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度的日本（套装共10册）

马国川 （日）松浦弥太郎 等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日本经济如何走出迷失

无印良品式营销

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

100个工作基本

孤独的150个信念：松浦弥太郎的自我认知指南

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

六项精进

经营十二条

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

目录

序言 读日本，想中国

第一编 开国

“黑船”惊醒“太平梦”

罗森：挤进大历史的小人物

为什么给侵略者树碑立像？

哈里斯：瓦解日本锁国体制的美国人

新岛襄：日本第一个留学生的人生传奇

咸临丸：日本精神的象征

千岁丸：从中国带回来的教训

日本的“爱国贼”

伊藤博文：一个“爱国愤青”的醒悟之路

如欲世界认可日本，请自遵守此法始

井伊直弼：主张开放的政治家为什么以悲剧告终

坂本龙马：日本改革的设计者

佐久间象山：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日本人

德川庆喜：勇于退出历史舞台的政治家

没有宽容，改革就没有未来

西乡隆盛：一个失败的英雄

胜海舟的追问：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

第二编 维新

福泽谕吉：一个国家的启蒙老师

福泽之问：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

影响日本近代史的两本中国书

明治迁都：世界历史上的成功范例

岩仓使团：求知识于世界

头发革命：国民头上卷起大旋风

米百俵精神：宁肯挨饿，也要搞教育

明治时代的“国退民进”

武士：一个统治阶层的消失

大久保利通：真正的“东方俾斯麦”

三岛通庸：威权主义体制下的能吏

江藤新平：日本的商鞅

板垣退助：“近代日本的第一个恩人”

涩泽荣一：宁做企业不做官

岩崎弥太郎：他与胡雪岩不一样

古河市兵卫：一位企业家的功与罪

丰田佐吉：从小木匠到大发明家

横井小楠：影响明治维新的改革思想家

中村正直：引入西方清流，涤荡国民心智

千叶卓三郎：一个为国家草拟宪法的小学教师

田口卯吉：重新书写历史

“爱国贼”耽搁了改正不平等条约的机会

1883：学习德国好榜样

日本立宪：绝不重蹈“土耳其的覆辙”

第三编 暧昧“明治梦”

皇太子遇刺：一个法官的勇气和担当

民法之争：要法律，还是要传统？

德育论战：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

中江兆民：预言日本帝国兴衰的思想家

内村鉴三：宁做与民众对立的“国贼”

大隈重信：还有比政治更伟大的事业

久米邦武：挑战国家意识形态的学者

田中正造：不应该被牺牲在工业进步的祭坛上

森有礼：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

加藤弘之：思想的变节者

福地源一郎：一个报人的复杂人生

山县有朋：军国主义理论的始作俑者

德富苏峰：一生被野心驱使

幸德秋水：“这是一场暗黑的审判”

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1905东京骚乱：大国崛起的梦游者

明治宪法的致命“黑洞”

明治之死：结束，还是开始？

后记 这个世界会好吗？

版权页

序言 读日本，想中国

我将全部文章仔细修改一遍之后，决定暂时告别日本近代史。我把书架上和堆放在地板上的有关书籍全部装进纸箱子，却犹豫是否把它们“贬谪”到地下室去。这是一个冬日的上午。连续数日的雾霾之后，北京天气出奇的好，清亮的蓝天上竟然有片片白云，颐和园里的万寿山历历在目，玉泉山上的佛塔也清晰可见。温暖的阳光投射到地板上，光束中有无数的颗粒在飞舞。我心中既有轻松的喜悦，也有些许告别的惆怅。

2016年8月1日，我来到东京，开始了四个月的访问学者生涯。我“挂单”在庆应大学，住处距离校园很近。当天傍晚，我走进这所闻名已久的大学，徘徊在创始人福泽谕吉的雕像前，思绪万千。这个人一生没有涉足官场，却以自己的思想引领日本走向近代文明。作为远东之东的岛国，日本从被迫打开国门到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波澜壮阔的故事。多少风云人物活跃在这段历史中，壮怀激烈、成败兴亡，难道不值得追寻吗？

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决定寻找这个国家近代发展的轨迹。我阅读历史书，外出游览也有意去探寻斑斑史迹。每有兴会，就把那些可感之人、可述之事记录下来。我在“界面”网站开了一个专栏——“扶桑读史”，大致每周发表一篇。这些文章获得了读者的共鸣，既然吾道不孤，我也就更加努力。2016年11月底回国后，我继续写“扶桑读史”专栏，直到2017年11月中旬，完成最后一篇《明治之死：结束，还是开始》，才结束了一段奇特的阅读和写作体验。对于我来说，集中这么长时间阅读另外一个国家的历史，这是第一次。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共完成了60篇文章（收入本书时删去1篇）。这些文章的历史跨度，从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整整60年时间。这不是巧合，而是我有意为之。不过，这些文章绝不是按年度选择的，所写的人物或事件都是我认为重要的。我想通过这些人物和事件，反映日本告别旧体制、走向近代国家的过程。

一位不认识的朋友问道：“读你写的这些文章，为什么感觉就像在写中国呢？”我心中也常有类似的困惑。夜阑人静之际，我面对日本近代史上的那些风云人物，追索其思想轨迹，审视其进退选择，也时常陷入迷惘，为什么他们和中国人这么像呢？比如，那位森有礼，当年是日本思想启蒙运动的健将，后来却成为极力维护专制体制的国家主义者。再如，日本开国之后的“爱国贼”，以爱国者自居，对那些被他们认为是卖国的本国人士横刀相向，肆意砍杀。

其实，在1853年之前，日本和中国一样，与世隔绝，酣睡在太平梦中。正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所说，“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问题是，坚船利炮打破了停滞宁静的迷梦，东亚开启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都面临同样的“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

阅读历史就像站在万仞高岗，俯瞰大江东去。虽然已经知道了结局，但是深入历史的具体情境中，看那些活跃其中的人物的思考行动，我仍然常常为他们扼腕叹息。没有人知道这个国家的最终走向，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念在行动，就像大江中涌动的浪花，相互撞击，时起时落，最终汇成巨流，澎湃激荡，奔向汪洋。对于中日两国来说，从被推入现代化巨流的那一刻起，它们的命运是共同的，就是走向世界、走向文明。

尽管中日两国在具体路径选择上迥乎不同，一个被动而顽固，一个主动而决绝，但是历史大脉络惊人的相似，因为它们要完成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活跃在历史中的人物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国家向何处去”这个基本问题做出回答，并据此决定个人的选择。因此，不同国度出现许多相似人物、相似事件，并非没有缘由。

我在读日本的时候，心中想的是中国，因为中国至今仍然面对着一百多年前的命题。1853—1912年，日本在6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历史进程，也浓缩了中国1840年以来的历史（至今未完成）。由于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反复，所以现在仍然可以在日本那60年里找到对应的问题。虽然历史不能提供答案，但是可以启发人们思考。

比如，19世纪90年代，追赶西方国家初见成效之后，日本社会就开始出现了宣扬日本“特色”、维护“国体”的保守主义舆论。再如，在20世纪初实现工业化之后，日本出现了“和平崛起”与“武力崛起”的争论。虽然国家不同、时代各异，但是我常常为中日两国的相似性而惊叹，恍惚有时空错乱之感。

自从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现代化道路上竞走。追赶型国家里的知识分子，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衡量本国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不断地提醒国家要走正确的道路。这就是思想启蒙的重要任务。因为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而错误的道路却有无数。多歧路，今安在？一个国家一旦踏上错误的道路，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就像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走上军国主义的不归路，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思想启蒙的道路是艰难而漫长的。只要一天不成为现代文明国家，知识分子就一天不能松懈。

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出现了沾沾自喜、自骄骄人的舆论氛围。一些人士忙于总结“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对于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不屑一顾。诚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所说，“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句话对于中国来说，非常有现实意义。因为如果沉溺在已有的成就，不以比较分析的视野来衡量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得失进退，就难以清醒而深刻地认识现实中国。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同样，以日本为鉴，可以知进退。

在这个意义上，读懂了日本，也就读懂了中国。

是为序。

马国川

2018年5月1日

第一编 开国

“黑船”惊醒“太平梦”

“黑船来航事件”打破了日本酣睡了两百多年的“太平梦”，又激发了这个东方岛国的新梦想。诚如明治时代的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所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上燃起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

日本不愧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从东京乘火车，沿着海岸南下，一路上都是鳞次栉比的都市丛林，几乎看不到乡村。这条铁路的终点站，就是我此行的目的地横须贺市。铺开地图，发现这个城市位于东京湾最狭窄的入口处，扼守门户，果然是一个军事要地。据说在江户时代，奉行闭关政策的幕府为对付外国船只，就在这里建筑了不少炮台。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些炮台还在吗？

走出站台，看见出口处悬挂着一个独特的车站标志，中间是一个铁锚，一只和平鸽展翅飞过。铁锚提醒人们，这里是一个海港。果然，在街头就嗅到了大海的味道。这里和东京一样干净整洁，不同的是，洋溢着欧美的气息。许多店铺名称都用日语和英语书写，有些干脆只用英语。一个名字叫“女神酒店”的地方甚至把自由女神像搬上了楼顶。街头有很多美国军人，身材高大健壮。横须贺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海军基地，素有“东洋第一军港”之称。

站在海滨公园，可以清晰地看见海港里停泊的众多军舰。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这些军舰都显得那么威武雄壮。谁能够想到，一百多年前这些港湾里都是木帆船。那时，横须贺还是一个小渔村。直到1865年，江户幕府创办第一家造船厂——“横须贺制铁所”，这个地方才迅速发展起来。值得一提的是，在同一年，曾国藩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造船厂——“江南制造总局”。对于追赶现代化的国家而言，“富国强兵”是它们共同的梦想。

1877年，明治政府把这里定为军港，海军在沿岸广建炮台、兵营和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更是成为日本海军的重要基地。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军在横须贺登陆。后来日本根据《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将横须贺基地正式提供给美军。

不过，我的兴趣并不是看军舰，而是寻找一个公园。在一个叫作“久里滨”的小站附近，我终于找到了“佩里公园”。公园面朝大海，占地不大，满是绿树鲜花。公园的中心位置是一座巍然耸立的纪念碑，花岗岩底座上镶嵌着一块巨石，上面镌刻的是中文“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落款是“伊藤博文”。

著名的“黑船来航事件”就发生在这里。石碑底座前面是一幅石刻的世界地图，标示着佩里舰队自美国来到日本的航行线路，还用日英两种文字写道：“1853年7月8日，来到浦贺海面的美利坚合众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在此地的久里滨海岸登陆，将总统菲尔莫尔的亲笔信递交给江户幕府，翌年在神奈川缔结了《日美友好条约》，这一系列的事件成了将幕府统治下的锁国状态的日本拉回到了世界的原动力。”

一

第一个叩开日本大门的，本来有可能是一个俄国人。

在获悉美国正在计划远征日本的消息后，俄罗斯急忙派遣一个叫作艾夫非米·普提雅廷的人率领一支四艘军舰组成的小舰队，离开欧洲，驶向日本。

普提雅廷？这是一个非常生疏的名字。我在网上查阅，才得知此公经历非凡：他曾参加过俄罗斯探险家拉扎列夫的船队环游世界，也曾参加高加索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罗斯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俄国的全权代表就是普提雅廷。后来，他成为俄罗斯海军上将，还担任过教育部长。

由此可以看出，在俄罗斯的历史上，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可惜，普提雅廷不如佩里幸运。不仅仅是因为他比佩里晚到了几个星期，还由于他登陆的地点是在日本西南地区的长崎——一个远离日本政治中心的港口，而没有像佩里那样长驱直入东京湾，距幕府将军的府邸仅有不到百公里。

佩里出生在美国罗得岛州，父亲和哥哥都是海军将领。佩里本人也于1809年加入海军，曾和两个哥哥一起参加1812年的英美战争。1837年美国建造出第一条海军蒸汽船“富尔顿号”，同年佩里晋升为海军上校。佩里强化海军以蒸汽船为主力的政策，并且实行士官教育，被称为海军的“蒸汽船之父”。

19世纪上半叶，美国还是一个正在追赶欧洲的后进国家，不过已经显现出后来者居上的势头。日本海域出现的捕鲸船绝大多数是美国人驾驶的。时值产业革命期间，美国要从鲸鱼油中提取照明用油。随着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一些美国人认识到，太平洋海岸线是美国的经济机遇。财政部长罗伯特·J.沃克在1848年的评论揭示了这一点：“通过我们最近在太平洋上的所得，与我们间隔着一个平静大洋的亚洲已然成为我们的邻居，邀请我们的蒸汽船沿着比全欧洲还要巨大的商业航道前行。”

日本位于旧金山到上海的必经之路上，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1852年3月，佩里就任东印度舰队司令官，被授予“日本开国”的指令。11月，佩里率队从美国东海岸启航，向西横跨大西洋。从大西洋进入印度洋，从印度洋进入太平洋，佩里舰队越来越逼近被视为“半开化国家”的日本。

1853年7月8日傍晚，正在久里滨海岸训练的六十多名武士发现，有四艘外国船只朝江户湾驶来。这些船体形庞大，身披黑色铁甲，不断喷出黑烟，如同怪兽一般发出轰鸣。这是日本人第一次见到黑色近代铁甲军舰，这些军舰因此被岸上那些震惊的日本人称作“黑船”。事实上，佩里舰队里只有两艘是蒸汽式军舰，但是旗舰排水量为2450吨，而当时日本最大船只最多不过是100吨级别。这四艘军舰共有63门大炮，而当时日本在江户湾的海防炮射程及火力可与这四艘军舰相比的大约只有20门。

当地官员乘船来到，并登上了美国舰艇。美国人要求日本高级官员接受总统致幕府将军的信函。日本官员称，按照日本之国法，高官不可接待外国船只。佩里派出四艘测量船，在蒸汽军舰的护卫下，深入江户湾进行水文测量。日本派出数十只警备木船与美国测量小艇对峙。场面紧张，假如有擦枪走火，一场中国式的“鸦片战争”将会爆发，日本就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幸运的是，意外没有发生。僵持了六天后，幕府最终同意美国人登陆。接受美国总统来函仪式的地点，就是我参观的佩里公园。站在公园里，望着海边，我感到自己想象力的匮乏，想象不出美国人登陆的场面。幸好，佩里留下了一部《日本远征记》，记录了当年的场景。

那一天，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水兵约三百人，携带着上好刺刀的滑膛枪上岸，把海滨围成半圆状向“招待所”行进，“在‘招待所’两侧，一队日本护卫聚集在一起，相当凌乱。与其他士兵不同，他们的服装，右侧护卫身穿无袖外罩，用宽幅装饰腰带将它系在腰间，下穿灰色长裤，宽幅肥大的裤子在膝盖处收紧，头缠白布犹如穆斯林头巾。他们用带刺刀和滑膛燧石火枪武装起来……”

美国总统的书信外边包有一层蓝色的天鹅绒，放在一个纯金的圆形容器里，容器外面盖有金印，在递交国书时，双方代表都保持沉默，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会谈。在信中，菲尔莫尔总统说，进入19世纪世界发生了变化，美国加州和中国之间的航线受到期待。为了从鲸鱼油中提取照明用油，美国捕鲸船大量开赴日本沿海捕鲸，因此要求日方提供海难救助。总之，美国的要求有三项：通商、补给、救助遭遇海难的船员。

日本官员要求佩里转往长崎登陆。佩里坚决拒绝了。假如真的听从了日本官员的要求，佩里一定会像俄国人一样一事无成。日本官员又借口说，要得到天皇的批准方可接受条约。佩里并没有采取激烈措施，而是答应给予对方考虑时间，明年春天再来听取回复。

三天后，佩里舰队启航，渐渐消失在云海苍茫处。日本官员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二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日本一直是一个与世隔绝、安心于太平生活的国度。“黑船”打破了这个岛国两百多年的太平梦。

“‘黑船’到来的当天夜里，江户城一片混乱，武士忙于备战，城外大小寺院内钟声齐鸣，妇孺凄厉地哭喊，有钱人准备逃往乡间，更多的人拥进神社，击掌祷告神灵，乞求‘神风’再起，摧毁‘黑船’……”

这是一段关于“黑船来航事件”在江户引起震动的描写。很生动，可惜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江户是当时幕府将军所在地，是日本的政治中心。当时江户的民众更多的是好奇，而不是恐惧，许多人甚至驾驶船只赶到横须贺参观美国舰队。至于执政的幕府高官也不意外，因为他们早就知道美国舰队要来的消息了！

日本从1633年就颁布了锁国令（禁海令），清心寡欲地度过了两个多世纪。漫长的两百多年间，除了漂流国外的渔民外，没有日本人去过国外。但是翻看历史我才惊奇地发现，日本并不像清朝那样闭目塞听，而是一直保留着观察外部世界的信息通道。

最大的渠道来自荷兰。16世纪荷兰人就来到日本经商，1633年日本颁布锁国令后（比康熙海禁还要早八十多年），荷兰人成为唯一允许留在日本的西方人。幕府在长崎附近以人工填海方式造了一个数万平方米的小岛，名曰“出岛”，强令荷兰人迁居此岛，以避免与日本国民的接触。荷兰船只被允许来往日本，但是每年都要向幕府报告海外信息。从1842年起，幕府要求荷兰每年提供《荷兰别段风说书》，报告此前一年发生的海外大事。信息之丰富，令人惊异。在佩里来航的前一年，1852年的《荷兰别段风说书》就准确地报道了佩里舰队的船名、吨位、炮数、乘员人数等信息，而且揭示了美国的目的。

为什么是1842年？因为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不但是中国历史的关键时点，也是东亚历史的转折点。这一事件几乎在第一时间就传到了日本。

因为除了荷兰外，日本也允许中国商船在长崎入港。幕府规定，入港的中国商船船主必须向管理外贸事务的长崎奉行（官名）报告中国的情况。这种报告称为“唐人风说书”，又叫“清商口单”。1840年，鸦片战争的消息通过中国商人传到日本。由于日本人把鸦片称为“阿片”，因此有关鸦片战争的情报统称为“阿片风说书”。现在从各种史籍上能见到的阿片风说书有十几种，具体报道了鸦片战争发生的原因、进程和结果。另外，中国商船带去的记载鸦片战争的中国书籍如《夷匪犯境闻见录》《英国侵犯事略》《乍浦集咏》等，也是日本人获得鸦片战争信息的一个来源。

最有意思的是，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坊间很快就出现了不少描述鸦片战争的作品，反应之快，令人吃惊。1849年出版的小说《海外新话》就生动描写了鸦片战争的过程。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藩士，他在该书序诗中点明了写作此书的宗旨：“天赐前鉴非无意，婆心记事亦微衷。呜呼！海国要务在知彼，预备严整恃有待。”他的目的，就是要日本吸取中国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加强海防，防御外来侵略。为了适应日本一般武士与庶民读者的口味，这本书采取了当时日本民间流行的军谈读物即描写战争的章回小说的体裁，语言也尽量通俗易懂。不过，由于出版前未送官方审查批准，竟被幕府指责为“异教妄说”，勒令毁版并列为禁书，作者也被处以禁锢之刑，入狱两年。甚至连为该书画插图的画师也受到牵连，被捕后死于狱中。但是，由于《海外新话》一书很受读者欢迎，第二年又被秘密加以重印出售。

一个大国竟然被打败，此事在日本引起极大的震动。1844年，当时荷兰国王致信日本政府，要求以更自由的方式解决外国贸易问题。来信警告道，由于日本阻碍了欧洲由工业革命和人口增长所创造的商业野心的扩张，可能遭受中国已然遭受的命运——

地球上各个国家间的交往正变得日益密切。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正把它们凝聚在一起。汽船的发明使得相互之间的距离变得更小。在这一关系迅速发展的时期，倾向于保持孤立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与许多其他国家为敌。

德川幕府回应说：“锁国令不可能被抛弃：既然祖先的法律已经被制定，子孙后代必须遵守。”但事实上，得知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消息后，幕府已经悄然改变了强硬的锁国政策。

1825年，幕府曾下达“无二念打拂令”，即不分情况，只要有外国船（中、荷除外）驶近日本沿海，立刻开炮驱逐。但是1842年，鸦片战争的战火刚刚熄灭，幕府就发布了“薪水令”，允许给外国船提供燃料、食品和水，但之后要其尽快离开日本，以防无端挑起战争。

幕府所在地江户是一个临海城市，海防薄弱。佩里曾说，若有小型炮舰两三艘，就足够破坏江户。因此，面对“黑船来航事件”，幕府以清朝为鉴，没有采取激烈对抗措施，而是冷静避战，虚与委蛇，终于将其打发走。

或许，美国人不会再来了吧。

三

从横须贺北上，不到半个小时的火车行程，就来到了横滨。这是日本的第二大城市，也是一个著名的港口。沿着海岸线，是长达一公里的著名的山下公园，传说是世界上最佳散步之地。道路上铺的是花砖，道路两旁是古老的银杏树。虽然是盛夏季节，但有海风拂面，非常惬意。

想起朱光潜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过的一句话：“慢慢走，欣赏啊！”我的心情就是如此。悠闲地在公园里漫步，一会儿望望左侧的大海，海上游弋着各种各样的轮船；一会儿望望右侧林立的现代化高楼，一幢幢直冲云霄。抬头，湛蓝的天空中白云悠悠。公园里有许多雕塑和纪念碑，都是欧美风格，穿行其中，就像走在波士顿的海边。

公园里有一座106米高的灯塔。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十角形灯塔，是为了纪念横滨开港一百周年而兴建的。登上塔顶的展望台，整个港口尽收眼底。望着辽阔的海湾，我想，162年前佩里舰队就是出现在这片海面吧。

1854年2月13日，佩里再次来到日本。这次他率领的舰队比上次多了三艘舰艇，而且他也没有在横须贺停留，而是直接北上，深入东京湾，在这片当年叫作“神奈川湾”的水域下锚。他向日本提出，要求对他去年带来的美国总统书信给予明确的答复。

这次给幕府的震动比上次更大，因为局势很明显，不可能再像上次那样找借口将不速之客打发走。《现代日本政治史》里这样描述当时执政者的惊恐——

美国军舰在1月28日（日本旧历）从浦贺开船，停泊在神奈川湾，幕府见状惊恐万状，认为美国军舰将绕过羽田滩而进入品川，如果谈判失败，江户将在美国人的大炮之下，化为云烟。从神奈川到江户之间，瞭望所比比皆是，告急的书信如雪花飞来。在将军所驻城堡，忽然得知夷船向江户驶来，大恐，忽然又得知夷船向浦贺驶去，又放宽了心。就这样忽惊忽安，日达数次。后经详细调查夷船转舵原委，据说，因为潮汐涨落以及风向的变化，夷船便在停泊的原地改变方向。哨所据此上报，才引起一场虚惊等。

无奈之下，幕府不得不同意正式谈判。谈判地点就在横滨——当年是一个仅有一百来人的小渔村。佩里本人有一幅著名的绘画作品，生动记录了当年的场面：在横滨接待所前面的海面上，美国军舰一字排成，把接待所纳入射程范围。美国士兵分两列整齐排开，佩里自己率领一队士兵登陆。一些日本武士打扮的人迎面站立，似乎在欢迎。画面右侧是临时搭建的谈判场所，旁边的大树据说至今仍然生长着。

画面里有一位传教士，他就是美国的汉学家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佩里首次日本之行的翻译官就是卫三畏，在那之前，传教士卫三畏已经在广州生活了二十年。传教之外，他还编辑出版了《中国丛报》，编写了英汉辞典《汉英韵府》。为了更好地与日本人打交道，在佩里舰队再次经过中国前往日本时，卫三畏邀请中国友人罗森同行。实际上，谈判双方在大多数场合所使用的是中文。后来日美所缔结的一系列条约，除了日语与英语版本外，还有中文与荷兰语版本。

作为一名商人，罗森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记载了当年谈判的历史场景。美方谈判人员住进公馆之后，日方又以馈赠之名送了两百多包玉米，每包重两百多斤，并且派遣九十多位“肥人”（即相扑手），裸着身体将这些东西送到海边，然后令他们进行相扑表演，以显示“日本之多勇力人也”。现在看来，这种东方式的炫耀多么可笑。

四

十七年前发生的一个事件，对1854年在横滨举行的美日谈判产生了很大影响。

1837年，一艘非武装的美国商船“马礼逊号”载着七名日本漂流民，从澳门出发，抵达日本浦贺近海，以此主动示好，希望达成与日本互利通商的目的。不料日本幕府的执政者根本不领情，下令炮击“马礼逊号”，迫使其仓皇撤离。此事在国际社会影响很大，也引起当时日本思想先进学者的批评。

一位名叫高野长英的学者甚至写了一本小册子《戊戌梦语录》，尖锐地批评说：“如果幕府对他们诉诸武力驱逐，日本就会被看成一个不辨是非的野蛮国度。我们是一个非正义国家的恶名将会传播开来，日本将会失去它作为一个礼仪之邦的美誉。结果将难以预料会有什么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

十七年后，“灾难”终于降临了。“黑船”来航，幕府被迫走到谈判桌前。在谈判一开始，佩里就依据列举“马礼逊号事件”，批评日本连本国漂流民也不救助，是“不仁之至”的非人道主义国家。

幕府谈判代表反驳说，佩里应该看到日本的“国政之善”。日本政治既非不仁，也重视人命，而且远胜其他国家，因此日本才能够在过去将近三百年间一直太平无事。何况“马礼逊号事件”已经是十七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日本已经允许为外国船只供应物资，而不再像以前那样见到外国船只就开炮驱逐。

谈判持续了将近一个月，正式会谈四次，谈判地点也改了一次。谈判期间，双方都戒备森严。

幕府谈判代表竭力建议美国接受原来荷兰通商的条件，以长崎为口岸；佩里则拿出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给日本看，要求立即开放3~5个通商港口。最后，幕府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条件。

1854年3月31日，日本与美国正式签订了《日美友好条约》（又称为《神奈川条约》）。条约规定了漂流民的救助、引渡，日本同意开放下田、箱馆等港口，美国还可以派领事驻下田，等等。这是日本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国际条约，日本的国门终于被打开了。

正如佩里在给美国国会的报告里所说——

日本已经向西方国家开放——向日本说明它的利益将随着与他们的交往而扩大则是西方各国的分内之事。并且，随着偏见的逐渐消失，我们可以期待看到未来越来越自由的商业条约的谈判，这不仅仅对我们自己、对欧洲所有海洋强国、对日本的进步，以及对我们全人类的发展进程都是有利的。

日本语条约批准书原本，在幕末江户城火灾中被烧毁。其中一份批准书原本内文以荷兰语书写，由美国方面带回国内，保管在美国国家档案管理局，目前仍在。2004年日美交流一百五十周年纪念之际，美国以复印本条约批准书致赠日本。

谈判结束，双方紧张的情绪都平复了下来。佩里在美舰上举行了盛大招待宴会，并向幕府大将军赠送了礼品火车模型、电报机、照相机等，而幕府却只能用力士搬运大米表演作为回赠。后来，佩里的礼品在横滨公开展览，这些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吸引了大量日本民众。

在锁国两百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生活过来的日本普通民众，也和当时的中国人一样毫无思想准备。当“黑船”开到箱馆的时候，当地人民不知道来者何物，有一半以上的人逃到外地去了。在下田，美国的官兵排列队伍，游览乡下，男女人民观者如堵。日本农村的景色也给美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发现，“道路两旁的农家就像一幅即将收起的舞台背景画，你根本想不到它是用来住人的。茅草屋顶最初是黄颜色的，时间一长就变得柔和与素净起来。屋顶上杂草丛生，大株杂草周围又繁衍出一小撮一小撮的草尖。屋脊上大朵百合清晰可见”。

美方翻译卫三畏专门起草了一份文书给日方，阐明西方世界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所遵循的准则，以及向西方开放对于日本的好处。这对日本此后的开放政策应该发挥了一定作用。至于另一位翻译罗森，则忙于和日本各界人士交往。一位保守的日本官员还用汉字给罗森写了一封信，认为国家与外国断绝交往，是因为外来者往往在欺骗愚蠢的国民，他们唯利是图，没有礼让信义。这位名叫平山谦二郎的官员提出：自己愿意乘坐外国人的“火船”周游四海，向全世界的人宣传孔孟之道。

这当然是一个天真的想法。可是，真的有一位日本人要乘坐“黑船”出国，游历天下。

五

1854年4月，美国舰船正在下田港检修。一天下午，舰长助理正在岸上散步，两个武士打扮的年轻人向他走来。他们每个人都佩戴着两柄用于表明身份的刀，并且身穿用昂贵丝绸裁制的宽大短裤，他们的礼节显露出通常上层阶级才有的那种既有尊严又有礼貌的文雅。两个人似乎要看这位美国人的表链，可是走近之后，一个年轻人悄悄把一封信塞进美国人的手心里。

这是一封用中文写的信，信中写道，“我们从书上读到和从传闻中听说一些关于欧美的风俗和教育情况，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渴望潜出海外，以周游五大洲”。信中还以颇为夸张的比喻描写他们渴望了解日本以外世界的心情——

一个跛脚的人看到其他人走路，他也会渴望走路；但是一个步行的人看到一个骑马的人时，他又该如何满足自己的愿望呢？……现在，我们看到你以闪电的速度劈风斩浪，不远万里奔行在五大洲之间，难道不能将此比作跛脚汉找到了走路的方法，步行者寻求到骑马的方式吗？

还没有得到美国人的回复之前，这两个年轻武士就在夜深人静之时潜到美国军舰上。美国人发现了他们，从他们口中了解了真相。

其中一位武士，就是日本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吉田松阴。吉田松阴1830年生于长州藩萩城（今山口县萩市）松本村一个下级武士家庭。自幼学习兵法，后成为长州藩兵法教师。20岁时出游九州，在江户拜著名学者佐久间象山为师，研究防御外寇战术。因未得藩主允许到外地游历，他被剥夺士籍和食禄，成为一个浪人。但这样一来他倒可以自由活动了。他到各地游学，开阔了视野，萌生了了解外面世界的想法。

不可思议的是，推动吉田松阴走出国门、了解世界的人，竟然是来自中国的魏源。鸦片战争刚刚结束，魏源就编写了《海国图志》。虽然在中国无人赏识，被中国贸易商船传入日本后，却受到日本有识之士的重视和欢迎，被称为“天下武夫必读之书”，影响了日本幕末一代知识分子，其中就包括吉田松阴的老师、幕末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

佐久间象山十分推崇魏源的著作，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加强海防。美国舰队第一次来到时，佐久间象山就建议年轻的弟子设法跟随佩里的舰队离开日本，返回日本后用直接的西方知识武装自己。吉田松阴欣然从命，但是没有赶上美国舰队，于是转而投奔在长崎的俄国兵舰。但当他们到达长崎时，俄舰也开走了。

听到佩里第二次到来的消息，吉田松阴就和自己的弟子匆忙赶来。于是，在日本被佩里的“黑船”舰队强行打开门户的那个黎明，吉田松阴与西方不期而遇。

吉田松阴的出现，给佩里出了一个大难题。他佩服吉田松阴不顾个人安危的勇气和天真质朴的行为，可是根据日本的法律，日本人不允许出国旅行，否则就要被判处死刑。美国刚刚与日本签订条约，要想帮助吉田松阴，就不得不再去谈判。

最终，吉田松阴被送上了岸。几天后，几名美国军官在岸上闲逛时得知，有两个日本人正被关在小镇后面一个军营的囚笼里。他们走近后发现被关押的人，正是那天深夜拜访他们船只的那两个年轻武士。吉田松阴在一片木板上写下了一些文字，乘人不备把它递给一位美国军官。

吉田松阴坦承心迹，让美国人印象深刻——

胜者称为英雄，败者被说成是恶棍或盗贼……然而，我们并无什么可以指责自己的，需要被认清的是，这个英雄是否能够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得到允许可与日本的60藩国往来无阻，依然无法满足我们的欲望，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渴望潜行出海，周游五大洲列国。我们的计划毁于一旦。哭吧，看起来我们像是傻瓜；笑吧，看起来又像是流氓。唉！对于我们来说，能做的只有保持沉默。

“这件事情很有深意，它显示了两位有教养的日本人的强烈求知欲，他们为增长见识敢于无视国家的严法，敢于赌上性命。”佩里在写给美国国会的报告里说，他看到了日本的未来，“日本人无疑是求知欲旺盛的国民，他们应该会欢迎能够增长道德和知识能力的机会。这两位运气不佳，但他们的行动可以认为是该国国民的特质，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情更能体现该国国民的强烈好奇心了。他们的行动之所以受阻，只不过是因为极其严苛的法律和保证不违法的严密监视体系。从日本人的这种特性，可以推断这个有趣的国家未来蕴含着怎样的可能性啊，或许应该说，它是多么有希望啊”。

数天后，“黑船”舰队起锚，驶出江户湾，驶进了辽阔的太平洋。

六

回到东京，我一直想去看看那个叫作“十思公园”的地方。东京的公园很多，往往在街道的角落，不经意就发现一个小巧玲珑的公园。我从皇居出发，一路向西北方向走来，路上经过许多这样的小公园，当然都不是我要寻找的。半小时后，在打听了几个路人之后，我终于找到了“十思公园”。

公园位于秋叶原区，周围都是民居，占地很小，只有一些当地的居民在公园里散步，或坐在长椅上聊天。为什么叫“十思”呢？我无端地想，可能来自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吧。我是唯一的背包客，但是这些日本人对于我这个寻寻觅觅的游客并不在意。我在公园的一角，终于发现了我要找的东西——一个纪念石柱，上面写着“吉田松阴终焉之地”。这个石柱和其他的石柱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似乎更有沧桑感。从横滨的美国舰队，到东京的这个受刑之地，吉田松阴走了五年。

吉田松阴由于违反锁国令，被关押一年。出狱后，他被命令回到老家闭门思过。后来得到藩主允许，兴办松下村塾。学生都是寄宿生，从家里带来糙米，在学校里边舂边吃。教室狭小，白天摆着桌子上课，晚上把桌子集中在一角充当寝室。校内氛围自由，师生共桌吃饭，关系亲切。

村塾后来名声渐大，很多青少年远道而来，跟从吉田松阴读书。吉田松阴传授兵法，宣讲“尊王攘夷”主张。他认为幕府蔑视朝廷的命令，独断专行，其屈从外交有害于国家的将来。他主张推翻幕府统治，在统一国权的基础上再开国门。

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吉田松阴密切关注政治。1858年6月起，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未经天皇批准先后与美国、俄国、英国、法国、荷兰缔结了不平等条约。这使吉田松阴更加认为，幕府是日本发展的最大障碍，坚决要求倒幕。他希望藩吏、公卿组织武力讨伐幕府，并制订刺杀幕府高官的计划。次年，幕府发生“安政大狱”（日本称1859年为“安政六年”），大肆逮捕维新志士，吉田松阴当然也在其中。

最初，吉田松阴被判处流放罪，后来，被幕府大老井伊直弼亲自改为死罪。1859年10月，吉田松阴被斩首，年仅三十岁。谁能够想到，二十一年后这个年轻人竟然成为欧洲流行小说中的人物。

1880年，英国杂志刊登了一篇小说《Yoshida Torajirou》（吉田寅次郎），“寅次郎”就是“松阴”的一般称呼。这篇小说出自以《金银岛》《化身博士》闻名的英国作家史蒂文森之手。史蒂文森认识了来自日本的留学生柾木泰三，柾木泰三少年时代曾入松下村塾，是吉田松阴的弟子。史蒂文森从柾木那里听说了吉田松阴的事迹后，深受感动，于是写下了这篇小说。小说详细描写了吉田松阴偷渡未遂事件，也描写了少年柾木泰三眼中所看到的松阴的形象——

吉田的脸上有痘疮的疤痕，丑陋得甚至有些滑稽。虽然本质上过着严谨的生活，但不修边幅，很不讲究。穿着很朴素，吃饭和洗脸的时候，经常用袖子抹脸。而且，他的头发两个多月才整理一次，从无例外，经常凌乱得不堪入目。每次想起这样的形象，也就很容易理解他没有结婚的事实。他言辞激烈粗暴，但行为却很沉稳，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当讲义过于深奥，完全无法理解时，弟子张嘴发呆也好，或者时不时地发笑也好，他都置之不顾，不以为意。

史蒂文森在写完这个故事之后，给朋友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感慨道：“这是一个日本英雄的故事，他给了我生活前行的力量。”

“黑船来航事件”就像在死水中投入一块巨石，吉田松阴就是被激起的一个浪头。这个浪头又激起无数波浪，最终汇成冲决罗网的力量。吉田松阴培养的学生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前原一诚等继承老师的遗志，投身于“尊王攘夷”活动。不到十年的时间，幕府就被推翻，明治维新开始，吉田松阴的思想成为现实。难怪梁启超称赞吉田松阴是一个“失败的英雄”“败于今而成于后，败于己而成于人”。如果追溯源头，那么一切故事都源于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

“黑船来航事件”打破了日本酣睡了两百多年的“太平梦”，又激发了这个东方岛国的新梦想。诚如明治时代的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所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上燃起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

罗森：挤进大历史的小人物

无数普通人活在历史的夹缝里，悄然地生，无声地死，在这个世界上留不下一点痕迹。罗森是幸运的，偶然的机会让他挤进了大历史。遗憾的是，他不知道自己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更理解不了日本开国的意义。

1854年，佩里率领美国舰队第二次进入东京湾，在一个叫横滨的小渔村登陆。仅仅三四十年后，当年荒凉的小渔村就奇迹般地变成了一座繁荣的城市。“横滨开港资料馆”以大量资料生动地讲述了一个城市的成长史，其中的一张《美利坚人应接之图》吸引了我。

这是日本著名画师锹形赤子的作品，当年他受命为“黑船”上的来访者一一画像。我在画中惊奇地发现，在一群美国人之中，竟然有一个戴着瓜皮帽、拖着长辫子者。是中国人吗？仔细看，此人长着一张圆脸，矮矮胖胖，手持折扇，画像旁边写着“清国人罗森”。果然是中国人！我还发现，另外还有几幅他打伞、摇扇和写字姿态的画像。在当时参加接待美方代表的日方人员的笔记、日记和双方会谈记录上也能常常看到罗森这个名字。也就是说，有一位中国人见证了日本开国的历史场景。

这个中国人到底有什么传奇的经历，竟然参与了日本历史的进程，见证了日本历史性的时刻？

罗森是广东南海县的一个文人，后来经商。他在香港居住时曾与英美传教士有来往，会说一点英语，但是不懂日语。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以翻译的身份跟随美国舰队来到日本。

佩里首次日本之行时，由著名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做翻译。卫三畏感到与日本人打交道、订协议都离不开汉文，于是在佩里舰队再次前往日本时，便邀请友人罗森同行，一起作为美国舰队的翻译。

当时的日本人基本不懂英语，美国也鲜有人精通日语。罗森不懂日语，也不懂荷兰语，但是可以用汉字和日本人在纸上“笔谈”，因为当时日本的官员和读书人都熟悉汉字。几乎所有的翻译都依靠罗森和卫三畏。于是出现了奇怪的谈判场面：美国谈判官员说英语，卫三畏口译为中文，罗森写下来给日本官员看；日本官员写下汉文，罗森念出来，卫三畏再翻译成英文给美国官员听。在外交史上这都是少有的奇闻。

美国与日本的谈判持续了将近一个月，最后日本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条件。1854年3月31日，日本与美国正式签订了《日美友好条约》。这是日本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国际条约。本来可能发生的日本的“鸦片战争”就这样被避免了。

在日本期间，许多日本人士主动与罗森交往、笔谈，因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让他们感到震惊，急于了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罗森向日本人士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把自己写的关于太平天国的小册子《南京记事》借给日本官员阅读。这部著作很快就被翻译成日文，改书名为《清国咸丰乱记》，在日本广泛流传。

当时，许多日本人对于现代世界缺乏了解。和这些日本人比起来，罗森的见识也不见得有多高明。在后来撰写的《日本日记》一书中，他对日美谈判本身着墨不多，而是以猎奇的眼光来打量日本。他大量描写的是日本社会的“怪异”之处。罗森处处将日本与中国进行比较，对于日本的种种“落后”之处很是不屑。例如，他以“男女授受不亲”的儒家伦理道德来描写日本的男女共浴，“竟有洗身屋，男女同浴于一室之中，而不嫌避者”，将淳朴自然的男女关系丑化成了一个男女关系淫乱的社会。

罗森虽然对日本也有赞赏之处，但是在他的笔下，流露更多的是天朝上国俯视东方蛮夷的优越心态，很有以“文明人”自居的意味。鸦片战争已经发生十几年，中国已经被推进世界的大门，罗森还有这种心态，极为可笑。更悲哀的是，他没有意识到，正在他身边发生的事件即将改变日本的历史，也将改变中国的命运。

和罗森比起来，那位介绍他参与美日谈判的汉学家卫三畏的认识要深刻得多。他刚刚到达日本一周时，在给他弟弟的信中写下的话至今值得深思：“和中国人比起来，日本人给人的感觉是更加理性，精力也更加充沛。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中国人那样舒适。他们的行动很不自由，也没有中国人那样有灵性。不过，与中国人相比，他们有着更强的进取心和好胜心。当这两个民族都认识到与别国进行交流的重要性后，很可能日本人会在世界上为自己谋取到更高一些的地位。”

要求罗森有敏锐的历史眼光，对中国提出预警，确实有些苛求。但是，一个国家在历史转折的时刻，毕竟需要一批有眼光的人。19世纪中期日本令人吃惊的现象之一，是受过教育的日本人观察外部世界的强烈愿望，甚至还有吉田松阴这样希望通过偷渡了解世界的卓毅人士。他们在国家受到外来冲击之时，决心前往西方了解外部世界。他们共同拥有一个伟大的愿望：决心向西方学习，希望能够由此使他们的国家做好迎接新挑战的准备。

反观当时的中国，尽管已经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败，但精英人士仍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幻想之中，拒绝睁眼看世界。比如1840年文渊阁大学士琦善到广州接替林则徐后立即宣布：“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他们沉迷于古老的文明不能自拔，自认为是东方的文明大国，甚至臆造出中国道德优于西方之类的怪论来自我安慰，浑然不觉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变，更不肯主动地走向世界。直到甲午中日战争才猛然醒来，发现日本已经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追赶不及。

谈判结束后，罗森搭乘美国军舰返回中国。据说，途经镇海时，他在当地收购了一批生丝，运回广东后赚了一笔钱。翻译是临时的，历史对于他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他只是一个小商人。

无数普通人活在历史的夹缝里，悄然地生，无声地死，在这个世界上留不下一点痕迹。罗森是幸运的，偶然的机会让他挤进了大历史。遗憾的是，他不知道自己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更理解不了日本开国的意义。

马克斯·韦伯曾说，“观念创造出的‘世界图景’，时常像扳道夫一样决定着由利益驱动的行为的发展方向”。在许多国家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都发挥着“历史扳道夫”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在1854年春天的那个深夜，从吉田松阴潜入美国军舰的那一刻起，中日两国不同的现代化命运已经被注定。

罗森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历史扳道夫”。即使挤进大历史，小人物也还是小人物。

为什么给侵略者树碑立像？

将如此高的评价给予一个侵略者，在中国人看来匪夷所思。可是，如果剥离道德的评判，以历史的尺度去丈量，佩里确实是促使日本开放改革、融入世界的有功之臣。

在日本，美国人佩里的雕像有三尊：一个在东京，一个在北海道，还有一个在横须贺市。作为佩里最初登陆的地点，横须贺市还有一个佩里公园，公园里专门设有佩里纪念馆，全面展示佩里的生平。

和中国一样，日本也曾经长期实行“锁国政策”，直到佩里率领美国军舰长驱直入东京湾，才被迫开国。毫无疑问，对于日本而言，佩里是一个侵略者。可是，为什么日本要为一个侵略者树碑立像、像英雄一样崇拜呢？答案或许在历史里面。

经过两百多年的“太平盛世”，19世纪中叶的日本武备松弛，“诸大名和旗本就已把甲胄束之高阁，只是在正月十一日拿出来摆摆样子，到暑天六月拿出来晒晒。而有随身武士者，可谓屈指可数。因而一俟出阵，即刻感到缺乏装备，以致张皇失措。即使尚有祖上传下的甲胄，亦破损不堪，而战袍则被虫子蛀蚀得百孔千疮，无法穿上上阵”。

因此，当佩里率领美国舰队驶入日本海，要求日本开国时，日本自知国力不足，如果抵抗必然重蹈中国覆辙。所以，它没有采取激烈对抗措施，而是冷静避战，虚与委蛇。

翌年佩里再次到来后，日本当局就坐下来与其正式谈判，最后正式签订了《日美友好条约》，同意开放下田、箱馆等港口。这是日本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国际条约，也标志着日本锁国体制正式解体。

四十八年后的1901年，日本人在佩里第一次登陆的地方建立起了“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纪念碑基座上镌刻着对佩里来航事件的说明，并且高度评价说，这一事件“成了将幕府统治下的锁国状态的日本拉回到世界的原动力”。

当然，日本人对历史的认识并不是没有动摇过。日本突袭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后，这个“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就被推倒，在原地建立了“国民精神振奋碑”。不过，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精神振奋碑”又被推倒，重新竖立起“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后来，又相继在东京和北海道建立了佩里的雕像。

尽管当年佩里仗着船坚炮利迫使日本签订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但后世的日本人并没有将他视为仇敌。相反，他被视为日本的恩人。在横须贺的佩里公园里，每年都有民间组织的开国纪念活动，人称“黑船祭”。在纪念表演活动中，当年的“入侵者”以英雄的姿态出现。日本人认识历史的态度，值得深思。

佩里没有开一枪一炮，就打开了日本的国门。从历史的角度看，日本对外开放可谓正当其时。正如日本战后首相吉田茂所说，“日本近代化的发展是十分幸运的。那时正是19世纪中叶，先进国家虽然完成了产业革命，但是它们的技术水平仍然处于提高熟练程度和积累经验的阶段，仍需要不断接受科学的证明。近代的钢铁工业才开始起步，几乎还没有出现化学工业，铁路兴建的热潮也刚刚开始，而帆船还没有被轮船取代。因此，日本的技术水平并没有远远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日本人还可以一边有效率地利用自我的传统技术，一边加倍努力去追赶西方先进国家的发展脚步”。

当然，日本并不局限在产业技术，而是在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政治体制等各方面全方位地学习西方。特别是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人通过努力追赶，仅仅用了三十多年时间就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

如果没有佩里，日本可能继续闭关自守，最终沦为殖民地。佩里来航确实“成了将幕府统治下的锁国状态的日本拉回到世界的原动力”。如此高的评价给予一个侵略者，在中国人看来匪夷所思。可是，如果剥离道德的评判，以历史的尺度去丈量，佩里确实是促使日本开放改革、融入世界的有功之臣。

假如中国与日本互换位置，中国能够像日本那样吸取教训，面对现实，放弃锁国政策，融入现代化的世界潮流吗？历史不是没有给过中国机会。“黑船来航事件”五十年前，英国派使团到北京要求通商，被乾隆皇帝断然拒绝。假如中国当时开放国门，就能够赶上工业革命的第一班车，避免后来的许多历史弯路。

遗憾的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惨败于日本后，中国才开始全面学习西方。然而那时西方却进入了一个非常糟糕的示范时代。普鲁士式的国家统治经济与军国主义强权开始抬头，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等思潮纷纷兴起，并在中国找到了市场。错误时间的错误选择，让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对于一个人来说，要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何尝不是如此。否则，就会丧失时机，甚至误入歧途。

历史当然不可假设，但是它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考。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多一些冷静思考呢？一百多年来，除了明火执仗的侵略者外，也有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文明进步做出了贡献，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予他们起码的尊重？

哈里斯：瓦解日本锁国体制的美国人

他告诉幕府高官，蒸汽船很快就会把世界变成一个“大家庭”，没有什么国家可以孤立在外。日本的明智之举是，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通过签订条约，以和平的方式、不失体面地加入由国家组成的大家庭中来。

汤森德·哈里斯（Townsend Harris）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是在公元1856年的秋天。这位美国人早期是一位纽约商人，后来致力于教育。52岁时被任命为第一任美国驻日总领事，带着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的使命上任。

当时美国领事馆设于静冈县下田市的一所寺庙里，哈里斯在这里升起了星条旗。他在日记里说：“这一次升旗，是使日本由锁国状态中觉醒的征兆，又是埋葬旧日本的晓钟声。”他对自己的使命很清楚，“我是欧美文明国家中，首先被准许驻在日本的人，也为日本创建国际交往的新制度。由此，为了我自己将来在日本历史上的名誉，应尽最大的努力”。

两年前，美国准将佩里强迫幕府签订《日美友好条约》，敲开了日本的国门。但是，这个条约只解决了迫在眉睫的危机，却没能解决外交政策的基本问题。外国船只可以进港避难，但是不准进行贸易。即使这样，幕府内部也产生了激烈争论：一派主张固守“锁国政策”，保持日本国土纯洁、国体延续；另一派认为必须放弃旧政策，与其他国家通商贸易，富国强兵。

争论如火如荼，哈里斯的出现又给幕府出了一个大难题。哈里斯要求到江户面见幕府将军，亲手转交富兰克林·皮尔斯总统的书信。幕府百般推诿，但是不敢强硬拒绝，因为英国袭击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消息让幕府不敢造次。正如一位幕府大老所说，“我们坚持传统的任何企图，将会因微不足道的小事而造成困难，并因此最终引起外国人的怒气，这是极其不可取的……因此我们应当居安思危，必须制订一个长期的计划”。

最终幕府妥协，抵达日本两个多月后哈里斯终于来到江户城，见到了德川幕府的第12代将军德川家定——这是幕府将军第一次接见外国使节。将军身患疾病，生性懦弱，会见匆匆结束。之后，哈里斯与幕府老中开始了正式谈判。

哈里斯在中国宁波担任过代理领事，是一个有经验的“东方通”。他告诉幕府高官，蒸汽船很快就会把世界变成一个“大家庭”，没有什么国家可以孤立在外。日本的明智之举是，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通过签订条约，以和平的方式、不失体面地加入由国家组成的大家庭中来。哈里斯说——

倘若日本与没有军队作为后盾的美国大使签订条约，尊严可保。与一个不以武力为后盾的人签订的合约，相比与一个将要派50艘军舰逼近海岸线的人签订的合约，是截然不同的。

哈里斯起草了一份条约草案，要求日本方面做出两个让步：允许美国人在日本若干港口的自由贸易；允许美国在日本都城派驻外交代表。为了说服日本人接受西方通行的外交惯例和政治经济理论，哈里斯费尽口舌地向对方解释。他在日记里写道——

我应该强迫自己关注主要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条款，少去注意日本人就同一问题多次重复的冗长议论；我不该关注那些他们开始时断然拒绝，随后又加以同意的条款，他们总是这样；我也不该关注他们提出的那些荒唐提议，要他们接受条约没有什么希望，我几乎对此不抱奢望……

在谈判期间，各种反对力量也蠢蠢欲动。一位武士企图袭杀美国使节。幸好阴谋泄露，没有意外发生。尽管存在重重困难，经过连续13次谈判，双方还是达成了一致：日本开放神奈川（横滨）、长崎、新潟、兵库（神户）、江户等港口，在所有开放港口设立领事，允许美国大使常驻江户。美国人在日本犯法，受美国法律约束，通过领事法庭审判。美国人可以和日本人进行任何商品的自由买卖。任何日本官员不得对此种交易进行干涉，也不得为此制造和收受报酬。除去少量用于医学目的外，鸦片买卖被禁止。

哈里斯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可是当会谈内容被公之于众后，引发了强烈的抗议，幕府又被新的反对声浪包围。精英阶层中的许多人士仍然坚持锁国政策，他们宣称，允许对外自由贸易和外国宗教传入日本，会扰乱日本社会，导致政治动荡，把日本带入一个未知的危险领域。当然，他们也知道日本无力对抗，因此建议寻找某种权宜之计，以减少让步同时又避免战争。

幕府老中转而向京都的天皇寻求支持。虽然皇室的权力有限，但是皇室颁布的法令毕竟可以使一项国家政策更具权威性，可以使幕府的地位更加权威，让批评者无话可说。同时，按照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天皇会无条件地支持幕府的决定。出人意料的是，京都却回应说，幕府必须先使国家团结，然后天皇才会颁布谕旨。

哈里斯发现，日本政局发生了动荡。与他谈判的幕府大老出局了，一个新的大老井伊直弼掌控了政权。虽然井伊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开放派，可是面对汹涌的反对声浪，条约的签订不得不被停止下来。

正当无计可施之时，英国和中国在天津签订条约的消息传来。同时，据报英国舰队正在准备驶向日本。哈里斯买下了这个情报，立即乘坐美国战船赶到江户湾。他声称为了保护日本，也为了履行幕府的诺言，应该立即签订条约。

幕府也担心如失去机会，有重蹈“邻国（指中国）覆辙之虞”。于是不待“敕许”，1858年7月29日，《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正式签订。此时距离《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仅一个月。这是日本第一个承认贸易自由和通商开国的条约，对日本的经济、政治影响深远。如果说佩里叩开了日本的国门，那么哈里斯则彻底瓦解了日本延续220年的锁国政策。在此后的两个月里，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与日本签订了通商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1858年是日本的“安政五年”）。

1861年，哈里斯踌躇满志地离开日本。他有理由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满意，同时也为条约的实施感到担心。因为就在他返回美国前不久，他的秘书亨利·胡斯肯在江户的大街上遭到刺杀。那些保守的大名、武士对条约异常愤怒。他们没有注意到条约的不平等性，只是关心开国和锁国的问题。“尊王攘夷”由此兴起，这些条约成为将外国人统统“攘”出（包括暗杀手段）日本的借口。“尊王攘夷”运动最终推翻了幕府统治，幸运的是，日本没有倒退回去，明治维新最终还是将日本带进了世界的“大家庭”。

1874年，哈里斯接受了一位从日本回来的人的采访。哈里斯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日本人认为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对方的回答让他感到高兴。四年后，他长眠在纽约的一个墓地里。

一百多年过去了，哈里斯并没有被日本视为强加不平等条约的“侵略者”。相反，因为他打破日本的锁国体制、开启了日本近代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至今仍被日本这个国家所尊敬。

新岛襄：日本第一个留学生的人生传奇

中国有容闳而不用，日本有新岛襄而信用之。两个留学生的不同人生际遇，折射的是两个国家的不同选择。后人面对这段对比鲜明的历史，除了为容闳扼腕叹息外，是否还应该反思呢？

在京都市中心，与旧皇宫仅一墙之隔有一所大学，就是著名的同志社大学（Doshisha University）。中国台湾的马英九先生曾在这里演讲，高度赞扬这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并如此评价道，“与其说同志社大学是西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不如说早稻田大学是东日本的同志社大学”。

早稻田大学是曾两度出任首相的大隈重信创办的，而同志社大学的创办者则是一介平民新岛襄。新岛襄的传奇一生，是19世纪日本国民精神的典范。

新岛襄是一个下级武士，早年学习荷兰学，曾在幕府的海军教习所就读。但是他发现这里的学习不充分，他很不满意。他的荷兰学老师借给他一部《鲁滨孙漂流记》，这本探险小说激发了这位年轻人探寻海外知识的渴望。后来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有些日子我去江户的海边，希望看到大海的景色。我看到很大的荷兰军舰停泊在那里，对于我来说，它就像一座城堡或一组大炮，我想它与敌人作战时一定十分强大”。

彼时日本已经放弃锁国政策，一些外国人开始出现在这个远东的岛国上。新岛襄渴望奔向外国海岸，亲自去学习西方的长处，来拯救落后的祖国。于是，这位年轻人决定独自去海外学习。虽然当时日本仍然禁止本国国民出国，违反禁令者会被杀头，但是新岛襄决心已定，义无反顾。

他的激情感动了一位美国船长。1864年，21岁的新岛襄潜藏在美国商船里，离开日本，来到上海。在黄浦江畔，新岛襄被转移到“流浪”号船上，开始了漂洋过海的生活。在船上，新岛襄的武士自尊心经常遭到打击。他的英语非常差，听不懂其他乘客的话。有一次，他因没有服从一名乘客用英语发出的指示而受到叱责，新岛襄拔出刀，准备砍倒这名乘客。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使命，最终隐忍下来。

在海上漂泊了一年多的时间，新岛襄终于来到美国。为了糊口，他做各种苦工，“每日的劳作让我筋疲力尽，头一沾枕头就呼呼大睡。每早醒来，全身酸疼得厉害，几乎无法移动”。后来，新岛襄用可怜巴巴的英语拼凑出一封信件，解释他来美国的原因。“流浪”号的主人阅读后，慷慨地支付了他的学费，使新岛襄顺利进入菲利普斯大学（Philips Academy）。

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新岛襄靠着顽强的信念发奋读书，详细研究西方教育体系，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祖国从事教育事业。最终，他成为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学位的日本人。其间，这位“叛逃者”还曾为明治维新政府派出的岩仓使团担任翻译。这个使团的成员都是日本政府的高官，新岛襄的勤勉工作精神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1874年，新岛襄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此时，他已经是一个完全被西化的日本人，不但西装革履，而且信仰基督教。致力于文明开化的维新政府并不排斥他，反而支持他办教育。一年后，新岛襄就以“培养崇尚自由和良心的人们”为宗旨，开办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所基督教大学——同志社大学（最初名为同志社英学校）。《剑桥日本史》这样评价其先进的教育理念，“接下来的日本‘文明开化’政策与新岛襄向同胞传播基督教的个人使命几乎是分不开的”。

不过，创业维艰，同志社大学最初仅有2名教员8名学生。在新岛襄艰苦卓绝的努力下，仅用十年，该学校就发展成近万人。新岛襄秉持“良心教育理念”，希望每一位学生都能怀揣良心走出校门。他在一封书信中这样表达自己的信念：“造就欧洲文明的是自由精神、科学发展以及基督教的道德……除非教育基于同样的基础，否则我们无法相信日本会达到这种文明。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国家，将如同建立在磐石上一样牢不可破……”1880年他为平息学潮，在朝会上用皮鞭抽打自己的身体，感化了学生。“自责鞭事件”是全世界教育学界的典范。

现在，同志社大学是西日本地区最顶尖的私立大学，与庆应义塾大学、早稻田大学并称“私立三大校”，在日本国内享有极高的声誉。学校大门附近有一个“新岛遗品库”，展示着130年前新岛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难办学历程。我走进展室，望着新岛襄的生前遗物，心中想的却是一个和新岛襄有相似经历的中国人——容闳。

新岛襄是第一个留学美国的日本人，容闳则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容闳生于1828年，19岁时进入耶鲁大学学习。不过，他不是像新岛襄那样偷渡出国，历经磨难，而是跟随一位牧师到美国的。和新岛襄一样，容闳学成以后，怀抱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回到国内。可是，他到处碰壁，壮志难酬：从事商业，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受阻；寄望于太平天国建立“新政”，却眼看着这个政权走向崩溃；虽然他得到曾国藩、张之洞等高官的赏识，却得不到重用；他积极参与戊戌变法，维新不满百日就被腰斩。容闳为此遭清政府通缉，出逃香港，再度赴美。晚年容闳赞成革命，有幸看到了清政府被推翻。孙中山亲笔写信邀他归国担任要职，但84岁的老人未及回国就去世了。

纵观容闳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组织了第一批幼童（詹天佑即在其中）官费赴美留学。除此之外，功业寥寥，最后不得不逃亡异国，抱憾而终，徒留一个“中国留学生之父”的空名。而新岛襄建立大学，培养了无数人才，一百多年后这所大学仍然生机勃勃，继续影响着这个国家。中国有容闳而不用，日本有新岛襄而信用之。两个留学生的不同人生际遇，折射出的是两个国家的不同选择。后人面对这段对比鲜明的历史，除了为容闳扼腕叹息外，是否还应该反思呢？

咸临丸：日本精神的象征

日本人完全不假外人之手，完成如此壮举，勇气可嘉，志气可钦。难怪，乘坐这艘船的福泽谕吉骄傲地说，“这是值得大大夸耀的地方。盱衡目前的朝鲜、中国，以及东方各国，没有一个国家有勇气只学了五年的航海即决定横渡太平洋”。

《激荡的百年史》是日本战后首相吉田茂的著作，记录了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百年的历史，曾被评为“二十年来影响中国最大的100本书”之一。这本名著就是以“咸临丸”开篇的，而且盛赞它“拉开了日本现代史的序幕”。

咸临丸是1857年日本从荷兰购买的一艘小军舰，总吨位不足300吨，只配备100马力的蒸汽机。因此，它只有在进出港口时使用蒸汽，航行中必须借助风力行驶。就是这样简陋单薄的一艘船，完成了日本首次横渡太平洋的壮举。

在长达两百多年的锁国体制下，日本禁止国民踏上外国的土地。开国之后，许多日本人，包括一些官员都渴望能够亲眼看看西方世界。1860年正月，日本派遣使节团搭乘美国轮船前往华盛顿，交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文书，咸临丸被派遣随同前往。

本来，咸临丸的船员清一色都是日本人。有几位美国人要搭乘，还遭到了拒绝。因为日本船员担心这会损害日本人的名誉，被人认为是美国人带他们到美国。后来，在幕府的强迫下才接受。这是日本人第一次横渡浩瀚的太平洋，所以幕府对日本船员的航海技术也不放心。

担心不是多余的。七年前日本人才第一次见到蒸汽船（佩里的“黑船”），学习蒸汽船航海术也仅有五年。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航行到遥远的美国是拿生命做赌注。日本船员虽有豪情，但其实也感到前途未卜。因此，在正式启航前夕，这群年轻的日本人聚集在一家茶艺馆里开怀畅饮，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

横渡太平洋的航程确实充满危险。因为咸临丸吨位小，煤炭有限，出港后就不能再靠蒸汽动力，只能像帆船一般，仅靠风力前进。一路上几乎每天都遇到暴风，海浪打到甲板上，四艘停靠用的小船被大浪冲走两艘。洪波浩瀚，海天茫茫，咸临丸渺小得就像一片树叶。在惊涛骇浪中，船身经常倾斜至三十七八度（倾斜至四十五度便会倾覆）。但是，日本人毫不畏惧，即使遇到险情也不求助船上的美国人。

咸临丸中途没有停泊，终于在三个多月后抵达了美国西海岸。日本人完全不假外人之手，完成如此壮举，勇气可嘉，志气可钦。难怪，乘坐这艘船的福泽谕吉骄傲地说，“这是值得大大夸耀的地方。盱衡目前的朝鲜、中国，以及东方各国，没有一个国家有勇气只学了五年的航海即决定横渡太平洋”。

咸临丸的壮举也获得了美国人的认可。1860年3月17日，咸临丸平安抵达旧金山，当地的美国官员登船祝贺，并鸣放礼炮表示欢迎。陆上的参观者人山人海，盛况空前。七年前美国的东印度舰队长司令佩里到日本要求开放门户，如今日本人航行前来美国，美国人就如同见到从自己的学校毕业的学生一样激动，照顾得非常周到，甚至免费为咸临丸维修。

在纽约，日本人受到了盛大欢迎，百老汇大街上人头攒动，房屋的阳台上都站满了人。著名诗人惠特曼还专门写了一首诗《百老汇大街上一支壮丽的行列》，为看到了东西方联合和世界大同的前景而欣喜。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惠特曼诗选》里读到下面这些激情洋溢的诗句——

当码头边那无数威武而笔直的森林般的旗杆挂满了旗彩，

当每一只盛装的船都在船头上空升起了它的旗帜，

当三角旗迎风飘扬，沿街两旁的窗口都挂上了彩带，

当百老汇已被徒步的行人和伫立者通通占领，当群众已拥挤不堪了，

当房屋的阳台上都站满了人，当千万双眼睛凝神地集中于一个顷刻，

当那些来自海岛的客人在行进，当那壮观的行列显然在向前移动……

日本人当然更是大开眼界。红地毯、葡萄酒、西洋舞蹈、男女平等、公开辩论等，让他们感到惊奇。福泽谕吉在他的自传中，有一章的题目为“我加入了第一个访美使节团”，就讲述了日本武士所见所闻的很多趣闻逸事。通过对比，他认为“社会、政治以及经济被证明是最令人费解的”。

半年后，咸临丸平安回到日本。开天辟地似的壮举激发了日本人的民族意识，使节团在美国受到的欢迎也改变了日本人认为“西方人是野蛮人”的成见。就像当时的一位学者所说，“美国人的热诚是发自内心的。通过将朋友的意义扩展到世界上的所有人，而不仅仅局限于我们日本人自己，那么全世界的人都会是我们的朋友”。随着思想观念的改变，支持国家对外开放、走文明开化道路越来越成为日本人的共识。

在咸临丸横渡大洋的时代，东亚其他国家还在顽固地拒绝外部世界，徒劳地抵抗新文明的冲击，日本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精神风貌。诚如吉田茂所说，“日本虽然是在外国的压力下被迫开放门户，但是日本一旦决定开放，便毫不犹豫地在西方文明和经济的冲击下显示出自己敢于冒险的气魄和意志”。从这个意义上分析，咸临丸不愧是日本精神的象征。

千岁丸：从中国带回来的教训

如果说，启航之日千岁丸承载的是对中国的憧憬和幻想，那么归国之时，千岁丸带回来的是中国的教训：假如日本不锐意改革，发愤图强，就会像中国一样衰败腐朽！

自千岁丸起航，高杉晋作就开始生病。航行中遭遇狂风暴雨，同行者都很悲观，认为凶多吉少。但是高杉仍然坚持每天写日记，并详细记录经纬度和航海技术，为后人留下了关于日本近代第一艘派往中国的官船千岁丸的翔实资料。

千岁丸是一艘载重量为358吨的三桅木造帆船，原名为“阿米斯迪斯”（armistice），是日本花费洋银3.4万枚从英国人手中购买的。1862年5月29日，幕府派该船驶往上海。船长和主要船员均为洋人，船上共有51位日本人，除了幕府官员外，还有不少各个藩国选派的青年藩士，高杉晋作来自长州藩。

历史上中日两国曾有长期的交流来往，但是自17世纪70年代江户幕府禁海之后，两个多世纪里日本船只再也没有到过中国。千岁丸既承担着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任务，也肩负着收集中国信息的使命。

近代以来，上海是中国第一批对西方列强开放的门户，日本由此也把上海看作距离西方最近的地方。经过8天的艰苦航行，千岁丸终于驶近上海港，眼前的繁荣景象让高杉晋作大开眼界。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此乃中国第一繁盛海港，欧罗巴诸邦商船军舰数千艘停泊于江上，桅樯林立，填满津口。陆上则有诸邦商馆，粉壁千尺，殆如城郭，其雄大壮伟，笔纸难以表述。

当时高杉晋作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武士，但是这个23岁的年轻人“好读书，漫游天下，访奇人伟士”，热切地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上海外滩洋行云集，外国商船在黄浦江来来往往，这一景象震惊了高杉晋作。可是，当他上岸漫游上海城内外时，很快就见识到了光鲜背后的肮脏无序——

上海市坊通路之污秽难以言说。小衢间径尤甚，尘粪堆积，无处插足，亦无人清扫。或曰，出市街即为旷野，荒草没路，唯棺椁纵横，或将死尸以草席包裹，四处乱扔。炎暑之时，臭气熏鼻。清国之乱象，由此可知。

高杉晋作喜欢中华文化，汉诗写得很漂亮。可是眼前的中国与他想象的文明大国完全不同，不但街衢肮脏，而且人民吸食鸦片，士兵敝衣垢面，枪炮粗陋，在庙里栖身，而军械先进的外国军队则自由行动，这让高杉晋作极度失望。

对上海的情况详细考察以后，高杉认为，上海外滩之所以繁盛，“皆缘于众多之外国人商馆，城外城里亦多外国人商馆”。他注意到，中国人到处被外国人牵制着，“英国人、法国人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中国人都躲到道路两旁为他们让行。事实上，与其说上海是属于中国的土地，还不如说是英法两国的殖民地。在距上海1200公里的北京，中国的威风可能仍然存在。但是，提起我们所在地的上海简直是惨不忍睹。这让我想起吕蒙向宋太宗进谏时所说的‘以亲近，不及远，岂不宜也’的名言”。

高杉晋作不仅为中国感到悲哀，更为日本的未来忧虑，“虽然说我们是日本人，但是对于如此的局面也应该关心留意。因为这并不仅是中国一国之事”。

在高杉晋作看来，中国自古英雄辈出，节义之道也非常贤明，为什么会衰微到如此地步呢？综合上海的所见所闻和来自北京的各种信息，他得出的答案是，“他们不能制造凌驾万里波涛的军舰和制敌于数十里之外的大炮；他们国家的志士所著的《海国图志》等已经绝版，只提倡固陋偏颇之说，因循守旧，苟且懒惰，虚度岁月；他们只想着天下太平，没有改变方针政策去制作军舰大炮来防范敌国，所以才落得如此衰败之境地”。

高杉晋作眼睛里看到的是凋敝的中国，心里想的则是自己的祖国。8月3日，千岁丸启航回国。在返航的日记中，高杉晋作总结考察上海之行，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日本若不迅速实行攘夷之策，最终将重蹈中国之覆辙”。回到国内后，高杉晋作把自己的日记辑录为《游清五录》，至今仍然是了解近代日本之中国观的宝贵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参加千岁丸之行的日本人一共留下了六本著作，《游清五录》只是其中之一，其余五本的作者也都是优秀的青年藩士。他们富有朝气，善于思考，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同时怀着忧国忧民之心。像高杉晋作一样，他们都把这次访华看成是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实地考察中国社会、探求日本前途的好机会。因此，他们认真调查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状况，与中国各界人士接触，收集各类书刊、资料、地图，详细记录上海之行的亲身经历和调查成果。

千岁丸让这些年轻的武士有机会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曾经被日本崇敬的中国，如今已经不再是一个文明强盛的大国，而是千疮百孔，不堪一击，这让他们内心受到强烈震撼。如果说，启航之日千岁丸承载的是对中国的憧憬和幻想，那么归国之时，千岁丸带回来的是中国的教训：假如日本不锐意改革，发愤图强，就会像中国一样衰败腐朽！

千岁丸的上海之行，使日本的国家危机意识剧增。特别是那些充满忧患意识的年轻武士奔走呼号，谋求国家变革，在“尊王攘夷”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高杉晋作更是成为“尊王讨幕”派领袖之一，他组建的日本第一支新式军队“奇兵队”，成为倒幕中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倒幕成功，才有明治维新。可见，千岁丸对日本国家走向的影响不可估量。

很少有人注意到，就在千岁丸访问上海的同一年，“京师同文馆”在北京开学。这是清末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旨在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它翻译、印刷出版西方文献，因此成为中国政府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口。遗憾的是，当时中国的视野里只有欧美国家，并没有东瀛岛国。假如中国像日本一样善于从邻国吸取教训，较早地学习借鉴日本的经验，那么中国的近代史会不会被改写呢？

日本的“爱国贼”

诚如18世纪的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所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最后的藏身之地”。日本历史上的“爱国贼”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

1860年，当日本人首次乘坐咸临丸抵达美国之后，大开眼界，新鲜事物目不暇接。舰长胜海舟专门买了一把黑色洋伞作为纪念，船员好奇地围观，因为日本使用的都是木伞，从来没有这样的东西。舰长说：“我把这把伞带回国内，撑着伞在街头风光一番，你们说好不好？”立即有人提醒道：“我看还是在官邸里自己玩赏吧。您如果在街上招摇，一定会被浪人袭击！”

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就在咸临丸回国前半月，一个雪花飞舞的早晨，主张和外国通商的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在江户城樱田门外被浪人暗杀。“樱田门事变”宣告日本“爱国贼”抵抗对外开放的行动达到高潮。

数千年来，东方国家自成一体。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人闯进来，各种冲突在所难免。虽然日本政府并没有像清朝那样拒绝开放国门，而是和平地放弃锁国政策。但是门户初开之时，一些日本人认为外国人充满晦气污秽，不愿意让他们踏上本国的土地。在自认为社会精英的武士阶层中，这种思想并不少见，尤其是那些腰插双刀的年轻下层武士，许多都是“爱国愤青”，视外国人如寇仇。特别是在通商口岸，很快就掀起了“愤青”大肆刺杀外国人的风潮。

1858年8月，俄国见习官和水兵在横滨登陆购买粮食，遭到武士的袭击，2死1伤。这是日本国门开放之后发生的第一起刺杀外国人的事件。3个月后，在法国领事馆工作的中国人因穿西服而被误认为西洋人遭到杀害。1860年1月，在英国总领事馆当翻译的日本人遭到刺杀。2月，荷兰2名船长也被杀害。但奇怪的是，杀人凶手一个也没有抓获。这从而进一步助长了暗杀之风。

“樱田门事变”之后，排外风气更加高涨。在外国人看来，这个东方岛国充满了暴力和恐怖。1861年初，一位美国翻译被杀；6月，英国公使馆遭武士袭击。1862年6月，英国水兵被杀伤；9月发生了“生麦事件”——一位骑马的英国人无意间冲撞了一个藩主的队伍，被藩主的护卫当场砍死。“生麦事件”酿成极大的危机，一度将日本推向战争的边缘。最后幕府不得不赔偿巨款，才消弭了一场灾难。

日本“爱国贼”的暗杀行为不都是自发的，而是受到了来自高层的煽动和纵容。当时的孝明天皇非常反对与外国通商，他听说幕府赔偿“生麦事件”后十分震怒，下诏说：“纵使皇国一端化为焦土，亦绝不愿开港交易。”这种典型的“愤青”言论，更加激励了日本“爱国贼”的排外行为。

后来成为日本近代工商业精神领袖、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早年也是一个“爱国愤青”。他放弃家业，狂热地加入“攘夷”活动。1863年，他与其他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制订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攘夷暴力行动计划，并购买了武器，准备以武力先占领高崎城，然后再一鼓作气打进横滨，将那里的外国人全部杀光。但是在实行计划之前，由于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而不得不暂且作罢。

随着仇恨外国人的风气的蔓延，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日本人也成为仇恨对象。腰插武士刀的浪人充斥街头，四处寻找“卖国贼”。在他们看来，凡是与外国沾边的都有卖国嫌疑。与外国人做贸易的商人关起了门，讲西方学问的洋学者的处境越来越危险，随时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因为在自诩为“爱国者”的浪人的眼中，那些读外国书、喜欢谈论欧美文化制度的人，都是欺瞒世人、崇洋媚外的卖国贼，人人得而诛之。

在排外之时，仇视手无寸铁的学者，似乎并非日本所独有的现象。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那些高举爱国旗帜者的愚蠢和非理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的卑怯。他们不敢向那些掌权者叫板，正如鲁迅所说，“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以此表明自己的爱国勇气。

一位受聘于幕府的翻译官，无意中提到外国事物，被青年武士提刀追杀，跳进冰冷的护城河中才幸免于难。另一位翻译官的家被浪人破门而入，他从后门匆忙逃出，才捡回一条老命。

日本“爱国贼”的要求是，废除已经签署的通商条约，将外国人永远驱逐出日本。这显然既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运动，也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救亡运动，只是盲目排外的社会破坏活动而已。这些过激行为虽然改变不了历史潮流，却阻碍了日本的开国改革，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动荡。“爱国愤青”滥杀无辜的行为，逐渐遭到了世人的唾弃。国民越来越认识到，只有以开放的心态接受现代文明，融入现代文明，才是日本的出路。在这种社会共识的推动下，日本爆发了明治维新改革运动，“爱国贼”也消失了。

诚如18世纪的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所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最后的藏身之地”。日本历史上的“爱国贼”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不过，“爱国贼”并不是日本所独有的现象，在19世纪东亚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现象。可悲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一些国家仍然不时闪现“爱国贼”的魅影，让人徒生“今夕是何夕”的感慨！

伊藤博文：一个“爱国愤青”的醒悟之路

多些理性思考的爱国者，少些感情用事的“爱国愤青”，这是一个国家的福音。相反，假如感情用事的“爱国愤青”越来越多，理性思考的爱国者被排挤驱逐，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就令人担忧了。

伊藤博文曾任日本第一任总理大臣，在推动日本走向现代化方面贡献巨大。谁能够想到，这位力主向西方学习的政治家，早年间竟然也是一位“爱国愤青”。

1841年，伊藤博文出生在日本本州岛最西端的山口县萩城，父亲是一个下层武士。虽然武士是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但是下层武士生活贫困。伊藤博文小时候寄居于寺院，后来又在一个藩士家做侍童，平时做杂役，闲时习文识字。

就像一位传记作家所说，“如果他早生十年，或许他只是萩城的一个农夫，平安平凡地度过一生”。可是，就在伊藤博文12岁那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乘“黑船”来到东京湾，叩击闭关锁国的日本的铁扉。“黑船来航事件”不但打破了日本两百多年的太平迷梦，也惊醒了伊藤的村童梦。他那时才知道日本国的存在，知道世界的存在。

17岁时，伊藤博文进入松下村塾求学，成为吉田松阴的门下弟子。吉田松阴是当时日本改革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为了应对列强纷纷进入日本的新时局，他提出“攘夷”论，同时暗自与全国志士相通，意图推翻幕府。伊藤博文接受老师的命令，到京都、江户等地刺探情报，成为一名激进的“爱国愤青”。

当时日本的“爱国愤青”认为，国家之所以备受列强欺侮，就是因为幕府的当政者误国卖国。只要将这些“卖国贼”清除，集结力量把列强驱逐出去，日本就可以恢复往日的太平和荣光。在后人看来，这种想法当然是愚昧可笑的，可是包括伊藤博文在内的许多武士都被这种想法所驱动，来到政治中心江户。

1858年6月，幕府被迫先后与美、俄、英、法、荷等国家缔结了不平等条约。国内舆论沸腾，“爱国愤青”更是义愤填膺，策划暗杀活动，结果招致幕府的残酷镇压。伊藤博文的老师吉田松阴也由于策划暗杀幕府老中而被捕入狱，终被处死。埋葬恩师之后，伊藤博文更加憎恨幕府，积极参与暗杀活动，但是无一成功，反而数次险些被幕府的刺客所杀。

激进运动一旦形成，往往会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内在冲动。尽管暗杀举动难有成效，但是“爱国愤青”并不醒悟，反而将仇恨的范围不断扩大。那些理性地主张朝廷与幕府融合、采取开国进取主义的有识之士也被他们视为敌人。“爱国愤青”的逻辑是：幕府是坏的，幕府采取开国政策，因此开国政策也是坏的。一个人如果主张开国，就是献媚于幕府，当然就是奸贼，理应除之而后快。伊藤博文就曾参与暗杀长井雅乐——一位主张开国进取主义的名士，但没有成功。

当时江户聚集了一大批血气方刚的青年武士，种族的民族主义、家臣式的忠诚，以及对帝王的崇敬结合为一种献身的激情。1863年，与幕府对立的天皇下达了攘夷期限的敕诏，“爱国愤青”更加激情昂扬地投身于激进活动中。他们出入于茶园青楼，密谋各种暗杀活动：从暗杀幕府老中，到暗杀理性开国派，再到暗杀外国公使，但少有收获。最成功的一次，是一天深夜放火烧毁英国公馆。伊藤博文和他的战友一面看着远处的火光冲天，一面举杯畅饮通宵欢舞。

此外的暗杀和破坏活动几乎都没有成功，许多参与者反而轻易地葬送了性命。血与火并没有带来希望，伊藤博文陷入了困境。假如他一意孤行，最终的结局很可能是横死街头，或者在幕府的牢狱里被折磨致死。总之是空洒一腔热血，轻于鸿毛。幸运的是，1863年长州藩主命令他和其他三个年轻藩士秘密出洋，到英国留学。

22岁的伊藤博文在英国亲眼见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思想便随之发生变化。他认识到，仅仅凭借一股保卫民族独立的热情去盲目“攘夷”，决非上策，只有开国，向西方学习，日本才能走上光明大道。

一年后，伊藤博文回到国内，发现国内的排外运动日渐高涨，形势非常严峻。尤其是伊藤博文所在的长州藩，多次向通过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开炮。英国、法国、美国、荷兰四国组成联合舰队前来征讨，战争一触即发。伊藤博文立即与外国公使联系，要求暂缓开战。然后他带着外国公使的书信，乘坐英国军舰回到长州藩，力劝藩主不可“攘夷”。他指出，与其空费国力，不如将此力用于恢复王政，以完成国内统一。

伊藤博文乘坐外国军舰而来，又提倡开国论，让当地的“爱国愤青”异常气愤。他们认为伊藤博文已经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贼”，应该砍杀来血祭“攘夷”的战旗。伊藤博文也发现，自己突然陷入随时可能被杀的境地。许多“爱国”的武士手提刀刃四处搜寻他，必欲手刃而后快。伊藤博文被迫隐姓埋名躲避起来。

战争最终没有避免。四国联合舰队很快就攻陷下关沿岸炮台，长州藩被迫提出议和。伊藤博文又被请出来参与谈判。最终长州藩同意赔款，并允许外国军舰自由通过下关海峡，被摧毁的炮台不再修复和重建。

从此，日本“爱国愤青”的气焰日渐削弱，社会思潮趋于理性。伊藤博文作为“开国进取”的先行者和促进者，积极参与明治维新运动，在日本实现近代化的过程中建立了不朽功勋。他的塑像至今屹立在日本国议事堂大厅里，供人瞻仰。

从冲动暴力的“爱国贼”到理性的爱国者，伊藤博文走过的道路具有典型意义。因为后发国家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基于义愤的“爱国愤青”。他们虽然勇敢，却于事无补，甚至成为社会进步的破坏力量。多些理性思考的爱国者，少些感情用事的“爱国愤青”，这是一个国家的福音。相反，假如感情用事的“爱国愤青”越来越多，理性思考的爱国者被排挤驱逐，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就令人担忧了。

如欲世界认可日本，请自遵守此法始

一场沸沸扬扬的海难事故，终于以合理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在那个混沌的年代，能够率先按西方人的方式处理争端，无疑是超前的。

1867年5月26日，夜色苍茫的濑户内海上，“伊吕叶丸”商船正在正常航行，突然迎面驶来轮船“光明丸”。“伊吕叶丸”躲避不及，被接连撞了两次，沉没海底。

这就是被写进日本历史的著名的“伊吕叶丸”事件，它是日本第一起民间蒸汽船只相撞事故，当时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由于当晚“光明丸”无人执勤，所以应该承担责任。但是，事情绝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它涉及幕末时期复杂的政局，也把坂本龙马卷进了旋涡。

两年前，“神户海军操练所”（类似国立海军大学）被幕府下令关闭，担任该所领导人的坂本龙马不得不离开。他来到长崎，成立了类似今天株式会社的商社“龟山社中”，从事进口军火的“走私”业务。这是被幕府垄断的贸易，不过在政治动荡的幕末时代，各个藩国为求自保，都在偷偷地购买步枪和军舰。

后来，坂本龙马改组“龟山社中”，正式成立了“海援队”。《海援队约规》规定，参加者必须是对海外事务有志向的人。队员一边学习，一边进行政治、商业活动，内部还设有各种各样的团体。这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和幕藩体制完全不同，是一个没有等级身份的社会组织。海援队是土佐藩的外围组织，但是在队长坂本龙马的心中，海援队不是单纯为某个藩国的利益而设，而是“世界的海援队”。

海援队像现代公司一样寻求盈利。它自己没有船只，就先租借了大洲藩的商船“伊吕叶丸”进行商务活动，并约定每次航行支付五百两作为补偿。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种非常先进的经营理念。不想，没多久便发生了“伊吕叶丸”被撞沉事件。

很显然，“光明丸”理应承担事故责任。但是“光明丸”属于纪州藩，纪州藩主张由幕府主持裁决。纪州不但是一个大藩，而且是德川将军的亲信藩国，如果让幕府裁度，结果很可能对海援队不利。雪上加霜的是，“伊吕叶丸”所属的大洲藩也提出，要求土佐藩赔偿三万两损失。

承受压力的土佐藩一筹莫展，一度打算向纪州藩妥协。但是作为海援的队长，坂本龙马却大胆提出：日本以后会成为一个发达的航运国家，今后在海面上类似的事故会变得频繁，届时人们一定会以最初的案件处理为准。如果我们在此退缩，那么只能纵容强大藩欺负弱小藩的案件滋长。

在坂本龙马的坚持下，土佐藩和纪州藩进行了谈判。双方争论激烈，僵持不下。坂本龙马拿出了一本《万国公法》，提出按照世界公认的准则处理此事。他慨然道：“欲让世界认可日本，请自遵守此法始。”

《万国公法》是美国外交官惠顿（Henry Wheaton）的国际法著作，1836年出版。1861年清政府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急需了解国际法，“每欲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于是，恭亲王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支持协助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将《万国公法》翻译成中文，1864年刊行。但是，这部法学著作被认为是外来的，与中国的体制不合。一些士大夫甚至怀疑这种法律是一种陷阱，如果采用它，就意味着放弃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和破坏朝贡制度，为《万国公法》作序、对其大加赞赏的董恂因此被指责为讨好夷人。

诚如谭嗣同所批评的那样，“即如万国公法，乃西人仁至义尽之书”，而中国人不能虚心学习、认真研究，“无怪西人谓中国不虚心，不自反，不自愧、不好学、不耻不若人”。

不过，《万国公法》在日本却得到了不同的待遇。中文版《万国公法》很快传入东瀛，受到日本的重视。一些日本学者还以中文版为蓝本，将其翻译成日文出版，影响很大。坂本龙马善于接受新知识，因此就将《万国公法》作为自己的论据，使纪州藩措手不及。不过，纪州藩随之质疑，此法在日本缺乏执行经验，没人有执法资格。

让纪州藩想不到的是，坂本龙马又搬来了英军将军亨利·克贝尔进行仲裁。彼时，日本藩国对于外国人还是礼让三分的。于是，在这位英国将军的主持下，最终判定纪州藩赔偿土佐藩83526两（最后经双方协商减为70000两）。

一场沸沸扬扬的海难事故，终于以合理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在那个混沌的年代，能够率先按西方人的方式处理争端，无疑是超前的。在这个意义上，坂本龙马为日本近代航海事业也开了个好头。

据说，“世界”是坂本龙马所喜欢的词汇，他的志向是面向世界的大海。他曾说，日本将来必是海运大国，世界的大海上只要有千艘日本船在航行，日本就可成为与列强一样的强国了。他还曾梦想建造日本最大的私设舰队。遗憾的是，“伊吕叶丸”事件平息后不久，这位胸怀世界的年轻人就被暗杀，“壮志未酬身先死”。

1868年4月，海援队也解散了。虽然坂本龙马创立的这个自由人团体活动的时间不到一年，却培养了一批有识之士，陆奥宗光（曾任外务大臣）、中岛信行（首任众议院议长）、石田英吉（曾任长崎县长）等人物为推动明治维新发挥了重要作用。担任过海援队交涉官的岩崎弥太郎也为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三菱财阀的创始人，最早从事船运业，拥有的汽船吨位一度占全日本的73%，纵横海上，实现了坂本龙马的梦想。

时至今日，在坂本龙马的家乡日本高知县的海滨，还耸立着坂本龙马的铜像。他遥望着浩瀚的太平洋，右手放在怀中。游客常常为了坂本龙马这只手握着什么而争论不休。有人说是握着手枪，也有人说是揣着英日词典。

一位日本学者对我说，坂本龙马拿的是《万国公法》。我问，为什么呢？他笑着回答道：“坂本龙马总是走在时代的最前面，当明治国家建立的时候，什么手枪、刀剑早都过时了，坂本早就想到靠法律来治国了。”

井伊直弼：主张开放的政治家为什么以悲剧告终

威权固然可能扭转国家方向，开创新时代，但是如果威权者对权力没有清醒的认识，肆意弄权，最终有可能成为威权的殉葬品。这就是井伊直弼的人生悲剧对后世的警示吧。

1860年3月3日，从早晨起就下起了雪，江户城里白茫茫的，一派肃杀景象。这一天是日本传统的上巳节，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在60多人武装部队的护卫下走出家门，要登城发表佳节祝贺词。队伍经过樱田门时，埋伏在附近的18名武士发动突然袭击。井伊直弼卫士的武士刀为了防止雪水沾湿而被包紧，不能及时应战，行刺者冲破卫队防护，取下了井伊直弼的首级。电影《樱田门之变》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血腥场面，临死前的井伊直弼低声悲呼“日本怎么办啊”。

井伊直弼是幕末时期的权臣，也是当时少有的开明政治家，有见识有担当，可是最后却死于非命，其人其事值得后人深思回味。

1853年，“黑船来航事件”震惊了日本，幕府向各位藩主征询意见。大多数人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将外来者驱逐出去。时任彦根藩主的井伊直弼却力排众议，认为“不可开无谋之兵端，以亡人寿”。在井伊直弼看来，日本的国防只能通过采用新技术，尤其是通过战争来加以保障，而这样的知识则要依赖与西方国家建立关系。他说，“在我们如今面临的危机中，仅仅通过坚持我们以往的锁国令，是不可能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与稳定的”。

在后人看来，井伊直弼的观点理性客观，实在难得。不过在当时人们的眼里，这种主张“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因此遭到了强烈反对。幸运的是，理性的意见占据了上风。幕府没有与美国开战，而是缔结条约，放弃锁国政策。

1858年，43岁的井伊直弼就任幕府大老。这本身是一个位于老中之上的荣誉性职务，但是井伊直弼担任此职时被特别赋予实际决定权，成为政坛的中心人物。当时幕府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要不要与美国签订友好通商条约。此前美国已经与日本进行了一年多的谈判，最终议定了通商条约，包括开放更多港口、允许自由贸易等内容。可是此时日本国内反对声浪高涨，所以一直拖延着没有正式签约。幕府为了缓解压力，就派人到京都征求天皇的意见。过去，天皇对幕府的决定都是例行公事地加以批准。可是这次却明确反对，让幕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井伊直弼刚刚成为幕府的实权人物，就面临两难选择。如果批准条约，就会被指责为“卖国贼”，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如果不批准，日本有可能重蹈清政府的覆辙。就在同一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战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天津条约》。而且当时美国军舰已经开进江户湾，大有不惜一战之势。如果开战，以日本的实力，结果可想而知。

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是巨大的考验。井伊直弼认为，与其拒绝签订条约使国体受辱，不如签字妥协，以谋长远。在海防军备不足的情况下，他决心甘受重罪而保全大局，断然下令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条约包括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款，有损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尊严，但是毕竟避免了一场战争。两害相权取其轻，从历史的角度看，井伊直弼的选择是正确的。因此，后来的历史学家对他的理智和勇气给予高度评价。

依靠个人强权，井伊直弼还解决了争议不休的幕府将军继承人问题，推举德川家茂承袭将军之位。从血缘角度看，这是最适合的人选。不过，当时德川家茂年仅13岁，不能总理国政，于是井伊直弼就将大权抓在自己手里，开始了个人专制的时期。

与外国签订条约成为许多人的攻击借口，尤其是那些在将军继承人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政客，更是利用与外国通商来攻击井伊直弼，“尊王攘夷”运动也开始兴起，井伊直弼陷入孤立。

面对如此局面，井伊直弼本来应该用柔性手段来化解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缓和矛盾，凝聚共识，推动日本走向改革开放。但是这位个性刚强的政治家不愿妥协（这可能是专制政治家的通病），而是一意孤行，强硬镇压。他大举逮捕反对派，酿成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安政大狱”。受株连的公卿、大名、“尊王攘夷”志士等达一百多人，一些人被处以剖腹自杀或斩首等酷刑。“尊王攘夷”的领袖吉田松阴本来被判处流放罪，却被井伊直弼亲自改为死罪，当天就押赴刑场斩首。

在专制时代，这种残酷镇压反对派的事件非常平常。可是，井伊直弼没有意识到，日本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老路已经走不通了。仅仅通过坚持以往惯常使用的残酷镇压，无法化解面临的危机，也不可能确保个人安全和国家稳定。

“安政大狱”导致天下怨怒，一些激进武士来到江户，谋划暗杀行动。亲信劝告井伊直弼立即辞去职务，否则性命难保。井伊直弼谢绝忠告，也没有增加卫士。他说：“人各有天命，刺客果要杀我，纵然如何戒备也有隙可乘。”结果，井伊直弼终究没有逃脱被刺杀的命运。

井伊直弼死后，“尊王攘夷”运动更加激进，日本进入了一个暴力和恐怖时期。直到八年后幕府被推翻，日本进入明治维新时代，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走上了富国强兵的近代化道路。假如井伊直弼对反对派宽容一些，以他的见识和勇气推动日本的改革开放，国家可能会少走一些弯路，他自己也不会死于非命。

为了追悼井伊直弼，我专程乘车从东京来到横滨。井伊直弼死后被葬在横滨火车站北面的山坡上，陵墓前竖立着他的雕像。他一身典型的幕府时代的官服，宽袍大袖，眉宇间有专横之气，令人望而生畏。我站在井伊直弼的雕像前，想起历史上许多雄心万丈的政治家，最后却黯然收场，甚至不得善终，不禁感叹历史的无情。

威权固然可能扭转国家方向，开创新时代，但是如果威权者对权力没有清醒的认识，肆意弄权，最终有可能成为威权的殉葬品。这就是井伊直弼的人生悲剧对后世的警示吧。

坂本龙马：日本改革的设计者

历史再次证明，最富有历史眼光的往往不是身居高位的衮衮诸公，而是那些出身草莽的民间志士。明治维新时代的众多民间志士中，最杰出者非坂本龙马莫属。

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中，日本人最喜欢的是坂本龙马。至今在日本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

坂本龙马对他的朋友说：“今后在室内乱打乱斗的情况会多起来。我喜欢小太刀，小太刀灵活，比太刀实用（当时流行太刀）。”不久，这位朋友带了小太刀来见龙马，龙马却掏出来一柄手枪：“这个比小太刀更具威力。”下次朋友带了手枪来见龙马，龙马掏出的却是一部《万国公法》：“手枪只能杀伤敌人，此书可以振兴日本！”

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坂本龙马是一位永远走在时代前面的英雄。从他短暂的一生可以看出，坂本龙马确实是一位不断与时俱进的人物。

1853年“黑船来航事件”的消息传来时，坂本龙马正在江户学习剑术。这位17岁的少年来自土佐藩（现在的高知县）一个下级武士家庭，剑术颇为高超。和当时许多年轻气盛的武士一样，龙马对无端闯入日本的外来者非常敌视。在写给家人的书信中，他愤恨地写道：“一旦开战，就将取下异人首级，胜利归来。”

假如按着这样的思想走下去，龙马很可能成为那个时代流行的“爱国愤青”中的一员，甚至在暗杀外国人的风潮中断送性命。可贵的是，龙马很快就认识到，日本面对的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武士刀不可能抵抗“黑船”的威力，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解决问题。

自从国门被美国舰队叩开之后，“日本向何处去”就成为许多忧国之士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为了寻求答案，龙马到处拜访结交天下有识之士，丰富自己的眼界，也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答案。

最初，龙马拜访了吉田松阴的老师佐久间象山。这位幕末时期的思想家提出“攘夷”论，影响了后来的“尊王攘夷”运动。此后，龙马接触到了另一位思想家河田小龙，从他那里了解到世界地理格局和各国风土人情，逐渐打开眼界。因此，龙马虽然参与“尊王攘夷”运动，但是绝不像许多顽固的“攘夷”派那样盲目排外。不过，龙马仍然没有找到“日本向何处去”的答案。

1862年，龙马结识了时任幕府军舰奉行（海军司令）的胜海舟。胜海舟虽然是幕府官员，但是思想非常开明。他曾作为舰长，率领“咸临丸”访问美国，完成首次横渡太平洋的壮举。他同外国人直接接触，视野开阔，形成了那个时代罕见的国际观，是日本少有的“睁眼看世界”的人士。

这时27岁的龙马已经游历天下，阅人无数，但是他非常佩服胜海舟，称赞他是“当今日本第一”的人物。在胜海舟的影响下，龙马树立了现代国家观念，在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日本国”的概念。在他看来，日本要结束分裂割据的状态，实现统一，才能建立现代国家。这已经超越了当时盛行的“尊王攘夷”思想。

更难得的是，龙马还结识了另一位思想家横井小楠。当时美国强迫日本通商，日本国内“锁国攘夷”的声浪高涨，横井小楠不但提倡“开国通商”，而且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共和制。这种颇为激进的主张让许多人士侧目，却得到了龙马的信服。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龙马拜访的这些人士虽然思想各有不同，但是都让他大开眼界，也让他心中“日本向何处去”的答案越来越清晰。

彼时的日本幕府权威衰退，“尊王攘夷”运动风起云涌，可是各藩国之间权力争斗激烈。尤其是两个最强大的藩——长州藩和萨摩藩长期不和，为争夺全国政局的领导权而相互敌视。到了1865年，双方之间的矛盾发展到兵戎相见的地步，日本面临内战的危险。

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坂本龙马提出了“萨长联盟”的政治设想，并为此在两个藩之间奔走斡旋，推动双方巨头进行会谈。1866年初，两个藩终于缔结同盟之约，决定联合推倒幕府统治。

1867年6月9日，龙马乘船从长崎出发前往京都。幕府将军正在京都召开大名会议，商讨如何应对“萨长同盟”。此时的日本已经逼近了历史拐点。“尊王攘夷”派一心要推翻幕府，反对派则坚持拥护幕府，争论的焦点仍然是权力，没有谁对日本未来提出完整的设想。

历史再次证明，最富有历史眼光的往往不是身居高位的衮衮诸公，而是那些出身草莽的民间志士。明治维新时代的众多民间志士中，最杰出者非坂本龙马莫属。在名为“夕颜号”的船上，龙马向土佐藩参政后藤象二郎道出了自己的改革设想——

天下政权奉还朝廷，政令宜出朝廷。（去除幕府与藩镇的权力）

设上下议政局，置议员以参万机，展公义以决万机。（设立议会制度）

公卿诸侯，以致天下人才，举其又能，并赐官晋爵，以为顾问，削有名无实之官。（招募有志人才）

广采公议以交外国，检讨规约以定其当。（修订不平等条约，主权平等）

复核古有之律令，撰定完善之法典。（修订法条）

扩张海军。（掌握制海权）

置亲兵以卫帝都。（保护首都）

金银货物等市易之事，应参照外国，定其宜当之法。（自由市场经济）

这就是著名的《船中八策》。它对日本的未来进行了全面设计，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回答了“日本向何处去”的问题。这套改革方案在当时就发挥了巨大作用，促成了“大政奉还”：1867年10月，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把政权还给了天皇，持续260多年的德川幕府统治自此结束，也标志着日本近代史的开始。

此后不久，龙马在《船中八策》的基础上，拟定了《新政府纲领八策》。《船中八策》和《新政府纲领八策》加速了日本朝“光荣革命”方向迈进的脚步。遗憾的是，《船中八策》和《新政府纲领八策》提出还不到一个月，龙马就被暗杀了，时年32岁，一代英才自此陨落。

虽然龙马生前未能见到他的宏愿实现，死后其思想却如星火燎原。《船中八策》和《新政府纲领八策》奠定了明治维新的理论基础，成为日本新国家体制的基本方针，后来的明治维新基本上是按照龙马的改革设想展开的。因此，这两份文件是明治新政府建国纲领的蓝本，堪称日本近代政治改革的“顶层设计”。作为第一个对“日本向何处去”做出明确清晰回答的人，坂本龙马则当之无愧地被誉为日本近代改革的设计师。

佐久间象山：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日本人

在外来文化冲击下，日本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核心议题。象山在著作里明确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为日本开国进取提供了指导思想，也为游移于传统与西洋的幕末维新时期的日本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应对方案。

鲜为人知的是，魏源在写作《海国图志》之前，写过一本军事著作《圣武记》。这本书远比不上《海国图志》有名，却让一位日本读者拍案称奇，“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

魏源的这位“海外同志”，就是幕府末期的著名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就像魏源被称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象山堪称“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日本人”。

象山在被暗杀前写成的回忆录里说：“我20岁以后，就知道匹夫与一国（藩）的关系，30岁以后就知道与天下（国家）的关系，40岁以后就知道与五大洲（世界）的关系。”寥寥数语总结了一个思想家与时俱进的思想历程。

一

佐久间象山20岁的时候，日本刚刚进入“天保”年间（1830—1844年）。“天保”这个年号的意思是“上天垂佑”之意。

当时幕府统治下的日本似乎颇得“上天垂佑”，四海升平，八方宁靖，大有盛世景象。虽然偶尔会有一些悬挂奇怪国旗的外国船只闯入日本海域，却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幕府颁布“无二念打拂令”（即一律开炮将其驱离）之后，这些外国船只似乎再也没有出现过。日本继续在停滞、太平、孤立的梦里酣睡。彼时的象山正沉浸于儒学经典之中。

1811年，也就是魏源考中秀才、林则徐考中进士的那一年，佐久间象山出生在松代藩（现为长野县）。他的父亲是一位下级武士，在藩主府中供职。在那个身份世袭的时代，象山一出生就是一个武士。武士除了习武外，还要读些书，以便成年后报效藩主。在多达200多个藩国里，武士都认为自己吃的是藩主的饭，当然要效忠于藩主。至于“天皇”，是一个遥远的宗教性的存在。“日本”则被认为是“天下”，与自己并没有太多关系。

象山自幼聪明，勤奋不倦，在儒学方面很有造诣。某年江户的一位儒学家被聘请来给藩士讲授经书，年轻的象山指出其谬误之处，理据充足，反驳得这位很有名望的儒学家无言以对。

松代藩藩主很器重象山，遂资助他游学江户。22岁的象山拜江户第一大鸿儒佐藤一斋为师。佐藤一斋经学诗文，造诣很深，各藩许多优秀青年聚集于他的绛帐之下。象山因为豪迈不群、才思敏捷，被称为“佐门二杰”之一。他虽然敬佩老师的学问，但是并不苟同其学说，因此不去听老师讲经学，只向他学习文章诗赋。

象山并不知道，进入19世纪以来其他国家一直在试图访问日本，以达成与日本互利通商的目的。1837年，非武装的美国商船“莫里森”号从中国澳门驶抵日本浦贺近海，船上载着七名日本漂流民。但是这种主动示好行为获得的回报却是炮击，最后仓皇撤离，那些日本漂流民也只能跟随船只返回中国。

此事在日本引起了争论，那些抨击幕府强硬政策的“兰学”家遭到了打压。彼时，26岁的象山刚刚进入兰学之门，正热心地学习洋式炮术。此前，象山笃信儒学的理念“礼”，把封建等级制度看成是“天地自然之秩序”，把朱子学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认为朱子学最基本的方法论是“格物穷理”。现在，兰学给这位儒学家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知识世界，不过，他认为兰学与朱子学并非对立，朱子学“格物穷理”正是在洋学中所实行的。他说：“宇宙实理无二。斯理所在，天地不能异此，鬼神不能异此，百世圣人不能异此。近年西洋所发明许多学术，总之皆实理，只足以资吾圣学，而世之儒者，类皆凡夫庸人，不知穷理，视为别物。”

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外来知识的过程中，象山的世界观已经悄然发生改变。特别是1839年他在江户开设象山书院之后，结识了很多有志青年，和他们一起讨论学习，交流思想，研究海外事业。胜海舟、坂本龙马、吉田松阴、高杉晋作等明治维新的重要历史人物，以及明治时代著名的启蒙社团“明六社”的加藤弘之、西村茂树等思想家，都是这所学院的学生。象山的这些弟子几乎决定了日本近代史的走向。

不过，作为青年才俊，当时的象山更像一个饱读诗书、满腹才华的传统文士。他以汉文作的《望岳赋》和《樱赋》，被时人称为杰作，广为传诵。他和藤田东湖等名士都有交往，也受到这些人的推许。一位久负盛名的诗坛大家对他的诗才文才评价相当高，还请这位不到30岁的年轻人为自己的诗集作序。

二

象山30岁时，清朝陷入危机的消息震惊了他。他没有想到，一向被认为文化昌盛、国力强大的清朝却在鸦片战争中不堪一击，一败涂地。

早在鸦片战争爆发时，象山就通过有限的渠道了解战况进展，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变化。在他看来，“英夷寇清国，声势相逮”，局势十分严峻。他认为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各国自营其利，欲网世界之利，故兴邪欲”。清朝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唯知本国之善，视外国为贱物，侮为夷狄蛮貊，而不知彼之熟练于事实，兴国利，盛兵力，妙火技，巧航海，遥出己国之上”。象山同情中国的遭遇，谴责英国的侵略行径。然而，他冷静地看到英国“船上备大炮”，因此可以“恣意凶奸”，侵犯中国。

“这是一个正在外国发生的事情，”一位幕府老中在一封给下属的信中写道，“但是我相信，它也包含了对我们的警告。”当时日本由于灾荒，社会普遍不安。清朝惨遭失败的教训让日本认识到，如果不能解决国内矛盾，就难免受西方国家的侵略。于是，幕府开始实行“天保改革”。

松代藩的藩主被任命为幕府老中，管理海防之事。深受器重的象山担任藩主的顾问，负责研究军事科技。敏锐地捕捉到世界局势变化的象山，已经跳出狭隘的藩国，开始从“天下”的视野思考整个日本的处境和未来出路。他鉴于中国鸦片战争的教训，深感西方列强对日本也怀有野心。为捍卫日本的独立，必须巩固海防，因此于1842年向幕府上书，提出著名的《海防八策》，包括各藩国海岸建筑炮台、铸造大炮、建造军舰、训练海军、兴办学校、普及教育、选拔人才等。

后来，象山发现魏源写的《圣武记》仅比自己上书早四个月，“而其所论往往有不约而同者”，因此感慨万千，引为“海外同志”。此后他读到魏源的《海国图志》，十分认同“以夷制夷”的主张。不过，这个日本学者并没有全盘接受魏源的观点。例如，他不同意魏源只强调坚壁清野、严密防守的战略，而主张讲究炮舰，主动出击敌人于外海。他还批评魏源对炮学缺乏深入研究，《海国图志》一书中关于炮舰之学谈得太粗浅。

象山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今世界的领导者就是英国和法国，两个国家都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历来儒学家倡导“王道”，认为以力不足以服人，“内圣外王”才是儒学家的理想境界。象山从现实的国际形势出发，认为这些都是迂腐的“空理”。他针锋相对地提出，实行“王道”也必须尽量扩充军事力量。日本只有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成为世界“一等强国”。

“方今之世，仅以和汉之学识，远为不足，非有总括五大洲大经纶不可，”象山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全世界之形势，自哥伦布以穷理之力发现新大陆、哥白尼提出地动说、牛顿阐明重力引力之定律等三大发明以来，一切学术都得其根底，毫无虚诞之处，尽皆踏踏实实。欧美诸洲逐渐改变面貌，乃至蒸汽船、电磁体、电报机等的创制，实属巧夺造化之功，情况惊人。”

面对新形势，象山以“格物穷理”的精神，潜心研究西洋学问，成为赫赫有名的洋学家。他按照荷兰书籍铸造大炮，成功地进行了演习。他以荷兰的《步兵操典》为教材，训练部队，教授炮术，积极传授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军事知识。他还亲自动手制造了质量不低于外国的玻璃，推广马铃薯的栽培方法。此外，他还热心于种痘、预防霍乱。

在许多人依然将西方文化视为“邪教”和“奇巧淫技”的时代里，象山清醒地认识到欧美诸国近代文明的发达程度。他不再是传统的儒学家，而是成为一个“新日本人”。

幕府主导的“天保改革”不但未能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反而导致经济混乱，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最终以失败告终。让胸怀大志的象山更加失望的是，军事改革并无进展，日本的军事实力也没有得到增强。

三

象山40岁时，日本的锁国体制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外国的船只不时游弋在日本海域，要求日本开放国门。幕府坚决拒绝，继续固守锁国政策。

1853年，美国佩里准将率领的“黑船”驶进江户湾，炮口对准江户城，要求日本开国，形势急转直下。幕府惊慌失措，破天荒地向各界征求对策。时任藩军议役的象山向幕府提出训练海军、改革军制、选择将才、振奋士气等十条建议，这就是著名的《论时务十策》。它和《海防八策》一样，都是治国安邦的经纶，但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和十年前比起来，年过不惑的佐久间象山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变。他认识到，原有儒学的华夷观已经无法解释世界的现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排斥夷狄，必须正视和适应业已扩大的世界的现实。他的思想跨越儒家的樊篱，摒弃了夷狄野蛮的偏见。他的目光从东亚扩展到整个全球，开始从全球的世界形势出发思考日本的未来。

日本被迫开放国门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增长，幕末各藩藩主和武士知识分子的思想十分活跃，尤其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华夷论”更加流行。它主张严内外之分，宣扬日本冠绝世界各国，由此又发展为“攘夷”思潮。这种保守思潮主张发扬武士道精神，坚持排外，维持日本国体的纯净和尊贵。

象山反对这张狭隘的民族主义。他认为，日本的武士道根本不能应对坚船利炮，只要能够增强国家实力，任何政策都应该调整，包括国家对外开放。他经过对西方各国情况的研究，认为日本要富国强兵，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必须打破国禁，抛弃儒家学说，“幡然改变既往苟且（权宜之计）之故辙（常规）”，向西方学习，“发展诸学科，变城制，禁游民，省刑罚，大兴器械之学，开设工场，多造大船，复航海之法……本国之实力将超过英、法、美各国”。

象山特别赞赏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彼得大帝为了使落后的俄国富强起来，实现近代化，曾亲自前往荷兰和英国，在工厂中学习西方技术，把“愚顽之贫国”建设成为“不在他国之下”的富强国家。为了使日本富强起来，实现传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收集情报的紧急任务，象山认为日本的有志之士应该像彼得大帝那样前往西方，直接向它们学习。

可是，幕府虽然迫于压力而不得不放弃锁国政策，但是实际上仍然严禁国民出海，更不准国民到海外学习。于是，象山决定物色有志之士，采取漂流偷渡的手段去海外。最终，他选中了自己的弟子吉田松阴。这位年轻人素有大志，慷慨以天下为己任。他们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希望以此打破国禁，到国外亲手收集情报。在吉田松阴临行之前，象山作诗送行——

之子有灵骨，久厌鳖鱼群。振衣万里道，心事未话人。

虽则未语人，忖度或有因。送行出郭门，孤鹤横秋文。

环海何茫茫，五洲自比邻。周流究形势，一见超百闻。

智者贵投机，归来须及辰。不立非常功，身后谁能宾。

这是豪迈的壮行之诗，何尝不是自陈心迹之作？最初，吉田松阴想乘停泊在长崎的俄国兵舰出海。但当他到达长崎时，俄舰已经离开。1854年，佩里第二次率领美国军舰来到日本，吉田松阴趁夜潜进美舰，结果被遣送回陆地，并被幕府逮捕入狱。

事情败露，作为老师的象山也一同被捕入狱，被判处八年禁闭。同年，花甲之年的魏源不再对不思进取的朝廷抱有希望，悄然在江苏兴化市皈依空门，取法号“菩萨戒弟子魏承贯”，自此不问世事，唯手订生平著述。

四

1862年，51岁的象山终于恢复了自由之身。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在监狱里沉潜八年，收获颇丰。

在外来文化冲击下，日本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核心议题。象山在著作里明确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为日本开国进取提供了指导思想，也为游移于传统与西洋的幕末维新时期的日本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应对方案。

“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是一个融合东西文化、取长补短的原则。这里的道德指传统的东方社会伦理，艺术则指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等实用文明。象山试图将日本传统的社会伦理与“古圣贤未识”之“西洋艺术”融于一体，用西洋之长，补东洋之短，并以此来回应来自西方的历史性挑战。

象山出狱后，依然满怀政治抱负，热情饱满。他应幕府之命上京，谒见幕府将军。彼时日本政治局势异常复杂。具有反幕倾向的各种势力逐渐集结到“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幕府权威遭遇到了巨大挑战。尤其是各路草莽志士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反对幕府制度，要求重塑天皇权威。象山不同意推翻幕府，而是主张“公武合体”，希望通过幕府与朝廷的传统权威相结合，改组和加强幕藩体制，建立一个统一的日本国。

不过，和许多主张“公武合体”、同时拒绝与西方国家贸易往来的保守派不同，象山认为与西方各国通商是“天地公共之道理”，积极主张开国。他不把外国称作“夷”，而是称作“蕃”。“外蕃”不是“夷狄”“蛮貊”，而是文明的外国人，应以宾礼相待。他批评某些人只轻视外国，却不知西方诸国学术精研，国力强盛，火技精妙，航海精通，“一旦与英国发生战争，惹出大败，殆耻全世界，破古昔圣贤的体面”。

象山的批评击中了日本的时弊。那时在狂热的民族主义的推动下，一些武士盲目排外，以恐怖手段对待外国人，各地陆续发生了杀伤洋人事件。美国使馆翻译休斯根被刺杀，江户的英国公使馆也被烧毁。洋学家和主张开国者也成为这些“愤青”的暗杀对象。

1864年夏天，象山来到攘夷论泛滥的京都。擅长雄辩的他受幕府拜托，试图说服反对开国的公卿。8月12日，这位53岁的开国论者骑着白马在高濑川旁的市街走过，他身材高大，天庭饱满，脸长鼻高，双目炯炯有神。突然路边窜出攘夷派志士，只见刀光闪动，这位杰出的思想家喋血街头，成为一个狂热时代的无辜牺牲品。

和这位“海外同志”比起来，晚年“扫地焚香坐，心与灰皆冷”的魏源的结局很安静。1857年，也就是象山被杀的七年前，魏源带着无尽的遗憾，在杭州东园平静去世，终年63岁。而象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杀害，倒在明治维新的前夜，令后人惋惜（据说杀手河上彦斋了解象山的生平思想后，意识到错杀了伟人，从此封刀，发誓以后不再砍杀一人）。

当然，真正的思想家永远不会离去。《海国图志》被三次刊印，魏源的思想影响了戊戌变法；象山的思想则成为明治维新的宝贵资源，“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影响更为深远。两个“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家虽然一生从未谋面，但都为世人树立了向先进文明学习的典型，都为推动东亚走向世界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德川庆喜：勇于退出历史舞台的政治家

权力之手，握紧容易松开难。登上历史舞台，政治家固然需要勇气；退出历史舞台，更考验政治家的胆识。尤其是在19世纪中叶，德川庆喜能够选择主动明快地退出历史舞台，实在令人钦佩。

在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政治家作用重大，也往往面临艰难的选择。最艰难的，就是他们的个人进退，因为这不仅关乎个人荣辱，也影响历史进程。最后一任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家。

1866年秋天，29岁的德川庆喜被推举为德川幕府的第十五代将军。彼时“尊王攘夷”运动风起云涌，幕府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声望和权威严重衰退。德川庆喜就任后，大刀阔斧地实施了很多改革，让人耳目一新。

幕府推行了行政改革，建立起某种与内阁制相似的政府，使行政程序集中化，而且对政府部门实行正规化的薪酬制度。最能干的现代化官员得以担当大任，一位从荷兰留学归来的学者还受命草拟一份更为现代化的政府体制方案：在法院、行政部门和两院制的议会中实行分权，议会由一个上议院和一个下议院构成。军事改革也在积极推进。老式军队遭到解散，新军队采用西式军队制服。幕府还对诸侯家臣征收货币税，准备作为实行农民征兵制度的基础。

在德川庆喜的推动下，日本外交关系开始正规化。日本与英国、美国、法国等在双方的首都建立了长期的外交机构。德川庆喜一反以前将军避而不见的做法，不仅会见外国的全体外交使节，而且用法国大餐款待。至今传世的一张照片里，德川庆喜身穿拿破仑三世赠送的西洋军装，气宇轩昂，雄姿英发。德川庆喜还把自己的幼弟派往法国参加巴黎博览会，并要求他留在那里学习几年。

德川庆喜的改革赢得了世人的赞誉。维新派领袖木户孝允赞叹道，“德川庆喜的胆略实在不容小看，简直是德川家康再世”。当代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也称赞说：“庆喜所实施的体制改革，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极为新颖且彻底的。”

事实上，德川庆喜的许多改革措施，足以和数年后明治政府推行的改革相媲美。假以时日，德川庆喜也可能将日本带上近代化道路。可惜的是，德川庆喜生不逢时。因为此时幕府制度已经千疮百孔，绝不是短时期就可以改革完善的。只要一触动旧体制，立即会遭到守旧势力的掣肘。这让德川庆喜很苦恼。

一直鼓动“尊王攘夷”的维新派也不乐见幕府改革，而是更加激进地掀起各种反对活动。特别是在信任德川庆喜的孝明天皇1867年初去世后，维新派掌握了权力，更加紧锣密鼓地组织倒幕同盟，谋划推翻幕府。

维新派一边秘密策划出兵讨伐幕府，一边提出苛刻的“大政奉还”的要求：幕府把政权交还给朝廷。没有想到，德川庆喜很快就答应了，因为他不愿意因此引发一场内战。

公元1867年10月14日，末任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宣布“大政奉还”，辞去将军职位和头衔，将权力还给天皇。

这意味着，延续了267年的德川政权从此正式终结。只是因为没有替代性政治框架，所以德川庆喜仍然掌握着很大权力。决心推翻幕府的维新派继续步步紧逼：要求德川庆喜必须“辞官纳地”，即辞职并将领地和辖区内臣民返还朝廷。这意味着要求德川庆喜无条件投降。德川庆喜请求缓期实行“辞官纳地”，并且为了避免冲突而退走大阪城。此时，拥护德川幕府的藩国仍然占大多数，他们要求任命德川将军为新政府的高官，参与国家大事。

可是，维新派不愿意止步于此。就像维新派领袖大久保利通所说，“时至今日，若不及战，则皇国之事到此为止”。他们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伪造天皇诏书“诛杀反贼庆喜”。他们还命令浪人在江户煽动骚乱，洗劫商店，放火烧毁幕府的房产，袭击警察局。一场大火烧毁了城堡中女人居住的后宫，还有人朝将军府开枪射击。这些卑鄙的政治举动最终将德川庆喜逼进了死胡同。

1868年1月，德川庆喜率军返回京都，要向天皇进谏。在京都之南的鸟羽、伏见地区，幕府军遭到了维新政府军队的抵抗和伏击。虽然幕府军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是在现代化装备的军队面前，幕府军的战斗力和士气都处于劣势。战斗持续四天，最终幕府军被打散，德川庆喜逃回江户。

维新政府军队势如破竹，直逼江户城下。是继续抵抗，还是和平解决？不但德川庆喜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国家也面临巨大考验。因为直到此时，德川幕府仍然拥有巨大实力，数万名的幕府陆军是全日本最大的西洋式军事组织。幕府也得到了江户市民的拥护。后来江户拥护幕府的民众自动组织“彰义队”反抗维新政府军，拥护幕府的人们还在北海道建立“虾夷共和国”，这都说明德川幕府仍然拥有大量支持者。

而且列强仍然视幕府为日本的唯一合法政权，法国大使甚至主动提出愿意提供援助。假如德川庆喜为了维护个人权力而执意抵抗，是有能力与维新政府军大战一场的。即使江户不保，还可以退向日本东北部建立割据政权。可是如果这样做，势必造成江户城生灵涂炭，国家被拖入内战中。

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德川庆喜拒绝拥护者拼死一战的要求，毅然解散军队，他本人也离开江户城，住进上野宽永寺。他命幕府高官与维新政府谈判，达成了和平协议，包括德川庆喜隐退、幕府家臣全部迁出江户城、军舰武器全数交给新政府军、交出江户城等。新政府军队顺利开进江户城，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江户无血开城”。明治天皇新政府军很快顺利地统一全国，开始明治维新，全面西化改革。

德川庆喜被改封于骏府，领70万石俸禄。为免被人猜疑，他一直安静地生活在远离东京的地方，直到1897年才回到东京居住。此时明治维新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功，日本已顺利地转型为近代化国家。1913年德川庆喜因病去世，享年77岁，是德川幕府中寿命最长的将军。

英国外交官萨道义在回忆录里对德川庆喜评价颇高，他这样描述道，“庆喜是我所见过的日本人里最具贵族气质的男子，肤色白皙、前额饱满、轮廓饱满的鼻子——好一位气度不凡的绅士”。对于这位主动交出权力、甘于退居边缘的“绅士”，世人不能以懦夫之名去贬低他。如果德川庆喜在1868年决定倾全力决一死战，日本的历史肯定会被改写，至少明治维新不会那样顺利。日本甚至可能陷入长期内战，成为一个失败国家。德川庆喜不为个人权力而战，而能够急流勇退，这是为国家进步做出的重大贡献。他的所作所为不失英雄的美名。

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给予德川庆喜非常高的评价。他说，“德川庆喜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能顾全民众的将来与国家的发展，坦然从权倾一国的至尊之位引退，使德川家族与平民并齐，归于平淡，却引导出一个更辉煌雄伟的日本。领导者实在应该多多学习庆喜的胸襟与度量。……然而，在当时德川庆喜将军是怎样做出这么明智的决定呢？这是因为他个人深明进退之道，换句话说，在自身何时该进、何时该退之间，把握住了正确的方向”。

权力之手，握紧容易松开难。登上历史舞台，政治家固然需要勇气；退出历史舞台，更考验政治家的胆识。尤其是在19世纪中叶，德川庆喜能够选择明快主动地退出历史舞台，实在令人钦佩。因为当时东方国家还没有形成领导人和平交替的民主制度，政治家要么老死政坛，要么被逼退出，没有一个主动放弃权力的。即使在一百多年后，仍然有所谓的政治家至死不肯放弃权力（最后往往堕落成独夫民贼）。

在这个意义上，勇于退出历史舞台的德川庆喜不但是日本历史的功臣，也是世界政治文明史上的伟人！

没有宽容，改革就没有未来

正是因为明治政府对政敌、叛军都采取宽容的态度，才在战争结束后很快就凝聚起民心，共同推动改革。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成功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局面，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19世纪的东方国家，进行改革的不在少数，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唯有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近代化的国家。为什么日本改革会成功呢？当我在东京的上野公园游览时，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

“上野公园里隐藏着一部日本近代史，特别是明治维新的历史”，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确实，在这里我发现了许多日本近代历史遗迹，最负盛名的是明治政府的大将军西乡隆盛的铜像。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距离西乡隆盛铜像不到一百米的地方，还有一个“彰义队之墓”。而这个彰义队当年就是与西乡隆盛为敌、反对维新政府的“叛军”。

1868年1月，维新政府的军队和德川幕府的军队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进行激战，战役以德川幕府的失败而告终。维新政府军乘胜追击，势如破竹，直抵江户城下。幕府与西乡隆盛谈判，达成了“江户无血开城”的协议：幕府交出军舰和一切武器，末任幕府将军德川庆喜退隐。维新政府军和平地开进江户城，占领了将军府，宣告幕府统治退出了历史舞台。

可是让胜利者意外的是，大多数江户的市民仍然拥护德川将军，因为在德川幕府的治理下，江户安享了两百多年的太平和繁荣。拥护将军的幕臣、家臣和部分市民组成了一支两千多人的武装部队——彰义队（这个名字本身就有强烈的价值取向），誓死保护庆喜将军，宣称要与新政府对抗到底。

彰义队的编制严密，并非乌合之众可比。他们最小的战斗单位是组（小队），组里有正副组长，各负其责。两个组为一队，设一队长。彰义队一共十八支队伍，设一总指挥。彰义队还有多支“兄弟部队”，如游击队、步兵队、炮兵队、纯忠队、卧龙队、旭队、万字队、神木队、高胜队等。

彰义队凶猛剽悍，武器装备也比较先进。他们以上野为据点，经常向新政府军挑衅。他们依仗熟悉地形，不断地骚扰袭击政府军，杀害政府侦查人员，成为新政府军的一大威胁。彰义队还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欲与新政府军决一死战。

1868年5月爆发了“上野之战”。新政府军队把上野重重包围，使用阿姆斯特朗炮和山炮对准彰义队的大本营一阵轰炸，然后又派士兵从背后袭击。彰义队的人数及武器都不及新政府军，也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但是仍然奋力作战。双方枪炮互射，弹如雨下，战斗十分激烈。最后，彰义队死伤惨重，新政府军取得胜利。

这次胜利不仅击溃了彰义队，沉重地打击了该地区的反新政府势力，而且提高了新政府军的威信和地位。作为这场战斗的见证物，西乡隆盛指挥攻破的黑门保存在荒川区的丹通寺，直至现在上面还留存着当年战斗的弹痕。

不过，彰义队并没有被彻底消灭，一部分残部远遁北海道，投奔忠心于德川幕府的海军将领榎本武扬。“叛军”在北海道成立“虾夷共和国”，榎本武扬当选为“总裁”（国家元首）。1869年，新政府军登陆虾夷，摧毁了“虾夷共和国”的全部军舰。榎本武扬被迫开城投降，短暂存在的“虾夷共和国”宣告灭亡。至此，历时一年半的日本内战，以德川幕府及其残余势力的彻底失败、新政府的胜利而告终。

在东方国家，夺取天下之后的新政府往往会对往日的“叛军”进行报复，乃至大开杀戒。这样也是为了以儆效尤，让潜在的反对者不敢再有非分之想。显然，彰义队是不折不扣的叛军，而且是在幕府将军已经退隐之后自动组织起来对抗朝廷的叛军，没有任何理由对其赦免。

可是，明治维新政府没有坚持成王败寇的旧规则。相反，上野之战八年后，1874年明治政府就允许为彰义队的战死者修建坟墓，表彰其忠义。今天，上野公园的彰义队之墓占地颇大，以石栏杆围起来。墓前石碑上的记载只有客观描述，并没有“叛军”之类的褒贬字眼。它只是告诉游客，当年这里曾有一场“上野之战”，曾有一群拥护幕府的人与新政府军展开激战。

明治政府的这种“敌我不分”的做法令人十分费解，仔细想来却让人佩服。因为明治政府要进行改革，首先要团结最大多数的民众，凝聚社会力量。而对“叛军”的宽容处理，显然是拉拢民心的最好办法。假如对旧幕府的拥护者毫不宽容，赶尽杀绝，势必撕裂社会，让国内充满怨气。改革需要得到社会的支持。在一个充满怨气的国家里，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事实上，不只有彰义队得到了宽容对待。戊辰战争、西南战争结束后，明治政府对幕府旧员、“贼藩”子弟以及萨摩反叛士族等没有进行严厉的打击报复，并且留用了其中不少的人才。幕府的最后一任将军德川庆喜也没有受到迫害，而是在老家安享摄影、狩猎、民谣歌曲研究等趣味生活，成为德川幕府中寿命最长的将军。其实，德川庆喜也认为自己是“乱臣贼子”，一直都无意面见天皇。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他得到天皇召见，并恢复了贵族头衔。他的继承人还成为贵族院首任议长。

至于对朝廷战胜幕府有重大贡献的西乡隆盛，虽然参与西南叛乱，但也得到了宽容对待，还被允许在上野公园竖立他的雕像。还有那位在北海道成立“虾夷共和国”、当选为“总裁”的榎本武扬，也得到了赦免，在明治政府里担任了二十多年的内阁大臣，为明治维新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做法让无数参与维新战争（不管是支持维新政府还是旧幕府）的人获得了尊严，更加认同这个国家。

正是因为明治政府对政敌、叛军都采取宽容的态度，才在战争结束后很快就凝聚起民心，共同推动改革。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成功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局面，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正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南非大主教图图所说：“过去的一切不是消失了、沉寂了，而是令人尴尬地顽固存在着，它将不断回过头来纠缠我们，除非我们彻底地解决一切……必须打破贯穿其历史的报复与反报复的怪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弃报复性的正义，实现复原性的正义，升华到宽恕，因为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没有宽恕、和解就没有未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没有宽容，改革就没有未来。

西乡隆盛：一个失败的英雄

从一个低级武士到“尊王攘夷”的大将，从维新政府的卓越功臣到领导西南起义的反叛将领，西乡隆盛的一生折射着日本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鹿儿岛，一个听来就充满诗意、引人遐想的地名。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乘坐飞机从东京来到日本列岛的西南角。从空中看，湛蓝的汪洋大海中，鹿儿岛形似一条面向南方、口含珍珠的巨龙。

或许，在古代这里真的曾经是一个野鹿自由生活的地方。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九州偏安日本西南一隅，鹿儿岛又在九州最南端，由于远离政治中心，确实是一个可以安享生活的理想之地。岛上到处是鲜花和绿树，空气清新，还有丰富的温泉。泡在温泉池里，望着蓝天白云，恍兮惚兮，不辨他乡故乡。难怪，每年都有4000多万游客从世界各地奔向这里，参观游览，流连忘返。

遥想五百多年前，一个叫作斯·泽维尔（1506—1552）的传教士来到了这里，建造了日本历史上第一座教堂，使鹿儿岛成为日本传播基督教和了解西方文明最早的门户之一。泽维尔写信回去称，日本人是“我们所发现的最好的种族”。另一个耶稣会士写道：“他们彬彬有礼，拥有高度文明，因此，他们优于世界上已知的任何其他种族。”史书记载，1579年皈依基督教的日本人有13万，到1600年达到30万，基督徒的比例比现在还要高。但是1614年，德川幕府颁布“庆长禁教令”，驱逐了所有的传教士。

在日本历史上，鹿儿岛被称为萨摩藩，藩主岛津家族统治持续了将近七百年。至今，这里还能够看到萨摩家族的很多标志。不过，比这个家族标志更多的，是西乡隆盛的印记。

在鹿儿岛市明治维新博物馆大门口，竖立着西乡隆盛的大头卡通图，可爱可亲；在鹿儿岛城山，竖立着一尊西乡隆盛铜像，身着陆军大将的正装，威武庄严，俯视天下。在街头，卡通玩偶、人形饼干，甚至拉面馆的酱油瓶上都有西乡隆盛的椭圆脸庞。

我站在城山的雕像前，仰望着西乡隆盛，努力把他和书中读到的形象结合在一起，但是二者难以重合。或许是这个人物的一生太丰富了，几本书又怎能描述出他波折起伏的人生呢？

受到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一般把日本视为从封建制度向现代国家和平过渡的一个典型。其实，日本转型过程绝非一帆风顺，而是跌宕起伏。它曾一次次地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茫然不知所往。幸运的是，它最终选择了正确道路，没有滑向歧途。

从一个低级武士到“尊王攘夷”的大将，从维新政府的卓越功臣到领导西南起义的反叛将领，西乡隆盛的一生折射着日本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一

西乡隆盛生下来就注定是一个下级武士，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下级武士。从中世纪以来，日本就形成了严格的等级世袭社会——“士农工商”，武士是最高等级，但是武士里面又分出来诸多等级。虽然住在城市里，其实西乡隆盛的家庭生活水平接近于自给自足的乡村武士。年幼的西乡隆盛动作迟缓、老实巴交，他和其他武士的孩子一起练习剑术，阅读四书五经，学习用古汉语作诗，17岁就在县衙门做了一个普通的办事员。而同时代的中国，和他年龄相仿的学子仍然在灯下苦读，做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梦。

在唐代时，日本大量学习中国文化制度，但是有两项没有学习。一项是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一项是残害人性的宦官制度。由于没有科举制，日本仍然奉行武士治国。拥有佩刀特权的武士效忠将军或大名，从那里得到封地和禄米，从事各级统治工作。这些武士构成了幕府统治的基础，由于政治制度对文化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

西乡隆盛的工作就是视察村庄、监督乡村官员、鼓励生产和收税。他发现，萨摩藩从事生产的农民不多，却有太多的武士，下级武士都很贫困——西乡隆盛一家一度挨饿。这其实是当时日本的普遍问题。

进入19世纪，日本和中国一样，面临内忧外患。一方面，国内农业凋敝，生产力下降，饥民造反；另一方面，外国船只频繁地出现在国门附近，两个实行“锁国政策”的国家都受到了冲击。不同的是，清朝仍然沉浸在盛世的梦幻里不肯醒来，日本幕府却进行了“天保改革”，不过效果不大。当时作为一个下级官员，西乡隆盛对于国家的大局并不清楚。

直到1854年，27岁的西乡隆盛才受到了触动，思想开始发生巨大变化。那一年，他作为随从，陪同藩主岛津齐彬进行隔年一次的参觐。自从1603年德川家康创立江户幕府以来，天皇形同虚设，统治大权统归德川家族的历代幕府将军之手。这是日本历史上最强盛的武家政治组织，直接管理着全国四分之一的土地和许多重要城市，其他地区分成大大小小两百多个“藩”，藩的首领大名享有世袭统治权，但必须听命于将军。为了限制大名的军事力量，维持自己的权威，幕府要求大名的妻子儿女必须住在江户，大名本人隔年分别住在江户和藩地。这种变相的人质制度被称为“参觐交代”，本来是大名展现忠诚的一种手段，最后却变成了严格的控制制度，限制了大名叛乱。

这是西乡隆盛第一次离开家乡，前往江户。离别时他还留下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首诗的题目就是《七绝·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其实，原诗为幕末僧人月照所作，可能是西乡引用过，因此才有此误传。

前往江户并非公款旅游，大名要自费出行。而且参觐交代是一种军役，大名一般会带很多随从前往。萨摩藩主就率领着众多的家臣，晓行夜宿，有时乘船跨海，一路向江户进发。旅途中，信使几乎每天都会传来江户和鹿儿岛的消息，以及其他藩主的问候。很多信息一成不变，不值得关注。但还是有意外消息传来：有外国军舰停靠在离江户城不太远的浦贺海岸上。

半个多月后，这支队伍来到了江户湾边的神奈川。西乡隆盛望向海面，看见几艘外国轮船在那里游弋，冒着浓浓的黑烟。

这就是著名的“黑船”。一年前，美国准将佩里率领四艘“黑船”来到江户湾，要求日本开国。幕府虚与委蛇，佩里返航，但是声明翌年再来。这次来的是九艘军舰，威风凛凛。西乡隆盛看见了它们的庞大身影，不知道他当时做何感想，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西乡隆盛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就在几个月前，他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就预言道，由于已经有外国船只到达琉球，可以预见其他地方也会面临同样的情况。

鹿儿岛的地理位置看似偏远，其实它是日本通往世界的门户。在17世纪之前，来自中国的船只经常把这里作为停靠的第一站，甘薯就是通过这些船只带入日本的。这里也非常有利于接收到访的欧洲船只。事实上，很早以前萨摩藩就与一些欧洲国家有贸易往来，得到了许多海外信息。

尽管预见到了“黑船”的到访，但是西乡隆盛之前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一艘西方船只。对于他来说，佩里舰队是亚洲之外一个先进文明存在的第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据。他不会想到，“黑船”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去向。

二

江户确实是别样的世界。

作为幕府将军的都城，在1731年江户人口就已经超过了100万，比整个萨摩藩以及鹿儿岛总人口的15倍还要多，也比同时期清朝的都城北京人口多。江户不但是日本的政治中心，也是商业中心、文化中心，各种思潮正在这里激荡。

一切都和“黑船来航事件”有关。1853年佩里提出要求日本开国后，幕府第一次向全国各地的藩主征求意见。虽然最终还是幕府自己决定与美国签订协议，但是从此各地藩主的发言权逐渐增多。面对不断逼近的外患，日本到底如何应对？这是许多有识之士在思考的问题，因此各种救世学说应运而生。

西乡隆盛在江户接触的“水户学”就是当时的显学。由水户藩的学者发展起来的这套学说认为，天皇应该拥有绝对主权，大力追捧皇室的重要性。不过，水户学并没有否认幕府将军的角色，相反，水户学者极力强化将军的合理性。在他们的论述里，天皇应该“在位而不治”，作为皇室的臣子，幕府将军为天皇治国。进入19世纪后，随着西洋势力的逐渐逼近，水户藩唯恐西方思想对日本造成精神污染，于是提出抵御外夷的思想。最终尊王论与御敌战略结合，形成了“尊王攘夷”思想。

后人看来，水户学有不少论调天真，而且具有排外性。但是在当时却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包括西乡隆盛。他拜著名学者藤田东湖为师，藤田东湖是彼时水户学的代表，以主张“以敬神尚武为政教之根本，以至明尊王为攘夷之大义”而名闻天下。藤田东湖对西乡隆盛非常器重，他曾评价说：“眼下能够实现我心中抱负的人，除了这位年轻人外别无他者。”

西乡隆盛也非常尊崇藤田东湖，进而对藤田东湖的藩主也很推崇。他在一封信里说：“只要大人大鞭一挥，指向那些外国人，我会毫不犹豫地冲向前去。”显然，这时的西乡隆盛已经是一个有些狂热的排外主义者。这其实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像福泽谕吉那样开明的人士毕竟是极少数。

西乡隆盛的才干得到了萨摩藩藩主的赏识，逐渐进入家臣的核心圈子，开始参与藩政中最为重要的事务，后来又成为藩主亲信常驻江户，积极推动“公武合体运动”，加强皇室公卿和幕府将军合作。在西乡隆盛看来，面对西方国家咄咄逼人的架势，只有这样才能应对时艰。为此，西乡隆盛四处奔走联络，十分活跃，逐渐成为颇有名声的改革派志士。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东亚的历史就连接成一个“蜘蛛网”，只要中国发生事件，很快就在日本产生反应。1856年，以“亚罗号事件”为肇因，中国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同年，美国第一任驻日公使哈里斯来到横滨，升起美国国旗，要求在日本若干港口自由贸易、在日本都城派驻外交代表。哈里斯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借口，向幕府施压。

清政府在战争中连战败北，特别是英国袭击广州的消息传到日本后，幕府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此时幕府的权威已经开始衰落，虽然已经决定答应条件，却不敢径自行事。像佩里来航那次一样，幕府再次向各个藩主征求意见。部分藩主认为，应该拒绝美国人的条件，否则会扰乱日本社会，导致社会动荡。麻烦在于，这些坚持锁国政策的藩国里，有几个实力很强，幕府不能不忌惮。

幕府将目光转向京都，争取皇室的支持。皇室虽然权力有限，但是它颁布的法令毕竟可以强化幕府决定的权威性，使条约更具有合法性，让批评者无话可说。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几个世纪以来政治上只有象征意义、从来对幕府决定遵从如仪的天皇，这次的意见竟然是“固否决之”。幕府不得不再次与各藩主进一步磋商，坚持锁国的藩主趁机以德川幕府的继承人等问题作为条件。日本政局陷入了波诡云谲的混乱局面。

西乡隆盛悲哀地发现，自己致力推动的“公武合体”不但没有进展，“公武”之间的裂痕反而越来越大。幕府大老、强硬派井伊直弼在没有得到皇室批准的情况下，直接与美国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赋予美国商人与海员治外法权，开放横滨等港口。井伊直弼认为，与其拒绝签订条约使国体受辱，不如不等敕许擅自签字可全国体。

这激起了“尊王攘夷”派的不满，井伊直弼也强硬应对，“尊王攘夷”派遭到残酷镇压，或流放或关押，也有的被处死。最著名的牺牲者就是“尊王攘夷”的代表人物吉田松阴。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安政大狱”。

西乡隆盛也参与了反对井伊直弼的活动。他敏锐地觉察到政治气氛的变化，及时从江户逃回鹿儿岛，躲过了一场劫难。

三

京都作为日本的古都，处处皆有古迹。尤其是在东部音羽山上，古寺连绵，名胜不断，都掩映在绿树丛中。行走其间，颇引人发思古之幽情。在这些古寺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清水寺。

清水寺是京都最古老的寺院，相传创立者慈恩大师是唐僧玄奘在日本的第一个弟子。由于是木结构建筑，清水寺历史上数次被烧毁并重建。清水寺因寺中清泉而得名，清泉一分为三，分别代表长寿、健康、智慧，被视为具有神奇力量，据说可预防疾病及灾厄，游客路经此地一定会来喝上一口水。

清水寺本堂前悬空的清水舞台是日本国宝级文物，四周绿树环抱，据说，春季时樱花烂漫，秋季时红枫飒爽，是京都赏樱名所、赏枫胜地。可惜我到来时正值夏季，但是满山绿树如海，清爽之气扑面。尤其是走到古寺旁边的树丛中，暑气顿减。树丛中到处是古碑古塔，还有一个小小的陵园，墓前竖立的石碑上写着“月照”，署名是“西乡南洲”，也就是西乡隆盛。

月照和尚是西乡隆盛在江户认识的一个奇人。他是清水寺成就院的住持，表面上过着不问政治的隐居生活，暗中却与“尊王攘夷”的志士频繁往来，利用郊外隐蔽的地方作为“尊王攘夷”集合的场所。“安政大狱”发生后，月照逃离京都，来到萨摩藩寻求庇护。此时信任西乡隆盛的萨摩藩主已经死去，新的当权者害怕幕府，不敢庇护，要求月照立即离开。日本之大，却没有月照容身之地，西乡隆盛决心与其共同赴死。一个月圆之夜，两人乘船出海赏月，然后携手投海。西乡隆盛获救生还，月照始终没有苏醒。从此西乡隆盛决心投身“尊王攘夷”事业，以报答朋友。

这是一个关于友谊和忠诚的历史传奇，在晚清时的中国流传甚广。据说，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不肯逃走，他对梁启超说：“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谭嗣同期勉梁启超成为中国的西乡，以同志的死为激励，去完成未竟之业。

月照死后，西乡隆盛也被官方宣告死亡，实际上被流放到远离鹿儿岛的一个荒凉小岛上，隐姓埋名度过了漫长的三年光阴。流放反而增强了西乡隆盛在“尊王攘夷”者中的威信。尽管身处蛮荒，“尊王攘夷”的志士还是设法与其联络，西乡隆盛也参与了“尊王攘夷”的细节讨论，掌握着“尊王攘夷”的进展。

“安政大狱”宣告了“公武合体运动”的终结，“尊王攘夷”派与幕府当局走向激烈对抗。1860年3月的一个雪天，幕府大老井伊直弼被一群埋伏的武士杀死。行刺者在告白中说，井伊直弼的罪行就是他无视天皇的命令。

“通过等待快船，我了解到天下的状况，我非常高兴得知事情正在朝着公正的方向发展”，得知消息后，西乡隆盛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如果没有一个激烈的变革，我们很快就会像清朝一样被人征服、惨遭蹂躏。”

遗憾的是，井伊直弼被刺后，日本并没有走向正确的方向，而是进入了一个暴力和恐吓时代。日本近代史上称为“志士”的下层武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在传统社会没有机会，被挤压在统治阶级的最下层。可是外国人的到来，让他们看到了机会，他们认为，凭借自己手中的武士刀就可以解决国家面临的危机。朦胧的民族主义、家臣式的忠诚和对天皇的崇敬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激励这些年轻的武士奔走天下，新生活的刺激更让他们平添了道德上的优越感。

“志士”没有一个核心观点，也没有工作规划。他们自认为是爱国者，仇外排外，凡是与外国人妥协、与外国人交往的人都被他们视为敌人。他们游荡在都市，腰插双刀，昂然自得。他们不但向井伊直弼这样的高官下手，也抽刀面向国内的“洋学者”。那几年日本“暗杀”之风盛行，许多“洋学者”不敢外出，与外国人进行贸易的商人也紧闭门户。

志士对于现实政治缺乏理解，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即使有些人朦胧追求一个现代化国家，他们也很少意识到，在这样的国家里不可能允许佩带双刀的阶级继续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志士”们的悲剧已经注定。

在日益浓厚的仇外排外氛围里，终于引发了“生麦事件”。1862年9月的一天，萨摩藩藩主的父亲从江户回到京都，途经横滨的生麦村时，平民按照惯例，向这支700人的仪仗队退让下跪。四个英国人骑马路过，一匹马受惊冲入仪仗队，卫护的武士杀死一人，重伤两人。英国要求幕府惩处凶犯和支付赔偿费。但萨摩藩拒绝英国的要求。当时正是“攘夷”运动兴盛之际。

正当幕府与英国谈判赔偿协议达成之时，突然传来皇室诏命，要求实施“攘夷”政策。但幕府还是按照协议进行了赔偿，天皇震怒，御笔写诏书声称，从1863年5月10日起，所有外国人必须在两个月里全部离开日本，“纵使皇国一端化为焦土，亦绝不愿开港交易”。“攘夷”派备受鼓舞，要求对外国人进行迅速和暴力的驱逐。京都的“攘夷”气氛热烈，排外情绪异常高涨，很有些1890年清朝对列强宣战的架势。

在群情激愤的“攘夷”声浪中，长州藩发生了多起排外行动，而且炮击通过下关海峡的外国船舰，结果招致英国、法国、美国、荷兰四国军队联合攻击。长州藩惨败，被迫赔款，并允许外国军舰自由通过下关海峡，被摧毁的炮台不再修复和重建。英国为了报复“生麦事件”，也派舰队炮击鹿儿岛，烧毁市街。在现实的教训下，萨摩藩和长州藩转而采取开国方针，与英国建立了贸易关系。

喧嚣一时的“攘夷”运动就此降温。一些原来坚决主张“攘夷”的人士认识到，“攘夷”是不可能的，只能是自取毁灭。理性主义思想开始抬头，其中当然包括激进分子西乡隆盛。随着这些有识之士头脑清醒起来，日本这艘船驶出了暴力冲突的旋涡，开始转向正确的航道，避免了清朝被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屈辱。

在上述重大历史事件里，西乡隆盛都是旁观者。“生麦事件”之前，他曾被释放，重回鹿儿岛。可是不足两个月，他就因触犯藩主，被流放到另一个荒岛。在一首诗里他写道：

朝蒙恩遇夕焚坑，人生浮沉似晦明。

纵不回光葵向日，若无开运意推诚。

洛阳知己皆为鬼，南屿俘囚独窃生。

生死何疑天赋与，愿留魂魄护皇城。

显然，西乡隆盛以为这一次自己将老死孤岛。

四

两年后的一天，一艘蒸汽船将西乡隆盛接回鹿儿岛。他获得特赦，并被任命为京都萨摩藩驻军总司令。从阶下囚到政府要员，一切都是因为国家政事突变，萨摩藩需要加强自己在京都的力量。

驱逐外国人的运动失败之后，“尊王攘夷”运动转向了内部斗争，各地藩主都想控制皇室。数百年来，皇室没有自己的军队，只关心作诗、书法、茶会等文雅活动，但是毕竟它是名义上最高的权威，尤其是在幕府权威削弱之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成为那些雄藩追求的目标。“尊王攘夷”激进派的活动又加剧了这场皇室争夺战。

正如后来西乡隆盛所斥责的那样，激进派的举动比“街头流氓”好不了多少。他们进行恐怖主义行为，对外国人、军事将领和手无寸铁的平民发起攻击。激进分子对他们认为不够忠诚的日本人发泄怒火，即使是朝廷臣子也不能免于他们的袭击。一位曾经忠实侍奉天皇的儒学者，仅仅被认为立场动摇，就被残忍地割下耳朵。

当西乡隆盛于1864年3月抵达京都时，眼前日益恶化的政治局势让他心灰意冷。京都已经取代江户成为各种政治势力的角斗场，混乱得让人看不到希望，两个雄藩——萨摩藩与长州藩的内斗更让人绝望。先是萨摩藩联合另外一个藩突然发动政变，将长州藩的“尊王攘夷”志士驱逐出京都。一年后，长州藩部队进攻京都，甚至闯进皇宫的蛤御门。虽然最后被击退，但京都很多房屋都毁于战火。

此时西乡隆盛的思想里仍然残存着“公武合体”的梦想，何况他又是萨摩人，因此积极主张进攻“犯上作乱”的长州藩。幕府组织各个藩的军事力量讨伐长州藩，西乡隆盛任征长军的总督参谋。

恰在这时，西乡隆盛与当时幕府的“海军奉行”（海军司令）胜海舟相会，彻底改变了他的认识。与其他封闭而颟顸的幕府官员不同，胜海舟多次出访欧美国家，思想解放。他告诉西乡隆盛，幕府已经无可救药，整个政权都极度虚弱，不能果断地采取行动，绝非更换一两个怯懦的官员就能够解决问题。对于日本来说，现在需要实行雄藩的联合。

胜海舟的一席话改变了西乡隆盛，他力主通过谈判解决长州问题。在长州藩妥协之后，征长军没有开一枪一炮就解散了。此事让西乡隆盛声誉遍及全国，也印证了胜海舟对他的评价：“也许西乡就是人们所说的那个能够肩负起天下之重担的人。”

作为当时最有实力的两个雄藩，萨摩藩和长州藩逐渐走近，形成了联盟，发誓“无论如何，以后双方当竭尽忠诚以报效皇国，光耀皇威，复兴皇权”。秘密进行谈判的，都是和西乡隆盛一样出身的下级武士，后来都为明治维新立下功勋。两个雄藩购买军火，以新式武器武装自己的军队，派人出国学习，引进西方技术人才。萨摩藩甚至以独立国家的地位参加了1867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

幕府也在努力挽回颓势，派官员赴欧洲学习，购买军舰，争取外国的援助。末任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任命有现代意识的能干官员担当大任，还将年幼的弟弟派往法国学习，以培养其领导能力。这是一场竞赛，从合法性和资源来看，幕府似乎更有可能胜出。

可是，幕府不断出现战略失误。最大的失误就是1866年再次征讨长州藩。这绝对是一场灾难。虽然幕府的军队里已经有一些新的建制，但是兵力明显不足。萨摩藩公然拒绝出兵，幕府军队只能同来自其他部分藩的旧式军队一起投入战斗，而长州藩士气高昂，还有不少民兵参战。双方交战不久，幕府军队就败退，不得不宣布停火。这次战败给幕府的威信造成沉重影响，从此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西乡隆盛当然非常乐意看到幕府这种不光彩的收场，正如他本人所说：“我非常高兴看到事情发生如此荒诞至极的转折。”当时西乡隆盛回到鹿儿岛，重新整编萨摩军队。西乡隆盛会见英国大使时说，希望由朝廷来掌控大权，将来重新协议条约。这位大使说，条约修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日本需要的是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变革，因为从国际视野来看，日本的政府机制有根本缺陷。在诞生一个拥有独立国家主权的政府之前，“日本在外国人面前都不会有脸面”。

听罢这番话，不知道当时西乡隆盛做何感想。不过，彼时西乡隆盛决心推翻幕府的想法已经很明确。而且当时幕府统治已经摇摇欲坠。

五

当我参观京都的二条城时，深感幕府将军的权威。二条城又名二条御所，是幕府将军在京都的行辕，也是江户幕府的权力象征。御所四周建有东西约500米、南北约400米的高大围墙，并挖有壕沟。而天皇所居住的皇居周围一片平旷，没有护城河。

跨过壕沟，穿过巨石砌成的城门，再穿过一个木门，眼前出现了一大片宫殿。这就是被誉为日本国宝的“二之丸御殿”。偌大的庭院里竟然没有一棵树。据说，幕府将军不想看到落叶，不愿意由落叶想起他将面对的死亡。看来，权力者尤其惧怕死亡。站在空荡荡的庭院里，面对深色的宫殿，仿佛一下子穿越到了古代。

走进雕刻精美、装饰华丽的宫门，就像进入了一座迷宫。里面有数不清的房间，回廊曲折，不辨南北，顿感权力的高深莫测。室内干净整洁，木质材料和绘画都被养护得一尘不染。每一组构件、每一处木棂、每一块金饰片都反映出细腻的匠心。走在名为“鹂鸣地板”的走廊，脚下发出黄莺鸣叫般的响声，据说这是幕府统治者为保证自身安全而设的报警机关。殿内有不同的会见室，墙壁和隔门上画有狩野派画家的名画，精美绝伦。

其中一间会见室里有许多蜡像，最前方一人踞坐，一把精美的武士刀在其手边。对面许多人都匍匐于地，似乎在诺诺称是。这是149年前历史一幕的真实再现。公元1867年，末任幕府将军就在这里宣布“大政奉还”，将权力还给天皇。

此事让维新人士措手不及。他们没有料到德川庆喜如此痛快，但是他们不久就发现，由于许多藩主观望形势，不肯来京共商国策，朝廷只能让幕府继续掌管政权。西乡隆盛等提出，德川庆喜必须“辞官纳地”，辞职并将领地和辖区内臣民返还朝廷。也就是要求德川庆喜无条件投降。德川庆喜请求缓期实行“辞官纳地”，为了避免冲突，退走大阪城。在没有战争的和平状态下，讨幕派陷入了劣势：拥护德川幕府的藩毕竟占多数，他们要求任命德川将军为新政府的高官，参与国家大事。

双方的利益冲突根本不可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虽然德川庆喜被逼到了墙角但维新派依然不肯罢手。于是，戊辰战争爆发。西乡隆盛指挥了这次决战。虽然幕府军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是在现代化装备的维新派军队面前，幕府军的战斗力和士气都处于劣势。战斗持续四天，最终幕府军被打败。

1868年3月，西乡隆盛率领军队抵达江户城下。此时，西乡隆盛已经被新政府任命为陆海军负责人。德川庆喜将军队解散，不再寻求抵抗。他本人也离开江户城，住进上野宽永寺，以示对新政府的不抵抗。海军司令胜海舟受命与西乡隆盛谈判。胜海舟当年的预言实现了，西乡隆盛果然成为“担负天下大任”之人。

胜海舟约西乡隆盛到爱宕山散步。看到眼下这座“巨大而雄伟的城市”，西乡隆盛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了。他对胜海舟说：“如果我们在此决一死战，那么，不知有多少无辜的人会因为我们的缘故将死于战火中啊！”

有一天，我走在东京港区的一条大道上，这条大道与海湾距离很近。在一座大厦前，我意外地发现一块石碑，上面写着“西乡海舟两名人会见处”。原来，148年前的那场决定江户城生死的谈判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可惜，四望都是摩天大厦，车水马龙，找不到一点儿当年的痕迹，只有这块石碑在无声地提醒着路人，停下来，想一下历史。

双方达成七项和平协议，新政府军队顺利开进江户城，日本历史称为“江户无血开城”。就这样，统治日本长达260年的德川幕府终于灭亡。天皇下诏书，把江户改名为东京，将年号改为明治，又从京都迁往东京。明治维新的序幕揭开。

六

因为在倒幕和国内战争中的功勋，他被授正三位官职，赏典禄为两千石，成为诸藩家臣中官位最高、受封最厚的人，也成为新政府的核心成员。

可是，作为一个武士阶级，西乡隆盛似乎没有太多的喜悦，而是对于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充满了忧虑。他在纪念月照和尚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相约投渊无后先，岂图波上再生缘。回头十有余年梦，空隔幽冥哭墓前。”

十三年过去了，推翻幕府的梦想实现了，可是新的改革才刚开始，而且充满艰难。西乡隆盛认为，面对西方的威胁，日本虚弱不堪，只有推翻幕府，才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央集权的新政府，“与万国并立”。现在幕府已经被推翻，但是藩国体制仍然存在，于是各种“废藩”主张呈现在明治政府面前。

明治政府采取了收买策略：大名向政府交出对土地和人民的封建领主所有权（版籍奉还），大名今后不再世袭，原藩主改为“藩知事”，而且允许他们保留以往所占据领地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家用开支。这就保证了大名的既得利益，甚至超过以前的利益，其家禄和华族身份得到保证。由此，各藩的大名摇身一变成为新的贵族阶级（“华族”）。各藩的年贡移交政府，债务也由政府承担，使权力集中于中央。

战争花钱，改革也要支付成本。当初低级武士鼎力支持“尊王攘夷”运动，并为之付出巨大牺牲，本来希望得到政府的好处，没有想到，他们却成为改革成本的承担者。

维新政府打破“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提倡四民平等，凡是年满20岁的男性都有服兵役的责任，废除武士当兵的特权。明治政府颁发“废刀令”，禁止公共场合佩带刀剑，“违反者没收其刀”，废除了武士精英地位的最后特权。大多数武士不但失业，而且世代相传的薪俸被削减，生活成了问题，不得不从事农耕或经商来谋生。

后来，伊藤博文访美时曾在旧金山演讲，扬扬得意地称：“欧洲废除封建制度需要进行长时期的战争，而日本滴血未流、一弹未发就废除了封建制度。”其实，在废除封建制过程中，利益受损的武士多次反抗政府。1870—1871年，各地就发生了许多武士动乱。

在维新过程中，身为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的西乡隆盛参与了废藩置县等改革。他以中国宋代陈龙川的话“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作为座右铭。虽然在改革内容上没有特别的建树，但他统率军事力量，以武力为改革保驾护航，保证了改革顺利进行。由于在倒幕维新活动中的作用和贡献，西乡隆盛被人们誉为“维新三杰”之首。

在改革过程中，下级武士的利益和尊严得不到保证，让西乡隆盛非常痛苦。他不能忘记这些与他并肩的战友，他在给一个参加内战的士兵的信中写道：“临生死之境，使之如私物，事定之后，即行抛弃，影响德义。”他为了给这些并肩的战友一个容身之处，扩充以下级武士为主体的近卫军编制，可近卫军的编制毕竟有限。

1871年底，明治政府派出“岩仓使团”前往欧洲和美国，为国内改革取经。团长岩仓具视和副使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都是政府的重要成员。西乡隆盛并没有参加岩仓使团。事实上，他一开始就反对派出使团。在一个转型国家里，需要许多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尤其是领导人更应该了解世界。一生没有出国，使西乡隆盛的思想有巨大局限。假如他曾经亲自到西方世界看一看，或许会改变其许多固有的观念。

1873年，维新政府内部的冲突围绕“征韩论”展开。西乡隆盛提出“征韩”，通过侵略朝鲜来解决下级武士的问题，让他们在新的领地取得新的特权和资源。然而，刚从欧美考察归来的岩仓使团的成员认为，日本尽管废除了封建政治制度，但仍很虚弱，应该以内政为先，首先需要进行国内改革。如果侵略朝鲜，进行一场长期战争的成本将会危及国内各项制度的发展。

“征韩派”失败了，西乡隆盛愤然辞去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之职，离开东京，回到了家乡。

七

西乡隆盛宣布放弃所有政治活动，在鹿儿岛乡间过起退休生活，散步打猎，不问世事。

一位弟子后来这样回忆西乡隆盛的隐居生活：“从清晨到夜晚，西乡大人都把时间花在了打猎上，催促着他的猎狗、追赶着兔子、穿越在山谷中。当他回到他在乡间的住所，洗完澡后，他似乎格外神清气爽，带着格外镇定的表情，他宣称‘我相信君子之心就是这个样子’。”

西乡隆盛推崇宋代的司马光，“为人当学司马温公，无一事不可与人道”，不肯苟且。在勇于权斗的政治家队列里，他是少有的一个光明磊落的人物。这位有些“洁癖”的政治家远离了政治中心，逃脱了推进改革的责任，而这些改革注定将从根本上动摇武士阶级的地位。

受到西乡隆盛人格的感召，大批官兵跟随西乡隆盛回到鹿儿岛。西乡隆盛出钱资助建立了类似军事院校的“私学校”系统，而且得到地方官员的认可和支持。

1876年，政府强制执行以有息债券的形式一次性付清武士的退休金。在理论上，武士可以用这些债券投资农业、商业和制造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把赋税收入作为公共投资。但是，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武士，都因不善经营而破产，最终沦为劳动力市场上待价而沽的赤贫者。武士丧失了一切物质上的特权，随着处境不断恶化，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

废刀令刺痛了武士的自尊，现实利益的剥夺则让武士愤怒不已，武士发动了一系列叛乱。讽刺的是，这些叛乱的领导者无一例外都是来自日本西南部的年轻武士，他们很早就参加反对幕府的运动，在新政府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浴血奋战。

萨摩藩拒绝执行中央政府的改革决定，最终爆发了西南战争。尽管历史学家对于战争起因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这场战争其实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正在追求中央集权的明治政府是不可能容忍一个地方政府无视中央政府权威的，尤其是讨幕时拥有最强战斗力的旧萨摩藩。

唯一让后来的历史学家感到困惑的是，西乡隆盛为什么会成为叛军的领导人？建立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不正是西乡隆盛的愿望吗，他本人不正是新政府的创建者之一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难道不知道叛军不可能获胜吗？

不管怎样，悲剧最终发生了。1877年2月，明治政府创建的第十年，维新时期的一场最大内战爆发，领导者就是西乡隆盛。叛军中除了萨摩军外，还有来自各地的不满武士，合计3万多人。西乡隆盛以“质问政府”为名挥师北上，与政府军爆发激战。“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当时重病在床，感叹“与其病死窗下，不如捐躯于征途”，企图亲自规劝西乡，但被劝阻。

美国电影《最后的武士》就是以西南战争为背景拍摄的。它片面地讴歌了日本武士传统的美好，没有反映这个没落群体的另一面：他们是一个食利阶级，不事生产，享有特权。例如，在萨摩藩，四分之一是武士，工商农阶级要承担的负担无比沉重。武士津津乐道的所谓荣誉是建立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上的，在他们面前，工商农是没有任何尊严和人格可言的，甚至没有生命权，虽然武士是由他们供养的。武士甚至可以随意杀死他们认为侮辱了自己的贱民而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武士身上的武士刀是嗜血的，一把新刀要用杀死贱民的方式来试刀！

西乡隆盛将国家拖进了一场战争，不管他本意如何。他的身后，是一个注定要消亡的没落阶级。明治政府组成了“征讨军团”，合计近6万人。在最关键的田原坂会战中，双方的损失都接近各自兵力的四成，战场变成了一座铁与血的炼狱。

幸好，这场战争在半年后就走向了尾声。政府军击败萨摩军，西乡隆盛撤退回到鹿儿岛，在战场上自杀而死，结束了他自己在历史和道德之间的痛苦挣扎，也结束了日本最后一场内战。

因为承受了近代化的负担，武士阶层成为抵抗日本近代化的第一波力量，并最终在反抗中被消灭。从此，消除了障碍的日本，加速了近代化进程。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就成为亚洲第一强国，成功实现了“与万国并立”的目的。

八

从东京到鹿儿岛，又沿着鹿儿岛—京都—东京的路线，一路回到东京。横贯半个日本的旅行，我一边寻找，一边阅读，渴望理解西乡隆盛。但总是觉得读不懂，他的形象有时离我很近，有时又离我很远。

我来到东京的上野公园，很容易就找到了西乡隆盛的塑像。一身武士打扮的西乡隆盛站在一个石头基座上，昂首向前，壮硕的身躯像一个相扑选手。圆而大的脑袋使他更像一个卡通人物，可爱可亲。他的左手按在腰间的一把武士刀上，右手牵着一只小狗，既有逼人的英气，又有感人的温情。

西乡隆盛死后，因为是叛军首领，他的官位遭到剥夺，然而民间同情声浪一直甚高。十二年后，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的同时，明治天皇颁发特旨，为西乡隆盛除去“贼名”，追赠正三位。两万多人主动自愿集资，制作了这尊铜像。

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王韬、黄遵宪、梁启超、陈独秀等都曾来到这里缅怀这位维新功臣。陈独秀有诗咏西乡隆盛：“男子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梁启超也赋诗赞赏西乡隆盛：“东海数健者，何人似乃公？劫余小天地，淘尽几英雄。闻鼓思飞将，看云感卧龙。行行一膜拜，热泪洒秋风。”

看来，在他们眼中西乡隆盛确实是一个英雄，虽然是一个失败的英雄。或许，西乡隆盛更像中国历史上的项羽，以失败英雄的形象获得了后人的同情。

西乡隆盛曾对坂本龙马说：“你前天所说的和今天所说的不一样，这样你怎么能取信于我呢？你作为天下名士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坂本说：“不是这样的。孔子说过，君子从时。时间在推移，社会形势在天天变化。因此，顺应时代潮流才是君子之道！西乡，你一旦决定一件事之后，就想贯彻始终。但这么做，将来你会落后于时代的。”

我想，读懂西乡隆盛真的不容易，因为他身上凝聚着从“尊王攘夷”到明治维新的那段波澜壮阔而又错综复杂的历史。一个封闭两百多年的东亚国家突然被推到世界面前，就像一条船被推进大海，在惊涛骇浪中驶向未知的彼岸。社会形势天天都在变化，既要跟随时代，又要保持道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注定了西乡隆盛是一个失败的英雄。

胜海舟的追问：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

在大变革时代，处境最难的往往是体制内的改革派。体制外指责他们维护旧体制，体制内又批评他们激进冒动，身处夹缝之中，左右为难。

1868年3月，忠于天皇的讨幕军兵临江户城下，并制定了总攻方案。幕府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在街市准备了大量火药，一旦被攻陷就纵火焚城，玉石俱焚。假如真的如此，那么这个当时日本最繁荣的城市就会陷入劫难，日本近代史也会因此而被改写。

幸运的是，悲剧没有发生。拯救了江户城和百万无辜市民的，就是胜海舟——第一个具有现代国家观念的日本人。

一

胜海舟的曾祖父是一位传奇人物，虽然双目失明，但擅长理财，竟成为江户巨富。不过，他的父亲是幕府将军的一个普通家臣。胜海舟生于1823年，和李鸿章同岁。作为武士的儿子，胜海舟从小就刻苦学习剑术，成为幕末的著名剑客之一。

在幕府末期，学习荷兰文的“兰学”广泛流行，学者可以借此了解西方科学技术。1840年后，鸦片战争中清朝战败的消息震惊了日本，从此兰学的研究中心便从医学转向了军事科学。1841年，一位有名的西洋炮术专家进行西洋式的火炮发射和枪阵军事演习，让胜海舟大受启发。这位年仅19岁的剑客认识到，剑术已不适应当今作战的需要，从而舍弃剑术而改学西洋军事知识。

一位老师告诫胜海舟说，要救日本，唯有学习兰学才是正途。胜海舟刻苦学习兰学，如醉如痴。他以一年半的时间抄写了两部多卷本的《兰日辞典》。一部留作自用，另一部以三十两的价格出售，作为租书和购买文具之用。他在书店发现一部兵书，但被某人购去。他便征得该人同意，每晚往返步行八公里，利用书主人夜间休息之时将全书抄完。

对于闭关锁国的日本而言，兰学是一种全新的学术体系，反映了当时欧洲科学革命的大致成果。通过学习兰学，胜海舟不但接触了现代军事知识，而且逐步跳出中世纪的思想樊篱，把目光转向先进的近代文明。后来他在江户开设了一家私塾，讲授兰学和西方军事学。他还根据兰书设计制造步枪，雇工锻造，诸藩纷纷前来订货。

在闭关锁国政策下，日本已经度过了两百多年的太平岁月。虽然知道世界在发生变化，孤立自处的日本从等级观念出发，仍然把世界各国分为三类：一是中国、荷兰两个“通商”国家；二是朝鲜、琉球两个允许派遣使节的“通信”国家；三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不相往来的国家。假如没有外来冲击，日本可能还将继续维持这种停滞、太平和孤立的状态，胜海舟也会以一个剑客和业余军事家的身份度过平凡的一生。但是，美国舰队的到来，不但打破了岛国的宁静，也让30岁的胜海舟的人生顿生波澜。

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舰队闯进江户湾，让幕府惊慌失措。面对这数千年未有之局面，幕府打破惯例，向各个藩国征求应对之策。诸藩、大名以及与幕府关系密切者纷纷上书，胜海舟也向幕府提交了《培理来航之上书》《关于海防之再度上书》两份建议书。

胜海舟指出，外国船只之所以能够进入江户湾，是由于日本海防力量薄弱而造成的。他认为，建设海军乃日本当务之急，“海国兵备之要在于建造军舰，此乃天下之通论。……没有坚船则难以达成彻底防御外敌之目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将难成事。为了解决建造军舰的资金问题，胜海舟提出了“开国交易论”，即放弃闭关锁国政策，与外国通商贸易，将其收益用于海防建设之费用。

在胜海舟看来，有了军舰还远远不够，还应该改革军队体制。因为幕府传统兵制弊端尽显，已经不再适用，“本邦之枪法兵制拘泥传统，武备松弛已无实用。故他者稍有觊觎，则尽显轻蔑之体”。为此，胜海舟建议录用人才、改建西洋兵制、创建军校。

在多达七百余封的建议书中，胜海舟的建议最为幕府赏识，因为它直面现实，有理有据。于是，幕府破格录用胜海舟为“下田取缔手付”，负责西洋书籍的翻译工作。

而立之年的胜海舟由此进入幕府，成为一名体制内官员。

二

1855年底，幕府创办长崎海军传习所，33岁的胜海舟被任命为“长崎海军传习生头役”（相当于海军军校学生总队长）。在长崎的五年里，胜海舟学习炮术、航海术和造船学，成为一名真正的海军专家。

作为日本第一所近代海军教育机构，长崎海军传习所聘请的教官都来自荷兰。一位荷兰中尉曾问一位日本商人：“长崎如果遭到外国人的侵略，你能保卫自己的城市吗？”商人答道：“非我所知，那是幕府的事。”这位中尉在他的书中引用了这个故事，并发表评论说，一旦国家有难，国民必须同心合力，保卫祖国。但日本人的这种义务观念很淡薄。荷兰军舰舰长带领一名军官、四十五名陆战队员登陆，就可以轻而易举占领长崎的所有要害之处。

此事给胜海舟以极大的刺激。荷兰区区一海军中尉，对日本国情尚做如此分析，至于俄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各大国又怎么能够尊重日本呢？当时的日本全境有数百个藩，人们都把自己所属的藩视为国家，“藩即国”的思想根深蒂固，而日本则被他们称为想象中的“天下”。这种分裂割据、国防实力薄弱的状态，显然难以抵御外来入侵者。

在胜海舟的头脑中，开始抛弃传统而陈腐的“天下”认识，逐渐建立起近代国家的观念。他认为，在列强面前，日本应该是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为了日本整体的利益，幕府在适当的时机把大政奉还给朝廷，建立统一的国家，这样才能与万国并立，避免沦为殖民地。

长崎海军传习所共招募了三期学生，培养了大量海军优秀人才，其中的高杉晋作、五代友厚等大多去过中国、荷兰、英国等国家。这些同外国有过接触的开明志士都很认同和支持胜海舟的观点。毫无疑问，在那个儒学的华夷观盛行的时代，胜海舟是一位难得的先觉者。

1860年访问美国的经历，更增强了胜海舟的现代国家意识。那一年幕府派日本使节团访问美国，随行的“咸临丸”由胜海舟担任舰长。这是日本政府的官船第一次横渡太平洋，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平安抵达美国。在零距离接触的过程中，胜海舟仔细观察这个现代国家，认识到美国国家体制的先进，深感日本的落后。他注意到旧金山和长崎的钢铁厂没什么两样，只是背后的社会制度不同。美国是总统共和制，总统是从民众中选举产生的，比日本的将军、武士世袭制度要先进得多，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也更为强烈，国家的凝聚力更强大。

带着对国家的忧虑回到日本，胜海舟愕然地发现，国内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攘夷”气氛高涨，主张开国的幕府大老井伊直弼遇刺身亡，洋学家成为“攘夷”志士追杀的对象，连出洋考察的胜海舟也成了他们的狙击目标。

来自土佐藩的志士坂本龙马“听说胜（海舟）这家伙主张开国论，是很奇怪的家伙，必须杀掉”，于是前往刺杀。在利刃面前，胜海舟镇静自若，不但没有挥刀相搏，反而平静地对坂本龙马讲述自己在国外的见闻。坂本龙马茅塞顿开，大为折服，当场拜胜海舟为师。坂本龙马在给姐姐的信中兴奋地写道：“自己成为日本第一人的弟子。”

在第一次护送使节团出海之后，胜海舟每年或每隔一年都会护送或大或小的使团出访海外。凭着自己在海军领域的才学，1862年，他被幕府任命为军舰奉行（海军司令），开始作为幕阁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僚而崭露头角。为了打破藩国各自为政的局面，树立幕府和西南诸藩“一大共有之海局”，胜海舟在当时还只是一个小渔村的神户设立海军塾和神户海军操练所，招收各地有志的青年，为日本训练海军人才。

胜海舟为日本培养和积累了一大批宝贵的人才。除了为推动明治维新建立功勋的坂本龙马外，还有后来曾任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海军元帅伊东祐亨等声名赫赫的人物，都是胜海舟的弟子。

三

在大变革时代，处境最难的往往是体制内的改革派。体制外指责他们维护旧体制，体制内又批评他们激进冒动，身处夹缝之中，左右为难。

自从进入幕府，胜海舟就在这样的困境里挣扎。作为思想解放的体制内官员，胜海舟不仅希望建立现代海军，也希望幕府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革故鼎新。但是守旧保守的幕府只知道维护既得利益，已经丧失了改革动力。胜海舟对于幕府官员的因循守旧、腐败无能和门阀之见极为反感，经常发表激烈的言论，因而遭到保守派的嫉恨。

1864年7月，幕府命令各藩集结军队，讨伐长州藩。长州藩是西南大藩之一，兵力强盛，决心与幕府决战。一旦开战，日本就会陷入内战之中，甚至导致国家分裂。因此，身为幕府重臣的胜海舟坚决反对。保守派早就忌惮其权力过大，于是趁机将其召回江户，罢免其军舰奉行的职务。胜海舟还受到“蛰居生活”（闭门反省）的处分，神户海军操练所也被迫关闭。

在两年“蛰居”期间，胜海舟博览群书，思考日本未来。他认为，幕府已完全失去民心，因此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以幕府为中心，而是主张以日本为整体来建设现代国家。

胜海舟也与一些藩的维新派人士进行接触。西乡隆盛与其交谈之后，佩服之至，赞赏胜海舟“有英雄气概”“学识深不见底，可敬、可怖”。这次会面不但改变了西乡隆盛对日本出路的设想，也决定了四年后江户城的命运。

彼时，“尊王攘夷”运动风起云涌，幕府越来越难以应付局势。胜海舟一度官复原职，但是因为政见不合，很快又辞职。1868年初，幕府军队与讨幕军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发生激战，幕府败北。胜海舟并不主张打这场战役，因为他担心内战会导致日本“重蹈印度、中国之覆辙，皇国瓦解，生灵涂炭”。

讨幕军乘胜追击，直抵江户城下。要求胜海舟出山的呼声很高，幕府任命胜海舟为军事总裁（相当于全军最高统帅），整个德川幕府，乃至整个日本的命运实际上掌握在他手里。胜海舟深知幕府大势已去，假如一决死战，日本必将陷入内战。在胜海舟的思想观念中，相较于一家一姓权力的得失，日本的国家统一更为重要。在他的劝说下，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放弃抵抗，移居寺庙。

胜海舟派出代表与讨幕军谈判。虽然双方商定七项和解条件，但讨幕军总攻江户的预定日期未变，大军继续向江户逼近。身为幕府军事总裁的胜海舟鉴于当时形势，一面谈判，一面暗中通过英国公使给讨幕军施加压力，因为有不少英国人居住于江户，一旦开战将会受到牵连。

在日本的历史书上有一幅著名的绘画作品：胜海舟与西乡隆盛跪坐在榻榻米上微笑着交谈，中间有两杯清茶，金色的阳光从纸窗上透射进来，整个画面充满了温暖。这是胜海舟与讨幕军代表西乡隆盛谈判的情景，时间是在讨幕军发起总攻的两天前。最终，双方达成江户无血开城的七项和平协议，包括德川庆喜引退、幕府家臣全部迁出江户城、军舰武器全数交给新政府军、交出江户城等。

1868年5月3日，讨幕军顺利开进江户城，正式接管幕府的都城。当时江户人口超过百万，这个繁荣的大都市能够躲过一场血光之灾，胜海舟居功甚伟。更重要的是，他避免了日本的内战和分裂，使日本向完成国家统一迈进了一大步，也为明治维新扫清了道路。

四

明治维新开始后不久，胜海舟被新政府任命为海军卿（相当于后来的海军大臣），一直做到枢密院顾问官，位列正二位一等伯爵。

从幕末以来，胜海舟一贯是亚洲同盟论者，一直坚持着以东亚三国的团结扭转欧美侵略的原则立场。他认为日本简单追随欧美的殖民主义政策是愚蠢的，中日应该联合、携手发展，而不应该相互贬低或竞争。可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刚走上文明开化道路，就像列强一样开始对外扩张。1874年日本政府出兵侵略中国台湾，胜海舟因反对而辞职。从此，他一直在野，但是仍然坚持反战立场。

1893年，朝鲜发生内乱，日本军人蠢蠢欲动。胜海舟认为，日本自身的内政问题重重，反对以武力为背景干涉朝鲜的内政。他也担心日本军队与清朝军队的冲突。他呼吁作为亚洲国家要相互协助，不应该互相残杀。

不幸的是，中日在黄海发生海战。胜海舟是当时日本政治家里唯一公开反对这场战争的。他说，中国和朝鲜是日本的老师，批评日本是“无名之师”。他还愤然写下一首诗：“邻国交兵日，其军更无名。可怜鸡林肉，割以与鲁（俄）英。”在战争开始后，他批评政府压制舆论，搞得大家都不敢说话，“认为唯有自己才正确、强大，只有日本才这样说，而世界可不是这么看的”。在举国一致狂热支持对外战争的年代，身为元勋级政治家却公开反对战争，彰显了胜海舟的气概和勇气。

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自杀殉国后，胜海舟撰写悼诗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忆昨访我屋，一剑表心里。委命甚义烈，懦者为君起。我将识量大，万卒皆遁死。心血溅渤海，双美（武士道对武人的最高嘉许）照青史”。

胜海舟年轻时去过中国，有许多中国朋友，他和李鸿章多次交换过书法和著作等礼物。因此，胜海舟对中国非常了解，所做批评极有见地。他认为中国人缺乏国家意识，中国社会停滞而保守。在回忆录《冰川清话》里，胜海舟分析道：“在日本说战争胜利了，兴奋得狂欢大闹，但是支那人，换了天子、战争失败，这些事几乎就如同马耳东风。不管是改换了天子，还是日本战胜了，这些都无所谓。这也情有可原，因为不管是一个朝廷灭亡、另一个朝廷取而代之，还是国家灭亡成了他国的领地，整个社会还是保存着旧态。其社会，与国家的兴亡没有任何关系。”

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来说，胜海舟的评价堪称一针见血。在皇权专制统治下，人们不会有现代国家观念，也不会关心国家的前途，“王朝兴亡，匹夫无责”。当然，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如果缺乏现代国家观念，也可能走上歧途，就像日本一样。胜海舟反对中日战争的立场也表明，他的国家观念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人们。遗憾的是，胜海舟的声音没有得到重视，战争最终给中日两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在历史的阴影下，两国关系至今仍然复杂多变。

晚年的胜海舟完全在野，但是忧国谋国之心从未消失。他谈论政治口无遮拦，对伊藤博文等权贵的批评也毫不留情。他发起西乡隆盛复权运动，为因西南战争背负逆贼之名的西乡隆盛的名誉恢复积极奔走。他严词批判足尾矿毒事件，支持田中正造反对公害、维护人民权益的运动。

1899年1月19日，在20世纪即将到来的前夕，这位传奇人物因脑溢血死去，终年77岁。但是他一生追问的“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的问题，日本还要再经过半个世纪的苦难挫折才能找到答案。对于许多追求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来说，“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是一个至今都没有答案的问题。

第二编 维新

福泽谕吉：一个国家的启蒙老师

他像谁呢？第一个睁眼看世界，他像中国的魏源；翻译西方经典引进近代文明，他像中国的严复；办报纸开启民智，他像中国的梁启超；办大学培育人才，他像中国的蔡元培。可是，这些人没有一位像他一样，看到自己的梦想成为现实。

傍晚时分，我走进向往已久的庆应大学。望着高大矗立的现代化教学楼，多少有些失落。这个已经有158年历史的大学，为什么找不到一丝古典的美，难道它也迷失在现代化的大潮里？

不过，环顾校园，我发现了一栋五层高的古典大楼，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我走到它的面前，仔细观察那些老式的门窗，努力寻找属于江户时代的影子。这栋大楼现在是学校办公区，不时有人出入。这是当年福泽谕吉先生建设的大楼吗？他当年是否也常常夹着布包从这里出入？我不敢肯定。但是我敢肯定，作为这所大学的创办人，福泽谕吉一定无数次在这个校园里走过，我走过的地方也一定有过他的足迹。

转过办公楼，迎面是一栋充满西洋风格的八角塔式建筑。和清华大学那些美式风格的建筑比起来，这栋建筑色彩更加鲜明。大楼正中央镌刻的是七个古朴苍劲的汉隶“庆应大学图书馆”，其上面一行小字是“创立五十周年纪念”，下方的柱头上有一行数字“1858”“1908”。也就是说，这栋建筑建成之日，清华大学还没有面世。

我突然看见，就在大楼门前右侧的树荫之下，有一尊雕像。福泽谕吉！我一眼就认出了这个身着和服、满脸沧桑的老人，因为他和一万日元上的头像完全一样，面色严肃，目光坚毅。

“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福泽谕吉先生，”当天晚上，我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这样写道，“他创建了日本第一所大学，培育人才无数，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历史走向”。

一

福泽谕吉出生于1835年，当时日本正处于德川幕府统治江户时代。在福泽谕吉小时候，身处武士阶级的父亲曾多次说，长大后要送他到佛寺当和尚。在讲究“士农工商”的日本社会，武士是最高阶级，为什么父亲要儿子出家呢？直到成年之后，福泽谕吉才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

江户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最完善的时期，也是制度已经板结的时期，“就如同一切的东西皆整然有序地放在箱子里一样，经过几百年都没有动，”福泽谕吉晚年在回忆录说：“生在大臣之家即为大臣，生在兵卒之家即为兵卒；子子孙孙，大臣永远是大臣，兵卒永远是兵卒，中间的阶级亦然，不管经过多少年，丝毫没有改变。”

福泽谕吉的父亲是一个低级武士，虽然饱读诗书，但也只能屈身做一个下级俗吏，一事无成，他认为儿子不管怎么努力，也无法功成名就，而当和尚则不同，一个平凡的鱼贩子的儿子，也可以当上最高阶的僧官。

因为父亲早逝，福泽谕吉没有被送进寺院，而是世袭了父亲的身份，成为家乡中津奥平藩（现为九州大分县中津市）的一个武士。他佩带长短两把武士刀，走在大街上，工商农人都要低头让路。可是这位生性不安分的年轻人不满足这样的虚荣，而是期望着离开门阀制度严苛的家乡。

从地图上看，中津地处日本西南地区，远离京都和东京，在当年显然属于边远地区，闭塞沉闷，局促狭窄。不过，在福泽谕吉20岁的时候，美国军舰来到江户的消息传到了西南一隅，人们都在谈论炮术。

这一年，幕府与美国签订《日美友好条约》。至于西边的清朝，《南京条约》彼时已届满十二年，英法美公使致函清朝办理外交事务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叶名琛抱着“接触愈少，麻烦愈小”的宗旨避而不见，并向咸丰帝建议，对付外国人“唯有相机开导，设法羁縻”。

福泽谕吉不知道这些信息，但是这位年轻人敏锐地捕捉到鼓荡而来的新时代气息，于是走出家乡，横跨九州岛，来到西海岸的长崎。因为地理位置原因，早在17世纪就有荷兰商人居住在长崎港口。进入19世纪，这里更成为得风气之先的开放地区。在长崎，福泽谕吉边工作，边学习荷兰文。一年后，他又长途跋涉来到大阪，进入绪方学堂学习正规的荷兰文。

绪方学堂是一家培养医生的医学堂，藏书只有物理学和医学书籍，而且总共不到十本，学生必须抄书。有一次他们借得一本荷兰原版电学书，竟然昼夜不停地抄了三天两夜。学校生活条件艰苦，但是就像福泽谕吉所说，这些穷学生不以为苦，反而颇为自负，“我们的智力思想远远超过王公贵族，自信有资格睥睨之。越难的书对我们越有吸引力，我们已经到了苦中作乐、苦即是乐的境界”。

二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东亚各国就出现了共振现象，日本尤其如此。

1858年5月，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攻下天津。消息传到日本，幕府震惊，很快就相继与俄国、法国、英国、荷兰、美国五国签订通商条约，开放箱馆、兵库、长崎等五个港口。

同一年，福泽谕吉来到江户（现东京），在一家小规模的荷兰学塾里担任老师，教授荷兰学。福泽谕吉很自负，因为发现自己掌握的荷兰学不比江户的学者差。但是当意气风发的福泽谕吉来到刚刚对外开放的横滨观光时，如同被迎头泼了一盆冷水，因为他在这里听到了另一种完全不懂的语言。这位24岁的年轻人得知，现在世界上最通行的不是荷兰语，而是英语。

“现在我国正缔结条约，逐渐开放门户，因此，以后一定要学习英语。”福泽谕吉后来这样描述自己当年的心情，“作为一个西洋学者，若是不知英语是行不通的”。他立刻发愤，通过字典等自学英语，还四处拜师。

一个难得的机会到来了。1860年，为了交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批准文本，日本使团乘坐美国军舰赴美国，日本当局派遣咸临丸作为护卫舰。当时航行到外国被视为拿生命当赌注，可是福泽谕吉自告奋勇，要求作为舰长的随员赴美国，被顺利接受。

经过三个多月，咸临丸终于横渡万里波涛，抵达美国。脚穿草鞋、腰间佩带两把武士刀的福泽谕吉走在异国的土地上，不可避免地闹出许多笑话。虽然福泽谕吉已经在书上了解了很多美国的事物，但还是受到了文化差异的震撼。在《福翁自传》里记载了他和一位美国人士的对话——

我随口问道：“华盛顿的子孙目前情形如何？”那个人冷淡地回答说：“华盛顿应该有个女儿，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做什么事，大概是某人的妻子。”我对他的冷淡态度觉得很奇怪，虽然我早就知道美国是共和国，总统是四年一任，但是我认为华盛顿的子孙一定是一个重要人物。在我心里，我视华盛顿为日本的源赖朝、德川家康等开国豪杰，因此我提出这个问题，没有想到却得到这样的回答，我只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在日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德川家康的子孙，但是美国人却不关心华盛顿的后代。此事给福泽谕吉很大的思想冲击，因此四十年后他仍然记忆犹新，将此事郑重地写进他的回忆录。

在美国，福泽谕吉一心一意钻研英语，还购买了一本韦氏大辞典带回国内——这是日本首次进口英文辞典。咸临丸舰长在美国买了一把黑色洋伞作为纪念，想带回国内风光一下，福泽谕吉劝他自己把玩好了，千万不能在江户大街上炫耀，否则有可能被浪人袭击。

福泽谕吉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赴美之前，他已经观察到社会的动荡。就在福泽谕吉回国前半月，主张签订条约的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在江户城樱田门外被浪人刺杀。

在一个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一批知识分子到欧美国家亲眼观察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直接的观察对比，仅仅通过阅读了解，常常是隔靴搔痒，难解其中三昧。美国之行，让福泽谕吉大开眼界，思想焕然一新。

而那些没有机会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在巨变的时代却把握不住方向。他们敌视踏上本国国土的洋人，也不能理解全新的欧美文明，于是排外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潮。尤其是那些崇尚武力的武士，不但仇视洋人，也仇视在洋人面前软弱无能的幕府。当福泽谕吉归国之时，那位比他年长五岁的吉田松阴就因为谋划刺杀幕府高官而被处死。

幕府残酷镇压反对派人士，也激起强烈的反弹。尤其是井伊直弼被杀后，日本政局动荡，“攘夷”浪潮汹涌，日本就像一艘小船在万丈汪洋里漂荡起伏，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三

手拿地图，我摸索着来到了著名的东京增上寺。这里是德川家族的灵庙，占地广大，建筑雄伟。其正门叫“三解脱门”，是东京最古老的建筑物，已经有近五百年历史。从正门南行，不远就找到了“福泽和近藤两位伟人创办的学塾遗址”。

和东京地图上标注的诸多“某某遗址”一样，这里并没有当年的半砖片瓦，只有一根不高的长方形石柱，无声地告诉人们：这里，这个当年叫作“铁炮洲”的地方，就是福泽谕吉先生创办庆应义塾之地。此处距离海湾仅数百米，空气中隐约可以嗅到大海的气息。我想，一百多年前的夜晚，当福泽谕吉在灯下读书翻译的间隙，一定能够清晰地听到大海的潮音。

从美国访问回来后，福泽谕吉不管外界的政治风浪，安心研读英文书籍。回国当年，他就将在美国购买的汉语和英文对译本词汇集《华英通语》加入日语译文，作为《增订华英通语》出版。这是福泽谕吉最早出版的书籍。

那时福泽谕吉还受聘于幕府的外交部，主要工作就是翻译外国公使、领事或幕府大臣的书信。有意思的是，当时日本国内没有人看得懂英法等国的文字，因此外国公使领事寄来的文书一定会附上荷兰译文。福泽谕吉英语水平由此精进，对世界大势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已经见识了美国，现在则渴望能够到欧洲亲眼看一看。

机会来了。1861年冬天，幕府派使节到欧洲各国考察，福泽谕吉作为随员参加了使节团。和那些热衷于各种新奇器物的人不同，福泽谕吉急于了解欧洲的各种制度，包括银行制度、医院制度、征兵制度、选举制度等。尽管来到国外，幕府仍然禁止团员接触外国人，还在使团中安排人监视。读洋书的福泽谕吉当然是“问题人物”，外出参观必定有监视员跟随。这种把锁国政策搬到国外的做法，在一个世纪后的东方国家仍时有发生。

当时英国生机勃发，国力强盛，保守党和自由党却各持己见，为政治问题吵架。福泽谕吉感到迷惑：“两人明明是敌人，却同在一张餐桌上吃饭喝酒，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慢慢理解到，和东方国家结党营私、你死我活的帮派斗争完全不同，这是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

此行将近一年，福泽谕吉大开眼界。特别是在伦敦，他惊讶地看到一份报纸批评英国驻日公使对日本傲慢无礼，深受触动，“我阅读此文之后，心中如同放下了一块大石。原来世界上不尽是恶人。我们平时所看到的，尽是外国政府的恶行恶状，他们趁日本尚未进入文明开化之国，往往仗势欺人，故意挑剔日本人的小毛病，让日本伤透脑筋。如今我来到他们的国家，亲眼看到其国也有光明正大、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士，令我愈加坚定素来所持的开放门户走进国际社会的理念”。

离国之前，日本岛内“攘夷”论高涨，外交上则破绽百出。在日俄双方谈判库页岛的疆界问题时，日本使节拿出地图说：“你瞧，地图颜色是这样的，因此疆界应该如此。”俄国人说：“如果地图的颜色能够决定领土，那么把这张地图全部涂成红色，全世界将变成俄国的领土。”陪同的福泽谕吉感到可笑，深知“攘夷”论只能使人闭目塞听，愚蠢顽固。他想到日本的前途，不禁悲从中来。

四

对于中国和日本来说，1862年都是关键的一年。

在中国，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等驻华公使根据《北京条约》规定，相继入驻北京，在东交民巷一带设立第一批公使馆。当然这不意味着清朝政府的开放，反而激起深深的屈辱感。

在日本，一位骑马的英国人在横滨附近的村庄无意间冲撞了一个藩主的队伍，被藩主的武士当场砍死。这就是著名的“生麦事件”，它刺激了日本国内的排外情绪。

回到国内的福泽谕吉悲哀地发现，“攘夷”论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局面几乎不可控制。更恐怖的是，暗杀之风兴起，世间杀气腾腾。

东方国家本来自成一体，19世纪中叶接触西方国家之初，各种冲突在所难免，日本似乎更甚。日本人认为外国人充满晦气污秽，不愿意让他们踏上本国的土地。那些年轻气盛的武士往往会暗杀外国人，发展到后来，他们把传播西洋知识的学者也视为仇敌，到处追杀。

福泽谕吉备感恐惧，因为他的两位同窗好友就遭到追杀，险些丧命。他知道，面对这些凶残乖戾的“爱国者”，无论如何退避都无法让他们满足，只有丢掉洋书，向他们低头道歉，与他们一起高唱“攘夷”论，甚至比他们更激进地提刀追杀洋学者，才能让他们满意。

福泽谕吉无法改变自己的价值观，他认定，“如果试图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国的独立也不能保证，因为世界文明的喧闹，不允许一个东洋孤岛在此独睡”。

既然不肯同流合污，就只能谨言慎行。在身份立场不明的人面前，他绝不谈论时事。他家中的木地板特意设计成可掀起式，以期遭人暗杀时可以从地板下逃走。不得不外出旅行时，就编一个假名，行李上也不敢写福泽两字，以避人耳目。他甚至连父亲生前的好友家也不敢拜访。他后来回忆时自嘲道，“那样子就好像逃亡者避人耳目，或宛如小偷四处逃窜一般”。

福泽谕吉并没有多虑。事实上，他几次遭遇险情。有一次他冒名来到“攘夷”风气最盛的长州，在当地理发店理发时，老板喋喋不休地说着“驱逐洋鬼子”！军队穿着各色各样的服装，肩膀上扛着枪，威风凛凛地在街头走过。如果让他们知道了真实身份，福泽谕吉一定会横死街头。

在长达十二三年的时间里，福泽谕吉晚上从不外出，而是安心从事写作和翻译。通过海外游历，他敏锐地察觉到未来世界的潮流是积极引入西洋文明，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学的重要。于是，他执笔写下了10卷本的《西洋事情》，全面介绍西洋地理、兵法、科技、航海等知识。

1866年《西洋事情》出版，数年间发行25万部。忧国爱民的人士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几乎人手一部。后来，《西洋事情》还被维新政府指定为教科书。在这本书里，福泽谕吉不仅详细介绍欧洲事物，而且独具匠心地翻译引入了许多现代名词，包括政治、税法、国债、纸币、博物馆、蒸汽机等。思想传播需要借助词语，这些新鲜的词汇给日本人打开了一扇观察和思考世界的窗口，启迪了人们对先进文明国家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这些名词也传入了中国，至今仍被使用。

福泽谕吉一方面埋头翻译著述，一方面教书育人。让他高兴的是，庆应义塾的学生也逐渐增多。这里的莘莘学子研读原版英文书，学习西方知识，但拒绝汉学，因为福泽谕吉深信，“在日本开国之际，若是陈腐汉学占据了少年的脑子，则日本无法进入西方文明国家的行列”。

当时日本仍然是儒家学说的天下，西洋学问是行不通的。人们提起荷兰学书生，总是恶言多于美言。福泽谕吉从年轻时就想把陈儒腐说一扫而空，他说，“我要尽最大的力量拯救他们，将他们引导至我所信仰的原则。我的态度是，全日本的汉学者尽管攻击我，由我一个人来抵挡他们”。

庆应义塾的许多毕业生当了老师，将新的知识带到了日本各地，也将福泽谕吉的思想传播开来。

从西南一隅到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从下级武士到名闻全国的教育家。就这样，一位启蒙思想家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五

“其实我的愿望是，一年领两百大袋的米粮，身为将军的顾问，大力鼓吹文明开国，大刀阔斧地改革各种制度，”在1862年赴欧途中，福泽谕吉曾这样对友人自陈志向。

可是到后来，福泽谕吉越来越发现，幕府官员绝大多数是守旧分子，完全没有门户开放与自由主义的思想。尽管幕府碍于形势不得不提倡开国论，但实际上却是“攘夷”论的大本营。

到了1867年，当福泽谕吉跟随幕府军舰采购团再度出访美国之时，他的政治观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横渡太平洋时，他对一位知心朋友说，“不管怎么说，一定要打倒幕府”。

彼时的幕府政治已经腐败冥顽到了极点。福泽谕吉曾在一本经济学著作中将competition创造性地翻译为“竞争”，幕府的财政官员却认为“争”字不好，找不到替代的词，只好把“竞争”两字涂黑，才拿给幕府老中看。

一个专制政权，越到统治后期，越敏感多疑，残暴无义。有一位官员在家信里写了一句“目前国家局势令人担忧，一切有待明君贤相出”，就被秘探举报蔑视幕府大将军，意图谋反，被迫切腹自杀。

幕末时期，日本政治分为东西两派，一个是拥护幕府的“佐幕派”，另一个是拥护天皇的“拥皇派”。两派互相敌视，大打出手。福泽谕吉不肯拥护幕府，对“拥皇派”同样保持怀疑。因为天皇派同样排外，而且一举一动都必须说为了“攘夷”，甚至宣称“即使日本破坏成焦土，也要彻底‘攘夷’”。

福泽谕吉远远地避开现实政治，埋头翻译著述，陶铸人才。著书翻译完全是一人之志，他没有受到别人的指示，也没有与其他人商量，也不曾托人写序言或题字。他的书被守旧人士抵制，却成为社会上的畅销书。在内心深处，他也为国家混乱落后的局势担忧，他甚至一度想，让自己的孩子将来当天主教的神父，以远离政治。

1868年初，维新军开进了江户城，幕府被推翻。但是社会秩序还没有恢复，不时有战斗发生。幕府所办的学校已经垮台，而维新政府根本无暇顾及教育问题，只有庆应义塾仍继续坚持正常教学。福泽谕吉鼓励青年学生说：“不管世上如何动乱，我们绝对不让洋学的命脉断绝。庆应义塾一天也不停课，只要庆应义塾还存在一天，大日本即是世界的文明国。我们不在乎世间的变动。”

1868年5月上野发生激战，江户城内几乎全部歇业，秩序混乱不堪。在炮声隆隆中，福泽谕吉坚持上课，用英文讲经济学。课下，学生搬梯子爬到屋顶观看一公里外的硝烟。

维新政府下达征召令，邀请福泽谕吉加入政府，但是他托病不出。后来政府又要他负责政府的学校部门，也被婉言拒绝。他说：“我自己该做的事情是，将自己所学的洋学教给学生，尽最大的努力著书翻译，希望引导我国国民向文明之国迈进，每个人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很正常吗？车夫拉车，豆腐店卖豆腐，书生读书，这都是尽他们的本分。”

福泽谕吉认为，在富国强兵、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求最大幸福方面，东方诸国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原因就在于教育。“我于日本戮力于提倡洋学，是想办法让日本成为西式文明富强之国，”福泽谕吉说：“我使庆应义塾成为西洋文明的领导，使之宛如东道主，也可以说是一手包办西方文物制度的买卖，或者西方学问的特别代理商。”

1871年，福泽谕吉将庆应义塾迁到了现在的港区三田。这里位于高坡之上，能够远眺东京湾，海风披襟，开拓心胸。庆应义塾越发成为青年学子的向往之地，学生人数不断增多。福泽谕吉每日在学校里巡视，爱校如家。他废除了学生见老师敬礼的虚饰制度，师生都将学校视为自己的家，气氛融洽。福泽谕吉的教育思想重在自然的原则，将人定位为万物之灵，提倡培养独立完整的人格。

福泽谕吉受到了师生的爱戴。时至今日，庆应大学里“先生”还是福泽谕吉的专称。一般师生间的称呼为“某某君”，只有创校人福泽谕吉被称为“福泽先生”。

六

福泽谕吉曾到大阪一游，以蛮横的武士态度问路，农夫惶恐回答，恭恭敬敬；可是当他态度和善地问路时，却遭到冷遇。

当时明治维新已经进行了数年，可是底层社会仍然如故。这引起了福泽谕吉的思考，“现在社会上流行高压政治的说法，可是我认为并不是政府采取高压的态度，而是人民自己招致高压的。对这样的人民究竟如何是好”？他深感启蒙的重要性，于是发起一大宏愿，要靠一支纤笔来推动社会启蒙。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1872年福泽谕吉在《论人与人平等》文章里写道，“如果大家不分贵贱上下，都爱好这些学问，并有所体会，而后士农工商各尽其分，各自经营家业，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这篇文章振聋发聩，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

此后，福泽谕吉又先后写下一系列文章，抨击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提倡自由平等、婚姻自由等进步思想。他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而要达到个人的自由独立，就必须要具备现代科学知识。他也吸收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他肯定人民为国家主人，同时号召人民舍身卫国，使日本文明追上先进国家。1875年，这些文章结集为《劝学篇》出版，发行数十万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在东方国家转型过程中，几乎都遭遇了“国家到底向何处去”的疑问，这也是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福泽谕吉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在出版《劝学篇》的同一年，福泽谕吉出版了对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产生深远影响的《文明论概略》，回答了“日本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这本书认为，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可以用人民的德智水准来衡量，世界各国分为野蛮、半开化和文明三种。福泽谕吉断定，西洋文明为当时的最高文明，日本落后于西方，所以主张日本挣脱儒佛教主导的东亚文明的束缚，努力学习西洋文明，以便迎头赶上并最终超越西洋文明。

显然，这是一种“全盘西化”的观点，至今仍然受到中国学者的诟病和嘲笑。但是知人论世，在当年日本极端保守的思想环境下，这种决绝的思想确实起到了打破思想束缚、引入现代文明的作用。由于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客观制约，“全盘西化”是断然不可能的，可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福泽谕吉的主张至少在策略上是成功的。

二十三年后，中国知识分子也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在戊戌变法的风云中，湖广总督张之洞出版了著作《劝学篇》，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他看来，有关世道人心的纲常名教不能动摇，只有工商学校报馆诸事可以变通举办。他主张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并以这种新技艺“补”专制旧制之“阙”。他对“设议院”等涉及政体的部分讳莫如深，高谈“人人与国为体”的论调。他认为旧学派不识时务，也对新学派指责有加，认为新学派将动摇中国文化与教育的根本，“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黑船来航事件”二十三年后，日本就有了坚定地学习西方文明、呼吁民主自由的福泽谕吉。在国门被迫打开五十多年后，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认识依旧停留在“中体西用”的认识水平上。两相比较，怎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七

明治维新将“文明开化”作为国策，不断推出新的改革措施，让福泽谕吉非常高兴。他说：“我也不认为能大功告成，干脆趁势打开更大的窗户，让西方文明诸国的空气吹袭日本，将全国的人心彻底推翻，在远东建立一个新文明国，使日本与英国并驾齐驱，东西遥相呼应。”

1873年（明治六年），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研究传播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明六社”诞生了。这是一个由一批思想、立场相近的著名知识分子和官员组成的启蒙组织，福泽谕吉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他一生厌恶宦途，但是对启蒙却不遗余力。他和明六社的朋友一起以“开启民智”“文明开化”为己任，通过其机关刊物《明六杂志》传播先进思想，发表了大量影响巨大的论文，还翻译出版了20多部介绍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法治思想的西方书籍。

然而，随着民智开启，日本社会兴起“自由民权运动”，一系列政治事件接连发生，要求改革政治、“还政于民”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明治政府转而对言论采取严厉的管制措施。1875年，《明六杂志》被迫停刊，“明六社”也自行解散。不过，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1881年10月天皇颁布敕谕，规定九年之后开设日本国会。

随着快速近代化和开设国会日期不断临近，日本社会因见解的不同而造成激烈对立。福泽谕吉认为，在这个时节最需要有一个不偏不倚的言论平台，发表公正持平之论。他满怀豪情地说：“现在日本国内，能够经济独立，文思俱佳，本身对政治、商业没有野心，又能超然物外的，舍我其谁？”

就这样，福泽谕吉创办了《时事新报》（《产经新闻》的前身）。他确定的办报方针是“独立不羁”，遵循不偏不倚的立场。福泽谕吉说：“凡与此精神不悖者，无论是现任政府、诸多政党、各工商企业、各学者团体，不论对方是谁，我们都将其作为朋友相助。若是违背此精神者，亦不问谁，皆作为敌人而排斥之。”

福泽谕吉亲自撰写社论，评论时政，察人之所未察，言人之所未言，引导社会舆论。他自己始终以一只“雁奴”自任，并以此为荣。群雁夜宿于江湖沙渚中，千百只聚集在一起。其中较大的安居中央，较小的在外围司掌警戒的工作，防御狐或人类前来捕食它们。这些从事警备工作的被称为“雁奴”。福泽谕吉倡导“学者雁奴论”，认为学者应该做“雁奴”。

1885年《时事新报》发表“脱亚论”，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唯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福泽谕吉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中国、朝鲜）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这篇文章在日本影响深远，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也在中国、朝鲜引起强烈反响。至今中国主流学界对《脱亚论》仍然持批判态度，认为福泽谕吉对亚洲邻国轻蔑无礼，是一位种族歧视主义者。其实，真正完整读过《脱亚论》的人似乎并不多。细看全文就知道，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批评的是当时中国和朝鲜的政府，并不是贬低其民族本身。他看不起的是当时中国与朝鲜的不思进取、抱残守缺，希望“这两个国家出现有识志士，首先带头推进国事的进步，就像我国（日本）的维新一样，对其政府实行重大改革，筹划举国大计，率先进行政治变革，同时使人心焕然一新”。至于要“脱亚”，也是国民的精神“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这与他在《文明论概略》中的思路是一致的。

八

在庆应大学校门左侧，有一栋别致的洋房，它就是“福泽纪念园”。当年这里是福泽谕吉的宅邸，从1871年开始，他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它亲眼看着自己的祖国走向文明开化，富强起来。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也就是明治维新三十二年之后，日本经济繁荣，工厂遍布，政治上制定宪法，开设国会，司法独立，成为亚洲第一个宪法国家。日本越来越被欧美国家认可，不平等条约也逐渐被废除。

“环顾国内，固然有不少难以忍受的事，然而整体来说，国家夜以继日地进步，”1901年，66岁的福泽谕吉在《福翁自传》中这样写道，“回顾我的一生，不但没有遗憾，可以说尽是些愉快的事”。不过，这个一生以启蒙为己任的思想家说，“在我的生涯中还有三大理想：第一，我希望全国男女的品德日益高尚，不忝成为真正文明进步国家的国民；第二，希望能够用佛教、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使民心祥和安静；第三，投下大笔资金，以研究有形或无形的崇高学理”。

不幸的是，1901年，这位“心中只求能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老人就因病去世。他被安葬在距离庆应大学不远的善福寺。每逢他的忌日（被称为“雪池忌”），庆应大学校长都会带领师生前往扫墓。据说，他的墓碑上刻着“大观院独立自尊居士”九个大字。这位一生最重视人格独立的思想家，生前一直自称为“独立自尊居士”。

福泽谕吉身后所遗的虽然只有一所大学和22卷文集，却至今为日本国民感念。因为他是这个国家的启蒙老师，他的思想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走向。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远比政治家重要得多，因为比起政治来，思想更持久，更有历史穿透力。

我一次次地走进庆应大学的校园，坐在图书馆附近的石凳上，望着福泽谕吉的雕像，思绪万千。想一想，如果福泽谕吉健在，已经是180多岁的人了。可是我总觉得，他离我们这个时代并不远。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也像福泽谕吉一样，生活在国家转型的时代浪潮里？我常常恍惚觉得，福泽谕吉就像一位中国的知识分子，脸上刻满沧桑，眼中充满忧虑。

他像谁呢？第一个睁眼看世界，他像中国的魏源；翻译西方经典引进近代文明，他像中国的严复；办报纸开启民智，他像中国的梁启超；办大学培育人才，他像中国的蔡元培。可是，这些人没有一位像他一样，看到自己的梦想成为现实。

福泽之问：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

这真是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问题。“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这难道不是中国一百多年来一直在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吗？可是，面对这个发人深省的“福泽之问”，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想明白了呢？

福泽谕吉一生没有进政府任职，但是其作用却超过许多权倾一时的政治家。他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日本的托尔斯泰”，其文章和著作对推动日本走向近代化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日本，福泽谕吉的名字家喻户晓。面额最大的一万日元上就印着他的头像，有时候人们也将一万日元直接叫作“福泽谕吉”或者“谕吉”。

福泽谕吉早年受聘于幕府的外交部，主要负责翻译往来外交公文。当时他是一个主张对外开放的“体制内改革派”，希望幕府能够推动日本走向文明开化，成为与欧美国家比肩的文明国家。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福泽谕吉越来越失望。到明治维新前夕，他不再对幕府抱有任何幻想。1867年他随幕府代表团去美国，途中他对好友说：“不管怎么说，一定要打倒幕府……这个政府已经腐败到极点。这件事姑且不说，就拿‘攘夷’一事来说，因为身为政府当局，所以不得已勉强提倡开国论，但其实幕府才是‘攘夷’论的大本营。我们看品川港的炮台，幕府认为炮台太小，现在正在改建……这不是用来‘攘夷’的吗？这种政府垮掉算了。”

朋友赞成他的观点，但是也提出了质疑，“你说得没错。可是我们能搭船来美国，也是用幕府的经费。你所吃所穿的不都是幕府的东西吗？我们吃它穿它，却要打倒它，那岂不会感到问心有愧吗？”一句话，你福泽谕吉这样做不是“吃饭砸锅”吗？

“无所谓。你我受聘于幕府，并不是因为我们伟大，而是我们能看懂洋文，”福泽谕吉回答道，“就如同皮革业者只因为他的职业而被列为贱民一样，而你我就如同修理皮靴的人。幕府的大官不想做这种脏事（皮革业），幸好有个皮革业者，于是叫他修理皮拖鞋。我们受聘于幕府，就如同修理皮拖鞋的人进出幕府衙门一样。我们根本不需要客气，尽管把它打倒。”

可见，福泽谕吉对于所谓“吃饭砸锅论”的指责毫不在意。他很清楚，他吃的是自己的饭，而不是政府的恩赐。他特别强调每个公民的独立，反对个人依附于政府。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19世纪中叶的日本知识分子已经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为此就要培养自由独立的公民。他在著作《劝学篇》中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八十年后，中国的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福泽谕吉把政府与国家清晰地区别开。他说，“就人民的职责来说，是没有理由只把国事交给政府而袖手旁观的。只要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就有在那个国家里面自由自在地饮食起居的权利；既有他的权利，也就不能不有他的义务”。

尽管赞成打倒当时的政府，但是福泽谕吉本人不是一个革命家。在明治维新前，福泽谕吉没有参与推翻幕府的运动，而是安心翻译著述，培养人才。幕府被推翻后，维新政府邀请福泽谕吉出任政府官职，也被他拒绝了。

前来劝导的官员说：“政府不会让你白白工作的，你为国家效力，政府会好好表扬你。”福泽谕吉回答说：“我不知道为什么需要表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很正常吗？车夫拉车，豆腐店卖豆腐，书生读书，这都是尽他们的本分。如果说做自己本分的事，政府还要表扬，那么就应该先从隔壁的豆腐店开始表扬。”

当时许多读书人以进政府为荣，以为当官才是正途。福泽谕吉非常不满这种社会风气，认为这是奴隶性的表现。他说，“让全国人民了解诸国独立自主的精神，我认为必须有人以身作则成为人民的楷模。一国的独立自主来自国民的自立之心，若举国皆带着古来的奴隶劣根性，那么国家如何维持？我认为不能再犹豫了，自己要以身作则，不在乎别人的想法”。因此，福泽拒绝当官，以身心完全独立，自尊自爱，不侮辱自己作为终身的追求。

到晚年，福泽谕吉欣喜地看到，通过对外开放，对内改革，日本已经成为亚洲第一个宪政国家。政府权力受到宪法约束，公民与政府、政府与国家的关系得到宪法的保障。虽然仍有很多不足，但是福泽谕吉梦想的“国家之自由独立”逐渐成为现实。

在他写回忆录的那一年，中国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些激情的“爱国者”像当年的日本浪人一样，仇视外国人，把怒火撒向本国同胞。这些都是清朝政府煽动、纵容的结果。或许正是有鉴于此，福泽谕吉在自传里特意提到了中国的未来。“纵观今日中国的情势，我认为只要清朝政府存在一天，中国就无法迈向文明开化的大道。换言之，必须彻底推翻这个老朽的政府，重新建立新的国家，人心才能焕然一新。不管清朝政府出现多少伟大的人才，或是出现一百个李鸿章，都无法进入文明开化之国。要使人心焕然一新，将中国导向文明之国，唯有推翻清朝政府，此外别无他途。”

那么，一旦推翻清朝政府，中国是否能够像明治维新那么成功呢？福泽谕吉的回答是，“谁也不能保证。不过，为了国家的独立自主，无论如何一定要打倒清朝政府。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我想中国人自己也很清楚”。在福泽谕吉逝世十年之后，清朝政府终于被推翻。可是，他提出的问题中国人并没有解决。

这真是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问题。“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这难道不是中国一百多年来一直在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吗？可是，面对这个发人深省的“福泽之问”，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想明白了呢？

影响日本近代史的两本中国书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国力衰败，沦为列强宰割的对象，而日本蒸蒸日上，跻身强国之列。同为东亚国家，中日为什么会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这是许多仁人志士一再追问的问题。其实，《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两本书在两国间的不同遭际，已经给人们提供了答案。

1851年，中国商船将一本中国书带到了闭关锁国的日本。当时日本实行严格的进口审查，这本书由于含有涉及天主教的违禁文字而被查收上缴。不过，它没有被焚毁，也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被送到官方机构，供那些关心世界形势的幕府重臣研读。

这本书就是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亲身经历了鸦片战争的魏源深感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急需了解世界。于是他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从1841年开始广泛收集资料穷数年之力，编写成《海国图志》50卷刊刻面世。

这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它摒弃了“九州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向中国人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以及全新的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魏源在该书序言里写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第一次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魏源也因此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海国图志》可谓应运而生。当时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正是急需新思想新观念的时代，但是清朝仍然沉酣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不肯醒来。《海国图志》不仅没有受到重视，反而因为它辑录“异邦蛮夷”的情况，有违中国固有的学问之道，受到主流社会的攻击和排斥。士大夫认为，这本赞美西方“奇技淫巧”和“政治制度”的著作实属大逆不道，应该坚决封杀，甚至有人主张把它付之一炬。

直到十多年后的1858年，一位名叫王茂荫的官员上书朝廷，建议将《海国图志》刊刻重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是知夷难御非竟无法之可御”。但是清朝对此不予理睬。《海国图志》一书仅勉强刊刻千余册，随即销声匿迹。

几乎与此同时，在“黑船”叩开日本国门之后，《海国图志》在日本却成为热门图书。日本的有识之士认为这是一本“有用之书”“天下武夫必读之书”，纷纷加以翻译、训解。从1854—1856年仅仅三年时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就有21种。由于人们争相购读，《海国图志》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价格竟然涨了两倍多。

《海国图志》对日本社会影响巨大。当时的著名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十分推崇魏源的著作，他的学生吉田松阴在著作里也多次提到读《海国图志》一书的体会。吉田松阴利用《海国图志》提供的世界知识，提出了“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成为日本维新运动的先驱。后来，吉田松阴开办私塾，以《海国图志》为教材，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其中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成为明治维新的元勋，为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做出了巨大贡献。

正如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在《日本现代史》中所说，“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中国学者钱基博也说，“日本之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无不得《海国图志》，读之而愤悱焉！攘臂而起，遂以成明治尊攘维新之大业，则源有以发其机也”。

比《海国图志》稍晚数年，清朝还出现了一本可以帮助国人认识世界的启蒙著作《瀛寰志略》。和只担任过中低级官员的魏源不同，《瀛寰志略》的作者徐继畬是一位“省级”高官，曾任福建布政使，办理过厦门、福州两口岸的通商事宜。在接触英国、美国等国家的传教士、官员和商人的过程中，徐继畬收集了大量关于外部世界的资料，用五年时间完成了10卷本的《瀛寰志略》。

这本书除了介绍地球概貌、各国地理分布、风土人情等，对各国的宗教信仰、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等均有涉猎。它对希腊文明给予了充分肯定，对雅典及古罗马的民主政治十分欣赏，推崇欧美国家“以商为本”的理念及民主政治。显然，此书比《海国图志》更加进步，代表了当时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最高水平。作者希望借此开启民智，引导民众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先进制度，实现强国富民。

当然，作为政府高官，徐继畬深知保守势力强大。在《瀛寰志略》刊刻之时，他本来想把清朝地图放在“亚细亚”之后，但是好友担心这样会招致保守士大夫的抵触，所以建议将清朝地图放在卷首。徐继畬依言而行，可是1849年《瀛寰志略》正式刊行后“即腾谤议”，士大夫群起攻之，指责作者徐继畬“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在朝野士大夫愤怒的攻击和谩骂中，这本书被迫停止刊印。

然而，《瀛寰志略》却受到了日本读者的欢迎。日本学者将此书誉为“通知世界之南针”，从1859年就开始翻刻，不断地重印。这本书早于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帮助日本人打开了眼界，对后来的明治维新有启导之功。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国力衰败，沦为列强宰割的对象，而日本蒸蒸日上，跻身强国之列。同为东亚国家，中日为什么会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这是许多仁人志士一再追问的问题。其实，《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两本书在两国间的不同遭际，已经给人们提供了答案。

明治迁都：世界历史上的成功范例

日本之所以能够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当然是明治维新之功。而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迁都东京。在这个意义上，明治迁都堪称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迁都成功的典范。

在天盖之下，帘子全都卷了上去，天皇坐在那里……天皇一起立，从他的眼部到脸部上方被天盖遮住而看不到了，但是，每逢他一动，我就能很清楚地看到他的脸。大概是化了妆，他皮肤很白。嘴的形状不好，是医生说的那种突颚，但从大体上看他的脸部轮廓周正。眉毛被剃了，在剃掉的眉毛一厘米上面是画的眉毛。衣服是垂在后面的黑色宽松的披肩，像斗篷一样的白色长袍，加上紫色的宽松的长裤。

这是一位英国外交官眼中的明治天皇，时间是1868年的春天。

一年前，这位本名叫作睦仁的少年继承大位，成为日本历史上第122位天皇。彼时正是“尊王攘夷”运动的高潮期，年仅15岁的天皇赶上了一个风云动荡的时代。“尊王攘夷”派逼迫幕府将军“大政奉还”，并在京都附近打败了幕府军队。不过，这些大事都是维新派大臣完成的。和幕府统治时期的天皇一样，明治天皇深居内宫，不过问具体政务。

“天皇”这个词是7世纪面向唐朝构想出来的形象，日本人并不习惯这一称谓。即使在幕末时期，庶民在日常生活中根本不说“天皇”或“天皇陛下”，而是使用“天子”的说法。“天子”被认为是宗教权威肉体化的存在。天皇所在的地方叫“云上”，公家叫“云上人”，常人不能拜见“龙颜”，“玉体”不能踏在地上，造成了上下隔绝。甚至在过去数百年间，形成了天皇足不出京都的惯例。

幕府将军被推翻以后，国家的统治出现了空白，谁能够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维新派认为，应该把天皇推出来，作为站立在政治制度顶点的人。希望他能够像近代西方国家的帝王那样，成为一位坚强、主动的天皇。可是，天皇被包围在女官中，始终没有走出皇宫。女官都希望他成为一位传统的、女性化的天皇。虽然朝廷发出了废除公家染黑牙的命令，但是天皇仍然按照惯例染黑了牙齿，作为成人的符号。

当然可以进行宫内改革，问题是，即使可以用制度和规则来更新陋习，也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人们的思想。维新派对保守的京都不存在任何幻想。对他们来说，后宫的陋习是烦恼之源，只要天皇继续生活在几百年来的京都，生活在暮气沉沉的御所，就很难进行改革。

维新派认为，如果“主上在玉帘之内……除了极少的公卿之外不能朝拜，和为民父母的天赋职掌相乖离”，就根本不可能真正推动维新大业。要改变这一局面，万象更新，应该迁都，让年轻的天皇彻底离开原有的生活环境。在他们的主导下，1868年7月17日，朝廷发布了将江户定为东京（东部的京城）的诏书。

经过斗争，天皇终于启程了。可是，日本最神圣古老的神道场所伊势神宫内，宫前华表在无风的情况下突然倒塌。这时朝廷正在伊势进行着最重要的神事——祈祷当年收成的“大尝祭”，所有人都被吓坏了。神宫送出的信件到达京都时，天皇车驾已经出发了。一位名高位重的大臣骑马追上了天皇，逼天皇还驾。幸亏维新派压住了场面，但天皇必须向神宫遥拜。

1869年5月9日，3000多人的队伍簇拥着天皇，浩浩荡荡地进入东京城，改革后的政府机构也移过来。新的首都诞生了。

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开设德川幕府。经过两百多年的苦心经营，到明治之初，这个幕府统治的核心地区已经成为日本的经济、文化中心。据1693年的调查，江户各阶层的人口总数就已经达到100余万，超过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伦敦。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经济，为明治维新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这里远离京都，可以趁此机会清洗旧的朝廷势力，推动改革。

在历史上，一般把1868年3月颁布的《五条誓文》作为明治维新的开端。但事实上，真正的改革措施是从迁都以后才开始实行的。迁都不久，新政府就打出“御一新”（意指革新，后常代指明治维新）的旗帜，开始中央集权的近代国家建设。新政府强制实行“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政策，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宣布“四民平等”，平民可以自由择业和迁徙，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自由劳动力。不久又颁布“废刀令”和“征兵令”，禁止武士带刀，改革兵役制度，从此消灭了武士阶级，彻底结束了武士阶层控制中央的时代，也铲除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明治政府实施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开始向近代化急行军。

宫廷改革也得以顺利推行。原先在宫中掌握大权的女官和贵族公卿遭到排斥，后宫的决定权集中在皇后手中，天皇得到了自由。众多维新志士被征调到天皇左右，对明治天皇的生活和性格养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培养塑造了明治天皇“威严、慈爱、刚毅的优秀的男子汉气质”。他视察各地，慰问民众，从“看不见的天皇”转变为“看得见的天皇”，从宗教上的存在变为政治上的主权者。虽然明治天皇不介入具体政务，但其开化进取的个人形象和道德模范作用，不但使其获得了堪与彼得大帝媲美的声誉，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明治维新的时代精神。

日本之所以能够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当然是明治维新之功。而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迁都东京。在这个意义上，明治迁都堪称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迁都成功的典范。

岩仓使团：求知识于世界

访问归来，决策精英对于日本的未来道路达成了共识。从此，日本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为立国三大政策，迈开追求文明的坚定步伐，致力于创造一个全新的近代国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日本就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实现了“明治梦”。

1905年9月，清政府的五位高官搭乘法国轮船，从上海出发，开始了长达半年多的海外考察。上谕要求此行“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对于一个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老大帝国而言，“五大臣出洋”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因此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评价。

其实，清朝此举并非独创，而是学习三十四年前的日本。让人感喟的是，日本做得更为彻底，引导着明治维新走向了成功。

一

对于日本的维新志士来说，推翻幕府统治固然值得庆贺，但是随后而来的建设新国家任务让他们倍感压力。“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后来回忆说：“自己认为，要打倒幕府建立天皇政治，而且那一事业也大体完成，干了我们应当干的事。但是以后就实在为难了。”

可贵的是，明治维新之初，以天皇名义发布的《五条誓文》就提出“破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于是，在国内局势尚未稳定，需要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之时，维新政府就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外交使团出洋考察。

使团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口尚芳为副使。这些人都是当时明治政府的核心人物，著名的“维新三杰”中就有两人（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参加使团。这么多重臣一起出访，堪称维新政府“集体出动”，说明这个后发国家渴望了解和学习先进经验的迫切心情。

恰如伊藤博文所说：“为使我帝国进入开明各国之社会，内政应如何改革，应有何种法律，政务应施何种方略，外交应以何为准则，以及应如何交际等，都是需要咨询研究的。”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在送行时说，“内治外交，前途大业之成败，在此一举”。

1871年12月23日，岩仓使团从横滨启航，开始了走向世界的旅程。至今日本的历史书上经常可以看到一幅油画作品，反映的就是当时的场景：众多政府高官和外交官站在岸边送别，岩仓具视身穿传统服饰，在西装革履的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的陪同下，乘坐小汽轮，缓缓驶向远处的美国商船“亚美利加号”。蔚蓝色的海水，多姿多彩的服饰，构成一幅庄严华美的画卷。

这个隆重的场面，与三十多年后清朝五大臣出洋的场景形成鲜明对比。五大臣在北京正阳门车站上车出发时，遭到革命党人炸弹袭击，数人受伤。清政府只好重组队伍，3个月后五大臣出洋时，火车站戒严，所有闲杂人等一概不得入内，气氛非常紧张。

岩仓使团首先跨越太平洋，抵达美国，在第一站旧金山就受到了热情欢迎。旧金山市长为他们开了一个欢迎会，席间伊藤博文发表演讲。这位政府要员曾在22岁时留学英国，所以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首先指着日本国旗说，这个又红又圆的东西绝不是所谓的信封套的封蜡（“封蜡”意指日本的锁国），日本现在是刚从海平面出现的太阳，光还弱，色还薄，但等一会儿升到中天的时候，将会光彩纷呈。同样，日本国旗在不久的未来也会得到世间的景仰。演讲充满幽默和信心，博得了满堂喝彩，也引发了美国报纸的诸多评论。

不过，当岩仓使团来到华盛顿时，却遭遇了尴尬。1858年，江户幕府同美国缔结的第一个承认贸易自由和通商开国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有效期为十四年。有效期将至，岩仓使团希望与美国重新签约。可是开始谈判前，美国方面却提出要验看信任状。岩仓使团大囧，因为他们不曾带来信任状，而且谁也不知道外交交涉必须要信任状。

不得已，使团派人回国备办了必要的文件，这样才开始交涉谈判。然而美国却不肯简单地答应改约的要求。双方商定，以东京为交涉地，继续谈判（该条约直到二十八年后的1899年才废止）。木户孝允在日记中沮丧地写道：“彼之所欲者尽与之，我之所欲者一未能得，此间苦心竟成遗憾，唯有饮泣而已。”

谈判受挫，并没有让岩仓使团气馁，更没有让他们对美国产生偏见。当时美国内战已经结束，正在进入电气时代，到处生机勃勃，一片繁荣景象。木户孝允在写给国内的信中说：“虽然市街的面貌早有所闻，皆与想象的无特别不同，但至于学校和其他工厂则实在是我的拙笔难以尽述。”

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岩仓具视被明治天皇依为柱石。美国见闻让他耳目一新。他说，眼前的现实“与昔日之思虑大相径庭之处不少”。就是在美国，这位明治政府的重臣剪掉长发，脱下了传统的日本贵族衣服，改穿西服。

二

在美国考察半年之后，岩仓使团横渡大西洋，来到欧洲，先后考察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意志、俄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11个国家。他们广泛接触各国首脑政府官员和各阶层民众，考察政府机构、议会、法院、公司、交易所以及工厂、矿山、港口、农牧场、兵营、学校、报社和福利设施，参观名胜古迹、博览会等，全面认识西方文明，“日日鞅掌，不暇宁处”。

随团秘书久米邦武在后来出版的《美欧回览实记》一书里，如此描述使节团全体成员日复一日的繁忙行程安排——

一旦我们乘坐的火车到站，我们立刻将行李丢在旅馆，然后就开始考察，白天我们四处奔波，观察裸露的机器和咆哮的机车。我们站在钢铁机器中间，四周烟雾翻腾，煤灰落满全身。傍晚时刻回到旅馆，宴会马上就要开始，我们几乎没有时间脱去肮脏的外套，在宴会上，我们必须保持高贵的礼仪。如果受邀去剧场，为了跟紧舞台的节奏，我们不得不张大眼睛竖起耳朵，所有这些，把我们折腾得筋疲力尽。黑夜刚过，早晨迎接我们的又是前往一家工厂，并在厂里四处考察。在这种情况下，新奇的声音和景象充斥着我们的耳朵和眼睛。我们被这样那样的邀请弄得心力交瘁。尽管我们可能想要喝一杯水或是头靠肘弯打一个盹儿，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在日本与其他国家的谈判中，任何我方个人的马虎都会导致失礼的后果。

欧洲的繁荣富足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尤其让日本人感到震撼。在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岩仓使团看到，“到处是黑烟冲天，大小工厂遍地”，“无论到何处，竟无一物产于地上，唯有煤与铁而已，产品皆自他国输入（加工后）再输往他国，工厂之盛更甚于以往传闻”，英国“独擅纺织航海之利，而成雄视横行世界之国”。这群来自农业国家的东亚人由此认识到，发达的近代工业和繁荣的国际贸易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

岩仓使团的成员各有分工，大久保利通将他的调查集中于欧美的工业和经济体系。他向工厂领班提问题，征求法律学者的建议。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英国城市的繁荣发生在蒸汽机的发明之后”。久米邦武也注意到，“当今欧洲国家的财富和人口现象是在1800年以后才开始显现的，最近的四十年表现得最为显著”。他们感叹道，“这么多年的知识积累才点亮了文明之光”。

岩仓使团清醒地认识到，日本与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是巨大差距并没有让他们望洋兴叹，妄自菲薄。相反，他们认为，西方刚刚经历过工业革命，就产出了如此巨量的物质财富，日本完全可以奋起直追。于是，他们下定决心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并追赶西方。

大久保利通后来成为推动日本近代化最重要的国家领导人，他这样总结岩仓使团的成果说，“通过考察，彻底觉悟到，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独立建国，富国强兵之必要自不待言，而要实行富国强兵则务必从殖产兴业上下手，切实谋求其进步发达。建国大业，靠议论辩舌不行，靠勉强筹措不行，靠虚声恐吓不行，靠权谋术数不行”。

当然，假如仅仅停留在物质财富上，那么日本此后开始的改革就可能是一场中国式的“洋务运动”而已。让人惊叹的是，岩仓使团的见识远远超过了器物层面。

在参观英国议会后，这些来自远东的精英分子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人民公选议员而执立法之权，乃欧洲的一般通例，这在政治上是与中国、日本最为不同的……中国、日本的人民，历来有农耕自立的风习，以修身为政治的主义，而不重视财产，因而立法上无基准的主义，更不知民权、物权为何物，反而压制民权、物权，并以此为移风易俗的良模，故治国安邦的议论常忽视财产问题。又因君子小人截然有别，自成一类，而使国家逐渐陷入贫弱。因东西洋相距遥远而来的人民习惯、差异，必然造成政治形式的不同。但方今世界舟楫相通，贸易往来，而欲维护国权、保全国益，则必须使国民上下全体一心，首先重视财产、致富图强。此不唯应须深切注意，且宜依此建立立法权。”

在逗留美国期间，木户孝允就曾留意美国宪法的翻译和研究，在欧洲，他又把当时在普鲁士留学的青木周藏叫来，对宪法、地方自治、土地制度、宗教等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木户孝允说：“各国事迹虽有大小文鄙之差，然究其所以废兴存亡者，要之唯在于顾其政规典则之隆替得失如何。”

显然，这样的认识极其难得。尤其是对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来说，在还没有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前，就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认识到必须通过建立制度来保障民权、物权，是非常有远见的。

三

日本为什么落后？这是一个萦绕在岩仓使团所有成员脑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他们在考察中认识到，造成日本落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教育落后。西方教育注重实际，国民从少儿时期起就掌握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以之作为立身处世、繁荣经济的资本，从而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力量。而日本人“务无形之理学”，就像“在睡梦中过了两千年”。明治维新以来，虽然有一些传授西方文化知识的学校，但从日本教育的整体来说，基本上还是沿袭旧式的传统教育。

在美国考察期间，木户孝允就给国内文部省官员写信说：“如果对后人子弟的行为，不予以格外重视，那么日本国家的保安是没有指望的。”“为了防范十年以后的弊病，只有兴办真正的学校”，他激励国人说：“日本人决非与今日欧美之人有异，唯在学与不学。”

后来在欧洲的所见所闻，更让岩仓使团坚信教育的重要性。使团中专门负责考察教育的田中不二麿说：“历涉殆十数国，立政之体虽各不同，至于其竭力于教育，彼此皆出于一辙。”西方教育普及，造就了大批人才，在国家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美国，“小学校之多，新闻纸之多，入学童子之多，超越诸国”。日本人口与之相差无几，而土地不及美国的百分之三，但是“野有遗利，山有遗宝”，得不到充分开发和利用，“上下不免于贫弱”，原因就在于“不教之民难使，无能之民不可用”。

在木户孝允看来，“欲使我国推进全民之开化，开发全民之智慧，以维持国家权力，独立不羁，虽有少数人才出现仍十分困难”，必须大抓全民的智力开发，普及教育，才能为日本的近代化事业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以“期其人千载无尽”。“其为急务者，莫先于学校”。

岩仓使节团还发现，东西方在教育内容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西洋人勉有形之理学，东洋人务无形之理学，使两洋国民之贫富不同，尤觉生于此积习”。“有形之理学”指与工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科学知识，“无形之理学”则指儒家的经学。日本传统的儒家教育“所学之物，非高尚之空理，则浮华之辞藻，与民生切实相关之事业，则被视为琐碎小事，而绝非用心于此”。如果不对传统的教育模式进行改造，就培养不出堪当重任的人才。

岩仓使团经过考察得出的结论是，要想富国强兵，使日本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就必须培养出大批的实用人才，必须对原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进行根本的改革。岩仓使团还在国外期间，这些思想认识就影响了国内的教育政策。1872年，日本政府颁布《学制令》，学习西方近代国民教育，在全国范围内规定了整齐划一的教育制度并强制推行，要求“自今以后，一般之人民必期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反映了日本政府发展教育的决心。

岩仓使团归国后，努力推进“求知识于世界”的教育改革，全面改革教育制度，学习近代科学知识。1879年日本的小学达到28025所，在全民范围内普及了初等教育，中学和各类专科学校也在各地纷纷兴办。甲午中日战争前日本全国已建有各类大中小学近3万所，以至于中国知识分子叹息道，“日本学堂之密度甚于中国之鸦片馆”。

四

岩仓使团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他们每每把日本同西方对比，从中找出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和可以行之于日本的方法。

在一年多的考察过程中，岩仓使团感受到世界潮流的强烈冲击。当时欧美各国相继采用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封建君主专制已经被取代，“欧罗巴洲列国，感触于佛朗西革命，民伸自由之理，国变立宪之体，尔来星霜仅经八十年，中虽奥国保续帝威，二十年来亦已改为立宪之体，俄国之独裁，十年来略图与民自由，欧洲之文明源于此改革之深浅，其精华发而为工艺产物，利源滚滚涌出”。

因此，岩仓使团认为，日本应该顺应世界潮流，建立新的政治体制。问题是，欧美各国做法各异，日本应该学习哪个国家呢？

1873年初，岩仓使团来到德国。此时，这个使团已经在海外参观了一年多的时间，仍然兴趣高昂地吸收一切新知识。在德国，使团成员参观了克虏伯工厂和西门子电机制造厂，以及兵营、大学、博物馆等，深为这个不久前还是分裂的国家的高速发展所震动。德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统一后致力于建设富强的民族国家。这和日本不是很像吗？因此，岩仓使团对德国的亲切感油然而生。更让岩仓使团感动的是，德国首相俾斯麦接见了他们。

俾斯麦讲述个人经历，也讲述了作为欧洲后进国的普鲁士依靠军事实力步入大国行列的历程。这次现身说法，给岩仓使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促使他们思考日本未来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研究此国之政治与风俗，比研究英国之事情得益尤多”。

后来，岩仓使团又来到俄罗斯。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就和这个国家打交道，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强国。可是在亲眼看到美国、英国和德国之后，他们打破了原有的认识。在俄罗斯他们看到，“（市街）整齐恢宏……（建筑）壮观，在欧陆亦属第一……但俄国全为贵族之文明，人民全同奴隶，财物为上等人包揽，全国处于专制压迫之下，是以俄国之贸易不能自振，掌握于外国人之手，其利得为外国人所独占，观诸圣彼得堡之商店，触目皆大商号，但尽为日耳曼人所设”。

一路走来，反复比较，岩仓使团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是美国式的共和政治，还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都不适合日本的国情，不足以仿效。用大久保利通的话说就是，“民主政治实合天理之本然”，但“不适用于习惯旧习、固守宿弊之国民”。他认为以君主立宪之名、行专制集权主义统治之实的德国政治体制更适合日本，“重新经营国家不可不如彼”。注重考察各国宪法的木户孝允也说，“现在罕有与普国新政比邻者”，“尤当取者，应以普国为第一”。

也就是说，岩仓使团的结论是，由“小国”走向“大国”的普鲁士道路，才是最适合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日本应该在政治、军事方面以普鲁士为范例，就完全可能像普鲁士一样崛起于东方。事实上，后来德国也确实成为日本效仿的榜样。日本政府学习德国君主立宪政体和军事强权政策，建立起以天皇为核心的立宪政体。日本的国家制度在相当程度就是德意志帝国在东方的翻版。

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德国的榜样作用促使日本成为新兴的军事强国，影响日本走上了军事扩张、武装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给亚洲邻国、最终也给本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五

1873年9月，岩仓使团回到日本。这次出访时间长达一年9个月，耗资达百万日元，占明治政府1872年财政收入的2%以上。如此巨大的代价是值得的，因为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通过实地考察，“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粲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他们认识到，以前日本并没有从根本上学西方，一些改革措施还“多属皮毛之事”，因而沉痛地检讨说：“我今日之文明非真正之文明，我今日之开化非真正之开化。”

在出访前，岩仓使团与留守的政府要员达成约定：在出访此期间，留守政府应尽量不进行新的重大改革；如不得已进行改革时，应知照使团；待使团完成使命归国后，参照各国情况再实施改革。

访问归来，决策精英对于日本的未来道路达成了共识。从此，日本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为立国三大政策，迈开追求文明的坚定步伐，致力于创造一个全新的近代国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日本就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实现了“明治梦”。

清朝也曾派出一些考察团远赴欧美，可是出洋者人微言轻，根本不足以影响朝廷大计。当然，根本原因是清政府一直犹疑不决，从未真心学习西方先进国家。梁启超比较了中国与日本在19世纪中叶学习西方的道路之后说道：“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炮船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一个重学，一个重物，强弱之原，其在此乎？”

清朝最早搞洋务运动，失败后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又纵容义和团与列强宣战，直到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才认识到老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于是痛下决心，效仿三十多年前日本的岩仓使团，派五大臣出洋进行考察。可惜此时改革时机已经丧失，清朝垮台已经开始倒计时。

因此，五大臣出洋并没有成为历史的拐点，而是一场历史大剧谢幕前的插曲。而岩仓使团则是历史性的起点，从那时起，中日两国的未来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头发革命：国民头上卷起大旋风

头发改革看似小事，其实是打破保守势力、推动社会改革的一着妙棋。欧美文明风暴不但在国民头上卷起大旋风，吹跑了数百年来作为国民风俗的丁髷，而且动摇了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为向西方国家学习、推动社会变革铺平了道路。

1863年的一天，一群年轻的日本留学生走进荷兰的一家剧院，他们身穿西服，头戴礼帽，举止优雅。按习惯，观众在剧场内必须脱帽。当这些年轻人摘下帽子时，竟然引起全场哗然，因为这些人都留着奇怪的发型：头顶部剃得光亮，仅将脑后的头发扎起，就像切下来一束，扎得又细又短，结结实实地伏在光头上。乍一看，就像头顶上架着一把小手枪。

在人们的哗笑声中，这群学生羞愧地退场。其中的榎本武扬后来成为明治政府的重臣，西周成为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不过，当时这些年轻人还籍籍无名，只是他们幸运地成为幕府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幕府明文规定，留学生在外期间“不得改变衣服发容”。衣服可以更换，但是不敢轻易剪发，结果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

据历史学家考证，日本人留发是受唐朝文化影响。公元682年，天武天皇发布诏书：“自今以后，男女悉结发。”从此，日本男人就模仿唐制结发于头顶，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日本发型“丁髷”：将头顶部的头发剃光，将其余的头发结成发髷向前面弯曲伏在头顶，从正面看仿佛汉字“丁”。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江户时代，除了有罪之人不能结发外，成年男子的基本发型都是“丁髷”，人人以此为美，每天花费在头发上的时间都要半小时到一小时。

1853年日本开国之后，踏上岛国的外国人都被这种怪异的发型惊呆了。在他们眼里，这个既麻烦又难看的发型就像“猪尾巴”。所以，“猪尾巴”最初并不是专指清朝男人脑后的辫子，而是指日本人头顶的丁髷。1869年日本出版的《西洋闻见录》一书在介绍西洋风俗时写道：“西洋人奇称本邦男子之结发为ピキテイル，ピキテイル乃豚尾之意，称清国男俗之辫发为ロングテイル，ロングテイル乃长尾之意。”所以，远在后来的清朝留学生之前，日本留学生就遭遇了异样的眼光和嘲弄。

终于，受到刺激的日本留学生不顾幕府禁令，在荷兰全部剪掉了发髷。可是四年后学成归国之时，他们不得不全部戴上假发髷，小心翼翼地走在祖国的土地上。因为一旦秘密被人发现，有可能因违反禁令而受到幕府处罚，更可怕的是，那些盲目排外的“爱国贼”会公开斩杀他们。

维新开始后，“破除旧来之陋习”成为“文明开化”的主要内容。1871年9月23日，明治政府发布“散发脱刀令”，“散发、制服、略服脱刀可随意，但穿礼服之时需带刀”，允许民众剪去发髷。号令受到了思想解放人士的欢迎。从海外归国的留学生及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商人率先剪掉丁髷，将头发剪短并披散开。这种既简便又清洁的“散切头”深受青年军人、学生的欢迎。

不过，作为传统的一部分，流行数百年的发型仍然被保守人士所珍视，不肯放弃。有些人即使剃掉发髷，也用帽子遮掩，以至于有些地方的帽子供不应求。在偏远地区，人们拒绝断发，甚至出现了因剪掉丁髷而引起的离婚及诉讼。抵制“散发脱刀令”最强烈的是武士阶层，有些武士甚至声称，丁髷是日本之“魂”，宁死不肯断发。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和抵制，许多地方几乎与旧藩时代无异。

至今，日本的历史书里经常可以见到这样一幅照片：四位西装断发年轻人士站立，意气风发，中间却坐着一位身穿和服、脚穿皮鞋、头顶丁髷的中年人。这就是1871年维新政府向欧美派出的第一个大型使团，团员都是政府重臣，留丁髷发型的是特命全权大使岩仓具视，因此被称为“岩仓使团”。彼时“断发脱刀令”颁布已三个月，可是这位传统的捍卫者仍然留着丁髷。这张照片既是日本走向西方的历史见证，也是日本新旧交替时代的生动写照。

岩仓使团首站来到美国，所到之处都引起人们的围观，岩仓的照片还被刊登在报纸上。岩仓具视自认为是个人魅力使然，在美国留学的儿子告诉他，“这是因为奇怪的发型和具有异国风情的和服成为让人看热闹的对象，这不值得作为代表日本的大使夸耀，相反应该感觉可耻”。在儿子劝告下，岩仓具视才在芝加哥剪掉了丁髷，并穿上洋装。

日本各地方政府为了让国民成为“开化之人”，积极推动民众断发。大阪府宣传断发有益身心健康，“人的精神全部寓于头部，所谓灵液汇集之处，须郑重保护之。改变半发，有利身体健康”。同时，大阪府还对剪发店免税，向结发店征税。岩城县布告则强调，要改变日本人在国际上的形象，“方今与万国频频交往，无墨守荏苒野蛮之头型取海外嗤笑之理，当决然断发”。有的地方政府还发布“半发课税令”，规定留丁髷者每年要缴纳税费50钱，用作学校的费用。

散发真正推行开来是在1873年。那年3月，21岁的明治天皇剪掉发髷，蓄新式发型。当年10月，明治天皇蓄西式发型、穿军服的照片作为“御真影”，在全国各地的官厅、学校悬挂，供民众礼拜。在这个天皇拥有无上权威的国家，明治天皇的表率作用带动了“自上而下的文明开化”，民众纷纷涌向理发店，除去头顶的“猪尾巴”，新式发型自此流行开来。

头发改革看似小事，其实是打破保守势力、推动社会改革的一着妙棋。欧美文明风暴不但在国民头上卷起大旋风，吹跑了数百年来作为国民风俗的丁髷，而且动摇了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为向西方国家学习、推动社会变革铺平了道路。仅仅二十年后，这个曾经腰插双刀、梳着世界上独一无二丁髷的独特民族，拥有了近代化的国会与法律，建立了新式陆军与海军。

清朝建立之初，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强制在全国推行剃发，改变延续千年的发型。虽然最初遭到了顽强抵抗，但是在残酷的镇压下，人们逐渐接受了辫子。诚如鲁迅所说：“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随着时间推移，到了清末，人们已经忘记了血的历史，反而将辫子视若生命，无论如何不肯放弃。当时人们已经有了留学、办实业、办报等各种自由，但是辫子不能动。统治者不肯放弃辫子可以理解，可悲的是，民众也将异族统治者强加给自己的辫子视为不能动的“宝贝”。据说，在海外的华人劳工一旦被外国工头剪掉辫子，立刻萎靡不振，就像太监一样。辫子已经成为专制和奴性的象征。

直到1912年，在日本政府发布“断发脱刀令”四十一年之后，在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之后，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布“剪发通令”，中国的头发革命终于开始。

一百多年过去，人们头上的辫子早已无影无踪，但是心中的“辫子”是否剪掉了呢？

米百俵精神：宁肯挨饿，也要搞教育

打败幕府之后，改革图强就成为明治政府的主要任务。为此，日本学习欧美，开展文明开化，传播启蒙思想。兴办近代教育是开发民智的主要途径。维新开始不久，日本就掀起了兴办教育的热潮。

明治政府军在取得鸟羽、伏见之战的胜利后，一路向东进发，势如破竹。但在进军北陆道途中，遭到了长冈藩的顽强抵抗。最终，长冈藩被战火夷为平地。在百废待兴之际，近邻的藩国送来了“米百俵”——一百袋大米以示慰问。藩士们盼着分配粮食，可负责长冈藩教育的小林虎三郎（思想家佐久间象山的弟子）却主张把大米统统卖掉换钱，购买学校的书籍和教学器材。他说，现在的“百俵”将来会有成倍的回报。

这就是被日本人传为美谈的“米百俵精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943年，一位剧作家把这个故事写成戏剧，在歌舞伎座上演，由此广为流传。正是这种“米百俵精神”，使明治时代的日本在短短数十年里，就跻身世界强国。

打败幕府之后，改革图强就成为明治政府的主要任务。为此，日本学习欧美，开展文明开化，传播启蒙思想。兴办近代教育是开发民智的主要途径。维新开始不久，日本就掀起了兴办教育的热潮。

1872年9月，明治政府颁布《学制》，确定了普及国民初等义务教育的方针，对学校设置和学校教育做出了规定。《学制》是一个庞大的国民教育计划，标志着日本近代教育的开端。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开始实施义务教育制仅比英国（1870年）晚两年，而早于法国（1882年）和美国（1918年）。

与《学制》同时颁布的，还有《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讲述了人人“非学不可”的道理，指出“学问乃立身之资本，凡为人者皆不可不学也。夫迷途失向，陷于饥饿，家破身亡之徒，终皆不学之过也”，要求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

为此，政府规定了儿童的上学年龄，各年级使用全国统一的教材，强力推进小学教育，学生集体上课，实施升级和毕业考试。政府督促家长减少孩童的劳动负担，让子女接受小学教育。由于国家处于草创时期，财政能力非常薄弱，政府只能征收学费。学费加重了农民负担，遭遇了极大的社会阻力。因为当时日本仍然以农业为主，大部分孩子是维持家计的劳动力，上学并不是绝对必要之事。

这并没有动摇政府的意志。尤其是在岩仓使团考察了欧美各国的教育状况之后，政府更加坚定了发展教育的战略决心。在考察过程中，作为“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写信告诉国内，“奠定牢不可破之国基者唯在于人，而期望人才千载相继无穷者，唯真正在于教育而已”。

岩仓使团归国后，精英阶层达成了共识：培养人才是立国之本，为了使富国强兵、殖产兴业顺利推行，必须让一般国民接受最起码的教育。从此，教育立国确立为政府的指导思想。

明治政府学习法国的“学区制”模式，在全国划分8大学区，计划设立8所大学、256所中学和53760所小学。不过，到1875年，全国只设立了2.4万余所小学，入学率也只有35.4%。这主要是因为政府无力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办学几乎全靠学生的学费。对于贫困家庭来说，上学成了不轻的负担，许多家庭还无力送孩子上学。地方政府对那些不让孩子上学的村民征收“学校费”，官员也到各地巡查，有时甚至出动警察督促儿童上学。

这些强硬做法固然推动了教育发展，同时也在社会上激起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因不满征收过重的教育税和学费，到处有捣毁学校的事件发生，甚至有的地方爆发了反对学校的小规模农民起义。政府于是改变了策略，主要从宣传教育、改进教学内容、提高师资质量等方面吸引儿童入学。

进入19世纪80年代，明治维新的成效开始逐步显现——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经济水平提高。随着普通家庭的经济状况逐步好转，送孩子上学的家庭越来越多。1885—1895年，日本小学的入学率从49.6%上升至61.2%。

值得注意的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普通小学入学率急速上升。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明治天皇当年下令将清朝的全部赔款用在教育上。事实上，日本获得赔款共计约2.597亿两白银（折合日元为3.895亿元），但绝大部分被用于战争费用和扩军费用，政府只拿出赔款的2.8%（即1000万日元）设立教育基金，以本金和利息充作发展普通教育的补助费。

尽管相对于近4亿日元的战争赔款，教育基金的数额极其微小，但在当时，这笔钱可以建造17座八幡制铁所那样的大型钢铁企业，而钢铁是当时各项建设所急需的。日本政府坚决发展教育，宁要课本，不要钢铁。这笔费用也确实解决了日本教育的大问题。在1900年年度预算中，日本政府从教育基金中拨款50万日元用作市镇村立小学的设备费用及教育奖励费。同年，第十四届议会上通过“市町村立小学教育费国库补助法案”，预算总额达100万日元。这样，困扰多年的教育经费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从这时起，日本对全国小学生实行学费全额免除制度，实现了真正的义务教育。为了提高就学率，地方政府向适龄儿童颁发校徽和入学铭牌。学校将入学学生分为8个等级进行表彰和批评，甚至采取威胁强制手段，迫使学龄儿童入学。1900年，日本的学龄儿童就学率增至81.5%。

1904年，清朝颁行新学制《奏定学堂章程》，正式实行近代教育制度，比日本晚了三十多年。在同一年，日本的学龄儿童就学率已达83%。到1912年，这一数字达到98.2%，日本社会的文盲基本被消灭。

在基础教育迅速发展的同时，日本的中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同样发展迅猛。到明治末期，日本已完全称得上是与经济强国相称的“教育大国”了。彼时的中国刚刚告别皇帝、进入民国，教育的追赶之路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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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时代的“国退民进”

“国退民进”对于日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日本经济由此脱离官督商办，开始走上自由发展的新阶段，为私人企业成长提供了良好环境。

1893年秋天，维新政府公开拍卖富冈缫丝厂。这个当初总建设费将近20万日元的大型国有企业，最终被三井银行仅以12万日元的价格收购，其中还包括价值8万日元的原材料。奇怪的是，日本民众并不反对这种“贱卖国有资产”的做法。维新政府更是如释重负，因为政府一直为亏损的富冈缫丝厂提供巨额补贴。

这个亏损的国有企业转为私有后不久，就扭转困局，成为一个盈利企业。从国有企业到私有企业，从亏损到盈利，富冈缫丝厂的命运变迁，折射着明治时代日本工业化的道路，也为那些追赶型国家提供了经验。

一

维新政府掌握政权之后的第三年，就成立了工部省，目的是“劝奖百工”，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发展日本经济。可是，当时的执政者虽然艳羡欧美国家的工业化，但是并不清楚如何实现工业化。岩仓使团访问欧美时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作为岩仓使节团的副使，大久保利通参观了英国的纺织厂和造船厂后写道，“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在他看来，只有兴办制造业，才能物产丰富。尽管国家的普通百姓可以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兴办一些制造业，但速度太慢，效果不彰，“溯本求源，未尝不仰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功”。

岩仓使节团归国后，正式成立内务省，大久保利通领导的内务省同大隈重信的大藏省、伊藤博文的工部省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领导体制，从紧张的财政收入中挤出一大笔钱，在各地建立官营棉纺厂、水泥厂、玻璃厂等“模范工厂”。

政府发展的重点是缫丝和棉纺。因为从德川时期开始，缫丝和棉纺就是发展良好的本国工业。1868年，生丝的出口量约占日本出口总量的40%。其税额约占新政府当权第一年所征出口税的一半。然而，从1869年开始，一度因蚕瘟病暴发而衰退的欧洲养蚕业复苏，日本丝的需求急剧下降。维新政府官员认为，日本手工缫制粗糙不匀，生丝质量低劣，应该引进欧式机器，让出口生丝重新成为新政权生存至关紧要的外汇来源。

富冈缫丝厂就这样成为机器引进的受益者。年轻的维新政府总计投资20万日元建造楼房车间，引进最新式的机器设备，聘请富有经验的法国商人监督和指导生产。1872年6月，富冈缫丝厂开工，第一批蚕丝在里昂和米兰销路畅旺，甚至在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获得了二等奖。

望着富冈缫丝厂烟囱里冒出来的滚滚浓烟，政府官员大为振奋，他们更加坚定了“暂时创办官立事业，示以实例，以诱导人民”的决心。在十多年间，维新政府斥资6800万日元，开办了遍及造船、采矿、冶炼、建材和纺织等诸多领域的官营企业。这种官营企业散布在日本各地，包括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北海道也建立制糖厂、面粉厂、鱼类罐头厂等诸多“模范工厂”。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积极向上，野心勃勃的政府官员也得到了巨大满足。

二

但是，维新政府很快就懊恼起来。尽管政府投入那么多资金，却几乎没有什么官营企业能够盈利。

作为一座官营模范机械缫丝工厂，富冈缫丝厂问题成堆。从法国进口的生产机器虽然先进，但是政府派来的管理者对技术问题知之甚少，也没有管理工厂的经验。因为害怕东京的上司会听到关于他们无能的风声，他们禁止有抱负的企业家进入他们的工厂参观。

虽然富冈缫丝厂的生丝因质量上乘而闻名，但即使国家给予大笔补助，缫丝厂本身也没有盈利。到1875年，富冈缫丝厂亏空已达22万日元，比建立和装备该厂所花的费用还多。

事实上，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所有的官营企业几乎没有盈利的。十年间官办纺织厂总产量仅为100万磅纱，根本不能形成有效的规模。在北海道，十年间政府投入了1400多万日元办企业，却没有盈利，成为政府的莫大负担。

这是“国有企业”的典型病症。政府拥有企业管理权，可是官员不懂经营之道，盲目决策，而且热衷于中饱私囊。有报告指出，这些国有企业“根本不可能作为模范工厂。而且官设之厂必须遵从官衙之法规，故与我公司（民营企业）之工厂相比，人员多，因而冗费亦不少”，“业务常存几分威风，使人民畏忌与其接近”。结果，这些企业虽然有政府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和补贴，依然缺乏竞争力，亏损严重。

诚如一位史学家所说：“自明治初年，渐行所谓奖励工业……（工部省）开拓矿山、制造机械和造船……不计利息，不计减损……产品不能销售之物，则自行标价，尽藏库中……故而穷于支付工资与购入材料，只能以补贴营业金的名义从大藏省申报领取。即或是矿山、造船等需用几十万元的官营事业也都是如此弊病。”

与暮气沉沉的官营企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自发建立的私营企业蒸蒸日上。从事缫丝生产的民营企业家不像政府的决策人那样迷信昂贵的机械化和热衷建设，建设高楼，而是因陋就简，因地制宜。他们用木头楼房代替砖房，以泥为地，让当地的匠人设计木架子代替贵重的铁制机器，雇用村里的工匠建造水磨代替蒸汽机。这些技术改造非常成功，固定成本不到政府花在富冈缫丝厂每个工人身上的十分之一。此外，农村缫丝厂有良好的蚕茧作为货源，附近村庄的妇女又可以提供几乎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力。因此，尽管这些私营企业的规模都很小，但是极具竞争力，缫丝总产量远远超过官营企业。

1877年，大久保利通被暗杀，他所力推的官营工厂模式也开始陷入困境。因为政府再也拿不出钱来支持“模范工厂”，日本的工业化进程陷入了困境。

三

知识分子最早对日本的工业化道路提出了质疑。

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对当时官方控制几乎所有领域的做法进行了激烈批评。他在1877年撰写的《分权论》中指责“有司专制”说：“你想要从事商业吗？如果不依靠政府，就难以获得生财的本钱。偶有要依靠政府者，但政府已独自先行一步。你想要开垦土地，想要开凿矿山吗？其结果都会如此。”

福泽谕吉抨击官营企业说：“对于那些过去是藩士族、今天是官员的人来说，从事工商业是他们的短处。另外，资本的自由远没有超越日本政府。那些拙于经商之人，掌握着巨额资本，指望其中没有挥霍浪费之事，是万万不可能的。这一点，从旧幕府末年至维新以来的实际可以看出来。”

另一位启蒙思想家西周也曾论述道：“政府之所以为政府，只在于能辨别裁断国民的公事诉讼及是非曲直。然而，在农工商之事上，政府总是处于其间，指手画脚这种做法，乃政治经济学之大忌……应予尽快废止。”

比这两位思想家更彻底的，是经济学家田口卯吉。田口卯吉被涩泽荣一誉为日本的“亚当·斯密”，他撰写的《自由贸易日本经济论》为日本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建立了体系。1879年他创办《东京经济杂志》，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批判政府的经济政策。

他说：“何谓劝业？是谓政府直接制造乎？此乃实际阻碍民间同种产业之兴起，决不能达到劝业之目的。”“政府之制造，已确实妨碍民间同种产业之兴起……应该中止劝奖保护之政策，使政府的事物限定在适当的领域之内……日本人民业已足以同外国人竞争，业已能够经营制造商业，何须政府自身为之？”

田口卯吉的主张遭到另一位经济评论家犬养毅的反对。1880年，记者出身的犬养毅创刊《东海经济新报》，提倡贸易保护政策，与田口卯吉的《东京经济杂志》对垒。犬养毅认为，日本产业尚未发达，政府必须承担起责任，以公共经费兴办企业，“当今吾辈不仅不认为政府正为其不当为之事，而且期待政府应尽其当尽之”。

田口卯吉则认为，“世上往往有些政府崇拜论者，他们都觉得‘政府’这个词有很伟大的力量，以种种借口增加官营企业，其要义在于主张官营企业虽有垄断之弊，但其事业仍不应由民所有”。田口举例说，民办铁路比官办铁路运费便宜，邮递公司比驿传局更为便利，“垄断之可怕不在民业，而在官业”。

双方论战持续了一年多，吸引了许多读者的关注和参与。当时的私营缫丝业者就曾投诉反映政府办的劝业场财大气粗，民间缫丝业者几乎被排挤出市场，“我县官府，为促进民众真正的兴产之力，不应使劝业场过于兴盛。为向外部夸耀劝业之盛，就应奖励人民之一般兴产，以图富裕之基。不期永久之实荣，只图一时之虚荣，难成劝业之盛也”。在棉纺业座谈会上，民营企业代表严厉地批评说，官营工厂“根本不可能作为模范工厂”“只表明棉花变成棉纱的过程，如此而已”。

这场论战不仅是思想理论的交锋，而且是日本当时两种政策思想对立的缩影，对以后日本的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其实，当时政府里对于国有企业也有不同意见。一位主抓“殖产兴业”工作的工部省官员也认为，国有企业难以为继，“不如贷与人民，使其自由营业，那时方能收支两抵，事业日益扩大”。

不过总的来看，田口卯吉的观点得到了民间的支持，犬养毅的观点则得到了政府的赞赏。政府要人大隈重信就很欣赏犬养毅，将其调入政府，担任统计院权少书记官。犬养毅从此步入政坛，后来曾担任首相。

四

维新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官营企业的缺陷。1880年在创建农商务省时就承认：“而（官方）自行开展事业，或贷与资金而直接干涉农商事业，或庇保数名农商，以其成效为他人模范，无形之中损害普通农商之利益。此类事态应一律避免。”

1880年11月5日，维新政府公布《工厂转让概则》，标志着“国退民进”的开始。财政专家松方正义担任参议兼大藏卿（财政部长），主持政策调整工作。彼时日本纸币贬值，物价狂涨，金银大量外流，财政窘迫。松方正义果断地削减行政经费，原则上不再批准新的公共事业，同时出售政府企业。

松方正义在一份建议书中写道，“政府不应在创办工商业上与人民竞争，因其永远不如受追逐私利的直接动机驱动的企业创办者精明和有远见。因此政府最好不要直接介入商业贸易，而是留给个人和企业去经营发展”。

在出售官营企业的过程中，当然也遭遇了阻力，尤其是那些被怀疑为“贱卖国有资产”的案例，激起了社会舆论的不满。1881年，北海道地方政府决定把政府官产作价39万日元，并以三十年无息偿还的优厚条件出售给“关西贸易商会”，从而引发社会各界对藩阀与政商相互勾结的强烈批判。结果酿成了“明治十四年政变”，大隈重信被赶下台，支持出售官产的北海道开拓使次官黑田清隆也从位子上被拉下来。

尽管有种种反对，到1889年宪法颁布之前，除兵工业外，官营企业、半官半民企业几乎全部被出售给民间。因为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普通民众都认识到了官营企业与民争利的害处。当政府出售富冈缫丝厂时，几乎没有什么社会阻力。

“国退民进”对日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日本经济由此脱离官督商办，开始走上自由发展的新阶段，为私人企业成长提供了良好环境。

19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民间创办企业的热潮。初露头角的企业家在日本列岛的所有城市、小镇和村庄涌现。在1884—1890年，日本的各种公司由702家增加到3092家，增长了4.4倍，资本额由1340万日元增加到18936万日元，增长了14.1倍。

这是日本民营企业家崛起的时代，涩泽荣一、岩崎弥太郎等具有开创精神的企业家成为风云人物。他们收购亏损的国有企业，将其改造成为盈利企业，同时又建立了许多新工厂，开辟新兴产业。到19世纪90年代初，工厂烟囱向外冒烟，火车穿梭于城乡间，汽笛声响彻原野。这些信息告诉人们：这个国家正在向工业化飞速前进。

19世纪70年代，日本出口原材料，工业产品则严重依赖进口，其中大约一半为纺织品。三十年后，情况已经倒过来，20世纪初日本大量进口原材料，主要出口工业产品，尤其是棉纱和棉布。到19世纪末，私人纺织厂几乎昼夜不停，棉纱和棉布的产量超过了1.13亿千克，大约占日本制造业总产量的25%。

到20世纪初，日本已经成功跻身工业化国家行列。维新政府发展经济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富冈缫丝厂一直运行至1987年才停止生产，随后被改造成旅游景点，供游客参观。2014年，在建成142年之后，这个承载着明治时代梦想的工厂正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武士：一个统治阶层的消失

武士的暮钟敲响了，可是没有一个统治阶层甘愿主动退出历史舞台。1877年西乡隆盛率领武士叛乱，成为武士在日本历史舞台上的最后表演。叛乱很快被镇压，西乡隆盛剖腹自杀。这是一个时代终结的隐喻，日本武士就是以如此惨烈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1872年9月，维新政府的一道命令让武士陷入恐慌。

这项命令名为“散发脱刀令”，要求武士今后不带刀，以破除旧习，提倡“开化文明”。自公元9世纪以来，武士成为这个国家的特权阶层，武士刀被视为武士精神的一项灵器。武士随身携带长短两把佩刀，走在大街上，农工商人必须低头避让，否则自认为受侮辱的武士有权挥刀砍人。假如不能带刀，特权怎么体现呢，怎么获得其他阶层的尊敬呢？

其实，武士的不满由来已久。在“尊王攘夷”运动中，许多武士为颠覆幕府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本来期待分享革命果实，可是革命成功后，绝大多数武士没有获得好处。由于内战导致债台高筑，政府急需减少财政负担。考虑到武士薪俸一直是沉重的财政负担，因此对此进行改革成为节约开支的明确目标。于是，武士等来的不是奖赏，而是世代相传的薪俸被削减。1870—1871年，各地发生了许多武士动乱，都直接或间接和这个因素有关。

武士动乱事件也让维新政府更加警惕。明治维新的目标之一，就是废除藩国，推动国家从封建制度向中央集权转型。数百年来，武士作为藩的家臣和战士，只知道效忠藩主，不知道报效国家。显然，武士将是废藩的主要阻力。所以，政府一边小心翼翼地废除藩国，一边悄然地解除武士的特权。

1871年8月，天皇发布敕令，宣布终结大名的统治，废藩置县。为达此目的，维新政府给予各地大名各种各样的诱惑，包括任命其为原领地的知事、发放优厚的退休金、取消各藩的债务、授予贵族头衔等。大名被收买了，各藩国军队遭到遣散，藩的官员被解职。

后来，维新政府又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宣布“四民平等”。政府废除了强制执行隔离措施的法律规定，解放了贱民群体。所有平民都被要求采用姓氏，农工商见到武士要跪倒致敬等传统要求也被废除。“散发脱刀令”也是改革措施之一，因为有名有姓、束发、带刀是武士的传统特权。

除了政治特权外，武士还享有家禄等经济特权。所谓家禄，就是藩主向武士免费提供的经济补助。废藩置县让武士失去了作为藩主的家臣或战士的职位与经济补助。他们的“户口”转入中央政府，却导致中央政府的财政更加紧张。到明治维新初期，武士占日本总人口的6%。以1871年为例，当年财政收入5004.5万日元，财政支持为5733万日元，武士的补助支出为1507万日元，约占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比陆军军费的两倍还要多。补助要减额，特权要消除，自然让武士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为了平息武士的不满，有些官员提出，应该征召武士入伍，建立国家统一的军队。他们说，只有武士才拥有勇气、忠诚和荣誉感等尚武品格，何况千年以来武士都充任军役。一位高级军官提议，留出20%的国家收入以创建一支常备军，并建议国家的准备金要大到足以使所有年龄在20~45岁的武士入伍。

不过，这些建议遭到维新政府中大多数官员的反对。他们担心，武士脾气暴躁，散漫放纵，更忠于他们的同族之人而不是中央政府。军队一旦成为武士麇集之所，局面很难控制。政府官员们普遍支持征兵制，理由非常堂皇：这是一种已在西方国家采用的制度，行之有效，优点多多。至于此前曾作为学习对象的中国，其军事制度备受质疑，因为它已经无力镇压大规模的叛乱，也无力保卫国家免遭英、法、俄等国的武装侵扰。

1873年1月10日，政府颁布《征兵令》，所有年满20岁的男性都有服兵役七年（三年常备军，四年预备役）的责任，并要求年龄在17~45岁的男性进行登记，以备可能的征召。此举的直接目的是缔造一支真正忠于中央政府的国家军队，并适应新近从西方采用的高度管制的军事制度。

普遍征兵制的推行让武士失去了最后的机会。更让武士绝望的是，《征兵令》之后政府还发表了一个声明，以直言不讳的语言责备武士阶级“抗颜坐食，甚至杀人而官不问其罪”，断言如今所创立的兵役制度将为“士兵和农民的团结”扫清道路。政府还特别强调说，“士非从前之士，民非从前之民，均系皇国一般之民，报国之道亦应固无差别”。

既然武士今后对国家的军事贡献没有了，为何不把武士的薪俸转换为一次性总付？此时武士年俸花费成为中央政府支出的最大部分，难以承受。结束武士享有的薪俸，既可以进一步废除武士特权，也可以为殖产兴业节省资金，一举两得。

在政治上，执行这一决策需要谨慎小心，因为愤怒的武士已经在佐贺叛乱，虽然叛乱很快被平息，但是毕竟让政治家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只能逐步调整。直到1876年，维新政府才强制执行“秩禄处分”制度，以金禄公债来交换武士的退休金：政府发放金禄公债代替家禄，最小的世袭薪俸将以其年值的14倍换取政府的债券，并按7%的利率提供利息。而最大的世袭薪俸是按照年值的5倍计算，并按5%的利率提供利息，其余的将处于这两个数值之间。生活津贴将按照这些比率的一半换算。

维新政府共向310971名武士发放了价值1.13亿日元的金禄公债证书，以一次性赎买武士阶层的家禄特权。对于政府而言，“秩禄处分”制度使政府的预算费用减少了大约30%。实际上，由于通货膨胀，最终减少的更多。对于较为富裕的武士和他们的封建领主来说，这种代偿以国库债券的形式提供了有用的资本金，可用来投资土地或其他形式的企业。维新政府规定，金禄公债可以作为资本金设立银行。这大大缓解了日本银行业发展初期资本金缺乏的困境，日本银行数量在两年内从7家增加到150多家。

这些金融创新制度保证了大名和一些上层武士的经济利益。他们加入宫廷贵族或银行家行列，过着舒适而体面的生活。在他们的家臣中，有少数武士在官僚机构和武装部队中找到了飞黄腾达的职业，成为日本政治精英的核心。这些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也成为最支持改革的群体。

可是，绝大多数武士却无法从改革中受益，因为他们靠这些金禄公债根本无法维持生计。到1884年，已有80%金禄公债被出卖，公债集中到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最贫困的武士只能回归土地，或从事其他种类的生产工作，下降到农民和工人的行列之中。更让他们绝望的是，政府强行推行债券制度的同时，完全禁止在公共场合佩带刀剑。维新政府废除了武士精英地位的最后特权和痕迹。

武士的暮钟敲响了，可是没有一个统治阶层甘愿主动退出历史舞台。1877年西乡隆盛率领武士叛乱，成为武士在日本历史舞台上的最后表演。叛乱很快被镇压，西乡隆盛剖腹自杀。这是一个时代终结的隐喻，日本武士就是以如此惨烈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1900年，美国学者巴什福德·迪安（Bashfork Dean）来到日本，考察武士刀的制造工艺，并且找到了几位依然掌握此类技艺的家族。但在五年后重返该地时，发现这些老人已经离开人世，子孙已经将那些具有历史价值的武士刀贱价卖出。日本各地的古玩店里到处可以买到这些使用古老技艺打造的犀利兵器。在街头，不时有个别衣衫褴褛的浪人，像旧时代的阴魂一样游荡。

大久保利通：真正的“东方俾斯麦”

李鸿章一度被称为“东方俾斯麦”，被寄予改变国家面貌的厚望。其实，真正有资格称为“东方俾斯麦”的，不是李鸿章，而是大久保利通。

对于追赶近代化的后发国家来说，领导人走出国门、了解世界是非常必要的。岩仓使团考察欧美诸国，不但让维新政府的高官们开阔了视野，而且彻底改变了使团副使、大藏卿（财政部部长）大久保利通。

和明治时代的许多政治家一样，大久保利通出身低级武士家庭。他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从萨摩藩走向全国的政治舞台。他在推翻幕府统治过程中建功甚伟，也为建立维新政府、加强中央集权而运筹帷幄，因此和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一起被誉为“维新三杰”。

在维新之初，这个刚过不惑之年的政治家对于以后如何行事感到迷茫，不知道日本发展的道路在哪里。政府内发生争论，别人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大久保利通总是沉默寡言，对答无词。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无才气无学识，唯一的长处是坚决果断。”

欧美各国的游历考察，让大久保利通眼界大开。尤其是1873年3月，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接见岩仓使团时的一番话，让大久保利通如醍醐灌顶。俾斯麦讲述了弱小可欺的普鲁士怎样成长为统一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告诉来自万里之外的亚洲客人，“弱小国家要想独立自主，必须振兴国力，既要富国，又要强兵”。

大久保利通豁然开朗，终于找到了一直在苦苦寻觅的日本崛起的道路。他从此认定，日本若想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首要任务在于增强自身的国力。

“由于欧美考察旅行，公的人品变化令我吃惊。”与大久保接近的地方官安场保和说：“从前只是富于豪迈坚毅的气质，考察后却具有了潇洒风度，而且识见大增。原先，只是完全倾心于政治大局，对于其他事情并不留意。但回国后表示，为使我帝国对峙宇内万邦，必须建立富国的强固基础，其施政方针专在于大举奖励教育、殖产、工业、贸易、航海等事业。”

回国后不久，大久保利通给政府提交了一份《殖产兴业建议书》，开宗明义提出：“大凡国家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物产之多寡，系于人民是否勉力于工业。”所以日本要想改变落后面貌，必须鼓励民众发展工商业。

1873年11月10日，内务省正式成立，大久保担任内务省内务卿，同大隈重信的大藏省、伊藤博文的工部省形成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大久保利通是其核心，因此这时的日本政府通常被称为“大久保政权”。从此，为了实现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维新目标，这位铁腕人物带领日本开始了一段急行军。

大久保政权把主要力量放到殖产兴业上。政府兴建官营模范工厂，以便为民营企业培训员工，并提供技术等方面的帮助。据估算，当时明治政府财政支出的五分之一都投入到兴办企业当中。为了从资金方面支持民众的兴业活动，政府颁布银行条例，鼓励民众设立银行，两年间日本的银行就从7家增加到150多家。政府不惜代价，用高薪招收、聘用外国科技人员和各种专家学者。一个外国专家的月薪，最高可以达到两千日元，是政府高官的三倍多。政府还积极培植养蚕制丝业和振兴农业。大久保利通曾派人到外国学习先进技术，回国后大胆授予开发养蚕之全权。

为了给殖产兴业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大久保利通进行地税改革，强力推行“秩禄处分”，剥夺武士阶级的俸禄，从根本上瓦解了旧武士阶级。他还带头推进文明开化。虽然大久保利通不会跳交际舞，但也常常出席舞会。他还率先剪短长发入朝觐见天皇，群臣都为他的大胆举动惊骇。在他的推动下，明治天皇也剪短了头发，于是群臣竞相仿效，除去了头顶发髷。有人曾指责，大久保利通推行文明开化政策太过激了。大久保利通回答说：“在文明开化的问题上，一定会出现过头现象，到那时让后代的政治家去修正好了，如今必须在这个道路上突飞猛进。”

大久保利通的激进改革措施也遭遇了各种阻力，但是这位以铁血宰相俾斯麦为榜样的政治家宣称，“兴一善不如除一恶”，即便遇到反抗，也坚决实行，甚至不惜采取激烈手段推行他的政策。但政府在发展工业方面，既缺乏经验又急于求成，导致政府财政难以维持，而文明开化过程中的过火行为，也引起保守人士的反感。与此同时，改革带来的不公平也激化了社会矛盾。

不满的农民发动起义，愤怒的武士发动叛乱，结果都被大久保利通血腥镇压了下去。西乡隆盛领导的西南叛乱也以失败告终。大久保政权还制定了《诽谤律》《报纸条例》等，压制自由民权运动。1878年，一切反政府的活动都看不到了，国内似乎完全太平下来。大久保利通踌躇满志，准备将已经取得一定效果的各项改革继续推进下去，以完成日本与万国对峙的夙愿。

1878年5月14日的早晨，大久保利通在家中对来访的地方官员说：“维新以来已经十年岁月；内外事件频发。不肖利通担任内务卿以来未见政绩，实在不胜惭愧。现在是内外安定，此时正欲努力贯彻维新的盛意。要达到此目的，不得不以三十年为期。假如将它分为三期，明治元年至十年为第一期，还是创业期。明治十一年至二十年为第二期，确实这是最重要的时期，整顿内政、充实国力就在此时。利通虽然不肖，但欲排除万难完成此志。明治二十一年以后的十年为第三期，这是守成时期，等待后进的优秀分子继承大业。”

谁也没有想到，这段话竟成了大久保利通的遗嘱。一个小时后，在通往办公室的道路上，不满的武士刺杀了大久保利通。据说，大久保利通虽然身受白刃，还厉声呵斥，沉着地将放在膝上的文件用绸巾包好，然后倒在血泊中，时年49岁。

俾斯麦因为将弱小分裂的国家统一为强大的德意志帝国，而成为19世纪下半叶亚洲各国的偶像。李鸿章一度被称为“东方俾斯麦”，被寄予改变国家面貌的厚望。其实，真正有资格称为“东方俾斯麦”的，不是李鸿章，而是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死后，伊藤博文等继续推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终使日本与万国并峙，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三岛通庸：威权主义体制下的能吏

他是一个所谓的开发独裁型的行政官员，对于实现地方的近代化和推动经济发展负有强烈的使命感。在他看来，议会和民权派纠缠于所谓的民主程序，拖延时间，效率低下，只能延迟和阻碍经济发展，所以应该铁腕镇压，甚至不惜将反对者冠以“阴谋动乱”的罪名“予以扑杀”。

明治维新伊始，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日本各地竞相发展经济。距离东京300多公里的山形县也不甘落后。可是当地一面临海，三面环山，交通不便，要发展经济就必须修建道路。三岛通庸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任山形县县令，开始了他官僚生涯中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

三岛通庸以前是萨摩藩的一个武士，也是中央政府老中大久保利通从前的弟子。他热衷于土木工程建设，被称为“土木县令”。山形县曾是“朝廷之敌”德川幕府的支持者，为了让这里的人们接受明治政府的统治，推动当地的“文明开化”，三岛通庸接二连三地建设西式校舍、博物馆、医院等设施。同时大力修建道路，并要求路的宽度必须能通行马车。

为了打通栗子山中间860米长的隧道，三岛通庸购买了号称比人力强20倍的蒸汽钻洞机。据说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机器，在美国和英国也各只有一台。三岛通庸身先士卒，吃住在工棚里，就像一个十足的工作狂。当隧道贯通的时候，他还赋诗称“梦醒入洞中，迎面沐初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这项工程的官方开支仅为30000余日元，当地居民承担了95000余日元的支出，负担了多达15000人次的劳役。虽然当地民众负担沉重，但这毕竟是惠民工程，因此三岛通庸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天皇巡行东北时，还特意到此参观，表扬三岛通庸能干。

1882年1月，三岛通庸被任命为福岛县县令，目的是让他修建完成山形县经福岛县通往东京的道路。福岛县位于山形县南部，是公路必经之地。彼时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正处于高潮，福岛县自由党势力强大，议会里民权派过半数，一再限制政府的权力。但三岛通庸并不畏缩，他扬言，要在自己任职期间“使纵火犯、强盗和自由党不得抬头”。

为了排除自由党的阻力，让工程建设顺利进行，三岛通庸首先收买原来的武士阶层，同时罢免赞成民权论的区长、户长和小学教员。他对县议会不予理睬，县议会两次要求他出席讨论预算，他都拒不到场。这些蔑视议会的做法让议员非常不满，身为自由党党员的议长发表演说，呼吁对三岛通庸进行不信任投票——

设立这种县议会，乃用来反映公众舆论，因此公共政策的执行应与县议会的意见相一致。毋庸置疑，今日之世界不同于往日之世界，今日之民众也与往日之民众不同……然而，（三岛通庸县令）从未出席过一次县议会会议；他不仅未能考虑民众的意愿，而且显示出对这一宝贵的公众集会的蔑视。

三岛通庸无视民选议会的做法很快就引起了民众的不满。民众支持议会，声势浩大。三岛通庸不认为民意有什么了不起，不肯让步，反而禁止举行政治集会，一有批评政府的声音就立即予以干涉。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做法还打着“依法”的旗号。两年前，明治政府为了应对自由民权运动，颁布《集会条例》，规定政治性演说必须提前到警局申请，集会现场必须由警员监视，而且警员有权随时终止演讲。封上民众的嘴，向来是专制者的不二选择。

在一次集会上，一名民权运动积极分子讲述了欧美的历史：英国的暴政引起了美国的独立运动，残暴的俄国沙皇和贵族导致了无政府主义。这位演讲者指出，“政府镇压孕育了革命”，并把听众的思考引向本国。他质问道：“为什么警察抓住只言片语便把演讲者投入监狱？为什么警察以莫须有的借口便解散公众集会？”此时，一名坐在演讲台上的警察走上前来，宣布此次集会已经对公共秩序构成了威胁。演讲者被勒令下台，听众也被驱散。

三岛通庸提出的议案被福岛县议会全盘否决，但是他毫不介意。他声称已经从中央政府获得许可，按照原来提交的议案强行开展道路建设。三岛通庸命令福岛县西部六郡的居民，不论男女，每人在两年期间必须服一个月零一天的劳役。不参加修路工事的人，男人每天要缴纳15钱，女人每天缴纳10钱的“代金”。

这种霸道的行为引起民众不满，福岛县的自由党都是当地的著名人士，是可敬且可靠的公民。他们主张在法律框架内，以温和平稳的方式扩大民众的参与权，推动政治进步。为了阻止三岛通庸的蛮横做法，自由党发起了请愿活动，呼吁抵制税收。

没有想到，三岛通庸动用了暴力来回应。他派出230名警察前往镇压，居民的房屋遭到袭击，财产遭到剥夺，抗税领导人也遭到逮捕。被激怒的民众向监狱行进，有1000多人聚集到警察署要求放人。在示威游行过程中，有人（很有可能是一个密探）向警察局投掷石块，砸碎了一些窗户的玻璃。警察立刻攻击手无寸铁的人群，打死一名示威者，打伤数人。

假如是在一个民主国家，三岛通庸必将被追究责任。可是对于一个威权主义政府来说，这种做法并无不妥。三岛通庸还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他早就想找借口铲除反对派。他把这个事件称为“恶棍的暴行”，立刻发出秘密指示，“把他们全都逮捕，一个不留”。

县政府对福岛县境内的自由党进行大肆逮捕，以议长为首的2000多人被捕。许多人遭到拷打虐待，还有人在警察局关押期间死去。三岛通庸还动用司法体系的力量来对付反对派。在高等法院的裁判中，他要求司法官判处议长等人死刑。不过，司法官没有屈从于他的压力，最终只判处监禁数年。

这就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史上著名的“福岛事件”，当时震惊全国。无情镇压自由民权运动的三岛通庸不但没有遭到惩处，反而被委以重任，又兼任了福岛县南部栃木县的县令。三岛通庸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继续强行搞建设。

栃木县的民权人士也奋起反对。他们不仅在县议会中进行抵制，还组织居民进行反抗。一些激进的民权人士策划以炸弹袭击三岛通庸。但是由于制造炸弹时不慎失火爆炸，引起了官府的警觉，三岛通庸逃过一劫。16名激进的民权人士在栃木县的加波山起事，并发表《革命举兵之檄》，矛头直指三岛通庸。但因势单力薄，3天后起义即被政府镇压。

三岛通庸不改其志，仍然以铁腕方式推动道路建设，毫不手软。1884年11月，从东京通往山形县的公路终于完工。被人们骂为“魔鬼”的三岛通庸晋升入京，担任内务省土木局局长。一年后，他又当上了警视总监，掌握了东京的治安大权。

“福岛事件”之后，自由党已经解散，但是东京的自由民权运动依旧声势浩大。1886年12月，明治政府突然发布《保安条例》，逼迫民权运动家离开东京。警视总监三岛通庸负责实施，尽管他长于暴力镇压，但是在首都承担如此凶暴的任务还是有些许犹豫。

一天夜里，三岛通庸以年终酬劳为名，将治下的全体警察署员召集到芝公园喝酒。到下半夜，三岛通庸看见满座全都醉了，才发出驱逐民权人士的号令，“倘有违背命令者，立地斩决”。警官杀奔京城的各主要场所，一夜之间，570多名民权人士被驱逐出东京，被抓进警察局的无辜者不计其数。

这一事件给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带来巨大打击，也让三岛通庸成为民权人士眼中的死敌。因此，两年后当三岛通庸病亡的消息传来时，民权人士无不拍手称快。

不过，三岛通庸并不简单地是个“坏官”。时至今日，在山形县米泽等地，三岛通庸的功绩仍然受到很高的评价。他是一个所谓的开发独裁型的行政官员，对于实现地方的近代化和推动经济发展负有强烈的使命感。在他看来，议会和民权派纠缠于所谓的民主程序，拖延时间，效率低下，只能延迟和阻碍经济发展，所以应该铁腕镇压，甚至不惜将反对者冠以“阴谋动乱”的罪名“予以扑杀”。

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威权主义发展政府。它排斥自下而上的制度性权力制衡，以政府为核心自上而下地推动经济发展，对民众政治参与进行限制。这种“集中权力办大事”的发展模式固然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也给公民的权利带来伤害。这种双重性在三岛通庸身上表现得非常典型。

一百多年过去了，环顾世界，这种发展模式仍然在某些国家得到追捧，三岛通庸之类的能吏也所在多有。假如三岛通庸还活着，他在这些国家一定会仕途通畅、平步青云吧。

江藤新平：日本的商鞅

因为执掌法律，江藤新平一度被称为“日本的商鞅”。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个“天资刻薄”之人，命运也颇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曾居高位，后来亡命天涯，最终遭酷刑处死。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些酷刑都是他们自己制定的，原本想用来毫不留情地制裁别人，没想到自己却先被制裁了。

1874年，日本各地张贴着这样的通缉令——

佐贺县士族、征韩党江藤新平，年龄41岁，相貌如下：身材高而胖，脸面长颊骨高，眉浓而长，眼大而长，额宽广，鼻和嘴一般，皮肤浅黑，左颊有黑痣，舌大而长，其他一般。

曾几何时，江藤新平是明治政府的高官，备受尊崇。谁能够想到，现在他却成为全国通缉的要犯。一些人还积极寻找，希望借机邀功请赏。

江藤新平出身下层武士，很早就参加“尊王攘夷”活动。维新政府成立后，论功行赏，江藤新平被任命为司法卿，主持司法。当时日本刚刚脱离封建割据状态，法制极不统一，新政府要建设统一的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制，就要进行一系列司法改革。江藤新平雷厉风行地摧毁原有的司法制度，破旧立新。他实施行政与司法分离的政策，把司法从行政中分离出来，确定了司法省、审判官、检察官、法院等的职制和事务章程。他对于充溢着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法国民法典情有独钟，积极推动民法编纂。他甚至说，“误译亦不妨，唯需速译”。

作为一个激进改革派，江藤新平卓有成效的工作，奠定了日本新司法体系的基础。不过他个性急躁倔强，时人颇有非议。

当时在政府就职的涩泽荣一说，江藤新平像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在与他人接触时，江藤氏总是首先试图找出别人身上邪恶的地方，至于长处，则等之后再说。不，极端一点说，他几乎不管别人有什么长处……不管给别人添多少麻烦，他都全然不顾，硬是推行自己无理的主张，为此他喜欢强词夺理，非按自己说的做不可。而且他不愿听别人的意见，独断专行，如果有人不听他的，他就一定要将对方打倒”。

1873年，明治政府围绕是否“征韩”发生了激烈争论。当时下级武士生活陷于困境，不满日益增加。作为决策层的一员，江藤新平和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一起主张对朝鲜发动战争，以安抚心怀不满的武士，转移社会矛盾。而大久保利通等则认为，日本当务之急是改革内政，不应仓促发动战争。

结果，反对征韩派胜利，主张征韩论的高官纷纷辞职。板垣退助参与自由民权运动，西乡隆盛回乡隐居，江藤新平也以养病为由，回到家乡佐贺县。但是这位政治家还是不能忘情于政治，以在野之身担任“征韩党”领袖。

“征韩党”是一个由失意的武士组成的政治团体。它指责政府对朝鲜的软弱外交，主张立即征韩。和这些不得志的武士交往，使政治上失败的江藤新平更加激进。回到家乡不到一个月，江藤新平就扛起了反对新政府的旗帜。

1874年2月4日，江藤新平首先抢劫了一家银行，抢到20万日元的经费，然后结集了3000多名武士，发动武装叛乱，占领了佐贺县城。起义军要求恢复旧的朝议制度，“发扬皇威”。

东京得到佐贺叛乱的消息，立即出兵进行镇压。江藤新平以为，佐贺县起事后，西乡隆盛会起兵呼应，一举改变大局。但是，西乡隆盛拒绝协作，江藤新平陷入孤立。在政府军的强大攻势下，力量薄弱的叛军很快就全面溃败。

江藤新平乘船从海上出逃，来到西乡隆盛的家乡鹿儿岛。他原想依靠西乡隆盛东山再起，但是他与西乡隆盛几乎谈了一天，西乡隆盛不为所动。江藤新平又渡海来到四国寻求帮助，无人肯施以援手，只能失望地离开。

此时通缉令已经遍布各地，江藤新平只能晓行夜宿，但还是被一位村长认出，将他扣留，转交官府。就这样，江藤新平结束了一个多月的逃亡生涯，被关进监狱。在狱中，他写下了一首七言诗，为不能实现侵略朝鲜的志向而悲叹，“欲扫胡尘盛本邦，一朝后跌卧幽窗。可怜半夜萧萧雨，残梦犹迷鸭绿江”。

被捕仅仅一周之后，1874年4月13日，41岁的江藤新平以叛乱罪被处以枭首之刑，当晚执行。江藤新平临刑时吟咏绝命诗，从容就死。其诗曰：“我今为国死，死不负君恩。人事有通塞，乾坤吊我魂。”

因为执掌法律，江藤新平一度被称为“日本的商鞅”。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个“天资刻薄”之人，命运也颇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曾居高位，后来亡命天涯，最终遭酷刑处死。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些酷刑都是他们自己制定的，原本想用来毫不留情地制裁别人，没想到自己却先被制裁了。

不过，故事并未随着江藤新平的死亡而结束。在被枭首后，他的首级被挂在市街上示众。照相馆将他和另外一位叛乱者岛义勇的首级拍了照片公开出售，东京的报纸评论说：“两氏因叛乱受诛，当然这是罪有应得。但是他们是国家重臣，不能因起事失败而轻易议论，难道要和耶稣钉十字架的像摆在一起看吗？如果那样，似乎是为了侮辱国家，这到底是侮辱谁呢？”一位律师也提出非议，“我国法曹之前辈和鼻祖（指江藤）受此残酷的刑罚，这是拥护人权上的大课题”。

更为戏剧性的是，社会上流传说，祈求江藤新平的亡灵可以治好百病，瞎眼重见光明。因此参拜者蜂拥而来，川流不息。商人还在附近开设糕饼店和水果店，热闹非凡。后来政府贴出布告，禁止参拜。

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国家逐渐强盛起来，人们也开始以更加宽容的心态看待那些命运不同的维新功臣。1911年，江藤新平被处死三十八年之后，日本议会给江藤新平平反，取消了罪名，追授正四位。

对于江藤新平，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评论很到位。他在《日本论》一书中这样说，“这些举兵的，算他们是勇敢，算他们是洁白，却总不能不说他们蠢，不能不说他们不识时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一方面，既看不见国际政局的关系，一方面又不晓得有立宪政治、民权运动这一条最适当的新路。不晓得把藩国的团结变成民众的团结，去组织政党，顺应时代的需要，造就自己的新生命”。

板垣退助：“近代日本的第一个恩人”

板垣引用汉朝老将军马援的故事说，自己将不屈不挠地为民权运动奉献生命，“死生无常，旦夕不可测，强健如余者，又何足为赖？人云死而后已，若余不幸而死，乞诸位将我坟墓，湮没于秋草茫茫里”。

1928年，国民党元老、蒋介石的智囊戴季陶写了一本书《日本论》，产生了巨大影响，至今仍然是研究日本的重要参考书。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里，作者为一位人物独辟一章，并称他是“近代日本的第一个恩人”。

他就是明治维新的功臣之一、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先行者——板垣退助。

一

幕末风云时期，日本武士中涌现出一批豪杰，板垣退助是其中气质独特的一位。

1837年板垣退助生于地处边陲的土佐藩，自幼便不相信鬼神。他曾经把村里稻荷神社的护身符弃于茅坑，以试验有无神罚。当时日本人有食物禁忌的迷信，但他招集众人一同试吃，证明无害。

23岁时，板垣退助参加藩政，主管军事。后来，他被派驻江户，开始广结天下英杰，视野大开。当时“尊王攘夷”运动风起云涌，各个藩国都面临抉择。土佐藩的掌权者主张“公武合体”，对藩内“尊王攘夷”派进行残酷镇压。板垣不满此举，毅然辞职，到京都学习军事。学成后又返回土佐藩，等待时机。

1868年，维新派与幕府之间的决战爆发。在板垣退助等的推动下，土佐藩举兵加入讨幕派。板垣本人被任命为总督府参谋，率兵转战各地，建树战功。在攻打德川家族老家日光市时，板垣退助说服幕军与政府军，避免在德川氏家庙日光东照宫交战。后来日光东照宫中专门设立了板垣退助的铜像，以表彰他为保护贵重文物做出的贡献。

天下动荡之际，板垣退助和许多武士一样，希望建功沙场，博取功名。一场战役却对这位军人产生了关键性影响，最终推动他走向了和其他维新领袖不同的人生道路。

若松城是日本强藩会津藩的据点，1869年被维新政府军围困。若松城城高池深，并有强兵把守。板垣退助指挥的土佐藩兵是攻城的主力，他以为会遭遇一场恶战，决心葬身若松城下。出乎意料的是，敌方并没有顽固抵抗，城池最终被攻陷，会津藩主投降。

“会津乃天下首屈一指之强藩，政善民富，若上下一心杀敌报国，我不满5000之官军岂能轻易降之，”后来板垣退助回忆说：“怎料一般人民偕妻子带家财，四散逃生，无一人与我为敌，且纷纷来投……我深感奇观，至今难以忘怀。”板垣退助由此认识到，不以人民为基础的政府和国家是怎样的脆弱。万民不能共安乐，国家就会灭亡，因而必须实现“四民平等”。

战争结束了，明治政府的权威得以确立。作为一员武将，板垣退助因拥有赫赫战功，成为排名仅在西乡隆盛之后的军事英雄。他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隈重信等一同被任命为参议，参与大政，成为明治政府的权力中心。

这些三四十岁的武士个个心胸万夫，踌躇满志，开始引导这个国家走向新的道路。遗憾的是，仅仅几年之后，这些新政治家就因为国家的发展战略而分道扬镳。

二

革命成功之后，为革命而卖命的并不一定能成为胜利的受益者。下层武士为推翻幕府发挥了重要作用，却没有获得犒赏，反而成为改革的对象。明治政府的废藩置县、征兵制度、剥夺士族特权等各项改革措施，动摇了日本数百年的封建制度，也摧毁了武士的精英地位，许多武士甚至生计困难。因此，武士阶层的沮丧和愤恨日益增长。

于是，板垣退助和西乡隆盛等政治家主张，以征服朝鲜的军事行动来安抚武士的不满，保障其利益。但是大久保利通等通过访问欧美国家认识到，日本应该首先解“内治之急”，进行国内改革，因而坚决反对对外开战。

这场“征韩”论战后来扩大到对整个国家目标的评估，最终以反对派获胜而告终。维新政府发生了分裂，西乡隆盛、板桓退助、江藤新平等多位维新功臣离开中央政府，联袂下野。明治政府演变为寡头政治，开始以铁腕推动日本的近代化。

和回到家乡隐居不出的西乡隆盛不同，板垣退助仍然关注政治。这时西方人文思想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尤其鼓吹万民平等、独立自主的学说对精英人士影响很大。板垣退助以欧美的自由民权思想为工具，积极介入日本政治运动。

1874年，板垣退助和参议副岛种臣、后藤象次郎、江藤新平等8人组织“爱国公党”，开启了日本自由民权运动。这是日本最初的政治结社，之所以称为“公党”，主要是为了和私党或朋党区别开来，表明以天下政治为使命。

爱国公党向政府提出《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提出国家振救之道，“唯在张天下之公议。张天下之公议，唯立民选议院耳”。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学且智，而速进于开明之域之道”。它驳斥了那些认为民智未开、时机不成熟等理论，直言不讳地说：“夫人民对政府有纳税义务者，则对其政府之事有与知可否之权。”

《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第一次正面向寡头统治提出挑战，标志着一场宏大的社会运动的开端。但是，它的要求并没有被政府接受。因为大久保利通等政治寡头不愿意与人民分享权力。他们的理由是：日本要在列强环伺的世界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掌握改革的方向和速度，通过实行一定程度的专制主义推进工业化。

板垣退助则认为，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也是日本实现社会、政治变革的大好机会，民众不应该被摒弃在外，否则民众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板垣回到故乡后，组织成立“立志社”，研究和普及西洋思想。立志社的章程宣称：所有日本人都被平等地赋予生存权、自主权、财产权、营生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权利“没有任何人能够剥夺”。此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被介绍进来，在一部分精英中流传。卢梭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板垣退助，也为他所推动的自由民权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

卢梭的思想引发了法国大革命，也让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人士深受鼓舞。特别是1877年，西乡隆盛在鹿儿岛率领士族起事反对明治政府，得到许多立志社成员响应。他们图谋武装起义颠覆政府，实行立宪政治。让他们失望的是，半年后西乡隆盛兵败自杀。在此三年前，和板垣退助一起发起“爱国公会”、共同起草《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的江藤新平在家乡起兵叛乱，不到3个月就失败被捕，枭首示众。

虽然同情江藤新平和西乡隆盛，但是板垣退助并不赞成他们的举动，也阻止自己的弟子参与武力反对政府。据说，听到江藤新平的死讯后，板垣说：“这样没有耐性的孺子，万万干不了大事！”板垣退助从来没有谋求武力推翻政府，而是把主要精力转向言论和宣传，谋求体制内改革。

1877年，立志社向政府发出了建议书，“为培植国民独立之根本及人民之安宁计，唯有设立民选议会，确立立宪政体之基础”。但是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傲然声称，人民“愚昧无知、胸无点墨”，即使人民代表也需要教育。不过，这份建议书被大量印刷，流传到了全国。

三

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传播，板垣退助的家乡土佐藩俨然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圣地。板垣退助本人也被奉为自由民权论的先觉，农民中一度流传“板垣公救世”的神话。日本出现了无数政治社团，报纸也进入言论集会的黄金时代，要求自由民权的声浪逐渐弥漫岛国。

1879年下半年，各种力量汇成一股洪流，演变成如火如荼的国会开设请愿运动。许多国民主动起草宪法，当时由集体或个人起草的日本宪法草案达数十种。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由被统治者自由讨论“国家的理想状态”，并为实现这一理想状态而开展行动，因此让当政者惊慌不已。

陆军参谋本部首脑山县有朋担心，民权运动领导人在时机到来时会推翻政府。他对伊藤博文说：“我们耽搁一天，邪恶的污染就会扩散到更多地方，渗入年轻人的心灵，必然产生无法估量的罪恶。”但是，伊藤博文认为，立宪思想为世界大趋势，“一乡之心易制，一国之情难治；一国之形势易转，宇内之风气难回。现今之世界乃宇内大势之所推致，而非一国一州之事端也”。

虽然当政者中也有不同意见，但是寡头统治集团总是试图限制舆论的自由表达和公民的结社权利，而且毫不犹豫地使用警察和法庭来扰乱和恐吓反对他们的人。政府先后发布《新闻报纸条例》《谗谤律》，压制持不同政见者和新闻记者。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加快发展，被捕的新闻记者人数不断增加。

1880年4月，汇集了几乎所有自由民权派的“国会期成同盟”召开大会。同一天，政府发布《公众集会条例》，要求所有的协会组织都必须提交成员名单和组织章程，召集公共集会之前必须获得官府批准。警察被赋予相当大的权力，去调査和管制政治团体的活动。警察会参加所有的集会和演讲，如果演讲者偏离了经过核准的题目或演讲内容不利于当局，警察就会进行干预。该项法令也否决了士兵、警察、教师乃至学生出席政治集会的权利。

由于警察简单粗暴地拒绝予以批准，许多政治集会根本无法举行。此外，编辑和记者对政府的批评，也会遭到罚款或监禁，有时连表面上看来羞羞答答的建议书也会遭受处罚。东京的报纸《吾妻》的编辑被监狱关押两年，并罚款200日元，原因仅仅在于他发文称，天皇与其他政府官员一样，都是民众的公仆。

但是，潮流浩荡，政府的强权阻止不了如火如荼的自由民权运动。1880年11月，“国会期成同盟”在东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大会，公开宣称，除非达成开设国会的目的，不论经多少岁月，决不解散此一同盟。同盟代表向政府提交9万多人所签名的国会开设请愿书。43岁的板垣退助还亲自到各地方游说，推动全国国民运动。

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明治政府最终同意，九年后，也就是在1890年开设民选议院、制定宪法，同时威胁说：“如仍有故意逞躁急煽事变，为害治安者，将绳以国法。”

四

1882年春天，板垣退助遇刺的消息震惊了日本。

政府承诺开国会、立宪法之后不久，板垣就在“国会期成同盟”的基础上成立了日本第一个政党——自由党，并众望所归地被选举为自由党总理。自由党的章程第一条就明确提出“主张扩充我日本人民之自由，伸张及保全其权利”。几个新成立的政党都为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竞相在全国进行演说活动。板垣退助也在各地进行演讲，南船北马地奔波。

1882年4月6日，板垣退助来到位于日本中部的岐阜市。当天晚上，他面对300多名听众，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演讲。演讲完毕退场时，一个壮汉手持白刃直刺板垣退助胸部，板垣翻身与之格斗，虽浑身鲜血，仍睥睨刺客，高声喝道，“板垣虽死，自由不死”。

当时，板垣退助在日本毁誉参半。有人视其为自由民权的圣人，有人认为他是破坏国体的国贼。时人怀疑凶手是政府指使，其实凶手就是一位误认板垣退助为“国贼”的小学教师。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北海道劳改，宪法颁布时得到大赦才出狱。他立即赶到东京，向板垣退助道歉。板垣退助原谅说：“你的行为是爱国，我不责备你。但在行动前仔细观察我的行动，就明白我不是国贼。今后如果发现我有害国家，可以再刺杀我。”

“板垣遇刺”的新闻被各报争相报道，由此改编的戏剧也被搬上舞台，经常上演。板垣退助成为人们崇拜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偶像。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岐阜市仍然竖立着一尊板垣退助的铜像，基座上就镌刻着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史的那句名言“板垣虽死，自由不死”。

在日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宪政体制这一问题上，有几种不同意见。有人主张学习法国宪法，议院采取一院制，实行普选制。另有政治家主张学习英国式宪法，实行限制选举的上下两院制，内阁必须以政党为基础。政府官员则倾向于学习普鲁士宪法，不承认政党内阁，主张上下两院的限制选举而参议国政。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欧美宪法，板垣退助远赴欧洲，考察西方先进国家的立宪政体。他与当时在欧洲考察宪政的伊藤博文等交换草拟《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意见，还在法国会见了《悲惨世界》的作者雨果。

回国后板垣退助发现，自由党已经超出了和平的政治斗争，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党员在试图把政治斗争引向暴力革命。他们主张普选制，全国人民都有参政权，为此不惜鼓动反政府运动。少数激进分子甚至组织发动民众起义。在政府的强力镇压下，这些暴力斗争都以失败告终。政府更颁布《保安条例》，民权运动家被迫离开东京，拒不撤离者遭到拘捕。

作为体制内的改革派，板垣退助恐惧民粹主义，反对自由党被引向革命。1884年，他解散了自由党。在解党演说中，板垣退助引用汉朝老将军马援的故事说，自己将不屈不挠地为民权运动奉献生命，“死生无常，旦夕不可测，强健如余者，又何足为赖？人云死而后已，若余不幸而死，乞诸位将我坟墓，湮没于秋草茫茫里”。

五

如果说，1868年明治维新伊始是日本寻求建立新制度的起点，那么这个过程几乎耗费了整整一代人的努力。1889年2月11日，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的《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并于1890年11月29日施行。

日本宪法虽然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但是明确规定了民众“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监禁、审讯及处罚”“书信秘密不受侵犯”“有言论、著作、印行、集会及结社之自由”等权利。能够把这些内容写入宪法，显然有板垣退助等民权活动家的功劳。很少有既得利益者愿意让渡权力，假如没有板垣退助，日本民众恐怕很难获得这些权利——尽管这些权利很有限，但是放眼当年皇权专制禁锢下的东亚，这是难能可贵的第一部民权宪法。

诚如戴季陶所说：“他（板垣）拿起当时刚译起的半部《民约论》，猛烈地主张自由民权。这一个运动，的确是日本一切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最大动力……这一个民权运动，一方面使下层民众多少得到了一些自由，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现代产业文化的基础。至于日本的立宪制度，不用说是他直接的功劳，所以不但日本的农夫工人应该感激他，就是那些阔老官，也没有不受他的恩惠的，更应该要感激他。”

宪法颁布、国会设立后，板垣组织成立的新“自由党”，成为日本国会的三大政党之一。自由党主张减轻地税、修改有关言论集会结社法律、修改选举法、修改国会法。板垣退助被选举为自由党总理，开始在宪法范围内的政党政治斗争。

1891年，板垣退助在东京神田演讲时再次遭袭。当时一个凶汉蹿上讲坛将板垣退助扑倒在地，但很快被制服。54岁的板垣退助慨然说道：“我与国家一样到了死的年龄，国家也有新陈代谢的必要。尽管如此，看起来还有些价值。”这番话获得了听众的喝彩。

1896年4月，板垣退助脱离自由党，就任伊藤内阁的内务大臣的职位。因为当时日本尚没有政党内阁的先例，板垣退助身为政党一员而加入内阁，必然引起官僚保守派的反对。所以板垣退助任职前，宣布脱离自由党，以示其不偏不党以尽职责。但是因为政见不合，板垣退助不久便辞职。

两年后，板垣退助领导的自由党和大隈重信领导的进步党合并，组织成立“宪政党”，其联合决议书说：“为期宪政之完成，有同一希望之党派相结合，组织一大政党，进一步努力以达其目的。”随后，板垣退助和大隈重信二人组织宪政党内阁。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政党内阁，由大隈重信任总理大臣兼任外务大臣，板垣退助任内务大臣，史称“隈板内阁”。不过，由于内讧，宪政党很快分裂，各组新党，日本最初的政党内阁仅四个月就解散了。

年过花甲的板垣退助自此从政界引退，但是仍然从事为民众谋自由的社会运动，至死不休。甲午中日战争后，战败的清政府把台湾割给日本。日本政府对台湾实施高压政策，台湾民众遭受不平等待遇，年过八旬的板垣退助在台湾看到这些情况非常痛苦，认为这是人道主义所不许的，于是发起“台湾同化会”，要求日本撤废特殊的统治台湾的法律，给台湾人民一样的宪法权利。可惜，板垣退助一离开，“台湾同化会”就被日本的台湾总督查封了。

1919年，83岁的板垣去世，但是自由民权运动仍继续发展。当时明治天皇已经驾崩，日本进入了政党政治互动、以民意所趋为主的大正民主时期，社会上自由民主气息浓厚。

六

戴季陶曾在日本留学四年，后来又多次访问日本。每一次到日本，他都去拜望板垣退助。戴季陶看到，这位当年的讨幕健将、维新元勋和自由民权运动的老英雄门前冷落，生活穷苦，甚至每月总有一两回连米钱房钱都付不出。

这种窘困的景象让戴季陶大为感伤，他认为，没有板垣退助的奋斗，20世纪初的日本就不可能这么文明发达。这个“近代日本的第一恩人”晚年生活如此落魄，实在不应该。但是板垣退助本人安之若素，因为他从不希望升官发财。

1887年，日本政府决定实行“华族”制，维新功臣都被授予各种勋位，板垣退助名列伯爵之位。因为贵族制度和主张平民主义的自由民权精神相违背，板垣退助拒绝接受爵位。天皇再度传旨，谕其接受伯爵作为其维新勋劳的赏赐，板垣退助再辞。直到第三次，他才不得不接受。根据规定，这些爵位是可以世袭的。但是板垣退助接受爵位后不久，就提出“一代华族论”，并在其遗书上写道：“为了贯彻生前的主张，决不申请袭爵。”板垣退助死后，家人把伯爵之位还给了天皇。

1938年，也就是在板垣退助去世十九年后，为了纪念日本宪法颁布五十周年，雄伟壮观的日本国会议事堂中央大厅，竖立起三位“宪法功劳者”的铜像，分别是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都活跃在朝堂之上，数度担任内阁总理，致力于自上而下地改革日本政治，而板垣退助则主要活跃于民间，自下而上地推动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殊为不易。

“二战”后，日本政府曾发行100日元和50日元纸币，上面都绘有板垣退助的肖像。至今日本不少地方还竖立着板垣的铜像，长须飘飘，凛凛如生。每天都有游客徘徊在铜像前，仰望着这位民权运动家，向他献上诚挚的敬意。

涩泽荣一：宁做企业不做官

涩泽荣一以个人的努力推动了日本近代化，也为打破官尊民卑的制度而奉献一生，再也不涉足官场。即使伊藤博文总理力邀他出任内阁大臣，他也坚决拒绝。鲜为人知的是，涩泽荣一还曾经当面劝告孙中山放弃政治活动，专心做一个企业家。

作为东方国家，历史上日本和中国一样，社会等级森严，官员是社会的最上层，商人则备受鄙夷。即使进入明治维新后，许多人仍然将进入政府视为荣耀之事。所以，当明治六年（1873年）一位高居大藏省少辅（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之位的官员主动要求辞职“下海”时，在政界激起轩然大波。

这位主管国家预算大权的官员当时年仅33岁，人们都认为他前途无量，为什么要抛弃锦绣前程、弃官从商呢？他的回答是：“我时常与东京、大阪的实业家会面，对业务进行种种交谈，但看来他们以往卑躬屈膝的习惯并未扫除，面对政府官员只会低头、敬礼，既无学问，也无霸气，根本想不到要开创新事业或对事物进行改良。为让民间实业界发展起来，首先便需要有这样一个人，但我不知道谁才是最适合的人物，也不知道现在的生意人有多少才识。并非我自夸，我只觉得，如果我自己来干的话，必然会做出一两件成果来。”

这位充满“舍我其谁”气概的人士，就是后来被称为“日本商业之父”的涩泽荣一。

涩泽荣一出身于农民家庭，父亲在种植稻米之外，兼做杂货生意和买卖染色用的蓝靛，涩泽荣一也帮助父亲操持家务。在十七岁那年，有一次他代替父亲出席领主征收御用金的会议，仅仅因为他是农家子弟，就遭到领主仆从的蔑视和嘲笑。这件事让涩泽荣一非常愤慨，成为终身记忆。

“领主家的官吏对我彻头彻尾是一种仗势欺人的态度，不仅完全不承认我的人格，还对我训斥、嘲讽……对领主家的官吏轻视的愤怒深深地留在了心底，无论如何也无法忘怀。”他在晚年的回忆录里说：“同样都是人，没有任何理由，不，应该说无论有什么理由，只因为是武士就将农民视同奴隶般对待，是非常不应该的。我痛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成为一个卓越的人，站到比他们高的位置之上。”

在当时来说，比官吏更高的位置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当大官。后来，官场的大门果然向这位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敞开：由于精明能干，他被幕府将军德川庆喜重用，成为幕臣。不过，此时“尊王攘夷”运动已经风起云涌，幕府统治摇摇欲坠。假如继续留在国内，涩泽荣一很有可能和幕府这艘旧船一起沉没。事实上，他的许多朋友在此后的战乱中丧生，只有涩泽荣一幸运地逃离了时代的旋涡。

1867年初，涩泽荣一被派往欧洲，出席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而后，他作为侍从留在巴黎，陪同幕府将军之弟在法国留学。当时的欧洲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高歌猛进的时代，巴黎则成为展示经济繁荣的大橱窗。从蒸汽机车、工业车床、纺织布机械到教学医疗设备，无一不让涩泽荣一感到万分新奇，眼界大开，也让他痛感日本的落后。他从此认定，打开国门、融入世界才是日本的光明之路。

涩泽荣一曾陪同将军之弟拜见比利时国王。国王说：“今后的世界是钢铁之世界，日本将来可能成为多用钢铁之国，而我国的钢铁生产发达，钢材质量良好，到那时请你们使用我国的钢材。”涩泽荣一再次受到思想上的启迪：就连一国之君都直言不讳地谈贸易买卖，可见工商业对这些国家是多么重要。

不过，给涩泽荣一更大影响的，其实是工业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官与民、官与商的关系。在巴黎，涩泽荣一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政府官员维莱特，一个是银行家弗洛里海拉尔特。在此后的许多场合中，涩泽荣一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两个法国人的故事，可见对他的影响至深——

按日本的习惯，这两人在一起时，商人必然要对官员大人的命令唯唯诺诺，但这两人接触时情况却截然不同——我当时也懂一些法语，所以在一旁听着——态度几乎没什么区别。一人说，这样做应该会比较有利，另一个便接着道，那就按你说的做吧。两人之间毫无尊卑上下之别，这让我深受感动。原来如此，就是应该要如此才对！在日本，商人不管多么有才能，都必须对官员大人唯命是从，往往不得不屈从于官员，甚至被迫指鹿为马。而在法国却没有此类弊端，全体国民都是平等的，官员不会因为是政府官员而狐假虎威。

涩泽荣一痛切地认识到，“必须改革日本的现状才行，一定要将这样的习俗移植到日本”。在他看来，要使日本兴盛，必须打破官贵民贱的旧习，排除轻商贱商的思想，向西方学习，将工商业作为富民强国的大业。

两年以后，涩泽荣一回到日本，加入维新政府，成为大藏省官员。他直接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值得一提的是，将“bank”译语定为“银行”、创造“日元”（日语为“円”）都是涩泽荣一的功劳。在外人看来，涩泽荣一已经实现了早年的梦想，“成为一个卓越的人”。

当时明治维新才开始数年，百业待举。涩泽荣一深知国家的兴旺发达系于实业，而发展实业需要一大批扫除卑躬屈膝陋习、敢与官员平等相待、勇于开创新事业的企业家。因此，在政府工作四年后，涩泽荣一毅然决然地放弃官位。他对那些对他弃官从商深感惋惜的人说：“我的信念不可改变，我要走自己的路。如果说有为之人都愿当官，而平庸之辈才甘于从事工商的话，那么国家的进步与发展是不会有希望的。在我看来，平庸之辈虽可为官，而非英俊之才则不能从事工商。”

从此，涩泽荣一“下海经商”，走上了实业报国道路。在此后五十八年的漫长岁月里，涩泽荣一参与创办的企业组织超过500家。这些企业遍布银行、保险、矿山、铁路、机械、印刷、纺织、酿酒、化工等日本当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其中许多至今仍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东京证券交易所也是他创办的。涩泽荣一不仅是日本公认的近代产业先驱，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业的精神领袖。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他仍然是日本企业家最崇敬的人。

涩泽荣一以个人的努力推动了日本近代化，也为打破官尊民卑的制度而奉献一生，再也不涉足官场。即使伊藤博文总理力邀他出任内阁大臣，他也坚决拒绝。鲜为人知的是，涩泽荣一还曾经当面劝告孙中山放弃政治活动，专心做一个企业家。在他看来，中国需要政治家，更需要献身产业、推动工业化的企业家。

1928年，东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活动，日本政界、商界的精英全部到场，为涩泽荣一庆贺“米寿”。88岁的涩泽荣一回顾自己的一生，再次提到了少年时受辱和在法国见到的官民平等的情形，“我被领主的官员侮辱，觉得官民之间隔阂甚深，然而看法国人行事却有天壤之别，令我茅塞顿开。世人平等的时代一定会到来，一定要提高实业的地位。今天看到诸位，觉得我的想法一直没有错”。

全场嘉宾起立，掌声雷动，向这位改变社会、改变时代的人物致敬。

岩崎弥太郎：他与胡雪岩不一样

一个弃官从商，一个由商而官，两个人物逆向而行的人生轨迹，正是两个东亚国家不同走向的绝妙象征，也昭示着两个国家不同的命运。

1885年，风云一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杭州黯然去世。同一年，叱咤风云的日本企业家岩崎弥太郎也撒手人寰。有人说，两人“都是红顶商人，只是命运不同”。其实不然。

胡雪岩确乎是典型的“红顶商人”，从商到官，生意越大，官品越高。最后“后台”倒了，他的商业帝国也瓦解冰消；岩崎弥太郎则是弃官从商，事业越做越大，成为一代卓越的企业家，直到今天他所创办的三菱财团仍然屹立于世界。岩崎弥太郎的故事值得咀嚼回味。

岩崎弥太郎出生在土佐藩一个低级武士家庭，他的祖父因为贫困不得不把武士地位卖掉，岩崎家从此便被排斥于正规武士之外，不再有武士家族的荣耀。由于当时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少年时代的弥太郎备受歧视和冷遇。

为了营救遭人陷害的父亲，岩崎弥太郎曾悲愤地在官府门口的柱子上写下“无贿不成官，罪由喜恶判”，结果身陷囹圄一年。据说，同牢房的一位樵夫教会了他算术，弥太郎感激地许下诺言：如果有一天他成了天下巨富，将报以一大柜金钱。

长大以后，聪明能干的岩崎弥太郎因造田有功，成为土佐藩的一名下级官员。他曾帮助经营藩国的直营商馆“开成馆”，显示出了经商才干，后来被任命为开成馆代理干事。在土佐藩执政的后藤像二郎为了实现自己的经济政策，常常向他求助。

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进入了一个大变革时代。后藤像二郎进入维新政府，成为一名重臣。当时维新政府广揽才俊，大批出身低微的有志之士进入政府。后藤像二郎非常赏识岩崎弥太郎的精明能干。假如岩崎弥太郎踏实地在政府工作，以其过人的聪明才智和坚强的政治“靠山”，仕途肯定光明无限。

但是，这位年轻人却别有抱负。1871年，明治政府废藩置县，一些地方政府将官营商业卖给个人。36岁的岩崎弥太郎毅然脱下官服，彻底退出政坛，“下海”从商。他买下政府的两艘船，开始了自己的海运事业。因为他认为，海运业是这个岛国发展的命脉。

岩崎弥太郎的事业起步之时，胡雪岩已经是清朝著名的成功人士。他拥有遍布大江南北的钱庄20多处，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俨然天下首富。他还被授官江西候补道（相当于副省级），赐穿黄马褂。

岩崎弥太郎将自己的企业命名为“三菱商会”，从事贡米运输。当时日本以米纳税，需要船队把贡米从地方输送到中央。政府也专门成立了一个“邮政蒸汽公司”，来从事这桩生意。这个船运公司受到大藏省庇护，其势锐不可当，把许多民间的弱小船运公司挤到破产的边缘。

作为私人企业，三菱商会勇敢地与官方背景的邮政蒸汽公司展开激烈竞争。岩崎弥太郎本着“规模虽不大，然以在野之身，任意做官方办不到的事情”的精神来经营公司，以信誉为上，重视服务。而“邮政蒸汽公司”由于是政府的直营公司，对顾客态度很差，经营管理也很松懈，因此很快就被三菱商会夺走了顾客，常年亏损。

后来维新政府认识到，官营企业远比不上民营企业有效率，因此将许多官营企业出售给民间。既然民间的三菱商会业绩更好，与其照顾常年亏损的邮政蒸汽公司，不如让三菱商会发展。于是，政府将邮政蒸汽公司的船只转让给了岩崎弥太郎。

随着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三菱商会改名为“三菱会社”。它先后与美国的太平洋邮船公司、英国P.O汽船公司展开激烈的价格竞争，最后都赢得了胜利。到1877年，三菱会社共拥有61艘汽船，吨位高达35464吨，占日本全国汽船总吨数的73%，岩崎弥太郎一跃成为海上霸王，几乎垄断了整个日本的海运业。

当时海运是备受青睐的行业，许多企业家竞相进入。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也创立“东京风帆船会社”，与三菱会社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大海战”。当时《东京日日新闻》如此描写这场惨烈的竞争——

两家公司一起由神户出航之后，为了抢先到达目的地，船员与船长都绑上头巾，不计成本，拼命将煤炭铲入火炉中，双方都不肯认输，在海上进行马拉松赛跑。到达纪州藩时，火炉内的火力强到把烟囱烧得赤红，船员却不因烟囱可取代火炉的暖气而高兴，因为当时船内已达灼热难耐之温，由陆地遥遥望去，好像看到两只火龙在竞速一般，情况十分可怕。

最后，两家公司经过谈判，合并成为“日本邮船公司”，很多高级管理职位都是岩崎弥太郎的人马。可惜，此前不久，岩崎弥太郎因病去世，并没有看到这家日本最大公司的诞生。不过，他的弟弟岩崎弥之助和儿子岩崎久弥本着岩崎弥太郎的精神，一步一步地使三菱走向组织化、现代化的企业集团，最终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岩崎弥太郎只活了50岁，从事商业不到十五年时间。这个由封建官吏转变而来的大企业家，纵横捭阖于商场，也善于利用政治资本发财，甚至从战火中捞一把。然而，这仅是岩崎弥太郎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经营观念超前，开创了许多实业。在生前，他以汽船为中心，将事业范围扩大到汇兑业、海上保险业、仓储业、银行等领域，而这些正是日本走向近代化的基石。

反观胡雪岩，则从大商人变成了一个头戴“红顶子”、身穿黄马褂的二品大员。他时刻和官场保持着密切联系，他的生意并没有什么开创性，主要通过和官场做生意来达到赚钱的目的。所以一旦“后台”倒掉，他的事业就灰飞烟灭，他本人也只是一颗划过历史夜空的流星而已。百年后的今天，胡雪岩徒留下一段传奇成为后人谈资。

所以，岩崎弥太郎与胡雪岩不一样。岩崎弥太郎是一个具有开创精神、冒险精神的企业家，而胡雪岩不过是一个“红顶商人”而已。

一个弃官从商，一个由商而官，两个人物逆向而行的人生轨迹，正是两个东亚国家不同走向的绝妙象征，也昭示着两个国家不同的命运。

古河市兵卫：一位企业家的功与罪

他利用从足尾铜矿得到的巨额利润广泛投资各种行业，缔造了一个工业帝国“古河财阀”，变成了这个国家最富有、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1871年，日本政府要出售足尾铜矿的消息在商界传播开来，但是商人都大摇其头。因为这个铜矿已经开采了两百多年，产量明显下降，没有什么盈利空间了。因此，当一个企业家出手将其买下时，立刻成为商界的头号新闻。

这位企业家就是古河市兵卫。他出身低微，早年是一个豆腐贩子，后来经营丝绸出口生意，获得巨利。在购买足尾铜矿之前，他已经得到了一些产出很好的矿山，被商界公认为成功的企业家。不过，他购买足尾铜矿的决定遭到了激烈反对，许多人认为铜矿不过是政府手中的一块“鸡肋”，如果接手肯定会赔得倾家荡产。然而，45岁的古河市兵卫却一意孤行，多方奔走借贷，最终买下了足尾铜矿。

两年后，事实就证明了古河市兵卫的过人眼光。他通过采用当时成熟的探矿技术发现了新的矿脉，再加上引进新的采矿和处理技术，使这座矿山的铜产量迅速提高。1891年年产量猛增到7200吨，占全国铜产量的大约40%。足尾铜矿变成了一头金牛，使古河市兵卫成为赫赫有名的矿山大王。他利用从足尾铜矿得到的巨额利润广泛投资各种行业，缔造了一个工业帝国“古河财阀”，变成了这个国家最富有、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古河市兵卫是明治时代“成金”的典型。在日本将棋中，棋子“步”进入敌阵后，可以当“王”下的大将“金”使用。人们把那些忽然拥有巨额财富（“暴发户”）的现象称为“成金”。

不过，在古河市兵卫获得个人财富的同时，也给日本社会带来了灾难。

足尾铜矿位于东京市北部的栃木县，矿坑、处理厂和居住区坐落在两条狭窄的树枝状的河谷中。这条河谷的主要河流是渡良川，它流入东京西北大约200公里的人烟稠密的关东农业平原。随着产量剧增，矿山附近的环境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大量树木作为燃料、坑木而被采伐，四周山上的林木和植被被剥光。尾矿倾倒进渡良川，河水变成了青白色，成千上万条鱼都翻白漂了上来。铜硫酸盐的污水还沿着渡良川朝下游漫去，侵入了周围的农田和村庄。

“（有毒的污水）每年都造成惨重的损失和痛苦，耕地被毒化，饮水被污染”，一位议员在国会上控诉说：“甚至堤坝边的树和草也受到了威胁，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有什么样的灾难后果。”

无人倾听这样的呼声，政府也不理睬停止在足尾采矿的要求。因为当时日本正在追求富国强兵，政府官员认为开矿符合国家的“更大利益”，由此导致的任何小小损害都无关紧要。足尾铜矿是日本最大的矿山，如果停产国家经济会受到很大的损害。

一家报纸的社论公开宣称：“即使可以论证铜矿的污水要对渡良川两边农田的损害负责，但是尾铜矿对国家所产生的公众利益要远远大于那些受影响地区的任何损失。这样的损害都可以通过补偿而得到足够的处理。”

至于古河市兵卫本人，则扬言：“这一带风景是不错，但风景不值一文！”他还施展手腕，结交权贵，这些权贵对污染事实视而不见。1891年，一份迟来的科学检验证实这种污水含砷和多种重金属。面对富有说服力的科学报告，政府仍然宣布，足尾采矿并不对公众利益有害。

由于政府的放任，情况越来越恶化。渡良川流域本来是富庶的鱼米之乡，可是后来童山濯濯，洪水泛滥，有毒的河水毁掉了河流渔业，毁掉了1500公顷以上的耕地。洪水流过的田地里，庄稼全部枯死，再撒种根本不发芽了。农家的牲畜一批批地死掉，病人也大量增加，惨状愈演愈烈。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第一场重大工业污染事件——足尾矿毒事件。

1896年，汹涌的洪水毁灭了88个村庄的300多户人家，另外还淹没了13000户，从渡良川上游一直冲到东京郊外，被污染的农田增加了30倍。数以千计的被激怒的村民组织起来抗议，到首都示威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1898年，受害的农民又到东京请愿，再次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

东京的知识分子也终于变得警觉起来，他们到现场考察，被真相所震惊。他们看到，矿区周围的山都是秃的，一棵树也没有，一点草都没有。河水浑浊不堪，而且散发着臭气。矿工工资微薄，生活条件恶劣，居住的工棚比东京最糟糕的贫民窟还糟糕，就像“人间地狱”。于是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要求政府采取补救措施。

因为污染危及了首都，加上知识分子的抗议，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反对运动，政府终于采取了行动。1898年，政府要求古河市兵卫必须采取补救措施，并为这个目标定下了明确的期限。在此后的几年里，河水的毒性开始下降，但许多年之后植树造林才解决了洪水问题，河床上那些存留的毒物才被清除掉。

在日本高速的工业化进程中，足尾矿毒事件当然不是唯一的工业污染事件，但它在明治后期因环境污染而轰动全国。这个环境公害的典型事件，作为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牺牲公众利益发展经济的象征而被写入日本历史，警示后人。古河市兵卫作为事件的主角，也以负面形象被载入历史。

其实，古河市兵卫是一位敢冒险、有胆识的企业家，为日本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1899年，古河市兵卫还被媒体评为“明治时代伟人”，与伊藤博文、福泽谕吉、涩泽荣一等同列。涩泽荣一生前曾评论说，自己一生阅人无数，“其中学问虽不出众、却天赋异禀的非凡人物只有3位”，其中之一就是古河市兵卫。

至今日本民间还流传着古河市兵卫讲信义的故事：明治初期，日本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物价飞涨，许多公司纷纷关门倒闭，古河市兵卫所在的公司也欠下大笔货款，濒临倒闭，许多人都离开了，古河市兵卫却拿出自己的私产帮老板还债。当古河市兵卫购买足尾铜矿时，涩泽荣一曾借给他一万两黄金。后来古河市兵卫还钱时，忍不住问道：“您为什么敢在没有任何抵押的情况下，把这么大一笔钱借给我呢？”涩泽荣一回答说：“商学也是一门仁学，只要人不看错，经营就不会有风险。你是一个有信义的人，对于我来说，你的信誉就是最好的抵押品。”

1903年，73岁的古河市兵卫溘然辞世。其他人陆续管理足尾铜矿，维持着它作为日本铜出口重要来源的地位。直到1973年，足尾铜矿才正式停止开采，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家历史遗迹”。游人到此凭吊历史，往往会想起“足尾矿毒事件”，想起古河市兵卫——一个是非功过难有定论的企业家。

丰田佐吉：从小木匠到大发明家

丰田佐吉的一系列发明既改变了外国织布机垄断日本市场的局面，也使日本织布业跃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为日本产业近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明治维新初期，中村正直翻译的《西国立志编》在日本风行一时。甚至在远离东京的静冈县里，一个十几岁的木匠在工作之余，也津津有味地捧读着。这本书中讲述的发明家的故事吸引了这位少年，也激发了他的发明欲望。

这位木匠名叫丰田佐吉，在他出生的第二年，明治维新运动拉开了大幕。丰田佐吉年少懵懂，对于这场宏大的社会运动知之甚少。他只看到包括母亲在内的乡间妇女在手工织布机上忙碌，而不知道当时外国棉纱和纺织品正在源源不断地进来，占到日本全部进口总值的一半。这些产品比日本的同类产品价格更便宜，质量也更好。随着需求的增长，日本迫切需要发展自己的纺织业。

不过，当时日本的纺织技术还相当落后，农妇使用的木制手工织布机笨拙原始，效率很低。丰田佐吉后来回忆说：“在我们那个全是农民的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有一架手动织布机。可能是那种环境的影响，我的思路渐渐集中到了这种手工织布机上。有时，甚至整天整天地站在那里看着附近的婆婆们织布。渐渐地，我清楚了织布机运转状况。织出的棉布慢慢地卷起来，觉得越看越有意思。兴趣也就上来了。”

在阿克莱特发明棉纺机故事的激励下，丰田佐吉立志要改造这种原始笨重的织布机。对于一个只受过几年教育的小木匠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巨大挑战。而且他“不务正业”的举动，也遭到了父亲的质疑和乡邻的嘲讽。丰田佐吉不畏艰难，苦心钻研。除了阿克莱特的故事外，日本的专利制度也给了这个年轻人精神上的巨大支持。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日本如何才能赶上西方国家，是明治时期思想家们思考的中心议题。福泽谕吉认为，日本科技落后是表面现象，更深层次的“不及外国之处，就是学术、贸易和法律”。他首先将欧美的专利制度介绍到日本。在他的倡导下，日本社会各界纷纷介绍、解释专利制度，并主张尽快在日本实行这种法律制度。

明治维新的第四年，日本就仿效欧美专利制度，正式颁布了《专卖简则》。但是当时的日本没有运用这个规则的知识和经验，而且发明的本体也很稀缺，一年后就终止实施。在各界的呼吁声中，维新政府重新研究，1885年公布《专卖专利条例》，确立了近代专利制度的基础。《专卖专利条例》公布施行当年，就收到425件专利申请，有99件被授予了专利。

1890年11月，23岁的丰田佐吉终于改制成功第一台手工木织布机，比传统织布机提高40%~50%生产能力。一年之后，他为自己发明的这台织布机申请了专利，定名为“丰田式木制人力织布机”。让丰田佐吉感到沮丧的是，“丰田式木制人力织布机”的销售却不尽如人意。因为这种新型织布机无法自动换梭，仍然无法整体提高效率。

为了满足人们的要求，丰田佐吉开始朝着发明动力织布机的方向迈进。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既没有顾问也没有助手，既没有专门的研究室又没有参考资料，只能冥思苦想，反复试验。皇天不负有心人，1894年他终于发明了“自动回线织布机”，获得了用户的欢迎。1897年，丰田佐吉又发明了“G型自动织布机”，让纺织不再依赖人工而是依靠柴油驱动。这个自动织布机被称为“丰田织布机”，在日本被迅速推广。丰田织布机生产的棉布曾一度倾销到中国市场，“东洋布”在中国是高级布料的代名词。

作为一个发明家，丰田佐吉一生都保持着饱满的发明热情。他设立“株式会社丰田自动织布机制作所”，不断对现有织布机进行改良。他使织布机实现了从手工织布机到自动织布机的转变，从木制织布机到铁制织布机的转变，从平面织布机到环状织布机的转变。丰田佐吉的一系列发明既改变了外国织布机垄断日本市场的局面，也使日本织布业跃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为日本产业近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六十三年的生涯中，丰田佐吉共获得了84项日本专利，提出了35项实用方案，在国际上也获得了9个国家的专利。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织布机制造长期领先于世界。可是，1929年英国最大的纺织设备制造商花费100万日元，购买了丰田织布机的世界专利权。这是日本的织布机制造技术赶上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标志。

1910年，丰田佐吉应约前往美国，访问纽约等城市的织布机产业。当时，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T型车面世不久。虽然很新奇，但是没有多少人认识到它的价值。丰田佐吉在美国街头看到这种新事物，立刻就意识到，“这就是今后能给人们带来帮助的商品”，预感到这一新兴行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他命令儿子丰田喜一郎专注于汽车制造，还将转让专利所获得的100万日元专利费拿出来，作为汽车研究启动经费。

1930年秋天，63岁的丰田佐吉溘然长逝。临终前，他对儿子丰田喜一郎说：“我搞织布机，你搞汽车，你要和我一样，通过发明创造为国效力。”不负父亲的嘱托，丰田喜一郎五年后制造出第一辆丰田汽车，成为丰田汽车公司的创始人。

八十多年过去，纺织技术在发达国家已经是夕阳产业，但是日本国民仍然怀念丰田佐吉。因为他不但是一个卓越的发明家，也是具有超人眼光的预言家。时至今日，丰田汽车奔跑在世界各国的道路上，也把丰田佐吉的故事传遍全世界。

横井小楠：影响明治维新的改革思想家

在横井小楠身上，可以看到三位近代中国思想家的影子。第一个是魏源，他的思想启蒙了横井小楠；第二个是徐继畬，他们对于西方民主制度的看法惊人的一致；第三个是冯桂芬，他的《校邠庐抗议》与横井小楠的《国是三论》一样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

魏源的《海国图志》出版后，不被中国朝野重视，却受到日本的追捧。这本书启蒙了幕府末期的许多日本学者，其中就有横井小楠。

横井小楠1809年生于熊本藩，自幼学习儒学经典，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儒学家。1853年美国强迫日本通商时，举国上下对“锁国攘夷”还是开国通商争论不休。当时横井小楠鄙夷西方文明，主张“锁国攘夷”。后来他受魏源思想的影响，迅速转变为一个开国论者。横井小楠批评“锁国攘夷”论误国误民，毫不足取，公开宣称：“当今之际唯开国通商方合古来天地公理。”“天涯若比邻，而成可以互相交通之势，今日主张独立锁国之旧见，违背天理甚矣！”

横井小楠对儒学的空头理论极为不满，十分赞同程朱理学中的实学思想，提倡“学以致用”的治学方法。他积极参与熊本藩进行的改革。改革失败后，他转而致力于培养人才。

幕府末期，许多藩国为了摆脱困境，力图革新。1857年，思想开放的福井藩大名、有“幕末四贤侯”之称的松平庆永邀请横井小楠去帮助改革藩政。横井小楠一边开馆讲学培养人才，一边推动改革。在经济上大力发展农业、工业和外贸，在政治上统一各派的意见，建立团结一致的政治体制，福井藩面貌大为改观。

在改革实践的基础上，横井小楠完成了重要著作《国是三论》。这本书分别论述了“富国论”“强兵论”“士道”，形成一套完整的改革理论体系。

横井小楠认为，民众是国家的基础，国家必须为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服务。德川家族只为一个家族的利益服务，甚至在资源已经匮乏时仍然从各地要求财政支持，因而无法使国家获得安宁。为此，他主张进行政治体制、军事海防、开国通商、人才培养等改革，来寻求日本的富国之路。

横井小楠呼吁放弃锁国体制，对外开放，进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殖产兴业，“大开利用厚生之道，一新政治教育，而致富国强兵之成果”。鉴于强国横行的国际形势，横井小楠主张“强兵”，建设强大的日本海军。不过，他认为海军主要是用于自卫，而不是侵略他国，“横行（霸道）是违反公共之天理。处世不能不以公共之天理解决国际纷乱，若徒张威力，后来必招致祸患”。和后来一些主张强兵侵略邻国的学者不同，在横井小楠看来，中国与日本唇齿相依，应该密切合作。

幕府末期，日本政治败坏，强敌环伺，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如何建立全新政治。横井小楠倡导“士道”，主张培养人才，建立一个政治清明廉洁的政治体制。横井小楠在“公共之天理”的信念下，坦然接受西潮思想，主张“凡地球上可称善美者，悉取为吾有”。

他非常赞赏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美利坚自华盛顿以来立三大规模：第一，因天下之惨毒莫过于杀戮，故顺天意以息宇内战争为务；第二，求知识于世界万国，以裨益治教为务；第三，全国大总统之权柄让贤而不传子，废君臣之义而专以公共和平为务。以至于政法治术及其他百般技艺、器械等，凡地球上称美善者悉取而为吾所有，弘扬好生之仁风”。横井小楠认为，这些“殆符三代之治教”。他还把华盛顿推崇为“白面碧眼之尧舜”，仿佛中国古代传说中“三代之治”的圣人一样。

巧合的是，同时代的一位中国学者也有非常近似的评价。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一书中说：“米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和横井小楠一样，他也对华盛顿推崇备至，“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之遗志”。

1862年，幕府为摆脱内外困境，起用福井藩主主持幕政，横井小楠也被召进京，参与国家大事。他提交《国是七条》，建议设立议会，呼吁幕府“大开言路，与天下为公共之政”。可惜，这些改革建议未被采纳，但是横井小楠对于开议会的信念一直不变。在一首诗里，他这样写道：“人君何天职，代天治百姓。自非天德人，何以惬天命。所以尧巽舜，是真为大圣。迂儒暗此理，以之圣人病。嗟乎血统论，是岂天理顺！”

和那些激进的倒幕派不同，横井小楠不主张推翻幕府，仍然想通过改革来实现自己的维新主张。1867年11月，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宣布“大政奉还”，将政权返还天皇。横井小楠趁机上书建言，第一项便是建立“议事院”（国会），分为上、下两院，上院以公家贵族与各地诸侯为主，下院则是“广泛举用天下之人才”。可惜，横井小楠的改革建议没有来得及施行，幕府就垮台了。

1868年4月6日，16岁的明治天皇在京都御所亲率文武百官在神前发表“五条誓文”——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上下一心，盛展经纶。

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

破除旧有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业。

“五条誓文”开启了明治维新的历史序幕。它是由横井小楠的弟子由利公正起草的，从文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横井小楠的思想与语言，第一条、第五条几乎与《国是三论》的原文完全一样。

明治政府成立以后，60岁的横井小楠担任“参与”，进入权力中枢。他年龄最高，富有改革思想和经验，而且新政府的许多领导人都曾受到他的启发教诲，所以他的建议一般都被采纳。正当改革推进之际，1869年1月5日，60岁的横井小楠被保守派杀害。

一代改革理论家没有亲见改革成果就死于非命，让后人惋惜不已。不过，即便在其殁后，他的思想仍然影响着许多改革者，继续推动着改革事业的展开。他是真正影响明治政府施政纲领的人物之一，因此在明治维新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在横井小楠身上，可以看到三位近代中国思想家的影子。第一个是魏源，他的思想启蒙了横井小楠；第二个是徐继畬，他们对于西方民主制度的看法惊人的一致；第三个是冯桂芬，他的《校邠庐抗议》与横井小楠的《国是三论》一样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可是这三位杰出思想家的学说被忽视，甚至被攻击为异端邪说，中国仍然裹足不前，丧失了改革的机会。

在《国是三论》一书中，横井小楠对中国也有精彩的评论。他说：“中国面临大海，文物制度久已发达，人民所需无一不足……因此，上至朝廷，下至百姓，有自傲自大之风，不愿主动求市场与知识于海外，终于沦落到受他国侵略的地步。”

往事已矣，但是对今日中国而言，“主动求市场与知识于海外”不是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吗？

中村正直：引入西方清流，涤荡国民心智

梁启超也盛赞中村正直是“维新之大儒”，对国家的贡献不亚于西乡隆盛等维新功勋，“其振起国民志气，使日本青年人人有自立自重之志气，功不在吉田、西乡下矣”。

中村正直是“文明开化”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和福泽谕吉一起被列入“明治六大教育家”。但是，和中年时暴得大名的福泽谕吉不同，中村36岁时曾遭遇人生危机，半生功业完全归零，不得不从头再来。

1832年，中村正直出生在江户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生活贫苦，母亲费尽心思才凑够了钱供他去读书做学问。他精通儒家经典，24岁时被聘为幕府的最高学府“昌平坂学问所”教授，30岁时做到学问所最高的“御儒者”。彼时的江户是德川幕府的驻地，也是日本的政治中心。中村正直能够取得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实属不易。假如天下太平，幕府统治安然，那么中村正直很有可能以一个汉学家名世，或者步入仕途，成为幕府高官。

问题是，他生活的是一个大转变的时代。在他被聘为“昌平坂学问所”教授的那一年，佩里率“黑船”第二次进入江户湾，叩开了日本的国门。此后，幕府向各国派出领事，外国的商船开始在横滨港自由进出。与此同时，“尊王攘夷”运动风起云涌。许多保守的知识分子也加入“攘夷”的队伍，要求驱逐洋人，保持日本文化的“干净”。

作为“官学”里的知识分子，中村正直并不守旧。他已经意识到，重回闭关锁国绝非日本的出路，必须认识世界、走向世界。他从那些国外归来的人那里了解到，今后英语将是广为使用的语言，于是开始自学英语。当时英语工具书匮乏，他就想方设法借书学习。他曾从海军专家胜海舟那里借来汉英辞书，花了90天一字一句地全部抄下来。

“自助者，天助之，”正如中村正直后来翻译的这句名言一样，他的勤奋获得了回报。1866年，幕府派出12名公派留学生赴英留学，35岁的中村正直作为带队的老师，得到了去英国的学习机会。在英国，他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选举、议会、工厂、学校、博物馆……世界上最先进的大英帝国让这个东方的学者大开眼界，也改变了他此前的许多错误认识。

中村正直后来回忆说：“余尚记童子时，闻清英交兵，英屡大捷，其国有女王曰维多利亚，则惊曰：‘渺乎岛徼，出女豪杰乃尔，堂堂清朝，反无一个是男儿耶？’后读清国《图志》，有曰：‘英俗贪而悍，尚奢嗜酒，惟技艺灵巧。’”但是他亲眼看到的英国并非如此，“今女王不过寻常老妇，含饴弄孙耳，而百姓议会权最重，诸侯议会亚之，其被选于众，为民委官者，必学明行修之人也……凡百之事，官府之所为，十居其一，人民之所为，十居其九。然而其所谓官府者，亦惟为民人之利便而设之会所尔。……审其大体，则称曰政教风俗擅美西方，可也”。

这些新的认识极大地冲击了中村正直的思想，也让他在对比中思考日本的未来。正当中村正直醉心学习新知识的时候，他和学生的资金链突然断掉了。因为维新军队开进了江户，延续两百多年的德川幕府宣告终结。两年的学习被迫终止，幕府派出的留学生不得不负笈回国。

就在回国前夕，中村正直收到了英国朋友赠送的一本书——《自助论》（Self-help）。这是九年前出版的一本励志书，作者是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这位比中村正直年长20岁的英国作家从事过许多职业，丰富的阅历使他有机会观察人生成败得失、国家兴衰的原因。他认为，独立、积极进取、勤劳、务实等特性是一个国家通向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国民性”。因此，他写下了许多有关成功、幸福、良知、信仰、道德、自由与责任等主题的随笔作品，《自助论》就是其中的一本。

历史学家凯特·威廉姆斯（Kate Williams）评论说：“斯迈尔斯著书的19世纪是工业革命时代，大英帝国给人们提供了广泛的教育和经济机遇，有史以来头一遭，中等阶层能够努力工作获取成功。中等阶层的成功需要强大的职业伦理支持，而这正是斯迈尔斯写进《自助论》的经典内容。”

这本书把握了时代脉搏，一面世就受到读者欢迎。出版当月就在英国重印四次，很快美国也出现了盗版。在回国的轮船上，中村正直也被这本畅销书所吸引。因为它不仅讲述了许许多多生动精彩的成功者的故事，而且总结成功者的经验，提炼出许多耐人寻味的名言警句。“苦难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经历苦难使我们可以学会克服自己面临的各种困难。”“艰难困苦和人世沧桑是最为严厉而又最为崇高的老师。”“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自立，我们将永远不能摆脱贫困。只有自立的人格力量才能拯救自己。”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这些警世之言在中村正直的心中掀起了波澜。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幕府没有了，中村正直曾经拥有的地位丧失了，他的人生只能重新开始。瞻念前途，未来的道路到底怎么走？海路漫漫，中村正直反复阅读这本书，据说熟到半本书都能背诵下来。

回到日本后，人到中年的中村正直失业了，但是他幸运地在静冈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德川幕府的末任将军交出权力后，也隐居在静冈附近的一座寺庙，因此静冈成为遗老遗少聚集之地。许多落魄的旧幕府官僚消沉沮丧的生活态度，深深地触动了中村正直。他决定从西方引入一股思想清流，以涤荡国人的精神世界。于是，他开始翻译《自助论》，不到两个月就翻译完成。最初，他为这本译书命名为《立志广说》，最后定名为《西国立志篇》，并在下面用小字标明“原名《自助论》”。

1871年，也就是中村归国的第三年，《自助论》在日本出版，立即成了供不应求的畅销书，书坊夜以继日地印刷。这本书卖掉上百万册，要知道，当时日本人口只有3000多万。《自助论》在欧美也是畅销书，但是英美两国总印数约20万册。因此，《自助论》创造最大的奇迹不在英国，而是在日本。

《自助论》在日本受到欢迎，正因为它出版得恰逢其时。当时明治维新已经进入第四年，武士特权被取消，等级森严的“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不同社会阶层都拥有了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但是在“四民平等”的新价值观面前，习惯了等级社会的民众感到迷茫。不管出身如何，每个人经过努力、学习、忍耐和奋斗都可以成功，都可以过上富有的生活。《自助论》倡导的这种价值观让变革中的日本人找到了方向，对当时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深刻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在年轻人中，《自助论》广泛传播。许多日本年轻人由此奋发蹈厉，走上了成功之路。

中村正直并非单纯翻译，而是在消化吸收后加上了自己的感言与见解。例如，他由《自助论》引申出“人当以全部精力，勉力于一时一事；其人即使人性至钝，一生之间也能成就一事”。这句话深远地影响到那个年代日本人做事的态度。

中村正直也为日本指出了应该遵循的道路。他在《自助论》自序中说：“余译是书，客有过而问者曰，子何不译兵书？余曰，子谓兵强则国赖以安乎？……夫西国之强，由于人民笃信天道，由于人民有自主之权，由于政宽法公。……斯迈尔斯曰，国之强弱，关于人民之品性。……国者，人众相合之称，故人人品行正，则风俗美，风俗美，则一国协和，合成一体，强何足言？”

《日本文学大辞典》这样评道：“《自助论》与福泽谕吉的著作一起同时于日本产生的巨大感化作风，堪称空前。如果说福泽谕吉使明治青年看到了‘智’的世界，那么敬宇（中村正直）则让人们看到了‘德’的世界。”梁启超也盛赞中村正直是“维新之大儒”，对国家的贡献不亚于西乡隆盛等维新功勋，“其振起国民志气，使日本青年人人有自立自重之志气，功不在吉田、西乡下矣”。

千叶卓三郎：一个为国家草拟宪法的小学教师

千叶卓三郎作为一介山民，身处僻远而心念天下，以一人之力为国家草拟宪法，可惜英年早逝，埋名近百年。其见识令人敬仰，个人遭际则令人感喟。

五日市，一个位于东京西北部西多摩郡山区的普通小集镇，籍籍无名。可是，五十年前在这里发现的一件文物让它声名鹊起，而且被载入《剑桥日本史》。

1968年，一位日本学者在五日市的一家仓库中发现了一部陈旧的手稿。仔细辨认，它竟然是一部宪法草稿。其中有关国民权利部分，与现在的《日本国宪法》内容近似。可是这部宪法草稿是1881年完成的，日本的第一部宪法要在九年后才颁布。这部宪法的先进性让人们震惊，更让人们难以想象的是，这部划时代的宪法草稿竟然出自一位小学教师之手。

1873年，日本法学家、《拿破仑法典》的翻译者箕作麟祥把法文的Constitution译为“宪法”。第二年，自由民权运动在日本兴起，开设国会、制定宪法成为这一运动的主要诉求。民主意识在社会的迅速传播，让掌权者倍感不安。明治政府先后颁布了《谗谤律》《新闻纸条例》《集会条例》等法令，压制言论自由和民权活动的空间。在政府的打击下，自由民权运动逐渐走向低潮。

但是，在五日市这个偏僻的小集镇，却成立了一个启蒙性质的学术团体“学艺讲谈会”。它是由当地的一个前市长、一个村庄学堂校长和附近小村庄的一个地主共同建立的。该社章程的第一条规定：成员“共同协作，不屈不挠，发展自由，改良社会”，成员之间“要像同胞兄弟，犹如一个大家庭般相互敬爱”。“学艺讲谈会”的成员使用西方经典著作和二手作品的译本进行自我教育，热忱地吸收新的知识。几名年轻成员很快就成为学识渊博的政治演说家，积极参与自由民权运动。

28岁的千叶卓三郎就是“学艺讲谈会”的一名主要成员。他出生于一个下级武士家庭，曾参加旧幕府军队对抗维新政府军。战后，明治政府并没有对旧幕府的支持者赶尽杀绝，而是宽容对待。因此千叶卓三郎并没有受到牵连，而是回到家乡，成为五日市学校的一名教师。他积极参与“学艺讲谈会”活动，对自由民权的认识不断深化，从一个拥护旧幕府的传统武士转型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思想观念的知识分子。

明治政府一方面压制自由民权运动，另一方面也在试图制定适合日本国情的宪法。1876年（明治九年），明治天皇发布敕文，明确提出要参照西方国家现有之律令，结合日本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日本国宪法。但是由于内部意见不一致，并无实质性进展。一直到1881年，天皇颁布开设国会之敕谕，确定九年后开设国会、颁布宪法，政府才开始着手制定宪法。

在寡头政治的执政者看来，起草宪法是日本亘古未有之事，绝非“愚昧无知和胸无点墨”的老百姓能够参与的。可是，就在政府高官为起草宪法而奔赴欧洲请教之时，被他们公然声称“自甘愚笨”的山区村民，却在热烈地讨论日本未来宪法的形式和内容。

保留至今的五日市“学艺讲谈会”的一份讨论清单，让今天的学者都感到吃惊。因为它开列的问题非常广泛，其中15个题目与起草国家宪法有关，9个题目与法律制度有关，7个题目与公民权利有关。作为该社的成员，千叶卓三郎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完整地起草了一部国家宪法。彼时政府的宪法起草工作还没有开始。

千叶卓三郎把自己起草的宪法径直称为《日本帝国宪法》，它由5篇9章204条构成，重心就是民众的自由权。第45条规定，“国法保障日本国民拥有权利自由并不受他人侵害”，该条款与现行的《日本国宪法》相同。第47条规定，“国民自由权利不受侵害、国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48条规定，“凡日本国民在日本全国使用同一部法典，受到同一部法典的保护，不给地方及门阀或一人一族以特权”。另外，国民权利中的言论自由权、出版权、财产保护权、诉讼权等都规定得十分详细，可以说这是一部彻底保障国民权利的宪法草案。

这部宪法草案还重视地方自治。第77条规定：“府县令可根据特殊法律制定纲领，府县自治可根据地方特色进行，政府不得加以干预，国会也不得侵犯其权威。”这个规定有点类似于美国的各州法律与联邦宪法之间的关系，而当时的明治政府一心致力于中央集权，从未考虑地方的自治权。

1889年明治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947年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政府颁布《日本国宪法》（又被称为“和平宪法”），和这两部宪法比起来，千叶卓三郎起草的《日本帝国宪法》更接近于后者，可见其惊人的先进性。由于它是由地方民权论者起草的，出现前后矛盾或不成熟的地方在所难免。但是这些瑕疵并不影响这部宪法的民主性，也没有影响后人对它的评价。

在日本自由民权运动中，民间刮起一股私拟宪法的时代风潮。据统计，民间提出的各种宪法草案数量超过40部。评价一部宪法是否先进，应该看宪法对人民的权利做了哪些规定。以此衡量，千叶卓三郎起草的宪法被后人评价最高。由于提出鲜明而成熟的公民权利的要求，该宪法草案被称为“民众宪法”“草根阶层的人权宪法”。

起草宪法草案的第三年，千叶卓三郎不幸因病去世，年仅31岁。他所起草的宪法草案并没有得到明治政府的认可。事实上，官方1887年发布《保安条例》，禁止私下议论拟定宪法案。政府在起草《大日本帝国宪法》时，也没有参考民间方案。就这样，千叶卓三郎的心血之作被尘埋在历史之中，直到八十多年后才重见天日。幸运的是，千叶卓三郎在私拟宪法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由民主思想并没有被埋葬，而是被现行的《日本国宪法》传承下来。

现在，千叶卓三郎起草的《日本帝国宪法》已经成为东京都的有形文化遗产，被收藏起来供后人研究。面对这部130多年前的手稿，后人怎能不心生感慨？

千叶卓三郎作为一介山民，身处僻远而心念天下，以一人之力为国家草拟宪法，可惜英年早逝，埋名近百年。其见识令人敬仰，个人遭际令人感喟。陈寅恪在王国维先生纪念碑中的一段名言，如果稍加修改，或许是对千叶卓三郎的准确写照：“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民主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田口卯吉：重新书写历史

田口卯吉被誉为“开创了日本学者没有一人能梦想的新方法”。从此，日本近代第一个史学派别——文明史学诞生。《日本开化小史》出版后的十余年间，日本涌现出一批文明史著，也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家。

1877年，一本名为《日本开化小史》的书面世。著名学者黑板胜美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称赞作者是“明治时代之先觉者”，以一种全新的历史观解读日本历史，让人们耳目一新。

和王朝时代的中国一样，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记载王室的世系，讨论君臣有司的得失，或者记载战争胜负，不过是统治者的家谱和起居注。历史著作都是以儒家为标准评判历史事件，宣扬劝善惩恶，道德教化。

明治初期，在“文明开化”的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欧洲的启蒙运动和19世纪的自由思想很快就在日本传播开来。新的历史观念也像一股清风，吹进了日本知识界。1875年，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写下了《文明论之概略》一书，认为西洋文明高于日本文明，日本必须以西洋为目标，努力学习，奋起直追。福泽渝吉提出，史家应以一国的“人心风俗”为文明史的研究对象，但是他没有写出史学著作。两年后，一个名叫田口卯吉的经济学家完成了日本第一部文明史著作《日本开化小史》。抛弃陈旧的历史叙述，以文明的新观念重新讲述日本历史。

田口卯吉早年出生在江户的武士家庭，明治维新后迁居横滨。在这个开放的港口城市，田口卯吉学习英语，接受欧美自由主义思想，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写了大量经济学文章，在日本传播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因此被称为日本的亚当·斯密。这位经济学家对历史也有深入研究。

田口卯吉认为，西方文明是按照一种普遍道路发展的，因此可以被视为一个好的典范。“文明开化”的目标不是简单地把日本社会西方化，而是使日本沿着西方走过的道路发展。文明人将会变得越来越意识到人类本性的共通之处，而没有哪个民族能够置身世外——

我们学习物理学、心理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不是因为西方国家发现了它们，而是因为它们是普遍适用的真理。我们在自己国家建立议会制政府，不是因为那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形式，而是因为这种形式适合人类的本性。我们使用铁路、汽轮和所有其他的便捷工具，不是因为它们在西方被使用，而是因为它们对所有人都是有用的。

《日本开化小史》是一本通俗易懂的启蒙读物，批判封建主义，主张开发民智，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论述主题不再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不再是治乱兴亡的政治史，而是描绘了日本从蒙昧到文明的进步历程，包含政府与人民在内的“社会”的历史，涉及政治、经济、制度、风俗、宗教、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

田口卯吉被誉为“开创了日本学者没有一人能梦想的新方法”。从此，日本近代第一个史学派别——文明史学诞生。《日本开化小史》出版后的十余年间，日本涌现出一批文明史著，也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家。

田口卯吉本人也笔耕不辍，在1888年又写出了《中国文明小史》。他批评中国传统史学虽然重历史事实，但是不能解释兴废存亡之理，“令读者有龙飞云际首尾不相连续之感”。在他看来，帝王将相只是历史舞台上的热闹人物，“人情风俗及事情之变迁，多发成于冥冥之间，其关系于史上，殊为紧要，非战乱斗争、杀人烧家之比也”。

《中国文明小史》鸟瞰式地讲述从史前到明朝灭亡的中国历史。全书着重论述中国历史变迁之大势，展示了一部专制政治下停滞不前的中国历史。田口卯吉得出的结论是——

中国人民常苦于专制政治之弊害，从周以前数千年间，埋没于封建乱离之祸害时代也。从秦以后，二千余年，沉沦于专制政治之腐败时代也。而中国之人，又未曾预防此弊害，别发一制度，故于封建乱离之祸害，不可耐，乃一扫之而为专制政治，及专制政治之弊害不可耐，乃一扫之而归于叛乱，分裂反复，中国人民历史不过此数事而已。其和平时则必有不忍见之腐败，其乱离时则必有不堪闻之斩杀，茫茫四千年，亦血肉交战之场而已，读者盖不能不戚然于心。当其升平也，诗歌、文章、经学之类非无发达者，然皆贵族隐遁之流，以慰其闲散之心，不足多也，然其于政治则未有别开生面而越于专制政治之外者。不然，则以四亿人之邦国，何至如此之境也。呜呼！支那人民自苦久矣，何不于专制政治之外，开一大活眼，以致其幸福哉！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后，大批留学生来到日本求学。对这些脑后还拖着辫子的青年人来说，《中国文明小史》的新鲜见解犹如醍醐灌顶。田口卯吉道出了原先压抑在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心中欲发而不能的声音，引起他们强烈的共鸣。

梁启超就对此书推崇备至，“其论则目光如炬，善能以欧美之大势，抉中国之病源，诚非吾邦詹詹小儒所能梦也”。梁启超所创办的《新民丛报》向读者介绍该书说：“彼以其新学说新眼光，观察吾中国数千年治乱兴亡之由”，“论断数千年之史迹，目光如炬，读之可辟一新境界。”

从那时起，中国历史学家开始挣脱束缚，以新的价值观审视过去。在文明史观的烛照下，中国人也开始重新书写历史。

“爱国贼”耽搁了改正不平等条约的机会

新条约对日本相当有利，尽管其中仍然包含相当多的“不平等”成分，在当时日本实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大隈重信能够争取到如此地步，已是当时所能达成的最好结果了。可是，消息传到日本国内后，举国哗然。

1886年10月24日发生的一起海难事件，将日本政府推入窘境。

当天，英国籍货船“诺曼顿号”在和歌山县海上触礁沉没。英国船长和外国船员为了保命抢了一艘救生艇，留下的所有25名日本乘客全部溺毙。然而，根据日本与英国的条约，日本法院无权审理此案。英国驻神户领事依据领事裁判权进行审判，船长最终只是服刑三个月，对死难者也没有任何赔偿。消息迅速在日本国内传播开来，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所有国民都愤慨至极，报纸上充满义愤的评论文章不计其数。

“诺曼顿号事件”彻底激怒了日本人，他们强烈要求废除治外法权，正在进行的“鹿鸣馆外交”成为公众舆论声讨的对象。

鹿鸣馆是三年前建造完成的一个政府高级外交俱乐部，耗资甚巨，前后历时数载。时任外务卿的井上馨在开业典礼上说：“友谊无国境，为加深感情而设本场……吾辈借《诗经》之句名（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为鹿鸣馆，意即彰显各国人之调和交际，本馆若亦同样能成调和交际之事，乃吾辈所期所望。”为了招待欧美高级官员，外务省经常在这里举行有首相、大臣和他们的夫人小姐参加的晚会、舞会。井上馨要以此向西洋外交官证明，日本已经是一个“文明国家”，与世界先进国家立于同等地位，希望借此推动修改不平等条约，废除欧美列强的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恢复日本的关税自主权。

可是，外国人讽刺“鹿鸣馆外交”是“公开的大闹剧”，国人也批评其为骄奢淫逸的国家颓废行为。媒体人陆羯南尖锐地批评说，这种欧化做法不过是“尽力讨外国人之欢心，博取其同情，以此来使其应诺条约之改正”，与国力不相匹配，毫无效用。实际上也是如此，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进展并不顺利。

“诺曼顿号事件”后，“鹿鸣馆外交”彻底破产，井上馨也黯然下台，大隈重信继任外务卿，承担起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重任。大隈重信年轻时学习西方文化，维新初期参与外交谈判，成功处理过棘手的外交问题，因此被寄予厚望。

但是，当时的外交形势非常复杂。“诺曼顿号事件”和条约改正不利，导致群议汹汹，此时不管谁接任外务大臣，都很难有所作为。因为日本没有可以和列强平等对话的实力，不可能一举推翻旧约，而民众要求一步到位地废除治外法权，因此改约谈判几无胜算。外务大臣稍有不慎，就会被国人骂成是“卖国贼”。但是，大隈重信仍然毫不畏惧地开始了新的谈判。

在谈判中，大隈重信发挥自己的外交特长，努力维护日本的利益。他采取了与井上馨完全不同的策略：日本只和列强进行一对一的谈判，绝不与“列国会议”对话。这样就改变了日本的谈判地位，而且通过分化瓦解的办法削弱了对手的谈判价码，谈判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1889年，日本分别与美国、德国、俄国签订新条约。与英国的新条约签订前夕，却横生波澜。英国《泰晤士报》率先曝光了大隈重信的改约方案，日媒随之广泛转载。根据这份方案，治外法权将于五年后完全终止，日本本土向外国人开放，给其旅行、居住、营业和取得财产的权利；日本获得了部分关税自主权，并定下十二年后完全自主关税的约定，从而打开了日后日本关税自主化的大门。在司法权方面，仅在大审院（最高法院）聘用外籍法官，并仅在被告为外国人时才令其担当审判，且其任用期限为十二年。新条约实施后两年内，日本完备民法、商法和诉讼法等法典，法典的颁行也只用知会列强，不必取得其同意。

新条约对日本相当有利，尽管其中仍然包含相当多的“不平等”成分，在日本实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大隈重信能够争取到如此地步，已是当时所能达成的最好结果了。可是，消息传到日本国内后，举国哗然。

国民认为，日本明明已经是一个先进的“文明国家”，为什么治外法权仍将存续五年，关税不能完全自主，洋法官竟然还要入主大审院？这岂不仍是损害国家利益的不平等条约吗？！转眼之间，大隈重信变成一个“卖国贼”。各地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对运动，要求停止改约谈判的建议书达185件。那些“爱国愤青”更是磨刀霍霍，决心跟“卖国贼”斗争到底。

1889年10月18日，大隈重信参加完内阁会议后，坐马车经过外务省大门口。一位名叫来岛恒喜的“爱国愤青”突然投掷炸弹，大隈重信倒在血泊中。56岁的大隈重信右下腿被炸伤，一度生命垂危。虽然最后幸免一死，却不得不截去右脚，晚年只能扶杖而行。来岛恒喜则跑到皇宫前剖腹自裁。吊诡的是，行凶者非但未被谴责，反而被社会舆论誉为“英雄”。

在这种情况下，大隈重信不得不辞职，条约改正再次搁浅。在死亡的威胁下，没有人再敢轻易启动改约谈判。最终，废除外国人治外法权比大隈的方案晚了五年，实现关税自主晚了近十年，直到1911年才完全恢复关税自主权。

一百多年后，日本青年评论家加藤嘉一在一篇文章里说，“‘爱国贼’虽然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爱国者’，实际上却做着和‘卖国贼’相同的事情——损害国家利益”，“在一个国家里面，绝大多数人不是‘卖国贼’……自以为是个爱国主义者，却成为实际客观上的卖国主义者的人——‘爱国贼’的数量不少，规模不小”。他指出，“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日益深化而容易造成排他、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重新崛起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深刻认识、认真思考：‘爱国贼’的无形蔓延，比‘卖国贼’的有形泛滥，更有可能，更加危险，更为绝望”。

这是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是对那些被民族主义情绪笼罩的国家的提醒。

1883：学习德国好榜样

追赶型的后发国家一定要戒惧戒慎。如果选错发展路径，就很难退出。日本在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更多地看中的是能给它带来实惠的便捷之途。日本通过学习德国，确实迅速地崛起为东亚强国，可是也埋下了走向对外战争的悲剧之因。

在现代化进程中，那些起步相对较晚的国家所面临的困难更大，因此总是要寻找学习的榜样。在国门开放之初，日本学习的对象主要是荷兰。所谓的“兰学”是当时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热衷的学问，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都曾经学习过“兰学”。

可是1854年佩里准将叩开日本国门之后，情况悄悄发生了变化。特别是1858年日本与美国、荷兰、英国、法国及俄国签订“安政五国条约”之后，荷兰的声望迅速跌落。日本人发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才是真正的西方强国后，便丢弃了荷兰语，开始学习英语、法语和德语，一批批留学生被派往欧美学习。

岩仓使团考察欧美，既是为了了解西方国家，更是为了寻找学习对象，让日本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在比较所有信息之后，维新政府的政治家对德国的发展模式非常倾心，遂决心仿效德国。

然而在知识界，被推崇的仍然是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学说，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介绍的也主要是这些国家的学说。如福泽谕吉介绍的主要是英美两国思想，著名民权思想家中江兆民则大力译介法国革命思想。这些思想资源成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指导。

不过，自由民权运动受到保守主义者的抵制。尤其是“日本陆军之父”山县有朋不能容忍民众对抗、批评政府，对英国政体十分反感。他把自由民权运动家视为敌人，指责自由民权运动“盯着民权、诽谤政事、中伤官吏、暴论诽议，无所不为”，认为如任其蔓延必将祸害天下。

这位保守的政治家还发表文章《变则设德国学校议》，鼓吹向德国学习。在他看来，日本大学用的是英国教材，学生毕业后散布各地，也一概讲授英美学说，因此英美学说在青年中广为普及，造成知识人思想“错乱”，舆论混乱。山县有朋主张，为求社会的稳定，必须从改革教育入手，设立专门的政治学校，学校的名称就叫作“德国学校”。他拟定的“德国学校大则”规定，“变则德国学，以教授政治学”。

这种主张也得到了知识界的回应。1883年，“独逸学协会”创办“独逸学协会学校”（姬路独协大学前身），教授德国学说。这个协会是一群著名的官僚、学者发起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学习德国的法律和政治。也是从1883年开始，东京大学法学部规定教学内容一律学习德国。这是日本社会思潮转向的风向标。

更具有标志性的是，1893年日本的政治体制也开始转向学习德国。当年夏天，伊藤博文从欧洲回到国内。此前一年多时间里，这位掌握明治政府权力中枢的要人访问欧洲各国，研究立宪政治。在综合比较欧洲各国的政治制度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德国是追赶型国家学习的样板，日本应该学习德国的宪政制度。

伊藤博文按照德国样式，改造政府各部门。明治政府雇用的外国人士中英法等国的人数明显减少，德国人增多。日本政府起草宪法时，主要有六人参与，其中两个是德国人。在伊藤博文与政府的奖掖之下，崇德之风劲吹，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日见冷落，“德国学”成为显学。

民权思想家尾崎行雄对于“德学之风”不以为然，他发表文章说，德国所长在于医学、哲学、理化学，百工技艺于其次，“而政治、经济、法律等则非其所长”。德国政府以专制为尚，铁血为政。在此情况下学者不修“实务”，深闭书斋，不问政事，“故其言虽深，而不切实际”，“其理虽远，而有违于事”。日本奖励“德国之学”势必鼓励专制之风，有碍思想播行，有害无利。

尾崎行雄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当时明治政府已经意识到，自由主义思想危害政府权威，因此限制英美学说、学习专制的德国是当时政治精英的共识。在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部分知识分子的强力引导下，日本奋力踏上了“德国之路”，在军事、政治、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全面学习德国。

1889年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是1850年普鲁士王国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东亚翻版。如同德国宪法强调皇帝的权威，日本宪法也突出天皇的特殊地位。《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强调日本“臣民”（而非“公民”）的权利必须服从德国式的“法律限度”。它还效仿德国的军事强权政策，把军队直接置于天皇指挥下。

这意味着，日本彻底排斥了具有明显自由倾向的英国式立宪制，确立了德国式的君主专制体制。除了政治体制外，日本在军事、教育、文化等各方面也全面“德国化”。在不到十年时间里，日本完成了“德国化”。环顾19世纪末的世界各国，和德国最相像的就是远东的日本。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曾警告说，国家发展要警惕“路径依赖”，因为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因此，追赶型的后发国家一定要戒惧戒慎。如果选错发展路径，就很难退出。日本在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更多地看中的是能给它带来实惠的便捷之途。日本通过学习德国，确实迅速地崛起为东亚强国，可是也埋下了走向对外战争的悲剧之因。显然，这和明治时代的政治家、知识分子缺少长远眼光、急功近利有关。

诚如历史学家钱乘旦先生所说，明治时代的日本将“西方文明”中不符合“日本国情”的若干“重要部分”予以剔除，而这些很可能就是“西方文明”（实际上是现代文明）中的精髓所在，“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现代’社会，而日本‘向西方学习’，最终落实到以德国为榜样，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这样做的结果，是最终把日本造就成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怪物”。

日本立宪：绝不重蹈“土耳其的覆辙”

虽然那些坚定的自由民权运动活动家怒斥议会为“冷血动物的展览会”，但是日本第一届议会仍然得到了历史学家们的高度赞扬。因为对于这个东方岛国乃至整个古老的亚洲来说，民选议员切实对政府实行监督，这是破天荒的。

1890年7月1日，日本开始进行历史上第一次众议院议员总选举。这是日本选举史上一次理想的选举，没有干涉，没有贿买，朝野两方面都极公开透明地从事选战，结果也很良好。弃权率不超过6%，所选出来的人也是比较合适的人选。国民对施行立宪的信心大大增强，也对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帝国议会充满期待。

一

在讨论宪法草案时，文部大臣森有礼和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发生了激烈争论。

伊藤博文主导制定的明治宪法草案，赋予天皇极大的权力。天皇掌握政府的人事权，各部文武官员均由天皇任命，陆海军的统帅、宣战媾和、缔结条约也由天皇独占权柄，议会无权置喙。《宪法》对议会权力做了种种严格限制。在欧美国家，立法都是议会的权力。可是，日本天皇不但拥有立法权，也有否决法律之权，甚至连议会的开停、解散，也在天皇的掌握中。

伊藤博文曾说：“元首之大权，除此等宪法条文之外，无有任何其他限制，正如太阳之光线，遮蔽之外无有阻挡一般，原本不必逐一列举。”显然，天皇的权力比任何君主立宪国家的君王都要大，这是因为日本的主权在天皇，而不在人民。

可是，对于宪法草案第五条“天皇经帝国议会之承认，行使立法权”，文部大臣森有礼却高调反对。他提出疑问：“承认一词既可用于下对上，又可用于同等人之间，未知相当英语何字？”伊藤回答说：“承认即相当于consent。”在英文里，consent有承认、准许、赞同等意。曾担任日本驻英国大使的森有礼认为“承认”一词包含上级向下级征求意见的意思，强烈要求把“承认”改为“赞襄”。“赞襄”就是协助、辅助之意。

这样一来，议会就变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了。没有议会的“赞襄”，天皇也可以行使立法权，所谓的“立宪”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伊藤博文反对森有礼的主张。他说：“赞襄表示主权完全在上，使用承认一词，则表示主权虽然在上，其行使则需经下面人民承认之意也。”他强调：“即使承认一词有赋予议会承认权之忌，但制定法律、编制预算等需经议会同意，仅此而言，在此宪法中终不可缺。”

伊藤博文早年也曾留学英国，后来为了制定宪法又到欧洲游学，所以对于什么是真正的立宪非常清楚。他说：“创设立宪政体，则天皇在行政方面设责任宰相，对君主行政之权亦多少加以限制，在立法方面，不经议会承认则不能制定法律。设立这两种限制，乃立宪政治之本义。缺此两点即非立宪政体。而且，宪法上对这两点巧饰伪装，亦均非立宪政体之本义。”

最后，双方达成了妥协，明治宪法第五条明确规定，“天皇经帝国议会的协赞，行使立法权”。“协赞”就是协助、辅佐之意，与“赞襄”意思更相近（不过在英语里“协赞”仍是consent，意思不变）。

这不能不让渴望实行立宪的人士担心，议会会不会成为摆设呢？

二

明治宪法颁布的第二年，即1890年6月，金子坚太郎回到日本。根据规定，再过五个月这部宪法就要正式施行。

金子坚太郎18岁时就和岩仓使团一起到了美国，然后在那里留学七年，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回到国内。他积极参加自由民权运动，主张开设国会。他先后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秘书官，辅佐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受伊藤博文委托，金子坚太郎和井上毅等共同起草了明治宪法。

1889年6月，金子坚太郎出国考察各国宪法实施情况，为日本宪法实施做准备。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土耳其的宪法。作为西亚的君主国，土耳其比日本早十四年，即1876年12月就颁布了帝国宪法，第二年3月举行了第一届议会。不过土耳其对俄国作战失败后，皇帝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乘机恢复专制统治。在土耳其历史上被称为“遵命议会”的这届议会遭到解散，宪法也被迫终止实施。

一位欧洲人士举出土耳其的事实，颇为不安地告诉金子坚太郎：“亚洲种族的人想要实施欧洲式的宪法，迄今为止还没有成功的案例。”金子坚太郎听了这段话，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仿佛被重锤一击，头脑也要被敲破了”。

回到日本的第二天，金子坚太郎就向山县有朋首相做了出访报告，然后又向明治天皇做了回国的禀报。天皇特别赐坐，嘱其可畅所欲言。金子坚太郎尽情陈述，就像在做演讲。山县有朋首相也奉命陪坐在侧，在一旁洗耳恭听。据说，在天皇面前，金子坚太郎信心满满地说，土耳其是失败了，但是日本能够成功，我们从他们的事例中受到了激励。

