意见错在何处应该是有所认识了，他是故意不说破这一点，想用装一回糊涂的办法来避重就轻吧。

也有右派分子在大会作的检讨中间夹带一点辩解。像罗隆基，也就不肯承认“章罗联盟”一说：

我同章伯钧合作的事件，今天只能交代这些。他是《光明日报》的社长，对《光明日报》的事情，三、四年来我从没有过问过。他是农工民主党的主席，对农工民主党的事情我不可能过问。他在政治上有什么野心，对知识份子有什么野心，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过。对他日常许多言论和主张，例如两院制，以及民主党派发展几百万等等，我不同意，我向高崇民和盟中其他人批评过，但从来没有向他说过。我在政治上有什么野心或愿望，我亦从来未同他谈过。这就是章罗两人一年来的真实关系。我绝不隐瞒，我绝不捏造。现在报纸上和许多人的交代中，都提出“章罗联盟”这样一个名词，都认为这是这次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最高的指挥领导机关，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纲领的中心阴谋机关。今天我不辩解。我同章伯钧合作了的罪过行为，我据实交代。我还要请领导党和全国人民切实调查，认真追究。如果将来发现我同章伯钧的合作行为中我还有故意隐瞒某种阴谋，我愿受我应得的惩处。……我坚决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有真是真非的。不会冤枉任何人的。将来真是真非自然会水落石出的。 （7月16日《人民日报》）

章乃器的检讨发言，第一句就是“我是一个犯错误的人”，能这样认识就好。可是接着的第二句是“我的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这就是说，他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就是在自己划定的这个界限之内，一方面作检讨，一方面作辩解。例如：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并没有说，社会主义必然带来官僚主义。恰恰相反，我认为“只要肃清三害，就成为标准的社会主义的企业、机关”。但某些右派分子已经把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甚至“三害”之间画上了等号，我的说法容易同他们的说法混淆起来。我应该否定我的说法。

更多的是更加正面的辩白。他说：哪能设想，一个在黑暗时代，在敌人千方百计的威逼利诱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党？哪能设想，一个在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在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时候，反而要反社会主义？

章乃器说：

八年来，我的言论和行动同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确毫无相同之处的。……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

在这篇发言中，章乃器还为自己澄清了一件事情，关于恢复救国会的事情。七月一日上海《新闻日报》揭发批判陆诒的时候，陆诒提到他前些时候在北京，同顾执中、王造时等人在全聚德谈起恢复救国会的想法。《新闻日报》的这篇报导中说章乃器也表示要在恢复后的救国会担任职务。章乃器说没有这回事。他说：

居然有人说我参加了章伯钧、罗隆基在全聚德召开的会议，而且答应在他们所策动的未来的反动组织中担任职务。我必须声明，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近两年来，我一共只到过四次全聚德餐馆，都是有关方面宴请外宾的场合。我的行动是众目共见的，是可以调查的。王造时上次来京的时候，我曾和他谈过一次话。当他提到要恢复救国会，征求我的同意的时候，我即一口回绝。我说，第一，我在重庆时就离开了救国会，救国会解散我也没有与闻，今天没有资格主张恢复它；第二，我对民主党派工作没有兴趣，参加了一个民建已经嫌多，屡次想退出，那有心情再搞第二个？第三，我和救国会的某些同志过去合作得不好，今后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那能谈得到什么担任职务呢？

这一次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会议，从小组讨论到大会发言，都充满了反右派的内容。已经划为右派分子的代表愧恨交集地作检讨，不用说了；没有划为（包括此时还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代表慷慨激昂地批判……气氛极为浓烈。

然而，这些只是一眼望去能够看到的现象。当时，代表们（至少，一部分代表）的真实心态究竟是怎样的呢？四川省代表巴金事后回忆说：

在这一届的会上开始了对所谓“右派”的批判，不仅在我们的大会小会上，在会场以外，在各个单位，在整个社会中都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反右”活动。这情况是我们完全没有料想到的，前一段时期，到处都在举行座谈会，邀请大家“大鸣大放”，我们都分别出席了有关的会，发表了意见，各人都写了文章。我到了北京，就感觉到风向改变，严冬逼近，坐卧不安，不知怎样才好。没有想到，我刚在前门饭店住下，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的一位女记者就来找我，要我写一篇“反击右派”的短文。我当然一口答应，我正需要用这种表态文章来保护自己。

她催得急，说是要用电报把文稿发到上海去。反正文章不长，可以摘抄大报上的言论，我当天就写成了，记者拿去，第二天见报，我的心也安定了些。我还记得短文的题目是《中国人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多年的心愿，但文章里的句子则全是别人常用的空话。我当时还不知道“反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是我看见来势凶猛，熟人一个个落网，一个个给点名示众；更奇怪的是那位来找我写“反右”文章的女记者，不久就给揪出来，作为“右派”受到了批判。

在会议期间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一方面感谢“领导”终于没有把我划为右派，让我参加各种“反右”活动，另一方面又觉得左右的界限并不分明，有些人成为反右对象实在冤枉，特别是几个平日跟我往来较多的朋友，他们的见解并不比我更“右”，可是在批判会我不敢出来替他们说一句公道话，而且时时担心让人当场揪出来。（《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595-596页）

恐怕不是只有巴金一人是这样。会场上一千多代表中还有不少也是这样一种心态吧。有的代表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作了批判右派分子的发言（例如前面提到过的四川代表鲜英），可是不久之后自己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而这正是巴金时刻提心吊胆害怕发生的事。

七月八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斗争正在开始深入》描写了另一种景象：有一部分处在中间状态的人们，对于反对右派的斗争还在将信将疑，还在抱着观望态度。他们在心里盘算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有一些人甚至以为：这是不是共产党受不了批评，不想再整风了，因而转移了目标呢？

……对于右派分子的温情主义……竭力原谅右派分子，把右派分子描写成为中间分子，把他们的错误的言论行动描写成为偶然的疏忽、修辞上的夸张、被人利用等等，不愿意同他们分清界限，更不愿意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七月六日南京《新华日报》社论的题目就是《反击右派不能温情主义》。第二天，《人民日报》将这篇摘要转载:

这种对右派分子的温情主义，也就是说对反右派斗争消极的抵触，就是在这如火如荼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也不是没有反映的。并不是所有未划右派的代表都表现了对右派分子的极端愤慨。像叶圣陶的书面发言，标题是《公文写得含糊草率的现象应当改变》，全文三千余字，无一字涉及反右派斗争。就好像毛泽东没有讲过人民内部矛盾，陆定一没有讲过百家争鸣，共产党中央没有宣布过整风，整风并没有变成反右。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小会上的发言他也似乎都没有听到，甚至似乎世上并无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其人一样。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样的书面发言，能不能认为是反映出它的作者对反右派斗争的态度呢？

叶圣陶持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像他多年共事的老友宋云彬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了，他的好儿子叶至诚在江苏正为了“探求者”小集团受到冲击，是不是会划右派还在未定之天。如果这样的人就叫做右派分子，那他就太了解右派分子了。你教他怎么去随声附和批判右派呢？

代表们在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中，江苏省副省长冷遹谈长江下游的整治，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李赋都谈水土保持，水产部部长许德珩谈水产事业，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祝晨谈学制和课程问题、谈地方志工作，他们也都同叶圣陶一样，没一句话跟反右派斗争有关。

朱学范大会发言的题目是《全国职工一定要把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进行到底》，全文五千多字，专讲反右派这一个问题，看来是紧跟形势了。可是他只是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全国职工各方面状况的改善讲起，以反驳右派分子否定成绩的论点，那些已经在报纸上被一驳再驳了的论点。可是，全文没有出现一个右派分子的姓名。不但在全国范围内批判的大右派他没有提，而且，他这位邮电部部长，对邮电部划出来的右派分子也没有提，他压根儿没有提到邮电部反右派的情况。应该说，这正是他更不愿意提的。过去中国劳动协会的战友，他找到邮电部来做劳动工资处处长的周颖，也划成右派分子了。一九四八年在哈尔滨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朱学范作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报告，深情地谈到，国民党特务“将劳协福利社主任周颖同志及干部三十八人拘捕，用美式吉普车押解警察局侦缉队私刑逼供” （见《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第一卷，工人出版社1984年版，第447页。） 的事。有过这些事情，他当然不愿意在此种情况下提到她了。这种避实就虚的声讨文章，是不是反映出了某种不得已呢？ （7月11日《人民日报》）

老科学家梁希的发言，题为《地球离不开太阳，人民离不开共产党》，列举了一连串数字以说明几年来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只在最后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少数知识份子得陇望蜀，贪心不足，要和中国共产党争领导权，……先生休矣！”他只说“少数知识份子”，没有采用“右派分子”这个标准的称呼。 （7月11日《人民日报》）

不采用“右派分子”一词的还不只是梁希一人。宋庆龄在七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表示了对共产党的拥护，对整风运动的拥护，对双百方针的拥护，谴责了“有少数人……要利用这个运动来使我们的新的政治制度和我们的国家基础发生动摇”，甚至提到了“有人倡议‘政治设计院’”，谴责了写匿名信的反动分子，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很符合当时气候的。费解的是她也是没有采用“右派分子”这个当时最为流行的用语，在五千多字的长文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这现象应该怎样解释呢？

事实上，宋庆龄对这场反右派斗争确是“很不理解”。当时她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的人士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做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份子又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转引自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70页）这种对右派分子的温情主义是令人失望的。

七月七日是卢沟桥事变二十周年纪念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两首诗作为纪念。第二首是：右派猖狂蠢动时，温情那许一丝丝！已将率士成公物，竟有么魔倒大旗。毒草必须成粪壤，争鸣方好咏新诗。勿忘二十年前事，起舞中宵共振衣。

右派分子大约就相当二十年前入侵的日本人，当然一丝丝温情主义都是容不得的了。不过，不论是《人民日报》的社论，还是郭沫若的七律，对于肃清温情主义似乎都收效甚微。到了九月份，《人民日报》还在呼吁克服温情主义。这一次出面呼吁的，是对反右派斗争颇为起劲的史良，九月十三日她在民盟全国整风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说，“现在基层还有不少右派分子没有被揪出来。有些人说，别的地方有右派，我们的单位中间不会有右派，用不着进行斗争。这种想法是十分有害的。也有一些人害怕打击右派的面太广，时间拖得太久，主张草率收兵。”她号召：“必须认识，对右派分子姑息宽容，对斗争采取旁观或保留态度，就是右倾思想的表现。我们必须克服右倾思想，克服一切温情主义，积极地勇敢地投到战斗中去” （9月16日《人民日报》） 。

《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批判温情主义，甚至出动郭沫若史良这些名人，或者做诗，或者呼吁，清楚地反映出公众对这场反右派斗争并没有多少热情。这实际上也就是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时揭露出来的数以十万计的右派分子只是《人民日报》宣布的敌人，并不是人民心目中的敌人；而这场反右派斗争只是社会主义的需要，并不是社会的需要。

二十二、战场既在党外，又在党内

反右派斗争，是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的猖狂进攻。按理说，进攻的一方即右派分子是在党外，党内即反击的一方是没有右派分子的。毛泽东的想法却并不是这样。他在六月八日写的宣布反右派斗争开始的那个党内指示中，就说了“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2页） 不久他又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说明了这意思。他七月一日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说：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份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 （同上书，第438页）

六月底，毛泽东出现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开幕式上之后不几天，就在发表他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之后，又启程南下了。先到了济南，再到上海，再到杭州，再到南京，再到青岛。他是去进一步推动反右派斗争，一个重点就是部署党内反右。

七月七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了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人士三十六人，围桌闲话约两小时，翻译家罗稷南问他：“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在反右派斗争白热化的高潮之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意思显然是问鲁迅如果活着，会不会划右派分子，毛泽东回答说：“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见2002年12月5日《南方周末》） 他趁这个机会明确地告诉在场的和不在场的知识份子：即使是鲁迅，也不能保证不划为右派分子，何去何从，你看着办吧。

七月九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这篇以《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为题的讲话就突出地提出了“共产党、青年团里的右派问题”。他说：

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学校的党委、总支里头混进来一些敌人，清华大学党委的委员里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告诉敌人了，这叫做“起义分子”。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44页）

这里说的是清华大学党委常委（上届党委第一书记）、校长助理袁永熙。他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运动领袖，一九三九年入党的共产党员。他的妻子陈琏是陈布雷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他大约是反右派斗争中最早被点名的党内右派分子。

在这篇讲话中，毛还具体提出了在党团员中间要划多少右派的问题。他说，“北京学校的党员大概是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员崩溃得多一点，也许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点。”

毛泽东在杭州，直接指挥了浙江省的反右派斗争。毛死后，以中共浙江省委员会名义发表的纪念文章《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永远指引浙江人民胜利前进》中说：

在反右派斗争中，毛主席亲自指挥我们战斗。右派分子宋云彬，以权威自居，公然同省委分庭抗礼，咒骂党的领导，在报上发表了《这难道不是宗派主义吗？》等毒汁四溅的黑文。毛主席明确指出，这就是右派。毛主席听了省委关于沙、杨、彭、孙问题的汇报，作了许多指示。经党中央批准，给他们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1977年9月8日《浙江日报》）

从这里可以知道：民盟浙江省委副主任委员宋云彬，中共浙江省委内部的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禄，这些浙江省党内外的最大右派，都是毛亲自定下来的。

毛从杭州到了南京，想在这里召开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据当时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说：

当时的情况是，反击右派的高潮过去了，一些开展反右斗争的单位，普遍出现了厌倦情绪。七月上旬，毛主席来南京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和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了解整风、反右情况。由于南京天气太热，会议开到中途停了下来，中央决定移会青岛。毛主席于七月十二日从南京乘专机抵达青岛，并在那里撰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印发到会同志。我们在学习和讨论中，比较突出的感觉是文章对右派的定性又升了级，定为“反动派、反革命”。文章强调反右派斗争“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决不可以草率收兵”。 （江渭清回忆录：《七十年征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0页。）可以推知：假若那时中国已经有了空调设备，也许就不必移会青岛，这次会议就叫南京会议了。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对于这一场反右派斗争的意义，作了这样的估计：

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6页）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同上书，第461页）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同上书，第461页-462）

党内反右，是这次会议的一项重点议程。这篇文章说：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藉以纯洁党团组织。 （同上书，第457页）

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根据这个精神发表社论，这篇题为《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的社论说：有一些好心的同志似乎认为右派分子只有党外才有，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份子的队伍中才有，而在共产党内部是不会有的。可是这个看法不符合事实。

在当前这一场反右派斗争中，社论说：有一部分党员的立场却并不是明确的坚定的，他们在这样严重的斗争中认识模糊，态度软弱；还有极少数的人虽然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却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成了可耻的内应。他们在整风运动中，利用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个别的、局部的缺点、错误，同党外右派分子联成一气，向党实行了内外夹攻。

既然是这样，社论当然要提出：“必须对党内外的右派分子‘一视同仁’地展开斗争”。

九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指示全文是这样的：

随着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各地、各界的深入发展，党内的右派分子也更多地暴露出来了。根据目前的统计，已经发现出来的党内右派分子约有三千余人。党内的右派分子，多数是解放前后入党的，也有不少是一二十年以上党龄的老党员。应该看到，从党内发现出这些右派分子，是这次反右派斗争的很大成绩，这对于我们党的巩固和纯洁，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在中央肯定了右派的性质和对党内右派分子的党籍采取从严的方针之后，他们对于同党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员”，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意把他们划为右派，特别是对于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有的单位甚至因此影响了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和开展。显然，这是完全错误的。

应该指出，在运动中，对于一个党员应否划为右派分子，应该同党外人士应否划为右派分子一样，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对于党龄较老的党员尤其应该如此。但是既然他们的言行同党外的右派分子一样，就没有理由不根据一视同仁的原则，把他们同样地划为右派分子，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必须了解，党内右派分子有着“共产党员”的招牌，有较多的政治资本，因而也就容易欺骗、蒙蔽和影响群众。同时，他们又和党外的右派分子相呼应，相配合，从堡垒内部向党进攻，因而对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这种党内右派分子，他们的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的危害就愈大。因此，对于那些同党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决不应该因为他们是党员而有所宽容，决不应该漏掉真正的党内右派分子。因为这样，不但对于开展反右派斗争是不利的，而且对于纯洁党的队伍和提高党的战斗力，是尤其有害的。

这个《指示》，已经不只是一般地提出党内也要划右派分子，而且明确地将划右派的范围扩大到“有不少是一、二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中去。并且提出：“他们的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的危害就愈大。”

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以《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为题发表社论。社论根据这个《指示》的精神宣称：“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的斗争中，也有一些同志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社论说：“要知道，我们党是一个革命的战斗的组织，不是温情主义的小集团；温情主义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对于我们党只能起腐蚀和瓦解的作用。”反右派斗争的党内战场就这样开辟了。

与党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例如对外贸易部行情研究所欧美研究室主任严文杰。据报载：

（他向党中央提交的长篇意见书中）不仅一般地反对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领导，而且对党的领导和组织形式提出了荒谬的主张。他把党的领导局限于“应是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和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他认为“只有党中央各省（市）党的委员会才能起这个作用，而地委、县委、区乡党委、机关与企业学校党委是不能起这个作用的”，“同时党政各有一套系统，同级政法、监察、团体、企业又听同级党的，造成重复”，这就形成了“以党代政或党政不分”。

他要求省委以下党委和机关、企业、学校党委“不作为起党的领导作用的部门，只是通常党务部门”，“它对国家工作，机关企业事务，对社会人民无任何权力”，“机关企业地方政权只受政府和人民代表会议的领导”。

严文杰认为相当多的中下层党员干部（包括相当于中央局长级干部）不称职，他们是靠党籍吃饭的。他把党的中下层干部丑化为“无知的庸才”。污蔑说：“职位在人之上的人，论起工作，瞠目结舌，甚至胡乱来一场。”“这些人最好的是不起作用，而一般的是起反作用。”另一方面，他认为“我们的业务都掌握在旧人员和青年知识份子手里，这些人又由于历史和家庭社会关系而不能得到提拔”。他说这种情况已达到“使人难忍”的地步。他主张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些中下层党员“拿开”，用包下来的办法，给他们终生生活保证金，再按情况要他们退休和下乡，或担任简单的工作。严文杰把党过去执行的干部政策说成是“德乱才废”。他说，“到中下层‘才’被废弃了，而‘德’往往成了辈数、年资、领导欢心的排队。”只要是党员，级别高，就可得到重用。他认为人事部门的干部农村出身者多，知识水平低，狭窄，有宗派主义思想。他说：“管人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人，不承认别人的知识和才能。”“儿戏别人的前途和名誉”。“党的威信会在此赔光”，“结果很可能弄到个天怒人怨的地步”。

严文杰对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大肆诬蔑。他说：“亲身经历过这些运动的人，想起来就感到心惊肉缩，毛骨悚然。”“一到此时，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怖。”“伤人不谓不深。”“不管什么人，只要领导手指一下，就可以斗的。”“斗争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想想看，在反恶霸斗地主的时候，一个受害的农民起来斗的时候，那些如疯似狂的气势，当以后有一个变化的时候，那些受过伤的人会怎样对付我们！”“我觉得，反会把一些本不一定是反革命的人逼着去反革命。”“不管成绩怎样，这种运动不能再搞了！”“要求政府规定：除非检察院同意，并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一般机关、团体不得开斗争会。”他还公然提出要对领导肃反斗争的同志进行报复，说什么“冤死人者死”，“冤人坐牢者囚”。露骨地表现了他仇视革命的情绪。（7月23日《人民日报》）

这篇报导还说严文杰“对人们阐释领袖著作的文章，他恶毒地诽谤说：‘好似一篇文章足以解决天下一切学说和工作问题。’‘好似当今天下，除此之外就再无学问了。’”又说：“我真不知何必如此？若一个人写了东西，要这么多解说人家才能懂，则本来那个东西便大可休矣！”六月八日以后，严文杰反对《人民日报》反右派的宣传。据这篇报导，他说，“《人民日报》的做法十分拙劣”，“如果说人家粗暴，《人民日报》比人家粗暴得多，厉害百倍”。《人民日报》的标题：《人民没有委托葛佩琦说这样的话》，严文杰说：“这是否经过公民投票了？我看葛佩琦也代表社会上的一部分人。葛佩琦说要杀共产党人并没有说现在就杀啊！如果共产党真不好，为什么不允许别人杀你呢？”这篇报导还说：对外贸易部的黑板报宣布李泰华是右派分子。严文杰即以中国共产党员的名义向黑板报提出强硬抗议，质问这是谁的主意，为什么。当他因此受到攻击的时候，还说，“对不同意的事抗议一下也不可以，我要问成什么世界。”

与党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内的右派分子还应该说到地质部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主任薛毅，六月八日，他向党中央写了一份长达一万四千多字的《改革干部选拔使用制度刍议》的报告，其中有这样一些意见：我认为，我国社会生活中的新形势提出来的新要求，与目前国家的各种领导环节中的干部领导水平之间，与他们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歪风之间不能适应的矛盾。

他说，“不可能希望经过一次整风运动把这一矛盾根本消灭。还需要有另外的方法作为补充。还要通过领导成分的合理更替和调整，以使那些最优秀的分子能不断补充到各种领导岗位上来，进行必要的新陈代谢。”说得直率一点，就是要换人，把“那些领导成员的水平极不称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十分严重而又短期不能得到改进的”领导干部换下来。他以为“在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被教条主义分子所把持的时代，如果仅仅限于要求教条主义分子改造思想，而不进行领导成分的合理更替和调整”是不行的。

他认为：

现行干部选拔使用制度中存在的根本缺陷，在干部的选拔制度方面，“才德兼备”的选拔标准在执行中，常常容易只从资历着眼，形成资历观点。又由于没有规定出走群众路线的具体程序，使干部选拔的权力完全被少数人所掌握，以致神秘化，群众根本不能予以监督。

由于干部选拔上的不合理，也容易产生干部之间的互不服气，互不团结现象以及对领导不满的离心倾向；由于只是少数领导人掌握干部的命运，也常常容易助长某些品质不端的干部专门在领导者面前献媚、钻营等各种歪风发展，甚至形成严重的宗派主义。这些恶果是不胜枚举的。

更值得警惕的是，按照这种本来存在着缺陷的制度来选拔干部已然使上述的恶果不可避免；而且目前还流行着一种不准下级干部对存在着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批评的风气。这样，就常常掩盖了在选拔干部问题上的最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在干部使用制度方面，他认为“最大缺陷是在国家行政机关中，干部的职务没有规定任期，几乎是终身职。尤其在中央发出要干部基本上按现有职务一辈子稳定下来的号召以后，则更使干部的现任职务具有了终身职的性质。”在列举了这样做的种种严重的恶果之后，他提出了改革干部选拔使用制度的基本意见，包括让人民群众通过一定的途径选择称职的干部充任国家各级行政机关的领导职务；并对国家干部实行经常的考核监督；建立评定干部衔级的制度；实行有任期的国家委任制度等等专案。他认为“通过这些制度，人民群众对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干部，行使了一定的选择权力和监督权力。从而也就结束了在选拔干部上缺乏民主程序的局面。这样不仅可以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的感觉；而且可以增强国家行政机关各级领导干部的“人民公仆”的感觉。也正因为如此，在人民群众中以及在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中，民主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必然会更加活跃起来。而民主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活跃所带来的积极因素，则将会是无穷的。”

除这些基本意见外，他还提出来了一个自由选择职业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是我从转业干部的立场上考虑到的。如果实行前面所说的新的干部选拔使用制度，就必然会形成干部之间的竞赛，而要在现任岗位上竞赛，就会使某些转业老干部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由于自己原来的基础不同，在业务方面势必形成以自己之“短”赛人家之“长”，当然非落伍不可。这个问题应怎样解决呢？我认为，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允许人们自由选择职业，让他们在自己所擅长的职业中去展开竞赛。

党和国家在前几年调动一批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转业到工业技术部门领导建设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他们在转业后的新岗位上已经作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完成了很大的历史性使命，其作用是不可抹煞的。但是，今天的情况变化了，各种建设事业日益步入正轨了，人民和国家对于担任这些事业的领导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因而有不少的转业干部日益感到其现有水平与其所任职务的要求不相称了。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我认为可以放手地让比较熟悉业务的人材（包括党内外的新、老专家以及一部份钻懂了业务的转业干部）来领导这些事业，而对那些由于原有的文化基础不足等原因而未能钻懂业务的转业干部，则可以允许他们自行选择其所擅长和所爱好的职业。这样将有利于干部充分发挥其专长和积极性，因而，无论对他们个人或是对国家，将都是有利的。

这个允许自由选择职业的原则，当然不仅适用于转业老干部，而且应适用于由于分配不当而致“用非所学”的其他干部。

为了使人们在选择职业时能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避免比例失调，国家可以将各种职业的职工盈、缺情况以及工资标准等公布于社会。

与“自由选择职业”这一概念相联系的，是国家对干部的分配使用方法上，也应作适当的改善。我认为，在国家分配干部的工作的时候，除应考虑国家的需要以外，还应适当地结合干部的自愿。这样将使干部在工作中能产生更多的兴趣、积极性和创造性。

他的这篇文章还对可能提出的几种反对意见作出了回答。 （据《整风简报》，地质部整风办公室第12期，1957年6月22日编）

有了这篇文章，薛毅就成了地质部的党内右派分子。据新华社报导：“地质部从7月8日开始连续举行座谈会，揭发并痛斥党内右派分子——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主任薛毅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这篇报导说：全国人民开展反右派斗争以后，薛毅又大放毒箭，竭力支持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他把工人阶级保卫社会主义的反击右派的斗争，说成是“以势压人”，是“围剿”，是“言者有罪了”。“对发出错误言论者这样搞，比判几年徒刑还厉害。”他还公然诋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说右派的这些错误言论“如果对社会上已产生了很大影响，那就说明过去宣染的成绩成问题”。他为了替储安平打抱不平，曾彻夜不眠写稿子向人民日报挑战，并恬不知耻地说“我要是领袖的话，我就出来制止人民日报发表反击右派的社论”，“中央应把我这样一个干部作为温度计来测定政治气候”。同时，他还表扬章乃器狡猾抵赖不肯向人民低头是“独立思考”“有骨气”。

座谈会上，人们揭发了薛毅以上的反动言论后，还指出薛毅虽然已经入党十八年，但却一再拒绝党对他的教育改造，从而逐渐蜕化变质。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土改、肃反等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一贯表现右倾，他同情地主，反对进行肃反，为此曾多次受到党的批评和处分。解放以后，他的野心勃勃，总认为党对他是大材小用，对党极为不满。大家指出他必须彻底交代，向人民低头认罪，以免自绝于人民。（1957年7月24日《人民日报》）

在地质部，比薛毅地位更高的党内右派分子，是地质部办公厅主任刘毅。他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参加工作。担任过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等职。据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共地质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刘毅党籍的决定说：在这次党的整风运动初期，刘毅趁社会上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利用党所给他的部领导小组成员和办公厅领导小组长的职务，大肆煽风点火，向党进攻。刘毅一再在群众大会上攻击党组整风没有决心，说党组对整风的认识“有天上地下之别”。向群众煽动“因领导太不自觉，不尖锐、不刻薄、不解决问题”。还说“威是威信，不是威势，几天来大家发言完全证实，大家越来越失望，（领导上）这又有何威信呢？”露骨地打击领导威信。在党员司局长大会上，刘毅更进一步根据自己的反党观点把办公厅放出来的一些丑化、谩骂领导和攻击党组的右派言论和错误言论加以系统化，向党组进行攻击。事后，还在群众大会上夸耀他的发言“震动很大”。

在小组会上，刘毅也不止一次地鼓动“有些同志发言尖锐一些，刻薄一些，我认为没有什么”。他还为有错误言论、右派言论的黑板报辩护说：“那不是谩骂，是反映了大家的愿望”。公开支持攻击领导“不学无术”的谬论，说领导“连这一点都不承认还行！”当其他右派分子攻击领导是经验主义，高唱“不调整领导成分不能改进工作”的滥调时，刘毅还嫌攻击得不够，他认为“这个估计过高”，而是党员副部长“连个主意也没有”。诬蔑“党员副部长是‘有职，有权，无责’，非党员部长 （注：李四光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才入党的。） 是‘有职，无权，有责’”。右派分子薛毅发表反党的《改革干部选拔使用制度的刍议》以后，征求刘毅的意见，刘毅表示部分同意，并以提拔某副部长为例，来支持《刍议》中所谓“选拔干部没有群众路线，标准笼统”的谬论。他还主动找物探局右派分子强尼谈过话，鼓励强尼“鸣放”。

早在学习八大文件的时候，刘毅便有过酝酿改组党组的活动，在这次整风初期他又和某些同志谈部领导需要改组，并说：“这不一定不是和风细雨”。对待肃反的问题上，刘毅是附和肃反对象对党不满的情绪，一再强调党对肃反中被审查的人伤了感情，要党向他们“消除隔阂”。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说“肃反有偏差，有错误，应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来吸取，这些偏差和错误应由部领导负责”，并将此说成和某部长等个别人的作风有关。在支部会议上要肃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作思想准备，使他们感到压力很大。在办公厅两次讨论肃反问题的支部大会上（他是支部书记），吸收非党肃反对象参加，并一再鼓励肃反对象发言。因此，这些人在会上向党进行了猖狂的攻击，否定肃反成绩，诬蔑积极分子，也有少数“积极分子”在会上表现动摇，甚至泄密。刘毅对这些有严重错误的言论不组织批判，正确的意见没有发表，实际上把党的支部大会变成了反党的“控诉会”，变成了肃反对象向党进攻的工具。

办公厅的反右派斗争，在刘毅担任领导小组长期间，实际上只是批判了薛毅的《刍议》，而对右派分子丑化、诬蔑领导的言论，没有组织揭发批判，当领导小组其他成员提出这个问题时，刘毅反说“不要再批判了吧！再批判一次等于把领导又丑化一次”。鸣放初期，办公厅黑板报登出了不少有明显右派性质的言论，刘毅不进行追查。

整风初期，专家工作室有些翻译酝酿闹大民主；鸣放期间，也有不少人发表了右派言论和错误言论，刘毅置若罔闻。在张华同志对此提出意见后，他也只是非正式的和专家工作室主任何栋同志谈了一下，而对何栋同志提出的具体意见又不采纳。在反右倾情绪时，刘毅违背部领导小组和国家机关党委的指示，不听取办公厅领导小组其他成员的意见，提出“不追不批”的错误口号。刘毅在反右派斗争中的错误作法，使办公厅的右派分子漏了网，中间群众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

这个《决定》最后说：“在这次党的整风运动中，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机，他一方面背着党组进行酝酿改组党组的活动，一方面大肆攻击党，丑化领导，煽动和率领右派向党进攻，企图攻垮党组，篡夺领导，实现他个人的政治野心，并利用其领导小组长职权歪曲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使办公厅运动搞得不深不透。以上充分说明，刘毅是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为纯洁党的队伍，决定开除其党籍。” （据《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1959年12月，据《中国反右运动资料库》光碟转引）

地质部的党内右派分子还有地质部教育局第二副局长马冰山，广东省汕头人（其父母侨居柬埔寨王国），一九三八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曾经在冀鲁豫地区当记者，新闻组长，通讯科长，编辑主任。后来南下至大别山任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湖北省委研究室组长，广州市人民政府秘书处长、行政处长、办公厅副主任，教育局长等职。一九五四年调来地质部。据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中共地质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马冰山党籍的决定说他在整风运动中的反动言行事实：

1、 恶毒的攻击党的领导，与储安平一唱一合向党展开猖狂的进攻。以“钻探”的别名，发表了极端反动的“有无党天下”反动大字报，恶毒的污蔑“党天下”是存在的，对上至党员部长下至党员科长进行了谩骂和攻击说：“地质部部长名义上是党外人士、科学家李四光，而实际上是以共产党员何长工等副部长当家作主，而何等既不懂技术又不钻研业务怎能领导地质科学呢！”又进一步污蔑攻击党员的局长、处长、科长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万金油干部”。是“占着厕所不拉屎”，“霸占领导地位”等等。并公然污蔑部党组的领导是“以党代政”，说“他们不懂业务而党又要他们来领导，把好事弄成坏事，在实际工作中以党代政的现象很严重，动不动就是党组如何如何，这不是党天下吗？”。为了正定干校事件，在司局鸣放会上说：“要撤校长的职，就应首先撤你们部长的职”。并提议要非党副部长（民盟盟员）来领导干部工作。在饭厅还散播说：“可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部长。”等等极其恶毒的攻击。

2、 煽风点火，企图发动大民主搞垮党的领导。整风开始时，何副部长在中山公园作整风动员报告后，在回部的路上，马即煽动右派分子于纯仁说：“这个场面很好！你们可以写诗、写小品文、画漫画。”回局后，于纯仁写成书面的东西，中技处部分人欲将该文投报社，马即慷慨激昂的说：“好！我支持你们。”教育局右派分子于纯仁、唐嗣陶提出“民意测验”向党进攻时，马冰山曾动员党员也来参加填表测验。并说：“不参加会脱离群众”。并在其“有无党天下”大字报的标题上提出“再来一次民意测验”，企图煽起大民主搞垮党的领导。

3、 提出了“民主办学”、“文人治校”、“同仁治学”等反动主张。企图以资本主义的文教政策来代替社会主义的文教政策。马冰山在整风开始前，既不经局务会议研究，更不经部党组批准，擅自将“民主办学”作为方针列入了教育局一九五七年的任务中。并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份，当光明日报积极准备向党进攻之际，马冰山又擅自将“民主办学”的反动主张对光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企图在光明日报登载，以便使其反党主张实现。

4、 阴谋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企图在教育局建立独立王国。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既不经局务会议研究、更未经部党组批准，马冰山在教育局所领导的中技校，实行了所谓“视导员分片负责制的单线领导”。并通知各校，凡有关问题直接请示分工的视导员进行解决，各视导员在局长的领导下可以直接指导各中技校的工作等阴谋活动。早在“八大”学习时，马就曾提出“以革命的精神取销处一级机构”。企图以他为首从上到下抓住一些所谓积极分子，在教育局建立独立王国。马对身居副职甚为不满，曾多次提意见，让孙云铸不再兼教育局长。当党组派袁牧华同志来局后马又多方排挤，以图独霸教育局。

5、 恶毒的攻击选举制度是“形式主义”，是“共产党出主意，共产党作决定”，“所谓走群众路线，不过是形式而已，是真主意、假商量”。

6、 污蔑肃反运动，反对人民民主专政。鸣放一开始，马和右派分子陈电如一唱一合的攻击肃反运动。陈电如发表了反动透顶的“沁园春”一词。攻击肃反运动是“忍把嫌隙当血海仇”，是“觅丝牵头，行监坐守”。恶毒的攻击党说：“定解裙带、立平山丘”，是“骄矜从来不到头”。在这样恶毒进攻的面前，马也和陈“沁园春”的词一首，竭力安慰陈说：“愁无奈，问当年硬揣，君思来由”。并进而攻击肃反运动为“漫天弥雾”。

7、 严重的泄露党反右派斗争的机密。反右派斗争初期，在右派分子仍猖狂向党进攻之际，马冰山不经领导小组批准，擅自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央文件）的基本内容和划分左中右的一些标准，在团支部大会上（有右派分子二人参加）作了传达。给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8、 在揭发批判过程中，马冰山的态度是极端恶劣的。他发表了“有无党天下”的反动大字报后，当引起群众注意、开始批判时，马即有意识引导群众批判其他反动言论，而避开批判“党天下”。并瞒上欺下嫁祸于人，找一党员副科长田余非同志作赎罪羔羊，该阴谋被部领导发觉后，曾再三令其检讨，马拒不交代。在批判的过程中顽强的狡辩是“工作方法上的错误”。始终坚持是为了“引毒草”。并耍了许多花招，如装病不参加会、不上班、对记录本子进行加工等等。在与其对证事实时耍皮气、摔本子，狡猾抵赖，毫无悔改之意，反而污蔑领导和群众“给他捏造事实，有意把他打成右派。”态度蛮横无理，拒不交代反党罪行。

马冰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是偶然的，是有其阶级根源与历史根源的。马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参加革命以来资产阶级思想长期未受到改造，对党离心离德。（直到现在还与其资产阶级家庭保持经济上的联系）。所见在工作顺利时即表现得骄傲自大，盛气凌人，自作主张，独断独行，以感情代替政策，争名誉、闹地位甚至发展到独立王国思想。在党的利益与其个人欲望发生矛盾时即对党不满，对抗组织。在抗日战争中曾因右倾动摇，对抗领导，受过两次党内当众警告处分而没有接受改造。马冰山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在整风运动之前就发展到登峰造极。故在整风运动开始时就完全暴露了他反动的阶级本质。

根据他恶毒的攻击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攻击肃反运动，而成为党的敌人，堕落成为右派分子，而且态度翻复无常极为恶劣。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的队伍，经教育局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决定开除马冰山的党籍。（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党内的右派分子还应该说到教育部副部长柳湜（1903-1968），他原名柳克立，湖南长沙人。家庭出身贫民，本人成份学生。他是一九二八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入党以后在上海担任过《读书生活》编辑。《生活星期刊》编辑；抗日战争爆发，他先后在汉口担任《全民周刊》主编，重庆《全民抗战》三日刊和周刊的主编。后来到了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冀中行署教育厅长。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他在教育部先后担任视导司长、师范教育司长，《人民教育》总编辑，教育部副部长等职。

有意思的是，在整风鸣放中，他也是受到右派分子攻击的一人。南京师范学院副院长高觉敷在一篇投寄给《文汇报》的文稿中说：“在政治上有地位的人，不一定在学术上也有相应的地位。柳副部长把政治和学术混同起来。”“柳副部长到南师视察时，俨然一位大员……对教师们讲话采取了教训人的口吻，因此教师们不愿意和他谈话。” （1957年7月1日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 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柳湜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中共教育部临时党组、教育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展开反对柳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的报告》，突出地提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反对党的肃反运动、反右斗争及其它政治运动。说：柳湜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知识份子的立场，对党的肃反运动非常抵触和反对。在肃反运动期间，他不积极参加斗争，后来却到各地对肃反进行恶意的攻击，打击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为反革命分子“伸冤”、“平反”，甚至庇护他们。一九五六年五月他到华东视察时，向华东师范大学民主党派人士讲话，说“三反、肃反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搞错了，积极不起来，反革命分子只要努力，一样可以当英雄模范”。同年六月他在华南师范学院视察时，更猖狂地进行了反对肃反运动的罪恶活动。他“批评”该院党委搞肃反是“不务正业”，“批评”该院肃反面过宽，善后工作不好，执行知识份子政策粗暴。

他很关心反革命分子廖鸾扬的自杀事件，向廖的弟弟说，此事已交由广东省委负责处理，意在为廖伸冤。柳湜的这种行动，大大损害了学校党组织的威信，助长了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到去年大鸣大放时，该院右派分子竟借廖鸾扬事件，要求法办领导该院肃反工作的党委正、副书记徐霁远和杨友吾。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柳到广西师范学院视察，在该院召开党员大会时，柳指示要吸收所有系主任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大会。他当着肃反对象“批评”了学校的肃反工作有错误，善后工作不彻底，并要学校在原斗争场合向有历史政治问题的贺祥麟（现为右派）萧厚德（现为坏分子）等道歉，进行“平反”。柳湜还庇护反革命分子。例如：反革命分子黄德安刚从监狱出来不久，他即以个人名义介绍黄到教师报社工作，并为黄吹嘘。北京师范大学的反革命分子谢昕，一九五○年入校时被发现有严重的特务嫌疑，一九五三年校方拟令谢休学，谢向柳申诉后，柳责成校方仍给予助学金，不使休学。

在反右派斗争中，柳湜的反党言行也很突出。他采取两面态度，抗拒党的反右派斗争，坚决同党对立。他一面藉口有病，回避参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一面散布不利于反右派斗争的言论，为右派分子鸣不平，并且支持包庇右派分子。中央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和五月十六日两个指示中，已经明确指出，在大鸣大放中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企图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应准备回击右派。而柳看了这两个指示以后，还一再把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况说成是“正常的现象”。同年六月七日他还在原高等师范教育司全体干部会上说：“章乃器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柳湜还为一些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辩护。他说林汉达不应划为右派；说有些被划成右派的青年人向中央写信提意见，纵然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划为右派。更严重的是他在反右斗争中支持原高等师范教育司领导小组的右倾思想，对右派分子张月加以保护。高师司在反右斗争中表现了严重的右倾，部领导小组曾给予批评。柳却为高师司领导小组辩护，支持和助长了他们的右倾。高师司右派分子张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很完整，在大鸣大放时对党的人事制度进行攻击。柳湜身为部领导小组成员，却采取两面态度，一面对部领导小组的其他个别成员表示应划张月为右派，一面又在背后支援高师司领导小组，一再要他们坚持不划张月为右派的意见，实际上是在破坏反右派斗争，对张月加以保护。北京师范大学，反右派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以后，刘墉如、何锡麟同志向柳湜谈到北京师范大学反右成绩和《师大教学》（校刊）上有关驳斥右派分子的文章时，柳却说：“这些文章，右派分子还不会心服吧！”这也反映了柳湜对反右派斗争抗拒和不服气的心情。