数天后，金子坚太郎在国家学会例会上做报告“欧美见闻意见”。他强调说，“我们宪法实施的情况怎样，将成为日本走向耻辱还是光荣的分界点”。在他的报告中，两次出现了“土耳其的覆辙”这样的词语。

在报告的最后，金子坚太郎悲壮地慷慨陈词，“我们将以满腔热血，不惜牺牲生命来完成决定日本未来命运的宪法实施”。

三

1890年11月29日，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这一天也是明治宪法实施之日。

首相山县有朋在施政报告中说，为了维持国家的独立，不仅要保卫“主权线”（国土），而且必须保卫“利益线”，其认为“利益线”的焦点在朝鲜。陆军要增加7个师团（8万人），加上预备役、后备役，共增加到20万人，同时还要充实海军。为此，政府提出总额达8332万日元的预算案。

显然，政府仍然想延续“富国强兵”的政策。这样势必增加民众的负担。它没有意识到，日本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的日本农税居高不下，官僚市场经济盛行，环境在野蛮工业化下遭到破坏，经济的迅速发展同百姓的怨气几乎同步发生。民党议员们顺应民意，针锋相对地提出“节约政费、休养民力”，要求减轻民众负担。

宪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国家之岁入岁出，须每年列入预算，经帝国议会审议通过。”于是，第一届帝国议会一开始，民党议员就以宪法为根据，与政府在预算问题上尖锐对峙。

民党方面利用手里有限的预算权，对政府的新预算大加削减。众议院预算委员会通过了议案：削减岁出总额的16.6％（888万余日元），主要是减少官吏的名额和薪俸及旅费，并把由此产生的剩余充作减轻地税和偿还高利公债之用。政府表明不能同意，声称这样进行决议是和宪法相抵触的。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基于宪法大权既定之岁出及根据法律规定或法律上属于政府义务之岁出，无政府之同意，帝国议会不得废除或削减之。”

作为首相，山县有朋身自然要向议会解释，争取预算顺利通过。他反复强调，内阁当前面临诸多紧迫课题，如制定制度、发展产业、增强军备等，但众议院全部议员300人，其中来自民党（反对党）的议员171人，超过议会半数，他们杯葛政府的新预算，令政府难以遂愿。山县有朋曾想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但是考虑到国际观感，顾忌西方国家的反应，未敢贸然行事。

大藏大臣松方正义等反复对议员们解释，预算如果遭到否决，“事关国家大事，后果堪忧”。再加上内阁大臣的幕后奔走沟通，民党方面考虑让步。民党的领袖向山县首相表示，在亚洲尚属首次的议会里要显示日本人运用宪政的能力。政府也希望首次议会圆满结束。历经了千辛万苦，最后双方以从预算案中削减651万日元和约定实行行政整理为条件，通过了预算案。

在经过九十天的激烈斗争之后，第一届议会帝国议会闭幕。虽然那些坚定的自由民权运动家怒斥议会为“冷血动物的展览会”，但是日本第一届议会仍然得到了历史学家的高度赞扬。因为对于这个东方岛国乃至整个古老的亚洲来说，民选议员切实对政府实行监督，这是破天荒的。

民权派思想家植木枝盛虽然不满这部钦定宪法，但他仍然评介道：“无论如何，确实是诞生了叫作宪法的东西，而日本人民不失为有宪法之国的人民，日本不失为世界列国中一个立宪国的成员。”18—19世纪末，欧洲大半实现立宪政体，其制定和运作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暴乱与流血事件。可是在整个明治时代，日本议会依据宪法，尽力发挥制约政府的作用。日本立宪没有重蹈“土耳其的覆辙”，没有发生类似外国的革命暴乱和流血事件，而是积极有为，为亚洲其他国家的立宪政治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三编 暧昧“明治梦”

皇太子遇刺：一个法官的勇气和担当

儿岛惟谦没有被“政治”“民意”“国家利益”等大帽子压服，这位法官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巨大勇气，坚持司法独立，维护宪法尊严。据说，当时的日本政府内阁要员曾威胁道：“如果俄国不满判决，出兵报复的话，日本可能会亡国！”儿岛惟谦拍案而起：“如果司法不独立，日本亡国就让它亡国好了！”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皇太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这一历史事件被写入历史教科书，因为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鲜为人知的是，此事发生的二十三年前，俄国皇太子也曾在国外遭遇袭击，却引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1891年4月，23岁的俄国皇太子尼古拉访问日本，受到日本政府的盛大欢迎。此前半年时间里，这位意气风发的皇储先后访问了希腊、埃及、印度、新加坡、泰国、中国等国家，迤逦东行，平安无事。可是在日本一个名为大津的地方，皇太子却被警察津田三藏用剑袭击，头部受伤。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大津事件”。

这名警察是一个国粹主义者，之所以行凶，竟然是因为他相信一个传说。原来，1877年西南战争结束后，日本民间一直流传，西乡隆盛并没有自杀，而是流亡俄国。伴随着俄国皇太子访日的消息，坊间盛传西乡隆盛将跟随俄国人回国。津田三藏深信此说，发现没有西乡隆盛之后，遂愤而袭击俄国皇太子。

此事震惊了日本全国。日本与俄国在领土问题上本来就有争端，当时俄国已经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了东方，鼓吹“东进”的沙文主义情绪在彼得堡蔓延。与军事强国俄国相比，日本虽然渐趋富强，但仍很弱小，全国上下被“恐俄病”所困扰。因此，遇刺事件让朝野都深感恐惧不安：护送尼古拉太子来访的俄国军舰就停泊在神户，万一俄国以此为由挑起争端，后果不堪设想。

时任贵族院议长的伊藤博文听闻消息后，“不觉投箸而起”，立即乘车赶往东京，与几位握有实权的内阁大臣商议对策。当时有两种处刑方法，一种是按照皇室罪处罚，另一种是以寻常谋杀罪处罚。大臣一致认为，此事重大，结局不可预料，所以必须取其重，按照皇室罪对犯人处以极刑。

出人意料的是，大审院（明治宪法规定的日本最高的审判机构）院长儿岛惟谦站出来公开反对。他说，这样做违反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原则。按照法律正义的原则，被告适用寻常谋杀罪（未遂）。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他对同僚说：“既然法无明文规定，就不能草率判处死刑。应该坚持原则，拒绝向政治压力屈服。诸君，捍卫司法独立，舍我其谁？”

东京的法学教授也发表意见，支持依法审判。儿岛惟谦的挚友、帝大法科大学教授穗积陈重在《法窗夜话》中记载说：“是时，吾所在之法科大学之同僚亦自备意见呈送当局，阐述以侵犯皇室罪审判三藏之过。然而，当局以及老政治家与我辈意见相左，若不处死三藏以谢俄国，恐国难忽至，且先有国而后有法，拘泥于区区法令而忘国之重乃学究之迂论，宜适用法律救帝国于危难之时云云。”

虽然政府一再施压，儿岛惟谦绝不屈从于政治压力，“适用法律救帝国于危难之时”的大道理也说服不了他。法律似乎成为一个迈不过去的坎，但是这难不倒政客。有人出主意说：“既然法律上不好办，干脆出钱收买刺客，杀死行凶的警察，然后宣布犯人病死，不就行了吗！”有一位大臣说：“就是俄国，不也经常有这种事吗？”

“这绝不是应该做的事！”伊藤博文断然否定这种“暗箱操作”。这位经历过欧风美雨、亲自推动制定《明治宪法》的政治家说：“在关系国家主权的事情上，岂容如此非法地处理问题？和别人说起来也感到惭愧。”

日本政府只得积极安抚俄国人，展现诚意。面对俄国皇太子遇刺事件，日本国民也表现出了惊人的理性。他们从各地给皇太子带去慰问信和慰问品，还向俄国沙皇致电表示深切的遗憾。明治天皇专门赶到旅馆看望尼古拉皇太子，并陪同他回到俄国军舰。随后，尼古拉皇太子经过西伯利亚回到彼得堡。

一场震惊世人的国际事件就此消弭。日俄之间并没有发生争端，更没有引发战争。日本司法机关最终坚守住了司法独立的底线，被告津田三藏以谋杀未遂罪处以终生苦役。

面对俄国皇太子遇刺这样影响巨大的敏感事件，法官应该怎么做？当时俄国公使一直要求严惩罪犯，态度强硬。搞不好会酿成国际事件，有害国家利益。何况上至首相，下至平民，几乎举国都要求重判行凶者。所以，法官似乎应该讲政治，配合政治家的要求，对罪犯处以极刑。这样既可以为政府分忧，获得民众的支持，也可以维护好日本与邻国的关系。假如一定要坚持所谓的“司法原则”，既让政府难堪，也可能让国家利益受损。在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社会舆论压力面前，有多少人能够坚持原则呢？

可是，儿岛惟谦没有被“政治”“民意”“国家利益”等大帽子压服，这位法官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巨大勇气，坚持司法独立，维护宪法尊严。据说，当时的日本政府内阁要员曾威胁道：“如果俄国不满判决，出兵报复，日本可能会亡国！”儿岛惟谦拍案而起：“如果司法不独立，日本亡国就让它亡国好了！”

后人读史至此，定会废书慨叹。要知道，这件事发生在125年前啊。虽然明治宪法规定了司法独立的原则，可是宪法实施还不到两年。在一个专制传统深厚的东方国家，法官要坚持原则何其艰难！难怪七十多年后，日本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里还感佩地写道：“这些审判官胸怀‘日本是一个法治国家’这样的自豪感，本着独立精神而做了他们认为非常正常的事情。”

“大津事件”判决后，日本的法治逐渐受到欧美各国的信赖。国际上亦对日本的司法权加以肯定，促成了后来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使得日本成为亚洲唯一一个主权独立的近代化国家。这难道不是更好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吗？

儿岛惟谦为日本的司法独立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被称为“护法之神”。他的雕像至今竖立在日本爱媛县宇和岛城，供后人瞻仰。

故事并没有结束。尼古拉皇太子回国三年后继位登基，这就是俄罗斯帝国的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1918年7月的一个深夜，尼古拉二世和家人、仆人未经审判，就被布尔什维克秘密警察赶到地下室，以机关枪扫射的残酷方式集体处决。九十年后，俄罗斯最高法院正式为尼古拉二世平反，宣布他的家族是苏联镇压下的受害者。最高法院发言人奥金佐夫说：“本院主席团宣布，对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的镇压毫无理由，并恢复他们的名誉。”

最后胜利的，永远是法律和正义。

民法之争：要法律，还是要传统？

民法之争其实是日本社会思潮转向的反映。和维新早期的做法不同，1880年以后日本在改革中开始强调本国“特色”。这种做法将日本引向了另一条道路：日本不再追求普世价值，而是鼓吹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1873年，法国法学教授博瓦索纳德（Gustave Boissonade）作为明治政府的客人来到日本。他原本计划工作几年之后即回国，可是没有想到在日本整整逗留二十二年，直到70岁才重返故国。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工作会在日本激起激烈争论。

博瓦索纳德生于1825年，28岁获得法学博士，先后在巴黎大学、格勒诺布尔大学任教。数名来自日本的学生曾跟随他学习，其中包括在明治政府司法省任职的井上毅。或许是由于这些人的推荐，博瓦索纳德得到日本司法部的邀请，横渡大洋来帮助这个远东岛国起草法律。

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改革法律体系。令后世的历史学家惊叹不已的是，日本“变法”的做法非常决绝：全部抛弃旧有的法律，把西方法制移植过来。为此，日本不避嫌，从欧洲聘请了多位法学家参与立法工作，在短短十年之内就制定了8部法律。博瓦索纳德参与了大部分法律的起草，居功甚伟。在这8部法律中，民法典遭遇的曲折最多、最大。

1879年，博瓦索纳德受政府委托，开始起草民法典，历时十年方告完成，这部法典史称《博瓦索纳德民法典》，基本框架与《拿破仑法典》极为相似，但也有诸多不同之处，被认为是一部富有现代色彩的民法典。草案通过了枢密院的最终审査，预定于1890年开始实施。

出乎博瓦索纳德意料的是，在即将正式实施前夕，民法典却被搁置了下来。因为由帝国大学、法科大学的毕业生组成的法学士会发表《意见书》，向政府和枢密院提出了延期实施民法典的建议。主要理由是：“今日吾邦于脱离封建旧制万事革新之际，社会日新月异极具变化，因此欲重视例规习惯大成法典，一不可依据封建旧制，二不可完全照搬欧美制度为之。”

“依据封建旧制”并无实据，“完全照搬欧美制度”则难脱嫌疑。《意见书》挑起了一场争论。许多学者都卷入了争论中，形成了“延期派”与“断行派”两大阵营。断行派认为，民法典符合现代社会价值观，有助于日本“走向世界”，应该如期施行；延期派认为，民法典不符合日本传统，无视日本“固有的淳风美俗”，大大削弱了家长的权力，将破坏家族制度，必须延期。两派的争论持续了数年时间，成为社会的一大热点。

要传统，还是要法律？两派论战，旗帜鲜明。作为断行派中的主要人物，博瓦索纳德碍于自己的外国人身份，并没有直接介入这场争论，不过他的思想对断行派产生了重要影响。

1892年2月，第三次帝国会议召开前夕，延期派广泛散发《法典实施延期意见》，尖锐指责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将促进“弱肉强食”的弊端。断行派则以《法典实施断行意见》回击说，实施民法是近代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条件，延期派所担心的社会弊端正是法制不发达所引起的。如果不及时施行法典，将扰乱国家秩序，败坏伦理，妨碍宪法实施。

在此期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穗积八束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他说：“我国是尊祖训、重家制之邦，权力与法均生于家……所谓家长权神圣不可侵犯，理由源于祖先的神灵神圣不可侵犯。家族中无论长幼男女，一是服从其威信和权力，一是赖于其保护。”在他看来，欧洲由于信奉基督教，子孙便不再知道供奉祖先，因此孝道殆尽。日本固有的家庭制度与此完全不同，男女并非是通过婚姻才能建立家庭，而是欲使家嗣永续才行婚姻之礼。日本社会一直以来以祖先崇拜的教义作为支撑，祖先对于家族的维系是极其重要的。《博瓦索纳德民法典》以极端个人主义为中心，“完全无视三千年来的本国信仰”，“将会导致否认和遗弃民族信仰，并将摧毁我们的‘家族’制度”。

这篇名为“民法出而忠孝亡”的文章让穗积八束名满天下，因为它击中了当时日本人的灵魂，诱导了社会舆论。维新时期一般百姓对改变自己固有生活形态心有余悸，所以“民法出而忠孝亡”这种口号对朴素的国民感情具有很大的感召力。随着这种感情的蔓延，外国人起草的东西成为日本法律是崇洋媚外之举、是“本邦末代之耻辱”等民粹主义的言论越来越多。

断行派人士发表文章《穗积博士误解民法》，针锋相对地批评穗积八束的论述是里外相反、黑白颠倒的争论，不知道自我反省，世人应当惊骇的是其胆大不害羞。

具有自由民权思想的政见者支持断行派，保守的国家主义者则力挺延期派。争论日益激烈，可是在汹涌的民粹主义言论面前，断行派越来越被动。因为学术之争已经扩大到政治思想和主张不同的派系之争。延期派提出，这部民法破坏了日本立国的基础——绝对主义的家长权和至高无上的家族制度，与《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精神不符。家长权是尊严的、不可动摇的，正如天皇的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样。动摇家族制就动摇了“大日本帝国”的立国之本。他们带有煽动性地说，倘若施行该民法典，“诸君将被迫放弃作为日本帝国臣民之观念”。

这种上纲上线的舆论让断行派难以招架，整个社会舆论和天皇的想法都发生了变化。最终，延期派取得了胜利。帝国议会通过“民法典及商法典延期实行法律案”，决定将这部民法的颁布日期推迟到1896年。

彼时，博瓦索纳德已经在日本居住将近二十年了。眼看着自己倾注大量心血的这部民法得不到实施，其心情可想而知。三年后，距离帝国议会预定要颁布民法典的前一年，或许是因为看不到这部法律实施的可能性，70岁的博瓦索纳德决定启程回国。临别之际，他的学生、曾任内阁法制局局长的井上毅在病床上为博瓦索纳德写了一首汉诗。这是师生的诀别，不久之后井上毅就去世了。

旧民法施行延期后，日本政府着手重新起草民法。东京大学教授穗积陈重、富井政章、梅谦次郎三人为起草委员，在维持日本旧有习俗，特别是家族制度的原则下，新民法特别参照当时的德国民法第一草案。新民法是一个相互矛盾的折中方案：一方面，它承认个人的地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独立个体，在财产上和两性之间法律平等、个人选择自由、个人财产所有权等规定被保留；另一方面，个人被置于家庭关系的层级结构之中，受到了强制性的约束。1898年7月16日，新民法施行，以前公布的旧民法废除。

民法之争其实是日本社会思潮转向的反映。和维新早期的做法不同，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在改革中开始强调本国“特色”。这种做法将日本引向了另一条道路：日本不再追求普世价值，而是鼓吹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曾参与民法典修订的西园寺公望年轻时在法国生活过十年时间，信仰文明的普世性。他对于这种“特殊国情论”不以为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通常来说，一个国家或者民族被称为‘特色’的东西，是指一种缺点或特质……当今日本教育工作者喋喋不休的所谓日本人与众不同的大部分特质，将会使我们的学问更加贫困……”

1910年，85岁的博瓦索纳德在法国安然去世。明治时代已经接近尾声，但是那部矛盾的民法典还是继续施行了两代人的时间。直到1947年，日本民法中“家族”的概念才遭到否定。

德育论战：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

这场德育论战的核心，其实就是教育到底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改革派主张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而保守派坚持要培养盲目愚忠的臣民。要公民，还是要臣民？这是一个影响国家未来道路的关键选择。

1878年夏天，从皇宫发出的诏敕《教育大旨》，让改革派人士大吃一惊。

《教育大旨》严厉指责维新以来的文明开化政策，称它“追逐文明开化之末端，破坏品行，伤害风化者不少”，将来有可能达到“不知君臣父子之大义的地步”，“流弊很多”。《教育大旨》提出，应该以儒教的道德伦理原则纠正流弊，今后“道德之学”要以仁义忠孝之道为主，其他之学可听从各人自学。

在改革派看来，《教育大旨》是对维新以来教育改革的否定。1868年以天皇名义颁布的《五条誓文》宣称：“破旧有之陋习，本天地之公道；求知识千世界，大振皇基。”这两条誓文清晰地表明，日本意识到自己还不具备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条件，渴望学习西方文明。从那时以来，日本的教育主题就是向西方学习。在明治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日本大规模地移植西方国家先进的教育制度，自由主义道德观的教材成为主流。

另外，《教育大旨》并非出自明治天皇之手，而是宫中侍读元田永孚执笔起草的。元田永孚是宫中侍讲，颇受信赖，成为明治天皇的帝师和私人顾问。他教授天皇帝王学，主张建立以天皇为权力顶端的绝对君主制，极力推进“天皇亲政运动”。这与改革派主张的立宪君主制完全背离，因此伊藤博文等斥责元田永孚的主张是历史的倒退，实行这种主张将导致政治上的混乱。

“天皇亲政运动”被挫败，但是元田永孚因为深得天皇的信任，仍然留在宫中。信念顽固的他将重点转移到教育领域，希望通过在教育上弘扬仁义忠孝，提高国民对天皇的忠诚度，使日本成为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

1878年天皇视察了几所学校，元田永孚趁机起草了《教育大旨》，批判自由主义和启蒙思想，提出公共教育应该以儒教主义的仁义忠孝为中心。他同时还起草了《小学条例二则》，规定今后学校里要悬挂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的画像，以对儿童有效地灌输仁义忠孝观念。

当时掌握政府实权的伊藤博文坚定地支持文明开化，不愿意看到教育改革被扭转方向。于是，他委托内务大书记官井上毅起草《教育议》一文，上奏天皇，批驳元田永孚的观点。《教育议》指出，品行风俗的败坏不在于文明开化政策，而是维新变革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并非像元田永孚想象得那样肤浅和抽象。为了纠正风俗紊乱，的确需要研究“教育方法”，确立文教政策，但不应该放弃国家的根本政策——文明开化，而“保护旧时的陋习”。

元田永孚立即又写了一篇《教育议附议》，对《教育议》进行反驳。他批评伊藤博文“对圣旨之所在，似未融会”，进一步重申“忽视仁义忠孝”是风俗紊乱的原因，恢复儒教，“读四书五经、尚廉耻、重礼让、笃伦理的教育”是矫正风俗的手段。

当时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教育家纷纷加入这场德育论战。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先后发表《德育如何》《教育余文》两篇文章，站在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立场上，针锋相对地反驳儒教主义教育论，主张道德教育应该建立在国民言论自由的基础之上。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同样站在批判儒教主义的立场上，主张德育应追求自发性和自觉性，修身课不应该用语言向学生灌输，背诵忠孝礼义等道德条目的做法不可取。

不过，此时日本保守主义思潮正在兴起，大多数论战者支持元田永孚。思想家、教育家西村茂树主张以儒学为基础，以西学为补充对国民进行教育，“儒教欲废之而不可得，尤其是论孟学庸四者……世界尚无此善良之教训”。国粹主义教育家、思想家杉普重刚主张，道德教育应该在吸收儒学和洋学的基础上，以日本传统的伦理观为主要内容。东京大学校长加藤弘之提出，道德教育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爱国心，德育应该将儒教、神道、佛教、基督教等内容融合。教育学家能势荣则认为，道德教育的教学内容没有必要从洋学、儒教中选择一种作为教育指针，应该以日本自古以来的伦理观为基础进行教学。

这场德育论战的核心，其实就是教育到底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改革派主张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而保守派坚持要培养盲目愚忠的臣民。要公民，还是要臣民？这是一个影响国家未来道路的关键选择。

保守派最终在这场论战中获胜。因为伊藤博文等作为天皇的官员，不可能去反对忠孝之道，而福泽谕吉等在野人士的话语权也很有限，因此保守派轻而易举地占了上风。从此，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开始走向保守，强调“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教育风行起来。

1880年12月，日本政府颁布《修正教育令》，否定教育改革中的“自由放任主义”，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学校的监督权力。课程设置一律按照文部省颁发的大纲执行，将修身课列为首位，加强德育教育。

1881年文部省把修身课置于各课程之首，并制定《小学教员须知》，要求小学教员懂得“导人善良比教人多识更为紧要，故教员应特别致力于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根本要求是“振兴尊王爱国之志气”。教师的言行思想也被划入统制对象，此外对其他课程的教学内容也进行干涉，使教学失去了独立性。1882年，元田永孚根据天皇之命，又编写了修身课本《幼学纲要》，发给全国小学，其中充满忠孝仁义的说教。

1889年宪法颁布后，政府内部产生了动摇，尤其是县知事等地方官员有强烈的不安，担心自己治理的地方会因为宪法的颁布而出现各种问题。在内阁地方官会议上，地方官提出了“大兴德育”的建议书，认为由于“偏重智育”，以致培养的人“热衷于政论”“紊乱社会秩序，终将危及国家”。这种舆论支持了思想保守的内阁首相山乡有朋，在他的主持下，1890年元田永孚和井上毅起草了《关于教育之敕语》（简称《教育敕语》）。全文仅有300余字，却成为臣民精神指引，主宰了日本几代人的头脑和心灵——

朕唯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

斯道也，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之所当遵守。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朕庶几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教育敕语》的核心思想，就是培植带有忠君爱国头脑的、懂得近代知识技能的工具。随后，《教育敕语》被分发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天天通过课堂灌输国家主义思想。学校在庆祝日、大祭日的庆典上，都要由校长奉读“敕语”，师生必须低头毕恭毕敬地听着。

在日本的近代史上，1868年颁布的《五条誓文》标志着文明开化时代的开端，1890年发布的《教育敕语》则标志着文明开化时代的终结。在两者之间，那场德育论战显然是转折点。

假如在那场德育论战中改革派获胜，那么日本后来的道路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挫折。由于保守派获胜，日本大力推行臣民教育，培养忠君爱国的臣民。日本后来之所以走上侵略亚洲邻国道路，并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教育充当了极端国家主义和法西斯军国主义教鞭的不光彩角色。在这种教育下培养出来的无数盲目愚忠的臣民，比政治家更狂热，是他们和战争罪犯一起把日本推向了战争的深渊。

1945年日本战败后，驻日盟军司令部在废除《大日本帝国宪法》之前，先宣布《教育敕语》无效，从此现代公民教育才成为日本德育教育的主题。可是，日本和世界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中江兆民：预言日本帝国兴衰的思想家

作为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家，中江兆民眼看着日本一步步走向强大，成为亚洲强国。但是他并不认为强国有什么了不起，呼吁国人做“大国人民”。他说：“大国人民和小国人民的区别，不是在于疆土的大小，而是在于他们的气质、胸襟的大小。”

19世纪80年代，日本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因为此时明治维新已经进行二十余年，国内建设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国际外交战略如何选择？正在走向亚洲强国地位的日本到了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候了。

对于转型国家而言，对国内政治理想的探索和对外交战略选择的思索是密不可分的。这两个紧密联系的问题成为日本精英思考的焦点，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引起激烈争论，各种观点层出不穷，眼花缭乱。1887年，一本名为《三醉人经纶问答》的书横空出世，它以生动形象的形式，把当时对政治与外交选择的各类见解摆在人们面前，简洁清晰，一目了然。

更了不起的是，这本书精辟地揭示了后来日本对外军事扩张所赖以确立的主要逻辑，其中提出的和平思想，更是预言了六十年后日本的发展道路。因此，《三醉人经纶问答》被视为日本的经典著作，至今仍然受到人们重视。

这本奇书的作者，就是明治时期自由民权运动理论家、政治活动家中江兆民。

1847年，中江兆民出身于土佐藩一个下级武士家庭，17岁就学习英国、荷兰、法国等国语言。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政府为了学习西方，派遣年轻人留学欧洲。中江兆民抓住这个机会，于1872年来到法国学习。

此前一年，法国刚刚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虽然革命很快被镇压，但是法国社会围绕巴黎公社革命还有各种争论，年轻的中江兆民也卷入了新旧思想的冲突中。在小酒馆和工人一起碰杯交流中，他对卢梭的学说和法国革命思想有了深入的认识。

三年后，中江兆民回到日本。在度过短暂的宦途之后，他就转而投身教育工作。在他看来，改革必须依靠拥有现代知识、思想解放的国民。他开办法兰西学塾，讲授法语、政治、哲学等，前后受教育者达2000余人。

中江兆民一方面传播现代知识，为日本培养新的人才；另一方面潜心翻译，为日本提供新的思想学说。他用中文翻译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附以解说，名为《民约译解》。他把书中的“liberte”译为“自由”，“democratie”译为“民主”。

《民约译解》为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自由民权运动提供了思想资源，也给年轻人打开了新的世界。有人写诗道：“天下朦胧皆梦魂，危言独欲贯乾坤。谁知凄月悲风底，泣读卢梭民约论。”无数热血青年都是在这本书的影响下，投身于自由民权运动。中江兆民也因此书获得了“东洋卢梭”的美名。

中江兆民没有做时代的旁观者，而是积极参加自由民权运动。他创办报纸，奋力抨击藩阀政治，反对君主世袭。他公开鼓吹“君民共治”“地方分权”，甚至说“自主”的“主”，就是在“王”的头上钉上一个钉子。这些言论对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极大。

1886年10月24日，中江兆民等民权派志士发起并召开了被称为“大同团结运动”的全国志士联谊大会，以“大同”“团结”为口号和目标。这是自由民权运动遭遇挫折后的再度兴起，它的目的在于建设自由民权体制，将政府准备开设的国会转变为自由民权的国会。

大同团结运动所抱有的“国约宪法论”（由国民议会制定宪法）思想，与伊藤博文所代表的政府层面的制宪思想背道而驰。但是该运动却刺激了政府加快制定宪法的脚步。伊藤博文于1888年4月设置了宪法草案的审议机构——枢密院，亲自担任议长，随后将首相的宝座让给黑田清隆，专心制定宪法。

然而，政府毕竟不能容忍民权运动。1887年12月，明治政府发布施行《保安条例》，以“阴谋内乱”“防害治安”等莫须有之罪名，勒令民间政治活动家离开东京，否则予以逮捕。在警察押送下，中江兆民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女儿被赶出了东京。但是，他矢志不渝，跑到大阪创办新报纸，自己当主笔，继续为自由民权鼓与呼。

自由民权运动发展的同时，保守主义思潮也在日本兴起，许多知识精英成为国家主义者。参加自由民权运动的，既有自由主义者，也有民主主义者。三种思潮互相激荡，使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思想界异常活跃。

当时日本面临方向性选择：是选择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还是民主制？是走军国主义路线、对外扩张，还是走和平发展路线，睦邻友好？中江兆民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三醉人经纶问答》一书中，虚构了洋学绅士、豪杰君、南海先生三个各具不同思想倾向的人物，对日本的内政、外交分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洋学绅士通晓西方近代思想，主张日本建立民主制，实现彻底的民主化。在他看来，消除国与国之间对立的途径就在于废除君主制，实现民主制。他主张日本实行无条件的和平主义和不抵抗主义，彻底废除军备、放弃战争，成为永久中立的和平国家。

豪杰君反对洋学绅士的观点，他认为当今世界乃实力主义时代，战争乃是不可避免之事，只有物质力量强大的“文明国”才能战而胜之。在列强的船坚炮利面前，空谈理想没有实际效用。日本作为一个小国，要求得富强，必须走扩军备战、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由“小邦”变为“大邦”，才能解决国内矛盾，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

如果说洋学绅士是民主主义思想的代表，豪杰君是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国家主义思想的代表，那么南海先生就是一位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他赞同洋学绅士的民主制理想，但是认为目前难以实现。他批驳豪杰君所论属于专制时代之事，对外侵略不符合人类的“正义”。

关于日本政治改革的目标，南海先生主张“设立宪之制，上张皇上之尊荣，下增万民之富祉，置上下两议院，上院议士以贵族充之，使之世世相承，下院议士用选举法取之”。在对外政策上，他主张“至于外交之旨趣，务以好和为主，不至国体毁损，决无张威宣武”。

《三醉人经纶问答》展示了明治时代日本民族在历史十字路口的真实心境和政治思潮，揭示了一个近代转型国家的理想与苦恼。书中的南海先生就是作者中江兆民的化身。这个积极参与自由民权运动的知识分子，并非卢梭式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而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他提醒国人，日本无论如何应该避免法兰西式的革命，争取自由不一定非得大动干戈。他从进化论出发，主张渐进改良，反对突变的革命，统治者如果一意孤行，酿成日本的革命，则非日本之福。人民只能在君主制和民主制之间选择平衡点，趋向任何一个极端都有可能导致革命。

1890年，日本开设国会，中江兆民当选为首次众议院议员。但因为不满民党在预算问题上与政府妥协，3天后就拂袖而去。他在辞职书中说：“本人因酒精中毒，碍难参加讨论，请准辞职。”国会议员当了3天便辞职，被人们传为奇谈。

中江兆民一生办过很多事业，但都没有成功。晚年的中江兆民穷困潦倒，就像《三醉人经纶问答》中的南海先生一样，“性酷嗜酒，又酷好论政事”，饮酒半酣时，“心神顿激昂，思想频坌涌，身在一斗室，眼通观全世界”，“指示世界航路，讲授社会方计”。

后来，中江兆民被诊断为喉头症，医生说他只能再活一年半。但是他仍然乐观地面对人生，写下《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两本宝贵的哲学著作。1901年，在世界刚刚步入20世纪的时候，这位54岁的思想家就在病痛中与世长辞。

中江兆民幼时学习汉学，先后用过许多名字，最后根据《诗经》中的“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取名为“兆民”，意为“亿兆之民”，即“大众”之意。后人称赞中江兆民说：“先生自幼聪颖，通经史，善诗文。然其性情极为温良恭谨，却又颇为称奇。”

作为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家，中江兆民眼看着日本一步步走向强大，成为亚洲强国。但是他并不认为强国有什么了不起，呼吁国人做“大国人民”。他说：“大国人民和小国人民的区别，不是在于疆土的大小，而是在于他们的气质、胸襟的大小。”

思想家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那些处于转型中的国家，需要一大批思想家来引领。中江兆民就是日本在向近代化国家迈进过程中的一位难得的思想家。他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从日本民族长远利益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他说，“我们日本正应该省悟自己的天职是什么，应该考虑自己百年后的命运如何”，因此，“不论我们国家是怎样的强盛，邻国是怎样的软弱，假如我们无缘无故派兵到邻国去，那么，结果怎么样呢？外表的事物终归是不能战胜理义的”。

遗憾的是，日本后来走上了一条与他的期望完全相反的道路。日本近代帝国兴衰的结局，完全证实了中江兆民的远见卓识。这是一个思想家的光荣，但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哀。

内村鉴三：宁做与民众对立的“国贼”

“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近代以来日本多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深受国家主义教育影响的国民积极支持战争，全国几乎形成一个声音，不同声音者则受到残酷压制。正因为这样，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理性人物才更加可贵。

1890年，内村鉴三踏进东京第一高等中学，成为一名教师，讲授“万国史”课程。这位29岁的年轻人从美国留学归来，意气风发，希望在教育上做出一番事业。他的人生确实在这所学校里发生了重大转折，不过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以一个举国闻名的“国贼”的身份被赶出学校。

内村鉴三1861年出生在一个武士家庭，16岁来到北海道，进入札幌农学校学习。这所学校充满自由主义气息，教员均由国外聘请，除实用科目外，还开设英国文学、心理学、英语演讲等。校长是美国人威廉·史密斯·克拉克，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传教士。内村受该校浓厚的宗教氛围感染，接受洗礼，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毕业后，他任职于北海道开拓使机关。1884年，他又横渡太平洋，到美国留学六年。归国后，他转向教育事业，因为他认为日本需要大量人才来推动社会进步。

彼时的日本似乎确实有一种“日日新，又日新”的气象。就在内村鉴三成为教师这一年的11月，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史无前例的君主立宪制开始运转。可是在一个月前，皇宫发布《教育敕语》，却试图将这个国家拉向另一条道路。

每到庆祝日、大祭日的庆典时，全体师生必须面向“御影”和《教育敕语》行最敬礼，山呼万岁，再由校长奉读“敕语”，师生必须低头恭听。

1891年1月9日，第一高等学校举行奉读《教育敕语》的仪式。奉读仪式结束后，教师和学生每5人一队在《教育敕语》前行鞠躬九十度的最敬礼。可是信奉基督教的内村鉴三认为，教徒只向上帝致敬，因此他没有向《教育敕语》行最敬礼，便退下讲坛。此举被视为“大不敬”，遭到了在场教师和学生的强烈指责。而且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酿成了轰动全国的“大不敬事件”。

当时的报纸、杂志竞相报道“大不敬事件”。据统计，对此事件的报道、评论达143篇，报纸达56种之多，几乎众口一词，全是“国贼”“不忠之臣”“外国教会的奴隶”之类的污蔑之词。在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国家里，“国贼”是一个可以杀人的标签。事实上，有些愚忠思想严重的学生就给“不敬之徒”内村鉴三写信，信封里装进剃刀，要求他“切腹去吧”！

一时之间，内村鉴三成为人人侧目、避之唯恐不及的“国贼”。第一高等中学将其开除，内村鉴三成为失业者。一位同事因为维护内村鉴三，也受到免职处分。失去了生活来源的内村鉴三又患上流感，雪上加霜的是，他年仅23岁的妻子也不幸被传染，竟然早逝。生活困苦不堪的内村鉴三不得不辗转在远离东京的各地任教谋生。

尽管备遭孤立，穷愁潦倒，但内村鉴三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坚决不向社会低头。后来他长期为各种媒体撰稿，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报人。这时，他面对的国家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教育敕语》的影响下，大小官吏开口闭口离不开“忠君爱国”“忠孝仁义”这一套。学校里天天向学生灌输《教育敕语》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代日本青少年的单纯心灵。“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主宰了他们的心灵。那个时代学生最关心的话题，是为天皇牺牲，成为战至最后一滴血的勇敢战士。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疯狂地投身日本政府发动的所有对外战争，成为战争的工具。

最初，内村鉴三也支持政府1894年发动对清政府的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因为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认为维新后的日本是“文明”的，清政府是“野蛮”的，所以日本对清政府的战争是“文明教化野蛮”的行为，是对清政府抗议的“义战”。但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他看到日本从中国攫取了大量白银、割取了大量中国领土，才领悟到战争不过是美其名曰“帮助邻国进步”的强盗打劫。因此，他称甲午中日战争为“欲战”——为了国家私欲的战争。从此，他义无反顾地转向反对一切战争，成为著名的“非战论”者。

1904年日俄战争前夕，日本举国上下再次掀起了战争狂潮，甚至那些社会改良主义者、基督教领袖也都站出来支持战争。在日本对俄开战论甚嚣尘上之时，内村鉴三公开发表反战文章，冷嘲热讽地批判“慈善家的主战主义者”，挖苦他们“不允许奸淫，但允许流血；怜悯孤儿，但却允许制造数万孤儿”。

就这样，内村鉴三将自己推向无数国人的对立面，再次成为“国贼”。和第一次成为“国贼”不同，这次他是主动选择的。在内村鉴三看来，对战争的态度是真假知识分子的试金石。他所在的报社社长发表支持对俄开战的社论后，内村毅然宣布退出，还在该报头版头条刊出自己的辞职信。这意味着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但是为了忠于自己的信念，他无悔无惧。

日俄战争后，作为战胜国的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世界“八大国”之一，整个社会陶醉在帝国辉煌的胜利中。内村鉴三备受社会轻蔑，同时遭到政府的排挤、打压，但他丝毫不为所动。他写下了一篇文章《和平到来》，提出日本应该走“和平膨胀”道路，“所言和平膨胀之策，乃是以人类之观念为基础之教育普及”，“欲使世界日本化，则日本终将灭亡；若将日本世界化，则日本终将为世界之强国”。遗憾的是，这一主张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为日本的选择。

内村鉴三有一句名言：“国人皆悦，唯余独忧，此或许被视作好奇。然悦不应悦之事，窃以为此乃对国家有欠诚实之举。”他依据“不从狭处而从广处，不从眼前而从长远”来看历史的信念，不断向人们提示日本的使命。

“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近代以来日本多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深受国家主义教育影响的国民积极支持战争，全国几乎形成一个声音，不同声音者则受到残酷压制。正因为这样，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理性人物才更加可贵。尽管内村鉴三没能阻止战争，自己也在孤立和穷愁潦倒中患病死去，但是他不畏强权、不怕孤立、坚决不低头的精神，成为所有知识分子的榜样。尤其是在经历了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民族付出惨重代价之后，影响了几代日本人的《教育敕令》终于被废止。痛定思痛，日本民众更加认识到，在一个民族主义情绪笼罩的国家里，发出不同声音是多么可贵！

1948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决议，宣布《教育敕语》失效。三年后，作为日本文化的代表人物——内村鉴三的肖像成为邮票上的图案，流通全国。日本以此来纪念这位反战的思想家。此时他已经去世二十一年了，但是历史终于给了他公正的评价。

内村鉴三生前曾在东京附近的箱根基督徒暑假学校做了一次演讲，演讲稿《给后世的最高遗产》随后发表，影响广泛，至今仍是日本人爱读的教养篇章。在演讲中，内村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希望自己白活一辈子，想给子孙、给世界留下一点痕迹的话，那会是什么？他的答案是：万人皆可为后世留下的最高遗产是“勇敢而高尚的生涯”。他用自己的一生告诉后人，什么才是“勇敢而高尚的生涯”。

大隈重信：还有比政治更伟大的事业

作为学校创办人，大隈重信以“学术的独立，学术的活用，造就模范国民”为建校宗旨。在欧洲，学术独立传统悠久。可是1882年的日本还是一个落后的东亚国家，明治维新才十几年，大隈重信就有“学术独立”的见识，殊为不易，说明他是一位有远见的教育家。

我对于学校是没有任何私心的，我投入的只有自己的激情。然而今天我能第一次来到这个讲坛上……这所学校绝非一人之物，乃为国家所有，为社会所有。

1897年，一位拄着拐杖的花甲老人走进东京专门学校，面对师生讲述自己的办学追求。在场的全校师生认真聆听，为老人的赤诚情怀所感动。没有谁会想到，这所学校将来会发展成为一所世界顶尖大学。演讲的老人也没有预见到，这所学校会成为他一生最辉煌的事业。

这位老人就是早稻田大学的创立者大隈重信。大隈重信在维新政府中曾担任财政大臣，主导财政改革，不但挽救了刚成立不久的明治政府，还为未来日本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为人随和，崇尚理性。在自由民权运动中，他坚持民主立宪的理念，主张制订英国式宪法。由于和掌握实权的伊藤博文政见相悖，1881年大隈重信被罢职，第二年就创办东京专门学校。

大隈重信办学与教育家福泽谕吉有关。本来两人关系不佳，福泽谕吉认为大隈重信是“任性的政治家”，大隈重信则认为福泽谕吉是“关在象牙塔的学者”，性情不合的两个人一直避而不见。某次杂志的编辑在事先不告知对方的情况下让两人出席酒宴，结果几杯酒下肚之后，两人竟然意气相投。大隈重信对福泽谕吉说，“我真羡慕福泽先生，将来会有众多前程远大的学子围绕着您”。福泽说，“您也可以办学校啊”。据说，这成为大隈重信办学的契机。

但是，办学绝非易事，首先需要大量资金。作为私立学校，东京专门学校只能向社会募捐。大隈重信曾感慨地说：“专门学校如一大寺，但从没有见过好施主。本人为专门学校的第一施主，但众施主并不富有。”因为学校地处偏僻，设备异常简陋，而且社会上对这所新学校并不认可，东京专门学校第一代学生仅有80余人，规模很小。

事实上，更大的阻力来自政府。数年前，维新领袖西乡隆盛在鹿儿岛发动反政府的武装叛乱，主要支持者就是其资助的私校里的学生。前事不远，大隈重信办学意欲何为？政府怀疑东京专门学校是培养潜在的叛乱分子的基地，因此派密探进入学校刺探，还对学校的理事进行监视。后来政府又规定，官办学校的教授严禁到私校授课，私校的教授、理事授课也遭到严格限制。东京专门学校一度陷入了没有老师的困境。

尽管压力重重，学校仍然顽强地活了下来。它开放办学，允许校外生入校学习。还将讲义出版分发给校外学生，允许他们质疑，并将答案写在讲义的空白处。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办学措施，让这所学校逐渐赢得了社会的认可。

作为学校创办人，大隈重信以“学术的独立，学术的活用，造就模范国民”为建校宗旨。在欧洲，学术独立传统悠久。可是1882年的日本还是一个落后的东亚国家，明治维新才十几年，大隈重信就有“学术独立”的见识，殊为不易，说明他是一位有远见的教育家。

1988年，全世界第一所现代大学——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成立九百周年，前来祝贺的各国大学校长联合发表大学宣言，第一条就是“大学应该独立于政治，独立于政府”。

大隈重信认为，学校应该以培养具有自主独立精神的国民为理想，不为权力和时势所左右。他主张自由探讨学术，提倡独创的钻研精神。这种办学方针造就了严谨的学风，东京专门学校很快就成为莘莘学子的向往之所，毕业生遍及日本各地。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学校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大隈重信从未踏足校园。因为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政坛风云激荡，政治斗争激烈。1888年大隈重信进入日本内阁，担任外相，致力于废除治外法权、确立关税自主、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工作。但是国权派强烈批判大隈重信提出的方案，1889年10月，一名右翼狂热分子携炸弹袭击大隈重信。大隈重信虽然幸免于难，但失去了一只脚。为了避免牵连东京专门学校，大隈重信只是默默地关注和支持。

直到学校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式上，大隈重信才第一次进入这所承载着他希望和激情的学校。面对全校师生，大隈重信重新申述了自己的教育理念，“虽然我的设想多少有些大胆，但是无论如何我都希望这地方的学术独立出来……重要的是慢慢地增设学科，以多方面的知识贡献社会，这样不光我会感到非常满意，也会让诸校友、诸位同学感到荣耀”。

大隈重信屡次进入政府工作，包括在1890年组织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政党内阁，并担任内阁总理。为了避免违反“学术独立”的精神，他没有担任学校的任何职务。直到1907年，69岁的大隈重信辞去宪政党总理职务，才第一次出任校长。在此之前五年，东京专门学校正式更名为早稻田大学。

晚清以来，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东渡日本，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成果，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1905年早稻田大学即开设中国留学生部，成为日本最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学府。因此，早稻田大学在中国非常有名，近代名人宋教仁、廖仲恺、陈独秀、李大钊等都在这里留下了青春的足迹。早稻田大学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独立自主、追求强国梦的精神家园。

和许多维新者抱有浓厚的旧思想相比，大隈重信是其中难得一见的人物，被称为内外皆新的“新日本人”，因而被普通日本民众称颂。1922年，84岁的大隈重信与世长辞，在日比谷公园举行“国葬”，有15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早稻田大学师生1.2万人负责开道和维持秩序，场面极为壮观。媒体惊呼这是未曾有的“国民之葬礼”。三个星期后，同样在日比谷公园为另一位政治家山县有朋举行国葬仪式，由于他在民间口碑不佳，只有政府与军警参加，被媒体称为“寂寞无民的国葬”。

作为政治家，大隈重信一生两次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两次组织政党，可是这些政治功业如水上浮萍，早被风吹雨打尽。唯有他创办的早稻田大学，走过一百多年风雨，至今依然屹立。“学术独立”的思想激励着早稻田大学的一代代学子，他们不仅在学术研究中进行独立思考与分析，而且追求创造性的品格与自由世界的理想。国际教育界公认，早稻田大学是一所具有创新的氛围、为学生提供自主和自由发挥的空间和机会的大学。

每年，来自全世界的无数青春少年走进这所世界名校。他们常常伫立在大隈重信的铜像前，仰望着这位创立者。大隈重信身穿长袍，头戴具有早稻田大学特色的学士角帽，左手扶着拐杖，巍然屹立在银杏树下。他紧闭嘴唇，一言不发，似乎在期待着人们从他的功业得失中获得启示。

久米邦武：挑战国家意识形态的学者

神道势力和政界保守派群起围攻，在媒体上对久米邦武口诛笔伐。他们不能在学术上驳倒久米邦武，就上纲上线，在政治上进行攻击，大肆谴责久米邦武“损毁国体”“不敬皇室”“侮蔑国史”，似乎是万恶不赦之徒。

久米邦武是岩仓使团的成员之一。作为使团特命全权大使岩仓具视的秘书，他全程参与了欧美考察，写下了多达5册100卷的《美欧回览实记》，详尽记录了日本走向世界的足迹。考虑到使团寄往国内的报告后来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唯有《美欧回览实记》流传于世，久米邦武的贡献就更值得推崇了。

幕府末期，久米邦武是肥前藩的一个武士，曾积极参与藩国的行政改革。后来他参加了维新政府，欧美考察归来，他专心写作，在1878年出版了《美欧回览实记》。鉴于他深厚的才学，第二年政府任命他为修史馆编修官，参与编写《大日本编年史》。这是明治维新的第十一年，久米邦武正好40岁。

推翻幕府之后，维新政府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树立天皇的权威。因为在幕府时代，幕府将军掌握国家实权，天皇不过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许多老百姓“只知霸府（幕府），不知皇室”。所以，维新政府利用各种途径拼命宣扬天皇。修史当然是一个证明天皇“伟大光荣正确”的重要手段。于是，维新开始的第二年就设立了“史料编辑国史校正局”，1877年修史局改设“修史馆”，主持编纂《大日本编年史》。

当年的修史诏书写道：“修史乃万世不朽之大典，祖宗之盛举……今以革除镰仓以来武门专权之弊，振兴政务，故开史局，以继祖宗之余绪，广施文教于天下……须速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别，以树立天下之纲常。”

显然，修史的手法和目的还是封建史学老一套，不同的是，过去是以武家为中心，现在要以天皇为中心。拟议中的“大日本编年史”要按照古时的编年体“六国史”的体系，重新纂修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突出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系统。“六国史”的第一部史籍《日本书纪》，早就构建了日本的“神代”历史，将天皇一族描述为天照大神的后裔。以这样的观念纂修史书，明显是为明治天皇的政治统治服务、为宣扬天皇“万世一系”的国体张目。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久米邦武走进修史馆，成为一位修史官。可是维新政府并没有认识到，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对过去的日本旧文化和旧社会持批判眼光。

修史馆的一些史学家既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又接受西方史学思想，重视史实考证。他们不满足于建筑在封建神话基础上的皇道历史，采用忠实于史实的方法论，通过原始史料的考证探究历史的本来面貌，一系列实证史学研究的成果否定了神国论和皇国史观。于是，在国史纂修问题上，撰史求真与修史的政治功用之间的矛盾就凸显出来。

在政府看来，日本“国体”的核心就是“天皇制”和“国家神道”。天皇是日本的神，“天皇制”及其配套的“国家神道”，是统合日本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主要文化体制和工具。1889年，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神道”不是“宗教”，而是“祭祀”，而且是“国家的祭祀”，是全体民众必须参与的公共事务，在公共领域实现“祭政一致”。

可是，久米邦武并不认可这种观点。1891年，他在《史学会杂志》上连载了长篇文章《神道是祭天古俗》，指出神道的核心是皇室和伊势神宫的祭祀，这是古代的“祭天古俗”，实质是与中国“玉皇大帝”之类近似的、普遍可见的共同体祭祀，是“东洋祭天的古俗”的一种形态。久米邦武从学术角度祛除了国家神道的神圣性，甚至使用“襁褓”（日语中有“尿布”之意）这一带有蔑视意味的词语说，祭天源于人类在襁褓时代（即原始时代）创造出了“神”的概念。久米邦武这样写道——

盖神道非宗教，故无诱善利生之旨。只祭天为攘灾招福之祓，与佛教并行而毫不相戾，故以敬神、崇佛为王政之基而流传至今，且其习俗与臣民结合而为牢固之国体。然耽于神事之谬说多矣，故去其神道、儒教之偏执，而以公正之心考之，实乃史学之责任。

在《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国家神道教义形成之际，面对复古国学、神道家的神国论与皇国史观甚嚣尘上，“神道乃祭天古俗”却说日本神道来源于古代祓除仪礼与祭天古俗。这意味着对神国论与皇国史观的否定，也颠覆了国家神道的基础，甚至直接动摇了天皇制国家。

神道势力和政界保守派群起围攻，在媒体上对久米邦武口诛笔伐。他们不能在学术上驳倒久米邦武，就上纲上线，在政治上进行攻击，大肆谴责久米邦武“损毁国体”“不敬皇室”“侮蔑国史”，似乎是万恶不赦之徒。

国家神道系统内的道生馆的4名学生还冲进久米邦武家，对其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质问，久米邦武被迫进行应答。这4人又先后去了文部省、内务省，要求这些政府部门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在沸腾的民意压力下，久米邦武被文部省解除国史纂修的职务，成为失业者。他的同事、指出“世上流传的史传多与事实有误”的史学家重野安绎也被迫辞职离去。内务省还命令刊登久米邦武论文的杂志停止发行。

幸运的是，当时的私立大学已经出现，为那些不愿与政府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栖身之地。大隈重信创办的东京专科学校聘请久米邦武为教授，让他可以继续安心做研究。

这场“久米邦武笔祸”事件，是日本近代历史学的一个挫折。修史馆失去了杰出历史学家，官方纂修《大日本编年史》也瘫痪了。日本官方史学从此一蹶不振，只能做史料的编辑、汇总工作，而将历史著作这一领域基本上让给了私家史学。因此有史学家把它称为“日本近代史学转型的一大胜利”。

作为坚持学术独立、勇于向国家意识形态挑战的历史学家，久米邦武被视为学人的楷模，至今备受日本学界的尊敬。值得一提的是，后世常用的“岛国根性”一词，也出自久米邦武。他从地理与民族精神角度批评日本人“特有的视野狭窄而封闭的性格”，显示了一个学者可贵的自省精神。

田中正造：不应该被牺牲在工业进步的祭坛上

日本在对“富国强兵”的追求中，大力发展工业，促使经济腾飞，也产生了环境污染问题，普通民众为了国家强大而付出高昂代价。在政府看来，这是实现工业化的必要代价。而田中正造这位环境保护论的先驱则认为，经济近代化的首要目标是为人民的福利做出贡献。

田中正造一生五次入狱，为正义而斗争的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第一次是1868年，田中正造年仅27岁。作为栃木县佐野市的一名村长，田中正造联合各村村长反对贪污的地方长官。结果反而被关进监狱，而后又被赶出这个长官的辖区。

第二次是1871年，秋田县鹿角市的一名官员被杀，身为该官员下属的田中正造蒙受不白之冤，锒铛入狱，四年后才得以昭雪。

当田中正造走出监狱之日，正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萌动之时。田中正造积极参加自由民权运动，成为一名活跃的民权领袖，并成功当选栃木县议员。彼时栃木县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焦点，因为栃木县县令三岛通庸蔑视地方议会，残酷镇压自由民权人士。田中正造勇敢地站在斗争最前线，与被称为“鬼县令”的三岛通庸对峙。最终三岛通庸被调走，民权派取得了胜利。不过，田中正造个人也付出了代价：三岛通庸临走前找借口，将田中正造投进监狱，关了40多天。

第三次走出监狱后，田中正造被选举为栃木县议会议长。经过十多年的自由民权斗争，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日本议会也正式开设。田中正造从第一次就成功当选众议院议员，而且连续六次当选。

19世纪90年代，日本近代化的效果开始显现，经济发展出现了加速的趋势。但是，正当国家的全面发展似乎充满活力时，许多普通民众很气愤地发现，他们不得不忍受发展带来的负担：普通家庭不得不喝有毒的水，吃种植在被污染土地上的食物。特别是在足尾山铜矿附近的渡良濑川流域，河鱼死亡，庄稼枯萎，牲畜死亡，病人也大量增加，原本的鱼米之乡变成了灾难之地。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第一起环境公害——“足尾矿毒事件”。

19世纪末，世界上每个地方的采铜业都是个非常肮脏的行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足尾山铜矿是日本最大的矿山，经营者古河市兵卫认为，日本必须尽快实行工业化的主张，生态和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次要的。这也是一心发展经济的政府的看法，因此政府对民众的痛苦无动于衷。

无奈的农民找到了众议员田中正造。此时田中正造已经年届五十，须发斑白。这位充满正义感的政治家强烈地主张，普通人“不应被牺牲在工业进步的祭坛上”。从此，他全身心投入“足尾矿毒事件”，为维护民众利益而斗争。

根据科学家的分析报告，田中正造向明治政府提出质问书，但是政府没有回应。1891年12月24日，帝国议会召开，田中正造当面质问农商务大臣陆奥宗光：为什么对质问书没有答复？陆奥宗光困窘地答道：关于这个问题明日答复。可是到了第二天，胆怯的陆奥宗光没有出现在议会上。

田中正造在议会上发言，一针见血地揭穿陆奥宗光和古河市兵卫的裙带关系，批评政府姑息养奸。他指出，即将生效的法律明确规定，采矿企业危害公众利益时，农商务省应收回授予的特许权。他痛斥政府在民众的痛苦面前无动于衷，“政府已经抛弃了宪法规定的它有责任加以保护的人民。毁灭人民就是毁灭国家。所谓的‘政府’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在舆论的压力下，政府答复称，事故原因“尚不清楚”，继续回避责任追究。农商务省的报告说，“国家由足尾铜矿所得的公共利益，远远超过受害地区的任何损失”。政府发言人后来解释说，“足尾矿毒事件”证据的数量还没有严重到使人相信“危害公众利益”。

政府不加干涉，导致环境灾难继续蔓延。特别是1896年9月的一场大洪水，矿毒造成的公害污染急剧扩大，民众深受其害。随后，800位村民前往东京，向官府抗议。田中正造不仅在议会抨击政府和矿主，同时还在东京组织大型讲演会，要求铜矿停业。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报纸在头版登载有关报道，许多著名批评家也呼吁政府采取行动。

政府果然行动了。可是，它不是去解决“足尾矿毒事件”，而是出动宪兵、警察，残酷镇压来东京请愿的受害农民。100多人被逮捕，其中50多人以聚众滋事罪被起诉。在议会里，田中正造愤怒地质问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后来，在对受害农民的审判法庭中，旁听的田中正造故意打哈欠，结果被法官以“蔑视法庭罪”判处禁闭40天。

第四次走出监狱时，田中正造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翁了。他在议会里孤立无援，被迫辞去了众议院议员的职务。但是他越挫越勇，继续到处演讲，控诉矿毒损害。议会充耳不闻，政府不屑一顾，田中正造决定直接向天皇上诉。他写下遗书，在东京街头拦截天皇车辆，结果被警察拘捕，第五次被投入监狱。这一事件轰动全国，也让“足尾矿毒事件”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

失去众议院身份后，田中正造成为一介平民，可是他斗志丝毫未减，一心献身于解决矿毒问题的斗争。当时政府借口为防洪水，决定将一个村庄作为蓄水池，为此要把村庄夷为平地。田中正造入住村里，和村民同吃同住，一起抗议政府强制废弃该村。在此期间，他有家不回，连换衣服都顾不上，浑身长满了虱子。

1913年，73岁的田中正造积劳成疾，客死在一位环保支持者家中。在他的枕边，只有一只斗笠、三本日记和没有写完的厚厚手稿，以及《大日本帝国宪法》和《圣经》各一部。这就是田中正造的全部财产。有数万人参加丧礼。根据田中正造的遗嘱，他的遗骨被分别埋在栃木县、群马、埼玉县的6处矿毒受灾地。

日本在对“富国强兵”的追求中，大力发展工业，促使经济腾飞，也产生了环境污染问题，普通民众为了国家强大而付出高昂代价。在政府看来，这是实现工业化的必要代价。而田中正造这位环境保护论的先驱则认为，经济近代化的首要目标是为人民的福利做出贡献。

不同理念的论战，不同利益的斗争，充斥着明治时期。直到田中正造去世之时，足尾铜矿还在生产，民众只得继续忍受痛苦。一直到1973年铜矿采掘告罄，矿井才彻底关闭。第二年，在政府的调停下，铜矿公司和污染受害者之间才达成了最后的和解。

这时距离田中正造去世已经六十一年了。虽然他生前没有看到胜利的结果，可是他的思想终于被日本社会认同，而且成为20世纪下半叶日本反环境公害的锐利武器，他的勇敢行动更成为许多日本人的榜样。田中正造的思想也走出日本，成为世界各国环保者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他那句名言“不应被牺牲在工业进步的祭坛上”，振聋发聩，引人深思。

森有礼：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

他在欧美留学工作多年，曾经是日本激进的“文明开化”运动的推动者和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者，为什么后来却蜕变为狂热的国家主义者？

1889年2月11日下午，明治天皇参加完宪法授予仪式后，前往青山练兵场参加阅兵式。当皇家马车出现在皇居前的二重桥正门时，道路两旁的学生挥舞帽子，齐声山呼“天皇陛下万岁！”明治天皇也频频点头致意。

在日本历史上，这是民众第一次在天皇面前高呼“万岁”。千年以来，天皇巡行时，官府总是要求人们“肃静”，不许喧哗，安静目送天皇队伍走过。但是，通过呼喊“万岁”与天皇互动，使民众从冷漠的旁观客变成了狂热的造神参与者，也提高了天皇的权威。

对天皇高呼万岁的导演，就是时任文部大臣的国家主义者森有礼。他在欧美留学工作多年，曾经是日本激进的“文明开化”运动的推动者和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者，为什么后来却蜕变为狂热的国家主义者？

一

幕府末期，各藩已经对江户离心离德。尤其是西南雄藩萨摩藩，经济实力雄厚，是“尊王攘夷”运动的重镇。1863年，它与英国开战，结果鹿儿岛城遭到炮击，损失惨重。萨摩藩由此认识到“攘夷”不可行，转向主张开国。身为萨摩藩下级武士家庭的孩子，森有礼幸运地成为这种主张的受益者。

1865年，森有礼和其他十几人被萨摩藩秘密派往英国留学。那一年森有礼年仅18岁，正是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年龄。他后来回忆航海经历时说：“在横渡茫茫大海之际最为令人兴奋。此间，数昼夜都看不到陆地，抬头唯见穹隆天空，低头只见团圆水面，耳不闻尘世间的喧闹之声，目不见船舱内的杂乱之状，精神高度宁静，旅客相互亲睦，实有一种怡然若梦之感。”

森有礼进入伦敦大学学习。两年前，伊藤博文曾在这里学习。二十三年后，后来被称为印度“圣雄”的甘地也来到这里就读。森有礼抓住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知识。

在伦敦的两年时间里，英国社会的法制给森有礼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说：“法乃国家之本，法不明则难治国民——从今学得万国法制，使与我国传统之古法折中，得以建立新的公平不拔之制度，至天下万事，谁不蒙其泽？”据说，他与英国著名教育家斯宾塞成为挚友，后者影响了他的思想。

后来，森有礼又被派往美国继续学习。沉浸在科学知识和现代文明里，他接受了基督教思想。这期间，幕府统治被推翻，明治维新开始了。1868年6月归国之时，森有礼面对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维新政府正是用人之际，欢迎有新知识的年轻人。21岁的森有礼先后被任命为徵士外国官权判事、公议所官方代表等职务。

此时的日本正处于国家转型时期，新旧并存，改革与守旧的思潮交互激荡。森有礼希望尽快推动国家向现代文明转型，大胆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却意外遭遇挫折。

长期以来，日本武士都有带刀的特权。普通人见到他们都要低头让路，否则自认为受到侮辱的武士有权挥刀砍人。维新开始后，武士仍然腰插双刀，高傲地走在街头。森有礼建议政府，废除武士的带刀特权，实现社会各阶层平等。

但是，这个合理的建议却遭到了守旧派的激烈抨击。他们认为，这将剥夺士族的“武士之魂”，动摇国本。年轻的森有礼陷入各种非难之中，最终他被派往海外，担任美国公使——在当年这并不是一个重要职位。

有意思的是，在森有礼外派美国的第二年，日本政府发布“断发脱刀令”，武士今后不准带刀，以破除旧习，提倡“开化文明”。这一次是维新元老、朝中重臣山县有朋建议的，结果成为政府的法令。这一法令使后来废藩置县的政策顺利执行，推动日本走向中央集权。这也证明了森有礼的改革建议是正确的，但是他毕竟人微言轻，而且留学海外的经历更容易使他成为保守派攻击的对象。

这次挫折是否使他认识到世事的复杂和改革的艰难呢？

二

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正处于南北战争之后的“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美国的学者组织很多学术团体互相切磋学问，举办公开演讲，以推动国家重建和社会进步。这些现象给森有礼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影响了他的未来选择。

1873年，森有礼回国，担任外交大丞、外务少辅。这时已是明治维新第六年，但是在旧制度旧文化的束缚下，各项改革进展并不顺利。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日本迫切需要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但是日本的学者仍然像以前那样，埋头书本，互不往来。森有礼深知思想启蒙的重要性，回国不久就劝说一些新型知识分子组成“明六社”。

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团体，成员堪称一时之选。如福泽谕吉、西周、津田真道、加藤弘之、中村正直、神田孝平等，都是名闻全国的学者。森有礼年仅26岁，是其中年龄最小者，却被推选为社长，承担组织重任。

明六社以“开启民智”“文明开化”为己任，定期集会，公开演讲，向国民宣传新知识、新思想，“觉愚蒙之眼”。他们创办《明六杂志》，不遗余力地批判和清算封建的意识形态，引进西方的思想学说。他们的文章涉及政治、法律、经济、社会、伦理、外交、历史等领域，为日本开启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杂志发行量大，成为青年人争相阅读的刊物。他们还翻译出版了20多部介绍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思想的西方书籍。

森有礼本人站在思想解放的前沿，为推动启蒙运动而尽力。他在《明六杂志》上发表《开化第一话》《妻妾论》等文章，从社会、文明、妇女等方面，向国民进行思想启蒙宣传。他对日本的传统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提出了挑战，激烈批判封建时代的“三从四德”和纳妾现象，主张夫妻平等，互相敬爱，大力发展女子教育。这位启蒙者的思想颇为激进，一度主张日本不仅有必要废止现有文字，改用罗马字，甚至还要废止现有语言，改用英语。

面对蓬勃兴起的自由民权运动，政府里的强势人物感到不安。他们认为，日本的发展不需要知识分子指手画脚，于是颁布法律禁止结社，限制出版自由。1875年11月，《明六杂志》被政府查封，“明六社”被迫解散。尽管只存在了两年时间，但是“明六社”毕竟启迪了一代人心，在日本播下了自由、平等、法治的种子。

对于森有礼个人来说，明六社被迫解散使他认识到政府远比知识分子强大，也亲身体会到坚持己见有多么的困难，即使是在自己的家庭内实行自己的倡议也并非易事。他曾坚持自己的第一次婚姻应该是一种契约的形式，以显示夫妻关系的平等，但后来却离了婚。他说，这种关系使妻子变得“乖戾轻浮”，“与一个没有受过教有的日本女人尝试这样的婚姻是我的错误”。

三

1876年1月24日，中国农历大年除夕前夜，森有礼和李鸿章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对话。

这一年，森有礼被任命为日本驻中国公使，赶到保定拜会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李鸿章对森有礼很好奇，因为这个年仅29岁的年轻人竟然已经两次周游世界。当时清朝已经开始洋务运动，但是阻力重重。作为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李鸿章希望从这个接触过欧美世界的日本人这里了解世界大势，帮助危机重重的清朝。因此，他开场就问“振兴我清国的良策”。

森有礼回答说：“要振兴如此大国，首先必须要有与推进此等大事业相匹配的一大势力。”他不无吹捧地说，清朝应该“涌现出三十个李鸿章”，否则此事难成。当李鸿章回答“弊国现在有一百个李鸿章”后，森有礼说，问题是这些人尚未被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如果不能位居十八省的长官乃至总理衙门大臣那样的官职，又能如何”？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变装易俗，以西方服饰为美，而清朝依旧长袍马褂。李鸿章对于日本“改变旧有服制、模仿欧洲习俗一事”很是不以为然。他直言不讳地问森有礼：“阁下对贵国舍弃旧有服制，模仿欧洲风俗，将贵国独立的精神委诸欧洲的支配，难道一点也不感到羞耻？”

森有礼回答道：“不仅丝毫不感到可耻，而且我们反而以此变革为骄傲。此变革绝非外部强加给我们的，完全是根据我国自己的喜好做出的决定。特别是，我国自古以来，不论是亚洲、美洲，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其有长处，就总会想着将其拿过来为我国所用。”

当时中国的洋务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成立了金陵制造局、上海制造局、福建制造局，还在福建创建了船政学堂。不过，李鸿章说：“我国决不会实行这样的变革。只是诸如武器、铁路、电信以及其他器械等，为必要之器物，他人最擅长之处，才不得不从国外引进。”

连衣冠都不肯改变，国家制度当然更不会改革，这恰恰是洋务运动的根本缺陷。而日本不但变换衣冠，而且大胆引进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等欧美政治制度，在近代化道路上极速奔跑。

当时日本为了发展经济，向欧洲国家举债。李鸿章认为“负债绝非好事”，负债太多会有损国家的独立。他劝告说：“为了贵国，期待贵国今后不要谋求向欧洲举借更多的债务。”森有礼站在国民国家理念和市场经济理论角度上，为日本举借外债辩护。他告诉李鸿章，举债有助于加深民众对理财方法的理解，促进民众对国家事务的关注，推动国内产业的快速发展。尽管明治政府举债的数量不大，时间也不长，但是成效非常明显。

李鸿章和森有礼的交谈从下午3点一直到晚上10点。森有礼比李鸿章小24岁，这是两代人之间的对话，也是两个面临不同抉择的东亚国家的对话，预示着两个国家的不同前途。

四

1885年，日本政治制度进行了一次大改革，成立了该国历史上第一个内阁。内阁总理伊藤博文邀请森有礼出任第一任文部大臣，38岁的森有礼自此跻身政治核心层。

此前的九年里，森有礼先是担任驻华公使四年，继而又担任驻英特命全权大使五年。在英国期间，他曾与来欧洲学习宪法的伊藤博文详尽地讨论过教育的作用，他们都同意，“教育的根本应该着眼于国家未来的稳定”。或许是这个机缘，伊藤博文在组阁时将森有礼拉进了自己的班底。

森有礼对教育问题素有研究。他认为，日本发展需要大批人才，培养人才的关键是创办近代国民教育体系，否则日本不可能走向近代化，“与万国对峙”。在担任驻美国公使期间，他就向美国教育界、政界、文化界和实业界人士发信，征求他们对日本创立近代教育的建议。森有礼将13位人士的回信编辑整理，亲自撰写“绪言”，于1873年在纽约出版了《文学兴国策》的英文版（Education in Japan）。这本书介绍和阐述了欧美近代平等主义教育观念，主张国家应实施义务教育，公立学校是实施义务教育的主要途径，而教育的管理要以民主精神为基本原则。

这本书正式出版前，森有礼就将书稿送给岩仓使团。因此，日本各界很早就知道森有礼谙熟教育问题，因此他执掌国家文化教育大权，并不使人感到意外。

但是担任文部大臣的森有礼却面临着选择。维新开始之后，教育的内容就抛弃了传统的儒家道德说教，取而代之的是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政府一度把道德修养课程中的儒家学说换为美国、法国的道德文章。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正是欧化之风盛行之时。学问、艺术方面学习欧美自不待言，各种法规、制度以及社交礼仪也模仿欧美。可是在欧洲的启蒙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横扫日本的同时，保守主义思潮也在兴起。保守主义宣扬说，日本的国体深深植根于日本的历史和民众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不能动摇，必须坚持和维护。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就是教育制度。他们强调传统价值观，要求建立所谓的“国教”。

在新保守主义者中，就有森有礼的朋友西村茂树。十多年前，他们一起创办“明六社”，鼓吹启蒙思想，都是近代文明的提倡者。但是1876年西村茂树被任命为皇家教师后，不再支持“文明开化”，转而赞美旧制度、旧风俗，拥护士族特权，反对废止带刀和男女平权，主张以儒学为基础对国民进行教育。

出人意料的是，森有礼这个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在担任文部大臣之后也倒向了保守主义。在他的主导下，日本政府颁布《学校令》《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及其他学校通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他提倡顺良、信爱、威严等封建道德，宣扬国家主义，要求学生忠君爱国。从师范学校到大、中、小学，都要进行军事体操训练，还用日本传统武士道精神培养学生尚武精神。就这样，原本颇多自由主义色彩的教育遭到彻底否定，转向为国家、为政权服务。

后又规定歌颂天皇统治千秋万代的《君之代》为必唱歌曲。仪式具有强烈的宗教气氛，重复举行这种仪式，加上天天通过课堂灌输《教育敕语》的思想，很容易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单纯的心灵。

森有礼认为，办教育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的近代公民，而是要培养具有忠君爱国道德品质的忠顺臣民。1887年，他对地方官员说——

阅读、写作和算术，不是我们教育和指导年轻人的主要问题。教育的问题完全是如何造就品质高尚的人。而谁是这些品质高尚的人呢？——他们是我们的帝国所需要的优秀臣民。谁是这些优秀臣民？——他们是充分履行作为帝国臣民职责的人。

森有礼一手建立的教育体制，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和工商管理人才，对日本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这种教育体制也培养了无数愚忠的“臣民”，他们积极支持和参与对外侵略，给亚洲和世界造成了巨大灾难。直到1945年战败后，这种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国家主义教育体制才被推翻，建立了新的民主教育体制。

五

为什么在担任文部大臣之后，森有礼的思想判若两人？是因为他的思想真的改变了，还是因为“屁股决定脑袋”，官位让他成为自己的反对者？不管怎样，森有礼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甚至超过了那些体制内的保守者。

1888年，日本高层围绕宪法草案展开了激烈争论。宪法草案第二章标题是“臣民的权利义务”，森有礼强烈地反对使用“权利”这一词汇。他说：“本章改臣民的权利义务，欲修正为臣民的地位（权利义务也可以在法律上写明），以宪法记载之，似相当不稳当。对天皇只有一个身份，有责任而无权利。只写人民对天皇的地位足矣，其他事不需记。”

这种完全否认人民权利的观点遭到了许多议员的反对，身为议长的伊藤博文也说，“从宪法中除去权利义务之时，宪法就不能成为人民的保护者”，“盖创立宪法的精神，第一就是限制君权，第二在于保护臣民的权利。故若在宪法中不记述臣民的权利，只记述责任，那么便无设宪法之必要。（如果如此）就要称为君主专政国家，故限制君主权。此外，在宪法中记述臣民有如何之义务、如何之权利，方备宪法之骨干也”。

最终，日本的宪法中还是写进了国民的权利——尽管这些权利有各种限制。

此后，森有礼作为文部大臣，积极筹备宪法颁布仪式：各地举行庆典的场合要摆上天皇和皇后的“御照”和太阳旗，参加庆典的人们要向天皇和皇后的“御照”行礼，在此过程中小学生不断地高唱《君之代》。总之要烘托国家主义的气氛，突出天皇的尊严。

可是，森有礼却没有看到他所策划导演的庆典。1889年2月11日，也就是《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之日，准备出席庆典的森有礼却遭到袭击，第二天不治而亡，年仅42岁。刺客是一个激进国家主义者，他听说森有礼是基督徒却穿着鞋子踏进了伊势神宫（日本最神圣的神宫）后极为愤怒，认为这是亵渎神灵之举，于是挺身刺杀。

历史学家雷颐说：“从著名的启蒙先锋、坚定的自由主义者遽变为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坚定信奉者和最初的施行者，这是森有礼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许多日本启蒙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悲剧。”不过，和其他悲剧者比起来，森有礼这个国家主义者死在另一个国家主义者的刀下，给他的悲剧结局涂上了一层尴尬的色彩。

加藤弘之：思想的变节者

从一个天赋人权的思想旗手，滑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再进一步沦为对外侵略的理论制造者，加藤弘之的思想之路值得重视，因为这条思想轨迹也正是近代日本走过的道路。

1881年，刚上任不久的东京大学新校长加藤弘之对外宣布，不再印刷和发行自己的《真政大意》《国体新论》等宣扬天赋人权的著作。这意味着，他撤回了自己以前所主张的学说。这个决定在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作为一个有很高社会声望的著名知识分子，加藤弘之为什么要做出如此惊人之举呢？

加藤弘之生于幕府末期，很早就学习兰学。他是思想家佐久间象山的弟子，与吉田松阴是师兄弟。1856年，普鲁士国王赠送幕府电报机和照相机，20岁的加藤弘之被派到德国领事馆学习使用技术，又开始学习德文。

在学习外文的过程中，加藤弘之对“天赋人权说”产生共鸣。他逐渐认识到，西方文明的本质并非“武备”而在“政体”，于是转向研究政治学。他写出了专著《邻草》，阐述议会制度的必要性，是日本国内最早介绍欧美立宪思想的著作。

《邻草》也谈到了中国。文中的“客”向加藤弘之提出一个现实问题：“近得情报，清主败奔沈阳（实为承德），而不得还北京。英法势力猖獗，‘长毛贼’（太平天国）乘虚而益呈威势。值如此变局，中国前途何望。”加藤答曰：清朝亟须变革，论变革应从“上下分权”起，然后“有德有才之士”得以治“暗昧愚昧”之下。由此看来，加藤弘之把民众权力看得十分重要，他向往民众参政，纠正国弊。

据考据，日本最早表达“天赋人权”思想的文献，是1873年由青木周藏依据木户孝允嘱托执笔写成的《大日本政规》，其中有“保护各人固有的天赋的权利”的内容。但是，把“天赋人权”作为一个完整概念予以表述的，则是通晓外文的加藤弘之。1875年他在所著《国体新论》中首次把“natural right”（自然权）译为“天赋人权”，加藤由此被尊为日本“天赋人权说”的首倡者。在幕府统治末期，加藤弘之站在了日本思想界的前沿，思想之先进远远超过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学者。

和福泽谕吉一样，加藤弘之也供职于幕府，曾官至江户幕府大目付勘定头，相当于财政和民政的监察首长。幕府被推翻后，加藤弘之又在新政府出仕，历任日本学界、政界官职，成为明治政府最重要的御用学者之一。1870年他走进皇宫，为天皇讲授欧美政体，为皇后讲解历史风俗概要。这种侍读的工作持续了数年，为他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望。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日本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如何建立一个现代政府？加藤弘之先后撰写了《立宪政体略》、《真政大意》和《国体新论》三本著作，探究这个时代命题。他认为，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为使臣民各自不受他人屈害，保护臣民之生命、权利及其私有此三者”。为达此目的，关键就是建立立宪政府。怎么才能在日本这样的后发国家建立立宪政府呢？首先是制定宪法，用宪法保护臣民的权利和义务，然后再用相应的理念和实践教育民众，使民众通晓并认同自由民主的理念。

这意味着，加藤弘之的思想从“天赋人权论”发展到如何保障人权。他的上述三本著作一直是日本的宪政理论资源，为“二战”后日本顺利地实现宪政转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思想基础，因此被誉为日本版的《政府论》。不过，当时社会上的“皇学者”“勤王家”抨击加藤弘之，指责这些书蔑视日本传统天皇制国体。

加藤弘之没有退缩，他还和森有礼、福泽谕吉等共同创立日本最早的启蒙学术团体“明六社”，致力于介绍“天赋人权论”，传播民权、平等的启蒙思想，介绍立宪政治。作为思想启蒙运动中的一员健将，加藤弘之备受尊敬。

但是，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主张举行大选、经民选产生国会的呼声高涨之时，加藤弘之却与其他启蒙家产生了分歧。在他看来，人民知识不够，设立民选议院为时过早，时机尚不成熟，“让我国开化未全之人民共议天下之事，并欲采其公议制定制度宪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大凡人民智识未开，就先以得到大量自由权利，其时尚不知施行权利之正道，反而因此陷入自暴自弃之中，遂伤害国家之治安，岂不可惧”？

加藤弘之急速地从自由、民主、立宪的思想圈中退出，开始寻找新的思想资源。

随着社会进化论传入日本，“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理论如当头棒喝，给日本知识分子以极大震撼。因为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追求富国强兵的目标，但是并没有理论支撑，只是以为只要学习追赶欧美列强就可以达到目标。而社会进化论认为，国家之间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要想成为强国必须不择手段地在残酷的竞争中获胜。比起天赋人权论，这种社会进化论更容易被后发国家推崇，成为它们“富国强兵”的理论依据。

加藤弘之也被这种新的学说所吸引。在读了达尔文等的进化论和德国国家主义政治学家著作之后，他认为世界是一个以“优胜劣汰”为法则的社会，在列强环伺的险恶的国际环境里，日本要实现富国强兵，就要依据“适者生存”的原则来发展。民主不适合日本国情，日本需要的是威权政体。国家最为重要，人权要服从于国家的需要。从此，他成为反对日本开设议会、反对“天赋人权”的保守主义者。

1881年，在被政府任命为东京大学校长之后，加藤弘之为了向政府示忠，声明自己的早期著作一概绝版。第二年，他出版了《人权新说》，公开宣称，社会成员各有优劣，“人间的生存斗争和优胜劣汰是必然的”。在一个“优胜劣汰”的社会里，主张人天生便有相同平等地位与权利的天赋人权说仅是一种“谬见妄说”。他强调，国家要握有大权，国家唯有通过庞大的权力才能保障个人的权利。

《人权新说》成为加藤弘之思想转向的标志。曾高举“天赋人权”理论大旗的他不仅转向成为强权论的极力鼓吹者，主张国家主义、天皇专制主义，而且基于社会进化论的立场，对自由民权思想进行猛烈的批判，引起了一场著名的思想交锋。

论战主要集中于人类权利是否为天赋、人类要获得权利是否只能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手段、人权与法权有无区别等焦点问题激烈展开。日本社会舆论大多数不赞成加藤弘之的观点，一些学者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加藤弘之出版《人权新说》的当年，中江兆民写成《民约译解》，把卢梭《民约论》译介到日本，有意将“日本的卢梭”的事业进行到底。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1889年日本颁布的第一部宪法中写入了人权保障内容。尽管如此，1890年以后，社会达尔文主义被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接受。

加藤弘之仕途通畅。他先后担任东京大学校长、帝国大学校长兼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校长，还曾担任多年的高等教育会议议长、教科书调查委员会会长、教育调查会总裁等职务，被称为“明治时代官界和学界的总帅”。随着社会进化论逐渐成为日本思想主流，加藤弘之所鼓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为日本构建近代化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更可怕的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逻辑也开始被运用在国际政治上，成为日本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舆论先导。

晚年的加藤弘之被选为贵族院议员，担任宫中顾问官、枢密顾问官，官越做越大，思想也越走越远。他主张“国家有机体论”，认为必须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服务。在他看来，“日本在全世界有无比优越的国体”。国粹主义一旦与国家主义相结合，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帝国主义。加藤弘之说：“只要为自己的利益幸福，则对于他国而起的侵略战也没有可非难的理由。”公然为日本向外侵略扩张制造理论根据。

在世界思想史上，像加藤弘之这样思想急剧转变的人，是非常罕见的。从一个天赋人权的思想旗手，滑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再进一步沦为对外侵略的理论制造者，加藤弘之的思想之路值得重视，因为这条思想轨迹也正是近代日本走过的道路。日本的案例警示后发国家，必须摆正人民自由与国家富强之间的关系。如果不以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一个国家就不会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如果忽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追求富强目标的后发国家就很容易走上对内专制、对外侵略的邪路。

殷鉴不远，能不慎乎？

福地源一郎：一个报人的复杂人生

福地源一郎一生毁誉参半，他丰富的经历是明治时代的一面镜子，折射着这个东亚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与媒体的复杂关系：从利用到打压，从寄予厚望到严加管制。这个过程不仅导致媒体人动摇分化，也使得民众从“文明开化”重回愚昧封闭，成为国家的工具。

明治政府军打败幕府军队之后，依附于幕府的各种人物纷纷逃走。就在江山鼎革之际，却有人在江户创办报纸《江湖新闻》，发表支持幕府的文章，言辞激烈地抨击明治政府。

这个“不识时务”的人，就是福地源一郎，一位27岁的幕府下层官员。

一

福地源一郎出身于医师家庭，年轻的时候在长崎和江户学习英学，18岁起就在幕府做官。因为英语水平高，他曾两次作为幕府使团成员访问欧洲。他看到英国记者敢于直言不讳，深为折服，从此在心中埋下了创办报纸的种子。只是没有人会想到，他会在江山易色的时候办报纸、论时政。

福地源一郎在一篇名为《强弱论》的文章里说，新政府的大权并没有回归天皇，而是落在了萨摩和长州两藩手中，明治政府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新幕府而已。这种大胆言论，自然引起明治政府的不满。明治政府进驻江户后，立刻没收《江湖新闻》底版，勒令停止发行，并以“国事犯”的罪名逮捕了福地源一郎。就这样，福地源一郎成为明治时代第一个因言获罪的记者。

明治政府发布命令称：“今后未获官许的报纸一律取缔。应将所有木版上缴，十日之内不得存留。若有藏匿者，即为邪门歪道之事。”不久，明治政府制定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新闻法”《报纸印行条例》，规定报纸只要对当时的政治和法律不妄加评论，即可获准出版发行。此举消除了报纸对政府的批判，导致反对明治政府的报纸迅速走向溃灭。

在政府要人木户孝允的协调下，福地源一郎无罪释放。失业的他开设私塾，以教授英语和法语为生。后来，在旧日幕府同僚涩泽荣一的推荐下，福地源一郎进入大藏省，成为明治政府的一名官员。

1871年12月，岩仓使团启程赴欧美考察，福地源一郎作为书记官随行。旅途中，使团全权副使、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很喜欢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人，希望他能够成为“自己人”，可是福地源一郎不愿意攀缘富贵。两人之间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福地：我知道如何得到阁下信任的秘诀，只要这般这般……的态度予以应接，相信必定能得到阁下的信任。

大久保：那么你为何不那么做、努力来获取我的信任呢？

福地：小生无法这样做，承蒙关照，还请见谅。

如此狷介的个性显然不适合官场。因此回国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874年，福地源一郎辞官而去，投身媒体，成为《东京日日新闻》的主笔，再次拿起笔，痛论时事。

二

进入19世纪70年代，日本的报纸蓬勃发展起来。因为明治维新把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殖产业兴作为三大国策，要推动改革就要开民智，而报纸显然是开民智的好办法。

1871年，明治政府制定《新闻纸条例》，规定新闻纸应以“开启民智”为目的，登载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内容，不必局限于惩恶扬善的说教。某些虽无甚益处但只要是无害的“杂谈”“谐谑”，也可见诸报章。此外，还强调新闻文体宜浅显易懂，应避登“奇字僻文”。

当时的办报环境甚为宽松，只要具备一定的人、财、物等条件，“并不需得到官方许可就能随便发行报纸”。因此，一批报刊陆续出版，许多才华横溢、具有独特见解和人格魅力的年轻人投身媒体。

《东京日日新闻》的口号是“争论之下，真理显现”，因为它关注时事，采用口语体裁，平易近人，颇受大众喜好。福地源一郎加盟该报之时，日本政坛上围绕“征韩论”的激烈争论刚刚结束，板桓退助、江藤新平等退出政府，向政府提交了请愿书，要求设立民选议院。请愿书刊登在报纸上，影响巨大。以此为开端，自由民权运动兴起，报纸的舆论力量开始凸显。

这种情况引起官员的警觉。政府逐渐放弃宽松的言论政策，转而以法律来压制言论自由。1873年10月，明治政府修改了《报纸印行条例》，增加了许多限制报纸出版发行的条款。两年后，政府又发布了新的《报纸条例》，详细规定了报纸发行人的责任细则，对报纸的发行手续做了种种繁杂、严密的规定，并首次明确了严厉的处罚规定，对那些刊登批判政府言论的报纸进行取缔。

与新的《报纸条例》同时公布的，还有《谗谤律》。该法令对冒犯、诋毁皇族、官吏以及华族、士族、平民的行为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处罚规定，如“冒犯乘舆者，处以三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监禁、50日元以上1000日元以下罚金”。后来，政府又颁布命令，“已经允许发行的报纸、杂志、杂报一旦被认定为妨害国家安全，应禁止或停止其发行”。

日本新闻界进入了“言论恐怖时期”。有媒体人评价说：“我们就像被关进笼中的鸟，就像自由驰骋的野马被关进栅栏。”甚至有人愤慨地称，这两个法规将“重蹈秦始皇焚书坑儒覆辙”。据统计，在1875—1880年间，因触犯言论统治政策而引发的“笔祸事件”达到200件以上。尽管如此，对政府言论统制政策进行批判的情况仍在继续。

1876年6月28日，在《报纸条例》和《谗谤律》公布一周年之际，《东京日日新闻》《朝野新闻》《读卖新闻》等媒体记者在东京召开“新闻供养大施饿鬼会”。一位记者在会上诵读“祭新闻纸文”，对政府扼杀新闻自由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和讽刺：“三千余万人民各自具备五官四肢，然皆蠢然如虫，口不能吐一言，笔不得草一论，唯以政府之令、官吏之言为最高无比道理加以尊奉而已。”

尽管编辑和记者接二连三地遭到逮捕，一些报纸依然风骨不改，批评政府。有学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报界状况：“新闻杂志愈出愈盛，其数十百而犹不足也。虽然其间朝兴而夕亡，昨倒而今起，或触条例则罹法网，或犯谗谤律则科罚金。又蒙禁止者有焉，又命停止者有焉，纸面之改良，题号之更正等，沿革兴亡实可惊者多焉。”

在这样的时代里，福地源一郎一直站在新闻界的前沿，担任《东京日日新闻》的主笔。不过，与批判政府的民权派不同，福地源一郎秉持支持政府的渐进主义。该报设立社论栏，刊登对抗民权论的社论。因为该报与政府关系密切，获得了发表太政官记事和公报的特权。政府称赞《东京日日新闻》“新闻畅达，智识进步”，购买该报供官员阅读。

三

1877年，西乡隆盛在鹿儿岛举兵，西南战争爆发。福地源一郎担任战地记者，因报道前线战况而声名鹊起。在此期间，他与福泽谕吉被合称“天下双福”。后来成为著名政论家的德富苏峰当时就极其崇拜福地源一郎，立志成为一名记者。

西南战争以失败告终，但是民权运动却益发高涨。各报社纷纷组织力量，或刊登介绍西方自由民权思想的文章，或延揽雄辩名家发表演说，向大众灌输自由思想，号召人们推翻藩阀政府，争取自由民权。

这让政府中的那些藩阀巨头坐立不安。政府更加强化对报纸的控制，甚至施以重典。《东京曙新闻》临时总编在报上发表社论，大力推崇“国民自尊精神”，主张实行立宪政治。政府以谗毁、诽谤天皇为名，对他处以两年监禁。

政府一方面重拳打击，另一方面采取拉拢、收买的怀柔政策。在言论统制和怀柔政策的双重打击之下，除了极少数记者坚持从事笔政外，有不少深受读者喜爱的报界名人窥测政局动向，以报社为“跳板”进入政府或议会，甚至担任要职。

福地源一郎没有离开报界，1881年他还升任《东京日日新闻》社长。不过，在政治的高压下，这个亲政府的报纸完全变成政府御用媒体。它接受政府的补助金，为政府说话。在伊藤博文的暗中支持下，福地源一郎等还创立“立宪帝政党”，以主权在君、制定钦定宪法为纲领。《东京日日新闻》成为政府御用的机关报，与自由民权运动对立。

1883年4月，政府公布新的报纸条例，扩大对报纸进行管制的范围、加大处罚力度。许多报纸被迫停刊，一些在自由民权运动中表现活跃的报纸逐渐丧失了生气，报纸上再也见不到笔锋犀利的文章。

与此同时，政府也想方设法引导舆论导向。1883年7月，在内务卿山县有朋的提议下，日本政府正式发行“官报”。山县在倡议书中说：“纵观世间形势，新纸杂报皆以慷慨激烈为主，攻击政府，诽谤朝廷……政府应向大众广为传播其主义、旨趣。”而“官报”就是“政府公然发布的新纸，以阐明其主义政道”。

山县有朋还确立了“官报为经，私报为纬”的办报格局。所谓“私报”，就是政府暗中资助报社而发行的半官方报纸，福地源一郎担任社长的《东京日日新闻》就是其中之一。“官报”创刊后，政府规定所有官吏必须阅读官报。这些措施既让“私报”丧失了公信力，也丧失了大量读者。

作为“私报”，《东京日日新闻》遭受巨大打击。1888年，47岁的福地源一郎怀着深深的失望，辞去社长职务，彻底离开报界。

四

福地源一郎退出报界的时机似乎并不恰当。因为一年后，《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其中第29条明确规定，“日本臣民在法律之规定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及结社之自由”。这似乎预示着日本报纸的春天再次降临。

其实不然。伊藤博文在《日本帝国宪法义解》中说，言论、著作、出版、集会及结社等行为“容易成为乱用之利器”，警察应该“采取必要处分以防止此等问题之发生”。该宪法第76条中规定，“法律、规则、命令等现行法令无论使用何种名称，只要不与本宪法矛盾，均有效力”。也就是说，此前制定的报纸条例、出版条例、集会条例等依然有效。

事实上，日本政府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了数量众多的言论统制法案。1893年、1909年日本国会先后制定《出版法》《新闻纸法》，详细规定了禁止刊登的事项，以及对违反此法者的行政、司法处分。在如此严厉的言论统制之下，大量报纸遭受处分，日本报界遭到了可怕的打击。

假如仍然留在报界，福地源一郎不可能再有作为。自从退出报界后，他进入文学界，以歌舞伎剧作家而闻名。他的代表剧作有《幕府衰亡论》《幕末政治家》等。这时距离幕府垮台已经三十多年，面对远去的历史，人们又开始怀旧，福地源一郎契合了时代的要求，获得了成功。

1904年福地源一郎当选众议院议员，两年后因病而亡，终年65岁。福泽谕吉则在五年前去世。从此，“天下双福”成为绝响。有人评价说，“福地的才华胜于福泽，可是意志的强度却远不如福泽”。

福地源一郎一生毁誉参半，他丰富的经历是明治时代的一面镜子，折射着这个东亚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与媒体的复杂关系：从利用到打压，从寄予厚望到严加管制。这个过程不仅导致媒体人动摇分化，也使国民从“文明开化”重回愚昧封闭，成为国家的工具。

山县有朋：军国主义理论的始作俑者

山县有朋作为始作俑者，主张以军刀作后盾，大力推行军国主义路线，从而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奠基人。耐人寻味的是，他的主张也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域。所谓主权线乃国家之疆域，利益线系与主权线紧密相关之邻近区域是也。凡能保全主权线及利益线者，方成为国家。当今列国并立，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防卫利益线。

这是山县有朋在1890年写下的一段话。当时他以首相身份，向帝国议会提交《外交政略论》，首次明确提出“利益线”的理论。这是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扩张理论，对日本的对外政策影响深远。“利益线”也成为山县有朋的理论标签，定格了他军国主义者的形象。

山县有朋出生在长州藩，和伊藤博文既是老乡，也是吉田松阴私塾的同门弟子。他早年参加“尊王攘夷”活动，是“攘夷”运动的急先锋。在推翻幕府统治的戊辰战争中，山县有朋率军征战，先后攻占长冈、若松等战略要地，颇有战功。

维新政府成立后，山县有朋赴欧洲考察军事。他痛感日本军队的落后，归国后即致力于建设日本近代陆军。根据山县有朋的建议，日本政府于1873年颁布《征兵令》，确立了现代的征兵制度。他大力推行德国军制，整顿陆军教育机构，创立军医处，逐步把日军建设成一支近代军队，因此被称为“日本近代陆军之父”。

1877年，山县有朋一手制订作战计划，镇压了西乡隆盛的鹿儿岛叛乱，从此权势和影响力与日俱增。第二年，他创立一个相当重要的军事部门——参谋本部，亲自担任参谋本部长。参谋本部直属天皇，可以直接指挥陆军，负责所有陆军作战计划的制订。作为日本后来历次对外侵略战争的核心机构，参谋本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废除。

和同时代开明的政治家不同，山县有朋思想保守，不能容忍民众对抗、批评政府，坚决反对自由民权运动。他把自由民权运动家视为敌人，指责自由民权运动“盯着民权、诽谤政事、中伤官吏、暴论诽议、无所不为”，“如任其蔓延，必将祸害天下”。

1878年，山县有朋发表《军人训诫》，强调勇敢、忠诚和服从天皇的旧有美德，“保卫国家，维护国权，全凭军力，军力消长关乎国运盛衰。不为舆论所迷惑，不为政治所约束，恪守忠节本分乃军人之唯一正道。应牢记义重于泰山，死轻于鸿毛”。

在山县有朋的推动下，明治天皇颁布《军人敕谕》，开宗明义称，“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率”，此乃日本的“国体”。它强调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率权，要求军人绝对忠诚。《军人敕谕》体现了山县有朋的思想，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889年，这位51岁的维新元老受命组阁，成为继伊藤博文之后的日本第二任首相。一上任，他就提倡尚武精神，建立金鸱勋章以授予将来武功超群者。他颁布《帝国教育敕令》，强化军国主义教育。他还对警察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制定《保安条例》，镇压民主运动。

也是在这一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大日本”的说法第一次出现。在经过二十多年的维新之后，当时日本近代化的成效卓著，经济发展，国力渐强，日本的民族主义也渐渐高涨起来。可是，民族主义一方面自信心满满，认为日本了不起；另一方面又认为日本危机重重，国际环境对日本不利，应该用军事手段等强硬的外交来争取最大利益。那些民族主义的执政者则相信，日本应该像发达国家那样，动员军队、公众舆论和经济资源加入帝国主义的行列。

山县有朋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1889年12月，他出任首相不久，就向内阁提出了《外交政略论》，明确提出“利益线”的扩张理论。他将琉球半岛、中国台湾一带作为日本的利益线，并把朝鲜作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后来，他在《军备扩充意见书》中又主张，日本应该不断扩充军备，否则就无法维护“主权线”，更不能扩大“利益线”，难以成为东洋的霸主。

从此，所谓“主权线”与“利益线”的扩张理论成为日本近现代史上的大陆政策的先导。山县有朋作为始作俑者，主张以军刀作后盾，大力推行军国主义路线，从而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奠基人。耐人寻味的是，他的主张也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政变”之后，日本开始大力发展海军。日本认为朝鲜是清政府的藩属国，因此中日必有一战。建设海军要花费无数资金，必然需要增加税收。可是在政府和媒体的鼓吹下，民众接受了“国家需要”之类的花言巧语。他们在虚幻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的蛊惑下，支持政府加强军备，支持政府发动“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战胜清朝后，日本国内掀起了一股高涨的爱国浪潮，日本政府也利用这种到处蔓延的沙文主义情绪，进一步发展扩张主义政策。

1895年4月，山县有朋提出了一份旨在扩大日本军备力量的意见书，他宣称：“我国军备从来专以维护主权线为本。但欲使此次战胜之果不致成为泡影，进而成为东亚之盟主，则必须设法扩张利益线。然而，现在之军备，今后以维护主权线尚且不足，又何以扩张利益线而称霸东亚耶？”这份扩充军备意见书标志着，日本国防战略思想从“维护主权线”彻底转向“扩张利益线”，称霸东亚。

日俄战争之后，经过山县有朋亲自修改的《帝国国防方针》中明确提出：“如欲扩张国权，增进国利民福，就必须向世界各个方向发展经营。维护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中牺牲数万生灵及百万资财方才获取之满洲及韩国利权，推动向亚细亚南方及太平洋彼岸扩张之民力发展，乃帝国施政之大方针。”

山县有朋权倾朝野，为人严厉，阴沉专横，很多人不喜欢他，自由民权人士更将他称为“民众之公敌”。1922年，83岁的山县有朋去世时，丧礼冷清，不少人还拍手称快。

可是，山县有朋的军国主义理论仍然在发挥作用，他培育的“皇军”后辈继续活跃在军政界。在他们的鼓动下，日本的“利益线”并没有固定下来，而是不断扩张。先是发展出了所谓“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的理论，而后又扩大到了整个太平洋。于是，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从全面侵华战争到太平洋战争，不再回头，直到战败为止。

军国主义是一列缺乏制动的火车，等待它的只有毁灭。

德富苏峰：一生被野心驱使

德富苏峰一生被此种野心所左右，从反对藩阀政治的平民主义者到狂热鼓吹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者，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到狂热的天皇主义者，从一个主张“以平等为堡垒，以自由为枪炮”的“文明绅士”到主张以铁腕统治世界的“豪杰君”，给人们留下许多思考。

从一个宣扬自由民权的思想家，转变为侵略战争的狂热鼓吹者，需要多少年？德富苏峰的答案是：三年。

德富苏峰是日本近代史的活化石，九十四年的漫长生涯穿越幕末、明治、大正、昭和四个历史时期。他见证并参与了日本帝国从兴起到衰落的全过程。他曾因为高调宣扬民主自由，而被誉为“福泽谕吉之后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他也曾因为充当军国主义政府御用喉舌而成为“甲级战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命令日本销毁他所著述的一系列教科书。

从文明开化走向侵略扩张，从自由民权转向皇权专制，这就是日本近代的历史进程，也是德富苏峰的思想轨迹。

一

德川幕府被推翻那一年，德富苏峰还是一个4岁的孩子，整天无忧无虑地奔跑在熊本市乡村的街头。作为九州西部临海的城市，熊本市以拥有宏伟的城堡著称于世，是“日本三名城”之一。

德富苏峰的父亲是一位纺织业商人，也是著名学者横井小楠的得意门生，在当地颇有名望。幼年的德富苏峰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不过主要是传统的汉学训练。随着明治维新的开展，各地的私塾纷纷被洋学堂取代。12岁时，德富苏峰转入熊本洋学堂，开始接受新知识。尤其是学校印刷的地方小报《白川新闻》和《熊本新闻》，激发了这个少年将来做新闻记者的愿望。

一年后，德富苏峰离开家乡。经人介绍，德富苏峰进入新岛襄创办的京都同志社学习，并受洗成为基督徒。虽然德富苏峰对基督教没有热情，但是他对自己的洗礼教师新岛襄十分崇敬。新岛襄是幕末偷渡美国、留学海外的英雄人物，思想解放，吸引了许多青年人。

德富苏峰少年时代来到京都，是他的人生幸运。此时正逢维新改革，文明开化运动火热推进，西方文化不断涌入，东西碰撞激荡，京都的思想界非常活跃。同志社有不少报纸、杂志，德富苏峰一旦有空就埋头阅读，眼界大开，更加坚定了要当记者名扬天下的决心。

17岁时，德富苏峰回到家乡，因为父亲的收入无力供养他们四兄弟读书。为了补贴家用，德富苏峰开办了“大江义塾”，以学生自治、师生平等的方式，培养学生的自由民主精神，深受欢迎。弟子中有一人名叫宫崎滔天，后来追随孙中山，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传奇人物。

德富苏峰当然不愿以村塾先生终此一生。这个年轻人梦想的是改变现状，奋斗成名。比起眼前的三尺课桌，他更关心的是自由民权运动。

当时，自由民权运动进入高潮，席卷全国。德富苏峰参加激进自由党在九州的地方组织，成为一个活跃的自由民权分子。暑假期间，他带领学生来到民权运动的中心东京，参加自由党的辩论。他聆听自由党总理板垣退助的演讲，与著名民权理论家中江兆民、田中卯吉、马场辰猪等过从甚密。马场辰猪赠送他《日本民权改正论》等西方学者的日文译著，使他眼界大开。德富苏峰说：“我原来的政治思想起源于横井小楠，并受新岛先生基督教感化，现在又受西洋人感念感应，恰如水乳交融。”

在藩阀政府的打压下，自由民权运动走向低谷，德富苏峰怏怏而归。但是他不甘寂寞，又前往自由民权运动的发源地高知县，与自由党激进派人士会面，希望重整旗鼓。但这些人士也意气消沉，让他对此颇为失望。他作诗感叹道：“冰心一片向谁说，独向梅花读楚辞。”

德富苏峰回到家乡，埋头研读《美国民主》《国民》《英国史》等西方民主著作。此时他已经决定不再受制于人，而是另起炉灶，自成一家，“吐出光焰万丈长”，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先后撰写了《第十九世纪的日本青年及其教育》、《官民调和论》和《将来之日本》等大量文章，宣扬自由民主，抨击藩阀专制。在民权运动衰落、舆论界沉寂的时期，这些政论文章如空谷足音，引起巨大的反响。德富苏峰在舆论界声望大起，赢得一大批青年追随者，知名学者也纷纷给予他高度评价。

1886年，德富苏峰解散大江义塾，举家迁往东京，参加舆论界的角逐。他满怀豪气地公开宣称，“我等并非老死田舍者，逐鹿中原之时已经到来”，“予本好政治……欲引导世间政治按我之希望而运动……若称之为野心，则此种野心正如火如荼”。

在一个崇尚谦虚的国家里，如此坦陈志向的人并不多见。即使在经过了将近二十年的“文明开化”之后，日本人仍然个性内敛。一个来自远方的“外省人”，竟敢口出狂言，怎能不令人侧目？

二

在德富苏峰迁居东京的第二年，外务卿井上馨在鹿鸣馆举行了一场西方式的露天花园酒会，目的是取得同西方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机会。这时明治维新已经二十年了，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这个国家的气质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好像整个国家决心完全欧化。不过，这种欧化主义又激怒了国内的民粹派，他们反对文明开化，要求保存日本的“国粹”。与此同时，藩阀政治继续盘踞日本政坛。

在政局复杂、思想多歧的形势下，德富苏峰仿照美国《国民》杂志，在东京创办《国民之友》杂志，编辑部取名民友社，介入了日本的舆论界。《国民之友》把矛头指向当时以“鹿鸣馆”为代表的贵族欧洲化主义，第一期即集中攻击伊藤博文等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照搬欧美。第二期则在举国关注的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上，指出外交之忧患不在外而在内。这些文字正击中舆论的兴奋点，因而大受欢迎。《国民之友》第一期发行量达数万之多，一炮打响。

德富苏峰抨击欧化的藩阀政治家，但是并没有倒向民粹主义。他在创刊号上阐明，《国民之友》的办刊宗旨是将“世界文明实现于日本”，“使日本世界化”。他在文章里对国人做出了这样的警告：“若是你因为厌恶损害民族尊严而不愿步入文明世界……那么，对日本的感情会增长，对世界的感情会减少，从而国家观念会滋长，全人类观念会消退，接着保守主义思想会出现，进步精神就会消亡，于是我们的国家就会失去其根本活力……停止修订条约，但不要阻碍19世纪日本前进的步伐！”

与此同时，德富苏峰也批评自由民权运动有贵族化的倾向，使人们把政治看成是贵族的特权，从而使政治世界脱离了它的现实基础——生活世界。他反对抽象地谈政治，厌恶那种空洞的政治激情，主张立足于平民的生活世界改造政治，唯有平民才是政治的主人。德富苏峰独树一帜，提出了自己的“平民主义”。他认为，进入明治二十年以后，维新大业已经走向荒废，有必要进行“二次革命”或者“二次维新”，而推进“二次革命”或“二次维新”的主力军是“明治青年”和“田舍绅士”。

在德富苏峰看来，以往的日本社会是以军事组织为范型建立起来的，因此武力成为立国之本，国家对内实行超经济强制，对外进行武力争夺。顺应由“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过渡的历史趋势，就要改良政治，首先必须改变在日本有政府而无人民的现象，将政治与国民生活密切地结合起来，以生产机关为范型建构社会组织，使整个社会实现由重武备向重生产转型，以自由平等取代专制等级，以经济竞争取代武力争夺。

德富苏峰以其雄健的笔锋，成为几乎与福泽谕吉齐名的第二大思想家。他创办的《国民之友》吸引了民众的关切，尤其得到了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年轻人的喜爱，田口卯吉、中江兆民、新岛襄等社会名流也纷纷投稿助阵。盛名之下，朝野瞩目，德富苏峰的“野心”得到极大满足了吗？

三

作为平民主义的倡导者，德富苏峰提倡民权，反对对外战争。他在《将来的日本》一书中曾断言：“没有‘居住于茅屋之中’的劳动人民的幸福，则‘绚烂之军备，辽阔之殖民地与强大之帝国’均无任何价值。”

可是令人意外的是，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前夕，这位自称“彻底反对武力主义者”的平民主义理论旗手，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发表《日本国民的膨胀性》一文，提出了“大日本膨胀论”，狂热地呼吁对清朝的战争。

德富苏峰认为，日本人口不断增多，六十年后“如果不能把日本国土的面积增加到两倍，则今日的人口与国土的比例就难以保持”。所以现在就要抓紧进行“国土面积膨胀”，膨胀所需的国土就在中国。他呼吁日本政府抓住“日本和清国开战的机会”。换言之，就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活动的好机会。日本要敢于利用侵华战争，迫使中国“订立北京城下之盟”，获得几个亿日元的赔款，从而确立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三百年来收缩的日本，一跃而为膨胀的日本”。

“我不主张为了战争而战争。我也不提倡抢夺他国的土地。”就在开战前两天，德富苏峰还在鼓吹，“但是我坚持要求对中国作战，为的是把日本从一个迄今向内收缩的国家改造成为向外扩张的国家。”在他看来，“如果错失良机，就会在中国人面前抬不起头，在朝鲜难以立威，在列强面前颜面扫地，国民情绪难以遏制，列强会借机插手，日本将士气大跌，退回闭关锁国的老路”。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德富苏峰马上声称：“举国一致对付清国是当务之急，为此我愿意牺牲我所有的一切。”他以社长身份，派出30余名随军记者，宣扬大日本帝国的赫赫战功，极力煽动狂热的民族情绪。

德富苏峰还亲自执笔，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发表了《好机会》《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战争和国民》等一系列文章，引导朝野舆论，鼓吹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在行使“文明之权”，帮助朝鲜脱离落后的中国裹挟，走向文明世界。1894年12月，他将有关文章结集，出版了《大日本膨胀论》一书。这本书标志着德富苏峰以侵略扩张为主旨的“膨胀论”理论体系的形成。

德富苏峰的突变并不是偶然的。19世纪90年代以后，明治维新的成果开始显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也越来越接近。作为东亚强国，“下一步日本向何处去？”成为知识分子思考的时代命题。当他们习惯性地环顾世界、寻找学习榜样的时候，发现世界进入了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欧美列强纷纷将自己的势力范围伸向世界各个地区，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竞争的速度在加快。

于是，日本的知识分子中发生了激烈争论。一派主张“和平膨胀”，也就是“和平崛起”，坚决反对将“爱国主义”作为侵占的基础；另一派则主张“武力膨胀”，也就是学列强做法，走侵略扩张道路。最后，“武力膨胀”占据上风。“爱国主义”是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旋律，“武力膨胀”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表现，甲午中日战争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欢迎。因为日本社会普遍认为，世界是个危险丛生的地方，西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对日本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日本在国外采取行动侵略是正当的。

至于德富苏峰本人，思想转向并非无迹可寻。早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1890年德富苏峰创办《国民新闻》时就提出：改良政治、改良社会、改良文艺、改良宗教。这个办报方针说明，在自由派、保守派和政府之间，他更倾向于政府。1992年，德富苏峰出版《吉田松阴》一书，称赞吉田松阴“实为膨胀的帝国主义的先驱者”，备极仰慕之情。1993年，他发表文章，强调日本要有“自主的外交”，要寻找“扩张日本的途径”。

饶是如此，德富苏峰作为一个高调的平民主义者，转而鼓噪强权和武力的帝国主义，仍然令人难以理解。就连他的亲弟弟、作家德富芦花也与他发生矛盾，后来兄弟失和，分道扬镳，直到二十多年后德富芦花临死前，两人才见了最后一面。

面对舆论对他“变节”的指控，德富苏峰拒不承认，反而辩解说，自己从平民主义转向帝国主义是顺应世界大势，是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他说：“吾之观点由和平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乃彰明较著之事实，但切莫忘记，此种发展（第一）与甲午战争前后日本之地位有所不同，（第二）与世界之大势日益趋向帝国主义此二事紧密相关。”

显然，在这个“野心正如火如荼”的知识分子看来，自己并非“变节之徒”，而是顺应时势的“识时务者”。

四

“时值四月末，春天刚刚来临。高大的柳树正发芽吐蕊，华北的花朵此时开的最盛，芳香扑鼻。田野一望无际，春风吹拂。我四处游览，想到这是我们的新领土，感到无比激动和满足。”

这是1895年4月初，德富苏峰在日记里写下的一段话。当时他站在日军已实际占领的辽东半岛上，踌躇满志，得意扬扬。

岂料几天后，俄国、法国、德国三国突然出面武力干涉，强迫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消息传来，德富苏峰“气得无法用泪水表达”，并且“不屑于在已还给另一个大国的土地上再作片刻停留”。他从旅顺港海滩上挖出一把鹅卵石，用手帕包起来，作为他“痛苦和屈辱”的“纪念品”，匆忙登船回国。

“三国还辽”事件让德富苏峰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强大”，也使他更加崇拜军事实力。他怀着极度复杂的心情，来到内心愤恨的对手——俄国进行考察，以新闻人的身份接触了著名作家托尔斯泰。当托翁当面向他指责日本效仿列强，对邻国诉诸武力时，德富苏峰居然辩驳说，在列强面前，日本其实是“多年的屡屡受害者”。

其实，这是当时日本人的普遍认识。在日本人看来，甲午中日战争表明日本已经是一个强国，但是却得不到列强的承认。只有通过侵占的方式发展自己，才能使其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与扩张中的西方列强相抗衡。因此，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日益盛行。它对内维护天皇作为国家主权者权威的神圣性；对外追求扩张日本的国权，建设强权国家。

这种皇权至上，带有盲目狂妄性、以军国主义为目标的国家“本位主义”，很快战胜了追求国民平等的“民权运动”，成为日本的主流价值观。作为曾经的自由民权运动舆论家，德富苏峰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的旗手。他认为，日本在前进的道路上“树了许多敌人”，最大的障碍是西方列强。日本要“卧薪尝胆”，树立起与西方抗衡争逐的观念。

德富苏峰提出“国家第一，办报第二”的方针，彻底堕落成政府的喉舌。他以报界巨头自居，野心勃勃地深度介入政治。他先是出任松方正毅内阁的“敕任参事官”，后来又支持藩阀政治家桂太郎，直到1913年桂太郎死后，他才心灰意冷地脱离政界，重新开始“文章报国”的著述生涯。

德富苏峰不断抛出宣扬开创、巩固日本在亚洲乃至世界的霸主地位，阐述侵华“膨胀”理论和对外军事扩张的大量著述，成为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的炮制者之一。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他出任“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的会长，参与起草《日本太平洋战争诏书》，因宣传皇室中心主义和法西斯思想有功被授予文化勋章。他受到权力的庇护，威势显赫，以至于若有国民胆敢批评他便被判“国民不敬罪之虞（一般来说，只有当国民发表对天皇的不敬言论时才被判此罪）”。日本战败后，他被列为“甲级战犯”。1957年德富苏峰去世，一颗如火如荼的燃烧了九十四年的“野心”终于熄灭。

在国家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应该成为航向守望者，不时地发出警告，而不是追随潮流，更不能被个人野心驱使。德富苏峰一生被此种野心左右，从反对藩阀政治的平民主义者到狂热鼓吹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者，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到狂热的天皇主义者，从一个主张“以平等为堡垒，以自由为枪炮”的“文明绅士”到主张以铁腕统治世界的“豪杰君”，给人们留下许多思考。

在一个崛起的后发国家里，知识分子应该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观、应该如何自处？德富苏峰是一面镜子，值得知识分子认真对照，深刻省思。

幸德秋水：“这是一场暗黑的审判”

从1910年底到1911年1月，被捕的数百名社会主义者遭到秘密审判，大审院（日本最高法院）以“大逆罪”判处幸德秋水等24人死刑。幸德秋水在法庭上痛斥公诉方：“连一个证人调查都不做，却胆敢做出如此判决——这是一场暗黑的审判，汝等要知耻！”

著名自由民权理论家中江兆民晚年在大阪创立“法学塾”，成为青年学子的向往之地。在多达两千名弟子之中，幸德秋水最能得其精髓，因而获得中江门下“麒麟儿”的美称。

1871年，幸德秋水生于高知县没落商人家庭，父亲早亡，遂与母亲相依为命。他生来体弱多病，终生受胃肠病和结核病的折磨。虽然他聪明好学，文笔流畅，却因病弃学，未能取得中学毕业资格。这些不幸的遭遇让幸德秋水心中郁结了不平之气。

幸德秋水很早就对政治发生了兴趣。16岁时，他第一次离家远走东京，投入自由党活动家林有造门下，充任书童。可是仅仅数月之后，明治政府公布《保安条例》，以暴力将民主斗士驱逐出京。幸德秋水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政治挫折，回乡避祸。

两年后，幸德秋水来到大阪，成为中江兆民的弟子。在恩师的指导下，他研读儒家著作，深受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和仁政、非战等观念的影响。他后来曾说：“我是由儒家进入社会主义的。”不过，当时他主要受中江兆民的思想影响，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还不知道社会主义为何物。

在中江兆民的推荐下，幸德秋水成为一名记者。这位年轻的新闻人鼓吹自由民权，抨击军阀官僚政府的专制横暴，揭露官僚政客的腐败堕落和社会黑暗，文笔雄劲有力，成为有名的政论家。

在19世纪末期，随着工业化的急剧发展，日本的阶级敌视、劳动纠纷等社会问题开始凸显。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状态，刺痛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幸德秋水认为自由民主运动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逐渐转向社会主义。他主张对社会组织实行根本改革，明确指出解救之策唯有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任务已不能寄希望于资产阶级，要由社会主义者来完成。

1901年4月，30岁的幸德秋水发表《我是社会主义者》，公开宣告信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1901年5月，幸德秋水与片山潜等发起成立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当天就被当局取缔了。一个月后，他发起成立“平民社会党”，又遭禁止。不过，当时日本政府的管控能力毕竟有限。它没有逼迫报社开除幸德秋水，也无力禁止幸德秋水出版著作。幸德秋水出版的《社会主义神髓》等书通俗易懂，广为流传，扩大了社会主义影响。1904年，他与朋友合作，第一次把《共产党宣言》用日文介绍到日本。《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就参考了日本译本。

日俄战争期间，幸德秋水秉持和平立场，先后发表《战争来》《我们决不承认战争》《社会党的战争观》等一系列评论，抨击政府的战争政策，阐述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同时，他还在报上开辟英文栏，介绍国内外反战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情况。

日本政府不能容忍反战声音，以危害社会安宁等罪名迫害反战者，幸德秋水也被判处5个月徒刑。他在狱中读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深受影响。出狱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入狱，以无政府主义者出来的”。

日本在战争中获胜，让反战人士处境艰难，走出监狱的幸德秋水几乎没有了活动空间，于是他到美国访问半年。返回日本后，幸德秋水发现国内的工人斗争达到高潮。因为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内物价高涨，人民生活更加贫困。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数字，工人暴动事件也一再发生。

幸德秋水反对议会主义，呼吁采取直接行动。他说：“用普选及议会政策毕竟不能完成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要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只能依靠团结一致的工人的直接行动。”在幸德秋水看来，组织工人总罢工是一种最有效的斗争。

但是幸德秋水并没有参与多少“直接行动”，而是主要从事著述工作。不过，要求工人罢工的主张仍然引起政府的高度警惕。时任首相的桂太郎在1908年写道：“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力量不大，但如果将其忽视，总有一天它将形成燎原之势，无法阻挡。”

事实上，日本政府也在努力解决社会问题。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爆发之前，政府就主动起草工厂法，维持劳资关系的平衡，建立最低卫生安全标准，限制工人的劳动时间。与此同时，政府也限定工会力量的成长，1900年公布的《治安警察法》就限制团结权和联合罢工权。激进人士的活动受到限制，幸德秋水只好避居家乡，埋头从事译著工作。

1910年5月25日，日本长野县警察逮捕两名社会主义者，罪名是制造、私藏炸弹。日本总检查长指责这是“大逆罪”，并以此为借口封闭了所有的工会，对全国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进行逮捕。幸德秋水被视为罪魁祸首，也被投入监狱。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大逆事件”。

从1910年底到1911年1月，被捕的数百名社会主义者遭到秘密审判，大审院（日本最高法院）以“大逆罪”判处幸德秋水等24人死刑。幸德秋水在法庭上痛斥公诉方：“连一个证人调查都不做，却胆敢做出如此判决——这是一场暗黑的审判，汝等要知耻！”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也在欧美国家激起强烈反响。巴黎、伦敦、旧金山、纽约等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召开集会，向日本驻外使馆写信抗议。美国著名小说家杰克·伦敦写文章说：“只有对幸德秋水等宽大处理，才能表明日本是个文明国家。”

在世界舆论的谴责和压力之下，大审院被迫以天皇的名义将部分犯人减为无期徒刑，但幸德秋水等11人仍然被处以绞刑。1911年1月25日，40岁的幸德秋水慷慨就义，临刑前还写下一首绝笔诗：“区区成败且休论，千秋唯应意气存。如是而生如是死，罪人又觉布衣尊。”

“大逆事件”以后，谈论天皇成为禁区，“国贼及其家属”成为众矢之的，日本新闻言论检阅制度进一步强化。警视厅内设立了所谓思想警察的特别高等课（简称“特高”），用来压制“异端思想”。

虽然日本最高法院至今认为原判仍然有效，但是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大逆事件”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冤案，幸德秋水死于政府的阴谋。2000年12月，幸德秋水家乡的市议会通过了“表彰幸德秋水决议”。2010年，在幸德秋水被处死一百周年前夕，他的故乡掀起一场为其恢复名誉的活动。当地自由民权纪念馆馆长评价说：“幸德在日俄战争时宣扬反战理论，是一个追求自由、平等和世界和平的伟大思想家。”

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尽管反战人士认识到，大多数民众支持对俄战争，但还是继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谴责这场非正义的、浪费资源的战争。在日俄宣战后不久，《平民新闻》出版“非战特集号”，并发布社论声称，“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呼吁俄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一道谴责导致战争的两国政府的帝国主义野心。

近代历史环环相扣。因义和团事变而引起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日本称为“北清事变”），俄国军队趁机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在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下，俄国虽然答应撤兵，但是一再拖延，由此又导致日俄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因为日本认为，只要俄国的影响在“满洲”南部占据优势，日本在朝鲜的地位就将易受攻击，日本国防安全就没有保障。

自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的社会氛围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就像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所描写的那样，“凯歌之声，到处可闻；骄傲自满的情绪，不觉流露出来了，因此对于未来的欲望日益增长。全国民众……只知‘进攻’，其余都听不进去了。此时如有深谋远虑的人，提出稳健中庸的主张，就被视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将为社会所不齿，势不能不忍气吞声、闭门蛰居”。

进入20世纪以来，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思潮在日本国内进一步高涨。在媒体上，俄国在“满洲”的出现被大肆报道，给日本民众造成了如果不通过武力表明决心，俄国沙皇政权便不会妥协的强烈印象。于是，“对俄必有一战”的舆论日渐形成，各派政党、政治评论家和知识分子还组织起支持战争的运动向政府施压。他们争辩说，两个大国在朝鲜的争执，只有其中一国退出才会结束。由于日本是不可能退出的，所以只能准备通过武力来削弱俄国的势力。

不过，日本政府仍然在犹豫。因为它很清楚自己的军事实力，对于取得对俄国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盲目乐观。当时俄罗斯总人口达1.41亿人，陆军常备军总兵力约105万人，后备役军人达375万人。日本总人口约4400万人，陆军总兵力约37.5万人。日本政府担心，本国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不能支撑对俄战争。

可是“对俄开战”的呼声却越来越高。1903年7月，东京帝国大学（现为东京大学）的七位教授拜访首相桂太郎。他们说，如果日本要保证其在朝鲜的地位，就需要对“满洲”问题做一个“根本解决”。日本应该赶紧发动攻击，否则就太迟了。他们的主张得到了外务省和内务省中层官员的支持。

舆论滔滔之际，内村鉴三、幸德秋水、界利彦等《万朝报》的记者发出了反战的声音。内村鉴三在《战争废止论》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不仅是个日俄非开战论者，而且是个坚决的战争反对者。战争是屠杀人的行为。杀人是最大的罪恶。犯了这样的大罪，个人也罢国家也罢，都不可能得到永久的利益。”

内村鉴三等的意见是以个人署名发表的，并不代表《万朝报》的立场，而且这些反战言论在媒体中非常微弱。随着要求战争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万朝报》也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1903年10月8日，《万朝报》发表社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国民应该抛弃一切顾虑，眼前只有冒着困难埋头向前一条路，准备开战，与政府合作。

《万朝报》与其他报纸同流合污，甚至呼吁国民配合战争，让反战者大失所望。内村鉴三宣布退出《万朝报》，他在退社声明中说：“我坚信，赞同日俄开战的，就等于是赞同日本国的灭亡。”幸德秋水和界利彦也与《万朝报》分道扬镳，他们说：“我们从平素的社会主义观点出发，认为国际上的战争，就是贵族和军人为了私人利益的斗争，大多数的国民则成了牺牲品。”

幸德秋水和界利彦一起创刊《平民新闻》。《平民新闻》是一份周刊，每期发行近5000份。创刊号发表的“平民社同人”的“宣言”提出，“自由、平等、博爱乃是人在世上的三大要义”。它高调倡导平民主义、社会主义、反战和非暴力，要求裁减军备，种族平等，谴责大国沙文主义和战争，认为它们只是满足贵族阶层和军队利益的工具，对人民则有百害而无一利。

可惜，反战的观点在当时的日本并非主流。“爱国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被认为是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成功地进行战争，会进一步提升日本的声望和强国地位。即使不成功，战争也将表明日本会为“自卫”和“权利”而战，而不是屈服于俄国的压力，使自己沦为二流国家。

一份名为《太阳》的杂志发表文章《开战吧，勇敢地开战》，理直气壮地说：“与俄国开战不是私斗，而是堂堂正正的由自信和人格喷涌而出的狮子猛吼！”一位17岁的文学青年说，这篇文章他读了好几遍，“令我身心震撼，将成为鼓舞我一生的精神”。

正是这样一种弥漫全国的非理性情绪，驱使日本民众不惜与强大的俄国作战。他们认为，如果日本想要证明自己已经是一个崛起的大国，想要成为一个列强承认的强国，对俄开战是唯一的选择。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1904年2月，日本政府终于做出对俄作战的决定，日俄战争旋即爆发。幸德秋水发表《为士兵送行》，对那些奔赴战场的日本军人说——

呜呼，从军的士兵，诸位的田畴将荒芜，诸君的业务将废弛，诸君年迈的老亲正独自依门长谈，诸君的妻儿正无奈地饥啼，而诸君之生还则原本即无可期待也。而诸君又不得不行，行矣！诸君且恪守自己的职分，如一架机器般地开动，然而俄国的士兵亦是人子，亦是人夫，亦是人父，亦是诸君同胞之人类也。思此，下手且谨慎，莫对其施行残暴之行为也。

尽管反战人士认识到，大多数民众支持对俄战争，但还是继续发表自己的观点，谴责这场非正义的、浪费资源的战争。在日俄宣战后不久，《平民新闻》出版“非战特集号”，发布社论声称，“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呼吁俄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一道谴责导致战争的两国政府的帝国主义野心。报上还开辟英文栏，介绍国内外反战运动情况，促进国际团结。

历史证明，这些反战的声音在当时是多么的微弱，而且还遭到了社会舆论的质疑，被认为是“卖国贼的言论”。在战时，日本政府加强对媒体的控制，当然更难以容忍这些异端声音。《平民新闻》一度被勒令停止发行，不过东京上诉法院驳回了停止发行的处分，因为日本政府把这场战争宣扬为“文明与野蛮之战”，因此不敢公然剥夺国民的言论自由。不过，政府采取卑鄙的手段，先后将发行人、编辑、印刷者软禁，《平民新闻》不得不在1905年1月被迫停刊，“平民社”也随之被解散。

反战的声音终于消失了，可是战场上的杀戮没有结束，直到1905年9月日俄才停战。虽然这场战争让日本的声望上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日本似乎真的完成了“大国崛起”。可是，“大国崛起”的代价是什么？当这场战争终于结束时，8万多名日本青年丧命，许多人的遗骨用报纸、手帕或香烟盒装着送给遗属，给无数家庭带来了永久的创痛。还有14万多人负伤，后半生都生活在悲剧中。

1905东京骚乱：大国崛起的梦游者

这是明治时代发生在政治中心的最大的一场群体骚乱事件，它传递的信息非常微妙。抗议者认为，日本理应得到丰硕的战争胜利果实。但是当政者在挥舞“爱国主义”的旗帜煽动民众时，很难把事实真相全盘告诉民众。一旦真相大白，现实的落差会让民众质疑当政者是否真正“爱国”，甚至激起社会动荡。

1905年9月5日，在美国东北部的古老小镇朴次茅斯，日本和俄国的代表在《朴次茅斯和约》上签字，长达一年多的日俄战争宣告结束。

这是一场奇特的战争。战场不在参战国，而是在第三国（中国）的领土上。战争激烈而残酷，血流漂杵，双方伤亡人数相同，都达到了27万人。战争后期，俄国完全失去了赢得战争的希望，日本也无力继续打下去。于是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斡旋下，双方在远离战场万里之外的地方签订和约。

和约规定，俄国必须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独占利益，不得反对日本在朝鲜采取的任何措施。俄国把在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南满铁路和南满的采矿权，以及萨哈林岛南半部的主权转让给日本。《朴次茅斯和约》被认为是日本胜利的标志。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心目中，日本的胜利毋庸置疑宣告了一个强国的诞生。

就在条约签订的同一天，3万东京民众结队来到了日比谷公园。这里草木繁盛，毗邻皇宫，曾是陆军近卫师团的练兵场，两年前才修建成为日本首个德国式公园。虽然当天下午天气湿热难耐，民众还是怀着极大的兴趣聆听演讲。

当时的日本政府志得意满，首相桂太郎把对俄国的胜利赞誉为日本近代历史上的伟大时刻。对于执政的精英来说，战胜一个西方强国代表着明治梦想的实现，同时也是一个辉煌的成就，证实了日本近代化努力的成功。从此日本跻身强国阵营，具有更安全的未来。国际社会也持同样评价。《纽约时报》的社论认为，这场胜利确保了日本未来的“和平和安全”，并创造了“工业成长和国家发展的无穷机会”。

可是，聚集在日比谷公园的平民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心中反而充满了不满和怨恨。本来日本民众对现实政治非常不满，贵族和财阀凭什么掌握国家大政，让老百姓打仗为他们去死呢？可是政府制造出来的大量“爱国主义”宣传，不但吸引无数年轻人走上战场，也让对战争真相一无所知的民众陷入疯狂。他们暂时忘掉了对藩阀政府的不满，齐心协力地支持政府。

日俄战争堪称日本的“人民战争”。几乎所有的国民都拥护战争，甘愿忍受高价商品和增税，不少人还付出了兄弟父辈血洒疆场的代价。日本政府并没有告诉国民残酷的真相，反而大肆宣传有关东乡平八郎上将在对马海战了不起的胜利，报纸上也充斥着日军节节胜利、旅顺和奉天辉煌战果的故事。民众不知道，这场战争耗尽了当时日本的全部国力。战争直接费用，加上临时军事费用和各省的临时事件费用的支出，超过了17亿日元。战前的财政支出最多的是1900年的2.9亿日元，因此战争费用相当于将近六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为了筹措战争费用，政府进行了增税，进而新设继承税，扩大烟草、盐的专卖制度。即使如此仍然不够，于是发行了6.2亿日元国内公债，又靠外债筹措了6.9亿日元。民众更不知道，这场战争总共动员了109万人，当时日本全国人口为4722万人，动员率达到2.31%，已经接近兵源动员的极限。在决定陆战胜负的奉天会战中，日本军队的弹药几乎耗尽，俄国军队若能再坚持一下，其战局将难以估计。在双方都已经不能再支撑下去的情况下，各作让步、签订和约是最好的选择。

自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战争会刺激经济发展的说法就开始流行起来。1905年气候不顺，农村劳力又因忙于战争而严重不足，造成稻米歉收，米价上涨，店铺门可罗雀。根据十年前中日《马关条约》的经验，许多民众认为，战败的俄国会向日本支付巨额战争赔偿金，大家可以分一杯羹。一位主战的大学教授甚至异想天开地提出这样的方案：俄国赔偿30亿日元，日本全部占领库页岛、堪察加、沿海州，接管东清铁道，接管新加坡以南全部俄国军舰。

然而，从朴次茅斯传来的消息，让这些梦想落空了：出席和平会议的日本代表未能取得整个萨哈林岛，也未能带回战争赔款。民众宛如一下子掉进了冰窟之中，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没有从俄国手中谋得足够的利益，是因为政府太软弱，谈判代表太“笨拙”，“可耻地”签订了合约。

日比谷公园被一种焦躁不安的气氛所笼罩。鞭炮燃放，气球飞向天空，铜管乐队奏响爱国歌曲，演讲者一个接一个地敦促内阁和天皇“拒绝屈辱的和约”，命令军队继续“击溃敌人的英勇战斗”。听众都认为自己被无耻的政客出卖了。在强大的群体里面，他们变成了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身不由己地跟着演讲者高呼口号。

罗马尼亚学者艾尔诺·盖尔在自传里说，“放弃每个人的独立思考，坚持一种完全不加批判的立场……当时我的思想和行为可以比作‘意识形态的梦游者’”。同样，被宣传洗脑的日本民众也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沉醉在日本崛起、天下无敌的迷梦里，就像一群“大国崛起的梦游者”，群情激奋地走出公园，朝皇宫前进。

当警察试图阻拦时，双方发生了冲突。疯狂的民众用棍棒和石头攻击警察，袭击亲政府的国民新闻报社，放火焚烧内务大臣官邸和派出所。混乱持续到次日，东京戒严，政府出动军队镇压。骚乱中，烧毁2所警察署，219个派出所或警察岗亭（占东京市区的70%），13座教堂，53户民宅，15辆电车。参加骚乱者被捕1700余人，起诉300余人，被判刑者87人。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日比谷打烧事件”。

接着，骚乱蔓延到横滨、神户一带，全国各地都出现反对媾和运动，各地群众团体纷纷通过反对媾和和追究内阁成员责任的决议。虽然最后都被镇压下去，却给日本造成巨大损失，桂太郎内阁也被迫辞职。

这是明治时代发生在政治中心的最大的一场群体骚乱事件，它传递的信息非常微妙。抗议者认为，日本理应得到丰硕的战争胜利果实。但是当政者在挥舞“爱国主义”的旗帜煽动民众时，很难把事实真相全盘告诉民众。一旦真相大白，现实的落差会让民众质疑当政者是否真正“爱国”，甚至激起社会动荡。在这个意义上，爱国主义真的是一把双刃剑。

更令人深思的问题是，当一个国家强大以后，国民应该如何自处？经过明治维新，日本崛起为东亚强国，日本国民也沉浸在可怕的大国崛起迷梦中。他们不知道和世界和平共处，而是梦想着从侵略中获得利益，因此支持政府对外发动战争。他们只关心掠夺他国的财富，根本无视对别国的伤害。这种自私、狭隘、不论是非的民族主义，虽然给本国带来了暂时的利益，但是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不可避免地使国家陷入灭顶之灾。

明治宪法的致命“黑洞”

当明治元老在世时，还能够通过自己的权威左右日本政坛，把文武对立控制在一定程度之上。一旦他们死去，军队就失去了制约力量，难以驾驭。

在明治宪法颁布的同一年，即1889年11月1日，伊藤博文和黑田清隆同时被赐予“元勋优遇”特权。表面看起来，这是天皇对两位维新元勋的褒扬。其实，它背后是一套隐蔽的政治安排，影响了日本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政治走向。

获得“元勋优遇”特权这一年，伊藤博文48岁，正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候。推翻幕府之后，维新政府和军队的要职都由西南诸藩（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出生的政治家占据，伊藤博文也是其中一员。自由民权运动把这种政治体制称为“藩阀专制”（西方将其称为明治寡头制，Meiji oligarchy），不断地抨击，却难以撼动。1878年大久保利通遭暗杀，标志着明治时代第一代政治家退场。从那时，伊藤博文就开始掌握权力中枢，仍然延续着“藩阀专制”。

作为明治时代第二代政治家，伊藤博文深知不能不回应自由民权运动的要求。不过，他希望打造一个德国式的君主立宪国家。他领导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使日本成为东亚首个拥有近代宪法的国家。伊藤博文的政治理想是，“使上有元首大权之一统，下有股肱大臣之辅弼，议会之助力，各级机关各得其所，而臣民之权利义务亦日益明晰”。

根据明治宪法，天皇被置于国家元首和统治权的总揽者的地位，内阁、国会和军部互不隶属。宪法明确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赋予天皇“神”一般的地位。既然是神，就不能犯错，也不能受到烦琐的行政事务的打扰。那么，谁来沟通天皇与实际运作机关呢？

明治天皇在赐予伊藤博文和黑田清隆“元勋优遇”待遇的同时，还给他们下过一道圣谕：“纵令辞职也勿离宫阙，重大事件发生时当答朕咨询，国家有事之日亦当复出以分朕忧。”这道圣谕反映了“元勋优遇”的本质：元老就是天皇重要国务的最高咨询者，他们享有“不在其位也谋其政”的政治特权。

在伊藤博文和黑田清隆之后，又相继有七人获得同样的特权：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西乡从道、大山岩、桂太郎、西园寺公望。元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中的三个：维新元勋、接受诏敕、首相资格、萨（摩）长（州）藩阀。这些元老形成明治时代的政治中枢。尽管在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但是首相的人选均是先经过元老参与讨论，由元老向天皇推荐，再由天皇“大命降下”，授命首相组阁。

这就是日本独特的元老政治。元老是超宪法而存在的，在朝政中拥有绝对强大的势力。他们有时直接出面组阁，有时则隐藏于幕后。1885—1934年，首相基本上由元老轮流担任或推荐“代理人”组阁。不管是在台前还是在幕后，他们都拥有事实上的权力来左右现实政治。在甲午中日战争及日俄战争的和战大计上，最终决定开战的无不是临时召开的御前元老会议。通过这套巧妙的政治安排，元老牢牢地掌握着政治权力，让自由民权运动人士扼腕叹息。

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并不反对天皇，而是极力维护天皇权威。这种政治策略使它获得了合法性。那些自由民权人士本来以为，只要召开议会、制定宪法，就可以打倒藩阀政治。没有想到，藩阀政治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借助天皇的权威得到了维系，藩阀依旧影响和控制着政府大权。

因此，在野党一直抨击元老政治。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的日本的宪法体制之上，元老因饱经历练，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及才能，能够带领这个国家走向近代化。但是随着元老日渐凋零，宪法中的“黑洞”就开始暴露出来。

《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统率海陆军”“天皇决定海陆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这意味着，海、陆军的统率权为天皇所有，独立于行政、议会与司法体系之外。内阁与议会除掌有国防预算的制定与审议权外，对军队事务没有干预的权力，军部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具有独立地位，从而形成了日本政治体制中的文（内阁与议会）武（军队）二元结构。

军队是最危险的政治势力，因为它等级森严，体系紧密，可以轻易调动人力、物力。而且从军事文化里面熏陶出来的人习惯于服从，很难理解或同情社会和政治的复杂性。所以在任何国家，辖制军队、防止军队干政都是一个大问题。从宪法角度来说，在日本只有天皇能够管辖军部，但是天皇不亲政，即使在御前会议上裁决争端，也多数是只听不答。所以，陆海军名义上直辖于天皇，实际上无所约束，自成中心。不过，明治元老或者是这支军队的缔造者，或者与其有密切联系的，都有能力制约军队，根本不顾忌军队干政的问题。相反，他们如此设计，显然有以军队制约议会和政府的深意。

当明治元老在世时，还能够通过自己的权威左右日本政坛，把文武对立控制在一定程度之上。一旦他们死去，军队就失去了制约力量，难以驾驭。由于军部不受文职政府管辖，陆海军大臣同外务省和处理内务的各省大臣不同，可以直接晋见上奏天皇本人，因此得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强行通过有利于军队的措施。

对明治体制的这一大漏洞，打破藩阀政治的第一位平民首相原敬有清醒的认识。1918年，这位对军方深具戒心的政治家在日记中写道：“参谋本部总是强调统率权……动辄抬出皇室对政界施压，其谬甚也……值此之际，将此弊端一扫而光才是为国家皇室着想之策。”可惜的是，原敬还没有扫除弊端，就在东京火车站前被暗杀。

可怕的是，军部还能够操纵内阁。1900年山县有朋修改了陆军省、海军省官制，规定军部大臣只能由现役大将或中将担任。这样一来，军部就可以使用拒绝派陆海军将官入阁这种简便的权宜手段阻止组建他们所不信任的内阁。没有现役高级军官充任陆海军大臣，就不能组阁。而且军部如果对内阁的任何一个行动不满，就可以召回他们在内阁中的代表，迫使内阁总辞职。

从20世纪30年代起，军部和民间右翼势力相结合，曾几度以陆海军大臣辞职为手段，迫使内阁听从军队意见，把日本急速地推向法西斯道路。

“七七事变”的第二年，即1938年，在议会审议《国家总动员法》时，一名议员的陈述稍显冗长，坐在台下的陆军省一名少佐听得不耐烦，便指着正在发言的议员的鼻子大喝一声：“住口！”（史称“住口事件”）。一个低阶军官不仅堂而皇之地出席帝国议会的会议，而且对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颐指气使，甚至中途叫停发言，这是世界宪政史上闻所未闻之事。这意味着，日本的议会制度已名存实亡。

两年后，最后一位元老、91岁的西园寺公望失望地告别人间。尽管他是一位难得的开明政治家，被称为“日本民主最后的守护者”，但是由于他在军方没有根基，不能像伊藤博文那样以元老身份调整议会、政府和军部的关系，因此没有力量阻止法西斯运动的狂潮。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中，西园寺也差点死于兵变中。在他去世一年后，日本军方就挑起太平洋战争，走向了毁灭的深渊。

几代人奋斗得来的近代化成果，就这样被明治宪法的“黑洞”所吞噬。那些一生为日本的“富国强兵”而奋斗的元老，假如活着看到这样的悲剧结局，一定会为自己的私心而忏悔吧。

明治之死：结束，还是开始？

日俄战争意味着日本完成了明治维新以来的坚定目标——国家独立和与列强并立，可是随后日本似乎失去了目标。“爱国主义”曾经确定自己的使命是把日本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如今却已被证明无力提供新的目标了。日本人何以自处，日本向何处去？

圣上不豫中，夜里去二重桥遥拜的姐姐和小学生等三个人脸伏在土地上，敬礼二三十分钟，当她饱含热泪说话时，连我也被感动了，但听说在二重桥旁有吞毒药自杀的学生，我的心里立刻就厌恶起来。本打算坐电车去遥拜，但与其去光是这样家伙的地方的话，不如在家里祈祷皇上早日康复好得多。

1912年夏天，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真实记录了明治天皇去世前夕东京社会的不安。当时他在日本第一高等学校读书，还没有走上文学道路。

进入1912年，60岁的明治天皇就身体不适。后来医生确诊为尿毒症，并公之于世。国民对天皇居然会生病感到大惑不解，因为明治维新以来，政府一直致力于将神格化的天皇形象灌输给国民。除了近臣外，很少有人见到天皇的真实形象。

明治维新初期的政治家横井小楠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天皇形象：“天皇的容貌是长脸，肤色是浅黑色，声音洪亮，身材挺拔，如果说气量应该能顶十人。不是一般的英武相貌，诚为非常之人。”

比较起来，英国驻日外交官萨道义笔下的天皇可能更为真实，1868年他见到过天皇真容——

在几经坐立之间，我终于一览天子的真容。大约是化过妆的缘故，他的脸色看起来相当白皙，脸部的整体轮廓颇为分明。只有嘴巴处略显怪异，医生大约会将其描述为“下颚显出”。他还剃了眉，并在比原来的位置略高处重新画上了两道眉毛。

当时天皇年仅17岁，登基还不满一年时间。幕府刚刚被推翻，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展开。对于一个长于深宫的幼冲天子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幸运的是，日本有一批杰出的政治家。他们热心了解世界大势，以强烈的危机感和使命感推动改革，积极认真地学习欧美的长处，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有效的决策：废除幕藩封建体制，大力殖产兴业，扶植私人资本，重视开发民智和发展近代教育，维护国家主权，修改不平等条约。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日本不仅改变了贫弱落后的局面，还成功跻身世界八大列强的行列，成就了全世界所瞩目的“明治奇迹”。

在一水之隔的清朝，明治天皇被视为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伟大帝王。在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希望光绪皇帝效仿明治天皇，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变法图强。其实这是误解。在日本“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转折点上，明治天皇处于“统而不治”的超脱状态。他脱离了政治实务和行政事务，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传统的权威象征，发挥着团结全国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即使1889年日本宪法赋予天皇（超过一般君主立宪国家的）巨大权限之后，明治天皇实际上仍然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

在明治后期，日本大力宣传父系家长制，天皇被奉为日本大家庭的家长，而各个家庭都有小家长，这样模拟血缘的纽带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民意识的贫乏。伊藤博文等政治家认为，欧美列强的人民能团结一致，靠的是基督教，而日本却没有同样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可以用天皇来补缺。于是，天皇的一半是宗教性权威，成了所谓“现世神”，具有神圣的不可侵犯性，也就是统治的终极权威。

因此，当天皇病重的消息传出后，震惊了日本社会。据《明治大正见闻录》记载：“皇宫前的草地上，祈愿天皇陛下康复的人群，从早至晚越聚越多。他们席地而坐，跪神拜佛，或捶胸，或鞠躬，还有许多人在哭泣。这些人近似发狂。其实不仅是这些人，市内所到之处，悲痛欲狂的人们随处可见。”

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去世。翌日，报纸整页都用黑框表示哀悼之意，同时史无前例地把明治天皇称为“明治大帝”，而且把他和欧洲的彼得大帝相提并论。在数不尽的报纸专刊里，编辑悲叹天皇陛下临终前的疾病，历数他的功绩：团结人民、立宪制政府、工业化、国家安全。这些都被誉为“明治的骄傲”。

许多外国报纸也竞相报道明治天皇去世的消息。“远东伟大的君主”“日本英雄时代的代表”“世界史和近代史值得记忆的帝王”，悼词大多充溢褒扬之意，唯有伦敦的一家报纸写道：“日本从此要走下坡路了吧！”

确实，随着天皇的去世，许多日本人开始忧愁甚至伤感地回想，他的长期统治对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未来的日本走向何方？

幕末之前的3个世纪中，日本人口停滞在2600万人左右。经过明治维新的半个世纪，增加到5000万人以上。工厂林立，到处是冒着黑烟的烟囱。身份等级和职业限制被打破，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里普及了电车，近郊电车也相继开通。1912年电话网遍布大小城市，30多个主要町村也通了电话。

没有人能够否认明治时代的巨大成就，可是，富强之中也有隐忧。明治末年，佃农、半自耕农超过农户的三分之二，占农户27%以上的佃农终年在生死线上挣扎，许多半自耕农也只能勉强维生。贫苦农民不得不外出做工，挣点钱补贴家用。占日本工人多数的纺织女工的工资极低，为数不少的矿工也处境悲惨。即使是工资最高的铁工厂熟练工人，如果每天不做13~16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就难以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

因此，在明治后期，人们看到的不仅有作为世界强国的荣光，还有盛世下的波澜。工人罢工、租佃争议、经济危机、社会主义运动、工会运动，让这个东方岛国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动荡时代。1911年，日本政府捏造罪名制造“大逆事件”，把早期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11人处死。然后设立“特别高等警察课”，对国内的异议人士进行思想审查。这些都表明了执政者的恐惧心理。就在天皇去世前夕，东京的报纸上充斥着米价暴涨、市民生活困难、儿童退学及对贫民施米、送食等报道。其实，当时世界政治也十分混乱。在明治天皇去世前夕，中国爆发了著名的辛亥革命，清朝垮台了。

新的动荡，意味着日本已经悄然进入了新的转型期。早在日俄战争之后，转型已然开始。日俄战争意味着日本完成了明治维新以来的坚定目标——国家独立和与列强并立，可是随后日本似乎失去了目标。“爱国主义”曾经确定自己的使命是把日本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如今却已被证明无力提供新的目标了。日本人何以自处，日本向何处去？

部分知识分子希望日本和平地融入世界，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成立于1906年的“社会教育协会”宣称，新的日本民族将是一个以世界和平和人道主义为导向的“伟大的世界性民族”，致力于世界和平和人道主义事业。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劝导日本同胞成为“世界公民”，主张日本人应该具有构成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新兴世界秩序的所有民族所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和行为。

可是，日本应该继续成为一个扩张型的国家，却是这个新兴国家的主流认识。从侵占中国台湾到吞并朝鲜半岛，明治时代的“强兵富国”和对外侵略扩张分不开。民众中骚动着盲目的乐观情绪，帝国的扩张欲望不断膨胀。在一个缺乏稳定秩序的世界里，狂暴和盲目会让各国相互毁灭。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到，对权力的争夺、荣誉的渴望及爱国主义的狂热，将使日本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天皇去世，明治时代在一片不确定性中宣告结束，皇太子嘉仁继位，年号“大正”。在新旧交替之际，作家德富芦花这样抒发自己的感慨——

陛下驾崩，年号更改。虽知其如此，但余一直感到明治这一年号将永久地持续下去。余是明治元年出生。即明治天皇陛下举行即位仪式之年，开始从京都行幸东京之月，生在东京西南约三百里处，接近萨摩的肥后苇北的水俣村。余习惯于明治之年龄即我的年龄，和明治同年，既无自豪也无羞耻。陛下驾崩掩合了明治之卷。明治成为大正，余感到像吾生涯已中断。感到明治天皇带着我的半生而去。哀伤之日，田园对面的糖果铺中一声长长的笛声宛如吹进了我的心田。

德富芦花表达了一代日本人的哀痛和感慨。他们明白，一个伟大的转型时代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明治梦”结束了，可是他们不知道未来的日本将走向何方。假如他们有人长命百岁，就能够清楚地看到，日本就像一艘船在汪洋中穿行，在20世纪上半叶要遭受各种苦难，才能驶出惊涛骇浪。

明治天皇之死，是一段伟大历史的结束，也是一段动荡历史的开端。

后记 这个世界会好吗？

2018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和日本近代史都有兴趣。在这两个历史时点重合的时候写下这篇后记，让我产生很多感慨。

我曾经对未来很乐观，认为任何国家都要走上文明、民主、法治的光明大道。可是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近年来我的心中却产生了迷惑。自从10年前的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们描述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词语就是“不确定性”（uncertainty）。站在新旧交替的时点上瞻望未来，我的心中仍然充满了迷惘。“这个世界会好吗？”对于梁漱溟先生的疑问，我没有答案。

顾准先生晚年选择历史研究，苦苦研读希腊城邦制度、基督教和资本主义发展史，是因为他心中有巨大的疑惑。诚如他所说，“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顾准文集》，229页）。我没有顾准先生那样的胸怀，阅读日本近代史只是为了解决自己内心的困惑。现代化进程中的追赶型国家都面临许多相似的挑战，因此经常以先进者为学习对象。很少有人还记得，中国在“以俄为师”之前，曾经“以日为师”。康有为在上光绪帝书中就说：“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完全学习另外一个国家，但是由于历史的相似性，所以能够启迪后来的异国读史者。事实上，过br去一年多的阅读历程，确实让我对错综复杂的世事多了一些理解。

在阅读日本近代史的同时，我也在帮助吴敬琏先生编辑他近五年来的文章选集（书名为《改革大道行思录》）。和其他经济学家不同，作为顾准先生的弟子，吴敬琏先生具有思想家的气质。他面对复杂多变的中国经济现象，提出“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寻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路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命题，提醒那些忙于解释变幻不定的现实经济问题的学者冷静地想一想，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到底是什么。假如不解决基本问题，那么新现象、新症状仍然会层出不穷，所有的临时性应对之策都无济于事。其实，吴敬琏先生提出的命题对于研究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所有学科都是适用的，因为中国社会现实复杂多变、往复曲折，如果不抓住基本问题，就容易跟着浪潮现象走，就事论事，乃至疲于应付，迷失方向。在这个意义上，“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寻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路径”应该成为直面社会现实的思想者的共同追求。

作为一个记者，我愿意做这个时代的记录者，也愿意思考一些基本问题。这本书记录了我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粗浅思考，希望读者朋友批评。

感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教授，他推荐我到日本做访问学者，也给我很多指导。感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The Japan Foundation）的邀请，使我在日本度过了4个月美好而充实的时光。感谢基金会的野口裕子女士、安富世里加女士和张启明先生的关照，感谢加茂具树（庆应大学教授）、李卿（庆应大学研究生）、伍晓鹰（一桥大学教授）、大平正嗣（日本驻华使馆）、马欣欣（一桥大学准教授）、津上俊哉（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兼和津次（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村田雄二郎（东京大学大学院教授）、城山英巳（时事通信社外信部编集委员）、吉冈桂子（日本朝日新闻编集委员）、仲谷明洋（日本驻华使馆），以及荣剑先生、陈浩武先生、孙云晓先生等师友给予的无私帮助。在日本期间我还认识了许多友人，他们的友谊让我铭记在心。

感谢《财经》杂志社给予我自由而宽松的工作环境。在目前的社会里，这样的环境难能可贵。本书的文章大部分在“界面”网站发表过，感谢界面联合创始人、CEO何力先生，他是一位卓越的媒体领导人，给予我很多支持和帮助。感谢界面新闻执行总编辑张衍阁、文化编辑刘溜和黄月的辛勤工作。感谢中信出版集团总编辑乔卫兵、主编寇艺明，他们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此前我们有过多次合作，都非常愉快。

最后，还要感谢爱人方虹给予的支持。马浩宇同学已经是高中学生，他有时和我讨论日本近代史问题，一些观点对我很有启发。眼看着他健康长大，对问题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我的心中充满了幸福的阳光。我衷心希望他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和平、民主、繁荣、文明的世界里。

这个世界会好起来的。

马国川

2018年5月4日，五四运动99周年之日

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马国川　著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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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8年6月第1版

字 数：26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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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书号：978-7-5086-8559-5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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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创新的力量

日本回归

日本复兴的关键因素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存在的理由

创新的本质

熊彼特的贡献

建设基础设施

商业创新

小结

第二章 营运的力量

劳动力流动

私有化

终身雇佣制

脱离终身雇佣制

移民问题

为什么英语需要成为日本的通用语言

人口的增长

小结

第三章 质疑安倍经济学的力量

安倍经济学的历史

金融独立

最优通货膨胀率

阻止利率上升

怎样处理1 000万亿日元的债务

安倍经济学的优缺点

小结

第四章 低成本政府的力量

政府治理的高成本

如何改变居高不下的成本结构

治疗“日本病”

美国和个人主义

无能的官僚体系

官僚体系国际化

建立智库

政治任命

改造官僚体系要付出什么代价

小结

第五章 海外成功的力量

留学生数量的下降

避免加拉帕戈斯效应

新闻业的未来

互联网时代的媒体

人文教育的重要性

三木谷良一的海外经历

小结

第六章 教育的力量

同质化的日本教育

三木谷家的教育

教育体系需要什么

高等教育

人们在大学里学什么

创建乐天

教师的评价体系

日本教育体系战略的必要性

小结

第七章 打造日本品牌的力量

品牌力

示范效应

国家层面的品牌价值

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

打造深受外国人青睐的日本

日本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小结

结论 竞争的力量是什么

日本以特有的方式整合和诠释各种文化

平台即竞争力

全球物流革命

小结

后记

致谢

前言

让日本再次伟大

我们身处的时代正在经历世界性的巨变，推动变革的是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然而，并非每一个日本人都欣然接受这场变革。一个令人感到悲哀的事实是，在日本政界、工商界领袖或者政府领导人中，很少有人理解我们的处境、清楚我们前进的方向。今天的日本，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与江户时代相同，当时日本闭关锁国，幕府[1]的将军们对外部世界发生的变化漠不关心。

尽管日本正在见证全球信息技术产业的巨变，但从总体上来说，日本似乎无法参与这一进程，因为日本漫无目的地游荡。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结构性变化，使世界融为一体，仿佛一块大陆。在日本，人们仍然喜欢墨守成规，自认为应该安心生活在一个像加拉帕戈斯群岛那样与世隔绝的孤岛上。这里的民众甚至无意思考当今世界的现实状况。这种态度不仅体现在对手机的看法上，而且体现在对公司治理和国际会计准则的看法上。笔者相信，保守势力不允许社会变革，这只会导致日本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下降。

在这个问题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的政府官僚机构。它极其臃肿，极其僵化，以至我们应该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官僚机构主导的经济长期存在，只能导致这样一种情形：创新被扼杀。它不会刺激经济增长。不仅如此，在日本经济减速的同时，国家债务还在持续增加。这是一种“失败的循环”，即公众被迫接受增税，仅仅是为了让政府可以设法苟延残喘。如果日本继续维持现状，那么，难以想象这个国家会有未来。

日本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丰富文化和发达哲学的国家，2 000年的历史孕育了这一切。日本人善于开发先进技术，拥有不同凡响的创造力。人们必须分享这些知识和技术财富。不应当让狭小的国土束缚人们的雄心壮志，令日本成为一个排外的国家。恰恰相反，日本应该成为更加开放的国家，接纳各种民族和文化，吸引世界各地的民众。为此，需要完成两个相互交织的目标：（1）日本必须争取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2）日本必须努力成为安全、和平的国家，拥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文化。

笔者与日本新经济联合会合作，旨在实现上述目标。首先，我们必须废除不合时宜的监管制度。其次，我们必须通过互联网和其他信息技术，发展创新型行业和公用事业，并使这样的创新服务于日本的经济增长。

组建于2012年12月的第二届安倍[2]内阁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分别是经济和财政政策委员会、产业竞争力委员会和监管改革委员会，作为经济复兴计划的“指挥塔”，该计划一般被称为安倍经济学[3]。笔者作为产业竞争力委员会的成员，曾有机会参与讨论经济增长战略，这是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在那场讨论中，作为商界领袖，我将自己的理念整理为一份题为《让日本再次伟大》的建议书。

在研究上述有关治理和经济增长战略的问题时，我意识到要写一本关于这一主题的书。我很早就知道应该请谁来当我的共同执笔人：我的父亲。家父是经济学家、神户大学的名誉教授，在我研究日本经济问题时，他常常充当我的辩友和咨询对象。在他于2013年年末去世之前，我们就日本的未来和全球经济进行了一系列对话。本书就是这些对话的产物。我的父亲对于我理解下列问题帮助很大：日本处于怎样一种现状？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状况？为了推动日本前行、扩大全球经济规模，我们必须做哪些工作？与读者分享这些思想，令我深感荣幸，我也希望与父亲关于世界的重要对话得以传播。

请允许我用一点时间来介绍家父。三木谷良一，1929年出生于神户市滩区，当时正值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时。他从神户大学经济学部（当时叫神户经济学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从事研究的道路。从1972年开始，到1993年作为公职人员被强制退休，父亲一直是神户大学经济学部的教授。他专长于金融理论和美国经济理论，并担任日本货币经济学学会会长。从神户大学退休后，他又被神户学院大学经济学部聘为经济学教师，于2002年退休。

家父是国际经济学家，在日本，这是一种罕见的职业。青少年时期，他就读于一家语言学校，英语和德语都说得很流利。他轻松通过了富布赖特学者项目的测试，该测试以难度高而著称。1959年，父亲29岁，进入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生院深造。在那里，他研究美国经济，当时这是一门前沿学科。他还与两位经济学家私交甚好，一位是詹姆斯·杜森贝里（James Duesenberry），以研究“示范效应”而闻名；另一位是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此人是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父也痴迷于钻研《孙子兵法》《论语》等名著，对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都颇有心得。他的知识深度绝对惊人。对于父亲深刻的见解和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我始终倍加推崇。相比称他为经济学家，称他为哲学家或者智者也许更合适。

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孩童时期的我性格乖张，与好成绩绝对无缘，但父亲从未斥责我。在发现自己难以融入私立中学的生活后，我就辍学了，即便在那个时候，父亲也仍然尊重我的感受，对我表示支持。我有很多次发现自己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例如，从一桥大学毕业后，对从事研究还是从商犹豫不决，从日本兴业银行（现在的瑞穗银行）离职，创办乐天股份公司，收购东京广播公司，在这样的时刻，我总是会去神户拜访父亲，倾听他的建议。长期以来，和我的妻子一样，在我面对人生重要的决定时，父亲也扮演着幕后顾问的角色。

如果他是一位传统的父亲，我猜想我收到的建议会是这样的：“别再试图与众不同。”可是父亲始终支持我、教导我，如果我相信一件事情本质上是正确的，那就一定要付诸实践。当然，他总是提醒我，如果我要采取行动，最好采用正确的方式。

作为一名企业家，我属于这样一类人：喜欢凭直觉理解事物，自上而下地制定决策。过去我认为决策过程就是左脑和右脑之间的趣味游戏。当我开始直觉地意识到要做某件事情时，就去找父亲玩这种脑力趣味游戏。我会倾听他的理性观点，他会问我理想的结果和以往的经验是什么，最后我总是发现直觉能够转变为确定的想法。

我父母的住所离我家不远，所以任何时候，只要我有需要，就可以去征求父亲的看法，但是我也知道不可能指望他永远担任我的顾问。当我向他提议共同撰写本书时，他已经83岁高龄了。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努力思考这些对话的宏大主题——日本的未来，然后请父亲对我的观点发表评论。从2013年4月开始的7个月内，我与父亲总共进行了17次不同的对话，涉及广泛的主题。2013年11月9日，父亲离世。

在共同撰写本书时，我们希望它能帮助民众认识日本目前面临的艰难处境，并能描绘出更加光明的未来以及实现这一前景的路线图。即使在我长大成人后，以成年人的身份与父亲保持密切联系，许多时候我仍然没有完全理解，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的工作意义何在。对我而言，我和父亲之间的讨论带来了一系列意外的发现。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非常珍贵的时光。

在结束前言之前，我要强调我对父亲、母亲和其他家人深深的感激之情。因为父亲在我们的对话临近尾声之时身体不适，所以每次谈话母亲节子（Setsuko）都会参加。她以各种方式帮助我们，包括准备谈话文件、安排各类事务。感谢他们每个人。请细细品读这本由我们共同撰写的书吧。

三木谷浩史

乐天股份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2014年8月

[1] 幕府是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年）的封建政权，依靠武力进行统治。

[2] 安倍全名安倍晋三，第57任（2006—2007年）和现任日本首相，自2012年12月起组建第二届安倍内阁。

[3] 安倍经济学由三支箭构成：（1）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2）由日本央行实施的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3）通过结构性改革提升日本竞争力的经济增长战略。

第一章

创新的力量

日本回归

三木谷浩史（以下简称“浩史”）：我说明一下这些对话的主题。我想和您聊聊为什么日本经济长期以来停滞不前，日本应该如何实现复兴。在这之前，您先说说现在感觉怎样，健康状况如何。

名誉教授三木谷良一（以下简称“良一”）：嗯，我感觉还好，现在状况比较不错。非常高兴能以这种方式和你探讨日本经济，对此我很期待。

浩史：过去的半年（2013年上半年），我在日本产业竞争力委员会任职，该机构是安倍经济学三座“指挥塔”之一。在那里，我参与了关于日本经济增长的讨论。我们于2013年6月发布了书面的经济增长战略。当时，我还尽我所能写了一份文件，作为讨论的基础。这是一份建议书，题为《让日本再次伟大》。在建议书中，我作为一家企业的领导者，从个人视角出发，阐述了如果由我执政，将实施哪种经济增长战略。

良一：那一定有大量工作要做。我在电视上看到这则新闻，又怀着浓厚的兴趣在报纸上浏览了一遍。

浩史：安倍首相最初的设想是委员会里将有4名来自私营部门的成员，但最终一共任命了10人。我猜测背后的原因是政府部分官僚机构意图增加委员会成员人数，任命更多持不同观点的成员，以此弱化私营部门一方的观点。

良一：也就是说，官僚机构和私营部门的成员之间存在矛盾？

浩史：起初，我相信安倍首相希望委员会怀着坚定的决心开展工作。可是，我们强烈地感觉到，政府官僚机构大权在握。最终，尽管我们自由地交换了意见，但并没有真正达成这样一种共识：我们准备推出全新的政策。我们讨论出的主要方案是由来自官僚机构或者经济产业省的官员领导委员会，而私营部门的成员仅作为政府机构的补充人员。

良一：这么说，方案趋向温和了。

浩史：是的。这样一来，一些最棘手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日本经济停滞的成因之一是政府官僚机构主导的产业政策，这样的政策一无是处，只会抑制私营部门的竞争力。看看经济产业省插手的任何一个产业，结果都是全线崩溃。我认为政府只需为产业搭建平台，没有必要制定产业政策。从根本上来说，监管是坏事。我希望稳步推进监管制度改革。

良一：我认为，能够说出“监管是坏事”，不代表问题就是这么简单，但我确实相信，我们必须推进监管制度改革。

浩史：导致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另一个原因是管理者缺乏足够大的权力。数字影碟（DVD）和光纤的发明表明，日本企业拥有卓越的技术能力。日本的问题在于企业的领导权，眼下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增加管理者的权力。

以日本兴业银行（后与富士银行、第一劝业银行合并，现称瑞穗银行）为例。它原本是日产汽车的主要银行，曾将领导层派往日产，试图对后者进行改革，但无功而返。后来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被聘为日产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经营状况彻底好转。苹果公司也是同样的情形。当这家公司请回史蒂夫·乔布斯时，它已经命悬一线，但乔布斯作为首席执行官，使公司实现了显著的复兴。换言之，谁担任企业的领导者才是关键。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提醒自己注意这一点。

良一：日产的复兴绝对是一个惊喜。

浩史：所以，我才会在产业竞争力委员会上指出，我们必须更多地引入两类管理者：一类是通过大胆的理念使企业重整旗鼓的管理者，另一类是管理龙头企业的青年才俊。

良一：顺便问一下，我知道你现在担任一个经济团体（也就是日本新经济联合会）的法人代表，它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1]有哪些区别？

浩史：日本新经济联合会关注的是推动日本电子商务和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企业与风险企业（或者说初创企业）。我们的会员已有600多家企业。我们这个经济团体的目标是，通过开创多样化的新兴产业，为日本经济发展助力。我们反对国家主导的只会保护既得利益的产业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对手。我们不倡导保护日本传统产业的政策，相反，我们鼓励创新，支持日本产业结构改革，提倡加速经济新陈代谢。我们正在编写政策建议书，以促使发展新产业所需的创业者不断涌现。我们还会继续努力，实现监管制度改革，以便建立更具全球化色彩、更加开放的市场。

日本复兴的关键因素

浩史：我想谈谈恢复日本经济的关键因素以及我们的选项。我在《让日本再次伟大》这份建议书里提到5个因素：

1. 国家的运转效率。

2. 创新能力。

3. 执行力。

4. 全球扩张能力和市场支配力。

5. 品牌力。

我相信，经济增长意味着新事物的诞生。

良一：约瑟夫·熊彼特说，创新意味着新组合。他认为经济增长来源于新事物的组合。

浩史：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我们必须创造一种环境，使创新得以发生。创新带来新市场和经济增长。要实现这个目标，取消监管至关重要。在产业竞争力委员会，我提出了“信息技术高速公路”的概念，这是表达上述理念的第一个倡议。德国的高速公路不收过路费，也不限速，而我的理念是呼吁建设世界上最快、最便宜的通信设施，这与德国的高速公路非常相似。

下一个重要因素是执行力。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固化，我们正在接近这样一个时间点：企业将会发现，解雇老员工，再招聘新员工，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显然需要聘用更多女性员工，但仅凭这一条措施并不足以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放宽解除劳动关系的规定，增强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我们还需要推行白领免时限制度（white-collar exemption），让白领摆脱工作时间的限制。我认为，在推动上述工作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在护理和儿童看护等领域雇用更多外籍人士。

良一：今天的现实是，曾经在日本十分普遍的终身雇佣制已经解体。我认为，许多人正在思考：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使员工人尽其才？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新形势？

浩史：从宏观层面着眼，我们可以聊聊几种提升竞争力的方法。一种方法是提高政府的效率。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怎样对高成本的政府架构进行改革。就企业而言，提高管理效率意味着从人力和行政成本等方面削减总部支出。与此类似，如果我们将政府视为整个国家的总部，我认为我们应当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以减少行政开支。

良一：英国有一段时期遭受过所谓“英国病”的困扰，染上这种病的政府将钢铁制造业引入了深渊。我担心，由于误导性政策的持续催化作用，现在我们会看到“日本病”发作。可是，日本民众却几乎没有危机感。如果连身患恶疾都意识不到，预后[2]的准确性就会大打折扣。

浩史：与这一点相关的是，我还相信日本有必要进行全球扩张，提高管理能力。我认为民众已经意识到我们的电视机、手机和其他消费类电子产品发生了某种加拉帕戈斯效应，也就是说，这些产品偏离了国际标准。我个人认为，出现这一问题的不只是电子产品。加拉帕戈斯效应指的是日本与世隔绝，我们在社会其他领域也看到这种现象。留学海外的学生数量下降幅度之大，在日本设立总部的外国公司数量下降的趋势，令人吃惊。乐天于2010年开始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于2012年7月全面实施。我认为应该在全日本范围内推行使用英语。我们继续努力为外籍人士和外国企业创造更加宽松的工作环境，这一点至关重要。

良一：在这个问题上，新闻业的作用非常重要。我不认为我们真的可以宣称日本正在培养有独到见解和国际思维的记者。我认为大学和学术圈在这方面责任重大。

浩史：我要提到的最后一个因素是品牌力。产品的品牌化绝对非常重要，但真正关键的是“日本制造”这个标识所带来的额外影响力。品牌力这个因素要求我们思考怎样提升品牌形象。

这些因素与我过去提倡的小规模变革不可相提并论。为了取消监管、推动创新，我们必须彻底改变日本的整体社会结构。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呢？我建议用“关键绩效指标”来回答这个问题。这种管理方法对每一个关注点设置量化指标，并且持续地重复评估这些指标何时完成及其完成程度。

良一：安倍首相最近非常频繁地使用“关键绩效指标”这一术语。这有可能是你的建议对产业竞争力委员会最大的贡献。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存在的理由

良一：听完你的解释，我开始对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感兴趣了。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诸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这样的经济组织是一股积极的力量。随着这个时期的结束，我们也会开始看到它们的消极一面。嗯，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你怎么看？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如果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不存在，情况会更好吗？

浩史：我确实相信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为政府带来了诸多收益，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对日本经济增长有所助益。另外，随着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化，我们也看到了互联网服务机构的出现。我们已经见证全球化的稳步扩张，而我认为上述机构并没有建立机制来适应由这些新趋势驱动的创新。

良一：我认为，当我们谈论效率时，基础设施（如职权、电力供应、交通网络等）的作用极其重要。对此你怎么理解？

浩史：基础设施的完全自由化本来是最优选择，但我们最终面对的是监管全面加强。

良一：美国没有像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这样的经济组织。

浩史：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扮演的是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角色。

良一：是的，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是一家处理海外事务的机构，因此有别于日本经济产业省。

浩史：就日本的情况而言，经济产业省的前身通商产业省，过去是政府负责国际贸易的机构，它处理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增加日本出口等重要问题。我认为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就是因参与处理这一问题而发展起来的。

良一：日本企业在若干方面受到政府保护，这是事实。在欧洲，我认为我们同样目睹了自欧洲共同体时代以来所建立的保护机制。我的基本观点是，如果日本的确因贸易保护政策而失去生产效率，那么我们就没有机会通过这一政策恢复生产效率。假如在取消政府保护的情况下参与国际竞技场上的竞争，要评估竞争力是没有衡量标准的，但我认为人均生产效率也许是一个不错的指标。

浩史：看看数据，日本的生产效率非常低下。

良一：我希望记者、经济学家及其他知识分子多做工作，把这个观点讲明白。在美国，很多人认为政府像日本那样保护产业是一件坏事。自由竞争是根本。美国人的思维是，如果自由竞争产生了消极元素，我们应该在它出现时就予以纠正。当然，美国人也会将保护信息技术产业当作国策，但我认为他们的基本看法是产业保护并非好事。

浩史：我怀疑官僚或者政客是否具备必要的远见来判断哪些技术和服务将会在未来推动各项产业的增长。

良一：要在官僚和政客中培养这种远见，让他们能够看透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很难。

浩史：我开出了一个药方来治疗您提到的“日本病”。我的主要观点和重要建议是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经济本质，但是，作为讨论会主题，我的观点和建议一直被延后或被推迟讨论。相反，我感觉政府官僚机构提出的方案总是在议事日程上。

良一：官僚机构提出了什么样的方案？

浩史：最容易说明这种情形的例子是关于核电厂重启的提议。尽管我们多次试图指出应该在这一问题上谨慎推进，但他们就是不听。最后，我请他们至少考虑问题的两面性，但他们完全反对重启。由私营部门成员提出并被选入经济增长战略的建议数量不多，而经济产业省提出的许多建议却得以入围。

良一：如果没有看报纸，我对此一无所知。

浩史：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表现糟糕时，有一段时间，一群人（其中大多数是商界领袖）聚集起来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建议书。政府收到建议书，考虑制定相关政策。在今天的日本，经济产业省却是从零开始起草经济增长战略。说句难听的话，我感觉产业竞争力委员会里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由政治驱动的，官僚喜欢以违背首相意愿为借口。来自私营部门并入选经济增长战略的建议是不会对经济产业省、财务省和其他官僚提出的方案产生干扰的。

现在，我不会说产业竞争力委员会毫无意义。我们设法在战略中加入一条提议，即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协议谈判；此外，安倍政府的经济增长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私营部门的某些诉求，包括在互联网上销售非处方药的相关要求。

话虽如此，我并不认为我们做了足够多的工作来呼吁重大变革，例如监管制度改革或者建立任何新机制。我们也无法在有关竞争力的最重大问题（如企业管理问题）上让足够多的建议入选政府战略。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相信，在2013年7月参议院选举结束后，我们正进入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安倍政府有可能推动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复兴，其中涉及管理制度的变更、农业和医疗行业改革等事务。

安倍经济学在许多方面都应受到称赞，不过令我感到失望的是，我们不能剔除其中根深蒂固的国家资本主义方案。这些方案要求在政府官员专门挑选的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由官僚机构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暂缓破产政策（moratorium policy）是危险的。我写作本书，也是希望能够将这些问题交由大众来讨论。

创新的本质

浩史：在我提到的5个因素中，我想首先阐述创新。创新发生于何处？第一个领域是学术界，也就是大学和科研院所；第二个领域是大企业；第三个领域是风险企业，或者说初创企业。在这里，重要的是区分发明和创新，它们不是一回事。例如，苹果手机的发明确实只是已有技术的组合吗？

良一：嗯，就设备本体而言，并没有采用革命性的技术，但应用程序的组合、用户界面和设计是革命性的。

浩史：这是您的专业领域，所以我感觉我这是在向唱诗班布道。不过，我相信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是熊彼特的理论。他明确指出，发明和创新截然不同。我认为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日本的政客、官僚和经济学家似乎正在混淆这两个概念。

熊彼特是20世纪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他说，创新是新组合的产物，并且提出了5种创新模式：

1. 新产品的制造。

2. 新型制造方法的采用。

3. 新市场的发展。

4. 新的原材料来源的建立。

5. 任何产业内新组织的出现。

我相信这些新模式都因互联网的兴起而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坚持遵守当面交货的原则，即在一次交易中，我们必须与另一方见面才能做出决定，或者坚持遵守按合同交货的原则，即各方确定的条款全部以书面形式记录，那么创新的诞生就会变得很困难。无论我们谈论的是教育、医疗保健还是企业对企业服务，新型服务的诞生都来自新事物以复杂方式形成的组合。一个问题是，要让这个过程发生，并非易事。

另一个问题是，日本的技术和政策不符合国际标准。这是因为它们完全产生于日本国内。一些全球性公司正在处理这个问题。以三星为例。他们正在努力制定可以发展为国际标准的准则。每年他们将成百上千名员工派遣到世界各地的数十个国家。在驻地国，三星有自己的本地区专家体系。他们的工作理念是，员工应该先去市场上逛逛，再去做其他事情。他们让员工在国外驻扎一年。当员工在国外时，上学或开展研究不受限制，甚至在极端情形下，员工可以无所事事。这就是三星制定全球化战略的方法。

顺便提一下，三星正在尝试让上述工作全部由韩国籍员工完成。我们在乐天的做法完全不同。在乐天，我们无意让日本籍员工担任领导。下面这些话可能听起来有些极端：我认为，即便管理团队成员全都是外籍人士，也没有任何问题。

我认为还有一件事对创新的诞生很重要：创造一种便于人们提出新方案的环境。这需要解决与工作相关问题的政策。换句话说，取消监管，创造环境，让过去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变得可能。如果这些工作都完成了，我认为随后的基本模式是，首先出现新市场，其次是新技术的兴起和创新的诞生。因此，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取消监管。

举例来说，即便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远程教学是可行的，但非面对面教育还是无法获得满学分。混合医疗服务监管制度是另一个例子，它会阻碍人们自由选择医疗服务机构。监管制度对创新造成的障碍是一个大问题。

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重要问题，即如何最大限度地增加风险企业或者说初创企业的数量，它们是创新之源。因为初创企业对投资者负责，并且要面对“行动迟缓就会破产”的威胁，所以它们在工作中的紧迫感远甚于大企业。

良一：英文“风险”（venture）一词即来自“冒险”（adventure）。

浩史：是的，风险企业必须冒险。此外，我们的创新孵化运动需要我们将更多外籍人士引入日本。乐天快速成长的原因就是我们聘用外国工程师。

良一：你们聘用的外国员工中，哪些国家的人最多？

浩史：有一些人来自美国，但来自北欧和东欧的最多。我注意到许多人娶了日本妻子。（笑）顺便提一下，这种事情不仅仅发生在乐天，手机安卓操作系统开发者安迪·鲁宾（Andy Rubin）也和一位日本女子结婚，还有雅虎的联合创始人杨致远也是如此！

良一：他们和日本人结婚？瑞典、挪威和其他北欧国家的人似乎也喜欢日本人。

浩史：他们正在妻子的帮助下从日本获取灵感。

良一：他们共同进步。在日本，人们能够找到灵感，但可以将灵感转化为事业的人并不多。

熊彼特的贡献

浩史：既然我们一直在谈论创新，您可以多讲讲熊彼特的经济理论吗？

良一：我过去的一位教授，神户大学的新庄浩史（Hiroshi Shinjo），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德国学习，当时熊彼特在波恩大学任教授。熊彼特是一位经济学家，年轻时就被视为天才，曾经担任奥地利的财政部部长。在直接受教于熊彼特博士的日本学生中，有原东京大学教授东畑精一（Seiichi Tobata）和一桥大学前校长中山伊知郎（Ichiro Nakayama）。后来，熊彼特转到哈佛大学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乘坐西伯利亚铁路干线穿越中国，还看望了他在日本神户商业大学（今神户大学）和东京商科大学（今一桥大学）的学生。

熊彼特出身于上层阶级家庭，为人极其自傲。在哈佛大学，他与一位美国女子相爱并结婚，我听说他变得非常美国化。他最著名的理论就是你刚才谈论的创新理论。熊彼特是这样一个人：他想知道，如果我们将价格竞争运用到极致，就会看到利润完全丧失，既然如此，经济又是如何发展到现在这种状况的。随着经济的扩张，工人数量增加，需要支付的薪酬数额也会增大。真正的扩张不只是规模上的扩张，事实上，它指的是创新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持续提高。熊彼特认为，这种生产效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标志。

我认为熊彼特对经济学贡献极大。在他之前的时代，经济学关注均衡研究和平均利润率之类的问题，以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思想为代表。当时人们认为，利润被用于积累资本，或被用于研发投入。熊彼特有不同的想法：创新本身才是利润之源。这是他最重要的学术观点。

我相信，每一百年只会出几位如熊彼特这般举世瞩目的经济学家，而令其卓越的不只是他的思想。他有不少学生成了杰出的经济学家，这同样令人惊奇。熊彼特参与诸多课题的研究，但他不会强迫学生接受自己的理论。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连熊彼特本人也认识到，随着时代的变迁，像他这样的经济学家的思想不适用了。经济学研究同样需要与时俱进。因此，他让学生按照自己的意愿做研究。对于这一点，我非常钦佩熊彼特。

他有数十位学生成为知名经济学家，其中包括保罗·斯威齐，一位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信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学说，主张政府应通过积极的财政刺激措施增加就业，以摆脱失业和衰退），同时深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看起来也是富人，因此没有在任何一所大学谋求固定工作，而是作为访问教授来往于各地。回顾那个年代，我也对社会主义感兴趣，经常与斯威齐交谈。

熊彼特于1950年逝世，只要他再多活10年，我就可以在哈佛大学见到他本人了。

浩史：我认为价格竞争可能导致利润尽失这一观点非常有趣。

良一：是的，熊彼特经常思考这个观点。根据英国发展起来的经验主义学说，统计数据显示，平均利润率应为20%。熊彼特相信，当竞争持续发生时，超额利润将会消失。他的创新思想是思考之后的产物，也是他面对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希望寻找答案时得出的结论。

浩史：即使在今天，经济产业省似乎仍然认为平均利润应受到保护，这种观念非常陈旧，甚至可以追溯到熊彼特之前的时代。（笑）法国葡萄酒酿造方式的某些方面的确不可能被其他国家仿效，例如葡萄种植区的土地或采用的传统工艺，但是在日本，我们看到“日本产品独一无二”的观念正在瓦解。换句话说，我们正在目睹超额利润的消失。我认为这才是品牌化的本质。另外，我猜想熊彼特对于品牌概念的论述不多。

良一：“品牌”一词由熊彼特的学生詹姆斯·杜森贝里提出。举个例子，为什么法国著名品牌路易威登能够带来如此高的收益？因为它令旗下产品与众不同。杜森贝里的贡献是用他所谓的“示范效应”来阐述这个原理。

浩史：您说的杜森贝里不会是我在他家住过近一个月的那位吧？（笑）他是个很不错的人。

良一：他是个大好人，和我们家族每个人的关系都不错。他来日本访问过约有三次。他是经济学领域的巨擘，我是真心实意这么认为的。194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他发表了关于示范效应的理论，这使他一夜成名。

浩史：品牌效应不是呈几何级数发展的。人们信任索尼这个品牌，认为它提供好产品，就会去购买它的产品。可是，现在我们却目睹索尼品牌在国际上一蹶不振。这让我想到，创新对一个品牌的诞生极为重要。

良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经济学领域发生了一场争论，被称为消费函数论战。这次论战与消费倾向有关。消费倾向指的是人们愿意用于消费的收入比例。大家就哪些因素有助于消费倾向的形成展开对话，示范效应成为对话内容的一部分。杜森贝里的观点是，当人们购买产品时，不仅会留意产品的优劣，而且会考虑示范效应；当反映总消费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宏观经济数据发生变动时，示范效应就会得到佐证。这就是杜森贝里如此年轻就如此迅速地享有盛名的原因。

浩史：我作为一名学生住在他家，却对此一无所知！（笑）

建设基础设施

浩史：我很好奇，从熊彼特将创新放在优先位置这一点来看，他是否对货币学派和凯恩斯学派的财政政策存有偏见？

良一：是的，我听说熊彼特对凯恩斯的理论体系有过很多思考。此外，凯恩斯是英国知名高校剑桥大学的顶级经济学家，熊彼特也许对他怀有某种嫉妒之心。

浩史：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之一是运用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措施，但是，因为财政刺激的乘数效应弱，我猜想政府可能还需要大力建设高速公路和桥梁。

良一：你在谈论乘数效应时，指的是这类情况吗：当投资扩大的时候，所引发的收入增额是投资增额的数倍？例如，1亿日元的财政刺激将促进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加，增加额数倍于初始的投资额。这种放大就是乘数效应。如果政府投资100亿日元，公众就会将这笔资金作为收入，再用它进行消费。经济中流通的货币总额将逐渐减少，但是综合考虑各个方面，乘数效应的结果是，增加的国民收入总计约为400亿日元。乘数效应带来的国民收入通常应是初始投资的4倍，而在现实中，通常约为两倍，余下的资金流转到别处了。

对于这种现象，一种解释是财政上存在漏洞。有两点极为重要：一是使漏洞尽可能变小，二是设法增加消费和投资周期出现的次数。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两点，那么仅仅通过改变制度，你就能够增强100亿日元初始投资的乘数效应。财务省和日本央行政策委员会的决策者以及经济学家应该多考虑这个观点。改变一套制度，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却可以增强乘数效应。我认为这很重要。

浩史：关于乘数效应，如您所述，就是大众进行消费，而消费又变为收入。这就是您所说的乘数效应，对吧？不过还有一种乘数效应，指的是通过投资通信基础设施和教育建立新市场，提高经济效率。我认为这两种说法被混为一谈了。

良一：投资这个概念也被混淆了，既有需求侧投资，也有供给侧投资。现在一说起乘数效应，我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需求侧，但是供给侧的基础设施投资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也很重要。

浩史：我感觉财务省的官僚只会考虑需求侧的乘数效应。

良一：这很糟糕。20世纪30年代失业率高涨，如果我们发现今天的形势正在重蹈当时的覆辙，那么仅考虑需求侧就没有问题，可是日本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

浩史：我很好奇，在像日本这样的富裕社会，消费产生的乘数效应是否真的会增强那么多，尽管我们的收入确实增加了。我这么说的意思是，我想知道，我们是否已处于这样一个时刻：财政刺激的效果不如过去明显。

为此，我认为在预测经济学教材通常所述的那种乘数效应之前，有必要详细计算供给侧乘数效应。

良一：是的。过去，我们见过治标不治本的经济刺激措施，可是当前的情况不同于以往。

浩史：因为即使存在乘数效应，它也会渐渐消失，而且我认为在某个时刻，我们甚至会看到由于漏洞的存在，乘数效应会对经济产生负面效果。

良一：这就是制度设计如此重要的原因。

浩史：我相信，最强的乘数效应来自通信基础设施。既然如此，我想知道，有没有必要采取某些极端措施，让我们可以大规模投资通信基础设施，使其国有化，为公众提供免费服务。在我思考前面谈到的“信息技术高速公路”的概念时，我提出了上述建议。这个概念以德国高速公路的概念为参考，主张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国有化，呼吁创建世界上最先进、最开放、完全免费的通信环境。我认为它将是革命性的。再来说说教育投资这个话题。我认为不能仅仅将这些投资用于硬件基础设施。您怎么看？

良一：日本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全部的资源就是日本人民。我确实认为投资于人民更加重要，不过我不能肯定这个观点在日本是否得到广泛认同。

浩史：举个例子，教育投资的回报率，也就是教育支出金额与产生的财富的比值，实际上大于20%。总之，这个回报率远高于其他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

土耳其曾与东京竞争申办2020年夏季奥运会，现在他们每年投入1 000亿日元用于英语教育，以提高国民英语水平。你可能认为1 000亿日元是一大笔钱，但也只是东日本大地震灾后重建预算的1/250，后者达到25万亿日元。

良一：谈论英语教育的必要性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可是我们仍然没有达到相应的目标。归根结底，没有教育改革，我们可能无法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应该如何使用创新产生的财富？一部分将被用于支付劳动力成本。如果要消除经济差距，我们必须改变税收制度。为了缩小差距而设置新的税收制度，如果这种制度也会抑制创新，那就糟糕了。

浩史：早期的苏联经济表现确实不错，他们的计划经济运行顺利。可是到了某个时间点，民众开始感觉到这种运行不再产生价值，经济增长也在减速。

良一：经济发展的前提一定是保持稳定的经济秩序，因此我认为我们的讨论必然会触及这样的话题：赚了钱的人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回馈社会，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将财富用于创新？

浩史：我们所谈论的对象，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日本的这种组织体系，始终会有搭便车者，他们的劳动不存在风险。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效率极其低下。原则上，按照日本人的说法，“不劳动者不得食”。对于那些依靠金融体系中的不对等攫取财富，而不是根据长期愿景进行投资的人，我认为我们无法做出任何正面评价。为什么我总说道德比法制还要重要，这就是原因。

商业创新

浩史：熊彼特相信，创新是经济增长之源，前提是政府执行了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个观点的理由与您之前的解释有关：超额利润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少。

归根结底，创新不一定代表诸如诱导性多能干细胞之类的发明。新发明的出现绝对是好事，但是即使没有发明，一个国家仍然可以借助全球化扩张、市场开拓能力（解释见第五章）和商业创新能力超越其他国家。

我们再次以三星为例：他们没有发明任何新技术和新产品。事实上，日本一直是发明的诞生地，如数字影碟和光盘（CD）的研制、光纤的发明。掌握技术实力确实重要，但我认为拥有商业创新能力更重要，它可以令新事物的组合成为可能。即使是苹果手机，也不过是手机、互联网和照相机组合的技术作品。作为一种概念，它与i-mode[3]完全相同，可是苹果手机走向世界，而i-mode被困在了加拉帕戈斯群岛。我们之所以必须在国际竞争中再进一步，培养全球商业扩张的能力，理由如上所述。

曾经有一段时期，索尼拥有这样的能力。它是如何失去这种能力的？我认为原因很简单，索尼的创始人盛田昭夫逝世了。同样，史蒂夫·乔布斯病故，苹果的创新也止步不前。谷歌这个例子则略有不同。他们有一套机制在发挥作用，使创新成为可能。总而言之，我认为管理能力对于商业创新极为重要。企业领导人若没有分析全球化趋势的能力，或者缺乏全球扩张能力，原则上应该退位让贤。如果不这么做，那么没有这类领导人的公司应该兼并由这类领导人管理的公司。

良一：如果你是索尼的首席执行官，你会如何改革？

浩史：除非亲自尝试，否则我不可能知道。（笑）不过，如果我是索尼的首席执行官，我自信有能力改造它。乐天收购了索尼的预付款电子货币业务Edy，启动了乐天自己的Edy。在索尼，Edy从诞生之初就一直亏损，而自从被并入乐天集团，我们使它实现了盈利。

说件相关的事。我想让您知道，在日本，开办新公司的人的比例低至4%。事实上，企业破产的比例也是4%。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之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暂缓破产政策。这类政策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东京都政府实施的中小企业解困措施。东京都政府于2004年耗资1 000亿日元创建东京新银行有限公司（ShinGinkoTokyo, Limited），目的是通过提供无抵押贷款和其他手段扶持面对险恶商业环境的中小企业。仅仅三年时间，这家银行负债近1 000亿日元，另外还投入400亿日元进行公共投资。这些政策延缓了破产的步伐，导致濒临倒闭的企业没有倒闭。真是愚蠢之举。糟糕的企业就应该破产，这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因为人是不会气馁的，即使经历一次破产，还会继续创造新事物。

良一：因为失败带来智慧和发明，它会孕育创新。

浩史：政府为日本航空公司提供的解困措施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暂缓破产政策。生活中我有许多日本航空公司的朋友，但我认为允许这家公司破产反而是最佳选择。如果它真的破产，我们会看到低成本的航空公司在日本出现，机票价格将会下降，那将刺激旅游业需求，并推动大城市之外的地区各行各业的发展。然而事与愿违，国家大规模注资，我们失去了这个机会。

良一：熊彼特用一个著名的词语来描述这种现象：创造性破坏。想要创造，就无法避免破坏。

浩史：重点在于，我们应该将丧失附加值或低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逐渐转移至海外的企业。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我们应该培养可以推动创新的优秀的人力资源，还要从国外引进这样的人才。良一：关于这一点，中国也许还说不上在吸收国外的人才。无论一个美国人多么喜欢中国，多数情况下他们只会在中国短暂停留。我认为并没有很多人在上海长期停留、定居、创办企业。

浩史：是的。与此同时，中国建立了一套全国性的体系，通过这套体系将本国人力资源送往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然后召集他们回国。三星也在做同样的事。我的看法是，中国（或者三星）只会模仿别人，就像过去那样，实在是大错特错。那可是在美国顶级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他们像鲑鱼一样回归家乡。（笑）

良一：日本应该如何与中国互动？

浩史：我会建议保持适当的距离，像成年人那样来往。我认为我们应当加强与邻国和美国的友好关系。就像您常说的，与韩国发展友好关系极其重要。

良一：绝对如此。我们不能忽视韩国对中日关系的价值。

浩史：过去，日本在技术和知识产权方面是头号强国，但自从互联网兴起，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鸿沟缩小了。我认为中国10多亿人口与日本1亿多人口的差距非常有利于缩小这种鸿沟。印度面临许多宗教和阶级问题，而中国没有，中国的经济模式可以迅速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良一：我非常有兴趣观察从现在起中国的变化。

浩史：我认为我们将看到中国的创新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但是我不太相信它会超过日本。日本不仅比中国更加多元化，而且保持一定的宽容度，能够接纳许多不同的文化。我相信日本可以在这方面与众不同。我也认为人们感觉日本是一个不错的国家。

[1]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被认为是日本最具影响力的经济组织。它创建于1946年，目前会员大约有1 300家重要的日本公司，在相关产业政策上为日本政府提供建议。

[2] 预后是医学术语，指预测疾病的可能病程和结局。——译者注

[3] i-mode是世界上最早的为未来电话准备的网络服务，由日本移动通信运营商NTTDoCoMo公司于1999年研发而成。这种服务只有日本手机采用，且仅适用于日本。

小结

·什么是经济增长？就是创新的持续发展，这种创新源自新型关系的组合。它打破了面对面交流和书面传播的规矩，创造有利于创新诞生的环境。

·政府的作用和目标应该仅限于为产业搭建平台，推动全面的监管制度改革。

·设定重要的关键绩效指标，用以改变日本整体的经济结构。

·推广“信息技术高速公路”概念，以建设遍布世界的更快捷、更便宜的通信基础设施。

第二章

营运的力量

劳动力流动

浩史：我打算讨论营运的力量。在大家的印象中，日本的营运力量非常强大，毕竟每个人都知道丰田汽车的生产力水平很高。

良一：营运的力量指的是实现创新所必需的营运能力吗？

浩史：你可以称它为营运能力或生产力，不管采用哪种说法，综合统计数据显示，实际上日本是极其低效的。再来看看来自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数据，日本单位劳动力的国内生产总值是44 500美元，居世界第23位。显然，日本是极其低效的。这个事实与大众普遍认为的情况很不一样，令人震惊。

况且这是2011年的统计数据，如果考虑到日元的疲软和近期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变动，日本单位劳动力的国内生产总值会落后更多，我估计现在很可能已经低于40 000美元了。再加上日本的劳动力规模实际上一直处于萎缩状态，我认为日本正面临着严峻的局势。日本的营运能力如此低效，是因为信息技术的利用率不足与公共部门的成本过高。（我将在第四章中更加详细地分析这两个问题。）

再回到日本就业的话题上，我想我们必须设法解决非均衡就业问题。一方面，日本在某些领域（如护理业和农业）存在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很多领域存在就业率过低的问题。总体而言，劳动力的布局没有达到最佳状态。

另一个问题是劳动力的刚性。终身雇佣制正产生负面效应，在企业和大学里，终身雇佣制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发展。结果是中年员工永久留在公司，而年轻人却丧失了就业机会。

日本企业对目前的状况负有责任，背后最大的原因是它们管理不当。如果日本企业聘用了最好的人员（在全球化阶段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人），就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竞争力。然而现实是，在终身雇佣制下，依据年龄而非技能或全球化经验将本土雇员提拔到管理岗位。

除此之外，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刚性，公司不能开除员工。依我看，更有意义的做法是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并建立一套机制，在这套机制下劳动力可以转移到更高效的工作中。在日本，企业一旦聘用了员工，就不能解雇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直白地说，就是“不能聘用员工，因为不能解雇他们”。这就是即使在经济好转的时候，企业也没打算聘用更多员工的原因之一。

起初，安倍政府在其经济增长战略中列入了放松就业监管的草案，但后来这一条被删除了，很有可能是政府担心在选举年引发负面的公众反应。

有一个与保护就业相关的话题，就是聘用更多的女性员工。聘用更多的女性员工绝对是有必要的，但仅仅依赖该项措施本身能起到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积极引入外籍劳工和移民等相关问题。

良一：大部分意见我都赞同，只是我建议我们需要看到，实际上不同国家的雇佣终止条例是存在差异的。同日本相比，美国和英联邦国家就存在显著的不同。在美国，雇佣监管相对宽松，一家公司可以轻而易举地以表现不佳或其他各种理由随时解雇员工。英联邦在所属成员国中推出一套弹性雇佣机制。然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中，日本的雇佣终止条例是最严格的。

在日本高速发展阶段，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挽留和教育劳动力，从这个角度看，日本的雇佣终止条例是有其存在意义的。现在我们没有面临高速发展，对产生高成本的员工进行挽留已失去意义。因此，无论是在大型组织、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之间，确保劳动力的流动性是相当重要的。

为了发展新兴产业，我们必须转移生产要素，说到底，没有劳动力的转移，产业本身不会改变。

浩史：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困境之一是劳动力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美国，白领员工享受免时限制度的待遇，而在日本，白领员工与蓝领员工的待遇相同。

我在东京交响乐团任董事会主席，乐团的成员也要遵守终身雇佣制。一旦乐团成员被聘用，他们余下的人生，从20岁出头直到退休，都可以从事这项工作。东京新国立剧场发生过一起诉讼，就是因解雇一位合唱团成员而被告上法庭。合唱团和管弦乐团的成员，无论表演技巧娴熟与否，都是被终身雇用的。虽然东京交响乐团实行自律，一旦一位成员被认定表现不佳，他便无法继续在管弦乐团表演了，但聘用的问题依旧存在。

良一：在终身雇佣制下，表演水平势必每况愈下。

浩史：更严重的后果是，那些才华横溢的演员却没有机会进入这些管弦乐团或剧团。每年从音乐和表演艺术院校毕业的大学生中，只有四五人能成功进入一个日本顶级管弦乐团。

良一：喔，的确没什么好处。

浩史：韩国首尔交响乐团反其道而行之，修改了雇佣制度。他们将年轻音乐家引进管弦乐团，完成了管弦乐团的等级构建。坦率地说，在某种程度上，年轻的音乐家很可能比资深音乐家更优秀。不像过去，他们现在很容易达成更加有效的训练方法。这是一个将具备专业资格的聘用者自由化的好例子。

良一：我也这样认为。大学是研究员的专业群体，而学术组织是最僵化的。

浩史：我也怀疑解雇大学雇员并非易事。

良一：美国已经提出一个在某些条件下的长期聘用体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学雇员是不能被解雇的。

私有化

浩史：回到开始的话题，我认为那些不再高效的公司应该破产。风险企业或初创企业正相反：它们正在聘用大量劳动力，它们吸收了被释放的劳动力。

良一：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浩史：虽然日本工厂的生产水平比较高，但看看综合数据就会明白，日本的生产力是相当落后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总部的人员成本和管理成本产生了高昂的费用。

良一：我同意。

浩史：我最近在对哈佛商学院的一次访问中参加了一个关于日本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希腊的讲座。希腊的公共部门过于庞大，我认为那些可以交由私营部门处理的事务都可以私有化。

日本的情况是，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内阁提倡私有化和中央政府的精简。随后的几任政府，特别是日本民主党[1]执政期间，我们又看到了中央政府的迅速膨胀。

总体而言，公共领域应该私有化，公共领域的雇员应该转移到私营企业。此外，公共领域应当放宽目前极端僵化的雇佣终止条例，这将会带来雇佣数量的增长。当前，由于企业不能随意解雇员工，年轻人就业困难。依我看，为了保护中年员工而忽视了年轻人，是毫无意义的。

有人指出，中年人正处于职业生涯的中期阶段，调换工作不容易，与此同时，服务行业和护理领域人手又不足。他们可能不得不接受减薪，但是我相信中年人有足够多的就业机会，或者可以创建一家风险公司。在大学里，我估计大部分雇员倾向于在一所机构待到退休。这样的机构是什么样子的呢？

良一：大学里有些教授，哪怕从来没有写过一篇学术论文，也是被终身雇用的，他们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归根结底取决于个人的良知与能力。再者，教授必须履行教育学生的职责，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做不出创新型研究也是情有可原的。有些大学面临着一种两难困境，一些人在经营着大学，但是他们并不做研究，只是对大学的行政管理感兴趣，而那些才华横溢的研究员忙于创新型研究，对行政事务却毫无兴趣。在美国，大学中有能力的人通常既做研究，又对参与行政决策感兴趣。

浩史：我认为，归根结底，重要的是安排合适的人做合适的工作。即使在乐天股份公司，也有大量雇员跳槽。所有的职位都有其局限性，如果人们不满意当前的工作，完全有理由离开乐天，加入其他企业或者创业。

在三星，只有50%的新雇员10年后还留在企业，他们对这一数据表示满意。所以，如果三星聘用了100名新员工，其中有50人可以在三星工作10年，即每年人员流失率约为5%，他们就很满足了。从管理的视角来看，三星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日本企业的管理相对较差。即使是德国，虽然看起来劳动力不常流动，但事实上，白领免时限制度有助于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此外，专业型公司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咨询公司，几乎可以自由决定中止劳务合同。

良一：你能解释一下什么是白领免时限制度吗？

浩史：这个制度不向白领提供额外的补贴，而是赋予白领免除多种规章制度制约（包括工作时间）的权利。白领工资实行年薪制，薪酬在法律限额内浮动。

良一：我懂了。

浩史：事实上，日本也讨论过白领免时限制度。2007年，日本厚生劳动省提交了一份法案，提出免时限制度适用于年收入达到900万日元且从事规划、学术研究和调查研究等5类工作的人员。最近，法案讨论的重点是能否将适用该免时限制度人员的年收入额门槛降至700万日元甚至400万日元。

良一：我明白了。

浩史：目前日本遇到的问题是成长型行业劳动力供应不足。例如，我之前提到的，廉价航空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但碍于政府拯救日本航空公司的措施，廉价航空面临着劳动力缺口。日本航空公司应该破产，这样就能释放出大量劳动力，转移到更具创新性的廉价航空领域了。

良一：我知道了。所以，你认为劳动力应当转移到新型航空公司？

浩史：外国人和日本航空公司退休人员已经继续到廉价航空公司工作。操作起来简单有效，薪酬也令人满意。

良一：我理解。

浩史：从管理的视角来看，我认为人员流动率应该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在乐天，我们认为有必要将人员流动率维持在某一水平，但流动率过高也无益于企业管理。

3%的人员流动率是不够的。也许对于像乐天这类成长型企业，3%的人员流动率还算可以，但是对于某些成熟型企业，就必须通过精简人员或促进自动化提高生产效率了。

终身雇佣制

良一：一家公司有多优秀终究取决于它的员工。公司要成长，员工是最重要的因素。虽然技术很重要，但是，是员工开发了技术，创造了产品。

迄今，终身雇佣制在日本成为普遍的规定。公司内部培训和开发人才，并将人才培训与开发作为公司内部流程，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劳动力整体的知识和技术能力。现在终身雇佣制正趋于瓦解，雇佣机制很可能发生重大变革。

浩史：举个例子，如果包括来自乐天市场和乐天旅游旗下的商户与场所的所有员工，乐天在本土创造了30万个就业岗位，是乐天正式员工人数的30多倍。正如你所看到的，风险公司或初创公司的创立也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日本经济需要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转型，而当前大多数劳动力集中在低附加值生产活动中。最关键的是，日本的各种机制都在维持公司的经营，几乎没有公司倒闭。结果，日本的竞争力进入螺旋式衰退。

良一：在经济学上，日本的产业结构可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1）第一产业，包括农业与其他类似产业；（2）第二产业，是指制造业等；（3）第三产业，是指与服务相关的产业。当今，日本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会员目前主要是制造业企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社会的机制已经发生变化。

浩史：制造业有很大的影响力。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起初只有东京电力公司，后来以东京电力公司为核心，其他相关公司逐渐加入，这才形成了现在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在该组织中有两类制造业企业：一类是与日本产业结构紧密相连的企业，另一类是设法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企业。

大学生的平均毕业年龄是22岁，他们会在短时间内找到第一份工作，但绝不可能立刻取得巨大的成功。也就是说，他们绝不可能在毕业时立刻进入一家迅猛发展的公司。（笑）尽管如此，人们一旦入职第一家公司，便希望终生都在这里工作了。我发现了这种怪异的态度。另外，坦率地说，我认为在劳动力流动的时代，若是强迫企业雇用员工直到退休，也太蛮不讲理了。这也是日本存在非正规就业的原因。

在乐天，那些与我们共事了10~15年的员工，如果他们感觉工作很棒，而且收入不错，可以继续留在乐天；如果情况并非如此，也可以换一份工作，这再正常不过了。在这个问题上，三星持有的基本思路与乐天相同。总体而言，我认为我们需要在宏观层面采取措施，推动劳动力市场实现最优化，而不是让企业在微观层面采取措施来保障就业。我也相信在宏观层面促进经济发展会增加劳动力需求。

在日本，没有合理的理由是不能解雇员工的，但自愿提前退休有可能终止雇佣关系，虽然现实中自愿提前退休很可能是受到了辞退的压力。

良一：在卢森堡，甚至连自愿提前退休都不被允许，在这一点上，日本还算好的。

浩史：日本是有可能实现劳动力流动的，不过我们要花时间来详细阐述这个问题，让大家都能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第一步可以推行白领免时限制度。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企业社会主义”而非“国家资本主义”（笑），情况并不会有任何转机。我认为问题最终直指公司治理。日本公司内部有固定的晋升流程，即使缺乏管理能力的人也有机会身居要职，这导致日本身陷竞争力下降的漩涡。正如我一再提到的，卡洛斯·戈恩让日产复活了，史蒂夫·乔布斯的回归让苹果复活了。我认为日本要重获竞争力，必须废止终身雇佣制。

脱离终身雇佣制

良一：乐天实行的是终身雇佣制吗？

浩史：终身雇佣制意味着从职员入职开始一直到退休，公司都要聘用他，但实际上法律对终身雇佣制并没有明确定义。乐天不实行终身雇佣制，我们也不支付离职补偿金。

良一：乐天有关于强制退休年龄的规定吗？

浩史：强制退休年龄无异于法定退休年龄。在强制退休年龄机制下，一旦员工达到某个年龄，公司与他们的雇佣关系就自动解除；然而《高龄者雇佣安定法》规定，强制退休年龄不能小于60岁。还有一些说法，譬如连续聘用制度提出，为了稳定就业，强制退休年龄要达到65岁。强制退休年龄这一说法本身就相当不公平，在美国使用强制退休年龄机制很有可能引发法律诉讼。

良一：在美国，聘用员工时，询问年龄是违法的。

浩史：没错！所以，在美国看到入职申请时，你只能推断，“好吧，他于1988年大学毕业，那么现在大约48岁”。不管怎样，日本想恢复经济活力，一定要避免建立以强制退休年龄为基础的雇佣机制。为深入探讨这个话题，我请教您一个问题：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涉及哪些内容？

良一：劳动经济学包含以经济学视角对劳动力相关各类问题的研究。在美国，劳动经济学本身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浩史：我感觉有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类似。

良一：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所投入的劳动量决定的。现在，很少有学者研究劳动价值理论。对于价值是劳动的产物，以及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投入的劳动量决定这一观点，大家完全不再讨论了。

浩史：还有一些人，如三菱日联摩根士丹利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艾伦·费尔德曼（Robert Alan Feldman），认为国内生产总值主要由国家的劳动力决定。

良一：还有一种说法，劳动力的数量决定了总体生产水平，是这样吗？这种说法将生产增长的贡献要素分成劳动力、技术和资本三项，分别考虑每一项要素的贡献，不过现在很少有人再去讨论这种说法了。所以，当今几乎没有人再去讨论劳动价值理论，这并非言过其实，因为资本主义制度运转良好。

浩史：变革一旦发生，就会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

关于生产率，我来讲个不错的故事。很久以前，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我们耗资数千亿日元（几十亿美元）推出一项新制度。理论上，这项制度的实施有助于简化操作流程，削减员工数量，降低成本。最终，由于我们无法裁员，即使实施了这项制度，员工数量仍然没有减少，而制度实施中产生的额外成本被计入其他项目中了（笑）。这件事听起来很可笑，却是件真事。我们推行这项制度这件事本身就毫无意义。所以，如果不先创造劳动力的流动性，就不可能促进创新，也不可能创造新的商业领域。

良一：日本兴业银行有一个工会吧？

浩史：确实有，但是说实话，它并不像一个真正的劳工组织，倒像一个由人事部员工调任组成的部门。（笑）工会已经与时代脱节了。

良一：日本大型企业有组织地建立工会，这些工会代表了其所在公司的利益。我有个朋友就是他所在公司的工会主席，同时也是公司的副总裁。

浩史：如果日本企业要实现连续雇用其员工的目标，我认为它们在追求这个目标的同时，需要考虑如何利用兼职人员和临时工。

良一：雇佣条件可以更加多元化。

浩史：这正是日本民主党提倡的政策，但日本社会实际上是反向发展的，雇佣条件逐渐僵化。我认为这种僵化的雇佣条件跟不上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到最后，员工的情况会更糟。

移民问题

浩史：在讨论雇佣话题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进入日本的移民。我的观点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不应再严格限定国家之间的界限。在这种环境中，考虑到日本各类产业正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我认为通过雇用外籍劳工弥补日本劳动力的短缺是很有意义的。

良一：战后，日本人移民国外的例子不计其数，比如，很多人移民到了巴西。不过，外国人移民到日本似乎就比较困难了。

浩史：尽管神户有一个相当大的印度社区，但我仍然认为签证问题为移民日本设置了障碍，是这样吧？

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些印度人是亲英的，有些印度人是亲亚的，那些亲亚的印度人搬到了神户。神户俱乐部是神户的国际化社会团体，这个俱乐部中有很多印度成员，尽管他们仍然保留着印度国籍，但他们操着一口地道的日语，子女在日本学校读书。战争期间，他们以外商身份在日本定居。战后，他们得到的待遇也不错，在神户拥有更多土地，变得十分富有。事实上，北野周围很多豪华公寓都为印度人所有。

浩史：神户在战前是不是也有很多德国人？

良一：神户的德国人起初是战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被安置在神户。后来，这个地区的对外贸易开始兴起。

浩史：说到移民问题，我要提出三点。首先，如何对待高级白领员工和蓝领员工？

最近，我访问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那里的研究人员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国、日本、越南、东欧等，这里仅列举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我几乎见不到几个美国白人。而且，哈佛商学院的院长和其他资深教授也是印度人、韩国人和中国人等其他国籍的人，他们说的也不是过去那种地道的英语。

日本的高素质员工不可能都是日本人。日本已经计划建造一所日本版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不过单是针对研究人员，实现起来就困难重重。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吸引那些最杰出、最聪明、顶级的知识分子来到日本。

其次，日本劳动力严重短缺，除了将工厂迁移到海外或吸引外籍劳工到日本外，别无选择。依我看，后者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最后，即使我们增加了蓝领员工的数量，他们的子孙大多将转型成为白领员工。很多外籍劳工以体力劳动者的身份进入美国，加入美国的劳动力大军。他们的子孙接受高等教育，后来转型成为高级员工，如今已经成为支撑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事实上，一些就读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的顶尖学生都是越南人或韩国人，他们的父辈到美国时都是工厂的工人。

良一：第二代人和第三代人努力工作并创造了佳绩。

浩史：除了智商因素外，这一群体有真诚渴望的态度，工作相当努力。我敢肯定，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他们会成长得更加强大。

为什么英语需要成为日本的通用语言

浩史：就我而言，在思考移民相关议题的时候，并未试图对移居和移民做出严格的定义，而是考虑对外籍劳工的接纳。

就在今天，我在乐天体育馆跑步的时候，碰巧有个外籍雇员在我身旁跑步。我问他“你来自哪里”，然后我们开始聊了起来。他在谷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因为认同乐天的经营理念，决定到乐天工作。时下，乐天正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员工。

良一：太令人吃惊了！

浩史：我认为护理领域不雇用外籍劳工是不可能成功的。日本员工索要的补偿金实在太高了，这个领域要发展起来有难度。如果单位人工成本是每月30万日元，那么聘用两个人就要60万日元，普通人根本负担不起。

良一：我好像想起来了，曾经有段时间大家都在谈论要聘请印度尼西亚籍雇员来日本，后来这件事怎么样了？

浩史：本想尝试让印度尼西亚籍雇员取得留居日本的资格，但事实证明，这个想法太糟糕了。日本方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根本没有一个日本人能解决得了。

良一：哦，就是说存在进入壁垒，政府为什么那么做？

浩史：我认为多元化非常关键，日本正面临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转折点，在未来也将迎来一次巨大的飞跃。

良一：我也这样认为。

浩史：在乐天，东京办事处有超过10%的员工是外籍人员。早在2010年，这一数字只有2.5%，上升速度真的很快。特别是在工程领域，近年来，大约70%的新员工都是外国人。我们全年招聘的毕业生中，外国人约占30%，如果算上海外留学归来和其他有海外学习经历的日籍员工，这一比例会更高。

良一：那这些员工的素质究竟如何？

浩史：乐天招聘的这些毕业于国外大学的员工都极具天赋。我们拥有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北京大学和印度理工学院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

良一：他们来乐天工作的动力是什么？

浩史：他们想在亚洲工作，但又不愿意去中国。其中有些人因到日本度假或本身就对日本文化感兴趣而迷恋上了日本。他们虽然想在亚洲工作，但是只能到一个使用英语的公司上班，所以就选择了乐天。

良一：我知道了，所以英语的确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浩史：就职于日本企业的前景也很有吸引力，当然雇用外籍劳工存在许多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壁垒。

良一：没错！如果无法沟通思想，怎能一起共事？

浩史：你肯定会担心这一点，不过从2010年开始，我们就竭力使英语成为企业的官方语言。神户胜利船（Vissel Kobe）[2]的管理委员会正逐渐使用英语，我本人就是红色组（Crimson Group）的成员之一，研一（Kenichi，浩史的哥哥）负责教球员说英语。

良一：研一是位很棒的老师！

浩史：不过英语还不是东北乐天金鹰队（Tohoku Rakuten Golden Eagles）的官方语言。我认为对他们而言时机尚未成熟。即便如此，那位以前效力于软银鹰队（SoftBank Hawks）的川崎宗则（Munenori Kawasaki）曾经努力学习英语，有一段幽默视频捧红了他。如今他在美国棒球大联盟效力于多伦多蓝鸟队（Toronto Blue Jays）。现在，那些加入美国棒球大联盟的日本球员大多配备翻译，而川崎宗则选择不要翻译。

日本职业足球运动员都能说一口像样的英语，这很可能是受中田英寿影响的，中田英寿是日本前国家队队员，还曾在意大利的佩鲁贾、罗马和帕尔玛等俱乐部里踢过球。令人震惊的是，这个球员不仅会说英语，而且会说意大利语，我认为他开了先河。同样地，我希望在中田英寿的激励下，日本职业棒球队的球员能有所改变。在我看来，正努力走向世界的日本田径运动员不应该再使用翻译了。

良一：那简直太好了！

浩史：在让英语成为官方语言的过程中，乐天遇到了很多困难，但结果是，我们接收的求职者，不仅类型转变了，而且素质提高了。

良一：我原本就认为乐天这一尝试的胜算很大。日本人感觉他们说英语绝对不会出错。当然他们会在细枝末节上出一些小纰漏，例如使用第三人称的时候忘了写字母“s”，但试图表达想法时即使英语不太专业也没问题。这么说，我们有朝一日将看到某种“乐天英语”，那一天不会太远啦。（笑）

浩史：大家都称非本土英语为“全球语”（Globish），这个词是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首席执行官让–保罗·内里埃（Jean-Paul Nerriere）创造出来的。“全球语”由“全球”（global）和“英语”（English）两个单词合并而成。脚本程序语言的发明人松本行弘（Yukihiro Matsumoto）在乐天发表演讲时开玩笑说：“乐天不需要将英语变成官方语言，破烂英语就够了！”

良一：这有些夸张了。

浩史：通常员工只需在国际交流英语考试（TOEIC）中达到一定的分数，但是我们倾向于考察员工的实际沟通技巧。

良一：你们还没有实现，但是听起来已经取得了稳步的进展。

浩史：无论对乐天本身还是外部，英语化都是乐天力主引进外籍劳工的一项重要策略。我认为新加坡发展得如此成功，正是受益于将英语作为其官方语言之一。

良一：新加坡如果只用汉语，就不可能取得当前的发展。

浩史：如果日本当初将英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很可能已经发展成一个庞大的新加坡，成为一个经济强国，把中国和韩国远远甩在后面。

良一：还有其他企业极力主张英语成为官方语言吗？

浩史：很不幸，为数不多，可能因为大多数管理者本身都不会说英语。

良一：这是个大问题。我曾访问过瑞典，在那里待了一阵子，瑞典的英语水平很高，英语足以被视为一种官方语言。说到瑞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语开始在瑞典得到推广，所以40岁左右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都会说英语，而上几代的人只会说瑞典语。这是瑞典教育重大变革的结果。

浩史：为了提高生产力水平，首先，市场机能必须正常运作；其次，必须通过增强专业人员的流动性，提拔那些具备杰出管理能力的最优秀的管理者，让他们进入组织高层。当然，组织中一直努力攀登事业阶梯的员工会得到发展机会，但是如果公司内部没有适合的人才，就要从外部招聘了。我们需要构建起这种人才设想，类似交易职业棒球队队员。

人口的增长

浩史：说到生产力，人口数量的下滑趋势是个现实问题，我们必须寻求填补人口缺口的办法。简言之，要么提高生育率，要么引进外籍人员，日本必须做出选择。

良一：日本呈现出一个趋势，就是鼓励女性发展事业，这导致了平均结婚年龄上升，结婚率下降，所以人口数量势必下滑。

浩史：韩国的一些农村地区，大多数男人都从亚洲其他国家娶妻。

良一：哪些国家？

浩史：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哪里都有。

良一：韩国比我想象的更加开放。

浩史：那样做也存在问题，但似乎还是相当可行的。那些提高生育率的措施有点儿成效，但最后效果总会达到一个极限。因此，想要一下子实现人口的大规模增长，难度巨大。

在日本，生育率持续低迷的原因之一是人口的结婚年龄提高了10岁。30年前，大约80%的女性在接近30岁时结婚。今天，30岁以下结婚的女性只有20%。随着结婚率的下降，已婚女性的生育率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或许是因为当代女性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去做，她们对结婚已经不感兴趣了。（笑）

良一：日本女性终归是要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的，但是她们面临着事业和家庭的两难抉择。

浩史：日本社会在实行产假方面已经开始效仿北欧社会，并得到社会的认可。问题是日本在这样一种机制下能否维持劳动力规模。安倍政府曾提议实行三年制产假，但坦白说，制定这项持续有效的政策需要对劳资双方做大量工作。如果乐天的许多女性员工休完三年产假后重返职场，我估计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变了。然而，即使女性生育后可以重返劳动大军队伍，我仍然怀疑日本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能否得以解决。

良一：日本终究要提高生育率。

浩史：如果日本可以提高生育率就好了，但目前一对夫妻生两个以上孩子的办法很难提高生育率[3]。即使成功地实现了一对夫妻生两个孩子，日本的人口数量依然是下降的。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中，只有美国的人口数量是增长的。美国人口数量增长是由于拉丁美洲裔人的增加，白种人虽然也在增加，但占比趋于下降。

良一：日本为什么拒绝接收移民？

浩史：我猜日本人对外很封闭。

良一：我认为进入日本的移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进入日本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做着与日本人相同的工作，但拿着更低的工资；另一类是具有特殊技能的移民，他们带着特殊的才能来到日本，在日本国内劳动力市场找不到他们所具备的这种专长或技能。从国际贸易的视角来看，移民不仅是人口的迁移，而且是随之而来的技术和专业知识的迁移，这是极其重要的。

基于这些原因，我基本上支持移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外廉价劳动力的进入可能会因低工资成本而产生短期利益，但这也会导致很多社会问题。从经济角度考虑，如果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并且要思考如何监控事态的变化，那么总体的收益未必会增加。我敢肯定有大量外国劳动力打算到日本工作，所以这会是个相当棘手的问题。

浩史：我相信，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借助互联网的传播，随着信息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日本独自在国内发展技术并应用于出口产品生产的模式已经不再有效了。是时候意识到持有多元价值观、引进各类人才、彼此互动、交流思想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有多么重要了。

这一点在乐天也得以应用。公司不能仅仅由日本人管理。正因如此，我认为我们应当讨论在推动国际化的进程中如何保持日本社会的伟大事物，如何保持日本文化与传统。

[1] 日本民主党成立于1998年，被公认为日本中左翼政党的中间派。民主党在2009年的大选中击败了长期当权的自民党，在2012年前一直是日本的执政党。

[2] 神户胜利船是一个职业的日本足球俱乐部，发源地是兵库县辖区内的神户市。

[3] 世界银行显示，日本的出生率持续位于1.4%的水平上，参见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DYN.TFRT.IN。

小结

·修改终身雇佣制，建立动态的、流动的劳动力市场。

·推行白领免时限制度。

·在护理和育儿领域，聘用外籍劳工。

·吸引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到日本来。

第三章

质疑安倍经济学的力量

安倍经济学的历史

浩史：我的《让日本再次伟大》建议书与日本复兴战略步调一致，我选择创新和营运力作为这一建议的支柱。它们与经济增长战略密切相关，后者在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中位列第三。我想聊聊安倍经济学的前两支箭：激进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下面我们首先对安倍经济学进行一次广泛的探讨。

2013年6月，在日本新经济联合会举办的安倍经济学论坛上，庆应义塾大学的竹中平藏（Heizo Takenaka）教授说，安倍经济学百分之百正确。三菱日联摩根士丹利证券的罗伯特·费尔德曼也对安倍经济学表示高度赞赏，称之为一次大满贯。作为经济学家，您怎么看？

良一：我认为安倍首相目前正在稳步推进和执行他的计划。我相信他具备出色的政治才干。

浩史：也许他从第一届任期的失败中学到了教训。我听说，美国一家初创企业首次创业尝试失败，40亿日元（4 000万美元）资金全部耗尽，可是到了第二次，同样的投资者还是注入了与第一次相同的资金。

良一：到目前为止，当银行要投资某些公司时，总是极易受到日本央行和财务省态度的影响。它们不赞成对有风险的企业进行投资。日本不像美国，个人投资者没有那么多。我认为日本人往往厌恶风险，相应地，银行和证券公司也注重安全。我认为这对日本金融业的自由化而言是巨大的障碍。

浩史：在美国，投资者作为投资主体，为那些也会提高经济效率、推动创新的初创企业提供资金。在日本，主要的投资主体是银行，银行之上是金融服务机构，它的总干事向财务省汇报，后者管理银行，控制资金流动。

良一：在美国，财政部独立于金融监管机构。在日本，央行财政政策的独立性同样重要。这是我特别希望向安倍首相提出的建议。我认为，经济学家站出来支持安倍经济学，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安倍首相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因为现在日本经济正经历通货紧缩，首相首先尝试的是将经济拉回正常轨道，使其回归安全的速度，并且保证2%的通货膨胀率。问题是，当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时，日本央行是否有能力刹车。这一点是我最关心的。

浩史：大众媒体让人感觉存在这样一种浓厚的氛围，即似乎没有人可以批评安倍经济学。日本目前也许正在回归国家资本主义。我从一家大报社的一位编辑那里听说，他试图撰写文章批评安倍经济学，但被报社领导否掉了。话说回来，安倍首相在一次讲话中说：“三木谷先生，你总是试图挑起争议。继续，不要停。”（笑）

良一：有一位名叫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很活跃。他认为日本人民很团结，因为我们拥有水稻耕种文化。他相信，为了种植水稻，人们需要管理广泛的流域和沟渠中的水源，所以种水稻的亚洲人倾向于团结。也许，选择不表达自己的意见、不批评他人，是日本人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所决定的。

浩史：人们常说，货币政策应当独立，央行应当独立，这种观点的逻辑是什么？

良一：简而言之，防止通货膨胀。无论负责金融政策的机构如何应对，只要政府增加整个经济的资金量，努力改善经济状况，通常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历史已经证明，如果财政政策背后有势力推动，就会引发通货膨胀。有鉴于此，日本央行面临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核心问题，是冷静地指导经济抑制通货膨胀。央行应该独立于财政政策，努力抑制通货膨胀的观点在全世界得到普遍认同。

另外，在经济下行期间，银行的工作比较复杂。即使当财政政策导致政府债务增加时，也仍有必要采取措施刺激经济。这是一个极其微妙的问题。如果日本央行的态度是，政府认为需要投入多少资金，它就准备按照这个数额放水，那么我们就有可能看到通货膨胀。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央行紧紧关闭资金的出水口，经济也会遭殃。因此，无论我们谈论的是哪个国家，这都是个问题。

负责财政政策的官员通过发行公债提供资金，他们对资金的调节幅度有多大这一问题对我们的讨论非常重要。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政府借钱融资来刺激经济，在经济好转时就必须偿还这些钱，可是如果政府已经借了钱，在经济向好时却不偿还债务，而是继续支出，那么财政政策的规模就扩大了。长期以来，对全世界任何国家而言，这同样也是个问题。

现在日本处于通货紧缩阶段，我也赞同通过发行公债刺激经济的观点，因为我认为如果日本不加快经济的即时增长速度，就无法从通货紧缩中恢复过来。所以，判断日本经济处于什么状态，通货紧缩是否还将继续，日本是否已经恢复，将是一项根本性的重要事务。

从更大的时间跨度（例如10年）来看日本经济的状态，我们已经摆脱通货紧缩了还是仍在与之奋战？我们知道经济增长已经提速，但是否真正走出了通货紧缩阶段？今后在我们考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这将是最重要的问题。

金融独立

浩史：货币理论曾经是您的专长，不是吗？

良一：我在神户大学经济学部任教授时，教过美国经济理论。我的课共分为4个部分，分别是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不同课程与不同讨论会，每周各一次。我讲解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执行的那一类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分析美国的经济学家如何看待这些政策，讲授他们是否根据这些经历构建理论。不上课时，我通常待在办公室，沉迷于研究。

浩史：具体来说，是什么类型的研究？

良一：我耗费了大量精力研究一个主题，就是尝试用实例证明货币政策对现实经济的影响。另一个主题是思考关于凯恩斯利息货币理论的争论。当时正在进行一场令人兴奋的争论：利率由货币存量决定还是由资本流动或供求关系甚至其他因素决定？我分析了争论双方的观点。

我研究的第三个主题涉及货币流通分析，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根据统计数据来理解与金融交易相关的资本流动方式，重点关注每个国家的央行。这个主题也是我的研究内容。

浩史：您以什么形式提交研究成果？

良一：写论文，向学术和经济类期刊投稿。就学术团体而言，我主要向日本货币经济学会提交成果。

浩史：您做过大量实证研究。

良一：有一些经济学家只关注理论，但我始终认为仅有理论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需要时刻追踪现实经济的运行，并将数据整合到评价和构建理论的方法中。这也是政府过去的政策，因此我与日本央行研究统计处的职员和财务省的相关经济学家进行过广泛沟通，他们也都是日本货币经济学会的会员。我很高兴我们能够交换信息。当我要查阅某方面的数据时，如果仅靠自己，通常需要一两天才能找到正在搜寻的数据。可是，如果我给在日本央行或政府工作的某位好友打一通电话，他可以马上帮我获得这些数据。我很珍视这些关系。

我在日本货币经济学会担任理事长多年，并于1994—1998年出任会长。在任职会长期间，我积极推行诸多有创造性的倡议，例如与其他学术团体和日本央行联合举办研讨会。我十分怀念那段时光。

浩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大约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一个问题的？

良一：大约是在1998年，当时我还在日本货币经济学会任职。整件事与《日本银行法》修正案的发布有关。那时，法规中关于央行的独立性是有明文规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市场上存在大量资金，银行独立性不是问题，但是我们仍有必要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防经济衰退。就日本的情况而言，财务省压制央行，可能威胁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就存在风险。

负责货币政策和负责财政政策的机构之间的冲突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基于这个理由，我们经济学家越来越极力主张整体上应保持日本央行和其他央行的独立性。然而，日本央行却利用了机构之间的冲突关系，变得骄傲自大。这实在是不幸，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由于过去我们没有坚持要求独立性，因此日本央行才会行事傲慢。

浩史：这次日本央行大尺度改变政策，开始实施积极的货币宽松政策，广度和深度都不同于以往。您怎么看？

良一：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和央行都被通货膨胀的痛苦经历吓着了，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导致了之前的通货膨胀。尽管如此，过去央行还是应该执行更加积极的政策。所以说，在黑田东彦（Haruhiko Kuroda）行长领导的新体系中，如果央行实施广度和深度不同于以往的货币宽松政策，就会成为强大的游戏规则改变者。我认为必须利用这次机会把一件事说出来：我希望公众提高对货币政策的兴趣。

最优通货膨胀率

浩史：政府实行广度和深度不同于以往的货币宽松政策，目的是确保两年内通货膨胀率达到2%。当我要求日本民主党的一位政治家评价这个政策时，他说最好将目标定为1%，这是他所在的党派所主张的。我不是宏观经济学家，因此我无法评价通货膨胀目标理论，不过我倒是感觉我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远离通货紧缩和强势日元阶段，这至少是一件好事。学术界有人说2%的目标不切实际，您怎么看？

良一：对于最适当的通货膨胀率是多少这一问题，日本国内外货币政策研究团体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它是货币政策理论中最重要的话题。

研究者提出了很多假设。例如，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0%是最适当的通货膨胀率。可是因为目前的货币体系包含一种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某些领域物价上涨，进而导致通货膨胀，所以要实现零通货膨胀并非易事。举个例子，劳动力市场就不是完全竞争状态，因为有工会等因素存在。

因此，考虑到市场并非完全竞争状态，再思考一下，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趋势，什么类型的通货膨胀是良性的，我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温和的通货膨胀才能产生好的结果。

通货膨胀目标理论是我刚刚提到的大争论的延伸产物，它主张设定某个通货膨胀目标，以此推动通货膨胀。最大的问题是确定我们应该设置多高的通货膨胀率，才不会陷入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薪酬上涨，带动物价上涨，反过来又引发薪酬上涨。

我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些研究。根据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日本经济发展中看到的通货膨胀程度，我相信，无论是从历史数据还是实际经验看，良性的年均通货膨胀率应该是2%左右。超过这个水平，薪酬将上涨，企业增加的成本会反映到物价上，导致经济朝着坏的方向发展。

“最适当的”利率是多少，这是一个紧迫的话题。2%与3%差别很大。2%时，我们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经济平衡。然而，达到3%~5%时，通货膨胀的预期迅速提高。一次通货膨胀带来更多通货膨胀，一旦我们越过某条线，一切都会加速，曾经拥有的平衡将在一夜之间被摧毁。这是我根据经验得出的结论。

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在经历一段持续的通货紧缩之后我们如何考虑通货膨胀。举例来说，通货紧缩持续了4年，除非我们将通货膨胀率猛增至8%，否则就无法实现每年2%的目标。这是一个大问题。

浩史：我认为通货膨胀还会产生副作用。当全国债务达到1 000万亿日元时，实际长期利率提高2%，将会增加利息20万亿日元。这个消息会让你想要绝望地摊手。（笑）

良一：的确是这样，国家债务规模太大。不过，想想实际长期利率的制定方式，它涉及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高生产力，以及我们可以接受的利率上限。如果生产力提高，即使实行货币宽松政策，物价上涨也会受到制约。因此，国家金融管理机构需要全面分析未来趋势，引导宏观经济健康发展。

浩史：那么，如果生产力出现爆炸性提升，即使通货膨胀率为零，实际收入也能增加吗？

良一：是的，你说得对。

浩史：那样的话，我开始怀疑名义通货膨胀率是否真有那么重要。

良一：问题在于，如果通货膨胀率的确为零，失业会增加。我们需要温和的通货膨胀。

浩史：这么说，货币宽松确实是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关键。

良一：是的，货币宽松是。

浩史：可是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利率下跌，金融机构的收入将低于预期。我猜想，这会让它们难以运营下去。

良一：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人们不可能通过提供低利率贷款赚钱，所以我们确实见到某些情形下贷款人停止向企业放贷。

浩史：若是这样，经济会良性运行，但金融机构挣不到钱。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利率突然提高，我相信，爆发突发性通货膨胀的风险很大。

良一：我认为的确如此。通货膨胀预期不是在一个月左右内逐渐变化的，无论加剧还是缓解，它都是突然变化的。由于预期水平突然变化，负责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机构在面对如何处理震荡的挑战时，必须找出导致变化的原因。

阻止利率上升

浩史：实现安倍政府正在努力追求的目标，还有可能吗？日本有可能做到抑制利率上升，同时制造通货膨胀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良一：抑制利率上升的唯一办法是信贷配给。

浩史：什么是信贷配给？

良一：利率上升通常与供需关系有关。现在假设我们在某个时期保持低利率，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积累了10万亿日元用于放贷，但借款需求为20万亿日元。在这种情形下，金融机构可能会告诉那些掌握政府支出专属权的组织它们应该放贷，因为投资极其重要。这样，资金就可以被分配出去。

浩史：如果利率低，我想知道，投资者会不会在日本融资，然后投资于海外？

良一：投资者确实有可能去海外投资。

浩史：安倍政府正在考虑减少资本性支出产生的税收，在日本，创办或改造工厂的支出不多，政府的出发点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可是，站在那些真正准备进行投资的企业领导者的角度来考虑，我认为，从理性上来说，如果当前高股价和弱势日元的情况再持续一段时间，我可能会暂缓投资。形势极其不明朗。

良一：给企业减免税收，鼓励企业主增加资本性支出，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要想判断是否每一家企业都真心实意地计划将增加的资金投入资本性支出，难度极大。如果政府打算为资本性支出提供税收减免，那么政府工作人员应当睁大眼睛，仔细评估：到目前为止，作为考虑对象的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亲密？

浩史：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连续减少税收也许更好。也有一种观点是，降低税率可以促进税收增加。我不是货币理论专家，因此对于广度和深度不同于以往的货币宽松政策，我无法做出任何评估。不过，有一点让我深感疑虑，那就是通过货币宽松释放的资金会不会成为投资。如果这些资金并非用于投资，那么首先我想知道是否缺乏鼓励国内投资的激励措施。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不是唯一的问题，还有各种监管、税收偏高等因素。这些难道不是资金未用于投资的真正原因吗？

既然如此，失去了竞争力的企业（如消费电子行业中的企业）即使进行投资，唯一的结果也会是它们将承受更大的负担。所以，我认为对话的主题首先应该是：一旦竞争力有所恢复，我们该怎么办？无论货币宽松规模多么庞大，主要的行为体始终是企业。我相信，如果企业管理效率没有出现同步提高，对日本经济实力的信任度没有上升，投资就不会增加。

处理这个问题，还有一条重要的间接措施，即必须进行教育改革。人们满心期待日本的教育将会发生变革，日本会因此改变。为此，我认为我们应当投资教育，采取富有成效的措施来提高英语能力。这一切，包括我的关于“信息技术高速公路”概念的提议，都属于我所主张的投资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必要措施。

怎样处理1 000万亿日元的债务

浩史：另一个金融话题是，大阪市民的人均债务已增至170万日元左右，难道不是吗？

良一：是，加上大阪市政府的债务已经到了。

浩史：债务总额为4.9万亿日元，除以大约290万人，人均负债170万日元。除了我们的债务外，大阪政府还在按照其设想不断花钱。（笑）现在的问题是：谁有能力偿还这笔巨额债务？

还有中央政府的债务，数量级更大，债务总额接近1 000万亿日元，比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还多。这笔债务如此庞大，足以让你陷入绝望之中。如果日本是一家公司，它的债务不是利润的两倍，而是总销售额的两倍，这种规模的债务很难偿还。

良一：对于解决这个问题，你有什么建议？

浩史：我会制订一个宏伟的计划，设定目标，努力压缩成本。我认为有两种方法可以处理这个问题：（1）我们可以减小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2）规定每月人均支出的限额，这个额度因市民而异，以此缩减债务。我们可以运用信息技术来减少支出，同时不会降低政策的质量。我将在第四章中对这个问题做出更详细的解释。现在我要说的是，我认为中央集权的政府体制是一个高成本的体系。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子公司降低成本，国家难道没有必要以这种方式推进分权吗？这样的话，我们有可能将企业家精神融入国家治理中。政府雇员享有某种不成文的特权，他们从未遭受过减薪，从未被解雇。我认为我们必须打破这些特权，您怎么看？

良一：简言之，解决方案是温和的通货膨胀，前面我已经提到了。如果我们立刻偿还全部的巨额债务，经济将会崩溃。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温和的通货膨胀吸收债务，那样会更好。幸运的是，日本人民喜欢储蓄，通常手握大量存款。欧洲国家向其他国家举债，与它们不同，日本政府发行的公债大部分在国内消化。再说一遍，我们不能持续无限制地发行国债，必须考虑在某个阶段踩住刹车。

浩史：因为大多数国债购买者是日本公民，所以有人认为日本的情况好于美国。但是，也有一些人说，万事自有其规律，日本将消费税税率提高至27%后，国内金融才会稳定。根据我和本地政治家交谈的内容，我确信他们缺乏远见卓识。我以为自民党执政这么长时间后，形势确实有所变化，但是现在他们只想着下一届选举。

良一：自己的选举当然很重要。（笑）

浩史：能否赢得大选，这对他们来说始终是件大事，所以，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在债务问题上他们可做的工作不多，但我也认为这很危险。现在主流的社会舆论似乎是只要经济增长，我们背负多高的债务都不要紧。

良一：这当然危险。

浩史：不用说，财务省正在思考，如果情况没有变化，会发生什么事情。真相是残酷的：即使我们认为竞争力是经济活力的源泉，但如果没有资金去完成任何目标，我们也将坐以待毙。站在财务省的角度，他们的工作是守护国家的钱，可是最后却因政治压力而耗尽国库。

良一：反过来想，假如没有钱，我们如何应对？我想到的唯一选项是放松监管。

浩史：政治家正在领导财务省。日本央行对上述所有问题负有监督之职，如果它开始受到政治上的控制，那么我们面对的危险将不受制约。我们必须建立制衡机制。

良一：日本央行独立的重要性已得到证明。

浩史：它是日本经济中唯一一个具有制衡功能的机构。可是政治家却非常短视。

良一：毕竟我们要的是下一届选举。（笑）

浩史：这也许是单议席选区制度造成的结果。过去，即便你的主张不受民众欢迎，你仍然可以因在选举中排名第二位或第三位而获得一个议席。现在，由于参选者必须成为佼佼者，所以我们看到迎合民意的民粹主义兴起。因此，无论国家债务增长到多大的规模，只要政党推动经济发展，就会赢得大选。

安倍经济学的优缺点

浩史：今天我和一些大阪企业家见了面，让我印象深刻。他们中的许多人表达了对未来的担忧。他们想知道，对货币政策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变更，背后蕴藏着什么学问。他们对利率上升造成的后果感到忧虑。

其中许多人对财政刺激持怀疑态度，实行的大量政策产生的乘数效应并不强。这些人质疑道，如果他们真的投资，能否产生良好效果。举个例子，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波及地区的重建预算定为25万亿日元，但我可以指出，这笔资金的许多用途除了让建筑业满意外，不会让其他任何人高兴。财政刺激的效果也令人心生疑虑。

撇开什么样的重建预算是民众真正需要的不谈，我认为，当我们执行财政刺激政策时，无论是用于拓宽东京国际机场的跑道、建设家庭负担得起的信息和通信光纤网络，还是投资教育，有一点极为重要：严格按照预算花钱。

良一：是的，我的观点与你相同。

浩史：我们需要投资硬件设施，因此必须编制预算用于防范地震。不过，我认为，对于如何判断一项政策是否的确具有乘数效应，我们仍然不得要领。反正我的感受就是这样。

良一：你知道，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估算政府投资产生的乘数效应数值。

1/（1–边际消费倾向）= K

这个公式中的乘数效应数值用K表示。这是凯恩斯派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举例来说，如果某人用一半的收入进行消费，他的消费倾向（也就是用于消费的收入数额所占比重）是0.5。

这样的话，乘数效应数值K等于2。这里的乘数效应显示，输入增加了一倍。可是在现实中，当经济陷入困境时，人们即使有收入，也不会大量用于消费，因此2倍乘数效应会大幅缩水，最终的数值接近1。

经济下行期间，政府实施财政刺激，建设公共工程，以此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实施过程中，失业人员被雇用，开始工作，但是，由于经济不景气，整个社会一直存在浓厚的节俭风气。正因如此，人们挣来的钱没有用于消费，而是存进银行。那么，在执行财政刺激政策时，我们应该首先投资公共工程建设还是通信基础设施和教育呢？政府的选择不同，对乘数效应的影响大有区别。这不仅仅是日本一国的问题，同样的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

在受到东日本大地震影响的东北地区，许多受灾的人借债来重建生活，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政府利用中央财政资金修建公共工程，如果收入全部用于偿还债务，而没有转移到消费领域，那么乘数效应数值将接近零。即便不为零，我认为它也不会太高。

浩史：但是，这不仅仅涉及个人消费，对整个经济会有什么影响？财政刺激具有提高经济理性的作用吗？

良一：你所说的经济理性指的是什么？

浩史：举个例子，修建高速公路，物流的效率会提高，乘数效应也会增强，诸如此类。

良一：投资哪个领域取决于届时政府的具体政策，因此绝对有必要审查税收的使用方式。

此外，我认为我们应该让那些将会受到投资影响的本地居民参与进来，不要让政府官员和建筑公司完全主导。举例来说，在受灾的东北地区，当地居民应该比其他人更清楚本地区当下的需求。我担心政府不会和居民协商。

浩史：重点是，在城市中心修建高速公路，会有很多人使用，而在人口稀少地区修建同样的高速公路，几乎无人会用，二者效果不同。经济学上对此有何见解？

良一：凯恩斯提出的第一个观点是，只要政府在花钱，将钱用在哪里并不重要。（笑）

浩史：我听过这个观点。

良一：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写下了这段话，他夸大了就业的影响。我认为，对公共工程（包括教育）进行投资时，无论是投资硬件基础设施还是软件基础设施，都会提高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制定财政刺激政策之前，充分考虑本地居民、地区市政府和研究人员的意见，具有重要意义。这又带来了由谁来监督的问题。如果由我来决定，我会说让公共舆论来做这件事。

浩史：关于财政刺激如何提高生产力，有经济学家进行过理论阐述吗？

良一：在美国，对于什么样的公共工程投资能产生效果，一直存在争论，因此我认为一定有相关论文。

浩史：我的观点是，与修建一条没有人使用的高速公路相比，投资信息基础设施或教育，不是有意义得多吗？您怎么看？

良一：我同意。政府不能只对高速公路、公共工程项目和工厂设备等硬件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投资教育等软件基础设施也极其重要。投资软件基础设施就是对人进行投资，因此不会马上见效。投资和效果之间存在时间差，而且效果很难确定。以教育为例，你不知道老师会不会擅离课堂。（笑）想出监督此类行为的办法可不容易。

浩史：不过，在修建高速公路时，政府首先需要获得土地，从购地到完工，整个过程可能耗时数十年，而投资教育，5~10年就可见效，我认为这应该算是时间短的了。

良一：是的。5~10年后，年纪小的孩子将完成学业，可是，由于你无法看到效果，所以难以进行评判。

浩史：这一类投资的回报绝对难以确定。不过，我赞同自民党的政策宣传口号——“从水泥到人民”。我认为自民党按照自己的方式推进这次政策变动的结果会是财政收支日益恶化。如何考虑财政收支平衡？我认为，即使是在对人民进行投资时，思考这个问题也具有重大意义。

小结

·承认日本央行的独立性对于财政政策是不可或缺的。

·确定日本经济是否真正摆脱通货紧缩，走向复苏，这是一个改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机会，不要让它溜走。

·通过温和的通货膨胀（每年通货膨胀率大约为2%）偿还财政负债。

·投资通信基础设施和教育，这样做会产生较强的乘数效应。

第四章

低成本政府的力量

政府治理的高成本

浩史：我想探讨日本政府居高不下的成本结构。我认真思考过成本结构问题。经营一家公司，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总部如何缩减支出，具体而言，就是缩减人员支出和行政支出。

在乐天，我们有总部、销售部和研发部，总部内部包括财务部、总裁办公室及其他部门。为了缩减总部的开支，我们制定了一项关键绩效指标，以保证员工人均支出上限为10万日元。

一国政府与企业总部有些相似，因此，不用多说，支出越少越好。我认为需要一项指标来证明我们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建立最好的基础设施，但是日本政府从未考虑过这一点。政府官员只关心保住职位，千方百计地避免任何会对他们以往政绩带来负面影响的事物。

在努力保证总部支出受到控制时，要充分了解支出的情况，这一点很重要。2010年，日本政府服务支出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3.1%，美国和韩国等发达国家为20.3%，德国为21.2%，英国高于日本，达到25.3%，但日本仍然比韩国、美国和德国高出2~3个百分点。因此，日本的政府服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当大。

这正好解释了为什么日本政府需要制定关键绩效指标，以便政府服务年支出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0%，并且设法缩减3%的支出。如果政府支持建设企业化的日本，以提高竞争力，那么我想说：重要的事情优先做。政府需要通过减少中央支出树立榜样。如果不能完成这个目标，政府服务支出所得到的回报只会是债务。因此，政府必须思考如何使这部分支出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0%。问题是政府内部从未有过这样的政策。

现在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讨论企业所得税。日本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在2013年1月时为35.64%，可是在这之上增加了用于重建的特别企业税后，达到38.01%，在所有主要的发达国家中位列第一。

中国的企业所得税基本税率为25%，韩国为24.2%，新加坡甚至只有17%，都比日本低不少。我一直建议制定一项关键绩效指标，以将日本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25%为目标。按照目前的情况，我认为几乎所有日本企业最终都希望离开日本。

此外，过去企业对企业交易被视为互联网的焦点，而现在企业对消费者的在线营销也在扩大规模。举例来说，有人从美国采购商品出口到日本，如果所购商品价格在某个数额以内，他就不需要承担关税或消费税。亚马逊之所以能在美国如此迅速地扩大市场份额，是因为当它首先开始开展网上售货时，这些货品来自美国大部分地区，它不需要为销售商品缴纳州销售税（相当于日本的消费税）。因此，它能够以低得多的价格进行销售。我预测这种情况将会大规模扩散。

良一：我记得有关亚马逊的争议。我想知道它是否仍享有州销售税豁免。

浩史：目前亚马逊在某些州缴纳销售税，但它有15年的时间免税。这是个问题，可是没有解决办法，长此以往，问题将更加严重。

我们在日本提供媒体内容和服务，但现在的金融服务只要以互联网为媒介，消费者就可以从境外企业接受这些服务。这就是数字化的意义。另一个问题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规则的修改方向，那会使日本向外国公司开放，这些外国公司有能力吸走可触及的一切业务。如果我们对此束手无策，不久就会出现日本企业出走海外的浪潮。

良一：还有一种可能，总部留在国内，而重要的税收基数或产生税收的销售活动逃离。

浩史：除了很高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外，过高的用电成本也在折磨着日本。有人说，这个问题最大的根源是建设和安全维护核电站的巨额费用，但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区域垄断，因为拥有市场垄断地位的企业可以轻易抬高价格。此外，安倍首相周围都是电力公司、其他能源企业和经济产业省的负责人。我们总是听到重启核电站的消息，这就是原因所在。

良一：这很糟糕。我们可以在关西经济联合会[1]发现同样的体制。

浩史：我相信。简单地说，这完全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从日本人民身上榨取更多血汗钱。

良一：为什么电力和油气行业没有出现私有化？

浩史：中央政府说它会在这些行业进行私有化。我有一种感觉，他们会这么做，但最终结果无人知晓。从个人角度来说，我认为安倍首相做出了郑重承诺，要将发电与配电、输电分离。提高日本竞争力的关键在于我们可以使国家的效率提高到什么程度。简言之，我们必须停止不必要的工作、开放市场、缩减总部支出、减税。您认为，税率降低导致税收反而增加这种现象属于什么曲线？

良一：拉弗曲线（Laffer curve）。这个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提出，他用一张图显示，尽管税率提高后税收增加，但一旦税率达到某个点，税收反而开始减少。

你的谈话内容中有一条值得注意，那就是德国政府的服务成本比日本低。德国通常被视为高成本结构的国家，因为它的公用事业费用高，可是就算是德国，也能将政府服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控制在21%。令我好奇的是，日本人民知不知道他们在电力和油气上的开支远多于其他发达国家。

浩史：我认为他们不知道，所以您要出版这本书！（笑）

良一：不开玩笑。我认为一直以来日本的汽油价格也更高。今天还是这样吗？

浩史：据我观察，确实没有变化。汽油在日本这么贵的根源是课税。预缴税基本上就是燃油税（燃油使用和地方公路税），设置它的目的就是为道路建设和改善提供税基，实际上使税款翻番。2007—2008年，这成为日本国会的热点议题。直到今天，购买一升汽油仍需缴纳53.8日元的税。

良一：日本消费者为什么没有对高赋税和高成本的公用事业表示更强烈的愤慨呢？我认为，也许是他们相信日本缺乏资源，必须依赖能源进口，因此对这种现象无能为力，只好节衣缩食。我年轻时就是这样想的。

浩史：日本的能源价格比其他发达国家都高，其中公用煤气价格差距尤为明显。假设日本的公用煤气价格为100，那么美国的为56，英国的为57，几乎只有日本的一半。而且，这个数据还是页岩气生产商业化之前的。

良一：按照这个比例，德国的公用煤气价格为78。

浩史：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前面我提到的区域垄断。显而易见，日本实行的是错误的能源政策。日本电价如此之高的另一个原因是液化天然气价格与石油价格挂钩。日本与石油生产国签订的承购协议中包含这样一项条款：只要石油价格上涨，液化天然气价格就随之上涨。只有日本屈服于这样的价格联动。

良一：这是为了确保石油稳定供应而签订某种长期协议的结果吗？你认为呢？

浩史：我认为情况就是这样。公开市场上，现在的液化天然气价格为每千瓦时4~6日元，而日本的为每千瓦时11日元。自从页岩气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后，液化天然气价格达到最低点，只有日本被迫以过高的价格采购。这就是电价这么高的原因。电价高，不是因为日本主要使用核能发电。归根结底，经济产业省的作为导致日本处于这样一种境地。

如何改变居高不下的成本结构

良一：那么，为改变日本政府居高不下的成本结构，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

浩史：我以企业领导者的身份提交过一份建议书，在该文件中，我主张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减少公务员人数，充分利用全国身份证号码系统。我希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公务员人数减半。

良一：如果你这么做，还能吸引到管理日本所需的人才吗？

浩史：我会提高薪酬来吸引人才。日本的竞争者包括韩国、美国和中国，因此，尝试建立一套能够帮助日本击败对手的制度，很可能像赢得世界杯冠军一样困难，绝非轻松的任务。如果我们打算完成这项任务，我认为日本必须结束目前这种录用公务员并为其提供生计的制度。我知道这很不幸，可是日本必须降低没有市场价值的人员的薪酬，某些时候还必须解雇他们。这是私营企业的做法。出于某种原因，日本的公务员享有绝对的终身雇佣保障。在美国，当地方政府财政窘困时，甚至会走到辞退警务人员的地步。这本应该是日本公共部门始终坚持的做法。

良一：不过，如果你准备推广某种新的信息技术，那么辞退日本一半的公务员就没有那么困难了吧？

浩史：今天，美国最热门的话题是电子签名。它使得公共部门所有的文件（包括居民登记）电子化成为可能，因此民众不必特意去市政厅领取复印件。日本应该考虑同样的方法，然而到目前为止，政府对其完全没有兴趣。我认为如果让一名有能力的企业经理去减少日本的政府服务支出，使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3%降至20%，他会非常轻松地完成任务。

良一：这意味着政府服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了3个百分点。

浩史：政府服务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下降3%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总支出要减少8%。换句话说，假设今天的总支出为100，那么之后的总支出就要减至92。说实话，我认为即使是这个降幅也过于温和了。如果真的由我来负责，我会毫不犹豫地将100降至50。（笑）当然，突然这么做会引发对就业的担忧，因此我们需要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至少应该制定目标，让我们知道前进的方向。

良一：你在建议书里还呼吁减少医疗服务和福利措施的支出，这也包括药物在线销售？

浩史：2013年6月，安倍政府宣布解除在线销售非处方药禁令的计划。这表明私营部门成员的需求使该计划得以通过，但我们不知道未来这一禁令的执行情况如何。我认为官僚与僵尸非常相似。（笑）就算他们的人数看起来从100减为1，他们仍然可以成倍增加，从1%恢复到原有的规模。他们总是发布报告，宣称会考虑做一些改变，可最终他们还是再次加大监管力度、扩大监管范围。

良一：我明白了，他们只会纸上谈兵。

浩史：他们是这么操作的：这套策略的关键在于“及其他”一词。举一个非常易于理解的例子：“托福及其他”的争议。教育改革执行委员会的第三份建议书题为《大学及其他教育的未来》，该文件发布于2013年，标题中就包含“及其他”的字眼。（笑）文件中宣称，“大学在进行入学考试和毕业考核程序期间，应该采用托福及其他同类外部认证考试，推进用英语及其他语言教学的教育计划”。他们使用“及其他”这样的字眼，可以传递这样的观念：不一定采用托福（全称为“检定非英语为母语者的英语能力考试”），像日本英语检定协会的“实用英语技能检定”这样的加拉帕戈斯式测试更合适。这里，一切都有赖于我们如何理解官僚发布的文件。我们可以随意解释。官僚的讲话是一种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的言论，民众以位于东京的政府机关聚集地霞关为名，讥讽这些言论为“霞关辞令”。我记得在产业竞争力委员会听政治家和官僚讨论时，有一场争论就是关于是否在这里也要使用“及其他”。

良一：啊，是啊，“及其他”。

浩史：他们必须下令禁止任何官员在其言论中使用“及其他”。（笑）

良一：这是一种欺骗，数代官僚一直在使用这种手段。

浩史：我想谈一谈医疗服务和福利措施。在日本，人均医疗成本低于欧洲和美国，但是考虑到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本将有这么多人口老龄化，事实上日本必须进一步降低这部分成本。

良一：这一点我百分之百同意。

浩史：要提高医疗服务和福利措施的效率，首先要做到积极利用信息技术以实现信息共享。非处方药和处方药在线销售会让药品变得更加便宜，令消费者有可能仅用必要的钱就买到药。这意味着老人不必去医院或药店按处方抓药，不用等太久就可以拿到药。从这一点来说，扩展信息技术的用途是我们必须做的事。

良一：制药业对利用信息技术持什么态度？我很好奇。

浩史：制药业圈子很可能对非处方药完全不在意。因为这些药的市场确实不大，估值约为6 000亿日元。他们宁愿保护核心的处方药，现在正努力筑高墙，阻止处方药在网上销售。一旦在线销售非处方药的禁令被解除，接下来的争论自然为是否将解除计划扩展到处方药。所以他们准备全体出动，编造非处方药在线销售的负面消息。

良一：处方药很挣钱吗？

浩史：绝对挣钱。处方药市场估值大约为6万亿日元，有巨额利润可赚。

良一：噢，真的吗？我还不知道呢。挣钱的是制药企业，对吗？

浩史：实际上利润归于药店，而不是制药企业。我打赌制药企业会欢迎在线销售，因为它能减少支付给中间商的费用。药店唯一的工作就是按照处方发药。过去，药店常常从事实际的复方药配药工作，但我认为今天它们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它们所做的只是发药。而且，如果由机器人来做复方药配置工作，操作会更加精确，因此更加安全。

治疗“日本病”

良一：听了你的解释后，我想起前面我提到的一件事，即我认为日本可能处于染上某种形式的“英国病”的危险之中，我们可以称之为“日本病”。

浩史：简而言之，“日本病”是这样一种幻觉：由官僚负责的任何事情都会发展顺利，如果出现错误，官僚会解决的。

我给您说一个从一位英国大使那里听来的趣闻。英国曾经将铁路、煤矿和钢厂私有化，因为英国人认为这些是自己国家最重要的产业。可是后来他们发现这些产业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笑）结果，英国忍受了近半个世纪的痛苦，直到“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执政才结束。我不担心日本会患上“日本病”或某种形式的“英国病”，因为我知道我们已经遭受它的折磨了。

良一：虽然情况可能是这样，但日本人民还是需要注意。我认为英国人意识到他们已经走向衰落，但我不清楚日本人是否认为自己的国家正在衰落。有人也许明白这一点，可是如果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症状，那会更加危险。没有人想要知道自身疾病的详细情况。看到像日本这样勤奋的国家沦为“英国病”这种疾病的受害者，非常令人难过。

浩史：“日本病”的主要根源可以归咎于经济产业省的保护主义政策，它是被称为“护航制度”的过时政策的残留物。这些保护主义政策是造成我们身患加拉帕戈斯综合征的原因。也就是说，日本制定了本国独有的标准和非关税壁垒，实际上导致只有日本企业才可能在本土市场获得成功、发展壮大。前面我提到的暂缓破产政策将制约日本企业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我们也许正处于恶性循环之中。我不是说我们需要取消政府所有的产业政策，但我认为政府必须开展中长期研发项目。

良一：我的感受也是这样。许多人看似认为研究人员的发明是好事，可是他们似乎还认为研究人员的工作应该到此为止，接下来政府要领导研发，将成果商业化。美国有大量企业从新技术中赚到巨额财富。

浩史：顺便说一下，我认为政府领导研发项目，应将重心从补贴扶持转到税收激励上。补贴指的是如果一家公司开展某类技术研发，政府为其提供资金，因此它对市场而言意义不大。我的看法是，对研发投资进行税收激励，作为发放补贴的替代手段，作用更大。

良一：可是在征税时，很难准确界定哪些是研发项目。模仿别人的研发项目应该被取消资格。

浩史：基础性研发需要投入巨量资金，同时伴随着很大的风险，但绝对有必要，因此应该由政府领导。核能开发一定是中央政府要做的工作。过去采用的半公开、半私密的流程缺乏透明性，造成了某些非常不可思议的后果。与生命科学相关的项目，例如诱导性多能干细胞，也应该由政府引导推动。还有一条重要事项与中长期研发项目有关，即这些项目不应由日本国民独力承担。

良一：如果外国人来到日本，成为研发项目的成员，你认为他们会感觉东京是个宜居城市吗？

浩史：我认为他们会。

良一：这是成功方程式的重要部分。

浩史：由于环境污染和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想去中国的人更少。

良一：对于研发工作，研究人员希望和家人住在一起，因此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城市要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

浩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京广纳人才的机会很大。这里治安良好，人民友善。

良一：这么说，东京成了检验宜居性的试金石。

浩史：是的。唯一的问题是英语。

良一：你说英语是问题，是什么意思？

浩史：即使有才能的外国人想来日本，在这里也找不到工作。因为他们会说英语，但不会说日语。

良一：哦，你是这个意思。我承认，欧洲许多公司的人说英语。瑞典尤其令人吃惊，街上每个人竟然都在用英语交流。瑞典35岁以下群体中有相当多的人英语说得很流利。鉴于这一点，我开始认为你推动的英语普及运动是个好点子。斯德哥尔摩拥有一批国际学校，外国人在那里生活畅通无阻。如果东京打算向更多外籍劳工敞开大门，就需要加强语言教育和儿童教育，并且要对社区新成员更加开放。

浩史：有观点认为应降低资本支出的纳税额，以推动经济增长，这已成为热门话题，在产业竞争力委员会内部也是这样。不过我认为我们讨论的是一种非常陈旧的思想。提高竞争力所需的最重要的条件（比制造设备还重要）是知识产权。我们需要改变机制，设法吸引世界上最出色、最聪明的人带着他们的出众才能和智慧来到日本。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就像我们在告诉有才之人：“不要耗费精力来日本。”举个例子吧，每年凭技术签证进入日本的外国人只有大约2 000人。

良一：喔，我还不知道数量这么少。

浩史：美国正在努力使相关人数增加至30万，而日本仅接收区区2 000人。一开始我以为是外籍人才纯粹不想来日本，可是根据在乐天聘用外国人的经验，我发现只要企业有能够让外国人工作的环境，并且为他们提供适当的补助，日本在全球人才市场上完全具有竞争力。我认为，找到一位愿意搬迁至美国硅谷的欧洲人，难度将会更大。

良一：这么看来，对欧洲人来说，日本是更具吸引力的工作目的地。我相信许多美国人喜欢日本，但我们在欧洲的“粉丝”团规模更大。

浩史：乐天正在聘用世界各地的人，我们的工程师中有一半以上是外国人。负责网络安全的工程师中有一位俄罗斯人，他是世界上最出色的黑客之一。

良一：哦？黑客不是制造破坏的人吗？

浩史：不，他是全球前5名“白帽黑客”[2]之一。

良一：真的吗？

浩史：我们安全部门的所有工程师，包括他，都用英语交流。在我们的日本工程师中，有一位起初对英语一窍不通。他下定决心学习英语，从那一天开始，在午餐和休息时只说英语。

良一：这些外国工程师对东京评价如何？

浩史：他们都说非常喜欢东京。他们说，美国可能过于倾向个人主义，它所创造的一切事物当然不一定都是最好的。他们称赞日式团队的积极性，夸奖我们的好客文化。他们也非常喜欢日本人民的善良本性。

良一：是啊，这些应该都是事实。

浩史：过去可能有歧视，不过相较于其他国家，我认为今天的日本对外国人的歧视更少。

美国和个人主义

浩史：1959年，您29岁时，在神户商业大学任助理教授，当时您在富布赖特学者项目和其他资金的资助下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读了整整两年零三个月的研究生。1972年，您42岁时，在神户大学任教授，举家前往美国，在耶鲁大学做了一年零九个月的研究人员。在那之后，您又有过数次访美经历。从您在那边的生活经验来看，您对美国印象如何？

良一：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我认为美国是个高度个人主义的国家。个人主义在那里非常受重视。我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观点，美国人真正关心的是——谁提出了这种观点。在日本的学校，当你根据课本内容正确回答出某个问题时，你会得到表扬。我特别留意到的是，在美国的学校，老师建议学生与大家分享自己独立的见解。当我在哈佛大学求学时，老师告诉我们应该分享各自的观点，这是一段充满正能量的经历。

浩史：我认为，法律以个人的名字命名这一事实也表明人们对个人主义的关注。举例来说，美国人将企业改革法案称为《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该法案的名称中就包含了起草者的名字。

良一：禁止商业银行参与投资银行业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3]也是一个例子。我欣赏美国人直来直去的性格，他们很少拐弯抹角，朋友之间说话坦诚。我有机会与许多人交流，包括经济学家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人，与他们沟通几乎没有障碍。

浩史：您认为美国这个国家的强大之处表现在哪里？

良一：嗯，我认为美国就是强大，没有什么可说的。（笑）补充一点，形势需要时，美国人会变得非常爱国。也许因为美国人总是享有自由，所以他们对别国侵犯美国人自由的行为反应非常激烈。

最近让我感兴趣的实际上是中国。我收看了2013年6月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南加利福尼亚一处私人宅邸的会晤，非常好奇，想知道他们展开了什么样的对话。真正令人感兴趣的是，美军在会谈期间正好在冲绳群岛北部进行演习。虽然这在日本不算重大新闻，但知道美国没有忽视对中国采取措施，让我感到宽慰。

浩史：对美国而言，20世纪80年代是一段艰难时期。那时，日本从战后困境中实现经济复兴，提出了“日本第一”的经济愿景，美国甚至试图向日本学习这些经验。我相信那是美国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我钦佩美国的意志力和鲜明的立场，例如美国人认可他们的电视机不是美国制造的观点。

良一：也许美国人认为，如果坚持只用本国制造的产品，他们就会沦为失败者。

浩史：苹果公司任何一款产品都不是在自己的营业场所生产的。这种安排可能是基于这样一种哲学：市场本身是商品的最终选择者。此外，我也佩服美国人谦虚好学、克服劣势的意愿。

良一：1972年我在国外求学时，丰田第一个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阿特拉斯织品公司（今丰田汽车加利福尼亚公司）生产汽车配件。丰田对公司聘用的美国人体贴周到，教他们日式流水线作业。丰田就是这样在美国扩张的。丰田采用这种方法是非常聪明的做法，而美国人也表现出虚心学习新事物的欲望。

浩史：不过，说到管理制度，我认为美国存在弱点。在雷曼兄弟破产和之前安然公司倒闭期间，这个弱点暴露无遗。另一个弱点是美国的医疗体系不像日本那样广泛覆盖。略少于20%的人口必须自掏腰包购买医疗保险，所以他们未被纳入医保范围。最终，这个弱点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美国医疗费用居高不下。

良一：美国人认为医疗由个人自己决定。

浩史：我认为个人主义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会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的。在国会通过《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期间，奥巴马总统的日子确实不好过。

良一：在美国，各州掌控一切权力，因此要在全国范围内批准政策也许不容易。

浩史：尽管如此，但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仍具有优势，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会非常强大。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两天的会晤中显然探讨了网络恐怖主义与网络安全问题，不过更准确的说法是，他们所讨论的信息是由谷歌而不是美国控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政府机构可以获取谷歌的信息。

良一：换句话说，中国的内部信息完全被泄露了。

浩史：我认为他们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中国迫使谷歌离开该国，目的是关闭信息通道。

到目前为止，竞争集中于制造业，但我认为制造技术上的竞争今后将逐渐失去价值。这是因为制造技术产生的超额收益能力将会减弱。仅有的保持超额收益能力的领域是汽车和工厂自营出口，而其他任何行业都会逐渐衰退。即便在汽车领域，丰田和韩国的现代之间曾经存在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而现在它们的竞争也非常激烈。我认为今天这两家企业已经不相上下。

无能的官僚体系

浩史：我想再谈谈日本的官僚体系。官僚体系是一个固有问题，是我在建议书《让日本再次伟大》中发表建议的动因。在日本民主党推翻官僚体系的尝试不幸失败之后，日本又恢复了这样的观念：官僚机构主导的政策也可以接受。这是非常危险的形势，将控制权交给官僚是绝对错误的做法。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官僚体系运转良好，因为当时政策目标明确，可是今天情况已截然不同。全球化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而蓬勃发展，同时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创新周期大幅缩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由官僚负责产业政策，日本将落后世界2~3个周期。官僚不断提出过时的想法，在日本大肆推广，其实谷歌已经实践过这些想法。（笑）此外，有些项目，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在日本都没有成功的机会，官僚却仍然对这些项目进行投资。

在经济产业省，官僚与能源行业及相关产业勾结，试图捍卫核能政策，这是官僚为自身利益制定的政策。真正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笑）产业竞争力委员会提议利用核能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您对日本的官僚体系感到忧虑吗？

良一：好，我来说说日本的官僚体系。在国际上，官僚体系对许多国家的长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国家包括英国、德国和美国。好的官僚体系有助于国家的发展，相反，不好的官僚体系会破坏一个国家的活力。虽然许多学者（包括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都对这种现象有过论述，但我还是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官僚体系要取得成功，需要什么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当明确的政策目标与国家的需求相吻合时，官僚机构适合高效率地实现这些目标。可是，当国家已经迈入世界强国之列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这时该怎么做，确实无人知晓，但制定一个实际目标是有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体系没有能力来确定目标。这将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和我们所讨论的国家无关。

就日本而言，战后的目标是复兴，因此大家都竭尽所能来重建国家。我认为官僚体系在这方面效率非常高。大约20年前，日本成为全球领先的经济体之一。自从日本站在自主选择未来发展道路的关口后，日本的官僚体系就只会导致制度疲劳。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讨论官僚体系是好是坏，而是需要思考如何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充分利用官僚体系。

能够正确管理官僚机构的实体唯有人民。人民选出的政治家发挥重要作用，制约这些政治家的人民作用更大。在看到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最近的行动以及新闻业近期的变动后，我认为这种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尤为明显。

浩史：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在推动去监管化、实现日本经济复兴的工作上缺乏远见。坦白说，它已成为某种“老男孩俱乐部”，只会通过市场垄断保护企业的利润。人们常说日本农业协同组合和日本医师会属于既得利益组织，可是最近我开始认为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才是最大的既得利益组织。另外，我还要冒险说一句，今天的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成功的官僚体系。

良一：啊，是的，新加坡。

浩史：新加坡有一样东西独一无二，那就是它的政治任命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总统和总理等最高政治领袖任命最高级别的官员。他们在私营部门中为所有政府机构挑选负责人。关于新加坡，我想提到的第二件事是，它采用不同的人员评估制度对高级官员和地方官员进行评估。负责制定国家战略的官员（他们的角色几乎就像智库成员一样）与其他政府公务员基本上区分开来。

良一：然而，日本企业总是支持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

浩史：您说得对。

良一：即使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会员来自不同行业，只要他们代表大公司，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利益就会与这些大公司保持一致。大型私营企业存在根本性的问题。日本的一流企业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和商贸领域，我想知道的是：这些大公司按照自己的资本主义原则在世界舞台上自由竞争，是否还会欣欣向荣？大公司正在争取生存空间。不过我怀疑日本企业试图按照日本的方式做任何事情，在这一点上，它们与经济产业省串通并得到后者的支持。

浩史：就汽车产业而言，它面临更多的国际竞争，因此必须获得国家政策的支持。相比之下，少数大公司能够凭一己之力抢夺其他大公司的业务而生存下来，我这里指的是像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电报电话公司这样的企业。在食物链顶端的是行业寡头，在它们下面是飘忽不定的不计其数的公司。

官僚体系国际化

浩史：纵观历史，我觉得丰田的奥田硕（Hiroshi Okuda）和佳能的御手洗富士夫（Fujio Mitarai）在一定程度上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其他会长更优秀。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问题在于，它听任一群掌握既得利益的公司聚集在一起，制定仅适用于日本的标准和规则。

良一：是的，目的是保护这些利益。

浩史：说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只有日本如此热衷于推出4K甚至8K分辨率[4]的超高清转播技术。现在智能电视机在世界上属于主流产品，因此消费者很可能确实感到疑惑：究竟是哪些人想收看这样高分辨率的电视？不久之前，有一篇媒体报道称，数家商业转播公司联合禁播松下智能电视机Smart VIERA的广告。当某些相关人士被问及原因时，他们说这是因为如果智能电视机占领市场，电视就会变得和互联网一样，再也没有人会观看传统电视节目。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这个思维过程脱胎于某种过时的加拉帕戈斯式策略。根据这种策略，企业只关心本国市场，不愿看看外面的世界。日本电视转播行业完全失去全球市场份额的原因是，日本总务省和经济产业省牵头创建本土的电视制式和体系，但仅仅适用于国内市场。

良一：这确实是个问题。这个体系帮助日本的企业实现市场垄断和寡头格局，使之从中获取利润。我认为这个时代已经结束，因为互联网的传播改变了游戏规则。

浩史：韩国三星在全球平板电视机市场占有近30%的份额。这是一个惊人的统计数字，你会因此思考：日本的企业是否应该完全停止生产电视机？

良一：如果是这样的话，日本的公司将无法生存。

浩史：的确，目前来看，它们也只是在苟延残喘。更糟糕的是，政府以补贴的形式向企业提供巨额资金。

良一：可是日本人民，包括我自己，从未对此感到气愤。（笑）我们真的需要表达愤怒。记者有责任告知民众这些事情，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日本记者必须认识到真相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官僚体系是怎样运转的？

浩史：坦白说，看看四周，日本的官员确实不擅长本职工作。他们看不到今天周围的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日本工商界领袖不能与美国同行相提并论，同时日本的官僚体系无视外部世界。最起码，我想知道日本的领导者是否认为日本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他们所领导的年轻人可能考虑到不能按照以往的方式做事，可这些年轻人不能与上级争辩。（笑）

良一：也许实际的负责人正在准确地分析形势？

浩史：也许吧。回过头来聊聊电视转播。世界真的不需要超高清转播。即使是美国最大的视频内容提供商之一网飞（Netflix），想要的也是能收看许多不同媒体的电视。他们知道，全球市场不需要更高的分辨率，但日本的电视机制造商可能认为，如果他们阻止智能电视机进入日本，就可以销售自己的4K分辨率和8K分辨率电视。这种加拉帕戈斯式的现象就如同DoCoMo公司的i-mode，最终只在日本流行。

良一：如果日本有市场，他们总能打开局面。

浩史：过去，日本只用技术就能够击败对手，而现在，即便日本4家最大的家用电子产品企业市值相加，仍然不敌三星市值的一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的官僚体系应该最大限度地解除监管，使日本向国际标准看齐。

良一：是的，我同意你的看法。

浩史：日本官僚体系想要制定本国独有的标准，甚至为此不惜一切代价。无论在通信行业还是电视转播行业，这种现象都是真实存在的，因为这样的安排能够使财富最大化。不过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通过自建标准，官僚增加了工作量，使自己的存在合理化。因为如果他们完全向国际标准看齐，就会丢掉乌纱帽。然而可悲的是，在国际会议上，他们无力使日本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良一：就像日本人常说的，“狗是百步王，只在门前狂”，意思是，他们只会窝里横，出了家门就胆怯。

浩史：将托福考试加入国家公务员考试中，这是产业竞争力委员会的极少数成就之一，非常重要。不过，对已经通过公务员考试的官员是否免除托福考试，当时也曾引起争论。我要说的是：“你们才是应该参加托福考试的人。（笑）不过是考英语而已。”连英语都让他们感受到威胁。归根结底，我们必须实现官僚体系全球化。

良一：我认为有些官员应该是支持全球化的。

浩史：当然，有一些官员，他们是积极进取的思想者。不过，这样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官僚机构一贯正确的形象。

良一：你指的是官僚从不犯错误的观念？

浩史：无论是在核电站还是国家债务的问题上，他们从来不会批评自己过去的工作。他们不惜代价维护自己所谓的一贯正确形象。

良一：官僚不喜欢别人说他犯了错误。多年前当我是邮政事务顾问小组成员时，情况就是如此。那时，我目睹了官僚绝对正确的神话，例如他们不希望听到任何有关错误的话题，无论这些错误是大是小。不过官僚体系擅长高效率地管理邮电部门这样的系统，在他们的帮助下，邮电通信业已遍及全日本。我认为这是因为官僚做事严肃认真。最起码，当时我认为他们不是那种当着你的面撒谎的人。

浩史：可是最近因为年金危机，厚生劳动省等部门有一些官僚的的确确没有说真话。（笑）

良一：唔，我在30~40年前与官僚打过交道，当时我并不认为他们是骗子。

建立智库

浩史：如果根本没有官僚体系，会发生什么情况？当我在思考日本民主党要根除官僚体系却大败而归时，我不得不认为，这件事的教训是，我们不仅需要管理职能，而且需要智囊职能。建立智库将是一种解决方案。

良一：毫无疑问。

浩史：今天，内阁府和内阁官房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是它们终归没有系统化、涵盖广泛的战略。对于从哪里削减支出、资金用在何处的问题，它们没有明确的总体战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缺乏制定国家战略的能力。

良一：民营智库在日本寥寥无几，而在美国数量众多。例如，布鲁金斯学会是一家自由主义智库，美国企业研究院则是一家保守主义智库。无论民主党何时执政，共和党的智囊团都将做好准备，他们的智库会尽最大努力设计随后的国家战略。我认为这种情形在日本不存在。

浩史：我认为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在日本扮演的角色与美国的智库相似。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绝不会消失[5]，我知道这话我说过很多次，但在这里要再次强调。另外，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再也不能制定正确的战略，因为我们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时代：重工业和化学工业靠自身无法再创造附加值。那么，由谁来思考战略呢？很可能是财务省的最高领导层，不过我认为这些人并不合适，或者说他们并不清楚今天世界变化之迅猛。

良一：所以你说日本需要民营智库。

浩史：日本确实有几家智库，例如日本综合研究所。如果有更多的人向这些机构提供捐款，那就太好了，但不幸的是，捐款数额增长太慢。

良一：真糟糕，因为丰田基金会和其他基金过去在这方面做过大量出色的工作。

浩史：小泉内阁时期，经济和财政政策委员会掌握巨大的权力，提出了许多倡议。该委员会的成员都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其中包括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前会长奥田硕、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竹中平藏（Heizo Takenaka）、牛尾集团董事长牛尾治朗（Jiro Ushio）和欧力士公司董事长宫内义彦（Yoshihiko Miyauchi）。现在经济和财政政策委员会的失败可能要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它的成员中几乎没有企业管理人员。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的伊藤元重（Motoshige Ito）教授是成员之一，但他不是企业界人士。

良一：你会怎样改造官僚体系？从哪里入手呢？

浩史：嗯，首先，既然本届经济和财政政策委员会很受约束，那就让其成员掌握更大的权力。竹中平藏本应是成员之一，但我听说官僚竭尽所能阻止他当选。

良一：如果他是成员，最终结果会有不同。

浩史：产业竞争力委员会只有研究和协商的权利，与它不同的是，经济和财政政策委员会拥有立法权。

良一：情况可能会是这样，但日本人民仍然认为官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官僚仍然掌握比较大的权力。所以，重要的是如何告知民众导致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的真相是什么。而且，就算知道这些信息，民众还是会支持官僚机构。

浩史：官僚难道不是人民的仆人吗？（笑）

良一：你说得对。日语中，我们会说“Koboku”，字面意思就是“公仆”。

浩史：关于官僚体系，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政治任命。基本上，我认为政府机构和各省厅中局长与副部长这种职位的高级官员应从私营企业中聘用。

良一：我同意。

浩史：换一种说法，我们需要建立一套机制，有能力的人可以为官僚机构工作5~10年，然后再回到私营企业。迄今为止，官僚和私营企业由于一系列原因，还未真正互相融合。过去，二者结合是一种习惯，今天不再是这样。现在的官僚很少有机会与工商界人士沟通，因此他们缺乏商业意识。他们不理解周围世界发生的变化。这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所以，我们需要将更多具有国际履历的管理人员引入经济和财政政策委员会。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作为这次尝试的管理中心。

良一：这也许可行，这样的机制存在吗？

浩史：是的，存在。现在的政府只是设立大量不同的委员会，如产业竞争力委员会、监管改革委员会等，导致控制力分散。在这种情况下，官僚掌握最大的权力。我感觉这种方法是有意为之。

良一：官僚个人想要实现什么目标？只是为了升官吗？（笑）

浩史：噢，毫无疑问。

良一：如果他们想要的就是实现成功的人生，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生是“成功的人生”？我们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完全相信在企业中节节高升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我认为今天的年轻人并不持有同样的信念。

政治任命

浩史：我要重复我一贯的观点，日本的官僚体系迷失方向的原因是缺少政治任命。眼下官僚的终极目标是成为副部长或局长。这就是所有高层官员应该经由政治任命产生的原因。

良一：这是个好主意。

浩史：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政府官员超过半数来自私营企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人们对此有过一些争论。好坏完全取决于个人看法。

良一：日本就应该取消现有的常务副部长制度。

浩史：这也正是我的看法。

良一：在美国，所有这些职位都是通过政治任命产生的。

浩史：一所私立大学的教授竹中平藏曾经担任过部长，所以，在日本，这并非不可能的事。我们应该采用政治任命的方式确定所有的副部长。这种做法有助于官员集中精力处理实质性工作。

良一：我想知道他们是否真的会放弃升职的野心。

浩史：日本央行行长就是政治任命的职位。不管怎样，局长和副部长的产生都应该采用这种方式，而且，每次政府改选，副部长就应该换人。

良一：日本确实需要改变。日本需要人民的支持，需要合理的法律依据来支撑这种改变。

浩史：当人们只考虑晋升和成功时，他们就会忽视周围发生的一切。这是事实。我希望乐天的雇员具有更多的创业思维，然而即使是他们，也会表现出与官僚相似的特征。这在任何组织都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建立合适的机制，根除这种行为。我认为政治任命制度是最佳选择。我们应该合法地要求任命私营业者为局长和副部长。我认为，如果过去我们做了这些工作，就绝不会听到厚生劳动省在年金丑闻期间发表的愚蠢评论，例如“几十年来我们就没有估算过这些数字”[6]。（笑）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部级法规。基本上，各部可以自行制定法规，无须经过立法程序。官僚就是通过这种方法保证其主导地位长期不受挑战的。

良一：不过公务员会反对任何改变这项制度的做法，也不会赞成取消部级法规。

浩史：是的，他们会这么做。

良一：他们会强烈反对，抗争到底。你这可是在建议废除他们最有利可图的工作之一。

浩史：日本现在落后的根源就是这项与时代脱节的制度。以电视台县级许可证制度为例，该制度授予电视台在县一级的转播许可权。这当然让人感到荒唐可笑。（笑）到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看看，这种制度都不会有任何意义。它就是那种人们听到后一定会要求重述一遍的东西，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改造官僚体系要付出什么代价

良一：你可以对有效的和糟糕的官僚体系分别做出定义吗？

浩史：我之前说过，新加坡的官僚体系可以算是有效的。我从新加坡人那里听说，官僚的薪酬非常高，不比优秀的企业领导者和投资银行家挣得少。另外，如果表现糟糕，他们会被立即解职。

良一：这么说，他们是高薪工人。

浩史：它不是一个论资排辈的体系，而是按工作表现付酬。因此，高薪对他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与之相反，如果岗位薪酬不高，官僚就会以权谋私。（笑）如果日本打算授予高级官员更多权力，那么日本也应该提供高薪，这样他们就不会成为头衔的附庸。

良一：在美国，官僚机构的工资标准不高，可是一旦他们离职，就有希望在私营企业谋得高薪职位，例如银行副行长。

浩史：这和我们所说的“空降官员”相似，也就是说，企业重新聘请退休官员，这些企业与官员离开公务员岗位之前在公共部门从事的工作有关联。在美国，此类行为有两条路径：一是私营企业聘请官员，二是私营企业的职员被聘用为官员。

良一：在美国，如果政府机构科研部门的职业官员看起来具备技能和才干，私营企业也会将其列入考察范围。这一点与日本略有不同。在日本，官员被重新聘用，主要看他的人脉。在美国，以银行业为例，官员是否被聘用，由其研究能力和审计水平决定。换句话说，这个过程完全以个人绩效为依据。

随着西班牙语人口的增长，民主党应该会执政一段时间，可是一旦目前的政府换届，所有的官员都将被辞退。

良一：共和党会怎么做？

浩史：实际上，我认为现在是改变政策的时候了。我认为共和党内将出现在堕胎和其他问题上立场更加开放的领导人。一旦这个人当选，共和党非常有可能经历一场文艺复兴。

良一：如果共和党不进行变革，就会继续衰落。

浩史：问题在于以官僚为核心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这个问题造成的各种社会疾病中，“英国病”更加广为人知。我的意思是官僚不比市场聪明。

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听说了一些有趣的事，他是一家政府下属金融机构的高级经理。他指出，在日本，官僚机构、工业和金融行业基本上都是相互勾结在一起的。大银行利用巨额资金从政府手中换取支持。对日本航空公司和东京电力公司的救助就属于这种情形。它们从这些支持中获取巨大利益，导致了无休止的恶性循环。

我用一个例子来描述一下这个过程。假设一家大型电子设备制造商将从经济产业省那里获得研发补贴，金额等于该公司销售额的百分之几，这是一笔巨款。整个过程会是这样的：该公司最终交付成果的依据不是市场真正的需求，而是怎样才能从经济产业省获得这些补贴。这就是它研发的技术与国际市场趋势完全脱节的原因。随之而来的是，它会丧失竞争力，长期来看，它将走向破产或者成为被救助企业。

所以，研发补贴必须取消。研发工作应该交给学术机构。企业不需要政府拨款来资助研发。举例来说，谷歌没有从政府那里收到一分钱。企业研发补贴不仅被浪费掉，而且会导致政府制定暂缓破产政策。这样的暂缓破产政策延长了那些应该破产的公司的寿命，是日本官僚体系制造出来的严重问题。企业有生命周期，面临破产的企业就应该让其破产。

良一：我同意你所说的要点。很明显，日本需要站在比过去更高的层次，朝着新方向前进。然而，对于日本年轻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感到担忧。我听说，大多数年轻人还是想去大公司工作。对此我们也许无能为力，但我确实希望我们的年青一代更加积极地看待这些问题，愿意选择自己的道路。

[1] 关西经济联合会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机构之一，创立于1946年，代表和实现关西企业界的集体意愿。

[2] 白帽黑客，又称道德黑客，指那些用自己的黑客技术来维护网络关系公平正义的黑客。——编者注

[3]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于1999年被废除。

[4] 4K分辨率指像素分辨率为4 096×2 160，8K分辨率指像素分辨率为7 680×4 320。——编者注

[5]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大量会员为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企业，历任会长多出自这两个产业。——译者注

[6] 数百万份社会保险年金记录与个人年金身份编号不符，导致社保受益人无法正常收到全额保险金，从而引发一场社会丑闻。

小结

·在政府推行全面的信息技术解决方案，使公务员人数减半，努力改进高成本的政府组织架构。

·制定关键绩效指标，用以规定政府服务年度支出不应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0%，减少行政支出。

·消除发电领域的区域性垄断，降低发电成本。

·摒弃补贴是万能钥匙的观念，对研发类投资实行税收抵免政策。

·建立制度，使中央各部和其他政府机构的局长与副部长通过政治任命产生。

·更加重视经济和财政政策委员会作为政府智库所发挥的作用，任命私营企业的人员为该机构负责人，并扩大它的职权。

第五章

海外成功的力量

留学生数量的下降

浩史：我想讨论提高全球扩张水平与提升管理能力的措施。当初我本以为日本企业的海外销量很高，但是当看到统计数据的时候，我才惊讶地发现其实日本企业的海外销量相当低。从年度数据来看，2007年日本海外销量占总销量的比例为13%，达到峰值，到2010年，这一比例降至11.7%。我们已经告别了那个日本独立生产产品再出口的年代，进入了一个多国合作生产的全球化时代。与此同时，英语的使用成为实现全球商业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当我确定将英语作为公司的官方语言时，我开启了一场运动，现在这场运动开始扩散并扎根。

据说，如果托福考试总分按120分算，2010年日本托福考试的平均成绩是70分，在亚洲排名倒数第四，也就是位于老挝之前。同年，韩国旅美的交流生有72 000名，相比之下，日本旅美的交流生还不到20 000名，这真是巨大的差异。日本到所有国家与地区（也包括美国）留学的总人数在2004年时有8 000多人，达到峰值，2009年降至6 000多人，现在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下降。数据表明，日本学生似乎越发闭关自守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采取措施。

在实现全球化和鼓励学生到海外留学的道路上，阻碍之一就是大企业在做人才评估时不考虑国际经验。日本已经决定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我们却还在争论将哪些领域排除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外。从经济角度看，我认为靠牺牲汽车制造业来保护农业的做法有点儿滑稽。

良一：牺牲汽车制造业绝非明智之选。

浩史：从一开始日本就朝着市场自由化的方向努力。我认为日本要在与公司治理相关的所有事情（包括国际会计准则）上推进全球化进程，当然我们不容许出现任何威胁国家安全的事情。以此入手，日本要构建一套能将世界顶级企业领袖吸引到日本的体系框架。为了做到这一点，要提高日本企业领袖的薪酬，目前的薪酬水平还不够高。

如果维持现状，那些有商业领导能力的人并不愿意担此重任，这也是当前市场上公司解散与合并几乎毫无进展的原因。发生业务合并时，企业领袖往往被降职，这意味着个人的损失，因此他们会尽量避免公司解散与合并。相反地，在美国有个“金色降落伞”的说法，公司合并后，管理者会收到一笔数额相当大的补偿金。

我认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股票薪酬计划。在乐天，执行级人员获得的奖金中，有30%以股票的形式支付。美国的很多信息技术企业和金融公司采取了股票薪酬计划，这一计划有助于企业领袖保持创业精神。我还听闻，有几家和乐天竞争的公司，薪酬中超过13万美元（约合1 300万日元）的部分全部用股票支付。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年收入1亿日元，到手的现金只有1 300万日元，其余8 700万日元都是股票。企业的这种做法可以将管理者的利益与企业的成功紧密联系在一起。

良一：你们用股票支付奖金的做法很独特。

浩史：我们在乐天的确竭力推行股票薪酬计划，日本企业在现行法律制度下要采用这类计划真是困难重重。

良一：你们不必非要采用股票薪酬计划，只要可以激励商界领袖，创造另一种激励制度也许更好呢。

浩史：与欧洲和美国相比，日本的商学院也太少了，这个问题很严重。日本的信息技术教育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每年仅有2万名日本人从计算机科学或编程相关专业毕业。在美国，这一数字至少超过6万，而印度和中国更多。有人说日本要以质取胜，而非以量取胜，但是日本每年信息技术专业毕业人数只有美国的1/3，日本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啊。

在乐天，我们已经开始试验一项新方案，规划继英语之后公司的下一种通用语言，但是在使用英语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取得进展。我很早就谈起过这个话题。很多人虽然在国际交流英语考试中取得高分，可是英语应用能力还不行。我们下一个近期目标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日本人担心如果他们出国留学，便会错失在本国的就业机会，这是日本人不愿出国留学的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是缺少留学经费。第三个原因是在日本生活太舒适了，这也会延缓留学行动。可以肯定的是，企业的状况正在发生变化。有人认为出国留学的经历会削弱找工作的能力，但我们看到这个印象正被一点点消除。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出国留学的问题上，我们将看到戏剧性的变化。

良一：如果不出国不影响找工作，学生就不会出去。问题的关键是：企业是否向有国外留学经历或掌握英语技能的人提供优先入职机会？是否向他们提供有别于其他求职者的优惠政策？

浩史：当然。

良一：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辨别英语表达能力。我不谈论考试成绩或证书，我更在意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我们重点评估员工开发新客户、进行商务谈判的能力，即使他们的英语不太流利也没关系。我认为员工应该在理解交谈中的细微差别方面具备较高的英语水平，可实际上商业谈判往往局限于这样的表达：“多少钱？太贵了，便宜点儿。”（笑）

浩史：当我们还停留在日本传统的评价体系，依据员工资历提供晋升机会的时候，员工价值评估与是否具有海外留学经历、是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或任何特殊资历几乎毫不相关。可以说投资于这类经历的回报是很低的。在乐天，我们不用那套传统的评价体系。如果员工的工作能力强，即使只有二十几岁也没关系，我们仍会提拔他们晋升管理岗位或成为商业部门的领导。我们有一套合适的晋升制度，只要员工有能力，无论是否毕业于商学院，无论是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公司都会给予他们快速晋升的机会。大部分日本企业即使真的把员工送出国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也往往安排这些员工从事国内业务。（笑）

即使企业努力送员工出国就读商学院，归根结底，这也仅仅是企业吸引更多人前来应聘的一种招数。他们只想说：“如果你来为我们工作，你就有机会出国啦。”实际上，即使在最大的企业里，很多员工被派到国外，没过多久便被召回日本了。（笑）

良一：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你也是在日本兴业银行召你回国之后就辞掉了那里的工作。

浩史：企业设法对出国留学附加诸多条件，但这些条件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我从哈佛大学留学归国，两年后从银行辞职，那段时间我为银行创造了相当大的利润。甚至在辞职后，我依然感觉对他们负有重大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瑞穗银行（前身是日本兴业银行）成为乐天的合作银行。我认为他们最终从我身上赚了一大笔钱！（笑）

避免加拉帕戈斯效应

浩史：宏观经济学认为，劳动力不流动，产业整体上难以发展。然而当我们观察一个行业时，我们看到这些企业并没有在努力适应国际标准。我担心经济产业省有意要构造起这种产业结构。为刺激劳动力流动，需要采取的举措主要有：在通信与医疗产业取消加拉帕戈斯式的规则，在日本企业中创造出可以培育全球扩张能力的环境。

良一：你说在医疗产业中存在加拉帕戈斯式的规则，是什么意思？

浩史：例如，资料的数据化（病例无法数据化）以及与行医执照相关的规则。据说，在日本取得行医执照的医生到了美国，只能参加临床研究，只有通过全国考试才有资格在美国行医［当然，他们需要拿到移民签证（永久居住权）才能开诊所］。同时，外国医生移居日本，如果不在日本这个体系中从头开始并取得资质，在日本行医也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医疗、医药和医疗设备领域的管理标准，都深受加拉帕戈斯效应的影响。关于这种效应的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日本电报电话公司推动的下一代网络（NGN）。

良一：我不太熟悉下一代网络，它是什么呢？

浩史：互联网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允许公开交流的。我的意思是，一切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但下一代网络对互联网本身又制造了一大堆控制。

良一：真的吗？我还闻所未闻呢。

浩史：日本采用的技术是修改IP（网络协议）地址，对通过互联网访问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控制。下一代网络做的事情也差不多：据说，他们设置了一道禁令来阻止IP地址的传输。换言之，他们试图通过下一代网络在互联网上搭建一个不互联的网络。路由器和服务器都要顺应下一代网络的要求，设计成只在日本使用的特殊结构。做这种事真的会增加成本。

有人也许会说，这没什么呀，因为日本电报电话公司与主要的信息技术企业可以继续赚钱。可是除了日本，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这么做的，所以说，一种加拉帕戈斯效应正在形成。也正因如此，我在产业竞争力委员会中强烈呼吁下一代网络放开限制。

加拉帕戈斯式的规则对电信和广播产业的保护已经产生了可怕的后果。这些非关税壁垒的形成使我们看到了仅适用于日本国内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举个例子，智能手机推出后，对移动电话的网络连接限制最终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良一：因此，外国公司更加难以进入日本的市场。

浩史：不仅如此，这些政策还导致日本企业失去了全球竞争力。要想培育日本的全球扩张与竞争能力，关键是要保护市场的开放性，在企业经营的道路上引入竞争原则。换言之，我们必须实现全球化治理。

为此，我们需要制定严格的保护性措施，预防日本企业进行非法收购。进一步说，若是亏损的日本公司被外国公司收购了就是件好事。因为只要扭亏为盈，即使被收购了也没什么大不了。日本公司也收购外国公司，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公平的体系。以夏普为例，如果被富士康［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中国台湾企业）］或者三星公司收购，岂不是很好。这是有可能的。到那个时候，整桩交易以富士康投资酒井显示器生产厂宣告终结，在此期间工厂没有一个员工被解雇。酒井显示器生产厂的前身为酒井工厂，是一家为夏普生产液晶显示器的工厂。这笔投资令工厂在仅仅一个月内起死回生。

良一：许多事情我都不知道。（笑）从我们这代人的角度看，自从夏普推出风靡全球的自动铅笔，我就熟知它了。这是一家很棒的企业。我们每个人都用过夏普的产品。我只是认为他们在管理中承担了大量的责任，履行这些责任使夏普沦落至此，没有谁愿意踏足其中解决问题。夏普若是在沦落至此之前就主动把一些事情抛出去就好了。毕竟，好的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他们的创始人早川德次（Tokuji Hayakawa）一定会在坟墓中辗转反侧，不得安宁。

新闻业的未来

浩史：同样，我认为媒体在摧毁加拉帕戈斯式的规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闻业在向广大受众传播信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良一：我同意。日本新闻业眼下是怎样的景象？

浩史：在国内加拉帕戈斯环境中，受益最大的就是那些试图控制产业经济的官僚。他们用这种手段排挤外国投资。你看吧，他们控制不了外国投资，便建立一个排挤外国投资的机制。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必须首先对日本公众洗脑，因此他们不提倡英语教育。他们还控制了媒体，创建了新闻俱乐部。这听起来很疯狂，但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良一：当年我研究货币政策的时候，日本央行和财政部也有自己的新闻俱乐部。我不知道这个体制是不是日本独有的。

浩史：新闻业扮演着传播和分析事实的功能角色。我觉得新闻业传播角色的重要性正面临着互联网传播的挑战，新闻俱乐部制度正竭力抵制这一挑战，维护旧传统。这可能是日本出现问题的根源。我认为日本需要尽快摧毁这个体制。

良一：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新闻记者受到至高无上的尊重，是一个人们梦寐以求的职业。我真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怎么想的。

浩史：看看求职数据就明白了，记者的人气已经下降了。年轻人已经不再把新闻记者当成一种职业梦想来追求了，我认为很多学生是寻求稳定才选择新闻业的，或者想以此为跳板进入报社或电视台，赚取更高的薪水。

互联网开始兴起的时候，我本以为新闻业会有一个大的飞跃。我认为报纸会向无纸化发展，电视也不会再受到频率覆盖范围的制约。随着新闻业的衰退，记者开始越来越多地追求那些狗仔队式的特别报道——报道更多耸人听闻的新闻。

2012年安倍首相执政后，我感觉气氛再次发生了变化。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巨大改变，我认为试图深入探究日本问题的文章多了起来，特别是记者在面对政客和官僚的时候，他们不能简单地传播政府组织说了什么，还必须从全球视角出发撰写有深度的文章。

广播电台的县级许可证制度和记者的新闻俱乐部制度，是日本媒体的现状，它们使得政府和官僚勾结起来控制新闻业。日本的这种机制已经极其落伍了，在互联网时代日本的新闻业还没有超越原有水平，这真是个大问题。

良一：我在哈佛大学留学时，有一位名叫丁斯代尔（Dinsdale）的好友。他后来成为牛津大学皇后学院的教授，他在那里任职的时候，我多次拜访他。我记得曾经问过他，牛津大学的学生毕业后最想到哪里工作。“他们当然想成为记者。”他说。这个回答当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较之成为大公司的企业家和管理者，牛津大学的学生更想成为记者。那时，舆论领袖的社会地位相当高。连他自己都想成为一名记者，而不是待在大学里做研究。当时的英国精英阶层就是这样的。

说了这么多，我认为如果日本学生立志成为新闻记者，选择去了报社或电视台，仅仅是因为薪酬高或工作稳定，这就是一个问题。现在想想，实际上似乎记者正变得越来越像商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为什么在美国和英国选择成为记者的人正在变成舆论领袖，而在日本记者正在变成商人呢？这种本质差异的根源是什么？

浩史：基本上，我认为这同样是之前（第二章）讨论过的终身雇佣制问题。入职读卖新闻的人，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待在那里，他们绝对不会跳槽到朝日新闻或其他类似公司。这种情况下，雇员最终所写出的文章，其观点逐渐地与报社主编或编委会保持一致了。

良一：从一开始，美国的报纸就是舆论的报纸。美国人很关注报纸所表达的舆论，例如《纽约时报》的社论。日本的报纸为什么不去辩论或就某些观点进行争论呢？

浩史：基本上，他们的文章只代表本社编辑部的立场。

良一：编辑部的立场，没错。

浩史：日本的政府和媒体在很多方面是相互关联的。政客干涉大众传媒报道，影响力较大的记者干预政治。时代正发生巨变，但没有人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方式存在问题。这就是我看到随着互联网上竞选活动的放开，政治也将由此改变会如此激动的原因之一。

良一：互联网竞选禁令终结，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浩史：我想我们会看到投票人数的上升。我不知道这一变化是否会发生在改革后的首次选举中，但我认为更多的年轻人会参与选举。类似的改革在韩国促使投票人数上升了20%。一旦年轻人开始参与投票，越来越多的中年人和老年人也会参与投票，全民对政治的兴趣就会提升。人们将停止对记者和媒体言论的盲从。

以全球视角报道事件，是西方媒体与日本媒体之间最显著的差异。看看欧洲和美国的媒体，甚至在经济学文章中，他们不仅仅阐述和辩论本国的现实与困扰，还会将对象扩展到世界各国。他们甚至会从全球视角分析日本正实施的安倍经济学。他们讨论时下的巨额投资是否真的有效。相比之下，日本媒体正以极其微不足道的方式讨论日本政策。在日本媒体上很少能见到像欧洲或美国媒体一样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的文章。

良一：读一读这里的报纸吧，我认为没有什么事情的影响范围可以超越一篇关于日本自民党领袖或集团董事长发言的报道了。

互联网时代的媒体

良一：说到杂志，我也认为如果能像以前的《文艺春秋》（Bungei Shunju）和《中央公论》（Chuo Koron）那些普通月刊一样发表辩论性文章多好啊。

浩史：这类媒体需要利用互联网努力培育更广泛的读者群。电子出版物可以降低印刷和装订成本，消除库存风险之类的问题。杂志应该降低相应成本并增加读者数量。我认为如果杂志真的做了这些事，那么日本的文化水平将会提高。很遗憾至今这些事尚未落实。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杂志都应该使用电子出版物。然而有些公司对数字刊物的要价比纸制印刷品还要高。

良一：库存成本是相当高的，杂志的数字化转型很有必要。

浩史：我认为杂志应当根据成本的下降幅度下调价格。无论如何，关键是记者怎样使用互联网媒体。我要提的另一点是媒体需要改变商业模式了。

良一：在互联网时代，媒体如何生存？

浩史：通过促进数字化发展，媒体应当创作有实际价值的作品并制定合适的价格。我认为目前最好的媒体公司就是美国的综合信息服务公司彭博。彭博不仅直接发布新闻，而且以此为基础创作丰富的内容。彭博不仅通过互联网推送新闻，而且与传统的电视广播、电台广播和卫星广播合作。彭博不仅经营多种媒体业务，而且通过创新手段降低成本，例如靠单人摄制组拍摄新闻故事。

良一：彭博用一个人就能拍电影？

浩史：是的，彭博用这种方法录制电视节目相当高效。我估计录制相同的节目，彭博的成本只相当于日本公司的1/3。彭博还规定每一名记者一周要完成多少部作品，其中要有多少部获奖作品，如果记者达不到指标要求，就会被解雇。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关键绩效指标。不管这是不是个好主意，事实是彭博的业务正在蓬勃发展。彭博这么做的动机之一，用一个较为传统的术语来说，就是将所涉足的媒体多元化。彭博还根据新闻的时效性排出报道深度的优先级，并从专业角度解读新闻的内涵。

2013年7月，日本新经济联合会举办了一场名为“质疑安倍经济学”的论坛，邀请了一桥大学的副校长小川英治（Eiji Ogawa）、庆应大学的教授竹中平藏等人作为论坛嘉宾。举办这样一场论坛是媒体人需要做的事情，但是他们不做，只好由我们出面了。虽然当时我很纳闷：“等等，这为什么是我们的工作？”（笑）

良一：我认为新闻业真的很重要。我相信，从改善日本整个社会的角度看，记者必须有个人的独到见解。为此，我认为记者应当像一名研究人员一样，从这个职业最广泛的定义出发来行使职责。

浩史：是啊，但在日本，我们还认为新闻记者只会“纸上谈兵”。

良一：这个特殊的成语表达了对新闻业的蔑视。新闻工作者有责任与研究者互动，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向社会传达这些观点。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在日本不去培养具有自我见解的记者？

浩史：我认为那是因为报社的编辑部门与管理部门之间没有保持独立。

良一：是的，他们没有独立。

浩史：在新闻界这样一个系统内，记者努力工作的目标是当上报社的领导，追随老板是记者的一种文化。在美国，人们常常谈论起传媒业大亨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但是当鲁伯特·默多克收购《华尔街日报》的时候，报纸在首页报道了这一事件，并对收购做出了客观而冷静的评论。当乐天试图收购日本东京放送（TBS）电视台时，却完全是另一版本的故事。（笑）不仅日本东京放送电视台，所有其他的纸媒和广播媒体也都在批评我们。

良一：是的，你面临了巨大的压力。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没有更好地处理？

浩史：现在我的观点是，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广播业的商业模式与广播信号的垄断密切相关，它涉及一项巨大的特权。任何人试图进入这个市场，都将被赶出去。这样说不太好，像我这样的破坏者（笑）进入这个行业，会惹出乱子，不仅日本东京放送电视台，甚至整个行业都忍受不了。

在美国，无论是彭博还是像时代华纳一样普通的媒体公司，每一家公司都设法找到创新的做法，抓住各自的受众。它们通过参与不同类型的媒体，深入探究更加广泛的内容。在追求这些成就时，管理团队的力量至关重要。管理团队需要考虑如何为产品定价，建立什么形式的制度以让产品创造利润，以及创建何种类型的商业模型。经过深思熟虑，他们能做到大幅提高销售额。当前，日本正面临不可预见的情势，我认为在大众媒体行业中，没有哪个领导具备优秀的管理能力。

良一：我难以想象日本的大众媒体公司会具备优秀的管理能力。做一名优秀的记者与管理公司完全是两回事，各自需要独特的技能和才华。

浩史：我们可以看到广播行业正在发生结构型转变，但是由于传统的行事风格仍在延续，这个行业正在越来越深地陷入泥潭。

良一：与日本的放送协会（NHK）[1]类似，英国也有一家大众广播公司，名叫英国广播公司（BBC）。日本放送协会在日本的媒体行业中是个特例，可是它表现又如何呢？它不仅播放新闻节目，而且竟然播放大量娱乐节目。

浩史：我想每个人都会偶尔纳闷：为什么日本放送协会正在播放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比赛？（笑）这真是胡闹。（笑）不过关于日本放送协会，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他们的确令人咋舌地抨击了政府。

良一：我认为那是因为对日本放送协会而言，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公众指责他们是政府的傀儡。对他们而言，中立是高于一切的，是最重要的。毕竟日本放送协会对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负有责任，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依法缴纳广播电视费，尽管我知道有些人并不付费。

浩史：我认为我们是否真的需要日本放送协会还是个问题。我也认为对广播电视频谱范围进行许可证竞拍是至关重要的。随着数字转换技术的进步，现有频谱可以传输更多的信道。然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加拉帕戈斯效应，在其影响下，随着高清广播电视的进步，信道数量却减少了。

良一：电视公司正在用压缩可用信道数量的手段保护它们的垄断地位。

浩史：广播电视行业与护航制度一样，都是由官僚推进的。那些官僚辞去了政府工作，在媒体中轻松任职。电视公司的命运同日本经济产业省和总务省息息相关。电视公司正在全力阻止人们在互联网上看电视。正如前面（第四章）讨论的，它们正试图阻止在电视上播放智能电视机的宣传广告。

良一：现在在互联网上可以看电视吗？

浩史：因为互联网与电视是连接的，我认为只要两三年就可能在互联网上看电视了。届时，电视台的日子将非常艰难。

坦率地说，那时我们将看到真正新闻业的出现。在流行的视频网站niconico[2]、优兔（YouTube）和Ustream[3]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某些迹象显示新闻业将遭遇冲击。不考虑niconico的形式算不算得上最佳选择，毫无疑问的是，它的互动性看起来非常有趣。我只是认为那些记者播报的内容还不是很好。现在，那些网站上的记者只不过是对话的协调者，他们缺乏对谈话的现场驾驭能力，但情况就是这样，他们至少要组织不同的观点，传达给公众，以供参考，否则国家层面的辩论是不会出现的。

良一：每一份报纸对安倍经济学的观点都十分雷同。

浩史：高水平的新闻并不散播民粹主义。新闻需要持续地发表批判性报道，为此，新闻业有必要与政界、官僚和政府官员区分开，记者必须满怀职业自豪感来进行写作。

人文教育的重要性

良一：日本留学生的数量在2004年达到高峰后的5年里下降了一半，听到这个统计数据，我非常惊讶。我担心这将成为一种长期趋势。

浩史：学生们觉得没有必要出国留学，我认为我们需要改变这种现状。

良一：我们需要改变年轻人的想法，但是我想知道美国大学相较于日本大学的学费高昂是不是年轻人担忧的原因。

浩史：州立大学的学费并不是很高。像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这样的知名私立学校，学费还是相当高昂的。实际上，这些收费不菲的大学是按照家庭收入和学生潜力收取学费的。

在美国，学费为学生自身的教育提供了资金，以学生能力为依据计算的学费还是比日本大学低很多。我认为日本大学的优点是平均学费低，大学是公平收费的。

前些日子，我访问了哈佛大学，与几位教授聊了聊，我注意到美国的每一所著名高校都重点发展人文教育，而日本似乎更多地倾向于专业教育和培训。关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良一：的确，美国大学非常重视可以培育学生人性的人文教育。专业教育是从大学三年级的下半学期开始的。在哈佛医学院，从三年级开始，课程按专业划分，向专业化方向转变。

浩史：我认为医学领域是个特例，因为大学生已经选定了他们的专业。在其他领域，专业教育基本上就意味着研究生院。

良一：这就是为什么研究生院（例如医学院和商学院）是独立于哈佛大学的本科学院的。

浩史：我认为专业教育很重要，但我还是感觉日本对人文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我想知道您在日语中如何称呼“人文教育”。

良一：“通识教育”。

浩史：简单地说，它是引导学生如何思考的教育。通过学习历史和哲学，学生可以分析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并真正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不知道这种观念算不算得上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良一：日本国立大学曾经有过文科院系，而如今只有东京大学还保留着文科院系，不过这些院系正在被逐渐剥离。被应试录取的学生的专业和学位在进入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我不确定我们要求学生选择专业的时间是不是过早了。还有一件事，只代表我的个人观点。看上去美国和英国的学生在演讲中能够清晰地表达观点，他们也很重视写作能力。在日本，学生只有在日文课上或必须写一篇短文的时候才会这么做，我认为日本学生总结和表达个人观点的机会实在太少了。

事实上，你也知道，我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刻就是在一篇文章中针对某事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件事常常耗费我很多时间，而我的同学却可以毫不费力地轻松完成作业。你在出国留学时情况如何？

浩史：好吧，英语啊，并不是一门简单的语言！（笑）

良一：你的英语论文是怎么写出来的？

浩史：因为我是个商人，所以可以按最低标准应付过去。（笑）

良一：毫无疑问，你在读商学院时一定是要写论文的。

浩史：基本上所有考试都是论文形式的。日本的教育理念上只涉及知识的记忆，但我觉得这些知识不一定都用得上。例如，如果问一位教育、文化、体育、科学和技术部门的官员，英语教育的理论或方法是什么，他根本就答不上来。（笑）关于语言学习的理论有很多，包括与神经学密切相关的理论和方法，但是似乎大家根本不去考虑这些基本概念。我不确定现在政府有没有设置专门的部门负责英语教育，但是至少可以说，我提出的问题会令负责英语教育的官员手忙脚乱。我坚持认为日本必须以更具战略性的方式思考教育问题。

三木谷良一的海外经历

浩史：您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掌握了英语，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接受挑战奔赴美国，那时候出国是件稀罕事。是什么让您想要学习英语的？

良一：1945年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正好15岁，当时占领军进驻了神户。他们在大丸百货大楼建起了指挥部，并为神户大学周边的军官建造房屋。在战争期间，我们谈到美国人和英国人时，就像谈到恶魔和野兽，所以当我真正见到美国士兵时，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就是正常人。（笑）记得有一天一个黑人士兵走到井边，向我们讨水喝。我记得他说，没有什么水比我们在那里给他的水更好喝的了。

浩史：您和我提过很多次您在说“water”（水）这个单词时遇到的麻烦。

良一：没错。我说“water”这个单词时的发音，在美国人听来就像“wo-u-ta-a”。我的英语发音简直糟透了，这让我大吃一惊，我认为我需要更加努力地学习英语，所以我开始晚上去帕尔莫尔学院学习英语。帕尔莫尔学院是一所由传教士创建的学校，在那里我跟着一个日本人学习英语。那时恰好我也在上神户经济学大学的预科课程，这所学校后来成为神户大学。

浩史：您还学习了德语。

良一：在上大学的预科课程时，我学了第二外语德语。起初，我以为自己会去德国，所以就在歌德学院上德语课。歌德学院建立时，我在神户大学上学。我甚至还收到了来自德国的推荐信，正当我决定去德国留学的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有关富布赖特奖学金的报道。

富布赖特奖学金是美国参议员J. 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提出的一项议案，旨在加深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相互了解。该项目由日本–美国教育委员会（富布赖特在日本的办事处）实施，项目基金由日本和美国政府共同资助，自1952年以来，项目为从事专业研究的海外留学生提供了资金支持。我没想太多就参加了考试，稀里糊涂地通过了面试。

浩史：就这样，您去了哈佛大学留学。

良一：我以富布赖特交流生的名义被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哈佛大学正式录取。1959年，我29岁，成为神户大学商学院的助理教授。那个年代，如果不是出国留学，很难了解国外的情况。我之所以想去美国学习最先进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不仅仅是想发展个人事业，还想把这些知识传授给我的同事和学生。我乘坐一架螺旋桨飞机前往美国，先到夏威夷，再抵达旧金山。

浩史：旧金山给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良一：太可怕了，我离开日本前得了痔疮。（笑）到旧金山后，我在当地一家诊所开了一些抗生素，用温水调和抗生素治疗我的痔疮。记得当时我很惊讶，美国的药品同日本相比，竟然如此不同。

我独自一人坐着火车，从西海岸游历到东海岸，穿越美国。火车上只有我一个日本人，我感受不到任何歧视，美国人性格直爽，令人非常愉悦。

在科罗拉多，富布赖特交换生有一门特定的课程。那里有大约10名来自日本的学生，大概一半是和我一样的大学教师。东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玉野井芳郎（Yoshiro Tamanoi）就在其中。其他的日本学生都是银行家。

浩史：您可以用英语与人沟通。

良一：我曾在帕尔莫尔学院学过英语，因此用英语交流或在大学课堂中使用英语都没有遇到麻烦。我每个月有230美元的生活费，相当于今天的2 000美元。我在学校附近找了一处住所。

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我师从杜森贝里和亨德里克·塞缪尔·霍撒克（Hendrik Samuel Houthakker）学习货币理论，也跟随罗伯特·多尔夫曼（Robert Dorfman）学习经济学理论。在这些教授中，还有像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那样从德国流亡到美国的犹太人。列昂惕夫于197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会儿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么一位了不起的学者会研究经济学。当我看到他将各种现实问题用经济学理论联系起来，然后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感到深受启发。

浩史：您学习的过程艰难吗？

良一：从周一到周五，我的课程被安排得满满的。记得我总是忙于参加这场考试，完成那篇论文，不过我感到十分充实。我在哈佛大学留学一年，然后又去了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留学一年，在此期间很庆幸日本协会授予我奖学金，日本协会是一家致力于在美国传播日本文化的非营利性组织。从1957年6月到1961年9月，我共有两年多的时间在美国留学。我是在1957年与节子结婚的，在留学的第二年，我们在硅谷，共同住在肯嘉尼酒庄的一所房子里。我们与肯嘉尼一家同住一个屋檐下，和谐相处，直到今天两家人仍然保持着友好关系。

我第二次出国留学，是在1972年7月到1974年9月期间，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当时我是神户大学的教授，获得了美国比较文学协会授予的一项奖学金，在这份奖学金的资助下，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位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耶鲁大学工作。就在你小学二年级时，我们一起搬到了那里。

[1] 日本放送协会是日本公有广播公司，由观众支付电视许可费，维持运营。

[2] niconico是日本线上影片分享网站，其特点是具有“弹幕”功能，可供观影者留言。——编者注

[3] Ustream于2007年3月建立，于2016年被IBM收购。——编者注

小结

·介绍私营部门中的股票期权奖励制度。

·建立一套关键绩效指标，提倡大幅增加海外留学生数量。

·提倡把英语作为日本的第二语言和商务通用语言。

·废除广播电视业的县级许可证制度和新闻俱乐部制度。

第六章

教育的力量

同质化的日本教育

浩史：现在我们来谈谈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我感觉美国和日本对教育的看法从一开始就不同，您怎么看？

良一：就日本而言，教育完全是传授和灌输知识。在美国，教育就是培养，换句话说，“以引导（激发潜能）为目的”。“引导”（educe）才是“教育”（education）一词的词源，它体现了美国教育关注的是如何让受教育者的能力得以发挥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概念在日本和美国各有所指。日本教育受到孔子的影响。我认为中国人的想法和我们相同。

在美国，学生从小就开始问很多问题，而在日本，我们通过自上而下的教育体系传授知识。当你还是小学生时，我去观察过你们学校的一个班级，我记得目睹了这种状况。日本的大学也流行这种由老师授课和灌输知识的规矩。

浩史：我认为，在日本，尤其是小学和初中，教育极为同质化，都是以接受和听从教导为基础的。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是一种旨在培养机器人式学生的体系。在政治和金融领域，有些人甚至声称日本的年轻人注定要失败，日本需要重新采用征兵制来改变现状。可军事组织才是真正建立在接受并执行命令的制度基础之上的。我还听神经学家说过，青春期的孩子大脑仍在发育，强迫他们服从命令是我们对他们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要求人们服从你的规定，相当于告诉他们不要思考。

良一：确实，那意味着告诉人们停止思考。

浩史：我们需要在思考能力和遵守规则的能力之间寻找平衡，但是我不禁想到，日本的教育过于倾向让孩子服从教导。反正少年时期我是从来不遵守规则的，对吗？（笑）我肯定不听您和妈妈的话。（笑）

良一：你对老师的话也置之不理。

浩史：嗯，我绝对不会听老师的话。（笑）我是那种一开始就希望打破常规的孩子，因此对遵守常规怀有疑虑。我认为一个以服从指挥为基础的教育体系根本容不下创造力或思想自由。

良一：我同意。

浩史：我们曾经需要一个同质化的教育制度，为工厂培养蓝领工人，但现在时代已经不再是过去那样了。乐天有一位天才工程师，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所谓规则，就是人们学习它是为了知道实现目标的最高效的方法是什么。公式的使用是个很好的例子。它反映了人们已经解决的问题，这样你在处理眼前的问题时就不用考虑不必要的因素。有规则在，你就不必思考。

良一：它与节约有关，也就是说减少浪费行为。

浩史：是的，但重要的是，人们不应该盲目遵守规则。他们应该先知道为什么以及怎样制定这些规则，再去遵守。举例来说，他们应该知道为什么红灯亮时不要过马路。我认为日本的教育漏掉了公式这个部分。

三木谷家的教育

浩史：您通过什么方法养育孩子？

良一：我从未想过，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只会管教孩子，命令他们学习等。我认识到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所以我尝试不按任何预定模式教导孩子。我真正试图灌输到你头脑中的也许只有这样一些训诫：不要偷窃，说真话，不要欺负比你弱小的人。

浩史：确实。我拥有非常自由的家庭环境。

良一：虽然你在3月出生，但个头不小，和你的年龄不相称，而且你对体育运动很在行。[1]当大多数孩子终于骑上三轮儿童车时，你已经开始骑自行车了。（笑）

那段时间，我是神户商业大学的教授，我们一家住在教师宿舍，宿舍位于大学管理的一片住宅区的一侧，那里大约有20套房舍。我们与我的同事及他们的家人为邻，因此周围有许多和你年龄相仿的孩子，你们都是好朋友。你总是外出和一大帮孩子一起玩儿。

浩史：我记得有个叫大林（Obayashi）的男孩。

良一：他住隔壁。你俩一起搭乘公交车去幼儿园。你很擅长与人交往，所以在幼儿园非常受欢迎。我甚至听说你当时已经有女朋友了。（笑）不过，上小学后，你就不听老师的话了。你有很多次被罚站墙角。

浩史：我想我记得那一年的一年级有10个班，教室不够用，我们不得不在活动房里学习。

良一：这种事确实发生过，不是吗？郁子（Ikuko，浩史的姐姐）当时上六年级，她的教室在活动房4楼。她的同学似乎习惯于戏弄她，每次你在墙角罚站，他们就会告诉你姐姐。（笑）

浩史：呃，我对这些事完全没有印象了。（笑）我猜他们让我罚站，是因为我记不住学习的知识。（笑）

良一：你不做家庭作业。还有其他原因，不过都是些让你的老师生气的事情。我听说有一次你的一位老师朝你扔粉笔，这是真事吗？

浩史：记得我用帽子接住了粉笔。（笑）

良一：虽然有这么多麻烦，但你用来玩的时间显然一点儿都不少。说到游手好闲，你可是名副其实的天才。（笑）不过你不是小气的孩子，很讨人喜欢。

浩史：我在户外玩类似踢罐子的棒球游戏。我总是和朋友在一起。我会带他们来我们家，或者去他们家。

良一：有时我们会担心，因为你过了8点才回家。我们在周末会开着新车出游，我记得全家还一起去了六甲山和游乐园。

我在美国耶鲁大学求学时，你本应该在日本小学度过第二个秋天。我们这个五口之家到了美国，在那里待了两年。你所在美国的小学班级有20名学生。我记得你的老师非常和善。

浩史：我想起了我们搬到美国的那一天，我还带朋友到家里来。我善于交朋友，因此当时很有意思。一开始我只知道怎么说“一、二、三”和其他一些词汇，可是到我们回日本的时候，我的英语比日语还好。

良一：那边学校不提供午餐，所以我还记得你带了午餐盒到学校，在自助餐厅吃饭。他们也没有要求你像日本学生那样打扫教室。你的学校对安全要求非常严格，课间休息时让老师密切关注你们这些家伙，保证你们不走出教室，这样确保你们不会在校园里玩耍。另外，那边没有日本这样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

浩史：我是这样一种人，如果有人告诉我必须做某件事，我就再也不想做了。我不愿意做，并且也不会去做。（笑）

良一：我想知道，这是否就是你从冈山白陵中学辍学的原因？

浩史：现在它是一所很不错的学校，可是那时它的学习环境很恶劣。校长经常体罚我，柔道教练也用竹剑和棍子打我。

良一：这是学校的规矩。校长是姬路高中的毕业生，该校在帝国时期是姬路市的高中之一。他希望让孩子们接受与帝国时期的高中类似的教育。如果学生不听从老师的教导，校长就认为除了采取强硬手段，别无选择。

我也认为更加自由的教育也许更好，不过回到那个年代，似乎其他所有人都相信严格的军事化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所以我保持沉默。

浩史：白陵中学当时也许需要严格的教育，但我不需要这样的教育。

良一：学校要求所有的学生住宿舍。你至少还是下了点儿功夫学习吧？

浩史：多多少少花了点儿时间。不过学习方法完全是基于死记硬背，基本上就是他们告诉我们要记住一些知识。例如，英语测验完全依靠记忆，从头到尾背诵带封皮的课本，但我们的课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编制的。我们也有标准的课本，不过几乎从未用过。如果我们有拼写错误，哪怕是很小的错误，就要被扣掉5分。如果遗漏一个字母，要被扣掉10分。测验满分100分，80分以下，我们每被扣5分就要被打一下板子。（笑）这都是真事。

良一：真可怕。（笑）

浩史：每次测验我都要挨打。对某些学生来说，这种方式也许有效，但我无法接受。

良一：你被我们安排到冈山县的一间宿舍，这一点让你特别生气。

浩史：研一（浩史的哥哥）被送到兵库县高砂市的白陵中学，而我由于成绩太差（笑），被迫去冈山县赤磐市的冈山白陵中学。

良一：你回家过假期，一点儿也没变得成熟，当时我很惊讶。我记得我还在想你有没有学习，情况真是糟糕，但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因为我认为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你会告诉我们今后的计划。可是在你回家后的第二天早上，就是你即将离家外出之前，你宣布你要退学。我知道这时候必须有所行动了，于是我和你母亲一起努力帮你离开那里。就在这一天，我给你在白陵中学的老师和一所公立初中的校长打了电话，然后开车去你的宿舍把东西都搬走。

浩史：这件事不是我在那个早上突然决定的。我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那时刚下定决心。我转到了位于明石的名为朝雾中学的公立中学。现在，如果你问我到公立学校后有没有更加勤奋地学习，我的回答是没有！（笑）

良一：从私立学校转入公立学校读书的学生往往成绩优秀，所以你的老师对你真的寄予厚望，你知道吧？儿子，他们总是打错算盘！（笑）

浩史：不骗您，每天我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打网球，可是我的体育成绩一塌糊涂！（笑）我总是得C或者B。我的力量测试得分还不错，但是当他们在体育课上要求我向右边前进时，我会向左走。（笑）还有其他一些趣事。

良一：我们全家加入了本地一家网球俱乐部，我仍然认为是这家俱乐部让你走上了正轨。

浩史：那是因为每个和我打网球的人岁数都比我大多了。

良一：俱乐部的所有成年人都喜欢你。那时说起你的朋友，都是来自这家网球俱乐部的大人。

教育体系需要什么

浩史：在思考学校应该教给学生什么知识时，我的看法是，有人相信我们应当教育学生爱国，还有人认为我们需要利用类似现代版《教育敕语》（Imperial Rescript on Education）的教材来进行哲学教育。我认为我们需要全新的内容。我认为那样的教育学方法隐含了许多陷阱，可能导致人们停止思考。大家都在谴责日本教职员全体要为日本教育现状负责，但我认为这些批评者也正试图建立一套体系，这套体系将导致孩子们停止思考，使得他们更容易受到政客和官僚的控制。这套教育体系遵循这样的传统观念：“突出来的钉子应该被砸进去。”我不确定明治维新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文化是否完全不同。或者说，难道当时的日本文化告诫人们不要质疑上级吗？您在过去的帝国高中受到的教育是开放式教育吗？

良一：过去的帝国高中提供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开放的，但学校只关注一个重要目标：培养精英。学生的思想和行动不受约束，所以很多思想受到攻击，包括左翼思想。也许有一件事比较有趣，那就是当时日本的教育体系不同于今天中国的教育体系，在后者的教育体系中，学生只能够做他们被允许做的事情。我认为，如果日本的教育体系是前者那样的，那么日本就不会按照一直以来的方式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占领时期，日本珍视美国式的自由。我认为冷战后学校对学生施加的压力反而开始增大。

不过，可以这样说，在初等义务教育范围内，我们优先考虑思想自由。这样的话，你认为哪些内容是学校绝对有必要教授的？

浩史：现在我要说的是英语，目前小学还没有英语课。五年级和六年级的某些课程中包含了英语，但英语还不是必修课。这取决于各学校的校长是否将英语教育定位为课外课程的一部分。因为它不是必修课，所以我听说许多学校把教英语归类为“学外语活动”，而且每周只有一节课。

良一：真的吗？一周只有一节课？

浩史：韩国小学每周提供2~3次英语课。在那里，英语将在10~20年内成为法定语言，因此韩国现在无论如何也要把英语课设为小学必修课。我在产业竞争力委员会强烈呼吁推行这项政策，我认为前进中的日本将见证小学英语教育状况逐步改善。

良一：如果是那样，我们需要更多外籍教师。

浩史：在土耳其，他们拨出相当于1 000亿日元（10亿美元）的年度预算，用来吸引数以万计的外籍教师。

良一：他们的孩子很小就会与外国人交流，置身于外语环境中。

浩史：我确实认为提高英语熟练程度不是那么难。在日本，学生在12年初等教育期间学习英语的时间多达近2 000小时。我相信只要我们改变一下英语教学方式，民众无须增加学习时间就可以开始说英语。

良一：我听说韩国人下大力气改进了英语教学方法。如果日本仍然采用现有的方式，日本将会落后。

浩史：韩国教育体系令人惊叹，该国的英语教育非常出色。

良一：在东京或京都的旅游景点，你能看到参与学校旅行的学生在用英语和外国人频繁交流。我认为日本孩子对英语感兴趣。

浩史：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加强日本的信息技术教育。就算是那些立志成为律师、教师或会计师的人，现在也习惯于在键盘上敲字。过去可不是这样。同样，在未来，基本上每个人都要能够完成一些基础性编程，即使今天他们还做不到。如果社会最终会变成这样，我认为日本人应该马上开始学习这类知识和技能。

日本需要提高日本年轻人的信息技术水平，还要改变政策，尽可能地接收更多外国人加入劳动大军。

良一：你谈到了在冈山白陵中学上学时死记硬背的经历。你不认为死记硬背也有优点？

浩史：不，它是同质化教育的典型例子，我看不出它有优点。不过，死记硬背式教学方法的背景是，过去老师很少，因此除了推行同质化教育外别无选择。在美国的高收费私立学校，一位老师对应10个左右的孩子，而在日本，即使是私立学校，30多个孩子也只有一位老师。

良一：既然课堂那么大，30或50名学生也无所谓。

浩史：美国采用更加个性化的教育方法，他们的师生比高于日本。在私立学校，甚至可以找到一位老师和9名学生的班级。

良一：重点在于，日本在教育上投入不够。

浩史：我认为是这样的。日本的教育预算太少。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现在我们有大量新工具可供使用。我认为这些工具正在改变学习和教育的真正定义。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购物方式，同样，它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学习方式，使之有别于过去。因为互联网是互动性的，所以我们将会看到孩子们更加善于接收信息。不过还存在一个问题，教育工作者还没有做好接纳新工具的思想准备。

良一：很久之前，我遇到的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在一次为去斯坦福大学的人举办的聚会上发生的事。大约10名来自斯坦福的学生参加了这次在京都的聚会，我们每个人都和他们进行了交流。我们一直在说话，而他们一直在电脑上敲字。直到近些年，你才会看见一些日本学生也在课堂上使用笔记本电脑，而在那个时候，日本从未有人听说过电脑。当时我非常震惊，为什么日本这么晚才推广信息技术？

浩史：一个原因是老师不会使用信息技术；另一个原因是缺乏想象力，那时的人就是无法洞察到未来会像今天这样。当人们接受同质化教育时，就会认为教育只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这样的观念难以动摇，所以你看到人们停止思考。有些人还隐约担忧，如果交谈时使用电脑，人们将会失去思考的能力。（笑）

良一：除了教学方式外，我还想知道，强制学习阅读、写作和算术是否仍有必要。

浩史：您知道，我中途退出了珠算课程。

良一：你现在用电脑了。

浩史：我认为我们应该教授阅读、写作和算术，但课程量要尽可能少。

良一：人们必须学习如何组织自己的想法，然后把它说出来或写出来。

浩史：嗯，我认为我的建议也许存在优缺点。以英国人为例，我认为他们的辩论和思考优先的政策产生了负面效果。人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固然重要，但真正重要的是人们有能力思考什么对他们最重要。日本的官僚机构往往用霞关式言辞来欺骗民众。我认为若将官僚的言论翻译成英文，将会支离破碎。

良一：噢，绝对正确。

浩史：日本人不会认为事情非黑即白，而是给任何事情都抹上混乱的颜色，使之模糊不清。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孩子的这种思维方式是由日本长期的历史文化造成的，所以日本一直有必要让民众能够通过某种方式解决问题，即使他们的上级认为这种做法不对。

我认为人们有能力进行逻辑思考这一点至关重要。另外，学习日语是为了具备这种能力，这是完全有必要的。遵守规则也很重要，不过，遵守规则还意味着遵循常识，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不会看到任何能够打破常识的超级巨星出现。我认为那些打破现有体系，深入开拓新时代的人在儿童时期一定是差生。（笑）就算是爱迪生和爱因斯坦，很可能也都是古怪的学生。

良一：也许这是对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也是这样。（笑）

高等教育

浩史：我们已经简单地聊过高等教育，但我希望更详细地探讨这个话题。

具体而言，我想重点讨论这样一种观念：在本科生教育阶段，学生既要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又要接受人文教育。人们对专业教育争论很多，但往往忽视人文教育。

日本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教育工作者的评估体系。我们不能接受那些仅仅为了吸引学生而赞同民粹主义或者进行自我审查的教授。另外，我认为我们不能让教师坐享荣誉，并获得终身聘用的好处。高校这样的组织同样应当与时俱进，以保持活力。

良一：你遇到过一位填鸭式教学的老师村上佑三（Yuzo Murakami），当时你在神户大学研讨班上课，为大学入学做准备。你的英语成绩突然有了巨大的进步。他用了什么方法使教学工作如此有效？

浩史：他有办法真正抓住每个学生的特点和潜能。他好像具备这样的能力：有一种食物，理智的人谁也不想品尝，而他看着这种食物，知道只要去掉皮，它就是很美味的。（笑）不过他是填鸭式的老师，我认为这就是他能做到简单明了教学的原因。我认为如果一个班级有40名学生，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良一：对了，兵库县明石高中数学老师看到你进步神速，大吃一惊。他告诉我，他从未有过学生像你这样能抓住资料的要义。（笑）

浩史：兵库县明石高中有超过400名学生。我在第一次测验中排名第200。两个月后，我从第200名跃升至第一梯队，最后我成为第一名。

良一：是的。你的秘诀是什么？你接受了某种特殊教学，还是掌握了特别的学习方法？

浩史：没有，我只是使用了旺文社的教材。（笑）

良一：你希望提高成绩，并且尽了最大的努力。有一件事我从未告诉过你，我写了一封感谢信给你的数学老师，他回信道：“他就像干沙吸水，吸干了我教给他的一切知识，还自学了其他知识。有他这样的学生，我感到骄傲。”他在尽最大的努力教你。（笑）我认为这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

浩史：我不知道。（笑）

良一：你所有的老师都非常不错。

浩史：我的经历告诉我，恰当的教学方法不是让人记住你想传授的知识，而应该是思考如何管理学生的动机，提供支持，驱使他主动学习。

良一：绝对正确。

浩史：我认为，让全班齐声朗读“Yes，this is a pen”（是的，这是一支笔）不可能产生任何效果。（笑）严格来说，我认为我在高中三年学到的东西并不多。事实上，我一般不去学校。（笑）先前我看学习成绩单，似乎高三时我逃课的时间超过30天。

良一：因为我告诉你不用去学校。我知道你开始自学了，所以我认为让你坐在教室里是浪费时间。你当时在哪里学习？

浩史：既然您告诉我不必上学，我就去图书馆学习了。之前我没去学校，是因为我总是游手好闲，但是到了高二的某个时候，我每天的目的地从朋友那里改成了图书馆。（笑）

人们在大学里学什么

浩史：我有一种感觉，过去的日本学校提供的教育特别重视人文教育。

良一：的确如此。在通识教育课程中，学生学习英语和另一门外语，还要学习古希腊和古罗马经典著作以及历史文化。作为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学生们必须阅读知识分子的教育书籍，例如西田几多郎（Kitaro Nishida）的《善之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Good）、安倍治郎（Jiro Abe）的《三太郎日记》（Santaro’ s Diary）。我们这一代人受到的教育是，精英就应该学习这些知识。可是后来某个时候，人们停止了这方面的学习。过去的教育体系解体后，节子就从神户大学毕业了，即便如此，她刚上大学时也接受了一年半的人文教育。

浩史：我曾经应一桥大学教务长之邀在毕业典礼上发言。此前一年，他们邀请了当时丰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奥田硕。教务长告诉我，他希望我来做这件事。我就问他，如果是我去发言，是否真的没有问题？他对我说没有问题。接着第二个任务来了，您瞧，他对我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在这里上学时就没有学习过。”

良一：这真是令人捧腹！（笑）

浩史：于是我告诉他：“是的，不学习肯定是我的错，但也是这所大学的错，因为它没有提供让我想要学习的课程。”（笑）大学课程枯燥无味，这些课程不能激发人学习的欲望，如果大家对开设的课程兴趣寥寥，他们就不会掌握所学的内容。

良一：对于你的这段话，我的理解是，你在大学期间没有学多少经济学知识，对吗？

浩史：多少还是学了一些。我每周去研讨班两次，这是我在教室出现的唯一时间。一桥大学其实是那种你不需要学习的地方。最重要的是，你无须去教室，就能顺利毕业。正如他们所言，“西有京都（大学），东有一桥”。

良一：你整天都在打网球。

浩史：如果有人问我在哪个学部就读，我会告诉他们，我在网球俱乐部。（笑）要问我在大学里到底做了什么，我把打网球当作工作，同时学习通识教育课程。虽然我认为自己本可以更好地利用大学时光，但俱乐部活动才是我大学生活的核心，所以我很高兴如愿以偿。

良一：你被指定去学习一桥大学商学部花轮俊哉（Toshiya Hanawa）教授的研讨班课程。你一定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光，才完成毕业论文。

浩史：确实很难。我的论文主题是公司投放广告数量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

良一：花轮教授要求你留校。

浩史：是的，他邀请我在那里从事研究工作。

良一：我想起来了，你回来后待在我们在神户的住所中，反复考虑此事。我记得那是在你接到日本兴业银行的录用通知书之前，你来找我，主要不是为了听建议，而是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做。我听了你的想法，建议你重新考虑。你可以留在花轮教授的研讨班，成为研究人员，但我认为你更适合在企业工作。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对日本而言，这也是更好的选择。

浩史：您在神户大学研讨班的学生都去了哪些地方上班？

良一：我在神户大学经济学部担任教授时，每年我的研讨班里大约有20名学生，但是他们和你不同，都是非常认真、优秀的学生。他们大多去了银行或者贸易公司。我在研讨班课堂上尝试了许多不同的方法，向他们传授技能，他们工作后会发现这些技能都是有用的。有一年，我有五六个学生还参加了美式足球俱乐部。他们不算刻苦，但是有进取心，最后都在不错的公司找到了工作。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应该多鼓励学生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这样能够培养更多企业家。

浩史：神户大学毕业生中有一些著名企业家。

良一：出光油气有限公司的出光佐三（Sazo Idemitsu）是神户高等商业学校（后依次发展为神户商业大学、神户经济大学及神户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他完完全全就是一位企业家。神户制钢公司脱胎于铃木商店，后者的创始人之一也毕业于神户高等商业学校，我听说他是通过聘用神户大学的一些毕业生创建了自己的公司的。

浩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神户涌现出大量企业家。

良一：战后不久，从出口棉花开始，神户的发展形势令人吃惊。有一段时间，位于大阪的贸易公司（如丸红、日绵、伊藤忠商事、兼松和安宅产业）的管理者大多来自神户大学。最早兼松是从澳大利亚进口绵羊毛的。该公司的创始人是兼松房治郎（Fusajiro Kanematsu），在他逝世后，公司按照他的遗愿分别在神户大学和一桥大学修建了兼松纪念馆和兼松大礼堂。

创建乐天

浩史：我的血管里也流淌着企业家的血液。人们经常将我和软银领导人孙正义做比较。因为他透露过他的家族是韩日混血，所以网上有人开始谣传我也是韩日混血。您要成为韩国人了。（笑）

良一：有这样的新闻？你是许多不同家族融合的结果，其中包括本田家族。你知道的，我们是本多忠胜的后代，他是德川家康的“四天王”之一。他是勇士，也是商人，经营范围在现在的神户附近。

浩史：他具有企业家精神。

良一：我们的家族还与浦岛家族融合。节子的父亲浦岛秀夫（Hideo Urashima）是一个天才，毕业于神户高等商业学校和一桥大学，之后在三菱公司从事贸易工作。在一桥大学时，他也是中山伊知郎的同学。中山先生后来成为一桥大学校长。

浩史：中山先生是花轮教授的导师，我在一桥大学上研讨班时，负责教学的老师就是花轮教授。

良一：是的，你们之间有这样一层关系。三木谷家族还做过神户的大米批发商。我们涉足了广泛的行业。神户和横滨一样，自明治时代以来就是外贸中心。正因如此，这里有许多欧洲人、美国人和到访的中国商人。这就是我对出国丝毫没有迟疑的原因。我认为原因是我在神户长大，如果我在东京或名古屋长大，也许我会犹豫。

浩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树立地理大发现时代人们的思维。日本人应当尝试再次成为探险家。

良一：我仍然能记得你决定创办公司的那一刻。你说你希望和我聊聊。在那之后不久，你就辞去了在日本兴业银行的工作，然后来到神户，和我们住在一起。此前我们相距较远，你在东京，我们仍然在神户，不能经常团聚，因此我不清楚你想要和我谈什么。记得当你告诉我你打算辞掉工作时，我建议你重新考虑。我让你反思在日本兴业银行的作为，建议你从内部努力恢复这家银行的活力。我认识很多在大银行的研究部门工作的人，包括日本兴业银行研究部门的负责人。

浩史：我回答道，我认为这家银行需要数十年才能恢复生机。

良一：我很担心，因为这家银行待你不薄，送你去哈佛商学院留学，之后又让你在纽约华尔街的一家证券公司学习并购和资产。

浩史：在银行业结构发生变化的时期，这样做是正确的。有人试图创造一种商业模式，除了收取债务利息外，还可以通过买卖债券获得利益。当时我向您解释过，我认为我已经还清债务，为了偿还它们，我挣了一大笔钱。

良一：你说过这话。你无论如何也要辞掉工作，创办新公司，但是那时你的想法还没有聚焦到你真正想做的事情上。

浩史：我有很多想法，甚至想过也许我能创办一家餐饮公司，开设像哈佛大学校园里的那种自助餐馆。

良一：我从未考虑过创业，因此我不能给你多少建议。不过我倒是记得，过了一段时间，是我告诉你，在一批候选的公司名称中，应该选用“乐天”这个名字，因为见过一次就能记住它。

浩史：您怎么看当时的互联网购物商业模式？

良一：我个人不是非常热衷于上网或发电子邮件，所以，虽然我理解其中的逻辑，但我认为通过电子邮件订购商品实在很难。我那会儿还有一些积蓄，于是就告诉你，如果还需要资金，可以向我们借钱，但你一分钱也没借过。

浩史：不过，我问您是否可以向我介绍任何想要在乐天开店的人，您引荐了一位学生。1997年，有13家商户在乐天开店，其中就有您的一位学生。

良一：其他事情我也帮不上忙。我的意思是，我认为这是我能做的最小的事了。我的研讨班上的一名学生回大阪继承家业，那是一家玩具批发商，于是我请他帮个忙。一段时间后，他的公司因竞争不过一家进入本地市场的外企而破产，因此现在他是一家玩具公司的雇员。

浩史：您当时认为我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良一：我欣赏你的作为和积极的心态、独立的精神以及对成功的期望。你似乎的确仔细思考过哪些事情是自己想做的，哪些事情是自己不想做的。你对自己正在走的路很有信心，也确实洞察到商机。此外，我从未听过你对任何人有过苛刻的评价。我认为你有一种能力，就是能够不断尝试，即使失败一两次也不气馁。既然你是最小的孩子，在抚养你的过程中，我们就保持轻松心态。（笑）这个方法看起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教师的评价体系

浩史：我认为，如果日本打算建立制度框架，目的不是灌输知识，而是让学生自己产生学习的欲望，那么日本需要更好的教师评价体系。怀着这样的想法，现在我正考虑在乐天引入一套360度评价体系，用于人事考核。有了这样的体系，不仅高级职位的人要评估他们的下属，下属也要评估上级。我听到这样一种意见：这套体系有可能导致管理者开始按照民粹主义的方式做事，就是为了让下属感到满意。可是我认为，如果从宏观的角度看待事物，实施新的评价体系是正确的选择。

我的另一个想法是点对点评价体系，也就是说，在这个体系下，教师要评估他们的同事。请教师回答他们认为同事的教学方法有效还是无效，这样做大有益处。在教师评价体系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根本性的变革。

良一：要评价大学教师，难度非常大。每个人都各有所长，因此管理者评价下属的研究成果是不可能做到的。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建立你刚才提到的那种点对点评价体系极为重要。还有一种情况，教师正在讲解非常前沿的理论，而学生实际上不能理解，所以我们也需要评价教学方式。

浩史：大学教师应当互相评价。

良一：大学教师不需要完全教会学生，而是要想方设法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我这么说的时候也在思考自己的失败之处。如果你看到学生在教室里东张西望，或者听课时心不在焉，他们就不会理解教材。在美国，教师非常重视授课方式。我希望日本的大学通过更系统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浩史：还有一些学习方法可以满足那些通过互联网学习教材的人的需求。例如，丹麦的学生在学校里坐在电脑前面学习，而且，即使他们同上一节数学课，也会得到个性化指导，以处理不同的问题。还有所谓的“社会化学习”，参与者进行互动性学习，经由互联网加入小组讨论，以这种方式提高技能。

重点在于，如果人们决定毕业后成为全职劳动者，他们会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状况：不再感到有必要学习，也不再有成长的欲望。所以，我们需要想出方法让人们从事更具创造性的工作，这尤其有助于他们成为国际化的商业人士。另外，每个人也需要加强专业技能，无论什么样的技能都可以。

良一：是的，完全正确。德国的“师傅”（Meister）学徒制就是一个例子。

浩史：因此，我们需要将日本的劳动力市场推向国际。即使是蓝领工人，也要将他们引入美国或东南亚的工厂。他们具有附加值，也就是说，有能力作为指导人员传授专业技术。

日本教育体系战略的必要性

浩史：当我们谈论教育时，是把它作为单一对象的，实际上教育有很多类型，包括人力资源培养、智力教育和提升专业技能的教育。看看全世界，例如印度，该国的孩子身处激烈竞争的环境，有些地方帮助他们逐步掌握技术，有些地方提供人们可以在北欧国家见到的那种教育，在这里，人们利用新颖的倡议来提高创造力。教育模式多种多样。

我一直在思考日本的教育。它缺乏战略性，没有为发展教育而设定目标。政府每10年编制一次课程纲要，学校根据那样的政策，以统一的形式开展教育工作。教育机构不培养创造力。我担心日本的学校甚至形成了不认可创新的氛围。我认为建立各种类型的学校是有意义的，有些学校利用竞争原则推动教学，有些学校则执行培养创造力的教育倡议。

我要提出的第一个观点是，日本应该将选择自由置于同质化教育之前。第二个观点是，日本需要投资教育，重塑教育的概念。教育应该被视为投资，而不是支出。建立一个教师数量大幅增加的充满生机的教育体系，这一点至关重要。

日本需要与时俱进，摆脱同质化的、方向单一的低效教育，利用互联网建立互动性的、定制化的教育体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日本必须投资。与此同时，日本应该改变现有的教育制度，包括政府教育纲要问题以及终身雇佣制和日本教职员组合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必要推动教育走上更加进步的道路。我认为日本应该制订一项教育计划，以使英语和信息技术与阅读、写作和算术同等重要，这项工作意义重大。

良一：我绝对同意你的观点。投资应该用于人民，而不是物品，因为投资于人将会带来令人惊叹的结果。日本人不对教育进行投资，而认为它是一项支出，我认为这非常奇怪。为什么日本人会有这种想法？

浩史：认为教育是支出反映出每个人都按照统一的方式接受教育。日本的教育体系为所有学生提供基于预设标准的教育。这套体系的某些方面超越了其他国家采用的体系，但是，如今日本的年轻人身处国际竞争和注重创新的时代，面对的是暂缓破产的处境。当本国的世界地位不高时，大家会团结起来，在竞争中战胜其他国家。可是，当我们已经居于高位时，我认为人们会产生这样一种困惑：为什么我们还要努力工作、互相竞争？

良一：我最担心的就是年轻人的自满情绪。

浩史：札幌农学院（现在的北海道大学）的威廉·S. 克拉克（William S. Clark）教授曾经说过：“孩子们，要胸怀大志。”我认为这句话的影响力已经消失。在当前的社会体系下，人们循规蹈矩，学生被要求按照老师的教导做事。这种骄傲自大的教育体系还告诉人们不必相互竞争。

良一：我同意。

浩史：我感觉在兵库县精英汇集的滩高校存在一种浓厚的、火热的氛围，这是你在东京的麻布中学和开成高中看不到的。那里的学生雄心勃勃，精神抖擞。也许这与创办学校的是一家清酒酿酒厂有关？（笑）

良一：我一直认为那所学校聚集了许多优秀学生。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吗？

浩史：滩高校为国外的大学输送了大量学生。我听说很多学生的目标是进入哈佛大学，校长为他们提供推荐信。

良一：校长在推动学生留学。

浩史：就英语教育而言，如果我们引入托福作为高考的一部分，世界将大大不同。棘手的事情很难做，所以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类事物：我们可以改变它，而它又会通过类似多米诺效应的方式影响其他很多事物。我认为在高考中引入托福就是这样的一个点子。

良一：将托福引入高考，自然会降低日本高中生在努力进入国外大学时面对的挑战。

浩史：完全正确。这一点很重要。就像我在前面（第四章）说的，官僚确实要求引入“托福及其他”，但他们保留了“及其他”这个说辞。我坚决反对这样的字眼，可是后来他们的解释是，当他们提到“及其他”时，并不是指英语检定协会的英语测试，而是想要讨论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采用的资格考试。他们说英国大使对这个想法表示不满，可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借口。（笑）如果我们要在高考中采用英语考试，托福是不二之选。我认为在高考中引入托福可以改变世界。

良一：我基本上同意你的在高考中引入托福的观点。我认为现在每一所大学都在本校特有的考试题目上费尽心思，而且其中一些试题还刁钻古怪。因此，我同意采用托福，不过，你对于如何操作有没有什么建议？

浩史：一些大学已经宣布计划采用托福作为入学考试的一部分。

良一：至少为入学考试出题的英语教师会开心了。

浩史：这些老师现在非常努力地学习托福。不然，如果有人问他们自己的托福分数，他们该怎么回答？（笑）

良一：托福是美国哪家机构举办的？

浩史：美国教育测验服务社，这是一家位于新泽西的非营利性组织。当我们告诉他们想在日本的高考中引入这项考试时，他们说每人收费15 000日元。文部科学省回复说价格太高，现在乐天正在同美国教育测验服务社谈判，努力把价格降至3 000日元，并承诺会有数万名学生参加考试。教育测验服务社说，不确定能否降至3 000日元，不过他们承诺会给我们降价。

我相信，如果学生受益于托福分数，能够进入哈佛大学或者斯坦福大学，他们就可以构思新的梦想。今天的年轻人没有活跃于国际舞台的梦想，但如果他们知道有人越来越国际化，情况就会发生变化。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就是一个例子。当野茂英雄（Hideo Nomo）加入洛杉矶道奇队时，人们认为日本运动员在职业棒球大联盟永远不会成功。可是，在他开始打球后，人们改变了想法，他们认识到，日本运动员是能够取得成功的。

良一：在一些人在国外功成名就之后，不用多久，一家接一家学校的学生整体流向就会发生变化。

浩史：目前，在东京大学入学考试中学生录取人数最多的中学是开成高中。等到前10名学生都决定去哈佛大学而不是东京大学时，学生们整体的思想就会发生180度大转变。如果最优秀的日本学生选择放弃日本的大学，就会给本国的大学带来一种非常正面的压力。

良一：东京大学考虑允许学生在秋季入学，这样海外的学生更容易来这里就读，但是我听说这个想法被放弃了。很遗憾。我认为如果东京大学开始这么做，其他高校就会接受这个主意。据报纸报道，这个想法被放弃的原因是，让学生9月入学会导致他们在公务员或律师考试到来时处于劣势。

浩史：我认为真正的理由是东京大学校长换届。前任校长小宫山宏（Hiroshi Komiyama）提出了允许学生9月入学的想法。我的理解是，这是那种（领导者换届导致的）糟心事。（笑）我也能明白其中的逻辑：如果其他大学不做变更，那么东京大学就不可能独立完成这件事。这就像美国人不会弃用英寸和码而改用公制单位一样。归根结底，仅有一家学校改变入学时间，是难以实现的。我认为政府需要下决心在全国层面推行这样的变革。

良一：这绝对是需要在全国层面进行探讨的事情。我认为仅仅一所学校很难达到目标。

浩史：2013年4月，乐天聘用了306名应届毕业生，其中18人来自东京大学。在我被日本兴业银行聘用的同一年，差不多相同数量的东京大学毕业生选择进入这家银行。我们无从知晓这些人为什么选择在乐天工作，除非我们单独问他们原因。不过，因为我们把英语作为通用工作语言，所以入职的东京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正在增加。我认为我们也许会吸引那些未来终究要自己创业的学生。

良一：我认为招聘到大量具有企业家思想和国际思维的员工真是太棒了。

[1] 日本的孩子上小学的年龄各有不同。由于小学每年4月接收入学学生，且仅有一次机会，因此出生于4月的学生无论是身体发育还是心理发育都比同年级3月出生的同学更加成熟。

小结

·大幅改革单方面说教式的教育体系，建立创造性、多元化的教育体系。

·从小学开始教英语。

·利用互联网开展互动性教育。

·为教师建立点对点评价体系。

·将托福引入高考。

第七章

打造日本品牌的力量

品牌力

浩史：我想谈谈品牌力。提到品牌力，我会想到附加的赢利能力。即使是相似的产品，有品牌的和无品牌的在价值上也有差异。例如，“日本制造”是一个品牌，而且是一个有价值的品牌，虽然价值不如从前了。之所以会这样，信息技术网络的广泛影响是原因之一，信息和设计的全球化差距正在缩小。

除此之外，日本作为一个国家也有其品牌价值。它的价值可以通过每年有多少来访游客，有多少全球公司把总部设在这里，以及作为一个国家，日本有多么吸引人来衡量。如果有很多游客来参观游览，很多公司把总部设在日本，那么日本产品给人们的印象也自然而然地加深了，而且人们也会开始更加关注日本时尚。我们通常会认为国家的品牌价值与产品的品牌价值是不同的概念，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两种价值是一致的。

良一：我赞同你的看法。

浩史：我们如何将国家的品牌与产品的品牌联系在一起呢？在日本新经济联合会举办的2013年新经济峰会中，许多外国与会者表达了他们对日本的喜爱之情，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市场局势，就会看到这种美好的情感并没有反映在日本产品的价值上。我认为造成这种局势的部分原因是糟糕的市场营销，市场营销需要把我们的品牌价值推广到更大的市场，但这项工作没有做好。国家层面上，已经做了很多，比如“酷日”运动。到目前为止，对于这项运动，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就好比太多的厨师参与熬汤，反而把汤给熬坏了，他们一直试图将一切囊括其中，却始终制定不出一个稳健的策略。尽管已经广泛地得到了数亿日元乃至数十亿日元的融资，但这项运动尚未真正奏效。日本的策略很可能成了失误的“大杂烩”。

良一：也许它恰好缺少调料。

浩史：例如，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2011年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亚太地区各地区的旅游收入。中国内地的旅游收入约为485亿美元，是其中最多的。排名第二的是澳大利亚，排名第三的是中国香港地区。日本在榜单中名列第10，旅游收入约为110亿美元，仅相当于中国大陆的1/5，不及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显然，我们需要提升日本旅游资源的吸引力，积极开展市场营销活动。

良一：来日本的外国游客数据的确令人震惊。

浩史：最大的问题就是签证。除非日本大大放宽签证限制，允许外国游客免签证进入日本，否则我们不可能看到来日本的人数大幅增长。如果日本这样做了，人们又要开始问非法劳工的事了。某种程度上，我认为难免要承担这种“成本”。

良一：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同理心。

浩史：旅游收入少的原因很简单。日本给旅游设置了障碍，不肯发放签证。我们还可以尝试向外国人宣传日本传统文化的魅力，但是如果人们无法理解我们的措辞，我们的努力也是徒劳的。我们需要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宣扬日本的亮点。

我认为在我们谈论的这个话题中，相扑是最好的例子。目前，在横纲级等三个最靠前的相扑等级中，很多选手都是蒙古人。2004年，外务省举办了一次名为“蒙古人眼中的日本形象调查”的活动，要求人们回答“蒙古应该友好相处的国家”。日本以37%的比例位居榜首，第二名美国占比35%，第三名俄罗斯占比28%，第四名韩国占比14%。换言之，日本遥遥领先于俄罗斯和韩国，甚至比美国还有优势。我认为日本在蒙古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一是蒙古国内对日本政府的官方开发援助计划做了广泛的报道；二是在相扑这项运动中，两国之间有着紧密合作。当调查人员问到“你喜欢哪位日本名人”时，在排名前5的回答中，有4位是相扑选手。

良一：太不可思议了！

浩史：蒙古人通过相扑运动逐渐了解日本，并对日本产生了良好的印象。这也是我一直提倡在体育界（如日本职业棒球和足球项目中）取消外籍运动员名额限制的原因。

良一：现在依然存在对外籍运动员的人数限制吗？

浩史：在日本职业足球和其他运动项目中，还是存在对外籍运动员的名额限制。如果说高中棒球队有这个限制，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在职业运动中要对外籍运动员有这样的限制，真搞不懂。

良一：毕竟我们讨论的不是业余运动员。

浩史：我认为如果有中国或韩国运动员到日本来参加体育比赛，并且表现不俗，那么他们的成就会在电视、卫星电视和互联网上广泛播出，他们国家的人自然而然地会感到同日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与世界杯、奥运会等国际赛事不同，国际比赛会让人们明显感受到我们正在参加一项国际比赛，对增进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没有什么帮助。

良一：因为人们认为这种赛事是本国与他国之间的较量。从这个角度来看，每年一度在伦敦郊区举行的隶属大满贯网球赛之一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是一项极好的赛事。

浩史：2013年夏季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中，来自英国的安迪·默里（Andy Murray）战胜了塞尔维亚选手诺瓦克·德约科维奇（Novak Djokovic），赢得比赛冠军。事实上，这是英国选手77年来首次赢得这项赛事的冠军。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顶级网球选手和网球爱好者。英国王室也参与了比赛，他们拥有顶级球员，这些球员从头到脚一身白色球衣，对王室行鞠躬和屈膝礼。（笑）我认为即使英国球员没有赢得比赛，这项赛事也为英国品牌创造了巨大的声势。

制定市场营销策略要靠直觉，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对这类事物具有敏锐洞察力的人，他们可以从战略上思考如何扩大日本品牌和时尚的影响力。日本政府恰好相反，他们近期的做法是，让经济产业省带头建立一只基金，然后召集一群他们惯于合作的公司，包括几家大型的日本广告公司，推广各种各样的倡议。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质量，只在乎数量的膨胀。我认为这实在太糟糕了。

我们需要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是说服跨国公司将总部设在日本。看看英国和英国贸易投资部，它们推出激励措施，令跨国公司相信就应该将总部设在伦敦。虽然日本曾经是宝洁、雀巢等跨国公司亚洲总部的所在国，但现在这些公司大部分都已经搬到海外了。

良一：我猜他们离开日本，搬到东南亚去了。

浩史：我想很多跨国公司都把亚洲总部搬到了新加坡。所以，争取到总部就意味着击败新加坡。（笑）我们有什么理由让这些公司将其亚洲总部搬到日本？先说一条，新加坡热得让人无法忍受，办公环境也拥挤不堪，而日本的环境绝对更宜居。

示范效应

浩史：说到品牌，思考示范效应是很有帮助的。在前面（第一章）我谈过这个话题。“示范效应”这一概念是由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杜森贝里提出的。

良一：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熊彼特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任职期间，他指导了很多人，在他的学生中有些人成为杰出的经济学家。杜森贝里是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与熊彼特一样，他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简单地解释一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要想增加就业，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通过增加投资（如降低利率）等手段刺激经济增长。凯恩斯还提出了“资本边际效率”，这一概念建议政府改善投资环境，实行提高投资效率的政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宏观经济学中得到普及，它提倡为了促进投资，政府要实施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结构化政策。

在那之后，消费函数论战开始了。通常，消费水平是由总收入决定的，但是除了收入，是否还存在影响消费的其他因素？消费函数应该是什么样的？为此学术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年左右就开始了。那时我还在研究生院，刚刚开始我的学术生涯，有关消费函数的辩论是当时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杜森贝里是消费函数论战中的重要参与者，他在辩论中提出了“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都对经济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提出，消费不仅仅由收入决定。看一个人的收入和消费函数，就知道他会做出何种消费行为。问题是，人们并非在孤岛上离群索居，参与经济活动，他们会和邻居一起从事消费活动。杜森贝里相信人们可以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反馈。

示范效应在某些消费上表现得不明显，一个例子是人们在家里用餐时花在食物上的消费。在谈到购买汽车或最时尚、最流行的用品时，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示范效应，因为我们掌握了大量关于人们外出时驾车和着装的数据。当看到别人穿着时髦的衣裳时，人们就会想“我也要买那些衣裳”，然后就买了。这就是杜森贝里提出的“示范效应”。

我要解释的第二个概念，是杜森贝里提出的“棘轮效应”，这个概念与示范效应有相似之处。他描述了这样一种消费行为：如果人们在一个更昂贵的地方品尝到美味的食物，之后便会拒绝再去提供劣质食物的餐馆。一旦人们体验或购买了优质产品，为了获得同样的体验或产品，他们就会继续支付同样数额的钱，这种消费选择被描述为“棘轮效应”。这两个概念都被视为杜森贝里最著名的成就，我认为它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关消费函数的辩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杜森贝里的另一个著名理论是相对收入假说。一个人的收入并非独立于其他因素，事实上是受到其他人相对收入规模的影响，并随着其他人收入水平的变化而上升或下降的，这一点与示范效应相似。这一理论也对美国的宏观经济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这些都是基于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针对是否将这些理论进行集中整合的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到70年代，一场新的辩论开始了，这次与通货膨胀有关。从60年代后期开始，通货膨胀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因此70年代以来，人们便开始争论这个问题。这一时期，经济学界涌现出很多不同的观点，并围绕着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是否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或通货膨胀率是否真的不应为零等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芝加哥学派呼吁设定适度的通货膨胀水平。

浩史：您是说米尔顿·弗里德曼？

良一：是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凯恩斯主义学派呼吁将通货膨胀率降至零，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坚持这一观点。这一辩论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话题，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了5年多。在日本，立教大学的西山千秋（Chiaki Nishiyama）博士曾是弗里德曼的代言人。

为了驳斥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提出了永久收入假说。该观点主张，判断消费行为的基础是个人对其一生所得收入的预期，而不是某个时刻的收入。纵观整个人生历程，人们的收入有时高，有时低，他们会基于对收入的预期做出合理的决定。在收入增加时，人们增加储蓄量；在收入减少时，人们用储蓄的资金来补贴消费。这就是永久收入假说所表达的思想。因为消费是在永久收入的基础上做决定的，所以一部分收入会转化为储蓄。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人是理性的，会在临终时留下一大笔遗产。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假说假定人们并不会将这笔遗产所带来的巨额资金存起来，而是会将它们用于消费。

浩史：示范效应和关于消费函数的辩论或针对通货膨胀的辩论，与我们正在讨论的品牌有什么联系？

良一：是啊，是啊，我们刚刚是在讨论品牌，不是吗？（笑）与品牌有关的是示范效应，棘轮效应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品牌有些关系，但在这里，重要的理论还是示范效应。如果考虑品牌，示范效应又会如何表现？在有关示范效应概念最早的争论中，人们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我想，对一个对这类事情感兴趣的年轻研究者来说，它是个不错的论题。

国家层面的品牌价值

浩史：假定正如你所说，我们接受芝加哥学派的永久收入假说，换个角度来说，永久收入算是预先确定的，那么，我们有没有品牌，也就无所谓了。

良一：有人提出批评，说了一些理由，比如，因为我们有了品牌，这些品牌看到了其他品牌的做法，所以现实经济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品牌对消费活动有没有影响，这是一个有趣的学术话题，如果有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出来挑战这个话题就好了。

浩史：我认为，就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来说，日本的品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良一：是的。在经济学中，大家在封闭的系统中思考这些争论。接下来，我们当然必须在开放的系统下思考这些观点，正如你所说，包括思考这些观点如何影响其他国家和贸易活动。如果我们谈论一个开放的系统，我认为，由于每个国家的消费活动和文化都存在差异，其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也会有所不同。

浩史：我不知道下面这个现象是否与示范效应有关：只要韩国开始出口更多媒体内容，如影视作品，这些媒体内容就开始在出口目的国流行起来。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人们就会开始购买三星电视机和韩国服装，因为他们认为韩国演员很酷。我认为韩国这么做不仅提升了单种产品的品牌力，而且由于这些产品与其他韩式物品建立了关联性，“韩国制造”的品牌价值也得到了提升。

良一：你可以称之为“涟漪效应”。

浩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国家层面的品牌价值会提升产品的品牌价值。您认为呢？

良一：国家层面的品牌当然会影响其他品牌的沉浮。“日本制造”这一品牌也是如此，即便是汽车品牌，也会受到它的影响。我认为日本产品是有品牌价值的。

浩史：日本产品确实质量好。以汽车为例，如果丰田汽车在F1（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中获胜，就能卖出更多的汽车，这就是现实版的示范效应，不是吗？它影响了人们区分丰田产品与其他品牌产品的方式。而且，我相信这样一个事实：随着人们对日本这个国家的印象改善，他们对日本产品的印象也会有所改观。

良一：的确如此。我确信当整体印象有所改善的时候，个别产品的印象将会得到改善。

浩史：2012年，我去了一趟新加坡，看到在那里三星电视机的定价比索尼和松下电视机都要高，大为震惊。我原本以为三星的家用电器要便宜一些，但并非如此。事实上，索尼、松下和夏普电视机的价格更低。

良一：果真如此？那性能呢？

浩史：就性能而言，三星设备定价偏高。

良一：三星电视机的性能也不错吗？

浩史：原因是，三星一直以来致力于全球电视机标准的研发，所以三星电视机在性能方面可以满足全世界用户的功能需求，例如智能电视功能。日产电视具有高清晰度，但无法满足全球标准的功能需求。这又是加拉帕戈斯式困境，人们只能在日本看到高清晰画面。日本电视机性能与全球标准真没有建立任何联系。

良一：换言之，我们已经进入技术超越国界的时代了？

浩史：特别是在重工业和化工产品领域，不仅技术已经走向全球化，而且境外企业的技术水平比日本国内还要高。

良一：哦，这是个问题。你认为日本人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浩史：完全没有，我的意思是，我并不认为人们确实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良一：正如我在前面（第五章）提到的，这种情况下，特别重要的是，我们要清楚，像夏普这样的管理层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他们的现实处境？如果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又会做何反应？如果他们意识到问题，又不作为，又是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速度决定胜负的时代。如果行动太慢，就追悔莫及了。

浩史：要回到从前已经不可能了。

良一：我不知道能不能回到从前，但是我认为难度很大。我要强调的是大企业的管理层是否意识到他们所处的环境。如果意识到了，同时又不能做出应对安排，那么我们就必须查清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浩史：日本产品的品牌价值一定程度上基于日本这个国家的品牌，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改善人们对日本的印象。这不仅仅是在说日本品牌本身，我认为我们还需要用响亮而清晰的声音告诉世界，日本不仅是一个安全的国家，而且有美食与时尚。为此日本政府做了各种不同的尝试，但如果从政府需要做的仅仅是掏钱这个角度来看，我感觉他们正在实现目标，不过，市场营销是应该具备战略性的。

良一：这样可不行。

浩史：举个例子，当美国信息技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来访日本的时候，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会举行宴会，宴请来自世界各国的政界、金融界人士和官员，深度交流。法国和意大利大使馆也会这么做。他们常常邀请我参加这类宴会。当我出国访问的时候，很少被日本驻当地大使馆邀请参加宴会。难道国外的日本大使都不做这种事吗？

良一：有个商业社团，同外交部的官员有密切接触，可能日本驻外国大使馆只邀请这些人吧。

浩史：是的，可能只是没有邀请我参加那类使团吧。在日本，外交部、经济产业省和财政部都是垂直管理体系的一部分，管理不同领域的事务。食品归农林水产省管理，文化归文部科学省下设的文化厅管理，旅游归国土交通省管理，科学和技术营销归经济产业省管理。没有一个人总揽全局。

良一：这不是日本品牌印象的问题，而是渗透到每一项政策中的问题。

浩史：这就是我们若要提升日本的国家品牌形象，就必须考虑超越每一个政府部门单独的角色和目标，进行全方位拓展的原因。一方面，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另一方面，重要的是吸引外国人到日本，邀请跨国公司把总部设在日本。下面我要说的与棘轮效应这个概念有些差异。我认为如果我们说服人们来到日本，让他们体验到日本丰富的美食和卓越的汽车，他们会逐渐爱上日本产品，并开始消费。我认为任何人在经历了丰田的驾驶体验后，便不会再去驾驶现代了。

良一：我同意。

浩史：另外，我们的消费电子产品（例如电视机等）的价值正在逐渐消失。可以说，我们正看到一个逐渐弱化的棘轮效应。

良一：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所有初次亮相的日本产品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非索尼随身听莫属。没有什么产品像索尼随身听一样，刚刚上市就那么火爆。现在想想，索尼随身听就是把收音机的体积变小了。

浩史：它是一台收音机与磁带播放器的合体。

良一：没错，十分准确，而且还能用来录音。

浩史：索尼随身听一上市，就征服了整个世界。正因如此，索尼提升了品牌形象。我认为是企业家创造了品牌力量。索尼有盛田昭夫和大贺典雄（Norio Ohga）；苹果有乔布斯；三星有三星电子副董事长李在镕（Jae-Yong Lee），李在镕是创立三星企业的家族的第三代成员之一，是一位优秀的企业家。

品牌形象的提升，迅速使三星在世界舞台上更具竞争力。毫无疑问，那些喜欢三星产品的人也会购买其他韩国产品。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

浩史：据估计，每年有830万名外国人到日本游览观光，与到访新加坡、中国和韩国的外国人数量相比，相差甚多。因此，我认为吸引更多人来日本，了解日本的优点，是极其重要的。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外国人到日本工作的。外国人到日本来工作，会增进海外人士对日本的好感。我认为利用这种影响的最佳途径就是体育运动。日本球员积极赴国外从事体育运动也很不错，比如效力于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铃木一郎（Ichiro Suzuki）、效力于英国曼彻斯特联队的香川真司（Shinji Kagawa），但我认为最好是让外籍球员来日本，以此深化人际交流，提升大家对日本的兴趣。

这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我想要日本在足球、棒球这样的职业运动中取消对外籍球员人数的限制的原因。我认为外国人没问题。

良一：如果到最后每一位运动员都来自国外，那怎么办呢？

浩史：即使那样也没什么，但这种事绝不会发生。（笑）乐天在中国台湾地区发展迅猛，我们的品牌被中国台湾民众广泛认知，原因之一就是有两位中国台湾球员（林英杰和林恩宇）效力于东北乐天金鹰队，中国台湾每天都播出他们的赛事。日本足球联赛（日本职业足球赛）也是这样，最起码我们需要取消对亚洲国家运动员人数的限制。如果亚洲运动员在日本踢球，各国电视台就会开始转播日本足球联赛了。

如果我们能吸引更多像来自纽约洋基队的安德鲁·琼斯（Andrew Jones）那样的球员加入东北乐天金鹰队，如果我们能吸引更多这样的人来日本从事体育运动，赛事将会更加精彩，电视转播的收入将会增加，同时，海外人士对日本的兴趣也会提升。这真是一石三鸟呀！

良一：我想知道，如果美国球员在日本比较活跃，那么美国人会不会观看日本的职业棒球赛呢？

浩史：他们当然会看，而且日本职业棒球的水平也会提高。

良一：在相扑运动中，我们看到正因有了蒙古人，相扑运动才如此有趣，但出于某种原因，同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在职业棒球上。

浩史：相扑是一项枯燥的运动，只有日本人观看这项比赛，真是太扫兴了。因为蒙古人在速度和技巧方面更具优势，所以我们可以引进那些全身心投入训练、努力思考如何击败蒙古人的摔跤手。

引进外籍摔跤手提高了日本摔跤手的整体水平。

这不仅关系到体育运动。怎样才能让外国人喜欢上日本，我认为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不只需要乐天的外籍工程师，或像尼桑的卡洛斯·戈恩这样的人才，我们还需要更多喜爱日本的外国人。

良一：我想知道，卡洛斯·戈恩是如何爱上日本的？

浩史：他原本是移民，是一位很有斗志的商人。

良一：他原籍巴西，我猜他的血液中流淌着国际主义。

浩史：特别要注意的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品牌价值与其他亚洲品牌严格区分开，因为中国和韩国如此重要。这不是开玩笑，我绝对相信，我们至少应当取消对来自亚洲的外籍体育专业人士的人数限制。

打造深受外国人青睐的日本

浩史：总之，我们有太多荒谬的规定。我此刻就想到了那些对赌场的规定和《娱乐业管控和促进法案》等，这些规定严格限制了年轻人享受娱乐活动的权利。像京都、镰仓和日高等地有一些有趣的景点，但如果没有娱乐场所，人们就不会去那里。

良一：如果你待在东京，终归是会去镰仓和日高的。只有那些一次又一次去这些地方的人，才是真心喜欢日本的。大多数外国人只去过一次。

浩史：市场上存在很多需求，包括对赌场的需求。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有这么多规章制度。即使像新加坡这么刻板的国家，都已经开放了赌场。新加坡的第三任总理李显龙，即第一任总理李光耀的长子，曾谈到赌场的影响。他认为，如果没有赌场，新加坡的国家形象就会恶化。

良一：他的父亲李光耀是个一丝不苟、十分严格的人，他儿子这一代人有什么改变吗？

浩史：这项决定似乎也震惊了新加坡人。

良一：我猜也是。

浩史：新加坡仅仅建了两家赌场，每年新增游客数量就超过200万。

良一：真的？这的确堪称成功的典范。

浩史：如果新加坡人要进入赌场，需要缴纳特种税，我记得大概是7000日元。

良一：这样的话，大部分新加坡人是不会去的。

浩史：一般民众都不进赌场，他们在自家客厅里打麻将。（笑）

良一：我估计，如果收的特种税低一些，去赌场的新加坡人就会多一些了。

浩史：关键在于赌场是为了吸引外国人而建造的。如果日本也这么做，就能吸引大量的外国游客了。

良一：我想如果有可能，日本发展医疗旅游，效果应该也不错。

浩史：那就如同在互联网上出售药品一样，归根结底，问题就在于我们的监管制度的红线划在哪里。我认为日本厚生劳动省并不愿意发展医疗旅游，因为医疗旅游会导致对混合医疗服务的批准。

良一：我有两次与医疗旅游相关的个人经历。在兵库县神户港三宫火车站的南面，有一个人工岛，名字叫作港岛。在岛上的城市中，汇聚了一批先进的医疗机构，例如作为神户生物医疗创新集群项目而建立的神户市医疗中心综合医院。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的高级计算机科学研究所，即全世界运算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京”的发源地，就坐落于此。这里并不做大量的宣传，但在这里人们能够享受到先进的医疗服务，因此这里接待了大量来自亚洲各国的外国患者。以前，在访问千叶县市川市的旅游中心时，我还留意到了很多外国患者。

浩史：如果您在亚洲某国身居要职，一位日本医生挽救了您的性命，那么您将学会爱上日本。

良一：这就是我们应该更加充分地利用日本的先进医疗服务的原因。我认为除了移民服务外，我们需要提供更多的选择。人们可以到日本长久居住或短暂停留。简单来说，因为存在劳动力的国际化分工，医疗服务是日本的优势之一，绝对要利用好先进的医疗服务，支持经济的发展。关键是如何实现，在哪里找到突破口。

浩史：当前，混合医疗服务尚不合法，所以我们无法创建一所专门面向外国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只能做到普通医院接收外国患者。

良一：说到底，我们需要放宽更多的管制。

浩史：如果日本发展医疗旅游业，会有大量外国人来日本。医疗旅游业将成为支柱型产业，还能改善日本的形象。我们绝对有必要发展医疗旅游业。

良一：我本人在很多医院接受过医疗服务，可以说日本的医疗环境是非常好的。你认为日本的医疗队伍怎么样？

浩史：我认为，在日本医疗协会和政府中，有很多人以狭隘的眼光看待事物。

良一：医生的价值取决于他们治愈的患者数量。我想，当他们看到患者转危为安时，一定很欣慰，并引以为荣。我坚信很多医生心地善良，所以我认为这场运动应当从日本医疗协会开始发起。我这么说是有正当理由的——此事惠及人民，惠及全世界的人民，所以我希望大家毫不犹豫地去争取。

浩史：想想实际情况，日本仍存在一些医疗保障诉讼案件，患者要全额支付医疗费用。全民健康保障体系是用来解决日本人民的健康问题的，但是日本还没有建立起那种让外国人来日本掏钱治病的体系。问题是在解除对混合医疗服务的限制方面，日本止步不前。

良一：日本需要创造成功案例，找到突破口。整个过程中，舆论可以帮助我们，而且医疗服务比其他话题更容易取得进展。我预感医疗旅游必将成功。

日本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浩史：要想创造一个开放的日本，就不能忽视贸易自由化和诸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自由贸易协定（FTAs）和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s）等国际化协议。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确实是一个全球化趋势。韩国已经与美国和欧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而且预期将继续积极致力于签署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换句话说，如果不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自由贸易协定，日本将无法参与全球竞争。这并非自由贸易协定是好是坏的问题，而是日本别无选择，只能参与其中。

良一：日本还没有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吗？

浩史：截至2013年7月，日本刚达到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的水平。[1]

良一：日本加入自由贸易协定和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情况如何？

浩史：说到自由贸易协定和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日本已经与包括新加坡、泰国、印度、墨西哥、瑞士在内的13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协议。日本、中国、韩国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日本与欧盟和加拿大之间的协议也正在谈判之中，只是日本还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因此，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对日本非常关键，同时，日本在其他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取得的进展也极其重要。

比较优势理论是这个问题的逻辑支撑。每个国家都专注于它所擅长的领域，贸易的发展可以实现一加一等于三。实际上，一个国家不可能在每一个领域都超越其他国家，如果有这种事，双边外交关系将非常糟糕，并停滞不前。这种事不该出现。日本应该让伙伴国控制某些行业，同时在自己占据优势的行业要积极扩大产品和服务的出口。这样就能实现一加一等于三了。这是另一项一石三鸟的政策。

听听日本国内那些反对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论调，似乎大部分都在表达反对意见，说如果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自己的产业将面临瓦解。从国家整体看，某些产业或许真的会瓦解，但那也没什么，其他产业将蓬勃发展。

良一：是的，这正是比较优势理论所表达的道理。就像你说过的一样。

浩史：我们不可能设法在方方面面都成功，我想，我们应该说：“好吧，这的确不能赢利，但是确实有益。”重要的是，如果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日本的产业结构将发生大规模调整。

良一：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达成某种形式的契约是至关重要的。当你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很难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我认为商界人士形成一种社会契约或达成某种共识，如“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这条路危机四伏，让我们一起在另一条路上前进吧”，这一点非常重要。

浩史：日本在互联网服务、视频游戏和动漫等产业中正上演一场战争。依我看，在官僚不加以干预的产业中，日本是有竞争力的。这就是我认为放松管制将提升日本竞争力水平的原因。

良一：医疗服务产业也面临着同样的形势。

浩史：农业也是一样的。我们在中国香港的乐天市场出口了大量的海鲜，中国内地也会采购日本的农产品。

良一：日本的农产品既安全可靠又味道鲜美。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业也算是成长型产业。

浩史：正因如此，如果我们能意识到农业企业的重要性，并且允许农业企业在有意愿时收购农场，那么农业很有潜力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

良一：我完全同意。我原以为大米是日本的主食，农业只是一个为我们提供稳定的大米供应的产业，而事实上我们所谈论的农业是一个极富多样性的领域。牲畜的品种多种多样，产品质量多种多样，甚至同类大米的口味和营养属性也有所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相信日本的农业未来前景广阔。

东南亚和中国食品的安全、质量控制、口味这三个问题仍然有待解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是一个先进的农业国。我们应当尽可能地降低成本，杜绝浪费，提高产量，这些都非常重要。我认为在农林水产省的过度保护下，农业出现了过度依赖的趋势。在我的印象中，农林水产省是除了财政部外最具保护性的机构，也是与产业关系最密切的机构。

浩史：我认为如果人们能高度重视，日本的农业是相当有竞争力的。如果价格不算太高，中国人愿意吃从日本进口的农产品。

良一：确实。我们也许会看到贴着日本商标的农产品。

浩史：您认为日本的农业为什么徘徊不前呢？

良一：难道不是因为日本农业协会吗？他们阻碍创新，与核心政客狼狈为奸。

浩史：日本农业协会的官员与私营部门的官僚相仿，我们可以称之为“日本农业协会社会主义”（JA socialism）。我们的农业体系保护了小农场，导致土地无法合并。这真是个棘手的问题。

良一：我们的经济正被迫从“共同体”（Gemeinschaft）向“社会”（Gesellschaft）转型，但在此过程中，我认为那些用以维护共同体的制度框架将成为束缚我们前进的枷锁。我的意思是，在农业技术领域，有些农民创造了变革，但还有许多农民认为维持目前这种只是生产农产品并出售给日本农业协会的现状也可以接受。

浩史：另外，农村对政治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全国大选中，登记的选票相差悬殊，农业共同体的居民投票比城市的居民投票更有价值。我想这就是日本竞争力下降背后的原因吧。

良一：我认为日本不再需要参议院了，参议院是贵族院的残余，在日本社会已经没有贵族这种等级结构了，我们不再需要这个议院了。

浩史：不过，若是只有一个议院，政治上会不会没有牵制，政策会不会变得不计后果？毫无疑问，当前的政治体系存在问题，比如在扭曲的国会中，由不同的党派操控众议院和参议院。我还认为首相的换届过于频繁。

良一：这种局面世界罕见。浩史，你想过成为一名政治家吗？

浩史：从没想过。如果成为政治家，我就再也无法每天晚上心满意足地喝酒了。（笑）开玩笑呢。不过，事实上，我认为作为政治家，我做不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即使是安倍首相，由于众人反对他的政治观点，他也无法行使他的权力。我认为我们所看到的局面与美国总统相似。不过，即便如此，日本仍需要变革政治。即使需要时间，日本也必须改变教育，必须改变民众的思维方式，必须推动日本人走向全球化。

良一：我相信日本人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浩史：我也相信。日本人非常优秀，只要日本取消限制，实现自由化，日本人就可以充分施展才能。问题是民族主义造成日本的制度过于严格，日本变成一个孤立的国家。我们要显著提高日本的竞争力，大量借鉴足球的经验：我们提高了日本足球队的竞争力，甚至还踢进世界杯。过度保护没有任何好处，我相信只要更加开放，日本将在众多产业中赢得巨大胜利。当然，也有一些产业将衰落，但我认为本着开放和公平的态度求得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1] 2016年11月10日，日本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

小结

·在国家层面，提升“日本制造”的品牌形象。

·大大放宽签证要求，增加来日本的外国游客数量。

·增加总部设在日本的跨国公司的数量。

·在职业运动中，取消对外籍运动员的人数限制，增加日本的外籍运动员数量。

·为外国人提供更加宜居的环境。

·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自由贸易协定，推进自由贸易。

结论

竞争的力量是什么

日本以特有的方式整合和诠释各种文化

浩史：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以我的《让日本再次伟大》建议书为基础，我和您讨论了不同的话题。在我们进行讨论时，安倍政府一直努力工作，制定经济增长战略。尽管我的一些建议得到采纳，但在重启核电站等关键问题上，该战略采用了官僚制定的方案。现在这场对话临近尾声。您对这三个月来我们的对话有何感想？

良一：我完全支持你的提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付诸实施。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某个可突破的方向，就可以从那里着手。我们的下一步很关键。怎样才能转到新的道路上？我认为我们需要借助各种不同的人的智慧。

浩史：日本应该首先摘取触手可及的果实，我认为对日本而言，互联网的中立性就是这样的果实。日本要开放互联网，降低网络设施的使用成本，让民众更加自由地使用它。这是第一个目标。我在产业竞争力委员会提过这个建议，同时阐述了我在前面谈到的“信息技术高速公路”的概念。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应该国有化，日本要建设世界上最快、最便宜的通信环境。它应该是免费的，向所有人开放。此外，因为这样一套系统具备诸多应用方向，所以日本还需要努力，彻底废除任何会阻碍这些应用的监管制度。

良一：这是日本新经济联合会的职责，对吗？

浩史：我的基本认识是，日本人民具备竞争力，是优秀的劳动者。日本的社会体系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问题在于制约日本竞争力的监管制度和日本特有的框架、标准及法律。通过某种方法消除这些障碍，日本经济的新陈代谢得以回到正轨，这一点至关重要。我认为，如果日本放宽对经济活动的限制，使经济实现正常的新陈代谢，日本的竞争力自然就会提升。

良一：你的意思是，即使日本不做其他任何工作，竞争力也会增强？

浩史：这一点我反复说过多次，可事实是得到经济产业省“帮助”的产业大多数都很糟糕。对于过度保护的产业，如家用电子设备和半导体，以及监管过于严厉的产业，如航空业，事实就是这样。所有这些产业都失去了竞争力。日本也有一些强大的产业，如汽车行业，国际竞争力猛增。

良一：你认为日本人民具有什么样的力量？

浩史：日本人工作态度认真，团队协作表现出色。我还认为日本人的道德水准高，能够接受不同的文化，非常善于重构这些文化，创造混合文化。例如，拉面，就是日版的中国汤面；“日式咖喱饭”，我们千方百计对印度咖喱进行创新，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食物。我们吸收了许多文化，加以调和，所以它们来到日本绝对不是相互隔绝的。我认为这就是日本的力量。

良一：我和你持相同观点。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就以这种方式发展成长，我认为日本文化中的这个方面正是使日本进步如此巨大的原因。这种文化特性也有弱点，不过日本总是迈着最强健的步伐前进。到目前为止，我们以日本特有的方式消化了西欧大量的文化和技术。从现在起，我认为日本应该毫不迟疑地将自己的文化和技术推向海外。日本人民需要培养这样一种精神：有些事情即使看起来有点儿无耻，也要做下去。我个人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日本人民要改变自我，能够自信地说出“这就是我的信仰”。

平台即竞争力

浩史：要发生竞争，必须有人和你竞争。日本在和谁竞争？答案是美国、中国、韩国和欧盟。竞争并不意味着战争，它指的是在诸如产品开发、成本和销售等问题上，一国经济要超过其他国家。

良一：用一句话概括，竞争是自由经济的基础。在经济学中，当我们思考一国经济是否在某些方面（如自由竞争）达到完全均衡时，首先要做的是将消费者和公司视为独立个体，在这个基础上构建我们的假设。现实中，我们需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包括许多复合实体，如国家、跨国公司和行业。

浩史：我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国家平台的竞争力。国家是由许多不同要素构成的平台。

良一：美国企业得到国家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平台非常重要。它关系到一些要素，例如我们在前面（第七章）讨论过的那些要素。

浩史：我认为您这么说的意思是，如果人们认为某些产品和服务是日本品牌，即使价格略微贵一些，他们也会购买。

良一：他们信任日本品牌。

浩史：在这种情况下，分别考虑竞争力的定量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与定性指标（如品牌的建立和信任）也许是一种好办法。

良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持有这样一种观念：德国产品优于其他国家的产品。那时最好的汽车来自梅赛德斯–奔驰和大众。这种偏好甚至延伸到铅笔刀等物件，据说德国产品刀刃锋利，结构坚实，使用寿命长。我是这么认为的，大家都是。同样，中国和东南亚的民众对日本品牌的信任也非常重要。

浩史：从整体上来看，竞争力对于国家平台、资本、就业、文化和品牌化具有重要意义。举例来说，当一位初出茅庐的企业家考虑在哪里创办新公司时，他所确定的公司地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目标国的竞争力。如果优先考虑日本，就意味着日本具有竞争力，但如果选择在新加坡成立公司，则意味着日本的竞争力弱。

良一：当网上购物时代来临时，我认为商品的销量将更多地取决于品牌，而不是质量或价格。其实你就是在互联网上销售产品，对此你怎么看？

浩史：我认为产品的质量和价格很重要，品牌力同样重要。

良一：说到底，品牌的力量意味着你必须逐步取得客户的信任。在品牌化这件事上人们必须谨慎。

浩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我们作为日本团队，需要一起努力，支持日本整个国家的品牌化。

全球物流革命

浩史：我对日本国内那些尝试新事物的企业感到好奇。我认为其中没有几家企业的创始人或股东正在引领公司发展壮大，这是一种典型现象，我们在美国也看到了很多例子。我希望日本的企业领导人在管理企业时能够更尽心一点儿。有些管理者属于真正的领袖，从行政人员级别开始步步高升，即便是这样，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领导人为了自己公司的利益勇于尝试新事物。（笑）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我们有这样的人，他们从行政职位晋升为总裁，管理风格就像他们拥有这家为之效力的公司。

我认为，考虑到终身雇佣制，我们能够寄予希望的公司总裁只有那些在企业内部一步步走上高位的人。这种标准模式毫无益处。东北乐天金鹰队的主教练是星野仙一（Senichi Hoshino），过去曾为中日龙（Chunichi Dragons）效力。那又怎么样？（笑）我认为在意教练是否来自自家俱乐部的球队只有巨人队和广岛队。

良一：日本的这种企业文化（你也可以称之为“企业架构”）让我担忧。

浩史：进一步来看，我认为民众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即外国公司收购日本公司是日本的损失，但外国人的感受正好相反。乐天曾经收购加拿大一家公司，加拿大政府还对我们表示感谢，甚至夸张到宣布我们从此也是加拿大人。法国同样如此。一段时间之前，法国政府告知我，因为帮助该国创造就业，我将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这是一个传统奖项，可追溯到拿破仑时期，被授予那些为法国做出贡献的人。

良一：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呢？真棒。恭喜。我们要庆祝！（笑）

浩史：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改变日本民众对收购的看法。此外，我认为我们需要改变防止企业被收购的防御性措施，这个方面也要更加开放。

良一：我认为企业保护自己的做法无可厚非，但应该采取公开正当的方式，而且那些捍卫自身利益并且得到更好结果的公司应该把情况公之于众。

浩史：最近，关于企业与企业交互的争论很多。我认为企业与消费者交互对贸易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时代将要到来。

举例来说，数字影碟、光盘及其他同类产品上的数字内容目前主要在日本销售，而我认为我们近期将会看到人们从国外服务器上下载更多数字内容。金融服务领域也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情。有很多人在谈论云计算，他们也会通过云端推动这种变革。换句话说，我认为我们将会看到个人从海外源头直接购买产品和服务，这样一个时代已经到来。一旦进入这个时代，贸易将不再是我们现在谈论的那种仅仅发生在企业之间的活动，而是会变成受到消费倾向深刻影响的经济行为。当这一切到来时，如果我们希望获得成功，就需要认认真真思考消费行为是如何变化的。

例如，我认为今天日本人穿的衣服不到30%产于日本，70%是中国或亚洲其他国家的产品。现在，国内企业进口国外的产品，在日本进行销售，如果日本人能够直接从生产商那里购买，速度更快，价格也会更低。换句话说，一场全球销售革命将要来临。知道这一点后，我们不应该设法阻止它，而是应该思考：当其他国家还在犹豫时，如何才能抢得先机，从中获利？同样，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要努力取消监管。我相信，日本拥有高素质的公民；我相信，我们应该对日本具有竞争力的优势地位保持信心；我还相信，日本应当积极推动自由化。

良一：只要日本是贸易国家，日本就需要竞争力，以求成功。这里的重点是日本如何形成这种竞争力。我们在讨论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我们需要日本的人民理解竞争力的含义，支持日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日本要建立顺畅的信息通道，包括使用互联网，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也希望大众传媒努力帮助日本完成这项工作。

浩史：在我们努力朝这个目标前进时，不要试图独自行动。我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搭建一个平台，以吸引许多不同种族和不同民族的人士前来，而作为这项事业的一个部分，我们要让日本成为外国人心目中的魅力之国。在日本，谁是奋斗者，是外籍人士还是外国企业，其实无关紧要，只要他们为日本而奋斗就没有问题。如果我们打算吸引优秀人才到日本来，如果我们希望看到未来日本将会开展更多创新试验，那么我们应当首先建设一个有吸引力的国家、一个平台。

小结

·解除管制，让竞争的力量回归日本。

·发挥日本作为文化熔炉的优势。

·领导全球物流革命，积极寻求机会。

·搭建经济平台，使日本成为吸引外籍人士的国家。

后记

“孩子们，要胸怀大志。”威廉·S.克拉克，任教于札幌农业学院（现北海道大学）的教师，因这句告别赠言而出名。

似乎在响应克拉克博士的号召，明治初期，众多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会聚在札幌。其中一位便是新渡户稻造（Inazo Nitobe），他的头像被印在5 000日元面值的纸币上，但我认为很多日本人并不知道新渡户稻造取得了什么成就。

新渡户稻造出身于森冈地区南部的一个武士家庭，与基督徒内村鉴三（kanzo Uchimura）等人一道就读于札幌农业学院，21岁的时候，他便立下宏伟的人生目标——成为环太平洋国家之间的桥梁。他从帝国大学中途退学，赴美国留学，后来又去了德国留学，回到日本后，在他的母校札幌农业学院任教。1900年，当新渡户稻造还在美国的时候，他创作了一本书，名为《武士道：日本的灵魂》（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这本书成了畅销书，被翻译成德语、法语等语言，在全世界广泛流传。

结束在札幌农业学院的教育生涯后，新渡户稻造又换了几个职位，包括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和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的校长，最终在国际联盟副秘书长这一职位上稳定下来。他以这一身份游历世界各国，发表演说，吸引了像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这样的人物，终于建立了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这个组织后来发展为大家熟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新渡户稻造与应庆大学创始人福泽谕吉（Yukichi Fukuzawa）等人可以被称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第一代精英分子。这些人视野宽广，以全球视角思考问题。我热切期待在今天的日本青年中出现众多像新渡户稻造一样的人。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人，如果让我给他们提些建议，我会提醒他们一件事：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放弃民族。很自然，当今世界需要我们讲英语，但是我们要明白，真正的全球化是以保持我们日本人的身份为前提的。在国际舞台上，将日本的精华（日本的历史和传统）带到工作中，你将为世界做出贡献。

我时常沉浸在辩论的快乐中。这段时间，能与我的儿子浩史一起在诸多重大议题上进行如此深入的讨论，简直太开心了。我无法想象很多父亲也能像这样与自己的儿子进行辩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感到万分荣幸。只希望这场父与子的对话，将对那些在世界舞台上努力工作，成长为真正的全球领袖的年轻人有所裨益。

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节子，她帮助我们整理资料，悉心照顾我和我们的子孙。我也要再一次感谢浩史创造了这个机会。非常感谢你。我衷心祝愿你继续为国家的全球化发展努力工作。

三木谷良一

荣誉教授

神户大学

2013年8月

致谢

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许多人做出了贡献，借此机会我要感谢他们，感谢他们的付出。

很多乐天的成员为了文稿费时费力。感谢乐天的首席执行官办公室、全球市场营销团队和公关团队，以及所有付出时间与精力、接受访谈及其他重要任务的管理层。

我还要感谢那些为了本书的出版努力工作的乐天外部人士。首先，感谢讲谈社（Kodansha）出版了《日本经济如何走出迷失》的日文原版；其次，感谢我的代理人——滨江创意管理公司的利娅·斯皮罗（Leah Spiro）的指导；再次，感谢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的香农·瓦戈（Shannon Vargo）及她的团队对本项目的信任与在出版过程中的指导；最后，感谢埃伦·诺伯恩（Ellen Neuborne）和黛安娜·阿伦森（Diane Aronson）在编辑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感谢每一位为了子孙后代鼓励创新并致力于创造一个更好的日本、更好的世界的人。

最后，感谢家人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特别感谢我的父母，这些年来他们将知识、智慧和指引分享于我。

三木谷浩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经济如何走出迷失/（日）三木谷浩史，（日）三木谷良一著；熊祥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2

书名原文：The Power to Compete: An Economist and an Entrepreneur on Revitalizing Japan in the Global Economy

ISBN 978-7-5086-9697-3

I. ①日… II. ①三… ②三… ③熊… III. ①经济－研究－日本 IV. ① F1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3370号

The Power to Compete: An Economist and an Entrepreneur on Revitalizing Japan in the Global Economy by Hiroshi Mikitani,

Ryoichi Mikitani, ISBN: 978-1-119-00060-0

Copyright © 2014 by Hiroshi Mikitani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s holder.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Wiley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日本经济如何走出迷失

著者：［日］三木谷浩史 ［日］三木谷良一

译者：熊祥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125千字

版次：2019年2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8–7327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697–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序 MUJI的底层逻辑

前言 集古今智慧 创简约全球性商品

1 品牌定位：除此之外全部留白

2 “这样‘就’好”的简约思考法

3 和谐之道：日本文化与MUJI理念

4 反其道而行之：创造无法复制的品牌优势

5 从理念出发，开启创新研发

6 让顾客惊呼“原来如此”的设计

7 世界零距离：MUJI如何跨越文化壁垒

8 世界标准：去除与MUJI理念相悖的商品

9 向世界介绍MUJI

后记

序

MUJI的底层逻辑

MUJI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稳健经营三十年，为什么它能把同质化的事情做得不一样，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我们来解读一下。

俗话说，一流企业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卖技术，四流企业做产品。

一流企业定的标准分为两种：

第一种标准叫行业生产型标准，或者叫行业生产型或应用型标准。比如接口应该是什么样的，有什么具体要求。

第二种标准叫客户决策型标准。就是告诉消费者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在消费者还没有做决策之前，还没有进入消费场景之前，就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形成潜意识中的印象。这个好与坏，很可能是要渗入客户生活中，而且要长期渗透。

我们接下来重点讲客户决策型标准。这种标准的第一个观点，叫品类区隔。

（一）品类区隔

所谓品类区隔就是鹤立鸡群，也就是客户决策型标准。

常规的客户决策型标准有以下几种：

1.独特用户卖点

比如“开宝马、坐奔驰”，一定是宝马公司推出来的，这叫独特用户卖点(USP)。奔驰售价比宝马高，相当于告诉客户：我跟“老大”不同，我的卖点跟他不同，我的卖点是“老大”没有的。

2.场景下的标准

比如“困了累了喝红牛”，这是什么？这是场景下的标准。它给你灌输的时间长了，你就会接受这个观点：

我有点儿困了，犯累，今天状态不太好，那就喝红牛吧。

3.单一用户利益点

比如华为手机的“人像摄影大师”，这叫单一用户利益点。本来一部手机有很多利益点，比如续航、听音乐、画质清晰、玩游戏畅快、上网速度快等。

现在华为就给用户一个单一的用户利益点，叫“人像摄影大师”。这些都是在客户做决策的时候建立一种好与坏的标准，即“你去选择我的消费理由”。

那MUJI的标准是什么？它的区隔是什么？

1.没有商标的商品，没有品牌的品牌

当大家看到一个没有商标的品牌时，第一反应可能就是：

这是不是MUJI的？

MUJI是没有商标的，消费者已经习惯它是“没有商标的商品，没有品牌的品牌”。它的单件商品上面是不加商标的。

2.没有特点的特点

其他产品都在打单一用户利益点，或者都在强化用户利益点，比如强化摄影功能、速度更快等。

MUJI找的是若干单一用户利益点之外的一片空白。这相当于什么呢？在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中，主食可能有米饭或面条，现在除了米饭、面条，还有西餐。

你在做决策的时候，你也得到我这里来一趟，逛一逛，因为我有其他品牌商店不卖的产品，这就是“没有特点的特点”。

没有品牌的品牌，没有特点的特点，最终凝结成一个概念，就是极简主义。

MUJI跟其他品牌相比鹤立鸡群，其他的“鸡”都是卖产品的，而MUJI不是卖产品的。它是卖生活方式的。

其他的产品在当时都叫品类杀手。

什么叫品类杀手？就是我只做这一类，你能记住我，以后你会到我店里来。但MUJI跨7 000个品类，几乎囊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汽车，有衣物，还有文具，而且上面没有商标。

它是提供生活方案的解决商，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区别。

它是做用户运营的，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它就开始做用户运营了。它的大部分对手做的是产品运营，就是卖一款产品。

品类区隔有什么好处？有自然流量，有消费理由。第一，有自然流量。你坐在那里等着，就会有人主动上门。第二，来了的这些人有消费理由。因为长时间的品类区隔已经给客户灌输了很多“什么是好的”的标准，客户认可这种“好的标准”才会来。

MUJI最后的落脚点在这里，它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服务商，而不是卖产品的。别人是卖产品的，它是做用户运营的。

（二）情怀型服务商和体验型产品

MUJI是什么类型的服务商呢？

它是一个情怀型服务商，其实就是商业宗教。超级IP（知识产权）就是一种商业宗教。

所谓商业宗教，就是一定有“粉丝”，一定有追随者，甚至“粉丝”和追随者都是盲目的，即你说什么我都相信。

MUJI主打的是情怀型商品，它的落脚点就是极简。

极简主义不仅降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还满足了日本民众的心理需求。在日本文化中，极简主义、断舍离与低欲望社会和整个社会变迁是高度吻合的。

日本国土南北狭长，房屋面积不大，因此人们非常注重房间布局和储存的合理性，擅长整理，会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收起来，需要时再拿出来。

MUJI将日本传统生活方式用于商品研发中，用这种情怀型服务创造了一群客户。

这群客户是它创造出来的，是以前没有的。因为以前日本人消费都强调品牌，而现在是低欲望消费，断舍离，重视整理收纳和极简生活。

MUJI的种子用户是35岁到45岁的女性，它因为这批种子用户崛起了。

它是一个提供生活方式解决方案的服务商，它卖的不是产品，而是两点：一是情怀，二是体验。

极简+舒适。极简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舒适是一种可衡量的外在感受。二者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MUJI的底层体验逻辑。

断舍离已经成为日本的一种文化，收纳整理在当时是一种大趋势。

收纳是一种高频应用，当一个女性在收纳的时候，她实际上是在和自己的内心对话。“收纳禅”，是一次借假“修真”的深度体验。

她在收纳整理时发现：

这件衣服是去年买的，今年穿不上了……

我怎么买了这么多衣服？

扔掉这件衣服有点儿可惜......

整个收纳的过程是一个跟自己对话的过程，年轻时以物欲为主，以高欲望消费为主，到现在变成一种回归，进行自我修复。

所以收纳的过程是一个极高频应用，放大了用户触点，同时它也是一种像参禅一样的体验，它对用户的黏性特别强。

极简主义是对过度消费的一种自我修正，也是中年人的一种精神救赎。MUJI最早打开35岁到45岁的女性这群人的“抓手”，就是这种像参禅一样的体验。

（三）参与感

MUJI的很多创新是从外部来的，它高度重视这种参与感。比如透气的帽子和人体工程学的沙发等创意都是客户提出来的，这就是先进用户引导型创新。

它是一个狭小空间的生活诀窍服务商，提供了7 000个生活品类，也就是提供了7 000个生活诀窍。

这就是MUJI式营销，整个行业往左，它却往右。

20世纪80年代诞生了一批自有品牌，它是日本超市西友集团的自有品牌。

因为当时整个日本经济已经滞胀了，所以要生产一批低价格的产品，但是质量不能低。所以很多大商场都在推销一批价格低但质量还可以的产品。

MUJI在这里面找到了它的定位。它给自己的明确定位和基本理念是“有理由的便宜”，即提供和百货店商品一样的品质，但是只定同等品质商品70%的价格。它活下来了，大多数其他品牌都死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极简主义情怀里面，在那个时间点，大多数企业都开始打产品之外的价值和卖点。

而MUJI不一样，它追求本质功能，不过度追求产品功能。注重材料，高质感；注重本质的功能，注重简约，节约能源，崇尚自然；价格合理。

MUJI是一个消费者品牌，是你的生活助手。而我们认为消费品是个大趋势。

世界上有两种商业，一种叫品牌商，另一种叫MUJI。

说了这么多，MUJI营销，究竟好在哪里？

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有着全新视角的系统答案。

它是平民美学、实用工艺、无名之器的生活博物馆。

它是跨越7 000个品类、专注在狭小空间的生活诀窍的生活方式服务商。

曹升

灰度认知社创始人

前言

集古今智慧 创简约全球性商品

无印良品(MUJI)的商品研发人员总会这样自问：“简化这件商品的颜色和装饰，结果会如何？”“对这件商品稍加修改，能否令其使用更加方便？”每当他们看到带有装饰或使用不便的商品，就会习惯性地想：无印良品会怎么做？

无印良品的商品研发，并不止步于日本国内，它吸收了全世界的智慧（这就是“全球化”的思考方式）。例如，某种工具或面料在世界某处从古至今一直沿用，那就有其经久不衰的理由。无印良品通过挖掘商品的本质，与自身的经营设计理念相结合，换言之，就是汇集古今“智慧”，来扩大商品种类。

但是世界各地的工具和面料通常带有浓厚的当地文化底蕴，其颜色、形状、材质和手感也各有不同。

若略去那些装饰，只保留商品功能会怎样？去掉色彩后，设计会不会更简约？全世界公认的好商品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无印良品的商品研发人员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

无印良品的商品汇集了世界智慧，不仅受到了日本人民的欢迎，还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喜爱。其最具特色之处就是“简洁”，这可能是超越国度及文化、最符合人类本质的需求（第7章介绍了无印良品的品牌形象调查结果）。

一言以蔽之，无印良品的做法就是创新。

创新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来自对原有事物的“重新排列”，也就是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新组合理论。所以集古今智慧于一身的无印良品亦可被称作“创新的集合体”。

无论是以“没有品牌标志的品牌”为理念，还是从其迄今为止向世界提供的商品，与商品创造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消费者的理解来看，无印良品都极具创新性。

本书结合了市场营销相关的理论，解释了无印良品的商品研发及理念。无印良品可谓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品牌，但同时又极具普适性，其思维方式想必对于任何人都有参考价值。

从2004年无印良品筹划在米兰开设意大利1号店开始到现在的十余年间[1]，我一直在参与无印良品的商品研发工作。其间，我了解到国外（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是如何看待无印良品的，也深入参与了日本设计的商品销售到海外这一过程，内外两种视角如今已成为我在“象牙塔”中的研究起点。

无印良品是日本文化孕育的大理念。“无印良品”与其说是品牌，不如说是理念，因为品牌名称通常来自创始人的名字、业务内容、地名或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但无印良品却以其理念为名，且这一理念亦是所有商品研发的起点。

为什么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喜欢这个大理念呢？我想按照我的理解加以说明。

关于无印良品的理解有很多，其中不乏与本书不尽相同的解释，所以不要认为只有本书的理解正确。无印良品本身就包含很多理解方式，而这也正是其特点之一。

无印良品是良品计划旗下的零售品牌，由良品计划负责商品策划、制造、流通及销售。诞生于1980年的无印良品是西友株式会社研发的私有品牌，最初向消费者提供以食品为主的40种商品。如今其商品线已扩展到服装、家庭用品、食品等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全部领域，向消费者提供了7 000多种商品。

不只在日本国内，无印良品还在欧美、中东、大洋洲等世界各地加速发展，全世界“无印粉”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

本书将无印良品表述为“MUJI”（无印）。日本的无印良品店铺都使用“无印良品”四字，而日本以外的店铺均采用“MUJI”标识。本书旨在从国际视角说明MUJI的魅力，遂采用全球“无印粉”熟悉并喜爱的“MUJI”来表述。

[1] 本书写作时间为2016年。——编者注

1

品牌定位：

除此之外全部留白

舒适感：人类互通的本能需求

MUJI有种被称为“懒人沙发”的热卖商品，该商品的官方名称为“舒适沙发”。这款沙发以约0.5mm大小的微粒泡棉作为填充物，可根据使用者的坐姿自由变形，充分包裹身体。“一旦坐下去，就不愿意起来了”，“坐在上面太舒服了，完全不想动弹”，正是这种独特的感觉，让坐上去的人难以离开。

这款“舒适沙发”不仅在日本，在全世界都广受好评。可见，跨越不同文化与种族差异，让全世界人民赞不绝口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

在MUJI，有很多像“懒人沙发”这种在畅销日本的同时风靡全球的商品。比如香熏机、半透明收纳箱、聚丙烯收纳盒、文具等。这些日本店铺的常驻商品，到海外店铺同样能常驻。

MUJI的商品以生活百货和服饰等日常用品为主。一般来说，日常用品最易受到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的影响（详情后述）。

然而，MUJI却可以将在日本销售的商品原样输出，不仅收获了大批“粉丝”，还获得了不同文化的认同。这是为什么呢？

不可否认，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在生活习惯和文化上有很大差异。但是，人类在创造出现有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之前，首先是作为生物存在于这个世界。因此，全世界人对于“惬意”“舒适”“不适”等感觉是互通的。给日本人带来舒适感的东西，同样也会让文化迥异的外国人感到舒适。

可以说，MUJI提供的价值就是人体自然的“舒适感”。换言之，“懒人沙发”的“舒适感”能让世界各国的人都感到舒适。MUJI正在不断地向世界输出类似“懒人沙发”这种深受大家喜爱的商品。

“舒适”与“惬意”并不仅指身体上的感受，还包括更方便的操作、更自然的外观和实用功能。全世界都在追求更加惬意的生活，MUJI也一直在为之努力。

深受全球喜爱的MUJI品牌

MUJI在全世界的人气和知名度比日本人想象的还要高。目前，MUJI在日本和海外的店铺数量不相上下（截至2016年2月，日本国内有312家直营店和102个商场专柜，共计414家店铺。海外直营店和商场专柜共计344家）。特别是在中国，店铺数量增长迅速，在欧美也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消费群，近期开始进军印度和中东市场。

MUJI不仅在海外市场“卖得好”，而且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粉丝”。去海外出差时，我总会意外地与当地结识的人热议起MUJI。

几年前，我去英国出差，在伦敦希思罗机场入境检查时碰到了一位女审查官。她很不耐烦地问道：“为什么来英国？”“来开商务会议。”我答道。她又继续问：“什么公司？”“MUJI，不知道您是否听说过？它在伦敦牛津街等地有分店。”听完我的回答，她的表情突然就变了，并说道：“MUJI！我很喜欢那个品牌。收纳用品、文具……这个品牌的好多东西我都在用。”

2013年，我出于工作原因去了纽约。在UNDP（联合国研发计划署）总部开会时，因为BCtA（商业活动组织）的事务局长是MUJI的忠实“粉丝”，我们聊了很多关于MUJI的事情。最令我难忘的是，他竟然真正理解MUJI的品牌理念，还替我向他的上司和同事做了介绍。

我问他为什么如此了解MUJI，他回答说：“因为喜欢MUJI，会经常去店里逛，也就越来越了解了。”

同样是2013年，我去埃塞俄比亚出差，那时MUJI还没有入驻埃塞俄比亚。当时有一位经营羊皮鞋具品牌的老板对我说：“MUJI！当然听说过了！”这令我非常吃惊。我问他：“您是从哪里知道MUJI的？”他说：“之前我在迪拜和新加坡出差的时候去过MUJI。”

就这样，我去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见到了很多了解MUJI的人，这些人给我带来了很多惊喜。现在，MUJI已经成了可以代表日本的全球化品牌。

差异化：跨领域的风格统一

与欧美的全球化品牌相比，MUJI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的成功具有划时代意义。

所谓全球化品牌，指的是产品在销往世界各地时，使用相同的名称、商标或者广告语。苹果、星巴克、路易·威登、可口可乐都是这方面的领军者。

全球化品牌可以在全世界使用相同的营销策略，这样既可节省成本，又能提高效率。不管在哪个国家，品牌的店铺和商品都以同样的理念和形态存在着；不管是谁看到这些标志，都可以联想到这个品牌的店面风格和商品特色。

人们一提起苹果，就会想到iPhone（苹果公司研发的智能手机系列）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变革；提起星巴克，就会想到这个除了家和公司的“第三场所”[1]给我们带来的轻松时刻；提起路易·威登，就会想到优雅的、印有LV（路易·威登的品牌标志）字样的、具有年代感的鞋和旅行箱。

MUJI和这些全球性品牌一样，也在坚持自己的世界观，活跃在世界市场的舞台上。

但是，MUJI与苹果、星巴克在某一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MUJI在品类上有着压倒性的优势。MUJI的商品横跨服装、生活用品、食品等多个领域，超过7 000个品类。

因此，既有人认为“MUJI的咖喱最好吃”，也有人认为“MUJI的婴儿服最安全”，还有人认为“MUJI的文具最好用”。“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提到MUJI，人们想到的商品各不相同。

星巴克、路易·威登和苹果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都是一些特定商品，但对于MUJI来说，不同的人会想到不同的商品。

虽然MUJI的商品横跨多个领域，但它依然保持着特有的品牌风格，这种风格已渗透到MUJI的每件商品中。

为什么MUJI能够做到这点？因为MUJI的商品研发以其品牌理念为基础，创造了统一的风格。这也就是为什么每当提到MUJI，虽然人们脑海中会浮现不同商品，但对MUJI的整体风格却有着共同的印象。

MUJI的品牌风格大致可概括为“简约”和“自然”。作为“简约自然的生活用品品牌”，MUJI在不断地向世界提供各类商品，其理念也逐渐为世界所认同。

换个角度思考，正是因为MUJI不拘泥于特定商品，其商品种类涵盖与生活用品相关的各大领域，才使得它确立了现有的世界观。

MUJI一直遵循“打造舒适生活”这一基本方针，通过研发各种让人们得以体验舒适生活的商品，向世界传达自己的价值观。正是因为MUJI致力于追求“舒适生活”这一普适性主题，才赢得了全世界人的喜爱。

[1] 星巴克将住宅定义为第一场所，将职场定义为第二场所，将店铺定义为第三场所，致力于打造享用咖啡和休闲的空间。近年兴起的社区新业态也与之相同。「スターバックスのおもてなしデザイン」『日経デザイン』2016年9月号。

爆品策略：用“留白之力”打破文化壁垒

MUJI不仅商品种类繁多，地域分布也很广阔。其世界化脚步从欧洲开始，近几年致力于中国市场的研发，然后逐步进入中东和印度市场。MUJI正在同时深入不同的文化与经济圈。

后文会提到，如果从国际经营和市场营销的角度来分析，MUJI的案例极具挑战性。同时在多个国家开店，肯定会遇到不同文化背景的顾客，要跨越文化壁垒非常困难。尤其是日用品，更加需要适应当地的文化习惯。

但MUJI的营销策略是将日本商品原样输出。不管是设计还是香型，所有的商品款式都与日本国内统一，对海外市场的地方文化几乎不做整合。换言之，MUJI就是将日本商品原原本本地带到世界各国，并为多种文化所接受。

MUJI崇尚的极简风经得起各种文化的考验。因为MUJI在制造商品时，尽可能地考虑到了简约、自然和合理性，因而很少会出现与当地文化格格不入的问题。

正是因为MUJI商品简约、合理，才使其具备了与各种文化体系相契合的“留白之力”。这也是MUJI能在海外收获大量“粉丝”的原因。

但因为MUJI的商品由日本商品部研发，其出发点基本都是日本视角。这就导致MUJI在海外进行推广时，很容易遇到顾客不习惯、敬而远之的情况。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也给顾客带来了新鲜感。

举个例子，B系列尺寸的笔记本就是日本独有的纸张规格，几乎不在海外流通。[1]因此，它就成了MUJI特有的商品，被视为非通用尺寸。

相反，日本人早就习惯了套着塑料外壳的指甲刀，不仅MUJI，其他品牌商品有的也采用了这种设计。但是这种设计在海外并不常见，所以有些外国顾客会感慨“剪下的指甲会留在塑料外壳里”，“太周到了”！

最近，Friction Pen（可擦笔）在海外特别火爆。它原本是日本百乐研发的商品，经过MUJI的设计销售，在国外也极受追捧。像这样，将源自日本的技术和文化初次介绍出去，有时会受到海外顾客的赞叹和接纳，从而成为爆款商品。这可谓在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活用文化差异的优秀案例。

[1] 亚洲各国受到日本文具进口的影响，目前似乎已经接受了B系列尺寸规格。2016年10月4日于良品计划听闻。

简约外形：朴实无华最长久

MUJI的商品能被世界普遍接受，最大原因在于其风格简约，即方便实用、朴实无华的外形设计。

因此，与世界其他品牌相比，MUJI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

所谓品牌，指的是消费者心中用以区别其他商品的标志。大部分品牌都会设计出不同于其他公司的、独有的特征。

但MUJI的定位是“除此之外”，这也是它的优势所在。它创造出了世间众多品牌与“除此之外全部留白”这样的关系。

在众多以文化背景为支撑的品牌中，MUJI将市场定义为“除此之外”。这种竞争方式堪称卓越。

“除此之外”的定位不仅打破了文化壁垒，还超越了时间。大多数品牌都在追逐潮流，而MUJI却在追求普适。它的商品可能朴实无华，但也正因如此，才不会被时代抛弃。

就像越简单的工具使用寿命就越长一样，MUJI的商品也可以持续使用很长时间。它们虽然不是房间中的主角，却能成为最佳配角。

MUJI的市场

解说：全球标准化和当地普适化

根据国际经营理论，不同领域的产品实现全球化的难易程度各不相同。

例如，与信息处理器和互联网相关的服务比较容易实现全球化，因为互联网有世界互通的共同准则。因此只要在接触客户的层面进行翻译，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相同的商品。因此，这类商品的全球化更易实现。

像苹果iPhone、亚马逊Kindle（电子书阅读器）和微软Surface（系列平板电脑）这些商品中内附的说明书非常薄，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这些信息处理器类商品以网络环境为前提，使用了“请根据需要在网上自行搜索操作说明”的形式。

另外，这些都是新兴商品，并不依托传统的用法，所以更容易让世界各国消费者对这些品牌持有相似的认知。

与之相反，食品和日用品领域则深受国家和地区文化的影响。一般来说，这种领域很难实现全球化，而需要与各种本土文化相适应。在实际商品推广中，也确实有很多品牌为了迎合不同消费者的喜好，改变了原有的味道、包装等商品特色。还有很多品牌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改变了广告语。

推动全球化的企业一方面在思考如何迎合消费者，另一方面又在考虑该如何推进商品、服务、品牌推广方面的“全球标准化”与“当地适用性”。

如果能在全球销售相同的产品，就可以大幅度提高商品生产和研发效率；如果能活用规模化生产降低成本，降低产品价格，就能更好地进行产品推广。这就是所谓的标准化。

但现实中的情况大多是，为了适应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和法律法规，企业不得不改变现有的商品和服务模式。这就是所谓的当地适用性。

iPhone这种产品追求的是标准化。它只需要改变语言和插头形状就可以适应当地的规则。

MUJI和iPhone一样，将同样的商品销往全球。MUJI不需要改变家电产品的设计，只需按照当地的规格改变插头的形状和负荷电压。

MUJI人气商品的秘诀

本节将介绍MUJI的几种全球热门商品。除了前面讲的“舒适沙发”，下面这些商品也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

(1) 香熏机

这是一种将精油香气以喷雾状液滴喷射到室内的商品。这款商品的设计非常简单，装有定时器，白色桶状外壳还可充当间接照明设施，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这款商品根据不同香型，可以满足人们诸如“放松”“净化空气”等最基本的需求，因此受到全球消费者的广泛好评。

虽然从外观上来看，这款商品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但是为了适应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定规格、插头形状和语言，它也做出了相应的改变。

(2) “凝胶墨水笔”和“可擦圆珠笔”等文具

MUJI的文具在全球享有很高评价。日本人眼中理所当然的“出墨均匀”“不会晕墨”等笔类文具的特性，在外国人眼里却成了高品质的特征。就是这种高品质与可信赖性，让MUJI的文具大受欢迎。

实际上，欧洲的文具在不久之前只在百货商店销售。所以不管是从品质还是商品种类来说，MUJI的文具都处在没有同行竞争的状态。为了买到简约而高品质的文具，大量外国顾客来到MUJI，这使得MUJI的文具在海外的销售占比超过日本。

这些被日本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商品和品质，进入不同国家和地区后，反倒变成了一种特色，并因此深受大家喜爱。

(3) PP收纳箱（半透明的聚丙烯材质收纳用品）

乍一看，这似乎是到处都会有的收纳箱。但MUJI PP收纳箱的特点在于轻薄、半透明的外观和可以层叠放置的高精度尺寸，这些特点体现了日本制造的高精技术。

普通的半透明材料省去了着色的环节，因此显露了材料的纯粹性。其实，相比半透明材料，上色商品更易制作，因为颜色可以隐藏材料中的瑕疵和异物。

这款商品采用了模块化尺寸设计，可以与其他收纳用品组合使用，因此广受全球顾客好评。

(4) 聚丙烯收纳盒

与再生纸和铝制品一样，聚丙烯也是MUJI的特色材料。工匠们将丙烯板一块块黏合起来制作出的聚丙烯收纳盒，不管是透明度还是组合的精度，都有极高品质，因此收获了大批“粉丝”。由于无色透明且没有任何花纹和品牌标识，这种收纳盒非常方便和实用。很多办公室、餐厅和商场都在使用这款商品。更奇特的是，国外还有餐厅拿收纳盒当盘子用。

2

“这样‘就’好”的简约思考法

渗入目标客户群体

MUJI的商品因其简约、平实的特性，跨越了文化的壁垒。

MUJI商品研发的基本方针是制造大多数人认为“好”的商品，就像最大公约数一样，尽量满足每个人、每种文化的需求。

市场营销的一般理论是先确定目标客户群，然后再按照该客户群的需求制造商品。市场营销的基本理论STP（市场细分、目标市场、市场定位）指的是先将客户分类（市场细分），从中决定目标客户群（目标市场），最后对本公司的商品服务进行定位（市场定位）。

如果不限定消费群，以全体市场为目标，看似可以卖出更多商品，实则不然，其效果远远不如预先设定好目标客户群。因为如果目标不明确，过于淡化特征，商品就会失去卖点，也就很难向客户推广。

市场营销的理论就是为了利用有限资源达到最好效果，因此应该明确地选择目标客户群。当然，也可以将全部市场作为目标，但在实际的企业战略中比较难以推行。

但是，MUJI的市场营销几乎没有遵循STP理论。人们普遍认为，MUJI的消费群主要集中在团块世代[1]的第二代，也就是35~45岁的女性。但实际上，MUJI的商品种类并没有局限于此。

确定好目标客户群后，商品生产就会越来越符合客户的喜好，最后可以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而MUJI的商品生产志不在此。

MUJI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不管在哪里、使用者是谁，MUJI的商品都要渗透到他/她的生活中去。

[1] 团块世代，专指日本在1947年到1949年出生的一代人，是日本“二战”后出现的第一次婴儿潮人口。——编者注

尊重大多数人的选择

MUJI不拘泥于目标客户群，旨在生产最大公约数的商品。用MUJI的话来讲就是，我们要制造“这样‘就’好”的商品。比起充分满足个人喜好、“这样‘才’好”的商品，MUJI要制造那种可以满足大多数人合理需求、“这样‘就’好”的商品。

一般来说，人们倾向于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这样‘才’好”的商品，所以企业的商品研发也会更加侧重“这样‘才’好”的商品。这是一种符合市场营销理念的想法。

MUJI“这样‘就’好”的理念与市场营销中“这样‘才’好”的理念完全不同。

“这样‘就’好”的程度很难衡量，是满意度的最大公约数吗？但没有目标群体的满意度也同样没有衡量标准。“这样‘就’好”的理念并非自古就有，也不是自命不凡，它来自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选择现实。

我在研发新商品的时候也曾烦恼，不知这件商品是否符合MUJI的标准。

但是，“这样‘就’好”的理念本身毋庸置疑，所以MUJI商品就逐渐带有了最大公约数性质。

“这样‘就’好”的思考方式

虽然MUJI的商品种类繁多，但从追求“感觉良好的生活”这个角度出发，就能给商品确立一定的衡量标准，那就是“这样‘就’好”。

“这样‘就’好”：止步于个性之前

MUJI“这样‘就’好”的理念旨在使商品达到消费者可以合理接受并购买的程度。

这并非单纯依靠淡化个性就能做到。后面会提到，MUJI为了制造出被世界上大多数人认可、“既简单又好用”的商品，始终在不懈地努力。

如果能以恰到好处的匹配度实现“这样‘就’好”，就可以被市场广泛地接受。

如果追求“这样‘才’好”，市场份额反而会减少。另外，如果商品无法达到一定的满意度，顾客就会流失，市场份额也会变少。

MUJI“这样‘就’好”的理念在价格、品质和设计方面不会让客户想“放弃”或“妥协”，实现了一种绝妙平衡。

合理满意度和市场规模

换句话说，“这样‘就’好”的理念就是“止步于个性之前”。不把个人喜好具象化，设计内敛的商品，这种方式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使得能够接纳它的消费者瞬间增多，使用方法也随之增加。

其实，MUJI在刚开始进行客户拓展时，并没有采用“这样‘就’好”的理念。当时MUJI的想法是：要把商品卖给那些了解其品牌理念的客户（见第4章）。与市场营销区分客户的理念不同，MUJI的起点在于创造客户。

极简生活：留下的都是MUJI的商品

近几年，辰巳渚《“丢弃！”的技术》（2000）、山下英子《新整理术“断舍离”》（2009）、近藤麻理惠《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2010）大为畅销，表明人们的收纳和整理意识在日渐提高。

《法国人只备十件衣》（珍妮弗·L.斯科特著，神崎郎子译，2014）介绍了法国人轻便的生活，也获得了广泛好评。《我的家里空无一物》（缓莉舞，2013）也备受关注，这本书讲述了主人公在极端环境中，如何使用尽可能少的物品来生活。

人们的生活理念开始发生改变，减少没用的东西，好好整理，与自己喜欢的有限的几样东西长久地生活下去成为一种新趋势。其根源在于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扔掉又觉得浪费，最终导致家里慢慢被塞满，人们无法过上舒适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MUJI的商品为人们提供了解决方案。MUJI与时下备受瞩目的“极简主义”新生活理念不谋而合。

“人气博主”山口圣子说过，所谓极简主义，就是一种“轻装上阵、轻松生活”的生活方式。她在《从无印良品开始的极简主义生活》（2016）一书中提到，自己被喜欢的事物包围，但收集的物品种类繁多，互不相融，从而使生活变得杂乱不堪。因此，她每次搬家都会扔掉许多不用的东西，几次下来发现，最后留下的都是MUJI的商品。这个发现让山口圣子感到了MUJI商品的潜力，也促使她写作了那本书。

关于MUJI与“极简主义”不谋而合的原因，山口圣子列举了三点理由：（1）可以与任何房间相融合；（2）可以应对周围的变化；（3）可以与家人共同使用。[1]

“可以与任何房间相融合”指的是MUJI的家具和收纳盒都没有被限制用途，它们都采用了可自由组合的统一模块（标准尺寸），可以根据需要随意移动。

“可以应对周围的变化”指的是可以根据家庭发展和变化增减配件。

“可以与家人共同使用”指的是商品颜色大多为白色和米色，男女老少可以共享。

总的来说，即使摆放位置和使用的人发生了变化，MUJI的商品依然适用。

[1] 「ミニマリストが厳選する無印良品ベスト10」やまぐちせいこ著、東洋経済オンライン、2016年2月29日（http://toyokeizai.net/articles/-/104985）。

做到“1+1=1”

MUJI一直在向世界推广“Comp act Life”（在最小限度的环境中融入最充分的功能）理念。这一理念以MUJI最拿手的“收纳”为中心，利用毫不冗赘的设计、具有通用性的商品梳理日常起居，营造一种简单、舒适的优质生活。

该理念源自一个发现。通过观察日本、中国香港和英国的居住环境，MUJI发现这些适用于日本狭小空间的生活诀窍也同样适用于全世界。就这样，“Compact Life”理念诞生了。为了实现这一理念，MUJI始终致力于提高商品功能的通用性。

其中一个案例就是“1+1=1”的思考方式。简单来说，就是将两种功能整合到一个商品中。例如，将门把手与毛巾架相结合的商品、自带除湿功能的水壶、厨房组合置物架与冰箱相结合的商品等，都是非常独到的创意。这些商品主要由企划设计室的设计师们负责完成（《无印良品的设计2》，日经设计编，2016）。

除了功能上的整合，还要从生活者的视角出发，实现其认同的合理性改造。

就像“1+1=1”那样，被紧凑型生活选中的物品，将会发展成更合理的形态。iPhone等智能手机将照相机、随身听、钟表、行程表、笔记本、计算器、录音机、书籍、收音机的功能集于一身，已经替代了既有商品。这是我们亲身体验过的事实。[1]

智能手机的革新依赖于IT（信息技术）等数字技术，MUJI则在模拟中寻求更加合理的形态。

[1] 『ゲーム・チェンジャーの競争戦略』内田和成編著、2015年、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

MUJI本色：保留素材自然风味

MUJI从创业之初就坚持着以下三条原则：严审工序、精选素材、简化包装。

例如代表MUJI风格的“本色”，就省去了染色、漂白等工序。虽说减少工序主要是为了降低价格，但也可以让人们享受棉布原本的质感，体现自然味道。减少工序成功地提高了商品的魅力。

此外，在精选素材方面，MUJI还考虑到了便于循环利用等因素。

MUJI商品研发的宗旨之一就是对世界上既有的商品进行改造，改变商品原有的色彩、装饰物和素材。例如，你会在MUJI看到很多省去着色环节、保留素材原有自然色的商品。

提到活用素材颜色的案例，就不得不说与JICA（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在肯尼亚合作研发的“皂石摆件”[1]（2011—2015年销售）了。“皂石摆件”是将石头打磨成动物形状的工艺品。这款非洲风格的工艺品原本是五颜六色的，但是MUJI将其打造成商品时省去了着色环节，一律采用米色或灰色等柔和色。虽说这款摆件源自非洲，使用非洲风格的着色会更加协调，但是MUJI通过对石头原有色彩的巧妙利用，使之与室内其他装饰实现了更好的融合。

除此之外，使用羊或羊驼等动物毛做成的毛衣和地毯也省去了染色环节，让商品保留本色。通过减少染色等环节，不仅可以降低不必要的成本，还可以让顾客感受到商品原本的质感。

[1] 皂石是指质地如肥皂般柔软的石头，产地位于肯尼亚西部的基西郡。使用石头制作雕刻销往海外是当地一种重要的收入手段。

传达理念：让顾客理解设计

MUJI非常重视让顾客理解“MUJI的商品为何如此设计”。

MUJI自诞生时就提出了“便宜，源自合理”[1]的文案。明明价格低廉，为什么还是“良品”？MUJI希望通过传达这些理由，让大家理解MUJI的新理念。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MUJI开始重视对顾客的“说明”。而商品标签（挂牌）就成了MUJI与顾客沟通的桥梁。

良品计划的金井政明会长对MUJI的商品标签进行了以下说明。

在标签上记载商品由来的做法和标签本身的设计都由麹谷宏先生负责。麹谷先生当时在法国设计红酒标签，他表示红酒标签中都会明确标明红酒产地、葡萄的种类等有关这瓶红酒“身世”的信息。以那次谈话为契机，我们又谈到了无印良品的商品标签。当时在日用品这个品类中，还没人将每样素材的选定、价格设定的理由和商品研发的背景写在标签上。也就是说，那时候还没有哪种日用品详细地介绍过组成商品成本的各种缘由和思考。[2]

不仅是商品标签，MUJI在其他方面也很重视说明“理由”。例如，“舒适沙发”“不扎脖子的高领毛衣”等，MUJI同样重视在品名中表达商品的优势。

畅销商品“落棉抹布”也同样在品名中传达了商品特质。所谓落棉，就是纺织工厂在作业时掉落的碎棉花。在孟加拉国有专门加工落棉的工厂，用那些原料制作成抹布或毛巾。MUJI物流部门将这些商品带回来，最终将其打造成商品。品名和标签中不仅提到了“抹布”，还清楚地记载了“落棉”的由来。

此外，海外店铺门口设立的介绍“What’s MUJI?”（何为MUJI？）的广告牌，向人们传达着MUJI的世界观（见第7章）。

[1] 无印良品的商品全部标有制造“理由”。另外，在“无印良品的理由”传单上也都印有各种商品的说明（http://muji.net/catalog/pdf/mujiwake01.pdf）。

[2] 良品计划主页「トップ対談 第三回 無印良品のデザインは、質と美しさを持った普通を探り当てる作業」（http://ryohin-keikaku.jp/csr/interview/003.html）。

追求平淡安稳的幸福感

作为基本方针，MUJI一直在倡导“实现‘舒适生活’”。关于这一点，负责MUJI运营的良品计划在公司主页上做了详细说明。

无印良品是西友基于自身商品研发经验，于1980年创立的品牌。MUJ I最初的广告语是“便宜，源自合理”，旨在制造既便宜又优质的商品。而商品研发的基本原理，是将生活中真正需要的物品，打造成必要的形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精选素材、减少生产工序、简化包装，以简约、美观的商品俘获了大批顾客的心。

无印良品自诞生以来，一直在完善这种理念，将满足生活者与生产者需求的商品和服务以无印良品的形式呈现，不断地向世界传递“舒适生活”的理念。良品计划通过“经商”，向世界传播喜悦与美好，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如后文所述，人类可以感知的幸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激动人心的幸福感”，一种是“平淡安稳的幸福感”。选择MUJI商品构筑生活方式的人，应该都是追求平淡安稳的幸福感的。MUJI的客户群一般都是很在意当下生活品质的人。

MUJI商品采用的都是自然素材、简约设计和柔和色彩。这种安稳、舒适的生活用品也正契合“舒适生活”的理念。

解说：幸福感与商品选择

所谓幸福，就是“内心感到满足，或满足的状态”（《广辞苑》第六版）。最近针对幸福感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一种定义，而是将其分为“激动人心的幸福感”和“平淡安稳的幸福感”。

激动人心的幸福感指的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满怀期待、欢欣雀跃的状态，而平淡安稳的幸福感指的是一种舒心、平和、充满安全感的状态。

幸福感研究表明，年轻人会对未来充满期待，更易感受到激动人心的幸福，也会选择能让他们产生这种幸福感的商品。

相反，随着年龄增长，人们更愿意活在当下。因此，他们会倾向于平淡安稳的幸福感，也会选择相对柔和的商品。

为了论证这一说法，专家进行了相关实验。把香草茶、音乐、饮料的选择分别设定为激动人心款和平淡安稳款。[1]实验表明，即使是年轻人，如果事先对他们进行了“活在当下”的“心理启动”（指由于事前受某种刺激的影响而导致之后对同一刺激的知觉和加工变得更加容易的心理现象），他们就会倾向于平淡安稳的幸福感，从而选择一些比较柔和的商品。同样，如果对上了年纪的人进行“憧憬未来”的心理启动，他们也会倾向于选择激动人心的幸福感和商品。

选择MUJI这种柔和风格的人，一般都喜欢平淡安稳的幸福感，或希望能够获得平淡与安稳。

“幸福感”和“商品的选择”

图表来源：Mogilner, Aaker and Kamvar, 2014（英格林纳、艾克、肯瓦尔，2014）

[1] Mogilner. C., J. Aaker. And S. D. Kamvar (2012).“How Happiness Affects Choice.” 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9 (2), 429-443.

解说：思维定式与无印诉求

MUJI不仅追求优良的功能和品质的“合理性”，在品牌全局方面，它还考虑到“实现舒适生活”“精致人生”“手工的温暖”“人与人的羁绊”等人性化的温暖的诉求。

社会心理学上有一种“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理论，指的是我们在了解一个人或组织时，总会根据刻板印象，也就是“先入为主”的观念进行判断。如右页坐标图所示，刻板印象的基准分为四个部分。

横轴代表能力，纵轴代表人情，共分为四个象限。基本上能力高的人会给人一种高冷、不近人情的印象，而过于热心的人又容易让人产生能力不足的刻板偏见。

此外，既有能力又高冷的人容易遭人“嫉妒”，既有能力又热心的人容易受人“尊敬”，能力低下但热心的人容易被“同情”，能力不足还高冷的人容易遭人“蔑视”。

刻板印象内容模型

注：参考Cuddy et al., 2011（卡迪等，2011）作图[1]

这种思维模式不仅适用于对人的判断，也适用于人们对商品和品牌的判断。研究表明，人们会认为环保商品的功能略逊一筹。[2]例如，在使用环保型洗手液时，人们会下意识地认为如果不多挤一点儿就没有效果，从而增加使用量。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第三方机构为这款环保型商品提供质量保证，认为它性能低下的思维定式就会被打破。

这项研究也同样适用于领导能力。面对下属时，大多数领导都会先强调自身能力，然后再展示自己人性关怀的一面。但事实上，这种做法的效果远不如先以平易近人的姿态对待下属。[3]先向人们展示平易近人的一面，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评价。

但是在购买商品的意图方面，比起“温暖”，人们更看重“功能”。例如，所谓的公平贸易商品，尽管看起来有些劣质，但假设购买这些商品能够帮助别人，想必会有人出于人性关怀的考虑把它买下来。但更多的人还是会先考虑商品本身是否具备实用功能，再决定是否购买。

不管是人、商品，还是品牌，最好的状态都是功能和意义兼具。所谓“人气”品牌，就是可以做到两者并存的品牌。对于MUJI来说，细化到每一件商品，当然要以功能为主，但是从品牌整体角度出发，则有着功能和意义并存的诉求。

[1] Cuddy. A. J. C., P. Glick, and A. Beninger (2011).“ The Dynamics of Warmth and Competence Judgments,and Their Outcomes in Organization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1, 73-98.

[2] Ying-Ching. L. and C. A. Chang (2012).“Double Standard: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in Green Product Usage.”ournal of Marketing. 76 (5), 125-134.

[3] Cuddy. A. J. C., M. Kohut, and J. Neffing (2013).“Connect, Then Lead.” Harvard Business Review,91 (7-8), 54-61.

MUJI BOOKS：用语言装饰商品

在MUJI的大型门店中，除了一般商品，还会销售图书，也就是“MUJI BOOKS”项目。拥有灵动曲线的木制书架（MUJI的原创设计，被称为“书龙”[1]）中，摆放着各类书籍。踏进设有“MUJI BOOKS”专柜的门店中，可以体验到一种MUJI商品与书籍世界相融合的别样的购物感受。

这种店铺设计理念的开创者是“Village Vanguard”（日本的一家创意书店），它将书籍与杂货放在同一间店铺销售，宛如小朋友的玩具箱。MUJI也做了同样的尝试。

设有MUJI BOOKS专柜的门店，会把相关领域的书籍摆放在相应商品附近的架子上。只需要通过这些书的书名和装帧，就可以感受到这个领域的广度与深度。

大致一看，就可以看到与书本相关的商品。MUJI的简约商品，仿佛在刻意帮助人们实现书中提到的生活方式。简单的MUJI商品，通过书中的语言描述，可以变化出千种姿态。就这样，原本陈列商品的地方，仿佛成了发现新生活的场所。

所选书籍也由专家（编集工学研究所的松冈正刚先生）亲自过目，让顾客忍不住想拿起来翻看。和一般的书店不同，MUJI BOOKS将书籍按照生活方式进行整理，因此别具风格（卖场在维持整洁方面或许会比较费工夫）。

MUJI的商品去除了冗余，主打实用且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人们在购买MUJI商品时，通常会根据使用目的进行挑选，确定价格合理后再购买。

但是有了MUJI BOOKS，实用商品就获得了语言的装饰。在语言的刺激下，人们的眼前可以浮现出使用MUJI商品的场景。书本激发了顾客对生活的创造力，使MUJI的商品从一堆无机物体，变成了充满生活感、有生命力的商品。

[1] 日本西部的MUJI博多运河城店、日本东部的无印良品有乐町店都是最早展开“MUJI BOOKS”业务的店铺，很有看头。

解说：购买体验如何影响消费行为？

关于消费者的情绪与购买欲，市场营销和心理学领域一直在进行各种实验。

某项研究表明，如果消费者在购物时心情大好，那么他/她就会在店铺停留更久，购买更多商品。[1]也就是说，当人们持有正面情感时，会延长在店铺停留的时间，提高购买计划外商品的可能性。[2]

因此，改善店内气氛，让消费者持有积极心态，不仅有益于消费者，对店铺也有很大好处。

零售店是可以享受“购物体验”的场所。在这里，我们购买的不仅仅是商品本身，还包括购物体验。零售店销售的不仅仅是商品本身，还有店员的细心接待、整洁的店铺环境和品牌独有的风格，等等。将商品、信息、环境结合起来，就能够向顾客提供该品牌特有的愉快的购物体验。

可以说，MUJI BOOKS正是达成这种购物体验的一种尝试。

[1] Swinyard. W. R. (1993). “The Effects of Mood,Involvement, and Quality of Store Experience on Shopping Intentions” 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 20 (2), 271-280.

[2]·Donovan. R. J. and J. R. Rossiter (1994).”Store Atmosphere and Purchasing Behavior.” ournal of Retailing, 70 (3), 283-294.·Bitner. M. J. (1992). “Servicescapes: The Impact of Physical Surroundings on Customers and Employees.” ournal of Marketing, 56 (2), 57-71.·Baker. J., A. Parasuraman. D. Grewal and G. B. Voss (2002) “The Influenc of Multiple Store Environment Cues on Perceived Merchandise Value and Patronage Intentions.” ournal of Marketing , 66 (2), 120-141.

解说：MUJI如何将“实用商品”变成“快乐商品”？

消费者如何决定是否购买商品？如果消费者很关注一件商品（高关注度），就会在仔细查阅相关信息后做出判断，然后购买。反之，如果消费者对商品关注度很低（低关注），那么就会随意翻阅一下商品信息，甚至什么信息都不去了解，而是反复选购同一种商品。

纽约大学的市场营销学教授亨利·阿塞尔从“关注度”与“深思熟虑度”（决策的必要性）这两点出发，将消费者分为4个类型。[1]

购买行为的类型

图表来源：亨利·阿塞尔（2004）

1.对商品有“高关注度”且“需要决策”，属于决策复杂型消费者。

2.对商品有“高关注度”且“惯性选择”，属于品牌忠实型消费者。

3.对商品有“低关注度”且“需要决策”，属于信息获取消极型消费者。这类消费者看到其他更好的商品也愿意去尝试，行动比较多样化。

4.对商品有“低关注度”且“惯性选择”，属于懒惰型消费者。这类消费者会反复选择同一种商品，但并不是出于对品牌的忠实，而是认为调查过于烦琐，希望避开复杂的决策，最终因为惰性选择这件商品。

根据不同的购买行为，消费者被分为几种类型，这几种类型的消费者也会走进MUJI。那么，来到MUJI的顾客又会如何行动呢？

对商品高度关注且需要决策的顾客会在搜集信息、深思熟虑后做出决定。所以当他们研究MUJI的商品时，肯定会参考商品标签上的信息和网络评价。如果想购买高价产品（家电、家具等），可能还会咨询店员。MUJI在每家店铺配有室内装潢方面的专业店员，可以为顾客提供建议和信息，帮助顾客进行决策。

对商品高度关注且惯性选择的顾客应该会出于对MUJI的品牌忠诚，选择购买MUJI商品。这种不断购买MUJI商品的“粉丝”虽然有程度上的差别，但都具有一定的品牌忠诚度。他们会因为相信“只要是MUJI就没问题”来选购商品。到这个阶段，顾客会非常重视自身与品牌之间的信赖和羁绊。

或许MUJI也有对商品关注度低且惯性选择的顾客。这类客户不会花精力去做决策，只会习惯性地拿起货架上的某件商品。

而对关注度低且需要决策的顾客来说，他们只会进行简单的决策。前面有一家MUJI，店里有自己想买的商品，虽然会考虑价格、设计、尺寸等自身在意的细节，但如果店中的商品合适，就会不加考虑，马上购买。

MUJI商品在面对关注度低且需要决策的顾客时，应该会很有优势。

人们在选购较为讲究的商品时，会根据自身喜好从不同品牌中挑选，做出符合自身喜好的决策。但在关注度低且需要决策的情况下，消费者们会选择一些“说得过去”的商品。这时，MUJI的商品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因为去除了颜色，所以很好搭配”，“不会马上坏掉”，“价格合理且不显廉价”，这些品牌特质让消费者们可以放心购买。

从创建初始就如此定位的品牌很少，可以说，MUJI就是其中一个。MUJI想给顾客的感觉就是：虽然不是自己最喜欢的，但也可以放心购买，不会轻易后悔。

有人也会因为喜欢上自己买来的MUJI商品，从而产生品牌忠诚度。培养忠实顾客也是市场营销策略之一。MUJI通过生活良品研究所、创意产业园（IDEA PARK）[2]、MUJI通行证（MUJI Passport）[3]和社交网络服务（SNS）互动，旨在增加与客户的交流，培养忠实顾客。

像路易·威登这种高端时尚品牌的顾客的购买行为，就与MUJI的顾客大不相同。

高端时尚品牌的商品是追求自我喜好、自我表现、自我实现的工具，在市场营销领域被称为“快乐商品”。与之相反，MUJI所涉及的是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商品”。因此，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有很大差异，两个品牌的商品价值也各不相同。

这种对比可从品牌整体进行判断，还可以根据消费者对每件商品的价值进行判断。例如，在MUJI的众多商品中，有些消费者只钟情于沙发和桌子，选择他们喜欢的设计。这时，沙发和桌子就是“快乐商品”。有些人因为沙发和桌子价格合理又急需购买，这些商品就变成了“实用商品”。

购买快乐商品和实用商品时，感受有何不同呢？人们围绕消费者的行为展开了各种研究。初期研究表明，[4]消费者购买快乐商品时感受到的是：“消费体验”“冲动消费、计划外消费”“开心”“激动”“通过购物忘却烦恼”“体验冒险的感觉”。

与之相反，人们购买实用商品感受到的是：“减少支出”“想要什么东西时，确保能买到”“买到了正在寻找的商品”。

MUJI大多数商品都是“实用商品”。但是当你环顾店内时，肯定会有新的发现。这种发现的“喜悦”和“激动”会让“实用商品”变成“快乐商品”。

[1] Assael. H. (2004) “Consumer behavior: A Strategic approach”. Houghton Miffli

[2] IDEA PARK是一家数字营销代理商。——编者注

[3] MUJI Passport是无印良品的手机购物应用。——编者注

[4] Babin, Barry J., W. R. Darden, and M. Griffin(1994). “Work and/or Fun: Measuring Hedonic and Utilitarian Shopping Value.” 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 (4), 644-656.

3

和谐之道：

日本文化与MUJI理念

不断询问“何为MUJI”

MUJI的品牌运营商良品计划发布过两本非常有名的手册。其中一本名为《MUJIGRAM》（工作手册），主要面向各大门店，由以追求效率化经营为目标的店员们共同编写，共计2 000多页。另一本名为《业务标准书》，专门面向总部员工（《解密无印良品》 ，松井忠三著，2013）。

但不管怎么找，都没有一本关于“MUJI”的品牌手册——有的只是“无印良品”这个理念。

MUJI已经有许多常规商品，还在不断地研发新产品，有的商品甚至上架几个月就停止销售了。

此外，随着MUJI不断向海外拓展业务，如何应对各国多样化的需求便成了重中之重。对于MUJI来说，只需着眼本国消费者需求进行商品研发的时代已然终结，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创造出既符合世界各国规定、满足各国消费者需求，又具有MUJI特色的商品。

面对这种巨变，不仅需要坚持高效的研发模式，还需要对研发方式进行变革。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保持全世界MUJI商品的一贯性，一步步打造出MUJI特有的世界观。

MUJI的商品研发没有参考书，仅仅是遵循品牌理念进行创造。以这种理念为支撑，不管何时、何地，MUJI都可以创造出拥有自身品牌风格的商品。

所有与MUJI相关的人，都有自己对MUJI品牌理念的理解。而这些理解重合的部分，就是今天的MUJI。这种概念并非官方明确规定，而是在人们的交流中诞生的。

良品计划的经营理念中有一种“良品”构想。

“‘良品’这一概念并没有预设正确答案。但若自问，定会发现其中有无限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不管是自问、与朋友交流，还是询问顾客“何为MUJI”，有一点一定是共通的：即便MUJI商品随时代发展不断地推陈出新，也依然会坚持最本质的东西。

其实我个人认为，虽然“良品”构想展现了MUJI的面貌，但是作为企业构想，多少还是有些晦涩难懂。因为对于一家企业来说，“构想”这个概念奠定了未来发展的具体目标，是需要向员工、顾客和社会传达的东西。针对这一点，金井会长进行了说明。

“1995年，良品计划完成上市。然而，在达成上市这一目标后，大家却开始丧失斗志。因此，为了消除公司内部的消极情绪，当时的木内社长决定制定新的企业构想。这一构想的制定既有顾问、专家参与，又听取了各门店员工的意见，从计划到制定历时一年。不过，由于是专业人士制定的，用词难免有些晦涩难懂。

“良品计划自从2002年摆脱赤字以来，虽然收益呈上升趋势，但是这种上升更多依赖的是削减成本。如果无印良品要靠削减成本来实现收益上升，那将永远无法推陈出新。因此，在这种危机感下，公司于2008年针对未来发展规划，向员工进行了更清晰易懂的说明。”

原本的“良品”构想展现了MUJI的品牌理念，追加部分则指出了希望员工可到达的具体高度。对于MUJI来说，两者缺一不可。

良品计划的价值观

摘自良品计划主页

从日本人的自然观出发

MUJI最开始是西友百货（现为沃尔玛旗下品牌）推广的一个项目，刚成立没多久便于1988年出版了《无印之书》（遗憾的是，这本书现在已经绝版了）。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创造“无印良品”理念的那些人。以提出MUJI理念的田中一光艺术总监为中心，良品计划顾问委员会委员、现任生活良品研究所所长的小池一子女士也参与了编写。

这本书以“自然”“无名”“简约”“全球性”为主题，集合了专家、文化工作者的各种见解。如同写真集一样，它介绍了全世界自然、生活、住宅、工具、服装、食物等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

这本书中并没有出现MUJI的商品，也没有与MUJI相关的叙述，但书中讲的恰恰是MUJI的品牌理念。虽然MUJI没有商品研发指南，但这本书被当成了MUJI品牌理念的教科书。

商品研发遇到瓶颈时，翻翻这本书，就会从中找到灵感。这本书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此。

《无印之书》

直到现在，“自然”“无名”“简约”“全球性”依旧是MUJI的根本。MUJI在追求“从日本的基础走向世界的普遍”时遵循的也正是这一理念。

MUJI的理念并非浮于形式，而是让人感悟于心。服装杂货、生活杂货、食品等横跨各领域的商品无不与MUJI的品牌理念紧密相连。各个领域的商品研发者所思考的MUJI理念无法用语言准确描述，它是由顾问委员会中各领域的专家深入讨论“何为MUJI”后所创造的。

为了顺应时代变化，MUJI的商品肯定也会发生变化，但为了更好地继承其中“不变的部分”，就要真正理解它最根本的理念，那就是“自然”“无名”“简约”“全球性”。

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下《无印之书》的大致内容。

首先，导入章节“日本人的自然观”相当于前言，由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多田道太郎执笔。其次，该书分为“自然”“无名”“简约”“全球性”四个章节。下文将对每个章节进行介绍。

“自然”

天地间有自然。俯仰之间，山高海阔。自然，远观则承载万物，令人畏惧，也催生信仰；近观则为生活全部。人类的衣、食、住、行无不与自然息息相关。在回溯生活与设计的原点时，我们宛如古代人初见自然那般，试图重新认识自然，从而找到自己。植物、动物，甚至矿物，在花纹、色彩、形态上所展现出来的个性无边无际。这种多样性衍生出人类对美和创造的多样性，并影响着现代都市生活中工艺、艺术、工业化和设计的多样化。

《动物的花纹》 日高敏隆

《纯棉连衣裙》 木佐贯邦子

《大量培育天蚕蛾的梦想》 奥本大三郎

《素食主义者的选择》 鹤田静

《三文鱼，像人一样孝顺的鱼》 高桥治

“自然”章节里收录了许多照片，有斑马、布满水珠的新鲜茄子、五彩缤纷的热带鱼、翠鸟的写生、五颜六色的落叶、鹌鹑蛋等。此外，还提到了动物的原毛、棉花地、干物、高汤和印度的循环利用系统。

MUJI有些商品就与这些动植物相关，像采用原毛色的羊毛衫和羊驼大衣、室内装饰面料等。此外，MUJI还将原本五颜六色的基里姆花毯（土耳其印有传统花纹的地毯）按照自己的品牌风格进行改造，仅保留毛料原本的颜色和传统花纹，然后上架销售。重视自然色的商品在今天已经不足为奇，但MUJI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致力于此了。

活用自然色不仅仅是MUJI商品的魅力所在，还属于“严审工序”的行为。省去上色工序既可以降低价格，又可以增加商品魅力。

此外，纯棉的使用也带动了有机棉使用量的增加（见第5章）。

“无名”

超越时光的无主之器。它们生而无名，却广受使用和钟爱。这样的器具在时光中被人性打磨，变得更方便、更有韵味。它可能是“民艺”，亦可能是工业化设计。（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无名之器都广受偏爱，因为人们能从器物中直接感受到制作者的气息。）在错综复杂的流通机制中，物品原本的特质会被慢慢剥落。换言之，物品的附加价值被夸大，而原本的价值则渐渐被剥离。在给物品冠以名称与标志前，请先去欣赏因创作热情迸发而孕育出的无名设计。

《浅谈灰绿色》 野口武彦

《无名的设计》 柳宗理

《探寻村中茶碗》 秋冈芳夫

《江户的无名性》 田中优子

《格子呢》 松本敏子

“无名”章节介绍了非洲木桶，厨师们爱用的锅具，建造桃山天满宫时用的六把刀锯，久留米扎染色织手艺，蓝绞染印花布的花纹，丹波布的手织场景，传统条纹贴布制作的条纹账本，体现日用杂货“实用之美”的各式茶壶、茶碗。此外，本章还向读者们展示了木质碗的制作现场、江户时代灭火时穿的短上衣式样、印度的制鞋师傅和比利时的吹制玻璃工匠的生产场景，还有早期美国的木桶、身着印有格纹图案衣服的大叔们、废铁做的风车、拼接图案等。

看到这些照片，我从无名工匠制作的日常用品中感受到了别样的美感。这种美感并非源自某位名人艺术家，而是源自这些传统纹样和拼接艺术。

MUJI非常重视条纹、格纹这些传统纹样和工艺。MUJI商品中所使用的并非全新的纹样，而是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马德拉斯格纹和彩色格纹。

此外，虽然书中只列举了厨师爱用的锅具，但其实MUJI还有很多为各行业人士设计的专业用品。专业用品的特点是结实、好用，这也正与MUJI的品牌风格相契合。

专业用品使用的材料也可以用来制作一般商品。例如，制作滑翔伞所使用的材料既轻便又结实，可以用来制作旅行背包。这种背包既轻便又抗皱，还易于折叠，是非常好的选择。

“简约”

日语的“简约”一词有很多外来含义：无修饰、单纯；朴素、天真烂漫、简朴。与简约相对者为高雅。与贵族的高雅相比，简约可谓平民美学。江户时代不仅形成了对今天影响深远的生活感觉，更确立了日本市井文化的基础。先人在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等方面，形成了可谓“素材本身的奢华感”。这种简约的日本美学，在19世纪以后的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对西欧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每当看到诞生于世界各地的视觉设计时，我们也会发现其中的简约之美，并与之产生共鸣。

《简约》 科林·布雷特

《简约设计》 柏木博

我喜欢的简约时尚

《木制料理工具》 林典子

《红酒冷柜的花束》 矢吹申彦

《网球服》 山口昌男

《包袱皮与中药》 田中光一

《酒汆礼赞》 由水常雄

《一件纸衣裳》 小池一子

《曲别针之源》 吉泽美香

《彩色铅笔》 卷上公一

“简约”章节介绍了日本传统建筑工艺，通过校仓造（框架式房屋）、石庭、走廊、榻榻米、隔扇等展现了日本房屋的自在感。此外还列举了野口勇使用和纸制作的日式灯、枡（木制计量器）、青竹筷子、天然材质的清洁用品、设计简单的椅子、洁白的器皿等体现简约之美的物品。

在MUJI的简约理念中，有很多要素与日本古代建筑结构和室内设计息息相关。

“简约”理念是MUJI商品设计的第一要义。在日本美学中，人们会通过榻榻米和隔扇的组合应用，制造出简单自在的空间。MUJI从这种美学中汲取灵感，应用到商品设计中，收纳用品的模块化设计就是其中一个案例。此外，MUJI之家也采用了框架式构造，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随意改变空间布局。

“全球性”

行动之人、创作之人、享受生活之人，都在真正意义上感受着全球化的宽广魅力。美食家讲究素材的寻味之旅、通过衣料与他乡动物的邂逅、行走边境之人发现的原始艺术力量，全都包含在这个世界中。所谓同时代感，就是以相同的时间间隔为前提，尽情吸收来自全世界的信息。它并不仅限于信息的媒体间传播，还寄托于真实的物品通过交通工具移动。正是有了物体在不同地区间的移动，才使得都市生活空间得以共享，从而让我们发现原始雕刻的喜悦。就这样，全新的爱与美诞生了。

《可见的地球》 别役实

《小麦的旅途》 玉村丰男

《境界的知性体》 中泽新一

“全球性”章节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日常与生活用品，包括泰国修行僧身着的僧袍（黄衣）、印度堆积如山的香辛料市场、泰国的水上市场、香港餐桌上的饮茶文化、世界各地的面包、非洲的木梯、阿富汗的蒙古包、中国的自行车等。

MUJI通过观察学习日本乃至世界的日常生活来进行商品研发。例如，气候炎热的国家肯定在营造清凉生活方面颇有建树，MUJI就会引入那些夏季材料（棉布和亚麻），或吸收设计风格研发成商品。当然也会学习借鉴高寒地区的生活经验。MUJI正尝试从世界的日常生活中汲取经验，使之自然融入我们的生活。

MUJI曾经向世界学习，面对日本市场进行商品研发，致力于制造符合日本人生活习惯的商品。今天，MUJI向世界学习，致力于制造可以销往全世界、让全世界都能接触到的“全球性”独特商品。

注重“实用之美”

MUJI诞生于“民艺运动”的时代浪潮下。“民艺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以柳宗悦为中心发起的，号召人们活用日常用品、发现“实用之美”的社会运动。民艺运动号召人们不要只关注著名艺术家的艺术作品，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懂得从各地无名工匠制作的传统日用品和手工艺品中发现美。东京都目黑的“日本民艺馆”[1]、大阪万博纪念公园的“大阪日本民艺馆”、枥木益子的“益子参考馆”[2]等各地民艺馆中都收藏、展览了大量遗留至今的无名民间艺术品。

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些手工日用品在设计上大多停留在功能提升方面，逐渐形成了一种精练之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对这些日用品不断地改良，形成了只属于它们的形状，经过时间的洗礼，竟生出一种别样的韵味。

MUJI商品也可以说是一场现代“民艺运动”。MUJI专注于日用品的无印化，不断地追求符合现代生活理念的便利商品。

参观民艺馆的展品后，你会发现，原来世界各地都有符合“实用之美”理念的器具。每个地方的人就这样坚持着“实用之美”的理念，创造了一件件适应这片土地文化、气候与生活习惯的器具。

第5章和第6章介绍的“Found MUJI”（发现无印良品）项目将主要讲述MUJI从世界各地的传统文化中学到的东西。MUJI至今仍保持着对手工制品的高度尊重，这不正是现代意义上的民艺运动吗？过去人们手工制作器具，将每一样便利、精良的商品长久地使用。而今天的MUJI致力于通过把其中的某些环节进行工业化生产，制造便宜又好用的商品。

关于这一点，金井会长做了以下说明。

我认为，为了培养“日常生活中对于美的意识”，鉴赏能力尤为重要。为了培养这种能力，你首先要做的是带着好奇心和兴趣去看那些为世人所称赞的自然、美术作品和商品，然后努力将大众眼中美好的生活方式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去，并不断实践。

想必他是希望人们通过留心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培养鉴赏“实用之美”的能力。

MUJI的大多数商品都被当作“日常之美”的典范。吸引大家的并不是张扬的设计，而是商品内在的美。这种无论在何处使用都不产生违和感的设计也恰好是MUJI简约风格的核心要义。

生活杂货部规划设计室室长矢野直子曾表示，国外的Found MUJI主题展览好评如潮。例如，在中国展会上，主办方通过给展品打光，使原本平淡无奇的传统日用品商品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对“使用最新技术的东西更好”这种价值观造成了冲击。这是对中国传统工艺的“致敬”与“重新发现”。

将这样的现代民艺运动传达到全世界，或许也是MUJI的任务（使命）之一。

[1] 柳宗悦（1889—1961）创建的传统工艺品收藏、展示美术馆。东京都目黑区。

[2] 在与柳宗悦共同构成民艺运动中心人物的陶艺家滨田庄司（1894—1978）故居里，展示着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民艺品。栃木县益子町。

因为“空”，所以高度自由

在海外，一提到MUJI，人们往往会将其与日本文化、日本传统美学意识联系起来。

良品计划的松崎晓社长曾说，“无印良品通过去除商品中的多余成分，将‘和敬清寂’的生活理念传递给消费者，突出本品牌的特色”。[1]“和敬清寂”是一种源于茶道的美学意识，一般指朴素、安静的事物。

金井会长也曾指出：“在推进品牌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的现代，无印良品的理念依旧能让人感受到它的力量。从日本市场走向世界市场时，只要将日本式文化、思想与精神融入无印良品理念，就能从中看到力量的根源。”[2]

我在阅读有关禅与茶道的书籍时发现，MUJI有许多与之相通的理念。田中一光先生作为MUJI创立品牌、制定理念的骨干力量，应该也深诸茶道之理。MUJI的品牌理念中应该融入了与禅和茶道相通的日本风格。

根据冈仓天心在《茶之书》中的说法，茶室好比一个“空的容器”，而茶道的本质就是要考究在这空空如也的茶室中放入何物，以期达到何种状态。此外，在茶道中，制茶、饮茶的过程均需主人与客人的共同参与。

看到这段话时，我感受到了MUJI与茶道的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就是“高度的自由”。

人们购入像空盒子那样高度自由的商品，由顾客按照自己的需求使用，是MUJI倡导的生活方式，可能也是它与茶道的相通之处。设计简约、尺寸模块化的收纳用品就是最好的例子。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自由组合MUJI的其他商品。

茶室的“空盒子”概念表现在MUJI上就是“空”。[3]良品计划顾问委员会的原研哉先生在2005年制作企业广告时就使用了这一概念。在这个广告中，只有银阁寺的一间茶室和一只MUJI茶碗，营造出了一种“空”的意境。意大利米兰1号店也张贴了这幅广告。在海外，人们将MUJI的品牌理念与茶室和禅的概念结合起来，对MUJI的商品形成了一种犹如茶室般“静谧”的印象。

茶道基于禅学精神。冈仓天心在《茶之书》第三章“道禅源流”中指出，支撑茶道的哲学理念始于中国老庄思想，后为道教继承，最终归结于禅道。

禅与茶道的共通之处就在于将事物简化。在禅与茶道的思想中，对事物进行简化、褪去繁华，其本质便是美。此外，禅与茶道还崇尚亲近自然。这些思想都与MUJI的根本理念相通。

大久保乔树在解说《茶之书》时曾说，冈仓天心将日本文化与传统东洋文明精神凝聚在茶道中，讲述了这种艺术所代表的世界观。

冈仓天心以东洋水墨画为例，解释了“留白”的概念。这种“留白”既给了鉴赏者发挥想象的空间，又给了艺术家与鉴赏者共同成就艺术的可能性。这正好与突出艺术家自身个性的西洋艺术观背道而驰。[4]

MUJI也坚持了这一理念。不仅是留白，MUJI商品还去除了所有多余的装饰。因此，顾客获得了极大的使用自由。

将这个思想延伸出去，MUJI还开展了许多顾客参与型的商品研发与交流活动。[5]例如，MUJI在店中专门开设了一个区域，顾客可以在自己的书包和笔记本上加盖图章，设计属于自己的文具。顾客亲自参与商品的制作不仅可以了解、体验、感受MUJI的高自由度，也可以通过添加自己的想法，让一件商品得以完整。

[1] 「生活のニーズ、値ごろ感で」日本経済新聞、2016年3月20日。

[2] 良品计划主页「トップ対談 第三回 無印良品のデザインは、質と美しさを持った普通を探り当てる作業」（http://ryohin-keikaku.jp/csr/interview/003.html）。

[3] 『無印良品のデザイン』日経デザイン編、2015年、日経BP社。

[4] 『100分de名著 岡倉天心 茶の本』大久保喬樹著、2015年、NHK出版。

[5] 増田明子、恩藏直人（2011）、「顧客参加型の商品開発［株式会社良品計画 無印良品］」、『マーケティングジャーナル』122号。

解说：禅学思想与MUJI印象

最近有许多人将MUJI理念与禅学思想联系在一起，良品计划的松崎社长也说：“许多人将MUJI印象与‘禅’结合在一起。”[1]禅学思想正在西方形成一股“安静”的热潮，而MUJI商品则被看作禅学思想在生活中的体现。

本节将以史蒂夫·乔布斯也爱读的铃木大拙的《禅与日本文化》[2]一书为参考，探讨西方所理解的“禅”。

首先，禅是什么？禅是一种佛教形态，发源于6世纪的印度，兴盛于8世纪的中国（唐朝），其教义与大乘佛教的一般教义并无二致。

思考禅理时，最注重“实体”。禅修讲究修身养性，其价值在于亲身体会。换言之，禅学是一门通过亲身体验与观察老师来参悟的学问。这也是日本人自古以来就坚持的学习方法。“熟能生巧”“偷师学艺”都是禅修法对日本人生活的影响。总的来说，禅是一种实质的理念。

此外，通过参禅学习到的知识不是第一层知识（听到、看到的东西），也不是第二层知识（有合理因果的东西），而是第三层知识（直觉层面的理解）。前两层知识存在界限，而第三层知识通过参禅将人们心中最深层的东西唤醒，永无止境。

“坐禅”是修持禅学的主要方法之一。去禅寺体验过的人都知道，坐禅要身心入静、调整呼吸、集中精神。

与坐禅法相似的还有冥想法。与科学依据相结合，冥想法在西方也日趋流行。例如，美国心理学家凯利·麦格尼格尔向大家介绍了注重呼吸的冥想法：（1）静坐；（2）专注呼吸；（3）注意感受呼吸时的感觉，集中精神，不要分心。[3]

据说这种冥想法可以在5分钟之内起到锻炼脑部、强化意志力的作用。此外，这种冥想法的好处在于可以减少自身的压力，使自身不为内在（需求、焦虑、欲望）与外在（外界的声音、所见之物、味道）事物所扰。可见，这个方法与坐禅时调息、集中意识的方法十分相似。

自从坐禅（冥想）的效果被科学认证之后，商界也对坐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例如，硅谷一些企业希望通过引入坐禅、冥想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坐禅与冥想也成了一种培养新创意的手段。[4]

当然，西方对禅学的关注也是出于对异域文化的憧憬，以及对东洋文明的兴趣。有许多人并不了解禅的本质。一些人谈论禅，想必只是出于认为谈论异域文化很酷的心理。

尽管如此，像“I feel very ZEN today, quite peaceful and content”（今天有一种禅的气氛，让我感到平和又满足）这样的英语对话中经常会出现“禅”这个词，可见，禅已经被世界熟知。

[1] 「良品計画 景気減速でも中国好調」日経産業新聞、2015年10月15日。

[2] 『（対訳）禅と日本文化Zen and Japanese Culture.』鈴木大拙著、北川桃雄訳、2005年、講談社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原著为发行于1938年的Zen Buddhism and its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The Eastern Buddhist Society，日文参考了1940年发行的『禅と日本文化』岩波新書。）

[3] 『スタンフォードの自分を変える教室』ケリー・マクニゴニガル著、神崎朗子訳、2012年、大和書房。

[4] 「シリコンヴァレーが、いままた「禅」にはまる理由」『WIRED』vol. 9、2013年12月29日（http://wired.jp/2013/12/29/enlightenment-engineersvol9）。

4

反其道而行之：

创造无法复制的品牌优势

突破传统的经营观

MUJI的魅力之一在于“反其道而行之”。MUJI没有遵从那些被奉为王道的理论学说，而是不断地提出反命题，最终成为难以被模仿的品牌。

MUJI从成立之初就在挑战时代的既有思维，其出发点就是否定品牌化，实现“无印”理念。

MUJI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的日本正在步入泡沫时代，处在消费高潮阶段。因此，市场上涌现出许多个性化的设计和图案，商品上都印有各个品牌的“标志”。

在这种时代的大背景下，不依靠品牌“标志”，只追求“商品本身”品质的MUJI诞生了。这对于当时的消费文化来说，无疑是一记“暴击”。为了实现对商品本身的诉求，MUJI采用了更便于消费者使用的设计，且价格十分合理。

当时MUJI打出了“便宜，源自合理”的标语，将商品价格便宜的原因逐一写在标签上。商品价格之所以便宜，是因为MUJI在保持商品本质不变的前提下，去掉了其他东西（多余的包装、装饰工序等）。

MUJI原本是西友的自有品牌（PB）。当时正值第一次PB热潮，很多大型商场都创立了本公司的自有品牌。但是，以自有品牌这一定位起家，脱离原公司后还能够继续发展的只有MUJI一家。

这完全是因为MUJI的理念并非一时性，而是超越了时代、符合消费者最本质的需求。此外，MUJI为了实现“舒适生活”，不管在日本还是在海外，跨越年龄与文化差异，一直都在倾听人类内心最本质的诉求。

MUJI经常会做出与传统品牌战略和经营战略理论不同的选择。

虽然选择遵从既有理论会提高成功的概率，但是当所有企业都遵从同一个理论时，满足相同需求的商品就会充斥整个市场，企业也会陷入激烈竞争，最终只能降价销售。当然，跳出既有理论必然伴随着失败的风险，但同时也可以开辟出一条不同于其他企业、只属于自己的道路。

就这样，MUJI不断地进行反命题的选择，为实现自身固有魅力、创造难以模仿的品牌优势打下了坚实基础。

品牌理念：做没有标志的品牌

MUJI在海外推广时，一直坚持“NO LOGO”（没有标志）的品牌理念。一如其名“无印”，MUJI是没有“标志”的品牌。

MUJI商品本身没有品牌标志。虽然MUJI店铺会悬挂“无印良品”“MUJI”标牌，但人们在使用商品时看不到任何品牌标志。这也是MUJI一直坚持的美学意识。

MUJI商品几乎不会印刷或缝制品牌标志，带有商标的标签贴也被设计为易于撕下的样式。贴有商标的标签可以让人辨认出MUJI品牌，但将标签撕下后，商品就变回了它原本的样子。这就是MUJI商品的基本设计理念。

就连必须印刷标签的化妆品都为了不让消费者在使用时看到品牌标识，特意将商品说明及标志印在商品的背面。

解说：商品=品牌+产品

品牌有许多功能，譬如通过贴标签与其他商品进行“区分”，或者以贴标签作为某种商品“保证”。对于消费者而言，品牌标志保证了商品质量，消费者也可以通过向他人展示商品标志，满足自我表现欲望，也就是通过持有这种品牌，来展示自己与该品牌的关系，凸显身份。

很多人都对品牌的概念做出过解释，如果像下一页的图中那样将商品构成要素分为“产品”与“品牌”，就很容易理解了。

商品中的产品与品牌

图表来源：《图解品牌战略》（长崎秀俊著，2016）

如图所示，产品担负了“功能作用”，而品牌发挥了“情感作用”。换言之，品牌就是产品价值在情感上的表现。

以这种思维模式分析MUJI，就会发现MUJI更重视商品的功能性价值，但在周边情感性价值方面，就不会效仿所谓的奢侈品牌，而是相对简约。去除多余包装、不添加多余装饰，亦不用广告过度包装品牌形象。

也就是说，MUJI追求的并非品牌这种周边价值，而是希望顾客选择产品本身的价值。当然，除了商品本身，MUJI也会通过改善店铺环境、增加交流渠道来打造自己的品牌。但是与市场上大多数品牌相比，MUJI还是更重视产品本身，对于品牌这种周边性要素则投入甚微。

不做设计的设计师

MUJI的商品标签上不仅记录了品名等基本信息，还记录了商品的“由来”。例如，材料选择、制作背景、使用创意等。

但是，有一种信息绝对不会出现在商品标签上，那就是设计师的名字。

MUJI从不向外界透露设计师的姓名，这与不在商品上添加品牌标志具有相同的意义。因为MUJI不希望消费者“为了品牌而购买商品”，或者“为了某位设计师而购买商品”，而是希望消费者因为商品本身的便利功能做出选择。

当然，著名设计师设计的商品自然会为人所知。有些设计师在接受杂志采访时会指明自己设计的商品，或者在自己的网络主页上刊登自己设计的一些商品。通过这些渠道，有心人自然会知晓商品的设计者。

尽管如此，MUJI在设计商品时依旧会将设计师匿名作为一条基本原则加以重视。对于商品制造，MUJI的原则是：我们不要一眼就能看出设计者的个性化商品，我们要做的是摒弃个性、崇尚简约的商品。

之前，良品计划在招聘室内装潢设计师时打出了这样的广告标语：“招聘不做设计的设计师。”MUJI打出这个标语，意在表达自身追求的不是个性，而是希望设计师做出更具有适应性、更贴合应有形状、更为合理的设计。

不做“选择与集中”

MUJI的反命题不仅表现在对无名的追求上，在经营战略方面，MUJI也选择了不同于传统理论的道路。

像MUJI这种自产自销的零售企业大都会将精力集中在某个特定的商品领域。例如，迅销公司旗下的优衣库主营服装，尼达利（日本最大的家居连锁店）主营生活杂货与家具。像这种专攻某一领域的零售企业被称为“品类杀手”。

这类零售企业旨在创造本品类特有的商品，超越其他竞争对手，取得优势地位。这些企业最大的目标就是提升销售业绩，如果商品品类过多，势必会造成管理上的困难。此外，从制造与物流方面考虑，种类少、产量大的规模化生产也更加有利于节约成本。

但MUJI选择反其道而行之。MUJI的商品涵盖了服装（男装、女装、童装）、生活（家具、文具、日用杂货、内饰织物、化妆品）、食品（半成品、点心、饮料）等多个领域。这种规模的制造零售企业并不多见。此外，MUJI依托自身提出的生活方式，设计建造“MUJI之家”，经营露营小屋，最近还开展了深山农作物栽培活动。MUJI违背了“选择与集中”的经营学常识，反而在多个领域拓宽自己的事业。

因此，虽然服装领域有优衣库，生活家具领域有尼达利和宜家家居，化妆品领域有美体小铺，文具饰品领域有LOFT和东急手创，室内装饰织物领域有尼达利这些竞争对手存在，但是在商品种类方面，没有一个品牌可以与MUJI正面对抗。

创造客户群

我在MUJI工作时，一直对不做“选择与集中”这一经营战略抱有疑问。为何要生产如此多的商品种类，为何要向不同文化、不同规定的海外各国拓展业务？针对这一疑问，金井会长做出了如下回答。

无印良品的商品定位本来就不是为了要让所有人喜欢。能够真正理解无印良品思想的人可谓百里挑一，甚至更少。

无印良品在人人追求品牌的20世纪80年代，一问世就提出了“天然”的概念，连半漂纸巾都是保留外盒，只更换替芯的形式。因此，无印良品的理念在当时是一种创新，是更新、更成熟的思考，并未被大众接受。

当一样商品卖给了客户群体的十分之一时，一般企业会为了再让20个人，甚至50个人来购买，从而展开促销活动。而无印良品想的却是为那一位理解自己的顾客提供更多可选择的商品。于是，我们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品类，不论男女老幼，富裕与否，只要能理解无印良品思想的人，都能用到。

似乎是那个想法成就了MUJI今日庞大的商品种类。可以说，这是没有工厂的制造零售业才可能实现的商业模式。正因为企业需要委托外厂供货，才能实现品类的多样化。尽管如此，多种多样的商品就需要同样繁多的技术知识，因此唯有有效平衡本公司执行环节与外包厂商和中间商的环节，才能实现这种运作模式。

向理解MUJI理念的顾客提供更多商品的想法与使用“生活方式轴”来区分顾客的思想非常类似。这些顾客追求的都是能与MUJI理念产生共鸣的生活方式，MUJI将这类顾客设为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拓宽商品种类。

但是，当初“与MUJI理念产生共鸣”的顾客并不是一个清晰存在的群体。因此，比起按照市场营销理念来划分特定客户的做法，MUJI可以说是在创造客户。

或许在20世纪80年代，很少有人能够理解MUJI理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MUJI提出的生活方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甚至享誉世界。就这样，MUJI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客户群。

当然，各大商品领域也会存在竞争。但是，由如此庞大的商品领域构筑起来的世界观却是其他公司所无法比拟的。

匠人精神：与消费社会背道而驰

我最近读了一本书，书名叫作《哈佛学生为何在日本东北学习——世界顶级商学院所传达的商业本质》（山崎茧加著，竹内弘高主编，2016）。书中介绍了许多与MUJI理念相通的小故事。

在哈佛商学院，学生每天学习的都是如何在竞争中取胜，如何提高企业业绩。与之相反，比起把在竞争中获胜的企业做大、做强，提高本地区活力更为重要。因此，他们想要的是那种能够与地区共生、有助于地区发展的企业。哈佛商学院的学生在刚接触这一观点时并没有理解其中的真正含义。

当然，这些头脑聪明的学生在听讲的过程中，会逐渐理解经营者的本意，并逐步深入学习这类企业的责任及企业的社会性视角。

MUJI的理念也与此相似，它并非一味追求企业成长与竞争，而是与消费社会背道而驰，不断地摸索能够平衡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商业模式。

当然，MUJI也希望能实现自身成长，但这种成长并不意味着多造多销，无限促进消费，而是要停下脚步，寻找“丰富多彩的生活”，实现“舒适的生活”。提出合理的消费方案是MUJI理念的起点。

良品计划主页上记录了金井会长与HAKUHODO DESIGN（日本一家广告公关公司）永井一史社长的一段对话。金井会长说：“如果是一般零售企业，只要顾客想要，不管什么商品，它们都愿意卖，但无印良品只会销售符合良好生活概念的商品。”[1]

MUJI这种坚定的立场让人感受到了执着的匠人精神。

[1] 良品计划主页「トップ対談 第三回 無印良品のデザインは、質と美しさを持った普通を探り当てる作業」（http://ryohin-keikaku.jp/csr/interview/003.html）。

5

从理念出发，开启创新研发

MUJI的新商业模式

虽然MUJI属于零售业，但它又不同于一般采取“进货-销售”模式的零售企业。MUJI的商品均为自主研发，基本只在MUJI店铺里出售。

由于MUJI不是制造商，它的商品研发模式并非“技术研发-产品制造-销售”。MUJI在技术性研发这一制造业的核心方面较为薄弱。应该说，它甚至不具备技术性研发的功能。MUJI会与其他公司或外部研究机构进行合作并引进新技术，[1]同时也会参考现有技术和产品，从如何使它们更适用于日常生活的视角进行商品研发。

可见，零售业的商品研发并非依靠自身技术研发，而必须委托给持有相关技术的生产商。

另外，零售业可以通过与消费者的直接接触获取第一手信息。MUJI基本也是通过倾听消费者的声音、了解市场动向来准确地把握市场需求，推出自主创新商品的。

MUJI没有自己的工厂，它主要通过委托外部工厂生产，然后全部买入，作为MUJI的商品在店铺销售。这种商业模式与纯粹的制造业和流通业不同，是一种“制造零售业”。

虽然生产环节外包，但是要成为MUJI的商品，必须经过严格品控。服装、生活杂货、食品等各领域商品都要符合“良品标准”，才能作为MUJI商品进入店铺。

良品计划的生产管理负责人会亲临现场，对工厂进行严格管理，遇到不合格的商品时，会马上要求工厂进行改善。对于商品的品质问题，MUJI不仅在公司内部有严格标准，还要求所有的代理工厂彻底贯彻、实施同样的管理方法。

[1] 最近有一项“人气”商品研发案例：MUJI与松江工业高等专门学校共同研究，将原本的常驻商品运动鞋进行改良，制作成“简约可爱，好穿不累”，男女老少皆可穿的热销品。项目详情参见良品计划主页（http://muji.net/lab/project/sneakers/）。

连接生产者与“生活者”

参与MUJI商品研发，会自然掌握一种独特的技能。商品研发者们会针对“MUJI是什么”这一哲学性定义和概念展开思考、各抒己见，并将其融入商品研发中。这就是MUJI的组织文化。

MUJI的商品研发一直坚持“无印良品是连接生活者与生产者的桥梁”这一理念。

生活者是指消费者。MUJI不把顾客称为“消费者”，而是将他们称作“生活者”。因为MUJI并不把顾客看作前来“消费”的人，而是处在日常“生活”中的人。

生活者能向我们提供各种信息，譬如他们的生活智慧、困扰、幸福感、满足感、羁绊等。我们会直接到顾客家中获取第一手资料，顾客也可以通过店铺活动与“创意产业园”（见第6章）网络平台参与。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模式。

此外，生产者也会向我们提供各类信息，譬如生产技术和所在地域的生活智慧、让人安心的信息、自然环境，以及当地人面临的各种问题。

在了解这些信息后，MUJI会同生产者一起完成负责任的生产。所谓负责任，就是合理生产、合理设计、革新技术与地道传承。

例如，MUJI的衣服和生活杂货广泛使用有机棉。用以生产有机棉布的棉花来自使用有机肥灌溉、禁用农药和化学肥料3年以上的有机棉田。由于有机棉无农药残留且细腻亲肤，经常被用来制作婴儿用品。

MUJI的平台理念

在某种意义上，使用有机棉也是对种植者的一种保护。若棉花种植者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地接触农药和化学药品，会对他们的皮肤造成很大伤害。

另一方面，有机棉也有它的弊端，比如产量不稳定、普及率低等。因此，大部分服装企业都将有机棉作为高端商品。但MUJI一早便开始尝试使用有机棉来制作棉制品。

此外，MUJI会从保护生产者的角度出发，阐述有机棉的优点。这也是它与其他企业的不同之处。

由此可见，MUJI不仅考虑了顾客的需求，还考虑了商品生产者的切身利益，这也是MUJI的立足之本。2016年，MUJI还参加了由IFC（国际金融公司）与ILO（国际劳工组织）共同举办的“Better Work（更好地工作）”计划。这个活动集中调查了东南亚众多代理工厂的劳动标准遵守情况。MUJI通过参加这种关注劳工情况的国际活动，来保护生产者的权益。[1]

[1] 良品计划主页「ベターワーク計画への参画」（http://ryohin-keikaku.jp/csr/list/list_068.html）。

“MUJI式商品”如何开发？

MUJI商品策划并非由个人独立完成，而是由小组合作完成的。

各个小组的商品研发者所负责的商品数量庞大。例如，生活用品部有编织物、家具、电子设备、户外用品、家居服、文具、健康和美容商品等小组，每个小组配置一两名业务员负责商品策划。这些业务员与公司设计师及各领域经理需要参与商品研发的各个环节。他们决定商品销售细节，最终将商品投放市场。

在商品策划阶段，研发人员必须决定商品销售范围（上新的国家及店铺数量）、销售时间（销售季节、采用何种推广方式）和交流途径。此外，还要预估销售期内的销量，制定预算、订货，制作标签，设计货架位置，进行库存管理。

那么，MUJI的商品研发是如何具体实施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无印良品的设计》（日经DESIGN编，2015）在“图解无印良品商品研发步骤”中做过介绍。本书将转换视角，不探讨机制，而是讲述MUJI独特的思维方式。

如上文所述，为了实现MUJI风格，商品研发人员必须学习何为MUJI。其中，最基本的内容就是MUJI的成长历程。商品研发人员通过研究旧商品目录和绝版书籍（《无印之书》《西友·商品策划部》），或请教经验丰富的前辈，不断地学习MUJI世代相传的研发手段。

为什么要学习过去的研发手段与视角呢？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品牌成立之初研发的商品中，有许多最具代表性的商品。

除了上述方法，研发人员还可以通过阅读《素手时然》（良品计划，2015）来了解MUJI。这本书由顾问委员会成员小池一子女士与原研哉先生共同编纂。同《无印之书》一样，这本书并没有直接解释MUJI的含义，而是集中展示了从各种书籍与照片中搜集来的与MUJI理念相通的事物。

在这种了解与学习的过程中，商品研发人员会以MUJI的历史与品牌理念为基础，不断地研发出提高现代人生活质量（且热卖）的商品。

其实，“MUJI式”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但它其中又存在着一定的框架和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对它的解读不尽相同。虽然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略有分歧，但商品研发人员还是会共同商讨、共同进步，努力做到与时俱进。

要实现MUJI式，就必须直面现实。换言之，就是要时刻关注销售动向。研发人员不仅要思考与MUJI理念相关的哲学问题，还需要基于数据做市场分析，将个人负责的商品销售额与市场营销策略结合起来，不断地解读。此外，还要定点观察自己所在商品领域的竞争对手的动态，了解对方畅销品与我方畅销品的不同之处；还要在网络平台和SNS（社交网络服务）上搜索关键词汇，与生活者产生共鸣，努力了解其需求。这与下一章将要探讨的设计思维不谋而合。

综上所述，商品研发人员要在把握本公司与竞争对手商品种类的基础上，全方位了解顾客需求，不断地迸发灵感，创造MUJI式商品。

思考MUJI会让头脑更灵活

我在MUJI生活杂货部负责商品研发时，有位前辈曾对我说：“如果你坚持思考MUJI，有许多机会从多个视角进行思考，头脑就会变得更灵活。”

一方面，商品的多样性和顾客群体的广泛性使MUJI有了多种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为了实现MUJI风格，在商品材质与装饰等方面又有诸多限制。

如何平衡这种可能性与限制之间的关系，成了商品研发人员面临的最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商品研发人员每天、每个星期都在搜集各种信息，不断地重复作业，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想法和机制，创造新的商品。

想法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需要商品研发人员积极参与学习会（公司内外），努力拓宽人脉。在这种时候，MUJI商品种类众多、在多国开设店铺的特性就会成为有利因素。

虽然多品种、多国籍的商业模式增加了经营的复杂性，但有利于提高创新的多样性。

MUJI研发者的思考之一：

关联和协同

前文中提到，“如果你坚持思考MUJI，有许多机会从多个视角进行思考，头脑就会变得更灵活”。这里的“多视角”指的就是MUJI商品构成的多样性。MUJI不仅销售服装、生活用品和食品，还经营露营小屋和咖啡店，甚至出售住宅。每件商品的研发都不是单独构思而成的，需要与其他商品结合起来，考虑商品之间的关联性，注重协同效应。

例如，在考虑某件商品的实用性时，不是只从这一件商品出发，而是尝试将这件商品与其他商品组合起来，去想象这种结合所带来的不同的生活方式。

MUJI的收纳家具和收纳用品可谓这类结合的典型。按照材质，MUJI的置物架可分为不锈钢制造和木制。材质不同，大小也不相同。为了与置物架的大小相匹配，MUJI对收纳用品进行了模块化生产。根据不同的用途，人们可以选择天然素材、不锈钢或者聚丙烯材质的收纳用品。就这样，不同的商品之间产生了协同效应，而这种“关联性”的思考也成了商品研发人员须遵守的第一要义。

MUJI研发者的思考之二：

不局限使用性

由于MUJI的商品简约，考虑到了大范围的顾客需求，所以不同的人对同一件商品的使用方法也不尽相同。同一件商品，孩子会如何使用，单身女性会如何使用，父亲会如何使用，老人会如何使用……研发人员必须要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来判断这件商品的实用性，要不局限于用途、使用者，尝试拓宽思维，提高商品用途的广泛性。

例如，MUJI销售过一款名为“玻璃容器”的筒状玻璃器皿，这款商品既可以用作水杯，又可以用来插花，还可以当笔筒。

为了物尽其用，就必须采用与之相适应的销售方法。例如，这款玻璃器皿并没有被命名为“水杯”，MUJI给它取名为“玻璃容器”，以此将其用途交由使用者决定。

MUJI研发者的思考之三：

尊重传统

在商品研发阶段，研发人员会对“传统”进行全面调查。例如，在引进某件商品前，MUJI会调查原产地的气候、环境和人们的生活习惯等，并研究这些因素对商品的材质与形状有何影响。商品之所以使用一种材质与设计，必定有它的理由。因此，我们不只是单纯地从海外采购商品，还要去了解它的历史、商品的构造，思考如何将各个要素与现代生活完美结合，如何拓宽商品用途。

MUJI正从世界各地搜集那些极具地方传统与生活特色的商品，也就是Found MUJI项目在做的事情。在这个项目中，MUJI发挥自身的研发功能，对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限期销售。如果某件商品的销量非常可观，就对其量化生产，在各大门店销售。

可见，MUJI的商品研发结合了各地传统、历史与生活习惯等人文知识。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国外，MUJI的研发人员都会走进当地的历史、文化博物馆，努力去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及传统。

MUJI研发者的思考之四：

商品生命周期

“生命周期”也是商品研发人员要考虑的因素。商品研发人员不仅要决定商品的功能和价格，还要决定销售场所、陈列方式及推广方案。最后，还要决定商品应在何时退出市场。

这与市场营销理论中的“产品生命周期”相同，研发人员必须确立商品导入、成长、成熟、衰退这几大阶段的运营方针。

在MUJI，研发小组决定了商品的一生。为了使商品畅销，他们需要做各种各样的决定，譬如何种推广方式对消费者更有效，什么样的品名最简单易懂，等等。这不仅需要数据分析能力，还需要强大的想象力与策划、执行能力。

当然，这些事情并不需要在研发阶段就全部确定，也要根据后期市场情况来及时更新商品的销售期与预测值。

5款长销商品的特色

本节主要介绍MUJI最具代表性的长销商品。[1]长销商品都有其长销的理由，并且都别具一格。不仅如此，这些商品还与时俱进，被不断改良，因此受到了顾客的支持。除了第一章介绍的热卖商品，还有如下几种长销商品。

商品的生命周期及各阶段营销方案

1. 壁挂式CD机[2]（于2000年问世）

这种与换气扇形状相似的壁挂式CD机是深泽直人先生的设计作品，还被美国MOMA（纽约近代美术馆）收藏并永久展览。这款CD机为壁挂式，开关同换气扇的线绳开关一样，拉一下开始播放，再拉一下就关机，非常简单。这款商品曾在世界上广受好评，但随着近年来人们听音乐方式的变化，CD机逐渐被淘汰了。因此，MUJI研发人员在原有设计的基础上，推出了新型的蓝牙音箱。

2. 舒适沙发（于2003年问世）

本书第一章开篇介绍过这款商品，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懒人沙发。这件商品采用了独特的研发方式。当初，MUJI与Elephant Design（设计公司）[3]合作创立了名为“空想无印”的网站，MUJI通过借鉴顾客在网站上提出的意见做商品研发。“舒适沙发”可谓“使用者革新”[4]的典型案例。

长销商品之所以经久不衰，主要得益于其被不断地改良。例如，将沙发的填充物变为微粒泡棉，提高沙发套的伸缩性，等等。最近，MUJI还推出了牛仔布材质的舒适沙发，从而让顾客得到更多元的享受。

3. 带脚床垫（于1990年问世）

带脚床垫也是极其成功的一款商品。一般来说，床由床垫与床架两部分组成，但是带脚的床垫则是在床垫上安装支脚，将两者合二为一，可谓划时代的商品。这款商品发售时正值日本“泡沫世代”[5]初入社会，“次团块世代”[6]初入大学，正是新生活开始的3~4月，因此成了销量第一的畅销品。其合理的价格与简单的设计积聚了大量人气。

此后，研发人员又对床垫的弹簧线圈进行了改良，提出了组合使用的概念，从而使得这款商品得以长销。由于不同国家的床的尺寸也不相同，这款商品并没有被广泛地推向海外，现在以亚洲作为主要销售市场。

4. 纸筒彩铅（于1992年问世）

这款彩色铅笔是21世纪初在欧洲最能代表MUJI特色的商品。这款商品有36色和60色两种，装在再生纸制造的圆筒状容器里。彩铅本身也采用自然木材质，没有多余装饰，设计非常简单。铅笔除了正常长度，还有半长型号。

除了这款简单多色的彩色铅笔，再生纸制成的笔记本、活页纸等文具用品，也都创下了销售佳绩。

后文将会提到，21世纪初，面向欧洲MUJI店铺的商品都由欧洲商品部自行研发。由于这款彩色铅笔的大卖，欧洲的研发人员还研发出了各种关联商品，譬如颜色多样的迷你彩铅和签字笔套装等，均大获成功。

5. 化妆水（于2003年问世）

MUJI的基本款化妆水（“高保湿化妆水”“保湿型化妆水”“清爽型化妆水”）由岩手县的天然水调制而成。由于完美平衡了价格、容量和品质之间的关系（性价比极高），收获了大批“粉丝”与回头客。

除了基本款化妆水，MUJI还有许多满足客户不同需求的化妆水系列，如抗衰老、美白、有机系列等。

最初在欧洲与美国销售时，顾客都认为该商品是以亚洲人的皮肤为标准研发的，因此这款商品虽然在亚洲大卖，在其他国家却没什么人气。这款商品能够让人们明显感受到各国文化的差异。

[1] 「10年以上愛されている、無印良品のロングセラーアイテム集めました」キナリノ（kinarino.jp）2015年1月9日。

[2] CD机即激光唱片机。——编者注

[3] 大象设计自2001年开始运营“空想生活”线上社区，旨在实现用户的“梦想”。良品计划于2007年创建线上社区“空想无印”，推进将用户所想之物打造为商品的计划。代表商品有“舒适沙发”“手提灯”等。

[4] “使用者革新”这一概念由冯·希佩尔提出，指使用者为实现自身目的进行的革新。在企业的商品研发中，增加顾客参与环节，可实现更迎合使用者需求的商品研发。详情可见『ユーザーイノベーション：消費者から始まるものづくりの未来』（小川進著、2013年、東洋経済新報社）。

[5] “泡沫世代”指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参加工作的人。——编者注

[6] “次团块世代”指“团块世代”的下一代。——编者注

MUJI的平台化目标

MUJI也运营与商品研发没有直接关系的平台活动。

例如，MUJI正在运营一个名为“Local Nippon”（日本本地）的网站，[1]致力于解决日本各地的地方问题。在这里，关心地方民生的人们以“地方主义者”的身份，向大家介绍提高地方活力的工作。

此外，MUJI官网也设置了“募捐券”模块，每半年介绍6个非营利组织（NPO）团体，接收大众捐款。在MUJI官网购物的顾客可以选择想要捐助的团体，在付款时一起支付。

最近，MUJI还启动了“翻新俱乐部”平台，向大家介绍从各地搜集的住宅翻新信息，也为二手物品交换提供了便利。

在这些活动中，MUJI作为中间平台向顾客提供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信息的“可信度”。此外，我们也可以期待MUJI通过自身庞大的“粉丝”群体，将人们容易错过的微小信息广泛传播。

MUJI近几年的活动多种多样，但都朝着“平台化”的方向发展。关于“MUJI的平台化目标”，金井会长做出了如下评价：

首先，无印良品有它自己的宿命。它比任何品牌研发有机棉素材的时间都早，并以合理的价格将其商品化，率先使用再生纸，将碎香菇做成零食（这是外形丑陋但味道相同且价格便宜类商品的典范）。这都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搜集来的商品。但是历经数年，这些商品就会变得理所当然。这种变化固然好，但作为企业的独特性就变得薄弱了。因此，无印良品要不断地提出新的反命题和价值观。这就是无印良品的宿命。

无印良品的战略非常简单，就是“实用性”。因此，有很多主题可供选择。我希望大家今后也可以一如既往地提出新想法，推进机制化。

现在，我们正致力于“从地方开始的未来”这一主题活动，关注山村、地方衰落的商业街、空置住房等地方性问题。我们虽然已经决定不再举办CSR（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但开始以另一种形式介绍那些致力于解决地方性问题的个人。例如，介绍努力改善山村居住问题的千叶县个人A和枥木县个人B，并希望通过这种活动，（利用无印良品的平台，在长时间的作用下）产生化学反应，从而解决各种地方性问题，提高地方活力。

随着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加快，我们失去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是某些地方还保留着自然与村庄这些美好的东西。因此我认为，可以从改变地方开始。通过向世人传递这种价值观而获得改变是再好不过的，同时也能保持无印良品的品牌活力。

MUJI背负着不屈于时代的宿命，为了领先时代半步，必须通过各种各样的平台捕捉当下的问题、搜集信息，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MUJI的宿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MUJI的革新也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此外，MUJI还致力于解决因人口减少而导致的地方衰退问题。我们期待通过努力，能在今后提出对其他发达国家卓有成效的解决方案。对于正在发展的中国，这些方案或许也可以帮助其在地方衰退来临之前，及时做好预防措施，提供借鉴意义。

不断地追问时代，先于时代半步。MUJI的这一定位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平台，以及关联其中的个体构筑而成的。

[1] 良品计划主页「ローカルニッポン」（http://localnippon.muji.com）。

以“盈利”贡献社会

MUJI明确地提出要“以‘经商’的方式对社会做贡献”。这与迈克尔·波特最近提出的“CSV（创造共享价值）优于CSR”[1]的理论不谋而合。

这一理论并不是鼓励企业只考虑自身利益，而是倡导企业努力实现社会效益。换句话说，企业不仅要追求商业利益，还要追求社会效益。

虽然波特等人最近才提出这项理论，但是日本人对它并不陌生。以近江商人的“三方好”（卖方好、买方好、社会好）为代表，日本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了类似的理论。

MUJI的商品研发也是如此，它考虑的不只是消费者需求，还要让消费者、生产者及员工在内的社会大众共同实现“舒适生活”。这就是MUJI理念的根本。MUJI主页开辟了“100件好事”专栏，向大众介绍上文提到的有机棉等各种案例。

CSR与CSV的区别

表格来源：迈克尔·E.波特与马克·R.克雷默《创造共享价值》，《DIAMOND哈佛·商业·评论》2011年6月号

其中就有“MUJI×JICA项目”。MUJI与JICA于2010年启动了该合作项目，旨在缓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实现女性独立。为此，他们共同开展了提高地方活力的“一村一品”运动，毛毡和肯尼亚的皂石都是这一活动的产物。这个项目不仅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问题，也有助于包容性商业的可持续性发展，[2]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广泛好评。[3]

为了满足日本及海外消费者的需求，MUJI与JICA在商品的品质、效率化生产、包装和市场营销等方面进行了技术支援。商品研发人员以MUJI的品质标准为基础，不断地与当地的生产者进行对话，努力提高商品品质。

[1] Porter. M. E. and M. R. Kramer (2011). “Creating Shared Valu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9 (1/2),62-77.

[2] IFC（国际金融公司）对包容性商业的定义与影响说明如下：“所谓包容性商业，是将BOP层（指金字塔底层，即低收入人群）定位为消费者、生产者、流通业者或零售业者，整合入价值链，可实现经营并能够扩大规模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与慈善事业和企业的社会性责任不同，以企业的本体行业展开经营。包容性商业蕴含了以多达45亿人的BOP层为目标的可能性。其经济规模预计可达5万亿美元。”（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Multilingual_Ext_Content/IFC External Corporate Site/IFC Home_Japan/Topics/BOP+business/）

[3]·MUJI×JICA项目于2013年被UNDP主导的“企业行动倡议”首次认证为亚洲零售业，并被IFC授予“包容性商业领军人物奖”。·良品计划主页「国連開発計画 (UNDP) が主導する「ビジネス行動要請 (BCtA)」の取り組みとして承認」（http://ryohin-keikaku.jp/news/2013_0603_02.html）、「『インクルーシップ・ビジネス・リーダー賞』を受賞」（http://ryohin-keikaku.jp/news/2013_1111_02.html）。·『BoPビジネス3.0』（フェルナンド・カサードカニェーケ、スチュアート・L・ハート編著、平本督太郎訳、2016年、英治出版）也对这一行动加以好评。日文版特别章节作者之一、BOP全球网络日本代表理事平本督太郎先生说：“良品计划的这一行动，不仅仅是通过提高手工业者技术，以保证其能够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从而提高手工业者收入；同时也在全球化的浪涛中，阻止了伴随生产力发展出现的环境破坏，令发展中国家传统工艺免遭蚕食。”

6

让顾客惊呼“原来如此”的设计

MUJI 颠覆式设计思维

初识“设计思维”理念时，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它与MUJI的商品研发理念不谋而合。

设计思维理念由美国设计咨询公司IDEO提出，着眼于创造力的培养。IDEO公司由戴维·凯利创办，蒂姆·布朗接任CEO（首席执行官）。在他们的努力下，各种设计、创新、革新型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他们还将设计思维理念出版成册，这些书也在日本被翻译出版。[1]

站在使用者的角度思考问题是设计思维理念的重中之重。设计思维就是要提出别人“注意不到”的方案，创造颠覆常识的商品。

医疗器械MRI（核磁共振检查仪）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

设计思维与MUJI的研发方式

出于对儿童患者的考虑，设计者们在MRI上添加了海盗冒险经历的插画。这就是从使用者（即在医院接受核磁共振检查的儿童）的感受出发而诞生的设计。

MUJI的商品也同样贴近顾客的需求，让顾客意想不到地惊呼“原来如此”“太方便了”。MUJI会在店内推广“发现与启发”的理念，向顾客提供新的生活视角。

本章将概述设计思维与MUJI商品研发的相似与不同。

商品设计师深泽直人既是良品计划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又是IDEO东京分公司的社长。他每周、每个月都会在设计师与经营者这两个角色间来回转换，自然而然地将设计思维带到MUJI的商品研发理念中。

[1]·『クリエイティブ・マインドセット』トム・ケリー、デイヴィッド・ケリー著、千葉敏生訳、2014年、日経BP社。·『デザイン思考が世界を変える』ティム・ブラウン著、千葉敏生訳、2010年、早川書房。·『発想する会社！』トム・ケリー、ジョナサン・リットマン著、鈴木主税訳、2002年、早川書房。·『イノベーションの達人！』トム・ケリー、ジョナサン・リットマン著、鈴木主税訳、2006年、早川書房。

[2] 根据『クリエイティブ・マインドセット』第34页说明，为缓解儿童接受MRI检查时的不安及恐惧，将MRI检查变为了“冒险”。在MRI机上描绘海盗船插画，并让负责操作MRI的医师对孩子说：“我们要坐在海盗船上航行，你一定要躺在船上，千万不能动。”

每天思考如何改善生活

设计思维最重要的就是“坚定创新意识”。

MUJI内部有很多业务员和设计师都对改善生活的商品研发抱有极大的热情。这些研发者通过同事间的学习会，以及各种可以接触信息的机会，不断地探索可以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的商品。正是这些MUJI商品的忠实“粉丝”创造了MUJI的商品。

MUJI的设计师会调查顾客面临的问题与需求，分析搜集来的各类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商品研发。他们会不断地思考怎样的商品能够帮助人们过上“舒适的生活”。由于MUJI的商品以日用品为主，研发者同时也是生活者，更容易去思考“这种商品是否有用”的问题。

像旅行者一样思考

设计思维提倡“像旅行者一样思考”。以MUJI为例，“Found MUJI”活动就是这类理念的典型代表。

比起商品制造，无印良品从创立之初就坚持以“探索与发现”的态度观察生活。我们从世界各地寻找那些未曾过时、被广泛使用的日常用品，对其进行改造，使之适应现代生活、文化和习惯，再以合理的价格进行销售。从2003年开始，此项活动被命名为Found MUJ I，此后更是深入世界各地，开启良品探索之旅。在被发掘的物品中，有些用品如果保留原有品质，其实很难进入我们的生活。因此，无印良品会结合现在的生活品质与设计者探讨，对其加以改良，使之成为符合MUJ I理念的商品。我们要磨练发现良品的眼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现代生活相适应。Found MUJ I是无印良品与大家共同参与的活动。

（摘自良品计划主页）

可见，“Found MUJI”是从世界各地的日常用品中吸取经验的MUJI研发方式。正如上文所述，虽然MUJI属于制造零售业，但它从一开始就不负责生产，而是发现好的东西，经过选择和轻加工后再销售。

各个国家都有顺应当地气候和习惯的素材和工具，但要让它们成为在日本及其他国家普遍适用的商品，就需要进行改良。我们要将这些物品的品质和性能加以修正，以适应现代生活。

对“Found MUJI”这一活动来说，最重要的是获取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信息。至于如何加工、如何实现商品化，就要看研发者的本事了。

我在这里向大家介绍“Found MUJI”商品研发的一个案例。

2015年春，“Found MUJI”以印度织布为主题，推出了使用“坎塔绣花工艺”结合“雕版印染布”制成的室内装饰织物。雕版印染布是使用花纹图案的夹板（印度木板）对布料进行印染的传统工艺。

销售这款商品的店铺会通过照片和文字向顾客介绍这一历史悠久的印度传统工艺，讲述它背后的故事。

此外，于2016年8月开业的MUJI印度1号店也将雕版印染工艺中的木板按几何形状摆放，用以装饰墙面。

自主启动，跨部门合作

在MUJI，研发人员可以跨部门工作。例如，2005年的“葡萄酒项目”就从各个部门收集了大家对葡萄酒的喜好（我也参与其中），一起学习与葡萄酒相关的知识，还一边品酒，一边开会探讨“如果由MUJI来做，会做出怎样的葡萄酒”，大家其乐融融。

这些葡萄酒爱好者经过各种调查与讨论，提出了多样化的视角与想法。

“女性也喜欢出差回家后畅饮一杯”，“把葡萄酒软木塞打开后，如果没能一次喝完，剩下的酒就会变味”。

大家在亲身体验的基础上展开讨论，了解顾客需求，然后从报纸和新闻中搜集各类信息进行市场分析，最后得出结论：MUJI应该制作一种亲切、随意的家常葡萄酒。

最终，食品部的研发者们推出了一种“杯装葡萄酒”，这里的杯装不是指酒杯灌装，而是用玻璃瓶装的小容量葡萄酒（由于在店铺销售酒类需要相关资质，至今还未发售）。虽然现在一人份的小容量葡萄酒在便利店随处可见，但在2005年，小容量的酒类饮料还只有啤酒、碳酸果酒、鸡尾酒和日本酒。

这个案例就是跨部门合作研发商品的典范。MUJI有很多这种跨部门项目，大家会一边聊天（我们称之为“杂谈”），一边打造MUJI式商品。

倾听消费者心声

设计思维提倡“与终端用户产生共鸣”。

IDEO的蒂姆·布朗在《设计思维改变世界》（千叶敏生译，2014）一书中提出：“我一直致力于通过他人的眼睛观察世界，通过他人的经验理解世界，通过他人的感情感受世界。”换句话说，就是从他人的立场出发，增强自己对性能、认知和感情的理解，最终解决问题。

同样，MUJI在进行商品研发时，也会非常重视生活者每天面临的问题，愿意倾听大量顾客的意见。为此，MUJI采用了很多与生活者“交流”的机制。

例如，MUJI通过“生活良品研究所”，每周都会贴出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专栏，希望可以改善生活质量的人们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团体。

除此之外，粉丝还可以通过IDEA PARK网络平台提出意见，譬如希望MUJI推出哪些新商品，针对现有商品的改良意见，或者希望已停售的商品再次销售，等等。我们两年中共收到了1万条意见，涉及200多件商品的改善和研发。针对这些意见，MUJI会认真地探讨，提出报告，并在网站上随时更新，与顾客保持长久的联系。[1]

IDEA PARK的架构

引自良品计划主页“重新审视IDEA PARK”

被称为“使用者革新”的顾客参与型研发机制也在不断地进步。从2016年秋开始，MUJI还会把在讨论中产生的想法放到网上供顾客选择，请他们为商品投票。让顾客亲自参与商品的研发过程，会使他们更加期待商品的发售。MUJI通过这种模式，不断地倾听消费者的声音，创造更多好的商品。

顾客对于改善和使用商品的提案中有很多研发者未曾想到的好点子。MUJI商品就是在与顾客的交流中诞生的。

但是，如何对待顾客的意见和建议，如何将这些意见和建议活用到商品研发中，就需要研发者发挥自己的能力了。过分倾听顾客的声音，盲目增加商品种类，会造成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的问题。为了掌握两者的平衡，研发者必须具备相应的经验和知识。

此外，如下一页的图所示，MUJI倡导的顾客参与型商品研发与传统教科书式的研发并不相同。

利用与顾客的双向交流来获取信息和促进研发时，要留意以下几点内容。

新商品研发过程中传统型研发与顾客参与型研发的不同

制图：增田明子、恩藏直人（2011）

(1) 顾客参与的时机和程度

在商品的研发过程中，顾客参与的时机由商品特性和素材特性决定。顾客参与的时机与程度多种多样，譬如最初的创意公布、市场问卷调查、选定设计方案等。这在策划商品之初就要进行讨论。

(2) 参与顾客的个人倾向

在顾客参与的模式下，意见反馈都来自MUJI的“粉丝”。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他们与一般大众的不同。如果仅以这些核心顾客为对象，虽然能加深与忠实顾客的纽带，却也阻碍了新市场的拓展。

(3) 商品研发时间的增加

由于研发过程公开，与顾客交流的时间增加，商品研发周期大大超过了仅由研发团队内部进行决策的时间。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就必须具备足够的经验与时间，不断地优化研发模式。

自2003年推出“舒适沙发”后，MUJI便引进顾客参与型研发方式，集聚了各种创意。此外，通过与客户建立强有力的信赖关系，MUJI不断地收集各种意见完成商品研发，并不断地完善这一方式。

[1] 増田明子、恩藏直人（2011）、「顧客参加型の商品開発［株式会社良品計画 無印良品］」、『マーケティングジャーナル』122号。

深入普通人的生活

在设计思维的具体实践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观察。这就是蒂姆·布朗所提倡的“关注他人未行之事，倾听他人未尽之言”。据说IDEO公司在项目期间会设置集中观察期，组织大家一起观察别人在做什么、没做什么，倾听别人在说什么、没说什么。

MUJI也一样，研发成员会拜访普通家庭，观察他们如何生活，如何使用物品，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

虽然很多企业在商品研发时都进行了观察，但MUJI的观察更为深入、彻底，还有自己的诀窍。针对同一个主题，设计师与业务员会组成小组，几个小组去拜访4~5个地方，把房间中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地方都拍下来，然后进行小组讨论，从中发现课题。关于这个方法，《无印良品的设计Ⅱ》（日经设计编撰，2016）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MUJI和IDEO的观察方法看似一样，观察的对象却大不相同。

比起去理解普通民众的购买习惯，以创新为首要目标的IDEO会更倾向于观察极端使用者（专业人士、收藏家、“发烧友”、奇异之人、儿童等）。蒂姆·布朗指出，普通人位于正态分布的中心制高点，观察分布在两端的人更容易获得创意。[1]

与之相反，MUJI的观察对象是位于正态分布中央的人。MUJI商品研发本身就以大众为目标，观察重点在于普通民众在生活中面临的问题。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人不知如何进行收纳整理。MUJI的研发者就会去观察这些家庭，思考有没有可以快速整理抽屉的工具。

探索普通大众的生活，关键是为了看到生活最真实的样子。因此，MUJI会获得公司职员家属的同意，对他们的日常生活进行观察。因为如果向外部人员申请观察，被观察者肯定会事先整理房间。唯有暴露最真实的生活，才能观察到更多有用的信息。

MUJI与IDEO观察的不同点

MUJI正是通过观察这些普通民众的生活，不断地创造可以消除生活者烦恼的商品。

[1] 『デザイン思考が世界を変える』ティム・ブラウン著、千葉敏生訳、2010年、早川書房。

量化预测商品价值

设计思维在不断地提问“为什么”。

MUJI也在不断地提问“为什么”。这里的“为什么”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验证假设的“为什么”。

MUJI的商品研发者（业务员）在销售额分析与市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商品策划、制订计划，继而展开具体的商品研发。此外，销售时货架的摆放位置、销售时间、价格、推广计划等，都由他们决定。

商品研发者会针对“这件商品能给顾客提供多少便利”进行量化预测，然后检验预测数值与结果之间的偏差，这一数值对接下来的商品研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为什么销售额会超出预期？”“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值？”“是外部原因还是商品本身的原因？”这些都需要仔细探讨。

向商品提出“为什么”

MUJI还会不断地探究另外一种“为什么”，即汇集古今智慧的“为什么”。它的基调就是质疑常识。

例如MUJI的常规商品“合脚直角袜”，原本出自捷克的一位老奶奶之手，MUJI从中获得灵感，最后得以量产销售。我在这里先大致介绍一下这件商品的由来。

首先，我们是如何获得捷克老奶奶手编直角袜这一信息的呢？这件事极具偶然性，还要多亏将其提上商品化议程的慧眼之人。

上文提到，为了实施Found MUJI计划，MUJI在世界各地都建立了关系网络，请相关人员收集各国独特的日用品信息并做报告，然后讨论将这些物品转化为商品的可能性。但是仅从报告内容判断，是很难走到商品研发阶段的。

如果长期居住在海外，每天融入当地日常生活，人们反而不清楚这个国家的特色商品是什么。而且如果不能将MUJI的商品研发理念完整地传达给对方，报告人就很难掌握报告的侧重点。

此外，也有居住在日本却能够提供海外信息的报告人。其中有一位女士因为其女儿与捷克人结婚，而成了负责捷克商品的报告人。那位女士还拿来捷克的商品实物进行介绍，其中有食品、厨房用品，还有夹杂在其中的手织袜子。这双袜子用粗毛线编织，带有浓浓的纯手工编织风情。那位女士在报告中提到，这双袜子“既保暖又结实”。

当时有几位商品研发者去听了这场说明会，但都认为那款袜子还不能进行商品化生产。但是，2006年时任专务的金井会长指出：“这双袜子为什么保暖？为什么结实？真的不会从脚上滑落吗？不如我们再认真地探讨一下。”

因此，大家又重新审视了这双袜子，并偶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这双袜子是“直角”袜。

但是，这种直角袜很难生产，因为当时没有一家工厂生产过直角袜。一般流水线为了迎合机器设计，生产的袜子的脚跟部都是120°。

其实仔细想想，如果要贴合人类直立时的脚，直角的袜子才最合适。

老奶奶很自然地就将袜子织成了直角形状。MUJI的商品研发者们这样想：“是否因为遵从了自然的直角形状，才使袜子更加合脚、更加保暖？”“袜子之所以结实，是因为老奶奶一针一线编织得非常仔细。”

就这样，MUJI着手启动这个项目，推进直角袜的商品化进程，寻找代理工厂。商品研发者还专程到捷克向老奶奶学习编织方法，对着录像反复研究，与代理工厂共同研究制作方法，最终实现了直角袜的量产。此外，广告推广与顾客交流也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让“合脚直角袜”成为MUJI的代表性商品之一。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MUJI在从全世界搜集信息时，向商品化提出“为什么”非常重要。

“为什么会是这种形状？”“为什么做不出来？”“要做出来该怎么做？”MUJI在商品研发过程中，不断地提问“为什么”。

套入“框架”展开想象

MUJI的商品研发者都有一个小癖好，那就是看到展会的展品与竞争对手的商品时，都会思考“MUJI会怎么做？”尝试去掉商品的颜色与形状特征，将其模块化，选择天然素材，令其可循环利用……他们会把商品套入MUJI框架，思考商品能否改善生活，是否足够吸引人。

我在MUJI从事商品研发工作时，会不断地将生活中碰到的物品套入MUJI框架，思考“如果由MUJI进行研发，这件商品会变成什么样”，“这件东西MUJI也有”，“这件东西不太行”。

说两句题外话，在我成为大学教师后，依然在用同样的方法训练学生。我在“国际经营论”课程中引用了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名为“亚洲趋势图”的生活情况调查报告。[1]学生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国家，熟读该国资料，思考“如果自己是日本企业的海外负责人，如何去了解这个国家人们的需求，会选择采取哪种市场营销策略”。因为课程内容是国际市场营销，我会要求他们在明确STP的基础上，阐述4P（商品、价格、渠道、宣传）战略。学生们要展开想象，日本人习以为常的商品和服务应该如何与被选国家人们的需求相适应，并制定相应的战略方针。这些模拟训练就是让他们提前接触从学校毕业进入社会时有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

他们需要思考“假如我是某公司员工，在进军某国市场时，为了满足某种需求，需要考虑哪些事情”。也就是说，要考虑这些在日本习以为常的事物拿到海外市场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就这样，改变市场环境的日常训练，能够让学生们迸发出更多灵感。

[1] 『平成21年度アジア消費トレンド研究会報告書』経済産業省、2010年（http://www.meti.go.jp/report/data/g100329aj.html）。

变偶然为必然

在MUJI的商品研发经历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任何事都无法从零开始。人只有在遇到问题、产生疑问时，才会开始思考，才会去想象将现有的想法加以整合，会有什么效果。

我们可以将这些想法藏在心中，但若与他人分享，就会成为一个开放项目。与别人分享想法，或许能换得其他好主意。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尤为重要。

因此，我们要重视这种偶然的相遇。事实上，如果我们反复琢磨，会发现许多偶然其实存在必然性。MUJI的商品研发也是如此，如果一直思考新商品，会因此使得偶然的相遇成为必然。

我曾经有类似经历，就是上文提到的MUJI与JICA的合作项目。当时我正致力于以“社会道德”为主题的商品研发工作，在收集社会贡献活动的信息时，知道了JICA这个组织的存在。然后通过电话咨询，启动了这一合作项目。因为我们发现，MUJI与JICA的目标是一致的。

MUJI对JICA带来的发展中国家相关的信息抱有期待，JICA则希望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推广MUJI的生产管理模式和商业OJT（职业培训），以拓宽商品在发达国家市场上的销路。原本民营企业MUJI与政府机构JICA之间并无交集，但正是这次偶然的联系，使双方得以发挥自己的能力，实现共同目标。

这个项目在国际上大获好评，但究其本源，可谓一场偶然的相遇。在项目真正启动时，两者的关系就变成了必然。

但是，我们也要时刻防范这种偶然的相遇成为破坏对方“舒适生活”的罪魁祸首。

MGS（MUJI Global Sourcing，MUJI全球原料来源）是MUJI旗下分管运输调配的子公司，社长达富一也先生曾经出版了一本影像集，名为《旅行之书：我与生活的邂逅2005—2015》（2016年，MUJI BOOKS）。这本影像集记录了他在搜集各种原材料产地信息时，偶遇当地生产者制造商品的场景。

这本书封面上有一句话——“如果未曾相遇就好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其实是一句反话，他很高兴可以在旅途中遇到这些人。但是作为消费社会的代表，他又怕自己的到来会影响当地人的生活，因此才会发出“如果未曾相遇就好了”这种感慨。

7

世界零距离：

MUJI如何跨越文化壁垒

MUJI与KUMON相似？

虽然KUMON（公文式教育）并非零售业，但它与MUJI有许多相似之处。

KUMON的全球化发展可谓日本服务产业成功走向国际化的典型案例。根据KUMON官网公布的数据来看，其在日本国内拥有151万名学员，而在海外的48个国家或地区，学员数达到了276万人，远超日本国内（数据截至2016年3月）。

KUMON推广到世界各地的公文式学习法以提升读、写、算等基础学习能力为根本。这种方法提倡因材施教，配合老师的适度指导，让学员从能够轻松解答的内容开始，由浅及深，逐渐培养起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

KUMON的公文式学习法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主要有两大原因。首先，不管在哪个国家或地区，计算和阅读这些基本能力都不可或缺。其次，KUMON旨在培养学生“自学自习”的态度，这正是家长最希望孩子学会的东西。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教育模式与内容。如果像日本的应试教育那样，按照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编制教学内容，反而不易实现全球化发展。

因此，KUMON避开了这一选择，将目标放在基础学习能力的提升上。

虽然行业不同，但KUMON和MUJI在提供具有世界普适性的商品和服务方面，却有着十分相似的地方。

MUJI所有的日用品都遵循了“这样就好”的理念，努力满足人类最普遍的需求。它不设置特定的目标客户群，停留在个性化之前，满足最大公约数的需求。正因为这样，MUJI才能为世界所接受。

KUMON的思考方式

MUJI与Pokemon[1]相似？

MUJI与Pokemon之间的共同点也可列举一二。MUJI和Pokemon均诞生于日本文化背景，进而为世界所接受。双方所秉持的理念都根植于与自然相协调的日本文化。

Pokemon最初是Game Boy[2]的一款游戏软件，于1996年2月发售。这是一款捕捉小精灵的游戏。

因为广受欢迎，原本只是游戏的Pokemon逐渐被推广到多种媒介。例如，以小学生和中学生为目标受众的漫画杂志Coro Coro Comic开始连载相关漫画，同时也开始制作动画片。此外，随着Pokemon玩具的发售与影视作品的出现，其他周边商品也开始充斥市场。

Pokemon于1997年相继进入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及中国大陆市场，后又输出到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西欧、拉丁美洲、中东、近东、东欧等地，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热潮。

Pokemon为何如此受欢迎？《菊与Pokemon——论日本文化的力量与全球化》（安妮·阿里森著，实川元子译，2010）一书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其中原因：“游戏规则简单，4岁的小朋友也可轻松操作”，“游戏内含互动模式，玩家可互相交流心得”，“为玩家创造了一个完全虚拟的世界”，“角色定位不仅限于日本国内，可以满足玩家野心，设立更高级别的目标，成为世界上最厉害的小精灵训练师”，等等。

此外，对于海外玩家来说，Pokemon“集合了日本民间传说与神话故事中的各路妖魔鬼怪”，极具新旧融合的日本特色，可谓现代版“妖怪”。

一个专门从事妖怪研究的意大利朋友曾对我说，西方妖怪大多由人类转化而来，比如德古拉伯爵（吸血鬼），而日本妖怪则与动物和自然界有着更深的联系。

关于这点，阿里森也在书中做出了解释：“日本人崇尚自然灵性之美，并擅长利用人类之手，将自然改造成最为理想的样子，发挥万物的潜能，使生命活动更加充实。”此外，她还以日本“盆栽”为例进行了说明。盆栽就是将自然界中的植物裁剪出更完美的形状，使之获得更长的寿命。

这些西方观点让我重新认识了日本人倡导的“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大部分人都认为Pokemon不过是深受孩子喜爱的“可爱”形象，但海外研究者从“日本文化”“协调人与自然”的角度重新诠释了这一文化现象。

[1] Pokemon是Pocket Monster的缩写，中文译为“精灵宝可梦”。——编者注

[2] Game Boy是任天堂于1989年发售的便携式游戏机。——编者注

解说：阻碍全球化的“四大距离”

国际经营理论的权威人士潘卡基·格玛沃特曾在《不同国家的可乐应该有不同的味道吗》（望月卫译，2009）一书中指出，国际贸易发展的难点在于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存在着“隔阂/距离”。

这种距离分为四种：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地理距离、经济距离，简称“CAGE”[1]。

格玛沃特认为，企业在进行海外拓展时，必须要理解这四大距离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经营决策及讨论。要想实现企业的全球化目标，就必须消除本国与目标市场所在国之间的隔阂。

CAGE框架

此外，要了解商品在对方国家处于生命周期（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的哪个阶段，还要根据竞争对手的情况来改变本企业营销方式。

例如，如果商品尚处于导入期，竞争相对较小，为了提高认知度，企业就必须对商品情况进行详细的介绍。相反，若处于成熟期，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为了吸引更多顾客，企业就必须拿出不同于其他商家的特色。

就这样，企业在进行海外拓展时，众多因素盘根错节，从而出现了各种隔阂。

尤其是“文化距离”，更是日用品行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文化的距离由七大因素构成：物质生活、语言、社会相互作用、美学、宗教、教育和价值。文化距离对品牌印象也有着巨大的影响。

上文提到的Pokemon就是跨越文化距离、冲出日本、走向世界的成功案例。日本动漫之所以能席卷全世界，归根溯源，就是因为它背后所承载的日本文化信息。

“文化”的构成要素

1 物质生活

2 语言

3 社会相互作用

4 美学

5 宗教

6 教育

7 价值

《国际市场营销》 小田部正明、K.赫尔森著，栗木契审译，2010

此外，Hello Kitty（凯蒂猫）也是一个成功案例。Sanrio（三丽鸥）公司通过推出Hello Kitty这一卡通形象，在全世界收获了无数忠实“粉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Sanrio公司还会根据当地生活与设计风格来制作Hello Kitty的周边商品[2]。[3]与日本动漫的海外输出类似，“韩流”也成为一种海外商业拓展手段。这种模式以文化渗透为先导，商业拓展紧随其后。韩国通过不断地向亚洲各国输出电视剧，形成“韩流”效应。在此效应下，观众对剧中人物的生活方式、使用的家电和时尚风格充满了兴趣和憧憬。这时，相关商品的制造商便可伺机而动，坐收其利。韩国通过文化软着陆为先锋、商业拓展紧随其后的方法，取得了巨大成功。[4]

[1] “CAGE”是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制度距离（Administrative Distance）、地理距离（Geographic Distance）和经济距离（Economic Distance）的英文首字母缩写组合。——编者注

[2] 周边商品指用动画、漫画、游戏作品中的人物或动物造型制成的商品。——编者注

[3] 「『キティ』は仕事を選ばない」『日経ビジネス』2013年5月20日。

[4] 「韓国企業の海外ビジネス戦略」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海外調査部、2014年3月。例如，越南是韩国企业投资地之一，“在越南，电视剧等‘韩流’人气根植很深，呈现出推动韩国品牌消费品的倾向。在韩国企业开展海外业务的过程中，‘韩流’起到了制造顺风的作用”。（第28页）（https://www.jetro.go.jp/ext_images/jfile/report/07001638/07001638.pdf）

向消费者说明“何为MUJI”

虽然MUJI同Pokemon一样，都以日本文化为背景，但在海外拓展的过程中，MUJI的商品推广方式与卡通商品却大为不同。卡通商品可以瞬间火遍全球，但MUJI则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人力与物力，开设海外分店、吸引顾客，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自己的路。

很多国家并不了解MUJI品牌，因此MUJI在海外开设分店时，通常会在店门前放置广告牌，向顾客说明“What's MUJI？”（何为MUJI？）虽然店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已经向顾客传达了MUJI的世界观，但是通过广告牌上的说明，消费者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MUJI。也许阅读广告牌上说明的人寥寥无几，但是当你初次见到MUJI，想知道“何为MUJI？”时，通过这块广告牌，你就可以对它所倡导的理念有一定了解。

人们往往会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拥有“高关注度”，详见第2章）产生求知欲，渴望更深层次的了解。同样，那些走进MUJI店铺、对商品产生兴趣的人也想要了解“何为MUJI”，“这件商品应该如何使用”。广告牌在MUJI与这类顾客交流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消费者行为论与心理学研究中，有一种模型叫作“启发式系统模型”（HSM）。[1]当人们对一件事情不感兴趣时，往往会直观地看待这件事；当人们在意这件事时，就会对其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书面文字可以提供更好的说明。[2]由此可见，解释“何为MUJI？”的广告牌更有助于高关注度分析型的消费者理解MUJI。

与之相反，那些只是进店随便看看，原本就没有兴趣的顾客（低关注度），则只会根据一些浅显的信息来形成自己的理解，例如“这是日本的品牌”“不知品质如何”等。

低关注度的顾客并不关心品牌核心内容，而是仅凭原产国等周边信息进行理解并采取行动。有些企业就利用消费者的这种心理来促进消费。

例如，大创百元店（DAISO）会在海外分店墙壁上用超大字体标注“Made in Japan”（日本制造）、“Japan Quality”（日本品质），一些日本制造的商品上也会有明显标识。无独有偶，优衣库也会在海外分店的电子公告牌上滚动播出“Japanese Technology”（日本科技）字样。这些品牌都希望通过“日本制造”的招牌来吸引顾客。

虽然对于世界各地消费者来说，MUJI也是日本品牌，也具有同样的魅力，但对于MUJI而言，比起“日本”这类周边信息，它更看重“MUJI”这一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容。

[1]·Chaiken. S. (1980). “Heuristic Versus Systemat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the Use of Source Versus Message Cues in Persuasion.” 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9 (5), 752766.·Chaiken. S. and C. Stangor (1987). “Attitudes and Attitude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38 (1), 575-630.

[2] Sundar. S. (2000). “Multimedia Effects on Processing and Perception of Online News: A Study of Picture, Audio, and Video Downloads.”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7(3), 480-499.

认真做好复杂的翻译

从翻译角度来看，MUJI的品名翻译并非易事。

例如，翻译对象名称过长。为了有效传达商品的优点，MUJI的很多商品名都采用了“能XX的XX”这种句式，譬如“不扎脖子的高领毛衣”“舒适沙发”等。由于字数限制，在翻译时就很难决定是该译成说明优点的“XX”，还是只翻译商品名称“XX”。MUJI在多少个国家开设店铺，就要经历多少次这样的烦恼。

瑞典家居品牌宜家是怎么做的呢？该品牌在这方面效率极高，商品说明书全是照片和插图，几乎没有文字描述。虽然品质、规格等内容都按照当地规定来表述，但不对商品名进行翻译，[1]仍沿用瑞典语名称，将其作为固有名词进行处理。

MUJI会尽量译出标签上的商品由来。MUJI在商品研发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商品背后的故事。将这些“由来”翻译成各国语言，可以更好地向顾客传达商品的特点与优势。

MUJI广告也很难翻译。比如，2012年的广告语是“人類は温暖か”。这句广告语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是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担忧，二是希望人与自然可以和谐共存。

日语中“温暖か”一词可以很好地表达这两层意思。“か”既有疑问之意，又可表示某种状态的变化。

把这句话翻译成其他语言则并非易事。英语翻译成了疑问句“Humanity: Warm？”，而中文则翻译成了“温暖人间”。我曾经向中国人请教其中的含义，中文翻译只表达了“温暖的人”“温暖的世界”这层含义。

由此可见，翻译MUJI的广告并非易事。但是，MUJI在为之努力，希望能让顾客最大限度地了解其中的含义。

[1] 宜家的商品名都有一定的规律：沙发、扶手椅等商品使用地名，浴室用品使用湖川名，照明器具使用与音乐、科学、气象相关的名称，面料、窗帘等使用瑞典女性人名，椅子和办公桌等使用瑞典男性人名，儿童用品使用哺乳类及鸟类名称，花园用品和露台室外家具类使用瑞典岛屿名称，床单、床罩则使用花、植物、宝石的名称。「誰も知らないIKEA商品名の秘密」マイナビウーマン、2013年10月24日（https://woman.mynavi.jp/article/131024-044/）。

解说：高情景文化与低情景文化

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T.霍尔根据人们在沟通过程中信息传递与接受的准确性与清晰性，提出了“高情景”与“低情景”文化的分析构架。 [1]

“高情景文化”的特征是，当人们解读信息时，非常重视自身所处的情景，倾向于读取信息中潜在的含义，也就是所谓的“察言观色”。

日本就是高情景文化的典型。日本人在沟通时，常常会通过观察对方未言明的态度等来决定自身行为。拉丁美洲及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韩两国也都属于高情景文化。高情景文化常见于推崇集体主义精神的国家。

与高情景文化相反，低情景文化的信息都通过明确的言语进行传达，所说即所想。低情景文化的交流不会“察言观色”。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德国等都是低情景文化的代表。低情景文化一般都出现在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国家。

对情景的不同认知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广告模式。高情景文化的广告表达都比较含蓄、细腻，广告词相对较少，偏好象征性事物；低情景文化则会使用较多的广告词，并会列数据、摆理由，以此提高广告效率。因此，低情景文化国家会感觉高情景文化国家的广告晦涩难懂。

心理学家理查德·E.尼斯比特在众多研究的基础上对东西方文化差异进行了分析。[2]他认为，东方注重矛盾，西方规避矛盾；东方注重人情关系，西方倾向归纳分析；东方属于高情景文化，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变通，西方属于典型的低情景文化，强调合理性，严守规则。

MUJI选择在标签上注明商品“由来”，可以说这一做法也符合了低情景文化的需求。

但是，它的商品本身却受到了日本高情景文化的深刻影响。例如，第5章中介绍的“玻璃容器”，也可以用作玻璃器皿、杯子、花瓶。像这种不限定具体用途，可根据使用者的需求进行调整的商品就非常容易被高情景文化中人所接受。

[1] Hall. E. T. (1976) Beyond Culture. Anchor Books.此外，介绍实际经营现场“高情景”与“低情景”的著作，还可参考『異文化理解力』（エリン・メイヤー著、田岡恵監訳、樋口武志訳、2015年、英治出版）。

[2] 『木を見る西洋人 森を見る東洋人』リチャード・E・ニスベット著、村本由紀子訳、2004年、ダイヤモンド社。

解说：国民性质与文化特征

除了前面提到的情景，也有许多学者在研究各国的国民性与文化差异。

比较有名的是G.霍夫斯泰德的“跨文化”比较研究。[1]他将世界文化按照4种（后来变为5种）维度进行划分，总结了各国文化的特点。这4种维度分别是：（1）权力距离；（2）不确定性的规避；（3）个人主义/集体主义；（4）男性化与女性化（后追加的维度为“长期取向和短期取向”）。

下面的对比表是研究结果的一部分。从下表可以看出，日本在权利距离与个人主义方面都接近世界平均值，但比较倾向不确定性的规避，且为男权社会（数据收集时间为1980年）。

人们对文化的定义各有不同，[2]但其相通之处在于：文化是人与人的知识传递（不同于通过遗传基因进行的生物性传递），由共享价值观的“集团世代”传承，是相互影响与共享的存在。并且，文化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与国民性比较，指的是了解“这个国家哪种人比较多”，只能阐述国民的一般性特征，并不能体现全体国民的特征。

霍夫斯泰德的“跨文化”比较

不同国家的国民性质会有重合之处。例如，下一页的图中既有比日本人还像日本人的美国人，也有比美国人还像美国人的日本人。

此外，在比较各国文化时，既有可视化的部分，又有像价值观与理念这种无法视觉化的部分。即使是外国人，也能够理解可视化的部分，但无法视觉化的部分却晦涩难懂。例如，我们可以看出态度与行为的差异，但是并不了解这种差异背后的信条、理念与价值观等。

因此，最应该注意的是无法视觉化的部分。

[1]·Hofstede. G. (1991).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McGraw-Hill. （『多文化世界』岩井紀子・岩井八郎訳、1995年、有斐閣。）·Hofstede. G. (1980). Culture’s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 in Work-Related Values.Sage Publications.·除了该原著，国际工商管理学教材『グローバル経営入門』（浅川和宏著、2003年、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中也有详细说明。

[2] 霍夫斯泰德说：“所谓文化，是一个集团或类别的成员将自身与其他集团或类别区分开来的集群心理建设。”（Hofstede, 1991）泰普斯特等人认为：“所谓文化，是被人门学习、共享，拥有强制力，互相关联的一连串象征集合。这些象征的意义给社会构成体赋予了一种定向，这种定向从整体上，为一切社会存续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提供了答案。”（Terpstra and David，1991）

世界人民的“MUJI印象”

中国：“想选择质量好的日常生活用品”

MUJI在中国尤其受欢迎。2015年12月MUJI上海旗舰店开业时，人们在店外排起了长龙。这种现象在进驻中国的世界品牌中屈指可数。

日美文化差异

出处：以琼潘纳斯和汉普登-特纳（Trompenaars and Hampden-Turner，1988）为模板制作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等收入阶层不断地增加。MUJI刚进入中国市场时，大家都觉得“商品价格过高”，但经过几次价格调整，加之中产阶层收入增加，MUJI的商品价格逐渐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此外，随着中国消费者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MUJI商品。过去，大家都认为中国消费者喜欢红色或者金色等夸张的色彩，还担心MUJI不能被大众广泛接受。但是，随着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消费的多样化与简约风格也渐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提高了对生活用品的要求。此外，人们的环保意识也得到了大幅提升。MUJI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这些消费者的需求。

目前，MUJI在中国加快了开店速度，计划到2016年实现店铺数量达到200家的规模。[1]

意大利：“日语表述别具魅力”

在意大利消费者的印象中，MUJI是日本品牌，商品设计感强、价格高、简约大方、品质优良。意大利消费者之所以对MUJI有如此高的评价，还有一个令人意外的原因。

中国上海的MUJI店铺开业时，店门口排起了长龙，人们要等候数小时才能进入（照片由良品计划提供）

2004年我在意大利时，曾经有朋友对我说，MUJI的“日文标签”非常有魅力。也就是说，我们以为意大利人会把看不懂的日语表述当成没有意义的信息，没想到这对于他们来说，竟成了MUJI的魅力所在。

当时MUJI海外分店的商品都是原装进口的，只有货架上才贴有译成当地语言的商品名称。

但是，随着海外分店的增加，MUJI的标签不仅会用日语表述，还会翻译成英文。根据国别的不同，也会译成其他语言。

迪拜：“优雅”与“创新”

2013年开业的迪拜1号店挂出了一幅写有“Simple，Elegant，Innovative”（简约、优雅、创新）的广告牌。从这个广告牌中可以看出当时迪拜对MUJI的期许。

“简约”是各个国家对MUJI的一致印象。让我感到比较新鲜的是“优雅”与“创新”。从后文将要提到的品牌印象调查结果中可知，这两个词的排名并不靠前。中东地区对MUJI的诉求是优雅与创新性，与日本大不相同。

迪拜1号店开业准备阶段的广告牌（作者于2013年拍摄）

[1] 2016年度良品计划年报（http://ryohin-keikaku.jp/balance/pdf/annualreport_2016.pdf）。

海外评价高于日本

2009年，MUJI以顾客为调查对象，对MUJI的品牌印象实施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见第162~163页）。[1]

由调查结果可知，在所有项目上，海外消费者对MUJI的评价都高于日本本国消费者。

工作人员在店铺中随机抽取了多名顾客来填写调查问卷表，表中的每一个项目都分为5个等级（最高为5，最低为1），最后再按照国别统计每项得分的平均值。

我自认为意大利消费者对MUJI的品牌印象与日本本国消费者有很大差异，便决定发起一项调查，用以比较世界各国对MUJI的不同印象。

调查范围涵盖了5个欧美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美国）与7个亚洲国家和地区（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泰国），总计12个国家和地区。共有47家门店的1 969人接受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33岁，男女比例为29：71。调查对象的构成与日本顾客群的构成相似，亚洲顾客的年龄普遍偏小，欧洲顾客的年龄普遍偏大。

从整体来看，“品质好”“设计好”“形色俱佳”“用料好”“性能好”“舒适性强”“使用便利”“易于搭配”“安全性高”“品味高雅”“简约”这些项目的评价普遍偏高，这就是世界各国的消费者对MUJI的一致印象。

MUJI的品牌印象

此外，同预测相符，海外顾客的评价普遍高于日本消费者的评价。

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实施问卷调查时，MUJI在日本已经拥有30多年的历史，日本消费者对这个品牌早已习以为常。相反，对于海外消费者来说，这个品牌具有强大的原产国效应（人们普遍认为日本商品的品质比较高）。除此之外，当时MUJI的海外价格平均比日本高出了2~3倍，人们认为“一分钱一分货”，所以对MUJI评价颇高。

我们在2013年针对18个国家和地区54家门店的2 620名顾客做了同样的问卷调查，结果依然如此，并没有什么变化。“简约”“设计感强”“品质好”“性能好”“不随波逐流”就是世界对MUJI品牌价值的普遍认知。

不同地区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例如，与其他国家不同，日本在“常规”“亲民”这些项目上的评分相对较高；亚洲评分前三的项目分别为“简约”“品质良好”“对生活方式的提案性高”；比起品质，欧美则更看重设计感。

虽然不同国家的消费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简约”这一点上，全世界都给予了MUJI极高的评价。

[1] 増田明子（2010）「ストアブランドを持つ専門小売業の国際化における顧客認知ギャップの考察～MUJIの事例～」早稲田大学商学研究科 専門職学位論文。

8

世界标准：

去除与MUJI理念相悖的商品

仅在海外销售的MUJI商品

MUJI售往海外分店的商品与日本本国的商品完全相同，但过去海外分店也曾自主研发了许多新商品。

REAL DESIGN杂志（一份生活用品设计杂志）于2009年5月1日发行的《无印良品之做法》特刊中就登载了许多海外自主研发的商品。这些商品都是杂货收藏爱好者森井YUKA[1]从伦敦MUJI收集而来的。

直到不久前，欧洲MUJI分店还在销售一些日本没有的商品，这些商品与当地的规定、文化相适应，由当地的制造商负责供货，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如果你去翻阅英国MUJI 2005—2006年的商品目录，就可以看到许多欧洲原创商品，譬如手表、餐具、厨具、人字拖等。

譬如有一款商品是蜡烛。在欧洲文化中，蜡烛是一种日常装饰用品，既可以摆放在餐桌上营造温馨气氛，又可以用作熏香，令人身心舒展。但是，日本并没有这种文化，所以在MUJI的商品名目中，蜡烛仅作为熏香放松身心。

为了迎合欧洲的生活方式，当地MUJI自主研发出了一种罐装蜡烛，将其归入“健康&美妆”模块进行销售。研发者们将蜡烛装入具有MUJI风格的铝罐中，加入了香气和颜料。加之价格公道合理，前来购买蜡烛作为随手礼的人络绎不绝。

由于担心蜡烛品质会在运输途中受到影响，因此MUJI决定由当地制造商负责供货。这样既可以降低成本，又能够保障品质。

除了上述商品，欧洲还推出了许多自主研发的文具用品。受彩色铅笔套装（再生纸纸盒装彩色铅笔，由日本MUJI研发，详见第5章）大卖的启发，欧洲的研发者们陆续推出了多种关联商品。

例如，卡片大小的彩色铅笔套装。这款彩色铅笔的直径约为5毫米，长度约为7厘米，整齐地摆放在灰色圆盒中，非常可爱。其实这款商品并没有多少实用性，但是因其可爱的外形与合理的价格，深受消费者喜爱。

另外，欧洲店铺还曾销售透明亚克力材质的打孔器和订书机等文具。亚克力制品是MUJI的常规商品，多应用于收纳用品领域，但欧洲的研发者别出心裁，将其应用到了文具用品领域。

然而，不管是卡片大小的彩色铅笔，还是亚克力材质的文具，商品的实用性都备受质疑。这些商品虽然表面上具有MUJI风格，但在使用的便利性方面却与MUJI有着本质差异。

我认为，欧洲商品研发者理解了MUJI所秉持的理念，但是由于当时商品附带的说明全部都是日语，因此在商品研发的细节讲究上，他们的理解正确与否尚存疑问。

为了改善这一情况，MUJI开始统一商品研发模式，实现世界标准化。

[1] 森井YUKA是日本立体造型家、收藏家。——编者注

引进欧洲原创商品

MUJI也会将海外自主研发的商品返销到日本，然后推广到全世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圣诞节礼物。

圣诞节原本是基督教传统节日。欧洲全境与圣诞节相关的商品市场规模都非常大。因为在欧洲文化中，每逢圣诞节来临之际，亲人、朋友和同事之间都会互赠礼物。

由于价格合理且富有创意，MUJI商品在欧洲具有很高的人气。提到购买礼品，大家都会想到MUJI。人们对MUJI的礼品类商品评价颇高。在欧洲，每年9—12月都是MUJI销售高峰期，在此期间的销售额在全年销售额中占有极高的比重。

每到这个时候，不管是日本原装进口商品还是欧洲自主研发商品，都会受到广大消费者的追捧。比如，木质玩具摆设、拼图、圣诞树、贺卡、玩偶、香皂及蜡烛套装。卖场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受到欧洲圣诞节盛况的启发，日本也引入了圣诞节的“节日推广”，进而再向全世界的MUJI店铺推广。

综上可知，MUJI所推行的全球化不仅是要“走出去”，还要将国外的优秀案例“引进来”，互相学习，共同发展。

遍布全球的供货体系

欧洲的自主商品研发由欧洲商品部成员负责，他们都就职于伦敦的MUJI欧洲总部。

如今，MUJI已经实现了统一的商品研发，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欧洲的原创商品确实曾为MUJI在欧洲确立自己的品牌形象、扩大客户群体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跨国经营中，如何合理利用资源是一个永恒的课题。这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欧洲的商品研发就是MUJI不断完善海外经营的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MUJI海外拓展的首发站就是欧洲。自1991年伦敦1号店成立以来，MUJI依次进驻英国、法国市场，一点点增加门店数量。

但是直到2010年左右，MUJI都没有形成像今天这样具有世界规模的商品供给系统。这些零星分布在欧洲、亚洲的海外分店主要通过日本海外事业部订货，将日本商品原装进口，标签上的商品说明只有日文，就连商品的标价都是日元。面对这种情况，欧洲分店将换算后的价格制成标签贴在原标价上，并在货架上用本国语言标注商品名称信息与金额。

其实，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交货期过长。由于使用船运，商品从日本出仓到欧洲入库大约需要两个月。并且，日本方面只能按照欧洲的订单数量备货，无法准确把握欧洲货品的库存情况。由于订货预测精度低、船运时间过长，经常出现热销商品缺货的现象。

对于零售业来说，缺货造成的机会损失是巨大的打击。因为这不仅会影响销售额，还会影响品牌信誉与顾客忠诚度。

如上所述，虽然MUJI当时已经在欧洲开设了多家分店，但并没有建成完善的供货体系。面对这种经常缺货的情况，欧洲商品部自然会着手解决问题，探寻新的供货途径。他们向日本学习，将生产环节委托给附近的制造商，与他们合作研发独家商品，贴上MUJI的标签后投放到当地市场。

截至2000年，毛巾、床单等床上用品由土耳其和西班牙的制造商负责生产，家具用品的生产地则选在了丹麦。此外，由于欧洲非常擅长间接照明装饰艺术，因此研发者自主研发了许多与该领域相关的商品。不仅如此，研发者在厨具领域也研发了调料研磨器等创意商品，这些商品是MUJI商品目录中所没有的，仅在欧洲销售。

从自主研发到集中化管理

我在前文提到，欧洲地区的商业模式是先由伦敦商品部自主研发，再将这些商品供给欧洲各大分店的。根据前往欧洲出差的员工反馈，随着欧洲门店数量的增多，欧洲门店商品与日本商品在种类上的差异也变得越来越明显，改革迫在眉睫。

商品研发改革共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将日本研发负责人派往欧洲，展开欧洲地区的商品研发管理。此时商品依旧由欧洲自主研发，但这些专业人员会进行检查、指导及修正，去除与MUJI理念相悖的商品，使欧洲商品品质逐渐向日本靠拢。

在第二阶段，日本研发者开始着手研发面向欧洲市场的商品。2008年，第一阶段的改革告一段落，奔赴欧洲的两位负责人归国后，立即成立了专门负责海外商品研发的部门。

这个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回收欧洲商品的自主研发权，由海外商品研发部对欧洲市场需求展开调研，在此基础上进行商品研发。在这一阶段，欧洲商品部主要负责从日本订货，并将货物发送到欧洲各大门店。海外商品研发部成立之后，我被安排到这个部门工作，主要负责圣诞节礼品类的商品研发。

在体制变更之前，日本研发者在研发商品时，往往只会关注日本顾客的需求。在商品出口海外时，也仅仅改变了商品规格，忽略了海外市场的需求。

在第三阶段，日本商品研发者开始考虑海外市场的需求。研发者在工作时不仅考虑本国市场的需求，还会从最初阶段开始注重海外市场的需求。现在，研发者们仍在反复试验，力求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为了便于销售，MUJI还将商品标签翻译成英语等多种语言。

就这样，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MUJI完成了商品研发体制与销售模式的大幅变革，实现了日本原创商品的世界标准化。

9

向世界介绍MUJI

米兰1号店开门红

我与MUJI结缘的契机就是2004年米兰1号店的开设。

当时我正在米兰攻读流通与零售专业，立志从事与日意贸易相关的工作。毕业后，我进入一家意资企业做实习生。在实习阶段，公司给了我们一个课题——成立一项对日贸易业务。在综合考虑了各个商业的种类之后，我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将MUJI的商品引进来”。

MUJI的商品种类繁多，且每件商品都有自己的“由来”，我在日本时就已经是它的忠实“粉丝”。那时的意大利商品有许多色彩斑斓的个性化设计，而褪去多余装饰、推行简约之风的MUJI日式商品反而成了独一无二的存在。

我的意大利朋友们也给我提供了宝贵的意见。这些在伦敦和巴黎接触过MUJI的朋友认为，“如果要选择一家日本企业，那就将MUJI引进意大利吧”。此外，在2003年米兰萨洛内举办的国际家具展览会上，MUJI的商品也应邀参展，由此可见，MUJI当时在意大利设计圈内已经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

出于自己的直觉加上周围朋友的建议，我坚信，MUJI一定会被意大利民众所接纳。

就这样，2004年12月10日，米兰店开业了。开业的盛况完全超出我的预期。开业前一天，意大利报纸《意大利晚邮报》米兰版对此进行了大幅报道，标题就是《日本无印占领米兰》。报道称，继伦敦、巴黎之后，MUJI终于正式进驻米兰。另外还介绍了MUJI的含义（无品牌标志的高品质商品），并且称MUJI是内含“禅学之风”的品牌。（这篇报道刊登了一张照片，而这张照片上的女性就是我。当时大家正在摆放商品，接力搬运纸箱，记者就将这一幕记录了下来。）

开业那天，店铺门一打开，货架上的商品马上就被“洗劫一空”。我同店员们一起在卖场与仓库之间来回穿梭，不断地补货，有时货刚补上就被买走了。MUJI开业之际恰逢圣诞节临近，加之意大利民众对MUJI的期待，使得这次开业大吉。

于2004年12月10日开业的意大利1号店

（作者于2004年拍摄）

2004年12月9日，开业前一天的报纸

开业后店门前连续几天排起长队，限制人数入场

恰逢圣诞节临近，礼品类商品大卖

米兰分店的创业故事

在做了向意大利介绍MUJI这个决定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日本的客户中心发了一封“希望可以引进无印良品的商品”的邮件。然后通过日本的海外事业部与伦敦的欧洲总部分公司——良品计划分公司取得了联系，并有幸见到当时担任社长的铃木启先生（现任董事兼生活杂货部部长）。

我当时已经修完了大学硕士学位的课程，并取得了工作签证，因此在2004年夏，我获得了去欧洲总部分公司实习的机会。通过这次实习，我可以学习到MUJI在英国的经营机制，并准备好将这种机制引进意大利。

虽然我在意大利学的是流通专业，但在零售行业工作还是第一次。在伦敦分店，我做了一周摆货和接待顾客的工作，并从日本派遣员工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零售业的基础知识。原本作为顾客的我转换了角色，每天负责招待顾客、摆货、清扫店铺。通过这一周的锻炼，我更好地理解了这些基本工作，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当时MUJI的商品种类还没实现全球统一，店铺开设也没有统一标准。我明显感觉到伦敦MUJI与日本MUJI存在差异。商品种类不同，背景音乐不同，连员工工服（伦敦店员统一穿着牛仔布围裙）都不相同。另外，店铺整体的感觉也不太一样。[1]可以说，在日本看到的MUJI与在欧洲看到的MUJI是不一样的。而在当时，寻找欧洲原创商品一度成为“粉丝”热议的话题。 [2]

结束伦敦之行回到意大利后，我马上就投入开业筹备工作中。创立MUJI公司，确定日本驻意大利负责人，并以他为中心开展筹备工作。意大利MUJI并非良品计划独资建立，三菱商事也投入了资金，办公室设在了三菱商事米兰事务所内。从事务所到计划开店的阿依雷斯大街步行约15分钟，我每天就在事务所与店铺之间来回穿梭。

MUJI所在的这条商业街都是一些休闲品牌店铺，和大牌林立的蒙特拿破仑大街及时尚先驱地带布雷拉不同，这里更平民化。我当初的想法是，米兰民众会将MUJI视为一个时尚的设计品牌，所以店铺应该设在与之形象相符的布雷拉地区或遍布家居装潢店的圣巴贝拉商业区周边。但事实证明，将店铺设在平民化的商业街，人流量大、租金便宜，更加符合MUJI一贯的理念。

[1] 日本无印良品店员也曾效仿欧洲店铺穿着牛仔布围裙。其后，日本店铺店员不再以牛仔围裙为制服，改为穿着MUJI品牌衣物。与此同时，欧洲则规定店员穿着私人服装搭配MUJI围裙。

[2] 「えっ、これもMUJI？」『リアルデザイン』2009年5月1日、枻出版社。

最好吃的“MUJI PIZZA”

我们在开业筹备之初就选好了店长与副店长。这一任命综合考虑了零售业从业经验、领导能力、英语沟通能力等因素。两位店长都在伦敦研修过，学习过MUJI的理念和店铺运营的具体方法。

意大利文版的操作指南是从英文版手册翻译而来的。而英文版的操作指南则以日本MUJIGRAM为基础，进行了相应的改动。意大利文版的手册以英文版手册为模板，在管理层的帮助下，由副店长（意大利人）亲自翻译（后来按照日文原版手册重新进行了翻译）。

手册做好以后，我们就开始招聘员工，对其进行入职培训。入职培训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让员工理解“MUJI是什么样的品牌”以及“这是什么样的商品”。由于店员会直接接触客户，因此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将每一位店员都培养成MUJI的代言人。

但是，由于MUJI是首次进入意大利市场，员工对它都不甚了解。而且当时从日本进口的商品只有日文标签，连商品内容都不易解释。（伦敦的MUJI也是如此，店铺基本都有日本员工，由他们为外国员工提供帮助。）

尤其是商品的“由来”，更是难以向当地员工解释其中的奥妙。我原本就非常喜欢阅读标签上记载的商品由来，所以当我在海外看到未翻译的商品标签时，对于无法向消费者传达这些由来感到非常震惊。我心想：“这是一种资源浪费。如果可以将商品的由来更好地传达给顾客，销量一定能够更上一层楼。”当时我一边思考这个问题，一边在意大利筹备开业的相关事宜。

一年后，我进入了日本良品计划，在总部的商品部从事商品研发工作。我一直认为，“如果能更好地向消费者传达商品的由来就好了”，“在海外销售时，是否可以考虑当地的具体情况，采用适合的包装与标签语言”。后来，我就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业务负责人。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绝非易事。在海外拓展业务的过程中，是追求效率，选择全球统一标准，还是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分别对待？这一点很难判断。不管是读MBA（工商管理硕士）时，还是在后来的工作中，我都在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并进行反复试验。无法找到合适的方法向各国顾客和店员进行解释时，我就会想起意大利店员愁眉不展的样子，并感到力不从心。尤其现在正值海外拓展繁盛之时，MUJI的员工肯定每天都很困扰，想尽办法应对各种状况。

公司无法突然就能拿出完美的应对之策，能在海外店铺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保持一步一个脚印的态度推进全球化进程，在我看来，这正是良品计划的厉害之处。

话题回到意大利分店开业之时。那段时间，每当我坐飞机从米兰到伦敦出差，都会一边从空中俯瞰意大利、英国和阿尔卑斯山的绝美景色，一边沉浸于一点一点将MUJI介绍给意大利民众，实现自己梦想的感觉。每每想到此处，我都兴奋不已，浑身充满干劲与充实感。

最难忘的是开业前的商品陈列工作，大家一直工作到深夜，就一起订了比萨外卖。虽然大家都很疲惫，但由于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每个人都面带笑容，一起呼喊：“MUJI比萨！”那是我在意大利吃过的最好吃的比萨，也是最美好的回忆。那时候虽然忙，但是一想到从此刻开始，MUJI就要被意大利民众所熟知，我们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大家一起吃比萨的美好回忆

后记

其实写作这本关于MUJI的书，我也曾心存顾虑。因为我与MUJI仅打过十年交道，加之MUJI提倡无名理念，所以我不确定自己这样表述是否妥当。

但是，因为MUJI教会了我很多事情，我一直都希望写一本有关MUJI的书。MUJI好似一杯越品越香的茶，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既有自己的坚持，又有紧跟时代的创新。这杯茶浓香醇厚，让人不禁总想细细品味。

我与MUJI的缘分始于2004年意大利1号店筹备，自那之后，MUJI就一直是我潜心研究的对象。直到后来读MBA、读博士，以及成为一名研究者和教师之后，MUJI都一直是我的兴趣与研究重点。

本书从内外（经验与理论）两个视角对MUJI进行了深入研究。当初在MUJI工作时，我认为应该更加注重理论的研究，但现在我觉得，正是因为不按常理出牌，MUJI才始终是独一无二的存在。纵使竞争对手能做出与MUJI外观相似的商品，由于没有MUJI“为生活与社会服务”的使命感做支撑，绝对无法表现出MUJI的精髓。

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介绍了我在意大利的经历。那时在异国他乡开设分店遇到的情况跟现在是一样的。当地员工与日本总部员工共同努力筹备店铺，每个人心中都会有点儿不安，不知能否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所接受，也会对未来充满期待。这种跨越文化壁垒，共同努力的行为着实让人感动。

如今，我在大学教课时会教导学生不要害怕与不同文化接触，要勇敢向前。虽然前方存在巨大壁垒，但人类最本质的感情与需求是一样的。我们要求同存异，要懂得与他人合作。众人拾柴火焰高，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一定会获得更大的成功，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同时，我也希望学生们在教室与书本上学到知识后，可以走出去熟悉现场，也希望他们在现场经历烦恼过后，可以再回到书本上加以提升。我认为这两样东西都非常重要。

过去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我都会尝试翻看书中的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进行比较。而现在，当研究遇到瓶颈时，我也会去反思这个理论是否真的可以应用于实践。

在这里，我要感谢早稻田大学商学院的内田和成教授（市场竞争战略），以及同为早稻田大学的商学研究系博士后导师、论文主审恩藏直人教授（市场战略）、副主审坂野有昭教授（经营战略）。感谢研究小组的各位同学，在你们的指导、培养与共同学习下，我丰富了学识，拓宽了视野，也为此书的完成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虽然我作为研究者还是一名新手，但我希望自己今后能够做出更多有助于实践的研究。

此外，我还要感谢良品计划的同事们，谢谢大家能够在百忙之余接受采访，给我提供各种帮助。特此感谢金井政明会长、铃木启董事，以及生活杂货部企划设计室室长矢野直子。

我在MUJI工作时，金井会长在许多活动中都提到了“何为MUJI”，让我们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写作这本书时，我有幸采访了金井会长，并向他询问了当初自己没有理解的地方，得到了金井会长的亲切解答。

我在意大利初次见到铃木董事时，他是MUJI欧洲区负责人，我回日本后攻读MBA时，他担任MUJI人事部部长，在我致力于实现MUJI×JICA项目时，他担任MUJI生活杂货部部长，我的每个重要时刻都获得了铃木董事的大力支持。铃木董事为员工的思想与成长殚精竭虑，我要在此向他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我从意大利回到日本后，马上进入了企划部，负责“Found MUJI”项目。其间，矢野室长向我传授了许多商品企划、思维方法的相关知识。

在我从事海外商品的相关工作时，我的上司铃木孝枝女士给予了我很大帮助。虽然没有办法在此一一列举所有同事的名字，但能与大家谈论我们共同喜爱的MUJI，的确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此外，还要感谢负责宣传的大栗麻理子课长在内容确认与材料整理方面给予我的帮助。

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个人著作。虽然我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这本书，但也曾困惑怎样编写才能更易于读者理解。对此，我要郑重感谢日经BP社[1]的长崎隆司先生，多亏他的宝贵意见，才使得本书能够顺利完成。

最后，我还要感谢给我的人生提供了许多机会的父母（父亲重雄、母亲阳子），以及给了我许多中肯意见的妹妹澄子。此外，还要感谢给我许多帮助、擅长料理的丈夫光弘和我一岁的女儿小爱。我最爱的家庭就是我每天幸福的来源。感恩有你们相伴。

2016年10月 增田明子

[1] 日经BP社是日本规模最大的出版社。——编者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印良品式营销 / （日）增田明子著 ; 王慧，吕灵芝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086-9364-4

Ⅰ . ①无… Ⅱ . ①增… ②王… ③吕… Ⅲ . ①轻工业－工业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学－经验－日本 Ⅳ .① F43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 第187498号

MUJI (MUJIRUSHIRYOHIN) SHIKI SEKAI DE AISARERU MARKETING written by Akiko Masuda.

Copyright © 2016 by Akiko Masud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Nikkei Business Publication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Nikkei Business Publications,Inc. Through Shinwon Agency C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Akiko Masuda /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无印良品式营销

著者：[日] 增田明子

译者：王慧 吕灵芝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113千字

版次：2019年1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8-4341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364-4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表、图表

增订版作者序

增订版译者序

第一版译者序

序言（英文第三版）

绪论：历史长河的绵延烙印

第一部分 德川政权的危机

第一章 德川体制

第二章 德川幕府社会及经济的转变

第三章 德川晚期的思想世界

第四章 德川幕府的覆亡

第二部分 近代革命：从明治维新到日俄战争（1868—1905）

第五章 武士革命

第六章 明治初期的参与和抗争

第七章 明治初期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变迁

第八章 帝国与国内秩序

第三部分 日本帝国的兴衰

第九章 “一战”后的经济与社会

第十章 两次大战期间的日本帝国与民主

第十一章 经济大恐慌及其回应

第十二章 战时日本

第十三章 美国占领下的日本：新出发点及延续的旧结构

第四部分 战后与当代的日本，1952—2012

第十四章 战后经济及社会的转变

第十五章 高度成长时代的政治斗争及其调解

第十六章 两极化世界中的全球大国：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

第十七章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1989—2008

第十八章 震荡、灾难及其后续：2008年以来的日本

附：记忆东日本大地震

附录 1885—2014年日本历届总理大臣（首相）

注释

参考书目

表、图表

表

2.1 1720年前后主要城市的人口

2.2 1600—1867年的农民抗争

7.1 20世纪初的劳工人数

8.1 1905—1918年发生于东京的骚动

9.1三井及三菱到战争结束时所拥有的核心子公司

10.1 1918—1932年的政党内阁

14.1 1951—1980年5个主要国家的名义国民生产总值

14.2 1961—1974年接受日本高等教育的平等情况

16.1 20世纪80年代各主要国家的实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图表

14.1 1951—1976年实质国民生产总值及资本形成

14.2 中产阶级意识的兴起

16.1 1963—1979年日美进出口贸易结算表

17.1 1983—2007年日本实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18.1美国房屋价格的走势与日本经验的比较

18.2 2002年正规与非正规男性雇员的结婚百分比

增订版作者序

2006年本书的中文版面世，对我来说是令我惊喜的一件事。英文第三版问世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再度推出增订版，这让我备受鼓舞。此次中文版序言，有部分仍依照第一版，我只对增订版新增的题目及事件提出一些看法。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末撰写此书时，我的目标读者主要是来自英语世界尤其是那些修读日本或亚洲历史的大学生，其次是一些对现代日本及亚洲历史怀有兴趣的人。我从未想到本书会被译成中文出版。

那么把一本由美国学者撰写的日本史译成中文有什么意义呢？到头来这个问题该由中国读者作答。不过，让我先试着谈一些感想。正如我在英文第三版序言中所说的：“日本现代史是世界现代史的一部分，两者无法分割开来。”因此，最好是全世界的史学界都能共同考察及诠释现代日本历史，并将各项研究成果通过翻译公之于世；或各国史家共同参与合作计划，以达到确切地认识现代日本历史的目的。

学术研究和出版的世界性、历史研究的全球化近年来进展迅速，不少有关日本的英语著作被翻译成日语，而日本史家的重要典籍也被译成英语。本人曾参与两项日英翻译项目，包括Kumazawa Makoto,Portraits of the Japanese Workplace (Westview Press, 1996)与Nimura Kazuo, The Ashio Riot of 1907: A Social History of Mining in Japa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可惜只是双语互译，我相信多语种翻译以至真正的全球性交流将更为重要。比如可以举行国际会议，来自中日韩及欧美各国的史家济济一堂，就有关亚洲或日本的历史交流心得，这在今天已十分普遍。

以上研究项目大多属专门性质，像本书这样通论式著作的翻译则不多见。也许较以往及本书第一版出版时更为明显，即使是一个普通国民，无论是生长在中国、日本还是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各地，了解现代日本的历史都会挑起政见上的争议，而这又正是智慧和教育的重点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文世界的读者在看到用英语书写和从事历史教育的美国史家如何诠释现代日本后，可能会从中受益。

近二十年来，日本有各种所谓“翻案派”的历史学者撰写另类通史作为课本及普及读物之用。如“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宣传手册上写道：“每个国家有自己阐释的历史，必然跟他国的看法不同。因此，各国不可能有共同的史观。”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认为各国读者对他国的历史有兴趣，应尽力寻求对彼此历史的了解。这并不意味着全人类从古至今都有着同样的历史体验。史家的重要任务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不同的时代思维中，找寻其中转变和回旋的脉络，但无论是对日本、中国还是美国，史家都没有必要去大力渲染其与众不同又不可捉摸的所谓“国粹”的独特性。本书认为日本现代历史是世界现代史长河中的支流。我尝试在强调个别史事的同时，指出其中共同的历史经验。至于成功与否，由读者判断最好不过。我十分庆幸不但英语读者，而且中文、日文、韩文甚至波兰文的读者们也同样有机会看到这本书。

至于本书初版及最新版本与当代日本史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不算是历史而是时事，我想在此做一些说明。本书英文第一版在1997年至2001年撰写（出版于2002年）。“9·11”事件发生时最后校稿即将完成，并定于翌年付梓，我最后能赶上加插小段文字，预言“9·11”事件对日本的影响，但没能讨论2001年秋天以后发生的事。

英文第二版在2009年初出版，内容涵盖2007年。补充比较多的是19世纪及20世纪日本与亚洲的关系，因为部分读者表示本书谈及日本与西方历史较多，而谈及与亚洲的关系部分则较少。在最新版本中，我对这一方面的内容做了进一步扩充。第二版当然提及长达五年半的小泉内阁，强调小泉能够重振自民党的气运主要有赖于他直接向选民表达诉求，同时其选战所针对的并非是在野党，反而是自民党内部。书中亦检讨即将到来的后小泉时代，预言日本民主党在不久的将来有机会取得多数支持。这一看法在当时相当普遍，而事后亦证明了其正确性。英文第二版亦约略提及21世纪初有关修宪争论的爆发，它已再次成为日本的重要政治问题。第二版只能简单涉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因为本书当时已在出版过程中。当然本书亦无法讨论日本民主党当政时代及2011年“3·11”灾难与其后续事件。

当我准备修订第三版时，已经发生了太多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的重大事件，若只依照原来章节增补，很明显是不可能也不太合适的做法。因此，我把过去英文版最后一章的题目“超越战后时代”修改为“日本的‘失去的二十年’”，另外则再增加全新的最后一章，主要描述由雷曼事件到“3·11”灾难及其后续四年间的事情。

对时事提出一个弥久的历史观点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也许对不少读者来说本书最后一章所提出的解读是不成熟的看法，而且很快便会遭受考验。但上述事件的冲击力非常巨大，单看“3·11”大地震便十分清楚。它们不应只属于记者的关注范畴，亦不应只属于政治、能源政策、经济和环境问题以及灾难科学等方面当代专家的关注范畴。历史学家亦应该注意。只有把上述事件放到更大的脉络中，我们对它们的理解才会更深。我是否成功完成了此任务只能由读者评判，但我相信通过历史角度了解时事有其必要性，亦应有其他更多人的共同参与。

最后，我要向帮助完成这项工作的诸位致谢。我所在研究院的同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前任社长陆国燊博士，首先向我表示有意翻译本书，更立刻付诸实践。译者李朝津教授快速而有效地翻译，其在翻译过程中还发现了少许错误，这些错误在本书及即将出版的日语版中得以更正。日语版的译者森谷文昭先生同样在翻译过程中发现了错误，这些错误也在本书及日语版中得以更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谢伟强先生帮助联系本书的照片、图表的版权，并处理其他相关编务工作。亦感谢叶敏磊女士为增订版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劳，她细心比较前后版本各章内文的差异，校对新增章节，重新确认所有图表的版权，还做了其他繁杂的工作。我对以上诸位及其他提供帮助的人皆深表谢意。当然，对于本书仍然存在的个别错误，本人要负全部责任。

安德鲁·戈登

于美国麻省康桥

2014年5月24日

增订版译者序

当翻译本书第一版时，我感觉到戈登教授极其希望能抓住日本历史的脉动，直至最近的一刹那而后已。在补译增订版时我的这种感觉更为强烈，本书可以说结束于其出版前夕2013年，因此它已经不只是一本历史教科书而已。戈登教授希望编纂一本供读者了解现代日本的综合性书籍，其雄心亦见于他对本书内容的不断扩充，巨细无遗地收纳日本近现代事件。事实上他亦不讳言，历史学者需要参与对现实事件的解读，只有运用历史学的广大视野，才会有助于了解当代事件。因此若要了解日本现代发展，以至最近事态，本书可以说是了解日本研究不可或缺的著作。

增订版亦继承了上一版，作者不但希望由一种持平的态度了解日本历史，更进一步由同情的理解出发。因此在上一版中谈及珍珠港事件时，作者认为不必对日本过于深责，战争的奇袭性本就难以避免，要跳出美国人对日本偷袭的愤怒。在增订版中作者的态度更进一步。在谈及最近二十年日本经济不振时，他反对评价日本的极端态度，由过去日本事事第一的看法，陡然变为颟顸的日本，对金融恐慌举止失措，最后造成“失去的二十年”。作者认为日本由20世纪80年代的巅峰走向下坡，有其盛极而衰的必然性，亦是日本国内在繁荣后各种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调整下的结果。事实上，日本应付金融问题的办法并非毫无建树，其应对2008年世界金融风暴的对策就极具参考价值。作者亦认为“失去的二十年”这一观念并不正确，踏入21世纪以后，日本经济已逐步走回正面，只是步子较慢，不易被察觉。

同情的理解，是史学家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在其巨著《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所提出的看法。他主张历史研究必须回到古人的历史环境以及心理状态，所谓设身处地，才能真正掌握历史的脉络。同情的理解在探讨异国历史时特别重要，由于文化、时间及空间的差异，要确切理解另一国人民并不容易，甚至容易产生误会。中国对日本历史的理解，尤其是近现代历史，往往过分注重本身所受的伤痛，不容易深入近现代日本历史的复杂性。田中义一是对华强硬政策的代表，但不了解陆军在田中时代的处境，纯粹用善恶标准观察，便不易谈田中外交的意义。因此戈登教授提出的同情理解的方式，应可以作为中国了解日本的一个新的切入点，也是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途径。

当然，同情的理解也有它的局限，特别是戈登教授对日本现代化过分乐观的看法。现代化是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作者希望强调日本200年来所走的道路是与全球同步的，他反对所谓“日本人论”的主张，亦即日本历史具有其独特性，与别地不同的观点。在增订版中，他对战争期间内容的补充更加反映了这一观点。战争期间是日本大东亚主义盛行的时代，日本对外国特别是西方事物均采取排斥态度，在文化上尤为明显。棒球是由西方传入的体育活动，在战争期间，日本政府数次要禁止棒球活动，但作者认为这仍无法阻遏民间对棒球运动的热爱；爵士音乐亦如此，虽然它被视为西方腐化生活的象征，但军队内仍摆脱不了爵士乐的影响。因此作者认为，当时日本反西方的力量只是历史潮流中的一个泡沫而已。

全球化是否是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目前仍有争议。但纵然它无法避免，其过程仍相当复杂，不会如作者所言的一帆风顺。亚细亚主义便是一个很好的象征。自明治中期日本知识分子提出以来，它一直是现代日本历史无法忽视的问题，亦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支撑日本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它不应该纯粹是个口号，它代表了日本接受现代西方文化的深层矛盾。要了解亚细亚主义的发展，不能用反抗现代的现代化论来简单解释，它事实上反映出日本文化中深沉不安的部分。有关这一点，学术上仍有可以发展的空间。作者在增订版中已加强了对日本与亚洲邻近各国关系的描述，在未来增订时，期待作者会在这一方向有更大发展。

第一版译者序

日本现代历史是个争论性甚大的议题，我们通常接触的，多半为日本与其周边国家有关历史的争议，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日本国内有关历史的论争，自明治维新以来便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光是明治维新，“二战”前的看法便有很多分歧，只是20世纪30年代在政治力量的干预下，各种史观的冲突被掩盖了。到战争结束后，历史问题便一发不可收拾。从明治维新到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以及慰安妇，各种问题均无法取得共识。最近所谓“教科书风波”，只不过是其中较为触目的争论而已。

本书作者戈登教授是哈佛大学日本史专家，身为美国人，他可以说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上述日本历史的争议。当然，一个外国人能否真正掌握其他国家历史的脉动，是最近世界史以及中国史研究经常探讨的问题。坦白说，要掌握另一个地方的历史脉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美国作为20世纪的世界大国，它已经成为全球历史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尤其在东亚，它的着力更深。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已经是东亚历史脉动的一部分。另外，美国的东亚研究在“二战”后发展迅速，可以说是除美国史及欧洲史以外最蓬勃的地域研究领域，本书的很多观点其实是美国日本研究的成绩展示。故要了解日本，本书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切入角度。本文就本书特点做一简单介绍，作为读者阅读的一个引子。

作为教科书，本书的优点是全面性、时效性及生活性。本书涵盖层次甚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思想无所不包，有类百科全书。要掌握现代日本历史的发展，它是很好的参考及入门读本。而且本书叙述日本历史直至21世纪，这段时期适值日本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均面临剧烈变动，要全面掌握并不容易，而作者能提纲挈领地介绍日本最新发展，让读者紧贴日本现况。本书亦采取美国式教科书写作的特点，不只是刻板地描述日本历史在政治、社会上的结构变化，而是采取生活化写法，读者能借此感受日本人历史上的实践及感情层面。例如为了反映德川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本书会花上不少篇幅叙述德川时期的交通及旅人在外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本书亦引用当时文献，描写日本人民生活物资日益匮乏的状况。而且全书所引用的文献并不限于文字，书中的不少珍贵图片来自公私立机构，甚至是私人收藏，有些资料亦是作者直接向当事者访问所得。故书中呈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现代日本，而非枯燥的文本叙述而已。

本书亦不单是一本教科书，作为一个日本历史研究者，戈登教授有其独特看法。本书的日译本与中译本同时出版，对作者而言，本书是作者与日本史以及世界史学者交流意见的平台。当然，戈登教授在其序言中亦特别强调他的看法，认为日本现代化是整个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强烈否定日本以及美国流行的“日本人论”或“日本独特性论”。所谓“日本人论”，意指日本是一个岛屿国家，数千年来与外国往来不多，形成所谓日本民族的独特性。作者认为这只不过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创立过程中所建构出来的假象，日本在现代的遭遇与别的地方并无不同，它只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这一观点贯穿全书。虽然作者对现代化进程稍觉乐观，但无可否认，日本现代发展处处与世界史联结，两者是个不可分的图像。

此外作者在本书中亦提出很多重要观点。首先是作者缔造“帝国民主主义”（imperial democracy）一词以描绘大正日本（1912—1926）。日本史上常以“大正民主”作为本时期的特点，它反映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初次踏入民主阶段，实行普选及政党政治，但不幸中途夭折，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在传统解释中，其导因是军部的野心，对外侵略，对内篡权，最后导致整个民主体制失败。但作者认为，大正民主到20世纪40年代并非完全中辍，政党在这期间的几次选举中仍拥有绝对多数；问题的重心是民主与帝国及代表帝国的天皇之间有根本上的矛盾，而所有民选出来的议员仍以效忠天皇及帝国为第一义，在此前提下，民主制度是无法建立的。

其次是所谓“跨战争”（transwar）观念。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美军进驻，大事更张，学界向来把这一时间节点看作日本战后历史的起点。到20世纪70年代，不少学者开始检讨此一观念。如学者查尔玛·约翰逊（Chalmer Johnson）及伊藤隆均指出战争中制定及执行的各种政策，并非随战争结束而湮灭，它们对战后日本的发展仍有影响。不过本书的看法更为强烈，它进一步强调一个“跨战争”的历史断代，亦即跨越战争的时代——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是一个完整时期，其特色是各种社会次团体先后崛起，反映日本真正进入现代性的多元阶段。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混乱只不过是多元性冲突的结果，它们的矛盾到50年代才慢慢消失。“跨战争”时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创见，它抛弃了过去以美军占领为分水岭的看法。由一个历史观点重新探讨日本战后历史，是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值得研究日本史的学者进一步探讨。

日本向来被西方国家看作是个服从性很强的社会，故整个日本国家被视为“日本企业”。戈登教授则认为这是个误解，日本人并非天生服从，这种状况只是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称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这段时期为“标准化”及“共同体验”时期。“标准化”是指大规模化、官僚化及商业化，它是20世纪60年代高速成长后的结果。在政府及企业推动下，“跨战争”时期的多元矛盾逐渐约化为一种国民共同经验：借着教育及职场的制约，人民的行为渐趋一致，在各种集体记忆塑造下，共同意识得以完成。这种经验非日本仅有，亦见于世界各地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也是戈登教授全书现代化理论的主旨。

总括来说，本书为不了解日本现代历史的读者提供一个包罗万象的入门，而且通过活泼生动的描述，细致地反映了日本人在过去200年生活层面的各种面貌，是一部值得推介的大众读物。至于对日本史以及对历史有兴趣的读者来说，本书则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切入角度，刺激我们重新思考。特别是戈登教授所提出来的世界共同体验的历史角度，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是我们应该面对的一个严肃课题，阅读本书也许正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序言（英文第三版）

面对现代世界急剧的变迁，日本人民在过去200多年的经验是个令人赞叹的故事。而本书以此为重点，开始于德川幕府统治的后期1800年前后，终结于21世纪初的日本。

这200多年间，正是现代世界史无前例的蜕变期。现代世界的出发点在1800年左右，这一时间点开创了世界史不平凡的阶段，亦象征日本巨大变化的初期，然而两者的联系是千丝万缕的。英国的工业革命急遽地改变全球经济及军事力量的现况，法国及其他地方的政治革命催生出现代民族国家及民族主义，不但推动连串的新观念的产生，为人类社会争取正义及机会，而且为全世界发展出各种全新的统治形式。本书第一部分便是检讨上述各种全球性变迁如何汇聚于日本，与此同时，日本德川幕府统治亦面临不断高涨的政治及社会危机。

在第二部分，本书转为关注日本的近代革命及19世纪末的惊人变迁。这一时期历史通称为“明治时代”，“明治”为睦仁天皇在1868年即位时所用的年号。在明治一朝，日本迅速由半殖民地变为帝国主义强权的一员，其成就令人吃惊。第三部分则叙述日本的帝国主义时代，始于日本一跃成为全球强国之一，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生灵涂炭的体验以及占领时期。最后一部分则探讨当代日本的战后历史，以及今天日本人民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当然这亦是世界各地问题的一部分。

各种主题的相互关联性与现代体验

本书的英文题目其实反映出两个重要的主题：现代性及关联性。通常这类书籍会题名为“日本现代史”（Modern Japanese History），如此一来，整个写作重心便会以日本为主，强调其日本特性，也就是说向读者诉说一段以“日本”为中心的历史，只不过它是发生在我们称为“现代”的这一段时间而已。本书则题名为“现代日本史”（AModern History of Japan），目的是把重心由日本性转移至现代性，因此它是要诉说一段“现代”的独特历史，只不过发生在一个名为“日本”的地方而已。

换言之，日本现代史是世界现代史的一部分，两者无法分割开来。亦出于这个理由，本书不能不以关联性作为其主题。事实上，海外对日本一直有深远影响，它包括思想、事件、物质以及资源，无所不包。当然日本对其他地方亦有其影响，两者相互交流的结果有时是正面的，有时则是负面的。无论如何，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日本人民与其他地方的人民有不少共同分享的东西。当我在以后各章中谈及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各个领域时，这个主题会更为清楚。

德川政权的危机当然有它的内在因素，但国际环境的变化确实加速了德川统治的崩溃。一群新一代的领导人谱写出一个国家建设的剧目，反映出他们理解了欧美诸国军事及经济力量兴起的缘由。在反对及争论之下，他们所走的道路有一定的曲折迂回，但其现代化工程的确有很大影响。从他们的时代开始，日本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民族国家的特质成为其现代史的核心主题，而本书讨论的重点则是其重组政治生活的斗争过程。这些矛盾所涉及的观念与制度都是现代世界政治生活的焦点：宪法与国会、君主与民主、两性权利、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及军人的角色，等等，不一而足。本书一方面重视统治者执行的政策，另一方面亦关注一般大众的政治行动，这对各个政策也有影响。

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19世纪及20世纪资本主义在日本的冒升是现代化的一个有关面貌。本书会讨论政府及私人的角色，还有工作人员与管理层的互动。日本与其他地方一样，其社会关系十分复杂，社会阶级之间、两性在职场及家庭之间、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这些关系都是复杂且有重大影响力的。要求和谐相处的呼声不时发出，有时有效，但冲突依然是常态，而且颇为严重，本书会特别注意这方面。

现代世界史的第三个面貌是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冲突后所唤起的国家意识。日本在亚洲及全球所扮演过的角色十分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它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日本曾于20世纪前期在国际上带来深重灾难。从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原是个无独立性的半殖民地，为西方列强掌控。但到1905年，这个新国家却成为殖民强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在20世纪30年代及40年代，日本转而进行帝国扩张，并发动战争，要在整个亚洲建立霸权，结果以失败收场。自此，日本在全球政治上成为一个和平而消极的国家。日本、亚洲及西方这三者的关系不但变动不休，而且至今仍难有定论，这也是以后章节的重要焦点。

在现代历史的整个脉络中，关联性的另一面是多元性。任何地方的历史在宽广的世界史中都自有其独特性，日本亦不例外。如果关联性及全球互动为日本现代史的核心主题，无可否认日本人民的思想及行为也有其独特性。本书固然强调日本与其他地方分享共有的现代经验，但亦会指出日本与众不同的一些经验。举例来说，德川时代武士统治阶层的特性，无疑会塑造19世纪末现代化运动的形态。日本现代史的另一个特征便是国家强有力的角色，政府一直要求掌控社会及经济变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混乱，社会阶级关系和两性关系均包括在内。政府的行动有时会触发意想不到的结果，其重要性亦不容忽视。

承认日本现代史的种种独特性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学者和学生不要用只此一家、与众不同甚至异国情调的眼光来看待日本历史。这种错觉的存在，部分原因是日本人自身孜孜不倦地要界定何谓“日本性”，并希望能藏之名山，传之万代。他们的做法有时近乎执着。至少从19世纪到今天，这种情况仍然存在，因此日本人这种对界定“日本”的热衷，成为本书在讨论精英及大众文化时的一个重要主题。本书会指出很多所谓的“日本传统”只不过是现代世界中所创造的神话而已，部分“日本传统”被视为进步的绊脚石，部分则成为日本的典型，并向世界展示。正如美国人一直要寻求一种独特的“美国式生活形态”（今后亦会继续下去），并誓言负保护之责，而法国人、中国人以至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人类，其实亦同样会宣称他们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特性，并要努力保卫之。因此在整个日本现代史中，要找出一种“日本性”，并要保卫它，这种深沉的热心到今天仍然存在，并非稀奇之事。

谢词

在准备本书第一版的过程中，我一直很幸运地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及建议。哈佛大学的几位研究生担任我的助理，替我搜集资料，准备图表，查考众多史实。我得感谢杰夫·贝利斯（Jeff Bayliss）、泰德·麦克（Ted Mack）、中野洋一（Yoichi Nakano）和埃默·奥德怀尔（Emer O’ Dwyer）。贝利斯和麦克同时亦协助书写与他们自己个人研究范围有关的部分，如日本少数民族史、文学史与出版史。在处理泛亚细亚主义这一主题时，杰米尔·爱甸（Cemil Aydin）同样给予我建议。我的同事海伦·哈迪克里（Helen Hardacre）在20世纪90年代的宗教问题上给我提供了重要建议。在出版社要求下，很多同仁阅读整部书稿，并提出详细且极有帮助的建议，他们是加里·阿林森（Gary Allinson）、蒂莫西·乔治（Timothy George）、芭芭拉·莫洛尼（Barbara Molony）及两位匿名评审。牛津大学出版社编辑南希·莱恩（Nancy Lane）、焦亚·史蒂文斯（Gioia Stevens）和彼得·科文尼（Peter Coveney）极富耐心，为我提供支持并给予了重要建议。

在准备第二版时，我受惠于五位匿名评审人的意见，他们指出第一版中的各种缺失。哈佛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杰里米·耶伦（Jeremy Yellen）给予必要的研究工作上的帮助及宝贵意见，使日本与东亚各地关系的叙述得到进一步改善，并调整了第17章的结构。另一位研究生费边·德利斯勒（Fabian Drixer）则协助人口史部分的写作。在准备第三版时，我同样受惠于另外七位匿名评审人，他们对最后一章的意见尤为珍贵。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业理查德·塞缪尔斯（Richard Samuels）亦为新章节提供了不少好的建议。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尼基尔·卡普尔（Nikhil Kapur）根据实际使用教材的体验列出一份详细清单，供我修改及更正本书之用，令我十分感激。

我应该特别向森谷文昭先生致谢，他把本书第一版翻译成日文（2006年由みすず書房出版）。在其翻译过程中，他找出少许行文上的差错及一些更重大的错误，这些错误在本书中均已全部更正。他还根据自己的知识及研究，建议对一些课题进行扩充及修改，包括战前日本的棒球史、1959年至1960年修改安保条约的争议，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这些意见对我修改第三版的相关章节帮助甚大。

在诸位种种协助下这本书才能以更完美的面貌呈现给大家。当然，若书中仍有不足之处，我个人是需负全责的。

第三版改动之处

•在第三版中，上一版最后一章已大幅度修改，并重新命名为“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它涵盖的时间从1989年至2008年。

•新增的最后一章从全球语境下讨论日本近年来混乱的历史。它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并把读者带到2011年3月11日的悲痛事件，最后则涉及灾难之后续情况。章后附有彩色地图及照片，作为反映这次灾难的文献。

•在说明史事过程中，会融入更多平民百姓的“声音”。

•增加文化史课题，如卡通、漫画及爱情旅馆，等等。

第三版的评审人

•亚历克西丝·杜登（Alexis Dudden），康涅狄格大学

•杰弗里·迪姆（Jeffrey Dym），加州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

•杰克·L. 哈默史密斯（Jack L. Hammersmith），西弗吉尼亚大学

•乔治·卡兰德（George Kallander），雪城大学

•卡罗琳·尼尔（Carolyn Neel），阿肯色理工大学

网页地址

本书英文版的辅助网站是www.oup.com/us/gordon，提供书中主要文献的英译、报告题目、学习问题及其他有关网址，有助进一步学习现代日本史。

绪论：历史长河的绵延烙印

日本领导层在1868年取得政权，其所推动的连串改革其实有若一次革命。然而要掌握明治维新前后的变动，则不能不了解日本在17世纪所形成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体制，及其在18世纪及19世纪以后的变化。此一时期史称德川时代（德川为统治者的家姓），亦为本书第一部分的重点所在。但若使初学现代前期及现代日本历史的人理解此一令人目眩的时代，则必须追溯日本历史在地理、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等各个重要方面的情况，这一切到现代仍为重要因素。

一、地理与气候

日本今天的疆域为一锁链形群岛，距朝鲜半岛最近约160公里，距中国则约800公里，四个主要岛屿是九州、本州、四国及北海道。（要到19世纪日本才真正掌控北海道的人民及土地）。群岛是东北至西南对角走向，全长约2 000公里，略等于美国东岸的长度。因此可以说日本全国临海，内陆最深入的地区亦不会离海岸120公里以外。日本总面积略少于38万平方公里，约等于美国蒙大拿一州的面积。日本雨水充足，雨季在潮湿的春末来临，集中在夏季的6月及7月初。但与亚洲其他季风区相比，日本很少有大暴雨，然而水资源仍足够灌溉及种植稻米。

日本陆地表面超过2/3由崇山峻岭组成，低地平原面积不超过总面积的13%，高原则占12%。日本的高山有不少是火山，自古至今均如是。事实上，日本历史上有关火山爆发的记录不少（从公元6世纪开始到现在，日本的94个火山中，共约有1300次火山爆发的记录），其威力猛烈，故无论从次数还是强度来看，均超过世界其他地方。[1]日本列岛位于所谓“环太平洋火山带”上，处于太平洋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交汇处，状态极不稳定。这个地震及海啸多发带沿太平洋周边，世界上约90%的地震都发生在该处。日本地震的年爆发率最高达1500次，在20世纪及21世纪初，便发生了三次极度严重的地震。

除了地震及海啸的状况与可能性，上述日本的地理位置，有几方面与其近代发展有关。九州岛南部与亚洲大陆的距离之短足以令双方在2 000年前便能建立海上交通，而其长亦足为天然屏障，不易轻渡。是以近代以前，鲜有来自亚洲大陆的军事侵略，日本亦不易渡海远征。此种不短不长之距离，无论在近代以前还是近代，都使日本岛上的居民对亚洲大陆文化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引以为傲，另一方面又要强调其独立自主性。

日本气候温和潮湿，本州岛中部以南地区更为明显，故农作容易，人口繁衍。在中国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日本人口约500万，到19世纪初则增至约3 000万。其中两个平原地区最为重要，是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生活的中心。西面的关西平原，即今天大阪及京都地区，为上古至中古时期各闹市之所在。东面的关东平原，面积居全国平原之首。德川时期以前，关东平原沿岸只不过是渔民聚落，其后发展成首府江户。1868年以后更名为东京，成为今天日本的首都。

日本气候固然宜人，平原亦适合耕作，但起伏的地形却将其人民分隔。日本各岛虽然位置上邻近，但岛上的森林、山脉及短急河流却有碍交通运输，政治上不易统一。今天的日本政治上团结，民族认同感强烈，乍看即会把此种团结及民族情感归因到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其实这是错觉。在近代以前，中央政权大都仅在首都周围，除此以外地区的统治能力十分有限。德川政权建立于1600年，在此之前约300年的历史最为混乱，甚至在德川时期，虽然政治稳定，兵甲不兴，但地方统治者仍具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力。今天所说的日本共同文化，能见于当日一般民众者其实并不多。所谓日本是个万众一心的地方，人民因此能组成一个团结的民族，此种看法是现代才形成的观念，“日本性”其实只不过是硬拼凑起来的认同概念，与其地理实况并不相称。

二、政治制度

天皇在日本现代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近代革命浪潮中，天皇制度可以说是少数硕果仅存的君主政体之一。然而从历史来看，天皇在19世纪及20世纪所领导的转变及所产生的影响力，可以说史无前例，或可以说只有7世纪及8世纪时的天皇地位可以与之相比。

今天的皇室可以溯源至6世纪初的大和家族，约与中国南北朝同时，它由关西平原发展起来。皇室担任氏族内男女祭司之职（早期天皇中有8位是女性），并与邻族争夺霸主地位。到8世纪初，大和族已夺得政治及宗教权力。它打破过去新天皇必建立新首都的旧习惯，于710年，首次在平城（即今奈良）建立“永久”首都，后于794年迁都平安（即今京都），日本才有一个真正稳定的政治中心。奈良建都后，大和朝廷下令修纂史书，编造一个神话谱系，将天皇起源追溯至公元前660年，至修史时已历经28个天皇，但都是以传说为依据。此古代神话到19世纪末又再度复活，成为天皇正统历史的“现代”版。

日本的正史时间是以天皇“年号”的先后次序为标志。新天皇临朝即位会马上命名新年号，但每一朝的年号通常有好几个。直至近代睦仁天皇即位，改元明治（1868），才开创了一个朝代一个年号的习惯。

天皇拥有无上权力，在政治上举足轻重，然而这仅限于日本早期历史。自中国唐末到清中叶的一千年间，除了少数天皇，其他大部分天皇都无政治影响力。但在宗教上，天皇仍沿袭本土神道传统，担任神官角色，而实际统治日本者则另有其人。他们假借天皇的名义统治，最初是天皇的近亲贵族，其后是出身于不同政治及社会背景的武家。因此，19世纪的近代君主制能有如此高的政治地位，实与其传统历史相异。

在19世纪的革命浪潮中，具有历史渊源的武士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各自出身不同，但日后都成为显赫人物。武士最早见于10世纪左右，即中国五代十国及宋朝初年。他们原为地方上的战士，服务于首都的贵族或皇室，靠弓箭闯天下，后来他们开始与贵族平起平坐，最后甚至反客为主。在12世纪80年代，在位于关东沿海地区的镰仓出现第一个武家幕府政权。其首领源赖朝虽以武力取得天下，但仍请求天皇赐封将军名号（正式名称是“征夷大将军”），使其统治合法化。其后的武家政权，如近代前期的德川幕府，亦自天皇取得将军名号，奠定其统治合法性。

至于武士之战斗技巧则与时俱进，由弓箭到刀枪，最后到16世纪时使用火器。武士的政治及社会组织亦不断演变。早期武士在战阵中多靠单打独斗，地区武士家庭则散布在乡间，不太能控制其辖下的人口。直至15世纪及16世纪（中国明朝时期），武士之组织才较严密，统归军事强人率领，号称“大名”（即最大名田之主的略称）。政治结构到16世纪中叶仍十分松散，日本各岛为数百个名藩割据，其首领大名各个拥兵自重，相互攻杀争雄。日本近代前期政治史的特征就是群雄征伐，多数大名屈服于少数有力大名之下。

三、早期对外关系

直到16世纪40年代，欧洲传教士及商人才首次来到日本，当时日本尚未开始其统一大业。西方人带来了枪炮及上帝：火器令各雄藩增广眼界，增加生力军，加速了各岛的统一进程；基督教的影响则较小，到1600年，在西班牙及葡萄牙传教士的努力下，信奉天主教的人数一度达30万。日本统治者由于害怕其子民因信奉外国宗教而反叛，于16世纪90年代开始禁止基督教，并进一步限制对欧贸易。对战国三雄之一的丰臣秀吉而言，锁国尚有另一个原因，即葡萄牙人贩卖日本人为奴隶，这使他气愤不已。到17世纪30年代，各项限制已全面展开。因此欧洲人在日本近代历史的前一个世纪中虽曾担当重要角色，但其影响仍然有限。

相反，亚洲其他地方的人，特别是中国人及韩国人，自古以来即在日本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可以说在前现代历史中，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及日本群岛三者是分不开的。

近代以前的几个世纪中，亚洲各地统治者的关系主要建基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制度上。南至越南，北抵东北亚，中国皇帝是整个地区中最具权势的人。他视疆域以外者为未开化之人，统治各地之国王会派人入使中国首都朝贡、叩头、贡献方物，以至歌颂天子圣明。同时，皇帝会给予列国保护，并特许其贸易牟利。朝鲜半岛及越南国王并不乐意朝贡制度中的臣属关系，他们接受此等义务只不过是迫于中国力量的强大。但是日本则不同，其精英虽长期吸收中国及朝鲜的文化成果，但他们大多不愿在此种朝贡制度下称臣。由于拥有海洋屏障，日本较易抗拒朝贡压力。虽然如此，日本在19世纪以前仍无法设计出另一种地区制度；直到近代，日本迅即接受了西方外交及国际制度，并运用西方语言，大玩其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游戏。对日本而言，这是其近代革命中的一环，也是其与邻近亚洲国家的不同之处。

当然，形式外交只不过是其中一部分，日本与亚洲各民族在近代以前可以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文化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几乎无不以亚洲大陆作为其出发点。在公元前300年至公元300年，约当中国秦汉魏晋之世，中、朝移民为日本带来稻米农作。直到20世纪，稻米仍占据东亚经济的核心地位，新军事技术亦约于此时传入。其后数百年间，在移民及日本远游者的共同努力下，日本输入了以中国象形文字为基础的书写系统（见图0.1），另外包括各种政治及宗教上的思想与制度。日本古代文明能在奈良及平安时期（8世纪—12世纪）开花结果，实奠基于此。到中古时代（13世纪—16世纪），日本与亚洲大陆间仍维持着重要的宗教及经济关系。因此在近代开始以前的1000多年间，亚洲大陆各种文化通过日本人或移民输入日本，并融入当地。

图0.1 上图为现代日语中使用的汉字，它们在古代由中国传入日本。“月”是象形文字，象征半月形状；“上、下”两字是指事文字，其意义较抽象；“権（权）利”则是合字成词，与原来的图像已无直接关系，该词是日本人在19世纪创造的。

在输入的各种文化中，佛教与儒学是特别重要的，它们在宗教、哲学以及政治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佛教约在公元前5世纪在南亚出现，其后在东汉时期即公元1世纪或2世纪进入中国，并进一步传播到朝鲜半岛。在6世纪初，朝鲜的百济国王把佛教经典及佛像传至与天皇亲近的氏族，此为日本接触佛教之始。

原始佛教着重强调人生一切皆苦，其在印度发展，继而遍及亚洲各地，逐渐演变出思想及实践均不同的宗派，目的是引导世人达到涅槃或明心见性之境，以解决人的存在的痛苦。部分教徒强调禅定或苦行的方法，亦有主张诵经及求助超能力以获解救者。

在7世纪与8世纪间，日本佛教首次出现高峰期，展现出其文化及政治影响力。不过各宗派很快便衰落，其后数百年间，取而代之兴起的是另一些新教派，如主张静坐的禅宗或强调信仰的净土宗及日莲宗。佛教亦逐步在社会中扎根，不但深入乡村，亦在武士、平民以至贵族间巩固地位。部分寺院发展成庞大组织，不但拥有武力，亦谋求得到政治地位。少数中古时期的教派独自建立起政治权力网络，成功地深入基层。德川幕府则将各佛教宗派置于严密控制之下。每一个乡镇和村庄都会有某个宗派的寺院，统治者亦利用它们掌控人口变动状况。经过数百年以上的发展，佛教已成为日本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力量。有如中古时代的新儒学，佛教一方面引领新思潮的出现，一方面亦成为旧传统的守护神。

儒学的道德及政治思想，自古以来在日本即有重要影响力。儒学强调统治者选择官员应以道德情操及学问修养高者为上。道德修养应始于家庭，凡子女事亲必以孝，特别是侍奉父亲。圣人能成为他人的表率，是因为他们力学不倦，并因此培养出仁人之心。中国古代精英所创立的科举考试制度，以圣人留下的经典为范本，并以之为测试道德及学问的标准。直到20世纪初的一千多年里，中国皇帝及政治高层均以科举考试为选才必经门槛。儒学思想及其经典传入日本的方式一如佛教，都是经由百济国。儒学的政治影响力同样在7世纪与8世纪间的日本首次达到高潮，因为日本统治者有意模仿盛唐时期的各种儒学制度，中国式科举考试亦曾风行一时。

在其后数百年间，儒学思想及其政治地位日渐式微。不过在中古时代，约自13世纪至16世纪，亦即中国南宋至明，日本渡华僧人带回当时流行的新儒学，由于它强调直接解读古代经典，为儒学注入活水，使其得以再现生机。新儒学的创立者是朱熹（1130—1200），为南宋杰出思想家。他重振儒学，修改传统儒家学说，反对依傍汉唐注疏，主张直接返求孔子及其他古圣人的经典。日本中古时期，朱熹学说一直流行于僧人间，当时有所谓“儒佛僧人”者，悉心研究朱熹思想，新儒学得以在当时日本的丛林寺院中取得一席之地。到德川时期，新儒学复散播于世俗间，成为一股重要的文化及政治力量。

由于大家都在争取贵族护荫或政治地位，佛教与儒学信徒的关系有时候会相当紧张。但整体而言，就所宣扬的教义或所宗奉者来看，佛教与儒学在古代大致仍能和平共处。两个学派都不会单方面宣扬真理在己一方，因而排斥另一方。故儒学及佛教教义均能并存于日本，并生根于其文化中。

佛教与儒学亦能与日本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平共存。日本早期信仰十分驳杂，各地都有不同的宗教活动及参拜寺社，到8世纪时统称为神道。神道内各个圣者均称神，不少神与农业及地方社区生活有关，平日被供奉于一个小神社内，一年中只在礼拜及节日时才被请出。神道礼仪及信仰，强调保持人类社会及自然中的纯洁性及活力。还有些神是专门保佑政治家族，最重要的当然是天皇家族。天皇家族号称是天照大神之后。另外一些重要神社，很早便成为皇室祭拜祖先之地，其中最重要的是伊势神社。

经过许多世纪，神官、佛僧及儒者（有时是一人兼三者）已将儒佛传统整合到神道庙堂之中。8世纪以后，佛寺与神社经常比邻而居，中世纪更创神佛垂迹之说，神祇只不过是佛的另一显相而已。德川早期的儒者，亦同样强调儒学与神道的共通之处。

虽然如此，三者在宗教上及伦理上的相异之处仍不会消除，何况信徒之间有时亦因意识形态或政治上的需要而发生冲突。由近代早期至今，日本历史上各个多元因素一直备受讨论，甚至被不断解释。人们有时视这些因素为接受现代性的障碍，又或视这些因素无关宏旨；另一方面，亦有人颂赞日本的多元性，视其为近代“日本人独特身份”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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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年的日本群岛居住着3 000万农业人口，商业繁荣而蒸蒸日上，都市生活亦虎虎有生气，约有1 /10的人口居于城镇。在德川半中央集权式的统治下，日本已成为东北亚外交及贸易体系中的一员。

然而就全球观点而言，日本仍为一个相对落后地区，它的政治及经济关系无法超越东亚范畴。资本主义虽略具雏形，政治危机亦随处可见，但在短时期内，似乎仍无法出现经济社会或政治文化上的革命性转变。

但到1900年，日本已历经一场复杂的革命。它成为欧美地区以外唯一的立宪制国家，它亦是唯一的非欧美帝国。在当时的非西方地区中，日本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能成功跨越工业革命的国家。

日本在20世纪的转变亦十分突出，生气勃勃的民主运动很早便出现，导致激烈的社会矛盾，劳工与资本家、佃农与地主冲突不断。现代也带来两性关系的改善及不稳定性。在20世纪上半叶，政治上是层出不穷的恐怖与暗杀，帝国则积极对外扩张，其所推动的战争杀戮不断，为该世纪最惨不忍睹的暴行之一。踏进21世纪，日本走向和平化，并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然而苛酷的新挑战接踵而来，日本人民面临着各种困难，包括重振经济、教育年轻一代、供养老年人，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活动。

本书的目的是厘清这段历史中各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一方面不抹杀历史传承，另一方面亦留意激烈变化，希望能掌握日本人民如何理解他们自身的经验。上述各种议题虽具争议，但却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已成为世界人民共同遗产的一部分。

第一部分

德川政权的危机

第一章

德川体制

日本近代是一个急剧变动的年代，不过在近代之前的200年，日本却是史无前例的安定，史称这一历史时期为“德川时代”。德川武家一族于1600年至1868年统治日本，但后世给予它的评价却因时而异。德川的统治建立于苛酷的法律基础之上，其目的是严格限制社会不同阶层及地区间的人口流动。据说统治官员遵奉的座右铭是：“百姓就像芝麻油一样，你愈用力榨，它就出得愈多。”[1]与此同时，德川统治时代是个太平盛世，农村生产发达，商业繁盛，城市生气勃勃。17世纪90年代，一个观察入微的欧洲人写道：“日本各藩的交通要道每天熙来攘往，在每年的某些时日里，其拥挤程度有如欧洲稠密城市的街道一般。”[2]

在整个德川时代，一方面，法律多如牛毛，处处规范；另一方面，其治下人民虽间或粗鲁不文，但却积极进取，因此日本在这一时期产生极大变化。这些变化虽然重要，但却无助于德川体制顺利过渡至近代，因此到19世纪，幕府要应对许多严峻的难题：无所事事的武士产生身份认同危机，固有制度及思想无法应对内外交迫的压力。面对社会日益紧张的气氛，抗争活动不断；统治者则坚决维护既有秩序，最终难逃崩溃的命运。德川幕府于日本近代化起步之际垮台，要了解当时所面临的无法预估的困难，则必须回顾德川社会体制的源起及各种问题出现的过程。

一、统一天下

终德川一代，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兵甲不兴，这与前面的战国时代大相径庭。战国时代可追溯至1467—1477年京都应仁之乱。京都建于794年，为历代天皇的居所，是一个寺院及豪宅密布的美丽城市，却毁于应仁战火中。其后百年间战祸频仍，号为大名的地方武人招揽数以千计的武士争霸，互相争夺土地及人民，控制商旅。

战争虽然为该时代的主轴，但不能说此百年完全乏善可陈：商业仍然兴盛，国际性商港相继出现，而且实行高度自治管理；一些佛教信徒亦组成一向宗[1]，不受大名管辖。

在16世纪70年代至1600年，相继出现三个卓越但不留情面的统治者，他们建立起一个垂教后世的政治秩序，使日本人在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能享有250余年的太平日子。在此新制度中，部分大名与武士中的顶尖分子仍可以保留其政治统治地位，但其性质则发生大幅度改变，经济及文化生活也与以前大不相同。

号称开统一日本先河的是织田信长[2]（1534—1582）。他出身尾张藩，作为一个位于名古屋地区附近的大名，原来力量并不大。1555年他开始以残暴手段扩张其势力，首先对付境内的佛教力量，断绝各佛寺的粮食，屠杀数以千计的僧人，焚毁许多图书馆及寺庙。1580年，他征服一向宗，它是佛教的一支，亦是当时最有力量的寺院势力之一。1582年当织田信长被其下属谋杀时，日本已有1 /3的土地为其所统一。

由于时人对织田信长又敬又畏，故史家对信长的评价向来颇为负面，称其“冷酷无情”，是“一个残忍且麻木不仁的禽兽”，甚至称其为“日本阿提拉”[3]。[3]但织田信长并非只是一介屠夫，他所创设的政治制度均为后继者沿用，为德川时期的和平盛世奠定了良好基础。对于地方村落，只要能纳税，信长都容许它们有较大的自治权力。由于他建立了税收官僚体制，其下属武士便不能直接向村落征税。收税官员把所收税项部分分配给武士，部分上缴给信长。与此同时，织田信长亦将中下级武士与其领地分隔，意在收回各武士的田地“所有权”；不过他会按照各中下级武士原有领地的大小及产量，实际发给他们俸禄。借此人地分离政策，信长成功拥有调动臣属的权力。

为推动人地分离政策，统治者必须掌握田地的面积、产量以及所有权。信长率先全面丈量农地，为德川时代的政治体制奠定基础。信长亦没收各村落的武器，强化武士与农民的社会阶级差异。

信长去世前夕，他手下的一名将领即沿袭其做法，并因此雄踞一方，此人便是丰臣秀吉（1536—1598）。秀吉貌不出众，出身寒微，原来只属步兵中的“足轻”[4]，同时代的人甚至讥笑他为“猴子”，传说他的妻子亦以“秃鼠”称之。假如不以貌取人，秀吉其实是一个卓越的谋略家。信长的作风是恩怨分明，对敌人赶尽杀绝，对下属则恩赐土地。秀吉则不同，他采取盟好策略，虽然他对反对者绝不客气，但只要对方愿意投其阵营、宣誓效忠，他都会大度收容。故秀吉扩张甚快，到1591年便掌控整个日本。

秀吉一面继承信长所遗留的制度，一面亦增添新意，将其体系化。为保证各路大名无异心，他建立人质制度。为彻底解除农民武装，1588年他在治下领地中发出“刀狩令”，命令农民交出武器。他亦先后在1592年及1597年发动大规模战争侵略朝鲜，以致损伤无数，并扬言要征服中国。耶稣会教士在1550年前后到日本传教，徒众日多，秀吉亦禁止其在日本活动。到1598年，秀吉的权力达至巅峰，其势力遍及全日本，成为全国大名共主。秀吉殁后，将政事委托于一群他最信赖的将领，称为“摄政”，他们都发誓扶持秀吉后人，待其年长后即交回政权。但秀吉的计划最终落空，在他死后不久，权力斗争马上在各摄政间爆发。

二、德川幕府的政治设计

数十年以来不断的政治变动，最终导致德川家族或者说德川幕府的崛兴。德川幕府第一任将军是德川家康（1543—1616）（见图1.1）。英国学者萨德勒（A. L. Sadler）在1937年出版了一本德川家康传记，他的政治立场是同情德国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故他对家康的残暴一面亦采取恕宥态度，认为“以一般农民或资产者的道德标准，是无法衡量一个军事独裁者的”[4]。

图1.1 德川幕府创立者家康肖像。家康虽然是马上得天下，但在画内，他穿着朝廷衣冠，反映出他统治的合法性是来自天皇所赐的将军一职。（日光东照宫提供）

家康是一个苛酷的统治者，但他也是一个有耐性的谋略家，懂得如何妥协。他是丰臣秀吉的盟友，亦是其最厉害的政治对手。不过家康愿意放下身段，不去挑战那位“秃鼠”。家康首先巩固他在关东平原的地盘，再观形势以待时机。以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为榜样，家康在16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先在藩内建立有力统治。秀吉去世时命家康出任摄政之职，但家康却马上联朋结党，在1600年发动关原战役，击败另一群忠心于秀吉子嗣的摄政，奠定德川200多年霸业的基础。1603年，天皇赐封他为征夷大将军。

1605年，关原战役结束仅五年后，当时家康精力充沛，春秋仍盛，却急流勇退，把将军一职传给其子秀忠，目的是要保证德川家族不会步丰臣秀吉的后尘，令后人能顺利接班。事实上，家康在1616年去世以前，仍在幕后操纵政局，秀忠独揽大权的日子仅有七年。1623年秀忠便退位，由其子家光继位。不过秀忠仍监管他的儿子，直到他于1632年去世为止。

家康之孙德川家光是第三代将军，但他在历史上的贡献与家康不相伯仲。1623年到1651年他在位期间，德川政权的威望达到顶峰。在家康及家光两人手中，德川体制才得以确立，一直维持到西方列强于19世纪50年代入侵日本为止。

家康及家光建立的体制，实得力于信长及秀吉所做的各式各样的政治安排，本书称之为“设计”。这些政治组合五花八门，但它们确保德川家族维持其在政治权力顶端不堕，亦能化解来自各方面的反抗。反抗根源上自大名及天皇朝廷，下至武士、农民、商人及僧侣，都有可能。上述政治组合亦消除了数十年来以至数百年来的各种矛盾，带给日本史无前例的政治安定。当然，创造或支撑上述政治体制的历史动力不会停滞，17世纪出现的政治设计事实上造成了不少矛盾，并最终导致德川政权覆灭。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徐徐展开于日后200余年之中，当时是无法感觉出来的。

1. 大名

德川实施的各种政策，大部分在信长及秀吉的统治期间都有先例可援，家康及其后继者只不过将其变得更有系统而已。有关大名的设计最为重要，家康规定每一个藩只能有一座城堡，各大名亦要向他宣誓效忠。家康严禁诸藩间互结盟好，并派出大员巡视，以确保各大名能遵守此规则。为加强监控，家康规定各大名联姻要事先征得幕府同意。

家康不时要大名捐助幕府各种宫室营造工程，江户城便是其中一个建设重点，日后成为德川幕府的权力中心。不过德川幕府并未向各大名征税，最类似税收的便是这种不定期的强迫性“捐助”。各藩在财政上自主性很高，成为对德川幕府权力最严重的限制。家康模仿秀吉做法，将幕府统治建基于各大名政治联合之上，他容许约180位大名在藩内有自主权力，并世袭藩位，前提是该大名必须效忠德川幕府，奉行将军命令。[5]

家康之孙家光，进一步扩大幕府权力。家光规定将军有没收大名领地的权力，并将其分配给他认为可靠的领主。他亦运用这项权力，变动各大名领地，目的当然是削弱力量太强的大名。家光有时亦没收大名的部分领地，转赠给直属他管辖的旗本武士，这些土地统称为德川幕府的家地。凡忠于德川幕府的大名称为“谱代大名”。家光多次没收有敌意的大名的土地，将其转赠给各谱代大名，通过此政策，家光得以确保德川家族的霸业。

上述各个政策的结果是，家光重新分配500万石的土地[6]，约为日本1 /5的可耕地。在土地重分过程中，家光对“外样大名”特别苛刻。所谓“外样大名”，是指关原战役中与德川家康为敌的大名。家光即将军位后，为保卫权力中心的江户城，以此为圆心，将其周围划为德川家地，稍远则封赠给同一阵营的“谱代大名”及有亲族关系的“亲藩大名”。曾一度为敌的“外样大名”，则被分配至日本三岛最边远的地区。

家光另一个重要改革是参考德川以前的做法，建立“参觐交代”制度。参觐交代制能切实掌控其过去的敌人，这代表了德川霸业的完成。它根源于1300年前后的镰仓幕府，当时的将军为监视各藩，规定各大名必须到首都“参拜”，不能居住在藩地。到16世纪后期，秀吉亦好几次要求有力大名参拜，以维持双方紧密的关系，但秀吉并未将其转化成常规，或要求所有大名服从。一直到家光出任将军，在1635年到1642年此项政策才成为定制。

家光要求所有大名在江户及藩地均建造居所，在江户参拜将军，住满一年后即回藩内，藩内居住满一年再回江户。当大名回藩时，其亲属则要留住江户。这是一个十分厉害的政治控制手段，在江户的各个藩邸其实是一个人质集中营（当然，各个“人质”若不打算离开江户，其生活环境是十分优裕的）。在实行参觐交代制下，江户城关卡贴有下面的标语：“不容妇女出城、火枪入城。”换言之，妇女出城，代表大名离心；枪炮进城，代表乱事将兴：两者均表示德川幕府的权力出现问题。不过在德川200多年的统治中，始终未见有真正挑战德川权威的大名。

参觐交代制的作用不只是监控，它也能严重削弱各大名的实力。首先为了维持江户及藩内的藩邸——江户藩邸有时不止一个——大名不得不增加开支；其次是往来江户与藩城间时，大名按仪制必须有庞大的队伍陪同，所费不菲；再次是江户藩邸编制人员所需支出通常占大名每年2/3的收入。总而言之，参觐交代制在政治上疏远了大名与其藩领的亲密关系，因为他们有一半时间在外。同时不少大名由身在江户的母亲或臣属抚养，直到长大后才有机会踏足本藩，对本藩的认同感很薄弱。

2. 天皇制度

第二个关键性的政治设计是天皇，它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政治象征，亦是幕府控制政局的重要手段。到15世纪及16世纪，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天皇制度都陷入困境。家康继承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的政策，在经济上支持皇室，使其摆脱过去百年来的财政拮据状况。征夷大将军是武士的最高统帅，理论上它是由天皇赐封。因此德川幕府要提高其统治日本的合法性，前提当然是要稳稳操纵皇室。为达到该目的，幕府颁布一套《禁中并公家诸法度》[5]。根据上述法令，幕府有权委任朝廷公卿百官，赐予封地。天皇子嗣一人须居于德川一族在日光的家庙，以作人质之用。在日常小节上，幕府会奉朝廷为上，但又派遣官员一人驻守将军在京都的居所“二条城”，监视皇室一切举动。二条城离皇居仅一箭之遥。

上述政策实际上使幕府将军与天皇平起平坐。19世纪中叶，西方人初到日本，便搞不清楚日本统治的主权所在。1857年，美国代表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到日谈判商务，在其代美国总统皮尔斯（Pierce）致德川幕府的信中，开头便以“日本皇帝陛下”称呼将军。[7]虽然如此，天皇拥有权力正统性的观念仍然很重要，当19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部分武士联合反对幕府时，便以此为号召。

3.武士

16世纪末期，在数百个有力大名的领导下，日本从事战争的武士人数达数十万。当时日本的政治制度类似欧洲封建时期，武士可以拥有一小块封地，称为“知行地”，在此土地上耕作的农民亦归其管辖，他们从土地上征税，补助其各种军事活动。不过武士生涯并非易事，一方面要控制人地，一方面又要防范邻近武士的兼并。为防范虎视眈眈的强邻及不安于室的农民，不少武士便向更有力的大名屈膝称臣，表示愿意承担各种战争任务。然而在统一战争完成后，这些武士便很少回到自己的封地，他们大部分都定居于城镇中。由于各大名均在藩内建造城堡，不少武士便奉命聚居城堡内外，有些甚至被调到江户城的藩邸。亦有武士居于乡村中的小镇，成为名藩官吏，其任务是丈量田地、评估产量、收集赋税及维持治安。至于他们原来的封地，则由幕府或各大名委任专属官员管理。专属官员取代原来的武士，向土地征税，所得收入则上缴藩堡或在江户的藩邸。至于武士原来的田地收入，则由商人代理销售大名所征得的大米，再由各大名支给相等价值的俸禄。

居于城内的武士有权佩带两把剑，部分仍担任警察或治安维持者的角色，但大部分都脱离其军人职务。他们大都被委任其他行政职务，只有少部分游手好闲。但无论如何，所有武士每年都会向大名领取薪水，称为“米禄”，顾名思义，其薪金是源于昔日封地的收入。但日子愈久，武士对封地的感情愈淡薄，最后只剩一个虚名而已。武士受德川幕府的武家法度或藩律管理，为了整体社会的安定，幕府严禁武士间的私下仇杀。

当统一战争结束不久，战事记忆犹新，居于城中的武士仍有浓厚的草莽气息。武士联群结党，上演电影《上海滩》的江户版，这在17世纪初是寻常之事。然时移世易，大部分的武士弃剑习文，他们逐渐成为一个精英阶层，为幕府或名藩处理日常事务。他们名义上享有特权，但实际上其职位是世袭的，不易出头或改变身份。出身中上级武士家庭的人会较易出任高官或升迁，不过他们仍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故武士在德川时期逐渐由战士演变为官僚。至于下级武士，他们不但薪俸微薄，生存环境亦不佳，甚至可以说是贫困。终德川之世，武士占日本总人口的6%—7%。

4. 村民及町人

支撑德川时期安定局面的政治设计的第四个部分是一般百姓，他们占人口的大部分，却完全受人宰制，同时他们更可以细分为若干阶层。17世纪30年代，德川家光曾命令所有百姓向佛寺登记。1665年幕府进一步收紧管控，要求各佛寺确认所有人的宗教信仰。在登记制度下，村民不许改变户籍，甚至其外出旅行亦要事先取得许可。故登记其实是一种政治和社会控制，另一个目的是禁止基督教的传播。自16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便先后多次下令禁止日人信仰基督教。

因此，农村的农民及城市中的商人、工匠的身份被固定下来，累世不能改变。日本人口约80%是农民，其余是各色各样的城市町人。德川幕府对每一阶层的活动范围虽有很多限制，但并未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它容许一般百姓有一定的自主空间，例如外出旅行，德川规定要事先申请；移居到城市理论上亦不容易，但并未严格执行此等法规。按实际情况，只要各村如期缴税，幕府及藩政府便很少介入村中事务。幕府征税以全村为单位，不向个人直接收税，因此村是一个集合体，它主宰村中一切事务，包括内部事务、秩序维持及把罪犯交往幕府或藩所。

至于市町住民的管理，无论其职业是商人还是工匠，无论其居地是直属幕府管理的江户、大阪，还是直属各个大名的城堡，其管理方式大致与农村一样。在农村，武士委任村头担任管理职务；在市町，他们则委任有力的商人组成委员会，负责治安及规范各行业的商业活动。由该委员会选出市町领导人，负责执行法律、侦查罪案及收取赋税。[8]

5. 日本边缘人与日本

日本的正统秩序观是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本，故其社会根据道德标准及世俗权力分为四个社群：（武）士、农、工、商。但有许多社群无法按此标准归类。有些社群在社会上颇有名望或受到尊重，如佛教僧侣、演员或艺术家；亦有很多为社会所鄙视，如娼妓或各类三教九流之辈。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化外社群便是“贱民”，他们的源起至今仍未有定论，但代代相传。他们散居在不同小区，从事一些被主流社会视为不洁的工作，如葬仪、刽子手及家禽屠宰等。除贱民外亦有所谓“非人”，他们本为罪犯，被迫从事一些如拾荒等的卑微工作。

17世纪当中国明清之际，一个名为“吉原”的酒色征逐之所在江户出现，它离将军居所不远，里面的娼馆、剧院以及餐饮业都为江户带来不少繁荣。吉原触犯正直官员的道德感，同时亦诱使武士流连歌台舞榭，荒废正事。不过德川幕府是务实的，对此无意全面禁止。相反，它利用1657年江户的一场火灾，把吉原移至市区外围，重新建造。娼馆以外，歌舞伎及饮食业亦纷纷进驻。江户外围不但为娼馆所在，亦是寺庙及刑场坐落之处，江户大部分的寺院均建于此，刑场亦由上述所说的三教九流之徒世代相传监管。德川幕府通过规划，把娼妓、僧侣以至各种三教九流者迁徙到城市的外围，使他们在实际上和观念上均成为日本社会的边缘人。

德川幕府特别重视各宗教组织，不单其治下人民要向寺庙登记，连寺庙本身亦受到其严密监管。寺庙的数量及地点均有限制，并且每年要向幕府或各大名报告，主要目的是防止寺庙力量膨胀。在德川以前，宗教常常成为世俗权力的挑战者。[9]

另一个边缘社群是虾夷人，他们可以说是日本列岛最早的原住民。在德川幕府以前，他们一直居于本州岛最北部及虾夷（今北海道）一带。德川时代的虾夷人口约2.5万，大部分以渔猎为生。松前藩藩主是位于德川幕府北方最前沿的大名，该藩一方面与虾夷通商，另一方面亦监视他们的活动。在各种边缘人中，虾夷人的地位最模糊不清，德川幕府不把他们当作受日本文明教化的子民，但亦未把他们视作蛮荒外人。

最后一种边缘人是外国人，他们一方面受到幕府重视，但另一方面亦受到严密监控。历史上通常以“锁国”一词形容德川幕府的对外关系。在17世纪，德川幕府的确对那些既要经商又要传教的外国人不假辞色，将其拒之门外。西班牙人及葡萄牙人便因为不肯因商业利益放弃其传教的神圣使命，虽然二者在16世纪40年代便开始经营其日本事业，最后仍要出局。

在1633年至1639年，家康当时正推动其参觐交代政策，他曾发布连串命令，禁止日人与外国来往，不许日人出航至朝鲜以西或琉球以南，禁止武器输出，同时严禁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天主教徒来日本。位于长崎附近的岛原有不少基督信徒，在1637年至1638年，由于经济不景气及受宗教力量的驱使，他们称兵作乱。幕府认为基督教徒本性桀骜难驯，不分男女老幼，对其进行残酷屠杀，死亡数字据说达3.7万多人。家光驱逐葡萄牙商人，最后一条葡船于1639年离开长崎。家光由此禁止所有外国人到日本内陆，亦不许其贩赠书籍给日人。

英国人实际上在1623年便不再来日本贸易，西班牙人则在1624年离开，在葡萄牙人被迫离开后，最后留下来的只有荷兰人。荷兰人以经商为重，无意宣扬自身的宗教理念。在进行贸易时，他们被隔离在长崎港中一个名叫“出岛”的小岛上，不能进入日本本土。

家光的措施影响深远。从17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50年代，日本与西方的联系大幅度减少。而此200多年却是欧洲历史的关键时刻，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殖民美洲等历史事件均在此时发生。它亦包括北美洲的整个殖民时期及美国建国后前七十年。

不过仅用锁国眼光来评估德川时代的日本外交并不完全正确。我们所认识的锁国要到德川幕府后期——约18世纪90年代，才真正在日本社会出现。回到当时的历史节点，幕府颁布命令的初衷只不过是要排斥那些意图传教的西方人，以消除卧侧的政治威胁。幕府并不反对贸易，同时亦鼓励官方与亚洲各地来往。它禁止私人海外旅行，只准许官方外交接触及贸易，目的是由幕府包揽一切，维持其在国内至高无上的地位。

萨摩藩仍可以与琉球贸易，它是德川时期中国产品的一个重要来源地，甚至于1646年清朝建立政权之初，中国仍处在战火之中，幕府官员继续让萨摩藩维持原有贸易。在整个德川时期，长崎的对华贸易从未中断过，它不单是贸易，亦是接触外部世界的窗口。在1635年以前，长崎港不但有对华贸易，日本与越南的直接商业来往亦欣欣向荣。德川幕府准许商人向越南出口以铜钱为主的钱币及陶器，以换取丝绸及别种陶器。到1635年，德川幕府禁止日人从事上述贸易，但中国人仍出入长崎，继续做这种生意。[10]

德川幕府亦与朝鲜维持经济及政治关系。虽然秀吉曾发动朝鲜之役，但在家康建立政权不久后两国即恢复交往，并在釜山建立一个贸易点，其运作情况一如长崎的荷兰商馆。两国间的贸易量不小，当时负责此贸易的是对马藩。对马是位于九州岛与朝鲜半岛中间的一个小岛，土地贫瘠，但靠此贸易，到1700年它的财政收入即便与日本最大名藩的米禄相比也毫不逊色。

德川幕府亦利用外交手段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来自朝鲜的通信使。日本与朝鲜的关系约在17世纪初恢复，在1610年至1811年，朝鲜共12次派遣使节到日本，平均约每15年一次。使节团阵容庞大，人数达300到500人，其主要目的是恭贺将军嗣位或其子嗣出生。虽然日本积极邀请朝鲜人来访，但日本却从未派人出使朝鲜，一来朝鲜人不会主动邀请，二来日本纵使偶有提出要求，朝鲜亦断然拒绝。

琉球与日本的关系亦大约类此，在1610年至1850年，琉球共派出21次使节团。至于中国，德川则从未与其建立过正式关系。因为中国以天朝大国自居，而日本却不欲依照此种模式行事。

德川幕府通过上述几种外交手段，拒绝参与亚洲各国所奉行的朝贡体制，亦即否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它企图创造一个地区性秩序，无论在思想及实际上均与中华体制不同。此秩序不一定是霸权，朝鲜便受到一定的尊重，朝鲜人无须跪拜或向某一象征表示臣服，双方互相以一定的平等身份对待。（但日本很明显自视为琉球的宗主国。）

因为外国来朝可以震慑诸大名，上述外交政策有利于德川幕府统治地位的合法化及建立国内霸权。其中以朝鲜通信使的作用最为明显，1617年和1634年通信使前来日本时，正值锁国令颁布前后。使节团共有428人，不仅受到德川幕府亲自接见，还拜谒了家康陵墓。所有外样大名及谱代大名均参加了各种仪典，他们目睹朝鲜使节带来的各种礼物，并聆听庆贺德川一统天下的祝词，自然心悦诚服。其后的日子中，朝鲜通信使对各主要大名及武士同样起到示范作用，它表示德川政权是受到世界各地承认的。

到18世纪后期，德川所实行的外交政策已转化成一种信念，即德川要排斥西方才算真正统治日本，此种信念牢牢深植于各幕府官员、大名、有教养的武士及乡士等人士的思想中。德川时期著名批判者会泽正志斋（1782—1863）在19世纪20年代便生动地指出：

西洋蛮人如附骨之疽，不自知其身份卑下，渡越四海，徘徊不去，屡屡践踏他人之国，今更不自量力，意欲挑战我国于世界崇高地位，其态度是何等傲慢。[11]

30年以后，西方挟其坚船利炮入侵日本，并坚持西方文明是普世价值标准，终于与幕府的排外思想对决，而德川政权亦因此而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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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述各种政治组合，由德川家康首创，再由其孙家光发扬光大。这些组合在当时被认为是宇宙的自然安排，甚至由天命所定，故万世不可移易。上一代美国日本史学者约翰·霍尔（John W. Hall）便称德川的政治制度为“身份统治”[12]。他认为各大名、武士、朝廷公卿、村人、商人或工匠、僧侣或娼妓、贱民或虾夷人各有其不同身份，因身份不同而各有法律管治，与德川幕府的关系亦因身份而异；理论上每个人都受其身份限制，不过每个社会身份都是一个自治团体，自主性甚高。

为了维持安定及保持自身地位，德川幕府可能十分苛刻及专断，但其政权却经得起考验，能适应现实的变化。它亦为日本列岛带来史无前例的和平及繁荣，无论市町还是农村，其文化生活均活力旺盛而具有创造力。与德川以前的时代相比，其成就相当可观。

但德川体制的弹性及临界点是有其极限的。西方各国的军事及经济力量在19世纪50年代进入日本，与其民族国家体制相比，德川政权显得颟顸而权力分散。它无法对全日本征税，有效利用经济资源；亦无法动员人民，举国一致，甚至不能再垄断对外关系。是以到19世纪初，各种社会经济及意识形态的内在冲突已严重削弱德川体制的政治及社会力量。

[1] 一向宗，属净土真宗，亦称本愿寺教团。战国时期，本愿寺僧人把各地小地主组织起来，成为与大名对抗的力量。——译者注

[2] 日语姓名称谓，通常是先姓后名，本书会按此方式称呼历史人物。因此织田是姓，信长是名。日本史家通常都以姓氏称呼其历史人物（例如佐藤首相），但对少部分著名或臭名昭彰的政治或文化人物则以名字称之，相当于英国人称呼其皇室成员为“查理”或“伊丽莎白”。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及德川家康均属此类人物，本书会按照日本人习惯，只称其名字。——译者注

[3] 阿提拉是入侵罗马帝国的匈奴王。——译者注

[4] 日本武士等级甚多，“足轻”属俸禄200石至500石的中级武士，不少为农民参加战斗而升任。——译者注

[5] 自镰仓幕府至德川幕府，日本政制是二元统治，天皇所代表的朝廷称为公家，将军所代表的武士称为武家，两者各由不同法则管理。——译者注

第二章

德川幕府社会及经济的转变

在200多年中，德川体制的外表并未有太大变化，但其政治制度下的社会经济基础其实是流动不居的。经过两个世纪的经济增长及社会变迁，昔日的社会阶级界线已受到侵蚀，作为社会主要支柱的武士及农民两大社会群体，彼此间出现新的矛盾，而新的矛盾又招致要求改革的压力。

矛盾究竟到达何种程度？19世纪初的德川日本是否已经到达革命边缘？当然不是。若不是西方力量再度前来，引发动乱，德川政权也许可以苟延更长一段时间，不会在19世纪60年代崩溃。不过明治政权之所以能够推动近代化，而且速度快、范围广，这无疑仍与德川时期的文化及社会经济的变化有关，甚至可以说源于当时改革的要求。日本在19世纪的革命实际上是由外缘与内因两方面要素互为而成。

一、17世纪的昌盛繁荣

当16世纪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前夕，日本列岛市町的数目及面积已不断增长。由于大名互争雄长，要拉拢众多武士到其城堡服务，因此促进了市町的发展。除武士外，市町亦充斥着各种服务业人员，町人、工匠及商人等均群聚在城堡四周。[1]

然而由于16世纪末战争及权力斗争频仍，大名的财富亦时起时伏，连带使得各市町基础难以稳定，从商者难以发展；直到德川政权巩固，为其下各藩带来空前和平，各市町才能真正安定下来。当日本在17世纪走上轨道后，各市町的经济发展是史无前例的。大部分名藩的武士已转变成城市居民，就算在一个小藩城堡中，其居住武士亦不下5 000人，他们收受米禄，并以之在城市消费。

德川时代日本走上都市化的各种因素中，参觐交代制的作用最为重要，特别是江户及大阪，这两个城市把各藩的经济整合在一起。没有参觐交代，地方各藩会像独立小国，以其藩堡为中心，四周的农村则提供其所需物质，完全自给自足，藩与藩之间的经济交流会十分有限。

表2.1 1720年前后主要城市的人口

资料来源：关山直太郎，《近世日本の人口构造：有关德川时代の人口调查と人口状态に关する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9）

图2.1 1809年江户城鸟瞰图，背景是峰顶铺满白雪的富士山。将军的城堡在右上角，众大名及其他武士的住所则成一环状，沿城壕而建。商人、店家及艺术家等民众居于图画下方，最底下是隅田川，为当时江户城界。（津山乡土博物馆提供）

藩堡汇聚人口，固然有助于联系内陆农村，促进其发展，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参觐交代制对各藩主上参及居住的限制，它促进藩与藩之间大规模人口、货币、物产以及各种服务的流动。（见表2.1）由于大名要支付来往江户的费用，参觐交代制像一个无底洞，全面吸收各大名的财富。虽然如此，参觐交代制促进了各地城市发展——特别是江户城及大阪城，使地区间贸易及农业商品化进一步扩大。

江户是德川幕府府治所在，为当时日本最大的都市及行政中心，它以将军所居城堡为核心，其余人口为将军及各个大名的武士（见图2.1）。大阪的规模与江户相若，但其活动是以各种买卖为主，是德川幕府的商业大本营。城内经济建基于十多名米商，米是来自各大名的米禄，米商的任务是卖出实物米，换成现金交予大名，大名再用以支付居于江户的武士及工作人员的俸禄，而米商则卖米给城市居民。

图2.2 1640年日本桥，为当时江户城中心。本图生动地描绘出江户民众及商业的繁荣情况，桥底下穿过的船只载有木材、米、鱼及其他商品，桥上行走着各色人等，如武士、平民、僧侣及街头卖艺人。（出光美术馆提供）

在江户及大阪，以及在这两城市间的道路上，行人如织，生气勃勃（见图2.2）。其时的一个证人便是德国医生恩格尔贝特·肯普弗（Engelbert Kaempfer），他在长崎的荷兰馆执医生业，1691年及1692年曾随荷兰人的年度朝贡团进入江户，他写道：

这国家人口之众，真难以想象。我们实在无法了解它是如何维持及支撑如此庞大的一群居民。公路两旁之村庄及城镇，鳞次栉比。离开一村后，马上又得进入另一村。当你走了一段路程，还以为在同一村之路上，其实已经过好几村了。[2]

城市的居住环境并不好，既挤且脏。在18世纪，江户的一般地区十分拥挤，甚至比20世纪后期东京的住宅情况还要来得稠密，它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

整体来说，到1700年，有5%—6%的日本人居住在人口总数为10万以上的城市中。以此标准来算，当时欧洲的城市化水平只及日本一半，约2%的欧洲人居住在相同规模的城市中。若把小城镇包括进来，日本的城市化水平更高。到1700年，日本人口有10%——约300万人——居住在人口1万以上的城镇中。江户的人口达到10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只有清朝的首都北京堪与伦比，但它也是到18世纪才达到相同规模。京都及大阪的人口约35万，与伦敦或巴黎相当。因此在1700年，日本社会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社会之一。

城市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经济效应。最明显的是各种交通及通信设施应运而生，除了要供应城市居民的各种物质需要，同时亦要供应大名来往江户队伍之所需。它们的行列庞大，随行人员数以百计。

陆上道路系统遍布全国，以供交通及旅行之用。两条干道连接江户与京都以至大阪，一条是沿太平洋的东海道线，另一条是穿过中央山脉的中山道。其他道路则以江户为中心，呈放射状向北方、西方及南方延伸。沿途旅社林立，为各商旅提供住宿。由官方设置的旅馆则类似今天的五星级酒店，品味高贵，设备豪华。它们主要位于东海道，专门为大名或高级武士而设；至于平民百姓，则只能局处在较为简陋的地方。当大名上参队伍穿越干道而行，而道路上夹杂着各色各样的商人与参拜社寺的信徒，其热闹情景是可想而知的（见图2.3）。

图2.3 著名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在19世纪40年代的作品。18世纪及19世纪初期，由于各地制造业发达，地区间的贸易及旅行亦日渐兴盛，故陆上干道十分繁忙，从画中可以领会到当时的一些情况。（庆应义塾大学提供）

到18世纪末旅行已成为一件寻常事，因此地图及旅行日志等的出版事业亦逐渐兴旺，甚至可以看到类似今天的德川版旅游手册。一位旅游作家在1810年出版的指南手册中的口吻颇似今天的游客，如：“选择可靠的旅店住宿……饥饿时不要吃太饱……饮用干净的水，不要随便饮用池塘或山泉中的水。”有些提示则主要为某些特定地位的人考虑，如对一般武士，它会说：“夜间投宿，必须把所有剑置于床铺下，戟枪置于身侧。”对地位高者的提示则更为体贴，它会指导如何维持健康，如“饮用白开水时，可略加姜汁”。读者最感兴趣的，可能是各种提示所显露的德川社会的特点——阶级分明，同时用各种方式来维系分际，例如：

旅店客人在入浴时，应遵守职员所安排之先后次序。有时候由于旅店过分忙碌，入浴次序会出现混乱，此时应观察其他旅客的外表，若有看似地位高者，应做礼让。入浴先后是最常引致纠纷者。[3]

道路不但载人，同时亦运货。马队运输事业亦应运而生，数以千计的马夫与商旅争用干道空间。史家曾检视此种运输队的记录，它反映出18世纪经济往来的频密程度。以中山道上的一个交通要点为例。中山道是江户及京都间的干道，道旁有无数支线以联系乡间的农村及小镇。饭田位于中山道的中点，根据记录，平均一年有2.1万匹货马由饭田出发，将本地货物运至远方市场，亦即平均每天有60匹马由饭田运出。假设马夫在晚上休息，亦即白天平均每小时有5匹马离开饭田。同时此记录只涉及由饭田出发的货马，真正的运输量可能是此数字的5至10倍以上。18世纪时有种说法，认为每天通过的马有千匹之多，虽有点儿夸张，但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盛况。饭田只不过是一个内陆的偏远小镇，假如在城市中心区域，其拥挤程度更可以想见。事实上，海运比陆运更有经济效益，故货船运输同样发达。江户人需要庞大的现金用来周转，因此日本各大名都急于将米禄运至市场出售，转化为现金，再用以支付其江户藩邸及上参武士之所需。在日本中部及西南部的大名将大阪港作为大米的集散及买卖中心，故18世纪初大阪的河流上挤满船只，沿岸的商用货仓林立，非常触目。米商是当时商业经济的灵魂，他们通过经营对大名的借贷业务而累积大量财富。

除了人与货的运转外，一个超越现金的复杂货币经济体系亦逐渐形成。大名在大阪出售大米，但米的消费却是在江户，故米商在江户都设有分号。他们在大阪收到各藩的大米后，即在江户支付米款。米商有时亦会在稻米收割之前，向大名预支米款，一个大米的期货市场因而慢慢出现。大名在收到预支米款时，会签发一张收据，保证在一定时间内交给米商一定数量的大米。其后收据会在市场流通，其价值则按大米的预估收购价而随时变动。

在这个日渐复杂的生产经济体系中，城市是商业经济的核心，而各个城镇、道路及海道则有如联结点及动脉，交互成为一个经济生活网络，而消费及制造业所需的各种原料则由农村提供。

值得一提的是德川幕府的权力下限，它通常不介入村内。虽然设有武士负责监管及治安，但他们很少会进驻村中，幕府和大名亦不会直接向各村的家庭征税，税收是以村为单位。至于村民的缴税份额，则由各村的村头及长老自行评估，故村民在决定自身事务上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同时只要他们依照规定缴纳赋税，即可按市场的需求自行生产。

因此江户时期的农民可以不断改良其耕作方式，农产品产量由此大幅度提升。今天并没有关于生产的可靠的整体数字，但个别田地的记录大约能反映当时的实际生产情况，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有50年的产量增加约有1倍。[4]究其原因，并非是技术突飞猛进——它固然稍有改良——而是现有技术能得到广泛传播和有效利用。例如多用犁，选择一些更好的打谷工具，采用较优的水稻种子，大量使用肥料。在灌溉方面，水车比以前用得更多（见图2.4）。

图2.4 图中水车是德川时期广泛应用的技术之一，使农民更有效地灌溉田地，提高农业产量。（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图书馆提供）

有效的耕作方式能广泛传播，教育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学识丰富的武士、僧侣及农人（有时包括相当数量的女性）通常会在农村的寺院中设馆授课，乡下小孩儿，不分男女，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一些有改良意识的农民开始撰写手册，宣扬各种有效的农业技术，到17世纪以后，耕作“指南”的出版已经是十分普遍的事。有关19世纪初日本人的识字率，目前仍缺乏准确统计，但相信男性的识字率在1 / 3与1 / 2间，而女性则约为1 / 5。[5]

由于社会安定及农业产量不断上升，日本人口在17世纪增长得十分迅速。不过由于德川统治初期缺乏可靠的统计数字，这时期的人口数只能靠历史学者推算。然而各个资深人口史学者的推算不同，故得出的数值差距亦十分大，从1000万以下到超过1800万不等。到1720年幕府实施第一次人口普查，我们才有一个较准确的估算，若包括武士、町人以及村民等所有阶级，人口总数应为3 000万。若估算1600年的人口，则年增长率为0.4%—1%；因此可以合理推估日本人口在100年内增长率了1倍。以比较的角度观察，英国在17世纪中的人口增长率只不过是每年0.1%。

二、停滞与活力并存之谜

日本在17世纪虽达到高度繁荣，但在其后的150年间，无论社会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出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即停滞与活力并存。从消极方面看，最显著的现象是本州岛内陆大城市萎缩，其中以藩堡最为突出。根据37个重要藩堡的数据显示，1700年到1850年，人口流失达18%，其中又以经济较发达的西南各藩情况最严重，只有在偏远地区的城镇，社会经济才出现增长。[6]

其次为全国人口数量。从18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前后，日本人口实际上已停滞不前，而这个趋势会因地区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在日本西部，人口仍有少量增加；在日本中部，人口则停滞不前；在日本东部及东北部，人口更是实质性地减少。18世纪后期曾发生好几次大饥荒，1786年发生所谓“天明大饥荒”（见图2.5），导因于数十年来气候失常，以致农业歉收，粮食不足，农民相继逃荒。据史料记载，城市中灾民的尸体堆积如山，甚至出现人相食现象。19世纪30年代又出现连续饥荒，在某些地方，因饥饿或相关疾病而死亡的人数以万计，这种情况在本州岛东部及东北部尤为显著。根据史料记载，人们要以吃树叶草根维生，官方亦发出指令，农民不必待政府批准就可以马上埋葬死者，这似乎颇能反映实际情况。

图2.5 图中表现的是18世纪80年代“天明大饥荒”的部分情况。一个身体羸弱的母亲在啃皮革，而小孩儿则拼命在找奶水啜饮，其他家人不是在啃皮革便是啃动物尸体。由于当时连续出现水灾、寒冬及火山爆发，灾情尤以本州岛东北部最严重，有数以千计的人饿死。光是在弘前藩一地，在1770年有百姓约25万人，到18世纪90年代便减至不足15万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提供）

除了饥荒，另一个令人困惑与不安的现象便是杀婴。导致杀婴的原因至今仍无定论，不过对农村家庭而言，不论是男婴还是女婴，农民要弃养甚至杀死其不想要的婴儿并非罕见的事。纵使是当时的道学之士和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大多数史家，他们均认为杀婴只不过是农民走上绝路，不得不选择的最后手段。但若仔细检视各种人口数据，如寺院登记记录等，则可能有另一种解释。至少在某些农村中，富农比贫户更常杀婴。因此这可能是一种节育手段，不单只为贫家所采用，连富户亦有实践。他们害怕如果不限制生育，一个原来安康的村庄，土地会随人口增长无限分割下去，最终导致无法养活自身。[7]

面对上述诸种情况，城市中的不满陆续滋长，武士官僚认为饥荒及杀婴的出现，无疑反映统治人君以及受治人民均德行有亏。究其原因，精英阶层不具备足够的仁义之心能让农民存活（即缴税），亦未能尽责发扬德川伦理。实际上，寄居城市的大名及武士的生活费用节节攀升，没有几个藩能有足够的财源支付。由于农村产量不断增长，他们本来可以借加税以提高收入，不过大名及武士不取此途，他们宁愿向商人举债，但在债台高筑后他们却无力偿还。因此到19世纪初，整个武士官僚的世界已变得脱节失序。当时对武士便有如下的风评：

今天的武士已经优游自在地过了两百年……在最近的五六代亦完全生活在歌舞升平中。他们不知战斗为何物，同时……他们十个中有七八个羸弱得如妇人一般。[8]

城市商人亦不好过。德川将军与大名拥有赫赫权势，他们干脆赖账不还，这种情况相当普遍，而商人只好徒呼奈何，自己承担损失，此外还要再发行新债务。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新兴的农村制造商与城市商人的关系，城市商人获官方特许，为城市提供各种产品及服务，彼此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冈山城是位于大阪西面的藩堡，人口原本约2万，但却在不断减少中。1789年，冈山城的人曾写下不满的文字：

本城之商业正逐步衰落，不少小商人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来自各藩船只仍陆续增加，不过它们却是停靠在西大寺村等村落以进行贸易，为农村带来繁荣。以前藩堡周围地区的人都会前来购物，但现在却相反，藩堡的人都到农村买东西。以前农村的店家会到藩堡寻找货源，但现在城里的店家反而要派人到农村求取货源……农民与商人的地位正逆转过来，无怪乎不少城里的人都变得穷苦。[9]

无论是出自何人之手，上述文字其实反映出武士、学者或市町商人的焦虑及挫败感，他们向来认为旧有世界的体制是顺天应人、万世不易，但现在却日渐改变。但从上述文字亦可了解到当时的情况，一方面是诸大名及官商等人的没落，另一方面则是农村的兴起。上文中冈山人所指称的“农民与商人的地位正逆转过来”，其实是德川经济另一个面相的证明，即18世纪及19世纪初农村生产及商业的活力。

举例来说，一个专门从事纺织业的小镇，从1757年到1855年，其面积增大了3倍，一份与该镇有关的文献指出：“纺织商汇聚于此，雇用妇女纺织谋生。附近地方人士亦蜂拥至此镇，于此租房居住，有时甚至远租至周围穷乡僻壤的地方。”[10]根据其他资料，当时纺织业会雇用30至50个工人，有时甚至达百人。

其他产业亦相继在农村出现，例如清酒、味噌、豆酱、醋、精油、干果生产等。由于丝绸、棉花及粗布纺织大行其道，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网络亦逐渐出现。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中间商人可多至12层，每一层均掌控着一群实现高度分工的生产者。这种生产方式亦出现在很多日常用品中，如漆器、陶瓷、木具、纸张及纸制品、绳、蜡烛、木屐、染料、梳子及发夹等装饰物。到19世纪时，城市中的工匠及市场已无法垄断上述各项产品。此种变化可以称为农村的“原始工业化”，它的特点是生产规模的扩大，同时出现分工形态的生产网络，可以将产品销至远地市场。这些生产网络根植于农村中的社会及经济体系。少数农村男性及妇女外出到各种制造业工作，赚取工资谋生，人数虽不多，但不断增长，而且愈来愈重要。他们有些是按年或季度签约工作，有些则是流动性高的日薪工人。

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但使新兴农村制造商与传统城市工商业者之间出现矛盾，亦分化农村的内部结构，一边是一个富裕的商业阶级，另一边是挣扎求存的小农及佃户。对后者而言，新的社会状况固然提供了发展机会，但亦充满危机。

在德川时代，贫农并没有太多的合法抗议渠道。如果赋税或债务太沉重，只好一走了之，逃到别的藩去。的确有人出此下策，但无论在法律上还是经济上，此举都颇具风险性。由正常渠道向当局求助并不犯法，不过若遭拒绝，诉愿者可能要面临处罚。正常渠道以外的任何诉愿均属非法，包括任何集体行动。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法诉愿行动日益增多。

表2.2 1600—1867年的农民抗争

资料来源： Stephen Vlastos, Peasant Protests and Uprising in Tokugawa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 46

抗争愈来愈多无疑是个趋势（见表2.2），其中包括群众请愿及示威，甚至攻击官员及有钱人。愈到后来，抗争行动愈具攻击性。从1600年到1650年，约半数的农民抗争行动是消极的，他们多采取出走或向官宪提出谦卑的诉愿；然而到了19世纪上半叶，上述的消极行动只占所有抗争的13%，约43%被称为“直接攻击”或“打毁”。[11]

有些抗争加强了城乡的对立，主因是农村制造商不满各种商业限制，因此反对官方特许的城市商人。不过很多抗争行动，特别是当时俗语称为“打毁”的行动，都是发生在农村中，甚至是农民阶层的窝里反，亦即贫农攻击他们自己的邻居。抗争者通常捣毁房屋，抢掠农村富有制造商的货仓，有时甚至会核算出一个“公平价格”，把抢掠所得拿出去拍卖，不过他们很少伤人。被攻击的对象则多为地主、高利贷者、商人或制造商（通常一个人会扮演好几种角色）。他们会提供高息贷款给小农，而小农为获得额外收入种桑养蚕，又不得不向他们告贷。然而当货价下跌，小农无法还钱，便会起而抗争。故当商业及农村制造业扩展时，小农一方面可以有牟利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又恐惧商业及市场渗入农村，使自身容易遭受剥削。他们不满富农利用其优势发财致富，以高息贷款牟利，牺牲告贷者的利益。

在上述社会经济环境下，原来规范男女行为的清规戒律与演变中的实际情况必然发生矛盾。德川社会的正统道德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并认为女子只应该留在厨房里。这种态度最典型的反映便是《女大学》。这本书完全是儒家文化的产物，一般认为是由儒者贝原益轩（1630—1714）在17世纪70年代写成；但亦有观点认为是由他人所撰写，甚至有说是益轩的妻子，她本人也是一个学者。无论作者是谁，本书流传甚广，共有19章，除提出一些教导女性遵守的通则外，亦详录三从四德的具体细则。一个学者指出：“（作者）要表达的意思是，女性性征除用来为男人传宗接代外一无是处，它意味着迟钝、懒惰、淫荡、冲动及斤斤计较。”[12]

社会的实际情况经常挑战上述各种规范。无论在家庭内外，女性在经济生产上常扮演关键角色。在城市工商业者机构或富有农家中，女性有时甚至会单独或共同负责业务管理。在一些中等农家或城市家庭中，妇女会向纺织业中间商领取计件工资。除此以外，年轻女性亦会外出工作，其薪水是以季度或更长的时限计算。传统的女性工作亦未消失，中上等农家女子会到京都贵族家中帮佣，贫穷家庭女子则会在城镇妓院中出卖色相。其父母事先会收取一笔相当于薪水的报酬，而该女子则要按合约工作3至6年，直至把债务还清为止。

除上述两种外出工作外，其他女性的工作都是新兴现象。农村的纺织中心欣欣向荣，而大部分的劳动力均为妇女。类似娼妓行业，女工大都远离家园，并居住于工作地点。她们的父母均事先与其所在企业订立合约，规定工作时间为一季或更长。各种受薪劳动形式——无论在家庭、妓院还是工厂——都一直存续，甚至到近代日本，它们在经济或社会领域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上级武士以外的男性亦不完全遵奉性别或等级差异，这些意识形态在其日常社会生活中更具弹性。无论是德川还是明治初期，男性在照顾儿童及家庭上均十分投入。1610年，一个富商写给其子嗣的家规中，包括替仆人烧饭、购买及储备木柴、垃圾分类等工作，家规中写道：“如果男子不扛起这些责任，他永远不能成功治理好家庭。”[13]家庭既是住所，也是工作间，因此家务不能仅仅归为女性专有范畴。英国人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于1878年在日本旅游时，曾记下日本农村早晨的情景：“十二到十四个男子汉坐在矮墙上，每个人都抱着一个不到两岁的婴儿，一面轻拍，一面逗他们玩，相互炫耀着婴儿的活泼聪明。”[14]

如果德川日本是如此充满活力，而农村的商业及生产又欣欣向荣，那怎样解释天灾、杀婴、城市人口下降以及不断的社会抗争这一连串的历史事实呢？有两个因素可以说明上述诸多矛盾现象，首先是在社会各阶层内外或地区之间，资源分配非常不均；其次是各个社会阶层及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实导源于德川经济体系不能有效整合到整个亚洲甚至全球的贸易网络中。

城市经济日衰而小镇蓬勃发展，其原因是农村地区有若干优势。它们的位置接近原料及水力、农村市场，甚至城市市场；贸易商与制造商间的关系亦较紧密，当商业法疏漏时，该人际网络实有助于经济关系稳定；它们亦得力于农村工人的弹性，他们可以在耕作及其他职业间随时调整；它们亦不像大城市商人那样受到德川或大名的严密监管，得以躲避各种赋税及行会限制。在农村，各地区亦有好坏之别，在本州岛中部的西南地区及北九州岛，农村生产及商业广泛发展，而本州岛北部则瞠乎其后。

德川日本虽有部分农村能富起来，但这却促使城市衰退。与17世纪及18世纪的欧洲相比，这种现象是颇为有趣的。在欧洲，与农村经济发展同时，各都市并未走下坡路。其差别主要在于欧洲积极扩大对外贸易，这促进都市就业，推动粮食输入，有助于整体人口增长及人口移居城市。

在德川日本，国际贸易并不算重要。17世纪及18世纪之际，日本通过长崎向中国输出一定数量的丝绸及铜，向朝鲜输出相当数量的银，而从中国进口相当数量的蚕丝。此等贸易无疑有助于长崎周边地区、矿区、九州岛向南及京都等产丝地区的就业。但若与同时期欧洲的情况相比，日本的对外贸易并非扮演其经济增长及都市发展的火车头的角色；相反，它呈现为一种内需型及以农村为主的成长。

富裕程度会因阶级及地区而异，因为经济发达，生产力固然增加，但机会与风险也同时存在，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社会并不提供有系统的福利政策，用以救援经济失败后所遗留下的恶果。是以农村中所得及权力分配变得愈来愈不平等，农村的上层阶级文化程度提高，面临更多的选择机会，因为富农坐拥良田，腰缠万贯，既可接受教育，又有丰富信息，自然能做更合适的决定。

德川社会并不平等。当其末年，改革者曾将德川家康时期赞美为黄金时代，倡言当时农村家家户户都是用同一手段谋生，其实这是错觉。为家康涂脂抹粉的人都是些不满分子，他们所向往的世界并不存在。德川早期农村并非没有贫农，不过在荒年时，或是藩主免其税项，或是村头贷予款项，故得以度过。故德川早期贫农常成为大户人家的仆役或是家人，而他们的贫苦境况赖主人的照顾才得以缓和。

到19世纪，主人的照顾仍然存在，不过已不如以前可靠。要过活已不能单靠亲属关系，而必须靠出卖劳动力。这种情况越到后来越严重，生活更趋于不稳定。整个德川时期，社会反抗运动有增无减，它只不过是对不平等的回应而已。而所谓不平等并非新鲜事，但形式却有所改变，即导源于市场的不平等。贫农攻击统治及富裕阶层，并非因为他们高高在上的地位，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履行高位者应尽的照顾义务。

第三章

德川晚期的思想世界

德川晚期面临的各种不安及衰退——包括诸大名及武士的长期债务、满目疮痍的灾荒及持续不断的武装抗议，无论统治阶层还是老百姓对此急遽变化都持强烈批判的态度。一般而言，他们的所谓改革既是前瞻，亦是后顾：其意是把今日世界恢复到往日的黄金时代。不过事与愿违，推动这种保守性改革的结果，却是再也无法回到昔日荣光。因此要了解德川晚期的文化及思想的内部因素，必须掌握改革者所要恢复的是怎样一个理想世界。

一、德川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

任何想要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绝对不能只倚赖强权力量及死忠者，德川政体亦毫无例外。是以政权必须建基在一个公认的合法统治共识上，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与其他统治者一样，亦面临同样的难题。不过这难题对他俩来说更为严重，因为他们是如此赤裸裸地运用权力，故比平常更需要一种统治合法性以说服其治下民众。所以两人以及德川家康均曾尝试用一些宗教和世俗的符号与理想，以建立其统治基础。

信长虽仇视民间宗教团体，并不惜武力征讨，以至杀人无数，但他仍以神格统治者自居，要求属下武士崇敬他，他甚至声称可以给予其武士军事上和宗教上的保护。信长强调今世效忠他的臣子，来世亦会有好处。信长曾颁布命令，号称若要追求财富与快乐，就必须礼拜他。信长把自己当作“天下”的化身。有异于以前的军事强人，信长拒受将军封号，认为若接受此封赠，即表示成为天皇臣属。他命众将在效忠誓词中写下“为天下，为信长”的语句，他把自己等同于天下，隐喻天下一体之意。信长对主权的宣示，颇类较早时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的看法。

秀吉亦有自我神化的倾向。他在京都居所以平等身份接待天皇，其妻儿所守礼仪亦与皇太后及太子等同。秀吉把其侵朝战争当作是神圣的国家使命，在神社举行大量祭祀活动。虽然神道以血为不洁之物，但秀吉却下令举办“血祭”。在临终前，他为自己建造丰国神社，其分社遍布全国。

德川一族进行同样的神化个人活动，要与朝廷的神圣一较轩轾。举凡有关皇室的公务起居，不分大小，德川都要监控。在接见外国使臣时，各王公巨卿亦要在旁观礼。德川家光本人在1634年亲率30 900人入觐天皇。

为了遵行家康留下的严格遗命，其子秀忠及孙家光在日光建造宏伟的神社。到今天，日光已成为日本观光胜地之一，但当时的家康却并非为区区蝇头小利。他考虑的是身后名，因此他仿效织田信长的夸张及文饰手法，以达到神化个人的目的。织田信长营建的壮丽的安土城虽然在其死后马上被踏平，但家康非常了解其作用，他亦有计划地清除秀吉的神社，并取而代之。家康指定日光为其葬所，这完全是个身后政治符号游戏。日光神社与江户城的距离，恰好等于伊势神宫与京都皇城的距离。家康自谥为“东照大权现”，一方面隐含佛教轮回再生之意，另一方面亦突出神道的圣光的含义。家康亦视自己为亚洲以至宇宙之神。故在家光之世，朝鲜使者、琉球的官方代表甚至荷兰人均曾前来日光致意。从地点、礼仪以至名号，家光均有意取代伊势，把日光营造为日本政治最神圣的象征。1645年，他把日光神社升格为东照神宫，与伊势神宫并驾齐驱，连天皇信使亦要前往日光参拜，而非幕府信使前往伊势。

为巩固其统治，德川幕府一方面利用各种象征以神化历代统治者，另一方面亦从宗教及世俗传统中寻找哲学诉求，以建立其合法性。德川幕府在其最初百年中，从不同来源整合出一些核心观念，并将其作为政治及社会秩序的基础。首先是阶级，它是个自然及合理的秩序；其次是在这阶级社会中，无私奉献及各安其位是最重要的道德标准；再次是歌颂德川家康，他不但是创基立业的圣者，其言行亦足以垂教后代，他所创立的体制据云是根源于宇宙万物的秩序。

上述综合思想的意识形态，实为佛教、神道及宋儒的混合产物。此种意识形态的来源之一为铃木正三（1579—1655），他原为武士，后改趋禅宗，出家为僧。他认为今世是报答恩赐者（泛指主人或父母）的机会，人生在世并非为自己，而是为服务主人及社会，故应各安其位，殷勤事上。铃木呼吁民众每天都要尽忠职守，以履行其“本分”，如此来世方能得救。山崎暗斋（1618—1682）原为出家僧人，后来改趋神道，成为神官。他认为神道是日本思想的基础，亦可以用来解释世界万物。他用命理学比较神道及中国圣人学说，认为两者思想是并行不悖，甚至是互相呼应的。因此他认为德川思想是集大成者，凌驾于两者之上。[1]

到17世纪末，德川思想内部不断出现争论及分化，各个思想家均企图利用宋儒学说教导统治者及百姓思考怎样才是一个合理的政治秩序。宋儒朱熹一派在足利之世便传到日本，但朱熹所强调的回归古代儒家经典之说，在当时基本上只流传于寺院间，到德川时情形才稍有改变。首先是藤原惺窝（1561—1619）及其学生林罗山（1583—1657）创立学塾，并说服幕府支持他们的活动，成为政府的智库。1630年，幕府大兴土木，建造以“圣殿”为中心的建筑群，尊奉孔子，于1633年完工。1690年，林罗山的儒校正式被幕府认定为最高学府。林罗山是以现世为主的学者，他与家康及家光府中佛教徒的意见有矛盾；后者不满儒家学说过度受重视，远超佛门。林氏学派虽然在思想上克服佛教的优越地位，但却要面临来自其他现世学者及学术机构的挑战。就在这互相激荡的过程中，日本的学术逐步扩大其社会范畴，前来求学者已不局限于武士阶层，亦包括生活富裕的老百姓。无论是林罗山学派还是其敌手，均强调知识的实用价值，推动儒家思想，目的便是要经国济民。

各派学者所推动的宋儒学说，其核心价值是理。它是个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为学问与道德所本；它充沛于天地与人文世界之间，是以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均具相同的形而上基础。无论中国还是日本的宋儒学者均主张“格物”，不从自然及社会世界格物入手，就无法发现其中之理。他们认为若认真观察天下万物，可知其无不与理若合符契，如地在下，天在上，众星则环而拱之；如此类推，帝王在上，百姓在下，故人类同样亦有一定纲常，即所谓父子、夫妇、君臣、朋友、兄弟伦理。日本较为特别，将军君临万民，而天皇则为太阳后裔，由高天原下临人间，授予将军统治大权。将军之下为士、农、工、商四民，士为武士，辅助将军治理天下。在德川幕府早期，无论文字记载还是口耳相传，均视家康为创造此种秩序的圣人，而德川时期的所有改革者，无论他们的形而上理论为何，对此均无异议。

二、文化多元性及其矛盾

依照宋儒学说，自然及人类世界是浑然一体、上下有序的。不过德川时代的日本人了解到现实世界比理想中复杂得多，连儒家学者本身亦不例外。宇宙万物要融合在一起并非易事，人欲和义理常与日常社会中的正统观念相冲突。当儒者正在探讨这些矛盾时，在城乡的百姓及武士精英分子则积极参与创新各种思想及文化生活，衍生出多种流派。争论约始于17世纪60年代，当时的宋儒思想已受幕府护荫，成为正统学问。在其后200多年中，各个思想家及学派不断争论何者才是真正的儒家思想，亦有学者从不同学术渊源中汲取灵感，挑战号称为儒家正宗的学派。

在寻求儒学当代意义的过程中，古学派的影响最重要，对宋儒学说的冲击亦最大。钻研古学思想的学者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荻生徂徕（1666—1728）。古学派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认为正确的知识必须直接求之于孔子本人原来所编撰的典籍，由朱熹所创立的宋儒学说，或朱学在中国、朝鲜以及日本的传人均不能诠释古文字的真正意义。上述看法十分有趣，因为朱熹在12世纪所提出的主张，便是要重返古代儒家经典，反对倚赖后人解读。

徂徕尊崇孔子，亦颂赞那些遵奉儒家思想而建立各种政治制度的古代圣王。他强调武士必须以古代圣王为法，敦励品行，克尽义务。他亦要求武士以古代制度为师，改革今天的体制。徂徕认为，古代圣王所谓的“大道”是指政治伦理体制，它并非上天赐予，而是各个圣王以其高超智慧及前瞻性所创制的。言下之意，德川幕府的后代圣王皆可以改革政治体制，其前提是必须正确理解古代典籍、礼法以及制度。

对于徂徕及其同时代人，甚至包括其后继者而言，问题在于如何合理化各种制度改革，同时鼓励创造性的政治活动。他们很清楚社会正在变化，但其动能却是源于古代的思想及经验。它们最后归结于一个永恒“大道”，超越时间，其根源来自中国，此亦是徂徕所力奉不懈的。在18世纪初，徂徕出任幕府公职，他一方面建议幕府采用中国税制及文官制度，另一方面亦考虑到实际情况，建议幕府采取大胆措施，如容许农民买卖土地。[2]

18世纪初，商人亦如徂徕等武士出身的学者一样，开始研读古籍，关心当前社会，并提出批判性见解。最突出的例子是，大阪地区出现一些由平民资助的学术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怀德堂，它是获得德川幕府正式承认的。近年怀德堂的研究成果改变了过去对德川商人的看法。以前认为在儒家体制中，商人的地位一直很低下，不会在政治上产生作用。研究怀德堂的学者则指出政治与经济其实是不可分的，故武士与商人实际上是平起平坐的，只不过前者掌管官僚行政工作，而后者则经营经济事务，而经济同样是整个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然，怀德堂的知识分子无意挑战武士的统治权。当时日本商人的想法与18世纪的欧洲城市资产阶级不同，他们无意反抗贵族权力。德川时代所强调的是商人与官僚间的相辅相成关系，同时两者的行为操守及社会作用都是等量齐观、无分轩轾的。在现实里，城乡商人均担任工商业的龙头角色，尽力发财致富，但国家亦得以富强，这些想法逐步成为德川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延续至近代。[3]

德川时代的文化因素不但见于规行矩步的武士学人、商人支持的严肃学院环境里，其流风所及亦见于各大城市的娱乐场所，其中又以江户城及大阪城最明显。在那里，剧院、书坊与茶楼、娼馆并肩而立，武士亦混杂在老百姓中，一起欣赏木偶戏及歌舞伎。戏剧的内容多半是飞短流长的八卦新闻及耸人听闻的罪案，不过亦反映当时社会中一些更深刻的矛盾，如责任与欲望、公法与私义等。

德川时代的各大城市是小说、诗歌及绘画汇聚所在，它们栩栩如生地反映出百姓及浪人的生活，亦间接挑战那些在现成体制中高唱仁义道德的老夫子。以井原西鹤（1642—1693）为例，他所写的通俗小说常以宗教、商人的贪婪以及世人的物欲为嘲弄对象，他亦爱写底层人物，并将其作为小说中的男女英雄。在《好色一代女》中，他用讽刺手法讲述一个追求宗教真理的故事。书中主角是一名艺伎，她希望找到一个理想的爱人。到故事结尾，那名艺伎站在一个寺庙内，环顾里面上百尊佛像，每一个都使她想起以前的一位爱人。另一位著名的江户作家是诗人松尾芭蕉（1644—1694），他具有敏锐的感知能力，其俳句歌颂自然及消逝中的过往。他虽然身处繁荣的大城市中，却不时避居到农村。他的作品充满乡愁，眷恋着宁静的乡村生活。他最著名的诗句是：

旧池飞蛙水声。[4]

由于文艺市场空前繁荣，德川时代亦有丰富的文化成果，其中最闻名于世的是“浮世绘”木刻版画（见图3.1）。顾名思义，“浮世”是代表秦楼楚馆中追求片刻欢娱的世界。木刻版画约在德川中期开始流行，艺伎及歌舞伎等的木刻像得以大量生产，画家亦因此在文化界中受到瞩目。他们稍后转向山水画，创作出不少名作，与芭蕉的农村作品相互辉映。版画常附有文字说明，故德川时代的版画事业，也许为日本20世纪的漫画首开先河。

图3.1 木刻风景版画在江户后期十分流行，其风格亦十分成熟。本作品名为“内川暮雪”，是著名浮世绘画家歌川广重在1835年或1836年的作品。（庆应义塾大学提供）

在城市文化生活中，两个重要的戏剧传统兴起，即歌舞伎及“文乐”木偶戏。歌舞伎源起于男女娼馆为招徕客人寻欢作乐进行的户外表演，场地多半选择干涸的河床，再加上熊虎表演或相扑游戏，故洋溢着一片嘉年华气氛。1629年，幕府禁止女性参加歌舞伎演出，目的是打击娼妓，但歌舞伎最后仍存活下来，而且因祸得福，表演方式得以进一步改善，成为具有特色的日本传统艺术。因为女性角色要由男演员扮演，更能让演员专心发挥演技，所以成为歌舞伎舞台中最耀眼的部分。同时一些后现代观念亦浮现其中，在17世纪及18世纪的舞台上，性别身份完全看当时表演的需要，并非由其生理特征所决定。

“文乐”木偶戏仅次于歌舞伎，成为江户时代最新的文化成果。它的演员是木偶，大小约等于真人的2/3。每个木偶最多可由3人操纵，在音乐伴奏下，一个技巧甚佳的表演者会连说带唱地介绍剧情。木偶戏能够吸引众多文人学者，主要是因为它不需要对付自负的演员，可以尽情发挥想象空间，因此木偶戏常具有很高的文学性。最伟大的“文乐”作家是近松门左卫门（1652—1724），他的作品突出表现一般百姓生活中的悲哀，经常包括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家庭凶杀悲剧。

近松的作品掌握到德川时代思想及社会中的矛盾对立所在，经常流露出人情与义理间的紧张性。《曾根崎心中》是他的一部名作，“心中”意指殉情，作品以曾根崎发生的一对恋人自杀事件为经纬。男主角是个卖纸商人，他爱上一名娼妓，结果招致家人不满，再加上生意失败，最后他把妻子的和服抵押，以所得金钱为该名娼妓赎身。由于遭妻子及家人唾弃，在罪恶感与人欲交相折磨下，他与恋人最终自寻短见。在故事结局里，人生责任毁灭了人欲，但观众对男女主角仍充满同情，希望有情人能终成眷属。

近松所探求的矛盾人生，亦发生在政治层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十七浪人》（浪人指失去主人的武士。1703年，四十七名赤穗武士为其主复仇后被判死刑）。1706年，近松将其写成木偶戏。18世纪40年代，赤穗武士故事又被改编为歌舞伎剧目，名为“忠臣藏”。这是德川时代舞台上流传最广的剧作，即使到今天，它仍是日本电影及舞台上甚受欢迎的题材。虽然它的出处广为人知，但木偶及歌舞伎剧作均没有直接提及1703年的事件，而是把场景移至数百年前。整个故事歌颂武士的忠义，他们的主人被政敌冤枉致死，为了报仇，他们罔顾法令，攻杀其主人的政敌。与家喻户晓的《曾根崎心中》一样，破坏法律及秩序者必须受到惩罚，因此四十七名武士被幕府赐以自尽，作为其报复私仇的代价。虽然无论在现实事件中还是在戏剧中，武士们均死得轰轰烈烈，但这亦突出德川政治世界中的一些重要矛盾，即武士究竟是向谁效忠？

剧作家及演员均有意探求上述各色各样的矛盾，但最终仍以娱乐观众为目的。同时德川的政治顾问及御用学者亦设法限制这些文化形式，并谋求解决各种矛盾。因此剧场与妓院这些娱乐场所四周都围以高墙，它的位置亦常限于城市边缘，远离人烟。武士被禁止进入。幕府与诸大名又订立《奢侈禁止令》，规定社会行为必须符合其世袭地位，例如各级武士、商人以及平民均有一定的服色要求，亦规定谁才有资格乘坐舆乘，房屋大小面积亦要与屋主的身份及地位相配。法令甚至规定饮食习惯，农民不许饮用茶，只能喝白开水。

在整个德川时代，幕府不断重申上述各种禁令，亦反映出执行禁令的难度，很多人根本没有遵守。由此看来，幕府的专制权力是有其限度的。然而无论如何，法律定出一个肃杀的调子，其所隐含的矛盾稍后便显露出来。不过直到今天，日本与其他社会一样，一方面在文化生活及公共政策上道德标准倾向于排斥奢华生活，歌颂克己节约；另一方面大众文化仍鼓励发财致富及有品位的大量消费。

当政者亦严加限制歌舞伎演出的剧目、时间及次数，这反映出德川幕府要全面防堵其统治下的各种矛盾。荻生徂徕曾向幕府献策应付四十七名浪人的复仇事件，亦提及尽忠某一大名与维系整个社会的秩序价值，两者会有冲突。荻生承认他们是义士，因为知耻近乎勇，他们是下定决心报仇，以维持自身的清白。尽管如此，荻生仍认为国家法律必须维持，故四十七名浪人应受惩处。以武犯禁是不能宽恕的，如果原则因特例而受到损害，国家纲纪便不再会受到尊重。[5]

还有其他最后无法解决的矛盾，其中之一便是世袭与个人才德的冲突。按照儒家传统，统治者是有才德者居之。在中国，所谓才德是指个人通过不断学习，最后凭科举攀上高位。日本在奈良平安之世曾一度实施过科举制度，但德川时期的武士却无须参加考试，他们的地位及收入来自世袭，官吏任用亦大致与其世袭地位高下相关。故终德川之世，大部分时间无须为才德与世袭的矛盾烦恼，学者及统治阶层虽然口头上强调要为名藩及幕府选贤任能，但实际上，家世仍是决定武士仕途最重要的因素。

到18世纪，当社会逐渐觉醒到危机的来临，有人开始抱怨统治阶层不能选用“才德之士”任高位。因此在“服务大名”一词被提及时，常被当时社会视为笑柄。在18世纪及19世纪，一些被史家称之为贤能改革者的思想家，呼吁统治阶层任用人才，改革制度。他们的目标基本上是要保存及强化现存政权，不过他们的批判却另有一层含义，意指当政者若继续漠视才智之士，他们政权的合法性及生存终将不保。[6]第二个具有颠覆性的冲突环绕在天皇与将军的关系上。一方面，德川幕府密切监管朝廷所有活动，同时亦利用各种象征——从日光等神社以至外交仪礼——以强调另一种统治合法性的根据；但另一方面，将军名号理论上仍由天皇授予，此种大义名分终幕府之世不断为人所指出。倡议者有些固然是位于德川统治阶层外围，但亦有位于权力结构边缘者。他们主张德川幕府只不过是代天皇摄政，其地位完全由天皇委任。以水户藩为例，其藩主是德川家族分支，将军若无子嗣，理论上其可以入承将军大统。在17世纪末，水户藩主光圀每逢新年，便会身穿朝服，向京都膜拜。他向从臣表示：“天皇为君，当今将军为德川一族之长。”[7]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一旦日本出现动乱，不满德川统治的人很容易便会利用天皇作为他们造反的凭借。

三、改革、批判及叛乱等各种思想

从18世纪初开始，统治阶层负债累累，不少官员认为是源于道德及财政问题，因而推动一连串改革运动。但改革浪潮的持续时间是一个比一个短，而且成效不彰。八代将军吉宗是率先领导改革的统治者，他于1716—1745年在位，史称“享保改革”（享保为1716—1736年的年号，但改革则延续至1745年）。稍后1767—1786年，辅佐十代将军家治的田沼意次（1719—1788）为改善政府收入，实施了一系列逾越常规的经济政策。不过田沼生活豪奢，为保守政敌所攻，最后被弹劾下台。松平定信（1759—1829）为田沼的对头，继田沼之后出任首席老中之职，他在1787—1793年实行“宽政改革”，主要政策是稳定米价，削减政府开支，增加财政收入。最后一个改革发生在1841—1843年，史称“天保改革”，目的同样是重振德川体制。总体来说，幕府的改革并无太大成效，反而是一些大名实行的改革效果不错。

改革方式大致分两种，一种可以称为“儒家死硬派”，最具代表性的是18世纪初的德川吉宗及稍后的松平定信。他们的政策是鼓励节俭、反对奢侈、尽量减省政府开支，此外加强道德说教以巩固封建体制。武士既要努力学习，亦要重新重视武艺训练。松平定信亦答应下级武士，以后不论高低级别，只要勤奋及有所表现，即可以晋升到实职。18世纪90年代，松平颁令排斥异端思想，重申朱子学在幕府中的正统性；同时命令推行严厉的监管制度，包括禁止各种色情作品。负责训练高级官员的幕府学塾会每年举办考试，理论上对幕府所有才智之士广开门径，但实际上对下层武士仍未能一视同仁。[8]

另一种改革方式则以田沼意次为代表，他先于松平在1777—1786年任职幕府。稍后的天保改革亦属此类，他们鼓吹掌握或利用时势。与欧洲历史经验相比，此种改革类似重商主义或是国家主义，由国家诱导经济发展，目的是巩固国家权力。田沼一方面学习松平，鼓励农民开垦荒地以增加税收；另一方面比松平更进一步，主张幕府承认商人地位，但商人必须获幕府特许或向幕府缴税方得经营。田沼亦推动对华贸易，借扩大制成品出口以换取白银。他同时鼓励发展科技及翻译西方书籍。

死硬派主张重返先王之道，在意识形态上较具吸引力，但实际上并不可行。时势派主张接受现实，并从中渔利，做法虽然务实，但在意识形态上则备受质疑，难以服人。因此德川统治阶层既意见纷纭不一，亦无决心贯彻时势派的主张。反而一些外藩在政策上更具改革弹性，到19世纪中叶危机来临之际，这些外藩在权力斗争中因此获得优势。

要进行大规模改革的危机感并不限于统治阶层及其官员。到18世纪初，由于商业与教育蓬勃发展，农村中的富农及上层知识分子与城市的武士、商人交往日多，农村的精英阶层的注意力已超出本地范围，渐及于全国政治经济事务。

这些精英阶层热心于在村中寺庙兴办学校，有时亦会送学生到藩塾学习，打破过去由武士垄断教育的做法。一旦掌握学问，这些乡巴佬——有时候亦包括一小部分女性——便会与城里的老师及作家通信，谈论文艺，上至日本古典文学，下至儒家思想，一应俱全，有时甚至唱和、品评汉诗。他们亦会送小孩到京都朝廷或大阪、江户的商屋见习。

很多地区的农村精英后来参加了国学派，本居宣长（1730—1801）是该派创立者之一。国学派出现的原因，部分可以追溯至日本儒者如荻生徂徕等过分推崇中国思想。本居宣长及其他国学者同意荻生以古文为依归的主张，亦仿效荻生利用古代典籍批判时政，要求改革。但本居认为日本人不应求诸外来的汉籍，应从本土知识传统中寻求答案。

由于本居宣长热衷于寻找纯正的日本文化，他不得不转向日本古代典籍，包括712年写成的《古事记》、11世纪出现的《源氏物语》。本居歌颂这些作品，认为它们才真正代表日本民族的核心价值：以同情感性理解别人，所谓善恶之辨不在乎理性而在乎直觉。他把神道提升为人类与诸神间的桥梁，神道虽界定一个神秘境界，但并非完全超越人间，与人间仍息息相关。天皇在此扮演一个关键角色，他是精神与现世连接的中介。

到19世纪初，国学者与其农村信徒间的网络发展得十分迅速。本居宣长的作品并未多谈政治，但他的徒众，特别是平田笃胤（1776—1843），把本居的思想进一步政治化。他们突出忠义这一价值，但却将其广义化。德川时期大部分人都以大名及名藩作为尽忠的对象，但在国学者的提倡下，现在他们已将尽忠对象转化为“日本”。举例来说，德川时期日人多认同自己所居的名藩，故汉字“国”是用以称呼各藩，而非以日本全国为对象。平田提倡超越各藩的忠义，有类今天的民族主义，当日后西方列强入侵日本时，它成为日人回应侵略的基础。平田约在19世纪50年代去世，根据当时的记录，他的信徒约有3 745人[9]，他们很多是老师或国学的热心倡导者。

平田以日本为神道诸神所居之地，因此在宇宙秩序上占有超越地位，日本当前面临的各种内忧外患，证明统治阶层无法履行其对诸神、天皇以及人民的义务。国学派无意直接推翻德川幕府，但他们的言论却造就一种气氛，一旦大动乱及改革条件成熟，便能超越德川体制，举国一致。

对现状批评最深刻而影响又最深远者为水户藩儒士，该藩属德川家族之一，具有继承将军大统的身份。其中最著名的学者是会泽正志斋（1782—1863），他担任水户藩公职，曾著《新论》一书，常为当时倡乱者所引用。该书反对西方，同时亦反对幕府，1825年出版后即在私底下被传抄，19世纪40年代及50年代间在志士中流传甚广。

《新论》指出统治阶层的弱点，大名及他们的高级官员据说生活在恬不知耻的奢华中；面对西方船只年年有增无已的入侵，他们束手无策。书中指责幕府为维护其霸业，有意令各藩萎弱不振，结果整个日本不能应付外国侵略者。群众被视为无知与不忠之人，会泽在书中常讥讽人民的愚昧。当时基督教士可毫不费力地说服大众入教，他为此忐忑不安，深恐日本终有一天会失去其神国特质。

会泽希望统治阶层能任用贤人，并以身作则，重振民间道德风气。对一个改革者而言，这种看法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会泽支持将天皇作为日本象征，拥有实权者应团结在天皇之下，共御外侮。因此书中建议德川加强自身及其权力范围。虽然会泽看似要巩固德川体制，但由于他呼吁进一步尊奉天皇及全面改革内政以应付外患，故实际上有颠覆德川政体的可能性。

德川时期的西方学问被称为“兰学”，原因是荷兰人能在长崎进行贸易，这成为西方学问输入的唯一渠道，亦是另一个催化思想变革的来源。从17世纪40年代开始，幕府禁止输入基督教书籍，不过诸如医术或航海等实务著作，则不在此列。故锁国以后数十年中，仍有一些西文书籍流入，其中有部分更是中文翻译本。[10]到1720年，书禁开始松弛，以荷兰文为中心的西学开始形成，其在长崎特别昌盛。兰学者最关注的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医学及植物学，他们也编撰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字典及地图。兰学原本是一门冷门学问，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兰学者转为研究西方的军事技术，情况才有所改观。

国学、提倡改革的水户学、以兰学为中心的西方学问，对农村上层的半精英者及中下级武士都具有一定吸引力。其诉求亦影响到德川幕府体制下的各边缘部分，如农村、一直与幕府关系恶劣的外样及谱代大名、长崎南端等。

另一个具有颠覆性的思想则孕育在穷苦农民之间。上章已经提及，德川中期以后农民造反案例日渐增多，新宗教运动亦蓬勃发展。几个在德川后期新成立的世俗宗教团体，其徒众数以万计，比较著名的宗教有黑住教（1814）、天理教（1838）、金光教（1857）。各个宗教的创立都是因某些善男信女的神迹启示或重病起死回生，而其教义则从神道或佛教中拾取。入教农民都相信大变乱即将来临，社会应被重新改造，改造后的世界会更公平，人人安居乐业。有些宗教会扮演稳定角色，劝说教众少安毋躁，等待美好的明天；但亦有宗教鼓吹信徒揭竿而起，尽快实现世界救赎。当权者对这些宗教团体是颇为焦虑不安的。

除此之外，德川时期亦曾出现过几次大规模的朝拜运动，进一步松动了农村结构。这些朝拜运动称为“御荫参拜”或“伊势参拜”，因为很多朝拜团的目的地是伊势，希望借此祈求福荫。终德川之世，朝拜事件约60年出现一次，而最后两次的规模尤为庞大。旁观者在1771年曾做过报道，约200万名农民束装上道，前往伊势，神庙中护身符物从天而降。1830年的朝拜规模更庞大，当时日本人口约3 000万，据说4个月内有500万人上道前往伊势，朝拜者在路上推挤、唱歌、吵嚷、行乞、偷窃、互相殴打。大规模朝拜行为本身并不具革命意义，但却提升了求变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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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来说，到19世纪初，时代的错位这种感觉成为德川思想家的著作及其批判者的一贯主轴。世上事物本不应如此，要赶快采取行动改正过来。所谓改正，意指回到德川初期所刻画的古代先王之道，甚至会泽正志斋在书中亦有意帮助幕府重振声威。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若稍深入到历史背后，很多人思考的对象或利益并不止于幕府，天皇反而成为改革的聚焦点。到19世纪50年代，历史情景又有急遽变化，幕府在屈辱的条件下被迫进入西方世界，向来所企求的行动再加上许多人的不满与野心，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发酵滋长，原来的改革思想最终转化成革命。

第四章

德川幕府的覆亡

18世纪及19世纪交汇之际，由欧美前来的捕鲸船、商船、炮舰相继出现在日本水域，次数日增，而且不断提出许多要求，令日人疑惧。日人的猜疑并非完全没有理由，西方列强事实上是国家强权的象征，亦代表资本主义及民族主义革命，这些革命已在欧美进行，亦逐渐伸展到其他地方，最后要彻底改变整个世界。日本亦无法摆脱此种命运，它们把日本的一些本来只不过是陈年旧账的问题引爆成一场革命。维持德川秩序的人面对这些问题已有数百年，每当遇上社会中农民及武士间的不满或财政危机时，将军及诸大名都会运用其库藏解决，尚能勉力稳住大局。但在这趟浑水中却来了一些不知所以的外国强权，挟其军事、经济及文化的优势，要求一种闻所未闻的新式国际秩序，德川幕府的统治合法性因此突然受到质疑。

幕府虽面临重大威胁，但它仍一度有挺下去的可能。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幕府曾尝试推动军事改革，调整江户与各藩间的关系，接受最新科技。但驻日外交人员却各怀鬼胎，英国表面上中立，私底下却与反叛的外藩暗通款曲，有部分英商甚至直接援助诸大名；法国则支持德川改革者，希望借此扮演一个主导角色，把日本整合到西方的外交及经济圈。

结果还是英国人比较善于运筹帷幄，决算千里。幕府倚赖旧秩序太深，无法摆脱其沉重的传统负担，至于各外藩大名，他们虽与幕府同样小心翼翼，有时甚至会镇压藩内反叛者，但在关键时刻，外藩仍敢支持较富创造性的人。这些人多半来自低下阶层，自命不凡，勇于行动。他们揭橥“尊王攘夷”大旗，逼幕府交出大权，最后发动近代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一、西方列强与不平等条约

第一个重新对日本产生兴趣的西方列强是俄国。到18世纪80年代，俄国探险家便到达西伯利亚东部的广大林区，猎人与商人的活动亦遍及库页岛及千岛群岛北部，甚至涉足北海道，俄国政府亦对沿海地区进行探测。1792年及1804年，俄人进一步前来北海道及长崎，要求幕府给予通商权利，但幕府委婉地拒绝所请。这只是一个前奏，此后数十年间，类似要求接踵而至，间或出现武装冲突。1806—1807年，俄国海军便曾攻击日本人在北海道、库页岛及择捉岛上的殖民区。

一年之后英国亦加入这个需索行列，1808年，英国战舰“马车”号进入长崎港，宣称当时英国正受拿破仑封锁，要攻击港内荷兰人。1818年，英船开进江户附近的浦贺湾（今千叶半岛西部），但幕府马上拒绝其通商要求。为应付此等不速之客，幕府在1825年发布《异国船打拂令》，凡外国船进入日本海域者，一律以武力驱逐，这是实行锁国政策以来最严厉的一次规定。1837年，美船“莫里森”号前来，本拟提出同样要求，却遭无情炮火轮番轰击。1844年，在长崎进行贸易多年的荷兰人，在其给幕府的年度报告中附上荷兰国王威廉二世致幕府的书信，信中指出世界形势已变，西方的外交体制及通商活动遍及全球，日本将无法独善其身，应积极参与。

震惊中外的鸦片战争成为荷兰人书信的一个有力注脚。1839年，由于鸦片为害甚巨，中国政府曾尝试禁止此种贸易，但英国借口保卫“自由贸易”，发动战争。1842年，中国终于屈服，在《南京条约》中，中国被迫开港通商，并接受英国人建议的关税率，英国人亦在中国领土上获得治外法权，其子民在华若有法律纠纷，会由英国官员处理。凡此种种，均开以后日本对外关系的先河。

当得知鸦片战争的消息时，部分日人深为忧虑。幕府老中水野忠邦（1794—1851）便表示：“战争虽发生于国外，但于我邦仍是一种示警。”[1]然而德川官员并未接受荷兰人的劝告，无意为躲避战争而缔约通商，不过他们仍采取了一些新措施。1842年，幕府放宽了1825年的《异国船打拂令》，规定西方船只若因海难进入日本水域，当地官员可以提供燃料及食物，并保护他们平安回到海上。除此之外，幕府亦接受水户藩等改革者的建议。阿部正弘（1819—1857）在1845年出任首席老中后，便开始在幕府要地建立海防，他亦容许其他大名发展军备。

幕府对列强压力的响应并未能纾解困厄，反而削弱了其地位。因为当时日本政坛有些政治活跃分子正崭露头角，幕府的措施强化了他们的国家意识。事实上，鸦片战争证明了他们心中最害怕的状况，来自西方的蛮夷贪得无厌，他们不但要通商牟利，更要掠夺领土。在此种情形下，日本似应仍坚守原来的锁国政策，但从现实层面考虑，避免战争是当时较合理的选择，可以让幕府及诸大名有时间巩固防务。因此幕府对列强应至少做短期让步，不能死硬锁国，否则无法马上输入西方科技，作为国防之用。幕府是以处在一个进退维谷之境，若采取强硬立场，则必须马上面对战争；但若要争取时间建立国防，则又显得懦弱怯战。

从今天的角度看，当时日人所提的各种攘夷理论似是废话，极不理性。至少在亚洲，西方列强并非以征服为唯一目标，他们更看重商业利益，而非领土。但日本人的恐慌性忧虑亦非全无根据，西方的自由贸易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建基于一种自以为是的道德信念，凡所到之地，绝对不肯让步，在必要时候，亦会毫不客气地实施殖民政策。因此德川时代日本人的看法也有其道理，他们认为西方夷人所贩乃奇技淫巧，得之无所益，失之亦不足惜，故列强的到来的确威胁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实际生活还是政治生活，日本都将面临新变化，从此走上一条不归路。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 Perry）来日，带来了西方列强历来最明确有力的信息：若不愿和平签订商约，则只有付诸武力一途。佩里之行是美国向西扩展的里程碑。首先是美国的捕鲸业已竭尽大西洋的渔获，当时正进入太平洋深处的渔场；其次是美国在1848年美墨战争中取得加利福尼亚州后，对太平洋商业及军事上的野心油然而生，甚至有意与英国竞一日之雄长。不过佩里当前最迫切的需要，则是要日本保证出售煤炭给美国海军，并为捕鲸业者提供补给港口。

佩里1853年7月的东京湾之旅及翌年的重访日本，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其过程既有趣，亦处处存在沟通问题。当佩里在1854年重访日本时，日本人为其举办相扑游戏，目的是向美国人示以兵威，但美国客人却毫不在意。其中一位客人在其日记中描述，相扑是个“挤推、叫骂、拉扯、呼喊、扭打和蹦蹦跳跳的玩意，但看不出他们要干些什么”，因此他下了一个结论：“这玩意是要展示力量，但毫不成功，我只看到一两个扑跌。我所认识的摔跤手很多块头只有一半大，但他们若看见这些比赛，一定会捧腹大笑。”[2]另一方面，美国人亦力图展示西方最新科技，其中包括一辆比例1 / 4的火车头及一道全长约113米的圆形火车轨：“蒸汽在冒升，一个工程师已登上驾驶室，而幕府派来的官员亦已就位车厢中，火车风驰电掣，时速达每小时约30公里。”[3]日本官员的长袍在风中翻飞，据说他颇惬意于此次火车之旅。

上述事件无法掩盖佩里是一个硬绷绷且毫无幽默感的人，他在1853年7月离开日本前，留下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表示会再回来等待回复，信上说：“敝人为示友好之意，是次只带同4只小型战舰，明春再回江户时，若有需要，必会带同更大型的舰队。”[4]佩里之行引发江户内外的恐慌，它亦促使幕府做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即为了向美国让步以避免战争，幕府必须取得国内共识，因此幕府下令各大名以书面形式提出应付美国人的最好办法。

1854年初，佩里如约率领9条战舰重回日本，其中3条是蒸汽船。幕府同意美国船只可以停靠在较偏远的下田和函馆，美国亦获准在伊豆半岛南端的下田设立领事馆，这个所谓《神奈川条约》亦陆续适用于法国、英国、荷兰及俄罗斯等欧洲列强。不过幕府仍不肯答应马上开港通商，然而西方各国仍锲而不舍，继续要求。美国首任领事汤森·哈里斯在1856年到下田履新，他恐吓幕府，表示若不答应美国的商约要求，英国可能会提出更苛刻的条款；若幕府同意其所请，它可以成为各国仿效的模式，这样反而有利于日本。

1858年7月，美国终于不费一枪一弹，与日本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其内容大致与中国在鸦片战争后所订条约相仿。幕府官员了解到国内政敌会趁机大肆攻击，不过他们认为除此之外别无他选；若诉诸战争，不会有什么效果；若寄希望于新的谈判对手，要求也不会变得更宽容。

《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内容包括开放8个通商口岸，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放弃关税自主权，亦允许条约港口的治外法权。条约中硬性规定进出各条约口岸货物的通关税率，日本政府以后无权更改；外国国民若在日本触犯法律，会在领事法庭审判，审判法官是外国人，所用法律亦是外国法律，这通称为“治外法权”。幕府其后与其他西方国家订立相同条约。

这些“不平等条约”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层面来看都可以说是国耻。如果要找些光明面，则只是美国同意日本的要求，不进行鸦片贸易，贩卖者会受法律制裁，而英国亦不反对此项约定。假使鸦片能自由进入日本，日本历史的进程也许是完全不同的面貌了。虽然如此，这些“不平等条约”仍置日本于半殖民地地位；从法律角度而言，日本在政治及经济上均成为外国政府的附庸。在此后数十年间，屈辱事件层出不穷。很多令日人愤恨的罪案，其结果大多是罪犯从轻发落，甚至无罪释放。在19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全国报纸的版面中常会出现很多令人气愤的新闻，例如强奸者无罪、伤人者获开释，等等，每一次的事件都严重打击日本人的自尊心，这亦可以说是损害日本主权的另一种方式。

但如果说“不平等条约”所践踏的民族尊严及主权早已存在于日本1000多年的历史中，这种看法则是错误的。事实上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创立并不早，它是在19世纪初至60年代间洋人势力东渐后，在日本与其不断交往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在此期间，从幕府官邸、大名城堡以至各个私人学塾中，关怀时势的武士希望从历史及时政的辩论中找出对策，由此一个新的“日本民族”的概念才得以慢慢形成，成为守护以及统治的对象。另一方面，德川幕府一向宣称的只有它才是日本的正统“守护神”这种观念亦日渐削弱。

二、德川统治势力的瓦解

通商口岸贸易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冲击是立竿见影的。外商发觉在日本可以用银块换取黄金，而其黄金价格只是当时世界价格的1 /3，他们自然欣喜若狂。在首年的贸易中，外商大量购买黄金，以3倍价钱在中国市场出售。1860年，幕府为控制财政上的损失，不得不降低金币成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价格看齐。但黄金成色的减低却促使货币供应量大增，最后导致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丝价亦因外商需求而上升，到19世纪60年代初达到原来价格的3倍，无论外销还是内销，其价格均无差别。与此同时，外国商品由于价廉税低，得以大量进口，其中以棉织成品最明显，消费者固然可以享用低价商品，但不少日本生产商却因此而破产。

消费者及制造业者均表示不满，并采取暴力手段抗议。1866年通货膨胀达到高峰，城市居民忍受不了米价持续上升，便在江户及大阪发动暴动，捣毁数以百计的米店，各地城市附近的乡镇亦出现类似暴动。1866年，制丝工人中亦酝酿着不安情绪，江户西部地区约有6 000名农民及制丝工人发动暴动，为期达一周之久。他们由村过村，沿途吸引不少人加入，债主、地主、村中的领导层及放贷者等人的房屋均遭破坏，最后幕府不得不出动军队镇压。[5]

上述的抗议活动通常以日本人为目标，特别是都市中的米商及农村里的放贷者，参与抗议的人都认为这些人是剥削阶级。但到19世纪60年代则不同，不少人开始指责外国商人是造成人民生活困苦的罪魁祸首，制丝工人其实在丝织品需求增加及丝价上扬中得到不少好处，但他们亦加入反对行列，而且矛头渐转向日本当局，因为是当局准许外人前来经商的。国学者平田笃胤的门徒便借诗歌发泄其不满情绪，一名在日本中部伊那河谷制作蚕丝的女子，闺名尾松多势子，写下一首著名诗歌：

真令人讨厌

为丝绸而搅动

今日的世界

自从那些船只

由外国开到

诸神及天皇国度来

为的是寻找

珍贵的蚕蛹

人心

虽敬畏交加

已纷乱如丝充满愤怒[6]

无论是用行动还是诗歌表示不满，民众的愤怒并未真正导致德川幕府的覆亡，不过幕末志士一直攻击幕府虐害百姓，轻蔑天皇，民众种种抗议无异于为倒幕浪潮火上加油。

强迫开埠还造成更直接的政治冲击。幕府对外政策的最终目的仍是限制外人活动，但其做法却一反常规，对全国的武士及大名采取协商姿态，结果削弱了幕府统治的合法性，加速了自身衰落。

1853年，幕府老中阿部正弘在面对佩里初次访日时，要求各大名提出对策。表面上阿部是广开言路，实际上他了解幕府的做法会招致国内极大反弹，故希望事前取得共识。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说是日本国内政治的“开国”，与对西方“开国”同样重要，但我们一般只知道佩里访日的影响，而忽略国内层面的变化。所谓无心插柳，它暴露了幕府的弱点，亦为过去一直遭受政治压迫的雄藩开启了权力大门。这些雄藩包括萨摩、长州及土佐等，它们是所谓的外样大名，在1600年关原战役中便对德川家康采取敌对立场，虽然经过200多年，但各藩大名及武士的反德川情绪仍不绝如缕。至于德川内部，身为亲藩大名之一的水户藩对幕府有极大影响力，它亦力主改变现行政策，重新调整幕府、诸大名及朝廷三者间的权力关系。水户藩的看法亦受到会津及越前等亲藩大名的支持。水户藩主是德川齐昭，他是一个死硬的攘夷论者，水户藩亦成为尊王攘夷（当然表面上仍是尊德川幕府）的大本营，集结了不少如会泽正志斋这样的学者在其麾下。

对德川幕府造成更严重打击的是1857年与1858年的两个事件，即有关将军继嗣问题与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争议。将军德川家定年纪不大，但体弱多病，本人亦无子嗣。原本由阿部正弘担任老中一职，他身负幕府行政最高负责人的重任，但在处理佩里要求时深受诸大名的批评，不得不在1855年引咎辞职，其继任者为堀田正睦（1810—1864）。堀田马上要面对上述两大难题。一方面是将军家定身染重症，堀田必须马上解决继嗣问题。另一方面居于下田的美国领事哈里斯正积极策划订立日美商约，堀田亦需要考虑与美国及西方各国再订新约，但不能触犯正满腔怒气的大名。堀田是属于所谓谱代大名的一员，该集团掌控决策权力，因此偏向一个较易受控制的继承人，最后他们选中了亲藩大名纪伊藩主德川庆福，年方十二岁，政治上不构成任何威胁。但水户、萨摩及其他几个比较倾向改革的大名却联合起来，不但反对与外国再订新约，亦反对立嗣德川庆福，他们属意于德川齐昭之子，以其年长及贤名闻于国内，已过继给一桥家，故又名一桥庆喜。

在此关键时刻，堀田为强化其在外交及将军继嗣问题上的发言权，便上奏天皇，请求批准与美国签订的商约。堀田更打破惯例，亲自带上大批礼物，在众多扈从的陪同下入觐孝明天皇，希望能得到朝廷支持。孝明天皇亦打破朝廷一向不过问外交内政的惯例，反对日美商约。孝明此举得到朝臣及改革派大名如水户藩的支持，他不但否决日美商约，同时亦暗示赞成一桥庆喜为将军继嗣。

堀田两头落空，可以说是遭受极大挫败，唯一的出路便是辞官归里，然而损失已无法挽回，朝廷公开表示不再无条件支持德川政权，这对幕府威信不啻是个空前打击。从此之后，日本开始了一个长达十年的三足鼎立的政治游戏。主角之一是幕府中的死硬派，他们主要是参与幕府的谱代大名，虽然主张开国外交、军事及财政的各种改革，但坚持以幕府原来的行事作风达成，其目的是巩固幕府传统权力。另一主角是若干有力外样及亲藩大名的领导层，亦包括部分朝廷官员，其立场与前者针锋相对。他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欲借此转换整个领导中心，夺取权力。第三个主角的社会地位较低，他们是所谓以忠义自诩的勤王派，或称为“志士”，为达成他们的政治目的，不惜对其国内政敌或夷人使用恐怖手段。

这些志士通常都是愤世青年，出身于中下级武士阶层，不过亦有不少热衷政治的农村及都市精英加入他们的行动，甚至包括一些积极的女性。在整个日本革命过程中，他们在理念及行动上都扮演十分关键的角色。这些志士大都自视甚高，认为无论从先天背景还是后天学养，他们的学问均足以为其藩主或整个日本安世济民。虽然他们口中的日本仍是一个未能清晰界定的概念，但天皇无疑具有代表性的象征。在传统的德川仕途养成过程中，文武训练是合而为一的。武士在学校一面诵读儒家经典，一面亦学习剑术及武道。由于此种双重训练，他们认为自己在思想和行动上均负有责任：一是要为当前社会问题求取解决方案，二是以大无畏精神将其付诸实践。

大盐平八郎（1793—1837）是上述精神及实践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19世纪30年代，他是大阪町奉行（市政府）的一个下级武士，在思想上属于阳明学派，主张正义之士必须以行动体现其理想。1837年日本出现所谓“天保大饥荒”，大盐痛恨高层武士不理睬他的请求，未能及早赈济受灾平民，因此他率领大阪市民揭竿而起，把大阪1 / 4的房屋夷为平地，最后为幕府军队所平定。

到19世纪50年代，日本各藩亦出现类似愤怒且力求实践的异议团体，而且有互相呼应联合起来的趋势。其中尤以萨摩、长州、土佐及肥前等藩最具影响力，因为这些藩的藩主及高级官员对勤王派均采取同情态度。在各个勤王派团体中，最著名的是吉田松阴（1830—1859），他是长州出身的儒学武士，声名远播。1859年，幕府大举镇压全国异议者，吉田因而被杀，不过他的信徒仍继续致力推翻幕府，而且不少人在日后成为明治政府的中流砥柱。京都以及各地城堡的庙宇及旅馆，均成为此等志士秘密聚会的地方，最后演变为革命的温床。

志士的思想来自理想主义与实际改良主义的折中，他们主张直接诉诸武力行动，认为现存制度不尊重人才，让他们投闲置散，这当然有些自我投射的味道。他们推崇天皇，反对夷人以武力入侵日本。他们把仇恨转化为行动，以暗杀方式对国内政敌及外人进行报复，受害者包括美国领事哈里斯的荷兰翻译员及一位著名的英国商人。不过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虽然他们最初的政治理念是以抗衡外国坚船利炮为出发点，要利用刀剑把夷人马上赶出日本，但不少志士了解到这只是一时气愤，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故很多人一早便放弃极端做法，改以实际手段应对。

是以时间一长，不少志士开始了解到西方有许多地方值得学习，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土佐藩的坂本龙马（1836—1867）是最典型的例子，直至今日他的故事仍是日本历史剧中的常见题材。最为人传诵的故事发生于1862年，当时坂本偷入一个幕府官员胜海舟（1823—1899）的官邸，胜海舟力主用西法改造幕府海军，故坂本决意要取其性命。当时已拔剑相向，但胜海舟却说服坂本先听他说明要实行海军现代化的理由。经过一个下午的长谈，坂本不但没有杀他，而且被其现代化是改革必由之路的说法说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志士像坂本龙马一样，开始深入了解西方的思想、制度及科技，并逐步将其根植到日本土壤。

图4.1 本照片摄于1869年东京，最左边是长州的伊藤博文，最右边是萨摩的大久保利通，中间两个年轻人是萨摩藩藩主的儿子。其时年轻武士以尊王为口号，成功推翻德川幕府。然而目前多数学者已不认同此观点。（石黑敬章提供）

三、暗杀与协调的政治

德川幕府面临的威胁有三个：列强、桀骜不驯的大名及头脑发热的武士。但幕府却手足无措，政策前后矛盾，无法应付此种新局面。幕府领导人在开始时采取妥协态度，但不如意时又采取强硬路线，以后一直在两者之间举棋不定。他们希望发奋图强，振作幕府，但又不愿下放权力。堀田的继任者井伊直弼（1815—1860），是德川幕府创立以来少数获得大老职位以统辖幕府的人。他放弃堀田的妥协政治，企图重建德川的垄断权力，因此不顾朝廷反对，在1858年7月径自与哈里斯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在继嗣问题上，他选择德川庆福为世子，并向朝廷及诸大名明确表示不要插手幕府的内政外交，当然亦包括将军继嗣问题。1858年，井伊兴起著名的安政大狱，很多改革派大名被迫退出幕府，德川齐昭亦遭软禁，约69名倒幕志士被杀或入狱。

不过为时已晚，倒幕的瓶口已打开，镇压行动亦无济于事。1860年3月，水户志士于江户城的樱田门外刺杀井伊，宣称井伊是个专横无道的大臣，不但杀戮同志，而且轻蔑天皇，大逆不道。井伊的后继者再次回到妥协路线，为了取得朝廷及有力雄藩的支持，幕府在某些关键地方做出让步，不过对激进派武士则未手下留情，继续镇压。而朝廷首都京都，无论在象征还是实质意义上，已变成各方力量竞逐权力的地方。

幕府的新领导人为推动其妥协政策，提出“公武合体”的口号。所谓“公”是指朝廷，“武”是指武家，但其实质意义则因人而异。对幕府而言，“公武合体”意指朝廷与幕府关系水乳交融，其象征是促成皇妹和宫下嫁新任将军德川庆福（出任后改名家茂）。对萨摩、长州及土佐等雄藩与水户、会津等亲藩大名而言，“公武合体”则别具含义，其意指政治权力由江户转移至京都，于此成立大名会议作为决策中心，因此将军降至与其他大名无异，最多只能说是首席大名的地位，但仍以天皇为侍奉中心。

幕府没有其他办法，只好接受部分大名改革的要求。1862年，幕府同意停止实行多年的参觐交代制，让大名可以改善其拮据的经济。幕府向来在政治上监管诸大名甚严，现在亦愿意松缚，允许诸大名可以使用余款加强各藩海陆军，以助国防，不过其结果却是增强了大名的反抗力量。幕府亦同意委任三个有力大名为“三大老”，成为将军的特别顾问。

幕府原来是希望借对大名让步以分化急进派武士与其藩主间的关系，得以全力对付急进武士。但这个愿望未能马上实现，反而在1862年与1863年，日本各地勤王志士大举在京都汇集，交结朝廷公卿。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他们不惜牺牲，用暗杀方式消灭政敌，京都顿时成为急进政治的温床。由于这些冒险犯难的武士不计成败，亦全无政治野心，他们的精神以及所策划的各种义举，在近代日本政治史上留下非常深远的影响。而幕府亦不得不再冒大不韪之风险，推动另一波颇具争议的新政策以夺回主动权。

1863年，志士说服孝明天皇，向幕府提出马上攘除夷狄的要求。幕府被迫由将军亲到京都商议此事，这是自1634年德川家光到京都以来幕府将军的首次上访。此行象征地缘政治中心已渐由江户转移到京都。幕府本来寄盼在“公武合体”的名义下，同情幕府的大名能助其一臂之力，说服天皇取消攘夷。但结果令幕府大失所望，虽然各雄藩均了解到攘夷是天方夜谭，在朝议上却保持缄默，特别是举足轻重的萨摩藩，在商议的关键时刻却偷偷溜走，故朝廷被攘夷派压倒性操纵。将军没有其他选择，只好接受1863年6月25日为攘夷日期，最后黯然离开京都。

幕府官员很清楚其自身力量实不足以执行所谓“攘夷令”，故到此日，江户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远处九州岛南端的长州藩却不同，藩军队伍中的勤王志士向美舰开炮，美法军舰马上还击，战斗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最后美法军队在下关登陆，捣毁沿岸一些炮台作为报复。列强本还打算进一步采取行动，但幕府及萨摩在京都已先发制人，联手把长州志士及倒幕的朝廷公卿逐出首都。

幕府接下来的工作是巩固其胜利果实。幕府命会津藩组成一支队伍，监控京都内外一切活动，不过又答允天皇“马上”实施攘夷，其方式是在日后关闭横滨港口。朝廷由于其激进派已遭剪除，除了接受幕府所言外，亦无其他办法。然危机仍未完全化解，1864年，各地的勤王志士聚集于长州，而长州藩主亦容许他们活动。以长州为基地，他们策划下一波行动。新攻势是组织勤王军队向京都推进，另在京都发动政变，希望内外配合，将天皇从德川幕府势力下挽救出来。不过由于萨摩及会津两藩仍忠于幕府，结果激进派功败垂成。幕府乘势征伐长州，并明言长州若不想灭亡，藩主必须将攻击京都的为首者处死，长州藩主最后不得不屈服。由于激进者被遣散，温和派重掌长州藩政，幕府遂志得意满，下令撤军，一时间主张“公武合体”者似乎占了上风，日本政局重新走回温和路线。

四、幕府复兴、萨长反叛及国内动荡

由今日回顾，幕府的胜利很明显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但在当时却不这么看。长州藩一败涂地，而德川庆喜则刚接任将军之职，年轻有为，颇有中兴气象。不过影响日本历史更重要的因素是过去数年的动荡不安，它逼使日本走上改变的道路，无论任何人当政都不能够再走回头路了。幕府及几个重要大名（尤其在九州）都已实施各项影响深远的政治及社会改造工作，其核心是广招人才，不论其出身背景，均能容纳至各军事及内政机构，进一步达成政治架构改造。

在幕府内部，戡定奉行（财政专员）小栗忠顺（1827—1868）从1865年便开始推动西式军事改革，其后更直接参与军务。小栗甚至考虑废除各名藩，成立一个全国中央政府。法国公使莱昂·罗什（Leon Roche）对此态度十分活跃，他积极提供小栗各种意见，甚至提供财政援助。但幕府中的保守派及旗本为了保护其传统利益，横亘在任何革新之中，因此小栗的军事及政治新政反而比不上一些地方大名改革的速度。1866年夏天，德川庆喜接任将军之职，支持小栗的改革计划。德川庆喜在1857—1858年的将军继嗣问题之争时，曾受当时改革派大名的支持，如今入继大统，决意与小栗及罗什合作，把幕府改造为一个西方民族国家政府。虽然幕府的保守力量仍不愿有任何改变，但革新已着手进行。整个改革方式与数年后的明治维新其实相当类似，假使幕府有幸“存活”下来，它的政治体制也许与其取代者不会有太大差异。

德川幕府的失败归于两个因素。首先是权力难以分享，各个外藩领导人大多不愿再回到昔日为德川臣属的状况，其中以长州及萨摩尤为明显；其次是各藩武士均已推动大规模改革，并取得军队领导权，有时连藩主亦无法控制他们，他们直接挑战德川权力，并将之击败。

长州志士在1864年的确遭遇滑铁卢之役，被赶出权力圈，但幕府并未彻底击溃他们，志士余党仍然活跃。他们利用西方武器及西法组成非正规部队，而且在兵队组织上有一重大社会突破，即容许农民参军（虽然有时农民是被胁迫的），其中又以长州藩高杉晋作（1839—1867）的奇兵队最为著名。在德川约260年的统治中，农民一直被严禁参军甚至持有武器，但现在却有机会上战场。农民参军的动机也许因人而异：有以参军为荣，亦有以参军是为天皇或国家服务。然无论如何，农民与武士所组成的军队具有高昂士气，战斗能力亦强。1865年，高杉晋作的奇兵队首先在长州藩内战中旗开得胜，藩的领导权再次落入激进派手中。由于长州类似萨摩，在十数年前便开始改革藩的财政，故藩内收支一向有剩余，长州军人有经济能力向英国购买武器及军舰，逐步发展成一支战斗力甚强的军队。

萨摩虽没有长州激进，直接挑战幕府权威，但亦一直促进其军队的现代化。由于萨摩实行重商政策，鼓励出口及种植如甘蔗一类的经济作物，故藩库收入甚丰，财政状况良好。同时萨摩亦如长州一样，拥有比例甚高的武士，一方面是防范幕府，另一方面亦因该藩离江户较远，幕府鞭长莫及。因此在先天背景上萨摩与长州十分相近，似乎应有合作空间，不过事实却不然，要把两藩牵引在一起并不容易，需要有一个无利害关系的第三者来催生。

土佐藩的坂本龙马担任了这个历史性的使命。前面提及坂本要刺杀胜海舟，但在胜的游说下，坂本由一个攘夷刺客转变为一个开国论者。1866年坂本秘密为萨摩及长州两藩做中介，助其结成秘密同盟，盟约规定若幕府攻击两藩中任何一方，另外一藩会给予支援。对付幕府的时机很快便到来，1866年夏天，幕府眼看长州的勤王志士日渐取回藩内控制权，它绝对不能忍受长州的第二次威胁，因此下令再次征伐长州，并命各大名参加。然而由于有盟约在先，萨摩拒绝参加，有些大名亦跟进。幕府因为师出无名，士气不振，结果为长州大败。

幕府不但战败，更严重的是幕府军队在众目睽睽下由本州岛南端溃散回来，威信大失，德川幕府的瓦解似乎指日可待，人民对未来浮想联翩，甚至有种大乱将至、末世即临的感觉。在幕府统治的最后两年中，农民反抗事件层出不穷，有些是反对苛捐杂税，有些则直接攻击农村的领导精英。其中以1866年最为突出，当年共有35次都市暴动，106次农民起事，大部分都发生在第二次长州之战以后。

最不寻常而又饶具趣味的是，在1867年末日本出现大规模的庆祝活动，范围由江户至大阪遍及整个本州岛中部，参与者极尽欢乐之能事，类似嘉年华会。事情起源于大阪、京都、名古屋以及很多城镇突然从天降下吉祥符咒。在少数地方，当局抓到一些人从屋顶撒下符咒，目的是要制造气氛，但是不是所有符咒都是有人故意制造或真的来自天意，现在无从稽考，但它却产生了强大效果。只要在有符咒降落的地方，人们都会跑到街上，尽情唱歌、跳舞及纵酒。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要挑战现有秩序。仔细看当时所留下来的歌曲内容，它们强烈反映出德川幕府覆灭前的政治斗争气氛，而大部分人都是站在倒幕一方。一个在大阪居住的英国人曾在1867年记下其所见所闻：

群众都穿上节日衣服，一面跳舞，一面唱着“这不是很好吗，这不是很好吗？”的歌曲，房屋用各色米饼、蜜柑、香袋、稻草及花朵装饰得一片热闹。衣服则是红色庆服，间中亦有蓝或紫色，很多舞者的头上都戴有红灯笼。群众如此狂热的原因，据说是天上掉下来无数纸片，上面写着伊势神宫两位神明的名字。[7]

在上述极不寻常的突发性风潮影响下，无论幕府还是大名阵营，其重要人物均了解到后德川时代即将来临，他们必须谨慎计算出下一步的走法。问题的核心是谁能掌握发言权：是否由一个包容性强的大名会议取代幕府，最后走上类似西方议会制度的形式？或是由少数倒幕人士垄断新政权，形成寡头政治？答案当然不会马上出现，这些问题不只在倒幕时期存在，它亦是以后数十年间日本政治史上极为重要的问题。

在此关键时刻，土佐藩的坂本龙马及后藤象二郎（1838—1897）再度发挥其中介角色的作用。土佐的构想是以英国模式取代幕府，即以贵族及平民二院作为政权基础，贵族院由大名组成，平民院则由下级武士以及平民组成。1867年11月，将军德川庆喜终于被说服接受该建议，他向天皇上表，实行所谓“大政奉还”，同意卸去将军之职，天皇拥有主权名义及最后裁决权力。不过德川家保有原有领地，仍是最有影响力的大名，故在未来的大名会议中，幕府估计仍可继续扮演领导角色。

对幕府而言，它已经做出最大让步，但萨摩、长州及朝廷内的倒幕力量仍不满意，1867年12月，萨长联军进军京都，取得首都控制权。在萨长进军京都以前，孝明天皇崩殂，明治天皇新任帝位，联军入京后促请天皇维新。1868年1月，明治天皇宣布废除幕府，设置总裁、议定、参与三职，由朝廷公卿、大名及武士担任，对天皇负责，而德川在新政府中则无任何实职。这自然引致幕府怨恨，幕府与萨长军队遂发生冲突，但节节败退，由京都退回江户。1868年4月，胜海舟不经一战而举江户城投降倒幕阵营，对他而言，幕府实已日薄西山，不值得拼力死战，相反，如何和平建立新政治体制才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

并非所有幕府派都效忠天皇，认同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实体。本州岛北部的大名对倒幕派尤其不信任，他们害怕会被萨长派摒斥于新政权之外，故誓死反抗到底，因而引起一场死伤惨重的战争，成为幕府及其效忠大名的最后堡垒。故明治天皇虽在1868年1月正式宣布“维新”，但战事真正平息则要到18个月以后，会津之役伤亡最为惨重，据说有3 000人死于战事中。

因此幕府的败亡并非兵不血刃，这在政治上其实是一场相当大的震动，引起不少混乱。然而经过攘夷派及倒幕派的多年活动，各地的勤王志士对政治及社会体制均已有新认识，大异传统。例如在19世纪60年代初，幕府及大名均派出代表团出使欧美，大部分代表在实地考察后，均放弃所谓立即“攘夷”的妄想。虽然各人之反应仍有差异，但这已反映出他们开始了解到西方科技以及政治制度的优点。

到1868年，有些人的想法更大胆，他们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打算生聚教训十年后再驱逐洋人，现在他们连这种战术让步也放弃了。他们认识到日本最终无法自外于这个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制，这反映出志士们已出现某种民族自觉，至少在武士阶级中民族主义已经滋长。就民众方面而言，他们亦非如一般武士所认为的那样愚蠢或无知，他们对时局的变动抱有期待，甚至可以说有解放的感觉。很少人会为幕府的崩溃而悲哀，不过亦有很少人马上认同新政权。究竟谁会成为新的政治领导人？新政权会是如何的样子？当明治天皇在满天飘舞的符咒中宣布维新政府成立时，各种基本问题其实仍悬而未决。

第二部分

近代革命：从明治维新到日俄战争

（1868—1905）

第五章

武士革命

明治天皇在1867—1868年发动的“维新”，其实仅能称之为政变，因为推翻德川幕府的只是一小撮倒幕派，他们号称“王政复古”，要恢复天皇亲理政事的传统。但睽诸史实并无其事，在日本历史上没有几个天皇是有权力而且可以亲自处理政务的。以此为号召的原因，是当时各政治派系害怕萨长两藩武士挟天子以令诸侯，再建立另一个幕府，使日本政权依然由少数集团操纵，仍然换汤不换药。事实上“王政复古”后，政治架构并没有改变太多，除了京都及江户发生若干纷扰外，整个日本仍有近200个大名，他们互不统属，各自拥有独立的财政及军事权力。武士依旧根据其先天身份地位接受俸禄。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的确一度陷入混乱，但农民起义多半是短促而且零散，未构成真正威胁。

然而若将1868年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各方面的情况，与10年后的日本再做比较，其转变是如此令人大吃一惊，完全可以称之为“革命”。所谓“革命”，并非是与过去一刀两断，没有一个社会可以这样，日本亦不例外。但其在深度及广度上的转变，不但令当时人讶异，就算在近150年后的今天，亦足以令人目眩。英国学者巴兹尔·霍尔·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便是日本历史性变化的见证人，他从1873年开始在日本居住，前后长达30年，他在1891年便写道：

一个人若活过近代日本的过渡阶段，他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老迈感，因为他目下完全活在一个现代世界，上下周围尽是谈论着脚踏车、杆状菌及“势力范围”等现代事物，但其脑海里仍可以清晰记得中古时期的事情。那些亲爱的老武士曾引领我进入日本语的神秘领域，当时梳的是辫子，身上带着两把刀。这些封建遗风现在已沉睡在涅槃中。

老武士的现代继承人，现在可说颇流利的英语，日常穿着高领绅士服，望之与欧洲人无大不同，所差者只不过是日本人游移不定的眼光与稀疏的胡子，旧东西好像在一夜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1]

虽然张伯伦强调这“过渡期”的开展是不同凡响的迅速，但他的文章其实亦指出日本的变化只不过是全球变迁的一部分而已。的确，若由近代革命的全球视点来看，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变化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而已，从19世纪到20世纪世界各地所发生的改变，亦一一反映在明治维新中。

在世界史上，日本固然与其他近代化社会有着共通点，但其过程仍与18世纪末及19世纪的欧洲革命有所不同。在欧洲，推翻贵族特权的动力来自新兴阶级，特别是城市资产阶级；在日本，明治时代带头攻击旧有秩序的人却是武士，属于原来体制内的精英。由于武士的特殊角色，不少历史学家称日本19世纪的“维新”为“自上而下的革命”或“贵族式革命”。[2]

在20世纪的各国革命中，不少社会精英在旧社会中享有崇高声望，在改革其政治架构时，却不惜弱化其自身地位，因此日本的革命模式并非独一无二，它与早期欧美革命有所不同，较类似后起的一些革命。这种精英式的革命在日本出现，与其武士阶级的特性有关，也有其优点及缺点。由消极层次而言，精英革命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武士并非地主阶级，缺乏安全保障。一方面，他们基本上只是领主的受薪队伍，虽然是世袭，但完全没有土地所有权，有异于欧洲封建庄园主、中国的乡绅地主，甚至朝鲜的两班贵族。故与其他社会精英相比，武士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另一方面，当新政权要取消封建特权时，他们却是封建体制下一定程度的受益者，又不得不极力维护这些特权。维新后有些武士的确痛恨昔日同志的做法，要以行动反抗；不过大部分则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原因也许是没有办法，也许是不愿意。由积极层次而言，在维新运动过程中，不少勤王志士已不再以单一大名为其效力对象，他们把层次拉高至全国，这种急速上扬的民族意识亦为他们的行动留下注脚，说明他们为何愿意接受明治政府各种影响深远的改革计划。

一、民族革命下的各种政策

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其领导人沉浸在轻而易举打败德川政府的兴奋中。虽然在对外关系上，不平等地位及列强扬威耀武的耻辱历历在目，外力蚕食的忧虑挥之不去。在国内也仍有各种反对势力，但至少主要军队保持稳定，有些甚至还有不少西式装备。

上述挑战实为刺激明治革命者的动力。另一个刺激革命的动力则为德川遗留下来的问题，这些议题自幕末以来便一直为志士所热烈讨论，它们包括军事及经济力量的衰落、缺乏政治统一、无法让贤者出头的僵化社会结构等等。在对旧政体恐惧及不满的双重因素下，明治领导人雄心勃勃，设计出一个涉及面甚广的计划，在不断修正与尝试中，要把日本变成一个新式的民族国家。

1. 政治统一及中央官僚制度

第一个激烈行动便是“废藩置县”，一个实行了260年的政治制度马上完全解体。在1868年，维新派发动政变后，临时政府的领导人如长州的木户孝允（1833—1877）、萨摩的西乡隆盛（1828—1877）便立刻决定要结束四分五裂的藩阀体制。在经过小心翼翼地策划后，他们在短短三年内便实现其目的。一个英国观察家在1872年便惊诧于各种变化：“四年前我们仍在中古时代，但现在已大跃至19世纪，犹如由诗歌时代进入平易实用的散文时代。”[3]

建立中央集权政权的动作始于1869年3月，当时新政府游说一些具有影响力及权势的大名，特别是萨摩、长州、土佐及肥前等藩，希望各大名能自动把领地奉还给天皇。由于他们多半身为发动政变的武士的藩主，深信各武士所言，即在奉还领地后，其原有地位仍受尊重，同时只要愿意，在新政府中亦会获得发言权。事实上，在奉还土地后，各藩主都重新被委任为藩知事，其收入仍然可观，自主权亦一如往昔。到1870年初，所有大名均在形式上把土地交还天皇。虽然如此，这个史称为“版籍奉还”的决定，建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近代日本天皇直接统治原则。

为了进一步彻底废除大名制度，明治改革者尝试在各藩布置心腹亲信。他们敦促各藩任用有才干的下级武士，这些人一般都比较容易接受改革。为争取各藩有力者的支持，木户孝允及其他明治政府领导人亦实行软硬兼施的政策，一方面承诺授予各大名及其追随者在中央政府的职位；另一方面则以萨摩及长州武士为基础，成立天皇亲兵。亲兵虽然从未真正使用过，但其力量不但大于任何一藩的武力，亦大于任何雄藩的联合力量，因此构成震慑力。

用上述政策安抚了潜在反对领袖，并在主要名藩中建立支持力量后，明治政府在1871年8月借天皇宣布“废藩置县”，县知事不再由原来藩主出任，而由中央政府直接派出。故它已不只是藩名号的改变，而是一种根本改造，其结果十分明显，中央政府向各藩领地直接收取税项，各大名则要移居东京，其原居藩堡亦被夷为平地。在命令发布后短短三个月内，日本的地方制度迅速变化，由原来280个藩变为72个县，大部分新任县知事都非原来藩主，他们都是倒幕派名藩中的中级武士，维新后在明治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

废藩置县后，明治政府对大名实施巨额补偿。大名每年可以向政府领取一笔可观的报酬，约等于原来藩税年收入的1 /10，但大名却无须为藩的开支操心，一切均由中央政府承担，因此不少大名虽被迫退出政坛，但并无任何怨言。在短短三年之中，德川幕府建立了200多年的藩幕体制全然消失，幕府以及数百个半独立的藩不复存在。

明治领导人同时亦要建立一套中央政府架构，以管理新成立的各县。因此在前几年摸索的过程中，政治组织屡次变动，有时会令人糊涂。为了坐实“王政复古”之名，维新者使用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的官制名称，作为新政府的职位名称。首先在1868年初设三职，三职为总裁、议定、参与，由公卿、藩主及武士担任，虽以天皇名义，实际上由三职掌握临时政府大权，其中又以萨长最具影响力。稍后维新派又设太政官，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但仍由维新派占有最重要位置。而太政官组织在1869年及1871年被先后修正过，到1871年末，置太政大臣及左、右两院，左院负责立法，右院负责草拟政令，太政大臣下辖大藏、外务、工部等省。

明治维新体制显得颇有效率，一直能维持到1885年，其后因为模仿欧洲，改为内阁制。内阁由总理大臣统率，下面为管理实际行政的官僚部会。1889年明治宪法通过，正式确立内阁制为政府制度，本章稍后会讨论这部宪法。这部宪法亦设立一个具有审议权力的国会，但内阁并非向国会负责，而是向天皇负责。

在明治初期，各省官员的任用多通过私人关系，故位置大半由萨长武士及其盟友占据。不过一个无私、用人唯才的文官制度很快便出现。1887年，明治政府开始实行考试制度，从此日本帝国各部会的用人便完全以考试成绩为录取标准，而考上者亦获得社会上极高声誉。

官僚国家的出现是日本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步。首先，德川幕府的传统是以文人化的武士出任官僚，明治政府继承此项遗风，并进一步发扬光大，废除各藩，扩大用人范畴。其次，德川的官僚体制因为权责重叠，是以行政效率不彰，近代明治政府用功能较清楚的部会替代，亦实现了德川体制中贤能者在位的理想，明治政府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巩固。最后一点，明治政府鼓吹出仕即为服务天皇，是无上光荣，亦为增强明治政府地位的方法。总括来说，明治领导人为其国家建立一个亘古未有的政府，比以前更具合法性也更有力量。

2. 四民平等

明治维新初期第二个改变更为突出，不过其代价亦更大。1876年，维新成功才过八年而已，武士的经济特权即被一扫而光。武士是一个半贵族式的社会阶级，亦是维新领袖出身所在，却被完全消灭。在整个过程中并非没有反抗，有时反抗亦会相当激烈，甚至血流成河，但维新领袖最后仍能克服各种困难，完成类似社会革命的任务。

明治政府决定要废除武士阶级，其主要原因在财政问题。在废藩置县时，政府乘势削减武士俸禄。但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武士俸禄支出仍很大，约占财政支出半数。而新政府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在在需财，领导层认为武士的花费太大，回报却不高。武士中的确有不少才智之士，却投闲置散，他们原来所受的刀枪剑戟的教育，在当时则毫无用处，因此俸禄变相成为社会福利，为特定家庭出身而设。

维新之初，各领导人已深知废除武士阶级的必要，势在必行。但要付诸实行则为一艰巨工程。它前后花费约10年时间，最后政府丧失了不少武士的支持。这些武士原来很多都支持维新号召，不过在1868年后仍留在原来各地名藩中，主持明治政府的领导人都是他们的昔日同志，他们因此大为不满，认为遭同志出卖。明治政府在推行此政策时，与废藩置县一样，开始非常谨慎。1869年，政府将武士分为两类，上者为士族，下者为卒。到1872年，又实行所谓“四民平等”政策，把下级武士的身份转变为平民，虽然当时仍保留其俸禄。

1873年，政府宣布征收武士俸禄税，次年又鼓励武士将其俸禄改为债券。政府发行债券的价值约等于武士5年到14年的收入，武士若用俸禄换债券，则可按5%—7%的利率收取利息，理论上俸禄愈低者，其利息会愈高。不过若收入真的是靠债券，就算用最优惠的债券计算，其金额仍会稍低于年俸禄，故只有少数武士愿意参加。

1876年，政府终于下令强迫武士参加，所有俸禄均转换为债券，很多武士因而损失惨重，与大名的优厚待遇有云泥之别。他们的收入最多只到原来的90%，有的甚至低至25%。不单如此，带刀原为武士特权，而新规定是所有人民均不能带有武器，唯一例外是军人及警察，武士的尊严又受到了打击。

废除武士特权一方面可以让新政权重新分配财政及人才资源，亦促使社会转型，将过去一个身份地位僵化的封建社会，变成一个流动性强及用人唯才的社会。另一方面，废除武士阶级意味着武士以外人口的解放，让他们同样享有武士过去的特权。因此，日本理论上已成为一个自由社会。1870年，在法律上所有非武士的日本人均被视为平民，德川时代有关旅游、衣服、发式的限制均全部取消，有关职业的限制亦然。德川时期有所谓“秽多”或“非人”，他们是世代相传的贱民，如今法律亦规定禁止歧视他们；由于原来的称谓颇不雅，政府将其更名为部落民，原因是他们与社会仍有隔阂，多集中居住一处，故以此为名。事实上，部落民的后代到今日仍受到社会歧视。另外在性别上仍然不能完全平等，此点书中会稍后提及。

有些平民随之而发迹，其实这并不意外，特别是原来的地主、借贷者、农村小生产商等。他们在德川时期便颇富有，亦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在明治时代较为开放的社会环境中，自然很容易冒出头来。但有部分人则十分贫困，生活过得十分吃力，特别是那些身无寸土的人。他们只能倚赖地主不可靠的善心，才可以在疾病、歉收、农价下跌中生存过来。至于武士，他们虽失去俸禄及社会地位，但他们具有一定受教育程度及企图心，很多武士可以自立自强，亦有些武士用其债券投资到新企业中，不过多半以失败告终。亦有些人反抗新政府，或以武力，或从事政治运动，要求召开国会、订立宪法。

明治时期是个转变的时代，要了解其所带来的发奋精神、各种机会及危机，阅读当时的文学作品是个非常好的渠道。作家德富芦花（1868—1927）以19世纪80年代为背景，在1901年写出《回忆》一书，生动地反映出当时情况，广受读者欢迎。其中一段写到老师与他的对话，他的老师是一个自由民权活动家，面对这位充满理想情操的学生，指出：

此后的日本，再不会像以前马马虎虎便可以了事，完全是靠实力决胜负。就算在政界，1890年以后才是真正困难的开始。[1]其实不只政治，其他方面亦如此。现在日本正争取加入世界各国行列，能争取多少便争取多少，考验国家实力的机会愈来愈多，此亦不正是有志之士自爱之秋？能不修身奋发吗？我所谓志士不限于政治家，它包括各方面，只要有志贡献国家的人便可以。[4]

3.征兵令

远在武士失势以前，明治领导者便决意要从基层开始改革军队。长州出身的几个主要领导人，如木户孝允、大村益次郎（1824—1869）、山县有朋（1838—1922）等等，对长州军队以武士–农民合作为基础，在维新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深有体会，因此他们极力主张军队应向全国招募，而且是强迫征集。他们的观点引起很大争议，一些武士极端反对征兵制，1869年12月，他们暗杀大村于京都。至于在政府高层里，来自萨摩的武士则有不同看法，由于萨摩藩人口中武士的比例甚高，约占1 /5，故对百姓采取较为敌对的态度，认为他们多半是无知，而且反叛性强，主张武士在明治政府中应有重要地位。萨摩的灵魂人物是大久保利通（1830—1878），他是明治政府头十年中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与长州的木户孝允并驾齐驱。刚开始时，大久保所代表的萨摩观点取得优势，而且得到当时政府中最有力的朝廷公卿岩仓具视（1825—1883）的支持。1871年4月，明治政府创立亲兵队，人数约万人，主要是从参加维新的武士群中选出。

因此在军队中，保守观点似占上风，不过并不长久。其后山县有朋由欧洲访问归来，根据欧洲经验，他主张全面推行征兵制，认为这不但有助于增加军事力量，同时亦有利于巩固人民对政府的向心力。1873年，山县的看法获得政府认同，政府下令推行全民征兵制，凡20岁及以上的成年男子均有义务入伍3年，退伍后担任后备兵役4年。

征兵令并不受民众欢迎，同时它的普遍性亦受限制。1873年，政府列出若干免役规定，免役人员包括一户之长、有刑罚在身者、体格不合规定者、若干规定学校的师生以及公务员。它亦容许人民纳款免役，不过金额巨大，约为270日元，超过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全年收入。由于人民想尽办法逃役，不是寻找迎合免役资格的方式，便是凑足款项付钱消灾，因此征兵常出现不足额的情况，但政府则称其为“血税”（模仿欧洲当时用语），认为是人民必须履行的义务。在1873—1874年，出现16次民众暴动，许多征兵站被愤怒的人民捣毁，约有10万人因此被捕及受罚。

近代以来，日本军队给人的形象总是纪律严明、尽忠报国，上述反抗事件反映出这种形象并非日本的“国民性”，亦非自古以来的传统。在欧洲及美国也同样出现过反抗，美国内战时期即出现过大规模的反征兵行动。日本与其他地方一样，爱国精神是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下的结果，它吸引无数青年自愿从军，但要民众真正接受，其实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日本军队的第一个考验是1877年的“西南战争”，不过它最终平定了武士的大规模反叛。忠君教育其后逐步展开，1882年的天皇谕旨谆谆教诲海陆军人，年轻人应以赤心及勇敢报答君主。公共教育系统在教科书及老师的倡导下，成为忠君教育的支柱。日本海军在19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茁壮成长，到90年代中期，陆军已不只是守土卫国，而是开始向海外扩展。到此时，参军才开始被许多壮丁及家庭视为男子爱国责任的表现。

4. 义务教育

与军事改革同时进行的是新式教育制度的移植，它发展得十分迅速。1872年，明治政府发出豪言壮语，要实行四年义务小学教育，凡男女学童均有资格入学。它夸言“在村中无家不入学，在家中无人不读书”。这亦反映出明治领导人对西方富强的原因有一定了解。事实上，当木户孝允等领导人切身考察过欧美社会后，体会到全民教育与全民征兵一样，都是西方经济及军事力量的基础。他们最初是以法国及美国为楷模，于1872年在全国设立中小学及高中系统。刚开始时，政府明言学校是以实务学习及独立思考为目的，只有这样一般人民才能够发挥个人所长以效忠国家。

对明治政府来说，全民义务教育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亦是一种冒险。德川思想家如会泽正志斋等多次指责老百姓为愚民，常轻易被口舌如簧的传教士欺骗，最后背叛其领主以及天皇。明治领导人若接受他们的想法，以安定为先，肯定不会让其臣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更不用说学习那些宣传自主的启蒙思想，因为臣民是以服从为第一义。事实上，明治领导人并非不了解其中情况，但他们认为日本若要走向富强之道，必须要消灭愚民。不过他们亦发展出一套教育理论，即男女两性的学习目标不应该一样。前者学习知识，是以服务大众、富强国家为目的；后者则除了身为天皇臣民外，学习的最重要目的是如何在家庭中担任贤妻良母的角色。

社会对义务教育的反应是好坏参半。当时的文学作品反映出某些年轻人对义务教育的期待，认为这是一个上进的好机会，同时若能到新首都东京工作，尽忠国家，亦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德富芦花在《回忆》一书中亦记述19世纪80年代初期年轻人热衷学习的情况：

八月底收到松村一封信，带来一个大消息。在那些日子里，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所谓的“大消息”其实就只有一件事：松村下个月要出门，上东京学习去。你可以在他那笔走龙蛇、上下飞舞的字里行间感觉出他的兴奋。他的字从来是有气无力，但这次却截然不同。信上的字每行一气呵成，欢欣之情跃于纸上。[5]

不是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地尽义务上学，最后完成学业。小学经费是由地方政府补助，财源来自地税附加税，约为10%。因此19世纪70年代纳税人对义务教育的反应如同对征兵令一样，用暴行发泄其不满。被群众捣毁的学校至少2 000所，大部分是遭烧毁，约占当时全国学校数目的1 /10。消极者则以拒绝上学作为反抗手段，这种情形更普遍，因此在新制度的第一个十年（1872—1881）间，男女学童的入学率甚低，为适龄儿童的25%—50%。

不过上学最后如同征兵一样，成为效忠天皇的臣民应尽的责任，为广大日本人民所乐意接受。到19世纪末，小学的入学率达90%以上。到1905年，在法律规定下，小学的适龄学童入学率，男性是98%，女性是93%。随着义务教育的深入发展，新的社会价值亦逐渐形成，每个人的生命从小便应该在一个开放环境中成长，让他的天分得以自由发挥。这种思想对年轻人尤具吸引力，它成为以后日本社会一个最受人认同的基本价值。选贤任能与世袭交替两种价值，在德川幕府时期一直处于冲突状态，明治政府的社会革命则把这个意识形态问题解决掉，强调用人以才能为主。

5. 一君万民

明治革命诸多崭新政策中，其中一个便是有关天皇，其结果是将天皇建构为政治秩序的核心。维新派志士是用天皇名义发动政变的，但当政变成功，一旦大权在握，他们对天皇便各有不同主张。一般老百姓并不特别把天皇当作一个效忠的政治符号，而明治天皇本人无论是穿上传统礼服还是西式军装，看起来也不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轻人。

当倒幕派节节胜利，最后攻陷德川幕府大本营江户后，明治天皇亦临幸其地。其时明治政府内部仍未能决定未来首都的所在，有人主张把首都移至江户，并更名为东京；有人则主张天皇还驾京都，仍以该地为全国首府；有人甚至建议同时建都于江户及京都。事实上在明治政府成立后，天皇在东京的居所一直被称为临时行在，到1889年正式定都东京，天皇居所才改称为“皇居”。[6]

从1868年到1889年这二十多年间，当首都逐步由西移到东时，天皇的形象亦在改变中，明治政府不断地为天皇与皇后增添象征意义。在19世纪80年代，皇后及其侍从均穿着西式服装，目的是要显示君主制是一个现代产物。为呈现明治天皇是一个现代化君主，他本人亦有个令人吃惊的变异过程。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便是明治天皇的肖像，1888年一位意大利著名艺术家为天皇画像（见图5.3），若与天皇早期画像相比，其差异之处是颇为惊人的。这幅画像最后摄制成照片，在全国各学校中供奉，亦成为日后明治天皇的官式画像。

图5.1 1872年明治天皇穿上朝服，坐在一张日式椅子上，神情颇不自在。须藤光晖《明治天皇御传》（东京：金尾文渊堂，1912）。（T Fujitani提供）

图5.2 1873年明治天皇穿上西式军装，发型也是西式的，嘴上留了胡须，坐在一张西式椅子上。照片描绘出一个新皇帝及新国家的西化及近代形象，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热切追求的方向。从明治天皇的姿势可以看出，这位年轻人仍未完全习惯他的新角色及新形象。须藤光晖《明治天皇御传》（东京：金尾文渊堂，1912）。（T. Fujitani提供）

图5.3 明治天皇在1888年所画的成年肖像，当时日本全国学校都供奉此照。这幅肖像是意大利著名画家爱德华多·奥奥索内（Edoardo Chiossone）的作品，并成为这位日本近代新君主的官方画像。与15年前的年轻形象相比，明治天皇显然变得更有威严。这种差异不单代表明治天皇比以前更成熟，亦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要利用这一形象来凸显它的新权威及力量。渡边银太郎编《御大葬御写真帖》，第一卷（东京：新桥堂书店，1912）。（T Fujitani提供）

在同一时间，宪法亦提升天皇的法律及文化地位。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间，天皇制度成为有力的统合力量，影响力大得异常。它是国家、社会、个人等认同的共同起点。通过天皇制度的运作，个人因而可以联系到家庭、工作场所、邻里各个社群，最后形成一个想象出来的民族与帝国的有机体。

二、富国强兵之道

明治领导人非常欣赏西方工业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爆发力，对曾外出访问的领导人而言，其印象尤为深刻。他们了解到欧洲列强能够国富民强，其原因不单是船坚炮利，更在于工商业的发达。欧洲各国的军事力量只是表面现象，经济力量才是真正的基础。在整个明治政府领导层中，木户孝允可以说是个典型，他在1872年出游欧美，当参观过西方建筑物、教育、工业等各项成就后，在其日记中便充斥着“惊人”“无法形容”“宏大规模”等字眼。[7]

震慑于西方的学问及工业成就，明治领导人提出“富国强兵”口号，作为治国的优先目标。他们采取许多策略以实现此口号，有些是间接措施，主要是推动工业经济各种基本建设；有些则是政府直接投资，用以建造工厂，开发天然资源。

19世纪70年代最重要的经济改革是建立新税制。明治政府刚成立时，财政十分拮据，其税收只能倚赖德川原有领地，但收入并不足以应付支出，要靠向大阪的有力商人借贷度日。1871年废藩置县后，政府一方面固然要承受发放武士俸禄及诸大名退休金的责任；另一方面亦趁机接收各藩税金，使之成为中央政府收入的一部分。1873年，大久保利通订立一个新的全国土地税法，原来的目的是统合幕府及大名税收，让中央政府有一个稳定财源。

不过新税制的重要性超越了财政作用，它改变了地主与国家的根本关系，亦改变了地主间的相互关系。在德川时代，土地所有权是建立在各村的不同习惯上，同时税收亦非向个人征收，税金缴纳是以全村为基本单位。至于国家本身则没有既定机关管理土地登记或契约，因此土地买卖并无正式政府机构监管。税率方面则不以土地价值为计算基础，而是按土地产量抽取田赋。田赋以实物缴纳，通常以米为主，因此政府收入常因物价波动受到影响。假设米价上升，则政府收入增加；若米价下跌，政府收入则下降。

1873年税制改变了整个税收的性质。由于它是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税制，政府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便开始丈量土地，确定每一块土地的所有权，并发给地主契约，近代日本土地私有权得以确立；其次，它替每一块土地估计其市场价值；最后它将田赋定为土地价值的3%。新税制不但给予明治政府一个稳定财源，使其不再受物价波动影响，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土地的私人所有权，中央政府得以越过大名，直接与各户家长联系。在新税制下，付税的农民固然要承担物价波动带来的风险，但也享受它带来的机会。若米价下跌，农民为了付税，必须多卖一点儿米；反之，若米价上涨，他们则可以多赚。不过人民亦开始意识到其与国家间的政治及经济关系已与过去截然不同。因此，税收与财政预算成为明治时期争议性最大的两个政治议题。

在19世纪末，明治政府将新税制所得的部分收入用于公共工程及各种制度建设中，它开拓商港，建造灯塔，改善沿海运输；它从1869年开始铺设电报线路，1871年模仿英国设立邮政；它鼓励私人投资者用合股方式开设公司；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它模仿欧洲设立中央银行，发行纸币，统一全国货币。故可以说明治政府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奠定了各种基本设施基础。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铁路建设，政府在这方面是首开风气者。第一条铁路是东京——横滨线，约在1872年完工，1889年延伸至神户。政府亦鼓励私人兴建铁路，19世纪80年代出现一股铁路投资热潮，很多原来的大名及上级武士将其退休金投资到一些有财力的私人公司中，日本近代股票市场因而慢慢形成。到1890年，日本已拥有约2 000公里铁路，约有40%由政府投资及经营，其余则为私人所有。

铁路对日本的影响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不但体现在经济上，亦在文化上。它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距离观念，甚至社会行为方式。火车到今日已极为普通，但19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的日本人好像数十年前的西方一样，火车牵动其无限遐思：其行如飞，“快逾箭矢”；无远弗届，“缩地成寸”。他们亦留意到火车是按时间表行驶，因此需要精确的时间观念。变化是缓慢的，不过亦逐步显露出时间观念的改变。首先是对火车服务的投诉，在20世纪初，不少乘客指责铁路公司误点及工作散漫。不过当乘客表示不满时，其实已反映出其观念上的改变。铁路时代的来临，代表以分为单位的时间已出现，不再是过去以半小时为核算单位，因此钟表的使用变得重要。慢慢地，所有日本人都开始留意要准确遵守时间。[8]

除了基本建设外，明治政府亦在发展及经营工业企业上扮演重要角色。政府领导人相信民间商人不会积极投资近代工业，亦无足够知识经营。但外国资本不可尽信，他们曾仔细研究过“夷务”，了解中东之所以成为英法两国殖民地，主要原因是当地统治者向两国贷款，最后尾大不掉，逐步被蚕食。这个教训十分深远，故外国资本固不会被全面禁止，但亦不会太受欢迎。

因此日本近代第一批工业企业基本上由国内投资，其中又以政府为主。在19世纪70年代，明治政府先后设立一批企业，直接经营，称之为模范企业，它们包括造船、煤铜矿、工程、军火、棉纺、丝织、玻璃、糖，甚至啤酒，总数二十多个。虽然明治政府不乐意接受外来投资，但一度大量雇用外人担任顾问及经营工作。特别在19世纪70年代，它不惜耗费庞大预算，从二十多个国家招募数千名被称为“外国雇员”的外籍人士。顾名思义，这些外国员工只做细部技术指导，没有更高层次的作用。他们的薪水高昂，大部分与明治政府高层官员同酬，不过这些技术人才和顾问的确在经济及社会各方面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

在日本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角色究竟有多重要？经济史家到今天仍有不同看法。有些人认为政府只不过建造了二十多个企业，开采资源，发展了电报网络及铁路，其总投资额仍远远比不上军事方面，而且大部分是亏本。这当然是事实，大部分国营事业都不赚钱，因此到了19世纪80年代，政府都以低价把国营事业卖给商人。比较成功的是煤矿及金属矿事业，不过政府稍后亦将其出售，价格则稍高。日本近代史上称这个国营事业计划为“殖产兴业”政策，若仅以成败论英雄来评价这个政策，很容易忽略其重要性。在明治政府的努力下，国有企业训练出第一代的经理及工程人才，一个小规模的产业工人队伍亦已成形，因此国有企业为日本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基础。

事实上，明治政府原来是鼓励私人企业投资到新式工业范畴的，但它无法强制江户时代的商人或地主花钱冒险。大久保在1874年便写道：“货物增产，固有赖百姓的辛勤努力，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及其官员的指导与鼓励。”十年之后，政府决定出售各国有企业时，内部官员并不乐观。一个有影响力的外国官员在1884年写道：“日本人一般来说不懂操作外国机器，他们对机械科学是如此愚昧无知，甚至连开个西式锁都一窍不通。因此只要我们的机器稍微复杂一点儿，他们就不知道怎么操作它们了。”[9]语气是稍微悲观，说日本人愚昧或无能也有点过分，他们只不过是缺乏经验，一切均从零开始，冒险是免不了的，故谨慎亦是自然而然的态度，不能过于苛责。总括而言，有关国营事业最稳当的评价是，所谓“模范工厂”若完全依赖私人企业投资，它们肯定不会那么快出现。

国家的积极措施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由于国家地位尊崇，而且发挥潜力大，故它的参与可以在政府内部或外部产生信心，成为经济发展的助力。在整个20世纪中，日本人有一个强烈信念，即国家不应只是个中介者或指导者，它应该积极介入经济发展，这种想法可以说完全源于19世纪。当然，萨摩藩与长州藩在德川时代已实行专卖政策，也许对日后明治政府的经济措施有所启发。然而严格来说，国家积极政策并非源于日本传统经济思想，它是明治领导人反复思考下所做的决定。他们认识到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是以国家为单位，而日本是一个后进者，需要不惜一切赶上，否则会沦为半殖民地。为达成这个目的，他们拒绝接受英国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自由放任学说，转而倾向于德国的国家领导发展哲学，尤其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经济思想，更受当时日本领导人欢迎。其他亚洲政治精英亦跟随明治领导人的脚步，其结果如何，到今天仍在争论中。

三、开国进取

明治政府在19世纪70年代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其构思源于对欧美科技及思想的热衷。与19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的排外言论及行为相比，明治政府的开放可以说是有天壤之别，这当然亦与政府领导人大力推动有关。他们之所以接受外人来日及外国科技，是基于时势需要，即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当西化日深时，明治领导人开始真正欣赏西方各种事物及思想，了解到它们才是西方富强之所在。

对年轻的明治政府领导人而言，真正切身的西方体验来自海外游访中的耳闻目见。早在19世纪60年代，萨摩、长州以及幕府均派学生到欧洲留学，其中最著名的是长州的伊藤博文（1841—1909）与井上馨（1835—1915）、萨摩的大久保利通，以及涩泽荣一（1840—1931）等商界杰出领袖。他们不但带回第一手的西方知识，亦成为日后明治政府的决策者。最重要的一次海外访问是1871—1873年的岩仓使节团，数十名政府领导人在欧美游历了一年半，成员包括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及伊藤博文。他们实际参观西方各种制度及措施的运作情况，如国会、学校和工厂等，深深体会到近代工业培养出来的经济力，也体会到民族国家下教育发达，以及其主体公民所创造的社会力。故西方之游有如刘姥姥入大观园，眼花缭乱，他们如饥似渴地在西方社会中寻求需要的各种制度，包括中央银行、大学、邮政及警政。