柳湜对其他政治运动，也抱有不同程度的消极、反对态度。他反对对旧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只强调知识份子的好处和作用，强调对知识份子团结和照顾，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他是跟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站在同一立场，跟他们有共同的情感，当他们受到打击，就好象痛在自己心上一样”。他反对用运动的方法改造思想，认为这会伤害知识份子的自尊心，引起他们的反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反对沈阳高等学校在教师中举行思想展览，告诉《教师报》、《人民教育》不要宣传。他一再强调说，从今以后不搞运动了，反对把社会斗争、农村斗争、工厂斗争的领导方法搬到学校来。一九五五年党中央号召批判唯心主义，原教育部党组决定批判杜威思想，指定柳湜负责，而柳湜则消极应付。他认为“杜威思想有可取之处”。对北京师范大学朱启贤、陈友松（现在都是右派分子）在批判杜威的座谈会上宣扬杜威的言论，丝毫未加批驳。在教育工作上，主张由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专家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教育的道路，主张走资本主义教育的道路。

这份报告还提出：

一九五六年，当国际上出现反共高潮和修正主义思潮时，柳在各地通过座谈、报告、写文章，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对党领导教育工作的反动言论。他反对学校实行党委制。他把学校党组织看成为一般的社会团体，主张把党组织放在院校长监督之下。主张党委工作主要是保证教学，不是另搞一套。那么，靠谁来领导学校呢？他先后在原教育部召开的高等师范教育会议上，在视察华南、江西等师范学院时，在与民主人士谈话中，一再主张靠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专家来领导。说“高师大多数教授是民主人士，这是高师的命根子”，“民主党派应该监督学校内的党”，并说“学院办不好，民主党派要负责任，这是任务”。他在章伯钧主持的部分高师盟员院校长座谈会上说，“高等师范院校的命脉就掌握在你们的手里”。他又说，“学校工作有阴暗面，主要是领导思想没有明确依靠着老教授办学”。在学校已经建立了党的领导的地方，柳湜则恶毒地攻击学校的党组织，把学校产生矛盾的根源和学校工作中的缺点，都归罪于学校党的领导，归根于党委不懂办教育和党委负责人对党外人士粗暴、不民主。他多次强调学校教育工作中的主要矛盾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而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又说，学校内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是“生产关系妨碍了生产力”。即党的领导（“生产关系”）妨碍了教授能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恶毒的攻击，目的在于要把已经建立了的党的领导取消。

柳湜反对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不仅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到各地不断进行了拔红旗，插白旗的勾当。华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工作有缺点，省委曾决定于适当时机调动他的工作。一九五六年，柳到华南师院视察时，偏听老教授的意见，激动地、夸大地向广东省委反映该院党委书记坏透了，副书记作风也不好，主张马上撤党委书记的职，并调动副书记的工作，说什么“否则大家都不愿干了，学校就无法再办下去了”。那次视察结束时，他在该院全体大会上作了总结讲话。讲话中对学校党组织作了恶毒的攻击，严重地打击了学校党组织的威信，为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和一切不满党的人撑了腰。致使党的工作同志和一些积极分子都抬不起头来，而反动分子的气焰，则嚣张到了极点。当以后省委派人到该院宣布院党委书记撤职、副书记调动工作时，黄明慧（现为右派）竟高举拳头大喊“今天是华南师院的校庆”，“是学校第二次解放”，并要求把当天定为校庆日。后来该院黄明慧、廖华扬（现皆为右派）到北京参观时，柳湜竟对他们说：“如不把你院两块大石头搬掉，华南师范学院是办不好的”。在福建，柳湜听信福建师范学院余宝笙（现为右派分子）等反映，先向院领导提出将该院党委副书记张立同志撤职的意见，后来又向省委建议将张调离学校。柳湜听信了钟敬文、傅种孙（现皆为右派）等人的反映，将北京师范大学党员教务长丁浩川同志调走了；还多次扬言，要将该校党员副校长兼党委书记何锡麟同志撤职。他极力主张提拔党外人士甚至右派分子作院校的领导人。

这份报告还给他扣了一顶大大的政治帽子：说他抗拒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批评，藐视地方党委，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由于柳湜坚持资产阶级右派知识份子的立场，所以他对党的领导，对党的方针政策，处处表现抵触和反对。主席提出了“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后，他说这个方针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他抗拒中央对教育部的批评。一九五七年春，董纯才同志在原教育部党员大会上讲话，传达中央精简节约指示和中央对原教育部的批评，会后，柳湜对中央的批评置若罔闻，还在支部大会上攻击说：“如果我不是党员就听不下去”，并责问董是以什么身份在党员大会上讲话的。他歪曲党对知识份子的政策。他为了迁就照顾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而抵制党的勤俭办学的方针，反对把师范院校内迁和反对把师范院校下放。他对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可以无话不谈，甚至对华南师范字院老教授公开谈论该院党委书记的档案材料。正因为如此，柳湜得到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赏识和称道。曾昭抡说：“教育部只有柳湜这个人好些”。华南师范学院一个右派教授陈子明说：“柳副部长对我们很亲切，甚至一些内部的话也和我们说了。柳这些话，在许多党内负责同志都不易听到的。”又该院讲师卢天裕说：“这些年来，我仅听过一个好报告，就是柳湜副部长的报告，大快人心，听之忘倦”。

他藐视地方党委，反对把学校置于地方党委直接领导之下。他反对把师范院校下放，认为地方党委领导不了高等院校，他捏造说：“江西师院学生闹事，省委与学校党委一筹莫展，风潮一直闹了几个月不能平息，我向学生作了一次报告才把学生说服了”。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他到处批评学校的房子、设备不好，随便许愿；并怂恿教师到省委去争吵，造成地方党政工作上许多困难。他不通过地方党委，就直接解决学校的问题，造成学校和教师对地方党、政的不满和不尊重。

柳湜对教育部党组长期闹分裂活动。在董纯才同志未来部前，他召集三次会议，在部分司长干部中散布对董不利的话，并要黄啸曾向习仲勋同志反映，以拒绝董来部。董来原教育部任党组书记后，柳即工作消极，先后利用前办公厅主任黄啸曾、原高师司司长李实、原中学司司长侯俊岩等的对党不满和其他弱点，形成宗派，反对党组和董纯才同志的领导。柳又利用部内群众对董不满的情绪，通过支部会议等合法形式煽动群众反对董纯才同志，甚至说：“不要怕，闹不出匈牙利事件来”。党组副书记陈曾固同志初来教育部时，柳就背后散布陈不懂业务，是外行。以后又造谣说陈对董不支持，说董受到中央批评，可能是陈向中央反映了董的问题。

柳湜自己检讨说，他在全国解放以后对自己的工作地位是不满意的，对于解放初期未当上副部长，未当上人大代表，后来他的位置又被放在董纯才同志之下，他都不满意。所以，柳在原教育部的反党分裂活动不仅反映了他的个人主义野心，也反映了他对中央的不满。

根据这次揭发的全部材料看，柳湜的反党罪行不是偶然的。他原来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他的思想浸透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具有牢固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入党以后，长期没有得到改造，所以，他长期同党有矛盾。民主革命一关，他就没有过好。他在延安任边区政府教育厅长时，以民主人士身份（柳当时是秘密党员），向党争教育上的财权、人权独立，未成，就挂冠而去；他审查课本，把“边区好”、“八路军好”、“孔二小姐”（揭露四大家族挥霍民脂民膏的糜烂生活）等课文删掉，说是有碍抗战工作；他叫人把美军新闻处的材料散发各县；听信米脂某小学校长（土绅）的意见，坚决主张将该校党员教导主任撤职；等等。但是当时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同党的矛盾还本[未]突出。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由于他还坚持资产阶级立场，他同党的矛盾就发展到显明的对立。他对党的方针政策处处抵触，对新社会的新事物格格不入。一九五六年，在国际上出现了反共高潮和修正主义思潮，在国内他又从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观点曲解了党所提出的百家争鸣、长期共存、团结知识份子和向科学进军等方针政策，他觉得形势对他有利，就积极起来，代表资产阶级右派知识份子向党反击。首先是攻击党的肃反运动和对知识份子改造的政策。他到处去“视察”、讲话，肆无忌惮地大放谬论。这是柳湜在一九五六年前后猖狂反党的主要原因和背景。一九五七年，当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展开以后，革命的锋芒指向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时候，柳湜更感到切肤之痛，他同党的对立就更加尖锐了。他一方面消极躲闪，不参加反右斗争，另一方面，却积极抵抗，为右派分子辩护，支持和庇护右派分子。这些，是柳湜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必然结果。柳湜长期保持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把党当作个人追逐名誉地位的工具。到延安时，他自以为在白区作文化工作有功，是一个高级知识份子，竟以民主人士自居，对党分庭抗礼。全国胜利以后，他的个人主义野心更加发展。他对于党所分配他的工作地位不满足，同民主党派负责人比地位，同曾任过陕甘宁边区政府厅长的其他同志比地位。当个人愿望一再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对党的不满就不断增长。由于柳湜长期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和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同党的关系长期矛盾，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而发展到同党对立，最后就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可耻的道路。

这份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中央批示：同意开除柳湜的党籍，撤销原有职务，降级，另行分配工作。 （据《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1959年12月，据《中国反右运动资料库》光碟转引）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划出的党内右派分子有前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外业务管理局局长，兼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詹武和他的妻子夏鸣。詹武，浙江温岭县人，夏鸣，沈阳人，他们两夫妻都是一九三八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夏鸣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外业务管理局担任副局长。一九五九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机关委员会做出了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詹武党籍和开除右派分子夏鸣党籍的两份决定，说：詹武和夏鸣在任国外业务管理局局长、副局长期间，严重右倾，重用有政治嫌疑的旧人员，一味庇护，不让进行审查和改造，结成宗派集团，抗拒上级检查，对批评者施行打击报复，反党反领导，曾经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在大鸣大放期间，他们又与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攻。整风开始后，右派分子大肆向党发动进攻，贴出了不少攻击党的大字报，说：“詹武、夏鸣是共产党内宗派主义的受害者”；说：“肃反运动偏差是主要的。”等，要党限期答复，否则上街闹事。这时詹武等也利用右派进攻的时机，推波助澜，与右派分子里应外合，煽动群众向党进攻，詹武还在总支大会上带头攻击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及其检查组，诬蔑检查组是“逼供信”，是“捏造材料，欺骗中央”。接着党内右派分子也一拥而上，替詹武叫“冤”，攻击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肃反运动，气焰十分嚣张。就是这些材料，到了一九五九年初反右补课的时候，他们夫妻二人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行政上按第二类处理，撤销原有职务，监督劳动。 （据《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1959年12月，据《中国反右运动资料库》光碟转引）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划出的党内右派分子还有办公厅主任尚明，他是河南人，一九三八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据一九五九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尚明党籍的决定说，他一九五六年为包庇国外局前局长詹武错误，受到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决定》列举他的主要反动言行有：

一、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反对思想改造。尚明在受处分后，对党极为不满。发现崔光企图包庇詹武等翻案，就更加肆无忌惮的进行翻案活动。一九五七年一月份，利用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总结的时机，在党内会议上大肆诬蔑党的历次政治运动是“蛮不讲理，仗势欺人”。说：“运动是靠优势和声势解决问题”；运动一来就“不能解释”，“不允许解释”。他说在国外局案件中对他的批评和处分是“落井下石”。他攻击领导上领导运动都是为着应付上级，任务观点，只顾当时交差，不管遗留问题。他认为历次运动副作用很大，“被批评的人抬不起头来”，“看的人也感到不知那天算到自己头上”。大鸣大放时右派分子朱绍文诬蔑政治运动，大骂共产党，他竟说：“我们过去斗争人家时，比人家现在骂的厉害的多。”

二、利用各种场合运用各种手法，散布右派言论，向党进攻。总行召开党代表大会时他利用起草“统战总结报告”和“总结发言”的机会，系统的散布了大量右派言论。他诬蔑历次政治运动滋长了党内的宗派主义，严重的阻碍了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积极性的发挥，并故意诬蔑说：“为什么对政治历史上没有怀疑的人政治上还不信任？为什么相同的国家干部，党与非党却有不同的权力和权利？……答案只有一个，宗派主义。”在党代表小组长联席会上，他还将从民主党派座谈会上收集来的大量右派言论，借向党员“透气”为名，向党员大肆传播，攻击党的历次政治运动是：“过去社会地位越高，社会关系越复杂的知识份子，被斗争越厉害”，他们的心情是：“欲哭不哀，虽笑不乐”，他们本来是“资产”，将他们当“负债”。将知识份子当“弼马温”，免不了要大闹天宫。诬蔑党群关系是解放后不如解放前，三反后不如三反前，肃反后不如肃反前，他还在办公厅支部大会上动员鸣放时，宣传这种反动言论，并说：“你不让人家说，人家就会到街上去说，就会造成匈牙利事件。”他威胁党员干部说：“如果谁听了这些群众的话睡不着觉的时候，就请他吃点安眠药。”

他是总行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分工领导国外局整风运动。在反右斗争中，他为了坚持翻案抗拒上级党委，在他和崔光、乔培新、尹志海等反党分子的庇护下，国外局漏掉了成批右派分子。但是，对反对包庇詹武翻案的积极分子苏世铭，则利用右派分子对苏进攻的机会（苏离婚后与一女党员顾肇墀恋爱，婚前怀孕），进行打击陷害。他和国外局被反党分子所把持的领导小组共谋，在斗争苏世铭的群众大会上，公然摘掉右派分子胡元民的右派帽子，来发动右派向苏世铭进攻。为了打击苏、顾，制造罪名，国外局反党分子尹志海等还强迫苏与前妻叶秀梅重婚，重婚后因感情无法恢复，又去西四法院申请离婚。在西四法院正在审理的过程中，尹志海等又怂恿叶秀梅向东单法院诬告苏、顾破坏婚姻法，妨害家庭。当西四法院已经弄清过去强迫苏与叶重婚不对，准备判处离婚，来行征求组织意见时，尚明和尹志海、王彬等共同策划，要西四法院从缓判离，候东单法院对苏、顾判刑后再处理苏、叶离婚问题，以免在斗争苏、顾过程中陷于被动。苏世铭被陷害开除党籍、东单法院判处拘役缓期执行后，尚明还说：“苏如悔改不好，党票下了，再下他的饭票。”就这样，尚明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行政上并按第五类处理，降职、降级、降薪 。（据《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1959年12月，据《中国反右运动资料库》光碟转引）

党内右派分子还要说到城市建设部公用局副局长牟宜之（1909-1975），山东省日照市人。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政府乐陵县县长。他即以县长的身份，接应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进驻乐陵，建立冀鲁边军政委员会和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牟宜之倾其县政府财粮积蓄支援，并将县武装改编为八路军泰山支队。解放战争时期牟宜之历任辽东军区司令部秘书长兼敌工部长。全国解放后，先后任济南市建设局局长。一九五三年调任林业部经营司司长。一九五五年任城市建设部公用局局长。他就在这里遇上了反右派斗争，被划为右派分子。康生说：“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也是右派。”

中共城市建设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牟宜之党籍的决定》罗列了他一些这样的罪状：诬蔑毛主席；诬蔑人民代表大会，说人代大会是对共产党歌功颂德；诬蔑我们的工作，说成绩是次要的，缺点是主要的；说农业合作化后产量降低了，农民生活仍然很苦；诬蔑苏联，说波匈事件是因为大国欺负小国，苏联驻军军费就地筹给，军纪不好，引起人民不满的结果。此外他还否定历次政治运动的成绩。这一份材料报上去，中共中央批示：“同意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开除右派分子牟宜之的党籍，行政上降职降级降薪的处理意见。”他被送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可是他在劳动之余作有大量诗篇，就写在纸片上、烟盒上，甚至火柴盒上。这些当时无法公开发表的诗，二○○九年一月在人民出版的以《牟宜之诗》在书名正式出版。识者以为以诗存史，颇受重视。

北京地质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陈子谷（1917-1987），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参加过“左联”日本分部的活动。一九三七年他到了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不久分配到新四军军部工作。在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在上饶集中营里坚持斗争。一九四二年五月在茅家岭监狱暴动越狱，千辛万苦回到新四军军部。他是在北京地质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的任上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据季音《狱友陈子谷》一文说，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五七年春天，“共产党提出要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不正之风，号召知识份子向党提意见，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地质学院也同其他单位一样，经过一再的动员和号召，不少教职员工纷纷对领导的某些不正之风提出批评。前几年地质学院在肃反运动中曾经出现过某些扩大化情况，整错了一些知识份子，后来虽然都得到平反，但他们心里有些怨气，这些人意见就比较尖锐。作为党委书记的子谷，以为党提出的整风号召是真心实意的，完全不知道‘引蛇出洞’的阳谋，在整风会上，他虚心听取教职员工的各种批评建议，认为有些教师意见比较激烈，是由于过去受了委屈，也应当谅解。在一次职工大会上，他说：‘过去我们在运动中整错了一些好同志，我虽然不知情，也应对此承担责任，现在我代表党委向他们致歉，希望这些同志今后振作精神，把教学工作做得更好。’说到这里，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一九五八年子谷被划为右派分子，他的罪名是‘卖党求荣’，结论上说，一个党委书记居然当众向对党不满分子赔礼道歉，而且自己推诿责任，这不是‘卖党’吗？……尽管子谷拒绝在结论上签字，也无济于事。……地质学院党组织受北京市委领导，陈子谷的右派问题是北京市委定的案，绝对不可改变。” （《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

中苏友好协会党组副书记、驻会实际负责领导工作的第一副秘书长廖经天，因为和党组书记、秘书长钱俊瑞工作中的意见分歧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他的回忆录《晦明录》中说：周总理曾对钱俊瑞明确指示过：他的秘书长只是挂名，只管对外联络，机关内部问题由廖经天负责请示中宣部解决。因此，钱对机关内部事务采取了“又管又不管”的态度。

可是事实上钱对机关内部事务并不放手，廖经天管也管不了，不管也不行，工作很是为难。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廖经天感到中苏之间开始出现了分歧，得考虑考虑中苏友协今后的工作了。于是他和钱俊瑞工作中的分歧就尖锐地发生了。他回忆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苏友协有必要改变过去那样在全国范围建立自上而下的庞大的机构搞宣传苏联学习苏联的做法。钱俊瑞等领导同志不同意我的意见，有的领导同志甚至说：“我们这样做给苏联知道了不得了！”他们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不愿意继续执行过去的方针。这种意见分歧和不满意他们的领导方法结合起来，消极情绪就更严重，只想一走了之。我向中宣部党委崔毅同志和组织处长张海同志提出调动工作，得到他们的同意并给我联系了一些单位，后来党委会明确表示要我到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不再回友协工作。从此，我就更加消极。

友协总会的整风反右派斗争原来是由廖经天负责的。一天，中共中央宣传部通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党组成员去开会。他回忆说：我带着经过党组讨论通过的总结提纲，和全体党组成员一起到了中宣部。党组另一位副书记、代表中苏友协领导俄文《友好报》工作的林朗也来了。中宣部分工，原来是由张磐石副部长领导友协工作，平常研究友协工作的会议都是由他主持的，但这次却由陆定一部长亲自主持，说明这次会议的分量和平常的会议是不一样的。

陆定一部长宣布开会后，由我根据党组讨论通过的提纲汇报友协总会由整风转入反右派斗争的经过，划了多少右派分子，他们主要的罪状是……刚汇报到这里，陆部长突然打住我的话，叫我不要说下去了。他说：“友协总会的反右派任务进行得很不好，只抓了几个虾兵蟹将，‘大鲨鱼’没有抓出来。廖经天，你以后不要再负责反右派斗争了……”。

陆部长的眼睛看着另一位党组副书记林朗说：“林朗，友协总会的反右派斗争以后由你负责，要你把‘大鲨鱼’抓出来。你有没有信心把这责任担负起来？”林朗用坚定的口气回答：“我有这信心。”

原来中苏友协总会要抓的“大鲨鱼”就是廖经天！可是林朗是个正直的人，他到友协总会机关询问了各种意见的许多人，查阅了过去的会议记录以及相关材料之后，向中宣部汇报说：如果把廖经天划为右派，在群众中通不过，而且将产生不良影响。林朗有负使命，于是中宣部派国际宣传处处长胡韦德来中苏友协总会完成抓‘大鲨鱼’任务。这样，廖经天和林朗两人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了。 （见《广西文史选二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下册，第300-401页）

共产党内的右派分子，前面已经说过了毛泽东亲自点过名的清华大学党委常委袁永熙。他其实是衷心拥护毛泽东的“新方针”的。据郭道晖（当时是电机系毕业班的学生，任清华大学党委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说，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之后，记得当时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袁永熙曾对我说：看来毛主席是想在他有生之年，做一个像唐太宗那样的“明君”，在他领导下，开辟一个超越“贞观之治”的开明盛世 。（郭道晖：《从我的经历看反右》，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 袁永熙按照自己最好的愿望去理解毛泽东的讲话，结果却使自己成为一名钦定的右派分子。

报纸公布了他的材料：

袁永熙在整风运动中，利用自己的领导身份贩运私货别有用心地歪曲和诬蔑党中央的方针……袁永熙直接领导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教研组的党支部，在严重的阶级斗争中，他们竟不是去保卫马列主义的思想阵地，坚持党的立场，相反，却站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方面，成为向党进攻的急先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教研组的右派分子接连对党发动猖狂进攻，反对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作为学校必修课程，反对党委领导政治理论课，贴大字报攻击党委整风无决心，诬蔑党委压制鸣放，要求将团委书记阮铭撤职。对于这些乌烟瘴气的行动，袁永熙却表示欣赏和无保留的支持。他对政治教研组党支部一再指示：“你们的情况基本正常，放的好，就这样做下去！”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击右派的社论以后，他还别有用心地歪曲和诬蔑党中央的方针，他对接近他的几位同志说：毛主席受到很大的压力，国内告急，电报雪片飞来，都要求收。袁永熙的这个观点，同北京大学右派分子所发出的反动传单《我的忧虑和呼吁》的基本思想如出一辙。（7月22日《人民日报》）

袁永熙的结局，据郭道晖的这篇文章说，是“由市委派一位领导人来清华，在清华召开的紧急党委会上宣布市委的决定（而不是事先经清华相关党支部和党委讨论通过）：开除袁永熙出党和‘停止’十一个党委委员和党总支干部的党籍（我也忝列其中）！紧接着就在《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和《北京日报》第一版上发表专题报导，‘揭批’所谓以袁永熙为首的清华大学党内反党右派集团（我也被点名陪批），同时发表社论，号召开展反击党内右派的大斗争。这样，清华就成为毛泽东和北京市委推动反右运动的‘先进’样板。”

在《人民日报》的这篇材料里，提到了“接受他的思想影响的党委宣传部长郭道晖”，郭道晖又是怎样成为一名党内右派分子的呢，他回忆说：六月七日，即反右前一天，蒋南翔校长找我到他家里谈话，其他五位副书记也在座，他们是党委领导核心。把我一个人找去，是因为第二天《人民日报》要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拉开声势浩大的反右大潮。他们要求校刊立即紧跟，争取主动，转入对“右派”的反击。蒋南翔说：“这次鸣放，是一场阶级斗争。”说钱伟长等人的“理工合校”、“教授治校”等主张，意在夺取党对教育的领导权，物理系何成钧教授说“毛主席的太阳没照到清华园”，这些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新清华》应该开始反击。

我却说，明明是我们自己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帮助党进行整风，一下子怎么变成阶级斗争了？钱伟长、何成钧等教授的言论是人民内部矛盾，怎么就是反党呢？我想不通。书记们轮流发言，做我的工作，批驳我的观点，从上午十时辩论到下午二时，午饭也顾不上吃，还是没有作通。最后我还明确坚持提出两点意见和一点声明：一是不应当把整风鸣放定性为阶级斗争；二是“双管齐下”，首先应该是整风，应该接受群众合理的意见，“边整边改”，才能表明我们整风是有诚意的，才能团结大部分中间群众；而不应该以反右为主。一点声明是：钱伟长、何成钧等教授在“一二·九运动”中是爱国的积极分子，解放前后也是进步的。划他们为“右派”，我保留意见。四个小时的辩论，以一对六，颇有“舌战群儒”的味道，这就成了我被划为党内右派分子的第二大罪状：“顽固坚持反党右派立场”。这也多少反映了党内并非都是一味紧跟毛泽东的阳谋的。（郭道晖：《从我的经历看反右》，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党内右派分子是“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强调了两者相同的一面，其实党内的反右派斗争还有它特殊的背景，还有它的特殊性。这个背景就是一九五六年发生的所谓“反‘冒进’”事件。当毛泽东决心反右派的时候，他是把“反‘冒进’”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考虑了。反对党内右派，正好算一算反“冒进”这笔账。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引起毛泽东恼怒的事，本书前面第三章已经详细说过了。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些地方把反对党内右派的斗争直接同反冒进一事联系了起来。

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一九五八年二月九日在中共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做了个《鼓足干劲，苦战三年，为改变甘肃面貌而斗争》的报告，其中有一万多字是讲“孙殿才、陈成义、梁大钧右派集团”的。列举了他们许多罪状：“孙殿才视察银川、吴忠地区时，只听地主、富农和一些右派分子的反映，代表那些人把合作化污蔑得一无是处。”“这个集团的其他成员则说：‘五百万亩水地是六百条人命换来的。’”“梁大钧则骂别的专区增产是‘吹牛’，并且四次压低银川专区的产量，不完成省人民委员会分配的粮食征购任务。”“这个右派集团利用在省人民委员会的据点，采取种种手段刁难抗拒省人民委员会党组书记执行党的决议，企图夺取党组的领导权，把省人民委员会变成他们的反党司令部。”他们“在政法工作中，以‘无罪推定论’，‘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资产阶级法律观，为敌人开脱罪责。”张仲良在这篇报告里还指控了已经调离甘肃的孙作宾。他说：“这个集团的首领和思想奠基人，是曾任甘肃省委副书记的孙作宾。远在解放以前，以孙作宾为首，包括陈成义、刘余生等人，就开始形成了一个地方主义小集团。” （1958年8月16日《甘肃日报》）

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举行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张仲良又在大会发言中谈到甘肃省委反右派的情况，他说：党内外的右派分子便利用我们工作中的个别缺点，大肆向党攻击。说“五百万亩水地是人命换来的”，是“秦始皇磨民”；说一九五六年的各项工作都“冒进”了，“技术改革措施搞坏了”，这些“都是领导上脑袋发热造成的”；说批判“甘肃落后论”是“无的放矢”；说一九五六年春季召开的区委书记会议是一个“冒进”会等等。……经过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特别是经过了传达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党内清除了以孙殿才 （原省委常委、副省长） 、陈成义 （原政法党组书记、副省长） 、梁大均 （原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 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情况大变。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一日千里地向前迈进。一九五八年的水利工程六个多月的成绩就等于一九五七年的十倍。原来准备十年基本上摆脱乾旱威胁的愿望，现在看来，只要苦战三年就可以实现。 （1958年5月17日《人民日报》）

从甘肃的事例可以知道，反右派斗争，特别是反对党内右派的斗争，为接踵而来的大跃进扫清了道路。

也许就是因为表现出了反对“反冒进”，反对党内右派和大跃进的积极性，张仲良在这八大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里顺便讲一下这人后来的一件事。《邱会作回忆录》里讲了这样一件事：

一九六一年冬，空军作为一个社情，报告了甘肃河西走廊玉门地区的灾情很严重。周总理又叫我立即去看一下，并当面交代由军粮拨出五万斤，调几台汽车，把粮食直接送到村子里去。总理说：“争取时间，实行紧急救灾，把口粮早一天送到，就要少死好多人。”我把周总理的命令直接下到兵站去了，并要他们星夜兼程把粮食送到安西敦煌去，由汽车团派副团长带队，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就到达了指定地区，对此，周总理非常满意。

玉门、酒泉地区发生了这样严重的灾情，死人估计上万。对此，甘肃省委一个字的报告也没有，周总理追问也回答不出一个所以然。总理是不爱生气的人也生气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周总理向毛主席作了比较详细的报告，毛主席立即调省委书记到北京，向中央报告全省的灾情，为了此事，张仲良也就下台了。（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上册，第320-321页）

这里，邱会作说“张仲良也就下台了”，是说得简单了一点。当时他大约少不了要听几句批评，却并没有“下台”。我查阅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一九六一年一月，张仲良只是由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改任第三书记，第一书记改由汪锋担任，他为这件事受到的影响不过如此。张仲良后来是调到江苏省做大官，他是在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任上病死的。邱会作说这件事是在“一九六一年冬”，恐怕是“一九六○年冬”之误。

大跃进发动之后，在一些对大跃进持抵制态度的干部里，也有人在一九五八年的“整风补课”里被划为右派分子。中共云南省蒙自县县委书记毛光书就是一个。田启昌的《赵沛谈毛光书》一文中说了他的事情。赵沛原来是蒙自专署财政科科长，划为右派分子之后和毛光书一同在红河州劳教所劳动教养。他告诉田启昌：

毛光书原是蒙自县委书记。大跃进开始后，上级要求蒙自县一个月内实现滚珠轴承化，毛光书说根本做不到。派他去贵州某县参观亩产一万多少斤粮食的高产田，他回来后不传达不宣传。问他为什么？他说那是假的。上级要求蒙自实现水利化，他也说这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实现的。反正凡是大跃进中的虚报浮夸、盲目冒进他都不信、不干。于是，他就被认定为反对大跃进的反党右派分子。

毛光书自始至终不认错，不服批斗。到劳教所后，繁重的劳动，长期饥饿的折磨，很快就全身浮肿。不久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垮了，下不了床，更说不上出工劳动。（见《二十一年》，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页68-69）不久毛光书就死于红河州医院。

党内的反右派斗争也涉及到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1页） 这件事，在杜润生着《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事》一书中说的要具体一些：“农民对合作化的不满，最早是‘闹退社’。大约在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曾有过一次拉牛退社风潮。当时有辽宁、安徽、浙江、江西、四川、陕西、河南、河北等八个省的农村工作部反映存在退社和闹社的问题。” （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书中他举例说：

浙江省温州地区永嘉县委书记和农工部戴浩天于一九五六年，在永嘉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验。不久，推广到全县二百多个农业社实行。温州地区各县也纷纷效仿，推广到一千多个农业社，包括十七、八万户社员（约占入社农户的百分之十五）。温州成为当时包产到户最多的地区。 （同上书，第85页）

这里说的戴浩天当年只是中共永嘉县委员会农村工作部的一名干事。在包产到户这件事情上，起了更大作用的是永嘉县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李云河，他写了一篇《“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到了反右派斗争中，他被说成是“手持双刀大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据《人民日报》（10月13日）所载《温州纠正包产到户错误做法》一文中说：“在九月下旬召开的中共永嘉县代表大会上严厉地批评了李云河的错误，李云河在会上作了检讨。”除了他之外，县委农村工作部的部长韩洪昌、副部长吕克熙和周祥千，干事戴浩天，县农业局局长胡宣哲都被划为右派分子。 （见徐勇着《包产到户沉浮录》，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当年《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第一条就规定：“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就要划为右派分子，李云河等人主张包产到户，就是反对合作化，反对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当然要划右派了。

反对党内右派还有利于解决党内的矛盾。有的单位党员领导干部正副职之间长期不和，关系很僵，无法解决，党内开展反右派斗争，就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方便。一些领导干部只要能把他的副手在工作上的不同意见都算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就能把他划为右派分子，在权力斗争中取胜了。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就把他所不满意的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划为右派分子了。沙文汉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共产党员，他和他的妻子陈修良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反右派斗争开始，江华决定把沙文汉和副省长杨思一打成一个右派集团，就动员彭瑞林写他们的材料，彭瑞林是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他不肯落井下石，拒绝作伪证，因而也成了右派集团的一员。后来彭瑞林在回忆录中说了这件事：

省委江华等四位领导把我请到大华饭店老房子江华住处，他们要我揭发沙、杨的反党罪行，说我在党代会上提沙文汉为候选人，说在某些方面沙比江好，说我与沙、杨关系密切，以不同方式向党进攻，但是他们说我的问题同沙杨性质上有不同，只要能揭发他们，仍能得到党的信任和重用。我再三说明：“沙杨有错误，但没有反党言行。”两天后，江和另一位副书记又找我谈话，一再逼我揭发沙、杨问题，这时，我已看出他们的目的是要我昧着良心陷害人，我很气愤，什么话也没有说，最后指着江华说：“沙文汉作风比你民主，没有像你这样粗暴。”江华非常恼火。我二话没讲，拎起皮包就走。

最后是用什么罪名把他们打成右派集团的呢？江华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谈到了一点：

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取得了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时，比较彻底地整顿了一次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揭露出一批右派分子，特别是揭露出像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禄等隐藏在省委内部的右派分子。这些人是阶级异己分子和叛徒，是极端个人主义者。他们与党外右派分子互相呼应，进行地方主义、修正主义和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们为了实现篡夺党的领导的野心，在党内制造混乱。到处找岔子，拿大棒敲人。使党内的一部分人产生一种“多做多犯错误，少做少犯错误，不做不犯错误”的错觉，使浙江党组织在贯彻党的各项方针、任务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1958年5月19日《人民日报》）

罪名说得颇为抽象，连甘肃那几位似的反冒进的材料也没有。二十年之后（1977年9月8日）《浙江日报》上的一篇文章重提此案，说沙文汉“他们叫嚷党政分工，反对党委对政府工作的领导。他们攻击党的干部路线，划圈圈，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搞地方主义。他们诬蔑党内没有民主，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说的也颇抽象。不过从“他们叫嚷党政分工，反对党委对政府工作的领导”这些话里，不难看出一点真相。沙文汉当时是浙江省省长。这些说法明显地反映出了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长的权力之争。据《浙江日报》这篇文章透露：当时毛泽东曾亲自过问此案，文章说，“毛主席听了省委关于沙、杨、彭、孙问题的汇报，作了许多指示。经党中央批准，给他们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这些都说得很简单，多年之后，沙文汉的妻子陈修良发表了一篇《反右斗争的前因后果》，就说得详细明白了：

在这次反右斗争中，我与沙文汉都成为主要的斗争对象。在全国五十五万右派分子中，沙文汉的职别最高，这样老的党员都被划为右派分子，震动很大。沙文汉为什么被划为右派，主要是1956年浙江省第二次党代大会上的发言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现在把他的发言的主要内容摘几段如下：

“我们各级人民委员会多数都不健全，很形式，甚至连它应该怎样在党委领导下工作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就以省人民委员会的情况来讲吧，差不多每次开会都只能勉强凑足达半数的法定人数，讨论问题，几乎完全是做做样子。”关于政府工作问题，他又说：“至于人民委员会所属的各厅局工作是不少的，但几乎所有的事情都非请示党委的有关部门不行。稍大一些事情，还得由省委书记处决定，工作很少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政府机关应办的工作，多半是党委的部门与分工的常委办的。这样不但使党委应做什么，政府应做什么的责任界限分不清楚。更加严重的是，使党委行政事务过多，在日常行政事务的压力下，不能不放松政治思想领导，使行政机关不能不有等待、依赖心理，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而人民委员会也就等于空架子，没有事情可以讨论，敢做决定。”关于怎样发挥人民民主专政作用问题，他说：“怎样体现人民民主专政，让它具有宪法所规定的完整形式和内容，使能按照党的意志和方法去动员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与对反动势力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党怎样去运用政府机关发挥这个庞大的机器的作用，从而使党委本身能在政治思想和重大方针政策，工作步骤上的领导有所加强。”

沙文汉同志认为这问题是“当前对政权机关的观念和实际工作上最根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接着他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政府机关应有独立的形式和自己平衡统一领导组织，这是否是闹独立分散，妨碍党委工作，可以进行认真的研究讨论。”“党委各部门应按中组部规定的四条（即党委对政府工作提出方针、政策、政治思想、监督等）加强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党政同种性质的部门负责人，应尽可能不两面兼职。党委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如何摆法，并使之少重复，少扯皮，而能各尽其职责，发挥他们的作用。”“省政府中应成立总党组，各厅局设立分党组。”这些意见确是切中时弊的好主张，当然他还没有具体提出党政分工的原则性与重要性，这是有局限性的，但无论如何，在当时条件下，沙文汉同志能从实际出发，要求实行党政分工，反对以党代政，发挥人民政权的作用，是完全必要的，正是党内外应展开讨论与解决的问题，但却不幸被指责是什么“反对党对政权的领导”，是什么“资产阶级政权观点”，“与省委唱对台戏”，“阴谋篡党夺权”等等。

他在这次发言中还批评了“党内民主太少”，“每届省委存在严重的骄傲自满和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同时他也进行了自我批评。

由此可知，以上问题的争论是重大的原则分歧，涉及到党怎样领导政府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政权观点”，而是正确的党政分开的理论。（《往事微痕》2009年8月5日，第27期，陈修良《反右斗争的前因后果》）

这个右派集团的第二号人物杨思一是十年内战时期加入共产党的，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新四军的师政治部主任。这时是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他身体一直不好，血压很高，经过大会小会批判斗争，十一月十七日半夜脑溢血发病，家里的电话也打不出去了，要不到车，拖延到天亮才送医院。在昏迷中拖了两天，于二十日去世。按说人都死了，总可以不再批斗了吧，可是不成，当时并没有宣布他的死亡，在批斗沙杨彭孙右派集团的时候还是照样批判他。

还应该指出的是，沙文汉还是全国最后一个彻底改正的右派分子。全国大多数右派分子大都是一九七九年、一九八○年改正的。而这时江华正是政治上能量很大的红人，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而且还兼任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特别法庭的庭长。中共浙江省委不敢受理陈修良一次再次的申诉，一口咬定沙文汉的右派问题不是错划，不应改正。直到后来谭震林过问，到了一九八二年八月十日才给他改正。这时沙文汉已经去世十八年了。 （据《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所载 《 “右派”省长沙文汉》一文）

安徽省反出了一个以李世农为首的右派集团。李世农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分管政法工作。这个集团有杨效椿（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检察长）、李锐（省委委员、省副检察长）、陈仁刚（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这些人，都是安徽省政法方面的领导干部。据报纸上公布的中共安徽省委开除他们党籍的决议说，“李世农是这个反党集团的首脑，他伙同他的爪牙，利用职权，宽纵了大批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他还经常散布取消肃反斗争、为反革命开脱罪责的谬论，说什么‘残余反革命保险一个也找不到’、‘反革命分子有两面性’、‘反革命分子在我机关多做一年工作，等于多赎一年罪’。他甚至亲手制定一些该判不判、重罪轻判的案例，令各地仿行。据初步统计，经过李世农罪恶指导，全省放掉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达二千余名之多。” （195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

关于李世农其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一篇报告中是这样说的：“李世农貌似忠厚，伪装朴素，如果我们只看到他的这种假像，就会认为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但透过假像去看他的本质，就会了解他是内怀奸诈、居心叵测、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野心分子。又如：李世农向中央多要救济款，如光从这一问题的表面现象来看，可能认为他是关心灾民，也可能认为他是在救灾问题上有依赖思想。但实际上他是有意夸大灾情，借此否定合作化的成绩和攻击省委对灾情的正确估计。” （195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

忠厚是貌似的，朴素是伪装的，这正好是他奸诈的证据。这固然是修身方面的大毛病，却还只关系一个人的荣辱。至于说，省委的正确估计是灾情不大，而他却要有意夸大，这事就要关系若干人的生死了。

李世农集团的其他成员，据报纸上说，“杨效椿亲自宽纵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一百余名，错误地释放了大批被劳动教养的人，并且诬蔑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195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

陈仁刚。据报纸上说，“安徽省委曾指示各地批判右倾思想，坚决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但是，省负司法领导责任的陈仁刚，却抗拒省委指示，竟在蚌埠召开的县人民法院院长会议上布置反‘左’的任务，要求司法干部不要‘脑子发热’‘盲目附和’，说‘省委今春提出在政法部门批判右倾是错误的，与中央文件精神不符，与下面情况不符’。”这篇报导还说“今年三月间在皖南的时候，陈仁刚要歙县、绩溪、宁国、屯溪四个县市复查一九五五年早经多次检查并据实判决的案件。他还亲手检查两个案件，企图把因造谣污蔑人民政府、破坏统购统销而判罪的原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俞伯渊改判‘教育释放’，把不法地主分子汪碧玉‘免于刑事处分’。陈仁刚还把他这种包庇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作为‘榜样’，要这些县市的司法干部仿效，企图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据这篇报导说，陈仁刚还有一个大错误，就是同厅长李湘若的关系。

李湘若是农工民主党的成员，曾经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活动，解放后被安排当了安徽省司法厅长。陈仁刚在名义上是李湘若的副手，但作为司法厅的党组书记，是事实上的领导人。可是呢，“整风运动开始以后，陈仁刚和党外右派分子、安徽省司法厅厅长李湘若里应外合向党进攻。李湘若为人奸诈，一贯对党不满，陈仁刚是知道的。但陈却毫无原则地吸收李参加不必要参加的党的重要会议，把党内机密文件给李湘若看，并将他自己下乡收集的那些反动的所谓‘调查’材料，告诉李湘若。李湘若在向党进攻时，就运用了不少上述材料。” （1957年9月7日《人民日报》） 假如他同李湘若关系紧张，李湘若攻击他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等，那就好了。

关于李世农一案，关于安徽省的反右派斗争，尹曙生的《读曾希圣给中央的检查》一文提供了一些背景材料：

安徽的反右派斗争，在曾希圣的主持下，共划出右派分子三万一千四百七十二人，是划右派最多的省份之一，使全省党内、外精英受到重创。因为曾希圣独出心裁，花样翻新，他将中央划右派的六条标准扩大为十二条，增加六条，即：丑化党的领导，丑化积极分子，挑拨党群关系，挑拨群众关系，反对农业“三改”，反对河网化。这十二条标准，可以随意把一个人打成右派分子。安徽的反右派斗争是从文教界开始的。首先是中共安徽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安徽省文联党组书记兼主席戴岳为首的十六人被打成“文联右派反党集团”；接着，安徽文联党组成员、《江淮文学》副主编王影和文联党组成员、《江淮文学》副主编石青被打成“文联右派反党集团”；省文化局以陈仲、张熙才、余建民为主要成员被打成反党集团。紧接着反右派斗争在教育、卫生、科技部门展开，所划右派越来越多，斗争越来越残酷。仅省立医院和安徽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以上高级职称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五十八人。在三万多右派中。有二万五千一百三十七人是文、教、卫和科研单位的知识精英、科研骨干。

就在反右派斗争如火如荼之际，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一届四次全体会议，十二月十五日省委召开一届六次扩大会议，专门对李世农、杨效椿、李锐等人开展批判，以解决省委内部的“右倾”问题。十二月二十五日，省委报经中央同意，决定延长会议时间，并将会议扩大到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共一千五百多人参加，还有一千八百多人列席会议，共有二百六十一人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口诛笔伐，揭发、批判李世农等人的所谓右派反党罪行。会议通过《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并定性为“右派反党集团”。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省委向全省发布公告称：“这是安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次巨大胜利，是安徽反右派斗争的最重大成果”。

同一天，《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社论是根据省委的报告和曾希圣在批判李世农等人大会上指控的“罪行”基础上写出的，社论“祝贺安徽省委这次会议的成功，祝贺他们在这一巨大胜利基础上乘胜前进。”

李世农等人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千方百计地阻挠公安机关对反革命活动的打击，包庇和纵容了大批反革命分子、自首叛变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为他们开脱罪责，为他们免刑减刑，为他们翻案——他们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社论原文——笔者）这样的指控完全是颠倒黑白。从一九四九年解放到一九五七年底，安徽在镇反、肃反中不存在包庇和纵容反革命的问题，而是严重扩大化的问题，尤其是从一九五四年以后，在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把几十万不满意合作化的农民和工商业者打成新生的反革命、坏分子，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炎黄春秋》2013年第1期）

尹曙生的这篇文章还告诉人们：李世农等人受到的指控，实际情形是怎样的：一九五六年，在内部肃反中有一千七百多人未经检察院批准公安机关擅自逮捕的。为此省检察院向公安厅提出，今后捕人应先办批捕手续，后捕人。这就成了李世农、杨效春、李锐“右派反党集团”包庇、纵容反革命罪状之一。另一件事发生在一九五五年第二次大规模的社会镇反中间：全年逮捕二万七千六百十一名反革命，超额完成任务。其中一千四百十九人没有任何反革命罪行，有的只是家庭成分不好，有的对合作化有意见说过牢骚话而被逮捕，且没有任何批准手续，检察机关提出补办手续，公安机关不得已将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释放。为此曾经遭到李世农的批评。这就成了李世农“右派反党集团”的又一罪状。

李世农一案是当年著名的大案，全国省级以上报纸都作了详细报导，公布了中共安徽省委开除他们党籍的决议，刊登了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评论此案的长篇讲话，《人民日报》还配发了社论，舆论造得很足。可是他不像别的右派分子一样要等到一九七九年才“改正”，到一九六二年七月，也就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之后，李葆华接替曾希圣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那短暂的政治空气比较宽松的时候，即对李世农的问题进行甄别，给他平了反。算是少数幸运者之一。

河北省反出的党内右派分子有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刘洪涛、省委候补委员、省工会联合会主席杜存训等人。据报纸上说，“一九五七年夏季，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刘洪涛和右派分子王葆真结成政治上、思想上的联盟，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一九五七年三月间，王葆真借水利问题向党和人民政府发动了攻击，否认党和政府几年来水利工作的巨大成就，污蔑党和政府‘虚掷’水利经费，给河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害。刘洪涛竟给王葆真出谋划策，企图借水利问题混淆视听，制造混乱，以达到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一九五七年八月省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期间以及会后，刘洪涛为了包庇王葆真，掩盖他自己的反党罪行，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坚决反对在大会上对王葆真的彻底批判；隐瞒王葆真的反党言行材料；以省委统战部长身份，使用威胁手段，玩弄两面手法，阻止对王葆真的批判” （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

这里提到的王葆真是老同盟会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即任中央常委，李济深任命他担任民革华中军事特派员，在长江一带策反国民党的军队。在一篇题为《解放前夕民革的军事策反活动》的文章里说到一件这样的事情：一次“董必武秘密给了李济深七百万元活动经费。李济深交给王葆真六百万元、余心清一百万元，让他们到北方去进行策反活动。” （2009年3月6日《团结报》） 可见对他的倚重了。一九四九年二月王葆真在上海被捕，五月上海解放才得以出来，即赴北京出席第一届政协会议。他这时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当然是省委统战部部长刘洪涛重要的工作对象。

杜存训的问题，据这篇报导说，“杜存训打着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招牌，公开煽风点火，反对和破坏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利用少数人的不合理要求和狭隘的经济利益，来破坏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利益，煽动和欺骗工人群众；把斗争的矛头引向党，利用工人闹事来反对党，挑拨工会与政府对立，阻挠和抗拒执行政府的法令，企图把工会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 等等。

广西反出的党内右派集团，是以前广西省委常委、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为首，包括前省委常委王梦周，前省委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人。他们的问题，据报纸上说，是从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就打着‘反冒进’、‘反主观主义’的旗帜，极力诋毁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取得的巨大成就，攻击党的领导，进行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到一九五七年六月，中央宣布处理因灾饿死人事件时，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发展到最高峰。硬把因灾饿死人事件说成是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所带来的恶果，并进而全盘否定广西的工作成绩，认为党在农村工作上‘犯了路线错误’，要求‘重新估计农村工作’，要省委‘肯定错误’。”广西被反出的党内右派分子还有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江萍。据报纸上说，“当去年党内外的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疯狂进攻时，他恶毒地攻击肃反成绩，替地主、富农、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伸冤’叫嚣，硬说所谓‘冤案’、‘错案’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1958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八年四月，中共云南省委扩大会议反出了一个以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郑敦，广东揭阳市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期间到云南建立游击根据地，担任滇桂黔边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据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揭发：郑敦这个“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阶级异己分子”“以云南地方干部的‘领袖’自居，竭力利用地方主义的遗留影响，培植个人势力，坚持反党活动。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时，与由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而堕落的蜕化变质分子王镜如，结成反党集团。”“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以后和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之时，郑、王反党集团一方面利用全省取得高级合作化胜利后的个别缺点，夸大所谓‘阴暗面’，率领亲信，调派‘骨干’，到处搜罗所谓农村的‘黑暗’，污蔑社会主义革命为黑漆一团。” （5月26日《人民日报》）

据大姚县县委副书记、县长董安国写的《“郑、王反党集团”的“一条腿”》一文透露：

郑敦是怎样成为“反党集团的右派分子”的呢？其实郑敦只不过是张子斋和孙康的替罪羊。一九五八年三月，（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去成都参加中共中央（西南局）反右深挖补课会议，回到昆明后说：“某某省有‘地方主义’，难道云南就没有？”矛头直指云南地下党和“边纵”。谢富治等人采用先做帽子再找人的办法，首先把时任省政府秘书长的张子斋（原任“边纵”政治部主任）和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孙康（原任“边纵”领导人之一）定为打击对象拟报中央。不料报告转到周恩来总理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那里，他们考虑到张子斋是白族，孙康是孙中山的侄孙，因此中央没有批准。接着谢富治就将目标转到了时任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郑敦的头上。 （魏光邺编：《命运的祭坛》，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下卷第957页）之一）

王镜如是中国云南省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据董安国的这篇文章说，“在四月十一日批判郑敦的会议上，省委领导要王镜如揭发郑敦，王镜如本着实事求是精神拒不乱批乱揭。省委就认为王与郑划不清界线，同流合污，决定给王镜如也戴上右派帽子，因为王镜如是老区来的干部，又给他戴上一顶‘蜕化变质分子’的帽子。” （同上书，第956页） 接着，报报纸上公布了“反党集团”的材料，说，郑敦“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的野心活动早在一九四八年云南地下武装斗争时期即已开始”，“以云南地方干部的‘领袖’自居”。据这篇报导说，郑敦王镜如“他们宣称老干部‘没有文化’，应该采取赎买政策让其退休，‘进博物馆’。” （1958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董安国的这篇文章还说到，因为此案的牵连，“省委组织部四分之一的干部跟着被划为右派。广通县因郑敦带着省委工作组在那里工作，县委书记仇开明、县长丁钧等县委领导班子大多数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二百多名南下和地下党‘边纵’干部几乎淘汰殆尽。” （同上书，第958页） 董安国本人也受到牵连，中共大姚县县委书记于刚说董安国是“郑、王反党集团”的“一条腿”，把他和前来大姚县检查工作的郑敦一点工作上的接触说成是“和郑敦一鼻孔出气”，制造出了一个“董安国反党集团”。把县政府十多个科局长打成“董安国反党集团”骨干分子统统划为右派分子，大多数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同上书，第951-652页）

在云南省，受到这一案波及的，还有中共思茅地委第一书记梁家。“梁家反党集团”包括地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王坚，宣传部副部长尹宜公。并且在所属各县的领导班子里划出一批“梁家反党集团”成员，也就是右派分子。此外昭通地区也挖出了四个“反党集团”，如以盐津县委书记瞿增伟、县委组织部长何浩正为首的“反党集团”，以鲁甸县委书记李春仁为首的“反党集团”，以威信县委委员、组织部长杨曙，县委委员、县长吴之伯为首的“反党集团”，以昭通县委书记陈季伯为首的“反党集团”。 （同上书，第959-960页）

受到这一案波及的，还有曲靖县县委书记吕华民，据他的妻子张景雯的回忆文章《历尽磨难，无怨无悔》一文中说：“一夜之间，吕华民从‘思想右倾’突然被诬陷为‘郑、王反党集团’安在曲靖地区的钉子，变成‘敌我矛盾’，掉进无底深渊。随之而来的批斗株连，他工作过的泸西、曲靖两县的知识份子干部，地下党干部有一大批被扣上吕华民的‘亲信’‘爪牙’‘须须根’等罪名，被划为‘右派’。曲靖县从县长、科局长、两个公安局长等无一幸免。我更是首当其冲，在劫难逃。” （《二十一年》，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下册第438页）

谢富治在反右派斗争中表现很突出。一九五九年九月从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上调任公安部部长、党组书记。后来不断升官。到一九七二年他死的时候的官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真是红极一时。死后几年报应来了。一九八○年十月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其党籍，一九八一年一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当年中共云南省委第二书记于一川对于制造“郑、王反党集团”十分卖力，还有挟私报复的动机。他妻子王静在省委组织部担任副部长，他以为受到了郑敦的排挤。可是他的报应来得很快，在他打过郑敦王镜如之后不久，就被打成“于（一川）梁（诰）反党集团”了。前面说到的梁家、仇开明也像他一样，在反右派斗争初期，都是反右的积极领导者，也伤害了不少人，却不料自己也落得如此下场。 （《命运的祭坛》，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下卷第960页）

一九五八年二月，中共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开除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前副省长陈成义（已死），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钧，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陆为公，民政厅副厅长刘余生，司法厅副厅长王新潮，银川专员曹又参，交通厅副厅长林里，商业厅副厅长梁克忠，原文化局局长马济川等人党籍的决定，宣布他们是一个右派集团。（1958年8月16日《甘肃日报》）

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青海省第二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已经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原省委书记、省长孙作宾，决定将他开除出党。会议揭发“孙作宾等人”不少的错误，例如，“孙作宾等还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伟大的肃反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污蔑‘肃反过火了’，‘冤枉了好人’，对于被宽大处理了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也要求党和人民向其道歉。孙作宾本人就曾向一个被错释的反革命分子当面道过歉。果洛地区至今尚未进行肃反运动，孙作宾却要在果洛‘平反’。这就足以说明他对肃反运动仇视到如何的程度。孙作宾等反党分子还包庇反革命分子，重用反革命分子，甚至还以甚么‘无罪推定论’，‘反革命阴谋未遂’等等荒谬论据，平白无故的大量的改判和释放犯人。对于反右派斗争，他们同样也是仇视的，竟敢公然阻挠反右派斗争，包庇右派分子。” （1958年3月11日《青海日报》）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扩大会议反出了一些党内右派分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他们是：孜牙·赛买提（自治区文化厅厅长、文化厅党分组书记、自治区文联主席、作家协会自治区分会主席）、依不拉音吐尔的（自治区民政厅厅长、民政厅党分组书记、作家协会自治区分会副主席）、阿不都热依木·艾沙（自治区党委候补委员、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副州长）、阿·赛德（乌鲁木齐市市长）、阿不列孜·卡里（自治区商业厅副厅长）。他们都被开除了党籍。 （1958年6月27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报导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情况，有一段专门讲反对党内右派的斗争，列举了各地的党内大右派：

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和自治区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中报告了本地区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同党内的右派分子以及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被这些地区党组织所揭发出来的重要右派分子有：原浙江省委常委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省委委员孙章禄等右派分子，以原甘肃省委常委孙殿才、省委委员梁大均、副省长陈成义等人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以原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为首的右派集团，以原云南省委常委郑敦为首的反党集团，以原广西省委常委陈再励为首的右派集团，原青海省委常委、反党分子孙作宾，原河北省委常委、右派分子刘洪涛等人，这些右派分子都已被清除出党。

这并不是最后的总结。八大二次会议之后还在继续进行反对党内右派的斗争。六月二十四日至十月十三日举行的中共辽宁省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反对党内右派。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到会作了报告。会议反出了一个反对省委第一书记黄欧东的反党集团。他们是：王诤（原省委书记）、宋黎（原省委委员、旅大市委书记兼市长）、杜者蘅（原省委书记兼省长）、李涛（原省委书记、副省长）、张烈（原省委常委、省工会主席）、吴铎（原省委常委、秘书长）。据报纸报导，他们的错误很多。例如“王诤、李涛、杜者蘅支持和包庇张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罪恶活动。张烈以工会为阵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央关于伟大的肃反运动和若干肃反政策的确定，王诤和宋黎都表示过怀疑和抵制。王诤怀疑第一批肃反运动成绩是主要的，宋黎对旅大市一九五五年社会镇反运动成绩是主要的，也不予肯定，并且拒不执行中央关于镇反的某些指示。” （10月31日《辽宁日报》）

山东省在一九五八年的“整风补课”中反出了一个以王卓如（原省委常委、、副省长）和袁子扬（原副省长）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10月23日《人民日报》）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在一篇文章里说：“由于右派分子王卓如、袁子扬等的错误影响，我们的政府工作和财贸工作受到了一定的损失。在这次整风补课中，对于这些错误必须予以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坚决纠正过来。” （《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23期）

王卓如的情况，据他的女儿写的《难以忘怀的记忆——忆一九五八年“反右斗争”中的父亲王卓如》 （载《中国改革》2011年第7期，2011年7月1日） 一文说：

自一九五五年起，王卓如担任山东省常务副省长兼计委主任，主持全省经济工作。一九五七年底，中共山东省委在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粮食年产量四百四十亿斤的冒进指标（此前的最高产量是二百七十五亿斤）。父亲认为办不到。当时山东农业仍是靠天吃饭，即使经过五年努力，变平年为丰年，至多也只能达到四百亿斤。这一相对冷静客观的意见，却成了他“右倾保守、反对省委、反对大跃进”的重要罪状。

他的另一罪状是，认为“不能将合作社的优越性估计过高”，他还在会议上指出了农村减产减收，引起群众不满，使一些人对合作化的优越性发生怀疑。这些讲话被断章取义改编，在省委的反右材料中变成“王卓如……恶毒地污蔑‘一切恶果都是合作化带来的灾难’”，并且定性为他“反对合作化”、反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罪证。

有人要把省计委的一位负责人郭士毅打成右派。王卓如在处理此案时，召开计委党组扩大会议核对事实，进行讨论。会上，不少人不同意郭是右派。他将讨论情况报告省委，认为根据现有材料，不能证明郭是右派。因而他被指责为“包庇右派分子郭士毅”，他成了“右派反党集团首领”，郭则成了他的“反党集团成员”。

他如实反映财政赤字状况，不同意违反财政制度用预算外资金冲抵账面赤字，被指为“制造假赤字，谎报财政‘三空一赤’，反对省委”。

不过，他至少还有一条重要的“罪证”看来没有列入省委的反右材料。那就是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打算挪用本已紧张的财政资金，修建一座专供领导干部消遣的南郊宾馆，他主管财经工作，坚决不同意。他说，财政就像一杯水，有人多喝了，就会有人少喝；并不客气地说：“谁出主意谁拿钱。”此事令某些人极为恼火。只是在他被打倒之后，就在农村发生严重饥荒的三年困难时期，两个村庄被拆迁，环境优美的南郊宾馆顺利建成，并被称为“打倒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的胜利成果”。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会给父亲罗织了“搞独立王国”“反对省委”“一杯水主义”等罪名。

在许多省里，把一些省委常委乃至书记处书记这样的高级干部划成了右派分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江渭清的回忆录中讲的一件事，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他说：

一九五七年七月上旬，毛主席在南京找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曾严厉地批评了我。

毛主席问：“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

我回答说：“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九十分；八句话讲对，就打八十分……”

毛主席大概没料到我会这样回答，顿时生气起来。他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我想：自己是省委第一书记，是省委一班人的班长，如果书记、常委内有“右派”，那我就是“头”。所以我秉公直言：“要反右派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

听我这么表态，毛主席倒消了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还带着幽默的口吻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我回答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你老人家护驾。”因为江渭清采取了这样的态度，所以最后的结局，如他自己说的，“我们江苏反了右派，并且同样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但就党内来说还没有因为反右而到过分‘伤筋动骨’的地步。从省委常委起到地、市、县委这几级主要领导干部，都没有扣‘右派’帽子，保护了下来。”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415-417页）

毛泽东亲临前线督战，他对江渭清说的这些话，想必也对江华、曾希圣等人说过的吧。只是他们不是像江渭清这样回答的，于是沙文汉、李世农辈就不免了。也许，江华、曾希圣他们原来就已经对沙文汉、李世农辈很有些不满了，现在正好趁着毛的督战，解决这个问题。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是培训党内高级干部的最高学府。当时校内分普通班、新闻班、研究班、师资训练部等单位，普通班学员全是司局级干部，新闻班学员为各省市相当于厅局级的新闻单位负责人。反右派斗争开始，有的省市党委向中央和党校建议让学员提前毕业，回去参加领导本单位的反右派斗争。可是毛泽东不同意。六月十七日晚上，他看了陆定一拿给他看的党校出版的《整风简报》，看到那上面登的学员们的一些言论，认为都是严重的右倾思想，对这些错误思想，一定要发动群众，开展批评，明辨是非，不能让他们带着这些错误观点回去。

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兼党委第一书记）和副校长侯维煜（兼党委第二书记）对普通班、新闻班这些老干部还是想尽量保护的。七月二十二日他们向中央书记处上报了四名学员的材料，其中初步确定划为右派分子的只有两人，一个入学前是《广西日报》代理副总编辑的王谭，一个入学前是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的局长徐盈。王谭的右派言论，如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自我批评不足”，“苏联有个人崇拜，中国是否也有个人崇拜？”“毛主席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批判”等等。鸣放开始后，有学员评论林希翎、谭天荣的演讲都是毒草，王谭说，“也许几万年后会成为鲜花。”徐盈原是《大公报》的名记者，地下党员。要划他为右派，一是因为他同储安平、浦熙修、徐铸成等人的关系；一是他主张新闻自由，办同人报。除了这两个人要划为右派分子以外，还有两名学员，同情社会上的某些右派言论，应当批判，但不划为右派分子，一个是萧鲁，入学前是全国总工会海员工会国际部部长，另一个是王善玲（女），入学前是劳动部的副司长。邓小平看了这个报告以后，对杨献珍、侯维煜说：你们高级党校学员中绝不会只有两个右派分子。他提出萧鲁应划为右派，如果这样的人不划为右派，党内就没有什么右派了。在旁边的彭真插话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萧鲁是不是右派，而是你们两个是不是中右的问题。

中央领导人找杨献珍谈党校反右派斗争问题，给他施加压力这事，李新在《反右亲历记》一文里有一个大同小异的说法：反右派初期，他（指杨献珍）领导的高级党校没有打到一个右派。于是刘少奇、邓小平把杨献珍等高级党校党委常委找去谈话。刘邓问他们高级党校反右派没有？杨说反了。又问：打倒多少右派？杨说，查了，一个也没有。刘说：你站在右派的立场，怎么能查得出右派呢？邓说：我看你就像个右派。于是决定高级党校要重新展开反右派斗争。常委们回去后，为展开斗争，就让杨献珍靠边站了。刘邓都认为杨的立场有问题，是否该把杨划成右派呢？因为大家都一直在杨的领导下工作，而且都认为杨的为人不错，所以没有把杨划成右派，而把他的秘书马鸿模划成了右派。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在刘邓直接督战之后，高级党校的反右派斗争逐渐进入高潮。九月十六日，普通班学员丁景才自杀身死，他入学前原是江西省农业厅副厅长兼农科所所长，了解农村情况，他的右派言论如：解放以来工农业剪刀差扩大了，统购统销卡得太紧，使农村副业萎缩；供销社与民争利，使农民收入减少，生活降低；农业合作化冒进了，如果合作化慢一些，规模小一些，增产就会多些，等等。在他自杀之后，接着还有师资训练部的学员陈友伟和普通班学员杨赓相继自杀。陈入学前是华东师范大学的讲师，杨入学前是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这三个自杀者都被宣布开除了党籍。到年底，高级党校的学员中共划出了右派分子六十三人。教职员中也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到年底，划出了右派分子二十七名，在一九五八年春的反右补课中又划出五名，划右派分子共三十二人。 （据杜光《中央高级党校反右派内幕》，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9期）

杨献珍是一位马列主义哲学家，而该校哲学教研室主任艾思奇的学术声望比他高，他因而心存嫉妒。一九五六年，“艾思奇在一次讲课中肯定了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命题。这当然触犯了杨献珍的‘唯物论’。承认思维和存在两者具有同一性，在杨献珍看来，是十足的黑格尔式唯心主义呓语。……他要求艾思奇放弃自己的观点。但是艾思奇（还有哲学教研室一位老资格教员，名叫陈仲华）拒绝放弃自己的观点。正在僵持之中，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来临了。其时艾思奇正在青岛养病，病尚未痊癒，就被召回北京参加运动。艾思奇回京不到十天，在杨献珍组织动员下，有人就给艾思奇贴出了近二百张大字报，还开了几次批判会。批判中竟然说，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右派观点，右派言论。……艾思奇几乎被扣上右派帽子，大概是因为艾思奇毕竟颇负盛名，杨献珍有所顾忌，最后没有给他扣上右派的帽子，只决定下放锻炼，但为儆效尤起见，却把那位坚持自己学术观点的老资格教员扣上了右派的帽子，下放劳动二十几年。” （吴江《十年的路》，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59-160页）

党内的反右派斗争还应该说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所谓“二王、八司马事件”。在整风运动中，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有八个年轻的科级干部贴出大字报，给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何载和党支部书记王文提意见，说他们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棘手问题绕道避开，还有一条更加犯忌讳的，是同情和支持林希翎。反右派斗争开始，中直机关党委想要把这八个积极提意见的年轻人打成右派分子。由于杨尚昆的持重态度，结果何载和王文没有划为右派分子，林克、李公绰、戚本禹、吕澄、朱固、沈栋年、马芷荪和王象乾这八个年轻人也没有划为右派分子。到了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全国又掀起“双反”运动和整风补课。这时，这八个年轻人就面临被打成反党小集团的危险了。从三月到四月，两个月的时间，开了多次大会小会批判斗争他们。后来林克回忆说：“当时我曾含着泪对妻子说，为了不牵连你和孩子，准备离婚，我准备去劳改，去坐牢。”正好这时候，在广州的毛泽东叫林克立刻到他那去，毛泽东听了汇报以后，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当着邓小平、杨尚昆、田家英等人的面，表明态度：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你死我活，不可调和。

就在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何载，还有支部书记叫王文，都很坏。他们都同情和支持林希翎，反对党的方针路线，他们是党内的右派。秘书室有一群年轻人，敢想敢说，挺身而出，反对何载和王文。上边的党组织，中办总支和中直机关党委，不支持这些年轻人，反而支持何载和王文，打击这些年轻人……因此，出了个“八司马”。这件事就发生在我身边，可见“天子脚下”也不那么太平哪！

……我提请注意这件事，并建议由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挂帅，组织力量，彻底查清，向党中央报告。

有了毛泽东的这个广州表态，局面当然立刻翻了过来，“八司马”进入整风领导小组，而何载和王文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降级下放。熟读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的毛泽东，记得唐顺宗时期王叔文、王伾以及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这一回正好也是八个人，于是就说是“八司马事件”了。 （这件事情根据孙言诚《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7期）

从毛泽东亲自过问的这一个具体案例可以知道，划谁为右派分子，不划谁为右派分子，是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是非标准的，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长官意志。

党内右派分子还应该说到国家计委综合处副处长朱熔基，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之后，他想起草一篇《给官僚王国——国家计委来个重磅一击》，邀人签名，没有成功。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他被宣布划为右派分子，右派罪行是：一、在党内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带头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发泄个人的成见，丑化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二、攻击计委党组织是个资产阶级官僚集团，把共产党比拟为反动的国民党。三、利用党的组织生活会，以向党交心、汇报思想的手段，攻击党和国家计委头脑发热、有冒进倾向；并煽动他人同流合污。四、以资产阶级立场，对党和国家计委工作上的缺点，加以渲染、夸大。五、拉拢他人狂妄地提出要改组国家计委，整顿燃动局、机械局党委组织，要党的领导让贤，暴露了个人资产阶级野心。朱不服，两次向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写信申辩，没有结果。他只好写信给陈云，由于陈云的过问，他不必到包头钢铁厂去劳动，留在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当教员。

共青团内也反出了一批右派分子。团中央候补委员、团云南省委副书记董学隆就是一个。抗日战争期间，办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是学生运动的一个中心。抗日胜利以后，这里的学生运动继续高涨。董学隆就是当年学生运动的一个参加者。他出席了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聆听了毛泽东接见时说的那一篇话。据报纸上公布他的材料的报导，说“‘三大’一开完，他就急急忙忙坐飞机赶回昆明。他利用吃饭、休息时间和打扑克等方式，去接近群众，到处点火。他大力宣传北大民主墙上向共产党攻击的大字报，把右派的进攻说成‘真和解放前反美运动一样’，是‘青年思想活跃’的表现。他并把他认为对党有意见的人找回来鸣放，煽动一些对肃反等运动不满的人向党‘伸冤’，提出要党组织在大会上公开向这些人道歉。并污蔑肃反积极分子是‘小公安局长’。”“他污蔑我们新中国的教育和团的工作是把青年培养成‘机器人’，‘唯唯诺诺’的人，取笑哪些服从祖国分配的人不敢‘言志’。他到处作报告说：‘孔夫子时代弟子可以言志，为什么在有先进思想作为指导的今天不敢呢？’” （1957年8月28日《中国青年报》）

共青团云南省委机关报《边疆青年报》的副总编辑刘增羽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并且和董学隆打成一个“董刘反党集团”。 （见《二十一年》，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365页）

中央团校政治经济教研室教师罗三都去参加了中国青年报社斗争刘宾雁的大会回来，他问别人：“无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到底有多大？”“右派分子刘宾雁的文章如果换个人写是不是也是右派？”别人让他再讲，他说，“我不说了，我如果再说可能又变成右派了。”不再说也不成，罗三都还是被划为右派分子了。 （1957年9月16日《中国青年报》）

以上这些，大都摘自当年报纸，写得简略。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李庚，也是共青团系统的右派分子。他有一篇文章比较具体地谈到自己划右派的经过，这里节录一点：

一九五八年，我以三件事获罪，被划为右派：（1）上书陆定一同志，表示不赞成建国以来照搬苏联出版体制，并主张要用适合精神劳动特点的方法对待编辑人员的工作；（2）在中央美术学院领导整风反右时，不同意划江丰同志为右派并上报文化部指出美院不存在反党集团；（3）发表文章不同意将流沙河同志的小诗《草木篇》无限上纲，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因此，我被定性为反对学习苏联，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包庇江丰反党集团，和为毒草鸣冤。特别是第二条和第三条，因为毛主席在第一次视察浙江工作时，听到当地反映江丰同志的作风问题，曾发话道：“江丰究竟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要查一查”；第三条是因为毛主席在当时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中认定《草木篇》是大毒草，认为作者流沙河和我们党有杀父之仇（流沙河的父亲在解放初被镇压）。因此把我的两条不同意见上纲到“反对毛主席”，这已经非常严重了，但是我被错划更直接的问题是，当时罗毅和边春光在党号召整风的前夕，私自召开会议否定我在中青社的全部工作，我愤而要求由文化部调到美术学院任整风领导小组组长，整风开始后，青年出版社党内外众多群众和干部认为我“是被罗毅和边春光的宗派主义排挤、打击走的”，立时大字报沸沸扬扬，以致边春光、罗毅无法下台，遂由罗毅以团中央反右小组的名义将我调回中青社，要求我向群众声明是我要求调走的，并非打击排挤。我坚决拒绝为保护他们过关而向群众说谎，因此在调回中青社三天内就由罗毅召开批斗大会，将我划为右派分子。对此我思想不通，拒不承认，屡次要求平反，被认为是死不改悔。 （李庚：《是非青史凭人阅》，见《北京观察》1998年试刊第一期。）

相对地说，当年共青团系统划出的右派分子不算太多。这里有一个偶然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当时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是胡耀邦，他对这一类政治运动不甚积极。一九五七年七月，他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活动。他在国外的这两个月，国内正是反右派斗争的高潮。共青团中央机关的反右派斗争是由团中央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罗毅主持。胡耀邦回国，刚到乌鲁木齐就急于打电话询问，当他听到团中央已经打出一百多名右派分子的时候，他说：“损失惨重啊！”他叫罗毅马上煞住，等他回京再说。他回来以后，尽量保护了一些人，几乎要划右派的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项南、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张黎群，被他保了下来。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陈模，他竭力保了一年，到一九五八年共青团三届二中全会上，还是被划了右派分子。胡耀邦当会有无力回天之恨吧。后来陈模写了一篇《耀邦同志二三事》，其中谈到中国青年报社反右派斗争的一些情况：

我当时兼着报社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的组长。工作组 （按：团中央机关党委派来的工作组） 认定某同志是“右派”，而且要将他的材料见报，开除他的党籍。我在延安尝过“抢救运动”的苦头，见过康生这个大坏蛋，怎样整了许多清白的党员、干部，把别人的政治生命当儿戏，在领导小组会上，我主张对某同志的问题，暂缓见报，请示上级党委再说，他的党籍问题，应留到运动后期去处理。这一下子，我成了反右斗争的阻力！原来工作组是有来头的。第二天工作组就宣布，撤销我的领导小组组长职务。新的领导小组在工作组的督战下，自然很得力了，抓某某人一个右派哪够哩，为他的作品写过评论的人是右派；搞过某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的报导的人是右派；揭露搞特殊化的“秘密商店”的记者是右派；在《辣椒》副刊上，写过一篇反官僚主义小品文的编辑是右派；给人事科贴过一张《用人唯贤》大字报的干部是右派；说过一句“报社哪有这许多右派分子”的人，也成了右派。不一而足，早已超过规定的打右派“指标”了。

工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高元，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档案处处长，有十六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椐报纸上说，他认为“工人并不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参加工会，也不是为了学习共产主义参加工会，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才参加工会的。因此工会的本性就是保护。至于共产主义学校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支柱作用，党联系群众纽带作用，都不是工会的本性，而是党强加于工会的。”高元认为，工会存在的客观基础，是国家有官僚主义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国家不可能不犯错误，国家可能会侵害工人的利益。资本主义对待工人的一套，在我们国家中都有，只是分散而不集中罢了。所以需要工会和政府唱对台戏，需要工会来保护。这篇报导说，“今年四月，国家调整某些高级消费品的物价，高元就在同志中间散布他的谬论：国家对工人一方面增加工资，一方面又提高物价，这是国家对工人耍手腕。全国总工会应该对此发表声明，表示遗憾。”高元还说：“党只注意长远利益，不能代表工人群众的目前利益，或切身利益。有了党的领导，工会就不能很好地保护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党就成了碍手碍脚的东西了。”他还提出：“工会法规定全国只有一个工会，是否合适可以考虑。工人可以自己组织工会，不一定参加全国总工会。” （11月11日《工人日报》）

党内的右派分子还应该提到谢雪红。她是台湾彰化人，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八年参加建立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任候补中央委员。一九四七年参加台湾“二·二八”起义，领导台中地区的武装斗争。起义失败后赴香港，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十一月发起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任主席。一九四九年九月，代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出席宣告建立新中国的政协会议。反右派斗争的初期，似乎并没有要将她划为右派分子的意思。据报纸上说，“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有一位代表要谢一道揭发章伯钧，谢却说：‘不要落井下石，不要指名批判，放放空炮好了。’” （12月26日《今日新闻》） 可见在七月热火朝天的反右派斗争期间，还有人邀她去一道批判右派。直到高潮早已过去的十一月十日，才开了批斗谢雪红的第一次会议。划她右派的材料，据这篇报导说的，有这样一些：“她以‘老革命’和‘二·二八女英雄’自居，目空一切，唯我独尊”，“这次更利用党整风机会放出许多毒箭，向党进攻”，“煽动台盟干部用写大字报等办法企图赶走在台盟的共产党员”，“当右派分子疯狂地攻击党的肃反政策的时候，谢雪红也不例外，她在今年一月二十二日政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一批案件，要求平反”，等等。当年各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员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尽管不在少数，但主席被划右派的，只有中国农工民主党的章伯钧和她谢雪红了。

当年一共划出了多少党内右派分子，我没有找到直接的数字，却有一个可供推算的数字。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七日的《关于今后接收党员工作的意见》中说：“在这一个时期内，党员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党员的数量却有所减少（一九五七年六月底到一九五八年六月底，党员总数共减少二十七万人）。”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95页）

对“二十七万”这个数字，可以作以下的分析：一、这一年里，还发展了若干新党员。比如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就有一个《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份子入党的通知》 （同上书，第十册，1994年版，第358页） ，将这些新吸收的人数抵销一部分出党的人数，可知这一年间出党的总人数必定大于二十七万。二、党员减少的原因，还包括自然死亡、自动退党、以及因为与反右派斗争无关的原因而被开除党籍。依惯例看，这几项不会有一个很大数字，可以姑且以新发展的人数与之相抵。那末，三，这二十七万可以认为是因为划为右派分子而被开除党籍的。这个数字大约占右派分子总数五十五万多人的一半。

附带讲一下归口由党委统战部管理的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提出在“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适当地进行反右派斗争”。指示认为，“地方民族主义者，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右派的一部分，是披着民族外衣的右派分子，其中某些人已经直接成了汉族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同盟者”。在斗争策略上，“应当切实注意控制打击面，不使过宽”，“条件较差，不宜于采用汉族地区的方法的，可以适当从宽”。早在这个指示发出之前，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开始了反右派斗争了。

少数民族的著名右派分子，有马松亭（1895-1992），北京人。回族。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和北京伊斯兰经学院副院长。据报纸上说，他说过回民文化协进会是同化回民的机关，说回民文化协进会的共产党员干部不懂回民的事。 （8月19日《新华社新闻稿》） 一九五七年八月间召开了“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第二届代表会议，对披着宗教外衣的前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右派分子马松亭的反动言行，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斗争”，一年之后，一九五八年十月的一次会上，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宣称“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一致拥护结束回协的组织和工作”。 （1958年11月1日《今日新闻》） 他的简历已经收入一九九九年版《辞海》。

一九五八年八、九月间，这时全国的反右派斗争早已基本结束，银川还开了几次回民座谈会，批判“伊斯兰教界中的极右分子马震武”。马震武是“哲海林耶”教派沙沟门宦教主，人民政府安排他担任了原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固原回族自治州州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等职务，是个上层统战人物。《人民日报》揭露他的文章，历数了他“解放前残害群众，无恶不作，血债累累”，“解放后收买反革命分子，组织四次叛乱”，“利用宗教特权，残酷剥削回民群众”，都是算他的历史老账，并没有说他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那么他这个极右分子又是怎么来的呢？报上说：“今年四月间，正当酝酿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时，马震武又妄想篡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领导权” （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已经安排为自治州的州长了，还不满足，还要想当自治区的副主席吗？这可不行。因此，把他划为极右分子，就是为十月二十五日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准备。

宗教界最重要的右派分子是天津教区主教赵振亚。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七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刊出《天津教区主教赵振亚的反动面目开始暴露》一文，全文如下：

【新华社天津15日讯】　曾参加天主教代表会议，并在会上几次发言表示要摆脱梵蒂冈控制的天津教区主教赵振亚，今天公开变卦。

他在有一千多教徒参加瞻礼（圣母升天）时说，“人有了罪就应该承认罪，有了错就应该改错。大家都看了报纸，我在北京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我回来以后，心里很不安。现在，在耶稣面前、在教友面前，我承认错误”。关于服从教宗（梵蒂冈）问题，赵振亚说：“我不服从教宗是不对的，我如不服从教宗，神甫和教友就都不服从我了”。对于会议通过的抗议梵蒂冈无理剥夺上海教区权利的抗议书，赵振亚说：“通过抗议书，我没有表示反对是不对的”。他最后要求“教友们原谅我，宽免我，为我念经祈祷”。

赵振亚反对面目的突然暴露，是出乎意料的。赵是右派分子，在北京参加会议的初期，表示“思想接受不了”，并想逃会，后来怕反右派反到自己头上，才表示“中国天主教要摆脱梵蒂冈的控制”。他在本月7日回到天津，8日市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娄凝先和他谈话，鼓励他坚持下去，他当时还表示“在北京受到很大教育”，“过去不敢碰梵蒂冈，现在问题解决了。”他还说“教徒不见得都听我的，估计到有些人会骂我，但是我不在乎，我有信心”。

据参加今天瞻礼的教徒随守义（天津主教爱国会秘书组组长，进步分子）说，赵振亚今天的行动是有准备的。在瞻礼进行中间，赵曾讲经，但没有谈到这个问题，等做完弥沙，讲台上突然摆上了“麦克风”，赵就开门见山的讲起来。随守义说，主教这样公开地在教徒面前承认错误，在天主教内叫“明补赎”，是一种处罚。实行这种处罚，需要由别的主教办“神功”，否则是自己“降罚”。因此，他怀疑赵振亚的变卦和其他教区的主教有串联。（孟帆）

还有，天津市天主教教友爱国运动促进会副主任委员聂国屏、常务委员高庆琛都划了右派。据报纸上说，聂国屏以天津市人大代表的身份视察肃反工作时说，天主教的案子不是政治问题，是信仰唯物论和唯心论问题。他还提出：判十年二十年徒刑的都应该宣判无罪。 （8月24日《人民日报》）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公布了一批右派分子名单，他们是：基督教刊物《田家》半月刊主编刘龄九、中华基督教会鼓浪屿堂会牧师周清泽、中国布道会上海教会基督教会堂牧师董鸿恩、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宁波教区主席范爱侍、上海灵粮堂长老、上海市政协委员周福庆。据报纸上说，刘龄九说过：国民党能够保持统治二十二年，而共产党取得政权只有八年就已经腐化。还说肃反运动伤害了高级知识份子的自尊心，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要求为基督教界的反革命分子平反。在主要是供农村基督教徒阅读的《田家》半月刊上，刘龄九说农业合作社没有办好，减了产；农民宁愿饿死不愿累死。周清泽说今天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要生活下去却活不下去，人民要求自由一些却得不到自由，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都在埋怨。三自爱国运动极有损于教会的宗教生活。

前面说的王翰、沙文汉、李世农等等，就是当年最大的党内右派分子。其中没有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和部党组书记，更没有一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不过，也还是有两位候补中央委员在这场大风暴中受到了冲击。那就是潘复生和古大存。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古大存，当时被认定犯了“进行地方主义活动错误”，受到撤销职务处分。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潘复生，从报纸上披露的材料看，他说的像：灾区不搞生产救灾，只搞合作化，人民流离失所，社会主义没饭吃；农民过去不如牛马，现在和牛马一样。统购统销好比一根绳子，栓在农民脖子上。这样一些言论，也足够划为右派了。可是他只是定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到撤销职务处分。

如果说，“反冒进”是党内右派的一种表现，那么不但中央委员会里有人反冒进，就是政治局常委里面也有人反冒进的。只是毛泽东不为已甚，他不想把党内所有反冒进的人都划为右派分子。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突出地提出了“反冒进”问题。他当着众人的面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662页） 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毛泽东还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 （转引自《周恩来传》1949-1976，上册，第409页） 他让周恩来和右派分子保留了五十米的距离。