日本一方面极度推崇西方思想所代表的各种力量及价值，另一方面又非常不满日本与西方间的不平等政治关系。岩仓使节团外出的最初目标是要修订1858年与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结果却到处碰壁。欧美各国都拒绝日本要求，认为在短期内要修改的机会是微乎其微，原因是日本国内的法律及政治制度仍未达到西方标准，日本若不改革，条约是无法修改的。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固然是日本仿效的对象，但亦是潜在敌人。双方的敌对不只来自外国的海陆军事力量，亦来自民主思想，它一直是明治领导人的关切对象。他们认为国会是个分裂力量，不会替国家带来统一及富强。因此从明治政府成立之始，他们虽然一直希望鼓励群众支持，但亦害怕群众的过度参与会造成危险的政治性挑战或大规模叛乱。

西方不但可能是政治动乱之源，亦可能破坏社会秩序。这种忧虑最常见于颠覆男女两性关系之中。在幕末以及明治初期的西方旅行日记中，日人常指责西方男女间过分随便的亲密关系，男性的大胆积极态度，亦令他们十分不满。根据他们的观察，西方妇女的地位通常比日本女性高，这种看法其实颇有商榷余地，但明治时的男性的确担忧女性会要求婚姻平等，甚至整个社会地位要一视同仁。

在亚洲方面，明治领导人及当时精英知识分子同样采取一种爱恨交织的态度。有时候他们会提出“泛亚细亚主义”，呼吁亚洲各国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弱肉强食的欧洲帝国主义侵略；有时候又采取一种专横外交方针，自视优胜于亚洲各邻国，这种心态在19世纪70年代便露出端倪。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日本是亚洲的盟主，有责任领导亚洲邻国走向近代化，与西方争一日之雄长，完全忽视亚洲各国的想法。

日本的亚洲政策终于在1873年有突破性进展。当时岩仓具视使节团正在外访中，萨摩的西乡隆盛留在东京，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西乡为一民族主义者，主张攻打朝鲜。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商人一直希望朝鲜能开港通商，但遭朝鲜政府坚决拒绝，西乡希望用武力解决，一雪遭朝鲜回绝之耻。促使西乡动武的另一个原因是，对朝战争可提高武士在明治政府中的地位，不少西乡的支持者，如土佐藩的板垣退助（1837—1919）等亦赞同这种看法。

当时明治政府内部就侵略朝鲜问题，有赞成及反对两派，然讽刺的是，无论哪一派，都不认为日本侵略朝鲜的行动与19世纪50年代西方对日本的扩张行为并无轩轾，而日本却正要与西方力争修改不平等条约。岩仓使节团成员大都反对西乡的计划，但其理由主要在战略方面。外游中的所见所闻使他们相信日本必须先进行大规模内部改革，才能对外发展。然而西乡的侵朝计划似乎势在必行，这不能不引发岩仓使节团的忧虑，大久保及木户因此缩短行程，提前返回日本，希望能及时阻止西乡的行动。虽然如此，他们并非完全反对施加武力于亚洲邻国。

因此，大久保及木户在第二年（1874）便在台湾发动一个小规模战争，日本史上称为“台湾事件”。该事件源于1871年，有数十名琉球人在海上遇难，漂流到台湾后遭原住民杀死。当时日本正要合并琉球，因此向中国政府要求赔偿，中国政府则以琉球为其藩属，拒绝日本所请。大久保当时已取得明治政府的控制权，1874年决定派3 000人的军队前往台湾，惩罚原住民。不过日军在台湾并未取得重大进展，同时由于水土不服，有500多人病亡，故出兵台湾，可以说一无所得，最后由中国政府赔偿一笔数额不大的款项，军队才退出台湾。

琉民遇害是1871年，但日本在三年后才出兵，故出兵的决定基本上是战略上为安抚政府内部的征韩派。日本出兵台湾还有另一个原因，明治政府准备在台湾建立殖民地，开化岛内的原住民部落。这种想法完全是西方外交思想影响下的结果。当时西方各国发展殖民地，其中一个理由便是白人有责任开化各地原住民。在出兵之际，明治政府并未公开其殖民台湾的想法，事实上这计划很快便被束之高阁，原因是中国的强烈反弹，日本怕因此触发战争。[10]虽然师老无功，但出兵台湾仍为日本外交开创一个新阶段，明治领导人不单只开近代日本炮艇外交的先河，同时亦首次提出日本外交的责任，就是要把文明传播到亚洲各地。

在明治政府头十年中，其领导人亦有意扩张日本传统领土，为近代日本民族国家划定疆域范围。北海道在德川幕府时期称为虾夷地，是今天日本少数民族阿伊努人（Ainu）[2]的居所。1869年，明治政府正式宣布合并北海道，设立开拓使。其后明治领导人遣送大批旧日武士及其他职业人士到北海道开垦耕地。另在1879年，日本强迫琉球王逊位，合并其土地，改为冲绳县。合并土地、重划疆界是比较容易做的事，然而合并后如何整合原来土地的人民为日本臣民则难度较高。1872年，日本实行新的户籍制度，住在北海道的阿伊努人亦可以登记。根据日本的户籍法，阿伊努人在法律上已成为日本人，但在户籍上他们仍记有“旧土人”等字样，与其他日本人不同。阿伊努人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开始被征召入伍。[11]琉球人的同化过程更慢，原因是怕实施全面“日本化”政策后，会招致中国方面的反弹，征兵及新土地税一直要到19世纪90年代末20世纪初才在琉球实行。因此明治初期很早便承认新辟领土中的人民为日本臣民，但国家政策却一直摇摆不定，要到很晚才真正把他们纳为实施对象。

＊＊＊

明治政府成立后头十年中，日本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究竟如何评估它的历史地位，历史学家在过去100多年中一直争论不休。早期历史学家多半以18世纪末以来法国或其他欧洲革命为蓝本，认为明治维新所推动的各项改变为一个不完整的革命。当然，若以法国大革命为准，它在18世纪90年代所做的一切才算真正革命的话，则明治维新显然是个不完全的革命，逸出历史的常规。按照欧洲模式，所谓近代革命是指资本主义下资产阶级的出现，它的崛起是顺应历史潮流，贵族旧政体只能俯首称臣，别无他法。而明治维新的确有异于此模式，因为明治时期的各种变化，主要来自武士“贵族”中一部分人的推动，非由资产阶级主导。

上述西方模式影响非常大，甚至到近年，无论是日本人还是非日本人的历史学家，很多都或明或暗地使用这个模式来理解明治时代及20世纪初的日本历史。然而要真正了解日本近100多年的变化，这个模式不会有太大帮助。它武断地把欧洲经验放到世界史中，没有真正尝试理解世界其他地方，亦即它们如何处理自身历史。

明治时代的各项重大变化，实际反映出近代革命的一种形式，即“自上而下的革命”，它的发动者的确是旧政权中的精英武士，拥有世袭特权。但到明治维新前夕，这群出身中下阶层的武士一方面雄心勃勃，另一方面却又郁郁不得志，极度缺乏安全感。与平民百姓相比，他们是拥有特殊权益，但把他们看作是贵族革命者则是大错特错。所谓“自上而下的革命”，是指先天便有各种特权的贵族，最后毅然把特权抛弃掉。事实上，他们只是位于夹心阶层，连薪水亦因时因地而变，名义上虽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雄心壮志屡屡不能发挥。这种不平之气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亦触发各种影响深远的改革计划。故明治维新实际是个不得志的下层精英革命。[12]

要真正了解明治维新，除了避免上文所提及的欧洲中心主义看法外，亦要了解近代革命是一个持续而且波涛汹涌的过程，是世界共同现象，明治维新亦不能例外。明治政府所推动的种种改革，如征兵、义务教育、新税制等，都是自上而下，强加在充斥不满情绪的民众身上，同时不平等条约仍在国内有很大争议空间。当明治政权一诞生，社会各阶层均热情投入，他们极度关注什么人有权参加新政府，而且在什么条件下能参加新政府。是以明治政府改变了许多现状，但不表示它已解决了各种问题。

[1] 1890年日本正式选举国会议员。——译者注

[2] 阿伊努人原居住于北海道及库页岛，为高加索与蒙古人种的混血人种。日本古代称本州岛北部以北的居住者为虾夷人，地方为虾夷地。到14世纪以后，改称为阿伊努。至于虾夷人与阿伊努是否为同一人种，目前学界仍有争论。然而明治以后，由于与日本人杂居的关系，目前纯种阿伊努人已几乎消失。——译者注

第六章

明治初期的参与和抗争

在德川幕府时代，人民能够在政治舞台上有合法角色这种想法是天方夜谭。人民通常被视作政治活动的客体，本身是无任何主体能力的。仁心仁德的统治者的责任是让其子民能活下去，但亦仅此而已。据说德川幕府时，德川家康曾下过一道严厉命令，其中便指出“农民过的生活应该是不死不活”，他们就好像制油用的芝麻一样，“你愈用力榨，它就出得愈多”。[1]当精英武士讨论政治事务时，他们亦集中谈及所谓“愚民”问题。1825年，会泽正志斋便曾写道：

夫天下万民，蠢愚甚众，君子甚少。愚蠢之心一旦有所外骛，则天下由始不可治……昔夷教（指基督教）入西边之时，诳惑愚民，蔓延在所，未及百年，诖误陷戮者凡二十八万人，由此岂不明其入民之速乎。[2]

要防止蛮夷异端思想在愚民间传播，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生活在19世纪初的会泽正志斋当然不会建议积极招引人民参与政治，以增强其向心力。他提高人民忠诚度的方法是宣扬天皇理念，让他们了解天皇本质上的崇高，自然不再会有异心。

明治政府的政治精英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会泽正志斋的想法，他们心目中的政治秩序是建立在天皇制度的超越性及绝对主权理念上。为达成此目的，明治政治精英刻意将天皇置于政治之外，甚至超然其上。这种做法的背后不单隐藏着矛盾，而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以天皇作为政治核心，而他又不涉及实际政治，故日后谁都可以宣称他的想法代表了天皇的意志。

虽然明治政府力图封闭人民的思想，并用各种方法灌输正统意识形态，但日本的政治领域却很快便向一般民众开放，其速度之快，不要说是会泽正志斋，连明治政府早期领导人亦无法想象。19世纪80年代早期便有所谓民权运动，它的影响十分重大，最后促使了明治宪法的颁布。1880年后期，东京街头接二连三的骚动，亦阻挠不平等条约的修正，日本与西方各国的外交谈判不得不中途作罢。1890年，日本正式召开国会，民选代表马上成为政治舞台的焦点，这些都是明治初期各种政治争论及实践所产生的结果。

一、政治论述及其争论

早在幕末，参与各种政治决策的传统门槛已被打破，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处处都可以看到破绽。当佩里及其野心勃勃的伙伴乘坐“黑船”来到日本时，幕府便不得不邀请各大小名藩提出意见，以助解决美国的需索。慢慢地，要让更多人参与政治这种想法已经不限于大名间，而且开始扩散到社会上。早在19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各级武士或城乡里较为富有的人都会在各色各样的地方聚会，商谈当前时势。聚会的形式有很多种，较重要的是学校、学社或是诗社等文化组织，在幕末的农村社会中，它们扮演唤醒政治意识的作用。当时大部分的人都嗅出变动的气息，了解大时代即将来临，连不在高位的人都在关注，甚至有时要采取行动。

特别是在1866—1867年幕府即将崩溃的前夕，社会各阶层的人都相信一个不可知的变动即在眼前。在德川幕府最后几个月中，问卜前程的符咒纷纷从天而降，城市街道上的嘉年华欢乐气氛，着实反映出对未来的朦胧憧憬。有几个藩的活动则较具体，而且与当前形势有关，他们构想出一个具有审议权的议会，若成立新政府，它便可以发挥其功能。在各种计划中，最突出的便是坂本龙马所拟订的两院制议会，并获得土佐及越前两大名的支持。在坂本的设计下，上院是由朝廷公卿及大名组成，而下院则由武士及平民组成。

1868年初刚成立之际，明治政府急需巩固其权力基础，而其领导人亦十分了解政治各阶层——无论是敌是友——均存在上述类似政见，亦反映出他们对政治的热情参与。故当前首要工作便是善诱这股热情，不让它肆虐为患。所谓《五条誓文》便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它经过新政府内部反复讨论，最后在1868年3月以天皇名义公布，其内容如下：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三、官武一途，下及庶民，各遂其志，无使人心倦怠；

四、破除旧来陋习，建基于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五条誓文》反映出一种改革精神，亦预示明治政府以后10年要实施的革命性变化方向，这点在第三、四、五各条表现得最清楚。第一条亦十分重要，通过所谓“公论”，明治政府承诺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程度，这体现在所谓“广兴会议”；不过会议究竟有多大权力，则没有具体说明。这些含糊不清的承诺成为以后数十年政治上争议之所在。无论是政府内还是政府外的政治积极分子，为符合他们的利益及视野，一直企图为誓文内容做具体解释。

至于政府方面，它根据《五条誓文》，于1868年创立一个两院制的“公议所”。“公议所”原来是土佐藩在两年前所建议，其成员均为委任，并非民选，但具有立法权。明治政府以后曾多次修改政府架构，公议所在1869年7月被废，改称“集议院”，功能降为一咨询机构，到废藩置县后成为一空头机关，1873年正式被废止。不过各种咨议机关的出现，起码代表明治政府初期同意设立有广泛基础的审查机关。

在政府外部，民间更热衷实现《五条誓文》所应允的“广兴会议”，因此在明治时代初期，公众舆论范围不断扩大。其中争论最激烈的一点便是要不要成立宪法体制，其目的便是要在宪法架构内设立民选代表及议会。19世纪70年代在近代日本史上称为“启蒙时期”，当时新发行的杂志及报章如雨后春笋，形成一股讨论公共事务的热潮，而议会又是其中讨论最激烈的话题。

在1868—1879年，日本舆论界都有强烈主张，而且各有立场。第一份日报是《横滨每日新闻》，创刊于1871年。翌年《日日新闻》在东京发刊，它是今天《每日新闻》的前身。这些刊物很快便成为公共讨论的中心，话题多集中在明治政府的未来方向。它们多半要求设立议院。到19世纪70年代末，商业性较浓的报纸开始出现，首先是1879年创刊大阪的《朝日新闻》，它到今天仍在继续出版。这些报纸的销量增加得很快，但竞争激烈，不少小型报纸因而被吞并。到后来，东京及大阪成为大型报纸的中心，而小型报纸则只能在地方各县中发行。

翻译西方书籍是明治初期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译书，政治思想蜂拥而至。一个好学不倦的读者，他在19世纪70年代末所读到的书，上至穆勒（John Stuart Mill）与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下至德国保守的国家主义及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且由于日本受教育人口增长迅速，故各种作品的市场亦扩张得很快。

在19世纪70年代的“启蒙时期”中，影响力最大的出版物无出《明六杂志》之右。而在这本杂志中，言论最受注目的则为福泽谕吉（1835—1901）。《明六杂志》创刊于1873年，亦即明治六年，故以此为名，它由一个知识分子团体“明六社”所办，福泽谕吉亦是创社成员之一。“明六社”的重要性在于介绍西方思想到日本，并大力倡导。福泽谕吉是明治时代极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写过许多部著作，销量达数百万部。1866—1870年，他出版了三册《西洋事情》，介绍西方各种制度、风俗习惯及物质文明，是当时最佳畅销书。在19世纪70年代，他亦写了《劝学篇》及《文明论概略》两本著作，重点是要为日本未来刻画出一个方向。他主张学问以实践为基础，研究则应以自由及怀疑为出发点，近代日本社会则应该建基于个人自主及机会均等之上。

无论是福泽谕吉，还是同道者如西周（1829—1897）、中村正直（1832—1891）（两人将穆勒的功利主义思想介绍给日本读者），都绝对拥护当时西方流行的“进步”观念，视其价值及必然性是走向“文明”的不二法门。他们都接受当时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认为这是进入世界文明的敲门砖，因此所谓日本个人的奋斗，并非意味着争取个人快乐，最后只不过是争取民族进步及富强的一个方法而已。

二、自由民权运动

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所追求的民主参与及社会改革，和上述启蒙时期所追求的理念并不一致，因此引发许多政治性争论。其中最重要的政治运动便是所谓“自由民权运动”，这个运动源于全国各地桀骜不驯之辈，亦是许多群众推动的结果，因此对明治政府极具挑战性。卷入自由民权运动的人为何有如此高的政治觉悟？其中最关键的是两个基本问题：首先是日本应采取哪一种政治体制？其次是哪些人才可以参与？有关这两个问题的争论，很快便归结到制定基本法，亦即宪法，只有宪法才可以回答上述两个问题。

到19世纪70年代初，无论在政府内还是政府外从事活动的人，纵然看法有异，但都同意如下的简单逻辑：西方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地方，而西方各国都有宪法，日本人民也希望日本富强，故日本亦需要一部宪法。这种三段论有一个前提，就是以追求国家富强为最终目的。无论是统治者还是那些反对明治寡头政治的人，他们都接受宪法，但并非因为宪法能保护个人自由、快乐或福祉，而是宪法能维系及发挥人民动能，最后可以达成建设富强国家的任务。

因此在1872—1873年，政府内部达成某种共识，同意订立宪法。与此同时，非政府甚至反政府组织间亦结成联盟，要求成立民选议会，制定宪法便成为他们的共同纲领。支持民选议会者原来散处全日本各个地域，但经过相互联络后，渐渐出现全国性网络，最后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核心力量。由于明治政府成立后，其权力逐渐集中在前萨摩及长州两藩武士手上，民权运动者便指控“萨长藩阀”已取代昔日的德川暴政，这种看法在当时有一定的说服力。

1874年，以板垣退助为首的土佐藩昔日武士组成第一个高举“民权”旗帜的政治组织，称为“爱国公党”。把爱国放在公党之前，已清楚显示出国家的重要性。板垣原来是明治政府重要领导人之一，但1873年因为征韩论争议，攻打朝鲜计划遭到否决，遂愤而辞去参议一职。板垣虽然不满明治政府，但不像西乡隆盛用军事作乱的方式泄愤。板垣向政府呈递建议书，要求召开全国性民选国会。他主张只有自由讨论及民选政府才能够富强国家，1874年1月，板垣提出著名的《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

然为达成此目的，今日我政府应为之事，则要立民选议院，在使我人民振起其敢为之气，辩知分任天下之义务，得参与天下之事，则阖国之人皆同心焉。[3]

板垣的建白书引起各方面注意，他亦因此一直被称为立宪代议政府的守护神，不过这有点过誉。板垣实际是个机会主义者，当他的战友陷入困境时，板垣曾三番四次投向政府怀抱，为的只不过是高官厚禄。他的政治运动开始时并未受到广泛支持，追随者多半是昔日武士。除了政治改革外，板垣亦致力解救一度为天之骄子现在却一贫如洗的武士。虽然板垣采取温和路线，但不少支持他的昔日武士继承幕末志士的暴力精神，以为只要动机纯正，诉诸政治暴力手段亦未尝不可。

板垣组织的爱国公党很快便瓦解，不过到19世纪70年代末却出现另一场群众政治运动，虽然同样要求议会与宪法，但主要力量来自社会草根阶层，其中以1879—1881年尤甚。全国地方人士组成近200个政治团体，参加者多半为农民及昔日武士，他们的政治动员既深且广，可以说史无前例，最后组成两个全国性政治团体，它们极类似今天的政党，所差者只不过是没有全国性大选而已。政党成员均要缴纳党费，他们自己拟订地方党部组织章程，依照规定选出代表出席全国党大会，然后再敲定政纲及行动。地方团体会举办各种活动，发行刊物，主要领袖亦会巡游到四周乡村演说，甚至与地方支持者推动筹募经费的大型宴会。为了敦促政府订定宪法，召开国会，他们亦会举行署名请愿运动，签名人数有时达20多万，给政府造成莫大压力。

除此之外，自由民权运动亦能利用传统象征以增强其号召力。他们利用德川时代“文乐”木偶戏宣传，例如把“自由”两个汉字绣在木偶的戏服上（见图6.1），以增加认知度。新的童谣亦掺杂很多自由民权的理念。部分自由民权运动家，亦将儒家中统治者实行仁政义务的理念，引进西方自然人权的政治思想中，加强其宣传效果。

图6.1 图为民权运动的木偶，和服上绣有“自由”二字，这些木偶在德川时代普遍用于木偶戏表演。这种新式服装设计显示出民权及自由的号召力，它已经深入民间文化及宣传中，不单仅限于知识分子圈内。（濑沼トオル提供）

不过当时日本政治状况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上述活动都属于草根阶层，而且都是自发性质。他们在需要时组成各种学习小组，成员定期聚在一起读书讨论，商议请愿书或宣言，甚至起草宪法。有些是在东京的华厦中碰面，有些则在乡村中的茅屋会商，他们商议的结果很多被束之高阁，其付出的心血一直为历史所遗忘。到近年来，日本史学界出现所谓人民史学，要了解普通人民的政治创造能力，上述文献经过近百年的失落，最近才陆续被发掘出来。

自由民权运动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农村曾出现一些所谓“产业结社”的组织，谈论农业技术改造问题，如新的农耕技术、合作实验站，甚至提高税率。发起人多半为地主及地方上有声望的人物，参加成员包括村长、教师、地方商人、神社神官及医生。1881年，明治政府决定成立农工商省，其目的是要把这些人纳入控制范围，不让其活力失控。

城市的学会亦推动各种活动及自由民权教育，它们的成员基本上是新闻从业者及教育人士，背景大多是昔日武士。因为在明治维新后，不少武士聚居城市，成为都会知识分子的来源。有些著名学会日后演化为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大学及大隈重信（1838—1922）的早稻田大学。

与都会学会类似的是农村中各种文化及政治组织，事实上在自由民权运动中，它们的数目是最多的，在整个运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它们的成员出身与“产业结社”的成员不同，参与者大部分是昔日武士。他们政治性较强，喜欢谈论政治思想，当然亦阅读有关经济及农业的文献。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后，他们通常都会采取行动，最常见的是向明治政府提出请愿书，要求制定宪法，召开国会。

从日本的总人口来看，这些组织成员占极小的比例，不过我们应从它的积极影响来看，才能了解其历史意义所在。特别是与德川时代相比，19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的政治活动反映出日本的参与人数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关注的都是近代日本最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

最首要而又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便是天皇的地位。天皇与官僚、国会以及人民的关系是怎样的？究竟他的权力要有多大？他的角色是什么？在明治日本，西方古典意义上的“共和”几乎不存在，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因为受到法国模式影响，接受人权宣言及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才会主张真正的“共和”。大部分日本人仍然希望天皇能维持其主权形象，继续扮演政治体制的核心角色。但至于政治体制如何安排则众议纷纭。然而当时对天皇问题的讨论，并不会像日后成为一个禁区，不能碰触。当时有些地方组织甚至公开谈论大力限制天皇权力。1967年，在东京都五日市城外一个农庄发现一份明治时期草拟的“宪法草案”，其中便有一条提及国会权限，它可以审查及修改政府官员及天皇所提出的各项计划。[4]

第二个激烈争论的问题是人民应享有的权利的范围。民间私下草拟的宪法一般都主张民选议会有财政权，同时亦可以有与外国缔约、起草法案及监督行政部门等某种程度的特权。以五日市宪法草案为例，在几个新发现的宪法草案中，它算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方案，其中一条便规定：

政府于原则上不遵奉诸民平等，或违背财产所有权，或伤害邦国之防御，设若有此等事，国会得有权竭力主张反对之言论，并得溯其根源，拒绝公布之。[5]

当然，此条文并不实际，因为它没有具体说明何人能决定政府“原则上不遵守宪法”，不过这是一个草根阶层要限制国家权力的典型例子。

自由民权运动在1880—1881年达到最高潮，全国各地总共收集到25万个署名，分在100张请愿书中递给东京的中央政府，各地方团体组成全国性的“国会期成同盟”，并在东京先后召开三次预备会议。1881年10月，第三次预备会议召开时，参加代表宣布成立“自由党”，并马上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党纲，内容主要为主权在人民及召开立宪会议。

到1882年初，以大隈重信为首的另一个政党亦相继出现。大隈出身肥前藩，当时在明治政府中任参议及大藏卿之职，身居重位。但由于大隈支持明治宪法以英国为楷模，亦即国会拥有较行政部门更大的权力，因此触怒伊藤博文等其他明治领导人，于1882年10月被免官，史称“明治十四年政变”。大隈成立“立宪改进党”，支持者主要来自新兴商人阶级，而其党纲亦因此较自由党更温和。

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看，自由民权运动在1881年10月达到其史上最高潮，这点并非偶然，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天皇之所以于是年10月宣布制定宪法，并预期在1890年公布，主要是因为明治领导人深切体会到自由民权运动所引起的危机。1879年，山县有朋便曾写信给伊藤博文：“我们多等一天，民权者所散发的毒素便会进一步传播到各地方，更会深入年轻人的内心，最后产生无休止的大害。”[6]两年后，即在1881年，伊藤极为亲近的书记官井上毅亦有同样想法，他希望政府能尽快完成一部保守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宪法：

若失今而就因循，以至两三年后，天下人心既已胸有成竹……纵使政府提出，百方辩解，而宪法成案终为舆论所唾弃，以至民间私拟宪法全胜。故今日宪法制定之举，宁失于早，莫失于迟。[7]

明治政府决定制定宪法，自由民权运动在时机及方向上都是一个重要因素，不过这并非表示明治领导人完全屈从于反对运动。他们自有其主张，立宪的目的是要赢得国际尊敬，确立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同时汇聚全民力量于此，作为“富国强兵”之用。他们朝此方向前进的第一个步骤是在1878年建立民选县议会，不过权力只限于咨询。由于选民资格只限于缴纳高地税的富农，明治政府是想借此获得农村有产精英阶层的支持，不过事与愿违，地方议会却成为自由民权运动发展的温床。

自由民权运动请愿及到处宣传演讲的活动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的创举，它对制定宪法的决定有两方面的影响，虽然今天看来有点儿讽刺。首先是自由民权运动加速政府订立具有压迫性的审查法规。1875年该类法令首次出台，翌年进一步收紧，到1887年法令更见严厉。其次是自由民权运动强化政府内统治者倾向保守的决心，一意以1850年颁布的普鲁士宪法为蓝本来制定明治宪法，该宪法一方面增加君主及其阁员的权力，另一方面则限制人民的权利。明治统治阶层看法一向是要限制民权，并尽量不许民众参与政治，他们要撰写这样一部宪法当然并不困难，但若真要借明治宪法来推动他们的想法，事后证明是困难重重。

图6.2 图中显示在19世纪80年代的一次民权运动集会中，警察打断演说，企图镇压反政府言论，因而引起群众的愤怒。当时政府为应付民权运动，立法收紧言论尺度，并在所有政治性集会中派出警察监视。若演讲者的讲话内容过分反政府，越过尺度范围，第一次会受到警察警告，再犯，其讲演便会遭警察强行中止。对群众而言，他们之所以参加集会，部分原因便是希望能观看这个冲突场面，甚至有人想参与进来。（东京大学法学部附属明治新闻杂志文库提供）

三、武士叛乱、农民起义及新宗教

在这个时期，还有其他几个挑战明治政府的势力。他们是没有固定立场的保守者，主要是出于对19世纪70年代新事物的恐惧，故希望阻止进步的车轮，甚至恢复旧时体制。有平民百姓反对征兵，因而捣毁新兵登记处；亦有反对义务教育及因此而征收的地方学校税，不少新建学校遭破坏。此外，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些昔日武士的叛乱。

这些武士叛乱的动机及要求与自由民权运动有类似的地方，虽然一个是诉诸武力，另一个则较平和。两者共同不满的地方，首先是未能参加明治政府的决策过程。在19世纪70年代，郁郁不得志的昔日武士发现两个影响政府的方法，一是重订参与政治的游戏规则，一是用武力解决。另一个共同之处是外交政策，无论自由民权运动家还是叛乱武士都比政府具有侵略野心。1873年因为征韩论导致政府内部分裂，板垣退助及西乡隆盛均辞去政府官职，板垣发动自由民权运动，而西乡则最后领兵作乱。

西乡作乱，史称“西南战争”，是明治时期武士作乱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事实上武士起事作乱可远追至1874年，与西乡同属征韩派并一起辞职的江藤新平（1834—1874），在是年便领导12 000名武士攻击九州岛的佐贺县政府，目的是要恢复原来大名及武士的俸禄。在1876年，九州岛的熊本县及福冈县亦出现同样骚动，不过规模不大，只有数百名武士参加而已。明治政府迅速派出军队，平定乱事，而率众闹事的首要武士亦被处死。

征韩论争议后，西乡便回到其家乡九州岛萨摩藩，但现在已改名为鹿儿岛县。西乡创立一家私人军事学校，不过跟随的人甚多，在他的影响力下，鹿儿岛县到1876年实质上成为明治政府内的独立王国，既不上缴税金给东京，亦不执行明治政府的各项社会改革。1877年冬天，西乡带领15 000名武士离开鹿儿岛，扬言进军东京。然而西乡领军前进时，从未明确宣示他的起兵目标，顶多是质疑东京政府的政策，而他的手下则明确表示不满政府的武士改造工作，剥夺武士各种特权。当叛军进入邻县熊本时，由于当地亦为反政府大本营，故人数马上扩充为4万，他们还进攻当时日本六大军区之一的熊本镇台。明治政府迅速派出6万以上的军队救援当地守军，经过三个星期血战，终于击败叛军。双方均伤亡惨重，叛军死伤人数达2万，而政府军方面亦有6 000人阵亡，受伤者达9 500人。西乡则不愿投降受辱，最后自杀身亡。到今天，日本民间仍尊西乡为英雄，认为他的出发点毫无私心，而且坚持原则，宁可牺牲性命。不过西乡的失败，亦反映出日本已无复辟旧社会秩序、再走回头路的可能。另一方面，征兵组成的军队旗开得胜，亦证明农民的作战能力不输武士，明治政府可倚赖其平定任何武装反抗。

虽然如此，农民并非完全雌伏于明治政府，日后由于为贫苦所逼，农民好几次揭竿而起，与装备优良的政府军队对抗。农民频传起义的原因，是当明治维新之初，政府走向市场经济，不少雄心勃勃的小地主以为可以趁此机会多赚点钱，便借贷开发山间土地，大事种桑养蚕，其后明治政府开征各项税收，他们更要借贷付税。到19世纪80年代初，明治政府实行通货紧缩政策。1884年，整体物价比四年前下跌约25%，米价与丝价则下跌50%，故米农及养蚕户损失特别大，而税项并未随物价下跌而减收，故负债情况达到历史新水平，不少米农及养蚕户因此失去田地，为借贷者所没收。

在全国各县，破产农民组成“借金党”或“困民党”等组织，要求当地债主减少债项，最好是免其债务，延期偿还亦可。这种情况在养蚕业发达的关东地区最为严重，在那里爆发了规模最大的农民反抗运动“秩父事件”。秩父在埼玉县，约东京以西80公里。1884年11月初，6 000名下层民众汇聚一起，袭击政府官厅，销毁债约。他们由村过村，招纳群众，焚烧借贷者的房屋，地方警察完全被他们震慑。中央政府最后不得不派出军队，花了10天时间才平定整个动乱，5名为首者在审判后被处决。部分地方自由党党员参与作乱，一些起事者自称为“自由党军队”，事实上自由党中央并未参与，但最后仍决定解散自由党，以免被指责为支持叛乱。

除了武士和贫农外，第三个挑战明治政府的力量则来自新兴宗教团体。明治时期的宗教团体，有些早在德川幕府后期时便成立，如天理教及金光教；有些则是维新以后才出现，如丸山教及大本教。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丸山教及天理教各自宣称拥有徒众数十万，创教者通常是女性，自称得到神灵启发，并亲自书写或口述该宗派的圣典；其教义多半劝人在今世节制忍耐，目的是在来生求得救赎。与德川晚期的宗教类似，它们有时候也会宣扬今生的解放，方式是通过一个所谓“世直”的过程，意即马上平分财富的社会改造。因此这些新兴宗教团体亦同情“借金党”或“困民党”等社会组织，也不满社会及经济制度种种不公平现象。有时候这些不满会引发类似暴力事件，因此宗教团体与政治组织串联的谣言不胫而走。以1884年的一个事件为例，时间仅在“秩父事件”发生后一星期，静冈县（在本州岛中部，东京西南方）的丸山教徒众要求财富平分，最后以群起捣毁政府机构告终。

对明治政府的各种挑战实源自深刻的社会及地区背景。自由民权运动的基本群众主要属于昔日武士、富农及贫农三种社会阶层。昔日武士及负债累累的农民最支持武装反抗或新宗教活动。有趣的是，昔日武士参与反抗的程度与其支持明治维新的程度成正比，亦即武士最积极参与武装反抗或自由民权运动的地区，也是最支持明治维新的地区。这种情况以九州岛及土佐地区最突出。这些地区的武士以为帮助明治政府夺权成功，他们应可以在新政权中有一席之地；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开始感到失落，甚至觉得被排斥于权力圈外，因此态度转向激烈，要用行动表示不满。农民反抗的地区则多集中在农产品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地方，特别是产丝地区，因为丝价最容易受到国内及国际市场的影响。

四、妇女的参与

明治革命所带来的社会混乱，亦影响到两性议题及其意识形态基础，有人开始质疑男女的社会基本角色。早期日本人到国外旅行，对西方男女毫无规矩地混杂在一起的现象，在文字上常流露出莫名恐惧。举例来说，1860年幕府派出使节团访问美国，美国国务院邀请使节团参加舞会，其成员之一的村垣范正（1813—1880）便写道：

一对对男女踮起脚尖跳舞，随着音乐节奏在大厅中转动，就像一群老鼠在追逐溜转。国务卿居然邀请外国大使出席这种场合，真是不可思议。我的烦厌是不言而喻的，真是不知尊卑、礼教及责任为何物。[8]

更令他害怕的是美国妇女的粗鲁不文，一个年轻女子对日本一窍不通，居然在国宴中追问他有关日本的政治及社会习俗。

虽然不同意西方的女性观，明治政府在各种改革中，仍鼓励一定程度的妇女参与，以示女性的支持。岩仓使节团的学生代表中便有5名女性，年龄跨度从9岁到16岁。她们都留在美国，接受美式教育，成为日后建设新日本的女性楷模。但与同行的使节团年轻男性相比，她们被忽视，得到的支持亦不多。上述5位女性，一位马上回国，另一位在美国去世，两位则在回国后与统治阶层精英结婚，没有遗留任何独立自主的风范给后世。只有最年轻的津田梅子（1864—1929）能投身妇女运动，致力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她去美国时只有9岁，回国后，她创办津田女子义塾大学，成为女子教育的领导人。

在这些年间，民间正展开讨论，究竟如何定位男女各自的角色与权利。从今日留给史家的记录看，讨论开始时只谈到男性应如何对待女性，《明六杂志》就此议题谈得最热烈。当时最著名的知识分子如福泽谕吉、森有礼（1847—1889，日后出任文部大臣）等都曾参加讨论，议题包括男女平等的意义、女性教育的价值、在法律上承认妾侍身份及其子女的继承权有无弊端。[9]各方面意见的差别很大，不过与19世纪的西方类似，改革者的主流态度是小心翼翼。《明六杂志》的作者花了不少时间讨论男女问题在各自范畴与社会整体间是否应有不同的对待办法，事实上他们鼓励男女对各自范畴互相尊重，至于政治及法律权利则属社会整体，其态度便趋向保守。因为评论者都认为社会平等会造成两性间分裂性的矛盾，破坏社会和谐。1875年阪谷素（1822—1881）便写道：

目前“同权”这个词，用于闺房之内并无问题，但却万万不可使用在一般生活中。今天如果我们在生活所有方面都建立两性平等，我们的社会最后会变成男人想尽办法压迫女性，而妇女亦会想尽办法压迫男性……总而言之，“权利”一词弊端甚多。[10]

当男性首先按照文明与启蒙的观念展开具体实践后，有些妇女亦开始对这些观念赋予不同意义。以服饰为例，1871年，明治政府鼓励武士全面改变个人服饰，并且发出命令，要武士放弃传统剃发，改为西方发式。当天皇率先改换发型后，大部分的武士亦跟进。东京一些妇女稍后亦打算做同样改革，她们组织一个团体，鼓励女性发型应以简短及实用为上，这些妇女亦走在风气之先，把自己的头发剪短。不过政府却对此采取打击措施，在1872年禁止妇女剪短发。根据政府公布的法令，即使年纪大的妇女因健康理由要剪短发，亦要先得到政府的批准。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所谓批准是指到理发店或发型屋剪短头发。

有些妇女则直接通过参与自由民权运动以要求改革。从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妇女曾有一阵子非常活跃，在各种自由民权运动的集会中，女性不但人数相当多，她们甚至会成为演说家。少数中坚者大力鼓吹男女平等的政治及法律权利，其演说吸引不少听众，当中最出名的是岸田俊子（1864—1901）及福田英子（1865—1927）。岸田公开指责“蔑视妇女，独尊男性”这种观念，认为这已经完全过时。她描绘一个“进步”及“文明”社会的蓝图，在那里妇人和男子完全有平起平坐的政治及经济权利，她呼吁给予妇女教育机会及家庭内的平等权利。岸田亦攻击妾侍身份的合法性，它使得一个情人可以与正式妻子及其子女具有相同权利，继承丈夫一切所有。

福田其后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听到她（岸田俊子）的演说，在其生动活泼的说话技巧下，我无法按捺心中的恨意与愤怒……因此马上开始把妇女及其女儿组织起来……积极向外界说明什么是自然权利、自由及平等，并进行大力推动……是故我们可以汇聚情感，一起打破那些与妇女有关的旧日陋习。[11]

对自由民权运动的男性而言，像岸田这样的女性，既代表威胁，也代表机会。她的激进态度无疑会招来政府的镇压，但她也有足够的吸引力，把热情及好事的群众呼唤到演讲堂，甚至是参加公开聚会。

对19世纪80年代的明治领导人而言，他们无疑已接受其妻子在半公开场合担任一定角色，成为全国模范或日本在世界舞台上的代表。上流阶级的绅士淑女在舞厅中翩翩共舞，与外国嘉宾乐聚一堂。所有活动都在富丽堂皇的西式大楼“鹿鸣馆”举办，它位于东京市中心，是1883年外务大臣井上馨下令建造的，目的是让外国人感受到日本西化程度的迅速，有助于不平等条约的修正，史上称为“鹿鸣馆时代”。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连女性都要接受西化生活。新渡户稻造是早期到美国留学的学生，他在1905年便写出那本举世闻名的《武士道》，向英语世界介绍日本，甚至创造“武士道”这一概念，连老罗斯福亦受其影响。新渡户在1891年出版其第一本书时，把西式舞描绘成“好像一群醉醺醺的男女在耍杂技一样，跳来跳去”，而那幢巍峨耸立的鹿鸣馆则是令人望而生厌。[12]

在公开场所，女性作为男人的伙伴，她的恰当角色是什么？这个问题固然引起热烈争论，然而接踵而来的公开讨论（主要在男性之间）便是妇女参政的界限在哪里。有些人会同意动员妇女，让她们扮演一定的政治角色以发展国家。高级政府官员以及记者亦讨论皇室公主入继大统的问题，研究她们能否与太子享有同等权利；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有些居高位的官员并不完全反对这种想法。

自由党及改进党两个自由民权运动的主要政党在1884年瓦解，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内部派系斗争、背上与农民运动勾结的黑锅以及政府镇压等。然而经过纵横捭阖后，两党又再重组，但以前男性政治家与女性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的同盟已无法重现，即使日后宪法通过，盛况也已不再。妇女对政治及社会活动的兴趣逐渐转移至教育、文学方面，至于组织活动则为非政治性质，如东京妇女改革会等。

对妇女参政热情的减退，政府应负大部分责任，它把皇位继承权限于男性。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前夕，它实施一连串歧视妇女的法令，如禁止妇女参加政治组织，妇女不得参加政治集会，更不得发表演说，连在国会旁听亦在禁止之列。明治政府的苛刻措施引发连串愤怒的批评。女性教育家及改革家如清水紫琴、矢岛楫子尤为不满。特别是禁止女性旁听国会议事，更是滑天下之大稽。她们嘲笑政府，认为不许女性旁听是日本男性精英了解自己的行为不堪，怕被旁观者目睹。部分男性政治家及媒体人亦反映出不满，政府不得已，只好在这点让步，准许女性在国会旁听。不过自由民权运动中大部分男性的立场较接近政府，与他们的昔日女性盟友看法反而互相抵触。对于妇女参政这回事，他们一直是不太接受，遑论其他更具体的妇女权利问题，在这里传统禁忌仍有巨大作用。

是以日本统治阶层一面推动改革，一面仍企图把改革置于一定限制之中。妇女运动可能会突破社会界限，逾越女性规范内的本分及行为，这种恐惧仍然广泛存在于统治阶层。他们对改革爱憎交织的态度在界定妇女角色时特别明显，而由发式等的个人范畴以至公众集会演讲的政治范畴，都成为改革立场的试金石。

五、条约改正与国内政局

因自由民权运动而崛起的两个在野党，虽然在1884年瓦解，但其民间活力仍在以后十年中持续不断。明治政府在自由党及改进党消亡后，并不能强加其意志于民众身上，其控制力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更日见衰弱。其中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日本与西方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其过程迂回曲折，可以说是好事多磨。明治政府原来的计划是先在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修改部分条约，结果触发反对运动，而问题重点亦由条约修正转移到日本在世界中的恰当地位。另一方面，19世纪80年代的条约改正，亦如19世纪70年代的宪法问题一样，引发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吁请，要求尊重民意。

条约改正起于1873年的岩仓使节团，希望与欧美国家修改“不平等条约”，结果以失败告终。在以后整个19世纪70年代，政府遂将目标缩小，希望西方列强把部分关税权交还日本，而日本则答应开放更多通商口岸。但英国拒绝让步，故谈判未果。井上馨在19世纪80年代初出任外务大臣，他宣言要在东京召开多国会议，解决不平等条约问题。当西方人士与日本人在鹿鸣馆的高贵舞厅中翩翩起舞时，与条约有关的各国公使亦于1886年5月在东京聚首。经过近一年努力，各国公使最后在1887年4月草议一份协议。根据该草约，日本可以取得关税自主，同时亦大致取回各通商口岸的治外法权，不过日本则要同意开放全国，外人得以自由居住及通商。

除此之外，该草约还有两个附加限制，内容相当重要。首先列强要求日本订立一部新法典，这点本不成问题，事实上当时日本亦正在草拟一部新法，但列强要求新法典必须先经各国审查，经同意后新通商条约才能生效。其次，新通商条约规定日本法庭必须雇用外籍法官审理有关外国人的案件。这样的要求引发日本国内的反对声浪，反对者认为列强的要求仍是继续原来对日本主权的侵犯，是可忍孰不可忍。农商务大臣谷干城（1837—1911）认为西方列强所提建议，比当时的现状还要糟糕，因此愤而辞职，顿时被社会视作英雄。前自由党及改进党党员亦重新在全国组织活动，向中央呈递的请愿书有如雪片，反对按照列强立场修改条约。各主要报章评论亦火力十足，批判新条约内容。约有2 000名年轻人前赴东京抗议，他们举行示威及大规模造访官厅运动，用一位政府官员的话说：“人心已被刺激到极点，有招致内阁倾倒之可能。”[13]面临如此强大的压力，政府最后只得放弃原有修订计划，而外务大臣井上馨亦只好引咎辞职。

继任外务大臣的是大隈重信，他亦好不到哪里去。大隈在1889年希望与列强协商一个较为有利的新约，并且已获得一些成果，但政府内部及外面的反对派的看法仍好坏参半，要求完全平等条约的请愿书依然大量涌入首都。1889年10月，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玄洋社的一个成员用炸弹暗杀大隈，后剖腹自杀。大隈活了下来，不过却失去一条腿。明治政府只好放弃修约计划，并解散内阁。

在条约改正的政治旋涡中，参与方式可以说集各家大成，一方面继承幕末“志士”的强烈暴力手段，另一方面又运用西方政治模式，以舆论、请愿及游说为后盾。参与者的背景亦十分复杂，从具有丰富民主知识的民族主义者到只顾眼前行动的草莽皆置身其间，不过他们确实反映出社会背后的一股潮流，亦即排外情绪及幕府末年出现的尊王思想。参与者用新瓶装旧酒，相信只有建立一个给予人民自由及政治权利的体制，国家才有富强可言，在国际上才能有立足之地。

六、明治宪法

当条约改正引发接二连三的政治风潮时，明治政府亦正在审订宪法的最后草案。大众政治参与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及混乱，明治领导人是亲历其境，两个内阁大臣因条约问题被迫辞职，这种记忆仍栩栩如生。因此当1889年正式通过宪法，并以盛大仪式颁布，这部宪法的实质重点是强化国家权力，尽量减少人民的干涉。

明治政府在1886—1887年已进行秘密草拟宪法的工作，实际工作由一批才智之士担当，但真正的大方向则是在伊藤博文及井上毅指导之下。伊藤曾在欧洲研究过宪法，并为日本雇用大批一流外籍法律顾问，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德国法学教授赫尔曼·罗斯勒（Hermann Roessler）。1888年，明治政府为商议宪法，成立一个名为枢密院的咨询机构，参与者都是当时政府最高层人员。然而当明治宪法颁布后，枢密院仍然继续存在，成为一个宪法体制外的机关，其成员以供天皇顾问为理由，操纵整个政局。1892年日本报章以“元老”称呼任职枢密院的明治领导人，此为日本近代元老政治的起源。原来的元老如伊藤博文及山县有朋等，都在政府中任要职，特别在19世纪80年代，他们均掌控内阁或官僚体系。“元老”虽不是正式组织，不在宪法体制之内，但并不表示这是个模糊不清的角色，谁是元老，大家都有一种不成文的默契。[14]一旦成为元老，他们的一生便要为复杂的政治穿针引线，只不过当年纪更大时，便不得不退居幕后，担任如枢密院等机构的领导职位。

明治宪法于1889年2月11日正式颁布，由文字上来看，它是天皇给予其总理大臣及人民的恩赐。宪法发布敕语中毫不含糊地说：“朕以国家隆昌及臣民庆福为欣荣中心，根据承自列祖列宗之大权，对现在及将来臣民宣布此不磨大典。”由于天皇手握最后大权，故内阁成员对天皇而非对国会负责。虽然如此，宪法中亦有文字防止天皇有超越一切的直接权力，不过语意并不十分明确，发布敕语中说：“朕及朕子孙，将来必遵循此宪法条章，实践时无逸出之事。”宪法中亦规定所有天皇敕令必须由内阁大臣副署，官僚借天皇取得的权力因此而得到巩固。宪法第11条中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陆军参谋本部便借此取得特别独立地位。宪法亦给予人民各种公民权利，“我臣民之权利及财产安全会受注重，亦会受保护”，不过是在“此宪法及法律范围内”。

国会本身包括众议院及贵族院两院，众议院议员由选举产生，而贵族院议员由天皇委任。为替贵族院铺路起见，日本在1885年引入欧洲形式的贵族制度，成立所谓华族。该制度将华族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接受勋位者有500余人，大多为朝廷、政府及军队中的显赫人物。贵族院成员主要由天皇从华族中敕任，但也包括其他有突出成就的个人以及一些缴纳高额所得税者，贵族院的目的是制衡人民的政治参与。

虽然如此，宪法仍给予选民相当重要的空间以表达其想法。选民的资格由法律界定，而国会则掌握草拟及通过法律的权力。国会更关键的权力是通过或否决国家年度预算。但在设计宪法时，政府故意留了一手，宪法其中一项规定：如果国会无法通过新预算，则上年度的预算可以自动继续生效。不过由于政府花费不断增加，这个漏洞对政府的帮助并不大。因此明治宪法实行后，日本政府内少数有力者对议员的要求不得不做出让步，这与他们在召开国会前所期待的完全不同。

＊＊＊

宪法的颁布及民选国会的召开，象征日本已成为一个由公民主体组成的国家，民众一方面要承担国家义务，另一方面也获得政治权利。义务包括男性要服兵役，所有人都要上学，每个人都要付税。权利包括少数人得到选举权，能够在政府预算表决中表达意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权利只限于男性，而且要有相当财产。第一次选举法实行时，能缴纳规定赋税而可以投票的人，只占日本总人口的1%。很明显，草拟宪法的人只不过想用它来制衡反对派。然而不能过分强调明治宪法的负面意义，说它只是限制人民权利，这样会忽略它的历史意义，明治宪法是未来改革的一个重要基础。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宪法规定下，一个民选国会出现，它的职权不只是个咨询机关。另一方面，宪法背后亦象征主体或公民的存在，他们在政治上是活跃的，而且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事实上，当寡头体制决定实施宪政时，他们已非常清楚这样的一个现代国家政体正在形成，它自身亦要发展出一套有自己独特性的政治体制。

第七章

明治初期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变迁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只不过30年的时间，日本便崛起为亚洲经济的火车头，有人称之为“亚洲工厂”，这种特征直到20世纪仍然存在。到19世纪90年代为止，日本的纺织业便掌控国内市场，并开始与英国公司在中国、印度竞争，可以说是相当成功。日本船队亦能与欧洲贸易商一较高下，其货运能力甚至远至欧洲。

就长期发展而言，明治日本的经济成就更令人肃然起敬，无论在国与国之间比较，还是以19世纪60年代以前与之后的生活水平比较，明治日本无疑创造了一个先例。不过对19世纪末的日本人民而言，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冲击，其立竿见影的效果是重重灾难。受害最深的是两类人，一类是小家庭农民，另一类则是年轻女工，他们数量庞大，其身份也许会重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为债权人所取走，而数以十万计的青少年女性受雇于棉纺、织布、火柴等企业以及欣欣向荣的娼馆，其所遭受的痛苦是不为人知的。

上述落差甚大的评价亦适用于这数十年间的文化变迁。明治日本时代，新旧文化似并行不悖，从小说到油画，作家及艺术家都热烈拥抱新文化形式。另一方面，诗歌以及文乐歌曲等传统文化亦展示其坚韧的生命力。不过在19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文化焦虑已浮现，而且紧张程度日益加深，其根源是恐惧在盲目崇拜西方现代性的热潮下，日本可能失去某些东西。在这种忧虑下，日本知识分子不得不加工赶制一个全新的日本“传统”。新日本“传统”的出现亦与社会骚乱及政治不安有关，政府官僚为应付各种挑战，决定要将个人思想及行为限制在框框内，甚至不惜使用高压手段。

一、地主与佃农

在明治时期日本的经济变迁中，农业扮演十分关键的角色。它是人力、粮食、税收及出口创汇的重要来源，没有它，工业革命是不可能的。

1880年至1900年，日本人口从3 500万增至4500万。同一时期，农村及农业人口则稍降，因为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从农村流向城镇，或从城镇流向大都市，这种流动亦出现在职业上，人口从农业转向工商业。在这种转变下，粮食危机的出现是无法避免的，要避免粮食不足有两种方法：依靠进口或提高国内生产。直到1920年为止，日本农业是用增加产量以支撑不断增长的人口。农业能够维持粮食产量增加的原因有二：首先是有效利用现有耕地，过去这种有效性局限于高度发展区域，现在则逐步扩散到全国。其次是选用新作物、新种子，以及使用更多肥料。土地生产力的增加幅度到底有多少？到今天这个问题仍在争论中，目前估计的年生产增加率为1%到3%不等，数字并不一致。[1]但即使采用最低增加率，其增长仍是可观且重要的，因为它足够支撑增长中的人口，使其免除粮食问题，因而可以保留贵重的外汇以支付工业及军事技术的进口。

事实上，农业是国家税收的一个关键财源，没有它，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现代化计划。在19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初，田赋约占政府收入的80%。到19世纪90年代，政府开始征收消费品税，包括酱油、盐等民生必需品及糖、清酒等日常用品，田赋的比重便开始下降至60%，不过田地收入仍为政府税源之最大宗。

另一方面，农业出口茶叶及丝织品亦为日本创造重要外汇收入。1868年欧洲出现蚕桑自然灾害，有利于日本的蚕茧出口，为以养蚕业为主的小家庭事业带来荣景。当欧洲的蚕害消失，日本转而出口蚕丝，在1868—1893年，生丝产量由230万磅增至1020万磅，增幅达5倍，大部分以出口为主，主要出口欧美。在19世纪最后25年里，丝出口占日本出口总值的42%。日本对中国及朝鲜的出口亦有一定数量，输出产品主要为农村里的传统食物及手工艺品。

农业还有一个间接贡献，就是输出劳动力。事实上劳工输出是继茶与丝之后，日本创汇的第三个重要来源。1900年前后不少日本人前往夏威夷、加州，或拉丁美洲工作，再汇款给其农村中的家人。

蚕丝的纺与织通常都在农村中的小型工厂进行。老板及管理人员都属于农村企业的精英阶层。事实上，在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农村社会的上层阶级担当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投资工厂，不断发展经营，一方面缴纳大量税收给政府，一方面又培养家中小孩接受高等教育。学业有成的下一代又继续在政治、经济以及官僚领域占有领导地位。在农村中，他们放高利贷给附近农民，若其无法还债则没收土地，又雇用农家少女纺织蚕丝，工作时间有时长达每天14小时。因此从整个经济政策及社会效果来看，这些地主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在政府方面，它除了要负担大量花费高昂的经济及军事计划外，更使其喘不过气的是西南战争的庞大军费，故在1878年，明治政府便要面临巨大的预算赤字。它先以发行纸钞以应付急需，然而却引起剧烈的通货膨胀。由于明治政府的收入以预估地价为主，地价并未自动随通货膨胀而上升，故财政实质收入是降低的，这使收支赤字进一步恶化，唯一的好处是农产品价格上升，农村暂时得以景气。

1881年大藏卿松方正义（1835—1924）实施严厉的财政及货币政策。松方出生于萨摩，19世纪60年代时以志士身份活跃政坛，明治以后，一直担任领导工作。1881年“明治十四年政变”后，松方出任大藏卿，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他大量削减国家预算。上述财政政策，无论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批评，传统都归因于松方正义，事实上他之前的两任大藏大臣已经开始实行类似政策，亦即削减政府开支，增加税收及减轻政府债务。到1880年，政府已解雇大部分在19世纪70年代聘用的外国顾问，松方只不过是加快及扩大实行这些政策。松方上任后，便大力整顿由外国顾问协助设立的国有企业，把无利可图的加以出售。他亦收紧货币供给，首先是关闭造币厂，不再大量生产廉价纸币，改回原来的银本位政策。到1883年6月，只不过一年半的时间，他把日本货币供应量缩减14%。结果是物价迅速下跌，由于同时期遇上全球性不景气，通货紧缩更为明显。[2]

由于19世纪80年代初的国内政策及国外压力，其所产生的经济状况便是所谓“松方紧缩”。在1880—1884年，农产品价格暴跌一半多，为了生存，小自耕农不得不向附近富有的地主借钱，在无法偿还的情况下，土地兼并便大量出现，亦是所谓“借金党”或“困民党”走上反叛的原因，“秩父事件”便是最好的例子。[1]

经济紧缩政策下最明显的一个结果便是土地所有权的大转移。但与农业增产数字一样，这时期失去土地而变成佃户的人数，一直是学者争论的话题。根据保守估计，佃户耕种面积从19世纪70年代末的30%，增加至19世纪80年代末的40%。若用此统计数字换算，则日本约有1 /10的土地转换了所有权，而且仅在10年之内。到19世纪80年代末，松方财政改革的确把日本经济稳定下来，但却为数百万的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二、产业革命

到19世纪80年代初，明治政府已为近代工业经济安排好各种基本建设，以后20年中的日本便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陆续出现了铁路网、新商业法，以及为工业提供贷款的各种专业银行。而一小撮私人投资者则在制造业上发展，过程虽相当艰苦，但到19世纪80年代末，已具一定获利能力。接着在世纪之交的20年中，日本的经济便正式起飞了。在这段时间内，日本工业产量每年约以5%的速度增长，与同期世界的3.5%相比，它的表现是相当优异的，甚至比美国还要好。美国的工业产量从1895年至1915年增长1倍，而同期的日本则为2.5倍。

日本的工业化由纺织业带动，从19世纪90年代到1913年，日本丝出口增长4倍，传统日本丝绸是手工纺制，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的蚕丝已有3/ 4用机器制造，同时每年3/ 4的产量是以出口为目的。棉纱的生产亦如此，其产量的增长率与丝相同，机器亦逐渐取代手工。不过棉产品的出口则以亚洲为主，约50%输往中国及朝鲜。

工业化中的第二个主要项目为煤及金属资源的开采。从1876年到1896年，日本金属生产增加7倍，矿区雇用劳工数目亦仅次于纺织业。煤产量约半数来自九州岛及北海道的煤田。煤亦成为日本工厂燃料的主要来源，其余则大部分供各海港蒸汽船之用。除此之外，日本的足尾铜矿及其提炼厂，亦是20世纪初世界最大的铜生产地之一。

第三个项目为运输革命，它亦成为新工业的支柱。到19世纪80年代末，日本铁路已超过1600公里，到1900年，总长度约5 500公里。日本是一个多山国家，故兴建铁路是个艰巨任务，需要巧夺天工的技术。另一方面，铁路系统亦有助于其他工业的发展，它降低原料运输成本，亦可以低价把工业成品运到国内市场，或运到港口再送往世界各地，新运输系统对煤矿及纺织业尤为重要。

工业化亦为社会及经济组织带来重要改革，19世纪80年代末的铁路投资热潮助长了一股更全面性的“私营公司浪潮”。在1886—1892年，私人投资者建立14家新铁路公司，私营铁路的总长度是政府的2倍以上，这股投资热延伸至纺织业、矿业及其他事业。不过到1890年，由于“投资过热”，日本出现第一个金融危机，这也给日本投资者一个非常好的教训，令其终于了解到组织股份公司及股票市场的经营法则。在股市崩盘后，许多抱着投机心态的公司倒闭，不过也起到汰弱留强的作用，大部分的铁路公司均体制健全，它们与其他新公司经过1890年金融风暴考验后，更能茁壮成长，成为私营领域的佼佼者。

日本新兴资本主义体制中，最具特色的是财阀的出现，它在垄断过程中担任重要角色。有些财阀可以追溯其历史至德川时代的“两替商”[2]，三井及住友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有些则是白手兴家，在明治时代才崛起，三菱是其典型例子。不过无论哪一种公司，到19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才逐步发展出今天的形态。它们的创办人利用其长期的政商关系及主要企业间的依附联络网，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以三井家族为例，从17世纪70年代开始，他们便在江户及京都建立干货零售据点，同时也是幕府将军的金主，双方关系一直维持到幕府覆灭为止。另一方面，三井的经理人亦在19世纪60年代接近倒幕势力，培养彼此关系，故在1868年后，三井家族能继续发展。三井负责处理明治政府部分税收，故在1876年创办三井银行。同年，它亦创立三井物产，负责贸易业务。其后伊藤博文出任工务卿，与三井物产签订合约，使其独占官营三池炭矿的销售业务。伊藤很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会苛刻，贵公司可以用成本价取得煤炭，再用它发展你们的事业吧。”[3]三井无疑从这个协议中获得大量利益。1888年，三井干脆把三池买下来，虽然收购价格相当高。三井亦利用三池煤炭与英国公司签订合约，三井物产出售煤炭给英国蒸汽船，以此取得在上海、香港以及伦敦开设分公司的权利。这种银行、矿产及贸易三方面的结合，于19世纪80年代出现。在以后的日子里，三井以此为发展基础，再利用其利润收购或创办其他公司，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芝浦制作所、钟渊纺织、王子制纸。

其他财阀的发展方向稍有不同，如三菱便专注于海运、造船、铁路，不过兴起的过程差不多，时间亦在19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各创业家族大都保留对财阀复合体的财政控制权，不过从一开始便避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家族企业毛病，雇员都是年轻人，从家族以外招募，同时委以重大管理权。在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日本企业算是较早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政策。

为何这些高度垄断的财阀能够发展得如此迅速？部分原因当然是归结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必然会走上垄断方向。看看美国的铁路、钢铁、石油、烟草及金融等帝国企业便很清楚，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卡内基（Carnegie）、洛克菲勒（Rockefeller）、杜克（Duke）、摩根（Morgan）等大公司的出现并非偶然，因此日本的有力垄断财阀与它们具有同样性质。但财阀仍然有它们的特性，就是经营范围无所不包。它们不只是横跨各行业，更横跨各领域，从金融业到制造业，无所不在。每一个财阀似乎都要鲸吞所有数得出的事业，从贸易与航运，到金融、开矿及各种制造业。单单用资本主义经济似乎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有人认为财阀这种企业不只出现于日本，19世纪末德国银行主导的独占公司，或俄国的国有企业均有相似之处，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上述三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后进性”。一个后进国要赶上去，同时在国际上又要有竞争力，必须发展新工业。要达成此目的，则要在短时间内动员稀有资本、技术人才及技术，但只有大的组织方能完成上述任务。在某些后进例子中，国家会担任此种角色，但在日本，其动能则来自政府计划与大型私人公司的合作。[4]

后进因素也许能解释日本财阀兴起的原因，但却无法解释明治时代日本资本主义为何有如此优异的表现，在西方以外，似仍无法找出相同案例。德川时期的经济及社会因素也许是其中一个原因。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已存在相当程度的企业管理及生产技术，它有可能直接应用到现代工业，或转换到一个商业金融及近海运输的复杂网络中。除此之外，日本的人口增长并不快，故农业收入可以移用到其他新的领域中。

在上述社会及经济基础上，日本还有一个相当关键的因素，就是工厂雇主可以招募到一群廉价劳工。在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期，日本工业已日趋机械化，然而与先进的西方国家相比，日本的个人生产力仍相差甚远（个人生产力是每个人平均生产的货物或服务价值）。由于生产力赶不上，日本经济要具有竞争力，唯一的方法便是降低工资水平。在这段时间中，非技术性工人的低工资是日本制造业有强劲表现的重要原因。

国家的积极作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治政府在19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实施各项基本建设，为早期财阀提供良好基础。稍后，国家表面上只是推动工业层次的提升，实际上直接参与，促使制造业转向资本密集及高技术生产。在这方面，日本的廉价劳力是无法成为相对优势的。举例来说，日本铁路公司在19世纪90年代发展，火车头及铁轨是必需品，但由于铁厂及工程公司或是不存在于日本，或是价格太高，因此不得不从西方进口。到20世纪初，明治政府采取关键性措施，把经济上的供应方与需求方两者关系扭转过来。在供应方面，政府在1896年出资兴建八幡制铁所，亦拨给预算贴补海运业乃至机械制造、工程及造船等私人工业。在需求方面，政府在1906年几乎将所有连接大都会的铁路收归国有，并利用这个机会，规定铁路使用的火车头及路轨必须向国内厂家订购，而且凡具竞争力的进口货均抽以重税。[5]在这几个政策下，私营重工业得以受惠，否则那时候它们是无法生存或成长至日后规模的。

最后一个因素是私营领域中的相互竞争及企业精神，为日本式的资本主义锦上添花。明治时期的年轻人一直梦想发财致富，不少独具慧眼的财阀亦愿意送他们到海外学习，在欧美的纺织厂、造纸厂、工程建设或类似地方实习，学成归国后，就在财阀下的企业管理工厂，担任要职。另外日本国内工程及造船公司林立，互相争取政府的铁路或海军采购，亦有不少私人钢铁厂是由八幡衍生出来，却又成为八幡的对手。因此关税虽然在20世纪初为日本公司提供保护网，减少外国货的竞争力，但日本能真正增加其生产力及生产质量，却是国内互相竞争所致。

是以日本的经济增长，主要倚赖国家与私人企业积极地互相配合，而企业精英的心理则是把服务国家的理想与个人发财的梦想编织在一起，两者好像无须偏废，亦不会冲突。日本的资本家亦类似国家官僚，没有过分歌颂市场的创造能力，以为市场只是个简单而直接的机制；他们亦无意推崇毫无限制的利润追求，不认为这就是最有利于社会的做法。相反，他们仍继续使用儒家语言，宣扬一种“无私”牟利的哲学。

涩泽荣一是推动上述想法最有力的人，他是明治时代最重要的金融家及工业家。作为一个活力充沛的企业家，他把股份公司的概念引进日本。涩泽亦率先为日本创立一些大型纺织厂、造纸厂及私人银行，而且相当成功。涩泽一方面宣扬自立美德，一方面反对“国家与社会进步要倚赖个人主义或自我主义”的看法，他的反驳论据是：“我无法赞同这个说法……虽然每个人都希望出人头地，荣华富贵，但若都只从个人立场出发，国家的秩序与安宁便会因此被破坏。”明治时代陶瓷业巨子森村市左卫门亦表示：“在商场要获得成功，其要诀便是要决心为社会、人类以及国家的未来而努力，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个人自己。”[6]

三、工人队伍及工作环境

上述想法也许真的反映出很多企业界领袖的信仰，但为国发展实业却不一定能转换到好好善待工人这一层次，其中尤以女工的待遇更为明证。她们多半是出身农家的青少年，在“松方紧缩”中所受苦难最深。

表7.1 20世纪初的劳工人数

资料来源：《日本劳动运动资料》，第10卷统计编，劳动运动资料委员会编（东京：中央公论事业出版，1959），第104、106页

根据政府统计，到1911年，日本10人以上的工场或矿区所雇用工人总数约为80万人（见表7.1），其中有47.5万人在纺织厂工作，包括棉或丝的纺织，而女性所占的比例达80%。她们通常都居住在工厂的宿舍，到晚上便会锁起大门。故一旦发生火灾，宿舍便成为死亡陷阱。虽然当时的上层阶级一般认为女性比较柔弱，但这种看法无助于改善女性待遇，她们每天工作12到14小时，甚至更多，而男性产业工人则只不过平均每天12小时左右。与同一工种中的男工的薪酬相比，女性是其50%—70%而已；与重工业的男工相比，更只有30%—50%。薪酬是计件制，用竞争方式，以其产量及质量作为计算基础。工厂的规定相当苛刻，执行时常因人而异，男上司常有性骚扰行为，虽然不能从文献中考订出确实数字，但在女性的歌谣中，经常会反映出这个问题。

最后要提及的是工厂的恶劣通风环境，它是疾病的温床，特别是肺结核，有若今天的艾滋病，它令人身体虚弱，无药可救，最后导致死亡。肺结核在德川时期便存在于日本，不过范围仍有限，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问题才日趋严重。传染的过程并不清楚，工厂女工一旦染上肺病便被送返家中，坐以待毙，她们亦同时把细菌传到家乡。

不过当时日本生活困苦，一般妇女若不在纺织厂工作，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她们若留在农村，与家庭一起居住，亦要帮助农事，工作量至少与工厂一样，甚至更为繁重。究竟她们是否乐意接受工厂生活，许多纺织女工的回忆是互相矛盾的。有些人认为工厂的规定苛刻，靠严厉的赏罚制度刺激工人拼命赚钱，在她们的描绘下，工厂是个不快乐的修罗炼狱。亦有人认为与其他工人相处甚欢，温饱有保证，食物至少比农村好。薪水与男工相比是相当微薄，但与其他女性工种比较，仍算不错。当时的女性若留在农村家庭中，通常是无偿劳动，若从事家庭手工业，由中间商人转发，按件计酬，所得亦不会高。

妇女若要取得高薪，唯一的途径便是沦为娼妓。在19世纪后期，娼妓行业雇用妇女之多，仅次于纺织业。娼妓在当时的日本是合法职业，政府会发给执照，并订立各种法规管理，不过仍然有不少非法娼妓存在。在20世纪初，日本约有5万名合法娼妓，当时从事棉纺业的女工只有6万（棉纺女工数目位居第三，第一是织丝，第二是纺丝）。如果说娼妓的回报不薄，其代价也是相当高的，她们要付出健康、尊严，甚至自由。家庭在“出卖”少女到娼馆时，通常先收取一笔相当可观的订金，该少女则要全部偿还订金后才能够离开，一般要3到5年的时间才能付清该笔账目。

图7.1 图中是明治后期长野县缫丝工厂内一景，工人都是年轻女性，亦是她们唱出由政府或自己编的歌曲以反映工厂生活。在她们前面是一锅热水，要从里面的蚕茧中抽出蚕丝。照片中女工的仪容都经过打扮，头发也梳得十分整齐，看起来是工厂拍摄的公关照片，用以宣传职场的积极正面形象。（冈谷蚕丝博物馆提供）

要真正了解工业时代初期的女工如何回顾自身地位并不容易，她们只接受过初等教育，因此没有留下太多的回忆文献，历史著作一直以来亦未尝把女工当作一个重要主题处理，只有在社会改革者、记者及政府报告中才留下蛛丝马迹（见图7.1）。根据有关的工厂工人统计报告，不少女工以辞职来应付恶劣的工作环境，故工人的年转换率达100%，这是十分稀松平常的事。著名的政府报告《职工事情》在1903年出版，它搜集日本全国各地工厂的资料，包括当时日本最大的纺织厂“钟渊纺织”，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在1900年初，该工厂雇用4500名女工，到该年年底，女工人数裁减至3 500人，但在同一时期，由于女工大量转换，结果在1900年内雇用了4762名新女工。女工流失的原因，有4846名是从工作中“逃走或出走”，692人被辞退，255人因病离职，31人死亡，死亡率接近1%。[7]有时候工人亦会聚众生事，用集体形式抗议。从1897年到1907年，在纺造厂与大小织造间中，总共有32次纺织工人罢工事件，诉求是提升薪酬或改善工作环境。罢工多半只持续一至两天，甚至只有几小时。能实现诉求的很少。事实上，女工都集中住在宿舍，公司管理又十分严格，她们要组织起来抗议或与工厂外的社会改革者联系，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如果真的举行抗议，她们一般都会被辞退，最后别无选择，只得回老家。

纺织女工即兴唱奏的歌谣都是由旁观者记录下来的，这些歌曲反映了女工愤怒与失望的情绪，结果导致高流动率及罢工。女工一方面希望追求更高水平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贡献感到骄傲，因为她们知道自己的努力有助于提升国家的财政收入及国力。女工的骄傲是工厂经理及招工者促成的，当女工穿山越岭前往应募工厂时，厂方沿途每天都会传播同样的冠冕堂皇的话：

翻转又翻转的生丝

纺动中连串成线

它是帝国的财源

出口价值超过亿元

有什么更好于丝线

我们是和平时期的军人

妇人贡献效果高

帝国自身两皆好

艰难辛苦不在乎

但经过女工的即兴删改，歌词内容却大为不同：

女诗人如紫花，事务员即如杨柳

女教师如兰花，女工即如路边草

另一首即兴谱出的歌词：

宿舍淹毁，工厂烧毁

看门公霍乱病死

那真的大快人心

招募员舌灿莲花

“这样的公司不来真可惜！”

骗得女工团团转

早上六时愁眉苦脸

晚上六时笑逐颜开

可怜的蚕虫，被丝赤裸裸缚

住真想插翅飞出去

直到远方的陆地[8]

图7.2 图为1896年芝浦制作所一个制模车间中男性工人的情况。工头穿着西式帽子及制服站在中间，他是整个车间的最高领导人，而工头与一般工人的关系紧张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运用传统技工方式的操作岗位上的工人常穿上江户时代工匠的衣服（左下）。（东芝株式会社提供）

在日本的工业时代初期，男性熟练技术工人团体亦逐步形成，不过他们的数目远少于女工。到1902年，约3.3万名男工在造船业、机械及工具业、铁路公司工作。在矿业及金属提炼业中，男性工人约有4万人，不过在矿业中，女性所占比例甚低，另外10万名男工则在其他各工业门类干活。

男工的个人感受是复杂的，他们一方面不满意自己的生活环境，甚至有点自惭形秽；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自尊心及决心，一心一意要自力更生，因此他们的生活状态是颠簸不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工人是以其“终身雇佣”制度出名，但在日本工业时代初期，男工就业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他们认为要成为一名熟练工人，而且真正获得大家信任，就必须在不同工厂工作以取得一定经验，才能学到更多技巧，在专业上有所进步，其时男工转换工作的速度就如纺织女工一样。不过女工在离职后，通常都不再回到工厂做事，而男工则成为“游历职人”，由一个工作跳到另一个工作，是其生涯规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通常希望存一笔钱后便创立自己的小型工厂，有少部分人最后能成功创立事业。

男工亦曾组织一些罢工活动，甚至尝试在19世纪90年代组织工会，不过工会寿命通常十分短暂。金属工人在1897年成立铁工工会，会员人数在最高时有5 000，不过只是昙花一现，由于会员变动频密，到1898年，该工会已经失去支持力。1900年，政府通过《治安警察法》以限制工会活动，工会最后终于瓦解。无论罢工还是工会活动，都反映出工人的愤怒，他们除了希望获得高薪报酬，也不满工人尊严遭到忽视。组织最完善的罢工发生于1898年，由日本铁路公司的火车头技工发动，罢工者主张：“我们的工作高尚，并不卑下；应受到尊重，不应被蔑视。”工人的一个重点要求是变更他们的职称，他们自认为比普通文员及站务员有更高的技术要求，所负担的责任更重，但火车头技工的职称听起来却是低人一等，毫无尊严。[9]

老板则认为这些技工桀骜不驯，难以倚靠。一家颇具规模的工程公司的经理在1908年访问美国，回来后在一份杂志上大吐苦水，批评时下的年轻工人，认为他们虽受过良好教育，但自以为是，毫无反省精神。至于老一辈工人则冥顽不灵，只知抱残守缺，维护过去的经验，因此“教他们任何东西，无异于对牛弹琴”。他认为美国的工人比较驯服，“只要一个命令，便会自行完成任务……但在日本，不只要三令五申，而且要不断督促，否则事情是无法办好的”[10]。

上述对工人的负面印象，与工人本身所留下来的记录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因此必须批判性地重新审视。根据工人自己的说法，他们有学习的决心，希望不断改进自身技术，最后有一天能开间小型工厂，当上老板。故管理层认为工人都是冥顽不灵，态度散漫，并不表示工人都是无知或死气沉沉，这只不过反映出管理层不能善待工人，他们才无意为公司尽心尽力而已。

四、平民教育及高等教育的发展

到19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反抗义务教育的浪潮已逐步减弱，入学率亦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政府则开始改革教育课程。由于教育逐渐普及，人民可以运用其知识阅读报纸，甚至签署请愿书、批评政府政策，文部省因此实施一项更以国家为中心、充满道德性的教育政策，走上与19世纪70年代的自由及实用教育气氛截然不同的道路。推动新教育政策的领导人是森有礼，他出身萨摩，1886—1889年曾任文部大臣一职。在他领导下，文部省加强教科书的中央管控，在公立学校内亦引进一种军事式的教学训练，完全吻合当时的军事精神。政府另一方面提倡儒家忠孝、恭顺及友悌等价值观念，同时又接受德国顾问的建议，加强学校的德育课程，强调忠孝对国家的重要性。

这种保守政策最明显的结果便是教育敕语的出现，它于1890年10月30日以天皇名义颁布。敕语内容清楚反映出政府内部高层官员及其顾问的观点，教育应以服务社会及国家为目的。他们认为明治初期的教育政策过分注重个人解放，违背维新初旨。不过在如何服务国家上，官员间则有不同看法。他们的分歧出现在拟订教育敕语的过程中，争议点在于是否以儒家传统论述表达国家主义教育目标。当时担任明治天皇讲读的元田永孚（1818—1891），便主张突出忠孝两点作为基本社会价值；但伊藤博文等实用派反对以天皇名义树立一个道德上的法统，怕因此把天皇牵扯进政治纠纷中。

由于两派观点不同，教育敕语便成为一个杂糅各方意见的文献。敕语的一部分引用儒家思想中有关人文关系的价值：

尔臣民继述祖先，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

也有些敕语倡导尽忠国家的精神，反映出19世纪欧美政治体制中流行的民族主义：

进而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有缓急之际，义勇奉公。

在忠孝之道与爱国主义两个截然不同的道德领域中，敕语则用天皇及祖宗等价值把两者联系起来，因此敕语开宗明义便指出：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亦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世厥济，此我国体之元素，实教育之本源。

其结尾为加强敕语之力量，更表示：

斯道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俱应遵守。通之于古今不谬，施之于中外不悖。

在教育敕语颁布后，它更被供上圣坛，成为权力的象征。在全国每一所学校里，教育敕语都被放在坛席上，旁边再加上一幅天皇肖像（见图7.3）。凡举行任何典礼，都要对集会学生朗诵一遍。誓死保护教育敕语及天皇肖像的故事亦不断流传，说校长在学校发生大火时，不惜冒险甚至牺牲性命，亦要把教育敕语或天皇肖像抢救出来。学生们很难完全理解这些文言，但能明白一个基本信息，就是天皇制度使日本与众不同，人民应该感激权力者，无论对父母还是天皇，他们都应当尊重。

与教育敕语及小学相比，中高等教育则是另一番天地，其精神及构造完全不同。到1905年，约有10.4万名学生进入各色各样的中学，为当时入学学生总数的10%。“师范学校”是男女生并收，主要功用是培养师资。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不同种类的职业学校，目的是培养年轻人成为技术员、文员以及工程人员。中学生毕业后，有一小部分人仍会努力往上爬，继续在公私立高中深造。有些高中特别为女子而设。1899年，政府要求每一个县至少都要设立一所女子高中，另外西方传教士亦为女性开设高中教育。不过最出名的还是7间为男性而设的国立高中，其中最著名的是东京的第一高中，在1886年创立，其他6所则先后在1901年以前成立，每年入学人数约为5 300人。

图7.3 艺术家笔下日本20世纪初恭读教育敕语的情境，一个小学校长恭捧敕语，高声朗诵。天皇肖像则供奉在讲坛中间，深挂在帷幕之后。这个仪式完全模仿1889年的颁宪大典，当时天皇把宪法作为“恩赐”，亲自交予首相及国家。（东京汤岛小学提供）

站在整个教育系统顶端的是7所帝国大学，只招收男性学生。在这7所大学中，东京帝国大学更是顶尖中的顶尖，尤以法学部为然，它是通往政府及商界领导阶层的捷径。

初等小学以上的教育不是义务，而是自愿选择。故向上升学的人都要通过入学考试，而且家庭条件还要不错，能够负担学费及不需要孩子工作赚钱。另一个比较矛盾的现象是学风，当学生越接近教育金字塔的顶端时，学风愈自由，学生通常会有较大思考空间，高中及大学更给予学生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学生可以自行组织课程以外的活动。在教室里，他们亦可以广泛阅读西方的哲学及政治思想书籍。这种开放精英阶层思想亦见于文部大臣森有礼，他当时正推行高中教育，为日本培养未来的爱国领导精英，他认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必须学习如何发挥所长及认识责任所在，因此在他们的成年阶段必须给予足够的自治空间。

文学作品可以反映这一代学生的社会及心理世界。当代最知名的作家之一夏目漱石（1867—1916）在1914年出版了一本自传体的小说《心》，里面谈及两个角色，反映大学中两个不同世代的经验。在这个死亡与自杀的故事里，夏目漱石不留情面地直接揭露现代人那种疏离的生活，给读者带来无可比拟的震撼。夏目的写作并非无所依据，在其小说出版之前，一个名为藤村操的第一高等中学[3]的学生于1903年在日光著名的华严瀑布跳下自杀，并留下一封遗书。《心》里的主角也同样留下一封信：

悠悠哉天壤，辽辽哉古今，以五尺之小躯而欲测此大，何尔杰（Horatio Alger, Jr，1832—1898）[4]之哲学竟有如此权威之价值。万有之真相，唯一言以蔽之，曰不可解。我怀此恨而烦闷，最后决以一死。既已站立于瀑布之前，胸中无有不安之感，始知大悲与大乐竟无二致。

这个自杀事件在当时成为一个重要新闻，由此产生了大量的明信片、图画书、纪念品，亦有不少仿效他的人。一位历史学者称，在自杀事件出现后8年之中，约有200人在同一个瀑布跳下自杀。[11]

这些事件只不过是明治后期日本文化的一个面相而已，其他回忆录及小说（如夏目漱石比较轻松的作品《三四郎》）都显示出城市及大学是各种梦想、冒险以及欲求的所在地。年轻的男性，以及少数私立高中的女性，都在上进心与进取精神的驱使下来到城市。他们喜爱城市的各种新奇事物及其开放性，忘不了那种流动及变动的感受。当时高等教育界流行阅读西方文学及哲学书籍，包括康德、卢梭、穆勒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激发想象，鼓励年轻人追求反叛及坚持自我。因此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转折期，对那些有幸升学的年轻人而言，是个令人兴奋的年代，令他们好好思考在“新日本”中应该要做出什么大事业。

五、文化与宗教

要打造一个“文明开化”的现代国家是明治时代的一个重要诉求，这股力量不但改造了日本的文化面貌，亦改造了其经济及政治体制。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政府官员、教育家及艺术家等便探讨各文化层面在西化后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当时如火如荼地提倡“全盘”近代化。举例来说，由于西方军队都附有军乐队，日本军队主管在1871年亦决定成立日本军乐队，认为这才符合军队的西化政策，而日本军队很快便发展出一套西式军乐，日后成为日本军人的一个新传统。在同一方式下，1880年明治政府聘请一位波士顿公立学校的老师，负责为日本新成立学校策划一套“正规”的近代音乐课程。1881年，该老师为日本编出第一套学校儿童歌本，约半数歌曲是西方乐谱，由日本诗人填词，故诉说离情的《友谊地久天长》，被改写为甜蜜的怀旧老歌《萤之光》，另一些歌曲则是沿用日本旧歌乐谱，但配以西式和音。[12]

在这种实用精神下，富国强兵与艺术家的专长形成奇妙的结合。19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政府支持知名画家用西式油画创作。德川时代已有画家采用西方画具及运笔方式，譬如18世纪的木刻画便曾使用消点法，明治画家得以作为借镜。为了推动西式画法，明治政府举办艺术比赛，设立学校。故到19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作家如二叶亭四迷（1864—1909）、森鸥外（1862—1922），以及日后的夏目漱石，均开始创作散文小说，其形式与西方小说接近，亦广受读者欢迎。

在戏剧方面，虽然传统戏剧已开始受到批评，但新的戏剧形式仍发展缓慢。在德川时代，重要的能剧剧团都得到德川将军或诸大名的资助。明治维新以后，这些财源被切断，能剧只挣扎了一段很短的时间便没落了。歌舞伎的群众基础比较好，但它在明治初期也面临许多困难。由于歌舞伎很多情节都是以娼馆为背景，西化派改革者一直批评它腐化及封建，因此在19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歌舞伎便进行“改革”，剧作家把西式服装及现代生活各种情节引进舞台，但新剧种并不受观众欢迎。

日本文化的西化或近代化，其深度及广度是史无前例的，但传统文化形式仍继续存在，虽没有国家的支持，亦能进一步开花结果。目前虽缺乏明确的统计数字证明，但在西方音乐成为学校主要课程之后，传统音乐如木偶戏净琉璃的唱曲或三味线、日本琴，它们不但仍存续下来，其受欢迎程度更有增无已；歌舞伎亦未因批评而倒下来。著名演员一直呼吁保存古典戏剧，同时江户时代的表演艺术仍在民间流行。

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场要求保存或振兴日本传统文化的运动逐步出现，与西化派改革者形成两股冲突的力量。这个负有文化使命感的运动的领袖有欧美人士，也有日本人，其中最为世人所知的是欧内斯特·费诺罗莎（Ernest Fenellosa）及冈仓天心（1863—1913）两人。费诺罗莎是哈佛大学毕业生，主要接受艺术史的训练，1878年应聘来日本教授哲学，其后沉醉在日本文化及艺术中；冈仓天心原来是他的学生，后来则成为同事。

两人共事多年。他们的情况有点像18世纪的本居宣长，本居面对的是日渐普及的中国思想，而他们面对的则是西方文化。两人极力鼓吹东洋思想，认为东方文化注重精神，对美学注重直接体验，与西方的物质主义截然相反，这点在日本文化中尤为明显。冈仓与费诺罗莎受到黑格尔的世界观影响，认为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作用会综合成一个更高级的全球性文明，不过两人的表达方式则没有黑格尔那么尖锐。其他的保守文化主义者则利用这个题目，直接攻击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13]

从文化史的角度而言，明治中期到晚期是一段重要的糅合时期，日本本土文化具有很大的弹性，与各种西方进口因素并存、混合，有时则互相冲突。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旧文化形式被急遽改造，但日后世代则视这些改造过的形式为“传统”，代表日本。其实所谓“日本性”，已经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以能剧为例，它之所以能够存续，是因为日本政府把它等同于西方戏剧，因而大力提倡。1879年，美国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访问日本，为了招待客人，能剧便成为格兰特的参观项目之一。而当时能剧所展示出的各种仪式，以前根本从未实践过，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被重新创造的。现代功夫如柔道，运动如相扑，艺术如盆景，均可作如是观。它们一方面在表演层次上有改变，另一方面在象征意义上亦首次成为日本性的代表。[14]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创造了各色各样的文化传统，包括“万世一系”天皇统治的政治传统，都令人目眩。然而这并非日本所独有，甚至连要在现代化物质下一心一意保存精神价值的现象亦非日本所独有。在中国，民族主义者于1911年现代化的辛亥革命中推翻清朝，建立新政府，他们所用的辞藻、所倡导的精神，与明治天皇1890年的教育敕语并无二致。当新时代领袖以汉民族为中心创造一中华民族时，新与旧便混在一起。他们宣称4000年的连续性可以追溯至传说中的黄帝，自此之后便建立起一个抵抗外侵的传统。[15]欧洲在近代化中亦与日本一样，很多人在面对近代性时，认为它不人道，过于物质主义，因而转向昔日以寻找或发明精神传统，艺术家及诗人可说是其中的佼佼者。

明治时代的宗教亦要面对同样的混乱与变迁。德川时代已创立不少本土性的宗教团体，以传播教义为主要任务；到明治时期，它们扩张得更快。明治时期另一新兴宗教则是基督教，它曾在德川时代遭受残酷压迫，但仍有为数约6万的“隐匿基督徒”存在。在1868年幕府崩溃时，他们依旧举行基督教各种仪式。1873年，明治政府废除幕府的反基督教法令，但未有明言如何保护宗教活动。1889年宪法保证宗教自由，但并非是无条件的，前提是“限于无碍和平及不妨害公民义务”。

在这种模棱两可的背景下，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传教士在19世纪70年代纷纷回到日本，只是信徒数目的增长差强人意，基督教徒人口不足日本总人口的1%。不过这些男女信徒的作用相当大，在日本的文化及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成比例的影响。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无论是社会主义运动还是劳工运动，基督徒的活跃分子均在各个改革领域中扮演领导角色。他们都相信个人道德良心的指导，理论上甚至可以超越或抗衡国家的指导。由于当时政府强烈主张帝国臣民要全面效忠，不容许有二心，基督教的看法无疑是勇于挑战现状。事实证明要坚持下去并不容易，很多基督徒宁愿视宗教为一种非政治性活动，以避免与国家发生冲突。[16]

虽然明治政府的宗教政策并不一致，但它对各种宗教活动采取积极态度，目的是借此建立其统治合法性。在神道方面，伊势神宫自古便与天皇关系十分密切，但在1868年以前，所谓神道活动主要是到本地神社参拜，表示对小区神祇的崇敬，与国家无丝毫关联。在明治初年，政府创立一个全国性神道组织，这是日本历史上首个类似组织。1868年明治维新时，政府设立一名神祇官。1869年，明治政府发布声明，表示国家应遵循“神道”指导。1871年正式规定神社为国家机关，扮演“国家宗祀”的角色。

新政府同时亦采取两个步骤把神道与战争牺牲者关联在一起，其影响至于今日。在征讨幕府的战役中，总共有7 700名士兵为天皇捐躯，1869年明治政府为他们建造一中等规模神社，称为“东京招魂社”，作为纪念。1877年的西南战争，在讨伐萨摩藩的过程中约有7 000官兵战死，死者灵位全部移入东京招魂社，1879年该社改名为“靖国神社”。

不少政府官员及宗教人士质疑把神道与国家紧紧连在一起的做法，然而在此后数十年中，政府依然继续操作神道，不过其在国家中的地位则较以前有所下降。从1871年至1877年，开始时神祇部官的职权被拆分，到最后则完全被废除，1877年更名为社寺局，归内务省管辖，到1900年再更名为“宗教局”。[5]虽然在官僚制度内的位阶不断下降，国家的角色依旧不变，它认证神道僧侣，强调神道与皇室不可分的密切关系，用以强化天皇制度新的地位。

日俄战争结束时，政府给予靖国神社一个较显著的角色，即负责国家典礼。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中战死的9.2万名士兵，他们的灵位全部入祀靖国神社，使其重要性日增。另一方面，日本亦在其殖民地内建立神社，殖民地人民在某些情况下亦要参加神社典礼。总括来说，神道的地位虽然一直在变化，但当明治时代建国者创造出日本民族认同时，神道便成为民族古代起源的一个象征。[17]

当神道与国家互相拥抱之际，佛教僧人及其信徒则遭受批评及迫害。1868年，明治政府颁发“神佛分离令”，终结江户时代佛寺的半官方地位，它亦禁止僧人同时兼任神社职务。江户时期，每一个人都要向佛寺登记户籍，现在则规定在本地神社登记，各种措施让一般人了解到神道与佛教在礼拜仪式及信仰神灵上都不相同。政府的政策亦触发民间一股攻击佛寺的风潮，此风潮到1871年达到高峰，很多寺庙、佛像及遗物都因此遭毁灭。

有部分佛教信徒采用以牙还牙的方式回应，他们举行示威，甚至采取暴力活动，要求传播佛教的自由，亦要求驱逐基督教。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佛教僧侣及思想家为了保护自己及再度获得人民与政府的支持，很多人随波逐流，跟着社会交错甚至矛盾的潮流奔走。有些人发出强烈呼吁，要求国家尊重宗教自由；有些人则为求取合法性，因而跳上反动的民族主义列车，指责基督教及物质主义西方摧毁了亚洲的精神性；更有些人撷取对手的余绪，指责基督教缺乏现代性的理性精神。其中声音最响亮的便是井上圆了（1858—1919），他是哲学家，亦是老师。1885年，他创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研究所。他认为基督教信仰提倡一神，与佛教的无神论想法相比，基督教显得更缺乏理性及现代性。

六、强化日本人的认同及一体命运感

明治时代日本令人目眩的改革引发各色各样的响应。有些人认为改革会带来解放及个人机会，有些人认为改革会带来整体国家光荣。对另一些人而言，改革等同危险、堕落以及道德沦丧。对改革的恐惧至少呈现在三个方面的政策及争论：恐惧政治权力失控、恐惧性别失序、高度关注“日本人是谁”这样的文化问题。

第一种恐惧源于政府领导人害怕活跃的民众会挑战他们的权力，最后决定以普鲁士为蓝本，制定一部保守的宪法，保守政策的结果导致学校实行军事训练，教育敕语强调为国牺牲的精神。第二种恐惧是害怕为了急着走上近代化道路，造成男女两性间的无政府状态，明治领导人早在1872年便下令禁止女性留短发，到1890年，这种恐惧再次导致禁止女性参与政治。

明治时代因转变而产生的第三种恐惧，其实早在佩里来日前便存在，它可以用“攘夷”两字总括。所谓“夷”是指由海上来的外人，他们会毒化日本人民，传入基督教精神，破坏日本人的真正认同。在明治初年，由于政府领导人忙于近代化工作，这些恐惧大都被抑制下来。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主流思潮认为只有支持改革才算是一个真正的日本人，故真正的爱国者必须以西法为师，建设富强的日本。

然而在各改革计划之中却隐含着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几次叛乱中已有人明确提出，它亦使得日本人民与其他地方的人民不同。这个问题就是日本人努力不懈的改革，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日本人大力兴建铁路，采用欧式宪法，与欧洲一模一样，那我们日本人还有没有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若有，则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更常被提起，所提问题可说相当尖锐，可见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其中一群年轻人在1888年组成政教社，发行杂志《日本人》，他们可说是最早提出这些问题的知识分子之一。他们认为日本是一个民族国家，但现在却跟着一条所谓“文明开化”的路走，它会“使我日本失去民族性格，日本本土因子悉被打破”。《日本人》创刊者之一的棚桥一郎（1862—1942）曾写道：“呜呼！今日之日本是何种之日本？旧日本已亡，新日本今仍未兴。余辈应奉何种宗教？应持何种道德主义？将来又承受何种主义之教化？一想至此，茫茫然如彷徨于五里雾中，仍未知归着之所，宁不无感也。”[18]

到20世纪初，对于政治失控、性别的失序及文化精神的失落的恐惧好像略为减缓。虽然不能说已完全解决，至少政治领袖如伊藤博文以及重要的媒体人员、记者，已建立起某种政治、社会及文化的正统原则。

第一个且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天皇被建构为一个政治及文化中心，它可以稍微纾解各种焦虑产生的压力。明治的精英统治者亦毫不含糊地高举以天皇为尊的政治大旗，主张天皇“发动继承自列祖列宗之大权”，用宪法形式颁布一个“永恒大法”。

把皇室当作象征操作是一个风险颇高的尝试。精英统治者一方面希望把天皇高捧至神座，远离政治，故政敌不会再如幕府末年，利用天皇夺取权力。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举全力利用天皇的象征及一言一行以巩固政治体制，有时候不免流于僵化，容易产生矛盾，教育敕语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教育敕语颁布不久的几个月后，一个偶发事件掀起了轩然大波。1891年1月，东京第一高等中学举行教育敕语的“安奉大典”，敕语并有天皇的亲笔签名，因此校长命所有出席人士向天皇的御笔行礼。但学校的一名英语老师内村鉴三（1861—1930）是基督教教徒，以宪法保证所有人民有“良知自由”为由，拒绝向天皇御笔行礼。他认为行礼便是等同“崇拜偶像”，是基督教所不容许的。

这在几天之内便引发报纸上一连串抗议声音，内村不久亦放弃其坚持，在其他公开场合多次向敕语行礼，但反对声浪终于迫使内村辞职。这个事件促使当时日本一些最著名的哲学家及教育家出面为行礼一事辩护，主张强制向敕语行礼合乎宪法，因为无论教育敕语还是宪法的道德意义都属于公共范畴，故遵从国家或天皇是最基本的世俗义务，它是超越任何个人伦理或宗教信仰的。

除了提高及加强天皇的最终权力外，第二个新观念涉及女性，因为国家一方面要处理对性别失序的恐惧，另一方面又要应付其两性臣民的欲望，不得不提出一个“贤妻良母”的理想模式。明六社的成员中村正直首先倡导这个理想模式，其背后的含义当然是以限制女性为主。妇女的职能被限定为哺养者，她的角色是以家庭为中心，妇女不得参与政治，不得继承财产，甚至在民法上不能得到任何独立自主的地位。

在某些意义上，妇女的基本义务是担任贤妻良母的双重角色这种想法，并非是全然反动或有限制性的，它仍然有意在一个新时代中改善女性的地位。在德川时期，妇女一向被视为不可教，因此亦无须接受太多正规教育，这种看法对武士家庭中的妇女尤为明显，妇女在公共生活中无任何重要性可言。然而在明治体制中，才女需要教育，因为在新时代，只有知书达礼的母亲，才能教养好下一代，她需要稍微了解家庭以外的世界。如果儿子要从军卫国，母亲的家庭责任也就更重，成为培养军人的半公共角色。是以在20世纪初，明治政府官员所积极推动的“贤妻良母”口号有其新意，即妇女亦应接受教育。同时妇女治理家务，甚至在工厂做事，其意义亦有异往昔，已被看作对国家服务的一种。

值得注意的是“贤妻良母”这种意识形态并非独限于日本，在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及教育工作者便开始争论“贤妻良母”角色，究竟它对打造近代国家有多大的重要性？“贤妻良母”这个汉字名词在东亚各国成为一个常见的口号，虽然有时会有些异议，但究竟是否一定妻是“贤”、母是“良”？两者其实差别不大。

在近代日本，天皇制度的重要任务就是事先规范男与女的性别角色。在天皇的身体力行下，男性的发型可以向西方看齐；而皇后的个人服饰则是新旧混合，因此她的传统发型无异向全国妇女暗示应该保留原来的长发及高髻式样，她的西式面部妆容则鼓励全国女性不要剃掉眼眉或染黑牙齿。高髻黑齿自古以来便被视为女子美丽的象征，直到德川时代仍如此，但在西方的批评及其掌控的主流价值观下，王室一直支持改革黑齿习惯，风气自此方逐渐改变。

在政治及性别外，第三个想法便是重新界定“日本文化”，作为认同日本的基本标准。20世纪初，保守人士如冈仓天心、费诺罗莎以及杂志《日本人》的作家群均开始从事此项工作。然而正如“贤妻良母”这种意识形态，“日本文化”也并非完全是个反动概念。政教社的成员其实亦同意日本必须借用西方科技，方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但他们要追寻一个独一无二的“日本”价值，而且在追寻过程中要把它发扬光大。在所有日本的独特价值中，他们最强调的便是日本具有与众不同的美学观念，这种美感根源于艺术及自然环境。他们认为在一个大转变时代，一种特别的美感及道德感，可以成为文化稳定的力量。由于极度关注捍卫“日本性”，他们亦进一步理想化女性美德的典型。对上述作家而言，可以用赞美女性的字眼来说明日本传统文化的特性，亦即“美丽”与“优雅”。从19世纪末到今天的日本，知识界及文化界无不日夜思索如何界定日本文化的本质，这种情况有时会到走火入魔的地步。

由政府建立的统治法统并非稳如磐石，它亦会面临挑战。我们看到教育敕语颁布的目的是加强人民的忠诚度，但对它的解释及实践过程具有压迫性，因此在其后数十年中，异议者此起彼伏，不绝如缕。异议者的成分复杂，从女性主义者到社会主义者及共产主义者都在其中。他们反对天皇至高无上的法统，亦获得不少附和者。然而他们的发展受制于明治后期的政治及文化反应，这些反应界定及限制各种文化、社会及政治讨论，日人到今天为止，仍然强调变化的连续性，并希望从中寻求意义。

明治时期的各种变化仍是日本历史上争议最大的课题。1968年，当明治维新满100年，究竟要不要纪念它便成为激烈争论的话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影响了这次争论，它的影响到今日依然存续。批评者认为明治体制是以天皇为中心的一个极权政治及文化制度，再加上经济制度是剥削农村，限制国内市场发展，日本日后不得不走上灾难深重的战争道路。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无论在日本还是海外都出现较为正面的明治史观。它从乐观进步的角度评价明治历史：日本在1889年是第一个实行宪法政治制度的非西方国家，在同一时期，它亦是第一个走向工业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非西方国家。日本的政治及经济成就令人印象深刻，而其他非西方国家在这一时期却受制于欧美民族国家的霸权扩张，成为其政治及经济的附庸。有些西方国家虽然“先进”，其极权程度却无异于明治新体制。无论如何，明治维新就如近代其他革命一样，它的各种改革会留下进步的轨迹，亦会留下痛苦的轨迹。

[1] 秩父位于东京西北方的埼玉县，1884年10月，该地数千农民要求减少杂税，延长债务期限，发生武装暴动，波及群马及长野等县。详见本书第六章。

[2] 江户时代的金融业者，原来以汇款为主要服务项目，后发展为存款、贷款及票号发行等业务，甚至幕府的公款亦存放于此。——译者注

[3] 第一高等中学，简称“一高”，战前日本最出名的大学预科学校，1949年改为东京大学教养学部。——译者注

[4] 何尔杰是19世纪末美国小说家，与马克·吐温同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他受进步主义思想影响，对人生抱有积极希望。——译者注

[5] 1869年明治政府颁布职员令时，神祇官的地位原在太政官及各省之上，1871年降为神祇省，与各省并列。1872年又分神祇省为教部省与式部寮，教部省继承神祇省的宣教及宗教事务，式部寮则管理皇宫中的一切祭祀活动。1877年改教部省为社寺局，不再插手宣教事务。1900年社寺局又分为神社局与宗教局，神社局专管神道，佛教及基督教则由宗教局管理。——译者注

第八章

帝国与国内秩序

明治维新改造了日本的国内空间，铁路把农村和东京、横滨、大阪、神户等港口或都会中心连接起来。明治革命亦改造了日本与世界的关系，到19世纪末，日本已经从亚洲边缘位置，逐渐成为地区强权，它一步一步掌控朝鲜，中国的台湾则成为其殖民地。在修改不平等条约后，日本已与西方列强取得形式上的平等，它亦与英国结盟，虽然只是次要伙伴，但战略上则十分重要。无论在人口还是货物方面，日本都已有一定流动数量，它从朝鲜进口粮食，向中国输出纺织品，在亚洲及美洲两地，亦有不少男女以学生或劳工身份往来其间。因此日本人民正在对外发展，成为东亚以至全球体系的一部分。

日本的社会变迁有其全球因素，也产生一定的全球性影响。同样情况，日本帝国的建立亦有其国内根源，也衍生许多国内效应。上章曾提及明治时期的民族国家建设运动，它引发日本人的一种新爱国主义，支撑日本政府的对外积极措施。同样的运动亦引发人民的参与及改革，但对统治者来说却是好坏参半的事，因为它可能威胁到其统治权，甚至可能具有颠覆性。统治者为了巩固国内社会及政治体制，不得不推动各种有关措施，他们把帝国打造成一个日本人民认同及团结的有力象征。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其实亦是日本人民与其国家关系变化的反映。

一、帝国的进程

在19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日本的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地区便是朝鲜半岛。1876年，日本利用炮舰政策，强迫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开放3个通商口岸，给予日本人治外法权，事件的整个过程和结果与20多年前佩里来日本的要求无甚差别。日本商人趁机牟利。在新的条约下，日本靠转口欧洲工业制成品，快速扩大对朝输出。日本亦由朝鲜输入稻米及大豆。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朝鲜的出口约有90%输往日本。

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希望与朝鲜进一步发展出更亲密的政治关系，这无疑会影响中国和朝鲜。在数百年的朝贡关系下，朝鲜不但与中国往来密切，而且倚赖甚深，而日本的政策则是鼓励朝鲜建立一个独立于中国及俄国的政权，唯日本马首是瞻。明治领袖中最具地缘战略观念的山县有朋便曾提出过一个战略想法：朝鲜应该属于日本“利益线”的一部分，其重要性在于保护日本本岛的“主权线”。

为了确保所谓“利益线”，日本在1881年派遣军事顾问到朝鲜，帮助其陆军近代化。朝鲜当时是高宗在位，他颇富改革思想，与其廷臣亦留意到日本各种近代化计划，而且印象深刻，因此有意仿效。不过其时朝鲜内部保守及排外力量正盛，改革与保守双方对峙严重。此后因为内部连年不和，政治混乱，朝鲜无法抵御外来压力。这时候日本政府、日本主流反对党的成员、与政府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日本政治冒险家及浪人，纷纷利用朝鲜的混乱局面争取利益。1882年，与高宗为敌的排外分子发动政变，并杀了好几个日本军事顾问，史称“壬午兵变”。事后日朝双方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日本要求新政府赔偿损失，并容许日本军队驻守汉城，以保护当地的日本外交人员。

日本政府及民间仍然支持倾向改革的“独立党”，但朝鲜的所谓独立与日本是意义不同的。朝鲜人不但希望从中国独立出来，亦希望与所有外国保持独立关系，日本当然亦在此列。但朝鲜人依然愿意接受日本的援助，部分“独立党”成员曾在日本受教育，并接受日本的经济援助。由于日本积极支持改革派，而朝鲜政府则倾向于保守，双方关系日趋疏远。朝鲜的保守派仍希望与中国维持亲密关系，日本的政策则触怒中国的统治者，中国因此开始摆脱其传统政策，以朝贡制度宗主国的身份积极介入朝鲜事务。

1884年，改革派金玉均发动政变，他事前曾暗中得到驻汉城日本公使的支持承诺。金玉均在好几年前便与日本的福泽谕吉交往，福泽劝金玉均以日本为楷模，在朝鲜推动近代化及民族运动。政变爆发后，金玉均的反叛部队刺杀保守的丞相，胁持朝鲜国王高宗，不过2 000名清军介入后，终于把乱事平定。愤怒的朝鲜群众不满日本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参与平乱过程，杀死了10名日本军事顾问及约30名居朝日人，史称“甲申事变”。

日本的舆论界及政治组织对甲申事变反应强烈，要求政府采取报复手段，中日两国已处在战争边缘。部分前自由党积极分子甚至组成民间军队，打算亲赴朝鲜，帮助其“独立”。但政府内部对派兵海外非常犹豫，首先是力有未逮，西南战争所造成的人力物力损失，记忆犹新；其次是扩军计划尚未完成；再次是民间出兵海外，很容易失控。1885年发生所谓“大阪事件”，大阪当地警察破获一起秘密行动，其目的是准备派遣民间志士到朝鲜，为首者是自由民权积极分子大井宪太郎（1843—1922）及女性运动支持者福田英子，他们均被警方拘捕。国内反对者亦不满政府与中国在1885年达成的所谓《中日天津条约》，它是伊藤博文亲赴天津与李鸿章会晤后签订，双方均承诺由朝鲜退兵，并同意以后若出兵朝鲜，应先行知照。

1885年亦见证了日本报纸刊出《脱亚论》这篇文章，作者未署名，其后知道是福泽谕吉的作品。由于他的党徒在去年朝鲜政变中一败涂地，福泽失望异常。福泽认为朝鲜及中国无法走上“文明”之路，因此主张日本应该“脱离亚洲国家这一群体，转而加入西方文明国家之列”。福泽在他的自传中回忆，他当时其实希望“远东各国能合并成为一大国，一方面对抗西方的大不列颠，一方面参加世界迈向进步之旅程”。[1]

1881—1885年发生的各个事件，在此后25年间不断重复出现，成为日本打造亚洲殖民帝国时的一种既定行为模式，而福泽谕吉的看法则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崛兴提供意识形态基础。首先是日本舆论界及反政府人士一面高唱亚细亚主义，一面鼓吹各种正义口号，譬如朝鲜从中国独立，或亚洲与西方平起平坐等。事实上他们口中的“亚细亚团结”是指以日本为师，甚至是由日本领导的霸业。其次是日本政府的响应方式，它对上述民间意见加以限制，但没有完全禁止，因为政府的行动方向与他们并无二致，只不过更为小心谨慎而已。海外发展的目的地虽不止朝鲜一个国家，但朝鲜半岛仍然是最重要的，它成为日本军人、外交官以及民间“志士”汇聚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反抗中国人、俄国人、英国人，甚至朝鲜人。不少民间“志士”其后发展出一套有力的新民族主义，用以反抗中国的霸权，亦反抗日本、俄国以及所有外国的霸权。

要理解日本对外扩张的历程，必须注意其军事扩张计划，它自明治维新以来便持续不断，目的是建立一支内可平乱、外可称霸的武装队伍。在19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政府拨出大量经费，建立一支颇具实力的海陆军。除此之外，山县有朋重新规划军事指挥系统，使其尽量脱离民间及国会的监督。以德国模式为蓝本，他创设各种军事学校，训练出一批军事精英，同时亦设立参谋本部，直接对天皇负责。这种军事体制，使作战系统相对独立于内阁之外，有时连海陆军大臣亦无法指挥。

从短期而言，山县的各种措施有止战作用，各级指挥人员都小心谨慎，他们反对民间的好战声浪，主张在有利环境下才派兵海外。但从长期而言，由于整个军事结构缺乏外在制衡力量，军人很容易为了扩张轻率出战。

在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缔结后的10年中，日本政府一直在朝鲜保持低姿态，中国的影响力则相对增加，它派出不少“顾问”留驻朝鲜朝廷，指导其进行军事及通信网络改革。除此之外，俄国外交人员在朝势力亦有所增长，主要是朝鲜人希望引入俄国以制衡中国的力量。但俄人的南进却引发英国不满，他们以占领朝鲜半岛沿岸巨文岛表示抗议[1]，1887年俄国承诺保证朝鲜领土“完整”，英国方肯退兵。美国也加入竞逐朝鲜半岛势力的行列，好些美国人在1886年到19世纪90年代被高宗任命为外交顾问。

外部压力可以说来自四面八方，朝鲜领导人力求获得一些转圜空间，并同时维持国家独立，但这似乎并不容易。由于经济不景气及外力入侵，朝鲜农民酝酿很久的不满，终于在19世纪90年代初爆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学党之乱”，它成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直接导火线。

东学党是个宗教组织，其信徒认为他们之所以贫苦不堪，应归咎于朝鲜的精英阶层及外人。所谓“外人”，主要是指日本人，但中国人亦在指责之列。东学党徒攻略不少地方，包括一个省府，朝鲜政府不得不向中国求助，要求其派兵平定乱事。

中国承诺出兵给予日本政府一个渴望已久的借口，最后导致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的海军实力到战争前夕已大致与中国相等，山县有朋及其他领导人认为确保日本在朝鲜优势地位的时刻已到，决定放手一搏。在1894年6月，日本以“保护日本居留民”为由，派出8 000人的军队到朝鲜，要与中国争取在朝鲜内政中平起平坐的地位。中国拒绝所请，日本在7月占领朝鲜皇宫，并成立一个亲日本的内阁。它强迫新内阁终止与清朝的朝贡关系，要求中国军队撤出朝鲜。以与朝鲜傀儡政权合作为借口，在朝日军攻击中国军队，数天之后向中国宣战。

中日甲午之战其实是两国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的战争，它包括几个陆上战役，但主要是海战。1895年4月，战争以日本大获全胜告终。其后日本与中国在下关进行和平谈判，签订《马关条约》。[2]日本清楚表示其要攫取的利益不只是朝鲜，它还要取得台湾本岛及其附近岛屿，亦要中国割让辽东半岛，获得南满洲地区的铁路建造权。台湾最后沦为日本殖民地，不过日本并非毫无代价。台湾的抵抗十分激烈，结果日本要派出6万军队才能确保这个日本帝国的第一个殖民地，代价是4.6万名将士伤亡。南满洲铁路日后的确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基石，但在1895年，俄国联合德法两国外交人员共同介入，最后日本被迫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

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对日本及世界都有重大影响，西方各国政府及人民本以为中国会取得优势。清帝国的失败催化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要在衰弱的中国内部划出本国的势力范围。他们对日本则另眼相看，认为它是非西方世界的模范生，能成功达到近代化。伦敦《泰晤士报》便是一个好例子，它对日本能在短时间内晋身到全球强权之一，表示十分讶异。1895年4月，它引用查尔斯·贝雷斯福德（Charles Beresford）公爵的话说：

日本在过去40年所遭遇的各种行政变化阶段，等于英国在800年间与罗马在600年间所经历过的。我只得承认，对日本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2]

在日本国内，甲午之战触发一股巨大的民族荣誉感。原来因为预算问题，政府与国会产生了严重摩擦，现在国会却全力支持政府。新闻界齐声讥笑中国人，说他们“穿着女人的衣服，乔装后从战场逃跑”，他们歌颂日本发扬“文明”。1894年12月，著名新闻记者德富苏峰（1863—1957）意气风发地说：“现在我们不必再以身为日本人为耻，我们能挺直腰杆面对世界……在此之前，我们不了解自己，世界也不了解我们。但现在我们已测试过自己的实力，我们已了解自己，亦为世界所理解。更重要的是，我们亦知道世界已意识到日本的存在。”[3]政府亦完全了解到对外扩张会产生团结效果，事实上他们之所以发动战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巩固国内的支持力量。

对日本而言，中日甲午战争不但有政治上的效果，经济上亦有很大收获。和约中规定日本可以从中国得到3.6亿日元（按当时汇率）的巨额赔偿，这约等于日本战前年度预算的4.5倍。赔款中约有3亿日元花在军事用途上，一小部分则投资位于九州岛的国营八幡制铁所。间接得到的利益可能更重要，军事扩张有助于工业发展，其中最明显的是武器生产。赔款亦减轻政府其他预算的压力，它容许政府拨出巨额津贴给运输业及造船业。

在19世纪90年代，日本除了成功走上帝国道路外，它亦达成拖延许久的条约改正。条约改正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但并无结果（参看第六章），另一轮新的谈判在1890年开始，直到1894年7月，就在甲午战争爆发的两星期前，日本方与英国签订新约。新约规定到1899年全面终止治外法权，至于关税自主权则没有马上归还日本，又规定到1911年以前，大部分日本进口货物的关税率不得超过15%。与19世纪80年代的条约改正谈判相比，新约没有所谓过渡期，在此期间外国法官有权出席日本法庭，这是19世纪80年代条约改正饱受批评的原因。当日英新约签订后，其他列强亦跟进，签订同样的条约。

当时宪法已经成功实行，日本政府最急需的是要社会支持条约改正，虽然宪法把缔结条约大权赋予天皇，但它也承认国会“有权代表政府及法律以至所有人民”，一个不受欢迎的条约会严重妨碍国会的程序进行，亦会阻止其他法律或预算的通过。

不过由于中日战争正在进行，事情结果出乎意料的顺利，公众舆论及各政党均热烈欢迎修正的新约，其中有所保留的只有一条。旧约给予外人各种特权，但亦限制外人的活动范围，他们只能居住在所谓条约港口之内；所有外人都不准居住在日本内地，也不能购买地产。为了废除治外法权，新约同意在1899年终止上述限制，接受所谓混杂居住。新规定引发各式恐惧，包括西方物质主义及性别平等会泛滥成灾，以及“外国害虫会毒化日本”。[4]

这种莫名的恐惧很快便消失，新约与混杂居住实行得非常顺利，没有任何意外。“害虫入侵”亦未出现，虽然资本主义及女性主义的确有深远影响（前者比后者影响更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民间或官方都与明治初期一样，认为西方制度及科技是富强之源，但西方本身及西人仍是威胁。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更助长了这种看法。战后的痛苦程度与其在战争期间的兴奋并无二致，德富苏峰回忆当时情况说：“辽东归还事件影响我整个后半生，当一听到这事件，我心理上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无论你怎样解释，它之所以出现，只不过因为我们不够强大。归根到底，如果你不够强大，真诚与正义不值半文钱……日本的进步……最后都要倚赖我们的军事实力。”[5]

虽然有这样的悲观论调，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仍有其他国际潮流让人较为放心，相信在和平环境中可以实现国家富强。日本的对外贸易在中日战争前后迅速增长，其中一个结果便是贸易港口大量增加，反映出日本国内热衷于自由贸易，而主要的推手则是全国各地的在地商人。19世纪50年代的条约强迫德川政权开放5个贸易港口给西方列强，但没有禁止日本开放更多港口。从19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日本政府加开27个所谓特别贸易港给外商，主要源于国内压力。[6]在这个不断发展的海洋网络下，日本从1880年到1913年进出口量增长8倍，几乎每10年便增加1倍，是当时整个世界贸易量增长率的2倍多。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每年的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不断提高。在1885年，它只不过占国民总生产值的5%；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便上升至15%。[7]从日本的进出口项目亦可以了解其经济增长的原因，进口的主要项目是原料及精密仪器，出口的则是工业制成品，其中纺织品尤为突出。

日本经济增长另一个重要国际因素是对外移民。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的商界领袖及知识分子便主张对外移民，认为它可以让贫困的日本人改善生活，日本亦可以因其汇款而增加收入。不过起初移民数量不多，到1890年，夏威夷的日本移民人数不超过5 000人，加州约有1000人，中国和朝鲜亦有一些。到1907年，夏威夷的日本移民已达6.5万，美国本土则有6万。大部分的移民都是农业劳工，他们汇回日本的款项约占日本这段时间内外汇总值的3%[8]。当时一些著名的日本人便认为和平移民及贸易可以取代武力殖民政策。不过大部分的记者、知识分子及政府官员则认为经济扩张及移民只能辅助但无法取代殖民帝国的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仍是必要的。[9]

从1895年到20世纪初，朝鲜仍然是日本战略上的主要关注点。1895年的《马关条约》迫使中国承认朝鲜为“独立”国。依据该条文，日本预估可以将中国排除在朝鲜半岛之外，进一步控制朝鲜政府。日本派遣顾问驻在汉城，指导朝鲜实行明治维新式改革，但朝鲜领导人不满日本的操纵及改革方向，他们继续实行以夷制夷政策，向俄国求助。在此后10年中，俄人成为日本在朝鲜的主要敌手，不单如此，俄国在1898年租借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港，威胁到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

为了重新掌握朝鲜及建立日本在亚洲的霸权地位，日本领导人采取一些积极措施以回应俄国。在1900—1901年的义和团事件中，日本派出1万名士兵参与八国联军镇压，这是八国中人数最多的一支军队。义和团攻击居住于北京及天津的外国人，事件持续了好几个月。义和团团员都是秘密会社成员，他们修习传统拳术及其他仪式，自称不怕西式枪弹，故又称义和拳，但事实证明他们无法抵抗西式军队。当乱事结束，日本得以与西方列强平等地参加和平谈判，并获得在北京地区派驻“维和部队”的权利。

在义和团起事前夕，俄国派遣军队驻守东北地区，并希望在撤军以前，能向中国攫取更多的独家利益。俄国的行动促使日本接近英国。1902年，日本与英国正式结为同盟。根据双方协议，英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殊权益，如果俄国及第四个国家共同攻击签约国的任何一方，两国应互相支持。联合攻击并未发生过，但到20世纪初，日本已占领台湾，驻兵北京，并与英国结成同盟，无疑已确保其亚洲强权帝国成员之一的地位。

其后数年中，日本领导人的首要任务便是致力于巩固其在朝鲜的霸主地位。日本有两个选择，其中一个是与俄国在外交上达成协议，伊藤博文对此特别有兴趣。其方式是日本保证俄国在东北的优势，但俄国相应从朝鲜半岛撤出。日本与俄国的谈判持续至1903年仍无结果，事实上日本政府并未全力投入谈判，它不愿俄国完全掌控东北，而俄国亦同样坚持要在朝鲜保留一定地位。除此之外，各个政党、记者及包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在内的一些主要知识分子，都主张强硬政策，他们举行集会，发表声明，要求对俄宣战。日本政府内部另有一批强硬派，因民间的支持而声势大涨。因此当时日本的气氛有点类似1898年美西战争前夕的美国，开战舆论是压倒性的，而好战的媒体则在旁敲边鼓。到1904年2月，日本政府决定以武力确保其在朝鲜及东北的地位，接着便向俄国宣战。为保有朝鲜，日本在10年内第二次发动大规模战争，即历史上著名的“日俄战争”。

日本的陆海军领导人从一开始便了解到这次战争是一场冒险。他们的害怕并非没有道理，故日俄战争的战果是乍忧乍喜。当日军由朝鲜半岛向北挺进中国东北时，连战皆捷。到1905年，俄国在辽东半岛南端的旅顺港已被围半年，终于在1月被攻破。同年5月，日本海军亦在对马海峡附近歼灭俄国舰队。但日本无法完全消灭俄军主力，其本身的人力物力消耗却十分大，弹药也几乎消耗殆尽，难以为继，军费亦开始不足。俄国亦希望停战，它害怕战争若再继续下去，会触发国内的革命运动。

1905年5月，日本精英统治阶层私下要求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出面调解。1905年9月5日，双方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Portsmouth, New Hampshire）签订和平条约。条约内容反映出战争结果的不确定性，日本取得俄国在南满洲建造的铁路，亦取得俄国原来从中国租借的大连及旅顺两港口，俄国亦承认朝鲜为日本的特殊势力范围。然而在领土方面，日本只取得库页岛南部，它是一个无人居住之地，除此以外，日本没有得到任何土地，在赔偿方面更是一无所获，这与中日甲午战争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日本人民在战争期间得到的都是令人鼓舞的消息，他们不了解本国力量在军事上及经济上已到极限，战后国内舆论因此极度失望。

虽然如此，日本已确定取得朝鲜控制权，它的朝鲜顾问实际上掌理政局，日本军人则通过驻朝武官决定其外交政策。1907年日本迫高宗退位，并解散朝鲜军队，驻朝武官的权力进一步扩大。1910年，日本完全吞并朝鲜，朝鲜统监的地位为朝鲜总督所取代，并由天皇直接任命。到1945年为止，朝鲜总督所领导的殖民地政府拥有军事、司法、立法及内政权力。

从日俄战争结束后到吞并朝鲜，日本在这一期间的对外关系可谓四面楚歌。朝鲜人及中国人对日本心怀怨愤，不断反抗日本的霸权。美国亦在19世纪90年代成为太平洋地区的一个海军强国，它自20世纪初便对日本移民采取敌视政策，1907—1908年，美国强迫日本接受所谓“君子协定”（Takahira-Root Agreement），只准日本人近亲者移民。除此之外，美国早在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主张所有国家都应有平等机会进入中国任何通商口岸经商，美国的这种看法有违日本强调其在东北有特殊权益的立场。

不过至少日本在中国台湾及朝鲜的地位已经得到确保，并获得国际承认：朝鲜原属于所谓“利益线”，转而成为“主权线”的一部分，到现在日本又需要寻找新的“利益线”。各个领域的外国人均颇欣赏日本的诸多成就，有时甚至使用令人讨厌的种族比较。英国著名社会主义者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在1911年曾东来亚洲旅行，根据她的记载，中国人是个“可怕的”民族，她用同样的语气指责朝鲜人，但对于日本人，她则认为中国人“令我们的行政能力汗颜，令我们的发明能力汗颜，令我们的领导能力汗颜”。[10]

亚洲对于日本崛起为强权的反应不一，可以说从愤怒到钦佩。最愤怒的是朝鲜，1909年追求朝鲜独立的志士安重根暗杀了日本委派的首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伊藤曾先后4次担任首相，亦是明治宪法的主要缔造者。有关此次暗杀，安重根在朝鲜近代历史叙事中赢得了光荣地位，但在日本历史中则被痛责。但从日俄战争进行以至结束后，在朝鲜有部分民粹主义者或近代化改革者组成一个名为“一进会”的组织，向日本寻求支持。大部分韩国史学者都贬斥这些人为“叛国者”，出卖国家，但这个观点过分简化。一进会并非只与日本结盟，他们亦不满传统朝鲜儒家政府的腐败，他们推广西式服装，割去高髻，一改传统精英的服色。一进会要求地方分享更多税源，对于这一点，无论朝鲜精英还是日本人都不喜欢。[11]

日俄战争结束以后的几年中，土耳其、伊朗及印度等较为遥远的地方的反应却不同，当地的近代化推行者或反帝国主义活动者都受到日本战胜俄国的刺激，认为日本是向西方争取独立、走向建国道路的好榜样。有200多名越南学生留学东京，组成反法独立组织。而清政府自1900—1901年义和团暴动平息后便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希望能把近代化知识带回来。日本由于其改革成功及使用汉字文化，成为最合适的留学地点。中国留学生数目从1905年的500人急升至1906年的1.3万人。1911年辛亥革命最重要的领袖孙中山，从1905年开始便居住在横滨，直至1907年初，日本亦成为其转化学生力量、发展革命运动的地方。而这群学生亦是在其留日期间，开始欣赏日本建国方法的成功，因此接受了急进民族主义，虽然他们也对日本的高压手段渐渐产生不满，甚至提出尖锐批评。

这群革命者亦获得日本一些重要政治人物的同情，他们向孙中山提供重要的经济援助。但日本政府却不愿意为了支持反帝国主义革命的年轻人，而牺牲与西方列强的友谊。故在1907年法国政府要求下，日本在两年后把所有越南学生都驱逐出境。亦是在1907年，北京政府接到孙中山反清活动的报告，便向日本施压，并最终成功将其赶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亦由于英国政府要求，日本终于勉强同意交出印度著名民族主义者博斯（Rash Behari Bose），然而最后仍被他逃脱。[12]

在此情况下，日本崛起为亚洲的一个强权国家，台湾成为其正式殖民地，朝鲜则实际由其掌控，其在中国东北则取得经济优势。它先蚕食其他民族的政治自主权，接着根除之。日本之所以逐步走上帝国主义道路，背后有几个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是国学学者或水户藩知识分子所建立的本土文化传统，它对传统中国或近代西方的国际秩序均采取排斥态度。这些知识分子宣称日本是神国，“为宇宙之首肩，应掌控世界各国”[13]，故在世界上具有特别地位。明治日本的新领导人一方面要确保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另一方面要高捧天皇为国内秩序的支柱，很容易便吸取这种看法。新闻界、公众及冒险家亦一面主张对外强硬，一面要求结成以日本为首的亚洲同盟，以上观念也是受传统本土思想的启发。

其次是明治领导层接受地缘政治观点，认为近代国际关系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二者择一的体制，没有所谓中间路线，他们看见西方强国正逐渐吞并非西方国家为殖民地，别无选择，为了本国独立，只好努力转为帝国主义阵营的一员。这也是山县有朋战略思想出现的背景，要保卫主权线，必先保卫四周的利益线。当时列强正竞逐世界舞台，这种想法背后隐藏的逻辑便是骑上虎背后，只能勇往向前，无法后退。日本领导人本来可以利用与近邻及远方国家的贸易或移民机会，以维护日本的独立及经济利益，不一定诉诸帝国主义扩张，但没有一个领导人相信这种方法。眼看其他强权的做法，他们也不可能改变其理念。

第三是有影响力的日本人在海外已建立相当重要的商业利益，其中在朝鲜尤为突出。日朝间的贸易关系自19世纪80年代便增长得十分快，金融事业巨子亦有同样的利害关系。1878年，商界领导人涩泽荣一推动日本第一国家银行在朝鲜开设分行，结果成为朝鲜当时最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它合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为一体，负责处理海关业务、发行货币、提供债务及保险各种服务。航运业及铁路业亦在朝鲜经济中担当重要角色。当然，海外活动的总值仍未能占日本整体经济太大比重，但参与朝鲜各种活动的商人均具有政治影响力。他们与伊藤博文的关系特别密切。1907年，伊藤迫使朝鲜国王高宗逊位，为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奠定基础，而伊藤也在1909年为朝鲜志士安重根刺杀。

军事控制与经济控制其实是一枚钱币的两面，日本的所有知识分子及发出强烈声音的舆论界，他们都视朝鲜为日本光荣与权力扩张的疆域，有待开拓，有时甚至整个亚洲亦包括在内。因此走向帝国的道路可以说是“坚定不移”的信念。总而言之，军事力量、地缘政治竞争、扩展中的贸易与投资、日本第一的本土理念，上述种种看法交织成为互相关联的逻辑，驱使日本走向帝国主义。当时流行于西方的种族思想，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看法。

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脉络

从明治维新到1890年，官僚与军人以天皇名义统治日本。到1889年，伊藤博文与其同僚颁布明治宪法，允许国会的下院以选举组成，总算给日本人民一些发声的空间，虽然仍有许多限制。不过他们的观念未改，仍认为官僚及将军会一如往昔地把持政局，不必对广大人民负任何责任。

然而事与愿违，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一个轰轰烈烈的国会政治运动便出现，而且参与度很高，它一直延续至20世纪初。国会支持者并不反对天皇主权，甚至可以说是拥护，同时亦支持日本以帝国主义强权的面貌纵横亚洲舞台，但他们挑战官僚及军人的领导。故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明治维新领导人希望能凭借苦心孤诣所奠定的基业把日本人民团结在一起，但现实已无法如他们所期待。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政局出乎意料的混乱，其背景因素与日本统治精英所推行的三个近代化措施有关，它们分别是帝国主义的实现、工业革命及民族国家打造政策。

帝国主义能影响国内政局，主要因素是帝国发展需要大量经费。1896年以后，政府一直寻求新税源，以维持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据点。人民虽然同意扩张，但却不满随之而来的征税。帝国扩张更带来一个间接政治影响，在中日战争及日俄战争时期出现大量游行及示威以支持政府，公众集会的合法性由此得以确认，之后城市集会的增加更明显。因此政府动员人民支持战争，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加强了人民的自我信念，国家在人民的投入及牺牲下才能发展，故在政治决策过程中，人民的意愿亦应受尊重。

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于19世纪末的日本，带来一连串重要政治变迁。在中日战争与日俄战争的10年间，重工业开始发展，原因是帝国向外扩张，需要生产大量武器，同时中国的赔款也转化为工业投资，对造船业及钢铁业的帮助特别大。工业化亦造就一个受薪工人阶级，里面有男性技术工人，也有女性纺织工人，这些人汇聚于东京及大阪等大都会，成为20世纪初政治骚动的重要角色。

随着工业及贸易的发展，新式或传统行业中的零售商店、批发公司以及小型工厂的数目亦相应增加，这种小商人在欧美地区称为小资产阶级。他们负担各种地方税及国税，然而有义务无权利，在国会开设的前30年里，他们完全没有投票资格。只要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要付税却无代表权肯定会激怒这些人。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他们发动好几次抗税行动，表现出不小的活动能量。

图8.1 甲午战争中，一位母亲及其小孩接到他们的丈夫/父亲的死讯。这幅画是松井升（1854—1932）1898年的作品，它一方面传达出生存者的伤心，另一方面亦企图点出为国牺牲的光荣，并升华遗族家眷的严肃反应。讽刺的是，这幅画本属宫内厅所有，20世纪60年代被著名史学家家永三郎采用，收入其编纂的教科书中，想借此说明战前的社会及政治特色，但文部省审查时却没有通过此书，家永因此控告政府，这宗官司缠讼经年，引发很多争议。（宫内厅三の丸尚藏馆提供）

打造民族国家的措施对政治亦有深远影响，最浅显的道理就是宪法缔造了一个民选国会，只要留心时务，每个人都可以从这里了解到日本已经是一个由主体人民组成的国家，每个人有他的义务，也有他的政治权利。个人对国家的义务包括入伍当兵、接受教育、付税；个人权利则包括选举权、决定国家预算时的发言权。选举政治亦有利于发展各种政党报纸、政党及其他民主选举活动，故演说、游行、聚会、示威等渐成常态。到19世纪90年代，各大城市每年都会有数以百计的政治聚会，它们合法而且公开，在日本历史上，这是个新生事物。

图8.2 1905年9月5日，日比谷公园发生暴动，抗议日俄战争后所订和约的内容。图中是个政治活动者在东京一家戏院的阳台上向群众做演说。这种政治集会过去通常不会演变为暴力事件，在19世纪90年代及20世纪初，每年均有数以百计类似活动在各大城市出现，有些在室内，有些在户外，当选举期临近时，其活动更是频繁。转自《东京骚扰画报》（《战时画报》临时增刊，第66号，1905年5月）。

选举国会议员虽然只是少数人的权利，但亦表示已存在着一群政治上颇为活跃的人民，而且他们的数目正在不断扩展。在20世纪初期，所有政治领导人及其追随者均是腰缠万贯、学识渊博，他们中有地主、资本家及都市新兴专业人士，包括律师及记者等。但后来陆续参加各种聚会及运动的人很多是平民，有男性，也有女性，他们原来居于偏远地区，不关心政治，经济能力也较差，然而在自觉身为国家一分子后，他们准备发声，对外交内政提出自己的看法。

三、国会政治的纷扰

日本国会是根据明治宪法召开的，分为众议院及贵族院两院，其权力是通过法案、核准政府年度预算。然而在1890年第一届国会召开后，它马上成为日本政治生活的焦点。

选举法在1889年与宪法一起颁布，它对投票者及候选人资格均有财产限制。众议院选举分全国为257个选区，从中选出300名代表（有些大选区可以选举2名代表）。第一批当选的众议院议员多半出身地主，除此之外，零零星星有些商人、前任官员、都会专业人士赢得席位，专业人士包括记者、出版者及律师等人，出身于昔日武士阶级的人约占议员总数的1 /3。

贵族院则不由选举组成，其成员是由天皇从一些特定类别人群中委任，其中包括1885年创立的世袭制华族、皇室男性成员、全国纳税最高者。天皇亦会委任对政府有功或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整体而言，贵族院由前任高层官员、昔日大名、德川家族一小部分成员及国内富人组成，它是个特权阶级，政治态度极端保守。贵族院的作用是抑制众议院提出来的自由化议案。

国会议员有法案表决权，而法案则由内阁各部会或由议员自身提出。除此之外，国会亦表决预算及其他一些事务，其中一个议题是选举资格的扩大。从1897年末开始，部分国会议员亦与新闻界的积极分子合作，共同推进普选运动。1900年，政府降低投票资格，由原来每户年缴15日元改为10日元，新选举法扩大了日本的选举人数，选举人口由1%增至2%。

国会议员从1890年第一届国会开始便谈及社会问题，他们讨论过工厂工人的工作环境及健康，也谈到师法欧洲的《工场法》是否真的起到保护作用。政府官员倾向于限制女工及童工的夜间工作时长，议员则与纺织界巨头及其他工业家站在同一阵线，反对通过这样的法案。到1911年，双方达成协议，通过一个内容比较缓和的《工场法》。国会议员亦谈及外交政策，当日本发动扩张战争时，他们都会一致拥护国家立场；但到和平时期，他们通常挑剔军费太高，反对扩大军事规模。

在早期议会政治中，谈论最多的是国内问题。其中税收及其用途是最具争议性的题目。国会中的地主们要求政府不要光倚赖地税作为主要财源。1896年国会通过“企业税”，它废除了1878年以来由各县向商界征税的制度，代之以中央征收的税项，并根据企业的员工多少、房屋数目以及收入多少来征税。故经过一段时间后，地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便逐步下降。另一方面，与重要资本家有联系的国会议员，则发起运动要求废除企业税。

除了税源是一个争论点外，如何分配国家财政亦是引起各部会大臣与议员争议的问题。财政是否主要供海陆军之用，或是应用在改良港口及道路等地区工程？若是，则哪一个地区优先？正如其他国家一样，这种国会政治大戏每天都会在近代日本上演。

头六届国会举行于1890—1894年，它是国会恶斗政治最典型的例子。一方是政府，它由天皇委任的内阁大臣组成，内阁下面则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官僚机器，根据新出炉的文官考试制度运作。与政府对着干的则是反对党，其主要成员是昔日自由民权运动的活跃分子。1890年7月第一届国会选举时，他们重组为自由党与改进党参选，并以171席取得多数席位。而明治政府统治阶层亦组成一个亲政府党派，但只取得79席。反对党马上要政府削减次年年度预算，当时首相是山县有朋，他原本打算抗拒提议，甚至不惜解散国会。但山县并非一个全无警觉性的人，为了让第一届议会能顺利进行，他终于同意在数字上做出让步，最后通过预算。

直到1894年前，连续几届国会的情况都一样，自由、改进两党的国会议员与明治领导人的强硬派相持不下，冲突不断，其中尤以山县有朋及松方正义两任首相期间，双方的对抗最激烈。对明治统治精英而言，国会是毫无帮助的，他们曾挟用天皇名义，迫使若干政治家支持政府，有时相当成功。另一方面，内务省本来的任务是督导选举，但却常利用其警察力量或贿赂方式，迫使选民支持政府的候选人（历任首相名单见附录）。

1892年的第二届国会选举尤其血腥，在投票时警察与党派支持者之间屡屡发生打斗事件，至少有25名选民死亡，数百人受伤。虽然如此，反对党仍在国会中掌握过半议席，政府在这段时间中用尽各种方法让国会通过其议程，包括恐吓、贿赂、由天皇发出警告、解散国会等方式，故议会政治在日本开始得十分艰难。

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情况稍有改变，议员都热烈支持战争，国会采取一个比较合作的妥协态度，暂停与政府的政治斗争，统一在首相伊藤博文的战时内阁下。伊藤同时亦采取合作政治战略，为换取议员的支持，伊藤同意议员出任官僚职位，在经费分配上亦给予他们一定发言权。

战争结束后，双方的友好气氛略为退却。虽然第二次松方正义内阁（1896年—1898年1月）任命改进党领袖大隈重信为外务大臣，但却不愿意对改进党做太多让步。在一次不信任投票下，松方决定解散国会。山县有朋在1898年11月到1900年第二次组阁，亦采取强硬路线，拒绝与政党分享政府职位，最后内阁倒台。

1900年是一个转折点，伊藤博文第四次出任首相，是明治领导人与国会关系的最后一次尝试。在某种意义上，伊藤是成功的，因为他采取了协调和结盟的政策。因此踏入20世纪象征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内阁大臣与民选国会议员走上一条比较妥协的道路。1900年，伊藤组织成立一个名为“立宪政友会”的新政党，其核心成员是板垣退助所组成的自由党党员。1901年伊藤卸任首相，在此后12年中，首相职位便由桂太郎（1848—1913）与西园寺公望（1849—1940）轮流担任，史称“桂园时期”。桂太郎出身长州军人，是山县有朋的左右手；西园寺公望出身贵族，曾留学法国，颇富自由思想，与伊藤关系密切。桂太郎任职首相的时间为1901—1906年、1908—1911年、1912—1913年，西园寺的任职时间为1906—1908年、1911—1912年。政友会在这段时间逐步成为众议院中的核心力量，两人都依赖它以顺利执行政策。西园寺比较支持民主制度，他事实上担任政友会党魁之职。西园寺认为把有能力的人组成政党，会有助于日本政治及社会稳定；但桂太郎则不信任政党政治，他之所以与政友会结盟，只不过因为事实上的利益及需要而已。

这时期另一个重要政治人物是原敬（1856—1921），他出身昔日武士家庭，家境尚算富裕。原敬由1904年开始便担任政友会领导人，能力不错。[14]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有力沟通者，得益于其历练丰富。开始时原敬在政府工作，为时甚短，接着转到新闻界，成为一个颇出色的编辑。19世纪80年代，原敬应征考进外务省，但到90年代后期又回到新闻界。1900年担任政友会的书记长，190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直到1921年去世前，原敬仍然担任这个职位。

一位史家称原敬为“妥协政治”的推手，经常在幕后纵横捭阖，强化政党及当选政治人物的力量。[15]原敬说服其政党支持政府预算，目的是换取一至两种政治利益，首要利益是让政党成员出任官职，特别是内阁职务。第二种利益是政党选区的公共开支，举凡道路、海港修筑、学校、铁路均属之，若党员能出任中央官职，更有助于攫取地方利益。原敬可以说是日本版“分赃”政治之父，这种政治作风遗留到今天。

最重大的利益交换出现于1904年末，原敬主动支持桂太郎的战时预算，以换取西园寺公望出任下届首相的承诺。日俄战争后，桂太郎履行约定，政友会则利用此机会安插党员到内阁各个位置上，直至1912年为止。在此种操作过程中，一方面政友会变得更一体化，更官僚化；另一方面官僚则变得更政党化。一个如原敬的政党领袖出任内务大臣，只要各部会官员能效忠其政党，他们便马上有机会晋升至县府或警察部门的高级职位，前途将一帆风顺。为了投桃报李，他们亦会在监管全国选举或地方选举时，为执政当局提供有利环境，成为政友会在选举中的重要工具。

政友会由1900年创立到1912年为止，一直是国会内唯一有组织的政党。不过到1912年，日本却爆发了1890年国会成立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事件发生于1912年7月，当时明治天皇去世，由其子嗣大正天皇继位，到是年秋天，一场政治风暴便出现，历史上称为“大正政变”。

作家夏目漱石在其1914年的著名小说《心》一书中，深刻地描绘出明治天皇去世时的情境，那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小说的主角便说：“我的感觉是明治时代精神随着天皇而开始，今天他去世，亦跟着结束了。”[16]数千万的日本人亦与他同感，近代化中的日本正站在十字街角，向一个新时代过渡。乃木希典事件更加强了这种变动感。乃木希典大将（1849—1912）与其夫人在明治天皇葬礼那一天双双自杀。乃木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举成名，但在日俄战争时，乃木所指挥的战役常常师老无功，伤亡惨重。他的自杀似乎是为其战争责任赎罪，不过舆论界则以醒目标题渲染，乃木夫妇之死是向最高军事领袖表达其鞠躬尽瘁之意。

大正天皇即位之初马上出现重大政治斗争，使民众更加相信新时代的来临。政治风暴在1912年11月爆发，西园寺在接任首相后，陆军一直施加压力，要内阁拨款增加至少两个师团的预算。这原是1906年扩军纲要中的规定，内阁当时亦同意，但西园寺要缩减政府开支，拒绝增加军费，陆军大臣因而辞职。根据现行法规，海陆军大臣必须是现役军人方可担任，但军方有意使西园寺难堪，拒绝提出后继人选，西园寺无法组阁，只好辞职。

政友会不满陆军增加经费的要求，当时它在国会拥有多数席位，亦得到民间的广泛支持。舆论及著名知识分子认为陆军的策略侵犯了“立宪政府”。所谓立宪政府是指尊重民选国会议员的权力，经费拨给是国会的预算权。商界领袖没有这样的意识形态，但他们也赞成政友会的削减预算运动。在军方与政党的对立下，桂太郎继西园寺为首相，他拒绝向政友会让步。结果桂太郎的政敌联合一致，发起“拥护宪政运动”，包括发表各种声明，举办室内及户外活动，出席人数颇众，到1913年2月达到高潮。

桂太郎本身亦了解到要解决政治风潮，他需要国会内部一定程度的支持。桂太郎自信可以拉拢到一些民族主义者，其中包括无党派人士，也包括那些由政友会或国民党脱党的议员。国民党于1910年创立，主要由国会中反对政友会但却不属任何党派的议员组成。然而当桂太郎在1913年2月7日发起新政党，组成“立宪同志会”时，参加者只有93个议员，其中大半来自国民党，由政友会叛降而来的一人也没有。因此桂太郎可以说弄巧成拙，在国会外被请愿群众包围，在国会内要面对政友会的不信任票，十分狼狈，不得不如以前其他明治精英统治者一样，向天皇求助，他希望天皇能下诏命西园寺率领其政友会在国会合作。

当示威者继续在国会外聚集时，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政友会议员直接挑战桂太郎。被称为宪政之神之一的尾崎行雄（1858—1954），在1913年2月5日发表一篇演说。该演说成为日本国会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尾崎指责桂太郎及其同伙：

天天自称忠心耿耿，好像只有他们才真正了解何谓尽忠天皇、尽忠国家，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躲在天皇背后，向其政敌施放冷枪。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仅利用天皇作护身符，或者把圣谕作子弹，借此消灭敌人吗？[17]

桂太郎曾一度尝试说服天皇助其在政治斗争中压倒政党，但并未成功。据其中一个文献记载，桂太郎“面色马上发白，如死人一样……他的面部表情就像一个人正在被判死刑”[18]。

几天之后，东京及其他城市相继发生暴动。2月10日，群众焦急地聚集在国会外，等候桂太郎去向的揭晓，当时大部分人认为桂太郎辞职是无法避免的。然而当国会不能即日召开的谣言传出后，群众马上闹事，东京有38个派出所被毁，亲政府的报纸亦受到攻击，有人被杀，更有数以百计的人被捕及受伤。原敬在其日记中写道：“若桂太郎仍拒绝辞职，一场等同于革命的暴动恐怕无法避免。”[19]

桂太郎的确辞职了。硕果仅存的元老山县有朋、松方正义及西园寺公望要求海军出身的山本权兵卫（1852—1933）组阁，同时答应政友会在新内阁中占有一定分量。原敬同意元老的建议，他为政友会争取到3个内阁的职位（包括他自己出任内务大臣），另外有3人一向同情政友会，答应在入仕内阁后会加入政友会。但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外务大臣4个最关键的职位还在无党派人士手中。山本权兵卫在组阁时，确实向原敬做出一些重要让步。他同意修改规则，原来规定现役军人才能出任海陆军大臣，实际上赋予军方有否决内阁的权力，新规定则是退伍军人亦可以担任海陆军大臣。山本权兵卫同时亦规定各省次官为政治任命，为政党进入官僚体系开拓更广的门径，山本亦削减预算及官僚人数。

政党的收获相当丰富，但护宪运动的支持者对结果却十分失望，他们似乎认为这是一种无力的妥协，完全因为原敬希望拉拢萨摩派领袖山本权兵卫。在过去几个月，他们辛辛苦苦组织运动“打倒藩阀政府”，现在的结果与他们原来的期待相差甚远。[20]

大正政变带来的清楚信息是，到了明治时代末期，政治领袖已无法无视国会民选议员的力量；政友会虽然只是唯一政党，但它已经成为一个团结力量，控制国会的多数席位。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则是同志会的成立。桂太郎虽然在1913年的政治斗争中一败涂地，但仓促成军的同志会却存活下来，而且渐有起色，成为另一股政治力量。在这些纷扰的日子里，两党政治隐然成形，一直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才终止。

四、民众抗争的年代

暴动是大正政变一个非常突出的面相，它亦解释为何原敬愿意接受妥协令“护宪运动”的强硬派十分失望。原敬无疑主张地主及商界在政治上应有一定的发言权，政友会是代表他们发言的渠道之一。另一方面，原敬与其政敌山县有朋或桂太郎有类似的地方，对群众的冲动及政治化，他是感到害怕的，原敬不想助长在群众或其领导者中的此种风气。

这种恐惧并非无的放矢，在20世纪的头二十年中，一方面是国会及其议员在精英政治游戏中节节得胜，另一方面社会大众的骚动也是连续不断。一位历史学家便称此为“一个民众暴动的年代”。[21]民众蠢蠢欲动，再加上新出现的政治激进主义，终于迫使元老及政党政治人物联手，以维持社会安定及自身的特殊权利。

除了1913年大正政变中的暴动外，东京群众在1905—1918年曾先后8次使用暴动形式以表达他们的不满（见表8.1、图8.3）；在同一期间，日本其他城市亦出现同样暴动。

表8.1 1905—1918年发生于东京的骚动

图8.3 在1905年日比谷反日俄条约暴动中，群众冲击内务大臣官邸，并纵火焚烧。日本当时类似《生活杂志》的《日本图画》杂志曾出版专号，题为“暴动图集”，将当时的情况如实反映。本图便收录于该专号。暴动发生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因为日本外交软弱的表现，而内务大臣却成为愤怒群众的发泄对象，这正是因为他负责治安及镇压政治组织，连警察本身亦成为攻击对象。转自《东京骚扰画报》。

第一次暴动出现于1905年，原因是日本人民不满日俄战争结束时所缔结的和平条约。日俄战争的军费8倍于十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死亡人数高达6万，再加上2万人死于疾病，故总牺牲人数为甲午战争的4倍。政府及舆论一直让人民相信战争结束后，日本可以在赔款及领土上得到补偿，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自国会议员以下，知识分子、记者、群众等整个民间都充满怨愤之气。国会议员组成各种团体反对和平条款，1905年9月5日他们准备在东京市中心的日比谷公园召开请愿大会，但警察不批准。而群众仍自行聚集，发表演说，参与群众并四处散溢，一连三天引发暴动。全国其他城市亦出现同样暴动，东京据称成为无政府状态，有17名群众被杀，整个城市的派出所70%被砸毁。

对日本的官僚及军人而言，日比谷暴动是个令人震惊的事件。人民借由事件中的行动及演讲词，似乎要诉说他们为帝国的牺牲、为帝国的尽忠，因此他们的心声亦应在政治上受到尊重。他们对帝国及天皇忠心耿耿，但认为各省大臣漠视他们所谓“人民的意志”。暴动的组织者及领导者在演说中表示天皇与人民的要求是一致的，但现行的政治体制却对此视若无睹。有些“要求”是相当具体的，他们希望降低税率、称霸亚洲、受西方尊重、有集会自由以及提出诉愿的自由。

国会中有身家地位的议员在一定时期十分鼓励这些声音，他们在1912—1913年以及1913—1914年的政治风暴中都曾号召各种活动。虽然他们很清楚这会引发暴动，不过若民众把矛头指向元老，他们肯定会从中得利。但这只是个临时利益的结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精英政治家开始看到他们与官僚及军方有共同利益，威胁社会的力量正从四面八方出现，他们需要的是安定及规范。

他们认为日本第一代社会主义者属于这类颠覆力量。西方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已开始滋长，很多社会主义书籍亦被翻译成日文。1901年社会民主党创立，核心人物包括安部矶雄（1865—1949）、片山潜（1859—1933）及幸德秋水（1871—1911），但在其成立那一天便马上被桂太郎禁止。但社会主义者仍继续活动，1903年创办《平民新闻》，该报纸除报道工人运动的情况外，亦是当时唯一反对日俄战争的声音。

日俄战争结束后，这一小部分社会主义者逐渐变得更激进。1906年他们领导群众反对东京市有轨电车加价，结果引发一场小型暴动。1908年发生所谓“赤旗事件”，他们在活动中挥舞绣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字样的红旗，结果有16人被捕。1911年更发生所谓“大逆事件”，该事件源于部分社会主义者策划暗杀明治天皇，结果被警察发现，警方趁机大举逮捕社会主义者，有12人被处以极刑。由于政府使用强力手段镇压，并且大事宣传，在此后数年中，左翼运动一度陷入低潮。

1911年“大逆事件”中被判死刑者有一名女性，名为菅野须贺（须贺为音译，1881—1911）。菅野为一女性主义者，除支持社会主义运动外，她亦与其他女性共同推动日本20世纪初的女性主义运动。正如社会主义一样，女性主义者触发男性领导人的恐惧及排斥。菅野与其同志在1907年创办《世界妇人》，报道女工在矿区、纺织厂及娼馆的生活情况，它亦谈及世界各地的女性参加争取选举权运动及和平运动的最新消息。

早期大部分女性主义者均从母亲或妻子的立场提出妇女的要求，她们认为妇女身为母亲及妻子，应受到特别保护。她们的这种论说不一定直接挑战传统男女性别角色，但却挑战国家权力，亦即政府是否有权力征召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出征，为国牺牲。政府因此认为这些妇女活动是想颠覆国家。由于警察不断骚扰，《世界妇人》被迫于1909年停刊。[22]虽然如此，女性主义者并未因此消失，日后仍继续发声。

女性主义者也关注妇女的工作环境，因此进一步挑战当权者的第三个领域。矿工与工厂工人在20世纪初便开始反抗他们或她们的上司与公司老板，而且次数不断上升。在东京，1870—1896年，劳工纠纷仅有15宗；但在其后20年间，即1897—1917年，劳工纠纷高达151宗。组织这些罢工行动的主要是纺织厂的女工，以及在煤矿、铜矿、军火厂、造船厂及建造工程中工作的男工。他们的要求不只关乎薪酬，亦在于工作尊严及合格的食物供应。举例来说，全日本最大军火厂的一群工人在1908年发动抗争，社会主义者片山潜曾在美国旅游时学习过英文，便在一个英文专栏中描述这场发生于东京的工人运动：

一直以来，国营军火厂用最不人道的方式对待它的员工。连在休息时，工人要上厕所也得领取通行票，而通行票在每百位工人中只有4张，结果许多人要等上5小时才能上厕所……任何轻微错误都要罚款，罚金至少等于5小时工作的报酬；如果他们忘记带走自己的私人物品，则要罚上10小时工作的报酬。现在连吃饭时饮热水也受限制……由于忍受不了这种待遇，这间工厂的1.5万名员工一起组织罢工行动，向当局请愿予以改善。[23]

整个事件并未发展成真正的罢工，他们的要求亦没有得到回应。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抗争愈来愈有成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罢工已经可以连续几天，而不是几小时而已，因为每间工厂的罢工在事前已有较详细规划，参与工人的比例亦愈来愈高。

劳工运动结合增强的另一个象征是工会，它比以前稳定得多。在19世纪90年代，一些行业因为在传统时期便存在，因此可以组成较有效率的工会，造船匠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除此之外，一些重工行业的工人在19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亦会偶然兴起组织工会的念头。但到1900年，工会运动可以说是完全瓦解（详情请见第七章）。真正的工会组织运动始于1912年末，发起人是铃木文治，他是一个基督教教徒，也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铃木模仿英国传统工人运动方式，以组织一个小型工匠及工人自助团体为目的，开始时称为“友爱会”，位于东京市中一个教会的地库中，人数只有13人。到1915年，人数发展为1.5万多人，而且都要缴纳会费。其后友爱会进一步在日本大城市的工业区发展，不分工厂大小，都设法建立支部。

平泽计七（1889—1923）是友爱会会员，也是一个具有创作热诚的作家，他在一个剧本中栩栩如生地反映出友爱会的温和精神。在剧本中，平泽用同情口吻描绘一个工人拒绝参加罢工，借用剧中人之口，他表达了工人应如何保有他们的尊严：

日本人的血缘不适合社会主义呼唤……现在是时候了，日本人应重新振作他们作为日本人的灵魂。日本工人的敌人不是政府，也不是资本家。日本工人不应以工人身份行动，他们应以人类及国民身份行动。[24]

换句话说，平泽与铃木认为工人阶级若以温和姿态及日本同胞身份向其雇主提出诉愿，他们应获合理响应，他们的待遇亦应得到改善。

在20世纪初，无论是有产的政治活跃分子，还是公民抗争分子，他们都开始使用新的政治语言，使用新式空间的场所，包括国会、公园等地方，行动方式也是新形式，由选举、游行以至暴动、罢工。由平泽的剧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政治语言的关键词，那就是“国民”。“国民”一词，就字义可以解释为国家的人民，但亦可以翻译为“民众”或“民族”。到20世纪初，“国民”一词的流行度可以与“帝国”一词并驾齐驱，它们都成为日本民众运动的口号，并以之迫使政府开放其政治决策过程，其统治亦需照顾到各民众心中的利益。而讽刺的是，“国民”与“帝国”这些观念之所以能生根立足，完全由于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推动各种建设国家计划。明治领导人已建立起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立宪政府，并发展出资本主义式的工业化经济，带领日本成为亚洲帝国强权。在这些成就之下，他们却触发各色各样的运动，挑战他们的政治垄断权力。

五、操控民族主义

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年间，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相互矛盾的政治趋势。一方面，统治阶层与民众都为帝国的骄人成就兴奋不已，与当时世界最强国英国结盟更是一件锦上添花的美事；另一方面，官僚及军队领导人亦不满四面八方而来的挑战，包括在野政党领袖、工人、社会主义者、女性主义者。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到20世纪10年代，内务省、陆军省及文部省是三个最积极响应上述挑战的机构，它们的做法是全面推动涵盖面更广的民族主义，倡导对国家及当局更高的忠诚。

内务省从19世纪80年代末便开始急剧改造地方政府，强迫小村落合并成较大的行政单位。到19世纪90年代初，它已经把日本全国7.6万多个小村重组为1.2万多个大村。政府认为减少村落数目，有利于中央控制地方。出于同样理由，内务省1906年亦下令重组全国19万个神社，不少神社原位于偏远地区，只由当地村民供养，没有神官管理；重组后的神社约有1.2万个，是国家正式认可的寺庙，亦成为1900年国家创立神道体系的一部分。内务省亦成立各种由中央控制的社会团体，鼓励男女性参加，借此培养向心中央的集体精神，农村的信用会即其中一例。内务省在1901年创设妇人爱国会，到日俄战争时，全国有会员50万人。

日俄战争后，1906年内务省亦将分散全国的“报德会”组织起来，由政府监督。报德会是明治初年成立的，原来由地主组成，目的是改良技术及加强小区合作，他们尊奉一位德川时代名为二宫尊德（1787—1856）的农民道德家。到1907年，各地的妇人报德会亦相继建立。但内务省仍不满意制度改革及道德劝说的效果，它仍然害怕中央政府若继续在农村实行重税政策，地方精英会起来拦阻。为加强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掌控，内务省在1908年推动“地方改良运动”。所谓“地方改良运动”是鼓励并认可模范村，让它成为地方行政的良好榜样，同时在全国各地推广道德讲习会，教导人民支持政府的责任所在以及实现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目的。[25]

陆军方面，1910年亦成立自己的“帝国在乡军人会”，为自愿性质，会员多半是通过征兵考试的年轻人。到1918年，在乡军人会实际在日本每一个乡村均有支会，会员人数达200。其创办目的是汇聚那些在紧急时会应召当兵的人，作为提升军事力量的手段之一，不过它有更广泛的总目标，就是在社会动乱时加强社会秩序。田中义一是在乡军人会创办人之一，他在1913年写道：“如果我们能虑及未来，又能正确指导后备军人……则我们可以完全掌控群众的理想，亦可以巩固国家基础。”[26]

文部省为强化民族主义及对权力当局的尊敬，亦在1907年把义务教育延长两年。它更进一步地稳定学校财源，同时改变课程，加重强调民族主义以及天皇。文部省亦提高老师的地位，视其为国家公仆及地方的社会与文化领袖。

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秩序，把力量深入至地方。最后一个例证是文部省重建地方传统青年团体，这些团体在德川时代便存在，以性别划分为男女不同所属，它们与西方大学的兄弟会或姐妹会有类似的地方，团体会员经常在晚上聚会饮酒、唱歌或赌博，男子团体会到乡村拈花惹草。1910年政府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些团体缺乏纪律，甚至有时候会轻微触犯法律。调查亦指出团体成员好逸恶劳，“纵然下一点点雨，便要求农地停工一整天”，同时“其中一个若因事被捕，其他人会协助其逃亡”。官员亦感叹地指出他们“在节日期间，由早到晚纵情跳舞，甚至在节日前几天便如是，他们强迫村中年轻女性一起跳舞，有时更强拉她们加入”。[27]

在日俄战争后，文部省有意取代这些团体，于是在全国发展年轻人团体，它们由官方支持，在各村落积极拉拢青年，再联合组成一个全国性网络，政府便可以加强控制。日本的做法与英国建立童子军的理念相近，虽然英国的推动者来自民间，而日本则以政府为改革动力。新青年团体的目的是向全国传播政府的信息。在地方市长及学校校长的推动下，青年团体举办各项节日活动、运动赛事，以及宣扬良好公民道德的讲座。

20世纪初期，在地方精英的协同办理下，政府推行各色各样的运动，目的是强化社会秩序，加强地方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在农村的山野间，原来存在着各种独立的小团体，政府亦希望能取得他们的效忠，因此设法在各村镇成立由国家控制的团体，以借此掌控这些山间野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国家与日本人民已发展出千丝万缕的联系。由理论层面看，在乡军人会与义务军人、妇女团体与三从四德的妻子及女儿、信用会或报德会与受人尊重的佃农、地方神社与虔诚村民、青年团体与热情学生，近代日本国家借此与其人民建立起紧密的关系。

夏目漱石在1914年便冷嘲热讽地讥笑政府做出的“可怕”事情，它鼓励日本人民“为国家吃饭，为国家洗脸，为国家上厕所”。[28]不过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并非百分百的紧密，官方报告经常表示不满意人民的冷漠，认为人民对政府毫无反应。1913年地方军队组织对近1600位年轻人进行调查，其结果令人讶异，只有20%的年轻人准确无误地知道天照大神的重要性所在。[29]很多政府官员亦认为农村青年都羡慕城市的新鲜感，以它为楷模，把农村放在一旁。事实上在国家范畴以外，我们仍可以看到不少民间活动，内容五花八门，而且活力充沛，因此政府虽然下了不少功夫，借此操控及培养一种新的国家忠诚，其效果显然是有限的。

明治后期各种运动并不是完全没有效果，它的确建立了许多组织及制度，为民族及爱国理想带来新的冲击。它建立了一个日本正统标准，基础是一套忠诚的价值系统，如青年对成人、女性对男性、佃农对地主、工人对老板、士兵与臣民对天皇及国家。很多时候，人民仍有一些操作空间，甚至挑战这个系统，但日本帝国的政治秩序仍产生了一定的抑制效果，不容忽视。

[1] 1884年甲申事变后，朝鲜为平衡中国力量的扩张，一度求助于俄国，并商议租借近朝俄边界的永兴湾与俄国。1885年11月，英国出兵占领位于对马海峡的巨文岛，以抗拒俄国力量南下。——译者注

[2] 德川时代，下关被称为马关。——译者注

第三部分

日本帝国的兴衰

第九章

“一战”后的经济与社会

20世纪10年代及20年代，日本经济史及社会史的特征是多元化及充满矛盾。在经济上，战争带来史无前例的繁荣，但紧接着却是漫长的战后衰退。至于经济的表现则因领域而异，工业领域与农业领域、技术先进的财阀企业与生产力较低的小型公司，它们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别。社会生活上亦有类似情况，男性与女性、城市居民与农村人口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甚至仅在农村，大地主、小地主以及身无一物的佃农，他们的生活方式便有天壤之别。大城市及市镇出现许多社会群体，受薪工人、店员与大公司上班族及公务员等“新兴中产阶级”，他们性质各自不同，却被迫站到同一阵线。一小撮财阀老板及政界最高领导人所拥有的华丽大楼，则点缀着整个城市的外貌。

新兴出版产业正蓬勃发展，杂志、书籍以及报纸如雨后春笋，销量亦大，它们歌颂现代男女中产者的生活。新闻亦不停地报道现代人的焦虑，他们怕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决意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大众传媒所凸显的主题，成为近代日本人生活的一种共同经验，也给予民众一种共同参与感，无论是日本帝国的功业，还是经济转型，参与者都因此而感到骄傲。它亦建立一个共同空间，各方都可以在此抒发其对社会及政治的紧张感，这亦是近代多元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战时景气及战后衰退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造成史无前例的创伤，但在亚洲，它则送来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战争阻隔了欧洲贸易商与亚洲市场的联系，给予日本新兴工业经济一个可乘之机。在1914—1918年，日本工业产品的出口额由14亿日元增长至68亿日元，它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日本棉布在这段时期的海外销售量上升了185%。[1]工厂开工率随之而上升，劳动力供应突然不足，薪金因而急速上扬。但大多数工人及消费者并未受益，因为物价上涨得更快，日本面临其在近代最恶劣的通货膨胀。在1914—1920年，米的零售价格上升了174%，而批发价格则整体上升了150%。[2]“暴发户”成为这次战时繁荣的社会象征。日本和其他地方一样，用漫画尽情冷嘲热讽这种“暴发户”，他的形象就是一个脑满肠肥的商人，大手笔地用金钱点亮房间（见图9.1）。在大亨底下工作的白领阶层亦蒙受其利，他们领到的奖金有时是其原来薪水的4倍。

战争结束后，好景仍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到1920年4月经济繁荣便突然终止。股票市场大幅下落，日本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丝绸——亦面临同样情况，不少银行倒闭。在短短一年内，几个主要工业的生产值急剧下降，最低达到原来的60%而已，大公司因而大量裁员。

图9.1 上图为著名漫画家和田邦坊所创作，名为“繁荣时代的新富”，它讽刺第一次世界大战景气时期有钱商人的生活方式。图中的产业界大亨正步出宴会场所，一名艺伎或女侍应抱怨说：“太黑了，我找不到您的鞋子。”他马上点燃一张百元日钞，并说：“怎样，现在应该亮点了吧？”（灸まん美术馆与さいたま市立漫画会馆提供）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日本颠簸而行，面临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危机。最基本的问题是日本生产成本在战时攀升得太高，就全球市场而言，它的产品价格过高。这使得日本的出口商处于极度劣势，特别是在欧洲竞争者战后陆续返回亚洲后。要挽回劣势，其中一个方案是日元贬值，降低日元与其他主要外币的汇率。但这个方案却与主流经济思想背道而驰，当时政府主张日本维持稳定及强势的货币政策，亦即与金价挂钩。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政府认为要增加日本经济的竞争力，最好的方案便是降低国内价格，因此政府坚持严厉政策，就是降低开支，缩减经济活动，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振经济。虽然如此，政府有时仍不得不扩大经济活动，这与其政策相违背。[3]

1922—1923年，制造业产量出现复苏迹象。但1923年9月1日发生“关东大地震”，给东京及其周边地区造成严重打击。地震发生在中午，正是午饭时候，家家户户都在生火造饭，或烧煤炭，或点天然气。东京房屋多为木造，鳞次栉比，巷道狭窄，故当邻里中的房屋一旦倒塌，火炉翻跌，火势便一发不可收拾，瞬间蔓延全城。其后两天，强烈的旋风把火舌推向城市东区。东京的特点是住宅、商业及工业楼宇混杂在一起，因此导致所受创伤更重。死亡及失踪人口估计在10万至20万，地震及火灾毁坏房屋共57万间，约为全城房屋总数的3/ 4。[4]日本最大的城市东京，有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完全陷入死寂。

在震灾以后的几年中，经济出现短暂复苏，大地震带来了“重建景气”，刺激东京地区的就业及市场。政府亦没有遵守正统经济政策紧缩财政，反而鼓励银行放松银根，以刺激经济复苏。在机械及造船等主要产业上，生产额的确稳步上扬，但由于国际价格高，基本问题仍然存在，很多制造商的基础十分脆弱。以国内纺织业为例，它无法与中国的低价敌手竞争，这其中也包括有海外投资的日本生产商。

另一方面，由于日本金融体系长期以来某些不健全缺失，最后在1927年爆发重大银行危机。首先是日本的银行数量众多，但都规模小，易受挫。不少银行投资过分分散，而且它们都不能及时消除战后不景气时期的坏账，因此仅在财务报表上无法真正看到其恶化情况。其次是大地震后所放出的贷款，很多都有偿还问题。再次是个别银行的贷款过分集中，贷款人都集中在某一地区的特定行业，而且都是少数几家企业。最后是政府没有立法保障存款人的权益。

1927年春天的危机正如把火种扔到干柴里，顿时在日本国内及整个帝国引爆开来。当时有流言说1923年及1924年所借出的大地震贷款出了问题，不少银行濒临破产边缘，就在这时，人们谣传日本殖民地机关台湾银行即将倒闭。台湾银行是个半官方企业，其作用是推动台湾建设。它一直积极扩充业务，甚至日本一些大企业在台湾进行投机活动时，台湾银行亦给予贷款支持。1927年初，台湾银行的客户铃木商社据说周转不灵，台湾银行的投资者纷纷取回其在银行的短期债款，台湾银行因而被迫休业。这个案例很清楚反映出帝国扩张与日本国内经济及社会的关系。这些事件引发恐慌性的连锁反应，存款者急忙跑到国内银行提款（见图9.2），到4月及5月，政府不得不宣布银行在3个星期内“停止所有账户来往”，最后有数十家中小型银行倒闭。

由于倒闭和合并，日本银行数目在以后几年中锐减一半。到20世纪20年代，制造业产量虽继续增加，但整体增长率则只及过去30年的一半。故在1929—1930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冲击来临之前，日本的经济已经步履蹒跚地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民间舆论与知识分子指责政界领袖只顾中饱私囊，不理大众死活。

当批评者要寻找替罪羊时，财阀集团成为千夫所指的目标。很多大财阀在19世纪末已经创业，有些甚至可以追溯至德川时代，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财阀”一词才开始被广泛使用。一般认为也就是此时，财阀掌控了经济以至政治，导致日本走上了歧途。

图9.2 1927年金融风暴之际，有37家银行倒闭，存款人蜂拥到银行提款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图中是1927年4月，男女群众正焦躁地在东京储蓄银行外等候，希望能及时取回他们的存款。（每日新闻社提供）

三菱、三井、住友、安田等集团以及其他较小的财阀的确有很大影响力，在20世纪20年代它们已经达到成熟阶段。每一个大财阀都是一个无孔不入的商业王国，包括数十个企业，经营金融、运输、贸易、矿业及制造业等各色各样的生意；每一个财阀都是由一个控股公司掌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些控股公司的所有权都完全为个别家族单独拥有（三井家，安田家，住友家，三菱集团则为岩崎家），财阀家族通过控股公司彻底掌控集团内的所有事务。

财阀集团在某些方面相互支持，排斥外人。如三井属下制造业公司只委托三井物产出口它们的产品，对财团内其他企业，它们收取的费用亦较低。一个例外是财阀银行会对外贷款，不只限于集团内企业，其目的是要减低财团的风险及扩张其实力；另一个例外是人事政策，管理层人员并不是财阀的家族成员，而是由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充任。当然，在聘用这些精英时，其标准不只是管理能力及个人进取心，是否忠心于财阀家族也十分重要。管理层中的明日之星有时会与家族内的女性结婚，这亦会加强他们的向心力。

20世纪20年代虽然面临许多经济动荡，财阀仍不断扩张其版图。1918年，在日本制造业、矿业、贸易三大经济领域中，8个最大财阀在私人资本中的比例约超过20%，其中最大的两家财团三井与三菱又占上述领域所有资本的12%。1927年的金融风暴使财阀银行更能进一步控制金融界，并且合并了不少小型公司（见表9.1）。因此三井及三菱帝国在最高峰时期，其影响力的确惊人。

在当时的日本社会，财阀极具争议性。20世纪20年代末及30年代初，右翼刺客经常以财阀高层行政人员为对象，他们振振有词地表示其行为是有道理的：“政党后面的黑手就是财阀大老板。”[5]甚至历史学者对财阀亦有不同看法，至今争论不休。财阀一方面对日本工业化有重大贡献，他们能够动员各种资源及专才，包括资本、劳动力、原料及技术，这是小型企业无法办到的；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汇聚大量财富，亦造成财富及所得分配极度不均，而且情况愈来愈严重。虽然财阀大亨对帝国国会的政党慷慨解囊，他们同样也拉拢军人与官僚的精英。财阀的最终目的是求取自主及稳定，对于民主或自由政治，他们本不信奉其原则，亦视环境情况才决定是否给予支持。

表9.1 三井及三菱到战争结束时所拥有的核心子公司

资料来源： Eleanor M.Hadley, Antitrust in Jap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 pp.63-64.

二、地主、佃农及农村生活

20世纪初至30年代，农村生活从一定层面上看是十分安定的。地主、自耕农及佃农间的比例相对稳定，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前一时期佃农数目则大幅跃升，若以前后期比较，两者可说有天壤之别。同时佃农在20世纪初的生活环境亦继续改善，与19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不同。大部分佃户收获庄稼后，除去个人所需及租税支出，仍会有口粮剩余，可以拿到市场出售。军方统计指出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1905年，入伍新兵的平均身高比过去增加了3厘米，他们大部分都来自农村。这个指标虽然并不精准，但亦可以清楚反映出大部分人口在生活水平及营养上得到改善。

虽然如此，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农村仍充满不安定感。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农村的总生产量一直增加，但到20世纪20年代，其生产力则不再成长。在日本较先进的中部及西部地区，经过一连串种植工具及技术的改良，所花成本不高，效益已得到充分发挥，但当工具及技术向北方转移时，速度却非常缓慢。因此在增长停止之后，社会及政治冲突便日益严重，农村上层阶级的生活及生活方式开始与其他阶级不同，而且差距愈来愈大，结果中下层农民逐渐不满，其抗议行动比以前更为激烈。

最富有的地主占整个农村户数的2%—3%[6]，他们不用耕作，田地都放给各个佃户，靠收租过活。地主的生活舒适，居于豪门广厦，奴仆成群，一呼百诺。明治初期，地主有时候会主动改良农业技术，增加农业产量，有利于农民，亦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收入。[7]在某些领域他们起到倡导作用，例如将电力引入农村。地主家中的太太群体经常推动各种妇女组织，1901年成立的“妇人爱国会”便是其中一例。她们亦动员同村妇女向海外日本部队致送慰问包之类的东西；她们经常聚在一起喝茶，抱怨她们的仆人们；她们亦为自己儿女的婚事操心，设法安排他们与门当户对的家庭结合。地主本人除管理田租外，亦会经营放贷，有时也会投资小型制造业。他们的休闲生活则比较传统，会与艺伎在温泉旅馆中寻欢作乐。有时他们也会追求一些时髦玩意，例如政治，不是自己参加地方或全国性选举，就是支持同侪好友的竞选。总而言之，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地主家庭都生活得十分惬意，他们积极进取、信心十足，认为自己是新兴日本帝国的地方梁柱，对世界有莫大重要性。[8]

至于农村中其他阶层人士，他们的经济生活则各不同，有些稍微富裕，有些则颇为拮据，更有些三餐不继。在年头好时，有些佃农可以把剩余口粮拿到市场上卖掉，谋取蝇头小利，改善生活，不过他们仍有许多问题要面对，例如田租上涨、物价波动等。较为幸运的农民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虽然面积一般不会太大，生活亦只能勉强糊口，假若连续两三次收成不好，便要质押田地才能够缴交地税。如果情况不能好转，他们便要面临土地被没收的厄运，失去仅有的生活工具，沦落为佃农，倚赖别人过活。

1910年，长冢节写了一本小说《土》，生动地反映出当时农民的情况。小说叙述道：“贫穷的农民全心全意埋首于田里工作，希望获取足够的粮食，然而取得收成后，他们却要缴出大部分辛苦所得的粮食。事实上只有当农作物未收割，仍然生长在泥土中时，它们才属于农民所有。”[9]这些佃农居住在狭小且阴暗的房屋里，厨房的地面一片肮脏，其余地方则只是钉上木板，完全没有“榻榻米”[1]。房屋四壁千疮百孔，暴露在冬天虎虎北风之下，赖以为生的口粮是单调的小米糊及腌瓜，偶尔一顿大米饭加上新鲜的蔬菜便算是很好的牙祭。当老天爷不赏脸时，他们只能倚靠有钱人的好心救助。

靠救助为生正是20世纪初日本农村各种愤怒及矛盾的源泉，农民生活在一个阶级森严的世界中，社会史家安·维斯坞（Ann Waswo）便解释道：

佃农在村中的道路或小径中遇上任何地位比他高的人，他都要闪到一旁让路。地主的田地或是家中若有什么需要，纵然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也要随传随到，就算自己有任何重要的事情也要放下。经过一天的辛勤劳动，若地主赐以饭食，他们要满怀感恩，躲在地主厨房的一个黑暗角落里进食。[10]

这种情况有如即将爆发的火山，沸腾的怒火正在表层下燃烧着。以上村秀二为例，他于1915年出生，1990年接受访问时已经75岁高龄，但童年时他父亲与地主相遇时的那种屈辱经历仍然深刻留在他的记忆中：20世纪20年代，每一年的12月，他父亲会休息一天，从田里把米租送给地主。上村有时会跟着父亲一起去，当他看到父亲向地主深深鞠躬、千多万谢时，便心生疑问，“作为一个小孩，心里不禁问：‘这世界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为什么要多谢地主？他应该多谢我们才对！’”[11]

这种不平等制度能够维持下来，并非全靠强制力量。地位与权力的上下关系，很多时候另外有一些传统慈善活动作为补充。每当庆祝节日，地主通常会捐助经费；当时年不佳，地主会减免田租；若佃户生病，他亦会代付医疗费用。正因为地主承担这样多的照顾责任，故上村父亲的地主在接受其父亲道谢时，他想到的并不只是田租，还有其他各方面，是以欣然接受。另外农村亦存在一个数量相当多的中等阶层自耕农，它亦能缓冲农村中的不平等生活。自耕农较为优裕者，会有一些多余土地放租给佃农；较为贫困者，则需要向地主承租一两块地，故自耕农内部亦有级别之分。无论如何，自耕农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弥补了少数极为富裕的地主与极为贫穷的无地佃户的差距。

然而冲突并非一定可以化解，在20世纪10年代及20年代，地主的慈善义务似乎逐渐萎缩，不再像以往照顾同小区的社会及经济的弱势者。越来越多的地主选择居住在地方首府或大都会，这些地方无论文化、经济还是政治上的活动都较多。他们把土地管理权委托给一个农庄代理人，但代理人对佃户并无丝毫感情。部分富裕地主仍在农村居住，但其小孩则会到各地方首府或大城市接受中学甚至更高等的教育。与居住乡间的精英比较，这种“寄生地主”[2]不太会用传统慈善的方式救助贫苦农民，这亦成为社会对立根源之一。1930年，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曾出版一本名为《不在地主》的小说，深刻地指出寄生地主好像“一条奇怪的杂鱼，就好像美人鱼一样，上半身是地主，下半身是资本家，而且下半身很快便向上蔓延”。[12]

图9.3 20世纪20年代农村的情况，一个农村佃户家庭成员正在去田里的路上。农民为了分散风险，常常从不同地主处租赁小块耕地，结果各块耕地有时会相距甚远，要从家里出发长途跋涉一番才能到。（Akira Konishi提供）

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佃农开始联合起来，要求地主减租，他们采用逐个击破的战术，成效卓著。过去佃农习惯从好几个不同地主那里承租田地，以避免过分倚赖某一个地主（就好像地主也把田地分租给不同佃户）。一群组织良好的佃农，可以趁收割时联合拒绝为某一地主的农地开工，那样地主便可能损失全部庄稼，而各佃户则损失一部分而已。大部分地主在面对此种抗争时都会让步，有时会减免一年的田租，有时更会永久减免。在1923—1931年，佃农与地主的纠纷每年有1500—2 700件，其中70%的纠纷是为了减免田租，这是最常见的要求。参与人数由一个村里的几户人家到好些村联合起来的数百名佃户，总计在约3/ 4的纠纷中，佃农至少赢得了部分要求。[13]

农村纠纷的策动中心是佃农组织，它是日本乡村的一个全新现象。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最高潮时，全日本约有1 /10的佃农加入各地佃农组织，各地佃农组织再联合为地区性组织，甚至是全国性组织。其中最大的团体便是“日本农民组合”，它创立于1922年。不过法律并未给予佃农组织任何合法地位及保护，各地乡村领导人为阻止农民加入，尝试利用某种社会压力，甚至或明或暗的威吓。在这种情况下，数年内便有10%的佃户加入，实在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到20世纪20年代末，地主开始进行反击，并且相当成功。他们组织起来，雇用律师，并通过创立自己的团体做出回应，这些行动的确能在某种程度上抵抗农民的要求。不过部分最富有的地主则认为经营农田实在太麻烦了，在整个20年代，特别是后期，很多寄生地主卖掉田地，减少手上农田数量，他们把资本转而投向股票市场或工业生产，工商业的回报率高，而且又没有沉重的人际关系负担。

20世纪10年代及20年代的社会不安并非根源于传统封建结构，亦非经济落后所造成的极度贫穷。这基本上是由农村社会比以前更加现代化而产生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的地主与佃农纠纷，大多数是发生在商业化程度较高的日本中部及西部，与较为贫瘠和落后的东北部相比，其比例约为两倍。抗争活动的领导人并不是最穷苦的农民，反而是那些有能力把产品运销到市场的人，他们渴望能从中发财。现代化寄生地主愈多的地方，纠纷就愈多。这种纠纷其实反映出社会关系的逐步改变，日本农村从一种互相倚赖的人际关系转变成不以人为中心的经济等级关系。

农民抗争者的目的是在走进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取得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同时，现代社会固然比过去提供更多的机会，但要面临更大的危险，以及更少的传统社会的支持。面对这种情势，农民一方面希望继续获得过去地主的照顾及尊重，另一方面亦希望得到个人的自主及保障。但保守人士则以为农村社会的各种变化，正是近代时期社会走向崩溃的警示。

三、城市生活：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

20世纪初的城市就如同农村居民分化成复杂的地位系统一样，本身亦包括各色各样的阶级，不只是工薪阶层与他们有钱的雇主。中产阶级是个广大而参差不齐的范畴，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商店，都给城市生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安定、小区以及更多的活力。

以1908年的东京为例，“商人及店家”这一类别约占受雇者总人数的41%。[14]在日本任何一个大城市的小区散步，都会遇见小型市场，其中有卖鱼的、卖米的、卖蔬菜豆腐的、浴室、书店、理发店、美容院、巧克力店、玩具店、照相馆，再掺杂数以千计的小餐馆。在商业街背后的小巷里，亦可以看到数以千计的批发商供应各种零售货品，亦有相当多的小工厂在其住家背后生产，如木屐厂、榻榻米厂、雨伞厂、小型铸造厂、五金厂、陶瓷厂及食物加工厂。

这些小型家庭企业多半是家族经营，丈夫与妻子分工合作[15]，比较成功的企业会成为小区的骨干。他们十分活跃，不但竞选区议会或市议会议员，也会组织商会，要求政府实行各种保护政策，如减免税项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头几年，各地市政府从全日本的市镇及乡村招募这些小商人，替政府执行各种福利。到1920年，全国约有1万名这种社会领袖出任这种所谓“地区委员”，对贫穷的邻居进行家庭访问，赠送为数不多的福利金。[16]

在大企业任职的低阶事务员或工人，他们的收入也许比这些中阶以及低阶的小型企业主优厚，但宁为鸡首，毋为牛后，自己做老板总是比较好的。芝浦制作所工场部主任小林作太郎，1908年曾在《太平洋商工世界》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他认为工厂工人多半是自怨自艾及不安于位，“教他们就像要教一头牛祈祷”。不过他也指出，这些人一旦当起老板，则浑身是劲，头头是道。他的公司便经常有些“滑头的工人”，拆开自己家里的地板，装上一两台机器，便当上了厂主，还抢走公司不少生意。[17]

这些数以百万计的零售商、批发商、小工厂老板，以及他们薪水微薄的雇员，史家统称为近代城市中的“旧中产阶级”（见图9.4）。他们有些在德川时代的平民社会中便存在，到20世纪初，亦有昔日武士加入他们的行列。不过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一群面目崭新、数量不大的“新中产阶级”接着出现，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多半受雇于大企业及政府官僚。

19世纪末，“新中产阶级”已逐渐出现。1890年前后，三井及三菱等大企业已经在大学招募未来管理人员，顶尖公私立大学的一些毕业生亦认为可以选择私人企业，前途不会比政府官僚差。在同一时间里，中等职业学校的数目亦迅速增加，一个多层次的招募制度逐渐形成，把职业学校、高等中学及大学联结到企业及政府。因此各大城市公私立领域办事人员的比例增加，在东京，他们的人数由1908年受雇者的6%增至1920年的21%。[18]这些工作人员便成为20世纪的“新中产阶级”，他们多半是家庭的主要收入者，类似德川时代的武士行政人员，其性质有点像层层分级的科员。但在20世纪初，这类工作虽然不断增加，但竞争者亦愈来愈多，不单昔日武士的子女，城市中的商店老板及制造业等旧中产阶级的后代，甚至乡村里的中等农户，亦想分一杯羹，走进新城市中产阶级的行列。[19]

图9.4 在全国各城镇的所谓“旧中产阶级”，其较为底层的部分是数以千百计的小型家庭企业，它们包括零售、批发和小型工厂。图中的玩偶店便是个典型，照片摄于1920年，店主及其女儿坐在紧靠街道的店面里，正在招呼一对顾客母女。（每日新闻社提供）

中产阶级办公室事务员不只有男性，亦有女性。大企业雇用女性事务员最著名的例子出现于1894年，三井银行大阪分行的经理一度访问费城的爱买百货公司（Wannamaker），受其启发，回国后他雇用了很多少女，她们都刚从高等小学堂毕业，被安置到会计部门。到20世纪20年代，百货公司雇用年轻女性负责办公室及门市工作，已蔚然成风。[20]

城市里的百货天堂外面金碧辉煌，里面有身穿制服的年轻女性在柜台服务，但只有少数城市居民能享受到这些。大多数的事务员收入微薄，是当时社会评论者笔下可怜或可笑的一群小人物。1928年，一个旁观者就当时男性事务员的薪水做了个统计，低薪者的收入每月约为20—30日元；而一个熟练的机器工人，1927年每日收入平均为2.6日元，约为事务员的2倍。一个女性纺织工人每日收入约为1日元，与女打字员同薪。[21]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通货膨胀的最高潮时期，学校老师甚至是大贸易行的雇员，会突如其来地组成斗争团体，要求增加薪水。了解上述背景，这种情况便显然毫不突然。1919年，他们在东京组成“东京俸给生活者同盟会”，到1920年3月，东京横滨地区各公司的打字员亦成立日本第一个女性事务员工会，她们要求更高的薪水及与男性正式雇员同等的地位。[22]

这些女性打字员其实是模仿工厂工人。工人在20世纪初便汇聚在日益发展的城市内外，他们不分男女，要求愈来愈多。社会改革者铃木文治在1912年创立“友爱会”，由1916年开始，便有大量纺织女工加入。工会中的男性领袖向来认为丈夫与父亲是一家衣食的最大支持者，因此把女性放在称为“准组合员”类别中，不承认其正式会员的地位。在纺织及其他产业的工厂中，妇女的平均收入不到男性的一半，而当时男性的薪水会随其在工厂的年资而增加；年已40岁的妇女，其工酬只不过比20岁的年轻女工多10%而已。起初女性尚比较能忍受这种情况，但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环境逐渐转变，她们也史无前例地积极参加各种工人运动，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产业经济发展迅速，妇女可选择的工作环境比以前多。她们不但在大纺织厂工作，也有的在小型工厂上班，特别是在化学产业及食品加工产业的则更多。在小型工厂工作者主要住在家中，通勤上班，很少住在宿舍。因此她们有更大的行动自由，也比较常与男性工人并肩工作，与纺织厂女工比较，她们更有机会接触劳资纠纷。

其次为受教育程度。愈来愈多的工人受过完整的小学教育，甚至连纺织工人也不例外。这些工人已能够阅读工人运动组织者派发的小册子及传单。

再次是政府的政策。原来法令禁止女工出席政治集会，更不准登台演讲，但到1922年政府解除此禁令，使得妇女参加工人组织及示威活动不再像以往那样危险。在以后几年中，妇女参加工会及发动抗争的次数，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

驱使妇女行动激进的原因，除了不满薪水太低、工作不稳定外，与主流文化的深沉的疏离感亦是因素之一，她们希望在工作环境中得到更多的尊重。作家佐多稻子在一篇小说《来自糖果厂》中，很生动地表现出这种精神。小说是以20世纪20年代后期东京的一个小区为背景，女主人公是希露子（音译），她在酗酒父亲的敦促下，十分勉强地找到一份糖果厂的工作。在上班时，她远眺到河流对岸屋顶上的一幅为肥皂做宣传的广告板，每天阳光经广告板反射出来，但照在她们工作间的则只是阴影，她对同事抱怨说：“（反射在广告板上的）阳光看起来生气勃勃，但我们连新年礼物的钱都付不起。”当一天中唯一的休息时间到了，工人可以成双出外买些零食。然而衣衫褴褛的女工走在大路上，在希露子的眼中看起来已不似人形。到一天的尽头，女工下班时都要在大门旁排队，接受检查。在刺骨的寒风下，每一位女工和服的袖袋、胸袋及餐盒都要逐个搜查，看看有没有私自挟带的糖果，希露子与她的同伴都满怀怨愤地责骂检查员大剌剌的态度。[23]一位女性工会领袖带刀贞代1929年曾在东京创立“劳动女塾”，在举办“无产阶级经济学”课程的同时，也有非常传统的妇女训练班。教导缝纫及烹饪技巧是其最大卖点。带刀贞代曾说，一般而言妇女“都说她们只想做普通人可以做的事”。[24]率先领导女性工人运动的是东京及大阪纺织工厂的女工，她们追求她们所认可的“人道待遇”，除了抗争削减工资外，她们特别关注改革严苛的宿舍生活规则。大部分的大企业都要求女性住在宿舍，其中尤以纺织厂最普遍。宿舍的管理规则可以说十分严厉，她们被严禁外出，除非是上班或偶尔参加由公司举办的郊游。20世纪20年代末大型罢工会有数以千计的妇女参加，她们最后赢得了较好的伙食，也可以有较大的自由进出宿舍。争取能像“普通人”生活是这些女性斗争的一部分，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战前的高潮，基本上她们只不过要求最小限度的自由，也希望为她们对家庭或国家的贡献争取应有的尊重。

工厂及矿坑的男性工人所用的抗争语言也一样，他们争取改善待遇，要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做一个正常的国民。由于社会对正常性别角色有根深蒂固的看法，男性工人的生活方式与女性非常不同。因此他们用完全不同的方式界定“人道”，而诉求方法也不一样。

在19世纪末，纺织业是产业经济的重要支柱，故在产业工人中，女性人数远多于男性。其后数十年中，造船、钢铁、机械及金属等重工业不断成长，逐渐超越轻工业。而重工业以雇用男性为主，到1933年，全日本男性工人数达96.8万人，略多于女工的93.3万人。[25]

在20世纪10年代及20年代，接近一半的女工是青少年，但在男性工人方面，超过80%的年龄在20岁以上。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他们都经常离职，但转业的模式则大不相同。最常见的是女工在转换工作一至两次后便会离开职场，走上婚姻道路；男性工人换工作则如走马灯一样，这是他们长期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希望能在工作中得到出人头地的机会。

不少男性工人渴望最后能独当一面。一个不知名的机械工在1898年留下一些名言，一直为20世纪初那些被称为“旅行工匠”的频频换工作者奉为座右铭。他说：“工人就是要以其技能入世，而且要做得远、做得广……最后才能成为千古留名的工人。”[26]在以后数十年中，内田藤七最能反映这种精神，1908年内田刚好20岁的时候，他开始在东京一个颇具规模的海军军器厂工作。内田相信要出人头地，必须磨炼好技术，他在晚上又找了另一份工作，在一间小型的铸金工厂。两年后，他可以独自一人生产火炉架，虽然仍然留在军器厂，不过他说：“我觉得火炉操作技术是我未来的保证，我一直没有丢弃它，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尽量搜购有关它的器材。”1939年，内田年已51岁，他终于创立了属于自己的金属工厂。[27]对于在日本工厂的工人而言，内田的生涯是一个十分普遍的例子，亦是一般人梦寐以求的目标。

除此之外，单单由一个工作转换到另一个，亦是工人对工作环境的抗议，表示无法接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或以后，同样这些人很多加入工会或组织罢工，表示抗议，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内田藤七亦是其中一人，1913年铃本文治创立友爱会只几个月，内田便加入。其后他回忆道：

我的精神已濒临崩溃边缘，军器厂内上下级别森严……薪水原来规定每两年调升一次，但贿赂是决定性因素。我一向相信世界应凭真才实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因此我感到非常不满。[28]

1919年，友爱会庆祝成立7周年纪念及会员达到3万人[29]，因此更名为“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并采取更高姿态的战略。劳动总同盟宣布自身是个工人组织，考虑使用罢工方式以谋取其要求，那一年是日本有史以来有组织工人纠纷最多的一年，总共有497场罢工，另外有1891件纠纷其后获得解决才没有罢工。参加这些行动的总人数达33.5万名工人，大部分都是男性。[30]

20世纪20年代，其他工会相继成立，有些是支持革命性政治，甚至有时与刚成立的日本共产党建立联系；其他则只是要求提升工人地位，无意打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劳动总同盟亦是其中一分子。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罢工是家常便饭，而且不限于大工厂，亦逐渐蔓延到小型工厂中。战前最高峰是在1931年，约有8%的工人参加工会组织，人数达36.9万人。[31]

乍看上述数字似乎比例并不高，但若要衡量其重要与否，必须注意下面几点。首先是工会并无法律保障，这意味着参加工会是个冒险，一个工人若因参加工会活动而被开除，他是无法求助于法律的。其次是罢工人数问题，由于工会会员流转量大，另外很多罢工并非由工会发动，不少男女工人虽不是工会会员亦参与工会或罢工，因此罢工人数会在任何时候都比工会会员数高。参考其他国家，若与日本法律环境类似，工业化发展阶段类似，工会会员与罢工人数的比率大概都差不多。[32]

20世纪20年代，大企业老板与管理者开始认为技术工人流动性大，会增加生产成本，他们亦颇忧心工人组织及罢工的蔓延，因此制定许多政策，希望既能与工会斗争，又可以挽留有价值的技工。他们效法西方模式，在厂内设立“工场委员会”，劳资双方可借此作为交换意见的平台，也许亦能借此削弱独立工会的支持力量；他们亦举办各种厂内训练，培养较为驯服的男性工人，并承诺给予受训者较为长期的工作保证，虽然并非由契约规定。他们还建立医疗中心及各种储蓄计划（有时候有些储蓄计划是强制性的），他们并开始分发红利给有技术而又忠心耿耿的工人，规定每6个月定期调薪一次。

工人的反应则是多样的，当20世纪20年代人浮于事的时候，有些人放弃“旅行工匠”的想法，希望能守住一家公司，从一而终。特别是在一些大规模工厂中，它们的福利比较优厚，那些工人为取得大老板的欢心，常常疏远工会，转而支持协调会。不过另一些工人则没有那样欢欣鼓舞或逆来顺受，他们要求老板言行一致，不要出尔反尔。一位历史学家注意到，这些工人认为“福利是他们应得的权利”。[33]甚至在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初经济不景气的时代，有些工人发动罢工，要求停止解雇工人，认为这才算是真正兑现厂方所说的对工人似家人一般的照顾，他们这种策略的效果如何，值得怀疑；另一些工人则主张所有工人都应该每半年定期加薪一次，不能只惠及少数。这些工人强调“在天皇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正如英国工人大声疾呼，要求“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权利”，是同样道理，日本人所谈的“人道待遇”，是以日本国民为标准的。

有些老板很粗暴地回答说：“我们很同情你们的不幸，我们没法对你们的贫困负责任。”[34]另一些人主张改革五花八门的报酬方式，实行以年资作为提薪基础，而且要制度化。虽然实际上未能做到，但到20世纪20年代末，这种想法已日渐萌芽，一个好老板必须提供长期性的稳定工作，而且对忠心耿耿的男职工应定期提升工资。

城市社会中还有三类边缘社群，他们一直在为生活而挣扎，这些年终于赢得一定的尊严。首先是朝鲜人，他们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移居日本，寻找工作机会，当时人数并不多。到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的时候，已经约有2 500名朝鲜人住在日本，大部分都在东京或大阪。此后二十年中，朝鲜人数目大幅增长，到1930年，人数已达41.9万。朝鲜人多半住在破落的贫民窟，所从事的工作多半具有危险性，例如建筑、煤矿、橡胶、玻璃、漂染等行业的佣工，酬劳微薄。

与世界各地的移民族群一样，朝鲜人是在种族主义及歧视下过活，日本人会说移民都是懒惰及愚蠢的，试图用这种成见来说明他们贫穷的原因。由于日本工人阶级自己也在为生活挣扎，因此对新来移民的竞争充满愤恨。1923年关东大地震出现时，由于损失惨重，长久累积下来的偏见便马上爆发出来。地震后几个小时内便有谣言流出，说朝鲜人与社会主义者纵火，又说他们在井中下毒，并图谋造反。在当权者的鼓励下，整个灾区居民组成近3 000个义勇队，他们的目的是维持灾区邻里的秩序，保护个人财物，以免被人趁火打劫，亦防止朝鲜人或左翼分子造反。不过部分义勇队采用极端手段，他们检查过路行人，并用简单用语盘问，如果回答者带有朝鲜或中国口音，马上便遭杀害。传媒、警察及军方亦有助长这种歇斯底里的风气之嫌。内务省的官员、陆军以及警察都扮演了一定角色在散播或间接证实朝鲜人不法行为的流言，虽然各种传说及事件的结果难以清楚说明。举例来说，在9月3日晚上，当民间纠察队开始攻击时，内务省警保局局长向全国警察机关发出电报，要求他们“严格监视朝鲜人各种活动”，因为听说东京的部分人参与纵火及叛乱行动，至于在此之前有无发出同样警告则不清楚。报纸亦应为屠杀行为负煽风点火的责任，他们经常报道未经查证的朝鲜人暴动的新闻。举例来说，一份重要报纸《东京日日新闻》在9月3日那天发出好几则报道，说“不守法的朝鲜人”参加纵火及暴乱。虽然它在9月5日版面曾提及有关朝鲜人暴动之报道是毫无根据的流言，并促请日人不要攻击或伤害朝鲜人，但其间社会上的歇斯底里效应已造成悲剧性后果。更严重的是警察及军方在东京逮捕了数百名朝鲜人，并在不知名的地方杀害了30—90人。虽然到现在仍无法有精确统计数字，估计因屠杀而死亡的人数达2 600至6 600人。[35]

第二类重要的边缘社群便是日本历史上常处化外的“贱民”，现在则改称为“部落民”。不过他们则能勇敢地站出来，面对社会给予他们的歧视。他们是德川时代化外社会的后代。当日本在19世纪70年代进行各项改革时，理论上他们已经被解放出来，事实上仍面临正式与非正式的歧视。部落民的人数约有50万，聚居在日本各个都市及农村小区中，不过以住在大阪及京都地区附近的人数最多。与过去一样，他们大多从事屠宰业，或是佛教认为不洁的工作，如皮革制造、制鞋、肉类加工、卖肉等。

不过在新的环境中，他们亦开始组织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在1900年前后，年轻的男性部落民已经组成很多温和的自助会，他们主张部落民只要争取教育机会，努力工作，日本的社会主流应该会接受他们，然而效果并没有想象中大。1922年，由于受到急进思想的影响，部落民成立了“水平社”，对于实际上歧视他们的行为，部落民要抗争及鸣鼓而攻之。他们大张声势，甚至使用暴力，而政府的监控更加严密，有时更使用公权力打击他们。

第三类边缘社群则是那些20世纪20年代末聚居日本西部城市、来自琉球列岛的数以千计的移民（1879年以后更名为冲绳县），光在大阪府一地，冲绳人口便由1920年的1000人左右上升至1930年的8万人。他们大部分从事低薪的劳动工作，男性多半在建造行业或小工厂出卖劳动力，女性则基本上在大阪的纺织厂工作。他们与前面两种族群同样受到歧视。雇主贴出告示，明写着“朝鲜人及琉球人不得申请”，这种情况十分常见。虽然冲绳的本土语言及文化与日本本岛有明显差别，同时琉球在近代以前一直与日本保持着政治距离，但冲绳人与朝鲜人不同，他们没有强调本身的不同族群身份，他们小区的领袖亦如部落民一样，坚持认为自身是日本人的一部分。[36]

四、社会变动中的文化回响

大部分日本人对少数社群的不幸都漠不关心。事实上这时期的经济环境虽充满不确定性，文化生活则与之截然相反，不单在繁荣的20世纪10年代，甚至整个20世纪20年代，它可以说是多彩多姿。崭新的消费产品及消费行为编织出现代生活的幻想曲，“理性”“科学”“文化”等流行术语，“灿烂”“新鲜”等大受欢迎的形容词，均是其反映。百货公司里一行行令人目眩的消费产品，成为那时代“灿烂新生活”的象征。百货公司顾客完全无须多费脚步，他们可以一面上馆子、参观艺术展览或音乐表演，一面选择最好的国内或进口产品，例如服饰与化妆品、鞋子、高品位的食物、家具、陶漆器以及玩具，一应俱全。[37]百货公司的地点多位于主要车站，东京或大阪周边地区正在发展，铁路网四通八达，车站新建的百货公司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百货公司所鼓吹及歌颂的消费方式，无疑是对一个人辛勤努力工作的回馈，尤其是那些丈夫有一份中产阶级受薪工作的，百货公司更是最好的消遣之处。[38]

是以新式家庭居住在东京周边的“花园卫星城市”，乘火车到百货公司购物，这些居所可以称作“文化家庭”，百分之百西化布置的客厅更是其标志。星期天到银座商店街之旅就是逛街购物，有时也到三井集团下属的三越百货公司买一两件最时髦的成衣。购物者有时会到咖啡屋或啤酒店歇歇脚，这两个地方亦是20世纪初城市的新生事物。一天行程将尽，他们也许会到豪华的西餐厅进晚餐。有个新名词是用来描绘这种现代休闲生活的，它就是“逛银座”。

有关日本现代生活的新术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反映出这个时代的魅力所在。江户时代有个术语——“腰便”，其后也用来反映中产阶级的生活。这个术语原来是指系在武士腰间的便当盒，便当就是午餐盒的意思。到19世纪末，它被用作描绘一个办公室事务员身穿西服、手里带着便当上班的情况。另一个名词是“受薪阶级”，它源于英文salaryman一词，在20世纪10年代，有些漫画用“受薪阶级天堂”或“受薪阶级地狱”为题，该词因而得以风行。这些漫画用夸张手法刻画中级经理人的难处，工作上压力大，薪水又不算高。受薪阶级一向被视为现代城市居民的代表，这些通俗作品损害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及形象。[39]整个20年代还有别的类似“受薪阶级”的术语，如“知识人”“新中产阶级”，较为口语化的有“脑力劳动者”，还有常为人用的“便当族”。[40]但到20世纪20年代末，各个术语都相继消失，只有“受薪阶级”一词仍留下来，成为居住在城市的中产阶级最通用的代名词。它的含义包括接受高等教育，替政府或私人企业工作，同时完全凭自己的实力取得职位。

百货公司、郊区卫星市镇及新创的中产阶级专用名词等等，均反映出20世纪10年代及20年代初一种更宽广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的面相。好莱坞及日本电影亦开始在全国吸引大量观众到数以百计的戏院里，留声机及爵士音乐同样受到大众的欢迎。

其中一些最有趣的新文化潮流则与女性有关。在20世纪10年代及20年代初，报纸与杂志以大量篇幅刊载文章，热烈争论何谓新女性。作者包括不少明日之星的女性，她们以后在诗歌、小说、散文各领域均有出色表现。她们提出严肃的主题，譬如女性教育及其政治角色、女性在家庭及职场中的权利，以及女性性欲的控制等。不过主流媒体在报道这些争论时，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女性作家的私生活上，尤其是有关她们的性丑闻或男女关系。[41]

这些处理手法反映出现行性别角色受到质疑时，社会仍有许多不安。当另一个所谓“摩登女郎”形象的热门话题提出时，这种不安仍然继续。讨论者大部分是男性作家，反映出日本的近代话题焦点，由1925年到20世纪30年代初，它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摩登女郎”被称为日本的新生事物，她们能跟上潮流，但维持个人风格，而且外形清新窈窕（见图9.5）。一篇文章颂赞她们的大胆开放行为，并以感叹号作结尾：“加油！跳吧！大腿！大腿！大腿！”文章对“摩登女郎”持正面态度，颂扬她们刺破伪君子的面孔；在这个世界里，只有男性才能拥有经济自主、性欲自由及政治自由，但“摩登女郎”现在也享有同等自由，她们在都市的办公室做事，支持女性参政权，结交男朋友。[42]

图9.5 1930年，时髦的“摩登女郎”在东京街头悠闲漫步。她们争妍斗丽的形象通过卡通、文学及图片凸显出来，代表性解放精神。对某些人来说是威胁，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新鲜事物。（每日新闻社提供）

正如30年前“贤妻良母”形象进入日本的文化及社会舞台一样，“摩登女郎”跨越了界线。她们的确是个全球现象，不只在美国及欧洲引起各色各样的说法及议论，在拉丁美洲，甚至从日本到印度的整个亚洲亦如此。很多人认为“摩登女郎”是好莱坞电影向世界推广的结果，完全是美国“兴奋的20年代”的女性形象，换言之，“摩登女郎”只不过是文化由西方向东方的单向传播的结果，这种想法完全不正确。文化历史学者近年来已指出摩登女郎的形象是多方向流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美容广告，其主打形象是白人外表的“摩登女郎”，但在同一时间的德国，相同广告的女郎则是个明显具有亚洲特征的女性。[43]

无论歌颂还是畏惧，“摩登女郎”为人所注意的主要是其新潮的性观念。同时出现的是“摩登男士”，虽然他们在当时的通俗文化中没有那样突出，这些摩登男士则以其新式政治激进主义闻名。1918年，一小撮学生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里创立一个名为“新人会”的组织。东京帝国大学是当时体制内精英汇聚的地方，以此为基础，他们建立了战前最有影响力的学生政治组织，其他大学亦成立同样的组织。学生组织开始时比较温和，只呼吁民主改革。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新人会渐倾向马克思主义立场，要求经济及社会平等与政治革命。[44]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他们打出“走到人民中”的口号，其成员也开始参与各种劳工及佃农组织的运动。

热烈拥抱新中产阶级、文化家庭及百货公司、电影与爵士音乐、“摩登女郎”及马克思主义男孩等新生事物，其实与内心焦虑分不开，这也是个新生现象。在亮光闪闪的现代生活中，却有着阴暗的另一面，它是个贫穷、你争我夺、社会混乱的负面论述。1900—1920年是中产阶级扩张的年代，学校数量亦同时迅速增加，为莘莘学子大开方便之门。然而教育仍无法保证一定可以出人头地，在经济不景气时，办公室大量裁员，甚至在好景时期，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繁荣中，仍有相当数量的讨论谈及中产阶级生活的青黄不接。这种案例在报纸上屡见不鲜，1918年一位小学老师写信给报纸编辑，根据这位老师的说法，他一家五口，每月开销总共20.75日元，在列出这个账目后，他强调说：

我每个月扣税后所得……约为18日元及一些零头，其实20日元也不够，我们如何能靠18日元活下来？但别无他法，只好从削减米饭开销入手，每顿都要掺上一半以上的小米，每天都有一餐是小米粥。由于煤炭昂贵，全家人一个多月都无法洗澡。要喝杯清酒，吃几片肉，甚或一个地瓜，我们都负担不起，要买件和服真的连想也不敢想。一个小学老师，他的生活就是连过年时也无法为他的小孩买件和服或块糯米糕，还有比他的生活更悲惨的事吗？[45]

这样一种为生活奔波的老师有个外号，俗称“洋服贫民”，20世纪初年，这个自相矛盾而又带有浓浓讥讽意味的名词已经十分普遍。那些身穿洋服的人，原来被认为应属新日本社会的上层分子，教养好，生活安定，而居住在贫民窟的穷人才会属于那个遥远的世界。然而上述小学老师的一番话，反映出就算有资格加入中产阶级的人，同样要面对不安定的生活及经济上的贫困。[46]没有人比政友会总裁原敬的体会更深刻，他在1910年的一番话可以说是自己的写照：“要防堵（社会主义的）传播，必须由社会政策入手。像老师或警察这类人，只要走错一步，便会变成社会主义者。因此最根本的政策，必须小心在意他们的待遇，以防感染。”[47]

不过更令人担忧的不安定及激进主义的潜在源头并非中产阶级，而是工厂工人，他们的组织愈来愈具攻击力。1925年，一位政府领导人便说，国家不应该支持工会，因为工会永不会安于一个温和的地位，“就像山上的一辆车，它一定会滚下山，不可能停下来”。[48]工人有任何集会，讲台旁一定会坐着个警察，如果演讲者逾越政府规定演说的范围，譬如提及“革命”“资本主义”“毁灭”等字眼，演讲者首先会遭警告，再犯演讲会被中止，演讲者可能会被逮捕。警察与演讲人的相持不下，有时会为工会的集会活动制造一些滑稽场面，不过这终究是一个严厉的限制。

另一个触发对现代性的恐惧的因素是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妇女。虽然有些人歌颂摩登女郎生气勃勃的形象，亦有人担心她们反映社会堕落的开始，日后一发不可收拾。他们认为解放后的女性也许会危及社会的既成秩序，弱化整个日本，其危害性比那些愤怒的教师及好斗的劳工更厉害。报纸上有关年轻男女的报道也显得焦虑不安，说他们或她们是共产党煽动下的结果，要腐蚀大好前途的青年人，目的是弱化整个国家。他们亦担心离婚不断增多，在女性的推动下，最后导致家庭制度的崩溃。1925年，一名短头发、衣着西化的妇人被控谋杀外国人，报纸称她为“前卫摩女”[49]。利用这种污名化手段，摩登女郎被视为非日本，甚至是充满罪恶的。

20世纪初期出现一股新宗教热潮，这种文化表现亦反映出日本人在这段时间中的恐惧及竞争。新兴宗教多半为神道主流各派的分支，佛教则比较少。创教者是一些具有魅力的男女，他们常常对信徒自称是真神，有些教派是全新创造的，有些则源自19世纪。最高潮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些“新宗教”号称拥有数百万信徒，支持者大部分来自城市居民和农村中较为商业化或工业化的地区，不少信徒刚移居至城镇，他们希望寻找新的小区认同及精神慰藉。新教派与主流的佛教或国家神道不同，它们通常能给予信徒具体及实际的帮助，所提供的服务包括治疗疾病、替信徒解决经济困难，甚至私人问题。从一些信徒留下来的证言看，新教派的服务可说无所不包，上至婚姻纠纷，下至小儿尿床，均在其内。[50]

新教派也许真的能替其信徒提供各种精神及物质上的帮助，但政府官员仍视其为威胁。负责管辖劳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内务省官员，称这些新教派为“伪教”或“邪教”。在20世纪20年代，为了镇压其中一些教派，政府拘捕了他们的领导人，并控以罪名颇为严重的大逆罪，给予判刑。[51]但这些教派并没有瓦解，他们继续奋斗到20世纪30年代。

社会演变的方向、现代日本人生活的特性，上述所有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都在当时欣欣向荣的媒体市场中呈现出来。各种杂志如雨后春笋，发行量亦有增无减。其中以讲谈社出版的《国王》成为销量最大的杂志。《国王》模仿美国《星期六晚报》（Saturday Evening Post）[3]的风格，1924年12月创刊时销量即达74万份[52]，到1928年11月增至150万份。该杂志特别针对妇女读者群，亦证明不输于一般性刊物（多半是男性导向），同样受欢迎。收音机广播始于1925年，慢慢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不单是政府文宣，爵士音乐及戏剧亦因此得到推广，拥有愈来愈多的听众。在1926—1930年，日本的收音机数量由36万台急剧升至140万台。[53]

文学作品经常以连载方式在杂志及报纸上刊出，其读者人数亦有增长。从明治时期开始，日本文学便受到西方的强烈影响，因此日本作家经历过不少西方文学思潮，包括浪漫主义及自然主义。到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作家已经摆脱这些思潮，寻求不同风格。这时期最突出的即为“私小说”，它类似一种忏悔式的自传体裁，借此再创造作者的心理状态。除此之外，另有两个新的文学运动，分别为“新感觉派”及“无产阶级文学”，前者是日本首次明确出现的现代派写作，后者则强调小说作者的社会任务。

这时期的文学作者在日本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经久不衰，但严格上来说，他们不属于任何派别。芥川龙之介（1892—1927）的作品动人心弦，有时亦有异常的想象力，但他并非模仿欧洲最新潮流，而是经常从日本古典文学中汲取灵感。例如其小说《筱竹丛中》便取材于日本12世纪文学作品《今昔物语》[4]，其后著名导演黑泽明借之拍成电影《罗生门》。谷崎润一郎（1886—1965）一方面赤裸裸地探讨人类的性冲动，另一方面又打破叙事的真实性，而这正是“私小说”的基础。

无论是日本文学作品还是翻译作品，其受欢迎程度有增无减，这种现象反映于“一元书籍”的推广，它亦反过来促进日本文学作品的大量生产。1926年出版公司“改造社”发行了一套63册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其作品有幸被收录在《全集》的作者，一夜之间顿成巨富。当作家愈成功，收入愈加丰厚时，其写作生涯便渐渐变得商业化。而《全集》则创造了一种新文化形式，把文学变成商品，提供给更多的日本民众，无论是新旧中产阶级，都被包括在内。

＊＊＊

在20世纪初，日本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群体及文化趋势，但并非没有前例。在德川时代，农村由富农、贫农及处于两者中间的人组成，而城市的居民则是担任文书或警员的武士、平民商人、商店老板及穷困的制造商，文学及艺术灿烂奔放，出版事业亦已经商业化。因此到20世纪10年代及20年代，生活于其间的农村及城市民众，常常用昔日的语言来比喻今天的世界，例如不安其位的工人便用德川时期的用语“旅行工匠”，以描绘自身的跳槽处境，办公室事务员则用江户时代的“腰便”一词自称。

但仍有些现象是新鲜的，日本与世界其他地方并无不同，今日与昔日的时代是有差别的。与德川时代比较，资本主义社会有更多的经济机会，但不安全感亦更大。市场与昔日不同，再没有国家或地方精英愿意负起缓冲责任。普及教育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已差不多达成，更多人能够参加比较广阔的公共事务领域，他们自己也能意识到日本已是世界帝国的一员及其他帝国的存在。现代传媒事业日渐发达，它是个整合力量，但也是个分裂力量。传媒中有关“摩登女郎”及马克思主义学生的报道，常常歪曲事实，工人及农民的抗争亦经常出现在新闻中，无论如何，这些消息都让读者了解到国家内部存在着不少矛盾。这些社会及文化冲突有时候会产生焦虑，原因是人们害怕失去昔日的传统社群，故急着要恢复它。[54]农民与工人要求那些有财有势的人承担过去的责任，继续扶贫救困的善举，不过他们开始认为救济是应有的“权利”，这是个新的现代语言，有其不同于昔日的政治及文化含义，因此工农大众所争取的已不是维系旧时传统，而是要重新界定新传统。

[1] “榻榻米”指日式房间里铺的草垫，汉字为“畳”。——译者注

[2] 居所远离自己的土地，并委托别人管理，这样的地主日本历史通称为“寄生地主”。——译者注

[3] 该杂志1821年创刊，标榜“家庭性，政治中立，具道德感，纯文学”，1969年停刊。——译者注

[4] “物语”为日语名词，意指故事。——译者注

第十章

两次大战期间的日本帝国与民主

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33岁的太子嘉仁继位，改元大正。大正天皇幼时患有脑膜炎，日后虽然恢复，为太子时亦能巡访日本全国各地，但到1918年，其健康再度恶化，到1919年已无法视事。与此同时，欧洲的君主制度陷入危机，君主接二连三被推翻。首先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沙皇下野，其后德国以至奥匈帝国、土耳其诸国皇帝及国王，亦无一幸免。当时日本也同样面临政治动乱，皇室大臣忧心忡忡，认为要摆脱险境，必须有一位能支撑大局的主政者。在此情况下，诸大臣安排太子裕仁出任摄政一职，嘉仁天皇事实上是被迫退位。故由1921年开始，裕仁便代其父执行天皇职务，直到1926年大正天皇去世，裕仁才正式继承皇位。

与前任明治天皇相比，大正的统治时间要短得多，同时亦由于他是在特殊情况下交出权力的，故很多人都相信大正天皇一直是疾病缠身，而且精神极度不稳定。日本著名思想史家丸山真男在回忆战前历史时曾说过，他与他的小学同班同学在1921年便听说过大正天皇的奇言怪行，并因此伤心不已。据说有一次国会正在召开会议，天皇原要颁布一项诏令，但大正天皇却在众目睽睽下把诏令纸卷起来，把它当作望远镜，向满座大臣及议员作窥视状。[1]无论是真是假，这个故事以及大正的羸弱形象一直流传。

然而讽刺的是，名实并不一定相副，大正一朝常被视作自由主义的堡垒，传统上史家称1905—1932年的这段时期为“大正民主”，它始于1905年，时值日本民众发动政治抗争，抗议日俄战后和平条约，终于政友会内阁倒台的1932年。总括来说，这个时代可以用“帝国民主主义”[1]一词概括，虽然乍看有些自相矛盾。在大正时期，政治家经由选举出身，并以政党为基础组成内阁，已逐渐成为政治惯例，这是民主实践过程中一个相当急剧的变化。但仍可窥见其背后的延续性，所有热烈支持国会政治的人，他们都谨事皇室，与明治时期的独裁者及其军事、官僚支持者并无二致；他们亦同样支持大日本帝国。战前日本与大英帝国或荷兰一样，追求自由民主体制的人都相信忠君、热爱帝国及大众参与政治，三者不会互相冲突，而是互补的。但只有从历史回顾，用日后经验去衡量，才了解到它们的目的中潜伏着自相矛盾的因素。

一、政党内阁的出现

在第八章已经谈及1913年的“大正政变”，政坛因之一度产生混乱。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与政友会结盟，方得以组阁，但为时亦仅一年而已。1914年初，由于海军发生丑闻，山本不得不解散内阁。事情源起于海军高级将领收受德国西门子公司佣金，而以购买德国军火当作回报。当丑闻外泄后，一年前的骚动又再度上演，示威与暴乱相继出现。一个兴奋的街头演说家因此惹祸上身，他对聚集市中心的群众大声疾呼：“山本是个窃国大盗，打倒山本！我们必须把山本枭首示众！”这位中年的裁缝师傅昔日是位民权运动者，他因此被捕，政府控以煽动暴动的罪名，但他却向法官解释道：“因为这是人民的意志，我别无他法。”[2]

由于群情激愤，舆论压力太大，山本不得不因丑闻而下野。1914年到1916年的执政者则是重作冯妇的大隈重信，他是明治早期政府的领导人，亦曾经推动过民权运动。他得到国会新成立的“立宪同志会”[2]支持，因而出任首相，但该党在内阁中只担任5个职位。大隈的施政方针不得不屈从于军方长久以来的要求，特别是山县有朋及桂太郎一直希望国会能增拨两师团军费，它也是引发“大正政变”的导火线。到1915年及1916年，元老开始攻击大隈的外交政策，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稍后会讨论到）。最后，长州出身的寺内正毅（1852—1919）取代大隈，出任首相。寺内内阁（1916—1918）表面上是举国一致，不分党派，实际上它与政友会及原敬均维持密切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1913年至1918年，政友会及同志会两党政治领袖的方针策略与10年前并无不同，亦即国会议员通过与官僚和军人的谈判、妥协及联盟，进一步攫取权力。不少热衷议会政治的人亦支持政党领袖，他们当时认为权归议会是立宪政府的最基本原则。

在1918年，一小撮元老是最关键的政策决定者，他们包括历任下野首相，以天皇名义统治日本。元老间的地位虽然相等，但以山县有朋的影响力最大。是年夏天，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日本的通货膨胀达到最高峰，米价高至前一年的两倍，一股抗议浪潮席卷全国，米商及政府均受到暴民攻击。山县是一个严肃的人，平日不苟言笑，但对近期日本国内的骚动则显得十分不满，他决定求助于政党，当时国会最大政党政友会领袖原敬政治经练丰富，是唯一可以稳定当前局面的人。

1918年9月，原敬组成内阁，阁员除海陆军及外务大臣外，其他均为政友会成员，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最完整的政党政府，而且效率不错。政友会执政时间长达4年，原敬行动迅捷而有力，在1920年迅速派出军队，解决炼铁厂的罢工问题，连一生排斥政党不遗余力的山县有朋也不得不高声称赞：“原敬真有办法！电车及炼铁厂风潮已经平息，原敬政策是出类拔萃的。”[3]可惜原敬在1921年11月被刺杀去世，元老只好委任大藏大臣高桥是清（1854—1936）继任首相一职，但政友会的政权在半年后便结束。

原敬及政友会在政坛上崛起是他们经过20多年努力的结果，在这段时间内，危机不断，骚动频仍，各种密室权谋政治充斥于政坛，然而政党及其民选代表终于进入权力核心，站上政治舞台的高峰。不过仍有问题存在，遴选政党领袖组织内阁的程序仍未完全建立，新任首相高桥是清便无法平息党内各派系的斗争。1922年高桥卸任首相，山县亦于是年去世，其后两年中，仅存的三名元老再次由无党派人士中挑选首相人选，由两名海军出身的将领及一名枢密院议长相继出任首相，但都很快便下野。他们都号称中立，要组成所谓“超然内阁”，与政党的关系都不很密切。海军大将加藤友三郎（1861—1923）在1923年去世，继任者是前首相山本权兵卫，接着是枢密院议长清浦奎吾（1850—1942）。清浦挑选的内阁成员主要来自贵族院，凭借选举出身的众议院议员则无法入阁。

当时政友会内部正出现派系纠纷，部分支持清浦内阁的党员脱党组成第三党“政友本党”。然而面对新内阁的挑战，大部分的政党领袖不得不放下其微不足道的分歧，共同应付新的敌人。当时另一个主要政党是宪政会，它于1916年成立，由当日的同志会转化而成。1924年，政友会的主流派便联合宪政会，与另一个小党“革新俱乐部”共同合作，发动“宪政拥护运动”，主张回归“宪政常道”。他们坚持内阁必须容纳民选国会议员，方为“宪政常道”，否则众议院会拒绝和内阁合作。

新闻界及公众舆论的态度则与20世纪10年代不同，特别在“大正政变”时，他们都强烈支持在野党，但到20世纪20年代，他们支持政党政治的热度已大为降低。虽然如此，在1924年的国会选举中，在野党以护宪为号召，最后仍取得大多数的席位。同时宪政会亦首次取得国会多数席位，清浦没有选择余地，只好下野。1924年6月三党组成联合内阁，不过主导权则在宪政会手中。首相加藤高明（1860—1926）是宪政会的党魁，他在日本精英阶层中有相当崇高的地位。加藤出身东京帝国大学，大隈内阁时曾任外务大臣，他的妻子是三菱财阀创立人岩崎弥太郎的长女，故他在政界及财界均有一定人脉。加藤年轻时曾留学英国，亲自体验过议会民主政治，认为日本未来要寻求权力及稳定，必须走议会政治道路。

联合内阁建基于政友会、宪政会及革新俱乐部三党的合作，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短暂的联盟。1925年因对税制改革有不同意见，三党便分道扬镳。但加藤能够继续执政，组成一个清一色的宪政会的内阁，稳坐首相一席。1927年宪政会吸收部分政友会叛党分子，更名为民政党。顾名思义，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宪政会的政治立场已接近政友会的自由主义分子，它认为要安定社会，最好的方法是支持扩大选举权。从1924年三党联合开始，直到1932年5月，民政党与政友会轮流组织政党内阁，稳坐权力宝座。

表10.1 1918—1932年的政党内阁

政党政治的出现是一项突出的成就，此前明治精英制定宪法时，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种情况。根据19世纪80年代末原来的设计，议会只不过扮演极为有限的角色，但30年以后，1918年，民选的议会议员从一个寻求权力的局外人，一跃成为行政权力的核心，与官僚共商国是。政党政治之所以成功，主要是19世纪建设民族国家政策的结果。明治维新的改革广泛传播一个信念——人民是国家的基础，他们的意见应受尊重，这种信念为一般小老百姓广泛接受，上文提及的那位裁缝，因此便大声疾呼，要山本首相成为人民的代言人，说出“人民的心声”。人民要发声的这股风潮，在20世纪10年代最为风行，亦是日本群众积极要求“立宪政府”的原因。所谓“立宪政府”，就是民选议会议员出任首相，组成内阁。

“立宪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得以实践，但在政治制度演进过程中，却出现不少不确定及意想之外的情况。因为在政党掌握权力后，它要与党外人士妥协及合作，具有理想的政治家便批评政党为了攫取权力，不惜出卖人民。这种批评，不但来自新闻界及学术界，亦来自社会大众。

二、议会政府的结构

明治宪法所设定的政治架构，原来的目的是要把议会政治变为政党领袖与非政党精英间一个沟通及妥协的场所。首先，宪法规定天皇为神圣及主权所在，天皇的圣体不可随便触摸——天皇的随侍及医护人员要接触天皇身体时，必须要戴上手套。[4]明治天皇、其子大正天皇以至其孙裕仁，均相信在明治宪法的架构下，他们应以九五之尊积极参与政务。在1921年至1926年，由于其父身患恶疾，裕仁很早已执行君主之职，他以皇太子身份出任摄政一职，实际上是履行天皇职务。大正天皇去世后，裕仁的登基大典到1928年才举行，但早在典礼以前他已经走马上任。

昭和是裕仁天皇的年号，其意是阳光下的和平。从今天来看，这年号是有点讽刺意味，因为到昭和天皇1989年去世为止，他统治下的日本既有和平时期，亦有战争的日子。在担任摄政时，裕仁便小心翼翼地掌控教育，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不久便有机会登上龙座，而明治宪法是以君主为中心，因此他身负重责。[5]日本仿照英国做法，内阁大臣定期向裕仁报告施政情况，此习惯一直沿用不衰。裕仁相信君主有责任向臣下提出指示，他的看法当然会产生严重后果。举例来说，在1927年至1928年，由于张作霖事件及山东济南惨案，导致中日两国外交的不愉快，裕仁不满首相田中义一的做法，提出质疑，田中因此被迫辞去首相一职。[6]

另一个与天皇有关的政治架构是军人与官僚的权力，他们无须向国会负任何政治责任。宪法规定天皇是三军最高统帅，可以直接指挥军队，军事将领利用这个条款作护身符，不愿意受内阁首相管辖，要独立行动。官僚亦在法理上不受国会监督，虽然他们所拟订的法律及规划的预算均需要国会通过，但他们的职位来自天皇委任，与国会无丝毫关系，故其进退亦不受国会影响。

另外尚有枢密院及贵族院两个正式机构，它们的作用是巩固天皇权力，避免其受制于国会及民众力量。枢密院成员有14人，他们具有至高的法律地位。枢密院是1888年由明治天皇下令设立，目的是审查宪法草案。宪法颁布后，它仍继续存在。枢密院院会是不公开的，天皇有时会亲临主持，其作用是备天皇咨询，内容包括宪法或其他法律上的诠释、预算分析及对外条约的批准。枢密院的成员多半立场保守，而且职位是终身的，元老伊藤博文、黑田清隆、山县有朋均曾任职枢密院。在20世纪20年代，枢密院与政党内阁的政策常相龃龉，但枢密院经常胜利，拒绝内阁的决策。另一个机构贵族院的情况也一样，它是保护天皇权力的堡垒，其成员或来自血亲，或由天皇亲自委任。

从19世纪9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有一个最重要的但却是体制外的组织，由一群所谓“元老”组成。他们的作用与枢密院及贵族院一样，目的是维持以天皇为核心的政治架构，元老有时亦会兼任枢密院及贵族院职位。元老作用之一是协调政党领袖与非政党精英的想法，勿令他们冲突。不过最重要的作用便是向天皇提名首相人选，这种功能并非依据法律产生，而是由19世纪90年代以后的惯例逐步形成，到后来，首相人选实际上决定于元老手中，天皇很少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异议。然而到1912年，原来的7名元老相继去世，西园寺公望及桂太郎先后加入这个非正式但权力甚大的元老集团。他们分别是伊藤博文及山县有朋的代理人，是20世纪初政坛上的核心人物。桂太郎在成为元老的第二年便去世，再加上山县有朋及松方正义分别在1922年、1924年去世，西园寺公望成为硕果仅存的元老。到20世纪30年代初，西园寺公望在政治上亦逐渐退居幕后，原因之一是其年岁日增，到1930年西园寺已81岁，无法再积极参与政治；其次则为军方影响力日渐扩大。取代元老的是一群称为“重臣”的高层领导人，参与者多半为前任首相，另加上宫内大臣及枢密院议长。

在1924年至1932年，元老或其继任者虽然原则上有权任命政党领袖出任首相，但并不一定要选取多数党党魁。事实上，元老要求国会多数党党魁出任首相的案例只有两次。一次在1918年，政友会在国会中占多数，山县有朋提名其总裁原敬组阁；另一次在1924年，宪政会在国会大选中取得多数席位，西园寺提名其总裁加藤高明组成联合内阁。在以后的8年中，政党政治成为常态，宪政会（后改名民政党）与政友会两政党轮流执政，其中3次（1927年、1929年、1931年）因为现任执政的多数党面临倒台边缘，由西园寺领导的元老委任在野党党魁为首相。每当新首相上任，接着便解散国会，重新选举，结果其政党都能在众议院中赢得多数席位。少数党执政后即能胜选，关键在掌控内务大臣一职，内务省管理警政治安、监督选举，举足轻重。因此日本选民只不过在政府做成既定事实后，才投票通过，他们根本不能创造什么。

另一个体制外因素则是政治恐怖主义，它潜伏于社会底流中，不时突然爆发出来，危及代议制政府。一位美国记者称这时期的政府为“暗杀而成的政府”[7]，20世纪30年代是其高潮期，但早在20世纪20年代已见端倪，首相原敬在1921年被暗杀，1923年身为摄政的裕仁亲王亦遭刺杀，幸而身免。刺杀原敬的凶手年仅19岁，他不满原敬及政友会涉入许多政治丑闻，认为原敬内阁只注重政党利益，罔顾人民福祉。袭击裕仁的凶手则是一个左翼分子，他不满日本政府在1911年处决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愤而报复。暗杀行动对日后的政党领袖有寒蝉效应，不过舆论却赞颂凶徒动机纯正，与只知私相授受的政党领袖相比，实有云泥之别。不过政治恐怖行动削弱了议会体制的统治合法性。

三、意识形态的挑战

暗杀行动能够在近代日本滋长，部分可归因于幕末勤王武士挥剑斩奸的政治传统，正义之士为了执行其神圣使命，点燃革命火花，采取暴力手段似乎变得顺理成章。明治维新以后，秘密政治团体相继出现，它们都主张暴力行动，借此推动各种政治及社会改革。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内田良平（1874—1937），他在1901年建立“黑龙会”。内田良平是个极端尊王论者，为了巩固家长式统治及天皇的神圣地位，他一贯主张日本对内实行改革，对外扩张于亚洲大陆。他不满元老的懦弱，亦反对政党领袖及自由主义者的民主思想。

在思想上最具影响力的则是北一辉（1883—1937），他提倡激进民族主义，启发了之后的政治骚动。1919年他撰写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一方面同意内田良平的天皇至上主义，另一方面则受到左翼政治思潮的影响，要追求经济平等目标。他鼓励先知先觉的青年军官及平民起来行动，夺取政权，终止明治宪法，重新改造政治体制，使天皇与人民真正能打成一片。他亦期待这群先知先觉者重建经济秩序，新经济体制会尊重私人财产，但要设立各种“生产”部门，达成平均财富及经济增长的目的。北一辉亦主张授田给农村佃户，工人分享工厂利润，不过在两性平等上，他认为妇女仍为“人民的母亲及妻子”。总括来说，北一辉的政治主张是国内改革，实行原则是以天皇为中心，反对政党政治，于国外则是扩张。他的看法颇受当时日本人认同，在20世纪20年代，数十个政治团体起而响应。

不过在政党领袖及无党派精英眼中，左翼运动的威胁比北一辉更严重。由俄国革命到20世纪30年代初，各色各样的左翼运动如雨后春笋，而且爆发力惊人。正如第八章指出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工人运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已出现于日本，为当时的统治阶层带来不少烦恼。到大正年间，日本社会的资本主义已进一步发展，再加上教育普及、政治理想渐深入人心，1917年共产主义者在俄国革命中夺权成功，上述因素触发日本异议者不满国内社会的不平等及贫穷，要进行更有力的活动。日本的左翼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左翼分子并无不同，他们面对的不平等是一致的，而内部亦同样有策略及意识形态的争议。以大杉荣（1885—1923）为例，他在20世纪初便积极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1年发生密谋行刺天皇的“大逆事件”，他因早已入狱，因此免受牵连，其同志则有些被判死刑。到20世纪20年代初，大杉荣转变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追求一个更自由、更平等的社会，要达成上述理想，大杉荣诉诸直接行动，例如罢工或攻击统治当局。

另一些较年轻的积极分子则追求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世界，他们受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要组织一个先锋革命党，其中最著名的是山川均（1880—1958）及荒畑寒村（1887—1981）。在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他们在1922年组成日本共产党。山川均希望通过联合战线与非共产主义者合作，把人民大众组织起来，但其对手福本和夫则有颇深的党派成见，他主张在联合战线下，日共应固守自身组织，并秘密扩大其影响力。由于日共在1945年以前并非合法政党，故无法得知其党员确实数目，不过到20世纪20年代末，其附从者仅有数千人。

上述小团体组织，其成员多半以大学毕业生为主，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联系工人组织，希望借此扩大其群众基础。1920年，日本首次在5月1日举办劳动节庆祝会，当日会场中红旗与标语飘扬，号召解放工人阶级。其后数年中，每逢劳动节或罢工，数以千人的集会游行已成为惯例，演讲者不但要求增加工资及改善工作环境，更不断引用列宁的讲话，他们大声疾呼“工人阶级必须行动起来，打倒资本家剥削”及“彻底消灭现有社会体制”等口号。[8]在战前日本，每次政治性集会都有警察在演讲台边监视，每当听到这些口号时，警察便制止发言，甚至解散聚会。

图10.1 图中为1926年五一劳动节集会中被捕的演讲者。针对这个工人运动的年度庆祝活动，当局监控甚严，参加庆祝活动的人亦心知肚明，他们正游走在法律边缘，随时有被捕的可能性。（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提供）

20世纪10年代及20年代亦出现另一股女性主义的新思潮，对统治阶级构成同样威胁。这些年代所发表的女性主义文章中，日本妇女都被描绘为“笼中鸟”或“柔弱的花朵”，因此焦点便集中在如何打开鸟笼或保护花朵。有些女性主义者如平冢雷鸟（1886—1971）、高群逸枝（1894—1964）等，提倡一种名为“妇女中心的女性主义”思潮。她们继承早期女性运动的看法，认为女性最突出的特征便是母亲的身份，因此需要对妇女做特别保护。高群逸枝是其中的佼佼者，她呼吁地方机构应为母亲提供小区服务，指责现存婚姻制度为害妇女。高群最不同的地方是从历史中为女性主义寻找支持证据，她认为古代日本是母系社会，妇女受尊重，母亲的工作亦得到各种方便。与高群稍有不同的是与谢野晶子（1878—1942），她是作家，也是诗人，她认为女性寻求解放，不只因为是母亲，也不只因为是日本人，而是因为女性属于全世界人类的一员，因此有解放的必要。山川菊枝（1890—1980）更进一步把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她认为女工受到性别与阶级的双重压迫，她们必须组织起来，反抗父权式统治及老板剥削，推动“经济制度革命，因为经济才是女性问题的真正症结”[9]。因此日本的女性主义思潮与当时其他社会思想领域一样，可以分为“妇女中心”或“人文”两个方向，其中所引起的论争亦见于19世纪与20世纪的西方，两者不但相似，甚至可以说日本是由西方思想的输入而带起的。

对政党政府的严厉批评并不限于反体制的人，甚至原来支持近代资本主义体制及议会制度的人，亦开始不留余地地评论时政。最著名的便是吉野作造（1878—1933），他是一个基督徒，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担任教职。吉野长期以来拥护自由主义及代议政体，1916年他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界定何者才为适合日本的立宪政府。吉野认为政府的目的在于保护国民的福祉，通过选举及向国会负责的内阁最有可能达成此目的。因此吉野一面提出政治制度必须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另一方面又尊称天皇为主权所在。但当吉野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检视日本情况时，发现所有主要政党都是私利当头，只知服务与它们利害密切的财阀。政党已经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团体，无法真正为人民服务。[10]

四、帝国民主主义的各种统治策略

战前日本的议会政府既受困于体制内及体制外的因素，亦面临各种意识形态的挑战，它们有的来自以天皇为中心的右翼激进者，也有的来自各色各样的左翼分子。到20世纪20年代末，议会能够掌控的社会力量并不多，只有它们所谓的“天然”友人如媒体或知识分子。既然如此，从1918年到20世纪30年代初为止，政党如何能够组成内阁，执行它们的权力？

政党能够加入统治阶层，部分原因是其领导人都是极端务实的政治家，他们视官僚及军人为盟友而非敌人。从社会层面看，他们的出身与官僚及军人精英并没有太大差别，有的出身于富裕地主及大商户；有的出身于退休官僚，但不甘雌伏，仍想在政治上一展身手；有的出身于都会区的专业人士，如律师、出版商以及记者等。在教育上，他们亦多来自相同的一流高中或帝国大学；在经济上，他们的家庭亦多为享有特权的世家门第。到20世纪初，高尔夫球渐成为少数人的玩意，他们甚至是同一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成员，他们的子女亦相互通婚。

政党政治能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其经济基础。政党内阁实际掌控了公共工程及教育经费，地方首长、商界领袖以至学校校长均有必要支持当权政党。当地方选票投向执政党，或至少答应投票，火车线才能开通，港口才能开挖，学校才能兴建。在同时代的美国政界中，这种利益交换被称为“猪肉桶”（pork-barrel）制度，在日本亦一样无往而不利。亦是这个原因，在野党一旦执政，便会在以后选举中所向无敌。另一方面，由于媒体不断报道这种政治交易甚至是毫不掩饰的买票行动，政党政治的统治合法性遭受严重打击，亦使许多有理想的选民转而反对政党政治。

议会政治能从20世纪10年代支撑到30年代初期尚有第三个原因，因为无论政党内还是政党外的精英，都在政治上采取相同立场。大部分的政治领袖视民主为手段，而非最终目的。他们所追求的是天皇、大日本帝国以及社会伦理地位的巩固。因此只要统治阶层及广大民众相信政党政治能达成上述目的，政党政治便具有统治的合法性。

无论党员、官僚还是军方主流都同意为政之道是分而治之，故允许不同声音。当投票权扩大，有地位及实力的人便借此代表民意，出席国会。一位政友会的有力议员曾说，所谓新时代的政治就是“以民为本，从而发掘社会各种问题”[11]，但亦只限于此，所有政治精英都同意经济民主或政治上攻击天皇制度仍是禁忌，此范畴绝对不能碰触。1920年当政友会执政时，原敬在处理全国最大炼钢厂罢工事件上便毫不手软。1923年9月发生关东大地震，政府一方面容忍甚至有时纵容屠杀数以千计的朝鲜人，另一方面却不惜使用暴力镇压政治上被视为异议者，展开一连串的臭名昭彰的国家暴行。首先被警察杀掉的是著名女性主义者伊藤野枝（1895—1923）、她的无政府主义爱人大杉荣及其甥橘宗一，接着军警又联合出动，包围工会，把工人领袖平泽计七（1889—1923）及其他9名劳工杀死。这些人当时其实对日本统治者并无威胁，但不少统治精英，特别是军方及司法界，亦包括部分官僚，对所有激进思想都采取一种“誓不两立”的态度。政党领袖很多时候亦似乎采取接受姿态，在上述各种行动中，他们都不置一词。1925年宪政会执政时，国会通过一项十分严厉的《治安维持法》，规定若批评天皇，其罪可及死刑；若批评“财产私有制”，则可被判至10年徒刑。1928年政友会执政，警方发动一场大规模搜捕日本共产党人的行动，共有1600人被捕，其中有500人被起诉。次年再进行另一场拘捕行动，有700人以共产党员罪名被起诉。

因此政党在事实上与其他精英共享权力。他们之间有共通的社会关系，彼此交换经济利益，政治上则官官相护。在思想上，他们的意识形态基本相同，亦即接受一定程度的民主参与，但前提必须是支持天皇制度及大日本帝国。

在20世纪20年代的民主化过程中，政党间以及文官与军方之间亦开始出现一些重要的策略性分歧。部分人认为日本帝国的民主制度，只适用于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的男性；部分人则不同意这看法，他们认为要国家富强、社会安定，最佳的办法便是把日本建设成一个更开放、更民主的社会。为达成此目的，所有男性甚至是女性，只要他们遵守一定的思想及行为规范，均可有权成为参与者。

上述两种方法都可称之为“帝国民主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均尝试实践过。政友会及农商省官员比较偏向保守，这亦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主导国策。政友会小心翼翼地扩大政治参与的法律基础，首先原敬提议降低选举人的财产资格限制，1919年国会通过原敬提案，选举人口增至300万，约占当时总人口的5%。政友会同时亦承认妇女地位上升，在政治边鼓上有一定的作用。1922年政友会再提议修改1900年的选举法，不再一刀切地否定妇女的政治权利。根据新通过的法案，妇女仍不能参加政治结社，但可以出席各种政治性集会。至于普选，原敬当时仍反对全面开放，甚至是男性普选制度亦不允许：“这一步走得太快了，废除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意即消灭阶级差别，这想法太危险，我无法同意。”[12]原敬内阁的内务大臣床次竹二郎（1867—1935）鼓励工场成立协商机构，以争取职工的向心力，但反对准许更有自主性的工会活动。1919年床次成立一个智库型的“协调会”，得到国家及财团的资助，该会的目的就是研究各种社会问题，希望能维持劳工与资方的和谐关系。政友会亦尝试巩固农村中自耕农的地位。1920年农商省曾成立委员会，考虑改造佃农状况，给予佃农一定的法律地位，各项草案本已拟订好，最后由于大地主的反对而作罢。

政友会内阁（1918—1921）及其后的“超然内阁”（1922—1924）亦曾草拟过一连串福利政策，要在全国及地方政府推行。原敬首先在1920年于内务省成立社会事务局，专门处理失业、劳工纠纷、佃农抗议等事务。1922年，该局在国会提出一部健康保险法及一部修订工场法。健康保险法规定中型以上的企业必须为其雇员成立健康保险，资金来源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由企业及其员工共同支付保费，另一种则是企业准许其员工加入政府管理的保险计划。工场法则提高了伤亡意外赔偿金额及病假薪资。[13]

除此以外，以大阪为首的地方政府亦在1918年急速推动一个低成本的社会政策，为最穷苦的家庭提振道德士气，并给予各种辅导服务。该政策是给予小区领袖一个无薪水的“地区委员”名衔，把他们包揽至行政系统内。地区委员要经常走访小区内住户，进行辅导卫生环境、指引就业、劝令储蓄等方面工作，介绍各种公私立救济资源。到20世纪20年代末，内务省曾称赞地区委员制度是日本“社会工作服务的核心机构”。[14]

上述各种政策均有一定作用，但却受制于政府预算，内阁不愿意真正花钱解决社会问题。最大阻力来自枢密院，它反对拨款执行新健康保险法及工场法，连国会通过亦爱莫能助。20世纪20年代末，地区委员曾发动强大集体行动，逼迫政府加强贫穷救助，但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宪政会（民政党）是“帝国民主主义”另一个方向，其政治家与内务省年轻世代的关系密切，采取较为自由开放的政策。内务省官员从战后的欧洲汲取经验，了解自由开放改革有助于社会稳定，尤以英国的例子最为明显。1924年宪政会的加藤高明组成政党内阁，正式推动一个预算庞大的社会政策。加藤首先说服国会通过佃农争议中介法，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佃农有权组成合法团体，在以后16年中，约2/3有案可稽的佃户地主纠纷，都是根据这个法案获得解决。[15]加藤亦打算改革华族制度，降低其权力，不过并未成功。加藤最大的成就是在1925年成功推动男性普选法，25岁或以上的成年男子，只要不是接受公共援助，都有投票资格。

1926年，宪政会提出一个有三个配套条款的所谓“工业界普选”模式：其一是给予工会法律地位的条例，其二是劳资争议调停法，其三是废除1900年治安警察法中的反工会条文。由于农商省官僚、政友会及大部分工商团体的反对，第一项的工会法未能通过，不过其他两项提议则成为法律。另外在1922年通过的健康保险法及工场法，由于政府无法拨出预算结果名存实亡，现在加藤终于成功争取到款项，正式执行。内务省官员亦在1926年通知各县政府，指出工会法虽未获国会通过，但仍应尊重该法案的精神。总括来说，上述各种政策都有一定的重要含义，它们促使社会支持工人，隐喻工人有权组织工会及罢工。

宪政会（民政党）内阁亦扩大女性的政治及公民权利，1922年的政治改革幅度相当有限，它只容许女性参加政治集会。各妇女团体不愿到此为止，要继续追求仍未得到的各种权利，包括政治结社权利、出任地方公职权利。1929年首相滨口雄幸（1870—1931）与其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1872—1951）、内务大臣安达谦藏（1864—1948）破天荒地接见女性民权领袖，要求她们支持政府的紧缩预算及财政政策。滨口对女性的开放态度，一方面缘于当时严峻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则缘于其自由主义思想，认为扩大参与可增强长期稳定。在会晤滨口首相后，妇女团体乐观地认为女性地位已获得承认，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在政治上与男性完全平等。

宪政会（民政党）的政策是让体制外的团体有发声机会，能在体制内占一席之地。在男性普选制度下，新的工人政党马上挑战传统政党的力量，然而在1928年首次普选中，其表现并不好。民政党在各大城市的工业区域取得新支撑力，执政党的劳工政策巩固了较温和工会的地位，而这些工会领袖又相对支持现存的政治体制，认为共存共荣是可能的。因此民政党的帝国民主主义更具包容性，它的政策似乎能强化社会安定，赢得选票，同时亦能获得部分官僚、军人以及商界人士的认同。

但很多统治精英却十分不满民政党的各项改革，不少财界领袖、法务省及农商省官员及政友会党员均认为上述措施过分急进，带有危险性。在知识分子方面，由于对政党政治的腐化深感失望，故对民政党的社会自由主义顶多是有限支持，部分批评者更由于不满民政党，转而攻击整个政党政治。不过只要社会达到一定的安定程度、经济没有太大危机以及日本帝国无外敌入侵，无论哪一个政党都可以按正常程序执政，官僚、军方及商界仍会继续作为政府的盟友，然而这种权力基础并不稳固。

五、日本、亚洲与西方列强

20世纪10年代与20年代的日本对外政策，与其内政的情况相似，外交基本目标与战略顺序虽然大致上有一定共识，但仍掩盖不住分歧点。主流政党及其他精英都热切支持建立一个海外帝国，他们极力争取日本与西方列强地位的平等，不过在亚洲，他们则以为日本的地位应较列强优越，因此不断促使西方承认日本在亚洲的特殊利益。在整个外交总目标上，他们与军方及报界作者看法大致相同，但无论政界还是军方内部，在实行方法上均有很大纷争。

其中争议性最强的是下面几个问题，它们之间又相互关联。首先，日本若要在中国谋求经济及军事利益，是否应与欧美列强合作还是自行其是？其次，自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新生的中国共和政府正风雨飘摇，地方政权都不买新中央政府的账，日本究竟应支持中央政府，与之合作，还是与反对中央、被称为“军阀”的地方军人讨价还价？最后，日本是否应承认苏俄，与之通力合作，还是围堵苏俄，甚至消灭它？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至整个20世纪20年代，日本一直尝试各种可能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引出上述所有问题。战争给日本一个在亚洲扩张的黄金机会。1902年，日本与英国签订《英日同盟条约》，1905年及1911年两次修订盟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以英国同盟国身份，很快便在1914年8月加入战争，到该年年底，日本军队已经掌控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所有利益，包括胶济铁路及青岛军港，德国在太平洋的岛屿亦落入日本手中。

英国既是日本盟友，故理所当然接受日本的作为，而美国因为以中立为国策，亦不太介意。但当日本向中国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时，事情则变得较为复杂。1915年1月，当时由大隈重信任首相，在国会中与同志会结成同盟。大隈与其外务大臣加藤高明决定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内容约分为五部分，其中最激怒中国人的是第五部分，它规定中日两国合办警察业务，又要求中国政府委任日本人为政治、经济及军事事务顾问。若真的实行，中国最后会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中国民间的反应很激烈，反日分子发动群众抵制日本货及航运事业。袁世凯亦不同意日本的要求，尝试寻找国际援助。由于英美两国反对日本的过分要求，日本最后答应撤销第五部分内容，袁世凯则答应其余部分，其中包括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日本在山东建造铁路，甚至同意日本在南满拥有特殊地位。

日本军人本来是支持大陆政策，试图谋求日本在亚洲的经济及战略利益。但山县有朋及其他军人不满意大隈及加藤的做法，认为会激起中国人的反日情绪。令山县更忧心的——或至少同样忧心的——是加藤不但明显要强化文官的外交决策地位，亦要强化政党在内阁中的指导能力。其后由于选举买票丑闻案，加藤不得不辞去外务大臣一职，不久大隈亦被迫下台，山县才能推荐其派系内的寺内正毅出任首相，限制政党发展。[16]

寺内组阁以后，内部有关外交问题的纠纷虽减少，但日本仍趁战争机会继续扩张，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并未消除。1917年美国加入协约国，正式成为日本的盟友。两国政府签订《蓝辛石井协定》[3]，根据该协定，日本会尊重中国独立，同时答应不妨碍美国商业利益进入中国，其机会与日本完全平等；另一方面，美国则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有“特殊利益”。由实质结果看，《蓝辛石井协定》是两国同意互相保证对方在亚洲的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日本1918年向中国提出所谓“西原借款”，目的是进一步保证日本在华特殊利益。“西原借款”的推手是西原龟三，他事实上是寺内正毅的代表，但贷款表面上是由日本私人银行借出，用以帮助中国各种经济计划，例如兴建铁路。事实上该笔贷款是用来支持段祺瑞进行内战，打击其他军阀对手，而日本则借此换取在山东及东北的经济利益。

中日问题的矛盾延伸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会议中。1919年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会，日本以战胜国身份参加会议，其出席代表的最重要任务，便是让国际确认日本掌控德国在山东地盘的事实，他们亦提出种族平等原则，希望能增列在国际联盟创立会章中。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及其他协约国领袖同意日本插足山东，但却不愿在国联宪章中加入种族平等条文。威尔逊在战争中曾提出平等及自决原则，主张战后国际秩序应建基于此，西方列强立场实际削弱了威尔逊所提理想，亦加强日本的不满，认为西方政府都是心口不一。

日本的对苏俄政策亦同样引发西方列强的猜疑，其中最受瞩目的行动便是所谓“出兵西伯利亚”事件。布尔什维克1917年11月在俄国夺权成功，日本统治者一直想办法策动俄国的反革命力量，以消灭俄国新建立的共产主义政权。由于布尔什维克仍未能控制俄国远东领地，又邻近日本，故日本希望至少在此建立一个反共政权，不过寺内政府却不愿单独行动。

1918年出现了一个可以付诸行动的机会。3月，英国、法国及美国均同意出兵西伯利亚，目的是维护协约国储藏在俄罗斯的军需武器，同时一支亲沙皇军队正在海参崴集结，亦要协约国救助。威尔逊总统因此请求日本加入军事行动，对寺内首相来说，正求之不得，故美国原只要求7 000人军队，日本马上答应派出1.2万人，其实真正出动的军队绝不少于7万人！而且他们尽量扩大活动范围，最远到达极西的贝加尔湖，离海参崴几乎有1600公里之遥。到1922年日军仍留驻西伯利亚，而早在1920年，列强已认识到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已日薄西山，决定撤兵，但日军仍逗留不退，继续支持海参崴的反革命政权。然而日本出兵西伯利亚，不但劳而无功，且独行其是，不断受到来自国内及国际的批评。到1922年末，日本终于决定撤兵回国。日军总计是役死亡人数达3 000，最后不但一无所得，反而招致西方列强的猜忌、苏俄的不信任，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

《凡尔赛条约》及西伯利亚出兵是战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协力合作的起点，亦是前途多舛的象征。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列强多方面寻求合作方法。在西伯利亚出兵进入尾声之际，原敬答应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和平会议。此时英国、美国及日本三国海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竞赛，会议目的之一就是要终止此等军事对抗。原敬当时的政策是经济优先，准备削减政府开支，自然欢迎此项提议。最后华盛顿会议中的五国公约规定英国、美国及日本三国将其主力舰吨位限制在5︰5︰3的比例内，日本愿意接受较低比例的原因，是英、美两国答应不在西太平洋建设军事要塞。各国政府认为主力舰吨位比例的规定，既可保障各国的国防安全，亦能制止军备竞赛，收一举两得之效。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日本政府一直缩编其军事力量，其中有战略因素，亦有经济因素，当时大部分将领都同意这政策。在政府一意削减军事人员及武器后，军事开支大幅度滑落，1918年国防支出占总预算的55%，到1924年降为29%。在其后数年中，裁军仍然继续。1925年陆军大臣宇垣一成（1868—1956，其陆军大臣任期为1924—1927及1930—1931）削减4个师团，约3.4万人。但所省下的费用大部分都用来增购新式武器，宇垣亦开发民间军事资源，如在高中及初中实行军训课程，培养后备军力。上述种种是日军最高统帅部反省的结果，他们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认为未来战争是总动员体制，决胜于社会人口及资源的运用。

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一方面在军事上采取紧缩及近代化政策，另一方面在对华政策上亦较为收敛，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么肆无忌惮。

“一战”后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大增，究竟要如何维持已建立的强势地位？同时中国政坛山头林立，群雄并起，日本要如何应对各方势力？这些都是日本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在1900年，日本在中国的侨民不超过4000人，但到1920年，日侨人数约达13.4万人，虽然居住范围以东北及华北为主，但日商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上海已有相当数量投资，特别以纺织业为重头。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政局变幻频仍，颇不利于日商发展。中国国民党继承清末以来的革命传统，但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中期，它的政治影响力仍然有限，说不稳定已是乐观看法。由左边来的障碍是城乡中蓬勃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由右边来的障碍是被称为“军阀”的地方军人，他们拥有强大的地方军事实力，尤以华北及东北为军阀重镇，这些地区同时也是日本向来视为特殊经济及军事利益之所在。

原敬领导下的政友会内阁采取合作政策，希望能与西方列强及国民党政权共同维护日本的利益。原敬中止了西原借款，避免借此介入中国政局。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的带动下，原敬与中国协议归还山东，不过日本仍于主要铁路线拥有长期权益。1924—1927年的宪政会（民政党）内阁则委任币原喜重郎（1872—1951）为外务大臣，币原倾向亲西方路线，仍继续推行原有的协调政策。从1925年到1927年初，中国排外运动处在高潮，英国或美国曾三次邀请日本出兵，以提防潜在的排外危机，但币原均拒绝派遣军队。

另一方面，币原不主张日本商界纯粹倚赖市场机制，后者以为一个开放自由的中国便可以发展商机。华盛顿会议曾承诺修改中国关税税率，故1925年列强在北京召开国际关税改革会议，目的是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八十多年前由于中国在鸦片战争战败，外货入口中国的关税便被条约固定在一定比率上。不过币原在一开始便对关税自主采取保留态度，他怕中国取回关税控制权后，便会阻止进口日本纺织品，因此在重要问题上，币原一概不肯让步。而日本不喜多国一同会商，对双边协议更感兴趣。由于中国内战仍持续不断，在这种环境下无法达成任何协议，关税会议最后以失败告终。[17]

尽管币原在经济问题上寸步不让，但在日本国内却备受批评，国内舆论认为他的外交路线软弱，原因是他一直不肯出兵以制衡中国的反日运动。1927年，田中义一大将（1864—1929）出任首相，组成政友会内阁，采取一种与币原截然不同的政策。田中出身行伍，在军中地位甚高，1925年受邀出任政友会总裁。田中并非反对与西方列强合作，但主张一种比币原更积极的外交政策。在1927年到1928年，田中曾3次出兵中国，表面理由是保护在华侨民及经济利益，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927年，雄心勃勃的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北伐，并已实际控制华中地区。不过他并非如日本国内报道的那样，对日本马上构成威胁。然而蒋氏的成功代表他可能会把力量伸进华北，挑战日本在华北及东北的利益。政友会及军方领袖一致认为日本应独行其是，并与地方军阀合作以保障其自身利益。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田中首相的对华政策备受争议，其中争议最大的有1927年他在东京召集的一场会议，史称“东方会议”，会议上讨论日本对华政策。1929年，中国发表了一份被称为“田中奏折”的文件，据称它就是“东方会议”中起草的，里面详述日本要征服世界及亚洲的蓝图，中国把它翻译并发表出来。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与中国及西方的关系不断恶化，这份文件受到极大关注，并成为日本有侵略野心的明证。不过到现在仍找不到该文件的日文原本，因此日本及西方学者大部分认为它是伪造的。尽管如此，田中的外交政策很明显比他的前任强势得多，亦造成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18]日本人民反对与西方在对华政策上合作的另一个原因，则来自美国的日本移民政策。到20世纪初，日本移民夏威夷及美国本土的人数接近10万，此时美国出现一种反移民论调，在西岸更为盛行，认为“黄祸”威胁又再来临。老罗斯福总统为了平抚此种情绪，1907年与西园寺首相订立一个所谓“君子协定”，即法律虽无明文规定，但日本政府限制移居美国的日侨人数。

然而对当时已定居的日侨，美国的处理政策则不那么“君子”。根据加州新成立的法例，日本人被禁止购买土地，甚至不许长期租用土地。1922年美国高等法院裁定日本人或其他亚洲移民不得归化为美国公民，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新移民法，正式禁止日本移民，无形中废掉原有的“君子协定”。上述措施不仅与战后弥漫国际的合作气氛背道而驰，亦妨碍美国的亚洲政策，无法再要求日本遵守“门户开放”原则，以符合美国利益。美国排斥日侨的措施的确引发日本不满，日本驻美大使埴原正直曾致函美国国务卿休斯：

关键问题在于日本身为一个主权国家，它有没有获得他国的正式尊重或关注……（排斥移民条款）就是不把日本当作一个国家来看待，在美国人民眼中，日本人已被丑化得一文不值，弃之亦毫不足惜。[19]

第三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亚洲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及帝国主义的潮流，促使日本国内批判其外交政策。日本在1905年战胜俄国，其结果是在中国、越南以及菲律宾、缅甸、印度等地，卷起一股反殖民浪潮，亚洲各地人民均视日本为反殖民力量，认为日俄战争是近代首露曙光，显示出黄种人可能战胜白种人。然而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强权政治考虑下，各种解放亚洲的梦想很快便烟消云散，更不用说寻求日本人的协助。举例来说，日本在1907年与法国订立秘密协议，互相尊重对方的殖民属地，最后，日本政府强迫越南留学生离境。在其后的日子里，日本先吞并朝鲜，又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在亚洲人眼中，日本的扩张政策并非代表亚洲的解放力量，而是压迫的象征。

1919年更同时爆发两个震撼力强大的反日运动。1918年威尔逊在凡尔赛和会前提出“民族自决”口号，朝鲜流亡海外的爱国者闻之而深受启发，他们尝试由夏威夷派出代表，前赴巴黎，但日本拒发护照。1919年2月数以百计留学东京的朝鲜学生组成“青年独立团”，并通过一个实时独立宣言。在汉城，朝鲜末代皇帝高宗于1919年1月去世，其丧礼亦凝聚着同样的气氛。其殡礼原定在同年3月3日举行，主事者皆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预估当日会有大批日本警察出现，因此在3月1日便发出一个独立宣言，此举马上触发和平示威，数十万学生、劳工及其他人士汇集汉城街头，示威并传播至全国各地。日本当局见整个事件引发的民气锐不可当，而且主事者事前组织十分周到，震惊之余，决定强力镇压。日本军队屠杀了数以千计朝鲜人，逮捕了上万人，在血腥政策下，4月底朝鲜的社会秩序终于恢复。[20]

朝鲜“三一运动”之后，中国亦马上出现大规模示威运动。4月末，列强在凡尔赛和会上拒绝中国代表的请求，中国无法从日本手中取回山东权益。5月4日，数千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与朝鲜情况一样，示威运动马上传播至全国各地。运动的部分目标是针对中国政府本身的积弱不振，但不满日本的蚕食鲸吞仍是主要动因。“五四运动”是中国大众民族主义的里程碑，自此之后，民族主义的深度与广度便进入一个新阶段，反帝国主义活动在20世纪20年代已成为家常便饭，包括无数次的抵制日货运动。1925年又出现“五卅运动”，事件起因于上海一家日资纺织厂的罢工，5月30日英国巡捕射杀数名示威者，一个综合了示威、抵制及罢工的全国性运动顿然成形，其规模远超过1919年。

有鉴于中国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政界领袖大多实行较温和措施，以保护日本在华经济利益。亦出于同样考虑，原敬首相认为只用镇压方式无法维持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原敬的整体政策目标是要把朝鲜同化于日本，朝鲜人不再是殖民地臣民，而是比较平等的人民，他们可以与日本人同住在一个小区，上同样的学校，甚至通婚，通过这个方法，朝鲜人可以慢慢整合到日本社会中。[21]故在“三一运动”之后，他马上委任海军大将斋藤实（1858—1936）为朝鲜总督，其主要任务是恢复“日本与朝鲜的和谐”。斋藤称其治朝新政策为“文化统治”，简而言之，其政策本质是分而治之，行政官员受命支持与日方合作的朝鲜人领袖及团体，但若有任何抗日活动，则要进行隔离及镇压。

“文化统治”通常被讥讽为表面文章，对外高唱改革，其背后仍是毫不留情的威权统治。斋藤上任后，警察局及派出所的数目在一年内遽增四倍，警察在全朝鲜遍布特务及眼线。在经济发展的名义下，殖民地行政人员增加预算以改善水利，农业产量的确有所增加，但大部分的收成都运往日本，朝鲜人的个人消耗米量事实上是下降了。

不过若客观评价，斋藤的改革并非完全是华而不实。他逐步增加朝鲜公立学校的数量，招募更多朝鲜人出任殖民地政府的公职，缩减朝鲜人与日人在薪资上的差距。与以前相比，朝鲜人可以出版更多种类的书籍、杂志及报纸。殖民地官员亦允许更多朝鲜人组织举办各类活动，数以千计的教育、宗教、青年、农民以及工人组织先后出现。少数的朝鲜资本家亦于此时得到新的经济机会。

虽然文化统治及同化等政策确实得以广泛实行，且持续不断，但很难想象这些政策能真正实现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和谐共处。殖民统治者似乎亦很清楚这一点，故全面检查及监控的政策并没有放松，只要稍微质疑殖民统治就会被关进监狱，备受折磨。因此政治上的民族活动并未稍竭，它们或用复杂的伪装，或以地下形式进行。无论如何，文化统治所开拓的空间，仍留给臣属的朝鲜人机会，让他们得以谱奏出一种变调的朝鲜式现代性。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以至30年代初期，电影、无线电广播以及文学作品都先后出现，与日本社会一样，它们都生气勃勃、百花齐放，不过其形式当然会较日本更为曲折。

至于日本社会，它们对战后新国际环境的响应，比政府来得更多样化。部分吉野作造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支持国内民主制度的发展，亦支持殖民地人民逐步走上自决的道路，其变化以对朝鲜的态度最为明显，吉野等人在战前是绝对反对朝鲜独立的。除此之外，吉野与其他知识分子——如出版家兼政治家岛田三郎（1852—1923）——亦强烈支持裁军。在1921年，公众舆论都强烈反对出兵西伯利亚，报纸亦呼吁政府尽快撤兵。在20世纪20年代初还流传一些小故事，说士兵不敢在公共场所穿上军服，以免难堪。1920年，日本最大的劳工组织“大日本劳动总同盟”把其名称中的“大”字去掉，以表示反对帝国主义。总同盟亦发表宣言，支持朝鲜人自决，并不时发表文章，披露朝鲜工人的悲惨生活。劳工政治团体在20世纪20年代末亦支持中国人民的自决权利，他们一致批判田中大将及政友会的武力外交政策。

亦有其他民间人士批判西方帝国主义，不过他们却拥戴日本成为另一种强权，事实上他们是支持日本进一步对外侵略的。较为旧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可以内田良平为例，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他便主张日本的亚洲帝国主义，他认为要巩固天皇的统治地位，日本必须进入亚洲大陆。在思想上最具影响力的当数北一辉，他在宣扬上述看法上不遗余力。其代表作《日本改造法案大纲》（1923）反对国内实行阶级斗争，但却认为可以在国际舞台上付诸实践。他认为日本是“国际无产者”，同时提出质疑：“日本应有权利以正义之名发动战争，夺取（英美）的垄断地位。”[22]

上述想法并非没有市场。神野伸一是石川岛造船所的机械工，1920年前往欧洲学习机械，途中经过上海，当他看到中国在自己土地的公园门前，却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不禁大为吃惊。他开始放弃其国际社会主义，自诩为“日本主义者”，要求工人支持天皇及日本帝国，与西方抗衡，追随他的人并非少数。在中国，有数以百计的所谓“中国浪人”，他们表面上支持解放亚洲，其实要从政治游戏中谋取利益。到20世纪20年代末，各色各样的民族主义政治团体已逐渐建立人脉关系，不但把国内外的民间民族主义连成一体，亦与年轻而急于行动的军官互通声气。他们亦得到高级将领的默许，有时甚至公开支持，其中最有名的是前后任陆军大臣的宇垣一成（1868—1956）及荒木贞夫（1877—1966）、朝鲜总督斋藤实，他们的口号是大亚洲团结起来，共同抵抗西方，不过他们在内心则自诩日本为亚洲霸主。

由于那时代没有民间舆论调查，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论调，它们的广度究竟如何，目前缺乏数据证明，能够指出的只是当时确实有一种反对军方的氛围，但肯定不是主流想法，甚至在战后国际主义最高潮时期亦只能算是支流。知识分子及民间的主流声音是拥护大日本帝国，纵然他们也批判西方帝国主义。

在整个20世纪10年代及20年代，由政府内部到外部，日本外交路线的主要分歧并非支持或反对帝国主义，他们所讨论的只不过是“缓进”或“急进”的帝国路线。前者主张与其他国家合作，特别是英国、美国及中国三个国家；后者则主张以独行其是政策来解决各种矛盾。两者的分歧并非以政党为界，同时民间与军方亦非截然对立，虽然民间多主“缓进”，而军方多主“急进”扩张。所以大隈重信与加藤高明虽然与同志会的关系深厚，但也正是他们两人在“一战”时提出侵略性极强的“二十一条”。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日本国内正为外交政策进行激辩，一些较明确的路线才逐渐浮现。民政党主张合作政策，愿与英国及美国协商，同时亦愿意面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政友会则支持较具侵略性及较独立的外交政策。军方领袖及中下层军官则不耐烦协调外交，对民间政治家的批判愈来愈激烈。陆军认为日本在亚洲盟主地位的最大威胁来自中国，特别是关于华北及东北问题，然而亦是华北与东北问题给予了日本解决难题的最大机会；海军则专注太平洋，认为这是与西方列强决胜的场所。

我们必须认知到日本的外交策略，基本上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太大差别。在20世纪20年代，所有强权仍继续竞逐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一些国家说要实行同化，另一些国家答应最后给予独立或自决，其实都只不过是操弄着监护有色人种、为有色人种进步等口号，真正目的是合法化它们的统治。所有强权嘴巴上都说合作，骨子里每一个都想办法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巩固其霸主地位，因此美国高唱它在美洲独一无二的权利及利益，与日本寻求它在亚洲的特殊地位并无二致。

不过西方与日本两者仍有差异，而且颇为重要。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列强较为愿意从其帝国主义底线让步，接受国民政府的某些自主要求，然而日本则顽固到底。亦是从这一点开始，日本与西方在对华政策上的冲突渐渐扩大，其后果十分严重。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于明治宪法的缺陷，政治领导人无法协调各种矛盾，原因是宪法没有制衡军人的规定，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理论上天皇可以指挥军队，但他却无法而且也不愿意行使其权力。[23]

总括来说，帝国民主主义秩序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及30年代初期便备受国内外挑战，而日本各界领袖都以天皇及日本帝国为重，民主被放在次要位置上。当面对经济不景气及国际纠纷时，他们则选择排外性帝国主义，而非合作式帝国主义。最后的结果是放弃议会统治的民主形式，转而走上了强化的威权政治的道路。

[1] “帝国民主主义”为本书作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有关说明，可参看中村政则、安德鲁·戈登，《日本の近现代史を再考する：アメリカの日本研究との对话》，《世界》，第718号（2003年7月），第120—132页。——译者注

[2] “立宪同志会”创于1913年，1916年更名为“宪政会”，1927年再更名为“立宪民政党”，与战前另一大党立宪政友会相比，立场较为急进，主张普选及政党内阁。——译者注

[3] 石井指当时日本外务次官石井菊次郎（1866—1945），蓝辛则指美国国务卿罗伯特·蓝辛（Robert Lansing）。——译者注

第十一章

经济大恐慌及其回应

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帝国民主主义下，日本产生了一种混合政治。日本天皇制度走向近代化，整个明治政治体制则建基于此。它模仿英国君主立宪制度，并以此为空间，为多元主义提供了一定活动余地。地主、商人、工人、佃农、男性以及女性组织等则如雨后春笋，它们各自有其追求目标，在一种和稀泥的政治体制下，互相冲突及妥协。

接下来的1929—1932年，则是连串动荡及不安——经济大恐慌、社会矛盾、军事扩张、政坛上首相及财阀迭遭暗杀，这一切改变了整个日本政治体系。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独立政党、商人团体、生产者合作社、工会、佃农协会，这些组织通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国家大型机构，希望能在对华“圣战”中发挥总动员作用，并带来国内和谐，维持社会治安。上述政治体制与德国及意大利的法西斯组织十分类似，它的出现使日本及亚洲陷入生灵涂炭的战火中。不单如此，经济大恐慌及战争总动员体制所带来的变化并不会随时间消逝，它们留下了一定的烙印。战争时期的国家经济社会政策，在战后仍处处可以看到其痕迹，甚至在战后日常生活中，战争踪影亦未完全消失。

一、经济及社会危机

纽约股市在1929年10月大崩盘，全球经济危机随之而来，它是日后日本政治变化的主要催化剂之一。与世界陷入不景气同时，日本亦刚好推出新的金融政策，两个因素凑合一起，给日本造成重大打击。1929年7月，民政党执政，由滨口雄幸（1870—1931）出任首相，为了振兴长期低迷的经济，他决定推动两个政策。第一个是平抑国内物价，鼓励出口，方式是紧缩货币供应量，削减政府开支；第二个是恢复固定汇率，以稳定对外贸易及投资。日本与西方列强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脱离金本位，故恢复固定汇率便是重回金本位，其货币与黄金比率是以战前为准。上述政策在20世纪20年代均曾实行过，只是没有被很认真执行。

首先实行的是财政紧缩政策，到1929年下半年，它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批发物价下跌6%。因此在1930年1月，日元按照计划恢复金本位。然而这一决定却是灾难性的，因为当时全世界的物价均大幅下跌，它抵销了日本国内价格下跌的优势，而恢复金本位后，日本无法随市场调降日元汇率，出口因而大受影响。[1]

除此之外，日本各财阀银行的决策亦在政治上造成损害，虽然从经济层面说，他们的做法并没有错。银行界看出政府的金融政策必然要放弃金本位，使日元贬值，他们因此大量出售日元，换回美元。1931年12月日本决定脱离金本位，日元对美元汇率贬值达50%，日本银行又决定用美元收购日元，一夜之间，它们的资产陡增一倍。银行固然赚了大钱，却巩固了社会上一个流行看法，即资本家与其政党盟友是自私而贪婪的。他们趁不景气的机会，出卖国家，大发私人财富，结果国内大部分人都不名一文。最早是马克思主义者发明这个理论，起初只是少数人的看法，现在却成为普遍信念，认为日本整个体制已走入死胡同，政治架构及经济似乎陷入瘫痪，社会秩序紊乱，人欲横流。

其中又以乡间农民的危机最为严重。在1929年到1931年，基本农产品的平均价格下跌了43%，由于收入骤降，不少小地主无法缴纳田赋，只得收回佃户的耕地，由家中劳动人口下田耕作，以增加收入，同时城市失业的年轻人回流，亦增加家中劳动力。不过佃户却不愿交回田地，租务纠纷的数目因而大增。

农村纠纷的本质亦转变，在20世纪20年代，佃户是积极一方，大部分的农村纠纷是因为佃户要求减租而起；但现在佃户则状况不佳，态度消极，当时大部分的纠纷是租约问题，佃户拒绝交回田地。在20世纪20年代初，租约纠纷只占农村问题的5%；到大恐慌年代，它上升至50%，佃户经常在田地周围筑起栏杆，并画上防守界线，不少田地纠纷演变成暴力事件。

在大城市里，大恐慌亦威胁到小商店、工厂老板以及他们的雇员。由于减薪或失业，原有顾客的购买力减弱，不少零售商破产。东京地区零售商的破产率在1926—1930年差不多暴增一倍，报纸上充斥着小商人逃债的故事，在茫茫黑夜中远走高飞，破产的小型工厂亦数以千计。

图11.1 图为1930年新潟县的佃农纠纷。一个农民组织领袖正站在米谷堆上，向其组员演说。在经济大恐慌年代，地主与佃农纠纷大幅增加，对立情况亦愈来愈严重。见小学馆刊《昭和の历史②》，“昭和の恐慌”。（小学馆出版局提供）

很多小商人不满现有政党的无能，认为其完全无法应付当前危机，因此纷纷组织起来，成立新的政党。他们指责政友会及执政的民政党是“大资本家的走狗”。其中一个名为“帝国中产者总联盟”的组织宣称：“现有政党已经出卖了我们，成为大资本家的政治奴仆，把工商农业的中产者踩在脚下。”中产阶级“一直在经济上支持国家，全心全意保卫家乡”，换来的却是长期痛苦，为了挽救他们，日本应有一场“经济思想革命”。这些团体要求出台新政策以保护“主流阶级的兴盛”。所谓“主流阶级”是指纳税人、生产者及出口商，亦只有这些人生活安定，他们才可以把日本从“劳资战争”中挽救回来。[2]

他们所描绘的可怕情境并非完全杞人忧天，由于失业率已达到空前高度，中产者要面对一群敌意甚深的雇员。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估计，1930—1932年日本全国的失业率达到整个工业界劳动力的15%，城市的失业率更两倍于此，而且肯定超过20%。[3]

与破产的小商人不同，失业男女工人无法远走高飞，是以劳资纠纷层出不穷，其影响范围亦愈来愈广，有类同时期的农民抗争。工潮发生地点包括大小工厂，女性参与的情况亦比以前多，在纺织业中尤为明显。在1930年一次东京工人示威中，一名女性演说者便向群众大声疾呼：

就算我们回到农村，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自己都无法吃得饱。明白到这一点，我们还要回乡吗？[4]

有组织的工人发动工潮后，争执时间比以前拖延得更长，而且转变为暴力事件的机会更多。有时候是经过计算及安排才有冲突出现，当工人被裁撤后，他们通常会在工厂门外扎营，要求资方再雇用，或是发给相当于6个月至1年工资的遣散费。他们知道警察以维持秩序为优先目的，便会先制造混乱，如与工厂警卫打架等，待警察及当局介入调停，劳方通常能赢得一个较优惠的妥协，例如3到4个月工资的遣散费，根据1926年修改的工厂法，最低的遣散费是14天工资。

这种战术运用的最佳例子便是“烟囱汉”活剧。1930年11月，东京富士纺织公司川崎工厂一群工人发动罢工，一名工人爬上烟囱，并表示工厂若不让步，他绝不下来。他出此主意的原因，是天皇会在数天后搭乘火车出游，而礼车路线刚好经过这个烟囱下。天皇是如此尊贵，警察绝对不许一个罢工工人从那么高的地方俯视游行队伍，只好全力协调这次纠纷，最后终于得到解决，而整个事件亦成为报界的热门话题，被大幅报道。

不过有时候冲突的发生不是有意的，其震撼性则一样。在1930年秋天，东京的东洋棉纺厂出现工潮，原因是厂方大规模裁员，数以百计的女工晚上举行示威，社会主义者亦有加入，当游行队伍穿过黑暗的街道时，他们掷石头、捣毁街上的电车、与警察打斗。报纸马上称之为“巷战”，用戏剧性手法描绘年轻女示威者的战斗精神，东洋棉纺厂的工人因此声名远播。

令统治当局及公众震惊的女性不只是工厂女工，还有20世纪20年代中期那些出名的中产阶级“摩登女郎”，她们最早受瞩目是因为其大胆的服装，接着是她们眩人耳目的作风，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她们仍引领社会新风潮。不过最令社会改革者及政府官员迷惑的便是女服务员，她们在各大城市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泛滥在咖啡厅、舞厅等地方。她们并非娼妓，但其形象则极具诱惑性。她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小费，故咖啡厅经理鼓励她们与客人勾搭，大送飞吻，甚至与合意的顾客发生性关系。在1929年，日本全国女服务员的人数达5万人，这个数字比合法娼妓还要多。到1936年，警方的数据更达到11.1万人。

官员及公众之所以容忍娼妓，部分原因是基于男人有性需求，必须寻找发泄的地方，这样反而可以保护贤淑妇女。他们认为贫穷的农家妇女沦落娼馆，主要是生活所需，她们把皮肉钱寄回家供养父母，这是一种孝道，值得赞扬，无须指责。咖啡厅女服务员则不同，她们的繁衍会削弱社会的两性关系及道德秩序。警方及内务省官员认为女服务员所追求的并非是家庭扶养，而是个人享受。由于有娼妓的存在，社会假设中产阶级的年轻女性不应再介入色情活动，她们现在的做法其实是纵情肉欲，“自甘堕落”。故女服务员与她们的男友有若今天的“现代不良少男少女”。从1929年到20世纪30年代，官方推动过很多次运动，清理各大城市的“红灯区及爵士世界”，被捕的女服务员都被控以无照娼妓，他们亦禁止学生进入雇用女服务员的咖啡厅。[5]

大恐慌时期的大学生行为，亦加剧社会上的普遍危机感。在1928年的大搜捕中，数以百计的大学生被怀疑为共产党员，因而被捕。文部省下令解散东京帝国大学的新人会。虽然如此，1930年至1931年，各重要大学仍出现学生抗议浪潮。虽然抗议议题不一定是全国政治，不少与校园内问题有关，不过政府仍害怕地下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以及革命思想依旧有相当影响力。文部省相信日本正面临严重的“学生思想问题”，它全力监控及镇压学生的积极性，到1934年，学生运动已可以说是奄奄一息。[6]

1930年，著名社会批判者大宅壮一（1900—1970）在一篇年末文章中做出总结，认为日本社会正面临空前危机。他特别提及走上街头的纺织女工，其笔下的形象是：

在东方最大的X印刷厂里，管理者宣称有两种格式的纸，无论他生产多少，都会很快用光。这两种格式，一种用于“妇女”，另一种用于“阶级”。由于前者的需求在最近突然增加，假如要他印制一万张，那么在他知道之前这些纸就会用完……对这两种格式的纸的需求突然增加，是否反映出1930年社会的真实面相……寝室已经搬到大堂，搬到客厅，最后甚至要搬到街上。[7]

经济大恐慌带给日本的冲击是十分广泛的，整个社会陷入混乱及痛苦中，最后反映到上述文学作品中。单从失业及生产量的统计数字看，美国的恐慌程度事实上比日本严重得多。但它在日本所产生的危机感，波及范围不只是精英，也同样及于一般大众，其后果深刻而又严重。在大恐慌以前，民众对于议会政治亦只是勉强支持而已，当国际危机一并出现，大恐慌的伤痕促使日本在海内及海外走向一个新的转折点。

二、打破瓶颈：国外新出路

突破的动力之一是来自军官组织及其民间右翼盟友。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很多军官对日本的内政外交愈来愈感到挫折，他们及其民间同志不满政党的协调外交，认为这是懦弱的表现。更令人生气的是削减军事预算、裁撤部队，他们深恐中国的国民党会挑战日本在东北及华北的霸主地位。在国内，军队的地位日益低下，他们认为军队士气不振，是因为青年士兵的家庭日渐贫弱，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牺牲品，而财阀与政党的密室勾结，却又是形成资本主义的基础。他们用反叛行动及个人军事行动抗议，最后终于改变了整个政治生态。

中国东北关东军成为军人骚乱的温床，它成立于1906年，目的是保护日本租借自中国的土地及南满各铁路线，这些都是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果实。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关东军领袖重新界定其任务，并借叛乱及阴谋达成其目的。所谓新任务是关东军不再以防卫日本在东北的利益为满足，他们认为日本与西方未来终将一战，关东军担任一种战争前锋的角色；不单如此，他们更认为关东军负有社会改革的任务，应在其辖区内实验新社会。1928年6月，关东军密谋暗杀中国军阀张作霖，在铁路上爆破张作霖所乘列车，然后嫁祸给其中国政敌。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一直友善，日本亦大力支持张作霖对抗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然而当国民党力量不断扩张时，张作霖对日本的忠诚似摇摇欲坠，关东军希望借暗杀张作霖，以促使田中首相采取更积极的满洲政策。田中内阁在路线上比民政党积极，要用军事力量保护日本的在华利益，但不愿采取太急进的策略。其后田中内阁发现关东军是张作霖死亡的真正策划者，但皇室施加压力，要求田中不要张扬此事，以免有损军威。日本政府因此开一恶例，对违反纪律的军人不采取有力行动加以规范。天皇裕仁很清楚地向身边的臣属及向田中本人表示不满意田中处理张作霖事件的方式，结果田中只好被迫辞去首相职务。有关裕仁的态度，目前史学界仍有争议，究竟他是不满田中无法审判主谋者，还是他本来便不满意田中，因此乘机借题发挥，迫使他下野。[8]无论如何，这次事件反映出在危险关头，天皇有意愿而且有能力在幕后发挥其政治影响力。

日本不但与中国因东北问题发生龃龉，与英国及美国亦因海军问题而产生矛盾。1922年华盛顿会议规定列强要在1930年于伦敦再会面，商谈延续或修改1922年的限制海军规定。民政党在政治上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事先宣布要增加日本军舰吨数比率，即由原来英、美、日之5︰5︰3，改为10︰10︰7，亦即日本军舰总吨数由英美海军的60%增至70%。英美两国拒绝接受日本的要求，在多方妥协后，英美最后答应让日本在某些舰种上增加吨数，但并非全部。

谈判结束后，日本代表回到国内，但却受到报界及海军交相指责，认为伦敦协议与滨口首相在事前所提要求完全不同，该协议是出卖日本的国家利益。在以后三年中，反条约派——也称“舰队派”——控制整个海军。一般认为海军条约争议削弱了民政党的合法性，甚至政党政治亦开始不受信任。[9]

对政治体制的攻击，无论是言论上还是实际上并未稍减。从1930年底至1932年，青年军官与民间志士合作发动连串暗杀或暗杀未遂事件，震惊社会。1930年11月，民政党首相滨口雄幸被一右翼青年枪击，次年8月去世，他是政治暗杀的第一个牺牲者；1932年2月及3月，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1869—1932）及三井财阀团琢磨（1856—1932）先后被极端民族主义团体“血盟团”暗杀。除此之外，年轻军官亦计划在1931年3月及10月发动政变，虽然未成事，但事前已得到某些高层将领的默许。

发动暗杀或政变的人都隶属于某些读书会或其他团体，这些组织是秘密性的，遍布全国，并且成为军官及民间意识形态者的沟通桥梁。他们认为具有合法性的政治体制应该尊重天皇及人民，并能把两者联成一体，而政党及资本家则为天皇与人民之敌。在这方面，右翼分子有点像日本20世纪初的政党领袖，他们当时亦批判明治元老及官僚不尊重天皇与人民。至于哪些人或阶级有资格代表天皇或人民说话，右翼分子的意见则不一，有些人主张军方，有些人主张农村里的农民地主，亦有人主张是城市里的工商业者。

关东军领导人对上述看法有很重要的贡献，他们策划在东北举事，作为突破内政外交瓶颈的手段。其中最重要的主角便是石原莞尔大佐（1889—1949），他在1929—1932年担任关东军的作战主任参谋。石原偏好佛教日莲宗及世界史，并从其中建立起一套神秘而又极富幻想的世界观。他相信世界会有一场“最终战争”，为人类带来宇宙统一，在此情况下，日本与美国最后难免一战。他不断向下属宣扬其想法，认为日本若要取得胜利，必须要控制东北，因为该地区矿产丰富，土地肥沃，是农民移民的好地方，同时日本亦可以借此纾解其人口压力，改善农村贫穷状态。除此之外，石原亦视东北为一个人类实验场所，在此尝试建立一个秩序良好、公平正义的社会，免受资本家剥削，人人亦效忠国家。若在东北实验成功，以后亦可以在日本国内推行。

1931年9月18日，石原部下发起一个大胆的秘密行动，史称“九一八事变”。他们炸毁南满铁路在沈阳以北的一个路段，并声称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关东军全面进攻东北地区的中国军队。

1931年，关东军终于攫取了1928年暗杀张作霖所得不到的东西，到12月底，日本军队占领南满大部分地方。迄今为止，史家仍然争论东京的军事将领事前是否知情，同时有没有首肯整个行动。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九一八事变”，无疑是一个相当秘密的行动，主要由当地关东军军官策划及指挥。不过我们可以肯定，东京的文武大臣完全了解当时关东军军官的想法，甚至事前亦知道其部分计划。因此事件爆发后，他们绝非如从五里雾中恍然大悟。

无论是否事前得知，由首相犬养毅及政友会领导的日本政府在接获事变报告后，其反应十分软弱。与其前任滨口首相比，犬养在姿态上倾向于强硬。他不同意军方吞并东北的要求，但仍让关东军寻找能合作的中国人以建立一个傀儡政权。这些向日本投靠的中国人包括军事权力掮客及社会精英分子，他们相信日本会保存他们已有地位的承诺，甚至会更好，例如可以减免税款。从长远看，这些承诺只是一纸空文，不过当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时，日本的确得到他们的支持，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反抗运动。[10]然而伪满洲国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独立国家”而已。为何不直接在东北进行殖民地统治，而是建立一个“独立国家”？部分原因是日本的意识形态以解放全亚洲及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为主，这借由伪满洲国的建立反映出来。另一个原因则是当时世界已受到威尔逊民族自决理想的影响，故要借此将日本夺取满洲的行为合法化。但在实践上，日本人完全掌控这块被征服的土地，他们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登上伪满洲国的龙座。不少历史学家——尤其是日本的历史学家，称“九一八事变”为“十五年战争”的起源，所谓“十五年战争”，始自1931年，终于“二战”结束的1945年。从事后来看，“九一八事变”的确成为以后纷争的出发点，不解决东北问题，进一步的冲突似无法避免。

虽然关东军占领东北未经正式批准，但军方高层将领支持“九一八事变”所代表的新方向，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在亚洲独行其是。以宇垣一成大将为例，他算是军方中的温和派，在1927—1931年，他先后担任政友会及民政党内阁的陆军大臣。当1930—1931年大恐慌情况恶化时，宇垣开始相信日本正面临体制危机，他不满意左翼及右翼激进分子的暴力行径，但亦认为资本主义及民主制度要为日本的衰弱及混乱负全责。与其他官僚一样，他与一些军事将领惧怕日本分裂，变成一大群贫穷的无产阶级与一小撮的资本家在对抗。放眼世界，宇垣认为把“国防安全只限于（日本）领土内”是不够的。他在1930年写道，世界贸易体系正在崩溃，全球市场的自由竞争已不可能，日本要寻求市场，只能倚赖扩张的外交政策，如此才有可能提升生产力、减少失业及避免“社会悲剧”。[11]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警察及军方亦加强监控及镇压本国内的异议分子，其实这是多此一举，要将占领东北正当化十分容易，无须任何武力。一般日本民众都欢迎日本1931—1932年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他们在事变后的雀跃之情溢于言表。报纸大量报道日本军队的进展，新闻短片及收音机争相播放战场上的各种情况，而且充满感性。昔日的左翼分子亦改变其论调，称占领东北并非是资本帝国主义行为，因为它可以纾缓失业压力，有利于整个国家。为了歌颂取得日本帝国耀眼的“皇冠明珠”，流行歌曲谱新词，歌舞伎演新剧，甚至餐厅亦摆出新菜单，以示庆祝。[12]

甚至最敏感的政府官员亦松了一口气，司法省在其1932年“危险思想”年度报告中说，“九一八事变”是“神风”，扫清了社会上的各种不满情绪。1932年5月，陆军省亦认为事变培养出一种新的“团结气氛”，取代了过去的社会矛盾。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近代内政外交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不过它并未稳定日本的国家边界，反而开创了一个扩张的新时代。它亦未稳定日本国内的政治及社会情况，暴力行为仍继续出现。1932年5月15日，首相犬养毅被一群海军年轻军官暗杀，时年76岁，任政友会总裁，而这个暗杀行动亦为日本议会政治画上了休止符。

“五一五事件”策划者希望通过暴力手段，迫使政府颁布戒严法及实行“革新”政策。他们同时攻击三菱银行、政友会总部、内务大臣官邸及六个电力站，不过他们的举事并未引发大规模叛乱。

虽然如此，他们的行动已近乎政变。在暗杀行动后，陆军与元老西园寺公望亲王举行多次协商，以决定继任首相及内阁各大臣职位人选。军方领导层目前已包括那些在过去几年间定期会面、意图推动各项东北扩张策略及国内革新的军官。他们认为“导致（暗杀等激烈行动）的主因在于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各方面问题，一场全面革新势在必行”[13]。为了推动革新并提拔能掌控年轻军人的官员，他们反对由政友会组阁，虽然当时国会是以政友会占多数。5月26日，海军大将斋藤实继任首相，组成举国一致的内阁，在15名阁员中，只有5人是政党出身，其他10人都是军方高层或官僚出身。

在此后数年中，内阁领导人很少花时间去重建军中纪律，更不要说改变外交政策的扩张倾向。不断升级的思考模式驱使日本的策略有进无退，每当西方或中国对抗日本新的蚕食时，日本就以此为理由，说服人民支持日本另一轮侵略中国的行动。以1933年2月为例，李顿调查团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后，向国际联盟提出报告，指出伪满洲国是个不合法的傀儡政权。国联在接受该报告后，要求多边会商，成立一个非军事区。日本外交官则以一声绝不妥协的咆哮作为回应，认为日本已成为敌对世界环境的牺牲品，决定在1933年3月退出国际联盟。

在中国东北南部，日军与中国军队仍继续冲突，关东军步步进逼。1933年5月，日军占领热河，并把热河吞并到伪满洲国中。日本的实质占领地已伸展到长城，离北京只有约60公里。其后两年，在日本内阁的支持下，日本军队利用边界冲突及反日活动为理由，不断蚕食中国国民政府的华北领土。1935年6月，关东军迫使国民政府军队撤出长城以南地区，北平及天津等大城市落入日本势力范围内，成为伪满洲国与国民政府间的缓冲区。11月，日本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由军阀殷汝耕（1883—1947）管理这一战略地区，日本的做法进一步削弱了国民政府力量，并激化了中日间的矛盾。

日方的行为导致他们与西方列强的冲突加剧，英美两国均支持国联谴责日本占领东北。虽然有些美国企业希望与日本合作，投资东北地区，但美国政府仍拒绝承认伪满洲国。在日本方面，海军在1930年勉强同意三国裁军协议，但对武器限制愈来愈感到不耐烦。1934年12月日本政府决定废弃三国海军协议，次年12月三国在伦敦再度开会商议，仍于事无补。日本内阁决定扩建海军，战略上采取北守南进政策，在北方对抗苏联、美国及中国三个国家，在南方则以东南亚为目标。

当日本统治阶层逐步形成其新“满洲国”政策之际，其对朝鲜、中国台湾等旧有殖民地之战略亦进行重新厘定。过去日本的殖民政策以安定、自给自足为主，现在则认为殖民地应为其宗主国提供人力及物质资源，它们亦应编入动员体制。宇垣一成在1931年出任朝鲜总督，他推行的殖民政策无孔不入，同时十分苛刻。在农业方面，殖民地政府不准农民种植本地需要的农作物，却规定生产日本需要的棉花及放养羊群。在工业上，宇垣鼓励日本工业家投资，包括战略性矿产、水力发电、化肥、钢铁等，亦有部分朝鲜资本家因投资工业而获利。然而无论何人投资，所有工业均倚赖朝鲜的廉价劳动力，而所得的产品及资源均用来供应日本军事化经济。为动员人力资源，宇垣在学校推行强迫性的同化教育，日本语成为必修课程，而且被不断扩充；朝鲜语教育则大受限制，到20世纪30年代末，朝鲜语完全被禁止。

殖民地官员对台湾的看法亦同样改变。台湾总督在1936年便成立一家半官方的“台湾拓殖株式会社”，主要是推动岛内的蔗糖生产，以增加对日本的输出。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已经成为台湾最大企业，它的业务亦进一步拓展，负责对中国沿海省份的工业投资，并且成为日本南向政策的跳板。在20世纪20年代，台湾的政治自治运动尚被容忍，现在台湾当局则开始进行镇压。

中国东北是日本新增势力范围，由国家支持的各种战略性投资亦在此出现。从1932年到1936年，伪满洲国政府在各个主要工业领域成立垄断公司，总数有26个，范围从矿业、航运到飞机生产都有，资金分别来自国家与私人机构。东京政府相信世界已经分裂成各个互相敌视的武装集团，它把日本统治下的殖民地视作一自给自足的贸易共同体，伪满洲国所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政府官员及军方领袖相信资本主义的市场法则不但导致浪费，而且不道德。他们希望能设计出一种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而中国东北在这场实验中承担先行任务。

三、走向新的社会及经济体制

与侵略中国东北同时，日本国内经济亦出现急遽变化，两者其实有关联。从1931年到1934年，日本从经济大恐慌中复原的速度比西方快，它的工业产量在这段时间内增长了82%；从1930年到1936年，日本帝国的对外输出亦增长了近一倍。日本不但成为世界主要棉产品出口国，亦开始制造各色各样产品，种类由玩具、轮胎到自行车，甚至是简单的电机产品，它们大举进入美国百货公司及亚洲市场。有人认为日本从1930年到1936年经济增长了50%。1937年，日本最知名的经济学者有泽广巳（1896—1988）便认为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的表现简直是“经济奇迹”。到1938年，老板则开始投诉人力短缺，工资上扬太多。

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实现飞跃发展，其原因有二。首先是日元贬值。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实行脱离金本位政策，结果是日元汇率大跌。1931年，美元对日元的比率是1︰2，一年以后，两者比率下跌至1︰5，日本出口产品因此能争取到新市场。不满的批评当然亦随之而来，欧美竞争者指责日本的做法为“社会倾销”，他们认为日本出口的增长不在汇率而在工资低廉，工人被大幅剥削。很多国家因此纷纷提高日本产品的关税或实施配额制度。但在日本人的眼中，外国的抗议恰好证明长期以来军方所持看法：世界是互相敌视的，日本必须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帝国。

日本20世纪30年代繁荣的另一个原因是实行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不过这政策是出自实际需要，而非理论。1936年，著名英国经济理论家凯恩斯发表他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认为在经济不景气时，赤字预算可以扮演“水泵”角色，振兴经济。在该书发表的四年前，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已经凭借自身经验实施此项政策。[14]由于东北的军事扩张行动，高桥同意大规模赤字预算。正如凯恩斯估计的，高桥的赤字债券奏效，日本经济因而受到激励。政府开支特别资助生产武器的重工业与化工业，并支持朝鲜以及中国东北的重大工程建设。在廉价日元的帮助下，这时期工业制造产品增长速度比消费品还快[15]，到1937年，军事开支占整个中央政府预算的3/ 4，与1930年的1 /3实不可同日而语。

经济虽日趋发达，但在执政当局眼中，日本其时正处于“危急之秋”。西方各国一面高筑关税壁垒，一面指责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而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亦如火如荼。当局认为日本正面临空前危机，有必要推动各种新措施，这些措施后来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在经济领域，国家介入经济活动日益强化，即产生战后所谓“产业政策”，它于大恐慌及其复原中逐步浮现，亦是贯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经济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它约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末，当时部分商工省官僚研订“合理化”经济政策，希望提升生产效率。商工省于1925年成立，从原来农商省分化而来，目的是加强政府在工业生产中的作用。1930年，商工省成立“产业合理配置局”，其任务是推动托拉斯及卡特尔组织，以避免自由竞争导致的生产浪费。该局其中一个重要成就是向国会提出《重要产业统制法》，1931年获通过。该法案为成立卡特尔提供法律根据，规定每一行业卡特尔的成员资格，以及各成员的产量、价格及市场分配比例。其后数年中，日本共设立26个卡特尔，包括煤矿、电力、造船及纺织等行业。

由于对自由市场怀有根深蒂固的猜疑，上述改革规模不断扩大。日本政府内的文武官员，他们一直害怕无规范的投资只会便宜财阀，对国家毫无好处。所谓“国家”利益，当然是由官僚界定的。举例来说，国家需要为农村地区提供电力，但若农村消费者贫穷，资本家不会有兴趣投资。世界经济的不景气似乎证实了官僚们的忧心，因此资本主义必须改革，否则其无效率经济将危及社会。然而政府官员无意以国家经营取代整个私人领域，事实上亦不可能。他们希望摸索出一条介于左右之间的路线：左方是苏联的社会主义，一切由国家管理，硬性地依照计划运作；右方是美国或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以市场放任为主。路线摸索持续到战争时期，甚至到战后仍在进行。

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官员推动新政策的初期，他们做决定时仍小心翼翼，不过由于大企业掌控了卡特尔，故事实上财阀老板成为真正主导者，这与他们的原意相左。其后政府愈来愈直接介入经济事务。1936年，掌控内阁的官僚及军人决定制定国有化电力工业法令，虽然企业界及政党强烈反对，法令仍获通过。1937年，陆军与官僚开始实行五年计划，希望能扶植若干工业的发展，并引导投资流向政府既定的方向。同年，政府将现行的“资源局”及“企划厅”合并成“内阁企划院”，成为国家在战争时期的超级统合机构，有学者称之为日本的“经济参谋本部”。虽然财阀反对政府干涉私人公司的运营，但内阁企划院事实上与军方参谋本部及财阀领导层有密切联系。[16]

军方同时亦支持一些新财团，企图在商界培养亲军人力量。这些所谓的“新财阀”尤其活跃于中国东北。它们以重工业及化工业为中心，因应付军方需求而迅速成长，例如“日本窒素肥料”及“昭和电工”等，均成为业界龙头，有些存活到战争结束以后。新财阀的影响力在朝鲜最为显著，但它们的问题是缺乏自己的银行体系，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中国东北的直接投资仍然以旧财阀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新旧财阀都是政府的跟随者，他们在与官僚及军人的紧密合作下方能染指东北。

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与农村的关系更形密切。与工业政策一样，经济大恐慌是新关系的催化剂，不过政府向来重视农村的重组，这种心态由战争期间到战后有其延续性。从1929年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粮食价格崩溃，无论佃户还是小自耕农都要靠借贷来支付田租或税金。政府在1932年估计整个农村债务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 /3，为解决此问题，内阁迅速增加农村的公共工程预算，以扩大就业机会；政府亦立法提供农民信贷或转贷办法，以纾缓还债压力。政府的各项计划收到显著成效，它们不但有助于佃户及中等农户解困，地主亦同时受惠。由于地主在农村地区有相当高的政治权力及社会影响力，此举有助于农村稳定。

政府的农村政策背后有股农民民族主义思潮在支撑着，该思潮认为没有一个和谐而团结的农村，日本是不可能强大的。爱慕农村的思想家指责城市及贪婪的资本主义，认为它们必须为农村危机负责任。这股思潮促使青年军官在1932年刺杀犬养毅首相，也是这股思潮刺激农林省采取新的农村政策，不再以公共工程及解救债务为限。从1932年开始，农林省把资源大量灌注到所谓“农山渔村经济更生运动”中，它宣扬重振日本农村的合作精神，指责西方个人主义，认为城市把这些腐败思想传播到农村，使其社会涣散。强化农村意识的结果，是城乡差别逐渐成为主题，取代过去的阶级斗争学说。为了复兴农村，更生运动策划了连串广泛措施，包括工业合作社、农作物多样化、成本会计训练及长期社会规划等。更生运动领导人不断在全国各地区告诫农民，所谓吉日晦日或风水都是迷信，千万不要以此作为办事标准，或安排农事，应采用科学及理性的方式。数以千计的农村参加这个运动，政府亦设立模范村，作为其他地方的效仿对象。[17]

一方面宣扬传统以作为团结口号，一方面以现代管理方式改善农村，就是更生运动重新改造日本农村的最突出特色。与20世纪20年代一样，改革者亦以女性为特别对象，赋予她们崭新的希望。他们呼吁妇女尽力改善厨房的设施及卫生环境，把日常生活安排得更有效率、更科学，又指出妇女的责任与村中公共角色一样的重要，很多妇女十分热烈地投入到运动中。

无论工业政策还是农业政策，国家似乎不断扩大它在社会中的角色，管得愈来愈紧，不过这只是表象，带有误导性。官僚把相当多的权力留在财阀手中，而农村原来的领导层仍保有很大的自主权，更生运动的领导人包括大小地主、男性及女性。国家虽已经不断扩张其活动范围及关注点，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它仍只不过是现存各种社会组织的协调者，还谈不上是个独裁者。

在社会事务上，政府官员愈来愈想插手，这点是十分清楚的，不会有问题。最明显的是政府对劳工态度的转变，在20世纪20年代，内务省与民政党都支持工会，认为它是安定社会的力量。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内务省仍然容忍工会的存在，特别是总同盟已放低身段，答应在紧急状况下，工会会放弃罢工，同时承诺会合作增加生产及改善工作条件。不过政府很快便改变原有维持秩序的看法，主张动员工人以服务国家为先。

1936年9月，陆军害怕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会在军事工厂组织“反法西斯统一阵线”，于是强迫8 000名军火厂工人从总同盟的公务员工会中退出。军人及官僚决策者企图设计一个不需要工会的劳资协调机制，以增加生产。1937年，他们决定在各地工厂成立全国性的“职场恳话会”网络，恳话会包括工人及管理层代表，双方共同协商，防止矛盾发生。这些组织取法于法西斯模式，例如1934年纳粹的全国劳工组织法便规定全德国的工厂若雇用20名以上工人，便需要成立“信任委员会”，扮演咨询者角色。虽然日本设计者一直拒绝承认是学自德国，日德两国的设计都是追求一个无阶级的民族国家社群，两者亦企图建立一个全厂性的委员会，扮演咨询者角色，并以之取代工会。同时两者也都利用虚拟村庄、伙伴或家庭的模式，提出和谐而团结的有机体的响亮口号，宣扬要建立一个类似的工业“车间共同体”。日本的所谓工业和平促进者拒绝了自由主义及阶级斗争，他们宣扬企业“共同体”的理念，这种看法有深远影响，在战时以至战后仍持续不衰。他们的理念是公司等于小区，所有成员在天皇面前均平等，各有其职能，贡献则一样，使用当时流行的一个比喻，工人与管理层就好像一只鸟的两翼。经过几年的策划，政府在1938年7月成立“产业报国中央联盟”，在日本全国各地推动“报国会”。

四、走向新的政治体制

国家不但在经济及社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亦加强对政治生活的控制。全国性“选举肃正运动”的出现，便是转变的明显象征。内务省从1935年开始推动这个运动，目的是清除政治或政党贪污，例如防止政党候选人与官僚交换利益或收买选票。该运动一方面对公众宣传“选举肃正”，另一方面亦加强警察的选举监督。到1937年，“选举肃正运动”不再限于中立形式的监督，内务省干脆直接介入，要求各政党候选人的选举诉求必须配合国家政策。当时的内务大臣后藤文夫曾在中央报德会发行的杂志《斯文》上发表文章，指出：“宪政下国民投票，实荷翼大政，巩固国础，图国运昌隆之重大责务。”[18]警察监视选举活动，若听到其言论与军方或官僚的方向不同，有误导选民之嫌，警察经常会干扰活动的进行。演说中若有人批评“法西斯主义”，或提到“军人与人民有差距”，警察一定会提出警告，甚至直接终止活动。

选举肃正运动并未驱使日本选民远离主流政党，以妇女组织为例，它们一方面支持肃正运动，另一方面仍继续支持主流政党。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民政党及政友会两政党在历次选举中的总得票率从未低于90%，两党在国会的联合席位亦未低于九成。虽然如此，政党的影响力节节下降，投票率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更是大幅减少。在都会地区，合格选民投票率最低达到60%。与20世纪10年代及20年代不同，没有多少人要为维护“正常”的立宪政府而发声，政党虽在选举中取得绝对多数，但执政者却非多数党，且从没有公众举行抗议活动。在1932年到1937年，5任首相都不属于任何政党，且愈来愈多的官僚及军人进入内阁，担任公职，职业政治家的人数则日益减少。斋藤实任首相时组建了第一届非政党内阁，他在所谓“非常时期”组阁，有1 /3的阁员出自政党，其后担任首相的有：1934—1936年是海军大将冈田启介（1868—1952）、1936—1937年是外务官僚广田弘毅（1878—1948），其政党阁员分别只有5人和4人。到1937年陆军大将林铣十郎（1876—1943）及1937—1939年亲王近卫文麿（1891—1945）组阁时，国会议员入阁者则仅有1至2人而已。

由于军人及官僚在整个政治体制内已攀至权力高峰，他们未感到政党领袖构成任何威胁，无须使用逮捕或镇压等过激手段。大部分的政治人物都支持海外扩张，有些在事前，有些在事后。政党人物亦为了维护其职位或其支持者的利益——尤其是财阀领袖及地主的利益，宁愿与新统治阶层合作，也不愿采取对抗态度，从该角度看，他们是相当成功的。政党有时会设法阻碍或弱化某些军方政策，例如战略产业的国有化，此举会危及企业界的自主性。总的来说，主流政党是弱势一方，但他们仍赢得选举，扮演中介角色，协调官僚与军人及政党背后的支持者的关系，故他们虽非位于权力核心，但并非全无权力。

20世纪30年代另一个新的政治现象是下层阶级出现统一性的政党，要为贫苦大众发声。1932年，社会主义者领导人安部矶雄及麻生久（1891—1940）等创立“社会大众党”，把1925年以来冒升的各个小型“无产阶级政党”团结起来，这些小党原来支持男性普选，而且相互竞争。到1936年及1937年，社会大众党在地方及全国选举中都取得一定成果，1936年有18个候选人进入国会，在1937年选举中更赢取37个席位及9%的选票，在1937年的一次都市选举中，社会大众党在选举上领先，取得20%的选票。

由于没有一个主流政党在1937年选举中赢取多数，社会大众党成为一个关键性“小党”，可以与其他政党联合，控制政局。但它却选择与军方接近，原因是大家对资本主义都不信任，亦讨厌现有政党利字当头，只知谋取“自私”的利益，故两者联合。社会大众党采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策略，要执政当局支持它的维护群众政策。它要求限租、削减水电费用等地方性改革，亦要求给予工人健康保险、退休金及法律保护等全国性政策，它用“只有群众生活富足，国防安全才完整”等口号作为政纲。[19]社会大众党因此亦接受日本控制中国东北以至整个中国的前提，认同反抗西方的种族自决想法。

20世纪30年代政治上最具关键性的特征有二，其一是军队内部持续性的动乱，其二是军队力量凌驾于官僚、法院及政党之上，这两者其实又互相关联。政党政治之所以逐渐衰退，是因为元老间认为只有军方领袖才能制衡军队中下层的狂热分子。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1936年，军中大部分的激进分子都汇聚在所谓“皇道派”之下，该派军官及其民间同志不但想清除财阀及政党的影响，连打算维持现状的元老及法界人物亦在其整肃之列。他们认为想要日本富强，最重要的基础在精神教育及效忠天皇，这一派的年轻分子得到高层将官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是荒木贞夫，他在1932—1934年任陆军大臣。

皇道派的同路人发动了许多次恐怖行动，如在1930到1932年暗杀政界财界领袖，甚至军中的反对者亦不能幸免。由于有高层支持，行刺者有时候可以利用在法院作证时侃侃而谈，法院成为宣扬其纯正动机及政治理想的地方。这种表演式审判赢得报纸及民间的同情。一个最著名的例子便是1935年相泽三郎（1889—1936）的审判。相泽是皇道派的一个年轻军官，他刺杀了当时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永田铁山大佐（1884—1935）。相泽不满意皇道派领袖之一的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1876—1956）被永田等人排挤。永田他们的看法与皇道派有异，主张国防安全建基于经济及物力近代化，并非精神教育。

永田这一群与皇道派对立的人被称为“统制派”，他们多半为较高级的军官，东条英机亦为其中一人。统制派最重要的目标是动员各种社会资源，为日后日本与西方进行总体战做准备。从这个角度看，统制派成员很少属于温和派，不过他们想通过合法手段掌控国家机器，与现有精英合作。他们排拒恐怖行为，因为这亦会挑战军内纪律及上下级体制。

统制派与皇道派的矛盾最后达到临界点，引发日本战前最大的政治动乱——“二二六事件”。1936年2月26日，在一个大雪的早上，约1500名忠于皇道派荒木贞夫的军人占领东京市中心，他们同时派出小组刺杀内阁成员、前任首相斋藤实以及其他在军中和朝廷王公中的反对者。他们要求元老委任同情皇道派的人出任首相及阁员。“二二六事件”的发动者称这次行动为“昭和维新”，从文字即可知道，他们以明治维新的继承者自居，目标是尊崇天皇、保卫帝国及改善一般大众生活。

在事变当中，冈田首相因躲在家中储藏室，得以逃过一劫，但叛兵以为他的襟兄便是冈田，将其误杀。他们亦杀害前首相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军队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不过他们的真正目标却没有达成，虽然得到部分高层支持，但裕仁天皇强烈指责这次行动，并责令叛兵投降。事件发生后没有进行公开审判，而且处理得十分迅速，指挥整个事件的19人被判死刑，包括现役军人17名及北一辉、西田税这两名意识形态强烈的民间人士，死刑是秘密执行的。虽然政变不成功，但军人的影响力反而比以前更大，军中领袖会商后，终于下定决心清除以暗杀为志的激进分子，官僚及民间政治家亦震惊于此次政变，衷心欢迎军队重振军纪。

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一方面是国内权力分布版图发生变动，另一方面则是与中国及西方的紧张关系升级，在这种背景下，官僚及军人对思想的管制比以前更为严苛。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向来是日本精英的禁忌，除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大事搜捕共产主义分子外，左翼文学当时亦成为注意对象。小林多喜二（1906—1933）是一位才华洋溢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他有潜力在文学上做出突破，但可惜他在1933年被谋杀于狱中。[20]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连一些向来受到支持的保守思想亦成为清查目标，最著名的是所谓“美浓部事件”。美浓部达吉（1873—1948）是东京帝国大学一位很受尊重的法学教授，他过去曾提出著名的“天皇机关说”理论，认为天皇的角色由宪法所规定，是国家体系中的一个机关，而非超越国家以上或以外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数十年来日本国内各精英大学都以此种理论教授学生，也未产生什么特别争议。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敏感的“非常时期”，部分与皇道派有关的学者及军人则指责美浓部，认为他所提倡的理论是“大逆不道的作品”。整个事件到1935年达到高峰，美浓部本人为贵族院议员，但在院内亦受到猛烈攻击，一个贵族院议员甚至称他为“学术流氓”。[21]国会两院均要弹劾他，认为他侮辱天皇。虽然美浓部从未被控告触犯法律，但他的书则因“违背国体真实意义”而遭禁，他本人亦在威吓中退出贵族院。

在日渐严苛的政治环境中，还有如泷川幸辰（1891—1962）及河合荣治郎（1891—1944）等受害者，虽然受迫害情况没有那么严重。泷川是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河合则为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教授。1932年，右翼意识形态者攻击泷川的自由思想，文部省屈服于压力，次年强迫他从京都大学退休。河合的专业是英国自由主义哲学，1938年他被控触犯出版法及输入“危险的”西方思想，被迫退休。此外新成立的宗教团体的命运亦如此，虽然新教派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便遭受攻击，但这时期的迫害最为严重。1934年大本教、1938年天理教、1940年耶和华见证会先后遭起诉，接着被解散。[22]

20世纪20年代民主思想虽经受争议，但它仍成为立宪政府及民众参与的理论基石，与天皇及帝国共存共荣。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正统思想下，天皇被视为超越一切，其包容性更弱。1937年文部省向全国学校颁发一份著名的指南，称为“国体之本义”。它把日本的社会及意识形态危机归罪于西方思想，称后者是个人主义、共产主义等思想的本源。它强调“服务天皇，体奉天皇御心，实为今日我等历史生命存在之所以，亦为全体国民道德之根源”，并以之作为社会生活及道德原则，取代西方思想。它把效忠及军人精神提升为国家的核心价值，而自上而下的家庭组织则成为核心制度。

因此监视阴影无处不在，正统思想一枝独秀，它们都以各种不同形式散播在整个政治生活中，所谓传统日本道德被歌颂到极端程度。不过以上各点不能过分夸张，一般日本人民的社会及物质生活在各方面仍十分现代，甚至在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西方影响仍为大众接受。有时候国家会与现存组织合作，成立由财阀控制的商会或农村各种互助组织；在别的情况下，国家又会推动新组织，例如“爱国劳动组合”或“国防妇人会”等。无论如何，以功能为基础的各种组合仍存在，并且继续发展，打造近代社会的努力仍未稍懈。

物质文明机械化的发展仍大步向前，尤以中产家庭为然。美容院遍布全日本的各个城市，数以千计的中产阶级妇女烫出时髦发式，到1939年，光是东京便有850家美容院。不少企业及私人家庭都申请电话服务，1926年日本电话用户为55万，到1937年几乎已倍增至98.2万。城市街道上充斥着公共汽车及出租车，亦有少数私用汽车出现，与自行车、电车及行人在道路上争路。日本第一条地铁于1927年在东京开通，受到热烈庆祝。1933年大阪市亦开始使用地铁。到1939年东京已建成一条连贯的地铁线路，从较为平民化的浅草区通至高级的银座区，再直抵涩谷区，把东京各个商业及购物中心连成一体。

各色各样的大众文化仍在发展中，收音机已成为中产阶级不可或缺的用品。在1932年，约26%的都会家庭拥有收音机，不过农村家庭拥有者则不超过5%；到1941年，约有660万台收音机通过电波把新闻与娱乐节目传送到全日本45%的家庭中。[23]无线电广播及留声机推广了爵士音乐及西方的古典音乐，日本流行歌曲及军歌亦得以流传。小津安二郎（1903—1963）等著名导演亦开始拍制极受欢迎的电影，描绘一般老百姓的生活，而另一些导演则致力于经久不衰的武士道题材的历史通俗电影。好莱坞制作吸引了大量观众。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在1932年5月访问日本（见图11.3），虽然正遇上首相犬养毅被刺身亡，但仍成为大众话题的焦点。在1931年与1934年，美国棒球联盟重要球员先后两次访问日本，并与日本各棒球队进行表演赛。在1934年的访问中，美国队带来当时最红的球员，包括贝比·鲁斯（Babe Ruth）及卢·格里克（Lou Gehrig），激发了日本球迷极高热情（见图11.4）。在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中，棒球明星在12个大城市与日本的明星队对垒，入场观看的球迷有数千以至数万人。其首场比赛在东京举行，6.5万人座位的棒球场被挤得水泄不通。这次巡回表演赛带来的热情，促成日本在当年组成了第一支职业球队，到1936年职业球队联盟已正式开始比赛。[24]所有这些娱乐活动的盛行都反映出不少人对谴责所谓不道德的西方文化并不热衷甚至漠然以对。

图11.2 1933年东京街头一景。城市的外貌反映出近代化仍然持续发展：新的商用大厦愈来愈高，街道上到处都是汽车、有轨电车及行人，东京的地铁系统亦在这时候开始运营。（每日新闻社提供）

图11.3 1932年5月日本电影界知名人士招待查理·卓别林，卓别林在照片的最右边，其身旁是著名艺伎市丸，她抱着的小女孩是著名电影制作人木户四郎（右三）的女儿。卓别林在日本电影界享誉多年，他的日本之旅本来备受瞩目，但在其访问日本期间，刚好遇上首相犬养毅被刺杀去世，使他的旅程蒙上阴影。（迫本君江女士提供）

图11.4 美国著名棒球队于1934年来日本，与日本棒球队进行巡回表演赛。图中是美国球员鲁斯与日本明星投手伊达正男合照。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甚至到太平洋战争时期，虽然官方曾打算限制，但棒球仍然极受大众欢迎。（每日新闻社提供）

总括来说，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有一股“传统主义”的热潮，表面上它大张旗鼓，强调以古为尊、万古常新的日本行为原则及理想，并以此作为日后的道德及行动基石。但这些日子里并未真的回到以前的传统社会，民间文化仍然十分具有世界性且生气勃勃，物质文化也包容全球最新潮流，甚至20世纪30年代的主流政治力量亦自认是明治维新的继承者。因此天皇制度正在改革中；官僚以能力为晋身之阶，故自视甚高，信心满满地掌理整个社会；军方则拥有先进技术，效率甚佳。这一切都显示出19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国家欣欣向荣的特征。

强调各方面的连续性并非否定变革，暗杀、镇压、军人——官僚体制、文化正统主义、片面的亚洲大陆扩张，这一切一切累积下来的政治效应，都足以改变日本近代化过程的特质，这种改变亦为数百万人带来悲剧性的后果。

总结20世纪30年代的特征，我们能否说日本在这时候出现了法西斯主义？我的答案是“是”，虽然有史家不一定同意。不过若仔细思考当时的历史，我们不应为区区定义所困扰。有人把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称为“法西斯主义”，有人则称之为“军国主义”，其实这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了解当时日本的政治及文化生活的各种状态及实相，它与欧洲的法西斯国家确实有许多共通的地方。

从德国、意大利及日本的经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代表第二期近代化国家的反应。欧洲法西斯模式启发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统治者，三国的统治者均通过一个光荣的国体激发国民潜能，以达成军事上称霸、帝国经济自足以及国内既反民主又自上而下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体制。然而在面对各种现存政治及经济权力单位时，日本及意大利均无法全面瓦解它们以建构一个极权体系，希特勒也许好一些，不过仍不能说是成功。

图11.5 上图为日本最著名评论性及讽刺性杂志《东京红孩儿》1936年2月号的封面，它恰巧是在“二二六事件”发生前出版。图画讥笑当时的军方影响力无处不在，漫画家笔下的人物是两个欧洲妇女，也许是英国人，她们视军方徽号为另一种时髦玩意。不过该期文章的语调中带有批判性，暗示日本社会正走向军国化。（小野耕世先生及川崎市民博物馆提供）

三个国家相互之间当然有重要的差异，日本从未有过一个掌权的法西斯政党，它亦缺乏如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那样具有个人魅力的人物。不过三国法西斯夺权的经过则如出一辙，他们都面临同样的情况，如经济危机、左右两翼极端分化、工场与农村内部各种矛盾、右翼恐怖行动；三国的知识分子都有种文化失落感，认为传统文化的消逝会危及国家；对传统两性角色岌岌可危的疑惧亦十分普遍；三国的精英及公众舆论都认为英美强权妨碍本国在国际上应有的发展空间。其实20世纪30年代日本真正的困难所在，并非是传统一元化的同构型，或是封建社会及思想，而是如何解决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及紧张性。日本对上述问题的回应方式导致了战争的灾难，战后（日本社会）因而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十分憎恶。但战前开始的各种政治经济改革和动员，也推动了日本工业、农业和社会政策的转变，这些转变及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了战后。

第十二章

战时日本

1937年7月7日，日本与中国在北平西南面的卢沟桥发生轻微冲突，7月11日，双方地方负责人协议停火。虽然如此，日本内阁仍决定从朝鲜及中国东北增派军队。中国不甘示弱，随即抗衡日本的决定，冲突进一步扩大。7月底，日本军队进攻并占领北平及天津，在短短一个月内，卢沟桥事变演变为中日两国间的全面战争。

一、中日战争的扩大

目前仍无法确定是哪一方在卢沟桥开的第一枪，但与6年前导致东北失陷的“九一八事变”不同，由近卫文麿首相领导的内阁很明确地颁下通令，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攻势。日本陆军内部意见分为两派，一派主张扩大战争，另一派反对，但反对派人数较少，他们担心冲突演变为长期战争，主张协商停火。近卫最后接受扩大派的意见，目的是要掌控华北的煤铁资源，同时亦认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日本控制华北及东北的绊脚石。扩大派希望消灭南京国民政府，由一个较亲日的政府取而代之。

近卫虽然决定扩大战争，但他最初的目的是用军事压力促使国民政府让步。1937年秋天，日军推进至北平以南地区，占领山东半岛及部分黄河流域的大片土地。在海军协助下，日本亦攻取上海，到12月中旬，他们即迅速占领南京，但协商却遥遥无期。到1938年初，日方已很清楚地看到国民政府不会承认日本所扶植的伪满洲国，也不会接受日本掌控最近侵略所得地区。中国虽已丧失3个大城市，蒋介石仍然决定继续向西撤退，要打一场防守式抗战。而近卫首相则在1938年1月发表新政策，强烈声明关闭所有和平谈判之门，他表示日本“不承认国民政府”，并恐吓称会继续作战，直至“消灭”国民政府。

当近卫发表其新政策时，南京却正进行20世纪中最大规模的屠杀之一。日军在1937年12月中旬进入南京，他们开始大批搜捕平民及投降军队，到次年1月底的7个星期内，他们屠杀了数以万计的人，不同年龄层的女性遭到强暴。“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到现在仍有争论，部分日本史学家坚持一个较低数字，认为约有4万人被杀，而中国政府则强调死亡人数为30万。也许永远不可能得到一个被各方都接受的数字，但无可否认，日本士兵的确执行过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

如果说难以估计屠杀人数，则解释屠杀的原因也同样不易。由于进军南京路上战况激烈，再加上不易分辨中国军队与平民的差别，游击队攻击的阴影也经常存在，日军第一线部队肯定已充满怨气。就日军内部而言，其纪律严厉，同时军事教育也不断宣扬不要对敌人仁慈。在这种环境下，士兵杀红了眼，对平民或投降军人做出了疯狂攻击行为，这虽是可悲的，却并不出人意料。在近代战争史上，这种例子实在太多了。

不过“南京大屠杀”更大的困惑——或者可以说更大的罪恶——就是日军南京最高指挥官为何准许连续数星期的围捕、强奸以及杀戮。东京执政当局大概亦有所耳闻，但却没有采取任何决定以约束士兵。也许由于无法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较优厚的停战条件，南京及东京的日方高层领导人大概以为用这种屠杀的例子，可以毁灭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如果他们真的这样想，则与屠杀一样，又犯了另一个错误。

在以后数月中，日军扩展迅速，占领了更多的大城市及铁路线。不过到1938年秋天，军事形势便陷入胶着状态。日本其时已投入60万军队到战场，但仅能控制沦陷区的城市及交通线，对在此以外的农村地区则毫无办法，士兵更要面对持续不断的游击队突袭。在整个战争中，日军在多起事件中杀戮平民及士兵，尤以华北地区最明显。用恐怖手段制服民众是日本“平定”中国的军事策略之一，结果却证明行不通。

国民政府最后撤退到西部遥远的山城重庆，险峻山岭及相当遥远的距离保护它少受日本的攻击。除此以外，1939年夏天，日本与苏联在诺门罕（Nomonhan）爆发重大冲突，进行了多次战役。苏军装备较佳，击败了不可一世的关东军，日本总共出动了6万部队，战争伤亡却达2万人。[1]

当日本发动战争，并继续扩大战争规模时，其在东京的政府或在战场上的军人并没有一个细密的计划控制其治下的3亿中国民众。在战争初期，日本是随现实而为，没有统一做法：首先是1937年在内蒙古及华北建立数个地方傀儡政府，到1938年初则在华中建立另一个傀儡政权。经过长期谈判，日本最后于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最重要的一个傀儡政权。[2]该政权由汪精卫领导，他是国民革命中蒋介石的政敌，亦不信任苏联及其他西方列强，故与日本“志同道合”，认为双方都主张泛亚细亚团结，共同反对外来力量，因此中日两国军事合作是最好的选择。不过日本人却强迫汪精卫政府签署“屈辱”条约，这个基本条约没有给予汪精卫控制华北的权力，汪对其他“特殊地区”的统治能力亦非常有限，与汪精卫宣称他有广大民众支持及统治合法性的说法背道而驰。汪精卫政权软弱无力，若没有日本军人的支持，根本无法生存。

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少数战略家一直提出警告，日本不能分散其军事力量，而这一说法的最有力支持者便是石原莞尔。石原虽是“九一八事变”的发动者，但在高层中是极力反对占领中国的人。他认为日本缺乏应有资源，而最大敌人则是苏联及西方列强，并非中国。他一直敦促日本政府集中力量建设东北，保持实力与主要敌人对抗。不过石原的观点并没有被接受，在1937年秋，石原被调职，外放到一个冷门职位。然而他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日本统治者既不能建立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友好中国政权，亦无法瓦解国民政府及中国共产党的抵抗，他们把自己及士兵卷入了大陆战争的泥淖之中。

二、往珍珠港之路

由于无法解决对华战争的僵局，近卫首相在1939年1月下野。在其后一年半中，先后的继任者为极右派的平沼骐一郎（1867—1952）、陆军大将阿部信行（1875—1953）及海军大将米内光政（1880—1948），他们使用各种方法以求打破对华战争僵局。对于蒋介石，他们企图孤立蒋以打击其生存能力或意志；对西方列强，他们则运用外交手段以说服其承认日本在华所获一切。在北方，他们的外交官想办法缓和苏联的威胁，让关东军有余力在中国采取行动；在南方，他们面对掌控马来西亚的英国、印度支那的法国及印度尼西亚的荷兰，采取外交及军事行动并进的方式，企图中立化或消灭三者的根据地。日本南向政策的原因有二，若东南亚成为掌中物，则其石油、橡胶及锡等天然资源成为军队战略物资来源，同时它亦可以作为包围及攻击中国的基地。

当希特勒政权逐步迈向战争边缘时，欧洲的紧张形势吸引了平沼内阁的注意，他因而突发奇想，要联合纳粹德国以对抗苏联及亚洲的西方强权。日德两国原来便有合作基础，1936年日德曾签订反共协议，规定两国共同反对共产主义，1937年意大利亦加入。三国均承诺没有其他两国同意，不能单独与苏联达成任何协议。但希特勒破坏此协议，在1939年8月日本军队在诺门罕与苏联作战而且吃了大亏的时候，德国却突然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平沼的联德策略彻底失败，他亦因希特勒不守信用，愤而辞职。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9月初开始，希特勒宣布德苏签订互不侵略条约，随即马上挥兵进军波兰。英法信守盟约，若波兰遭受侵略即给予援助，同时立即向德国宣战。对于欧洲的最新事态发展，阿部及米内内阁对欧洲谨守中立，同时转移其外交目的，结好英美，并借两国之力调停中日战争。但陆军看法却不同，仍希望与德国结成轴心同盟，结果米内首相一力主张与英美妥协，最后被迫辞职。

1940年夏天，因为精英及民间都希望政府能加强其领导能力，在国内外建立一个真正的“新秩序”，近卫文麿重组内阁。近卫身为华族，与天皇又有血缘关系，在这个动荡的时局中，他有一定的号召能力。1940年9月，近卫踏出第一步，决定与德意两国签订三国轴心协议，该协议规定若美国参与战争，三国共同合力对抗。日本领导人希望这协议能为日本打开南进之路。在此之前，希特勒军队已于1940年6月进入巴黎，并建立傀儡的维希政府以统治法国沦陷地区。由于维希政府亦统治法国原来的殖民地，三国轴心协议有助于日本的南进计划，最后日本与维希政府达成协议，日军可以进驻越南北部。若法国是一独立国家，无疑它不会允许日军驻守北越。

但日本南进计划能否成功还要看美国政府的反应。日美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中，美国口头上都强烈支持中国自主，但实际上却没有采取多少行动以援助国民政府。美国部分商界人士希望与日本合作，共同开发中国东北。然而在1939年7月31日，罗斯福总统为了表示阻吓日本扩张的决心，废除了日美两国的商业协议。该协议中止后，美国可以视情况需要，随时禁止对日本的出口。

当日本驻兵北越时，美国逐步扩大其禁运范围，这亦同时刺激了日本内部的鹰派。日本的强硬派认为必须先下手为强，打击美国及其盟友。德国的行动使日本的计算更形复杂，1941年6月希特勒打破其与苏联互不侵犯的承诺，挥军西进，但日本却没有跟随希特勒的步骤对苏宣战。日本当前的策略是南进，它必须与苏联维持友好关系，因此在1941年4月，仅于德苏开战的两个月前，近卫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日本随即扩展在印度支那的势力，1941年7月在维希政府允许下派遣军队进入南越，日本与维希政府的协议实际让日本掌控有整个印支半岛。

美国对此的反应很强烈，而且对日本具有威胁性。罗斯福马上号召国际禁运行动，各国不再出口石油到日本；他亦向中国提供廉价军事物资。日本面临非常困难的抉择，没有石油，日本在军事上及经济上都无法支撑下去，它的一个选项是依从美国条件，从中国撤兵，以换取禁运撤销；另一个选项则是依从本国强硬派提议，攻击英美两国，以武力夺取东南亚油田，再在此优势下提出停火谈判。

在某一时间段内，日本是外交与军事两个方法并举。外务省提出从中国部分撤兵的方案，希望在外交上能同时满足军方及美国的要求；而军方则策划一个突击性军事行动，借此迫使西方列强承认日本在亚洲的优势地位。日美谈判一直维持到1941年的秋天，其间日本内阁首相人事虽有变动，由东条英机替代近卫文麿，但谈判仍没有中止。只是日本高层领导者考虑到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认为应由军方出掌政局，在此情况下，东条英机可以说集大权于一身，同时兼任首相大臣及陆军大臣两职，有时亦短暂兼任内务大臣。

到1941年11月，日本内阁领导人物了解到已无法由外交手段达成协议，只愿意由印度支那撤军，而美国则要日本撤出“九一八事变”以后自中国取得的土地。11月5日，在天皇亲临的御前会议上，核心内阁决定美国若在最后回合的谈判中仍不肯接纳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则陆军会攻击英国与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以及美国的亚洲属地菲律宾，海军则会同时攻击美军驻守珍珠港的舰队。日美最后回合的谈判当然无法达成任何协议，外务省原意在偷袭珍珠港前一刻，向美国递交一份长篇备忘录，正式中止两国谈判，此举当然与宣战无异。但由于电文过长，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要花不少时间解密、翻译及打字，故实际上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时间12月8日）珍珠港被袭击后才送出。

珍珠港事变是过去无数外交及军事互动的结果，日本最后终于发动太平洋战争，为全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回顾历史，日本领导人不幸于关键时刻常常计算错误，莽然行动，铸成大错。在1937年，日本大部分的军人、文官、政治家、知识分子以及舆论界人士低估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无法理解它所能产生的抵抗力量。同样在1940年到1941年，日本仍未进入太平洋战争阶段，但其领导人不能了解美国的决心，后者为了保护英国及荷兰的殖民地，会不惜中断与日本的贸易。到1941年秋天，当他们决定发动战争时，日本领导人清楚地知道美国的经济实力，日本不可能在长期战争中获胜，然而他们仍天真地相信美国不会在地球遥远的另一端参战。

在1940年与1941年，美国的确采取了积极行动阻止日本扩张，亦因此使日本部分人认为日美战争是无法避免的。若干日本史家认为责任在美国，是它的动作导致战争爆发。不过上述观点亦无法证明美国若采取消极措施，战争即可避免。假设美国低调回应，鉴于日本过往的扩张模式，其军人也许会视此为示弱，从而实行进一步侵略。日本领导人完全不设想对方有不屈从的可能性，从1931年开始，日本对所有领土冲突问题都以强烈推进手段作为回应，从没有思考过原地不动，甚或后退一步的方式。假如所有冲突都是无法避免的，追踪溯源，则“九一八事变”无疑是日后连串事件的源头，最后只有拼死一战。

三、太平洋战争

太平洋战争开战之际，日本海陆军的推进如摧枯拉朽，攻无不克。珍珠港的偷袭摧毁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核心力量，9艘主力舰中有6艘被击沉，2艘严重损坏。另一方面，日军一鼓作气攻下马来半岛，赶走英国人，新加坡亦背后受敌，无招架之力，在1942年2月落入日本手中。菲律宾之役则在5月结束，美国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被迫率领败军退往澳大利亚。在战争发动的6个月后，日本亦由英国人手中取得缅甸。日本也控制了荷兰东印度群岛属地——西起印度尼西亚，东至婆罗洲及西里伯岛——稍后中太平洋及南太平洋岛屿亦落入其手中。

在美国人的记忆中，珍珠港事件已成为一个“偷袭”的代号，含有不道德及鄙视之意。日本人表面上是给予事前通知，但其实时间有限，根本不让美国有足够时间防卫夏威夷。无论日本的做法如何，美国领导人至迟到1941年秋天已有足够情报证明日本人正准备发动战争，而且会在短时间内攻击亚洲某个地区。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亦以同样方式突袭旅顺港，故在1941年，美国军方不应该不虑及这点，但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过分自满及大意，毫无准备。其实若再回顾1905年日俄战争，当时西方的观察者不单没有指责日本的突袭行动，反而赞扬其战略高明。

根据上述理由，今天若再指责日本偷袭行为不当，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不过就当时而言，美国人对日本的手法非常愤怒，再加上偷袭导致损失惨重，美国人死伤达3 700多人，要求报复的怒火席卷全美各地。“毋忘珍珠港”成为战时口号，其影响一直延续至战后，日本人的形象被简化为不可信任。珍珠港事变所产生的民愤，亦使罗斯福总统得以宣布参战，成为欧战中正式对抗轴心国的一员。若没有珍珠港事变，美国公众对战争是犹豫不决的，罗斯福亦不敢贸然行动。

偷袭珍珠港一战成功，在日本当然是万家欢动。日本政府与媒体强调日本对美国的战争是正义之战，日本所追求的是把亚洲归还给亚洲人，但从实际层面而言，日本政府所面临的任务十分重大。日本帝国统治范围扩张迅速，从北到南约有6 400公里，从东到西亦约有9 700公里，日本应采取什么样的理由及方式去统治它呢？1938年近卫首相曾宣称日本要建立“东亚新秩序”，中日两国共同平等合作；1940年当日本要进军中南半岛时，日本扩大原来说法，声言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把东南亚包括进来。但事到临头，真的要管理这些区域时，无论日本的军人还是官僚事前均完全没有真正准备。

官方政策可以说是仓促出炉，且战且走。对于旧有殖民地，其政策比以前更为严苛。朝鲜总督府动员学生到工厂工作，此外约有400万朝鲜人被迫离乡背井，他们部分被送到日本，从事采矿工作；部分则被送到中国，担任监狱管理或建筑飞机场的工作；数以千计的妇女更被送至亚洲各地成为“慰安妇”，在日本军队中从事皮肉生涯。台湾男性则应召入“自愿团”，在亚洲各地及太平洋地区提供各种军事及后勤服务，大部分的分派是强制性而非自愿性的；留在岛内的则被动员参加“奉公团”，在各工厂或地区工作。

至于东南亚新征服的地区，日本的统治政策则因地而异。日本占领军直接统治中南半岛及印度尼西亚。至于缅甸、泰国及菲律宾等国，由于日本在姿态上指责西方帝国主义，同时又希望动员亚洲人支持战争，起码在表面上支持其独立建国。直到1942年春天，日本才开始策划一个统筹性部门——“大东亚省”，该省于同年11月正式成立，但其权力一直不张，无法有效整合统治各地。1943年11月东京举办“大东亚会议”，出席者有缅甸、泰国、汪精卫政权、菲律宾及伪满洲国等“五国”代表，这是战时唯一有关会议，会上强调亚洲的团结并谴责西方帝国主义，不过却无具体政策以整合或发展整个地区的经济。

在现实层面，真正主导政策的是当地日本指挥将领。他们一方面镇压反对日本的民族主义运动，另一方面则资助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及效忠日本的民族主义分子。在缅甸，一群反英的缅甸民族主义者组成缅甸独立军，并得到日本陆军支持。他们在1942年初即加入日方，共同协力作战，但到1944年却转而反抗日本，并进行地下游击活动。至于印度，日本在攻下新加坡时俘虏了大批印度军人，日人动之以民族主义，并答应帮助印度人驱逐英国，一名狂热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1897—1945）成立印度国民军，与日军合作。1944年春鲍斯率领1万名印度国民军，与8万日军合作，共同进攻印度，展开所谓英帕尔战役（Imphal Campaign）[1]，希望能由缅甸进入印度。但日军无法提供足够的后勤支持，结果损失惨重，或因战争，或因环境恶劣染病，约7.5万人伤亡。越南的情况则全然不同，在整个战争中，日人都严厉镇压越南民族主义运动，1944年日军为供应驻菲律宾部队的需要，强迫征收越南当年稻米收成，导致越南大饥荒，死亡人数接近百万。

在开战之初，日本打着团结亚洲、赶走西方殖民地者的旗号，的确赢得一些善意，但在占领区先后出现的连串残酷事件，使得日本最后徒劳无功。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地的民族主义者，在开始时抱有一定希望，以为日本会助其民族解放运动，最后知道是受骗了。虽然如此，日本的短暂统治仍有其深远影响。战时风起云涌的各个民族独立运动，无论是受日本支持还是镇压，战后仍然存续，它们打破了法国、荷兰及英国的希望，以为战后可以重新恢复过去的光荣及殖民地所有的一切。

“大东亚共荣圈”无法产生作用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的战事逆转太快。1942年5月日军企图进攻珊瑚岛（Coral Islands），结果无功而返。6月，日军在中途岛（Midway Island）大败，其时距珍珠港事变只不过半年而已。在中途岛战役中，日本失去4艘航空母舰，它们是日本海军的主力。自此之后，美国及其同盟国便展开逐个击破的长期策略，一步步地迫向日本本岛。同盟国使用潜艇及飞机重创日本的运输船队，日占区与日本本岛被分割开来，岛内经济亦因此无法正常运转。美国撇开日本驻守在中国、印度支那及印度尼西亚的大量部队，集中力量于海上，其战略是在太平洋展开一个钳形攻势：一边是麦克阿瑟将军，他从新几内亚反攻菲律宾；另一边是切斯特·尼米兹（Chester Nimitz，1885—1966），他率领美国海军进攻日本在中太平洋领有的岛屿。1944年7月美国取得塞班岛（Saipan），从此日本四岛落入美国空军的轰炸范围。日本空军亦无法防御飞行高度超高的B-29轰炸机，它们不分民居或工厂，实施地毯式轰炸，所投下的燃烧弹给日本造成极大损失。日本在此刻其实已经是大势已去，距离其正式投降还有一整年。

四、总体战的动员

当日本在东亚要建立一个新秩序之际，其官僚、军人、政治积极分子及知识分子亦大声疾呼要在国内建立另一个新秩序。各色各样的改革分子——包括一些热衷政治的妇女——都把未来寄托在近卫文麿亲王身上，希望他能整合各派系，重建日本秩序。“新秩序”这个口号首见于1938年近卫第一次组阁的时候，其目的是统合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各种思潮，那些自命为“革新分子”的人企图创造一个新的经济、政治及社会体制，重建工业及农村结构，甚至改良文化生活。

支持新秩序分子拟想一个繁荣灿烂的本土实践，能够超越堕落的西方。不过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在有意无意间极类似德国的纳粹分子及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新秩序支持者鄙视多元主义，以其颟顸无能，认为必须用中央计划经济取代。中央式计划是权威体制，它需要一个单一团结的政党及强力的社会规范。与西方法西斯分子一样，他们歌颂战争动员，认为它是“创造发明之母”。因此战争既促进变化，同时亦是变化的结果。

“新经济秩序”是商工省及企划院的“经济官僚”及军人共同商议而成，另一个参与机构则是“昭和研究会”，它是近卫亲王的智库。“新经济秩序”主要领导官员之一是岸信介。在东条内阁中，岸信介出任商工省次官。1943年商工省改组为军需省，他亦继任军需省次官（20世纪50年代末，岸信介曾出任内阁首相）。如岸信介等不少人不满唯利是图的恶性竞争，希望“合理化”控制工业。他们认为工业有其“公共”目标，就是服务国家，私人企业并非其最终服务对象。在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下，最后会导致不景气及社会矛盾，国家力量则受到削弱，只有在国家控制下，资本主义才能避免冲突，解决危机。

近卫先后两次出任内阁首相，第一次从1937年6月至1939年1月，第二次从1940年7月至1941年10月（1941年7月近卫内阁曾改组），这段时间经济统制发展最快。其中最关键的是1938年3月国会通过《国家总动员法》，该法规定若国家宣布进入“紧急时期”，则政府可以无须国会同意，随时依需要发布命令以“掌控所有物资及人力资源”，近卫为赢得国会同意，曾明示对华战争并未进入“紧急时期”。但在法案通过不到一个月，他便实施《国家总动员法》，国家因而得以攫取新增权力，建立新体制以动员“所有物资及人力资源”，事实上大部分社会及经济活动都无法置身于该体制外。

近卫政府在1941年利用总动员法设置“统制会”，成为新经济秩序的基石。所谓“统制会”是按照“重要产业统制令”设立，该法令授权商工省在各行业成立一个类似超级卡特尔的“统制会”。统制会的功能是分配原料及资金，设定价格，规定生产量及市场占有率。在实际操作层面，各大财阀的总裁均入选为统制会成员，与其中的官员共同决策，因此大企业在与国家共度时艰的名目下，对各卡特尔及统制会保有相当大的控制权力。

在经济新秩序成立的头几年，小企业尚能独立运作，但到1943年初政府在各生产事业设立全国性组织，称为“工业组合”，而且是强制入会，数以千计的小厂商遂丧失其独立地位，在资源共享的政策下变成“工业组合”的一员。以纺织业为例，小厂商奉命封存机器，转而生产空军飞机所需零件，不得不沦为大企业的承包商。

这种自上而下的动员方式是要追求经济效能及社会安定，然而其支持者认为经济改革无法完全达成上述目的，需进一步推动“劳动新秩序”。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内务省官僚及警察人员便曾策划设立以工厂为单位的“恳谈会”，分别由工人及管理层派出代表组成，这些协调会成为全国及各地区金字塔式组织的一环。

1938年7月内务省及厚生省推动“产业报国联盟”（简称“产报”），表面上这是一个独立及自发性组织，与当时仅存的一些劳动团体共存。开战以来，劳工团体并无怨言，大部分一致支持战争，与管理层合作无间。不少大企业原来在20世纪20年代曾成立职场恳谈会，以与工会分庭抗礼，现在均更名为报国会，加入“产报”，成为其辖下单位。至于小型工厂，原来既无工会，亦无其他组织，然而老板亦不得不加入“产报”。管区警察经常介入，强迫该地工厂组成“产报”单位，到1939年末，全国各地已有1.9万个企业组成“产报”，涵盖300万名雇员。在今天看来，“产报”至少是个令人心烦意乱的组织，甚至可以说是外来干扰力量。

1940年，第二次近卫内阁改组“产报”，成立“大日本产业报国联盟”，强迫当时500个现存工会解散，有关会员总数达36万人。它亦命令全国工场都要成立报国会，到1942年，在全国约8.7万个工厂中已成立该等组织，拥有会员约600万。

产业报国联盟支持者希望报国会能提升士气，团结雇主及雇员间的精神，同时为亚洲“圣战”扩大产能。他们所致力的模式，在几年前已见诸纳粹德国的“纳粹劳工阵线”。在实际层面上，雇员对报国会是冷淡以对。一名受薪者事后回忆指出：“每次会议我们都是打瞌睡度过。”另一名雇员则说会议“完全是浪费时间”。老板及管理阶层亦没有给予报国会太高评价，当然亦不会赋予太多权力，“产报”最后对战时动员的帮助其实非常有限。[3]虽然如此，报国会仍为日后职场组织形态立下楷模，它提出一种冠冕堂皇的论调，亦即强调企业所有员工的价值，他们的贡献均有功于公司以至国家，这种强调员工价值的精神一体适用于白领和蓝领阶层，亦为战后工人团体运动所采用及转化。

战争动员严重限制管理层及雇员各方面的自主性。1938年通过总动员法后，内务省及厚生省官员与各校校长合作，分配应届毕业生到各军用工业中。到1941年，其时战况已愈来愈紧张，必须征用男性成年工人入伍，因此政府又要征召一批新劳工以取代他们的工作，遂下令16到40岁的成年男子及16到25岁的未婚女子均须接受政府指派的工作。其后数年中，进入职场工作的男女人数各约100万，女性原来多半为家庭主妇，而男性则原来多半从事“和平性质”的工作，新任务则是在军火或战略性企业工作。在1943年至1945年，约有300万男女学生应征到工厂，为战事做贡献；另外有100万朝鲜及中国工人来自亚洲大陆，从事工厂及矿场业务，他们的工作环境恶劣，而且受到严厉监管。

一旦到新工作报到后，要转换便不容易，而且随着战况发展，要变动更难。在1939年至1941年，政府根据总动员法授权，推动职业登记及工作证制度，其内容复杂，但实际效果是禁止转换工作。国家同时逐步制定严厉法规限制工资，政府官员的目的是要稳定人力成本，借此帮助雇主及稳定物价。

政府之所以设计上述种种限制措施，原因之一是不相信自由市场制度。这些规定所隐含的意义表明雇佣关系已不再是劳资双方的私人契约，无论是管理层还是劳工，他们对国家都负有一定的责任。政府认为雇主的责任是给予工人“足以维生的工资”，由于年纪愈大，工人的家庭负担便愈重，故工资应随其工龄递增，这种做法才可以提升雇员的士气及生产力。1943年，厚生省官员强迫数以千计公司的管理层更改其人事规定，每两年为其工作人员加薪一次。雇主的人事权力因此大为削弱，不但无法奖赏突出的工人，亦不能惩戒工作表现不佳者。以年资作为提高薪水的准则，是当时奖励工人的一个不成文做法，但日本政府所建立的法令把上述非正式规定制度化，同时更推广到数百万工人中，而战后的劳工运动亦以此为出发点。

国家对战时农业亦实施前所未有的强力管制，其出发点同样是以排斥自由市场制度为据。1939年农林省开始管制米价，同时亦限制田租。与管理工资一样，农林省的目的是消灭通货膨胀，鼓励生产，不过其手段则以保护佃农为主。1942年通过《粮食管理法》，政府实质上完全控制稻米的买卖，连其他谷物亦不例外。政府不但设定稻米批发价格，亦掌控其运销与零售，它直接从农民处购买稻米，再转售给各城镇的消费者。

政府的农村统制政策采用各种方式刺激生产，对实际下田的农民有好处，但对地主则不利，因为粮食管理法设立一双重农价制度。一种是所谓“地主稻米”价格，是地主从其佃户收取稻米，然后再转卖给政府；另一种是“生产者稻米”价格，是佃户或小自耕农直接将其所有稻米卖给政府。政府给予“生产者稻米”的价钱较高，开始时政府把“地主稻米”价格定为50日元1石（150公斤），给予生产者的价格则加5日元补贴价，然而到战争末期，地主稻米的价格仍保持不变，生产者稻米的补贴价已增至200日元。因此自耕农及佃户可以得到每石250日元的收购价，比地主整整多5倍。[4]这时已有2/3的米谷在政府掌控之下。政府所实行的政策是富裕了自耕农，而地主的经济基础遭到削弱，其社会声望亦因此而降低。

上述各种工业生产及农业措施，目的是要为战争动员，然而在实行这些措施的过程中却充满矛盾。例如劳动规则制定的目标是提供安稳的“生活工资”，可是为了让年轻者更勤快地工作，政府的现场督导员却容许各公司实施奖金鼓励方式。农业中喊出的口号是村内和谐，但政府的鼓励方式却促使佃户及其他种植者反对地主。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矛盾，反映在妇女的角色上最明显。当数百万的男性由原来的工作岗位调上战场，让妇女加入工作行列补充原有人力是刻不容缓的事。但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传统性别想法仍然根深蒂固，1942年内务省便拒绝征用妇女到工厂去，原因是“虑及家族制度”。首相东条英机（1884—1948）的解释更冠冕堂皇：

承担守护家庭、养育子弟的责任，又为前线后盾，激发丈夫、儿子及兄弟报效国家，此等温馨泉源均建基于家族制度之上。其为帝国妇女之当然天职，将来亦应永久保存。[5]

到1943年底，政府官员虽了解两者先天上的矛盾性，但仍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设法找出调和两方面的答案，正如一个官员说：“一面要动员妇女，一面亦要尊崇她们在家庭中既有的责任。”因此他们首先推动一个未婚女性政策，鼓励她们到职场工作，事实上是强迫的。方法是规定所有12岁至39岁的单身女性都要加入所谓“妇人勤劳挺身队”，成为日后工人的后备队伍，由于街道团体“町内会”的压力，实际上所有女性都被迫参加。在1943年至1945年，约有47万女性通过该团体进入职场工作，占战时整个女性劳动力增长部分的1 /3。

到1943年，动员力量已经达到最高峰，东条首相仍坚持原来的想法，他企图用不断灌输的力量去强调，征用女性“反映了短视的西方式的个人主义……我们一定不能东施效颦，毁灭日本特有的家族伦理……我们一定要避免毁灭日本的家庭制度，它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基础”。[6]由于高层持有这样的看法，整个妇女劳动力动员便无法有效展开。在1941年至1944年，约有150万年轻成年女性成为劳动力，意味着在战时经济最高峰时期，总共有1400万女性在家庭以外的地方工作，占整个民间劳动力的42%。妇女工作人数的增长，既反映市场需要，亦反映国家压迫力。虽然增长数目颇大，但若与美国的50%比较，仍较为落后，更不用说苏联、德国及英国，那些国家妇女工作数目的增长更惊人。

与经济改革同时，日本在战时亦推行“政治新秩序”，但与经济改革一样，不是设计者过于野心勃勃，无法达成目标，便是内部矛盾重重，因而遭受挫折，其成果可以说是好坏参半。政治改革始于一些官僚及军人有瓦解现行政党之意，希望建立一个以希特勒为师的单一大众政党，其目的可说只达到一半。到1940年，日本所有政党均被取消，但却创造不出一个有活力的大众政党。取代原来政党的是所谓的“大政翼会”，然而它的工作其实是替政府敲边鼓，扮演花瓶角色。

1937年，支持新大众政党的人汇聚在近卫首相旗下，敦促他发动群众运动，对抗现行政党，他们主要的目标是压制民政党及政友会。民、政两党虽在肃杀的政治气氛中，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1937—1938年度国会中，两党仍有足够力量阻延政府法案，甚至修改其内容。大众政党支持者认为投票率低迷不振，是选民抗议政党的表现，他们认为无论个人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会毒害老百姓的思想，无法使一般民众全心全意配合各部会大臣的政策。“政治新秩序”运动试图将民众对政治的冷漠情绪转化为对国家的狂热支持。

在其第一次出任首相时，近卫致力于拉拢各个山头的精英，建立共识，因此采取低姿态，不希望为创立新政党而产生冲突。此后数年中，“新秩序”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对峙激烈，引发一连串权力斗争。军方及官僚的主要领导人、社会大众党、民间右翼分子，他们支持较为纯粹的法西斯体制，希望近卫首相能扮演火车头作用。他们的主要观点认为若要达成国家的目标，则必须有一个能强力动员大众的组织，以发挥一般人民的经济与精神力量。他们的反对者主要是政党及其支持者，其中以财阀领导人最为明显。

1940年7月，近卫第二次组阁，他终于宣布“政治新秩序”政策，并成立“大政翼会”作为推动工具。在这个新秩序下，所有政治政党均要解散，当选议员的政治家则要以个人身份加入“翼议员同盟”。然而正如财阀之于经济统制体系，政治人物表面上接受，实际上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民政党及政友会在新的政治态势里亦保有部分自主性。

这种“半吊子”的新秩序，在1942年的国会选举中便十分清楚地反映出来。选举中约有1000个候选人，竞逐466个席位。在政府同意下，翼会提出一份刚好有466人的名单，其中包括247名现任国会议员，20名前国会议员，骨子里其实就是上一届国会政党势力的延续。除翼会提名者外，尚有550名独立候选人，其中150人属于其他政党。选举结果，翼会候选人在466个席位中取得381个，胜选率为82%。事实上由翼会推荐的现任议员均再次当选[7]，政党成员的影响力仍在，无论他们是翼会的一分子还是独立候选人，其地方支持者仍效忠如故。概括来说，原来政党的成员并未完全失落，仍属统治体系的一部分。

虽然依旧是权力的一部分，但政党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过去。国会中新当选议员有199名，替换率比以前选举高出不少，但国会议员现今所扮演的角色，不再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只不过是政府利益的传声筒，负责向人民做说明。他们不再是一个独立或有组织的力量，国会中大多数都支持东条首相，反对者只能私下表达不满，否则即遭拘捕，锒铛入狱。

整体而言，国家动员体制虽然雄心勃勃，有意全面统制各种资源以“革新”整个国家，但距离成功阶段仍有距离。民主因素虽受到限制，但基本态势还在。所谓“新经济秩序”“产业报国联盟”以至“大政翼会”，它们均无法把国家统制力凌驾于日本人民之上。

虽然如此，为了战争动员社会并从而重新打造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动员体制的确改变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的关系。国会的作用被边缘化，社会主义、妇女、工人、佃户、商人、政党政治家各个团体，其地位本来较为独立，到战时不是被解散，就是被改造，国家影响力史无前例地深入各个阶层，政治言论尺度亦愈来愈窄，动辄得咎。

新秩序的推广得益于最新的科技，包括收音机、新闻短片以及电影。日本在进入近代社会形态后，便出现不少新式组织，最新的科技利用它们把人民整合到国家及天皇的框架中。到战时，国家体制已严密控制每个组织，青年、妇女、乡村邻里、职场、农业及工业产业工会等各方面，无一漏网。战时体系经常宣传天皇亲政，回到其古代的荣耀，但其实这只是以传统作为表面的装饰，实际上当时的日本在许多方面极为现代化，不如想象中保守。

五、战争阴影下的生活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华战争的规模不断升级，开支亦逐步扩大，然而大部分的日本人仍生活得相当优裕，物质无甚匮乏。从1937年到1941年，工业生产增长达15%，重化工业因为军事需求的关系，发展更为明显；公共讨论空间的确受到钳制，但文化生活仍颇为蓬勃而有生气。因此当日本领导人把日本内政外交带往一个新方向时，从个人的周围环境观察，大部分人民实无须怀疑其领导人的智慧。

正如上面所提及的，太平洋战争在1942年发生逆转，日本开始陷入劣势，然而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其实已逐渐浮现。在经济方面，1937年以后的增长速度很明显地放缓，通货膨胀率在战前是6%，虽不理想，但仍在控制范围。然而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通货膨胀率开始加剧，遽增至两位数；征税额亦在20世纪30年代下半叶急升；到1938年，军事开支已占去政府预算的3/4、国民生产总值的30%。如果与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的经济状况相比，日本的失衡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此后数年中，其严重情况更是变本加厉。到20世纪40年代初，消费经济实质上已消失。为了严格掌握资源去向，纺织及其他消费工业绝无其他渠道可以取得任何原料及资本，总动员计划更迫使其设备转为战时生产服务。不过物价与工资管制产生意想不到的恶果，它迫使消费者、雇员及工人转向黑市求取所需货物及工作，最后导致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从1934年到1945年，日本实质工资下跌60%，而美国及英国同期的实质工资则上升20%，德国则是维持原状。到1944年初，当时各大都会仍未遭燃烧弹空袭，民间生活已经好几年陷入物资匮乏状态，政府亦实施管制。

这种每况愈下的情形可见于一个老板娘的平实回忆，她原来生活相当富裕，与丈夫在东京经营面包店。根据她的自白：

有一阵子我们只能买到一种上海（假）鸡蛋……它们不像真正的鸡蛋可以起泡沫，因此糕点也发不起来了，不过到后来也没法买到了，我们只好改卖三明治，其后糖又无法供应了。我们买来10条面包，能切多薄便多薄，由于买不到火腿肉，只好用鲔鱼作材料……不久，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连鸡蛋也买不到了，更不用说鲔鱼，我们只好放弃三明治生意……到后来，我们连烤面包的机器也给了军部，因为它们是铁制的……我们身边也没有多少东西剩下，飞机空袭又一天比一天紧，最后我们决定离开东京……我们门前中町的家是在3月9日那一天的空袭中被烧毁的……不过我们还算幸运，家里的人都在战争中活了下来。[8]

当动员与战争的阴影逐步笼罩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时，日本的文化领袖却扮演着各色各样的角色。或是为自保，或是为不满时局，有些人便投入到艺术工作及非政治性活动中，借以逃避现实。著名的作家谷崎润一郎（1886—1965）致力于将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翻译为现代日语，约于1938年完成。一些左翼学者亦由积极变为消极，转而翻译欧洲古典社会科学名著。久留间鲛造（1893—1982）就是在这时期开始编纂马克思著作辞典，最后完成这项巨细无遗的浩大文化工程，有类今天因特网时代的搜索引擎，其不同之处仅在于它是计算机问世以前的产物。[9]

有少数异议者虽未有互相交流，但各自企图躲过言论检查，发表其批判性看法。下面一首诗发表于1944年，很明显未被当局检查出来，因此得以宣扬其和平主义观点：

鼠

抛弃生死之生

一只老鼠有若浮雕

挺立于热闹街道之中

俄然老鼠压得扁平一块

来往如织的

车轮

一起飞滚而来像熨斗压向老鼠

把它熨得扁平

老鼠

一只的老鼠

不但老鼠没了，一只也没了

死亡阴影顿时销声匿迹

有一天，在熙来攘往的街道

只看见一块扁平之物

于阳光下遭受践踏与蒸烤[10]

然而这首诗的作者究竟属于少数人，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多半热烈支持战争。他们加入政府主办的艺术家与作家团体，或是撰写文章，或是发表演讲，主张战争动员及革新是一个伟大任务，目的是“超克近代”。

战争爆发以后，思想界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批判现代性及西方文化，其努力到1942年7月达到高潮，亦即当时在京都大学所召开的“近代之超克”研讨会。日本国内不少著名学者聚首一堂，希望能把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与地缘政治学联结起来。在他们看来，思想工作其实是整个战争的一部分，应为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圣战”尽一番力量。对他们而言，中国与太平洋战争有其“世界史的意义”，这意义不外乎“日本人的血与西方知性之间的相克过程，西方知识至今已形成一个体系，横行霸道，而日本人的浴血奋斗才是我们知性活动的真正原动力”，与西方思想扞格不兼容，两者必须做殊死决战。正如在实际战争中，日本要解放亚洲，不要接受西方霸权；在文化战争中，亦要反抗近代性及西方，不要屈膝于西方的文化理想中。[11]

“近代之超克”的支持者认为文化上的真正敌人是理性的“科学”，它可以溯源至希腊、犹太及基督教，日后逐渐成为西方传统。西方传统文化是以人神对立为中心，然而日本则相反，它从来没有人神矛盾或紧张的关系，因为日本精神源于神道，其基础为一个“知的统一性”，强调存在、生命以至万物的“全体性”。[12]

反近代性者认为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明治维新便遭出卖。他们认为明治维新真正的精神是承担东方的责任，联合各东方国家反抗西方。从某一层面而言，日本是成功的，因为当印度遭凌辱、中国被瓜分之际，日本却屹立不倒，成为反抗西方的中流砥柱。然而其后却不是这回事，明治日本稍后的“近代化”政策导致全国陷入西方物质主义中，日本人民变得自私自利，看不到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在天皇仁爱的领导下，共同创造一个不分阶级、和睦相处的社会。反近代性者认为日本到20世纪20年代更泥足深陷，大家浑浑噩噩，只知追求个人利益及快乐，而“摩登女郎”、美国电影、速度、纵情声色，均成为这些生活的特征。上述所谓商业化及庸俗化的生活，其实已存在于德川时期的大众文化中，不过当时把一切过失均诿之于西方文化的侵略，特别是美国输出的毒素，美国民主被指责为一种掩人耳目的手法，这种小恩小惠却欺瞒了许多无知大众。

下面一首诗可以说是上述批判精神的总结，它是竹村健太郎于1941年12月4日所作，刚好是珍珠港事变发生前夕，当时社会的气氛是期待战争扩大。也许是偶然，这一首诗刚好发表在12月8日，珍珠港事变发生的日子。

我立于义与生命

彼立于利

我可说捍卫正义

彼可说利之侵略

当彼藐视四方

我则打造大东亚家庭[13]

战争的目的被神圣化，它要解放亚洲，使其不再受西方操纵的现代主义压迫，重新恢复亚洲社会的和谐。长谷川如是闲（1875—1969）[2]是著名作家，1942年初他曾在《日日新闻》上写道：“东亚民族将会以大东亚战争为开端，建立一个共通文化区域，与自中古时期以来的欧洲类似……而第一步就是要将西方影响力逐出东亚。这伟大的任务现在正落到日本的肩膀上。”[14]

日本政府的战时文化政策是上述精神的反映，国家政策公然排除英美文化的影响力。德法电影虽仍准许上映，但只限于那些歌颂英雄事迹的电影，爱情片则被拒之门外。所有“敌国音乐”都在禁止之列，特别是那些靡靡之音的爵士音乐。日本音乐文化协会是由政府控制的一个组织，拥有相当多的教师及音乐家会员。由于爵士音乐在日本十分风行，它在1943年1月宣布，要“将美国爵士音乐的影响横扫出日本”，规定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都开会讨论“消灭颓废爵士音乐”的方法。自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美容院，其后日益普遍，到战时亦被指责为污染女性的纯洁，烫发因而被列为禁止项目。棒球在19世纪90年代后便十分受欢迎，亦成为被禁目标，在1943年4月文部省下令停禁“东京大学棒球联盟”间的大学比赛，主要是配合大学体育课程以军事训练优先的目标。日本政府同时发动一场净化语言的运动，要改变多年来英语及其他西方语言混杂于日语的情况，故棒球中的“打击”及“出局”等外来语要用本土词汇取代；“日本阿尔卑斯山”等用词亦要重新命名为带有本土气息的“中部山岳”；政府也不鼓励民间使用“爸爸”“妈妈”等西式称谓。[15]

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政府都大声疾呼，要求全民抛弃堕落无耻的西化生活方式（见图12.1），用牺牲精神取代之，称这才是真正的日本皇道。他们的呼唤确实努力不懈，而且是无处不在。因为消费品愈来愈短缺，刻苦而又自我牺牲的生活事实上是无法避免的。西方的奢侈品已从商店货架上消失，城市妇女亦不再穿着时髦服装，换上所谓传统日式女性工作服，美容用的吹风机则送往军方，作为再生军用物资使用。

然而当文化行为与物资短缺或军事需求无关时，其限制的效果则不太彰显。人们对棒球的兴趣仍然维持不减。1943年10月，军方开始征召大学生入伍，当时在文部省强制下，大学间的棒球比赛已经被禁6个多月。即便如此，早稻田大学及庆应义塾大学的校方仍认为两校间的棒球比赛是最好的送别方式。两校的比赛吸引了一大批观众。至于职业比赛，球员都换上军队制服及军帽。1944年1月，联盟名称亦改为“日本棒球国家服务协会”，但球迷依旧蜂拥到球场去。甚至在1944年，当比赛在后乐园球场（今东京体育馆所在位置）进行时，看台上方要布置高射炮防守，平均仍有2 500名球迷观看这个敌国的全民娱乐项目。直到1944年11月，职业赛事才完全被禁止。[16]

图12.1 日本政府的政策之一是鼓励日本价值，回归“传统”文化，其实施方式为限制西方文化的各种影响，从音乐、运动以至服色均在其内。图中背景是1940年东京银座闹市区，一位军人督察员正在告诫烫发妇女，让她们配合政府政策，回归日本的发式。（每日新闻社提供）

音乐界的情况亦如此。当爵士音乐被禁时，咖啡厅只是把留声机关上几天而已。但很快，老板又开始播放旧流行曲，开始还把声音调低，后来便愈来愈大胆。甚至在军队内亦无法完全禁止“敌国音乐”。四个神风特攻队队员在等候任务分配时偷空参加了一个传统诗歌创作比赛。在他们创作的和歌中，有两句这样写道：

与美国人拼命的男人在听爵士音乐。

久违了爵士乐，真希望和平快点来临。[17]

所谓超克近代文化的工作是充满矛盾的，与新政治及社会经济秩序事业的打造如出一辙，无法产生一贯的政策，在执行时亦漏洞百出。在思想层面，反近代主义事实上源于西方，日本当时所用的观念性语汇，均为欧洲的尼采及海德格尔等人所提倡。而且的确，当声嘶力竭地喊出“超克近代”的口号时，所反映出的现实就是日本的近代化已根深蒂固；在一般大众层面，西方的潮流、品味及习惯已深深打进日本社会，无法轻而易举地割弃。口号虽然叫得震天响，但要打仗，则必须倚赖“理性科学”以生产飞机，也要用它来应付生产及战场上的各种需要。事实上，日本工程师所设计的零式战斗机十分出色。另一方面，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细菌战专家把冷酷的“近代”理性应用于生物战争计划中。这支部队亦被称为“石井部队”，以其创立人石井四郎命名。该部队于1935年创立于中国东北哈尔滨郊区，日本军方在此实施大量人体试验，基本上以中国人为对象，过程相当残酷，目的是要开发和试验细菌对平民大众的影响，例如鼠疫、肺结核等传染病。[18]最后，我们必须了解到近代性及传统价值的丧失所引起的不安并不限于日本或轴心国家，它是近代生活的一种明显特点，全世界皆然。战时日本使用极端方式以应付这种挥之不去的近代性难题，最后造成灾难性后果。

六、战争的结束

在整个战事过程中，日本人民私底下虽然有不少疑惑，但在公开场所，他们仍十分沉着，显现出其坚忍的一面。不过到战争的尾声时，社会崩溃迹象与日俱增。就算在大空袭以前，工人还未需疏散到乡村地方，日本各个大城市内工厂的缺勤率已达到20%，而且成为常态。1944年到1945年大空袭开始，缺勤率常为整个劳动力的50%，因薪资及工作环境引致的突发性纠纷层出不穷。宪兵亦注意到消极抗拒陆续出现，例如反政府涂鸦等，情况令人担心。一个皇室家庭的助理在其日记中写道，1943年12月他曾遇上一件令人惊心的事，一个喝醉的绅士在电车里大声唱歌并叫吼道：

他们发动战争

他们肯定要输

却死口说必胜、必胜

大混蛋！瞧瞧，我们哪里会赢

失败的欧洲变红

亚洲亦早晚成为共产世界

当这时刻来临

正是俺之出头天[19]

战争胜负趋势愈来愈明显，日本人了解到大势已去，难以逆转，皇室、外交圈子、企业界甚至军方少数将领，都有人考虑到彻底投降，它总比宁为玉碎的最后一战好。近卫文麿亲王便是持有这种想法中的佼佼者。在几年前，近卫前首相曾经是急进改革者所寄望的中流砥柱，但到今天，近卫和相当一部分人都害怕苏联会参战，成为日本的敌国（在整个战争中，日本与苏联在1941年所签订的中立条约仍然有效）。另一方面，近卫身边的人最害怕战争胶着不前，最后可能会损害天皇制度，他们所拟想的是个三箭齐发的情况：外国入侵、下层民众的骚乱、上层的革命行动，最后毁灭了日本整个精神及文化的核心世界。

他们的恐惧有点言过其实，特别是对军方及官僚急进分子发动国内革命的恐惧。有关战争结束的方式的确存在着派系对立，尤其是近卫一派与陆军领导层间的矛盾更为明显。但他们间的差异并非是皇室近亲者支持天皇，军方革命者反对天皇。他们争论的核心是究竟要附和美国或苏联哪一方，亦即哪一方对天皇制度的威胁性最大。陆军将领不喜美国人，他们甚至一度计划在最后关头时，一面在日本本岛进行殊死战，一面将天皇迁至亚洲大陆，由苏联庇护。而近卫一派则主张接受美国的和平条件。

图12.2 “二战”快要结束之际，日本政府为了保卫本岛及皇室，大力宣扬“玉碎”政策，与敌人决一死战，其动员亦空前广泛。图中是长崎妇人自卫会成员，正在受训使用竹竿，为1945年的最后决战做准备。（每日新闻社提供）

在终战第一阶段中，陆军的策略占上风。首相东条英机已失去皇室、海军及自身内阁官员的信任，于1944年7月辞职。不过统治阶层认为他们无法取得陆军信赖，故继任的首相小矶国昭（1880—1950）仍出身于陆军。1945年2月近卫见事无可为，决定做最后一次尝试，企图由陆军强硬派手中取得主导权。他亲自向天皇提出一份名为“近卫上奏文”的文件，建议向美国谋和，纵使接受无条件投降亦在所不惜。近卫强调这个方法是唯一可以“救民于战争之水深火热中，同时亦为维持国体、谋皇室之安泰”之道。[20]天皇似乎颇为动容，但无法接纳其建议，因为没有可用之人出任首相以实行近卫的主张。结果帮助近卫拟订上奏文的人被捕入狱，其中包括战后任首相的吉田茂及其他一些外交官员。小矶在公众面前仍摆出信心满满的姿态，要继续进行战争，不过私底下他却向苏联示意，希望能得其协助，开展和平协议。

但到1945年春天，小矶的工作明显失败了。由于美国一直强烈要求苏联参战，苏联宣布不会与日本再续中立协议。1945年4月小矶辞职，由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1867—1948）出任首相。当时整个环境十分恶劣，美军已于冲绳展开激烈攻势。6月，美国终于取得冲绳，但战场上的牺牲人数达1.25万人，而日本阵亡人数更达25万人，其中15万人是冲绳当地的平民。这时德国已经投降，飞机空袭亦几乎将日本各大城市夷为平地。

那些能够阅读真实消息的人很清楚地知道，再继续打下去是没有结果的。铃木本人及天皇周围的元老重臣虽然了解继续作战的结果只是造成更多的死亡及损失，但和谈又没有底线，皇室可能因此而消亡。从7月到8月初，日本统治者一面准备一场未来的侵略，在祖国大地上决一死战；但另一方面，他们仍尽一切外交努力，期待苏联能起协调作用，日本投降后仍可以保有天皇。

到8月6日、9日，美国先后在广岛及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三省，天皇本人知道必须结束战争。纵然面临上述各种重大打击，日本仍差不多花了近一星期才达成投降决定。8月9日最高军事指挥官及内阁整日开会协商，到将近午夜12时再开会，裕仁天皇本人亦有出席。甚至到此时此刻，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总长及陆军大臣仍坚决拒绝盟军的“无条件投降”要求。天皇最后投下决定性一票，同意首相及“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另两名成员的提议[3]，即投降的唯一条件是保有天皇制度。然而当时美国的答复并不具体，只说天皇的命运应由日本人民自行决定。事实上华盛顿的高层决策者早已决定保留天皇，让占领能更顺利进行。到8月14日，也许认为美国占领较苏联占领为佳，裕仁天皇再次打破另一僵持的会议，决定接受美国的投降条件。8月15日，天皇亲自通过广播向全国宣布此消息。9月2日，日本代表与同盟国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正式签署受降文件。

七、战争的责任及遗产

这场战争留下一个复杂的遗产，无论在日本本身还是日本以外地区，其所产生的具体的以及心理上的伤痕，仍然刻骨铭心；战争结束至今已超过70年，伤口并未完全愈合。另一方面，战争亦为战后世界奠定了一个与往昔非常不一样的基础。

日本在战争中一度把英国、荷兰、法国及美国统治者赶出东南亚及菲律宾，结果在有意无意中加速了亚洲殖民主义的崩溃；日本亦在其殖民地发展近代工业，因而为朝鲜、中国东北以及台湾地区孕育了战后工业化基础。但这些大东亚共荣圈的执行者并没有赢得任何掌声，他们在殖民地及战时占领区所实施的高压政策，其带来的仇恨至今未熄，尤以韩国及中国最显著。一波又一波的帝国扩张及战争，其手段苛刻，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因而陷入水深火热中。若一个个地细数下来，其中包括南京大屠杀、无数其他在华暴行、越南饥荒、惨淡无望的印度独立军之役。与此同时，约3.6万名英美战俘死于战俘营中，约占当时战俘总数的1 / 4[21]，有幸生还者在数十年后仍余愤未消。

在战争中或战争结束之际，尚有另一群被社会忽视的受害人，她们就是数以万计被称作“慰安妇”的年轻女孩及妇女。她们被迫开赴前线，在其附近设立的所谓“慰安所”工作。其中约八成是朝鲜人，余下的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及少数欧洲妇女。她们中有些是受骗，招募者告诉她们是去当服务员或佣人；很多则是在枪口下被强行押走。在到达前线后，所有女性都沦为日本军中的娼妓。从日本军人的观点看，“慰安所”与日本国内的合法娼馆并无两样。表面上日本士兵在召妓后必须付费，但实际上很多妇女并没有收到分文，另一些则会收到军票作为报酬，它可以用来购买肥皂或食物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因此她们的生活环境与一般娼妓不同，反而类似奴隶。当然，在一般战争情况中，也会有娼妓出卖自己的身体给士兵。“慰安妇”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日本当局的介入程度，上至内阁大臣，下至地方司令官，各级官员亲自颁布命令、订立管理规则，有时候甚至直接管理。[22]至于“慰安妇”的数目与大屠杀死亡的人数一样，无法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估计有10万到20万妇女被迫沦为性奴。

对日本人民来说，战争也带来了重大创伤。在1937年至1945年，约170万日本士兵阵亡；另外战后也有大批俘虏在苏联的战俘营失踪，最高估计有30万之多。大空袭让900万日本人无家可归，死亡的平民约20万人，另外再加上死于两枚原子弹爆炸的20万人。原子弹爆炸是个恐怖的经历，在爆炸半径两公里内，所有人类刹那间尽成灰烬，广岛及长崎两城市顿时成为火场及死亡炼狱，建筑物亦化为颓垣败瓦。由于后续放射性疾病的影响，在以后数月以至数年间，尚约有10万人以上成为原子弹的牺牲者。整体来说，日本死亡总人数约达250万。最重要的是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原子弹爆炸，这使日本人有一种战争受害者的强烈感觉，而不认为自己是加害者，战败的感受亦瞬间改变了数百万日本人对战争的看法，深深体会到所有战争的可怕。

战争期间实施的各种政策，亦巩固了一直以来所称的“20世纪40年代体制”。不过更准确地说，“20世纪40年代体制”是战争期间一连串措施的集合体。[23]战后最为人所知的产业政策，就是源于经济大恐慌至1945年间的各种尝试，是在不断实践与修正后才摸索出来的。在这段时间，负责官员设立的各种指导及控制私人企业的机制，颇耐得起考验，最终能延续至战后；他们也孕育了大企业与下游供货商之间的网络，让其运行无阻，为战后开了先河；战争动员措施同样改变了农村中的地主佃农关系、职场组织及男女角色等体制。战争中地主权力日益衰退；蓝领工人虽然在物质方面得不到什么好处，但在意识形态上则地位大为提高，号称与管理层平起平坐；妇女进入职场的数目亦是空前的。日本战败投降无疑是其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点，然而无论是社会文化生活、国内政治还是国际关系，战后各领域要重新出发时，亦会建基于战时经验，其方式是错综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出人意表的。