在一九五八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在谈到为什么“反冒进”一阵风吹遍全国大多数地方的时候，毛说，这是因为党内除右派外，有一个观潮派，又一个促退派。就这样，他只把那些反冒进的人中的一部分划为右派，而另外的一些仅仅给戴上观潮派或促退派的帽子，网开一面，放了过去。毛的这种态度有利于党内高层领导团结一致地去反右派。可以认为，反右派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最后一次统一行动，这以后，从大跃进开始，人们就不再看到这样的一致行动了。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这一批评也影响到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据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说：在中央决定处理右派分子时，周恩来是主张“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他曾亲自同大专院校、文艺、教育、民主党派等方面的知识份子交谈过，征询各界对右派分子处理的意见，主张对犯错误者只要有悔改表现，处理就要从宽，并且强调在科学、教育、出版方面还能做工作的，在艺术上还能登台表演的，只要态度好，还要注意使用他们。

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在南宁召开的工作会上，毛泽东严厉批判反冒进者是“促退派”，“距离右派只差五十米”，是导致资产阶级进攻，跟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一起来的一股风。这时周恩来对右派分子的处理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即使说了也无济于事，只好尽其所能，采取一些不同的方法多保护一些人。 （见第258页）

二十三、解放军内部的反右派斗争

人民解放军内也和全国各行各业各系统一样，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第二章第三节的记载，在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的指示》之后，六月十四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进行反击右派的教育和声援反击的指示》部署军内的反右派斗争。七月六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的社论，说明这场斗争不是一般工作上的争论也不是在一般问题上的不同见解，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是属于敌我矛盾方面的斗争。九月十二日总政治部做出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规定》：

1、公开发表或暗中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对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历次政治运动进行恶毒攻击的，应划为右派分子；2、故意夸大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错误缺点，污蔑党的组织和领袖，丑化老干部和党、团员积极分子，企图否定革命事业的成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否定党的领导的，应划为右派分子；3、在这次运动中组织串连，到处点火，挑拨煽动或者在幕后策划，或者积极支持右派，为右派辩护的，均应划为右派分子；4、肃反和其他政治运动中的斗争对象，对党极端仇恨，利用整风积极向党攻击的，应划为右派分子；5、历史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或者他们的家属被镇压、被管制的分子，平时表现不好，在这次运动中又有反动言行的，应划为右派分子；6、在这次运动中，有意供给右派分子以党的、国家的、军事的机密材料，投靠右派，与右派一道向党进攻的，应划为右派分子；7、在这次整风“鸣放”中，虽未公开发表反动言论，但平时谬论甚多，政治立场一贯反动，屡教不改的，亦应划为右派分子。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第137-140页）

就根据这个标准，人民解放军内反出了一批右派分子。军衔最高的是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少将。如果照当时的解释，左即教条主义，右即修正主义，此人可说是从来没有右过，后来也没有右过。二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讲人民内部矛盾，就说，几位左派，就是我们军委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他的部下陈其通、马寒冰等几位同志，在一月七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声明，四个人署名，实际上是怀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把陈沂和四个人的文章联系了起来，似乎他对四个部下的文章也要负点责任。不过这不要紧，虽说批评了几回，总还是肯定了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嘛。可见在反右派斗争开始的时候还是把他算作左派的。据报纸上说，批判党内右派分子陈沂的第一次会议，是十一月十三日开始的。这时反右派的高潮早已过去，为什么还要反出他这个右派来呢。据报纸上刊登的材料说，“他目无组织，目无领导，唯我独尊。他把他所领导的文化部当成一个独立王国，当做他争名夺利的工具，只准他向党向上级要支援，要人要钱，不准党和上级对他的工作进行监督和批评。”“在军队内部他以‘文艺特点’同领导上对抗；而在军队外部则又以‘军队特点’以‘实力派’自居，企图与党的整个文艺工作分庭抗礼。” （1958年3月1日《今日新闻》） 在总政治部领导看来，他是一个不服提调的下属，这大约就是陈沂被划为右派的原因吧。

《王力反思录》说了陈沂划右派的情况：“有一个老干部叫陈沂，是军委总政文化部长，当过东北野战军前线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当过四野后勤副政委，他被打成右派，坚持要把他打成右派的是彭德怀、谭政，后来他们两都倒了，陈沂还是不能平反。陈沂打成右派，我就不同意，我一直为他奔走，找过罗荣桓同志，我说，陈沂毛病是有，毛病摆在脸上，他不是右派，打他右派的材料我全看了，我认为不能成立。罗荣桓同志说，我同意你的意见，陈沂不是右派，不过我也没有办法。” （下册，第825页）

当年陈沂在总政治部文化部的部属黎白，后来写了一篇《回顾总政创作室反右派运动》，其中所说要比当年报纸上的报导要详细一些。毛泽东多次公开批评了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并且点了陈沂的名。使他们震惊得无所适从。这篇文章说：

陈沂是直接受到毛泽东批评为阻碍鸣放的、当时党内军内的高级领导人，他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决心紧跟中央的步伐，亲自到军内几座院校鼓励鸣放。他在发言中曾说：我从一九二七年入党，一直是跟着党走的，没有党就没有我，没有党，我就会是“解甲归田无田可种，告老还乡无乡可归”……我的文章阻碍了鸣放，与中央的精神相抵触，犯了错误，我改正，希望大家鸣放，帮助党整风（这是陈沂讲话的大意）。更没想到的是陈沂这个讲话中的“解甲归田无田可种，告老还乡无乡可归”十六个字，成为他不久被划为右派的“猖狂向党进攻”的主要罪状。 （《荆棘路》，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页。）

这篇文章讲的是“总政创作室”（全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学美术创编室）的反右派斗争。“创作室在编人员只有二十七人参加了运动，非在编人员六人中有五人参加运动。实际参加创作室反右的总计三十二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八人，受中右、党内处分或遣回单位继续批判的计有七人。也就是说，受处分的人数为十五人，占整个创作室人员的近一半。”八名右派分子是：徐光耀、艾炎、公刘、何孔德、沉默君、白桦、樊斌和吴占一。

徐光耀，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做过随军记者和军报编辑，出版过长篇小说《平原烈火》等。他为什么划成右派呢？黎白的这篇文章说：徐光耀的“罪状”主要是替丁玲翻案，经济上支持陈企霞。这个罪名是毫无道理的。关于替丁玲翻案，是指一九五六年作协党组曾写过一封公函，要求总政创作室党组织让徐光耀写一份丁玲在主持文学研究所时期被揭发的几个问题的看法和证明。我当时是组织委员，即将作协党组的信面交徐光耀，请他写一份材料。他当时表示没有必要写。

我认为是作协党组的要求，又是以组织对组织的来函，还是写的为宜。他查阅了他的日记后，很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写了一份材料。这怎么能认为是徐光耀恶毒攻击作协党组，蓄意为了玲“翻案”呢？而在经济上支援陈企霞，也和右派罪行丝毫不沾边。陈企霞在“肃反”中被隔离审查很久，一九五六年后或一九五七年初被解除隔离后，有同学来找到徐光耀，说陈企霞生活很困难需要帮助，这种帮助还不能被陈企霞知道，否则，陈不会接受。徐光耀相信了这位同学的话，出于对老师的尊重和情感，他又刚刚有些稿费，就支援给陈企霞几百元。 （引者注：黎白此文前面说过，徐光耀曾经是原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学员，陈企霞是系主任。） 这两条罪状就将徐光耀划为右派分子了。

公刘的情况，黎白的这篇文章说：公刘被批判了几次，定他为右派的“罪状”并不复杂，一是他在鸣放中攻击肃反，他确在鸣放会上发言对总政文化部莲花池肃反提出过批评。这个会我参加了，但绝对不是攻击全国的肃反运动。二是他发表过的几首古体诗，被上纲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祖国。这是无法理喻的。三是对他过去历史的某些已经作过组织结论的问题旧事重提，很简单地定为右派。

公刘（1927-2003），原名刘耿直，十二岁开始写诗。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参加人民解放军，一九五五年调总政治部创作室任创作员。划为右派分子之后，他和吴占一被送到山西省太谷县去修理建郭堡水库。公刘在《大难不死，尚待后福》一文里回忆：

吴占一本是老熟人，他当过文化部陈沂部长的秘书，后来调创作室，还是担任秘书，不久便调走了。反右开始，算他倒楣，碰上了好领导，硬是将他从别的单位揪回来“批斗”。据说，由于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某大将 （引者注：指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 和陈沂部长有矛盾。某大将趁机坚决要拉陈沂下马，硬把陈沂划作右派。创作室主任虞棘原本是陈的左右膀，可到了这会儿，“大难临头各自飞”，但是“飞”也不容易，首先必须反戈一击；于是，虞棘一方面声嘶力竭，大揭大批，一方面就在吴占一身上做文章，一心想打开突破口，整出什么致命的“材料”来，充当“炮弹”，拿去轰炸昨天的顶头上司。

就这样，吴占一在劫难逃。批斗会上，虞棘给了吴占一一个封号：陈氏家丁。另一位积极分子干脆接着喊“家奴”。我在批斗会上敬陪末座，听着，想着如果吴占一是家丁、家奴，你岂不是同一类货色么？要说有区别，也不过是你正得意，你可以笑，可以污辱人，有恃无恐而已！其实，吴是个正派人，我是同情他的。 （见公刘《纸上声》，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上册，第359-360页）

沈默君是一九三八年参加新四军的，写过《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等电影剧本，他划右派的情况，黎白的这篇文章说：对他的揭发批判会议开了三四次。沉默君在鸣放会上没有过发言，找不到他有什么攻击言论。依他平时的作风及品质，几乎众口一致地认为他应划为右派分子。只有我一个人不识趣地在会上发言表示这是反右派运动，他没有右派言论就不应该划为右派。依其作风划为坏分子也不能划为右派。当然，他最后还是被定为右派分子。

白桦的情况，黎白的这篇文章说：他是被令回京在创作室参加反右的。他正在积极揭发批判别人，昆明军区党委来电给总政治部揭发他在昆明军区的“罪行”，并要求划他为右派，经过总政批准了。所以，白桦划定为右派不是创作室揭发出来的。”

这篇文章也写到了作者黎白本人在反右派斗争中的经历：创作室反右运动中后期，某作家批判我时说：我们对赫鲁晓夫同志的秘密报告也有意见，但是我们拥护苏联共产党，拥护赫鲁晓夫同志，你根本不同，你对苏共，对赫鲁晓夫同志，对我们党都有刻骨仇恨，你反党思想深入骨髓……尽管我和这位作家在调到创作室之前彼此并不认识，只知道他发表的一些作品，对他也有敬意。而他这个批判却使我按捺不住，当场和他抗争起来。以前，他对我毫无了解，依当时对干部的要求条件而论，我不是剥削家庭出身，十四岁参加革命，十六岁入党，在部队一贯立功受奖，没有受过处分……说我对党有刻骨仇恨、深入骨髓的根据何在？为什么在如此严酷的运动中如此恶毒地落井下石？若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我在鸣放中并没有反党言论，若是由于个人恩怨，我从来也没有得罪过他。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他对赫鲁晓夫有意见是对苏共的拥护，我对赫鲁晓夫有意见就变成对苏共对党有刻骨仇恨？这种“理直气壮”的诡辩无非是他居于批判别人的位置，被批判的人只能低头认罪吧？当时我实在无法忍下去，他拍桌子，我也拍桌子。

对我的定性有过反复。最初，创作室主持运动的几位同志并未都要把我划为右派，而是定为中右分子，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党内处分。但原总政文化部某副部长此前不久调到作协担任书记，他向总政治部谭政主任提出：黎白是丁陈反党集团在部队的重要骨干分子，必须划为右派分子。而担任总政纪委书记的联络部长张桢祥同志坚持不改变原来决定的处分，所以我仍按原处分处理，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老实说，我当时根本不可能知道一旦被划为右派分子，几乎永世不得翻身。历史证明，凡是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如果还能幸存下来，也是经历了二十年的非人生活啊！我几经反复，最后没有被定为右派分子，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所以，至今我极为感谢我并不认识的张桢祥同志。

经过这一场反右派斗争，把大约半数的作家划为右派分子或者给予其他处理，这创作室也就无法存在了。不久即被总政治部撤销。

总政治部组织部助理员陈挺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陈挺，一九二七年生，山东省招远县人。参加八路军。历任勤务员、学员、保卫干事、团保卫股副股长、组织股长、师组织科副科长、科长。一九四六年五月和十二月两次被评为模范工作者。淮海战役中，他在营帮助工作。当营干受伤之后，他自觉代理指挥，带领作战。朝鲜战争爆发，曾经到志愿军政治部工作。一九五三年调来总政治部组织部，担任助理员。工作中也曾受过表扬。一九五五年授予少校军衔。据他所在党支部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写给总政治部党委的报告，他的“主要右派言行”就是攻击肃反运动：

1、 宣称一九五五年的国际国内形势不是大敌当前，也不是火山爆发——全国特务大暴动，何必那么急呢？那正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2、 诬蔑“遵循中央的方针与指示行事，作为运动健康的标准”是“不够唯物，不够科学”。

3、 诬蔑军队肃反，是“机械套用百分之五的公式，越高级机关，成分质量越红的单位，斗错的好人越多。”军队几万人被斗错，好比“放火烧山”，值得痛心。

党支部的这个报告还说：“他是肃反运动的骨干，但在鸣放中却将总政历次指示，有关肃反斗争的策略，全盘托出。并以此作为攻击肃反的武器。组织部长曾指出：不能揭底。他对支部副书记说：我知道是底，但是底错了，我非揭不可。”“肃反运动代价太大，就像有些地方斗地主一样，大村有地主可斗，就斗真地主；中村就以富农来代替；小村连富农也没有，只得斗富裕中农。”“中国肃反受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越胜利，阶级斗争越尖锐的影响。”

他不但攻击肃反运动，还怀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说“马克思的绝对贫困化不适宜于今天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情况。”一九五七年领导派他去通讯兵一个工厂了解工人贴大字报的情况，他回来对人说那个煽动工人闹事的右派分子是“一个正义的人道主义者”。总政治部党委批准了党支部的这个报告。陈挺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剥夺军衔，撤销原有职务。降二级，由副团降为正营级。被送到山西省太谷县去修理建郭堡水库。 （以上材料，见《郭堡你可曾记得……》第二集，第421-425页）

这里说的送到山西省太谷县去修建郭堡水库的军内右派分子，共有三百二十人。他们分别来自总政、总参、总后、海政、空政五大单位。其中有总政治部敌工部的英语翻译周道和吕千飞，他们两人都参加了板门店的朝鲜停战谈判的。 （同上书，第430页）

还有总参三部助理员徐永寿（1925-2003），浙江天台人。一九四六年由浙江大学转学到南京中央大学土木系桥梁专业。一九四九年参加人民解放军。在无线电通讯方面时有发明。划为右派分子之后，也来到了郭堡水库。一九五九年大炼钢铁的时候，他帮平遥县东关铁厂解决了技术难题。在他的指导之下，平遥棉织厂的空调革新成功了；合纱机改卷纬机成功了；灯芯绒布机开口机革新成功了；斜纹底灯芯绒也试制成功。劳动生产率翻了一番还多。他还为棉织厂设计建成了全省第一座吊装薄壳板厂房。当他还想做更多的事情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徐永寿被无端关进了监狱。一九七三年平遥县决定建立一座化肥厂，没有高水准的技术力量，有人想起了他，才把关押了两年多的他放了出来。他克服种种困难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右派问题解决之后，徐永寿回到了他的专业工作上来。一九八五年九月，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结构工程师的身份，应邀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薄壳和空间结构年会，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宣读了自己的论文《有限元法在锥壳设计中的应用》，受到了各国同行的热烈欢迎。 （侯安君：《坦荡人生徐永寿》，见同上书，第260-277页）

军事学院军事学术史教授会副主任、战史教授会主任蔡铁根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他是河北省蔚县人，一九三六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前历任宣传干事、科长、县长、专署人民武装部部长、旅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委军训部条令处处长、条令局副局长等职。大校军衔，行政十一级。划为右派分子之后，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剥夺军衔，撤销职务。降低工资，分配到了江苏常州。他不服，多次申诉，都没有结果。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一打三反”中，一九七○年三月十一日，竟以反革命罪执行枪决。一九七九年他的三个子女写信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申诉，胡耀邦作了批示。三月十日，中共军事学院委员会做出了《关于蔡铁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决定》，接着又通过法律程序撤销原判，“宣告蔡铁根无罪”。 （《老红军蔡铁根之死》，见《春风化雨集》，群众出版社，1981年出版，下册，第288-296页）

空军的头号右派是李凌。广东省三水县人，一九二五年生。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西南联大参加共产党，担任地下党的支部书记。抗战胜利后，他到北京大学，继续从事党的工作。后来进入解放区，在中央青委（即后来的共青团中央）工作。一九四九年作为优秀干部抽调到空军，先是在哈尔滨第一航空学校担任政治教员，并兼任政治部宣传科、文化科副科长。后来调到军委空军政治部《人民空军》杂志社，担任政治组组长。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开始，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作动员报告，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他们政治组的同事们下到各单位去收集反应，回来凑成一张大字报《向刘司令员吹些和风细雨》，公推组长李凌署名。他就因此被划为右派分子，发配到北大荒劳改。

空军的右派分子还应该说到秦传家、白起和何健生这几个人。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原是汪精卫伪政权的空军人员，白起即汪伪航空局主任白景丰，何健生是汪伪空军上校参赞，他们和飞行教官吉翔、周致和，飞行员黄哲夫、赵乃强等人有心弃暗投明，通过秦传家的关系找到了新四军的游击队，联系驾机起义的事。在《粟裕诞辰百年纪念文集》里有一篇《粟司令员为汪伪专机起义指航向》详细记下了这件事。粟裕两次接见了这些有心起义的人员，帮助他们和延安取得了联系。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起义人员驾着汪精卫伪政府的“建国号”专机从扬州机场直飞延安，这是人民解放军空军接收的第一架起义敌机。九月，十二名起义人员全部到了东北解放区，参与筹建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成为人民空军第一代飞行教官。他们的学生里有著名的空军英雄刘玉堤、张积慧、王海等人。一九四六年吉翔和周致和两人在执行飞行教学中先后殉职；一九五七年秦传家、白起和何健生这三个人就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了。秦传家、白起二人后来冤死狱中，何健生是活过来了，他修过水库，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劳动。最后是澡堂的服务员。空军司令员王海知道了这件事，才让何健生成了空军司令部的正团级离休干部。 （王书锵：《首批驾机起义者的人生落幕》，见《郭堡你可曾记得……》第二集，第405-406页）

起义人员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还可以说到刘瑶章。他是国民党政权最后一任北平市市长，参与了傅作义的北平和平解放活动。后来傅作义被安排为水利部部长，点名要他。据熊华源《新中国首届“内阁”筹建内幕》一文中说：

周恩来又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并安排当时的北平市委副书记李葆华到水利部当副部长、党组书记，协助傅作义工作。周恩来很尊重傅作义将军，在酝酿配备水利部领导班子时，他请傅推荐人选，并对李葆华等人说：“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要用。”很快，傅向周恩来推荐两位民主人士，一位是张含英，曾经是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比较负责的技术专家；一位是刘瑶章，曾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和北平市长。不久，张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刘被任命为水利部办公厅主任。 （邱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内幕》第一卷，1997年版，上册第3-4页）

反右派斗争开始的时候他是水利部部长助理，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候补中央委员、民革水利部支部主任委员。报纸上公布他的右派言论有这样一些：“党员有神秘性，特别是人事部门的，所以大家就敬鬼神而远之”。“对党员说话多说不如少说，少说不如不说。”还说：“要吃得好些，穿得烂些，见党员躲远些，喊万岁，喊得响些。”此外他还攻击了水利部的肃反运动。水利部连续开了七次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批判他，发言的有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工务司司长刘钟瑞，副司长王森等许多人。 （9月12日《人民日报》） 划刘瑶章为右派分子，大约也有警告一下傅作义的意思吧。

起义将领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最著名的是张轸（1895-1982），河南罗山人。抗日战争中曾经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一九四九年他是河南省政府主席、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官。五月十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强渡长江，进逼武汉。十五日，张轸即率领所部二万多人枪起义。十七日，人民解放军即攻占武汉三镇。不久张轸所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任命他为军长。后来他被安排为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河南省副省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对于自己当一个挂名的副省长很不满意，发了些牢骚。于是在一九五七年就被划为右派分子了。

还有王伯勋，据新华社的一篇内参材料说，他原来是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官。一九四九年解放军迅速向西南挺进的时候，他与十九兵团司令官何绍州等还在贵州策划“应变”，准备负隅顽抗。十一月贵州解放前夕，何绍州等逃离大陆，王伯勋迫于无路可走，不得已而起义。起义后被安排为民革中央团结委员、民革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兼交通厅厅长、贵州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篇内参材料罗列了他一些右派言行，例如他说党员“不学无术，盛气凌人”；“新党员都是投机分子”。共产党的统战政策是“共产党党内统治党外的政策”。说匈牙利事件是“苏联统治匈牙利的结果”；中国再不改变也很“危险”。当全国各地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王伯勋一反几年来的沉默成为各种场所的活跃分子，经常向人夸奖右派分子储安平、葛佩琦“有大政治家的风度”；谩骂维护社会主义事业的卢郁文、李仲公“无耻”，在交通厅内，他披着领导者的外衣号召一些民革成员和非党干部不要站在党的立场，鼓动他们向党进攻，并对不安心工作和工资改革中有意见的干部进行个别煽动。这篇材料说，民革贵州省委员会在十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召开的整风传达会议上，揭发和驳斥了右派分子王伯勋反共反人民的言行。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7年11月2日）

湖南省副省长程星龄（1899-1987），湖南醴陵人，北伐战争中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任宣传科长，抗日战争中任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参事。一九四八年应程潜的邀请来到长沙，参加和平起义的准备工作。湖南省和平解放之后，他被安排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省文教委员会主任、副省长兼体委主任。其实他是非常合作的。在反右派斗争中还是被划为右派分子了。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义，从香港飞回了十二架飞机。毛泽东给两公司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以及两公司全体员工同志们发了贺电，说“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可是在这些参加起义的人员里也划出了右派分子。童骏在《五十年历程》一文中回忆说：“一九四九年，我毅然参加两航起义，一心一意想回到祖国为新中国民航事业施展抱负。一九五○年，在‘革大’受了革命人生观教育，入了团，服从组织分配到民航总局政治部教育科工作。同年，政治部领导让教育科同志下去调查总局直属机关两航人员的思想状况，由我执笔整理出一个报告。那时我还年轻幼稚，又喜欢‘独立思考’，感到两航人员思想问题很多，除了其他因素外，是否和民航总局的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存在‘左’的倾向有关。报告交了上去后，万没想到埋下了祸根。一九五五年‘肃反’，突然宣布将我隔离审查，查了一年，不了了之。不久又来了‘反右’，尽管我噤若寒蝉，还是难逃厄运，终以‘不满肃反，曾发表五点反党意见书’的罪名，被打成‘右派’。一九五八年，送至山西一个水库劳动八个月，然后送到黄河边十年九旱的偏僻的中阳县，继续在基层锻炼，一下子锻炼了十八年。”（见《郭堡你可曾记得……》，第120-121页）

海军的反右派斗争。据海军军械部中尉技术员龚定国的《我的右派生涯》一文中说，一九五八年四月，“海军大院共留下十一名右派，组成一个班，他们是：黄源洛、裘纯坚、张丰、江平、胡甲年、余荣富、朱位诚、吕恩谊、沈苏斐、沈力成，还有我。这十一个人中，黄源洛是大型歌剧《秋子》的作者，是中国新音乐开拓者之一；吕恩谊是十大元帅油画像的作者，从小参加革命，由部队培养出来的画家；裘纯坚是海军修造部的金字招牌工程师，一九四六年交通大学毕业；沈苏斐是部队培养的女高音歌手；张丰是医师，从伪满时期东北医科大学毕业；江平是老革命的版画家。其他几个，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三年期间毕业的大学生。”

应该说明的是，这个“右派班”仅仅是海军总部划出的右派分子中的一小部分。像龚定国那个化验室的技术员崔以军，也是肃反运动的对象，也是右派分子，就没有包括在内。据说，这个“右派班”起初是海军党委想留下的几个有用之才，结果行不通。到了九、十月份，这个“右派班”就解散了。

龚定国，湖南长沙人，曾经就读于武汉大学。一九五一年入伍，先到海军东海舰队，一九五四年当了防化学科化验室主任。在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中，他因为和去了台湾的姑奶奶龚慕兰的关系，他“被挂上‘阶级异己分子’牌子挨斗”，“整天批斗，审问，不准回家，不准外出，足足搞了半年多。”一九五七年五月他被调到北京海军军械部，筹备全军防化研究所。在反右派斗争中，因为他是肃反运动的对象，加上揭发出来的一些右派言论，例如“支持储安平”，“说海军政委苏振华听不进知识份子的意见，是宗派主义。”等等，就被划为右派分子了。 （龚定国文见丁抒主编《五十年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份子的命运》，田园书屋2007年版，第495-501页）

和陈沂一样也是以少将军衔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后来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范明。范明原名郝克勇（1914-2010），陕西省临潼县人，曾经在上海复旦大学就读。一九三二年五月参加共青团，一九三八年初，由共青团转入共产党，党派他到第三十八军去做兵运工作。后来出现险情，他就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调回延安了。在延安，毛泽东多次召见他，并且给他改名范明，说是“做秘密工作的同志回到延安，都应该改名换姓。”。解放战争期间，范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兼联络部长。彭德怀将争取班禅的任务交给了他。一九五一年一月，他被任命为中共西北西藏工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委、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七月他就率领所部护送班禅行辕入藏。十二月一日，在拉萨，同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先期入藏的张国华会师。张国华担任中共西藏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范明任副书记。他还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授予少将军衔。在全国反右派斗争的高潮已经过去之后，一九五八年四月，西藏开始反右，范明被打成极右分子了，同时还打出一个以范明为首的“反党集团”，包括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白云峰和范明的妻子、担任西藏自治区共青团委员会书记的梁枫。夫妻两个右派分子都被押解到陕西省大荔劳改农场劳动改造。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九日又以“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牵连被捕，在秦城监狱关押了十多年。不但本人入狱，他的儿子和亲属都受到牵连，二哥郝伯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两个儿子都被判处了几年有期徒刑。 （据李敏杰、赵仕枢《“六多”将军范明》，《炎黄春秋》2007年第3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十三军政治部副主任吴清卓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他在《如实地记下来》一文里写下了自己的经历：

我出身贫农，革命军人成分，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参加八路军，一九四○年二月参加共产党。在革命军队中战斗、生活了二十年，没犯过任何错误。一九五五年任十三军政治部副主任（上校正师职）时被打成右派。强加到我头上的罪名是：“反对赫鲁晓夫”、“反苏”，其实主要是因为我和孔政委在工作上发生了分歧，孔政委借整风反右之机对我挟私报复。导火线是关于政治部的一个军官杜秉仁该不该划右的问题，孔政委认为杜秉仁该划，我不同意划，报到军区，军区见政委、主任意见都未统一起来，于是打了回来，命令十三军重新讨论。

一九五七年十月，我因病住院。孔政委便乘机亲自主持军直干部大会，重斗那个文化教员杜秉仁，让其跪板凳、戴高帽、敲着锣鼓游街。十月底我转院到昆明，见到原军政治部胡荣贵主任，我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了他，胡听后大怒，说：“军队的反右斗争谁要他们这样搞法！”之后胡在电话上批评了此事。孔政委不但不听胡主任的批评，反而又给我加了一条罪状：到军区去替右派喊冤！

结果不仅吴清卓本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军政治部连他共有四名校级军官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他们是原文化处处长许汉青（中校）、现任文化处处长吴锐（少校，作家）和检察长贾超（少校）。 （见《二十一年》，第338-339页）

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兵团政治部《工作通讯》编辑徐孔（原志愿军二十兵团新华社记者组前线记者）被划为右派分子。先是在肃反运动中，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韩福贤认为他顶撞了自己，就把他列为肃反的审查重点，隔离审查了半年，最后宣布没有问题，不作结论。一九五七年五月上旬，他轮换回到北京军区宣传部，分配到宣传科。他直接找了他熟悉的司令员杨成武请了四个月的创作假，准备写一部反映朝鲜战争的小说。到了反右派斗争中，他就以丁、陈反党集团的走卒、攻击伟大的肃反运动、资产阶级的成名成家思想等等罪名，被划为右派分子了。 （据徐孔《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有一条注释，说：“1979年经总政治部复查，全军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数为5885人，其中属于错划的5799人，占总数的98.5%；不予改正的29人，占0.5%；下落不明或以后犯罪被判刑而未予复查的57人，占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第141页）

这一部军史说，“就军队而言，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同地方一样严重。只是由于这些错误主要发生在机关、院校、文化团体中，对于全军来说，仍然是局部性的问题。” （第141-142页） 事实上，在机关、院校、文化团体之外，像西藏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范明、军政治部副主任吴清卓也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了。

二十四、不采取极端的政策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了二十多天。从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直到大会小会的发言，多是慷慨激昂的批判右派分子；代表中的那些右派分子也都一个接一个走上讲台，声泪俱下地检讨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难怪《人民日报》的社论称这次会议为“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以此次会议作为象征或者标志，可以说反右派斗争已经大获全胜，现在是需要考虑怎么处理这许多右派分子的时候了。

毛泽东出席了六月二十六日人代会的开幕式。可是他不等大会闭幕就离开北京了。七月九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了话，讲反右派问题。

他表示，对右派并不是要一棍子打死。他说，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他们是知识份子，有些是大知识份子，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5页） 这说明他已经在考虑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了。

几天之后，他又由南京而青岛，在那里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在这一次会议上，毛谈了一些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对待民主党派，毛说，打右派主要是打头子，把头子打了，就不好作怪了，以后采取剥笋政策。唐僧这个集团，猪八戒较简单可以原谅，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他在这里虽说是以神话小说作比喻，确实也说出了需不需要划右派的一条分界线，如果像猪八戒一样简单，不必借助紧箍咒也可以领导得了，就没有必要给戴上右派帽子；如果是没有紧箍咒就不行的孙悟空，当然少不了给戴上一顶右派帽子使他就范了。

毛泽东还提出：各省市的共产党组织对当地民主党派组织的领导，要不管其中央，予以腰斩。“腰斩”这话，是有出典的：据吴晗说，章伯钧对于民盟北京市委接受中共北京市委的领导表示不满，说是“腰斩民盟” （见7月7日《人民日报》） ，毛所要的正是这种办法。毛并提出：广播、电话、电报、邮电要抓住，不让民主党派去发展。

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毛表示无意采取极端的政策。他说：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6页）

具体地说，这将要采取的并不极端的政策是怎样的呢？在青岛，毛泽东提出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罚的上限：他说，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劳动教养”这个办法是两年前肃反运动中提出来的，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提出：对这次运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为立功而应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去又会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给与一定的工资。接着，这个《指示》提出：各省市应即自行筹备，分别建立这种劳动教养的场所。全国性的劳动教养的场所，由内务部、公安部立即筹备设立。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第146页）

可见从那时起，各省市都已经普遍建立起这种劳动教养的场所，并且已经有一些肃反对象在那里接受劳动教养了。现在毛泽东决定用这个办法来处理右派分子。他说，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这话他是七月十八日说的，八月三日，国务院就以命令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里并没有写明“右派”二字，但一看就明白，它的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就是说的当前斗争中划出来的那一大批右派分子。这个《决定》宣称：这些人都是“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

八月四日《人民日报》在公布这个《决定》的时候配发了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对这一项措施作了这样的解释：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采取简单的惩罚也不行；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有人愿意收留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

从这篇社论来看，原来的意图是，凡是划为右派分子了的，机关、团体、企业内部是决不继续留用了，这也同毛提出来的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的意见相符。不过后来具体执行起来是更加宽大了，后来是只把问题最大最严重的那些右派分子和极右分子投入劳动教养，其中问题特别严重的，在投入劳动教养的同时宣布开除其公职，作为对右派分子最重的处罚。这一部分人他日解除劳动教养也不能再担任公职，大约就是以前所说的永不叙用的意思。另一方面，原来说的机关团体企业内部决不继续留用，似乎后来也收回了成命，有些右派分子在降低工资若干级之后是在原单位留用了。至于说在原单位留用的右派分子是不是一定比投入劳动教养的要更舒服一些，更幸福一些，那却是难说得很了。

这篇社论还说：“劳动教养同劳动改造罪犯是有区别的，它同救济鳏寡孤独的教养院也不相同。”划了两条分界线。后一条分界线显然是陪衬。

从那时直到现在，那种救济鳏寡孤独的教养院在中国也并不怎么普遍。而在接受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中，大约也不会有人糊涂到把自己看作被救济的鳏寡孤独。要真有这样糊涂，那就比猪八戒还要简单，也就不必划为右派分子，不会投入劳动教养了。社论要着重强调的，是前一条分界线，即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罪犯的区别。强调这个区别，就表示没有将右派分子当作罪犯，没有给予刑事处分，也就是体现了“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8页） 的精神。如果误以为这两者是没有多少区别的，岂不辜负了上面宽厚仁慈的用心了么。

这两者究竟有怎样的区别呢？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本书作者根据这个《决定》被劳动教养；后来，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三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又被判刑劳动改造。两者都亲身经历过，可以作一点简单的说明。这篇社论在讲这两者区别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劳动教养的管理机关必须制定一套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制度和纪律，不能允许被劳动教养的人破坏这些制度和纪律。例如不准他们随便离开农场和工厂而自由行动，不准破坏公共秩序，不准破坏生产，否则就要受到处分，情节严重的还要受到法律制裁。”这些，与劳动改造其实没有多大差异，反正都是在剥夺了人身自由（即社论说的“不准他们随便离开农场和工厂而自由行动”）的情况下，在警戒线之内，在枪兵的看管之下劳动。在这一点上，委实说不出这二者有多少区别。社论在紧接着这一段文字之后来了一个“但是”，这“但书”才是说出二者区别的所在（反过来正好证明“但是”之前是并无区别的）。“但是”什么呢？社论说：这些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生产中，对他们同样实行按劳动成果给工资报酬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里，确实显出了二者的区别。

这里就来看一看这区别的具体情况。劳改犯是没有工资报酬的。每个月只发很少一点零花钱，以供购买手纸、肥皂、烟卷等等之用。我当劳改犯的时候，开始时每个劳改犯每月零花钱是一元五角，后来提高为二元。可是，囚粮、囚服概不计价，真正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制度。而且，夏季的蚊帐，冬季的棉被，谁要是缺了什么，也都免费发给。而劳动教养呢，在劳动一两个月之后，就根据实际表现出来的劳动力强弱评定工资等级，分甲乙丙丁四等，那时，甲等每月是二十八元，每等递减四元。像我这样低能的人只评得个等外，每月工资十四元。扣除伙食费十元，所余也就无几。就是评上甲等乙等的，如果他要登记购买一套棉衣棉被之类，也就颇感拮据了，就经济状况来看二者的区别，有人说笑话：劳动教养是按劳分配，劳动改造是按需分配。

作为身受者的感觉，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的这些区别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意义。那么，有什么必要在已有的劳动改造之外弄出一个其实区别不大的劳动教养来呢？决策者显然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要是要把一个公民弄去劳动改造，就得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而国务院的这个《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三项规定的则是：“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或者它们委托的机关批准。”什么法律程序都是不需要的了。这里甚至没有出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字样。这样就创造出了一种在法律程序之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手段。这个《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直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

在当时，在身受者这一方面看，这劳动教养与劳动改造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区别，是这篇社论所没有说出来的。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区别。如果是劳动改造，先得判刑，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或者十年八年，或者三年五年，开始服刑之日即可以知道刑期终了之时，心里有个底。而一九五七年八月公布的这个《决定》，却对劳动教养期限的长短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它的第四条说：“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表现良好而有就业条件的，经劳动教养机关批准，可以另行就业；原送请劳动教养的单位、家长、监护人请求领回自行负责管教的，劳动教养机关也可以酌情批准。”这就是这个《决定》对于解除劳动教养条件的全部说明。表现良好，酌情批准，这都是弹性极大的规定。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才宣布“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得延长一年。节日、星期日休息。”我衷心赞美这个补充规定。我想，许多被劳动教养过的右派分子都会想：如果这时被劳动教养，就不会再有那么多的悬念和失望了。

回头再说一九五七年的事。当年所划的右派分子究竟有多少被劳动教养，这里没有直接的数字，却有一个可供推算的数字。李维汉说，“全国五十五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9页） 前面已经说过，劳动教养是对右派分子最重的处罚，其中问题尤其严重的才同时宣布开除其公职。所以不问可知，凡是开除了公职的，必定是送劳动教养的。而且这只占劳动教养人数的一部分，因为被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中还有若干是保留公职的。

如果李维汉所说的数字是有根据的话，五十五万余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即有二十七万五千以上的人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再加上未开除公职者，劳动教养的人数就比这更多了。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是总结反右派斗争的会议。虽然还有另外几项议程，但主要议题是反右派斗争。作为处理右派分子的前提，会议讨论通过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更重要的，会议对这一斗争作出了总结，把斗争中的一些做法和提法，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

九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主要是讲反右派斗争。这个报告没有收入《邓小平文选》，这里是根据当年报纸引用的。从六月八日公开宣布反右派开始，到这时刚好三个半月。邓小平说，“经过三个多月的斗争，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其他知识界和省市以上的机关，斗争一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前的任务是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对于这一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这个报告接受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所作的估计。报告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关于知识份子，这个报告又有了新的提法。它说：“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份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这就改变了周恩来在《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报告》中说知识份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

这个报告还说，“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多数的知识份子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所受的教育也是资产阶级式的。所以为方便起见，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说。”当这个报告在十月十九日的报纸上全文发表时，一些知识份子看到这里，说，你这样说，是方便了，可我们就很不方便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李维汉在中共“八大”发言，谈到执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的几点成功经验，其中有一条就是“把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同民族资本家区别开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495页） 在“八大”时候，这种区别被认为是一项成功的经验；到了八届三中全会上，为方便起见，这种区别不再是必要的了。

这种将知识份子定性为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并不是反右派以后出现的新提法。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就是这样说的：我们现在大多数的知识份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73页）开完宣传工作会议，毛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又把这意思说了几遍。邓小平以总书记和整风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来做这个报告，大约也不能有另外的提法。毛死后，他就表示了不同意这样的提法。他在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说的是：“四人帮”把知识份子一概称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3页）“四人帮”把今天我们社会里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歪曲成为阶级对立，正是为了打击迫害知识份子，破坏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的联盟，破坏社会生产力，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同上书，第89页）

这篇报告认为，现有的几百万知识份子现在多数是中间派，“因此要用大力团结、争取和教育他们，纠正他们的错误观点，帮助他们实行自我改造”。——完整地重新提出了“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份子政策。

具体到当前的反右派斗争，什么人应该划为右派分子呢？这篇报告提出：他们在政治上的主要论点是：1、宣扬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制度和资产阶级文化，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2、反对国家的基本政策，如外交政策、统购统销政策、知识份子政策、五大运动等。3、否认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否认党和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国家建设。4、反对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反对党在各个部门（特别是文教科学技术部门）的领导，要求取消党在若干基层单位（特别是高等学校和新闻出版机关）的领导。

右派在学术文化方面的主要论点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科学文化，有也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要求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唯心论哲学复辟。

向党和人民政府要求“独立”和“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文艺自由”等。

右派有这样一些论点。换句话说，有这样一些论点的人就要划为右派分子了。

这篇报告的另一处地方说：“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绝对不容动摇。党的各项基本政策，例如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合作化政策、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等，绝对不容动摇。”反对了或者说动摇了这些的，都应划为右派分子，是不用说的了。

显然，所有这些规定，都是毛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增补的六条标准的具体化。

这个报告还提出了党内反右派问题：在反右派斗争中，必须像对待党外右派分子一样，一视同仁地严肃地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的右派分子的斗争中，表现了比较严重的温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绪必须加以克服。

对于党内的右派分子应该开除他们的党籍。如果因为情节较轻，转变较好而不开除，就可以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这里的一些字句，曾经出现在九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和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之中。

这篇报告还提出：“必须大力加强文教战线的领导骨干”，怎样加强呢？八月一日，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上呈了一个《关于为抽调干部加强大、中学校及科学研究机关的领导向中央的报告》，八月五日，中央将这个报告批给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党中央各部门：“请你们依照执行，下决心抽调一批合格的优秀的同志到文教战线上去工作。”具体执行的情况，据十月二十二日新华社报导：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一级党政机关中抽调一千名高级、中级党员干部，派往大、中学校和若干科学、文教单位去工作，以加强党对文教战线的领导。各省市也都抽调了一批党员干部到文教战线上工作。反右派斗争之后，党外和党内划出了那么多右派分子都不能再留在原来的岗位上，这许多空缺得有人填补才成。

有意思的是，中央组织部、宣传部这个《关于为抽调干部加强大、中学校及科学研究机关的领导向中央的报告》里有一段谈到当时文教战线的情况：

高等学校的中层政治工作干部也很弱，普遍的是文化程度很低，不能适应工作需要。马列主义课程师资，则多系青年助教，只有少数讲师，有极少数教授也是解放前的政治、文史教员，政治思想复杂。解放后我们派去的政治课教员中有的文化知识太少，极不称职，讲话中笑话百出。如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原系警卫员出身，在讲话中将“可歌可泣”说成“可歌可拉”，“莎士比亚”说成“莎土比亚”等等。这虽然是少数的情况，但一般的说水平都是不高的。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524页）