[1] 英帕尔位于印度境内，邻接缅甸边境。英帕尔战役被称为日本在亚洲的最后一次攻势。——译者注

[2] 长谷川如是闲，日本著名媒体人，主张自由主义，20世纪20年代积极支持大正民主。——译者注

[3] 出席“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是天皇裕仁、首相铃木贯太郎、外务大臣东乡茂德、陆军大臣阿南惟几、海军大臣米内光政、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海军军令部长丰田副武。——译者注

第十三章

美国占领下的日本：新出发点及延续的旧结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在其第一次收音机广播中宣布日本向盟军投降。这消息对某些日本人的冲击十分大，根据他们日后回忆，8月15日中午这一刻是“再生”的开始，过去的价值及经验立马失去了其合法性，他们决定无论为个人也好，还是为整个民族也好，都要探求一个全新方向；另一些人原来已为空袭所困，天天挣扎于粮食与居住问题中，显得一片绝望与消极；还有一些人决心要保卫传统世界，其中又以在高位者为然。因此败战虽为全国共同经验，但每个人的感觉并不相同。

甚至在战争结束以前，不少皇室、政界、商界等各方面人员，均惧怕战败会带来革命，消灭天皇制度，并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取代之。在投降后，这种恐惧有增无减，因为美国似乎要来播下革命种子。虽然有些人衷心欢迎它，有些人则畏之如蛇蝎，但这种原以为上天注定的革命并未真正实现。当然，日本战后的特征仍是充斥着各种深刻的冲突与矛盾，但我们在说明日本在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时，核心命题是解释其安定化过程，以及如何化解各种冲突。换言之，保守政治及社会秩序如何及为何能崛兴于战后日本？它们在1945年后又怎样延续下来？

一、忍其所难忍

当日本数以千万的人民聆听天皇广播投降的消息时，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其最高元首的声音。高频率的讲话通过收音机电波传送出来，他们不得不十分讶异，然而更令日本人民大吃一惊的是广播的内容。[1]八年以来，日本的统治阶层一直劝导本国子民不断牺牲以完成这场所谓伟大战争，这不但是服务天皇，更是为了从残暴的“英美恶魔”手中把亚洲解放出来，最后胜利必属于日本。日本军人在整个亚洲杀戮了数以百万的士兵及平民，而1700万日本人口中，死亡人数达250万。然而刹那间，天皇用一种官方式且有意含糊的语言告诉他们，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经被打败了。

裕仁在其“玉音放送”中说明日本为何决定投降，这可以说是历史上最轻描淡写的文献之一：“然交战已四岁，虽陆海将兵勇战，百僚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各各尽善奉公，战局未必好转，世界大势亦非有利于我。”他强调敌方所使用的新式“残虐爆弹”的破坏力，若继续交战，“不只会招来我民族之灭亡，亦进而破坏人类文明”。至于与日本合作的国家，他认为其“与帝国始终致力东亚解放诸盟邦，不得不表遗憾之意”。裕仁表示其目的是“为万世开太平”，并勉励其子民“堪其所难堪，忍其所难忍”，团结一志，“倾力将来建设，笃道义，巩志操，誓发扬国体精华，不落后于世界进运”。[1]

裕仁的广播颇引人注目，这是他与其宫内顾问首次尝试肯定战争的无私，又当此日本面临天翻地覆的转变之时，他却为其日后权力基础做辩护。整个广播内容视日本人民甚至国家为战争及残酷武器的受害者，虽然裕仁在广播结束时引用明治时代的术语，要求日本模仿西方世界的进步，但重点则是忍辱负重，而非追求大改革。

对少数人而言，他们无法接受一个战败的前景，当广播发表后，约有350名军官自杀。不过军方领袖一向强烈呼唤士兵要在决一死战时为国牺牲，若由此标准衡量，约600万军人中仅350人在战争结束时殉身，则比例并不算高。大部分的平民及士兵对于战败的态度，或实事求是，或消极，并无极端行为出现。

在官僚、军事及企业机构中，有一项最现实而又最急迫的战后工作：战争是在1945年8月15日正式结束，而麦克阿瑟将军及其占领部队则在9月初才到达，在这两个星期的空窗期中，数以百计的火头腾烧在东京各处。因为官员及企业经理害怕盟军秋后算账，必须毁灭战时相关证据，故数以千计的各方面文件因而遭到毁灭。

另一个实际而又迅速执行的措施是招募娼妓，这本来是日本战时政策的一部分，但现在的服务对象则转为盟国军队，目的是“保卫及维系我大和民族的纯粹性”。官方慰安所于8月18日开始策划，到1945年底，所谓“特殊慰安施设协会”（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RAA）已经遍布全日本各大城市，数以千计的妇女出卖其肉体，其中大部分从未当过娼妓。1946年1月，占领当局责难官方慰安所，认为其违反妇女基本人权，因此立法禁止。不单是官方慰安所被禁，亦包括日本公娼执照制度。但同年12月，日本政府使用另一个名称恢复颁发公娼行业执照，红灯区再度死灰复燃。政府认为有必要防止性病在无执照的私人妓院传播，故承认特种餐厅及酒吧的合法地位，让其在昔日红灯区营业，同时容许女性在这些地方从事性交易。

占领军士兵是红灯区十分稳定的客源，而身为娼妓的女性有时候会与嫖客建立较为长久的关系，她们会面临双重歧视。美国官方虽容许娼馆开门营业，但不鼓励美国大兵与日本女子结婚，然而这仍无法避免日美混血儿童的出现，他们在日本颇受歧视。

第三个对战败的实际回应是企业精神，无论它合法也好，不合法也好，都充满了活力。小川菊松就是个明显的例子，他的职业是编辑，当天皇宣布投降后，他马上意识到英语会话书籍会有大量需求，因此临时编纂了一本《日美会话手册》，到1945年年底，该书发行量已达350万册，到1981年，它仍经常名列日本最畅销书之一。[2]更典型的便是地下市场的兴起。日本战时实行粮食分配及物价管制，当战争结束后，这政策仍未改变。市场上的食物及家庭用品供应奇缺，很多男性及少部分妇女从事地下市场生意，大发黑市财，其中不少朝鲜人及中国台湾人亦有插手。这种被称为“青空市场”的黑市并不合法，但为当局所容忍。事实上很多黑市由黑道操纵，为保护地盘，黑道经常诉诸暴力，演变为流血事件。到1945年10月，全国各城镇共有约1.7万多个“青空市场”。供货商想尽办法搜求货源：农村、战时物资的秘密仓库、在供应丰富的美国基地有门路的美国大兵或娼妓，不一而足，有些衣服及毯子甚至是从死人身上剥下来的。[3]

数以千万计的日本人民几年来一直面对饥饿，事实上已有数以千计的人死于粮食不足。[4]1946年春天，由于农业失收，口粮分配制度运作失衡，城市面临严重粮荒。在1946年，每个家庭平均花费68%的收入在食物上，小学学童平均身高及体重一直递减，到1948年才稍微歇止。[5]新闻纪录片中常出现些不忍卒睹的镜头，小孩身体干瘪，腹部鼓胀，而厚生省人员正焦累地为他们做健康检查。不论成人还是儿童，妇女还是男性，他们都一窝蜂地挤上开往乡村的火车，希望用手上的和服换回糊口的白菜（见图13.1）。一部当时的回忆录诉说道：“剥掉身上的衣服去换取食物，我们开始时把它比喻为像蛇蜕皮一样，但后来又把它比作削洋葱，因为一边做，一边忍不住地掉下眼泪。”[6]日语中医学上的“虚脱”一词，用来形容战后初期日本人民的心理状态最贴切不过。当时大众传媒指出酗酒与毒品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报纸刊载很多有关饮用自酿酒而致死的新闻，与20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相比较，武装抢劫及盗窃案件增加很多。虽然如此，谋杀案并没有增加。根据焦虑的政府及传媒有关人员的记录，社会正陷入空前混乱，其实这只是一种错觉，有相当程度的夸大。

另一个象征当时情况的名词是“粕取”文化。“粕取”原意是指一种流行于大众的廉价酒，它用酒糟渣滓酿成，质量低劣；当时则指一种心理上的自怜状态，因未来看似无望而只活在当下。正如一个黑市的买卖人说：“我一天所赚的钱等于白领阶层一个月的薪水，这使我很难摆脱这种生活。但我丝毫没有考虑到存半分钱，我只留一些第二天会用到的钱，然后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一直在喝酒，生活就像一片飘扬在半空的浮萍。”当时好些著名作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太宰治（1909—1948）及坂口安吾（1906—1955）——无论在其笔下还是实际生活中，都不断歌颂和平时期的人性堕落，言下之意是反对战时非人性的忠诚。在其久为人知的散文《论堕落》中，坂口写道：

我们可不可以说出神风英雄只不过是场幻梦？可不可以说出人类历史是开始于我们走进黑市市场？我们只不过回归到人类的本性，人类走向堕落——忠心耿耿之士及圣洁的女性亦走向堕落。[7]

图13.1 图中是战争结束后两年中日本最常见的仓皇景象，城市居民要挤上火车，急着前往农村寻找粮食。他们手里拿着一袋袋个人物品，如和服之类，希望与农民交换蔬菜或大米。（每日新闻社提供）

二、美国的布局：非军事化及民主化

与日本人民截然相反，在1945年9月开始陆续进驻的美国人，他们营养充足，装备优良，每个人都信心十足，满怀彻底改造日本的理想。美国人统治下的7年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人占领，统治者运用他们的权力重订法律，改革经济及政治体系，甚至要改变日本的文化及价值观念。

理论上，占领是同盟国各国的集体事务，1946年初成立一个由四强组成的同盟国日本委员会，目的是作为“联合国最高司令部”（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SCAP）的咨询机构。同时另有一个远东委员会，成员共11人，负责制定占领政策及监督联合国最高司令部。[8]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最高司令部的领导人是麦克阿瑟，他的作风强硬，其下属又多半是美国人，故最高司令部可以说直接听命于美国政府，其他机关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简而言之，所谓最高司令部指的便是麦克阿瑟本人及其下属各级官僚。[9]

美国对日本的占领策略可以用两个词概括：非军事化及民主化。为达成第一个目标，最高司令部马上瓦解了日本的海陆军组织。在1945年11月30日，日本的武装力量正式被解除，不过真正的后续工作却更为艰巨，因为复员军人数目庞大，总共要遣返约690万人回日本本岛。当战争结束时，日本人口约有1 /10身处海外，即有370万军人及320万平民分布在朝鲜半岛、东三省在内的中国大陆、台湾，甚至远居在南方极端遥远的占领区。除了约40万人被羁留在苏联成为战俘外，又有少数人留在中国东三省，到1948年底，复员与遣返工作大致完成。要处理如此大量的人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任务，它的影响为何，到今天仍未有充分的了解及研究。不过总的来说，整个过程是相当迅速及顺利的。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遣返者在回到“家园”后，都有种百感交集的失落情绪，一方面是回来时身无长物，一贫如洗，因此有点自卑；另一方面是因为曾参与战争，结果一败涂地，自然被冷眼看待。在20世纪50年代及以后，不少复员军人参与政治，而且颇出风头，他们一直强烈要求政府恢复军备，并且修改美国在占领时期强加于日本的各种变革。

其他非军事化政策则主要集中在那些支持战争但却不属于军方的人。1945年10月，美国人解散“特别高等警察”，它简称“特高”，是战前监控思想的组织，具有镇压人民的作用。在1945年到1948年，占领当局亦从政府及企业内清除20万人以上，理由是他们都在战争中担任领导角色，国家神道亦被解散。战争结束不久，同盟国召开传统战犯法庭，审判约6 000名军人，罪名包括虐待战俘等，约900人以上被判有罪，并被处以死刑。占领当局亦推动一项庞大的战争赔偿计划，相当一部分的日本工业设备遭拆卸装载上船，运到日本在亚洲扩张时的受害国家。

战后对日本的惩戒，最重要的舞台便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它从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将日本战时领导人送上审判台，该审判简称“东京审判”。法庭控告以东条英机大将为首的28人，其罪名除了战争中所犯的各种传统恶行外，亦包括“破坏和平罪行”。这是新创立的罪行形式，于1946年定着，首次在纽伦堡审判中用于审判各纳粹领导人，第二次便用在东京审判上。传统的所谓战争罪行多半指在战争时期所犯的各种罪行，但“破坏和平罪行”则是指计划及发动“侵略战争”。在上述审判以前，无论因为哪一种原因发动战争，都没有被国际法视为罪行。而所有在东京审判中受审的人都被判有罪，东条与其他6名战犯被判死刑，其余16人则被判终身监禁。[10]

美国1945年在日本要做的事不只是非军事化及惩罚其领导人，其目的是用自己的方法改造整个世界，日本只不过是其中一环。在这种精神下，最高司令部在1945年秋天至1946年强制实行一连串改革，他们的基本逻辑十分简单：军国主义导源于财阀垄断、政治专制及经济贫乏，因此要建设一个和平、非武装化的日本，瓦解其军事力量只是第一步，接着必须有更大规模的改变，包括粉碎权威式统治，政治以及财富必须平等化，价值观当然亦在改造之列。

最高司令部在1945年10月宣布第一波改造运动，保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工人及农民亦有权利组织自己的团体。它亦命令日本政府开放各种公民及政治权利给女性。到12月，占领当局通知日本政府进行土地改革，让佃农能购买他们自己的土地。

通过上述政策，美国人传递了一个很清楚的消息，就是未来日本必须建基在民主制度上，而民主的支柱又仰赖宪法的订立。故在1946年冬天，也许是怀抱着《圣经·创世纪》的宗教感情，麦克阿瑟将军下令占领人员成立一个小型委员会，在6天内起草一部日本新宪法。翌年春天草案提交帝国国会（它在战后仍然存在，直到新宪法通过，它才被取代），经激烈讨论后通过。新宪法在1946年11月公布，1947年5月生效。[2]

战后宪法削弱了天皇的绝对权威地位，他只是“国家及人民统一的象征”（第1条）。新宪法第3章亦给予日本人民一连串“国民之权利及义务”，包括美国人权法案中所包含的各种人民权利，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宗教自由。同时权利观念亦被引用到社会范畴，新宪法保证教育权利，“全体国民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人人在其能力内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第26条）；同时“全体国民有权谋取最低限度的健康及文化生活”（第25条）；它亦保证工作、组织团体及集体交涉的权利与义务；它禁止基于性别、种族、信仰、社会地位及家庭出身的歧视；它给予女性在婚姻、离婚、财产、继承及“其他与婚姻及继承有关事项”上平等地位的明确保证。最后在宪法第9条中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及秩序的国际和平，永久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成为日本和平宪法的最大特征。

一方面，日本精英阶层颇惊骇于上述各项广泛而深刻的保证，特别是美国人坚持日本政府必须以本身名义向社会大众提出宪法草案；另一方面，社会对草案的反应则十分热烈。虽然宪法的目标或理想是自上而下，但其企图心甚强的条文从此规范了当代日本的各项制度及论述。

从1945年到1947年，占领当局亦强制实行其他重要改变。早在1945年10月4日，最高司令部便将狱中所有共产党员释放；它废除了日本监督言论的机构，容许比同时期美国国内尺度更宽的政治表达空间，虽然内容颇具争议。另一方面，最高司令部自己却制定政策，监视最近得到“解放”的言论世界，以防止军事或战争体制苟延残喘，这与其解放言论的政策相对，颇为自相矛盾。

占领改革者亦攻击财阀企业无孔不入的势力，财阀家族倚靠控股公司维系其庞大事业，如三井、住友、岩崎（即三菱公司所有人）、安田、浅野等均为其中的佼佼者。为削弱财阀力量，占领当局夺去其在控股公司的所有权及控制权，同时进一步分解财阀属下的一些大企业。他们亦鼓励工会组织，甚至给予指导，在占领之初，最高司令部十分欢迎工会组织活动及罢工。在农村方面，最高司令部实施土地改革，地主的领地被没收，分发给原有佃户，创造出乡间的小家庭农村体系，亦为日本农村的社会及经济权力分配带来革命性改变。

学校也是改革对象。最高司令部命令文部省不准在学校上课时宣扬战争及尽忠国家的道理，取而代之的是有关和平及民主的主张。在战争结束的第一年前后，旧课本仍在使用，有关坦克及战舰等刺眼的句子则要涂掉，由于有些课本要删改的地方实在太多，结果变成墨淋淋一片（见图13.2）。不过新教科书很快便出现，取代了战时课本。1947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初中三年级，大学教育亦急剧发展，战前只有少数精英国立大学挂上“帝国大学”招牌，现在都把“帝国”两字除去，简化为东京大学或京都大学。至于新成立或扩充成立的四年制大学则如雨后春笋，充斥日本全国。1947年，日本女性被准许进入公私立大学就读。学校管理方式亦采用美国制度，在各地成立学校委员会，教育控制权转移到地方。

上述各种措施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它改变了思想气氛，亦改变了经济及社会权力分配的结构。一股“民主化”热潮席卷日本，其支持者用极端广义的解释说明各种政策的民主及平等含义，民主已不只是选举及土地改革，它等同于人类灵魂的再造。这种诠释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形成一种威胁。思想界热切参与，他们在摸索，并深入探讨，究竟在一个真正民主人身上，自主主体性是如何孕育出来的。很多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寻找答案，亦希望日本共产党站出来领导，因此左翼政治团体及政治思想获得史无前例的支持度。成群成群的人在旧书店里流窜翻找，他们如饥似渴地寻求思想源泉，另一些人则在大书店外彻夜守候，目的是购买最新出版的政治哲学巨著，改造、重建、转化等讨论课题回响震荡于整个日本上下。

在强制实施大规模改革中，麦克阿瑟将军成为美国权力的个人象征。麦克阿瑟是个魅力很强的领袖，极度充满自信。他善于运用他个人形象的象征意义，不过却不会滥用，在平常日子里他尽量维持与一般日本人民的距离，很少做直接接触。然而麦克阿瑟在其统治日本时，却公开发表了一幅政治性照片，它可以说是在世界史或日本史上最震撼人心的照片之一（见图13.3）。1945年9月27日，天皇裕仁拜访麦克阿瑟，这是两人首次见面，地点在麦克阿瑟的总司令部，并非皇宫。到第二天，所有主要报纸均发表两人合拍的一张照片，该照片传达出日本一国及其人民处于屈从地位的讯息，对全日本产生很大震撼。

虽然麦克阿瑟的个性倔强，在日形象有如皇帝，我们仍要注意他并非是个完全自主的统治者，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推动政策。最高司令部的政策是战争时期由华盛顿官员设计，并得到哈里·杜鲁门总统（Harry Truman）的批准。无论是终战后的改革，还是1947年美国政策的明显转向，都是美国主流设计者政策的反映。

图13.2 在新教科书印行以前，战时教科书是学校唯一能使用的教材。但里面充斥着对日本帝国及军人光荣的宣传，占领当局只好命令老师及学生把刺眼的地方涂掉，有时候因为要涂掉的地方太多，结果整版都被涂得不能用。很多人年轻时都亲身经验过，亦一直无法忘记美国人这种日本民主化的政策，即便不是虚伪的，起码也是个笑柄。见小学馆刊《昭和の历史⑦》，“占领と民主主义”。（小学馆出版局提供）

只有一个领域是麦克阿瑟发挥了其个人影响力，这就是宗教。麦克阿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希望利用其名声及权力改变日本人的精神面貌，把他们感化为基督徒。麦克阿瑟鼓励传教士重回日本，他要求印刷1000万册日文版《圣经》，以派发给日本人民。[11]然而到最后，他的努力并无任何结果。虽然的确有人转信基督教，但原因多半是他们面对战后的荒凉颓败要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或解脱。整体而言，日本的基督徒数量仍不多，变化也不大，约为全国人口的1%。

麦克阿瑟个人观点有比较长远影响力的是有关天皇制度的部分，他的确帮助了美国政府订立此方面的政策。华盛顿一群被称为“软和平”的人支持保有天皇，利用他的声望使占领当局的改革更具合法性。不过直到占领开始，这一问题仍未得到最后解决，到1945年秋天，麦克阿瑟转而成为天皇制度的大力支持者。在其送回美国的报告中，他提出警示，若天皇被迫退位或要接受战犯审判，日本可能会出现动乱，社会秩序及美国要实施的政策可能因此不保。在他的游说下，日本战后的政治体制成为一个驳杂不纯的体系，有人称之为“帝国民主主义”。[12]

三、日本人的回响

在占领日本期间，美国人的权力表面上是至高无上的，但无论精英还是一般平民，仍能够保有他们自己解释占领者各种改革的空间，因为最高司令部只是间接统治，它必须倚赖现存的日本官僚体制以推动各种改革。最高司令部只能这样做，原因是人手不足，语言能力也是问题，要负担整个政府的任务，执行各项政策，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最高司令部设立一总部（General Headquarters，GHQ），它是日本政府各官僚机构的影子政府，不过编制则较小。最高司令部 / 总部设立一联络处，人员则是会英语的日本官员，它通过联络处把其决定传达给日本政府同级官僚。这种形式给予政府官员及其他战时精英操作空间，可以不执行占领当局的命令，就算执行也可以阳奉阴违。

图13.3 麦克阿瑟将军于1945年9月27日在东京美国大使馆与裕仁天皇的首次会面，翌日这幅照片便在全日本各大主要报纸上刊登。照片中的两位政治人物对比鲜明，高矮明显不同，麦克阿瑟衣着随便，裕仁则服装端正。这幅照片产生了很大冲击，它向日本国内传递的信息是确认日本已经战败，日本与其占领者是一种上下屈从的关系。（每日新闻社提供）

一般老百姓也同样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视需要才配合美国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占领当局虽然不遗余力地推动改革，但也只是影响成功与否的众多因素之一而已。更重要的因素是历史，战前的各项战争准备及战争期间的各种措施，对改革仍有很大影响力。日本社会及政府内，原来有不少个人及团体关注制度的现代化，他们至今仍努力不懈，虽然在其内部或与占领当局之间矛盾仍然不断。

第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土地改革，它是占领时期最彻底而又最长寿的政策之一，但该改革政策自有其历史根源。远在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初期，地主已经采取守势政策，组织起来的农民不断冲击地主，要求减租或保障其租佃权，地主均无法抵抗，最后只好把田地卖掉。在战争时期，政府亦曾介入农村问题，原来的目的并非要改造社会，只是要促进生产。政府补助收购佃户稻米，这一政策更削弱了地主的力量。除此之外，农林省官员从20世纪30年代便开始呼吁土地改革，希望借此稳定农村社会。最后，佃户当然亦希望能拥有自己的田地。

因此土地改革是个在战前便开始的工作，只有在掌握这一历史背景后，才能理解最高司令部为何能推动此影响深远的计划。另一方面，最高司令部所提出的构想，其涉及的范围亦肯定超乎日本官员的想象。1945年12月，日本政府通过其自身的土地改革法，最高司令部认为它力度不足，要求日本政府重新订法。1946年10月新法律出笼，它规定地主只能保留家庭限度内的土地，其余均要以1945年的价格卖给农民。有人曾开玩笑说，当农民真的付款购买，由于通货膨胀的关系，地主实际所收到的钱只够买一条香烟，这看法并非完全与当时的情况脱节。

第二是社会政策，战前的战争准备措施在这方面亦有重要作用。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内务省一些官员便曾推动一部工会法，这些人到1945年仍在任上。而最高司令部则视内务省为一个镇压国内异议的机关，故在占领期间，它是除军事机构外唯一被解散的官僚机关。但上述这些官僚却转任到新成立的劳动省（1947年设立），结果占领时期的劳工改革是由他们掌管，他们要求工人与管理层合作，做法有时与战时的产业报国联盟并没有两样。因此他们只不过是恢复20世纪20年代政策，就是工会及集体交涉必须受一定的制衡，社会才能在长远利益下达到最大稳定度及最高的经济生产力。

第三是组织工会问题。少部分产业工人在战前便具有组织工会的经验，战后他们很快便成为火车头，带动工会组织、交涉及罢工等各色各样的活动。工人运动很快便号召数以百万的男女工人参加，他们不满意工资卑微、工作缺乏保障、在职场毫无发言权，因此十分积极参与。到1946年年底，工会会员人数由零成长到500万。工会里临时工人的比例到1949年达到高峰，约为整个劳动人口的56%。

在战后1945年到1947年，企业界领袖毫无其他选择，只能对强势的工人运动让步。在工会的集体交涉下，他们同意大幅增加工资。企业界也签下数以千计的合约，承认新成立的劳工——管理层协调会，工会代表亦可以出席。虽然企业环境恶劣，但面临风起云涌的罢工行动，日本国内一些大公司亦只好决定取消裁员计划。

但与土地改革的情况不同，在劳工改革运动过程中，强大的抗衡力量仍处处可见。企业界虽然做出相当多的妥协，但他们与政府部分官员都害怕斗争性强的工会主义冲过头，最后会走向共产主义。企业家因此决心改变过火的形势与工会的性质。另一方面，美国人从1947年及1948年开始，亦逐渐转移其政策重心，由偏重民主化到偏重经济复苏，管理层趁此机会取回主导权，与温和的工会首领沟通，培养持久的合作关系。

第四是女权问题。一群人数不多的女性自20世纪20年代便大力提倡选举权及其他民权，由于最高司令部总部与她们合作，妇女政治地位得以大为改善。甚至在新宪法通过以前，美国当局在1945年便命令日本政府给予女性选举权。在战后的首次选举中，有39名女性进入国会，为当时国会席位的10%，反映出妇女普选权是颇受欢迎的改革。

除政治改革外，最高司令部亦在宪法中强调妇女的社会及法律地位。有关妇女宪法条文的起草人是贝娅塔·西罗塔（Beata Sirota，1923—2012）[3]，她在20世纪30年代生活于日本，当时还是小孩，故她的日语十分流利。1945年她刚好从大学毕业不久，以研究者身份随同最高司令部到日本。1946年冬天，西罗塔做梦也想不到会入选最高司令部的委员会，担任草拟日本新宪法的任务。趁此机会，她在宪法中写入条款，保证在婚姻及其他有关继承及家族法律事务上，“两性能基本平等”。

在妇女问题上，日本当时的思考方式及权力结构均无法与上述急剧改革产生共鸣。虽然有些日本女性主义者极力支持两性角色及权力架构做根本改革，但宪法并没有改变家庭以至整个社会里的男性优势地位。尽管这样，西罗塔所拟的宪法条文最后成为白纸黑字，成为一个新的出发点，给予男女双方以后数十年的讨论空间，让他们重新看待男女关系转变后的优点及缺点。

在某些范畴中，占领当局的改革并未得到日本内部的认同。美国人来日本时，便认为财阀是日本扩张及发动战争的主要因素。最高司令部开始时的政策是规定大公司财阀把自己手上的股票卖出，其下属子公司亦要分解为规模较小的公司，并且各自独立。但战后负责经济事务的日本政府官员，原来与财阀关系便十分密切，从经济大恐慌到战争时期的总动员运动，双方都合作无间。这些官员认为国家官僚与大企业合作才是经济复原的最好保证，他们认为美国人要瓦解财阀，完全是个天真而且不切实际的想法。日本的政界领袖亦同意此等看法。甚至左翼政党，他们虽然反对资本家垄断，但并不反对大规模经济体本身，他们以为一个强大国家才能产业国有化，亦这样才能有利于工人及人民。无论从思想上还是社会上，要彻底走上市场自由及经济力量分散的模式，并没有太大的支持力量。

因此瓦解财阀的进度十分缓慢，同时当美国人的政策焦点由改革转向复原后，财阀所承受的压力便大为减少。结果财阀拥有的控股公司的确被消灭了，但它下属的企业又以原来财阀银行为中心重新凝聚起来。新集团同样愿意与国家官僚合作，亦成为日本战后的起点。在此后数十年中，日本资本主义以银行为中心，同时亦在官僚的指导下发展。

占领当局企图瓦解警察及教育的集权模式亦同样不成功。这种做法源于美国人地方自治的思考模式，但在日本找不到类似的因子。最高司令部强制地方的市、町及村提供本地警察部门的经费，当然亦连带负上督导的责任。不过到实际执行时却障碍丛生：政界人士害怕警力会因此削弱，无法应付左派的挑战；地方纳税人则毫无意愿缴付警察所需预算，其中以小地方尤为明显。因此当占领结束时，政府让地方自行决定是否继续资助本地警察的工作，大部分地方都不愿意继续，故到1954年，便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警务机关。教育的情况亦如此，1948年的改革是在日本各地成立教育委员会，以选举方式产生，但日本政府迟迟未执行。当占领结束时，教育法令重新修订，教育委员会的产生由委任取代选举。在战后数十年中，教育制度的内容一直是争论的重点，有时达到白热化程度，然而无论是保守派、自由派还是急进派，他们在争论中都很少谈到地方自治问题。

上述争论有其政治意涵，它们经常是左派政党与右派政党的分界线，然而两者的对立其实亦可以上溯至战前。日本战前政友会及民政党两个政党，在经过五年的大政翼会时期后，在战后分别重组。政友会原来剩下的成员组成“自由党”，而民政党的成员则大部分加入“进步党”，稍后更名为“民主党”。这些政党在占领期间虽然极力依附权力机构，但一开始便困难重重，占领当局以各党的创党元老不少属于战争时期的统治阶层为由，把他们大部分清洗出局，故两党的战后势力，与战前相差甚远。

至于左翼中的非共产党部分，他们原来是时薪工人及佃农的代言人，而在战争期间都是政府的拥护者，部分成员在战后亦遭占领当局清洗。虽然如此，剩余下来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在1945年末组成“日本社会党”。由于他们批判战时体制，亦批判其战后继承者的企业界精英、官僚及政界人士，因而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日本共产党”在战后首次能公开合法活动，他们在战前便反对帝国主义及对外扩张，在战时亦同样，虽然无法公开反对，但因其立场一贯，故赢得道德上的正当性。

在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的选举中，政友会及民政党两党控制80%—90%的选票，无产阶级政党在男性获普选权后的第一次选举中，其得票率只有3%—4%，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则增长至近10%。社会主义者及共产党在战后保持了这种增长趋势。1946年首次战后选举中，社会主义者赢得92个席位，得票率18%；1947年4月举行的总选举中，社会主义者的席位达143席，得票率为28%。共产党在工会及知识分子间影响力较大，在一般大众中则不怎样。在战后初期选举中，它的得票率仅有3%—4%，席位也只有四五席。除此以外，独立候选人的力量也不小，其得票率及席位均颇可观，在1946年4月首次战后选举中，其得票率高达20%。随着左派及这些独立候选人的发展，老牌政党的得票率下滑到50%。

反对力量虽不断增长，吉田茂（1878—1967）领导的自由党在1946年选举中与其他保守政党合作，最后仍取得组阁权。吉田茂是位资深外交官，20世纪30年代末曾出任日本驻英国大使。他是日本帝国的积极支持者，曾企图说服英国接受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不过在战争时期吉田与军部保持一定距离。1945年初，当近卫文麿直接向裕仁天皇建议及早投降时，吉田是近卫看法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亦出于这缘故，吉田在1945年4月被关到监狱里，不过时间不长，反而因为有过反抗军部的经历，战后他被视为自由分子的一员。

吉田的权力并不稳固，在组阁以后一年中，工会接二连三地成立，罢工及示威抗议相继出现，社会党及共产党亦趁势而起，它们特别针对政府，指责其贪污及经济政策的无能。1947年，在各工会组成的“全国劳动组合共同斗争委员会”（简称“全斗”）领导下，全日本工人准备在2月1日发动所谓“总罢工”，吉田内阁岌岌可危。但事情急转直下，最高司令部在1月31日晚下令禁止罢工，这对企图推动革命的共产党及左翼社会党是个重大打击。虽然如此，两个月后，亦即1947年4月，当日本根据新宪法首次举行选举时，日本社会党取得多数选票，并与民主党组成联合内阁，由社会党党魁片山哲（1887—1978）[4]出任首相一职。1948年3月，片山被迫辞职，内阁寿命仅8个月。片山内阁倒台，表面上是他希望根据生活指数为公务员调升薪金，却无法获得国会通过其补充预算。但真正原因是社会党的内部斗争，片山为了实现煤炭工业国营化目标，决定与联合政党妥协，但遭党内激进派反对。继任的内阁仍是联合政权，社会党亦有参与，但出任首相的则是民主党的芦田均（1887—1948），芦田内阁一直维持到1948年底。在此时，社会主义是个政治趋势，它在日本似乎有掌握政权的可能性。

事实上，片山内阁所代表的只不过是社会主义者分享权力的插曲而已。到1949年选举，自由主义者在吉田茂的领导下又东山再起，取得重大胜利。他们在众议院赢得过半议席，可以自行组阁。自由党是以战时政友会势力组成的“旧有政党”，它能够媲美反对党社会党初期的发展，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事实上在日本1931年到1932年对外扩张之初，政友会当时便是执政党；另一方面，自由党党魁吉田茂虽然在战时曾建议及早投降，但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他是帝国外交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我们可以预估不少人指责这些政治家，认为他们身为战时领导精英，应为日本无数的家破人亡负责。

无论如何，战前政党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仍维持可观实力，大概是日本人对未来怀有恐惧，极度希望能在某种程度下回到自己熟悉的“正常状态”。自由党及民主党在20世纪30年代及40年代都位于政府权力的边缘，它们可以解释说战时与政府合作只是迫不得已。它们可以宣称自己是温和改革者，有决心建立一个和平的日本，亦有决心逐步改革，不会过分急进。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战前大小企业、农民甚至新近获分土地的旧佃户，与两党人士都有亲密关系，只有这些两党老朋友出来，才有可能提供昔日旧友的各种国家资助或保护网。

因此在美国人占领时期及之后，旧有政党能重新执掌权力，其基础建立在战前经验，同时亦在能承诺恢复正常状态及政治分赃。社会党及共产党则以反对党领袖的姿态出现，充满战斗性，但经常处于少数地位。

四、逆转的过程

当日本的改革达到高潮时，亦是美国及苏联的关系出现空前紧张的阶段。当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其1946年的著名演说中提到铁幕于欧洲已经降下，“冷战”算是正式浮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1947年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正式宣布其著名计划，准备援助欧洲经济复兴。在亚洲，中国的国民政府原被美国视为战后亚洲的安定力量，但到1947年，它的优势逐步为中国共产党所取代。在日本，社会党在选举中正取得上风，街道上大规模示威一波接一波，共产党掌控了劳工组织，不断策划罢工以达成其政治目的。

上述趋势使得美国政府官员不得不重新思考其战略及权力布局结构。其实在计划受降以前，华盛顿一些决策者已经质疑全面改革日本的构想，怀疑它究竟是不是保证日本稳定的最佳方式。华盛顿有一群所谓日本通的人，他们的首领是美国前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他一直担任副国务卿一职。他们主张较为温和的改革，麦克阿瑟在东京的主要助手也采取同一态度，特别是他的情报部部长查尔斯·威洛比将军（General Charles Willoughby，麦克阿瑟称其为“我所宠爱的法西斯主义者”）。

根据他们的看法，日本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国家，整个体制都井井有条，战争只是一时失误，主要是受到少数军人的胁持，因此瓦解军部，建立政治民主的基本法则便可。若进一步走向以社会为基础的大众民主，可能会过了头，产生危险。他们主张把政权交给战前精英中的“稳健分子”，包括商界领袖、外务省比较亲西方的官僚，如币原喜重郎和吉田茂等。他们支持利用天皇作为稳定力量，让日本社会倾向保守及团结一致。

上述态度由1947年开始产生影响，塑造华盛顿及东京的各种政策。这种新出发点被称为占领当局的“逆转过程”。1948年美国人很快便减缓其改革速度，不再大规模瓦解各财阀集团下属的子公司，到1949年他们甚至连战争赔偿权利亦放弃。1948年最高司令部鼓励日本政府修改劳工条例，禁止公务人员罢工，弱化保护工人的法规。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它便鼓励日本成立全国性警察队伍，让驻日美军得以派遣到韩国，亦成为以后美国持续推动日本恢复军备的出发点，同时军备的上限亦逐步放宽。

美国人亦打击日本共产党，在最高司令部的鼓励下，日本政府在1950年发动“红色清洗”，约有1.3万名在公私立机构工作的人，因被怀疑为共产党员而失去职务，解雇的理由是他们的政治活动妨碍占领当局执行其政策。最高司令部的做法与1945—1946年对待战时日本领导层一模一样，但对象却逆转过来。当进行“红色清洗”时，原来被清洗的战时领导人则得到解放，他们很快地在政治舞台上重新呼风唤雨，这是所谓“逆转过程”中最突出的事例。

美国日本政策的回转，在当时造成很大争议，至今仍是史学界争论的话题，在日本各方的意见冲突尤为激烈。有人指责美国政策的逆转，违背战后初期要建立真正民主的承诺，其结果是容许日本精英在占领结束后施行连串反动及逆转政策。有人则认为占领当局的新方向是实事求是，它维持日本稳定，让早期改革能日后开花结果，故逆转政策是必要的。

美国改变其占领政策，再加上原来保留天皇制度的措施，的确令战后日本改革的规模缩小，没有原来预想的大。“红色清洗”亦改变了政治生态，各种劳工及文化组织的影响力因此减小。不过逆转过程并非全面，早期改革的许多重要措施仍得以保留，例如新宪法及土地改革等，仍原封不动。它没有介入选举，影响舆论，或禁止宪法第9条和平条款支持人士的活动。占领当局的新政策的确改变了整个政治环境，但对于当时政治或文化生活中各方面激烈争辩不休的派系活动，占领当局并未直接规定答案。美国改革方向的改变，部分原因是为追求安定的临时措施，因为它既把政治开放到一个史无前例的程度，最后不得不把旧势力的现存分子安插回来。

五、走向复苏及独立：另一个不平等条约？

经济复原是战后安定的一个基本因素。在占领之初，最高司令部不肯担负恢复日本经济的责任，日本商界领袖在这个前途渺茫的环境中要自己做出决定，承担所有后果，一面固然不安，另一面亦认为是发财的好机会，结果最后却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战后初期，政府给予大公司重建补助，希望所花经费能作为复兴生产之用。但商人却认为把资金花在生产制成品上，不如买入原料，再把它卖给黑市中介商人，获利更丰。其结果是一方面战争中存活过来的工业设施闲置不用，另一方面物价飞涨，在1945年到1949年达到失控的情形。一个居住在日本的美国人事后回忆说：“战后四年中，物价狂涨笼罩整个日本，是个挥之不去的巨大阴影……到1949年，通货膨胀终于受到控制，但物价在四年间已上升了150倍。”[13]

在这些年中，个人的经济条件及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都到了绝望境地。日本在1946年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除去通货膨胀）为116亿日元，只不过是该国1934—1936年年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69%。在投降以后的几个月内，产生活泼黑市的能量同样亦推动了经济增长，很快由低水平开始上升。从1946年到1947年，经济增长了9%，1948年达到13%。增长的来源是消费者的支出，最重要的是食物，但亦由于要重新建造最基本的居住条件。相对而言，商业投资于工厂或设施并不多，不过看起来修理及重启机器的商业机制能在盟军轰炸中存活下来，有部分仍安然无恙。[14]

日本政府计划恢复商业信心及重启工业生产，其中一个早期的重要措施见于1947年，经济决策者观察到主要物资出现短缺的恶性循环，而货物生产的复苏会因此受阻。最明显的是煤炭业，煤炭生产受限制，结果阻碍了钢铁工业的复苏，但钢铁产量无法提升，对煤炭的需求又减少。“倾斜生产方式”成为解决此难题的方案，根据战时经验，商工省官员制订一个优先级名单，按照顺序把煤及进口燃料分配给钢铁厂，钢铁厂在重振生产后，可以供应钢材给煤炭业，煤炭业者又因此可重建矿坑及各种设施，提升产量。这个计划在振兴产业上颇为成功，亦为其他的需求提供更多煤炭。

但到1949年经济复苏的步伐突然减缓，全年经济增长只有2.9%。与战后时期相比，虽然通货膨胀明显放缓，价格上涨仍有24%。不过套用陆军部部长肯尼思·罗亚尔（Kenneth Royall）的话，美国人已决意扶植日本作为亚洲的“反共产主义支柱”。他们非常忧虑经济复苏会遭遇困难。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是战后美国最重要的战略家，在1949年10月他直截了当地说：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日本人要怎样才可以过得了关，除非他们某一程度上重启帝国机制，向南发展。很明显，我们应做的事……就是打开贸易机会，给予日本一个前所未有的商业机会，其规模是他们从未见过的，这个任务十分艰巨。[15]

作为此方向的第一步，美国在1949年2月派遣底特律一名银行家约瑟夫·道奇（Joseph Dodge）到东京，担任特别财政顾问。道奇是个正统经济学家，反对政府介入经济，亦反对政府规范经济。他在美国占领德国的经济政策方面亦曾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1949年春天，道奇在东京与日本大藏大臣池田勇人及首相吉田商议，并签订协议，为日本开了三道颇为辛辣的处方：平衡预算、停止所有政府对工业界的贷款、取消所有国家津贴。道奇的建议亦导致日本实施固定及单一汇率（取代当时不同工业有不同的汇率制度），即360日元兑换1美元，这对日本出口贸易极为有利。

这被称为“道奇路线”，其影响有多重要到目前仍有争议。有位著名政治学者认为道奇严苛的做法无异于要“扼杀”日本的经济，幸而朝鲜战争在1950年6月爆发，它所产生的需求替日本打了一支强心针，克服了道奇带来的通货紧缩。但另外两位美国经济学者则认为道奇的建议“为日本的复苏及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6]两种不同的看法各有其正确的地方。政府削减开支的直接结果是使大概30万公务员或半公务员的人失去工作，同时主要私人公司亦削减工作机会。接二连三的措施，不但广为社会各界所知，而且营造出一种艰苦现实的气氛，尤其是直接受到影响的人的感受更深，故道奇就是“扼杀”日本经济，也使1949年的经济增长放缓下来。同时朝鲜战争的悲剧无可否认为日本带来了机会，当时日本的通货膨胀受到抑制，各个企业急着找地方投资，在某种程度上配合了战争带来的需求。

随着战事的发展，由于日本地缘上接近军事前线，有地利之便，美国军方向日本工厂采购的订单数量急速上升。在1951年到1953年，军事采购价值约为20亿美元，约等于当时日本出口的60%。[17]日本领导人欢呼吉田首相所说的“天赐良机”，商界亦称之为“老天的及时雨”。[18]从1949年到1951年，出口增长达3倍，生产额亦增加近70%。自投降以来，日本大公司首次出现利润，它们亦相对大幅度增加新厂房及设备的投资，国民生产总值开始以两位数字增长，日本正迈向复兴之路。

就某种意义而言，复苏很早便已开始。在道奇计划实施以前，通货膨胀已日渐消失，道奇所要求的裁减亦没有被完全执行。1946年以后经济便缓步增长，1949年的低迷只是短期现象，有其相对性。“道奇路线”没有扼杀日本，而朝鲜战争也没有挽救日本，它们只是加速了原本的前进步伐，例如通胀降低，企业对抗劳工的能力提升，以及工业投资与出口不断增长。[19]

当日本的改革已经上路，经济亦开始复苏，另一方面美国又面临朝鲜战争的压力，需要投入大量军事资源，因此要求终止占领的压力在华盛顿逐渐滋长。不过占领结束步伐之快，却出乎不少人意料。1945年时，一些美国高层官员曾说过需要占领日本20年，甚至1个世纪，而结果正式占领时期仅仅7年。

美国一些战时盟友不想太快签订和平条约，更不想太快地结束占领。英国政府、中国政府以及东南亚各国政府均期待一个苛刻的和平条约，不单要有战争赔偿，更要有效保证日本军国主义不再复活。在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领导下，美国极力游说各方面尽快缔结和约。美国与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订立防卫协议，以消解它们的恐惧。和约亦规定亚洲各国可以在日后与日本订立双边协议，以解决赔偿问题。1951年9月，48个国家在旧金山举行会议，签订和约，正式结束与日本的战争状态，占领在1952年4月正式结束。

很多重要问题仍未解决：美国仍保有琉球的控制权，虽未明言占领期限，然而大部分日本人仍视该群岛为日本的一部分；无论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都要求以中国唯一代表的身份签署和约，两者都未被邀请至和会中，美国让日本自行决定与哪一个政府商议；苏联与其他欧洲共产主义国家则在会议中途退席，它们最不满意的是在占领终止后，仍有大量美军驻守日本。俄罗斯到今天仍控制北海道北面四个小岛，与日本有疆界纠纷。

《旧金山和约》签署两小时后，美国与日本批准争议甚大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它容许美国有权在日本保有军事基地及驻兵。美军驻留的任务，正式说法是保护日本不受外国攻击，同时亦作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用。从美国及亚洲许多国家的观点视之，美军的作用既是保护日本，同时亦是制衡它。安保条约在日本国内遇到极大反对力量，一些政治上的左倾人士认为安保条约触犯日本的中立地位，亦违反写入宪法内的非武装和平原则，这点看法有它一定的道理。他们亦害怕美国军队会利用日本作踏脚石攻击其敌国。其他的左翼分子则认为安保条约不但触犯日本的中立地位，更侵犯日本的主权；此点也有它的道理，保守阵营亦有部分人士同意此点，他们指责吉田首相接受了“从属性独立”。吉田在过去几年的确认为在美国驻军及美国主导的安全网下，纵然是从属地位，亦是日本最好的选择。吉田的所愿终于得偿，不过有些人却将安保条约视为“第二次不平等条约”，它在以后数十年间，一直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及政治斗争的目标。

＊＊＊

占领当局在1945年进驻日本，从一开始便决心为日本铺展一场由根挖起、逐步推广的改革，他们的确带来了巨大变革。即便如此，当美国人在1952年打道回府时，旧日本帝国原来的部分体制以及战时动员政策所造成的改变仍然存在。

占领者视财阀为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曾尝试毁灭它；他们亦企图消灭官僚的中央集权力量，特别在教育及治安等范畴上；他们也策划清洗海陆军中的军国主义者、其民间的支持者、政界及商界人士，有意将其永远驱逐出公共领域。

美国占领者在日本上述领域中都曾做过努力。不过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战前财阀下属的子公司虽失去其控股母公司，又重新以银行为中心结集；战前政党亦存活下来，掌控国会及内阁；文人官僚体制的影响力一如往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政治及经济力量的延续性，贯穿战前、战中以及战后，有历史家称之为旧体制的“连贯性”。[20]

虽然本书中曾指出战时政策的延续性十分重要，但战后日本的安定并非纯粹倚赖旧体制的力量，战后秩序亦是根源于各种巨大及持续的变革。宪法在民权、土地改革、劳工运动、妇女法律制定等方面均有贡献，若光靠日本统治者本身是绝对无法完成的，同时人民亦因此成为整个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战后日本逐渐走向安定，并非说它纹风不动，一成不变，事实上只有在巨大变迁后才可以得享安定。改革加速了变迁的进行，亦重新启动了斗争。政治与社会范畴最后定着于三方势力的相持不下：社会、文化及政治三者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影响日本甚大，有时可以说是爆炸性的，不过仍始终规范在临界点内。

在以后数十年间，经济日趋繁荣，大企业、政党政治体制、官僚机构，三个盘根错节的系统取得主导地位，而且长期高踞上位。战后的稳定固然建基于旧体制的“连贯性”，不过整个社会的安定性亦根源于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他们凭借教育及进入工厂或办公大楼的职场，经过不断奋斗，终于在整个体系中取得一席之地，这些都是改革的遗产。

[1] 天皇裕仁的战败广播被称为“玉音放送”。——译者注

[2] 新宪法共11章103条，开头另有前文。第1章《天皇》、第2章《放弃战争》、第3章《国民之权利及义务》、第4章《国会》、第5章《内阁》、第6章《司法》、第7章《财政》、第8章《地方自治》、第9章《改正》、第10章《最高法规》、第11章《补则》。——译者注

[3] 她是一名犹太裔俄国人，其父为著名钢琴家，十月革命后流亡奥地利，后到东京教音乐。1938年西罗塔到美国大学受教育，战后随占领当局返回日本。——译者注

[4] 片山哲，和歌山人，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1930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历任12届议员，曾组织社会民众党，属社会民主派系。——译者注

第四部分

战后与当代的日本，1952—2012

第十四章

战后经济及社会的转变

1950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以惊人的步伐向前迈进。从朝鲜战争带来的繁荣开始，史学家称日本的这20年为“高度成长时期”。日本由一个颓垣断壁、一贫如洗的地方，转眼变得繁荣兴盛，其转变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它是如何发生的？这个所谓经济奇迹部分是源于市场自身的转化能力，不过其市场模式稍有不同，它是个管理下的奇迹，由日本国家本身主导。高度成长的代价也相当大，工作因为时间长、纪律严苛，常有职务龃龉；城市与乡村、男性与女性、大企业与小公司，它们之间的福利分配并不平均；环境污染亦十分严重。上述成长过程产生种种代价及矛盾，在这一章，我们会谈及由此而生的许多政治斗争。

在社会范畴里，人们所体会到的变化比较慢，然而当战后经济开始起飞的那几年中——约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一个“战后”的社会逐渐形成，与战争期间及战争结束期的“过渡期”的日本社会截然不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开始主导日本，有人称之为“新中产阶级”模式。所谓日本中产阶级，只不过是某种特定生活价值的反映，然而无疑愈来愈多人亲身感受到这种体验，它已经成为社会“主流”，亦即中产阶级社会模式。虽然如此，别的社会阶级仍然存活，而且相当重要，亦有一些阶级被重新打造，不过仍未遭消灭。

官僚机构及执政党的领导人是日本的双驾马车，在大企业管理层的合作下，积极把上述价值打造为中产阶级的共同生活方式。通过各色各样的计划，家庭、学校及职场均被装嵌到既定的生活形态内。日本战后的社会史就如同经济史一般，它由无数国家计划所打造，影响到每一个公民的思想与行为方式。

一、战后的“经济奇迹”

1950年到1973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即GNP，为一年内产品及服务的总值）平均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快速增长的记录（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速率可以与之媲美）。由表14.1看，日本自1950年以后的经济发展是顺畅的，而且是大幅上升，只有几次轻微回跌，例如1954年因为朝鲜战争结束而导致的不景气。若以美元为单位，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50年约110亿美元，到1955年已经倍增至250亿，到1973年更增至3 200亿，约为1955年的13倍。若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经济在1955年为美国规模的7%，而且落后于同期欧洲所有国家。到1973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美国的1 /3，成为全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及苏联。

表14.1 1951—1980年5个主要国家的名义国民生产总值

（Nominal GNP，单位为10亿美元）

资料来源：经济广报セソター，Japan: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Tokyo: Keizai Koho Sentaa,1983）, p.5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日本对新科技及生产设施持久、大量的投资。了解基本投资最好的数据是资本形成总额。1955年到1973年是日本高速发展的核心时期，其资本形成率平均每年超过22%。与国民生产总值一样，这亦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之媲美。

虽然说这样的发展是空前的，但从历史上仍可以找出其经济结构变化的根源。战后的景气中最领先的产业是钢铁、造船、汽车及电子，它们占尽优势。然而就是这些产业在20世纪30年代带领军事化的经济走向繁荣，甚至连生产企业也是那几家。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这些重工业能在战时发挥繁荣经济的作用，在和平时期也可以担任同样角色。从1955年到1970年，重工业在整个生产中的比重从45%跃升为62%，而纺织业等轻工业的比重则大幅下滑。

早在1962年，英国杂志《经济学人》曾刊出一篇专文讨论所谓日本的战后“经济奇迹”。[1]这个名词已经成为通称，它描绘战后经济高度成长的年代。历史学家及经济学家都曾尝试找出一套成长理论，为这个令人惊异的发展做一个既合乎逻辑又合乎现实的解释。

图表14.1 1951—1976年实质国民生产总值及资本形成

资料来源：经济企划厅，《国民所得统计年报》，引自Nakamura Takafusa, The Postwar Japanese Economy（Tokyo: Tokyo University Press, 1981）, p.35

战后奇迹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特殊有利的国际环境，经济繁荣在其他国家亦有出现，“经济奇迹”一词不只是用于日本，同时亦用于德国。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间，全球经济整体增长非常快，年增长率约为5%。美国在这方面起领导作用，它带头协商一个比较开放的贸易体系，例如1947年的关税及贸易总协议（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ariff，GATT）。结果在短短20年内，世界贸易总额陡增3倍。另一方面，石油成为一种廉价且可靠的能源，它来自中东及世界其他地方，工业因此无须太高成本而得以发展。最后，由于世界经济的开放，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商界可以倚赖各种专利协议，不用花太高费用便可以获取大量最新科技，从半导体到炼钢高炉，应有尽有。

不过，这场及时雨的好运气是面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为何唯独日本的经济发展会特别迅速？有几个国际因素更有利于日本：首先是朝鲜战争在关键时刻刺激日本出口。其次是美国长期驻军及宪法限制日本发展军力，使日本不用负担太高的国防费用。假如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其税收与国防开支与其他工业国家如西德达到同等水平，有人估计它到1974年的经济也许会减少30%。[2]最后是汇率，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日元对外汇率较低，实际上成为一种出口补贴。

不过要说明日本经济成长的原因，仍要再加上国内因素，方算全面。企业经营能力是其中一个因素，无论是旧有还是新成立的公司，一群新世代而又充满干劲的管理人员已出掌大局。他们的崛起，部分归因于占领时期的清洗行动，不少战时经济的高层管理人员被迫提早退休。在一些著名例子中可以看到，虽然在世界其他地方已有经验老到的竞争者，年轻的管理人仍不听政府官员的警告，决心投资在新领域及新技术上。

举例而言，政府曾劝汽车制造商进行合并，认为只有这样才有能力与美国底特律三大汽车厂竞争，但丰田、日产、三菱、五十铃及东洋工业（马自达）均决定要自行设立生产线。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本田车厂，一个新兴摩托车制造公司，它由本田宗一郎（1906—1991）设立，他不听官员警告，于1963年进入汽车产业，从长期观点看，他最后获得成功。同样情况，果敢的西山弥太郎（1893—1966），原为川崎重工董事长，1950年将该公司的金属产业分出，另外成立川崎制铁所，他计划利用庞大投资建立一个整合完全、技术先进的炼钢厂，但政府官员拒绝帮助他向国内寻求资金，最后他只得改向日本以外的世界银行贷款。1961年，川崎制铁所成为日本国内第四大钢厂。另外一个例子为索尼公司（Sony），其创立人是两个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盛田昭夫（1921—1999）及井深大（1908—1997），他们向日本政府申请购买生产半导体的专利，结果经过好多个月的奋斗，才在1953年得到官员勉强批准。索尼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制造收音机，开始时只不过是间小公司，很快便成为全球电子消费品大制造商，质量及技术改良均为同行楷模。

总的来说，日本的私人公司扩展迅速而且大胆，不惜从银行大举借款，故负债颇为沉重。至于私人银行以及工业发展银行等公共机构，它们的资金来源则倚赖个人存款，再转贷给大小企业。在高度成长时代，一家日本公司的负债与纯资产的比例通常为75∶25，与战前情况大不相同，那时的负债比率都只是接近40%。不过由于生产额增长快，同时收入亦由于通货膨胀增加幅度甚大，企业都有能力偿还债务，没有太大困难。

另一个有利战后经济的因素是人力资源的优良质量。在美国占领时期，义务教育延伸至中学，职场中年轻工作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愈来愈高，各年龄层的雇员都乐于看到回到正常工作的可能性，可以有机会为自己的前途奋斗，无须再为军方牺牲。劳动者加入工会的比例史无前例得高，在20世纪40年代末及50年代初，其数字超过50%。组织起来的工人无论在行动上还是要求上都勇于出头，但他们同时亦朝气蓬勃，全力投入工作岗位，自动自发延长劳动时间并学习新技术。当新技术用于生产线，而且能获得有效运用时，生产力便大大提升。从1955年到1964年，制造业的劳动生产力上升了88%。

一般日本人除了辛勤生产外，他们在储蓄及消费上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与收入相比，战后日本受薪阶级一般都有相当高的储蓄率，此情况与战前大为不同，但却是战争时期的延续。在20世纪50年代初，平均每户的储蓄率是其收入的10%，然而经济愈发展储蓄率则愈高，1960年达到15%，20世纪70年代初更升至20%。一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储蓄率都维持在家庭年收入的10%以上。从那时开始，家庭储蓄率大致都超过20%，这些资金不是存在商业银行的储蓄户头，便是存在政府经营的邮政储蓄系统，形成了一股庞大资金，成为工业投资的生力军。

一般人民虽然喜欢储蓄，但他们仍毫不吝啬地花费其日益增长的薪水，买各色各样的消费品。出口市场无疑是重要的，是经济的命脉，出口所赚的美元成为投资外国技术的关键性财源。但若由国民生产总值看，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出口总值只占11%。同一时期的西欧各国，它们的出口总值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1%。[3]因此国内需求——包括零售消费市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火车头之一，消费者经济与生产者经济一样，都于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见其端倪，其间一度为战争所中断。消费者一窝蜂地到商店购买各种家用及休闲产品：洗衣机、电饭锅、收音机、电唱机，稍后是电视机。这些产品都所费不菲。在1957年，一台新电视机售价约为8.5万日元，差不多是当时一个中等城市家庭两个半月的收入。虽然如此，日本在1965年已有超过4 /5的家庭拥有电视。整体而言，1955年至1973年，国内个人实质消费约以每年7.5%的速度上升。[4]

在日本战后经济史中，国内最受争议的因素便是国家的角色，日本政府并不采用苏联模式实施“统制经济”。私人企业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有时甚至无视政府的劝告。然而战后日本经济也非全然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奇迹。在战前及战争期间日本便已尝试各种国家管理措施，它们所涉及的范围其实是相当广泛的。这些措施其后总称为“产业政策”，它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占领时期联合国最高司令部的协助下，日本政府从一开始便保留战时重要的经济权力，包括外汇及技术专利权等。它利用这些权力作为操作杠杆，选择性地支持某些特定企业，或消极地抵制某些企业。在战争终结之初，这些制度所赋予的权力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干涉的重心逐渐不再以成文法律为依据，改以非正式形态，被称作“行政指导”。而最重要的指导机关便是“国际通商产业省”，英文名称为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省略为MITI。它的前身是战前的商工省，战争最高潮期间改为军需省，到1945年更名为通商产业省，1949年再改至现在的名称。其他政府机构亦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包括大藏省、运输省、建设省、邮政省及经济企划厅。

在最一般的情况下，政府只在经济运作中扮演支持者的角色，借此营造充满信心的氛围。从1948年开始，经济企划厅便公布一连串的“五年计划”，然而并无约束力，它们只不过具有告知作用，让私人投资者了解政府正关心某些特定产业的发展，并且愿意提供各种协助，或是信贷，或是协助私人企业获得外汇、原料以及技术特许，或是纾解企业面临的困难。日本政府勇于协助企业，有时会受到外国人一定程度的责难（也许是妒忌）。最著名的例子发生于1962年，当时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正访问法国，戴高乐总统称其为“半导体推销员”。

在较为直接的情况下，国家机构会保护及培养正处于萌芽阶段的产业。20世纪60年代，国家机构比较传统，会利用关税以限制进口。另一个方法是操作外汇，一家公司若要进口货物，一定要将日元换成美元，然而购入美元又必须经政府批准。日本政府便可以利用这种权力操纵国内市场中的进口货，因此得以排斥外国竞争者，保护日本企业。国家亦利用各种优惠政策以培育其关爱的日本企业：政府借贷机关会给予特定产业低息贷款；至于计划要发展的产业，政府则会为有关企业安排技术专利及各种税务优惠。由于企业为赶搭列车而蜂拥投资，很多时候造成产能过量，在这种情况下，通产省会介入，诱导成立“不景气卡特尔”。这是某一产业内各主要公司间的协议，根据协议，它们会降低产量，以免恶性竞争，确保大家都能生存下去。

上述做法的确产生了实质效果，同时也没有限于拥有特权的内围人士。举例来说，20世纪50年代奥地利人发明一种技术卓越的碱性氧气炼钢法（BOF转炉法），真正自由市场的做法是有兴趣的生产商自行与发明者协商，各自付费取得自己的专利权。但通产省力图说服各主要钢铁生产企业共同买下这项技术专利，不但可以分担成本，亦可以共享利益。日本生产企业用这种方法取得一项重要的技术，而所花费用却比美国钢厂少了许多。[5]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企业终于能迅速发展新世代的生产设施，超越世界各地的对手。

国家以非正式机制介入经济活动被称为“行政指导”，它其实在战争期间已出现，而且是当时政治经济的主要基石。“行政指导”的雏形初见于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的政策及实践，当时为合理化工业生产，因此在主要产业中鼓励甚至强迫成立各种卡特尔。到了战后，政府进一步发展这个管理式资本主义的作用，不过在态度方面则较战时缓和，主要靠说服方式，并非完全是强迫性的，因此仍给予市场运作空间；那些能有效运用政府优惠政策的企业，可以在市场中获得回报，而政府与企业间的互动方式也证明有其正面作用。

二、“跨战争”模式的社区邻里、家庭、学校及职场

前面已提及过所谓政治及经济方式的“跨战争”体制，它形成于经济大恐慌，贯穿于战争期间以及战后时期，具体而言，可见诸产业政策及企业财团的重组、劳资关系、劳动阶级中的女性新角色以及农村土地改革。不过从社会角度而言，“跨战争”体制亦同样从20世纪20年代延伸至50年代，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产生了一系列社会模式。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至其后10年间，仍可以看到社会结构及人民的生活方式中带有跨战争痕迹。这个异质化的社会以多元性和分裂性为特征，这种持续的多元性和分裂性表现在社区和家庭生活里，也体现在学校和工作场所中。

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战时物资匮乏、轰炸及疏散等因素，无疑短暂地摧毁了都市社会，不过生气勃勃的城市生活很快便重现，甚至在经济复原之前。日本在19世纪便有人口流向城市，现在这一趋势亦已恢复。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每年约有100万人离开农村，移居城市。由于城市铁路支线在20世纪10年代及20年代已开始建造，故郊区新社会陆续出现，市郊生活亦慢慢成形。东京及大阪等大都会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继续发展，成为那些追求灿烂、新鲜、现代生活的人的向往之地，日本的城市人口在1950年占全国人口的38%，到1975年增至75%。

人口流向城市这一现象并未妨碍农村，由于数以百万计的士兵在战后复员，有些回家团聚，有些则创立新家庭，总括来说，日本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婴儿潮。最高潮是在1947年到1949年，每年出生人数达270万。在1945年到1955年，日本整体人口增加了1860万。因为增加速度快，虽然数以百万人口流向城市，农村的人口数仍相当高。在战争结束时，日本农村人口约为3 600万，占全国人口的50%。10年以后，亦即1955年，农村地区的人口比例已经下降，但绝对数字却没有减少。跨战争时期日本生活的异质性是造成都市及农村社会活跃的原因。

跨战争社会的另一个特征是日本人民接受教育的多元性及赚钱方式的多元性。占领时期，盟军总部虽在教育上实施改革，然而整个教育制度到20世纪50年代仍上下分明，其中又有三个十分重要的分水岭：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大学或学院毕业。虽然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愈来愈多人接受高中教育，但到1955年，约有半数青年完成其初中教育后便不再继续进修，另外有1 /3完成高中教育，能进入高等教育学校的则只有15%。

以受教育程度作为社会阶级指标的做法可以溯源至战前及战争期间，但其差别在20世纪50年代的职场最为清楚。初中毕业生，无论其为男性还是女性，他们的工作主要为蓝领操作层次，其发展前景则十分有限。男性高中毕业生则可以找到生产技术工作或事务员职位，一般而言，他们至少都可以晋升到主管职位，有时会更上一层楼；女性高中毕业生则可以担任大企业秘书职位。男性大学毕业生很多会在大企业及政府机构担任管理精英职位；至于女性大学毕业生则与其他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女性一样，在战后初期面临巨大障碍，不容易找到工作，只有小部分能在公立学校中执教。因此性别与受教育程度成为决定每个人职业的标准，不同性别或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人会负担不同层次的工作，薪酬亦当然因此不同。

工作形态亦与战前差不多，是高度分散的。只有小部分人因为其受教育程度可以在家庭以外的地方工作、领取工资，这些地方包括工厂矿坑、政府机构、大小公司等；至于大部分人的工作环境，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空间狭小，他们或从事以家庭为基础的家庭事业，或务农。20世纪50年代的劳动力分布情况与战前差不多，超过一半的劳动人口所从事的工作与家庭有关，如家庭农场、家庭渔船，或小型家庭零售、批发及制造业。一个企业，无论是农场还是菜市场、理发店，老板通常是丈夫，妻子会从旁协助，通常称为“家庭劳工”，但在政府统计上永远不会把这些妇女算作“雇员”，因为她们没有薪水，家庭的总收入中包含她们的收入。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超过2/3的女性属于上述“家庭劳工”类别。这些女性及其家庭成为日本战前或跨战争时期“旧中产阶级”的核心，它们包括小商店、小型贸易商及小型工厂。在战后日本各个城镇的小区里，它们一直是一支重要力量。

在跨战争社会模式中，家庭类别亦五花八门。在20世纪20年代，核心家庭占所有家庭数目的54%，其余大部分为三代同堂的延伸家庭，通常住在同一个房屋中。这两种家庭彼此共存是跨战争社会的特征。

20世纪50年代的日常生活物质条件与旧式跨战争社会较为类似，并不像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战后新世界，观看图片便可获得此种感受。20世纪50年代的照片比较像20世纪30年代，与20世纪70年代的明显不一样：农村日常衣着主要仍是凉鞋及和服式样的家居服，房子屋顶多半是茅草，道路还未铺上水泥，稻田上仍有成群的耕牛在犁地，当时农村的机械化仍未普及。1963年拍摄的一个年轻女子的手部照片，其粗糙程度与20世纪初所看到的妇女的手并无二致（见图14.1），这反映出农村劳动十分吃力，而且非常容易受伤，是以疤痕累累。一些令人兴奋的消费产品已经在各城市及农村地区流行，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些消费品包括电灯、收音机、电唱机及电话，与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的消费品并没有太大差别。

图14.1 1963年拍摄的一名21岁农家女子的手部，其田里及家里劳动的艰辛程度，光从各条纵横交错的手纹便可以想象出来。这照片反映出从20世纪初期到50年代，农村社会的生活及耕作技术仍有很强的连续性。直到20世纪60年代高度成长开花结果后，农民能实现操作的机械化，农村社会的工作习惯才真正改变过来。（南良和先生提供）

战前那种世界风及本土风混杂一起的日常生活方式，到20世纪50年代仍同样延续下来。1950年东京地区曾举行一个“劳动家庭”的社会调查，大部分妇女平均每天都要花上两小时以上在缝纫工作上，有些是使用缝纫机，她们模仿商店出售的时装款式裁制衣服。这种风气在20世纪初便出现，由于百货公司大力促销，一个时装商业世界便逐步形成。不过妇女的大部分缝纫工作仍是修补旧衣服，无论用手还是用缝纫机，这仍是一个耗费时间的工作，同时身为家庭主妇，她仍需要一定手艺才能胜任。因此一方面存在一个现代消费领域，以成衣供应客户需求；另一方面亦存在一个以家庭为基础的领域，进行非商业性的生产活动。

本土世界是以家庭为基础，部分商业化；与此相对的另一个世界则是大众化、官僚化及利润化的体制。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本土文化及休闲活动也一如战前，与社区庆典有密切关系，例如神社及佛寺各种祭典，假日时到邻近的胜地或古老村落游玩。个人及家庭的各个重要日子，例如婚嫁、生日、丧礼等等，都在一个亲切的环境中庆祝。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大部分的日本人是在家中出生，接生者不是医生，而是接生婆，大部分人亦死在家中。婚丧喜庆诸事，通常在农村较大的家宅或寺庙中举行，很少会在专门为婚丧喜庆服务的商业化场所办理。[6]

三、战后的共同体验及一体化生活方式

在高度成长的年代中，整个社会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战争及战后时期接二连三所发生的事件，如大空袭、联合国最高司令部实施的土地及劳工改革、摧毁战前精英财富的大规模通货膨胀，原有的经济基础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冲击。在这种背景下，当经济再趋向成长时，共同化生活方式很快便成为一种潮流：城市与农村间的落差减少；更多人口成长于核心家庭，不再以延伸家庭为重心；学历高低的差距亦逐渐缩减；职场内上下级的僵化关系比以前好转。当然，过分强调社会阶级的衰落是个错误的看法，把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日本说成是个同质社会天堂亦是个虚幻的假象。但无可否认，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民间的共同体验的确是有所增长，亦见证了跨战争时代为战后时代所取代。

共同体验的发展与日本地理环境的变化有关，它让人民之间能更容易且更迅速地相互接触。在1946年，日本的90万公里公路中，仅有1%铺有水泥。到1970年，已有15%的公路铺上水泥，且其中更约有640公里为收费高速公路。到1980年，水泥公路长度已跃增3倍，达到总公路长度的46%。东京与大阪间的高速“子弹列车”在1964年开始服务，使两大城市的来往时间由8小时缩减为3小时。在国外，它是以“子弹列车”闻名，但日语则称其为“新干线”，它代表的含义更为平实。事实上新干线十分惊人，它不但改变了日本两大都会间的距离感，也是日本技术成就的骄人象征，位于全球前列。

在表面环境迅速获得清理改善的同时，农村的内涵则不断萎缩。全职农民的数目及比例急剧下降，而且持续不断。1955年全职农户的数目是210万，到1970年降为83万，不到原来的一半。农业雇佣劳动力的比例，到1970年已跌至20%以下，不过同期兼职农民的数目则在增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首先是农业机械化，其次是日本农户平均规模不大，再次是农村出现新的雇佣模式。由于道路改善，摩托车及汽车成为普遍的交通工具，适龄工作者能够由农村前往附近城镇的工厂或办公室工作，而祖父母则留在家中照顾孙子及种植蔬菜或稻米，成年子女亦可以在周末帮忙。农村愈来愈像郊区社会，只是成年男女在平日均外出，不会留在家中。到20世纪70年代，农村的改变缩短了乡村、城市及郊区间生活形态的差距。在最极端的例子中，有全部人口均外移到城市，村落顿成鬼墟。不过总体而言，农村还是靠上述方式存活下来。

社会经验共同化覆盖日本全土，然而其核心则是大规模的官僚式商业机构渗入平民百姓生活，涉及程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自19世纪以来，所谓现代社会经验是以公立教育及军事服役为主，不过到二战以后，其他体制亦迅速扩大其范畴。医院成为诞生与死亡的必经之地：在1955年，约82%的小孩出生于家中，然而到1975年其比例减至1.2%。[7]婚礼场面亦愈来愈铺张浪费，全国各地的饭店及婚宴礼堂如雨后春笋，数以千计，它们积极拉拢顾客，婚礼亦变得十分专业化。[8]这种事业亦扩展至丧葬及每年各种佛教纪念活动，趋势有增无减。当新干线、汽车及航空交通成为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大规模的国内外观光事业便急速发展，标准商业旅游套餐遽然而兴，而且大受欢迎。在1960年，只有12万人外出旅游，到1970年便增至100万，到1980年，约近400万日本人出国旅游。

学校及工作场所是共同化社会体验的两个最重要范畴。20世纪50年代末到整个60年代，教育变革十分巨大。高中入学率急剧提升，1955年其入学率约为50%，到1970年增至82%，到1980年更增至94%。进入二年制及四年制大学的学生比例亦大幅跃升，到1975年为止，日本每年进入大学的高中生比例约为35%，这个数字领先不少欧洲社会，亦接近美国水平。连高中教育也无法接受的人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原来的教育差别分为三个层次，现在已缩减为两个。

表14.2 1961—1974年接受日本高等教育的平等情况

（公立大学全国录取人数中5个收入所得层次的学生百分比）

附注：由第I层到第V层，都以家庭所得为分类基础，每一层次均代表20%的户数。资料来源：转引自Thomas Rohlen, “Is Japanese Education Becoming Less Egalitarian?”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Vol.3, No.1 (Winter, 1977), p.41

公立大学仍然是最受人向往的地方，为平步青云的必要阶梯。然而由于大众高等教育的出现，这时期的教育与跨战争时期（甚至以后时期）有个显著不同的地方就是，进入大学之门是相当平等的。在20世纪60年代，最贫苦家庭的小孩进入大学的比例，与其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相同（见表14.2）。[9]学生背景能分布得如此均匀，是相当令人惊叹的，它的成功并不是如美国那样实行强制平等入学政策，而是因为全国公立高中教学水平的提升，同时升幅均甚整齐。它也呈现出一个事实，考试完全以成绩为录取标准，家财万贯的父母用捐赠方式以“买取”进入一流大学的门票，这种现象在日本不会发生。另一个可能因素是战争的破坏及战后初期的通货膨胀，昔日精英阶层的地位受到动摇，财富分配得以更加平均。

新建立的学校制度较往日平等，但也成为中产阶级的淘汰标准，它的结果就是名闻遐迩的“受验地狱”。要进入精英高中以及第一流大学，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入学考试的成绩，学生不得不夜以继日地把精力消耗在考试中。如果考不上心目中理想的精英学校，他们通常会在毕业后再花一到两年时间准备并重考，这些年轻人浮游在高中与大学之间，被称为“浪人”，这是套用对自德川时代失去主人的武士的称谓。很多老师不满意这种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制度，希望寻找不同的学习方式。他们认为传统教育制度的重点是让莘莘学子优胜劣汰，使学生驯服在制度内。最后在这种不断重复的沉闷考试压力下，学生取得经验，好在日后成年时养成在紧张及竞争环境下的工作习惯。

日本的职场出现同样新鲜的“战后”共同化特色，大部分的工人不再以家庭作为其工作场所，他们要离开家庭，外出赚取薪水。总体劳动力中的家庭工作比例不断下降，从20世纪50年代末的2/3降至60年代末的1 /2以下。这种变化对男女两性均有影响，在1960年至1970年，在家庭以外受雇的女性工人，其比例由42%增至53%。[10]战后日本职场的另一个重要转变与学校情况一模一样，昔日的上下阶层差别受到压缩，平等精神成为普遍现象。在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几乎每个人都有受高中教育的机会，高中毕业文凭已没有特别优势以晋身社会，它成为一个必要的凭证，结果之一是提升了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强化了工作纪律；另一个结果则是缩短了白领与蓝领工人间的差距，其中以男性尤为明显。在战前，管理层是大学毕业，技术人员则是高中毕业，他们共同管理的工人则是中小学学历，彼此泾渭分明，际遇及前途均截然不同。到20世纪70年代，所有职场雇员大体上都接受义务教育至18岁，而大学又以通才训练为主，较少进行新知识或新技术的传授，因此由高中招募的蓝领工人，与由大学聘用的白领毕业生，彼此间在技术上的差距并不算太大。

在高度成长年代的新社会秩序中，家庭生活体验亦被共同化到一定程度。核心家庭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增长至60%，到1975年，更上升至2/3弱。与此同时，一人住户由1955年的3%增加至1975年的14%，他们多半是年轻、未婚的受薪阶级，居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或公寓。延伸家庭的数字则下跌，由总数的1 /3递减至1 /5。不过“延伸家庭”的界限有点模糊，大部分上了年纪的父母亲并非与其儿女同住一地，但多半距离不远，只要花一点时间走路或开车便可以到其孩子及孙子的居所。[11]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核心延伸家庭”。然而无论如何，一人住户数字的增加及延伸家庭的减少，使两代同堂家庭的形式逐渐成为组织家庭的主流趋势，大异往日。

核心家庭是日本“新中产阶级”的骨干。“新中产阶级”是20世纪50年代末社会评论者所创造的一个名词。[12]其曰“新”即表示有异于旧中产阶级，旧中产阶级是指乡村的家庭农户、城市的商人及小生产者。新中产阶级不断扩大，居住于东京、横滨、名古屋及大阪等城市中欣欣向荣的郊区。从20世纪50年代到整个80年代，由于经济好转，原来种植稻米蔬菜的田地或山坡，纷纷转换为高耸的公寓大楼，日本称之为“团地”。其中约有100万个单位是由公共房屋部门建造的。私人地产商亦在各大城市四周兴建独户房屋，以满足成功的中产阶级的需求。

新建筑物吸收了战前的各种新理念，为居住者提供了一个“现代”生活空间。睡房与餐厅 / 厨房的空间已区隔开来，桌子亦配上座椅，不必再坐在地板上。小孩们亦可以拥有自己的睡房。在高度成长年代，一个典型的核心家庭的丈夫每天都搭火车通勤，从上述类型的住宅到办公室或工厂上班，从事紧张忙碌的全职工作。太太则会兼职赚外快，但她主要的工作则是照顾小孩，孩子的数目通常不会超过两个。

当人们追求一种新的家庭形式时，他们亦追求家庭内一种新的关系。在20世纪初的日本，上层及中产阶级的婚姻多半凭媒妁之言，虽然以爱情为婚姻的基础这种反叛性理想已经出现，但毕竟是少数。到20世纪50年代，在白领受薪新中产阶级工人中，相亲仍然是主要形式。父母、亲戚、朋友甚至职业婚姻介绍所会提供各色各样的对象，两位当事人会见上几面，日语中称为“见合”，之后便会论及婚嫁。[13]不过在同一时间段的大学生及年轻社会人士，交男女朋友的风气已逐渐流行，日语中的“约会”是外来语，模仿英语date的发音。“爱情婚姻”的理想逐渐被接受，而且愈来愈受欢迎（见图14.3）。在这种情况下，豪华宴会成为这种婚姻的见证，亦成为战后家庭共同形态建立的起点。

图14.2 战后的房屋热潮，主要导因有二：一是政府的公共房屋投资，二是战后婴儿潮中的父母们省吃俭用地存钱，然后做私人投资。图中摄于大阪府近郊的枚方市，类似的公寓小区在全日本比比皆是。（每日新闻社提供）

图14.3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男女约会及对“爱情婚姻”的追求变得愈来愈普遍。上图摄于20世纪60年代东京皇宫附近的和田仓桥，桥上双双对对，展现出男女间的热情。（TomiyamaHaruo提供）

同时，职场与家庭对许多中产阶级的男女性而言，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男人必须一心为公司服务，这种情况以白领阶层尤为明显，因此在下班以后，他通常要到有女性服务员的酒吧，与同事或客人饮酒及交际。这种由女性做伴的应酬被称为“水商卖”，意指女服务员所提供的混合饮料，它是两种文化的混合体：一种是20世纪20年代的咖啡厅文化；另一种则是流行于精英阶层的艺伎，她们多才多艺，以色笑娱人，通常不会与客人发生性关系，亦不排除偶然间有进一步的交往。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的水商卖十分蓬勃，出现数以千计的“妈妈生”（通常是年纪较大的妇人，都出身于女服务员），为自己及其雇员赚取了数十亿元的财富。[14]

四、分歧的持续与重组

战后社会共同体验有实质的增加，这固然是我们要留意的地方，但亦不能忽视重要的社会分歧仍然持续，只是有时会以新形式呈现，这些分歧包括：新旧中产阶级之间，能入读大学预备学校的高中学生与以职业训练为目的的“落榜”学校的学生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日本人与“其他”少数族群之间，包括朝鲜人、部落民、北方的阿伊努原住民及南方的冲绳人。

其中一个持续不断的现象便是各城镇里新旧中产阶级间的分歧。城市内个体经营的旧中产阶级与农村一样，并没有因高度经济成长而消失，仍有大批人口存在，它们只是被改变而已；与此同时，新中产阶级则快速增长。各地方的零售及贸易商人与“受薪阶级”家庭一样，为了布置房子，大量购买消费商品，他们的小孩亦接受同等基本教育，其进入著名高中的机会亦无不同。小商店及小型工厂的绵密地方关系，成为城市邻里的凝固剂，为各社区提供安全而又热闹的空间，让居民放心生活及购买日常用品，城市内的蓬勃生气亦得赖以维持。[15]因此表面看来，两者的生活方式似乎有合流的可能性，不过旧中产阶级与大公司的受薪阶级相比，其经济前景仍稍有不如，小企业的破产率相当高：在整个高度成长时代，每年倒闭的小企业为总数的3%—5%。[16]

在教育方面，主要分歧点则以新形式出现。由于高中教育已大致普及全民，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差距因而逐渐消失，但新分歧点却出现于高等中学及大学内。因为高中及大学入学试是以成绩作为录取依据，而初中及小学公立教育又相当平均，结果高等教育的竞争情况反而比过去激烈，故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集体角度看，平等的机会最后造成不平等的结果。在所有大城市的公立高中内，都会造就一些明星学校，它们是所谓大学“预备校”，只要能通过激烈的入学试，一朝有幸录取，便能够安安稳稳地度过三年高中，再经过大学入学试进入著名大学。其他高中则亦按照考试成绩建立其位阶次序，接收那些在考试中成绩较为不理想的学生。

日本蓬勃发展中的制造业亦重组其部门，由于教育制度改变、工会力量扩张及新的管理政策出现，大企业对待其蓝领及白领男性雇员的态度亦日渐平等，不过这些属于幸运儿，他们只占所有劳动力的1 / 4到1 /3而已，其他劳动人口则仍然接受偏差待遇。在20世纪60年代，中小企业中的受薪男性，其薪水为大企业工人的50%—60%[17]，他们的工作保障当然亦不及大企业的工人。

整个战后年代中最重要的社会差距在性别关系领域。举例来说，在高度成长年代的职场内，男女劳动者的分工与以前相比，并无太大改变，这是令人十分讶异的。在战前的制造业中，重工业工人都以男性为主，而2/3的女工则留在纺织业中。到20世纪50年代初，制造业中的女工最高仍约有55%从事纺织业工作。与此同时，由于大规模电子零件厂商出现，而且成长迅速，它们雇用了数以千计的年轻女性（见图14.4）。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首先是半导体收音机公司，其后是电视机公司，它们的生产线聘用了大批女工，亦成为国际间日本经济奇迹出现的象征。女性工人在纺织业的比例因而下降，1955年约有55%的工厂女工从事纺织业，到1965年只剩下18%，而昔日纺织操作的特征亦为电子工人所取代：企业直接向义务教育的初中雇用少女，她们住在公司宿舍，而企业则用父权管理方式给予女工各种规限性的福利。事实上，电视生产线的劳动强度与纺织业工作并无很大的不同。

图14.4 1958年精工手表公司的女工正在生产线上工作的情况。当时成百上千的女性在初中毕业后，或进入欣欣向荣的高科技行业，如电子业、精密制造业等，或进入纺织业等传统行业。（每日新闻社提供）

各日本企业的办公室亦在扩充，但聘回来的女性只被视作“办公室花瓶”，为职场中营营役役的男同事增添明亮的气氛而已。所有女性执行的工作，多半层次甚低，只属事务性，升级希望不大，但聘用之初，即被谆谆告诫要摆出笑脸迎人的姿态。每一位女性在雇用时都要签契约，保证结婚后马上放弃工作。有妇女挑战这种职业歧视，她们有些通过集体交涉，但最重要的还是通过法律途径，要求司法仲裁。最著名的案例是1966年的住友水泥诉讼，法庭裁决女性工人获胜，结婚后仍可保有工作。但不少企业仍坚持执行职场中的男女性差别待遇，为了钻法律漏洞，它们修改雇佣策略，尽量避免聘请那些有强调其工作权利倾向的女性，例如四年制大学的女毕业生；它们比较愿意雇用二年制学院的学生，由于环境使然，纵然公司不要求，这些学生结婚后也多半会辞职不干。[18]

宗教信仰也是战后日本社会的分歧点，呈现出日本人不同的生活面貌。在发财立业的竞争过程中，有些人是失败者，为了寻求社会及精神慰藉，遂转向各种令人沉迷的新宗教。有些宗教团体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便创立，有些则是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出现，有些规模细小，而且昙花一现。对俗世的人而言，这些宗教看起来像异端团体，它们有时候会通过双手接触以增强信仰，或通过一位法力无边的圣僧以传送神力。

有几个宗教团体十分成功，吸引了数百万的信徒。最大的一个是“创价学会”。它约在20世纪30年代末出头，原来只是日莲正宗的一个小支派，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势力渐大，到1960年末，已号称拥有700万信徒。其他如日莲分支的立正佼成会、天理教，都是战后新兴的宗教，影响力甚大，亦号称拥有百万信徒。原来的佛寺及神社仍墨守成规，虽然是大部分日本人的信仰所在，却没有什么作为。新宗教团体无论在争取信徒还是规划财源上，都较为积极进取。它们在现世中给予信徒慰藉，亦宣扬来生的救赎。创价学会在新兴宗教中以积极传道闻名，它的礼拜仪式包括每天要在佛坛前诵经三十分钟，如果够虔诚，创价学会认为无论信徒遇上感情上还是经济上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立刻迎刃而解。新宗教告诉其信徒，宗教类似信用卡“先买后付”的观念，信徒可以“先祈祷，后信奉”，亦即在祈祷时可以有怀疑精神，然而一旦洪福降临，信念自会油然而生。由于信奉者组成一个强大的关系网，新信徒在其帮助下很容易便找到职业，结交新朋友，满足其经济及精神需求，宗教团体自然坐大。

战后社会的另一个分歧领域是少数族群及种族，其情况亦由来已久。在战争结束时，约有200万的朝鲜人居住在日本，他们或是自愿移居，或是被迫前来。当美国占领结束时，大部分人都回国，留下来的约有54万人，他们的法律地位由天皇臣民转变为外国居民。1945年10月在日朝鲜人组成“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日文简称为“朝鲜总联”），其宗旨是协助遣返及经济互助。到1947年，该组织亦发展出一个教育网络，包括近600所学校，服务对象约6.2万人。开始时该组织并无党派意识，然而当朝鲜半岛分裂为朝鲜及韩国时，“朝鲜总联”便自然逐渐政治化。该组织的主流是向朝鲜效忠，因此在最高司令部的支持下，日本政府便在1949年解散该组织。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该组织再次出现，首先使用“在日朝鲜统一民主战线”的名称，简称“民线”，到1955年正式恢复“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称谓。20世纪50年代，朝鲜政府对“朝鲜总联”给予相当大的财政资助。在1960年，在日61.3万名朝鲜侨民中，约3/ 4登记为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公民。[19]当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日本朝鲜侨民仍保留有力的朝鲜侨民小区，也有自己的私办学校网，不过经济环境并不好，社会上亦受歧视。职业选择空间并不大，多半从事艰苦及低薪工作，如按日计薪的工作或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作。

另一个少数“族群”是部落民，他们的卑贱身份名义上在明治时代已被废除，但到20世纪中叶，时间已近百年，歧视仍然存在。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有名气的企业在聘用新晋人员时，通常会检查申请工作者的户籍，若是部落民则马上出局。所谓部落民，顾名思义是以其聚居的传统村落或小区为标志，再加上明治时期便实行户籍登记制度，每个人的社会出身均有官方记录，故要找出部落民身份并不困难。“部落解放同盟”是个十分健全的组织，而且敢于挺身反抗，它曾经施加极大压力，要求政府禁止将上述数据作为歧视用途。政府亦有行动，在20世纪60年代末立法禁止无关系者取得个人户籍资料。但歧视情况并未改善，有若干私人机构自行搜集部落民地址，制成非正式的清册，并卖给私人企业。政府指责此种行为，但并没有立法禁止。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清册约有8份在全日本流通。

面对这些歧视，“部落解放同盟”推动一场类似美国战前“隔离而平等”的改革运动。他们要求政府实行发放津贴、兴办公共工程及改善教育等措施，目的是希望为部落民小区取得较好的集体待遇，这些资助计划于1969年立法通过，统称为《同和对策事业特别措置法》。经过一段时间，部落民小区的生活水平的确有重大提升，逐渐类似主流社会的情况，但歧视仍未能消除，部落民要进入大企业工作，发展个人事业，依然困难重重。[20]

五、维持社会的稳定及其变迁

日本国家官僚及执政党一直积极关心社会矛盾，经常与商界精英联手合作减少矛盾，以维持社会变迁过程。因此他们实施大量计划，推动无数运动，目的是维持社会运作，其用心程度与经济政策不相伯仲。举例来说，政府的房屋政策除用在重建部落民的贫民窟外，亦向中产阶级家庭提供低息贷款。政府亦成立“日本住宅公团”，用来发展大量高楼林立的“新市镇”。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住宅公团已建造近200万单位，其中包括公寓型及单户型住宅。中产阶级都蜂拥前来申请，政府不得不抽签选择，其概率有时只有1%，只有幸运儿才可以入住这些租价低廉的津贴居所。

社会及经济政策的交集点是政府鼓励人民提高其储蓄率，由于战前及战争期间已有各种储蓄计划，以此为基础，大藏省在20世纪50年代推动民间储蓄。大藏省与各种妇女团体合作，以家庭主妇为目标，进行有力的说服工作，因为家庭开支多半由她们掌控，故效果甚佳。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家庭平均每户的储蓄率约为15%，这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亦比战前储蓄率高出不少。有了这笔资金，日本银行便可以做各种投资，刺激经济繁荣。导致储蓄率高的原因十分复杂，部分原因是日本人平均寿命延长，不得不储蓄以作退休之用，然而归根到底，传统的储蓄习惯仍是最重要因素。[21]

教育亦是社会政策中的重要领域。由于新工人数目不断增加，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企业界顾问委员会即与教育官僚合作，要求以考试为中心的公立学校系统增加基本技术训练，好让他们有一技之长。主要因为生产及办公室科技革新速度太快，企业界都希望其蓝领或白领雇员能在最短时间内适应。他们希望高中、二年制大学以及四年制大学的教育系统，能按照需求比例颁发文凭，因而可分配男女工作人员到职场中合适的岗位，扮演合适的角色。企业界的要求通常都能得到响应。故大展宏图的公司，都可以有系统地直接由学校招募所需要的长期人才。同时根据各个学校与企业录取标准的难易度及人气指数，杂志会刊登详尽的排名录，是以媒体进一步强化大众的共同想法，点出何谓主流，何谓人生成功之道。

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界，其强有力的机构均一致关注性别问题，要为其订出“恰当”界限，亦会想尽办法实行。文部省及商界领导人设计学校教育纲要，用一种男女有别的观点，以宣扬标准化的家庭及职场生活。在初高中学校里，女学生被安排学习家政及保健等科目，男生一律不得参与，两性关系井然有序，这些科目都是教人如何做一个贤妻良母。在高度成长年代的高等教育中，约九成的二年制大学学生是女性，她们主修的专业包括家政、教育或文学等，大部分都被认为是妇女所长。在四年制的大学里，3/ 4的学生是男性，大部分的专业是工程或社会科学。

为了确立职场及家庭中的男女分工，有些政策是以经济利益作诱因，并以国家实施形式出现。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政府推行社会保障体系，且其规模不断扩大。这个体系鼓励“标准”核心家庭的两性分工形式，其利益亦以此为分配基础，方法是假设每个家庭中，丈夫都是主要赚取所得者，其税制亦以此为前提建立，配偶的收入在1万日元以下，则免征所得税；主要收入者（通常都是丈夫）亦可以因为有“扶养配偶”而享受减免税收的政策。如果低收入配偶所得超越此数，在日本社会多意指太太由兼职转为正式工作，不单她的收入要缴税，她的丈夫亦无法再享受针对有“扶养配偶”者的减税政策。在这种双重打击的办法下，已婚女性无法外出工作，最多只能兼职。

政府及企业的另一些政策更直接鼓励妇女投身家庭主妇的角色，不主张其进入职场。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政府各部门与妇女团体合作，进行各色各样不太相关的活动，最后合流成一场“新生活运动”。事实上在战前及战争期间，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便曾针对城市妇女推出许多活动，目的是为她们“改善日常生活”，到20世纪30年代进一步推广到农村。基于上述各种经验，战后在农村重新开展新生活运动，当时主要的焦点是厨房设计及处理垃圾的卫生方式，因此招来不少讽刺，讥笑运动只不过是教女性拍打苍蝇。新生活运动办讲座，刊行小册子，组织数以千计的地方学习小组，教授各种“开明”及“现代”的家庭管理方式，包括：新式卫生习惯，如隔离食物与害虫，尽快扔掉垃圾；现代厨房设计，如维持充足光线；家庭会计，亦即保存收支记录。农林省、厚生省以及文部省等政府部门亦与各地方妇女组织合作，把他们自认为“现代”的方式向农村推广。从1955年开始，首相官房成立一总合组织，以协调各种新生活活动，大公司亦踊跃参与。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有50个以上大企业参加，它们拥有员工超过100万，在公司鼓励下，属下雇员配偶组成各个新生活小组。一家钢铁公司的人事经理曾做如下说明：

对一个人的社会生活而言，职场与家庭两者是表里一体、缺一不可的关系，同时家庭生活是第二天职场生活的晴雨表。家庭生活原则上由主妇管理，视乎她的主动性才能有所发展，丈夫可以说是在此环境下才得以休息，培养活力。因此有计划提升主妇的主动力，营造基础，以创造一个明亮的家庭，进而创造一个明亮的社会，更因此有一个明亮的工作职场。[22]

在政府及各大企业的新生活计划中，最受关注的是生育率控制。政府及商界领袖于战后初期，一直惧怕人口增长会消耗掉战后复原的经济成果，出于这个考虑，1948年宣布堕胎合法化，到20世纪50年代末的高峰期，每年堕胎数目超过100万宗。有人指责堕胎其实是个头痛医头的生育控制办法，另一些人则是以道德理由反对堕胎，更有人认为堕胎为女性带来不必要的健康危险。一个比较实际的替代方案是推广保险套，不是发给丈夫，而是发给参加新生活小组的太太。虽然新生活运动组织自上层，但它使用各种不同方法强化其参与者的能力，例如教授她们新形式的实用知识，让她们在家庭里发出新的声音。不少女性其后参加公民运动，积极投入许多正义活动，其中包括环境保护、反对核扩散，故新生活小组可以说是公民运动的第一声。

六、社会安定及变迁下的各种意象与意识形态

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是日本社会陷入迷失的时期，它最后导致日本走向一场教训惨痛的战争。在社会方面，各种冲突亦是当时迷失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地主与佃农、财阀老板与一贫如洗的工人、城市与农村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高度成长时代中，新旧社会冲突没有战前那样严重，首先是政府政策尚能勉强平衡原有及新形成的矛盾，其次是各种社会矛盾为日本的有力文化形象所掩盖，它宣扬居于日本土地上人民属于同一种族，在现代不断发展的中产阶级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共享它带来的美好果实及安全感。

在战后社会史中，大众传媒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把上述日本人之间的共同体验传播开来。这种角色并不新鲜。自19世纪末以来，报纸及出版事业便十分发达；到20世纪20年代，新闻影片、电影及收音机，已提供给人民一种强烈归属感，创造一个共通的民族社群。20世纪30年代政府控制的媒体已界定出民族国家的任务，是为战争动员做准备；其后到美国占领时期，则是为支持民主做准备；到高度成长时代，虽然媒体形式较以前多样化，但各媒体所宣扬的“日本民族”形象，彼此间仍然无大差别。

出版事业则十分蓬勃，战争刚结束时，只有少数几份杂志，但其后新闻及娱乐周刊等各种类型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新刊物多半针对特殊读者群，譬如年轻女性、年轻男性、家庭主妇以及成年男子等。到1960年，这些杂志的销量平均每星期约1150万本。此外，日本报纸发行量，每天约为2 400万份。仅在1960年，出版商发行书籍达2.4万种，总销量为1.25亿册。由上述数字推算，日本人大概是全世界最渴求阅读的人。以个人阅读量计算，日本出版事业发达的程度大概只有英国、德国、苏联及美国可与之相比或稍微超越。

与此同时，电视广播事业亦在起飞，涌现出大批电视台。日本放送协会（NHK）是公共营运机构，在1953年初开始广播。同年第一个商业电视台亦出现；到20世纪60年代，电视已经普及到一般家庭中，根据民意调查，平均每人每天大约花两个半小时在电视上。

在这个媒体充斥的环境中，中产阶级生活被定型化，其形象通过媒体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重大新闻的报道亦有助于塑造一般百姓的美梦，以1959年皇太子明仁选择皇妃为例，他打破传统，自行挑选终身伴侣，对象是与传统贵族圈子毫无关系的正田美智子。她的父亲是一位企业家，论出身仍算是一介平民。为了观看皇太子婚礼，据说电视机空前热卖，大众传媒在提供日本人民共同体验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23]各个新闻报道都强调这次结合象征战后现代婚姻理想，两人是以爱情为出发点，婚后会组织一个核心家庭，但与整个家族成员仍然维持密切的关系。

媒体所制作的各种日常节目，亦同样以城市家庭为中心，宣扬中产阶级的生活及教育方式，并以之为全日本人民的典型体验。长谷川町子是一名前卫型女漫画家，在战后不久创造了一个卡通人物“海螺小姐”（Sazae-san），在她的笔下，海螺小姐成为理想家庭的代表人物。漫画《海螺小姐》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1974年连载，1969年以来又被改编为长篇电视动画节目，历久不衰。海螺小姐不但吸引了无数日本人的注意，更塑造了大众的想法。作者用温馨的幽默手法，描绘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三代间的生活：父亲在一个十分普通的企业事务所工作，每天通勤上班，下班后，亦会习惯先在外面喝上两杯才回家；母亲则每天烧饭，主持家务，与邻居打交道，还有喝止孩子的吵闹，唠叨他们的功课，好让他们的学习能更进一步。

无论是日常节目制作，还是重大新闻报道，都反映出日本战后现代生活已成为全球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与先进的资本主义世界接轨。好几件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的重要活动，都被大力宣扬为代表日本已经重新回到国际社会，它的地位不但与其他国家一样，而且各方面的成就均十分骄人。执政当局亦利用这些机会巩固社会秩序，促进爱国精神。上述活动包括1970年的大阪世界博览会，1972年札幌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最重要的当然是1964年在东京举办的第1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见图14.5）。

图14.5 日本女子排球队在1964年奥运会夺得金牌，全队欣喜若狂，同时亦成为全国英雄。本次奥运会让全世界看到日本不但已从战争废墟中重新复原，同时亦展现出其国内各种成就。就在奥运会开幕之际，日本的高速子弹列车亦正式营运。（每日新闻社提供）

上述活动并非如理想中的十全十美，例如有关日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财政状况便曾引起争论，外国观光者的人数亦未如预期。另一个例子是政府利用举办上述活动的机会，乘势加强其社会管理，进行一连串的社会改革运动，例如呼吁国民改善公共卫生及防疫措施，促使商店简化其零售事业技巧。文部省亦趁此机会推广“爱国主义”，加强学校里的“道德教育”及“公民”等课程内容，宣扬其必要性。

不过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所以成为一个冲击性甚大的文化活动，传媒的力量功不可没，尤其是电视所扮演的角色。奥运会的收视率是空前成功的：开幕典礼的收视率是84%，而女子排球决赛的收视率是85%。日本女子排球队赢得了金牌，因此成为国家英雄。参与奥运会的选手总共有7 500人，代表94个国家；设计师丹下健三（1913—2005）为奥运会建造了地标性的运动场及游泳池；通往大阪的“子弹列车”开通，高速公路网亦已完工；最重要的是日本运动员的空前表现，总共赢得29枚奖牌，其中金牌16枚。在传媒的大力鼓吹下，日本人认为他们在经济、科技、运动及文化各方面均以和平方式达成骄人成就，民族光荣感油然而生。

庞大的广告行业亦有助于“日本人”观念的成长，认为日本的确是个社会文化同质的世界。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广告行业的收入增加9倍。到20世纪50年代末，广告开支约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1.5%。通过印刷品、收音机及电视，各式广告呼吁大众踊跃参与现代的“光明新生活”，消费者因而被说服购买日本工厂大量生产的各色产品，其中又以家用电器最受欢迎。消费者商业文化在20世纪初便已出现，不过当时只限于城市的中产阶级，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它已经成为大多数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日本社会已非昔日吴下阿蒙，大部分老百姓已不甘只为衣、食、住等基本生活需求而营营役役。事实上，家庭各项开支的比重已发生变化，食物一项在20世纪50年代初约占一半，到20世纪70年代末则降至1 / 4以下。[24]

在大众广告的鼓吹下，日本人正获得“解放”，能恣意追求自己的需求及欲望。过去许多曾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大堆耐用消费产品，现在则是有机会实现的梦想。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熟悉日本历史的人利用皇室三种神器（玉、镜、剑）的说法，提出现代生活的“三种神器”：电视机（黑白）、洗衣机、电冰箱。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90%以上的人口已经拥有上述用品，观察者又开始谈论“新三种神器”，有时亦称为“3C”，即汽车、冷气机及彩色电视机（三种产品的英文名称，均以英文字母C开头）。

当愈来愈多人拥有上述产品，亦即代表愈来愈多人有能力负担“典型”的现代生活，或起码有理由相信自身以及下一代即可达到这种生活水平，日本的中产阶级主流社会便隐然成形，并获得大部分日本人认同，自认为是其中一员。这种社会意识的转变亦很清楚地反映于社会调查中。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的社会调查，持续询问受访者是否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其中包括所谓上层、中层及下层的“中产阶级”，认同比例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一份权威社会调查的数字更高，约75%的受访问者自认为是中产阶级（见图表14.2）。在其他社会调查中——其中包括首相官房的结果——有时候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比例更高达90%以上。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自认为是“下层中产阶级”的比例一直在急剧下降，至于自认为是“中层中产阶级”的比例，则由35%上升至60%。在阅读上述及有关调查后，不少观察者会讶异于日本社会转变的急剧，在不久之前，日本社会因地位、财富以及权力因素，深刻分裂为许多不同的阶级，现在一个普世性的中产阶级意识却大步发展。[25]

图表14.2 中产阶级意识的兴起

（在一项全国社会调查中，回答问卷者对自己社会阶级的认定）

资料来源： 1975年SSM全国调查委员会编，《社会阶层と社会移动：1975年SSM全国调查报告》（东京：1975年SSM全国调查委员会，1978），第310页

有些作家及知识分子歌颂战后各种社会变化，认为个人在这个新环境中获得解放，有机会发展光明而又不同的生活，并得以追求及实现个人的欲望。吉本隆明（1924—2012）在政治光谱中属于左派，也是一个非正统的哲学家，他于1960年便写道：“个人利益成为战后‘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种感受的积极性是今日发展的根源，则我们无法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社会所出现的各种进步性发展。所谓‘私’的意识既没有神化组织，也没有崇拜国家权威。”吉本下笔之时，正是大规模群众抗议日本与美国订立安全保障条约的日子，他的说法恰好与丸山真男（1914—1998）等所谓自由主义者的观点相左。丸山认为追求物质的欲望，结果会产生“私心自用”的精神，因而变得“冷漠”，结果为“统治精英开了一条便道，得以实现其‘遏制’”政治积极性的目的。[26]

其他文化评论家，无论是属于政治光谱上的左翼还是右翼，他们的观点均类似丸山，既反对维持现状，但又对未来感到忧虑。日本左派其中一个思潮求助于欧洲“法兰克福”社会理论学派，他们激烈攻击日本式的“行政社会”，指出大众传媒、企业老板及诸如学校等国家机器，使用各种方式规范所谓正常公民应有的社会行为，最后消灭了个人的积极性，毁掉了多元性。他们不满意一味歌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最后却牺牲了团结社会的努力、环境保护甚至本土文化及个人的自发性。到1970年前后，“摆脱受薪阶级”成为最受大众欢迎的说法。它反映了某些人的困境，他们希望不再当一切唯组织是命的受薪阶级，逃离压榨式的剥削，因而产生这些另类理想。吉本亦似乎徘徊于上述的欲望与信仰之间，一方面他尊重一般人民的个人奋斗，另一方面他亦认为同样的人民亦正感受到“一股不断增长的压力，其形成的气氛是不知所以的沉闷、物质生活膨胀风带来的欢愉以及相对改善的生活水平，然而归根到底，人们仍处在绝对的贫穷状态”[27]。

在右派方面，不满者虽仍称赞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但他们认为富裕生活会威胁到日本的传统价值，削弱为更大团体忍耐与牺牲奉献的精神。据说当时汽车业巨子曾一度抱怨他们的孩子太娇气，想要拥有一辆自己的汽车，从这件事看，右派的看法颇具讽刺甚至是可笑的。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这些评论家的看法都相当一致，他们害怕物质主义及消费主义会腐蚀政治价值的信念，这些价值也许是复活的民族主义，也许是人文资本主义。

有关战后时期各种文化变迁的争论，一个较早的焦点便是1959年的皇室婚典，它反映出战后社会变化的复杂性，批评与赞美都交汇在一起。从左翼的观点看，“美智子”热潮是个恶兆，它象征天皇崇拜的复活；但部分人士则积极看待，认为“大众天皇制”已经走向民主化，他们强调皇室已经成为生活乐趣的一部分，不再需要恐惧或害怕。[28]十年之后，即1970年，作家三岛由纪夫戏剧式的自杀引起社会的注意，日本战后的现代及物质文化再度受到批评。三岛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写作小说，直到1970年仍有作品面世。他要探索的主题包括爱情、执迷、男性内涵以及同性恋追求，他亦企图界定甚至坚守日本的“传统”美学价值。为达此目的，三岛重倡对天皇与国家的军国主义崇拜。到20世纪60年代末，三岛组织一个小型右翼团体，以强身健体及武术训练为号召。1970年11月，三岛用一种标新立异的方式结束其生命，他闯进东京自卫队本部，向自卫队员演说，煽动他们造反，重建战前的政治秩序。然而听众的反应却相当冷淡，最后他用传统的“切腹”方式自杀死亡。三岛的行动震惊整个日本社会，不过大部分人对其回归传统价值的戏剧性呼吁并不表示同情。

虽然三岛的反动文化政治并没有很多跟随者，有关战后时期变迁的争议及焦虑却并未歇止，到20世纪70年代又出现两个成为焦点的事件。最令人讶异的地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25年以上，仍有两名日本军队“最后的士兵”相信战争依然继续，他们在悲惨的孤立的环境中持续作战，最后被人发现：横井庄一于1972年由关岛回国，而小野田宽郎则于1974年由菲律宾回国。当战争结束时，他们两人远离自己的部队，自此便藏身于遥远的山区或丛林里，他们有时会潜入村庄觅食，甚至干脆就地觅食过活。传媒戏剧性的报道引发了一股小型乡愁式的热潮，评论者借此做比较，两名士兵甘心无私奉献，一往无前，而战后日本年轻一代则沉醉于个人主义及物质消费主义。这些议论当然会引导出另一个问题：什么才是日本人共同的民族性以及它在战后的改变和衰颓。有关年轻一代颓废的问题并不限于日本一地，其实它是全球现代性议题的一部分。当人类日益富裕时，我们应如何处理及共享财富？在今日时代里，生活愈来愈丰富，但人类的分割亦愈来愈深刻，什么样的社会价值及信念才能把人类结合在一起？

第十五章

高度成长时代的政治斗争及其调解

如果要理解什么是差异，战后日本的政治及经济史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在整整三十年中，日本经济的发展是如此迅速且连续不断，甚至美国也有兴趣要了解“日本模式”的成功经验。然而日本在政治世界中则是深陷无休止的激烈斗争：人人争论如何分配经济成长的果实，也争论日本在国际上要与谁结盟。从20世纪60年代进入70年代时，政治冲突的紧张情况稍有缓和，但新议题又冒出来，内容主要围绕着富裕生活所产生的代价及衍生的问题。在国内，由于经济增长过于迅速，环境的代价亦非常沉重，日本面临让人民免于环境污染的问题；在国际上，虽然冷战持续，日本在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之间的角色已没有像以前那样有争议性，但因为资本主义阵营内的贸易逆差及经济摩擦，日本与其他资本主义强国的关系颇为紧张。因此战后经济的发展与战后扰攘不已的政治斗争及解决方案，两者是无法分开的。

一、政治斗争

当占领时期结束，日本国内的政治版图仍然划分为两大势力范围，当时称之为“保守”阵营及“进步”阵营。它们互相激烈对立，两者间的全面冲突是20世纪50年代中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然而在各自阵营内部，同样存在着严重分歧，若不了解其内部重要分歧所在，亦无法明白上述政治斗争所产生的结果以及其稍后所带来的新情况。

保守力量的龙头是“自由党”，与政界及企业界精英的关系密切，其领袖吉田茂于1951年签订《旧金山和约》时担任首相之职。1952年10月，日本举行占领结束后的第一次总选举，自由党赢得48%的选票及52%的国会议席，但由于人事及政策问题，自由党内仍存在不同声音。鸠山一郎（1883—1959）领导党内的反对派，他的立场与其左翼敌人有类似的地方，即反对吉田茂接受美国霸权，甘心认可日本的“从属独立”地位。

“民主党”的态度虽保守，但社会倾向较浓，主张以国家为中心，其立场可以追溯至战前的民政党。1948年，民主党曾与社会党合作组阁，但为时甚短。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民主党更名“改进党”，重组内部。在全国选举中，它拥有约1 /5的选票及席位。改进党领袖如三木武夫（1907—1988）等，其立场与自由党不同，愿意与社会党内一些成员合作。1954年，鸠山与37名国会议员脱离自由党，与改进党重组“日本民主党”。在社会党的支持下，他们推动对首相吉田茂的不信任案，迫使其下台，最后由鸠山组阁，出任首相。

进步力量同样是四分五裂，从1951年到1955年，“日本社会党”正式分裂为“左派”及“右派”。“左派”要在国内实行资本主义的革命性改变，它亦反对旧金山不公正的《旧金山和约》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右派”则只想改良资本主义，它接受不完整的和约，但反对美国在《日美安保条约》下在日本驻兵。左右两派各自推选自己的候选人，相互竞争得十分厉害。在1952年及1953年的选举中，两派平分了约1 / 4的选票，到1955年选举，两个社会党派系仍然互不兼容，不过整个支持力则有所增加，它们共取得29%的选票，席位亦稍高于1 / 3。[1]

日本共产党的运气到20世纪50年代大幅下滑。1949年日共史无前例地得到发展，它赢取10%的选票，在国会拥有35个席位。但在1950年初，苏联尖锐批评日共的国会策略，斯大林要日本共产党采取更激烈的行动，甚至使用暴力亦在所不惜。盟军最高司令部利用这一机会进行“红色清洗”，不少日共领袖转入地下活动。其后朝鲜战争爆发，日共事实上组织了一些恐怖及怠工的行动，但这一策略招致反弹，日共失去一般大众的信任。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日共的得票率从未超过3%，而国会议席亦从未超过2席。虽然如此，由于知识分子大力支持日共，故支持人数虽少，但相对来说有较大影响力。

政治版图到1955年进一步简化，社会党两个派别重新整合，与此同时，自由及民主两党也许是响应社会党的变革，亦合并为“自由民主党”。商界精英注意到社会党新一波的团结以及民众支持度的增加，因此利用本身是保守阵营候选人主要金主的关系，力促两个保守政党合并。自民党此后牢牢掌握政权达38年，它不但与商界领袖维持长久同盟友谊，亦与重要政府官员合作无间。官员为自民党提供人力及各种政策建议，自民党所推动的法案，大都出自他们手中；一些重要中级官员有时亦会放弃职务，在自民党旗帜下竞选政治性公职，并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到20世纪50年代末，有些官员更出任首相。政客、商人及官员三者关系密切，有人称这批政治精英为日本“铁三角”，自民党独领风骚时期亦被称为一党独大时期。

在1955年以后，无论保守还是进步阵营，它们虽然在形式上更为团结，事实上各个阵营内的差异并不比两个阵营间的差异小。保守阵营的目标大体以经济安定及发展为主，然而对于达成此目标的方法，官员、自民党政客及其经济顾问的看法并不一致。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最重要的争论就是日本的经济发展应如何与全球整体经济挂钩，有泽广巳、都留重人（1912—2006）等著名经济学者以及经济企划厅官员都强调发展日本国内天然资源的重要性，尤以煤炭及水力发电更受注意。他们借鉴美国田纳西河川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的经验，主张由国家资助这些计划；他们亦支持减少倚赖进口，以免外国发生冲突时会危及石油供应。从今天看来，上述想法似乎稍微短视，但当时鉴于对不久以前战争的阴影以及未来战争的可能性，认为日本经济应独立自主，不要介入世界事务太深的主张受到相当程度的支持。这种过分倚赖外国供应的恐惧，特别是能源及食物方面，在此后数十年间对日本人的心理及政治均有重大影响。

另一面的意见则是支持国际贸易及相互依存，主张最力者是中山伊知郎（1898—1980），他是决定战后时期有关政策的最重要的经济学者。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山多次出任与劳动问题及经济问题有关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他同意日本拥抱全球性经济会导致一定的风险，但这是日本唯一的选择，日本的天然资源太少，无法独立自主。中山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类似于100年前的英国，日本要走向经济成长，唯一的通路便是进口原料，再出口加工制成品。[2]政治策略是保守阵营中另一个议题，其争论性不下经济问题。鸠山及其派系希望日本不从属于美国，自行摸索出一条自主外交路线。他们希望与苏联外交正常化，1956年终于达成此目标。他们亦尝试与中国建立经济联系，但并不十分成功。吉田茂的后继者虽然不满美国的专断独行，但仍较愿追随美国的领导，围堵共产集团。

在国内，争论性最强的议题是宪法。自民党大部分党员都有意修改宪法，认为它是部强行加在日本人头上的“麦克阿瑟宪法”。鸠山首相（1954—1956年在任）是最强烈支持修改宪法者之一，他甚至想把天皇地位明确地提升至“国家元首”，同时要废除宪法第9条，该条禁止日本对外使用武力。鸠山的追随者亦忧心左翼激进主义，希望在宪法中增修限制人民自由的条款，即在危险时期行政机关享有紧急权力。

1956年，国会在鸠山的敦促下成立宪法咨询委员会，包括30个国会议员及20个专家，于1957年开始运作。不出所料，社会党员抵制该委员会，他们强力支持现行宪法。委员会中大多数委员都同意宪法应做某些程度的改变，但其报告为了不偏不倚，结果是模棱两可，读起来像是既同意改变，又反对改变。根据宪法规定，自民党要有2/3的多数才能通过修宪，就算自民党在其1960年的最高峰阶段，在国会亦只有63%的席位，远远跨不过修宪门槛。同样重要的因素是保守阵营内一群重要少数人物，他们支持战后宪法。他们认为天皇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君主并无不可，天皇因此可以避免介入政治斗争，同时又可以成为国家认同及政治安定的象征。他们甚至认为禁止使用武力亦有其附加的理想价值，如果坚持修宪，其换回来的政治代价可能更沉重。这样慢慢地到了20世纪60年代，修宪运动渐次失去其冲击性。虽然如此，它仍然是一个热门话题，随时会引发激烈争论。

社会党全面抵制宪法委员会，是20世纪50年代政治上左右两翼激烈对立的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在国会殿堂外，一些互相重叠的左翼政治团体则从事其他方面工作，它们一方面要保卫并深化战后日本各种改革，另一方面要废弃《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最大的挑战来自劳工运动。1949年是战后劳工运动的高峰，工会的男女会员共计670万人，是雇佣工人总数的56%。不过各工会在主要问题上意见并非一致，部分工会较为同情管理层的要求，认为有必要减缓加薪要求，亦可以适当接受工作分配与新技术，因为只有在劳资合作下才能够改善生产力并提升利润，才能真正长远地维持工作与薪水。上述工会领导人亦不太愿意看见他们的成员加入政治斗争，反对安保条约。在20世纪50年代几个著名的典型劳资纠纷中，上述工人在某些企业内组织了另一个工会，发出不同声音，他们与管理层勾结，在薪水及工作问题上削弱罢工力量。在罢工失败后，这些分裂工会通常都能逐渐取得优势，它们慢慢地形成一个占多数的工会，并与企业采取合作态度。

不过到20世纪50年代末，激进与温和的工会的胜负仍未见高下，大部分的工会仍然不愿轻易妥协，同时对政治亦十分热衷。这些工会共同组成“日本劳工组合总评议会”，简称“总评”。“总评”于1950年成立，由一些反共工会共同组织。它的成立得到美国占领官员的支持，故一开始与日本共产党保持一定距离，但“总评”很快便转化为日美安保条约的有力反对者，亦成为左翼社会党的同盟者，同时支持在工场提出各种强烈要求，组织激进行动。

“总评”在炼钢厂、船坞、公私营铁路、化工工厂、汽车厂及煤矿等工人汇聚的地方，提出一种工场斗争的方式。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工会成员鼓励工人在生产车间就地发出声音，直接提出如工作环境安全、工作职务分配、超时工作等问题。在许多主要企业中，他们通过自下而上的草根方式建立有力的工会，其最后目标是建立新政治体制，工会在体制内可以参与工厂管理。

各工会同时要求大幅增加薪水，罢工成为家常便饭，而且冲突十分尖锐。从1955年始，“总评”开始在全国各公司及行业中推动一场加薪运动，然而组织十分松散，因此各企业管理层成功地将其拒之门外，没有参加它所发动的各行业正式劳资谈判，不过这亦成为日后每年“春斗”的源起。因此到20世纪50年代末，“总评”以企业具体工资谈判为中心，成功地设定了有效的奋斗目标。

20世纪50年代“进步”运动的第二个核心构成是和平运动，除了工会、社会党及共产党外，各色各样的公民、妇女以及学生团体，先后挑起战后和平运动的大旗。这个运动最核心的议题就是日美安保条约及该条约所准许的美军基地。1960年是反日美安保条约的最高峰，当时美国在日本本土有数百个军事设施，驻守美军人数达4.6万名，另外在冲绳则驻有3.7万人。

军事基地附近的居民痛恨基地造成的干扰声浪，对美军长期带来的暴力及强奸案件亦深表不满。从1952年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除了数万起交通事故，涉及美军与日本人的犯罪案件则约有10万宗，大部分是暴力事件，包括强奸及谋杀。在这些年中，约有500名日本人因事故或暴力遇害；最令批评者不满之处是这些案件都归美军司法系统管辖，基地因而成为治外法权的象征，亦唤回对19世纪不平等条约的回忆；基地四周酒吧及按摩院林立，抗议者的行为实际反映出外国人侵犯日本女性的暴力形象；最后，抗议者认为美军基地会成为明显的军事目标，美苏间一旦开战，它会让日本再次成为原子弹的牺牲者。

第二个触发和平运动的原因是裁减核武器运动。广岛及长崎遭原子弹夷为平地，数十万被称为“被爆者”的原子弹受害者，他们在战败后仍要忍受各种痛苦，这些都给予日本反核运动更具体的动力。1954年，美国在太平洋中部的比基尼岛（Bikini Island）进行热核氢弹试验，其所产生的辐射尘刚好降落在附近捕鱼的一艘日本渔船“福龙丸”上。“福龙丸”事件催生出一股有组织的反核武器及核试验浪潮，其中最著名的反核组织便是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原水爆禁止日本协议会”，简称“原水协”。原水协每年在广岛及长崎原子弹爆炸纪念日都举办大型会议，反对核武器。虽然由于左翼政治团体的分歧，和平运动亦产生分裂及矛盾，但在各个对立团体的正式会员之外，广大日本群众间强烈的反战、反美军基地及反核武器的情感仍然十分有力。在“福龙丸”事件之后，有超过3 000万日本人签名反对核武器试验。

女性及学生自发组成各类政治团体，接受左翼政治运动的核心议题，包括反美军基地及反核武器等运动。女性及学生自明治以来便一直活跃于政治舞台上，早至20世纪之初便出现了重要的女性团体，“基督教妇人改革会”便是其中之一。战后，新女性团体陆续出现，如1948年成立的“主妇连”及1955年成立的总合组织“母亲会议”，其下属团体涵盖形形色色的议题，从劳动权、和平主义及教育，到毒品、卫生以及消费者安全，无所不包。[3]

与世界各地的女性主义者一样，这些妇女团体存在许多分歧：在提出要求时，她们究竟应该从普世人权出发，还是从具体女性需求及特色出发？应该要求工资绝对平等及女性有权担任所有工作，还是应该强调保护女性工人？如果是后者，则女性便不能从事某些劳动量大的工作。在某些情况下，日本女性主义者会使用普世人权观念以呼唤女权，但纵使是这些女性主义者，她们很多时候亦把其要求联系到“母性”立场，强调母亲是女性的独特角色。这种情况在反战团体中尤为明显，当它们发表反对核试验或安保条约意见时，便常常提及母亲的特殊情感就是“要确保自己孩子的快乐”。[4]这种诉求根源于战前政府的“贤妻良母”说法，战后女性主义者只不过把旧口号改头换面，套用到女性的新角色及新权利上。

女性在劳工运动中亦十分活跃。在20世纪50年代，男性工会领导人虽然激进，但行动却常失败，反而是女性工人曾领导过几个成功的个案。1954年，一家丝织厂的1500名女工罢工，要求厂方承认其工会的合法地位，废除诸多限制性的宿舍规则，不准工厂检查信件及私人物品，以及婚后有权工作。由战后民主的标准来看，很多人认为女工的要求其实是日本人民的基本人权，不论男女均应如是。丝织厂工人赢得广泛关注及支持，最后如愿以偿。另一个成功的例子是1960年及1961年东京及其他地方的护士及医院工人要求组织工会，除了加薪外，她们亦要求同样的基本人权，特别是婚后的工作权，最后获得胜利。在1958年，已婚护士的比例只不过是2%，到20世纪80年代则增加至69%，女性主义的行动改变了整个护士职业，它再不是年轻妇女的短期工作，结婚后便要“退休”，护士已成为一个成年人的事业。

学生运动是进步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核心组织是“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简称“全学联”，它成立于1948年，其组织结构类似硬性规定入会的劳工团体，所有雇员都自动加入，故全学联由所有大学的“自治会”组成，而自治会又包括所有学生。在全学联成立之初，日本共产党的学生党员掌控了该组织。到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日共受到攻击，并逐渐失去群众基础，全学联亦因此遭受严重打击。直到“福龙丸”事件发生，才为学生运动以及反战运动打了一剂强心针。到20世纪50年代末，学生运动扩展到校园外，成为政治动因及示威的主要力量。

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上述各个“进步”力量都信心十足，充满活力，其影响力看起来如日方中。虽然工会活动并非一帆风顺，但仍维持一定的冲劲；学生及妇女团体则有一群热烈的支持者；和平运动的同情人数数以百万计；社会党得到重新整合。在小市镇、乡村以及城市，小团体公民被组织成各色各样的“圈子”，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如音乐欣赏及诗歌创作，不过它们亦组成更大的网络，与工会及政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就是在这种精神下，20世纪50年代末出现一连串的群众示威，最后汇成1960年的重大危机。这一连串事件的第一声是《警察官职务执行法》，它在1958年提出，结果引发抗议活动。自民党立法的原意是加强警察的“紧急权力”，用以限制示威，监控左派活动，结果它不但无法限制，反而引发更大的风暴。工会及其他政党领导了一场强有力的示威活动，由于公众支持及国会内在野党的联合反对，自民党终于让步，该法律并未在国会提出。

接着到1960年，两股庞大的抗议运动汇聚一处，使该年成为战后日本史上最动乱的一年。矛盾的始发点是日美安保条约，它首次签订是在1951年，此后一直成为日本保守分子及进步分子的批判对象，虽然两者的动机并不相同。进步分子反对日本与美国在冷战中结盟，认为这样会拖日本下水，使日本有可能成为战场，或成为开战时的标靶。民主党的政治家都不喜欢安保条约，特别是鸠山与岸信介，他们认为安保条约把义务片面加在日本身上，但日本却收不到任何回报，因此他们成为推动修改条约的主要力量。

1955年，鸠山提出修改安保条约，原则是要求“日美平等”，但却遭到美国国务卿约翰·福特斯·杜勒斯拒绝。1955年，岸信介成为新近成立的自由民主党党魁，继而担任首相，他的优先政策就是要修改安保条约。他说服了美国驻日大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他是占领时期最高司令官的侄子），令其相信修改条约的重要性，即可以减少国内日益增长的反对条约的力量，减少来自左翼或右翼的攻击。经过好几年的谈判，两国政府终于达成安保修约的协议，并在1960年1月签订。

比较新旧两条约，旧约没有具体规定美国要保护日本，而日本却要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新约则规定美国军事基地可以用作保护日本，而日本有义务资助基地开支，同时在紧急时期保护它。除此之外，旧约并无限制美国在基地中储藏武器的种类，亦没有规定美国在基地进行活动的类别；而新约则规定美国在基地举行活动前必须告知日本，若要携带核武器进入日本港口或领土，亦同样要告知，不过条约中有漏洞，即美国可以逃避规定责任。最后是旧约中并无规定时限，亦是当时争议的所在；新约则以10年为期，但若到期，它可以自动延续，除非任何一方要求废除它。

讽刺的是，新约并没有减少条约的反对力量，当岸信介决定要签署这个他所谓的“双边”条约时，反对运动愈加扩大。1960年1月，日美首脑在华盛顿会面签署条约。双方安排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总统在长久计划的亚洲之旅中访问日本，参加6月19日的签约仪式，条约在日本国会通过后会在当日生效。

当1960年6月逐渐迫近时，一股强力暗流不断冒出，反对新修安保条约。社会党、学生团体、妇女团体甚至自民党内的一些成员都反对新安保条约，他们认为签约以后日本无异于永远处在美国霸权下，成为一个“从属独立”国家；他们反对的另一个理由是日本可能会身陷于当前危机，被拖进更大的战争中。抗议活动从1959年春开始，1960年4月规模不断扩大，东京街头涌现出一波又一波的示威。5月19日半夜，在公众的怒吼声中，岸信介政府形式上在国会通过新日美安保条约。当时众议院的议长就像一个人球一样，在反对党议员的层层包围下，被国会警察强行带到议坛走道，在那里宣布召开国会，匆匆投票通过该条约（见图15.1）。

为了报复政府的做法，示威规模急速扩大，紧张气氛亦升温。国会附近地区每日都出现庞大示威，连续好几个星期。据保守估计，最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可能超过10万人，甚至可能达到20万人。6月10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James Hagerty）到日本，准备替他安排访问的细节，以庆祝新条约生效，这亦是美国现任总统的首次访日。然而当哈格蒂踏出机场，准备乘车前往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时，一群愤怒的群众包围他，并要推翻其座驾。最后哈格蒂要搭乘美军直升机才能离开机场。在6月15日的另一场示威中，一名妇女死亡，示威者指责警方使用暴力，但警方则说她是在退下来的示威者蜂拥人潮下被推挤致死。无论如何，由于害怕无法确保安全，艾森豪威尔终于在最后一刻决定取消访问日本。岸信介的信用因此受到质疑，不得不辞去首相一职，不过他达到了目的，新安保条约终于通过，从长远来说，确保了日美间的军事同盟关系。

图15.1 1960年5月19日，自民党要直接强行通过修正的日美安保条约，警察助其一臂之力，在日本社会党的极力抗拒下，警察将众议院议长带到国会会议堂的走道上，在那里强行举行投票。安保条约修改之争是战后冲突最大的政治斗争。（每日新闻社提供）

当安保新约在6月19日生效后，示威群众逐渐退潮，但反对党的政治力量又转移到远方——南边的九州岛，在那里，三井公司的三池炭矿正在发生裁员问题的劳资斗争。

日本矿业面临严重衰退已经是好几年的事了。本来经济繁荣，能源需求应日益增加才对，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末，石油的价格已明显比煤炭低廉，同时外国供应也稳定无虞。为了寻求生存之道，包括三井在内的各煤炭企业便希望通过购入新设施及裁减员工数目提升其生产力。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三池工会在“总评”下属的激进工会的支持下，站上车间第一线，采取斗争策略。三池矿工是个与外界隔绝但内部相对一致的社群，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便曾经历过好几次劳资纠纷，因此建立了一个颇为团结的有力工会。工会的“车间委员会”已经能够掌控工作及超时任务的分配，也可以设定安全标准。这种草根性的积极参与成为其他工会的楷模，但对全国工业家亦形成威胁，故1960年的三池罢工有其更深一层的含义。有观察者使用战争时期的政治术语，称它为“劳资间的总体战”。

触发争议的导火线是三池炭矿的裁员计划，它准备在其1.3万名工会员工中裁撤2 000人。三井的决心不单是要“合理化”炭矿，亦即购入新设施及裁减员工，更重要的是它有意开除工会积极分子，瓦解工会，重新夺回车间管理权。1959年10月，工会发动第一起有时效性的罢工，要求工人反对公司的合理化计划，以后尚有几起罢工。12月，三井公司宣布裁员，其中特别针对工会领导人。到1960年1月，三井索性关闭炭矿，工会则以宣布罢工作为报复。约4000名矿工在公司支持下立刻成立另一个工会，以支持公司作号召，并有意回到工作岗位。

但大部分的矿工仍与原来的工会站在一起，在令人刮目相看的纪律及团结精神下，工会会员挣扎了10个月，工会所提供的津贴只是其正常薪资的1 /3。到1960年6月及7月，日美安保新条约已顺利通过，约1万至2万名条约抗议者及工会同情者汇聚在三池，为罢工工人打气加油。工会纠察队则尽力阻止另一工会会员复工，几个月来发生不少紧张冲突，随时有转化为大型暴力冲突的可能。公司雇用一些类似黑社会的保安人员，在整个纠纷过程中，1名矿工被杀，另外超过1700名矿工受伤（见图15.2）。

图15.2 1959—1960年的三池炭矿纠纷是日本激进工会与管理层冲突的最高峰，资方因而决意要瓦解工会势力。双方长年斗争的焦点主要在于工作保障及工厂的控制权，亦因此把整个小区动员起来。图中是三池工会的家属协会会员与三井矿山的行政人员抗争。（朝日新闻社提供）

为了维持秩序，政府派出1.5万名警察进驻，为当时日本全国警力的1 /10。其他煤矿仍然开工，并临时抽调煤炭以供应三池炭矿的客户，纵然此举有碍本身正常客户的需要。由于管理层团结一致，且国家明显支持，煤炭公司最后取得胜利，压倒工会。1960年秋天，原来的工会被迫接受政府做中介的解决方案，经过313天的罢工，公司终于取得权力，实行全面合理化计划。

同年10月，一个属于极端右翼组织的年轻人行刺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1898—1960），浅沼最后不治去世。他颇得民众好感，曾在上一年访问北京，并在北京攻击新安保条约草案，宣称“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人民的共同敌人”。此举引起极大争议。浅沼的死亡引发如此大的冲击是因为该事件是在全国注目之下：浅沼被行刺时正在一场各政治党派集会的选举辩论中发言，由电视全程转播。当时三池煤矿罢工正走向尾声，恐怖行动只会加重政治危机的气氛。

二、调和政治

经过1960年的戏剧化行动与创伤后，政治气氛逐渐平静下来。在右翼方面，自民党、官僚以及商界领袖的主要人物相率降低修改宪法的调子，同时避免与工会发生冲突，他们强调经济发展政策，亦力图改善民众福利，希望借此至少赢取部分反对党的支持。他们在国会亦采取新策略，在提出新法案时与在野党事先做非正式的咨询，同时表面上也进行了一些修改以取得对方的支持。在左翼方面，工会运动中一些比较倾向合作的少数人，再加上日本社会党较保守分子，积极响应自民党的新姿态，同意放弃工场里及国际议题上的冲突策略。其结果是形成一种新式的高度成长政治，其特征就是折中与妥协。

自民党新政策的核心是池田勇人（1899—1965）首相的“所得倍增计划”。该计划于1960年9月正式宣布，其设定的目标是到1970年迅速“让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以达成充分就业及急剧提升人民生活水平”[5]。这个计划亦成为国家指导市场经济的典型，一些学者认为“发展型国家”就是其核心指导思想。[6]该计划设定具体目标以投资优先产业，要求公司之间进行合并或合作，政府亦主动扮演积极角色以指导私人领域达成上述目标。池田更进一步降低税率及利率以刺激经济，结果经济规模在1967年扩大了1倍，进度比预估提前了3年。

所得倍增计划是保守派的一个政治策略，早在政局动荡的20世纪50年代中已进行拟定。保守派战前的权力基础在地主及商界精英，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自民党希望扩大基础，广泛与各种社会构成结成联盟。自民党设计好几个类似社会契约的政策，首先实行的对象是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他们刚从土地改革中取得自己田地的所有权。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政府一直在操作米价，以免农民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到1961年，《农业基本法》更导入一个新的价格支撑体制，对农民尤为优惠。自民党亦因而获得农村选民的全力拥护。其后人口逐步流入都市，但自民党却迟迟不愿重划选区，造成由农村选出的议员过多，在国会内比例失衡。

自民党的第二个核心构成是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老板及其附属者。在整个战后时期，制造业、零售业及批发业各行业中，雇用人数在3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仍属多数，估计约占非农业劳动力一半以上。这些中小企业以战前组织为基础，组成各种有力的游说团体，自民党在20世纪50年代初便与之暗通款曲，提供各类有帮助性的政令。例如政府对中小企业实行低税率，甚至连这些税政府也无意积极催收。自民党又在1956年通过《百货业者法》，该法令实际上让大型零售业者或超级市场无法进入市区或郊区内数以千计的商店街，这些商业地带实际为形形色色的“阿妈阿爸”小商店所掌控。在高度成长时期，日本大都市愈来愈兴旺，但这些小商店则提供一种小镇的温馨感受，同时它们的老板及雇员亦成为自民党都市地区重要的选票来源。[7]

自民党政权的第三个重要社会构成则在大家意想之外，他们是白领及蓝领受薪工人，这群工人不但任职于大企业，而且都身处高度工会化的体制内。美国在这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积极为自民党、商界管理层及工会工人创造联系。由1953年开始，美国帮助日本政府成立一个半独立机构，名为“日本生产力中心”，并且提供经费。该中心宣称提升生产力可以“扩大市场，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实质薪水及生活水平，更可以促进工人、管理层及消费者三者的利益”，生产力中心很快便外出接触日本全国各地工厂。[8]在成立头两年，生产力中心亦派出53个由管理层及工会领袖组成的小型团队前往美国，目的是学习生产力技巧，这种交流步伐以后愈来愈频密。

部分重要工会支持上述的生产力运动，这些劳动团体逐渐成为统治体制的一个非正式构成，“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简称“总同盟”）及“全日本劳动组合会议”（简称“全劳”）这两个比较保守的劳动联盟同意接受新技术，所换取的承诺则是工作受到保护，同时当生产力有所增长时，工人可以提高薪水作为回报。另一方面，“总评”则是强烈反对日本生产力中心，它认为工会若无足够强大的声音可以设定工作环境，新技术引进只会牺牲工作机会，甚至恶化工作环境。不过各工会整体反应却使劳动省喜上眉梢，它在1957年指出在各大厂商内，“对生产力运动的反应，呈现出一种务实而非茫然的态度”[9]。

这种合作精神当然不会在一夕之间成为主流，产业间紧张的冲突曾在1957年及1959年一度使钢铁业的生产停顿下来，更不用说1960年的三池炭矿事件。“总评”的冲突策略及进步政治目标仍获得事业单位雇员一定的支持，各个国铁工会成员、邮政人员、各地方县市政府公务员以及公立学校教师，均要求增加薪水，并且在工作环境及调配上有更大发言权，他们最不满的是1949年以来其罢工权利一直遭受压制。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每年都有所谓加薪的春斗，他们不采取全面罢工，反而采取怠工策略，这一方式颇为有效。公营铁路工会要求职场民主化，有权介入监督管理事务；亦可以在设定薪水时，对年资及绩效的比重有发言权。1967年，工会强迫铁路当局成立“职场讨论协议会”，加强其在调配工作及晋升方面的发言权。到1970年初，工会进一步要求铁路管理层强化年资为晋升及加薪的主要条件。[10]

然而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间的私人领域与欧洲情况相同，劳工运动的激进力量正日渐萎缩，他们要面临的挑战是日本版的全球化“生产力政治”。[11]在经过激烈斗争后，私人企业的工会大部分由比较合作的工人领袖掌控。他们辩称在严酷的国内与全球竞争的环境下，若要长期获得工作及稳定薪水，则在短期内对薪水的要求不得不温和，同时对工作环境及技术亦应采取弹性态度。公营领域的工人，其工作与全球经济关系通常不大，多半无视上述诉求；但私营领域的工人则要面对上述各种消极或积极的诱因，通常会被说服，跟着大环境走。大企业的劳工管理人员则会用各种方法吸引工人，例如扩大企业内各色各样的福利措施，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做法，目的是防止工会设立同样的福利计划以吸引工人，同时企业更可借此建立工人对公司的归属感及责任感。有些福利措施可以追溯至战前或战争期间，有些则是全新的。到20世纪60年代，任何大企业的雇员都可以享用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其广泛程度令人印象深刻，例如企业经营的医院、健康中心及商店，单身工人宿舍，有眷属的已婚公寓，企业下属各个度假休憩场所，企业资助的旅游、运动队及音乐节，各种家属组织，等等，不一而足。同一时间，对那些桀骜不驯的异议者，企业在晋升及加薪上都给予歧视，前途一片黯淡。

管理层在工作保障上亦有不成文的保证。在整个高度成长时代及以后时期，除了极少数例子，企业一般不会直接裁减人员，纵使经营面临不景气。在与工会协商后，它们会尽所有力量将多余的员工转至其他部门或下属子公司，这个政策经常通称为“终身雇佣制”，不过这一说法有误导之嫌。误导之一是以为大企业雇员都乐于“终身雇佣”之职，他们是在自己决定之下从事此“终身”工作的。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的制造业中，男性雇员在出任第一份工作后，通常约1 /3至2/3的人会在5年内辞职。误导之二是不少公司建立了一种所谓“自愿退休”的策略，目的是赶走那些不需要或不想要的雇员，只不过没有直接使用“解雇”一词而已。

当企业逐步推动上述政策后，管理层与雇员间的敌对意识亦得以缓和。全国性政治层面亦发生相应变化，倾向合作秩序的支持者诱发重要转变。1960年1月，日本社会党的右翼再度失控，这次他们要成立民主社会党。成立之初，该党在众议院拥有41个议席，至于原有社会党，它在进步阵营中仍占多数，拥有125个议席。劳工运动的两个保守组织“总同盟”及“全劳”支持民社党的做法，1962年，两者合并成为一个名为“同盟会议”的新组织，拥有会员140万人，与“总评”410万会员相比，它的规模当然小得多。[12]故无论在政党还是工会方面，“进步”政治力量均分裂为多数的左翼与少数的右翼。虽然如此，少数的右翼作为自民党的潜在同盟，它的人数虽较少，其作用则不能小觑。

到1964年，政治上走向非正式温和联盟的趋势更为明显。汽车、造船、电子及钢铁业这些行业中一些倾向合作的工会，跨越“总评”与“总同盟”两个全国性工会的界线，自行组织起一个联盟。这个组织到1966年得到“总评”中有力的钢铁组织支持，结成“国际金属劳联日本协议会”，简称IMF-JC，与北美及西欧反共的“国际金属联会”挂钩。其政策是要求温和的薪水调整，同时限制使用罢工作为谈判策略。

自民党策略家有意化敌人为盟友。他们非常了解人口结构的变动——人口不但由农村地区流向城市，亦由农业转向制造业及服务业。他们指出社会党是这种趋势顺理成章的受惠者，但不一定是必然的。这些策略家要求自民党提出“劳工一揽子政策”，好与倾向合作的工会建立沟通管道，亦可以向大部分工人提出一个稳定而向上的生活愿景。[13]1964年，池田首相受IMF-JC成立的鼓舞，史无前例地会见“总评”领导人太田熏（1912—1998），共同商讨薪水事宜。两人同意把公营企业雇员的薪水与私营企业关联起来，其增幅视乎私人企业争取多少。池田急于利用私营企业工会的合作态度，以软化公营企业的要求；而太田则希望凭借坐上谈判桌，为未来发声奠定更坚实的基础。自民党现在变成一个广纳各路英雄好汉的政党，而政治世界亦由抗衡政治转变为折中政治。

虽然如此，紧张仍旧存在，“总评”势力依然大于同盟，日本社会党影响力亦大于民主社会党。事实上民社党在选举中的表现不佳，1960年是民社党成立后首次参加总选举，结果一败涂地。民社党议席由41席锐减至17席，而社会党则增加至145席。民社党虽在以后的选举中重来，但还是未能收复其最初实力。激进的工会活力依旧，继续组织春斗，要求加薪，支持原来的政治理想。

除此之外，社会运动逐渐冒升出新的主要矛盾，政治行动亦浮现新的形式，观察者称此为“公民运动”政治。这种积极活动有其特色，精神上无党无派，组织上相对缺乏中央核心，以草根为主。公民积极性到20世纪60年代末及70年代初达到高峰，但有些团体的重要性仍持续到以后时期。

触发公民运动的因素有二，首先是和平主义，其次是不满日本政府对主权的让步，两者均与20世纪50年代反安保运动有关联。这些精神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整合为别出心裁的抗议运动形式，反对日本成为美国越南战争的后勤基地即为该运动的一环。抗议者害怕日本会因此被拖进更大的战争中，他们亦认为越战只是个内战，但美国以残酷且帝国主义的方式介入。1965年，各个草根公民团体组成“致力越南和平：市民联合！”，简称“越平联”。它其实只是个松散、无严密组织的联络网。[14]以东京为基地的几份刊物作核心，把各地团体汇聚在一起，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高峰时期，这些团体约有500个之多。“越平联”突出的地方是它完全没有正式会员清单，没有会章，也没有会费。有人估计在1967年到1970年的高峰期，至少有1800万人以不同形式参与反战活动，最大的单个示威活动出现于1970年6月，有77万人走上街头，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自动续约。“越平联”有一个较少为人知但却并非不重要的活动，就是援助美国的越南逃兵，同时亦组织美军基地士兵举行反战活动。[15]

当越战结束，“越平联”亦在1974年解散。它令许多支持者最失望的地方是在1970年之际，日美安保条约即将再续约，而“越平联”无法组织一场成功的反对运动。在1960年安保条约修改斗争时，日本政府希望取消所谓“单边”条约，代之以一个更平等且更周延的条约，但必须得到国会同意才能通过。到1970年，10年期限已满，根据安保条约自动条款，除非日本国会或美国国会决定废除它，否则安保条约会自动延续。因此日本国会中的条约反对派反而备受压力，虽然他们推动一系列大规模示威反对续约，但很明显他们在国会缺乏足够的票数否决，同时1970年反条约运动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10年前。虽然反条约运动没有成功，不过许多曾参与反战及反美军基地的学生及成人，他们日后转向其他议题及不同形式的公民运动。

与“越平联”同时进行的是另一些紧张甚至是暴力性的抗议活动，主事者多半是20世纪60年代末的日本大学生，其实亦与当时的世界学运同步。在过去十多年，学生运动的核心组织是“全学联”，但“全学联”一直纠缠于内部派系斗争，一边是与共产党有关的团体，另一边则是非共产党的“新左派”。即便如此，在反战运动最高潮的1968年至1969年，激进学生汇集在一起，发动史无前例的示威与抵制运动。他们与过去有完全不同之处，运动领袖大部分跟当时共产党分子或反共分子没有任何关联，亦与“全学联”无关。他们联合组成一个名为“全学共斗会议”（简称“全共斗”）的组织。[1]这些学生反对增加学费，要求在大学管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们也把地方斗争和全球政治联系起来，主张课程改革与反对帝国主义相关，因为大学可以利用教学及学术研究阻止日本成为资本主义超级强权，不令其与美帝国主义结盟。

1969年春季，不少大学实际上陷入停课状态。“全共斗”与“新左派”联合，转而采取一种暴力斗争战术，以对抗镇暴警察。他们将这种武装斗争手段称之为“力”（该词在日语中对应的罗马音为geba。源自德语词gewalt，日语中发音为gebaruto）。示威者头戴钢盔，使用分散队形占领教学大楼及宿舍。当年春天，东京大学在其历史上首次停办入学试，不招考新生。[2]运动到1969年夏天开始走下坡，社会大众不再认同学生的做法，政府亦呼吁回归常态，并派出镇暴警察进驻全国大学校园，逮捕学生领袖，再度掌控整个局势。

在暴力抗镇及随之而来的镇压以前，各著名大学虽然亦有学生积极分子，但他们毕业后通常都可以进入企业界或政府机构工作，据说主流雇主都颇欣赏他们在学运中的“领导”才能，纵然这些政治抗议活动是针对现行体制的。但在1969年危机以后，他们的态度便有所改变。企业间流传一份报告，将学生积极分子列入黑名单。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学生运动的力量及影响力急速下降。但仍有部分激进团体将运动转而针对内部，进行残酷甚至是致命的派系斗争，这又是另一个阶段。

图15.3 1968年东京大学学生罢课，使该大学瘫痪一年多，上图为学生示威一景。学生群都支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他们正在校园中心地区的安田讲堂前集会。（每日新闻社提供）

公民运动新领域中最有成效的便是环境保护。当工业毫无节制地扩张，有时甚至不计后果，空气与用水质量自然会急剧恶化。环境受损的代价，又或工人与居民的健康受害，乍看似无关轻重。这与生产者无直接关联，政府亦无须马上付出代价，欣欣向荣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不会因此而有所减损。事实上假若环境受损，反而会刺激经济活动，如建造滤水厂或送污染受害者到医院治疗，这些产品与服务又会被看作“不断成长”的经济的一部分。

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出现一连串因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疾病，情况颇为恶劣。在九州岛熊本县水俣市及本州岛新潟县所设立的化学工厂附近，先后出现水银中毒事件，有居民死亡。[3]日本中部神通川流域的富山县富山市妇中町亦出现镉中毒状况，患者骨脆易折，周身痛楚不堪，故日语称其为“痛痛症”。[4]本州岛中部太平洋沿岸的三重县四日市，由于炼油厂造成空气污染，导致居民发生严重呼吸困难。[5]同样病症亦出现于工业集中的城市，如横滨、东京附近的川崎市及大阪附近的尼崎市。无论是上述事件还是其他公害案件，受害者都马上要求赔偿，但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所得到的反应十分缺乏效率。制造污染的人都千篇一律否认其责任，同时多方妨碍调查，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则相对很消极。

其后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及70年代初，当地污染受害者使用与反战抗议者同样的方式，主动对外联系，成立全国性的强大网络，他们使用静坐及抵制等随机应变的策略，又买入制造公害的企业的些微股票，借此出席该企业年会，干扰股东年会，同时亦向法庭提出诉讼，要求赔偿。从1971年到1973年，法庭对上述所谓“四大公害”事件做出一连串里程碑式的判决。四大公害是指水俣市及新潟的水银中毒、镉中毒及空气污染引发的哮喘。在每一个案例中，受害人不但赢得赔偿，而且建立重要先例，迫使政府及企业担负起赔偿责任，并要采取预防的措施。

其中一场特别紧张的环保抗争运动，把学生运动与一般的农民家庭联系起来，它就是新成田国际机场建造时所发生的绵长抗争。成田机场位于东京以东60公里的千叶县，由于了解到羽田机场已有设施无法应付快速增长的交通需求，1966年政府开始策划建造新的成田机场。政府选择该地，因为它半数面积原来是皇室用的狩猎区域，征用起来比较方便。但对于其余地段的农民，政府却采取一种高压而又笨拙的方式，试图强迫当地农民出售其土地。学生活跃分子与农民很快便串联在一起（见图15.4），前者认为兴建机场所造成的矛盾是大好良机，趁此可以攻击傲慢而又高压的国家官僚机器，而它正是战后资本主义体制的核心；后者的目的较为单纯，只是想要回土地、保卫家园而已。就在这时，不少人支持学生对政治的批判，愿意伸出援手。抗争者一开始便摆出长期斗争的姿态，他们在争议土地上建造复杂的隧道系统，拒绝迁出。机场在1969年开始建造，但抗争者阻延飞机跑道完工，从1971年拖至1975年，其后3年又阻止机场真正营运，直至1978年为止。在全副武装的警察与激烈反抗的学生、农民公开的激烈战斗下，再经媒体大力渲染，机场才得以开通。虽然大部分人民没有使用某些积极分子所倡导的暴力手段，但成田抗争确实迫使政府关注人民的反应，在以后进行同类规划时，不得不采取更妥协的态度。[16]

在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亦出现了其他的公民活动形式，而且有其重要意义。[17]其中包括产品安全监督、民间消费网络合作以确保食物新鲜及价格合理。由反对战争、学生运动到环境保护等各种形式的公民抗争，妇女与男性同样活跃，不过在与家庭生活有关的领域，她们所扮演的角色特别突出。支持消费者的人并不同意毫无批判性且物质至上的“消费主义”，与其强调低价，她们宁愿重视高质量及产品的纯粹性。她们亦与农业合作社及政府机构建立联系，保障各种家用产品，然而国外有时会批评她们所推动的安全标准，认为这是另一种保护主义，排斥外国货，这说法也并非毫无根据。

图15.4 当东京要于成田建造新国际机场时，农民与学生为了反对机场的兴建，结成了一个不寻常的联盟，而且在长期斗争中十分有效率。上图是抗议者于农地四周打桩，以阻止政府取用土地改建为新机场。（每日新闻社提供）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上述新公民运动政治与旧政党政治汇聚到一起。在全国各地大小城市间，居民在环保问题下组织起来，要求更高水平的公共住房，还有反美军基地斗争，这些都让社会党及共产党政客有崛起的空间。1975年为其高峰期，在全国175个都、市及县中，其市长及县长均由左翼政党成员担任，其中包括东京、大阪、京都、横滨、名古屋、川崎、神户等7大都市。[18]

这种趋势称被为“进步地方政府”时代，在近代日本史上，地方政府能领先中央政府，其所代表的意义颇不寻常。地方政府在很多方面走在前面，如环保立法及采取社会福利措施。其中最著名的进步地方领袖是美浓部亮吉（1904—1984）[19]，他在1967年到1980年担任东京都知事[6]。由于推动各种先进福利计划，如为东京市民提供免费医疗保险，美浓部当时赢得大众的支持及全国知名度。

对于在野党在地方上史无前例的斩获，自民党及中央政府并未采取对抗行动，反而积极响应。自民党采纳地方政府的做法，转化为中央政策，它宣布1973年为“福祉元年”，大力推展各种退休及健康保险计划。同年，为了加强环境保护法令，通过了《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让受害者能够较容易得到经济援助及健康照顾。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因经济衰退，自民党与政府机构删除新措施，例如提高保费或削减福利，没有以前慷慨，但其做法的确有助于保守派在都市地区夺回民众的支持。

尚有另一因素促使政治走向更中庸的方向，就是“公明党”的兴起。公明党顾名思义，以公正廉明为号召。它的基础来自民间广受欢迎的宗教团体“创价学会”。该宗教的领导人在20世纪50年代末以“廉明政府”为政纲，开始参与公职选举，其正式创立公明党是在1964年。到20世纪60年代末，公明党已经成为国会中第三大政治力量，紧跟自民党及日本社会党之后。与此同时，有人批评该党触犯战后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公明党马上斩断与创价学会所有正式关系，当然事实上该党的候选人及选区的支持仍然来自创价学会的信徒。公明党自称为“中道政党”，它主张更多社会福利措施及支持战后宪法，但接受资本主义基本结构。在地方选举中，它通常支持社会党候选人。当自民党及社会党要争夺公明党支持者选票时，公明党自然也把两党拉到了政治中立路线。

20世纪60年代草根活动的百花齐放盛况并不只限于左翼及中道政治，右翼亦有其草根活动，其中最突出的运动是鼓吹确定日本建国纪念日。在19世纪70年代，明治政府曾指定2月11日为“纪元节”，据说该日传说中神武天皇即位并建立大和朝廷，时为公元前660年。这个说法并没有太强的根据，1948年占领当局便将其废除。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有人倡议要恢复原来的节日，最初的支持者是吉田茂，于1951年提出。此后保守派领导人对这个运动的支持固然值得注意，更重要的是它采取“公民运动”形式，通过不同的网络动员大量支持者，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有神社的神官组织、各地方町村的保守派市长及议员。到1966年该运动表面上达成目标，国会通过法案，定2月11日为“建国纪念日”，不过实际上与原来的意识形态期待有异，建国纪念日并没有像战前一样，采取强烈的宗教方式来崇敬天皇。

三、全球关联性：石油危机与高度成长的终结

日本两位数字的经济增长速度傲视全球，但到1973年秋天却戛然而止。当年10月中东爆发以色列——阿拉伯战争，阿拉伯的主要石油生产国限制石油出口，日本亦在限制之列，油价因此在短短数周内暴增4倍。日本政府马上与以色列保持距离，并且突然认同巴勒斯坦人的说法，支持他们回家的权利，日本人因而被讥为胆小如鼠。然而当前危机得以稍缓，阿拉伯石油出口国答应重开油源，不过由于石油进口价飞涨，日本的国际收支出现赤字，不断增长的能源价格导致经济严重衰退，亦引发20世纪4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在1974年，消费者物价上升25%，而且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国民生产总值首次出现下降，在1974年减少1.4%。

日本称石油危机为“石油震撼”，它亦产生重要的社会及文化冲击。维持日本生命线的能源有断绝供应的危机，进一步证实主张经济自给自足者一向以来的最大忧虑。石油危机凸显出当今互相依存的世界里，假若经济资源缺乏，其弱点便十分容易暴露；它亦再度唤回对战时及战后初期物质匮乏的回忆，对年过40岁的成人而言，当时的体验仍然历历在目，挥之不去。消费者突然兴起囤积各种货物的热潮，开始时的目标是洗衣剂等石油化工产品，也有人称它为“卫生纸恐慌”，因为数以千计的家庭主妇挤到超级市场，抢购这种每天的必需品，架上的卫生纸被一扫而空。

石油危机亦刺激政府制订长远的计划，减少日本对石油的倚赖，尤其是不要把油源集中到中东。政府加快建立核发电厂及水力发电设备，同时资助开发各色各样的新能源，例如页岩油、太阳能、海洋波浪产生的能源。政府亦再度求助于战争时期的克难精神，大声疾呼“节约能源”。通商产业省官员以身作则，冬天不开暖气，夏天不开空调，他们亦要求学校及政府建筑物看齐，同时敦促所有机构同步执行。在夏天，他们不打领带，穿短袖衬衣上班，令办公室同仁耳目为之一新。节约能源及分散来源两大政策可以说相当成功，日本对中东石油的倚赖度急速下降，1970年它占日本石油总供应量的85%，到1980年则下降至73%。

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率一度触发工人抗争的再现及对立严重化。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工人组织在其要求及形式上已变得比较温和，然而到1974年春斗，又在各行业形成大规模的加薪要求，而且颇具威胁力，结果他们赢得史上最大的加薪幅度，在起薪点上平均达到33%。

公营事业雇员特别彪悍，与私营领域有异。公营企业工会的冲击性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便愈来愈厉害，到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最高点。但工会领导人忽略了一个警讯，即社会大众对工会的做法渐表不满。1973年春斗期间，铁路工人依旧沿用消极怠工战术，造成交通尖峰时间的班次阻滞及极端拥堵，引发愤怒乘客的暴动，他们在27个车站殴打司机，捣毁车厢。

1975年末是个转折点。公营企业工会发动百万人参加所谓“为争取罢工权”的罢工[20]，但这次公营领域雇员总罢工可说以失败告终，工人运动无法在广泛层面上动员群众。例如私人铁路工人没有参加，公众反应冷漠，与15年前的三池炭矿罢工相比，只有少数学生集结支持。一星期后，工会宣布中止罢工，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政府对参与罢工的百万工人采取惩戒处分，有1015名领导者以非法罢工罪名被开除，公营领域工会从此走向漫长而缓慢的萎缩。[21]

同一年中，私营领域工会由前一年的积极要求变成大幅度后退。管理层及政府官员声称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恢复企业利润及保证工作的长期稳定性，薪水不能做过大的调整。各主要出口工业工会在IMFJC的领导下，设定私营领域薪水年度调整幅度，他们都同意政府的说法，1975年加薪幅度平均只有13%，为前一年水平的1 /3而已。在一些如造船业的衰退行业中，他们也同意大量削减工人数目，数以千计的资深工人被迫提前退休。工会向其会员解释，之所以要牺牲部分工人，主要为保证更长期的稳定以及其他人可以分享到更多的福利。工人会质疑这种逆来顺受的合作究竟是否聪明，不过当工会领导者决定后，异议者便没有置喙的余地。因此从环保到福利政策，以至劳资关系，一个以妥协及折中的政治体制逐步形成。

由贫穷到富裕、由冲突到折中，这是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所走过的道路，它与世界各地的战后历史大致相同。欧洲在战后一片颓垣败瓦，其中以德国及意大利尤为明显，但在以后几十年间都同样出现所谓“经济奇迹”。在所有例子中，美国的援助都扮演关键角色，同时美国亦积极推动一个开放性的世界贸易制度。无论在欧洲还是日本，美国的电视及电影都在刻画一个富裕之梦，以及中产阶级消费者的美丽新生活。美国出口的技术，再加上促进各种非共力量的冷战活动，它们影响了战后世界各地的经济及政治历史。

美国与日本的接触有些是隐秘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自民党内的反共盟友。[22]秘密活动的目标是发展亲企业工会，破坏激进思想及造反性活动。美国在日本以及世界其他各地如何开展这种秘密工作，我们今天无法得知全貌。不过至少可以肯定地说，当折中政治逐步发展之际，它一定会插上一脚，并有助其成功。

在冷战高潮之际，其他形式的接触则较为明朗。1961年，美国新任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委派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1910—1975）出任驻日本大使。赖肖尔之所以被选中，有其不寻常的意义，他是哈佛大学教授，亦是日本史专家。[7]他之所以引起肯尼迪的注意是他在1960年所发表的一篇文章，当时正为日美安保条约危机之际，日本发生连串暴动，艾森豪威尔访日之行被临时取消，赖肖尔在文章中呼吁与日本修补“已中断的对话”。[23]赖肖尔担任驻日大使至1966年，在任期间，他努力消除政治上左右两翼的反美情绪，他亦致力于影响文化及思想生活，赖肖尔反驳马克思的批判性日本史观，用一种乐观态度看待日本史，认为它是非共产现代化的一个成功模式。

由于当时日本人强烈反对美国介入越战，减轻了赖肖尔对日美关系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美国军事基地继续存在，特别是美国仍然控制冲绳，反美情绪依旧存在于整个政治光谱中。1968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承诺交还冲绳给日本。到1972年，经过美国22年的占领，冲绳终于回到日本手中，该事件是个里程碑，使日后两国友好关系跨出了一大步。不过大量美军仍然留驻冲绳，直至今日，美军基地依旧拥有冲绳中部及南部最适宜耕作的20%的土地。[24]对冲绳及日本本土而言，它仍是日美关系的一个痛点。

总括来说，一方面日本在美国战略保护伞下“从属独立”，日本人民常因为这个尴尬地位而不安；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主导整个经济环境，日本亦得以制造各种产品，营销非共世界，社会才能日渐富裕，因此日本高度成长时代是具有上述国际政治背景，才能够在政治上实行制约，在经济上重新组合，释放能量。

不过有些事应该值得注意，日本人民所经历的这种共同体验，它并非完全是美国首府华盛顿或金融中心华尔街的独角戏。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人民所面临的各种议题，其实是当时新世界秩序所共有的，这个新世界秩序一方面互相依存，另一方面则意见不一致。学生抗争、妇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全球现象，是同时发生的。“生产力政治”也是个全球现象，世界各地工人组织的立场也在转变中，由抗争形式转为体制内交涉，有时工人甚至成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大约同一时间，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发展出更广泛的社会福利计划，延伸到中产阶级内，日本毫无疑问是其中一员。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亦与其他地方一样，希望一方面能求取利益，一方面维持稳定、健康及有意义的生活，如何在两者间求取平衡，是他们一致努力的方向。

[1] 日本的学运约开始于1965年，当年有御茶水女子大学反对学生宿舍不良规则，早稻田大学反对增加学费。——译者注

[2] 日本学制是春季开学。——译者注

[3] 1955年水俣市新日本窒素肥料工厂附近不少只猫突然死亡，到1956年人亦出现同样情况，后查明为该工厂流出的水银造成，该病亦称为“水俣病”。——译者注

[4] 由明治时期开始，岐阜县飞驒市的三井金属矿业制造亚铅，将镉金属排入神通川，造成污染，1960年才断定出病因。——译者注

[5] 1964年出现呼吸不顺的死亡事件，日本称为四日市病，与水俣市水俣病、新潟水俣病、痛痛症统称为战后四大公害病。——译者注

[6] 东京都知事即东京市市长。日本地方政制为1都1道2府43县，都指东京市，为日本首都。——译者注

[7] 赖肖尔之父为长老会传教士，在日本传教，故赖肖尔在日本出生，到16岁才回美国读大学。——译者注

第十六章

两极化世界中的全球大国：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

日本能以一个富裕、信心满满、爱好和平的姿态崛起，在战后全球史中是令人讶异的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国内有些人以本国成就为傲，甚至可以说达到傲慢的边缘，他们亦因为外国人忌妒性的批评而感到不安；有人则叹息旧日生活方式的消逝，他们担心年轻一代已经失去老一辈锲而不舍的责任感；亦有人主张日本应更开放，应更容忍不同事物，男女应更平等。他们不满地说，日本普通民众拼命工作，天天从距工作地点遥远而又狭窄的家庭外出上班，他们其实无法完全分享富裕的成果。

世界各地的态度也是矛盾不一，有妒忌，有赞赏。在一些人的眼中，日本的形象由经济奇迹瞬间转为经济威胁。另一些人则视“日本模式”为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形式，比起西方或美国模式更为成功。从这方面看，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是令人满意且值得庆贺的，在战后初期完全想象不到，但在今日看来则显然是有点言过其实。

一、世界新角色及新冲突

1972年美国归还冲绳给日本，清除了美国占领所留下的重要法律阴影，虽然美军仍然留驻该岛，然而日本终于得到长期以来渴望的主权，日美关系得到新的平等机会。不过前一年有两件美中不足的事件发生，削弱了两国关系，可以称之为“尼克松震撼”。首先在1971年7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宣布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该消息震撼世界，而且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快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其次在同年8月，尼克松宣布美国放弃金本位，准许美元随其他货币汇率浮动，日元汇率因此急剧上升，它固然反映出日本的经济实力，但亦使日本出口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两件事情对日本均有重大影响。尼克松在做决定之前，不但没有咨询日本，连事先通知也没有，令日本政府及公众非常不满。他们认为美国并非百分百信任日本，也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平等的伙伴，这个看法亦非完全没有道理。最令日本政府痛心的是在过去20多年，国内的反对声浪虽然一直强大，但日本仍忠实跟随美国的政策，全力孤立及“围堵”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而美国政策却在一夜之间翻盘，不但使日本狼狈不堪，还要匆匆忙忙转向。1972年日本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双方的经济往来在20世纪70年代逐步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两国的经济更急速起飞，中国成为日本主要的贸易国家之一。

图表16.1 1963—1979年日美进出口贸易结算表

资料来源：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979).

因此即便冲绳归还日本，“尼克松震撼”仍象征着日本与美国新冲突时代的来临，这个时期横跨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尤以经济问题最为严重。从1965年开始，日美贸易平衡已经出现变化，过去日本对美贸易长期赤字，而1965年日本对美出口开始有少量盈余。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产品大量涌到美国，完全压倒美国对日本的出口（见图表16.1）。到80年代中期，日本对美出口总值为美国对日本出口的2倍，美国每年对日本贸易的赤字约为500亿美元。

日本整个贸易的基本形态一直无法改变，它输入巨量石油、原料及粮食，输出制成工业产品，而且质与量均陆续有所增长。其结果不但是使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长期占有贸易顺差地位，也形成了长期政治冲突。这方面对美国冲击尤为严重，美国最著名的生产商无法在价格及质量方面与日本产品竞争。以电子产品为例，1955年美国有27间电视机制造工厂，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只剩下一间真力时（Zenith）继续在美国生产电视机。

面对残酷竞争，美国企业的行政人员及工会在20世纪60年代初便强烈表示不满，他们认为日美贸易是不公平的。他们指责日本生产商在国内市场受到保护，并以高价出售产品，但在国外市场则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借此以垄断市场。他们认为日本公司在开始进入市场时都会赔本，而当美国对手退出或关门大吉时便会提高价格，最后都能补回损失，有利可图。他们的说法并非完全虚构，但这究竟是一种不道德的商业行为还是一种聪明的生意手腕，就见仁见智了，事实上微软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亦使用同样的营销策略。

无论如何，美国使用其政治力量堵住日本贸易的发展，经过一连串激烈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协议，日本出口商“自动自觉”限制其对美国的贸易量，最著名的是1972年对纺织品、1969年及1978年对钢铁产品、1977年对彩色电视机、1981—1993年对汽车的限制。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贸易法案，其中包括所谓“超级301”条款，授权该国政府可以单方面认定日本或其他外国政府用不公平手段垄断该国国内市场。若该国不公平贸易裁定成立，而它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纠正贸易失衡，则美国有权单方面对该国出口实施惩罚。该贸易法案无疑是针对日本，引发日本人的强烈批判，认为美国无疑是使用19世纪的炮舰政策，当时英美等国出动战舰，强迫世界各地的弱国接受它们的贸易条件。事实上在该法案通过后，美国人以“超级301”条款作威胁，强迫日本在超级计算机、卫星及木材等产品上打开其国内市场。

在各种产品的争议中，汽车配额最能突出日本与美国两国财富的转换。通用汽车及福特一向是美国工业的核心，亦为美国人的骄傲，战后的繁荣，它们也是火车头之一。在过去数十年，它们的产品象征丰衣足食的“美国梦”。但在当时，这两个被打得抬不起头的巨人却无法说服美国人选用它们的汽车，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求美国政府为它们设立贸易限额。因为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都正在转向既经济而又日渐耐用的丰田、日产、马自达或斯巴鲁汽车。[1]贸易冲突有时会以象征性行动呈现出来，感觉是非常不愉快的，例如美国汽车工人会在电视镜头前把日本制的汽车砸得粉碎，以示抗议。这些冲突至少引发一起悲剧性的种族暴行。1982年，两名底特律汽车工人用棒球棍殴打一名美籍华人致死[1]，大概他们误会死者是日本人，故动手攻击他。审判的结果令人意外，两名被告被判缓刑3年及不算多的罚款，可以说是极度轻判。[2]

在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间，美国政府亦致力于全面改变日美贸易及经济的结构性关系。在1979年，两国政府同意委任一小批所谓的聪明人士，为长远的措施提出建议，目的是减少两国间的贸易摩擦。10年以后，从1989年到1990年，一般性结构议题仍然为日美两国贸易谈判代表的焦点。所谓《日美结构协议》（Structural Impediment Initiative）的目标是改变两国贸易不平衡的结构性因素，在美国是预算赤字及低储蓄利率，而日本方面则是各种进口障碍，例如痼疾难消的营销制度打击了价格竞争。上述谈判产生了一些不同想法，有一定意义，但出于政治考虑，没有几个是能付诸实践的。

当日本银行及企业累积大量外汇存款时，投资便跟随贸易路线而至。日本机构开始投资美国财政部的证券，这些投资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不断膨胀的预算赤字不无帮助。除此之外，日本企业亦承诺大量投资美国、欧洲及亚洲，建立生产线。日本的全球性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只不过10亿美元，1975年达150亿美元，到20世纪80年代末，累积的外国直接投资约为500亿美元。北美洲占日本外国直接投资的40%，其次为欧洲，随后为亚洲与拉丁美洲。当时日本经济很景气，土地价格飞涨，日本投资者曾做过几个举世瞩目的决定，就是收购美国著名建筑物。因为对日本人而言，这些房地产仍相对便宜，其中最著名的是1989年收购纽约曼哈顿区的洛克菲勒中心，1990年收购加州的圆石滩高尔夫球场。这些交易成为美国报纸的头条新闻，日本人“买下”或“侵略”美国之声不绝于耳。如果时光倒流至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批评者的语气可以模拟昔日反移民的声调。著名记者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1985年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篇头版报道《来自日本的危机》。怀特的文章指责日本有意“瓦解美国工业”，他宣称日本的经济成就是源于其长期阴谋，目的是控制全球经济。[3]尽管受到种种指责，日本与美国间的经济关系比以前更为紧密。决策者非常了解这点，甚至当双方政府谈判者继续为贸易问题吵闹不休时，两国官员已经在双边以及多边经济政策上合作。日本曾在1964年加入“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该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协商先进工业国间的共同经济问题，亦讨论它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接着从1975年开始，包括日本在内的七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首脑，定期举行年度“高峰”会议。[4]主办国则由会员国轮流担任，会议被称为“七国高峰会议”或“G-7高峰会议”。它们讨论宏观经济政策，希望能控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成长及贸易。除此之外，“G-7”会员国的财政官员及包括日本在内的“G-5”核心国家，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定期见面。日本能参与这些会议，反映出日本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这一方面固然值得骄傲，另一方面亦成为压力来源。日本所设定的政策不但要为国家利益着想，也要为国际利益着想。

G-5成员国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1985年各国部长在纽约的广场大酒店订立的协议，通常称为“广场协议”（Plaza Accord）。该协议的目的在振兴工业，各国财政大臣因此约定合作性购入货币，提升日元币值，借此增加对日本的输出。他们亦要求日本刺激内需。日本大藏大臣不得不订立一低利率及财政扩张政策，他大方送出巨额补助金给地方政府以刺激内需，故上自公路、桥梁，下至游乐场、博物馆，各色各样的投资纷纷动工。唾手可得的预算带来复杂后果，一方面它帮助企业投资于世界一流技术，因此日元汇率虽不断升高，由于生产成本降低，日本全球竞争力依旧强劲；另一方面，它亦让20世纪80年代末的资产快速膨胀，最后形成日本所谓的泡沫经济。

日本与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亦维持一种既紧张又合作的关系，十分复杂。战后日本与亚洲各国的经济关系发展得十分缓慢，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与东南亚各国签订战争赔偿协议，恢复两者的经济联系。在与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及南越所签的条约中，日本公司赠予上述政府价值15亿美元的工业制品，而背后真正的付款者是日本政府。借着赔偿条约所建立的关系，贸易持续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约有1 /3的出口前往美国，但中国、韩国及东南亚各国计算出口总额的话，则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远远超越欧洲。

回顾历史，这种发展颇具讽刺性。当盟国占领日本即将告终之际，美国战略家主张恢复日本的“南向帝国”。他们原来估计东南亚会成为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日本工业产品的顾客，也是日本自然资源的供应地，颇有半殖民地的味道，其后亦证明日本确实与亚洲建立了牢固的经济关系。20世纪80年代末“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不断升值，大藏省及通商产业省希望日本的科技及投资能与东南亚厂商联手，目的是建立低成本的生产线，将其作为出口欧洲及美国的基地。

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的确发展非常迅速，但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90年代，美国依然是日本最重要的贸易及投资伙伴。比较讽刺的是美国这些年在日本领土上实行帝国式驻军，不但卖原料给日本，亦是日本工业产品的主要购买者。

战争时期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多仍未解决，它成为战后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及人民关系的主要议题，亦是后殖民时代不愉快经验的来源。苏联与日本虽然在1956年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并且有贸易往来，但两国一直未签订和平条约。最大的障碍是领土争执，在千岛群岛南端有日本人所称的“北方四岛”[2]，两国政府均宣称拥有该地的主权，有关领土纠纷，到今天仍无法解决。

东南亚方面，日本在战争时期统治东南亚的时间相当短，虽然颇为粗暴，但战后双方的关系却更为密切。虽然签订了战争赔偿条约，且双边贸易不断增长，但当地国家仍批评日本企业界，认为它们的贸易及投资行为类似掠夺，对当地并没有什么好处。1974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曼谷及雅加达，结果爆发大型反日暴动，这一事件震惊了日本社会。

最复杂的后殖民关系是与韩国，由于日本左派、朝鲜及韩国内部派系等各方面的反对，日本与韩国政府一直到1965年才签订《日韩基本条约》。据该条约规定，大韩民国为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的条约及在此之前的所有条约均属无效，韩国放弃以后索取赔偿的权利，但日本给予8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双方的经济关系从此蒸蒸日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发展更快，到1990年，韩国是日本第三大贸易伙伴。

有一个颇为复杂的因素最终促成日本与韩国恢复关系，这就是日本的朝鲜侨民大部分都支持朝鲜政府，而且持续不断。在20世纪60年代，可以说看不出韩国会在经济上优胜于朝鲜；在政治制度上，南方的大韩民国也没有比北方的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更民主。此外，朝鲜政府1959年在日本已取得一定合法性地位[3]，再加上日本政府同意与朝鲜签约，用比较慷慨的条款同意遣返在日朝鲜人回朝鲜，其地位更为巩固。1959年与1960年，超过5万名在日朝鲜人接受朝鲜援助回国，虽然其中大部分人来自韩国。日本政府的动机也并非完全出于人道，当时日本与韩国正在谈判订定条约，日本希望借此施压，希望韩国为取得合法性与北方对抗，因而对日让步。最后一个原因是归国朝鲜人在日本多半是贫苦大众，日本政府亦希望减轻社会福利负担。[5]

关系正常化以后，日本与朝韩的紧张关系仍然持续。1973年韩国中央情报局人员绑架金大中，他是韩国独裁政权总统朴正熙的重要反对者。韩国以武力把金大中从东京一间旅馆带走，这种做法明显侵犯日本主权，亦触怒日本社会大众。另一方面，韩国人仍然无法谅解日本人在殖民时期及“二战”时的做法。1974年朴正熙总统遇刺，结果朴正熙的太太却遭误杀，刺客是朝鲜人，长期居于日本，再与历史敌意连在一起，新仇旧恨，更为日本人涂上一层罪恶色彩。当日本政府了解到刺客是得到日本亲朝鲜团体的支持时，便实施多种政策修补与韩国的关系，同时进一步限制“朝鲜总联”的活动。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低潮时期，日本政府做出实质努力，改善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1977年，福田赳夫首相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一次会议中表示，日本强烈希望加强与东南亚合作，日本与东南亚组织官员随即定期召开会议。日本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大幅度增加海外援助的经费，该计划称为“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为ODA）。到1991年，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捐赠者，数额超逾美国。从那时候开始，日本在每年开发援助的美元总额上一直领先其他国家。日本ODA援助最多的地方是亚洲，约占60%。另一方面直接投资亦增加甚多，为当地提供就业机会。

首相中曾根康弘亦在20世纪80年代初主动强化与韩国的关系，他答应提供实质援助，总值约40亿美元。在中曾根首相任内，日本曾做出一个十分重要的象征性行动，1984年韩国总统全斗焕访问日本时，裕仁天皇对殖民地时期的残暴行为谨慎地表示歉意，对于“不幸的过去”，他表达“深切遗憾”。

然而日本政府及人民要清除亚洲人民的不信任感，并不容易办到。虽然花了不少力气修补与东南亚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末在泰国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近50%的泰国人并不认为日本是友国，70%认为日本的经济利益带有“帝国主义性质”。1989年泰国外交部的一名官员对《纽约时报》表示，日本正通过经济手段及美国的保护，逐步实现它在“二战”时期的“大东亚共荣圈”美梦。[6]

教科书问题在中国及韩国仍犹如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一样，1982年教科书事件首次爆发。当年6月底，日本各重要报章均报道：负责审查及批准日本各学校历史教科书的文部省曾要求某些作者修改其教科书，把1937年“侵略”中国华北的字眼改为意义较弱的“进出”，这些报道不用说马上激怒韩国及中国政府，并为此事件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两国获得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承诺，日本政府在未来处理近期与亚洲邻近各国历史时，必定考虑“国际理解与合作”的必要性。[7]1986年文部大臣藤尾正行（1917— ）称，在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的事件中，当时的朝鲜人亦应负有一部分责任，因此进一步激怒韩国，藤尾最后被迫辞职。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重要政治人物对日本近代历史先后做出出人意表的发言，有一次是缩小南京大屠杀的范围，另一次则强调韩国被殖民并非被强迫，是心甘情愿的，这种发言每一次都引发海外抗议，发言者通常都要被迫辞职。

稍后，首相中曾根康弘引发了另一个争议，他在1985年前往靖国神社祭祀战殁者。事实上1975年以来好几位首相便曾参拜靖国神社，事后都没有引起争议。但在1978年靖国神社僧侣私下举行仪式，将东京审判中的14名被控为战犯的亡灵入祠，直到第二年才向社会公布。与其前任不同，中曾根在1985年称其参拜为“官式访问”，这种分辨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法律根据。由于没有公开入祀，再加上中曾根公然的访问态度，在国内外都引起激烈批评。

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议以及政治人物有关殖民地与战争的刺激性评论，其主要起因可追溯至对日本在二战中的责任问题的两极化看法，不只日本人民与他国人民之间存在分歧，就算日本国内也存在不同看法。

在日本内部，左翼分子通常指责军事精英、官僚精英再加上贪污专制的政客及垄断的资本家，他们为了扩张及军事征服，完全不考虑人力成本。他们认为战争在战略上是愚昧的，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不过他们所用的道德标准主要是质疑领导人，并不涉及一般平民百姓。他们认为人民支持战争，只因为整个教育制度及媒体均被监控及操作，而异议声音则完全遭镇压。[8]

相反，不少政府官员及保守的知识分子则对近代历史建立起完全不同的史观。保守立场最早的一部重要作品是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完稿于1963年。林房雄在20世纪20年代是个作家，专门写作无产阶级小说，其后转变为极端民族主义者。林房雄及其他保守者主张日本的战争动机是纯洁的，他们宣称日本发动战争，是要把亚洲从西方帝国主义的魔爪中解放出来。他们指出历史事实，日本占领东南亚，其结果是终结荷兰及英国的殖民统治，亦开启了赶走法国人离开越南的历程。至于日本自己统治下的朝鲜或中国台湾，以及稍后的中国东北与其他地区，其所发生的不愉快的史实，他们则很少提及。

无论如何，当战争离现在愈来愈远时，有关“战争责任”的争吵反而愈来愈激烈。事实上当经济摩擦出现的时候，接受否定战争责任的人却逐渐增加，日本人认为他们之所以遭受指责，只不过因为勤奋工作，而且在全球经济中出人头地。因此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亚洲人对日本仍然充满敌意，并非只由于历史记忆使然。它之所以再度成为问题，是很多日本人在回顾历史时，无法以同情态度看待别人的经历，这点连内阁官员也无法避免。

二、经济：石油危机下的繁荣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与亚洲及西方的冲突持续不断，但却未至不可收拾。它们没有在国内引发严重危机，部分理由可以归结于经济继续增长以及分配财富的果实，这些都有缓冲作用。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日本经济曾面临短暂的衰退，不过复原得很快。从1975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的增长步幅持续而稳定，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有4%—5%。

与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期经济相比，日本的表现可以说有天壤之别，至于苏联更不用提。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西欧的经济增长有气无力，通货膨胀率及失业率居高不下，劳工抗争如春风野草，几个欧洲大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日本的一半，甚至等而下之。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被称为滞胀时代，即增长率停滞不前，而通货膨胀率则以两位数上升。1980年至1983年是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执政初期，工业地带面临严重衰退，故今天称之为“生锈带”，中西部主要各州的失业率在这段时期攀升至10%—13%。

在日本，不单经济欣欣向荣，通货膨胀亦不高，失业率也维持在2%以下。除此之外，日本工业生产力在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也是全世界增长率最高的地方。[9]在20世纪80年代末，整个日本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显得生机勃勃，充满进取心。企业在新厂房及设备上的投资是空前的，在1985年到1989年，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30%，至于投资案的数量亦类似20世纪60年代高速成长时代的高峰期，无怪当时日本以其成功及富裕傲视全世界，信心日益增长（见表16.1）。

令很多日本人特别引以为傲的是所谓“日本式管理制度”，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制造商已经证明在一个扩张及全球增长的时代，他们有能力生产质量良好的商品。其后大环境更加恶劣，他们亦显示出适应能力，并且可以进一步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面临高涨的能源成本及衰退中的外国需求；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日元汇率飙升，他们要面对增长的出口成本，他们的适应方法后来被称为“减量经营”运动。[10]

表16.1 20世纪80年代各主要国家的实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资料来源： Foreign Press Center, Japan, ed., Facts and Figures of Japan, 1991 (Tokyo: Foreign Press Center, 1991), p.31

日本公司要面对的问题颇多，如过大的生产能力、停滞的需求以及昂贵的成本，它们不得不与工会合作，裁减数以千计的工人。以造船业为例，在1974年至1979年，共损失工作11.5万个，约为整个造船业就业人口的1 /3。在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新建成钢铁厂的竞争能力与日俱增，日本最大的5个炼钢厂同样要裁掉1 /3的雇员。在这两个例子中，很少工人是直接被解雇，那些面临解雇的工人，或被调到公司下属承包商中，或公司给予优惠，让其“自动”提早退休。大企业为了能弹性扩张，大量雇用女性临时工人，故企业一旦要瘦身，可以马上裁撤她们。亦因为同样理由，企业把一些辅助性业务委托外面公司经营，对于留下来的工人则加强管理，无论升职还是加薪，年度业绩考核都占愈来愈重要的地位，不再以年资为主。

企业一方面整顿工作队伍，另一方面管理层则推动工作场所改良运动，目的是改善质量，控制成本，这个改革的象征就是所谓质量管理运动（quality control，QC）。质量管理运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称为“质量统计管理”（statistical quality control，SQC）。这种管理方式完全是个美国货，20世纪50年代首先出现于美国，其后推广至日本。所谓质量统计管理是专职职员利用统计图表及复杂的分析方法，检查整个工作程序，提出改善生产力及质量的意见。

日本在生产管理上的改革能获得全球注意的原因，主要是它把整个工作队伍都纳入到质量管理运动中。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首先是工头的督导层，接着是第一线的操作工人及文书职员，他们组成数以千计的所谓“质量管理圈”，大约8到10个男女一组，他们定期碰面，甚至有时在下班时间。通过集会，他们学习到解决基本问题的方法及统计技巧，接着他们会分析其职责，并总结出一些策略，让工作更具生产力及效率，或有时候提升工作安全性，减少问题。

质量管理运动能够成功，应归功于雇员的受教育水平较高，同时亦由于管理层重视工作保障。因为质量管理小组为了工作效率，常常建议减少某一特定工作小组的人数，这些“多余”人员通常会被分配到其他工作岗位。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有超过200万男女工人在不同时刻参与26万个质量管理小组。[11]批评者认为并非如管理层所说，质量管理小组的参与完全是自发性的，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不参加的人会在晋升或加薪上受阻。调查亦显示，相当一部分的参与者认为小组是个“沉重负担”或“令人情绪紧张”。无论如何，这些小组的确给予工人一个难得的机会，一方面利用各组员丰富的工作知识以提升自己的技术，另一方面可以促进生产力及改善质量。

由于20世纪80年代的富裕，本来在企业内部有异议声音的激进工会，其声音已显得微弱，很少听得到，在企业外的公民活跃分子亦较以前安静。外国人蜂拥到日本工厂，考察管理制度的秘诀，日本人顾问在高薪聘请下，亦把修正版的“总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control，TQC）模式转输往美国。

日本已经变成一个极端以企业为中心的社会，大部分的人相信只要有利于企业，亦等于有利于整个社会。专家大肆鼓吹日本制度的成功，日本式质量管理的著名推销者唐津一在1986年宣称：“我相信日本在工业管理的体验，其成果应推广于全世界……因为西方的企业形态是以笛卡儿的假设作为它的前提，日本可以从根本上给予正面挑战。”[12]

唐津的分析并不新奇，他可以被归类到所谓“日本人论”这一派。这派的作品都强调日本人的独特性，它的范畴广泛，从思想传统、美学、社会或经济组织、政治文化以至生物神经构造，据说日本人用某一侧大脑比较多。“日本人论”历史悠久，至少可以追溯至明治中期思想家，其中包括三宅雪岭、冈仓天心及当时的外国人观察者欧内斯特·费诺罗莎。当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欣欣向荣时，文化工业亦同时出现各种“日本人论”。“新日本人论”与以前一样，强调日本人民的一体性及团结一致，无视内部的明显分歧及矛盾。当时的书店大都有一角书柜，专门陈列有关“日本人论”的出版物。

有些作品十分浅薄甚至无知。作者举出种种日本人的特征，例如使用洗手间的方式、被称为“柏青哥”的日式弹珠游戏，都成为日本独特文化的象征。[13]这种思维鼓励日本贸易代表在谈判时发表一些令人咋舌的言论，其中一位主张限制牛肉进口的代表说，由于日本人的小肠构造特别，故无法接受进口的牛肉；另一位代表则要维护国内运动器材产业，因此说日本冰雪有其独特性，故无法进口外国雪橇。

“日本人论”中比较有趣的说明可见于《甘之构造》一书，意译为《倚赖的结构》，书中指出日本文化的一个特色，就是心理层面的“倚赖”。作者土居健郎（1920— ），是一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家，不过他特别指出不要把“倚赖”看作日本独有，世界上很多社会均有此现象。[14]这时期畅销的外国作品则为《日本第一》[15]，作者为傅高义（Ezra Vogel，1930— ），他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书中反映出当时日本人信心满满的精神。傅高义认为日本成功地综合出一套社会及经济制度，美国及其他社会可向日本借鉴。这本书在美国十分畅销，但真正的欣赏者则在日本，当该书翻译成日文时，日本读者十分高兴有人点出他们成就的正面价值。

三、政治：保守派的风光日子

在这种一帆风顺的情况下，自民党继续执政是毫无疑问的事。当时有两种人掌控执政党：第一种是资深政治人物，他们在其选区建立起牢固势力，而且多半位于农村地区。对于有力的支持团体如农民或建筑行业等，他们会保护其利益，而相对亦会得到这些基层的支持。这种政治人物的最大典型便是田中角荣（1918—1993），他出身低微，靠自我奋斗成功，而且精力充沛，故外号为“计算机化的推土机”。他的事业从家乡新潟县开始，在那里他建立起一个建筑事业王国，再发展到全日本，并以此为基础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田中在1972—1974年担任首相一职，他利用其个人财富及获得的企业捐助金，统一了自民党几个有力的派系。他的战略十分简单：他全力支持其部属的选举事务，而跟随者则会感恩图报。因此田中角荣虽然由于面临丑闻而不得不辞去首相之职，但在其下野后的20年内，田中派仍在幕后掌控政局。他的两个派系成员竹下登及桥本龙太郎，先后在1987—1989年及1996—1998年担任首相一职，而其他首相亦是在田中派支持下才能出任，其中以中曾根康弘最明显。1982年，当自民党选出中曾根为首相继任人选时，中曾根便感叹地说：“这是我以前从没想过的，田中大军竟会把我带到目的地。”[16]

自民党的第二种领导人则出身于资深官僚，其后转到政界。他们的力量多半建基于其精英背景，其另一个优势则是与原任省部仍维持密切关系，其中以大藏省及通商产业省最具影响力。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岸信介在1957—1960年、池田勇人在1960—1963年、佐藤荣作在1963—1972年先后出任首相一职，三位政治领导人都出身于各省或是战时省部的精英官僚。在20世纪70年代两个最著名的首相亦出身于官僚，他们是福田赳夫及大平正芳，福田在1976—1978年任首相，大平则在1978—1980年任首相，两人均曾领导自民党度过石油危机，复苏经济。官僚政治家需要资深议员在财政及选区内的协助，而后者则需要官僚的技术。不过两者常互相觉得看不顺眼，福田派与田中派间的斗争是其中的典型案例。1972年田中竞选首相的前夕，所谓“福角战争”几乎把自民党一分为二。

但自民党最后还是保持团结，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野党仍无法打破自民党在国会占多数的局面，亦无法动摇首相或各省的权力。在野党表面上有选民人口的优势，社会党、共产党及公明党，它们的票源并非来自有组织的保守派地盘，其支持主要来自城市的“游离”选民，而且数目不断增加。到1967年，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所得总票数首次跌到50%以下，自此之后，它便无法在众议院选举中取得绝对多数票。但自民党在国会仍然能维持多数党地位，因为在选区划分上，自民党给予其农村地盘过大比重。20世纪70年代一位观察家指称，日本并非两党制，应是“一又二分之一政党制”。官僚与政党关系密切，为其起草法律，制订预算；而政党则保证所有法案能在国会通过；大企业则提供经费给自民党作选举用，但从政府政策中捞回好处。这个“铁三角”似乎是永不生锈，千年永固。

在这些日子中，统治“铁三角”的权力似乎如日方中，团结一致，但仍有两个漏洞，为它们添加了少许烦恼。第一个是贪污，这亦难以避免，因为执政党长期掌握政权，而且与其金主有互惠性活动，故丑闻不时浮上桌面。1974年，一个非主流记者在一本著名杂志上爆出一件严重丑闻，他详细描述田中角荣如何通过庞大的幕后交易，为其政治版图建立财源，其中又以建筑业介入最深。主流媒体马上跟风，面对严厉的追究及公众舆论的批评，田中最后在同年宣布辞职。两年之后，田中的政治问题扩大为国际事件，在美国参议院委员会作证供的一名证人，指控田中在1972年收下美国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 corporation）数百万美元的贿赂，据说田中因此把民用及军用飞机的订单给予洛克希德公司，而该公司的领导人又是尼克松总统的伙伴。1983年，田中受贿罪名成立，但他在冗长的诉讼过程仍未结束时便去世，从未进过监狱服刑。

20世纪80年代末，政治丑闻成为政治舞台上历久不衰的话题。1988年爆发的“瑞可利事件”，据说是战后最大的贪污案件，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及其大部分阁员都被卷进去。这件丑闻亦牵涉数十名政治人物，甚至包括在野党成员。瑞可利（Recruit）是家即将上市的公司，其业务包括出版、人力资源及地产信息，其后亦经营房地产业务，不少政治人物被控在该公司正式上市前接受其领导者赠予的股票。另一件丑闻则涉及一家颇为成功的公司“佐川急便”，在1992年该公司便遭指责与田中角荣的亲密盟友有不正常的交往。虽然没有一个高层政治人物因为这些丑闻而获罪，但连续不断的丑闻加深了公众对自民党以及一般政治人物的不满。

另一个侵蚀自民党权力基础的来源是人民的不满，他们认为富裕的果实并没有被平均分配，同时过分追求富裕不但破坏环境，也忽略社会福利。在1976年及1983年的两次选举中，由于上述不满再加上田中丑闻的余震，自民党损失不少选票。自民党在两次选举中都差几个议席才能过半，几乎无法掌控国会。但每一次自民党都成功拉拢少数独立议员，最后仍勉强可以达成多数。虽然如此，几个在野党合起来的议席已大致与自民党相若，根据国会议事法则，它们有权掌控国会中的一些委员会，新闻界称此为一个“平等政治”的新时代来临。

在野党虽然已有较大的讨价还价实力，但整个政策方向却没有重大转变。因为20世纪70年代转向折中政治的时候，自民党已经吸收在野党所要求的社会福利扩大政策，中道政治的崛兴，同样消磨了不少政治争议的尖锐性。日本社会党仍然是最大的反对力量，但其批判性已愈来愈颟顸。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党反而成为保守政治的一个最大因素，它要维持战后民主宪法的现状，激烈反对不时提出的宪法修正案。所有党派的领导层均已各安其位，很少能够积极提出大胆的想法。1980年众议院有512个议席，其中有140个被称为“世袭”议席，他们都是资深国会议员的儿子、女儿、孙子甚至也有曾孙一代。约90%的“家族”政治人物属于自民党，另外7%是日本社会党。

这段时期的重大政策，其发动力量都来自保守一方。日本政府的走向与英国及美国的联动性甚高，其中尤以美国的影响力更大。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及美国总统里根均全面删减福利计划，同时对主要产业实行自由化及私有化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政府亦推动同样计划，称为“财政及行政改造”运动，其中以中曾根任内尤为不遗余力。1987年，中曾根把年度预算赤字删减一半，此举颇获选民认同，在1986年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重新获得稳定多数。到1990年，由于新的消费税及经济荣景，政府收入大增，故预算得以维持平衡。

中曾根政府亦把几家大型公营事业私有化，特别是负债累累的“日本国有铁道”（JNR）及“日本电信电话公社”。这些政策的主要目标固然是希望迫使新成立的公司自行运作，不再需要补助，政府因而省去一大笔预算；不过更重要的是瓦解日本国铁工会，它仍是工人激进运动的大本营。社会党及日本国铁工会当然誓死反对私有化，前者在国会施加政治压力，后者则在工厂中举行各色各样的示威。数以千计的工人领袖被控非法实行劳资纠纷策略，因而失去工作。反对私有化的人宣称，铁路与通信是重要公共服务，政府有必要拨款补助，但中曾根的看法占了上风。公营的铁道及通信事业最后被改组为私人公司，分别称为“日本铁道”（JR）及“日本电信电话”（NTT），日本铁道管理层采取一连串重要措施，如关闭亏损的乡间路线，加强有利可图的城市线路。至于新成立的私有企业日本电信电话，则继续扮演一个半垄断的角色，在日本国内无人能及，它亦多年来为日本人所诟病，指责它收费高，在提供新式通信服务上则慢如蜗牛。

20世纪80年代另一个关键性的政治议题是老龄化社会的福利开支。由于医疗护理水平日益进步，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不断上升。在1977年，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已达到世界最高标准，超过瑞典，当时日本男性平均活到73岁，女性则为78岁。在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持续增长。另一方面，生育率（即平均每一名妇女在其一生中所生的婴儿数目）亦逐步下降，1990年达到最低潮的1.5，引发一阵热烈讨论，担心会有“无下一代为继”的恶果。很多评论者把趋势归因到晚婚及小家庭制度；政府内部的人则指责年轻妇女过于自私；女性主义观察者则指出不少妇女推迟结婚及生育时间，目的是要避免同时照顾小孩及年老父母的双重负担，而她们的丈夫则要忙于每天搭车到很远的地方上班，下班后亦要超时工作。

寿命延长及婴儿荒这两个趋势，再加上日本老年人与青年的比例较世界任何地方都增长得快，中曾根因此呼吁需要更“有效率”的社会福利制度，亦即在照顾老人方面，家庭及邻里组织可以发挥其功能，特别是家中妇女的作用，而政府亦会提供各种资助计划。中曾根的提法并非首创，仰赖家庭与社区的社会福利政策，可以远溯至日本战前时期。[17]因此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政府提升医疗保险费用，其他社会福利开支亦逐步由政府转嫁到市民身上。

20世纪80年代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改革亦是20世纪70年代的延续，即保守派同样吸纳进步者的政纲。两性平等的要求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成为全球性趋势，联合国因此订立公约，禁止歧视女性。日本自身的宪法亦明文规定男女平等，故日本政府亦无法躲避，于1980年签署了这个公约，不过它本身却毫不热衷于做任何重大改革。然而由于日本女性运动的锲而不舍，再加上本身亦曾做过实践承诺，日本政府亦实施了一些措施。日本政府修订了国籍法，假若日本女性与外国人结婚后，她可以为其子女取得日本国籍。在新国籍法实施之前，只有日本男性与外国人结婚，其子女才能有取得日本国籍的资格。日本政府亦草拟《男女平等雇佣机会均等法》，1985年在国会通过，它要求所有雇主为女性提供平等的雇佣、训练及晋升机会。但法案并没有给予政府实质执行的权力，也没有列明违反该法者应受何种处罚，不过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声明，列出社会的理想所在，该法案对某些雇主仍有一定的影响。大部分的重要企业重新分类其工作，过去职务分类表面上是性别中立，事实上以前存在两种工作，只给男性的有晋升前途的工作称为“总合职”，只给女性的事务性工作称为“一般职”。无论如何，男女现在理论上都有资格担任两种工作中的任何一种，少数妇女终于能进入“总合职”类，在私营领域中与男性追求同样的生涯。

四、20世纪80年代富庶中的社会与文化

在战后的复原与成长时代中，大多数的日本人都了解到他们努力的目的，其中一环就是恢复国家经济力量，为自己及家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但到了富裕的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则是另一种非常不同的精神，年轻人与城市居民特别着迷于拥有及消费所得到的兴奋。在整个消费经济中，单身年轻女性是个新兴的重要力量，她们通常有份薪水不太差的工作，不过完全没有晋升希望，社会上称她们为“办公室小姐”（OL，为英文Office Lady的简称，有点贬义）。她们多半居住在家中，不用付房租。当媒体谈到她们的生活时，一方面羡慕其多金，一方面带有鄙视之意，与20世纪20年代谈到“摩登女郎”时的口吻一模一样。20世纪80年代的“办公室小姐”有相当多的收入可以支配（见图16.1）。在其空余时间，她们会挤到大城市的商店里，搜求最新的时装。她们亦会与男朋友到处访求美味食肆，而餐厅为了招徕客人，亦竞相提供异国情调的环境及奢侈的菜色，甚至用金叶包装寿司。她们亦追求各种最新的电子消费品，从传真机到随身听，不一而足。

图16.1 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景气达最高峰之际（本图摄于1989年12月），年轻的“办公室小姐”与其男性同事（不像女性，他们没有一个响亮的外号）都会趁即将来临的假期到海外旅行，图中显示她/他们正在东京一个政府办事处柜台前排队等候领取护照。（每日新闻社提供）

各种年龄层的人都喜欢到海外旅行，外出人数达空前纪录。在1965年，只有30万日本人到海外旅游，大部分是因公外出。到1980年，日本每年约300万人往海外观光。到20世纪80年代末，该数字更骤升至1000万人。[18]而大部分的旅行者都是休闲观光客，其中约40%是女性，有老的也有年轻的。团体观光仍最普遍，但愈来愈多人愿意冒险一试自助旅行。旅游时间一般不长，平均仅有8天，反映出大部分雇主对员工假期仍颇为吝啬。但由于日本观光客出手大方，成为世界各地旅馆及商人的宠儿。在夏威夷及亚洲各地的观光店，会说日语成为工作必备的能力。到1990年，日本海外旅游的总消费额每年超过200亿美元。

对于20世纪80年代已到中年的一群人来说，他们经历过紧张的政治动乱及意想不到的经济转变，有些看不习惯上述潮流。他们虽然也出国旅游，也会购买更大的冰箱及强力的冷气机，但他们害怕自己的小孩不再像上一代一样以严肃的使命感作为其核心价值。他们称年轻一代为“新人类”。这群“新人类”的做法与上一代完全不同，一个最常引用的例子就是一个年轻的企业男子，居然为了与其女朋友约会，拒绝在公司加班工作。20世纪80年代的另一个新名词是“自由自主人”，这是个英语与德语混合的外来语，代表年轻一代的新现象，他们拒绝接受企业稳定而又可以按部就班晋升的工作机会，宁愿希望自由自在一些，找个不固定的临时差事，这些工作到处都有。

上述现象与老一代的做法可说是两个极端，也不可能再有更大的分歧。20世纪80年代也出现了另一个新流行用语“过劳死”，它象征着当时年纪已是中年的男子，有着近乎病态的工作狂热。这个名词主要描绘不少男性没有任何特别病史，却突然死于心脏病或中风，主因是他们花太多时间在压力甚大的工作上，有时每周达100小时以上。社会积极分子设立“过劳死热线”，提供法律援助给过劳死者的家属，或是那些害怕自己走上这条路的人。1987年，日本政府扩大对职业病的解释，开通一条门径以让过劳病患者亦可以提出赔偿要求。从打给热线的电话观察，社会积极分子估计从1988年到1990年，每年约有500个类似个案，但正式获劳动省承认得以要求赔偿的则只是少数：1987年有21件，1988年有29件，1989年有30件。[19]

纵然有上述那些过劳死的极端案例，或者出现像“新人类”的青少年文化，日本人仍无法改变其生活方式，不得不继续超时工作，埋头苦干。日本的超时工作多半无法统计，因为雇员都面临压力，要向公司提供所谓“超时服务”。因此官方的统计数字一定会低估工作时数，不过就算政府数字亦显示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每年平均工作时数不断增加。到1990年，日本雇员的工作时数每年约为2 200小时，只有韩国远远超越日本；与美国相比，则日本约多10%；与西欧比较，日本工作时数则平均超过30%（大约每年12星期）。

由于外国人不满日本的贸易顺差，看到上述工作时数，当然有所批评，同时亦发出以自身利益为前提的同情。他们说：“日本人工作太勤劳了。”这也是日本人在竞争上取得优势的原因。[20]在国内，某些批评反映外国人的看法，呼吁各大企业减轻员工的压力。有些日本人的响应则是防卫性的傲慢，他们问：“勤奋工作有何不好？”他们转过头来指责西方人太懒惰，自以为是。举例来说，日本众议院议长樱内义雄（1912—2003）在1992年宣称：“（贸易）问题起源于美国劳工素质低下……美国工人太懒，他们想要高薪，却不想工作。”[21]樱内的说法受到海外各方面的批评，不过讽刺的是它与一个欧美古老的想法相若，亦即殖民地的劳工是不事生产的。

对于大众文化，同样存在上述的批评与颂赞两种意见。当日本社会日益细分成“小型群体”时，日本的知识分子及社会批判者一直争论社会多元性的意义。小型群体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存在，不过当时视为整个社会中的一些不同次体而已，现在由于社会变得富裕，市场体制及生产体制也较以前更有弹性，次体得以自由解放，追求自己的兴趣和嗜好。出版界发行数以百计的专业周刊及月刊，针对各个年龄层及多元化的趣味，批评者认为这种多元化十分肤浅。一般大众为了维持身份地位，工作起来像疯子一样；也是因为同样无谓的竞争，一味追求最新及最近的，其实只不过因为一个虚假的信念：要突出我们小小的差别。[22]对于一些保守人士而言，工作伦理是日本战后崛起为世界强国的重要基础，虽然从国际标准衡量，雇员的工作时间实在太长，但随富裕而来的消费主义，却把昔日的工作伦理空洞化。对于进步分子而言，物质至上的大众已经变得不关心政治，以自我为中心，实在值得哀叹。

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些批评，鹤见俊辅（1922— ）是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他认为日本普通百姓都会在工作过劳及玩乐太多两者间维持健康的平衡，他们会瞧不起“过分热衷的会社人”及“太过执着的教育妈妈”，“这些人拼尽力量，只是为了争取更高地位”。鹤见赞扬一般百姓“会有自己的看法，知道如何过一种中庸的生活方式，而足够便是生活的意义”。[23]在支持20世纪80年代社会各种转变的异议者中，最重要者应为思想家吉本隆明（1924—2012）。在1960年，吉本曾与丸山真男就安保条约危机有过激烈争论，其后他转而同情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变化。对于大众一般文化中的玩乐、个人及反偶像精神，吉本及一些人欣然接受，同时更鼓励年轻人拥有这些个性。他们认为普通人民把个人欲望释放出来，也许更能超越物质主义。他们指出广告的目的虽然是要宣传某种产品或某公司的好处，但其打出的诱人象征，有时与其实际宣传的目的完全无关。他们所写的文章在日本引起连串争论，其实这与其他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争论一样，亦即“后现代”的社会及文化，其特征应该是什么。[24]

日本后现代社会的特征与其他社会并无二致，其中之一就是新信息科技所产生的“虚拟”消费文化。在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的高成长时期，日本为消费者生产的产品是硬件，例如收音机、电视机及汽车，并且行销全球。但到20世纪80年代，如社会学者吉见俊哉所称，“后战后”时期已经来临，日本成为全球计算机游戏等软件产品的重要产地，反映出地区创造能力，而且在不断发展中。高成长时期索尼及本田等公司所创造的出口，虽然无论在质量还是设计上都有创新性，但产品本身如收音机或汽车都由西方发明。在“后战后”时代，日本开始使用本地观念，创造如凯蒂猫（Hello Kitty）及其周边产品、变形金刚以及漫画、动画等文化产品，并出口到世界各地。新闻记者道格拉斯·麦克格雷（Douglas McGray）在一出具有创造力的戏剧中提及高成长时代疯狂追求的是国民生产总值。在几年后，他又在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中称上述产品是日本文化的表现，称其为“国民酷总值”（Gross National Cool, GNC）。[25]

广告打出的形象，有助于日本重新界定其自然风貌。到1985年，日本农业在雇用劳动力方面已低于全国总工作人数的10%，同时农村地区转变为都市郊区的步伐亦逐步加快。在高度成长时代，日本全国走向同质化，现在广告行业与观光业及交通行业共同发挥作用，翻转了整个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一场著名的广告推广运动敦促大众乘坐火车到农村“发现日本”。到20世纪80年代，现代城市与“传统”农村的距离愈来愈远，又有一场运动鼓吹前往“异国情调的日本”，努力鼓吹其迷人的地方。由于经济繁荣，地方税源充足，各个县、市、村加入私人地产商行列，竞相建造高尔夫球场、博物馆、主题公园，让观光客享受“回家”的感觉。[26]

针对高度成长时代的社会同质化趋势，第二个翻转方向是教育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高中及大学入学试以成绩作为录取标准，但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平等制度亦逐渐受到剧烈的侵蚀，部分令人讶异的原因是不满公立学校，认为它们只着重应付考试，教法过于简单及刻板。私营领域马上迎合这些需求，为课余而设的“塾”如雨后春笋，在各大都市尤其兴旺。进取心强的高中生在下课后再到补习班的“塾”，每天都花上4到5个小时以加强其考试能力，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9点或10点，全身筋疲力尽，还要应付白天学校的正常功课。除此之外，私立高中甚至私立初中及小学纷纷出现，以学校毕业生均能进入著名公私立大学作号召，随之又有一些专门化的“塾”，以担保送学生到这些私立学校为其特色。在这种出人头地的竞赛中，父母家境富裕当然占有优势，因此在著名大学中，出身优裕家境的学生比例急剧上升。

另外有些社会现象更令人担心，例如校园内学生间残忍的威吓事件不断增加，专家归咎于学生在考试竞争的压力下受到挫折，因此将较为羸弱的同班同学作为发泄对象。又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有房子的人与没有房子的人，其财富差距明显扩大。

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中，虽然富者与贫者的差距愈来愈大，但对大多数日本人而言，这些只不过是小瑕疵，要处理并非问题。从民意调查及不断下降的投票率观察，愈是富裕的国家，其民众对政治愈冷感，自我满足感则愈强。在1985年到1990年，当日本经济继续超越北美洲及西欧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时，日本企业的财务及生产能力亦达到令人目眩的高峰。

自我满足很快便变成傲慢。由于股价不断上升，不少人亦加入投机行列。他们创造一个新名词“财技”，意即财务技巧，是从“高科技”一词转化而来。到1989年末，日经股价指数在短短3年内增长3倍，在东京股票市场上市的企业，其总值是当时世界股票市场总值的40%以上。地价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涨了2倍，几年之后，它又涨2倍，有些地方更是3倍。黑社会亦参与土地投机行业，全副武装强迫居民出售房产，又迅速转售以谋取巨大利润。在1989年，一些统计指出东京市总地产价值已经高于整个美国的房地产价。日本投资者参与欧洲艺术市场的投标亦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他们特别喜爱法国的印象派名画，一名商人用令人吃惊的1.6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凡·高及雷诺阿的作品各一幅。

过火的做法并不限于青少年、黑道或自以为是的商人，如住友或富士等在银行业中享有盛名的企业亦投身到这些冒险中，而且是完全不假思索的。最著名的例子是日本工业银行，它可以说是日本蓝筹股中的蓝筹股，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日本经济奇迹中，它在财务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在这段时间，它却借了20亿元给一名妇人，该名妇人在大阪经营一个小型连锁餐厅，顾客则多半是黑道兄弟及他们的女友。借钱的凭证原来是一张伪造的本地信用公司的存款证，而且伪造手法拙劣。该妇人在算命先生的通灵方法指引下，把钱拿到股市投机。从今日来看，上述各种趋势合并为一，就创造出危险而无法持久的投机泡沫，但在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好日子可以继续下去。

由战后复原到梦想不到的富裕，这段历史是个奇迹还是个模式？或者，这故事是否反映着一个威胁全球妖魔的出现？又或者，它代表着道德失落或传统价值侵蚀的悲哀？无论在日本还是世界各地，都有人表达过上述的看法。它们反映出一种错误的思想，以为日本是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地方，甚至可以说独一无二。日本所经历过的体验，我们可以说有其引人之处，不过不能以特殊概括之。当现代性及富裕逐渐成为全球主题时，日本其实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变体。

[1] 被杀华人是陈果仁，时年27岁，正在结婚前夕。行凶者最后判罚3 780美元，缓刑3年。——译者注

[2] 北方四岛是指择捉、国后、色丹、齿舞四岛。1855年日俄两国签订《通商友好条约》时，千岛群岛中四岛归日本，其余归俄国。1875年日俄签订《千岛群岛及库页岛交换条约》，日本得全部千岛群岛，俄国得库页岛北部。到“二战”，苏联占领千岛群岛，包括北方四岛，双方因此争执不休。——译者注

[3] 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订以后，日本基本上与韩国交往，但双方仍无正式关系，由1952年开始日本与韩国展开谈判，但直到1965年双方才签订《日韩基本条约》，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日本虽不承认朝鲜，但1951年后朝鲜在日本的活动逐渐增加，到1959年遣返朝鲜侨民达到高潮。——译者注

第十七章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1989—2008

以1990年作为日本与全球历史一个断限时间，同时又是昭和时代的终结，其所包含的意义十分深远。无论从全球性语境还是从日本国内精神状况观察，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最初10年这段时间，与20世纪80年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柏林墙在1989年被拆毁，次年东西德统一。苏维埃帝国在1989年崩溃，而苏联本身亦在1991年烟消云散。在日本，裕仁天皇于1989年1月去世，正是欧洲革命的前夕。同年7月，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受到重创，这是该党自创立以来首次在国会中失去多数议席。20世纪80年代的投机泡沫亦在1990年爆破，举世瞩目，经济停滞从此展开，一晃便超过10年。一方面是见怪不怪的政治混乱，另一方面是经济问题，所以国内外的评论家在1999年前后便为日本创造了一个广受注意的名词“失去的十年”，用以描述日本1990年以来的情况。它的英文名词首见于1998年《新闻周刊》一篇报道的标题；至于日文名词，碰巧在同一周见诸日本报纸的某专栏，它说这名词来源于“一位外国投资者的体验，日本的20世纪90年代就是一个失去的年代”。[1]该名词的准确源起并不重要，就好像1962年在英语世界出现“经济奇迹”这一名词一样。“失去的十年”引起不少人的共鸣，因为这名词点出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在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时代。“失去的十年”不久便被广泛使用。当同样的困难延续至21世纪的头十年，评论者便开始在谈两个“失去的十年”。该名词的确能点出日本人民所面临的新困难，而且十分严峻，但在使用时应加上引号，因为纵然它广泛流传，在很多方面它具有误导性，所谓失去或衰落，事实上扭曲及夸大了经济的衰败程度。

一、昭和时代的终结

1987年9月，裕仁天皇的胰脏肿大，要接受手术治疗。1988年9月，他因内脏出血而一病不起。在天皇病发后4个月内，日本人民要旁观一场死亡的历程，直到1989年1月7日政府宣布天皇去世，昭和时代正式结束。它是日本君主制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个朝代。裕仁去世前谣传他染上癌症，但一直到事后才确认。日本政府马上定立新年号为“平成”，皇太子明仁在1990年11月12日正式接任天皇之职。

裕仁的去世反映出日本天皇制度在战后仍有某些重要的连续性，在他病危的那段日子，主要报纸每日都刊出关于其生命迹象及身体状况的报告，包括体温、脉搏、吐血、肛门出血、输血。有关天皇死亡的报道颇为异常，可以说它逾越了界限；终裕仁一生，其个人活动、思想、健康状况，几乎都被隐藏起来，不对外透露。战后的民主改革，亦从来不会触犯皇室隐私权。把天皇的健康状况向大众陈示这种做法是近代才出现的传统，它起源于1912年大正天皇去世的时候。政府官员提供这些新闻，是趁天皇生命结束之际，用这种异乎寻常的手段把他陈示在人民之前，希望为人民与现代君主间建立密切联系，作为团结之用。

当天皇病入膏肓时，政府呼吁人民“节哀”是明治时期创造的另一个传统，到1988年再度重现。天皇在病榻上奄奄一息时，官员敦促人民“自行”节制日常的庆祝活动。文学学者诺尔玛·菲尔德（Norma Field）便非常生动地道出当时的气氛是“压力下的共识”，地方节日活动及学校的课外活动均要取消，电视广告的欢乐性语词亦被删除。1988年12月，长崎市市长本岛等（1922—2014）曾表明，他相信“天皇负有战争责任”。这个看法并不新颖，亦无特别之处，但拥护天皇者则用强烈语言指责本岛。好像又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镇压政治，本岛在1990年遭到刺客枪击，幸而大难不死。[2]

如果比较裕仁与其父亲及祖父去世时的情况，除了延续性，亦有很大分别。首先是人民有不收看各种报道的自由，当时电视节目全天候播放天皇丧礼的情况，但录像带出租店架上的影带则被一扫而光，他们希望在丧礼以外找点别的来看。其次有人批评政府推动“节哀”有些过分，也有人抗议政府资助丧礼，因为丧礼中有宗教成分。“长崎市民追求言论自由委员会”强力支持其市长，该委员会准备了一份请愿书，要求不再以政治上谈论天皇为禁忌，几个月内有40万人签名支持[3]，这些对天皇无动于衷或公开批评的行为在战前是无法想象的。

1990年11月平成天皇登基大典继续引发争议，亦即皇室典礼若包含宗教性质，政府支持的界限应该在哪里。政府官员及保守知识分子从宽解释政府对皇室典礼的参与程度。但自由主义者及左翼分子则反对国家与神道宗教有任何关联。新任天皇则宣称尊重战后宪法，君主只扮演象征角色。民意调查亦显示大部分人民支持天皇作为象征性君主，不要多，亦不要少。至于谁为即位大典付账，则似乎不是多数人关心的问题。

不久之后又出现另一项重要的皇室活动。1993年6月明仁天皇的长子德仁皇太子追随其父的做法，没有在狭窄的皇室贵族小圈子中寻找终身伴侣。他的新娘是小和田雅子，一位外交高官的女儿，皇太子当时已30岁。小和田雅子所受的精英式教育令人惊叹：小和田分别在3个不同大洲接受教育，她的本科学位来自哈佛大学，研究生则在牛津及东京大学学习。作为皇家媳妇，她的职业生涯也同样不平凡，她在订婚以前是外交官，在外务省任职达7年。而社会大众对订婚及婚宴仪式的反应不同，有些人出奇地冷漠，有些人则对国家名流崇拜非常。媒体用迪士尼灰姑娘的故事来描述这场“皇家婚礼”，但社会大众则怀疑这根本就是门当户对的结合。不少年轻妇女提出批评，她们认为女性放弃自己美好的职业生涯是种“浪费”，纵然是为了嫁入皇宫也不值得。有些人则担心宫廷生活是一入侯门深似海，这对未来皇妃会有影响。虽然如此，与1959年明仁皇太子与正田美智子的婚宴相比，它所受的关注程度并没有那样广泛。

21世纪初，平成天皇即位已10年，皇室面临继承难题，同时亦引发性别问题。2001年12月皇妃产下一女，即雅子公主。但皇室法规规定只有男孩才有继承权，而皇太子的弟弟亦只有两个女儿，故在新一代中没有男性继承人。皇太子与其弟弟年龄尚不过40，未来数十年内绝不会有皇位空悬的危机，不过早定大统的压力已日渐增加，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法就是让女性也有皇位继承权。女性出任天皇，自古已有先例。据历史记载，总共有8个天皇由女性担任，明治政治官员在19世纪80年代撰写宪法时，曾认真考虑过允许女性出任天皇。

根据1947年的宪法，国会有权改变继承法。到2005年及2006年，专家的看法及主流政治思潮逐渐趋向修改法律，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均可继承皇位，次序则以出生先后为准。但到2006年，皇太子的弟媳川嶋纪子产下一男，继承问题便被搁置，短期内似不会再被提出。虽然当前压力已经消解，但要不要修改皇室惯性做法的问题仍存在，因为整个社会规范逐渐接受两性平等。另一方面，宫内厅在2004年宣称皇妃雅子因焦虑导致“适应障碍症”（adjustment disorder），翌年，她便无法出席正式活动。2010年，雅子女儿爱子公主亦出现焦虑症状，据说起因是班上男生的行为粗暴，因此不愿意上学。上述种种问题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因而产生相关质疑，即日本君主制度是否适合于今日的民主及媒体竞逐的社会情况。虽然天皇制度不会像战前或战争时期那样引起不安或疑惧，但它的前景仍招致各方面的注意。

除了上述宪法框架内皇位继承的具体法律问题外，在20世纪90年代末与21世纪初之间，战后宪法是否要大幅度修改亦成为各方面高度争论的问题，它的源起可以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末。[4]修改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有人要求进一步巩固人民各种权利及加强国家的责任，例如环境保护等。但修宪的主流想法却有来自对1947年宪法中和平主义的批判，亦有来自不满宪法给予人民太多权利，却没有赋予责任。在小泉任职的末期及安倍第一次担任首相期间，修宪的呼声达到最高峰，其后便逐步减弱。

二、社会分裂的阴影

对政治决策者及社会大众而言，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的问题不只是皇室，老龄化及年轻人的出路等社会问题更为迫切，需要马上解决。20世纪80年代的低生育率仍然持续，直到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仍无回升迹象。为了鼓励年轻夫妇生育下一代，厚生劳动省实行各种措施以改善全国托养制度，同时延长有薪产假。但这些措施并不够，无法带来一场婴儿潮。已经低下的生育率继续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一名女性的生育率是1.5个小孩，到2005年则降至1.26个，到2011年稍微好转，回升至1.39个。从2004年开始，日本的人口数基本上停滞不动，一直维持在1.278亿左右。根据政府的预估，除非出生率大幅回转或移民增加，到2050年，总人口会下跌至9 500万，一个更长期的预估是到2100年，人口会降至5 500万。

有人认为人口减少有它的好处，城市不再拥挤，居住情况也可以得到改善。女性雇员的地位更加重要，她们可以讨价还价，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她们的男同事当然亦应得到同样的好处。日本列岛的人口减少，对四周环境亦有帮助。[5]

要说人口趋势会在整个世纪中一成不变，这种看法似乎不太可能，但在短期内，上述预估大概没有错误。社会高龄化是世界问题，无论在韩国还是欧洲国家都可以明显看到。21世纪初的日本公民要面临一个萎缩及高龄化的社会，恐惧在所难免。从1995年到2004年，整个社会保障开支增幅达1 /3，但交税的成人数目却日渐减少。2000年政府通过一个减少福利的年金改革法案，到2004年又提高强制缴纳的数额，然而上述措施并无法消除财政缺口的威胁。

人口不断下降的另一个威胁是劳动力缺乏。联合国在2000年3月发表报告宣称，日本若要维持其目前劳动力数字，它在可见的未来中必须每年输入约60万移民工，该报告引起热烈讨论，不过其内容稍有夸大之嫌。日本政府其实对移民已实施略微开放政策，1990年日本对移民法有一重要修正，即海外日裔人士回日本定居时将享有优惠权利，数以万计的巴西日裔便利用此条款回国。另外不少外来非法移民工人，他们来自伊朗、孟加拉国、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寻找他们在本国无法得到的工作机会。移民工多半从事本地日本人不愿承担的工作，特别是日语所称的“3K”体力劳动，“3K”是危险、肮脏、艰难三个日语词的略称。

媒体监督人亦批评大众传媒经常报道外国人的负面消息，把他们与罪案联系在一起。2000年4月，以民族主义情绪见称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向自卫队演说，警告自卫队要为维持法律秩序做更大的准备，因为犯案的外国人人数正不断增加。他重提“第三国人”这一名词，许多罪案都由他们所为，“第三国人”是战后初期日本对朝鲜人的称谓。石原表示，在地震等天然灾害中，“他们甚至可能暴动”。[6]他的态度毫无疑问反映了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的一种看法，当时有数千计的朝鲜人被杀。在石原提出该议题后，大部分的意见都指责石原的态度偏颇，但仍有少数人同意石原的惊人之言，认为他的意见没有什么错。[7]

联合国2000年报告所预计的移民潮虽然并未发生，但在以后几年中，合法登记的外国人数字不断增加，他们中有学生，也有长期居民，2005年达到最高的200万，其中增加最多的则是来自中国、菲律宾及巴西（主要为日裔）移民。不过虽然是合法居民，不少外国人仍抱怨遭受歧视。至于非法移民，2004年估计人数为25万，可以说为数不少，他们大多从事危险性工作，发生工伤或遭到虐待时难以得到保护，连薪水也拿不到。当外国人不断流入，日本人与非日本人通婚的数字亦有相当增长，这是个令人鼓舞的指标，代表他们能融合到整个社会里。在2006年，日外通婚数字占全体的6%。

由于孩童人数减少，有人也许认为社会一定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会用各种方法帮助他们有一个更成功的人生。但尽管年轻人人数减少，教育与青年却似乎一直处于危机状态。在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大学一直备受指责，认为它们无法教年轻人批判性地思考，无法引导他们适应不断变动的全球化环境。其实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种批评就一直不绝于耳，然而到21世纪初，在人口因素与政策因素的相互影响下，各大学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21世纪伊始，大学适龄学生的人数便持续下降。到2007年，所有日本大学都有足够的名额，只要学生申请便可以入学，约有3/ 4的高中生继续升学。这并非代表高等教育全面普及的黄金时代的来临。除非是真的想进入竞争性很强的名校，否则入学竞争不激烈，没有压力迫使高中生学习。排名靠后的大学无法招收足够的学生，有些私立大学不得不倒闭。从2000年到2005年，高等院校的总数减少了一点，不过预计未来会有更多学校关闭。

当学生入学的竞争性减少后，政府便迫使各大学彼此竞争国家的拨款，以此谋求教育质量的改善。以英国等国家为榜样，政府在2004年出台了一项有重大潜在影响的举措，将100所公立大学改制为“独立行政机构”。在理论上，该政策给予学校更大的自由，它们可以自由确定教育目标、学费水平及教师薪资水平，亦可以自行筹措校务基金。这项改革的冲击究竟有多大，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看清楚。但这个新“自由”有其限制，文部科学省对各校的长期计划保留最后决定权。同时公立大学顶尖名校如东京大学，或私立大学如庆应义塾大学，纷纷面向企业展开大规模筹款运动，而这些企业又为它们的毕业生掌控，可能的结果是少数名校与其他学校的差别会越来越大。

同时，中小学教育因为多种过错遭到抨击，官方有时需要给予学生更少的压力和更多的选择，有时又得对教育的内容加以限定。由于过分倚赖死读书，同时考试又占很高比重，当政者都害怕这些因素会扼杀学生的创造力，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决定减少高中的必修科目，学习时间也加以缩短，每周上课时间从6天减为5天。课程虽然更有弹性、更为自由，结果却使学生在知识上倒退，缺乏训练以应付挑战性的任务，而且没有足够进取心克服这些挑战。不少政府官员及社会大众称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为“教室崩坏”的年代，主要问题包括老师无法掌控学生，学习进度不佳或可以说全无进度。根据全国校长协会在2006年估计，小学中有8%—9%的教室陷入“崩坏”状态。[8]

小学及中学教学之所以受到批评，不单是因为它无法教授规范的学科，亦因为它无法灌输合适的价值观。观察者忧心忡忡，他们在很多地方看到社会失衡的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校中的肆意“霸凌”和“厌学症”便成为社会问题，给校园笼罩上了一层恐怖气氛，到21世纪初仍是大众的关注点，据说此类事件的数字一直在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一连串耸人听闻的罪案，学校好像成为这些疯狂行为的温床。1997年，一名14岁的中学生杀害了一名11岁的男童，把他的头割下，放在自己学校的前面，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杀人动因。[1]1999年发生好几起谋杀或凌虐案件，都是青少年犯案，成为媒体的头条新闻。

另一个相关的社会问题亦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引人注目，它就是青少年卖淫问题。日本为它起了个较含蓄的语词——“援交”，即青少年女子向成人提供性服务。在21世纪初，由于手机普及，加上互联网发展迅速，无论你要找朋友还是别人找你，匿名接触比以前容易得多。研究这种现象的人都表示十分讶异，援交的少女从各方面看都十分“正常”，她们不算贫穷，她们看上去也有安稳的家庭生活。媒体喜欢炒作的是一个基督教学校9年级女生的案例，该校是女校，而且外间的风评一直很好。援交者的目的只不过是要赚钱买名牌衣服或吸引别人的注意。一名评论者说：“哪怕她们把头发染色，或鼻子和舌头上穿金属环，我倒会觉得好过一点。”[9]

自民党及文部科学省在2006年首次修正1947年通过的《教育基本法》，它在国会及专门委员会已经过好几年的讨论，部分原因就是要应付上述令人困扰的发展趋势。1947年的《教育基本法》被认定符合宪法，为战后日本教育厘定原则。它主张教育的目的是以新宪法为核心，宣扬和平及民主理念。修正后的《教育基本法》，加入了“继承传统”及培养“对国家及乡土之爱”等教育目标。虽然新法没有放弃和平和民主理念，但它强化了保守观念，主张若要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学校则必须更积极灌输传统及爱国的价值观。新法引来不少批评，它们害怕新法会促使学校教导盲目服从政府，日本又再回到战前及战争期间的高压气氛。新法的确给予政府更大权威，例如规定学生及老师必须唱国歌及参加升旗典礼，这些都是左翼人士长期反抗的规定，但若要说新法对学生的思想有很大冲击，能强制他们尊重国家权力或正统思想，其效果则并不明显。

社会失序的真实状况是否就如保守派所说，是因为社会规范的崩坏，或者是传媒追求新闻的结果，这很难说。1997年，焦虑的评论者常以神户少年杀人事件为例，认为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其实神户事件并非“二战”以后首宗少年罪案，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的少年罪案的发生率可能更高。[10]在21世纪初，年轻人整天忙着打手机、发短信及照片，相对而言，他们根本无心听老师讲课，只会炫耀他们的性魅力和奇装异服，这种青少年男女到处都可以看见。其实上述情况在近代日本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并不罕见，在20世纪20年代便出现所谓“摩登女孩”及“摩登男孩”，他们就是要与父母唱反调（目的就是要激怒父母）。[11]

从整体上看，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年轻人相当有责任感，与年长的成年人相比他们不惶多让，但他们的政治情感不轻易显露出来。1995年发生神户大地震，神户港及其周围损失严重，约6 400人丧生，30万人无家可归。在一个地震常发的国家，中央及地方官员居然没有做足够准备，无法第一时间应对灾情，使人民对政府的信心有所动摇。但年轻人在此次救援中赢得不少掌声，志愿救援队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救助工作却十分突出。在灾后1个月内，每天最多会有2万人参加救灾，在其后的日子，每天亦有500到1000人参与，他们对灾民的态度亦佳，完全是无私地帮忙。一般的志愿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末便不断扩大，政府在1998年订立新法，让人民更容易创立非营利组织。当然，正如某些批评者正确地指出，与世界其他社会相比，日本政府在界定与监督相应的公民活动方面，仍扮演较重的角色。[12]虽然如此，新法通过10年以来，非营利组织不断增加，在日本的公民社会中，公民参与，包括青年的参与，情况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在跨世纪之际，成人人口最热门的社会话题便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化。20世纪90年代末是经济开始衰落的时候，一些热门图书的作者指出，日本的中产阶级在竞逐教育、收入与财富的当下，正在快速分化为成功者与失败者两个对立的群体。[13]代表胜利一方的是少数白手创业、亿万身家的企业家，他们成为自由经济秩序的急先锋。失败者的涵盖范围则较广，从无法在毕业后找到一份稳定工作的年轻人，到因为公司裁员而被排挤出职场主流的前高阶职员。

资料证实因为担忧而产生各种有关年轻人的讨论并不是多余的，很多评论者点出这些具体指标反映出所谓“格差社会”的出现。“格差社会”意即社会分化，亦即所谓“新贫”与“新富”的出现。但上述各种指标并非完全指向同一方向。在2000年，日本的贫困指数是13.5%（个人收入低于全国平均的一半的百分比），是先进国中的倒数第二，最差是美国的13.7%。[14]但在2004年，日本最富有的20%与最贫穷的20%相比，有钱人的收入只高出2.3倍，这个比值与10年前一样，而美国的比值则是8至10倍，中国更高至12倍，美国与中国这两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可以说在过去10年中急剧增加。[15]由此看来，日本的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小，是值得引以为傲的。

从上述数字来看，所谓日本“格差社会”逐步扩大的说法在某一层面而言，只是一种文化建构。这对工作中的贫苦大众是一种心灵慰藉[16]，虽然贫穷的确存在，他们在奋斗改善生活的过程中亦遇到不少困难，然而这些年来成长最快的其实是焦虑，而非不平等。在一个经济停滞的年代，大声疾呼要执行新自由主义改造，给予企业管理人更多权力掌控下属，股东要凌驾企业经理人之上等说法，都无异于火上浇油，加剧社会分化的恐惧。

虽然男性与女性间的合适角色仍是有争议的问题，但在21世纪初，性别角色无疑比以前更多元化。无论出版界还是学术界，女性作品的阅读群体比以前扩大得多。在家庭里，离婚率虽然在2002年到2005年稍微下跌，整体而言创造了新高，水平大概与法国、德国、瑞典相若，不过与美国比较则约只及其一半。有人认为离婚增加代表社会的崩坏，但亦有人认为代表妇女地位的上升。离婚在年纪大、结婚久的夫妇间增加最快，有人认为法律制度改变，妇女更容易在离婚诉讼中取得财产是促成这一趋势的原因。[17]

在职场里，反对性别歧视或性骚扰的人逐步得到认同，不再如过往被视为麻烦制造者。1996年东京地方法院曾做出判决，要一所银行赔偿其13名离职女性工作人员，总数约100万美元，原因是“男女职员升职的差别过于明显、极端”，故银行必须给予补偿。法庭很清楚地做出结论：现行法律肯定不容许该银行的人事政策。[18]社会大众对性骚扰采取更严肃的态度则见于1999年，一名参与选举事务的年轻女子指控大阪府知事横山勇行为越轨，横山勇原来是喜剧演员，当时两人前往参加一个政治活动。社会大众对此案紧追不舍，最后横山认罪，并辞去知事一职，在以后的刑事审判中，法庭裁决他入狱18个月，缓期执行。

到20世纪末，日本政府公开宣言要在法律上实行性别平等，1997年国会通过一个法案，强化1985年的《平等就业机会法》。政府亦提出《男女共同参划社会基本法》，1999年在国会通过。该法概括地承诺，未来会立法给予男性及女性参加社会各项活动的平等地位。不可否认，很多政治及商界精英仍相信当贤妻良母是女性的本分，而男性则应该努力工作，养活家庭，该想法不易动摇。另一方面，一些保守派也开始考虑性别平等以及更多女性应出来工作，因为当生育率不断下跌时，预计未来人力会相应短缺，故性别平等在经济上有它的好处。[19]

在以后几年中，虽然不一定是《男女共同参划社会基本法》的结果，但政策上的确有所改善，一些重要的性别平等措施陆续出现。有相当多数量的妇女在婚后仍能留在工作岗位上，比过去好得多。女性担任管理层职位的百分比亦有所增加，在2004年首次超过10%，不过大部分的增长发生在1985年至1995年。同时这个比例仍远低于西欧、美国甚至东南亚（新加坡），另一些平等的重要指标如男女薪酬比例亦是同样情况。[20]

1995年宗教的地位在日本社会成为极富争议性的题目。日本人向来对其低犯罪率、城市管治及有效能的警察服务引以为傲，但当年东京地铁遭受恐怖袭击，其冲击颇大。实行恐怖袭击的是一个名为奥姆真理教的教派，3月20日在上班高峰期，它的教徒在东京市中心一列地铁内施放沙林毒气，导致12名乘客死亡，近5 500人受伤。奥姆真理教创立于1987年，教主麻原彰晃（1955—），原来曾担任瑜伽教师的工作，天生目疾，由法律标准看，他可以算是个盲人。麻原出身卑微，故愤世嫉俗，再加上其“东方式宗教想法”及对西方的不满，这些便成为奥姆真理教的创教背景。该宗教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非常迅速，到1995年宣称有5万名信徒（该数字无法证实，而且自此时人数应已经有所下降）。在具有领袖魅力的麻原诱导下，奥姆真理教教徒发动沙林毒气恐怖袭击，认为通过这次行动，预计的世界末日可以提前来临。事实上奥姆真理教亦被怀疑涉及较早一些死亡及失踪事件。由于本案发生，再加上该组织轻而易举地取得非法武器及化学药品，日本警方因此受到极严厉的批评。

奥姆真理教事件亦促使法例的修订，以加强对各宗教组织的管理。原来的宗教组织法是界定宗教与国家及社会间的关系，后来重新修改，赋予文部科学省更大权力，可以搜集各宗教组织的财务数据。捍卫宗教自由者生怕为了社会大众安全而牺牲人民自由，不过从国际标准而言，日本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其实相当温和，政府并没有增加太多权力，主要是针对奥姆真理教本身，对其他宗教团体几乎没有影响，事实上政府亦没有利用这条法律压迫其他宗教团体。虽然如此，在沙林毒气事件之后，法例的修订亦代表日本有关宗教法律前提的改变。战后以来的一般前提是必须防范国家权力，以免其侵犯宗教自由；然而新看法则是国家有责任保护公民不受宗教团体的侵害。

其后到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日本人民有很多方面的担心，因为在过去数十年中，日本一直安享着中产阶级生活，现在却面临社会不断分裂的恐惧。近年得到的平等，以及对现在与未来分裂莫名的恐惧，这些观点无疑是被夸大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家都认为日本正面临新的社会问题，疑虑普遍存在，它们包括来自各方面的冲突，如主流宗教与邪教、考试精英与名落孙山者、日本人与外国人、年轻人与老年人、富人与穷人，再加上各种与经济有关的问题，种种社会关注便构成一个“失去的年代”的特征。

三、第一个“失去的十年”的经济

20世纪90年代开始时仍是一个黄金期，日本对美国、欧盟的贸易顺差仍继续。在1990—1991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仍保持着4%的快速年增长率，企业的资本开支从1990年到1991年则有10%的年增长率。与20世纪80年代末的过度投机相比，现在工业的基础似更为稳固，未来只要专注生产便可以。世界各地的专家都开玩笑说：“冷战已过去，而赢家是日本。”

美国与其他G-7成员国的谈判官员则没有这份幽默，他们继续施压，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初各国举行多边谈判，准备扩大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废除所有目前存在的贸易限制、关税及国家补助。在各生产行业中，日本农民算是最受保护的群体，他们受补助亦最多。因此日本农民及其政治盟友一直拼命不让国内市场开放。但在1993年末新GATT协定所达成的最后条款，要求日本承诺逐步开放稻米及其他农产品的进口。GATT谈判的另一个结果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立，它是一个推动自由贸易的国际组织，同时亦用以调解成员国的纠纷。在世贸组织成立的最初几年，它特别针对日本，要求它继续开放其国内市场。

日本与美国的双边谈判主要集中在高科技产品，美国对所谓“自由贸易”原则采取一种断章取义的态度，嘴巴上把它捧到天上，到实践时则不是那么回事。美国要求日本设定贸易限额，输往美国的汽车及钢铁不能超过此限度。1991年日美两国订立的商约被认为是最有争议性的条约之一，其中规定日本半导体市场中美国产品的最小占有率到1992年末不能少于20%。日本的谈判代表同样采取断章取义的方法，与美国对手不相伯仲。在自由贸易辞藻的包装下，他们声称该条约所规定的只不过是民间生产商准备追求的“目标”：言下之意，条约内容并非承诺。美国政府认为日本政府会如数执行进口，日本则拒绝直接介入，不过到最后规定的期限时，目标基本上达成了。

美国政府亦强迫日本在军事同盟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到1991年海湾战争时，该问题终于爆发出来。根据当时的解释，无论公众舆论还是日本宪法的和平条款，都不允许日本出兵海外。然而在美国与其盟国轰炸伊拉克，把伊拉克人赶出科威特时，他们亦敦促日本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支持。最后日本政府资助130亿美元作为战争经费，这是波斯湾地区以外国家的最大一笔捐赠。但由于日本在决定此拨款时拖拖拉拉，各方都很不愉快。日本人感觉劳而无功，不被感激，而美国人则认为日本人自私，因为日本仰赖中东石油，但它却让别的国家出生入死以保持油路畅通。

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与美国在贸易及军事事务上已建立一个定型化互动模式，亦即美国施压，日本初而抗拒，继而让步。有一位学者称所谓的“美国玻璃屋”无法使日本免于国际压力。[21]批评者注意到，在野党如日本社会党（JSP）或公明党（CGP）在国内的反对力量是如此薄弱[2]，因此戏称美国是“日本最大的反对党”。不过在谈判时，虽然双方不断用威胁与反威胁的手段，气氛十分恶劣，但经济对立从未发展为全面贸易战争，双方最后总能解决大部分的争议，没有诉诸报复性关税或单方面设限的手段。来自美国或国际上的其他压力是否是导致日本以后的经济问题的原因，两者似没有很大关联。相反，一直存在的政治上的紧张或不稳定性，反而由于日本经济的弱化而得到纾缓。

日本长期以来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初宣告终止。衰退的第一个象征是股票市场熊市的出现，这是大藏省高层官员有意识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1985年G-7部长会议决定广场协议后，大藏省官员开展新政策，要刺激投资及国内消费，但到20世纪80年代末，他们认为土地及股票价格的狂飙已达到危险地步，大藏省逐渐收紧信贷，希望能阻止投机性资本，减少泡沫。从1989年秋天到1990年夏天，他们实行连串升息措施，把借贷利率从2.5%提升至6%。东京股票市场的日经指数跌幅达到一半，从1989年12月的接近4万点下跌至1990年10月的2万点左右。[22]

狂跌不止的股价套牢了投机者，令他们无法偿还债务。在上一章提到的大阪餐厅的老板娘，在1991年因为伪造银行票据被捕；一家钢材贸易公司因为投资股票买卖而破产。高利率同样冲击数十个地产开发计划，因为地产开发商原来预估的收入无法支付急剧高涨的贷款成本。地产公司经营问题引发地价下跌，而土地作为借贷保证的价值亦因而下降。1990年末，从伊藤万（Itoman）高尔夫球场公司开始，房地产公司一家接一家地倒下，恶性循环已经形成，公司破产引致价格下跌，结果又导致更多的破产。以前的房地产价格与股票价格齐扬的荣景已销声匿迹，泡沫真的被戳破了。

股票及房地产的投机客从最高点摔下来，受伤不轻，但基本经济面并没有马上显示出任何问题，经济官员宣称不需要的部分已经被清理掉，至少在1991年一整年中，他们的说法看起来并没有错。无论国民生产总值还是企业投资额仍然继续上升，同时日本股市虽然在1990年下挫，到第二年便回稳。

然而到1992年，股票市场投机泡沫爆破的影响，渐渐散发到其他部分，经济不景气终于出现。工业生产指数、房屋开工指数及批发物价指数纷纷下跌，消费者及企业的信心亦同样动摇。股票市场再度倾泻，到1992年夏天，日经指数下跌至1.4万点。这时候日本政府认为货币紧缩政策已经走过头，决定降低利率，借此振兴经济。借贷利率所跌至的水平，在日本以及其他地方均十分罕见。

图表17.1 1983—2007年日本实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年份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日本银行在四年内把官方贴现利率下调8次，由1991年的5.25%下调至1993年的1.75%，到1995年4月更是只有不过1%。虽然如此，投资依旧停滞，从1991年至1994年，工业生产实际下跌11%，国民生产总值在1992年只上升1%，到1993年事实上停止不动。

为什么在过去10年以上一直维持如此低的利率，但却无法刺激投资及经济复苏？“坏账”是其中一个主要障碍，它的问题不单是坏账本身，而是银行或政府无法发挥真正作用。因为利率虽然低，大部分银行的财务报表却是不堪入目，限制了它们放贷新债的能力。甚至它们纵然有资金放贷，各银行亦由于去年的大量坏账而忧心忡忡，即使对象是实力不错的客户亦不愿放贷。在这种环境下，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推动增长。

日本经济这些年面临的困难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储蓄与贷款危机，以及随后的2008年次贷危机。由于外在监督制度不够，银行可以轻易进行冒险性借贷，尤其是房地产投资最显著。很多银行在技术层面已经周转不灵，面临破产。银行无法运作，其原因是失败企业不能还钱，而作为抵押品的土地及股票，其价值又一蹶不振。早在1992年夏天，日本高层官员已经了解到要整理银行必须清除其坏账。他们开始计划由政府出面担保消除坏账，该想法是模仿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重建计划，“美国重组信托公司”（Resolution Trust Company）花了美国纳税人数十亿美元的税金，用以消除面临破产的储蓄公司及财务公司的坏账，一连串负责企业的经理人亦遭逮捕、起诉及判刑。日本要做同样的事，其基本条件是首先日本官员、银行及大企业要公开承认其过失，亦即某些重要金融机构必须倒闭。然而在此关键时刻，无论政府还是私人企业都不愿意接受此种结果。

受衰弱的金融体系拖累，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步履蹒跚。政府希望恢复消费者及私人领域的信心，重振它们的活力，因此转向公共工程以刺激企业，从1992年至1994年，国家支出数十亿美元的预算以建造新水坝和高速公路。

但这些公共投资并不够，与他们要挽救的停滞经济的规模相比，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再加上从1992年至1995年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大幅度下降，1992年1美元可以换算约125日元，到1993年它跌至100日元，它的最低点是在1995年4月的80日元以下。这种不寻常的汇率变动亦大幅度增加了日本产品的美元成本，出口增长因而减慢，不复以往那种带动经济复苏的力量。

从1995年至1997年中，整个经济状况稍有好转。1995年7月，美国与日本合作干预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的汇价开始下降。同月，日本银行再度调降贴现利率，达到史无前例的0.5%。到9月，日本政府宣布一个新的政府开支方案，内容颇有创新，其总额亦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3%。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出口及鼓励国内投资、消费。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2%，到1996年接近3%。

但复苏的基础仍很脆弱。虽然经济有所增长，但就业却没有。各企业都没有意愿扩充人力，以免增加新成本，它们宁愿增加现有雇员的工作时数。物价仍继续下跌，消费者依旧不愿增加开销，故消费指标在1995年及1996年仅上升3%。受薪阶级害怕公司会因为削减成本而辞退他们，或者至少也会削减奖金，停止调薪。银行或如农业合作社等非银行放贷机构继续持有大量无法流动资产，因此报表上好看，实际上却并不是如此。这些资产，基本上是地产发展商人仍未归还的贷款，但归还亦似乎遥遥无期。虽然官方对坏账问题提出种种声明，但都无法取得人民信赖，因为不少管理层官员在退休后都出任借贷机构董事会董事。1995年，问题依旧扩大，好多小型银行倒闭，这都不是很好的征兆。

在上述不稳定的环境下，日本政府采取冒险性政策，在谨慎财政的名义下开征消费税。大藏省一直支持开征消费税政策，目的是减轻公共债务的负担，最后在1988年决定引进消费税。首相桥本龙太郎（1996—1998年在任）等政府高层领袖关注到控制财政赤字问题，在过去几年中赤字不断上扬，部分原因可归结于短期政策，如财政刺激计划；部分原因为社会老龄化的长期趋势，使得社会保障成本大增。为解决上述问题，1994年政府决定将消费税从3%提高至5%，同时准备在1997年实施，不过没有比这个时间点更为倒霉的，消费者的信心本来已忐忑不安，增税更如雪上加霜，结果降低了他们的消费意愿，刚露起色的复苏马上烟消云散。

漫长的不景气开始了。从1997年至1998年实质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到1999年增长率实际上是零。一个外国观察者写到日本，称之为“走了样的体制”。同时美国《新闻周刊》在1998年发布一篇分析报道，其标题“失去的十年”已成为很具代表性的用词。[23]

为治疗上述经济病征，日本政府先后采取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在1996年11月，桥本首相公开宣布一个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计划，俗称为“大爆炸”。该计划的预设是日本的工业科技无法进步，主要是受缺乏效率的金融体系的拖累。桥本的计划与美国及英国实行的政策完全一样，目的是简化繁杂的法规，让银行、保险及证券等行业能解放出来，有效运作。

第二步大约在1998年秋天，国会通过《金融再生关联法》。由于当时情况紧急，该法案是两党协议的产物，由自民党与最近成立的在野党日本民主党共同合作通过，并成立金融再生委员会（Financial Reconstruction Commission，FRC），负有全权重建银行体系的任务。金融再生委员会模仿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重组信托公司，设立清拆讨偿公司（Resolution and Collection Corporation，RCC）。方式是金融再生委员会运用公共资金接收不良银行，然后再把其坏账交给清拆讨偿公司清盘。在清理债务后，这些银行便可以复业，亦有些情况是由其他机构收买，通常政府会给予补助以便合并。

当国会审查此法案时，日本金融界终于开始认识到有积极处理坏账危机的必要。从1996年至1999年，日本银行消除了50万亿日元无法收回的坏账（约合5 000万亿美元），但当1997年至1998年经济再度放缓，新坏账又出现时，其增长速度与消除旧坏账一样。到2002年为止，日本前六大银行所累计的静止不动的债务总数（约占整个银行业界半数），实际上已增至全体坏账的8%。[24]

第三步则是对付不景气，政府很爽快地实施赤字预算，希望能为停滞的国内经济打入强心针。从1997年到2000年，政府预算每年的赤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8%。积极支出的确防止不景气进一步深化，到2000年，经济复苏迹象已有表露，日本的高科技“新经济”及某些产业生机勃勃地成长，电子设备公司的劳工生产力在1999年一年就急升将近20%。但农业、运输、零售业及重工业等“旧经济”仍在衰退中，而生产效能顶多持平，但亦有减弱者，国内需求依旧微弱。因此新经济与旧经济间的差距仍然很大。

另一方面，由于财政赤字不断累积，政府变得负债累累，到2000年底，中央及地方政府积欠的债务数字已经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4倍。与此同时，社会退休系统同样是长期赤字，它要靠政府从一般收入中大量拨款，方能够苟延残喘下去。当老人比例升高时，退休经费又要继续增加。

经过这些年互相矛盾的表现及政策，学者不再敦促美国、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向日本学习。面对日本“失去的十年”的悲剧，他们归因于深层结构问题及整个体系的张皇失措。他们指责国家过度介入私人经济领域，呼吁“放松管制”。以私人企业为模范，他们创造了一个日语名词“リストラ”，它原来是英语“再建造”（restructuring）。所谓“再建造”即裁减雇员数目，关闭不营利的部门。日本体系原来一直强调经营部门的自主性，忽视股东的控制权。华尔街专家及他们在日本的信徒不断告诉各企业管理层，股东才是老板，只要利润下降，员工必须走人。[25]

其实日本的经济在原有体制中已走过40年的欣欣向荣之路，也许20世纪90年代的问题并非一个体制问题，只是政策不佳，再碰上一个循环的低点，更令情况雪上加霜。但要解释是什么原因导致经济长期停滞，或什么因素会带来最终复苏这些有关问题，则必须转向检视同时期的混乱政治背景。

四、自由民主党的衰落与复兴

昭和时代的终结，亦象征自民党长期霸权开始走向尾声。它的有力后台老板田中角荣于1985年患中风，不得不完全退出政坛，其后于1993年去世。田中中风后，其派系各员大将继续控制自民党，但由于派系内部斗争，故自民党一片混乱。更重要的是冷战的结束，虽然党内各派系一直未停止过对立，冷战的压力一直迫使自民党不得不团结一致。第一个重大打击出现在1988—1989年，首相竹下登及其同党收受瑞可利公司的好处，因而受到社会严厉批评。除此之外，在竹下登任职期间，国会在1988年通过消费税，这使其声誉受损不少。接着由于向外国压力让步，进一步开放外国食物进口，亦引发农民不满。1989年5月举行的民意调查中，竹下登的支持率只有4%，实在微不足道，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的最低数字，竹下只好在羞辱中辞职。

竹下的继承人是宇野宗佑（1922—1998），1989年7月参议院改选，宇野面临一场艰苦的挑战。参议院任期6年，每3年改选一半议席。当参议院改选之际，自民党在参院内仅仅过半。加重宇野负担的另一件事是他维持多年的婚外情丑闻，更糟糕的是结束这段关系时，宇野对待绯闻中的女子颇为粗暴，使他在公众的眼中更为不堪。

性丑闻、黑金丑闻及不受民众欢迎的新税这三个负面因素，成为在野党的非凡助力。更凑巧的是，日本社会党在1986年选出一名女性土井多贺子（1928—2014）出任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这是社会党首次由女性担任该职位，亦是该党的运气。在土井领导下，社会党在选举中大胜，当时媒体称之为“麦当娜热潮”。民意测验亦显示投票时有明显的性别差距：女性选民都反对宇野的行为及消费税。在参议院126席选举席位中，女性获得22席（社会党女候选人获得12席）成为关键票数，而社会党在这次选举中总共获得46席，而自民党则只有36席，这是自民党有史以来首次在两院选举中的其中一院失去多数议席。

日本社会党虽然大有斩获，但无法确保其对自民党的挑战力量，社会党在上议院选举中崛起仅不过7个月，自由民主党在1990年2月的总选举中便大举扩大其在众议院的票数，而众议院在政治上更具影响力。自民党对此次胜选喜上眉梢，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忽视1989年失败所展现的警讯。金丸信（1914—1996）是资深的政治人物，亦是田中角荣的长期追随者，此时他已接手竹下派（其前身是田中派，自民党内最大派阀），成为政局幕后真正的操控者。金丸所领导的派系左右自民党总裁选举，而当选自民党总裁又是出任首相的必要条件，因此外号“领袖”的金丸信事实上是幕后总指挥。以后虽然先后在1989—1991年由海部俊树及1991—1993年由宫泽喜一任首相，金丸才是真正穿针引线的人。

宫泽可以说是金丸的一个极端对照人物，在进入政界以前，他是个资深的大藏省官员。宫泽可以说流利的英语，亦深切了解全球财务及政治。宫泽非常讨厌幕后交易及金钱至上，而金丸信却完全是这一号人物。然而为了登上首相宝座，成为台面上的第一号人物，宫泽愿意在政策及人事上受金丸指挥。

1992年，“佐川急便事件”爆发，宫泽的前途开始晦暗不明。佐川急便的高层不单用金钱收买政治人物，好让法令有利于其行业发展，同时更利用黑社会关系以支持其政治盟友，威吓反对者。1987年竹下登能成为首相，便是佐川急便领导层的力量。金丸是这件舞弊案的核心，他会见黑社会组织头子，对他们的协助表示感谢。金丸也大量逃税。还有另外一些罪行，他被发现从其东京市中心的豪华寓所中偷运出100公斤的金条。

金丸的贪污虽然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在自民党统治多年下，黑幕交易本来就是其桌底下活动的一部分。但冷战已经结束，自民党的支持者不再介意批评该党，媒体也受到鼓励攻击腐败的政治人物。1992年末，金丸被迫辞去国会议员职位，宫泽亦面临各方压力，要求他改革选举制度，打击政治黑金问题。但宫泽一直强调腐败问题只在个人，与整个制度无关。自民党既然仍在自我陶醉中，也没有做出任何重大改革。

1993年夏天，自民党这个城堡终于土崩瓦解。在野党以自民党无法提出一个可靠的改革方案为由，提出一个不信任案。在野党并非多数党，没有足够票数，原来认为只是行礼如仪，没有期待什么。但一位名叫小泽一郎（1942—）的政治人物突然跳上改革列车，小泽是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期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尽管其立场有时过于自相矛盾。他与金丸信一样，同属田中派。但他比金丸年轻，不甘常居人下，因此在继承其前辈的想法时常使用大胆的手法。小泽与其党羽放弃他们自己的党，反而支持在野党的不信任票。在这突如其来的急转弯下，不信任案通过，宫泽内阁被迫辞职，举行大选。

自民党在选举中表现甚差，以较大差额失去其多数席位。在选举之前，小泽及其同党离开自民党组成“新生党”，誓言政治改革，在选举中胜出。其他的改革政党同样表现不错，由细川护熙（1938—）领导的“日本新党”于1992年成立。细川是位具有个人魅力的政治领袖，他出身于上层阶级，先世可以追溯至室町时代，为九州岛力量最强的大名之一，其外祖父为战时首相近卫文麿。他的作风十分开放，其论调也关注民众所需，故颇受人欢迎。细川主张整顿政治的黑幕运作，其经济政策也以一般人民的福祉为依归。在选举以后，各路人马竞逐政权，1993年8月小泽及细川两个新政党与其他旧在野党联合起来，共同组成自1955年以来的第一个非自民党内阁。这个联合阵线主要由小泽在幕后穿针引线，细川则担任内阁首相。不过细川虽然致力于改革，他仍要面临许多经济及外交问题，同时自民党仍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随时会做政治反扑。然而无论如何，后者原来稳如磐石的政治垄断权力已经被打破。

1993年，自民党破例组织联合内阁，大部分的观察家预估一个类似两党制的政治体系可能出现，他们以为自民党的对手会联合起来，成为政治及经济的改革力量，克制那些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者，例如农业或中小企业，他们都长期受到自民党保护。至于这个第二政党领导人的构成，应该包括脱离自民党的改革派，如细川及小泽，再加上公明党的温和反对派、民主社会党及部分日本社会党。

在以后几年中，旧政治地图的确重新翻整，这在高层中尤为明显，形成极大的不稳定性因素。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政治世界，其领导层是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最无法捉摸的。自民党在1955年创党，直到1989年动乱，在这44年中共有12人担任首相，平均任期为3.7年。而从1989年到2000年的12年中，共有10人出任首相，平均任期只不过1.2年。直到2000年底，一个有力的第二政党并没有出现，自民党反而卷土重来。从表面上看这极为讽刺，自民党从2001年到2006年在首相小泉纯一郎的领导下，不但重振声势，而且有效地推动政治及经济的各项改革。

自民党的东山再起颇为怪异，细川护熙出任首相仅18个月便于1994年4月辞职。自民党能够翻盘的原因，是指控细川内阁财政业务有不正之风。事实上细川向以廉洁自持，他迅速下台有更深层的原因，主要是他从心底讨厌每日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因此由羽田孜（1935—）接掌联合大位。羽田也是改革派，与小泽一郎是盟友，一起脱离自民党。然而自民党一面攻击当权内阁，一面收编脱党党员，最后成功削弱新联合政权的单薄基础，羽田在任仅2个月便宣告下野。

1994年6月反自民党力量被击倒，取而代之的政治新形势却看得日本国民目瞪口呆：自民党决定与日本社会党组织联合政府。社会党是最大的在野党，也是自民党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宿敌，现在两者不但合作，而且自民党同意由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士出任首相。用美国的说法，这个同盟就等于共和党的总统提名民主党党员为副总统。

这对同床异梦的伴侣为了政治权谋而结合，其基本因素有两个。第一个因素是百分百的实用主义，社会党认为自民党的邀约，是其执掌政权千载难逢的最后机会。对自民党而言，它需要在野党的支持才能在国会掌握多数，但自民党领导层对叛徒小泽一郎深恶痛绝，宁愿与一度羞与为伍的社会党合作，也不愿意请小泽回老巢。第二个因素是国内外政治气候的变化，这有长期以来世俗化的倾向，也有最近戏剧性事件产生的效果。首先撇开选举时相互攻击的语言不谈，自民党与日本社会党的国会议员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合作经验，目的是要在国会草拟及推动法案。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会所通过的法案，大部分是两党合作的结果。这种两党合作投票的情况到20世纪70年代更为频密。其次是工会与企业关系愈来愈协调，消除了不少左右对立的矛盾。再者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两党在地方选举上经常支持同一候选人。最后是冷战的结束及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消除了两党互不信任的基础。

自民党与日本社会党的结盟，纵然可以用上述因素解释，但对日本选民来说这仍然是件讶异及困扰的事。最受损害的则是社会党的支持者，一般人均已把自民党看作一个务实、以利益交换为主的政党，自民党的支持者期待的是政治及经济利益，并非贯彻始终的意识形态。但日本社会党则不一样，其选举支持度多半倚赖原则，如保卫和平宪法、反对日美军事同盟、质疑企业与政府的紧密关系。

日本社会党答应加入联合政府时，的确获得某些自民党员不太情愿的让步。村山富士首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的1995年，对战时暴行表达了最率直的道歉，其中包括性奴役“慰安妇”，自民党本身绝不会如此直接。尽管如此，一般的看法仍以为社会党为了权力甘愿放弃其原则。简而言之，它的政治生命正逐渐消亡。

1996年1月，村山辞去首相一职，主要原因是面临来自自民党那些只能共安乐的盟友的强大压力。其继任者是自民党主将桥本龙太郎。日本社会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虽然仍属联合政府一员，其发言能力显然降低。联合政府的另一个成员是小型的“先驱新党”，由菅直人等改革派政治家领导。

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当自民党走向衰落之际，另一股重要风潮亦逐渐出现，菅直人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股风潮的主角是政府官僚，他们长期以来是自民党的盟友，但由于连串新丑闻，官僚名声大受打击，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最臭名昭著的案件揭发于1996年，主要是厚生省疏于防堵导人至死的血液制剂。这些产品制造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艾滋病刚出现，研究人员初步结论是血液与艾滋病传播有关，为了防止该病传播，血液在用于输血前必须加热。然而只有美国医药公司才生产加热血液制剂，但厚生省其中一个委员会开始时阻止其进口到日本，稍后虽准其进口，但厚生省继续准许使用国内未加热血液制剂。因此在一年半时间内，虽然有比较安全的外国产品可供使用，但日本厂商仍继续以未加热血液制剂供应待输血的病人。到20世纪80年代末，约2 000名输血者有人体免疫缺陷病毒（HIV）阳性反应，约占输血病人总数的40%。部分受害者也许是在加热产品问世前已经受到感染，不过厚生省的作风却令人质疑，也就是说官僚及医生为了保护日本国内医药供货商，增加其对外商的竞争力，结果却牺牲了社会大众的健康。[26]

1996年，厚生省大臣是菅直人（1946—），他是个政治活跃分子，曾在20世纪60年代参加反对越战运动。由于他能公开厚生省的血液污染问题，承认政府所负责任，当时颇获好评。绿十字公司领导人虽然知道未加热血液制剂的危险性，但仍继续向市场提供该项产品，最后不得不以郑重方式向社会及艾滋病人道歉，但已严重损害职业官僚的声誉。其后数年中，由于接连暴露官员不法挥霍公款，作为个人享乐之用，公众对政府官员进一步失去信心。

图17.1 由于未加热血液制剂带有人体免疫缺陷病毒，其受害者因此控告医药品供应公司，打了7年官司。最后在1996年3月，绿十字公司及其他3名被告与受害者达成和解。图中为绿十字公司董事长及董事下跪，向原告受害人表示歉意。政府官员负有管理私人企业的职责，向来受社会大众信赖，而20世纪90年代各种接二连三的丑闻，使得商界领导人及政治人物成为社会质疑的目标，整个社会对他们都丧失信任。该丑闻中的绿十字公司的前身是血液银行公司，最初是由731部队中的重要人物在二战后成立。关于731部队参见第十二章，该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开展过细菌战实验。（每日新闻社提供）

1996年秋天众议院选举即将来到，政党又再面临另一波重组。前日本社会党（现在是社会民主党）大部分成员，与菅直人在内的先驱新党成员与细川新党，三者联合组成“日本民主党”，这个新组合是希望取代小泽一郎的“新进党”，成为自民党的主要对手。但在10月的选举中，小泽一派的表现优于日本民主党，取得156个席位，而日本民主党则只有52席。至于不愿加入民主党而仍留在日本社会党的议员，其人数由原来的70席掉落至15席，日本社会党可以说已在国会中消失，已失去了其长期以来所扮演的反对党角色。至于自民党则有少许收获，在众议院中有接近多数的席位（500席中的239席）。

总选举后，经桥本首相多方设法，成立了清一色的自民党内阁，这是1993年以来自民党首度重掌政权。社会党虽然离开联合政府，但答应在个别议题上支持桥本内阁。在其后数年中，自民党强化其多数政治基础。1998年，小泽的新进党一分为二，出走者加入民主党，其余留下来与小泽共进退者（自称为自由党）则加入自民党的联合政府。小泽五年来致力于建立一个有力的反对力量，现在却不得不重返其老巢。1999年公明党亦加入联合政府。除此之外，小泽的部分支持者干脆直接重回自民党，使自民党六年来首次在众议院中获得多数席位。表面上日本政局又走回老路：自民党是执政党，所面对的在野反对党规模小且力量分散。

然而与过去比较，20世纪90年代末自民党的统治地位大为削弱。纵使它在众议院的议席有所增长，1998年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的表现并不佳，其所得议席有史以来最低，只有总议席的37%。桥本首相的加税政策不为选民所喜，认为会把日本经济再带回不景气，投票结果反映出选民唾弃其经济政策，桥本只好辞职，由自民党另一位资深党员小渕惠三（1937—2000）在1998—2000年出任首相。开始时小渕被视为另一个密室政客，只不过时来运转，在冷板凳上被捡回来而已。在小渕领导的两年中，内阁企图通过大量赤字预算以振兴日本经济，但效果有限。[27]2000年5月，小渕突然中风去世，有人认为他是过度劳累致死。其继任者为森喜朗。2000年7月举行众议院总选举，由于经济依然不振，自民党因无有效对策而受指责，选举结果并不理想，自民党再度以大比数失去众议院的多数议席。它能继续组阁，主要是靠小泽的自由党及公明党的支持。

到2001年春天，首相森喜朗的支持率下跌至个位数字，自民党害怕若不在领导层做一定改变，选举结果将惨不忍睹，森喜朗在党内的压力下不得不辞去首相职务。小泉纯一郎（1942—）继森喜朗后出任首相及自民党总裁，这在日本政坛上可以说是出人意料的结果。小泉颇受民间支持，在自民党内却属非主流派系，最后则以颇大比数当选。小泉就任后，他誓言大幅度改革经济。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史无前例地委任五名女性进入内阁。在其五年任期内，小泉推动的政策获得广泛支持，主要原因是其个人风格的魅力，与历任首相大异其趣。他尽量避免与党内各派系领袖进行密室政治，他对媒体的声明充满个人风格，简短有力，成功地制造出一个果断形象。同时到其任期一半，当时约在2003年，经济再度恢复增长，小泉亦因此受惠。

小泉对外政策亦赢得美国支持，与亚洲关系则较为逊色。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之后，他积极推动日本作为美国军事盟友的角色，并与布什总统建立起紧密的私人关系。日美间在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的紧张关系到小泉任内已大部分消解。不过由于小泉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恶化了日本与中国及韩国的关系。在其任内，小泉每年都拜祭靖国神社内的战殁者（总共6次），并且连续公开强调参拜靖国神社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向为国牺牲的士兵表达尊重的方式，历任首相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在国内，小泉首相发动了一波有力改革，希望通过自由化及私有化政策改善经济。小泉政府在与工会及反对党协商两年后，2004年终于通过新的《劳动者派遣法》。小泉及其商界盟友总认为过去对正规雇员给予了较多法律及常规保护，结果无论大型还是小型公司在要裁减或增加人力以应对外在商业环境转变时，会遇到重重困难。因此，新法放宽人力中介公司的业务范围。在过去，人力中介公司只为少数服务行业提供人力，现在则可以为任何种类的职业选择派遣工人，甚至包括制造行业。

小泉改革运动最核心的事业就是私有化日本的邮政储蓄系统。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的邮政系统便为数以百万人提供方便而又安全的储蓄系统及人寿保险。到21世纪初，邮政储金总资产累积数字庞大，总值超过300万亿日元（当时约合3万亿美元）。在战后数十年中，政府为了经济复苏及增长，成立“财政投融资计划”（Fiscal Investment and Loan Program，FILP），亦称之为“第二预算”，运用各种基金以支持所有公共投资。[3]到20世纪80年代，市场派改革者批评“财政投融资计划”毫无效率，其所有开支既无法如正常国家预算一样，由国会实行（在理论上）监督，亦无法对私人银行贷款，由股东实行（在理论上）监督。通过感性诉求，小泉认为只有私有化邮政储蓄及保险体系，才能保证它的资产能有效投资到最具生产力量的领域及企业，他主张这次改革是经济复苏及长期繁荣的关键。

图17.2 2006年8月15日，首相小泉纯一郎及一名神道僧侣向日本战殁者亡灵进行祭拜，小泉在任5年中曾6度参拜靖国神社，这是他最后一次参拜。小泉一而再再而三的参拜，尤其引致中国及韩国越来越多的抗议。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亦引发国内争议，但分歧与党派界线并不完全相同。花坛竖立的木牌中有一个为反对党民主党所敬献。（Corbis /东方IC提供）

为达成其目标，小泉把自己扮演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敌人，他们包括各式各样的官僚、自民党的政客，仰赖“财政投融资计划”各种基金以维持他们的部门或选区，结果是苟且过活，毫无竞争力。最有效的明证是2005年夏天及秋天的选举。在8月的选举中，由于自民党内反对分子的跑票，小泉的私有化计划无法在国会通过。为了应付党内的反叛，小泉在9月实施提前选举（snap election）[4]，但这次选举背后的意义却是要对付自民党内的反对派。他在自民党内提名一批新人，取代原来反对私有化的国会议员。媒体称这批新人为小泉的“刺客”。被排斥的议员为保持其席位，便用独立候选人的名义参选。由于采用冲突手段，小泉只能直接向选民申诉，要求他们不再投票给自民党中的改革反对者。9月选举的结果是自民党大胜，不过小泉的“刺客”亦同样当选。第二个月，国会通过邮政改革法案，主要条文在2007年开始生效，但私有化要到2017年才能真正完成。

小泉在任五年半，是明治以来历届首相中任期第二长的，仅次于佐藤荣作（1964—1972）。在任期长久度、受欢迎度及国会推动改革的程度上，其后继者都无法与小泉相比，安倍晋三（2006—2007）则让其选民与日本的邻国更加疏离。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有计划地把国民年金计算机记录重新整理，但整理结果却有差不多5 500万笔记录不知所终，选民得知此事后，十分愤怒，他们指责安倍及执政党对此问题冷漠以对。同时安倍的强硬态度亦开罪日本在亚洲的邻国，安倍一直有意减轻日本对如“慰安妇”等“二战”时期的暴行的责任。

2007年上议院举行选举，民主党由于暴露国民年金问题，取得选民信任，因此大获全胜。安倍要为选战失败负责，故辞去首相一职。继任者福田康夫（2007—2008）略微缓和了日本与邻近国家的关系，但一般认为他的领导力不够。由于小泉开创先例，身为一党领袖却不对党内主要派系妥协，再加上其后继者在领导上相互矛盾，因此给予反对党可乘之机。好斗的小泽又转换跑道，在2003年加入民主党，而且在2006年出任该党党魁。民意调查显示，在小泽带领下，民主党有机会在未来选举中取得下议院多数议席。日本再一次有机会让两党制落实下来。

五、评估改革、说明复苏

虽然小泉的后继者在政治上没有取得太大成就，但他在任期间，经过10年衰退的日本经济的确首度开始好转，而且在其后两年中继续增长，没有中断。从2003年至2008年春天，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由于人口比以前略减，故日本在这时期的人均增长优于除英国外的G-7所有国家。同期失业率则由5.3%跌至4%。在2004年，日本的家庭收入自1998年以来首次见长。

如何解释这个转变？小泉的改革就长期而言也许会产生效果，但要说它是转变的关键则似乎言之过早。邮政私有化是其核心改革，而早在实行邮政私有化前，复苏已经明显来到，至于其他一直被讨论的结构性改革亦似乎难以被认为是决定性因素。改革是长期以来的呼声，自由市场派改革者亦提出许多方案，然而在21世纪头十年中，日本许多核心经济制度的变化速度仍十分缓慢。

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的雇佣制度已开始变得更有弹性。在一段时间内，企业已经逐渐倚赖兼职工人（主要是女性）、固定合约的雇员及在一些行业中由中介公司提供的派遣工人。到1999年，上述种类的雇员约占全体员工1 / 4。到2007年，部分由于派遣工劳动市场规范的放松，这些临时或“非正规”工人的比例已大幅上升至全体员工的1 /3。[28]在员工薪酬结构中，企业亦继续提升其与工作表现的比例，减少以年资作为设定薪水甚至升迁的标准。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末有数以百计的大公司提出“重建”计划，但步伐仍十分温和。新闻标题会大张旗鼓地说“某公司已经裁撤员工3 000人”，但若仔细观察数字背后，所谓“裁撤”其实是在3年至5年间，方式也是逐步消化或提前退休。在1993年至1997年，大部分离开工作的人多半是退休或自愿离职。只有8%是“遭雇主主动辞退”，这种非自愿离职的比例比1975年石油危机时期还要低。[29]故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任何一年整体工人转换工作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动。[30]日本仍不是一个随便转换工作的社会。商界领袖对劳动市场的各项改革忧乐参半，他们希望能在雇用及裁撤员工方面有较大自主空间，另一方面，他们仍重视老员工的价值，希望能维持一个核心长工体系。在2006年及2007年，因为面临人口下降问题，企业有意建立一支稳定的工作队伍，陆续把兼职工人转化至正式员工的地位。这些步骤都会强化传统承诺，走向长期雇佣体制。

要转向以股东为主体的做法同样没有太大效果。东京股票市场的确引入不少外国投资者，最多约占股票总值1 / 4，不少企业逐渐感受到压力，要把焦点转到资本回报。虽然如此，日本企业并没有放弃所谓“交叉持股”的传统做法。所谓“交叉持股”是指结盟企业无论在任何状况中都互相持有对方股份，以防止外人操纵。整体而言，只能说商界比过去稍微留意股东的利息收入。[31]

总括来说，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困难主要是宏观政策的决策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而到21世纪初，由于实行不同政策，再加上全球经济的变化，经济才因此复苏。[32]日本的国际贸易在2000年到2006年大幅增长，而过半的出口增长是朝向东亚，到2004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它亦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1 /5。从这点观察，中国的快速成长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在1999—2000年及2001—2006年，日本银行把优惠利率调降至零。因为全球环境顺畅，日本银行的做法有助于投资与出口，企业利润开始上升。到2007年，许多银行已经连续好几年能够消除旧有坏账，同时亦不再有新坏账出现。日本最大的6家银行所持有的沉寂不动债项，其比例由2002年最高峰的8%下降至仅1.2%。2007年日本政府已经可以稍微调升利率，企业亦可以提高薪水，幅度比过去数年都来得高。从2003年到2008年初，失业率不高，人均收入提升，成长虽轻微但持续不断。上述的经济趋势都点出，用第二个“失去的十年”一词来形容21世纪初的日本，是与事实背离的。

六、在亚洲与西方之间

虽然中国的经济对日本十分重要，但在21世纪头几年，两国关系却出现许多问题。面对中国经济及军事力量的持续增长，日本各届领袖及一般大众都显得忧心忡忡，虽然他们了解两国的经济是互相倚赖的，以后这一趋势会有增无减。新的摩擦是中国大气层污染的输出，随着气流漂洋过海到日本。贸易纠纷不绝如缕，再加上中国向日本的输出品检查出有毒害的食物及危险的玩具，触发日本社会的恐惧，使两国的关系更冰冷。近年来，在中日之间又出现了钓鱼岛主权归属之争。当中国开始与美国竞争并成为日本最重要的伙伴国家时，如何解决这些长久以来的紧张关系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日本与朝鲜的关系更具挑战性。1994年，由于多国力量介入，阻止朝鲜开发核武器，最后美国克林顿政府与朝鲜政权签订协议，规定朝鲜停止其核计划。另一方面，美国在韩国及日本的协助下，同意帮助朝鲜建立核电站，这些发电站不会生产核武器级的铀，但足够供应其所需的电力，该协议亦规定美国及其两个东亚同盟国家与朝鲜走向正常的经济与政治关系。

在其后数年中，建造工程远落后于规定进度，正常化关系亦没有太大进展。最重要的是朝鲜必须面对长久以来的经济危机，这对它的损害相当严重。2002年，朝鲜与日本重新开始停滞后的关系正常化协商，目的是希望在妥协达成后能得到经济援助。对日本人而言，最重要的长期目的是消除朝鲜的攻击威胁，但另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日本人质问题。估计在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至少有13名日本男女在日本西岸被挟持至朝鲜。

2002年夏天，小泉首相突然宣布访问朝鲜，要与朝鲜金正日商谈两国所有仍未解决的问题。9月17日小泉在朝鲜停留一天，这在东北亚地缘政治的舞台上是不平凡的一刻。金正日为朝鲜政府劫持人质的行为表示抱歉，亦说出13个人质中有8个已经去世。除了道歉外，他亦保证以后不再会发生此类事。到今天仍不清楚为什么朝鲜要劫持那些年轻日本人，也许朝鲜政权里某些党派认为这是培养翻译骨干的最好方法，事实上这就是活下来的人质的工作。

虽然人质事件令人震惊，小泉与金正日初步同意双方开始协商关系正常化，但日本人民认为8个去世人质年纪不大，不可能因自然疾病死亡，这种推断亦可以说合乎常理。日本政府在大众民意的支持下，要求朝鲜交代死者生平的更详细状况，但朝鲜则认为此事已经了结，结果正常化关系无法有进一步发展。

日本与韩国的关系则相对平静。“边界纠纷”不时出现，其中一个涉及主权的问题是两国间海面上的一个小岛（日本称为“竹岛”，韩国称为“独岛”），实际上无人居住。另一个是两国间海洋的国际命名问题，韩国认为它应该称为“东海”，而日本则努力游说国际仍然维持“日本海”的原来名称。这些政治议题仍相对较轻微，事实上在21世纪初，两国文化互动是前所未有的密切，主要是日本文化产品无论在亚洲还是在西方均大受欢迎，成为日本的“国民酷总值”的重要构成。道格拉斯·麦克格雷利用约瑟夫·奈（Joseph Nye）有关文化层面在国力上的作用的观点，认为上述文化产品成为“潜在软实力的重要基础”，有助于日本成为世界强国。[33][5]

上述论点不容易评估，但从近年流入日本或由日本输出的消费艺能事业来看，其在亚洲甚至在其他地区的流通，的确能把各地人民的文化世界从某层面上联结在一起。数以百万计的韩国年轻人十分热爱日本流行歌曲（20世纪90年代称之为“日本流行曲”）。这种文化沟通逐渐成为双向性的，数以百万的日本女性被韩国年轻男明星裴勇俊所吸引，为他的特立独行疯魔不已，裴勇俊所主演的电视剧《冬季恋歌》在日本也取得极高收视率。裴勇俊代表着1999年出现的所谓“韩流”，即韩国流行文化在中国、日本以至东南亚都受到热烈欢迎。

这些文化联系对不少人十分重要，但却无法使彼此对20世纪的共同过去产生相互理解。当日本试图与亚洲建立较积极关系时，历史议题本身仍然是个障碍。讽刺的是，当有日本帝国及亚洲太平洋战争直接体验的人群逐步减少时，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对历史理解的紧张性反而增加。1991年，3名韩国前“慰安妇”在日本妇女团体的支持下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争议迅即爆发。为前线士兵在中国及东南亚设立妓院的行为，这点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并非争议所在；同时也没有否认大部分的“慰安妇”是朝鲜女性。争议的地方是政府否认妓院是由日本军方设立及管理，另一方面“慰安妇”的工作也并非强迫性的。1992年初，一名历史学者发现政府有关档案，证实军方在设立及管理某些所谓慰安所中扮演直接角色。首相宫泽喜一改变官方立场，承认日本政府曾在类似性奴隶事业中有一定参与程度，1992年在其对汉城的访问中正式表示道歉。仅存的慰安妇纷纷走出来，要求赔偿及道歉。

各种指控及道歉引发民族主义者的反扑，这场对立一直延续至今。自称为“翻案者”的历史学者指责所谓“自虐史观”夸大了日本过去的黑暗面，有些人甚至否认1937年至1938年出现过的南京大屠杀，他们呼吁历史应该培养“日本人”的尊严，尤其教科书应承担此种责任，着重强调日本的成就，例如日本在近代能迅速成为一个独立现代国家。他们的立场基本上与20世纪60年代的林房雄无异[6]，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神圣事业，目的是从西方帝国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全亚洲，亦因此他们反对向青年人讲述像“慰安妇”或屠杀平民这类历史。

2001年，“编纂新教科书协会”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出发编写教科书，日本文部省强迫作者群调整书中用语，并改正了许多史实错误，不过最后仍准许该书由学校选用。历史学者、教师及许多日本公民以及公众舆论都强烈批评政府接受该教科书，中国及韩国政府当然亦在抗议行列，但事后来看，只有少数学校真正采用该教科书。

有关战争历史的怒火爆发于2005年4月，终至一发不可收拾。当时文部省宣布批准上述协会所写的新版教科书。在中国许多城市马上出现反日暴动，日本企业、大使馆、领事馆以及日本公民个人都有受到攻击；韩国亦出现示威行动。日本政府抱怨当示威走向暴力时，中国官员没有介入；而不少日本人则相信是中国政府首先挑起抗议运动。

无论中国当局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很明显中国与韩国的愤怒有其深厚原因，他们背后的想法是日本对战争及殖民地统治缺乏反省。只要日本领导人碰触到下列三个热点中的任何一个，历史议题马上可以转化为重要争议，它们包括：参拜靖国神社、批准新版教科书弱化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角色、公开否定过去对战争的道歉，历史让日本无法在亚洲政治及经济事务上扮演领导性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依然是不断延伸的现在，亦令日本与其邻国的关系复杂化。在体会到日本的情况后，亦应该了解世界其他地方同时期的历史问题，这点十分重要。一方面希望维持过去的光荣，另一方面需要检讨不正的过去，对全世界人民来说，要平衡两者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如何回忆血腥的过去，在近代是件极具争议的事，亦是今天全世界通有的现象。仅举一件相关例子，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国家空军及太空博物馆（Smithsonian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曾在一个展览中展出在广岛投掷原子弹的飞机，有关原子弹是否应该使用曾引起广泛讨论，最后美国的退伍军人组织在1995年介入，讨论才终止。正如日本从19世纪开始便参与全球化，到21世纪初亦同样，历史及文化传统的议题无法只局限在本国范围内。

在文化及经济上，日本与亚洲的关系比过去更为紧密，但政治上却十分脆弱，因此21世纪初与数十年前一样，日本与亚洲的关系仍建立在它与美国非比寻常的紧密关系之上。对一般日本公民而言，日美同盟最具说服力的原因是它可以长期保护日本，免受来自苏联、中国及朝鲜的威胁。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一方面合乎美国的战略目的需求，例如保护由中东到东亚的输送石油管道，另一方面亦合乎日本利益。最后一点是日本的邻国，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结束60年，但他们仍对日本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表示恐惧；他们的看法与美国一些战略家的看法一样，若美国维持其在亚洲的军事力量，日本便不可能擅自行动，在某个意义上，美国在保护日本的同时，亦在“制衡”它。

冷战结束后，美国基地保护日本免受共产主义威胁的说法已相对行不通，这亦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反基地运动的具体社会力量。美国在冲绳的庞大基地一直是批评军事同盟的重要攻击点。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力量约有3/ 4在此，而美国的设施亦占有该岛1 /5的面积。1995年3个美国军人绑架及强奸1名12岁冲绳女孩，触发数十年中在冲绳及日本岛内最大规模的反基地运动，最大一次示威聚集了8.5万人。美国及日本官员为了安抚抗议者，答应削减兵力，同时在1996年达成协议，把陆战队的空军基地由岛南人口较为稠密的市区最后迁移到人口较为稀少的普天间，这场风暴终于算是平息了下来。

日本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角色一直在争论中，在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后，日本政府授权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自卫队的首次行动是1992年前往柬埔寨，在其后数年，自卫队参加联合国行动监督各国选举，包括安哥拉（1992）、莫桑比亚（1993—1995）、厄瓜多尔（1994）、东帝汶（2002、2007）、尼泊尔（2007），同时亦担任停火观察员，包括以色列与叙利亚间的戈兰高地（1996）、尼泊尔国内政府军与毛派反政府军的冲突（2007）。上述联合国行动，再加上其他自卫队海外灾难救援行动，都扩大了自卫队的国际角色。2007年，自卫队所属的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正式成为内阁国务大臣一员，亦象征性地反映出自卫队的重要性。

在联合国架构外，美国政府亦极力迫使日本容许自卫队扮演更积极的军事伙伴角色。1998年两国政府订立新的《日美防卫指南》，扩大《日美安保条约》的涵盖地区。为配合新指南，日本政府通过《外围有事法案》，重新划定自卫队的活动边界。新活动包括检查第三方的运输工具，同时亦容许自卫队搜索及救援美国人员或海外日本国民。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虽然国内有反对声音，日本政府迅速通过一个新的反恐法，准许自卫队参与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包括给予各种后勤支持。从2003年到2007年，虽然国内反对激烈，日本仍多次派遣自卫队到伊拉克执行非战斗任务。在2008年初，同样在国内有相当力量反对的情况下，自民党在国会内推动立法以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部队行动，授权海上自卫队执行海上加油任务。

虽然美国非常欢迎日本的积极军事姿态，但当日本要求一个更主动的经济角色时，美国却有很多疑虑。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日本政府领袖曾建议设立亚洲货币基金，以帮助韩国及其他国家渡过难关，但美国却反对这一提议，甚至可以说不屑一顾。虽然如此，日本官员仍然继续追求更积极的对外经济政策。他们提供一笔相当可观的债务基金，帮助本地区有问题的企业渡过难关。国家利益当然扮演一定的角色，因为这些基金的支持对象是与日本公司有联系的企业。但这些贷款的条件一般都比由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来得宽松，故亚洲其他国家一般都欢迎日本更积极的经济姿态。[34]

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日本私人企业与亚洲的经济联系，无论在投资、生产以及贸易方面都日益加深，这种情况大小公司都一样。批评者称这情况为潜在性的排外“生产联盟”，即日本公司有计划地保留最先进技术以维持它们的优势地位。事实上，纯粹倚赖排斥外来者，维持其霸主地位似乎难以做到，亦不可能做到，因为全球性的联系网络已经形成，日本与亚洲的经济整合及互相倚赖正日益加深。但若称日本在21世纪初与亚洲其他国家进行的如经济方面那样的政治整合，有若欧洲在过去数十年间的进程，则似乎言之过早。[35]

＊＊＊

从昭和时代终结的1989年到2008年初已经将近20年，这段时期与日本战后的高速成长、日渐富裕、国际地位持续上升显著不同。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金融危机长期延宕，主要原因是政治及经济领袖企图否认不景气且应对缓慢。整整十年里不断面对衰退、短期复苏及再度衰退，社会不平等增加，工作保障萎缩。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与日本并无关系，难以把“信用”（或责任）归咎于它，事实上到了金融风暴前夕，日本已经体验了5年的经济增长，虽然十分温和，但值得注意。同时在这20年里，对宜居现代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一直持续，并没有减少，新的城际高速列车已投入服务，东京亦有新的地铁开通，其步伐不亚于欣欣向荣的上海。无论东京市中心还是其近郊，都在继续发展，新的高楼大厦出现，新的住宅区不断向外扩充。从上述各种不同的趋势来看，这时期最大的失败是对未来的改善及进步充满悲观情绪。

[1] 本案发生于神户，由于犯人尚未成年，按日本法律，最高只能判7年教养，已于2003年释放。——译者注

[2] JSP是日本社会党（Japan Socialist Party）的简称；CGP是公明党的英文简称，因为它号称自己是“Clean Government Party”。——译者注

[3] 1875年明治政府开办邮政储蓄，1878年大藏省开始运用邮政储蓄办理各种投资事业，到1953年始以预算方式向国会提出，称为“财政投融资计划”，除了邮政储蓄外，还包括工伤保险、国民退休金等基金。——译者注

[4] 提前选举的原意为执政党为保有原来的国会多数，故意提前解散国会，趁执政之利，维持国会多数。——译者注

[5] 本概念源于2002年，道格拉斯·麦克格雷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发表题为“Japan’s Gross National Cool”的论文，指出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虽为“失落的年代”，但其在文化上的影响力却有增无减，此观念后来逐渐为日本国内外使用。奈为哈佛大学教授，曾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担任副国防部长，提倡国家软实力。——译者注

[6] 林房雄（1903—1975），从事文学工作，战前一度参加左翼活动，被捕后思想发生转向，放弃共产主义，支持日本对外扩张，战后一度被盟军禁止担任公职。1963年发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成为当时要推翻日本战后体制的代表者。——译者注

第十八章

震荡、灾难及其后续：2008年以来的日本

日本的2008年至2011年是个危机年代。一开始是不寻常的金融危机，接下来是摇摆动荡的政局，最后是天然加上人为的复合灾难，不但史无前例，目前仍未知伊于胡底。金融危机从一开始便具全球性，至于“3·11”灾难则因福岛核电厂的核反应堆融解而消息远播于全世界。因此无论从日本国内还是国外来看，这些年所发生的不平凡事件都应成为未来日本及世界的记忆。

一、雷曼震荡

2008年上半年，美国房屋贷款因过分积极且违背业内规范，连累数以百万的美国人，而房贷占经济比重甚大，足以导致美国经济基础的塌陷。即便如此，日本经济仍延续了过去5年温和而稳步的增长。在2008年由夏入秋之际，日本的失业率仍徘徊在低档的4%附近，经济年增长率亦接近2%。然而当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由美国次贷市场所引起的美国国内危机突然发展为全球性问题。雷曼兄弟总公司设于纽约，不过其分部遍及全世界，它是世界上最显赫的金融服务机构之一。

美国问题的发生是多方面的，不只因为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亦因为其他大型金融机构濒临倒闭、更深层的房贷坏账问题，以及这些房贷和相关金融工具被打包后重新卖给一个大家都搞不清楚的市场。上述一连串事件在美国被称为“2008年金融危机”，或亦有特别称之为“次贷危机”，而在日本或世界其他地方则称其为“雷曼震荡”。雷曼公司的破产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尤大，因为日本或德国等出口导向国家的公司特别倚赖短期贸易贷款（即所谓信用状），这只有雷曼公司才能大量提供。一旦雷曼公司破产，短期贸易信用市场便无法运作。短期利率因而急升，全球贸易则迅速收缩。在2008年8月与2009年1月间，日本出口剧减近40%。在这种令人意外的倒闭潮中，美国经过一段时间才逐步出现的危机在日本似乎是一夕之间便到来。[1]在2008年最后一个季度，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若以实质计算则下跌了3.3%——这数字若转化为年增减率更为触目，下跌幅度超过13%，到2009年其下跌幅度又增加了2.4%。[2]失业率则在2009年1月增至4.5%，同年7月更达5.5%。

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局势下，5年来的温和经济增长戛然中止。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初的所谓“失去的十年”带来的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其有关论争仍未有着落，雷曼震荡又接踵而至。在第十七章中便已提及，“失去的十年”曾带来关于跟随英美市场自由化模式的各种新政策的辩论。有人认为此方式会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及经济不稳定，但亦有人认为市场导向的改革仍不够。当新政策仍争论不休时，雷曼震荡重新牵动日本公众舆论，削弱对自由市场的信心，不再认为它是社会经济问题的万灵丹。

反映国内冲击的最活生生的案例是2008年底“派遣工过年村”的建立。在第十七章便曾说明，日本生产企业在过去10年中利用劳动力走向市场化的机会，从人力中介雇用大批短期合约工人。当雷曼震荡导致出口萎缩时，数以百计的企业便利用此种弹性措施大量裁撤工人。由于记录不完整，无法准确统计有多少人失去了工作。但2009年冬天一个较为可信的估算指出，从2008年9月到2009年3月间，制造业约失去了40万个派遣工作。[3]这些工人主要是男性，在雇用期间大多住在公司的宿舍，然而一旦失去工作，他们便无家可归，流落街头。

在2008年至2009年的新年假期中，民间非营利组织、律师、小区团体及媒体风闻流浪者问题，他们在很短时间便在日比谷公园建造了一个500人的帐篷村，收容那些失业的派遣工人。过年时大部分的流浪者之家都会关闭。这个非常规的新年村受到社会极大关注，大部分人都同情工人，强烈谴责企业及政府把工人搞得如此凄惨。厚生劳动省迅速响应，通过非常规程序开放该官厅在日比谷公园对面的办公大楼，准许工人在新年期间临时居住。[4]

露宿街头一事本来不至于在社会上引发如此大的反应。事实上在这些年间，无家可归者栖身在蓝色帐篷中的景观在东京已司空见惯，隅田川岸边尤其引人注目。然而日比谷新年村却得到广泛注意，主要是因为这些工人都是一下子被开除出公司的。在某些例子中，公司驱逐工人离开宿舍的行为事实上违反工作法例；在另一些例子中，一些公司非法中止与派遣公司工人的合约。就算所有解雇都合法，如此大规模的动作亦违背日本社会长久以来的做法：企业即使在经济最艰难的时刻亦应保留工作机会。派遣工人及其支持者的力争不懈，使大部分传媒指责政府的自由化政策及企业的无情解雇，处处反映出以下信念：职场工作者（特别是男性），他们即便不在法理上拥有工作权，至少亦在道德上有一定的工作权。以一名九州岛初中生为例，他在2009年1月写信给《朝日新闻》：“我对最近有关企业开除派遣工人的新闻感到十分气愤，他们一直努力工作以支持公司，结果一下子便被开除……这些企业不应负责吗？”[5]

新年村事件亦反映出一些新趋势，其中之一是新式运动的出现。它建基于非政府组织、小区团体及媒体网络的形成，成为受薪者的后盾，在某种意义上，它为数年后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运动开创了先例。[6]10年前劳动市场自由化亦产生第二个讽刺性的结果，由于修改劳动法，亦促使工人，特别是那些积极寻求小区团体协助的工人，意识到法律可以成为他们的有效工具。[7]

新年村事件不但促使派遣工人及其支持者关心日渐恶化的劳动环境，亦引发国家官员及政治家再次要求规范劳动市场。参与者主要是民主党，亦有些是自民党党员，他们希望能改变小泉纯一郎首相上任以来的风气。[8]2010年，民主党及厚生劳动省向国会提出法案，要求废除2004年法例，重新禁止制造业雇用派遣工。2012年3月，在两党支持下终于通过派遣工修正法例。虽然在企业利益的反弹下，最后仍容许制造业雇用派遣工，削弱了原修正条文内容。但新法例禁止短期派遣工（30日以内），要求派遣中介机构公布其支付派遣工薪水后的财政收益，同时亦规定企业可以把派遣工人转任为正式员工。[9]虽然这些新规定仍十分温和，但起码代表着不断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中止符。

若由雷曼震荡的国内响应转到其国际响应，一个最令人注意的课题就是人们常常很快将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的日本金融危机与21世纪前十年末期的美国经济危机相比较。早在2008年11月，东京摩根士丹利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便提出报告，列出2002年至2004年为日本带来复苏的5个因素（及21个次因素）。他指出日本花了10年时间找出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但美国决策者若能紧跟日本先例，从中汲取教训，则美国可以避免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事实上美国采取了不少相同措施。[10]在2010年，当美国经济复苏正跛足前进时，《纽约时报》及《华尔街日报》经常刊出标题耸动的文章，如《美联储主席将应用日本的历史经验》。这一类文章亦会刊出令人焦虑的图表，把日本的数据放到美国的统计图表中，显示出美国经济的走势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何其类似（见图表18.1）。[11]不少观察家认为日本解决其在20世纪90年代过量借贷造成危机的方法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先例，而美国的长期性危机亦可以帮助重估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至21世纪初所面临的问题。一个评论家在2010年指出：“现在已十分清楚，日本决策者当时未能挽救日本的经济萎缩，并非是因为他们顽固或愚蠢，而是因为他们面临的问题极其困难。”[12]

到2012年夏天，不少人讨论美国从日本经济危机中究竟能学到什么，各路人马看法不一。一方面，2009年末美国经济再度开始复苏，很多企业重获利润，股票市场在2010年及2011年初显著上升，同时金融市场亦不再沉寂不动。但在另一方面，这轮复苏并没有新增太多的工作机会，最多只能说是中看不中吃。在最重要的房地产市场中，坏账及查封的房屋仍占很大比重，消费者需求仍然薄弱，失业率依旧维持在8%左右。政治世界形势一潭死水，政治债务维持在高水位。甚至较为保守的经济学者亦担心过分强调长期债务的现实存在，最后会压抑短期政策，无法刺激经济。

图表18.1 美国房屋价格的走势与日本经验的比较

资料来源： Bloomberg，日本不动产经济研究所，B&P，S&P/Case-Schiller房屋价格指数，至2011年6月29日为止

在美国危机持续存在的同时，欧洲又出现主权债务危机（2009年末欧盟成员国如希腊、西班牙等濒临无法偿还债务的困境，出现所谓主权债务危机），愈来愈多的人将其与日本最近的经验相比。2011年10月，《福布斯》杂志的读者来信栏目提出“美国‘失去的十年’会延续到2016年”。11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文章《谁的“失去的十年”？》表示，日本的情况不如欧洲或美国糟糕。同月《大西洋》杂志《欢迎美国“失去的十年”》一文称，美国日本化或许已经来到，美国已经开始出现长时间的微弱增长。12月，《时代周刊》杂志强调“当今全世界最流行的用语就是‘失去的十年’”。这篇在线专栏将日本的早年经验与英国和正在进行中的美国危机相比，提出的模拟令人“不寒而栗”。2011年，两位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出版了一本分析美国危机的书籍，题曰“失去的十年：美国债务危机的出现及其遥遥无期的复苏”。[13]宣称欧美已步入“失去的十年”三分之一的道路已成为一种陈词滥调，但也不是毫无意义。

二、希望政治与迷惘政治

美国与日本最近的第二个类似的历史经验是所谓“民主派”政党出现史无前例的政治胜利，分别在2008年及2009年。在美国，民主党赢得总统宝座或国会多数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所谓史无前例是指一名非裔美国人当选这个国家的最高职位。在日本，2009年8月民主党亦横扫下议院的选举，虽然并非完全出乎意料，但仍是历史创举。民主党在480个议席中取得308个，近乎2/3多数，在单一选区选举中取得47%的票数，在全国比例分配的选举中则取得42%的票数。这是1955年自由民主党（自民党）成立以来，由另外一个政党首次在国会两院都取得多数（民主党在参议院中取得多数，但并非过半）。民主党党魁鸠山由纪夫出身于日本的政治世家，按辈分则属于第4代，其祖父在20世纪50年代曾出任首相。[1]鸠山得到大众普遍支持，而其家庭背景则类似肯尼迪、布什等政治世家，9月16日他正式接任首相一职。民主党不但采用奥巴马总统的“希望与改革”这一用语，无论在其选举政纲还是执政初期的措施，都有意实践这些伟大词语背后所包含的思维。

在几个方面，这一发展方向并不奇怪。早自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冷战结束，同时自民党在1989年失去参议院多数议席，在1993年失去众议院多数议席，1994年选举法又遭修改，观察家已预估日本会走向两党政治，各自有其政纲，并基于此赢得选举，组织政府。新选举法取消了众议院的大选区制度，代之以300个单一选区。此举无疑助长两大政党的趋势：小党在过去可以在大选区的3至4个名额中争取到1个议席，然而在小选区制度下，胜者全拿，小党的地位因此受到削弱。事实上，民主党在2009年选举中所得席位的比例（2/3席位）远远超过其所获选票比例（47%）。这反映出在单一选区制度中，只要选民情感稍微倾向两个大党中的其中一党，国会中的席位便会产生极大变动。

虽然自民党在1993年失去多数议席，选举法亦在1994年做出修正，包括规范候选人的公共献金（此有助于其他政党挑战自民党），但反对党仍无法凝聚力量。经过差不多快20年，一直预期的政治重组始终无法实现。原因有二：一是反对党的颟顸及内讧，二是自民党政治操作精明，领导能力强，尤其是在小泉出任首相的年代。然而小泉在2006年任满，其后继者都是些效率不彰、任期短暂的首相：2006年的安倍晋三、2007年的福田康夫、2008年的麻生太郎。后小泉时代自民党的弱势，其实反映出小泉之所以受欢迎、连选连捷的基础，主要建立在其反对自民党主流的立场上。再加上在第十七章里所提及的年金失窃丑闻，实在伤害自民党与选民的关系。最后在2007年7月选举浪潮终反扑自民党，民主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取得多数。

到2009年9月，众议院大选距上次已有4年，自民党应要举行总选举，不过仍可以挑选选举日期。麻生首相是2008年9月接任，当时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出现。由于上次2005年大选中小泉及其自民党以大比数胜出，故自民党在这次选举中必然有所损失。但麻生知道情况会更糟，因为社会大众正逐渐不满自民党领导人的软弱无力。前任首相福田突然毫无预警地辞职，有损党的形象，雷曼震荡的阴影更弱化了自民党的前景。麻生把选举日期一拖再拖，直到最后一刻的2009年8月。民主党提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宣言，誓言由民选政治家加强监督官僚政治，承诺各种福利，包括废除昂贵的高速公路收费、慷慨补贴贫苦家庭儿童（每一小孩津贴321 000日元，直至完成中学教育为止），以及地方及地区政府拥有更大自主权。除此之外，民主党亦在意日美关系。它主张两国建立更对等的地位，并希望重新签订冲绳美军基地协议，尽管这在选举中并非主要议题。1996年自民党曾与美国协议，将争议不断的普天间空军基地迁移至人迹罕至的边野古地区，它位于冲绳岛北岸，自然环境优美。该协议却一直未执行。在竞选期间，鸠山承诺若民主党胜选而他又当上首相，一定会把军事基地完全迁出冲绳。选民一直不满后小泉时代自民党的颟顸无能，希望求新求变，再加上民主党的承诺更有吸引力，选票自然都倒向民主党。

然而，民主党很快运数殆尽。一方面，鸠山上任不久即受到选举财务丑闻的打击；另一方面日本的公共负债沉重，民主党在选举时提出各种花钱的承诺，实在无力履行。更重要的是鸠山无法说服美国协商迁移普天间基地，这使其领导能力大受质疑。美国认为冲绳基地是历届政府的承诺，具有约束力，因此无意大幅修改原来的规定。美国人说得很清楚，任何日本当政者都不可以强硬推动该议题，纵使民主党能以压倒性选票取得政权；他们亦重申日本虽然在经济实力上已有长足进步，其地缘政治地位并未改变——这一点同时受到右翼与左翼的批评，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们便一直不满日本的从属性独立身份。

不到一年，鸠山便失去党内及公众舆论的支持。2010年6月鸠山不得不辞职，由菅直人取而代之。在选举承诺无法兑现，同时领导层又陷入混乱的情况下，民主党在次月参议院选举中大败，这丝毫不奇怪。连同未改选议席，民主党在参议院仍勉强维持多数（240个议席中有106席，紧随其后的自民党则为84席），但纵使与其他小党联盟，亦无法取得过半票数，在政府分裂的情况下，实在不容易推动有力措施。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新民粹主义的兴起，它代表地区的保守力量，这一情况令两个大党派更加举步维艰。最典型的代表是桥下彻（1969— ），一位极具魅力的年轻政治家。他毕业于早稻田政治经济学部，其后成为律师。桥下最初在关西地区的电视节目上提供法律咨询，因而受到注目，此后日渐在全国广播中声名鹊起。2008年1月，他开始参加选举并赢得大阪府知事一职，时年39岁，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大阪府知事。桥下出身中下层家庭，在大阪部落民小区长大。[2]他视自己为一般公民的代表，反对教师公会及薪水优渥的公务员，认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而当时一般民众却要为一份安稳的工作与收入而日夜打拼。他的一些议题与日本民粹主义右翼长期以来的诉求相同，例如立法要求教师在学校典礼中必须面向国旗唱国歌。桥下亦激烈要求改革地方政府结构，例如把大阪市及大阪府重叠的边界整合，这一诉求赢取了名古屋市长及邻近爱知县知事的支持。2011年11月，为了推动合并，他把大阪府知事的工作交给他的政治盟友，本人则去参加大阪市长竞选并顺利当选。他同时成立一个政党（大阪维新会），目标指向全国。

三、在衰颓的气氛中寻找意义

中央政治的弱点，再加上这些年的经济困难，只会加深当时整个社会的悲观情绪。不过正如“国民酷总值”这一概念指出的，日本国民对本国的文化成就仍抱有强烈信心。事实上在这个危机年代，不少人仍热衷于新形式文化的生产及消费，例如“手机小说”（用手机短信的方式写的小说，常夹杂火星文），还有一直受全球欢迎的动画、漫画以及日本流行音乐，这些都被视为日本的活力。

然而日本正走向一条社会及经济的死胡同，这种看法日益普遍。不只政策专家及学者，甚至一般大众都认为日本正受困于各种令人不安的社会趋势，它们彼此关联而又互为因素，不易摆脱。例如兼职、契约以及派遣等各种临时性就业方式的出现，都是这种困境下因果关系的产物，最后不只是成年的已婚女性，甚至是追求终身事业的年轻男性都无法找到一份正规工作。从1995年到2009年，非正规男性雇员的人数从189万增至415万，增幅超过1倍。若从年龄25岁到34岁的男性这一族群看，非正规工人数目更从21万人升至90万人，增幅达4倍，与同年龄的正规工人比较，他们大概只有一半人会结婚（见图表18.2）。在过去，这些人会在中型甚至大型企业中开始其职业生涯，至少有一个能实现的梦想，即由正规雇员做起，慢慢在企业中发展出一个长期事业。

对这些年轻男性失落的极大关注，正反映了过去长期存在的一种主流性别意识形态，亦即男性应该是衣食生活的支柱。对社会媒体评论家、一般大众、教育者以及劳工官员而言，很多原来应该是本国未来衣食生活支柱及一家之主的年轻男性，现在却无法进入正规工作主流，反映出深远的社会及经济变化，不可以掉以轻心。这个收入低微、工作不稳定的阶层，包括不少年轻男性，他们既无法亦无信心消费，亦即无法增加国内需求，更强化了近年来的负面通缩循环及经济停滞。事实上当他们失去了工作，只能请求失业救济，同时企业亦会向国家申请补助以维持就业，这些都会增加政府的财政压力。在公众及官员的脑海中，失业者的情况又明显地关系到结婚率与生育率的下降，还有人口萎缩及高龄社会的问题。

图表18.2 2002年正规与非正规男性雇员的结婚百分比

资料来源：总务省统计局，《商业构造基本调查》（2002）

男性雇员的情况其实只不过是整体故事的一部分而已，21世纪前十年后期的非正规工作就业逐渐忽视女性的经济情况，而女性又是重要的少数族群。传统里女性几乎都只从事兼职工作，多数认为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女性都要结婚及生儿育女，她们从事兼职的目的是贴补家用，家中主要经济来源仍是丈夫的收入。然而随着离婚率增加，女性单亲家庭的数目不断上升，不少从事各种非正规工作的职业妇女再不是过去那种贴补家用的妻子。到2009年，有720万妇女从事“兼职”工作，而身为一家之主或独自生活的妇女的人数超过100万（差不多有14%）。在派遣工或契约工的类别中，女性约有280万人，其中超过1 /5（21%）的人是一家之主或自食其力。虽然女性的情况很少在公开讨论时拿出来作话题，但不少人视其为日本所面临的各种令人困扰的社会问题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这些社会问题的看法，其背后的理路并非不可置疑。晚婚、小家庭以及老龄化社会各种问题，都可以上溯至20世纪70年代非正规就业急速冒升以前。当雷曼震荡出现时，各种临时就业形式及女性单亲家庭等现象已存在二十多年，同时不只是日本，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亦所在多有。就业与事业前景的不稳定性无疑是年轻男女结婚率及生育率下降的因素，但对2009年至2010年的后雷曼震荡年代而言，它们并非崭新的社会经济趋势，只不过是在不断衰落过程中的日本国内的自画像及国外观感而已。

另一个经常被谈及的问题便是日本海外留学生人数的急剧下滑，其实这不只是日本，世界其他大学都有同样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的日本留学生数量开始减少，而来自中国或印度的学生则大幅增加。这种下降趋势在2002年开始无法返转，当时尚有45 000名日本学生在美国。不到10年，到2011年这一数字便降至21 290人，比以前减少不止一半，下滑率最大是在2010年及2011年。日本往亚洲留学的学生人数减幅较少，但整体仍下滑。[14]

有关上述趋势并没有经过深入研究的解释，但说法却不少。有人认为这起因于企业或政府不肯支持年轻雇员到海外学习，亦有人认为现在年轻人缺乏进取心，无意向外发展。无论哪一种理由，这种现象经过被不断反复讨论后，结果都归因于国家失去方向，人心暮气沉沉。最能反映甚至强化这种想法的便是大众媒体的流行术语。约在2008年“草食系男子”这一名词突然红遍一时，它的含义根据使用者不同而有不同说法。但总的来说，该名词所塑造的是一个有着女性化倾向的年轻男子形象，缺乏事业心和战后那代人的朝气。[15]

在日本大众的眼里，中国以个人的朝气和国家的富强冒升为一个地区及经济的重要力量，与日本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201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正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并未完全出乎人意料。2011年2月中旬，当世界各地媒体都大幅报道此消息时，日本政府官员有意降低其重要性。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经济财政策担当）与谢野馨便说：“在经济上，我们不是要竞争排名，而是要改善公民生活。”同时亦指称：“中国是日本的邻居，我们非常欢迎其经济繁荣这类消息。”[16]虽然说得大方，但在国民生产总值排名中掉至第三位，这对不少人来说是十分痛苦的。甚至那些对经济前景比较乐观的人也认为这对日本而言是一个“警讯”。[17]

外国媒体亦反映出日本人这种低落的情绪，甚至可以说强化这一说法。最典型的例子是2010年10月《纽约时报》头版的一则报道，标题是“日本由朝气蓬勃到萎靡不振”。新闻提及日本当前通货紧缩及消费停滞等经济问题，但焦点则是作者所称的“日本信心危机”，日本到20世纪80年代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国家，充满活力及进取心，自满得会有点傲慢……但今天这种远大的进取心已被丢到一旁，取而代之的是对未来的焦虑与恐惧”。[18]

全球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及社会的冲击无疑十分深远，在这种情况下某种程度的悲观是难免的。但若与其他先进经济体相比，我们对日本的观感有点过度负面。在雷曼震荡之后，日本的失业率其实比欧洲及美国低很多。欧盟的整体失业率在2008年第三季是6.74%，两年后升至9.6%；在法国，失业率由7.6%升至10.1%，而英国则由5.2%升至7.9%，只有德国的失业率相对稳定，然而其失业率到2010年亦高至7.3%。美国的失业率在2009年夏天达到9%，而且维持此水平至2011年，到2012年才降至8%。日本的失业率则较低，升幅亦较低，主要因为依据法律解雇工人不易，同时雇主的传统责任感亦让他们难以下手。日本经济到2010年下半年及2011年初已露出一些复苏迹象。不可否认，在这些年日本的公共债务是沉重的，它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全世界最高，因而妨碍政府刺激经济。但日本国内大量储蓄可以用作国家赤字预算的保证金，得以平衡债务。日本的失业率最高是在2009年7月，达到5.9%，然而到2010年7月跌至5.3%，2011年3月更跌至4.6%。从2009年后期到2011年初，国民生产总值正面增长，虽然各季成长率大体温和，在1%—2%。至于国民个人平均产值的恢复率更是美国及欧元区国家的2倍。[19]

四、“3·11”灾难及灾后

当对现在与未来怀有悲观情绪的说法到处流播、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日本人民在2011年3月11日下午遭遇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地震。它亦是世界上有史以来第5大地震。地震强度为9级，震中位于日本东北宫城县海上离海岸不远的地方，它的威力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100倍，而后者死亡人数已远超10万。幸好建筑规范严格，同时建筑技术亦容许高层大楼能吸收地震，居屋与办公室的毁坏程度与地震强度相比仍属温和。但相继而来的海啸却带来高达15至16米高的海浪，直扑广大海岸线，捣毁了防波堤。原来预估的设计根本没有发挥作用，结果造成数以千计的人被淹死。在某些地区，由于海岸线地形作用，波浪甚至高达30至40米。[20]由于不少受害者被波浪卷到海上，准确死亡数字无法核实。截至2012年7月，死亡数字接近19 000，另有2 906名失踪者，估计他们事实上已不能存活。[21]约有27万人无家可归，他们或因住所被毁，或依照政府命令撤出家园，只能居住在临时设施内，重建新居的希望则遥遥无期。[22]

海啸后存活下来的人大多无法描述他们在海啸打击中的见闻：很多市镇完全被淹没，一度是那些市镇大动脉的道路、建筑物等，如今毫无踪影可寻。在日本东北福岛县岸边的核电设施，其冷却系统为海啸破坏，更使情况雪上加霜。福岛第一核电厂离东京241公里，由东京电力公司（TEPCO）经营管理，其部分电力输送给东京市居民。由于冷却系统失灵，产生连串令人心惊胆战的爆炸，最后是核燃料棒融化，向空中释放大量辐射尘，然后飘落至泥土及水源中。到现在没有接到报告说有人因暴露于辐射中而死亡，只能希望辐射的长期影响减至最低限度。但只能说是希望，无法肯定。

东京电力到2011年12月才宣布完成核电厂的“冷关闭”。然而至少到2012年夏天仍有少量的辐射铯由厂内漏出，福岛县及附近各县河流及湖泊仍可以探测到含辐射的泥土，其污染程度及所产生的危险，至今仍未有定论。[23]辐射不断外泄究竟有多严重实在不易判断，不过要完全清理福岛核电厂本身，大概要好几年，何况核燃料泄漏后，辐射会扩散到福岛及其邻近各县的水源及泥土中。在此后几十年中，无法不担忧数以百万计人口的长期健康问题（灾害发生时，只福岛县的居民便超过200万）。

在3月1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以及在两星期后对国会发表的演说中，菅直人首相称这次复合式灾难为“二战”结束以来“我们国家最深重的灾难”。明仁天皇似乎支持菅的说法，3月16日他史无前例地通过全国电视网发表意见。这是在其父裕仁天皇于1945年8月在广播中宣布日本投降以来，天皇首次在广播中发表演说。明仁天皇呼吁人民“在未来的日子里，永远不要放弃希望并好好照顾自己”，类似其父在1945年广播中所说的“忍其难忍”。他的演说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对第一时间参与援救者的感谢，第一个便是自卫队，此亦是日本天皇第一次公开提到自卫队。[24]

到2011年春夏间，“3·11”整个事件过程更为清楚，它是由两个相关但截然不同的灾难造成的，而其所产生的结果亦很不一样。一个是海啸产生的灾难。生存者在哀痛其损失时，亦要奋力重建他们的生活及小区。他们一面讨论把居处搬到高地的优缺点，同时亦谈及长久以来的问题，即人口老龄化及缩减，以及年轻人工作机会的减少。另一个灾难是核灾及其多重影响。约有8.8万名居民被迫撤离他们的家园，6.2万人甚至要搬离福岛县，回来的机会微乎其微；另外有200多万名居民要长期暴露在低度辐射中，这可能对他们的身体不利；还有就是全国能源供应及能源政策问题。

一年之后，关于灾难后果的各种故事仍在平面及广播媒体中广为流传，甚至是在更新式的网络以及社交媒体世界中。在2012年2月至7月间，至少有4份重要报告讨论核燃料泄漏的原因及影响，写作班子由一个重要的独立调查团队（2月）、东京电力公司（6月）、国会调查委员会（7月初）和一个政府顾问小组（7月末）组成。[25]在关键问题上，他们的看法有分歧，例如对首相应对的评价——除了东京电力公司的报告外，他们一致指责政府的应对动作错乱、政府及东京电力公司的颟顸，以及未能实时公布重要信息。

要解读这些灾难并非易事，在事发后最为普遍的一种想法是与其他危机做比较，甚至直接联系起来。简而言之，可以用“没想到”这三个字总括，灾后人们不断听到这三个字。因为一直以来人们预估下一次大地震会发生在日本东海(名古屋地区），从来没想到会发生在日本东北部；也没想到海啸能破坏沿东北海岸线的防波堤及示警系统——它们都是花了无数金钱与血汗建立起来的，一直被引以为傲；也没想到在地震与海啸的双重打击下，一个核电厂会转化为一个与“原子弹”差不多的东西；更没想到在灾难前供应大东京及东北地区25%的电力网络会停摆多月，而该地区的生产力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40%；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是生产供应链如此脆弱，地震直接影响所及的东北地区，其生产力只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6%，但却让日本其他地方，甚至欧美的生产设施停摆。故“3·11”事件也在华尔街金融专家的预料之外，在2008年，他们原本宣称的金融安全阀工具却因为次级贷款引发了全球金融崩溃；换个比喻，“3·11”事件成为针对金融市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正如2001年恐怖主义者将飞机变成一种武器般难以想象。

亦有另一种解读，它把上述情况联系起来，角度却有不同。到2011年春末，日本舆论主流已认为灾难发生不是意外，而是人们没有“意愿”面对其后果，特别是重要人物。其实这种想法在灾难发生几天后便出现，尤其涉及受损核电厂的问题；舆论也批评地震学家的预言过分自信，只着重其他地区；同时亦批评工程师及灾难科学家对堤坝结构过分乐观。有部分专家及社会活跃分子事前便曾提及核危机的警示，他们人数虽少却有一定的知名度。[26]有些人事后声名大噪，好像要补偿他们过去所受的冷遇，以及人们不愿意面对他们曾提及的“不中听的真相”。

因此灾难以前不是没想到，缺乏政治及经济上的行动力成为灾难的关键因素，上述事实不可否认。2012年3月曾有报道，2004年东南亚海啸发生后，东京电力公司做过海啸演习，其规模与“3·11”类似。[27]这个演习准确地预计到所受损失的程度。据说由于要准备应对这种紧急状况所费不菲，最后便未采取任何行动。核灾难的根源其实相当深远，事发后，记者、社会活动家与学者不但指责东京电力公司及政府，更创造了“原子力村”这个名词，提醒社会大众长期以来它背后隐含的政治及企业利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无论全国还是地区的政治领袖、官僚、科学家及私人企业都提倡并支持核电（同时亦支持大水坝发电）。他们认为这是个双赢的发展构想，不但为发展城市及全国经济提供所需能源，而且为日本农村带来就业机会及经济发展。[28]现在当然可以了解，这种发展策略与安全机制背道而驰。不过纵然及早戳破核电安全的神话，能否为本国找到更好的能源来源却是另一个问题。

要通过什么样的政策来发展什么样的能源？要设立更安全的核电厂还是放弃核能发电？应该在什么地方、实行哪一种重建方案？无论对个人还是家庭，企业还是国家，答案完全要看人民愿意承受多大的风险，所谓危险都是凭空想象，但却不一定发生。在灾难发生后的短短几个星期中，冲突便出现，一方面是在重建过程中致力于改良，另一方面则是要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或继续走生意发财之道。有人想重建釜石市那样更大的防波堤，而且获得不少支持。可事实上在海啸过程中，堤坝只能稍微减轻其力度而已。[29]亦有人主张扩大沿岸森林区及填土区，它在某些地区的确发生作用。另外一些意见是增加更方便的逃生路径，重新设计市中心及高地住宅区。[30]有关上述各种意见，纵使各方面都愿意尽其最大善意配合，也难以下决定。

在灾难后的好几个月，当日本人民一直思考上述各种问题时，一种重要的叙事出现。这种叙事把草根阶层及日本各地方看作“好人”，抗衡社会上层的“坏蛋政客”及企业行政人员，这些人自私而又枉顾人民利益（尤其是东京电力公司的人）。无论在日本还是世界各地，几乎同时广泛流传着一些故事，指出东北地区灾民遵守秩序、忍耐、置苦乐于度外及拥有强韧生命力等特性。在撤离中心，他们尽量把事情办得井井有条，不会侵夺别人财物，亦愿意把仅有的东西与别人分享。强烈的对照面则是那些政客，他们没有到灾区慰问，亦没有公开表示同情或支持，甚至趁机在政界争权夺利，在救灾过程中攫取利益，其实政客间的政策基本上差异不大。在整个受灾过程中，中央政府内唯一能脱颖而出的只有自卫队，其名声不但更巩固且赞誉有加。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对自卫队在救援及赈济工作上的表现几乎一致赞扬。在日美军亦与自卫队配合，参加一个“友情行动”计划（Operation Tomodachi），社会上一般反应都不错。[31]

好人的草根阶层与冷冰冰的政客、官僚及企业精英，这种黑白分明的两极化分法无疑过分简化。若仔细观察，从灾民家中失窃到救济组织诈骗赈灾捐助，这些事时有耳闻。当地民众自身亦常有龃龉，甚至互相斗争。在中央，很多公务员勤勤恳恳、努力不懈地工作——并不限于自卫队，他们提供救济，为复原计划编列预算与寻找财源，并且调查问题发生的原因。[32]当然，所谓有责任感及道德感的大众与无责任感及坏透了的领导人，这些说法对很多人来说并非没有根据。

具体而言，政治人物狗咬狗的戏码来得十分迅速，令人讶异。不只自民党与民主党之间出现斗争，民主党内部也同样产生纷争。2011年6月2日，离震灾还不到3个月，国会对首相菅直人便投下不信任票，主要是由他自己党内的投机分子背叛造成的。原因之一固然是不满其应对灾难的方法，但也是由于党内反对派长期累积的不满所造成的，最显著的例子便是权力不断走下坡的小泽一郎。为了阻止不信任案的成立，菅直人承诺“只要灾害处理有一定进度”，便会辞去首相一职。2011年8月，他依约辞职，次月其首相及民主党总裁职务由野田佳彦担当，野田是一位低调却更保守的政治老手。因此在史无前例的灾难面前，大家会好奇地追问：究竟这群对旧游戏乐此不疲的政治家内心在想什么？

野田内阁无须面对救援及赈灾的危机，但却要化解更长期性的复原及外交上的挑战。民主党仍身处危机四伏的政治及政策环境中。为了不增加政府债务而能支付灾害复原建设，野田在2012年夏天与自民党妥协，以换取国会通过两阶段加税案，把消费税提高至2倍，亦即由原来的5%提升至2015年的10%。不过加税与民主党2009年的竞选政纲相抵触，小泽宣称他反对野田的原因与反对菅直人一样。2012年7月，小泽脱离民主党，49名民主党议员跟随他，另行成立一个小党，但有相当实质性的影响力。结果民主党在国会的众议院中仅以微弱优势成为多数党。为了取得自民党的支持，野田承诺在短期内举行大选。

除了国内的挑战，民主党亦需面对三个邻国，化解久悬未决的领土问题：北方领土（俄罗斯）、无人居住的竹岛 / 独岛（韩国）、无人居住的尖阁 / 钓鱼岛列岛（中国）。这些问题随时有可能为国内或国际政治带来麻烦，事实上2012年就爆发了钓鱼岛列岛问题。8月，中国的保钓分子试图绕过日本的巡逻艇，游泳到岛上，但未成功便遭逮捕及驱离。几天后，一小群日本人成功游泳上岸，作为宣示主权的象征。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已经主张好一阵子要从私人地主手中买下岛屿，并在岛上建造修船及贮藏设施，而地主是个上了年纪的日本人。野田为防止该行为进一步激化冲突，决定由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列岛。但中国政府及人民视此为挑衅，中国不少城市出现反日游行。两国政府虽然都互出恶言，以避免国内群众指责其示弱，但稍后都为此事件降温。

在经济及亚洲区域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野田首相在2012年12月依约举行众议院大选，其结果毫不意外是民主党败选及自民党卷土重来。但转变幅度之大则出乎意料，自民党在其前任首相安倍晋三领导下，席位由118席上升至294席（占下院全部480席之61%）。民主党的损失是灾难性的，由230席跌到只剩下57席。由小泽领导脱离民主党的党团派出61人参选，只有9人当选，情况更难看。自民党在与公明党再度合作后，可以确保众议院内2/3的多数，换言之，它可以否决参议院内任何反对声音（在参议院中，自民党仍是少数，除非到2013年7月选举才有改变可能）。

图18.1 2012年8月19日，少数日本民族主义者把船停泊在钓鱼岛列岛的其中一个小岛外，由于日本海防队不准其船只靠岸，他们便游泳上岸。4天前，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亦采取了同样的冒险行动，游泳上岸。上述行动在两国舆论界都引起轩然大波，使两国关系急剧紧张。（美联社提供）

国会生态转变如此急剧，其含义好坏参半，有时可以说是互相矛盾。从意识形态层面看，这次选举反映出激烈向右转的形势，安倍代表自民党内的极端民族主义一派：不愿反省过去的战争；主张在岛屿纠纷中的日本主权；决心修改和平宪法，以期达到自卫队合法化的目的，并给予天皇正式元首的地位（虽然仍维持人民主权）。另一个选举中的大赢家则是政治光谱中的更右翼团体，2012年9月大阪府知事桥下彻与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合作，组成“日本维新会”。在12月选举中，石原辞去都知事一职，参加选举，并得以进入众议院。“日本维新会”号称日本“第三势力”，共取得54席，事实上它已能立足为日本第三大政党。无论桥下还是石原，其言论都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攻击对手时语言锋利，因此他们的批评者称这位大阪府知事的政纲为“桥主义”——它的日语发音事实上与法西斯主义差不多。维新会的政纲与安倍的自民党相近，主张修改宪法，其成员甚至支持扩充军力，不少人希望日本能拥有核武器。

至于安倍的经济政策，若与小泉纯一郎在21世纪初的新自由主义相比，或与“日本维新会”的全面经济自由化相比，则显得不太急进。他的经济政策与自民党过去的立场类似：大量增加公共建设预算以刺激经济，制定刺激型的货币政策，并对农业实施保护主义。

图18.2 2012年春，东京每周都有反对核电的示威活动，在几个月内参加人数不断增加。5月5日是日本儿童节，属全国性假期，当天参加示威者庆祝最后一个核电厂终于关闭。他们打出一个鲤鱼形状的旗帜，传统上它是儿童节的代表符号，但今天已成为反核运动的符号，象征保护儿童的必要性，尤其不能让他们受到辐射伤害。这些示威的长期影响仍有待确定。7月，好几个核电厂又恢复运作。（美联社提供）

就广义而言，安倍可以说是个实际型政治操作者；就短期而言，无论他要实施任何大胆行动，都会遇到困难。在外交上，他倾向于与美国维持亲密关系。然而若日本对亚洲邻国采取太强硬的政策，导致地区情势紧张，则又会危及日美关系。在国内，出口民调显示大部分选民支持自民党并非因为拥护该党或其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唾弃不知所措的民主党，因此安倍的政治空间并非如表面看来那样好。与2009年的民主党一模一样，小选区制度对自民党有利，纵使选民情绪只是稍微变动，其在选举中却是大有斩获：自民党在选举中的得票率仅43%，却取得国会61%的大多数。安倍梦寐以求的是修宪，他必须取得参议院及众议院2/3的多数席位才能达成此长期目标。也就是说安倍必须维持甚至扩大自民党的选票，直至2013年7月参议院选举为止。亦即在此期间内，安倍不应在亚洲地区或国内措施中采取挑衅的做法。安倍及其政党在现实操作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所导致的结果仍未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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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1日的灾难无疑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面临的最严峻危机，福岛核燃料泄漏尤为突出。日本称之为“3·11”灾难，在先进工业国中，它是否是1945年以来（或之前）最严重的自然及人为复合灾难，目前仍在争论中。再加上发生不到3年的雷曼震荡，其规模及对全球的影响类似1929年的世界大恐慌。这些事件遗留下来的影响甚多，所涉及领域包括：全球互相关联的经济供应及生产链、能源政策、都市及地区设计的策略、劳工及社会政策、对市场和政府规划的态度，以及宗教及其他文化形态所产生的自我了解，这些在未来很多年里都可以看到。

这些严重的灾难加深现存社会及政治上的分裂，但亦有可能赋予其关键性刺激，令日本社会产生新的变化。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便发生很多深刻改变，最令日本人深恶痛绝的便是军部假国家之名行事。今天会不会有类似的深刻变化出现呢？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不同，当时的环境是对未来进步充满乐观情绪，然而在2011年灾难发生时，整个国家的气氛都十分悲观（虽然这些悲观不一定是事实）。在此情况下，无论国内还是海外，很多日本人都希望崩坏与危机也许能刺激新的动能与创造力，彻底改变国家发展的方向（所谓方向，当然是指各个评论者自己的目标）。

例如有关沿海防波堤重建的问题，很难斩钉截铁地说未来可以出现创造性的答案。核能源的未来同样不清楚，在灾难发生后头几个月，首相菅直人便提出一个无核日本的目标，他的继任者野田开始时也同意其看法。在灾难发生时约有50个核反应堆在运作，占全国电力供应量的30%。在灾难发生的第一年，只要有核电厂因正常维护而停工，政府便会禁止其再启动，直至通过压力测试及安全检查为止。因此到2012年5月，所有核电厂都没有运作。2012年7月1日，在一定争议及当地的反对下，日本中部福井县大井核电厂首先重启反应堆。同月，又有两个核反应堆恢复运作。出于长期考虑，政府在2012年1月宣布现存核发电厂只要超过40年便要退役。由于没有建设新核电厂的计划，意味着在40年内日本即成为一个无核国家。在过渡期间，支持未来无核化的人呼吁双管齐下，一面全面实行节约能源措施，一面积极寻求绿色替代能源。日本政府亦尝试财政上援助一个具有潜力的制度——政府电力收购制度（feed-in tariff）[3]，它能为替代能源的发展直接提供资金。[33]2012年选举时，节约能源的不方便、高电价的经济效应、投资替代能源的成本昂贵等因素造成能源不足。在此残酷现实的打击下，野田首相无法兑现数十年内放弃核发电的诺言。由安倍率领的自民党内阁走得更远，他同意减少倚赖核能源，但只说“尽力而为”。当然，若日本电力公司要择地兴建一全新核电厂，其获准机会是微乎其微。但在灾难发生时，日本有3个核电厂正在施工，另外有9个核电厂已快要完成企划阶段，它们的未来会如何？前述3个核电厂在灾难发生时便停工，然而到2012年10月青森县的大间核电厂已经复工。安倍内阁亦打算恢复其他2个核电厂的建造，至于仍在计划阶段的9个核电厂，则正考虑其复工问题。

过去曾相信在这个不能预知的世界中可以创造出一种安全机制，核电厂便是基于此一想法而出现的，以后此信念会死灰复燃吗？这一问题的答案最终取决于日本大众舆论及政治动员的情况。从2012年3月开始，反核活动者每星期五都会在东京举行示威，最初只有数百人参加，但人数不断增加，当野田内阁下令重新启动福井县的反应堆后更为明显。示威者每逢星期五便聚集在首相住宅前，与国会大厦距离不远。有多达1万人参加2012年7月的示威，这可与20世纪60年代的大规模民众运动相比。

在2012年选举后，有关核电问题的看法仍有分歧。安倍的自民党以大比数获胜，其政纲是支持核电。大众舆论的主流则反对以核电作为长期能源，《朝日新闻》的出口民调显示，78%的选民支持马上或逐步达成“零核电”。[34]从更一般角度而言，日本人对专家的言行以及居上位的权力者采取更批判性的态度。日本民众一直以来对政治家都抱有冷嘲热讽的态度（其实不独日本为然！）。但在最近数十年中，这种怀疑态度有增无减，并扩大至官僚层中的技术精英。2011年3月11日是一个重要分水岭，日本人民对权力者的猜疑更深更广，科学家与政客及中央官员通通包括在内。[35]对掌权者的言行完全失去信心是“3·11”灾难最重要的后遗症。

最后一点是要把“3·11”灾难后日本的情况放到世界史的语境里，分辨清楚全球趋势与具体地区灾祸间的关系。在全球层面上，雷曼震荡可以说是近30年来市场派势力兴起及市场自由化政策的结果。在本书第十五章所提及的生产力政治，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在全球各地失效，包括北美、日本、欧洲及拉丁美洲部分地区。上述地区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都是在经济发展、政治吸引力强的循环高点上，故消费者需求强劲，企业获利并扩大投资，导致薪酬上升，再产生另一波需求。然而这种管理式的市场经济却为新自由体系所取代，它倾向于投资者及雇主的利益，置受薪阶级及消费者于不顾。当新趋势在全球各地逐步形成之际，日本却出现一系列独特的长期社会形态：人口老龄化、人口萎缩及工作保障制度减弱。故雷曼震荡及其后的复合灾难与上述形态交错出现，便触发政治运动的活跃，但无论是2009年对就业困难的抗议，还是2012年对核电的抗议，它们所累积的政治能量是否可以改变上述长期形态？又或是对权力的持续失望，反而使人民走向冷漠及退缩？

虽然历经多次选举，在2011年的灾难过后，日本似乎在改革上仍未有一个清晰而有力的方向，亦让人看不到能迅速恢复的信心。虽然如此，纵使经过雷曼震荡及“3·11”灾难，日本仍非国内外记者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失败国家——与20世纪80年代把日本褒扬为史无前例的成功同出一辙，这都是媒体的夸大与误导。日本社会早期的飞速发展及最近的崩落，这些宏观叙事并非全无根据：结婚率及生育率的确在下降，稳定工作亦相较过去减少。即使在经济高度成长及企业高利润的年代，公司亦并非大量增加正式雇员，消费者的确不太愿意花钱。但若把阴暗面单归于日本自身则是昧于该国问题实际是全球问题的一部分。这和之前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媒体描绘的）“日本是第一”的浪漫图景一样，是片面的。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生活的年代，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及改革，这亦是值得世界各国好好学习的地方。

目前要谈的已不只是清理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而是要更进一步，日本可以说是站在后灾难、后现代情境的前沿，它所得到的教训对世界而言不仅仅是负面的。若以二氧化碳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单位输出量计算，日本是世界上最干净、最有效利用能源的国家；日本犯罪率一如过去保持在低水平；城镇治安一般而言较为良好；公共交通有效而方便；城市的基本建设欣欣向荣；在2000年，日本是全球第一个实施由政府资助的全国性长期照顾老人体系的国家，到2013年仍只有少数国家可以实行这样的政策；其人口是全世界最长寿的。因此纵然日本被视为日渐衰落的社会，世界各国仍有很多地方可以向它学习。也许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对于国家、社群和个人，应该如何定义“成功”及其要素。

[1] 其祖父为鸠山一郎（1883—1959），战后组织自由党，出任总裁。1955年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鸠山一郎出任总理大臣，而自民党亦长期执政，被日本政界称为万年政党。——译者注

[2] 部落民即日本传统社会的贱民，明治维新时虽实施四民平等，但因户籍制度关系，其社会地位并未得到改善，多聚居一处，后被称为部落民，在大阪地区尤为明显。——译者注

[3] 政府电力收购制度是政府以保证价格向绿色替代能源生产者购买电力，并规定实施年限，让投资者可以得到收益。——译者注

附：记忆东日本大地震

东日本大地震、继之而来的海啸以及2011年3月11日的核灾难，三者所带来的生命损失及毁坏程度都令日本与世界各地为之震惊。“3·11”灾难是一个复杂且复合的灾害，它的出现夹杂了自然环境与人类无知的因素。自然因素是指活跃的地表断层及汹涌的海水，人类的无知则指过度信赖核安全神话及混凝土防波堤，最后产生了悲剧。

“3·11”自然及社会灾难的史无前例，亦在于受打击的日本是全球经济的领头羊，同时灾难发生于一个崭新的数字时代。所谓“崭新的数字时代”，不单指信息化时代，亦指在虚拟的网站及社会媒体世界中，快速成长的社会互动是如此多元及全面。在今日的世界，几乎所有历史事件的记录都是“原生数字”（born digital）。因此必须要搜集这些记录，保存它们，并公开让大家使用，才能上者了解重大灾难与政治动乱，下者为生还者、公民、学者以及决策者保留一份记录或回忆。

在“3·11”这一案例中，它的三重灾难与接踵而来的后果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一大批博客、推特、声音记录、非政府及救济组织间的通信、照片、视频、新闻报道、与灾难有关的政府网站以及其他数字文献。日本有不少组织，再加上旧金山的网络数据库（Internet Archive）、哈佛大学赖肖尔日本研究所（Edwin O. Reischauer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它们都已开展数字档案工作，希望借此保留及整理这些记录，让学者及社会大众得以使用。读者可以造访赖肖尔日本研究所的“东日本大震灾数据库”，网址为jdarchive.org。

保存对数字记录而言尤其重要，原因在于它们缺乏永久性。没有数据库收藏这些材料，未来若有研究者想了解网络对海啸的响应，其搜索各种记录的工作会十分困难。“东日本大震灾数据库”先把几千个网站在旧金山“网络数据库”中整理好，再与其他档案计划连接，里面包括无数照片、访问记录、个人证言及新闻报道，这样有关“3·11”响应的记录便可永久保存，不再只是一些暂时性的、散乱无章的数据。

“东日本大震灾数据库”亦要努力创造活泼的公共空间，不单数据库内许多项目来自公共网站、博客或讨论群，搜集得到的资料亦开放给全球在线网民串联及评论。因此它不再只是一个硬件数据库，而是一个去中心化、群策群力的事业。它最重要的创新是建立起一个平台，让使用者可以管理私人化的多媒体数据集，甚至可以上传他们自己的数据。我们邀请本书读者登录这个网站，一探究竟，除了可以搜寻数据外（数据以英文及日文为主，亦有一些中文及韩文资料），亦可以创造个人资料集，让别人使用。

下面的图片便选自“东日本大震灾数据库”。地图AA.1显示本州岛北部数百公里海岸线及冲击沿岸海啸的波浪高度，值得注意的是海啸波及范围十分广泛，而且各地波浪高度差异亦大，甚至接近震中的地区，波高呈现同样差异。地图AA.2以石卷市为焦点，假如根据第一个图，袭击石卷市的海啸波并非最高，然而其损失仍相当惨重。在“3·11”发生前，日本的灾难科学家曾推算海啸侵袭情况，制作出一预估模型，本图是把预估模型与实际损失情况放在一起以做比较。深粉红色地区预估会受到比较低的海啸波袭击，而灰色及蓝色地区则会受较高海啸波袭击。填满颜色的地区是真正灾区，两块黑色地区预估会受海啸波袭击，结果则幸免于难。故“3·11”前预估模型与实际灾区相当吻合。至少在这方面，灾情并没有超过科学预估或想象的范围。因此无论日本还是任何地方，若预估有类似事件发生的危险，小心准备及灾难教育则是十分重要的。

上文由两位作者合写，包括本书作者安德鲁·戈登和汉普顿-悉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埃里克·丁摩尔（Eric Dinmore，2011—2012年曾为哈佛大学赖肖尔日本研究所博士后）。地图则由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的莱克斯·伯曼（Lex Berman）制作。

附录 1885—2014年日本历届总理大臣（首相）

明治宪法下的战后总理大臣

新宪法下的战后总理大臣

注释

绪论

[1] 参看网页“Tectonics and Volcanoes of Japan,” 2012-7-16，http: //volcano.oregonstate.edu/vwdocs/ volc_images/north_asia/japan_tec.xhtml。

第一章

[1] 参看Mikiso Hane, Peasants, Rebels, and Outcastes: The Underside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Pantheon Books, 1982), p. 8。

[2] Engelbert Kaempfer, Kaempfer’s Japan, ed. and trans. Beatrice M. Bodart Bailey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 271. Kaempfer是德国学者，1690年至1692年随荷兰商人到长崎。

[3] James Murdoch and George Sansom语，参看George Elison, “The Cross and the Sword,” in Warlords,Artists, and Commoners: Japa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ed. George Elison and Barwell L. Smith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1), pp. 67–68。

[4] A. L. Sadler, The Maker of Modern Japan: The Life of Tokugawa Ieyasu (1937; reprint, Rutland, Vt.: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1984), p. 25.

[5] 由于有些名藩会细分，又有些家臣升格为大名，故大名整体数字会随时增加，到18世纪大概已稳定为260个大名。

[6] 1石约等于180公升。

[7] The Journal of Townsend Harris (Tokyo: kinkōdō shoseki, 1913), pp. 468–480.

[8] James L. McClain, Kanazawa: A Seventeenth-Century Japanese Castle Town (NewHaven, 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51.

[9] 这些法令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对史学工作者尤其重要。正如近代欧洲初期教会所收藏的档案一样，日本寺院所收集的人口记录，近数十年成为深入了解人口及社会史的原始材料。

[10] Kikuchi Seiichi,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aritime Map of Jiaozhi Bound Junk Ships: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 Hoi An,” 2012年5月11日—12日香港学术会议“Nguyen Vietnam (1558—1885):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发表的论文。

[11]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Anti-Foreignism and Western Learning in Early-Modern Japan: The New Theses of 1825 (Cambridge: Harvard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6), p. 149.

[12] John W. Hall, “Rule by Status in Tokugawa Japan,”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1, no.1(Fall 1974):39–49.

第二章

[1] 参看John W. Hall, “The Castle Town and Japan’s Modern Urbanization,” in Studiesin the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Japan, ed. John W. Hall and Marius Janse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2] Engelbert Kaempfer, The History of Japan, Together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Kingdom of Siam,1690–1692, vol. 3, trans. J. G. Scheuchzer (Glasgow: J. MacLehose and Sons, 1906), p. 306.

[3] 所有引文均来自八隅芦庵，《旅行用心集》（1810），转引自Constantine N.Vaporis, “Caveat Viator: Advice to Travelers in the Edo Period,” Monumenta Nipponica 44, no. 4 (Winter 1989): 461–483.

[4] Thomas C. Smith, Native Sources of 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1750–19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51.

[5] 有关识字率的讨论，参看Ronald Dore, Education in Tokugawa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6] Smith, Native Sources, pp. 20–21, 46–47.

[7] 参看 Thomas C.Smith, Nakahara: Family Farming and Population in a Japanese Village, 1717—183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Daniel Scott Smith在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5,no.1 (Winter 1979)曾写过本书书评，对资料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8] 杉田玄白的看法，参看Harold Bolitho, “The Tempō Crisi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vol. 5,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d. Marius Jans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28.

[9] 参看Smith, Native Sources, pp. 25–26。

[10] 参看Smith, Native Sources, p. 29。

[11] Stephen Vlastos, Peasant Protests and Uprisings in Tokugawa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 46. 亦可参看James W. White, Ikki: Social Conflict and Political Protest in Early Modern Japa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57。

[12] Jennifer Robertson, “The Shingaku Woman,” in Recreating Japanese Women, 1600—1945, ed. Gail Bernste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 91.

[13] Kathleen S. Uno, “Women and Changes in the 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r,” in Recreating Japanese Women, p. 33.

[14] Uno, “Women and Changes in the 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r”一文引用Isabella Bird, Unbeaten Tracks in Japan (New York: G. P. Putnam, 1880)。

第三章

[1] 要进一步了解这题目，可参看 Herman Ooms, Tokugawa Ideology Early Constructs, 1570–1680(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2] Samuel H. Yamashita, “The Writings of Ogyū-Sorai,” in Confucianism and Tokugawa Culture, ed. Peter Nosc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61–165.

[3] Tetsuo Najita, Visions of Virtue: The Kaitokudō Merchant Academy of Osak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p. 1–17.

[4] 参看Haruo Shirane, Traces of Dreams: Landscape, Cultural Memory, and the Poetry of Basho (Stanford,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3.

[5] 参看Chushingura: The Treasury of Loyal Retainers, trans. Donald Kee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2–3.

[6] Thomas C. Smith, “‘Merit’ as Ideology in the Tokugawa Period,” Ch.7 in Native Sources of 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1750–19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 156–172.

[7] Kate Wildman Nakai, “Tokugawa Confucian Historiography,” in Confucianism and Tokugawa Culture, ed. Peter Nosc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86.

[8] Tsuji Tatsuya, “Politic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4, ed.John W. H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468–469.

[9] Kären Wigen, The Making of a Japanese Periphe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p. 169.

[10] Peter F. Kornicki, The Book in Japan: A Cultural History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eiden: Brill, 1998), pp. 300–306.

第四章

[1] Harold Bolitho, “The Tempō Crisi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 5,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d. Marius Jans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57.

[2] Edward Yorke McCauley, With Perry in Japan: The Diary of Edward Yorke McCauley, ed. Allan B.Co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2), pp. 98–99.

[3] McCauley, With Perry in Japan, p. 98.

[4] William G. Beasley, ed., 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853–186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102.

[5] Patricia Sippel, “Popular Protest in Early Modern Japan: The Bushū Outburst,”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7, no. 2 (1977): 273–322.

[6] 参看Anne Walthall, The Weak Body of a Useless Woman: Matsuo Taseko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 98。

[7] 参看George Wilson, Patriots and Redeemers in Japan: Motives in the Meiji Restoratio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 105–106。

第五章

[1] Basil Hall Chamberlain, Things Japanese (London: K.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891), p. 1.

[2] 史家Thomas C. Smith曾就此主题写过一篇精彩短文“Japan’s Aristocratic Revolution,”参看Thomas C. Smith, Native Sources of 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1750–19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3] Yokoyama Toshio, Japan in the Victorian Mind: A Study of Stereotyped Images of a Nation, 1850–1880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1987), p. 109.

[4] Tokutomi Kenjirō（德富健次郎，笔名芦花）, Footprints in the Snow, trans. Kenneth Strong (New York: Pegasus Books, 1970), p. 271. 1901年以“思出の记”为题出版（东京：岩波书店）。

[5] Tokutomi, Footprints in the Snow, p. 107.

[6] Takeshi Fujitani, Splendid Monarc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 36.

[7] Kido Takayoshi, 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vol. 2, trans. Sidney D. Brown(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2).

[8] Stephen J. Ericson, The Sound of the Whistle: Railroads and the State in Meiji Japan (Cambridge:Harvard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Monographs, 1996), pp. 66–73.

[9] 大久保的意见引用自Sidney D. Brown, “Ōkubo Toshimichi: Hi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in Early Meiji Jap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 no.2 (February 1963), p. 194. 有关“日本人连锁都不懂”一语出自前田正名，参看Thomas Smith, Polit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Japan: Government Enterprise, 1868—188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39.

[10] 有关出兵中国台湾及殖民计划，参看Robert Eskildsen, “Of Civilization and Savages: The Mimetic Imperialism of Japan’s 1874 Expedition to Taiwa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 no.2 (April 2002): 388–418.

[11] 有关日本北方领土居民的情况，可参看Tessa Morris-Suzuki,“Becoming Japanese: Imperial Expansion and Identity Crise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Japan’s Competing Modernities: Issues in Culture and Democracy, 1900–1930, ed. Sharon Minichiello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8), pp.157–180.

[12] 一位史学家建议称明治维新为“服务知识分子”的革命。Thomas Huber, The Revolutionary Origins of Modern Japa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第六章

[1] 古岛敏雄，《日本封建农业史》（东京：光和书房，1947），第83页。

[2] Bob T. Wakabayashi, Anti-Foreignism and Western Learning in Early Modern Japan: The New Theses of 1825 (Cambridge: Harvard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Monographs, 1986), p. 211.

[3] Soyejima Tameomi et al., “Memorial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presentative Assembly,” in Japanese Government Documents, ed. W. W. McLaren, published in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42, Part1(1914), pp. 426–432.

[4] Irokawa Daikichi, The Culture of the Meiji Perio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p. 101.

[5] Irokawa, Culture of the Meiji Period, p. 111.

[6] 参看 Stephen Vlastos, “Opposition Movements in Early Meiji,”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vol. 5,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d. Marius Jans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411。

[7] 参看 Richard Devine, “The Way of the King,” Monumenta Nipponica 34, no.1(Spring 1979): 53。

[8] 参看Masao Miyoshi, As We Saw Them: The First Japanese Embassy to the United States (1860)(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 71.

[9] 《明六杂志》文章，可参看William Braisted, ed. and trans., Meiroku Zasshi: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10] Braisted, Meiroku Zasshi no. 32, p. 395, 引用阪谷素1875年3月8日文章《妾说の疑》。

[11] 参看Sharon Seivers, Flowers in Sal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36.

[12] 新渡户的看法转引自 Sally A. Hastings, “The Empress’ New Clothes and Japanese Women,1868–1912,”The Historian 55, no. 4 (Summer 1993): 689。原文可参见 Nitobe Inazō, The Intercours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n Historical Sketch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891), pp. 154–155。

[13] 井上清，《条约改正：明治の民族问题》（东京：岩波书店，1955），第117页。

[14] 关于“元老”，参见Roger Hackett,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Meji Genrō,” in Robert E. Ward, e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Jap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68–79。在19世纪90年代的报纸上有诸多关于哪几位领袖人物算“元老”的讨论，大家逐步达成一致，认为以下7位是第一代“元老”：伊藤博文、黑田清隆、松方正义、大山岩、西乡从道、山县有朋和井上馨。20世纪伊始，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成为两位新“元老”。

第七章

[1] 参看 James Nakamura,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1873——192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and Henry Rosovsky, “Rumbles in the Rice Fields,”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7, no. 2(February 1968): 347–360。

[2] Steven J. Ericson, “The ‘Matsukata Deflation’ Reconsidered: Currency Contraction in a Global Depression, 1881–1885,” 2012年7月南非斯泰伦博斯举办第16届世界经济史会议上所发表的论文。

[3] 参看 Eleanor Hadley, Antitrust in Jap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35.

[4] Alexander Gersc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Ch. 1, pp. 5–30.

[5] 更详细的记载可参看 Steven J. Ericson, The Sound of the Whistle: Railroads and the Statein Meiji Japan (Cambridge: Harvard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96)。

[6] 涩泽荣一与森村市左卫门说法，均可参看 Byron Marshall, Capit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Prewar Japa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35–36。

[7] 报告转引自间宏，《日本労务管理史研究：経営家族主义の形成と展开》（东京：御茶の水书房，1978），第277页。

[8] E. Patricia Tsurumi, Factory Girls: Women in the Tread Mills of Meiji Japan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93, 97, 99.

[9] Thomas C. Smith, Native Sources of 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1750–19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257.

[10] 参看 Andrew Gordon, The Evolution of Labor Relations in Japan (Cambridge: Harvard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5), p. 83。

[11] Donald Roden, Schooldays in Imperial Japan: A Study in the Culture of a Student Elit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p. 165–173.

[12] William P. Malm, “Modern Music of Meiji Japan,” in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Japanese Culture, ed. Donald Shive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259–277.

[13] John M. Rosenfield, “Western Style Painting in the Early Meiji Period and Its Critics,” in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Japanese Culture,pp. 181–219.

[14] 参看 Stephen Vlastos, ed., Mirror of Modernity: Invented Traditions of Modern Jap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15] Henrietta Harrison, China: Inventing the 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32–134, 138–139.

[16] 参看 Irwin Scheiner, Christian Converts and Social Protest in Meiji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17] Helen Hardacre, Shintō and the State, 1868–198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pp. 22–24, 36–39.

[18] 棚桥一郎的说法，可参看Kenneth Pyle, The New Generation in Meiji Japan: Problems of Cultural Identity, 1885–189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66。

第八章

[1] 《脱亚论》最先发表于《时事新报》（1885年3月16日）。此文英译版参见David Lu, ed.,Jap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The Late Tokugawa Period to the Present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pp. 351–353。福泽谕吉把日本看作亚洲的英国，参见 Fukuzawa Yukichi, The Auto-biography of Fukuzawa Yukichi, trans. Eiichi Kiyook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34。

[2] The Times, April 20, 1895, p. 7.

[3] 参看Carol Gluck, Japan’s Modern Myths: Ideology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35–136。德富苏峰引文参见Kenneth Pyle, The New Generation in Meji Japan(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75。

[4] 参看 Gluck, Japan’s Modern Myths, p.137。

[5] 参看 Howell, “Visions of the Future,” p.117。

[6] 有关上述贸易港的情况及其重要性，有一个相当具启发性的研究，可参看Catherine Phipps Mercer, Empires on the Waterfront: Japan in the Age of Informal Imperialism (Cambridge: Harvard Asia Center Publication, 2013)。

[7] 参看 William Lockwoo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Ch. 6。

[8] 由夏威夷汇回款项，光是正式汇款便占日本出口的1.6%，如果把政府统计以外的汇款也算进去，再加上前往美国大陆地区的移民，其汇款数字亦颇可观，则总数可能超过3%。参看铃木让二，《日本人出稼ぎ移民》（东京：平凡社，1992），第67页。

[9] 参看 Akira Iriye, Pacific Estrangement: 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is, 1897–1911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Ch. 5。

[10] 参看 J. M. Winter, “The Webbs and the non-White World: A Case of Socialist Raci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9, no. 1 (January 1974): 181–192。

[11] 关于“一进会”的此一新观点，参看Yumi Moon, “The Populist Contest: The Ilchinhoe Movement and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of Korea, 1896–1910,”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2005。

[12] 关于孙中山及其他留日学生的研究有Marius Jansen, 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 (Stanford,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104–130。关于引渡博斯的失败举动，参看Ian H.Nish, Alliance in Decline: A Study in Anglo-Japanese Relations,1908–1923 (London: Athlone Press, 1972), pp.184–185。

[13]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Anti-Foreignism and Western Learning in Early-Modern Japan: The New Theses of 1825 (Cambridge: Harvard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6) , p. 149.

[14] 原敬到1914年才正式成为政友会总裁，但从1904年开始，他已实质上成为国会领袖，西园寺公望则只是名义上的政友会总裁。

[15] Tetsuo Najita, Hara Kei and the Politics of Compromi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16] Natsume Sōseki, Kokoro (New York: Regnery, 1957), p .245.

[17] 参看 Tetsuo Najita, Hara Kei in the Politics of Compromise, p. 147。

[18] Tetsuo Najita, Hara Kei in the Politics of Compromise, 引用阿部慎之助所言。

[19] 参看 Andrew Gordon, Labor and Imperial Democracy in Prewar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 106–107。

[20] 坂野润治，《大系日本の歴史13:近代日本の出発》（东京：小学馆，1989），第338页。Tetsuo Najita, Hara Kei in the Politics of Compromise, p. 168.

[21] 宫地正人，《日露戦后政治史の研究：帝国主义形成期の都市と农村》（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第226页。

[22] Vera Mackie, Creating Socialist Woman in Japan: Gender, Labour and Activism, 1900–1937(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60–62.

[23] 《社会新闻》，1908年3月8日，第4页，引自Gordon, Labor and Imperial Democracy, pp.74–75。

[24] 松元克平，《日本社会主义演剧史：明治大正编》（东京：筑摩书房，1975），第406页。

[25] 有关妇女组织，参看Sharon Nolte and Sally Hastings, “The Meiji State’s Policy toward Women,”in Recreating Japanese Women, ed. Gail Bernste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163–164。有关地区改造运动，参看Kenneth Pyle, “The Technology of Japanese Nationalism: The Local Improvement Movement, 1900–1919,”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3, no.1 (November 1973): 51–65。

[26] 引自 Richard Smethurst, A Social Basis for Prewar Japanese Militarism: The Army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 vii。

[27] 宫地正人，《日露戦后政治史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第24页。

[28] 见《我之个人主义》，1914年11月25日的演讲，引自Natsume Soseki, Kokoro: A Novel and Selected Essays (Lanhan, Md.: Madison Books, 1992), p. 313。

[29] Gluck, Japan’s Modern Myths, p. 250.

第九章

[1] 工业生产数字是根据5人以上的工厂统计出来的。参看William Lockwoo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 pp.38–39。

[2] Lockwoo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pp. 39,56.

[3] 有关该问题的分析，参看Hugh T. Patrick, “The Economic Muddle of the 1920s,” in Dilemmas of Growth in Prewar Japan, ed. James Morle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211–266。

[4] Edward Seidensticker, Low City, High City, Tokyo from Edo to the Earthquake (New York: Knopf,1983), pp. 3–7，是有关关东大地震的英语文献。作者指出灶火并非大火的唯一原因，化学成品及电线亦是重要凶手。

[5] 1932年三井物产董事长团琢磨被暗杀，这话是该名刺客所说，见John G. Roberts, Mitsui:Three Centuries of Japanese Business (New York: Weatherhill, 1973), p. 276。

[6] 参看Ann Waswo, Japanese Landlords: The Decline of a Rural Eli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p. 99, 108–109；又参看中村政则，《大恐慌の农村问题》，《岩波讲座：日本历史19》（东京：岩波书店，1976年），第145页。

[7] 参看Ronald P. Dore, “The Meiji Landlord: Good or Ba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8, no.3 (May 1959): 343–355。

[8] 有关地主及农村民众对帝国的看法，可参看Michael Lewis, Becoming Apart: National Power and Local Politics in Toyama, 1868–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sia Center, 2000)。

[9] Nagatsuka Takashi, The Soil: A Portrait of Rural Life in Meiji Japan, trans. Ann Waswo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47.

[10] Ann Waswo, Modern Japanese Society, 1868–199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66.

[11] 作者访问上村秀二，1992年10月14日。

[12] Kobayashi Takiji, The Absentee Landlord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73), p .147.

[13] Waswo, Japanese Landlords, pp. 99, 108–109. 在74%的争议中，佃农可以全部或部分实现他们的要求。

[14] 约为70万的雇员中的28万，东京当时总人口略少于200万。

[15] 她们被视为家庭劳工，并没有被算在当年社会统计中，但工厂女工则有收入。因此在41%的“商人及店家”类别总数中，它低估了实际比例。

[16] Sheldon Garon, Molding Japanese Mind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52–57.

[17] Andrew Gordon, Evolution of Labor Relations in Japan (Cambridge: Harvard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5), pp. 83, 85. 引自芝浦制作所小林作太郎，《太平洋商工世界》，1908年11月15日号，第42页；《实业少年》，1908年9月1日号，第9页。

[18] 松成义卫等，《日本のサラリーマン》（东京：青木书店，1957），第31页。

[19] 松成义卫等，《日本のサラリーマン》，第35页。

[20] 松成义卫等，《日本のサラリーマン》，第27—31页；Margit Nagy, “Middle Class Working Women during the Interwar Years,” in Recreating Japanese Women, 1600–1945, ed. Gail Bernstei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 199–216。

[21] 有关男事务员薪酬，引自竹内洋，《サラリーマンという社会的表象》，《岩波讲座现代社会学23:日本文化の社会学》（东京：岩波书店，1996），第133页；前田一，《サラリーマン物语》（东京：东洋経済新报出版部，1928），第1—2页。有关工厂工人薪酬，引自内阁统计局，《労働统计実地调査报告》（东洋书林，1990，1927年复印版），第4卷，第6页。

[22] 有关男女雇员的组织工会过程，参看松成义卫等，《日本のサラリーマン》，第46—57页。

[23] 《佐多稲子集》，第25卷《近代日本の文学》（东京：学术研究所，1971），第255—256页。

[24] 有关带刀贞代的说明，参看渡辺悦次及铃木裕子编，《たたかいに生きて:戦前妇人労働运动への证言》（东京:ドメス出版，1980），第206页。

[25] 労働运动史料委员会编，《日本労働运动史料》（労働运动史料委员会，1959），第10卷：统计篇，第122页。

[26] 参看 Gordon, Evolution of Labor Relations in Japan, p. 36。

[27] 参看 Gordon, Evolution of Labor Relations in Japan, pp. 85–86。

[28] 参看 Andrew Gordon, Labor and Imperial Democracy in Prewar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 96。

[29] Stephen Large, The Rise of Labor in Japan: The Yūaikai (Tokyo: Soph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p.142.引自松尾尊兑，《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研究》（东京：青木书店，1966），第228页。

[30] 労働运动史料委员会编，《日本労働运动史料》，第10卷：统计篇，第440页。

[31] 労働运动史料委员会编，《日本労働运动史料》，第10卷：统计篇，第424页。此处所谓高峰，是指总劳动力的百分比，1931年为7.9%，若以绝对数字计算，工会力量高峰期则在1936年，有42.06万人加入工会，百分比为6.9%。

[32] 直到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在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之前，全美约13%的非农业劳动人口加入工会。

[33] Thomas C. Smith, The Native Sources of 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 236–270.

[34] 参看 Gordon, Evolution of Labor Relations in Japan, p. 146。

[35] 根据吉野作造的独立调查估计，朝鲜人死亡人数约为2 613人，相对其他数字较低。吉野对日本的对朝及对华政策提出严厉批评，为当时知识分子中少有。流亡上海的韩国政府的机关报纸亦曾发表其调查，估计遭屠杀人数为6 661人。日本法务省在其报告中则称被杀人数为264人，但这数字并不可靠。有关死亡数字估计、纠察队组成的问题、媒体角色以及传播朝鲜人暴力流言的官方文件，可参看姜德相，《关东大震灾》（东京：中央公论社，1975），第73页；姜德相，《关东大震灾·虐杀の记忆》（东京：青丘文化社，2003），第225—238页；姜德相、琴秉洞，《现代史资料〈第6〉关东大震灾と朝鲜人》（东京:みすず书房，1963），第一部分。至于在震灾期间，警察杀害工会活跃分子及朝鲜人的龟户事件，可参看二村一夫，《亀戸事件小论》，《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资料室报》，第138号（1968年3月）。

[36] 有关冲绳移民及其认同形成的政治，参看富山一郎，《近代日本社会と“冲縄人”：“日本人”になるということ》（东京：日本経済评论社，1990）。

[37] 有关百货公司，参看Louise Young, “Marketing the Modern: Departments Stores,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Interwar Japan,”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55 (Spring 1999): 52–70。

[38] Young, “Marketing the Modern,” p.56.

[39] 竹内洋，《サラリーマンという社会的表象》，第127页。

[40] 有吉広介、浜口晴彦编，《日本の新中间层》（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2），第1页。

[41] Laurel Rasplica Todd, “Yosano Akiko and the Taisho Debate over the ‘New Woman,’” in Recreating Japanese Women, pp.175–198.

[42] Miriam Silverberg, “The Modern Girl as Militant,” in Re-creating Japanese Women, pp. 239–266；有关“大腿”的原文，引自p. 242。

[43] 关于此专题的重要著作有Modern Girl Around the World Research Group (Alys Eve Weinbaum, Lynn M. Thomas, Priti Ramamurthy, Uta G. Poiger, Madeleine Yue Dong, Tani E.Barlow), ed.,The Modern Girl Around the World(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44] Henry DeWitt SmithⅡ, Japan’s First Student Radical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p. 137.

[45] 《东京朝日新闻》，1918年2月18日，引自松成义卫等，《日本のサラリーマン》，第44—45页。もち是糯米饼，传统作庆祝新年用。

[46] 竹内洋，《サラリーマンという社会的表象》，第131页；田沼肇，《现代の中间阶级》（东京：大月书店，1958），第6页。

[47] 《原敬日记》，1910年7月23日，引自有吉広介、浜口晴彦编，《日本の新中间层》，第4页。

[48] 吉野信次，《労働法制讲话》（东京：国民大学会），第14页。

[49] Miriam Silverberg, “The Modern Girl as Militant,” pp. 248, 258–259, 264.

[50] Garon, Molding Japanese Minds, pp. 60, 71.

[51] Garon, Molding Japanese Minds, pp. 73–74.

[52] 稻垣达郎、下村富士男编，《日本文学の历史》（东京：角川书店，1968），第11卷，第364页。

[53] Gregory J. Kasza, The State and the Mass Media in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 p. 88.

[54] 有关此课题，参看 Harry D. Harootunian, Overcome by Modernity: History,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Interwar Jap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第十章

[1] 大正天皇终其一生，生理及心理均不甚正常，这是通常说法，最近有学者表示不同意，参看原武史，《大正天皇》（东京：朝日新闻社，2000）。有关丸山真男的回忆，参看同书第11页。

[2] 参看Andrew Gordon, Labor and Imperil Democracy in Prewar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56。

[3] 引自升味准之辅，《日本政党史论》第4卷（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第366页。

[4] John W. Dower,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Ⅱ(New York: W. W. Norton,1999), pp. 314–315.

[5] 有关裕仁的教育及世界观，参看Herbert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0), Part I。

[6] Edward Behr, Hirohito (New York: Vintage, 1990), p. 65;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p. 214–220.

[7] Hugh Byas, Government by Assassination (New York: A. A. Knopf, 1942).

[8] Gordon, Labor and Imperial Democracy, p. 136.

[9] 参看Vera Mackie, Creating Socialist Woman in Japan: Gender, Labour, and Activism 1900–1937(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另Laura Rasplica Podd, “The Taishō Debate over the ‘New Woman,’” in Re-creating Japanese Woman, 1600–1945, ed. Gail Bernste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 194, and E. Patricia Tsurumi, “Visions of Woman and the New Society in Conflict: Yamakawa Kikue versus Takamure Itsue,” in Japan’s Competing Modernities: Issues in Culture and Democracy, 1990–1930, ed. Sharon Minichiello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8), pp. 335–357。

[10] 参看Tetsuo Najita, “Some Reflections on Idealism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Yoshino Sakuzo,” in Japan in Crisis: Essays on Taishō Democracy, ed. Bernard S.Silberman and H. D. Harootunian.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56。

[11] 金原左门引用横田千之助的用语，参看江口圭一主持，《シンポジウム日本历史20:大正デモクラシー》（东京：学生社，1976），第129页。

[12] 原敬语，参看吉见周子，《近代日本女性史2:妇人参政権》（东京：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1），第146页。

[13] Sheldon Garon, The State and Labor in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87), pp.49–54; Andrew Gordon, Evolution of Relations in Jap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5), pp. 210–211.

[14] Sheldon Garon, Molding Japanese Minds: The State in Everyday Lif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52–53.

[15] 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编，《日本労働年鉴》（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60，复刻自1925年版），第6卷，第509—513页；Richard Smethurst,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enancy Disputes in Japan, 1870–194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55。

[16] 有关日本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参看Fred Dickinson, War and National Reinvention:Japan in the Great War, 1914–191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9), pp. 93–116。

[17] Akira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68–80.

[18] John J. Stephan, “The Tanka Memorial (1927): Authentic or Spurious?” Modern Asian Studies 7, no.4 (1973): 733–745.

[19] 引自Roger Daniels, The Politics of Prejudice: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and the Struggle for Japanese Exclus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2), p. 101。

[20] 有关死亡人数并无定论，日本当局主张500人被杀，1400人受伤，1.2万人被捕。韩国人则估计死亡者高达7 600人，被捕者则为5万人。

[21] 关于同化政策，参看Mark Caprio, Japanese Assimilation Policies in Colonial Korea, 1910–1945(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9)。有关日本拓殖者与朝鲜精英不稳定的结盟关系，参看Jun Uchida, Brokers of Empire: Japanese Settler Colonialism in Korea, 1876–1945 (Cambridge: Harvard Asia Center, 2011)。

[22] George Wilson, Radical Nationalist in Japan: Kita Ikki, 1883–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82. 原文见北一辉，《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23] 参看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第十一章

[1] 有关大恐慌时期经济政策的详尽讨论，参看Hugh T. Patrick, “The Economic Muddle of the 1920s,” in Dilemmas of Growth in Prewar Japan, ed. James Morle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 pp. 252–255。有关大恐慌时期的国际金融及汇率，可参看Mark Metzler, Lever of Empire: 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and the Crisis of Liberalism in Prewar Japa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Part 3。

[2] 江口圭一，《都市小ブルジョシ运动史の研究》（东京：未来社，1976），第418—419、431—432、438—439页。

[3] 隅谷三喜男编，《昭和恐慌:その歴史的意义と全体像》（东京：有斐阁，1974）。

[4] 铃木裕子，《女工と労働争议 : 一九三〇年洋モス争议》（东京:ﾇレンガ书房新社，1989），第16—17页。

[5] 有关引文及更深入的讨论，参看Sheldon Garon, Molding Japanese Minds: The State in Everyday Lif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06–111。

[6] Henry D. Smith, Japan’s First Student Radical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199–230.

[7] 大宅壮一，《1930年の颜》，《中央公论》，1930年12月号，第303—304页。

[8] 有关前者立场，参看宫地正人，《日本通史Ⅲ, 近现代：国际政治下の近代日本》（东京：山川出版社，1987），第211页。第二种立场，参看Herbert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0), pp. 215–227。

[9] 有关本事件，参看Stephen Pelz, Race to Pearl Harbor: The Failure of the Second London Naval Conference and the Onset of World WarⅡ(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10] 有关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地方反应，参看Rana Mitter, The Manchuria Myth: Nationalism,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1] 参看宇垣一成，《宇垣一成日记》（东京:みすず书房，1968），第1卷，第747、758—760、766—767、782—783页；又参看Andrew Gordon, Labor and Imperial Democr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 pp. 266–267。

[12] Louise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 55–114,“War Fever”一章。

[13] 伊藤隆、佐佐木隆，《铃木贞一日记：昭和八年》，《史学雑志》，87卷1号（1978年1月），第93页。

[14] 不过，凯恩斯的一些基本理念早已发表，高桥有可能曾接触过这些思想。

[15] 有关这一时期的经济详细情况，参看William Lockwoo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64–77。

[16]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Economic Miracl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17] 有关农业政策及其影响，参看Kerry Smith, A Time of Crisis: Japan,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Cambridge: Harvard Asia Center, 2001)。

[18] Susan Beth Weiner, “Bureaucracy and Politics in the 1930s: The Career of Gotō Fumio” (Ph.D.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p. 144.

[19] Gordon, Labor and Imperial Democracy, pp. 310–315.

[20] 小林多喜二其中两部小说《蟹工船》及《不在地主》有英译本，参看Takiji Kobayashi,The Factory Ship and the Absentee Landlor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3)。

[21] Frank O. Miller, Minobe Tatsukichi: Interpreter of Constitutionalism in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pp. 217–218.

[22] Garon, Molding Japanese Minds, pp. 61,70–76.

[23] Gregory J. Kasza, The State and the Mass Media in Japan: 1918–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 252–253.

[24] 铃木武树，《批判的日本プロ野球史》（东京：三一书房，1971），第28—33、44—63页。

第十二章

[1] 有关诺门罕战役最可靠的研究是Alvin Cox, Nomonhan: Japan against Russia 1939 (Stanford,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至于伤亡总数可参看pp. 914–915。

[2] 参看John Boyle, 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Stanford,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3] Andrew Gordon, The Evolution of Labor Relations in Japan (Cambridge: Harvard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5), pp. 300–310.

[4] 中村隆英，《昭和史，1926—1945》（东京：东洋経済新报社，1993），第295页；后藤靖等，《日本资本主义発达史》（东京：有斐阁，1977），第297—299页。

[5] 参看Thomas R. H. Havens, Valley of Darkness: Japanese Society in World War Ⅱ(New York: W. W.Norton, 1978), p. 108。

[6] 东条此次发言及上一条政府官员的发言，引自Havens, Valley of Darkness,p. 109。政府官员为企划院调查官美浓口时次郎。东条英机在国会议事堂上的发言，其日文内容见《读卖新闻》，1943年10月28日。

[7] 有关选举结果，参看Ben-Ami Shillon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p. 26。

[8] Haruko Cook and Theodore Cook, Japan at War: An Oral History (New York: New Press, 1992), p.180.

[9] 久留间鲛造当时担任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所员，战争期间所做的索引数据卡毁于空袭，不过战后继续完成，其所编之《马克思主义用语索引》于20世纪70年代以日语及德语出版。

[10] 《鼠》一诗的作者为冲绳诗人山之口，英译参看Steve Rabson, in Stone Lion Review 1 (Spring 1978): 28。

[11] 战争时期有关近代性的论争，参看Tetsuo Najita and H. D. Harootunian, “Japanes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6, ed. Peter Du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758–767。本段引文取自第759页，一个更重要但内容较为难懂的研究为Harry Harootunian, Overcome by Modernity: History,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Interwar Japan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有关研讨会记录，刊于杂志《文学会》1942年9月及10月号，翌年又以书籍形式刊出。

[12] Najita and Harootunian, “Japanes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p. 763.

[13] 高村光太郎，《记录：诗集》（东京：竜星阁，1944），第34—35页。

[14] 长谷川如是闲，《南进と文化性》，《东京日々新闻》，1942年2月11日，第4页。

[15] 每日新闻社，《昭和史全记录》（东京：每日新闻社，1989），第274—276页。铃木武树，《批判的日本プロ野球史》（东京：三一书房，1979），第86页。

[16] 有关早庆战，参看每日新闻社，《昭和史全记录》，第282页。有关职业棒球，参见铃木武树，《批判的日本プロ野球史》（东京：三一书房，1979），第85—91页。

[17] 这些诗歌收录于白鸥遗族会编《云ながるる果てに：戦没飞行予备学生の手记》（东京：日本図书センター，1992），第162页；亦见于昭和戦争文学全集编集委员会编，《昭和戦争文学全集》（东京：集英社，1964），第141页。

[18] 到今天，有关731部队的活动范围及受害人的数目仍有争议。在冷战时期，美国对利用该部队的成果十分感兴趣。该部队一名成员曾做简短说明及相关令人毛骨悚然的报道，参看Ted Cook and Haruko Cook, Japan at War: An Oral Histor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2), pp. 158–167。

[19] 参看John W. Dower, Empire and Aftermath: Yoshida Shigeru and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Cambridge: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Mono-graphs, 1979), p. 290。

[20] 参考Dower, Empire and Aftermath, p. 265。

[21] John W.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6), p. 48.

[22] 有关“慰安妇”的确实人数，我们无法得知。George Hicks, “The ‘Comfort Women,’” in The Japanese Wartime Empire, 1931——1945, ed. Peter Duus, Ramon H. Myers, and Mark R. Peattie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05–323，估计数字约10万人；Watanabe Kazuko, “Militarization,Colonialism, and the Trafficking of Women: ‘Comfort Women’ Forced into Sexual Labor for Japanese Soldiers,”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6, no. 4 (Oct.–Dec. 1994): 3–17, 估计约为20万人。

[23] 野口悠纪雄，《1940年体制 :さらば“戦时経済”》（东京：东洋経済新报社，1995）。本书提出“1940年体制”概念，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之一。过去15年中，日本国内外不少学者提出“跨战争期政治经济体制”概念，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第十三章

[1] 有关投降一事更完整的论述，参看John W. Dower,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Ⅱ(New York: W.W. Norton, 1999), pp. 34–39。有关投降文件，参看Robert J. C. Butow, Japan’s Decision to Surrende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4。

[2] Dower, Embracing Defeat, pp.187–188.

[3] Dower, Embracing Defeat, pp.139–148.

[4] 举例来说，参看“Drastic Steps Set to Fight Food Lack,” Japan Times, June 6, 1946。

[5] 川崎労働史编さん委员会，《川崎労働史》（川崎：川崎市，1987），第7—8、410页。

[6] Theodore Cohen, Remaking Jap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 (NewYork: Free Press,1987), p. 179.

[7] 有关本段引文，参看Dower, Embracing Defeat, pp. 145, 156。

[8] 同盟国日本委员会包括美国、英国、苏联及中国四强，远东委员会成员则为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法国、印度、荷兰、新西兰、菲律宾、苏联、英国、美国。缅甸与巴基斯坦其后也加入，使成员国增加到13个。

[9] 最高司令部的行政部门简称为GHQ（General Headquarters），因此占领当局有不同的简称，如SCAP，SCAP-GHQ，或更简单地称为GHQ。

[10] 三人死于审判期间，两人只被判阴谋发动战争罪名成立，分别判徒刑7年及20年。

[11] 有关麦克阿瑟在日本宣扬基督教，参看Ray A. Moore, “Reflections on the Occupation of Jap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8, no. 4 (August 1979): 724, 729, and Richard Finn, Winners in Peace: MacArthur, Yoshida, and Postwar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62–63。

[12] Dower, Embracing Defeat.

[13] Cohen, Remaking Japan, p.171.

[14] Juro Teranishi and Jeffery Sachs, “Economic Recovery, Growth, and Policies: ‘Gradualism’ in the Japanese Context,” Economic Policy 9, no. 19, supplement: Lessons for Reform (December, 1994): 137–144.

[15] 参看Bruce Cumings, “Japan in the World System,” in Postwar Japan as History, ed. Andrew Gord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40。

[16] 有关“勒杀”说，参看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98。有关“坚实基础”说，参看Hugh Patrick and Henry Rosovsky,“Japan’s Economic Performance: An Overview,” in Asia’s New Giant: How the Japanese Economy Works, ed.Hugh Patrick and Henry Rosovsk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6), p. 73。

[17] Thomas R. H. Havens, Fire across the Sea: The Vietnam War and Japan,1965–1975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93. 日本钢管株式会社编，《日本钢管株式会社四十年史》（东京：日本钢管，1952），第382页。

[18] John W. Dower, Empire and Aftermath: Yoshida Shigeru and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Cambridge:Harvard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0), p. 316. 日本钢管株式会社编，《日本钢管株式会社四十年史》，第382页。

[19] 关于道奇计划及其影响，以及1945年至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总体经济趋势，我参考了W.Temple Jorden两篇未发表的研究生论文，包括“The Endof Occupation” (2011) 和“Economic Recovery during the U. S. Occupation of Japan”(2012)。

[20] Dower, Empire and Aftermath, p.306.

第十四章

[1] 参看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3。在本书第十一章已提及过，日本经济学者有泽广巳曾用相同术语描绘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经济，不过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则是战后首先使用“经济奇迹”这一术语。

[2] Hugh Patrick and Henry Rosovsky, Asia’s New Giant: How the Japanese Economy Work (Washington: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6), p. 46.

[3]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p. 16.

[4] 有关电视价格及其普及程度，参看Simon Partner, Assembled in Japan: Electrical Goods and the Making of the Japanese Consum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140, 166, 247。1953年日本一台电视约为8.5万日元，若以美国在2000年的收入为标准，则一台电视约为8 000到1万美元！有关整个消费趋势，参看Charles YujiHorioka, “Consuming and Saving,” in Postwar Japan as History,ed. Andrew Gord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5] Leonard Lynn, “Institutions, Organization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xygen Steelmaking in the U.S. and Japa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0, pp. 124–133, 252.

[6] 色川大吉，《昭和史世相篇》（东京：小学馆，1990），第25—32页，谈及出生、婚宴、死亡、丧事及其他礼仪。

[7] 色川大吉，《昭和史世相篇》，第27页。

[8] Walter Edwards, Modern Japan through Its Weddings: Gender, Person, and Society in Ritual Portray(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9] Thomas P. Rohlen, “Is Japanese Education Becoming Less Egalitarian? Notes on High School Stratification and Reform,”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3, no.1 (Winter 1977): 41.

[10] See Sakiko Shioda, “Innovation and Change in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Period,” in Technology Change and Female Labor in Japan, ed. Masanori Narkamura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1994), pp.163–164.

[11] Erdman Palmore, The Honorable Elders: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 Aging in Japan (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48.

[12] Ezra Vogel, Japan’s New Middle Class: The Salary Man and His Family in Tokyo Suburb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本书首先介绍“新中产阶级”一词到英语世界，此后才开始受到外界重视。

[13] Vogel, Japan’s New Middle Class, pp. 175–178.

[14] 参看Anne Allison, Nightwork: Sexuality, Pleasure, and Corporate Masculinity in a Tokyo Hostess Club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15] 有关日本郊区中产阶级研究经典之作及最新著作，可参看Ronald Dore, City Life in Japan:A Study of a Tokyo War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 Theodore C. Bestor, Neighborhood Tokyo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and Jennifer Robertson, Native and Newcomer(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16] 参看Takafusa Nakamura, The Postwar Japanese Economy: Its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 (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1), p. 183。

[17] Koji Tair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Labor Market in Jap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75.本研究指出在4—9个雇员的公司，其职员薪水约为1000人以上大公司职员薪水的50%，至于50—99个雇员的中型公司，其职员薪水则为大公司的63%。

[18] 有关法律诉讼及其结果，参看Frank Upham, “Unplaced Persons and Struggles for Place,” in Postwar Japan as History, ed. Andrew Gord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335–337。

[19] Dewayne J. Creamer, “The Rise and Fall of Chōsen Sōren: Its Effect on Japan’s Relations on the Korea Peninsula,” master’s thesis, (U.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Monterey, California, 2003), pp. 13–22.

[20] 参看Upham, “Unplaced Persons,” pp. 327–332。

[21] Sheldon Garon, “Luxury Is the Enemy: Mobilizing Savings and Popularizing Thrift in Wartime Japan,” 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26, no.1 (Winter 2000): 41–78. 本文曾谈及战后储蓄问题。

[22] 有关新生活运动，参看Andrew Gordon, “Managing the Japanese Household: The New Life Movement in Postwar Japan,” Social Politics 4, no. 2 (Summer 1997): 245–283。

[23] 说是直接因果关系也许并不准确，但皇太子婚礼举行时，的确是日本电视机制造业起飞的时候。

[24] 食物支出占家庭总开支的比重被称为“恩格尔系数”（Engel coefficie），Charles Horioka,“Consuming and Saving,” in Postwar Japan as History, pp. 264–273。

[25] 有关阶级结构及其认同问题，有两个重要调查，内阁総理大臣官房広报室，《国民生活に关する世论调查》（东京：内阁総理大臣官房広报室，1958年——现在）；1975年SSM全国调查委员会编，《社会阶层と社会移动:1975年SSM全国调查报告》（东京:1975年SSM全国调査委员会，1978）。有关讨论上述调查内容及其含义的英文文献，参看Koji Taira, “The Middle-Class in Japan and the Uited States, ” Japan Echo 6, no. 2 (1972): 18–28, and Shigeru Aoki, “Debunking the 90%- Middle-Class Myth,”Japan Echo 6, no. 2(1979): 29–33。

[26] 引文出自吉本隆明，《拟制の终焉》，《民主主义の神话》（东京：现代思潮社，1960），第71—72页。及丸山真男，《八·一五と五·一五》，《中央公论》，1960年8月号，第51—52页，均见于Theodore DeBary, 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pp.1094–1100。

[27] 吉本隆明，《拟制の终焉》，第75页，英译见于DeBary, Sources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

[28] 松下圭一，《大众天皇制论》，《中央公论》，74卷5号（1959年4月），英译见于DeBary, Sources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

第十五章

[1] 1955年选举，日本社会党总体赢得467个席位中的33.4%，右翼社会党取得67席，左翼社会党则取得89席。

[2] Laura Hein, “Growth versus Success,” in Postwar Japan as History, ed. Andrew Gordo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111–112.

[3] 有关这些社群的活动情况，以及在行动中所谓“物质主义”及“平等”之争，参看Kathleen S. Uno, “The Death of ‘GoodWife, Wise Mother’?” in Postwar Japan as History, pp. 308–312。

[4] Uno, “The Death of ‘Good Wife, Wise Mother’?” p. 309.

[5] Economic Planning Agency, New Long-Range Economic Plan of Japan (1961–1970): Doubling National Income Plan (Tokyo: The Japan Times, 1961).

[6]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本书是有关发展型国家的最重要著作。

[7] Sheldon Garon and Mike Mochizuki, “Negotiating Social Contracts,” in Postwar Japan as History,pp. 148–155.

[8] Andrew Gordon, Wages of Affluenc(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47.

[9] Andrew Gordon, “Contests for the Workplace in Postwar Japan,” in Postwar Japan as History, p.377.

[10] 熊泽诚，《スト权スト:1975年日本》，清水愼三编，《戦后労働组合运働史论：企业社会超克の视座》（东京：日本评论社，1982），第486—488页；有关公务员工会1949—1975年的情况，参看兵藤次多务（名音译），《职场の労使关系と労働组合》，《戦后労働组合运働史论》，第245—258页。

[11] 有关全球背景，参看Charles Maier,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vity: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after World War Ⅱ,” in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the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ed. Peter Katzenstei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12] “同盟会议”是全日本劳动总同盟组合会议的简称。

[13] 石田博英，《保守党のビジヨン》，《中央公论》，78卷1号（1963年1月），第88—97页。

[14] 日语是“ベトナムに平和を!市民连合”。

[15] 有关反战抗争，参看Thomas R. H. Havens, Fire across the Sea: The Vietnam War and Japan,1965–197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有关示威人数，参看第133、207页。

[16] 有关成田机场抗争，参看David Apter and Sawa Nagayo, Against the 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7] 这些市民运动都可以在战前找到先例。

[18] Masumi Junnosuke, 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Japan, trans. Lonny E. Carlis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 391.

[19] 美浓部的父亲是美浓部达吉，曾任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宪法学教授，本书第十一章已经介绍过他。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美浓部达吉对天皇在宪法上的地位采取自由主义看法，被当时右翼分子批评，结果被迫辞去教职。

[20] 8个参加罢工的事业单位工会为：日本国有铁道、日本电信电话公社、日本专卖公社、邮便局、大藏省印刷局、大藏造币局、酒精专卖局、林野厅。

[21] 熊泽诚，《スト权スト:1975年日本》，《戦后労働组合运働史论》，第491—503页，本文谈及罢工的整个过程及其失败原因。

[22] 有关中央情报局的活动情况，参看“CIA Spent Millions to Support Japanese Right in ’50s and’60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9, 1994), and “CIA Keeping Historians in the Darkabout Its Cold War Role in Japan,”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20, 1995)。

[23] E. O. Reischauer, “The Broken Dialogue with Japan,” Foreign Affairs(October 1960): 11–26.

[24] Chalmers Johnson, Blowback: The Cost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 2000), p. 36.

第十六章

[1] 有关汽车工业的发展，其最详尽的说明参看David Halberstam, The Reckoning (New York:William Morrow, 1986)。

[2] 有关陈果仁事件，由崔明慧及Renee Tajima在1988年所监制的纪录片《谁杀死陈果仁》（Who Killed Vincent Chin?）中有最详尽的说明，该片曾获奥斯卡纪录片提名。

[3] Theodore H. White, “The Danger from Japan,” New York Times (July 28, 1985), pp. 18–23, 27,37–43, 57–58.

[4] G-7成员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及美国，加拿大是在第二次会议中方才加入的。

[5] Dewayne J. Creamer, “The Rise and Fall of Chōsen Sōren: Its Effect on Japan’s Relations on the Korea Peninsula,” master’s thesis (U.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Monterey, California, 2003), pp. 23–24.

[6] Steven Erlanger, “In Southeast Asia, Japan Dominates in Aid, Trade, and Old Resentments,” New York Times, July 2, 1989, p. E2.

[7] 第二轮争论出现于1982年9月。一些媒体报道宣称政府并未强制修改教科书，有些教科书从一开始就已使用“进出”华北一词。真正事实如何仍有争议。某些教科书被政府责令从“侵略”改为“进出”华北的情况并不属实，然而有些教科书编者的确在文部省要求下做了修改。

[8] 有关左翼的看法，最有力的代表作是Saburo Ienaga, The Pacific War(New York: Pantheon,1978)。译自家永三郎，《太平洋戦争》（东京：岩波书店，1968）。

[9] Ronald Dore, Stock Market Capitalism, Welfare Capitalism: Japan and Germany versus the Anglo Sax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25.

[10] “减量经营”在日语中为“genryō keiei”。

[11] Paul Lillrank and Noriaki Kano,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n Arbor: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9), p. 1.

[12] Karatsu Hajime, “Japanese Know-How for American Industry,” Japan Echo XIII, no.4 (1986): 64.翻译自《米国経済の破绽》，Voice (1986年10月），第115—125页，注意英文题目比日文温和得多。

[13] 有关“日本人论”的分析及概述，参看Peter N. Dale, The Myth of Japanese Uniqueness (London:Croon Helm & Nissan Institute for Japa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Oxford, 1986)。有关具体例子，可参看第16、23、65—67、72—73、189—190页。

[14] Takeo Doi, The Anatomy of Dependence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73). 翻译自土居健郎，《“甘え”の构造》（东京：弘文堂，1971）。

[15] Ezra F. Vogel, Japan as Number On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 日文版于同年出版，据说销量超过100万册，是日本非小说类翻译作品有史以来最畅销的。

[16] Jacob Schlesinger, Shadow Shoguns: The Rise and Fall of Japan’s Postwar Political Machin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7), p. 120.

[17] 参看Sheldon Garon, Molding Japanese Mind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18] 総理府编，《観光白书》（东京：大蔵省印刷局，1991），第37—40页。

[19] 参看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for Victims of Karoshi, ed., Karōshi: When the“Corporate Warrior”Dies (Tokyo: Mado-sha, 1990), pp. 7, 12。

[20] 参看“Friendly New U.S. Line in Trade Talks Strikes Some Japanese as Self-Serving,”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4, 1989, p. A17。

[21]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1, 1992, Section D, p. 1.

[22] Kumazawa Makoto, Portraits of the Japanese Workplac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6), p.249.

[23] 鹤见俊辅，《戦后日本の大众文化史》（东京：岩波书店，1984），第189—190页，引自Kumazawa Makoto, Portraits of the Japanese Workplace, p. 249。鹤见俊辅的书有英译本，见A Cultural History of Postwar Japan, 1945–1980 (London: KPI, 1987)。

[24] 有关争论，参看Marilyn Ivy, “Formations of Mass Culture,” in Postwar Japan as History, ed.Andrew Gord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253–255。

[25] 吉见俊哉，《ポスト戦后社会》（东京：岩波书店，2009）；Douglas McGray, “Japan’s Gross National Cool,” Foreign Policy (May-June 2001): 44–54。

[26] 有关广告运动，参看Ivy, “Formations of Mass Culture,” pp. 251, 256。有农村旅游发展计划，参看Jennifer Robertson, “It Takes a Villag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Nostalgia in Postwar Japan,” in Mirror of Modernity, ed. Steven Vlasto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110–129。

第十七章

[1] Bill Powell, “The Lost Decade,” Newsweek, July 27, 1998, 28.滝田洋一，《国富：失われた10年の教训》，《日本経済新闻》，1998年7月21日，夕刊，第3页。按照惯例，杂志会在其出版日期的前一星期便印刷好，因此Newsweek的报道会比滝田的文章早一天，滝田也许早就得知这一新闻。

[2] 有关天皇生病过程及所产生之“自制”，参看 Norma Field, In the Realm of a Dying Emperor:Japan at Century’s En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1), pp. 19–29。第3章谈及长崎市长本岛所发表的声明及其后续争论。

[3] Field, In the Realm of a Dying Emperor, pp. 233–234.

[4] 有关修改宪法的争议，比较有系统的叙述，可参看http://www.fas.harvard.ed/~rijs/crrp/index.xhtml.关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争议，可参看本书第15章第1节。

[5] 参看B. Meredith Burke, “Japan’s Baby Bust: A Brighter Prospect Than Ours?”Japan Digest, July 11, 2000, p. 5.

[6] 《三国人ら凶悪犯罪》，《朝日新闻》，2000年4月10日，夕刊，第1页。“第三国人”是占领时期的用语，意指那些既非日本人雇员，也非最高司令部雇员的前殖民地居民，通常特指朝鲜人及中国台湾人。

[7] 有关日本的族群及外国人比较完整的研究，参看John Lie, Multiethnic Japa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8] 《学级崩壊状态にあるのは9パーセント》，《教育新闻》，2006年4月5日。

[9] 原见于黑沼克史，《援助交际》（东京：文艺春秋，1996），转引自河合隼雄（Kawai Hayao）, “The Message from Japan’s Schoolgirl Prostitutes,” Japan Echo 24, no. 2 (June 1997)。河合是位有名的精神医生及公众评论家，日本有人认为援助交际源于浅薄的感情关系及精神的危机感，河合属于这一派中较著名者。

[10] 《少年凶悪事件、ピークは40年前》，《朝日新闻》，2000年10月11日，第38页。

[11] 有关近现代日本青年的长时段研究，参见David Ambaras, Bad Youth: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 in Modern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12] Akihiro Ogawa, “When the NPO Law Sinks In; Japanese Civil Society and Neoliberalism,” 2005年3月2日夏威夷檀香山International Studies Society会议论文。

[13] 要理解所谓“格差”社会，有两本著作是入门必读书，请参看橘木俊诏，《日本の経済格差》（东京：岩波书店，1998）及佐藤俊树，《不平等社会日本》（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0）。

[14] Office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Economic Survey of Japan, 2006, 本书提供2000年以后的此项数据，日本新闻界亦经常引用。

[15]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07).

[16] Philip Brasor, “Japan Stands Back as the Poor Get Poorer,” Japan Times, December 16, 2007, 本文描述了几部有关日本穷人困境的获奖电视纪录片。

[17] Japan Digest, June 30, 2000, pp. 3–4.

[18] 《升格男女差别许されぬ》，《朝日新闻》，国际卫星版，1996年11月28日，第22页。

[19] Mari Osawa,“Government Approaches to Gender Equality in the mid-1990s,” Social Science Japan Journal 3, no. 1 (2003): 3–19.

[20] Gender Equality Bureau, Cabinet Office“Gender Equality in Japan, 2007,”更多具体细节，参看内阁府男女共同参画局，《男女共同参画白书》（2007），http://www.gender.go.jp/。

[21] Donald Hellman, “Japa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Elitist Democracy within an American Greenhouse,”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 vol. 2,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Context, ed. Takashi Inoguchi and Daniel I. Okimoto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45–378.

[22] 有关大藏省的决定及其影响，参看Richart Taggart Murphy, The Weight of the Yen: How Denial Imperils America’s Future and Ruins an Alliance(New York: W. W. Norton, 1996), Part 3。

[23] Richard Katz, Japan: The System that Soure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conomic Miracle(Armonk, N.Y.: M.E. Sharpe, 1998), and “The Lost Decade,” Newsweek, July 27, 1998.

[24] Se Hark Park, “Bad Loans and Their Impacts on the Japanese Economy,”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A,No. 439,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itotsubashiUniversity, June 2003. “Fishing for a Future: Healthy at Last, the Big Banks Now Need a Strategy,” Economist, June 28, 2007.

[25] 各种治理方案的总结，可参看Ronald Dore, Stock Market Capitalism, Welfare Capitalism: Japan and Germany versus the Anglo Sax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6] 有关日本对艾滋病及该事件的反应，参看 Eric A. Feldman, The Ritual of Rights in Japan: Law,Society and Health Policy in Jap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7] 这句话出自一位居于日本的美国政治经济分析家John F. Neuffer，很快便广为流传，参看New York Times, July 23, 1998。

[28] Japan Digest, June 27, 2000, p. 3.

[29] Dore, Stock Market Capitalism:Welfare Capitalism, p. 105.

[30] Japan Digest, June 27, 2000, p. 4. 厚生劳动省网络数据库“雇用动向调查”显示，在1992年有9.5%的工人换工作，而在2006年更换工作的人比例增加到10.4%。

[31] Dore, Stock Market Capitalism:Welfare Capitalism, pp. 111–123.

[32] 有关这一情况比较扼要的说明，可参看Sanford Jacoby, The Embedded Corporation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平装版序言。

[33] Douglas McGray, “Japan’s Gross National Cool,” Foreign Policy (May-June2001): 44–54. Joseph S.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ic Affairs, 2004). 奈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便开始在不同场合使用“软实力”这一名词，但直至本书出版，他才对软实力的重要性做出了清楚论证。

[34] 参看Edith Terry, How Asia Got Rich: Japan and the Asian Miracle (Armonk, N.Y.: M. E. Sharpe,1998)。

[35] 有关批评意见，可参看Walter Hatch and Kozo Yamamura, Asia in Japan’s Embrace: Building a Regional Production Alli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有关最新评价，可参看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特集, Takatoshi Ito, Akira Kojima,Colin McKezie, and Shujiro Urata, eds.,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1, no.2 (December 2006)。

第十八章

[1] 有关雷曼震荡，比较有用的撮要说明，可参考“The Lehman Shock,” Newsweek, September 18, 2009。

[2] 关于2008年最后一季的国民生产总值，见《日本のGDP成长率、35年ぶりの大幅な落ち込み》，http://mag.executive.itmedia.co.jp/executive/articles/0902/16/news069.xhtml. 有关200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见内阁府，《平成21年国民经济计算のポイント》，http://www.esri.cao.go.jp/jp/sna/data/data_list/kakuhou/files/h21/sankou/pdf/point.pdf。

[3] 《制造业派遣，请负，40万人失业见通し业界団体试算》，《朝日新闻》，2009年1月29日，第7页。

[4] 本事件详情，可参考Toru Shinoda, “Which Side Are you On?: Hakenmura and the Working Poor as a Tipping Point in Japanese Labor Politics,” Asia-Pacific Journa, April4, 2009。

[5] 《若い世代者侧には冷たさ感じた》，《朝日新闻》，2009年1月18日，第6页。

[6] 竹信三惠子，《ルポ雇用劣化不况》（东京：岩波书店，2009），参考第5章及第6章。

[7] 竹信三惠子，《ルポ雇用劣化不况》。

[8] 五十岚仁，《労働再规制：反転の构図を読みとく》（东京：筑摩书房，2008）。根据五十岚解释，去自由化行动早在两三年前便已开始。

[9] 《派遣労働改善ヘの一歩：改正派遣法今日成立》，《朝日新闻》，2012年3月28日，第3页。

[10] Robert A. Feldman, “Japan Economics: How Japan Got Financial Reform Right,”Morgan Stanley Research Japan, November 27, 2008.

[11] Jon Heilsenrath, “Fed Chief Gets Set to Apply Lessons of Japan’s History,” Wall Street Journal,October 12, 2010, pp. A1, A18. Martin Fackler and Steve Lohr, “U.S. Hears Echo of Japan’s Woes, Striking Paralletls Seen in Economic Slump,”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9, 2010, pp. A1, A5.

[12] 亦可参见R.Taggart Murphy, “Japan as Number One in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Lessons for the World?” Asia-Pacific Journa, November 1, 2010, p. 2。

[13] Robert Lenzner, “America’s Lost Decade Will Last Until 2016,” Forbes, October 13, 2011, http://www.forbes.com/sites/robertlenzner/2011/10/13/americas-lost-decade-will-last-until-2016/. “Japan’s Economy:Whose Lost Decade?” Economist, November19, 2011,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8745. Daniel Indiviglio, “Welcome to America’s Lost Decade,” Atlantic, November2, 2011, http://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1/11/welcome-to-americs-lost-decade/247762. Michael Sivy, “How the US Can Avoid a Lost Decade,” Time: Moneyland, December 6, 2011, http://moneyland.time.com/2011/12/06/how-the-u-s-canavoid-a-lost-decade. Menzie D. Chinn and Jeffrey A. Frieden, Lost Decades: The Making of America’s Debt Crisis and the Long Recovery (New York: W.W. Norton, 2011).

[14] 有关学生到美国留学，可参见日米教育委员会，《アメリカ留学の基础知识（大学·大学院）》（2011），http://www.fulbright.jp/study/res/tlcollege03.xhtml。有关学生到其他国家留学的情况，可参看文部科学省，《日本人の海外留学状况》，http://www.mext.go.jp/b_menu/houdou/24/01/__icsFiles/af ieldfile/2012/02/02/1315686_01.pdf。

[15] 该名词似乎在2006年的出版物或网络上已经出现，但真正普遍使用应在2008年及以后。

[16] 见《日本経済新闻》，2011年2月15日，http://2009.itainews.com/archives/cat40/archives/49086。

[17] 参见社论《景気の行方——攻めの机运をそぐなかれ》，《朝日新闻》，2011年2月25日，第3页。

[18] Martin Fackler, “Japan Goes from Dynamic to Disheartened,”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6, 2010,pp. 1,14.

[19] 根据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2009年至2010年统计，假如用固定美元价格及固定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日本的个人国民生产值上升3.9%，而美国则只有2.15%，欧元区17个成员国为1.6%。参见http://www.oecd.org/statistics/。

[20] 有关海啸波浪高度估计，参见《东日本大震灾で确认された津波の高さ》，http://www2.ttcn.ne.jp/honkawa/4363b.xhtml。

[21] 日本警察厅2012年7月25日报告的资料，见http://www.npa.go.jp/archive/keibi/biki/higaijokyo.pdf。

[22] 《假设生活なお27万人》，《朝日新闻》，2012年7月27日，第1页。

[23] 有关核辐射外泄，参见Takashi Sugimoto, “After 500 Days, Fukushima No. 1 Plant Still Notout of the Woods,” Asahi Shinbun, Asia Japan Watch, July 24, 2012。有关河流湖泊，参见Takashi Sugimoto,“Radioactive River Mud Threatens Lakes, Tokyo Bay,” Asahi Shinbun, Asia Japan Watch, July 5, 2012。有关泥土，参见Shoji Nomura, “Radioactive ‘Black Soil’ Patches: A Scourge or a Solution?” Asahi Shinbun, Asia Japan Watch, June 14, 2012。上述文献均可见于http://ajw.asahi.com/category/0311disaster/fukushima/。

[24] 天皇演讲的英文文本，可参见http://www.kunaicho.go.jp/e-okotoba/01/address/okotoba-h23e.xhtml。

[25] 有关这些报告及其结论的比较，可参见《福岛第一原発事故の调查报告书比较》，《朝日新闻》，国际卫星版，2012年7月24日，第3页。

[26] 青木理，《熊取六人众》，《周刊现代》，2011年4月14日，第14页。

[27] 《东电、06年にも大津波想定》，《朝日新闻》，2012年6月13日，第1页。

[28] Yoshimi Shunya, “Radioactive Rain and the American Umbrell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May 2012): pp. 319–331.吉见俊哉此文其后用日文发表于《万博と戦后日本》（东京：讲谈社，2011），第3—22页。有关20世纪40年代后期及50年代之水力发电，见Eric G. Dinmore, “Concerte Results? The TVA and the Appeal of Large Dams in Occupaton-Era Japan,” 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39, no. 1 (Winter 2013), pp. 1–38。

[29] “Reconstruction Efforts Should Focus More on Livelihoods,” editorial, AsahiShinbun, 以英文发表于Asahi Shinbun, Asia Japan Watch, March 10, 2011，提及岩手县釜石市的分水堤及其他计划，“仍按照旧日做法展开重建”，参见http://ajw.asahi.com/article/views/editorial/AJ201203100037。

[30] 有关此类议题的讨论，其例案可参见“Fukushima Prefecture to Restore Destroyed Coastal Forests,” Asahi Shinbun, Asia Japan Watch, April 29, 2012, http://ajw.asahi.com/article/behind_news/social_affairs/AJ201204290009。

[31] 有关自卫队在灾难中的角色，及其对社会大众所造成的形象冲击，参看Richard Samuels,3·11: Disaster and Change in Jap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32] 御厨贵，《“戦后”が终わり、“灾后”が始まる》（东京：千仓书房，2011），第64—66页，作者对中层官僚的救灾工作，给予了相当正面的评价。

[33] Andrew DeWit, “Fall out from the Fukushima Shock: Japan’s Emerging Energy Policy,”The AsiaPacific Journal, 9 (November 7, 2011), http://www.japanfocus.org/-Andrew-DeWit/3645.

[34] 《ゼロ求める世论と沟》，《朝日新闻》，国际卫星版，2012年12月29日，第3页。

[35] Hiroshi Ishizuka, “Report: Public Trust in Scientists Plummeted after 3/11Disasters,” Asahi Shinbun,Asia Japan Watch, June 19, 2012, http://ajw.asahi.com/article/behind_news/social_affairs/AJ201206190106.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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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川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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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 / （美）安德鲁·戈登著；李朝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9

书名原文：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From Tokugawa Times to the Present

ISBN 978-7-5086-6820-8

Ⅰ. ①现… Ⅱ. ①安… ②李… Ⅲ. ①日本——现代史Ⅳ. ①K3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8046号

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

著者：[美]安德鲁·戈登

译者：李朝津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目录

100个工作基本

001 勇敢比优秀更可贵。

002 变化即进化。

003 永远把“喜欢”作为理由。

004 重启，再开始。

005 未来有回报即可。

006 乐观的人更强大。

007 只身投入。

008 比别人早一步洞察先机。

009 了解最前沿的事物。

010 保持对目标的热情。

011 与其惴惴不安，不如心怀感激。

012 在人生最后五分钟，做想做之事。

013 待目标明确，再考虑取舍。

014 以感动为基石。

015 不寻求赞赏。

016 升职是期许你成长。

017 收好自尊。

018 越是艰难时刻，越要学会收力。

019 以优雅之态收尾。

020 低调出众。

021 一生的事业，请慢慢寻找。

022 保持孩童般的视角。

023 勇于尝试。

024 兼有平凡的主题和不凡的理念。

025 独创性正是价值所在。

026 书写即思考。

027 探究实现创意的方法。

028 凡事认真。

029 不忽视细微末节。

030 假设永不嫌多。

031 发明让大家更幸福的方法。

032 麻烦的事情中沉睡着珍宝。

033 创造拥有笑容的产品和服务。

034 试着从各种视角思考。

035 想法是用来交流的。

036 成为别人心中理想的存在。

037 把自我利益抛在一边。

038 不要忘记保持幽默。

039 谁都喜欢快乐的人。

040 说过的话如泼出去的水。

041 对闻所未闻的事报以兴趣。

042 珍惜每一段缘分。

043 总以“初次见面”的姿态示人。

044 找一件事情，和大家一同完成。

045 发自内心地对同事保持兴趣。

046 与伙伴一起提升。

047 在成长的路上互相助力。

048 与其批评，不如给出方法。

049 主动理解对方。

050 不过分介入。

051 重要的事，轻柔地说。

052 寻找语言最恰当的温度。

053 不能只图自己方便。

054 不吝啬惊喜。

055 尊重人性。

056 过分期待是自负的表现。

057 以宽容接纳不讲理。

058 出错和背叛，都是在所难免。

059 爱很重要，但请小心。

060 倾心，但不倾尽。

061 看似离谱而又麻烦的事，自有其价值。

062 工作的结果八成由初期决定。

063 从工作之外得来的感动中学习。

064 学会独立思考。

065 通过与人交流，梳理思路。

066 万事靠准备。

067 信息是自信的燃料。

068 设立增强自信的仪式。

069 陈述不是唱独角戏，也需要理解对方。

070 描绘打动人心的图景。

071 不止于理论。

072 建立属于自己的思维框架。

073 不企求一帆风顺。

074 问题不隔夜，当下就解决。

075 把“有趣”化为具体话语。

076 创造一位粉丝。

077 成为让对方“还想见”的人。

078 切勿疏漏“回顾”。

079 压力，来自不自信。

080 发现自己的能力，大方展现。

081 清楚说明，再三确认。

082 任何人的一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时。

083 面对艰巨的任务，请试着分解。

084 不独揽。

085 让钱自动跟着你。

086 读懂瞬息万变的世间价值。

087 比传达更重要的是引导。

088 自信要靠自我管理。

089 心思会表露在脸上和话语间。

090 不被无聊的事支配人生。

091 问题随立场转变。

092 和比自己优秀的人同行。

093 不把不安转嫁给别人。

094 努力与诚意不是为了回报。

095 在对自己的投资上不计较成本。

096 保持健康也是你的工作。

097 享用美食。

098 拥有能让你专注的场所。

099 正因为软弱，才得以成长。

100 不要总是试图保护自己。

100个领导基本

001 把自己当成商品。

002 确定“绝不碰”的准则。

003 每天都是新起点。

004 愿景是自然涌现的。

005 学会介绍自己。

006 以未来为起点思考。

007 无论对谁，你都是有价值的存在。

008 “问题意识”中产生磁场。

009 在“喜欢”的事上，不存在辛苦。

010 找对伙伴。

011 一开始便大胆释放欲望。

012 感到轻松时，已在走下坡路。

013 关注客户，而不是别人的成功案例。

014 从不失败的人，往往一事无成。

015 进两步退一步。

016 质疑数据。

017 把过去的自己丢掉，为未来的自己自豪。

018 未来总是值得期待。

019 不计较得失。

020 拥有一技之长。

021 构筑可依赖的关系。

022 切勿一意孤行。

023 “不决定”也是一种决定。

024 学会等待。

025 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大发明。

026 管理，就是对他人投注爱意。

027 主动工作的人才是伙伴。

028 打造一个主动奔跑的团队。

029 营造能让人放松的职场氛围。

030 着眼于设计未来。

031 把不能相互理解当作沟通的前提。

032 坦诚地回复。

033 思考对方为何提问。

034 与对方共同思考。

035 明白传授的本质。

036 用有趣的方式传授。

037 不满的情绪，各有各的原因。

038 即便出于善意，言行也需谨慎。

039 多开小会。

040 学会简洁地概括问题。

041 客观看待成员的争论。

042 创造每个人都能畅所欲言的环境。

043 将枯燥的杂务化为有趣的工作。

044 “理解”这件事，存在时差。

045 只要目标明确就好。

046 公平评价每位成员。

047 优先考察意愿是否强烈。

048 给予成员能力所及的挑战。

049 珍惜爱抱怨的人。

050 寻觅盲点。

051 善于休息，就是善于工作。

052 绝望时，先从能做的事情着手。

053 弱者之强大，强者之弱小。

054 竖起能接收他人痛苦的触角。

055 批评要简短，赞美要充分。

056 待客、产出与创造。

057 带领大家一起航行。

058 好的领导者，不经营。

059 拥有胆怯并乐观的矛盾品质。

060 怒气毫无意义。

061 将获取理解作为每日功课。

062 每天检查面容。

063 保持作为社会人的礼貌。

064 自己做不到的事，不去强求部下。

065 每天都是第一天。

066 不以市场调查，而以信念来确立行动。

067 重大的决断，一个人完成。

068 在事业开始时选择顺势而为。

069 创造不会减损且不可或缺之物。

070 正因为是外行，才能创造商机。

071 试着将两个想法结合。

072 巧思、提案与自我否定。

073 留下的只会是真东西。

074 任何铜墙铁壁，都必定存在突破口。

075 负面意见是珍宝。

076 做自己最任性的客户。

077 首先考虑对方所得。

078 正因匮乏，才能成长。

079 答案就在现场。

080 不是传达信息，而是传递情感。

081 享受分享的乐趣。

082 传达的原则是“开端、中间、结尾”。

083 保持自由。

084 正因为是领导者，才有资格失败。

085 市场营销注重独立思考、主动忧虑。

086 推进工作时，不就地取材。

087 不是小气，而是谨慎用钱。

088 创造让人自然聚集的构想。

089 联结不同的人。

090 提供金钱，不如提供机会。

091 站在需要帮助的那一方。

092 不嚼舌根。

093 为烦恼、迷茫时设置好“出口”。

094 成果出来之后，才是工作开始之时。

095 越强大，越不显山露水。

096 输就是赢。

097 逆境才是正式开场。

098 把眼光放远，才能解决问题。

099 哪怕只剩自己，也绝不逃避。

100 不逃避，而是充分享受。

打造你的100个基本

100个工作基本

100个工作基本

是以商业作为自身的工作，还是把工作看成一种商业行为，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商业以利益为重，而工作，则是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

如果是你，会选择哪一种呢？

我会选择把工作看成一种商业行为。因为我认为，为他人提供所需更重要。为此，功夫与提案、努力与学习、责任与承诺以及挑战，这些都是我每天不断重复面对的课题。

老实说，这样的日日夜夜充斥着各种挫败。因自身能力所限而无法让事情按所想的方向推进，也是家常便饭。

但我倾向于认为，无论是挫败还是无法按所想推进的事情，本身就隐含着巨大的价值，它们正是自身进一步成长的良机。

在“把工作看成商业”的情况下，那些不经意间意识到的问题、感到痛惜的教训、从头来过的体验、学到的经验、确认的道理——也就是可称之为“基本”的原则，数不胜数。

某天，我和我在“美味健康”公司的搭档野尻哲也针对这些“基本”深入而彻底地聊了一番。

在工作中遇到烦恼、停滞不前、感到无助时，我们是如何踏出新的一步、继续前行的？面对无数次的失败与挫折，又是如何咬牙渡过难关、跨越障碍的？

这些答案最终作为一个个“基本”，并被分成“工作基本”与“领导基本”，整理在这本书里。

“成功的反面不是失败，而是什么也不做。”这句话我尤为喜欢。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去做？我相信这本书里所呈现的“基本”，能带给你启示和力量。

对于捧读这本书的每一位读者，若本书能给你每日的工作带来哪怕些许的助力，我都会感到非常高兴。

松浦弥太郎

勇敢比优秀更可贵。

0 0 1

没有比让自己时刻保持优秀更让人感到辛苦的了。从今天起，放弃对优秀的执念吧。与其执着于优秀，不妨让自己拥有不逃避任何事情的勇敢。不惧失败，果断地推进工作，让自己尽快成为那个敢于面对一切的勇者。 （松浦）

变化即进化。

0 0 2

今天比昨天更好、明天又比今天更进一步，如此每天更新自己。自己的思考、姿态、做事方法不断发生变化是件好事，不需要担心。这样的变化正是成长本身，也和自己的进化紧密联系。如此这般，你将会日新月异。为此，不妨接受更多的变化，享受改变的过程吧。 （松浦）

永远把“喜欢”作为理由。

0 0 3

因为无法忍受厌烦的心情而换工作，那在新的岗位上一定也会经历同样的状况。虽然把厌倦现有环境本身作为换工作的动机并非不可取，但寻找新的天地时，请一定带着向上的心态。在找到能拓展自身可能性的工作之前，耐心等待吧。无论何时，在要改变事业方向时，永远把“喜欢”作为理由。 （野尻）

重启，再开始。

0 0 4

到了新的环境，不妨把迄今为止的成功经历、根深蒂固的想法，暂且全都抛开。所谓经验，有时候是让双手腾不出空暇的负担。若不能轻装上阵，就无法接纳新的想法。事实上，过去的标准在新的环境里往往帮不上忙。让自己重启，再开始吧。 （野尻）

未来有回报即可。

0 0 5

一旦找到想做的事情，就毫不犹豫地投身进去吧。不要太在意薪水。找到自己哪怕降低生活水准也想做的事情，就是靠近梦想的证明。若把眼前的地位和待遇置于优先考虑，就会发现不得不做很多妥协。这诚然也是一种活法，却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绕了远路。若要追寻梦想，比起当下能否得到回报，请选择未来终有回报的那条道路吧。 （野尻）

乐观的人更强大。

0 0 6

人生在世，真的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困境。请不要把它们想成只针对自己。它们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事情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你怎么看待它。事业有成的人，并非学历、人脉有多优越，而是拥有以乐观的心态面对任何遭遇的能力。 （野尻）

只身投入。

0 0 7

“往那个方向走走吧”“这件事做做看吧”——想要尝试新事物时，不要在意周围嘲笑和批评的声音，打起精神，试着只身投入其中。无论何时，敢于跟随自己的好奇心和兴趣所指的方向行动、勇于接受挑战，都会为你带来好运。正因为只身一人，才能与真正有缘的人、事、物相遇，也能构筑真正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不要惧怕孤独。孤独与孤立相差万里。 （松浦）

比别人早一步洞察先机。

0 0 8

好好观察这个世界，摸清当今的形势和潮流，这一点很重要。持续关注，与此同时，做那个率先洞察先机的人。发现人们未来可能会产生的困扰、渴求之物，以及期望发生的事情。在持续的观察里，隐含着助人幸福的关键。 （松浦）

了解最前沿的事物。

0 0 9

对于新的服务、商品、人气店铺或其他流行事物，暂且不论是否有必要将它们融入自己的生活，先抛开先入之见，积极地尝试接触，这一点很重要。尽可能避免由于自己的信息落后而导致的遗憾吧。拥有的选项越多，对你在工作上下判断、做决定就越有利。 （松浦）

保持对目标的热情。

0 1 0

对于眼前的目标保持热情很重要。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你能否想象到目标最终达成后会牵涉到的人。你会给什么样的人带去怎样的欢乐，又希望他们如何去接受？尽可能具体而深入地思考、理解他人，要敢于一次次推翻，重新思考。思考的深入，正代表热情本身。 （松浦）

与其惴惴不安，不如心怀感激。

0 1 1

面对新的挑战，不免会因为不确定性而坐立不安。但是没必要惧怕它。能做自己想做的事，难道不是已经被命运眷顾了吗？你踏出那一步，就是大幸。别再为能不能顺利进行而担心了。越是在不安的时候，越应该对挑战心怀感激。 （野尻）

在人生最后五分钟，做想做之事。

0 1 2

比起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是否在他人“希望你做的事情”上埋葬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工作上，不可以把时间看成是无期限的。如果人生中可以工作的时间只剩下最后五分钟，该怎么办？这时候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真正该优先考虑的工作。 （野尻）

待目标明确，再考虑取舍。

0 1 3

当你明白自己想做的是什么，就会渐渐看清什么是不需要的。反之，在目的尚不明确时，不必急着挑选、取舍。哪怕效率低下、绕了远路也没关系。不带成见地去多接触世界吧。直到目标明确了，不需要的东西就能顺其自然地舍弃。 （野尻）

以感动为基石。

0 1 4

无论什么样的工作，洞见其背后潜藏的感动很重要。因为感动才是能与大部分人产生共鸣的东西。缺乏感动力的事物也不能打动他人。感动越多，与他人产生的共鸣就越强烈，这正是成功坚固的基石。 （松浦）

不寻求赞赏。

0 1 5

向他人寻求赞赏，正是自身的愿景尚且薄弱的证明。因为没有自己的目标，才要依靠他人的表扬来助跑。而拥有明确愿景的人，不论被表扬还是恭维，都不会沾沾自喜。即便取得了些许成就，他也很清楚自己还“在路上”。一个人的格局越大，越不需要他人的赞赏。 （野尻）

升职是期许你成长。

0 1 6

升职和加薪，并不是对你过去成就的赞美，而是对你拥有的潜力的期许：“未来你还能更上一层楼。”地位一旦提升，机会和压力也相应增加。不要满足于现有的评价，为了让自己的潜力得到进一步发挥，应不断接受新的挑战。 （野尻）

收好自尊。

0 1 7

自尊固然重要，却绝不是该表露在外的东西。遇到自己做不到、不知道、不明白的事情，永远应保持谦虚的姿态。而自尊心往往妨碍我们低头向他人请教，实为惋惜。太执着于维护自尊，不免会伪饰自己，缺乏坦诚，导致自己被孤立，请务必提防。 （松浦）

越是艰难时刻，越要学会收力。

0 1 8

发生变故、出现问题时，我们往往会因为慌张、着急解决而用力过猛。但越是在这样艰难的时刻，越需要我们保持冷静，注意收力。只有放松下来，无论心情还是头脑，才能有留白般的余裕，让我们认清该怎么应对。遭遇变故时，首先要做的是收力和放松。 （松浦）

以优雅之态收尾。

0 1 9

当我们开始做一件事时，往往干劲十足，会关照每一个细节，但到了收尾的时候，则容易松懈下来，草草了事。也许是因为，结束的时刻总让人松一口气吧。长时间用笔书写后，你会将笔怎么放置？搁笔的姿势，正是你自身素质的体现。无论何时，都请注意优雅收尾。 （松浦）

低调出众。

0 2 0

工作中，我们常常会为了被他人认可、愉悦他人而渴望表现得与众不同。但请不要忘记，应该受人瞩目的不是你，而是你手上的工作。悄无声息、沉心静气地做事，让工作的成果而不是你自己得到他人关注。自身保持低调，才是明智的做法。 （松浦）

一生的事业，请慢慢寻找。

0 2 1

能在二十几岁的年纪就找到“一生的事业”的人，少之又少。更多的人在年轻时，盲目地学习，经历挫败，过了三十岁，才渐渐找到自己的方向。三十至四十岁之间，是一个成年人试错的阶段：在认真对待眼下工作的同时，始终不忘寻找自己的理想和价值所在。由此，想必进入不惑之年后，终能寻得可奉献一生的事业吧。即便到了五十岁才找到，也为时不晚。为了与可奉献一生的事业相遇而苦苦寻觅，本就值得我们花费时间。不急不躁，从容稳健地找寻吧。 （野尻）

保持孩童般的视角。

0 2 2

无论多微不足道的事情，都能为此惊喜。对于理所当然的事情，反而抱有疑问。伟大的发现，往往出自孩童般纯真的心地。孩童不具备知识，因而不存先入之见。孩童亦不懂计算，因而不会考虑事物的边界。孩童是无所畏惧的，面对风险也很勇敢。若能像孩童那样思考，一定会拥有强有力的武器吧。 （野尻）

勇于尝试。

0 2 3

对于突然来的想法，不必顾虑重重，勇敢地付诸实践吧。唯有尝试过，经历才能转变为经验和智慧。工作的妙趣，就在于对新事物的尝试。什么都不敢尝试，就没有未来。 （松浦）

兼有平凡的主题和不凡的理念。

0 2 4

平凡得能让任何人都倍感亲切的提案，非常重要。因为人只会对自己熟悉的事物抱有兴趣。但是，若理念也一样平凡，缺少新意，也不会让人感到有趣。理想的情况是，兼有平凡的主题和不凡的理念。外观虽然很熟悉亲切，内在却充满了新的想法，请努力做到这一点吧。 （松浦）

独创性正是价值所在。

0 2 5

作为感动之源，把你的创意和设想分享给众人。听取意见固然重要，但若因此削减了独创性与有锐度的意见，则不可取。人们常常倾向于排斥带来违和感、噪声，以及不容易理解的事物。而所谓魅力，来自正常与“非常”的并存，因此请记住，去掉了非常，就丧失了魅力。独创性意味着异端，也是魅力的种子。 （松浦）

书写即思考。

0 2 6

请将纸笔常备身边，随时记录突发的奇想和灵感吧。书写的行为本身也意味着对写下内容的思考。审视跃然纸上的文字并再一次内化，用心思考。这样才能让琐碎的思考化为经验镌刻在记忆里，并能被随时唤醒，成为孕育新的灵感和创意的种子。 （松浦）

探究实现创意的方法。

0 2 7

创意唯有在实际成形时才开始彰显价值。实现一个创意和酝酿它一样困难，也同样具有价值。在学习他人的创意时，不要仅仅关注它是怎么来的，请同时思考它是如何实现的。 （野尻）

凡事认真。

0 2 8

人一旦对一件事认真投入起来，吃饭睡觉的时间脑子都会围绕着它转。学习的效率也会飞升，眼前所见的一切都能化为某种提示。无论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只要能认真投入，那么一旦机会降临，一定能毫不犹豫地接受挑战。忘我地将时间和精力倾注在一件事情上，这份认真专注已然等同于成功本身。面对现在的工作，你是认真的吗？ （野尻）

不忽视细微末节。

0 2 9

对世界上各个角落发生的事情都抱持关心，这一点很重要。与自身直接相关的领域自不用说，而对于如枝蔓般延展的关联信息，也尽可能去熟悉吧。最后，对枝蔓末端叶脉般细微的信息，也不妨作为一种乐趣收集起来。对任何事情都报以好奇的眼光，你的包容度也会越来越高。将这些信息收进自己的抽屉里，不时取出来，深挖一下它们吸引人的原因吧。 （松浦）

假设永不嫌多。

0 3 0

在采取行动时，对于可能出现的局面，养成事先假设情境的习惯吧。情境当然不止一个，而是越多越好，因为思考得越周密，内心越安稳。为了在事态朝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或是遭遇措手不及时，能马上找到应对方法，平日里就要做充分的准备。 （松浦）

发明让大家更幸福的方法。

0 3 1

带着关怀去体察他人的困惑和烦恼，并对此深入思考，相信你一定会得出迄今为止无人尝试过的新方法。将哪怕是微不足道但属于你的设想与众人分享，解决眼前的问题吧。所谓发明，并非只限于创造新事物，酝酿出新的方法也是了不起的发明，只要它能让大家变得更幸福。去发明这样的方法吧。 （松浦）

麻烦的事情中沉睡着珍宝。

0 3 2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麻烦的事情数不胜数。但正因为麻烦，其中才会蕴藏众多有益的提示。对于他人嫌弃的麻烦事，请抱着好奇心仔细观察，好好挖掘一番。用心对待那些没人愿意做的事情吧，你一定能从中发现珍宝。切勿因为嫌麻烦而拒绝了潜藏的可能性。 （松浦）

创造拥有笑容的产品和服务。

0 3 3

所谓工作，需要保持“让他人幸福”的信念。去创造让客户在实际接触和使用中，能感受到笑容的产品和服务吧。哪怕客户审视到边边角角、触碰隐藏的细节后，也能为之展露笑容的产品和服务，绝不简单。但是，若你能够坚持，就一定能把“让他人幸福”的这份信念落到实处。 （松浦）

试着从各种视角思考。

0 3 4

不管男女老少，客户、老板、上司、部下等，若自己能随时换位思考，不是很好吗？若是高龄的老人，会怎么去想？从客户的角度，会怎么看待？站在老板的立场，会如何思考？上司和部下的立场又会如何？——除了自身的视角之外，试着从其他各种视角去看待、感受、思考事物，你就能渐渐看清工作的价值，以及需要重视的是什么。 （松浦）

想法是用来交流的。

0 3 5

产生新的想法时，不妨与他人交流一番。一个人、两个人，最后和整个团队都聊聊你的新想法吧。问问对方“你觉得怎么样”，接受意见和批评是很重要的。自认为已经很棒的想法，可能会因交流而找到有待修正的不足之处，这说不定也是完善它的好机会。在与他人交流未成形的想法时，往往能收获实现它的关键信息。 （松浦）

成为别人心中理想的存在。

0 3 6

理想的公司、理想的上司、理想的客户——当我们期望他人按自身的想法行事，有时反而会徒增压力，无法让事情顺利推进。其实应该追求的，是理想的自己。不妨去体察对方的立场和心态，思考如何成为于对方而言理想的存在吧。 （野尻）

把自我利益抛在一边。

0 3 7

作为社会中人，保持谦虚恭敬的姿态理所当然。这是给人好感的一种礼貌，仅此而已。而若要让对方愿意把重要的事托付于你，更要紧的是保持超越谦虚的奉献姿态。不紧盯自身的利益，不以自我为中心，时刻为对方着想，并以此行动。如此，你会被越来越多的人信任和爱戴。 （野尻）

不要忘记保持幽默。

0 3 8

紧张的时候，不妨试着微笑。严峻的时刻，也别放弃在辛苦难耐中展露笑颜。越是在艰难的时刻，幽默的品格越能帮到自己。良好的幽默感犹如黑暗中打亮的一束光。幽默即趣味。记得最后检查你的想法：“它是有趣的吗？”这一点在我看来尤为重要。 （松浦）

谁都喜欢快乐的人。

0 3 9

虽然并不能断言“沉闷的人不招人喜欢”，但快乐的人无疑会受到所有人的喜爱。做一个能让每一个与你相遇的人都感到愉悦的人，做一个能自得其乐的人。这样的人才能聚集人气。 （野尻）

说过的话如泼出去的水。

0 4 0

自己说过的话忘得快，别人对自己说的话却不容易忘记，人就是这样的生物。发生过的言行无法撤销，请从平日就多留意自己的措辞。相反，不管别人朝你扔来多难听的话，他都很快就会忘记。如果发现自己因此受伤，在心里悄悄把这件事抹去吧。 （野尻）

对闻所未闻的事报以兴趣。

0 4 1

遇到闻所未闻的事情，就努力去了解吧。对于和自己想法、衣着品位、兴趣，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人，请不要把他们想成“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相反，正因为与自己截然不同，才要对他们充满好奇。对于你没听说过却有很多人在热议的话题，请试着去了解吧。成为追逐潮流之人，或许是一件很棒的事。 （松浦）

珍惜每一段缘分。

0 4 2

缘，有时妙不可言。比如偶然的相识，最终竟成为双方联手协作重要项目的契机。若在相识之初就互相尊重、珍惜缘分，那么经过一些时间，当初的缘分必然会开花结果，有所回报。反之，若企图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对方，缘分会被瞬间切断。越是这样自私的人，越喜欢广结人脉。认识的人虽然不断增多，却不能开花结果。与其无谓地增加缘分，请先学会珍惜吧。 （野尻）

总以“初次见面”的姿态示人。

0 4 3

每一天，请都让自己保持新鲜感。想要让工作有价值和意义，常葆初心是基本的姿态。无论面对谁，若都能以“今天是初次见面”的心境面对，你们之间的关系也能保持鲜度。既然是“初次见面”，请时刻留意要为对方展示新的价值。常以“初次见面”的姿态示人，想必你身边的人也会对和你见面充满期待吧。 （松浦）

找一件事情，和大家一同完成。

0 4 4

若感到团队人心不齐，就联合大家共同完成一件工作吧。哪怕是很简单的任务也没关系，比如大扫除或是一起做一桌美食。简单得谁都能参与的事，正适合与大家一同完成。只有共同协作，才能切实地唤醒大家的团队归属感。 （野尻）

发自内心地对同事保持兴趣。

0 4 5

对团队的每一位成员，都请发自内心地保持兴趣。“我一直在认真地关注你呢！”请以这样的姿态面对你的伙伴。共事本就是一种缘分。请超越喜欢与否、性格合与不合的层面，彼此缔造一种更深刻的“牵绊”，让对方感受到自己被需要吧。 （松浦）

与伙伴一起提升。

0 4 6

想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心境，固然很重要。与此同时，也请将与身边的人一起提升作为目标吧。若提升自己只是为了把别人比下去，则不可取。因为这样的心态会让你渐渐失去伙伴，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所谓成长，应该是与身边的伙伴共同进行的。 （野尻）

在成长的路上互相助力。

0 4 7

发现共事伙伴身上的某个优点，然后请抱着支持的心态，帮助对方在这方面变得更好吧。“他在这方面很厉害”“她在那方面很优秀”，一旦产生类似这样的想法，请进一步启迪对方，替对方找到能成为养分的提示吧。所谓养分，有时可能是一本书，有时可能是一个人。一旦发现可能有帮助的养分，马上告诉对方吧。如此，伙伴之间互相巩固彼此的长板，就等于整个团队在一起成长。 （松浦）

与其批评，不如给出方法。

0 4 8

无论什么时候，大家想听的永远不是批评或批判，而是解决问题的“更好方法”。与其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否定，不如在肯定现状的基础上，寻找并提出能带来改善的建议。事物永远存在好坏两面。请关注其中好的一面，养成积极向前看的思考习惯。 （野尻）

主动理解对方。

0 4 9

我们总是希望自己被他人理解。然而这种心态一旦过剩，很容易在言行举止上表现得事事以自我为中心。被他人理解的心愿越强烈，越容易适得其反，使别人远离你。在期望被他人理解之前，请首先主动去理解对方。如此一来，相信对方也会带着敬意来理解你。 （野尻）

不过分介入。

0 5 0

工作越认真勤奋，越能和他人和睦相处。与共事的伙伴关系更亲近，也能与合作方和客户相处得更融洽。但是，工作上的亲近与朋友间的亲密是两回事。工作中的交往，不过分介入是基本原则。请互相尊重各自的隐私吧。 （松浦）

重要的事，轻柔地说。

0 5 1

作为成年人，请学会灵活运用自己的声音。是在众人面前的发言，还是一对一的对话，不同的情景下，你的声音也应该有所区分。音量、语速、节奏的强弱——声音一旦改变，传递方式也会相应变化。对于重要的事情，请轻柔地、娓娓地道来。在众人面前发言时，则让你的声音明快、嘹亮、有节奏。把自己看作一种传播的媒介，练习你的表达，也不失为一种良策。 （松浦）

寻找语言最恰当的温度。

0 5 2

在不同时间场合运用最适宜的表达方式。温暖的话语、舒心的回应——语言“恰到好处的温度”能让彼此互通心意。请用你的感知力去记住语言最适宜的温度。出现问题时，一味殷勤地道歉反而会把关系搞僵。轻慢的态度永远不会产生深刻的联结。无论交谈还是邮件，你的措辞就代表了你自己。请用心表达，用心掌握。 （松浦）

不能只图自己方便。

0 5 3

所谓工作，是为让自己对这个社会有所帮助而存在的。工作的本质就是帮助他人。因此，如果做事只围绕自身需求，只图自己方便，未免叫人遗憾。请不要忘记，应该愉悦的对象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客户，或者说你所面对的社会众人。忙碌的时候，我们往往容易在不经意间忘记他人的存在而自顾前行。因此，请记得时不时驻足留步，检视自身。 （松浦）

不吝啬惊喜。

0 5 4

赠品和礼物，总是叫人愉快的。谁都会对此不由自主地展露笑容。请在工作中留有给对方准备赠品和礼物的意识。这意味着，在回应对方的期许之外，还要附上惊喜。举例来说，比对方给的期限提早完成任务，或是给出多于对方要求的提案数量，都不失为一种方式。对方越高兴，你事业的道路越宽广。 （松浦）

尊重人性。

0 5 5

人生而不同，每个人的个性、品性也相异。我们各自都有坚强和柔弱的部分，也兼具清新爽朗和难相处的一面。但正因如此，才成就了人这种可爱又可怜的生物，不是吗？请不要被喜欢和讨厌左右，也不要以和自己相似或不同来区别对待他人。只要尊重人性，与人相处的困扰就会自然消失。 （松浦）

过分期待是自负的表现。

0 5 6

对他人表现出焦躁的情绪，往往是因为对方没有回应你的期待。但是，或许抱有过多的期待，才是问题所在。过分的期待，是一种依赖对方的表现。“一点儿都不给力”“根本不懂我”——若抱有这样的不满，请先反省你的自负，而非埋怨对方。 （野尻）

以宽容接纳不讲理。

0 5 7

思来想去，自己都没有问题，但明明错在对方，却依然要承受没道理的要求和怒火，这样的事情在工作中时有发生。越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再不情愿也请以宽容相待。殊不知，在对方内心深处其实也藏着一丝内疚。暂且抛开个人主张，礼让于人吧。这样做也能让对方冷静下来，生出谦退之情。 （野尻）

出错和背叛，都是在所难免。

0 5 8

人无完人，因此出错在所难免。甚至有时候，我们可能还会被亲如手足的人背叛。这种时候，请理解对方的状况和难处，若对方还很年轻，就当作不成熟的表现，原谅对方吧。一味生气，穷追不舍地责问，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松浦）

爱很重要，但请小心。

0 5 9

无论对人还是对工作，我们都抱持着不同的爱意。但爱得越深，怀疑、不安、嫉妒等负面情绪越容易交织混杂，让爱变形。爱意当然非常重要，但请铭记，爱有时也会让事态朝无法回头的方向发展。爱的威力，有时也可能是杀伤力，请小心这一点。 （松浦）

倾心，但不倾尽。

0 6 0

即便很爱、很珍惜你的工作，也请避免倾尽一切的工作方式。因为不仅限于工作，“倾尽一切”的行为，本质上意味着对另一方的依赖。距离太近，会破坏关系的平衡。因此，即便心系工作，也请注意不要倾尽心力。不能因过分忘我地投入，让自己丧失了冷静和客观的判断力。（松浦）

看似离谱而又麻烦的事，自有其价值。

0 6 1

举例来说，“把世界上所有的街景都拍下来，做成一张地图”，这样离谱又麻烦的事，没有人会愿意去做。但正因如此，若你能完成，就能独享其价值。在试图实现一个设想时，你是否总在考虑捷径？能轻而易举完成的事情，很快就会被他人模仿。不妨去寻找那些没人愿意模仿的麻烦事吧。 （野尻）

工作的结果八成由初期决定。

0 6 2

对于任何一项工作，起跑的势头都非常关键。若能在初期大举推进，之后哪怕遭遇意想不到的状况，也能留出应对处理的时间。既然已经在期限内完成了工作，就在剩下允许的时间里，精进工作的质量吧。若一开始就缺乏紧张感，往往最后会狼狈地被时间追着跑，导致不得不靠牺牲质量来赶工。一项工作能否顺利进行，八成在初期就决定了。 （野尻）

从工作之外得来的感动中学习。

0 6 3

住最好的酒店，享用极致的料理，观赏电影名作——被千万人赞赏、拥护的服务和娱乐，必然具备了能感动众人的要素。不妨积极接触这样的事物，让自己彻底感动一番吧。并且，请把在自身的工作中也能为他人提供这样的感动，作为你的目标。 （野尻）

学会独立思考。

0 6 4

无论是作为公司一员，还是从属于某个组织，都请学会独立思考。与团队保持相同的步调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请不要忘记自身作为“个体”的成长。正因为你具备“个体”的思考、意见、姿态，才能和团队、和公司一起成长。 （松浦）

通过与人交流，梳理思路。

0 6 5

脑中一团乱麻、思路不清晰的时候，不妨先和别人聊聊。哪怕还不成体系，没头没尾，也别不好意思，勇敢地表达。几次下来，你就能切实地看到对方对哪个部分感兴趣，又对哪个部分不理解。通过不断向人诉说，你的思路会更清晰，表达也能更准确。 （野尻）

万事靠准备。

0 6 6

面对重要的演讲与展示，再怎么花精力准备都不过分。所有可能被提问的地方，都细想一遍该如何回应。通过细致入微的模拟演练，让自己做好周密的准备。不经任何准备就能出口成章的人，少之又少。大家都在背后下足了功夫。准备越周密，越能运用好自己的语言。 （野尻）

信息是自信的燃料。

0 6 7

“开会太浪费时间了”“没兴趣做陈述”“见不认识的人太麻烦了”，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对自己需要阐述的话题掌握的信息不足，谁都会产生这样的负面情绪。信息是自信的燃料。在平日里花时间和精力去搜集信息，那么无论被委任什么样的工作，你都能胜任。而信息不足，会影响你的自信。不要忽视两者的关系。 （松浦）

设立增强自信的仪式。

0 6 8

面临重要的会议、演讲等挑战时，为了不让自己焦虑不安，不妨设置一个增强自信的仪式。比如整理仪容、保持衣冠清爽或者理发。拥有一件在重要时刻才会穿的西服，也未尝不可。关键是找到适合你的方式。在仪式的最后，别忘了轻声对自己说：“一定没问题。” （松浦）

陈述不是唱独角戏，也需要理解对方。

0 6 9

发表陈述时，无论自己多么努力表达，对方能真正听进去的往往只有一半。一味地向另一方灌输你的观点，不可能增进彼此的理解。对方想知道什么？能对我说的内容产生共鸣吗？在陈述的过程中，请不要忘记适时让对方开口。一场高效的陈述，并不在于你表达了多少自己的观点，而在于你是否保持着理解对方想法的姿态。 （野尻）

描绘打动人心的图景。

0 7 0

为了让谈判或交涉取得成功，只关注利害得失，抑或只讲道理，都是不够的。要知道对方可能经常收到“听上去很美好”的合作方案。因此才要诉诸内心。什么样的信息能真正打动对方？什么样的话题能深入对方的内心？怎样为对方描绘美满结局？谈判的秘诀，在于摸索对方的心意，描绘打动人心的图景。 （野尻）

不止于理论。

0 7 1

无论蓝图构想得多好，若不去执行只是纸上谈兵。工作上，请不要满足于逻辑严密的论述。所有蓝图的构建，本质上都是为了让以此为基准的行动能有所创造。去做一个把理论转化为行动的高手吧。 （松浦）

建立属于自己的思维框架。

0 7 2

框架的特点，就在于“将事物单纯化”的思维方式。因而教科书式的标准框架，往往并不能完全符合自身的情况。随意引用他人的框架，等于放弃了自己的思考。直面自身的问题，建立属于自己的框架，很有价值。 （野尻）

不企求一帆风顺。

0 7 3

不费力气就能持续出成果，该有多聪明。只可惜，这样的好事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所以，请绝对不要有“能一帆风顺”的念头。追求潇洒，往往容易怠慢必要的努力。任何工作，背后都离不开无数单调甚至枯燥的努力。即便这次成功来得轻而易举，也请把它看作一次偶然的运气吧。因为工作的本质，就是“好事多磨”。 （野尻）

问题不隔夜，当下就解决。

0 7 4

遇到问题先搁置，留待之后解决，以“推进工作为先”，到头来往往会发现问题始终在那里。对眼前的问题置之不理，等到好不容易完成时，又觉得哪里碍眼，这样的场面在你身上发生过吗？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往往容易被我们搁置，以致问题永远地留在了自己的作品里。请不要抱有“之后解决”的心态，这一刻就把问题处理干净。 （野尻）

把“有趣”化为具体话语。

0 7 5

一旦发现有意思的事物，不能只在心里感叹“真厉害”。请把对“为什么会这么有意思”的思考落实到语言上，练习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与别人交流自己对一件有意思的事物的看法，也有助于加深你对它的理解。在单纯觉得“有趣”的想法基础上再往前迈一步，加上自己对于事物的理解和诠释，这份趣味也定能被深化。“有趣”也会成为成功的种子。 （松浦）

创造一位粉丝。

0 7 6

就运营这件事而言，并无必要说服每一位客户，只要能让其中一个人成为你忠实的粉丝就足够了，他会在上司或朋友面前帮你营销。由此，你的人气会在你不知道的地方不断扩张。这就是运营的最高境界。 （野尻）

成为让对方“还想见”的人。

0 7 7

能否让对方“还想见”，决定了你的工作能否顺利开展。成为一个让人“一见难忘”的人。虽这么说，也并不需要去做什么非比寻常的事。正直、亲切、耐心、守信，做好这些基本的事情就足矣。在此之上，带着“我能给予对方什么”的意识接触他人，那对方一定会对你产生“还想见”的想法。 （松浦）

切勿疏漏“回顾”。

0 7 8

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请把“推进”和“回顾”看作两项配套的任务。记得时不时驻足回顾，去确认“这样真的没问题”。这就是保障高质量工作的秘诀。目标的方向有没有发生偏差？有没有疏漏和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是否冷落了一起共事的伙伴？方方面面的细节，请务必记得回顾。 （松浦）

压力，来自不自信。

0 7 9

事情进展不顺、遇到问题时，我们往往会焦虑、烦躁。这种时候，精神上的压力往往来自缺乏自信。“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没关系。我一定能克服。”如果能这么想，心里也会放松、舒畅不少吧。越是艰难的时候，越要相信自己。 （野尻）

发现自己的能力，大方展现。

0 8 0

工作分两种，一种是别人交给你的，另一种则是你自己创造的。无论哪一种，但凡发现“只有自己做才能顺利推进”的部分，就不要让给别人。在“自己做更顺利”的事情中，不妨利用好你的贪欲。请别错过能让自己对社会有用的机会。 （松浦）

清楚说明，再三确认。

0 8 1

对一起共事的伙伴阐述自己想做的事情、解释自己希望如何推进时，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明；向客户解释产品能解决什么困扰、带来什么帮助时，请亲切地说明。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解释一遍对方就能明白，而是带着一种哪怕对方已经明白，保险起见也要多次确认的姿态。在向对方说明的时候，请多体谅对方。 （松浦）

任何人的一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时。

0 8 2

无论多么功成名就的人，一天也只有24小时，他并不比我们拥有更多时间，这一点众生平等。哪怕各自天赋、命运不同，时间对每个人也都是公平的。这意味着取得成就的人，往往更善于利用自己的时间。请认真地思考在有限的时间里，如何更高效地前行吧。与才能、运气不同，对时间的使用方法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因而是可以改善的。 （野尻）

面对艰巨的任务，请试着分解。

0 8 3

碰到艰巨的任务，举手投降总不是办法。不妨把任务分解再分解，直到分无可分。觉得面对的工作困难而无从下手，往往是因为困难的体量超出了你自身的容量。因此才要掰开揉碎，直到自己能够容纳、吸收为止。一旦把任务细分，一定会出现马上能上手的工作。一点一点完成那些能胜任的工作吧。哪怕仍有棘手的工作被留在了最后，你一点一滴积累出的成果也已经摆在眼前。 （野尻）

不独揽。

0 8 4

“万事最好都能自己来”，这是拼命三郎们的恶习。责任感确实无可挑剔，但同时也是造成工作推进缓慢，甚至质量低下的原因。停滞不前时，就去找人商量；忙不过来的时候，就把任务分给伙伴。无法独自胜任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万事自己面对，反而提高了风险。向伙伴寻求帮助，是团队协作时的一种礼貌。 （野尻）

让钱自动跟着你。

0 8 5

追着钱工作，这工作一定会走进死胡同。反之，暂时把钱的事忘了，纯粹为做出有意义的工作而努力，那么你会发现，钱会神奇地跑来找你。请找到被钱喜欢的工作方式，并以此为基准。为寻梦而认真工作的人，金钱绝不会对其置之不理。 （松浦）

读懂瞬息万变的世间价值。

0 8 6

世间的价值不断变化。能否尽早地察觉到变化的苗头、正确解读其走向，并且更重要的是，能否在变化的价值中找到商业机会，这取决于平时对社会整体是否有细致观察，并以自己的分析去理解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要明白，哪怕是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也都和今天的局面有所关联，且变化持续不断。 （松浦）

比传达更重要的是引导。

0 8 7

让对方按自己的意愿行动，谈何容易。直接表达希望对方怎么做，往往会让另一方产生受指示的被动感。若对方是上级，或者还未与你建立足够深的信任关系，更是不可取的。这种时候，在传达你的意图之前，请先引导对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吧。若能先尊重对方的意愿，你的意图也会被对方理解。 （野尻）

自信要靠自我管理。

0 8 8

自信不是别人能带给你的，而是依靠自己播种、照料、培育才能使其成长。在每一个小小挑战上取得的成功，都会成为你自信的种子。好好培育它们吧！如果遭遇挫败，眼见自信的芽苗即将枯败，记得用心补水，让其恢复生机。请记住，自信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靠自己管理。 （松浦）

心思会表露在脸上和话语间。

0 8 9

你的情绪和心思表现在脸上，流露在话语间，无论怎么隐藏、掩饰和留心，都无济于事。哪怕只是一瞬的不悦，也一定会写在脸上；平时有愧于人的心态，也会从你说话的态度和语气上显露出来。不管面对谁，希望你都能随时整理好自己，以爽朗的姿态对应。 （野尻）

不被无聊的事支配人生。

0 9 0

时间不够、没钱、跟这个人合不来——这些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小抱怨，真的无关紧要吗？当你抱怨无聊时，只会让坏情绪恶性循环，朝加倍无聊的方向演变。而大体上的不满，其实并非来自能左右我们人生的重大事情，至多不过是自己单方面产生的负面情绪。这种负面情绪才是真正无聊的，没必要让其支配你的人生。 （野尻）

问题随立场转变。

0 9 1

问题的大小、轻重，总是会因人和立场的不同而产生相异的看待方式。对自身而言的重大问题，可能对他人而言根本不值得一提。问题本质上都是主观的。因此，请留意不要把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强压于人。察觉到问题时，不妨先试着转变角度，从不同的立场思考一番。 （野尻）

和比自己优秀的人同行。

0 9 2

比自己优秀，也就意味着对方和自己拥有对事物不同的思考和看法。有时候，对方甚至会否定你的做事方式。能否坦然地接受是一种能力，取决于你的度量和心胸。刚愎自用的人，身边永远无法召集到优秀的人。因此，哪怕与自己意见相左，也请真诚地听取，坦然接受。唯有身边优秀的伙伴越来越多，你才能去完成无法独自胜任的大项目。 （野尻）

不把不安转嫁给别人。

0 9 3

不管发生什么事，你若感到不安，找人商谈即可。但即便如此也请不要忘记，最终能消解你的不安情绪的，唯有你自己。不能把不安转嫁给对方，或寄希望于对方会为你做点什么，因为行动的那个人只能是你自己。 （野尻）

努力与诚意不是为了回报。

0 9 4

明明很努力了，仍然得不到认可，这种想法只会让自己受苦。努力也好诚意也罢，并不是为了收获他人的感谢和赞美，而应当是单纯地为自身的成长以及为帮助他人所做的付出。 （野尻）

在对自己的投资上不计较成本。

0 9 5

想要学点新东西、获取新的经验时，稍稍逞强也无妨。虽无必要穷奢极侈，但不吝啬成本很重要。在投入金额上给自己设限，也就限制了各种可能性。经过深思熟虑后，最终果断地下定决心投资自己。这样的投资，到头来一定会加倍地回报于你。 （松浦）

保持健康也是你的工作。

0 9 6

对新项目忘我投入时，往往会不分昼夜，甚至24小时全在思考工作的事，也并不鲜见。但越是辛苦，越不能忽视健康管理。身体状态不好，必然会影响工作的质量。保持健康，应当是你最重要的，而且是摆在首位的工作。 （松浦）

享用美食。

0 9 7

享用美食的那一刻，身心都会被美味感动。这份感动，会投射到你的工作和生活中。在简单又速成的食物随手可得的时代，即便忙碌也要选择用心做出的美味。虽然这样做本身就是件耗费精力的事，但无论是自己动手做，还是腾出时间去外面用餐都无妨，让自己被美味感动一番吧。请享用能让心灵愉悦的美味，而非单纯为了果腹而做的食物。 （松浦）

拥有能让你专注的场所。

0 9 8

在家和办公室之外，找到一个能让你专注的场所吧。公园的长椅、心仪的咖啡馆等，能让自己放松的场所也因人而异。即便是艰难、焦虑的时刻，那个地方也能让你专注。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避难所”，是一件叫人安心的事。在感到彷徨的时候，去那里休息片刻，重振自己，也是不错的选择。 （松浦）

正因为软弱，才得以成长。

0 9 9

藏于内心深处的软弱，正是让自己成长的根基。失败的滋味不好受。不想被训斥、害怕丢面子——这些细腻、敏感的心思，其实与认真勤勉的工作态度密不可分，也能慢慢使你变强大。所以，请不要把软弱和怯懦看成自己的弱点，把它们看作你的同伴吧。 （野尻）

不要总是试图保护自己。

1 0 0

因为害怕、受伤而想要保护自己，那么你的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狭小。避开自己不能理解的事物，逃离否定自己的人，最终你只能被困在自己的世界里。而在外面的世界，受伤就和呼吸一样理所当然。谁不是带着伤活着。受的伤越多，你的世界就越广阔。请不要试图保护自己，今天就向外踏出一步吧。 （野尻）

不要忘记保持幽默。

保持对目标的热情。

变化即进化。

谁都喜欢快乐的人。

对金钱的执念，代表实力的不足。

自负无法培养专注。

总以“初次见面”的姿态示人。

越是艰难时刻，越要学会收力。

把自己当成商品。

从不失败的人，往往一事无成。

勇敢比优秀更可贵。

麻烦的事情中沉睡着珍宝。

100个领导基本

100个领导基本

不管是什么身份、处于什么地位，人皆有各自的烦恼和苦楚。

尽早认识到这一点，并用最坦诚的姿态，从全新的角度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这是适用于一切工作的最初一步。

我的搭档野尻哲也先生曾这么对我说过。

无论是对公司里的同事，还是身边的任何人，他都能以平等的视角看待，以相同的面貌示人。让我不免有些感慨。

被他的亲和力触动之余，我不得不深思。我想哲也先生能对工作与生活保持这样的原则和姿态，是因为他把对他人的感恩看作自己存在的理由。这是属于他人生的“基本”。

在工作中，第一大烦恼想必就是人际关系。并且，越是占据高位的领导者，责任和承诺就越重，压力也更大，因而也最容易被人际关系上的问题困扰和拖累。

面对理不尽的人际关系，我们究竟该如何处理？

我想的是，把一切遭遇都看作一次次能从中学习、收获成长的机遇，并对此心怀感激。同时要意识到，自己每天的工作，离不开许多人无形中的支持，对此也要抱有感激之情。在这双重感激的心意下，真挚地面对眼前的每一个人，那么大体上人际问题都将不再是问题。

领导的基本，换言之，就是工作中的感谢之道。

对任何人、任何事，都能一如既往地报以感激之情，我相信这不仅是在工作中，也是在漫漫人生路上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献给作为领导者的你。

松浦弥太郎

把自己当成商品。

0 0 1

自己就是商品，这在一切工作中都适用。因为真正重要的是在兜售服务或产品前，先让对方信任你。所以领导者应该不断提升自己，特别是对于想要创业的人，不妨先把自身作为一项事业、一个社会角色去培育，进而商品化吧。 （松浦）

确定“绝不碰”的准则。

0 0 2

在推进一项工作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很多机会甚至诱惑出现在你面前。正因如此，要叩问内心：“对团队而言，什么是不能碰的？”明确底线非常重要。即便再赚钱，看上去再有意思，若违背了自己设定的“绝不碰”准则，就果断回绝。与团队明确和共享这些准则，你们就不会迷茫，不失初心。 （松浦）

每天都是新起点。

0 0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更要对保持年轻倾注心力。无论到什么年龄，请都保持“未完成”的心态，不断更新自己。对于工作，每天都是新的起点。所以，请每天都做一些新的尝试吧。任何时候开始，都为时不晚。 （松浦）

愿景是自然涌现的。

0 0 4

愿景，是为了和团队共享一个理想而存在的。即便如此，也不必用漂亮的语言去夸饰它。因为愿景不是靠创造得来，而是对一件事日复一日深思熟虑后自然涌现的。最终你得到的，可能比你想象中的更朴素。但之于团队，那一定是不可撼动的愿景。 （野尻）

学会介绍自己。

0 0 5

“自己的想法、目标、关注点分别是什么？”为了能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你的理念，请在平日里备好答案。无论在何时被问到想做的是什么，都能不假思索地作答，正是领导者应具备的素养。在任何场合介绍自己，都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理念、信念抑或理想，既不冗长又不过分简洁，如此一来，相信你身边的伙伴也会不断增多。 （松浦）

以未来为起点思考。

0 0 6

与其考虑此刻在这个社会上可行的成功方向，不妨从未来的视角展望人们的需求。如果只以自己现有的知识结构或常识为前提开展新的工作，那么你将永远无法成为主角。你需要描绘属于自己的未来蓝图，思考怎样才能当自己未来的主角。以未来为起点思考，才能从中诞生更具价值的商机。 （野尻）

无论对谁，你都是有价值的存在。

0 0 7

无论是精英人士，还是坐拥巨额资产的大企业老板，都不能免于烦恼。请仔细倾听，试着以同理心和对方一起思考烦恼的来源吧。若挖到了问题的根源，不妨再试着提出你的解决方案。无论对方是谁，他一定有你可以帮上忙的地方。即便你是外行，也不必畏缩。正因为是白纸的状态，反而能为对方提供新的视角，带来价值。 （野尻）

“问题意识”中产生磁场。

0 0 8

问题意识越强，越容易在生活的点滴中找到解决的提示。哪怕不是有意去寻找，必要的信息也会自动向你汇拢。能与你产生共鸣并提供帮助的人，也会逐渐聚集到你的身边。问题意识像是知性的吸铁石，会把你需要的东西拉向你。 （野尻）

在“喜欢”的事上，不存在辛苦。

0 0 9

艰难和不安，都是自己做出的选择。既然是因为自己喜欢才选择去做的事情，做起来就不会觉得辛苦。对于领导者，更是如此。毕竟你周围的人，都在参与着你所“喜欢”的事情。 （野尻）

找对伙伴。

0 1 0

越是听上去很棒的想法，实现它越需要找对伙伴。既能结合双方的强项，也能做到分工明确；既能互相理解，也能产生共鸣；既能相互信任，也能彼此尊重。若找对了合作伙伴，就已向成功迈出了第一步。 （松浦）

一开始便大胆释放欲望。

0 1 1

最开始的时候，不妨大胆释放你的欲望，把想做的事情一一列出来。到了应付不过来的时候，你自然会开始削减“想做清单”中不必要的内容。加法与减法反复并行，想做的事情也会变得越来越简洁明了。没有谁从一开始就知道要点在哪儿。先大胆叠加，再不断削减，成熟而简洁的想法便能自然生成。 （野尻）

感到轻松时，已在走下坡路。

0 1 2

“太吃力、太难了。”当你发现需要咬紧牙关时，其实正是在成长的路上攀登。反之，若感到赢得很轻松，那说明你已走在下坡路上。若没出一滴汗，则预示了成长的终结。越是汗流浃背的艰难时刻，越能成就飞速成长。请这样鼓舞自己吧。 （野尻）

关注客户，而不是别人的成功案例。

0 1 3

流行，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即将终结。即便竞争对手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也要自问：“这真的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吗？”请不要为与自身理念无关的成功案例动心。对于你们而言，该关心的是眼前的客户。 （野尻）

从不失败的人，往往一事无成。

0 1 4

所谓失败，正是“尝试了巨大挑战”的证明。换言之，从不失败的人，往往代表了一事无成。不要刻意避免失败，果断地接受挑战吧。如果最终失败了，去探讨和反思失败的原因吧。从失败中学习，再次发起挑战。如此反复就是成长。 （松浦）

进两步退一步。

0 1 5

一切工作，都在各种人的存在下才能成立。如果单方面以自身的意见和计划突进，想必会招致无意义的纷争。所以才要尊重与自己想法不同的人。不要过于强势地步步逼近，进两步退一步的节奏或许更为合适。请始终不忘“您先请”的谦让礼仪。 （松浦）

质疑数据。

0 1 6

对一个领导者而言，不可避免地需要根据数据来评判事物。但即便每一步都稳扎稳打，也请对数字保持怀疑的态度。因为哪怕是看上去十分客观的数据，本质上仍是经人工操作所得，其中隐含着制作数据的人的主观意识。想要看到数据增长的人，做出来的数据也会偏重于增长的那一部分。 （野尻）

把过去的自己丢掉，为未来的自己自豪。

0 1 7

我们不免会有被自尊心捆绑的时候，这往往是由于我们过于看重过去的自己。然而太执着于过去的自己，就不可能获得新生。所以请不要太执着于过去，而是努力创造一个让你自豪的未来的自己吧。把过去的自己丢掉，就能以坦诚的心态面对新的事物。 （野尻）

未来总是值得期待。

0 1 8

感到疲惫时，对未来的设想，就能鼓舞你和你的伙伴。描述未来的蓝图时，任何人都会感到内心雀跃。即便为眼前的工作操劳忙碌，也请保持对未来的明媚想象。当内心倍感压力、缺少余裕时，就和伙伴们一起畅想未来吧。这不仅能鼓舞团队，也能成为最好的能量之源。 （野尻）

不计较得失。

0 1 9

想要精于赚钱之道，不肯吃亏，这种对得失的计较会让你产生一些无谓的小心思，并最终暴露在自身言行中，很容易被看穿。所以，生意场上，请不要太过算计，更重要的是时刻带着真挚的诚意为对方考虑。 （野尻）

拥有一技之长。

0 2 0

一技之长是真实的实力。拥有一技之长，那么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愁养活自己。而始终拥有挣钱的能力，就能消解对钱的执念，专注于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与其左顾右盼，请首先为能掌握一技之长而努力吧。 （野尻）

构筑可依赖的关系。

0 2 1

紧要关头，如果有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在金钱方面，都能无条件给予你支持的人，势必会给你带来勇气，也能让你在面对大挑战时充满干劲。这样的存在，就好比在你遇到千载难逢的机会时能助你一臂之力，或是在你孤身一人面对艰巨的挑战时能从背后及时推你一把的人。哪怕你最终没有去请求对方的帮助，内心知道有可以依靠的人存在，也能拓宽你的事业。 （松浦）

切勿一意孤行。

0 2 2

工作中也有需要收力的时候，停下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方式，有没有一意孤行、刚愎自用？对工作的热爱让我们“一心一意”地投入，但也需要注意这种做法有没有反过来助长你的任性？一旦过于投入，任何人都会渐渐地开始无视周围，变得刚愎自用。然而不忘关怀身边的人，恰是一个领导者的工作。有时候，放慢脚步也是必要的。 （松浦）

“不决定”也是一种决定。

0 2 3

左思右想仍然犹豫不决时，请记住“不决定”也是你的一个选项。在时间和事态的压迫下勉强做出决定，往往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做往往出自一种“不想再被烦扰，想早点解脱”的心态，做出的决定也未经深思熟虑。走投无路时做出的草率决定，往往容易适得其反。 （野尻）

学会等待。

0 2 4

当遇到糟糕的局面时，慌忙地应对往往并非良策，不妨先平心静气地等待。有时候在等待中反而会出现转机，敲开紧闭的大门。因为局面不会永远如此，事态注定会发生变化。如果感到情况不妙，就请先与危险保持距离，静静等待出现变化的征兆吧。对目标明确的人而言，静静等待反而是很难的，但有时候，就应该这样做。 （野尻）

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大发明。

0 2 5

纽扣与纽孔对每个人都不陌生，但究竟是谁把原本作为装饰品的纽扣发明为服饰的零部件，就不甚明了了。想必是从日常生活中得来的灵感。那么在现代社会，“如纽扣和纽孔般的发明”是什么呢？“如果没有它就麻烦了”——在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发掘灵感。请努力寻找在这个时代中新颖的大发明吧。 （松浦）

管理，就是对他人投注爱意。

0 2 6

优秀的领导者，都拥有“爱他人”的能力。平日对团队成员的鞭策和训责，都由爱意而生。优先考虑伙伴，把自己置于最后的人，才能组织起一个强大的团队。哪怕能力再怎么优秀突出，只爱惜自身的人，不适合当领导者。所谓管理，是建立在对他人投注的爱意上的。 （野尻）

主动工作的人才是伙伴。

0 2 7

优秀的人都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做一件事不需要动机触发。即便职业经历再丰富，若得不到鼓励和赞美就没有干劲的人，不可能有成就。真正优秀的人能自己找到目标。哪怕放任自流，也会很认真地做事。比起职业经历丰富的人，不妨找那些能立刻主动地投入工作的人。这样的人才是能与你共事的伙伴。 （野尻）

打造一个主动奔跑的团队。

0 2 8

领导者设定目标，由上而下地发号施令，鞭策团队前进，虽然这样的团队能做出成绩，但无论如何也无法和成员能自主决定目标、主动奔跑的团队相媲美。因为被鞭策前行的团队遇到困难就会寻找偷懒的方法；而主动奔跑的团队，每一个成员都会想办法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来渡过难关。不妨信赖成员，培养一个愿意主动奔跑的团队。 （野尻）

营造能让人放松的职场氛围。

0 2 9

人在放松的时候，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面对工作过度紧绷或是过于注重形式，都无法提高生产力。作为领导者，请营造一个能让成员静下心工作的氛围吧。如果大家都能以自由的心态面对工作，并且对任何伙伴都能畅所欲言，想必创意会在团队中不断地诞生。 （野尻）

着眼于设计未来。

0 3 0

为了理解事物的本质，第一步是去了解事物的原点或者说起点为何。弄清了原点（或起点）后，请试着思考其未来应该发展的方向。对于工作而言，时常思考原点与未来之间的联系很重要。领导者的职责，也在于创造未来的图景，设计前行的路径。 （松浦）

把不能相互理解当作沟通的前提。

0 3 1

这个世界上只存在两种人，就是“自我”和“他人”。亲友、夫妇、家人，再亲近的存在，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理解彼此。工作上的人际交往就更不用说了。也正因如此，才需要我们耐心地传达，并认真听取对方的观点。自以为“对方理解我说的”，正是造成误会的原因。反之，若把不能互相理解当作前提，就会注意采取温和融通的传达方式。 （野尻）

坦诚地回复。

0 3 2

一个人有没有领导的才能，可以通过与他人接触时是否坦诚看出来。面对来自团队成员或客户的提问，即便是简单的小问题，都不应该敷衍了事。确保回复的正确性自不用说，但也请你不忘保持坦诚。（松浦）

思考对方为何提问。

0 3 3

收到对方的问题时，请把思考对方为何提问作为一种习惯。对问题的成因做各种设想，慢慢就能明白该如何与对方交流。找到了对方提问背后的期待，既能进一步了解对方，也更容易找到最妥帖的回复。 （松浦）

与对方共同思考。

0 3 4

当有人找你商议、征询你的意见时，立刻作答并不是最优的做法。首先应该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进行思考。在做出最终判断之前，听取对方的想法很重要。若忽略了对问题成因的探讨，最终会在对方内心留下疙瘩。这样一来，即便答案显而易见，也并不能真正解决对方的困扰。 （松浦）

明白传授的本质。

0 3 5

假设一个人的力量为1，那么当你传授给两个人时，就能实现成倍的运转。请把自己拥有的技能和知识传授给团队，让每个人都能掌握。为此，请成为一个善于传授的领导者吧。不是依靠命令或指示，而是要让成员发自内心感到“这真是一件很棒也很重要的事啊”。这才是“传授”的本质。带着耐心和爱意传授，就能让整个团队共同成长。 （松浦）

用有趣的方式传授。

0 3 6

在传授一个方法或技能时，若只追求精确性，不免像说明书一样枯燥。若只是通俗易懂地讲述，也很容易被对方遗忘。请找到一种让对方内心感到“真有意思”的讲述方式吧。像在面对众人演讲一样，在充满魅力、有趣的传授方式上下功夫吧。 （松浦）

不满的情绪，各有各的原因。

0 3 7

哪怕是听上去相似的抱怨，也一定存在相异的状况。因此，听到不满时，请不要轻率地下结论，而是细致地去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不满。把每一个不满的声音都作为个案看待，请不带偏见地聆听。若能真诚地直面对方的情绪，或许只靠聆听就可解决很多问题。 （野尻）

即便出于善意，言行也需谨慎。

0 3 8

有时出于善意的一番话，可能会引起对方的误解，甚至招来不悦和怒火。原因很简单：你们之间还未建立足够的信任。因此，惊讶于对方的反应之前，先考虑如何获取对方的信任吧。反之，对于未充分建立信任关系的对象，哪怕出于善意，言行上也应保持谨慎。所谓的职权骚扰，往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野尻）

多开小会。

0 3 9

在业务工作的间隙抽出时间，带领大家开一个“小型会议”吧。不需要会议室，哪怕只是站着，或者喝咖啡的时间也无妨，因为重要的是面对面地交流。若能如此保持及时而细致的沟通，那么团队中偶尔出现的小摩擦，也能自然地解决。 （松浦）

学会简洁地概括问题。

0 4 0

领导者应该时刻留意团队目前面临的是问题还是任务。因为工作中，我们往往容易被细小的任务牵着走而忽视了重要的大问题。作为领导者，首先应该确认“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并能简洁易懂地为成员进行概括，让大家达成共识。通过反复地确认面对的是什么，就不会迷失道路。 （松浦）

客观看待成员的争论。

0 4 1

激烈的讨论固然重要，但领导者不该过于投入其中。不感情用事，不受措辞强硬之人的牵制，不以个人喜好做判断，不被环境左右——客观地看待成员的争论，才是领导者应具备的素养。从高空俯瞰成员争论则显疏远，从树上观望的距离就刚刚好，能随时下来，履行领导者的职责。 （松浦）

创造每个人都能畅所欲言的环境。

0 4 2

不管你的小点子多么微不足道，甚至有些羞于开口，也不要犹豫，与大家分享自己的想法。这就是最强团队应具备的素质。每个人都大胆表述自己的想法，然后大家就此认真地展开讨论，便会让想法化小为大、化零为整。创造一个所有人都能随时且自由地发表观点的工作环境，就是在培养一个创意无限的团队。 （松浦）

将枯燥的杂务化为有趣的工作。

0 4 3

没有谁不喜欢让人愉悦的工作，但这只可能是整体业务的一部分。一个组织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日常琐碎的杂务。领导者的本事，就在于能化枯燥的杂务为有魅力的工作。寻找好的方法，对成果进行鼓励和评价。让大家以向前看的积极态度对待杂务，而不是让大家相互推诿地“踢皮球”。 （野尻）

“理解”这件事，存在时差。

0 4 4

想到了一个好点子，不妨多和他人交流。哪怕只有一个人能理解你，也足矣。先大胆尝试吧，但不要指望所有人都能理解你。“理解”这件事，存在时差。所以，即便被置之不理，最终理解你的人也会不断跟上来。 （野尻）

只要目标明确就好。

0 4 5

请务必反复确认团队在朝哪个方向行进。一旦目标明确，哪怕路径不同，最终还是会抵达同一个终点。反而不应该在过程中对推进工作的方式干涉太多。至于达成目标的路径，请让团队里的每个人自己做主。队员自身思考越多，烦恼越多，也就成长越快。 （野尻）

公平评价每位成员。

0 4 6

评价团队里的每一个人时，请保持公正。虽然打分在所难免，但基本上，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请以这样的眼光看待每个团队成员。所有的评价都应该是正面的。不以个人喜好，而是综合对方的品性做客观评价。公正、客观地评价每一个成员，是作为领导者的基本姿态。 （松浦）

优先考察意愿是否强烈。

0 4 7

靠自身的力量做成一件事需要强烈的意愿。强烈的意愿，是在应聘时最值得信赖的评价标准。面对工作时，能不受干扰地以纯粹的心态忘我投入的人，会把所有的事情看作“分内事”。这样的人哪怕经验不足，只要意愿强烈，想必也能很快追赶上前辈们吧。看人，应先看对方的意愿是否强烈。 （野尻）

给予成员能力所及的挑战。

0 4 8

作为领导者，谁都希望为团队增添优秀人才，但显然，想要所有人都是顶尖人才，这不现实。期待是另一码事。若你给出的任务、报酬超出成员的能力范围，则无异于一种压迫。因此，你不妨暂且把期待成员成长的心情放一边，在与对方能力相匹配的范围内，给予他能胜任的挑战。 （野尻）

珍惜爱抱怨的人。

0 4 9

有些人习惯对所有的事情都抱怨。这样的人不免会让你觉得有些麻烦。但抱怨本身就具有价值。不妨仔细倾听和深挖抱怨的根源。你会发现对方可能是个见解独到或拥有超常热情的人。在良好的契机或合作伙伴的助力下，抱怨说不定能转变为一种新的力量。 （野尻）

寻觅盲点。

0 5 0

每天头脑风暴时，应该与朋友共享自己找到的盲点。不管什么事情，不管在什么地点、时间，面对什么样的人，都一定能找到盲点。譬如房间里没被打扫到的一个角落，或是吸尘器的隐藏功能等，但凡意识到“这样做能更好”时，就去落实。带领大家共同发现盲点并予以弥补，就是领导者的工作。 （松浦）

善于休息，就是善于工作。

0 5 1

创业并不轻松，但让自己休息也是作为领导者的义务。过去所推崇的“废寝忘食”的作风，绝无美德可言。靠废寝忘食获得成功的人，之后也不得不依赖消耗自己来维系成功。有创意的想法、与伙伴良好的沟通都离不开健全的身心。优秀的领导者，不仅善于工作，也懂得如何休息。 （野尻）

绝望时，先从能做的事情着手。

0 5 2

我们难免会有万事不顺、停滞不前的时候。一直以来的努力显得毫无意义，失去一切希望——这种感受无疑是痛苦的。你若想要从绝望的深渊中跳出，瞬间恢复元气，往往会适得其反。当你感到绝望的时候，不要被绝望吓倒，先考虑当下自己能做的事情吧。别贪心，从眼前的小事着手。眼前的每一件小事，都会影响你的未来。 （野尻）

弱者之强大，强者之弱小。

0 5 3

对于社会、公司、团队伙伴，不能单纯以“强大”和“弱小”来区分。被置于弱者位置的人心底密藏的强韧，以及看似无敌的强者内心怀抱的一丝脆弱，都很真实。请学着颠倒过来看待“弱者的强大，强者的弱小”。只有对对方观察得足够深入、透彻，才知道自己真正能为对方提供什么。 （松浦）

竖起能接收他人痛苦的触角。

0 5 4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烦恼，哪怕是那些看起来充满干劲的人也不例外。因为不是谁都会把困惑和悲伤示于人前。请竖起能接收到他人的软弱、倦怠、痛苦的触角吧。无论面对多么严苛的工作，都不应该忽视关怀和温柔。领导者更是如此。 （松浦）

批评要简短，赞美要充分。

0 5 5

批评时，请尽可能干脆利落。哪怕对方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批评时也请照顾对方的感受。并且在事后，就对方的优点好好赞扬一番。若对方是缺乏自信的年轻人，请不要吝啬赞美之词，给对方以鼓励，告诉他“绝对没问题的”。 （松浦）

待客、产出与创造。

0 5 6

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请不要遗忘人的存在，也即“待客”。每天都要有可见的产出，不要“消耗”，而是有“产出”的意识。另外，为了做得更好、带来更多惊喜，每天都能制造一点新的发明并为此行动。作为领导者，应该向伙伴明确每天需要做的事情。 （松浦）

带领大家一起航行。

0 5 7

即便认为“我是领导者，我应该带着大家向前进”，随着工作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种关系也会转化。当大家开始自发地向前，领导者的工作便转为支持和辅助。给予团队充分信任的同时，也不忘及时跟进。作为领导者，你所掌舵的不该是一个只能容纳自己的小帆船，而是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能让大家协同合作的大船。与大家一起航行吧。 （松浦）

好的领导者，不经营。

0 5 8

团队的每个人都能朝着目标自行进发，你作为领导者，反而不需要经营，这便是经营的终极目的。若领导者在现场指手画脚，现场的人员不可能成长。依赖领导者的团队，只能在领导者能力所及的范围发展。真正好的领导者，考虑的是如何在经营上弱化自己的角色。 （野尻）

拥有胆怯并乐观的矛盾品质。

0 5 9

作为领导者，要像大草原上的斑马一样警觉，率先察觉到危机——胆怯是领导者重要的品质。另一方面，即便脚踩在摇晃不稳的桥上，领导者也要能够保持镇定，面露微笑——异于常人的乐观亦不可或缺。胆怯与乐观，请让自己兼具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品质。 （野尻）

怒气毫无意义。

0 6 0

谁都不可能没有怒气，但愤怒的情绪总是一时的，不会长久。因此不如说，愤怒是认输的表现。被最终会消失的情绪左右，影响自己对道路的选择，或是以此评判他人，都毫无意义。 （野尻）

将获取理解作为每日功课。

0 6 1

做一位能被团队充分理解的领导者吧。为此，必要的不是要求别人理解自己，而是为了被他人理解自身做出努力。每天都请从自身开始，把自己的兴趣、面临的课题、追求的目标、怀抱的不安，与团队分享。无关地位或立场，请和各式各样的人聊聊你自己，践行让他人理解自己的努力吧。 （松浦）

每天检查面容。

0 6 2

每天仔细观察自己的面容，也是重要的修养之一。请细细检查皮肤是不是干净、面色是否健康、有没有浮肿。若有不够理想的情况，请在饮食、工作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找原因并加以改善。与人会面也是你的工作之一，因此，时刻检查自己的面容、保持整洁非常重要。 （松浦）

保持作为社会人的礼貌。

0 6 3

作为社会人，请保持礼貌、懂得礼仪。不仅在公司里，离开工作岗位，身处公交车、餐厅等公共场合时，也应该留意自身的仪态和举止。他人对你个人的正面评价，会成为对你的公司、伙伴和工作强有力的支持。 （松浦）

自己做不到的事，不去强求部下。

0 6 4

自己做不出结果的事情，不可以强求部下。因为这不属于对部下的期待，而是作为领导者的一种不负责任。把自己的软弱、无为强加给下属，最终会让整个团队分崩离析。越是困难的工作，领导者越应该率先垂范，这样部下才能从中学到东西。 （野尻）

每天都是第一天。

0 6 5

无论什么日子，请都以“今天是第一天”的心情开始工作。越是经验老到，越要找回新人身上那种新鲜感。哪怕昨天想到了无与伦比的点子，也已成为过去。今天应重新审视它，并创造新想法。请这样坚持每天更新自己吧。把“每天都是第一天”立为宗旨。 （松浦）

不以市场调查，而以信念来确立行动。

0 6 6

有没有市场需求，不采取实际行动，不会知道。所谓畅销的原因，不可能凭借寻找获得。有些人倾向通过事前做市场调查，拥有“成功的把握”，然后再付诸行动，这不过是不采取行动的借口罢了。重要的不是调查，而是自己是否相信自己所做之事的价值。信念才是最需要被重视的行动的理由。 （野尻）

重大的决断，一个人完成。

0 6 7

在做重大决断时，谁都会踌躇，但这时能依赖的只有自己。寻求他人的建议只会加深你的踌躇。不妨想象一下，若因听凭他人的意见而最终失败，你该多么后悔莫及。只要不固执于结果，定能自己抉择。无论什么结果，都是自身实力的诚实写照。因此，唯有自己决定，并坦然接受结果。 （野尻）

在事业开始时选择顺势而为。

0 6 8

开始新事业时，首先思考什么？所谓商业，就像是驾驶游艇在大海上航行。能够与不断扩大的市场为伴非常重要。只要你选择的市场跟随大方向，即便有点受挫，也能很快一笔勾销。因此，请在一开始就认清即将开始的挑战是否在顺风的环境下。 （野尻）

创造不会减损且不可或缺之物。

0 6 9

无论金钱还是物质，都会越用越少，最终被耗尽。一制作出来就被消费掉，这样的循环未免有些无趣。在未来的时代里你该创造的，应该是不会减损也不会消失的东西。不仅如此，新生的事物还会自发地增长。在未来的时代里，请多思考并创造不可替代的事物吧。 （松浦）

正因为是外行，才能创造商机。

0 7 0

在这个世界浸润久了，很容易对不合理、矛盾的事情麻木，把它们想成理所当然的存在。阅历越深厚，越容易丧失对问题的敏锐观察。但哪怕对行家来说是常识，对外行而言完全可能是非常态的，这就可以创造出所谓的商机。大部分创新，都是由外行缔造的。 （野尻）

试着将两个想法结合。

0 7 1

单独孤立的一个想法，或许很羸弱，也可能已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但将两个想法结合，便能产生新的方法。不是只考虑“做出好吃的咖喱”，而是类似将“咖喱”与“面包”结合进而发明“咖喱面包”这样的方式。请试着将两个想法结合吧。 （松浦）

巧思、提案与自我否定。

0 7 2

始终实践巧思，并通过提案使之具体化。这便是让创意层出不穷的秘诀，但偶尔也别忘记自我否定。当巧思与提案的火苗渐微，请试着思考：“这样真的能行吗？会不会有更好的方法？”让自我否定的气息强劲地吹拂，如此一来，火焰会再次旺盛，使想法复苏。 （松浦）

留下的只会是真东西。

0 7 3

因为流行具有压倒性的力量，所以才会让人着迷。由于能在短时间内使数据惊人地增长，不免让人跃跃欲试，想在自己的工作中也掺入流行元素，但那很快就会被淘汰。能被广为流传、能长久存在的，只有存在本质需求的东西。可有可无的流行之物，远远观赏就好。 （野尻）

任何铜墙铁壁，都必定存在突破口。

0 7 4

即便在工作或人际关系中碰壁，那道屏障往往也是人为的。与天灾不同，但凡人的行为，必然会有漏洞，也定会存在突破口。面对地位远高于自己的势力，或是找不到取胜的法宝时，请记住这一点吧。“再怎么强硬，对方也是人。必然有突破口。” （野尻）

负面意见是珍宝。

0 7 5

对于自己的想法和行动，必然会有人发出批判的声音或持反对意见。想要压制负面意见、无视消极的反馈是人之常情，但是，批判的声音中往往有如何改善的提示，提出反对意见的人总能敏锐地洞悉事物的本质。溢美之词虽然谁都爱听，但真正有价值的往往是负面的意见。正如老话所言：“良药苦口。”越是“苦”的言辞，对工作越有帮助。 （松浦）

做自己最任性的客户。

0 7 6

对于自己经手的工作，反而要做最任性的客户。要以一个对细节挑剔、爱抱怨的客户的心态，检视自己的工作。即便是现实中的客户不容易察觉的小细节，自己——这位任性的客户——也要察觉到。如此，你才能在错误被大家发现之前及时修正，也才能为真正的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松浦）

首先考虑对方所得。

0 7 7

把自己的得失置后的人，才是真正的领导者。无论对团队里的伙伴、合作方还是客户，请都始终带着“我做这项工作，能让对方得到什么”的意识，并努力实现吧。若是一起开会，不妨思考“今天要让对方带回去什么”；若是开展合作，就想一想“能发挥对方优势、让对方成长的项目是什么”，诸如此类。 （松浦）

正因匮乏，才能成长。

0 7 8

能不断成长的组织，与工作量相比，人手、资金总是不充足。在有限的资源内完成工作，为了弥补不足，反而能激发新的智慧。而草率地招募人手、筹集资金，往往是无谋之举。请记住，匮乏正是成长的原动力。 （野尻）

答案就在现场。

0 7 9

若要寻找解决问题的线索，最有效的方法是亲临现场。身处销售或生产第一线的人，每天都直面各种问题，也每天都在切实地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所谓现场，更像是“现在、当场存在的问题”的缩略语。一旦由于地位提升而远离了现场，也就同时远离了问题本身。而亲临现场，是与邀请外面的专家们相比，更能学到东西的办法。 （野尻）

不是传达信息，而是传递情感。

0 8 0

无论资讯多么发达，“被感动”是只有自己才能体验的一手资讯，因而无比珍贵。正因如此，要做的不是发布从外部搜集来的信息，而是让自身不断去体验、收获感动，然后将情感传递出去。不妨把自己当成一种媒介，将“传递情感”作为一种基本准则去实践吧。 （松浦）

享受分享的乐趣。

0 8 1

所谓工作，就是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为此，我们创造价值，并与无数的人分享。正因如此，对方的满意程度非常重要。请享受你创造的价值，并同样快乐地分享出去吧。让对方在接受这份价值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你身上鲜活的快乐。因为人们都愿意靠近那些乐在其中、享受所做之事的人。 （松浦）

传达的原则是“开端、中间、结尾”。

0 8 2

传达的基本原则是明确开端、中间、结尾这三个部分。只要自己整理清楚这三个部分，那么任何对话都能做到清楚传达。根据不同对象，调整这三者的顺序也未尝不可。比如对年轻人，从“开端”说起，把基本准则细致地说明，让对方理解透彻。对于平时忙碌的人，不妨从“结尾”的结论起头，以期加深印象来获得理解。请根据不同对象来调整你叙述的方式，为此下功夫吧。 （松浦）

保持自由。

0 8 3

人人都追求自由，思考“何为自由”这件事很重要。随心所欲、心想事成并非真正的自由。所谓自由，是无所畏惧。同时，自由也是拥有良知。在工作上保持自由，就是你的原动力。 （松浦）

正因为是领导者，才有资格失败。

0 8 4

身为领导者的好处是什么？那就是有资格失败。对结果负有最终责任，同时也意味着拥有被原谅的权利。既然即便失败也可以对自己网开一面，那么当遭遇特别严重的情况时，请勇于承担责任。作为领导者，请利用好可以失败的特权，勇敢地尝试更多挑战吧。 （野尻）

市场营销注重独立思考、主动忧虑。

0 8 5

通过分析数据、花钱推广来增加曝光度，是市场营销的基本技能。因为谁都能做到，所以效果甚微。不一味地诉诸理论，而是首先认真考虑顾客的需求吧。做到比谁都了解你的产品，洞悉客人们真正的需求，再发现商品真正的价值，才是最好的市场营销。 （野尻）

推进工作时，不就地取材。

0 8 6

在工作中考虑效率、节约成本时，有没有就地取材，不得已为之？哪怕因此节省了经费，也无法产出高质量的成果。因此，推进工作时绝对不要图方便。在吝惜必要的金钱、时间、人才时，请务必慎重。 （松浦）

不是小气，而是谨慎用钱。

0 8 7

钱很重要，当然应该珍惜着花。但“珍惜着花”，不是变得小气，而是在花钱上更严苛。每支出一笔都要严肃地拷问自己：“这笔钱能让他人幸福吗”“能产生高质量的文化内容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重新思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不要吝惜金钱的投入。 （松浦）

创造让人自然聚集的构想。

0 8 8

对于团队的工作，你创造的构想要有吸引力。这正是一件工作最终是变成事业，还是只单纯以一个项目收尾的区别。请去创造能让人们自然聚集到你这里，而非需要你去召集人的构想吧。 （松浦）

联结不同的人。

0 8 9

请把不同的人联结起来，创造新的人际网络吧，哪怕自己无法直接获益。若觉得“这两个人如果碰到一起，一定很有意思”，就去推进，为他们的相遇制造机会吧。我们自身何尝不是这样与他人相识、收获新的工作机遇，然后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在我们需要时伸出援手的，一定是某个与我们有牵连的人。联结他人，又被他人联结，以此去创造你的人际网络。 （松浦）

提供金钱，不如提供机会。

0 9 0

对一个公司来说，员工本身就是资产。加薪、提高福利奖金，或是提供培训、学习机会，这些在员工身上的投资必不可少。但让人有些意外的是，若只有金钱上的投资，反而并不能真正激励员工，使其提升。比起金钱，机会更能成为成长的养分。没有处理过的资金预算、没有尝试过的交涉谈判、平时没有机会结识的人——公司应该毫不吝啬地将那些无法依靠个人能力拥有的机会提供给员工。 （野尻）

站在需要帮助的那一方。

0 9 1

始终不要忘记让自己站在需要帮助的那一方去生活和思考。因为这世上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有各自的烦恼。即便程度不同，每个人都拥有弱点、带着困扰、经历忍耐或怀抱着不安。请将大家的弱点当作“分内之事”去思考，如此一来，你就会明晰此刻应该去做什么。 （松浦）

不嚼舌根。

0 9 2

若想要不论男女，被各种人喜欢，条件只有一个：不嚼舌根。想要获得信赖，“口风紧”同样是很重要的品质。总喜欢多嘴一句的人，往往不讨好。就像关系亲密的朋友之间也需要客气礼貌，越是和对方走得近，越要注意自己的言辞。不管被问到什么，都请保持分寸感。 （松浦）

为烦恼、迷茫时设置好“出口”。

0 9 3

烦恼与迷茫，虽然都反映了内心的动摇，但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所谓烦恼，表示找不到答案的状态。一旦想清楚事情从根本上就无法解决，并决定不再为此烦恼，那么便是有了“出口”。而迷茫，则表示有多项选择却无法决定的状态。如果你感到迷茫，请为拥有多项选择而庆幸吧。如果仍然举棋不定，不妨把它们想成都是类似的选项，果断做出决定，迎向出口吧。 （野尻）

成果出来之后，才是工作开始之时。

0 9 4

成果出来之后，请养成复盘的习惯。无论什么工作，都不是做完就结束了。做完之后，才是工作开始之时。正是通过完成之后的持续改进，才能让工作质量不断提高，从而获得自身的成长。对于完成的工作，请不忘质疑“这样就行了吗”，对待工作不要消极怠慢。 （松浦）

越强大，越不显山露水。

0 9 5

当能力提升、经验丰富和成果显著之后，自身的存在感也会跟着增强。然而，越是感到一切都顺风顺水，越容易发生意想不到的反转。无论你认为自己多么成功，也一定会有人不以为然，这是世间常识。因此，越是感到一帆风顺之时，越要谦虚谨慎行事。 （野尻）

输就是赢。

0 9 6

与领导者相匹配的行事准则，是胜负兼有。请在尊重、接纳对方的基础上，达成自己的目标。追求“全胜”的工作方式，总是缺少平衡。另一方面，一定有失败的人在背后默默流泪。让人在背后哭泣的胜利，不管多么了不起，很快就会崩塌，非常脆弱。请学会在失败中得胜，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胜利之道吧。 （松浦）

逆境才是正式开场。

0 9 7

被人暗算、落入圈套、遭遇突发事故——遇到这些情况才是动真格的时候，而这之前，至多只能算是热身。遇到困难才算起步，具体来说，被对方拒绝的那一刻，才是正式开始。请沉着冷静并保持自信，直面“逆境”这一正式的开场吧。 （松浦）

把眼光放远，才能解决问题。

0 9 8

工作中遇到问题时，不妨暂时休息一下，或是去做一些你感兴趣的事，享受其中的乐趣，重新调整自己。但是请记住，工作中的问题，只要不解决，就会一直困扰你。这种时候，请把眼光放远，参与到规模更大的项目中。因为一旦有了大的成果，小问题就会自然消解。想必那时已经登上新台阶的你，回过头看曾经的烦恼，会觉得不足挂齿。 （野尻）

哪怕只剩自己，也绝不逃避。

0 9 9

“哪怕只剩下自己，也要坚持到底”的觉悟，以及“绝不放弃”的心态，作为领导者，请把这两点悄悄藏于心底，因为并无展示于人前的必要。确认时，检查自己的内心即可。不懈怠，亦无须恐惧，请抱持“绝不从这个项目上逃避”的心态工作吧。 （松浦）

不逃避，而是充分享受。

1 0 0

“想放弃了。”作为领导者，你常会带着这样负面的情绪面对苦难。因为领导者的责任重大，也无法逃避，所以你不仅要回应客户的期待、维护与合作伙伴的信赖关系，还要关照团队伙伴的成长。要想持续维系这些，绝不是轻而易举之事。但是既然无法逃避，不如抛去所有的负面情绪，把苦难当成学习的机会，这样才能充分享受过程。 （松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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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00个工作基本 /（日）松浦弥太郎，（日）野尻哲也著；张逸雯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6

ISBN 978-7-5217-1186-8

Ⅰ. ①1… Ⅱ. ①松… ②野… ③张… Ⅲ. ①工作方法－基本知识 Ⅳ. ①B0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32871号

HATARAKUKIHON 100 MAINICHI GA START UP

Copyright © 2017 Yataro Mastuura, Tetsuya Nojir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7 by MAGAZINE HOUSE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MAGAZINE HOUSE Co.,Ltd.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100个工作基本

著者：[日]松浦弥太郎 [日]野尻哲也

译者：张逸雯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52千字

版次：2020年6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9-3290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217-1186-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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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孤独中的你

有的事物虽然真实存在，但直面并审视它，却有些让人畏惧。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事物，我认为孤独就是其中之一。从某种角度来说，无论是谁，都是孤身一人地活着。当不得不直面这一事实时，有些人会感到不安。即便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试图从这种孤独感中逃离，或去广泛交游，或去四处寻爱，或一门心思地投入到某种事物中，孤独感依旧紧紧地裹挟着我们，毫不消退。

“只有我形单影只。”有的人会被这种想法束缚，束手束脚无法前进。他们就像在北风中紧闭双眼，捂住耳朵，咬住嘴唇，试图保护自己的旅人一样——自己紧紧抱住自己。这样一来，他人的话语都变得生硬，丝毫不能入耳；对他人伸出的援助之手，他们也都视而不见，不给半点回应。这样一来，所谓孤独，也能成为保护自身的盔甲吧？就算这盔甲再沉重，就算这盔甲从上身起就越来越紧，再也难以卸下。

原来孤独这东西，并不好相处。想要与孤独融洽相处，需要正视孤独，接受孤独，温柔地拥抱孤独。这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想要接受孤独，需要一些觉悟；而想要与孤独共生，就需要莫大的勇气。但只要做到了，广阔无垠的世界便在前方展开，让我们能够以自己的姿态在其中自在生活。

只有与孤独共生的人，才能与同样活在孤独中的人，建立深切紧密的联系。活在孤独中的个人与个人，有时也会牵起手，也会谈天说地，也会相互微笑。即便目标相同方向一致，他们也决不会抱团取暖，不会相互依存。他们各自独立，各自迈步前行。这才是活在孤独中的人之间互敬互爱的方式吧。

尽管我写下这些文字，但于我而言，与孤独共生依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如果不再孤独，我便不再是我了。”即使内心抱着这样的信念，活在孤独中也会让我不时感到焦虑，感到畏惧，感到痛苦，感到寂寞。

这种时候，如果有与我一样拥抱孤独的朋友：我们不必相邻而坐，不必一同做有意义的事情。只需要轻声对我说一句：“是这样啊。”只需要在一些时候甩开我的手，怀着深深的爱意呵斥我一句：“自己活下去！”抱着这样的愿望，我为同样活在孤独中的你，写下了这些话语。

这本书，献给活在孤独中的你。这本书，能给活在孤独中的你一些支持。这本书，让与孤独共生的你，与自己和解。

愿更多的人，得到与孤独共生的勇气和自由。

2017年 一个活在孤独中的同伴

松浦弥太郎

001

关系是培养起来的。

缘分发端时，就如一粒微小的种子。既然已经精心地播下了种子，平安地让它抽出了嫩芽，就用心地呵护不要让它枯萎。给它阳光，倾情灌溉，一刻不停地注入心意，耐心地修剪枝条吧！不懈的努力会让缘分结成硕果，结成你与对方之间的纽带。要知道，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天然生就，而是亲手栽培才能茁壮成长。

002

“一人”与“一个人”。

计算人数的时候，为什么说“一个人”而不是“一人”呢？当感到孤单或是悲凉的时候，“一人”就显得太孤寂了，除了默默接受孤独，别无他法。但是，当“一个人”感到孤独，并且接纳孤独后，他就能与另“一个人”产生共鸣与联系。这么看来，或许孤独也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吧？

003

失落到底。

要谨记人是脆弱的动物。你也有过因为微不足道的伤痛，而陷入不可自拔的戚戚中的时候吧？无奈的是，当你陷入这种情绪之中时，无论是“振作起来！”这样的勉励，还是“没事了”这样的安慰，都徒劳无功。那不如就失落到底吧！不必强颜欢笑，也不用故作镇定，黯然倒地，抱头痛哭，痛彻心扉地满地打滚吧。落到失落的最底端，在那里有通往下一步的门。

004

第一要务是自己思考。

当遇到问题时，不要马上搜索，也不要去问别人，抑或翻阅书籍。这种时候的第一要务，是不要借助任何外界力量，自己思考。迷惘也好困惑也罢，自己试着思考看看。再烦恼也不要急着与人商谈，再困惑也不要急着寻求建议，即便可能迷失方向，先自己思考看看吧。

005

未知的才叫作未来。

“未来会怎么样？”每当我们不经意间想到这个问题，不安感便油然而生，或许还会思考“如此这般”的对策吧？“未来我想……”当定下这种过于明确的目标时，焦虑感就会涌上心头。甚至可能凭空就多了许多“不得不做”的事——这件事不得不做，那件事不得不完成。

但没有到来的才叫作将来，未知的才叫作未来啊。无论现在如何焦虑，怎么思索，其实与未来并不一定有联系，不是吗？

006

世界上有无数的机会。

机会之门遍布世界，不用特地去敲，它们也保持常开。能不能抓住机会，其实取决于你是否意识到“机会遍布世界”。

007

遵循自己的内心。

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想要让他人感到欣慰，想要对世界做一些贡献，那就遵循自己的内心吧。就算之前理性思考过各种条件，最终做决断时还请遵循自己的内心——这才是交出满意答卷的秘诀。

008

崩坏是新生的开始。

没有绝对不会损坏的物品，也没有恒久不变的关系。有的东西，无论再怎么珍视，它始终会坏掉。但当它坏掉时，千万不要马上放弃，不要认为“没办法了”，就弃如敝屣。将碎片一块一块地拾起收集在一起，认真地修理它吧。花一些时间，小心翼翼地缝补开绽的地方。在修缮的过程中，新的关系会应运而生——无论是对物品还是对人际关系，都应该如此。

009

立足之本。

经历得越多，学习得越多，得到的对你而言贵重的东西越多，就越有可能在某一刻突然感到迷惘——“我是不是丢失了自己？”“我到底做了些什么？”——突然失去方向。筑起一处属于自己的“立足之本”吧！那是就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无论何时、无论发生了什么，都能回去的地方。

010

欲望是愿望的一种。

面对任何事情，都有做与不做两种选项。决定做一件事，自然是出于想做的情绪。但假如想做一件事情，却在做与不做之间摇摆不定，此时不妨先问问自己：这究竟是出于欲望还是愿望？如果答案不是愿望，那说不定只是出于贪心。怀着愿望做事是美好的，但贪心不也是人的特征之一，同样是一种可爱的情绪吗？这么看来，欲望说不定也是愿望的一种。

011

关系是相互的。

一旦与别人建立了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相互的。无论是恋爱关系、朋友关系，还是同事关系，都是如此。在结束一段关系，说出“我想退出这个项目”“我想辞职”“我们分手吧”之时，请与对方交谈到双方都能接受的程度吧。说不定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建立新的关系。

012

比他人发现更多的事物。

相信自己的所见所感，成为一个能够发现别人都察觉不到的美与魅力的人吧。去探索大家没有见过的地方，发现更美妙的东西；在大家还没留意的时候，发现每个人都需要的东西。去发现更多的事物吧。

013

慎言。

恰恰因为面对的是无话不谈的人，才更要切记，不要一味将自己的不满与牢骚向对方倾吐。发牢骚的人固然不满，听牢骚的人心情也会变得沉重。虽说发牢骚的瞬间能感受到一种倾吐的快感，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交流失去意义。越是面对亲近的人，越应该慎发牢骚。

014

为他人的幸福感到欣喜。

我们常常感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正因为人是软弱的，所以格外能从与别人的比较中获得安心的感觉。每当感到嫉妒时，我们常想“那个人真会钻空子”，其实这种想法正是源于自己的软弱。但比较与嫉妒是成功的敌人，为了变得更坚强，为了变得自信，尝试着从他人的幸福中获得快乐吧——这并不容易，但不为别人，哪怕只为自己，也要不断地去尝试！

015

时间是最棒的礼物。

无论多忙，为了重要的人，留出饮一杯茶的时间吧。倘若突然有了空闲，不妨和重要的人一起度过。不做什么特别的事情，谈谈天也好，甚至只是在一起也足够了。一起度过的时间才是最棒的礼物。

016

尊严是一块护身符。

尽管总有声音说“不要放下尊严”，但这样解读尊严，真的正确吗？尊严不需要被大肆标榜，它不是刀子，不应被用来攻击对手，彰显自己的强大。尊严是隐藏在心中的一块护身符，它看不见，摸不着，静静地躺在内心深处，却又时刻警醒着我们，让我们保持自我。舍弃不必要的“尊严”，然后小心地收藏起真正的尊严吧！

017

顶着风，正是前进的证明。

当身后的人在鼓励我们“加油”，身边的人在称赞我们“干得漂亮”时，总会感到做事更加轻松吧？但或许这是一种错觉，实际上我们不过是在围着人头攒动的广场不断打转而已。相反，有时我们会听到别人毫无顾忌地说“随你的便”，或是反对自己说“你到底在干吗”。这时，我们会感到自己处在强劲的逆风中，一步也没有接近目标。实际上，凛冽的风之所以拍击在你的脸上，是因为前路已经没有他人了。如果你即便千夫所指也想要挑战新的事物，就拥抱迎面而来的劲风吧——顶着风，正是前进的证明。

018

比起语言，眼睛更可靠。

与他人意见相左，产生争议而固执己见时，看看对方的眼睛吧。无论是觉得对方的看法错误时，还是反驳对方时，都请正视对方的眼睛。不管看法有多么大相径庭，在目光交接时进行语言交流，会让彼此都感受到尊重。

019

珍视自己。

审视自己时，放弃与他人做比较吧。“我比他聪明、漂亮、有趣、优秀”又如何？“我比他笨、丑、穷”又算得了什么？无论是扬扬自得抑或是自惭形秽，都没有什么意义。我就是我，独一无二的我。珍视自己吧！这样，你才能够发现自己的闪光点。

020

身边的人才是最好的老师。

想要进一步成长，想要变得比昨天的自己更好，学习很重要。当然，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都能让你从中获益，但身边的人才是最好的老师。并不只有优秀的人身上才有值得学习的东西，粗鲁的人、与你有过节的人、特立独行的人，每一个与你相遇的人，都能成为你的老师。

021

从模仿开始。

有句话叫：“模仿是一切创新的开端。”想要创新，先放下手头的事，尝试着先去模仿信得过的成果。在模仿的过程中，尝试运用范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必只局限于一种事物，模仿多多益善，在这个重复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东西并非难事。

022

从零开始创造。

去尝试模仿，尝试失败，然后从中汲取力量，试着从零开始创造一件事物吧。不要依赖任何力量，去创造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微不足道也无妨。不论它多么渺小，都是自己的作品。从零开始，创造出一件事物，能够让我们获取自信。这种自信会成为支撑我们走得更远的力量。

023

不要轻易“贴标签”。

接触新的人或事物时，不要轻易下“他是这种人”“这个项目是这样的”之类的定论。将事物归类下结论后，就很难再从中获取新的发现。不要轻易给事物“贴标签”，仔细思索，然后用坦率而崭新的目光看待新事物吧。

024

让平稳的关系更进一步。

任何人际关系，都会出现波澜。人与人之间，或许会产生误会，或许会变得对立，也可能会被感性所左右，从而产生隔阂。有时我们会想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永远微笑相待，但这样平平稳稳的交际，虽然看起来顺风顺水，却只能流于表面。鼓起勇气，让平稳的关系更进一步吧！与对方碰撞、摩擦，甚至破坏关系、制造裂痕，更深层次交往的契机，往往就蕴藏其中。

025

所有变化，都是一种成功。

“今天也是同样的一天，我依旧没有改变”，很让人安心吧？听到别人评价说“你还是老样子”，会感觉很舒服吧？一成不变的生活确实会让人生变得安逸，但一隅之安中没有进步可言。不要畏惧改变，将变化看作一种成长并为之欣喜吧，再微小的改变中，也蕴藏着新的希望。从自己身边的事物开始，一点点地改善吧，所有的变化，都是一种成功。变化是前进最切实的证明。

026

所谓有趣的人生……

生来幸福，茁壮成长，青春美好，工作如意，邂逅甜蜜，家庭美满——哪怕童话里都没有这么如意的人生。痛苦、难过、不安、无奈、事与愿违，跨过这种种不愉快的人生，才称得上有趣。

027

相互给予的爱，相互渴求的爱。

抱着“因为爱，所以渴求被爱”的态度去索求对方的爱，往往缘木求鱼，让彼此都喘不过气来。想要被爱，首先应该将自己的爱给予对方。发自内心地向前，给予对方爱意，怀着同理心，站在对方的角度向对方传达诚挚的话语。相互渴求的爱让人彼此束缚，相互给予的爱让双方都获得自由。

028

与不安为友，与孤独为友。

难眠的夜里，如果不安感突然来临，不妨向它招招手，道一句“请坐”。越是对不安避而不谈，不安的情绪就越容易滋长，最终失控。一如平日的早上，你坐在电车上，难以自控的孤独感袭来时，不妨邀请它“一起来吧！”。而当与孤独并肩走在熟悉的街道时，它会突然不见踪影。不去逃避，也不要隐藏，不安与孤独就像是故知旧友。

029

分享你的诀窍。

当治愈伤痛、跨越迷惘时，当克服某种困难后总结出属于自己的诀窍时，慷慨地分享你的诀窍吧。无论是工作的方法，还是生活的智慧，请不吝分享吧。你的诀窍在扩散的同时，也在不断汲取他人的经验，最终会变得更加洗练，更加有效。每个人都不吝分享自己的诀窍，或许正是构筑出一个幸福世界的方法。

030

不被伪善所蒙蔽。

分不清逢场作戏的伪善，就无法发展出真正的人际关系。为了讨好对方而故作友善不过是表面功夫，就像在枯萎的根上倾注再多的诚挚，也不会有花朵绽放。想要达成任何目标，都要有一颗不会被伪善所蒙蔽的心。

031

努力敞开心扉。

敞开心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困难。人们总说只要待人和蔼，人际关系就能够顺畅，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抛开“说话招人嫌”的顾虑，坦诚地将心里话说出来；跨过“做事惹人取笑”的恐惧，遵循自己的内心行事。将自己原原本本地展现出来，这才是敞开心扉。尝试一点点地敞开心扉吧，这并不简单。

032

大方地表达情感。

牵手、拥抱、传达心意，不要羞涩，将情感用语言或态度表达出来是很重要的。身体接触不只限于男女之间，它是人与人交流的基础，可以将心中的暖意、将对对方的关怀具象化地表达出来。拍拍对方的肩膀吧，与对方握手吧，不要羞涩，大方地将你的情感表达出来。

033

勇往直前者的胜利。

能否把机会变为现实，取决于是否勇往直前地去拼搏。即便最终没有如愿，甚至一败涂地，也能在勇往直前中得到成长。归根结底，胜利属于那些勇往直前的人。

034

学会倾听。

优秀的人都善于倾听。能够让对方敞开心扉、能够激励对方、能够为对方解惑的人，并不只是善于言谈。善于倾听的人，仅用耳朵与心去倾听，就能够理解对方的意思，成为对方的助力，与对方建立关系。善于倾听也意味着容易被打动，能从对方平常的话语中，迅速发掘出闪光点与感动。只要拥有一颗坦率的心与一份谦虚的态度，只要多加练习，谁都能变得善于倾听。

035

独立地踏出第一步。

想要凭借自己的力量，踏上梦想的道路，那就独立地踏出最初的一步吧。不要依赖别人，不要亦步亦趋。这并不简单，但请努力地尝试。自己的路要靠自己来开拓，这是成功的秘诀。

036

学会独处。

想要享受与他人的交往，就不要忽视独处的时间。只有拥有独处的时间，才能与人更融洽地交流。想要坦诚地与形形色色的人交往，就请偶尔静下心来，享受独处，让自己回到最本真的模样。

037

不要恐惧，不要胆怯，去树立“敌人”。

友情是无可替代的宝藏，将交朋友的能力称作生存的能力也不为过吧？正因如此，我们不能将所有认识的人都称作朋友。有总在敞开心扉、坦率接触后仍然觉得“虽然并不否定他的观点，但毕竟不能苟同”的人，也有实在无法成为朋友的人，这是很自然的。为了建立健全的人际关系，坦诚并勇敢地与人交朋友吧。不要恐惧，不要胆怯，去树立“敌人”吧。

038

不要说：“我本来……”

想要负责任地行动起来，最说不得的话就是“我本来……”——“我本来想做的”“我本来想要这么做的”。“我本来……”这种话，真心想要解决问题的人是不会说的，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逃避责任的借口。把“我本来……”这种话当作禁语，说这是做事的基本要求也不为过。

039

将难以启齿的话表达出来。

如果被对方的无心之言伤害，请不要笑一笑就蒙混过去，将自己的感受坦白地传达给对方吧。如果对方拼尽全力工作得到的成果，还是不能让你满意，请不要以对方“努力过”为借口，得过且过，而是率直地告诉他“这还不够好”。将难以启齿的话语表达出来，才是对对方最坦率的回应。我们说没有情感，交际就不会长久，但没有直率的态度，关系也无法维持。

040

请不要走捷径。

我们常常会认为，为了追求效率走捷径是一件好事——“聪明人”不费时间就能完成工作、轻轻松松就能搞定家务。但是这种观点真的正确吗？避开捷径，踏踏实实地走应该走的道路，才会收获独到的感触，才能找到值得学习的东西。乘坐缆车三分钟登顶后所看到的风景，与披荆斩棘、听着鸟儿的歌声、踏着山道一路攀爬登顶后所看到的完全不同。踏踏实实地走远路，能感触更多，学到更多，不是吗？

041

有他人代劳就太好了？

有的事要是有人代劳，我们会感到很高兴。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事情，不管这件事是什么，请自己动手完成，第一时间就着手进行吧！不要踌躇，不要犹豫，勇往直前地去做吧！不要难为情，为了它拼尽全力吧！

042

拒绝做“如果被迫，就会感到难过的事”。

如果被迫做某事会感到难过，那请无论如何都不要做。哪怕除了你所有人都在这么做，哪怕不做会众叛亲离，也不要做。请坚定自己的内心，哪怕孤立无援，也坚决地拒绝它。

043

感受痛苦，这是成长的证明。

不管学习、工作，抑或与人相处时，感到困难、棘手或痛苦，都是难能可贵的。当感到痛苦时，请为自己又获得了一个成长的机会而欣喜吧。如果感受不到痛苦与困难，面对任何事都下意识地接受，那不过是在自己的舒适区打转罢了。我们应当明白，那里既没有学习的空间，也没有成长的机遇。

044

“顾虑”是个性的种子。

有些东西，羞于启齿，甚至想要遮掩起来。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顾虑”吧？但是，当你鼓起勇气直面它的时候，它也能够成为个性的种子。耻于自己的无知，才会想到去学习；不擅长人际交往，才会去锻炼交流的能力。别急着摆脱“顾虑”，它能够成为让自己奋发向上的动力。种下名为“顾虑”的种子，能收获一个成长的自己。

045

让怦然心动的回忆成为力量。

有时候我们会感到什么都做不好，一切都不顺利，做事畏首畏尾。人一旦失去自信，甚至会软弱到连偶尔转换心情都做不到。这种时候请想想那些令你怦然心动的回忆吧，无论是其中闪耀的瞬间，还是无奈落寞的时候。怦然心动的回忆是治愈心灵伤痛的温柔良药。年龄越大，越会有此感：那些与让人着迷的东西、让人心动的人有关的遥远回忆，能够唤醒生活的热情。

046

试着做“积极的自我否定”。

“我是正确的。”“这样的才是我。”“我只要保持这样就好。”这种考虑方式虽然能愉悦自己，能保护自己，但却不能让自己得到成长。明明能够枝叶扶疏，却总是想着“这就够了”而卷起枝条的树木，是长不成参天大树的。尝试做一些“积极的自我否定”吧！“这里还有缺陷，这样改善的话能够变得更好”，去发现这样的地方吧。学会积极地自我否定，无论何时都能让自己重新开始，从零开始。

047

对愿望，要有洁癖。

真正强烈的、从心底发出的渴望通常都能够实现。但这种愿望必须足够纯净。“想发财”“想找点乐子”不过是掺着杂念的欲望，这种欲望会让愿望失去魔力。

048

保持平常心。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麻烦、遭受非难或是遭遇不愉快。这种时候，总是会一股无名火起吧？在这种时候，请试着保持平常心，保持温和与平静吧！以自己的节奏，用心地生活，这是遇到坎坷时让你跨过它的诀窍。

049

求助的勇气。

独自考虑问题，偶尔会感到难以抉择。只顾自己埋头苦干，总会忙不过来。这种时候请拿出勇气向别人求助吧！能够鼓起勇气暴露自己的弱点，并向别人请求助力的人，才是真正能屈能伸、强大的人不是吗？不要担心，无论是谁，看到别人有困难的时候，都会伸出援手的。只要有发出求助声音的勇气，帮助你的人，绝不止一个。

050

诚恳地道歉。

“这么亲密的关系，这点儿小事儿总无所谓吧？”这种想法无疑是一个误区。正是因为亲近，有些事才更不得不做。诚恳地道歉就是其中之一。把亲密当作娇纵，关系就容易变味。请直视对方的眼睛，诚恳地道歉吧！

051

多考虑“后面的人”。

扔完垃圾，有人要将垃圾集中起来处理。在工作中做出了成果，有人要帮助你将成果卖出去，有人要购买它使用。你是否考虑过“后面的人”能否开心呢？是否有想过自己的任性、想占些便宜的心理，会让“后面的人”难过甚至落泪呢？无论做什么，请多考虑“后面的人”吧。

052

不要沉湎于过去，向前走。

我们会在后悔时感叹：“如果那时候那样做的话……”或是沉湎于回忆中：“那可真是个好时候……”但于人生而言，这种情绪没有任何意义。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世上没有后悔药，我们也回不到那时那景中了。一直沉湎于过去，不能让现状变得更好。不如从过去中爽利抽身，直起腰大步向前进。

053

给自己无限度的信任。

“没问题，绝对能做好！”每天早上醒来时，请这样鼓励自己。“无论发生什么，请不要担心。”在遇到困难时，请这样安慰自己。“就算失败也无所谓，一切尽在掌握中。”每晚睡觉前，请这样告诉自己。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多少次，请给自己无限度的信任。

054

意见相左时。

“我也正这样想。”“我赞成你的意见。”这样的志同道合，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人与人之间意见相左再正常不过，求同存异需要相互的理解和努力，需要双方都怀着理解接近对方。所谓志同道合，说是成熟沟通后取得的成果也不为过。

055

从尊严中解放自己。

“尤其这点是不可动摇的，只有这样才是我。”人们大抵都有着这种坚持——好恶、执念，乃至尊严。这或许是人们保护自己不受外界侵扰的铠甲吧？但穿着沉重的铠甲，就算想，也无法拥抱他人，无法将内心的情感传达给对方。提起勇气，放下无谓的尊严，卸掉这身铠甲吧！以赤诚的自己，去拥抱这个世界吧！从无谓的尊严中将自己解放出来，这时候，你将得到超越“自我”的自由。

056

难忘，才应该忘怀。

如果难忘的都是美好的回忆，是一件多幸福的事情啊！遗憾的是，难忘的更多是不甘、愤怒、悲伤与怨恨。痛苦的经历有时会变成锁链，牢牢将我们束缚。想要让自己从过去中解放出来，就忘掉那些难忘的回忆吧！

057

否定“不正确的事”才是错误。

怎样做才是正确的？这是人生的一大烦恼与课题。“这么看、这么想、这么说、这么走是否正确？这样生活呢？我是否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又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呢？”但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不要去否定“不正确的事”，这本身就是错误。

058

成为“还想再见的人”。

与别人共度一段愉快的时光后，有这么一种人，能够令对方分别后马上感到还想再见到他。请以成为这种人为目标吧！越成熟的人，越应当如此。这是因为这种人，不只能用耳朵，更能用心去倾听对方。

059

因为瑕疵，优点才更闪耀。

完美无瑕的东西，给人一种轻轻触碰就会被玷污的疏远感，让人难以亲近。无论是人还是物，总是有一点点瑕疵才更惹人喜欢。因为瑕疵，事物才显得真实亲切；因为瑕疵，优点才更显闪耀。正因为互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更值得被珍惜。

060

有趣是爱的一种。

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有趣。有趣的心灵能够被触动，也盛放着温柔。请努力变得有趣，也请重视有趣。再珍贵的宝物，在没有趣味的人看来，也不值得珍惜。所谓有趣，是指能够对某事某物注入热忱，并从中获取趣味。越热忱，越能感受到更多趣味。这么看，说有趣就是有爱也不为过。

061

从“自我分析”中超脱出来。

“我是谁？我是怎样的人？”思考这类问题，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的第一步，但这只是孩子成长为少年的第一步。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不过是必经之途而已，远不是终点。只考虑自己的事情，自私的情绪会逐渐膨胀起来。想要真正变得成熟，需要从“自我分析”中超脱出来，多考虑身边乃至不相关的他人。将心灵向外界敞开，就能够帮助到他人，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样一来，自己也能得到长足的成长。

062

成为发现“闪光点”的达人。

正因为第一印象有着强烈的作用，所以不妨试试“过一会儿再看”。如果你第一眼感到些许不满，先把第一印象放放，找找他的优点怎么样？别急着下断言说不感兴趣，去尝试找找他的优点吧！不论是对人还是对物，成为发现“闪光点”的达人吧！

063

“造福”不是“讨喜”。

让对方感到喜悦很重要。我们会感到喜乐、欢愉，然后为彼此倾倒。但“讨喜”更多创造的是一瞬之间的感受，与“造福”是两回事。喜悦有时候就像毒品，魂牵梦萦过后，反而会招致不幸。长久来看，要让对方获得幸福，不应当通过给对方更强烈的喜悦，而应当细水长流，不是吗？

064

将“无用功”变成“回忆储蓄”。

“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被空虚吞没，做着一些“无用功”的日子。不如将这些“无用功”都存在记忆的储蓄罐里吧！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你已经忘记它的时刻，再打开回忆的储蓄罐看看，你会发现它变成了独一无二的珍宝。越年轻，越应该多做这样的“无用功”，留下更多的“回忆储蓄”。

065

别再将就。

就算没有尽力，也能够得到将就的结果。就算不是那么热爱，将就着也还算喜欢。就算并不满意，生活将就着就过了。将就是值得警惕的心态，在不经意间将事物推向灰色地带，消磨着人的本心。别再将就了，试着纠正“就这样吧”的心态吧！回归本心，追问自己：“为什么开始做这件事？是怎么喜欢上它的？做到怎样才能满意？”

066

依赖让人迷失自我。

朋友圈、兴趣圈、公司、家庭……人会因为自己找到归宿而感到安心。但如果沉浸于此，放弃属于自己的时间，就会对这种归属感产生依赖。过度依赖很可怕，它让人迷失自我。无论归属于什么群体，请给自己留一些属于私人的时间。

067

最好与最坏。

就算喜欢一个人，喜欢到不能自已，也不一定就能收获幸福美满的结局，这个人甚至可能是最坏的交往对象。或许这种关系，会让你留下不好的回忆，会让你受伤，会让你看到人的丑恶、可憎和弱小。即便如此，这段关系也不是全然无用。与最坏的人相处过，你就能分辨出最好的人。一段糟糕的情感持续到最后，会潜入骨髓，成为最深刻的经验。

068

请以独立的姿态活下去。

所谓人，都是孤独的个体。即便与他人在一起，也不应依赖于他人而迷失自我，这才是一个独立的人。请以独立的姿态活下去。

069

同理心也是深一层的想象。

有同理心的人，经常想象自己身边的人现在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正为什么事而困扰。温柔正是从这种把自己放在第二位，先为他人考虑的思维中孕育出的。如果可以，请为他人考虑得更多一点儿，更深一点儿。看上去无忧无虑的人，可能也有属于他的困扰。正在欢笑的人，或许是用笑容掩饰眼底的泪水。想象一下他人更深一层的心境，同理心就油然而生了。

070

要张弛有度。

这一点决不能退让，无论发生什么，这件事也必须完成——越是怀着这样强烈的愿望，就越不能强硬地推动事情的进程。没有什么事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在按照自己的主张推动事情时，也请考虑到反对者的心情，一边推进一边也缓一缓步伐。不要忘了为反对者考虑考虑。

071

发出声音的勇气。

遇到自己不认可的事情时，表达反对意见或许不能改变什么，甚至可能引起一些风波，但如果保持沉默，会对他人造成伤害也未可知。将错就错，真相会渐行渐远。就算指出错误并不能改变世界，但也可能为同样不认可这种错误的人提供助力。所以请不要丢掉发出“反对”声音的勇气。

072

聊聊自己。

挑选伴侣时，被对方吸引和对方能让你感到快乐都很重要，但这两点之上，价值观相符更加重要吧。想要了解一个人的价值观，与其直接询问，不如先聊一聊自己的价值取向。敞开心扉，聊聊你最看重的东西。这样一来，对方的心门也会为你打开。

073

多爱自己一点儿。

我还有欠缺，还有做不到的事，还有可改善之处……严格要求自己没有错，但只盯着缺点，不断自责就不对了。最爱你自己的，始终只能是你自己。对自己更好一些吧！关心自己不需要理由，没有必须做好才能获得的幸福。请关爱有弱点、有缺点的自己吧。

074

与人相处时保持克制。

因为热爱和珍视，才应该保持克制。喜欢吃冰激凌，平日就忍住食欲，将它作为特别日子的奖励。对方是重要的人，让你喜欢到不能自已，就不要与他朝夕相处，不要时时保持联络。无论对物对人，克制才是保存热爱的方法。

075

抛开羞涩。

感到难为情，就不能纵情享受快乐。感到难为情，就不能全心全意地埋首于某件事中。感到难为情，就没法尽全力去拼搏。抛开那些羞涩吧，你会变得更强大。

076

有时，争吵也很重要。

与人相处时，把在乎的事情埋在心底，表面若无其事，实际貌合神离，这样看似“波澜不惊”的关系就像一片焦土，连一根草也无法孕育。其实，敞开自己的心扉，偶尔与对方争吵一下也不错。让彼此的思想相碰，将心情宣泄出来，用最真实的自己去与对方坦诚相见吧！或许会有风，或许会有雨，但风雨过后，大地会被滋润，新的生命会在土壤中孕育。

077

因为喜欢，不妨先放下。

再喜欢的事，一直坚持下去，总会有遇到瓶颈的时候。这种时候，一味严格要求自己，以求突破是行不通的。试试先放下一段时间吧！如果喜欢吉他，弹奏进入瓶颈期的时候，不妨先放下一年半年。当你再想起来的时候，能够再度投入爱好之中的喜悦会随之复苏，涌上心头。你会发现，曾经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突破的瓶颈，轻而易举地就越过了。

078

在心中准备一张桌子。

大家都见过咖啡店里的桌子吧？一个人、两个人，乃至一群人，都可以围着它坐下来。素不相识的人，在这种桌子边都能轻松搭上话。请在自己的心里也准备一张这样的桌子吧！“谁都可以坐下来。无论是谁，只要坐在这张桌子前，他既可以默不作声，也可以畅所欲言。”心里有这么一张桌子的人，一定是对人温柔的人。

079

学会如何爱。

爱对方，需要掌握爱的方法。想要学习如何爱，就请先回忆一下吧！“至今为止，他人给过我怎样的爱呢？”请心怀感激地问问自己，“我受到了多少关爱？”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恋人，那些爱着你的人，或许都能成为你学习的对象。

080

不爱自己，就不会爱他人。

关注就像一个个环，环中央的人，被他人环绕，收到关注、倾慕，但同时也是另一个环的一部分，关注、倾慕着其他的人。被大家所认可的人，也更愿意认可其他人。认可自己，同时也认可他人吧！尝试着爱自己，也爱他人吧！

081

爱不会在寂寞中产生。

人在寂寞的时候，总会想要抓住他人伸出的手，想要依赖他人。对方或许能够成为你的依靠，但这种关系称不上爱，只是简单的“依存”而已，更像是寄生。依赖这样的关系，比孤独更容易寂寞。爱不会在寂寞中产生。脱胎于寂寞的关系，开不出信赖的花朵。

082

全情投入到擅长的事中。

如果你感到最近诸事不顺，或者焦躁不安，感到自己变得不像自己，那就全情投入到擅长的事情中吧。哪怕是稀松平常的事——炒一个鸡蛋，拌一碗果酱，散步时走得远一点儿也行。跟着本能，全情投入到擅长的事中吧。不知不觉，你就能看清自己的内心，看清自己的方向。

083

该做的事，不做的事，无法判断的事。

根据自身情况去清楚判断事情是否可行，是很重要的能力。这样的人不会盲目追逐潮流，不会被他人所左右，不会为复杂状况而困扰。但请记住，有的事不该这么简单地下定论。世界并非非黑即白，除了上下左右，还有其他的方向。

084

学会表达感恩。

在得到他人帮助的时候，自然要立刻表达感谢之情。但在第二天还记得对对方说“昨天真是太谢谢了！”更重要。在表示谢意时，也请表达自己的感受——无论是开心、感激，还是汲取到了经验。想要与他人有更深层次的交流，请先学会表达感谢。

085

想法要靠行动体现。

交流由心而生，但只靠内心的思考无法打动他人，不仅如此，语言的力量也是不够的。想要传达自己的想法，还需要靠行动表现。在对方感到困扰时伸出手，在感谢对方时用行动来表达——用这样的方式交流，才能建立起互助的关系。

086

“无往不利”很可怕。

有白天，就有黑夜，这是自然的平衡之道。所谓一帆风顺、无往不利，不过是一时之间的，说这种情况违背自然也不为过。百战百胜的人，往往在不经意间负伤，无法继续战斗。想要取胜，败也是必需的，为了不受伤，偶尔也接受失败吧。不要忘了“无往不利”的可怕。

087

学会被拒绝。

拜托别人时，不要不留余地。无论是怎样紧迫的事，都请为对方留一点儿余裕的时间。无论是谁，都有自己的状况，当对方不得已拒绝你时，请不要给对方心理负担。学会被拒绝吧！

088

用心去思考。

人心并不是只能被动感受。有时候，用头脑思考不能解决的事情，用心去主动思考，很快就能得到答案。多用心去思考吧！

089

失误是成长的机会。

攻无不克、完美无瑕、明朗清晰的人生看起来很美。但屡屡失败、常有缺憾、迷茫失措才是现实的人生。失误意味着还有进步的空间，承认失误，有过改之，就能将失误变成成长的机会。从成功中学到的东西，毕竟不如从失败中学到的多。

090

交一些新朋友。

想要对自己好一点儿，想要成长的话，交一些新朋友吧！能够给自己带来新体验、拓展自己生活边界的，不是老朋友而是新朋友。新朋友会对你说：“试试这个吧！”“看吧，也有这种好处！”

091

语言的距离感。

如果不能一直温柔以待，就不要对对方说温柔的话语。如果不能守护着对方成长，就不要严苛要求对方。能够对对方负责到何种程度，决定了语言的距离。

092

健康是一切的基础。

想要成长，想要用心去思考，用心去判断，健康才是基础。想要为他人做些什么，想要让周围的人获得幸福，想要造福世界，健康也是基础。想要直面痛苦的事，直面达不到的目标，直面不测的风云，需要一颗强大的心。想要拥有一颗强大的心，需要拥有强健的身体。健康是一切的基础，请日复一日巩固这个基础吧！

093

用心对待心里的人。

那个人不会说讨喜的话，不会做有趣的事儿，也没有引人关注的气场。但那个人足够温暖地爱着自己，只要在他身边，就让人觉得仿佛回家一般安稳……这个人就是你心里的人。无论谁，身边都有这么一个人存在，只是可能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罢了。用心对待你心里的人，也成为别人心里的人吧。

094

做麻烦事。

想要过上优质的生活，想要获取更大的满足，有一种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做麻烦事。在解决麻烦以后，有趣、快乐、欣喜的感受会更强烈。认真对待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辞辛劳地做一些麻烦的事情吧。

095

连谎话也一起接受。

谁都有过说一些小小的谎言，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是掩饰一些小问题的经历。有时候能很轻易地分辨出他人在说谎。这种时候，请不要刨根问底，不要直截了当地戳破这个气泡。撒谎的人也有不得不撒谎的理由。连谎话一起，接受对方的一切，也是一种温柔。

096

不要“依赖”苦痛。

人生在世，所有人都怀抱着某种苦痛。苦痛不是用来比较的，没有谁的苦痛比他人的更深重。不能因为身心受到煎熬，就以“我身负伤痕”“我是痛苦的人”为由，将苦痛作为武器。要知道自己有苦痛，对方也有伤口。人，毕竟是独立而生的。

097

主动付出。

想要被笑脸相迎，请先微笑着对对方说：“你好。”想要拉近彼此的关系，请主动靠近对方。想要被温柔以待，请先温暖对方。想要得到尊重，请先尊重对方。想要得到什么，就请先主动付出什么。满足自己前，先满足对方，这是与大部分人建立良好关系的方法。

098

别认为自己是“为了对方”。

亲近、关心、帮助对方，都是发自内心的。正因如此，才不该去图回报。不求得到对方的感谢，也不需要对方表现出欣喜。否则，很容易变成情感上的“要挟”，试图支配对方。没有什么事是“为了对方而做”的，都是自己发自内心的行动。

099

等待也是爱的表现。

再喜欢春天，也不能一口气跳过夏、秋、冬，直接迎来下一个春季。种子要经过发芽、抽枝、散叶，才能开花结果。剥开花蕾，并不能让花儿绽放。事物的发展都需要时间，沉心静气，静待花开。等待也是爱的表现。

100

告诉自己“我会一直幸福”。

如果你希望心境温良平和，不希望被情感左右，反复摇摆，请告诉自己“我会一直幸福”。永远幸福很困难，但坚持“一直幸福”的信念，只要努力大家都能做到。想要掌控自己的内心，请多多在心中轻声细语，告诉自己“我会一直幸福”。

101

拒绝信息。

每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日子，都有可能接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正因为如此，有时候主动拒绝接收信息也是一种处理信息的方法。没有自己的主见，海量地接收信息，就无法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102

别让对方干等。

受到别人邀请时，请马上做出去或不去的决定；收到工作的邀请时，请马上回答做或是不做。这是一种不逃避问题的态度，也是不让对方干等的温柔。不逃避问题、不浪费他人时间的人，会自然生出令人信赖的气场。

103

能够彼此独立，才选择在一起。

为了生活、为了幸福、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这类理由与对方在一起，不仅无法让对方幸福，自己也会变得不幸。分开也无所谓，哪怕是立刻就分别也能彼此独立，因为两个人比一个人更幸福，才一起生活，一起生存——最完美的伴侣，应该是这样的。

104

携手，但不并进。

想要与重要的人携手是很自然的。但不要因为安心，就对对方产生依赖；也不要因为亲密，就给对方造成负担。最理想的状态是携手，但不并进，各自靠自己的双足站立。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以各自的步伐前进。

105

比知识更有价值的，是独立思考。

遇到不明白的事，立即搜集相关知识很轻松，很快就能得到正确答案和许多信息。但搜集所得，总归是他人整理的知识。知识是好的，但在依赖已有的知识前，请先试着自己思考。即便粗糙幼稚，也是独立思考的果实。独立思考比知识更有价值。

106

就算一时难以发现闪光点，也请继续寻找。

当你关注一件物品时，通常，你能发现它身上常人看不到的闪光点。面对一样东西时，请仔细思考，它的闪光点是什么。学会发掘常人看不到的闪光点吧！就算这会很困难，就算一直注视着某件东西也没有新的发现，也请一直关注着它，并更认真地寻找它的光亮所在。

107

不放弃，是自信的表现。

希望灵光一闪想出好点子，希望消除烦恼，最应该遵循的守则是“不要放弃，继续思考”。就算暂时没有头绪，也不要放弃，坚持继续思考，你总能找到答案。不放弃，也是自信的表现。

108

勇气始于足下。

感到焦虑的时候，如果干着急而不做出行动，焦虑就会越来越严重。不知不觉间，就会陷入焦虑的泥沼里，寸步难行。因此，如果感到迷茫，就请马上踏出行动的第一步吧。勇气不是来自头脑，而是始于足下。

109

我们一无所有。

谁都有属于自己的宝物。或是无可替代的东西，或是长年累月留存下来的事物，也可能是家人、朋友、兴趣、工作，乃至金钱、房子……但请记得，你拥有的所有东西，都不过是世界寄存在你手里的，实际上我们一无所有。比如富有，不过是世界给了你消费的权利。正因如此，富有的人消费的目的，应该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样想，心中就会多了敬畏，就能够和善对人，也就能发现自己人生的意义吧？

110

绝不拖延。

就算再精心维护，人际关系也会出问题。不小心说了伤人的话、因为一些小摩擦不欢而散、不留神揭了对方的伤疤……有时候，对方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在意。但是如果问题一直拖延下去，关系就会出现裂痕。与人相处时，怀着一颗纤细的心，避免发生误解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出现问题时马上解决、绝不拖延的勇气。

111

愤怒不能带来好结果。

人人都难免受到伤害，在受伤的时候很容易愤怒。面对无理取闹的人、尖酸刻薄的人、出口伤人的人，你也会肚里窝火吧？这种时候可以悲伤，可以难过，但无论如何，请不要发怒。带着怒火一吐心中的不快，一时之间会感到畅快，但愤怒不能让结果变得更好。请忍耐、放松，然后淡忘这些不快的事情吧！不要生气，不要怨恨，这是保护自己的智慧。

112

回味悠长的关系。

大快朵颐的时候，什么菜尝起来都那么美味，只有在吃完回味的时候，才能区分出差别。味道浓郁的食物，吃的时候会觉得美味，但回味起来就有些腻了；而有的菜式会让人觉得嘴里清爽，唇齿淡淡留香。回味悠长的菜肴，是彰显了食材本味的菜肴。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如此，逢场作戏的亲密关系，并不能让人回忆。相得益彰的关系，才更值得回味。

113

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不如先全部放弃掉。

这件事我能做成，那件事我可以做好，我有做这件事的能力，也擅长做那件事，但还是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找不到方向……如果你也有这种烦恼，不妨先将这些想法全部放弃掉吧。别再想自己能做什么，别再被自己的能力“束缚”，当一无所有时，你自然能找到自己的本心。

114

一定有人在关注着你。

就算一时看不清自己在做的事有什么意义，也请坚持下去；就算短时间内拿不出成果，感到不安焦躁，也请坚持下去；就算发现了更轻松的捷径，也请坚持走原本的路。即便感到痛苦，即便精疲力尽，也请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一直坚持下去吧！一定有人正关注着你努力的身姿。无论路的前方是否藏着珍宝，行进的过程，都是极具意义的。

115

成熟，就是与孤独和解。

有时候，我们会被孤独感裹挟，感到孑然一身，孤零零面对着这个巨大的世界。就算呼朋唤友，也无法消除这种寂寞；就算家人或者其他重要的人陪伴在身边，也无法抑制这种孤独；就算全身心投入繁忙的工作，这种寂寞伶仃感也还是萦绕着我们。不言而喻，学会孤独是成熟的必要条件。所谓成熟，就是与孤独和解。

116

你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你。

恋人、夫妻、伙伴、友人、亲子……你的身边也有无可替代的人吧？但请记住，即便是同心同德的两人，也不能说对方“属于”自己。为对方留一点儿属于自己的空间，不要干涉对方，保持应有的尊重。这才是对重要的人的珍视。

117

没有能够持续到永远的关系。

欣赏的东西类似，喜欢的物件相同，这样意气相投的人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但人是会改变的，人生在世，生活习惯、行事作风乃至价值观、看事物的方法都在不知不觉地改变。这种改变称不上是完完全全的改头换面，也说不上是对对方的背叛欺瞒，但随着双方的变化，即便关系不会彻底断绝，交情也会越来越淡薄。没有什么关系能够持续到永远，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该珍视每一段难得的缘分。

118

“再会”就是“谢谢”。

无论是离别各自天涯，抑或是毕业天各一方，甚至是生离死别时，说一句“再会”，就象征着对这段人生的总结，也是对新的邂逅、新的征程的展望。因此，“再会”和“谢谢”的含义是相同的，是对我们相遇的这段历程的感激。一路走来，谢谢。“再会”不是道别，是感谢。

119

笑容是最好的护身符。

没有可以依赖的人，也没有足够的能力，甚至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种时候，请保持微笑吧。就算没有能够帮助你达成梦想的人，没有幸运的机会，没有得天独厚的环境，也请保持你的笑容！就算自己还力不从心，就算有些痛苦，就算感到难过，只要还能保持笑容，转机总会出现。笑容是最好的护身符。

120

人生没有终点。

梦想着成为某种人，希望能够做成某事——有这样的目标很好。但即便达成了目标，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到达了终点，并不意味着人生就此圆满。到达了某个阶段的终点后，就望向下一个阶段的终点——这样不断朝着新的目标前进、朝着或许永远不能到达的终点前进的过程，就是终身成长、终身精进的人生。

121

理想是“高风险，高回报”的。

只参加有十足把握、绝不会输的比赛，选手能力再强，也没法成长。想要变得更强大，想要做成更难的事情，就要勇于接受哪怕一定会输的挑战，因为理想是“高风险，高回报”的。有的事失败了，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困扰，这样的事应该避免去做。但有的事失败了，能让我们从中汲取经验，那就请勇于不断接受这样的挑战吧！

122

也有的关系，在黑与白之间。

你一定也有讨厌的某个人吧？总有些人，让你感到气场不合，无论做什么事，总不能达成共识。甚至有的人不被大多数人认可，为人厌弃。即便如此，也请不要武断地与这些人划清界限。不要在脑海里评判一个人的好坏，也不要在心中为他人下“喜欢/讨厌”的定论。不要把人划分为黑白两个部分，把这类人归入黑与白之间，这是与人交往的智慧。

123

不要让他人悲伤，也不要伤害他人。

比起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做某件事一类的目标与梦想，更重要的是不要让他人悲伤，也不要伤害他人。毋庸置疑，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124

想一个让他人惊喜的点子。

家人、朋友、同事，其实都可以算是因为有缘而相遇，与我们共度一段时间的人。试着准备一个能带给对方惊喜的小点子，把它收进口袋里，随时掏出来吧！时时考虑“什么能让他人感到惊喜”，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吧。只要能够让他人感到开心，无论是家庭、人际关系、工作，抑或是自己的梦想，一切都会向好的方向前进。

125

信守承诺。

想要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想要与人相互信赖，想要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就请信守承诺。这既简单，也困难，可以说是为人处世的根本。不断兑现自己的承诺所积累下来的，是名为尊严的财富。

126

大方地赞扬。

当你发现一个人的优点时，请大方地赞扬他吧。这个人有一双漂亮的眼睛，今天穿的衣服很好看，打招呼的时候微笑很迷人……再微不足道的优点，只要你发现了，就请不吝赞美之词吧。不要顾虑被误解，不要担心自己不善夸奖别人，直白地开口表扬对方吧。褒扬的话语会成为人与人交往的纽带。

127

接受恐惧与寂寞。

如果可以的话，宁愿闭上眼睛，假装视而不见；如果可以的话，宁愿笑笑闹闹，装作一无所知。恐惧与寂寞，就是这样一种情绪。这种情感让人感到消极负面，甚至想要完全抹除掉它们。但恐惧与寂寞是无法被抹消的，我们只能接受它们，并且与它们共处。认识自己的内心，认清自己的情感，像拥抱朋友一样拥抱它们吧。

128

有时也尝试拓宽社交的边际。

一直选择喜欢的对象，永远聊着相同的话题，这样的人际交往自然令人愉快，但这样的社交是否能够让人成长，是值得商榷的。尝试拓宽一下社交的边际！与比自己年长或年幼很多的人，与比自己更有能力的人或完全不搭调的人接触试试！或许这会让你有种疏远了老朋友的感觉，但事实上，有时候“习惯”的交际会成为人成长的障碍。跳出让你舒适的社交圈子，勇敢地和他们说“再见”，也是人生必经的一步。

129

不要忘了重新加热。

刚刚做好的菜肴热气腾腾，美味可口，但时间一长，就自然冷了。技艺再精湛的厨师，也无法做出一直热气腾腾的菜肴。人的情感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热情会慢慢冷却，这并不是谁的过错。菜冷了，需要重新加热。请打开火加热它，让它在小火上咕嘟作响。没有火的时候，就把碗捧在手心，慢慢地温暖它。就算回不到最开始的热气腾腾，也不会变得冰冷难以下咽。感情也一样，为维系情感付出的巨大努力，能够温暖人的内心。

130

撕掉自己的“标签”。

对自己，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身份认同——只有这样，我才是我。虽然这种身份认同很重要，但有时，它也会成为禁锢我们的枷锁。人会将自己困在对自己的定义中，用已经成形的条条框框来限制自己的行为、思考乃至生活：“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我是这样的人”。索性试试把这些身份认同都抛掉吧，撕掉自己给自己贴的“标签”，拉下人生转换的开关，别再用理智，尝试跟从自己的内心来思考吧！你会发现一个崭新的自己。

131

舍弃一切，全身心投入。

当你发自内心地想要做某件事的时候，请舍弃一切全力拼搏！不要考虑捷径，丢掉“小聪明”，不要管他人的目光，不要瞻前顾后，拿出跃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的勇气，忘掉一切，全身心投入其中吧。

132

做个有勇气的胆小鬼。

容易被鸡毛蒜皮的小事影响的人，总会陷入焦虑之中，时时做好了抽身离去的准备。或许有人会说他们“杯弓蛇影”，但“胆小”其实是另一种敏感，正是有一颗细腻的心的印证。总有人说“第一个逃走的人”是“胆小鬼”，但这又何尝不是一份“对危机的敏锐洞见”和“做出明智抉择的勇气”。直视自己的敏感，做个“有勇气的胆小鬼”又何妨？

133

从事件中能体会到什么，取决于自己。

遭遇突发事件时，从中能够汲取怎样的经验，完全取决于自己。经历同样的事情，你觉得它“不过如此”时与你对它“兴趣十足”时，得到的经验是完全不同的。当然，每个人都会经历难过或不幸的事情，很难把所有事都往积极乐观的方面考虑。但面对不尽如人意的状况，是感到不满，一味发牢骚，把事态变得更糟糕；还是正确看待它，体味它，从中获取人生的经验，这取决于自己。

134

积极地跟随自己的内心。

只用理智的头脑来思考，反而会觉得失去平衡。当感到“用脑过度”的时候，不妨积极地跟随自己的内心吧。如果感到这很困难，请先从为他人着想做起。想要让他人开心，想要帮助他人解决难题的话，请不要深思熟虑，跟随自己的内心去做吧。

135

十分太满，八分恰好。

坐在餐桌前时，请提醒自己，吃到八分饱就放下筷子。在忘我地投入兴趣中时，请提醒自己，不要太“尽兴”，做一些意犹未尽的留白。与挚友、恋人、家人、伙伴相处时，请不要忘记保持与人相处的礼仪。无论什么事情，十分太满，八分恰好。在饱足之前放下筷子，既能给自己留一些余裕，也能让你保持对事物长久的兴趣。

136

慢一点儿。

所有人都很忙，大家都很努力，有很多事亟待完成，这是一个匆忙的世界。正因如此，不如慢一点儿吧。心沉静一点儿，前行的时候不妨欣赏周围的景色。就算有再紧急的任务，也不妨抽出个空闲，停下来稍事休息。慢下来，或许就能发现此前没有注意的道路——前路笔直向前，但是一个拐角，就在稍远的前方。

137

凸显“本味”。

好吃的菜，一定是凸显食材“本味”的。人也有“本味”，每个人都活出自己的个性，才会获得幸福，世界才因此变得多彩。自己的“本味”是什么，他人的“本味”是什么，又怎样才能将它凸显出来，这是一大难题。正因如此，人与人在相处的过程中，相互发掘对方的特点，帮助对方活出个性，也是一种生活之道。

138

学习有关“人”的一切。

所谓“人”，就是哪怕在身边，也不能“读懂”的存在。包括自己在内，恐怕永远也没有谁能够为“人”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正因如此，关于“人”的一切才有让我们一生持续学习的价值。审视自己，关注他人，学习有关“人”的一切吧。

139

幸福是用来分享的。

吃到了回味无穷的美味点心，就应该想到如此美味，一个人享用太浪费了。应该把这种美味，与某个人分享。把“某个人”的范畴逐渐扩大吧，最初会想到重要的人：家人、朋友、同伴……也不要局限于分享点心，如果你感到幸福，或许也能够用其他形式，将幸福分享给世界上的“某个人”。幸福是用来分享的。

140

保留自己的野心。

野心之所以叫野心，是因为它与生俱来。它是每个人不加修饰的本质，也是将这种本质展现出来，让其发光发热的质朴诉求。这样看，野心是每个健全人的特质之一。请保留自己的野心。

141

成为他人的助力。

一点点，一点点地，让自己拥有帮助他人的力量。没有力量帮助他人，人脉就无从建立，工作也无法着手，也就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也不能替他人分忧。不计得失，不假思索地向他人伸出援手。从小事开始，学着去帮助他人。

142

试着相信“推己及人”这句话。

想要从对方身上获得裨益，首先要给予对方帮助。在给予对方足够的帮助后，也请给身边的人以益处。在自己获益之前，请先让他人获益。这样一来，自己也能从这个世界上收到足够多的回报。或许有人会认为：“世上全是讨厌的人和过分的事，那些不过是场面话罢了。”即便如他们所想，只怀着愤懑和埋怨站在原地不做出行动，又能带来什么改变呢？请先试着相信“推己及人”这句话吧。这会成为改变你人生的拐点。

143

停下脚步。

决定了自己的道路就毫不怀疑、一心一意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这种生存方式看起来很完美，实际却很可怕。偶尔停下前进的步子吧，偶尔也焦虑地思考一下，自己是否正踏在正确的道路上。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也是人生必要的一环。前进的途中，也不应该忘了时时冷静地环顾四周，查看一下是否有不寻常的状况。不管不顾地埋头向前冲，有可能在不知不觉间被形势或周围的人所影响，偏离了方向。因此，请鼓起勇气，偶尔停下脚步吧。

144

如果有两条路，就选择崎岖的那条。

人生难免会面临选择。当感到迷茫时，请选择困难的那个选项。当犹豫不决时，请选择看上去更崎岖的那条路。以轻松作为选择的动机，显然不是一个认真的态度，因此在轻松的道路上收获的东西很少，这条道路也不能引导我们走向目的地。

145

让基本更纯粹。

自我的基本、生活的基本、工作的基本、身为成人的基本、与人交往的基本……无论什么事，都请先给自己一个基本吧。所谓基本，就是事物最纯洁、最纯粹的部分。复杂难懂的东西不能成为基本，请一点点剥除杂质，一点点地让基本变得更加纯粹。

146

最后能帮助自己的，是自己。

越是觉得自己深陷悲伤之中，就越容易消沉。没有人帮助我们，没有值得依靠的对象，没有能够理解我们内心的软弱、同情我们的人。这种时候，或许我们会绝望，但请不要忘记，最后能帮助自己的，始终只有自己。陷入低谷时，请拉自己一把吧。作为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心怀这样的觉悟活下去。

147

跃出人流，走自己的路。

无论是发表意见还是做出行动，能够得到众人的认可，会获得安全感。察言观色，不让自己立于风口浪尖，保持着与大众一致的步伐，这样的处世之道称得上稳妥；但想要挑战世界，想要获得更大的机会，就不能持随大溜的态度。安于现状、事事看他人的脸色，是不能做出成果的。请走自己的路吧，当看到机会时，毫不犹豫地跃出人流，踏上自己的征程。

148

爱，就是让对方活出自己的价值。

不要束缚你爱的人，不要强迫他过你设定的人生。不要以爱的名义，去扭曲他的个性。如果你爱他，请让他闪耀出自己的光芒，帮助他在属于自己的辽阔天空里，悠然地飞翔。在他消沉的时候鼓励他，在有风雨的时候为他遮挡。就算要分隔两地，也请在心中为他祈祷，希望他能够永远保持自己的个性。所谓爱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149

请高歌：“走着瞧！”

虽然有想要达成的目标，但有时理想太过遥远，就会很容易想要放弃。但请记住，一旦习惯放弃，就像陷入泥沼，不可能再爬上来了。请高歌“走着瞧”吧！这不是与人赌气的大话，而是向未来理想中的自己立下的誓言。

150

成功的反义词不是失败，而是什么都不做。

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踏出开始的一步时，我会扪心自问：“假如不做这件事的话，会怎么样？”这时，我就能发现许多“不做”的弊端，就有了开始的觉悟和勇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的150个信念：松浦弥太郎的自我认知指南 / （日）松浦弥太郎著；温烜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5

ISBN 978-7-5217-0876-9

Ⅰ . ① 孤… Ⅱ . ①松… ②温… Ⅲ . ①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Ⅳ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169249号

孤独的150个信念：松浦弥太郎的自我认知指南

著者：[日]松浦弥太郎

译者：温烜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字数：110千字

版次：2020年5月第1版

印次：202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17-0876-9

定价：4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前言 读日本，问国运

第一编 改造

日本之春：第一次护宪运动

泽柳事件：教授对大学校长说“不”

阿部守太郎暗杀事件：日本的自制力渐将消退

从松方正义到孙中山：对中日关系的忧思

白虹贯日事件：日本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平民首相原敬：不让这种潮流发展过快

吉野作造：大正民主的旗手

牧野伸显：预见世界形势的外交家

日美战争不可取：一位海军将领的警世之言

朝日平吾：想给国家治病的“病人”

从极左到极右：北一辉的激进人生

德富苏峰：日本帝国的“戈培尔”

《治安维持法》：制造20年“白色恐怖”

第二编 转向

“非国民”石桥湛山：大日本主义还是小日本主义？

浜口雄幸：死于宪法黑洞的首相

室伏高信：侵华高潮中的反对者

与谢野晶子：从反战诗人到战争歌颂者

井上日召：“暗杀是菩萨行为”

新渡户稻造：“否定日本的惯犯”

犬养毅：“国家改革祭坛上的供物”

菊竹六鼓：要宪政，还是要法西斯？

松冈洋右：让日本成为“国际孤儿”的“国民英雄”

泷川事件：大学和国家权力的较量

转向：在权力面前弯曲的脊梁

豪斯上校的忠告：日本不要重蹈德国覆辙

美浓部达吉：改变根本思想是不可能的

河合荣治郎：战斗的自由主义者

第三编 绝路

闭嘴事件：日本议会政治的溃败

斋藤隆夫：吾言即是万人声

不要错过这班车

桐生悠悠：我要离开这个畜生当道的世界

山本五十六：把国家命运押在赌桌上

及川古志郎：日本海军为什么没有阻止战争？

日本为什么会选择“民族切腹”？

东条英机：牢牢抓住多数灰色群体

立此存照：和军国主义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们

佐佐木八郎：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神风特攻队队员

一块纪念碑的故事：日本人为什么仇恨美国？

吉田茂：从“谋反分子”到“爱国者”

后记 站在思想和时间一边

近代日本大事记（1912—1945年）

推荐读物

前言

读日本，问国运

——马老师，您现在在写哪些方面的书？

——1912—1945年的日本

——哇塞，这段历史太沉重了

——是的，越写越沉重

这是2019年5月中旬我和日本朋友小针健一的微信交流。小针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幼时随父母由中国东北移民日本。他是“明治维新探访之旅”的导游，中日双语俱佳，获得了旅游团友的好评。

这次文化旅游是湘财证券创始人陈学荣先生组织的。从4月底到5月上旬，我们一行10多人（著名历史作家唐浩明老师夫妇也参加了）在东瀛大地上行走。从鹿儿岛到长州，从京都到东京，我们追寻明治维新的史迹，探索一个后发国家崛起的秘密。此行的中间点，是位于关门海峡边上的下关（又名马关），也就是1895年李鸿章签署《马关条约》的所在地。当我参观“日清讲和纪念馆”时，历史风云都来眼底，太多感慨涌上心头，遂口占一首打油诗——

两百年来世事艰，伤心最是近马关。

三千里外问国运，青史莫作等闲看。

是的，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近代以来的国运却如此不同，难道不值得认真思考吗？

一

一位我所尊敬的前辈看过《国家的启蒙》书稿后说，这本书好像没有写完，应该写到日本战败。确实，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从1853年黑船来航、打开日本国门，到1945年日本彻底失败、无条件投降，是其第一轮现代化[1]的完整过程：开国—追赶—崛起—歧路—毁灭。这是一个以成功始、以失败终的故事。《国家的启蒙》虽然多处指出，明治晚期的日本已经走上了歧途，但是毕竟没有将故事讲完。

在前辈的鼓励下，我开始追寻明治天皇去世后的日本发展轨迹。就像我和小针健一在微信交流里说的那样，这是一段“越写越沉重”的历史。如果说，明治维新是一首由低沉到高亢的英雄交响曲，那么从1912年开始的日本历史则是从充满希望的欢快节奏开始的，后来越来越混乱低迷，至1945年曲终之际，已经绝望哀痛，不忍听闻。

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大正时期的日本充满了向上的希望：国内建设蒸蒸日上，1910—1920年经济增长60%，民主运动不断发展，政党制度、议会制度迅速建设；国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跻身国际联盟四大常任理事国之列，主张人权平等和协调外交，赢得国际社会的赞誉。但是，就在国内发展、国际和平的背后，暗潮涌动，峥嵘时现。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给日本带来巨大的打击，右翼势力开始膨胀，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此后日本就像一艘巨轮突然掉头，逆流而行。

从这时起的10年时间里，日本所有的举措看起来都好像是合情合理的，可是日本人正是在赞同，甚至欢呼这些看似合情合理的举措中走向了战争深渊。虽然有个别清醒者没有被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潮流冲昏头脑，但是大部分、包括知识精英都成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吹鼓手，推波助澜。许多人（特别是青年军人）确实不愿意假装看不见社会的不公，不愿意假装听不见民众的哭声，可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却将国家推进灾难的泥潭。这不是更大的悲剧吗？！

1941年日本和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1∶26，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力比例为1∶77.9。国力如此悬殊，为什么日本愚蠢到要与美国开战？其结果不但让世界遭受涂炭，也让自明治维新以来几代日本人奋斗得来的现代化成果毁于一旦。这种疯狂的“民族切腹”行为是怎么发生的？我认为，这是20世纪世界史的最大谜团。

更大的悲剧在于，1931—1945年，在长达15年时间里，日本的最大战场在中国，为日本的疯狂行为付出最大代价的也是中国。本来，中国局势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平静下来，此后10年各种建设颇有可观，但是日本挑起七七事变，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逆转了中国的国运。

当我写作《国家的启蒙》一书时，常常为中日两国面对世界冲击而做出的不同选择而感慨。当我写作这本《国家的歧路》时，更多的是悲愤。“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须臾误。”国运如此，夫复何言？有时绕室而走，心意难平。

二

191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访问日本。

这位以《有闲阶级论》而闻名的大学者对这个新兴国家颇有好感，他说自己看到了“日本人和西方人之间思想上的相似性”以及“心理的相同”。在他看来，科学和工业的推广导致了相似的文化价值和政治安排的出现，尤其是在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因此他预言，当日本变得更加现代时，日本人将丢弃“旧日本的精神”，拥抱遍及世界先进国家的“理想、道德、价值和原则”。反过来，相近价值观的建立也会支持与欧洲和北美相似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

一开始好像果真如此。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大正时期的日本积极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但是很快，凡勃伦的预言就完全落空，因为狂热的民族主义越来越控制了这个国家。毋庸讳言，对于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新兴国家来说，民族主义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但是一旦失去节制，那么民族主义就会反噬新兴国家。恰如德国诗人海涅所说：“没有比狭隘的民族主义更有害的东西了。”

在大正时代，日本政治多元化、社会多元化，但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这个国家的气质发生了变化。彼时的日本人被国家主义驯服，认为满足国家的需要是天经地义的，将国家利益置于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才是爱国的表现。强调忠诚于国家和毫不犹豫地为国捐躯，酿成一种盲目的民族主义。

盲目的民族主义可以蒙蔽国民的心灵，也可以蒙蔽国家的双眼。特别是在遭受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日本没有审视自己的问题，而是从外面的世界里寻找敌人。它也如愿以偿地找到了：西方。日本是傲慢西方的受害者，日本应该从西方的文化侵略和政治压制下解放出来，这种舆论成为主流。在明治维新时代被推崇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和秩序，被轻蔑地贴上“西方”“资本主义”“物质主义”等标签。

盲目的民族主义让日本拒绝承认普世的价值观。它自暴自弃地退出国际联盟之后，成为文明世界的弃儿。日本不但没有反思，反而进一步鼓吹自己的特色，宣扬自己文化独特、制度优越，号称要“近代之超克”（克服现代性）、“超越西方”，仿佛全世界都应该学习日本。于是，政党政治、议会制度等现代文明被践踏，天皇制度被吹捧为世界最好的政治体制，胆敢怀疑者就会被斥责为“非国民”[2]，遭受打压。

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北一辉说，一旦将那些外国杂质清除干净后，一个复兴的日本就注定在民族国家交战的灾难中取胜，将会创建一个“伟大的革命帝国”。他的预言一部分是对的，因为，盲目的民族主义和狂热的爱国主义的合流，必然导致军国主义。可是，军国主义没有让日本“取胜”，反而将日本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通过明治维新，日本跻身世界强国，给其他后发国家以巨大的鼓励。可是最终它却自取灭亡，这难道是后发国家追赶现代化的宿命吗？当然不是。深入历史现场观察就会发现，即使是在历史转折点上，也并非只有一条道路可走，而是有多种选择。即使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也完全有避免战争的余地。综观日本现代化的过程，这个国家似乎每向前迈进一步，就要立刻再倒退一步，甚至两步才行，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国家现代化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只有戒慎戒惧，才有可能避免歧途。作为后发国家，尤其要保持理性，不要被盲目的民族主义所左右。这就是近代日本的最大启示吧。

三

2016年11月9日中午，我在东京日本桥附近的一家中餐馆边吃饭，边紧张地观看电视。当特朗普最终以306∶232击败希拉里、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的结果公布后，我怅然若失。虽然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就已经进入多事之秋，但是我预感到，未来的不确定性陡然增大，世界会更加无序。尽管有心理准备，但是过去三年时间里，中国和世界变化之快之大，仍然出乎意料。

全球化遭遇挫折，民族主义涌动，民粹主义上升，威权主义和强人政治回潮，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战争危险冒头，甚至有“注定一战”[3]的舆论公然出现。世界越来越令人不安，也让有识之士对于未来表示担忧。在这样的背景下，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何以自处，如何面对世界？是继续以改革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还是召唤民族主义，探索完全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这些都是不得不直面的重大问题。

如果说明治时期的中日两国可以对照而读，那么明治之后，它们就像在两条不同道路上奔跑的马车，渐行渐远，已经无法比较——日本面对的是初步实现现代化（尽管很不完善）后如何融入世界的问题，而中国面对的是如何追赶现代化的问题。不过，对于我来说，1912—1945年的日本历史对于今天的中国似乎更有意义。因为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山重水复，一百多年以来穿越无数惊涛骇浪，中国这艘巨轮第一次逼近了“历史三峡”的出口。但是，如何防止和克服狂热的民族主义，融入世界文明，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型，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全球化时代，如果失去世界视野和历史眼光，囿于本国，难免重蹈失败国家的覆辙。综观世界近代史，失败国家不是少数，而且有些国家还会在相同的地方栽跟头。因此，对于一个处于上升时期的新兴国家而言，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深入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中国至今仍然处在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历史延长线上，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为了避免走弯路，就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歧路。

在我看来，比起欧美国家，中国最应该学习和借鉴的是日本。可是，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笼罩在衰退的阴影里，骄傲情绪骤起，欧美遭到轻视，遑论“失去二十年”的日本。对于这个一衣带水的近邻，不管是其现实还是历史，我们都知之甚少。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应该补上这一课了！

每当我阅读日本之史，有句话总时时回荡在耳边：日本是中国的镜子，也是中国的鞭子。以日本为镜子，中国可以知道自己的进退得失；以日本为鞭子，中国可以让自己保持警醒。

是为序。

马国川

2019年11月12日 于北京

[1] 笔者将1853—1945年视为日本的第一轮现代化，从1945年战败开始的全面改革是日本的第二轮现代化。

[2] 日语里的“非国民”就是“日奸”，相当于汉语里的“汉奸”。

[3] [美] 格雷厄姆·艾利森的著作《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不过作者并没有预言注定会发生战争。

日本之春：第一次护宪运动

时势变了，民心变了，人们希望建设以民主为基础的宪政。追求民主的民众撼动了藩阀政治，政治领袖再也不能无视国会民选议员的力量，日本也由此进入了思想空前活跃的“大正民主”时期。

我等新人已不是明治人，而是大正人，我们的舞台是大正……所谓武士道是封建遗存……于大正之新时代，提起武士道、军人政治，我等绝不能听之任之。

这是1912年8月初，一家报纸上发表的评论。数日前，明治天皇去世，许多国民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因为明治天皇是日本的精神象征，他带领这个国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可是对于一些思想活跃的人士来说，这个天皇也是压在国民头上的一块巨石。虽然他被塑造为日本的慈父，但在他的统治下，人们缺乏自由，社会失去活力。随着大正天皇继位，人们开始憧憬自由的新时代。

和心思各异的社会人士不同，身为首相的西园寺公望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这些问题，而是一直忙于宫廷事务。这位63岁的贵族曾经是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的侍从，参加过倒幕运动，后来成为明治天皇的近臣，是明治维新时期的功勋元老。明治天皇去世后，西园寺公望忙于操办明治天皇的大丧之礼，当这一切忙完之后，他又被陆军增加师团的要求搞得头昏脑涨。

两年前日本吞并韩国，陆军防卫范围扩大。一年前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中日形势迅速变化。俄国在中国东三省的军力也有膨胀之势。于是，日本陆军提出要增加两个师团。彼时西园寺公望内阁正着手进行行政改革与财政改革，确定的目标是削减一成支出，因而据此否决了陆军增师的议案。陆军大臣极为不满，利用“帷幄上奏权”，直接向天皇递了辞呈。《明治宪法》规定，军队的统率权直属天皇，陆、海军军令机关可以不经内阁直接向天皇上奏，接受裁决，俗称“帷幄上奏”。

陆军大臣空缺，又没有办法找到合适人选。因为陆、海军大臣必须是具有大将或中将军衔的现役军人，而且要经过军部推荐，可是这次军部却拒绝推荐新的人选。根据规定，大臣也由天皇任命，首相没有直接任命的权力。只要有大臣空缺，内阁必须辞职。1912年12月15日，西园寺公望内阁无奈地集体辞职。这个事件被舆论称为“军阀毒杀内阁”。

6天后，另一位元老桂太郎被任命为首相。这是多年以来日本政坛的惯例。自1900年以来，西园寺公望和桂太郎轮流登台组阁。在过去的12年里，两人已经分别组阁两次，形成了一个独特但相对稳定的政治生态“桂园体制”。可是桂太郎的第三次组阁，却引爆了人们心中隐藏积聚多年的对藩阀政治的不满。

在倒幕运动中，萨摩藩、长州藩、土佐藩和肥前藩（四者简称“萨长土肥”）发挥了核心作用。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中央政府的权力主要被这四个藩国出身的人所瓜分。执政团队因“征韩论”分裂后，萨、长出身的官僚掌握实权。例如在军部内部，萨、长藩出身者长期占据有利地位，形成“长州的陆军，萨摩的海军”。历代内阁首相也都是萨、长出身或隶属其系统的官僚。他们并非党派推举，而是元老秘密商讨，经过平衡博弈，推出人选，然后天皇象征性地宣布“大命降下”。藩阀政治家们长袖善舞，利益之争和权力分配都在密室完成。显然，这种“藩阀政治”根本算不上民主政治，因此受到自由民权运动的抨击。

根据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帝国议会设置了贵族院和众议院。贵族院议员由天皇直接任命，众议院议员由选举产生。虽然在野党（自称“民党”）在众议院占有优势，但是藩阀官僚声称不以政党为基础，超然于政党之外（称为“超然内阁主义”），致使议会与内阁脱节，杯葛不断。在野党利用宪法赋予的预算审议权，在议会里猛烈抨击政府，多次削减预算。政府为了获得预算案的通过，则采取怀柔政党、解散议会、暴力干涉选举、天皇诏敕等不光彩的手段。

1900年，伊藤博文组织亲政府的政党“立宪政友会”，和在野党相对抗，进而形成了“桂园体制”。在此后的12年里，以桂太郎为代表的藩阀官僚和以西园寺公望为总裁的政友会互相协作，二人互相推荐，交替执政，史称这一时期为“桂园时代”。“桂园体制”就是藩阀官僚与政党有条件的合作体制，但政权交替的主导权及重要政策的决定权仍掌握在藩阀官僚的巨头——元老手中。桂太郎之所以能够三度出任首相，就是因为他得到了元老、“日本陆军之父”山县有朋的支持。

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国民的关注点都在于战争，对于国内政治则鲜有人提出异议。日俄战争后，以“日比谷烧打事件”为标志，民众开始对国内政治表示强烈不满，民心逐渐起了变化。这个时期的选举仍然根据财产和性别来限制资格，使得当时实际拥有选举权的人数只占国民总人数的2%，民众的真实声音无法传达到国会。在明治天皇去世后，人们期待刷新政治，可是军部仍然干预政治，元老依旧操纵人事，“军阀毒杀内阁”激发了舆论对藩阀政治的攻击。《东京朝日新闻》谴责藩阀的“反立宪的行动”，《东京日日新闻》则高唱“大正政治维新的开始”。《万朝报》也宣布，要进行“维护宪法的斗争”，鼓励民众“作为国民而战斗”。

东京的记者、律师、政党的有识之士等，组织了“宪政拥护会”。1912年12月19日，第一次宪政拥护大会在东京歌舞伎座召开，有2 000多人参加，声势浩大。大会做出的决议宣布，“阀族的横暴跋扈已登峰造极，宪政的危机千钧一发。吾人断然拒绝妥协，以杜绝阀族政治，以期拥护宪政”。

可是3天后，山县有朋的得意门生桂太郎出面组阁。藩阀系的政治家继续操纵政权，加剧了人们的不满，护宪运动蓬勃发展。有“宪政之神”美誉的尾崎行雄和犬养毅在全国巡回宣传，呼吁推翻藩阀元老政治，实行政党内阁制。在各地的民众集会上，喊得最响亮的就是“打倒阀族”“拥护宪政”等护宪运动口号。

大阪每日新闻社社长在写给一位政府高官的信中说：“其间的事情，一经报纸报道（虽与事实有些出入），国民上下便一体皆知，试做种种评论。有识之士和有志之士自不待言，而且从男女学生到市民百姓、马夫、车夫，也在澡堂和理发店里传谣，在客栈和井台议论元老会议的上述讨论经过，甚至家庭妇女和女仆也在背地里悄悄议论。可见，近来罕见的政治思想的变化与时事的普及多么神速。而万一报纸有教唆的言论，则火烧、砸打的事件再闹起来亦未可知，特望留意。”

在两三周内，护宪运动扩大为以知识分子、学生为首的大规模全国性民众运动。明治中期的自由民权运动仅限于地主、地方名士，而此时的护宪运动所参与的阶层范围急剧扩大。实业家参与进来，政党人士也纷纷起来响应。面对声势浩大的护宪派势力，桂太郎只得发挥自己在宫中的影响力，试图渡过难关。

原来，自从明治天皇死后，桂太郎便入宫担任内大臣兼宫廷侍从长。大正天皇自幼患有脑病，病情时好时坏，毫无主政能力，因此完全听凭桂太郎摆布，桂太郎因此被称为“躲在龙袖后面的人”。在1912年12月24日召开的第30届议会上，桂太郎曾三度下令休会，同时还以天皇的名义，向政友会总裁西园寺下达“匡救时届”的敕令。

桂太郎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在野党，议会里聚集起强大的反对力量，酝酿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桂太郎不得不亲自出马组织新党，并自任党首，企图渡过议会危机。本来，桂太郎是藩阀政治的受益者，也是积极拥护者，向来反对政党政治。1910年，他在第二次任首相期间，就曾严厉镇压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将幸德秋水等12人以莫须有罪名绞死，制造了著名的“大逆事件”。可是在形势逼迫下，桂太郎也只得顺应潮流，决定组党。

1913年1月21日，新年假期结束后，帝国议会准备再次开会。为了赢得组织新党的时间，桂太郎决定议会休会15天。3天后，第二次宪政拥护大会在东京召开，这一次的声势更大，与会者超过3 000人，护宪运动的规模和影响明显扩大。

建立新党一事并无进展，议会复会日期在即，桂太郎决定延长休会时间。他再度求助于天皇的诏敕。不久，宫中传出大正天皇的敕语称：“谅暗中斗争之局面，乃朕所不胜轸念也。”但是，诏敕已经没有往昔的威力了。2月5日，在复会的议会上，以尾崎行雄为首的234名议员提出弹劾桂太郎的决议案，强烈批判“内阁总理大臣、公爵桂太郎本当身担重任，却屡烦圣敕，混淆宫府之别，以权谋私，营结私党”云云。尾崎行雄还发表了一篇演说，该演说成为日本国会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尾崎行雄指责桂太郎及其同伙——

天天自称忠心耿耿，好像只有他们才真正了解何谓尽忠天皇、尽忠国家，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躲在天皇背后，向其政敌施放冷枪。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仅利用天皇作护身符，或者把圣谕作子弹，借此消灭政敌吗？

在决议案提出的当天，议会再度被命令休会5天。处于劣势的桂太郎多方活动，想方设法要议员撤回对内阁的不信任案。但是议员们不肯妥协，决定按照预定时间召开议会，并依然谋求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

2月9日，第三次护宪大会召开，超过2万人参与。第二天，也就是2月10日，护宪派议员胸前佩戴白蔷薇（表示白票，即对内阁不信任案的赞成票），进入议院。《东京朝日新闻》记录了当时的热烈场面——

“白蔷薇军来了”“民党来了”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涌向议会的群众越来越多，警察的制止也无济于事。中午12时20分，正门前相马邸附近瞬间集结了数千民众，挥动帽子齐声高喊“民党万岁”。进入议院内的约50名民党议员齐齐出现在议院的阳台上，挥舞白蔷薇，随门外的民众齐喊万岁。最后犬养毅出现在阳台随之附和。数千民众忘我狂热，骑马队兵分两路，阻断议院前的道路，禁止通行，骚乱仍然不可收拾。

桂太郎本打算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但是众议院议长劝其辞职，并且警告他，“现在议院外骑兵与民众发生流血冲突，尔等应负起暴乱之责任”。桂内阁走投无路，被迫总辞职，同时国会休会三日。

事态本应就此平息。可是，议院外的民众只知道议会再次休会，却不知道桂内阁总辞职。错误的信息传递，导致民情激愤，事态更加失控。一位在现场的大学生事后回忆道——

到了下午，群众越聚越多，有数万人从樱田门、虎门和日比谷三个方面涌来。警视厅如临大敌，出动了4 000名警官来警戒。午后1时刚过，听说议会再开后又休会的群众的怒气达到了顶点。大家一面高喊“桂出来”，一面把议院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由骑马巡查带头的一队警官开来，想把群众驱散。有人说“官宪来了”，于是，越来越激奋的群众便说“砸御用报纸去”，随后便杀到附近的都新闻社，用火点着房舍。两匹马拉的一台蒸汽水龙前来灭火。纵火者一个接着一个被捕，但群众的声势刚一低落又高涨起来，像潮水一样涌进了日比谷公园。

我也在其中。留在那边的平民遭到骑马巡查的蹂躏，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阀族政治的罪恶。我高喊:“我们誓死保卫宪政，葬送阀族桂太郎！”现在想起来，这是很粗糙的演说，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在最激愤时的表现。要想停止也停止不下来。暴怒的群众从日比谷公园出来向银座方向涌去，途中相继袭击了国民新闻社和读卖新闻社……终于酿成了死伤者的骚动。这时，我也被捕了。因为混在群众中的便衣刑事警察在我的外套上用粉笔做了记号。两名刑事警察抓住我的时候，我正在国民新闻社门前。看到被押往警视厅，我有点害怕了。同我一样被捕的有250多人。

遭到民众袭击的报社有26家，支持桂内阁的“御用报社”悉数被捣毁，而站在内阁对立面的报社却都安然无恙。还有48个派出所被火烧，其中，从新桥至上野的主要街道上的派出所全被袭击。骚乱还从东京蔓延到大阪、神户、广岛、京都等地，许多派出所、报社遭到破坏，不少人员受伤。

有人说，各地的民众活动“实为宪政的一大进步，不值得忧虑”。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些活动仍带有负面内容，在有些地方甚至酿成暴乱。假如日本实施普选制和建立政党内阁制，国民的要求能够通过普选制和政党内阁制直接反映出来的话，这些暴乱本来完全可以避免。

2月20日，海军名将山本权兵卫出任首相，收拾残局。此人属于第二代政治家，跟元老们关系不大，也不是护宪运动直接攻击的目标，因此被各界接受。第三次桂内阁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被民众推翻的内阁。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护宪运动最终取得胜利，各地的骚乱终于平息。

山本权兵卫组阁后，修改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规定陆、海军大臣不再限于现役武官，预备役、后备役、退役武官都可上位。从此，军部失去了要挟内阁的利器，政党力量则日渐壮大，经验日渐丰富，并开始从与藩阀政府的提携状态中脱身。“桂园时代”那种私下授受政权的局面被彻底打破。此后历届首相都改由元老推荐，经元老会议审议，再上奏天皇批准。历届内阁也都积极寻求与政党的合作，甚至以政党的“提携”为上台的条件。这无疑加快了政党内阁时代的到来。而第一个政党首相就是政友会的原敬。5年后，他打破萨、长藩阀政治格局，成为日本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首相，组织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政党内阁。

在第一次护宪运动成功、一切都恢复平静之后，原敬在日记中写道：“招致如此局势的原因，无可争论是桂定错了方针和民心自日俄战争后逐渐起了变化。”至少他说的后半句话是对的。时势变了，民心变了，人们希望建设以民主为基础的宪政。至此，追求民主的民众撼动了藩阀政治，政治领袖再也无法无视民选议员的力量。

这种变化也引起一些人的不安。评论家德富苏峰在1914年的一篇文章里记下这样的观感：“如今日本正在丧失中心点。政府无威信，军队无威信，就连政治家也无威信……我们既听不到旷野中呐喊的预言家的声音，亦看不到站立街头，试图指导国民的先觉者的踪影。人们彼此猜忌，对自己亦疑虑不安。黑暗即将来临。”作为信奉专制统治的思想家，德富苏峰代表了右翼对时代巨变的疑虑。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同样是在1914年，某一天民俗学家柳田国男来到新落成的大型火车站——东京站。当时正值交通高峰，他看到大批青年从车站涌出，他们背部挺拔，腿形修长，穿着裤线清晰的下装。而在以前，对一个武士来说，不论站姿、坐姿还是走姿，都要把力量集中在腹部，身体重心保持在下盘。即使到了明治时代，人们也习惯性地腰背下躬，因此身材显得矮小。如今，这种武士的姿态迎来了终结的一天。日本人开始站直身躯，进入了思想空前活跃的“大正民主”时期。

泽柳事件：教授对大学校长说“不”

泽柳事件是在大正民主潮流中发生的，在日本的大学自治历史上，具有巨大的意义。泽柳辞职后，京都大学校长由东京大学校长兼任，一年后京都大学医学部教授荒木寅三郎选任京都大学校长，之后的校长一律在大学内部由大学自身选举任用。日本的大学自治制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泽柳事件”的主人公是泽柳政太郎，一位非常有事业心的教育家。1888年他从东京帝国大学[1]哲学系毕业，进入文部省，担任文部大臣秘书。后来辞去官职，到教育第一线担任中学校长。他聪明能干，处事果断，多次解决校园闹事风波，遂在教育界初露锋芒。

1897年3月，泽柳政太郎担任东京市第二高中校长，解决了前任校长因丑闻事件所引发的学校骚动，使学校秩序恢复正常，校貌也焕然一新。一年后，他出任东京市第一高中校长，为重整校风，辞退4名教授，任人唯贤，破格提拔县属小学教师，在当时的教育界引起极大的震动。“一高”“二高”是当时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最好的高中，在这两所学校担任校长的经历，使得泽柳政太郎成为教育界的明星人物。

此后，泽柳政太郎重返文部省，充分发挥其行政才能，得到多次破格晋升，先后担任初等教务局局长、文部省副次官。他积极参与修改小学校令，提出减少教学科目、修改假名用法、限制使用汉字、制定成绩考查方式、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等有益于基础教育发展的建议。作为国家教育政策制定的重要参与者，泽柳对日本初等教育制度的确立起到了推动作用。

1913年，泽柳政太郎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被文部省任命为京都大学校长。当时的国立大学都由政府控制，大学校长也直接由政府任命。泽柳政太郎到京都走马上任，开始了崭新的职业生涯。

京都大学建立于1897年，比北京大学早一年。它是继东京大学之后，日本建立的第二所大学。和泽柳政太郎一样，首任校长木下广次曾任文部省局长（相当于高教局局长）。上任之初，木下校长就很明确地表明：“京都大学不是东京大学的分校，而是一所独立的大学。为了学校的长期生存和发展，我们必须具有独立的办学特点。”因此，京都大学从建校之初就注重追求自己的特色。

同时，京都大学位于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古都。它远离政治中心和繁华的大城市，是学者潜心治学的理想场所。独特的学术氛围，优美的校园环境，京都人那种“优哉游哉”的生活方式，使得京都大学逐渐形成了独立自主办学的传统。

48岁的泽柳政太郎是抱着雄心走马上任的，他希望在自己手里将这所大学建成一流大学。因此上任刚两个月，这位勇于任事的校长就要求7位教授提交辞呈，理由是这些教授在学问和人格方面不符合帝国大学教授的资格要求。

7位教授分属医科、理工科、文科，他们被要求辞职的消息在这些学科的教授中造成极大震动，但是这些学科没有提出抗议。与此毫无人事关联的法学部却迅速召开协议会，与会的教授们做出一个决议：教授的任免必须事先经过教授会同意。法学部负责人根据此项决议，向泽柳校长提出了口头抗议。

法学教授为什么关心其他学科教授的去留？他们又怎么敢干涉校长解聘教授？原来，明治维新时代，日本政府效仿德国模式，建立了七所“帝国大学”，京都大学即其一。《帝国大学令》第一条规定，“帝国大学适应国家的需要，以教授学术、技术理论及研究学术、技术的奥秘为目的”。第一任文部大臣森有礼曾对大学校长们说，“诸君在帝国大学里掌管教务，当遇到为学术还是为国家的争执时，务必把国家放在优先地位而给予高度重视”。尽管政府要求大学为国家服务，但是自建立之日起，日本的大学就形成了一定的自治传统，大学教授们将“大学自治”视为当然之事。

作为日本历史上第一所综合型大学，东京大学创立初期就形成了教授治学的风气。日俄战争期间，东京大学教授户水宽人因为坚持主张对俄罗斯持强硬态度，被文部省停职处分。按照关于帝国大学官制的规定，文部大臣在决定帝国大学教授的人事升迁任免时，首先必须由教授所在大学的校长提出书面申请。但是文部省在做出这个处分决定之前，并没有收到校长的书面申请，因此全校教授强烈抗议该处分损害了学术自由和大学独立。结果，教授们取得了胜利：文部大臣辞职，校长也因为没有书面申请却接受了文部省对教授的处理而引咎辞职。这就是著名的“户水事件”，它确立了大学校长在教授人事上的书面申请权，该权利保证了大学相对于文部省的独立性。

不过，日本的“大学自治”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仅是大学管理的一个习惯制度。

与“户水事件”中东京大学教授们进行的抗议不同，京都大学法学教授们提出的“教授的任免必须事先经过教授会同意”的要求有些“过分”。因为根据1886年颁布的《帝国大学令》，大学教授任免是属于政府的权力，大学校长由文部大臣任命，职责是“维持帝国大学的秩序”。从理论上来说，校长作为政府任命的官员，对教授的去留有决定权。或许是考虑到自己是新任校长，泽柳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刚厉从事，与教授们直接对立，而是对法学教授们的意见采取了沉默态度。

10天后，法科部召开协议会，通过了由全体教授和副教授联合署名的意见书，阐述了教授任免必须获得相应学科教授会的同意的理由——

（1）如果校长可以做出对教授的任免决定，则教授地位将失去安定性，从而大学难以获得优秀的学者。

（2）学术进步必须以学术的独立性为必要条件。教授必须身处官权的干涉和俗论的压迫之外。教授会一旦不能介入教授的任免过程，则学术独立性将无法获得保障。

（3）对于学者的能力和人品，应该从其学识的优劣和研究用心的深厚角度进行评判，而对此有能力做出判断的，只能是作为同事的学者。

（4）校长和教授会都是大学的构成机关，彼此之间应该相互合作。然而，当校长以职权的名义对教授做出任免决定时，校长则完全变为政府的代言人而君临教授会之上。

（5）在教授任命方面，从来都遵循着经过教授会推荐这一不成文的规则。即使对于教授免职问题，也同样应该尊重教授会的意见。

（6）校长专断地做出决定，会使教授的地位受到轻视，对内影响学生，对外则使社会丧失对学术的敬意。

泽柳校长收到该意见书，没有表态。但是3天后，他对7位被迫递交辞呈的教授发布照准免职令。校长的做法在校园中掀起轩然大波，教授们纷纷站出来表示反对。为了平息风波，泽柳校长公布答辩书说，在现行的制度中，并不存在大学教授的任免必须获得教授会同意的规定。

泽柳校长说，他本人并不非常反对给予教授终身保障的地位，但该项制度建设为时尚早。教授绝不能因其言论违反为政者的主张，或不合潮流而使其地位受到动摇。但是，就学问、品德和行为方面存在问题而不具备教授资格的情况，在世界范围内还未见有此种原因造成的教授的进退必须经过教授会决定的事例。

校长的说法没有得到谅解，反而激起了教授们的对抗。1914年1月，法学部教师联名提出辞呈表示抗议。法学部的学生也召开学生大会表示，如教师的主张不被接受，学生将与老师们共进退。此事不仅轰动京都，在东京也引起了反响。东京大学法学部开始声援京都大学法学部。

文部省担心事态失控，向社会上蔓延。可是文部省没有无条件支持自己任命的校长，通过使用行政权力来强行解决问题，而是展现诚意，希望通过调解的方式来化解冲突。文部省邀请两位富有声望的东京大学教授穗积陈重博士和富井政章博士充当调停人，展开调停工作。

经过两位博士的调停，1月24日京都大学教授、京都大学校长和文部大臣之间达成协议。文部大臣承认京都大学法学部主张的正当性，法学部教师撤回辞呈，进退两难中的泽柳校长辞职。就这样，历时长达半年的“泽柳事件”得到和平解决，京都大学校园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泽柳事件”是在大正民主潮流中发生的事件，在日本的大学自治的历史上，具有巨大的意义。泽柳辞职后，京都大学校长由东京大学校长兼任，一年后京都大学医学部教授荒木寅三郎选任京都大学校长，之后的校长一律在大学内部由大学自身选举任用。日本的大学自治制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也有人担心，大学自治将导致教授们保守既得利益，不思进取。可事实上，大学自治是现代大学最为基本的特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学者的尊严，促进学术繁荣。例如，历史学家内藤湖南长期在京都大学任教，是当时头号的中国问题专家。1928年2月，后来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军官石原莞尔问内藤湖南：“从历史上看，满蒙是不是日本的？”内藤说：“作为一名日本人，我非常想主张满蒙是日本的领土，但是学问是不可以歪曲的！”京都大学的教授们坚守这样严谨的学术态度，致力于学术研究，在史学、哲学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形成了享誉国内外的“京都学派”。

作为京都大学的第五任校长，泽柳任职仅一年零四个月。虽然他尴尬退场，但却没有消沉不振。作为一名民间教育家，他积极参与教育改革，推动自由教育运动，成为日本“实际教育学”的倡导者与新教育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为大正时代的日本实现传统教育的根本性改变做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一代宗师”，于内是国民教化的最高顾问，于外是日本教育的代表。

“泽柳事件”不仅成为日本大学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而且成就了泽柳政太郎。

[1] 帝国大学，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帝国在其本土和殖民地上的中心城市所建立的9所综合性国立大学的统称，例如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二战后这些大学全部去掉“帝国”二字。本文除此处外，一律省略大学名称中“帝国”二字，以战后名称指代。

阿部守太郎暗杀事件：日本的自制力渐将消退

大陆浪人高调声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求必须出兵中国，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的尊严。在后发国家，这种极端的言论很容易引起民众情感上的共鸣。但很少有人明白这个道理：个人可以选择“玉碎”，但没有人有权利让国家“玉碎”。

1913年8月5日，日本华北驻屯军的一位中队长便衣侦察中国军队的行动时，被袁世凯的北洋军误认为是南方革命军的间谍而逮捕。6天后，又有一位日本军官在汉口遭北洋军逮捕，被夺走军服和军刀。9月1日，北洋军张勋带领着“辫子军”占领南京时，竟将三个日本侨民当作中国百姓砍死，混乱中还烧毁了日本国旗。

1913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年初宋教仁被暗杀，孙中山愤而发动“第二次革命”，袁世凯的北京政权同南方的革命势力开始内战。上述三起涉日事件都是伴随着中国内战而发生的误捕误杀，在日本国内激起轩然大波。中国士兵不但杀害日本人，而且侮辱大日本帝国的国旗，这还了得！许多日本人主张，日本军队应该借机占领中国领土，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要求进军中国的呼声大涨，让政府进退两难。彼时正值“第一次宪政运动”结束不久，违背民意的桂太郎内阁垮台，新上任的山本权兵卫内阁不得不听取来自民间的声音。在所谓“民间呼声”的背后，其实有军部势力的支持。

军部与政府的分歧由来已久。根据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天皇拥有统帅权，军队对天皇负责，独立于内阁之外。因此，内阁无法驾驭军部，双方常常为军队编制、预算、涉外问题等发生争执。日俄战争之后，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军部在中国问题上的发言权大增。

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政府的政策是尽量维持满洲现状，而军部和一些大陆浪人则认为这是胆怯的消极之举。在军部的暗中支持下，一些大陆浪人趁混乱之机策划“满蒙独立运动”，妄图将满蒙从中国分割出去，建立日本控制下的“满蒙王国”。由于中国军队的打击和日本政府的反对，这一阴谋未能得逞。

政府对“满蒙问题”持消极态度和对中国的“软弱”，激起了军部和大陆浪人的极大不满，三起涉日事件更成为他们鼓噪的借口。特别是大陆浪人，高调声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求必须出兵中国，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国家的尊严。在后发国家，这种极端的言论很容易引起民众情感上的共鸣。但很少有人明白这个道理：个人可以选择“玉碎”，但没有人有权利让国家“玉碎”。

面对不断高涨的社会舆论，政府不能漠然视之，外务省让主管对华外交事务的政务局局长阿部守太郎出面解释，试图引导舆论。于是，阿部守太郎向《东京日日新闻》的记者发表谈话，解释政府的立场，阐述反对以占领中国领土来解决两国之间争端的理由。他说，有些人认为，国旗被侮辱是重大事件，其实国旗不过是一种器具，为此而表示愤慨是愚蠢的。

就如干柴堆上点火一般，这个谈话马上将舆论的焦点和右翼的怨恨引向了阿部守太郎。

阿部守太郎生于187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科，在中国工作过四年，是外务省有名的“中国通”。一年前他出任外务省政务局长，深受外务大臣牧野伸显的信任。作为外务省的政策制定者，阿部主张“在对外关系方面，必须完全依靠和平方法，以开展贸易和扩大其他经济权利作为重点”。当时，面对各种势力插手对华政策的混乱局面，这位务实的政府官员写了一份万言书，坦陈自己的主张。

阿部反对以军事手段解决外交问题，主张放弃领土野心，用和平方法来争取经济利益，“如用割取领土的方法来解决满蒙问题，不仅中国，而且英、俄、法、美等国都将成为我们的敌国。因此，切勿对满蒙怀有企图获得新领土的目的，应以我们的现有地位为基础，从经济方面和平地取得巩固与发展”。

阿部守太郎非常反感军部和大陆浪人暗中在中国私自活动，认为军部、大陆浪人偏激而又狭隘，没有战略眼光。他竭力主张“外交统一”，“一切外交应由外务省统一进行，陆军、海军两省自不待言，诸如参谋本部、军令部等官衙应遵照政府方针，决不可背道而驰……”，“外务大臣对关东都督需严加监督，而且要使南满铁路，只能按外务省的指示行事。除此之外，不得采取任何独立的涉外行动”，“对于以前由参谋本部、军令部等公开或秘密派往中国各地的军官，要他们牢牢铭记上述宗旨乃是当务之急”。

1913年2月，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组阁，阿部的对华主张被采纳，长达万言的意见书成为山本内阁对华外交的基本方针。新内阁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以冷静克制的态度处理两国纠纷，包括1913年接连发生的三起事件。

可是，这却导致极大的社会反弹，尤其是阿部对媒体的谈话，更让军部内外的右翼分子愤怒不已。这些狂热分子不知道，一个国家必须坚持冷静而合理的外交方针，日本只有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才能获得繁荣。外交谈判，特别是危机处理，是非常复杂、细致而专业的事情，绝不能感情用事。他们认为，武力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最快的手段，唯有如此才能获得国际地位，保障日本的强大和尊严。因此，他们大肆攻击山本内阁的对华方针，对华外交负有直接责任的阿部守太郎更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9月5日，也就是在对媒体发表谈话的第4天傍晚，阿部守太郎前往新桥车站，迎接离任回国的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当他走到赤坂灵南坡自己住所前时，遭到两名暴徒的袭击，喋血街头。翌日早晨，阿部因腹部和左股受刺而死，年仅41岁。

第二天，一封署名为“忧国男子”的“除奸信”送到了阿部家里。信中写道——

大凡古今东西，观其国家之兴亡盛衰，诸政虽无轻重，然外政之振作与否，直接影响国家兴衰。而今我国之外交，局内不得其人，徒以退缩卑屈为能事，于局外，东则使神州之国威受到凌辱和蹂躏，西则置满蒙于不顾，而此满蒙乃以二十亿巨额财产和十万同胞流血所得……

“除奸信”写得慷慨激昂，辞藻华丽。它指责阿部和外务大臣“无视民众舆论，使帝国危如累卵”，还造谣说“他们整日出入于妓院街，沉湎于酒色”。“不明真相”的人们最容易相信和传播这种无耻谰言。此文贯穿着反对政府外交“软弱”的逻辑，充满着自以为是的空想。他们根本不了解国家力量关系的对比，也不考虑他国的立场，狂妄自大，一意孤行。他们根本不知道，外交就是妥协，谈判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必须在知己知彼（了解各自的利益和底线所在）的基础上讨价还价，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点。这绝不是靠口号和豪言壮语解决得了的。

两名所谓“忧国男子”，其实是不满于阿部局长的“软弱”对华政策的右翼暴徒，而且都是年轻浪人。一个是21岁的宫本千代吉，另一个是年仅18岁的冈田满。阿部守太郎就是这样做了这些血气方刚、意气用事的青年的刀下之鬼。两个暴徒都是右翼团体“对华同志会”的成员，而“对华同志会”的负责人就是大陆浪人岩田爱之助。辛亥革命爆发后，岩田曾参加革命军守卫汉阳的战斗，并于此役中负伤。他一直主张强硬的大陆政策，认为外务省官员对中国缺乏采取强硬态度的决心，而阿部则是执行对华“软弱”路线的代表人物，于是唆使两名浪人刺杀阿部守太郎。

在岩田爱之助之上，还有“浪人之王”头山满和“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这些右翼头目都是嗜血的暴徒，他们的图谋并不止于除掉阿部，他们还想制造更大的血腥新闻，刺激民众。于是他们把刺杀阿部的凶手之一冈田满叫到一间密室，慷慨激昂地向他讲了一番关于爱国的大道理，并指出两条路供他选择：是被警察逮捕处死，还是像一个英雄一样为帝国光荣地死去。如果选择后一种死法，他们将号召全日本的浪人永远缅怀他的壮举。

行凶后的第四天，在右翼头目的蛊惑下，18岁的冈田满坐在一张中国地图上剖腹自尽，鲜血染红了中国大地的图案。这一幕是对于时代的暗喻，也是对未来的一个预言。伦敦《泰晤士报》1913年9月9日的社论指出——

以吾人之见，阿部氏被害较南京暴行事件尤为痛惜。若行凶动机果如世上所报道，则显示日本过去五十年间自制力渐将衰退，民众感情较明治时期更难抑制。[1]

《泰晤士报》的忧虑终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可在当时，暗杀阿部的行动却赢得了来自民间的喝彩声。军国主义者北一辉说：“政务局长阿部之死，乃神武天皇之神灵借冈田满之手，处其死刑者也，神明在上，实所照鉴。”

两个暴徒所属的右翼团体“对华同志会”，还于阿部被杀后的第三天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右翼分子纷纷登台亮相，发表措辞强烈、极富煽动性的演说，提出要严惩南京事件的肇事者，并呼吁政府立即出兵，占领满蒙之要地，以作为谈判解决的条件。会场群情激愤，纸旗乱舞，口号震天，最后做出要求出兵中国的决议。散会后，部分与会者还拥向外务省和外务大臣官邸进行请愿活动。警视厅不得不派出大批警察维持秩序，以防止发生骚乱。

暗杀阿部事件、冈田满剖腹事件和日比谷公园国民大会造成巨大压力，终于逼迫日本政府改变了态度。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强硬要求。在停泊南京的9艘日本军舰和新增派的14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无声的压力下，中国政府无奈地接受了日本的无理要求。驻英国公使小池张造也被召回国内，继任阿部守太郎的职务。小池张造后来成了日本强硬对华外交的旗手，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便是由他起草的。

日本政府的退让鼓励了右翼分子，他们更加活跃，又开始野心勃勃地搞起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这样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从那时起日本彻底陷入“十四年战争”（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泥沼，直至1945年战败。

大正时期确实是民主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政党和民间力量逐渐抬头，元老势力自然削弱，军部和右翼势力处于低潮时期。但是，在大正民主的洪流背后，右翼势力的黑色恐怖一直暗潮涌动。尤其是野心勃勃的陆军，企图将中国置于日本统治之下，不断利用大陆浪人进行各种形式的破坏活动，制造事端。1913年外务省政务局长阿部守太郎遭到暗杀是这股潜流冲出岩层的一次表现，是这个国家的自制力渐将衰退、民众感情难以抑制的不祥预兆。

[1] 转引自［日］猪木正道著《吉田茂传》（上）。

从松方正义到孙中山：对中日关系的忧思

在受到西方国家支配的世界里，日本如何安排自己的未来，如何与世界相处？这个问题的基础是日本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在神户的演讲中提出这个重大问题半年后，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可是他提出的问题和松方正义的警告一样依旧存在，而且随着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变得越来越紧迫。遗憾的是，对于松方正义的警告和孙中山的提问，日本并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

对于日本，中国人曾有过好感。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第一批13名留学生抵达日本，开启了向日本取经的先河。特别是日俄战争中，日本竟然战胜老牌的世界强国，深深刺激了中国，一场“以日为师”的活动全面展开。一批批留学生先后涌入日本，到1911年留日学生累计达到4.5万人。留学生中既有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革命家，也有章太炎、陈独秀、鲁迅等思想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那么，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丧失的？回望历史，很清楚，就是1915年大隈重信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之后。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实际上，日本与中国的不幸关系，可以说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二十一条’激起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愤慨，是20多年后战争爆发的伏线”。“二十一条”的要求非常苛刻，暴露了日本攫取在华特权的野心，给中国民众以极大的震动和冲击。1916年中国政府宣布将被迫签字的5月9日定为“国耻日”后，国内反日情绪日益高涨。从此留日学生急剧减少，中国社会舆论对日本充满敌意。

在日本方面，却是另一番景象。“二十一条”得到了主要报纸的支持。《东京朝日新闻》说“对华‘二十一条’维护了东亚和平”，《读卖新闻》说“政府的措施应该说大体上是适合时宜的”。日本政府采取发出最后通牒逼迫中国政府同意的高压手段，也获得了新闻媒体的支持。这些媒体先后刊登报道或发表社论，批评中国政府的态度，拥护本国政府，宣称日本的主张极其正当。

在日本知识精英中间，也有很多人支持“二十一条”。辛亥革命时担任过孙中山法律顾问的寺尾亨本来是“亲中派”，此时却在报纸上撰文说，“关于对华问题，应该批评的地方固然不少，然吾人对其事实无法准确把握。即便已经知之，今天亦非公然批判之时。为了国家的体面，最终应该明确我国主张之所在，努力贯彻之”。

作为大正民主运动中的核心人物，吉野作造是一位积极主张民主主义的学者。当“二十一条”交涉结束、中日两国缔约以后，他也发表文章对“二十一条”给予肯定的评价。“这一次的对华要求表面上看有些地方或许侵害了中国的主权，或许让中国丢了脸面，但是我相信，从帝国的立场来看，大部分都是最小限度的要求。”他这样写道，“从与西洋各国的关系来看，（‘二十一条’）选择的时机颇好……处理得极其恰当。”连吉野作造这样的知识精英也被狭隘的民族主义俘获，评价“二十一条”的对华要求“处理得极其恰当”，就不难想象一般日本民众的态度了。

当然，也有极少数人士批判和质疑“二十一条”。不过，他们不但没有对政府形成任何有效影响，反而受到斥责和抨击。例如，时任北洋政府法制顾问的有贺长雄就因为在元老中斡旋而遭到责难，被骂为“国贼”“袁仆”，早稻田大学剥夺了他的教授职务。右翼分子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甚至企图杀害他。

就在这种感情用事的、偏狭的民族主义席卷日本的时候，一位元老却站出来，对日本的外交政策提出警告。这位元老就是松方正义。

松方正义1853年生于鹿儿岛，是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的老乡。他曾任明治维新政府的大藏卿，此后几乎一直担任大藏大臣的职务，占据日本财政中心位置长达22年之久，是一位精通财政政策的政治家。他还曾两度组阁，受封从一位大勋公爵位。松方正义既不是明治维新激变时代的英雄，也没有在战争中建立军功。他之所以能如此显赫，大概是缘于其温厚笃实、朴素勤勉的人品。

早在明治时期，松方正义就已跻身元老之列。进入大正时代，他又收到了大正天皇“匡辅大政”之诏，和明治天皇的主要辅臣山县有朋、井上馨、桂太郎、大山岩、西园寺公望等人一起辅佐新天皇，参与机要。这些元老是超宪法的存在，在朝政中拥有绝对强大的势力。

然而，这些元老却是不负责任的。《外交时报》的一篇文章说：“元老这些人，说来很奇妙，可以肯定他人的说法，但即使相信事情对国家有利，他们也不会去扮演受人憎恨的角色，主动向政府当局提出忠告。况且万一因此而使政局发生动荡，这种责任他们绝不愿意承担。因此，这种被人憎恨的角色一个一个往下推，元老自己则回避承担责任。”

不过，对于政府咄咄逼人的对华政策，松方正义罕见地公开而明确地表达了不满。1916年10月，大隈重信下台后，81岁高龄的松方正义向新任首相寺内正毅提交《对华意见书》，严厉批评政府对华政策之恶劣——“然我国近年来对华政策，徒恃我强盛，乘彼之弱小，威吓彼，恫吓彼，时而玩弄欺诈小计，时而行强夺之拙策，唯驱彼怨恨于我，离反于我，以我为不共戴天之仇雠，以迄子子孙孙以我为诅咒对象，不过徒以自得……谚曰：百巧不若一诚。然我国之对华政策，巧拙交互，唯促彼之怨恨，复招其侮”。

在松方正义看来，外交政策要以信义、正义为原则，唯有“遵循天地之公道，重视国家信义”，才能使“我国置于富岳之安，光耀我皇威于八纮”。他主张把“不吐刚，不茹柔，凭据条理，主持正义”作为日本“外交政策之传统要诀”，强调“无势力之信义乃空言，然无信义之势力乃祸媒。无论多大之势力，唯有作为有信义之势力方可有效”。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国家认为外交就是恃强凌弱，国家之间只有拳头大小，没有公理可言，因此外交就是欺诈和权术，信义和正义无非就是幌子。大隈内阁就是以这样的认识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松方正义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二十一条”，认为日本的对华政策“不得不断言绝对堕入了荒谬，实余所不堪痛叹也”。他进而指出，近年来日本外交政策舍弃信义，“徒弄一时之阴谋诡计，不顾因此而酿生国家百年之祸根……唯驱可谓帝国外廓之中国为敌国，从而使帝国在世界之信用丧失殆尽”。他还警告说，尽管日本表面上确保了本国的权益，但“察其真相，实际是岌岌可危，犹如驾驶破舟激流直下，其前途实不禁令人寒心”。

松方正义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是使中国弱小，衰灭，吞并之乎？抑或将中国视为友弟，善诱之，扶助之，将其作为东洋自治一要素待遇之乎？此乃对华政策之根本问题。”松方正义认为，答案应该是后者。他主张，日本必须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国家关系，“日中亲善”对中国有益，对日本也是至关重要的，“日中亲善非仅支撑东亚危局之所以，又非单纯救助中国之所以，实乃我日本帝国屹立于世界惊涛骇浪之中而不倒之自卫之道也”。他直言不讳地说，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日本自己，“乃唯欲支持我帝国根本对外政策之大原则，构筑帝国于世界中远大且永久之地位”。

为了日本与国际社会和睦相处，松方正义要求政府改变对华政策。他警告说：“若不幡然猛醒，奈何能不使帝国之威信失于中国，更将使帝国之于世界之地位陷于危殆？”“为今之计，若不迅速采取重大措施，给予根本改正，相信帝国将来之危机祸害实不可测。”

历史证明，这位元老是非常有远见的。寺内正毅内阁也转变了对华政策，即由武力扩张转变为经济渗透。通过借款给北洋的段祺瑞政府，扩大日本在华的政治、经济权益。寺内下台后，在野时就反对“二十一条”的原敬出任首相，更是把日中友好作为对华基本政策。不过，欺压、侵略中国的逆流一直存在，尤其是军部和右翼。

1924年7月，松方正义卒于东京，享年89岁。4个月后，孙中山来到日本。彼时他应段祺瑞的邀请北上，共商国事，途经日本。在日停留的8天时间里，孙中山做了4次演讲，其中在神户欢迎会上做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备受关注。在演讲中，他尽情述说了他对曾给予许多援助的日本所抱的希望与批评，同时也间接回应了松方正义的问题。

在价值观上孙中山和松方正义是一致的。他也主张讲仁义道德，以正义公理来感化人，反对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的“功利强权”。他呼吁亚洲各民族各国团结合作，建设平等自由、互助互利的“大亚洲”，“大亚洲主义”的基础就是“讲道德，说仁义”。

最重要的是，孙中山指出，“行霸道的国家，不只是压迫外洲和外国的民族，就是在本洲和本国之内，也是一样压迫的”，并敦促日本就究竟是走“西方霸道”还是走“东方王道”的道路做出选择：“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于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这次演讲被一些日本学者视为“孙中山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讲”，因为他指出了当时日本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受到西方国家支配的世界里，日本如何安排自己国家的未来，如何与世界相处？这个问题的基础是日本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半年后，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可是他提出的问题和松方正义的警告一样依旧存在，而且此后随着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变得越来越紧迫。

遗憾的是，对于松方正义的警告和孙中山的提问，日本并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自从明治维新把“富国强兵”作为目标以来，这种民族主义的追求一直激励着日本。追求富国强兵本来是新兴民族必然会经历的阶段，可是在国家强大之后，富国强兵的后遗症开始凸显，国家必须重新调整发展目标。在大正时代，随着民主主义的盛行，日本本来有机会做出彻底调整。

1915年，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访问日本时就指出，在欧洲和美国，科学和工业的推广导致了相似的文化价值和政治安排的出现，尤其是在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他声称，看到了“日本人和西方人之间思想上的相似性”以及“心理的相同”。因此他预言，当日本变得更加现代时，日本人将丢弃“旧日本的精神”，拥抱遍及世界先进国家的“理想道德价值和原则”。反过来，相近价值观的建立也会支持与欧洲和北美相似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

可是，日本并没有丢弃“旧日本的精神”，将民主主义思潮内化为现代的文化价值和政治安排。尤其是进入昭和时代以后，崇尚武力的日本成为“霸道的鹰犬”，接连不断地采用激烈批评的手段对待中国，不断升级侵略中国的步骤。其结果：一方面，使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丧失殆尽，中日两个邻国成为仇雠；另一方面，日本在妄图统治中国和称霸世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孤立于世界，“陷于危殆”，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白虹贯日事件：日本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白虹贯日事件”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言论嫁祸事件，本质是国家对舆论的镇压。这起事件的关键是，利用“白虹贯日”这种词语所具有的“象征性”进行政治构陷。战败后连续发生的许多文字狱都是以此作为范本的。

进入大正时代，明治后期的社会高压开始松动，国民的民主意识逐渐高涨。对于藩阀势力垄断权力的政治现状，民众尤为不满。许多民间报纸作为民众的代言人，站在反对藩阀政治的前列，推动护宪运动，厥功甚伟。其中《朝日新闻》发挥了舆论领袖的作用，可也因此而埋下了遭遇政治报复的祸根。

《朝日新闻》1879年1月25日在大阪创刊，“朝日”蕴含“旭日升天、万象惟明”之意。草创时期为插图小报，以“不偏不党”为办报方针。1889年建立东京本部并开始出版《东京朝日新闻》，但是发行量有限，影响不大，不过很快就迎来了机会。第二年日本政府举行宪法颁布大典，朝日新闻社社长村山龙平从政府拿到宪法全文后，立即跑步交给早已候立在门外的报社职员，这名职员一路狂奔回报社，当日出版号外。《东京朝日新闻》一举压倒对手，在报纸林立的东京脱颖而出，进入大报行列。

早在明治时代，报纸与政府的斗争就经常不断，但是初期的报纸发行量很小，影响力也很有限。自日俄战争时期起，报纸的发行量逐渐增加，出现了发行量超过20万份的报纸。因为教育普及，国民识字率增加，报纸成了真正的大众媒体。《朝日新闻》就是一个典型。进入大正时代，它已经成为言论界重镇，汇集了许多进步派人士。著名作家夏目漱石、京都大学教授河上肇、佐佐木惣一等都是报社的客座记者。

在1913年的第一次护宪运动中，桂太郎内阁被民众推翻，山本权兵卫组阁。山本属于萨摩藩军阀，因此这次内阁更替只不过是一个藩阀取代另一个藩阀而已，引起民众的反感。“全国同志记者会”做出决议，公开反对不以政党为基础的山本内阁。1914年1月，媒体披露“西门子事件”：在购买巡洋舰的过程中，海军军官及商界人士收受德国西门子公司的贿赂。彼时山本权兵卫内阁为了扩建海军，正在向议会提交增加海军预算的议案。消息传来，贿赂丑闻立即成为议员们关注的焦点。拥护宪政的报纸也在东京召开记者大会，对山本内阁进行抨击。

很快，议会就审议了对山本内阁的不信任案，但是没有通过。3月，大量国民包围议院示威抗议，还袭击支持山本内阁的报社。4 000名警察都无法制止，直到陆军出动，才平息暴乱。在混乱中，两位记者被警察砍成重伤。为此，包括《朝日新闻》在内的东京各报社、杂志社与通讯社的代表一致做出决议称：“警察、官吏行凶伤害没有进行抵抗的新闻通讯记者，危及吾人的天职。对其负有责任的内务大臣应当以书面形式对此表明谢罪之意。”

时任内务大臣的原敬不承认有警察动武的事实。《朝日新闻》记者前去原敬家访问，竟遭到袭击。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界要求保护言论自由的呼声更加高涨。记者们在东京、大阪等地召开大会，做出了弹劾内务大臣的决议，向天皇递交请愿上奏书。舆论风潮席卷全国，议会内部也掀起了反对政府的热潮。在苦苦支撑3个多月后，执政14个月的山本内阁最终于1914年4月16日总辞职。

在反对山本内阁、维护言论自由的运动中，报纸发挥了核心作用，《朝日新闻》更是一马当先。作为社长，村山龙平站在最前列，反对藩阀政府，推动言论自由运动深入发展，在日本言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人们由此认识到媒体对于推动政治进步的重要意义，因此开始对媒体寄予厚望。可是谁能料到，4年后媒体面临的形势却发生了巨大改变。1918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之际，日本利用苏俄自顾不暇之际出兵西伯利亚。执政的寺内正毅内阁禁止各报纸发表任何有关报道，6家东京报纸、50家地方报纸因违犯禁令而遭到停止发行的处罚。

几乎与此同时，全国多地爆发“米骚动”，并迅速演变为暴动。报纸激烈地批判政府，《朝日新闻》对政府的批判尤其尖锐。政府没有检讨政策失误，反而认为“米骚动”是报纸煽动所致，严令禁止报纸刊登一切有关“米骚动”的报道。某日《大阪朝日新闻》 社会版一半开了天窗，以示抗议。

寺内内阁由于不以政党为基础，本来口碑不佳，现在又严厉限制新闻自由，愈加引起媒体的不满，全国随之掀起拥护言论自由的运动。各地记者召开大会，呼吁弹劾内阁，《朝日新闻》一如既往地勇立潮头。就在言论自由运动达到高峰时，《大阪朝日新闻》却遭遇了一场关系到报社能否办下去的笔祸。

事情起因于8月25日在大阪召开的“关西记者大会”。村山龙平主持大会，86家报社的166名记者与会，大会呼吁追究寺内内阁的责任。翌日，《大阪朝日新闻》刊登了一则关于这次大会的新闻，其中写道：“……素有金瓯无缺之誉的我大日本帝国，如今恐怕正在接近令人恐惧的最后审判之日吧。古人嗫嚅的‘白虹贯日’不祥之兆，正像电流一样默默地掠过手操刀叉的人们的脑际……”

“白虹贯日”是《史记》中的一个典故，说的是发生白色的霓虹贯穿太阳的景象，是国家发生兵乱的凶兆。就是这样一个源自中国古代的成语，却惹恼了军国主义组织黑龙会成员池田弘寿，他是一个25岁的狂热右翼分子。这个年轻人后来被抓获后供述说，他看了《大阪朝日新闻》的“不谨慎的论调”后非常愤慨，于是纠集几个同伙，9月28日下午在村山龙平回报社途中，将其拖下人力车，拳打脚踢。然后又把村山龙平绑在神社的石制灯笼上，在其背上插上一根写有“代天诛讨国贼村山龙平”字样的旗子。

村山的伤势并不严重，行凶者也很快被抓获归案，可这才是《朝日新闻》麻烦的开始。因为政府借题发挥说，“白虹贯日”意味着国家将要面临兵祸，在报道中引用这个成语是紊乱朝宪，意味着内乱，是动摇国民，而且“日”象征天子，构成了不敬之罪。政府以此为由禁止《朝日新闻》发行，并以违犯报纸法为名向检察机关提出控告。

其实有识之士都明白，这是官方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因为《朝日新闻》一直对寺内内阁不主张立宪的政策进行抨击，而在这次笔祸发生之前，该报社已被禁止发行12次。特别是在拥护言论自由的运动中，村山龙平社长一马当先，走在各报社的前面，已成政府的心腹之患。政府一直在寻找机会，现在抓住了“把柄”，岂肯轻易放过？尽管起诉期间，寺内内阁总辞职，原敬组阁，然而官方对《朝日新闻》的报复并没有结束，检察官起诉要求停止发行报纸。这无异于要判《朝日新闻》死刑。

在巨大的压力下，村山原想解散报社，但考虑到事关数千人的命运，最终放弃解散之意。为了让报纸活下去，报社宣布社长易人，村山龙平辞职，由《朝日新闻》的另一位创业者上野理一接任。编辑局长和多名骨干编辑记者退出报社，包括河上肇在内的多名客座记者也一起退出。并且在判决公布前3天，《朝日新闻》发表题为《报告本报的违法事件，并宣明特色》的“悔过宣言”，宣称“我社近年之言论颇不稳健，失于片面，今后当树忠厚之风”，公开承诺要改正错误，彻底改变方针并进行改革。

12月4日，撰写报道的记者和编辑以违犯报纸法的罪名，被法院判以禁锢两个月的处罚，报纸仍准发行。检察长还想就禁止发行进行抗诉，但是司法省次官与总检察长协商，决定不再抗诉。身为首相的原敬还不放心，专门要求新任社长到他的办公室面谈。71岁的上野理一抱老病之躯赴京，当面向62岁的首相请罪，陈述了报社改组经过。

根据《原敬日记》记载，新任社长表态说，今后要“彻底改变方针”，“为使今后即便出现人员变动等情况时亦能遵守，特将内容明确写入报社章程，因此今后绝不会再犯如此过失；另外这次判决极其宽大，至于有人被判自由刑，即使有人主张不能全部服从报社的命令，也要进行抚慰，让其认罪服法，绝不上诉。总之，报纸上公布的精神全部贯彻”。

风波平息，“白虹贯日事件”结束。由于上层管理人员承担全部责任，报纸也改变编辑方针，《朝日新闻》才得以渡过难关。这起事件使日本新闻界气氛空前紧张，从此新闻界的自由主义色彩渐失，批判锋芒顿挫。新闻作为舆论的力量逐渐丧失，报纸的风格也发生很大变化，不像从前那样敢于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府。

尽管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日本政府对于《朝日新闻》的处罚算是非常宽宏大量的，可是“白虹贯日事件”却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字狱。这起事件的本质是国家对舆论的镇压，是利用“白虹贯日”这种词语所具有的“象征性”进行政治构陷。战败后连续发生的许多文字狱，都是以此作为范本的。这种抓取只言片语并借题发挥为“内乱”“动摇国民”，从而进行政治迫害的做法，后来成为右翼和军部的习惯伎俩。20世纪30年代的“干犯统帅权”“天皇机关说”等词语就是这样被利用而为法西斯主义开路的。

平民首相原敬：不让这种潮流发展过快

在建立战前日本政党政治方面，原敬发挥了开创性的领导作用，希望使政党政治确立下来。不幸的是原敬被暗杀身亡，生前没能看到他的国家构想得以实现。自由主义在日本是短命的，10年后就在法西斯主义的攻击下风流云散。

“自由主义正在弥漫。”

1919年春天，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来到日本。他在写给《新共和》杂志的文章里，热情地向美国人民介绍说，“民主”已经在日本扎根一段时间了。当日本按照规则使内阁“向议会而不是天皇负责”时，它就会永久存在。杜威毫不怀疑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他之所以如此断言，是因为一位政治家担任了首相。在杜威看来，这位新首相上任后，“日本将稳步走向民主。没有血腥悲惨的巨变，变化也会来临”。

这位政治家就是原敬，日本的第一位平民首相。

一、受命于危难之际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日本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战争期间，出口激增，生产繁荣，许多大资本家因此而暴富。但是随着物价不断提高，实际工资反而在下降。在战争的最后一年，米价飞涨到战前的四倍，全国各地谷物交易所被迫停牌。民众的不满情绪急增，1918年7月爆发的“米骚动”迅速向全国蔓延。据统计，参与骚乱的人数达70万以上。

民众的不满表面看来是因为生活状况恶化，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政治。诚如当时的报纸所说，“最近的骚乱是因‘权力和财富分配不公’而起，‘公平的分配’是民众真正渴望的”。这种对公平的渴望，激发了民众的公民意识。一位示威者说：“我们是公民。现内阁的政策不足取，必须打倒目前的政府。”另一位示威者说：“粮价飞涨是寺内内阁犯下的罪行。当务之急是尽快行动，推翻这个违背人民意愿的政府。”

1913年的第一次护宪运动之后，日本开始逐步摆脱藩阀政治，向政党政治演进。可是在山本权兵卫、大隈重信两任首相之后，政治的钟摆再次反转。日本参加世界大战之后，利用“举国一心”的舆论氛围，元老山县有朋支持陆军出身的寺内正毅出任首相。这是一个没有民众基础的非宪政内阁，被称为“藩阀内阁”“私议内阁”。

面对各地沸腾的“米骚动”，寺内内阁不是尽力去解决此类社会问题，反而一味地严厉镇压。因为参与“米骚动”，数万人被逮捕，7 000多人被起诉，社会动荡终于平息了。但是暴力只能暂时压制社会的波动，无法消除民众内心的不满。官方试图通过谴责因暴动而遭驱逐的人来操纵大众观念，但是并不起什么大的作用。政党都攻击寺内正毅的政策不得力，全国的报刊也都对他发起弹劾。寺内四面楚歌，名誉扫地，只好以身体抱恙为由辞去首相职务。

作为明治维新以来的元老，掌握着“首相制造权”的山县有朋不相信政党，仍然想如同以前那样操纵政治。他找到另一位元老西园寺公望，请他出任首相。深受现代思想影响的西园寺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婉拒了山县有朋的邀请，转而推荐政友会总裁原敬。面对俄国爆发革命、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和国内要求实现普选制的呼声，山县有朋认识到，藩阀官僚政治家已无法担当应对时代的重任，于是转而同意原敬担任首相。

原敬生于1856年，少年时家境贫困，一面当书童，一面刻苦读书。之后他投身新闻界，做过多年的政治记者。28岁时，他受到外交大臣全权井上馨的青睐，被任命为外务省秘书，从此步入政坛。后来他的才干又得到伊藤博文的赏识，1900年伊藤博文组织“政友会”时，请他出任干事长。和那些有资历、有背景的政党人士不同，原敬只身投入政党。他认为，政党政治早晚必然取代藩阀政治。

18年来，原敬全力对抗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军阀、官僚势力，致力于树立全民支持的政党内阁。原敬构想的政党内阁，不是煽动民众发起暴乱而趁机夺权，而是建立具有能力和责任的政党政治。以往的政党打着自由民权运动的旗号，多为豪言壮语派和演说派，缺乏近代政党所必需的制定政策能力和经济运营方面的优秀人才。唯有原敬积极从政界和财界发展有才能的人加入“政友会”，以期提高制定政策能力，使“政友会”有了质的变化和发展。

1918年9月27日，原敬走上日本政坛的中心，原敬内阁成立。这是日本政治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因为在此之前的历任首相，都有藩阀背景，不是元老，就是拥有爵位，而原敬仅是一位众议员。名义上首相是由天皇降旨任命的，但作为政府之长的原敬是从以国民为基础的议会中登场亮相的。明治维新以来，君临国民、高高在上的政府第一次被建立在国民基础之上的政府所代替。除了外相、陆相、海相以外的内阁大臣都来自原敬领导的“政友会”。所以，这是日本政治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政党内阁。

原敬内阁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人们对政党内阁取代藩阀官僚政治充满期待。用民主主义运动的旗手吉野作造的话说，“不管怎么讲，（原敬内阁的诞生）乃是时代潮流所趋，以及与此相伴的国民的众望所归”。原敬也很清醒，他说：“国民的期待太高了，期待我在短时间内做很多事。”

二、不让这种潮流发展过快

原敬内阁不负众望，提出了将教育、交通、产业与国防问题作为四大政纲，并强力实行，很快就稳定了局势。除了现实社会问题，原敬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回应民众的民主诉求。

从1918年年末起，各地要求实现普选权的集会越来越多。1919年2月11日是《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30周年纪念日，数万民众汇集在上野公园，要求普选，宣告“民本主义是时代的潮流，君民共治必须真正彻底”，并且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第一次护宪运动主要是通过新闻报道得知运动的市民自发进行集会，这次普选运动则由工会等各种团体组织示威游行。就像媒体报道的那样，“数不胜数的各种团体一时间涌上街头，其中不乏理事长、会长、理事、干事等。不仅有拥有成千上百会员的团体，甚至那些由二三人自行组成并分别担任理事长和会长、无一名会员的团体也混迹其中”。

政治家、评论家、劳动运动家、学生、右翼一起加入到普选运动中，有野心的团体为展示自己的实力而采取过激行为，因此发生了激烈打斗。警察出动，多名示威者被捕，直到夜幕降临东京才恢复平静。期待着更加开放的政治民主的人们对原敬感到失望，发现他并不是他们心目中的自由主义政治家。

原敬出生在东北诸藩阀之一的南部藩，该藩在戊辰战争中一直与萨长政府军战斗到最后，因此被萨长藩阀蔑视。原敬对藩阀政治怀有强烈的对抗心理。他认识到民主主义是潮流，但是并不同意马上实现普选。“实际上将来民主主义发展是件可怕的事情，对此我与官僚势力有相同的担忧。”原敬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所不同之处在于官僚势力想阻断这种潮流，而我是想不让这种潮流发展过快，进行疏导，使之不致引起大乱。”

原敬向议会提出了扩大选举权的法案《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修正案》，只是把现行纳税资格的10日元降至3日元，而并没有将普选付诸实行。法案由议会通过，有选举权者由原来的150万人增至300万。虽然拥有选举权者倍增，但是300万人只不过占全国成年男子总数的10%。同时他把旧法时的中选举区制改为小选举区制，来巩固政党的基础。

普选运动继续发展，除了要求扩大选举权，民众还要求修改《治安警察法》，保障民众的生存权、结社权、罢工权。右翼也要求“改造国家”，北一辉在上海起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在左右两翼的压力下，原敬依旧拒绝普选。在他看来，“匆忙实行普选之危险不在郡、村，而在都会，且古来革命系于首府进行，如突然实行普选，则东京即成混乱之街巷，令人害怕”。

为了避免普选运动“引起大乱”，原敬关注社会问题，推行社会政策，以求纾缓社会矛盾。同时，他加强思想的管制。东京大学副教授森户辰明在《经济学研究》杂志上发表论文《克鲁泡特金社会思想之研究》，被指控违犯宪法，并被起诉。原敬说，“起诉乃不得已之事”，并强调“近来有大学教授等越出常规，发过激危险之议论以炫耀名声，此风于国家甚为不利。有鉴于此，我认为采取严格之措施是可取的”。

可是，普选运动难以遏制。人们期望实现普选，消灭藩阀，迎来美好的生活。在野党主张普选，以作为“革命的安全阀”。但原敬仍未改变态度。他断定，特地向“民众之强求”让步，将危及国家之基础。为此他解散议会，重新选举。

由于原敬的教育政策和交通政策施惠于民，桥梁、公路和新厂房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尤其是铁路设施遍及广大“郡村”，因此在选举中，他所在的“政友会”获得绝对胜利。可是由于他没有顺应潮流积极主动地推进民主主义，以使日本的政党政治建立起坚实而稳定的基础，一旦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幼稚而脆弱的政党政治很容易被动摇，乃至被推翻，使国家政治陷入困境，为右翼的激进主义打开通道。

在这个意义上，原敬辜负了时代赋予他的重任。

三、军国主义为世界所不容

原敬组阁不久，持续4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为了应对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新变化，避免日本在国际上受孤立，原敬采取了与英美进行协调的外交路线。他说：“日美英三国进行合作对国家的将来极为有利。反之，如果日本与美国关系疏远那将是十分危险的。”

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团提出的废除人种歧视的议案未获通过，日本国内呼声四起，要求采取不加入“国际联盟”等强硬措施。但是原敬首相始终保持冷静，没有感情用事，保证了日本战后外交路线的稳定。

原敬在施政纲领里提出“充实国防”，他同时也提出应防止过度依赖军事力量。他认为军备终究是相对性的，如果能控制在低水平就不要超越它，大规模的扩军是无益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国国防政策不应有侵略方针……军国主义为世界所不容”，“（今后在发展军备方面）如果没有国民的同情和支持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随着“大战景气”结束，1920年3月以后，日本经济陷入慢性衰退境地，政府不得不对军扩计划进行根本性修改。原敬对美国提出的裁军方案表示欢迎，派海军大臣作为首席全权代表，参加华盛顿裁军会议。原敬始终认为“政治应高于军事”。为了抑制逐渐膨胀的军阀势力，他试图废止参谋本部武官专任制，允许文官担任。在海军大臣出国期间，原敬兼任海军大臣，从而为他谋求军部大臣文官制、改革军队制度提供了机会。

在此之前，日本的海军大臣、陆军大臣一律由现役军人担任。一旦他们辞职，军部又拒绝推荐人选，就会导致内阁垮台。事实上，这已经成为军部操纵政治的惯用伎俩。对于军部强权、特权的存在，原敬抱有强烈的警惕。他在日记中写道：“总参谋本部总是强调统帅权，其前途危险……参谋本部的军人们……动辄抬出皇室对政界施压，其谬甚也”，“参谋本部直属天皇，独立于政府之外，不论什么事都反复强调统帅权问题，这还不足以令人忧虑吗？值此之际，将此弊端一扫而光才是为国家、皇室着想之策”。

原敬限制海军扩展计划得罪了右翼，他积极推动皇太子出国访问，更加深了右翼对他的仇恨。原敬一方面拥护“宪政”，另一方面又拥护“皇室”。当时大正天皇病情恶化，右翼势力反对皇太子此时出国访问。但原敬认为皇太子有必要扩展见识和教养，积极主张皇太子出国访问。1921年2月，皇太子裕仁出发，前往欧洲国家访问。几乎同时，原敬接到会被暗杀的警告。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深切感谢其好意，可又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我想，只要不是‘形同狂犬’的家伙，就不应有特别憎恨我的理由。”

半年后，皇太子平安归来。历时半年的出访对皇太子的思想形成很大影响，他在赐给原敬的话中称：“余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教训有了鲜明认识，达到学习目的，余心甚喜”，对原敬力排反对意见积极推进出访计划的见识给予高度评价。

皇太子回国后，身心疲惫的原敬一度想辞职。执政两年后，他向国民承诺的政策开始走上轨道，但是由于皇太子要摄政，华盛顿会议即将召开，于是不得不留任。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原敬应邀参加比利时驻东京公使馆举行的夜宴。公使馆原为大久保利通的故宅，于是席间宾客自然而然地谈到大久保利通被暗杀的往事。大久保利通作为“维新三杰”之一，在明治维新中厥功甚伟，却遭到暗杀。这些往事令众人唏嘘不已。

就在第二天，1921年11月4日，65岁的原敬步入东京火车站。为消散积存已久的郁闷，他想到外地旅行。可是黄昏中白刃一闪，65岁的原敬被一位18岁的右翼青年刺杀身亡。这是自1885年内阁制建立以来首位被暗杀的现职首相。原敬之死对内外造成冲击，海外媒体对此十分罕见地予以报道，表示痛惜。

原敬身后，留下了资料丰富的日记。从日记里人们发现，原敬不仅是一个对眼前问题临机应变、巧妙处理的务实型政治家，也是日本政治家中十分罕见的怀有国家构想的人。多年后人们回过头看，许多构想都是正确和有先见之明的。在对外政策上，原敬制定的国际协调的和平外交路线和政党政治一直是国家的基本政策，直到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为止。在建立战前日本政党政治方面，原敬发挥了开创性的领导作用，希望使政党政治确立下来。不幸的是原敬被暗杀身亡，生前没能看到他的国家构想得以实现。自由主义在日本是短命的，10年后就在法西斯主义的攻击下风流云散。

美国哲学家杜威访问日本后，又顺便去中国旅行。本来他打算在中国停留几个星期，但是后来改变了计划，在中国竟然讲学两年。他对比日中两国的自由主义，说了下面一段话——

来到中国以后，日本的自由主义在我眼里变弱小了。在中国一侧看来，日本所谓的自由主义，就好比演戏时为了救场而预先设置道具，然后突然出现在舞台上的怪神，看上去很是古里古怪……未来大战的所有种子，如今都已经深深地播种在中国的大地上。

吉野作造：大正民主的旗手

在日本的发展过程中，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始终是一对矛盾体。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思想“在内政上彻底地贯彻民本主义，在外交上确立国际的平等主义”，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假如他的思想成为社会共识，日本很有可能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五四运动在中国如火如荼之际，日本报刊上充斥着质疑乃至污蔑这场运动的声音。可是，却有一位日本学者公开发表文章，大力赞扬中国学生的爱国行动——

多年来，吾人为此而致力于从官僚军阀手中解放我所爱之日本，北京学生团体之运动于此点岂非与吾等同一志向目标乎？愿我等速使这一解放运动成功，并真诚祈愿邻邦民众之同一运动也有所成功。从官僚手中解放，始可建筑两国间固牢之国民亲善，而以往之所谓亲善，实乃妨碍真正亲善之大障碍。

不顾舆论汹汹而敢于独立发声的这位学者，就是被誉为“大正民主主义旗手”的吉野作造。他一生的重要时期都在激荡的大正时代度过，就像《纽约书评》主编、历史学家伊恩·布鲁玛所说，“吉野本可以加入那些行事诡秘的小团体，借天皇之名统辖日本。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效法前辈福泽谕吉，选择了一条最难能可贵、最岌岌可危且最危机四伏的道路：成为一名独立知识分子”。

一、站在世界看日本

吉野作造1878年出生于宫城县，后来考入东京大学。这是日本最重要的高等学府，为政府输送了众多精英人才，学校师生非常关注国家大事。甲午战争爆发时，作为学习政治学的青年学生，吉野和普通日本人一样狂热。每有半夜出征的队伍，吉野都会到车站前送行，并高呼万岁。如果有捷报传来，吉野便卷起袍襟穿着草鞋，加入到庆贺的提灯队伍里面。

甲午战争的胜利让日本举国若狂，知识界弥漫着蔑视中国的认知。沉浸在大国迷梦里的吉野这样写道：“维新后我们停止了对最早引进文物制度的老师的尊敬，唯在武力上难以轻侮，但是通过此次（甲午）战争，就连这点体面也悲惨地剥落了。西洋人曰‘沉睡的雄狮’是错误的，狮子已经疾死。”

本来，甲午战争后日本还担心清朝的报复，可是清朝国运如江河日下。1900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庚子事变”）引发列强干预，日本兵也第一次进入北京，从此日本消除了对清朝复仇的担忧。义和团运动后，日本看透了清朝的真实面目，开始与列强一起欺负清朝。

日俄战争爆发时，吉野作造已经大学毕业，留校工作。这场战争对日本和东亚的影响深远。作为年轻的政治学者，吉野敏感地意识到，国民的心态发生了转折性变化，“日俄战争后，日本产生了作为军国称雄世界的自负心理，视别国为狗屁不如。”

晚清末年，不少日本知识分子受邀到中国工作。1906年，28岁的吉野也在别人的推荐下，担任了直隶总督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私人家庭教师。一年后，他“跳槽”到北洋法政学堂任教。在天津的三年里，他看到的是一个腐败衰弱的老迈国家，毫无生气，因此他对中国没有什么好感，“并不认为中国会前途光明”。他没有研究中国，而是热心学习英语和德语，为将来留学欧美做准备。1909年吉野回到东京大学讲授政治史，翌年留学海外。

在后发国家，成长于国力强盛时代的知识分子，很难冷静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国家，尤其是当国家处于上升期、民族主义浪潮高涨之时。和暮气沉沉的中国比起来，20世纪初期的日本显得蒸蒸日上，因此日本的知识分子更容易滋生傲慢自大的心态，常常被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蒙蔽了眼睛。幸运的是，吉野没有囿于一国之内。他在欧美国家留学3年，走访了许多充满活力的城镇，并广交朋友，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了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站在世界看日本，他的思想也随之开阔起来。

“3年留学生活中的诸多见闻与后来确立我的政治立场密切相关，”他后来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点：①在英国目睹了缩小上院权限的过程；②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目睹了因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而发生的劳动党的运动，其秩序井然，一丝不乱，让人深感国民大众值得信赖，并让人佩服；③1912年比利时的工人同盟大罢工自准备阶段起，就体现着秩序化并显示出力量，因而我深感秩序化的民众运动相当必要”。

1913年，吉野回国，发现日本已经进入了大正时代。随着明治天皇去世、新天皇登基，民心搅动，政坛风起云涌：反对军队增加编制的西园寺内阁在军部的压力下被迫辞职，藩阀政治的代表桂太郎出任首相，引发了“第一次护宪运动”。民众集会抗议，高呼“打倒阀族”“拥护宪政”的口号，一度包围议会。政府出动2 000余名警察镇压，酿成了流血事件。骚动向东京、广岛、大阪、神户、兵库等地蔓延，最终桂太郎被迫辞职。藩阀政治越来越不受欢迎，政党政治开始受到民众拥护。

在东京大学执教的吉野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文章，根据在欧美各国的见闻，分析日本的现状，论断在日本实行“民众政治”的可能性。他认为，自己不应该安坐在书房里做一个遗世独立的政治学者，而是要密切关注发生在身边的政治变革，思考如何有秩序地、合理地发挥民众运动的实力，这才是自己的重要任务。远赴欧美所做的政治观察让吉野感受到民众运动的威力，国内的“大正政变”更坚定了他对民众实力的看法。

二、时代的胜利

经过数年的思考与酝酿，1916年1月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论》上发表《论宪政本义及其完成至善至美的途径》，标志着他的“民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吉野的“民本主义”有两个基本含义：第一，政权运用的目的在于追求一般民众的福利；第二，政策的决定要根据一般民众的意向。因此，吉野主张完善代议政治，以达到使人们能够监督议员，议会能够监督政府的政治效果。在他看来，日本政治的弊端在于只有贵族政治而没有民主政治，唯有政党才能使代议政治付诸实际行动。因此，吉野力主扩大人民的权利，实行普选，建立政党内阁制，限制枢密院、贵族院、军部等非立宪主义势力对政治的干涉。

由此可见，吉野的“民本主义”理论既重视民权，又直接挑战藩阀权威。事实上，“民本主义”就来自英语单词“Democracy”。那么，为什么吉野不直接打出“民主主义”的旗号呢？他之所以刻意回避“民主主义”的现成表达，而翻译为“民本主义”，是因为“民主主义”本意的“主权在民”，与《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的“天皇主权论”在法理上相抵触，于是只有退而求其次，以“民本主义”作为权宜性的一种表达。

实际上，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就出现了两股矛盾的社会动向。一方面让国民陶醉于帝国主义海外发展，另一方面也敦促国民自觉增强民智、朝着民主方向努力。进入大正时代以来，新生的中产阶级反对延续多年的军阀官僚专制，要求实现政党政治，实施普选。吉野的“民本主义”理论，本质上是在明治宪法体制的框架内追求民主，即在不否认君主制的前提下，主张以宪法保障人民权利、三权分立、民选国会等。由于契合了时代要求，吉野的民本主义理论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指导思想，推动大正民主深入发展。

在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保守的国家主义也在滋生疯长。国家主义者认为，吉野的理论是“反国体”的，对其进行围攻。吉野的同事、东京大学的宪法学者上杉慎吉就大肆批判民本主义，叫嚷要对国民进行思想辅导。在校园之外，那些激进的国家主义者则直接采取恐吓行动。

“浪人会”就是一个典型的国家主义团体，成员是一批大陆浪人。他们鼓吹国家主义的舆论，特别以“扑灭德谟克拉西”为己任。1918年8月26日，《大阪朝日新闻》的报道里引用了古语“白虹贯日”，“浪人会”四处活动，上纲上线，以破坏国体、企图谋反等罪名对该报进行攻击迫害，最终迫使社长辞职、编辑部改组，毁掉了这个民本主义的根据地。

吉野作造仗义执言，称“白虹贯日”笔祸事件是“排除言论自由的社会压迫”。“浪人会”遂把矛头指向吉野，逼他修正自己的看法。一天，酒气醺醺的四个“浪人会”成员到吉野的研究室挑衅，吉野慨然要求与他们进行公开辩论。

1918年11月23日，一场激烈的辩论会在东京神田南明俱乐部举行。辩论的一方是温文尔雅的吉野，另一方则是气势汹汹的“浪人会”。当天的报纸以“德谟克拉西论战”为题向社会宣传这场论战。学生们情绪高涨，呼吁大家到现场去——

浪人会对吉野先生之战，是自由的学府被军国主义的马蹄所蹂躏践踏，还是以民众之手来保护的决战？讴歌军国主义的去攀附浪人会！而忠实于大学的文化使命的学徒，这时正好与吉野先生共同作战！同学诸君！什么都别说了，行动吧！挺身而出，一个人也不要剩下，都到南明俱乐部去。埋葬浪人会！保护吉野先生！

当天下午四五点钟开始，工人与学生陆续在会场一带集聚，人数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警察与人群的冲突。快到六点钟，吉野作造乘坐的汽车停在了会场入口，顿时群情激昂，如波涛汹涌，“吉野博士万岁！德谟克拉西万岁！”的呼喊声震耳欲聋。

吉野在会上批评“浪人会”以暴力压制思想自由，斥责他们才是破坏国体的乱臣贼子，“浪人会”理屈词穷，为阻止演说而威胁施暴，吉野义正词严地说：“论辩时，暴力本身就已经说明攻击者的败北和吾人见解、主张的正确性！”在青年学生和群众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吉野获得了论战的胜利。这场辩论被认为是“时代的胜利”，是“指明时代方向的大事件”。

三、时代精神象征

吉野作造不仅是思想家，还亲自投身民主运动。他不但通过演讲与不同政见者进行辩论，让民众理解和认可接受自己的主张，而且为刊物写稿，参与创建各种团体，通过团体将自己的思想主张变成行动纲领。

吉野直接参与创办“黎明会”“东大新人会”“早大民人同盟会”等团体。“黎明会”的纲领明确提出，“扑灭与世界大势逆行的危险及顽固思想”，“顺应战后的新形势，促进国民生活的安定充实”。“东大新人会”的目标是“必须改革不合理的特权阶级社会，创造出以具有新型思想意识的人为基础的社会。要彻底地打破与改造社会的世界思潮逆行并对运动加以阻碍的羁绊”。

在这些启蒙团体与媒体的推动下，民本主义逐渐成为思想界的主流，普选成为大多数民众的要求。1919年2月，《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30周年之际，各社会团体在日比谷公园召开大会，向社会宣告：“德谟克拉西是世界大势所趋，民本主义已成为时代的潮流，必须彻底地实行君民同治。”要求普选的青年学生们向众议院出发，举行了示威游行。一年后，社会团体又在东京的芝公园、上野公园等处举行普选演说会，普选运动热烈展开。

一方面民众要求民主权利，另一方面藩阀元老仍不甘心丧失政治主导权。自1918年原敬担任首相以来，日本的政党内阁运转了4年。可是，1922—1924年，元老先后推荐海军大将加藤友三郎、山本权兵卫和清浦奎吾组阁，中断了政党政治的正常发展。这种倒行逆施被认为是“贵族对国民的宣战”，激起了民众的愤慨和社会的不满。连续3次被排斥于内阁之外的三大政党（立宪政友会、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联合起来，发动了“第二次护宪运动”，要求回归“宪政常道”，目标是“排除贵族专制”和“确立政党内阁”。

“第二次护宪运动”提出断然实行普选、改革贵族院、整顿行政和财政等要求，是大正时代以来不断高涨的群众性民主运动的继续。吉野发表《贵族院改革问题》，要求对几乎毫不受制约的贵族院加以钳制，最好是撤销这一机构。他还辞去东京大学教授职务，加入朝日新闻社，站在舆论第一线支持护宪运动，发出理性平和的声音。当时日本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众传媒社会，有多份发行量动辄达数百万份的全国性大报和周刊。在舆论的推动下，普选运动走向高潮。

1924年5月，政党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以加藤高明为首的三大政党组成联合内阁。这是日本政治史上首次产生的以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的政党为中心组建的政党内阁。从此直到1932年，六任首相都是政党总裁，而且政党成员通常都占据最重要的大臣位置。加藤内阁向议会提出普选法案，经过各方力量的博弈，1925年5月议会正式通过了《普通选举法》。

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只有年满25周岁以上、缴纳国税15日元以上的男子才有选举权，候选人必须缴纳2 000日元的保证金。这使得实际拥有选举权的人数只占日本总人数的1.1%。《普通选举法》取消了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财产限制（性别限制依然存在），使有选举权者从此前的334万人猛增至1 415万人（占人口总数的25.8%）。考虑到一个世纪前亚洲其他国家的情形，《日本普选法》的出台可谓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在维持《大日本帝国宪法》所规定的天皇专制体制现状的前提下，日本实现了民众的普选权，实现了吉野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政党内阁的产生和《日本普选法》的颁布，成为大正民主运动取得的最大政治实效。二战结束之后，在军国主义最终消亡、学者扔掉“皇国史观”之际，回首历史，猛然发现在“荣光的明治”与“黑暗的昭和”之间，吉野曾强烈呼吁民主，引领民众运动，造成了生机勃勃的“大正民主”。

大正民主运动成就了吉野，吉野也以自己的思想引领了大正民主运动。他的民本主义被称为“大正时代精神象征”。难能可贵的是，吉野虽然参与现实政治，但却能够同时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他从未带头参与暴力游行，也未被融入政治权力中。“第二次护宪运动”获得胜利后，吉野退出朝日新闻社，回到东京大学的校园。

四、对外的良心

吉野作造不像一般的评论家，也不像一般的学者，他游走在媒体和学术界之间，既能对现实世界的脉动做出实时的反应，又能冷静深思，提出具有深度和体系的理论。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彻底的民本主义者，吉野作造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保持了价值观的一致性。

在巴黎和会上，作为一战战胜国的日本踌躇满志，希望得到绝大好处。吉野却公开批评说，日本的巴黎和会外交政策是罔顾国际责任只顾本国利益的分赃政策。在当时弥漫着战胜国傲气的氛围中，吉野的批评如空谷足音，令人警醒。

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从19世纪末以来加紧实行了军事扩张政策。尤其是日俄战争胜利后，国民陶醉于帝国主义海外发展的惊喜与满足中。当时在日本国民中普遍流行的是“对内立宪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的观点。就连一些在国内主张扩大民众权利的知识分子，也在国际问题上主张对外扩张。当时年轻的吉野也一度认为日俄战争是一场“义战”，并以此鼓吹民众的“爱国心”。

一战爆发后，武力至上、国家利益至上成为日本国内舆论的制高点。不过，随着民主主义国家在一战中取得胜利，欧亚大陆上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全部崩溃，国际上的民主主义思潮提高了威信，更加鼓舞了那些追求民主的人们。有位军人把大战后的特征归纳为平等化、民众化、劳动化、国际化，指出其根本都是民主主义，并进行了这样的阐述：“民主主义这个词也许是刺激近代吾人头脑的最中之最，又是在吾人头脑中留下印象的优中之优。”

吉野主张接受“自由”“平等”等价值对日本国家行为的制约，倡导日本走重视通商贸易的经济和平扩张路线，突破了狭隘的国家主义。在他看来，在国家之上，还有普遍正义和人道等。1919年，他挥笔写下了《世界的主要潮流及顺应政策和对应政策》，指出“世界的进步推动日本的发展，日本的发展又是世界的发展，而且必须是推动世界发展的”。他认为，为了日本帝国将来的发展，日本必须顺应世界的大潮流。那么，世界的“大潮流”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在内政上彻底地贯彻民本主义，在外交上确立国际的平等主义”。为此，他呼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形势下，民众要重视以道德为基础的“对外的良心”。

吉野对中国和朝鲜的态度，就体现了这种“对外的良心”。1919年朝鲜爆发爱国的“三一运动”，吉野批判日本国内把这次运动视为受第三者煽动的论调，指出日本政府和国民欠缺对朝鲜民众的同情和了解，“三一运动”是日本对朝政策的失败。他告诫日本政府首先要彻底反省，从根本上改变对朝鲜的殖民政策，尊重朝鲜的民族性。

一个多月后，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吉野发表《勿要谩骂北京学生团的行动》 《关于北京大学学生的骚乱事件》等多篇文章，支持学生运动。在他看来，“这次运动完全是自发的，并没有日本报纸所称的某国的煽动”，“这次运动是根据一种确信的精神，为了达到确信的目标的行动，而这种目标所向并没有错误”，“这次运动的结果并非单纯的排日，首先是为了铲除国内的祸根”。他欢呼“这是中国民众举国向开明目标前进的开端”，“中国将别开一新生面矣”。吉野支持入狱的中国学生上诉，还邀请李大钊及北大学生访日交流。他在《致北京某君书》中提出希冀，“侵略的日本行将瓦解，未来平和人道的日本，必可与贵国青年提携”。

当时的日本国内舆论一边倒地谴责五四运动是一场“排日”运动，而“表示共鸣的日本人只有吉野作造一个”。作为吉野在天津北洋法政学堂的学生，李大钊一直感念自己的老师。每当与来访的日本人见面时，他必会问及吉野先生安否。1923年，李大钊在天津母校发表讲演时，深情地回忆说，“当时有两位日本教员，一系吉野作造，一系今井嘉幸，在本校当教授。后来，两位归国都极力鼓吹平民主义，介绍民治思想，作民权运动，教导他们国民。日本国民很受他们的恩泽。”

五、法西斯主义已经来到日本

1923年关东大地震，东京流传出“朝鲜人放火”“朝鲜人要暴动”等谣言，引起恐慌，警察和军队一些人趁机消除异己，造成社会动乱。根据中、日、韩三国学者编撰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记载，军队、警察和市民自发组织的自警团杀害了约6 000名朝鲜人。吉野作造庇护朝鲜学生使其免遭杀害，还发表文章抗议。

关东大地震不但摧毁了东京大部分地区，而且成为日本近代史的转折点。由于民间经济不振、政党政治腐化以及军部势力抬头，军国主义思想开始在社会上盛行。吉野过去的战友有的开始怀疑民本主义，转而投向共产主义。有的则转向右翼，甚至与法西斯主义同流合污。不过在政府的镇压下，共产主义运动难以振作。而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政府的纵容下，迅速向全社会蔓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吉野曾热心地参与组建的日本社会民众党，为了扩张自己的政党势力，竟然以“确保国民大众的生存权”为由支持军部的侵华政策，并提出尊重国体和否认议会中心主义等内容的“国民社会主义”的新运动方针。吉野愤怒至极，断然和社会民众党划清了界限。他还发表文章，斥责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也抨击了社会民众党坐视政府侵华政策而无动于衷甚至默认支持的不义。

“法西斯主义已经来到日本”，1932年“五一五事件”发生以后，吉野感到悲伤失望。当时欧洲的民主正在遭受攻击，这位值得尊敬的民本主义者担心，日本的暴徒和反民主的运动将否定议会政治，把国家引向歧途，“在日本民众中，有这一种思绪：如果民主制度不合那些发明它的人心意的话，那么一直持些许怀疑态度的日本，就更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支持该制度”。

事实上，“五一五事件”以后，日本的内政外交都迅速滑向法西斯主义，完全背弃了吉野多年来极力主张的民本主义，宪政制度遭到否认。右翼和军部对言论自由严格限制，但是吉野依然通过评论向社会发出民主政治的呼声，虽然在当时汹涌的法西斯舆论大潮中，他的声音微弱，听众很少。虽然那种不愿冷静地倾听少数意见并强迫接受某一既定国策的社会氛围已经形成。

1933年2月，吉野在病床上发表最后一篇时论《李顿调查报告的读后心得》。他在文章中提醒世人，“在李顿调查报告发表后的今日，一个坚持自我立场的日本和一个作为国际联盟会员国的日本是无法并容的”。果然，在国际联盟大会投票时，日本彻底败北。日本谈判代表松冈洋右在会场上大喊，“日本政府与国际联盟的合作已到极限”，带领手下愤然退场。

态度强硬的松冈洋右却深得国内的民心。当他从瑞士日内瓦回到东京时，大批老百姓聚集火车站，像欢迎凯旋的将军一样迎候他。这表明，民众支持政府选择的一意孤行的不归路，日本至此再无机会回头。吉野幸运地没有看到自己的国家滑向战争深渊。1933年3月，吉野作造病逝，享年55岁。

在日本的发展过程中，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始终是一对矛盾体。随着国家跻身世界列强，日本民智渐开，国民的民主权利要求不断提高。可是，日俄战争、一战等的胜利又让国民陶醉于帝国主义海外发展，帝国主义思想很有市场。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思想“在内政上彻底地贯彻民本主义，在外交上确立国际的平等主义”，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假如他的思想成为社会共识，日本很有可能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可是，由于日本的启蒙思想不彻底，导致日本国民中普遍流行“对内立宪主义，对外帝国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又破坏了“对内立宪主义”，最终将国家推进了对外战争的灾难之中。这是日本近代史的惨痛教训，也是所有后发国家应该警惕的前车之鉴。

牧野伸显：预见世界形势的外交家

牧野伸显为“协调外交”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为“大正民主”营造了较好的国际环境，促进了日本的民主事业和社会进步。如果日本不参加国际联盟，势必导致日本基本外交路线的转向，加剧日本在国际社会中被孤立的危险，也会使国内的右翼势力大涨，法西斯时代可能提前到来。

试观以前日本在国际关系史上的行动，或标榜正义公道，或声明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并提倡不干涉内政、日华亲善等。实际上这些仅体现在帝国政府的方针乃至意见中，与日本的措施往往不一致。因此，各国将这个帝国视为表里不一、不可轻信的国家。这是掩盖不了的事实。

1918年12月8日，在首相原敬主持召开的外交调查会上，牧野伸显男爵对外交政策的批评引起与会人群的骚动。不过，在与会者看来，牧野伸显持有这种观点并不奇怪。

牧野伸显身世不凡。他是明治维新元老大久保利通的次子（因过继给亲戚而改姓牧野，但在大久保家中长大），1860年出生于鹿儿岛。他11岁时就跟随岩仓使团赴美，从此留在美国读书，在费城中学读书3年。14岁回国，进入东京开成学校（东京大学前身）就读。19岁就进入外务省工作，先后担任过日本驻奥地利大使、驻意大利大使。牧野外语娴熟，熟知欧美社会，是一位难得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外交官。他同时也是一位资深政治家，担任过内阁文部大臣、农商务大臣、枢密官、外务大臣等要职。牧野主张对外进行协调外交，学习英美民主政治，在日本政坛上被视为亲英美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各国将在巴黎召开和会。作为战胜国之一，日本当然要参加这个重要的国际会议。外交调查会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日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牧野已经被任命为全权代表，即将奔赴巴黎。可是他担心，假如各国对日本的认识依然如故，代表团很难有所作为，因此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巴黎和会是恢复和提高日本国际信义的好机会，为此政府要顾全大局，放弃那些“高压的、利己的以及阴险的政策乃至手段”，包括在中国问题上，“帝国应率先提倡取消治外法权，撤走驻在中国的外国军队，特别是日本的军队，并致力于其实现，其结果将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对帝国有利”。

牧野的言论引发了激烈争论。陆军大臣、陆军元帅等人对其反唇相讥，后来曾任首相的犬养毅则质疑道：“若按牧野男爵的意见，将来在获得领土这个问题上，不能要求一寸土地，除经济利益外，就要有一寸土地也不扩大的极大决心……如果说从现在起不扩张一寸土地，除经济方面外，那就等于不能寻求如何发展帝国之道。”枢密院顾问官伊东巳代治子爵也主张，“不管如何向往光明正大，但大势所趋，每当风云变幻，力求乘机扩大我国领土，乃我富有奋发图强趋势之国民所应经常考虑之事”。

显然，犬养毅、伊东巳代治的观点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论调，根本没有对侵略主义立场的反躬自省。这也不奇怪，因为从19世纪以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扩张领土是国家富强之道，争夺殖民地成为普遍做法。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侵占中国台湾、吞并朝鲜半岛都是这种认识的结果。不过与此同时，也存在一种以牧野伸显为代表的相反观点，即认为在国际关系中要讲公理、倡导和平，反对对外扩张，主张通过贸易发展国家。日本外务省和军部之间在外交上发生的诸多互不相容的摩擦，都和这种不同认识和观点主张之间的冲突有关，只是外务省总体上处于弱势，民间也更多地支持扩张领土。

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人的看法。这场战争被普遍认为是“公理战胜强权”，明目张胆的掠夺式旧外交在世界舆论中开始难以立足。作为胜利国一方的日本国内，在国际关系中讲公理、倡和平的主张逐渐抬头。就像牧野所说，现在尊重和平主义、排除威压主义的新式外交已经成为世界潮流，日本也应该顺势而为，“对外固应为我帝国极力倡导顺乎世界大势，同时又不能不切望勿使国内陷入茫然自失之窘境”。在外交调查会上，他也说明自己的心志，“今后愿致力于排除威压权谋之手段，以走正道扶助弱国为主义”。

外交调查会上还有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对于成立国际联盟应采取什么态度。自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这个建议后，日本政界疑虑甚深，唯恐国际联盟成为几个大国的操纵工具。牧野认为，成立国际联盟是大势所趋，日本不应该采取旁观态度，“此时要预见世界形势，至少政府必须在原则上主动做出决议，赞成国际联盟的成立……致力于使国际联盟顺利发展”。

这种理性的观点也遭到激烈反对。伊东巳代治子爵认为，国际联盟是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自18世纪以来，政治哲理方面的大学者主张此道，鉴于以往情况，显然每次都是纸上谈兵”。他认为国际联盟是维持英国人既有利益格局的政治同盟，将会限制日本将来的发展。这是当时日本盛行的论调。在第一次大战停战前不久，20世纪30年代三度出任首相的近卫文麿在杂志上发表文章，题目就是《排斥以英美为中心的和平主义》，反映了日本国内的气氛。

外交调查会上争论的结果是，日本决定在成立国际联盟问题上采取消极态度。在离开东京、前往欧洲的前一天，牧野接到的外交训令说，“国际联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其最终的目的虽是日本帝国政府所赞成的，但鉴于现在国际上种族歧视仍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不论以何种方法达到上述联盟的目的，事实上都有可能对日本帝国带来很大不利……因此，在议定具体方案时，应力求拖延时间，只宜拟定建议案”。同时训令又要求，假如反对不成，那么在结成国际联盟时，“不能使帝国最终孤立于联盟之外”，“只要情况许可，应努力采取适当的保障方法”。

带着这种自相矛盾的命令，牧野一行来到巴黎。虽然元老西园寺公望也是全权代表，但他年事已高，因此牧野作为主要负责谈判的全权代表，感到左右为难。一方面，作为全权代表他不能不遵循政府的训令，对国际联盟采取“总论赞成，分论反对”的态度；另一方面，牧野伸显青少年时期在美国学习多年，又多年在欧洲工作，很清楚这个训令在国际社会上不能成立。因此，他在巴黎和会上只能尽力周旋。

1919年1月22日，牧野伸显在讨论成立国际联盟时的发言，反映了他的苦心孤诣——

日本诚欲根据国际联盟的精神进行合作。但无奈国家遥远，情况不甚了解，尚无时间对此充分进行研究，不宜发表肯定的意见。况且我国政府希望在研究了本问题和充分了解其义务和责任以后，再做决定。在将此提案提交委员会讨论之际，如能将我方意见提交委员会，作为原提案里所包括的主张中尚未决定的部分，那对本人来说是再好不过了。

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让其他国家代表如坠云里雾中。鉴于一战的惨烈冲突，与会各国都同意建立国际协调组织。眼见成立国际联盟已经箭在弦上，日本代表团根据“不能使帝国最终孤立于联盟之外”的训令，转而积极介入国际联盟盟约草案的讨论。可是在日本，盟约草案却成为攻击牧野的借口。那位一直对牧野心怀不满的伊东巳代治声称：盟约关于裁减军备问题的规定，违犯了日本宪法中“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的规定；盟约关于仲裁后3个月内不得诉诸武力的规定，侵犯了日本宪法关于天皇宣战的大权。总之，牧野没有坚决反对盟约草案，既违背训令，更违犯宪法。

幸亏首相原敬力挺牧野。他说：“推选牧野男爵为我国全权代表，责任完全由我承担，男爵的行动虽说有不少不足之处，但现在再对此追究也无益。倘若牧野男爵一开始就发言表示反对联盟方案，我帝国政府势必超脱于联盟之外，不无可能被开除于国际行列之外。”

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团肩负三大使命：接管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取得德国领有岛屿（赤道以北），把废除人种歧视写入国际联盟盟约。前两个（都是不义的）使命都完成了，唯有第三项提案遭遇挫折。

100年前，种族不平等是世界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亚洲各国，深感欧美歧视之重。日本希望把废除人种歧视写入国际联盟盟约，据此解决美国排斥日本移民问题，进而获得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显然，日本有借此成为与欧美大国平起平坐的世界级大国的私心，不过人们也不能因此否定日本提案的合理性和先进性。

可是，牧野失望地看到，只有中国、巴西、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四个国家赞同日本的提案，英国、法国、秘鲁、希腊等国都表示反对，英国以及其自治领澳大利亚的反对尤为强烈。美国最初表示原则上同意日本提案，可是和会期间一度回国的威尔逊总统发现，美国国内舆论普遍持反对态度，认为人种问题属于内政问题，而日本的提案是干涉别国内政，并指责国内歧视其他国家人种的日本政府没有资格提出人种歧视废除案。于是，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由于反对者众，日本代表团把废除人种歧视写入国际联盟盟约的努力失败。消息传来，日本国内产生了极度不满和失望，对牧野全权代表的批评之声高涨。舆论认为，全权代表对待欧美态度的行为太懦弱，理应强硬坚持。如果日本提出退出国际联盟，各国就会接受日本的提案。他们还登门造访首相官邸，要求首相原敬电令代表团采取强硬姿态。

面对这些感情用事和不负责任的言论，首相原敬巧言敷衍，告诉他们“绝无此等单纯之事”。他在外交调查委员会上指出，“此提案虽无望如我所愿获得通过，但亦不至于因此而退出（不加盟）联盟。其结果虽不圆满，但也没有比现在的状况不好，能保全颜面足矣”。

在巴黎，牧野仍然在继续努力。日本代表团又提出把“承认各国人民平等，同意采取公正原则对待其所属的每一个人”添加到国际联盟章程的前言之中。表决结果，在16名与会者中，包括中国代表在内的11人举手表示赞成，英国、美国、波兰、巴西、罗马尼亚代表5人反对。由于得不到全会一致同意，日本的新提案也没有通过。

1919年4月19日，国际联盟盟约在全体会议上通过。牧野在发言时说：“在会议临近结束之际，我对于委员会没有接受公正主张，深表遗憾。这一主张是以解决日本政府和国民很久以来不断产生的不满为目的的，是基于国民深信不疑的。我会继续努力，直至国际联盟采纳这一主张为止。”按照牧野的要求，他的演说被写进会议记录里。

经过将近半年的激烈较量和彼此妥协，1919年6月28日，各战胜国终于在巴黎近郊著名的凡尔赛宫镜厅签订了《凡尔赛条约》。同一天，44个国家签订国际联盟盟约，日本也是签约国。

巴黎和会结束以后，牧野一行回到日本，迎接他们的是极度不满与失望。以权威报纸为代表的许多媒体强烈谴责英美等大国排斥有色人种，批评日本代表团没有采取断然行动。《东京朝日新闻》发表评论说：“倘若日本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废除种族歧视方案），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拿出公然反对的理由。高喊正义人道的大国如果借权势反对此等体现世界公道之根本大义的提案，和平就并非世界的和平，而只是两三个大国的和平，联盟就并非国际联盟而是各大国的联盟。我国全权代表须顺应国内民意拂袖而去。”意思是说，日本全权代表应该退出大会，与国际联盟一刀两断。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舆论并没有影响到日本的外交政策。1920年1月10日《凡尔赛条约》正式生效，在威尔逊主持下国际联盟宣告正式成立，标志着新型国际体系的建立。11月15日，国际联盟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有41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作为国际联盟的创始会员国，日本成为四个常任理事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之一。20世纪20年代，国际联盟曾成功地解决一些国际纷争，日本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声望和国际地位。

一战之后，日本在外交上存在两种主张：一种认为，英美目的是维持既得利益现状，日本必须打破英美主导的不合理秩序，打破英美霸权。另一种是主张与英美进行协调合作，承认并适应新形成的国际秩序，在新秩序中维护日本的权益。这种“协调外交”又被称为“温和外交”（反对派称之为“软弱外交”），它是20世纪20年代日本外交的主流。

牧野伸显为“协调外交”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为“大正民主”营造了较好的国际环境，促进了日本的民主事业和社会进步。如果日本不参加国际联盟，势必导致日本基本外交路线的转向，加剧日本在国际社会中被孤立的危险，也会让国内的右翼势力大涨，法西斯时代可能会提前到来。

遗憾的是，随着军国主义的扩张，20世纪30年代“协调外交”被抛弃，日本也退出了国际联盟。但是牧野一直坚持自由主义，主张与英美“妥协”。结果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时，他作为亲英美的代表被暴乱的军人袭击。75岁的老人从旅馆后门跑出来，在外孙女的帮助下爬到一座峭壁上。火光就像探照灯一样照亮了峭壁，山下的叛军举起了枪。千钧一发之际，20岁的外孙女展开和服挡在外公的面前。暴乱士兵们看到这种英勇的姿态，便放下了枪。老人逃过了一劫。

这个勇敢的女孩名叫吉田和子，他的父亲就是吉田茂。吉田茂和岳父一样，是一位公认的近代日本少有的具有国际视野的政治家，曾作为随员参加巴黎和会。亲身经历告诉他，除了与美国合作，贯彻国际协调主义外，日本别无发展的路径。二战结束后，身为首相的吉田茂始终把对美关系看作是日本的政策基石，执行和平的外交路线，带领日本实现了复兴。可以说，这也正是牧野本人一直倡导的。

1949年1月，这位能够预见世界形势的杰出政治家平静去世，享年88岁。他在巴黎和会上呼吁的“种族平等”，在他去世4年前也终于修成正果。1945年10月签署的《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就规定了种族平等的原则。尽管历经磨难，人类文明终究在不断进步。

日美战争不可取：一位海军将领的警世之言

以外交手段来避开战争，才是日本国防的真正途径。最重要的是坚持避免日美两国关系恶化，维持太平洋的防务现状。对日本来说，只有抑制自我膨胀，停止与国力不相应的军备扩充，缩小过分扩展的战线，重新走国际协调道路，才是国家发展的光明大道。

当听到加藤友三郎被任命为华盛顿会议首席全权代表的消息后，日本政坛人士纷纷摇头，认为这是首相原敬的不智之举。因为华盛顿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要裁减海军，而加藤友三郎是现任海军大臣，他怎么可能答应裁军呢？

加藤是日俄战争的功臣。在那场使日本跻身世界强国的关键战争中，他担任日本联合舰队参谋长。作为舰队第二号人物，他是司令官东乡平八郎的得力助手，为取得对马海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06—1909年，他担任海军次官，之后在五届内阁一直担任或兼任海军大臣。在任期间，他致力于建设以八艘战列舰和八艘装甲巡洋舰为主体的“八八舰队”编制，是军备竞赛的积极推动者。

一战结束后，列强为了角逐海上霸权，掀起了一场如火如荼的海军军备竞赛，尤以美、英、日三国表现最为突出。美国海军部长宣称，将在5年内“建设一支世界上最强大、最优秀的海军”。英国首相则立下誓言，“大不列颠宁愿花尽最后一分钱，也要保持海军对美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优势”。日本为了与美英一争高下，雄心勃勃地制订“八八舰队计划”，大力发展海军。

伴随着一艘艘战舰的开工，军费开支陡然大增，各国的财政纷纷捉襟见肘。为了停止海军的扩张竞赛，1921年7月，美国总统提议召开华盛顿会议，得到各国的响应。日本经济虽然在一战中获得巨大繁荣，可是战后很快就陷入危机之中。1919年军费超过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21年则逼近50%。为了实施“八八舰队计划”，海军拨款占到整个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国家财力难以支撑下去，因此原敬内阁决定派员参加华盛顿会议。

财界非常欢迎这次裁军会议。他们苦于军备扩张重压和战后危机，期盼通过裁军缓和财政负担，调整日中邦交，促进贸易并恢复国际信用。而政界和言论界却认为，这次会议将对远东问题进行总清算，使日本面临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至于军界则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反对裁军，指责美国提议讨论裁军和太平洋问题是“蛮横无理”的举动。陆军认为美国可能通过这次会议把日本拉上被告席，捆住日本手脚，因此坚决反对华盛顿会议，并表示陆军不减一兵一卒。

外务省却认为，应该借此机会，纠正以前的双重外交、军人政治、军阀外交等错误，“为日本对外政策和国际地位打开新局面，以利帝国的长远利益和进步。总之，日本要基于公正、自由的立场研究参加会议的方式”。

原敬支持外务省，决定积极参加华盛顿会议。他力排“加藤身为海军大臣，不可能裁减自己的母体海军”的质疑。认为只有从海军中选派这个实力派人物，才能说服海军方面接受条约。在他看来，加藤是一个具有超乎眼前利害得失、从大局出发做出判断的奇才，足以胜任，定会不辱使命。

加藤和原敬首相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认为，裁军可以大大减轻军费负担，正好给日本提供一个“发展民间工业，奖励贸易，名副其实地充实国力”的绝好机会。受命之后，他就率领代表团奔赴美国。可是就在轮船横渡大洋的途中，传来了原敬首相遇刺身亡的噩耗。他和日本代表团强忍悲痛，继续前进，终于驶抵美国。

1921年11月12日，也就是在原敬首相遇刺后的第8天，来自美、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的代表齐聚美国华盛顿的独立纪念馆，华盛顿会议开幕。为了渲染和平气氛，会场内装饰了许多棕榈叶，摆设了“U”字形的会议桌，桌上覆盖着绿色台布。东道主美国总统哈定在开幕词提出：“我们希望建立一个良好的秩序，恢复全世界的安宁……”

美国国务卿休斯在会上提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提案：放弃一切建造主力舰的计划，英、美、日三国的军舰拥有量应按五、五、三的比例。这个提案对于日本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日本代表团中海军专门委员加藤霓治中将等人强烈反对。他们振振有词地坚决主张，日本必须维持“八八舰队计划”或保持对英美70%的比例。

为什么要70%的比例呢？因为日本海军根据明治以来战史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即进攻舰队对迎击舰队必须保持50%以上的优势兵力，而防守舰队则必须对假定敌国的舰队保持相当于该舰队70%以上的兵力。70%的要求正是以海军内部的这种共同想法为基础的。对于出身海军的加藤而言，来自本国海军内部的要求是他不得不严肃考虑的。但是，这个70%比例的要求却不能被与会各国接受，华盛顿会议也难以达成协议。

是在谈判中让步，还是坚持自己所属的海军的立场？作为首席全权代表，加藤不得不做出决断。当时的日本帝国，军事力量遍及亚洲大陆东海岸，并统治着原德国属地南洋群岛。这个烜赫一时的新兴帝国正如日中天，一旦接受美国提案，就意味着自己抑制自己的军事膨胀，势必被国人指责为“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软弱外交”，有损日本国体的“颜面”。可是加藤很清楚，日本根本不可能在军费接近预算一半的情况下，同经济力量相差甚远的美国进行造舰竞争，何况当时日本还要对中国山东问题、出兵西伯利亚问题等做善后处理。

最终，加藤友三郎顶住来自海军的巨大压力，接受日本对美军舰保持60%的比例。因为他认识到，以外交手段来避开战争，才是日本国防的真正途径。最重要的是坚持避免日美两国关系恶化，维持太平洋的防务现状。对日本来说，只有抑制自我膨胀，停止与国力不相应的军备扩充，缩小过分扩展的战线，重新走上国际协调道路，才是国家发展的光明大道。

加藤在给海军省的报告里指出——

国防远非只是军人的职责，战争亦非只是军人的任务。如不以国家总动员相配合，终难达到目的。因此，一方面要整顿军备，另一方面亦应发展民间工业，奖励贸易，充实国力。否则，纵令军备充实，亦不能发挥实际作用；换言之，没有钱，就不能进行战争。

即便在军备上具有与美国抗衡的力量，也不能如日俄战争时期那样，以少量的资金进行战争。一旦发生战争，要筹措战争资金，恐怕除了美国外，没有一个国家能答应向日本提供贷款。如以美国为敌，则这个渠道即告堵塞，唯有依靠自己的力量筹措军费。不意识到这一点，就不能进行战争。英法虽在，却不足恃。概而言之，日美战争不可取，这可作为结论。

这是一种极为明确而冷静的观点，充分体现了加藤的政治家眼光，同时也说明原敬首相有识人之明。

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5个海军强国签订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华盛顿海军条约）。这是直至1972年美苏两国达成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前，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裁军会议，也是华盛顿会议的最大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的另一个成果是，在美国的调停下，中国成功收回了山东主权。

但是如何落实《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仍然是一个问题。尤其是日本，国际社会一直怀疑其是否守约。因为华盛顿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讨论限制军备的会议，也是第一次尝试以更平等的国际协调安排世界和平的长效机制，没有安排和采取强制程序。

回国后不久，加藤被推荐为继任首相。作为华盛顿会议首席代表和裁军事务负责人，由他担任首相顺理成章。加藤内阁采取并实施与华盛顿体系相协调的政策，雷厉风行。在内阁成立后不到一个月里，日本政府就宣布放弃海军建造“八八舰队计划”，放弃14舰战列舰的建造计划；中止6艘战舰的建造；裁减海军7 500名下士以上人员；解雇了14 000名相关工人。在海军的表率作用和社会压力下，陆军也不得不接受裁军决定，裁减了五个师团，从西伯利亚和中国山东半岛撤兵。巨额军费减少，财政整顿也获得成功。

就在加藤首相大刀阔斧地裁军之时，军部也在悄悄地修改1918年确定的国防方针。军部特别注意保密，在修改过程中向陆海军元帅征求意见时，过去都是召开元帅会议，但这次则不开任何会议，而是个别地听取意见，以防走漏风声。这样做，是因为新的国防方针把假想敌国的顺序由过去的俄国、美国、中国改为美国、俄国、中国，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个假想敌国，与对美协调的外交政策完全对立。

从华盛顿会议开始，日本明确提出了与英美两国进行国际协调的路线，除参加军备管制外，还约定维持太平洋和中国的现状。一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对华盛顿裁军会议非常不满，而陆海军的裁减也使不少军人的美梦终成泡影，因此心生怨恨。但是如果循着国际协调路线一直前进，如果日本和军界多一些像加藤这样有眼光、有担当的人士，就能够抑制日本社会潜伏着的肮脏怨恨之心，绝不会发生与周围所有国家为敌的那种自我毁灭的战争。

内阁成立之初，61岁的加藤友三郎面色青中透白，被戏称为“残烛首相”，意为在日俄战争中被点燃的蜡烛又被拿来接着烧。原来，当时他已经身患癌症。1923年8月24日，这位日本的一代奇才去世，那句“日美战争不可能”成为他的警世之言。可惜的是，18年后日本失去理性的疯狂举动，竟然使理应不可能发生的战争变成了现实。

朝日平吾：想给国家治病的“病人”

朝日平吾充满社会关怀，希望为日本“治病”，可是他本人却是一个认识偏激、思想激进的“病人”。在大转型时代，需要许多有志向的思想者、行动者，推动国家的平稳转型。值得警惕的是，那些缺少理性、急躁冒进的人可能把转型国家推向歧途。

走进世界著名学府东京大学，最引人注目的，是南北主干道尽头的安田讲堂。它矗立在校园中，外观独特，量块化的形式加上哥特式的基调吸引来客。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为东京大学捐建这座学术殿堂的人却死于东京大学的学生之手。

捐建安田讲堂的，就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安田财阀创始人安田善次郎。在明治维新时代，安田善次郎以经营钱币兑换的钱庄为基础，创办私营安田银行，而后逐步向纺织、建筑、铁路交通、保险等领域扩展，形成了安田财阀，在日本政治、经济界中具有巨大影响力。1921年，安田善次郎听说大正天皇将要到访东京大学，即慷慨出资100万日元（当时是一笔巨款），支持东京大学建设大讲堂。工程还在设计中，83岁的安田善次郎就在家中被一个叫作朝日平吾的年轻人刺杀而死。

朝日平吾比安田善次郎小54岁，1892年出生在一个贫寒家庭。当他出生之时，安田善次郎已经是一个卓有声望的金融家，事业越做越大，成为四大财阀之一。不过，明治维新虽然成就了一批像安田善次郎这样的巨富，却没有解决社会贫富悬殊问题。生活贫困的朝日平吾先后进入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大学学习，都因交不起学费而肄业。

在大正时代，一批年轻人带着梦想和野心来到中国，有的做浪人，有的做马贼，有的甚至参与中国革命。不甘平庸的朝日平吾就是其中的一员，24岁时他参加了日本大陆浪人薄益三的土匪部队。

“从1916年开始，想做一个为国家鞠躬尽瘁的男子，积极率领危险至极的马贼队驰骋于满蒙的原野，也无非是觉悟到与其做一个平凡的男子只会贪生，不如将性命做乾坤一掷的大比拼。”可是，这个年轻人并没有实现自己的野心。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可大志徒然化为水泡，结果不明真相的世人仅仅把我们作为危险分子来看待。本来有‘胜者官军、败者贼寇’的比方是都明白的冒险，但是世人太不体谅的态度，使我这个小人物增加了心理上的不平，此后从早到晚以酒遣忧，想着什么时候干一番大事。”

满怀失败感的朝日平吾回到国内，从事贫民救济等社会公益活动。他几次计划组织社团以改变社会，都因缺乏资金而失败。他遍访资本家募集资金，这些人全都报以冷淡态度，将朝日平吾拒之门外。个人的贫困无路、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权力阶层的腐败、富人阶层的不义，让这个年轻人心中的失望和愤怒越来越强烈。他急于寻找自己的人生出路。

一战期间，日本获得巨大的战争“红利”，经济增长状况令人瞩目。但是伴随发展而来的问题依然困扰着这个国家。尤其是战后，这个国家似乎正在分裂成形形色色的群体：暴跳如雷的佃农、愤愤不平的工人、勇往直前的女权主义者、激进的学生、愤怒的少数民族、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等。这是大转型时代的典型特征，激流澎湃，伴随着现代化而来的各种新思潮持续冲击着这个国家。一旦度过转型期，一个国家就像驶出“三峡”一样，从此扬帆直下，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可是在千折百回的大转型时代，却山重水复疑无路，人们都在寻找着解决社会问题的妙方良药。

在纷乱的社会思潮中，朝日平吾看中的是北一辉的思想主张。当时北一辉的著作《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还没有出版，但是他的观点已经在一些激进的年轻人中流行了。北一辉主张，日本改造必须“土地国有，救济佃农”“对拥有10万日元以上财富者没收一切”“大公司由国家经营”。这些极端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的主张使朝日平吾在心中产生了共鸣。

朝日平吾自认为是“志士”，自觉地将个人与国家联系起来。就像他自己所说：“我们是人，同时希望成为真正的日本人。真正的日本人都是陛下的赤子，有得到保持与身份相称的荣誉与幸福的权利。”他自称“神州义团团长”，纠集了一批年轻人，开始献身于所谓的“改造”日本的事业。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年轻人呢？朝日平吾后来在遗书中这样写道——

我所支配的只是未满20岁的青年，他们不像今日之有识青年会算计，也不是小才子，其特征为愚直、不言实干、莽撞，立于信念、不为名利而动，故坚强沉默，所望不在瓦全而在玉碎，所期在决死的真实。强烈鼓吹天下之事皆为赌博的人生观，与其病死，不如诛灭奸人而死等等男子汉的豪爽之气。加上没有父母没有家庭没有教养，因此有咒骂世道之眼光与对贵族的深恶痛绝，因为愚钝才可靠。

在朝日平吾看来，国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的赤子因劳动过度、生活环境污秽、营养不良而患肺疾，有的赤子因丈夫死亡为养育爱子而卖淫，有的赤子唯有在战时被捧为国家干城负伤变为残疾人而等同乞丐卖药为生，有的赤子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都在街头奔忙徘徊，有的赤子因食不果腹触犯轻罪而在监狱里烦恼不已。相反，达官贵人却能操纵法律免受处罚……”

朝日平吾认为，造成这些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是天皇身边的那些官僚、财阀，因为他们隔离了天皇和臣民。改造日本必须拥护天皇进行变革，为此就要“清君侧”，把明治以来的元老、重臣、新旧华族、军阀、财阀、政党首脑统统杀掉。“因而清除君侧之奸，诛杀奸富乃实现日本繁荣昌盛之手段，乃为大多数国民造福之举，同时乃吾等真正之日本人之要求、权利也。”

朝日平吾主张采取“一人一杀”的恐怖暗杀手段。他对自己的盟友说：“卿等体会我平素的主义，不声张、不外露，只是默默地刺杀、冲击、斩伐、投放，不需要同志间的往来、结集，唯有埋葬一个，这即是尽自己个人的方法与手段”，“鄙人愿意率先垂范，诛杀一奸物。鄙人虽要自刃，但坚信第二、第三志士必能体察鄙人思想，继承鄙人抱负，数十计地付诸行动”。他认为，四大财阀之一的安田善次郎是一个典型的“奸富”，“虽积巨富，却不尽富豪责任，无视国家社会”，于是他将安田善次郎作为自己刺杀的对象。

1921年9月28日，29岁的朝日平吾自称律师，来到安田善次郎的别墅。在会客室谈话时，当场将83岁的安田善次郎杀死，随后自杀。自杀前，他留下了《檄文》和“斩奸状”。这些文字发表后，激起社会的同情。朝日平吾的葬礼规模盛大，竟然有上千民众自发参加。

朝日平吾的遗书还鼓舞了一个19岁的车站扳道工。一个多月后的11月4日，这名叫作中冈艮一的青年在“国贼！国贼！”的尖叫声中杀害了首相原敬。至于杀害首相的动机，判决书中这样写道——

……如能拼死杀害首相，即可推翻原内阁，从恶政中拯救国民。被告人作为志士虽想由此即足可震撼当世，并留名后世，但此时尚未下定暗杀之决心，偶于同月（9月）28日，发生壮士朝日平吾刺杀财阀安田善次郎并自戕之事。艮一由次日即29日的报纸记载得知，并见到世间大多不同情善次郎，而同情平吾，还听到被告人（桥本）荣五郎（大冢车站副站长）把这当作使富豪觉醒之开端而称赞平吾，深为平吾之举所感动。同月30日夜，其于深思熟虑后终于决心效仿平吾坚决刺杀原敬首相，同年10月2日，先在该站（大冢车站）附近的五金商店购买了白鞘短刀……

在日本历史上，暗杀事件多如牛毛，明治时代的大村益次郎、大久保利通、森有礼等政府高官都是遭暗杀而死。但与以往的暗杀活动有本质区别，朝日平吾的暗杀是典型的法西斯恐怖行动。他不像从前一样只是针对某个具体人物或具体政策的推行者，而是针对整个日本体制而实施的行动。他并不了解安田善次郎，更与安田善次郎没有个人恩怨，只不过把他当作体制的代表，实行“天诛”，以此制造震惊朝野的效果，警告当权者改弦易辙。

朝日平吾的这种做法开启了先例，20世纪上半叶日本社会的恐怖刺杀活动由此“流行”开来。那些狂暴的法西斯主义者将枪口对准在任首相、重臣以及大银行家、大企业家，掀起了暗杀的高潮。因此，日本学者升味准之辅在《日本政治史》中说：“朝日平吾的行为具有后来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先驱的意义。”

朝日平吾充满社会关怀，希望为日本“治病”，可是他本人却是一个认识偏激、思想激进的“病人”。在大转型时代，需要许多有志向的思想者、行动者，推动国家的平稳转型。值得警惕的是，那些缺少理性的人可能把转型国家推向歧途。朝日平吾认为自己是充满“男子汉的豪爽之气”的志士，所作所为是“乾坤一掷的大比拼”。这种法西斯恐怖行为并没有达到解决政治问题、“拯救”日本的目的。恰恰相反，刺杀事件只会将国策推向更激进的方向。因为时局没有转变，后来者又进行新的暗杀。财界害怕右翼的恐怖活动而开始为其提供资金，右翼和财界的媾和又进一步把日本推向军国主义，离自由宪政越来越远，直到最后将整个日本帝国推进二战的深渊。

朝日平吾死后发生的故事更耐人寻味。朝日平吾刺杀安田善次郎的事件，是将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一书思想付诸行为的首次事件。朝日平吾的姐姐在接受警察审讯之后，根据弟弟的遗嘱，将遗物和遗书交给了北一辉。北一辉拿着朝日平吾刺杀安田善次郎时所穿和所用的衣物等，主动上门来到了三井家。深陷恐怖之中的三井家知道北一辉的用意，遂赠其以巨资。事实上，作为年轻革命运动的精神导师，北一辉和财阀一时之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假如朝日平吾知道这个故事，不知道他是会哭，还是会笑。

从极左到极右：北一辉的激进人生

日本战后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将北一辉视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教祖”，并将他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等同起来。他们都打着底层旗号，鼓吹“改造国家”，最终却将国家推向灾难的深渊。历史的惨痛教训，值得人们永远牢记。

他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论者，也是法西斯思想领袖；他是一个国粹主义者，也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他是中国革命的参加者，又是主张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也是每日坐于佛堂念佛的《法华经》信仰者；他是持不同政见者，又极端推崇天皇；他是一个性格古怪的思想家，也是许多年轻军人的偶像……

一个人的身上同时兼有这么多迥然不同的思想和倾向，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一例。他就是北一辉，近代日本史的一柄多面镜。他打着底层旗号声称要“改造国家”，搞出了一系列改造方案，不但把自己和众多年轻军官推向刑场，也把日本推向了战争灾难的深渊。

他到底是一个天才，还是一个疯子？

一、狂妄的年轻人

北一辉原名北辉次郎，1883年出生在北部海岛佐渡郡。这是日本沿海的一个偏远小镇，曾是犯人们行刑服苦役的流放之地，附近开有一些金矿和锡矿，镇上的大多数居民从事渔业。北一辉的父亲经营过酿酒业，但效益不佳，整个家庭挣扎在贫困线上。

北一辉的求学之路也不顺利，先是因为眼病而休学，后因升学考试失败而退学，又因家庭反对遭受失恋的打击。正是人生起步的不顺利，使得北一辉性格迥异于同龄人，对人生和世界产生了与众不同的思考。他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反“国体论”的文章，受到警察的追究，父亲令其停笔，使他做“政治评论家”的幻想破灭。随后这位右眼失明的18岁年轻人只身来到东京，寻求别样的人生。

一个远离家乡的年轻人，身无长物，又无学历，踌躇在东京的繁华街头，心中定是五味杂陈。就在这期间，日本最初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成立，旋遭政府取缔。这个社会新闻热点吸引了北一辉，激发了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趣。这位没有固定职业的年轻人不断来往于家乡和东京之间，也在家乡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文字。其中《国民对皇室历史的观察》一文批判日本的传统国体，被政府视为对皇室“不敬”，禁止再次刊载。

在20世纪初，日本社会矛盾尖锐集中。如果明治维新晚起步二三十年，那么日本可能会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在当时，社会主义还停留在理论上。在一场国家之间的竞赛中，日本一开始就站到了资本主义的跑道上。饶是如此，社会主义思潮仍然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其中就包括潜意识里早已埋下对社会不满和仇恨的种子的北一辉。

1905年，日俄战争正酣之际，北一辉又来到东京。因为弟弟在早稻田大学读书，北一辉就和弟弟住在一起，到早稻田当旁听生。当时，这所由政治家大隈重信创建的民办高校是日本思想界的一个汇聚点，开放包容，百家争鸣。北一辉听了政治学、法理学、社会发展理论以及欧洲政治制度等课程，并去上野图书馆查找资料，为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做准备。

1906年春天，23岁的北一辉完成了《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一书，阐述他对日本社会的看法和解决方案。北一辉认为，日本底层民众生活贫困，原因就在于“经济贵族”的掠夺，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解决“人生的悲惨丑恶之两大事件”。为了解决“贫困”的问题，要从经济秩序着手，重新调整经济秩序。为了解决“犯罪”的问题，就应该从伦理道德着手重建伦理秩序与道德秩序。最理想的国体是“社会主义”国体，最理想的政体是“民主主义”。

从表象看，《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似乎是一部社会主义论著，一部批判资本主义的宣言。读者从这本书中得到的印象：似乎在披露社会底层的悲惨遭遇，寄予同情与希望；揭示财阀官僚的奸邪罪恶，投以鄙夷与愤怒，发出“救世”的呼号——日本在遭难，千钧一发的内外交加之危机，有待北一辉发明的另类的“社会主义”来挽救。从这本书里，人们看到了一个入世不深的青年路遇不平的愤世嫉俗，也看到了一个没有经过系统学术训练却野心勃勃的青年的狂妄。

北一辉听过有贺长雄、安部矶雄、穗积八束、美浓部达吉、浮田和民等学术界著名人士的讲座，从《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中可以看出他的许多思想就是来自这些学者。不过，这个狂妄的年轻人几乎对上述学界人士的思想都加以批判。其实，北一辉的思想很混乱，例如他既标榜自己是“纯正社会主义”，又抨击日本的“反战论”，强调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崇尚专制和对外侵略；他既主张实行土地及生产机构的公有化，同时又重视个人的“生产权”；他既批判了天皇绝对权力的“国体论”，认为天皇是国家最高机关的一个成员，又认为日本社会要进化，首先要让天皇拥有无限权力。

由于惧怕镇压，没有出版社敢为他出版。屡经挫折之后，北一辉自费出版了《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但是10天后就被内务省以“紊乱朝纲”为由禁止发行。因为《大日本帝国宪法》为钦定，天皇权威至高无上，必须绝对服从，岂容北一辉议论国体，质疑神圣？他删除了部分敏感内容后再次出版，但社会对此没有了反响。著作的失败，使北一辉陷入生活困境，同时被贴上了“危险分子”的标签。

二、中国革命的“顾问”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28岁的北一辉以黑龙会刊物特派记者的身份，赶到硝烟未散的武昌城下，置身中国革命的现场。

《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遭禁后，失意的北一辉被右翼分子看中，邀请他加入“革命评论社”。这是一个由在野激进人士组织的团体，以支援中国革命为主要任务。他还加入了成立不久的同盟会，是同盟会里为数不多的日本人之一。从此北一辉投身中国革命，为中国革命筹措物资和资金。这既解决了他眼前的生活困境，也躲避了日本政府的监控。

在同盟会里，北一辉非常欣赏革命家宋教仁的组织头脑和才干。在他看来，“他（宋教仁）具备作为冷静不惑的国家主义者所固有的立法素质，足以担当组织集团的大任”。在辛亥革命的风云岁月里，北一辉追随宋教仁，转战于武汉、南京、镇江等地，成为中国革命的现场观察者和参与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他是日本黑龙会与中国同盟会之间的交涉桥梁，对双方的事务均有参与。

革命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和平稳定，相反，民国初年的中国政坛充斥着血雨腥风。1913年3月，有望出任内阁总理的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到暗杀。在宋教仁的遗体入殓仪式上，北一辉痛哭不止。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宋先生灵体下楼后，由服役者将衾穿服竣事，遂入棺含殓。视含者环立四周，哭声震宇，黄克强、于右任尤恸……尚有日本人北辉次郎等四五人，皆泣不可抑。”

作为宋教仁的忠实信徒，陷在悲痛中的北一辉在上海的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指称“暗杀宋教仁乃孙中山所为”。后来他被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强行遣回日本。后来他回顾此事时说，当时自己快找到凶手了，有人要暗算他，日本领事驱逐他出境回国，正是保护了他的性命。

但是查看当年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档案密件指称北一辉是无职业的平民，“敲诈勒索成为其糊口之手段。虽说毫无收入，其日常之生活，却极尽奢侈之能事。据说该人欠下在华侨民和中国人巨额债款，众人对其无可奈何。现在发生了宋教仁暗杀事件。有关暗杀疑犯及行凶情况，该人信口雌黄，密告黄兴与在华侨民共谋，又密告各国租界的警察也有干系，引起中国人和外国人的重大疑惑，对我在华国人也有其他嫌疑。若任由其胡言乱语，必将严重妨碍地方之安宁。为此，命令该人从本日起三年内不准在清国侨居”。

回到日本后，北一辉又重陷孤独而贫困的生活。不久，“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流亡者们来到日本，北一辉再次与中国革命产生联系，他还领养了中国革命党人谭人凤的孙子。1916年，北一辉完成《中国革命外史》，并将其印刷后分发给日本的朝野人士。此后，北一辉便以中国革命的“顾问”而为人所熟知。

终其一生，北一辉以反孙中山干将自居。孙中山也对北一辉深恶痛绝，公开与其决裂。北一辉认为，辛亥革命是在日俄战争的胜利及日本思想的启蒙下发生的。虽然北一辉承认孙中山在推翻清末的腐朽统治、确立共和政体这一点上建立了“百代不磨的功绩”。但是在他眼中，孙中山是一个民主的梦想家，是一个完全西化的东方人，并不理解中国，政治理念只是企图求得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在中国复制。在革命中国的发展建设问题上，孙中山的“美国式理想”是没有根据的空想。

在北一辉看来，日本应该帮助中国，以武力完成统一，并摆脱西方国家的束缚。人口过剩的中国因缺少土地，应该向中亚扩张。他企图以“中日同盟”为基础，以“日美经济同盟”为经济后援，击退英德的元寇来袭，让“日出处的太阳旗照亮全世界的黑暗”，最终实现日本成为“亚洲盟主”的愿望，并完成与西洋对抗的“亚洲门罗主义天启之使命”。

显然，北一辉是将中国革命作为日本外交的一环来加以考虑的。也就是说，他参与并研究中国革命并不是目的，只是一个手段，制定出合理有效的日本对外政策才是终极目的。因此，北一辉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对中国革命及中国革命党的真正理解，对日本政府及国民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1916年，在禁止进入中国的期限结束之后，北一辉再次回到中国。此时，他已经以中国革命的“顾问”而为人所熟知。为了便于在中国境内的行动自由，他将本名“北辉次郎”改为类似中国人的名字“北一辉”。从此，他以“北一辉”名世。

三、“日本改造”的狂想曲

信仰不限于哪一宗，但是从1916年1月（34岁时）以来，专心诵读《法华经》，此后只是将此作为自己的生命，年复一年地修业，20年来没有间断。因而不用说，每天的祈祷，神社佛阁等的参拜是我认真的生活。

这是20年后，北一辉在狱中的供述。确实，自从中国革命遭受挫折之后，北一辉就开始了所谓“修业”生活。但是，诵读《法华经》并没有让北一辉看空一切。尤其是当五四运动的怒涛从北京奔涌到上海时，反对日本的声浪让这个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人感到烦闷苦恼，因为他看到，“站在眼前发生的排日运动前列进行指挥、鼓吹叱咤的人竟是十几年来血泪交融、生死与共的同志”。

五四运动击碎了北一辉为中国革命效力的志向，让他无所适从。他把五四运动看作排日运动，为此甚至一度绝食抗议。眼看着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日益高涨，不可遏制，伤心失望的北一辉想回到故国。可是，这时的日本也不太平。当时一战刚刚结束，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变得悬殊，贫富之间的差距明显增加，左翼运动逐渐增强。回望故国，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北一辉认为日本正处于危机之中——

大日本帝国内忧外患，面临史无前例之国难。多数国民苦于生活之不安，纷纷效仿欧洲各国破败之举，而将政军财权据为己有者则竭力维持其不义。英美德俄无不背信弃义，恃日俄战争方得以保全之邻邦中国亦酬以排侮。真可谓东海粟岛之孤立。如若走错一步，则将招致祖宗建国伟业一扫而空之危机，再现幕末维新之内忧外患。

于是，北一辉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发生了急转。后来，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已下定决心，放弃十余年来参与中国革命的生活，而回到日本。若让十几年来特别加速腐败堕落的我国任其自然发展下去，则显然有损于我国的世界对策、对华政策和国家本身……是的，我要回日本去。把日本魂彻底翻个个儿，以使其适应日本自身的革命。为此，只是向国内存在的许多正在行动的革命领导人提供革命帝国的框架略图，也许是必要的。是的，可以保卫全亚洲7亿人的‘最后的封建城堡’，应是将要在太平洋沿岸的群岛上建成的革命大帝国。于是，我便着手起草了这个法案。”

在上海的亭子间里，北一辉在诵读《法华经》之余，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以下简称《改造法案》）。他宣称，军阀、财阀与政阀是社会的蠹虫，占有最大量的社会资源，压迫社会底层，理应成为革命的对象。革命将以“阶级战争”与“革命战争”铲除社会的蠹虫，实施“昭和维新”，迅速完成国家改造。

通过什么办法实现“国家改造”呢？北一辉的答案是，必须依靠底层大众，特别是通过军队的“武装政变”来完成。中国革命中的经历，让北一辉相信军队是革命的主要力量。由于在任何需要革命的国家中，军队必然是腐败的，北一辉也相信将军和高级军官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主张，日本革命必须由年轻军官和士兵所领导的一场军事政变来发动和完成。政变成功之后，天皇应该公布一项有效期三年的军事管制法令，解散国会两院，在这段时间里为国家的重建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在强制性的军管法有效期间，后备役军人应该在内阁的直接控制下，被委托以维持公共秩序的任务。同时，后备役军人要对每个地方的富人所拥有的财产进行调査，凡超出国家关于私人财产限额的部分均没收充公。同时实现生产的高度集中，完成“大资本的国家统一”，即国家的统一经营。

北一辉迷信武力，鼓吹要把“‘宝剑的福音’即武力看成神圣”，“没有战争的和平不是通往天国之路”，因此日本“应该永久地维持现时的征兵制”。作为国际社会的无产者，日本可以通过战争来实现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解放，最终建立起“一个北起俄国、南至澳大利亚的大帝国”。他大言不惭地说，日本应该成为一个“太阳旗将给全人类以阳光”的“革命帝国”，“诉诸战争匡正非正义之国际性划界。假若此为侵略主义、军国主义，那么，日本就应在全世界无产者阶级欢呼雀跃中，加冕此黄金之冠”。

在那个大变革时代，日本出现了两个方向相反的思想家：其中一位是吉野作造，另一个便是北一辉。吉野作造想通过舆论和民众运动建立与国民直接联系的政府，而北一辉想通过暴力和政变建立与天皇直接联系的政府。《改造法案》激烈亢奋，充满了对天皇权力的推崇与对议会政党制度的仇恨，表现出露骨的军国主义与“超国家主义”（极端国家主义）色彩。打开《改造法案》，鼓吹“底层革命”的气息扑面而来，即使导致专制与自由的被剥夺也在所不惜。

在军队扮演主角的革命中，基于狭隘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可能随之建立。北一辉鼓吹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剥夺私有制，以国家的名义控制和垄断一切社会资源，对外诉诸战争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国际新秩序。沿着他提出的路线而进行的革命，明治维新后已经变成了民族主义国家的日本，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建立一个对内专制、对外侵略的极端法西斯主义国家。

北一辉完成《改造法案》的同一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组织“战斗的法西斯”，希特勒则加入主张以“民族的社会主义”作为真正的德国社会主义的德国工人党。法西斯主义不期然而然地同时在东西方呱呱落地了。

弗洛伊德曾抱怨，在人类历史上有些“疯子、能见到幻象的人、预言者、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病错乱者，曾经起过重大作用”，“有些人对他们的以及后来的时代产生过无法估量的影响”。北一辉就是这样的人。在他死后，历史基本上是按照他所预言的方向发展的，一个北起满洲里，南至新几内亚岛的大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而后迅速崩溃。

如果说《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里有不少社会主义的思想，那么在《改造法案》里则裸露着法西斯思想的心脏。北一辉的案例再次表明，极左与极右只有一纸之隔。

四、右翼偶像

一战结束后，随着普选运动及民本主义运动的发展，日本迎来了“改造”的时代风潮。许多标榜“改造国家”的“革新”团体先后成立，其中接近法西斯主义的团体也急剧增多起来。当北一辉在上海的亭子间写作《改造法案》之时，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分子大川周明（二战后被列为战犯）、满川龟太郎等人组织成立了“犹存社”，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法西斯组织，但是还苦于缺乏理论指导。

1919年8月的一天，大川周明专程来到上海的长田医院，访问病中的北一辉。两人畅谈两天一夜，相互许为知己。后来北一辉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身高六尺、体格健壮、连一面之识都没有的大川君，特地到上海接我。他说日本将要发生革命，日本比中国还危险，因此您要回国。他的这一真诚邀请，使我与他结成了生死之交。”

大川周明携带《改造法案》书稿回国，用誊写钢板秘密印制47部，在“犹存社”内部发行。“改造”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但是大多数人不具有具体的“国家改造”方案，思想界也缺乏对重建社会的清晰构想，唯有北一辉例外。他将日本放在东亚范围内，进而将东亚乃至整个亚洲放在与繁荣的欧美相对立的层面上加以思考，提出的国家改造方案最完备、最系统，也迎合了部分民众的心理。因此，《改造法案》在当时日本各社会团体的改革方案中最具影响力。

1920年1月，37岁的北一辉告别中国革命，回到日本，参与“犹存社”活动。这时他已从五四运动的苦闷中解脱，自诩“肩负日本自身的革命”，决心为日本国家主义效力。“犹存社”的机关报《雄吼》主张重建“革命的日本”，鼓吹执行“道义”的对外政策，实现“亚洲解放”，共抗英美侵略。

北一辉本来希望以“犹存社”为据点，扩大其“国家改造”的思想主张。然而没过两年，他就与大川周明产生矛盾。1922年初，在东京市长后藤新平的邀请下，共产国际代表越飞访问日本，北一辉撰写《训斥越飞的公开信》，攻击俄国，讽刺后藤新平。后藤与大川周明关系密切。此事激化了北一辉与大川周明的矛盾，最终导致“犹存社”解散，北一辉失去了自己的阵地。

不过，此时北一辉已经在日本学生和青年军官中颇有名气，他们特别热衷于传阅、讲读《改造法案》，有时还登门向北一辉求教。因为北一辉的著作充满了“革命”“人民”“反帝”之类的激进词句，以人民、底层的名义，反对民主自由，反对西学传播，坚持文化封闭，因此吸引了那些涉世未深的学生和青年军官。在众多军人崇拜者中，最忠实的就是西田税。

西田税比北一辉小18岁，在陆军士官学校上学时就开始对《改造法案》产生了深刻的共鸣。后来他因病而被编入预备役后，就在北一辉身边奔走从事改造运动。跟他来往的青年军官越来越多，他也热衷于接触和动员他们。于是，他被看作改造运动的一方之雄，但也有人用轻蔑和疑惑的目光把他视为“革命掮客”。

1926年，多年为疾病所苦的大正天皇去世，25岁的裕仁即位，改元“昭和”。北一辉写出《维新革命论》一文，认为新天皇给日本带来了希望，要求进行“昭和维新”。这与少壮派军人不谋而合。这些下层青年军官大多出生于农村，深知士兵家庭的贫困。他们以“爱国青年”自许，不能假装看不见民众的痛苦，认为只有军人奋起，以“明治维新”为蓝本，来一场“昭和维新”，清除天皇身边腐败的“邪恶臣子”，建立天皇亲政的“皇道国家”，才能打破腐败的政党政治。他们因此被称为“皇道派”。北一辉的理论恰恰为“皇道派”提供了思想武器，《改造法案》成为鲁莽的青年军官们的“圣经”。

其实，这些自许为“革新者”的青年军官身上充满了前现代性。他们聚集在情人幽会处或小酒馆里，一边喝酒，一边悲愤地慷慨陈词。他们在幽暗的灯光下策划着惊天计谋，心里向往的是幕府末期的那些“醉伏美人膝，醒握天下权”的“志士”。

作为北一辉的忠实弟子，西田税是“皇道派”中的骨干。他协助编辑并公开发行《改造法案》，并纠集陆军中下级青年军官组成法西斯组织“天剑党”。《天剑党章程》声称：“天剑党为以军人为基础、广泛联络全国战斗的同盟的改造国家的秘密结社，是把《改造法案》作为经典实行的剑。”“天剑党”组成不久，即被日本的宪兵发觉，勒令该组织解散。但西田税等人仍然四下活动，北一辉的国家改造理论在青年军官中广泛传播。

从“犹存社”开始，日本兴起了民间法西斯团体和军队中的法西斯运动。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深深影响了日本，也加速了法西斯思潮的蔓延。到1933年时，日本国内各类法西斯社团数量已达500余个，北一辉的思想对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起了指导性作用。

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日本还处于思想开端迅速传播的阶段，那么1930年以后，法西斯分子就开始采取暴力行动，日本进入多事之秋。1931年10月，一些军官策划政变，推翻内阁，组成军人政府，计划的政府领导人名单里就有身为民间人士的北一辉。不过，这个政变（史称“十月事件”）胎死腹中。第二年又发生“五一五事件”，海军少壮派军官刺杀内阁总理大臣犬养毅，声称“点燃昭和维新之火炬”。

这一系列政变及暗杀活动，都与北一辉的思想密切相关，只不过他本人没有参与其中。自从与大川周明产生隔阂以后，北一辉一直闷居家中，靠诵读《法华经》以及在此期间出现的幻视幻听和妻子求神降灵给他的“显灵生活”度日。他没有想到的是，危险正在悄悄逼近。他在上海诵经过程中想出来的《改造法案》，经过青年军官运动的领导人反复咀嚼，已经被付诸行动，给日本带来了多次政变，也将给他本人带来灭顶之灾。

五、悲剧结局

1936年初，一位年轻军官每天清晨都到明治神宫去参拜，白天则精读和抄录北一辉的著作。这位名叫矶部浅一的人是近卫步兵军官，也是“皇道派”的一名骨干。后来他在遗书中说：“在此期间，我的脑海中已经形成某种坚定的决心和要旨，就是说已经逐渐确定了能够断然实行的腹案。”

“断然实行”的，就是震惊全国的“二二六事件”。1936年2月26日，包括矶部浅一在内的22名陆军青年军官率领1 400多名士兵攻击首相官邸、大臣官邸和东京警察总部，甚至一度占领部分皇宫。大藏大臣、宫内大臣等高官被残忍杀害，原计划要刺杀的人还包括天皇周围的所有“奸佞之人”，包括所有国家元老重臣、内阁成员和许多陆军高级指挥官。

暴动者的口号是“尊崇天皇，驱逐奸佞”，提出将兵谏的文书传达给天皇、罢免“统制派”军官、重用任命“皇道派”军官等要求。政变不到3天就被镇压，矶部浅一等政变领导者被捕。据说事件发生后不久，北一辉就收到了有关“二二六事件”发生的电话，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参与政变。可是，北一辉还是被作为此次事件的罪魁之一遭到逮捕，他的忠实弟子西田税也一同被捕。

其实进入1930年以来，少壮派军人先后发生多次政变，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中还杀死了首相犬养毅。这些政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北一辉思想的影响。这也符合北一辉本人的《改造法案》。他曾宣称，真实的“革命”无法用一本书去解读，重要的是“革命”的实践与关切社会的“本心”。实际上，《改造法案》绝非学术著作，而是人人都懂的行动指南。

“二二六事件”后，警视厅对北一辉进行调查并做了详细记录，事实证明北一辉与这次叛乱确实没有任何联系。但无可否认的是，发动政变的青年军官确实是受到了北一辉思想的影响。作为“二二六事件”主事者之一，矶部浅一在狱中日记中写道：“我相信《改造法案》丝毫也不要修改，完全地实现它”，“日本的前途除了《改造法案》之外绝对别无他途。日本如果沿着法案以外的道路前进，那就是日本的没落之时”，“《改造法案》，一点一画一字一句都是真理，是历史哲学的真理，是日本国体的真表现，是大乘佛教在政治上的展开，我为了法案即使天子传唤也不下船”。

1936年7月5日，东京陆军军法会议开始审判叛乱参与者。这是一次不允许有辩护人、不允许公开、不允许上诉的审判。负责检举右翼思想的检察官指控说：“在‘二二六事件’中，众所周知他们所信奉的思想的中心是北一辉的所谓《改造法案》……以此《改造法案》为他们的国家改造的神圣的经典，或者称之为在日本改造中必须实践的神圣的经典。”

法官认为，北一辉和西田税的作用是“帮助主谋者的利敌行为”“略有利敌或对我军稍有不利”“其最高限度相当于三年与极刑的中等以下的刑罚”。但是，军方高官决定对“皇道派”进行总清洗。在陆军领导机关的指示下，军法会议不得不枉法宣判死刑。担任审判长的吉田少将后来说——

起初，伊藤预审官（陆军法务官伊藤章信）认为是利敌，检察方面也认为以利敌为合适而提出公诉，但本省指示应定为主谋者，检察官接受了这一意见，便勉强改为主谋者提了出来。这恐怕不会是真实情况。

北一辉和他的学生西田税也被认定为政变主谋而宣判死刑，在政变中起核心作用的17名军官也同时被判处死刑，而且不允许上诉，一个月后行刑。在行刑前一天，北一辉给养子北大辉（中国革命家谭人凤的孙子）留下了一部《法华经》，他在遗信中说，这是直到他临终一直在诵读的“至重至尊的经典”，“为父没有留下其他任何东西给你，只留下这无上最尊之珠宝”。

1937年8月19日早晨，北一辉留下绝笔：“狱里诵读《法华经》，或拜谢加护，或血泪哭泣，迷界之凡夫古人亦如斯乎。”随后，北一辉和西田税、矶部浅一等人被押赴刑场。西田税向他的老师提议，“咱们三呼天皇万岁后再死吧”，北一辉拒绝说，“我不愿意这样做”。枪响了，北一辉结束了54岁的人生，但是北一辉的思想却因其死而得到更广泛的扩散。

日本法西斯的特点是，来自下层的激进法西斯运动的每一次痉挛般的发作都成为一种契机，而促进上层的法西斯化。“二二六事件”也是如此，发动政变的下层军官“狡兔死，走狗烹”，军部官僚借此在军队内进行彻底肃清，确立了自己的霸权。军部和官僚、财阀沆瀣一气的体制得以强化，开始走向正轨、完善的法西斯主义。

北一辉死了，他的思想大行其道，极端民族主义走上前台。自由主义悉数化为灰烬，政党政治从此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侵略主义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北一辉被处决后的17个月的时间里，日本与德国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并发起侵华战争，开始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狂奔，一直到全国毁灭的终点。这是一个诡异绝伦的历史因缘。

六、“圣人”的真相

作为北一辉的忠实弟子，西田税曾说：“志士必须是圣人，古来的革命者都是圣人——真理之把持及其现实只有圣者能够担当。”在他眼里，老师北一辉应该属于“圣人”。

但是，这位“圣人”却生性古怪。1912年，29岁的北一辉在上海结婚。新娘原籍日本长崎，颠沛流离来到中国，沦落在社会的最底层，坠入上海的一家妓院。北一辉与之结识后，视其为红粉知己。两个月后，他们在上海结婚，后来再也没有分开过。北一辉诵念《法华经》时，他的妻子便会有神灵附体的表演，代为宣读法旨。夫唱妇和，十分默契。

1921年9月，深受《改造法案》影响的青年朝日平吾刺杀了财阀安田善次郎。这是将北一辉《改造法案》一书思想付诸行为的首次事件。朝日平吾的姐姐将他的遗物和遗书交给了北一辉，随后北一辉拿着朝日平吾的衣物找到了三井家，获得了大笔的资助。显然，这是一次赤裸裸的威胁与敲诈。

作为革命运动的精神导师，北一辉手中掌握着大量与革命相关的信息与资源。而在当时日本社会，由于正处于一个人人自危的混乱时期，在政经界拥有大量上层资源的财阀和资本家们也愿意通过给予金钱贿赂北一辉，求得自身安全。事实上，北一辉从写作《改造法案》开始，每年都从三井财阀处得到2万日元资金资助。在财阀处得到巨额资金的北一辉，用这笔资金不仅维持了自己在中国的人脉（在中国期间），而且还资助了在野的右翼政客，以及军队年轻将校的革命活动。

北一辉声称站在工农与城市贫民即社会底层的一边，他所宣扬的理论就是要打倒财阀。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一辉似乎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敌人，财阀的敌人。可是暗地里，他却接受财阀的资助。这就是历史的真相。而信奉他思想的年轻人却不明就里地去杀财阀，并为此丧命。北一辉在被执行死刑前，曾对他的弟弟说：“我与这次叛乱没有任何联系。但是，由于这个集团胡说自己是我的著作的崇拜者，因此，人们可能会问，和他们在一起我是否感到荣幸。”显然，北一辉对自己的追随者很是鄙夷。假如他们知道这些事实，一定会后悔自己的愚昧。这类充满悲剧性的讽刺剧，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少见。

至于北一辉本人，虽然被奉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鼻祖，但却死在法西斯主义军部的枪口下。他的人生不也是一部悲剧性的讽刺剧吗？

德富苏峰：日本帝国的“戈培尔”[1]

德富苏峰的思想轨迹与日本走向歧途的道路重合。他声称自己是为了“国家”与“民族”的至上利益而思索与行事，可是，他的思想正是将民族引向歧途的一股重要力量。社会转型需要精英做时代的引领者，可是如果他们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就有可能把国家引向灾难。“德富苏峰现象”永远值得人们警惕和深思。

1924年是日美关系的转折之年。是年4月，美国参议院通过针对日本的移民修正法案，几乎完全禁止日本人入境和取得美国市民权。消息一出，日本举国哗然。东京、大阪等地召开国民大会，并进行游行抗议，发表强硬宣言，督促美国反省。在东京国技馆举行的一次国民大会，听众达6万人，馆内毫无隙地，不能入场的群众，则环绕于馆外周边。日本政府当局还算克制，设法避免引发大规模冲突。这也是考验知识分子的时刻：是保持理性克制的态度，对民众进行引导，还是顺应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情绪，对民众进行煽动？

一位知识分子在《国民新闻》上发表文章说，移民法是“对我大日本帝国的侮辱”，其“不在于利害，而是与我国的脸面相关”。他煽动说，这个排日法案的出台，揭穿了美国“正义人道”之假面，暴露出“帝国主义”之真实本质，“国际关系的结果是力与力的角斗”。

在那个民众情绪高涨的时刻，发表这种火上浇油言论的，就是著名的思想家德富苏峰，一位从自由主义滑向法西斯主义，最终扮演了日本帝国“宣传部长”角色的知识分子。

一、变节汉

德富苏峰出生于1863年，从少年时代起就参加自由民权运动。他23岁离开家乡熊本，来到东京，创立民友社，创办《国民之友》杂志，因此而参与舆论界的角逐。他主张全面“欧化”，提倡“纯粹泰西主义”，迅速成为言论界的新星。后来，他又创办《国民新闻》杂志，攻击藩阀专政，宣传自由民主，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确立了他在舆论界的主导地位。

苏峰认为，必须彻底地否定日本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全盘吸收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日本国民才能取得与西方国家“大国民”同等的地位。他提倡“平民主义”，反对“武备”社会，主张依靠生产来获取生活的自由，建立近代市民社会秩序。因其言论的巨大影响力，他被誉为继福泽谕吉之后的第二大明治思想家。

但是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个本来呼唤和平主义的言论家却突然转向，狂热地鼓吹战争，提出“大日本膨胀论”。在他看来，这场战争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的活动之良机”，日本一旦取胜，“可促使朝鲜改革，可订立北京城下之盟，可获得几个亿的赔款，我日本确立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些岂不都是在此一举吗”。从此，他从平民主义走向帝国主义，而且毫不掩饰地以“帝国主义的急先锋”自命。

“我的意见从和平主义进化到帝国主义，这是比较显著的事实！”德富苏峰在给一个友人的信中这样坦然写道。他还自称是日本帝国主义思想的“最有力的鼓吹者”。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思想发展，“从个人的平民主义到国家的平民主义，从自由和平的理想家到‘力的福音’的信者，最终作为帝国主义者而成为东洋自治的倡导者”。

苏峰主办的《国民新闻》不再以思想启蒙为己任，而是转向以政治为主，他本人也开始向政界靠近。为追求政治权力，他出任松方正义内阁的内务省敕任参事官，为山县内阁的扩充军备政策辩护，成为藩阀政治家的智囊，时人骂他为“变节汉”。可是“笑骂自由他人”，苏峰得到了实际好处。1911年8月，他被选为贵族院议员，跻身权贵阶层。

1912年9月13日，明治天皇殡葬之日，乃木希典大将剖腹殉死。明治维新后，武士为主人殉死的做法已经被取缔，文明开化也有近半个世纪了，竟然还有如此愚忠之举，当然招致许多知识分子的批判，称其为愚蠢之举，不足为训。可是，苏峰却写文章《心事分明》，为乃木希典大唱赞歌，令知识界侧目。

作为舆论界的重要角色，德富苏峰早就从思想解放的启蒙家变为保守主义者。不过，他竟然走到为天皇殉死者唱赞歌的地步，仍然令人震惊。20多年前，苏峰在驳斥复古主义时曾说，“今日提倡复古，岂非痴人说梦？欲变明治人民而为封建臣民，可行乎？吾闻三尺小儿可变为六尺男儿，然未闻六尺男儿变回三尺小儿”。这些话用于讽刺苏峰本人，不也是十分恰当吗？

以第一次护宪运动为开端，日本社会进入了风云激荡的大正时代。社会求变，人心思变，实现了“强国梦”的日本开始重新选择国家发展方向。于是，各种学说竞起，思想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苏峰对此非常不满，他认为思想多元化意味着“精神界的土崩瓦解”，大正时期处于“国家无理想，国民无志向”的所谓混乱状态，“我日本国民的现状是惰性十足，不思政事。其可忧患之处在于奢侈淫逸、荒唐无度”。“今日日本青年是世界所有危险思想的储藏所”，因为他们的国家观念和爱国观念已很淡薄。苏峰认为，这是明治时期“思想中毒”带来的直接恶果。

在苏峰笔下，明治初期引进和吸收的西方现代思想就是“毒”。它们带来日本思想界的混乱，导致国民思想的根底发生动摇，大正时期的青年实际是明治维新社会改革的最大受害者，“父母的因果，报应在子女身上”。在他看来，日本有日本的国情，也应该有与日本国情相适应的思想主张，不应盲目追随西方思想。想当初，青年时期的苏峰大力主张“纯粹泰西主义”，现在他却将国民吸收“泰西思想”视为“思想中毒”，两相比较，判若两人。这标志着，他与自己的思想出发点彻底脱离，彻底抛弃了现代思想。

二、煽动仇美

在社会转型期，极力诋毁外来思想，往往是为了回归传统。苏峰也是如此。他提出“皇室中心主义”思想来对抗现代思想。他说，“我日本社会变为世界思潮的汇合地，一切新奇思想、危险思想、破坏思想正在酝酿。但根本思想仍然是皇室中心主义”。

德富苏峰鼓吹说，“皇室中心主义”是“顶天立地的”，“以它统一大和民族、振兴大和民族，以它在平时与非常时期鼓舞国民之斗志。因此，在世界的竞技场上，以它来发挥日本帝国之国威”。他把“皇室中心主义”思想的内核“忠君爱国”奉为“宗教之上的宗教，哲学之上的哲学，学问之上的学问”。

苏峰不但以“皇室中心主义”来强调日本国体的特殊性，也把“皇室中心主义”作为整合民族、鼓舞国民斗志的思想工具。他提倡所谓“积极的忠君爱国”。他说，“我对大正青年的期望不只是忠君爱国，还应当是积极的忠君爱国、膨胀的忠君爱国、进取的忠君爱国。忠君之第一义就在于把皇威布于四海，把皇泽披及八荒。爱国之第一义在于把大日本帝国建成世界第一等强国、雄国及正善之国”。这样，“皇室中心主义”自然地与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连接起来。

德富苏峰自称是日本帝国主义思想的“最有力的鼓吹者”。不过，这种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受到质疑和批评。一战结束以后，“国际和平”“国际协调”成为调整国际关系的新取向。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被称为“世界和平的纲领”，人们憧憬着战后国际新秩序。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日本应该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如何学会与世界和平相处？各种思想激烈角逐，国际上的和平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国民的思想意识。

可是，德富苏峰不承认普遍正义和人道主义等超越国家的价值存在，只把国家的存在和膨胀作为目的。他把国民思想受影响的种种迹象概括为“美化（美国化）作用”“赤（苏联）化作用”。比起来，他更警惕“美化”。在他看来，“所谓美化作用是指在精神上变成美国人。即把美国作为日本人的理想故乡……美化作用有种种倾向。或醉心于美国的富强，或以美国为理想之国度，或以美国为文明之发源地。总之，即崇拜美国”。他担心在“美化作用”的影响下，日本会丧失固有的“皇室中心主义”的观念。

早在一战之前，苏峰就别出心裁地提出要打破“白阀”。他把白种人视为与日本“藩阀”同样的专权势力，是阻碍日本追求世界一等国的国际地位的障碍。他提倡“尚武之精神”“国民皆兵”，对内打破“藩阀”，对外打破白种人对世界的“专制”，重建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秩序。显然，德富苏峰以打破国际上的“白阀”作为与欧美列强对抗的理论，作为日本国进一步走向“膨胀”的理由。

从1919年的巴黎和会到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一套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起来，曾经动荡的世界开始稳定下来。苏峰却宣称，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签署条约，将山东主权归还中国，与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具有相同的性质。他在《国民新闻》上煽动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借助1924年美国参议院通过排日提案做蛊惑性宣传，声称“美国化会给日本带来危险”。

苏峰不遗余力地鼓吹帝国主义，宣称大日本帝国“担负着一种特别的天职。这种天职就是给东洋及南洋带去政治组织的恩惠”。他以罗马在上古史上的天职为比喻，来说明日本在近世史上的天职，“我们一点也没有侵略其他领土之念。然替天行道，相信于布大义于天下之精诚决不可自限。不安于小成、不贪小康，四千余万勠力协心，发挥此坚忍不拔之大精神，以为冠绝千古之历史的一大事功”。

无论他对帝国主义如何进行粉饰打扮，都不能掩盖其侵略扩张的思想实质。所谓“大事功”，就是对外扩张。用他自己的话说，“日本今天的问题，不是帝国的独立，而是帝国的扩张”。

三、日本的“戈培尔”

1926年昭和天皇即位，被民主自由活动家高度评价的“大正民主”渐行渐远。这时苏峰已经年过六旬，但仍然不遗余力地向大众宣传“皇室中心主义”，试图以此来整合国民的思想意识，以“国家认同”理念来追求日本的国际地位。如果说吉野作造和北一辉是体制外的思想家，那么苏峰则是一位体制内的思想家，因为他的“皇室中心主义”得到政府的赏识，越来越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日本社会充满了动荡：经济大恐慌、社会矛盾、军事扩张、政坛暗杀不断，这一切改变了日本的政治生态，独立政党、商人团体、工会、佃农协会等社会组织通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控制社会的各种国家大型机构。军部越来越成为国家的主导力量，整个国家急剧向极右翼发展。

德富苏峰仍然对国民进行教化，宣扬他的“皇室中心主义”及“国家认同理念”。他特别强调“国民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小学教育应该处于教育的第一阶段，军队教育是第二阶段。接受这两个阶段教育的大和人民“和平时是忠良的市民”，“一旦有缓急，在至尊的军旗下，则为护国之干将”。就这样，作为战争的舆论制造人，苏峰和军部步调一致地推动国家沿着战争的轨道前进。

1931年6月，大日本国史会成立，德富苏峰任会长。九一八事变令他兴奋不已，年已68岁的他声称这是日俄战争以后他最愉快的时刻，“相信这一事件是实现我的主张的最好机会”。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发表《皇道日本的世界化》，把日本侵华美化为日本“皇道”世界化的标志。他认为，以前日本民族长期以来就像蝾螈和蓑虫一样闭守在日本诸岛，并非命运注定如此，相反，“日本民族本来是雄飞世界的人种，不幸机会没有成熟。换言之，雄飞的训练所需要的时间过于漫长”。“进入”中国是日本“以国运做赌注”，日本“在大陆经营上不止走出了一步，而是走出了数步，只能前进而不能后退。所谓背水一战，就是今天的情形”。

在报界一片黑暗中，苏峰依旧活跃异常。他积极组织策动全国的文化人、学者、文学家为侵略战争效力，美其名曰“文学报国”“言论报国”。同时他倾全力宣扬日本的军国主义，笔耕不辍，先后写了《昭和国民读本》《满洲建国读本》《国民必胜读本》等畅销书。其中的《昭和国民读本》，三个月销售量超过50万本。这些书的主题都是宣扬对外侵略扩张的。

德富苏峰鼓吹与德国、意大利结盟。在《昭和国民读本》中，他指出，“我国既有敌人又有朋友，我同行国之德国与意大利都具有伟大历史，都具有与本民族相应的特殊文化。我们不仅在防共这一点上相互合作，而且还以三国特殊的文化为基础，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斟酌，以求各自文化的发展与提高……因此，三国防共协定在世界历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

德富苏峰的“国民皆兵”“把军人之教养普及到民众中间去”等言论主张，被输入到政治体系之中，更加完善了军部体制，使其沿着超越政府而独自决断走向战争的方向迈进。随着日本滑入与中国全面战争的困境，这个国家日益军国主义化，“皇室中心主义”成为新的公式化的表述。

1940年12月偷袭珍珠港后，德富苏峰为天皇起草了宣战诏书。在战争期间，苏峰是军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者和文化统制管理的急先锋。他出任日本新闻界最大团体“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会长，该组织是日本法西斯战争体制在思想统制上的主要组成部分。他在言论界进行蛊惑宣传，调动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大部分民众盲从军部法西斯战争体制。他因对宣传皇室中心主义和法西斯思想的“贡献”而被授予文化勋章。

在二战期间，德富苏峰把“皇室中心主义”规定为“日本学”的基本格调，把《神皇正统记》作为“日本学”的首选教科书。由于该书阐述了日本之国体，明确了“皇室中心主义”之要领，所以德富苏峰把它尊为“日本精神的结晶”。同时，他还把传统医学中的“和”的思想与“皇室中心主义”思想结合起来，酝酿出他的“八纮一宇”思想。他认为，“日本国家性格的特殊性就在于一‘和’字……‘和’之一字，如将其扩充则变为八纮一宇之皇谟、天业恢弘之圣猷、开拓万里之波涛、置国家于富裕安泰的圣诏”。所谓“八纮一宇”与“大东亚共荣圈”同出一辙，成为正当化、合理化日本海外侵略的标语。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还没有学会极权主义的做法，不知道应该成立“宣传部”。不过，在战争期间，德富苏峰恰如尽职尽责的“宣传部长”，他就是日本的“戈培尔”。因此，他本人的地位也直线上升。据一位日本记者的战时日记记载，“‘不敬罪’在日本有几个，皇室，东条首相，军部，德富苏峰——不允许国民对他们进行丝毫的批判”。

由此可见，德富苏峰的地位几乎与皇室、首相、军部等同。难怪战后他被指控为甲级战犯，他的著作也被收缴焚烧。

四、一切都化为泡影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德富苏峰痛感“我毕生的辛苦，一切都化为泡影，即我在此作为公众方面完全死去了”。当天他辞去“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会长”“大日本文学报国会会长”，结束了自己60余年来的新闻记者、公众言论人的“操觚者”生涯。

一年以后的8月15日，德富苏峰在日记中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在过去84年的生涯中，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之中，除了为使日本冠绝于世界而效力之外，一无所有”。尽管“一切都化为泡影”，但是德富苏峰仍然坚持，“我在今天仍然确信皇室中心主义是日本唯一的或最善的，没有比它更好的东西”。他失望地说，“或者有人以此嘲笑我等为白日做梦、空中楼阁等，但我等确实是以全部身心投入其中，而这些形迹全无，连根除去了，我等的理想完全化为了泡影”。

苏峰认为，这场战争是国民的战争，不能只是将责任归之于军部，“谁也不会说自己从心里反对战争，只是力所不及而被卷了进来。在胜利的时候作为国民的胜利来欢迎，而在失败了的时候，则作为军部的私斗来攻击，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悲哀的是，苏峰没有任何反省。虽然他承认这场战争“使日本国民的父母失去其子、妻子失去其夫、子女失去其父，蒙上了如同日本人杀害日本人一样的罪行”，但是他认为欧美各国对这次战争要负首要责任，日本的战争责任是次要的。因此，他“决无丝毫悔悟”。就是抱着这样顽固不化的观念，他又活了11年，直到1957年去世。

德富苏峰一生横跨幕府末期、明治、大正、昭和四个时期，著书300余册，长期处于日本言论界的核心地位。从“平民主义”转向“皇室中心主义”与“帝国主义”，从标榜独立到向权力靠近，从主张和平到推动国家走向战争，他的思想轨迹与日本民族走向歧途的道路重合。他声称自己是为了“国家”与“民族”的至上利益而思索与行事，可是，他的思想正是将民族引向歧途的一股重要力量。

社会转型需要精英做时代的引领者，可是如果他们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就有可能把国家引向灾难。“德富苏峰现象”永远值得人们警惕和深思。

[1] 德富苏峰（1863—1957）一生横跨幕府末期、明治、大正、昭和四个时期，此处主要讲述他在大正、昭和时期的活动和思想，其前期活动参见本书作者的另一本著作《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中的文章“德富苏峰：一生为野心驱使”。

《治安维持法》：制造20年“白色恐怖”

当人民要求民主权利时，权贵们想的却是维安。普选与维安是日本大国崛起进程中的一对矛盾，当政者将《治安维持法》视为维安的工具。这部被多次修改、内容越来越严厉的法律，不仅打击实际的反政府运动，而且也严厉镇压思想学术上的所谓“异端”，使日本社会长达20年处于“白色恐怖”中。

一

1925年春天，从京都到东京，从北海道到鹿儿岛，日本各地举办庆贺会和灯笼游会，国民完全沉浸在兴奋之中，因为3月29日国会通过了《普选权法案》。

36年前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虽然赋予民众以选举权，但却有严格的纳税额限制，只有不到1%的国民才享有选举权。《普选权法案》废除了纳税额的限制，给予25岁以上的“帝国男性臣民”选举权，有选举权的人数从328万增加到1 240万。虽然妇女和生活穷困者、无处居者仍然没有选举资格，但是毕竟极大地普遍提高了普通民众的政治权利，是一个历史性进步。难怪《东京朝日新闻》说，这一天是实现了“国民夙愿”，“开辟了通往新时代道路的、国民不可忘记的日子”。

不过，也有媒体提醒道，“虽然值得庆贺，但我们不要认为普选问题到此就解决和完成了”。确实，根据议会的决定，这部法律三年后才能正式生效。而有识之士更对普选权的前景感到忧心，因为几乎同时，议会也通过了另一部法律《治安维持法》。他们担心，这部法律将极大削弱民众的政治权利。

事实上，政府之所以要制定《治安维持法》，确实是针对《普选权法案》的。时任司法大臣、后在东京审判中被定为甲级战犯的平沼骐一郎曾回忆道：“普选在当时已是大势所趋，但我认为应制定一部禁止共产党结社的法律。《治安维持法》是防范赤色思想的有效方法。”当人民要求民主权利时，权贵们想的却是维安。普选与维安是日本大国崛起进程中的一对矛盾，当政者将《治安维持法》视为维安的工具。

自1910年以来，无政府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日渐勃兴。尤其是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国际社会对于“红色政权”的警惕和恐惧日渐加剧，德国、英国、荷兰等许多国家纷纷制定了取缔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法律。1922年，高桥是清内阁向议会提出《过激社会运动取缔法案》，内容主要是禁止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及其他有乱宪政的结社行为或宣传诱导行为。该法案同时规定，参加结社的集会将以犯罪论处，最高刑期可达10年。但是在众议院审议时，议员认为该法案否定结社自由的基本人权，未能获得通过，成为废案。第二年，在发生关东大地震后不久，政府为了防止社会混乱，发布紧急敕令《治安维持令》。

1925年1月，日本与苏联建交。为了防止日本国内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激化，在《过激社会运动取缔法案》和《治安维持令》的基础上，政府向议会提交《治安维持法》。该法共有七条，第一条规定“以变革国体以及否定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的结社者，以及知情后还加入此种组织者，处以十年以下徒刑以及监禁”。“国体”是一个语焉不详的概念，给予执法者任意定罪权。

该法案在草拟时期就遭到舆论的强烈反对。《东京朝日新闻》指出，法案把国民的思想生活当成了警察取缔的对象，集会结社的自由也变得荡然无存，实际上是“蹂躏人权、压制人权”。劳动团体代表者聚集起来组成“恶法案反对同盟”，强烈反对这一法案。但是，众议院还是在当年4月通过了这项法案。和《普选权法案》延期三年生效不同，《治安维持法》在颁布20天后，就于1925年5月12日起施行。

二

《治安维持法》甫一实施，就成为“特别高等科”（简称“特高”）手中的棍子。他们最先打击的是学生运动。

“特高”成立于1911年所谓“大逆事件”之后。当时日本政府为了压制“异端思想”，在警视厅内设立了这个思想警察性质的机构。“特高”尤为关注学生思想。

在大正民主运动中，京都大学的学生非常活跃。他们组织“日本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简称学联），反对现役将校的学校配属制度，举行军事教育反对运动，也反对全国高中校长会议提出的解散高中的社会研究的决议。结果，1926年1月15日“学联”共计38名相关人员一起被“特高”检举。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京都学联事件”，是《治安维持法》出台后的第一个案件。

在“京都学联事件”中，司法省和内务省采取的措施成为后来众多的《治安维持法》事件中的固定套路，即事先采取措施阻止报纸的报道。在搜查逮捕的前一天半夜，当局向各家报社等发出了禁止报道该事件的命令。一直到8个月后，即1926年的9月14日，禁令被取消后，“京都学联事件”才得以在报纸上披露。这时，第一次审判已经结束。一位杂志编辑在日记中写道——

今年1月发生的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属下的京都大学38名学生的逮捕事件，在经过了8个月之后才解除了报道禁止，今天政府发表了该事件的一审判决书。和以往一样，报纸以大号字体的标题进行了报道，同时这种情绪化的报道内容给予读者的印象就是京都学联本质就是全国性的学生的共产主义联盟，是学生们的阴谋，是反动势力。这些事件与破坏国体阴谋相结合，违犯了《治安维持法》。但是京都大学的事实真相却没有得到探究：在真相未得到探究时，被起诉的38名学生已经带上了犯罪者的符号，报纸的这种做法充满了恶意。[1]

最初，警方以《治安维持法》的名义起诉学生，但是“特高”始终没有在“学联”中发现类似日本共产党等的结社行为，最终只好冠以“协议罪”和“煽动罪”的罪名。这种恶意利用《治安维持法》的做法，后来成为众多案件的通行手法。

以“京都学联事件”为借口，文部大臣要求全国高中和专科院校禁止各种内容的研究会以及读书会，禁止个人关于社会思想的研究，禁止阅读规定之外的书籍杂志。从此，学术思想的民主和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大正民主运动逐渐瓦解，恐怖气氛笼罩日本。

受到“京都学联事件”牵连，京都大学教授山本宣治被解聘。山本宣治是一位生物学家，在西方留学时受过自由民主思想影响。回国后，面对贫富差距巨大的日本现状，他出于理性和良知，决心以自由民主思想来改造不公平的社会。被大学解雇后，他成为劳动农民党党员。

三

1929年3月4日，身为众议院议员的山本宣治在大阪举行的集会上发表演讲称：“规定有死刑的《治安维持法》明天将提交议会审议。为了反对该法案通过，我今天晚上要去东京。我准备发表反对演讲，或许会因为中止质询而让我无法演讲。说实在的，维护阶级立场的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不觉得孤单。我山宣就是一个人也要保卫红旗。但是，我身后有很多同志……”演讲还没说完就被警察命令中止，山本随即奔赴东京。

《普选权法案》生效后，在1928年2月的首次大选中，共产党和劳动农民党的力量增大，8人成功当选议员，山本即是其中一员。3月15日，政府为了阻遏有害“国体”的势力进入国会，在全国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 600人（全年共逮捕3 400余人），随后还下令解散劳动农民党。这场大规模的白色恐怖，被称为“三一五事件”。

同年4月，田中义一内阁意图向第55次议会提出《治安维持法》修正案，加强处罚力度。修正案将1925年《治安维持法》的构成要件分离为“变更国体”和“否定私有财产制度”两个，对于前者的组织或结社行为，将最高刑提高至死刑。并新增“目的实行罪”，即把处罚对象扩大至“犯有为了实行而组织结社行为者”，将目的犯与实际加入组织者所受的刑罚等同起来。该修正案一度成为废案，但田中内阁以紧急敕令的形式加以公布。

1929年3月5日，众议院开始审议政府提交的《治安维持法》修正案。身为议员的山本宣治赶到东京，参加全体大会。他本来预备发言，要求废除《治安维持法》。可是由于另一位议员水谷长三郎反对通过《治安维持法》（此人支持镇压共产党，但是担心该法被扩大解释使镇压范围扩大化）的讨论发言使质询中断，停止质询的动议获得通过，山本未能阐述自己的反对主张。表决结果是249∶170，修正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当天晚上，山本宣治刚刚回到位于东京神田的旅馆，一名男子前来拜访。该男子进门后胁迫说：“反对《治安维持法》就是赤化日本，因此，你必须辞掉议员职务。”接着，他掏出藏在身上的短刀刺中山本的颈部，山本倒在血泊中。凶手是右翼分子，他随身携有《斩奸状》，里面指责山本“反对《治安维持法》，使赤化运动易于开展”。

山本为反对修改《治安维持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没能够阻挡住这部恶法的实行。就在修正案通过一个多月后，政府就又展开了一次大搜捕，逮捕了800人，几乎将日本共产党的领袖一网打尽，日本共产党由此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一些原来的日本共产党员或骨干分子在狱中纷纷表示忏悔，转向支持政府。

《治安维持法》修改后，掌权者可以随意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任何不利于己方的行为人员或组织。作为负责执行《治安维持法》的机构，“特高”四处活动，一旦落入其手，嫌犯通常要遭受棍打、烫烙铁或鼻孔灌水等酷刑。1933年2月，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就是被“特高”严刑拷打致死的。

《治安维持法》制造的恐怖气氛就像越来越浓厚的乌云，笼罩在日本国民的心头。

四

随着左翼运动进入低谷，极右翼组织、民主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成为《治安维持法》的新目标。这些群体观点截然不同，可是只要有“反动言论”，即使不涉及“变更国体”，也就都成为该法的适用对象。只要是政府不希望看到的对象，都可以被认定为在从事“以结社为目的的行为”。那些为《治安维持法》案件的被告提供辩护的律师也受到了不公正的歧视和限制，甚至被剥夺律师执业资格。一系列镇压活动的结果是，只有在思想上与被告毫无关联的律师才能被当局认可。

1941年3月，鉴于日益严峻的治安形势，议会又对《治安维持法》做了大幅度修改，最初的7个条款由此被增至65个。修改后的治安维持法扩大取缔对象范围，新设禁止“为支援变更国体的结社行为的结社”和“以准备成立组织为目的的结社”（又称“准备结社”）等规定。由于“预备犯罪行为”由官方判断并检举，因此新法导致普通公民能够被随意地认定为罪犯。另外还新设“预防拘禁制度”，对于本应刑满释放的罪犯，可以根据“明显具有再犯同类罪行之虞”的理由，在新设的预防拘禁所内加以限制人身自由。刑事诉讼程序方面设立更为便利的特别程序规定，例如三审制改为二审制、辩护律师由司法大臣指定并禁止私人委托律师等。此外，处罚程度全面加重，刑期下限也全面上调。

此后，“特高”的工作范围大大扩展，从抓捕政治异见者扩大到监管所有国民的思想言论。栃木县的一位母亲曾经就儿子被征兵的事向朋友说，“天皇陛下没有为我们养活孩子帮过一分钱的忙，现在他却要抢走这些孩子”。高知县的一位农民则抱怨战争时期的生活变得日益窘困，“如果一个农民的大米被抢走，那他该如何生活？这样的政策又如何赢得战争？”。他们很快被警方以违犯《治安维持法》起诉，两名“罪犯”的上述罪证因此被记录在内务省“特高”的报告中。

除了这些分散在各地的琐碎案件，“特高”在新法通过一年后，制造了二战中最大规模的言论镇压事件——“横滨事件”（也称“泊事件”）。

1942年秋天，学者细川嘉六在《改造》杂志8、9月号刊载论文《世界史的动向与日本》，结果被神奈川县的“特高”逮捕，罪名是“宣传共产主义”。可是，他们从论文中找不出宣扬共产主义的确凿证据，后来偶然在其他事件的查抄品中发现一张细川邀请《改造》和《中央公论》等媒体编辑参加聚会的照片，于是诬陷他们“密谋重建共产党”，竟然先后逮捕中央公论社、改造社、日本评论社、岩波书店等所谓相关人员达3 000余人，根据《治安维持法》进行起诉。1944年7月，《中央公论》和《改造》两杂志被迫停刊。审讯中严刑拷打致3人死亡。而对此事件的正式审判，直到战败也未进行。

1945年10月，在美国民主化改革的压力下，“特高”解散，《治安维持法》被废止。这部被多次修改、内容越来越严厉的法律，不仅打击实际的反政府运动，而且也严厉镇压思想学术上的所谓“异端”，使日本社会长达20年处于“白色恐怖”中。据统计，在施行期间，因违犯该法被拘留的人数约7万，其中有10%受到起诉。因此，《治安维持法》在日本成为臭名昭著的“恶法”的代名词。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日本的多次立法争论中，“ 《治安维持法》的死灰复燃”经常成为反对派的标语式口号。

[1] 转引自孙道凤《论日本历史上的治安维持法与大正民主思潮》，载《前沿》2013年第24期。

“非国民”石桥湛山：大日本主义还是小日本主义？

从明治后期开始的半个多世纪里，关于国家究竟应走什么道路，一直是日本各界争论的重点和焦点。石桥提出的“小日本主义”虽然被打压、被排斥，但是在付出巨大牺牲之后，日本最终还是选择了“小日本主义”。战后日本的实践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不依靠侵占他国领土、掠夺他国资源的方式来获得成功。认同文明世界规则，通过正常的自由贸易，也可以获得全球资源和全球市场，从而建设一个欣欣向荣的富裕国家。

明治时代后期，在先后赢得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后，日本越发膨胀起来。朝野都认为，日本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大日本主义”风行一时。这种意识形态鼓动着民众的民族主义，推动着日本对外扩张。

可是，却有一个日本人勇敢地站出来主张“小日本主义”，“通过改革内政，促进个人自由和活力，立足于产业主义，以达到利国富民之目的”。他尖锐地批判说，“大日本主义是把军事力量和武力征服放在首位的军国主义、专制主义、国家主义”，核心是“军事立国论”，对国家有害无益。

这个敢于反对主流意见的人，就是石桥湛山。在日渐走向疯狂的近代日本历史上，他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异类”。他的故事是日本近代史的另一条线索，是日本理性力量的标志。

一、“小日本主义”

1884年，石桥湛山出生于一个信仰佛教的家庭。他在中学时就接触到了民主思想与个人主义，认识到个人尊严、个人价值的重要性。后来，石桥进入早稻田大学，攻读哲学。早稻田大学是两度出任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创办的一所私立大学，培养了许多精英人士。在充满了自由、民主氛围的校园里，石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

作为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石桥毕业后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选择政界或商界，而是选择做一个媒体人。1911年，他进入东洋经济新报社。《东洋经济新报》以英国《经济学人》为榜样，是一份面向经济界人士的杂志。杂志的创刊号宣称：“有了健全的个人之发达，始能有健全的经济社会。”该杂志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偏狭的贸易保护主义，批判元老政治和帝国主义。崇尚独立自主的石桥与《东洋经济新报》的精神气质非常吻合。一进入杂志社，这个哲学系毕业的年轻人就开始努力自学经济理论，研究经济问题。

1912年，也就是石桥进入东洋经济新报社的第二年，在位长达44年的明治天皇去世。有人提出，要为这个功勋卓著的天皇建立神宫。石桥湛山发表文章，称这是“愚蠢的建议”。他指出：“真要纪念先帝的话，我觉得与其在一块固定的土地上，用石头和木头建造神宫，倒不如用那些钱来设立‘明治奖金’。如果诺贝尔将他的遗产用来建立纪念碑，结果会如何？恐怕他早就被人遗忘了。可是他为了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文明，将他的遗产作为奖金留给后人。他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科学家，却永远留在大家的心目中。”

明治天皇去世，给世人留下了一个东亚强国。同年清朝皇帝退位，却给国人留下一个动荡的中国。面对纷乱的邻国，日本产生了觊觎之心。日本朝野蠢蠢欲动，出现了要像吞并朝鲜那样吞并“满洲”的社会呼声。这种社会舆论就是典型的“大日本主义”。

早在1890年，元老政治家、“日本陆军之父”山县有朋就提出“利益线”理论。他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是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是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这套理论成为“大日本主义”的先声。“大日本主义”混合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把军事力量和武力征服放在首位，其要害是鼓吹不仅要防卫“主权线”，而且要保护“利益线”的军事扩张理论。如果说“主权线”还有相对清晰的边界的话，“利益线”的解释完全可以随心所欲。

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摆脱了东亚弱国的地位，成为世界公认的列强之一。“明治梦”实现了，未来日本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走“大日本主义”道路是那个时代所叫嚣的最强音。“大日本主义”推动“利益线”不断扩展，“利益线”不断扩展又反过来刺激了“大日本主义”。尤其是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完成了走向亚洲霸权的第一步以后，“大日本主义”更是甚嚣尘上，吞并“满洲”甚至成为“爱国”的标志。

面对这些狂热鼓噪，年仅28岁的石桥湛山公开发表与主流观点不同的文章。他以大量统计数据和翔实的材料，论证拥有殖民地不仅在经济上没有价值，而且会过度增加军费开支，压迫国家财政，最终导致国民生活恶化，进而产生有引发毫无益处的战争的危险；尤其会刺激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并导致日本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对立，使国家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反而不利于日本的发展。

石桥不仅从经济合理主义出发反对主流主张，而且在道义上谴责侵略“满洲”是愚蠢、危险的行为，发出了那个时代稀缺的清醒之声。石桥的文章论证严密，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从此，石桥作为一位政治经济评论家，开始在日本舆论界崭露头角。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机出兵中国山东。国内舆论支持这种扩张做法，认为日本国土狭小，必须争取更大的空间，向外移民，才能生存。石桥湛山在《东洋经济新报》上发表《我国无移民之必要》，批判了这种谬论，指出一个国家只需发展经济就可以解决人口压力，完全没有必要向外移民，更无须以武力去建立殖民地。

可是，日本却在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它强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在全日本都“欢欣鼓舞”的时刻，石桥发表《日华亲善之法如何》《日华新条约的价值如何》等文章，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日本政府强加于中国的“二十一条”是未经深思熟虑的领土侵略主义和轻薄的举国一致论的产物。石桥预言，如此下去，结果会使日本丧失中日甲午战争以来获得的一切利益，最后被逐出大陆。

虽然这种反战和平的观点遭到舆论的非议和攻击，可是石桥不回避危险，连续发表《放弃一切的觉悟》和《大日本主义的幻想》等文章，指出“大日本主义”只能是幻想，为日本向何处去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答案：走“小日本主义”道路，通过和平和贸易建设富裕国家。

“小日本主义”主张，日本应该先在国内实现民主自由化，采取政党政治和普选权，创造国民幸福，激发人民的力量，改善日本本国的农业，实施贸易自由化，通过贸易交换，取长补短，来解决日本人口增长与资源匮乏的矛盾。对外则主张放弃朝鲜、中国台湾和库页岛，放弃殖民地国家的建设，改为建设通商国家，缩减兵备，采取和平主义的功利外交，以此来缓和与其他国家的矛盾、避免战争。在石桥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发展争取到良好的国际背景。

如果当时的日本真的能走上这条道路，那么世界的未来都会为之改变。但是，当时日本自信心膨胀，几乎没有人赞同“小日本主义”。一些人批评“小日本主义”是“算盘主义”，会让日本国民丧失“大国民的气魄”。有人耸人听闻地说，“若有如此言论弥漫于我国而成为我国之立国国是的话，亡国之日亦将不远”。右翼则攻击石桥不爱国，是一个危险的“非国民”。

二、只有依靠自由言论的力量

1930年11月，首相浜口雄幸在东京站遭到右翼青年袭击。这是20世纪30年代一系列政治暗杀事件的开端。浜口雄幸之所以遭到暗杀，是因为他同意在《伦敦海军条约》上签字。右翼认为他的外交政策太软弱。代理首相币原喜重郎也遭到反对派的强烈抨击，右翼势力蠢蠢欲动，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这时石桥已经是《东洋经济新报》的总编。他敏锐地意识到，一个非常时代到来了。他在文章里发出了预警，“整个国家都处在非法化中”。他深刻地剖析了这种社会倾向的原因，“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只要是社会制度僵化、失去柔软性的时候，非合法暴力行为就会极端盛行”。

在石桥看来，日本之所以危机重重，除了僵化的社会制度需要进行变革之外，政府的消极应付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他说，日本的统治阶级没有责任感，也缺乏勇气，“几乎所有人面对经济困难和社会不安均是束手无策，只是寻求消极的安慰，缺乏采取克服困难的积极计划和行动的勇气及热诚……其结果是在不久的将来必会给我国带来更大的灾难”。

石桥警告说，如果不痛下决心进行改革，长此下去，“国家只会陷入暴力性的残虐行为中。世间没有比无视道义更可怕的事了。国民若失去对理性的信赖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因此，他极力提倡“万机决于公论”的民主运动。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整个日本社会滑向危险的境地。

在暗杀首相浜口雄幸、反对《伦敦海军条约》的背后，是咄咄逼人、不断膨胀的军部势力。石桥意识到军部势力的危险性，仍坚决支持裁军。他发表文章《做好与军阀血战的准备》，以大无畏的勇气公开宣称：“如果军阀不按照这样明智的国策行事，我热切希望毅然赌上未来与其血战。”

仅仅两个月后，石桥担忧的事情发生了。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当时日本国内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日本走向灾难深渊的第一步，反而为之欢呼。在九一八事变前曾担任中国领事的松冈洋右制造的“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论调，更是大行其道。日本军部还发布命令，要求所有记者、讲演者都必须对此进行宣传。

就在“满蒙生命线论”风靡日本、全社会都维护特殊权益论的时候，石桥再次勇敢地站出来唱反调，针锋相对地提出“满蒙放弃论”。他根据事实论证了在满洲的特殊权益光靠武力推行是不会成功的，“用武力破坏中国统一的国家运动反而会引起更严重的运动”。日本将重蹈旧德意志帝国的覆辙，最终被中国的民族主义推翻。

没有其他人敢像石桥这样，光明正大地阐述反对理由。他还向国民提问道：“难道放弃了满蒙，我们国家就真的会灭亡吗？”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就像英国在国防上不需要对岸大陆领土一样，日本只要日本海就足够了。至于日本的人口增长问题，即使靠扩张领土也不会解决。在确保煤、铁等原料供应方面，完全可以采取和平的贸易方式来达到目的，没有必要动用武力。

日本侵占满洲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决议案，要求日本撤军。日本不仅不反思，反而疯狂地攻击和批判国际联盟。石桥再次表示了对社会不良倾向的强烈担忧，他敏锐地洞察并尖锐地预言道：“我可以断言今日之我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且不仅仅是内政有问题，外交也有。但其外交危机的根源其实在于国民失去对内政的希望。”

为什么会酿成这样的危机？石桥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报纸记者、学者和评论家等媒体界人士屈服于军部，对不义的行为没有反对，而是采取谄媚奉迎的态度。他在社论《真正的爱国之道：保障言论自由》中，阐述了言论自由的必要性——

有一部分人是依据法律受到了官论压迫。但我认为，今日我国失去言论自由的最大原因是，我国的学者、评论家、有识之士或是报纸以外的言论机关的经营者，没有人能像650年前的日莲一样，将自己相信的事物毫不隐藏地说出来，为国家尽自己最大努力。我认为现在的人连日莲勇气的百分之一都没有。

不仅是这样，我看到有一些人竟然表面上迎合现在的社会舆论，说出一些根本就不是自己真心的言论。最近我国的非法运动面临着如果走错一步，就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一危险境地。如果说存在力挽狂澜的方法的话，那就只可能是言论自由的力量。如果言论自由被压制，完全窒息了的话，国家一定不会有前途。

日莲上人是13世纪时的日本僧人，被当时的权贵迫害，但是他以“我将成为撑起日本的大柱”为信念，无所畏惧地传播自己的理念，最终成为受后人敬仰的佛教日莲宗创始人。石桥以笔为旗，坚持为言论自由而发声，成为风雨如磐时代里的“日本的大柱”。

三、坚持说“不”

1933年3月27日，日本政府发表通告，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从那时候起，军部就开始宣传，说日本将在1935年、1936年迎来前所未有的“国难”，因为1935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将生效，1936年华盛顿、伦敦两裁军条约将失效。军部利用所谓“1935年、1936年危机”，大幅度增强海军实力，军费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然而事实是，当时日本已经从经济危机中走出来，民众感受到的不是危机，而是“非常时期”的繁荣。可是没有人敢质疑势焰熏天的军部。在“举国一致”的扩张侵略的浪潮中，唯有石桥领导的《东洋经济新报》孤军奋战，高举“小日本主义”旗帜，呼吁日本应该进行和平外交，将军备控制到最小限度。

石桥撰文指出，日本根本不存在对外战争的危险，所谓“1935年、1936年危机”是欺骗宣传，“说谎者最初也知道是在说谎，可是到最后自己也误认为这是真实的，这是一种心理作用。我认为现在日本到处嚷嚷处于非常时期也是这种心理作用在作怪”。他断言：“现在的日本在可以预见的范围内，没有对外战争的危险。”

面对来自社会的质疑，海陆军发表声明，宣称“将严厉打击离间军民关系的行为”。一纸声明，让全国的媒体噤若寒蝉。只有石桥在《东洋经济新报》发表社论《让人遗憾的海陆军省声明》，指出这个声明本身就是“离间军民关系的行为”。石桥这样写道——

我国的一部分人有把发表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言论的人称为“卖国贼”的不好习惯，陆军省和海军省做出的声明中也有这样的内容，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军部、政党、财政界以及其他所有的国民都要互相尊重和理解对方立场，倾听各自的主张，然后做出冷静判断，这才是国家舆论统一和军民大团结的唯一之途。

可惜，理性的声音已经难以阻止军部在法西斯大道上狂奔。1934年10月2日，陆军省新闻班发行《国防的布义及其强化之建议》，开头就说“战斗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进行赤裸裸的战争煽动。这个小册子总共发行了16万册，被散发到社会各界，报纸也对此进行大规模报道，引起了轰动。

遗憾的是，评论家们也随声附和。《东京朝日新闻》的社论说，从这个小册子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对国家现状深深的忧虑。从这一点来看，这个建议应该作为朝野的国策研究资料而受到重视”。《东京日日新闻》的评论更进一步，竟然主张禁止对军事费用的增长进行批判，“最近陆、海、空军的国防费用异常增长，已经占了国家预算的一大部分。这是国际环境的要求和我国对外政策推移的结果，是没有办法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有异议。为了确保未来真正的和平和国家的安泰，现在应该努力忍耐这些痛苦”。

在当时，这些媒体因为迎合民众而发行量大增。而坚决反战的《东洋经济新报》发行量当然难以增加，仅有3 000多份。战后这些大报社反思历史，承认当时没有坚持媒体的责任，做了法西斯主义的附庸。真正把握历史潮流、敢于批判现实的，还是《东洋经济新报》。由于没有引起民众注意，这反而让《东洋经济新报》能够存活下来，微弱而坚定地说“不”。在军部的小册子发表不久，石桥就直言不讳地要求陆军“反省”——

此册子是非常下等的作品，如果这不是陆军省发表的东西，人们估计连看都不会看。把“战斗”说成“创造之父”“文化之母”等根本就不是我国的传统思想，而是从西洋进口过来的。而将这些作为我国陆军的指导思想实在是太轻率了……我国的皇道精神要求我们尽力于增进国际相互扶助的关系，创造人类生活的理想状态。如果这是无责任感的军事评论家的评论也就另当别论了，但由陆军省承担责任出版的册子是不应该这样的，陆军省应该好好反省。

军部当然不会反省，反而更加卖力地鼓吹战争。1937年它挑起七七事变，公然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日本在国际社会更加孤立。正如20世纪80年代担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所说：“大正时期以后日本动摇了推进国策的政治基础，错误地估计了世界形势，认为希特勒德国是世界的正统。”右翼势力要求日本与德国结盟，同时在国内鼓动反英运动。面对这种社会鼓噪，石桥湛山再次站出来，成为唯一说“不”的人——

随着日德意军事同盟主张占据上风，有人用明治时期以来我国在外交方面的恐英论、软弱论、缺少自重论等把自己贬得一无是处。但是，他们没有察觉到自己在议论这些的时候，不知不觉被媚态心理支配而已经快要失去自主精神了……我希望他们不要随感情胡乱辱骂外国，这其实就是媚态外交的反面。记者对先前风靡全国的反英运动持反对态度。超越政策范围，对英国的国体、英国国民的品性，甚至对英国的历史发动攻击，就算英国是敌人，这也太无礼了，眼光过于短视。（言论报道的自由）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各种意见和报道不断被提供到国民面前，从而依靠这些来培养他们的批判能力，纠正其偏见，形成公正、均衡的社会舆论。

由于日本社会落入法西斯的严密控制中，媒体失去自由，真相被掩盖起来，根本不可能形成“公正、均衡的社会舆论”。尤其在日本进入了举国一致的“战时体制”后，国家上下都在鼓吹“大日本主义”，而“小日本主义”却没有任何基础。石桥失望而无助地看到，猖狂的军部势力、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和被洗脑的民众一起推动着国家走向战争。