可见这些事情虽然不许别人说（谁说了就会划为右派分子），但是自己还是看见了的，也明白这太不像话，才下决心抽调干部去加强大、中学校及科学研究机关领导的吧。

毛泽东在这次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是根据他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重新考虑中共“八大”的路线。“八大”的提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占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经过了反右派斗争，就不好再这样说了。十月七日，毛在全会组长会议上说，八大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650页。），九日，他在全体会议上，更是正面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批评说，“‘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5页）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对反右派斗争采用的一些方法做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 （同上书，第467页）

他的着眼点，是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反右派斗争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大获全胜，足见这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他以为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今后的一切问题。他是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了。例如他在一九五八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就有好几条提到了“鸣放辩论”的妙用。比如像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他引述了“湖北同志”即王任重这样的意见：

以一九五七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的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配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的，可以在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给社员，七成作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48页）

通常大概没有人会愿意减低自己的收入的，可是通过鸣放辩论就能够取得群众的同意。他是这样的喜爱这方法，后来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时候，在规定公民基本权利那一条里，在“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后面，添上了“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这一句。

邓小平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也肯定了这种方法。报告说：“实行大鸣大放大争，摆事实，讲道理，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和辩论会，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梦想的。”这恐怕应该认为是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多年之后，邓小平说，“‘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7页） 他说的是“从来”，这只能理解为他是说即使在反右派斗争中这“四大”也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

本书前面已经说过，中共的“八大”接受了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扩大民主自由的新路线的影响。在“八大”之前和之后，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新方针，决心开展一场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有意告别斯大林的道路而跨出的试探性的一步。而一年之后的八届三中全会宣告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同时也就是宣告这一次对新路线的试探的失败。这时就只能回到“八大”以前的路线上去了。对于这一转变的原因和后果，薄一波是这样说的：

毛主席和我们党为什么修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有国内原因，也有国际原因。从国际方面讲，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对毛主席和我们党的影响和震动太大了，彷佛中国也存在着这种现实的危险，再加上国内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发动进攻，就更加重了这种危机感。由于偏重于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观察问题，于是就认为八大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论断不妥当了，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受国际事件和国内暂时情况的影响而修改党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的做法，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实践证明，八届三中全会修改党的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论断，动摇了八大路线的根基，从此开始了对八大路线的偏离，助长了“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654页。）这里对于这一偏离的原因所作的分析，作为一种粗线条的描述来看，薄一波要这样说也是可以的。如果要说得更细致一点，不错，匈牙利事件是发生在中共“八大”之后，可是这时并没有下决心放弃“八大”的路线。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第一次公开提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问题，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总结匈牙利事件的历史教训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试探新路线时跨出新的一步，带有中国特色或者说毛泽东特色的一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都明白无误的表明，直到这时，直到整风运动开始之时，他都无意回到“八大”以前的路线上去。

当然，思想上的矛盾是有的。这种矛盾就反映在开完宣传工作会议之后他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巡行时的讲话中。但这些思想上的矛盾，并没有妨碍他发动一场反对三个主义的整风运动。由此可见，反右派斗争才是促成这一转变的真正原因。而总结反右派斗争的八届三中全会，就是偏离“八大”路线的岔道口。

反右派斗争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还不是几十万右派分子和他们的几百万家属受到了多少苦难，而是从此扭转了历史发展的趋向，从这里，就只能走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到“文化大革命”去。邓小平也是把反右派斗争当作历史的分水岭看的。他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295页）

八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于反右派斗争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的第一部分规定，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1、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 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 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 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 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毛泽东在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时候添上的六条标准，全都包括在这个《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里面了。这里的第一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即毛的第二条；这里的第二条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的，即毛的第三、第四条；这里的第三条关于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即毛的第五条；这里的第四条关于人民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即毛的第一、第六条。毛只是提了个纲，这里添上了子目。

例如毛的第六条说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本书前面已经说过，这是写给赫鲁晓夫看的，这时中苏分歧已经很深，在明知破裂不可避免的时候，又要将日后破裂的责任归之于对方，就很有必要作出一个维持团结的姿态。因此就有了这个《标准》里的第四条中的不得“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这里的第五条说的是“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在邓小平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得更加明确，是“特别是文教科学技术部门”和“特别是高等学校和新闻出版机关”。这里就是重点所在。

这里的第六条说的多是共产党内部的右派分子，例如清华大学党委常委袁永熙。他们才有条件将反右派的机密泄漏出去。

这个文件的第二部分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

1、 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4、 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这里第四条说的这些人，后来大多算做反革命分子，而不算做右派分子了，例如葛佩琦。

就是根据这个标准，全国划出了几十万个右派分子。确数是多少呢？

前面所引李维汉提供的数字是五十五万余人，这是个概数。细数是552877人（转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 在德国乌利·弗朗茨的《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中提出了另一个数字：“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间，就有八十万党员和非党人士被定为右派，据一九八○年透露有二百九十万人受到株连。” （香港中原出版社1990年版，第139页） 他没有说明材料来源。两个数字相差约二十五万人。不过，这两个数字可能都是对的。因为前者是一九八○年复查时的数字，这和当年实际所划的数字有出入是很自然的事情。本书采用来自中共中央文件的552877这个数字，就没有人能够责备我夸大。

除了这五十五万多人之外，还应该提到另外一大批人。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以及国家公安部、民政部五部门《关于继续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中说：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定为“中右分子”，或工人、民警等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因右派问题受株连的家属，数量很大。其中，仅失去公职需要安置的，全国约有十六万人。这些人员虽未戴右派帽子，但有的所受处分比右派还重，处境困难，社会上对他们很同情。

因为这些人有一个安置问题，需要请国家计委、国家劳动总局拨出专项劳动指标，先得有一个确数，这样才得出十六万这个数字，没有失去公职的中右分子并不包括在内，其数目当比这更多一些。（因为，根据规定，对中右分子的处理比右派分子要轻些。）只说十六万，加上五十五万多，就超过七十万人了。再加上未失去公职的中右分子，一场反右派斗争下来，打击的人，当是在七十万至九十万之间。

邓小平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4页） 薄一波对这扩大化的情况作了这样的说明：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五十五万人中，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错划的。在这些被错划的人当中，有许多参加革命多年的党的干部，许多同党长期合作共事的爱国人士和朋友，许多学有专长的知识份子和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以及许多政治上热情但不成熟的青年学生。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641页）

薄还提出了几条为什么会扩大化的原因，其一是：对右派分子数字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随意性，并不是建立在严肃的事实基础上的。六月二十九日，毛主席估计需要在各种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北京大约四百人，全国大约四千人。仅仅过了十天，即七月十日，新的估计又翻了一番。到九月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达六万二千多人，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十五万人。而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人，比八届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还多四十万人。这说明，我们对右派的情况，并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 （同上书，下卷，第641-642页）

这种事先就确定打击对象数字的主观随意性，并不是自反右派斗争才开始的。例如一九五一年“三反”运动时的编制“打虎预算”，也是在清查之前就预算出贪污分子的数目，其主观随意性也并不见得比反右派斗争时小多少。只是在几个月之后运动结束之时，那些错打的“老虎”都得到了解脱。反右派斗争却不同。黄秋耘在《风雨年华》中回忆说：过去，每一次政治运动的后期，都有一个甄别定案的阶段。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划谁当右派，只要领导小组、甚至仅仅是领导小组的第一把手，三言两语就定案了。由于每个单位都要完成一定的比例，只许超过，不许达不到。有些单位，例如中小学校，实在找不出几个合适的对象，只好用抓阄的办法来决定“右派”的人选，或者像选举代表一样，提名投票表决，这样的做法简直如同儿戏，但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就从此决定了。假如再来一个甄别定案，原定的任务肯定无法完成，所以这样一道手续，就一律免掉了。 （《黄秋耘文集》第四卷《风雨年华》，第159页）

就毛泽东来说，他确定右派的数字，是从他对中国知识份子的总的估计出发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说：

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份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4页）

七月间的一次讲话中，他对这数字作了更具体的分析：像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 （同上书，第441页）

十月十三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地方同志摸了这个底。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 （同上书，第482页）

在六亿人口的国家里，六千万人即十分之一，这个数目当然“不要把它看小了”。对这六千万人可以作这样的分析：已经说明，在全人口中占了一个相当大数量的工人和贫下中农，只有个别的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这一部分人肯定没有达到百分之十，所以这六千万人主要是由其他社会成分组成的。正像在高等学校右派的百分比教授副教授的要大大高于学生的一样，在这六千万人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所占的百分比就必定要高于其他社会成分的了。

各地的反右派斗争，看来就是按照毛泽东的这种估计确定划右派的指标，最后的执行结果和这项预算非常接近。据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供的数字，中国各类知识份子，“包括高级知识份子和普通知识份子在内，大约有五百万左右”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68页） ，五十五万右派分子约占各类知识份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一稍强，与毛泽东的预算相符，可说并未突破，也就是说，不能说扩大化的。

还有另一种说法，说右派分子划多了一些，即扩大化了，是因为“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通知实际上没得到贯彻执行。”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5页） 这就是说，有一个很好的文件，可惜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如果贯彻了，执行了，就不致划出这么多的右派，可免扩大化了吧。这个《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第一第二两部分，已经在前面引用了。按照它的规定，要当一名右派分子是很容易的事情。比如第一项的“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就是不承认“成绩是主要的”这个公式，而指摘许多缺点的人，宣称今不如昔的人，就得划为右派分子了。反对了统购统销政策的，也是右派了。这里还提到工业化政策也不容反对，可是没有作出说明，远不像统购统销政策这样确定。不知道说的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政策呢，还是毛调整过次序为农轻重的政策。不过这种不明确正好给单位领导人随意掌握的自由，他所要划的人就无可逃遁了。比如第二项，攻击肃反运动的，是右派，那一百三十多万肃错的人要诉说冤苦，大抵就够划为右派了。还有，攻击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的，也是右派。那些在前一段座谈中就反对宗派主义发表过意见的人，大抵都犯了这一条。比如第三项，恶意地攻击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的，是右派分子。整风会上批评过单位领导的，大都可以套上这一条。第四项，关于社会主义阵营。这一条也不难闯上，湖南就有一个小学教师，只是因为不能从长期歌颂斯大林的气氛中突然转过弯子来，表示不能接受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因此被划为右派分子。此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了造反派，闹得很凶，她的问题提得很尖锐：或是为她平反，或是为赫鲁晓夫平反。又比如第五项，蓄意推翻某一基层单位共产党的是右派。基层单位共产党的领导即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也是不能反对的。

要说这个文件后来并没有严格贯彻执行也可以，因为网开三面，让不少可划右派的人成了漏网之鱼。如果严格执行起来，当年所划右派必不止552877人。拿这些标准来复查，当年所划右派分子绝大多数都是罪有应得，很少有冤屈。鲁迅之后最重要的杂文作家聂绀弩，就因为修改了妻子周颖的发言稿，周颖在邮电部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同时，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他在一封信中说过：“我认我所经历为罪有应得，平反为非分。” （《聂绀弩全集》第九卷，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页） 在他，这也许是杂文笔法，是忿激的反语。

如果我们来一个“反面文章正读法”，拿这《标准》来对照他的言行，未始不可将这话看作他认罪态度良好的表现的。可见用这个文件来逐个检查，也不能说有什么扩大化的。

这个《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还有个第三部分，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予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1、 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2、 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识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3、 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4、 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5、 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6、 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这里规定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的政策界限。有人说，如果严格遵守这些界限，就不至于有反右派的扩大化了。可是当年一再反对温情主义和右倾情绪，怎么可能遵守这些政策界限呢？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这个文件中规定的政策界限，“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强调反对‘右倾情绪’的气氛下，却是很难做到的，实际上很多这样的人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如把说了几句错话，属于认识上的问题，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几个人在一起的自由议论，说成是反党小集团；把对某个或某些领导人的正常批评，说成是向党进攻；把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说成是恶毒攻击，思想反动；把在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说成是反对马列主义等等，这就不能不导致反右派的严重扩大化。”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643-644页。）

薄一波在这里说的把交心材料，自我检查作为划右派的依据，是直接违反文件规定的第二条政策界限的。即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的错误思想，自动检讨出来，是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的。事实上却大量划为右派了。甚至可以为，这是当年打右派的一种十分常见的方法。即第一步，宣布其为右派分子；第二步，责令其作深刻检讨；第三步，据检讨中所写的定案。这是你亲笔写的，亲自承认有这些反动思想，划你为右派难道冤屈了吗。

这里举两个例。一个是王蒙。据黄秋耘说：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毛泽东同志亲自表过态，认为没有政治错误的，结果还是成为“右派”的罪证。事后中共北京东城区区委还反复对人说明，王蒙之所以被划为“右派”，不是由于他写了这篇小说，而是根据他自己坦白交代出的“反动思想”定罪的；他上交给组织的日记中写到，英国还有海德公园式的民主，中国连这个也没有……等等，他们认为，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王蒙定为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其实他的最大错误在于得罪了东城区区委的领导，骂他们是官僚主义者。虽然毛主席表过态，还是可以用别的罪名来给他定罪的。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黄秋耘文集》第四卷《风雨年华》，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页）

另一个例子是舒芜说的：一九五七年，党中央决定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号召广大群众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多数同志觉得王任叔同志身上这三风都比较明显，于是对他的批评比较集中，而这中间自然又是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同志提的最多，最尖锐。不久，风云突变，“反右”开始，王任叔同志代替冯雪峰同志领导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运动，“右派”纷纷被揪出来，其中以古典文学编辑室的为最多，据说这是一个以我为首的“右派小集团”，差不多包括了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全部业务骨干，我们的目的据说是要拥护“大右派冯雪峰”，打击排斥正确体现党的领导的王任叔同志，夺取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部分的领导权。在王任叔同志领导之下，对我们一直是按这个口径反复批判的，我们也一直是按这个口径反复检讨交代，一次比一次深刻，终于被允许过了关。可是一九五八年定案时，给我们每个人作的结论，却完全不是按照这个口径写的，……直到一九七八年讨论给我“改正”，重新看到我自己签过字的结论，才大吃一惊。原来那上面一个字也没有涉及那些事，根本没有提“右派小集团”，写上去的差不多全是当时我自己“挖反动思想”挖出来的，例如对社会主义商品供求关系的看法之类。显然是写结论的时候才发现运动中着重批判的那些事，个人之间的冲突的痕迹太明显了，写进结论，将来很可能翻案，不如写上这些大题目，堂而皇之，难以翻案。然而，二十年后重看，就显得特别空洞，有些年轻的同志说，真没有想到当年的“右派”，就是凭这几条空洞的罪名定的，这又是写结论时未能料到的。 （舒芜《历史需要我们作证》，见《舒芜集》第八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235页）

从这里也就可以知道：一个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真正原因，和写在他的定案材料中的那些划他为右派的依据，和在报纸刊物上公开揭露他的右派罪行，常常是不相干的三件事。划一个人为右派，可能是为了凑人数，也可能是为了泄私愤，报私仇，也可能是为了明心迹，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当然心照不宣，不宜说穿，更不会写入结论。写入结论的，常常是已经确定划右派之后收集到的材料，主要是自我检查的交心材料。而登报的材料呢，却一般都不照结论来写，因为这是一种宣传文字，主要从宣传效果这个角度来选材，尽量选用能够使被写者难堪的材料，以及生活上的隐私之类，这也就是让他们“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的意思。

就用诸如此类的办法给这五十五万余名右派分子定了案，到了处理右派分子的时候了。讨论了这些事情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结束以后几天，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召集最高国务会议，他在讲话中就提出了处理右派的问题。

他说：反击右派总要告一个段落嘛！比如，现在北京这个反右派的空气就比较不那么浓厚了，因为反得差不多了，不过还没有完结，不要松劲。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

谈到处理右派的方针，毛说，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头去呢？我们一个也不丢。我们采取不捉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具体到人，毛也作了一些考虑，他说，章伯钧的部长恐怕当不成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对右派如何处理，如何安排，这个问题请诸位去议一下。

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毛泽东又提到这问题。他考虑，大学生中右派如何处理，或者开除百分之二十，留下百分之八十；或者根本不开除，百分之三十劳动考察。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规定》第二项的主要内容是：对于国家薪给人员中的右派分子，按以下六类办法处理：

（1） 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实行劳动教养，其中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的在劳动教养的同时，还应当开除公职。应行劳动教养的人，如果本人不愿接受劳动教养，也可以让他自谋生活，并且由他的家庭和所属居民委员会负责在政治上加以监督。

（2） 情节严重、但是表示愿意悔改，或者态度恶劣，但是情节不十分严重的，撤销原有职务，送农村或其他劳动场所监督劳动。对于监督劳动的人，在生活上可以按具体情况酌予补助。

（3） 情况与第一类第二类相似，但是本人在学术、技术方面尚有专长，工作上对他还有相当需要，或者本人年老体弱，不能从事体力劳动的，撤销原有职务实行留用察看，并降低原有待遇。

（4） 情节较轻，愿意悔改的，或者情况虽与第一类第二类相似，但是在社会上有相当影响，需要加以照顾的，撤销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

（5） 情节较轻，悔改较好的，或者情况与第一类第二类相似，而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或者在学术、技术方面有较高成就，需要特殊考虑的，实行降职降级降薪。

（6）情节轻微，确已悔改的，免于处分。

《规定》第三项的内容是：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按下列办法处理：

（1） 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保留学籍，送农村或其他劳动场所劳动察看。个别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的，应当开除学籍，实行劳动教养。但是应当选择个别反面典型在开除学籍后留校监督劳动。

（2） 情节严重、但是表示愿意悔改，或者态度恶劣，但是情节不十分严重的，可以留校察看，继续学习。

（3） 国防、外交等机密性专业中的右派分子，除了开除学籍者外，应当转学或者转系。

（4） 情节较轻，悔改较好的，免于处分。（据《中国反右运动资料库（1957-）》）

周恩来在一月二十九日国务院第六十九次全体会议就这个《规定》所作的说明中指出，对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办法有所变动，过去大多数开除，太严了。毛泽东主席说，对右派分子还寄予希望。右派处理以后，就要加紧改造工作，把学生中的右派分子摆在校内比推到社会上好，所以大部分不开除。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23页） 于是就按这个规定对划出的几十万右派分子进行处理。

毛泽东提出，各地要在处理之前开一次右派分子大会。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要开一个右派分子大会，在大会中，第一向他们致感谢，第二想帮助他们。所谓感谢他们，是指他们向工人和党进攻，当了教员；帮助他们，是想在其中使五成或七成的人，经过五年或十年时间，逐渐变过来，为人民服务。总有不变的人，即使如此，也有用处，用处就是在他不变。容许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不变不强迫。对右派批判必须严肃、深刻、全面，处理要比较宽大，当然宽大无边是不好的。要有处分，但要留一条路让他们走。第一是为了许多思想上还未解决问题的中间分子，第二是为了这些右派本身，使他们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当然首先要他们自己下决心，但是还要我们帮助。毛说，右派大会要开，那一天开要研究，不只是北京开，各地也要开，先开小的，然后开大的。

四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的第七项就是：为了有力地分化右派分子，各地区、各部门应当选择适当时机，召开右派分子会议或者吸收右派分子参加的会议，由负责同志作报告，交代政策，指明出路，并且要组织右派分子加以讨论。对于右派分子还应当注意分别进行工作，以便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有拉有打，争取分化他们，并且督促他们彻底悔改。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第233页）

最先开这样的会的，是共青团中央机关。二月十四日、十五日两天分批开了右派分子会议。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两天的会上都讲了话，指出他们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是从根本上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是大是大非问题；但是，只要能真正地低头认罪，决心悔改，前途仍然是光明的。还向他们宣读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六条办法，说明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指出只要他们愿意悔改，党对他们是采取宽大政策的，可以一不按反革命处理，不杀不关，二不剥夺公民权，三大部分不开除公职，给饭吃，给工作做，而且组织上还准备诚恳地帮助他们改造，鼓励他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并指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很年轻，来日方长，只要愿意继续为人民服务，还可以取得人民的信任，不少人还可能变成好干部。

前面所引李维汉的话，是“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这里胡耀邦说的，是“大部分不开除公职”。二说之所以不同，一种可能是胡是在处理之前说的，说的是他的意愿；李是多年之后的回忆，说的是实际的战绩。另一种可能是，李说的是全国的总数，而胡是就团中央机关的情况说的。青年团的干部年纪轻，政治条件好，需要开除公职的相对说会少些。再说，当年胡耀邦对待右派就比较温和，曾经竭力保护一些干部，像团中央宣传部长项南，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就是他保护下来的。就说他在这次右派大会上，还说什么来日方长，还以变成好干部相期许，可以看出他的温情主义。所以他要大部分不开除公职。

这五十五万右派分子，一个个都按照这六类处理办法受到了处罚。他们有的在劳动教养场所，有的在农村从事劳动。即使留在原单位的，一般也不能当作知识份子使用了，只能干点粗笨活。不但不能当作知识份子使用，甚至还不当作普通人使用。例如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中共湖北省委 （按：第一书记是王任重） 《关于做好当前人民生活的几项工作的规定》，其中有一条是：“不准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在公共食堂担任任何职务。” （195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在公共食堂里都没有右派分子的工作岗位，其他也就可以类推了。

右派分子成了不可接触的贱民。这里可以插上一个经常在李宗仁身边的尹冰彦讲的小故事：

李宗仁先生回国不久，郭德洁女士因癌症终于不治。她病死时，李也已经七十开外，垂垂老矣。但令尹冰彦想不到的是，李宗仁对择偶的政治标准相当苛刻。有一位面貌姣好的女性，性格、职业、学历和经历均十分理想，尹冰彦和程思远都认为这是一位值得推荐的对象。兴致勃勃地报到李宗仁那里，德公仅扫了一眼，便把材料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否定的原因只有一个，这位女士的父亲是个右派。 （牛耕：《听尹冰彦谈李宗仁》，见《世纪》2008年第6期）李宗仁这样做，想必也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吧。

由于毛泽东无意采取极端的政策，右派分子最严重的只要劳动教养就够了，没有判徒刑的。像葛佩琦被判无期徒刑，是算了他的国民党军队少将的老账，算是反革命分子了。右派分子当时也没有处死刑的。像汉阳县第一中学“小匈牙利事件”一案处决的三个人，就不称为右派分子而称为反革命分子。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和之中，各地都有一些右派分子被判徒刑和死刑。当然除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这个“前科”之外，还添上了一些新的罪名。像被毛泽东提到过的北京航空学院的马云凤，划右派之后受不了那些折腾，逐渐变成一个阿尔志跋绥夫笔下的绥惠略夫式的人物，从受社会迫害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几年之后竟要去制造一起交通事故，因而也被处决了。

对右派分子最重的处分是劳动教养，处分较轻的也有留在原单位的。这却未必是一件好事，雷海宗划了右派，工资大大降低之后，还让他开了“外国史学史”这一门课，每次讲完课后，都要组织一场“消毒”课，挖空心思地从讲课内容中找出种种毒素。

各民主党派中央都在一九五八年一月间先后开了会，宣布撤销右派分子在各党派内担任的领导职务，被宣布撤销职务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龙云，中央常委陈铭枢、黄绍竑、谭惕吾、李俊龙；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中央常务委员叶笃义、沈志远、马哲民、郭翘然、潘大逵、钱端升、韩兆鹗、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潘光旦，中央委员李伯球、陈仁炳、彭文应、黄琪翔、钱伟长；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中央常务委员毕鸣岐，中央委员钱孙卿；他们在全国工商联担任的领导职务同时也被撤销；

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林汉达；

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副主席黄琪翔，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杨逸棠、王一帆、张云川、李士豪；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陆侃如、董渭川、袁翰青、薛愚，中央委员储安平，顾执中虽然只是个候补中央委员，却列为榜首，并且是撤销他“社内的一切职务”；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2月1日《人民日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至十一日举行，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公开宣布对右派分子头面人物的处理。会前由原选举单位正式撤销代表资格的有：钱端升、沈志远、杨逸棠、江丰、刘兰畦、沙文汉、杨思一、王国松、李士豪、宋云彬、姚顺甫、冯雪峰、曾昭抡、向德、谭惕吾、雷天觉十六人。另外，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章乃器、潘大逵、曾庶凡、黄绍竑、陈铭枢、黄现璠、费振东、乔传珏、马哲民、章伯钧、叶笃义、程士范、潘锷鏱、罗隆基、费孝通、储安平、钱伟长、钱孙卿、欧百川、王天锡、韩兆鹗、丁玲、张东木、谢雪红、杨子恒、郑立斋、黄琪翔、李伯球、徐铸成、黄药眠、王毅斋、张轸、张云川、朱君允、毕鸣岐、谭志清、龙云、李琢庵三十八人，已经丧失继续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合法根据，不应出席本次会议。

这次会议，罢免了黄绍竑、龙云、陈铭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的职务；罢免了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罢免了张云川、陈铭枢、黄绍竑、黄琪翔、谢雪红、罗隆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罢免了龙云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罢免了黄琪翔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签署命令：撤销章乃器粮食部部长职务，撤销章伯钧交通部部长职务，撤销罗隆基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二月十一日宣布了新的部长人选。交通部是原任副部长的党组书记王首道（中共中央委员）接任部长，党组书记本来就是交通部的负责人了。粮食部是调原任轻工业部部长的沙千里出任部长。这时沙千里的共产党员身份还没有公开，人们只知道他也是当年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显然是接替章乃器的理想人选。只是森林工业部没有必要任命新部长了，因为，这次会议决定将这个森林工业部重新并入了林业部。这个部的存在，和罗隆基的部长生涯，是同始同终。

这三位部长撤销职务的情况，我只看到章乃器留下的一点记录。他在《七十自述》中回忆说：

大概是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召见我，我就乘车到西花厅去见他，当时在场的还有习仲勋、徐冰两位秘书长。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章伯钧、罗隆基的职，马上就要提出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了伯钧、隆基二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我问，我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的文件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权利。

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他又说，也曾考虑过是否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变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于是，他谈到和罗隆基谈话的经过，他曾问罗作何打算，罗答要么就自杀，否则便只好接受。总理说，你可以去美国。罗问，是否意味着驱逐出境？总理答，绝不是。总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三十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够，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时我也不过七十岁；我现在开始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那时再为党工作十年。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 （《章乃器文集》，下卷，第614页。）

不止在中央一级，在各省市，也同样撤销了右派分子的职务。例如一九五八年四月三十日政协上海市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廿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撤销沈志远等委员资格。据报载：“撤销右派分子沈志远、孙大雨、孙斯鸣、陈仁炳、彭文应、覃汉川、姜庆湘、夏高阳、王恒守、方子藩、毛啸岑、杨延修、陈丰镐、赵铭彞、许杰、张孟闻、吴承禧（已故）、余日宣（已故）、杨荫溥、顾守熙、王造时、龙榆生、李小峰、陈子展、周福庆、罗家衡、连瑞琦、董任坚、潘序伦、薛映辉等30人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的资格；右派分子沈志远的政协副主席资格也相应地丧失；右派分子王造时、方子藩、夏高阳、许杰、彭文应、杨延修、罗家衡等7人的政协常务委员资格也相应地丧失。会议根据民革上海市委的建议，决定停止右派分子吴艺五政协常务委员的职务（仍保留其委员资格）。” （1958年5月1日《文汇报》）到这时，反右派斗争的任务可说是圆满完成了。

对右派分子的处理，不论是六类中的哪一类，有一点是大致相同的，就是都得脱离原来的专业工作，到体力劳动中去“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不过因为某种需要，“废物利用”，让他们从事一点专业工作的事也是有的。作家冰心的丈夫吴文藻是中央民族学院划出的右派分子。冰心在《关于男人》一书中说：

文藻被划成右派后，受到了撤销研究室主任的处分，并剥夺了教书权，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九五九年以后，文藻基本上是从事内部文字工作。他的著作大部分没有发表，发表了也不署名，例如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六年期间与费孝通（他已先被划为右派！）共同校订少数民族史志“三套丛书”，为中宣部提供西方社会学新书名著，为《辞海》第一版民族类词目撰写释文等，多次为外交部交办的边界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以及校订英文汉译的社会学名著工作。他还与费孝通共同搜集有关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情况的英文参考资料等，十年动乱中这些资料都散失了！

一九七一年八月，因为美国总统尼克森将有访华之行，文藻和我以及费孝通、邝平章等八人，先被从沙洋干校调回北京民族学院，成立了研究部的编译室。我们共同翻译校订了尼克森的《六次危机》的下半部分，接着又翻译了美国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最后又合译了英国大文豪威尔斯著的《世界史纲》，这是一部以文论史的“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的大作！那时中国作家协会还没有恢复，我很高兴地参加了这本巨著的翻译工作，从攻读原文和参考书籍里，我得到了不少学问和知识。那几年我们的翻译工作，是十年动乱的岁月中，最宁静，最惬意的日子！我们都在民院研究室的三楼上，伏案疾书，我和文藻的书桌是相对的，其余的人都在我们的隔壁或旁边。文藻和我每天早起八点到办公室，十二时回家午饭，饭后二时又回到办公室，下午六时才回家。那时我们的生活规律极了，大家都感到安定而没有虚度了光阴！现在回想起来，也亏得那时是“百举俱废”的时候，否则把我们这几个后来都是很忙的人召集在一起，来翻译这一部洋洋数百万言的大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清华校友通讯丛书》复17册，1988年4月出版）在五十五万多右派分子中，能够有这样的机会的只是少数，大多数都是通过体力劳动去改造思想了。

二十五、余韵

对几十万右派分子做出了处理，他们在劳动教养场所、在农村、或是留在原单位，从事体力劳动，争取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其中名气大的，也都已经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说，反右派斗争是结束了。历史又要揭开新的一叶，写上新的事件了。可是这事又还没有完，它像一个摆脱不开的鬼魂，不时在历史的新叶上投下自己的阴影。

毛泽东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主要是讲反右派的。除此之外，其中还说到：“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份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2-463页） 向共产主义过渡，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口号，都提出具体的时限来了。

实际上是为反右派斗争作总结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要恢复“促进委员会”，基本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就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叙述大跃进的过程和情况，不是本书的任务。这里只说一下反右派斗争与大跃进的关系。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一九五九年二月一日下午他在各省、市、自治局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谈到搞大跃进的几个条件，头一条就是群众的干劲、劳动热情，这是过去几年特别是整风、反右替我们准备下的。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没有取得革命性的胜利以前，也不可能发生一九五八年式的大跃进。” （1959年4月18日） 前面一章已经引用过，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反右派斗争“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周恩来的这句话，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在反右派斗争胜利以前，不可能发生一九五八年式的大跃进”。事实也确实同毛泽东周恩来说的一样：大跃进是反右派斗争的直接结果。能看出点问题，敢提点批评意见的人，这时多已被划为右派分子，被剥夺了发言权。那些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知识份子和干部，眼看到不久前别人是怎样成为右派，落得怎样的境地，当然不敢再多说一句话。土法炼钢，打麻雀，高产卫星田，吃饭不要钱，对于这种种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没有谁敢说一个不字。大跃进也就没有遇到一点抵抗，开展起来了。

右派分子被排除在正常社会生活之外。他们在旁边看着大跃进，看法还是有的。有一种材料说，“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等，发表了许多尖锐的、讽刺性的意见，即许多‘右派反动言论’。章伯钧说，一九五八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瞎来。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改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唯物，实际上最唯心。龙云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比蒋介石时代成百倍增加。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于学忠说，共产党的政策忽冷忽热，大跃进的成绩全是假话。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51-52页） 这样一些议论，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这时能够引起重视的批评意见，只能是来自共产党内，特别是党内高层，像彭德怀、张闻天了。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评彭德怀，说他们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离右派不过还有三十公里。二十六日，他又在《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中批评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说是大有猖狂进攻之势。不过，他说，“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庐山会议通过的《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也作了这种区别，说“但是这种矛盾现在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如同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猖狂进攻那样的敌我矛盾”。

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写了一个《关于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中不进行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的意见》，其中提出：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和各民主党派成员在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的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中多数人受到了相当深刻的教育，在政治上和工作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这证明，党对于他们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是完全正确和成功的。我们必须明确认识，现在不同于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那种形势。根据毛主席九月十五日在党派座谈会上提出的对党外不搞运动的指示，我们这次在各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中间不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群众性的斗争，不进行反右派运动，不进行重点批判，不搞交心运动。因为这样作，会造成紧张局势，对于资产阶级根本改造是不利的。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意见，并且指出：这次反右整风运动，不要在民主人士中进行，即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工商界和老的高级知识份子中进行。这样做，不仅是因为自一九五七年以来，在他们中间已经连续地进行过两年多的思想改造，更主要的是因为这次问题的中心，不在他们；这次挂帅、点火、反对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的也不是他们，而主要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中并有一部分是高级的领导干部。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刘少奇。其中说：关于全国45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问题，据江西省委杨尚奎同志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他说，已经向你说过了，你答应回北京统一考虑此问题。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70%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10%左右，是有可能的，请你提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十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45,000人左右的帽子，即10%，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带上右派帽子就是了。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第528页）

根据毛的这个提议，中共中央于九月十七日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十一月二日又下发了《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的规定》。十二月五日，报纸公布了中央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摘掉一批确已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共一百四十二人，他们是黄琪翔、费孝通、叶恭绰、林汉达、潘光旦、向达、薛愚、袁翰青、陶大镛、陈铭德、谢家荣、费振东、谭志清、金芝轩、吴文藻、刘瑶章、曾彦修、王曼硕、范澄川、雷天觉、彦涵、董守义、陈明昭、裘祖源、沈志远、徐铸成、浦熙修等等 （1959年12月5日《人民日报》） 。各地也都这样摘掉一些右派分子的帽子。

《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的规定》有些这样的内容：在国家薪给人员中，“凡是摘掉右派帽子的人，过去没有开除公职，实行劳动教养和监督劳动的，一般地都应该根据工作的需要和他们的工作能力、技术专长，分配以适当的工作。现在分配的工作职务，一般要低于他们受处分以前所担任的职务，并且不要让他们担任机要部门、要害部门的工作。”“原来受降职、降级、降薪处分的，现在工资级别一般不动”，“所有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不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考验，一律不得提拔使用。”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凡已开除学籍、实行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学籍一律不予恢复”，“原来学习国防、外交、尖端技术等机密性专业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后，一律不再学习原专业，可以转学别的专业和其他学校，或分配适当的工作。”一些希望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待遇会有所改善的人，希望就落空了。

据一九六○年一月三日新华社报导，各地第一批宣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有吴茵、吴艺五、连瑞琦、陈子展、陆晶清、连阔如、王雪涛、万福恩、沈慧儒、马品芳、王海亭、晏道刚、厉无咎、苏先勤、林孔湘、叶启芳、白施恩、李紫翔、黄宪章、张雪岩、罗筱元、李述礼、孙殿才、苗复生、何善周、武百祥、叶喜紮布、王卓如、陆侃如、高觉敷、倪鹤笙、骆明、李克鸿、陈新民等二万五千多人。

那时正是反对彭德怀的庐山会议刚开过不多久，正是阶级斗争更进一步加紧之时。这时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及同时特赦一批在押犯人，都不是政治空气趋向缓和的表现，而是为了国庆十周年做的应景文章。就说这个《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它的第六部分就说：

现在，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成员中，还有少数人继续散布右派言论，恶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总路线、向大跃进、向人民公社进行攻击，表现得十分恶劣。对于这些人的言行，应该进行调查研究，准备充分的材料和证据，在国庆日以后，选择适当的时机，在他们所在单位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群众中进行斗争，给他们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第575页）

你看，这个关于摘帽子的指示还提出划出一些新的右派分子来呢！不过它接着说：“各地党委应该注意掌握，打击面不要宽。现在，不进行像一九五七年那样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后来这样的人一般都没有被称为右派分子，而是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

执行这个关于摘帽子的指示的情况，我记得，和我同在一处劳动教养的几百名右派分子，这一次也有几十个被宣布为确已改好的，摘掉了帽子。

按说，摘帽之后，即不再存在当初送劳动教养的前提，该可获释回家了吧？可是不成。他们只不过是把称号由劳教人员改变为新工人，从宣布摘帽之日起即换到新办起来的“新工人食堂”（不是原来的“职工食堂”）吃饭，每月工资也比劳教人员的多了几块钱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多留少放”的政策。 （尹曙生：《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四期，第9页） 这些人就摘帽之后也不能回家了。

对于这些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上面还是时刻注视着他的政治态度、政治表现。《徐铸成回忆录》里就讲了他自己摘帽之后的情况：一九五九年十月，出版局党委开会，宣读中央文件，宣布第一批“已经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去“帽子”，我亦在其列，又一次当场被称为同志。

我两年前“戴帽”时，受降职降薪的“宽大”处分，撤去《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职务，并撤销全国人大代表等公职，薪给被降低六级。时我母亲尚健在，每月收入，辄赖出售旧衣补贴。后由石西民批准，为港报写稿，得以帮助。“摘帽”后，满以为可以稍加调整，不想载入“另册”如昔。有一次，市委统战部曾找我“交心”（汇报真实思想），我坦白说：“摘帽后别无所求，但望薪给略加恢复，因实际生活困难缠人。”结果待遇如故，政治上受歧视如故，原来很熟的朋友，相见若不相识如故。因此，有“脱帽”而“帽”痕宛在之叹。（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63页）

接着他就讲了和他同在第一批摘帽的沈志远摘帽之后的情况：我的好友沈志远先生，“帽子”刚摘去，统战部的人即找他“交心”，要他汇报真实思想感情，他天真地说，他只有两点想不通：一、为什么天安门一定要挂斯大林的像，使中苏关系更多了一个疙瘩！二、目前农业生产还容许保留自留地，为什么分配上不容许有自由市场的流通渠道？真是祸从口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上海那位“一言堂” （按：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 就认为这两点，都是对外对内的要害问题。从此以后，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位马列主义专家所说的，对沈暗中念念有词，并假借别的“罪名”，又狠批了他达半年之久，紧箍咒念得他滚地、翻腾、抓头、抓耳，实在无法忍受了。后来，他终于在“文革”前一年就仰药而与世长辞了。哀哉！这是后话。 （同上书，第264-265页）沈志远是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六日服毒自杀的。

徐铸成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后，还按照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江华的布置，去收集一些高级知识份子（包括右派分子和并没有划为右派分子的）的思想动态。他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写的《交代我的社会关系》这篇材料中说：

六○年，我摘帽不久，江华就去动员我去做一些“高知”的所谓“思想工作”，并且说：“这是对你的考验，看你能否打消顾虑，为党做些工作。”我问：“像我这样一个犯过大罪的人如何去做工作？”江华说：“正因为你犯过错误，他们可能对你谈些真话。” （《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51页）

就这样，徐铸成“为党做些工作”了。他奉命去收集思想动态的人，有历史学家李平心、翻译家傅东华等人。“每次谈话后，我都把交谈内容详细地写成书面送交统战部。”据徐铸成这篇材料说的，沈志远也接受过这样的指派：

六一年冬，江华还叫我和沈志远做过一批从北京出来视察的全国人大、政协委员的“工作”，他们之中有大右派费孝通、浦熙修、宋云彬、潘光旦。江华指派沈志远找费和潘，叫我找浦和宋，并关照要请他们吃饭，和他们多谈谈，我就请浦熙修和宋云彬在文化俱乐部吃饭。以后，也把详细的谈话内容书面汇报。 （同上书，第52页）大约沈志远对于这种改造的考验很觉得厌倦，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就自杀了。

对于这第一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一事，顾准在他的日记里作了这样的评论：

所谓右派分子的摘帽子，无非是一种政治上的勒索。

北京宣布了一百四十余人，都是为了照顾政治影响。潘光旦、浦熙修之类都是。对广大的右派分子，是绝不放心的。局势越紧张，防范愈严。

所以，我的改造表现再好，不过求苟全性命而已。什么摘帽子，摘了帽子能如何改善环境，都是采秀 （按：指他的妻子方采秀 ）式的空想。

不见此间摘帽的人依然在劳动队不往外放吗？（1959年12月8日，见《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顾准在当时就能够看得这样透彻，识力真不可及。

到了一九六○年秋天，要第二批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了。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将当年拟摘掉属于中央审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名单呈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请示报告中说：黄绍竑从划为右派分子后，没有发现什么反动言论。刘王立明划为右派分子后，学习积极，承认自己的思想感情有问题。反右前（一九五六年八月）她在世界妇女节制会上抵制过台湾代表，驳斥帝国主义污蔑“中国贩卖鸦片”的谰言。我们反复考虑似以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为有利。是否摘掉，请中央决定。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批示：“黄绍竑、刘王立明二人以摘掉右派帽子较为有利。请总理、富春最后确定。如今后发现他们又有严重反动，甚或反革命行为，那时酌情再处，我们仍有主动。”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出新华社电讯，说中央国家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最近又摘掉一批确有改悔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他们是：黄绍竑、刘王立明、钱伟长、王葆真、董渭川、宋云彬、李俊龙、李伯球、谭惕吾、邓季惺、楼邦彦、叶笃义、徐诵明、崔敬伯、王寄一、周颖、金宝善、骆介子、万枚子等二百六十多人。

这一回黄绍竑和刘王立明虽蒙毛泽东恩准摘掉了右派帽子，可是他们的最后结局都颇为悲惨。黄绍竑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就被多次抄家、罚跪、殴辱，他不堪忍受，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自杀了。一九六六年九月刘王立明被上海交通大学“代代红红卫兵”揪走“斗争”了三天，就被送到上海第二看守所，以“美国特务”的罪名关押了三年八个月之后，口头通知她女儿，说刘王立明已经于一九七○年四月十五日死在监狱里，没有正式的死亡证明书，也没有骨灰。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276-277页）