四、国家成功的新模式

“大日本主义”、军国主义是非科学的，其结果只会是惨败。只有科学的、和平的思想才是正确的道路，只有走“小日本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建设一个富强的日本。

这是战后日本人思想解放的、最有代表性的话语，出自石桥湛山在战后发表的第一篇评论。当时面对国家废墟，日本人为国家前途感到忧心忡忡，唯有石桥为日本的战败投降感到兴奋。虽然他的家也被美军空袭烧毁，但是石桥毫不气馁，因为在他看来，战败是“日本再生的起点”，因为这意味着从此结束了高额的军费开支，抛掉了殖民地的巨大包袱，正是实现“小日本主义”的绝好机会。

当时石桥已经年过花甲，他幸运地熬过了战争岁月。在战争期间，言论控制十分严酷，《东洋经济新报》曾受过被要求删除整篇文章的压制和处分，石桥湛山本人则受到“特高”的调查和威胁。他的二儿子被迫参军，结果命丧太平洋战场。石桥湛山后来在回忆时写道：“我和我的儿子都是反对战争的，但是虽然这么说，如果我拒绝儿子去参军，恐怕儿子和我都要受到处罚，或被杀掉。”

日本军国主义彻底失败，也宣告了“大日本主义”的破产，日本的社会意识又一次发生大转变，非军事化、民主化的愿望成为主流。石桥湛山此时重新打出“小日本主义”的旗号，继续推行他原来的主张，为重建日本而呼吁。他投笔从政，活跃于日本政坛，历任多届内阁阁员，甚至一度出任首相。日本推行非军国主义化、民主改革和农地改革，起草新宪法。在宪法起草过程中，石桥湛山发挥了巨大作用。

1973年，89岁的石桥湛山与世长辞，当时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个从明治时代一路走来的老人是一个幸运者，因为他看到日本这个资源匮乏、没有强大军队的国家，立足于现有国土、以自由贸易实现了和平发展，一跃成为真正的世界“经济大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小日本主义”的胜利，也是给予这个一生坚持“小日本主义”者的最好慰藉。

从明治后期开始的半个多世纪里，关于国家究竟应走什么道路，一直是日本各界争论的重点和焦点。石桥提出的“小日本主义”虽然被打压、被排斥，但是在付出巨大牺牲之后，日本最终还是选择了“小日本主义”。战后日本的实践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不依靠侵占他国领土、掠夺资源的方式来获得成功，认同文明世界规则，通过正常的自由贸易，也获得全球资源和全球市场，从而建设一个欣欣向荣的富裕国家。这是国家走向成功的一种全新的模式，日本为今天追求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提供了一个样板。

浜口雄幸：死于宪法黑洞的首相

上任之初，他就对一位阁僚说：“我已经做好了将这条命献给国家的精神准备！”他很清楚，所谓“干犯统帅权”争论不过是右翼和军方妄图削弱政治对军部的控制，谋求走上军事控制政治的道路。假如他们得逞，日本正在形成中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必将荡然无存。

在列车一侧聚集的人群中，有一个人的手在袖子里做着异常的动作。当听到“乒”的一声响的一刹那，下腹部感到异样的疼痛，像是什么物体以很大的力量穿进我的下腹，头脑中隐约闪现“我被杀了”“我死得稍微有点早”的意识。

这是日本第27任首相浜口雄幸在病床上写下的一段话，真实地记录了1930年11月14日他遇刺时的感受。那一天，60岁的浜口首相来到东京站，他将从这里出发去数百公里外的冈山参观陆军演习。原来政府有规定，首相乘车时车站要戒严。但为了避免扰民，浜口雄幸取消了这一措施。正当浜口在月台上步行时，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个身穿短褂的年轻人突然跪地，在不到三米的地方向他扣动了手枪扳机。

行刺者当场被捕。这个青年名叫佐乡屋留雄，是右翼团体“爱国社”的成员。他在接受讯问时理直气壮地说，浜口雄幸“缔结屈辱的伦敦条约，干犯统帅权”，他是出于义愤而采取行动的。

两年前，英国邀请日本同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代表齐集伦敦，召开海军裁军会议。会议期间，纽约股票市场暴跌，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本来经济就不景气的日本更加雪上加霜。刚上台一年多的首相浜口雄幸是有名的财政专家，向来主张优先考虑国民生活。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浜口内阁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压缩军费。

伦敦裁军会议进展并不顺利，交涉一度陷于停顿。因为日本海军要求，日美双方辅助舰比率保持在7∶7，英美两国均不接受。后来日本代表做出妥协，同意把辅助舰拥有量对美比率降为6.975。浜口从减轻国民负担立场出发，对缔结此条约表示同意，并得到了天皇、元老西园寺公望等的支持。于是，1930年4月22日，5国代表签订了《伦敦海军条约》。如果日本执行条约，在今后6年间，将节省8.2亿日元的军费开支，这对于处于经济危机中的日本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不过日本代表团并没有为此而感到高兴，反而感到不安和忧虑，因为就在签约的前一天，他们还接到军令部的通知，反对签约。代表团随员中的军人在条约签字后的慰劳晚餐会上，当面向首席代表若槻礼次郎提出强烈抗议。

按照宪法，条约必须经过天皇的咨询机构枢密院的批准才能生效。就在签约后的第二天，东京召开第58次特别议会。浜口首相原来以为，反对党会集中指责政府在军舰数量上的让步，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反对党却绕开了这个问题，指责政府违犯宪法，严重“干犯统帅权”。

这个罪名让许多与会者感到意外。“干犯统帅权”最早是军国主义者北一辉提出来的，但是从来没有人以此罪名指控政府。可是反对党征引《大日本帝国宪法》，似乎颇有道理。这部在1889年制定的宪法第11条规定“天皇统率陆海军”，这意味着陆海军的统帅权属于天皇，不属于国务大臣的管辖范围，俗称“统帅权独立”。后人评论伊藤博文说：“他到死也没有认识到他在他制定的明治宪法上开了一个多么大的口子。”

这个“口子”被反对党利用，大做文章。反对党认为，《伦敦海军条约》涉及军队事务，内阁不顾军令部长反对而同意签约，就是“干犯统帅权”之举。眼看着问题就要政治化，政府请教了著名法学家、东京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博士。美浓部发表文章，支持政府的立场，认为“内阁违背军部的意见，仰请天皇裁可伦敦条约并不违犯宪法”。这种观点也有法律依据，因为宪法第12条规定“由天皇确定陆海军的编成与常备军员的定额”，与裁军相关的军队编制和舰艇整编以及与之相关的预算纯属“国务”或“政务”，理应由内阁负责处理。许多宪法学者持同样意见，报纸也给予支持。

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都于法有据，揭示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由来已久，只是由于明治维新的元老们在世时，既担任首相，又对军队保持强大的控制力，政治对军事终始占有优势，“统帅权独立”的说法在现实政治中并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到了1930年，元老们凋零殆尽，再加上政府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导致生丝价格暴跌，国民生活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萧条的打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宪法的矛盾促使政治矛盾激化。

在右翼看来，裁军会议是英美两国削弱日本实力的阴谋，日本是被英美两国逼迫签署条约的。早在伦敦谈判期间，右翼团体就出版印刷品、举行演讲会，在各种重要场合散发“埋葬亡国的海军条约”等檄文，开展反对活动。“裁军国民同志会”在东京的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做出决议称“日本国民认为裁军答复方案陷我国国防于危殆之中，我们坚决反对”。他们还游说政府官员、枢密顾问官、军部首脑全面展开反对运动。在议会里发生“干犯统帅权”争论之后，右翼分子利用“干犯统帅权”猛烈攻击政府，极力将反对缔约运动扩大。军令部的一位少佐参谋为抗议条约，竟然在东海道线的火车上自杀。

参谋本部认为，浜口内阁“无视或轻视统帅部”就是“干犯统帅权”，必将“破坏建国之基础，危及帝国之生存”，“现政府显然正一心一意要使普遍的国防兵力之决定权归于政府，即使背离建军之精神，危及建国之基础，仍企图扩张党派利益和党务，此乃无可争辩之事实”。打着这个耸人听闻的旗号，军令部长要求彻底保卫“3 000年来我国体之精华，即军政分开之根本原则”，提出奏折弹劾政府，同时向天皇提出辞职。

6月18日，日本代表团回到东京。首席全权代表若槻礼次郎从车站的窗口向群众发表演讲称，这个条约有效期限到1936年12月31日，“在此之后，日本便不再受其束缚”。代表团还不知道，围绕“干犯统帅权”的争论正如火如荼，浜口内阁正遭受围攻。

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浜口雄幸没有屈服。这位相貌严肃、威风凛凛的政治家雷厉风行，有“雄狮首相”之称。从他被任命为首相到新内阁开张仅用了8个小时，是日本近代史上组阁时间最神速的高效内阁。上任之初，他就对一位阁僚说：“我已经做好了将这条命献给国家的精神准备！”他很清楚，所谓“干犯统帅权”争论不过是右翼和军方妄图削弱政治对军部的控制，谋求走上军事控制政治的道路。假如他们得逞，日本正在形成中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必将荡然无存。因此他一边毫不退让地坚持，一边争取天皇和西园寺公望等重臣的支持。

两个月后，枢密院审查委员会开始对条约进行审议。反对党从政党利益出发，继续愚蠢地攻击浜口内阁“干犯统帅权”。他们没有意识到对于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来说，这是自杀行为。面对故意拖延审议时间的枢密院，浜口首相采取了强硬姿态。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交涉破裂，日本不但会重新开始参与大国间的造舰竞赛，导致国内财政负担加重，而且将陷于国际孤立，与英美发生冲突。

当时国民和舆论支持裁军，内阁也得到了天皇和元老西园寺公望的鼓励。于是浜口宣称，如果枢密院不批准条约，他就直接上奏天皇，请其裁决，并开始讨论撤换所有枢密院顾问官。枢密院不得不改变强硬立场，决定无条件批准条约。

1930年10月1日，在五国签约近半年后，日本终于批准了伦敦条约。10月27日，在伦敦举行了交换批准书的仪式。这是继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后的一个和平条约，维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现状，为世界带来了和平。浜口发表广播讲话说，该条约给人类的文明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并祝福时代的发展从列强对立的“冒险时代”进入国际协调和国际和平的“稳定时代”。

可是右翼因此对浜口恨之入骨，认为他执行“软弱外交”，有损日本的声誉和国力。最终在东京站发生了那惊人的一幕，倒在血泊中的浜口低声吟诵诗句“夜深同看千岩雪”，逐渐失去意识。

浜口被送往医院，手术成功，但不得不长期住院治疗。从住院第二天起，仍然担任首相的浜口每天口述两三次重建经济应采取的政策，叫人写下来向阁员们传达。由于代理首相币原应付不了政局，内阁失去凝聚力，身体尚未康复的浜口执意出院上班。医生表示不能保证生命，浜口慨然道：“我对国民答应要出席国会的，言而无信就是欺骗国民！身为首相却欺骗国民，何以赢得国民的信赖？关乎生命，就可以不守信用吗？我万死不辞，即便死在议会上，由我自己负责！”

1931年3月9日，浜口雄幸身着正装，出现在官邸。可是他的身体过于虚弱，在前来采访的记者镜头前倒下昏迷，只好再次被送进医院。20天后，他又强撑病体，坚持参加国会，决心推动社会改造法案的通过。该法案提出降低税收，将国家财政进行更合理的分配（军费预算的削减让这成为可能），将男性选民最低年龄限制从25岁降为20岁，并在地方选举中给予女性选举权。过去结实强壮的浜口现在却异常消瘦，穿着一双看起来像普通鞋子的棉拖鞋（因疼痛而无法穿皮鞋），跌跌撞撞地走上讲台，他以嘶哑微弱的声音回答提问，进行答辩，使政府提出的72个议案全部通过。

此后，耗尽体力的浜口雄幸病情急剧恶化，又经过两次手术，但都没有奏效。1931年8月26日，一代刚正不阿的政治家撒手人寰，享年61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日本宪法的“黑洞”吞噬了浜口的生命。随着浜口的病逝，他推动的那些影响深远的改革也无疾而终。

后来人们才意识到，浜口是20世纪30年代第一位遭遇暗杀的政治家，他的悲剧是协调外交破产的前兆，也预示着血雨腥风的时代刚刚开始。在浜口之后，那些同意批准伦敦条约的政治家，如铃木贯太郎等都在连续发生的恐怖袭击、政变中遭到攻击。就连从学理上驳斥“干犯统帅权”的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也遭到疯狂的右翼分子枪击。

至于那个射出夺命子弹的右翼分子佐乡屋，起先被以杀人未遂罪起诉。浜口死后，一审法院以杀人既遂罪判处其死刑。二审虽认定为未遂，但仍判处死刑。佐乡屋又上诉至三审法院，仍被驳回，死刑生效。恰值皇太子诞生，恩赦犯人，佐乡屋遂被改为无期徒刑。此后这个杀人犯两次减刑，并在1940年11月被批准假释，服刑不到十年。

在杀人犯不断被宽纵的背后，是宪法的漏洞越来越明显，右翼和军部势力不断扩张。军部和右翼成功地把“干犯统帅权”当成旗帜，一边进行军国主义宣传，一边加强军事独裁统治。庶人政治家对于战争完全失去发言权，内阁会议只能按军方要求批准庞大的军费支出，不能过问战况和军队方针。1937年七七事变后，近卫首相和其他阁僚们对战争的进展情况和今后的计划全然不知。在内阁会议上，拓务大臣向陆相询问“军事行动何时结束”，陆相不予理睬。海相刚要代其作答，陆相便怒斥道：“那些事情可以在这种地方说吗？”

国家可以拥有一支军队，但是军队不能拥有一个国家。可是随着日本政治极速下滑，军部在“统帅权独立”的旗号下垄断国政，军国主义将日本带向了苦难的战争深渊。

室伏高信：侵华高潮中的反对者

理解他国的爱国主义，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当他国与自己的国家处于敌对状态时。这种理解很难得到本国“爱国者”的理解，反而会被国内的顽固派骂为窝囊废，稍有疏忽，还可能被贴上“卖国贼”的标签而丧命。但是室伏高信毫不畏惧，仗义执言，彰显了一个新闻人的良知和勇气。

东京的一个精英聚会上，陆军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提出了“满洲国独立论”，《朝日新闻》编辑局长绪方竹虎听了非常吃惊，反对道：“满洲国独立？你是不是搞错了时代？现在企图做这种事情，肯定一个年轻人也不会跟随的。”但是，小矶局长自信满满地说：“那可不一定。日本人喜欢战争，只要事前准备好理由，拉开战幕的话，后面的自然会跟上来。”

这番对话发生在1931年8月。此后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警察及军方加强监控和镇压国内的异议分子，唯恐他们反对日本在国外的军事行动。但是官方发现，其实这是多此一举，因为一般民众都欢迎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行动。正如小矶局长所预测的那样，大众很快就“跟上来”。广播公司传来的关于沈阳战事的消息，让民众兴奋不已。一连好几个晚上，各地的公园都拥满了激动的人群。为了歌颂日本帝国取得的胜利，流行歌曲谱新词，歌舞伎演新剧，基至餐厅亦摆出新菜单来庆祝。

日本民众对于日军的行动，不仅有情感上的认同，而且还以直接行动给予支持。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全国性的报纸就发动募捐慰问前线战士的活动，地方性的报纸也迅速跟进，很快就变成了一股风潮。虽然最终捐款的金额只占军事支出的一小部分，但它说明了“民心所向”。当时，日本共产党和宗教界个别人士也有微弱的反战呼声，但很快便被淹没和镇压。昔日的左翼分子纷纷改变其论调，称占领东北并非是资本帝国主义行为，因为它可以舒缓失业压力，有利于整个国家。

因此，连最敏感的政府官员也松了一口气，司法省在其报告中说，九一八事变是“神风”，“扫清了社会上的各种不满情绪”。陆军省亦认为，事变培养出一种新的“团结气氛”，取代了过去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

媒体既是民众情绪的尾随者，也是社会意识的塑造者。为了吸引读者的目光，各家记者和编辑都使尽全力，用最煽情的方式美化日本的海外扩张，挑动民众的情绪。它们大量刊登日本军队进展的消息，竞相充满感情地报道“战地英雄”事迹，将战死的士兵描绘成为国捐躯的英雄，再把作为对手的中国军队塑造成胆小、懦弱和落后的形象。那些战斗中的士兵、红十字医院里的护士以及正准备解开包裹的志愿者的照片，则更加直接地、赤裸裸地激起民众的热情。当时已经很难在街角的书报亭找到一本与官方观点不同的刊物。

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狡辩说，中国最先挑起事端，军事行动是保护本国正当权益的自卫行动。日本的媒体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种谎言。《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说，“中国必须承担此次事件的全部责任。面对这次对我们在满洲和蒙古权益的严重侵犯，严峻的事实就是日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卫权益”。

随着大众媒体的广泛宣传，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高涨。本来，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在没有经过政府批准情况下，擅自采取的军事行动，引起政府的强烈不满。可是，面对日本公众高涨的爱国情绪，若槻礼次郎首相发现，要想对关东军的行为加以管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于是，日本内阁顺水推舟，在事变发生6天后批准了关东军对中国东北吉林的占领。

自明治末期以来，日本就流行“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的论调。戈培尔有一句名言：“人民大多数比我们想象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经过多年的“简单和重复”之后，日本国民普遍相信，那块远离日本本土的土地是日本不能失去的“生命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官方更起劲地重复这种谬论，许多评论家也加入到辩护的行列中，千方百计地为日本的侵略炮制理论依据。他们认为，“日本在满蒙有着特殊的权益和地位”。其论据要么说，“满蒙是日本十万生灵换来的‘圣城’，日本民族感情的源泉，明治遗业的象征”。要么说，“满蒙是日本实力发展后人口过剩的天然移民区，粮食和工业的供应地及商品市场，为上天予日本之良土”。

就在举国一致地支持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的社会舆论里，却有一个人公开批评说，“这些都是煽动的很好言辞，标语及口号。无思想的人唱之，无思想的人和之”，日本国民无力抗拒“报纸的煽动记事，欺瞒的政治家演说，政党政客的自吹自擂”等诱惑。

这个敢于公开唱反调的，就是评论家室伏高信。他先后担任过多家报社的政治记者，1930年考察中国后，他写了一部著作《中国起来了》，由书名即可知其对中国统一和发展的称赞。一年后，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两个月后，他又完成了《中国起来了》的续篇《满蒙论》，力驳日本社会上的流行之论。

室伏高信从经济角度指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不过是一个骗人的手段，由日本财阀、军阀及企业家所垄断的满洲对一般的日本国民并无利益。军国主义者推行的侵占满洲的所谓“积极政策”，只能给民众生活带来沉重负担。他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东北与中国主权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不能以爱乡土之心去爱金钱，也不能以爱同胞之心去爱他国的领土……只知道是爱日本的人，也应知道中国人的爱中国”。

理解他国的爱国主义，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当他国与自己的国家处于敌对状态时。这种理解很难得到本国“爱国者”的理解，反而会被国内的顽固派骂为窝囊废，稍有疏忽，还可能被贴上“卖国贼”的标签而丧命。但是室伏高信毫不畏惧，仗义执言，彰显了一个新闻人的良知和勇气。

室伏高信认为，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是造成亚太地区紧张局势和世界紧张局势的根源。满洲成了“第二个巴尔干”，“这不仅是中日之间的困难与不幸；不久就引起了日俄的问题，日本与国际联盟也发生了问题。对于这样一种局势，任何人都不敢说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惊人预见。因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一步，从此日本就像失去理智的野兽，在对外侵略的道路上狂奔，直到1945年才被制服。

“日本现在走的是正道吗？……我还要更进而问，我们现在能战胜太过于利己心的计划及感情吗？”室伏高信向深深陷于侵华狂热思潮的日本同胞问道。“我们在今日未忘却所谓武力是最审判者的浅显真理吗？”他指出，“这不是军阀的同题，或资本家的问题，不能不将这个问题当作是国民的问题。”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清楚地告诉他的同胞，“与世界为敌的政策，只能是害人害己”，“错认识时代，只有灭亡。反乎时代，只不过是其死灭的促进剂而已”。

“一切伟大的行动都开始于反省自己。我们相信今日的英国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是任何人都无异议的。英国在印度的一切所为，无论如何都是帝国主义的不对，”室伏高信写道，“压迫无武装的国民，及不允许其自由及独立的危害，我们不希望日本也犯这种错误。我们更希望如果我们过去曾犯这种错误时，要赶快地去改正这种错误。”

他向日本国民大声疾呼，“如走错一步，不单是十年的退却，更不能不说是危及于日本的存在”。因此他呼吁，日本应该从中国东北撤军，而代之以友好与经济合作的政策，中日经济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日本国民应该有不怕死的勇气来改正自己的错误，“伟大的国民应对于他国有宽容，也应当严肃地对待其自身。只有反省自己的国民，才真正不愧为伟大的国民。一切伟大的行动，仅是从反省自己而生。只要走的是正道，我们就要拿出来不怕死的勇气”。

遗憾的是，他的呼吁没有得到重视。日本的国民和政治家未放弃“与世界为敌的政策”，而是由此开启了一场长达14年的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的灾难，对人类的和平与发展犯下了弥天大恶，日本自己也为其穷兵黩武付出了沉重代价。

在日本国民狂呼“到满洲去”的战争癫狂时代，室伏高信能够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实在难得。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有勇气把自己的观点公之于世，“违千夫之诺诺，做一世之谔谔”。这本立论客观、立场鲜明的著作很快受到中国学者周成堂的注意，“读之，发生了极大的感动”。周成堂迅速将该书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室伏高信由此成为中国人所知的活跃人物。

七七事变之前，室伏高信还与胡适书信往来，讨论中日关系的出路。胡适对他说：“我虽然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我们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已经成了少数了。”不过，和胡适不同的是，室伏高信并不是一个始终如一的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尤其是面对西方文明时，他的国粹主义的思想就开始暴露。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批评西方文明，呼吁中日两国的知识分子携手合作，“努力拥护东方的自由，东方的遗产与东方的文化，进而将世界史的舞台迁到我们东方的世界上来”。

悲剧就在于，这种东方主义和国粹主义很容易和军国主义思想同流合污。事实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室伏高信就转而赞美这场侵略战争，战后还遭到了开除公职的处分。

与谢野晶子：从反战诗人到战争歌颂者

在国家发动对外战争之时，国民很难保持冷静的理性。敢于站出来说“不”，则更需要极大的勇气。与谢野晶子曾经是大勇者，却在晚年成为自己的反对者。从和平主义者到军国主义者，从反对发动战争转变为支持对外战争，与谢野晶子何以能够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成为“迷途的叛逆者”？其价值观及心路历程颇值得研究，她本人也成为后世作家的一个镜鉴。

1932年2月，《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了这样一则报道——

本社宣布悬赏征集“炸弹三勇士之歌”之后，立即在社会各个方面引起巨大共鸣，应征稿件如雪片般飞来，已在编辑部堆积如山。截至十日下午十二时，《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两社之应征总数已达84 177篇。足证忠烈三勇士之壮举已经得到举国称赞，本社亦深喜此举之不虚，深谢各位之热心参与。

所谓“炸弹三勇士”，是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死亡的三个日军。军部宣传说，这三个工兵为了给后面的部队开路，主动请缨，怀抱一根装满炸药的竹管冲进中国军队的堡垒，结果当场被炸死。军部渲染他们“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将他们称为“炸弹三勇士”。媒体毫不怀疑地跟进，将三个士兵塑造成为大无畏的“英雄”。

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呢？《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一书引用与“三勇士”同属工作队的一名士兵的档案证言称，三人其实是被上级强行派往爆破一线的，而且向外跑出了15米后，就都陆续跌倒。三个人准备往后退，被上级喝止，又掉头捡起爆破筒向着铁丝网前进，还没等到达铁丝网的时候，爆破筒就爆炸了，三人立时丧命。如果当时下令的指挥官给他们一米长的炸药引线，而不是当时的50厘米，他们本来是完全有可能生还的。他们是被故意安排去送死的，以便把他们作为榜样来宣传。“炸弹三勇士”事件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日军挑起的上海事变的失败结局，日本媒体由此形成了娴熟的包装炒作套路，这使其在后来可以不断宣扬“竹枪主义”和“肉弹战”的重要性，让一批又一批日本青年加入“皇军”，走上那条“玉碎”不归路。

军部抓住这个机会，大肆宣传“炸弹三勇士”。三个士兵的母亲被召集到东京，陆军大臣亲自接见，发放抚慰金。政府在全国各地为他们建造手拿爆破筒的塑像，以便国民，特别是学生参观学习。报纸、收音机和其他媒体反复报道他们的“英雄”行为，歌舞伎还将故事搬上舞台。在竞相歌颂“炸弹三勇士”、吹捧侵华日军的众多作家中，有一对夫妇出尽了风头。

他们就是诗人与谢野宽和与谢野晶子。59岁的与谢野宽成名于明治晚期，本来已经江郎才尽，被世人淡忘，不料却在《东京日日新闻》发起的歌颂“炸弹三勇士之歌”的征文活动中摘取桂冠，其作品被军部灌制成唱片发行。他的妻子与谢野晶子也不甘落后，撰文极力赞美日军。

与谢野晶子高度赞赏“三勇士之超人忠烈”，而且说，“日本人的忠烈绝不止于三勇士，所有出征将士都是同样的勇士。同时，后方国民，不分男女，只要置身于那种异常的状况之中，都会和三勇士一样，发挥异常的勇气的”。她认为：“日本军人之强，如今已誉满全球，堪称世界第一。与此相同，全体国民在各自从事的职业和学术领域，都应以军人般的勇敢精神发奋努力，特别是作为国民精英的青年男女……更应该像炸弹三勇士冲锋陷阵那样，大胆实现旺盛的生活意志。”

本来，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军队在国外的军事行为就受到国内民众的欢迎。在这种背景下，与谢野晶子发出的歌颂并非最强音。但是在许多人看来，与谢野晶子的行为仍然不可思议，因为这位女作家以前可是一位著名的反战诗人。

与谢野晶子早年的诗歌情感奔放热烈，大胆反抗旧道德，呼吁人性解放，名震文坛。其作品风格被称之为“晶子调”，获得了当时年轻一代的共鸣，被青年诗人竞相模仿。评论家称赞她是“日本女诗人中最负盛名的一位，后世必将承认她是明治时期的光荣存在”。与谢野晶子和与谢野宽的爱情故事也轰动一时，成为日本文学史上的传奇。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这位诗人的举动更是凸显了独立个性。

在歌颂日俄战争的高潮中，与谢野晶子却发表了一首诗歌《兄弟，你不能死去》，发出了强烈的反战声——

你千万不能死去

我的兄弟

皇帝自己并没有去征战

他的意志怎么能指使臣民血腥地杀戮

牲口一样地死去

而又误以为死是莫大的荣誉？（此处是节录部分）

这首诗真切动人，具有穿云裂石般的震撼力量和效果。而且它把矛头直指天皇，震撼了当时的日本文坛乃至整个社会。该诗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受到国粹分子和保守派的猛烈围攻。一位国家主义的文艺评论家发表文章责难与谢野晶子，指斥这首诗为攻击明治天皇宣战诏书、散布危险思想之作，指斥与谢野晶子是“乱臣贼子”，是“家重要，国可亡”的“商女”。文章说：“若我等以皇室中心主义之眼，检视晶子之诗，则不得不大声疾呼此乱臣也，此贼子也，须以国家重典处置之罪人也。”

在汹涌而来的舆论指责声中，与谢野晶子毫无惧色。她发表公开信，针锋相对地反驳说：“除了如实倾诉真实的心境外，不知道还有别的创作法。”这种毫不妥协的做法又引发了更激烈的攻击，主流舆论一度把她称为“社会之敌”。与谢野晶子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又创作了不少反战诗，成为日俄战争期间的一个风骨铮铮的存在。

谁能够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敢作敢当的反战诗人，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思想却发生了剧烈转变，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支持侵略国策。她不但写文章歌颂所谓“炸弹三勇士”，而且呼吁青年男女不要在就业困难的日本内地白白浪费宝贵时光，而应该像决死出征的军人那样移民到“满洲”去“建功立业”，为日本的国策服务。她把通过侵略征服的“满洲”视为日本的一部分，仿佛根本不知道“满洲”是中国的土地。

在“一·二八事变”中，一名叫空闲的日本少佐在上海作战时受伤。他顽固地拒绝中国军队的优待和红十字会的治疗，选择了自杀。与谢野晶子听说后大为感动，创作了组诗《红颜之死》，歌颂侵略者，把侵略者美化成为“善良的邻国”。在诗中，她虽然对战死的中国士兵表示同情，但却质问道：“是谁欺骗了纯情的他们，让他们与善良的日本为敌？”

与谢野晶子认为，“中国人不应该怨恨对中国并无直接或间接加害的邻邦日本”，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战争是日本“为了救助中国国民”而发动的，是日本为保卫“日中两国国民的和平而发挥牺牲精神的结果”。这种认识与法西斯军部的宣传如出一辙，是彻头彻尾的强盗逻辑。

显然，这时的与谢野晶子已经彻底抛弃了日俄战争期间她秉持的反战思想，转而美化国家权力、讴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她甚至美化和赞颂愚忠盲目、在中国烧杀抢掠的野兽般的日本官兵。她还引用了一则在日本家喻户晓的风吹樱花的寓言，将阵亡军人“消散”的躯体美化成“比鲜花还要纯洁”。

一位左翼作家对与谢野晶子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们知道，这些诗人的眼泪正是这个社会上最可怕的有所图谋的眼泪。昔日作为自由诗人而名噪一时的晶子，为了转移人们对日本工人、农民在这个社会中的真实处境的关注，已经堕落成资本家的御用诗人。”

但是，与谢野晶子对此不屑一顾，她声称，要“借此机会扫除所有煽动阶级斗争的错误思想”。为此，她在《日本国民》杂志上发表《日本国民——朝之歌》，盛赞天皇统治下的日本，盛赞侵华日军的武士道精神，呼吁日本国民大力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她写道——

啊，盛世的日本

凛然不可侵犯

人心，已然觉醒

这是富有责任感的国度

这是致力于“真诚”的国度

不再有空泛的议论

不再有妥协和懦弱的迷梦

只知道奔赴正确一方

冲锋，向着艰难困苦

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深谙愚民之术，他说：“群众对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们的反应较多地表现在情感领域。情感宣传需要摆脱科学和真相的束缚。”特别是在战争期间的宣传鼓动中，长于表达情感的诗歌感染力强，很容易传播开来。与谢野晶子的诗作，本来就有很大的感化力量，在政府和军部有意识的推动传播下，流传更广。当时邪恶的法西斯空气和狂热的好战气氛飘荡在日本社会上空，和与谢野晶子这些文坛“大家”的支持配合、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

作为一个诗人，与谢野晶子内心同样渴望自由。但是随着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言论自由也日渐受到束缚。1936年，58岁的晶子对国家的思想统治这样写道：“或许，只看到当前动态的人们会说‘自由已死’。然而，‘自由’只是蒙脸哭泣着，并没有离开。因为，无论何人，他的内心深处都祈盼着‘自由’的重生。”

可是，在军国主义统治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自由。当日本进入战时体制后，日本国民除了“翼赞”战争体制的自由外，已经没有什么言论、写作的自由了。只有极少部分作家选择了沉默，绝大部分作家则站在“国家”的一边，无条件地支持国家发动的战争。与谢野晶子的悲剧在于，她的所谓“自由创作”恰恰是在扼杀自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与谢野晶子亲手将自己的第四个儿子送上战场，与美军作战。儿子走后4个月，与谢野晶子也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终年64岁。她死后3年，自己的国家也遭到美国原子弹袭击，日本变成一片火海。招致这样的灾难，也有着她的一份罪责。

著名历史学家家永三郎曾认真讨论战争责任问题。在他看来，“那些拥有巨大影响力而又积极赞同战争并鼓舞国民配合战争的人，其战争责任，与那些执行国家意志、遂行战争之人并无二致”。以此衡量，与谢野晶子的战争责任可谓大矣。战后日本政府对那些“鼓吹军国主义或极端国家主义及迎合其倾向者”进行处理。假如与谢野晶子活到战后，也一定会被列入处理名单，贻羞后世。

在国家发动对外战争之时，国民很难保持冷静的理性。敢于站出来说“不”，则更需要极大的勇气。与谢野晶子曾经是大勇者，却在晚年成为自己的反对者。从和平主义者到军国主义者，从反对发动战争转变为支持对外战争，与谢野晶子何以能够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成为“迷途的叛逆者”？其价值观及心路历程颇值得研究，她本人也成为后世作家的一个镜鉴。

井上日召：“暗杀是菩萨行为”

简单粗暴的血腥手段根本不可能解决社会问题，反而增添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危机气氛，刺激了那些狂妄的青年军官。日本的法西斯恐怖行动形成了“棘轮效应”，不断加速，越来越公开化。

1932年春天，东京笼罩在恐慌不安的气氛中，因为有两位重要人物先后被暗杀。

2月9日，前任财务大臣井上准之助在东京进行竞选活动时，在演说会场遭到杀害。

3月5日，三井财团理事长团琢磨倒在血泊中，当时他正站在位于东京中心街区的公司总部门口。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两位政经界重量级人物死于非命，引起当局的警觉。在迅速而严密的侦查之后，警方发现一个惊人的暗杀名单，包括元老重臣、现任首相、外务大臣、司法大臣、著名财阀等在内，总计20人，井上准之助和团琢磨仅是其中两人而已。假如暗杀计划全部实现，意味着日本政坛将遭受毁灭性打击。而主持制订这个暗杀计划的，竟然是一个僧人。

这个僧人名叫井上日召，1886年出生在群马县，当过兵，退伍后在早稻田大学读过书，但中途退学。而后他作为军事密探和走私商人，在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流浪12年。当时有许多日本浪人活跃在中国内地，他们各有使命，四处活动，有时啸聚在一起，喝酒取乐。

“我在中国10年间的生活差不多可以说是‘酒与烦闷’的生活。那时在中国的日本人，特别是青年，在不知不觉中，一见面，先是喝酒，”井上日召后来回忆说，“讴歌的是我们的祖国日本其国体之优秀、国土之美好、人情之笃厚、水的清洁等，不厌其烦地重复谈论这些，青年的胸中都怀着‘内地’这个绝世的美人作为恋人。”

1921年，这个自称对国家、社会、人间什么都不了解的人回到日本，失望地发现心中的“恋人”不再是“绝世的美人”。当时日本政治上左翼派别占据主导地位，用井上日召的话说，“因为耳闻目睹社会主义者的增加，极左翼的横蛮，劳动大众的赤化，指导阶层的凶暴、不自觉等，对此极端地憎恶，‘谁玷污了我的恋人’似的令人诅咒的感情，如洪水般涌来淹没我的全心”。

34岁的井上日召感到绝望，愤而出家，皈依日莲宗，“日召”就是这时改的名字。他热衷于诵读流浪期间学到的《法华经》和坐禅。这和北一辉的经历非常像，只是井上日召更为痴迷，废寝忘食地诵读《法华经》。在诵经过程中，他感到“全身沐浴着灵光，四面八方所见之物都大放光明，与佛教经典所描述的那种庄严世界毫无二致”。不仅如此，而且明显地听到有一个声音对自己说：“你就是救世主！”

有些人或许会觉得奇怪，经历过“大正民主”时代，日本怎么还会有这样不开化的愚昧之人呢？其实，当时科学和理性之光并没有达到每个人的心灵。根据著名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的研究，当时日本农村里仍然流传着与学校里教导的合理、科学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古老传说。在民主的波涛已经蔓延至全日本的时代，“常民”（一般民众）仍然觉得祖先或妖怪、狐狸、河童们住在自己的村子周围。不只农村，都市传说、占卜或诅咒等也仍然是都市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井上日召也是常民之一，无非是他比别人更关心国事而已。

根据《日召自传》记载，他还可以和青蛇、小鸟交谈，和树木花草心灵相通，可以预见疾病，念咒治病。1924年5月的一天，他看到一群蚂蚁在打架，侧耳细听，传来了不可思议的话语：“昭和16年日美开战。起初日本占优势，但不久美国胜利，日本彻底失败。但是，不久就有太阳旗飘扬于世界的时候。看啊，那群黑色小蚂蚁是日军，那群红色大蚂蚁是美军。”

读者诸君，如果这段自述是真实的话，显然井上日召已经走火入魔。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精神异常的人，却想改造国家。他说：“我的国家改造运动就是我的宗教。”1927年，他在离东京40公里的茨城县开设“立正护国堂”，以念佛和坐禅锻炼附近的农村青年，进行所谓“宗教形式的启蒙教育活动”。最初他的计划是：将信徒能发展到几万人，然后带领这些人包围东京，在无抵抗的情况下包围议会，推举谈判代表，以建立“日本天皇国”为目标，进行有关解散政党、撤销议会的交涉。

假如井上日召停留在这样的阶段，倒也不失为一个“和平”的国家改造者，但是这个异想天开的方案根本不可能实现。他费尽力气，也只招了不到十名信徒。这些人来自凋敝的农村，只希望从烦恼中解脱出来。

1929年10月23日，纽约证券交易市场崩溃，全球经济危机随之而来，日本也陷入经济萧条的泥潭。大企业开工不足，中等企业迅速破产，小企业则拖欠工资，上百万的工人加入失业大军，许多年轻人打算回到乡下老家躲避危机，却发现农村的日子更为艰难。一些农户在冬天只能啃树皮充饥，数以千计的农村家庭将他们的女儿卖到城里的妓院。虽然美国的失业、生产下降状况很严重，但是日本民众的恐慌感更为严重，人们都认为国家陷入了“紧急时期”，各种解决方案也被提出来。

在井上日召看来，那些特权集团、特别是政客和大公司头头们的阴谋诡计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他们是一切灾难的源头。于是，他的“无抵抗”思想开始动摇，“立正护国堂”的邻居、霞浦海军航空学校的青年军官加速了他的思想转变。这些青年军官出入护国堂，经常和井上日召谈论“国家改造”方法。中尉藤井齐思想激进，主张“暴力的改造运动”，批评井上日召的“无抵抗”迂腐无用。

井上日召的思想变了。他转向暴力手段，组织“血盟团”，筹划暗杀政界、财界要人。加入这个激进恐怖组织的，除了绝望的青年农民，还有满怀理想主义情结的学生。本来，井上日召计划与藤井齐领导的海军青年军官一起，在1932年2月11日纪元节这天袭击前往皇宫祝贺的大臣。恰逢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藤井齐等人奉命开赴中国战场，计划搁浅。

井上日召变更计划，先实行“一人一杀”的暗杀，再由海军青年军官发动政变。按照井上日召的计划，从大臣到元老，每一个暗杀对象都有人分工负责，而且“血盟团”内部严格保密，除井上本人外，杀手绝对不允许相互透露被暗杀者的名单。

为什么要采取暗杀这种过激的手段呢？井上日召的回答是：“什么能够促使他们自觉？有什么方法？一想马上就应该明白。对他们的铜墙铁壁而言，出版物和志士的诚意都没有用，那么剩下来的只有在他们所珍惜的最重要的生命上的危险感才能够开导他们自觉了。”

井上日召对他的同志说：“我们的暗杀，不是以杀人为目的，而是忧国青年为了促使其觉醒而不得已所诉诸的唯一手段。”在他眼里，“暗杀是菩萨行为”，是“信善行事”。他通过海军军官秘密取得手枪，交给那些被他洗脑的青年，酿成了两次恐怖攻击的“血盟团事件”。

杀害井上准之助的小沼正年仅23岁，他在被捕后说：“我杀掉井上准之助，朦朦胧胧地觉得能够掌握佛教的某种东西了。成为杀人犯后，在拘禁中我更加热情地阅读了佛教经典。这都是托准之助的福。这样，对我来说杀人是如此的方便。”

“血盟团事件”发生后，日本警视厅迅速查获并逮捕了血盟团全部成员，井上日召意识到无法逃脱，遂向警察投案。他在狱中的自述里，讲述了自己关于“国家改造”的构想，包括天皇亲政（即君民一体政治）、废除议会制度、改革教育、限制私有财产等内容。人们从中可以看出，和北一辉等理论家不同，井上日召没有关于“国家改造”的系统的指导理论，只是注重实际行动，主张实施“一人一杀”的恐怖主义。

用井上日召心腹的话说，解决日本社会危机的办法就是“把总理大臣一个一个地杀掉”。除了个人暗杀之外，团体的武力行动也是“必要的”。井上日召也对自己的恐怖主义做了说明：“我们的同志应该抱成一团，作为肉体的炸弹投出去，用我们自己的肉体作炸药炸死我们的敌人。”

可是，这种简单粗暴的血腥手段根本不可能解决社会问题，反而增添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危机气氛，刺激了那些狂妄的青年军官。当局查清“血盟团”和它背后的关系后，并没有对秘密支持暗杀计划的海军军官采取任何处理措施。仅仅两个月后，这些人就发动了“五一五事件”，杀害了首相犬养毅。尽管这场法西斯政变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却又为4年后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法西斯政变“二二六事件”埋下了伏笔。

从1921年朝日平吾暗杀财阀安田善次郎，到1932年春天“血盟团”暗杀前任财政大臣井上准之助、财阀团琢磨，从1932年夏天青年军官发动“五一五事件”杀害首相犬养毅，再到1936年青年军官发动“二二六事件”杀害数名大臣，日本的法西斯恐怖行动形成了“棘轮效应”，不断加速，越来越公开化。毫无疑问，“血盟团”是这个链条中重要的一环。

1934年11月，法院判处井上日召和两个杀人凶手无期徒刑，血盟团其他成员分别判处3~15年有期徒刑。此时的日本已经率先摆脱了经济危机，进入了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期，当时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有泽广巳甚至认为这是一个“经济奇迹”。可是，日本的政治生态却已经完全改变，右翼拥有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

6年后的1940年，日本政府将井上日召和血盟团成员全部释放。一年后日本就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在法西斯力量的推动下，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新渡户稻造：“否定日本的惯犯”

作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新渡户显然不愿意日本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孤儿”，可是他无能为力。这个为促进世界和平贡献了自己全部力量的人，如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偏离国际社会主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的“太平洋之桥”的理想一点点破灭，其失望和伤心可想而知。

1920年春天，一个浑身书卷气的日本人来到日内瓦，担任刚刚成立的国际联盟副事务长（相当于今天的联合国副秘书长）。他就是新渡户稻造，一个国际知名的日本人。

新渡户稻造生于幕府末期，少年时代在札幌农校（北海道大学的前身）学习，并成为基督教徒。当时明治维新刚刚开始，“文明开化”之风席卷全国，连这所位于偏远的北海道的学校也深受影响。更重要的是，其首任校长、美国学者克拉克博士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向学生们提出要求——“Boys，be ambitious!”（青年们，你们要有远大志向！）他引进欧美文化及科学技术，聘请外籍教师用英语进行授课。这种国际化教育的理念塑造了新渡户稻造的价值观，也帮他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札幌农校毕业后，新渡户稻造又进入东京大学深造。在面试时，他对主考官说：“老师，我是要当太平洋之桥的。”“我要将西洋思想传到东洋，将东洋思想传到西洋！”从那时起，他将“太平洋之桥”视为自己的天职，并为此奉献了一生。

大学毕业后，新渡户稻造到美国留学。在那里，他与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威尔逊是同窗好友，还遇见了自己的终身伴侣玛丽·埃尔金顿（日文名是万里子）。据说，他是第一个娶美国姑娘为妻的日本人。

学成后新渡户稻造回到母校札幌农校担任教授。19世纪90年代，随着明治维新成功，日本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但是人们对于这个远东之东的岛国依然了解甚少。1899年，新渡户稻造在加利福尼亚州疗养时，用英语写作了《武士道》一书，向外国人介绍日本的传统武士道，引起了轰动。

明治时代，日本积极向西方世界展示自己“文明开化”的一面，以求得西方世界的认同，进而能迈入其行列。但是进入19世纪90年代，随着国力渐强，宣传日本“优秀本质”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在国内出现。在《武士道》一书出版前一年，“大日本武术讲习会”创刊了一份杂志，也叫作《武士道》。该刊的创刊词说，西欧各国蹂躏亚洲是“弱肉强食的兽行”，能够与之进行对抗的，唯有“坐镇保护东方的灵社”日本，为此日本一定要振兴“人类最大的精华”——“武士道”。

与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想不同，新渡户稻造对“武士道”的赞美是有限度的，而且明确指出，武士道的教育制度忽视形而上学的训练，致使日本人欠缺深邃的哲学思维，易感情用事，妄自尊大。新渡户稻造断言，“武士道可以救日本，但不能救世界”。

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引起了外国读者的极大兴趣。据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不仅喜读此书，还特意购买数十册，赠予身边的孩子、友人和外国政要。该书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其日文版在6年间就再版了10次。100多年过去后的今天，它在世界各地的日本研究书目中仍然占有显著位置。

《武士道》出版后，新渡户稻造成为国际名人，在日本国内的教育界也获得很大成就。他先后担任东京大学预备校“一高”校长、东京女子大学首任校长、东京女子经济专科学校校长，为明治至大正时期的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20年国际联盟成立，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需要派人出任副事务长。这是日本人第一次参与国际组织，标志着这个东亚国家被国际社会认可，因此必须推举一位适当的人士到国际联盟工作。于是，英语流畅、熟悉欧洲文化，又在国际社会拥有极高知名度的新渡户稻造就成为不二人选。

新渡户稻造果然不负众望。在国际联盟工作的7年间，他工作卓有成效，被称为“国际联盟的明星”。一战之后，日本奉行国际主义，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事务，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也赢得了各国的尊敬。作为国际活动家，新渡户稻造功不可没。

1926年新渡户卸任回国，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同时担任贵族院议员。他发现，世界的方向和他所希望的和平背道而驰，随着帝国主义的强大，列强相互虎视、弱肉强食，日本在扩军备战的道路上疾跑，国家的气质在发生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许多日本人认为，世界列强欺负日本，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日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黑船事件”以来的历史也被渲染为一段充满屈辱的历史，国家主义观念因此而高扬，宣扬日本民族最优秀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勃然兴起，作为日本传统文明的“武士道”也受到极力吹捧。

作为一个具有现代观念的“国际人”，新渡户很早就意识到民族主义的危害性。在《武士道》风行7年后，他写过一篇随笔，题目是《平民道》。他说，武士道是日本国民道德的根底，但随着时代推移和教育进步，以战为事的贵族武士逝去，和平的平民将站到前面。后来，新渡户又说：“若说武士道是怎样的东西，要素有很多，总而言之，其根本应该是知耻，重廉耻。”

人们不知道为什么新渡户要强调“知耻”，但当时日本确实鲜廉寡耻。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舆论竟然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挑起的阴谋，“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占领中国东北是为了维护日本的正当利益。正如当时的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所说：“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有真正自欺的惊人本领：他们确实相信，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是对的……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比无论怎样厚颜无耻但毕竟自知理亏者要难以对付得多。绝大多数日本人——有才智者亦在其中——都不知道自己错了，所以抵抗外国干涉的决心倍加坚强。”

面对这种与国际文明背道而驰的做法，新渡户显然不能接受。更让他担心的是，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并妄图建立“满洲国”，引起国际社会的一致抗议。而日本国内几乎众口一词，支持军国主义的做法。如此下去，日本将走向何方？忧国忧民的新渡户不忍国家走向邪路，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结果激起一场轩然大波。

1932年2月4日，新渡户到爱媛县松山市出差。在接受当地报纸的采访时，他直言不讳地说道：“最近，每天早上起来看新闻都会情不自禁地陷入一种阴冷的心境。将灭亡我国的不是共产党就是军阀。如果要问现在哪边更加可怕的话，我必须回答是军阀。随着军阀极力推行军国主义，共产主义也会因其影响慢慢增强实力。”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组织调查团调查满洲问题。日本一方面批评国际联盟不了解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以转移国际视线。新渡户直言不讳地说：“到底是谁对国际联盟如此认识不足呢？当然国际联盟本部离这里非常远也是一个原因。但是，难道日本就不应该想想办法来充分认识国际联盟吗？”发动上海“一·二八事变”是关东军的阴谋，这些真相在战后才大白于天下，但新渡户凭着敏锐的洞察力很早就看穿了这些真相，直言不讳地说：“关于上海‘一·二八事变’的当局声明就是一个很低级的诡辩。”

对新渡户的采访刊登在本地报纸上，大标题为《共产党和军阀将会引导日本走向危险境地》。可是，该报在随后发表的社论中指责新渡户的主张，“在这样重大时刻，其影响是非常可怕的”，“军部正为了祖国在满洲的荒野上淌着鲜血，基至牺牲着生命，以此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在这紧急关头，发表这样的言论是非常不谨慎和不理智的。当然，新渡户先生的思想是国际人思想，但作为一名贵族院议员，他应该谨言慎行”。这家报纸还给新渡户扣了一个帽子——“非国民”。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构陷。

另一家媒体《日本新闻》更恶毒，把新渡户称为“否定日本的惯犯”，并发表社论说，“否定日本的惯犯新渡户稻造博士，这次又发表了让日本国民难以忍受的粗暴言论，这不是作为一个日本人应有的言论”。它指责新渡户的言论“搅乱国家舆论秩序”，“现在皇军是国家的中坚力量，现在举国上下正在进行建国以来未曾有过的伟大事业。对国家伟业产生动摇的行为，哪怕只是一点点也不能容忍”。

比这更可怕的是，军国主义狂热分子紧紧咬住新渡户不放。爱媛县松山市的“在乡军人会”联合支部形成了统一战线，与关西、山阳、中部的各支部联名声讨新渡户，说要“严惩卖国贼新渡户”，这一运动立刻就扩散到了全国。“在乡军人会”总部将这件事视为“非国民的粗暴言论问题”，要求新渡户出面正式道歉。舆论像汹涌的浪头一样向新渡户扑来，让年逾花甲的老人难以应付。

昔日对新渡户的礼赞之词都变成了谴责，众多的朋友弟子离他而去。因为神经方面的疾病，新渡户住进了东京的一家医院。就算这样，“在乡军人会”也没有放过他。他们派人到他的病床前，要求他道歉。还有右翼分子闯进新渡户的家，使他不得不在家里配备警卫来防止恐怖袭击。

新渡户对好友矢内原忠雄说：“就算丢了我这条命，也没什么值得可惜的了。”但是，他还是对自己的爱国之心被世人误解感到很懊恼，向好友赠送了这样的诗句——“忧国忧民唯一事，万般忍耐有神知”。但是，他最终还是不得不公开表示：“我没有把话说明白，对给大家造成的误会深表歉意。”

在备受煎熬一个月后，事情总算结束了，可是新渡户的身心深受摧残。两个月后，爆发“五一五事件”，军国主义气焰更加嚣张。像新渡户这样持批判态度的人本来就是少数派，从此再也不能够发声了。主张在国家的非常时期对国家政策的批判要多加控制的想法变成一股洪流，而言论自由和批判精神则都被这股洪流冲走了，军部和右翼势力更加肆无忌惮。

一年后，日本不满国际联盟关于“满洲问题”的报告，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作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新渡户当然不愿意日本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孤儿”，可是他无能为力。这个为促进世界和平贡献了自己全部力量的人，如今只能眼睁睁看着国家偏离国际社会主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的“太平洋之桥”的理想一点点地破灭，其失望和伤心可想而知。也是在这一年秋天，新渡户在去加拿大参加太平洋会议的归途中病倒，在温哥华附近的维多利亚医院病逝，终年71岁。

犬养毅：“国家改革祭坛上的供物”

犬养毅最终成为“国家改革祭坛上的供物”。可惜他的牺牲并没有换来真正的改革，国家政治并没有被刷新。日本社会秩序不但没有稳定下来，经济和社会矛盾反而继续加深。这进一步助长了军人的气焰，军部暴走起来，日本进入了疯狂的时代。

1932年5月15日下午，著名影星卓别林在东京津津有味地欣赏相扑。这是卓别林首次访问日本，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让他很受感动。本来当天首相犬养毅邀请卓别林会谈，但是卓别林由于要观看相扑而没有去首相官邸。卓别林没有想到，这个决定让他幸运地躲过了一劫，否则很可能命丧异邦。

就在卓别林聚精会神地观看大力士们表演时，一群青年军人乘着汽车闯进首相官邸。面对来势汹汹的一群人，犬养毅首相沉静地说：“有话好好讲。”但回答他的是“没有什么好讲的”，随后枪声响起，76岁的犬养毅倒在血泊中。随后那些参与暴乱的人们向首都警察署、日本国家银行、政友会总部以及一些发电站投掷手榴弹，东京笼罩在一片恐怖阴影之中。

这就是震惊日本全国的“五一五事件”。它终结了日本的政党政治，导致日本政治偏离大正民主的轨道，军人力量开始在政坛崛起，国家在邪路上越走越远。

一、光天化日下的暴行

1931年8月，在遭遇右翼分子暗杀9个月后，一直住院治疗的浜口雄幸首相去世。同属立宪民政党的若槻礼次郎在他病重期间接任首相之职，但是也没有坚持满一年，就在1931年12月倒台。犬养毅作为反对党总裁被授命组阁，出任日本第29任首相。

犬养毅是一位见多识广的政治家。他早年是从军记者，因报道西南战争而出名，后来在元老大隈重信的提携下步入政坛。由于1913年在第一次护宪运动中为推翻桂太郎内阁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与尾崎行雄被并称为“宪政之神”。犬养毅是孙中山的密友，支持中国革命。辛亥革命时他曾亲赴上海，走访武昌，对孙中山表示支持。

对犬养毅来说，1931年出任首相确为“受命于危难之际”。时值全球范围的经济大萧条，日本经济深受打击。犬养毅任命资深财政专家高桥是清为大藏大臣（即财政部长），禁止黄金输出，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抗经济危机。事后证明，这些政策是日本经济复苏的起点，但这些政策是很难短期见效的。

犬养毅深知民众的不满，他承认国家深为腐败所苦，率先明言政党自身应该承担70%的责任，政党应该互相监督，让改革卓有成效。改革是需要时间成本的，问题是民众等不及，特别是那些脾性急躁的军人，由于政府削减军费，严格控制军备，他们对犬养毅内阁尤其不满。

浸淫政坛多年的犬养毅也很清楚，自己的最大挑战来自军部。1931年关东军擅自行动，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元老西园寺公望之所以向昭和天皇推荐犬养毅，就是希望他通过与中国谈判解决九一八事变问题。犬养毅就任后，利用自己的渠道与国民政府进行交涉。他的解决方案是承认中国对东北地区的形式领有权，但日本要在经济上实质性地支配东三省。与军部要求承认“满洲国”的方案比起来，犬养毅的方案要柔和得多，也因此遭到军部的激烈反对。在军部的眼里，鼓吹这类国际协调主义论调者都是“卖国贼”。

海军里的少壮派对犬养毅更是恨之入骨。1930年4月，英国、美国、日本三国签订《伦敦海军条约》，决定限制和削减三国的海军军备。反对派认为，这是被英美两国逼迫签署的不平等条约，是英美两国削弱日本实力的阴谋。反英美情绪上升，叫喊“国防危机论”的声音高涨。日本海军的规模遭到限制，引起基层官兵的不满，特别是一些青年海军军官，开始密谋采取军事政变手段改造国家。

浜口雄幸首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刺杀的，所以犬养毅也很警惕。他给陆军元老上原勇作写信，指出应该改变当时军队中的风气，否则“统制军队的纪律很有可能发生巨变”。他又上奏天皇，提出将约30名问题军官免职。这些做法被认为是干涉军队，军部十分愤怒，那些躁动的青年军人更是视犬养毅为寇仇，必欲除之而后快。

5月15日上午，犬养毅接受体检，一切指标正常。他轻松地和医生开玩笑说，“全身查遍了也没有异常，兴许能再活个100年吧”。谁知道几个小时后，犬养毅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枪杀，成为“五一五事件”的牺牲者。

4天后，在东京为犬养毅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参加仪式者众多，其中也包括卓别林。后来卓别林才知道，他自己也在暗杀名单上。“五一五事件”的参与者、海军中尉古贺清志在军事法庭上供述说：“卓别林是美国的红人，又是资产阶级的宠儿。我们相信，杀死了他，可以挑起一场日美战争，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箭双雕。”

二、他必须成为国家改革祭坛上的供物

古贺清志是主持策划“五一五事件”的核心人物。除了海军青年军官，他还集结了若干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和所谓“农民敢死队”。他们打出的旗号是“昭和维新”，要求继“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治进行一次新“革命”。策划者希望通过暴力手段，迫使政府颁布戒严法，实行“革新”。他们还发布了一则充满煽动性的声明，表达了深刻的愤怒情堵——

睁开眼睛看看你的祖国——日本的现状吧。我们敢问，你能找到一丝对帝国真正热爱的痕迹吗？那些政党正在贪婪地追逐权力和一己私利，那些掌握大企业的家族和政客勾结起来拼命吮吸日本民众的血汗，官僚和警察则忙于维护腐败堕落的政治—产业联合体制，民主岌岌可危，教育腐败透顶。现在是开展激烈革命行动的时候了，起来，同胞们，现在就采取行动吧！

这些暴乱者原本以为，民众会追随他们揭竿而起，可是他们的举事并未引发大规模革命，反而引来上万名警察的围捕。最后凶手搭乘出租车到警察总部，被宪兵队包围，束手就擒。11名杀害犬养毅首相的冷血凶手遭到军法起诉。

“在光天化日下发生的这种集团性帝都暴乱事件，给全国人民心灵上造成的沉重打击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正值国家多难的时候，最可恨的就是出现恐怖活动之类的行动。”《大阪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说，“虽然国民已经完全不信任正在堕落的政党，但是国民肯定也不会对以议会政治和政党以外的诸如暴力等其他非法形式获得的政治势力表示信赖。”

报纸的预言是错误的。审判期间，每天都有请愿的人聚集在海军军官的交谊团体“水交社”外，有的甚至彻夜等候在外面，希望与罪犯的辩护律师会面，以表示支持。古贺清志的父亲表示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的许多信件。有一位秋田县的姑娘来信说，愿意成为古贺的妻子。相反，民众对视死如归的犬养毅首相并没有多少怜悯和同情。他们挥舞着报纸，集体为凶手加油，要求“释放被告，打倒政客”。个别人甚至高呼“犬养毅老匹夫早就罪该万死”。许多人没日没夜地站在法院门口高呼“打倒腐败政客，只有陆军才能拯救国家”之类的口号。

凶手们气焰非常嚣张。他们不但不认罪服法，反而将法庭当作宣传舞台。古贺清志对法庭说：“国家的状况到了非流血不能改善的地步。”他的助手、亲手打死犬养毅首相的三上卓海军中尉则说，这次行动是一场革命，意图是造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和谐一致。只有开第一枪的军人略表后悔：“我感到遗憾。不过，我认为他在劫难逃，因为他必须成为国家改革祭坛上的供物。”还有人宣称：“生死对于我无关紧要。我要对那些为我的死表示沉痛的人说，不必为我流泪，在改革的祭坛上牺牲自己吧！”

这些看似正义的呼声激起了大众的同情心。当其中一位被告宣称他和他的同伙只不过是为了唤醒祖国而敲起警钟时，听众竟全体起立鼓掌。在民众看来，这些暴乱者为了“国家大我”而牺牲“个人小我”，去暗杀那些可耻的政客和财阀，是真正的“英雄”。

在判决前，一份由35万人以鲜血署名的请愿书被送到法庭，请求法庭从宽发落。法庭还收到另一份求情书，是由9位新潟县的年轻人寄来的。他们说，虽然军人犯了法，但是“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这些农村青年请求代替11位军官一死，为了表示他们的真诚，还寄来了泡在酒精里的九根小指头。

大阪律师协会走得更远。它通过的一项决议声称，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讲，刺客只不过是自卫。后来公布的司法省、陆军省和海军省的联合声明也说：“本犯罪案件的动机和目的，据各犯人所说，是我国最近的形势在政治、外交、经济、教育、思想和军事诸方面停滞不前，以致国民精神重又颓废堕落。因此，如不打破现状，帝国将有覆灭的危险。这种停滞不前的根源是政党、财阀和特权阶级互相勾结、营私舞弊、轻视国防、无视国计民生、腐败堕落。必须消除这一根源，完成国家的革新，以建设真正的日本。”

军部不仅没有申明军纪，反而为身为军人的犯罪分子辩护。海军大臣说：“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些纯真的年轻人犯下这种错误，每想至此便不由得肃然三思。”陆军大臣荒木对媒体说——

参加本次事件的都是一些年轻人。仔细体会这些纯真的青年做出这样的行动的心境，我不禁流泪。这绝不是为了名誉或是私欲，不是卖国的行为。他们只是真诚地相信这是为天皇而做出的行动。所以，在处理本案时，一定要从大局出发，不能机械地处理问题。[1]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法院最后果然“从宽发落”：参与“五一五事件”的人所接受的最重刑罚也不过是15年的有期徒刑。事实上，这些凶手都没有服满刑期，到1940年全部恢复了自由。光天化日之下暗杀一国首相，这种罪恶行径竟然如此轻轻放过，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日本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只要强调犯罪动机是单纯的，是出于至高无上的爱国热情，军人的残暴行为就很容易得到民众的谅解。“五一五事件”不但没有损害军人的社会形象，反而强化了唯有军人才是真正爱国者的社会舆论。还有谁会为结束严重的经济萧条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还有谁会领导农民和工人摆脱贫困？又有谁敢对腐败的政客、朝廷命官和财界巨头公开进行袭击？人们认为，只有军人才能拯救这个处于危难中的国家，但没有人想到军人执政的危险性。

这样的国家离军国主义还会远吗？

三、议会政治从此终止

“五一五事件”对日本近代史的最大影响在于，它为日本议会政治画上了休止符。

议会政治是大正民主运动的一大成果。1918年，政友会总裁原敬出任首相，揭开了日本政党内阁时代的序幕。此后的13年里，政友会和立宪民政党轮流执政。政党内阁阻断了军阀、官僚主导的政治运营通道，民众参与政治的机会和可能性骤然得到提升。

但是民众发现，政党政治在实际运作中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大部分的政治领袖视民主为手段，而非最终目的。政治精英们互相交换经济利益，政治上则官官相护。以议会为基础选举出来的政党内阁掌握着公共工程及教育经费，地方首长、商界领袖以至学校校长均有必要支持当权政党。当地方选票投向执政党，或至少答应投票，火车线才能开通，港口才能开挖，学校才能兴建。

在同时代的美国政界中，这种利益交换被称为“猪肉桶”制度，在日本同样无往而不利。因此，在野党一旦执政，便政治丑闻迭出。对贪污贿赂的告发，使国会大厦内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政党政治的统治合法性遭受严重打击，也使许多选民转而反对政党政治。

在民众看来，党派政治家都是“自私鬼”，而自由派则是潜在的卖国贼。知识分子也对政党政治的腐败深感失望，部分批评者进而攻击整个政党政治。不过，只要社会达到一定的安定程度、经济没有太大危机、没有外敌入侵，政党政治虽然基础并不牢固，但尚可维持。

问题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日本也陷进经济萧条的泥沼。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估计，日本全国的失业率达到15%，城市的失业率超过20%。

人们认为现有政党腐败无能，完全无法应付当前的危机，对政党政治的不满达到了高潮。政友会和民政党被指责为“大资本家的走狗”。一个民间组织宣称，“现有政党已经出卖了我们，成为大资本家的政治奴仆，把工商农业的中产者踩在脚下”。

青年军官们自认为身膺重任，无法假装看不见民众的痛苦。他们认为那些政党政治家缺乏引领日本度过“国家危急时期”的道义勇气和聪明才智，于是铤而走险，妄图通过政变一举刷新政治，拯救处于危难中的国家。“五一五事件”中一帮军人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刺杀首相，本属大逆不道的死罪，但只要高喊爱国，便是“政治正确”，就可以得到宽大处理，甚至反而成为民众心中的“英雄”，这种吊诡的现象让后世的读史者感到难以理解。但是置诸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这并不是难以理解的。

犬养毅首相被刺后，日本的政党和政党政治家的影响力一落千丈。按照政党政治的惯例，当时国会中政友会占多数，犬养毅被杀，理应由其所属的政友会组阁。然而，军部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导致暗杀等激烈行动的主因在于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各方面问题，一场全面革新势在必行。

在那些元老政治家心目中，此时是国家的非常时期。大萧条持久的影响、“满洲事变”的爆发以及日本国内政治恐怖主义的猖獗，使得这些政治家得出结论：政党内阁既不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施加有效的影响，也不能控制混乱的国内局势，更不用说带领日本走出经济萧条的阴影。他们一致同意，解决危机的出路在于恢复以前那种全国性的联合政府，让一个具有无可争辩的声望并且脱离一切党派干系的人来做首相，在政治上他可以一言九鼎。

在军部的支持下，最终海军大将斋藤实出任首相，组成所谓“举国一致”内阁，在15名阁员中，只有5人是政党出身，其他10人都是军方高层或官僚出身。斋藤实内阁就很快顺应军部的号召，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悲剧在于，这位军人出身的政治家4年后在激进青年军人发动的另一场政变“二二六事件”中也被杀害。

斋藤实内阁标志着日本短暂的政党内阁时代结束，军部的势力成功抬头并逐渐成为主导。在1932—1940年的8届内阁中，没有一位政党政治家出任首相。在组成内阁的13名大臣中，有10人来自军队和民间，政党政治家们越来越被排除在决策层之外。之后的日本政府都是如此，不去重建军中纪律，而是对军人战战兢兢，唯军部马首是瞻。

不管经济萧条如何严重，不管街头有多少失业者，只要民主政治的基础巩固，政府在领导经济方面不出大的偏差，国民就不会狂暴起来。反之，一旦民主政治的基础被瓦解，那么灾难就如影随形，难以避免了。

九一八事变时驻中国公使重光葵这样写道：“因为犬养毅首相被暗杀，政党内阁宣告结束。军部用恐怖手段给了反对军部势力的政党以及政党政治家狠狠一击，切断了国政对内对外的防波堤。这样就几乎没有什么能从正面抵挡军部的行动了。”

犬养毅确实成为“国家改革祭坛上的供物”。可惜他的牺牲并没有换来真正的改革，国家政治并没有被刷新。日本社会秩序不但没有稳定下来，经济和社会矛盾反而继续加深。这进一步助长了军人的气焰，军部暴走，日本进入了疯狂的时代。

因此，荷兰历史学家伊恩·布鲁玛说：“从某种角度看，1932年犬养毅遇刺事件敲响了政党内阁的丧钟，其意义堪比1933年纳粹上台。”

[1] 引自［日］前坂俊之著《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

菊竹六鼓：要宪政，还是要法西斯？

举世滔滔之际，还是有记者敢于站出来，大声地对军国主义说“不”，敢于斥责暴徒的罪行。他就是菊竹六鼓，一个坚持新闻理想的记者。他藐视强权、勇敢地说出真相，以一人之力保存了媒体人的尊严。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许多报纸茫然不知所措，因为多年以来它们一直密切配合军部，鼓吹战争，在战争末期则宣扬战斗到底的“玉碎”思想。现在，这一切都是错的，如何向民众交代？痛定思痛，许多报纸发表声明，对没有告诉国民真相、使国家卷入战争进行检讨。最有代表性的，是《朝日新闻》发表的谢罪声明——

从开战一直到战争期间，虽说有众多的制约使报纸没能做出客观真实的报道、严正的批评，但对这一重大失职行为以及没有勇于打破各种制约、坚守职责，最后导致战败，并让国民一直处于无知的状态而陷入了今天这种困境的罪行，我们在此必须向全体国民谢罪。

事实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的报纸就逐步丧失了其应有的主体意识，向军部屈服了。记者们按照强权政治的要求组织新闻报道，甚至主动为其侵略的本质大肆粉饰，成为军国主义推行战争的宣传机器。

可是，举世滔滔之际，还是有记者敢于站出来，大声地对军国主义说“不”，敢于斥责暴徒的罪行。

他就是菊竹六鼓，一个坚持新闻理想的记者。他藐视强权、勇敢地说出真相，以一人之力保存了媒体人的尊严。

一、老古董

菊竹六鼓的真名是菊竹淳，号六鼓，23岁就进入媒体，成为《福冈日日新闻》的一名记者。当时是明治末期，政府对媒体进行高压控制，但是作为一名年轻记者，菊竹六鼓下决心要坚守新闻的真实性。他曾表示坚决不写虚假的东西：“如果写虚假的东西，读者会信以为真，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福冈日日新闻》是九州岛的主要报纸，早期就倡导自由民权，尊重宪法。作为一家民营报纸，创刊以来就形成了股东不干涉编辑的传统，编辑工作全部交给主笔、编辑局局长，社长不予干涉。进入大正时代，随着社会活跃和经济繁荣，报纸越来越重视经济利益，向着大众化和企业化推进。但是菊竹反对以牺牲新闻的纯洁性来换取经济利益的做法。他删除了预测赛马结果的报道，并反对增加广告的版幅，也反对找来杂技团为报社进行宣传。

这些做法显然有损于报社的经济利益，但是菊竹却赢得了同事、同行的信赖和尊敬。因为这位性格倔强的记者严格律己，以“新闻记者以清贫为荣”“新闻记者必须比裁判官还清白”为信条，虽然过着家里连挂钟都没有的生活，却从来不拒绝来求助的人。

在当时的一些人眼里，菊竹是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老古董”。他从来不出席任何公私宴请，就算是关系很好的朋友有不正之处他也毫不留情，因此有些长年交往的好友也绝交了。可是他不以为意，还公开表示自己“具有畅所欲言的勇气和不惜生命的勇气”。他在九一八事变中支持过“满蒙权益论”，并不是一贯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他作为“社会的先导”，在应该说的时候就一定说，在应该写的时候就一定写，他的这种记者精神没有输给过任何人。

20世纪20年代后期，大正时代的民主自由之风消逝了。特别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之后，日本社会处于一种极其动乱的状况，军国主义势力和极右法西斯团体趁机作乱。军部势力越来越猖獗，开始露骨地干预政治。陆军省和海军省之间因为军费分配以及政策上的分歧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彼此钩心斗角，从而导致日本政治更加混乱。

当时，一些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对于军部势力肆虐干涉政治的做法极为不满。菊竹六鼓以新闻人的风骨，毫不留情地批判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他在《福冈日日新闻》上发文指出，法西斯运动只会给国民带来不幸，右翼势力对日本社会危害巨大，当务之急是取缔右翼运动。他责问政府道：“现在正在对左翼思想进行严厉取缔，但是为什么不取缔右翼运动呢？”他强烈反对军人干预政治，认为军人主政“不但是国家的祸害，还会立即导致国军的混乱破灭”。

就在这篇檄文发表后的第5天，“五一五事件”爆发。事件发生当天，内务省马上向全国的警察下达指示，阻止对事件的全貌进行报道。第二天，政府又发出禁令，“犯人的身份、姓名等基本情况，事件与军部的关系这些影响到皇军根基的事项，事件的原因以及预测今后还会发生类似事件等诸类事项”都禁止刊登。

事后的历史证明，“五一五事件”不仅引发了日本政坛的地震，更是日本近代史的分水岭，决定了此后日本的走向。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言论最需要承担责任。

二、社会木铎

对媒体和记者的真正考验到来了！

在严格的禁令下，极少有报纸敢于揭露恐怖活动的罪行，更不敢把罪行与军部联系起来。相反，它们的社论将矛头指向了政治的腐败而不是恐怖活动本身，把政党政治的腐败作为事件发生的原因，说什么“青年人士作为善良国民，就想即使采取一些非常手段也要打破这一现状”，对罪犯的动机表示同情。殊不知，这种惯纵不负责任的青年学官的态度推进了独断政治的发展，也刺激了更多的恐怖活动。

撰写这些社论的，都是全国性大报的主笔。他们都害怕军部，或保持沉默，或避开问题的关键点。这种做法遭到菊竹的批评，他一贯主张报界应该承担起作为“社会木铎”的重任。他说：“众所周知，报纸本来就负有评论的使命，正如这样的场合更应该充分披沥其抱负，完成文章报国的大业。左顾右盼而不说自己应该说的，不做自己应该做的，这绝对有损新闻记者的名誉。”

菊竹六鼓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五一五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起，他连续六天在《福冈日日新闻》上发表社论，勇敢地从正面揭露真相，迫击炮式地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菊竹六鼓的第一篇社论《首相被凶手击毙》就向公众揭露了真相，“遭到无法无天的海陆军人一伙袭击的犬养毅首相，在国民对这一不幸事件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就已经去世了”。他指出，公然杀害政治家“并不是真心希望政治改革，而是为了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胆大妄为”，“可以断言，以政治为借口杀害这样的老首相只会将国家引向混乱和毁灭”，“海陆军人冲进首相官邸杀害了老首相，不能不说是非常荒唐的行为。没有人对现在的议会、选举、政治家完全满意。但是即使如此，也没有理由回到独裁政治”。

在第二天发表的社论《果断催促国民觉醒》中，菊竹严肃地指出，“也没有可信的根据来证明法西斯的活动可以拯救日本。问题肯定不那么简单。但是，我们在政治上的前进方向却是很明确的，就是补救这些失误和缺陷，然后安静地沿着立宪代议政体的道路前进……对于那些对国民的挑战，我们必须怀有坚决给予回击的决心”。

这位52岁的新闻人正义凛然地提出，要严肃追究扰乱军纪的青年军人的罪行，同时还指出权力部门妄图掩盖真相：“纵观这次事件，有多方应该承担由此而造成的结果，有检察当局、政府当局，还有在检察当局和政府当局之间就事实说三道四的军部。他们希望民众不要知道真相。”

军部对于军人的恐怖行为态度暧昧，其公布的文件开头竟然说：“（青年军人）对帝国国内的现状感到愤怒，而使用了非常规手段。”菊竹愤怒地指出：“这是在以陆军省的名义诡辩，是在暗中肯定这次事件并为其辩解。这样当然应当受到大家的指责。这次的事件必须引起我们对我国军纪混乱的反省。”他强烈要求军队整肃军纪，并对陆军省进行了猛烈抨击，称军部干预政治是“天下奇谈”，“只能导致政局前途的不稳定，给国民带来不幸”。

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不但没有谴责犯罪者，反而对媒体发表谈话说：“参加本次事件的都是一些年轻人。仔细体会这些纯真的青年做出这样的行动的心境，我不禁流泪。这绝不是为了名誉或是私欲，不是卖国的行为。他们只是真的相信这是为天皇国家而做出的行动。所以，在处理本案件时，一定要从大局出发，不能机械地处理问题。”对于这种不辨是非的言论，菊竹指出：“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追查事件的起因，如果不将其根源铲除，无论怎样加强管制都不会有效果。这些言论无疑是为凶手辩解，作为居于高位的要员，这样的言行是最应该制止的。”

在随后发表的另一篇社论里，菊竹点名批判了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和陆军省——

以荒木陆军大臣为首的陆军首脑常常向内阁提出要求，而且顽固坚持自己的主张，使政局变得非常动荡。国民对此很不高兴。陆军当局到底凭什么谈论政治和内阁呢？军部对于组阁不仅要求向全国声明已经征得了军部的理解，还在政治上提出条件。天下没有比这更奇怪的事了。如果真的接受了军部的要求，政党就会变为军部的打手，变成军部专制的工具。要是变成军部操纵的傀儡，那内阁的存在还有什么必要呢？

三、这是涉及日本存亡的问题

菊竹的大胆言论激怒了当地的驻军和在乡军人会等右翼团体。

多位军官向《福冈日日新闻》打电话抗议，要求撤掉批判军部的评论，甚至威胁说：“社论诽谤了军部，赶快撤稿……《福冈日日新闻》的社论根本不想改变攻击军部的态度。现在，我要枪毙那些攻击军部的人，就算因此犯下死罪也不后悔。”

菊竹没有丝毫让步，他严厉回敬道：“如果你们认为只有军人才为国家着想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担忧国家的心情一点也没有输给你们！”又对另一个威胁电话说：“要破坏我们这个乡下的新闻社？好的，来吧，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随便什么时候来！”说完便将听筒重重地扣到电话机上，表示与之对抗的决心。

后人很难想象，具有如此勇气的菊竹竟然是一个残疾人。两岁的时候，他因左脚受伤而得了骨髓炎，虽然接受多次手术，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作为一个记者，他不输于任何人，被称为“一个伟大的瘸子”。他对周围的人说：“你们对我的残疾表示同情是可以的，但我不要你们的怜悯。”

当时菊竹是编辑部主任，喜欢步行上班。报社考虑到他可能会遇到危险，提出用车接送他，但被他拒绝了。即使在右翼势力对他发出生命威胁的日子里，他仍然坚持每天早晨步行去报社，像往常一样，这个“伟大的瘸子”经常穿武士的短衣短裤，就像一位古代武士，凛然不可侵犯。当时有传闻说，会有飞机向《福冈日日新闻》投炸弹。然而菊竹端坐在报社里，谈笑如常。他饱含着“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坚守言论责任”的气魄，继续用尖锐的笔锋写着评论。

恫吓不成，右翼势力又发动了“不买运动”。这是它们惯用的伎俩。因为发行量和广告对报纸来说至关重要，狡猾的暴力集团抓住报社的这个弱点，屡获成功，一位报社主管说，他也想反抗，“但是考虑到过万的职员及其家属将会流落街头，我就无法做到”。可是，如果不能抛却这种顾虑的话，报纸就不能维护言论自由和和平，必将在暴力面前屈服。

当时的副社长鼓励菊竹说：“为了伸张正义，就算是牺牲我们的报社那也很光荣啊。”但销售负责人却因为恐惧“不买运动”和来自外界的恐吓，哭着对菊竹央求道：“这样下去的话报社真的会垮掉……还是灵活处理吧。”菊竹对他喝道：“别说傻话了。这是涉及日本存亡的问题！”

在菊竹看来，作为言论机关，报社的生死并非系于发行量和广告，使命感的放弃和勇气的缺乏以及无责任心，才是导致新闻精神死亡的原因。报社一旦与权力发生正面冲突，编辑方针和报社经营之间就会产生矛盾，报社内部也会产生意见分歧，而大多数报社最终总是会屈服，这种情况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幸运的是，《福冈日日新闻》报社全体员工团结起来，一致对抗外界的攻击。他们与在乡军人会以及当地驻军司令部谈判，阻止了“不买运动”，维护了言论的应有立场，编辑和经营的步伐也没有出现混乱。

四、现在，我比任何人都担心国家

《要宪政，还是要法西斯？》，这是“五一五事件”一周年之际，菊竹在《福冈日日新闻》发表的社论。

一年过去，尽管议会为解决经济危机通过了庞大的预算，但是经济形势并没有好转。国民身上的重压也丝毫未见减轻，反而愈演愈烈。除了“满蒙问题”引发的重大危机外，国民经济生活萎靡混乱，社会各阶层焦躁不安，孕育着新的危机。菊竹为日本国内外局势而担忧。他指出：“要解决日本面临的重重危机，就需要选择正确的道路。”

“是应该维护明治大帝赐予国民的千年不灭的帝国宪法，力图今后推进日本宪政的发达，还是像意大利一样任墨索里尼横行或者模仿德国的希特勒，走法西斯道路呢？”在菊竹看来，处在十字路口的日本，应该选择宪政道路，而不能走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道路。

这是具有强大历史穿透力的卓见，也是对国人发出的警诫，因为当时日本仍然继续在向法西斯主义滑行。菊竹在写给长女的一封书信中沉痛地说——

我本来打算把这次的机会当作一生中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来完成，但遗憾的是到处都是禁令，根本不能尽情地写作。我虽然可以为国捐躯，但如果连报纸都被扣押的话，想说的话不能说，那就完全没有办法了。所以，我只能适可而止。尽管如此，我觉得还是做了一些我应该做的事，感到很安心。

现在，我比任何人都担心国家，并且不仅仅是怀着一颗忧国之心，我还为自己处于现在的地位而能为把日本变得更好——不，能从危机中拯救日本——而发言感到无比骄傲。

当时军事法庭正在对参与“五一五事件”的军官进行审判。令人忧虑的是，大批民众对凶手表达同情，要求“从轻发落”的呼声高涨。对此，菊竹态度鲜明地主张，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叛乱分子进行审判，以达到抑制法西斯分子抬头的目的。在他看来，同情凶手的做法“不但会破坏法治国家的秩序，更会使国家命运充满危机”，“不管减刑还是酌情量刑都必须首先确立法律的威信”。

菊竹知道，在汹涌的民意背后，其实是军部势力的急剧膨胀。因此，他又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军人干政。在题为《政治问题与军人》的社论里，他指出——

对于“五一五事件”，我们已反复评论。在今日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复杂的时代，军人除了肩负国防重任外，如容置喙政治问题并参与各种活动，则危险至极。不但会直接紊乱军队制度，成为国防上一大威胁，同时也会威胁国民生活。

从辩护人立场上看，“五一五事件”辩护人做支持被告将校的陈述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若认为青年军人以此事件为契机对国防问题之外的问题感兴趣并诉诸直接行动，以致叛乱杀人亦为不得已而为之，并陷入此等谬论，不仅会误导有前途的青年军人，亦会使多事多难的国家走向黑暗。

日本现今国内外充斥着法西斯、独裁、军国主义的气氛，这就要求军人谨慎、反省，只有这样方能保证军队的秩序和威信，向世界宣示备受国民信赖的皇军的存在。如今，为皇军的未来着想，对于那些阿谀迎合之流的言论忘乎所以，并采取轻率行动，从而招致有心国民反感之类的事情，我们应断然反对。

彼时，报纸则完全屈服于军部势力，任其独断专行，菊竹的坚持如空谷足音，没有应和者。

4年后，1937年7月21日，57岁的菊竹在清贫中去世。彼时，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冲破堤坝，成为吞噬日本社会的洪水猛兽，导致国家走向战争，国民被蹂躏荼毒。

其实，假如多一些像菊竹这样的记者，多一些像《福冈日日新闻》这样的报纸，局面并非无可挽回。《朝日新闻》的负责人绪方竹虎痛定思痛，在战后反思说：“现在看来，如果当时的中央级报纸能够坐在一起共同商讨，并在适当的时期对这一动向进行预防的话，难道不能够阻止它吗？实际上，《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如果真的联手，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开始思考如何压制军部的政治干预，难道不是可以成功地做到吗？”

松冈洋右：让日本成为“国际孤儿”的“国民英雄”

松冈不但没有引导，反而顺从和利用民众的激进情绪，利用和煽动这种盲目性，从而把事态一步步推向危机。日本先是退出国际联盟，后与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结盟。这些错误选择不仅把日本推向灾难的深渊，而且也给世界带来灾难。

“你出发前先到精神病医院去一次，往头上浇点凉水来冷静一下。”

这是1932年吉田茂对即将奔赴欧洲参加国际联盟大会的日本全权代表松冈洋右说的话。作为著名的外交家，吉田茂在战前一直以主张尊重既有国际关系著称。可是，松冈洋右根本听不进去。相反，他带着战斗的豪情参加国际联盟大会，最后以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与国际社会决裂而告终。然而，就是这个让日本成为“国际孤儿”的外交官却成为日本国民崇拜的“国民英雄”。

一、“满蒙生命线”的制造者

1880年，松冈洋右出生在山口县农村。13岁那年，他和表兄前往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一个美国家庭收养了他们。松冈洋右刻苦学习，在获得俄勒冈州立大学的法学学位后回到日本，开始了公务员生涯。

在外务省供职的17年里，松冈洋右先后在中国、俄国和美国担任外交官。作为一个志向远大的人，松冈洋右于1921年加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先是担任主管，然后又出任副总裁，成为一名“中国通”。

1930年，松冈洋右回国致力于政治活动，当选为参议院议员。他猛烈批评主张与欧美各国进行“协调外交”的币原外相，主张强硬外交，鼓吹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虽然这位政客在美国生活了10年之久，接受了西方教育，但他尊崇天皇，并抱有使天皇的统治遍行于世界的“八纮一宇”理想。在中国的工作经历，让他逐渐形成了“大陆主义”思想。他认为，日本将来的发展离不开对大陆的“开发”“经营”，而要实现对大陆的“开发”“经营”，就必须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

1931年春，松冈在名为《动荡之满蒙》的小册子中写道：“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说来，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光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国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

这个主张受到了右翼分子的欢迎。军部发布命令，要求所有记者和讲演者都必须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必须囊括满洲”；凡是违反这一方针的言论和行动，都要严厉取缔和制裁。从此，“满蒙生命线论”迅速风靡日本，“满蒙是我国的生命线”成为流行语。

几个月后，关东军策划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完成了包括松冈洋右在内的右翼分子的“梦想”。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为成为国际社会谴责的对象。其中批评最激烈者当属美国。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宣布，美国不承认日本对中国军事占领的合法性，因为日本违反了现行的国际条约并且无视通行的国际惯例。

“当时感觉正在讴歌和平的时候，突然满洲乌云密布雷声大作，而雷电正好击中了日内瓦。”一位日本记者回忆说：“欧洲人十分惊讶。对日本的谴责汹涌而来，让人都不忍心看当地的报纸。”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组织了以英国侯爵李顿为团长的国际调查团，调查“满洲问题”。

就在调查团一行抵达日本仅仅数小时后，关东军一手策划的伪满洲国宣告成立，妄图迫使李顿调查团承认既成事实。这种公然对抗的做法进一步激怒了国际社会，也引发了日本政坛的激烈争论。

1932年9月15日，赶在李顿调查团完成调查报告书前夕，日本政府签署了日满协议，悍然承认伪满洲国。李顿调查团随后发表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否定了日本在满洲的军事干预是“自卫行为”的谎言，指出“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大片毫无争议的属于中国的领土被日军强行夺取和占领，随后这些领土被分割并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但是，报告也明确指出，不赞成回到事变之前的状态，也不承认伪满洲国，建议在中华民国的主权之下建立满洲“自治”政府，由国际联盟派专人指导，在日本的主导下进行国际管理，中日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当时世界刚经历大萧条，欧美各国元气尚未恢复，没有足够能力压制日本，因此这个调查报告对日本做出了巨大让步，但是远没有满足右翼势力的期望，因为它仍然肯定东北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

按照规定，《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将提交国际联盟大会审议。这意味着日本将面临一场外交大考。面对不利的国际形势，日本政府起用松冈洋右为日本代表，出席国际联盟会议。松冈精通英语，又通晓满洲情况，是一位精明能干的老外交官，因此被赋予重任。

不过，以吉田茂为代表的人士认为，为了“灵活运用外交手段”，更好地开展外交斡旋，应该派一位老成持重的外交官同行，与松冈这个刚勇的斗士配合，可能更有利于谈判。可是，这个建议被否定。1932年10月11日，松冈洋右被正式任命为全权代表。

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吉田茂和松冈洋右有过一番晤谈，结果就是吉田茂发出了“先到精神病医院去一次”的慨叹。后来的事实证明，吉田茂的担心和忧虑并非多余。

二、十字架上的日本

在赴欧之前的日子里，松冈洋右相当活跃。一方面，他在参见元老西园寺公爵时，口头保证“这次去尽可能温和地处理问题”。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在国内积极宣传自己的强硬立场。一位政治家批评说：“在今天对内进行诸如使国民兴奋的宣传不仅无效，而且有害。莫如说，理解外国的宣传更为重要，难道不是吗？”

对松冈本人来说，这种批评也许是出乎意料的。他本来以为，可以通过与陆军和右翼分子结合起来使国内舆论强硬化，从而有利于贯彻自己在日内瓦的国际立场。但是，他没有想到，这种做法有可能使自己作茧自缚，成为舆论的俘虏。因为外交的作用就是化解冲突，用和平的方法保卫国家利益。外交家应该是在知己知彼（了解各自的利益和底线）的基础上讨价还价，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点。这绝不是靠口号和豪言壮语解决得了的。

1932年10月22日，松冈洋右满怀豪情地启程，经海参崴赶往国际联盟所在地日内瓦。国际联盟是1920年成立的国际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主义深入人心。在巴黎和会上，与会国一致同意建立国际联盟，处理国际纠纷。国际联盟最初的常任理事国有四个：英、法、意、日（德国1926年才加入，美国因上院反对而没有参加）。作为唯一的亚洲国家，日本之所以能够跻身国际联盟常任理事国，是因为它当时是亚洲的唯一强国，而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仍然处于动荡之中。

由于过去与欧洲没有瓜葛，日本作为调停人的表现是不错的。日本还向国际联盟输送了不少优秀的外交官，如新渡户稻造等人，他们在欧洲获得了很好的声望。与欧洲问题不同，九一八事变后，“满洲问题”成为国际热点，日本是当事国。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对日本、对松冈洋右本人都是巨大考验。

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饱受各方指责。松冈洋右果然“不负众望”，以那带有美国口音的连珠炮式的流利英语与各国辩论，强词夺理，为日本找出各种理由。他说，中国是一个贫弱、落后的国家，缺少一个能够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合法政府，而日本则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已经将本来毫无生机的满洲改造成为稳定繁荣的乐土。为了发扬新世界公民的精神，他的国家也准备和中国友好相处，“最终有一天会实现日本帮助中国的愿望和责任。对这一点，我是满怀信心的，我真诚地希望你们考虑我们的申诉，并信任我们”。

1932年12月8日，松冈在国际联盟大会上做了一个题为《十字架上的日本》的80分钟即兴演讲，声称日本是在“维护日俄战争中牺牲10万英灵换来的在中国满洲的利益”。在演说的最后，松冈说：“我们日本人已经做好接受考验的准备。欧洲和美国的某些人不是想把20世纪的日本钉在十字架上吗？各位，日本眼看就要被钉到十字架上了。但是，我们相信，并且确信，过不了几年，世界的舆论就会因日本而改变，就像拿撒勒的耶稣被世界理解一样，我们最终也会被世界所理解。”

松冈洋右精通英语，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人送外号“五万言先生”。他的演讲很有煽动性。日方还在会场上播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拍摄的纪录片，大力宣传日本“合并”中国台湾与朝鲜之后，当地生活条件如何获得飞跃。影片终了，连一向反对日本行径的捷克代表都拍手称赞。

一切似乎朝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提出一份对日方做更多让步的妥协案：将九一八事变与伪满洲国争议从国际问题转化为地区问题；联合几个与中国利益相关的国家，共同建立委员会，由中日两国直接谈判。可是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拒绝了这个建议。

松冈洋右很清楚，这样强硬对抗下去，将导致日本更加被动。他在给外务大臣的电报中说——

不消说，凡事八分为好。我国政府应该早就明白，不留一丝牵扯干干净净地让国际联盟收手的期望是无法实现的。日本人的通病在于洁癖，诸如贯彻日本精神和解决满洲问题等大问题，抑或是对于十九人委员会主席的建议过于执着，都是行不通的……经过一番曲折之后，最终导致不得不退出国际联盟，这是十分遗憾的，此举不可取。在此坦率地陈述鄙见，实在是为国家的前途着想。[1]

为了增加自己在日内瓦的“筹码”，松冈收买驻外新闻记者，频繁向国内发回报道，继续宣扬强硬的外交立场，试图通过国内舆论强硬化给国际联盟施加压力，而不是静待大国的让步。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也召开大会并致电松冈，激励他“排除一切妥协，坚决贯彻初衷”。

1933年1月，日本关东军突然占领山海关，2月又侵略热河。这时正是国际联盟大会审议《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前夕，消息传到日内瓦，与会代表都对日本挑衅性的做法感到震惊。

三、“国民英雄”

就在关东军控制热河的第二天，日内瓦国际联盟大会开始审议《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对日本来说，这是关键的一天。

在半个月之前，右翼势力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召开“对国际联盟的紧急国民大会”，并由东京中央广播电台转播实况。此次大会通过了“帝国应立即退出国际联盟”的决议，并将其传达给首相和外务大臣。一个名为“国民奋起大会”的大集会也通过如下决议——“谨向天地神明宣誓：为了世界和平，宣扬全体国民强烈的意愿，坚持帝国国是，促成满洲国建国大业，切望立即退出国际联盟。”

1933年2月24日上午10时半，国际联盟主席伊曼斯（比利时人）宣布国际联盟大会召开，按原文审议《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对日本所有修正要求不予采纳。随后，中华民国代表颜惠庆发表演说，感谢国际联盟一视同仁，对强国也予以处罚，高声宣布胜利。之后，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并没有感情用事地进行反驳，而是镇定自若地阐述本国立场。最后，各国代表发表礼节性演说，讨论之后进入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是42∶1，只有日本反对。国际联盟主席称，虽然表决结果不具备仲裁判决的国际法约束力，但他要求日本和中华民国在政治上尊重这一决议。松冈登上主席台发表声明称，日本方面不能接受会议通过的决议，大喊“日本政府与国际联盟的合作已到极限”，然后率领日本代表团离开会场。他们的身后一片寂静。

本来，即使日本不听从国际联盟的劝告，国际联盟也没有办法对日本进行制裁，可是日本连这个表决结果都不能接受。不久，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做出了退出国际联盟的决定，3月27日，日本将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通知国际联盟秘书长，并颁布退出国际联盟的天皇诏书。随后，日本政府着手有计划地废除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华盛顿会议上所签署的一系列国际协定。

在得知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决定后，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在日记中写道——

内阁决定退出国际联盟以前，日本已采取各种手段烧毁它与外部世界相通的这座最重要的桥梁。现在走这一步，意味着它国内的稳健派已根本失败，军部已取得压倒一切的优势。自中日争端开始以来，国际联盟的每个重要行动，日本不是阻之于前，就是以既成事实毁之于后，这都是为了明白显示日本要撇开西方而独行其是，蔑视西方对它的事务和它自视为生死攸关的利益的干涉。不能指望它会屈服于西方的道义压力或别的压力。军阀和在军阀煽动下的国民，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宁战不屈。现在，来自世界各国的道义谴责，在日本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谴责非但不足以改变日本人的决心，而且只会加强他们的决心。只要日本政府露出一点与国际联盟敷衍或妥协的倾向，国内即使不爆发革命，也几乎一定会发生更多的暗杀事件。[2]

对于退出国际联盟，虽然并非松冈洋右一人所决定的，但是他的个性所起作用是不可小觑的。有人说：“先前是谁使报纸采取了没有必要的论调，莫如说是有害而又僵化的论调，进而败坏国家的声誉？此人就是在日内瓦的松冈全权代表。”宇垣大将在他的《一如庵随想录》里说：“当局认为尚有设法的余地，才花费许多钱财派遣多人去日内瓦。结果，毫无收获，既未争取到一个朋友，又未能推迟做出决定，更未能使李顿报告的调子有所缓和。归根结底，白白过了半年，却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我早已说过，松冈向本国大为广播，如以其中三分之一的热情影响他国，即可大功告成。万望不要只是停留在对内进行自家对自家的广告上。现今想来，我的讥讽却不幸而言中，甚为遗憾。”

至于松冈洋右本人也自知失败。日本失去与自由主义国家合作的机会，从此成为国际社会的“孤儿”。他离开日内瓦后没有直接回国，而是去了美国，想在那里等到风平浪静后再回国。他在波特兰为“美国母亲”立了一个墓碑，还种下一棵树，然后才启程回国。他已准备好接受国民的谴责。

可是当松冈乘坐的轮船抵达横滨码头时，数以千计的日本市民挥舞着手中的小旗拥上码头迎接他，新闻飞机在他的头顶盘旋。面对喧嚣的民众，松冈洋右做了一番道歉声明：“没能让（世界各国）理解日本的立场，我是个失败者，对不起国民。”可是，进行实况新闻报道的东京中央广播公司称他是“国民英雄”。《东京日日新闻》发表《欢迎松冈全权代表》的长篇文章，赞扬他为“凯旋将军”。其他各大报也说松冈“昂首挺胸退场”，并把他的行动称为日本“自主外交的里程碑”。

这一切都表明，松冈一意孤行的做法得到了本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在回国当晚日本民众为他举办的欢迎宴会上，松冈洋右忍不住说：“大家明明知道这是危急关头，却这样欢迎我，是不是大家脑子都有问题了！”

确实，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本来，经过明治维新和大正民主运动，日本已经是亚洲唯一的强国。它能够成为国际联盟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就说明已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可是，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日本国民却没有获得自信，反而认为其他国家与日本为敌。他们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的问题，反而满怀怨恨地认为，英美等西方国家不能容忍日本的崛起，有意压制日本在国际上应有的发展空间。

在偷袭珍珠港前，日本又从“受骗者”变为“世界维新”的先行者。1941年，文部省向全国各级学校颁发的军国主义教育大纲《臣民之道》里说：“我国的决心和武威使得它们（主要指国际联盟——笔者注）无法做出任何制裁的决定，我国一旦脱离之，国际联盟的真面目就会暴露于世，德国同年秋天也追随我们脱离了，其后，意大利趁埃塞俄比亚问题，抓住时机发出了脱离的通告，国际联盟完全成了徒有虚名的组织。因此，我国自昭和六年以来，始终走在世界维新的最前列。”

四、罪恶的结局

1940年7月，近卫文麿内阁邀松冈洋右担任外务大臣。松冈清洗了外务省中的亲美英派，寻求与德意结盟。两个月后，德意日三国同盟签字，形成了“轴心国”。他还竭力提倡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把日本的外交政策与日本法西斯的对外扩张政策紧密地结合起来。虽然他只担任了一年外务大臣，但却“成功”地将日本绑上了战车。

松冈洋右是一个死不改悔的战争狂。直到1945年8月初，他本来因肺结核已卧病不起多年，竟以有病之身，四处活动，到处鼓吹“绝不能向美国示弱”。他对准备向盟军投降的铃木贯太郎内阁进行激烈的攻击，并强调说：“挽救我国的唯一道路，就是下定决心把战争继续下去，进行本土决战，以便置之死地而后生。”

美军占领日本后，松冈洋右被定为甲级战犯。但是他仍拒不认罪，坚持顽固到底的立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时，他还用英语说自己是“无罪”的。受审期间，松冈病死，结束了罪恶的一生，逃过国际军事法庭对他的最后审判。

日本的舆论界把松冈洋右与东条英机并称为战争的两大元凶。确实，在推动日本走向战争的过程中，松冈洋右影响极大。毋庸讳言，战前日本民众中弥漫着盲目的民族主义和疯狂的排外主义。可是，问题不在于民众的“盲目”和“疯狂”，而在于政治家是否尽到自己的责任。1940年松冈曾对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说，在历史发生激变的世界里，难以制御的盲目力量往往起很大的作用。格鲁承认盲目性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过他说：“外交和政治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把这种力量导入健全的渠道。”

松冈不但没有引导，反而顺从和利用民众的激进情绪，利用和煽动这种盲目性，从而把事态一步步推向危机。日本先是退出国际联盟，后与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结盟。这些错误选择不仅把日本推向灾难的深渊，而且也给世界带来灾难。

可是，为什么这样的人却一度获得国民的认可，甚至被称为“国民英雄”？这是永远值得后人思考的问题。

[1] 引自［日］加藤阳子著《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

[2] 引自［美］约瑟夫·C.格鲁著《使日十年》。

泷川事件：大学和国家权力的较量

“泷川事件”是大学和国家权力的一次最大较量，也是知识分子最后有组织的抵抗。之后，法西斯势力便着力于对学术自由进行破坏，全日本的大学都被卷入了“肃学风潮”，自由主义教授被驱逐出校园，学术自由和独立传统消失，大学自治的堤坝被冲毁。在法西斯的统治下，没有自由的空间。

1933年5月9日，文部大臣鸠山一郎亲自约见京都大学校长小西重直，传达内阁决定：处分该校法学教授泷川幸辰。这则消息在京都大学引起了强烈反响，随即引发了日本教育史上著名的“泷川事件”。

在日本迅速滑向法西斯主义的关键时刻，“泷川事件”是知识分子的最后抗争，也是大学和国家权力的较量。虽然这场较量以大学失败而告终，但是它所涉及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知识分子使命等诸多重要问题，至今仍然发人深省。

一、导火索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日本经济陷入困境。大正时代的民主风气日渐式微，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思潮迅速泛滥。国家主义主张国家权力高于一切，无所不在，积极对外扩张；民族主义则高举“国粹”和“日本精神”的旗帜，把日本的一切都无限美好化。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就形成了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侵蚀腐蛀着新兴大国日本。

法西斯主义必然吸引道德败坏的小人，蓑田胸喜就是其中之一。他虽然是一位大学教授，但却不专心学术研究，而是善于捕捉别人文章里的“问题”，把学术问题拼命往政治上靠，再找机会抛出自己的“文章”“著作”。他创办杂志《日本原理》，专门攻击民主自由或是带有左派理想色彩的学者，动辄攻击别人是“赤化”“不敬罪”“学匪”“逆贼”等。他很早就把矛头对准了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

泷川幸辰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学习刑法。后来留学欧洲，师从德国著名教授，归来后就任京都大学法学部刑法学教授。他秉持自由主义立场，对日本传统观念进行批判。例如，其著作《刑法讲义》《刑法读本》对于“通奸罪”只适用于妻子一方的法律提出批判。在今天看来，这是非常正确的观点，然而在那个鼓吹“日本传统”“日本特色”的时代，这种观点与传统格格不入，备受批评。右翼分子更是对泷川进行政治陷害。

1932年10月28日，泷川教授在中央大学做了题为“从《复活》看托尔斯泰的刑法观”的演讲。他受托尔斯泰人道主义思想影响，提出社会对犯人实行报复之前，应该充分研究犯罪原因，同情和理解胜于报复。司法当局认为该演讲内容侮辱法官、鼓吹无政府主义，向文部省做了通报。文部省则向京都大学施压。文部大臣对小西校长说，泷川教授所著的《刑法读本》有问题。

与此同时，蓑田胸喜不断向政界重要人物发送攻击“赤化教授”的小册子，同时唆使几个右翼议员在国会上发难，指责由于大学教授的“赤化”导致司法官员“赤化”，点名攻击泷川幸辰教授就是“赤化教授”。“赤化教授”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名。因为日本政府向来忌惮共产主义，对思想的管制比以前更为严苛。

1933年春天，一些政客鼓噪驱逐大学里的“赤化教授”。议会点名指责4名教授的思想存在问题，其中就有京都大学的泷川。议会闭会之后，政府立即决定对泷川教授做出处分。先是内务省发布禁止发行泷川著作《刑法读本》和《刑法讲义》的命令。紧接着，文部省正式要求京都大学对泷川做出免职或停职处分。

作为政府出资的官办大学，京都大学本来应该遵从政府的决定。没想到的是，法学部教授会通过校长向文部省提出抗议。他们声称，“这不是针对泷川个人的问题，而是在威胁履行大学使命时必须保障的研究的自由”。

20年前，京都大学发生“泽柳事件”[1]，大学迫使文部省认可“教授会执掌教授人事”的大学传统。从此学部教授会成为国立大学中的主要决策机构，大学自治跨进一大步。泽柳事件也给了20年后京都大学教授们勇气，他们决心维护大学自治权。一场较量由此展开。

二、捍卫完全的学术自由

文部省公布的处分理由说，教授虽然拥有研究自由，但并不拥有讲授自由和发表自由。法学部教授在报纸公开批驳这种观点，而且表示，如文部省强行处分泷川教授，将全体辞职。

此事让校长小西重直陷入困境。这位上任不久的校长深知，自己虽然是由教授们选举出来的，但是作为官办大学校长，决定自己命运的还是政府。与政府对抗，不会有“好果子吃”。然而，他还是毅然地正式通告文部省，拒绝对泷川教授做出处分。法学部全体教授签署辞呈，表示“只要目的不能达成，无论如何都绝不接受挽留”。文部省的态度也很强硬，针锋相对地说：“如果教授递交了辞呈，任何时候都允许他们辞职。就算导致学校关闭也在所不惜。”

随着事态扩大，日本政府开始介入。它以泷川学说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违背《大学令》规定的大学教授所应承担的“国家思想涵养”义务为由，向文官高等身份委员会提出咨询。在接到同意的咨询结论之后，1933年5月26日，文部省发布“文官分限令”，给予泷川停职处分。

就在同一天，《报知新闻》发表社论说：“进步就意味着一定会有不同的学说对立。中世纪的欧洲历史就已经说明了对学问的迫害最后都会以失败告终。我们对于这次事件感到遗憾……首相手下的人都主张顽固镇压自由主义思想的研究，让人感到非常时期的内阁对付利益集团时很软弱，而只对抵抗力小的思想界态度强硬。”

东京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也发表评论说：“关于学问上的意见要断定其是否是反国家的，判断的人必须在学问上有相当程度的涵养。在学问上少有见识的人只看了他人论著的片段就断定其对国家是否存在危险，这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做法。这样就有可能把国家引向错误的道路。”

到底是应该妥协让步，还是继续与掌握暴力武器的政府继续对抗下去？政府的决定把京都大学的教授们逼到了墙角。京都大学法学部全体教师向校长递交辞呈。法学部部长还率全体教职员在学校大讲堂发表退职演讲，呼吁“捍卫完全的学术自由”——

政府对于泷川教授的停职处分是完全不公正的，我们无奈之下只好选择一同辞职。泷川教授的学说里没有任何破坏国家思想的内容。从大正三年的泽柳事件以来，京都大学教授的进退都要经过校长的同意才行，这是长期固定下来的规矩。但是政府的措施却单方面破坏了这个为了确保研究自由的原则，阻碍了大学行使大学的使命。[2]

1 600余名学生涌入大讲堂，讲演途中啜泣声此起彼伏。泷川教授后来回忆说：“当我想到这之后就要和同学们离别了，那一瞬间，我的眼泪不禁一下子涌出眼眶。”

三、抗争的，妥协的，沉默的

和20年前比起来，这种集体辞职的行动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在国际上遭到谴责和孤立，国内法西斯势力越来越膨胀。法西斯最害怕的是民众觉悟，因此知识分子成为它们的敌视对象。就在泷川事件爆发前夕，著名作家小林多喜二被警察严刑拷打致死。

在法西斯主义步入疯狂、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的肃杀时代，京都大学的这些学者敢于公开站出来与权力对抗，可谓大勇。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教授都有这样的勇气。事实上，京都大学有多个学部，其他学部的教授会没有一个发表支持法学部的声明。当时，无论是媒体还是政党都开始追随法西斯势力，各界于一片颂扬声中随波逐流。时势如此，多数教员对此持观望态度，也并非是难以理解的事。校园里压倒性的声音是希望事态能以稳健的方式终结。

“不能为了一个泷川，就毁灭了大学。”著名的哲学教授、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话，代表了许多教授的心声。西田几多郎是“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威望很高，虽然他并不认同法西斯主义，但是也不愿意公开对抗。就像两年后他在给学生的信中所说的：“现在是法西斯主义的时代。真正站在自身之外深刻地长远地思考我国的将来的人，与其徒然从一开始就性急地、洁癖地与其冲突、战斗，我认为不如设法忍受而努力使之逐渐恢复中正。”

问题是，这种容忍退让只能增强法西斯主义的气焰。到后来，退让者也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攻击对象。蓑田胸喜大肆攻击京都学派，京都学派的几个成员惨死狱中。假如没有首相近卫文麿等的保护，西田几多郎恐怕也难有好结果。饶是如此，从1944年起，这位德高望重的哲学家还是因为“过于西化”的言论受到教育部思想审查机关的监视。他的文章也被军部当作工具利用，尊严尽失。

与选择妥协的教授们不同，血气方刚的大学生积极地行动起来，反对处分泷川教授。为了支持教授会，法学部的学生全体提出退学申请，其他学部的学生也与法学部站在同一战线。全体学生大会做出如下决议：（1）支持法学部教授，誓死捍卫自治和自由；（2）声讨文部行政当局；（3）强烈期待所有学部以及全国的教授团结一致，坚决反对妥协；（4）泷川教授不获复职，抗议斗争绝不停止。大学当局没有压制学生，而是允许学生自由使用教室，开展活动。

京都大学的抗议活动也波及其他大学。东京大学、东北大学的学生都成立自治组织，声援京都大学。学生运动又催生了大学之间的联合，16所大学代表在东京组织了“维护大学自由联盟”。于是，“泷川事件”的影响走出校园，开始波及社会。许多媒体也卷入其中，有的支援京都大学，有的对京都大学提出批判。受此事件的刺激，作家、评论家、演员、出版商等400多人成立了“学艺自由同盟”。

在1913年的“泽柳事件”中，东京大学法学部曾与京都大学站在同一战线，共同与文部省进行抗争。可是20年后，东京大学的绝大部分教授却始终保持沉默。其实，在议会上被指责存在问题的4名教授，除了京都大学的泷川，其余3位都在东京大学任教。据说，文部大臣允诺，只要东京大学教授不参与抗议运动，就不对那3名东京大学教授做出如同对泷川那样的处分。因此，尽管也有年轻的教授提出应该以法学部的名义发表意见，却受到老教授们的阻止。

四、自由主义殿堂的陷落

如何应对“泷川事件”，是对校长的最大考验。

作为政府公职人员，小西校长根据内阁要求发布泷川停职处分的命令。随后，这位仅仅在任3个月的校长向文部大臣提交辞任书。文部大臣极力挽留，京都大学的教授们也希望校长继续留任。于是，小西校长发表声明，愿意继续留任直至问题解决。随后，他奔赴东京，开展交涉活动。300名学生在京都火车站为校长送行。

在东京的交涉并不顺利。小西校长提议，为了控制事态的发展，文部大臣应做出如下表述：“对于此次事件，文部大臣认为法学部教授所表达之主张妥当，将来在采取措施之时会尊重其主张之精神，准予在《大学令》的范围之内确立研究和教学之自由以及人事进退方面的大学自治。”这意味着让文部大臣承认错误，重新准许大学自治的原则，并考虑泷川将来复职等事项。

针对该项提议，文部省的态度是，“对于此次事件，本省将始终坚持不再对泷川问题另行做出处理的原则。因此，对其希望不予受理”。也就是说，文部省认为泷川问题已经解决，接下来只要发布一份抽象的文件作为善后措施即可。

显然，京都大学和文部省的立场在根本上是对立的。虽然多次会谈，但双方都没有妥协，文部省甚至放出了将不惜关闭京都大学法学部的风声。后来，在其他人士的协调下，文部大臣同意在大学自治问题上做出让步，答应“在法令及历来的处理惯例的范围之内予以承认”。

文部大臣的妥协得到了京都大学许多教授的支持，但是法学部教授会认为该方案无视法学部的主张，追认对泷川教授的处分，因此依然坚持辞职请求。京大毕业的贵族院议员、大审院法官等人试图促成法学部代表进京与文部大臣会见，也遭到法学部方面的拒绝，双方的对立依然如故。全校学生大会也表达了对法学部的支持态度。无奈之下，小西校长决意辞职。

新任校长松井元兴赶赴东京，将法学部教授的辞呈提交文部大臣。文部大臣仅仅受理了其中5位强硬派教授的辞呈，对其余的则做出驳回决定。文部省还明文表示，“此次文部当局对泷川教授所做出之处分为非常特殊状态中所采取之措施，对于教授进退之处理，文部当局仍循多年先例，在校长的情况呈报书基础上做出。”

文部大臣看似在妥协，其实不然。按照帝国大学官制的规定，文部大臣在决定帝国大学教授的人事升迁时，首先必须由教授所在大学的校长提出书面申请。新任校长只是代为转交辞呈，文部大臣却据此决定教授去留，这本身就侵犯了大学校长在教授人事权上的书面申请权，侵害了大学的独立性。

亲政府的松井校长回到京都，开始对其余教授展开挽留工作。许多教授认为，对泷川教授所做出的处分仅限于此次事件，将来不会再出现，抗争目的已经达成。教授阵营的团结瓦解了，7名教授离开京都大学，还有13名副教授以下教师坚持辞职。这样，法学部33名教师中有2/3的教师离开了京都大学。与此同时，警察机关拘捕学生运动积极分子，“维护大学自由联盟”被迫解散。

夏天过后，学生复课，校园又恢复了往日的景象。至此，“泷川事件”结束。

许多教授认为，抗议达到了维护大学自治的目的。他们太天真了。达到目的的并非是京都大学，而是文部省。“泷川事件”宣告了自由主义殿堂——京都大学的陷落。文部大臣在议会发言时说，“即使没有校长的情况呈报书，最终也可以撤换违反《大学令》的教授”，“讲义的内容是否违反了《大学令》，对此可以由作为监督机关的文部省来进行认定”。文部省可以认定大学教授是否违反《大学令》，也可以随意撤换教授，大学自治还有可能吗？

“泷川事件”是大学和国家权力的一次最大较量，也是知识分子最后有组织的抵抗。之后，法西斯势力便着力对学术自由进行破坏，全日本的大学都被卷入“肃学风潮”，自由主义教授被驱逐出校园，学术自由和独立传统消失，大学自治的堤坝被冲毁。在法西斯的统治下，没有自由的空间。大学校园里的自由越来越少，教授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直至二战时丧失所有的学术自由和人格尊严。

五、历史没有辜负正义

日本战败之后，盟军司令部发布备忘录，指示优先恢复战争时期被驱逐的自由主义和反军国主义教授的职位。文部大臣向京都大学校长交付备忘录，承认对泷川教授做出的处分是错误的，重新确认大学中的研究自由和教授人事自治。

1946年2月16日，泷川幸辰恢复京都大学教授教职，并就任法学部部长。而在一个多月前，当年“泷川事件”背后的黑手蓑田胸喜上吊而亡，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虽然正义迟到了，但最终还是到来了。

“泷川事件”中明知胜利无望却依然勇于挑战的教授和学生的操守和勇气，至今仍然影响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在京都大学制作的、每年更新的学校介绍中，都载有对“泷川事件”的介绍。因为泷川教授的代表著作名为《刑法读本》，现在一些大学教授仍然把自己的著作也命名为《读本》，以此铭记历史，向先贤致意。

[1] 参见本书中的《泽柳事件：教授向大学校长说“不”》一文。

[2] 引自［日］前坂俊一著《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

转向：在权力面前弯曲的脊梁

“转向”不但招致日本共产党几近毁灭的结果，也严重削弱了对政府权力、军部势力的批判力量，使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更加有恃无恐。在没有任何有组织性的抵抗的情况下，1941年12月日本步入太平洋战争。

20世纪30年代，“转向”突然成为日语里的流行词，一度被纳入日常用语。这源于日本思想犯罪史上一大划时代事件，此后无数知识分子纷纷“转向”，向国家权力臣服。其影响深远，至今仍然是日本知识分子心头的伤疤。

一、突然的“转向”

1933年6月8日，日本共产党领袖佐野学、锅山贞亲在监狱里发表一则声明，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兴起，佐野学和锅山贞亲都是日本共产党创始人。1927年佐野学被选为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长，锅山贞亲是8名中央委员之一。1928年3月15日，日本政府在全国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 600人（全年共逮捕3 400余人），造成大规模白色恐怖。这就是著名的“三一五事件”。佐野和锅山幸免被捕，但是翌年两人在上海遭检举之后被遣送回日本，判处无期徒刑，一直被关押在东京的市谷监狱。他们不服判决上诉，是狱内公开审判斗争的领袖，受到许多共产党员的崇拜。

在名为《共同与被告同志书》的声明里，两位革命家指责日本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操纵下已经蜕化变质，不再是“以我们工人阶级的解放为目标”，而是成为“日本的苏联防卫队或其舆论机关”。他们承认原来坚持的废除君主制的口号不符合民族感情，“日本的皇室连绵的历史性存续，是日本民族过去独立不羁的顺利发展的表现，这在世界上也少见。觉得皇室是民族统一的中心这种社会感情存在于勤劳大众的心底。我们有必要不折不扣地把握这一事实”。

他们还一反共产党反对侵略战争的立场，为日本的侵略找到了新的理由，“民族同权的具体表现不是形式上的国家的分离。在经济、文化、历史上接近的诸民族的勤劳大众结合为一个大的国家，人民在阶级上的融合从而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建设，这是更加现实的世界史的方向”。

《共同与被告同志书》标志着佐野学与锅山贞亲的思想彻底转向，因此被称为“转向声明”。这两位日本共产党领袖撤回之前的所有主张，改口说要从苏联的桎梏中解放自己，对天皇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价值表示尊敬。他们主张脱离共产国际，建议实行以日本为核心的“一国社会主义”。他们反对反君主斗争，希望通过与天皇制的结合，最终达成日本民族的优越性。

在日本民众眼里，日本共产党就是主张暴力革命、推翻天皇制的地下秘密组织。现在它的领袖人物却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向，怎能不让人们感到惊讶？《时事新报》的报道就记载了当时社会的反应——

最近有消息称，在第一次大搜捕中被捕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巨魁佐野学和锅山贞亲两人在狱中突然完成了思想上的方向转换，令有关方面惊讶不已。佐野和锅山是第一次共产党事件中的实力派人物，居于领导地位，在去年的一审判决中，被判处无期徒刑。二人不服判决上诉，就在今秋即将举行上诉审判之时，不知何故，突然转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给共产党运动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

即使是法院、检察院、司法省当局，也对这两个人的转向将信将疑。当时的媒体报道：“司法省认为，口头上发表转向声明之类，是共产党惯用伎俩，不外乎借转向之名，求减刑之实，以便出狱后重操旧业，再次参加运动。于是司法省指示监狱当局，令二人写出手记，指出共产党原理的谬误之处……”

经过严格的审查核实，最终当局认可了佐野和锅山的转向声明。检察官表示：“被告等已恢复了日本人的意识，这是转向的最重要之点。”上诉法院将两人的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法院的减刑依据是，“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但判决后被告认识到日本民族之优秀性，誓言重新成为国民之一员，重新做人。法院对此表示相信，于是在量刑上予以从轻处罚”。审判长最后还提醒被告，“服刑期间还有一个优待措施，可以酌情假释出狱”。

二、“转向”的背后

在佐野学、锅山贞亲两人发表“转向声明”后，第三国际的机关报将他们斥责为“伺候日本帝国主义的叛徒”，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在《赤旗》上发表声明，开除两人党籍。开除的理由是，他们“屈服于天皇制权力的恐怖威胁，无视党规、基于敌对阶级的指令，开始协助天皇制官宪从事破坏党的挑衅行为”，指责他们在声明中“否定共产主义的一切原则，公然要求日本共产党从共产国际中分离与解体，支持天皇制政府的帝国主义战争政策，不仅声明对天皇制权力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且已经积极开始并继续进行党的破坏行为”。

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阻止或削弱“转向声明”引起的后果。“转向声明”不但引起日本共产党内部的混乱，也对左翼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在狱中服刑的“思想犯”，短时间内就出现了思想转向的“雪崩现象”。

在声明发表后约一个月之内，1 370名未判决的思想犯中有415名（30%）、393名已判决的思想犯中有133名（34%）要求转向。据统计，截至1936年5月31日，因违犯《治安维持法》而受刑的438名思想犯中，“非转向者”只占26%，其余均已“转向”。难怪内务省警保局在一份内部材料里说，“佐野和锅山的声明，在满洲事变后以日本精神为基调的国情之下发表，而且是在日本共产党的所谓变质堕落达到顶点之际，因为在组织上理论上构成了其转向的主张，其影响力之大是当然的”。

除思想犯之外，左翼文坛人士也纷纷“转向”。1933年9月，《东京朝日新闻》报道说：“日本无产阶级艺术家团体正在刮起一阵巨大的转向旋风……日本无产艺术家们畏缩了，往年的无产艺术黄金时代亦化作泡影。目前，其作品销售不畅，生活自然变得艰辛，这也是加速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作家集体转向甚至产生了一种日本文学史上独特的文学体裁——“转向文学”。

其实，这种大规模的集体性思想“转向”的背后，是政府一直在对“危险思想”进行镇压和诱导。“转向”最早是在学生中流行的一个词语，后来被“特高”所采用。“特高”依据《治安维持法》，一直将激进派人士作为严控对象，试图改变他们的观念，让他们“转向”。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逮捕拷问，“转向”还诉诸心理影响。

一位“特高”系统中的核心官僚所撰写的手册中，就有关于如何有技巧地协助“转向”的详尽内容。例如，警察局长应该从拘留所将被捕者叫到局长室，让他们坐在局长的椅子上，然后自掏腰包叫来外送的“亲子丼”。所谓“亲子丼”，就是鸡蛋包裹鸡肉的米饭，这样可以让人联想到亲子的关系。吃饭的时候，尽可能不要谈论政治思想之类的事，只说些“你的母亲很担心你”之类的话。而且不能多谈父亲，否则反而会造成被捕者对权威的反抗意识。置身在这种技巧下受到诱导的青年，很容易动摇自己所信奉的政治理想，觉得作为他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已然崩溃，于是就朝着“特高”所定义的另一条路径“转向”了。

“转向”的另一个条件，是民众对九一八事变的热烈颂扬。例如，大审院（最高司法裁判所）检察官的文章指出，佐野、锅山两人思想转向的基本原因是“满洲事变以来我国内外的情势”，这种形势“使两人痛感有必要从民族的立场批判党的立场”，“触发了其日本人意识，使其日本民族的独自性与优秀性得以觉醒”。

至于那些被革命吸引的热血青年，本来认为将全身心奉献给“人民”是光荣的事业，为坚持理想不惜牺牲性命。然而他们发现，“人民”却支持与他们本身信仰相悖的目标。当他们反对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时，却发现“人民”在热烈地支持战争。此时，他们有一种孤立于人民、周遭亲友和家人的感觉，有一种自己被逐出正式的历史记述的恐惧，这种孤立感和恐惧感也促使他们转向。

1942年警方的一份统计显示，“转向者”所自述的转向动机中，出于信仰的占2.21%，发现理论矛盾的占11.68%，因为被拘禁而后悔的占14.41%，因家庭因素的占26.92%，因国民自觉的占31.90%。由此可见，由于信仰的原因而“转向”的只占极少部分，以国民的自觉与家庭关系为理由“转向”的很多。这无疑主要来自军国主义的教育及强权压制两方面的积极配合。

所以，日本学者古在由重说，“在战争的高压与天皇制的暴力下，所谓转向莫如说是‘力’的结果。被创作出来的所谓转向理论，即向权力屈服的合理化，无论说得多么巧妙的逻辑，实际上都不是理论思考自发的产物。这里起作用的，本质上不是‘逻辑之力’，毋宁说是‘力的逻辑’”。

借助佐野学等在狱中“转向”的机会，日本政府开始对日本共产党进行残酷镇压。日本共产党组织四分五裂，几乎陷于毁灭。

三、“转向”哪里？

日本思想家鹤见俊辅说：“‘转向’这个词是司法当局首先使用的，这意味着将个人思想倾向改变到当局认为是正确的方向。”所谓“正确的方向”，无非是向权力屈服、向国家臣服，无条件地支持和拥护国家的一切决定，特别是支持军国主义，拥护国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思想“转向者”也有自己的一套说辞。锅山贞亲在战后写的《我抛弃了共产党》里回忆说，当年“转向”的一大原因就是战争。“尽管我们反对，但战争还是一个劲地扩大，靠个人或党派的力量已经无法阻止。如果坚持至今采取的立场，我们就应该树起‘本国战败主义’的旗帜，但对现在进行的战争，无论如何不能说应该让本国失败……不能说因为放弃战败主义，就是支持现在正在进行的战争，这明显是一场侵略战争。有既否定战败主义而又反对侵略战争的道路吗？有，那就是解放。不外是使侵略战争转化为亚洲各民族的独立解放之战。这确实是并没有一分把握的依据，但我总觉得比高唱心中并没有的战败主义，更合乎我的心意。”“我们二人以此声明告别了自己的前半生。此后不久我们的确经过了魔界遍历似的思想懊恼的过程，但终究回归到了母亲民族的怀抱。”

把“侵略战争”说成“为亚洲各民族的独立解放之战”，把思想变节称为“回归到了母亲民族的怀抱”，这种说辞实在是自欺欺人的诡辩。让人警醒的是，这些人对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也没有任何防波堤。悲哀的是，一些左翼青年竟然相信这种诡辩。在二战中，一些参军的前共产党员就积极参加“神风特攻队”，怀抱“为亚洲各民族的独立解放之战”的幻想走向死亡，成为军国主义的炮灰。

日本共产党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甚至有评论说“日本共产党，对知识分子而言占有与天皇一样的象征位置”。昭和时代之后，除了日本共产党之外，没有别的思想团体敢于从正面不断挑战日本的国家权力。一旦这个批判政府最用力的政党放弃自己的立场，弯曲自己的脊梁，其他知识分子很快就纷纷跟进，宣示自己对国家政策的效忠。

20世纪3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和左翼知识分子都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或者沉默，或者顺从。还有人喊出“举国一致”的口号，也就是全国上下必须团结一心，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在这种气氛下，少数不愿意配合的人就会遭到围攻。

“转向”不但招致日本共产党几近毁灭的结果，也严重削弱了对政府权力、军部势力的批判力量，使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更加有恃无恐。在没有任何有组织性的抵抗情况下，1941年12月日本步入太平洋战争。纵使如此，“转向者”仍然无条件地支持国家的行为。那些“转向”作家就积极参与所谓“笔杆子报国团”“文士部队”，写文章歌颂侵略战争。

讽刺的是，“转向者”从来没有得到政府的信任。随着日本走向战时体制，更加强化对国民思想的控制。1936年，司法大臣向议会提交《思想犯保护观察法》，提出“对于非转向者，促其转向”，“对于转向者，确保其转向”，规定为了防止思想犯“再次犯罪之危险”，可以限制其居住、交友或通信等自由。例如佐野学，在监狱中度过十年后被释放，出狱后仍然处于“特高”与宪兵的严密监视下。

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夕，日本政府又开始实施“预防拘禁制度”，强化针对国内思想领域的控制。政府可以根据转向情况对“有思想犯前科之人”进行分类，分别是非转向、准转向、转向三类。规定被预防拘禁者将不局限于“所谓非转向者”，“对于那些准备从事政治及社会运动者，或对于国家之要求采取冷淡态度者，推测其行动，严格审查其思想状态”。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W.道尔在其名作《拥抱战败》中指出，与在德国坚持原则、反抗纳粹主义的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相比，日本同时期并没有对应者，“在1945年8月15日之前，日本知识分子的作为鲜有值得称道之处”。

战后，日本知识界弥漫着对过去的悔恨。对于未能抵制压力和诱惑、未能反抗可怕的国家权力，知识分子感到良心自责。他们认为，“转向”是日本思想斗争史上的阴暗面，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广泛的败北与屈辱的历史。用思想家丸山真男的话说，“它留下了一种良心上的伤痛”。

豪斯上校的忠告：日本不要重蹈德国覆辙

如果日本一心想要投入战争，那么近代日本的辉煌成就就会毁于一旦。反之，如果日本现在能好自为之，维持和平，冷静地专心致力于国家的繁荣，日本的前途就不可限量。殷鉴不远，德意志帝国便是一个例子。

东京皇居北侧，是北之丸公园。园内绿草如茵，树木丰茂，鸟儿在草树间快乐穿梭。池塘清亮，肥大的鲤鱼自由游弋。据说这里原来是日本皇室的御用园林，不过很早就已经对社会免费开放。我沿着一条林中小路漫步，不知不觉走进林中的一小片草地。草地中间是一个塑像，他身材壮硕，西服革履，手扶拐杖，椭圆形的眼镜后面，目光坚毅，表情严肃而倔强。这是一个富有欧美绅士风度的日本人。

我立刻认出来了：他就是吉田茂，日本战后首任，也是日本最成功的首相。当时我正在阅读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和自传《十年回忆》，还有日本作家猪木正道的《吉田茂传》，因此对于这位蜚声20世纪世界政坛的政治家极为熟悉，也深为他的魅力所吸引。战后的日本处于混乱之中，这位经验老道的政治家抵挡外界压力，竭诚与驻日美军当局合作，终于带领日本走出困境。

落日渐隐，暮色苍茫，我徘徊在吉田茂雕像前，久久不愿离去。在长达89年的人生中，他历经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见证了日本从大国崛起到走向战争深渊，又从战争废墟中艰难地重新站起来的历史。后人看来，这似乎是一条不可避免的历史路径，其实仔细看去，这个国家有几个重要的历史岔路口，如果当时听取包括吉田茂在内少数清醒者的建议，另做选择，日本不一定会走向毁灭性的战争。1935年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

1933年，日本政府不满李顿调查团对“满洲事件”的报告，退出国际联盟。此事影响极大，关心国事的人们都在思考今后日本如何与世界相处。1934年10月1日，陆军省新闻班发表了一个小册子《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的提倡》，反映了日本军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这个小册子中提出，对日本来说，“满洲事件”和退出国际联盟是一个转折点，“是赐予皇国的一个共荣考验的非常时期”，“值此之机，不可没有制定国家百年大计之决心和勇气”。那么，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百年大计”呢？在军方看来，“现今之非常时局并非靠协调外交所能解除”，国防才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活力，主张建立“总体战”的国防观。它大肆鼓吹战争，“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战争是一种刺激，它对个人是考验，对国家是‘生存竞争’，是各个生命的生存发展、创造文化的动机”。

是沿着军方鼓吹的孤立化道路一直走下去，还是恢复协调外交路线？这是当时日本面临的一大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外务省任命吉田茂为首任外务巡回大使，历访日本驻欧美各国的使馆，了解各国的实情，为制定外交政策提供参考。

当时吉田茂56岁，已经是一个老练的职业外交官。吉田茂受过明治时期文明开化的熏陶，曾常驻英国、意大利、瑞典、美国等欧美各国，成为那个时代寥寥无几的有国际视野的日本人之一。他极力提倡国际主义，因为他很清楚，如果没有国际协调，日本就不可能在国际社会生存下去。与全世界为敌的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他经常说，“不管怎样，我讨厌极左，也讨厌极右”，“政治最终是要走中道的。常言道，不采取王道政治不行，搞霸道政治也不行”。

就在陆军省的小册子发表后的第9天，吉田茂收到了“派往欧美各国视察”的任命书。他本来想从东京站出发，但是消息传出后，右翼骚动起来。当时海军裁军会议正在伦敦召开，右翼分子认为，亲英美派的吉田大使可能要去伦敦给日本海军代表施压。如果按照原计划出发，很可能遇到麻烦，因此吉田茂一行被迫伪装先到横滨，然后再乘船出发。

饶是如此，消息还是走漏了，一伙右翼分子蜂拥而至，高喊“斩奸状”。为了防备暗杀者的子弹，吉田茂提醒随行人员说：“有生命危险，快把香烟盒放在当胸的口袋里。”在警察的保护下，吉田茂一行才得以平安地乘火车抵达横滨，然后换乘轮船到朝鲜。从朝鲜到中国东北，警察沿路保护，一直到满洲里换乘西伯利亚铁路线的列车，吉田茂一行才长出了一口气。

从莫斯科到华沙，从柏林到巴黎再到伦敦，吉田茂看到，因为强占满洲和退出国际联盟，国际社会对日本充满戒备之心。日本却头脑发昏地挣扎在国际性的孤立之中，而且试图和同样退出国际联盟的希特勒结盟。这是吉田茂最不愿意看到的，可是他无能为力。让他耿耿于怀的是，在柏林大使馆，陆军武官俨然以大使姿态出现，耀武扬威，而真正的大使则低三下四地迎合武官。

吉田茂此行4个多月，最大的收获是在纽约会见了豪斯上校。爱德华·曼德尔·豪斯并非军人，只是由于在任得克萨斯州州长顾问期间被授予荣誉上校军衔，从此以“豪斯上校”之称闻名于世。他曾是威尔逊总统的智囊，一战中任驻英、法、德等国的总统代表，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后来在拟定结束一战和平条约方面发挥过关键作用。在凡尔赛和谈期间，豪斯上校与日本全权代表牧野伸显伯爵结为好友，牧野伸显正是吉田茂的岳父。

在牧野伸显的介绍下，吉田茂拜会了豪斯上校，当时76岁的豪斯上校担任罗斯福总统的高参。见面第一句话，豪斯上校就说：“没有Diplomatic sense的国家是必定会衰亡的。”所谓“Diplomatic sense”，就是“外交感觉”，也可以译作“对国际局势的直觉”。

豪斯上校回忆起一战前夕，奉威尔逊总统之命访问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情形，“当时德国皇帝正出外检阅北海舰队，我们就在皇帝乘坐的快艇上进行了会谈。我针对当时德国主战的倾向，曾提出忠告，力主和平。我说，德国今后如果不投入轻率的战争，便可作为世界一等强国继续繁荣下去；反之，如果发动战争，那就不仅是德法两国间的战争，而且可能发展为世界大战。那样的话，德国就会受到英法等协约国军队的围攻，也许会使德国迄今历尽艰辛建成的兴国大业根本毁灭”。

诚如豪斯上校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确实是一个蒸蒸日上的新兴国家，在经济和军备方面都凌驾于英国之上。假如和平地发展下去，完全有可能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可是，德国皇帝和德国政治家并未听取豪斯上校的忠告，后来还是发动了战争。其结果正如豪斯上校所料，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被葬送，俾斯麦等一代德国人的努力成果毁于一旦。

吉田茂同豪斯上校会见时，日本正在走出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出口激增。1931—1934年，日本出口总额增长90%，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干劲的国家，很像一战前的德国。对于日本的未来，豪斯上校有什么看法呢？这位美国外交家性情坦率，在来自日本的晚辈面前没有丝毫外交辞令——

对于今天的日本，我也想提出与对当年德国同样的忠告。如果日本一心想要投入战争，那么近代日本的辉煌成就就会毁于一旦。反之，如果日本现在能好自为之，维持和平，冷静地专心致力于国家的繁荣，日本的前途就不可限量。殷鉴不远，德意志帝国便是一个例子。这是我这个老人从过去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希望今天日本国民能仔细体会我的话。

同豪斯上校的会见，给吉田茂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这段肺腑之言，长久地铭记在他的心中。多年以后，吉田茂书写自传《十年回忆》的第一卷时，就以《豪斯上校的忠告》为开头，记录下了豪斯上校的这段金玉良言。对吉田茂来说，豪斯上校的忠告显然是他这次巡察旅行期间所得到的最大教益。

1935年2月，吉田茂回到日本。他在提交给外务大臣的公务报告里，对于军人干政现象提出了批评：“对于外交问题，陆海军发言人撇开外务省而发表声明，给人以军部在实际操纵日本政治的印象。鉴于对外关系形势不妙，希望对外务省和陆海军的发言人进一步加强统制。”他提出：“作为日本国力增强的结果，需要不分远近地同外国增进亲密关系，特别需要调节同英国的实际利害关系，并改善同苏联和中国的关系。”

吉田茂在朝野广泛传播豪斯上校的观点，也将其渗透到提交给外务省的报告中。不过迫于形势，他只能委婉地说：“总的说来，特别出格的反动倾向趋于消失。一些个人和团体正在认真研究日本今后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进步的国家主义的倾向。以上倾向今后还会进一步发展。”然后，他笔锋一转，“我估计政变等事件也会不断发生”。

假如豪斯上校的警告得到重视，日本完全可能走上不同的道路。可惜，当时吉田茂在政坛上还没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当国者也没有认真听取他的建议，反而“自信”地坚持国际孤立主义。一年后，日本爆发震惊全国的“二二六事件”，军队对政府的影响力大大增强，日本不可遏制地滑向法西斯道路。正如吉田茂在回忆录里所说：“然而不幸的是，我国也像德国一样没有采纳豪斯上校这番诚恳的忠告，竟一反明治以来长期形成的外交传统，投入了轻率的战争，从根本上破坏了兴国的大业。”

美浓部达吉：改变根本思想是不可能的

政府通过否认“天皇机关说”和牺牲美浓部达吉，避免了事态向倒阁和政变方向发展。舆论终于趋于平静，但是政府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右翼通过“国体明征运动”，破坏了宪法秩序的基础。“天皇机关说”被政府公开否认，意味着议会中心政治运行的理论支柱坍塌，立宪政治的蜕变和倒退，也意味着自由主义、议会主义以及国际合作等势力的全面衰退。

这几年来，宪政破坏的风潮越来越强盛，叫喊消灭自由主义思想的声音也非常高……我的力量虽然微小，但也足以反击。就算没有这种力量，作为一个一生都以研究宪法为职业的人，我确信屈服于风潮、退却后寻找安全之地是与我的本分相违背的。就算不能成功，我也已经下定决心为维护宪法牺牲自己，绝不后悔。

这是东京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在1933年写的一封信，但是没有寄出，直到他死后才被发现。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位东京大学教授正面临人生的重大考验，日本宪政也面临着危机。

一、成名

1912年7月，明治天皇驾崩，大正天皇即位。新旧交替之际，人们在惆怅的同时，也有身心轻松之感。就在这种微妙的社会气氛里，东京大学法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出版了《宪法讲话》——解释《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书籍。他在该书序言里说，著书的意图在于“明宪法之根本精神，排除在一部分人中间宣扬的变相的专制主义主张，此乃余精诚努力之所在”。

1889年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标志着日本成为东亚第一个立宪国家。立宪政治的本质是限制君权保护民权，但是在这部宪法里，君权主义原理和立宪主义原理并存。这种内在矛盾在明治时代并没有暴露出来，因为伊藤博文等元老重臣在开设国会的同时，一直极力维护君权尊严，天皇（至少在名义上）享有实质性的大权。随着强人去世，《大日本帝国宪法》里的立宪主义开始得到重视。

作为曾留学欧洲3年的宪法学教授，美浓部发掘出宪法中的立宪主义，在《宪法讲话》里提出了著名的“天皇机关说”。他认为，天皇在宪法上拥有统治国家大权，但是并不拥有对臣民毫无限制下达命令的万能权力。因为统治大权并非属于天皇的私有权力，相反，天皇是因为国家需要借其行使统治而创设和维持的重要“机关”。天皇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之一，应始终在宪法的条文规定下行使其权力。后人评说，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使（日本）宪法学第一次从神学或者国法学中脱离出来，作为近代科学而得到确认”。

这个新观点甫一问世，就遭到东京大学同事上杉慎吉的批判。作为宪法学讲座教授，上杉慎吉主讲宪法多年，一贯攻击西欧的民主宪法，对《大日本帝国宪法》进行绝对主义解释。他主张“天皇主权说”，强调天皇神的至高无上地位，天皇不是人民的仆人，而是统治权主体，是“建国之体制、国民之确信”。他首先在杂志上发表直接针对美浓部的文章，攻击“天皇机关说”是“关于国体的异说”。

由这篇文章开始，美浓部和上杉两人在杂志上展开激烈论战。结果，上杉的攻击丝毫没有撼动“天皇机关说”的地位。绝大部分学者和舆论支持美浓部，美浓部代表的民权学派全面碾压上杉代表的官僚学派。京都大学一位教授撰文指出，超国家法规只能向“君权神授说”寻找依据，但今日之法学已不能接受此种观点。他还批评上杉慎吉“已经不像一个学者……如果世人没有怀疑上杉博士的学力乃至人品，实属万幸”。舆论则认为，“上杉的论文几乎已经不能称为学术讨论，因为它充满了情感上的挑衅”。

上杉慎吉指责“天皇机关说”是“用法学筛子筛出的民主主义，其本意在于民主共和”。“天皇机关说”主张，议会是独立的国民代表机构，而非天皇的机关，其权限并非天皇所授予，可以根据自己的独立判断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天皇可以自由任命总理大臣（“大命降下”），但应该考虑众议院的意见。于是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政党内阁论”，即负责实际政治运作的内阁由议会的多数党组成，并实施他们的政策。这种理论很好地协调了天皇与议会的关系，为议会的政治运营赋予了正统性的方向。因此，“天皇机关说”并不只是书斋中无用的羸弱之花。

1913年，众院议员犬养毅等人发起宪政拥护运动，成功地打倒桂太郎内阁。这说明，在《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范围内，宪政是可以付诸实践的。此后，美浓部的“天皇机关说”与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一起，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理论基础，日本的代议制民主政治迅速发展。

“天皇机关说”成为共识，得到学界和政界的普遍认可，各大学都以此种理论教授学生。“天皇机关说”不但确立了美浓部在学术界的地位，也让他获得了政府的认可。他担任了高等文官考试委员一职，还成为贵族院敕选议员。

美浓部才思敏捷，记忆力过人，写作时常常倚马可待，落笔便可直接刊行。作为大学教授，他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很受学生欢迎，包括中国的留学生。他的学说通过留日学生的翻译在中国广为传播，被称为“对中国宪法事业影响最大的外国学者”。

二、勇气

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是自由奔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为了民主、平等与人权等议题而积极发言。进入20世纪30年代，形势丕变。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挑战华盛顿体系，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同时国内经济凋敝、政策失败，民众不满逐渐累积，右翼思想趁机抬头。

1930年日本政府签订《伦敦海军裁军条约》，承诺削减军备。海军军令部和国家主义团体高举“干犯统帅权”的大旗，攻击浜口雄幸内阁。美浓部达吉发表文章指出，“干犯统帅权”一说纯属无稽之谈，“统帅权是天皇陛下作为大元帅统帅陆海军之大权，不受陛下委任而欲指挥陆海军者，即侵犯了统帅权……而伦敦条约是得到陛下批准成立的，怎么会侵犯陛下的大权呢”。而且，在决定兵力增减时，法律也没有规定首相必须要得到海军军令部长的同意，“即使法律上有此规定，那么，总理大臣没有得到军令部长的同意而奏请条约的话，这也只是侵犯了海军军令部长的权限”，“把统帅权作为军令部长一己之权限，这才是干犯统帅权”。从立宪制度本身来讲，美浓部达吉主张，“立宪政治是责任政治，统帅权独立与此主旨相反”。

九一八事变前夕，在《朝日新闻》举行的座谈会上，美浓部严厉批评军部只顾“满蒙权益论”的态度，“军部一直坚信只有靠军力才能维持满洲、蒙古的秩序，但是，我想没有比这更能给国家带来危害的了”。他的言论被报道，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也让他成为军部眼里的异见分子。

1932年血盟团暗杀政要巨商，制造社会恐怖气氛，让美浓部非常气愤。他在报纸上呼吁政府要警惕过激右翼势力，“政府正在全力以赴打击‘左倾’主义，而以××为标榜的人却不管其主张是否违法，还公然横行于天下，政府却不管制。但是承认暴力、否定立宪政治的过激思想和‘左倾’思想一样，对国家以及社会来说都是危险的。政府只努力管制‘左倾’思想，对这样的过激‘右倾’思想却很宽大，这也是如今陆续发生凶案的重要原因”。

1933年发生“转向事件”，日本共产党人宣告放弃原本的主张，转向支持政府对外军事扩张的政策，其他知识分子很快纷纷跟进，宣誓效忠国家，还有人喊出“举国一致”的口号。在这种气氛下，少数不愿意配合的人只能沉默。作为以学术为志业的大学教授，美浓部却不惮于表达其政治主张。他敢于公开自己的看法，批判军部和政府，彰显了一个学者的勇气和胆识。

1934年，军部以陆军省新闻班名义发布宣传册《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的提倡》，提出了一整套推行军部法西斯集权的方针纲领。美浓部敏感地意识到这个小册子的危害性，发文指出其内容充斥着好战的军国主义倾向，毫不留情地批判军部的侵略思想，“（宣传册）无视政府的协调方针，只从军部意志出发，明显是强制民心顺从”。他写道——

（宣传册）排除无视国家的国际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统为举国一致的精神。这简直就是信口开河。如果说国际主义会无视国家，将会把整个世界都变成自己的敌人。以世界为敌又如何能维持国家的存立呢？这是在自我灭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我帝国明治维新以来的大国策，也是宪法上的一个基本原则。明治维新以来，让世界惊讶的我国的快速进步都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赐予的恩惠。

1930年的一本警察教材解释说，“一个杀人犯可能杀掉几个人，但他会结束，而思想犯却在危害整个国家的生活”。美浓部的这些批判自然引起了军部和右翼势力的强烈反感。将美浓部视为危险的“思想犯”，将“天皇机关说”作为目标，集中力量攻击，充当先锋的就是后来被称为“思想界东条英机”的蓑田胸喜。

蓑田胸喜擅长从他人著述中寻出一言半句，然后以违反国体等“不敬罪”来举报法学者，甚至一日三次到检事局，抱着很多书，兴奋地说“这个属不敬词汇、这个问题怎么能放过呢”，等等。而且，他常引用明治天皇的诏书作护身符，因此被美浓部达吉鄙夷地称为“狂热的右翼病患者”。

1933年1月，蓑田胸喜向美浓部达吉寄送批判文书，美浓部回复说：“小生无辩驳之意，亦觉没有必要，常人皆能理解其是非曲直，交由舆论评判即可。”蓑田胸喜不肯罢休，发出“一问一答公开演说”的挑战，再次遭到美浓部达吉的拒绝。

1934年3月，蓑田胸喜在东京大学举行批判美浓部学说的演讲会。此后他相继发表《美浓部宪法抹杀号》《对美浓部博士的学术处置完结宣言》《对美浓部博士“国体变革”思想的综合性原理批判》等文章，猛烈攻击美浓部。他指责“美浓部达吉与吉野作造同为思想元凶和从犯”，宣称美浓部有“变更国体之叛逆意志”，“若不抹杀美浓部宪法论，国体就不会得到彰显”。

显然，蓑田胸喜的批判缺乏学术性。事实上，古今中外这类学者代不乏人，都是不学无术之徒。他们在学术上无法驳倒真正的学者，就上纲上线，从政治上进行攻击，乃至构陷。1935年1月末，以蓑田胸喜等人为中心的“国体拥护联合会”向各界发布《美浓部博士对大权的蹂躏》和《美浓部达吉博士、末弘严太郎博士等的国宪紊乱思想》，猛烈攻击“天皇机关说”，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学术问题由此演化为政治问题。风刀霜剑，黑云压城，美浓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三、答辩

美浓部阐述自己的主张时条理清晰，全场认真听取了其演讲。演讲持续了约一小时。美浓部走下讲坛时，贵族院会场响起了罕见的掌声。

这是1935年2月26日《东京朝日新闻》的一则报道。此前一天，在贵族院召开的全体会议上，美浓部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个人答辩”。因为众议院和贵族院里的军国主义分子点名批评美浓部的著作，指责“天皇机关说”违反国体，是“谬论”和“谋反思想”，“破坏了金瓯无缺之皇国国体”，咒骂美浓部本人是“学匪”和“叛逆”，要求政府尽快处分美浓部。当时的首相冈田启介相信美浓部的国体观念没有错，但其“天皇机关说”所说的“机关”用语不恰当，学说究竟正确与否可以让学者们自由讨论，并决定让美浓部在贵族院会议上发表一次演讲，为自己的“天皇机关说”辩解。美浓部也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对各种攻击进行回应。

这一天，他缓缓走上贵族院的讲坛，向议员们行了一礼。接着，他宛如在大学给学生讲课一般，开始了沉着而又铿锵有力的演讲。考虑到面前的听众不是专家学者，美浓部讲得深入浅出、浅显易懂，议员们听得津津有味，掌声热烈。就连攻击美浓部的议员也说：“美浓部博士并没有恶语中伤，我也没有通读博士的著作。如果内容如他所说的话，我也觉得没有必要视为问题。”

美浓部的“个人答辩”在贵族院颇受好评，却更加激怒反对派。军国主义者要扼杀政党政治，建立以军部为核心的天皇制统治体制，就不能容忍“天皇机关说”的宪法解释。著名的政论家、右翼分子德富苏峰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说：“我们的日本帝国，从建国以来就是世界上唯一的无与伦比的国家，是人类史上的伟大国家。而美浓部却无视这个重要的事实，像他这样大胆评价日本的学者，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在增加麻烦。盲人不怕蛇就是用来形容他们那种人的吧。”

全日本共有150多个国家主义团体以及“在乡军人会”等通过举办讲演、分发手册和访问政府相关人士等方式，宣扬天皇与国家是一个整体，天皇是统治权的主体，议会是天皇的辅佐机构，抨击“天皇机关说”是“大不敬”。他们提出苛刻的要求：政府发表“天皇机关说”与“国体”水火不容的声明，禁止发售讲述“天皇机关说”的著作，罢免支持“天皇机关说”的公务员和教授，责令美浓部辞去贵族院议员等一切公职。

其实，“国体”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无人能够说清。“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纪平正美教授在一次会议上演讲说：“所谓国体是存在于我们日本人的信念之中的东西，而不能从理性上给出定义。如果非要在理性上定义国体，国体的信念将会渐渐破灭……”换句话说，“国体”就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国民不能经过理性思考的、必须迷信的东西。

预备陆军少将、议员江藤源九郎以“不敬罪”向东京地方裁判所检事局举报美浓部达吉的著作《宪法撮要》和《逐条宪法精议》 。之后他又两次追加举报，“天皇机关说”成为刑事问题。其状告文书都由蓑田胸喜代写。

“树欲静而风不止”，眼看右翼势力不依不饶，冈田启介首相不得不出席贵族院会议，他答辩称：“美浓部博士的‘天皇机关说’由来已久，其中一些问题也经过许多议论，至于这种法律学说对于国民道德是否有恶劣影响、是否涉及不敬罪以及应采取何种措施等问题，还需慎重考虑。”他有意将此问题限定在学术研究范围，不希望将其政治化和扩大化。

但是，首相的表态并没有平息右翼的反对声音，反而引火烧身，抨击机关说运动开始出现向倒阁运动发展的趋势。旨在倒阁的在野党态度强硬，在贵族院通过《政教刷新建议》，提出“如今人心易流于轻佻诡激，政教或有时不符肇国之大义，政府须明征国体，基于我古来国民精神，革除时弊，更张庶政，匡救时艰，以图国运”。随之又在众议院提出《澄清国体决议案》，呼吁“时下急务，乃明征国体本义以使人心归一，对于有违我崇高无比国体之论说，政府应断然处之”。

“在乡军人会”声称，“天皇机关说”是“破坏我尊严国体的穷凶极恶的学说”，公然提出“美浓部死刑论”。“在乡军人会”的老将军们由地方来到东京，拥进陆军省，要求通过“国体明征”消灭诸恶的根源。陆、海军大臣也在内阁会议上要求政府采取措施。陆军教育总监在给系统内部下达训令时明确指出，“天皇机关说”违背国体，“此种说法（天皇机关说）关乎我国体之根本，实为吾等信念与根源之不容，深感遗憾”。

司法部门也介入进来。在贵族院答辩两个月后，东京地方刑事检察局传唤美浓部，对其进行了长达14小时的“调查”。随后，内务省警保局以《出版法》第19条“妨害安宁秩序”为由，查禁美浓部的三本主要著作。

政府为了阻止事态扩大，避免“天皇机关说”问题演变成政治问题，也采取了应对措施。美浓部达吉被从高等文官考试委员中除名。文部大臣向全国各府县知事、帝国大学校长及直辖校校长发出训令，要以“澄清国体之根本”为第一要务，“如今内外情势之急务乃基于建国大义振兴日本精神，完成国民教养，使国本强固，明征国体，刷新教育，以应民心……如果散布诸如质疑国体根本之类的言论，必将严惩之”。

冈田首相和内务大臣也一再向地方长官和警察部长等颁发训令，对质疑“国体之根基”的学说和讨论表示遗憾。此外，政府规定在高等文官考试宪法学考试委员中，对支持“天皇机关说”和抨击“天皇机关说”的学者将不予选拔。

然而如此“骑墙”的处理方式，是无法平息事态的。

四、不低头

1935年的夏天很不平静。各爱国团体主导的抨击“天皇机关说”和澄清国体运动愈演愈烈。在野党指责政府抨击“天皇机关说”缺乏诚意，陆军表示将公开发表抨击机关说的声明。

因为“天皇机关说”涉及政治正确问题，被逼着“澄清国体之本义”的政府也难以正面回击。冈田内阁四面楚歌，不得不于当年8月3日发表《关于澄清国体之声明》——

我国国体是天孙降临所赐，依据神敕昭示，乃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与天地共无穷，正如宪法发布时上谕“国家统治的大权是朕承之于祖宗，并将之传于子孙”，宪法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天皇统治”，大日本帝国的统治大权存于天皇，若认为统治权不在天皇或天皇是行使统治权的机关，这是与我国万邦无比之国体不相容的。近时宪法学说涉及国体本义，其论述至为遗憾，政府期望国体明征发挥其效，希望各方协力。

右翼分子却不肯就此罢休，他们要求美浓部辞去贵族院议员的职位，还要求起诉他违犯《出版法》。朋友们都为美浓部担心，建议他辞去议员的职位以避免遭到起诉。然而，倔强的美浓部斗志不减。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认为我是正确的，所以我不会辞职。就算是在议会上的辩护导致了今天的这种结果，我也觉得那时候说出来了并没有错。我被骂为学匪，所以不能不站出来说话。如果是在外国的话，肯定会决斗。”

后来，司法部做出了缓期起诉的处分决定，遭到处分的美浓部不得不辞去贵族院议员职务，但是他始终坚守学问的良心并忠于自己的信念。辞职后他马上发表声明说：“我多次强调，这并不是代表我推翻了自己的学说或是承认自己的著作有错误，只是深深感到我在今天的贵族院已经很难尽职了而已。”

辞职声明惹恼了军部和右翼，他们不断施压，要求内阁再度发表国体明征声明。“在乡军人会”在东京召开国体明征全国大会，共有代表1 600多人，发表强硬声明称：“‘天皇机关说’亵渎天皇尊严，紊乱统帅大权，破坏我国体，应断然攻击。政府声明未能阐明统治权主体，与吾等期待相反。”在乡军人团体还派代表前往东京，与冈田启介首相直接对话，并提出三个要求：明征国体、实现天皇亲政和一君万民。

在这些压力下，10月15日，冈田启介内阁被迫第二次发表国体明征声明称——

我国统帅权的主体是天皇，这作为我国国体的本义是帝国臣民绝不动摇的信念。认为统帅权的主体不是天皇，天皇是国家机关的所谓“天皇机关说”，乃是有悖于我国神圣国体的过分的东西，必须坚决刈除。

这样，政府通过否认“天皇机关说”和牺牲美浓部达吉，避免了事态向倒阁和政变方向发展。舆论终于趋于平静，但是政府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右翼通过“国体明征运动”，破坏了宪法秩序的基础。“天皇机关说”被政府公开否认，意味着议会中心政治运行的理论支柱坍塌，立宪政治的蜕变和倒退，也意味着自由主义、议会主义以及国际合作等势力的全面衰退。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军部与右翼势力以“合法稳健”的方式实现了一场“政变”。它们以社会舆论为基础，通过公权力抹杀“天皇机关说”，明确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与神国思想，从根本上铲除了自由主义思想，为转变国策方针、在政治上崛起创造了巨大的契机。

1936年2月，美浓部达吉遭到右翼团体干部刺杀，一度住进医院。考虑到人身安全，他每次出门都要有人随行保护。彼时，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在赤裸裸的力量面前几乎完全噤声，国家、统治权主体这样的问题成为公法学的禁区。美浓部也不得不回避宪法问题，转而埋头于行政法的研究。纵使如此，美浓部仍然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学说。他说———

我想只要我的著作未被停止出版，讲义也是不必停的。既然受了处分，讲义遭受了禁止，也是当然，叫我有什么办法。关于机关说和诏敕的问题，如果词句有不妥之处，我当然愿意修正，但改变根本思想是不可能的。

此时日本政治已经被军部主导，随着对外侵略战争的扩大，日本滑向法西斯统治，宪法学也随之法西斯化。日本之所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不是因为日本人特别“坏”或天然具有某种侵略性，而是它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受到彻底颠覆。如果国家制度出了根本问题，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法西斯。

耐人寻味的是，在此过程中，不光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遭到压制，上杉慎吉等人的“天皇主权说”也受到批判。在法西斯主义看来，这两种对立的学说都是以西洋宪法学为基础，其“内在毒素是一样的，病源是共通的”。

五、结局

1937年3月，文部省发布《国体之本义》，下发给全国的教育机关，对“天皇机关说”进行了盖棺论定：“天皇机关说”是对西洋思想的无批判的引进，其根源在于一部分受西洋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弊风”。

《国体之本义》强化国家的意识形态，强调帝国宪法“不是权力关系的永固化与规范化，不是民主主义、法治主义、立宪主义、共产主义、独裁主义等抽象理论或者实际要求之制度化，也不是移植模仿外国制度，而是彰显皇祖皇宗遗训之统治洪范”。它强调“对天皇致以绝对随顺之诚”的“臣民之道”，作为“皇国的臣民”要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不断修炼其“本分的自觉”。当时的教育被称为“炼成教育”，即“修炼、炼成皇民”，“归一于皇国之道，成为教育的中心生命”。

《国体之本义》和1941年颁发的《臣民之道》一样，都是贯彻国家意志的国民读物。它们完全抹杀学术和理论，主张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把一切都用神秘的外衣笼罩起来，把国民都变成清一色的军国主义者。就在这些“圣书”的洗脑教育中，无数民众被驱赶到战场上，成为异国的游魂，其中包括美浓部的许多年轻学生。因为美浓部已经年迈，不能成为战斗力。他幸运地活到了战后，眼看着军国主义势力和法西斯主义彻底失败，那些军国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也被送上法庭。

战后，美浓部的学说重新得到尊重，他本人也被任命为枢密顾问官，参与审议新宪法，为日本的宪政做出了贡献。1948年5月23日，75岁的一代学术巨擘安详逝世，哀荣备至。直到今天，美浓部达吉的人格和勇气仍然备受后人尊崇。

河合荣治郎：战斗的自由主义者

只有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贯彻自由主义的人，才配称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该像捷克思想家扬·胡斯说的那样：“即使整个世界都这样断言，我也坚持自己的理智，不会违背我的良心承认它。”河合荣治郎就是这样做的。

国内权力斗争加剧、与国际社会对立，都会导致政府加强对思想的管制。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就是如此。官僚和军人对思想的管制比以前更为严苛，思想界风雨如磐。

社会主义思想当时受到严厉打压，一向得到官方支持的保守思想也成为清查目标。“两间余一卒”，处于两者之间的自由主义者也产生了动摇。有的自由主义者蜕变为国家主义者，有的沉默不语以求自保。可是就在法西斯政治高压下，却有一位自由主义者坚持发声，就像无边暗夜里的钟声一样，虽然声音微弱，但是弥足珍贵，足以成为后世的楷模。他就是被誉为“战斗的自由主义者”的东京大学教授河合荣治郎。

河合荣治郎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院，曾就职于农商部，因与上司不和，遂弃官从学。他留学欧洲，倾心于英国的费边社社会主义。1924年起任东京大学教授，讲授社会政策。他提倡基于人格主义、议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既反对法西斯主义，也反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他曾说：“右边和保守反动相抗争而拥护被压迫思想，左边和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相斗争的我们，被右派认为和马克思主义一样，被左派认为和保守主义相同，这样也许会受到左右两边的夹击，但这里正有自由主义所独有的使命，有自由主义所应负的宝贵任务。”

如果说，在大正民主时代，自由主义还有一定的社会空间，那么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抬头，自由主义的言论空间越来越逼仄。可是，不管是“泷川事件”，还是“美浓部博士事件”，只要教育界的自由受到威胁，河合荣治郎都站在众人前面，勇敢地发出反对的声音。因为这个自由主义者深信，无批判之处便没有商量讨论，无商量讨论之处便没有进步。

1934年他在《法西斯批判》一书的序言里这样写道：“然而一想到日本正转向法西斯就更为可悲的了。在那里我的纯学问的研究虽不免多少牺牲，可是想到就日本问题而肆无忌惮地发表意见，是作为社会思想家的我的义务。”也因此，他被列入“反动教授”的黑名单，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死敌。

1936年，这位自由主义者迎来了最严峻的人生考验。就在这一年，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二二六事件”，军人叛乱，刺杀了众多政府高官。这是对国法的挑战，也是对文明的犯罪，可是参与叛乱的军人却被认为是一群动机纯粹的爱国者，出于忧国至情而迫不得已采取行动。当时军人已经成为压倒性的势力，在肃杀的戒严令下，言论自由完全没有了，媒体成为不敢说话的“悲惨小丑”。在危及国运的大事件面前，只有河合荣治郎不怕风险，不回避风险，愤然写下了评论文章《关于“二二六事件”》。

他毫不隐讳地指出，叛军就是法西斯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最可恶之处，在于一小撮法西斯分子使用××力量，蹂躏多数国民的意志。在忠于国家的热情和对国政的见识方面，在敢于牺牲以实践自己信仰的勇气方面，并非只有他们才有”。“我们和他们不同之处，仅仅是他们拥有××力量，而我们这没有。但是偶尔拥有的××力量，怎么能成为强行实现自己信仰的根据呢？”

文章刊登在《帝国大学新闻》上，杂志因担心遭到出版审查，对敏感内容进行了“技术处理”。但是读者一望即知，文章里“××”就是“军事”。河合荣治郎甘冒白刃，严厉批判军人背叛国民的信赖，将武器用于恐怖活动。他这样写道——

现在国民已经站在了是选择国民全体，还是选择国民的部分，即暴力团伙的二选一的分歧点上了。

在暴力面前，我们显得是多么无力呀。而在这无力感当中，隐藏着赞美暴力的危险心理。而正是这种心理会酿成法西斯主义的温床。暴力虽然可以一时征服世界，但最终会因为暴力自身的自灭作用而瓦解。

20世纪30年代，许多日本军人以爱国者之名，参与政治，“二二六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恶例。在文章里，河合荣治郎对这种恶行进行了抨击：“国家的军队从来肩负着防御外患和保卫国土的重任，正因为是国家的军队，国民才放弃武器而放心地把保护国土的任务托付给他们。”“一旦成为军人，却又成为政治家，国家军队岂不是忽略了其理应完成的任务吗？”

河合荣治郎指出：“军人离开其本职工作而为分外之事东奔西走，这已经令人不满了。但是，更令人忧虑的是，如果军人左右政治，其结果是，一旦面临战争的威胁，国民就会怀疑，战争果真是注定的必然的结果呢，还是出于某种目的而造成的结果呢？”次年发生的七七事变证明了河合荣治郎的预见。日本军人出于短见与私利，挑起了侵华战争，将日本引上了一条与全世界为敌的自取灭亡的战争道路。

当时河合荣治郎刚刚被任命为东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在经济学界深孚众望。他完全可以身衣学术的华衮，不问世事，可是他挺身而出，在万马齐喑中发出唯一批评之声，展现了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风骨。有人说，读到这篇文章“大有在黑暗中见到光明之感”。河合荣治郎也很清楚，这篇文章意味着什么，不过他对这一切都很坦然。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法西斯恶浪把东京大学也卷入旋涡。被称为“革新派”的一群右翼教授和外部势力勾结，要把“左倾”的诸教授赶走。教授矢内原忠雄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国家的理想》一文，指出国家的理想应当是正义，而国家违背了正义就应当受到国民的批判。随后，矢内原忠雄便遭到有组织的口诛笔伐，被迫辞去教授一职。

全力拥护“大学自由”的河合荣治郎，早已成为右翼分子的眼中钉。1938年2月，他的著作《时局与自由主义》被禁止出版，《法西斯批判》《第二学生生活》两本书被要求修改，数月后上述三本书外加《社会政策原理》又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审查部门指责说，河合荣治郎“从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出发而主张社会主义，主张改革社会制度，其内容与共产主义并无不同，仅实现方法相异而已”，“对于法西斯与军部的关系，颇有不妥之论”。当年12月，他还被警视厅传去讯问。

在此期间，东京大学校长先是委婉地暗示，而后则明白地劝河合荣治郎辞职。河合荣治郎泰然自若，不为所动。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态度堂堂，对于自己的学说主张，毫不让步，拒绝妥协退让。1939年1月，在文部大臣的施压下，河合荣治郎被东京大学开除教职。此后他专事著述，《学生与教养》《学生与读书》等著作均为当时最畅销之书，在学生中有很大影响。

就在被东京大学开除一个月后，河合荣治郎又被起诉，理由是他的著作违犯《出版法》，“妨害安宁秩序”。所幸，一审裁判长坚持司法权独立，排斥一切政治策动，进行公平审理，河合荣治郎被宣告无罪。由于检察官的控诉，事件进入二审。负责二审的法官是司法界有名的法西斯，尽管河合荣治郎尽力委婉陈述理由，最终法官还是毫无理由地判决河合荣治郎有罪，受罚金400日元的处分。河合荣治郎不服上诉，1943年6月，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他的上诉，判其有罪。

8个月后，53岁的河合荣治郎因心脏病发作辞世，这时距离日本战败只有一年半时间。遗憾的是，河合荣治郎没有看到法西斯的灭亡，也没有看到自由主义的复兴。不过，战后他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尊敬，因为他树立了一个时代的榜样。一位学者在《中央公论》发表文章说，河合荣治郎教授乃是“昭和时代唯一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因为这位自由主义学说的权威决不单作为学说的解说者而了事，他的生涯贯彻着反抗压制与暴力的实践”。

只有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贯彻自由主义的人，才配称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该像捷克思想家扬·胡斯说的那样：“即使整个世界都这样断言，我也坚持自己的理智，不会违背我的良心承认它。”河合荣治郎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在现实世界，许多自由主义者经常被讽刺为“敏于言而讷于行”。尤其是在现实危险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大声说出自己观点的自由主义者极少。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河合荣治郎的书籍也不断问世。2019年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晒出照片，展示2019年要读的三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和全体主义战斗的男人：河合荣治郎》。

闭嘴事件：日本议会政治的溃败

日本走上法西斯道路是一根长长的链条，《国家总动员法》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它将高度统制的做法制度化，从而将日本锁死在法西斯道路上，使其难以逆转，只能向前狂奔。

有一天，我游览皇居时，走到著名的樱田门附近。这里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点，幕府末期的大佬井伊直弼就在这里被愤怒的武士残杀。追索历史，徘徊良久。我看到有一条笔直而开阔的大路向西南方向迤逦而去，两侧都是笔直的银杏树，让这条大道显得颇为庄严。兴之所至，我沿着大路信步前行。

十几分钟后，猛地抬头，一座高大的白色建筑矗立在道路尽头。这是一座欧式建筑，中间部分突起，呈金字塔尖顶，共9层，左右两侧对称，各成长方形。这就是日本政治的中心——国会议事堂，日本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所在地。在湛蓝如洗的天空下，它那雄伟的身姿焕发出非凡的气势，让人顿生敬仰之情。

站在国会议事堂前，我想到的是日本近代的宪政史。据说这座用石头垒起来的建筑，共用了3万吨花岗岩和大理石，先后有254万人参与建设，它的外观形象的设计也是从民众那里征集来的。民众的广泛参与，正是宪政的体现。作为东亚的第一个近代化国家，日本走向宪政的道路艰难曲折，这座建筑何尝不是这段历史的产物和见证？

1889年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议会制度。议会一直使用木结构的临时议事堂，两次失火。1920年开始建设这座建筑，用时17年，最终于1936年建成。在这19年里，日本从民主之风劲吹的“大正时代”，进入了政局动荡的“昭和时代”。尤其是1930年以后，随着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抬头，日本的民主政治日渐式微。在议员们进驻国会议事堂的第三年，日本的议会政治就走到了尽头。吊诡的是，正是议员们的软弱结束了议会的生命。

一、浓云密布

1938年是日本政治陷入困境的一年。

七七事变后，近卫内阁把“讨伐中国”和“举国一致”作为对外和对内的口号，把国民卷入了一场没有正当理由的战争中。日本军队虽然初期开局顺利，但是中国的顽强抵抗打破了其速战速决的计划，将其拖入战争泥沼。日本政府不得不高喊“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等口号，加强精神方面的教化宣传，同时向议会提出《国家总动员法》，以便最有效地统制全国的人力、物力等资源，支撑战争。

所谓“国家总动员”，就是在战争状态下，对全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进行统一管制和调配，以发挥出最大效果。该法案由50项条款组成，涉及几乎所有国民生活领域。在全部的领域内，如果政府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不经过国会审议，直接下达敕令，进行广泛的统制。政府想通过制定法案，来获得实施战时统制的强大权限。“强大”到什么程度？方案的策划者、企划院总裁星野直树说：“这个统制法规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最为彻底的法案。如果要问这个法律能统制什么，还不如问这个法律不能统制什么。找出这个法律不能统制的东西会更加省事。”

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只有法律或者在帝国议会上获得通过并生效的法令，才可以对国民的权利进行限制。尽管根据宪法第31条规定，在紧急情况下，天皇也可以通过发布敕令来限制国民的权利，但是，该敕令（紧急敕令）必须在实施后的首次议会上接受帝国议会的审议，如果遭到否决，便无效。可是《国家总动员法》规定，政府可以“战时状态”为借口，不通过议会，就对国民权利加以限制，甚至还制定了惩罚条例。

这意味着，一旦通过《国家总动员法》，政府就能够以一张白纸全面接过权力，使宪法置于事实上的停止状态，议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实际意义。难怪连元老政治家西园寺公望也公开说：“这个法案明显就是无视宪法的恶法。这种东西最好不要通过。”

1938年1月下旬，该法案公布之后，就在议员们中激起激烈争议。70%的众议院议员表示反对，认为它破坏宪法，要求对内容进行修改之后再向议会提出。可是，那些赞成国家主义的右翼议员们却赞成这一法案。他们认为，为了消除社会的不公平，有必要通过国家实施强有力且大范围的统制。

这些右翼分子并不认为尊重议会政治是必要的，反而想借机重组政治格局。他们不但强词夺理地为《国家总动员法》辩护，而且策划了一系列的行动。他们在东京市内竖起许多广告牌，谴责总动员法反对派，散布政府加强统制的言论。右翼团体在他们的鼓动下，手持凶器，攻占那些持有反对立场的议员所在的政党总部。在陆军的支持下，右翼分子的猖狂由来已久，只是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公然向政党施压。对于这些赤裸裸的暴力行为，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惩罚措施，进一步助长了右翼分子的气焰。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还未提交议会之前，东京的政坛上已经浓云密布。

二、闭嘴

1938年2月24日，《国家总动员法》正式提交议会审议。右翼分子以为，议法案会顺利通过，因为在陆军和右翼的威压下，议会已经蜷缩着身子，难有作为了。不过，本来要做主旨说明的近卫文麿首相没有出席，因为他担心现场出现混乱。

果然，在审议第一天，众议院就发生了激烈争执。那些持有少许维护自由主义和议会政治观念的议员，针对《国家总动员法》提出了“委任命令过多而抵触宪法”“将这个法案的生效和适用全部交给官僚的话过于危险”“难道叫我们以一张白纸的形式进行委任吗”等批评，特别是对停止报纸发行和禁止集会等条文有很多批评意见。他们在质询中追究立法权的全面授权，批判假借战争时期的名义是违犯宪法的行为。他们说，该法案将会把日本变成独裁国家。

右翼议员则拼命辩护说，这样做是为了国家。国民为了国家付出牺牲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为了赢得战争胜利，日本就应该建立纳粹德国那样的举国体制。甚至有人说，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出现表明，民主体制已经过时，现在世界上独裁体制才是最先进的，因为它能够组织起全国民众，打造一个强有力的国家。

许多议员提出，政府应该撤回并修正法案，但政府没有丝毫的退让，反而坚持该法律在战时很有必要。在回答质问时，外务大臣等政府官员的发言前言不搭后语，会场上非常尴尬。近卫文麿首相不得不亲自出现在议会，直率地请求议员们“协助和理解”，这才缓和了议会的气氛。

然而就在此时，右翼势力再次节外生枝。四个右翼分子竟然闯入社会大众党首领安部矶雄的家里，殴打这位国会议员，使其住院两星期伤势才治愈。可笑的是，这其实是一场误会。因为社会大众党虽然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但是在1937年就已经“转向”，表示要“扬弃过去试图通过阶级斗争改革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的理论，而代之以必须包含资本主义的极权主义的（全体主义）社会运动的指导原理，以求国家与民族的繁荣发展”，因此它事实上是赞成《国家总动员法》的。

1938年3月3日，也就是在安部矶雄遭遇袭击的同一天，众议院发生了注定要写入日本历史的一幕。当天众议院审议《国家总动员法》，陆军部军务课员佐藤贤了中佐，一个低级的军官受命向议员们进行法案说明。一名记者这样写道——

佐藤只是一个说明员，但他的态度却傲慢不逊，根本不把政党放在眼里，其口吻正像小学老师在教导笨学生。提问的官胁长吉（政友会）、板野友造（政友会）等人要求道：“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来听你的说明的，快停下来。”佐藤并没有听从，继续强行说明。委员会混乱了，官胁起立向委员长要求停止说明，愤怒的佐藤大喊“闭嘴”，使会议陷入了大乱。

陆军省的一名说明员对作为国民代表的议员怒喊“闭嘴”，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件。连一向对军部唯唯诺诺的议员们也非常愤慨。一位议员站起来谴责道：“像这样玩弄辞藻来强迫本委员会进行审议，用欺压办法对待我们，真是岂有此理！”

不过人们很清楚，这绝对不是偶发性的失言，佐藤的傲慢无礼其实明确地表现了陆军在政治上的态度。

现场一片混乱，会议进行不下去了，被迫散会。

三、妥协

第二天，陆军大臣杉山表达了遗憾之意。佐藤军务课员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只是主动放弃了去众议院开会而已。

在陆军和右翼的高压下，议会里反对的声音衰落下来，但是近卫文麿内阁仍然担心法案很可能遭到否决或修改。于是有阁僚提议，解散议会，通过颁布紧急敕令修改选举法，使反对的议员不能参加竞选，这样议会就成了国家主义者的天下。

面对新的局面，反对议员突然转向，对法案表示赞成，只是赞成的理由非常勉强。一位议员如此说道，“鉴于我国目前的局势，我想肯定会有人表示些许不满或很不满（有声音回答‘理所当然’）。在目前的时局下，我们对国民肩负着重大责任。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极力克制内心的强烈不满，赞成这一法案”。无奈和不满情绪溢于言表。另一位议员则警告政府不要滥用总动员法，“（政府）在将来使用此法案时，一定要兑现诺言，切不可打错算盘。万望谨记”。

就在现场的近卫文麿默默地松了一口气。可是，议员西尾末广的一番话，又让现场横生波澜。这位议员来自安部矶雄所领导的社会大众党，他对首相说：“如果这就是日本要走的路，就应该胆子再大些，步子再快一些，像墨索里尼或希特勒一样，大胆地走日本应该走的路。”

这样的说法和呼吁政府停止议会政治有什么区别？谁都知道，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是实行独裁统治的极权主义者。难道日本也学这些独裁者，停止议会政治吗？议员们吵嚷起来，会议难以继续下去。议长决定，将西尾末广的发言从会议记录中删除，并将其交给惩戒委员会，混乱的会场才慢慢恢复了平静。

1938年3月16日，在两年前竣工的国会议事堂内，众议院的主会场气氛沉重，因为这一天是对《国家总动员法》进行表决的日子，其结果直接决定着该法案的命运，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日本议会的命运。

结果并没有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国家总动员法》没有做任何修改就通过了。唯一微弱的象征性的抵抗，就是增加了附带决议而已：“像本法一样的广泛委任立法完全是破例的。政府在将来应该努力尝试其立法和运用应该基于宪法的精神……”议会里的各政党，包括唯一合法的无产阶级政党社会大众党，没有做出任何反击，也没有表现出丝毫保卫议会的气概，就态度一致地屈服了。

根据日本宪法规定，《国家总动员法》被送到了贵族院审议。贵族院议员是由不经选举的皇族、华族和天皇亲自任命的敕任议员构成的，不对民众负责，而对天皇负责。贵族院属于保守阶层，相对于内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在审议《国家总动员法》时，贵族院议员提出批评，认为该法案违犯《宪法》。政府不得不出面解释，并以各种理由劝导。

贵族院与众议院权限对等。假如贵族院反对，《国家总动员法》仍然不可能通过，日本的议会制度还有存活下来的希望。

四、溃败

可是，就在贵族院全体大会即将召开的前一天，3月23日，众议院惩戒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处理那位在议会讨论中提出日本政府要“像墨索里尼或希特勒一样”的议员西尾末广。

许多人提出要开除西尾末广。众议员尾崎行雄明确反对这种做法。他说，议员在议会上有言论自由，其权利受《宪法》保护，侵犯议员言论自由就是破坏议会政治的暴行。尾崎行雄是明治时代伟大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弟子，自从1890年日本举行第一次大选以来，他一直当选为众议员，极力维护宪政制度，被称为“宪政之神”。

有几个议员也附和尾崎行雄的意见，反对开除西尾末广。但是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惩戒委员会最终同意对西尾予以除名。当天傍晚，惩戒委员会的决定提交给众议院召开的全体大会。根据规定，会议在保密状态下召开。在两个半小时的激烈争论中，尾崎行雄慷慨陈词道：“请像墨索里尼或希特勒一样大胆地前进。好了，西尾君的话我也说过了，要开除的话把我也开除好了。”最后，众议院以320票对43票，西尾被开除。他是第一个因为在议会上的发言而被开除的人。这是政党自己否定议会政治的一种自杀行为。

除了尾崎行雄以外，没有人挺身而出反对，媒体也保持沉默，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有评论家桐生悠悠在杂志《他山之石》里，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西尾先生的开除》，果敢地批评道：“如果这种野蛮的行为被容忍的话，正义将不能彰显。不光是日本，现在全世界都有法西斯的暴力在横行。西尾先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被抓住辫子、开除议员资格并不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反而应该说这是必然结果。”

就在西尾被开除的第二天，在贵族院全体大会上，《国家总动员法》获得通过。和众议院不同，数名贵族院议员自始至终拒绝投赞成票，因此并非获得全票通过。

就这样，《国家总动员法》在克服种种阻力之后，于1938年4月1日公布，同年5月5日开始实施。这意味着，国家总体战体制框架完全建立起来，日本的国家体制转向国家主义的统制体制。这也意味着，日本议会败给了政府和军部，把全部权力交了出来，日本的议会制度从此名存实亡。

颇有趣的是，和《国家总动员法》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特别的出租车。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代用品的时代就降临了，竹器和陶器代替金属器具成为炊具和餐具。随着战争的持续，社会物质越来越匮乏，1938年出现了烧木炭的出租车。它以木炭代替汽油，不仅烟气四溢，发出恶臭，有时甚至导致乘客一氧化碳中毒。这些奔跑的怪物成为那个时代的隐喻。它就像日本的政治体制一样，丑陋而蹩脚。

至于那位在议会里大喝“闭嘴”的佐藤中佐，自那以后历任军务课长、军务局长等要职，一直升到中将，战后以战犯问罪。

在国会议事堂前边不远处，有一座绿树掩映的宪政纪念馆。走进馆门，首先看到的是尾崎行雄的雕像。他身材矮小，但是目光坚毅，浑身散发着凛凛正气。在日本的高中教科书中就有尾崎行雄守护宪法、维护宪政的故事，因此这个人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已然成为“宪政”的代名词。

很遗憾，尾崎行雄这样的人太少了。日本走上法西斯道路是一个长长的链条，《国家总动员法》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因为它将高度统制的做法制度化，从而将日本锁死在法西斯道路上，使其难以逆转，只能向前狂奔。但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注定的事，未来是由人们的现在行为所塑造的。在1938年的议会里，尾崎站在民主制度的立场，表现了一代自由知识分子对日本专制回潮的抵拒。假如在议会里有更多的尾崎行雄，议会本来有可能阻止《国家总动员法》的通过，从而避免国家滑向错误道路的。

诚如一位法学家所说，任何国家的宪政都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它需要无数的有识之士去坚持、去推动。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就像国会议事堂一样，宪政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工程，它必须由无数人的艰苦劳动才能建造。

斋藤隆夫：吾言即是万人声

他亲历了“大正民主”的风云岁月，也眼看着日本的议会民主走向溃败。在许多国会议员为求自保而缄默的时候，他却勇敢地在国会讲坛上发表演讲，表达国民的心声。

斋藤隆夫出生于1870年，曾留学美国耶鲁大学，是一名律师。1912年以来，他连续当选13届众议院议员，是一位资深的国会议员。他亲历了“大正民主”的风云岁月，也眼看着日本的议会民主走向溃败。在许多国会议员为求自保而缄默的时候，他却勇敢地在国会讲坛上发表演讲，表达国民的心声。

一次是在“二二六事件”后。作为战前最大规模的法西斯主义暴动，“二二六事件”是日本国家命运的拐点。本来，“二二六事件”是整肃军部势力的良机。可是从政府到议会，软弱的政治家们几乎无所作为。军部通过所谓“肃军”，镇压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同时又以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威胁为借口，对政府提出一个又一个迎合军部的政治要求。

陆军大将寺内寿一在应约出任陆军大臣前，就提出条件，拒绝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人物入阁。就任伊始，他就发出露骨的法西斯主义声明：“庶民一新，打击自由主义，走向集体主义体制。”军部还提出修改选举法、限制选举、否定立法权的行政支配、将议会架空等政治要求。因此，军部势力不但没有受到遏制，反而进一步坐大。军部和官僚、财阀沆瀣一气的体制得以强化，开始走向正轨、完善的法西斯主义。在肃杀的政治氛围下，人们噤若寒蝉，只有斋藤隆夫站了出来，正面抨击军部的横暴不法。

1936年5月7日，在第69届特别帝国议会上，斋藤隆夫第一个登上讲坛。他没有带一片纸，滔滔不绝地发表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他指出，“二二六事件”中青年军官叛乱的原因是，“完全不懂政治、经济、外交的青年军人被地下消息和阴谋家的流言蜚语所欺骗，其背景有对外国思想抵制软弱的国民性，企图在爱国和无产大众的名义下破坏国家，其危险性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改变”。

然后，斋藤隆夫转而严厉批评军部的做法，“昭和六年的‘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虽然和‘五一五事件’、这次的‘二二六事件’是同一类型事件，但军部当局对这两类事件到底采取了什么措施呢？其实只是把这些事件从一个黑暗埋葬到了另一个黑暗，而没有采取任何较为彻底的措施。结果病根没有被切除，反而事态加剧并使恶性事件频发”。

确实，军部对青年军人叛乱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从一个黑暗埋葬到另一个黑暗”。斋藤隆夫一针见血，直指病灶，显示了超人的勇气。他指出，“多数国民都对这次事件感到愤怒，但因为言论自由受到限制，陷入了不能公开批判的状态。国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他把国民想说的话全部说了出来——

陛下的重臣，被在自己的统帅权下用来保护自己的军人用刀枪劫杀了，这对于信赖军队的国民来说，实在是一个很难承受的痛苦。尽管这样，他们因为处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当今时代，不能够公开说出这些，只好在私下里议论或者只能用眼神来意会，这和专制武断的封建时代有什么不一样呢？

斋藤隆夫身高仅有150厘米，但是从容不迫，眉宇间自有一股凛然正气。他将问题的实质揭示出来，径直呼吁禁止军人参与政治活动——

如果容忍军人参与政治活动，政治斗争的最后自然就会靠武力来贯彻自己的主张，不仅会破坏立宪政治，而且更会成为国家动乱、武力专制的开端。所以，应该严禁军人参与政治活动。

斋藤隆夫对军部的锋锐批判，是极其罕见的慷慨淋漓的快意之事，之前是绝对不可能在议会上听到的。自1930年以来，在法西斯主义的弹压和威胁下，议会里弥漫着妥协退让的习气。据说在这次演讲前，斋藤隆夫反复推敲内容，不断练习，直到完全记住，因此演讲流畅，有理有据，赢得了现场热烈的掌声。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在回应时，也不得不说“很有同感”，并断言军部将严守不干预政治的铁一般的原则。

在会场之外，斋藤隆夫的演讲也获得了国民的热烈欢迎。从来不看官报的小市民们抢夺刊登演讲全文的官报，全国各地民众寄来很多感谢和赞赏的信件，反映了国民强烈反对军部的情绪。其中一封信说：“您把我们想说的话，把我们想问的问题都说出来了，就好像是狮子怒吼，我和国民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各家报纸也争相报道这个轰动性的演讲。《东京日日新闻》发表社论《国民的声音——斋藤先生的大演讲》，高度评价说：“如果这个议论在三四年前就发表的话，肯定会有很多人去思考。但是，这样的事情在数年前到底是否可能呢？……我们感到斋藤先生的语言将会打破国民和政党的沉默，可以看到日本未来明朗的曙光。”

悲哀的是，此时日本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已经遭到破坏，民众的意见不能通过制度改变政治现状。“曙光”没有如期出现，黑暗却很快降临。就在斋藤演讲一周后，贵族院的一位研究员因为发言称“难道士兵不是比军官更加有大和精神吗”而遭到来自海陆两大臣的抗议，他们认为这是在诽谤军部，研究员被迫辞职。曾经高度评价斋藤演讲的《东京日日新闻》现在又转变了立场，斥责研究员的发言“态度傲慢无礼、卑鄙低劣，这不能不激起全体国民的义愤”。

这是贵族院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惩罚，这一前所未有的事件表明军部和议会的力量已经失衡。不久，军部大臣现役制恢复。这种制度规定，只有现役武官才能出任陆海军大臣参与组阁。换句话说，如果军部拒绝派人出任陆、海军大臣，则无法完成组阁。“大正民主”时期，“军部大臣现役制”一度废除，现在重新恢复起来，日本的国家命运完全被军部掌握了。

第二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最初采取“现地解决、不扩大”的方针，但是不久就改变政策，大规模出兵。日本政府的声明称，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惩罚中国，由于中国政府的顽强抵抗，日军没有达到军事目标，反而陷于战争泥潭，国民付出了巨大牺牲。为了堵塞民口，日本政府又改变说辞，声称这场战争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东亚新秩序”。

这时政党已经堕落为军队的“侍女”，对其唯命是从，甚至阿谀奉承。政治家们高喊着“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无条件支持军部的行动，让军部更加自负和专横。国会照常议事，议员们多数只是充当军部的吹鼓手，不考虑民众的意见。就在这种风雨如磐的政治环境下，已经70岁的斋藤隆夫再次站出来，发表了一次载入史册的演讲。

1940年2月2日，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斋藤隆夫发表了题为“支那事变处理”的质问演说。他直指现实问题，质疑“近卫声明”之类不是事变处理的最妥善的方法，也质疑日本政府支持汪精卫政权的合理性。在他看来，东亚和平才能带来世界和平，追究七七事变以来日本历届政府的责任，也对现任内阁提出警告。对于政府提出的所谓“东亚新秩序”，这位民选议员十分直率地表达了国民的疑问和不满——

关于事变的处理被反复说成是“建立东亚新秩序”，这种说法自昨日以来不知在这次会议里重复了多少遍。本来，这种说法在事变当初是没有的，而是在事隔约一年后，即前年的11月3日在近卫内阁的声明中才首次出现的……如此广泛、如此强烈地高喊“建立东亚新秩序”是战争目的之所在，是牺牲的目的之所在，那么，实际状态究竟如何，是否可以让大家听一听政府的见解是什么？

其实在3个月前，日本内阁专业负责处理侵华事宜的机构兴亚院发表《东亚新秩序答询案要点》，回应了外界对于“东亚新秩序”的各种质疑。斋藤隆夫激烈地批评这个答询是“扑朔迷离的、不着边际的文字罗列”，直言不讳地指出对中国的战争就是纯粹的侵略——

我们看到的这个答询罗列有相当多的十分难懂的字句。即皇道至上命令、不以“乌希哈库”（指神即天皇占有自己的东西并保持之）而以“希拉斯”（指天皇统治）作为本意，乃我皇道之根本原则。支那王道的理想、八纮一宇之皇谟等类似精神讲话的东西很难得听到，我们这些从事实际政治的人是非常难以理解的。

所谓不以“乌希哈库”而以“希拉斯”作为本意，表明日本不像白人国家所做的那样去侵略占有别国的领土，而是将天皇的仁政普施于该地区。在客观上这不过是对侵略的一种掩饰而已……无视此种现实，只是空洞地以圣战的美名为挡箭牌，不顾国民的牺牲，而大谈“国际正义”“道义外交”“共存共荣”“世界和平”等，这只能是罗列了一些扑朔迷离的、不着边际的文字。这都是遮掩的烟幕，错过千载难逢的机会，贻误了国家百年大计……

斋藤隆夫不仅揭穿了所谓“东亚新秩序”的侵略本质，而且严厉批评了日本政府提出的“八纮一宇”“为了东洋和平”“为了世界和平”等口号。对于这个具有罕见勇气的演说，嘘声和掌声参半，会场气氛紧张。在场的政府官员只是苦笑，一言不发。根据议会规定，所有演讲者的发言都要记录下来，作为资料存档。但是斋藤隆夫的演说大约一万字都是批评军部的，所以这次演说的速记记录被破天荒地全文销毁。斋藤隆夫为此写了一首汉诗：

吾言即是万人声，褒贬毁誉委世评。

请看百年青史上，正邪曲直自分明。

幸好，斋藤隆夫在镰仓海边排练这次反军演说，背诵了演说内容，使之后来得以留存和公开发表。在当时，他的演说内容不胫而走，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军部被激怒了，公然要求解除斋藤隆夫的议员资格。结果在投票过程中，投反对票的仅有7人，到了众议院却没有进入投票现场的有121人。虽然不敢公开批判，但是将自己的政治信念和良心做最低限度的防守还是有可能的。不过，最终还是有2/3的议员投票同意，通过了对斋藤隆夫的除名决议。

斋藤隆夫被除名6个月后，日本政党全部解散，推行舆论划一、一国一党的“新体制运动”。政党没了，议会还在。1942年4月，日本再次举行议会选举。尽管政府以“翼赞政治”的名义推荐和控制大部分候选名额，但是斋藤隆夫仍然以兵库县五区最高票当选，又成为帝国众议院议员。军部和政府也无可奈何。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涉嫌参与战争的公务员全部被开除（公职追放），包括大部分没有阻止战争的国会议员也被剥夺公职，只有斋藤隆夫等少数议员继续保留公职。在日本政治史上，他与尾崎行雄、犬养毅并列为“最受爱戴的政治家”。和曾任高官（乃至首相）的尾崎行雄、犬养毅不同，斋藤隆夫只是一个议员，他以自己的勇气和胆识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也为战前暗淡的日本政治增加了一抹微弱但夺目的亮色。

不要错过这班车

当时日本认为，这是一班通往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快车，千万不能错过。只有后人才清楚地看到，日本要搭上的这班车，其实正在驶向民族灾难的不归路。一位记者在战后反思说：“那时整个日本都疯了！”

如果我们穿越历史，回到1940年上半年的日本，就会发现，日本朝野上下都在说“不要错过这班车！”。这不是电影里的流行语，也不是对这个国家发展的期盼，而是希望日本搭上法西斯主义的车，与希特勒的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结盟。

当时日本认为，这是一班通往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快车，千万不能错过。只有后人才清楚地看到，日本要搭上的这班车，其实正在驶向民族灾难的不归路。一位记者在战后反思说：“那时整个日本都疯了！”

其实，即使作为一个失去理智的国家，日本的行为也是有自己的逻辑的，不管这个逻辑是多么可笑。如果说当时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另一种就是“日本逻辑”。

一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和英、美等西方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改变了亚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引起英美等国的强烈不满。1933年2月，国际联盟大会以42票赞成，1票（日本）反对，通过《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要求日本“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行政完整”。然而日本并没有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认为这是英美等国的欺侮，退出国际联盟，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这不但没有让日本警醒，相反，其民族“自信”进一步膨胀。就像陆军省新闻班发表的一个小册子里所说：“现今的非常时局又是以满洲事变和退出国际联盟为转折点，是赐予皇国的一个光荣的非常时期。”

丧失理性的不只是日本。如果说日本是国际社会在亚洲的“异端”，那么德国、意大利则是欧洲的“异端”。彼时，墨索里尼、希特勒已经先后登上政治舞台，法西斯主义崭露峥嵘。只是因其尚未成气候，所以还没有那么猖獗。不过，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之举，“鼓舞”了这两个野心勃勃的独裁者。因为它们看到，日本侵占那么多中国领土，国际社会却无法对其实施有力制裁，任其逍遥法外。

于是，就在日本退出国际联盟6个月后，德国为了摆脱凡尔赛体制的束缚，也退出国际联盟。希特勒还公开批判以英美为主导的国际体制，表态要重新武装德国。意大利则不宣而战，悍然入侵非洲东北部的埃塞俄比亚。这些举动极大地动摇了国际联盟构建起来的国际秩序，三个法西斯国家由此相互走近，抱团取暖。

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在柏林签订《日德防共协定》。此举引起英国的警惕。日本政府指示驻英国大使吉田茂说：“此协议最终目的是防共，并不包含其他意思。要从这个意义上取得英国的谅解。”这当然得不到英国的谅解，吉田茂本人也不这么看。他坚决反对与德国签订《日德防共协定》，因为在他看来，希特勒是暴徒，纳粹党是无赖集团。多年以后他在回忆录里说，“我所以反对签订防共协定，是因为我感觉到尽管军部说防共协定只不过是防共的意识形态问题，但这完全是表面上的借口，骨子里显然是想借联合德国对抗英法并进而对抗美国”。

事实确实如此。当时日本的军部根本不把英国放在眼里。它认为英国已日薄西山，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日本。日本应该和以迅猛之势兴起的德国携手，实现强强联合，打破英美主导的世界旧格局。英美式民主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主导未来世界的应该是日本和德国式的新力量。它们甚至宣称，《日德防共协定》是“抑制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的“划时代”的外交成果。

许多日本外交官反对这种与英美为敌的做法。在他们看来，这种合作必将发展为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将世界分为两大阵营，日本失去外交灵活性和自由腾挪的空间。个别媒体也发出反对声音。《读卖新闻》的一篇文章批评道：“如果和法西斯国家签约，会让别人觉得日本也倾向法西斯。我们为了得到德和意这两位朋友，失去了站在中立立场的英美两个朋友。日德协定会加速世界的混乱。”

日本报纸之所以能够刊登这样的批判文章，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对言论进行彻底管制。等到两年后，日本议会通过《国家总动员法》之后，言论自由就彻底丧失了。

可是，这些反对的声音太微弱了，根本不足以抑制军部的野心。尤其是当第二年，意大利也参加这个防共协定之后，一个灰色的军事同盟已然成形。

二

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受到英美等民主国家的强烈反对。日本一方面在国际社会备受孤立，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的顽强抵抗而深陷战争的泥沼。恰在这时，希特勒通过威吓等手段，取得了苏台德地区。德军进驻捷克斯洛伐克，一时威势赫赫。日本愿意加强与德国的合作，借此加强国际地位，孤立中国。希特勒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需要日本在牵制英法军事力量方面发挥作用，承认了“满洲国”，同时策动强化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的合作。

1938年初，德国外交部部长提议，结成三国同盟。此事成为日本政治和外交的最大议题，全国舆论分裂成赞成和反对两派。内阁更换了5次，有关的内阁会议也重复了70次以上的没有结果的马拉松式的讨论。

海军是反对力量的大本营。和封闭而自大的陆军不同，日本海军高级将领颇有世界眼光，深知英美等国实力强大，日本绝非对手，三国同盟会“把英美变成敌人，招来日美战争”，导致大局溃败。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次官山本五十六、军务局局长井上成美三人挺身而出，积极反对。右翼对三人恨之入骨，密谋暗杀。面对各种暗杀消息，三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山本五十六为防不测，还专门在自己的房间里放置了机关枪。最终，三人都离开了海军总部，日德意军事同盟主张开始占据上风。

在走向三国同盟的同时，日本还掀起了排英、反英之风。此时的媒体已经完全成为陆军的传声筒，它们一方面指责明治时期以来日本外交“缺少自重”，存在“恐英论”“软弱论”，把本国政府贬得一无是处，另一方面攻击英国的国体和英国历史，辱骂英国国民的品性。8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竟然联名发表对英共同宣言，强硬地宣称：“英国自中国事变爆发以来，一直曲解我帝国公正的意思，并策划实施援蒋战略，至今不改，导致了多起不幸事故的发生，对此我们深感遗憾。”

舆论煽动起民众的反英情绪，军部趁机鼓动人们上街。以1939年4月在中国天津的英国租界里发生的所谓“抗日恐怖袭击”为借口，右翼团体展开打倒英国的活动。内务省也动员自治团体和“在乡军人会”等右翼势力，开展全国性的集会和游行。警保局的一位警官拒绝反英游行的要求，结果被咒骂为“海军养的狗”。

这些行动导致英日两国关系紧张，陆军借此卖力地推动三国同盟。可是就在这时，德国却戏耍了日本。德国与日本签订《日德防共协定》，本来是以苏联为潜在敌人，然而1939年8月23日，希特勒违反《日德防共协定》，单方面与苏联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日德同盟的谈判因此陷入僵局。

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日本走向二战深渊的道路上，其实也有一些可以避免灾难结果的机会。1951年，吉田茂首相曾密令外务省研究“日本在战争中的外交失败以及外交过错”。直到半个世纪后的2003年，该报告才正式出版。这本书总结了五大外交失误，其中第三条是“错过了多次外交转换的时机，错判了回头的时机”。1939年8月就是难得一次的“回头的时机”。假如日本由此认清德国的面目，重新界定自己的外交战略，那么它有可能纠正自己的错误，此后的命运也可大为改观。遗憾的是，日本没有抓住这次机会。

三

1939年9月1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缔结一星期后，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势如破竹地占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震惊了整个世界。德国的羞辱被迅速忘记，日本报纸全部都在报道德国最终将取胜的消息，进行有利于德国的宣传。大多数日本人相信，德军不久将在英国本土登陆，欧洲将成为希特勒的天下。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日记里说，德国的“辉煌成功在日本人的头脑里起了烈性酒那样的作用”。于是，“不要错过这班车”就成为日本的口号。日本国民在中国的泥沼里已然筋疲力尽，梦想在与德国的同盟中求得光明。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一届内阁首相近卫文麿任命松冈洋右为外务大臣。松冈洋右曾在美国西海岸的俄勒冈大学学习，深知美国的国力是不可估量的，向来讨厌德国。在德国违背《日德防共协定》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后，他曾说：“德国善于利用别国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使违约也不干被他国利用的蠢事。和他们接近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上过当。”

可是甫一上任，松冈洋右就一马当先，奋力执行军部的政策，积极推动与德国结成以美国为假想敌的军事同盟。松冈洋右自己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曲线救国”，美国因德日同盟而不敢与日本开战，会调整与日本的关系，最终增进日美两国的亲善关系。这位自负的外交大臣说——

现在，日本的政治家如果公开反对军部的意志，将会失去其实现政治理想和外交策略的机会，这已有许多前车之鉴。表面上随声附和军部的方针，暗中纠正他们的方针，不使国家越轨，这也是必要的谋略。据说军人头脑简单，这也就使我们有运用这一谋略的余地。

我所说的改变国策，意指通过这种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融合而提出的新策略。我承认，欺骗第三国、欺骗军部这样的谋略绝非值得称赞。但是，日本现今处于生死存亡关头，采取这种权术也是迫不得已啊。[1]

2003年外务省发表的《日本在战争中的外交失败以及外交过错》研究报告指出，日本外交的失误之一是“没有决断力和执行力”，“特别是外务大臣本可以用职务为赌注起来坚决反对军部，那样就可以制止事态的发展，但外务大臣却没有勇气”。对于松冈洋右来说，这段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松冈洋右在国家大事上竟然沉迷于“权术”，妄图以瞒和骗的方式来达到反对军部的目的，这不就是“没有勇气”的懦夫行为吗？

当时，枢密院议长质疑松冈洋右的做法会适得其反，“势必导致美国极力加强对日施压”。松冈洋右辩解道：“我认为，美国诚然会强硬一时，但会冷静地权衡利害得失，恢复冷静态度。”不过在质疑者的步步紧逼下，他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是越来越强硬从而导致更险恶的事态呢，还是冷静地进行反省呢？其可能性各占一半”。

就是怀着这样的“赌徒”心态，松冈洋右将外务省的有识之士清除，迫不及待地寻求与德意的结盟。在他担任外务大臣两个月后，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三国同盟签字。日本如愿以偿，没有“错过这班车”。

社会各界为此欢欣鼓舞，即使有一些媒体人质疑三国际联盟盟，但是没有一张报纸把心中的反对意见用笔写下来，而是为三国联盟欢呼。 《朝日新闻》政治记者熊谷正弥后来回忆说：“日、德、意三国同盟是走向世界大战的重要一步。但对此狂热支持和欢迎的言论、进行报道的人是很多的。我认为这是和梦游病差不多的心醉状态。”

“心醉者”用文字留下了“梦游症”的证据。一家报纸的社论说：“这是国际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壮举，为此感到无比欢欣。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应该全国上下一心努力突破。”另一篇社论则用诗一般的语言说：“在世界的黎明之前，新世界的王者日德意三国进一步加强了密切联系，这决定了将来的历史，同时像春风播撒种子一般，把新的希望撒在了地球上。”

可是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不是什么“春风”，而是一股邪恶的“飓风”，它们将世界卷进了二战的惊涛骇浪中。

《朝日新闻》曾是一家敢于反军阀的报纸，因此还受到美国密苏里大学的表彰。战后，该报主动承认了自己的战争责任，认为日德意三国结盟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直接原因，对自己当时没能够进行任何批判展开了自我批判——

导致大战的原因之一——加入三国同盟发生时，我们也没有尝试进行一言半句的批判，没有进行过一下反击。对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必须认真承认并加以谨记。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行为的确让自己觉得脸上无光，感到刻骨铭心的后悔。

至于那位自信通过“曲线救国”的方式来改善日美关系以避开战争的松冈洋右，在战后被列为“甲级战犯”，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其实，在日军攻击珍珠港的那一天，他就追悔莫及地说：“三国同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败，越来越向坏方向发展，我就是死也不能瞑目！”

对一个后发国家而言，在发展的过程中确实需要“搭车”。但是在世界的大道上有许多车辆，有向前奔驰的，有徘徊不前的，也有逆行的。到底应该选择搭什么样的车，需要认真选择，选择的标准是国际正义、世界和平的“交通规则”。就像吉田茂所说：“国际信用重要的是基于正义进行外交。外交以国家利益为上毋庸赘言，但即使是本国利益，也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基于国际正义的外交也有被恶势力所战胜的情况。就长期来看，正义外交一定符合本国利益。”假如一味在意眼下国际形势的变幻，拘泥于外交小利，昧于大势，就会心存侥幸而搭错车，那么即使是一个国势向上的新兴大国，也必然会“车毁人亡”。日本帝国就是前车之鉴，后来者能不慎乎？

[1] 转引自［日］猪木正道著《吉田茂传（下）》p394-395。

桐生悠悠：我要离开这个畜生当道的世界

作为媒体人，桐生悠悠表现出独立思考和不屈的反战意识，与军部坚持斗争到最后。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新闻报道应该永远为民众而存在，应该坚持言论自由的底线。媒体一旦忘记这些行动的根本，必然走向堕落。

长野县地处日本关西、关东之间，位于素有“日本屋脊”之称的中央高地之上。因为风光秀丽，被称为“日本的瑞士”，游客到此，流连忘返。在明治维新之前，这里是“信浓国”，俗称“信州”，由于战略位置重要，是各方势力争夺之地。在这片充满观光景点和历史故事的地方游走，我一边欣赏，一边阅读。偶然在一则资料里，我读到了这样一段话——

原来信州为言论自由之地，信州人因富于理智而闻名。既为聪颖民众聚集之地，信州成为言论自由之乡则便不足为奇了。因此信州就是我们自由言论者——评论界的理想地区。

作为一个以言论为志业的媒体人，这段话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按图索骥，我发现它也出自媒体人之手。这个媒体人，就是坚持独立思想、敢于说真话的桐生悠悠。

桐生悠悠原名桐生政次，毕业于东京大学，先后在多家媒体工作，是一位资深媒体人，被认为是当时少数的“有反骨的言论人”的代表。作为自由主义者，桐生始终对狂热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潮感到忧虑。少壮派军人发动政变后，他多次在报纸上发表批评军人横暴不法的文章，虽然受到军队及右翼势力的攻击与迫害，但仍不改变立场。

20世纪30年代，桐生一度担任《信浓每日新闻》主笔。对媒体人而言，那是一个艰难的时代。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报纸大幅转向，支持军部的独断专行，协助军部的对外强硬论，推进国家非常时期的各种运动。军部势力迅速扩大之后，又对报纸进行恐吓，这样就形成了报纸不敢发出批判声音的局面。《日本新闻年鉴》说：“昭和八年（1933年）的言论界毫无生气，一直保持奇怪的沉默……是半死不活的言论界。”这一年发生的“信号灯事件”就典型地表现了言论界“半死不活”的状态。

1933年6月17日，一个休假中的士兵在大阪市闯红灯，被交警拦下，两人发生争执，发展到互殴。本是一桩普通的事件，可是宪兵队却发表声明谴责警察公然侮辱帝国军人。军部竟然也不分青红皂白地为闯红灯的士兵撑腰，发表长篇声明称：“这是警察对皇军中的一员的非法暴力行为，也是关系到皇军感情的重大事件。”警方则回击道：“军人和警官打架虽然是很遗憾的事情，但军队是帝国的军队，警官是帝国的警官，都承担着国家的重大责任。就这一点来说，其责任没有轻重之分。”

事件上升为军部和内务部的矛盾，后来在天皇的过问下，双方才偃旗息鼓，握手言和。但是事实上军队胜利了，警察屈居下风。军部强硬地宣称：“军部对本事件特别关注，是因为想要唤起政府当局的注意，表明皇军建设的本意，明确军人的特殊地位。”在“信号灯事件”后，警察但凡遇到军人违规现象，不敢再自己执法，而是一律将犯事者交给宪兵队。这进一步助长了军人的气焰。

对于“信号灯事件”，媒体不敢直接批评跋扈的军部。要么回避不谈，要么避开问题焦点。《大阪每日新闻》发表社论称，“总的说来，是因为双方都缺少同情、理解和人情味。所以，经常会发生这种不愉快的街头小事件。这全部都是源于人性修养和反省的不到位”。这种对军部的横暴态度视而不见的评论，当然是慑于军部的淫威。当时《大阪每日新闻》的一位记者因为写了一篇相关文章，就被带到宪兵队，一直严厉拷问到深夜。宪兵把军刀弄得咔嚓咔嚓响，恐吓说：“你认为陛下的忠诚军人重要还是内务省的雇佣人员重要？不听军部的话，就等着去坐牢吧！ ”

在军部的高压下，报纸敢怒而不敢言，只有桐生悠悠在《信浓每日新闻》上发表评论《在大阪发生的“信号灯事件”给我们的教训》，直指问题的核心：“军人和普通人的身份本来就不一样，所以不能同等处理。但在军人离开军队，作为一个士兵行动的时候，我们应该将其作为普通人看待……任何人都有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军人也不例外。当他在公共生活中作为军队或是军队中的一员行动时，才是‘皇军’，直接在‘统帅权’的保护下……但是，当他离开部队在私人生活中作为一名士兵行动时，我们和警察都必须视其为普通人。”

一个多月后，又发生了另一起事件。当时，以拥有500万人口的东京为中心，进行为期三天的关东防空大演习。这是日本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演习，攻击方是陆海军的航空部队和航空母舰的舰载机，防卫方则是陆军的三个战斗机中队。媒体都对演习进行了大篇幅报道，评论也按照军部的口径撰写。例如，《东京日日新闻》说，演习“必将以大成功告终”，“防空的基本是国民在精神方面的训练，而且只要我国的海陆军在国防的第一线，遭遇大规模攻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信浓每日新闻》也以五栏式标题报道大演习的情况，但是桐生悠悠写了一篇社论《可笑的关东防空大演习》，发出不同的声音——

即使进行这些不切实际的演习（防空大演习），实际上也没有任何用处。如果以我全部军机迎击敌机也不能将其全部击落，其中会有两三架敌机飞临帝都的上空而投下炸弹的话，被投下的炸弹就会在各处引起大火，使之成为一片凄惨哀号的战场，出现和关东大地震同样的惨象。所以，在关东的高空、帝都的高空迎击敌机就已经代表了我军的失败。绝对不能让敌机出现在我国的领土上空。

在帝都的上空迎击敌军的作战计划是非常可笑的，在夜间作战中熄灯来增加市民的惊慌程度更是滑稽。只要在战争中利用雷达，就能很明确地得知敌军飞机的位置，所以击退他们也是比较简单的。总的来说，就像欧洲战争中齐柏林飞艇进行伦敦空袭一样，在空战中攻击的一方就是赢者，而被攻击的一方就是败者。防空战的第一定义必须是在对方攻击之前将其击退。

桐生的文章激起了强烈反响。虽然在标题中用了“可笑”这样的讽刺性词语，但内容并没有反对军部，而是客观理性地指出防空演习的非科学性，并预见到了12年后日本遭到空袭的结果。其实，当时的海军军人也在演讲会中发表过与其主旨相同的观点。

然而，就是这样常识性的评论，却让军部大为光火。当地的师团立即将桐生召到司令部大加申斥，要他第二天取消社论，但遭到拒绝。当地的“在乡军人同志会”向报社递交抗议信，要求报社谢罪、开除桐生，还威胁要联合抵制《信浓每日新闻》，发起“不买运动”。“不买运动”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是军部和右翼势力的惯用伎俩。当时《信浓每日新闻》的印刷量为2万份，如果拥有8万人的“在乡军人同志会”发起“不买运动”，结果可想而知。

在无法无天的军人的压力下，报社的经营陷入困境。报社被迫与“在乡军人同志会”进行了三次会谈，还去东京和军部进行交涉，但军部拒绝为此事进行商谈。无奈之下，《信浓每日新闻》刊登了桐生退职的消息以及报社的检讨公告，才逃过一劫。

桐生是因为不愿拖累对自己有恩义的同人，才主动辞掉报社工作的。过去他也曾退出《信浓每日新闻》，但这一次却是彻底结束了自己30年的新闻记者生涯。他回到名古屋的旧宅，过起了孤苦伶仃的生活。

经历多次由笔惹起的事端后，桐生认识到，在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的情况下，有组织地进行言论方面的抵抗是不太实际的。事实确实如此。几乎就在桐生悠悠写《可笑的关东防空大演习》的同时，在政府内阁会议上，法务大臣发言说：“最近的社会不安都是因为报社不按规矩写作。”以首相为首的大臣也都点头道：“就是，就是，确实是这样！”报纸已经被逼到严格自我审查、顾虑重重的境地，媒体人殊难有所作为。

桐生决心“今后只靠个人战斗”。他创办“名古屋读书会”，编写读书会杂志《他山之石》。这是一个私人杂志，主要发表桐生本人撰写的文章，也刊登当时持反战态度的一些知识分子的来稿。这份不足30页的杂志坚持对强权政治的无情批判，使地方政府大伤脑筋，对其进行严格审查，每年被禁止发行或删除的期数都在四分之一以上，桐生经常以“开天窗”的方式表示激烈抗议。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停止写作。例如，针对侵华战争导致的日本民众贫困化，他撰文说——

应召出征而阵亡的军人的家属往往受到人们的同情，因为他们的生活因失去了主要劳动力而贫困。其实，我们看到的比那些遗族更贫困的现象更多，那些贫困者比遗族有更多的不平与绝望。如果放任这种现象继续，战争就会永远地继续下去。应召的士兵越多，越要产生重大的社会问题和国家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比战争的惨祸更严重的问题。

“特高”将桐生视为“异见分子”和“国贼”，不断加以迫害。但是桐生不屈不挠，至死未放下批判日本军部之笔，一直坚持到弹尽粮绝。太平洋战争开始前，“特高”对桐生的迫害加剧，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1941年9月被迫宣布停刊。他在最后撰写的“废刊辞”中愤怒地表示，“自己为超国家和超民族的全人类的和平幸福进行了孤军奋斗和恶战苦斗”，“但刊物被政府当局根据《国家总动员法》认为是妖魔鬼怪”——

我只是说了些关于防空演习应该说的话，却被军部夺去了我的生活权。陆军的防空演习完全无视海军的飞机，作为敌人的飞机而出现在帝都的上空显示出了海军的无能。我多次说要有不畏军部的政治家上台。还有，关于“五一五事件”和大阪的“信号灯事件”说了一些作为一个立宪政治体制下的国民都必须说的话，却因此多次惹恼了他们。虽然这些对于以安全为第一的现代人来说与他们无关，但我所说的并不仅仅是我想说的，而是作为一个立宪政治体制下的国民必须说的。

1941年9月10日，也就是《他山之石》停刊几天后，弓折矢尽的桐生因癌症倒下，享年68岁。在临别之际，这位以“立宪政治体制下的国民”为骄傲的评论家留下壮烈的遗言，“我要离开这个畜生当道的世界”，“唯一的遗憾是没有等到日本军阀们在战犯法庭上被审判的那一天”。

在桐生葬礼举行的当天，宪兵送来了由当局发下的《他山之石》停刊命令。桐生的儿子脱口而出父亲创作的一个俳句：“暴风雨的夜晚，蟋蟀仍将继续鸣叫。”后来，这句话铭刻在桐生的墓碑上。

作为媒体人，桐生表现出独立思考和不屈的反战意识，与军部坚持斗争到最后。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新闻报道应该永远为民众而存在，应该坚持言论自由的底线。媒体一旦忘记这些行动的根本，必然走向堕落。今天，桐生已成为“富有反抗精神的办报人”的典范，永远名垂青史。

日本当代思想家池田大作对桐生悠悠非常敬佩。他在自己的著作《我的人学》里称赞说，“（桐生）不惜与强权战斗的勇气，至今还激励着人们”。他还进一步分析道：“如果新闻报道事业畏惧权力机构，不去纠正它的缺点，而去拼命投机迎合，结果必然助长权力机构横行，更加肆无忌惮。反过来不能不更加畏惧他们。这种恶性循环，将给日本带来危机。”

岂日本独然？把这段话里的“日本”换成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成立的。

难道不是吗？

山本五十六：把国家命运押在赌桌上

普希金小说《黑桃皇后》中的主角赫尔曼穷困潦倒，却默默地做着准备，希望在赌博中大捞一笔，最后丧失理智。毋宁说，山本五十六就是一个“赫尔曼”式的人物，是一个把国家推向灾难的赌徒。

1939年8月，在一次重要的内阁会议上，一位阁员问海军大臣米内光正，如果日本因为与法西斯国家结盟而被迫与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组成的联合战线作战，结果会怎样？当时，日本与英美关系恶化，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于是向德国、意大利走近。米内光正直言不讳地说，日本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因为日本海军无法对抗英美联盟。

认识到日本实力远不如美国者，大有人在，可是公开承认“日本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的却是极少数，因为法西斯主义者威胁反对与法西斯结盟者的生命。这些法西斯主义者崇拜希特勒，把《我的奋斗》奉为经典，这本书也在日本流行。可笑的是，希特勒对日本并没有好感，而是抱以蔑视的态度，但相关内容却在日本翻译版中被删掉了。

随着国内局势急剧滑向右翼，大多数官僚越来越亲德，米内光正深感在政府内无助。不过，让米内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副手、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坚定地和他站在一起，反对与法西斯结盟。和米内不同的是，山本在美国生活多年，亲眼看到了美国的强大。

1919年，35岁的海军少佐山本五十六奉命到哈佛大学学习。在美国学习的两年，山本看到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兴大国。不管是在底特律看到的汽车工厂，还是在得克萨斯参观的油田，都让这个年轻的日本海军将领见识了美国的真正力量。5年后，他再次返回美国，担任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在与国内的通信中，他描述在美国的生活，寄回在美国各地旅游时的照片。每当日本年轻人问他如何提高英语时，他就会建议他们去读卡尔·桑德堡写的《林肯传》。他崇仰林肯的勤勉、志向远大和丰富的想象力。

山本的美国生活前后总计4年，其时正值两次大战之间自由国际主义的鼎盛时期。如何与他国和平共处是许多有识之士思考的重大问题，裁军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要议题。山本经常代表日本海军出席国际裁军大会，这让他成为日本军人中少有的具有国际视野的人。

围绕与德国结盟问题，日本陆海军产生了巨大分歧。米内在内阁会议上明确说出“日本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性”之前，双方已经在内阁会议上争论了70多次。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提出加强日、德、意三国防共协定的方案，并将其作为国策提交内阁会议。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据理力争，指出一旦同德国缔结同盟，日美冲突很难避免，将诱发日美战争，日本毫无胜算。因此，无论从国策上还是战略上考虑，都必须反对与德国缔结同盟，否则日本将陷入危险境地。

海军的反对，引起陆军的不满，特别是少壮派陆军军官。他们公开说，反对与德国结盟将“损害日本的应得利益”，扬言要对反对者实行“天诛”。这不仅仅是赤裸裸的威胁。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来，暗杀风充斥着日本政坛，反对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自由派和温和派人士不断遭到刺杀，袭击的目标甚至包括军方人士。社会上曾流传米内、山本被暗杀的谣言，引起骚动。山本为防不测，写下了一封遗书：“报效国家万死不辞乃练武之人的本心，不问战场上还是枪后，奋战勇斗，在战场上发光发热容易，能排除或制止俗论却很难……此身可亡，此志不可夺。”

米内、山本的压力不仅来自外部，也来自海军内部的纳粹崇拜者。本来，和骄横颟顸的陆军将领比起来，海军官员思想更开明一些。可是山本失望地看到，越来越多的海军将领也开始赞成与德国结盟。例如后来成为海军军务局局长的冈敬纯中将就宣称，轴心国联盟是一件好事，“美国历来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不会站在日薄西山的英国这一边，与强大的德意日联盟抗衡”。

内外夹击，让米内越来越担心副手的安全。1939年9月1日，山本被任命为海军联合舰队总指挥官，离开了海军省。正是这一天，德国入侵波兰，仅用一个多月就和苏联一起瓜分了波兰全部领土。随着希特勒闪电战的成功，日本国内的舆论更加对日、德、意三国同盟充满期待。日本国内的纳粹崇拜者越来越多。海军作为一个整体，也开始抛弃谨慎立场，像陆军一样失去理智。

山本并不愿意离开海军省，他希望在这里继续反对那些对美主战派。米内光正出于爱护部下之情，让他远离政治，却越发削弱了海军里的理性力量。米内本人1940年1月开始担任首相，尽管仍然反对与轴心国结盟，却由于缺乏支持力量，仅仅半年后就在陆军的掣肘下被迫辞职。两个月后，日本与德国、意大利正式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以柏林—罗马—东京为轴心的军事同盟成立。

签约前夕，在日本全体军事参议大会上，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阐述了对于日本和德意两国结为军事同盟的看法，强硬地表示：“如果海军坚持反对三国同盟，近卫内阁只有辞职，若海军不想承担毁灭内阁的责任，请诸位赞成同盟条约！”结果，海军全体参事都表示无意见。理性已经难以主宰海军省。

假如留在海军省，山本有可能因为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而被右翼分子暗杀。这对山本来说未必不是好事，他将以一个清醒的理性主义者的形象留在日本近代史上。再说，作为军人，山本并不怕死。他认为，生命最终就是一系列生或死的简单选择。他随时准备献出生命，他也要求下属随时为死亡做准备。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署后，山本开始研究制订匪夷所思的“偷袭珍珠港”计划。山本当然清楚，日本没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可是身为联合舰队司令，他不是尽量避免这场毫无胜算的战争，反而自欺欺人地认为，如果开战，他的努力可以增加日本的胜算，甚至换来最好的战略效果：即在一开始日本就占据上风，让美国丧失斗志，被迫坐在谈判桌前。显然，这完全是一个赌徒在没有胜算时的选择。

这种赌博心态很符合山本的性格。山本21岁时参加了日俄战争，在对马海战中被流弹击中，右大腿被炸了个大洞，左手食指和中指也被炸掉。他在海军医院休养时，因为伤口感染，医生建议截掉左胳膊。山本拒绝截肢，他说：“因为我怀着成为海军士兵上战场的梦想进入海军部队，我要么死于伤口感染，要么恢复过来继续当一名士兵。我有二分之一的机会，我要赌一次！”他赌对了，最后康复，也没有失去胳膊。

山本认为，赌博是成人的标志，敢于赌博的男人才是真男人。在生活中，他的娱乐活动就是打扑克和桥牌，即使在战舰执行任务时也照打不误。赌博成功很容易让人萌发侥幸之心。问题是，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押在赌桌上，但是他没有任何权力以国家命运作为赌注！

其实，这个高度保密的“偷袭珍珠港”计划已经被美国的情报人员部分知晓。1941年初，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在写给国务卿的信里说，使馆工作人员“从多方渠道（包括一位日本消息人士）听说，日本军队计划对珍珠港进行大规模突袭”。格鲁说，“这一计划看起来很荒诞”。事实的确如此，但山本竟然疯狂到要把这荒诞的一幕变为现实。

当然，山本也没有疯狂到完全失去理智的地步。1941年9月底，他还警告参谋本部说：“不应进行一场获胜希望如此渺茫的战争。”他对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说：“显然日美战争势必要拖延。只要日本占上风，美国是不会放弃的。战争将持续好几年。另外，日本的资源将消耗殆尽，战舰和武器将损耗，补充资源是不可能的……日本将一贫如洗。”

后来事实证明了山本的惊人预见，甚至几乎丝毫不差。然而，这位海军指挥官没有停下来，而是仍然在赌博心态驱使下坚持自己的“偷袭珍珠港”计划。就像美国学者堀田江理所说：“关于日本开战决定最讽刺的是，如果没有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日本领导人甚至不敢想象进行如此大的一场赌博。”

尽管“偷袭珍珠港”取得成功，但是山本发现，“赌局”并没有按照他的计划发展。美国人民没有屈服，反而同仇敌忾，与法西斯宣战。日本的战略优势仅仅保持了半年，就开始陷入被动。山本的好运气消失了，战局处处不利。1943年4月，在视察部队途中，59岁的山本因座机被美军飞机击落而毙命。

1943年6月5日，东京的日比谷公园，战时唯一的国葬在此举行，参加的民众超过百万。对处于战争中的日本来说，如此规模的国葬是极为罕见的。除了悲哀，民众脸上也布满了迷茫。因为他们以为日军自开战以来不断高歌猛进，现在终于明白了，战争局势对日本并不利，连成功“偷袭珍珠港”的“英雄”山本五十六大将不是也竟然被打死了吗！

民众并不知道，山本是两个月前死亡的，日本政府一直拖到此时才公布其死讯。更可悲的是，直到这时他们还相信山本是一个“英雄”。普希金小说《黑桃皇后》中的主角赫尔曼穷困潦倒，却默默地做着准备，希望在赌博中大捞一笔，最后丧失理智。毋宁说，山本五十六就是一个“赫尔曼”式的人物，是一个把国家推向灾难的赌徒。

及川古志郎：日本海军为什么没有阻止战争？

在重要时刻，及川古志郎“失去了勇气和决断力”，其他政治家何尝不是如此？日本领导层的每个人都在徒劳地相互推卸责任，结局却是，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是无辜的，因为他们都可以说自己内心里不想开战，但是他们却将国家和民族推向了灾难的战争深渊。

日本战败已经过去了60年。围绕之前这场大战的责任，曾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的裁决。不过，且不论审判的方式有什么问题，最重要的是，这不是日本国民自己做出的判断。对于此前这场造成了悲惨牺牲的大战，今天必须由日本人自己进行检证，弄清楚未能阻止战争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责任。

这是2005年8月13日《读卖新闻》刊登的文章。其实对政治责任的追究，在战败不久就开始了。战争结束5个月后，在1946年1月举行的一次圆桌讨论会上，围绕为什么日本没有避免战争，两位海军高级将领发生了激烈争论。一位是原海军省军务局局长井上成美，另一位是原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

井上成美自称“极端自由主义者”，在战前就反对和美国开战。他质问及川道：“海军本应全力阻止陆军（做出战争决定）。相反，我们最后失去了一切，包括陆军和海军。你为什么不（做些什么或说些什么）？”及川一脸无辜地说，当时首相近卫有责任把政府的政策从战争中拉出来，可是近卫却把责任推给海军，所以他就采取了沉默的态度。井上进一步逼问：“你是说，你之所以不反对战争，是因为近卫应当表示反对吗？”及川无力地辩解道: “连首相都不能阻止（强硬派），海军如何能够做到？”

太平洋战争主要依靠海军，日本海军深知美国实力，不能打，也打不过。而且由于宪法规定的“统帅权独立”，海军直接听命于天皇，不需要向内阁负责。因此，如果海军反对，那么这场战争是有可能避免的。可是，为什么海军没有阻止这场战争呢？从及川古志郎担任海军大臣期间的言行中，或许可以窥见历史的秘密。

一

在及川古志郎之前，担任海军大臣的是吉田善吾。在米内光正内阁中，吉田善吾支持米内首相，反对与德意结成军事同盟。米内光正辞职后，受纳粹在欧洲胜利的鼓舞，军部要求加入轴心国的声音高涨。1940年9月，55岁的吉田善吾身心憔悴，辞职而去。57岁的及川古志郎接任，成为近卫文麿内阁的海军大臣。

及川留着灰白色的寸头和浓密的胡须，性格随和，沉默寡言。当时他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对待三国联盟。就任海军大臣10天后，及川召开海军干部全体会议，讨论三国联盟问题。与会者意见不一，争执不下。及川最后讲话说：“如果海军坚持反对三国同盟，近卫内阁就只有辞职，海军不想承担毁坏内阁的责任，所以请各位赞成同盟条约。”结果无人反对，算是统一了思想。不久，《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日本走上了与德意法西斯同样的道路。

尽管及川见识短浅，对世界了解不多，但是他也很清楚，这条道路意味着与英美国家对立，甚至有战争之虞，可是他还是同意这样做。因为他认为，政治不关海军的事，何苦承担“毁坏内阁”的责任呢？再说，他也不愿意得罪积极主张加入轴心国的陆军。问题是，在日本的体制下，军队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及川身为海军大臣，既是海军领导人，更是内阁成员，岂能独立于政治之外？这暴露出及川息事宁人、不敢担当的性格。

进入1941年夏天，及川又暴露出性格中的另一面。当时军部在南进还是北进问题上发生争执。陆军想向苏联进攻，海军则要求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军方绝大多数人对南进感到担忧，多数海军官兵一想到要独自与英美在海上开战就不寒而栗。海军次官询问及川古志郎的意见，他说他也反对战争，“但考虑到陆军向来对北方的兴趣……我们必须充分表达意见，以免机遇从海军手中溜走”。

显然，及川对与英美开战的前景同样感到胆怯，他之所以积极推动南进，就是要打着备战的旗号与陆军竞争，为海军争取更多军费预算。长期以来，因为互争战功、互相嫉妒，海军与陆军有很深的矛盾。可是在巨大的战争危险面前，及川竟然只想着本部门的利益，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胸怀何其狭隘乃尔！

此后，日军南下侵占印度支那南部，激起英美国家的强烈反对，日美关系空前紧张。日本领导层制定《帝国国策实行要领》，一方面同意日本与美国继续谈判，另一方面将1941年10月作为最后期限，如谈判不成功就开战。身为首相的近卫文麿想阻止战争，但是他希望海军大臣出面反对战争。他认为，如果海军不愿意，日本就无法与美国开战，因此阻止战争是海军的责任。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逻辑。有人会问，为什么近卫自己不直接做出不开战的决定呢？确实，近卫性格懦弱，不是一个有担当的人。他不愿表露心迹，希望所有问题都能够以缓和的方式解决，不必弄脏自己的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受到明治宪法的制约。根据这部宪法，战争必须经过整个内阁的认可，首相没有单独决定战争的特权。而且宪法规定，军队直接听命于天皇，首相对军队没有任何权限。由于日本对抗西方的行动主要依赖于海军，所以及川基于现实的反对意见将会很有分量。

一天傍晚，近卫召见及川，询问他的意见。及川说：“阁下，您已表示坚决反对战争。（但不开战）将意味着接受美国所有的要求，以便维持正常关系……如果您下决心走这条路，海军将支持您到底，陆军也会这样做。”

近卫高兴地说，这下他终于放心了。可是他高兴得太早了。在3天后举行的联络会议上，参谋总长杉山元、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都高调地要求马上为战争制定时间表，身为海军大臣的及川却一直保持沉默。其实此前他曾拜会永野修身，永野同意支持避免战争的决定。可是，懦弱的及川却不肯揭穿这个事实。因为他不喜欢对抗，即使在重大问题上也尽一切可能避免争论。

不久，海军召开高层会议。当时海军领导人有广泛共识，即“与美国开战很愚蠢”，“原则上同意”日军“从和平与稳定得到保证的中国部分地区逐步撤出”。可是，在高层会议上，海军高官们都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态度，担心会激怒陆军。海军次官记录了当时的可笑场景——

及川说：“那么，不如我斗胆去与陆军争吵吧？”似乎他自己下定了决心，又想让军令部长（永野修身）对他进行鼓励。永野对此回应：“我认为这样做不明智。”这一下子打消了他的决定，为了做出这一决定他曾拿出巨大勇气，永野的话却立即浇灭了高涨的（反战）士气。

二

不过，海军仍然有机会避免战争。因为作为内阁大臣，及川仍然有许多场合发表自己的真正看法。

1941年10月7日，及川和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单独会面。及川建议，陆军应当重新考虑其强硬的姿态，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仍有希望。可是当东条追问“海军是否改变了主意”时，及川又急忙缩了回去：“不，我们没有改变主意。我们的战争决心没有改变。”这是一个含糊且危险的态度，东条想要一个明确的答案，继续逼问，“倘若真的开战，海军大臣有信心赢吗？”。及川这时才说出自己的真心话：“恐怕我没有信心……如果战争拖上几年，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但不要把我说的话传出去。”

东条本来一直是战争的倡导者，可是他也意识到，日本经济不振，驻华日军总司令也传话说资源枯竭，战争难以继续，因此态度有所软化。东条对及川说：“如果海军没有信心，我们必须重新考虑。该纠正的必须纠正，当然这需要我们接受自己的责任。”这意味着内阁中有责任的大臣都必须辞职。当时场面尴尬，可是毕竟海军大臣和陆军大臣找到了问题的核心，而且日本军队尚未做好战争准备。假如两人共同反对战争，那么历史就会改写。可是，他们却不肯承担“自己的责任”，一个难得的机会在他们的手上溜走。

后来，东条还向别人抱怨及川的态度前后不一。东条说：“海军大臣没有明确表示他没有信心，但他的讲话让人觉得他没有任何信心。如果海军不愿意（开战），我们必须想想其他办法。”当然，东条的抱怨更像是推卸责任。

海军希望陆军挑头说不愿意开战，陆军则认为海军更应该站出来反对战争。最后，日本陆海军形成了这样的局面：海军不会表示自己不想开战，认为没有必要明确表达海军的不情愿，因为陆军应该完全理解海军的犹豫；陆军又责怪海军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陆军的逻辑是，如果按照外交妥协撤军，陆军将成为大众羞辱的主要对象，只有海军反对，陆军才会被迫表示自己无法进攻。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可是在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关键问题上，日本陆海军大臣竟然为了“面子”而踢皮球，谁也不肯说出真实想法，实在令后世读史者难以置信。这与民主主义政治背道而驰。在真正的民主政治中，政治家会堂堂正正地阐述自己的主张，得不到信任投票就表明去意，立场鲜明，进退有据。

近卫首相不甘心。他想说服东条，被东条强硬地怼了回去，于是又转向及川。一天深夜，他派自己的亲信去海军大臣官邸拜访，及川穿着睡衣接见他们。来客劝说海军明确表示反对战争，这样首相才不会难堪。及川回应说，这纯属“政治”问题，“我们能不能开战不是军方说了算。这是一项政治决定，应由政府做出。如果政府决定开战，军方就必须支持，不论这场战争将多么困难。我将在明天的会议上重申这一观点，作为海军大臣，我将永远支持首相做出的任何决定……近卫首相必须自己主动表示，他希望（外交）谈判继续，并且（停止备战）”。

这样，及川把皮球又踢了回去。无奈的近卫第二天召集小范围会议，邀请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企划院总裁参加。近卫对与会者说：“我们必须继续寻求外交解决方式。我对这样的战争没有信心。如果我们必须开战，那这一决定必须由一个对此有信心的人来做。”

及川当时有能力也有义务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假如他明确表示反对战争，那么，内阁有可能重新确定对外政策。可是他仍然逃避责任，认为首相近卫应该做出重大抉择。他态度暧昧地说：“我们现在站在外交还是战争的十字路口，最后期限就要到了，首相大人必须做出决定。如果决定不开战，（海军）也无所谓。”

可以说，及川是一个好“演员”，这种表演也是日本政治家的一种“修养”。他们往往惯于在公开场合讲场面话（日语称“建前”），而在私下场合讲真心话（日语称“本音”）。他们能够毫不费力地在公开和私下角色之间转换，不但不觉得不妥，反而将此视为一种可以避免尴尬的美德。

后来，近卫首相对亲信说：“海军大臣比陆军大臣还成问题，如果海军大臣是山本五十六大将（当时任联合舰队司令官），也许能够避免日美战争。没有安排山本氏当海军大臣，对日本是一个遗憾啊。”有人说，如果近卫换掉及川，让一个敢于说出真实想法的海军将领（如山本五十六）担任海军大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问题是，根据明治宪法，内阁大臣都是直接对天皇负责，这意味着首相不能直接开除大臣。实际上，在首相的要求下，大臣通常会辞职，但大臣也可以不辞职。

近卫首相没有要求及川辞职，及川自己也无意辞职。近卫被逼到墙角，只有自己辞职。于是距离开战不到两个月，近卫内阁倒台，及川转任军事参议官。东条英机上台，海军大将岛田繁太郎出任海军大臣。本来岛田加入东条内阁的条件就是要东条尽量避免战争，但是很快他的意志动摇，不但不肯对抗陆军，还极力附和，与陆军沆瀣一气，因此被人讥笑为“东条英机的裤带”。

外交大臣东乡茂德后来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料想到陆军将走强硬路线，但我本来期待海军的态度能够更加缓和，我的各种努力都基于海军会站在我这一边来考虑的。然而，我在联络会议上惊讶地发现，他们在包括撤军等一系列问题上也相当强硬。”

战争终于不可避免。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东条及其内阁，不过是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而已，即设法消除日本侵华战争中深陷泥潭的状态，并在人们心理上给予最后一次刺激。东条他们只是将已经从坡道上滚落下来的车子在中途又推了一把而已”。

就这样，本来最不想与美国开战，也最有理由、最有实力否定战争决定的日本海军，不但没有阻止战争，反而成为战争的先锋。成立于明治时代，曾有过辉煌战绩的日本海军最终被这场战争彻底摧毁。

三

让我们回到1946年的圆桌会议上。

在那次讨论会上，原海军次官泽本对当年及川面临的棘手形势表示同情。他说，在1941年秋，一个人很难开口说“海军没有能力打仗”，因为这将打击海军官兵的士气。井上成美不接受这种解释，他认为，及川完全有能力阻止滑向战争的趋势。及川可以辞职，海军可以拒绝任命新大臣（海军大臣必须从现役海军大将中挑选），这样海军就能拖延开战的最后期限。

事实确乎如此。及川本来应该有所作为，他有能力也有责任阻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参与内阁决策又是海军最高领导的及川来说，这种机会并不少，然而他却无所作为，任由事态发展。即使偶有机会，他也是浅尝辄止，不敢稍作坚持。他有一张辞职的王牌，但是他从来不用。因为他不愿承担避免战争的责任，也不愿承认自己缺乏信心，认为这是胆怯的表现。这种自我欺骗的做法，无非是为了维护个人的面子，而将国家命运放在次要位置。除了性格原因，在那个法西斯主义流行、右翼势力磨刀霍霍的时代，担心招惹灾祸，也是及川不敢担当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于战争的反省一直在持续。直到1980年10月，在一次“反省会”上，原海军大佐佐薙毅做了这样的发言：“海军的大臣、次官、军令部总长、本部长，还有下面的各个部长，以及海军参议官，都采取了随大溜的态度，即使他们的内心曾经这样想过，但他们都没有设法阻止战争的进一步升级，因为紧急关头他们也许会牺牲自己的生命，要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于是在重要时刻，海军的领导人就失去了勇气和决断力，这真是令人无比痛心。”

作为海军大臣，及川应当承担首要责任。在重要时刻，及川失去了勇气和决断力，其他政治家何尝不是如此？战前英国著名小说家、新闻记者H.G.韦尔斯就预言，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和日美战争，日本将亡国，“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怀疑日本当局的头脑是否异常”。从个人言行看，日本的政治家每个人都头脑正常，而且精明得很。他们每个人都在徒劳地相互推卸责任，每个人看起来都是无辜的，因为他们都可以说自己内心不想开战，但是他们却将国家和民族推向了灾难的战争深渊。

日本为什么会选择“民族切腹”？

日本既缺乏坚贞不渝地追求真理和正义的理想主义政治家，也找不出具有某种无敌气概的英雄。那些平庸的政治家压制舆论自由的做法，将他们自己推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对美国妥协不仅会激起民愤，而且会引发强硬派的政变和内乱；对美国开战，取胜的可能微乎其微。最终，日本的决策层竟然把希望寄托在侥幸心理上。

“希望日本千万不要参加一场注定会失败的战争。”

这是1941年初，英国首相丘吉尔对日本外相松岗洋佑发出的警告。丘吉尔指出，英美合起来能生产9 000万吨钢铁，而日本只能生产700万吨，中学生都能够理解这些数字的含义，希望日本三思而行。

丘吉尔认为，日本是个“极端理性”的民族，一定会冷静地计算成败得失。正如不久后他在给英国海军部的一封信中所说：“我觉得日本绝不会在已经陷入与中国的战争的同时对抗美国、英国和苏联现在形成的反对它的联合力量。”

其实，这种看法几乎是当时全世界的共识。1941年，日本和美国的GDP比例为1∶26。向一个比自己强大这么多的国家开战，显然是最愚蠢的行动。战后一个美国调查团向国防部提交了详细的报告书，其结论如下——

总而言之，从根本上讲日本国是个小国，是产业结构依靠进口的贫弱国家，不具备应付各种类型的现代化武器攻击的防卫能力。穷于应付民生的日本经济完全没有余力应付紧急事态的能力。生活在人口密集、房屋全是原始木质结构的城市里的日本人，一旦房屋被破坏，便无家可归。日本经济适应战争的能力是有限的，只能打短期战争；投入储备的武器、石油和船舶，可以痛打尚未充分做好准备的敌人，但只能进行一次这样的战争。以这种独特的攻击不能带来和平时，日本失败的命运就注定了。以这样的经济状况，即使与只有美国一半能力的敌人进行长期作战，也无法维持下去。

只要看一眼日本的战争能力，就会立刻对日本下决心与美国作战产生“日本精神正常吗”这样的疑问。

其实在战前，日本国内有许多“精神正常”的人。他们很清楚，日本根本就不是美国的对手。包括战争叫嚣最激烈的军队中，也不乏清醒人士。海军最清楚，以日本海军力量根本不足以与美国对抗。例如陆军省兵务局长在1941年9月化名发表的文章里说：“将来若与具有现代化装备的北方（苏联）或南方（美国）的军队开战的话，以我们这支根据以往作战时积累的教训和经验训练起来的军队，真的能够取得所预期的战果吗？”

日本的决策层又何尝不知道？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4个月前，日本政府从全国各地紧急召集来30多名最优秀、最聪明的年轻人，在东京组成“总力战研究所”。这群平均年龄33岁的英俊之才组成“模拟内阁”，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国事。他们依赖从原来单位或企业带来的真实数据，模拟了与美国开战的情形。结论就是：一旦开战，日本必败！而且他们的“桌上演习”与实际的太平洋战争如出一辙。研究所成员还应约到首相官邸，与时任首相的东条英机面对面地交流。

可是，让世界感到不可思议的、日本决策层本来也极力想避免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在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的情况下，竟然又与美国为敌，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做出这种愚蠢至极的“自杀行为”？这至今仍然是日本史学界在追问，也让后来的读史者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之谜”。

其实，如果回到历史现场就会发现，当时日本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开战舆论，让政治家几乎没有退路。在1941年下半年，日本报纸的头版头条刊登的都是如下标题：《对日扮鬼，揭露美国之内心》《抨击美国执着的对日敌视》《美国已设定太平洋战争》《美国意识不变，这才是太平洋危机》《快看，美国反日之种种》……

和同期比较节制的美国媒体比起来，日本报刊上充斥着这种激烈的言论。它们宣扬说，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是美国有称霸世界的自私野心。日本的理想是反对英美霸权，建立平等的世界新秩序，因此日本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可是却遭到英美的打压。英美等国的蛮横无理损害了日本帝国的生存和权威，日本的反抗是不得已而为之，既是为了日本民族的荣光，也是为了被压迫的亚洲各国。这些形成一个舆论包围圈，令人感到美国是一个完全蛮不讲理的国家，让日本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困境，由此在日本国民心中激发出深深的屈辱感和愤怒感。这在一位国会议员的发言里表露无遗。

1941年11月18日，距离“珍珠港事件”不到20天，众议院一致通过决议《关于落实国策事宜》，要求政府对于“敌对诸国”的敌对行为，“依据坚定之国策，依赖坚韧不拔之民意，毅然而起”，采取果断行为。一位资深议员点名强烈谴责美国，称美国是阻碍日本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大障碍，“事到如今，除了一搏别无他法，这是全体国民之心情”。这番激越的演讲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诚如英国思想家休谟所说：“任何专制政治其基础是人的意见。”再专制的政治，如果没有被统治者的最低限度的自发性协助是无法存在的。“不惜与美国一战”的社会舆论氛围，把日本政府逼迫到毫无退路的地步。日本政治家即使明知开战是自杀行为，也不敢违逆汹涌的民意。何况当时日本社会贫富悬殊问题非常严重，聚敛大量财富的财阀和具有财阀背景的官员就成了民众仇恨的对象。从“五一五事件”到“二二六事件”，暗杀政治家几乎成为社会风潮，法西斯势力也以此发出恐吓、要挟，让日本政治家不敢拂逆军部的意愿。日本领导人若要完全改变扩张主义的计划，就可能面临杀身之祸。

吊诡的是，这种“不惜与美国一战”的社会舆论氛围，并不是民间自发形成的，而是日本政府自己一手造成的。

进入1930年以后，随着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抬头，政府对舆论的控制就越来越严苛。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首相就召集媒体负责人，要求“举国上下一致配合政府的方针”。议会通过的《报纸法》规定，“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以及外务大臣可以对报纸下命令，禁止或限制刊登关于军事或是外交的事项”。内务省警保局提出《新闻禁止事项》细则，明确规定禁止刊登“反战或反军的言论，或有可能导致离间军民关系的事项”。

1938年，议会通过了陆军提出的《国家总动员法》，完全掌握了报纸的生杀大权。该法规定，“如果政府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不经过国会审议，直接下达敕令、省令，进行广泛的统制”。在这样的背景下，《读卖新闻》的编辑局长在文章《统制下的现代报纸》里这样写道——

在较老的新闻记者中，现在也有为了维护所谓“言论自由”，坚持自己的主张一点也不退让的。有时候，是不是故意的不知道，喜欢对国家的不利言论夸大其词。还有，有些地方报纸故意翻弄奇谈怪论，却因此扬扬得意。这些现象真是令人无比遗憾。言论自由原本就应该受到尊重，但把随意反抗统制、冒着犯法的危险写作看作自由的极致，这一想法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一家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报纸，竟然自己反对言论自由，由此可见报纸的言论空间已经荡然无存。

1941年3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9个月前，日本又公布了《国防保安法》。该法规定，如果有人把军事、外交、财政或经济等方面的机密事项泄漏给局外人，就有可能被处以死刑。“防谍”“防止流言蜚语”成为社会流行口号，每个国民的日常生活都遭到全面监视，实行严厉的“不看、不听、不说”管制。至于以探知和收集信息为业的新闻媒体更成为管制重点，被要求必须绝对服从。除了政府发布的信息以外，几乎什么都不能写。尽管如此，还是有各种禁令不断传来，报纸应接不暇。编辑们不停地翻看多本厚厚的命令书，睁大眼睛来检查新闻是否违犯法律。万一刊登了违犯法律的新闻，就会受到禁止销售的处分。新闻自由没有了，遑论言论自由？媒体不可能再批评政府和军部。

此后，政府还先后出台《新闻指导纲要》等文件，报纸的功能完全转向为战时宣传，成为进行思想战和宣传战的机器，“言论报国”“报道报国”成为各报社的口号。报纸并不代表社会舆论，只是政府的传声筒。《朝日新闻》制定的报道方针直白地说：“紧紧跟着政府一起走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政府的手也伸向了无线电广播。从20世纪30年代起，无线电广播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主要新闻媒介。七七事变后，日本采取纳粹德国的口号“一家一台收音机”，免费在市场、神社以及贫困乡村的公共场所安装收音机。到1941年，日本收音机总数达到660万台，名列世界第四，几乎每个日本人都受到广播的影响。对于广播内容和时间安排，官僚有最后决定权。

媒体自由的最大意义，就是将各种意见和报道不断提供到国民面前，而依靠这些来培养他们的批判能力，纠正其偏见，形成公正、均衡的社会舆论。媒体自由没有了，国民的眼睛和耳朵也就被蒙蔽起来了，也不可能形成公正、均衡的社会舆论。充斥在报纸、广播里的仇恨美国的宣传，将日本国民成功“洗脑”。日本国民认为，美国就是一个邪恶国家，包藏“膨胀的野心”，日本不是仅仅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被压迫”的整个亚洲而战，为了世界和平而战。

在没有民主的国家里，民众本来是“原子化”般存在的。就像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分析战前日本民众时所说：“原子化的个人一般对公共问题不甚关心，但正是这种不关心往往突然转化为狂热的政治参与，也就是说他们为摆脱孤独和不安而焦虑，正因为如此，这种人才会全面归依权威主义的领导，会全身投入那种国民共同体、人种文化之永存这一观念所表现出的神秘的‘集体’中去。”

于是，原本“原子化”般存在的民众竟然融为一个可怕的“集体”。他们一方面充满凛凛的“正义感”，另一方面又担心那些享受荣华富贵的政治家没有勇气担任“历史大任”。于是，在民众中形成了更强烈的“与美国一战”的呼声，这种声音更强化了战争呼声，把政治家逼到墙角。所谓“玩火者必自焚”，此之谓与？

应该说，日本政治家并非没有常识。他们很清楚，尽可能减少敌人，增加朋友，这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大前提；尽可能增加敌人，减少朋友，进行战争，无论有多么精锐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无法取胜。那些平庸的政治家压制舆论自由的做法，将他们自己推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对美国妥协不仅会激起民愤，而且会引发强硬派的政变和内乱；对美国开战，取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最终，日本的决策层竟然把希望寄托在侥幸心理上。他们认为日俄战争中，日本国力不敌沙俄，不是也战胜了吗？虽然实力不敌美国，但是日本士兵有武士道精神，因此也有可能战胜美国。尤其是在认识到经济实力和武器装备远不如美国的时候，就更加夸大日本的“精神力量”。一位军务课长就对东条英机说：“虽说美国是个民主国家，但他们所谓民意里面却大有文章，民意都是那些受金钱驱使的家伙捏造出来的……美国军队的教育和日本简直天壤之别，他们的军队里盛行烟酒，军人都没有作为军人的心理准备，对国家的忠诚心更是一丁点儿都没有。”

早在1931年“五一五事件”之后，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就敏锐地认识到，“日本国内有一种虚浮狂暴的气质，主要是军部宣传培养起来的，这种气质可以在今后几年或几代内把日本引到极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除非政府中有头脑、比较清醒的人确能力挽狂澜，才能防止国家走上民族自杀之路”。1941年11月4日，格鲁在日记里记录下了他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内容。他写道，如果和平努力失败，“（日本）也许就要全力以赴地做殊死斗争，甚至不惜实行民族切腹。我们这些天天和这种气氛直接接触的人了解到，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几乎是一定会发生的。日本的逻辑规范或理性，不能用任何西方的尺度来衡量”。

一个多月后，事实就证明了格鲁比丘吉尔更了解日本。在一群有头脑、比较清醒，然而缺乏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的政治家带领下，日本“从清水的舞台上跳下去”[1]，走上了悲哀的“民族切腹”之路。

1941年10月，驻日公使埃默松回到美国，向国务院报到。赫尔国务卿的远东问题顾问亨塔克问他：“关于同日本进行战争，你们大使馆人员是怎么考虑的？”埃默松回答道：“我们认为，日本虽欲统治东亚，但又不想通过战争来实现这一点。不过，如果日本认为那是不可能的话，就会自暴自弃地开始战争。”亨塔克非常严厉地说：“历史上有因自暴自弃而开战的国家吗？你倒说说看！”

确实，历史上因自暴自弃而开战的国家是没有的，而日本正是开了这样一个先例。

[1] 这是一句日本的谚语，意思就是毅然决然地做某一件事。京都的清水寺大殿前为悬空的“清水舞台”，由众多高约12米的巨型榉木柱并排支撑，未使用一钉搭建而成，其造型仿佛从本堂向断崖突出，在这里眺望京都风景绝佳，据说这里也是自杀者的首选地。

东条英机：牢牢抓住多数灰色群体

意识形态部门、宪兵组织和思想控制机关立体化作战，形成“白色恐怖”的天网，异议者噤若寒蝉，没有人敢说“不”，“异端思想”的空间荡然无存。没有了多元信息，只有一个声音，再加上东条英机的表演，自然使得“灰色群体”信以为真，强烈支持东条英机。

1942年7月27日，“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国民力量大集结演讲大会”在大阪中央公会堂召开，时任首相的东条英机出席了演讲大会。当他演讲完毕准备退场时，被狂热的群众团团围住，他的汽车只能龟速行驶。次日刊出的《朝日新闻》报道了当时的热烈场景——

数千名狂热听众挥动帽子、扇子，欢呼“万岁！万岁！”……霎时间围住了东条。“好好干，干吧！”“歼灭美英，拜托东条阁下了！”“东条首相万岁！”汇聚的市民热情高涨，狂热完全变成了对东条的感激。

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东条英机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战争罪犯，1948年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发动战争、侵略别国、反人道罪等罪行判处绞刑。他发动的战争，不但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将本国推入了战争深渊。日本民众不但生活极其困苦，自己的家人还被送上战场。奇怪的是，在战争期间，深受战争之苦的民众却对东条非常崇拜。东条被视为“国民英雄”，受到日本各地国民的热烈欢迎。

其实，东条英机并不是一个“克里斯玛型”的人物，而是一个资质平平、能力一般的军人。他出生在一个武士家庭，其父是陆军中将，据说是日本陆军中能够看懂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第一人，曾经参加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但是父亲的智商并没有遗传给儿子，东条英机在军校成绩非常普通，整整考了三次才如愿以偿地进入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深造。

东条永远是一脸严肃，衣帽整齐。陆军元老宇垣一成曾经回忆说：“提起东条，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动不动就拿出笔记本不停地记这记那，根本就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人竟然也能当上一国的内阁大臣。”

确实，东条似乎患有“笔记强迫症”。每天他都要同时在三个不同的笔记本上记录自己经手的所有事件，还按照时间对这些笔记小心翼翼地归类整理，梳理出哪些事情是正在做的，哪些已经结束，哪些需要向上级汇报，哪些需要向下级训示。东条从不要任何助手帮忙，整理这些资料是他每天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据说他在外驻军时，连给夫人的家信都要认真进行编号，以方便管理，防止丢失。

东条的优点是为人雷厉风行，办事干练果断，素有“剃刀”之称。不过他虽然长于行动，但却短于思考。被誉为“日本第一兵家”的石原莞尔（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对东条的评价是：“他的能力只能保管好仓库里的20挺机关枪，超过20挺就无能为力了。他能不厌其烦地把所有资料全部记在笔记本上，但如何运用这些笔记的内容就超出了他的智力范围。”石原曾当面讥讽当时已经晋升为陆军中将的东条英机为“东条上等兵”。战后东京审判时，盟军检察官问石原是不是曾经和东条意见对立，石原的回答是：“绝对没有。东条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意见，和没有意见的人怎么可能发生意见对立？”

东条也是一个神经过敏的人。有一次他视察陆军航空士官学校，问一名学员：“敌机怎么打下来？”当学员回答说是用机关炮时，东条教训道：“不对，敌机是用精神力量击落的。因此，即使是机关炮也无法打下来的情况下，哪怕是敢于用身体冲撞式袭击也要将其击落，即精神力量变成身体冲撞这一形式表现出来的。”视察结束后，他还批评学校教育，强调“发扬决死勇战的气魄，教育应该是全盘精神主义”。

虽然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并列为二战“三大元凶”，但是和前两者比起来，东条英机能力不足。东条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他在担任首相时，还兼任内务大臣和陆军大臣，因此被一些议员质疑为独裁政权。1943年日本第81届议会开会时，东条否认自己是独裁者，“常有人提起独裁政治问题，希望能在此加以澄清……东条本系一草莽之臣，与各位初无二致。所不同者，只是我被赋予总理大臣之职，因此得蒙陛下恩泽而耀然发光。如无陛下之光，实与顽石无异。因蒙陛下宠信，荣任此一要职而耀然生辉，此与欧洲诸公所谓独裁者迥异其趣”。

问题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日本民众的偶像呢？除了军国主义洗脑教育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东条善于利用现代手段蛊惑民众。

20世纪40年代是图像、声音媒介急速发达的时代，东条英机也是最早意识到这些媒介力量的政治家。根据规定，日本新闻电影公司制作的新闻片《日本新闻》要在全国电影院上映。身为首相的东条屡屡在《日本新闻》里亮相，国民经常看到他演说的身影。那时日本家庭的广播普及率为45.8%，广播的影响效应巨大。东条也借助电台广播的影响力来塑造个人形象。1941年11月，他在临时议会上发表首相施政方针演说，《朝日新闻》报道说：“东条首相语调庄重，声音活泼。17日下午7时，他的亲口演说凭借着电波飞至全国各地，十余年来期望已久的‘议会之声’，虽然播放的是录音，但实现了广播。”开战后，他也反复亮相电台。

东条希望通过现代媒介，营造出一个不断出现在国民面前、率先行动、断然决断的领导者形象。他也达到了目的。1941年《文艺春秋》的一篇文章说，“东条严格行事，出色完成，此乃东条独擅”，“在勤于工作这一点上，会毫不犹豫地推崇他具有历代政治家所缺乏的特长”。1944年日本放送协会编的《广播年鉴》也评论说，“东条英机或通过官邸麦克风，或通过演讲会等，屡屡进行实况广播，常常显示出领导一亿国民奋进的气概和热忱，这使全国人民齐受感动”。

东条常常把自己曝露在国民视线下。当时，希特勒正是全盛时期，经常乘坐敞篷车到处威慑。东条也刻意模仿这位德国的独裁者，在外出或视察之际热衷于乘坐敞篷车。《东条内阁总理大臣机密记录》反复出现对“汽车（敞篷）”的记载。1942年某日就记载，“汽车敞篷。途中遇雨，仍开着敞篷返回官邸”。

东条还打造出了一个新颖的“领导者模式”。他常常在事先未告知的情况下，直接前往官厅、物资配给机构等，进行“突袭式”的实地视察，声称这样可以准确地把握国民生活的实际情况，改善低级官吏没有效率的“衙门作风”。耐人寻味的是，这些“突然袭击”都能够“及时”被媒体发现。媒体经常大幅刊登诸如《忙中求忙的东条》《乘坐折扣市电的市街视察》等新闻，详细报道首相的突然视察，连现场照片都刊登在报纸上，还赞扬他“干脆的政务处理、闪电似的民情视察……国民从未如此贴近地感受到首相”。

东条有时还亲自检查住宅街的垃圾箱，批评人们扔掉还可食用的食物和还能再生的物品。显然，作为一个政治家，东条具有精湛的表演能力。宇垣一成大将曾在日记里评论说：“一看他当上陆军大臣和总理时的样子，感觉他竟然演戏之处颇多。”有人讽刺说，这或许是遗传，东条的曾祖父就是能乐（日本传统的表演艺术）艺人。一位经常见到东条英机、负责大本营陆军部报道的人说：“（东条）无论什么都要亲临指挥，遇事则表明自己的意志，阐明应该前行的方向……东条或许更加符合当时风潮，更有人气。”

一个历史细节说明了东条的“成功”。他住在东京附近，每日早晨骑马散步，经常有人在小巷等候，只为一睹其人。一见到东条骑马身影，顿感幸运至极，“宛如神助”。

其实，东条自己很清楚，民众就是盲从的“群氓”。有一次，他对自己的亲信如此坦白自己对“群氓”的认识——

国民的大多数是灰色群体，仅一小部分人会玩弄种种批判性言行。所以，作为率领民众的领袖，重要的是牢牢抓住多数灰色群体，逼迫他们前进。大多数灰色群体听任领导说白道黑，言听计从。自然，如果对其放任自流，那是百年等待也河清难俟。

民众是容易被欺骗的，可是这些低端的政治表演，却难以蒙骗有识之士的眼睛。东条接二连三地视察民情，尤其是检查垃圾箱的行为，招致知识分子的反对和皱眉反感。有人批评说，报纸在有限的版面大写特写这类拍马溜须的吹捧报道，有意义吗？东条作为首相，难道没有其他该干之事了吗？

东条对外界的批评非常敏感，睚眦必报。有一次，军事参议官西尾寿造大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随口说了一句：“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去问那个每天早上翻垃圾箱的家伙吧，他清楚。”很快，这位讽刺首相的将军就被打入了预备役。曾讽刺东条的石原莞尔，其战略学著作也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由宪兵队监督强行绝版。一位记者对东条提出的“本土作战”提出批评，东条就将该记者强征入伍，并且送到战斗最激烈的硫磺岛前线。

更重要的是，东条通过言论管制，彻底封死异议者的声音。从九一八事变前后至战时，日本铺设了举世罕见的新闻出版检查体制。东条上台后，言论空间更加收紧，内阁、军部均有专设部门专事言论管制。内阁情报部每月召集名曰“杂志、出版恳谈会”的例会，参加者均为各大出版机构、新闻媒体的编辑责任者。会上，从对“问题内容”的删改、“调整”通报，到希望以媒体、出版社的名义“自行编纂”的指导性内容要求，再到对不符合规范的内容的“建设性批评”，对编辑事务全面干预。政府还颁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所有的结社、集会都从申报制改为许可制，强化了政府对出版物等的取缔权限。特别是战争开始后，报纸刊登什么样的内容，都要由情报局、内务省、陆海军报道部、航空本部、警察厅审查课等进行反复审查。

在高压下，报纸也转向和政府合作，报道违背自己良心的东西。《朝日新闻》制定的报道方针直白地说：“紧紧跟着政府一起走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和希特勒、墨索里尼比起来，东条没有秘密警察和褐衫军，但是他曾任宪兵司令，在任期内大力发挥宪兵的作用。宪兵秉承东条首相的旨意，横行无忌，不仅弹压国内反战运动，压制反军队、厌战情绪，而且疯狂地监视和镇压东条内阁的政敌。曾任东条副官的东京宪兵队长最有名的一句话便是：“东条首相若喊‘向左转’‘向右转’，你们这些阁僚不是应该乖乖服从吗！”

使东条的形象变得阴森而瘆人的，除了“宪兵政治”，还有恶名昭著的“特高”。这个思想警察组织特权日益扩大，几乎无处不在。有人记下了一段亲身经历：在东海道线的火车里，如果阅读了《中央公论》，就会有样子像“特高”的年轻男子紧挨着你坐下来，问：“你抱有什么样的观点呢？”据说，东京大学的学生从乡下来到东京，租房住下后，身份调查、藏书调查也就接踵而来。这是因为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学生中，“赤色分子”最多，所以被尾随上了！

“特高”对自由主义作家、学者、新闻记者这些“思想犯”进行跟踪、恐吓。如果不积极配合，“思想犯”就会被拘留29天，期满后还会被换到其他地方继续拘留。很多时候，他们被要求连续盘坐24小时以上，稍微伸一下腰就会遭到拳脚相加。“思想犯”必须写下认错书，交代自己的家庭背景、工作经历、朋友亲戚，参加过什么政治活动以及自己的政治理念是如何形成的，等等。“特高”还会动用绑架、酷刑，甚至肉体消灭的极端手段。而所有这一切迫害，都是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的崇高名义，在光天化日之下“合理合法”地操作的。

意识形态部门、宪兵组织和思想控制机关立体化作战，形成“白色恐怖”的天网，异议者噤若寒蝉，没有人敢说“不”，“异端思想”的空间荡然无存。没有了多元信息，只有一个声音，再加上东条的表演，自然使得“灰色群体”信以为真，强烈支持东条。自由主义评论家清泽洌在1942年12月9日的日记里写道：“东条首相从早到晚演说、访问、街头慰问，一人承担五六人份的工作。结果好评如潮。作为总理大臣，其最大职责便是证明其所作所为都是人民的要求。”

1941年1月8日，时任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发布《战阵训》，要求全体官兵发扬武士道精神，敢于为天皇战死，“生而不受俘囚之辱，死而勿遗罪祸之污名”。这成为日军很少投降成为俘虏的主要理论依据。尽管当时日本严重缺纸，很多刊物都停办，但《战阵训》却被大量印刷成册发给每一个士兵，许多民众家里也有东条背诵《战阵训》的录音。对一般民众而言，东条就是“救国英雄”。可是，这位“一心为公”的“救国英雄”把别人家的孩子送往战场充当炮灰，自己的三个儿子却没有一个从军。也正是这位“国民英雄”，把民众推到了无尽的战争苦难的深渊。

这既是日本民众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东条早已经成为历史。问题是，后人是否汲取了历史教训？

立此存照：和军国主义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们

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热烈支持战争，即使意识到战局不利后仍然站在军国主义一边，高呼“一亿玉碎”的疯狂口号。后人以为，知识分子应该是抵抗战争的狂热和非理性的最后堡垒，可是，这一代日本知识分子几乎都浑身涂满了耻辱的污泥。

“偷袭珍珠港”成功的消息传来，日本各地的公园里民众集会欢庆，饭店里客人们举杯祝贺，大街上的陌生人也相互道贺，东京皇居外的广场上则挤满了跪在地上感谢天皇的人群。日本国民就像吃了致幻剂一样，沉迷在胜利的狂欢之中。

后来人们回头看，才知道这是多么可笑，多么悲哀。本来，自从4年前爆发日本侵华战争以来，经济状况越来越差，货架上的商品越来越少，不得不对顾客实行限购。政府提倡节约运动，宣扬“奢侈是敌”“真正的日本经不起放纵”。后来食品也出现了短缺，家庭餐桌上的米饭口感干涩，难以下咽。“偷袭珍珠港”意味着中国战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日本又多了一个强大的敌人。只要思维正常的人都知道，这是更大灾难的开始。可是在当时，支撑民众思考的材料来自经过“审查”和“自我审查”的报纸和广播，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一旦人们只能接受违背事实的信息和违背常识的说教，认知必然被扭曲，失去正常思考的能力。

事实上，保持常识的人还是有的。他们要么厌倦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的战争，要么担心自己的家人可能被送往战场。据《日本大败局》一书记载，在距离东京约70公里的一个种植水稻的村庄，一位9岁男孩放学回家后得知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他看到母亲流着眼泪哭喊道：“又打仗了。”她没有欢欣，只是担心可能会被迫参军的儿子的安危。

当然，绝大多数民众很容易被政府和媒体的宣传牵着走。就像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里所说：“大众没有辨别能力，因而无法判断事情的真伪。许多经不起推敲的观点，都能轻而易举地得到普遍赞同。”所以，“乌合之众”将希望寄托于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知道一切都要经过自己的思考和辨别，不能盲从。确实，普通民众不由自主地被时代风浪裹挟其中，载浮载沉，读书明理的知识分子应该洞见风浪背后的狰狞真相，至少独立思考，不追赶潮流。

那么，在那样的历史时刻，日本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认识“偷袭珍珠港”的呢？

一、历史被创造出来了！

12月8日夜，我和既是同事又是文艺评论家的寺冈峰夫一起，在因灯火管制而一团漆黑的银座大街上，一边兴奋地大声说着话，一边走着……（第二天早上）给许多作家发出约稿信，希望他们以“战斗的意志”为题给杂志写稿。没有一个作家拒绝我的约稿，我对自己的编辑计划亦没有半点儿怀疑。

这是战后一位编辑的回忆。战争爆发时，他在著名的《文艺》杂志编辑部工作。此前，他和文艺界的朋友们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一直抱有抵抗的意识，可是“偷袭珍珠港”却让他们的思想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我们一夜之间仿佛自我麻醉一般，丢掉了抵抗意识，被一种圣战意识牢牢操控”，“这以后，我们的手便渐渐地龌龊了……”。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作家拒绝他的约稿。也就是说，那么多作家都和他一样，站在军国主义一边。

一位文艺评论家的文字，反映了当时作家们的典型心理反应——

向英美宣战的消息公布了。这只能说是顺理成章的结果。我还记得战胜的捷报在胸中鸣响。这是何等巨大的构想和图景啊。突然美国英国变得渺小起来。如我们这样有着绝对可以信赖的皇军之国民多么幸福啊。而今，日本真是伟大的国家。

这位评论家名叫青野季吉，战后曾任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早年他参加日本共产党，1938年因为“人民战线事件”[1]被捕，转变立场后保释出狱。“转向”的知识分子都是有“案底”的，在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下，青野季吉发表上述言论，或许可以理解。可是那些并无这样压力的作家们，也同样为战争而欢呼。请看下文——

光荣的秋天终于来临了。

我们的帝国直至开战的堂堂正正的态度，时至今日才终于可以领悟的政府方针政策及步骤的周密性，特别是开战便传来的辉煌战果，都是令所有国民感到心中欢喜的事态。此时此刻乃一亿国民再生之日。而且，这心情并非外部强迫使然，如前所述，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促使我们自然而然于胸中升腾起这般感情。我们怀着这样的感情，守候在天皇陛下身边，我们时刻等待着被召唤，准备着尽卑微之力，化作盾牌保卫陛下。无论如何如无此等事态发生，我们难以感到这种心情的存在。

我并非是在绝望之下昂奋起来，才说出这般话的，我为自己心底真实的明快之情而欢喜不已。“太平洋的暗云”这一词语，想来乃是符合长期以来腐朽之状态的词语。若说今日之开战此暗云终于云开雾散，或者有些言过其实亦未可知，不过在我的感情上，确实可以说是云开雾散。比之战争的纯净，混沌暗淡的和平真是浑浊而令人不快之物！

这篇名为《光荣之日》的文章，是文艺评论家河上彻太郎在开战第二天一气呵成写就的。文章刊登在1942年1月出版的《文学界》上。它不仅是其个人体验，而且也代表了更为广泛的日本知识阶层。

例如，著名的作家长谷川如是闲，是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他的学生丸山真男是战后最杰出的思想家，对日本法西斯的剖析和批判非常深刻。可是，长谷川1942年初也在《日日新闻》上发表文章宣称：“东亚民族将会以大东亚战争为开端，建立一个共通文化区域，与自中古时期以来的欧洲类似……而第一步就是要将西方影响力逐出东亚。这伟大的任务现在正落到日本的肩膀上。”

还有被吹捧为日本现代最杰出思想家的竹内好。“偷袭珍珠港”一个月之后，时年35岁的竹内好代表“中国文学研究会”发表《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一文，欢呼“历史被创造出来了！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我们目睹了这一切。我们因感动而战栗着，我们在战栗中用目光追随着那如同彩虹般划破天空的光芒，追随着那光芒的走向，我们感觉到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涌出某种难以名状的、摄人心魄的震撼之力”。

这位因研究中国鲁迅而有“竹内鲁迅”之称的知识分子，之前不赞成日本在亚洲扩张。在他看来，日本打着为亚洲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号，却在与亚洲同胞作战，这是自相矛盾的。可是现在他忽然自己说服了自己，认为自己一直误解了日本领导人的真实意图，“我们此前担忧，在‘建设东亚’这样的漂亮口号背后，日本一直在欺凌弱者。（但现在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祖国日本其实并不畏惧强权。当战刀向强敌扬起的时候，一切都得到了证明……侵略中国作为一个牺牲，不是无法忍受的事情”。他还用鼓动人心的语言写道——

12月8日宣战的诏书颁布之时，日本国民的决意汇成一片燃烧的海洋。心情变得畅快了。人们无言地走到街头，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同胞。没有什么需要借助于语言来传达……天空高远，清光四射，我们陈年的积郁被驱散了。我们这才刚刚觉悟到，原来道路就在这里，回头顾盼，昨日的郁结之情早就不见了踪影……不久，黎明就要降临。我们的世界将要在我们的面前，用我们的双手建造出来。诸君，现在我们要在新的决意之下战斗。诸君，让我们并肩战斗。

在战时，报纸杂志受到严密监控，不可能发表反战言论。这些文字或许不能反映知识分子们的真实思想。且看作家们在日记里如何记录自己的认识：

时年59岁的斋藤茂吉是日本20世纪著名的诗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年迈的热血正焕发新生！ ……我们袭击了夏威夷！”36岁的小说家伊藤整则在日记中写道：“干得漂亮，日本的战术就像日俄战争时一样令人称道。”

二、创造这种意义是我们的工作

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前夕，哲学家就登场了。

1941年11月26日，四位京都学派的学者举行了一个名为“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的座谈会。这是一次臭名昭著的座谈会，因为它“创造”了这场战争的“意义”。与会者自觉地肩负着“创造这种意义是我们的工作”的神圣使命，声称在此动乱的世界中，日本才是“世界史的中心”，日本要通过战争引领世界史。

这些学者为以学术专业成就“思想报国之一端”而喜出望外。他们认为，“西洋的伦理也曾经有过具有创造历史的意义的时代，但是在现在变成反历史的了。这次战争具有彻底的将非历史形成的东西清楚地揭示出来的意义，将所谓非伦理性的那种真实性进行阐明，是战争的功能。通过战争，将西洋的伦理打上非伦理的烙印”。

副教授高山岩男是哲学界的后起之秀，年仅36岁，已经是海军省的特约顾问，春风得意。他在座谈会上大放厥词——

这次总力战，当然在其根底上具有“思想战”的性格。在这次战争中，美英既没有像日本这样堂堂的开战理由，也没有这样的战争目的。如果问这次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就是在敌方接受服从我们所说的新秩序思想的时候，最后的结局就会到来。这时就是美英失败的时候。对此，迫使其在武力上接受是当然的必要的，但最终是要使其在思想上接受。

1942年7月23、24日，也就是成功偷袭珍珠港半年后，一群知识精英在京都一家温泉旅馆召开座谈会，主题是“近代的超克”。这是《文学界》杂志主办的活动，一共有13人到会发言，都是当时日本思想、艺术、科学领域内的代表人物，包括宣称日本有“堂堂的开战理由”的高山岩男，和高呼战争比和平更“纯净”的河上彻太郎。座谈会的宗旨是，讨论知识界如何应对刚刚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希冀以此次讨论会掀起一场精神革命，建设“新日本精神之秩序”，超越西方。

“超克”是日语词汇，对应英语中的“overcome”一词，可以理解为超越、克服，甚至是征服。所谓“近代的超克”，就是超越、克服西方的近代性。对于与会者来讲，近代性意味着西洋化，即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思想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这些主义在当时似乎陷入了行不通的绝境，必须“超克”之。用河上彻太郎的话说：“‘近代的超克’这唯一的指路明灯，尽管有些朦胧，却穿透各种阻碍同时映入我们的眼帘，这是何等喜悦！”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战争，对外目的是粉碎英美势力，而对内则是近代文明所带来的精神疾患的根本治疗”，文艺评论家龟井胜一郎在发言中说，“当然可以认为，我国的古典精神是治疗文明之毒的灵丹妙药。”这代表了许多与会者的共识。他们认为，日本的最大病患，就是过分吸收西欧近代文化和制度而滋生出了毒素。在被近代“污染”以前的日本，古代信仰和以儒学为代表的来自亚洲大陆的“东方精神”浑然融合成了美好的传统，虽历经风雨，但仍在文化、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中保存下来。现在要去除近代的“污染”，必须回到“纯粹的”日本精神传统当中去，要通过日本传统开辟新的道路。

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对美开战并不只是对物质或权力的争夺，而是日本对欧美主导的殖民现代体制及这个体制背后的一整套历史文化观，做一个彻底了断。换句话说，对当时这些知识分子来说，太平洋战争有其“世界史的意义”，这场战争的抵抗性大于侵略性。太平洋战争的目的，就是要解放亚洲，使其不再受西方操纵的现代主义压迫，重新恢复亚洲社会的和谐。思想工作是整个战争的一部分，应为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圣战”尽一番力量。“近代的超克”就是在文化战争中反抗西方，树立日本的主体性。

显然，“超克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治权力密不可分，其现实目的，就是要打倒以英、美、法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诸种意识形态，助力日本、德国、意大利等轴心国的“世界新秩序”建设，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提供理论支撑。

为了抵抗极权主义，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必须站在拥护“近代”一边，可是许多人却站在“近代”的对立面，大唱“超克论”，与法西斯主义同流合污。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政府都大声疾呼，要求全民抛弃堕落无耻的腐化生活方式，用牺牲精神取而代之，称这才是真正的日本“皇道”。讽刺的是，当他们声嘶力竭地喊出“超克近代”的口号时，西方的潮流、品味及习惯已深深打进日本社会，无法割弃。口号虽然叫得震天响，但要打仗，则必须倚赖“近代”的“理性科学”以生产飞机，也要用它来应付生产及战场上的各种需要。

三、除我国以外没有真正的国家

其实早在1936年，文部省就成立“日本诸学振兴委员会”，试图“超克近代”，否定自明治以来学者们从西欧引进的学术，创造属于日本的独特学术。例如东京大学的法学家小野清一郎，就倡导建立“日本法理”。他在论文里说——

在日本的伦理、日本的政治、经济及其他一切文化部门的学术性研究，必须立足于明确的国体观念……国体作为国家的实体内含着日本文化的一切方面。不过特别是国体，这是日本道义的问题，日本法理的问题。

东京大学教授末弘岩太郎在“天皇机关说事件”中与美浓部同遭右翼抨击，可是现在也抛弃过去的学术和思考，强调日本的特殊性。他发表文章说——

用不着说，我们有必要以日本的道义的自觉为依据来确立日本法理的理念性基础……通过我们的努力，以日本式的法学原理为基础，尽快彻底刷新整个法制，完全除去模仿外国的残渣，同时使我国法学从进口法学的臭味中脱胎换骨，使它真正以日本的姿态站立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法学界应该没有一个人是有异议的。

经济学家也不甘寂寞。新锐经济学家难波田春夫说，日本固有的经济观、劳动观是世界无比的好东西，其理由是日本具有“独特的民族机构”，这种民族结构就是“具有以天皇为中心的血统上、精神上的统一的独特的国家结构即国体”。他写作的《日本的劳动观》一书里说——

天皇的本质是“治理天下”，国民的本分是仕奉（奉献服务）……所谓皇国国民实际上就意味着仕奉天皇……我们皇国国民必须仕奉天皇的根据就因为天皇不是别的而是天降天神之子……我国的劳动是作为皇国国民的劳动者所从事的劳动。因此从根本上说除了以仕奉为本分之外不可能是别的……因为没有仕奉就没有皇国国民，从而劳动者也就不存在。

如此没有逻辑可言、莫名其妙的东西，竟然也得到了经济学界的赞赏。有人称赞说这本书“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来看是写得非常好的著作”，而且为其辩护说，“皇国劳动观根本上恐怕不是科学的认识而是超越科学认识的东西……作为这样的国民信仰的劳动论，主要是在同西洋劳动观的对比上来论证其绝对优越性，这从时局的角度看当然是有理由的，即使从时代的角度看，也同样是极有理由的”。

说这番话的，是资深经济学家森户辰男。1919年，他在担任东京大学副教授时，曾发表论文《克鲁泡特金社会思想之研究》，被以违犯《新闻法》起诉，并被赶出了大学。谁能够想到，一个“文字狱”的受害者，现在也一本正经地论证“日本的劳动观”这样的伪学术。更不可思议的是，森户辰男在“偷袭珍珠港”之前出版的《战争与文化》一书中说：“这项事变（七七事变）的目的在于确立东亚的永久和平，并通过这次事变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这是朝野、官民、前线后方所一致确信的。人们可以看到，之所以相信‘日文事变’是‘圣战’的根本理由之一全在于此。”

和从事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比起来，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们应该会头脑清醒吧，毕竟自然科学有一套严格缜密的规范。其实不然。在整个日本都在叫嚷“日本是世界上无比尊贵的国家”“日本是特殊的”的时代里，科学家们也加入了大合唱。他们认为，无论在工业技术方面还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日本都必须与外国不同，日本必须是特殊的。

著名工学博士、创办东海大学的松前重义写过一本书《日本技术论》。目录中列有这样几章：“日本式科学技术的确立”“日本式生产体制的确立”“日本式科学思想的确立”。

生理学家、医学博士杉靖三郎提倡“日本生理学”。按他的说法，科学与政治、宗教是一体的，因而日本的科学同日本的国体是一体的。哲学家和辻哲郎善意提醒他，还是不要叫“日本生理学”为好，这样才能实现普遍性的学术之道。杉靖三郎拒绝改名，他说，这是日本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学说，作为日本人要有掌握真理的自信。他还到处发表演讲，兜售自己的“理论”。他说——

……只有需要经过仪器测量的东西才被提出来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它开拓了科学技术的世界……我认为这种观点岂不就是所谓西洋科学的观点吗？与此相对的我国的观点则是，使己为空而去迫近“物”，在那里我们与“物”成为一体就可以接近真实。在这里就存在着日本学术与西洋学术的出发点的差异……

在题为“作为生命之学的科学”的讲演中，他如此说——

我觉得（外国人）是很可怜的。他们的国家不值得称为国家。从这样的国家观（外国人的国家规）出发来议论我们日本，应当说是冒渎，是不道德的。那等于是从动物的生命出发来考虑人的生命，是一种轻率的行动。这里就存在着日本的学术与西洋的学术和我们自己的生命一样，我们日本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无可替代的。从这个意义上应当说除我国以外没有真正的国家。

按照这位生理学家的逻辑推论，结论就是：除日本人以外没有真正的人！

四、他们身上涂满了耻辱的污泥

从“偷袭珍珠港”开始，这场战争持续了4年。深受其害的民众之所以默默忍受，除了暴力机关挥舞恐吓大棒，意识形态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而后者恰是知识分子们的“功劳”。他们发挥特长，以自己的“专业”和“学术”对战争进行合理解释和辩护。他们或是著书立说，或是发表演说，到处宣扬这场战争是“伟大”的“圣战”。那些现在看来荒诞不经的说辞，在当时的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青年知识分子从心里说服自己支持和参加战争的根据，因为“爱国”“民族”“国家”“特色”等意识形态神话都是知识分子所喜爱的。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分子也嗅到了战局越来越不利。可是，他们不敢揭穿真相，依旧随声附和。评论家清泽洌在1944年3月的《黑暗日记》里写道：“他们（知识阶层）清楚地知道事态不妙，反对东条内阁——他们是一些两个人在一起时大谈悲观论，四五个人在一起时说这样下去很危险，而十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高唱应以一亿玉碎的精神共赴时艰之徒，其内心是悲观的。”

当然不能说，在战争期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同流合污。有些人为逃避现实而投入到艺术工作及非政治性活动中，少数异议者企图躲过言论检查，发表其批判性看法。但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热烈支持战争，即使意识到战局不利仍然站在军国主义一边，高呼“一亿玉碎”的疯狂口号。后人以为，知识分子应该是抵抗战争的狂热和非理性的最后堡垒，可是，这一代日本知识分子几乎都浑身涂满了耻辱的污泥。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那些知识分子的荒诞言论，不仅是为了说明知识分子一旦丧失价值观、放弃理性后会多么可笑，更是为了警醒世人。因为在追赶型的后发国家里，尤其是在经济上崛起的新兴国家里，也经常有知识分子跃跃欲试，有些人甚至在暗暗抄袭上述知识分子的“成果”，只不过把日本换成别国而已。

[1] 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镇压左翼的事件。1937年（昭和十二年）12月，政府借口有人宣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方针，逮捕了400余人。“人民战线”是当时唯一的反法西斯势力，政府把它的活动看作阻挠侵华战争顺利进行的障碍。1938年2月又进行第二次镇压，45人遭逮捕。

佐佐木八郎：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神风特攻队队员

知识精英为什么会自愿加入神风特攻队？一位曾经当过学生兵的历史学家对自己的经历这样反思道：“我们有能力打败军国主义和军政府，但我们无力打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尽管在思想上，他们有能力抵制日本版的“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可是这些青年的梦想和理想主义最终还是被日本军国主义利用，被送上了死亡之路。

佐佐木八郎是时代骄子。他出生在经济条件相当好的上层家庭，自幼聪明好学，16岁考入“一高”。1942年4月，也就是日军偷袭珍珠港4个月后，19岁的佐佐木踏进东京大学校门。从“一高”到东京大学，是那个时代日本年轻人的梦想。如果是和平时代，佐佐木八郎可能会像其他校友一样进入政府工作，稳稳地晋升，甚至不乏进入内阁的机会。问题是他碰上了该死的战争。

在别人都在为战争欢呼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大学生却有迥异于常人的思考。“不知为何，面对日本胜利的消息，我始终高兴不起来。我深感忧虑。不知道战后资本主义会发生什么。”佐佐木在日记里揭露“大和魂”和“皇御国”的虚伪本质，用惊叹号写道：“军部是个大混蛋！”他严厉批评报纸吹捧战死的军人，对新闻媒体赞美那些把儿子培养成“优秀军人”的母亲深感不安。在他看来，这无非是国家通过表彰，鼓励人们参战。

显然，佐佐木看穿了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对爱国主义的利用。在几乎所有日本人都被所谓“爱国主义”裹挟的时代，他是一个难得的清醒者。为了理解日本的时局，他阅读了大量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等相关书籍，世界性的知识视野使他跳出了“日本独大”的狭隘之见。

佐佐木讨厌希特勒，也讨厌莱妮·里芬斯塔尔拍摄的纳粹宣传片《意志的胜利》。他说，人们之所以受鼓动而加入纳粹，是因为后者宣称自己代表了“一个民族”的集体生活。但他们使用的统治术令人吃惊：把“集体劳动”神圣化，把人们变成傻子，强迫人们为独裁者卖命。在佐佐木看来，这些统治术都是“反人性和反历史”的。

佐佐木精通外语，从柏拉图到卢梭，从马克思到列宁，都在他阅读范围之内。一位朋友送给他一本日文版的恩格斯著作。他发现翻译很糟糕，就阅读德文原版，并被深深打动。他撕下书中的恩格斯照片，将之贴在书桌上。列宁、斯大林深刻影响了这个年轻人，他希望“在日本也有像他们那样的人”。

吊诡的是，这些广博的阅读却使得他对战争的看法发生了微妙变化。他不再反对战争，反而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因为美国和英国代表了资本主义的邪恶力量。1943年5月，美军击溃日军，收复阿图岛——二战中日本唯一侵占的美国国土。

这一新闻引发了佐佐木的思考——

一个新时代有一种新的精神气质作为标记。尽管新时代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旧的资本主义的遗产。如果旧的资本主义力量不那么容易摆脱，是不是可以通过惨败来将之打碎，我们正在将一场灾难转化为幸运的事件。我们正在寻找如“浴火重生的凤凰”一样的东西。

佐佐木决心利用战争“打碎”腐朽没落的英美和日本，建立一个光明的新世界。“浴火重生的凤凰”是那个时代日本青年知识分子偏爱的一个隐喻。对佐佐木而言，新日本将是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充满了人性之爱。他觉得，历史重任就在自己肩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不能让资本家和狂热的军人坚持旧的统治。我们自己必须肩负起打造一个新世界的责任”。

难以理解的是，佐佐木“打造一个新世界”的做法不是反对国内的统治者，而是参加统治者发动的对外战争。当他听到日本军人在阿图岛集体自杀的消息后，深受感动。这位曾经的坚定不移的反战者，现在却希望战争推迟，以便自己大学毕业后可以入伍参战。他宣称：“我们必须战斗到最后，日本人靠自己可以创造一个新时代。我们不能屈服于‘红发绿眼’。”很快他就如愿以偿了。

日本在取得最初的胜利仅仅半年后，就在太平洋战场上陷入被动，不得不在国内一再征兵，最后在校学生也成为征募对象。1943年10月，在3天时间内，就有6 000名学生成为军人，其中500名来自东京大学。佐佐木也在其中。

这些学生兵不知道，一旦被征募就意味着踏上了不归路。他们发现，作为新兵的第一课竟然就是学习如何用自己的枪自杀，而不是如何逃生。包括练习用脚趾扣动扳机，以及用枪精确地瞄准下巴以便立即自杀成功。如果他们没有自杀，而是试图逃跑，其他人就可以从后面射杀他们。在军营里，学生兵的生活苦不堪言，上级不仅制定了大大小小的规则，而且还无理由地对他们施加体罚。

佐佐木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被派往谷田部海军航空基地，那里的职业军人有着“恶魔监狱长”之称，他们认为学生兵家庭背景好，能够上学读书，而他们连高中都上不了，因此对学生兵充满了莫名的仇恨。这些军人经常随便找借口对学生兵施以体罚，有时命令学生兵绕着基地不停地奔跑，许多人因此昏倒在地。

虽然被职业军人残酷折磨，学生兵却把这些转换为保家卫国的高度责任感。他们坚信，自己必须肩负保卫日本的重任。佐佐木就以尼采的口吻宣称，“自由不是我们的选择。这是残酷的必然性，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的自由意志是我们的命运”。

这些自白记录在佐佐木的日记里。经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兵喜欢写日记，以倾诉烦恼，整理思想和情感。可是他们的作品受到严格审查，像“资本主义”“通货膨胀”“黄油”等外来词是被禁止的。有的学生兵担心被上司和极端民族主义战友发现和没收，不得不在熄灯后用大号字体写日记。佐佐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偷偷地写下长篇日记，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他在日记里反复讨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克鲁泡特金、斯大林和托洛茨基。

在日本和世界建立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新时代，这个梦想鼓舞着佐佐木，也让他对残酷的现实视而不见。他在日记里说，“我对我的体力充满信心。我们现在必须要做一面盾牌来保卫国家，开赴前线以防止敌人可能的进犯”。

此时日军的颓势越来越明显。当美军快逼近日本本土时，日军建立“神风特攻队”，利用战斗机、滑翔机和潜艇鱼雷进行自杀式攻击。他们认为，面对死亡毫不迟疑的日本武士道精神是扭转战局唯一可用的神奇手段。据统计，“神风特攻队”队员总共有4 000多人，一部分是专门训练学校的毕业生，另一部分就是大学生。虽然名义上他们都是“自愿”参加，但其实许多人是被迫的。没有一个军校毕业的军官自愿充当攻击队员，他们清醒地知道这是毫无意义的死亡，重要政治家、军官和商人之子或皇室成员也不会参加特攻队。

1945年2月20日，谷田部海军航空基地的学生兵被召集到一个大厅，要求他们自愿加入“神风特攻队”。在死亡面前，许多人犹豫了。海军少尉佐佐木向前跨出一步，在报名表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家人朋友都反对他加入“神风特攻队”。一位战后成为东京大学教授的朋友在给佐佐木的一封信中说，战争只有利于日本的帝国主义和统治者，对普通民众毫无益处。他告诉佐佐木不要战死，因为在这样的战争中死去，只能获得一种英雄主义和片刻感伤主义的满足——这是愚蠢的行为。另外一位密友劝他不要轻易丢掉性命，即使蒙羞也要返航。但是佐佐木决心已定，不再回头。

在战时日本，军部和政府共同营造了一种狂热的气氛，爱国主义被推崇为最高美德，“神风特攻队”队员被奉为“英雄中的英雄”。虽然佐佐木聪明，也具批判思维，但是却被另一种逻辑推动着，做出了与那些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同样的选择。这个名牌大学的公费学生不仅想摧毁英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典型，而且还想推翻被资本主义腐蚀的日本，建立一个新日本。在他看来，参加“神风特攻队”就是在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官方连篇累牍的宣传中，特攻队队员执行最后使命前微笑着敬礼和挥手再见，但实际上这些赴死的战士并不是那么轻松。在一个海军航空基地负责煮饭、清扫的学生兵这样描述他们攻击的前夜——

在大厅，他们举行了告别宴会，青年学生军官们喝着冰冷的清酒，一些人浅酌，一些人则狂饮。整个大厅一片混乱。一些人用刀刺破灯泡，一些人打烂窗户，还有的人撕破桌布，空气中充斥了军歌和叫骂声。当有人狂叫时，其他人则大声附和。这是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晚。他们想念父母的面容和形象，以及恋人的面容和微笑，这是一次悲哀的告别。他们就要为日本帝国和天皇牺牲自己宝贵的年轻生命，但他们的痛苦不安找不到合适的言辞来表达——有的把头埋在桌上，有的在写遗嘱，有的握拳沉思，有的离开大厅，有的狂舞打碎了花瓶。明早他们将带着太阳头带起飞。但是，这幅全然的绝望景象很难被报道。

佐佐木则在执行最后任务的前一天，给身患重病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虽然我没有照顾你，但明天我就要为日本而死了，”他写道，“虽然我从没说过这事，但这是最后的机会，让我说一声我爱你。”这句话他重复了好几次。第二天，1945年4月14日，佐佐木葬送了自己年仅23岁的生命。如果不是他的日记《青春的遗书：阵亡者的日记和爱》战后得以出版，人们永远理解不了这个知识精英的心路历程。

4个月后，日本无条件投降。“神风特攻队”的疯狂行为没有能够挽救日本，只是徒然将数千名青年送上不归路。即使那些幸存者也面临着屈辱。战败后，日本政府认为“神风特攻队”是日本的耻辱，许多幸存的“神风特攻队”队员立刻被送进美军的感化院，在那里遭受凌辱，出来后失去工作的机会，堕入社会底层，有的则沦为黑社会成员。这些人被称为“特攻落魄分子”，在价值观彻底改变的时代里，他们后半生充满狂躁和苦闷。

“神风特攻队”队员里，除了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还有不少像佐佐木这样具有极高智商的知识精英。他们学识渊博，并不盲从，心中充满了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是驱使他们成为志愿者的真正动力，也正是理想主义导致他们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殉葬品。

知识精英为什么会自愿加入“神风特攻队”？一位曾经当过学生兵的历史学家对自己的经历这样反思道：“我们有能力打败军国主义和军政府，但我们无力打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尽管在思想上，他们有能力抵制日本版的“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可是这些青年的梦想和理想主义最终还是被日本军国主义利用，被送上了死亡之路。如果说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的命运是悲剧的话，那么这些理想主义者则是更大的悲剧。

一块纪念碑的故事：日本人为什么仇恨美国？

在疯狂的民族主义浪潮席卷下，日本国民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成为思想上的“文盲”。民间越来越憎恶美国事物，“鬼畜英美”的咒骂声不绝于耳。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仇美情绪更加高涨，佩里来航纪念碑自然便成了宣泄仇恨的对象。

1945年2月8日，横须贺的久里滨小镇上热闹喧嚣。乌泱泱的一群人在呼喊声中，将高大的佩里来航纪念碑推倒。然后在原址竖立一块3米高的木牌，上面写着“护国精神振起之碑”，人们还在木牌前面合影留念。

如果说，竖立佩里来航纪念碑是日美友好的见证，那么推倒这块纪念碑则是日本仇恨美国的象征。这块纪念碑的遭遇，是日本历史的一面镜子。从竖立到推倒，折射了日美两国关系的变化，也反映日本对世界的认识。

1853年佩里将军率领“黑船”舰队叩响日本国门，也为15年后的明治维新打开了道路，正是明治维新将日本推上了富国强兵的近代化道路。所以日本并不认为佩里是侵略者，反而把他视为恩人。1901年，佩里来航48周年之际，日本决定在他最早登陆的久里滨建立纪念碑。这个计划得到日美两国的热烈响应，明治天皇也捐赠了1 000日元。碑体是一块巨型花岗岩，碑文由多次担任首相的伊藤博文亲笔书写，纪念碑的基座上的说明文字称，佩里来航“成了将幕府统治下的锁国状态的日本拉回到世界的原动力”。日本还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碑落成典礼，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大藏大臣、农商务大臣等政府和军队首脑以及各界名流悉数到场，还出动了四艘军舰。美国也派遣佩里外孙弗雷德里克·罗杰斯少将率三艘军舰参加典礼。

此后，日美关系一直比较友好。1905年，日俄双方在美国的朴茨茅斯举行谈判，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正式结束了日俄战争。谈判选在美国，说明日本信任美国。为了解决巴黎和会未完成的问题，1921年有关国家又召开华盛顿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美、英、法、意、日五国的海军力量比例，结束了战后的军备竞赛。由于限制日本的海军发展，引起军部对美国的不满。

从此开始，这两个正在崛起中的国家冲突不断。1924年美国通过排日移民法案，日本舆论哗然。知识分子纷纷发表意见，主张为日本重新定位，回到亚洲主义的立场，凭借强权进占亚洲的霸主地位。只是这些议论主要停留在军部和精英阶层，民间仍然喜欢美国文化，好莱坞的电影就吸引了大量日本观众。1934年美国棒球联盟访问日本，在12个城市与日本明星队对垒，观看的球迷蜂拥而至，东京6.5万个座位的棒球场被挤得水泄不通。

就在日本球迷为当红的美国棒球明星着迷的时候，一股国粹主义的热潮正在涌动。国粹主义大张旗鼓地强调以古为尊、万古常新的行为原则及理想，要求以此作为日本道德和行动的基石，反对外来文化的“侵略”。在国粹主义者看来，日本人浑浑噩噩，只知道追求个人利益和享乐，整个社会充斥着“摩登女郎”、美国电影。这些都是西方文化侵略，特别是美国输出毒素的结果，必须清除。

一些政治家也呼应这样的思潮，声称国民的思想出了问题，甚至出现了“思想国难”的说法。政府提出针对学生要“思想善导”，专门设立“学生思想对策调查会”“教学革新评议会”等机构。难怪美浓部达吉发表文章讽刺说：“如果所谓思想善导在于想消灭革命思想，那就只有禁止全部教育，使国民完全成为文盲。”

尽管政府还不至于“禁止全部教育”，却可以通过宣传和教育灌输偏见，达到“使国民完全成为文盲”的目的。1937年3月，文部省出版小册子《国体之本义》，分发至全国学校和政府机关，以加强思想统制。该册子宣称，神国日本是以皇室为宗家的一大家族国家，臣民必须绝对服从万世一系的天皇，忠君爱国，各守其分，以实现君臣相和、君臣一体。它鼓吹日本特色，强调日本的特殊性，“我等臣民与西方各国的所谓人民，其本性完全不同”，“我国有其道德的特色，世界没有先例”。它呼吁清除外来的欧美近代文化，刷新教育、学术、政治、经济，建设日本新文化。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开展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加强对国民思想的“指导”“干涉”。广播里清除了软弱无力的“靡靡之音”，选定“国民歌谣”《日本好国家》和“国民歌曲”《走向大海》，每天进行广播。男人被强制穿“国民服”—— 一种像文职军人或随军壮丁那样难看的“制服”。穿着裙子和袜子的西洋式女子形象完全看不见了，满眼都是田野的劳动裤和裤子形式的“决战裤”。不唯如此，街上还到处竖立“奢侈是敌人”的标语，妇女爱国团体的志愿者走上街头，以警惕的眼光搜索身穿漂亮衣服的女性，递给她们一张写有“请自重”的卡片。那些烫头发、戴戒指、涂抹指甲和口红，或戴金丝眼镜的女人成为攻击目标，因为她们被视为“腐朽”的“个人主义”西式生活的拥护者。当男女同行时，女人要落后男人数步，如果她与男人并肩而行，就会被认为这是受到美国文化影响的无教养的行为，甚至被带到街头的派出所受到带有刁难性的盘问。1940年10月的最后一天，所有舞厅和爵士乐表演都被关闭，此后只有当局许可的“国民酒场”可以营业。

在攻击西方文化的同时，政府加强了对“日本特殊论”的鼓吹。1941年3月，文部省出版了《国体之本义》的姊妹篇《臣民之道》。在后人看来，其中的内容实在不可思议：

——没有像我国这样肩负着崇高世界使命的国家。

——具有如此国体的国家，在世界任何地方也是找不到的，只有我国才能够完成道义上建设世界的使命，我国才是世界的光明。

——国民自觉奋起，把我国建设成世界优秀的神国。

——人既不是孤立的个人，也不是普遍的世界人……人是日本人，日本人遵循皇国之道，实行臣民之道，即我等活在基于国体的坚定的信念之中，才能成为皇国臣民。

对内愚民，对外扩张。随着日本侵略范围不断扩大，美国政府则不断对日本进行谴责和制裁。1941年7月，日本派军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美国政府随之冻结日本所有在美资产，全面禁运石油，随后英国、荷兰、新西兰和菲律宾也都采取了相同行动。军部声称，这是针对日本的“ABCD包围圈”（A为美国、B为英国、C为中国、D为荷兰），美国的意图是把日本扼杀在封锁中。报纸耸人听闻地描述日本的经济困境，宣称最大的恶霸美国要孤立日本。一家报纸发表的文章说：“近来，日本被所谓ABCD阵营包围的趋势日益明显，日本被敲诈和恶意宣传所威胁。这些极端的威慑手段不断阻碍我们打造‘大东亚共荣圈’的丰功伟绩，还显露出（西方的）极端贪婪。”

诸如此类的仇美言论充斥着当时的报端。一家报纸的文章说：“敌人已经不只是重庆了，不只是蒋介石一派了，还有唆使他们，并使他们成为走狗的维持着世界现状的主要支配国家英美。”另一家报纸的评论这样写道：“看看太平洋的彼岸吧，罗斯福总统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和称霸世界的野心，假借日本宿敌之名，企图强化ABCD包围网，炫耀军备在数量上的优势，轻视东亚盟主日本，威胁我帝国想使我屈服。”

作为侵略者，日本却把自己说成是委屈万分的“受害者”，把美国说成是“加害者”，这就是强盗的逻辑。可怕的是，仇恨情绪是传染病，在日本民众中迅速蔓延开来。所以，在“偷袭珍珠港”成功后，日本国内一片欢腾，日本政府则公然排斥英美文化的影响力。美国电影被禁止，只准播放德国、意大利的歌颂英雄的影片。烫发被指责为污染女性纯洁的“西方腐朽生活方式”，被列入禁止项目，一些地方甚至挂出“根据町委会决议，烫发者请勿入町”警示牌。美发用的吹风机被送往军队，作为再生军用物资使用。棒球也在禁止之列，文部省下令停止“东京大学棒球联盟”间的大学比赛。鉴于爵士乐在日本十分流行，日本音乐文化协会宣布“将美国爵士乐的影响横扫出日本”，规定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都开会讨论“消灭颓废爵士音乐”的办法。

日本还发动了一场净化语言的运动，声势浩大。日文中用片假名表述的外来语极多，日本先将外来语以“轻佻浅薄”的罪名发难，进而又贴上“敌性用语”的标签来加以排斥。“烫发”成为“敌性用语”的首选，改用汉字“电发”两个字来取而代之，美其名曰“爱国语”。此例一开，其他类似所谓“轻佻”的外来词也纷纷被改。

日本海军从英国引进的广受欢迎的咖喱饭被改成“辛味入汁掛饭”（加有辣椒汁的盖浇饭），果味汽水被改为“喷出水”，牛奶软糖被改成不伦不类的“军粮精”。低音提琴被改成“妖怪的四弦”，萨克斯管变成了“金属制弯曲型尺八”，长号成了“可拔可插弯曲金属管黄铜喇叭”。因为球类运动在日本几乎皆为外来语，改起来更是五花八门。橄榄球改为“斗球”，手球改为“送球”，足球改为“蹴球”，篮球改为“笼球”，网球改为“庭球”，曲棍球改为“杖球”，台球改为“杆球”。棒球虽然很早就被称为“野球”，但也不能幸免。选手被改称“战士”，队服都改成所谓“国防色”，棒球帽也换为日军的“战斗帽”。更麻烦的是，比赛与裁判用语全部修改，导致好几个赛季混乱不堪。

1943年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编辑的《写真周报》杂志列举了许多街头的英文招牌，提出“从招牌上抹去美英之色”。该杂志气势汹汹地质问道——

这绝不是纽约和伦敦的街头。而是日本的街头。然而我们现在却正在和美英进行着战斗。怎么样？在我们日本的都市中却泛滥着英文的招牌……是不是应该断然将这些充斥着对美英献媚的招牌拆掉？有怎么样对美英献媚的招牌，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这样的商店卖着什么样的货色，在要紧的地方写着英文，店名采用敌国美英的地名人名。这样不管是谁，只要想一想就知道这家店不是招待日本顾客的日本店，标有敌国的地名和人名的，除了媚态以外什么也不是。

在民族主义的高压下，“西铁城公司”变成“大日本时计株式会社”，“哥伦比亚唱片”改成“日本蓄音机工业”，“华盛顿靴（鞋）店”更是干净利落地改成“东条靴店”。公司如此，学校也逃不脱劫数，“东洋英和女学校”、“静冈英和女学校”以及“山梨英和女学校”都因为这个“英”字具有“敌性”，分别改名为“东洋永和女学校”、“静陵高等女学校”以及“山梨荣和女学校”。歌手“哥伦比亚小姐”改成了“松原操”，连铅笔的硬软度都换了称呼，HB、2H、3B分别成了“中庸”“2硬”“3软”。日本的“阿尔卑斯山”也重新命名为带有本土气息的“中部山岳”，政府甚至也不鼓励民间使用“爸爸”“妈妈”等西式称谓。

在高涨的“文化自信”背后，其实是深刻的“文化自卑”。自明治维新以来，大量的新词汇不断涌入日语，已经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的所有角落。它们丰富了日本文化，也方便日本与世界文明沟通。“净化语言运动”本想维护日本语言的“纯洁”，却注定成为一场滑稽的闹剧。事实上，战后几乎所有改过的名词又都改了回来。

既然要净化语言，英语自然也受到鄙视。中学的英语课程成了选修科目，课程数量大为缩小，几乎达到无法进行正常英语教学的程度。英语教科书中不得出现对英美物质文明带有讴歌色彩的内容，也不应该出现用最高级来修饰英美事物的语句，比如“纽约的帝国大厦是世界最高的建筑”，也不得出现类似“大阪是日本的曼彻斯特”的比喻。音乐课程中的英美传统歌曲被削去，改成爱国色彩更为强烈的曲目。其他教科书中，那些带有所谓“敌性色彩”的表达方式也纷纷被修改。

就是在这样疯狂的民族主义浪潮下，日本国民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成为思想上的“文盲”。民间越来越憎恶美国，“鬼畜英美”的咒骂声不绝于耳。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仇美情绪更加高涨，佩里来航纪念碑自然成了宣泄仇恨的对象。1944年，横须贺市的右翼团体义愤填膺地要求当地军政机关推倒纪念碑，将其“碎尸万段”后铺洒在靖国神社的参道上，供参拜者践踏。同时在原址建立“护国精神振起之碑”，而且商定由著名的右翼学者德富苏峰书写碑文。虽然建碑时有天皇的下赐金，政府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在右翼的胁迫下，当地官方最后不得不同意。不过，将石碑“碎尸万段”和竖立新碑的计划却没有来得及实施，因为不久美军开始空袭横须贺。纪念碑就这样躺在原地，迎来了日本投降之日。

1945年8月30日，美军在横须贺登陆。半年前推倒纪念碑的人们，被召集来参加重修。至今，这块纪念碑仍然矗立在太平洋岸边，无声地告诉着人们：不要忘记那个疯狂的岁月，要保持独立思考，要警惕洗脑教育！

吉田茂：从“谋反分子”到“爱国者”

那些满嘴“爱国主义”的人是靠不住的，他们反而可能把国家带向灾难。只有那些具有国际眼光、认识到国家长远利益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在战争后期，日本国民的生活越来越穷困。即使是吉田茂这样家底丰厚的前外交官，也感受到生活的压力，佣人接连辞职。后来，家中来了一个叫麻基的女佣，既头脑灵活又能干。当时食品缺乏，可是只要她说一声“我去弄吃的东西来”，就可以带回米、酱、油等生活必需品。而且在那个物价疯涨的时代，这些物品的价格竟然近于公平，因此吉田茂全家都对她非常信任。

东京之外，吉田茂在大矶的别墅也缺少人手。麻基说，她有一个远亲，出征时得了疟疾，被遣送回国，现在闲住家里，可以叫他来帮忙。吉田茂正苦于劳动力不足，一口答应。于是，一个名叫东辉次的军曹来到大矶，每天挑水扫地，接送客人，为人诚恳，很是能干，深得吉田茂一家的器重。家庭生活安稳，吉田茂安心地投入政治活动中。

自从1939年卸任驻英国大使以后，吉田茂一直赋闲在家。因为军部法西斯认为他“具有反军思想”，就找借口将其免职。但是这位精神和体力都很充沛的政治家一直在幕后活动。他反对三国同盟，主张日本与英美保持友好关系。因为他深知，与纳粹德国、意大利结盟，就必然对抗英法，进一步对抗美国，日本的未来将面临灾难。对国际局势的认识，他比军部和外务省清醒。

在“偷袭珍珠港”前夕，吉田茂曾对东条内阁的外务大臣说，“如果你无法制止日本向美国宣战，就应该辞职，以使内阁无法进行讨论，甚至连军方也得三思。如果你因此遭到暗杀，也是死得其所”。可是，形势完全朝着他希望的相反方向发展，日本挑起战争，终于将美国变成自己的敌人。

和很多心存侥幸的政治家不同，吉田茂很早就预言日本必然战败。他认为日本应该和美国通过谈判取得绅士般的和解，美国会给予宽大的和平条件。甚至在1942年日本军队取得胜利时，吉田茂和官僚核心集团的若干重要成员及商界精英就偷偷摸摸地讨论与美国开始和平对话的可能性。他还不避嫌，悄悄给被软禁的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夫妇送去慰问品。这是微不足道之举，但却需要极大的勇气。

在战争状态下，这种认识和行为是危险的，很容易被指控为“非国民”、卖国贼。逻辑很简单：战争之际，本应同仇敌忾，岂能勾结敌国人士？轻言求和，就是破坏国内士气。当时国内治安体系严密如网，警察有权力对民众进行全面监控，包括职业、社会背景、居住环境、生活状况、身体健康，私人通信、往来人士也都在监控范围之中。在高涨的“爱国主义”的驱使下，有些民众也积极配合。他们去告密并不是想做坏事，而是以出色完成“国民义务”的“爱国者”自居。只要稍微流露出厌战情绪，就会有人向宪兵报告。思想警察“特高”也到处窥视，每天都有无辜的人被投入监狱。即使像吉田茂这样的精英阶层，也受到严密控制。监视他活动的警察称他为“吉反战”。

吉田茂认为，东条英机是“恶魔之子”，罪魁祸首，只有换掉他，才有可能谋求和平。自从1940年各政党解散、近卫文麿成立“大政翼赞会”以后，几乎形成了“一国一党”体制，一切政治活动都有非法之嫌。为了尽早结束战争，吉田茂把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吸引到了他的周围，包括前首相若槻礼次郎、近卫文麿和一些企业家，进行秘密的地下活动。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东条英机一向动用军警和宪兵压制不同的声音，对反对派毫不手软。曾支持东条英机的政治家中野正刚不满东条的独断专行，串联元老重臣，密谋逼迫东条辞职，宪兵就以“流言蜚语罪”逮捕他。结果，中野正刚在家中被逼剖腹自杀。

随着战局越来越不利，1944年7月东条英机被迫辞职。可是，新上台的小矶国昭内阁仍然心存幻想，声称“还不能断定最后一战无获胜的希望”，继续推行战争政策。到1945年初，日本败局已定，却仍然没有和平曙光，吉田茂把希望寄托在天皇身上。在他的支持下，近卫文麿写了一份冗长的奏折给昭和天皇，呼吁尽快结束战争。奏折开篇即说：“战争失败，实为遗憾，但已无可避免。”在上奏前夜，近卫文麿就住在吉田茂家中，两人一直商量到深夜。

吉田茂感到奇怪，近卫上奏不久，东辉次就失踪了，介绍他来工作的麻基也不见了。因为是战争时期，人心惶惶，吉田茂也没有太在意。就在近卫上奏两个月后的一天清晨，宪兵队敲响了家门，67岁的吉田茂被逮捕，罪名是散布近卫上奏内容，散布“陆军已丧失战争的信心，多士气低落势的反战论调”，另有“刺探、泄露关东军的编制、装备、行动等机密的嫌疑”。1941年12月颁布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规定，“对散布有关时局流言蜚语的人，处以两年以下徒刑或监禁，或处以2 000元以下罚款”，“违犯军事机密保护法”更是重罪。

近卫来访，宪兵有可能知道。奏折上奏给了天皇，吉田茂抄录的一份已经烧掉，宪兵怎么可能知道奏折内容呢？吉田茂百思不得其解。他不知道，其实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宪兵的监视下，因为他家中的用人麻基、东辉次都是宪兵派来的特务。

从1939年开始，宪兵就把吉田茂作为“在外事方面不受欢迎”的监视对象。为了安插特务，趁吉田家的女佣外出时，特务就向她们吹说，在吉田茂那样危险的人物家里干活，不久自己也会受牵连的。促使女佣一个接一个地辞去，当吉田家苦于人手不足时，能干的麻基来到吉田家。她能够弄来别人弄不来的食品（都来自秘密机关），获得吉田茂家的信任，又把另一个特务东辉次介绍进来。为此，秘密机关还给东辉次伪造了毕业证书和负伤军人解除现役的手续。通过这两个人，宪兵对吉田茂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偷偷抄写近卫奏章内容的，就是东辉次。

这种手段，对于一个专制政权来说，本也平常。不过，对于浸淫欧美文化多年的吉田茂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他也根本想不到军部会以如此下作的手段对付自己。在东京宪兵队接受审问时，他始终顽固地否认与近卫奏折有任何关系。但是当东辉次抄写的近卫奏折摆在他的眼前时，顽固的吉田不得不招供。除了奏折，宪兵队还调查了吉田茂同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关系。吉田茂在《十年回忆》第一卷中写道——

格鲁大使与我私交甚笃。与美国开战后，他被软禁在美国大使馆里，我曾找机会给他送过食品。宪兵队调查我同格鲁大使的关系，问我：你一定同大使曾约定秘密会面，准备在什么地方、为了什么目的而会面？我觉得问得很奇怪，回答说：“并没有约定过。”他们说掌握了证据。我说：“把证据拿出来让我看看！”宪兵出示了我给格鲁大使写信的抄件。一看才知道是大使将要乘交换船回国时，我曾写过这封信。我心想原来信件遭到了检查，尽管我说这是写给格鲁大使的一封告别信，宪兵也根本听不进去。

他们指着信上的一个地方问这是什么？我一看写着“some better day”，便说，这是“将来如有机会再见”的意思。他们说“这就是约定要秘密会见”，不同意我的说法。我不厌其烦地做出了如下无聊的解释……最后宪兵也没有理解，毋宁说他们根本不想理解。

在狱中，吉田茂起初整天面壁而坐，稍动一下身体就会受到斥责，而且深受臭虫、虱子骚扰。但是吉田茂在狱内安定往常，他认为“尝尝铁窗风味，换换环境，对我也没有坏处”。他把家里给他送来的食品分给同牢的犯人和看守，因此大家都很喜欢他。彼时空袭不断加剧，许多地方变成一片火海，包括皇宫宫城在内的东京大部分遭到焚毁，关押吉田茂的陆军刑务所也被毁。他后来写道：“我当时想，要是活生生地给烤糊了，那会有多难受呀！”所幸，在关押一个多月后，吉田茂就被假释。

数日后，他又被一位法务中将传讯。本以为又有麻烦，可是这位中将一见面，就称吉田茂为“阁下”，还说“没有比阁下再爱国的了”。昨天还是谋反分子，今天却成了“阁下”“爱国者”，吉田茂不禁报以苦笑。

之所以逮捕吉田茂，是因为这时铃木贯太郎内阁上台，和平要求已经难以遏制。陆军强硬派痛感对和平势力有实行镇压之必要，最明确地主张和平的吉田茂因此便成了瞄准的对象。可是，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的地下室自焚后，凯特尔元帅代表德军于5月8日在盟国无条件投降文件上签了字，日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对还有一点点理性的日本人来说，唯一的出路只有结束战争，这已经太明确了。于是吉田茂这名“谋反分子”成了“阁下”，并被公认为是“爱国者”。

吉田茂被释放两个半月后，和平得到了实现。他在寄给朋友的明信片中这样写道：“应该说，到现在为止，我方的败法也是古今东西从未有过，败得出色。重建皇国的趋势自然蕴藏于此。应该切除这个政治之癌——军部，使政界明朗多发扬国民道义，外交由此面目一新。而且如果由于振兴科学，引进美国资本，重新恢复财界，最终进一步发挥帝国的真髓，那么战败不一定坏，雨后的天地更有佳处。”

吉田茂断定如果振兴科学，引进美国资本，那么这次战败将是重建日本国的绝好机会。这彰显了他的政治抱负。不久，他出任战后首相，领导日本重建。他不但为日本战后的复兴、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使自己成为战后最成功的政治家。他用自己的事例证明，那些满嘴“爱国主义”的人是靠不住的，他们反而可能把国家带向灾难。只有那些具有国际眼光、认识到国家长远利益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故事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尾。战后吉田茂调查才知道，在他被逮捕前家中突然消失的两个佣人都是特务，是来监视他的行动并向宪兵队报告的。他还得知，完成了在他家的任务后，东辉次又潜入近卫文麿的别墅，在走廊的地板底下安装了话筒，把客厅里的谈话全部录了下来。在1955年出版的回忆录《回忆往事》中，吉田茂还特意提到了东辉次的事情——

战争结束后，有一次他突然来到我家，道歉说：“在战争期间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我也是无可奈何，按照命令，不得不当特务，给你添了麻烦。”我勉励他说：“你无非是忠实地完成了交给你的任务，所以没有必要道歉。”后来，他托我介绍职业，我就打保票说，此人工作实在出色，给他找了个工作。

当这本书出版时，日本已经走出了战争阴影。翌年日本实现了加入联合国的夙愿，正式回归国际社会。同年出版的《经济白皮书》宣告“经济恢复时期已经结束”。《经济白皮书》还总结了日本近代历史，这样写道：“现代化是一种自我改革的过程。改革中必然存在着痛苦。明治初期，我们的前人实行了改革，把一个落后的农业日本改革成为亚洲地区先进的工业国家。后来，日本经济并没有再一次进行大的改革。于是人们害怕自我改革的痛苦，逃避这种变化，企图用改变外部条件来发展自己，结果造成了膨胀的军国主义势力。现在世界上两种体制的对立，从核武器竞争改变为和平竞赛，那么什么是和平竞赛呢？就是经济增长率的竞争，也是提高生产率的竞争。”

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

后记

站在思想和时间一边

知识分子阶层并不是一群候补官员，而是一群牛虻，不停地叮咬着、刺激着政治国家——这头举止笨重的牲口。

——柏拉图《申辩篇》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常常想起西哲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因为日本知识界的表现让我深为失望。在“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很少有知识分子敢于对抗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潮流，很少有知识分子敢于对军国主义说“不”。相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转向”，屈服于时代大潮，智者沉默，不智者附和，甚至成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吹鼓手，与军国主义同流合污。他们没有成为国家的“牛虻”，而是堕落为一群为国家唱赞歌的“夜莺”。

本书写到的女诗人与谢野晶子，在1911年曾写下一首充满自由主义精神的诗歌，高呼“移山的时刻已经到来”。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这位曾经质疑天皇、富有叛逆精神的诗人却完全倒向了国家主义，积极地为那些侵略中国的日本军人写赞歌。一个有尊严的诗人，为什么会在自己的背上插上色彩鲜艳的羽毛伏地爬行？事实上，并没有来自外界（包括政府和军部）的压力逼迫，而是她主动地委身于军国主义。

如果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群体都放弃了抵抗，那么这个国家还会好吗？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有人说，不应该苛责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手中没有权力，书本怎敌得过刀枪？确实，从眼前看，书本敌不过刀枪，但是从长时段的历史看，真理必打败强权。思想比权力更有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有两大“武器”：一是思想，二是时间。所以，知识分子绝不应该屈服于眼前的时势，绝不应该上缴思想的权力，而应该站在思想和时间一边，应该像胡适先生所说的那样：“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以此衡量，日本知识分子是不及格的。不可否认，其中也不乏个别风骨铮铮者，例如菊竹六鼓、美浓部达吉、河合荣治郎等人。我之所以浓墨重彩地描写这些人的故事，就是要向他们献上敬意。可惜，这样的知识分子太少了。假如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或者至少保持沉默，这个新兴国家又何至自取灭亡？同时，我也将那些降志辱身者的言行辑为一文（《立此存照：和法西斯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们》），既是留取历史资料，也为现实提供一面镜子。

为了“追赶”，许多后发国家的政府集中权力。其好处是可以集中力量做事，但是一旦误入歧途，其代价也将是非常惨重的。因此，后发国家的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更加重要。他们就像一群牛虻一样，“不停地叮咬着、刺激着政治国家”，时刻提醒着风险。现代化征程多歧路，对于后发国家而言，避免步入歧途比选择正路更重要，因为只有避免了错误的道路，才有可能选择正确的道路。假如知识分子像“一群候补官员”一样，小心翼翼地缄口不言，甚至口吐莲花唱赞歌，那么国家很容易走上歧路。

常常有人怀疑地问：写作有什么意义？知识分子能够改变什么？我就对他们讲述一个真实故事：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波旁王朝复辟，一个自由派贵族在1815年维也纳舞会上，对那些翩翩起舞的权贵们发出贺拉斯般的棒喝：“你们什么都没有忘记，什么都没有学会。”

是的，人类很少从过去的灾难中学得聪明一些。“什么都没有学会”固然让人失望，却也激起我们攘臂而起、奋笔疾书的勇气。因为人们“什么都没有学会”，我们的写作才更有价值。假如人们都学会了，还要知识分子干什么！

我推崇这样的写作：用“鸟之眼”俯瞰，用“虫之眼”体察，用“鱼之眼”透视。和《国家的启蒙》一样，本书既俯瞰日本历史大脉络，又深入近代日本的历史肌理，自由地出入历史和现实，立体地审视历史。这种写作方式是否可行，希望读者朋友们评鉴。

本书能够完成并面世，得到许多师友的鼓励和支持，在此谨致谢忱。感谢财经杂志社为我提供了宽松的工作环境，感谢中信出版集团乔卫兵总编辑的支持和寇艺明编辑的耐心。特别感谢吴敬琏先生、周国平先生、易中天先生、雷颐先生、钱颖一先生、许纪霖先生、朱永新先生和吴晓波先生，他们撰写的推荐语既是对本书的肯定，也是鼓励我继续努力的动力。我正在写作《国家的重生》，描写战后日本重建的历程。这本书将和《国家的启蒙》《国家的歧路》组成“日本三部曲”，作为我学习日本近代史的总结，一起献给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感谢我的爱人方虹对我写作的支持。马浩宇同学是本书许多篇章的第一读者。作为一名高三学生，他丰富的世界史知识给我很多帮助。例如，本书的第一篇原拟题目是《第一次护宪运动：民众可以说不》，他建议修改为《日本之春：第一次护宪运动》。还有《德富苏峰：日本帝国的宣传部长》一文，他建议改为《德富苏峰：日本帝国的“戈培尔”》。我欣然听从他的建议，因为这些题目更醒目、更准确而生动。看到他一天天健康成长，日渐成熟起来，我感到欣慰。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年代里，有人乐观，有人悲观。我个人对于未来谨慎乐观。因为未来不会自动到来，它是我们共同创造出来的。就像鲁迅先生所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坚信，只要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地努力，站在思想和时间一边，世界会越来越好的。

马国川

2019年11月15日

近代日本大事记（1912—1945年）[1]

1912年

●7月3日，明治天皇去世，大正时代开始

●9月13日，明治天皇国葬仪式在东京举行，乃木希典大将殉葬

●是年，东京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出版《宪法讲话》，提出“天皇机关说”

●年底爆发第一次护宪运动，持续到1913年2月，第三次桂太郎内阁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被民众推翻的内阁

1913年

●8月5日—9月1日，中国接连发生三起涉日事件，日本右翼要求出兵中国

●9月5日，外务省政务局长阿部守太郎被暴徒暗杀

●1913—1914年，京都大学发生“泽柳事件”，教授为捍卫大学自治向校长说“不”

1914年

●1月，媒体披露“西门子事件”，山本权兵卫内阁遭到质疑

●4月16日，山本权兵卫内阁辞职，大隈重信内阁成立

●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

●11月7日，德国将其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1915年

●1月18日，大隈重信政府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

●5月25日，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前四项

●是年，石桥湛山阐述了“小日本主义”，呼吁通过和平贸易建设国家

1916年

●10月9日，寺内正毅内阁成立

●10月，元老松方正义向首相寺内正毅提交意见书，严厉批评政府的对华政策

1918年

●7—9月，全国爆发“米骚动”

●8月26日，《大阪朝日新闻》的报道引发“白虹贯日事件”

●9月29日，寺内正毅内阁辞职，原敬被任命为首相，成为日本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首相，开启日本政党内阁

●11月23日，吉野作造与“浪人会”辩论

1919年

●1月18日，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召开，西园寺公望、牧野伸显率领日本代表团参加

●3月1日，朝鲜爆发“三一运动”

●5月4日，中国爆发五四运动

●6月28日，各国在巴黎签订《凡尔赛条约》，同一天通过《国际联盟盟约》

●是年，北一辉在上海完成日本法西斯主义经典《日本改造法案大纲》（1923年改名为《国家改造原理大纲》）

1920年

●1月10日，国际联盟成立，日本是四大理事国之一

●3月15日，日本米价、丝价暴跌，战后经济衰退开始

1921年

●9月28日，朝日平吾刺杀财阀安田善次郎

●11月4日，原敬首相被暗杀

●11月12日，华盛顿和会开幕，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作为首席全权代表率领日本代表团出席

●11月13日，日本签订《四国协定》

1922年

●2月6日，日本签订《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和《九国公约》

●4月20日，国会修改1900年颁布的《治安警察法》，取消妇女加入政治社团的禁令

●7月15日，知识分子和政治激进分子建立日本共产党

●12月2—17日，日本从中国山东撤出军队

1923年

●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死伤20余万人，毁损40余万间房屋）

●8月24日，首相加藤友三郎去世，享年62岁

●12月27日，裕仁太子在东京遭到无政府主义者难波大助袭击（作家德富芦花竭力营救难波大助）

1924年

●3月，日本共产党宣布解散

●6月11日，宪政会首领加藤高明就任首相

●7月2日，元老松方正义去世

●11月，孙中山在神户发表演讲《大亚洲主义》，敦促日本就究竟走“西方霸道”还是走“东方王道”做出选择

●1922—1924年，第二次护宪运动

1925年

●3月29日，国会通过《普选权法案》

●4月22日，《治安维持法》颁布，大正民主运动结束

1926年

●1月15日，发生“京都学联事件”，这是《治安维持法》出台后的第一起案件

●12月25日，大正天皇去世

●12月28日，裕仁继位，昭和时代开始

1927年

●4月22日，政府宣布3周内银行暂停营业

●5月28日，田中义一内阁派遣军队前往中国青岛保护日本侨民

●9月18日，作家德富芦花去世

1928年

●2月，《普选权法案》实施后的首次大选，共产党和劳动农民党的力量增大

●3月15日，警察对共产主义者进行大抓捕，是为“三一五事件”

●4月19日，田中义一内阁派遣军队前往中国济南保护日本侨民

●5月3日，中日军队在济南发生冲突

1929年

●3月5日，众议院议员山本宣治被右翼分子杀害

●10月24日，纽约股票市场崩溃，经济大萧条开始，迅速波及日本

1930年

●1月21日，伦敦海军会议开幕

●4月22日，英国、美国、日本在伦敦签订《限制和削减海军军备条约》（即《伦敦海军条约》）

●11月14日，首相浜口雄幸在东京站遇刺

1931年

●8月26日，首相浜口雄幸去世

●9月18日，关东军军人炸毁沈阳柳条沟附近铁道，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称“满洲事变”）

●11月，评论家室伏高信完成《满蒙论》，力驳流行的“满蒙是日本生命线”之论，反对日本侵华

●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辞职

●12月13日，犬养毅内阁上台，大藏大臣高桥宣布日本放弃金本位制

1932年

●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称“上海事变”）

●2月4日，新渡户稻造接受采访，批评军阀推行军国主义，遭到媒体和右翼分子的攻击

●2月9日，血盟团成员小沼正枪杀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

●2月29日，李顿调查团抵达日本

●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

●3月5日，血盟团成员刺杀三井企业集团总裁

●5月15日，青年军人发动“五一五事件”，犬养毅首相被杀

●10月2日，李顿调查团发表《李顿调查团报告书》，谴责日本在满洲的行为

1933年

●1月28日，关东军侵略中国热河

●2月20日，作家小林多喜二以“思想犯”罪名被捕，死于严刑拷打

●2月24日，国际联盟接受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

●3月18日，大正民主的旗手吉野作造去世，享年55岁

●3月27日，天皇诏书宣布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6月8日，日本共产党领袖佐野学、锅山贞亲发表声明，放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拥护天皇体制

●6月17日，大阪发生“信号灯事件”

●10月15日，新渡户稻造逝世，享年71岁

●本年春夏之交，京都大学爆发“泷川事件”，大学自治受到严重伤害

1934年

●3月28日，日本政府颁布《石油工业法》

●10月1日，陆军省新闻班发表《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的提倡》，大肆鼓吹“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

1935年

●1月，豪斯上校在纽约会见吉田茂，警告日本不要重蹈德国覆辙

●4月9日，内务省颁布对美浓部达吉著作的禁令

●8月、10月，政府两次发表“国体明征”声明，否定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

●8月12日，青年军官刺死陆军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将军

●9月18日，美浓部达吉从贵族院辞职

1936年

●2月26日，青年军人发动叛乱，“二二六事件”爆发

●7月3日，刺死永田铁山的青年军官被判死刑

●7月5日，“二二六事件”为首分子被判有罪；7月12日起相继被处决

●7月21日，著名记者菊竹六鼓去世，享年57岁

●11月26日，日本与德国在柏林签订《日德防共协定》

●12月12日，中国爆发西安事变，国共达成统一战线

1937年

●3月30日，文部省出版《国体本义》，分发至全国学校和政府机关，加强法西斯思想统制

●6月4日，近卫文麿就任首相

●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

●8月19日，北一辉被处决

●10月5日，罗斯福总统发表演说，反对“国际上无法无天的流行病”，暗指日本

●12月1日，矢内原忠雄教授从东京大学辞职

1938年

●3月3日，国会发生“闭嘴事件”

●4月1日，日本国会通过《国家总动员法》 ；5月5日生效

●11月3日，近卫文麿首相宣称，在中国进行战争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东亚新秩序”

●本年，德富苏峰发表《皇道日本的世界化》，为日本侵略升级辩护

1939年

●1月，东京大学教授河合荣治郎被开除教职

●7月8日，政府颁布《国民征用令》

●8月23日，希特勒违背《日德防共协定》，单方面与苏联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10月20日，《价格统制法》和《工资统制令》颁布，冻结了所有价格、工资、租金，以及运输费用

●本年，德富苏峰出版《昭和国民读本》

1940年

●2月2日，斋藤隆夫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质问演说“支那事变处理”

●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组成伪中华民国政府

●上半年，日本朝野流行“不要错过这班车！”

●7月26日，内阁批准《国策纲要》，成为“东亚新秩序运动”的蓝图

●8月1日，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宣布，日本的目标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缔结军事同盟条约

●10月12日，“大政翼赞会”成立，此前日本政党自行解散

●10月31日，日本政府禁止爵士乐表演并关闭东京的舞厅

1941年

●4月13日，日本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7月22—28日，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

●8月14日，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签署《大西洋宪章》

●9月6日，日本帝国议会通过决议，如果到10月中旬外交不能奏效，就将开始对美敌对行动

●9月10日，资深媒体人、著名评论家桐生悠悠去世

●10月8日，天皇任命东条英机为内阁首相

●11月26日，四位京都学派学者举行“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座谈会

●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日本时间为12月8日）

1942年

●1—3月，日军进占马尼拉、新加坡、巴达维亚、仰光

●5月20日，“翼赞政治会”成立，绝大多数议员加入

●5月26日，“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

●6月4—6日，美军在中途岛海战中击败日本，扭转太平洋战局

●6月9日，东条英机改组“大政翼赞会”，将所有群众团体纳入其下

●7月23—24日，知识界精英在京都召开“近代的超克”座谈会

●本年，德富苏峰著《兴亚之大义》鼓吹超国家主义，出任“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会长

1943年

●4月18日，美军击落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的飞机

1944年

●6月15日—7月7日，美军夺取塞班岛

●7月18日，东条英机辞去首相职务

●7月，日本政府查封《中央公论》和《改造》杂志

●10月25日，日军开始组织“神风特攻队”，对美军发动自杀式袭击

1945年

●2月8日，久里滨的佩里来航纪念碑被推倒

●2月14日，近卫文麿向天皇呈递奏折，敦促尽早结束战争

●3月9 —10日，美军飞机轰炸东京，造成十多万人死亡

●4月14日，“神风特攻队”队员佐佐木八郎死去，年仅23岁

●4—5月，吉田茂因为反战活动被逮捕

●7月26日，《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8月6日、9日，美国使用原子弹摧毁广岛、长崎

●8月15日，日本天皇在国家电台宣布日本投降

[1] 为了给读者朋友们提供一个清晰的历史大脉络，此处收集了1912—1945年日本国内外重大事件，并将本书所涉人物、事件纳入。

推荐读物

《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内容介绍：从1853年美国“黑船”叩响紧闭的国门，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日本用60年时间从一个落后国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成就了近代世界史上“大国崛起”的一个独特模式，也成为许多追赶型国家羡慕和模仿的对象。此书通过描写这个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生动记录了60年间日本奋起追赶、建设现代国家的艰难历程，也分析了日本后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内在原因。对于追求大国崛起的国家而言，日本所走过的道路至今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本书是《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的前作。

《看中国》

内容介绍：中国经济正在崛起，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转型难题。只有站在世界看中国，才能清晰地看到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只有以世界的视野来审视中国的转型，才能准确认识到中国未来的道路。本书是马国川对国际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人士的采访。其中既有基辛格、李光耀、斯考克罗夫特、莫德罗等世界知名政治家，也有科斯、科尔奈、青木昌彦等大师级经济学家，还有福山、尤努斯等著名思想家。这些人士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分析中国的现状，对中国政治、经济、法律、民生、文化、历史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剖析，包括如何消除贫困和腐败、中国经济新阶段的最大特点、政府自我改革、人口政策与户口制度变革、中国未来的挑战、中国与美国和世界的关系等涉及每一个中国人命运的重大问题，力图从严峻的现实问题中思考和探索出未来中国当走的路。对中国的改革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建议，很值得正在为实现大转型而努力的国人从中汲取营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 / 马国川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2

ISBN 978-7-5217-1385-5

Ⅰ . ①国… Ⅱ . ①马… Ⅲ . ①日本－历史－研究Ⅳ . ① K31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07667号

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

著者：马国川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260千字

版次：2020年2月第1版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217-1385-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总序

推荐序 正确思考的力量

第一章 六项精进

前言

一、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二、要谦虚，不要骄傲

三、要每天反省

四、活着，就要感谢

五、积善行、思利他

六、不要有感性的烦恼

第二章 超越经济变动，实现企业持续发展

第三章 忍受萧条、伺机出手

第四章 稻盛和夫论谦虚

第五章 盛和塾塾生心得

第一节 改心之道

塾长点评

第二节 稻盛和夫经营哲学探源

总序

日本京瓷名誉会长

稻盛和夫

从1959年至今长达半个世纪内，我创建并经营了京瓷和KDDI两个企业集团。很幸运，这两个集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现在这两家的业绩简单相加，销售额达4.7万亿日元，利润逼近6 000亿日元。

另外，去年，我接受日本政府的邀请，就任代表国家形象的、破产重建的日本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在重建过程中，我着力于经营干部的意识转变，以及企业体质的改善，这样努力的结果，第一年就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业绩大幅超过了重建计划中预定的数字，现在日本航空的利润率已达到两位数以上，正在变成一个高收益的企业。

取得这些成就，原因不过是在企业经营中，我彻底地贯彻了经营的原理原则而已。那么所谓原理原则是什么呢？那就是“贯彻做人的正确的准则”。我在必须作出经营判断的时候，总要扪心自问：“作为人，何谓正确？”坚持把作为人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以正确的方式贯彻到底。

或许有人认为，这样的经营要诀未免太简单、大朴实了。但是，正因为贯彻了这条原理原则，我自己，以及继承我工作的京瓷和KDDI的经营干部，才没有发生过经营判断上的失误，才使企业顺利地成长发展到今天。

我的经营哲学还有另外一个侧面。那就是：立足于宇宙的本源以及人心的本源来展开经营活动。

我认为，在这个宇宙间，流淌着促使万物进化发展的“气”，或“意志”。同时我认为，人的本性中充满着“爱、真诚与和谐”。所谓“爱”，就是祈愿他人好；所谓“真诚”，就是为社会为世人尽力；所谓“和谐”，就是不仅让自己也要让别人生活幸福。

我们每一个人都以充满着“爱、真诚与和谐”之心去生活、去工作，那就意味着与引导万物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宇宙的潮流相一致，这样我们的经营就会顺畅，人生就会美满。这就是我在将近80年漫长的人生中所坚信不疑的“真理”。

本书就是遵循这样的思想，由近年来我在中国的讲演为主编辑而成。面对中国的经营者和企业干部、政府官员和大学学者、以至一般市民，我都从原理原则讲起，涉及人的本性和宇宙的本源，阐述经营和人生的要诀，获得了人们广泛的赞同。

近来，我的演讲集将作为系列书籍在中国出版发行，作为著者，我衷心希望，从人和宇宙的本源谈起的我的哲学，能够跨越国界、民族和语言的障碍，到达广大的中国男女老少的手中，为让他们的人生更美好、经营更出色作出我的一份贡献。同时，如果这对促进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也能助上一臂之力的话，那就是我的望外之喜了。

在本书出版之际，请允许我对为出版本书作出不同寻常努力的稻盛和夫(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曹岫云董事长、王建敏总经理，以及很爽快地为本书提供论文的中国和日本的有关企业家表示深切的谢意。

谨以此文作为“稻盛和夫经典演讲”系列图书的序言。

推荐序

正确思考的力量

稻盛和夫（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岫云

思考就是哲学

“稻盛和夫经营哲学经典讲演系列”是稻盛先生多年来不断思考的结晶。我想将自己在编译这系列书籍过程中的感想告诉读者。

“心之官则思”，每个人每天都在思考。但思考有自觉和不自觉之分，有深刻和肤浅之分，有正确和错误之分。

思考是种子，行动是花朵，成败是果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思考是一切的起源。

参天大树原本只是沉睡的种子，翱翔天空的苍鹰早先只在卵中待机，世界上一切伟业最初不过是伟人心中的一个梦想而已。

中国历史上没有“哲学”这个词汇，据说这个词汇从日本引进，而日本又从希腊语“philosophia”翻译而来。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据说西方有人对“哲学”的定义是：“对人的本质进行思考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哲学。”提倡自由深入地思考，其结果之一，就是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经营哲学

在稻盛和夫先生之前，日本很少甚或没有人将“经营”和“哲学”两个词汇联系在一起。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虽然提倡“科学管理”，但是在很长时间内却没有“经营哲学”这样的说法。近年来，“经营哲学”这个词汇在日本、在中国开始流行，逐渐成为常用语。

但是早在50多年前，稻盛先生就开始思考经营和哲学的关系。

1956年，稻盛在一家名叫“松风工业”的陶瓷企业打工，时年24岁。

当时日本三井物产有一位“大人物”吉田先生负责“松风工业”绝缘瓷瓶的出口业务。吉田常来公司调查。他发现该公司其他部门意气消沉，唯有稻盛领导的“特磁科”士气高昂，热火朝天，吉田觉得不可思议。

凑巧的是，这位吉田先生和稻盛在鹿儿岛大学时的恩师内野教授是东京大学的同窗好友。内野在吉田面前曾经多次夸奖过稻盛。吉田在调查结束时提出要约见稻盛和夫。

稻盛觉得吉田虽然是老前辈又是大人物，但很可亲，值得信任，同他交流是难得的机会，于是就将平时头脑里经常思考的“松风工业”经营上的事情，直率地、毫无保留地告诉吉田。切身经历加上深思熟虑，稻盛讲得既生动又具说服力，无论是话题、措词、内容还是其中包含的思想，都与稻盛当时的年龄、身份很不相称。吉田先生一声不响，神情专注，静听稻盛述说，最后大声说道：“才二十几岁，年轻人，真不简单，你已经有了自己的philosophy。”

稻盛当时不知道“philosophy”是什么意思，回到宿舍一翻辞典，“philosophy”就是“哲学”。那瞬间，稻盛心中不由自主地一阵颤动。

吉田不愧为有见识的大人物，他一句话就点中了稻盛的本质特性，可以说，这句话催生了后来的“京瓷philosophy”即“稻盛哲学”。

“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这就是几十年来稻盛经典讲演的主题之一。如果说泰勒首倡了“科学管理”，那么稻盛和夫首倡了“经营哲学”。我想这种说法符合事实。

正确思考

稻盛先生白手起家，40年间创建了京瓷和KDDI两家世界500强企业。2010年2月1日，78岁高龄的稻盛先生在退休13年后东山再起，应日本政府邀请，出任破产重建的日航董事长，在万众瞩目之下，仅仅10个月，就大幅度扭亏为盈，创造了日航历史上空前的1 580亿日元的利润。然而，这一切不过是稻盛哲学的产物。或者说，这种不可思议的成功仅仅起源于稻盛先生的正确思考。

稻盛先生是理工科出身，作为一名科学技术工作者，在新型精密陶瓷领域，他年轻时就有许多划时代的发明创造。稻盛先生具备科学家合理思考、追究事物真相的科学精神。

作为企业家，稻盛先生气势如虹又心细如发。他不但善于把握宏观形势，做出类似参与通信事业这样超人的战略决策，而且在企业管理的所有细节上，通过贯彻“钱、物、票一一对应”、“双重确认”、“玻璃般透明的经营”等方法，彻底把握经营的实态，把握事情的本质。稻盛先生创建了精致、缜密、实用的《稻盛和夫会计实学》和《阿米巴经营》模式。如果你读这两本书，相信你一定会对稻盛先生彻底的实事求是态度肃然起敬，并且能理解稻盛的企业50年持续盈利的秘诀。有如此作为的企业家闻所未闻。

为了进一步净化自己的心灵，在精神世界追求更高的境界，65岁后，稻盛先生曾一度投入佛门，认真修行。稻盛先生并不停留在对佛教单纯的信仰上，结合自己丰富的人生实践，他还对佛教的精髓“六波罗蜜”即布施、持戒、精进、忍辱、禅定、智慧，作出了积极的、深入浅出的解释，令人倍感亲切。

科学家、企业家、宗教家之外，我认为稻盛先生最本质的特色在于他是一位“彻底追究正确思考的哲学家”。人类有史以来有不少卓越的思想家、哲学家。而哲学家同时又身兼科学家、企业家、宗教家，一身而数任的人，稻盛先生或许是独一无二、天下无双。而更可贵的是：稻盛先生不仅养成了深思熟虑的习惯，而且他是一位彻底地追求正确思考的哲学家。

人究竟应该怎样生活？企业家应该如何正确地经营企业？正确的人生观对个人、组织、人类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提出如此重大命题的人意外的少。而不停地提出、思考、回答这些问题的，就是稻盛先生的哲学和实践。

稻盛哲学的原点是“把‘作为人，何谓正确？’当做判断一切事物的基准”。

稻盛哲学的核心用一个方程式表达就是：

人生·工作结果 = 理念 人格 × 热情 × 能力–100~+100 0~100 0~100

如此鲜明简洁地提出如此重要的哲学观点，并一辈子切实实践的企业家，稻盛之前无古人。

正确思考的威力

稻盛先生的青少年时代充满挫折甚至苦难。大学毕业后好不容易入职的企业却连续十年赤字，连工资也不能如期发放。为此，稻盛先生曾经怨天尤人。但当身为技术员的稻盛先生正确思考一个优秀的技术员应该如何开展研究工作，并全身心投入时，奇迹出现了。

稻盛绊着松香容器、差点摔倒的一瞬间，他发明了精密陶瓷中划时代的新材料镁橄榄石；当他看到高温炉中板状陶瓷零件像鱿鱼般翘曲时，突然产生用手从上面压住的冲动，从而获得灵感，干脆利落地解决了重大的技术难题……

稻盛27岁创业，因为不知如何正确经营企业而苦恼时，他又获得灵感，确立了在经营中判断一切事物的基准——作为人，何谓正确。

京瓷初创时的28名员工中，20余名是初中生，稻盛自己也只是一家地方大学的毕业生。为了回答“能力平凡的人怎样才能取得不平凡的成功？”稻盛想出了上述精彩的人生方程式。

京瓷发展壮大，稻盛先生忙得不可开交时，他又从孙悟空拔毛吹出分身的故事中获得灵感，创造了“阿米巴经营”模式，实现了真正的全员经营，奠定了京瓷、KDDI稳步而又快速发展的基础。

孙正义创建的“软银”也是世界500强企业。孙正义曾是稻盛创办的“盛和塾”的塾生。最近在拜访稻盛先生时，孙正义说：“如果没有稻盛先生敬天爱人的思想和阿米巴经营，就没有软银的今天。”

“盛和塾”现在已有7 000名企业家塾生，他们学习并实践稻盛先生正确的经营思想，大部分企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其中近百家企业已经成功上市。

神的智慧

稻盛先生2010年2月1日正式出任日航董事长，而在此前的1月19日，日航公开宣告破产。这一天稻盛按预定日程乘日航的飞机参加夏威夷盛和塾的开塾仪式。在大阪关西机场，稻盛对前来送行的日航关西分店长山口先生说：“我是为了日航的员工才到日航来的。”又说：“日航的干部要一天24小时思考日航的经营问题。”这两句话深深地刻入了山口先生的心中。

稻盛先生强调：“在高尚的思想里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为什么呢？

思考是人的显意识在发挥作用。但如果你怀抱善念，针对某一难题，朝思暮想、左思右想、前思后想、苦思冥想，一天24小时思考，反复地、深入地、强烈地思考，这样，你的愿望会渗入潜意识。在不经意间，潜意识会突然给你灵感，让你心中一亮，立即抓住事物的核心，问题顷刻间迎刃而解。

稻盛先生把这种灵感称为“神的智慧”。回顾发明镁橄榄石的过程，稻盛先生说：“当时在我头脑里闪过的这种灵感，并非出于我个人的实力，在我偶然绊上松香树脂容器的一刹那，是神给了我启示，让我产生思想的闪光。是神看到我日日夜夜、呕心沥血、苦苦钻研的样子，心有不忍，可怜我，故意让我绊交，赐予了我最高的灵感。”

稻盛先生说：“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说明为什么能力平平，缺乏知识、技术、经验、设备的我，竟然能够作出世界一流的发明创造。”

宇宙之心

根据宇宙物理学最权威的“大爆炸”理论，广袤浩瀚的宇宙原本只是一小撮高温高压的基本粒子的团块。经“大爆炸”产生的质子、中子、介子组成原子核，再与电子结合构成原子，原子结合形成分子，分子组成高分子，从中产生DNA从而孕育出生命体，生命从低级进化到高级，最终出现人类。宇宙为什么在演化过程中一刻也不肯停顿呢？这绝非偶然。不妨设想存在着“宇宙的意志”，或叫“宇宙之心”，它促使森罗万象一切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稻盛先生强调，如果我们的想法与“宇宙的意志”同调，我们的事业一定繁荣昌盛，反之，即使一时成功，最终必然衰落乃至灭亡。个人如此，企业如此，国家如此，整个人类亦如此。

“稻盛和夫经营哲学经典讲演系列”是稻盛先生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思考和实践的产物，是正确做人做事的最高智慧，其中妙语如珠，格言箴言接二连三。其中每一篇都足以引发我们深思，如果它溶入我们的血液，我们的事业一定繁盛不衰，我们的人生一定幸福美满。

2011.2

第一章

六项精进

稻盛和夫

2008年7月17日

第十六届盛和塾日本全国大会

于日本国立横滨国际会场

前言

全国大会开了两天，大家累了吧，在闭会前，我再给大家作一小时的讲话。

这两天，受表彰的8名塾生发表了各自的经营体验，给了大家很多启示。他们的发言很精彩，足以汇编成册，供大家学习参考，这些发言都很有价值。

今天给大家讲什么呢？我想了很多。许多话虽然以前讲过，但是，考虑当前严峻的经济环境，有些话仍然值得回味。从自己经营企业的直接经验中，我思考的、感悟的东西，遇到这样的问题，必须这样来处理，等等，我曾多次讲过，今天，我想就这些内容重新谈谈自己的观点。

接下来，就“六项精进”这个话题，再次给大家谈一谈。

“六项精进”是在我向大家传授经营十二条之前提出来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认为，只要做好这“六项精进”，就能搞好企业，不仅是企业经营，为了度过美好的人生，这“六项精进”也必不可少。这是我在经营实践和生活实践中的切身体会。

在我看来，“六项精进”是搞好企业经营所必须的最基本的条件，同时，它也是我们度过美好人生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条件。如果我们每天每日都能持续实践“六项精进”，我们的人生必将更加美好，美好的程度将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和想象。事实上，我的人生就是这样。

如果你想拥有幸福的、美好的、平和的人生，如果你想把你的企业经营得有声有色，如果你想让你公司的员工幸福快乐，那么，你就忠实地实践“六项精进”吧。

创造自己美好的幸福的人生其实并不难，倒不如说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就是我的观点。

一、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认真地、拼命地工作

“六项精进”中率先登场的就是“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在经营十二条中，我也向大家强调了“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这一条。在“六项精进”之中，我将它列在第一位。

在企业经营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条。就是说，每一天都竭尽全力、拼命工作，是企业经营中最重要的事情。同时，如果要让人生幸福美满，那么每一天都认真干活是先决条件。想拥有美好的人生，想成功地经营企业，前提条件就是要“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换句话说，就是要勤奋工作。做不到这一点，企业经营的成功，人生的成功，都是空中楼阁。不愿勤奋工作，只想轻松舒服，那么企业当然经营不好，美好的人生也无法实现。

说得极端一点，只要拼命工作，企业经营就能顺畅。刚才曾提到，今年也许不景气，但不管哪个年代，不管怎样的不景气，只要拼命工作，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人们常说，经营战略最重要，经营战术不可少。但是，我认为，除了拼命工作之外，不存在第二条通向成功之路。

回首往事，在我27岁的时候，成立了“京瓷”公司，我开始经营企业。当时，我连经营的“经”字都不识，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公司倒闭，不能让支持我、出钱帮我成立公司的人遭殃。为此，我拼命地工作，常常从清晨干到深夜12点，甚至1点、2点，我就这样日以继夜地工作，努力再努力。

2009年是京瓷创立50周年。回想过去，虽然过70岁之后努力程度不如从前了，但在这50年里，我一贯勤奋工作。因为这种勤奋才有“京瓷”今天的辉煌。从这点来看，也证明我上述观点没有错。除了拼命工作之外，世界上不存在更高明的经营诀窍。

企业家、学者、研究员、艺术家，不管哪行哪业，他们能取得出色的成绩，都是竭尽全力、埋头工作的结果。

我常想起我的舅舅和舅妈。从满洲回国时，他们身无一文，战争结束后，他们在鹿儿岛做起了蔬菜生意。舅舅的文化程度不过小学毕业，他每天拉着大板车做买卖。爱说三道四的亲戚们总是以轻蔑的眼光盯着他：“那个人既没学问又没脑子，所以只好在大热天里拉板车，一身臭汗地做生意。”

舅舅的个子很矮，不管是盛夏还是严冬，他拉着比自己身体大得多的大车，车上装满蔬菜。我小时候常常看到舅舅那种做生意的光景。

我想，舅舅并不知道什么是经营、该怎样做买卖，也不懂财务会计。但是，就是凭借勤奋和辛劳，他的菜铺规模越来越大，直到晚年，他的经营一直很顺利。只是默默地埋头苦干，没有学问，没有能耐，但是，正是这种埋头苦干给他带来了丰硕的成果。舅舅的形象铭刻到了我儿时的心中。

拼命工作是一切生命都在承担的义务

我为什么强调要“拼命工作”呢，因为自然界存在的前提，就是一切生命都拼命求生存。稍微有了点钱，公司刚有起色，就想偷懒，就想舒服，这种浅薄的想法也就是我们人类才有。在自然界里，这样的生物绝不存在。自然界中的动植物，它们都在竭尽全力、拼命地求生存。看到这些现象，我想，每天每日认真地、极其认真地、努力地工作，应该是我们做人最基本的、必要的条件。

大家知道，在夏天烈日炎炎之下，杂草会从柏油马路的裂缝中发芽生长。如果一星期干热不下雨，杂草就会干枯，就是在这样既缺水又缺土的地方，杂草却在发芽生长。在自然界中，即使是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只要有种子飘落，就会在那里发芽，长叶，进行光合作用，然后开花结果，结束它们短暂的一生。即使是在石头墙的缝隙之间，只要有一点儿土壤，杂草就会发芽、开花。

我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在环境严酷、灼热难耐的沙漠里，一年也会下几场雨。有些植物趁着这雨，很快发芽、长叶、开花、结果，然后枯萎，生命过程只有短短的几周。它们在沙漠里顽强地生存，为了留下子孙，只要有一点雨水，它们就要开花结果，把种子留在地表，以待来年下雨时再次发芽。尽管生命短暂，只有几周，它们照样拼命地生存并留下子孙。

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它们都在严酷的条件下顽强地生存。马虎懒惰、不负责任的动植物并不存在。遵照自然界的规律，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也必须认认真真、竭尽全力。

在创建“京瓷”公司的时候，我还不懂这些自然的哲理。虽然我不懂这些哲理，但我有一种危机感，如果不竭尽全力地工作，不拼命努力的话，公司的经营就不可能顺利。这样的危机感、恐惧心促使我拼命工作。现在回头看，这是非常正确的。不管经济如何萧条，不管环境如何严峻，我坚信，作出加倍的努力，是经营者乃至每个个人生存的最低条件。

我向许多人提问，“你是否在竭尽全力地工作？”“是的，我在努力工作。”我对这样的回答不满意，于是，我会接着问，“你是否付出了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你的工作方法是否不亚于任何人？”你自称是在努力工作，但实际上你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如果你不更加认真、不更加努力，那么公司也好，个人的人生也好，都不会有理想的结果。我用“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这句话，来表达这一层意思。

我认为，竭尽全力，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乃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生物都要承担的、理所当然的义务，没有谁可以逃避这个义务。

只要喜欢你的工作，再努力也不觉其苦

拼命工作是辛苦的事情，辛苦的事情要一天天持续下去，必须有个条件，那就是让自己喜欢上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如果是自己喜欢的事，不管怎样努力都心甘情愿。如果你热爱甚至迷恋你的工作，尽管在外人看来，你是那样的辛劳，那么的不同寻常，但是，在你自己看来却很自然，因为你喜欢自己的工作。

从我年轻的时候起，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努力让自己喜爱自己从事的工作。我的故事已和大家讲过多次，虽然我也是大学毕业生，但毕业后却求职无门，在老师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进了一家陶瓷公司。我对烧制陶瓷没有兴趣，我不喜欢这个工作。而且，公司每个月都不能按时发放工资，是一家拖欠员工工资的公司。因此我也不喜欢这家公司。

但是，抱着满腹牢骚从事研究开发工作，工作根本无法顺利进展。因此，我决心让自己喜欢这项工作。因为，对于不喜欢的事，就不可能全身心投入，研究工作就做不好。

那个时候，我刚好情窦初开，我知道了“有缘千里去相会”这句话。在热恋情人的眼里，千里之遥不过是一箭之地。不管多么辛劳，去和心上人相会，千里等同一里，再远也不在话下，这就是“有缘千里去相会”。

凡事都如此，如果喜爱以至迷恋的话，不管怎样的辛苦都不再感觉到辛苦。因此，我就努力让自己喜爱自己的工作、喜爱自己的研究。

有机会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当然很好，但大多数人没有这种幸运。一般的人都是为了生计而从事某项工作。既然如此，就有必要作出努力，让自己去喜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努力了，喜欢上了自己的工作，接下来就好办了。要做到“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就变得很简单，“那样早出晚归，拼命工作，身体不要紧吧。”别人在为你担心，而你自己却一点不觉得苦，反而因为能胜任而感到充实。

据说成功有许多办法，但在我看来，抛弃“竭尽全力、拼命工作”这一条，就不可能有什么成功。特别在严峻的经营环境之下，加上可能的大萧条袭来，在不利条件下生存发展，“竭尽全力、拼命工作”这一条实在非常必要。

全力投入工作就会产生创意

竭尽全力、认真地专注于工作，还有一个功效。当你每天都聚精会神、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低效的、漫不经心的现象就会消失。不管是谁，只要喜欢上自己的工作，只要进入拼命努力的状态，他就会考虑，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就会寻思更好的、更有效的工作方法。

拼命工作的同时又能思考如何改进工作，那么你的每一天都会充满创意。今天要比昨天好，明天要比今天好。这样不断琢磨，反复思索，就会生出好想法，产生有益的启迪。

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能耐，但是，在每天努力工作的同时，我会开动脑筋，孜孜以求，推敲更好的工作方法，为了增加销售，还有没有更好的促销方案呢？为了提高效率，还有没有更好的生产方式呢？这样不断钻研的结果，往往会出现自己都意想不到的进展。京瓷公司能不断地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就是我们勤于思考、精益求精的结果。

不竭尽全力，不专心工作，就谈不上创造发明。马马虎虎、一知半解，吊儿郎当，在这种消极的状态下，即使你想寻找好的工作方法，创意也出不来。你不辞辛劳，拼命努力，殚精竭虑，苦思冥想，仍然一筹莫展，这时候，就会感动上帝，上帝就会可怜你，给予你新的启示。

真挚、认真、不懈地努力，走投无路也不言放弃。上帝看到我这么努力，这么执着，便不嫌我愚笨，慷慨赐予我新的智慧、新的灵感、新的启示。

我想，上帝之所以赐予我原本没有的、了不起的想法和智慧，乃是一种报应，是我拼命努力的结果。

看看世界上那些伟大的发明家，那些开发出划时代的新产品、新技术的人们，我们就会发现，他们都付出了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他们在辛勤工作、苦苦思索中获得灵感。懒惰获得成功，投机取巧带来发明创造，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从这个事实看，我坚信，竭尽全力、作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就一定会给我们的事业和人生带来丰厚的回报。

拼命工作可以磨炼灵魂

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从早到晚辛勤劳作，就没有空闲。古话说“小人闲居不为善”，人这种动物，一旦有了闲暇，就会动不正经的念头，干不正经的事。但如果忙忙碌碌、专注于工作，就不会有非分之想，没有时间考虑多余的东西了。

禅宗的和尚和修验道[1]的修行者们，他们在刻苦修行的过程中磨炼自己的灵魂。将心思集中到一点，抑制杂念狂想，不给它们作祟的空间，通过这样的修行，整理自己的心绪，磨炼自己的心志，造就纯粹而优秀的人格。和这个修行过程一样，全身心投入工作，就没空胡思乱想。就是说，竭尽全力、拼命工作就能磨炼人的灵魂。

我曾对大家讲过，“磨炼灵魂，就会产生利他之心”，也就是说，会萌生出好心善意，萌生出关怀他人的慈悲之心。另外我也反复告诉大家，只要抱有这样的好心肠，为社会，为他人着想，并落实在行动中，你的命运就一定会向好的方向转变。

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只要做到这一点，就可以磨炼自己的灵魂，铸就美好的心灵。有了美好的心灵，就会很自然地去想好事，做好事。虽然我们并不知晓自己被赋予了怎样的命运，但是，想好事，做好事，这种念头，这种实践，会形成一种力量，促使我们的命运朝着更好的方向转变。

25年前，在京瓷的规模还不大的时候，应大家的要求，我成立了盛和塾。迄今为止，伴随着京瓷和第二电信电话公司的持续发展，在竭尽全力、拼命工作的同时，我将自己在工作中的体验告诉大家，与大家分享。这种体验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经营的实学。我毫不隐瞒地告诉大家，我能传授给你们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竭尽全力、拼命工作”这一条。

六项精进中的第一项，“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就是“竭尽全力、拼命工作”这一条，对经营企业也好，对度过美好的人生也好，都是必不可少的。

二、要谦虚，不要骄傲

六项精进的第二项是：“要谦虚，不要骄傲”。

我认为，谦虚是最重要的人格要素。我们常说，那个人的人格很高尚，意思是说，那个人的人格中具备了谦虚的美德。

谦虚很重要。这并非只针对成功后骄傲自大的人，要他们谦虚，而且是要求经营者在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保持谦虚的态度。

年轻的时候，我知道了中国的一句古话，“惟谦受福”。不谦虚就不能得到幸福，能得到幸福的人都很谦虚。从京瓷公司还是中小企业的时候起，我就崇尚谦虚。公司经营顺利，规模扩大，人往往会翘尾巴，傲慢起来，但我总是告诫自己，绝对不能忘记谦虚二字。

“惟谦受福”是一句非常重要的格言，我下决心，信守这句格言。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用强硬手段排挤别人，看上去也很成功，其实不然。真正的成功者，尽管胸怀火一般的热情，有斗志、有斗魂，但他们同时也是谦虚的人、谨慎的人。

谦虚的举止、谦虚的态度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资质。然而，就像我刚才讲过的那样，人们往往会在取得成功、地位上升之后忘记了谦虚，变得傲慢。这个时候，“要谦虚，不要骄傲”就变得更加重要。

三、要每天反省

六项精进的第三项是：“要每天反省”。

一天结束以后，回顾这一天，进行自我反省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今天有没有让人感到不愉快？待人是否亲切？是否傲慢？有没有卑怯的举止？有没有自私的言行？回顾自己的一天，对照做人的准则，确认言行是否正确，这样的作业十分必要。

自己的言行中，如果有值得反省之处，哪怕只有一点点，也要改正。和第一项一样，天天反省也能磨炼灵魂、提升人格。为了获得美好的人生，通过每天的反省，来磨炼自己的灵魂和心志是非常重要的。“竭尽全力、拼命工作”，再加上“天天反省”，我们的灵魂就会被净化，就会变得更美丽，更高尚。

我年轻的时候，有时也会傲慢。因此，作为每天的必修课，我都要进行自我反省。很惭愧，我还做不到每天都反省，但一旦意识到，就马上反省。

所谓反省就是耕耘、整理心灵的庭园

上了年纪之后，我读了詹姆斯·埃伦的《原因和结果的法则》一书，我不禁拍案叫绝，就是这个道理！所谓反省就是耕耘并整理自己的精神家院。这句话出自这位20世纪初期的英国哲学家之口，他并不出名。我曾多次向大家作过介绍，今天，在这里我再介绍一下。

人的心灵像庭园。

这庭园，既可理智地耕耘，也可放任它荒芜，

无论是耕耘还是荒芜，庭园不会空白。

如果自己的庭园里没有播种美丽的花草，

那么无数杂草的种子必将飞落，

茂盛的杂草将占满你的庭园。

如果你不在自己心灵的庭园里播种美丽的草花，那里就将杂草丛生。就是说，如果你不会反省，你的内心将长满杂草。——詹姆斯·埃伦就是这样说的。

接下来，他又写道：

出色的园艺师会翻耕庭园，除去杂草，

播种美丽的草花，不断培育。

如果我们想要一个美好的人生，

我们就要翻耕自己心灵的庭园，将不纯的思想一扫而光，

然后栽上清纯的、正确的思想，

并将它培育下去。

出色的园艺师翻耕庭园，除去杂草。同样，我们要翻耕自己心灵的庭园，就是通过天天反省，扫除心中的邪念。然后播种美丽的花草，就是让清新、高尚的思想占领心灵的庭园。反省自己的邪恶之心，培育自己的善良之心。詹姆斯·埃伦就是这样表达的，他表达的非常确切。

接着，詹姆斯·埃伦又说道：

我们选择正确的思想，并让它在头脑里扎根，

我们就能升华为高尚的人。

我们选择错误的思想，并让它在头脑里扎根，

我们就会堕落为禽兽。

播种在心灵中的一切思想的种子，

只会生长出同类的东西，

或迟或早，它们必将开出行为之花，结出环境之果。

好思想结善果，坏思想结恶果。

心怀善意就会结出善果，心怀恶意就会结出恶果，他就这样表述。

因此，

请拔除自己心灵的杂草，

播种自己希望的、美丽的花草，

精心地浇灌，施肥，管理。

詹姆斯·埃伦如是说。

这里比喻的就是自我反省。通过反省，可以磨炼自己的心志，从而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幸福。

抑制邪恶的自我，让善良的真我伸展

抑制自己的邪恶之心，让良心占领思想阵地，这个作业过程就是“反省”。所谓良心指的是“真我”，也就是利他之心，怜爱他人，同情他人，愿他人过得好。与此相反的是“自我”，指的是利己心，只要自己好，不管别人。无耻的贪婪之心就属于“自我”。

回顾今天一天，想想冒出了多少“自我”，抑制这种“自我”，让“真我”，也就是利他心活跃，这样的作业就是“反省”。

我喜爱印度泰戈尔的一首诗。我已经向大家介绍过多次，在此，请允许我再读一遍。在人的心里，“自我”与“真我”同在，“自我”是邪恶、贪欲、利己。而高尚的利他心、美丽的慈悲心、温柔的同情心，就是“真我”。泰戈尔用精彩的诗句表达了这个观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卑怯的自我和高尚的真我同居。泰戈尔写道：

我只身来到神的面前。

可是，那里已经站着另一个我。

那个暗黑中的我，究竟是谁呢？

为了避开他，

我躲进岔道，

但是，我无法摆脱他。

他公然在大道上迈步，

卷起地面的沙尘，

我谦恭地私语，

他高声地复述。

他是我身上的卑微的小我，

就是自我。

主啊，他不知耻辱。

我却深感羞愧。

伴随这卑贱的小我，

我来到您的门前。

我拥有一颗善良、高尚、美丽的心灵，拥有真我、利他心。但是，在真我的旁边，与我形影不离的是卑贱、贪欲、利己的自我，他不知羞耻。本来，我想谦恭地低调地生活，可他却大声喧哗。我轻声地自言自语：“那东西我想稍微要一点。”而他却高声吼叫：“我就要得到它，快把它给我！”不知羞耻、贪欲贪婪、利己的自我一刻不停地纠缠我，我想逃脱他，他却揪住我不放。事情就是这样，这不足为奇，因为在我的心里，同居着这样一个卑贱的自我。

正因为如此，我们就有必要天天反省，对着邪恶、贪婪、卑贱的自我说：“请稍微安静一些吧！”“你也该知足了”。这样来抑制自我，通过这样的反省，我们可以磨炼自己的灵魂，磨炼自己的心志。

我常说，提高心性就能扩展经营。想搞好经营，我们经营者必须提高自己的心性，也就是说，不磨炼自己的灵魂，就无法搞好经营。我经常和大家谈到这一点，我想和大家一起遵循这个原则。

四、活着，就要感谢

对一切都要说“谢谢！”

六项精进的第四项是：“活着，就要感谢”。

“感谢”非常重要。我们要感谢周围的一切，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单身一人活在这世上。空气、水、食品，还有家庭成员、单位同事，还有社会，我们每个人都在周围环境的支持下才能生存。不，与其说是“生存”，不如说是“让我生存”。

这样想来，只要我们能健康地活着，就该自然而然地生出感谢之心，有了感谢之心，我们就能感受到人生的幸福。

我活着，不，让我有活着的机会，我当然要表示感谢，这样我就会感受到幸福。有了这样一颗能感受幸福的心，我就能活得更加滋润，让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我相信这一点。

不要牢骚满腹，对现状要无条件地表示感谢，在此之上，再朝着更高的目标努力奋斗。首先，就“让我活着”这一点，向神灵表示感谢，向自己周围的一切说一声“谢谢！”。我们要在“道谢”声中度过自己的每一天。

“要抱着感谢之心！”这句话说来容易做来难。为此，我年轻时曾对自己说：“就是违心说谎，你也要说一声谢谢”。当“谢谢”这句话一说出口，我的心情就变得轻松、变得开朗了。对别人由衷地说声“谢谢！”，用语言将自己内心的感激之情表达出来，听的人也会心情舒畅，这样就形造出一种和谐快乐的气氛。牢骚满腹、将周围的气氛搞得很郁闷、很尴尬，我想这会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不幸。

不管多么微不足道的事，我们都要表示感谢，这是最优先、最重要的。“谢谢你”、“感谢您”，这样的话威力很大。它能将自己带进一个高尚的境界，也能给周围的人带来好心情。“谢谢”这个词是万能药。

在我上小学之前，那是战争时期，在家父出生的偏寂的山村深处，住着我的几位亲戚，他们偷着信佛。在明治时期，“废佛毁释”的政策使佛教受到了镇压，他们将佛龛和佛像藏在山里一家偏寂的房子的壁橱里。将佛教保护且留传下来的，就是这些偷偷信佛的人。

家父曾带我去过那位亲戚的家，按照从前的传统，我们提着一盏灯笼，步履艰难地走在漆黑的山路上，最后，我们终于来到了深山里一间破旧的房子面前。进去一看，那里坐着一位和尚打扮的人，在念佛诵经。在他的身后，站着五个双手合十的孩子，他们都是小学生。

那位和尚对家父说，“这孩子没问题，以后不用再来了。”说完后，他又面对着我，说：“孩子，今生今世，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要念诵：‘南曼、南曼，谢谢！’每天向佛陀表示感谢，绝对不能忘记呀。”

念佛时吟诵的“南无阿弥陀佛”，用鹿儿岛方言说就是“南曼、南曼”。

然后，那和尚又朝向家父说道：“如果这个孩子能照我的嘱咐去做，他的人生会很顺畅。”最后，他用眼神示意我们，“你们可以回去了”。直到现在，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我照着那位和尚的嘱咐做，一直坚持到今天，从不间断。

现在，我皈依到禅宗的佛门之下，取得了僧人的资格。不过，禅宗里并不教大乘佛教里的“南无阿弥陀佛，谢谢”这样的内容。也不唱净土真宗的“南曼、南曼，谢谢！”。但是，早晚两次，在家吟诵禅宗经书的时候，最后，我一定说一声“南曼、南曼，谢谢！”。现在依然如此。

在经营公司的过程中，我从年轻时起，就常乘飞机去海外出差，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基督教的教堂，我经常光顾。我不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在祈祷时，不管是在教堂还是在清真寺，我都会双手合十，低声诵吟“南曼、南曼，谢谢！”。这种感谢之心一直保持到今天，我想，正是这种虔诚的感谢心才造就了今天的我，造就了今天的京瓷公司。

日文的“谢谢”一词的含义是，本来不可能有的事现在有了，奇迹发生了，对这样的幸运当然应该感谢。京瓷、第二电信电话公司、KDDI，这些优秀企业居然都成功了。这本来不是我这样的人所能办成的事，然而，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发生了。对此，我必须用“谢谢，真是太难得了”等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意。

感谢的话语温暖大家的心

“谢谢”这个词儿能在你周围制造出一种和谐的氛围。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在电车上给老人让座，那位老人会弯腰道谢，“谢谢，太感谢了！”这时，给他让座的我们自己也会感到心情愉悦。看到这样的情景，周围的人们也感觉很舒坦，而不会感到别扭。善意传染给了周围的人，善意还将循环下去。我想，如果这样的好事不断地发生、这样的行为不断地涌现的话，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因此，懂得感谢，对生活、对自己活着表示感谢非常重要。

请允许我偏离一下主题。

除了“谢谢”这个词以外，还有“不敢当、不胜感激”这样的说法。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竟能有这样的好运，让我不敢当，这是一种自谦，对自己能得到如此高的待遇感到不安，不敢当。这种表达和“谢谢”这个词一样，都是表示感谢的一个说法。

很久以前，还有“不胜惶恐”这样的词汇，或许是武士用语吧，现在已经用得很少了，意思是受人恩惠，无以为报，感到诚惶诚恐。

最近，我听到有些外国人讲“不敢当、不胜感激”这些词，它反映了日本人高尚的感性，应该推广。“就我这样很普通的人，居然得到这么大的幸福，太不敢当了”。表达这种情绪的“不敢当、不胜感激”确是一个非常好的词汇。

“谢谢”、“不敢当、不胜感激”、“不胜惶恐”这些词汇，不仅让自己愉快，还给包括对方在内的周围的人们带来好影响，真是佳词妙语。

五、积善行、思利他

积善之家有余庆

六项精进的第五项是：“积善行，思利他”。这一点我也曾多次向大家强调过。

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在讲解经营十二条之前，我就向大家提出，要多行善，多做对他人有益的事。中国有句古语，叫做“积善之家有余庆”，意思是，多行善，多做好事就会有好报。不仅当事人，就连家人、亲戚也有好报。一人行善，惠及全家以至亲朋好友，中国的先贤们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从很久以前开始，我就一直强调，世间存在着因果报应的法则。我曾向大家介绍过安冈正笃先生著的《命运和立命》这本书，这本书对年轻的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书中说，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因果报应的法则，如果多做好事、善事，那么家人、家族有好报不必说，这种好报还会贯穿你的一生。利他的行为，就是以亲切、同情、和善、慈悲之心去待人接物，非常重要。因为，这种行为，一定会给你带来莫大的幸运。

我相信这个法则，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我努力实践这个法则。多做好事，就能使命运朝着好的方向转变，使自己的工作朝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我的信念。

一味地积善，就是说，为他人、为社会竭尽全力，这是使人生、也是使经营朝着更好方向转变的唯一的方法。

同情并非只为他人

日本过去就有“情不为人”就是同情并非只为他人这种说法。意思是讲，对别人有情，为他人行善，日后必有好报。

另一方面，也听过这样的事：真心帮助别人，结果反而自己倒霉。比如说，为了帮朋友解脱困境，去充当他的贷款连带保证人，本以为做了善事，想不到出了麻烦，以至连自己的财产也丧失殆尽。还有一种情况，朋友有困难开口借钱，你借给他了，他却迟迟不还，让你陷入困境。

“不是说善有善报吗？怎么我做善事却得到了恶报？”有人这么说。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

在那样的场合，只凭感情，只凭同情，就慷慨解囊，或当他的连带保证人，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曾对大家讲过，作为经营判断的基准之一，有“大善”和“小善”之分。朋友手头紧，找上门求你帮忙，仅仅因为他来求你，你就同情他，不假思索就出钱相助，表面上看你是帮了他，实际上是害了他，使这位不负责任的朋友变得更不负责任。他之所以债台高筑，原因在于此人做事马虎，花钱大手大脚，缺乏计划性。如果你可怜他而借钱给他的话，反而会助长他那马虎和挥霍的坏习性。迁就朋友的不合理要求，这是“小善”，你关爱和同情他的方式不对，是帮他的倒忙，让他越陷越深。

俗话说“孩子可爱也要让他经风雨、见世面”。乍看起来，这种对孩子的“大善”近乎无情。

朋友找上门来借钱，央求你作他的连带保证人，这时，首先你要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要认真调查，如果是由于他做事不检点，乃至挥霍浪费才导致了今天的结果，那么你应该断然地拒绝他，明确告诉他，这个钱不能借，而且，你还要劝导他正视眼前的困难，接受教训，重新振作起来。

如果你唯唯诺诺、有求必应，借钱给他，或同意作他的连带保证人，这似乎也算一种“善行”，但它是“小善”，这种“小善”会把你自己牵连进去，弄得你自己也很狼狈。在需要作出判断的时候，不能感情用事，判断的基准是“大善”还是“小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情不为人”，同情他人，为他人多做好事，结果必然利人也利己，这绝对错不了。我坚信这一点。

刚才讲到金钱贷借的问题。在战争时期，有个人曾经给家父帮过大忙。有一天，这人的儿子来找我。那时，京瓷公司从一家中小企业开始有了起色。他来到京都，对我说，他现在很困难，想从我这儿借钱。因为我听说过他父亲对我父亲有恩，于是就把钱借给他了。

但是，我既没有让他写借条，也没有问他的还款计划。我觉得，那人的性格不可靠，表面上，我是借钱给他，实际上，我是送钱给他，我压根儿没有打算让他还钱。后来，我也没有催促他还钱，一次也没有。而他呢，也从此没有回应，“没还钱，对不起”，连这样的电话也从没来过。但是，由于我一开始就不准备他还钱，所以，我并没为此而烦恼。

到现在为止，别人向我借钱的事有过多次。因为年轻时我考虑过这样的事，所以，名义上是借，实际上是送，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以必须还钱为前提，我才肯借出，这种情形一次也没有。因此，做了好事没有好报、反而遭人背叛的事，在我身上一次都没有发生过。