这时，由于大跃进对农业的巨大破坏，造成了遍及全国的大饥荒，各地都出现了大批饿死人的惨像。“红旗”举得最高的省份饿死人最多。当时只有一千二三百万人口的甘肃省，饿死的就有上百万人。 （1998年1月7日《甘肃经济日报》） 对于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来说，连外出逃荒的可能也没有，大饥荒对于他们更是雪上加霜，饿死的比例就更高了。据新华社的右派分子戴煌写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提供的材料：锦西煤矿一千二百多名劳改犯中就饿死了一千人，约占百分之八十。（中央编译出版社，第266页）甘肃日报右派分子和凤鸣写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年》一书中透露：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原来有劳教人员两千八百多人，活着回来的只有六七百人，饿死的也接近百分之八十了。她的丈夫王景超也是甘肃日报的右派分子，就是在这里饿死的，终年才三十六岁。 （敦煌文艺出版社，第429页） 在这里饿死的人还有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他是一位水利专家，原来已经定居国外，傅作义动员他回国参加水利建设，却被划为右派分子。他曾经将这里饥饿的情况写信告诉傅作义，傅作义不能相信有这样的事，反而在复信中批评他。后来傅作义参加中央的一个检查团到甘肃来检查，才知道实际情况比弟弟信中说的严重得多。可是这时他弟弟已经饿死有半年了。 （同上书，第363页）

北大荒有大批右派分子冻饿而死的惨事引起了周恩来的关注，他对来北京参加农垦工作会议的牡丹江农垦局局长王景坤说：“你们不要因为这些同志五七年出了点事，是所谓‘右派’，就可以不把他们当人看待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国家的有用之才，国家将来还是要用他们的，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对待他们？你们应该赶快说明他们各个人的死因，不然这个责任是值得追究追究的！” （见上引戴煌书，第267页） 周恩来的过问，使那些右派分子的处境有了一点改善。

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的董时光的情形，在前面第十章已经说过了。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劳动教养的处分，去修内（江）昆（明）铁路了。同在这里修铁路的右派分子有作家刘盛亚，画家汪子美，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匡时，民盟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李康与苏军，谐剧专家王永梭等。由于大跃进带来了大饥荒，工地上很多人因为饥饿和过重的体力劳动，患了水肿。一九五九年十月，内昆铁路停工下马，他们又被转移到凉山去修成昆铁路。一九六零年三月，成昆铁路也下马停工，他们被送到雷波、屏山、马边三县交界的“雷马屏劳改农场”，董时光在那里当了养马的马倌。

当时大饥荒席卷劳改农场，董时光也全身浮肿，饥饿和劳累已经把他折磨得完全脱了人形，严重时走路都摔跟头。一天他发现在马粪蛋中，竟有一两颗没消化了的胡豆！他赶紧动手，在一堆堆马粪找胡豆，然后淘洗干净拿来充饥。一天被别人发现，立即向干部汇报，说大右派董时光偷吃马粮。于是立即组织了批斗会，会上干部安排的“改造积极分子”带头，其他犯人一拥而上，将他当场打断三根肋骨，口吐血沫。送农场劳改医院后，不治而死。

时间进入了一九六二年，已经渐渐从大跃进的失败所造成的困难中走了出来，可以冷静地总结一下这几年的经验教训了。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的讲话中承认：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外，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也表示了自我批评的意思，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在这篇讲话中，毛对知识份子还很说了些温和的话，他说，“对于知识份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份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他这样说，知识份子听了，会觉得舒服的。不过，他并没有把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知识份子包括在内，接着他说的是：“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到了后来文化大革命中间，这些就被统称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简称“五类分子”了。

不论怎么说，在这七千人大会前后一段不很长的时间里，政治空气还是显得比较宽松，对于一九五七年的一些提法不再坚持了。例如周恩来向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说中国知识份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份子” （1962年4月27日） ，而不再说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了。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周恩来对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两个会议的代表的讲话中，对于当年批判右派分子的一些论点重新作了说明。例如关于共产党的领导，周恩来说：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党员个人怎么能领导？一个单位的个别党员，怎么能说他就是党的领导？党章没有规定党员有这样的权利，实际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例如一个学校，党的领导是指学校党委的领导，有些事情学校党委也不能解决，要请示上级党委决定。至于支部，如系支部、剧团支部、车间支部，只是起保证监督作用，不是指挥，下命令还得要行政首长才行。行政上的事由行政决定，书记也无必要去干涉。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65-366页）如果当初就是这种提法，一九五七年黄绍竑、谭惕吾辈也就可以少提许多意见了。

又如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周恩来说：外行领导内行要有个范围。以前我们讲过外行能领导内行，这是讲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领导。党委书记、委员有些不懂专业，但可以超脱专业，看到全局，通过党委集体研究作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决定或贯彻上级指示的决议。我们说外行能够领导内行，不是要外行去干涉业务，对业务确实不懂嘛。外行变成内行，要经过学习，就是学会了，也要尊重专家，尊重群众意见。 （同上书，第365-366页）他提出了“不是要外行去干涉业务”，如果当初就是这样解释，整风鸣放当中人们也就不会去提许多意见了。

这时，陈毅也在广州，他也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座谈会上讲了话，戏剧性地向与会人员行了“脱帽礼”。他说：“工人、农民、知识份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十二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份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符合实际情况。”陈毅批评说，“过去没有从团结他们、体谅他们出发，有很多事情做得太粗暴、太生硬。”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1031页。） 不知道陈毅说的太粗暴太生硬的事情里是不是包括反右派斗争。不过在他说这话之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粗暴更生硬的事情了。

只是这宽松的政治空气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到这年九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又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作为这次中央全会的准备，先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薄一波回忆说：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当有人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帽子是否合适”时，毛主席便说：“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这表明毛主席对摘掉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帽子的做法是不同意的。……陈毅同志九月十一日谈到他在广州着重批评了知识份子问题上的“左”的倾向时，小平同志明确表示“陈总讲的是对的”。而毛主席却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说：人家请你讲话总是有目的的，总要沾点光，没有利益他不干。我对总司令讲过，你到处讲话要注意。 （同上书，第1040页）

也是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了给右派分子进行甄别的问题。李维汉回忆说，

一九六二年，我们在《关于在右派分子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由于“左”的影响，这一案当时未能解决，以后又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一拖就是十六年。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9页）

李维汉说的这件事，薄一波的回忆录讲得更详细。他说：统战部曾几次提出对划成右派的本人及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应该进行甄别。他们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给中央的报告，再次提出这个意见。

可是八月十七日《中央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复示》，虽然同意“对于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明确表示‘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认为统战部报告中所说如果右派分子本人和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应该进行甄别的意见“是不妥当的”，“这样做起来，实际上会搞成一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普遍的甄别，或者对很多右派分子进行甄别。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对党和人民不利的。”当国家机关党委确定以冯雪峰等人为右派甄别试点对象，进行甄别试点工作时，毛主席九月二十九日在反映这一情况的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增刊第六十三期上做了如下严厉的批示：“刘、周、邓三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6、7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付还。查后告我。”这样，对右派分子的甄别工作就不可能再进行下去了。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1041-1042页）

在毛泽东严令制止之前，在那短暂的宽松里，只有安徽省为右派分子进行了甄别。这是“七千人大会”之后，曾希圣被免职，李葆华去接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时候才有的事情。人民日报所划的右派分子刘衡在她的回忆文《只因我对党说了老实话》中谈到了这事：一九六二年初，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调安徽当省委书记。临行前，刘少奇曾暗示他，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时，也可以为右派分子平反。李葆华到任后，就大刀阔斧地对右派分子进行甄别。等到中央下令不甄别，安徽已有数千右派平反了……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搞甄别的省，其他各省（包括人民日报社）因动作迟缓，没有赶上趟，李葆华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见《荆棘路》，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页。）

当年轰动全国的李世农一案，也就是在这时解决的。一九六二年七月，安徽省对此案进行了甄别，并报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同意，撤销了开除他党籍的决议，恢复了他的党籍、名誉、职务和级别。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安徽省之外，虽然不多，也还是有的。中央军委五院基建处助理员王新林正好考上了天津南开大学，报到才三天，就被揪回原单位来参加反右派斗争，被划为右派分子，和军内一批三百二十个右派分子一起送到山西省太谷县去修郭堡水库。他不服，不断申诉。他原来的领导原军委五院党委副书记刘秉彦了解他同情他，接受了他的申诉。督促五院党委抓紧连开几次会议，主动承担了当年错划他为右派的责任。于是，五院党委于一九六二年七月作出了对王新林右派问题平反的决定。立即通知太谷县委，把王新林接回原单位，恢复党籍、军籍、级别，重新分配了工作。他这事情办得顺利，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军委五院这样高级单位，对于王新林这样的尉官，本身就有批准权。如果他级别高些，要报请总参批准，耽误了时间，很可能就办不成了。 （王新林《党性，民心——我的平反历程》，见《郭堡你可曾记得……》，第二集，第45-57页）

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也作为全国右派平反试点单位，在北戴河会议前夕，总政治部机关党委已经通过将总政机关的部分右派——文化部陈沂、保卫部周宏达、组织部陈挺、解放军报洪卓民等四人，作为总政首批平反对象。当时万事俱备，只待军委直属机关党委最后批准。不料北戴河会议召开，一时风云突变，毛泽东在会上大批翻案风，并强调右派一般不给平反。其时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正参加会议，他连夜打电话给北京主持工作的同志，要求立即停止给右派平反，凡在北京等待平反的右派全都返回本单位继续接受改造。于是希望成为泡影。 （陈挺《右派三百二，平反仅一人》，见《郭堡你可曾记得……》，第二集，第407-409页）

这样说起甄别又忽然中止的事，黄秋耘的回忆录中也举了一例。他说：

顺便提一下，在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的后期，大概是一九六二年年初，中共中央曾经非正式地提出复查甄别右派案件。北京中直机关打算以冯雪峰、曾彦修、武经天等人作为试点。中国作家协会打算以杨觉一案作为试点，进行复议。杨觉一案确实是一桩根本不能成立的假案。

杨觉是《文艺学习》的一个编辑，请假到他的爱人潘漪的娘家河北省雄县去探亲。潘漪所在的生产队是一个富队，他们认为跟邻近的穷队合并成一个生产队，吃大锅饭，未免吃亏太大，要求分开来独立核算，按照当时的农业政策规定，这也是可以允许的，至少是可以考虑的。那个生产队的干部写了一份请求“分队”的报告，一式两份，托杨觉替他们送交中共河北省委农村工作部和人民日报社读者来信部。不管这个请求本身的是非曲直如何，都与杨觉本人并无关系。他唯一的行动就是代人家送出了两份既非出自他的手笔又与他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报告。可是当时作协的领导小组为了多凑几个右派（其实早已超过指标），就以“反对农业集体化”为名，把他划为“右派分子”，行政处分是降了五级，调到河北省张家口地区怀安县广播站工作。

第一次甄别复议时大多数人（包括原来《文艺学习》的主要领导人韦君宜和我）都主张给杨觉平反改正。只有经办这一案件的同志投了反对票，理由是杨觉很难说完全没有错误，他介入了一桩跟他毫无关系的事，可能是由于偏袒他的爱人所在的富队。隔了几天举行第二次复议时，会议一开始，作协党总支副书记王翔云就宣读了一个中共中央文件，声称所有右派案件今后一律不准再甄别复议，还是维持原来的决定，即使处分过重，至多早点给当事人摘帽子就算了，党籍不准恢复。这一件假案直到一九七九年才获得改正。 （《黄秋耘文集》第四卷《风雨年华》，第159-160页）

甄别的话虽然不能再说了，可是给确已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工作还是一年一度进行。薄一波提供的数字是：“在一九五九、一九六○年七月年两批摘掉约9.9万人的‘右派分子’帽子的基础上，从一九六一年起，又分批摘掉了一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到一九六四年，已先后五批共摘掉约三十多万人（其中主要是知识份子）的‘右派分子’帽子”。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1034页。）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强调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打开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文件中不止一次出现了“右派分子”一词，例如关于干部问题，就说在干部中有“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说是“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又如，这文件说，“不许用任何藉口，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这些地方说的，似乎不大像是一九五七年划出的五十五万右派分子。那年所划出来的右派分子，少有留在干部队伍里的了。时间已经过去九年，更不会有留在学生队伍里的了。那么，这里所说的似乎是这次运动中新划出来的一批右派分子了。总之，没有说明白。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打出来的右派分子，这里可以举前国家机关党委第一书记龚子荣为例。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上呈李先念并转中共中央的《关于龚子荣右派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报告》中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机关广大革命职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挖出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这个集团的首要分子，是前国家机关党委第一书记龚子荣。十几年来，龚子荣、郑思远、刘旭、王锐、王福庆等人，在总行招降纳叛，结党营私，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破坏活动。”这份《报告》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龚子荣等人在检查处理詹武、夏鸣、闵一民问题说起，罗列了几年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机关发生的一些事件，归结为都是“他们为了搞垮总行党组，纂夺银行的党政领导权”的罪行。《报告》说：“这伙右派分子，在总行飞扬跋扈，为所欲为，践踏了党的原则，破坏了民主生活，正气受到压抑，使广大职工不敢讲真心话。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压在人们心中的怒火，一触即发，十几天功夫，贴出了上万张大字报，集中地揭露了这个右派集团的滔天罪行。群情激愤，斗志昂扬，一致欢呼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文件中有这样一段：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这个意思，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说得更加明白：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荒谬地把自己本单位的领导，同党中央，同整个党等同起来。……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党”，“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

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的党组织，都必须无条件地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决不允许以任何藉口拒绝和压制群众的批评，更绝对不允许把批评自己的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反对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党中央”，“反革命”？

这就正好同一九五七年的说法相反了。一九五七年的说法，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基层组织组成的，因此，凡是“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的，就应划为右派分子了。这差别是因为一九五七年是全党一致地要在右派猖狂进攻面前保卫党的领导；而一九六六年却是要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就唯恐天下不乱了。同样的言行，在一九五七年要划右派，在一九六六年却被看成是革命行动。右派分子也不必悲叹自己生不逢辰，不该“超前”了几年。因为“文化大革命”初期颇为风光的造反派，到了一九八三年整党中，不少人都属于受到清查和处理的“三种人”了，其中也有判刑坐牢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夺权斗争，主要的冲击目标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现在还掌握权力的人。可是早已失去权力和从来没有掌握过权力的右派分子也未能幸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右派分子自在必扫之列。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一个《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其中规定：有一种人是必须加强专政的对象，那就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这二十一种人里面的右派分子同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更特别称为五类分子，是尤其要经常加以打击的对象。

右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怎样的冲击，下面节录章乃器《七十自述》中的一些记述：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的灾祸。这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灾祸，是对我一次最严峻的锻炼和考验。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整整八个昼夜，我在绝食中受到百般的拷打、凌辱和威胁。后来看到北京六中“劳改所”的材料，那里面所用的酷刑，十分之八九都已在我的身上预演过了。

我已经体验到，正面用毛主席的话去对抗他们，是会招到邪恶分子的反感的；而在无统一组织、无统一纪律的情况下，邪恶分子是可以致个别人的死命的。于是，我就用婉委的规劝方式，这样，既可争取善良分子的同情，也使邪恶分子无所藉口。如我问：毛主席会不会打人、骂人？解放军八项注意中的第五项是什么？打人、骂人，罚跪是什么时代的风俗习惯？毛主席的优待俘虏政策是为俘虏治伤、治病，现在怎么可以不为我的爱人治病，不为我治伤？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是起到应有功效的。

我这时除了遍体鳞伤之外，右目的拳伤特重。看出去有个红色的周边带锯齿形的椭圆圈，经常在眼前闪现，可能是瘀血所致。内伤也相当重，右胸、背、股、尾闾和膝部均经常疼痛。

八月二十五日以后七天的遭受，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辱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管，拷打和凌辱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在遇难前，我因为看到《续孽海花》对于魏伯阳的《参同契》评价甚高，特取几年前所作摘记重加研究。结合中医阴阳五行的学说，我看懂了那中间的许多隐语遁辞，理解了它的理论体系。我正在另写一篇破除迷信、揭发真理的有关气功的文章，而灾祸已突然袭来，我所收集的资料、写下的笔记和未完的文稿统统散失了。柳老（亚子）写的一个立轴，已装帧收藏，八月二十四日事变中被毁了。（《章乃器文集》下卷，第616-626页。）章乃器是这样含垢忍辱，熬过了十年文化大革命。

也有熬不过来的，像傅雷，一九五七年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时候是何等兴奋，对毛泽东真是五体投地的敬佩。可他回到上海之后不过几个月就划成了右派分子，屈辱地过了几年。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受不了那种凌辱。就夫妻双双自杀了。

还有田保生。凌其翰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田保生是我在国民党外交部同事多年的老友。他青年时代肄业于清华大学，为钱端升教授的高足，后来应第一届高等文官外交官的考试，录取后分配在国民党外交部欧美司。当时在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办事处工作。他为人质朴诚实，素为我所器重。……新中国诞生了，当时钱端升教授去美国，暗中劝田回国，他毅然辞去了联合国办事处的职务，奔归新中国。先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第二期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知识，继就分配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担任国际法的编译工作，埋首苦干，举凡奥本海国际法巨着，希金斯和哥伦伯斯合着海上国际法等英文原着译成中文，都有他的一份辛劳。不幸一九五七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初期，又遭受严重的冲击，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他因不堪“造反派”的百般凌辱，与夫人双双含冤而死。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才获昭雪。 （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203页）

劝他回国的钱端升教授也划了右派，前面已经说过了。记述这事的凌其翰本人，在担任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馆公使的时候，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带领使馆和驻巴黎总领事馆的九名馆员，发表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言，轰动一时。一九五七年也被划成了右派。

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教授胡明，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撤销了系主任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又遭到批斗。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他从北师大主楼北边的宿舍楼上跳楼自杀。

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讲师程应铨（1919-1968），专门研究城市规划，兼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因为主张保存旧北京城和北京城墙，被划为右派分子。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妻离子散。文化大革命中，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受到迫害，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投水自尽。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61页）

上海市复兴中学历史教师金志雄，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贬为图书馆管理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多次遭到红卫兵学生殴打侮辱，有学生拿很钝的剪子给她剪“阴阳头”，把她的头皮撕下一片。最后一次，她被严重打伤，回家不久，打手们又到家里来揪她。她听到砸门声，立即上吊，自杀身亡。

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日报社的右派分子自杀的有三人：国际部编辑胡平被流放到贵州省晴隆县，分配在农水局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于一九六八年自杀身亡。图书管理员林安乾（共青团员）被流放到安徽省白湖农场，文化大革命之前已经摘了右派分子帽子，成了“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依然受到迫害，他就投湖自尽了。还有一个文革中自杀的是农村部副主任刘晓曦，他是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进修的时候划为右派分子的。 （钱江： 《 人民日报是怎样改正错划右派的》，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北京大学西语系德文专业四年级学生贺咏增，他是西语系“三害”控诉会的策划人。也因为“百花学社”一案，在全校大会上宣布逮捕，判了五年徒刑，在北京郊外某劳改场所劳改。文化大革命中，一九六○年他爬上高烟囱，面对许多围观者大呼口号之后跳下，自杀身亡。 （同上书，第63页）

自杀而死的右派学生，北京师范大学有由静林、沈巧珍。由静林是一位复员军人，在反右派斗争中挨斗了，他就怀石自沉昆明湖了。自杀之后，宣布他是极右分子。 （见《不肯沉睡的记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沈巧珍（1934-1966），江西人，是中文系五七届的学生。整风鸣放期间，她给“苦药社”的大字报写了一则《新今古奇观》，因而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考查一年的处分，每月发给生活费二十元。一九六○年十一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分配到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第七中学，教两个高中班语文。一九六四年她在这里结了婚，先后生下一女一子。文化大革命来了，她这平静的小日子过不下去了。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她被隔离，失去了行动自由，甚至不准许她回家给才三个月的儿子喂奶。第三天她趁大家午休，溜出校门投河自杀了。 （见同上书，第19-20、286页）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右派学生周维胜，和郑介农（下面就要说到）同班，后来分配到临沂地区一个偏僻的山区中学教书，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迫害，在学校的后山上上吊自尽。当人们发现的时候，他的遗体已经被野狗咬过，惨不忍睹。 （李昌玉 《 被枪杀的山东大学右派学生郑介农》，见《往事微痕》第49期，2005年6月5日）

有自杀的，还有被杀的。前面已经说到北京航空学院的马云凤被处死的事。还有一些右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处决了。当然加上了一些新的罪名，例如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之类。

上海市第一速成师范学校副校长朱守忠（1920-1970），上海人，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开除了中国共产党党籍，撤销了职务，下放到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中学担任数学教师。一九六八年又被押解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劳改农场劳改，说了一些犯忌讳的话，一九七零年二月十一日，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上海文化出版社第四编辑室主任黄嘉音被划成右派分子之后，送到青海劳动改造。他最后的结局，据丁抒着《阳谋》一书说：“黄在狱中总是受流氓犯的气。有一次吃饭时，一个流氓又欺侮他，他忍无可忍，将饭碗朝那流氓扔去，虽未击中那人，但监狱当局却说他‘蓄意杀人’，枪毙了他。”（香港开放杂志社2006年出版，第342页）

还有毛应星，祖籍江西，出生在福建，西南农学院毕业之后到兰州农校任教，在那里遇上了反右派斗争，她被划为极右分子。发配到夹边沟劳动教养三年多。解除劳动教养后，到了静宁县农牧站，致力于培育小麦新品种。文化大革命来了、她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胡作非为和倒行逆施公开表示反对。别人批判她，她说：“到底是我的世界观应该改造，还是你们的世界观应该改造，只有历史会做出科学的结论。”开她的斗争会，她说：“这样斗争我，我是很痛心的，不是为我自己痛心，我痛心的是：导演这样的活剧。只是说明弄权者的愚蠢。”她决心上北京去找党中央，陈述自己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她两次悄悄的出走，都被抓了回来。一九六九年，根据静宁县农牧站报送的材料，她被判了五年徒刑，关押在甘肃省第四监狱服刑。在狱中，她不断在自己订的小本子上写下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文字，一共写了三十多万字。“一打三反”运动来了，一九七○年四月十四日，她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执行枪决。一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发出（80）民优字第一七○号文件，批准毛应星同志为革命烈士。 （见刘玉《疾风知劲草》，收《春风化雨集》，群众出版社，1981年出版，下册，第197-206页）

北京大学师生共划出右派分子七百一十五名，就我看到过的材料说，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至少有八人，他们是教师任大熊和七个学生：黄宗奇、林昭、顾文选、沈元、吴思慧、黄立众和张锡琨。

任大熊，浙江省杭州市人，一九五六年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留校当助教。1957年整风时，从图书馆借出刊有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英国《工人日报》，与两位学生共同翻译后张贴在校园里供同学们阅读。结果反右时三人均被打成右派分子。一九六○年他又参与组织了一个“青年共产主义者同盟”，被判处无期徒刑。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里，他在山西省大同市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处死时先被割断喉管。 （据廖亦武：《中国冤案录》）

学生右派中最早被处死的是所谓“右派杀人犯”黄宗奇。据陈奉孝的《北大反右运动中的遇难者》，他是河北省乐亭县人，贫雇农出身，一九四八年加入共产党，北大哲学系调干生。在反右运动前期，他曾是反右领导小组成员。随着反右运动的激烈化，对右派分子的批判会由说理批判变成了斗争大会，由只动嘴不动手，变成了手嘴并用，对被批斗的右派分子推推搡搡，而且往被斗争的右派分子身上泼脏水，搞人身攻击，被批斗的人被剥夺了发言权。黄宗奇反对这样做。他说批判右派分子的错误言论应该是说理斗争，不能搞人身攻击，更不应该动手动脚，既然是说理斗争，被批判的人也应该有发言权。这下坏了！被认为是立场不稳，同情右派。他因为觉得自己是贫雇农出身，又有八年党龄，不服气，跟反右领导小组的其他人发生了争执，于是被清除出反右领导小组，并把他关进一间屋子叫他反省，而且派一个同学看着他。他气不过要跳楼自杀，被看管他的那位同学拉了下来，两人动了手，看管他的那位同学是校篮球队员，身强力壮。他当然不是对手，于是便拿出一把随身带的水果刀，将那位看管他的同学脸上划了一条小口子。这下可好，以“右派现行反革命杀人罪”被判了死刑，五八年被枪决，并且向各大学发表了公报。临上刑场，允许他跟老婆见最后一面。见面时他跟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要另找一个家，好好教育孩子，永远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

林昭原名彭令昭（1932-1968），苏州人，一九五四年，她以江苏省文科最高考分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辑专业（后改为新闻专业）。在一九五七年春天北大学生民主运动（他们自豪地称之为“五一九运动”）中，她很活跃，是诗刊《红楼》编辑部成员之一。反右派斗争开始，前一段很活跃的学生遭到猛烈的攻击。林昭一时还在顽抗，她在大会上说：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的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林昭，不再被遗忘》，许觉民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这就足够她划为右派分子了。到了一九六○年春天，她咯血加剧，她母亲就把她接回上海家中治病。可是到十月，她就被捕了。那是因为她看到了一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觉得其中一些意见值得中国参考，就写信向北京建议。上面对这信的答复是：以反革命罪将她逮捕入狱。在这一刺激之下，她父亲自杀了。

一九六二年初政治形势较为宽松之时，让她“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到了下半年，阶级斗争又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她又一次被捕入狱，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彭令范在《我的姐姐林昭》一文中说：“林昭在狱中以呼口号、写血书、蔑视法庭来表达良心的抗议，她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这就出现了她在狱中的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狱警们一再警告她：‘我不制服你这黄毛丫头我们就不相信！’林昭在日记中写道：‘原来你们还有一条黄毛丫头必须制服的条例，那也好，黄毛丫头除了奉陪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前引书，第56页）她是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被枪决的。就刑前留下的遗书是：“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她是被从病床上直接拖到刑场的，一瓶正在输液的葡萄糖还没有吊完。杀了她之后，还去向她那年迈的母亲收取了五分钱的子弹费！

一九七九年一月，北京大学党委发出了关于林昭错划右派的改正通知。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说”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前引书，第115页）

西语系右派学生顾文选在五月二十五日在西语系办公楼礼堂举行的反“三害”控诉会上发言，引起听众为他流泪。到了一九五七年末他就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在团河劳改农场服刑。一九六二年刑满，强迫留场就业。后来他逃到了朝鲜，被引渡回来。一九七○年三月五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的一个有几十万人参加的公开宣判大会上，他以偷越国境罪被判处死刑，即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见陈奉孝的《北大反右运动中的遇难者》）

同在这个大会上以各种各样不同的罪名宣判处死的，还有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右派沈元，《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以及田树云、孙秀珍、王文满、宋惠民、索家麟、王涛等一批人。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见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三联书店，2009年7月版，第137页）关于历史系沈元被杀的情况，在《黎澍十年祭》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一书中有两篇文章都写到了，现在节录如下：

戴逸作的《睿智的学者，勇猛的斗士》一文说：谈到黎澍爱护青年，不能不想起当年的沈元事件。沈元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聪颖好学，很有才华，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勒令退学。他在家中自学，写了有关《急就篇》的文章，此文很多学者均甚赞赏，郭沫若见了此文，称沈元为“神童”，黎澍将此文刊载于《历史研究》，并将沈元调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希冀他日后成才。沈元到了近代史所，就得研究近代史，他写了一篇《论洪秀全》，文章很长，拟在《历史研究》刊登。人民日报编辑部看到此文甚为称誉，要沈元缩写该文，仍长达二万字，由《人民日报》两天连载。《人民日报》从无连载长文之例，沈元的事引起学术界的轰动，也招来了许多非议。沈元是摘帽右派，培养和重用沈元被认为是政治上的重大失误，许多人写信告状，窃窃私议，黎澍同志因此招到重大压力。沈元本人的性格确有弱点，恃才傲物，盛气凌人，但确有才学，且十分勤苦用功。……后来在批判历史学家刘节的历史观时，史学界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文章。《历史研究》发表了署名张玉楼的文章，大家认为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具有理论色彩，比较说道理。周扬同志还打电话询问黎澍：“张玉楼是谁？”原来张玉楼就是沈元。他用本名发表了两篇文章，引起众多非议，此时只好改用笔名了。但此事仍引起了风波，此后，上级命令不许再刊载沈元的文章。……“文革”期间，沈元遭受批斗，心怀不忿，竟化了装想逃到外国大使馆中避难，被我公安部门抓获，开了公审大会。……结果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沈元性情孤傲，思想上有缺点，但罪不至死，“文革”后得到了平反。

丁守和作的《科学是为了真理而斗争的事业》一文说：沈元原是北大学生，因为议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到农村改造三年，摘掉右派帽子后，住在史家胡同他姑母家（其姑父母均是医学专家），在街道办事处帮助工作。一九六二年初，学部副主任刘导生把他推荐给黎澍，说这个人不错，有点才华，并拿来他写的《《急就篇》研究》，黎澍同意，同刘大年商量，他也赞成。我看了文章，认为从一本类似蒙学的读本上研究出汉代社会状况，很不错，经人事处审查，沈元调来近代史所，原说要帮助黎澍做些事，而黎澍却不愿让别人查资料起草初稿，他修改后发表，他宁肯帮助别人，特别是青年。所以沈元除帮助《历史研究》做些校对等事外，主要是他自己研究或写东西。他对前四史较熟，对两汉有些研究。黎澍认为在近代史所工作，不能只搞古代史，还应该研究近代史问题，于是他研究起太平天国。

《历史研究》发表沈元四篇文章，造成很大风波。一九六二年第三期发表他的《《急就篇》研究》，就有人写信反对，说不该发“右派”的文章。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发其《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长文，是一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人民日报》要他压缩成《论洪秀全》，整版发表，引起更大责难，说吹捧“右派”等。不久他又写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是他看到刘节《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后，自己写的一篇评论性文章，以正面论述为主。黎澍要我提出意见。我看后认为思路清楚，评论适当，讲了些道理，建议发表。黎澍仍有顾虑，认为文章本身是好的，但就怕对人不对事，写得再好也会有人反对。拖了半年多，谈过几次，确定用笔名发，黎澍家里的办公室有一对条幅，便从中选出玉楼二字，加个张姓，即以“张玉楼”名发表，《人民日报》又全文转载，反映相当好。某些人很快知道张玉楼即是沈元，便这里反映，那里告状，中宣部派人来调查，田家英给黎澍来电话，说有人联名写信告到毛主席那里，要注意些。一时沸沸扬扬，沈元成为“白专”道路的典型，黎澍受到很大的压力。一九六四年初，中宣部发出通知，以后要注意影响，少发表沈元的文章。故此以后只发过他一篇尺度史概论，他写的有关历史主义的文章未发表。

后来，黎澍多次与我谈起沈元问题的教训。他说，我们重视人才，培养人才，决不埋没人才，我们对青年爱护、教育、鼓励是对的。但我们不顾社会环境，不理解某些人的心态，连续发表他的文章，引起不满，帮了倒忙。还说，你重视人才也是好意，把文章送给《人民日报》，何况（该报理论部主任）这个人也爱才，在报上整版发他的文章，令人侧目！从文章本身找不到问题，便算历史账，在“摘帽右派”还是“右派”上费心思，做文章。这样的逻辑与心态，真是可怕可悲可叹的。

知识份子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太热爱自己的专业了。沈元也就不免有这个通病。这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史学家，他是多么热切地希望他的研究成果尽早地成为社会公有的财富，虽殒身而不惜，这真是学术战线上的战斗英雄。但愿有有心人辑印他的遗着，这不但是对这一位早逝的英雄的纪念，这些作品本身也自有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物理系的学生吴思慧。他一九四八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他的父亲吴祖楠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第一团步兵第五连的学生，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政府去了台湾，一九五一年十八岁的吴思慧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五三年复员。因为清华大学物理系已经在一九五二年被取消，并入北京大学了，他复员后到北大物理系继续读书，毕业后在北大读研究生。在反右派斗争高潮过去之后，于一九五八年二月补划为右派分子，一九五九年分派到洛阳工学院，十二月以抗拒改造的罪名被送劳动教养，解除劳教后在洛阳街头以修鞋为生，一九六五年又被指控“盗窃”判刑十年。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他被“揭发”和同牢的人说了咒骂毛泽东和其妻子江青的话，被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九八一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了此案，撤销了原判。复查报告说，原判认定的“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越狱投敌叛国”两项的事实，“均构不成反革命罪”。他们也同时撤销了一九六五年的判决。 （详见香港《开放》杂志2010年2月号王友琴文章 《 第七个死刑：吴思慧》和 《 北大精神 五七绽放》，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10年12月出版，第236-237页）

哲学系学生黄立众（1936-1970），又名黄美琦，安徽省无为县人，出身农家，因为讲述农民生活困苦的真相，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团籍，留校察看。一九六○年又说他“坚持反动立场”，开除学籍，遣送回乡。这时正赶上三年大饥荒，眼看乡亲们一个个饿死，深感绝望和悲愤。他希望自己有所作为，就秘密发起建立一个中国劳动党的组织，写了篇《致全国同胞书》，说明宗旨。这是当年一件反革命大案。黄立众被判处死缓，关在无为县监狱里，一九七○年七月，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杀。 （萧蒙： 《 北京大学第八名被处决者——黄立众》，见《往事微痕》第49期，2010年6月5日）

张锡琨是化学系三年级学生，在北京大学“五一九运动”中以《三害根源》为题写了一张大字报，明确指出“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在于制度。本书第九章介绍了其中部分内容。他受到劳动教养的处罚。起初是在北京，后来转移到四川北部一个劳动教养单位。具体细节不详，只知道他已经在一九七七年以“企图越狱”的罪名被处死。 （见陈奉孝的《北大反右运动中的遇难者》）

除了这几个饮弹刑场的之外，北京大学学生右派还有死于狱中的。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奇弟，因为“百花学社”被定性为反革命小集团，刘奇弟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先被送到团河劳改队，后转到黑龙江省密山县兴凯湖劳改农场五分场劳改。他因为不认罪，多次被吊起来拷打，后来疯了，被塞进了一个像狗洞子一样的小号里，疾病加冻饿，一九六一年死在小号里。

化学系四年级学生袁植芬，是香港归侨学生。父亲是香港富商（壳牌石油香港代理）。反右派斗争时，他正在香港探亲。他以为自己不过在一张大字报上签了个名。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划为右派。就自投罗网回学校来了。结果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来病死狱中。 （见张强华《炼狱人生》第58页）

还应该说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学生蒋维泓。据郭道晖《从我的经历看反右》一文说：

一九五七年一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奉毛泽东的指派来清华大学作关于学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报告。此前，我作为清华大学党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曾随党委书记、校长蒋南翔及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和团委书记阮铭一道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清华师生在学习“再论”中的提出的诸多问题，为他来校作报告的准备。

当我汇报到清华建筑系一个叫蒋维泓的学生写了“万言书”，赞赏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和铁托在拉普的演说时，小平同志插话说：“我看了他写的东西，观点是错误的；但他的文章有逻辑思维，文笔也好，这个年轻人有头脑，有才气、你们要好好帮助他，将来是可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的。”显然，这时邓对蒋维泓问题还只是当作思想认识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是比较实事求是地对待的，更没有把他当右派，而且还赞赏这个青年学生的才华。我对小平这种宽容和惜才的风格，十分感动。从中南海出来时，蒋南翔还对我们说了一句：“看来中央对基层群众情况还是很了解的。”大家对小平很体察下情，颇感欣慰。蒋当时对学生中的混乱思想是有些不放心的，听了小平的谈话，也感到有底了。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当时也并不知道、也不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有什么“阳谋”。可是，后来反右时蒋维泓却没有逃过划右派的命运，被流放到北大荒劳改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再次被专政，最后在建工部设在河南的五七干校劳改时出走，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被处死的右派分子，全国各地都有。云南省泸西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师陈学诗，朝鲜战争中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侦察兵排长。整风鸣放期间，他写了一些批评领导的大字报。因而被划为极右分子。又因为他家庭出身被定为工商业兼地主，还骂过人事科长，就再加上一顶“阶级报复分子”帽子，判了他五年徒刑。服刑期间，他不服，不断申诉，于是又成了一名反改造分子。一九五九年，大饥饿开始了。一天深夜，他忍受不了饥饿的痛苦，悄悄地摸进管教人员食堂抓饭吃，吃了出来的时候，有人发现了，即用枪上的刺刀朝着他的大腿刺了一刀。他被当做重刑犯押解到曲靖专区监狱关押。一九五九年末，大雪之后的一天，二十四岁的陈学诗被押解到陆东煤矿执行枪决。这一天还把在附近改造的右派分子都叫来观看，实际上是来陪斩的性质。 （据沈迎春：《沉痛的悲剧》，见《二十一年》，第392-394页）

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班学生郑介农（1935-1969），浙江省黄岩县人，念三年级的时候就在《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上发表《也谈李后主词》一文，让老师和同学都为之一惊。因为这篇文章，是班上的高材生。他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的校报《新山大》上发表了一篇两千字的杂文《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文章对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提出了这样一些意见：（一）明白交代什么是政治标准。我看，热爱祖国，愿意贡献毕生精力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就是。是否对领导唯唯诺诺，应不在标准之列。“奔走权门”，不屑！每一个团员都比群众好，“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未必见得。（二）鉴别业务水平，应充分依靠教授，依靠每一位任课教授，不能偏听，在中文系，考试的成绩“优良”，太容易了，记分册并不可靠。（三）分配工作的过程，自始至终完全公开。不要像过去那样煞是神秘，大家都疑神疑鬼，而是少数的“特别人士”可以左右。分配哪一个人做哪样工作，应坦率地讲清理由，“以理服人”。不要心里是不信任，不让某人做某种工作，嘴上却说：“我们是信任你的，你的工作也是光荣的。”

就因为这篇文章，他被划为极右分子。他患有肺结核病，给了他留校察看的处分，放在图书馆劳动。这时，有人检举他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于一九六○年十月二十八日由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被送到广饶县五一劳改农场劳改。在这里他再次被人检举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就在他十年刑期快要服满之时，被判处死刑，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执行枪决。十一年之后，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广饶县人民法院发布（81）广法刑再字第一号《刑事判决书》，内称：“案经本院再审查明：被告人前科反革命罪，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已于一九八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改判宣告无罪。其在五一农场服刑期间，曾策划建立反革命集团。被查处后再无活动，不应再予追究。原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错误的。因此，判决如下：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广饶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69）广公管刑字第十四号对郑介农之判决。二、宣告郑介农无罪。” （李昌玉 《 被枪杀的山东大学右派学生郑介农》，见《往事微痕》第49期，2005年6月5日）

还有四川大学生物系四年级学生冯元春，四川青神县人，出身农村贫苦人家。一九五○年后即参加工作。在整风鸣放前后，她特爱看报纸，受到了当时发表的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撰写的《斯大林时代》一书的影响，因而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对“胡风反革反革命集团”一案、对“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也都有了自己的看法。据当年的校刊《人民川大》刊登的《我校反右斗争的一次巨大胜利——冯元春的反动本质全被揭穿》一文罗列的材料，有这样一些：

一、 冯元春说：“三反、五反是暴力是乱搞”；“统购统销是变相剥削农民”；“助学金是共产党用来收买人的”；“共产党用封官许愿高价收买一些人入团入党，养了一批寄生虫。好些领导干部狗屁不通，是党棍”；“现在的报纸和电影全是歌功颂德的东西”。

二、 冯元春说，“根据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是么？”还有，“高饶没有反人民，也没有和暴力集团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们，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诉呢？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三、 冯元春说，“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1）、反党；（2）、上书30万言；（3）、组织反革命集团”。“为什么胡风上书30万言就成了罪人”“毛泽东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

四、 冯元春说，“共产党这个剥削集团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这些人不学无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是说：‘我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蛮横、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五、 冯元春说：“共产党的特权行为严重，表现在用人制度上的‘奴才论’，以及对党外人士的打击和对知识份子所谓的‘思想改造’上。只能说他们好，不能说他们的不是。”“我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

六、 冯元春说：“共产党对外政策是一边倒，倒向苏联，处处说苏联好，没有民族气节。”“台湾局势紧张就是倒向苏联成的。”“实际苏联远不如美国。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于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剥削集团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

七、 冯元春说：“中国黑暗，苏联更黑暗。”“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在监视老百娃的行动。”“解放后工人工资没有怎样提高，农村闹粮荒农民吃不饱，生活还不如从前。”她“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救国理念，踏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鲜血前进”！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川大校党委组织了一场全校师生批斗冯元春的大会。不久，她即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关押在省公安厅梓童巷看守所，在关押中拒不认罪，坚持自己的观点，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先在简阳平泉劳改农场劳改，“文革”中她继续批评毛泽东，又被加刑五年，转送南充地区省第一监狱。她在狱中继续书写批毛文章，“一打三反”运动中以“恶攻罪”处以极刑。一九七○年七月一日，南充市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公审枪毙了三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其中之一就是冯元春。 （据铁流：《第二个林昭似的女英雄——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冯元春》）

亡友刘凤翔和我同时被划为右派分子，同在一处劳动教养。一九七○年四月四日以反革命集团案处死。同案还有几个同时被处死的，是其他一些机关划出的右派分子，我不认识，现在也记不起他们的姓名了。一九八五年我收到湖南日报社务委员会寄来的一份文件，照抄如下：

湖南日报编委会文件

湘社发（1985）028号

关于刘凤翔同志被错划右派的改正决定

刘凤翔同志原为湖南农民报编委。一九四九年十月参加工作，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处分。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进行复查，刘凤翔同志原被划为右派属于错划，应予改正。经研究决定，恢复其党籍，恢复一切政治名誉。鉴于刘凤翔同志一九七○年四月被判处死刑，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决定“撤销原判，宣告刘凤翔无罪”，其善后问题按职工死亡对待。

刘凤翔同志在农民报工作期间，兢兢业业为党报工作，为办好《湖南农民报》作了一定的贡献。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为人忠诚耿直，是一位好干部，过去强加于他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彻底否定。

湖南日报社务委员会（印）

一九八五年八月五日

没有遗骨安葬仪式。正如分不清他遭遇的究竟是个人的灾祸还是民族的灾祸一样，在一丛死刑犯的白骨中也无法鉴别那些是他的遗骨了。一切都混成一团了。他已经化解、溶合在历史之中。

这是明正典刑的，至少在形式上经过一些法律程序。还有完全无法无天的。亡友蒋养毅，在湖南省航运局子弟学校担任语文教师的时候被划为右派分子，和我同在一处劳动教养。一九六二年解除劳动教养以后凑巧住处邻近，同属长沙市城东区文艺路派出所管辖，编在同一个右派分子学习小组，每星期和节假日集中“学习”一次。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被遣送回原籍道县。不久，道县发生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处死全县阶级敌人的事件，所有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等阶级敌人，包括他们家里的老人和婴儿，悉数处死，靡有孑遗。后来我听说，蒋养毅是被扁担打死的，那就比枪决更加惨苦了。

今天我用我的笔记下这一页历史；而他们却早已经用他们的血记下这一页历史了。

愿他们的灵魂得到安息。

也有逃过了这一厄的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沈迪克在划他为右派分子之后不久，就成功地偷越国境，在国外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后来还曾经以学者身份回北大讲学。 （见张强华《炼狱人生》第59页）

至于被折磨至死的，比起被处死的，数目就更要多得不成比例。如果把能够得到的材料都写下来，可以写成一部多卷本的《录鬼簿》，这里只讲一个人，讲萧也牧之死。

萧也牧，原名吴小武（1918-1970），浙江吴兴人。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边区工作。一九五○年一月发表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一时受到广泛的欢迎，并被拍摄成电影，不久却又受到严厉的批判。反右派斗争中，他在中国青年出版社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九六二年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可是，摘帽右派还是过不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关。下面，是他的同事张羽《萧也牧之死》一文的节录：

进入一九七○年，团中央“五七”干校“阶级斗争”更加激烈。

……中国青年出版社为第七连。由于这个单位清理出的“牛鬼蛇神”最多，武斗最凶狠，镇压最残酷，被封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四好连队”。……大人小孩见到“牛鬼蛇神”，都可随意毒打。

萧也牧由于手脚不灵、行动不便，挨打最多，走路时被打倒在水坑里，打饭时饭碗被打翻在地上。

八月九日的评审会上，对萧也牧进行了重点批判。……说萧也牧抗拒改造，说萧也牧装死、欺骗，既是对他加重新的压力，也是要进一步整他的讯号。……

九月四日，萧也牧被住在隔壁的××毒打。……从这天起，小便严重失禁。……连长认为萧也牧“极不老实”，“要加重劳动，以示惩戒”，把萧也牧从牛组调到劳动量较大的菜组去种菜。萧也牧腰背发僵，四肢乏力，间苗薅草只得跪在菜地里爬行，把拔下的草和苗放在一堆，准备下工时带走。不料一阵风吹来，把草和苗吹得散落各处，监工的人认为他有意捣鬼，又把他狠打一顿，打得他在地上直翻滚。……

在沉疴折磨和新的政治压力下，萧也牧境况日趋凄惨。……十月三日大会批斗。“群众专政”小组对萧也牧推推搡搡，拳打脚踢，会后又罚他去挑粪。……群专小组组长跟在后边，用竹棍不断抽打他的屁股。……萧也牧勉强把桶挑到菜园地头，就再也干不动了。连长认为萧也牧是装病对抗，决定把他从菜组调到农活最重的大田班，由排长从严监督劳动。……

十月六日下午，我们在柳树塘前的一号田里晒草，同时在地头码草上垛。萧也牧吃力地推了两车草，又被喊来挑草上垛。这本来是强劳力干的活。对久病无力的萧也牧来说，仅仅一柄木杈就像有千斤重。他只挑了几根稻草，可杈子还未举起，稻草已经簌簌地掉了下来。场上的“红哨兵”在一旁嘟嘟囔囔骂他“磨洋工”、“装蒜”。但没有敢动手。排长动了邪火，从旁边走过来，朝萧也牧腿上横扫了一杈，接着骂道：“吴小武，你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现场最高指挥者一动手，群专小组组长也扑了过来，厉声喝道：“旁人不敢打你，我敢打！”原先只是咋咋唬唬的“红哨兵”也赶上来辟哩辟啦地追打起来。萧也牧边退边躲，从一个老实人身边逃过时，那个老实人为了表示和萧也牧划清政治界线，也在背后抽了他一杈。群专组长“红哨兵”跟着追打，用木杈抽打萧也牧的屁股和小腿。萧也牧又跑了几步，就被打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追打者连声喊叫：“起来！不要装蒜！再不起来，我还要打！”萧也牧趴在地上，想站，站不起来，看着他们两人举着杈还要打，就拄着杈柄，挣扎着，颤巍巍地撑了起来。这时，除草垛旁的人以外，远处运草的人也围了过来。

打人的人只好停手了。不大一会儿，收工了。排长下令说：“我们走，不要管他！”所有的人都走了。偌大的一号田里，只有萧也牧一个人孤零零地拄着杈站在那儿。他走不动了。当暮色晦暝、田野已空无人迹时，只有他一个人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直到深夜十点以后，他的儿子吴家刚（这时在团中央“五七”干校附设的中学读书）才找到地头，把他扶了回来。

……当萧也牧被儿子扶回来时，谁也没有说话，所有人的脸色都像夜色那样阴沈。空气像凝固了的冰块。萧也牧被扶上床后，长吁了一声，就躺下，一切不动了。接连数日，除儿子偶尔来看看他以外，无人照料，病情在迅速恶化。一天，他看见房里只我一人，就把我喊到床头，满怀伤感地对我说：“我完了，奄奄一息，众叛亲离。如今又把我交到这个人（指排长）的手下，他已经带了头，我算活不下去了。”

我从他的话里，听到了他的绝望的哀叹。在严酷的政治压力和身体摧残中，他“回到人民怀抱”的最后希望破灭了。我感到有责任立即把他的绝望情绪向连部汇报，希望引起注意，以防不测。但我没有汇报他后边的那几句话，未去触及萧和排长的芥蒂：萧也牧过去对工作有过议论，排长非常反感；萧在文艺界有影响，作家来求教时，对萧表示尊重，而领导受到冷落，就感到萧碍手碍脚，所以会出现排长打萧时那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在萧也牧卧床等死的时候，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耳旁回响。

十月十五日凌晨，我们一批强劳力乘上卡车，到黄寺岗去抢收花生。傍晚，拖着疲倦的身子返回“牛棚”时，房子里阒无声息。进门一看，萧也牧的位子上，只剩下一张空床。原来，在这天中午，他已溘然长逝，遗体被抬了出去。（见《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4期，总第61期，第164页）

当年“五七”干校中戴帽右派和摘帽右派不少，多数熬到活着回来了。结局不像萧也牧这样悲惨。萧的遭遇，也许可以说有一点特殊性，就是他不幸落到一位公报私仇的排长手里。不过，因为过人的才能、成绩、声望、影响，而遭人嫉恨，划右派之后因此多吃许多苦头，却决不止萧也牧一人，而是并不少见的了。

右派分子在劳动教养中的遭遇，不能不说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和凤鸣的《经历——我的1957年》一书 （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 ，记下了她丈夫王景超在夹边沟农场和她自己在另外的改造场所的经历。下面摘要介绍一点书中的材料。

甘肃日报社的右派分子王景超被送到这里劳动教养。关于这个农场，他的妻子、也是甘肃日报社反出的右派分子和凤鸣说：“在反右派斗争之后，从省上到地区领导，他们对于在全省新出现的开除了公职的极右分子的惩罚与改造，是选择了一个在全省首屈一指严酷与艰苦的所在，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气候与生产条件，是否能让极右分子们凭靠劳动作到养活自己，并无人想及。夹边沟的极右分子从未吃饱过饭，贫瘠而严重盐硷化的土地其收获物无法使终年劳动的人果腹。饥饿，成为对他们的主要惩罚手段。”在右派分子投入改造之后不久，“大跃进”又发动了。大跃进对农业的大破坏，造成了遍及全国持续三年的大饥荒。各地都出现了成批饿死人的惨案。遇上荒年，灾区的农民常常是扶老携幼外出逃荒，以图逃出一条活命。被改造的右派分子却是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没有外出逃荒的可能，面对饥荒，就毫无躲闪的余地了。和凤鸣的《经历——我的1957年》用很大的篇幅记录了右派分子在饥饿中挣扎求生的情形。他们想尽一切方法寻找任何可以吃的东西。有的人把手表、好一点的衣服卖掉，高价向农民买点吃的；有的人寻些野果野菜，或者抓些老鼠昆虫来吃；有的人趁机偷一点菜，如果被发现那可不得了，就有人因为偷一点菜被吊打致死的。一些管教干部，不但不为这些人提供维持生存最起码的口粮，还不许他们自己动手寻找可以吃的东西。甘肃日报财贸组组长罗舒群，这时也在夹边沟劳动教养，一次，饥饿的他偷吃了一个胡萝卜，被批斗了一顿，还被关进了“严管班”。王景超却不肯放弃一些过去的人生准则来适应一下这个太不正常的环境，决不去偷点吃的。结果是罗舒群得以生还，而王景超却以三十六岁的壮年活活饿死了。

和凤鸣可不像她丈夫这样迂。为了求生，她和石天爱、徐福莲合作，偷棉子、偷面粉弄来吃了。一个难友对她说：“现在，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和凤鸣补充了一句：“应该说，威胁我们大家生存的那一切才是最大的犯罪。”

在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们，为了生存，什么东西都找来吃，连从来没有出现在人类食谱中的东西都见到就吃了。有人吃了贴标语用剩下的肮脏的浆糊，有人把一桶清漆误以为是可以吃的东西，抢着吃了，中毒死了两个人！更说明他们饥饿程度的，还不是他们吃了些什么，而是他们是怎样吃的，一些蔬果，例如萝卜胡萝卜之类，本来是可以生吃的，可是没有听说过牛肉也可以生吃的，而杜绍宇和一个难友方正儒一次在半夜里偷了农家的一头小牛犊，方正儒先是生吃了牛脑，再分吃牛脊椎上的里脊肉，杜绍宇觉得鲜嫩非常，略带咸味，十分可口。和凤鸣、石天爱她们，也是把偷来的面粉拌到从伙房打来的饭菜中生吃的，煮熟吃怕被发现啊。在人类文明史上，发明用火是一大关键，使人类最终的脱离了动物界。而现在，这些右派分子们，放着火不用，倒退到和野兽共处的那个蒙昧时代了。

一批又一批的人饿得不能动弹了，于是把他们送到农场设立的“医院”中去。和凤鸣被派到“医院”去烧炕。她在书中说，“我没有见到医生进病房，也没见到给哪个病号吃药，病号们的真正需要是吃饭而不是吃药。”所谓“医院”，只不过是把那些饿得垂死的人集中起来等死罢了。在这里，她每天都看见死亡，那个请她把炕烧得热一点的年轻人，那个请她帮忙把满是虱子的绒裤晒一晒的老头……都一个接一个地死了。在这里，她还知道了惨绝人寰的惨事：一些死者大腿上的肉、心肝、都被饥饿的难友割去、挖去吃了。那个吃人心肝的难友被批斗了一场，过了两天，他自己也饿死了。夹边沟农场原来有劳教人员两千八百多人，生还的只有六七百人，是个零头。 （第308页）

前面，我们讲了马云凤、傅雷、田保生、林昭、沈元、刘凤翔、蒋养毅、萧也牧、王景超这些人，或者自杀，或者被杀，或者折磨至死，这些不得善终的都是右派分子本人。他们的亲属也因而走上绝路的，讲了傅雷的夫人、田保生的夫人、林昭的老母。这里再举一例，就是韦君宜在她的回忆录中说的陈琏：

前述的袁永熙，妻子是国民党要人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她曾经勇敢地背叛家庭，独自在北平贝满中学教书，参加共产党干革命，后来被捕，闹得国民党报纸都竞相登载。她有这样的勇气。但是到一九五七年，她却没有勇气去对抗当时如大山一样压下来的政治压力，她和袁永熙（“一二·九”运动的战友）离了婚，后来一直没有再结婚，独身，至“文化大革命”又遭批斗，终至自杀。” （韦君宜：《思痛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陈琏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在上海泰兴大楼十一楼跳楼的。离了婚了，该可以说是划清了政治界线了吧，可是还是落得如此下场。

凡事都有例外。作为整体来说，这五十五万右派分子都是已经打入社会底层的政治贱民，可是其中的极少数人，由于某种机遇，被某权势者认为有加以利用的必要，因而处境还不是太坏，甚至受到礼遇，也是有的。

例如作家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反右派斗争中，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被划为右派分子，被送到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一九六○年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后来到北京市京剧团当了专职编剧。江青到这里抓她的“样板戏”，很赏识汪的文笔，说他的唱词写得挺好。江青调阅了他的档案，指示：此人控制使用。他就在控制之下，先后参加了改编沪剧《芦荡火种》（即后来的《沙家浜》）、《红灯记》，写作《杜鹃山》等。文化大革命中间，是江青决定把他从“牛棚”解放出来，重新参加样板戏创作组。江青还将一部特印本《毛选》签名送给他，有一回，还叫他陪自己看戏。最令人侧目的事情是：一九七○年五月二十日在天安门广场开群众大会，毛泽东发表“五二○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天，汪曾祺同几百个各方面的头面人物一起上了天安门。第二天的报纸上登出了这名单，汪的姓名赫然在内。他大约是五十五万右派分子中受到这种礼遇的唯一的一人。这当然是一种十分难得的异数。在他自己，却并不因此有多少兴奋之感，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是另外一种困难和痛苦。当年北京京剧团副团长萧甲后来对采访者这样说他：“汪曾祺依旧那么兢兢业业，在阶级斗争高度压力下，他过得很本份。谈不上重用，就是被使用而已。” （本书有关汪曾祺材料，全部根据陈徒手的《汪曾祺的文革十年》，载所著《人有病 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可是，到了后来清查“四人帮”罪行的时候，汪曾祺又被文化部列为重点审查对象，一挂就是两年。同事回忆说，“他有时一言不发，眼神悲凄，心中有事。”终于也没有查出在控制使用的范围之外还有什么事情。于是这审查也就不了了之。他的这些经历，反映出了右派分子，更广些说，中国知识份子另一种可怜的遭遇。现在八卷本的《汪曾祺全集》已经出版，第八卷比前面几卷要薄些。我以为可以把他在审查期间所写的十几万字的交代材料编入，这对于研究文化大革命史、样板戏史、江青传，对于研究中国知识份子在屈辱中的生存状态和心态，都是极有价值的材料。

还有几个右派分子因为毛泽东的过问，处境有所改善。例如北京医学院的学生右派胡芷芸，原来只是给予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处分，可是她不认罪，就于一九五九年被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到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根据党的政策和她的改造表现，本应给她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了。但是，北苑劳改化工厂领导和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却根据删掉了胡自我批判内容的片面摘抄的材料，把她的坦白说成是散布修正主义，坚持反动立场，决定延长她一年劳动教养期限。有人把这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他要求公安部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情况完全属实。由于毛的过问，市公安局劳改处和化工厂的领导作了自我批评，并对胡芷芸的问题作了重新处理，宣布撤销原来延长劳教的决定，摘掉右派帽子，同时解除劳动教养。

更有名的一例是作家姚雪垠。在反右派斗争中，他被划为极右分子。一九七五年十月，他给毛泽东写信说：我是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该书第一卷在一九六三年出版后，我曾给主席寄过一部。一九六六年夏，得知主席看过此书，曾指示说这部书虽然有些问题，但应该让作者继续写下去，将全书写完。我对主席的关怀和鼓励十分感动，下决心以实际工作成果报答主席。这部书共有五卷，写成后估计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字，其中第二卷稿子写成已近两年，约七十万字，至今还没有地方出版。但我已是六十六岁的人了，不能不有任重道远之感。倘若在一切方便的条件下，我能够专心致志地工作，大概用三年的时间可以写成一卷。待五卷出齐后统改一遍，才算完成。在晚年完成这样大的写作计划，不仅需要我自己加紧刻苦努力，更需要党的切实领导和具体帮助。因此请求您将此书的出版问题（包括第一卷的修改本重印）批交中央主管部门解决，或直接批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处理。对于这一请求，毛泽东的批语是：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由于毛的过问，姚雪垠的写作条件不断改善，一九七六年出版了《李自成》第二卷，一九八一年出版了第三卷。

当然，这些都只是极个别的特例，对于整个的反右派斗争一案却并没有任何松动。一九七五年七月，毛泽东在同江青的谈话中还说：“我们怕什么？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这次谈话之后只一年多，他就去世了。据我所见到的材料来说，这是毛泽东这一生最后一次谈到反右派斗争。可见他的态度至死也没有变化。

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之后经历最奇特的一例是冯亦代。他留下了一本独一无二的著作《悔余日录》 （2000年6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李辉主编“沧桑文丛”之一） 。其中包含了他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八日的将近四年的日记，详细地记载了他被某机关招募安插到章伯钧家里卧底的事。

反右之前，他和章伯钧的妻子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同事，划右之后，李健生几次邀请他到她家作客，这样他就有了去她家卧底的条件。下面，我们将要摘引这本日记中的一些材料。在引文后面的括弧里用六个阿拉伯数字表示日期，例如（590128）就是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的意思。从这本日记中可以看到，作者在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痛悔自己的“右派罪行”，真诚地认罪悔罪，决心改造自己，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做人。例如，日记中说：

我衷心感谢党给我的援救，没有这次反右，我的发展如何，不能预料，但自绝于人民一途则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参加革命以来不努力改造自己，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罪恶之被揭露是迟早间事，越迟危害越大，后果更不堪设想了，现在悬崖勒马，及早回头，真是祸中得福。 （580731）

我深自痛恨去年的向党疯狂进攻，从而自绝于人民。我今日所得的处理完全是咎由自取。另一方面，我还是感激党的，因为党给我的宽大处理，使我还能在工作中向人民赎罪，因此我应该抓紧这个机会，好好工作。 （580818）

由于我在过去九年来思想不进步，甚至堕落成为右派，今日就成为社会的罪人，这个教训是显明的，不改造自己，真不得了。（580918）

当时《北京日报》社论《共产党员应有什么样的志愿》发出了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号召。冯亦代把社论中的一段话抄在日记本上，“以帮助我的随时反省”。在这一年的除夕，他在日记中自励说：亦代，努力呀，又是一年了，你赎了多少罪？你立场改变了多少？你自我改造了多少？必须永远保持住党给你的清醒的头脑，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跟着党走，做党的驯服的工具，为人民真正地忠实地服务。 （581231）

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基础，冯亦代就被某机关招募为秘密保卫工作者了。反右之前，他已经是一个知名的文化人了。划右之后，他就正好以这个身份在上层右派分子群中间活动，以帮助这个机关随时都了解这些右派头面人物的思想、言论、交往和行动。在他这本日记中出现的右派分子，有章伯钧、李健生夫妇，有罗隆基、叶笃义、费孝通、潘光旦、浦熙修、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储安平、丁聪、吴祖光、黄苗子、董乐山、刘王立明、陶大镛、李景汉、吴景超、张志和、谭惕吾、钱端升等等许多人。而他的重点对象是住在地安门的章伯钧和住在大佛寺的刘某。

看来，他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他和章伯钧一家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例如，“十时半到了章家，一直到三时半才离开，看了他的日本画的收藏，都是复制品，但印刷是十分精致的。他收藏了一本歌德的《浮士德》，是十九世纪印刷的，所有的插版，都是腐蚀铜版印的，画得十分朴素，但刻工十分精细，看了使人爱不释手。” （590321） 可以想见，这天他是在章家共进午餐之后，又一同欣赏主人珍贵的藏品。又，“接到章的电话，上他家去吃午饭，二时回。” （590504） “上午十时去章家，一直坐到五时才回来，中间还在沙发上打了一个多钟点的午睡，真是奇怪的生活。” （590509） “上午和小愚去故宫看敦煌艺术展览，十分精彩。” （600903） “小愚”是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家里的名字。“小愚已经来过电话，约同去看京剧四团的《满江红》，戏演得十分精彩，导演的手法，尤其值得称赞。” （600910） “下午去地安门（指章伯钧李健生家），即在章家吃晚饭，借得一百二十回《水浒传》下册回，并归还刻本《随园诗话》一部。” （600927） “晚上李（健生）章（伯钧）请看北崑剧院的《吴越春秋》，并不如我理想的好。” （610506）“晚上去看小愚，她们明天去海拉尔，托带信一封致李。” （610810） “晚去李（健生）章（伯钧）处喝蛤蚧酒，这是好酒，一杯下肚周身发热。”（611224） “晚去地安门，喝咖啡。昨晚和他们去长安（剧院）看甬剧《天要落雨娘要嫁》，徐凤仙演得十分出色。” （620414）想来冯亦代也得说一些章伯钧愿意听的话，才好去吃饭，喝酒，看戏，借书。可是心里对章的敌意是很深的。例如，他和章同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时候，他在日记中说：章“见了我寒暄一番，说‘都怪我没有领导好，使你们出了偏差’，还是当时副主席的派头！” （581216） “下午去章家，听了一下午的废话。” （590218） “晚上去章家，听他的废话，到十时半才回家。” （590424） “上午十一时去章家，一直到下午五时才回来，我真讨厌他的资产阶级面目，但为了工作，我必须处理得好，同时这也是给我的反面教材，对我改造有好处。立场党性就是在这种方面得到考验。” （600126）“晚去地安门，瞎谈一气。” （600902）

对其他一些右派分子，冯亦代也是敌视和鄙视的。日记中说，罗隆基是个“资产阶级右派的典型代表人物”（581213） 。“谭惕吾这一类的预备带着花岗岩脑子进坟墓的人” （590204）“张志和很糟，他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区别清楚。老油子是做不得的，对自己没有好处。” （590223） 李景汉“一脑子资产阶级的教养阻碍了他，虽说是社会问题的所谓调查专家，那真是钻在云雾里看人间，若有所得，实则莫名其妙。” （590303） “下午看了李景汉，关于他写的那本北京附近农村调查，我提出了意见，全书的基本立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所谓超阶级的客观主义立场，事实上就是反动的立场。不用阶级分析，不提党的领导，抽象赞扬社会主义制度，却在缺点方面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实质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590323）

他每次从章家出来，都立刻把谈话的内容写出来，向机关汇报。困难的是对象漫无条理的瞎谈又不能当场作记录，事后的追记，又怕记不清楚。

他日记中说：“下午去章家，遇到陈铭德，谈了一下才回来，写了封信给老彭。必须练习自己的记忆力，而且在记忆言语中能够有所分辨，这是做好工作的关键。” （590210） “从上午九时半出门，十时到达，一直到下午，全在章家，听他谈话，要记住这些话真困难，是前后不连贯，但也有一根无形的条，那就是不满意。但不是那么明显的。” （590303） 这也真难为他了。幸亏他是个长于驱遣文字的著名作家，任务还是很好的完成了，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这也怪那时技术条件落后，五十年之后的今天，答录机只有打火机一般大小了。

为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冯亦代很注意研读相关的书籍。日记中说：“去东安市场逛书店，买了一本《一个肃反工作着的手记》，回来即一口气读完，十分有兴趣。” （590406） “看了一本好书，是索菲诺夫的《捷尔任斯基生活的片段》，值得重看，对于契卡一段，更须好好研究，从中吸取教育自己的材料。” （610313）

冯亦代很为自己所从事的新工作感到自豪。他说：“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丰富起来。” （600803） 这时，他已经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保卫工作者”（600817） ，他认为自己“是在第一线作战”了。 （601207） “我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发给一个勋章报上刊登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不啻是告诉别人自己是个什么人，而且以后就不用再想干这一行了，想到解放前地下工作的同志们为了保卫党的利益而牺牲一切幸福，甚至生命，则今天在极端顺利条件下工作，又怎能把个人利益提高到党的利益之上呢！想到这些，我也就释然了。”（610819） “我想今后的时间应当这样安排，首先是家里的工作，其次是盟，有多余的时间，就是文学，包括翻译和研究两方面。” （610920） 这里要作一点名词解释：“盟”指中国民主同盟，这时他已经调到民盟当专职干部了，“家里”指他所服务的某机关。这也是中外古今一切情报机构的通例，都是提出“组织如家庭”的口号的。不知底细的公众只知道这是一位知名的文学家，而在他本人，却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把文学排在最末的位置。

在工作中，他也不断得到上级的指导，一位同志“代表组织”对他说：“工作中要放得开，不要畏首畏尾，正义在我们这一方面，没有顾虑的必要。有事要造成缓冲机会，和家里多商量，同时要使工作更为深入。” （600123） 一次上级和他“谈了工作，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对方以进步面目出现时，也要从中发现问题，因为谈话中不能不透露他真实的思想，我以前总觉得一听了正面话之后，工作就只能到此为止，这惟一能说明的，就是我的工作的不深入。而从任何一句话，一种思想的表现中去发现问题，只能开动脑筋，深入地去思索，才会得到结果。这一点的提出，给我的启发极大，也就是给我一个有效的工作方法。” （600403） “做工作一定要抓住一个时期的特征，特别要善于辨别政治风向。敌人所不喜欢的，咒骂的，正是我们做对了的地方。同时在工作中，必须每次挂好下一次的钩，不能造成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印象，也不要每次必有所获，而且要从生活上去接近，真正做到‘朋友’的关系。这些指示都是正确的，必须记住，而且要善于运用。” （600508）

某机关并没有让冯亦代做无偿劳动。他日记中说：“晚上和老刘同志谈了将近二小时，把工作研究了一番，家里给了我一些费用，老刘同志说有什么个人的花费，也可以用。不过我总觉得能够不用家里的钱最好。”（610807） 不知道这一回给他的经费是多少。我倒以为，他并不是为了这些钱才来干这些活的。他是完全相信了那些说教，认罪悔罪，才这样努力立功赎罪的吧。

看了这本日记，我不禁为章伯钧捏一把汗。如果在反右派斗争之后，他有什么出格的言行，出格的交往，那就会落到几年前张东荪那样的境地了。

招募右派分子到右派分子群中去活动，以收集情况，恐怕各地都有这样的需要吧。冯亦代未必是仅有的一例。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死了。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一些历史积案逐渐有了新的说法。关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一案，李维汉回忆说：

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央统战部协同公安部、中组部等有关部门召开了烟台会议，产生了中央第五十五号文件，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我看到文件后感到不解决问题。因此写信给胡耀邦同志，主张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要复查平反，并提到一九六二年中央统战部当时的意见。中央采纳了我的建议。当年九月十七日，中央又批发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指出：对过去错划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现在全国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五十五万余人中，已改正的有五十四万余人（其中有些是从宽处理的），维持原案不予改正的只五千人，而且还在陆续甄别。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9-840页）

这里，李维汉有一点小小的误记。一九七八年四月的文件，是第十一号文件，即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摘掉全部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批复。他说的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发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的实施方案》才是第五十五号文件。

第十一号文件提出：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先后已有五批摘掉了右派帽子。右派分子中的上层分子，绝大多数都已摘掉右派帽子，尚未摘帽子的，主要是原中下层干部、中小学教员和一部分大学生。他们多数都在农村、街道或劳教场所劳动，有的被管制，有的原来工作的，取消了工作和工资，生活发生困难。自从一九七五年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和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以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各项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右派分子和他们的家属迫切要求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我们认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条件已经成熟。

这个文件规定：被遣送到农村的右派分子，摘掉其右派帽子后，一般不再返回城市，但工作有需要的或确属年老病残，在农村无依靠，而在城市有亲属赡养的，可准其返回城镇落户。

文件还规定：遵照中央一九六二年的规定，对于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只是对于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这样一个文件，李维汉看了，当然会感到不解决问题。采纳他的建议，中共中央于九月十七日批发了那个《实施方案》即第五十五号文件。这个文件有了很大的进步。它提出了受理要求改正的申诉，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贯彻执行这个文件的结果，用薄一波提供的数字，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分子都得到了改正。

李维汉说的这过程比较简单了一点。在烟台会议上，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杨士杰主张：对过去定的右派，凡是搞错了的，都应该予以改正，不能说只有个别确实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这个意见没有被与会的多数人接受。会后杨士杰向中央统战部提交了一份材料，说明烟台会议上意见的分歧。中央统战部有关人员看了这个材料，问：这是杨士杰个人意见呢，还是中央组织部的意见？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表示：我完全赞成。胡耀邦并且让组织部政策研究室写了一个报告呈送中央。几个月之后，参加烟台会议的五个单位：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在北京民族饭店重新集会。终于克服了意见的分歧。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发了这次会议的成果《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的实施方案》，就是第五十五号文件。 （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9-10页）

据一九八○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透露：在二十七名最知名的右派分子中，改正了二十二人：章乃器（故）、陈铭枢（故）、黄绍竑（故）、龙云（故）、曾昭抡（故）、吴景超（故）、浦熙修（故）、刘王立明（故）、沈志远（故）、彭一湖（故）、毕鸣岐（故）、黄琪翔（故）、张云川（故）、谢雪红（故）、王造时（故）、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徐铸成、马哲民（故）、潘大逵。不予改正的五人：章伯钧（故）、罗隆基（故）、彭文应（故）、储安平（故）、陈仁炳。

统战部的这个文件还透露：“在复查章伯钧、罗隆基的右派问题的过程中，民盟的一些负责人曾提出对他们二人也应予改正。我们认为，他们二人在一九五七年的言行从根本立场上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右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右派向党猖狂进攻中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现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了，但并非错划，不应改正。”文件没有写出这些主张章伯钧、罗隆基的右派问题也应予改正的民盟负责人的姓名，人们知道，这时中国民主同盟的主席是史良，副主席是胡愈之、邓初民、楚图南、苏步青、华罗庚、彭迪先、萨空了、李文宜、费孝通、闻家驷等十人。就是这史良他们中间有人认为章伯钧、罗隆基的右派也是错划，也是冤案，也应改正吧。

一些右派分子风闻中共中央有一个第十一号文件，又有一个第五十五号文件，以为有了平反的希望，于是提出申诉。黎辛在《我常想起安子文》一文中说到一件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请假去北京申诉。这时，安子文等“六十一人叛徒案”已经解决。我去前门饭店看他，他身体健壮，往事记忆清楚。安子文说，一九五七年划右派的权力已经下放给省、部党组织了，虽然你作为右派是错划的，我们也不能过问。现在中组部与中宣部联合复查，你们的问题一定会很快解决的。 （《党史博览》2011年第5期）安子文向黎辛透露了“一九五七年划右派的权力已经下放给省、部党组织了”这个情况，在作家协会党组把黎辛划为右派之后，他即使想帮他，也无此权力。

改正右派分子这事，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是颇有曲折的。这里以公安部的情况为例：

新华社北京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二日电

公安部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对错划右派分子进行改正的指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项工作做得又快又好；经过复查，原划的六十三名右派分子都属于错划，在去年年底前已经全部进行改正。

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刚开始时，有些同志顾虑这样做会否定反右派斗争的成绩；有的办案同志怕将来被扣上“右倾”、“一风吹”的帽子。经过反复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大家认识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坚持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根本原则。不能认为对错划的右派进行改正就是否定反右斗争的成绩。专门负责这项工作的复查小组还提出，要设身处地为被错划的同志着想。二十一年来，这些同志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时刻盼望着党对他们落实政策。早一天解决他们的问题，就可以早一天调动他们及其亲属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在对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进行改正的工作中，公安部坚持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以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为准绳，依靠各单位群众讨论，分清大是大非。凡错划的就坚决改正，不附加任何条件，不纠缠具体问题。对属于给本部门的领导和工作提意见，改正结论就写上“没有右派言论”；对说过一些错话，但不是从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就写为“不是右派言论”，而不再纠缠具体错误问题，不搞烦琐哲学；对确有类似右派言论而当时很快作了深刻检查的，结论就写为“有错误，但不应定为右派分子”。对于一些全部闻名的、难度较大的案件，由部领导同志主持召开有各局负责同志参加的典型案例讨论会，引导大家不要仅仅凭当事人几句尖锐的话下定论，而要分析他通篇言论的基本思想，严格按照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办事。有一个干部对在肃反中自己被审查有意见，一九五七年整风鸣放时曾写文章批评本单位的肃反运动是“无反也肃，有错不纠，言者有罪，闻者不戒”，因而被错划为右派。有的同志认为这个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他的上述言论是阶级本能的反映，他被划为右派的问题不能改正。经过典型案例讨论会和本单位党支部会、群众会上下多次讨论；大家统一了思想，认为这位干部的文章是在充分肯定全国肃反运动的成绩的前提下，对本单位的肃反工作提出批评，言词虽然尖锐一些，但按“标准”衡量，仍属于错划；不能以他出身不好作为附加条件而不予改正。还有一位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前几年“四人帮”在公安部的亲信曾利用这一错案整老干部。有人担心改正这个错案会使问题复杂化。但大家认为，这个同志既属错划，就不能因为“四人帮”的亲信曾经插手而放弃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也坚决改正了错划他为右派的结论。

公安部对待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满腔热忱，改正的结论批准后，就立即通过口头或打电报、电话通知他们本人。部里还派出专人到这个部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居住比较集中的青海省，向他们当面宣布改正结论，和他们谈心，并对经济困难的同志给予了补助。这些同志对这次改正的决定都表示满意，特别为党恢复、发扬了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而欢呼，表示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出力。

目前，公安部正根据这些同志的专长、健康状况、本人要求和工作需要，着手安排他们的工作。有一个懂三种外文的同志，已经上班工作。对于过去家属受到株连和影响的问题，公安部正根据本人提出的名单，分别发函到有关单位，消除影响。

有一种传闻，说公安部的右派改正工作，最后是在胡耀邦直接过问之后才这样解决的，并以此为范例，由新华社详细报导。看了这一例，也就可以知道各地右派改正工作是如何进行的了。

在一九七九年二月三日的《人民日报》上接着报导了北京市改正错划右派工作的消息。这篇题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北京市一批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得到改正》的报导说：本报讯　北京市各部门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对错划右派进行改正的指示。经过复查，到春节前，全市已有二千五百三十一名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得到了改正。其中，原市、区、局级领导干部和知名的教授、副教授王斐然、贺生高、罗青、钱端升、向达、陈达、薛愚、金宝善、孟昭英、王重民、王铁崖、张岱年、孙念增、刘思职、于振鹏、张天麟、林传鼎、沈启无等三十五位同志都已得到改正。党的政策的落实，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对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起了积极作用。

中共北京市委在切实贯彻执行中央有关指示的同时，结合本市情况，对改正和安置工作做了一些具体规定。许多单位以一九五七年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为准则，参照市委的具体规定，依靠本单位的复审人员和群众进行讨论分析，分清大是大非，凡属错划的，坚决改正；凡应该安置的，妥善安置。北京大学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抓得较紧，他们的主要经验是发动群众办案。北大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划右派分子七百一十五名，还有未戴右派帽子受各种处分的人八百四十二名，需要复审的面相当大，光靠少数人关门搞专案是不行的。他们采取层层发动的办法，从校党委、系总支到党支部和每个党员，都动员起来，大家畅所欲言，提出审改意见。他们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抓住集团性案件，解决一个，改正一批人的问题。同时，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使受审人员和所有同志都能深刻理解中央文件精神，对当时定案情况分析有个准绳，做到既积极又慎重，坚持实事求是。市法院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把九名右派分子开除、强迫退职退休、遣送回乡。这些年来，他们虽然不断申诉，但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中央文件下达以后，院党委从去年九月初开始，对这些人的改正、安置问题多次研究，并迅速派人到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给他们认真落实政策。在当地党委协助下，给这九位同志恢复了公职，并对他们的工作、生活做了妥善安排。市公安局对错划为右派的民警，做到了一个不漏地全部改正，千方百计找到他们的下落，把改正结论通知到本人。

据市委有关部门介绍说：北京市这项工作与中央一些机关相比，还是落后的。因此，市委要求各级党组织要继续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打破条条、框框，坚决落实党的政策，继续抓好这项工作。力求在较短时间内做好这项工作，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中去。

当年所划的右派分子，宣布改正之后，回到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多数都能重新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有些人甚至得到比反右派斗争前更高的地位。像王蒙，就成了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三届中央委员，还当了一任文化部长，是沈雁冰之后唯一以作家身份担任这一职务的人。还有朱熔基，反右派斗争之前的职务是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划为右派分子之后去当了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的教员。后来是中共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一九九八年三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位国务院总理。

一九八一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关于反右派斗争作了这样的叙述和评价：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份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这是反映了邓小平的意见。在这决议起草的过程中，他就提出：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页）《决议》通过之后，再谈到反右派斗争，就“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 （同上书，第383页）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到了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三人联名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这三个人，许良英和刘宾雁都是右派分子，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右派。他们三个人的邀请信（方励之执笔）说：

先生：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即将满三十周年了，反右运动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不了解反右运动，就不能全面地了解三十年来的历史，也就很难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拨乱反正和推行改革的历史性意义，也就很难深刻认识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我国社会中蕴藏的蓬勃生意。

反右运动的许多当事人，已年过花甲，应该及时把有关史料收集和保存下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使这一段历史变成留给青年一代的有用知识。为此，我们发起举行学术讨论会，开始这一历史研究，其主题应包括：

1、史料的收集，当事者的经历或见闻，统计资料；

2、反右运动的国内和国际背景；

3、反右与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关系；

4、反右对政治道德的影响；

5、反右运动的历史、社会根源；

6、反右之后“左派”及右派的运动轨迹；

7、反右与今天的开放、改革、现代化。

我们邀请您参加讨论会，欢迎提出自己的报告，请告知您的报告题目，每个报告限在一小时左右，会后将根据报告，选编成文集出版。

会议时间：一九八七年二月三日至五日。

会议地点：北京（具体地点待定）费用：全部自理，确有困难者请来信告知，以便为您筹措。

收到通知后，请您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回信，告知您是否能够参加，以及您参加会议的报告题目。

联系地址：北京中关村某楼某号许良英

发起人：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许良英回忆说：

我们发出了大约四十封信，除费孝通、钱伟长外，都立即回复，而且都充满热情。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回信者有：化学家袁翰青，水利学家黄万里，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杂文家曾彦修，翻译家刘尊棋，老报人徐铸成，文学家白桦、陈学昭、邵燕祥，数学家曾肯成，浙江所谓“沙杨反党集团”骨干孙章禄和沙文汉夫人陈修良。有不少我们并没有邀请的右派，也主动来信要求参加会议。有一个原来不知其名的浙江右派，来信教训我，说反右问题中央已有结论，我们只能在此框框内讨论。 （许良英《科学，民主，理性》第346-347页）

费孝通的反应是，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初举行的一次民盟的会上，他要求民盟全体成员不要参与刘宾雁等人发起的反右三十周年纪念活动，说是“要吸取一九五七年的教训”。并且把这份邀请书呈交中共中央。钱伟长的反应是，把邀请函送交当局，“并附了这样的意见：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与他们是不同的。” （许良英《科学，民主，理性》第347页）

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发起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没有开成。大型文学刊物《花城》计划要搞的一个“反右专辑”也胎死腹中，大小报刊都奉令不得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反右派斗争的三十周年就这样寂静地平安地度过了。

莫非这样就可以叫史册上不留一点痕迹了吗？

结束语

在将当年和事后书报上有关反右派斗争的一些材料摘抄排比之后，对这一事件的始末当有一个粗略的印象了。叙事既毕，简单说一点对这一事件的思考。

一、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虽然只沸反盈天的闹了几个月，却是国内外许多矛盾交叉的必然结果。斯大林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期统治，形成了一套定型的模式。不管怎样不断自我吹嘘，不断努力去作种种粉饰和美化，日子久了，还是越来越显出这一模式对内对外的弊端。到一九五三年他离开历史舞台的时候，已经不可能按照旧有模式继续运转下去了。

赫鲁晓夫召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这同时发生在一九五六年初的两件事，都是反映了探索一条与斯大林模式有所不同的新路的努力。毛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认为是有意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比过去较为宽松的政策；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可以认为是有意让民主党派即共产党之外的政治力量有较多的发言权和活动空间。这种宽松一点的倾向，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有明显的反映。

鉴于斯大林把一切矛盾都归于阶级矛盾之失，毛提出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思想、接着又发动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以清除他认为是当时主要弊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他看到，匈牙利的拉科西，坚持旧模式，拒绝作任何改变，结果酿成大祸。他要把人们要求有所更张的愿望置于他的倡导、疏导和控制之下，以避免重演匈牙利事件。他是很为自己的这个决策感到自负的。

当时存在的弊端，毛泽东是把它概括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往深一层看，这三者不过是表现出来的形式，其实它们只是不受制约的权力的必然产物。陈新桂等人说，无产阶级专政是这三个主义的根源。这话说得很难听，可是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的。如果说得更客观一些，也可以说这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独有的特性，因为任何一种对权力的垄断，不论以什么名义，也不论是一个集团或一个人对权力的垄断，都不可避免会出现如此等等的弊端。只要无意放弃对权力的垄断，就决不可能消除比方说这三个主义。后来的历史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紧接在反右派斗争之后来到的“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就更不是轻描淡写的三个主义所能够解释的了。

可是，在一九五七年，不论从哪个方面说，都还不具备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可是，首先，毛本人对这个新方针的理解就有一个范围并不怎么宽广的边界：百家争鸣即两家争鸣；长期共存即废物利用；认为“没有参加打天下的就没有资格监督”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等等。明确地表示了权力不容他人染指的态度。所以当出现了储安平的“党天下”论之类的意见，就必须坚决反击了。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胡乔木撰写的反右派的社论《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其中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曾经这样来描写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马克思所运用到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学说，必然要归结于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藉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为要实现推倒资产阶级，就只有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变为能够镇压资产阶级所必然进行的拚命反抗，并能够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来建设新经济制度的这样的统治阶级，才能够做到。”当然，这里所说的不与任何人分掌政权，并不是说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不与广大的非无产阶级群众联合，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不需要在经济文化工作中充分地使用一切在旧社会受教育的，但是愿意同劳动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而是说不与任何人分掌政权的领导。在我国，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的，不仅有广大的农民和革命知识份子，而且有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

这里说得很清楚：革命知识份子、资产阶级分子、甚至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可以“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却决不可以“分掌政权的领导”。这一条界线说得够明白了，储安平说的，“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一些参加政权工作的党外人士抱怨有职无权，其实正是题中应有之义，一点也没有错的。认了这一点，没有染指领导权的非分之想，也就可以相安无事，长期共存；一些人却认为这是整风运动所要整掉的宗派主义，这篇社论明白无误地澄清了这种误解。

这篇社论所引据的是列宁的著作，这里就顺便说几句列宁。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的时候，有一个提法，叫做“恢复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意思是说斯大林违背了列宁。从前托洛茨基派反斯大林，也是称自己为列宁主义左派反对派。都是强调了斯大林不同于列宁。确实，斯大林改变了列宁的许多政策，消灭了列宁的许多同事。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

在苏联和苏共都已成为历史陈迹的今天，人们就很容易发现，斯大林现象其实是列宁主义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的统治，俄国各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工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都作出了贡献。十月革命之后立即取缔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实现布尔什维克独掌权力的，是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反对“工人反对派”，从而为压制党内持不同政见者创立一个先例的，又是列宁。就这篇引据列宁的社论来说，说反右派斗争继承了列宁的遗产，似乎也不为过。

二、如果说，毛泽东对他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新方针有着诸如此类的考虑的话，那么，其他的人对这个方针的抵触就更大一些。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只不过是最早一个明白表明态度的代表。毛泽东不只一次说过，部长以上的干部，十个有九个不赞成新方针。可以想像，在或大或小的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欢迎这个新方针的，大约不会很多。他们，在战争、土地改革、各种秘密工作中获得了足够的革命资历，革命就把这一定级别领导职务当作对他过去功绩的酬劳，却并不认为必须给予领导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专业知识的训练。因此几年来的问题不少。一个领导人应该懂得他所领导的专业，这应该说是常识范围内的事情。可是当拿不出足够数量懂得专业的党员去担任领导干部的时候，也就只好拿一些不够条件的去充数了。在反右派斗争中，提出外行领导问题的就等于反党，道理就在这里。外行领导必定造成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因此讳言缺点，凡事都要先肯定成绩，道理也在这里。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就被认为是对共产党领导地位提出质疑乃至挑战了。这些领导干部怎么会欢迎下属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呢。五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中准确地说：“有一些同志对于党在党外‘争鸣’的同时进行整风，并且要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思想上还有点搞不通。他们听到各种意见大放大鸣，并且有的意见是针对着自己的，于是在思想上就放不开，觉得岌岌不可终日，认为这样就‘使领导陷于被动’了。”

党内高层对这新方针的态度是不是也有分歧，现在还没有看到直接的材料，但间接的材料是有的。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中国科学院召集在京科学家一百多人举行座谈会，批判民盟科学纲领。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揭露钱（伟长）还对党中央的负责人进行过恶毒的攻击，钱说：‘鸣放搞不好，因为刘少奇到彭真这一条线是不主张鸣放的’。” （7月17日《人民日报》） 刘、彭这二位历来重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从来没有过某种程度的自由化倾向，看来此说也不见得是空穴来风。刘在政治局常委中排第二，彭在中央书记处排第二，如果钱伟长此说多少有点根据，可见当时不赞成新方针的力量是很大的。邓小平也说过，“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7页） 这是不是也可以认为是透露了他当年的态度呢？毛泽东决定放弃新方针而转为反右，实际上是向刘、彭一线靠拢，当然立即实现了全党一致的反右派斗争。

三、在知识份子这一方面，罗隆基大约可以算是当年最热中政治活动的一个代表人物。一九四九年以前，在和国民党的斗争中，他是把他的民主同盟看成和共产党一家的，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无保留地投放在共产党这一方面。赶走了国民党之后，民主同盟发现，几年来的奋斗目标，想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较大的作用的愿望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它剩下的，只有在同国民党斗争时似乎举足轻重的一点可以感到自得的回忆。你不是一种力量，当然不能要求人家把你当作一种力量来尊重。这当然是他很不甘心的。罗隆基说，这时他所希望的，只不过是“扩大民盟的影响，扩大民盟的组织，提高民盟的地位，能够在国事的决策上取得较多较大的权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我的妄想亦只此而已，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阴谋。” （7月16日《人民日报》） 所以，在毛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们就兴奋雀跃，一转为反右派，就立刻陷于毫无抵抗能力的地位。

“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古人早已说过了。中国知识份子的软弱无力，也是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还有国外的影响。赫鲁晓夫是不赞成百花齐放这个方针的。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委婉地说到了这一点：“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一大段中苏关系，他说：“我们革命胜利了，斯大林又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革命，我们也不辩护。抗美援朝战争一打，这种怀疑才消除了。可是到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时候，我们讲这个问题，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好像又不是真革命了。这个讲话发表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杜勒斯说要看一看。讲话是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他就看到了，并在二十三日作结论，说是‘中国要自由化’。当时苏联给了我们一个‘备忘录’，怕我们向右转。资产阶级要灭亡，见了芦苇当渡船。半个月后杜勒斯说：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71页） 如此说来，反右派斗争竟起了向赫鲁晓夫表明心迹的作用。如果当时毛泽东不反右派，甚至当真搞自由化，当然也不一定会发生后来勃列日涅夫派兵进驻捷克斯洛伐克去扑灭布拉格之春那样的事件，但总会有不少麻烦的了。

综合当时国内外诸因素来考虑，反右派斗争的发生都是不可避免的。

当时是不是存在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不搞反右派斗争行不行？抽象地来探讨，也许可以说有另外一种选择。这就是说，假如没有反右派斗争的话，共产党的第一大党的地位，执政党的地位，虽然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但是却不再享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在它还有力量维护自己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的时候，是决不会接受这种要求的。换句话说，社会还不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仅仅提出能够解决的任务。

五、有一种竟见，认为毛泽东早已有了引蛇出洞的预谋，整风鸣放不过是为计划中的反右派斗争作准备。赫鲁晓夫就是这样说的。他说：“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这当然只是一种怀着敌意的情绪化的评论，把本来很复杂的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他抹煞了毛确实有消除一些弊端的愿望。

国内一些研究者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的理由是：一九五七年一月毛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已经出现了后来反右派斗争一些辩论的题目、一些政策和策略。例如，他讲了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的怪议论，涉及共产党能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成绩是不是基本的，对肃反动的估计，对统购统销的估计，对合作化的估计。毛还谈到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唱对台戏的问题，以为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里的一些提法后来都出现在反右派斗争之中。不过，我以为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时他就已经决心开展那样一场反右派斗争了。

反右派斗争要打击什么，要维护什么，这些在毛的思虑中当然不会是一时灵感忽然出现的。他不但在这次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相当完整地阐述了这些意见，更早像在几个月之前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也就讲过要足够估计成绩等等问题。但是这些都仅仅说明他的思想中有发动一场反右派斗争的因素，却不能说这时他已经在计划开展这场斗争了。就在这次省市委书记会上，在谈到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的时候，毛说，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剥的方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可见这时他还没有想到可以采用更加爽快的第三个办法，即给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可以说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在一九五七年初的省市省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都想到了反右派（事实上可以追溯到更早），可是不能说，这时他已经在具体计划开展一场如同后来实际进行的那样的反右派斗争。所以，把他确定“引蛇出洞”策略的时间定在此时，似乎是稍早了一点。

六、关于“右派”这顶帽子。六月八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这一天，后来划为右派分子的老报人顾执中在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上说：参加了许多座谈会，感觉有两种偏差：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些右。 （6月9日《光明日报》） 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再论立场问题》嘲笑他说：“顾执中先生的两句话特别有意思：‘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些右。’这两句话所以特别有意思，因为其中所说的‘群众’，所说的‘左’和‘右’，意义都同一般人的了解截然相反。在这里，真可以说是没有共同的语言了。”

“左”和“右”作为政治的分野，最初是在1789年的法国国民议会里，从来社会地位很高的贵族坐在议长右边的荣誉席上，而激进派则自然而然地坐到远离他们的左边。坐在中间席位上的多是态度比较温和的人。从这时开始，那些政治倾向比较保守的，愿意同政府合作的，就被称为右派；而政治倾向激进的、要求改变现状的，就被称为左派。顾执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些右”的，他在这里同一般人的了解并无不同。这种将“左”“右”两个字颠倒起来使用，并不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比方说对苏联的态度，巴比塞给斯大林写了一本赞颂备至的传记，这就是左翼作家；纪德在《从苏联归来》一书中写了些批评的意见，这就是转到了右翼。如果不这样颠倒起来使用，当年的右派大都就该叫做左派，而被认为左派的其实是右派。当年的反右派斗争其实是反左派斗争。

有趣的是，当年这样来解释“左”和“右”的，还不只一个顾执中。

北京大学的那些学生右派们，那些“五一九”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是把自己算作左派的。严仲强的《压制不了的呼声》一文中说：“站在民主运动潮流中的人，要求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中作种种改革，从而争取一个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和更正确的领导，他们绝不是要回复到资本主义，按照派别最初的定义，这种势力应当称为左派势力，中共是中间势力，还有资产阶级的右派势力。”对于一场反右派斗争，这篇文章认为是中共将他所说的左右两种力量混为一谈，“凑成一个所谓‘右’派，从而对右派展开进攻”。这种论点，可以看作是“确实有右派，不过反右派的时候有点扩大化”这个公式的最初表现。

七、当年使用“右派分子”这顶帽子其实是颇为吝惜颇为克制的。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在农村中，对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不要叫右派分子。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应为批判，不要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工厂中科室以上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可以划右派分子，在工人中则只定先进、中间、落后的界限，不作左中右的划分。是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流氓分子、坏分子的，可按各人具体情况加以确定，但一律不用右派分子的名称。工人、农民中已经划了右派分子的，应当改正。由此可见，划右派仅仅限于知识份子之内。似乎可以认为，从一开始就有意把右派分子的问题作为整个知识份子问题的一部分通盘考虑通盘解决的。

八、有一种说法，说反右派斗争是“开了以言定罪的先例”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5页） 。一些人就是因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不中听而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受到了劳动教养之类的处罚，似乎也可以说是以言治罪吧。至于说开例，却并不是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难道不就是以言治罪吗？更早，王实味的一篇《野百合花》终于送掉了头颅。这些都在反右派斗争之前。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反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毛泽东对此作过这样的解释：“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当然，发言也是一种行为，这样解释起来，言与行之间相对的区别也不承认了。右派分子也只能这样想才能够说服自己。例如沈志远，“他在自我检查中说：大概所谓言，只能私下说说，如果公之为言论，影响到别人，就变成了‘行’而不仅是‘言’了。”（见徐铸成《怀念沈志远》，载所著《旧闻杂忆续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2页。） 他认识到了：只有讲一点对别人毫无影响的话才可以免于罪戾吧。一场斗争下来，知识份子大都有了这样的认识。一九五八年一月，宣传部长陆定一召集上海市新闻、出版、文学、电影等单位党内负责干部座谈，有人反映：反右以后，大家缩手缩脚，谨小慎微，不敢谈话。毛泽东对这种情况表示了不满，他问：为什么知识份子不敢讲、不敢写呢？我们人民的自由已被压死了吗？

没有人再提意见。

通向大跃进的道路打开了。

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打开了。

九、对于这一场反右派斗争的评价，官方的说法是：这反右派斗争虽说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不过也有缺点，缺点就是被严重的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份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着眼点在错划了多少右派分子。如果仅仅着眼于误伤了多少人，那么，在反右派斗争之前，一九五一年的“三反”运动，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岂不同样有严重的扩大化吗？“三反”运动中，把被打为贪污犯的人称为“老虎”，各个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在没有任何调查线索的情况下，事先都被要求编制“打虎预算”，“三反”运动即据这种毫无根据的“预算”，把一大批无辜者打成贪污犯（即老虎），当年究竟打出了多少老虎，其中又打错了多少，我没有掌握具体数字，在印象中，错案率很高，这是可以断言的。肃反运动的情况是有数字的，前面已经引用过胡乔木写的那篇社论宣布，立案列入肃反对象的有一百四十余万人，肃错的一百三十余万人，错案率百分之九十四强。因此，可以说，三反也好，肃反也好，也无一不同反右派斗争一样，是严重的扩大化了。所以，扩大化并不是反右派斗争独有的缺点或者错误。那么，反右派斗争有什么不同于三反肃反这些运动的特点呢？

显而易见的一点是，三反肃反在运动行将结束之际都有一个复查程序，一只老虎当他经过内查外调批斗逼供之后，仍然无法证实他有贪污行为或政治历史问题，他经过几个月到一年左右的折腾之后，也就解脱了。而反右派斗争的这个复查程序，直到二十二年之后的一九七九年才姗姗来迟，这样才有“多年受了委屈”一说。这还不是反右派斗争最重要的特色。更加重要的分别是：三反也好，肃反也好，不过是打击人而已，并没有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思想批判，更谈不上理论和路线的批判。而反右派斗争则不同，把一个人划为右派分子加以打击，通常是同批判他的思想、见解联系起来进行的。批判了些什么呢？反了些什么呢？书中已经举出了若干有代表性的意见。当把这些有助于促进国家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设的意见当作反动言论加以批判之后，事实上就只能从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后退了一大步。要总结历史经验，就要从这个角度来总结，而不要只着眼于打击了多少人。

反右派斗争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还不能不指出的一点是，它中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说：“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坦率些说，这没有坚持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发生了这一场反右派斗争。一九八七年邓小平在同匈牙利的卡达尔的谈话里实际上说出了这个意思：“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对此，薄一波说得更加具体，他说：“八届三中全会修改党的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论断，动摇了八大路线的根基，从此开始了对八大路线的偏离，助长了‘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大家都知道，八届三中全会是总结反右派斗争的会议，正是这次全会，把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些做法和提法，“提升”到“理论”和路线的高度。所以，要谈反右派斗争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首先要谈到这一点，谈它改变了党的八大路线。

还应该提到反右派斗争在败坏社会道德方面所起的作用。阿谀奉承，说假话，做应声虫，出卖朋友，告密，落井下石这一些，受到鼓励和奖赏；敢于直言，坚持信念，正义感，忠于友谊这一些，却要受到打击。这给社会风气所造成的破坏其实是很大的。

就这样，反右派斗争改变了中共八大的路线，进一步破坏了民主和法治，败坏了社会道德，从而为文化大革命准备好了舞台；还为它准备好了姚文元、关锋等等几个主要角色。而这一场文化大革命，可说是一场大大扩大了的反右派斗争。反右当中的“群众创造”：大字报、大辩论，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泛滥全国。当年右派分子攻击的集权、特权等等这些东西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文化大革命宣布要坚持、要保卫的那些论点，也正是反右派斗争宣布要坚持要保卫的论点。只有一点不同：在反右派斗争中，任何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是不能攻击的，文化大革命中间，却是可以去攻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大体上说，反右派斗争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彩排。要总结反右派斗争就要这样来总结。

在对一九五七年发生的这一事件作总结的时候，人们不应该只看上面说的这些令人心情无比沉重的事情。还应该看看当年右派分子说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这些被钱理群称做“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的，这些以它的作者以二十二年的受难为代价，有的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而留下的遗产，经过时间之流的淘洗，是更加光彩夺目了。他们当年的愿望和要求，有一些已经实现，有一些将要实现。有一部分，此刻还不具备实现的条件，我相信日后迟早会要实现的，我有这个信心。

附录

附录一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1998年河南版）序

邵燕祥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九六六年发动到一九七六年结束，长达十年之久。其间不止一次地宣告取得了重大胜利、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它也确实在一定的阶段，部分地达到了某些既定的战术目的，打倒了所要打倒的政敌；然而，历史最后宣告它以总体的失败告终。

那末，先它九年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是不是取得了如当时所说的“伟大胜利”呢？

在一九五七年下半年的运动中和一九五八年的反右“补课”中划定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字为五十三万多人，有人说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即以五十三万来说，这个占了当时估计总数五百万知识份子的十分之一的右派，作为反右派斗争的对象，经过批判、斗争、处分，已经赶出了历史舞台，分别到各种基层单位接受劳动教养、监督劳动或控制使用；他们受到政治上的孤立，在知识份子中间更不用说在工人农民面前，是“反面教员”，谈不到什么政治影响了。右派以外的广大知识份子，也都按照运动部署，向党“交心”，表白从此对党全心全意，不是半心半意，更不是“两条心”。在这个意义上，反右派斗争是胜利了。毛泽东当时就是这样估计的：“在我国，一九五七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他说，“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在完成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剥夺了资产阶级以后，毛泽东认为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来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权，这是既定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一贯充分地认识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资本家们（甚至扩大到若干小业主）尽管未必情愿，但还是在锣鼓声中交出自己的资产，接受赎买政策，迎接了“公方代表”。他们一般表现得听话，守规矩。在国内，被认为还有资本同共产党较量一下的，就剩下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了，因为他们自恃有知识，而知识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政治影响是不能像浮财和生产资料那样没收的。这样，知识界便成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主战场。

反右派斗争，就是整个共产党组织并主要依靠知识份子中的左派力量，起来革那些除左派以外的知识份子的命；当然，矛头首先针对右派特别是其代表人物，但被叫作中间派的知识份子之同样成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无庸置疑的。把中间派同右派加以某些区别，只是为了集中兵力打击主要敌人所采取的分化瓦解敌人的政策和策略。

决策者对当时知识份子的政治状况是怎样估计的呢？

周恩来一九五六年一月在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报告中说：在高级知识份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知识份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两部分合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这百分之八十以外，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

周恩来在这里所说的进步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的范畴，不是敌我问题，其中的落后分子也还不等于反革命。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春则抛弃了进步、中间、落后的概念，采用左中右的划分。三月中旬，他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一种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路线，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份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到五月中旬他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对敌情的估计也向严重方面变化：“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份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后来划定五十三万右派分子，占五百万知识份子的十分之一，大约就是从这里来的。

毛泽东在是否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两条以外，又提出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的标准。他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份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这就是说，在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左派中间，除了百分之十几的人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还有百分之几的左派也许并不那么熟悉马克思主义。不过这不要紧，毛泽东在四十年代就曾指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中共八大（1956）时党员总数是七大（1945）时的九倍，按比例增长，有一千个到两千个真正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干部就已经够用。现在五百万知识份子中有百分之十几，也就是五六十万、六七十万以至七八十万党内外“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左派，难道还不足以掌握反右派斗争的发展，保证取得一个又一个战役的胜利吗？

正是在反右派斗争节节胜利的基础上，毛泽东以“不断革命”的思想把全党全国推向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央成都会议上，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已经是针对高层的不同意见的批评。而全国知识份子命运攸关的，则是他提出并在后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被认可的关于“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思想：两个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看来资产阶级右派属于敌对势力，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属于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可以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那些侥幸没有划归右派的知识份子，也确定无疑地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从理论上说，这是不以经济地位（是否有剥削，剥削量大小）、服务对象（是否为新政权服务），而以家庭出身、教育状况和世界观（是否已改造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即是否接受并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划分阶级成份的根据，所谓世界观则要进一步落实到现实政治态度——是否无条件地拥护党的每一项具体现行政策以至每一个具体的基层组织或党员干部。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和人际关系中，知识界除了出现少数政治贵族以外，右派固然是政治贱民，广大的一般知识份子被称为中间派的也自然成了二等公民；就连左派中的许多人，不能因缘时会、见风转舵、虚夸欺瞒的，也难免往往陷于困惑和惶恐中。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揭幕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经过一个短暂的狂热期，导致了国民经济的破坏，灾鸿遍野。应该承认这是一次危及亿万人民生存的失败。这个失败同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有没有一些因果上的关联呢？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毛泽东自己从另一个角度否定了反右派斗争的胜利。他承认包括反右派斗争在内的各次政治运动都没有“解决问题”。

他要解决的依然是如他所说，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的问题，坚持他认定的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因此他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说这样的文化大革命还应该七、八年又来一次，不断的搞下去。有人说反右派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我以为不如说是序幕。反右派以前党与知识份子，党与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的关系中，逐渐积累了一些这样那样的矛盾，再加上国际国内许多因素（包括某些历史偶然性）的影响，引起了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及时地不失时机地发动反击，实现了酝酿有年的“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场反右派斗争是历次以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为对象的政治运动（在两次运动之间则是党的政治工作）的狂飙式的继续。毛泽东称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那就不仅仅是反右派斗争的常态的继续，而终于形成一场毁灭性的民族灾难，直接株连的受害者达到一亿人，还需要说因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而影响生计的更多的人们。知识份子问题不是文化大革命唯一的内容，但从“五·一六通知”的指向，缺口的打开，“破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倡导和实施，到实行对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文化领域的专政，在在又都是知识份子首当其冲的。

如果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失败的实验，如果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解决过去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没有解决的问题，那末，强调反右派斗争当时的胜利是没有意义的。从历史的高度看，即使不说它如文革一样是一次一时看来似乎胜利而长远看来是事与愿违的实验，不说它给知识份子、给文化建设、给国家民族以至给中国共产党导致一系列恶果，也应该指出，后来实践证明，其发动者毛泽东也认为它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因此不能算作是胜利。

而如上所述，右派和广大知识份子肯定是反右派斗争的失败者。

然则，反右派斗争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争。

据说，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工作人员申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一次没有胜利者的反右派斗争的历史该由谁来写呢？

我的湖南籍朋友，在划为右派分子后长年从事重体力劳动，仍然坚持鲁迅研究，卓然有成，进而染指现代史研究的朱正，毅然担当了这项工程。他不以曾沦为失败者而自馁，由春及秋，日夜相继，孜孜矻矻，数易其稿；广搜博览，严格依据已经公开发表的资料，事事有来历，句句有出处，力求在最大程度上让历史得以本来面目出现，这是真正史家的风格，学者的态度。

着者嘱为序，我借此机缘谈一点粗浅的体会，不成熟的看法，附随宏篇，一起请各方面读者教正。

邵燕祥　1993年12月26日

附录二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1998年河南版）后记

这本书是一九九三年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写的。这以后的几年里，我又陆续把在书报中遇到的有关材料随手增补进去。一九九六年有几位中共党史方面的专家教授看了这部稿子，即根据他们的意见作了一次修改，将他们指出欠妥之处悉数删除。几经周折，现在算是得到出版的机会，于是将近年所写几篇有关这一公案的文章附于卷末，供读者参看。

写作此书，我与其说像个著作家，不如说更像一个节目主持人。我把当年这些人物，不论被认为左派还是右派的，都一个一个请来，让他们走到前台，各自说各自的话。希望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当年的场景。

在本书将要出版之际，我应该感谢许多朋友的帮助。从开始构思、收集资料、动手写作、直到联系出版者，每一个环节都是朋友在帮忙。如果没有朋友们的帮助，也就不会有这本书了。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友情。

我设想现在印出的只是个征求意见本，希望读者给我指出书中的错误和缺点。我想在数年之后能够有一个补充修订的机会，把一些现在未能用上的材料补进去。

一九九八年三月七日，朱正于北京旅次

附录三　《两家争鸣——反右派斗争》（2001年台北版）校后记

本书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脱稿的。联系出版却很不顺利。直到一九九八年稍加删节之后，才在河南人民出版社以《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的书名印了出来。不过，在这拖延的五年中，我也得以增补了一些新见到的材料。

现在诸位手中的这一本，却是按初稿排印的。当初我将一份复印件付托给李南央女士，几经周折，终于得到苏绍智先生的鼎力帮忙，得到允晨文化公司接受，使这个台北版得以问世。对于各位帮忙的女士和先生，我深深感谢。比起河南版来，没有增补，也没有删节，算是保存了最初的原貌。利弊得失，读者诸君自有评断。

允晨公司杨家兴先生的编辑工作做得很细心。为了减少错误，他将二校样寄我看了一遍，我即趁机作了两三处小的修改，改正原稿的错误。在校样上当然不可能作更多的修改和增补。但愿今后还有补过的机运。

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朱正于长沙

附录四　《反右派斗争始末》（2004年香港版）序／

邵燕祥

朱正兄这本写“反右”的书将在香港出版，是一个“增订本”。1998年河南版的问世，曾颇费周章，不得不作了若干删节。1998年台北版的优点，是保持了书稿的原貌。现在的香港版，在台北版的基础上，朱正补写了《大学风暴》和《为了法治》两章，删去三篇附录，又作了若干补充修订，大约总计增加了十五万字的篇幅；这里不但汇入了一些原先未及用上的材料和新近发现的史料，更凝结着着者近年研究的心得，那往往是烛隐发微的点睛之笔！

“反右”云云，1957年当时称为反右派斗争，后来也称反右派运动，是1949年后针对知识份子的第一次规模最大、影响至深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开其后造成民族大灾难的文革之先河。为什么叫反——右？不但境外海外的朋友未必能懂，因为“左”“右”之辨，以“中国特色”而不同于国际惯例；即使是大陆上的年轻人，也对此感到陌生，因为此间视“反右”与“文革”话题为忌讳，乖巧的人遂讳莫如深，缄口不言久矣。文革较近，大家还知道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简称，但亦往往不知其详，尤其不知其内里的根由和没有公之于众的来龙去脉。在我们三十岁以下的青少年中，已经出现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知文革，无论反右的一代。

过去人说，“欲灭其国，先灭其史”，指的是不同民族间的事情，殊不知在本民族中，也会如法炮制，非为灭其国，乃欲愚其民也。广义地说，一国一族之史，是历史文化传统及其文字与口传的记录；狭义地说，那史，就实指历史首先是政治史的真相。而为了“隐恶扬善”，剥夺人们的历史知情权，垄断历史的阐释权，其封杀的作用也是相当于焚书坑儒的吧。

但历史毕竟无法割断。世世代代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无论愿意不愿意，都必得接受历史的遗产。在我们当代，也不例外。朱正在这本书里所做的工作，他的工作的意义，就是清点反右派斗争这笔历史遗产，让我们看清，哪些遗产是应该继承的，哪些遗产是应该拒绝的。

1957年我还年轻，沉迷于写诗，缺乏政治敏感，并没有格外积极参与实际政治，再加上忙于业务工作，说来很难让人置信，那一春一夏我几乎没有认真地看报，对“大鸣大放”阶段的各种言论不甚了了；到我忽然发现自己也陷身灭顶之灾时，只顾寻找自救的稻草，更不暇去补读各样的“右派言论”了。所以，我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从朱正的书和其他一些书刊中正经接触那些获罪的文字和思想，那是几近堙没40年的了。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虽然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就被开除，是1979年才在恢复名誉同时恢复党籍的，——多年的思路总不免在党的立场上为党着想：如果1957年不搞一场反右派斗争，而是以现代政党应有的风度，按照现代民主制度的惯例，为了加强执政的合法性合理性，对来自各民主党派、各界大小知识份子包括党政机关干部和高校学生对党组织特别是领导层所提的意见，认真听取，好好消化，择善而从，那末，不但可能避免党与知识份子之间的断裂，可以避免后来国内矛盾和党内矛盾的激化，并且可以保证1956年党的“八大”路线得以贯彻执行，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加强集体领导，力避个人迷信，则今天国人的政治生活质量、经济生活质量以至精神面貌、道德风尚都会大不相同。

历史不容假设，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我要说的是，当年“大鸣大放”中揭示的问题和各方人士的批评意见，今天看来仍有现实针对性；不过许多旧日的“时弊”已成陈陈相因的积弊，需要从更根本处痛下针砭，才可望加以疗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时不少在“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许诺下发表的意见，不属于浅层次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富于思想含量，至今不失为改善以至改革国内政治方略和政治体制的思想资源，至少也可资参照吧。

是不是一次错过，就永远错过？由于反右派斗争的毁灭性打击，在其后二十年间，再也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但这些记录在案的“罪言”重现在我们面前时，并不像历史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却保鲜有如刚刚出炉；因为它是由“时弊”所激发，经过有眼光有感情有思想的头脑所酝酿产生的，自然具有不可扑杀的生命力。这使我们回忆起当时的围剿中，威权人士曾诡辩说，“言者无罪”对这些言者不适用；帮腔者更加注脚，说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言者无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者则有罪云云：而怎样判断何者是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何者是反对党和社会主义，有一条简单的标准，在实际运用中得心应手，那就是，凡属批评，即是反对，批评一个党支部书记即是反对党的领导，对一项具体的政策及其执行中的问题提出意见即是持不同政见，总之是心怀叵测，图谋不轨，妄想分庭抗礼或篡党夺权，要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尽管你是按照中共整风指示出的题目，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三害”，但一句“以反对官僚主义……为名，实际上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便可把你打翻。几十万“右派分子”就是这样轻而易举地“打”出来的。

在这以前，比如在五十年代初的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在“忠诚老实学习”和肃反运动中，以至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对知识份子的政治观点、学术观点，阶级出身、个人成份以至社会关系、经济来源的审查，更早在解放区的整风、审干，都早已出现了简单粗暴的一套做法，但倾全党全国之力发动的反右派斗争这一“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资产阶级右派即反动派”实施了具有压倒性的攻击，这种简单化，不合逻辑的逻辑推理，任意的武断引申，“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乃达到了极致；对于被认为属一般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中间派”，他们同被召来参加不讲理的“批判斗争”，看在眼里，痛在心上，自然也收到了震慑之效。

反右派斗争的过程，就是在全党全民面前树立了一个黄牌，以不准批评为加强党的地位和巩固政权存续的惟一支点。其实这也确是“阳谋”。早在1949年7月，毛泽东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写道：“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在这篇文章和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反复阐明了同样的意思，即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而屏于“人民”外部的就是反动派，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亦即对他们实行“专政”“独裁”。不过，虽有各个不同时期因革命任务和革命对象不同而对“人民”阶级构成的不同规定，但每一个体的人，是否属于“人民内部”，则往往还须取决于当权者的判定。你以为你不属于“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便顺理成章是“人民”之一分子，天然地享有发言权即言论自由权，怎么说也是“言者无罪”的了；但你的话不中听，不入耳，不是歌功颂德，而是语含批评，好了，你是“以帮助党整风为名向党进攻”，你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逆不道，狼子野心，是蒋介石的内应，复辟资本主义的先锋，要让全国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简直罪不容诛。你还想混迹在人民中间？你已排除在人民之外，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即反动派，“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应该在政治上予以打击、孤立，在组织上给予处分。你说你没有触犯刑律，那好，1957年反右派斗争高潮中创建的劳动教养制度，就是针对不受刑事处分的人，刑事处分可有刑期，劳动教养并不实行确定的期限，所谓“三年”之期可以一再延长，解除教养后还须留场就业。在实际执行中，许多1958年进入劳教场所的右派分子，是直到1979年甚至更晚才恢复人身自由的。

今天稍有现代政治和法治理念的人，或许会觉得发生在1957年前后的这些事为天大的荒唐，几乎不可理解。其实亲身体验了此类“生活方式”的人们，远远不限于当年的“右派分子”们。因为在这里，不像“公民”是具有法定的权利和义务的个体的人，“人民”则属于政治范畴，是个群体的概念；而人民是要受共产党领导的，理论上人民享有各样的权利，以区别于“人民”以外的反动派：“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人民多么荣幸啊！但像选举权这样的权利，是领导人民的党“给”的，可以给你，也就可以不给，今天给你，明天也许收回了，不是吗？因为不是法治，而是党治，党治也就是人治，首先是亿万人之上的“领袖”的人治，同时也可能在“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下，化为各级党组织各级领导人的人治。鲁迅曾说中国历史上无非是两种时代：一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是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然则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大陆上普通的中国人，也无非欲做“人民”而不得，与暂时做稳了“人民”之别，为什么说“暂时”？因为政治气候变化无常，谁也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摊上”无妄之灾，从“人民的队伍”划出归入“另册”，然后不得不像戴了“右派分子”政治帽子的人一样，要为“回到人民队伍”来而拚命争取。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哪能不“万马齐喑”？

人们回顾反右派斗争的历史，每每惊异于掌权者说话不算话、翻脸不认人以及纵横捭阖，玩弄权术，始而呼吁各界人士帮助党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犹在耳，霍然变脸，把提意见的人通通视同敌对；从而扼腕曰：无信不立、大失人心！这样的叹息是不错的。从常理说，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朝令夕改，食言自肥，是无以取信于民的。然而，这一切并不自反右始，只是1957年夏季的转换过猛，反差太大。不少在反右中沦为阶下囚的，曾在民主革命时期追随过共产党的主张，其时，中共和他们的领导人曾反复向全国人民正式做出许诺，胜利后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宪政，以取代蒋介石国民党标榜“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权。然而曾几何时，废弃《共同纲领》，继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之后，匆匆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宣布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随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重蹈了前人的复辙。在1955年至1956年“胜利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通过生产资料交公的合作化实现了对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剥夺，通过“公私合营”实现了对工商业者的剥夺；剩下的事情就是在1957年通过反右派斗争实现对知识份子的“政治资本”（指他们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上层建筑其他领域以知识、思想优势而拥有的精神影响）的剥夺。其终极的目的，也就是要加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更多是斯大林主义）的无可争议的指导地位，在这两者之上，则是到后来文革中才公然号召的“捍卫毛主席的领袖地位”，包括毛泽东思想，毛自称“马克思＋秦始皇”（也许应是“斯大林＋秦始皇”，“总之是一样”）的不容分享的权力和不可动摇的地位。让全体知识份子，全体公职人员，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体人民，都成为“驯服工具”，一呼百应，不说“二话”，也就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等“五个统一“了。

1980年代，中共认定毛泽东晚年犯有错误，对这一“左”的错误又认定从1957年算起，直至发动文革，以迄于1976年去世。1978年，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等，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气概，打破惟毛泽东之命是听的“两个凡是”的设限，从事平反冤假错案的艰苦工作，其中包括为几十万“右派分子”平反（出于某种原因，这些案件不叫平反，而叫“改正［错误结论］”）；这是以实际行动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此举一时大大改善了党的形象。嗣后不断出现了所谓共产党能够“自己改正自己的错误”的宣传，则是出于思维定势所造的有欠明智的“舆论”，不免弄巧成拙——正是苦苦等待中共“自己”来改正错误，从1957到1978，用了不止二十年；如果不是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又不是恰好有像胡耀邦这样仁勇兼备的人身当其任，不知还要虚耗多少年（苏联共产党也是“自己改正自己的错误”，为布哈林平反等了整整五十年）。何况不说还好，这样夸口，反倒使人发问：自己改正自己的错误，很好，但改正得彻底吗？官方的口径是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云云，并为此在全国范围留下了极少数人不予“改正”，在当时全国共讨的所谓“头面人物”中留下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等5人，让他们纵然身死也得戴着“右派帽子”，永世不得翻身；就算他们罪大恶极吧，由此5人而殃及官方数字承认的55万人，却名之曰“扩大化”，宁非玩笑？人们又不禁要问：文革中遭受迫害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后平反，不但复职乃至升迁，还一律补发了原先扣发的工资；为什么对“改正（错误结论）”的几十万“右派分子”在经济上不予补偿，据说只用一句“没有钱”就打发了呢？为什么对不同的受害群体采取双重标准？而且，事情远不止此，二十一年过去了（至今则是四十七年过去了），领导层无论集体或个人，从没有谁就反右派斗争而向所谓“扩大化”的受害者作一句正式的道歉（连非正式的道歉也一句没有），有的是力求箝制对反右派斗争的回忆和学术探讨。凡此，是一个郑重的党应取的政治姿态吗？向人民负责云乎哉？向历史负责云乎哉？

虽然如此，不管怎么说，党的十一届三中会结束了文革的乱局，倡导思想解放，在此前后，组织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包括为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平反），关于建国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做出决议，初步评说了毛泽东的功过，打破了对毛只能歌功颂德的不成文法，这些举措都是功不可没的。其功，在于面对几十年的历史遗产，有所抉择，这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可惜，一句“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就把反思历史的好事半途打断了。

然而，历史是不能不面对的，历史遗产是不能不有所继承又有所摈弃的，问题是如何以理性的态度批判继承，同时，对历史的欠债有所承担，这里首先指的是政治债；在现代社会，赖账不还就是诚信的破产。在清点历史遗产，清偿历史债务的基础上，才有真正向前看的希望。

邵燕祥

二○○四年七月二十日，北京

附录五　《反右派斗争始末》（2004年香港版）后记

这本书是一九九三年用了一整年时间写成的，联系出版社却花了好几年时间。直到一九九八年五月才以《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的书名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零零一年一月，又以《两家争鸣― 反右派斗争》的书名在台北出版。台北版出得晚，可是它是按照初稿付印的。脱稿几年后我不断作的一些增补和修改都没有在这一个版本中得到反映。这些在河南版中是得到反映了的，不过，令人泄气的是，它是经过删节之后才得以出版的。我曾经想出一个香港版，有几位老友出力帮我联系，都没有成功。现在承蒙潘耀明先生不弃，愿意将它收入明报出版社所出的”二十一世纪文库”，使我宿愿得偿，在我既是幸事也是快事。当年程千帆教授看了那个删节的河南本之后表示，希望能够像孙盛的《晋阳秋》一样，别存一个“辽东本”。现在我的“辽东本”就要出来，而程千帆教授不能分享我的快乐了，真是悲哀的事。

我看到过一些评论，有赞同我的意见的，也有批评的。赞同者给我以鼓励，我很感谢，这里就不去说它了。批评的意见呢，有一些是无法回答也无须回答的，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也。但是李慎之先生的批评我是很重视的。二○○一年四月十五日他致胡绩伟信，后来加上《对反右派斗争史实的一点补充》这标题，编入自印本《李慎之文集》之中，其中有一段说：几年前出版的、颇得好评的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就认为毛本来是好心好意地号召鸣放，没有料到右派分子如此倡狂，他才不得不反击。这是我完全不能同意的。我所以在一九九七年写《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实际上是对朱正的反驳。 （上册，第196页）

我为河南本“结束语”增写了第五条，就是回答这个意见的。李先生去世之后，我发表了《君子和而不同》纪念李先生，其中说：当然，我也能够理解，李先生的这种看法，是基于他对毛的基本评价。就这一点来说，他当然是对的，我也完全赞同他的这个评价。一个讲诚信的政治家，刚刚信誓旦旦地宣布”言者无罪”，怎么能够一下子就改口说“‘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呢？根据他自己说过的“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人们岂不是有足够多的理由来怀疑他原先的动机究竟有多少善意吗？不过我以为这同他有时也想作一点改善形象的努力并不是不相容的。 （《随笔》2003年第5期）

这一段写在纪念文章里的话，当然无法就正于李先生了。现在只好听凭读者的评判了。

二○○四年六月四日　朱正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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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中国13　史地传记类　PC0346反右派斗争全史

作 者 / 朱　正

主 编 / 蔡登山

责任编辑 / 郑伊庭

图文排版 / 杨家齐

封面设计 / 陈佩蓉

发 行 人 / 宋政坤

法律顾问 / 毛国梁　律师

印制出版 / 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4台北市内湖区瑞光路76巷65号1楼电话：+886-2-2796-3638　传真：+886-2-2796-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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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　BOD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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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出版品预行编目

反右派斗争全史 / 朱正著. -- 一版. -- 台北市 : 秀威资讯科技, 2013.12

册 ; 　公分. -- （史地传记类 ; PC0345-PC0346）BOD版

ISBN 978-986-326-195-7（上册 : 平装）. --

ISBN 978-986-326-196-4（下册 : 平装）1. 政治斗争 2. 中国史

628.7 102020207

Table of Contents

自序

一、反右派斗争的远因之一

二、 反右派斗争的远因之二

三、 反右派斗争的近因之一

四、 反右派斗争的近因之二

五、插说一下两年前的肃反运动

六、不平常的春天

七、整风半月

八、策划于密室

九、北大民主墙

十、让他们走到顶点

十一、这是为什么

十二、章罗同盟

十三、章乃器与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

十四、教育界的反右派斗争

十五、《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十六、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十七、科学技术界的反右派斗争

十八、社会科学界的反右派斗争

十九、为了法治

二十、斗争百景

二十一、一次伟大胜利的大会

二十二、战场既在党外，又在党内

二十三、解放军内部的反右派斗争

二十四、不采取极端的政策

二十五、余韵

结束语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