有一次，一位公司员工的父亲遇到了困难，他们父子俩一起深夜来到我家。那时我刚四十出头。当时，我仔细地询问了事情的原委，最终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伯父，我把钱借给您是会害您的。我也许不了解您现在困难到哪个地步，但我还是不能答应您。伯父，您要挺身接受您现在面临的苦难，必须承担得住才行。”

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自己有些冷酷，但是当时的决断没有错。那位公司员工现在已是京瓷的干部，从事海外营业方面的工作。他爸爸从那以后也重新振作了起来。他还跟别人说，应该感谢我，多亏了那时我对他的帮助和鼓励。

为了让人生更幸福，为了让经营更出色，希望大家多行善事、多做对他人有益的事。

六、不要有感性的烦恼

反省之后，把过去的失败坚决忘掉，将精力投进新的工作

六项精进的最后一项是：“不要有感性的烦恼”。因为我自己年轻时有过各种各样的烦恼，所以才会觉得这一条也很重要。

担心、烦恼、失败等等，是人生的常事。但是，覆水难收，总为曾经的失败而悔恨，毫无意义。老是闷闷不乐会引起心病，接下来会引发身体的毛病，最终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不幸。不要让已经过去的事再困扰自己，心里要想新的事情，新的想法要转移到新的行动上去，这一点很重要。

要对过去的事进行深刻的反省，但不要因此在感情和感性的层面上伤害自己，加重自己的心理负担。要运用理性来思考问题，迅速地将精力集中到新的思考和新的行动中去。我认为，这样做就能开创人生的新局面。

工作失败，我们会很失望，很懊悔。但是，无论失望也好，懊悔也好，失败了的事情不可能从头再来。后悔、烦恼没有意义，这个道理即使明白，我们仍然会想：“那一点当初如果做好了，就会如何如何……”等等，照样后悔，照样烦恼。这个毛病要改。

已经发生了的事既然无法改变，就干脆把它忘掉，将全副精力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这是最要紧的。

比如说，自己被卷进某个丑闻，遭遇道德和法律的追究，不但本人倒了霉，还殃及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和自己周围的人。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当然要深刻地反省，反省坏事产生的原因，然后从内心发誓，今后再不犯同样的错误，革面洗心，重新做人。这就行了，不要没完没了地折磨自己，长期活在不名誉和失败的阴影里，意志消沉，这不好，没有必要。

因丑闻而名誉扫地，受到这种打击之后，有的人身心崩溃，以自杀了断。丑闻发生的原因，是过去自己犯下的罪，也就是有“业”在身。这种“业”现在作为结果，遭到了周围人的责难。这种时候，要充分反省，决不让同样的事再次发生。与此同时，我们反过来要激励自己，让遭遇重创、身心交瘁的自己重新站立起来，没有必要一蹶不振，老是跟自己过不去。

不管怎样失面子，都要拿出勇气正视现实，重振旗鼓。做了对不起家人、亲戚朋友，对不起公司的坏事，让自己脸上无光，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即使发生了这样的事，在经过认真反省以后，就要鼓足勇气，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不要心灰意冷，总是痛苦个没完。

担雪老师的话拯救了我

二十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陶瓷与人的细胞具有亲和性。人的细胞对金属会产生排斥反应。人的细胞可以在陶瓷表面上顺利繁殖，它不排斥陶瓷，却对金属敬而远之。

根据陶瓷的这种特性，在日本医学界医生们的支持配合下，我们用陶瓷材料研制成功了人骨的替代品。最初是牙科移植用品，我们与医学专家们一起研究开发陶瓷牙根，并成功地付诸实用。此后，为腰关节损伤、不能行走的患者，我们又开发出了人工股关节，得到厚生省的认可并开始销售。使用陶瓷材料可以减少摩擦，人工股关节的使用效果获得了众多医学专家的好评，当时他们要求我们，接下来一定要研制出膝关节。

虽然制作膝关节的呼声很高，但销售必须经过厚生省的批准，为此，必须进行临床试验，然后将有关数据提交给厚生省。然而，医生们都认为，陶瓷股关节效果非常好，已经积累了几百个成功病例，同样，用陶瓷制作膝关节不会有任何问题，如有问题，我们医生可以负责，为了那些因为膝关节不好而痛苦的人们，请你们尽快开发出新产品。我们公司的技术人员认为，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研制人工膝关节，提供给患者使用。

与人工股关节一样，膝关节的效果也非常好，订制人工膝关节的要求源源不断，正当我们依照客人要求制作时，有人写新闻稿投诉，报章杂志纷纷登载：“京瓷在没有得到厚生省批准的情况下，销售陶瓷膝关节赚钱。在人命关天的医疗领域，为做生意而销售未经许可的产品，这样的企业太缺德了。”

这不仅有伤我个人的体面，而且媒体连日把矛头指向京瓷公司，指责我们为赚大钱不惜以病人为诱饵。我们多次去厚生省说明解释，并认错道歉。每当此时，媒体的电视摄像机就摆开阵势，我低头道歉的样子连日出现在电视新闻之中。在家族、公司员工以及周围的人群中我抬不起头来，我的名誉、信用都受到了莫大的伤害。

我坐立不安，心里非常痛苦。那时，我想到了临济宗妙心寺派圆福寺的西片担雪老师。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吧，前不久他刚刚过世。那天我去拜访他，喝着老师泡制的抹茶，我向他倾诉了自己的痛苦和委屈。

“稻盛君，之所以你会感受到这样的苦恼，那是因为你还活着。如果你死了的话，就没什么苦恼了。正因为活着才会有苦恼，这不是件好事吗？”

因为活着才会有苦恼，是这么个理儿，但是，他可是我非常敬仰的老师啊，这时候他这么讲，我觉得有些意外。现在回想起来，大概当时我也把自己的疑虑写在了脸上。

“稻盛君，虽然我不知道你过去积下了怎样的罪孽，但是，你积下的那些‘业’以灾难的形式表现出来了。你现在倒霉，这是你过去犯下的罪孽所致，这是一种因果报应，当原因招致的结果发生时，原因也随之消失，就是‘业’消失了”。

“如果这种报应严重到要剥夺你的性命，那么，你的人生就算告一段落，但是，稻盛君，你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京瓷也还是一派繁荣景象。因为人工膝关节的问题，你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你感到痛苦和烦恼，但是，这种程度的挫折就能把事情了结，就能将你过去的罪孽一笔勾销，稻盛君，该庆祝一番才对啊！来来来，煮点红豆饭把酒斟满，让我们一起干杯！”

当时我想，我如此苦闷，你却讲这些，未免不近人情。可是，回家以后，我觉醒了，老师的话救了我。如果这种程度的灾难就可以消“业”，就能勾销我的罪孽的话，那么，我甘愿接受世间的非难和指责。接受就是一种忏悔，这是为了清除自己身上的污垢所必须的，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的心境豁然开朗，浑身有了力量。

灾难的发生，是自己过去犯下的罪孽的报应，如果没有殃及性命，到此为止的话，那反而是值得庆贺的事。这样一想，摆脱烦恼，人就轻松了，可以将这事忘掉，转而在新的人生旅途上坚强地、满怀希望地走下去。

对挫折和灾难抱持上述正面的态度，才会有一个幸福的人生。我多次向大家讲过这些道理。

这个观点非常重要。估计今后经济的不景气将越发严重，销售货款无法回收，到手的支票不能兑现，等等，会发生各种纠纷或灾难。超越这些障碍，不让感性的烦恼困扰自己，朝前看，坚强地活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

“六项精进”这个话题我过去讲过。我年轻时给大家讲这个话题，是讲我当时的切身体验。现在老话重提，一是因为经济萧条正在向我们逼近，二是因为今天在场的，有很多是刚刚入塾的塾生。我觉得，重讲我年轻时讲过的内容，是很有意义的。

希望大家务必学习并实践这“六项精进”，使经营更出色，让人生更精彩。我的讲演就此结束，谢谢大家！

[1] 夹杂有山岳信仰、道教、神道等成分的日本佛教宗派。

第二章

超越经济变动，实现企业持续发展

稻盛和夫

京瓷集团名誉会长

2009年11月2日

第18届（北京）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演讲

我是刚才承蒙介绍的稻盛和夫。

今天，在中国有代表性的企业经营者面前有发言的机会，我感到十分荣幸。请允许我向赐予我这个机会的《中外管理》的杨沛霆总编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我讲演的题目是“超越经济变动，实现企业持续发展”。首先请允许我作一下自我介绍。

我于1932年出生于日本西南部的鹿儿岛，大学的专业是应用化学。毕业后就职于日本古都京都的一家电瓷瓶制造公司，当一名技术员。后来在几位友人的支持下，于1959年，也就是在我27岁的时候，在京都创立了一家生产精密陶瓷零件的“京都陶瓷”公司。

虽然是白手起家，但我开发的精密陶瓷材料深受业界欢迎，京瓷也努力将这种材料应用于各种领域。

创业以来的50年里，“京瓷”充分利用精密陶瓷的特性，开发了各色各样的产品，从各种精密陶瓷元器件到太阳能电池、医用材料，以至手机、打印机、复印机等终端产品，京瓷已经成长为日本有代表性的高科技企业之一。

在中国，“京瓷”已在上海、东莞市石龙镇以及天津建立了制造基地，生产电子零部件、打印机、复印机和太阳能电池。

另外，在日本还有一家同样也是由我创办的KDDI公司，京瓷是其第一大股东，KDDI从事长途电话和移动通信业务。KDDI公司在通信行业的新准入企业中位居首位，现在已成为日本国内第二大通信营运商。

除此之外，京瓷还有宾馆以及从事电脑系统服务等等的企业群。从材料到元器件、零部件，从机器设备的制造到通信、服务，像这样业务涉及整条产业链、业务领域又如此广泛的企业，我想在全球也是极为罕见的。

这些由我创建的企业集团2009年3月期的合并销售额达到约4.6万亿日元，利润约5 000亿日元。

在日本中小、中坚企业之中，有很多经营者想要学习我的经营思想。因此，从1983年起，我就义务传授我的经营哲学，并以“盛和塾”这种经营塾的形式在全国展开。

“盛和塾”以日本国内为主，现在全世界已经发展到60家，塾生超过了5 400名。另外，在无锡设立了中国首家“盛和塾”，现在中国还有不少地方都希望学习我的经营哲学，应该怎样来回应这种要求，我们正在认真研究。

世界经济从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迅速恶化，因为波及到实体经济，出现了整个世界同时萧条的局面。直到最近，经济才开始走出谷底，有所恢复。但是，美国的景气状况等各个方面仍有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在这种情势下，中国仍然高调宣布要达到“8%的经济增长率”，同时发表了高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政策，在世界经济恢复的过程中站到了前列。但同扩大内需相比，因为出口还远未恢复，据说企业效益的增长不够理想。

由此看来，这次由美国金融机构破产所引发的经济危机，真所谓是“百年一遇”，超越了国界，给各国经济乃至企业经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回顾过去的世界经济，变动起伏是反复出现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景气不景气总是交替产生，时而还会发生经济的大萧条、大地震，给企业经营造成很大的冲击。

比如，俯瞰我亲身经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经济，从战败后的谷底崛起，长达半个世纪，看起来似乎是持续成长发展，但实际上，日本经济是在反复的经济变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在经济变动的波涛之中，日本企业荣枯盛衰的故事不胜枚举。有的企业被这种波涛冲垮，有的企业乘风破浪，在经济变动中获得飞跃发展。实际上，包括中小企业在内，为经济变动的漩涡所吞噬因而倒闭的企业的数量更大。

翻开日本战后的产业史，呈现出的可谓是“尸骨累累”的景象。事实上，只有那些越过了累累尸山的企业，直到今天依然繁荣兴旺，发展势头不减。

释迦在形容人世时，曾用“诸行无常”一语道破。在变幻莫测的经济大潮中翻滚起伏的企业境遇之严酷，正如释迦所言。但是，变幻莫测正是人世的“命运”，今后也一样，无法预测的经济变动的波涛仍将不断地冲击企业。

这种时而袭来的经济变动，既然如“命运”一样无法回避，那么我们企业经营者应该如何思考、应该如何来执掌经济之舵呢？我想结合我平时的思考，以及我实际应对经济变动的经验，来展开今天的话题。

首先，我想简要地回顾一下变化频繁的日本战后经济产业的历史。这对当今取得惊人的经济发展的中国来说，或许可供参考。

1945年日本战败，全体国民团结一致着手经济的复兴。但是，刚战败后的日本经济非常困难，国内的工厂、运输设备、基础设施大半损毁，同时海外的日本人大量归国，出现了通货膨胀和粮食危机。

当时的日本，除了每一位国民面对废墟、向往富裕的愿望之外，几乎一无所有。但正是这种渴望富裕而催生的勤奋，成为日本从焦土中奋起的原动力。全体国民为追求富裕而拼命工作，他们汗水的结晶创造了日本经济的“世界奇迹”，带来了经济复兴的丰硕成果。

1960年政府发布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致力于大幅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1964年举办了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同时贯通日本东西的大动脉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等社会基础设施快速建成。1970年大阪世博会开幕。

这期间，电视机等家用电器迅速普及。当此“家庭电器化时代”到来之际，20世纪60年代，我们京瓷公司作为生产电视机显像管用陶瓷绝缘品的厂家，迎来了创业期。

作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标志，由出口产业拉动，以年增长率9%的速度持续发展。但进入70年代，快速增长的日本经济走到了转折的关头。

这就是1971年的所谓“尼克松冲击”。美国因为连年的贸易逆差而放弃了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这之前的20多年里，汇率被人为控制在1美元=360日元的水准上。习惯了这种汇率的日本出口产业不得不改变经营的方向。

努力削减成本以维持价格竞争力，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同时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独创性的产品，日本的产业结构被迫向高附价值的方向转变。

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企业被淘汰出局，但就整体而言，日本经济仍然持续增长，经常收支的盈利状况并没有改变。但不久日本又受到了石油危机的冲击。

因中东原油价格飞涨引发的石油危机，使企业订单急剧减少、原材料成本迅速攀升，日本产业界一时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但是由于众多日本企业的拼命努力，最终克服了这次空前的经济危机。有关我处理石油危机时的经验，后面还要谈到。

克服了连续两次的石油危机，日本企业进一步加强了竞争能力，日本的贸易顺差继续扩大。由于日本出口大幅增加，使日美之间贸易失衡问题更加突出，从7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美贸易摩擦日益加剧。

在美国的强硬要求下，为修正贸易失衡，日本以钢铁、汽车为主，自行限制对美出口，同时采取降低关税等措施，促进从美国的进口。日美间的贸易摩擦虽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后来日本企业采用在美国本土生产等方法，使这个问题逐步趋向缓解。

回头来看，伴随浮动汇率制度的实行而导致的日元升值，虽然对日本企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同时也带来了进口成本和海外投资成本降低的好处。而更重要的是，日元升值反而成了日本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契机，因为日本企业为了消化日元升值的压力，在企业合理化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其后，1985年的“广场协议”使日元进一步升值。1995年日元甚至创纪录地升至1美元=79日元。“再绞拧已干了的毛巾！”许多日本企业彻底地提高效率，取得了更大的经营成果。

1995年的超高日元汇率，对出口比例超过40%的京瓷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但全公司团结奋斗，彻底削减成本，虽然销售额一时有所减少，但利润率却没有下降，一直确保在20%左右。

以“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为契机，资金开始从海外流入，同时为了救助因日元升值而陷于困境的出口产业，国家实行了宽松的金融政策。由于这些原因，从80年代后半期起，日本经济活动中，投机迅速升温，特别是对股票和土地的投资，不仅企业，连个人也都踊跃参与。

股票市场的平均股价仅仅5年就涨到了3倍，6大城市的地价也在短短几年中飙升到了3倍。升值再升值，一时坊间甚至流传着“东京23个区的地价足以买下整个美国国土”这样的神话。

日本很多企业遵照金融机构的劝导，热衷于土地和股票的投机。但是我们京瓷集团决不依靠投机获利，我们一如既往，专注于事业经营，靠自己流汗来获取利润。

缺乏实体经济增长的支撑，泡沫经济理所当然不久就破灭了。1990年财政当局抑制经济过热的政策一出台，立即成为导火线，股价、地价开始暴跌，不仅许多企业承受了巨额账外损失和负债，而且战后一直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金融系统也开始摇摇欲坠，发出了崩裂的声响。

泡沫经济时期，以企业土地作抵押，银行借贷出了大量的资金。由于地价下跌，这些贷出的资金都变成了不良债权。银行因拥有大量不良债权而陷入经营危机。

截至2002年度为止，日本的大型银行被迫处理了高达88万亿日元的庞大的不良债权。政府注入公共资金，银行处于维持惨淡经营的窘境。银行的困境导致了“惜贷”，银行不愿向企业融资，这又引发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连锁性企业倒闭，其影响波及到了整个社会。

结果是，1997年和1998年日本经济连续两年负增长，尔后又陷入长期低迷。因此90年代的日本经济被称为“失去的10年”，进入了长期的严冬。

进入新世纪以后，大型银行的不良贷款的处理基本完成，企业收益有所改善，日本经济迎来了恢复期。但2001年伴随美国IT泡沫破裂，以电子工业为中心的日本产业界又遭受打击，许多企业利润大幅下滑。

日本经济的创伤眼看即将愈合之际，开头所讲的、这次因美国金融机构破产引发的世界性经济萧条，又袭击了日本企业，现在有很多日本企业依然在痛苦中挣扎不休。

以上，我就日本经济在战后60年中所走过的历程、所遭遇的经济变动作了概要的说明。

企业周围的经济环境就是这样变动频繁。不管拥有多么好的独创性技术，不管拥有多么高的市场占有率，不管具备多么完善的经营管理体制，也无论自以为经营基础多么坚如盘石，在突然袭来的经济变动面前，企业仍然可能不堪一击。

在如此严峻的经营环境中，我们京瓷集团今年正好迎来了创业50周年，在这50年里京瓷集团没出现过一次亏损。许多企业，何止是亏损，或濒临倒闭，或以解雇员工勉强维持生存。翻阅波澜万丈的历史，京瓷集团经历半个世纪而能持续成长发展，这是十分罕见的。

看到京瓷集团迄今走过的历程，也有人认为“那不过是京瓷的产品和事业碰巧赶上了潮流，那只是幸运。”但是我认为决非如此，幸运要持续半个世纪之久，那是不可能的。

反复袭来的经济变动把许多企业淘汰出局，而一个企业在长达50年的历程中，不仅能够持续生存，而且能够年年岁岁不断成长发展，其中肯定存在必然性的原因，那就是指引企业持续成长发展的“经营的真谛”。

但是，指导企业长盛不衰的“经营的真谛”决不是什么复杂难懂的道理。首先，重要的是经营者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所谓“慎重坚实的经营”，我认为这极为单纯。

当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保护员工，为了企业的生存，经营者决不能示弱，要有坚定好胜的性格和积极果断的行动。但是为了企业的长期繁荣，经营者无论如何都必须小心谨慎，要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境。

我想回顾一下京瓷集团创业初期的情景。

创业第一年销售额约3 000万日元，利润约300万日元。既没有经营经验又没有经营知识，刚刚着手经营，得知第一年结算就实现10%的利润率，做出300万日元的利润，当时我特别兴奋。这种心情至今记忆犹新。

为什么会那样高兴，因为可以有钱归还借款了。

公司创业之初，有一位信任我的支助者，用自家房产作抵押，从银行贷款1000万日元，作为京瓷的创业资金。“与我无亲无故的朋友居然用这种方式来帮助我。决不能让他蒙受损失，必须尽早归还贷款。”这个念头时时催逼着我。

还有一点是我自己与生俱来的性格。我的父亲十分忌讳向人借钱。二战前我还幼小的时候，父亲经营家庭印刷厂，有很大的印刷机器，还雇佣了员工，在乡下也算属于成功者的行列。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袭中，家屋和工厂都被炸毁，一时间父亲茫然不知所措。战后父亲已经完全没有了重建印刷厂的念头，不管家属怎样催促，他都毫不动心：“在这种通货膨胀的时期，借钱背债务，让7个孩子没饭吃，那可不行！”或许是继承了父亲稳重小心的性格吧，我对借钱负债抱有极端的恐惧。

基于上述原因，加上技术员出身，没有经营的知识和经验，当时甚至连税金的概念也没有。所以当我得知第一年就有300万日元利润时，我就十分开心：“如果有300万利润，那么1 000万的贷款3年就能还清。”

但是理所当然，支付了税金以后就只剩下大约一半150万日元，再支付股东分红和董事报酬之后就只剩100万日元了。这样的话，归还1 000万日元的贷款不是要花10年的时间么？

用的是经过改进的二手设备，到时总要有新设备投资吧，但仅仅归还创业贷款就要花10年时间的话，新设备投资就无法期待。我感到非常惶恐。

我向那位支援者请教：“如果这样的话，公司不可能发展壮大。花10年时间还清银行贷款时，现有的制造设备已经老化。不！如果考虑到技术的进步，现有设备不可能用上10年。公司将向何处去，我完全不得而知。”

于是，那位支援者笑着对我说：“你说什么呢？因为你拼命努力，第一年就有了10%的利润，非常了不起。虽然融资1 000万日元，但是在支付了银行利息后还能有10%的利润，说明这项事业大有希望。如果估计销售额还将增长的话，应该继续接受银行贷款，积极进行设备投资。”

我答道：“那不是要增加贷款了吗？”他说：“这就叫事业。”但是我仍然回答说：“借了1 000万日元，给您添了这么大的麻烦，我已经很不安，再要贷款我非常惶恐，实在做不到。”

这位支援者说：“你是优秀的工程师，却成不了优秀的经营者。只强调归还贷款，那样公司就不能发展壮大。大凡事业家都会从别处筹措资金，进行设备投资以发展壮大企业。只要能偿还利息，提取折旧，贷款投资设备既不丢人，也不是坏事。”

但是，当时我没有经营经验也缺乏常识，只能按照自己内心的希望，发誓不再增加贷款，而将还贷作为要务放在首位。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

“利润率10%的情况下，在支付了税金、奖金、分红以后，手头只剩下100万日元，这样偿还贷款就要10年。那么，将上述各项全部扣除后，再能剩下300万日元纯利的话，不就行了吗？那样只需3年就能还清贷款。就是说，不满足于第一年10%的利润率，而设定更高的利润率目标开展经营就行。”

这一认识成了京瓷公司高收益经营的起点。公司创业不久，就立志要成为高收益企业，并不是因为我是野心家，也不是因为我有贪欲之心，而是出于我谨慎小心的性格、坚持“慎重坚实经营”的缘故。

在这种慎重经营的态度下，我平时又用心做到“销售额最大、经费最小”，此后利润率有时甚至超过了40%，使京瓷集团成为了日本有代表性的高收益企业。同时将取得的利润作为企业内部留存不断积累，使京瓷集团成为了日本有代表性的、值得自豪的财务体质宽裕的无贷款企业。

这里的要点是：以谨慎的态度经营企业，打造高收益的企业体质，形成值得自豪的财务体质宽裕的企业。这就是京瓷集团克服多次经济变动、顺利发展至今的原动力。

就是说，高收益可以降低企业的盈亏平衡点。高收益是一种“抵抗力”，使企业在萧条的形势中照样能站稳脚跟，就是说企业即使因萧条而减少了销售额，也不至于陷入亏损。同时，高收益又是一种“持久力”，高收益企业有多年积累的、丰厚的内部留存，即使萧条期很长，企业长期没有盈利，也依然承受得住。另外，因为经济萧条期购买设备比平时便宜许多，此时可以下决心用多余的资金进行设备投资，使企业获得再次飞跃的动力。

在日常的经营中，采取慎重的经营态度，尽力打造高收益体质，这不仅是预防萧条最重要的策略，而且是应对萧条的最佳处方。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在公司内外总是强调“没有10%的销售利润率，就算不上真正的经营。”

萧条出现，首先是客户的订单减少，对制造业来讲，就是没有活干，可卖的产品减少，由此销售额降低，比如本来卖100个的现在只能卖90个，利润当然会减少。

这时候，因为平时有10%的利润率，即使销售额下降10%，照样可以盈利，不！就是销售额下滑两成，企业仍然可以保证有一定的利润。只有当销售额下降30%、40%时，才可能出现赤字。

因为利润率高意味着固定费用低，销售额多少降一些，利润只是减少而已。如果企业利润率达到20%、30%，即使销售额降掉一半，企业仍可盈利。

就是说一个高收益的企业即使遭遇萧条，销售额大幅下降，仍然可以保持一定的利润。这意味着企业的基础非常稳固。

事实上，在京瓷集团50年历史中，前面已经讲到，我们虽经历过因萧条而销售额大幅下降的情况，但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亏损。

1973年10月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全世界，受其影响，世界性的萧条波及京瓷集团，1974年1月，京瓷集团的订单每月有27亿日元，但到了同年7月，降至不足3亿日元，可以说是骤减。

就是说，仅仅半年之内，订单就降到了十分之一，尽管遭遇如此急剧的景气变动，这一年京瓷集团依然没有亏损。

因为京瓷集团具有独创性技术，能批量制造当时谁也做不了的精密陶瓷产品，而且平时又贯彻“销售额最大化、经费最小化”的经营原则，利润率超过了值得自豪的30%。

形成高收益的企业体质还可以对保证员工的就业作出贡献。

在石油冲击引发大萧条的时候，连日本的大企业也纷纷停产，解雇员工，或让员工歇业待岗。此时京瓷集团在保证所有员工正常就业的同时，仍然确保产生利润。

同时通过高收益获得的利润作为企业内部留存不断积累。纵使因经济萧条而转为赤字，在相当长时间内，即使不向银行借款，不解雇员工，企业照样挺得下去。

之所以能够不断积累企业内部留存，因为我本来就属于谨慎小心又爱操心的那一类人。“一旦遭遇萧条该怎么办呢？”我一直忐忑不安，也正因为如此，我经营企业就格外努力，所以，即使处于石油危机的漩涡中心，在公司的安全性方面我仍有足够的自信。

经济不景气，员工就动摇。当时我充满自信，我这样说：

“请大家不要担心，即使优秀企业也因不景气接连破产，然而我们京瓷集团仍然可以生存，哪怕两年、三年销售额为零，员工们照样有饭吃，因为我们具备足够的储备。所以大家不必惊慌，让我们沉着应战，继续努力工作。”

我用这些话来稳定军心，这些话语既不是谎言也没有夸张，事实上当时京瓷集团确有足够的资金。

京瓷集团从创业以来一直到今天，持续这种脚踏实地的经营，现在京瓷集团随时可以使用的现金约有4 700亿日元、股票等资产3 700亿日元作为内部留存，合计约有8 400亿日元的储备，不管遭遇怎样的萧条都不会很快动摇京瓷集团经营的根基。

但是近年来，有人对我主张的慎重坚实的经营方针提出了异议，他们看重股东资本利润率，即所谓ROE。以美国为中心的投资家们认为我上述的经营方针是不正常的。

ROE就是相对于自有资本能产生多少利润，从重视ROE的投资家看来不管你有多么高的销售利润率，你只是把赚到的钱储存起来，用这么多的自有资金却只能产生这么低的利润，他们就判断为投资效率差。

受他们的影响，不少经营者也开始认为“必须提高ROE（净资产收益率）”。因此，将辛苦积攒起来的内部留存去并购企业，购买设备，或购买本公司股票，消耗掉内部留存。将自有资金缩水，去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这样一来，经营ROE会达到较高的标值。在美国式资本主义世界，这样的经营被评价为优秀。

京瓷集团的经营高层在美国、欧洲开投资说明会，总会听到这样的意见：“京瓷集团的自有资本比例实在太高，而ROE太低，存这么多钱干什么呢，应该去投资，应该去并购企业，应该勇于挑战，好赚更多的钱，给股东更多的回报，这是我们投资家的要求。”

听到经营干部们的汇报，我就说：“完全不必按那些投资家的意见去办。”

当“ROE高的企业就是好企业”这种观点成为常识的时候，我的意见似乎就是谬论。但是，这种所谓常识，归根到底，不过是短期内衡量企业的尺度。

现在买进股票，待升值时抛出，这样就能轻松赚钱。对于这样思考问题的人来说，当然ROE越高越好，但我们要考虑的是企业长期的繁荣，对于我们来说，稳定比什么都重要，企业应该有足够的储备，才能承受得起任何萧条的冲击。

就这样，我从很早开始就坚持以慎重的态度执掌经营之舵。结果就把高收益经营作为目标，并不断积累企业内部留存。我坚信，这样做就能预防萧条，克服经济变动，引导企业走向长期繁荣。

贷款应该尽早归还银行，打造高收益的企业体质，这样努力的结果，不仅实现了无贷款经营，而且因不断积累内部留存，又建立了极其健全的财务体质。至于设备投资，没有回收的把握就绝不进行。半个世纪以来，我固执地坚持了这种慎重经营的态度。

“这样去经营，企业不可能发展壮大。”周围的人总是这么说。但是，正因为坚持了慎重经营的态度，在众多企业被淘汰的风浪中，京瓷集团却能超越多次经济变动，持续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成长发展。

当然，并不是说只要有慎重经营的态度这一点就够了。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我会获得各种各样的启示，我每次都会把这样的心得记在本子上，而且一有机会，就向公司内外的人们作解释。

我将自己思考的有关经营的原理原则称为“哲学”。其中有“重视独创性”、“成为开拓者”等许多提倡积极果断地向新事物发起挑战的重要内容。

同时，作为实现新目标的方法，我又提出“怀有渗透到潜意识的强烈而持久的愿望”、“不断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以及“明天胜过今天、后天胜过明天，反复钻研创新”等原则。

再进一步，要在企业间激烈的竞争中取胜，要不断实现经营高目标，我又提出经营者必须具备像格斗士那样“燃烧的斗魂”和洞穿岩石般“坚强的意志”。

除了经营哲学之外，我还谈到了经营者必须掌握的具体的经营管理手法，包括要精通实用的企业会计，要在企业内部建立管理会计的体制等等。

但是，作为经营者，我认为这些经营思想和经营管理体制的基础，归根结蒂还在于经营者必须具备慎重坚实的经营态度，必须构筑绝对安全的经营基盘。

回顾半个世纪走过的历程，我强烈而深切地感觉到，正是有了上述经营态度和思想，才有了我们企业的今天。而为了保证企业长期持续的发展，近来我强烈地感觉到，还有一条也极其重要。

这就是经营者不能只顾自己个人的私利，不能只顾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必须考虑员工、客户、交易对象、企业所在社区等等，必须与企业相关的一切利害关系者和谐相处。必须以关爱之心、利他之心经营企业。

为什么？因为近年来我们看到，很多企业之所以垮台，并不是因为外界的经济变动，即“他律性”的原因，而是经营者自身的素质，即“自律性”的原因，是经营者“自毁长城”。

我们还记得，2001美国的“安然”公司、“世界通信”公司，以及最近的“雷曼兄弟”公司等等，攫取巨额报酬的经营者的贪婪成为企业破产最根本的原因。我认为这么说并不过分。

2008年9月破产，并由此引发经济危机的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首席执行官（CEO）理查德·福尔德，在2000年后的任期中获得3.5亿美元（320亿日元）的巨额报酬。

另一家美国大型投资银行美林证券，因次贷危机遭受巨大损失，被美国银行收购，它的首席执行官（CEO）斯坦尼·奥尼尔引咎辞职时的退职金竟达1.6亿美元（150亿日元）。

企业利润不只是经营者和经营干部，而且是企业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和协作所取得的成果，这种成果却被认为是企业领导人一个人的功劳。一人独享高额报酬，这是极不应该的。经营者的这种贪婪引发企业内部的不和谐，进而成为企业破产的原因。

这种因为忘却谦虚、一味利己而导致企业破灭的事例，不只是美国，古往今来，国内国外不胜枚举。

比如某位经营者有才能，很努力，从销售额不足1亿日元的小企业做起，逐步发展到销售额100亿日元的中坚企业。如果这位经营者不知满足，一味追求个人利益，追求更加奢侈的生活，傲慢不逊，那么他总将走向灭亡。

看一看二战以后日本的企业经营史，那些才华罕见的事业家们创建了公司，经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构筑了出色的企业，最后却因为自身的变质，使企业陷入衰亡，也玷污了自己的晚节，这样的事情司空见惯。

这些企业经营者历尽辛酸、艰苦创业时，他们都加倍地勤奋，质朴谦逊，但一旦功成名遂，就开始无节制地追求金钱、名誉，骄傲自大，不久便走向没落。

人往往对自身的蜕变不易觉察。那些一攫千金的美国金融机构的高管们，最初他们也未必是贪得无厌的人，但因为他们缺乏明确的哲学，随着环境的改变，他们自己也堕落变质。

必须竭力排斥自以为是、动不动就“我呀我”的利己的欲望，必须让为员工、为客户、为社会、愿他人好这种关爱之心、利他之心占据自己的心灵。

在这种美好的、善良的心灵之上，加上拼命努力，那么，“要把企业做大”、“要更好地拓展事业”这样的愿望不仅能够实现，而且能与员工、客户、交易对象、股东、企业所在社区等等，即与企业的一切利害关系者协调和谐，企业就能持续繁荣，久经不衰。

对于这一点，我自己有切身的体验。我举KDDI的例子，这是一开头就讲到的、继京瓷集团之后我经营的另一家公司。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国营通信企业电电公社一直垄断日本市场，通信费用与各国水准相比高得离谱。信息社会即将到来，而世界第一昂贵的通信费用是一大障碍，民众感到困扰，正当我为此担心时，政府的方针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要将电电公社民营化，另一方面允许有新的企业介入通信事业。

电电公社民营化后成为NTT，再有新企业介入，只要展开正当的竞争，通信费用一定会降低。我希望有优秀的企业早日报名参与。

但是，将近一个世纪作为官办企业运行的NTT实在太强大了。所有的企业全都按兵不动，与NTT对抗，风险巨大，大家全都裹足不前，不肯举手。

如果没有新企业介入，NTT垄断的体制就将继续，通信费用就不会下降。虽然对于通信事业，我几乎一无所知，但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以京瓷集团为核心，创建第二电电，介入通信事业。

当时的京瓷集团，不过是销售额2 500亿日元的地方性中坚企业，这样的企业居然表示要到首都东京去参与国家性规模的工程，有人讽刺我“不自量力”。但是我认为这样做是“为社会、为世人”所绝对必须的，我欲罢不能，毅然报名参与。

其实，在我正式报名前的6个月里，每晚临睡前，我都反复地自问自答。

“你创立第二电电公司、参与通信事业，你的动机是善的吗？其中没有夹杂私心吗？你不是想出风头吧？不是想赚钱吧？”

这些问题再加进“动机至善、私心了无”这句话，我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不断严厉地逼问自己。回家时不管多么疲倦，即使宴会饮酒后回到家，一晚都不缺，我反复不断地扪心自问。

半年自问自答的结果，我最终认定：“我的动机纯粹，没有任何私心。日本即将迎来信息社会，要降低国民负担的通信费用，仅此一心而已。”这样我才正式举手报名。

随后，紧跟京瓷集团，以当时的国铁为中心的日本TERECOM公司也举手参与。国铁本来就有铁路通信的组织，要建设长途通信干线，只要沿铁路干线一侧铺设光缆，很简单就能完成。

还有一家，以当时的建设厅和道路公团为中心的企业集团也报名参加。他们也只要顺着高速公路沿线铺设光缆，就可以很容易地完成长途通信的基础设施。他们打出“日本高速通信公司”的旗号。

与他们相比，第二电电没有任何基础设施。我们之所以举手，依凭的仅仅是纯粹的动机。第二电电不得已只能构筑无线通信网络，在一个接一个的山峰上架设抛物面天线，用无线中转来建设通信干线。

当其他两家公司分别沿铁路干线和高速公路铺设光缆的时候，我们第二电电的员工们饱含热泪、拼命工作，在没有道路的山顶上设置大型抛物面天线、构建通信网络。

当时的报章杂志大肆宣传“胜负已定”，他们预测第二电电很快就将败下阵来。但是，当通信服务揭开序幕，以前评价最低的第二电电成绩名列榜首。

其原因无非是，“为民众降低通信费用”这一设立公司的大义名分，不仅引起了干部员工内心的共鸣，促使他们忘我工作；而且这种大义名分还获得了客户、交易对象、代理店以及当时日本社会一致的认同和支持。

现在，当初的通信事业新准入企业中，只剩第二电电化身KDDI继续存在，销售额高达3.5万亿日元、利润高达4 400亿日元，成为令人自豪的日本第二位的通信运行商。而且前途无量，兴旺发达，正在继续成长发展。

有完备的基础设施，有优秀的专业干部，还有充裕的资金，条件优越的大企业，连他们也觉得“太难”、犹豫不决而不敢贸然介入的事业，什么条件都不具备的京瓷集团这样的企业，把“为社会、为世人”这种纯粹的动机提升到“信念”的高度，果断参与。而且许多人都认为“京瓷集团很快会失败”，在议论纷纷声中，京瓷公司获得了成功。我认为这个事实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这个真理就是，在纯粹的、高尚的思想里蕴藏着巨大的力量。活跃在20世纪初期的英国哲学家詹姆斯·埃伦这样说：“心地肮脏的人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涉足的领域，心灵纯洁的人随意踏入就轻易获胜，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原因是，心灵纯洁的人总是气定神闲，他们总是以更为明确、更强有力的目的意识，来引导自己能量发挥的方向。”

阅读詹姆斯·埃伦这段话，回顾第二电电创业至今的路程，我深深地感到，正是基于这种纯粹的思想，我们才会成功，才能持续地繁荣兴旺。

人、财、物各种经营资源齐备、被认为必定成功的企业消失了，而只把“为社会、为世人”这种纯粹的动机作为最大经营资源的第二电电幸存下来，在变幻莫测的通信领域，从创业开始经历四分之一个世纪，依然继续成长发展。我认为，这里就存在着指引企业持续繁荣的、最重要的“经营的真谛”。

其实，利他是最强有力的。让对方高兴，与人为善，这样的行为最终一定会带来成功。这是这个世界俨然存在的真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因为利他的行为会让我们获得超越自己的伟大的力量。

让对方生存、帮助对方、为对方好，如能具备这种美好的关爱之心、利他之心，一种超越自己的伟大力量就会自然地添加进来。自己想“如能这样该多好啊！”但结果却比你想象的更好。并且它会授予你了不起的智慧，帮助你克服无法预测的、突如其来的经济变动，正好像成功从对面向你走来一样。

其实，这样的真理，中国的思想家们从古以来就教导过我们。《易经》里有句话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就是说积德行善之家，世世代代都能获得幸福。另外《书经》上说“满招损，谦受益”，就是说骄傲的人会蒙受损失，谦虚的人将获得利益。

我认为，这样的教诲，决不是陈腐的所谓“故事格言”，而是昭示正确处世态度的“真理”，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循的“规范”，而且，这也正是引导企业走向成功、并使成功长期持续的“哲学”。

希望这个会场在座各位也要竭力排斥“只要自己好就行”的利己之心，在关爱心、慈悲心、利他心的基础之上努力奋斗，要让员工、客户、交易对象、社区，就是让企业周围所有的人获得幸福、获得富裕，抱着这样的信念去经营企业，勇往直前。

这样的经营就可以引导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相反，忘记这些道理，企业经营者只顾满足自己的私利私欲，就必将招致员工的叛离，失去客户、交易对象的支持，还会受到社会的责难，结局就是企业遭到淘汰的命运。

不以我们经营者自己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在今后的企业经营过程中，我们还会遭遇到各式各样的经济变动。好像在狂风暴雨而又漆黑一团的大海中航行一样，环境极为严酷。不过，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我们经营者肩负着必须把好经营之舵、把企业引向正确道路的重大的使命。

我认为，这时候，成为指南针的，就是站在企业经营第一线的经营者的哲学、思维方式。经营者不断提升自己的心性，用正确的哲学、正确的思维方式从事企业经营，就能够避免判断失误，将企业引上不断发展成长的光明大道。

从这个意义出发，我最早的著作就曾使用“提升心性、拓展经营”这一书名。这也是前面提到的“盛和塾”的信条。依据这一信条，现在有多达5 000余名盛和塾塾生通过学习我的经营哲学，不断地提升企业的业绩。现在这些塾生企业的销售额合计，据说已达到24万亿日元。

齐聚于“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的中国有代表性的经营者们，我衷心祈望你们，在注意“慎重坚实经营”的同时，一定要努力“提升心性”，克服各种经济变动，不断“拓展经营”，成为增长中的中国经济的火车头。

今天，从我粗浅的经验出发，以“超越经济变动，实现企业持续发展”为题，我讲了上面这些话。在座各位担负着“经济大国”中国的未来，希望我的话能对大家有所启迪。我的讲演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静听。

第三章

忍受萧条、伺机出手

稻盛和夫与马云对谈

主持人 日经BP总编辑 佐藤吉哉：

空前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同时发生的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在这混沌的、前景难测的时代，企业家应该怎么办，应该如何带领员工走出困境？代表日本的哲人企业家、京瓷名誉会长稻盛和夫，与中国最大的网络集团企业总裁、阿里巴巴会长兼CEO马云，就企业家对付危机应有的心态、以人为本的经营等本质性的话题展开了对话。

稻盛和夫：当下这场金融危机，我认为是自然或者是神对人类的惩戒，他们要求人类进行猛烈的反省。“希望更加富裕、更加便利”——人类的这种欲望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构筑了近代的文明社会。然而这种欲望的膨胀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月盈则亏”，这是天理。欲望过分膨胀，太满就会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了向人类证明这个真理，危机降临了。

今天的危机教育我们应该懂得“知足”，应该学会谦虚，当今的社会现象提醒我们，企业家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必须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

马云：我与稻盛先生的想法不谋而合。从2007年开始我就有一种感觉：人很容易健忘。人们经历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经历了2001~2002年的网络泡沫的破裂，但到了2007年这个时候，这样的教训人们已经遗忘殆尽。我周围许多人的话题尽是“钱赚了多少倍，投资股票获了多少利”等等，我对这种反常的状况抱有强烈的危机感，我从去年年底就告诫我的员工“严冬就要来临”、“要为过冬做好储备”。

稻盛：马先生向全体员工发出一份电子邮件，题为“冬天的使命”。我有幸拜读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不仅向员工们敲响了警钟，告诉大家“冬天要来了”，而且要求大家做好思想准备，并谈到了应对的方法，我认为非常了不起。

马云：人在本质上具备善、恶两个侧面，人总会追求灵魂的纯洁与善良，但恶的一面又会时时冒出。正如稻盛先生所言，自私的欲望使人疯狂。

今天的世界正直面空前巨大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但是，越是面临危机，企业家越应该冷静，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真正优秀的企业就应该将危机变成机会。我2008年44岁，有幸经历这次百年一遇的危机，我想，与其说这是灾难，不如说作为经营者，我们获得了测试自身实力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对待危机应该有这样乐观的思考。经过往后几年的努力，度过了严酷的冬天，我相信阿里巴巴将会有更大的、飞跃性的发展。

关键在于平时的“储备”

稻盛：凡是优秀的企业，都会把萧条看做再次成长的机会，把萧条当做一种考验，全体员工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京瓷创办50年来，我就用这种思想经营企业。

刚才讲到了“谦虚经营”。另外还有一点很关键，那就是“储备”。企业储备了多少现金，能够承受多长、多重的萧条的打击，在萧条中有无实力抓住新的机会，重要的就是有无足够的“储备”。

然而，现代资本主义的中心、美国华尔街的先生们却不喜欢我的经营思想，因为我储备了大量的现金和存款。（笑）他们认为企业拥有大量现金对股东而言并非好事，他们希望以钱生钱，让金钱更多地获利。他们看重ROE（自有资本利润率），就是说相对于自有资金而言产生了多少利润。用这个指标来考核，就要减少现金存款、减少自有资本，这样来提高股东的收益率。

但是，企业过于“瘦身”就无力承受危机，没有储备也无法抓往再发展的机会。要把萧条、把危机变成机会，就必须在平时不断增加储备，经营企业应该脚踏实地。

马云：同投资家打交道也不是我的强项。阿里巴巴自创业以来一直贯彻“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的经营原则。

作为企业家我们必须看到客户和股东不注意的事物，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我平时经常考虑的是，有什么灾难可能降临，什么东西可能会击垮我们。

同时在经济景气时注重储备，在经济不好时进行投资，而要做到这一点确实需要有丰厚的现金储备。

中国有句话叫“阳光底下修屋顶”，就是说屋顶必须在晴天认真修好，等到下雨时再修就为时过晚了。

阿里巴巴的服务对象以中小企业为主，现在已拥有2000多万家法人客户。我们不仅自己要生存，还必须帮助中小企业生存发展，这是我工作的重心，也是作为企业家最大的乐趣。

司会：稻盛先生和马先生年龄之差犹如父子，成长的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事业领域不同，但是他们超越了这种种差异，他们心灵相通，他们有许多共同点——充满挫折的青年时代；赤手空拳开始创业；比较股东而言更重视客户与员工的利益；具有严格律己的谦虚精神；不是简单地模仿别人，而是将自身的经验和思考加以升华，从而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经营哲学。他们俩人心心相印。

稻盛：我从制造、销售电子零部件起步，一开始就置身于所谓“实物经济”领域。另外，24年前，为了参与日本通信信息产业的变革，我创建了日本第二电电（即现在的KDDI），在长途电话和手机两个领域都取得了成功。

然而对于电子商务领域，我虽然预测到它的发展前景，但因为缺乏知识，就没有这方面的缘分。而马先生利用互联网，在中国创建了从事电子商务的公司，并将它培育成最大级的企业，这说明马先生很有先见之明，很了不起。

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报导，在IT相关领域获得成功的许多年轻企业家，他们自以为是，目空一切，显耀自己的成功。马先生与这些人完全不同，当我得知这一点时感到很欣慰。

马云：我虽然从事这项事业，但对于网络技术实际上我知道得很少，直到现在仍属于门外汉。我原是英语老师，199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了互联网，开始涉足这个领域。

我完全不认为我已经成功了，我很害怕用成功这两个字。阿里巴巴创业才9年，与京瓷比只能算刚刚起步，问题、课题一大堆，说成功有点不自量力。

同时互联网本身的历史还很短，如果一味发展技术，那么经营方向就不对，互联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的需要，它必须为客户和整个社会创造价值。

18位志同道合的伙伴

稻盛：企业如果没有社会价值就不能发展也不能生存，经营企业不能自以为是，而必须满足社会的需求。阿里巴巴获得社会的承认，取得巨大的成功，而马先生却不失谦虚之心，这很难得。

马云：创建公司时我既没有技术又缺乏资金，也完全没有经营的经验，犹如盲人骑瞎马。一般的盲人都会从马上摔下来，我很幸运，没有落马，如此而已。

稻盛：这是一种谦虚的说法。马先生把技术人员集结起来，成为创建阿里巴巴的中心人物。公司创建的缘由我很感兴趣，能否介绍一下。

马云：我虽不懂技术，但对互联网充满好奇心。我想互联网归根到底不过是一种工具，因此，有关应用技术的开发，我就委托网络工程师，而我自己站在客户的立场上试用他们开发的技术。

工程师一旦开发出新的技术，我立即试用。如果这种技术用起来方便简单，我就予以采用。相反繁琐的技术立即丢进垃圾箱。如果像我这样的外行使用时尚能得心应手，那么中小企业客户至少8成也会采用。

稻盛：与技术员一起创建阿里巴巴，最初采用什么形式呢？似乎并非马先生出资建立公司后再招集工程师，为什么这些技术员愿意聚集到马先生麾下来呢？

马云：最初我借款2000美元开始做生意，失败多于成功。1995年初设立网络企业，又不成功。接着又去北京，与外经贸部合作做项目也不顺利。

在这过程中我萌生了一个创意，就是通过网络向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此后就一直秉持这个理想，当时赞同我理想的包括我在内一共18个伙伴，大家共同创建了阿里巴巴。

稻盛：他们都是技术员吗？

马云：18个人中技术员只有3名，而且水平也不高。

1999年2月21日这个日子至今难忘，在我并不宽敞的房间里，18个人聚在一起，就今后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方向，全世界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我滔滔不绝讲了2个小时。

18个人一律不向亲友借钱，就以自己口袋里的钱出资，一共5万美元。同时大家商定，各自准备好10个月的生活费，通过10个月的努力，如果一事无成，大家就散伙，各奔前程。

每月工资只付500元，不同意的人不要勉强，但如果赞同我的理念，大家就合伙干。当然他们都能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但大家对一个共同的理想产生了共鸣。

成功不属于个人

稻盛：马先生描绘出使用网络开拓事业的理想的蓝图，并抱着使命感，然后聚集对理想和使命产生共鸣的伙伴。一般情况下聚集人才靠金钱，但马先生只付区区500元，而靠理想和使命把大家团结起来，这是难能可贵的。

听马先生这么讲，我不禁想起京瓷创业时的情景。当时我是一名公司职员，研究精密陶瓷，京瓷就由当时的8名同事一起创办。

没有资金，没有设备，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我对精密陶瓷开发研究所倾注的热情。我满怀激情向伙伴们诉说精密陶瓷将会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诉说我的理想和使命。当时的条件甚至无法保障大家的生活，但是这8个人对我的理想产生了共鸣，决定追随我。阿里巴巴同京瓷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创业的过程非常相似。

京瓷的成功不是靠我的才能，而是靠伙伴和社会的帮助，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马云：我也觉得自己很幸运。我高中考过2次，大学考过3次，多次找工作却没有一家肯录用我。我的能力、学历、长相都不怎么样，从一般常识而言，我不该受到那么高的评价。

稻盛：人的才能有差异，智力有差异，但人的本质都一样。佛教讲“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森罗万象，一切事物都内藏佛性，而佛的本质都一样，只是外型改变，变成一个个不同的人。

我靠伙伴和社会的协助，使企业获得了成功，这样的幸事很自然就达成了。思考成功的原因，那不是我的力量。在人生这场戏剧中，我扮演了京瓷创业者的角色，只是作为一个角色演出而已，这是一种偶然，这个成功不属于我个人。

因为我有这个思想，所以我至今不失谦虚之心。创业半个世纪以来，遭遇种种困难：经济危机、日元升值、泡沫破裂等等，尽管如此，我们却照样持续发展，我想原因就在于自己没有失却谦虚，或者说自己一直追求谦虚。

一时成功的人而后没落，原因就在于他们“我呀我”的，自以为是，忘却了谦虚。我想马先生一定能够保持今日的谦虚，将企业经营得更加出色。

司会：如果语言中缺乏灵魂，那么不管多么美好的语言都无法打动人心。企业领导人必须时刻注意公司的健康状况，在面临危机时，全身全灵，与员工沟通并鼓励他们，将萧条变成再发展的动力。稻盛先生和马先生都这么强调。中、日两国在某种程度上都依赖美国经济，萧条给了一种机会，促使中、日双方的企业家加强交流，加深相互理解。

稻盛：语言这东西，是心中所悟，用大脑加以整理，然后通过声音传递。但是，仅仅将心中所感用头脑思索，再用声音传达，并不能说服他人，或给他人增添勇气。

日本古语中有“言灵”这个词，就是说必须将灵魂注入语言。“自己认为非这样做不可”，讲这话时必须抱着信念，在语言中注进自己的灵魂，这样才能发挥语言的威力。做不到这点，就无法震撼人心，人们就不受感动，也不会行动。我从年轻时起就一直按这条原则思考并行动。

我讨厌那些说话时轻飘飘的领导人。口才不好没关系，但话语中要灌注灵魂，特别是在当今严峻的经济形势中，领导人对自己所说的话必须充分负责，与人交流时要注入自己的灵魂和生命，这很重要。

马云：稻盛先生说得对。语言的本质不在于表面辞藻的华丽，“言为心声”，语言表达心底的声音。

我认为不需要讲漂亮话，只要触及事情的本质就能打动员工的心。

因为我是教师出身，所以我把公司的成长看做同人的成长一样。人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状况乃至行为方式都会发生变化。人有生病的时候，公司也一样，患上感冒就需要治疗。如果因病症轻微而忽视，病情就可能恶化，变成重症。经营者必须随时把握公司的健康状况和公司的心态。

我常对员工们讲“我是水泥”。水泥可以把许多东西凝聚在一起，是人，就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是物，凝聚后就可以变大。企业家必须不断加深对员工的理解，加强与员工的交流。

2007年年底，阿里巴巴经营形势喜人，股价上涨，有些年轻员工不免得意忘形。这时候我觉得有必要用语言来告诫员工，我说“我预感某种坏事将会发生，让我们认真准备，有备无患”。

当然只讲一次，许多人听不进去，二次、三次反复讲，随着员工们对现实情况的理解，他们就会用心倾听我的讲话。

以人为本的经营在中国

稻盛：我已退出经营第一线，不再直接对员工们讲话。但过去经济不景气时我总是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形势确实不容乐观，但是我们决不悲观。第二、团结一致。萧条降临，公司里会出现不协调的声音，因此萧条期要比平时更加强调团结。第三、大家一起动脑筋想办法，从点滴做起，努力削减费用，这是继续生存的绝对条件。第四、全员营销。人人都当推销员，争取订单，不光是老客户，还要敲开新客户的门。借着萧条在各个方面钻研创新，才能为企业的再次起飞创造条件。

如果我今天还是社长、会长，我还会对员工们讲同样的话。

为了帮助日本中小企业的经营者搞好经营，我创办了“盛和塾”这个企业家的学习型组织，现在已有5000多名企业家参加，在中国江苏省的无锡市等地也有企业家在组织学习活动。

我认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也要依靠广大的中小企业。迄今为止为了赚钱，各种各样的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但企业要长期发展，要保持繁荣，企业就必须具备明确的、正确的经营哲学。在帮助中国的中小企业健康成长方面，我愿意助一臂之力。

马云：那就拜托您了。稻盛哲学以人为本的经营思想对中国广大的中小企业经营者很有参考意义。我认为企业成长可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创业期，企业要生存下来，这是第一阶段。其次是成长期，这时要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树立明确的事业模式，这是第二阶段。然后是发展期，这时要充实技术和资金，实现飞跃性发展，这是第三阶段。

根据阿里巴巴的各个发展阶段，我自己也寻找不同的经营者作为榜样。1999年创业后，我向美国雅虎创始人杨致远CEO、美国微软比尔·盖茨会长以及美国IT行业的先驱们学习。当经营走上轨道，2001~2002年后，我又受到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杰克·韦尔奇经营思想的强烈的影响。

到了今天，企业家最关心的问题是有关人本身的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企业存在的意义何在？我们应该对社会作出怎样的贡献？我从稻盛经营哲学中学到了很多，进一步提高了我对人的本质的探求之心。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中日两国企业家加强民间交流的机会。中日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美国。我认为中日之间的交流迄今为止还相当不足，而直面共同的困难，正是加强两国企业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共同开拓未来的一个良机。

旁白：这是一次不需要司会的对谈。青年时代的挫折，创业的激情，尊重员工的经营，企业的社会意义的探究，相同价值观的呼应。双方谈话十分投入，以至忘记了时间。

对于马先生的经营走到“重视人本身”这一点，稻盛答道“此乃必然”。“通过坐在桌前读书来学习经营技术，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阶段。”面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美国式的经营价值受到了质疑，此时两位的对谈会给人们许多启示。

稻盛先生在对谈结束前，问马先生今年几岁。“比我女儿还年轻呢！”稻盛先生或许回想起自己30年前的情景。在经济萧条的暗淡的社会氛围中，两者的对谈给人一种清朗的感觉。

译自《日经Business》（2008年11月10号p98-p103）

第四章

稻盛和夫论谦虚

必须经常保持谦虚的姿态

据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持有“自我中心”价值观的人，即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人，会不断增加。但是，在“自我中心”价值观的人当中，只能产生“自我”与“自我”的冲突，需要团队间互相配合的工作就无法取得进展。

陶醉于自己的能力或微不足道的成功，骄傲自满，就得不到周围人的帮助，还会妨碍自己的成长。

为了形成团队合力，在和谐的气氛中有效地开展工作，必须意识到“有了大家才会有自己”，持续保持谦虚的态度，这是非常重要的。

谦虚使人进步

我一直强调“必须经常保持谦虚的态度”。谦虚才是学习上进的源泉。

中国古语中有“惟谦受福”的格言，意思是傲慢得不到好运和幸福，只有谦虚的人才会遭遇好运、获得幸福。

说到谦虚，也许有人会感到没有面子，但这种想法不正确。人，往往正因为没有内涵，才需要自吹自擂，借此来满足自己的显示欲。谦虚的人有时会被认为是傻瓜，其实觉得谦虚的人是傻瓜的人才是真正的傻瓜。

中小企业的经营者，如果稍微有点盈利就沾沾自喜，不知天高地厚，那么他们的企业就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如果失去谦虚之心，傲慢起来，那么靠神灵的保佑好不容易才提升的收益，获得发展的公司，会转眼间就会出现赤字，面临破产。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把保持谦虚的姿态铭记在心。

前文有述，企业经营者必须使团队团结一致，统一方向，始终保持心心相印的和谐气氛，才能最有效地开展工作，要养成这样良好的企业风气，首先领导要保持谦虚的态度，只有领导以身作则，下属才会跟着一起前进。

如果企业中的中层管理人员摆架子，上层领导骄傲自满，那么团队配合就搞不好，形不成团队合力。职位越高的人越应该谦虚谨慎，深入群众，向大家传递企业的理想，努力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如果公司领导和一般员工都有“谦虚的姿态”，那么就能营造出和谐的人际关系，在此基础之上，企业一定能发展壮大。

人一旦傲慢必定灭亡

顺着佛陀“知足”的思想去考虑，那么，可以意识到，现代文明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已经足矣，不再前进也无妨。有人会说：“不！还远远不够，我们希望更加富裕的生活。”我想对这些人说：“让我们更谦虚一些吧。”

历史上凡是失却谦虚的文明，全部灭亡了。在这一点上，个人也一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惟谦受福”的说法。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实业家，不管取得过怎样的丰功伟绩，一旦失却谦虚，傲慢起来，那就必然灭亡。

但问题是，现在的人类不约而同一齐傲慢起来，所以，回归谦虚，重新树立对自然的敬畏之心，非常重要。在此之上，必须建立人类共同的哲学，构建21世纪拯救人类的新的哲学。然后希望全世界的领袖们汇聚一堂，集思广益，出谋划策，共同探讨人类的出路。

以埃及文明为代表，古代的人类都对太阳抱着某种信仰，也就是对自然的一种敬畏之情。大家都抱有一种明确的思想，就是人类靠自然的恩惠才能生存。

然而到了近代，充满好奇心的人类发挥自身的智慧，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个近代文明的发展，不以自然而以人类为主体，似乎发挥人类的智慧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自然。因此不断地改变自然、放肆地破坏自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了由高度的科学技术支撑的近代文明。

构建了对人类而言非常优秀、非常舒服的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类觉得自己的一切理想都能实现。宏观上讲，人类飞进了宇宙空间，微观而言，人类踏进了纳米世界，或者已经能够操控生物的DNA。

然而结果是人类生出了傲慢：

“我们可以为所欲为！”

“只要让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我们将无所不能！”

不错，是人类孕育了卓越的科技，但人类因此滋生了傲慢，现在的人类正在错误的道路上加速奔跑。我们不必提倡复古，但像古埃及人一样，感谢太阳的恩泽，对太阳抱有虔诚的信仰之心，回归到这样的思想。就是说，傲慢的人类，应该重新以敬畏之心应对自然，回归尊重自然的哲学。

我们现代人，也应该对自然的伟大力量抱持虔敬的态度，这样才能稍稍节制人类的傲慢。

人类的傲慢破坏了自然环境，带来了以地球暖化为象征的、深刻的环境危机。地球已处于危险状态，这次参加日本北海道洞爷湖西方八国会议的首脑们都承认了这个事实，但谁也不肯承诺“自己率先垂范，为改善环境作出牺牲。”对危机的认识不断加深，但具体对策却向后拖延，会议就这样草草收场。

我以为，“国家”存在本身就带来了人类的傲慢。不论大国还是小国，不论先进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家都在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即所谓的“国益”，实质上是“以国家为单位的私利”，各国为争夺自国的私利而陷入傲慢。

各国只主张自己的“国益”，当然会发生冲突。极小、极小的领土归属问题，往往引发国际性的纷争。由开始时小小的火种导致大动干戈。在核扩散难以遏制的今天，还可能诱发核战争。为了防止此类悲剧的发生，我们都必须恢复谦虚的态度。

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如果各国一味强调自己国家的利益，人类将无法生存下去。抱着“利他之心”，考虑人类全体的利益，国际社会必须建立起能够持续和平繁荣的邻居式的友好关系。

在自然界，在这个狭小的地球上，动植物都在友好地共生共存，只有人类制造出国家，决定了国境，主张自己的国益，计较自己的得失。人类要向自然界学习，回归谦虚，再次感谢自然的恩惠，不是我们在自然中“活着”，而是自然“让我们活着”，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重新回归谦虚和虔敬。

谦虚是日本人失却的美德之一。颔首低头以示恭敬，功劳让与别人，得意时不忘形，互相礼让，秉持一颗审慎谦卑之心。

人生在世，有时需要强调自我，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是谦虚这个有代表性的美德渐渐被我们遗忘，却不能不说是日本社会莫大的损失。住在这个国家里不再感到愉悦，失却谦虚礼让是原因之一——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

确实，对凡人而言，要始终保持谦虚决不是容易的事。我这么强调谦虚，但骄傲自大之心有时仍然让我有些趾高气扬。

在精密陶瓷这个未曾开拓的领域，我开发了很多新技术新产品，京瓷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发展。同样KDDI的发展也令人惊叹。周围的人异口同声称赞我，甚至吹捧我。聚会时奉我为上宾，让我坐上席，要我致词介绍经验，这些似乎天经地义。

虽然我不断自我告诫要虚心，但久而久之，有时仍不免自我陶醉，在心底一角冒出自满情绪。我那样拼死努力，业绩如此辉煌夺目，接受这样的礼遇不是理所当然吗？

偶尔会这样志满意得，但某种境况下我又会猛然醒悟：“不行不行！自满情绪要不得。”立即检点反省自己。即便已经皈依佛门，直到今天，我仍会有这种心理上的反复。

仔细想来，我所具备的能力，我所发挥的作用，并没有非我不可的必然性。别人拥有同样的才能，扮演与我相同的角色，也没有任何不妥当，没有任何不可思议之处。至今我所做的一切，别人也可以取而代之。

所有这一切，都是上天偶尔赏赐予我，我不过努力加以磨炼而已。我想，任何人的任何才能都是天授，不！才能只是从上天借来之物。

因此，杰出的才能，由这才能创造的成果，属于我却不归我所有。才能和功劳不应由个人独占，而应该用来为世人为社会谋利。就是说自己的才能用来为“公”是第一义，用来为“私”是第二义。我认为这就是谦虚这一美德的本质所在。

然而，随着谦虚精神日趋淡薄，把才能私有化的人有增无减，特别是身居要职，理应成为众人楷模的领导人，这一倾向尤为明显。曾经具备优秀传统、出色业绩的大企业，原有的组织规范、伦理道德已经废弛，以至违规违法的丑闻层出不穷。还有那些受国民委托管理公共行政、薪金来自民脂民膏的官僚，利用特权中饱私囊者也不乏其人。

大企业的领导、干部和官僚，他们的能力无不高人一等，为什么他们常常丑闻缠身、贪污渎职呢？因为他们把才能据为己有。他们认为才能纯属私有，而非从上天借来之物，不必用之于公，心安理得地把才能用于满足自己的私利私欲。

我年轻时日本社会还很贫困，当时我认为人生在世最重要的、而且我努力去做的是“诚实”二字。

对人生对工作，尽可能做到诚实。不马虎，不偷懒，拼命地工作，认真地生活。我认为，这对经历过贫苦时代的日本人来说并不稀奇，这是融入当时日本人血肉的一个特征，也是一种美德。

不久，日本经济起飞，社会变得富足、安定，京瓷的经营也上了轨道，规模扩大。这时“感谢”在我心中占的位置越来越大。诚实的努力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此时，“感谢”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这种体验反复多次以后，“感谢之心”在我身上成形，成为我生活中始终贯彻的道德准则之一。

回顾自己，“感谢之心”就像地下水一样，滋润着我道德观的根基。而这与我在幼年时的体验深切相关。

我的老家在鹿儿岛，我四五岁时，父亲带我去参与过“隐蔽念佛”。所谓“隐蔽念佛”，可远溯至德川时期，“一向宗”受到萨摩藩的打压时，那些虔诚的佛教徒把宗教仪式偷偷保存了下来。我幼小时，还保留着这种信仰方式。

和几对父子一起，我在日落后漆黑的山路上，借着灯笼的亮光，一步一步攀登。大家默默无语，在恐怖和神秘气氛的笼罩下，幼小的我也拼命地紧紧跟在父亲后面。

登山的终点是一户人家，进去一看，佛龛里摆放着气派的佛坛。身穿袈裟的僧人在前面诵经。屋内零星点着几支小蜡烛，十分暗淡，我们各自坐下，融入那昏暗之中。

孩子们端坐在僧人后面，静听着低沉的诵经声。诵经结束，孩子们按指示一个接一个向佛坛献香拜谒，我也照着做了一遍。

这时候僧人会对孩子简单地说几句话，有的孩子被要求再来，而我听到的却是：“你已经行了（不要再来了），今天拜过就好了。”

接着，那僧人又说：“从今以后，你每天都要说‘南无、南无，谢谢！’向佛表示感谢。活着的期间，只要这么做就可以了。”然后他转向父亲说：“这孩子以后不用再带来了”。好像给我的人生下了个保证。

记得当时幼小的我，好像通过了什么考试，又像得到了师父的真传，又自豪又高兴。

这是我最早的宗教体验，印象深刻。我想，当时我学到了感谢的重要性，这种意识塑造了我心灵的原型。实际上一直到现在，只要有什么事，“南无、南无，谢谢！”这句话在无意识中就会脱口而出，在我耳边回荡。

我拜访欧洲的教堂，为教堂庄严肃穆的气氛所感动，这时候我也会情不自禁地念诵这句话。这句“祈祷”的话语，已经超越宗教、宗派，融入我的血肉，已经成为渗入我内心深处的“心灵的口头禅”。

第五章

盛和塾塾生心得

第一节

改心之道

株式会社哈特兰德社长盛和塾（名古屋）塾生

加藤胜

大家好。我是日本盛和塾塾生代表加藤胜。

首先，恭喜“稻盛和夫（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成立。同时，向为公司成立而尽心尽力的曹董事长以及其他相关人士表示祝贺；另外，今天，能够邀请稻盛塾长参加公司成立演讲会，我感到十分荣幸，并再次表达深深的祝贺。

明天，稻盛塾长本人将亲自为大家作现场演讲。我相信以“爱意、真诚以及和谐”的精神来贯彻的“稻盛哲学”，不仅可以超越国籍、人种，甚至可以超越时代，并给人类社会带来和平与繁荣。“稻盛哲学”跨越中日两国的国门，在此能和大家一同学习，互相切磋，我感到无比的喜悦。

我发言的题目是：改心之道——盛和塾学习心得。

我成立公司时，最初的经营目的很明确，就是“赚钱”、“成为有钱人”。公司是自己赚钱的场所，员工就是为公司赚钱的工具。

加入盛和塾后，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从此，我的人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一直自私自利的我开始“走向了改心之道”。在此，我想回顾一下35年来，我作为经营者的经历。

一、经历

首先，我想从我的经历开始说起。

1950年 出生于日本爱知县，是一个农民家庭的长子

1976年 开始创业

1982年 成立房地产公司

1996年 加入盛和塾

1998年 成立Heartland公司

我出生在爱知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是家里的长子。按当时农村的惯例，农民家庭的长子生下来就要子承父业当农民。

在我们加藤家族中从来没有人经商。我之所以违背传统要经商有两条理由。

第一条理由是，在我17岁时父亲就过世了，年仅41岁。父亲刚过世就闹出了金钱风波。病中的父亲曾向亲戚们借过生活费，这使我们与亲戚之间产生了纠葛。

年少的我就认为“世上有钱人就是强者”，“成为有钱人才能让大家看得起”。

第二个理由是，我在14岁和16岁的时候，因患有与父亲同样的病，而长期住院。所以，模糊地认为会与父亲一样在40岁左右就会死去，当时想，反正生命有限，那就“下定决心赚钱”，而且“必须要尽早起步”。

父亲是一个积极向上，并且有许多梦想的人。如果不是在41岁就过世，我想父亲还能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为此，我感到非常遗憾，为了弥补心中的遗憾，父亲未完成的人生，由我替他继续完成。父亲虽已离开了我们，但他会永远活在我心中，今后我要与心中的父亲一起完成我的人生。

昨天我迎来了自己的60岁生日，尽管已进入花甲之年，但我仍然精力充沛。今天，能在如此盛大的场合发言，我想那一定是父亲赐予的生命力量。

二、创业

我25岁开始创业，公司主要从事房屋销售与施工。

中学毕业后，我在一家酒店打工，并且住在那里，正因为如此，我有了经商的念头，我在频繁更换工作的过程中，送走了青春叛逆期。记得我在叛逆期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只在乎现在”。

21岁时我进入房地产开发公司销售部门工作，房地产公司不需要学历和经验，只注重实际销售业绩，我认为这个工作非常适合我，简直是上天赐予我的最理想的工作。从那时起我一直从事与房地产有关的工作。

在公司工作的3年里，我的业绩一直名列前茅，公司奖金制度是按个人业绩来考核的，这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在销售方面我有绝对的自信。之后，我下定决心：“好！我自己干。”在房地产公司工作期间，经过我再三请求，我从顾客那里借来50万日元作为创业资金，白手起家，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次创业。

创业之初，公司员工由工作期间认识的3位男性朋友和我的妻子组成，加上我一共5人。可是，公司没多久就倒闭了。仅仅在三四个月内员工就接二连三地辞职，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全体员工都辞职了。

之后，接连几天我都夜不能寐，公司因破产负债，即便当时我卷席而逃也不会有人感到奇怪，在那最困难的时期里，我和妻子二人节衣缩食，坚持了下来。

6年后，也就是1976年，我成立了富士开发株式会社。首次创业的痛苦经历，使我在员工雇用方面一直抱有恐惧感，尽管如此，公司到1986年时，已发展到员工10名左右，销售额也从最初的7亿日元提升到了10亿日元。

虽说销售额在提升，但是，我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却不是很和谐。那是因为我只把员工当成赚钱的工具。当然，公司员工也很清楚这一点，员工们的想法也是一样，如果有好的工作环境也会马上辞职离开，公司当时的状况就是如此，但仔细想想，我做员工的时候，如果有工资高的地方，也会二话不说马上辞职。

三、入塾

我于1996年正式加入盛和塾。

之所以加入盛和塾是因为从塾生前辈那里得到了《经营十二条》的演讲录音带和《提高心性、拓展经营》一书。

文中阐释了“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渗透到潜意识的强烈的愿望……”等理念，这些理念体现了作为一名经营者应该具有强烈的愿望和正确的思维方式。

读完后让我感到很惊讶，这世上竟然有如此“了不起的人物”，原来经营也有如此高深的学问，我作为一名企业经营者，应该从中学习经营者的正确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我生平第一次开始学习有关经营与经营者人生的哲学。

此后，我开始追随塾长，想缩短与塾长之间的距离。

就在我努力靠近塾长哲学理念的过程中，一直自私自利的我随着对哲学理念的深入学习，我的内心深处也发生了变化。塾长每次热情洋溢的讲话，以及讲话时的每一个举动，我都很怕错过，每次都目不转睛认真地聆听。另外，在每次塾长例会上，塾生前辈们的一丝不苟、竭尽全力的态度也深深感染了我。

加入盛和塾后，最初学习的就是“经营十二条”中的第一条，“明确事业的目的与意义”。

于是，我把公司经营理念定为：在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贡献。并且，根据塾长的讲话，制定了三十条“公司哲学”。此外，还把公司基本方针和社训定为“提高心性、拓展经营”。

之前一直把赚钱放在人生第一位的我，整整用了半年的时间，才真正有所感悟。

四、改心之道

1. 改革

可以说这是向“改心之道”迈出了第一步。公司经营理念明确后，公司状况与稻盛理念的差距马上就呈现出来。时不我待，必须立刻着手制定方案，以求缩短差距。于是，我在公司内部开始谈论哲学，并对工资制度等多项制度提出若干个改革方案。

首先，公司要改革的就是工资制度。公司原有工资制度是绩效考核制度，是从之前工作过的房地产公司直接引入的，绩效考核制度是根据个人实际业绩，每月支付相应的奖金。业绩好的员工，最多能给到基本工资的2至3倍，业绩不好的员工只能拿到基本工资，勉强糊口。

新制度是把绩效考核替换成以固定工资为主，更多考虑年龄、工龄要素的所谓“年功序列”的工资体系。

另外，把以往偷学前辈技术、个人单打独斗的组织结构形式，替换成为业绩好的员工对业绩差的员工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培训形式，构筑师徒般的组织结构。

我坚信按照经营理念进行的这项改革，一定能够让全体员工得到幸福，可是，却遭到业绩好的员工们的强烈抵制。业绩好的员工们认为“我们之所以加入这个公司，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去指导培训别人”。

还有人认为，“如果经过培训出现业绩好的员工，那就会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自己反而会少赚钱”。富士开发公司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结果，不到一年就有一半员工相继辞职。销售额也从10亿日元下降到5亿日元。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完全是因为我的不成熟和自以为是的性格造成的。

公司状况十分严峻，这时我又考虑成立一个按照顾客订单来建造房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在一次塾长例会上，我向塾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公司状况不是很好，我想成立一个新公司，您认为如何？”塾长用强硬的口吻说：“怎么？不想专注于本行了吗？一般都是自己本行经营上了轨道之后才开展新事业，你这样轻率随便怎么行呢。”塾长的教导让我心情十分沉重。

被严厉批评后，在一次塾生旅游活动中，我再一次鼓起勇气向塾长提了问题。“塾长，我想在公司内部试行经营理念和哲学，不知您能否给予指导？”说完后，我把拟定好的公司理念和哲学小册子递给了塾长。

塾长接过后说：“小册子先放我这里保管一晚。”我以为塾长大概看一下就会马上还给我，可是，没想到竟然要带回去看，此举让我十分感动。

第二天，塾长把作了修改的小册子还给我，对我说“按照这个努力去做吧”，小册子中塾长补充道：“要做对社会有益的工作，要让公司成为员工心情愉快的公司。”塾长的话让我很感动，同时鼓起了我的勇气。

2. 重生

后来，我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在考虑新公司名字的时候，我想把塾长经常教诲的“利他之心”“慈悲之心”，反映在公司名字当中，于是，我想起名为“有爱就好”。

说起来是笑话，当时，与他人谈公司的这个名字时，有人忠告说：

“这个名字感觉好像是红灯区夜店用的。”我经过深思熟虑后，最终将新公司定名为“Heartland”。

这个名字包含着“有爱就好”这层意思，另一层意思是立志成为一个为社会为世人作贡献的企业，包含“公司要成为全体员工、客户、交易对象心灵可以托付的场所”。

Heartland公司于1998年4月成立，资本金为5000万日元。营业内容为，按照顾客的要求来建造普通住宅和木造住宅。

1998年5月总店正式开张，现已发展有6个分店。

Heartland从创立第一天开始，就运用在盛和塾学到的稻盛哲学。

公司的基本目的就是要成为“稻盛经营哲学实践之地”，为此全面提出并制定了经营理念、公司方针、社训及Heartland哲学，公开标榜我们是一个以正确的理念来运行的公司。

公司刚刚成立时，员工人数只有2名，现已有41名。

回顾入塾时学到的“经营十二条”中“要以关爱和坦诚之心待人”。

这一条就是最重要的“改心”，从这里改变自己的基本想法。

塾长的“以关爱之心对待员工”这一理念，逐步在我头脑里扎根，由此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都有了明显的改变。

比如，未加入盛和塾之前，如果员工迟到的话，我会训斥说：“什么？只是身体不舒服，就可以怠慢工作吗？”但加入盛和塾后，我会发自内心关切地问：“身体不要紧吧？是否需要帮助？”

我认为“是否关爱员工”“是否真心诚意地对待员工”要发自内心，而不是表面功夫，我已能做到真心诚意地对待员工，与此同时，我所制定的哲学理念也得到了全体员工的认可。并且，在公司内部已经构筑起了家庭成员般的人际关系。

以关爱之心待人，这不仅使员工幸福，也使我自己的心灵受到洗礼，变得美好。美好的心灵之间产生共鸣，产生悦耳的和声，唤起更多的连锁反应。从公司气氛的变化，我看到这一点。

加入盛和塾前，我经常与顾客和交易伙伴发生纠纷，甚至经常打官司。但是，自从以“利他之心”为基础经营企业，公司在经营中出现的纠纷都非常容易地迎刃而解。“利他之心”所隐藏的巨大力量，不经过亲身体验是无法想象的。同样，“关爱之心”也让我收获了难得的副产品。

入塾前，我与妻子之间的关系很不好，随时都有离婚的可能。主要是我自身原因造成的。经营失败让我感到非常孤独，所以，对妻子冷漠无情。而我妻子一句怨言都没有，只是一味地忍耐，可我却一直都没有发觉。塾长教导我们要有“慈悲之心”“把别人的烦恼视为自己的烦恼”，我从这些话中得到启示，从此，与妻子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融洽。回头看看，“关爱之心”的惊人力量，也是通过亲身体验才能真正体会到的。

接下来需要“改心”的就是“玻璃般透明的经营”。入塾前，公司内部财务数据是不向员工公开的，是有意隐瞒的，理由是，员工知道公司利润，担心出现员工要求“涨工资”、“加奖金”等情况。另外，我想：“反正这些员工在公司经营好的时候乐于跟我干，一旦经营不好，就一定会毫不留情地离我而去。最后只剩我一个人，因向银行贷款时以房产担保而面临偿还债务、妻离子散的窘境，世上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

入塾后，我把“员工的幸福”作为经营目的，坚定了信念。为了实现经营理念，经营者和员工必须结成伙伴关系。我意识到，无论好坏，把公司的真实情况和盘托出是建立彼此信赖关系的第一步。

我把每个月的账目结算委托给会计事务所，从此，实行“玻璃般透明的经营”。如此一来，我精神上得到了放松，公司也没有秘密可言，心情也变得很愉快。我能真切地感受到，职场氛围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2004年，通过京瓷公司的指导，我引进了“阿米巴经营”。

“阿米巴经营”引入后，情况变得更好，通过“阿米巴”经营会议，阿米巴领导人的水平迅速提高。公司任命20几岁的员工为阿米巴领导人，他们成为部门经营者后，都非常认真地实行预算管理与实绩管理，非常热心地参与企业的经营。

达到目标时，大家都很高兴，未达到目标时，大家都会共同反思原因何在，以及今后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等等，所有人都极度认真。员工们极度认真的工作态度非常了不起，我觉得每个员工都非常可靠，值得信任。

3. 新目标

Heartland的公司的经营状况是，在1999年第一期结算时，销售额为1.63亿日元，有1 200万日元的赤字；

第二期结算时，销售额为5.63亿日元，营业利润为6 200万日元；

到第八期结算时，销售额上升为16.01亿日元，营业利润也上升为2.1亿日元；

本期销售额又有了新的提高，上升为20.94亿日元，纯利润为2.742亿日元。

2007年，我非常荣幸地获得了“稻盛经营者奖”。之所以获奖，我认为是全体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于是，我把股份无偿转让给了公司员工，并发起员工持股大会。公司资本金增至9 500万日元，公司无贷款，内部储备金也超过了5亿日元。

这些都是因为我加入了盛和塾，走向“改心之道”而得来的。

制定公司新目标时，我也受到塾长的启发，在向塾长报告营业利润率已提升了10%以上的时候，塾长说：“是吗，那不错，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然后又问：“现在销售额是多少？”我回答说：“16亿。”

塾长接下来又说：“是嘛，那要继续努力，好好干！”。

其实，我也听到过塾长的另一种意见：“你的经营规模不过如此，现在的努力还远远不够。”我立即把这个意见转达给员工听。

半年后，2007年4月，我与全体员工共同宣誓：“在本年度实现销售额100亿，营业利润10亿。”同时，制定了年度事业计划，并在去年4月设立了不动产事业部，开始实施“销售额100亿、营业利润10亿”的计划。

公司目前正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为了让每一名员工都能放心地将自己的未来托付于公司，全体员工正在努力奋斗，使公司成为一个优秀的强大的公司。

4. 感谢

通过这样的“改心”体验，我深刻地感悟到“经营十二条”的博大精深，是稻盛经营哲学的精髓。

我对“十二条”逐一研究，希望能与塾长的思想更加接近。

我坚信，只要与全体员工团结一致，认真地、忠实地实践“经营十二条”，就能实现我们公司的经营理念。

从入塾当初的梦想，到引入“阿米巴经营”模式，再到获得稻盛经营者奖，如今，我获得了超乎想象的荣誉和幸福。

没有塾长就没有今天的我，就没有与优秀员工一起工作的机会；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稻盛塾长的存在，没有塾长创办的盛和塾，那么……每当想到这些我就会因害怕而全身颤抖。现在我可以断言，经营哲学这一强有力的纽带一定能把全体员工团结在一起。有这样的员工是最值得我自豪的。

此次发言很荣幸地得到塾长的点评。请中国各位嘉宾，及日本盛和塾塾生们静听塾长点评。

能够得到塾长的精彩点评，使我现在很激动，也很感动。

我没有什么文化水平，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今天能有机会在这样大的“磁场”里发表塾长所教导的“改心”，让我真的很感激。

最后，请允许我为“稻盛和夫（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发展，为稻盛塾长的健康长寿，为人类社会的和平、繁荣祈祷。

塾长点评

我打心眼儿里觉得创立和发展盛和塾真是太好了。

◎ 对经营肩负全责的中小企业家

加藤先生17岁的时候，他41岁的父亲就不幸患病去世了，当时他想自己也会得同样的病死去。在经济上也饱受困苦的情况下，在他幼小的心里产生了无论如何都要赚大钱的想法，于是他通过住宅公司销售员的工作，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并建立了自信，后来进入住宅行业创建了自己的公司。

尽管说起来不太好听，但是我认为一心为赚钱而创业的经营者中，只为钱而经营的人占大多数。

但是加藤先生自从接触我的经营思想后，决定“改心”，就是革面洗心。打算尝试施行透明式经营。在加藤进入盛和塾之前，有关公司的数据员工一概不知。对于隐藏数据的理由，加藤是这样解释的：“我非常担心如果让员工知道公司赚了多少钱，他们就会提出加薪、加奖金的要求，所以不敢公开。我想反正这些员工在公司经营好的时候乐于跟我干，一旦经营不好，就一定会毫不留情地离我而去。最后只剩我一个人，因向银行贷款时以房产担保，面临偿还债务、妻离子散的窘境。”

这反映了所有中小企业经营者的真实心态。正因为有被逼进穷途末路的风险，经营者才会故意隐藏利润，不让员工们知道。

我年轻时经营企业，也总是怀着恐惧感，总是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公司就会倒闭。

记得有一次，一天夜里，我很晚才回到家，叫起上小学的三个女儿，告诉他们如果我的公司倒闭的话，我们家一切值钱的东西都得被抵押，剩下的只有碗和筷子，并希望他们理解企业经营的残酷性。

多年以后，女儿们向我抱怨：“真是不像话的父亲，和小孩子说如果公司倒闭将失去一切，而且还在半夜回来的时候说，让我们害怕得都睡不着觉。”

我想就像加藤所说的那样，一切都得自己来承担责任的经营者恐怕只有中小企业经营者吧。

尽管这样，一直带着只为赚钱思想的加藤先生转变了心性，在经营十二条的基础上建立自己公司的经营哲学，始终贯彻透明经营。

随之而来，不仅自己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好，公司员工们也逐渐跟随着他，使得公司氛围变得越来越融洽。自己的心性改变的话，公司氛围也会随之而改变。

◎ 拼命也要把经营的精髓传递给大家

加藤曾经和我说，在盛和塾您教给我许多经营方法，我从心里感谢您。听了这话我感动得几乎流下眼泪。昨天我参加完宴会，回到房间里，感慨万千。

从现在往回推二十八年，也就是1980年，京都青年会议所的经营者们对我说：“京瓷正在发展壮大，想请你教教我们经营方法吧。”三年后，盛和塾的前身盛友塾成立。当时京瓷的销售额也只有1 000亿日元，现在已经发展到13 000亿日元。我在经营着自己公司的同时，把我认可的经营企业的方法分享给塾生们。

总而言之，我相信塾生们经营好企业，他们的员工会得到幸福，对日本社会来说也有积极意义，而且可以把自己经营企业总结的真髓广泛传播开去，这才有了盛和塾二十五年的历史。

我不仅经营了京瓷，对第二电电的创建，我也竭尽了全力，现在的KDDI已经成为一个年销售额超过3万亿日元的大企业。另外我还成立了稻盛财团，京都奖也已经举办了二十四届。

昨晚，我又认真地回顾了一下自己怎样通过经营，体会经营到底应该是什么，然后把总结出来的经营精髓，分享给塾生，让塾生们的企业变得越来越好的过程。

加藤曾经和我说：“如果没有塾长就没有今天的我，就没有我与优秀员工相遇相知的机会。”听了这话，我从心底下定决心，我要为让你们的公司成为更出色的公司而努力下去，哪怕献出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当我听到只上过初中的加藤先生，能够用庄重的语言向员工们讲述经营哲学和阿米巴经营，并且使公司变得卓越的事，我由衷感到创立和发展盛和塾真是太好了，谢谢大家！！

第二节

稻盛和夫经营哲学探源

IBM（中国）运营战略首席顾问

盛和塾（北京）塾生 白立新

尊敬的稻盛先生下午好！尊敬的各位来宾下午好！

在过去20年，我们向德鲁克先生学习如何做企业。德鲁克的思想有“道”有“术”；可惜，多半情况下我们无法体会其基督教背景下的“道”，因而只得到了一点“术”。

在未来20年，我们希望向稻盛先生学习如何做企业家。企业家不是追求利润的机器，企业家有良知、有愿望寻找自己的人生王道。

接下来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学习稻盛哲学的一点体会，希望得到稻盛先生和大家的指教。

我们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美妙的时代。我们有了古人无法想象的现代科技，在座的各位中国企业家在过去的30年里，个人财富至少增长了1000倍。

同时，我们也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时代，因为此等美妙即将结束。

回顾历史就能明白，资本主义起源于基督教社会，特别是其中伦理严格的新教社会。初期资本主义的旗手都是虔诚的新教徒。根据马克思·韦伯的观点，这些新教徒贯彻基督教“亦当爱人如己”的信条，遵循伦理，尊重劳动，光明正大地追求利润，正大光明地回报社会。

在那个人神共进的时期，对内，他们以严格的伦理约束自己；对外，他们贯彻利他的精神，把这两者看做自己理所当然的义务。因此，市场经济获得了健康而快速的发展。

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下，有一股暗流迅速涌动，这就是人性的欲望。

1644年，近代哲学和技术的鼻祖、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发表了著名的《哲学原理》，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观点。在这里“我”是绝对的主体，自然不过作为“我”面前的客体而存在。数学和物理是自然界的基本法则，客观地认识这些法则，就产生了技术。在笛卡尔以前，有“科学”却没有“技术”，笛卡尔整合几何和代数两方面的知识，创立了解析几何，开创了技术文明的新时代。

笛卡尔提出，征服自然是人类最大的幸福。自然成了人类的奴隶，加紧压榨自然这个奴隶就能增加财富。西方国家依照这种思想创建了新的社会体制，并带来了迅速的繁荣。中国及许多亚非拉国家，由于没有及时引入近代文明而沦为了殖民地，被所谓“近代文明之父”的欧洲诸国所统治。

笛卡尔发表《哲学原理》的1644年，牛顿刚好2岁。笛卡尔哲学释放了人类的创造性，也释放了人性的欲望。所以稻盛先生和梅原先生说，“欲望的无限解放”是近代文明的本质。

在《拯救人类的哲学》一书中，稻盛先生和梅原先生认为，支配自然的是人的“欲望”，而不是表面上的理性，如果不加以引导和制约，人的理性很容易屈从于欲望。人类欲望的特点是只可以不断地被刺激，而永远无法被满足。金钱只会不断刺激对金钱的渴望，美食只会不断刺激对美食的渴望。科学技术让我们上天入地之后，又刺激人类的欲望进一步膨胀。

人类欲望的无限膨胀破坏了人类生存的空间。在物欲无限膨胀的美国，最时髦的金融技术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其实这不只是一场金融危机，而是一场人类生存的危机。如果我们不能就此刹车，近代文明可能会很快结束。

现在的地球人口是70亿，是200年前的7倍；预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有100亿，达到地球所能承受的极限。有人说，在地球人口达到极限之前，也许不超过50年，今天我们所享受的所有资源和能源都将枯竭，石油、煤炭、天然气，甚至包括淡水和新鲜空气。在座的稍微年轻一些的朋友，或许在您晚年的时候，就能够见证太阳不再升起的那一天。我们真的不知道，越来越多的天灾人祸是上天在一而再再而三地警示我们，还是上天已经启动了如电影《2012》所猜想的大灾难？《2012》电影中预言的故事未必发生在2012年，但是按照现在的发展势头，我们逃脱“2012”预言的机会不大。

许多人把希望寄托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认为依靠人类的智慧，到时总有办法解决。

不幸的是，这是人类的一个幻想。

我将世界人口增长曲线称之为“笛卡尔曲线”，因为正是笛卡尔哲学在1644年打开了人类欲望的大门。今天，为了避免人类快速奔向悬崖，稻盛先生及梅原先生指出，我们必须找到可以替代笛卡尔哲学的哲学，以使得这条曲线在顶端产生相反方向的转折。

拯救人类的哲学就是要将“欲望人”还原为“良心人”。这种哲学的核心十分简单，用四个字表达，就是“自利利他”——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他人和地球的利益。

“自利”的意思好懂，早就有人说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可是，关于“利他”，事情就复杂了。我们中国人都是吃过社会主义大锅饭的人，在那个斗私批修的时代，共同富裕的愿望导致了共同贫穷的结局。如果不是包产到户，我们至今还摘不掉贫困的帽子，而改革开放不正是利用了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吗？

没错，自利是人的本性，没有自利，人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同时，我们也该知道，利他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没有利他，人生和事业就会失去平衡并最终导致失败。因此我们说，自利则生，利他则久。在演讲中，有专家提到了“利他竞争力”，建立在利他思维上的企业经营，可以取得更长久的竞争力。

“利他”真的可以构成竞争力吗？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稍微拉远一点。

在与知名节目主持人杨澜的对话中，稻盛先生说：

“我的家乡出了两位对日本近代史的明治维新作出过很大贡献的人物，他们就是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明治维新三杰中的两位）。我非常喜欢西乡隆盛，他对中国王阳明的阳明学有相当高的造诣。他曾经两次顶撞萨摩的长官，被流放荒岛。每次流放总会带上阳明学和儒教的书籍，即使是在贫瘠的荒岛上遭受牢狱之灾也不断地提高完善自我。他是一个非常清正廉洁、清心寡欲的人。他经常说，位于人上施政的政治家，必须是那些不谈钱财、不求回报，甚至能够舍却生命、忘却自我的人。他自己也是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的。我希望当今日本的政治家中能够多几位像西乡隆盛这样的人。”

现在我们知道，西乡隆盛是稻盛先生最尊敬的人，在中文版《活法（叁）寻找你自己的人生王道》中，稻盛先生逐字逐句地注解了西乡隆盛的《南洲翁遗训》。稻盛哲学中的“敬天爱人”，就是来自于西乡隆盛。

按照稻盛先生的说法，西乡隆盛对阳明哲学有相当高的造诣。说起阳明先生，像我这样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人，内心很是复杂。当初我们是把阳明先生作为唯心主义反动派来批判的。因为阳明思想的巅峰时刻出现在500年前的一次顿悟，历史上称为“龙场悟道”。

1508年，阳明先生36周岁，本命年。史上最荒唐的皇帝和最富有的太监，将此鱼米之乡的书生发配到穷乡僻壤贵州龙场，当一个驿站的小头目，比现在的村长还低三级。

皇天不负有心人。职位卑微却成就了伟大的思想，与世隔绝却打开了宇宙智慧的大门。

在《京瓷的成功轨迹》一书中，稻盛先生说：“我之所以皈依禅宗，因为禅宗特别重视心性即灵魂磨炼。当初，释迦牟尼就是在菩提树下禅定而大彻大悟，他因此明了了宇宙的真相，参透了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据禅宗师父讲，当人的心理状态达到某种至高的状态后，就能够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所有的事物都会在一瞬间清晰起来。而这种顿悟的境界是无法用理论和知识来解释的，用文字和语言也很难描述出来。也就是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平常人即使长期坐禅也很难达成顿悟的境界。日本临济宗祖师白隐禅师，从年轻时开始修行，一生中虽然有过无数次的小悟，但大悟却只有八次。”

由此我们知道，阳明先生是幸运的，他通过龙场悟道，达到了智慧的顶峰；我们也是幸运的，能够借助阳明思想理解天道只是在于良知。

稻盛先生说：“假如将人类的身体视为整个宇宙的缩影，则地球犹如身体中的一个细胞，个人则只是某个细胞中一个微小的元素。若要细胞中的一个小元素去理解整个身体的组织，是十分困难的。只有儒释道几位先哲才明了宇宙的真相，并指示给我们看。”

现在，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阳明哲学的核心思想。阳明哲学的核心思想是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也称为“四句教”。

1、无善无恶心之体：开悟后的阳明先生与释迦牟尼一样，他发现，吾心即天理。

“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

心之本体也就是天地之心。道、天理、良知及万物之理本来就是一码事，所谓“心外无理，心外无物”。

良知、天理、心之本体本来就是如如不动、无善无恶、非善非恶。正如六祖慧能所说：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2、有善有恶意之动：天理与良知虽是无善无恶，但是触景生情之后的喜怒哀乐，却有善恶之分。

“如见孺子入井，则生恻隐之心，此谓心之应事，而发为具体之善；见邻有妙龄处子，生杀其亲而逾墙搂抱之心，此谓之心应事，而发为具体之恶。”

“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臭恶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臭恶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

3、知善知恶是良知：意念有善有恶，良知则像24小时工作的雷达随时侦测意念的动向。

阳明先生说：“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尥怍，他还忸怩。”弟子对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内，自不会失，如云自蔽日，日何尝失了。”

“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所以他说，满街都是圣人。既然每个人都有圣人的良知，那么每个人也就具有了判断是非的道德权力。你的任何一个念头，只要一出现，良知便会知道，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它看得清清楚楚，瞒不过它，所以你最好是按照良知的启示，去恶为善。

阳明先生的良知说，真是石破天惊。对于那些长期被八股理学禁锢的学者，其震撼力远远超过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4、为善去恶是格物：致良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就是知行合一。

作为世俗凡人，我们整天都是杂念纷飞，一会儿想偷个懒，一会儿想占个便宜。幸好，有良知和天理随时站岗放哨。致良知，就是“去恶为善”，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灭人欲不是将人变为草木，而是要控制人的私心杂念，使得事事合乎天理。

阳明先生的一位朋友说：“私意萌时，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其实，私心杂念一出现，我的良知就侦查到了，可总是不能将这些私欲去除。

阳明先生回答说：“你萌时，这一知处便是你的命根，当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工夫。”所谓修身齐家，就是要抓住那个私意萌动的时候，杂念一出来，就将其灭掉，这才是人生立命的真功夫。

阳明先生总结说：“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天理即良知，故天人合一。阳明先生一语破的，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白无误地阐明了“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思想。

天理即良知，依良知而行，即是循天理而动；循天理而动，必得天助，天理是天地间最根本的规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天理即良知，这是44年来我得到的最珍贵的启示，也是我准备将来作为墓志铭刻在自己墓碑上的五个字。

可惜，如此巅峰的思想，如此朴实的道理却被湮没了。在清朝康乾盛世时期，文字狱盛行，任何讨论阳明哲学的人，都可能被扣上“反清复明”的大帽子。在清朝后期，列强入侵，人们更无暇与强盗讨论“良知”。

幸好，思想的光辉不会被永远湮没。阳明思想在中国受冷落，却在日本、韩国、新加坡落地生根。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说，阳明思想是东亚五百年的活水源头。

最早接触阳明思想的日本人是日本禅僧了庵桂悟。正德四年（1510年），也就是阳明先生龙场悟道之后的两年，庵桂悟奉命以83岁高龄远使中国，与阳明先生会晤。回国前，阳明先生作序一篇相送。

阳明学在日本的真正开创者应是幕府初期的中江藤树，1644年，也就是笛卡尔发表《哲学原理》的那一年，37岁的中江藤树拜读了《王龙溪语录》和《阳明全书》，感觉受益匪浅。但此时，阳明学还只局限于少数的精英阶层，并未被当时的德川幕府的民众所广泛接受。在1790年（宽政二年），德川幕府发布“异学禁令”，将朱熹学说定为唯一正统思想，阳明学则被视为异端的谋反之学。

直至幕府末期，阳明学才再度兴起。在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日本也未能幸免，美国的“黑船”敲开了日本的大门。上天赋予日本的幸运是，当时日本的社会是“天皇”与“幕府”二元结构。国难当头之际，成了革命者“推翻幕府、恢复天皇”的最佳时机。

幕府末期日本最著名的思想家是吉田松阴，他认为阳明先生的《传习录》妙不可言。他主办的学塾培养了伊藤博文等一大批倒幕维新志士，据说其门下八十位弟子中，有近半数为明治维新作出过杰出贡献，其中就包括西乡隆盛。

良知就是天理，就是道，它本来就存在于每个人心中。致良知，就是发掘人的良知，去掉自己心中不正的东西，就可以依照天道而行。

换个说法，致良知也就是“事上磨炼”。既然良知永不泯灭而且可以随身携带，遇见任何事情，只要对照自己的良知就可以知道对错是非，而无需叩问神仙或者查看经典。这是何等方便，何等及时！这就像带了一只罗盘，可以随时校正自己的方向。只要坚持修炼，自然就距离成贤成圣而不远。

稻盛先生经常强调，判断一切事物的基准，就是“作为人，何谓正确”这一句话。我认为，这就是“良知”的另一种说法。将“作为人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用正确的方式贯彻到底”，其实就是“致良知”，就是，敬天爱人。

稻盛先生说“敬天爱人”，敬畏上天，关爱众人。所谓敬天，就是依循自然之理、人间之正道，也就是天道，换言之，就是坚持正确的做人之道；所谓爱人，就是摈弃一己私欲，体恤他人，持利他之心。

到这里为止，我们已经明白了，稻盛先生的“作为人，何谓正确”即是阳明先生的“良知”。稻盛哲学中的“敬天爱人”即是“致良知”。

以此修炼，我们即可以抵达良知，也就同时抵达了天理。天理即良知，依良知而行，即是循天理而动；循天理而动，必得天助。由此，我们知道，依良知而行，循天理而动，我们就有可能成就一个圆满的人生，追寻到自己的人生王道。

可惜的是，许多人并不需要王道，他需要的是霸道，甚至是黑道，只要能吃喝玩乐过得好，可以不择手段。这时，“致良知”、“敬天爱人”又有何意义呢？

特别是作为企业家，若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做企业，为什么做人，那么，当我们有钱有势又有闲暇时间的时候，就只能去做更多更不好的事情。古人说，小人闲居为不善。

根据善恶报应的天理，做坏事的人不可能永远荣耀，即使他们能获得一时的成功，但这种成功不可能长期持续，更不可能惠及子孙。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

同时，稻盛先生提醒我们，无论你现在多么富有、多么有权势，在生命结束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留在这里，再多也不能带到下一世。如果说人生有不灭之物，那就是“灵魂”，只有你的“灵魂”会随你开始新的征程。

稻盛先生说：“如果有人问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会毫不含糊地回答，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修炼灵魂，使其在谢幕之时比开幕之初高尚一点点。我认为这就是人生的目的，除此之外，人生再无别的目的。”

今天比昨天做得好，明天又比今天做得好，每一天都付出真挚的努力、不懈的工作、扎实的行动、诚恳的修为，这样，我们才不愧对这一生一世。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阳明先生通过龙场悟道，抵达了人类智慧的顶峰。后来，阳明思想传播到日本，影响了西乡隆盛等明治维新人士，并最终体现在稻盛哲学之中。

那么，我们如何实践这些思想呢？

1997年就剃度皈依佛门的稻盛先生认为，通过践行释迦牟尼所倡导的“六度”也就是六项修炼，心志就将得以磨炼、人性将得以完善，人生就会顺利并达成圆满。

精进努力 精进就意味着拼命工作。“拼命工作”其实是磨炼心志、净化灵魂最有效的方法。为了事业成功，我们必须“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而一旦你付出了这样的努力，“智慧的宝库”就会向你瞬间开放。

只要你全力以赴，神就一定会出现。这是稻盛哲学震撼我的第一句话。

稻盛先生说：“我认为，这个宇宙中有一个地方可以称之为‘智慧的宝库’，那里隐藏着取之不尽的智慧，当我处于忘我的状态，为员工、为客户，一心不乱、全神贯注地投入研究开发的时候，当我为世人、为社会开拓新事业的时候，我就无意中触及那宝库中睿智的一端，于是我就能开发出划时代的新产品，并且使事业获得意想不到的进展。也就是说，利他之心，是打开‘智慧的宝库’大门的钥匙。”

稻盛先生创办京瓷之初，只有来自松下的订单，然而，松下在产品的价格、质量、交货期等各个方面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在松下的零部件供应商会议上，各零部件厂家愤愤不平，一齐向松下开火。然而，稻盛先生却对松下抱有深切的感谢之心：“这是松下在磨炼我们！”

因此，凡是松下要求的价格，京瓷二话不说照单全收。“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让稻盛先生的生命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人生的齿轮——过去一直在苦难和挫折的方向上运转——现在开始朝着幸运的方向转动了。

结果，当时一味向松下发泄不满而没有作出相应努力的零部件厂家，不少都倒闭了，已经消失在竞争的风浪之中。唯有京瓷幸存并且茁壮发展起来。在稻盛先生创业的第7年，京瓷开始为信息产业的巅峰产品IBM 360电脑提供陶瓷基片；第12年京瓷公司上市；第16年京瓷公司超过索尼，成为日本市值最高的企业。

克制私欲 所谓“持戒”就是遵守戒律。稻盛先生说，释迦牟尼所讲的事情，并不难实行，比如讲不可贪欲、不可偷盗、不可损人利己，人都能做到。人们之所以不“持戒”，是因为不理解“持戒”能够带来的好处，并错误地认为，“持戒”就是限制自己的享受。其实“持戒”本身就是更大的精神自由，有了精神的自由，才能气定神闲，才能发现复杂问题背后的本质。

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控制人性中的欲望。本能虽属天赐，也需要节制。被笛卡尔所打开的人性欲望的大门需要靠我们每个人的努力，把它关上，或者说控制好它打开的程度。

稻盛先生还说：“才能只是上苍偶然授予我，上苍要求将它回报世人、回报社会。如果我将它视作私人资产而独享其惠，就违背了上苍的意志，早晚会受到惩罚。”

才能亦属天赐，不可独为己谋利。这是迄今为止我听到的最震撼人心的对成功的诠释。当许多成功者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聪明才智的时候，稻盛先生将其视为天启；当成功者心安理得地享受富豪榜上的排名时，稻盛先生却认为，才能亦属天赐，不得据为己有，当为苍生谋利。

布施奉献 所谓“奉献”就是为他人效力，就是说不只是为自己，也要为世人、为社会尽心尽力。“利他”是宇宙间的基本原则。实际上，稻盛先生自己谦虚地说，像他这样随处可遇的乡下青年，在生存与奋斗中，不知不觉地实践了释迦牟尼所说的“努力”、“克己”、“奉献”这三项修炼，即拼命地工作，不做坏事，为世人和社会尽力，都能创建两家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有这样成功潜质的大有人在。

同仁堂创立于康熙八年，历代同仁堂人一直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传统古训，树立“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意识，三百多年从没有动摇过。你做的事情，可能没人看到，但是你的存心和企图上天一定知道。上天如何知道每个人的心思？还是那句话，天理即良知，既然你的良知随时在监听你的想法，良知知道了，上天也就知道了。每次读到同仁堂这两句古训的时候，我都会肃然起敬。我相信这就是利他之心的力量所在，几百年之后仍然掷地有声。

同仁堂的成功验证了稻盛先生的那句话，自利则生，利他则久。

荣辱不惊 我们在人生中遭遇的各种事情都是不确定的，今天幸运，明天就可能倒霉，因而人生就是“诸行无常”，人生就是波澜万丈。既然诸行无常，人生就是苦难。拼命忍住这类苦难，不被苦难压垮，用积极向上的心态对待这类苦难，就能将苦难转化为幸福与功德。

失败是磨炼，成功更是磨炼。人的灵魂可以被磨炼也可以被污染，人的精神可以变得高尚也可以变得卑微，这取决于我们的人生态度，就是我们准备怎样度过自己的人生。

在最困难的时候，唯一能给我们力量的就是那份天理，那份良知。天理即良知。依良知而行，即是循天理而动；循天理而动，必得天助。

镇定自若 我们常常会生气、发怒，心态会变得粗糙、粗野。处于这种心态，我们内在的智慧就会被掩盖埋没。保持镇定可以恢复平静的心性。即使我们没有时间去坐禅，若能每天晚上把心镇住，腾出片刻工夫静静地反思一天之中发生的事情，也会让我们发现许多智慧的闪光。

毛主席说过，人定胜天。这里的“定”不是“一定”的“定”，而是“镇定”的“定”。一旦我们镇定镇静下来，就可以发现被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真相，就能发现故事背后的故事，就能发现天理和天道，就能奉天道而行。

智慧磨炼 公元前523年，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而悟道，据说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奇哉，奇哉，大地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著而不能证得。

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尊佛，或者如阳明先生所说，满大街都是圣人，我们只是被私欲所遮蔽而已。只要通过修炼，掸掉心灵上的灰尘，佛光就自然得以展现。1501年，在阳明先生龙场悟道之前的7年，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作品《大卫》惊艳问世，26岁的米开朗基罗讲了一句富有禅意的话。他说，大卫原本就在石头里，我只是把非大卫的部分凿掉。

今天，我们只需要把不属于良知的那部分凿掉，我们的良知就会被唤醒。天理即良知。依良知而行，即是循天理而动；循天理而动，必得天助。笛卡尔曲线就会以天道而拐弯，我们的文明危机就可以被化解，我们的人类文明就将得救。

谢谢稻盛先生！谢谢各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项精进 /（日）稻盛和夫著；曹岫云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086–2727–4

I. 六… II. ① 稻… ② 曹… III. 企业管理 IV. F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6421号

六项精进

LIU XIANG JINGJIN

著者：[ 日] 稻盛和夫

译者：曹岫云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萌芽图文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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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总序

推荐序 正确思考的力量

第一章 经营十二条

第1条：明确事业的目的意义

第2条：设立具体的目标

第3条：胸中怀有强烈的愿望

第4条：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第5条：销售最大化、经费最小化

第6条：定价即经营

第7条：经营取决于坚强的意志

第8条：燃烧的斗魂

第9条：临事有勇

第10条：不断从事创造性的工作

第11条：以关怀之心，诚实处事

第12条：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抱着梦想和希望，以坦诚之心处世。

第二章 经营者必备的三种力量

1.“自力”就是经营者忠实地实践“经营原点十二条”的能力

2. 经营者应该实行的“经营原点十二条”

3. 第一种“他力”

4. 第二种他力

第三章 空前的经济危机及其应对

1. 何为经济危机

2. 将“动机向善、了无私心”作为判断的标准

3. 经营原点十二条

4. 构筑人类能够持续生存的社会

第四章 稻盛和夫在海尔

1. 张瑞敏：“早遇稻盛，海尔发展会更快”

2.“敬天爱人”和“阿米巴经营”

3. 孙正义：没有稻盛的“阿米巴经营”就没有“软银”的今天

4.“阿米巴经营”否定“绩效主义”

5. 稻盛和夫怎样拯救日航？

6. 在“敬己爱钱”的社会里，“敬天爱人”行得通吗？

第五章 稻盛和夫答中国记者问

第六章 盛和塾塾生心得

破公司大转型

我的事业在巴西

总序

日本京瓷名誉会长

稻盛和夫

从1959年至今长达半个世纪内，我创建并经营了京瓷和KDDI两个企业集团。很幸运，这两个集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现在这两家的业绩简单相加，销售额达4.7万亿日元，利润逼近6 000亿日元。

另外，去年，我接受日本政府的邀请，就任代表国家形象的、破产重建的日本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在重建过程中，我着力于经营干部的意识转变，以及企业体质的改善，这样努力的结果，第一年就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业绩大幅超过了重建计划中预定的数字，现在日本航空的利润率已达到两位数以上，正在变成一个高收益的企业。

取得这些成就，原因不过是在企业经营中，我彻底地贯彻了经营的原理原则而已。那么所谓原理原则是什么呢？那就是“贯彻做人的正确的准则”。我在必须做出经营判断的时候，总要扪心自问：“作为人，何谓正确？”坚持把作为人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以正确的方式贯彻到底。

或许有人认为，这样的经营要诀未免太简单、大朴实了。但是，正因为贯彻了这条原理原则，我自己，以及继承我工作的京瓷和KDDI的经营干部，才没有发生过经营判断上的失误，才使企业顺利地成长发展到今天。

我的经营哲学还有另外一个侧面。那就是：立足于宇宙的本源以及人心的本源来展开经营活动。

我认为，在这个宇宙间，流淌着促使万物进化发展的“气”，或“意志”。同时我认为，人的本性中充满着“爱、真诚与和谐”。所谓“爱”，就是祈愿他人好；所谓“真诚”，就是为社会为世人尽力；所谓“和谐”，就是不仅让自己也要让别人生活幸福。

我们每一个人都以充满着“爱、真诚与和谐”之心去生活、去工作，那就意味着与引导万物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宇宙的潮流相一致，这样我们的经营就会顺畅，人生就会美满。这就是我在将近80年漫长的人生中所坚信不疑的“真理”。

本书就是遵循这样的思想，由近年来我在中国的讲演为主编辑而成。面对中国的经营者和企业干部、政府官员和大学学者，以至一般市民，我都从原理原则讲起，涉及人的本性和宇宙的本源，阐述经营和人生的要诀，获得了人们广泛的赞同。

近来，我的演讲集将作为系列书籍在中国出版发行，作为著者，我衷心希望，从人和宇宙的本源谈起的我的哲学，能够跨越国界、民族和语言的障碍，到达广大的中国男女老少的手中，为让他们的人生更美好、经营更出色做出我的一份贡献。同时，如果这对促进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也能助上一臂之力的话，那就是我的望外之喜了。

在本书出版之际，请允许我对为出版本书做出不同寻常努力的稻盛和夫(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曹岫云董事长、王建敏总经理，以及很爽快地为本书提供论文的中国和日本的有关企业家表示深切的谢意。

谨以此文作为“稻盛和夫经典演讲”系列图书的序言。

推荐序

正确思考的力量

稻盛和夫（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岫云

思考就是哲学

“稻盛和夫经营哲学经典讲演系列”是稻盛先生多年来不断思考的结晶。我想将自己在编译这系列书籍过程中的感想告诉读者。

“心之官则思”，每个人每天都在思考。但思考有自觉和不自觉之分，有深刻和肤浅之分，有正确和错误之分。

思考是种子，行动是花朵，成败是果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思考是一切的起源。

参天大树原本只是沉睡的种子；翱翔天空的苍鹰早先只在卵中待机；世界上一切伟业最初不过是伟人心中的一个梦想而已。

中国历史上没有“哲学”这个词汇，据说这个词汇从日本引进，而日本又从希腊语“philosophia”翻译而来。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据说西方有人对“哲学”的定义是：“对人的本质进行思考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哲学。”提倡自由深入地思考，其结果之一，就是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经营哲学

在稻盛和夫先生之前，日本很少甚或没有人将“经营”和“哲学”两个词汇联系在一起。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虽然提倡“科学管理”，但是在很长时间内却没有“经营哲学”这样的说法。近年来，“经营哲学”这个词汇在日本、在中国开始流行，逐渐成为常用语。

但是早在50多年前，稻盛先生就开始思考经营和哲学的关系。

1956年，稻盛在一家名叫“松风工业”的陶瓷企业打工，时年24岁。

当时日本三井物产有一位“大人物”吉田先生负责“松风工业”绝缘瓷瓶的出口业务。吉田常来公司调查。他发现该公司其他部门意气消沉，唯有稻盛领导的“特磁科”士气高昂，热火朝天，吉田觉得不可思议。

凑巧的是，这位吉田先生和稻盛在鹿儿岛大学时的恩师内野教授是东京大学的同窗好友。内野在吉田面前曾经多次夸奖过稻盛。吉田在调查结束时提出要约见稻盛和夫。

稻盛觉得吉田虽然是老前辈又是大人物，但很可亲，值得信任，同他交流是难得的机会，于是就将平时头脑里经常思考的“松风工业”经营上的事情，直率地、毫无保留地告诉吉田。切身经历加上深思熟虑，稻盛讲得既生动又具说服力，无论是话题、措词、内容还是其中包含的思想，都与稻盛当时的年龄、身份很不相称。吉田先生一声不响，神情专注，静听稻盛述说，最后大声说道：“才二十几岁，年轻人，真不简单，你已经有了自己的philosophy。”

稻盛当时不知道“philosophy”是什么意思，回到宿舍一翻辞典，“philosophy”就是“哲学”。那瞬间，稻盛心中不由自主地一阵颤动。

吉田不愧为有见识的大人物，他一句话就点中了稻盛的本质特性，可以说，这句话催生了后来的“京瓷philosophy”即“稻盛哲学”。

“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这就是几十年来稻盛经典讲演的主题之一。如果说泰勒首倡了“科学管理”，那么稻盛和夫首倡了“经营哲学”。我想这种说法符合事实。

正确思考

稻盛先生白手起家，40年间创建了京瓷和KDDI两家世界500强企业。2010年2月1日，78岁高龄的稻盛先生在退休13年后东山再起，应日本政府邀请，出任破产重建的日航董事长，在万众瞩目之下，仅仅10个月，就大幅度扭亏为盈，创造了日航历史上空前的1 580亿日元的利润。然而，这一切不过是稻盛哲学的产物。或者说，这种不可思议的成功仅仅起源于稻盛先生的正确思考。

稻盛先生是理工科出身，作为一名科学技术工作者，在新型精密陶瓷领域，他年轻时就有许多划时代的发明创造。稻盛先生具备科学家合理思考、追究事物真相的科学精神。

作为企业家，稻盛先生气势如虹又心细如发。他不但善于把握宏观形势，做出类似参与通信事业这样超人的战略决策，而且在企业管理的所有细节上，通过贯彻“钱、物、票一一对应”、“双重确认”、“玻璃般透明的经营”等方法，彻底把握经营的实态，把握事情的本质。稻盛先生创建了精致、缜密、实用的《稻盛和夫会计实学》和《阿米巴经营》模式。如果你读这两本书，相信你一定会对稻盛先生彻底的实事求是态度肃然起敬，并且能理解稻盛的企业50年持续盈利的秘诀。有如此作为的企业家闻所未闻。

为了进一步净化自己的心灵，在精神世界追求更高的境界，65岁后，稻盛先生曾一度投入佛门，认真修行。稻盛先生并不停留在对佛教单纯的信仰上，结合自己丰富的人生实践，他还对佛教的精髓“六波罗蜜”即布施、持戒、精进、忍辱、禅定、智慧，做出了积极的、深入浅出的解释，令人倍感亲切。

科学家、企业家、宗教家之外，我认为稻盛先生最本质的特色在于他是一位“彻底追究正确思考的哲学家”。人类有史以来有不少卓越的思想家、哲学家。而哲学家同时又身兼科学家、企业家、宗教家，一身而数任的人，稻盛先生或许是独一无二、天下无双。而更可贵的是：稻盛先生不仅养成了深思熟虑的习惯，而且他是一位彻底地追求正确思考的哲学家。

人究竟应该怎样生活？企业家应该如何正确地经营企业？正确的人生观对个人、组织、人类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提出如此重大命题的人意外的少。而不停地提出、思考、回答这些问题的，就是稻盛先生的哲学和实践。

稻盛哲学的原点是“把‘作为人，何谓正确？’当作判断一切事物的基准”。

稻盛哲学的核心用一个方程式表达就是：

人生·工作结果=理念 人格 × 热情 × 能力–100~+100 0~100 0~100

如此鲜明简洁地提出如此重要的哲学观点，并一辈子切实实践的企业家，稻盛之前无古人。

正确思考的威力

稻盛先生的青少年时代充满挫折甚至苦难。大学毕业后好不容易入职的企业却连续十年赤字，连工资也不能如期发放。为此，稻盛先生曾经怨天尤人。但当身为技术员的稻盛先生正确思考一个优秀的技术员应该如何开展研究工作，并全身心投入时，奇迹出现了。

稻盛绊着松香容器、差点摔倒的一瞬间，他发明了新型陶瓷中划时代的新材料镁橄榄石；当他看到高温炉中板状陶瓷零件像鱿鱼般翘曲时，突然产生用手从上面压住的冲动，从而获得灵感，干脆利落地解决了重大的技术难题……

稻盛27岁创业，因为不知如何正确经营企业而苦恼时，他又获得灵感，确立了在经营中判断一切事物的基准——作为人，何谓正确。

京瓷初创时的28名员工中，20余名是初中生，稻盛自己也只是一家地方大学的毕业生。为了回答“能力平凡的人怎样才能取得不平凡的成功”，稻盛想出了上述精彩的人生方程式。

京瓷发展壮大，稻盛先生忙得不可开交时，他又从孙悟空拔毛吹出分身的故事中获得灵感，创造了“阿米巴经营”模式，实现了真正的全员经营，奠定了京瓷、KDDI稳步而又快速发展的基础。

孙正义创建的“软银”也是世界500强企业。孙正义曾是稻盛创办的“盛和塾”的塾生。最近在拜访稻盛先生时，孙正义说：“如果没有稻盛先生敬天爱人的思想和阿米巴经营，就没有软银的今天。”

“盛和塾”现在已有7 000名企业家塾生，他们学习并实践稻盛先生正确的经营思想，大部分企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其中近百家企业已经成功上市。

神的智慧

稻盛先生2010年2月1日正式出任日航董事长，而在此前的1月19日，日航公开宣告破产重建。这一天稻盛按预定日程乘日航的飞机参加夏威夷盛和塾的开塾仪式。在大阪关西机场，稻盛对前来送行的日航关西分店长山口先生说：“我是为了日航的员工才到日航来的。”又说：“日航的干部要一天24小时思考日航的经营问题。”这两句话深深地刻入了山口先生的心中。

稻盛先生强调：“在高尚的思想里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为什么呢？

思考是人的显意识在发挥作用。但如果你怀抱善念，针对某一难题，朝思暮想、左思右想、前思后想、苦思冥想，一天24小时思考，反复地、深入地、强烈地思考，这样，你的愿望会渗入潜意识。在不经意间，潜意识会突然给你灵感，让你心中一亮，立即抓住事物的核心，问题顷刻间迎刃而解。

稻盛先生把这种灵感称为“神的智慧”。回顾发明镁橄榄石的过程，稻盛先生说：“当时在我头脑里闪过的这种灵感，并非出于我个人的实力，在我偶然绊上松香树脂容器的一刹那，是神给了我启示，让我产生思想的闪光。是神看到我日日夜夜、呕心沥血、苦苦钻研的样子，心有不忍，可怜我，故意让我绊了一跤，赐予了我最高的灵感。”

稻盛先生说：“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说明为什么能力平平，缺乏知识、技术、经验、设备的我，竟然能够做出世界一流的发明创造。”

宇宙之心

根据宇宙物理学最权威的“大爆炸”理论，广袤浩瀚的宇宙原本只是一小撮高温高压的基本粒子的团块。经“大爆炸”产生的质子、中子、介子组成原子核，再与电子结合构成原子，原子结合形成分子，分子组成高分子，从中产生DNA从而孕育出生命体，生命从低级进化到高级，最终出现人类。宇宙为什么在演化过程中一刻也不肯停顿呢？这绝非偶然。不妨设想存在着“宇宙的意志”，或叫“宇宙之心”，它促使森罗万象一切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稻盛先生强调，如果我们的想法与“宇宙的意志”同调，我们的事业一定繁荣昌盛，反之，即使一时成功，最终必然衰落乃至灭亡。个人如此，企业如此，国家如此，整个人类亦如此。

“稻盛和夫经营哲学经典讲演系列”是稻盛先生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思考和实践的产物，是正确做人做事的最高智慧，其中妙语如珠，格言箴言接二连三。其中每一篇都足以引发我们深思，如果它溶入我们的血液，我们的事业一定繁盛不衰，我们的人生一定幸福美满。

2011.2

第一章

经营十二条

2010稻盛和夫经营哲学青岛国际论坛

我是刚才承蒙介绍的稻盛。

青岛市人民政府和稻盛和夫（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共同举办“2010稻盛和夫经营哲学青岛国际论坛”，有这么多中国企业家和日本盛和塾的塾生参加，对此，请允许我表示深切的感谢。

在讲演之前，请允许我向筹备这次论坛做出辛勤努力的青岛市人民政府、武铁军市长助理以及有关各位，表示由衷的谢意。

在各位的大力支持协助下举办的这个盛会，现在只剩下我的讲话了。

两天来，听了几位中日企业家的经营体验发表和讲演，听了专题讨论会诸位的发言，我非常感动。同时，这么多中日企业家在百忙中抽空汇聚一堂，为把企业经营得更好，认真地互相学习。这样的场景也让我深为感叹。

在座各位企业家如此认真地经营企业、直面人生，我应该给大家讲些什么话才好呢？我感到很烦恼。

在2010年6月召开的“经营哲学北京报告会”上，我以“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为题，谈到“企业经营，哲学不可或缺，为此经营者必须提升自己的心性”。

人们一般并不认为哲学以及人生观有多么重要。但不是别的，正是哲学决定了经营和事业的成败。想把自己的公司搞好，让员工幸福，先决条件是经营者必须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精神境界。这是我上次讲演的主旨。

通过上次的讲演，我想大家已经理解了哲学在企业经营中的重要性。今天我想论述指导企业成长发展的具体的经营要诀。

我把迄今为止在京瓷和KDDI的经营实践中切身体悟的经营原理原则归纳为12项，称之为“经营十二条”。今天，我一项一项来解释这个“经营十二条”。

一提起经营，人们常常望而生畏，许多复杂因素交叉叠加，似乎难上加难。或许因为出身理工科的缘故吧，我想只要着眼事物的本质，经营企业可以说相当单纯。

比如，世上有各种各样的现象，如能将驱动这些复杂现象的原理总结出来，那么一切其实都是单纯明快的。复杂现象复杂理解，事情反而难办。

在研究开发领域，必须具备将复杂现象简单化的能力。企业经营也一样，只要领会了其中的要诀，也就是原理原则，经营企业就决不是什么难事。

我所思考和归纳的经营要诀，在福布斯500强企业“京瓷”和“KDDI”的经营中，由我亲身实践并证明了它的有效性。现在，在日本代表性企业“日本航空公司”的破产重建中，为了让企业干部理解并实践这些原则，我每天都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作解释。

另外，我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经营的要诀、经营的原理原则都一样，不会因为国家地区不同而不同。下面要讲的“经营十二条”，立足于“作为人，何谓正确”这一最基本的观点之上，所以我认为它超越国境、超越民族、超越语言差别，普遍适用。

我开展的“盛和塾”的活动，旨在向年轻企业家传授正确的经营思想。这个活动不仅在日本，现在已经发展到中国、巴西和美国。我讲授的内容中，被这些海外企业家塾生奉为圭臬之一的，就是这个“经营十二条”。

现实中，有一位巴西的塾生信奉“经营十二条”，忠实地贯彻实行，结果他在巴西被称作“香蕉大王”，经营着一个巨大的香蕉产业。

“经营十二条”的每一个项目，绝没有什么复杂难懂的内容。但是，正如上面所说，“经营十二条”的有效性和普遍性，已为事实所证明。它就是经营的要诀。希望大家务必相信它的力量，深刻理解、认真实践“经营十二条”。

下面就逐条讲解“经营十二条”。

第1条：明确事业的目的意义——树立光明正大的、符合大义名分的、崇高的事业目的。

为什么要办这个事业？这个企业存在的理由到底在哪里？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但自己创办事业的目的及意义，必须明确地表示出来。有人为了赚钱，有人为了养家，这些并不错。但仅靠这目的，要凝聚众多员工，齐心协力办企业，是不够的。事业的目的和意义还是尽可能以高层次、高水准为好，换句话说，必须树立光明正大的经营目的。要让全体员工拼命工作，缺乏“大义名分”，事实上行不通。“原来我的工作有如此崇高的意义”这样的“大义名分”，如果一点儿都没有的话，人很难从内心深处产生必须持续努力工作的欲望。

我在创办“京瓷”时，就遭遇了“事业目的究竟是什么”的重大考验。当时的我，还不懂这一条经营大原则。“活用自己的制陶技术，开发新品，借以问世”就是我当时对事业的定位。

那时的日本世风，轻视技术，尊重学历乃至学阀，对人的实力并不予以恰当评价。为此，我对自己初次就职的公司大失所望。因此，新公司“理直气壮、让稻盛和夫的新颖精密制陶技术问世”就自然成为经营目的。

一名技术员，一个研究者，有了自己的公司，终于可以将潜心钻研的技术成果发扬光大，当初的喜悦心情，难以言喻。

但想不到，创业后第三年，竟招致青年员工们的反叛。公司设立第二年，招进了十多名高中毕业生，经过一年的磨炼已成生力军。突然他们持联名状，向我集体交涉。状书上写明每年最低工资增幅、最低奖金，而且要连续增长到将来等等。要求我予以承诺并做出保证。

当初招聘面试时我曾明言：“公司究竟能成何事，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必定奋力拼搏，力争办成一流企业。你们愿意到这样的公司来试试吗？”他们明白我的话，明白我事先并无承诺，但仅过一年，就来联名状，并威胁不答应条件就集体辞职。

新公司正缺人，他们已成战斗力，如果走了，公司必遭损失。但如果他们无论如何都固执己见的话，那也没办法，就算公司从头再来吧。我不肯妥协，明确答复：“不接受你们的条件。”

公司创办不足三年，我自己对公司前途仍无确切把握，对将来的描绘，只能是“全身心投入，总会有所成就吧”这样的程度。为了挽留他们，要做出缺乏自信的、违心的承诺，我做不到。谈判从公司谈到我家，僵持了三天三夜，我这样对他们说：“作为经营者，我绝不只为自己，我倾全力把公司办成你们从内心认可的好企业，这话是真是假，我无法向你们证实，你们姑且抱着‘就算上当也试试’的心情怎么样，我拼上命也要把事业做成，如果我对经营不尽责，或者我贪图私利，你们觉得真的受骗了，那时把我杀了也行。”这样熬了三天三夜，推心置腹，他们总算相信了我，撤回了条件，不但留下，而且倍加努力，埋头工作。

当时的这些造反派，陆续都成了“京瓷”的骨干，这是后话。但这一事件深深刺痛了我，让我意识到了企业经营的根本意义，成了我转变经营目的的契机。此前的企业目的是“技术问世”，对公司前景的展望，不过停留在“只要废寝忘食地干，饭总能吃饱吧”这种水平之上。

我在七兄妹中排行第二，乡下亲兄弟尚且照顾不及，又怎能保证进厂不久的所有员工，包括他们的亲属的终生幸福呢？可是员工们却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这次艰难的交涉，让我从内心深处理解了员工的愿望。我开始意识到企业经营应有的真正目的。这目的既不是“圆技术者之梦”，更不是“肥经营者一己之私腹”，而是对员工及其家属现在和将来的生活负责。

这次纠纷教育了我，让我明白了经营的真义：经营者必须为员工物、心两面的幸福殚精竭虑，倾尽全力，必须超脱私心，让企业拥有大义名分。这种光明正大的事业目的，最能激发员工内心的共鸣，获取他们对企业长时间、全方位的协助。同时大义名分又给了经营者足够的底气，可以堂堂正正，不受任何牵制，全身心投入经营。

此后，我将“追求全体员工物、心两面的幸福，同时为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作为“京瓷”的经营理念。因为企业作为社会一员，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所以这后一句也必不可少。

企业创建不久，就转变并明确了事业的目的和意义，明确了公司的经营理念，这真是幸事。尔后40年企业的一切发展，都不过是贯彻这一正确经营理念的必然结果。

第2条：设立具体的目标——所设目标随时与员工共有。

比如企业今年的年销售额是1亿日元，明年要达到2亿日元。用具体的数字明确地表述目标。不光是销售额，包括利润，都要建立明确的目标，并用数字具体地表示。而且这种目标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必须明确。

所谓空间上明确，即目标不是全公司的一个抽象数字，而是分解到各个部门的详细资料，现场最小的组织单位也必须有明确的数字目标。再进一步，每一个基层员工都要有明确的指针和具体的目标。

所谓时间上明确，即不仅设定年度目标，而且要设定月度目标。月度目标明确了，每个人就能看出自己每一天的目标。员工们明白自己每一天的任务，要完成这些任务，就必须设定明确的目标。

每位员工努力完成任务，各个部门就能达成目标，公司整体目标也自然达成；每天的目标达成，积累起来，月度、年度的经营目标也自然达成了。另外目标明确，目标就可与员工共有。如果目标不明，即经营者不能指明公司的前进方向，员工就会无所适从，或各行其是，行动方向混乱，结果力量分散，组织的合力就无从发挥。

但是，我并不主张制订长期的经营计划。在经营这个领域，不少人主张必须依据企业经营战略，制订5年甚至10年的中长期计划。但是我从不制订长期计划。因为长期计划即使制订，要达成几乎不可能。其间必有超出预想的市场变动，甚至不测事态发生，计划本身失去意义，或向下修正，或不得不放弃，这类事司空见惯。不严肃、无把握兑现的所谓计划，还是不制订为好。员工见多了这样的计划，会产生“反正完不成也没关系”的想法，甚至漠视计划。一旦经营者再次制定经营目标，员工反倒失去向高目标挑战的热情。更坏的是，销售目标没达成，费用和人员倒按计划增加了，即销售减，费用增，经营吃紧，日子变得难过。

因此“京瓷”从创立起，一向只制订年度经营计划。3年5年后的事，谁都无法正确预测。1年的话，基本还能看清楚。然后将年度计划细分，变为每一天的目标，千方百计，不达到不罢休。

以今天一天的勤奋，完成今天的任务，就能看清明天；以本月一月的勤奋，完成本月的任务，就能看清下月；以今年一年的勤奋，完成今年的任务，就能看清明年。日复一日，切切实实达成每一天的目标，至关重要。重要的是目标是不是明确。经营顾问们瞧不起这一套，“这岂能成大事！”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但是，我只设定每年短时段的具体目标，付诸实行，完成。接着设定下个短时段的明确目标，再实行，再完成。周而复始，贯通始终，就这样，事业年年岁岁增长发展不停。

第3条：胸中怀有强烈的愿望——要怀有渗透到潜意识的强烈而持久的愿望。

我相信境由心造，心中蓝图能成为现实。换句话说，“无论如何也要达成目标”这一愿望的强烈程度，就是事情成败的关键所在。为经营课题所困扰，苦闷彷徨，是经营者的家常便饭。聚精会神于悬案，日日夜夜，废寝忘食，持续将思维聚焦于一点，直至突破。能否做到这些，是事业胜负的分水岭。

从这个意义上，我把“心怀强烈的愿望”作为经营第三要诀列出，同时将副标题定为“要怀有渗透到潜意识的强烈而持久的愿望”。因为一旦驱动潜意识，就更能有效扩展经营。

什么叫潜意识？人的意识，有显意识和潜意识之分。比如现在我正在用显意识跟大家讲话，大家也正用显意识听我讲话。显意识是正觉醒着的意识，可随意运用的意识。潜意识通常则沉潜于显意识之下，不会显露出来，是不能人为控制的意识。

按照心理学家的说法，潜意识所持的容量，比显意识不知要大多少倍。据说我们人从生到死，全过程中的一切体验、见闻、感触，都蓄积于这潜意识之中。

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驱使潜意识的实例。比如学开汽车(日本)，“右手握方向盘，左手控制排挡，右脚踩油门或刹车”，这套操作要点，我们先用头脑理解，即运用显意识，将它集中于“驾车”这一行为。

但熟练以后，即使不去意识操作要点，而是思考别的事，照样可以开得平稳自如。那是因为运用显意识反复驾驶汽车的过程中，显意识渗透到潜意识，结果潜意识在无意识中发挥作用，帮了我们的忙。

据说有两种办法，可以运用潜意识。

一种办法是接受强烈的冲击性刺激。受到沉重打击时刻骨铭心的体验，会进入潜意识，并不断返回显意识。

据说人于临死之前，过去的事情，犹如走马灯在脑中浮现。零点几秒的一瞬间，一生经历，像电影似的，一一在脑海中闪现。

就是说，储存于潜意识中的记忆，在直面“死”这一重大事件时，就与显意识连结，而显现出来。但是人们都不想死，不希望获取这样的经验。

第二种办法是让经验反复，反反复复的经验，使运用潜意识成为可能。

比如“销售额要多少”、“利润要多少”这样的目标，从早到晚，夜以继日，反复思考，这种强烈的、持续的愿望，可以进入潜意识。

经营者一到公司总很繁忙，不可能24小时只考虑一种目标，但因“销售额要多少”这目标已进了潜意识，即使你思考别的问题，必要时它也会跑出来，给你达成目标的启示。

比如在座有人想开拓新事业，手下又缺乏有这方面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人才。但如果抱有“无论如何非做不可”的强烈愿望，天天反复，在头脑中模拟演练，这愿望便能渗透到潜意识。

某日，我在酒店小酌，忽然听到邻桌陌生人说话，所言极像我思考的新事业的专门人才。于是立即起身请教：“对不起，听您刚才的话……”不知不觉就攀谈、热络起来，再后，此人便进了本公司，新事业以此为契机启动并一举展开。这类事我经历过多次。

事实上，1983年夏季，我在为参与通信事业（这个事业发展为今天的KDDI）反复推敲、构思方案时，参加某经济团体的聚会，与前来讲演的通信领域的技术专家偶然相遇，就以此为契机，新事业的计划迅速推进。

这种场合，原不过隔桌饮酒，萍水相逢。然而，强烈的愿望既已浸透潜意识，即使不经意之间，也能将偶然邂逅变作良机，促使事业成功。这是潜意识的功劳。

但在进入这境界之前，必须反复继续，必须有一个全身心投入、不断驱动显意识的过程。如果对要做的事不肯深思，甚至朝秦暮楚，或不过淡然处之，那它决不会进到潜意识。只有持续火一样燃烧着的炽热愿望，才可能驱动潜意识为您效劳。

50年前白手创建“京瓷”时，面对仅有的28名员工，我总是重复这样的话：“让我们拼命干吧，我们要创造一个卓越的公司，镇上第一的公司，不，京都第一的公司，日本第一的公司。”

每晚加班到深夜，厂门口总有叫卖面条的小贩应时而来，我和员工们总是边吃夜宵，边说未来的梦想，那情景至今仍栩栩如生。

资金、设备、技术、人才等什么都缺的状况之下，我却一味热衷于对员工们讲述将来之梦。以员工的立场冷静直面现状，我的理想简直荒唐无稽，不过是经营者的戏言而已。

其实诉说梦想的经营者，即我自己，也不免半信半疑，“这真的行吗？”我晓得我的话并无足够的说服力。但是，朝也说晚也说，一遍又一遍，反复倡导间，员工们，我自己，不知何时起，竟信了。而且朝着那目标，众志成城，不惜一切努力去实现。

目标愈高，为实现它，就必须持续心怀强烈的愿望。期待在座各位经营者，揭示各自的高目标，并怀抱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强烈而持久的愿望，把目标变成现实。

第4条：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坚持不懈地做好具体的工作。

我认为成功没有捷径，努力才是通往成功的光明大道。“京瓷”仅用40年，就成长发展到现在的规模，除“努力”之外，可说别无他因。但是，京瓷的“努力”不是普通的努力，而是“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不亚于任何人”这几个字，才是最关键的。不做这种程度的努力，决无企业今日的繁荣。

“京瓷”创业之初，既无足够的资金和设备，又无经营的经验和实绩，唯一的资本，只有无尽的努力，真可谓夜以继日，昼夜不分，努力工作，濒临极限。每天忙得连何时回家，何时睡觉都不知道。不久大家就筋疲力尽，“照这样拼命，身体能吃得消吗？”员工中传出这样的声音。我的生活也毫无规律，睡眠极少，不能按时吃饭。有时想，长此以往，恐怕真的难以为继。我召集干部开会，说：“我虽不太懂企业经营是怎么回事，但可比作马拉松，是长距离、长时间竞赛。我们是初次参赛的非专业团队，而且起步已迟。包括大企业在内的先头团队已跑完了全程的一半。反正是无经验、无技术的新手，出发又晚，不如一上场就全力疾驰。”

大家会说，“这样蛮干，身体会垮”。说得没错。“要用百米赛跑的速度，一口气跑完42.195公里马拉松全程，当然不可能。但新手迟发又慢跑，就毫无胜算。我们至少得尽力急起直追。”

我就这样说服了员工，自创业以来，始终“全力疾驰”，结果京瓷一刻不停，发展再发展。至今难忘创业后第12年，1971年公司股票上市当日的情景，全体员工聚集在工厂空地上，我禁不住感动的泪水，哽咽着说的一段话，记忆之清晰，犹如昨日：

“以百米赛跑的速度跑马拉松，或许中途倒下，或许跑不动了落伍。大家这么讲过，我也这么想过。但是，与其参加没有胜算的比赛，不如一开始就全力以赴，即使坚持不长，也要挑战一下。幸运的是，不知不觉中我们居然适应了高速度，用这高速一直跑到了今天。

“跑着跑着，发现前面的人速度不快，于是再加速，超越他们，现在已超过了第二集团，领先者已进入视野，再加油，按这种阵势就可以追上那先头团队！”

用跑百米的速度跑马拉松，这样的努力才配称“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问诸位经营者：“你们努力吗？”大家会答“我们尽了自己的努力”。但是企业经营就是竞争，当竞争对手比我们更努力时，我们的努力就不奏效，我们就难免失败和衰退。

仅仅是“尽了自己的努力”这样的程度，公司不可能发展。要在“血雨腥风”般残酷而激烈的企业竞争中获胜，获得成长发展，就必须是“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必须每天不断地持续。千万不可忘记，任何伟大的事业，都是一步一步、踏实努力积累的结果。

“京瓷”靠生产日本某大电器公司电视机显像管所用精密陶瓷部件开始创业。因为这种产品加工非常困难，当时日本只有“京瓷”能做。尽管如此，每个的单价极便宜，一个只卖9日元，客户订货批量却以几万个、几十万个为单位。精密陶瓷部件所用材料虽然先进，但同陶瓷器皿的烧制一样，生产过程很普通。将原料粉末成型凝固后，放进炉里高温烧制。这样的作业周而复始，不断重复，不断生产。

当时常想，只卖9日元的廉价产品，只是大公司的下级工厂，只是一味地努力生产，怎么可能变为大企业呢？

但是揭开迄今为止大企业的成长发展史，就会明白，它们都从小事业开始，点滴积累，不断创新，踏实努力，坚持不懈，才有后来的辉煌。一开始就想抓大商机，或想靠偶然碰巧的生意发财，都靠不住，都长不了。企业发展的要诀一点不难：认真做实事，一步一步、踏踏实实，持续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精益求精，持之以恒，如此而已。

希望在座各位经营者理解：只要一年365日，不间断地保持“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诸位的公司定能成为自己想象不到的伟大企业，诸位的人生也会更充实、更美好。

第5条：销售最大化、经费最小化——利润无需强求，量入为出，利润随之而来。

“京瓷”开始运行时，我没有经营经验和知识，对企业会计一窍不通。请外援公司派来的财务科长协助会计事务。一到月底，我就抓住他问：“这个月怎么样？”结果夹杂着许多会计专业术语的解答，令技术出身的我十分头痛。我忍不住说：“如果销售减去经费，剩余就是利润的话，那么，只要把销售额增加到最大，把经费压缩到最小，不就行了吗？”

估计那位科长当时吃了一惊。从那时起，我就把“销售最大、经费最小”当作经营的大原则。虽然是一条非常单纯的原则，但只要忠实贯彻这一原则，“京瓷”就可以成为高收益体质的优秀企业。

作为经营常识，大家都认为销售额增加，经费随之增加。但是不对。超越“销售增，经费也增”这一错误的常识，为做到“销售最大化、经费最小化”，开动脑筋，千方百计，从中才会产生高效益。

举例来说，假定现在销售为100，为此需要现有的人员及设备，那么订单增至150，按常理，人员、设备也要增加50%才能应付生产。但是，做这样简单的加法，绝对不行。订单增至150，通过提高效率，本来要增加5成人员，压到只增加2~3成，这样来实现高收益。订单增加、销售扩大，公司处于发展期，正是搞合理化建设、提高效率、变成高收益企业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大多数经营者却在企业景气时放松管理，坐失良机。

“订单倍增，人员、设备也倍增”的加法经营很危险。一旦订单减少，销售降低，经费负担加重，立即一落而成亏本企业。实施“销售最大、经费最小”原则，必须建立一个系统，使每个部门每月的经费明细一目了然。为此，“京瓷”开张不久，就引入了所谓“阿米巴经营”的管理系统。

同一般财务会计不同，这是经营者为便于经营而应用的一种管理会计手法，“阿米巴”是由几个人至十几个人组成的小集团，“京瓷”现有1000多个这样的小集团，构成一个经营系统。

所谓“阿米巴经营”，就是计算出每个“阿米巴”每小时生产多少附加值。简单讲，就是从每个“阿米巴”月销售额中减去所有月经费，剩余金额除以月总工时所得的数字，作为经营指标，我们称之为“每小时核算制度”。

“京瓷”就依据“每小时核算制度”，月末结算，次月初各部门实绩由“每小时核算表”详细反映出来。只要细看“每小时核算表”，哪个部门收益如何，有关情况一目了然。

另外，为将经费压缩到最小，“每小时核算表”把经费科目细分，比一般会计科目分得更细，构成所谓实践性经费科目。比如不用“光热费”这个大科目，而是将其中的电费、水费、燃气费项目分别列支。

这样做，从事实际工作的员工就能理解，并可采取具体行动来削减经费。看了细分后的核算表，“啊，这个月电费花多了。”现场负责人就能清楚理解经费增减的原因，便于切实改进。

在日本常有“中小企业像脓包，变大就破”之类的挖苦话。说到底，就是因为没有采用上述有效的管理会计手法。

公司尚小时姑且不谈，变大后仍做笼统帐，那任何人都弄不清经营实态。当然一般的会计处理总是会做的，但不起实际作用，因为经营者从中看不清经营实况，无法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企业效益自然上不去。

京瓷自创业以来，除了近年“雷曼冲击”之后的一段时间外，利润率基本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有些年份利润率甚至超过40%。

构建如此高效益的企业体制，原因不仅在于“京瓷”拥有其他公司无法仿效的独创技术，开发了高附加值的产品，我认为，最大原因就在于忠实贯彻了“销售最大、经费最小”的经营原则，构筑了让经营者可以看清经营实况的管理系统，并使该系统有效运行。

第6条：定价即经营——定价是领导的责职。价格应定在客户乐意接受、公司又盈利的交汇点上。

以前，在选聘“京瓷”董事时，我希望录用有商业头脑、懂生意经的人才。为此出了个考题：“如何经营夜间面条铺”，在中国相当于“如何经营面馆”。

给候选人购置面条铺设施的资金，让他们做面条买卖，几个月后，看他们赚了多少。用这办法通过竞争来选拔。之所以出这个试题，是因为如何做面条生意，包含了经营的一切精粹。

如想卖烧肉面，那么，用鸡骨汤还是排骨汤，用机制面还是手拉面，肉片放几块，要不要加葱……有各色各样的选择。就是说，小小一碗面条，可以千差万别，经营者不同，做法完全不同。

其次，面条铺设在哪里，营业时间怎么定，开在闹市以醉酒客为对象，还是开在学生街瞄准年轻人，如何决定，体现当事人的商业才干。

定下这些后，在此基础上要如何定价呢？如果在学生街，就要廉价多销；如果在闹市，不妨做高档美味面，价高，卖得少些照样赚钱。

如何做面条生意，凝缩了经营的各种要素，“如何定价”一条，就可判断他有无商业才能。

我曾想用这道题目，考验出候选者有无商才，为选聘董事把关。因实施方面有难度，没有推行。但我坚信定价就是定生死，定价即经营。

给产品定价，有各种考量。低价，薄利多销，还是高价，厚利少销，价格设定有无数种选择，它也体现了经营者的经营思想。

价格决定以后，究竟能卖出多少量，获得多少利，预测极难。定价太高，产品卖不出；定价过低，虽然畅销，却没有利润。总之定价失误，企业损失莫大。

在正确判断产品价值的基础上，寻求单个的利润与销售数量乘积为最大值的某一点，据此定价。我认为这一点应该是顾客乐意付钱购买的最高价格。

真能看清、看透这一价格点的，不是销售部长，也不是营业担当，而非经营者莫属。可以说这是定价的普遍原则。

但是，即使以该价格卖出了，也未必意味着经营一定顺当，即使以顾客乐意的最高价格出售了，却仍没获利，这种情形屡见不鲜。问题在于：在已定的价格下，怎样才能挤出利润。

以生产厂家为例，如果跑销售的只知道以低价格获取订单，那么制造部门再辛苦也无法获利，因此必须以尽可能高的价格推销，但是价格确定后，能否获利，就是制造方面的责任了。一般的厂家，以成本加利润来决定价格，日本的大企业多数采用这种成本主义的定价方式。

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卖价往往先由市场决定了。成本加利润所定的价格，因为偏高而卖不动，不得已而降价，预想的利润泡汤，极易陷入亏损。

因此，我给技术开发人员这样定位：“你们或许认为，技术员的本职工作就是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但是我认为，这还不够，只有在开发的同时认真考虑降低成本，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称职、优秀的技术员。”

必须在深思熟虑后定下的价格之内，努力获取最大利润。为此，“材料费、人工费、各类经费必须花多少”，这一类固定观念或常识统统抛开，在满足质量、规格等一切客户要求的前提下，必须千方百计，彻底降低制造成本。

“定价”、“采购”、“压缩生产成本”这三者必须联动，“定价”不可孤立进行，就是说“定价”即意味着对降低采购成本及生产成本负责。价格之所以要由经营者亲自决定，理由就在于此。

就是说，在决定价格的瞬间，必须考虑降低制造成本。反过来讲，正因为对降低成本心中有数，才能正确定价。“与那家供应商的领导人交涉，价格要降到那种程度。”如果让缺乏这种采购战略意识的营业担当来决定价格，必出乱子。

定价即经营，定价是经营者的事，进一步讲，定价是否合理，还体现经营者的人格。希望大家都能理解这一条，把企业经营得更为出色。

第7条：经营取决于坚强的意志——经营需要洞穿岩石般的坚强意志。

我认为，所谓经营就是经营者意志的表达。一旦确定目标，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目标非实现不可，这种坚强意志在经营中必不可缺。

但是，不少经营者眼看目标达不成，或寻找借口，或修正目标，甚至将目标、计划全盘撤消。经营者这种轻率态度，不仅使实现目标变得根本不可能，而且给予员工极大的消极影响。

对此事的深刻体验，是在“京瓷”股票上市之后。股票一旦上市，就必须公开发表公司下一期业绩预报，对股东做出承诺。但许多日本经营者往往以经济环境变化为理由，毫无顾忌地将预报数字向下调整。

但是在同样的经济环境下，有的经营者却能出色完成目标。我想，在环境变动频繁又剧烈的今天，经营者如果缺乏“无论如何也要达到目标、履行承诺”的坚强意志，经营将难以为继。

一味将经营去“凑合”状况变化，结果往往不妙。因为向下调整过的目标，遭遇新的环境变动，不得不再次向下调整。一遇困难就打退堂鼓，必将完全丧失投资者和企业员工的信赖。既已决定“要这么做”，就必须以坚强意志贯彻到底。

还有一个要点，虽说目标就是经营者的意志，但是必须获得员工的共鸣。起初是经营者个人的意志，但随后得让全体员工发出“那么让我们一起干吧！”的呼声才好。

换言之，体现经营者意志的经营目标必须成为全体员工的共同意志。员工一般不肯率先提出让自己吃苦的高目标，决断得由经营者下。

但自上而下的高目标，需要自下而上的响应。这就是“要把经营者的意志变为员工的意志”。

做到这点不难，比如事前先讲一番激励话：“咱们公司前景光明，虽然现在规模还小，但将来的巨大发展，大家可以期待。”然后开宴会，一起干杯后就开口：“今年我想把营业额翻一番”。

身旁坐着办事差劲，却善于揣摩上司心理的家伙，让他们接话：“社长，说得对！干吧！”于是那些脑子好使、办事利索但冷静过度的人就难以启齿。不然，一听高目标，他们就会泼冷水：“社长，那可不行，因为……”讲一大套行不通的理由。但这时的气氛使消极者不好反对，而且不知不觉中甚至随声附和。高目标往往就在全员赞同之下得以通过。

经营也是心理学。即使是低目标，若让“冷水派”先发言，他们也会说：“难，不可能完成。”气氛消沉，经营者期望的高目标就可能落空。

我认为，一定要设定高目标，然后向高目标发起挑战。当然目标过高，一年，两年，甚至连续三年完不成的话，高目标就成水中月，镜中花。其副作用是：今后谁也不会认真理会经营者的经营目标了。

然而，还是要有比上年高出一截的经营目标。否则不足以激发员工士气，公司会失去活力。

下面的办法多用不好，但在“京瓷”还小的时候，我曾采用过。

“瞄准月销售10亿日元。达成，全员去香港旅游；达不成，全员去寺庙修行。”——在目标完成还是完不成的微妙时刻，我这样宣布。

结果大家一阵猛干，出色完成。租了包机，全员赴港三日游。借此又与员工增强了一体感。

不是简单下命令完成目标，还要出各种主意鼓励员工，使经营目标与员工共有，从而实现它。

当然重要的不是手腕，无论如何必须达成目标，经营者想尽各种办法，借用一切机会，直率地将自己的意见传递给员工。

有一年年终，我感冒发高烧，但仍五十多次，连续参加所有部门的辞旧迎新“忘年会”，在会上不遗余力阐述对明年事业的展望与构想，以求获得全体员工的理解和协助。这样竭尽全力，把自己的构想全盘告诉员工，要说的话说尽，我已感觉浑身虚脱，似乎绞尽了自己的全部能量，将其原封不动转移给了员工。“能量转移”这个词用在这里，恰到好处。

我就是这样尽最大努力，使经营目标与员工共有。鼓动员工热情，朝着体现经营者意志的经营目标奋进，企业的成长发展将不可阻挡。

第8条：燃烧的斗魂——经营需要强烈的斗争心，其程度不亚于任何格斗。

我认为格斗场上所需要的“斗魂”，经营也必不可少。脾气太好、连架也没吵过的人，应该趁早把社长的座椅让给更有斗争心的人。

不管说得多么好听，经营毕竟是企业之间激烈的竞争。哪怕只有2~3名员工的小企业，经营者如果缺乏“斗魂”，不能为保护员工发挥昂扬的斗志，将必败无疑。

另外，随着企业的成长发展，黑社会势力往往会来插手。这时为了保护企业不受侵害，就需要角斗士一样的“斗魂”，需要压倒敌手的大无畏的气魄。但是，所谓“斗魂”，并不是粗野，并不是张扬暴力，而是母亲保卫孩子时不顾一切的勇气。当鹰袭击幼鸟时，母鸟奋不顾身，冲向强大的敌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受外敌的伤害，不顾自身的危险，把敌人引向自己。为了救自己的孩子，即使是小动物的母鸟，也会突然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和不可思议的斗魂。

经营者在履行使命的时候，少不了这样的斗魂。平时柔弱，不会吵架，看不出有什么斗魂，但是作为经营者，为了保护广大员工，一旦面临危险，立即挺身而出。没有这种气概，经营者就不可能得到员工们由衷的信赖。这种英勇气概，来自强烈的责任感。无论如何也要保护企业，保护员工，这种责任心，使经营者勇敢而且坚定。

现在的日本，抗御外敌保护企业、保护员工的经营者少见，相反，只知明哲保身的经营者却很多。我们看到，大公司或银行这样有巨大社会影响的企业，发生了丑闻后，经营者往往推卸责任，却叫部下引咎辞职。这是因为领导人选错了。挑选经营者不应该只看能力，应该把有斗志，就是将为了保护企业、保护员工，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人，选作经营者。

第9条：临事有勇——不能有卑怯的举止。

为什么需要勇气？首先，对事物进行判断时需要勇气。我认为，经营企业，只要依据“作为人，何谓正确”这一原理原则进行判断，就不会发生大的失误。我在实践中彻底地贯彻这一条。

但是，许多经营者在需要按原理原则进行判断、得出结论的时候，因为遭遇各种各样的障碍，他们往往做出错误的判断。

比如在日本购买工厂用地时，当地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会插手干预。有时公司内部发生坏事，暴力团等反社会组织得知后会来混水摸鱼。这时候，放弃原理原则这一判断基准，不再把企业经营何谓正确放在第一位，而是以尽量追求稳妥、息事宁人作为判断基准。考验经营者是否真有勇气，就看他在这种局面下如何判断。

按原理原则做出结论，这种情况下即使受到威胁，受到中伤和诽谤，即使面临损失或灾难，仍然毫不退缩，坦然面对，坚决做出对公司有利的判断。经营者只有具备真正的勇气，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么做，会受到黑社会的威胁。”“会遭到经营者朋友们的耻笑，会遭到排斥。”困惑之余，顾虑重重，就无法做出正确的经营判断。本来很简单的问题会变得复杂怪异，难以解决。

所有这些，都是因为经营者缺乏真正的勇气所致。依据原理原则做出正确决断确实需要勇气。反过来讲，缺乏勇气的人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决断。经营者没有勇气，胆小怕事，临阵退却，那模样立即会在员工中传开。员工看到经营者那副可怜相，会立即失去对他的信任。经营者不争气的窝囊相，会在企业内如野火般迅速蔓延。经营者缺乏勇气，员工就会上行下效，不以卑怯为耻，紧要关头，妥协退让，丧失立场。

经营者所需要的勇气，又可称为“胆力”。我曾读过某位精通东方古典的日本启蒙思想家所写的文章，其中有所谓“知识”、“见识”、“胆识”的说法。所谓“知识”是指各种信息，指理性上了解这些信息。知识多似乎很博学，但是，许多所谓的“知识”往往并没有多大实际价值。应该把“知识”提升到“见识”的高度。所谓“见识”，就是对“知识”的本质真正理解以后，自己内心产生的一种坚定的“信念”。

有“见识”是当经营者的先决条件。有人说公司的二把手，只要有“知识”就行，不必强调“见识”。但是，公司一把手，即经营者，因为要作决断，他就必须有“见识”，即具备“信念”，否则就不可能对事情做出正确而恰当的判断。

但是真正的经营者还必须具备“胆识”。所谓“胆识”，是“见识”加上“胆力”，或者说加上“勇气”。因为具有出于灵魂深处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所以能顶天立地、无所畏惧。

经营者只有具备这种“胆识”，才敢于面对一切障碍，正确判断，坚决实行，摆正经营之舵，在风浪中勇往直前。

说句不登大雅之堂的话，有时经营者会遭遇极为棘手、极为难堪的局面，甚至急得“小便里带血”。只有这种时候，才能考验出经营者是否具备真正的勇气。希望在座各位都具备“胆识”，即发自灵魂深处的勇气，从而能在各种情况下都做出正确的判断。

第10条：不断从事创造性的工作——明天胜过今天，后天胜过明天，不断琢磨，不断改进，精益求精。

得过普利策奖的美国新闻界代表人物戴维特先生，在其所著《下一世纪》一书中，用了一章来描写有关我的事情。这章一开头，他就引用了我的话：“我们接着要做的事，又是人们认为我们肯定做不成的事。”

事实上，“京瓷”过去做的也是当时人们认为做不到的事。开发新型陶瓷，把它作为新型工业材料，将它发展成数万亿日元规模的新兴产业，在此之前，人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

充分利用新型陶瓷的优良性能，进一步开发出半导体封装件，促进了电脑产业的蓬勃发展。同时又开发出人造骨、人造牙根等用于生物体的新产品。开拓出一个精密陶瓷的新产业领域，对社会做出了贡献。

“京瓷”为什么如此富有独创性，许多日本的经营者把原因归结到“京瓷”的技术开发力上。对照自己，他们会说：“我们公司缺乏那样的技术，无法发展也是不得已的事。”

我认为这种观点站不住脚。没有哪一家公司天生就有杰出的技术，能不能专志于创造性的工作，明天胜过今天，后天超过明天，不断改进，不断创新，这才是能不能实行独创性经营的关键。

我常以清洁工作为例，说明这个道理。

清洁工作似乎是很简单的杂差，没有什么创造性可言。但是，不要天天机械地重复单调的作业，今天这样试试，明天那样试试，后天再换别样试试，不断考虑清扫方法，不断提高清扫效率，365天孜孜不倦，每天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进。结果即使看来简单的工作，也会产生很有价值的创新。

一天的努力，只有微小的成果，但是锲而不舍，改良改善积累上一年，就可能带来可观的变化。不仅是清洁工作，企业里各种工作，营销、制造、财务等等都一样。这个世界上划时代的创造发明，无一不是在这样踏踏实实、地地道道、一步一步努力的积累中产生出来的。

不论各位的企业属于何种行业，“不可每天以同样的方法重复同样的作业，要不断有所创新”，把这句话作为公司方针，明确地提出来，而且经营者要率先做出榜样。这样经过3~4年，企业就会有独创性，就能进行卓有成效的技术开发。

时至今日，京瓷并没有停留在精密陶瓷领域，而是在太阳能电池、手机、复印机等等广泛的技术领域内，推进多元化经营。但是当初，我只具有精密陶瓷这一狭小范围内的专业技术。就是说，独创性的产品开发和独创性的经营，开始时“京瓷”也没有。各位能不能每天都认真追求，钻研琢磨，不懈努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有关创造性的话题，我经常讲一个“将来进行时”的观点，不是以现有的能力决定将来能做什么，而是现在就决定一个似乎无法达成的高目标，并决定在将来某个时点达成它。盯住这个目标，通过不间断的顽强努力，提高自己现有的能力，直到在将来某个时点达成既定的高目标。

如果只以现有能力判断今后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就根本无法开拓新事业。现在做不成的事，今后无论如何也要把它做成，这种强烈的使命感，才可能开辟一个新时代。

第11条：以关怀之心，诚实处事——买卖是双方的，生意各方都得利，皆大欢喜。

这里所说的关怀之心，又可称作“利他”之心。不只考虑自身的利益，也要考虑对方的利益，必要时，即使付出自我牺牲，也要为对方尽力。这种美好的心灵，我认为即使在商业世界里，也是最重要的。但是，许多人认为，“关怀”、“利他”这类说法，在弱肉强食的商业社会，事实上很难推行。为了说服他们，为了说明“善有善报”的因果法则在企业经营的领域内同样存在，我想举出下面的实例。

“京瓷”在美国有一家生产电子零部件的子公司，名叫AVX公司。这还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情，当时AVX公司在电容器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了把“京瓷”发展成综合性的电子零部件公司，需要AVX公司加盟。基于这种判断，我向AVX公司的董事长提出了收购该公司的要求。

这位董事长爽快地答应了。收购采取了“股票交换”的方式。我们决定，把当时纽约证券交易所以20美元左右的价格交易的AVX股票高评50%，即评估为30美元，与在同一交易所上市的、时值82美元的京瓷股票进行交换。

但对方董事长立即提出30美元的价格仍然偏低，要求再增加，希望以32美元成交。当时我们京瓷美国公司的社长以及律师都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轻易答应这类要求，在今后的交涉中对方会得寸进尺，对京瓷不利。但是，我却认为，这位董事长要对他的股东负责，对他而言，即使提高1美元也是理所当然，他的要求应予理解。于是同意了对方的要求。

然而，当双方股票正要实行交割时，纽约证交所道琼斯指数大幅下跌，京瓷股票也跌了10美元，变成了72美元。看到这种情况，对方董事长又提出要求，把原定的82对32的交换条件改为72对32。

通常的看法，如果是因为京瓷业绩下降引起股票下滑，京瓷当然应该负责，现在是股市全盘下跌，改变交换比率完全没有必要。京瓷一方的有关人士异口同声，主张驳回对方的要求。

但是，我还是再次接受了不利的变更条件。这既不是出于什么算计，也不是感情用事。收购合并是两种文化完全不同的企业合二为一，是企业与企业结婚，应该最大限度为对方考虑。

收购之后，京瓷股票一路上扬，AVX公司的股东获利丰厚，他们的喜悦之情感染了公司员工。一般而言，被收购公司的员工对收购公司总是抱有抵触和不满，但AVX的员工们却因为京瓷接连的高姿态，一开始就能友好交流，而且很自然地接受了京瓷的经营哲学。

有这么一段经历，收购后的AVX公司继续成长，不到五年，又在纽约证交所再次上市。再上市过程中，京瓷通过出售股票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20年以前，许多日本公司收购了美国公司，但后来由于亏损不得不纷纷撤退或出售，像“京瓷”收购AVX公司这样成功的案例几乎没有。

我认为，它们的失败和AVX公司的成功之间，最大的差距在于，是只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还是要真正地为对方着想。这种“心的差异”，就是不同的想法，带来了不同的结果。

中国古典《尚书》里说：“满招损，谦受益”。尊重对方，为对方着想，也就是“利他”的行为，乍看似乎会给自己带来损害，但从长远看，一定会给自己和别人都带来良好的结果。

第12条：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抱着梦想和希望，以坦诚之心处世。

不管处于何种逆境，经营者必须始终保持开朗的、积极向上的态度，这已成为我的信念。既然从事了经营，就不要害怕各种经营课题接踵而来，而且问题越是困难，越是不能失去梦想和希望。

为各种经营上的问题所纠缠，却能顶住压力，坚韧不拔，这样的经营者身上似乎透出一种“悲壮感”。或者说，因为我强调了坚强的意志和燃烧的斗魂，大家或许认为经营一定是苦差事，一定充满“悲壮感”。

恰恰相反，正因为经营需要激烈的斗魂和不屈服于任何困难的坚强意志，所以经营者必须同时保持开朗的心态。一味紧张，有张无弛，长期经营就很难坚持。

一方面是“必须苦干”的决心，另一方面是“必将成功”的信念。以乐观态度面对困难和逆境，乃是人生成功的铁则，是经营者的生存智慧。

比如，有病时坚信必能康复，于是好好养生。比如，资金周转困难，很伤脑筋，但坚信只要努力，总有办法解决，于是就更加努力去解决。处于逆境中心的当事人要如此洒脱，似乎很难，但即使难，也要有意强迫自己这么想，这么做。只要努力坚持，事态一定会出现转机。

从长时段看，乐观向上，积极努力，必会有好报，因为自然界本来就这样，这个世界本来就如此。

我把上述人生态度和工作态度称为“与宇宙的意志相协调”。我向许许多多人讲述这个真理。同情之心、谦虚之心、感激之心、实事求是之心，抱着这样美好的心，又坚持踏实努力的人，他们必将时来运转，幸运一定会关照他们。我从灵魂深处坚信这一点，这已成为我不可动摇的信念。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今后还有机会详细地讲解。今天，在结束“经营十二条”讲演之际，我想引用中国古籍《易经》上的一句话：“积善之家有余庆，积不善之家有余殃”。

无论是人生还是经营，其成败取决于我们今后的行动。在座各位经营者，对于我刚才讲述的“经营十二条”，如果真能认真学习，切实实行，那么你们就会变成与自己的过去完全不同的优秀的经营者。

在座的经营者如果变了，紧接着你们公司的干部就会变，再接着员工就会变。如果是这样，那么只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你们的公司一定会充满活力，变成一个优秀的、高收益的公司。

今天我这个讲演，如果能成为一种契机，促使在座诸位把企业经营得更好，我将感到十分荣幸。我衷心期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对不断发展、前景美好的青岛市，对不断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助一臂之力，对增进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的友好添砖加瓦。

我在“稻盛和夫经营哲学青岛国际论坛”的讲演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静听。

第二章

经营者必备的三种力量

一种“自力”，两种“他力”

“自力”顾名思义，是指经营者自身具备的能力或力量。两种“他力”，一种是指经营者的得力助手，左膀右臂，以及企业员工的力量；另一种是指宇宙、自然的力量。

1.“自力”就是经营者忠实地实践“经营原点十二条”的能力

怎样判断“自力”，即经营者自身具备的能力呢？用一句话来讲，就是经营者是否能够全面实行“经营原点十二条”。问你是否具备经营者的能力或素质，如果你回答，自己能够忠实地遵循和实践“经营十二条”，那么你就充分具备了作为经营者所必需的素质。

2. 经营者应该实行的“经营原点十二条”

下面简单解释“经营原点十二条”。

（1）明确事业的目的意义

为什么办企业，从事这项事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自己必须想明白，不明白就必须不断自问自答。这里的要诀是：必须树立光明正大的、高尚的事业目的。如果办企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个人的私利私欲，员工就会讲“经营者为了自己赚钱来驱使和剥削我们”，他们就不肯由衷协助你，企业就很难办好。为了唤起员工的共鸣，使他们全力以赴，努力工作，就需要经营者超越一已私利，树立高层次的事业目的。

话虽然这么讲，但在美国，创办企业就是为了自己赚钱，就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为了得到干部的协助，他们会说“我把你当合伙人，只要你尽力，我就给你高薪。”就是说，用金钱和利害来构筑公司内的人际关系。那么即使摆平了公司上层，一般的员工仍难免牢骚满腹。工会力量特别强的地方，就会不断发生各种冲突。所以，越是像美国这样讲究利害得失的社会，就越应该树立符合大义名分的事业目的。

（2）设立具体的目标

“这个月销售额多少，利润多少”，必须设定每个月的具体计划，并向员工们说明和解释，让计划或目标与员工们共有。“社长，我们明白了，我们就来努力完成这个计划吧！”让大家有一个明确而具体的目标，就能凝聚合力，促使大家千方百计达成目标。

（3）胸中怀有强烈的愿望

这里着重强调“必须持续抱有渗透到潜意识的强烈愿望”。就是说经营者在树立高尚的事业目的，设立了每个时期必须完成的具体目标后，心中就要抱有不管碰到什么困难，无论如何必须达成目标的强烈愿望，朝思暮想，做梦也想。在经营“京瓷”公司的时候，我曾遭遇各种困难和烦恼，在这过程中，我意识到缺乏强烈愿望，就无法解决难题、成就事业。那年年初刚上班，我就向全体员工提出当年的方针，用一句口号表达：“为完成新的计划目标，不屈不挠，一心一意，开动脑筋，千方百计，全力拼搏。”

（4）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每天的工作都是实在而非虚浮的。比如跑推销的，要不断拜访客户，即使被拒绝也要想尽办法拿到订单。必须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做出持续不懈的努力。

（5）销售最大化、经费最小化

利润不靠主观追求而来，利润是努力工作的结果。就是说，你尽力做到销售最大化、经费最小化，作为结果，利润就自然产生。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高效益的企业体质。

（6）定价即经营

产品定价不当，那么不管你如何努力，到头来可能仍然没有利润。定价往往就是定生死。

产品的卖价、原材料的进货价，不是由自己单方决定，往往由市场和对手决定。但是否以对方的出价为准，最后判断还是经营者自身。定价太高卖不动，定价太低，即使卖得好也没钱赚。定出某种价格，就会卖出多少数量，这样的预测非常困难。但经营者必须在正确认识自己产品价值的基础之上，以利润最大为定价原则。价格应由经营者亲自决定。

（7）经营取决于坚强的意志

经营必须有不屈服于任何阻力的、洞穿岩石般的坚强意志。为了实现第2条所说的“具体的目标”，就需要这种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坚强意志。

（8）燃烧的斗魂

经营者需要不亚于任何斗士的激烈而昂扬的斗志。经营必然伴随竞争，在严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使企业不断成长，经营者就必须有这样的斗魂。

（9）临事有勇

领导人如有卑怯的举止，就会腐蚀整个组织，组织里的不良行为就会像野火般蔓延。勇气来源于强烈的使命感和坚定的信念。统率众多员工的经营者必须率先垂范，具备勇气，把正确的事情以正确的方式贯彻到底。

（10）不断从事创造性的工作

十年如一日，重复同样的工作，企业不可能发展。但是创新、独创，不是嘴上强调就能做到的事。今天胜于昨天，明天胜于今天，天天钻研，天天改善，持之以恒，就能不断创新。

（11）以关怀之心，诚实处事

做生意必须双赢，所谓“利他自利”。有同情心、真诚待人，就是在买卖中顾及对方，让对方也获利。客户满意，就自然给你带来利益。

（12）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抱着梦想和希望，以坦诚之心处世

保持开朗的心境，抱着向前看的态度，不失淳朴之心。经营会遭遇接二连三的难题，如果缺乏良好的心态，就会被困难所压倒。越是艰苦，经营者越要保持开朗的心境和向前看的态度。怀抱梦想和希望，不失淳朴之心，这是经营者必备的基本人生态度。

经营者如果不能实行上述十二条，经营就难以顺利进展。这是经营者需要的三种力量中的第一种，是经营者的“自力”。

就是说，经营者具备实行“经营原点十二条”的能力，是经营成功的必要条件。

3. 第一种“他力”——得力的副手及全体员工的力量

（1）得力的副手（搭档）

“本田技研”的本田宗一郎，专长是开发和制造，因为有了精通财务、善于经营的藤泽武夫做搭档，两人珠联璧合，才有了今天“本田”这个世界性的企业。同样，松下幸之助既懂制造又会经营，还善于理解人心，但也因为有高桥荒太郎这位财务专家鼎力相助，才有后来的顺利发展。

经营好比重担，如果只有经营者一个人单肩独挑，弯着腰走向上坡，未免吃力。如果把这副重担放在中间，两个人一起来扛，“嘿哟嘿哟”互相鼓劲，自然轻松得多。

我创办企业时没有本田、松下那样幸运。我是搞技术出身，但又必须学懂财务，事无巨细都要躬亲，是不得已，不足称道。在繁忙和苦恼中我想到孙悟空，拔毛一吹，就会出现许多小孙悟空，好比自己的分身，这位帮我去跑客户，那位帮我算账搞财务……希望有许多与我理念相通的人尽力帮助我。这就是后来想到的“阿米巴经营”，尽量划小核算单位，实行各部门独立核算制度，让各部门负责人都成为经营者，共同经营企业。

我是在事必躬亲、繁忙之极的苦恼中，才意识到个人的力量，即“自力”的局限。独木不成林，“人”这个字就靠相互支撑，经营也一样，靠个人单打独斗，难成气候。经营者需要好搭档。

搭档关系不能基于利害，重要的是同心同德。

话是这么说，但在美国要找到可靠的合作伙伴相当困难。大家发言中谈到了这一点，有美国朋友邀请你出资合作，说有赚钱的商机，但你一旦出资，他又不认真经营，经营不善，资本金又不肯返回。

人种不同、宗教不同，又只谈金钱上的利害得失，在这种人际关系基础上进行商业合作，就是美国式资本主义。所以在美国寻找信得过的合作伙伴十分困难。

然而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昨天还很信任的干部，竞争对手出高薪就可以拉过去，越是有技术、有能力的干部，对手就越拉拢。一旦被拉过去，昨天为止还一起共事的同僚，明天突然成了竞争对手。他们还会把企业的重要信息全部带去，让对方抢得先机。这种情况日本虽不及美国严重，但这样尴尬的事情同样存在。

尽管如此，经营者个人力量总有限度，小企业或许管得过来，一旦做大，无论如何都需要可靠得力的副手或伙伴相助。

在美国常用出让原始股的办法，就是用金钱刺激来巩固人际关系，最近日本也在学。但这种以满足物质欲望来构筑的关系，归根结底难以持久。

可靠的伙伴关系一定是心连心的信赖关系。当然利害也应当一致，但根本还在人心。

“京瓷”的发展靠的就是这种心连心的人际关系。当时我虽然有一点技术，但经营企业根本上还要靠志同道合的伙伴，我坚信企业经营必须“以心为本”。虽说人心难测，人心易变，但翻阅历史，对自己信服、尊敬的人不惜以死相报，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刎颈之交”这类故事不胜枚举。难测的是人心，易变的也是人心，但人的心一旦相通，心心相印，又无比可靠而且强大。创业之初，我已经领悟到这个重要道理，决定要以这种心心相印的人际关系为基础，去经营企业。

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自己对企业经营必须抱有崇高的使命感，然后将这种使命感用明确的语言，告诉可能成为自己的搭档或助手的干部：“我要以这种人生观度过自己的人生，我要以这种哲学来经营企业，您能赞同我的观点吗？”真心诚意，谆谆相告。对方就会说：“如果您真的这么想，那么我愿意相助到底。”

结成这种美好的心心相印的关系，除了要将自己的观点坦诚相告之外，经营者自己必须言行一致，为人可靠，值得别人信赖。在具体工作中，在日常的待人处事中，用行动清晰地体现自己的信念。你真心待人，别人也会真心相报。

这种心心相连的伙伴从一个，增加到两个、三个，如果经营班子有六人，六人都有同样的理念，彼此心心相印，团结奋斗，企业就能顺利发展。对于能够实践经营十二条，亦即具备“自力”的经营者而言，这些可靠伙伴就构成“他力”，支持、支撑经营者共图大业。

首先是经营者构建自己的哲学、理念，然后用它来感化干部，引发共鸣，促使他们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

（2）取得全体员工的信赖和协助

不仅是干部，而且要全体员工同心协力。要在公司内营造一种气氛，让全体员工都能自觉地积极地工作。办法是通过茶话会等形式，把公司的经营情况和企业的方针告诉员工，提高透明度，同员工们推心置腹：“我按照这样的理念经营企业，对员工们有这样的要求，结果就能为大家带来这样的福利。”让员工们理解并产生共鸣：“为了这样的社长，我们拼命工作，值！”

4. 第二种他力——宇宙、自然之力

(1)按因果法则办，就能借到宇宙、自然之力

简单归纳一下，经营必需的第一种力量，是经营者自身的力量，即“自力”。

经营者必须具备全面实行“经营原点十二条”的能力。

经营必需的第二种力量，是他人之力，即“他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经营者匹配的搭档、伙伴，或者重要干部。经营者要物色、提拔和培养这样的人才，让他们全力协助自己。以及接受公司理念，努力奋斗的全体员工。

经营必须的第三种力量，也是“他力”。但这种“他力”与第二种“他力”不同，不是他人之力，而是伟大的宇宙之力、自然之力。如果能够借到这种“他力”，幸运就会光临，就是说风生水起，时来运转。这样说似乎有点神秘，实际很单纯，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讲的“因果报应”的法则。

思善行善，想好事、做好事，持之以恒，命运就会向好的方向转变；相反，想坏事、做坏事，命运就会向坏的方向转变。善因生善果，恶因结恶果，这样的因果法则，乃是宇宙的真理，俨然存在于冥冥之中。依照这一法则办，思善行善，就能得到好的结果，伟大的宇宙之力、自然之力就能为你所用，成功将不可阻挡。

（2）所谓“善”就是感谢和利他

要获得宇宙之力、自然之力，就必须遵循因果法则，思善行善，不断想好事、做好事。

那么“善”是什么，什么是“好事”呢？简单讲就是感谢、利他。利他就是有利于他人，就是同情、慈爱，就是佛教所说的慈悲。

这种利他心，与感谢之心紧密相连。只有感觉到自己是幸运的，才会对周围抱有感谢之心。对森罗万象一切事物抱感谢之心，本身就是美好之心，就是良心、善心，有这种感谢之心，自然就会利他，产生慈爱之心。

什么是“善”，不必使用烦琐的词汇作说明，只要有感谢心和利他心就够了。所谓“恶”与此相反，充满利己心，只要对自己有利，可以不择手段，比如贪欲之心就是“恶”。

总是抱着利他心、感谢心去工作和生活，就能获得宇宙之力的帮助，得到好运。相反，一切从利己心出发的利己主义者，往往做什么都不如意，不顺利。

第三章

空前的经济危机及其应对

京瓷珍视员工的实例

临近岁末，大家在百忙中从全国各地汇集到这里，希望听到我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看法。大家的期望越是迫切，我的精神压力就越大。怎样讲才能满足大家的期待，坐上这个讲台，我备感压力。

大家都知道，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现在已经招致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虽然我已从经营第一线引退，但从“京瓷”公司社长和会长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客户的订单每周都在急剧减少，电子行业形势极为严峻。美国金融界发生的问题会向欧洲、亚洲扩展，对世界金融业带来冲击，这一点可以预见到，但是如此迅猛地影响到实体经济，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在座塾生中恐怕也有订单骤减的企业，不知道这个月该怎么办，下个月又该怎么办。另外大概还有塾生心急如焚，无暇来参加会议、听讲座。

1. 何为经济危机

① 人无节制的欲望招致了金融危机

◎ 次级贷款问题的“结构”

金融危机还在蔓延，不仅美国，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努力应对，但问题看来不容易解决。美国这次金融危机是怎样造成的呢？我们来回顾一下。

美国有关机构向在买房上信用度不足的人发放购房贷款，即所谓“次级贷款”。次级贷款与普通贷款不同，为了减轻借款人的负担，开始时贷款利息很低，几年后利息大幅攀升。当时美国房地产非常火爆，房地产价格直线上升。利用这笔贷款买房，即使几年后贷款利息上升，因为房屋升值的幅度更大，所以足以应付还贷。贷款的金融公司、银行事先都这么宣传，借钱买房的人也深信不疑。借贷双方因而成交了。但事与愿违，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房价不涨反跌。

一方面贷款利息逐年增加，另一方面房子又降价贬值。购房者无力还贷，银行就把房子扣押，强行收回，不断出现大量的空置房。

还不了贷款，房子被没收，如果到此为至，问题也算告一段落。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美国的金融界一般都会把这种债权证券化。这种次级贷款的债权由民间金融机构买进，而半官半民的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房利美）和美国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房地美）将这债权证券化，并予担保。房利美、房地美两家公司把有问题的、借出去可能收不回来的债权做成证券，在全世界大量抛售。

而越是风险高的金融产品利息也高，用次级贷款做成的证券就有很高的利息，全世界很多金融机构争先恐后购买。金融机构吸引老百姓存款，要付利息，他们要用这存款进行资本运作，寻找高回报的金融产品，眼光很快被吸引到与次贷有关的证券上，想借此好好赚一笔。

但利用这个贷款买房的人一个接一个破产，将这项贷款的债权证券化后卖出去的金融商品也就一落千丈。给持有这些证券的企业、银行带来了巨额的不良资产。有一种说法，有2000万亿日元（约140万亿元人民币）的金融资产遭了殃。

因为巨额的不良资产，美国的银行几乎丧失了全部自有资金，缺少了自有资金，银行业务就无法开展，结果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了，其他大银行也面临破产，美国政府正在注资解救。

◎ 贪婪的欲望催生的“万宝锤”——“金融衍生产品”

据说近年来金融界技术进步很快，借用许多数学家、统计学家的力量，开发出了不少现代化金融产品。什么叫金融？在我们这些老派的人看来，钱不够的人，向有钱的人借钱，归还本金时要加上利息，本来我们的金融概念就这么单纯。但现在不是这样了，要用高等数学，要搞证券化，金融界制造出五花八门的所谓“金融衍生产品”，用它作杠杆，以超出实体经济几十倍的巨大金额进行交易，产生的利润也非常可观，这个“金融衍生产品”在世界范围内被买卖交易。

金融方面我是外行，很无知，什么也不懂。有一次，我问一家大银行的行长：“金融衍生产品是什么？”行长说：“我也不晓得，我们银行里，只有搞这个产品的、特殊的专业人员才懂，我不懂。”这些“金融衍生产品”非常复杂，甚至连银行行长都一头雾水。

我们生活在实物经济中，特别是日本，以制造业支撑经济。为了生产产品，就要购买原材料，募集人才，从早到晚认真工作，就是说要付出辛勤的劳动。然而金融界只要使用电脑，就可以获取巨额利润，真是能点石成金的所谓“万宝锤”。

最近十年来，出现一种动向，就是依靠这个“万宝锤”来经营整个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最有代表性。纽约的华尔街和英国的伦敦城，都聚集了全世界的金融机构。其他许多国家也都希望将自己的大城市建成金融中心，吸引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做金融不要资源也不要设备，赚钱最快，又可搞活经济。

实际上，那些从事“金融衍生产品”的专业人才，那些将债权证券化后出售的人们，他们对这些产品的内容，这些产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一知半解。在这次金融泡沫破灭的过程中，对这些产品会带来怎样的风险，听说他们自己一点也不清楚。因为太复杂了，都是专家反复测算的，大家都愿意相信它肯定安全，拿它交易买卖没问题，所以它一旦破灭，所有的人都惊惶失措。

只要笔和账本，甚至只要电脑，就能够驱动世界上的资金而获取利润，换句话说，“轻轻松松赚大钱”这种倾向，促成了资本主义最尖端、最时髦的技术。利用这种所谓“金融工学”来把经济搞活，被称为“进步”。我们搞实业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就会觉得只做制造业已没有多大意义，应该介入金融。事实上已有不少企业涉足金融业，还有很多企业正想参与进来。

比如通用电气公司（GE），是高科技企业，属于制造业，发展到生产原子能发电设备、喷气式发动机，但听说这个公司利润的大半来自公司的金融部门。现在面临破产威胁的通用汽车公司（GM），据说过去也是作为主业的汽车领域利润少，而副业的金融领域利润多。名义上的产品制造企业却要依赖于金融。不仅美国，日本也如此，从事制造的企业涉足银行业务，甚至流通行业中也有涉足金融的企业。

不仅金融界，搞实物经济的产业界都一致认为，能轻松赚钱的就是金融，做金融划算，向金融投入力量，金融在膨胀，这就是现状。

“轻轻松松赚大钱”，换句话说，就是不劳而获、少劳多获，这种不知餍足的欲望催生了新的金融产品，并不断向全球扩散。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追根究底，人的贪婪，无止境的欲望，贫瘠的心理，就是此次危机的根源。

②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欲望膨胀的历史

◎ 人类本是“生物圈”的一员

在这里我们变动一下时间的轴线，俯视我们人类发展的历史。

137亿年以前，由大爆炸产生了宇宙，据说我们的地球从诞生至今已有46亿年。在这46亿年中，人类从非洲诞生是700万年以前，然后人类逐渐进化成为现代人，即智人。就是说人类成为智人以后的历史并不太长。

在森林中采集果实，摘取草木的嫩芽，在河中捕鱼，在山上狩猎……初期的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在地球生物圈中参与循环和共生。

如果自己吃得过多，周围可吃的食物就会减少，自己将无法生存。所以必须与这个生物圈共生，保持和谐。人类的生存环境苛刻，有时难免饿死，抱着对饥饿的恐惧，人活得相当艰难。

◎ 由农耕畜牧产生了“人类圈”

大约在1万年前，人类逐渐脱离狩猎采集的生存方式，开始了农耕畜牧的生活方式，把野兽作为家畜来饲养，喝家畜的乳汁，吃家畜的肉。在山上捕到动物以后并不立刻吃掉，而是作为家畜饲养起来。同时又开始了农耕，种植、培育小麦和稻子，人工生产谷物。从狩猎采集时代进入农耕畜牧时代。

自己持有生产手段，自己生产谷物，自己饲养家畜以供食用，人类进入畜牧农耕时代后，生活稳定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出现了富裕的村落。而在这之前，人类只能得到大自然恩赐的东西，处于食物链当中，与其他生物共生。进入畜牧农耕时代后，人类从生物圈中独立出来，形成了自产自食的生存方式。

本来必须与其他生物共生的人类形成了“人类圈”，在这个圈内形成了人类独特的生活方式。在地球上制造了“人类圈”，与其他生物不同，人类可以独立出来，过自己的生活。从这时起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志自由地生存。

在狩猎采集时代，人类仅凭自己的意志无法生存，必须遵从自然的规范、自然的意志。但形成“人类圈”之后，人类不是靠自然的规范、自然的意志生活，而是获得了凭自己的意志自由生活的权利。

◎ 获得驱动力后加速膨胀的欲望

两百多年前，英国掀起了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让人类获得了动力。从此以后，在“人类圈”中获得了动力的人类能动地促进了地球上物质的循环，结果使“人类圈”迅速扩张。

因为获得了动力，人类就按照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愿望去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发展了人类居住的社会，构建了优秀的近代物质文明社会。

人类还在追求更加富裕、更加便利的社会，以这种欲望为基础，并将这种欲望变为强烈的意志，以此作为引擎，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促使近代文明社会进一步发展。而这个文明现在正面临危机。

然而，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仍然为永无止境的欲望所驱使，相信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就是“善”，就能让经济发展，让人类富裕，并朝着这个方向一路狂奔。盲目相信将经济馅饼做大就是“善”，崇尚用过就丢的消费模式。这样就必然给地球环境带来极大的威胁，谁都知道地球资源有限，这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生活方式必将难以为继，资源必将枯竭。但是人类却贪得无厌，还要制造更加富裕、更加幸福的文明社会，以不可阻挡之势，在这条路上迅猛前进。

我认为，正是这种“无限度地创建更富裕、更幸福的社会”的欲望引发了这次金融危机。我们所从事的实物经济领域，要做得更大、更富裕总有极限。期望经济更迅速、更有力的发展，就需要金融业的发展，正是这种期望导致了今日的危机。

◎ “靠人类的智慧就能构建无限幸福的社会”乃是幻想

前面提到，1万年前，人类在地球上建立了“人类圈”，脱离了过去生存的生物圈，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意志，利用地球上的各种资源，征服自然，创造了伟大的文明。

但人们认为这种文明可以无限发展，就是说，无限扩展人类的欲望就是进步。这么想这么做的结果，使我们人类破坏了环境，给地球投下了阴影；这次又使金融危机突然袭来。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解释。

人们相信，只要运用人类的智慧和意志，就能创造无限幸福的社会。我认为，这是人类抱有的一种幻想。再这样走下去，已经可以看到这种幻想破灭的前景。

比如，40年后的2050年，世界人口或许将突破100亿。届时地球能确保这100亿人口的粮食和水吗？维持当代文明的能源够吗？许多人对此敲响了警钟，却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多数人认为这个问题到时总能解决。“人类利用自己的智慧努力生存至今，只要利用各项科学技术，今后总会有办法解决吧。”但我认为这就是人类的幻想。

回顾迄今为止人类创造过的文明，无论是埃及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盛极一时的古代文明，都变成了废墟，呈现在我们面前。曾经那样辉煌的文明为什么突然消失了呢？我认为，那些废墟就是我们现代文明的警钟。

③ 企业家的使命就是保护员工及其家属

◎“利他之心”才能拯救文明的危机

我一直给大家讲，我们在经营中小企业，许多人都认为我们的事业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不管是5人也好，10人也好，我们都有员工，员工又都有家属，保护员工及其家属的生活是我们的责任。

在日本的产业界，中小企业的数量占了99%，在中小企业就业的员工人数，占到日本实业界人数的70%。在大企业里工作的人只占一小部分。

不管5人也好、10人也好，为了使这些员工及其家属不至于流落街头，大家都在努力经营企业。同时这种努力也从根本上支撑了日本的产业界。

正因如此，我一直对大家讲，一定要把企业经营好，为了经营好企业，各位经营者必须提升自己的人格，经营者缺乏高尚的人格，企业就很难顺利发展。

经营企业必须追求利润，为此，人们往往认为没有贪欲之心，做不到冷酷无情，就无法经营企业。然而，这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如果没有同情和关爱之心，缺乏美好的心灵，经营无法顺利进行。

在我们这个“盛和塾”里，塾生之间，不管是谁，在平时的谈话之中，经常使用“利他之心”这个词。我们就是这样的团体。在日常交谈中脱口而出“利他之心”这种词汇的团体，我想，可能只有我们“盛和塾”吧。

“利他之心”非常重要，关爱对方之心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它，企业就难以顺利经营，也难以提高企业的利润，大家对此都有切身体会，所以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实践利他行为。

我认为，就是现在，让全世界的人们接受“知足”、“利他之心”的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迄今为止的生活方式，这种大转变的时候已经到了。如果人类不做出这样的决断，近代文明就将坠入灭亡的深渊。

④ 应该改变的是企业家的“心”

◎ 强化规制不能避免重蹈覆辙

美国政府、金融界、经济界，以至于全世界的财经界，都认为之所以爆发此次金融危机，是因为规范不健全，机制不完善。所以大家都主张要大力制订严格的制度，修改法律，加强监管，使这样的危机不再重演。我想这方面的工作很快就会展开。

但认真想一想，不久前美国的安然公司、世界通信公司，以及美国有关大企业都因做假账等丑闻而纷纷倒闭。为了防止企业经营者的不诚实行为导致企业破产，美国政府和经济界修订了很多法规，加强企业经营的透明度，建立公开的会计制度。大企业的经营者因谋求私利而采取不正当不诚实的行动，给整个社会带来莫大的损害，为了监督他们，美国制定了《2002年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简称“SOX法”），对企业的财务会计进行双重甚至多重的检查审核，为此需要大量繁杂的作业，要动用庞大的会计师和律师队伍。

比如，对公司的财务会计进行审核的注册会计师和律师们，他们担心万一审核工作有疏漏，没有发现问题，自己要承担责任，所以需要对这些注册会计师和律师们的审查工作进行再审查，又需要另一批注册会计师和律师。设立这种双重、三重的再审核制度，花费庞大的费用，来监管大公司的财务决算。不仅是美国的企业，甚至还包括在美国上市的日本企业，为了审计，要花费很大的成本。

但是不管机制多么健全，规范多么严密，居心不良的经营者不可能杜绝。关键是经营者的“心”，必须彻底改变这颗“心”才行。

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为了防止重蹈覆辙，全世界都会考虑加强监管。但这不过是一种善恶的智力竞赛，如果不改变人的道德观念，同类事件肯定还会继续发生，不法行为还将层出不穷。

2. 将“动机向善、了无私心”作为判断的标准

在“盛和塾”里，我反复向大家强调，要用“利他之心”去经营企业。“利他之心”是一颗正确的心。要经常思考“作为人，何谓正确”。在做出决策的时候，要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动机向善、了无私心”？作为一个人是不是应该这么做？这样的问题，在自己的心里要反复自问，不要放过，在这基础上做出各种决定。满腹私心，以满足一己私利来思考问题、决定行动，一定会给员工带来伤害，对社会造成危害，最终对自己也不利。要将“动机向善、了无私心”作为判断的标准，必须这样去经营企业。

以前我曾经讲过，日本江户时代近江地区的商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极致，那就是对客户好、对社会好、对自己好，同时做到这“三好”，而不是仅仅考虑卖家自己。不光卖家自己好，也要让买家感觉到好，同时也要给社会带来好处。成为这样的“三好商人”，这就是近江商人从商的精髓。我们现在的企业家有必要重新思考他们的经验。

① 京瓷全员团结一致，克服石油危机

◎ 死守雇用、确保就业是正道

长期以来，我一直不厌其烦地向大家阐述要坚持做好事，要做对人有利的事情，以此来取得商业上的成功。

当前我们企业所处的环境非常严峻。有些企业因为决算无法取得平衡而请求银行放贷，银行却惜贷，结果使企业陷入困境。但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我们经营者不能只考虑自己如何生存。我们要与员工风雨同舟，互相提携共渡难关。希望大家一定要这样想、这样做。

可悲的是，前些时候，有些大企业开始辞退派遣工，把他们从公司宿舍里赶出去。我听到了派遣工们发出的呐喊：“总得让我们平安地迎来新年吧？从宿舍被赶出来之后，我们只能流落街头。”近代的资本主义，总拿人工费说事，把雇用归入人工费这一项，甚至把人当成物品来处理。一旦遭遇不景气，没有别的办法，为了减少经费，首先就是解雇员工。

如果经营者把“利他之心”、关爱、慈悲之心放在经营的核心位置的话，虽然遇到萧条，工作量减少，不再需要派遣工，但就在这种时候，正式工——包括总经理到普通员工，大家都从自己每个月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将派遣工留下来。一旦景气恢复，比如1年后萧条过去，那时派遣工就会说“公司真好”，他们会更加努力地工作。我想企业应该有办法处理。

比如总经理主动减薪三成，董事会成员减两成，一般干部员工减一成，用这部分钱将派遣工留住，当然派遣工的工资也要相应减一些。“工资虽然降低了，但是我们要忍耐，在等待景气恢复的这一年里，让我们团结一致，更加努力。”我想，应该有人向工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这样的话，工会的领导们也会认真听取接受。因为形势严峻，我想大家都愿意抱团取暖、共同承受和应对困难。

◎ 仅6个月，订单就减少到了原先的十分之一

讲到这个话题，就让我就想起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当时我大概是45岁。

那一年的10月6日，石油危机爆发。从第二年，也就是1974年开始，景气急剧恶化，以“京瓷”为例，1974年1月份的客户订单为27.5亿日元，仅仅过了6个月，也就是1974年7月，订单减少至2.7亿日元。工作量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九成员工无活可干。当时我还年轻，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经济危机。

在此之前，我一直把“珍视员工”作为经营的理念，遇到这么大的困难该怎么办？我在烦恼之余，把员工召集起来，讲了下面这段话：“可做的产品减少到了十分之一，如果再有这么多人一起干，效率就会降低。因此，十分之一的活让十分之一的人来干，剩下的人一起打扫工厂吧。”

就是让员工们轮流上班，其他人清扫工厂，修理庭园，整理花坛，整修运动场，这样的工作持续了几个月。

◎ 冻结加薪的决断和“京瓷”工会的勇气

尽管这么做了，公司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到了11月，我再一次召集了干部员工，宣布从总经理到系长的所有管理职位干部全部实施减薪。作为总经理，我自己减薪30%，最少的减7%，但必须确保就业。

当时的日本，是战后经济持续发展的时代，到石油危机爆发之前，日本经济直线上升，每年都有“春斗”，企业的工资水平每年都要上升20%至30%。

干部们降了工资，但第二年4月的“春斗”又迫在眉睫，企业却没有订单、没有工作。在这种情势下，我向“京瓷”工会提出了冻结加薪的请求：“能否暂缓考虑明年4月份加薪的要求。”

1975年，我向工会委员们发出了一份有关工资问题的信函：各位同仁，大家辛苦了。最近我们公司的订单大幅下降，但大家仍然在各自的岗位上拼命努力，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在这种状况下，我席不暇暖，奔走在海外客户之间，但我一刻也没有忘记你们。我切身体验海外的市场，从世界的角度来观察日本，来注视我们“京瓷”公司，经常思考相关问题。一有机会，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在下次的劳资协议会上请允许我再向大家作具体的解释。

我发出了这样一份信函，提出了第二年冻结加薪的请求。当时的工会委员们认真讨论后，接受了我的要求。

第二年4月，其他公司屋顶上都树起红旗，爆发了劳动争议，工会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唯有“京瓷”工会没有提出加薪的要求。

当时，“京瓷”工会的上级组织是“前线同盟”，他们认为“京瓷”工会的判断是不负责任的胡来，对“京瓷”工会施加压力。当时他们的观点是：“经营者、资本家总是寻找各种借口不加工资，工会不能屈服，就是要在企业困难时强烈提出加薪要求并夺取胜利。”所以对于“京瓷”工会居然接受经营者冻结加薪的要求而大为光火，因此来施加压力。

“京瓷”工会没有屈服于这种压力：“我们要劳资一体，共同维护我们的企业，企业处在这种困难的情势下，社长提出冻结加薪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我们愿意接受，如果你们认为我们这样做是胡来，我们可以脱离前线同盟。”

几千人参加的工会要脱离上级团体，对上级工会而言是一种屈辱。工会费的百分之几要交纳给上级团体，这样一来他们会失去财源。而且这种动向如果波及到其他工会，上级团体本身将会失去它的存在价值。所以当时的“京瓷”工会虽然遇到了极大的压力，但是态度坚决，不愿屈服，毅然退出了前线同盟。他们为企业做出了这样的决断，我十分感谢。

冻结加薪那年的7月，也就是石油危机开始一年半之后，景气恢复，公司业绩稳步提高。就在当年夏季奖金发放时，在工会提出的要求之上，我又加了一个月，支付给每位员工相当于3.1个月工资的奖金。到了第二年，即1976年3月，我又决定另外支付一个月的临时奖金。同时，1976年加薪时，我宣布将前一年冻结的部分也加进去，给员工加薪22%。

其间，1975年9月，“京瓷”的股价高达2990日元。之前日本股价最高的是索尼，“京瓷”却超越了索尼，成为日本股价最高的企业。我想，这就是因为我们与员工齐心协力，共同克服萧条的结果。

这一次的金融危机可能出现与那时类似的情况，在短短几个月内订单减少到十分之一，遭遇到如此严重的危机时，当时还很年轻的我，采取了刚才所讲的办法。这一次也希望大家咬紧牙关，与员工们齐心协力共渡难关。

② 克服萧条的五项对策

有关克服萧条的五项对策，我在岐阜讲话（盛和塾杂志第86号塾长讲话《萧条是再发展的飞跃台》）已谈过。为了便于大家实践这五项，我想重新整理一下。

1. 强化与员工间的纽带

企业不景气，公司内部人际关系一定会受到影响。大家都逐步减少工资，这一点就可能使经营者与员工的信任关系瓦解。而要克服不景气所带来的困难，维持与员工的信任关系最为重要。我一贯强调“员工是企业的财富”，我想大家也非常重视与员工的关系，但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如果在精神方面出现矛盾，那么人际关系就很容易受到破坏。所以一定要多与员工沟通，加强与员工间感情的纽带。

2. 削减各方面的经费

希望大家借着萧条的机会，尽可能地削减各方面的经费，凡是能想到的可减少的费用都要削减。在这方面，只要动脑筋排查，一定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平时认为必要的经费，此时细细推敲，就会感到这种经费支出并不紧迫，甚至根本就不需要。

我在遭遇萧条时，曾经努力地彻底削减各方面的经费，杜绝了过去不曾留意的许多浪费，从而使经营更为精练。这样，当摆脱萧条、订单恢复时，完成同样订单的经费就大大减少。

将萧条当作良机，大力削减经费，那么，景气恢复、订单增加时，就能实现高收益。所以萧条时削减经费这一条，对恢复景气时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希望大家牢记这一点，努力去削减各种费用。

3. 领导亲临营业第一线

刚才介绍了石油危机时京瓷的状况。当时订单直线下降，为取得订单，我跑遍了全世界。就是说，在萧条时期，领导必须率先垂范，跑到营业第一线，这绝对有必要。不是只催促营业员加强销售，而是领导亲自出马，带头到第一线，展开“头头外交”，争取订单。

4. 大力开发新产品、新商品

萧条时期努力开发新产品、新商品非常重要。订单急剧减少，仅靠老产品不能确保销售额。但是即使在萧条中，也有市场需求的产品，市场需要的东西肯定有。那到底是什么呢？在开展“头头外交”，在领导人亲自跑客户、跑市场的过程中，你就能发现，就能掌握市场的需求。只要是市场需要的，我们就做、就开发，这样非常有助于新产品的开发。

零售行业也应该采购能畅销的商品。只要这种商品畅销，就应该采购然后进行销售。

正因为是萧条期，才最适合于开发新产品、新商品，因为这时事关企业生死存亡，开发者的气势不同。所以萧条期最能促进新产品、新商品开发成功。

5. 在各方面钻研创新

必须在各方面努力钻研创新，为景气恢复时的飞跃打下坚实的基础。

萧条是锻炼企业、强化企业的一种机缘，就像竹子生长出“竹节”一样，使企业变得更为强健，使企业更好成长。竹子如果没有“节”、只是一味疯长，一旦遭遇风暴，必然折断。要把萧条理解成机会，是上苍为了磨炼企业而有意让它经受考验的机会，所以我们一定要顽强，要努力奋斗。

3. 经营原点十二条

在此萧条之际，我想再次强调“经营原点十二条”。这十二条我讲过多次，大家也反复学过。我希望那些没有充分贯彻这十二条的企业能够给予重视并加以实践。对于克服经济萧条而言，“经营原点十二条”非常重要。

经营原点十二条

（1）明确事业的目的意义

（2）设立具体的目标

（3）胸中怀有强烈的愿望

（4）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5）销售最大化、经费最小化

（6）定价即经营

（7）经营取决于坚强的意志

（8）燃烧的斗魂

（9）临事有勇

（10）不断从事创造性的工作

（11）以关怀之心、诚实处事

（12）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抱着梦想与希望，以坦诚之心处世

（1）明确事业的目的意义

希望大家明确事业的目的和意义，树立光明正大、符合大义名分的崇高目标，以此推进企业经营。

我为什么要经营这个公司？为什么要开展这项事业？不是单纯为了赚钱这种庸俗的目的，而是尽量让企业拥有大义名分，必须成为对社会有价值的公司，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企业。

“京瓷”公司经营的第一要务就是追求员工的幸福，把追求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全体员工的幸福作为企业的目的，这是在我年轻时就已经确定的。抛弃个人的私心，追求全体员工的幸福，正因为这一点，才有“京瓷”今天的辉煌。

希望大家再次思考并决定自己公司经营的目的何在。

（2）设立具体的目标

必须确定具体的目标，并让这种目标与员工共有。

萧条时订单骤减，再减下去将无活可干。所以必须尽力争取有可能获得的订单，为此要确定具体的目标。可以采取自上而下的办法，领导人决定要干的话，就与员工沟通，与员工共享这一目标，让员工心悦诚服地说：“社长，你说得对！我们与你一起，为实现目标共同奋斗。”正因为处于萧条期，所以必须确定具体的目标并与员工共有。

（3）胸中怀有强烈的愿望

所谓强烈的愿望，就是无论如何也要实现的愿望，在当前艰难的条件下，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打开局面的迫切愿望，心中必须抱有水滴石穿一般强烈的愿望，这些我已经向大家强调过多次。正是在经济萧条的今天，满怀强烈的愿望才更加重要。

为了达到目标，必须抱有渗透到潜意识之中的强烈而持久的愿望。“我无论如何也要干这个，要这样干，一定要实现这样的目标”，睡也想醒也想，念念不忘地想。那是用显意识进行思考，但不知不觉中这种愿望就会进入潜意识。一旦进入潜意识，那么无论你走在街上，还是在上班的电车里，甚至在考虑别的事情的时候，有时也会突然产生灵感。看到站在身旁的人手中持有的东西，“啊，这东西有可能会畅销！”头脑里突然会灵光闪现。不是显意识而是潜意识，帮我们找到了灵感。

这种突然的灵光闪现，宛如神的启示。这是潜意识中存在的东西在显意识中出现时产生的。

抱有能够激发潜意识的强烈愿望，为此一天24小时持续思考。将愿望集中到一点，这样的持续思考会促使潜意识发挥作用。我认为现在这种萧条期，正是需要我们激发潜意识的时候。

（4）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一步一步踏实工作，不懈努力，我一直跟大家这么讲。在经济萧条的今天，更要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为了克服当前的困难，经营者必须率先垂范。作为经营者，别人睡觉，我们必须废寝忘食地工作。请大家务必付出这样的努力。

没有订单，企业陷入窘境，作为社长，我四处奔走，踏实努力，但于事无补，好比杯水车薪，所以就想放弃。这种想法不对，哪怕是杯水车薪，也必须脚踏实地、持续付出不懈的努力。这就叫做“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付出这样的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

（5）销售最大化、经费最小化

（6）定价即经营

定价是经营者的工作。我一直向大家强调，价格应定在客户乐于接受、自己又能盈利的交汇点上。

现在的形势下更要强调定价决定经营。订单大幅度减少，客户选择的余地非常之大，可以在多家竞争企业中挑选和购买价廉物美的商品。客户可以询价：“你的产品售价是多少？”一番比较之后决定购买报价最低的产品，结果价格像雪崩一样直线下降，许多产品甚至只能半价销售。

数量在减少，价格在下降。但是为了获取订单而一味降价，那就不是经营。因为竞争对手的存在而轻易接受低价，结果只会雪上加霜，苦上加苦。

定价决定经营。不要单纯地降价，而要充分研究对手是以什么样的胆识定出那样的价格，而自己又能给出什么样的价格，必须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耐心向客户解释，自己的价格是真实的讲良心的价格。越是在艰难的时候，越要认真耐心说服客户按照这种价格购买自己的产品。

（7）经营取决于坚强的意志

经营取决于经营者的坚强意志。意志薄弱的人不适合当经营者。当经营者觉得“真的不行了”的时候，企业也就走到了尽头。经营需要具备滴水穿石般的坚强意志。即使是外表温和的人，或是女性经营者，也要凭借不亚于任何男子汉的坚强意志去经营企业。越是艰苦，越是萧条，经营就更需要坚强的意志。

（8）燃烧的斗魂

经营需要具备不亚于任何格斗竞技的高昂斗志。当然这里的“斗志”并不是露骨地张扬暴力，而是一种斗魂，是一种不管遭遇到怎样的艰难困苦都毫不畏惧的斗志。

自己一旦认输，就将失去一切，包括员工在内。所以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具备决不服输的勇气和燃烧般的斗志。

（9）临事有勇

我一直强调，绝不能有胆怯的举止。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更需要拿出勇气来做事。

（10）不断从事创造性的工作

明天胜过今天，后天胜过明天，希望大家不断地改进和改善，不断地钻研创新。

不能漫不经心、每天都地简单重复同样的工作，而是必须钻研琢磨，有所创造。即使从事简单作业，也要不断创新。在这个困难的时期，更要强调从事创造性的工作。

（11）以关怀之心、诚实处事

在严峻的环境中，经营需要燃烧般的斗志、滴水穿石般的意志、真正的勇气和强烈的愿望，但与此同时，经营者的心灵深处应该充满同情和关爱，还必须保持诚实正直。希望大家在经营过程中始终不忘关爱和诚实。

（12）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抱着梦想与希望，以坦诚之心处世

在这个艰难困苦的时刻，希望大家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抱有梦想与希望，以诚挚之心去经营企业。越是萧条、前景越是黯淡，大家作为经营者，越应该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抱着梦想与希望，以诚挚之心去开展经营。

遇到前所未有的经济萧条，而且今后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我认为在这样一个时刻，经营十二条愈发显示出其重要性，所以在这里向大家再次强调。

4. 构筑人类能够持续生存的社会

◎ 首先保护自己公司的生存

俯瞰人类的文明史，可以发现正是人类的傲慢和贪欲招致了现在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但是一旦景气恢复，人们又会认为：“如果提倡‘知足’，那么经济就不再增长，生活也不再富裕。如果持续保持现状，那么世界经济就会停滞不前。”人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因此肯定会追求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我想全世界都会这么做，而正是在这种循环往复中，人类或许会使现代文明走向灭亡。

但是，虽然我们无法改变人类前进的方向，但在我们短暂的人生中，必须通过顽强的努力，至少应该保住自己的公司，并由我们的双手维护我们所在地区的社会稳定。如果诸位的公司相继倒闭，那么你们所在的城镇、乡村或地区就会出现混乱。所以无论情况如何，希望各位一定要继续努力奋斗。

今天我讲了很严肃的话题，是人类的罪孽招致了这样的灾难，人类如果不肯认真反省，不洗心革面，不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那么今后肯定会重蹈覆辙。

“人类圈”已经侵蚀了地球的所有系统，但是人类并不能独立生存，在地球系统崩溃之前，“人类圈”将首先灭亡，我想这是必然的结果。

我们应尽自己微薄之力，为构建人类能够持续生存的社会做出努力，在此之前，必须确保自己企业的生存，希望大家务必继续努力奋斗。

第四章

稻盛和夫在海尔

2010年10月30日至31日在青岛举办的“稻盛和夫经营哲学青岛国际论坛”结束后，11月1日上午，稻盛先生专程拜访了青岛海尔公司本部，在张瑞敏亲自陪同下，稻盛先生仔细观看了产品丰富的海尔展示厅，之后又与张瑞敏、杨绵绵、周云杰等海尔领导层进行了亲切的、富有深刻意义的交谈。

1. 张瑞敏：“早遇稻盛，海尔发展会更快”

在参观过程中，稻盛先生对海尔能在短短26年间就做到“白色家电世界第一”表示钦佩和惊叹。

张瑞敏：“我们如果早一天认识您，海尔会发展得更快。”

稻盛先生看到海尔冰箱创业旧址的照片时，因想起自己创建“京都陶瓷”时的艰难，发出了深沉的、会心的微笑。

张瑞敏认为稻盛先生不到半年就将日航扭亏为盈，非常了不起。

交谈开始时，张瑞敏称稻盛先生为“经营之圣”，但交谈结束时，张瑞敏改称稻盛先生为“亲切的长辈”。

2.“敬天爱人”和“阿米巴经营”

张瑞敏：稻盛先生的经营哲学里有两条对我们非常重要。一条是“敬天爱人”，另外一条就是稻盛先生创造的阿米巴经营组织。

稻盛：从刚才参观的内容中，从海尔为客户开发的产品中，我就深切地感觉到“敬天爱人”的思想也贯穿于海尔的经营中，这就是关注客户的需求，不做错误的事，按照上天指示的方向去发展企业。海尔极其认真、极其细致地应对客户的需求。根据国家、民族、地区的不同，设计制造出针对性很强的、精准的产品，在这些方面就体现了“敬天爱人”的思想。

稻盛先生认为，像海尔这样多产品、多品种、多客户的企业，阿米巴经营方式很适用、很有效。

3. 孙正义：没有稻盛的“阿米巴经营”就没有“软银”的今天

在谈到“阿米巴”经营时，稻盛先生说，前几天“软银”的孙正义先生来拜访我。大约在25年前，在我创办“盛和塾”不久，孙正义作为东京的塾生，每次都来参加“盛和塾”的活动，他总是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讲，认真记笔记。孙正义在“盛和塾”学了5年就不来了。这次孙先生来拜访我时，正好也谈到了“敬天爱人”和“阿米巴经营”。

孙正义说，我也许不是“盛和塾”的优秀学员，但我在创业一开始，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实施了“阿米巴经营”。如果没有稻盛先生“敬天爱人”的思想和“阿米巴”的经营方式，就没有“软银”的今天。从这点上讲，就是拿几百亿日元来，也报答不了稻盛先生的教诲。

孙正义在通信和手机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他是靠开发电脑软件起家的。他创办了7种软件方面的专业杂志，供电脑发烧友学习，同时销售软件，一时非常畅销。但后来因特网兴起后，他的杂志就滞销了。在两家杂志停刊后，孙正义就把剩下的5种杂志分为5个“阿米巴”，从策划到销售，让他们各自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组织虽小，销售额也不大，但责任非常明确。结果这些杂志都生存下来，让“软银”渡过了危机。现在，他的事业还扩大到通信教育、通信授课等领域，但无一不在推行阿米巴经营。

这件事告诉我们，稻盛先生在创建京瓷和KDDI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同时，还培育了另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孙正义的“软银”。

4.“阿米巴经营”否定“绩效主义”

在回答海尔副总裁周云杰有关“阿米巴”如何考核时，稻盛先生说，欧美国家都实行绩效主义，按绩效分配工资奖金。比如保险行业推销保险业务，业绩高报酬也高，就是所谓“计件制”。这种做法确实很有刺激性，努力的人会更努力，业绩越好收入越高。但有的人也很努力，业绩却不佳，他们工资低，就会心怀不满。这种“绩效主义”在整体效益上升时也许有作用，但一旦销售额下降，不管怎样努力业绩也无法提升时，此前拿高工资的人收入也大幅下降，这时连他们也成为不满分子，整个公司气氛就会变坏。因此我不采取这种方针。在阿米巴里，用每个人每小时创造的“附加价值”来表达绩效，某个阿米巴“单位时间”创造的效益高，对企业的贡献大，那么全公司的人都会向他们表示赞赏，都会尊敬他们，感谢他们。但只限于名誉上的褒奖，而不用金钱来回报、刺激。考虑到整个企业的情况，效益好时我给全体人员增加收入，让大家都高兴。这种薪酬制度促使员工互帮互助，同甘共苦。

5. 稻盛和夫怎样拯救日航？

海尔副总裁杨绵绵说，非常尊敬稻盛先生。在我的印象当中，稻盛先生是一个心无杂念的人，可以说是100%的精力都放在事业上。比如日航这个问题，你去了没几个月，日航的员工竟然能跪在地上擦干乘客淋湿了的行李包。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关于自己是否毫无杂念，稻盛先生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不是圣人君子，我也有欲望。因为人的欲望没有止境，所以我尽力抑制和减少自己的欲望，并尽力为大家服务。

关于用什么方法转变日航员工的意识，稻盛先生说，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接受日本政府的邀请，当了日航的会长。去日航一看，公司破产了，情况糟糕，但是干部员工的危机感依然淡薄。我和大家一样，是从事制造业的，对航空运输业一窍不通，去了之后感到非常困惑。因为我什么经验都没有，我就到现场去。我去了羽田机场、成田机场等各个现场，在现场与基层的员工交谈，告诉他们公司破产的现实，让他们真切地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要重建日航，关键在于大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乘客的喜爱。在各个现场，我把空姐和机务人员召集起来讲这些道理。看到我不顾78岁的高龄，不拿一分钱报酬，为了日航的重建拼命说服他们，看到我拼命努力的样子，空姐们都哭出来了。由此，空姐也好，机务人员也好，他们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开始认识到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挽救日航，他们开始有了这样的决心，虽说还不够充分。同时，我召集干部员工开会，改变他们的意识。给干部讲课，一个月达17次之多，讲解我的“敬天爱人”思想。同时为引入“阿米巴经营”做准备，整个管理系统都进行了改革。预计到今年年底可以构建起适合航空事业的“阿米巴”管理模式。现在先让大家养成分析财务报表的习惯，以社长为首，干部们都要学会看懂财务报表。每月月初就要拿到上月决算的报表，一边看利润计算书（P/L），一边研究本部门的费用如何缩减。并在会上发表各自削减费用的成果。这样做的结果，公司的收支状况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从4月到9月这个“上半期”，利润达到1 000亿日元。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变化。但其中400亿靠外界因素，比如银行等债权人放弃债权等。我们自己努力的部分，产生了约600亿的利润，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日航有这样的改变，无非是靠“敬天爱人”的思想，以及“阿米巴经营”模式，虽然“阿米巴”还没有全面、正式地导入。

6. 在“敬己爱钱”的社会里，“敬天爱人”行得通吗？

张瑞敏：我注意到你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的讲话，其中讲到资本主义精神最早源于基督教的新教。基督教新教更多的是讲人要勤俭、简朴，要更多地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不是为自己赚钱。你也说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精神已经异化了。那么，一个企业如果处在一种异化的环境当中，周围都是为了追求利润不择手段的企业，那你这个企业该怎么办？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敬天爱人”，其他的企业都是“敬己爱钱”，那你说这个精神怎么发扬光大？

稻盛和夫：正如您所说，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您的问题是：周围充满着贪财图利的人，只有自己要克制和远离欲望，这样的话，自己能否生存下去？如您所说，这的确非常困难。虽然困难，但我认为，我们不能降低自己的层次，去与那些利欲熏心的人为伍。降低境界，或许一时能过得好一些。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与他们划开一条界线，我们要坚持“敬天爱人”的思想，为社会、为员工尽力。这里有一点极其重要——与那些一心追逐金钱的人相比，我远比他们更勤奋、更刻苦、更拼命。因此，我就能取胜，一路走到今天。刚才谈论过“绩效主义”，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在都盛行绩效主义，大家都追求金钱，只要努力就能赚钱。但是，会赚钱的人和不会赚钱的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我不愿意这样做，我对企业里的每一个人都一视同仁。有人会在自己的公司里简单地把人分出优劣，但是我强调团队精神。我珍惜认真工作的每一位员工。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拼命努力，我相信我们绝不会输给那些唯利是图的团队。

最后张瑞敏说，稻盛先生今天到这里来，我们很受感动。原来在北京我们也一起同台进行过演讲，那时候你确实是“经营之圣”，但是今天给我们的感觉是，你是一个很亲切的长辈。

第五章

稻盛和夫答中国记者问

记者：在目前的中国，创业的氛围很浓。创业的人总是想尽快让自己的企业上市，一夜暴富的神话刺激着很多人的神经，企业界乃至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浮躁的气氛。稻盛先生27岁就创业，你当时是怎样的想法？

稻盛和夫：确实，现在中国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创业，想方设法尽快让企业上市，这样能够赚到更多的钱。这在日本和欧美都是一样的，这是所有企业家共同的想法。我创业的时候，并没有想要让自己成为富翁，之所以将企业经营得越来越出色，目的是让在京瓷的员工能够安心工作，度过一个幸福的人生。所以我才努力地办好企业，我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满足我的一己私利，而是为了保护京瓷的员工。如果这个目标能够达到的话，还能为人类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贡献，我的出发点与中国现在一些年轻的企业家有所不同。

当然，为了要成为富翁而创业，而付出努力，确实能够成功。这虽然也不是什么坏事，但如果只是为了一己私欲的话，就有可能对他人甚至社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就有可能把竞争者当作敌人来对待。这种企业在短时期内能够取得成功，但是如果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就很难有可持续的发展。现在的企业之所以能繁荣发展，是因为企业领导人有非常正确的理念。有些企业虽然一时能够发展，但是如今遇到金融危机，破产的不胜枚举。所以要想企业能够长期发展，就不能追求一己之欲。

记者：你一直对思维方式非常重视，请问你的思维方式是如何形成的，这对你的企业经营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稻盛和夫：正确的思维方式，我认为可以以判断基准来划分。一是以得失来判断，一是按善恶来判断。我的判断基准不是基于得失，而是基于善恶。我以“作为人，何谓正确”这一基准，来开展我的工作。

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可以从年轻的时候说起。我年轻时就在思考，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我的人生。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我是搞陶瓷研究的技术人员，后来也开始经营企业。在深思熟虑之后，我觉得应该按照孩提时代父母和祖父母所教导的、非常质朴的善恶标准来做事，这看起来幼稚，但对于一个人的人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就是以这种非常淳朴的判断基准度过我的一生。

一个好的思维方式，就是我最基本的基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从中国的古典文学和佛教中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先人们所阐释的真理，在现代依然是适用的。

记者：稻盛先生经营企业的宗旨是“敬天爱人”，你自己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同时对员工的要求也很严格，怎样才能做到让员工也能接受你的价值观呢？

稻盛和夫：我认为自己的人生要非常努力地度过，所以我对员工也这样要求。我到达北京时，大家都对我说这里是久旱逢甘雨，一场大雨让北京周边的山林草木都得到了浇灌。但是这些草木忍受了很长时间的干旱，自然界的动植物都在努力地求得生存。没有偷懒的动植物，不努力就无法生存，这是宇宙的法则。我利用一切机会对员工不断地阐述我的这个想法，从而求得员工的理解和共识。

我创办企业最初的目的是要展示我的技术，为什么经营目的会发生变化，原因在于我小时候就受到佛教中“关爱他人”的影响。后来十多个员工闹事，在进入公司的第二年就要求加薪，否则就集体辞职。我用了三天三夜来跟他们沟通，才使这些人留下来继续工作。这使我认识到要保障员工未来的工作和生活是多么重要，经营目的变化非常自然，但也因为受到这十几个员工的刺激。

之后我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员工，我的目的是让大家未来生活能有保障，不是为了我一己的私利。这样就确立了公司的经营理念：“在追求全体员工物、心两方面幸福的同时，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贡献。”所以我夜以继日地工作，可以堂堂正正地这样对他们说，而且可以严格要求他们。如果我是为了一己私利，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京瓷的成功也是由于经营方针的转变带来的。

我的员工在企业里跟我是同舟共济，共同努力。前不久，京瓷为退休的员工举办了一个欢送会，有150个员工在京都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我也参加了联欢会。大家一边喝酒，一边回忆起从前工作时的一些情景。当时就有人问我：“名誉会长，你是否还记得这样的事情：早年时工作很忙，为了按时交货，大家经常加班到深夜。有一次为了赶进度，出了很多次品，凌晨2点你到工厂后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就要求改进工艺。我们按照你的指示改进工艺，杜绝了次品现象。为了赶上进度，大家都表示明天还要加班加点工作。第二天深夜，你又到了工厂，和大家一起工作，你还为大家煮红豆饭，和大家一起吃夜宵。”我怎么会忘记呢？这事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记者：企业规模小的时候，这样做可以非常直接地向员工灌输你的价值观，但是如今的京瓷规模很大，怎样才能保证你的价值观都能被大家接受呢？

稻盛和夫：在公司规模小的时候，这样做是有效的。现在我也做不到这样了。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让更多的干部拥有和我同样的哲学和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要培养越来越多的、和我拥有同样的思想和哲学的干部，做不到这一点，公司是不可能发展的。现在京瓷的业务遍及全球，我要求各地的领导人必须拥有和我一样的哲学和思想。因此京瓷才能发展到今天。

记者：现在的日本不再是50年前的日本，你的观念在目前的日本受到过挑战吗？目前还能在企业里得到有效的执行吗？

稻盛和夫：我们的价值观在某些层面受到了挑战，但我认为真理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虽然我们的价值观现在不太容易被人们接受，但是我还会坚持，京瓷的年轻人也会继续坚持。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会看到，过去繁荣了二三十年的企业，在经济危机时纷纷倒闭。所以，要想让企业长久发展下去，还是必须要坚持正确的价值观。

第六章

盛和塾塾生心得

破公司大转型

日本TECC（综合建筑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盛和塾塾生

横沟隆雄

我的事业在巴西

Sementes Bo: Gordo Itda董事长

巴西盛和塾塾生 久枝俊夫

破公司大转型

日本TECC（综合建筑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盛和塾塾生 横沟隆雄

我和妻子都出生于1949年，是小学的同学，都出生在横滨中区，那里有日本最大的中华街，中国餐厅鳞次栉比。现在我们住在那里，公司也设立在那里，从小我就跟很多中国朋友一起长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从小就接触中国人，跟大家都很熟悉。我们读的小学隔壁就是中国学校，前几年，胡锦涛主席访日时也访问过这所小学，而且胡主席和校长的对话也在日本的电视台播放。这个校长和我妻子自小就熟识，在2010年6月的北京盛和塾开塾仪式上，我买了几本塾长著作的中文版送给了他。2010年，我想购买一些《你的愿望一定能实现》，请他放在中国学校的图书馆里。

这次，能够在盛和塾（青岛）学习会上，在各位面前发言，我深感荣幸，同时，也觉得我与中国朋友有缘分。

1972年我大学毕业后，就回到家里经营的涂漆公司帮忙。家里经营的公司于1877年（明治十年）创立，我父亲是第三代经营者，到我这里是第五代，已经有133年的创业历史。这和我接下来要介绍的“TECC有限公司”是两个企业，2010年开始我要兼职。

我在这个主营涂漆的公司工作了13年之久。涂漆只不过是建筑业界中的一个领域，与建造房舍、修建大楼等综合建筑业等相比较，单个工程的规模是小之又小。比如，综合建筑业者只用一个工程就能赚取涂漆业者一年的销售额。因为事先就明白这一点，所以请身为建筑技术人员的朋友入伙，于1986年创建了综合建筑公司，即TECC有限公司。创业时有4名员工，半年间的营业额是2 000万日元。

1987年的12月23日，我经受了最初的考验。因为店铺施工是在夜间，凌晨3点左右我刚要回家，地方警察局打来了电话。说：“我们是加贺町警察，您公司是否有位叫原岛谦二的员工？”我回答：“是的。”结果被告知他开车撞上路边的树，现已被送往横滨中央医院。原因是他和公司的同事去喝酒，半夜开公司的车送同事，结果发生了事故。

这个员工是创建TECC时，第一个被录用的大学应届生。他毕业于东京的建筑专业学校，20岁进公司。他在公司的角落里支了张小床，就住在那儿。现在那里放着我的办公桌。他是独生子，父亲在东京青梅做木匠。是一个很优秀的新员工，无论吩咐什么事情都是痛快地答复“好的”，并且努力肯干。

半夜赶到医院，脑外科医生让我看了一张X光片，告诉我：“一般人的脑和头盖骨之间是有间隙的，但是患者这里没有间隙，脑部肿胀。怕是不行了，赶紧跟家属联系吧。”我呆立在那里，第一次感到血从头顶落回脚底。两天之后，是圣诞节，也是他的忌日。他才只有21岁。2010年圣诞节已是他亡故的第23年了。他忌日时的扫墓，我一次也没有缺席过。他的周年忌辰加上1年就是本公司的创业年数。那个时候我不断地自责，自己哪里是创建了公司，分明是提供了木匠独子殒命的场所，悔恨和其他复杂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但是，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想要放弃公司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就此放手，岂不是只让谦二白白丧命而未做任何补偿？于是努力振作，渡过难关，我相信谦二也会鼓励我的，我要让进公司的员工都能在这里感受到幸福。

业绩方面也是颇受煎熬。创业以来，营业额顺利增长，8年后增长到约10亿日元，结果以此为分水岭，后来产生赤字，每年都持续出现相当于营业额3%~4%的赤字。

长此以往，赤字持续，公司定会破产，在极度的不安和恐慌中，我接触到了在东京召开的“新商业展销会94”，好像背后有一种力量推着我前去参加，在这次会上做主题讲演的正是稻盛塾长。

那时的塾长讲话是讲话磁带第19卷《人生和经营》。塾长的话深入心扉，让我满载感动而归。数日后，在《日经新闻》的晚报“人间发现”专栏中刊登了稻盛塾长和盛和塾的报道。于是，我立刻致电京瓷总部，他们介绍我与盛和塾总部联系，1995年，我正式加入盛和塾横滨分塾。

起先拜闻塾长讲话时，发现“知足”一词高频出现。所谓“taru”的含义，可能在汉语中比较难理解，在日语当中，“满足”的“足”也发“taru”这个音。我自己当时都不知道这个“taru”应该写成什么汉字，我想着是不是“麦酒樽”，也就是啤酒的木桶，完全没有哲学的概念。当时的我，是一个利己心很强的人。当塾长讲到创建“第二电电”，即现在的KDDI时，说他自问“动机至善，私心了无”，而当时的我自愧恰好相反，是“动机至恶，私心满腹”。

在盛和塾听取塾长讲话时，我才发现自己经营不善的原因就在于此。个人主义、私心过于强烈，从利己的动机出发，他人无法帮你，他力无法利用，社会也不支持你，而且违背宇宙的意志，就不可能朝好的方向发展。更谈不上经营的成功。

虽说已经认识到这些，但因为没有采取特别的改进措施，所以经营数字并无改观。只是一厢情愿，希望景气抬头，景气恢复就能消除赤字。但是如果恶劣状态仍旧持续，则破产毫无疑问，那样让员工遭殃不说，而且会给许多人带来损失。于是在入塾第3年的时候亡羊补牢，我决定从现在的毛利中削减经费，以保证足够的销售管理费用。对当时的我来说，做出这些决断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因为必须削减人工费。因为在盛和塾从塾长那里学习了哲学，所以我才有了做出决断的勇气。

因为做的是建筑行业，所以有很多地方木匠的儿子进入公司。在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请他们回家就职，其他年轻员工工资不变，把管理人员的工资削减10%~30%，有人因不满而辞职。我自己的薪水也减了，因为没有达到预定的销售管理费的削减目标，所以几乎是减了100%。因为还有其他收入，以此补贴生活，给妻子的生活费也削减了近50%。

有学习并实践稻盛哲学的愿望，结果由于不够努力，并没有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就像服用抗生素药物不能立即见效一样。回想起来也在情理之中，要改善公司，身为高层的社长自身，即经营者的人格必须加以改善。我终于明白，要服用中药来改善体质而不是依靠抗生素，要持续不断地学习并实践稻盛哲学，改善经营者的人格，提升心性，这样才能改善经营。

结果，营业额因为停止承包而减少，从接近10亿的数字跌落近75%，但利润逐渐向着黑字转变。但是，也许是受到过去行径的报应吧，公司并没有轻易地恢复景气。

考验还在继续。我公司的顾问会计师去世了，换成了同为盛和塾塾生的会计师。不多久就发现创业以来一直任财务担当的职员私吞公款。最让人愤懑的是，大家都努力减少薪水，想把公司做好的时候，他却据公司财产为己有。从这一事件中，我感受到遭员工背叛的苦楚，同时，塾长常常讲到的、作为经营者要实行的双重确认原则，以及确立避免员工犯错的体制，这些我都没有做到。对此我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1998年，我开始实行改进措施，由此产生了利润，在此期间，为了改变员工的成本意识，我煞费苦心。因为技术人员对价格抱有固定概念。在这个行业里，他们认为平均营业利润率只能是1%~2%。工程的估价等是技术人员操作的，其中很多人受到固定概念的影响，认为如果能有10%~15%，至多20%的毛利即为上等。而且估价大都采用成本加利润的方式。这样的话，绝对不会出现超过10%的营业利润。

决定售价是非常重要的，成本管理也是极其重要的要素。成本管理说来简单，但这对员工来说是非常有难度的课题之一。谁都想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在感情之外，我们自己的公司和合作公司要想双赢，就必须相互严把成本管理关，增加竞争力，否则发展无从谈起。如果全体员工都能把成本管理做好，那就说明塾长常常教诲的“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幸福”的经营理念已在我自己的心里扎根。在难以做出经营判断时，我常常会想这个决断是否能够“实现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我一直努力，不让自己为私欲所左右。当然，并没能完全做到。我相信员工能切身感受到他们社长的希望，并且员工们也能为了大家，每个人努力做好成本管理。如果经营者只为一己私利，那么员工们当然不会付出努力。

通过改变成本意识、努力降低成本而提高毛利，在这一方面我们公司所使用的工事票据和完工票据功不可没。在提交这个票据之前，本公司几乎是100%的通过自由竞标接受订单，所以在竞标时，如果价格不比其他对手低，原则上就接不到订单。在确定竞标价格时，我和担当者面谈定价。在接单阶段，由担当者提交工事票据。与工事票据同时，我和实行预算的担当者当面商讨、订正和确认。通过出具这个票据，可以和担当者就工程的成本进行交流，可以发现浪费和不必要的地方，对成本管理大有裨益，对消除传统成本观念、固定观念也大有帮助。工程完工之后就要提交完工票据了，从这张票据上能够看出计划时的预定毛利和实际完工时的毛利，从而明白有多大改善。另外，在工程完工时可以统计包括出担当以及助理等在内的所有人员的工作时间，算出单位时间的毛利。无论做出多少毛利，花费时间过多就会使管理费增加，担当者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

我会亲自把统计收集来的信息做成试算表，用作经营判断资料。根据一般会计师事务所和公司财务做出的试算表，能够看出现在有多少利润，但是不能看出年度末期有多少营业利润，也无法得知新接单的工程对决算会有多少影响，所以我就和自己做的试算表并用，来预测年度末期营业利润。董事会的资料也清晰易懂，使用方便。制表时计入工程票据提交时的预定毛利、完工时修正完工票据的数据，从这些毛利累计中减去年度预定固定费用，这个数字就成为预定营业利润。所以每次接受新订单，我们就能借此明白预定营业利润。个人感觉比较粗糙，也不细致，会被塾长训斥，不过利润表的部分比较容易把握。

公司扭亏为盈是在2002年，减薪员工的薪酬、自己的薪酬时隔4年终于恢复原位，隔了这么久终于全额向妻子上交薪水的场景，我至今清晰记得。估计妻子都忘了吧。

接下来的这个表格我特别想请大家看一下。这个表格反映了我的心性成长和公司营业利润之间的关联。心性、思维方式的成长都是自己打分。思维方式按照塾长的成功方程式所言，从–100分到+100分。入塾前我是“动机不善，私心满腹”，所以就是–80分。公司的营业利润虽然偶然稍有好转，但基本都是负值。处在这种状态下的公司不正是塾长以前说过的“破公司”么。看来我们公司就是个破公司。大家可以看到，在赤字最为严重的那年，仿佛神明指引般，我加入了盛和塾。感谢之外还是感谢，我意识到，不提升自己的思维方式、不提高心性，公司就不会变好。我不断学习并实践稻盛哲学，到第4年，思维方式由负转正，与此同步，营业利润也朝正方向发展。现在的哲学水平大约在40分左右。

自己的哲学水平能够提高，还要感谢塾长和盛和塾。我经常和新加入盛和塾的塾生唠叨：“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每次塾长例会都要参加。”刚入塾的时候，我想塾长例会在自己家附近召开时去听听就行了。我太愚蠢了。之前，听说塾长从医生处得知自己身患癌症那天，仍坚持在冈山的塾长例会上，全神贯注为我们塾生讲演，哪怕牺牲自己，塾长也不忘为我们迷途导航。

塾长例会上的讲话和经营问答，帮助我从不成熟走向成熟。别处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即使去地球的另一边，我也决意追随塾长。2002年，塾长在南京大学做讲演时，有超过100名日本塾生参加。南京当地的报纸这样评论：“来自日本的100多位塾生与稻盛和夫先生共同来到南京。他们不是来南京办公，也不是为了营销业务，只是为听稻盛和夫先生的讲演而来，是不折不扣的稻盛追星族。”没错，我们就是追星族。塾长的心灵与我们塾生的心灵产生共振，形成了提高汇集于此的塾生的心性、拓展其经营的磁场。希望提高心性、拓展经营的各位朋友一定要接受盛和塾的磁场疗法。我和我的破公司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些年，除了母亲病危的时候，我都是100%参加盛和塾活动的。

现在我提出了“TECC热情计划100”，制定了年度目标。销售目标是100亿日元，分11个阶段表示，设定今年应该瞄准哪个阶段的目标。从时间上，只设定一年内的目标，不设定几年后的目标。2010年的目标是销售额24.3亿日元。

随着业绩的发展，刚才的表格上也有显示，从2001年度开始已经连续保持10%~20%的营业利润，2001年度开始，连续9期下发包括决算奖在内的一年3次的奖金。这个决算奖，不考虑任何绩效定额要素，因为是大家共同努力取得了良好业绩，所以公司表达对员工的心意，希望增加所有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

一般来说，冬夏两季的奖金与业绩没有关系，而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支付的，只有决算奖金与公司业绩挂钩。但是，为了不让员工在危机来临时沦落街头，企业利润的大部分作为内部留存。

上期销售额是16.5亿日元，企业利润4.57亿日元，利润率达27.7%。销售额、利润都达历史最高，一想到过去的磨难，感觉像做梦一样。一想到如果没能邂逅塾长，我就后背发凉。真是非常感谢塾长。

现在，我一直在遵守塾长的教诲——利润增加就要认真缴税。跟大家汇报个喜讯吧：

2009年12月，我们现在的事务所所在地，即社会保险厅的土地建筑物公开拍卖，我们参加了竞标。没想到原本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居然被我们以略微高于竞标最低价格的金额中标了。这就是那个建筑物。土地有不到1 980平方米，建筑有2 640多平方米。在我们准备筹借近一半的购买金时，以前塾长讲过的巴西塾生的事例在我身上发生了。这个巴西塾生遵循塾长教诲，认真纳税，结果拿到银行超低利息的贷款，他融资的利息比一般低很多，由此事业得到进一步推进。这次，我这样的中小型企业也从银行拿到了低于1%利率的贷款，利率是0.7%。在我经营困难期间，银行只会要求我们通过公共融资借款，以归还银行贷款。回想当时的情景，如同谎言般难以置信。这回公司住所的贷款提前偿还，在下期即可还清，我们就能回到无借款状态了。

我在公司的住所里，抽调出部分场地用于盛和塾横滨的盛和塾内刊轮流诵读会。第2张是轮流诵读会的恳亲会结束之后，大家手拉着手歌唱塾长最爱唱的《故乡》的照片。妻子也在轮读会的恳亲会上向各位塾生奉上了她自己做的菜，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再说句题外话，夫妻二人共同加入盛和塾，会发生非常精彩的故事，所以我强力推荐。首先就是齐心合力。偶有意见不合时，一旦争辩，妻子就来一句“稻盛塾长没有那样说过”而宣告停战。如果妻子钻研过度，无论请她做什么，她都会说“大善似非情”而不帮忙。这次我接受青岛经营体验发表的邀请时，我想着“没有经历过，贸然接受会不会不妥”的时候，得到了她的支持。另外，我妻子贴身装着的不是我的照片，而是用塑胶膜包好的塾长的照片。

在发言结束之际，我想说一下塾长和作家五木宽之合著的《人为什么活着》这本书。其中，五木先生提到的“他力”这个词，意思并不是事事都交给别人做，而是指如风般目不能及的宇宙之力和能量。对此，塾长说了这样一番话：“以利他之心扬帆，则必能吹来他力之风。”

回想起来，我坚信，如果没有邂逅稻盛塾长，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做经营经验汇报，恐怕连公司也不复存在，还会给众多朋友平添麻烦。因此我对塾长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真的非常感谢。

作为接受塾长教诲的塾生，我想在我的船只上扬起利他的风帆，接收他力之风。尽管我的风帆可能比较小，但我也要在自己的船上满载稻盛哲学，送给大家。把对塾长的感恩送出去，送恩即报恩，我要不断努力。

衷心感谢塾长。感谢今天前来参会的各位中国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及从日本赶来参会的各位塾生，感谢本部事务局的各位朋友。另外，也谢谢永远支持我这个自作主张的丈夫的妻子。我的经营体验发表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我的事业在巴西

Sementes Bo: Gordo Itda董事长

巴西盛和塾塾生 久枝俊夫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西盛和塾的久枝俊夫。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得到在日本全国大会上发表的机会，我深感机会宝贵，觉得非常庆幸。我本人虽不擅长在公众面前发言，但内心却非常期待能在今年发表，个中缘由还望各位倾听。

1949年，我出生在日本的爱媛县今治市。从学生时代就一直帮着打理家业——餐饮业和不动产业。1975年移居巴西，至今已有35个年头。

选择移居巴西是出于诸多考虑：当时世界性石油危机导致自然资源及粮食匮乏问题加剧，而我考虑在广阔的巴西从事粮食生产的这一想法也得到了父母的赞同；另外，我本人喜欢看美洲西部开拓史题材的电影，从小时候起就很憧憬牧场那种大自然的生活。当时小野田少尉移居巴西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我急不可待，通过旅游签证去了巴西。如果满意的话，我就打算移居巴西。

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的直营移居地位于南马托格罗索州，1977年，我得到6年分期付款购买此处900公顷土地的机会。对农业我完全是新手，只能住在自建的木制小屋里，从开垦森林着手。经过1年的种种尝试后，我开始种植牧草，少量购入畜牛。

父母喜欢巴西，所以鼎力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持有土地虽有增加，但大米及玉米的收入寥寥，距离所谓的稳定收入相去甚远。只身来到巴西之后，我第一次有了挫败感：购买小母牛仔，培育母牛成年并使其产仔，再花个三四年饲养小牛并将其出售——这样牧牛，即便穷尽一生周而复始地劳作，也无法达到我内心期望的事业规模。

“我失败了”，我当时相当迷茫，不知是该改行做其他事业，还是干脆回日本帮助父母打理家业。可最终却没有厚着脸皮打道回府。

后来的十年里，承蒙各方关照，终于做成占地4 500公顷、拥有4 500头牛的牧场。最初是因为畜牛而扩增土地，种植牧草，而优质草种不足，只能自己采集选取。未曾料想采集优质草种却成了核心事业，而且规模逐年扩大。

希望扩大企业规模，但究竟怎样经营企业，自己不懂，同时因地处与圣保罗相距甚远的偏远地区，周围也没有个能推心置腹地说话的日本老乡。随着企业规模扩大，烦躁不安的情绪也日益加深。

收获期需要数百人手，即便对方是酒疯子，情急之中我们也会雇用一阵子。他们在宿舍里滋事，时而闹出人命。安葬不知姓名的季节短工，一年不止一起两起。财务治理繁琐，审核体制薄弱，此外，发现很多部门贪污舞弊。我明明知情，却也只能无奈地听之任之。

毫无企业经营经验的我，随着事业的发展，越发渴求高人指点。从营业到人事、财务、生产、法务等所有问题一下子全摆在我面前，该如何解决，我无所适从。

那时虽有幸从圣保罗的日本报纸中得知巴西盛和塾将开塾，但我却妄自菲薄，认为自己这样的经营管理门外汉是没有资格入塾的。后来入塾也多亏现已故去的巴西塾成田先生的鼓励。他从圣保罗到移居区来销售疫苗，由于周围没有酒店，所以住在我的农场。

入塾后，我开始期待在圣保罗举行的月度盛和塾例会，我想学好了就能像模像样地管理公司了。如此一想，开车去圣保罗的14个小时、1 100公里的路程颠簸也完全不觉得辛苦，一边开车一边听塾长的讲话录音，我非常欣喜。对我而言，塾长的讲话都很新鲜、很完美，一对照，我日常的行为有天壤之别，在惊讶的同时，我全神贯注地倾听。

入塾之初，面临缴税问题。虽然塾长讲要诚实缴税，但我却无法理解：巴西在政治方面、社会方面，都混乱而马虎，税金缴不缴都无所谓吧。而且我周围的人也都这样想。

后来出了状况。1995年，我雇佣1 000名季节工在占地1 000公顷的采种场采集牧草的种子。当时，劳动基准监督署介入，以季节工没有正规雇用手续为名，下令我交纳高达1.6亿日元的罚款，这个数额相当企业一年的销售额。

在巴西，与雇佣相关的不合理经费较多，也根本没有人对季节工进行正规雇佣。但是，当局监察异常严厉，除了罚款，作为事业支柱的采种场也被强行关闭。大都市圈的现代化产业我虽不清楚，但是在这种没有产业的农村，周围的农场都是这样的做法。而且我还出于帮助当地人的考虑，提供了雇佣的机会。面对突如其来的官方处罚，我心中愤懑：为什么单单要罚我。在好容易步入正轨的农场前，我茫然不知所措。

即便如此，我也坚持去圣保罗参加学习会。缴税问题是入塾后不久发生的，当时对哲学也理解不透，但又没有找到其他的方法，于是遵照塾长教诲的“应该缴税”、“应该考虑员工的幸福”、“树立光明正大的判断基准”、“改掉蒙骗和卑怯的行为”。对于上述教导，只要能做，我就逐一实行。

因为我听过的塾长讲话的磁带，看过的“提高心性 拓展经营”的书，还有寄来的《盛和塾》杂志中，都反复地、反复地提到了上述内容。我深信在日本大获成功的优秀企业经营者的箴言，并决定积极地将这些话付诸行动。

不过罚款还是要缴的。为了缴清这笔钱，7 000头牛中，我就处理了6 000头。而且一直无借款经营的我也从市内银行最大限度争取了融资。当时巴西的月利息是10%，也就是说，即使不断地还款，银行贷款额还是会增长。

为偿清借款而辛苦奔走的生活持续了数年，虽然栽培规模缩小，但我依然心存梦想，希望东山再起。繁忙时期，我就在农场扎个帐篷，住上几个月。洗澡我就去附近的小河凑合凑合。

在采种面积回到400公顷的时候，可能是由于亲自在田里拼命劳作吧，我们不仅收成比其他对手公司好，而且草种的市场价格也突增了3倍。

借此，我偿清了银行借款，缴完了所有的滞纳税金，但是已两手空空。收获所需的机械、资材、薪水等5 000万日元的资金毫无着落。银行利息高得离谱，还不能用于农业融资。如果资金匮乏，只能把收获期的种子低价贱卖给竞争对手。

大豆、玉米、可可等国家基础产业能获低利息融资，但在我们这行却没有那样的优惠制度。一筹莫展之际，我惴惴不安地跑去找作为农业融资窗口的政府系巴西银行相商。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至今为止的借款清偿记录、各种税金的完税证明等融资所需的所有文件齐全，与银行分行长交涉也很顺利，最终得以在极短时间内全额拿到了5 000万日元的低利息融资。

虽未曾料到，但从巴西银行的反应中我获得了自信，“原来如此，塾长提倡的诚实缴税竟有这样的功效啊”。

如果坚持实行塾长教导的“正确的事情”，我们周围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我再举一例。

以前，我觉得有必要在巴西畜产中引进适合亚热带气候的豆科植物，于是就开始了相关的探索。结果2000年，我所在州的农业开发研究所开发出了豆科牧草“笔花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新品种，它产量高、耐踩踏、耐干季，含有嗜好性强的高蛋白，可以将空气中的游离氮素在每公顷土地上固定180公斤。

政府的这个开发研究所开发成功后，迅速将该牧草推广至全国，并且公开招募负责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巴西约有400家牧草种子公司，但在当时，一方面投标者本身就少，加上经过有无滞纳税金以及其他严格筛选审查，最后只剩下5家。条件是先支付数万美元取得经营权，同时，还要再向开发研究所上缴销售额的6%作为专利使用费。

实际种植该牧草并使用后我才发现，与传统豆科牧草相比，该牧草几乎完全没有缺陷，而且通过引进这种牧草可以提高畜产的生产效率，还可以通过固定空气中的游离氮素和获取大量有机物质使土壤恢复肥力。我强烈感受到这种牧草的未来前景和普及它的责任与使命。最初，巴西畜产中没有使用豆科牧草的习惯，这使我们颇感棘手，于是跟专门播放畜产节目的电视台联手，请他们在节目中详述该项商品技术。此后销售爆发性增长，耕作面积也扩大了3至4倍。

2006年要跟公家续约了。同行业内有数十家公司也向开发研究所提出申请，要求得到笔花豆的生产销售权。但是研究所官员为我说了公道话，“久枝的公司一直努力向全国普及这种牧草，认真处理用户的订单，而且给开发研究所的专利使用费也是分文不差。而其他4家公司专利使用费交纳都存在问题。鉴于久枝至今在普及方面所做的努力，我认为让其他公司加入不妥”，结果，包括我公司在内，只有4家如愿续约。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巴西社会，正直居然也行得通，我几乎是喜极而泣。

以前的我，总是根据损益得失做出最终判断。和塾长教诲的“作为人的判断基准”即“不说谎”“要正直”“要知足”“不贪婪”等等，相去甚远。

但是，在塾长哲学的指引下，随着我自身的变化，那些问题员工、不讲信用的交易对象、不明就里的发财梦话等自然而然地远离了我，我身边汇集了优质客户、优质交易对象以及认真的员工。

周围环境改善后，我才发现，我加入盛和塾虽然已有10年，但自己学习得还很差，于是开始在较为薄弱的会计、日常改进、与员工的人际关系等各个领域，认真实践塾长的教诲。再加上不断自我反省后，我发现了一个与迄今为止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周围的员工包括我自己，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干劲十足。

每天早上7点，我们会组织约20名中坚员工，分两拨开展京瓷哲学手册学习会，越是研读就越能感受到哲学的深奥。我正和员工们齐心协力，弥补自已在学习和行动方面的迟缓。

我和巴西农业打交道已有30年，我心中一直抱着一个疑问：当代巴西农业的现状和趋向存在着哪些缺陷？

数十年来，我们在巴西开发了相当于日本总面积5倍的、被称为喜拉朵（Cerrado）的耕地，巴西已跻身为畜牧、大豆、玉米等世界性谷仓畜产地带。今年，由于使用转基因、大量的石化燃料、化学肥料、除草剂、杀菌剂、杀虫剂等，收获量达历史新高。但是，在局部已经出现除草剂无法发挥效用的杂草、线虫类异变等各种问题。

鸡肉等也同样是用抗生素浸泡，从出生到宰杀，完全无视天然的微生物世界。如果出现抗生素无法对抗的细菌，如果这种细菌侵袭人类，我们该怎么办。

虽然我自己也是上述农业人员中的一个，但我同时也在摸索，如何进行天然养鸡、天然养猪、果树栽培，如何使食物保持原本的天然状态。

巴西现养殖有1.7亿头肉牛，居世界第一。一般的放牧比例是每公顷1头。

我经营牧草种子，所以经常会去牧场拜访客户，我发现所到牧场的土壤肥力都在逐年下降。

因为牛只会在有它喜食的嫩草、有盐、有水等特定的地方活动，所以有益于土壤的粪便无法均匀地遍布牧场内，而且过度放牧导致牧草生长力下降、杂草丛生、表层土壤流失。

所以15年前，我就引进轮换放牧。也就是说，把整个牧场划分为多个4~5公顷的区域，很多牧牛每次只在一个区域放养，依次定期轮换。

这样，在这个区域中，牧牛就不会再挑食，而是干干净净地把牧草吃掉。同时，牛粪肥会遍布整个区域。虽然设置饮水场、扎设栅栏、迁移家畜等会花点功夫，但是牧场得到了一定时间的休整，土壤肥力得到恢复，40~60天后，青青牧草就又在等着牧牛们的光顾了。

这样钻研改进之后，原本只能容纳1 500头的牧场现在放养3 000头，牧草也仍然有富余。这15年来，我们一概不用农药或者化肥，仅仅依靠自然的力量进行循环耕作。而且我愈发感受到光合作用及空气中游离氮素的固定等伟大的自然神力所占据的压倒性优势。

恰在那时，从圣保罗寄来了《盛和塾》杂志，看到塾长的想法，我的内心为之一震，不由得感动不已。塾长讲话中说，“大家都知道，食料及能源等地球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却要无限地追求富足便捷的生活，这种追求无法得到持续的满足。人类不可能靠现在这样的资本主义来维持地球的繁荣。地球这个空间是有限的，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如何跟自然和生物共存共荣的时候”。

对农业我一直有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塾长的此番讲话犹如醍醐灌顶，对我今后农业人生的目的和方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我在日本出生，在日本接受教育，怀着日本式的精神在巴西度过了35个春秋。以后我也会长眠巴西，埋骨此地。我的子孙也要做日裔巴西人。虽说是我自己选择的移居之路，但是心中却有难以言喻的寂寥。得以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必须感谢塾长的谆谆教诲。我决心秉持利他和关爱之心，以自然和人类的共存共荣为目的，在阿米巴经营和经营十二条的旗帜下，在巴西走完我今后的农业人生路。

我对自身工作的认真程度发生了改变。真正的关爱是什么？怎样才能使他人幸福？我在心里发誓，我已经觉悟、已经重生，我要在巴西完成我的使命。我明白大千世界，只有这里才是我的归宿。

对我们农业从业人员来说，波及世界的温室效应已是没有退路的深刻问题。一想到50年、100年后的事情，我们就得尽早从本源上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人类的食料是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转化为淀粉，变成水稻或麦子等植被，而其中的一部分又会成为草食动物的食粮。食物链持续不断。我们必须想尽办法发挥智慧和想象，创立不依赖大量能源和有限的地球资源的新型农业做法，并且传承给后辈。

现在，我以地产地销为立足点，推广环保村及自然耕作法，赞同的声音除了来自国内，还有美国、以色列、墨西哥等，来自日本的外出务工归国者也都来帮忙。而且，还有盛和塾各位塾友的鼎力支持，我将更加倾尽心力而为之。

我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巴西人，而是一个地球人，我将在我的余生中更加努力，用我在盛和塾所学价值观和哲学，通过农业，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为更多的人带去幸福。

我发自内心地感谢塾长和全国的塾生朋友们，我的发言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营十二条 /（日）稻盛和夫著；曹岫云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086–2726–7

I. 经… II. ① 稻… ② 曹… III. 陶瓷工业－工业企业管理－经验－日本－现代 IV. F431.3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6301号

经营十二条

JINGYING SHIER TIAO

著者：[日]稻盛和夫

译者：曹岫云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萌芽图文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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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总序

推荐序 正确思考的力量

第一章 北京大学国际MBA学院演讲：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

1. 创业历程

2. 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3. 不只为自己，也为社会追求利润

4. 作为人，何谓正确

5.“人生方程式”的解读

第二章 稻盛和夫经营哲学（北京）报告会：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

1. 京瓷公司的“哲学”

2. 经营需要哲学的原因

3. 品格决定经营者的统率力

第三章 “盛和塾”第17届全国大会：当代经营者应该成为怎样的人？

1. 从我们生存的宇宙、地球说起

2. 以“共生”观念和“利他”观念经营企业

第四章 致新时代的中国领导人

1. 敬天爱人

2. 社会公正推进经济发展

3. 弃霸道，行王道

第五章 盛和塾塾生心得

第一节 稻盛成功方程式的启示

第二节 把“利他之心”引进加利福尼亚

第三节 “利他哲学”引领企业持续发展

第四节 实践稻盛哲学，就能看到原来看不到的真理

总序

日本京瓷名誉会长

稻盛和夫

从1959年至今长达半个世纪内，我创建并经营了京瓷和KDDI两个企业集团。很幸运，这两个集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现在这两家的业绩简单相加，销售额达4.7万亿日元，利润逼近6 000亿日元。

另外，去年，我接受日本政府的邀请，就任代表国家形象的、破产重建的日本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在重建过程中，我着力于经营干部的意识转变，以及企业体质的改善，这样努力的结果，第一年就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业绩大幅超过了重建计划中预定的数字，现在日本航空的利润率已达到两位数以上，正在变成一个高收益的企业。

取得这些成就，原因不过是在企业经营中，我彻底地贯彻了经营的原理原则而已。那么所谓原理原则是什么呢？那就是“贯彻做人的正确的准则”。我在必须做出经营判断的时候，总要扪心自问：“作为人，何谓正确？”坚持把作为人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以正确的方式贯彻到底。

或许有人认为，这样的经营要诀未免太简单、大朴实了。但是，正因为贯彻了这条原理原则，我自己，以及继承我工作的京瓷和KDDI的经营干部，才没有发生过经营判断上的失误，才使企业顺利地成长发展到今天。

我的经营哲学还有另外一个侧面。那就是：立足于宇宙的本源以及人心的本源来展开经营活动。

我认为，在这个宇宙间，流淌着促使万物进化发展的“气”，或“意志”。同时我认为，人的本性中充满着“爱、真诚与和谐”。所谓“爱”，就是祈愿他人好；所谓“真诚”，就是为社会为世人尽力；所谓“和谐”，就是不仅让自己也要让别人生活幸福。

我们每一个人都以充满着“爱、真诚与和谐”之心去生活、去工作，那就意味着与引导万物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宇宙的潮流相一致，这样我们的经营就会顺畅，人生就会美满。这就是我在将近80年漫长的人生中所坚信不疑的“真理”。

本书就是遵循这样的思想，由近年来我在中国的讲演为主编辑而成。面对中国的经营者和企业干部、政府官员和大学学者，以至一般市民，我都从原理原则讲起，涉及人的本性和宇宙的本源，阐述经营和人生的要诀，获得了人们广泛的赞同。

近来，我的演讲集将作为系列书籍在中国出版发行，作为著者，我衷心希望，从人和宇宙的本源谈起的我的哲学，能够跨越国界、民族和语言的障碍，到达广大的中国男女老少的手中，为让他们的人生更美好、经营更出色做出我的一份贡献。同时，如果这对促进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也能助上一臂之力的话，那就是我的望外之喜了。

在本书出版之际，请允许我对为出版本书做出不同寻常努力的稻盛和夫（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曹岫云董事长、王建敏总经理，以及很爽快地为本书提供论文的中国和日本的有关企业家表示深切的谢意。

谨以此文作为“稻盛和夫经典演讲”系列图书的序言。

推荐序

正确思考的力量

稻盛和夫（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岫云

思考就是哲学

“稻盛和夫经营哲学经典讲演系列”是稻盛先生多年来不断思考的结晶。我想将自己在编译这系列书籍过程中的感想告诉读者。

“心之官则思”，每个人每天都在思考。但思考有自觉和不自觉之分，有深刻和肤浅之分，有正确和错误之分。

思考是种子，行动是花朵，成败是果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思考是一切的起源。

参天大树原本只是沉睡的种子；翱翔天空的苍鹰早先只在卵中待机；世界上一切伟业最初不过是伟人心中的一个梦想而已。

中国历史上没有“哲学”这个词汇，据说这个词汇从日本引进，而日本又从希腊语“philosophia”翻译而来。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据说西方有人对“哲学”的定义是：“对人的本质进行思考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哲学。”提倡自由深入地思考，其结果之一，就是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经营哲学

在稻盛和夫先生之前，日本很少甚或没有人将“经营”和“哲学”两个词汇联系在一起。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虽然提倡“科学管理”，但是在很长时间内却没有“经营哲学”这样的说法。近年来，“经营哲学”这个词汇在日本、在中国开始流行，逐渐成为常用语。

但是早在50多年前，稻盛先生就开始思考经营和哲学的关系。

1956年，稻盛在一家名叫“松风工业”的陶瓷企业打工，时年24岁。

当时日本三井物产有一位“大人物”吉田先生负责“松风工业”绝缘瓷瓶的出口业务。吉田常来公司调查。他发现该公司其他部门意气消沉，唯有稻盛领导的“特磁科”士气高昂，热火朝天，吉田觉得不可思议。

凑巧的是，这位吉田先生和稻盛在鹿儿岛大学时的恩师内野教授是东京大学的同窗好友。内野在吉田面前曾经多次夸奖过稻盛。吉田在调查结束时提出要约见稻盛和夫。

稻盛觉得吉田虽然是老前辈又是大人物，但很可亲，值得信任，同他交流是难得的机会，于是就将平时头脑里经常思考的“松风工业”经营上的事情，直率地、毫无保留地告诉吉田。切身经历加上深思熟虑，稻盛讲得既生动又具说服力，无论是话题、措词、内容还是其中包含的思想，都与稻盛当时的年龄、身份很不相称。吉田先生一声不响，神情专注，静听稻盛述说，最后大声说道：“才二十几岁，年轻人，真不简单，你已经有了自己的philosophy。”

稻盛当时不知道“philosophy”是什么意思，回到宿舍一翻辞典，“philosophy”就是“哲学”。那瞬间，稻盛心中不由自主地一阵颤动。

吉田不愧为有见识的大人物，他一句话就点中了稻盛的本质特性，可以说，这句话催生了后来的“京瓷philosophy”即“稻盛哲学”。

“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这就是几十年来稻盛经典讲演的主题之一。如果说泰勒首倡了“科学管理”，那么稻盛和夫首倡了“经营哲学”。我想这种说法符合事实。

正确思考

稻盛先生白手起家，40年间创建了京瓷和KDDI两家世界500强企业。2010年2月1日，78岁高龄的稻盛先生在退休13年后东山再起，应日本政府邀请，出任破产重建的日航董事长，在万众瞩目之下，仅仅10个月，就大幅度扭亏为盈，创造了日航历史上空前的1 580亿日元的利润。然而，这一切不过是稻盛哲学的产物。或者说，这种不可思议的成功仅仅起源于稻盛先生的正确思考。

稻盛先生是理工科出身，作为一名科学技术工作者，在精密陶瓷领域，他年轻时就有许多划时代的发明创造。稻盛先生具备科学家合理思考、追究事物真相的科学精神。

作为企业家，稻盛先生气势如虹又心细如发。他不但善于把握宏观形势，做出类似参与通信事业这样超人的战略决策，而且在企业管理的所有细节上，通过贯彻“钱、物、票一一对应”、“双重确认”、“玻璃般透明的经营”等方法，彻底把握经营的实态，把握事情的本质。稻盛先生创建了精致、缜密、实用的《稻盛和夫会计实学》和《阿米巴经营》模式。如果你读这两本书，相信你一定会对稻盛先生彻底的实事求是态度肃然起敬，并且能理解稻盛的企业50年持续盈利的秘诀。有如此作为的企业家闻所未闻。

为了进一步净化自己的心灵，在精神世界追求更高的境界，65岁后，稻盛先生曾一度投入佛门，认真修行。稻盛先生并不停留在对佛教单纯的信仰上，结合自己丰富的人生实践，他还对佛教的精髓“六波罗蜜”即布施、持戒、精进、忍辱、禅定、智慧，作出了积极的、深入浅出的解释，令人倍感亲切。

科学家、企业家、宗教家之外，我认为稻盛先生最本质的特色在于他是一位“彻底追究正确思考的哲学家”。人类有史以来有不少卓越的思想家、哲学家。而哲学家同时又身兼科学家、企业家、宗教家，一身而数任的人，稻盛先生或许是独一无二、天下无双。而更可贵的是：稻盛先生不仅养成了深思熟虑的习惯，而且他是一位彻底地追求正确思考的哲学家。

人究竟应该怎样生活？企业家应该如何正确地经营企业？正确的人生观对个人、组织、人类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提出如此重大命题的人意外的少。而不停地提出、思考、回答这些问题的，就是稻盛先生的哲学和实践。

稻盛哲学的原点是“把‘作为人，何谓正确？’当作判断一切事物的基准”。

稻盛哲学的核心用一个方程式表达就是：

人生·工作结果=理念 人格 × 热情 × 能力–100~+100 0~100 0~100

如此鲜明简洁地提出如此重要的哲学观点，并一辈子切实实践的企业家，稻盛之前无古人。

正确思考的威力

稻盛先生的青少年时代充满挫折甚至苦难。大学毕业后好不容易入职的企业却连续十年赤字，连工资也不能如期发放。为此，稻盛先生曾经怨天尤人。但当身为技术员的稻盛先生正确思考一个优秀的技术员应该如何开展研究工作，并全身心投入时，奇迹出现了。

稻盛绊着松香容器、差点摔倒的一瞬间，他发明了精密陶瓷中划时代的新材料镁橄榄石；当他看到高温炉中板状陶瓷零件像鱿鱼般翘曲时，突然产生用手从上面压住的冲动，从而获得灵感，干脆利落地解决了重大的技术难题……

稻盛27岁创业，因为不知如何正确经营企业而苦恼时，他又获得灵感，确立了在经营中判断一切事物的基准——作为人，何谓正确。

京瓷初创时的28名员工中，20余名是初中生，稻盛自己也只是一家地方大学的毕业生。为了回答“能力平凡的人怎样才能取得不平凡的成功”，稻盛想出了上述精彩的人生方程式。

京瓷发展壮大，稻盛先生忙得不可开交时，他又从孙悟空拔毛吹出分身的故事中获得灵感，创造了“阿巴米经营”模式，实现了真正的全员经营，奠定了京瓷、KDDI稳步而又快速发展的基础。

孙正义创建的“软银”也是世界500强企业。孙正义曾是稻盛创办的“盛和塾”的塾生。最近在拜访稻盛先生时，孙正义说：“如果没有稻盛先生敬天爱人的思想和阿米巴经营，就没有软银的今天。”

“盛和塾”现在已有7000名企业家塾生，他们学习并实践稻盛先生正确的经营思想，大部分企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其中近百家企业已经成功上市。

神的智慧

稻盛先生2010年2月1日正式出任日航董事长，而在此前的1月19日，日航公开宣告破产。这一天稻盛按预定日程乘日航的飞机参加夏威夷盛和塾的开塾仪式。在大阪关西机场，稻盛对前来送行的日航关西分店长山口先生说：“我是为了日航的员工才到日航来的。”又说：“日航的干部要一天24小时思考日航的经营问题。”这两句话深深地刻入了山口先生的心中。

稻盛先生强调：“在高尚的思想里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为什么呢？

思考是人的显意识在发挥作用。但如果你怀抱善念，针对某一难题，朝思暮想、左思右想、前思后想、苦思冥想，一天24小时思考，反复地、深入地、强烈地思考，这样，你的愿望会渗入潜意识。在不经意间，潜意识会突然给你灵感，让你心中一亮，立即抓住事物的核心，问题顷刻间迎刃而解。

稻盛先生把这种灵感称为“神的智慧”。回顾发明镁橄榄石的过程，稻盛先生说：“当时在我头脑里闪过的这种灵感，并非出于我个人的实力，在我偶然绊上松香树脂容器的一刹那，是神给了我启示，让我产生思想的闪光。是神看到我日日夜夜、呕心沥血、苦苦钻研的样子，心有不忍，可怜我，故意让我绊了一跤，赐予了我最高的灵感。”

稻盛先生说：“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说明为什么能力平平，缺乏知识、技术、经验、设备的我，竟然能够做出世界一流的发明创造。”

宇宙之心

根据宇宙物理学最权威的“大爆炸”理论，广袤浩瀚的宇宙原本只是一小撮高温高压的基本粒子的团块。经“大爆炸”产生的质子、中子、介子组成原子核，再与电子结合构成原子，原子结合形成分子，分子组成高分子，从中产生DNA从而孕育出生命体，生命从低级进化到高级，最终出现人类。宇宙为什么在演化过程中一刻也不肯停顿呢？这绝非偶然。不妨设想存在着“宇宙的意志”，或叫“宇宙之心”，它促使森罗万象一切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稻盛先生强调，如果我们的想法与“宇宙的意志”同调，我们的事业一定繁荣昌盛，反之，即使一时成功，最终必然衰落乃至灭亡。个人如此，企业如此，国家如此，整个人类亦如此。

“稻盛和夫经营哲学经典讲演系列”是稻盛先生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思考和实践的产物，是正确做人做事的最高智慧，其中妙语如珠，格言箴言接二连三。其中每一篇都足以引发我们深思，如果它溶入我们的血液，我们的事业一定繁盛不衰，我们的人生一定幸福美满。

第一章

北京大学国际MBA学院演讲：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

稻盛和夫

我是刚才承蒙主持人介绍的稻盛和夫。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首先请允许我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创业历程

我于1932年出生于日本西南部的鹿儿岛，大学的专业是无机化学。毕业后就职于日本古都京都的一家电瓷瓶制造公司，当一名技术员。后来在几位友人的支持下，于1959年，也就是在我27岁的时候，在京都创立了一家生产新型精密陶瓷的“京都陶瓷”公司。

虽然是白手起家，但我开发的新型陶瓷材料深受业界欢迎，京瓷也努力将这种材料应用于各种领域。

创业以来的50年里，京瓷充分利用精密陶瓷的特性，开发了各色各样的产品，从各种精密陶瓷元器件到太阳能电池、医用材料，以至手机、打印机、复印机等终端产品，京瓷已经成长为日本代表性的制造型企业之一。

在中国，京瓷已在上海、东莞市石龙镇以及天津建立了制造基地，生产电子零部件、打印机、复印机和太阳能电池。

另外，在日本还有一家同样也是由我创办的KDDI公司，京瓷是其第一大股东，KDDI从事长途电话和移动通信业务。KDDI公司在通信行业的新准入企业中位居首位，现在已成为日本国内第二大通信运营商。

除此之外，京瓷还有宾馆以及从事电脑系统服务等等的企业群。从材料到零部件、元器件，从机器设备的制造到通信、服务，像这样业务涉及整条产业链，业务领域又如此广泛的企业，我想在全球也是极为罕见的。

这些我创建的企业集团，2009年3月期的合并销售额达到约4.6万亿日元，税前利润约5 000亿日元。

在日本中小、中坚企业之中，有很多经营者想要学习我的经营思想。因此，从1983年起我就义务传授我的经营哲学，并以“盛和塾”这种经营塾的形式在全国展开。

“盛和塾”以日本国内为主，现在在全世界已经发展到57家，塾生超过了5 500名。另外，在中国我也受到了邀请，在无锡开设了“盛和塾”。

2. 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我经常有机会访问中国，而且每次访问都发现中国经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充满着活力，让我大为惊叹。

同时，看到如此高速发展的中国，使我回想起经历了二战的毁灭性打击之后复苏的日本，克服了战后的贫穷和混乱，全体国民团结一心朝着经济高速发展的方向勇往直前的景象。

二战后的日本，在自由竞争中出现了许多企业，互相切磋琢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每一个国民都满怀着对富裕生活的渴望，拼命工作。结果，在二战后仅用了短短20年的时间，就把日本建成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工业大国。

虽然日本国民获得了物质上的富裕，但在经济高速成长的过程中，许多日本企业只顾追求自身的利益，无视国民生活和地球环境，因而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弊病。

公害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战后20年时，产业活动所引起的公害问题开始浮现出来。忽视自然环境，只顾追求企业利益的产业活动，使山清水秀的日本列岛变成了污滩。河川和大海被污染，连鱼虾都无法栖身，工厂周围的上空，被工业废气所笼罩。

公害问题一时成了威胁日本国民生存的社会问题，通过官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然而，片面追求自身利益的社会风气，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日益膨胀。国民渴望富裕的欲望没有止境，人们一味追逐个人的私利。结果，经营者和国民染上了不劳而获、少劳多获的庸俗习气，片面追求物质富裕的欲望导致了精神上的贫困。

正是这样的世风才产生了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在这样的风潮中，不仅经营者，就连普通市民，也热衷于对股票和房地产的投资，看着自己的资产不断膨胀而得意忘形，甚至有人还傲慢地说，日本人的资产足以买下整个美国国土。

这样的狂妄和贪婪不断蔓延，最后以经济界、政治家、官僚等相继贪污及丑闻等形式一举爆发了出来。

然而，泡沫经济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理所当然地破灭了。结果，日本经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陷入了通货紧缩，从此就是所谓“失去的十年”，日本陷入了长期萧条的痛苦之中。

另外，从2008年开始，由美国的次贷问题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的风暴席卷了全世界，金融市场一片混乱。至今它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实体经济，带来了全球性的经济萧条。

发端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全球性经济大萧条，直接原因似乎是金融衍生产品使用过了头。但我认为，它的根本原因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失控的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

然而，初始的资本主义，并不只是将人类的欲望作为动力的。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资本主义诞生于基督教社会，特别是伦理道德严格的新教社会。也就是说，初期资本主义的推进者们都是虔诚的新教徒。

著名的德国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他们贯彻基督所提倡的“邻人爱”，尊崇劳动，生活尽量俭朴，他们的基本信条是将产业活动所获得的利润用于社会发展。

同时，企业必须以任何人看来都是正确的、光明正大的方法去追求利润，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贡献于社会福利。就是说“为社会，为世人”，才是那些新教徒的，也就是初期资本主义的伦理规范。

在距今约300年以前，商业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江户时代中期，日本出现了一位名叫石田梅岩的思想家。

他认为“在商业活动中追求利润并不是罪恶，但行商必须正直，决不可欺诈，决不能有卑劣的行为”，他强调行商中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另外，他还说，经商必须要做到“人我双赢”。

就是说，在日本资本主义的萌芽期，“企业应该追求社会正义，企业人应具有高尚的伦理观”这个基本思想是相当普及的。

如此看来，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日本，初期的资本主义被理解为是一个“为社会做好事的系统”。其推进者们力求通过经济活动来实现社会正义，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贡献。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社会伦理观，所以资本主义经济才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经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原动力的伦理观，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反而逐渐淡漠。不知从何时起，许多企业的经营目的和经营者的人生目标逐渐堕落到“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行”的利己主义。制约人内心的伦理规范的丧失，导致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趋向堕落。

尤其是日本，因为缺乏像欧美各国那样的基督教的社会背景，二战以后，人们一味追求经济上的富裕，而对道德、伦理以及社会正义的重视程度急剧下降。人们虽然获得了经济上的富裕，但是社会却偏离了资本主义的本意，陷入颓废。

资本主义的本意决不是只要为了赚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只有具备了严格的精神规范，资本主义才有可能正常地发挥它的功能。

特别是经济界，作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经营者本身，必须重新认识支撑资本主义发展的伦理道德这一层面的重要性，确立在任何人看来都普遍正确的经营哲学，并以此严格自律。

3. 不只为自己，也为社会追求利润

观察中国的情况，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体制的前提下，引进市场经济的模式，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经营者们以类似于资本主义一样的市场自由度，从事经济活动，经济的繁荣举世瞩目。

正如象征资本主义的“美国梦”一样，如今理想中的“中国梦”在商业、制造业等领域也层出不穷。谁都有成功的机会，受到周围实际成功者的刺激，“自己也要成功”，抱有这种进取心的人正在中国大量涌现。人民的热情，人民的能量正在推动中国蓬勃发展。

如果今后贵国国民能继续维持这种高涨的热情，贵国的经济能以现有的速度持续发展，那么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能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经济大国。为此，我希望中国的经营者们，不仅应该学习欧美各国和日本最新的经营技巧，还要学习“不只为自己，也为社会追求利润”这样一种基本的哲学思想。这种思想包含在前面所提及的资本主义的“原点”之中。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重蹈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覆辙，经济就无法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

同时，应该通过倡导这种高尚的哲学，使正义、公平、公正的观念渗透到整个社会，在全体国民中提倡“谦虚”、“关爱”等重要的意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将会成为更加富裕、更加美好的国家，全体国民都能切实地感受到幸福。

这种哲学和思维方式对集体和组织的发展意义重大。这一点，我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有着深切的体验。下面我就将这种体验告诉大家。

4. 作为人，何谓正确

在27岁时我创立了京瓷。那么年轻自然没有经营的经验，同时因为是技术出身，所以经济知识和企业会计更是一窍不通。然而，既然当了经营者，既然开展了事业，就必须对接踵而来的各种问题做出判断。

虽说是一个只有28名员工的小公司，但是“这件事怎么办”、“那件事如何做”，许多事情都需要我做出决策。虽然没有经营知识和经验，但作为经营者，就必须对部下提出的各种问题做出判断。然而，应该以什么作为判断的基准，对此我感到非常苦恼。

当时，公司非常弱小，只要自己的判断出现一次失误，公司就有可能一蹶不振。一想到这里，我就因担心而夜不能寐。左思右想，烦恼之余，我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因为自己对经营一无所知，所以就把“作为人，何谓正确”作为判断基准吧。

也就是说，我把作为人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是善还是恶作为经营的判断基准。

“正还是邪”、“善还是恶”，这是最基本的道德。而且从中引申出来的正义、公正、公平、勤奋、谦虚、正直、博爱等等，这些都是从孩童时代起，父母、老师教导我们的、最朴实的伦理观。

如果用这些伦理规范作为判断事物的基准，我觉得自己能够理解，能够掌握。于是，我就以“作为人，何谓正确”作为判断基准，来处理京瓷经营中的各种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我深深地体会到，正是依靠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伦理观和道德观来开展经营，京瓷才能获得如今的成功。

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思想不是出于经营者的私利私欲，因此能够获取员工的共鸣，员工们从内心理解并接受。所以创业之初，尽管公司规模很小，也不知道公司明天会怎样，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员工们也能够为了公司的发展而自觉地、不遗余力地拼命工作。

而且，在公司发展壮大之后，依然如此。

无论是进军海外，还是涉足不同的行业领域，甚至是收购企业，京瓷都树立了这种普遍正确的经营哲学，遍布全球的所有京瓷工厂和事务所的员工们都共有这种哲学，并在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实践这种哲学。

很多人评论京瓷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京瓷有先进的技术，是因为京瓷赶上了潮流。但我认为决非如此。我认为京瓷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京瓷经营判断的基准，不是“作为京瓷，何谓正确”，更不是“作为经营者的我个人，何谓正确”，而是“作为人，何谓正确”。因而它具备了普遍性，就能够与全体员工所共有。我认为京瓷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此，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

5.“人生方程式”的解读

为了便于理解这种“思维方式”或哲学是何等的重要，我想出了一个“人生方程式”。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这个方程式。

人生·工作的结果＝思维方式×热情×能力

我自己长期以来，就是根据这个方程式做事的。并且觉得只有用这个方程式才能解释自己的人生和京瓷公司的发展。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家境不富裕。年轻的时候，初中和大学的入学考试，以及后来的就职考试都曾屡遭失败。

有没有一种好办法，能够让像我这样屡遭挫折，并且只具备中等才智的人，也可以做出非凡的成绩呢？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得出的就是这个方程式。

表示人生结果或者工作成果的该方程式中的“思维方式”、“热情”和“能力”三个要素，其中的“能力”也许是先天性的，包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智力、运动神经，以及健康等。

可以称为天赋的这个“能力”，每个人都不同，如果用分数来表示的话，可以计为从0到100分。

在这个“能力”上乘以“热情”。这个“热情”也可以称为“努力”。“努力”的程度也因人而异，从没有干劲、没有雄心、没有活力的懒汉，到对工作和人生充满燃烧般的热忱、拼命努力的模范，也可以从0到100来打分。

不过，这个“热情”与“能力”不同，它不是先天的，而是可以由自己的意志来决定的。因此，我总是持续地、最大限度地发挥“热情”这个要素，从创建京瓷开始一直到今天，始终坚持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首先，这个“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非常重要。很多人都自认为自己已经尽力了，但在企业界，当竞争对手比我们更努力时，我们的努力就不奏效，我们就难免失败和衰退。所以普通程度的努力没有意义，必须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否则就无法在严酷的竞争中立足。

而且这种努力不是一时的，而必须是持续不断、永无止境的。周围人总劝我说“你这么干，总有一天会倒下”，但是我从创业以来，一直不分昼夜、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如果拿马拉松作比喻，就好比把42.195公里的路程，按照短跑方式全力跑完一样。这样的事情谁都认为不可能，但我们京瓷却自始至终全速前进。尽管在陶瓷领域我们属于后起的企业，但不知不觉中那些有历史的、先行起跑的企业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我们一口气超越了他们。现在”京瓷”已经成长为全球首屈一指的精密陶瓷制造商。这就是“热情”，也就是“努力”所带来的成果。

这里的“能力”和“热情”我们用分数来表示。

比如说，某人很健康、很聪明，“能力”可打90分。但是，这个有90分能力的人过分自信而不肯努力，其“热情”只有30分。于是，90分的能力乘上30分的热情，该人的分数只有2700分。

另一个人认为“自己只略胜于普通人，能力只不过60分左右，但正因为没有突出的才能，所以才必须拼命努力”，于是他激励自己发奋努力，其“热情”为90分。于是，60乘上90则是5 400分，这比前面那位有能力的懒人的2 700分要高出一倍。

就是说，即使是只具备普通能力的人，只要他付出持续不懈的努力，就一定可以弥补自身能力的不足，而取得很大的成果。

同时，这个方程式最重要的是：在上述“能力”和“热情”的乘积之上，再要乘上“思维方式”这一要素。而且刚才说的“能力”和“热情”是从0到100分，而“思维方式”则从坏到好，有从负100分到正100分这么大的幅度。

例如，不辞辛劳，愿为他人的幸福而拼命工作，这样的“思维方式”就是正值；相反，愤世嫉俗、怨天尤人，否定真挚的人生态度，这样的“思维方式”就是负值。

这样的话，因为三要素是相乘的关系，如果持有正面的“思维方式”，人生和工作的结果就是一个更大的正值；相反，如果持有负面的“思维方式”，哪怕是少许，三者相乘的结果不仅一下子变成了负值，而且能力越强，热情越高，其人生和工作的结果反而越发糟糕。

用刚才的例子来讲，那位有60分的“能力”和90分的“热情”的人，如果他持有作为人的正确的“思维方式”，并达到90分，那么，60×90×90等于48.6万分，方程式的值达到了非常优良的高分。

相反，“能力”和“热情”的分数相同，但持有哪怕只是少许的负面的“思维方式”，比如某人的“思维方式”只是负的1分，那么方程式的结果一下子就转为负的5 400分。再比如有人持有非常恶劣的反社会的“思维方式”，达到负的90分，那么最终的乘积就是负48.6万分，给他的人生和工作带来极为悲惨的结果。

而实际上，任何国家的任何社会都有这样的经营者，他们才华出众、热情洋溢，创建并发展了企业，获得了巨额财富。然而因为他们逐渐变得旁若无人、一意孤行，因而受到社会的制裁，转眼间就从舞台上消失了。这种人的失败原因就在于“思维方式”成了负值。

那么，必须具备怎样的“思维方式”呢？前面已经谈了一些，在这里，我再列举一些我认为是正面的“思维方式”。

积极向上、具有建设性；擅于与人共事，有协调性；性格开朗，对事物持肯定态度；充满善意；能同情他人、宽厚待人；诚实、正直；谦虚谨慎；勤奋努力；不自私，不贪欲；有感恩心，懂得知足；能克制自己的欲望，等等。

正面的思维方式就是上述这些内容。那么另一方面，负面的思维方式又是指哪些呢？就是与上述正面思维方式相反的内容。在这里我也一并列举出来。

态度消极、否定、缺乏协调性；阴郁、充满恶意、心术不正、想陷害他人；不认真、爱撒谎、傲慢、懒惰；自私、贪心、爱发牢骚；憎恨别人、妒忌别人等等，这些都是负面的思维方式。

自己的思维方式究竟是正还是负，其数值是高还是低，是左右方程式结果的关键。

我想出这个方程式以后，就经常把它展示给员工，向他们说明“思维方式是何等的重要，思维方式决定了人生和工作的结果”。同时，我也时刻鞭策自己，力求使方程式的数值最大化。

同时，我就是这样，把“作为人，何谓正确”作为判断基准，“将正确的事情以正确的方式贯彻到底”。在这个基本思想的指引下，再把日常工作中一点一滴的感悟随时记录在笔记本上。

不知不觉中，笔记本就写满了，我把其中的内容归纳为“京瓷哲学”，将它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同时作为企业哲学，努力让员工们共有。在这里，我介绍一下“京瓷哲学”中的一部分内容。

第一条是“脚踏实地，坚持不懈”。

拥有远大的理想和愿望固然重要，但即使制定了宏伟的目标，日常工作中仍然要做看似平凡简单的事情。因此，有时会感到烦恼，觉得“自己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差距太大”。

但是，无论哪个领域，要想取得卓越的成就，不可或缺的就是不断地改良和改善、进行基础性实验并收集数据、迈开双脚跑客户、接订单等等，日复一日、锲而不舍，一步一步地付出努力。

人生亦是如此。在人生的旅途中，没有喷气式飞机可以载着你轻松地抵达目的地，只能像尺蠖虫一样，一步一步地不断前行。

但是我们还是会觉得自己描绘的目标离现实太远，“每天孜孜不倦地做这样琐碎的工作，什么时候才是尽头！这样做下去，梦想能成真吗？”我们常为此焦躁不安。

实际上我也常有这样的烦恼，想把公司经营得更出色，但现在的工作、眼前遇到的问题，必须一件一件来处理，每天重复平凡的工作，这样周而复始，公司能做大吗？

但是，在实践中领悟到企业经营不能靠经营者单枪匹马，必须与员工们共同努力。一个人能做的事很有限，需要许多志同道合的人团结一致、脚踏实地、持续努力，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

为了让部下拥有与自己一致的想法，我利用各种场合与他们交流沟通，努力构建一个有共同理想、有统一方向的团体，将全员的力量凝聚起来，做好每一天的工作。正因为造就了这样一个共同奋斗的团队，才有京瓷今天的成就。

为了使踏实的努力更有成效，我又想到了一种方法，那就是“钻研创新”。

钻研创新，听起来似乎很难。但是，明天胜过今天、后天胜过明天，不断地进行改良和改善，不是简单地重复相同的事情，而是今天用这种方法试试，明天用更有效的方法试试。即便平凡简单的作业，只要不断地钻研创新，也会带来飞跃性的进步。

京瓷从零部件生产企业起步，如今已能制造手机和复印机等终端产品，在广泛的领域拥有尖端的技术。开发制造这些机器设备所需的涉及多方面领域的技术，京瓷最初并不具备。即使在精密陶瓷方面，创业之初京瓷也不具备高水平的技术。

从创业至今的半个世纪里，全体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天天钻研创新、精益求精、日积月累，这样的努力才是现今的京瓷在广泛领域拥有尖端技术的源泉。

例如，京瓷在创业之初生产电视机显像管的绝缘材料——“U字型绝缘体”，为松下电子工业公司供货。当时的松下从荷兰的飞利浦公司引进技术，开始生产显像管，其核心零件就使用我开发的U字型绝缘体。

因为显像管的电子枪要通过高压电流，所以具有高绝缘性能的U字型绝缘体就成了电视机的核心部件。这一产品也奠定了京瓷发展的基础。

但就在U字型绝缘体供不应求、盈利丰厚的时期，我已把目光转向了正在崛起的电子工业领域，开始了各种新产品的研发，其中还包括研发U字型绝缘体的替代产品。

实际上在不久之后，U字型绝缘体就被淘汰了，订单全部转向新开发出的替代产品。当时如果缺乏创新精神，不及时开发新产品，因盈利丰厚而满足于单品生产，京瓷可能在创业不久就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我还继续追求陶瓷所具有的一切可能性，我相信“陶瓷的应用不会局限于电子工业领域”，所以积极探索精密陶瓷在其他产业的应用。

例如，陶瓷耐高温，其硬度仅次于钻石，不易磨损。那么在快速磨损的地方就适合使用。在某处一定有企业在寻找耐磨的零件，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四处奔走。

当时纺织行业尼龙化纤刚刚登场，尼龙非常坚韧，在织造过程中尼龙线高速穿行，与尼龙线接触部位的金属很快被磨损，金属零件不适用，这成为一个问题。

于是我想如果用陶瓷零件取代金属，这个问题或许能够解决，于是着手开发。就这样，之后的纺织机械中采用了许多陶瓷零件。这次的成功使我备受鼓舞，“有没有其他地方也可以用到陶瓷呢？”我更积极地奔走探索。

终于在开拓美国市场的时候，我遇上了晶体管，承接了用陶瓷来生产一种叫做“标头”的零部件业务。虽然需要很高的技术，但京瓷最终还是成功地开发出了这一产品，并一度包揽了全球晶体管标头的生产制造。

过后不久，晶体管又被IC所取代，而那时京瓷早已开发出了陶瓷IC封装。伴随着尔后半导体行业的飞速发展，陶瓷IC封装使京瓷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

对于这种技术的变迁，我并没预见到，只是不满足于现状，对任何事物都想钻研创新，敢于向新领域发起挑战，这才造就了现今的京瓷。不断地钻研创新、“不断从事创造性的工作”，这才是发展事业的最基本的手段。

在各位之中，有人或许认为继续现在的工作没有发展的希望，因而想从事新的工作，但由于缺乏人才、技术和资金，又只能半途而废。但这不对，在现在的工作中不断地钻研创新，彻底地追求新的可能性，就能取得卓越的发展。

决不能漫不经心地重复与昨天相同的作业，在每天的工作中时刻思考“这样做是否可行”，同时带着“为什么”的疑问，今天胜过昨天，明天胜过今天，持续不断地对工作进行改善改良，最终一定能取得出色的成就。

不懈地、踏实地努力，加上每天钻研创新、持续改良改善。这个方法不仅能够提升技术实力，而且还能使中小零散型企业成长为大型企业。说这个方法是唯一有效的方法也不过分。我想京瓷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个真理。

另外，在京瓷哲学里还有一条是“玻璃般透明的经营”。自京瓷创业以来，我一直注重“以心为本的经营”，为了建立与员工的信赖关系，经营必须“透明”。

也就是说，现在有多少订单、比计划落后多少、利润是多少、这些利润是如何使用的、现在公司的处境怎样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仅要向干部，而且要向基层员工公开，开展“玻璃般透明的经营”。

为此，根据公司所处的环境，领导人在思考什么、想达到何种目标，这些都要准确地传达给员工，这一点至关重要。公司的现状、遭遇到的问题、努力的方向等，准确地传达给员工，以此统一员工的方向，凝聚员工的力量，那么就一定能够实现既定的目标，克服前进中的困难。

另外还有一点，“开展玻璃般透明的经营”，关键就是领导人必须以身作则，带头保持光明正大的工作作风，决不能允许经营高层挪用公款和用公款随意招待。如果发生了此类事情，那必然会招致员工的反感，道德的崩溃会像野火一样，转瞬间蔓延到整个组织，甚至动摇整个企业的根基。

为了防止这些现象的发生，“京瓷哲学”里还有“光明正大地追求利润”、“贯彻公平竞争的精神”、“注重公私分明”等条文，这些都是企业经营中规定的原则。作为经营者，我严格遵守这些简洁的原则，而且努力让全体员工共同遵循。

如果没有这种哲学，情况会怎样呢？

如果经营者没有明确的哲学，企业只会片面追求利润的增加，在经营中只会片面追求合理性和效率。同时，企业内会逐渐酿成一种“只要赚钱就行”的坏风气，就会出现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赚钱的员工和干部。

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哪怕只有一丝一毫，倘若听之任之的话，公司的道德风气将会很快堕落。而在充满着堕落气氛的组织里，正直的人也会失去认真工作的积极性。公司的风气将急剧地败坏，业绩也会随之恶化。

实际上，快速发展的企业瞬间破产的事例，在日本、在欧美、在中国这里，都是数不胜数。

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但是，人又是很脆弱的，很容易败给自身的私欲，败给周围的环境，追求虚荣，不知不觉中若无其事地干起违背人道的勾当，这也是事实。

正因为如此，我反复强调，人在感觉迷惑的时候，需要一个判断的基准，就是哲学。特别对于雇用很多员工肩负重任的经营者来说，必须抱有以高度伦理观为基础的经营哲学，在严以律己的同时，教育员工接受并共同实践这种哲学。

为使事业取得成功，为使组织正确地发挥职能，领导者自身所持有的“思维方式”最为重要。经营者以普遍正确的“思维方式”和高尚的经营哲学来经营企业，这一点在持续地拓展事业，保持企业繁荣的进程中，同样是最重要的。

京瓷之所以成功，就像刚才我所介绍的，是因为京瓷有一个明确的经营哲学，而且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员工都真挚地、一丝不苟地、不断地实践这种哲学。我确信这才是京瓷成功的原因。

然而，这些道理追根溯源，是自古以来从中国受到的教诲，是我们在与中国长期友好往来中学到的。

比如，中国古典中有“德胜才者，君子也。才胜德者，小人也。”这样一句话，这是强调“德”的重要性的格言。“积善之家有余庆”是强调做善事的重要性的格言。“满招损，谦受益”是强调谦虚的重要性的格言。这类经典的格言不胜枚举。

正是这些格言昭示了作为人应该走的正道，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事业经营中，必须重视的道理。遵循这些道理，依据作为人的正确的“思维方式”行事，就能获得成功。反之，就不能成功，更谈不上取得长期持久的成功了。

然而，如开头所言，这些重要的道理，在现在的日本已经被淡忘了。比如只获得小小的成功，就陶醉起来，失却了谦虚，变得傲慢不逊、得意忘形、为所欲为。其结果，就是丧失了好不容易得来的成功。这样的经营者层出不穷。

这种现象并不只在日本一个国家发生，而是富裕的发达国家共有的弊病。也许在中国这里，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重新认识哲学和“思维方式”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提升“热情”，持续地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同时，将自身具备的“能力”100%地发挥出来，这样就能把企业经营得有声有色。

这样做，不仅能够取得事业的成功，而且还能将成功长期保持下去，进而为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从我个人粗浅的经验出发，以“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为题，讲了上面这些话。诸位企业家聚集在北京大学国际MBA学院，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担负重任。希望我今天的讲话对大家有所启示。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诸位静听。

第二章

稻盛和夫经营哲学（北京）报告会：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

稻盛和夫

我是承蒙主持人介绍的稻盛。有这么多人来参加稻盛和夫（北京）经营哲学报告会，请允许我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个会议有许多日本和中国无锡的“盛和塾”塾生赶来参加，同时还有稻盛和夫（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组织的稻盛和夫经营研究中心的成员参加。

新成员中大部分人是第一次听我讲话，所以，我想就企业经营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经营哲学的必要性谈谈我的看法，讲演题目就叫“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

在座日本塾生中有人参加过此前“盛和塾”夏威夷的开塾仪式，听过我类似的讲话。但这个话题在企业经营中非常重要，希望再次倾听以便加深理解。

1. 京瓷公司的“哲学”

我在27岁时，在几位朋友的援助下创立了京瓷公司。公司创业时的产品是电视机显像管里用的绝缘零件，这是用我在此前工作过的松风工业，一家制造电力绝缘瓷瓶的企业开发的精密陶瓷材料制作的产品。

当时我还很年轻，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在松风工业我负责从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制造到销售的一系列工作。就是说，不仅仅是研究新材料，而且从使用这种材料开发产品到制定生产工艺，设计生产设备，从日常的生产活动到与客户打交道的营业活动，有关这个产品的几乎全部工作都由我来承担。

但是，就公司经营而言，我没有任何经验和知识。因此，在京瓷公司成立之初，筹措300万日元的资本金，为购置设备等从银行借贷1000万日元等等事情，即创建公司的准备工作应该如何进行，我都不懂。同时，从创业后第一个月开始，虽然只有28名员工，但为支付他们的工资奖金，资金周转应该如何运作，我也摸不着头脑。

当时，产品唯一的客户是松下电子工业，我忙于去交货，忙于收取货款，努力工作，但作为经营者，到底应该怎样经营企业，从一开始，我就烦恼不安。“经营企业到底该怎么办才好？”从理念到方法，我每天都认真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出我的经营哲学的原型。

其实，时时从根本上思考事物应有的理想状态，我这种思考的习惯，从松风工业时期就开始了。松风工业连续亏本，到发工资时付不出工资，常常要拖延一星期甚至两星期，奖金就更谈不上了。企业与工会总是纷争不断，公司内红旗招展，一年到头罢工不停。情况非常糟糕。

我想离开这个公司却不能如意，公司分配给我的工作是开发精密陶瓷材料，我不得不投入这项研究。工资待遇低，缺乏像样的研究设备，条件恶劣。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做出出色的研究成果，该抱一种什么心态来投入工作？这个问题，我每天都在思考，实在烦恼不已。

从那时起，“为了做好工作，必须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必须抱这样的心态”。每当我有所感悟时，我就把自己的想法记在研究实验用的笔记本上。

当我开始经营京瓷公司的时候，我常常把记录了我工作要诀的笔记本拿出来，再添加上在经营中新的体悟，将这些工作和经营中的要点重新整理，这就是所谓“哲学”。

就是说，我自己投身于工作，埋头于经营，在实践中，“究竟该怎么做，工作和经营才能顺利进展？”我烦恼，我思索，在这一过程中，终于领悟到了有关工作和经营的理念、思维方式以及具体的方法模式，归纳起来就是“哲学”。

这种“哲学”我不仅亲身实践，而且认真地给员工们讲解。但是，将这种经营的哲学灌输给员工，让整个团队共同拥有的时候，往往受到抵制，有的人说，拥有什么思维方式，哲学，难道不是个人的自由吗？

但是，企业这样的集团，为了其中的员工们的幸福，需要树立高目标，需要不断发展成长，这就要求有正确的哲学，正确的思维方式作为共同的基准，在此基础上把全体员工的力量凝聚起来。

特别是领导众多员工的公司干部，必须是充分理解公司的思维方式，从内心与公司的哲学产生共鸣的人。“那样的哲学同我的想法不合，我无法接受”，如果有这样的干部，公司的力量就无法聚集起来。

当然，不光是干部，一般员工也要与公司一条心，一起朝相同方向努力奋斗。为此，他们必须加深理解公司的哲学、思维方式，大家共同拥有这种哲学。

但是，前面提到，这样强调，一定会有人表示抵触。尽管如此，但首先大家必须理解一个道理：企业是一个集团，为了实现高目标，大家在工作中必须配合协调，不管个人好恶，全体人员都需要拥有共同的思维方式，需要理解并赞同这样的思维方式，这是做好工作、实现企业目标的前提。

“将企业哲学强加于人，我很讨厌。”对于持这种观点的人，应该很明确地告诉他：“你抱这种观点，在这个公司我们就无法共事。你既然讨厌我们用这种哲学来经营企业，那么你应该辞职，去找一家适合你想法的公司。”

不理解、不赞同公司的哲学，而表面上又装出理解赞同的样子，彼此都不愉快，既然如此，你就应该去与你的思想哲学一致的企业。我认为这一点必须明确，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2. 经营需要哲学的原因

那么，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呢？我认为有以下三个理由，可以说明在经营企业时，经营哲学不可或缺。

第1个理由，所谓哲学，首先是经营公司的规范、规则，或者说必须遵守的事项。经营公司无论如何都必须有全体员工共同遵守的规范规则或事项，这些作为“哲学”，必须在企业内部明晰地确定下来。

但是，在事实上，公司的这种规范、规则，或者说必须遵守的事项并不明确的企业比比皆是。就是这个原因，无论古今中外，各色各样的企业丑闻不断发生，历史上一些有名的大企业甚至因为这类丑闻而遭到无情的淘汰。

稍稍回顾一下过去，在日本，因食品作假的雪印乳业公司，因做假账粉饰财务数据的钟纺公司，这类历史上的名门大企业都消失了。在美国，大型能源企业安然公司，美国第二的世界通信公司，都因财务做假而崩溃了。

在中国，大型乳制品企业三鹿集团，因为对三聚氰氨事件负有责任，导致资不抵债而破产，这件事在日本也有报道。

以上的例子，起因都是企业忽视了经营企业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则。企业舞弊丑闻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企业没有明确确立自己的“哲学”，或者说这种“哲学”没有在企业里面渗透。

在多数企业里，首先就没有经营者会向员工们提出“作为人，何谓正确？”这个问题。而我思考的所谓“哲学”却正是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同时，这也是孩童时代父母老师所教导的做人的最朴实的原则，例如“要正直，不要骗人，不能撒谎”等等。

“这么起码的东西还需要在企业里讲吗？”或许有人感到惊奇。但是正因为不遵守上述理所当然的做人的原则，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企业丑闻。

例如，为了获利，“这种程度的违规没有关系吧”，将公司内的规范规则稍稍扭曲，结果行通了。于是“稍进一步的违规也没问题吧”，规范规则更抛在一边。这样企业或者产品就会发生问题，如果将问题公开，企业可能蒙受巨大损失。于是采取“不如实公布，沉默以对”的态度。而由于内部告发、问题暴露时，企业又出面掩饰，做假报告等等。结果舆论谴责企业说谎骗人、掩盖真相，事态越加复杂，最终导致企业崩溃。

这就是出身于一流大学、跻身于一流企业领导人岗位的经营干部做出的事情。与这些企业精英们讲什么“要正直，不要骗人，不能撒谎”，似乎太幼稚太愚蠢了，他们会一笑了之。然而，这么简单幼稚的道理他们却不能实行，这就是导致企业崩溃的根本原因。

这么单纯的哲学，企业的干部们却没有将它变成日常生活中的规范、规则和必须遵守的事项。换句话说，没有将依据哲学的规范、规则和必须遵守的事项当作自己日常生活的指针，当作经营判断的基准。

我认为，正因为缺乏这种朴实哲学的人成了大企业的领导者，才招致今天世界上许多大企业丑闻频发。而其结果是造成了整个社会陷入极度的混乱。

所幸的是，因为我缺乏经营的经验和知识，有关企业经营的规范、规则和必须遵守的事项，仅仅从“作为人，何谓正确？”这一句话中引申出来，并用它来说服员工。

“作为人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以正确的方式贯彻始终”，虽然是极为简朴的判断基准，但正因为遵循由此得出的结论去做，京瓷从创立以来长达半个世纪，经营之舵从未偏离正确的方向。后来京瓷进军海外，这样的判断基准更成为全世界普遍适用的哲学。

第2个理由，所谓“哲学”，它用来表明企业的目的、企业的目标，即要将这个企业办成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同时这种“哲学”还要表明，为了实现自己希望的、理想的企业目的，需要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因此，这种哲学在企业经营中必不可缺。

京瓷公司刚诞生时，在日本的古都京都西侧的中京区西京原町借了一间木结构的房屋，当时员工尚未满百，面对他们我就反复强调：“要把京瓷这个公司办成西京原町第一的企业，西京原町第一以后，就要瞄准中京区第一，中京区第一以后，接着是京都第一，实现了京都第一，再就是日本第一，日本第一后，当然就要世界第一。”这在当时看来好似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但这既是给员工们的一个梦想，也为了鼓励作为经营者的我自己。说实话，在说出这种梦想的一瞬间，我自己心中也有疑虑。

当时西京原町已经有了非常有名的企业京都机械工具公司。当时汽车产业蓬勃兴起，这个企业从早到晚满负荷工作。要超过它成为西京原町第一，实在太难了。

说到中京区第一，瞬间就会想到岛津制作所，当时它就已经是制造理化设备日本第一的公司，近年来还出过诺贝尔奖的获奖者。要想超过岛津制作所，我自己也认为那简直是白日做梦。

更何况是日本第一。仅看同行，当时就有“日本电瓷瓶公司”和“日本特殊陶业公司”两家名门企业矗立在精密陶瓷的行业里，还是弱不禁风的京瓷公司却要瞄准日本第一，未免太过荒唐无稽了。

然而，即便如此，我却依然不断向员工们诉说“日本第一，不，要瞄准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为了成为世界第一的公司，干部员工应该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从思维方式到工作方法，都要指明，就是说，必须在企业内确立这样的哲学。

实际上，从京瓷还是中小零细企业开始，我就希望把京瓷做成精密陶瓷世界第一的企业。我不断向员工们诉说为了实现这样的高目标所必需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朝着这一方向，全体员工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因此，在我的“哲学”中，“树立高目标”，“持续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把自己逼入绝境”，“极度认真地生活”这类表达克己的严肃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的句子随处可见。

我自己从年轻时开始，就强烈地意识到，必须树立高目标，为了实现这种高目标，必须具备在“哲学”中提倡的那种严格的生活态度，并努力实践至今。曾经有如下一段逸话。

日本有一家大型内衣企业华歌尔公司，总部设在京都。它的创业者塚本幸一先生活着的时候，常召集京都的企业家朋友喝酒聚会。塚本先生年龄比我大一轮，属相与我相同，他很爱护我，像亲兄弟一样。

当时京都还有一家叫罗希安的公司，也做纺织品。这家公司的第二代社长也常来聚会。他毕业于精英辈出的东京大学，后来在有财阀背景的大银行住友银行工作，子承父业当了第二代社长，大概比我小两三岁。

他喜欢喝酒，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同他一起喝酒议论时，因为我持有“哲学”里的那些思维方式，即使在喝酒时也不免谈及一些认真严肃的话题。

这时候，这位第二代社长就说：“不，稻盛君，我才不那么想呢。”他主张人生应该过得轻松快乐。因为他头脑聪明，又是名门之后，从没吃过苦头，才有那样的想法吧。

我们争论时，正好经济不景气，华歌尔的塚本社长正在担心今后的经济形势。在辩论时我说：“正因为经济环境严酷，在企业经营中更需要认真的慎重的态度。”这时这位第二代社长就说：“不，我不这么认为。”争论开始了。

这时候，塚本社长突然厉声喝道：“喂！请你闭嘴！”因为事情太突然了，我大吃一惊。性格开朗、喜欢与大家一起干杯的塚本先生板起面孔，大声呵斥，周围的人，尤其是被斥责的那位当事人不免大吃一惊。

接着塚本先生又说道：“你说什么呢，你以为你与稻盛君可以相提并论吗？你与稻盛君无法类比，你还要比什么呢？”

“稻盛君赤手空拳创办企业，把京瓷做成了如此优秀的企业。我创办华歌尔，也算搞到了现在的规模，即便是我也要对稻盛君刮目相看。而你呢，不过是子承父业，企业经营得那么差劲，你有辩论的资格吗？有什么样的哲学就会有什么样的经营，这毫无疑义。针对稻盛君的哲学，你有坚持自己的哲学的资格吗？”

就是说，轻松愉快地享受人生，马虎随意地经营企业，而经营业绩竟可以超过认真辛苦、拼命努力的京瓷，如果是这样，那么你的意见或许还值得一提。但是你浅薄的哲学只获得了很差的业绩，而你却要与取得高业绩的经营以及经营哲学唱反调，有什么意义呢？

当时，聚在一起的京都经营界朋友约有10余人，被塚本先生斥责的当事人，以及在场的其他经营者，或许多数人并不明白塚本先生说话的真义。

但当时，我痛切地感受到了塚本先生想要表达的意思。那是说，本来彼此瞄准的目标就不同，却要比较达成目标的哲学和方法，这种比较没有意义。问题在于“要攀登什么样的山”。

例如，像远足一样去爬附近的小山，当然不需要任何训练，轻装去爬山就行了。但如果要攀登险峻的高山，就需要严格的训练，需要充足的装备。

更何况，如果想征服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那就需要具备高度的攀登技术和丰富经验的人才，需要长期露营必备的充足的食品和装备，需要周密的准备。就是说，拿郊游爬小山与攀登珠穆朗玛峰相比较，展开争论没有什么意义。

“要攀登什么样的山”，这用来比喻企业经营非常贴切。就是说，京瓷从还是中小零细企业时开始，就立志要成为世界第一的陶瓷企业，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有这样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方法模式”，这样的思考归纳成为“哲学”，这种“哲学”就是适合于京瓷攀登高山时所需要的准备和装备。

“要攀登什么样的山”，就是说，你想创办什么样的公司，因为目标的不同，规范公司需要的哲学、思想也不同。一旦树立了高目标，那么很自然就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以及方法论。正因为如此，在我的“哲学”里就罗列着许多克己的、严肃的条目。

所以，每当京瓷的员工们去参加同学聚会时，从友人那里常听到这样的感叹：“在那么严格的公司里面，你倒还真能忍耐，看来还干得不错啊。”公司要求严格是因为京瓷瞄准的是“世界第一”的高目标。

但是，认真想一想，从京瓷还是中小零细企业时开始，我就像梦魇般地不断诉说要成为世界第一，努力奋斗到今天，京瓷果然成长为世界第一的陶瓷公司，这样的结果证明了我的哲学，即我强调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是正确的。

如果说，我的“哲学”与我们要攀登的世界第一的高山不相适应，京瓷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公司。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是已经被事实证明了的正确的经营哲学。所以，希望中国的经营者们，今后能够坚定信念，认真学习这种哲学。

第3个理由，这种“哲学”可以赋予企业一种优秀的品格。就像人具备人格一样，企业有企业的品格。企业经营非常需要优秀的哲学，就是因为这种哲学可以赋予企业优秀的品格。

人要具备优秀的人格，企业要具备优秀的品格，要做到这些，就要弄明白“作为人应有的正确的生活态度”，而“哲学”，正像前面提到的一样，它就是用“作为人，何谓正确？”为基准进行对照，从中归纳出来的“正确的为人之道”。

这种“正确的为人之道”立足于具备普遍性的伦理观之上，所以这种“哲学”的内容超越国境，在“全球性经营”中也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京瓷现在在全世界有很多生产基地和销售网点，员工大部分是外国人，作为全球性企业在全世界开展业务活动。在语言、民族、历史、文化完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开展事业，从事企业经营的时候，如何“治人”这个问题特别重要。

自古以来，“治人”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欧美常见的方法，就是用强大的权力来压制人，统治人，这种办法在东亚称之为霸权主义，或称“霸道”。

另一种方法，就是亚洲，特别是以中国为中心所倡导的“德治”的方法，就是用仁义来统治的方法。这种“德治”的方法叫做“王道”。

以力量来压制人，即以力治人；以仁义治人，即以德治人。“霸道”和“王道”这两种统治方法，自古以来就争执不休。

翻开中国4 000年治乱兴亡的历史，这一点看得很清楚。

某个时代，用霸道夺取政权的当政者用武力迫使人们顺从，但过了不久，在睡梦中被人取了首级，用武力统治的当政者因武力而没落。尔后群雄割据争霸，由霸道统治的时代得以持续一段时间。但霸权主义终于走到尽头，乱世过后，人们渴望治世，渴望以德而治的王道出现，受到民众信任和尊敬、以仁义治国的当政者登上历史舞台。以王道治国的当政者人格圆满，仁慈平和，因政治清明而出现盛世。但经过一段时期，不行使武力的统治者因过于温和而遭到蔑视，于是反乱再起，施行王道的政权又被推翻。

中国4 000年的历史可以理解为霸道和王道交替出现的历史，从中可以看出，如何治人，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的当政者来说，都是极为困难的课题。

创业后第9年，当时京瓷还是中小型骨干企业，在日本企业中算是最早进军美国的，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库巴第诺，就是现在的硅谷设立了事务所，派遣了两名员工，开始在美国展开营业活动。

当时正值硅谷的黎明期，事务所周边是一望无际的樱桃田，一到五月，道路边有卖樱桃的农家，我们买了樱桃，一边大口吃着，一边驾车拜访费阿卡尔德和英特尔等半导体客户厂家，展开营业活动。

工作忙碌起来以后，雇用了当地一位日裔员工。这位日裔员工面孔同日本人一样，但思维方式完全是美国人的一套，除了懂得一点日语之外，在各个方面都同我们持不同的意见，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后来在山迪埃谷设厂时聘用了一位美国厂长，同他之间也总是意见对立，格格不入。

因为有了上述的经验，我认识到在海外经营企业，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如何治人的问题。

当时只要现场一发生问题，我就立即飞往美国，穿上与现场工人一样的工作服到车间巡视，看到工作差的员工，就会“要这样做，要那样干”，直接批评、指导他们。例如看到当地的女工做装配作业时手忙脚乱，就会走到她身旁，“你看这么装如何？”教给她作业的方法。

这时，身穿西装的美国厂长立刻赶来现场，抱怨说：“稻盛社长，你到这种地方来，让我很难堪。”“我们为社长准备了单独的办公室，你只要坐在社长室，有事叫我们就行。我们会向你报告现场的情况。你穿着工作服，来到工作现场，与女员工一起，同她们做一样的工作，这让我们很为难。在美国没有这种习惯，从日本来的社长这么做，会被人小看，怎么水准这么低。”

我并不介意别人怎么想，此后，我还是同在日本一样，深入现场，与现场员工们一起拼命工作。

有一次，看到一位工作极为马虎的年长的美国员工，一副厌恶工作的表情，将陶瓷原料放进贮料机械时，竟将原料撒了一地。

让我逮着了，我严厉地斥责道：“干活怎么能这样有气无力，另外，将贵重的原料洒落一地，你怎么连一点成本意识都没有。”我烈火中烧般地怒斥他。

这位年长的员工火冒三丈，即刻顶撞道：“简直混账，这样的公司还干得下去吗！”吐出这句台词后，他愤然离去。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员工原来出身于美国海军，是一位经历过日本冲绳战役并在激战中取胜的勇士，经常使用东洋鬼子这种侮辱性的语言对付日本人，对于在美国工厂工作的日本员工，他平时就出言不逊，毫不忌讳：“像你这样的日本鬼子有什么资格来指挥我！”所以，这次受到我这个东洋鬼子头头的严厉斥责，他当然受不了，于是就骂我混账。

在冲绳战役中获胜，接着占领日本，后来凯旋回到美国，这么一位身经百战的勇士，却要受到日本社长的严厉呵斥，是可忍，孰不可忍！对于他而言，这样的场面之难以忍受，超出我们的想象之上，他表达的态度或许可以理解。

面临这类情况，收购了美国企业的日本企业往往忍让再忍让。但我却毅然决然，严肃地指出他的不是：“你的作业态度，作为一位员工完全不合格”。我决不改变初衷，妥协示弱。

美国是一个携枪自由的国度，在美国对员工严加斥责，可能会遭到记恨，甚至说不定会遭受暗算，所以许多在美国工作的日本人因惧怕风险，很快就会向美国人做出妥协。

在美国经营企业的日本经营者对美国员工，总是避免用严厉的言辞说话，在这样的风气中，我却毫不含糊，始终采取坚决的态度。

因为我是这样考虑的：“员工工作态度恶劣，就必须严肃地向他指出，要他改进，这不是霸权主义，不是以权力让当地员工屈服、以便随意驱使他们。因为我是社长，我有权力，可以随时解雇你，就是说，可以用权力进行统治。但采用这种方法，只要我一转身，员工就可以阳奉阴违，事情肯定做不好。”

“回顾历史就可以知道，在统治异族时，常常会采用暴力压制，迫使他们受范。但是，有力量压制时，他们表面顺从却面从腹背，一旦压制的力量松懈，他们会立即谋反。这虽然可悲，却是人世间的常态。”

我意识到，最重要的是，在海外当地法人企业工作的员工们，对我、对日本常驻人员，是否信任、是否尊敬，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注意到，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既不受信任，又不受尊敬，这样的人在异国他乡治人管人，当然不可能成功。同时，缺乏对企业领导人的信任和尊敬，员工们对企业就无忠诚可言，要做到不管领导人是否在场，都能一如既往、拼命工作，当然也不可能。

那么，怎么做才能得到对方的信任和尊敬呢？要赢得外国人的信任和尊敬靠什么呢？那就是优秀的人格。“那是一位人格高尚的人！”让对方能做出这样的评价，就是取得对方信任和尊敬最好的方法。

要赢得外国人的尊敬，必须具备特别优秀的人格，就是具备做人的“德”行，这个“德”字超越国界，普遍适用，万国共通。不能“以德治人”，那么在海外企业的运行就无法成功。

要求跨国经营的21世纪，企业究竟能不能发展，海外的当地法人，从领导人到基层的员工，对于公司本部，是否抱有信任和尊敬之念，这才是关键，这一点决定了成败。

对公司是否抱有信任和尊敬之念，关键就要看这个公司是不是具备优秀的品格，优秀的品格能够超越人种、语言、历史和文化的障碍，能够打动世界不同国家的人们的心，优秀的品格中充满着美好的德行。

“由高层次的哲学所支撑的、具备优秀品格的企业，它们的员工就值得我们信任和尊敬。因此，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要让海外员工由衷地说出这样的话。因此，能够赋予企业优秀品格、赋予员工优秀人格的高层次的哲学就非常必要。这是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的第三个理由。

上面谈的三个理由，包含在我的哲学之中。“盛和塾”杂志每一期都在解读这种哲学，我的讲话以《塾长讲话》为题刊载，“盛和塾”杂志已经发行了99期，今后将依次翻译成中文。

如果阅读“盛和塾”杂志，大家就能理解，刚才讲的三个要素形成了我的哲学。同时，大家在各自的公司里构建企业哲学时，可以用作参考。

在企业里提倡这种哲学，与员工们共同拥有这种哲学，最为重要的是要实践这种哲学。

下面这句歌词说明了将所学付诸实践的重要性：“圣贤之道，听了唱了却不做，毫无价值。”

这首歌叫“日新公伊吕波歌”，是我小时候在故乡——日本西南的鹿儿岛所学到的。当时的鹿儿岛对小学低年级学生实行“乡中教育”，这是一种独特的教育。在那里对“萨摩隼人”即精力充沛的男孩传授剑道、柔道、相扑等，并教授中国古代典籍。

其中，还教“日新公伊吕波歌”，这是日本战国时代的萨摩武将岛津忠良，也就是日新公，为教育弟子所作的数数歌。日新公强调正确做人的重要性。

这歌开头一句的意思是“无论你读过、听过多么好的道理，如果不亲身实践就毫无意义。”哲学也一样，无论学了多少，因为是过于简单的道理，将它变成自己的东西、认真实践的人反而很少。

同时，实际上，学习和掌握正确的做人的道理是一件难事。如果问我自己是否已经完全实行了正确的为人之道，答案是并没有完全实行。

圣人君子以及开悟的人，他们能够实践真理而不觉得痛苦。但我们凡人，无论学了多么好的道理，完全实行总是难上加难。这一点自古以来大家都承认，因此，刚才的“日新公伊吕波歌”一开头就唱那一句，现在还继续强调这一条。

尽管人有只说不做的习性，但是，为什么我还要跟大家反复强调“必须在企业里提倡这种哲学，必须与员工们共同拥有这种哲学”呢？

因为，将哲学融入自己的血肉，付诸实践，虽然极为困难，但理解“作为人，就应该这样去生活”，力求接近这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并为此而拼命努力的人，与不这样思考、漫不经心地生活的人之间，人生和工作的结果可能迥然不同。

就是说，对于哲学，不是能够领会或不能领会的问题，而是随时反思反省，不断努力去领悟，去体验，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一点同宗教——不管是佛教、基督教，还是道教——所倡导的戒律是一样的。神佛有种种戒律，要求僧人和信徒遵守戒律。然而，即使是宗教界的权威人物，能够完全遵守神佛戒律的人恐怕也没有吧。

既然是凡人，想要遵守的事项就往往遵守不了，但是即使如此，还是要认真考虑，努力去遵守，随时随地翻阅经典和圣经，不断自我反省，肯这样做的人和不这样做的人，其人生和工作的结果完全不同。

必须天天反省，天天反省自己，拼命努力去实践正确的为人之道，这样做就可以一点点磨炼自己的灵魂，提升自己的人格。我认为，这一条对实践哲学而言，是最为重要的。

3. 品格决定经营者的统率力

还有一点，在企业里实践哲学、希望与员工共有这种哲学的时候，倡导哲学的经营者的姿态很重要。

例如，在企业里举办哲学学习会，有时会遭到年轻员工们的抵制。因为经营者提倡大家学哲学，而充满理想的年轻员工理解这种哲学后，就会拿这种哲学来同提倡哲学的经营者进行对照，如果经营者行为不当，年轻员工察觉后就会产生抵触情绪。

前面已经提到，表达高层次的思维方式的哲学，能够完全实践的人并不存在。所以，在给员工讲解哲学之前，应该先表达如下的意思：“我提议大家要学哲学，好像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似的，其实这种哲学我自己还没有实行。我虽然是公司的领导人，但至今在哲学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很好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还是个尚未入门的小学生，但从今之后，我要与大家共同努力，终生去实践这种哲学。不是说因为自己还没有很好实践，就不能在大家面前提倡哲学。作为社长，我至少要提出‘应该这么去做’。因为我希望通过学习哲学，年轻人能成长，公司能发展。如果大家认为我违反哲学，那么，希望大家超越我，拥有更出色的思维方式，来带领公司向前迈进。这样做，不仅能使公司发展壮大，而且能使大家人生幸福。”

越是高层的哲学，在让年轻员工们学习理解时，越要采取谦虚的态度。讲些豪言壮语，好像自己全都理解了、全都实践了，这种态度在年轻员工们看来，不过是留下了笑柄。

能够全部实行哲学的人不存在，自己也不例外，但努力要让哲学变成自己的东西，这种姿态很重要。希望企业经营者理解这一点，与员工们共同钻研，共同实践。

沿着这个思路，最后我想谈一谈有关经营者、有关领导人资质的话题。

2002年4月我与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CSIS）的前理事长戴维特·阿布夏先生共同创建了名为“阿布夏·稻盛领导力研究会”的领导人培训机构，共同举办了活动。

因为我们抱有危机感，我们认为：“不管什么集团，集团领导人决定了这个组织的盛衰。领导人的资质对于组织具有巨大的影响，缺乏优秀资质的领袖人物才是今天这个世界混乱的原因。”

我有机会在“阿布夏·稻盛领导力研究会”发表讲演，在华盛顿政界、官界、财界的名流们面前我讲了下面一段话。

人类社会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小到一个公益性团体，大至一个国家。在这样的组织里一定有领导这个组织的中心人物，就是被称为领袖的人物。

翻阅历史可以看到，人们的命运很大程度上为集团的领袖所左右，好的领袖可以使集团发展壮大，坏的领袖把集团带向悲剧的深渊。

有关领导人的资质，中国明代思想家吕新吾，在其论著《呻吟语》中说“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就是说，具有厚重性格，并经常对事物进行深入思考，是作为领导人的最重要的资质。

同时，吕新吾又说“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就是说，聪明能干，巧于辞令，不过是第三等资质。

然而，不论东方、西方，当今世界，吕新吾所说的只具备第三等资质，即“聪明才辩”的人，被选拔为领导人，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当然这种人会干事，作为“能吏”、助手使用，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但是，他们是否具备充当集团领导人的优秀人格，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认为，现在的世界上，许多组织之所以荒废不振，根本原因就是很多集团的领导人只具备第三等资质。为了让社会变得更好，把吕新吾所说的具备第一等资质的人，就是具备高尚人格的人选为领导人，极为重要。

但是，人的人格既不是与生俱来的，又不是永远不变的。人格会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变化。先天的人格或许因人而异，有的人生来人格就好，有的人不是。但即使具备优秀人格的人，终其一生，要始终保持其优秀的人格，极为困难。

这是因为，人的人格受环境影响，时时刻刻都可能向好的方向或向坏的方向变化。比如，原来很勤奋又很谦虚的人，一朝权力在手，就变得傲慢起来，变得面目全非，最后玷污了自己的晚节，这种事例很多。

另有一种人，前半生与社会作对，甚至在社会上兴风作浪，但是在历尽辛酸之后，以某事为契机，翻然悔悟，浪子回头，晚年变成具备优秀人格的人，这样的例子也存在。

既然“人格”是变化的，那么选拔领导人的基准，就不能仅用“当时”他的人格如何来做判断。所以，我们在选择领导人时必须同时考虑“怎样才能提升人格”、“怎样才能维持高尚的人格”。

现在不论哪个国家，许多著名企业和它们的经营者，因为丑闻而倒闭或陷入困境。这类企业原本都是那些有卓越才能的经营者通过非凡的努力建立起来的。

但是，因为这些经营者，他们的人格没有提升，所以一旦功成名就以后，不知不觉中就放松了努力，不再拼命工作，只想自己一个人独享经营成果，甚至不惜违规违法。

所以，最重要的是，领导人必须努力提升自己的人格，努力维持自己高尚的人格。有人认为这话未免迂腐，但是我相信，这是防患于未然，避免领导人堕落变质，避免企业由盛转衰的最有效的方法。

华盛顿政界、官界、财界的许多要人对我的观点表示赞同。接着，长期来在华盛顿政界中心活跃的阿布夏先生以美国第一代总统乔治·华盛顿为例，发表讲话。

阿布夏先生说，美利坚合众国获得独立并取得飞跃发展的原动力，就是因为具备伟大人格的乔治·华盛顿担任了美国的第一任总统。

亚洲、非洲和中南美洲许多国家，原来都是欧洲诸国的殖民地，它们从宗主国获得独立后，因为独裁政治和内战而陷入混乱。在长期持续的混乱之中，只有美国，自从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后，一直在繁荣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美国成长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具备伟大人格的乔治·华盛顿当了美国的第一任总统。而且，当时美利坚合众国国会授予了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的乔治·华盛顿极大的权力。

如果将巨大的权力授予人格不成熟的人，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因为乔治·华盛顿具备优秀的人格，所以合众国国会排除了反对意见，为了让他能够顺利贯彻自己的政策，而授予总统巨大的权力，并把这一条写进了美国的宪法。

企业经营也一样。在企业里，经营者被授予极大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的行使，应该是为了保护员工，为员工创造幸福，而不可以用来压制员工，不可以用来满足经营者个人的欲望。

稻盛和夫（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刚成立不久，稻盛和夫经营研究中心也成立了，我希望研究中心的成员们首先在自己的企业内确定正确的哲学，与员工们共同拥有这种哲学，作为经营者自己要率先垂范，带头实践这种哲学，不断努力提升自己的人格。如果这样做，企业就一定能发展，而且能够长期持续地繁荣昌盛。

今天以“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为题，我讲了在企业经营中哲学的必要性，讲了这种哲学的内容是什么，又讲了怎样去实践这种哲学，怎样在企业里与员工们共同拥有这种哲学。

我衷心希望，做人的正确的哲学，正确的企业哲学在各位的企业里生生不息。企业不断成长，就能不断给员工带来幸福，就能促进社会的繁荣，并对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希望在中国的企业里也能实现这样的“王道”经营。

希望在座各位把自己的企业经营得更加出色，如果我今天的演讲对大家有所助益的话，我将感到非常荣幸。

谢谢大家的静听！

第三章

“盛和塾”第17届全国大会：当代经营者应该成为怎样的人？

稻盛和夫

大家好！我是稻盛。

“盛和塾”第17届全国大会开了两天，最后只剩下我讲话了。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日本各地的将近2 800名塾生，还有来自中国的近百名、来自遥远的美国的40名朋友参会。能够召开如此盛大的全国大会，我感到十分高兴。

这两天中，8位塾生的发言都很感人，听的人都非常认真，生怕漏掉一句。大家都期望在自己的经营实践中借鉴发言者的经验。看到塾生们这么投入、这么认真，我再次感到“盛和塾”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学习会。

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单是个人的生存已属不易。在座各位中小企业的经营者们，哪怕你们只雇佣了10名、20名员工，为了保障员工及其家属的生活，你们日以继夜、殚精竭虑，努力把握经营之舵。在繁忙中你们抽出宝贵的时间，聚集到“盛和塾”来，一起学习如何正确地经营企业，看到这种情景，我非常感动。

塾生们对经营、对人生抱着如此真挚的态度，为了不辜负大家的期待，我究竟应该给大家讲什么呢？整整一个月来，我一直在苦思冥想。

反复思考的结果，今天我决定讲一讲“当代经营者应该成为怎样的人”这个话题。

俯瞰人类的历史，我们首先要认清当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企业经营者应该怎样去工作和生活。我想围绕这个话题，将我的思考告诉大家。

1. 从我们生存的宇宙、地球说起

大家知道，宇宙诞生于距今大约137亿年之前。宇宙的起因是一个小小的基本粒子的团块所引发的大爆炸。因所谓“大爆炸”而诞生的宇宙，而后不断地膨胀，至今还在继续扩展，这个事实已为天体观测所证明。

这个宇宙诞生后，在距今46亿年前，在气体状态的太阳系星云中，在粒子反复集聚和碰撞的过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小行星。我们人类居住的地球，就是由这些小行星的结合而诞生的。

当时灼热的地球渐渐冷却，在距今40亿年前，形成了海洋，海洋中产生了原始的生命，这种生命不断进化，并开始登上陆地。这是约4亿年前发生的事情。

这种登陆后的生物，接连不断继续进化，据说，在距今约700万年前，在非洲，人类诞生了。此后，人类经过猿人、原始人等阶段，在反复的进化和灭绝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终于进化成我们现在生存的人类，就是所谓智人。

就这样，人类成为在地球上获得进化发展的生物物种之一。同时，当初的人类不过是生物圈中的一员，就是生物世界中的一个物种，换言之，人类只能在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下被动地生存。

这个时代，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比如在森林中采撷果实，摘取草木的嫩芽，在河海中捕鱼，在山岭中狩猎。就是说，当初的人类，以狩猎采集的生存方式，在生物圈中参与物质与能量的循环。

然而，大约在1万年前，人类开始了农耕畜牧，迎来了全新的生存方式。人类烧毁森林，使之变为耕地，栽种作物当粮食。或者开伐林地，使之变为草地，放牧家畜。这种农耕畜牧的生产活动，改变了地球上物质和能量原来的循环流程。

在狩猎采集时代，人类只是一种弱势的、被动的存在，只能利用地球所具备的物质和能量参与循环。而进入农耕畜牧时代，人类却能动地改变了地球上物质和能量的流程。

这意味着人类从生物圈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建立了自己独立的生活圈，即人际圈。同时这也给人类带来了精神上的变化。

所谓精神变化是指人类告别受自然支配的生存方式，要依照自身的意志，发挥自身的才智，要为自身的利益，来利用自然，改变自然。

换言之，为了人类的利益应该征服自然，这已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观念。而这时的人类还抱有一种幻想，就是自然以及自然带来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的。

根据这种想法，人类大量采伐森林，把它变为种植谷物的农场或饲养家畜的牧场。这种做法使生物物种急剧减少，改变并破坏了地球原有的生物圈。但是，这时的人类还只能依靠人力或驱使牛马，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还停留在有限的阶段。

同时，进入农耕畜牧时代后，人类社会的状况也发生了质变。食物的生产开始后，人类就要追求富裕和安定，并开始储备剩余的食料。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围绕储备食物，即所谓财富，人类开始了互相争夺。欲望不断滋长，为了抢夺对方的财富，引发了各种斗争。

要求自身富裕的欲望愈加膨胀，斗争的规模日益扩大。人类为了抵御外敌、保护自己，就在城市周围修筑城墙、挖掘壕沟。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代文明的遗迹，那些雄伟的城墙和护城河就是证据，证明了人类的欲望和为了满足欲望而发生的争斗。

人类争夺财富的历史，兴衰存亡长达数千年。与此同时，人类还具备强烈的好奇心、探求心，不断追究各种自然现象背后的原理，并在制造器物方面不断地钻研创新。其结果，引发了250年前英国的产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让人类获得了巨大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使人类促进地球物质和能量循环的力度飞速增长。

比如，澳大利亚大地里埋藏的铁矿石，如果依靠自然的力量向日本列岛移动，由海流的作用一点一点移动，需要花费几千万年的时间。但利用具备驱动力的船只，这种移动很快就能实现。这样，人类就大大改变了地球物质和能量的流程。

这种驱动力的中心是石化燃料。内燃机强大的驱动力和大量消耗的石化燃料，造成了现在的地球环境问题，这是人类给地球物质和能量的循环强加的巨大的负担。

人类摆脱生物圈的束缚以后，依仗这种驱动力使地球生物圈迅速衰退，使人际圈畸形地发展壮大。

人类获得这种驱动力后，将“追求更加富裕的生活”、“构筑更加便利的社会”这种欲望作为引擎，加上好奇心、探究心的扩展，人类不断推进科学技术，仅仅用了200多年的时间，就创造了富裕而又便利的现代物质文明。

现代物质文明的基础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丢弃”。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需要大量的制造、使用、丢弃物品才能不断促进经济增长。按常理思考，这样做太过浪费，但在现在的社会结构中，这样做却能促进经济发展，进而引导社会整体的发展。

然而，这种基于人类的欲望而损害自然的所谓文明不可能长期持续。前年，由著名的埃及学专家吉村作治先生当向导，我和哲学家梅原猛先生一起，花一周时间访问了埃及。

埃及文明从距今5 000年前开始发展，2 000年前衰亡。只残留下金字塔和大神殿等历史遗迹。仰望在沙漠中耸立的雄伟的遗迹群，我不禁要思考人类文明的前途。

位于现代伊拉克地区的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文明也是一样。古代许多灿烂文明的遗迹只剩下了纪念碑，甚至连遗迹也已经消失。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曾经被森林所覆盖，一度是富裕的粮仓，而如今已是沙漠一片。

征服自然，只为利用自然而利用自然，其结果是盛极一时的文明招致覆灭。玛雅、阿兹台克等中美洲的文明也一样，能够持续千年以上的人类文明很少。

这样看来，在200多年前，以产业革命为契机的近代物质文明究竟能够持续到何时呢？

人类本来不过是生物的一种，但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人类利用其他的动植物，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享受到了优越的现代文明，但是破坏地球环境又招致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危机。

1800年江户时代中期，地球人口只有10亿。经过200多年到了今天，人口已膨胀到70亿。不必等到本世纪末，据统计，地球人口将达到100亿。100亿这么庞大的人口，大家都要富裕和便利，都想过上奢侈的生活。这就必须有更多的能源，大量的食物，到时或许连水也将供不应求。

100亿人口所需的能源、食物、水，到时候能确保吗？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不可能。有一种悲观的预测，就是40年后的2050年，现今的物质文明将会崩溃。

人类仍然以欲望为动力，继续追求富裕和便利，但事实上人类只能在地球允许的范围内发展。超越界限的时间不是遥远的将来，而就在这30年、40年的短时期之内。照老路走下去，结果只能是现代文明的崩溃和人类的毁灭。

这就是我们人类面临的现实。在俯瞰人类历史的时候，我们再来思考当前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的经济萧条。

我认为这次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也是人类欲望的产物。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以人类的欲望为动力，希望以更轻松的方式获得更富裕、更便利的生活，同时发挥人类具备的意志和才智，追求无止境的发展。

以钱生钱的金融界的技术进步最为突出。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机构，利用高度的数学、统计学的智慧，利用最尖端的IT技术，应用杠杆原理开发出金融衍生产品，向全世界推销，以获取巨额利润。

这就是典型的利己欲望的产物，贪得无厌，企图轻轻松松赚大钱。

这种浸透无止境欲望的所谓金融衍生产品中，次级贷款这一风险极高的债权被作为证券销售，流向全世界，最终露出破绽，给整个世界经济带来重大打击。

世界各国重要的金融机构面临破产，为挽救危局，各国政府注入了巨额资金。到了今天，世界经济总算有所好转。但是，下滑的主要因素仍然不少，今后的形势不容乐观。

现在的世界经济在资本主义的系统中运行。1991年苏联解体后，人们就认为资本主义是唯一有效的经济模式，资本主义所倡导的“市场原理主义”、“自由经济主义”、“绩效主义”才是正确的社会原理。

市场原理主义、自由经济主义是在自由放任的经济竞争中，明确划分出强者和弱者，营造出一个“等级社会”。而绩效主义使能力强的人和能力弱的人获取的报酬产生巨大差异，从而引发社会的矛盾和动荡。

特别在美国的经济界，某些企业经营者因获取巨额报酬，受到社会的责难。他们的做法不仅让企业内外产生不公平的感觉，而且由他们的利己欲望引发的极端利己的行为，被视为“贪婪”而遭到社会严厉的批判。

2008年9月破产，并由此引发经济危机的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福尔德，在2000年后的任期中获得3.5亿美元的巨额报酬。

另一家美国大型投资银行美林证券，因次贷危机遭受巨大损失，被美国银行收购，它的首席执行官斯坦尼·奥尼尔引咎辞职时的退职金竟高达1.6亿美元。

企业利润是企业全体干部员工共同努力和协作所取得的成果，这种成果却被认为是企业领导人一个人的功劳。一人独享高额报酬，这是极不应该的。这种做法引发企业内部的不和谐，甚至成为企业破产的原因。

美国金融机构的CEO们，他们将自己企业的财务弄得一团糟，他们应该向员工们谢罪；他们迫使公共资金注入，他们应该向社会赔罪；他们开发、销售金融衍生产品，给予世界经济莫大的损害，他们应该向全世界认罪致歉，他们没有资格获取报酬。

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采取措施，抑制接受公共资金的金融机构经营者的报酬。现在，据说美国也开始讨论经营者合理的薪酬问题。但是根据最新的报道，接受公共资金援助的美国有关金融机构，随着业绩的改善，又准备给予干部员工们巨额的奖金。

这种不公正的财富分配方式，通过社会监督、各国政府及有关机构的规范，虽然有了若干修正或纠正。但光凭这些，要从根本上解决因绩效主义导致的等级社会的矛盾和不公平感，是不可能的。

同时，前面谈到的，针对次级贷款那样的金融产品，虽然加强了国际监督，通过完善法规加强了制约，但是，只要贪婪的欲望存在，只要追求投资高回报的投资者和投资机构存在，高风险高回报的新的金融产品还会开发出来并向全世界蔓延。

我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不是方法论的问题，也不是制度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素质的问题。现在必须把资本主义向更有节制的方向改变。

为此，大家都在强调要完善机制，加强监管。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必须具备正确的伦理观和道德观。资本主义应该是一个不只为自己，也要为社会去追求利润的经济体制。

以欲望为基础建立的现代社会中，我们应该怎样去工作和生活，企业经营者要重新思考这一问题。这时，重要的就是“知足”这个观念。这点我曾经多次强调过。

人类所持有的欲望，作为原动力，给人类带来了无止境的成长发展。但基于这种欲望的人类活动再继续下去，必将招致人类的破灭。将人类的欲望向有节制的方向转变，一个必要的观念正是“知足”。

一开始我就提到，从人类发展史的观点来看，人类必须抑制过度的欲望，“有这个生活水平已经足够了”，将成长发展控制在有节制的范围之内。否则，人类给地球造成的负担将超越允许的限度，现代文明就将崩溃，人类就将走向破灭。

特别是，地球上70亿人口中的大部分都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些人也要提高生活水平，今后也会以经济的高增长率为目标。他们要消费的资源、能源将有一个飞跃性的增长。

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要求摆脱贫困，我们不能熄灭他们的希望之火。同时，要求发达国家的人们自动放弃富裕的生活也不现实。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将要消费的资源、能源，与已经享受高度文明的发达国家的人们消费的资源、能源相加，从地球资源有限这点上看，这种重负，地球无论如何也承担不起。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们要在这个地球上和平共处，并且要共同构筑能持续发展的社会，首先，以发达国家为中心，人们的意识必须朝着“知足”这个方向来一个大的转变，必须大幅度降低人们对资源、能源的消耗水平。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丢弃，这个现代社会的风潮必须从根本上予以矫正。通过技术革新，尽量降低消耗，同时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整个产业和社会都要朝着这个方向进行重大的转变。

2. 以“共生”观念和“利他”观念经营企业

企业经营也一样。我们不能否定企业需要成长发展，而只要努力钻研创新，企业也总会有发展的机会。对于每个企业而言，不管处于什么经济环境之下，就像动植物在严酷的自然界中求生存一样，必须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首先要让自己生存下去。

但是，在努力经营企业的过程中，经营者不能只顾自己个人的私利，必须考虑员工、客户、交易对象、企业所在的地区等等，必须与企业相关的一切利害关系者和谐相处。必须以关爱之心、利他之心经营企业，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世界上大多数企业都能以上述关爱之心、利他之心开展经营，那么，就有可能修正资本主义前进的轨道，这种资本主义现在已经陷入了“只要自己好就行”、“只要自己发展就好”的利己主义的泥潭。只要能矫正这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今后也能持续下去。

今天，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必须确立新的伦理规范，确立与周围一切事物协调一致的“共生”的观念，确立让一切事物朝着善的方向发展的“利他”的观念。

以上所说，是从人类历史、从矫正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宏观角度出发的，从微观上讲，企业经营也一样。

比如某位经营者有才能，很努力，从销售额不足1亿日元的小企业做起，逐步发展到销售额达到50亿、100亿日元。如果这位经营者不知满足，一味追求个人利益，追求更加奢侈的生活，傲慢不逊，那么他终将走向灭亡。

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的世间常态。只要看一看“二战”以后的企业经营史，就会明白“企业寿命就三十年”这句话还是非常正确的。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企业，不久陷入衰亡，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在企业经营的舞台上，这种悲剧的重演好比家常便饭，司空见惯。

这些企业经营者开始时也都认为“自己才不会重蹈那种覆辙呢”，在历尽艰辛、艰苦创业时，他们也鄙视那些获取巨额报酬的经营者的卑劣行为。但一旦自己功成名就，就开始无节制地追求金钱、名誉，骄傲自大，不久便走向没落。

人们对自身的蜕变不易察觉。那些一掷千金的美国金融机构的经营者们，最初他们也未必是贪得无厌的人，但因为他们缺乏明确的哲学，随着环境的改变，他们自己也堕落变质。

必须竭力排斥自以为是、动不动就“我呀我”的利己的欲望，必须让为员工、为客户、为社会，愿他人好这种关爱之心、利他之心占据自己的心灵。

在这种美好、善良的心灵之上，加上拼命努力，那么，“要把企业做大”、“要更好地拓展事业”这样的愿望不仅能够实现，而且能与员工、客户、交易对象、股东、地区社会等等，即与企业的一切利害关系者协调一致、和谐发展，企业就能持续繁荣，经久不衰。

对于这一点我自己有切身的体验，我举一个冲绳“赛罗拉”的例子。

我作为大和证券系列宾馆开业仪式的嘉宾，于1975年首次访问冲绳。当时冲绳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冲绳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有着独特的、优秀的文化。

但是冲绳有一部饱尝辛酸的历史。很长时期，它曾处于大国中国的统治之下。而江户时代，它又受到日本萨摩藩的压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作为本土防卫的前哨，冲绳曾被迫做出过重大的牺牲。

尽管有这么悲惨的历史，但从当地的歌舞表演中可以看到，冲绳孕育了一种其他地区所没有的、独特的优秀文化。受到冲绳风土人情的触动，我甚至想：“既然能够孕育出如此有特色的、独特的文化，冲绳已经是一个优秀的独立王国。”

另一方面，对于拥有如此优秀文化的冲绳，我们萨摩藩却从政治上压迫他们，从经济上剥削他们。考虑到这段历史，作为一个具有萨摩藩血统的人，我有一种负罪感，我真想对他们说一声“真的对不起”。同时我又有一种赎罪的心理，能不能用某种方式给冲绳以补偿呢？

抱着这种心境，1990年，承蒙当时日本兴业银行特别顾问中山素平先生的关照，为了促进冲绳的经济发展，聚集了一部分日本本土和冲绳的企业经营者，成立了“冲绳座谈会”，我也被推荐为会员。自那以后，我一直在考虑：“为了冲绳的发展，自己该做些什么？”

自冲绳归还以来，据说日本经济界曾给予冲绳各种各样的援助，但事实上，仍然是冲绳的本土资本在为本地服务，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冲绳的经济援助。使冲绳人致富的事例极少。

为此，伴随1986年移动通信自由化的进程，除了首都圈和中部圈之外，在北海道、东北、北陆、关西、中国、四国以及九州地区，分别设立了相当于现在的AU by KDDI的赛罗拉电话公司。当时我特别提出在冲绳也设立单独的电话公司。

本来冲绳并非一个单独的经济圈，它只是九州经济圈的一个部分，它在行政上，许多方面受九州的管辖。原本是准备将冲绳的业务置于九州赛罗拉电话公司的管辖之下。

但是，由于刚才提及的对冲绳的赎罪心理，同时通过“冲绳座谈会”，我一直在考虑能帮冲绳人做些什么，所以就产生了在冲绳单独设立公司的想法。

因此，在“冲绳座谈会”上我提出了这个建议。我说：“我现在正在全国各地设立移动通信公司，因为冲绳很像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我打算不是把冲绳作为九州公司的一个营业地区，而是单独设立冲绳赛罗拉公司。冲绳经济界各位朋友，你们愿意出资吗？”

建议提出后，冲绳经济界的朋友们都很高兴。他们说：“从本国外地来到冲绳，真正替冲绳着想做出提案，您是第一位。”以冲绳有代表性的企业为首，许多本地企业都出了资，冲绳赛罗拉电话公司正式成立。

公司成立时，虽然最大的股东、当时的第二电电（现在KDDI）持股过半，但至少40%的股份由冲绳本地持有。

同时公司董事会的组成，除会长和一名董事由第二电电派遣之外，社长以下所有干部都由冲绳本地人担任。

因为公司设立有这样一种背景，所以无论出资者、董事，还是冲绳赛罗拉的员工，人人意气风发，“这是我们的公司！”大家都全力以赴投入经营。

因此，冲绳赛罗拉创业以后快速发展，成为当地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公司。公司业绩也顺利提升。

1997年公司实现了上市。全国赛罗拉电话公司共有8家，但上市的只有冲绳一家。因为公司设立的当初，我就一心希望通过上市，让冲绳本地的人们感到高兴和满意。

现在，我只保留了冲绳赛罗拉的名誉会长一职。就是母体KDDI我也已从董事会引退，仅保留最高顾问的头衔。但冲绳赛罗拉是一个例外，因为冲绳的各位恳请我“无论如何希望稻盛先生保留董事一职”，所以我想只要健康状况允许，我将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我仍担任名誉会长一职，不取任何报酬。

没有丝毫个人的打算，从为冲绳本土出力的想法开始创业，公司经过多年经营，给许多人带来了幸福，这是我最开心的。因为我切身感受到，从为冲绳人作贡献这一纯粹的、善良的愿望出发，从温柔的关爱之心出发，我把这种心情传递给对方，因而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理想的世界。

这样的事决不仅仅限于冲绳赛罗拉。以“盛和塾”为中心，世间有许多经营者给我发来了感谢信。信中说“如果只以私利私欲经营企业，我的企业恐怕早就倒闭了。多亏稻盛先生的教导，一旦开始以利他之心经营企业，公司的发展就越来越顺利了。”

其实，利他是最强有力的。让对方高兴，与人为善，这样的行为最终一定会带来成功。这是这个世界俨然存在的真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因为利他的行为会让我们获得超越自己的伟大的力量。

让对方生存、帮助对方、为对方好，如能具备这种美好的关爱之心、利他之心，一种超越自己的伟大力量就会自然地添加进来。自己想“如能这样该多好啊！”但结果却比你想象的更好，正好像成功从对面向你走来一样。

这一点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理解、实践。同时，专注于利他，全身心投入，还能引发创造力。努力利他，就会产生灵感，使“思想闪光”，能够做别人从未做过的事业，并取得卓越的成功。

这样的事，过去我曾引用“智慧宝库”这一词语来表达。这个宇宙中有一个地方应该称之为“智慧宝库”，那里隐藏着取之不尽的智慧，如果能将其引发出来，就能获得创造的灵感和思想的闪光。

爱迪生等伟大的先人们为人类开拓了新世界。在回顾他们的功绩的时候，我不禁想到，他们就是把从“智慧宝库”中获取的智慧作为创造的源泉，把类似“神业”的高度的技术和发明带给人类，从而促进了文明的进步。

我自己也是一样。当我处于忘我的状态，为员工、为客户，一心不乱、全神贯注地投入研究开发的时候，当我为世人、为社会开拓新事业的时候，我也在无意中触及了那宝库中睿智的一端，或是开发出划时代的新产品，或是使事业获得巨大的进展——我不由得产生这样的想法。

就是说，打开“智慧宝库”大门的钥匙，就是愿他人幸福的关爱之心、利他之心。

希望各位经营者务必要竭力排斥“只要自己好就行”的利己之心，在关爱心、慈悲心、利他心的基础上努力奋斗，要让员工、客户、交易对象、社区，让企业周围所有的人获得幸福，要抱着这样的信念去经营企业，勇往直前。

今天，当我们俯瞰人类历史的时候，当我们展望人类未来的时候，要想象光明的前景已很困难。然而，不管对未来的预测多么暗淡，只要我们还是经营者，我们就有使命，就要让同企业有关的所有的人得到幸福。不仅如此，作为企业经营者，不仅要对自己的公司负责，我们还承担着为社会作贡献的崇高使命。

我们企业经营者平日里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不得不面临各种各样的经营课题，我们必须随时掌握好经营之舵。而通过艰苦努力获得的利润中，我们还要拿出很大一部分交纳法人税。

这个法人税占了日本税收的四分之一。另外伴随企业活动、通过买卖交易要支付消费税，受雇员工要支付所得税，再将员工支付的消费税考虑在内，可以说国家财政的大半掌握在企业的手里。

企业创造的财富由国家和地方自治体征集，然后再分配，这样现代的经济社会才得以成立。就是说，由于企业的存在，由于经营者的辛勤劳动，现在的经济社会才能发挥它的机能。

另外，还有就业的问题。据说日本的就业人数为6 300万，其中企业雇用的员工，大中小企业总共超过了4 000万。就是说，通过雇用向人们提供生活食粮的，主要是靠企业。

同时，在日本421万家企业中，99.7%是中小企业。考虑到这一点，以中小企业为中心的企业经营者支撑着国家和国民，这样的说法也并不过分。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和自觉，满怀自豪感，挺起胸膛，堂堂正正地去经营企业。

我们承载着社会的期望，担负着重大的责任。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即使付出比常人加倍的辛劳，我们仍然要诚心诚意、竭尽全力，把企业经营得有声有色。

经营企业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社会，这种高尚的行为让我们感觉到自尊和自豪，一定能给予我们克服困难的勇气。

对于这一点，我也有切身的感受。

在50年前，我27岁时创建了京瓷公司。从赤手空拳创业一直到今天，幸运的是50年里从未出现过一次赤字，公司一直顺利地发展壮大。

这期间，日本经济遭遇了石油冲击、日元超级升值等多次危机。但是，不管经济危机的风暴刮得多么厉害，我们只顾埋头苦干，付出了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同时不间断地钻研创新，精益求精。

我为经营备尝辛酸，付出牺牲，而这么做的结果，不仅让员工及其家属获得了幸福，而且为京瓷工厂及事务所所在社区的振兴做出了贡献。同时还为整个日本经济的成长发展承担了相应的任务。我想我为国家的繁荣、国民的幸福做出了微薄的贡献。

想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付出的一切辛劳都获得了回报。我们为社会、为世人做出了贡献，意识到这一点，过去的所有苦劳都转化成了无上的喜悦。

刚才提到获取巨额报酬的美国经营者的贪婪的问题。我认为能够为这么多的人作出贡献，从中得来的“喜悦”才是经营者所能获得的最高的报酬。

我今天的讲话，一开头就从人类史的角度，俯瞰了迄今为止人类发展的历程，并对人类的未来作了相当悲观的预测。但是，看透这个严峻的现实，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人类必须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培育今后人类应该具备的高尚的心灵，构筑新的伦理观、新的道德观，把人类从破灭的边缘拯救过来。对这一点，我具有强烈的信念。

从这个观点出发，2009年9月底，《人的本质——探究人生的意义》这本书将会出版。这是由我和宗教心理学家山本博先生对谈形成的一本书。书中谈到超能力等有关人的灵魂方面的话题，但对谈的基本思想同今天讲话的精神相同，目的都是为处于闭塞状态下的人类开辟新的活路。为此，利他之心，或者说“爱”是必不可缺的。

离开经营第一线后，我考虑自己该做的，就是包括上述事情在内的社会启蒙活动。但是，站在第一线指挥企业活动的经营者们，你们必须做的是，在你们各自的企业里确立正确的伦理观、道德观，把你们的企业做好、做强、做长久。

我们的思维方式、姿态、行为应该成为社会仿效的榜样。为此，我们一定要把企业经营好，我们要度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我们只是一个中小企业的经营者，但是只要我们将正确的经营观、正确的人生观贯彻始终，我们就能成为世人的榜样，成为优秀的领导人。

我们应该成为包括我们所在区域在内的人类社会的领导人，我们的言行举止，应该与我们作为领导人的身份相符。只要大家按照我今天讲话的精神去做，我们就能成为受人信任、受人尊敬的人格高尚的人。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

在现代社会已经弃之不用的“死语”，即“利他”这个词，在我们“盛和塾”里，不仅频繁使用，而且我们许多塾生实际上正在用“利他心”经营企业，度过人生。而由这些优秀的塾生们参加的这个集会，气氛和谐，真不愧是一个“心灵之友”的集会。

但是这又不是一个单纯的友好团体。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塾生们互相切磋，研讨经营的真谛。而在当前的经济萧条中，许多企业提升了经营业绩。

据初步统计，如果把我们塾生企业的销售额合并计算，已经达到24万亿日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团体，是一个了不起的经营者的集团。这个集团不仅可以成为日本企业、而且可以成为全世界企业、乃至整个人类的模范。这样说我想是不错的。

事实上，我们所信奉的“经营的真谛”正在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2009年6月上旬，我在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作了演讲。听众大大超过了会场可以容纳的人数，有的人坐在会场的过道里，有的人干脆站着，有的人在别的教室里通过视频倾听我的演讲。

在清华大学我以“把萧条当做再发展的飞跃台”为题，讲述了克服经济萧条的思路和具体方法。在北京大学我以“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为题，讲述了企业经营中哲学的必要性，以及企业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经营哲学。

坐满会场的全体听众自始至终专心听讲，认真做笔记。讲演结束时掌声雷动。许多听众拥上讲坛同我握手，要求签名，挤得我无法动弹，最后靠保安疏导才离开会场。可见欢迎场面的热烈。

据说，中国正在对一味模仿美国式经营的做法进行反省。北京大学国际MBA学院的院长说：“中国在拜金主义盛行的同时，一直在仿效美国式的经营。但经过这次金融危机，正在考虑转变方向。而重视中国古典文化、崇尚人的精神品格的稻盛式经营，值得学习。”

同时，在中国，我的著作正在成为畅销书，多次再版。这次我在中国时，多家出版社接连来访，争相出版我的著作。我的几乎全部著作今后都将在中国翻译出版。

另外，这次在讲演之余，我还接受了中国著名媒体的集中采访。特别是中国第一的网络视频，据说它的点击量一天达到数亿人次，通过这家网站播放的我的采访实录，向全中国传递了我的经营哲学。

可见我的经营思想现在在中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我还接到许多人的邀请，他们希望学习我的经营思想和方法。中国已有好几个地方希望成立“盛和塾”。

因此，这次有许多中国的朋友来到这个会场，与日本塾生一样，深入学习企业经营的真谛。

这还不限于中国。发行数228万份、全美第一的美国主流报纸《今日美国》4月20日以“日本人批判资本家的贪婪”为题，大幅刊载了对我的采访，并配发了照片。内容就是督促美国式经营要修正它的轨道。该报导一时成为了热门话题。

另外，2009年5月在夏威夷檀香山的市民论坛上，同日本一样，我发表了题为“人为什么活着”的演讲，强调了我一贯的观点，“人生的目的在于提高心性”。这次演讲聚集了很多听众，不仅有日裔的，还有夏威夷当地的居民，他们都深受感动。

再则，到2009年11月，法国将有一个世界性的论坛，我准备去接受“世界企业家精神奖”。这是为表彰全世界创业者中具备企业家精神、实施社会正义的企业家而授予的奖项。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全世界都在思考“真正的经营是什么”，中国、美国、欧洲都在关注并赞赏我们所倡导的利他的经营哲学。

“面临空前的经济危机，人们要问的，不是经营的手法、手段问题，而是‘正确的经营应当是怎样的’”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其中，能够引导企业长期稳定发展、能给世人和社会带来幸福的真正的经营哲学，受到了全世界的好评。

今天我就“现代经营者应该成为怎样的人”这个题目谈了我的想法。现在，人类应该是怎样的，资本主义应该是怎样的，经营应该是怎样的，经营者应该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遭到了根本性的质疑。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站到了时代巨大的转折关头。

如果不加反省，在放任自身欲望的基础上持续人类的活动，那么由人类构筑的现代物质文明，以及给人类带来繁荣的资本主义，都将自行毁灭。

今天，不只是经营者，包括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都面临同一个问题：是选择满足自身欲望的利己的人生观，还是选择关爱及同情、即利他的人生观。

我们不知道当前的经济困境将持续到什么时候，但是，“盛和塾”的各位企业家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一定要做出最大的努力，让企业稳定，同时给周围的人带来幸福。

我相信，大家的这种思想和行为，不仅可以让大家“提高心性，拓展经营”，而且可以改变世界。我祈愿聚集在此的所有的经营者都有光明的未来。“盛和塾”第17届全国大会的讲话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静听！

第四章

致新时代的中国领导人

稻盛和夫

（2004年4月6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

大家好！我就是刚才承蒙介绍的稻盛和夫。

今天，有机会在具有历史传统的中央党校，对肩负着中国未来重任的各位作讲演，我深感荣幸。

首先，请允许我向赐于这一荣幸机会的贵校校长曾庆红国家副主席以及有关人士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中国2003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1%，对此，日本的媒体也有过报道。2001年12月，中国以正式加入WTO为契机，巩固了自己作为世界经济中重要成员的地位。今后，中国经济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

据悉，围绕着入世问题，最初，许多企业家曾对入世后可能遇到的问题表示担心。入世后，在所有领域内，中国企业都会被要求遵守全球化规则，由此可能产生各种摩擦。我想这就是不安产生的原因。

诚然，随着与海外强有力的企业之间竞争的加剧，中国必须处理过剩人员以及庞大的负债问题，并淘汰一些生产率较低的国营企业。据说有不少企业经历了由这些变化而带来的阵痛。

但是，忍受这种痛苦，中国抱定信念推进经济与产业的结构改革，最终许多中国企业都实现了快速发展。

温家宝总理在不久前的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的增长目标为7%左右”。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步伐不会停止，而且会加速向前。

不过，在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无疑将会出现诸如人民币汇率变动、贸易摩擦的激化、劳动力成本的增加、物价上升、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扩大、失业率的上升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中国必将面临许多新的课题。

其中，最为吃紧的课题，就是不断发生的企业和官员的渎职和腐败。对此，中国政府正在全力进行防止和抑制，然而，我认为产生这些坏事的根本原因是在人们的心里。

1. 敬天爱人

我创建的“京瓷”集团，45年来持续发展壮大。对此，海内外的企业家和经营学者常问：“‘京瓷’为什么能够一直保持成功呢？”我总是回答：“因为京瓷具有正确的、而且明确的经营哲学，并为全体员工所共有。”

京瓷之所以成功，有人说是因为有了先进的技术，有人说是因为赶上了潮流。但我认为这些观点都不正确。

“京瓷”具有正确的经营哲学，全体干部、员工都理解和接受这种哲学，把这种哲学变成自己的东西，在此基础之上，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做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获得成功后，不失谦虚之心，继续努力，不断获取更大的成功。

我是理工科出身，从事“京瓷”这家新公司的经营时，我一直考虑：“既然对于经营我一无所知，那么不如回到原点，以‘作为人，何谓正确？’也就是说，以好坏、善恶作为基准，去判断一切事物。”尔后，我就只用这一个基准，不断做出各种各样的判断。

“正”还是“不正”，“善”还是“恶”，这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孩童时代父母和老师天天教授的道理。“如果以此作判断基准的话，那么我是清楚的，我能够掌握。”当时我就有这种自信。

现在回想起来，不是依据经营的经验和知识，而是以这种最基本的伦理观、道德律为基础去从事经营活动，正因为如此，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功。

将目光转向当今世界的经济界，我们看到许多企业因为缺乏这种伦理道德，舞弊和丑闻频发，结果被社会无情地淘汰出局。

做虚假财务报表的美国安然公司、世界电信公司，以及采取冒充、欺骗手段的日本雪印食品公司等等，这些曾经风光一时的企业，从丧失伦理道德发展到营私作弊，被媒体曝光后，迅速名誉扫地。

上述例子说明，经营者被私心所蒙蔽而导致经营失误，就会给整个集团带来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讲，掌握企业经营之舵的经营者，必须摆脱私心的束缚，随时做出公正的判断。

当然，不仅是企业，治理国家也一样。就是说领导人必须摒弃私利私欲，以“利他之心”即“无私之心”思考问题。国家主席胡锦涛所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无非也是强调，作为国家领导人绝不能持有私心。

说到领导人的“无私”，我立即想起西乡隆盛这个人，他是推动日本从封建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明治维新”时期的革命功臣。

西乡隆盛是我最尊敬的一位历史人物。西乡的座右铭“敬天爱人”一直被“京瓷”奉为社训，并渗透到全体员工的心中。

关于国家领导人应有的品格，西乡曾有过如下阐述：

“置自己的生命、名誉、地位、财产于不顾的人物，最难对付。然而，领导人不达到这种无私的境界，最终难成大业。”

就是说，若要成就大事，必须抛弃一己之私，以无私之心投入事业。

我认为，西乡的这种哲学思想超越时代，现在也同样适用。下面请允许我继续引用。

“在国政的大堂上，堂堂正正从事政治活动，与行天地自然之道一样，不可夹杂半点私心。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必须保持公平之心，走光明大道，广纳贤才，让忠实履行职务的人执掌政权。这样做就是替天行道。同时，一旦发现比自己更为胜任的人物，就应该立即让贤。”

“只爱自己，就是说，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好，对别人如何不必考虑，这种利己的思想，是做人的大忌。治学不精，事业无成，有过不改，居功骄傲，所有这些，都由爱己过度而生，都绝不可为。”

这些话告诉我们，身为领导人，应该戒除利己之心，勇于自我牺牲。它强调了领导人“无私”的重要性，一旦为私心所蒙蔽，人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尤其在今天，各界的领导人应该戒除私心，持有大义的判断基准，率领集团继续前进。我认为，这是包括国家在内，所有集团走向繁荣的基础条件。

以上所述，作为一名日本企业家的个人见解，如果能为诸位所理解，我将感到十分荣幸。

2. 社会公正推进经济发展

纵观历史，我们发现，构筑了现代世界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起源于基督教社会，特别是伦理教义非常严格的新教社会。就是说，早期资本主义的倡导者都是虔诚的清教徒。

他们为了贯彻有关“邻人爱”的精神，日常生活尽量俭朴，他们崇尚劳动，将企业所获利润用于社会发展是他们的信条。“为社会、为世人作贡献”，这也是初期资本主义的伦理规范。

早期资本主义的倡导者，即早期的企业经营者，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是：通过经济活动实践社会正义，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贡献。即资本主义是“为社会积善的体制”。可以说，正因为具有高尚的道德理念，初期的资本主义才得以高速发展。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来是资本主义发展原动力的伦理道德，随着经济的发展却日趋淡薄，企业经营的目的以及经营者个人的人生目的，蜕变成“只为自己”的利己主义。制约人的内心的伦理规范的丧失，导致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趋向堕落。

尤其是日本，因为缺乏像欧美诸国那样的基督教的社会背景，“二战”以后，人们一味追求经济上的富裕，而对道德、伦理以及社会正义的重视程度急剧下降。正如刚才所说，人们虽然获得了经济上的富裕，但是社会却偏离了资本主义的本意，陷入颓废。

资本主义的本意绝不是只要赚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只有具备了严格的精神规范，资本主义才有可能正常地发挥它的机能，自由竞争的经济活动才能成立。我认为，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引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

旁观中国，我们看到贵国一面坚持社会主义体制，一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正在高速增长。中国的经营者们正遵从市场经济体制从事经济活动，经济的繁荣举世瞩目。

正如象征资本主义的“美国之梦”一样，如今理想中的“中国之梦”也层出不穷。谁都有成功的机会，受到周围实际成功者的刺激，“自己也要成功”，抱这种进取心的人正在中国大量涌现。人民的热情，人民的能量正推动中国蓬勃发展。

3. 弃霸道，行王道

每次访华，看到中国的高速发展，我都十分震惊。但是我真诚地希望贵国能够避免在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发生过的问题，希望中国今后能够持续高速发展。

那么，究竟如何做，才能避免我们曾经陷入过的悲剧，避免因利己心恶性膨胀而招致的人心荒废，而让国家健康发展呢？

我认为，作为社会一员的领导人，必须拥有普遍意义上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并体现在自己的言行之中，在人民中率先垂范。

据我所知，在中央党校内，各种面向高级干部的培训课程十分重视人格的形成和道德教育。我认为，国家要健康发展，最重要的是要确立在集团中担负领导责任的领导者的道德观念。

领导人道德水准低下，将会给组织带来重大影响。公元11世纪中国北宋时代的大诗人苏轼之父、大学者苏洵曾一语道破：“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从这点上讲，人类的历史甚至可以视为领导者的历史。

有关领导人的资质，中国明代思想家吕新吾花了30年时间，在81岁才完成的宏著《呻吟语》中讲，“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

就是说，领导人最重要的资质是：具备时时深入思考问题的厚重的性格。

同时，吕新吾在《呻吟语》中还讲，“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就是说，“聪明能干，巧于辞令”不过是第三等资质。

然而，不论东洋、西洋，当今世界，只具备第三资质，即“聪明才辩”的人被选为领导人，这种现象相当普遍。

诚然，这种人作为能人，可以发挥他们的作用，但他们却未必拥有优秀领导人所应具备的高尚人格。

我认为，日本以及许多社会之所以混乱，就是因为只具备第三等资质的人登上了各界领导岗位。为了创造更美好的社会，最重要的就是选拔像吕新吾所说的第一等资质者，即具有高尚人格的人担任各界的领导人。

为了提高以领导人为首的全体国民的道德水准，首先整个社会必须有尊重正义和公正的伦理规范。所幸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这样的规范。至今仍然受到中国人民尊敬的历代有关的政治家、诸多的思想家们，他们曾不断向民众阐释作为人、特别作为领导人所应具备的品德和资质。

例如，《易经》中说“积善之家有余庆”。这是阐述行善的重要性，就是说，积善之家代代都有幸运相伴。

此外，《书经》中说“满招损，谦受益”。就是说，骄傲自满者将遭受损失，谦虚者则会获得利益。

这些绝不是“陈词滥调”，而是昭示正确的生存之道的“真理”，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应重视的“道理”，也正是指引集团乃至国家走向成功，并使成功得以持续的“哲学”。

领导者应率先学习这些古训，并努力付诸实践。这是提升国家整体道德水准的前提。领导者以身作则，国民纷纷仿效，这些古训就会作为全体国民的道德观最终得以确立。

拥有这种哲学、即拥有坚定的伦理观和道德律的集团，就一定能得到顺利的发展。换言之，只要具备这种价值观和判断基准，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最后，已经跻身经济大国之列的中国，拥有与经济实力相对应的强大军事实力的中国，需要掌握与这种大国身份相匹配的崇高的“道德”，成为世界各国的榜样。这是中国应尽的责任。希望诸位理解这一点。

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被称为君子者，总能襟怀坦白、心境平和，不会像小人那样胸襟狭窄、斤斤计较。

我认为这里所讲的“君子”，不仅指个人，而且指国家，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在发挥其世界领袖作用的过程中，也要体现孔子所讲的“君子”风度，即有宽广的胸怀，富有同情心，谦逊，并与邻国友好相处。

这也就是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弃霸道，行王道”。

孙中山先生1924年在日本神户的讲演中说道，西洋的物质文明是科学的文明，后来演变成武力文明，并用来压迫亚洲，这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所说的霸道文明。亚洲有比这优越的王道文化，王道文化的本质就是道德、仁义。你们日本民族在吸收欧美霸道文化的同时，也拥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日本今后面对世界文化的未来，究竟充当西洋霸道的看门狗，还是成为东洋王道的捍卫者，取决于你们日本国民的认真思考和慎重选择。

遗憾的是，日本没有倾听孙文的忠告，结果一泻千里，陷于霸道而不能自拔。

我衷心希望，不久的将来必将成为经济大国，并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中国，一定不要陷入自己一贯否定的霸道主义，以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强调的“以德相报”的胸襟，亦即遵循王道，治理国家，从事经济活动。

我想，这与江泽民前国家主席所强调的实现“德治”国家的思想是一致的。

中央党校，曾经培养出了众多继承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具有卓越才能的领导者，他们领导了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

在结束此次讲演之前，我衷心祝愿先后有胡锦涛国家主席、曾庆红国家副主席担任校长的中央党校，能够人才辈出，不仅培育21世纪的中国领导人，而且培育世界性大国的领导人，为使中国成为受到人民尊敬、受到世界各国尊敬的大国作出贡献。

第五章

盛和塾塾生心得

第一节

稻盛成功方程式的启示

稻盛和夫（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董事长

盛和塾（无锡）塾生 曹岫云

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先生，总结出一个“人生和工作结果的方程式”，有时也称“成功方程式”。我认为这不但是经营学而且是哲学领域中的重大发明，几乎可以适用于所有的人，同许多自然科学的方程式一样，应该成为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请允许我首先来介绍这个精彩的方程式。

一、成功方程式

人生·工作结果＝思维方式×能力×热情

或者表达为：成功＝人格·理念×能力×努力－100~＋1 000~1 000~100

我们且把“人格·理念”、“能力”、“努力”称作成功三要素。

这个方程式中的“能力”，按稻盛先生的解释，主要指先天的智力和体力，包括健康，运动神经等。既然属天赋条件，自己就无法负责。这种“能力”有个人差，用0到100分来表示。

“努力”（或称热情）也因人而异。从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懒汉到忘我工作的模范，也用0到100分来表示。但这个努力与上述能力不同，不是先天的，可以由自己的意志决定。

稻盛先生举例说，一个天资聪颖又很健康的人，“能力”可打90分。但他自恃聪明不思进取，“努力”只能得30分。那么两者之积：90×30＝2 700分。另一个人天赋差些，“能力”只评60分，但他笨鸟先飞，特别勤奋，“努力”可打90分。这样他的乘积为：60×90＝5 400分。后者得分比前者高一倍。就是说，天资一般而拼命努力的人，可以比天资优良而不肯努力的人，取得大得多的成就。我们周围很多人就是这样。

然而，三者中最重要的是“人格·理念”，它是矢量，有方向性，从负100分到正100分。一个人能力越强，热情越高，但如果他一味以自我为中心，损公肥私，损人利己，或者哲学反动，那么他的人生就是很大的负数，并可能给他人给社会造成很大损害。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屡见不鲜。

稻盛说，“能力”和“努力”的重要性众所周知，但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人格·理念”，即哲学，却令人遗憾，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太明白。我再加上一句，几乎所有的人也不求甚解。

看看社会上腐败层出不穷，看着那些才智过人却并无出息或者昙花一现的人，就晓得稻盛先生说得多么正确、深刻、一针见血了。

二、几点说明

对上述方程式有几点还须加以说明。

（1）“人格·理念”的含义

日文叫“考方”，直译为思考方式，可分为两个侧面。

一个是人格的侧面。正面的，比如：公正、诚实、开朗、勇敢、谦虚、善良、克己、利他等等。负面的，比如：不正、伪善、卑怯、傲慢、任性、浮躁、妒嫉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等等。

另一个是科学的侧面，就是“认识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之循环。由五官从外界收集各种必要的信息，用头脑加以分折，从复杂现象中导出事情的本质，据此制订计划，然后实行。在实行过程中继续收集信息，再分析，并对照计划，作必要修正，然后再实行这样一个循环。简单讲就叫“实事求是”。先是正确认识事物，然后是拿这个正确认识去改造事物，或创造新的、美好的事物。

人格侧面和科学侧面相辅相成。

稻盛说：“充满利己的心目中，只呈现复杂的事像、利己的动机，势必模糊问题的焦点。”

现实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有时候事情本身很简单，但因为当事人有私心，又要掩饰，掩饰私心，掩饰真相，事情就复杂化，真相变得扑朔迷离，叫人弄不清，人际关系也因此复杂起来，变得棘手，难以处理。因此一个人格高尚、心地纯洁的人，不受私心蒙蔽，就容易看清事实真相，看出事物规律，并勇于按事实、按规律办事。就是说，只有人格高尚的人才能始终实事求是。反过来，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保持或提升自己的人格。

（2）成功三要素之间为什么是“相乘”而不是“相加”？

这里有一个“相乘效果”的概念。就拿稻盛为例，天资自然极高，给100分未尝不可，但若考虑健康和体力的因素，“能力”姑且打95分；他自始至终有燃烧般的工作热情，“努力”该打满分，即100分。他是优秀的企业家兼哲学家，但考虑到哲学还要发展，“思维方式”也打95分吧。如果三者关系是相加，总分不过95＋100＋95＝290分，不能突出同我辈凡人的差距。如果是相乘，95×100×95＝902 500分。这样的结果符合客观现实，稻盛的成就与常人比有天壤之别。他的企业集团2009年的销售额超过4万亿日元（约3 000亿元人民币），是天文数字。

相反的例子，希特勒也是天才，他的演说曾倾倒德国人民，“能力”可以打100分。我读过《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他有他的使命感，他也有燃烧般的热情，“努力”达到狂热，也可打100分，他的法西斯思想算负100分，若三者相加，仍可得正100分。完全不能解释他对世界空前规模的破坏。若三者相乘，负1 000 000分，那就差不多，与历史相符。

“小人无过世之才，不足以乱国”。世界上没有比心灵扭曲的天才疯狂努力所造成的后果更为可怕的东西。

另外如果是相加，智力一般而加倍努力的人，往往始终超不过聪明但懒惰的人。换言之，“富贵在天”，努力的作用不大。这不合事实。若真如此，兔子和乌龟赛跑的寓言就失去了教育意义。

（3）三要素中哪个最重要？

“能力”和“努力”的重要性，连小学生也懂。但“人格·理念”的决定性作用却常受忽略。因它有正负之分，对结果而言最为重要。稻盛先生用他的亲身经历作过说明。

稻盛大学毕业找工作，到处受挫。当时的日本，没后台，没后门，有证书也很难就职。屡屡碰壁之余，不免自暴自弃。他想既然这个社会如此不公，穷人得不到照应，没有出路，不如干脆投身黑社会，或当个“义贼”算了（中国叫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他说：“如果当时我真的参加了黑社会，或许就成了略有名声的黑帮头目。因为我有不亚于他人的热情，也并不缺少能力。但这个想法是反社会的，若真跨出那一步，我的人生必将呈现很大的负值。”

一个才能出众而又不懈努力的人，可以积聚很大的能量。但这能量如果没有人格来管住，可能会制造灾难。如果把能力与努力之积比作巨轮的发动机，那么人格就是巨轮之舵。巨轮是乘风破浪，驶向成功的彼岸，还是倒行逆驶，或冲向冰山暗礁，关键全在控制发动机方向的人格之舵。

（4）“人格·理念”是变数

它既能变好也能变坏，既能提升也能下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主要指受人影响，“人格·理念”快速提升。我们看到许多高官落马，比如成克杰、胡长清，他们能走上高位，并非一开始就是坏人坏思想。大凡这类人有能力，肯努力，会办事，贡献比常人大，因此很容易脱颖而出，地位上升，权力大了，威信高了。所有这些既可拿来作为做出更大贡献的资本，但在制约缺失时，又可用来为非作歹。此时他就来到常人不遇的风口浪尖。如果人格动摇，一念之差，就会一落千丈，从功臣变罪人。因此，一个有本事的人，尤其有了权威，春风得意时，特别需要：

第一，谦虚精神。正视自己的种种局限，种种弱点，谦虚使人进步。把自己的身份放低，大海在位低，百川流向它。

第二，感激心态。自己再有能耐，毕竟孤掌难鸣。机会是别人给的，没他人协助，一事无成。所以理应心存感激，乐意将利益名誉乃至威信，与人分享。

第三，知足意识。人有私欲，不能否定。但听任私欲膨胀就不正常。必然危及他人，危及组织，害了自己。“良田万顷，日食三升；广厦万间，夜眠百尺。”知足是睿智。与其追求虚荣，过度挥霍超过实际需要的物质财富，不如获取精神的满足和心灵的安宁。这才接近真正的成功和幸福。

这些无非都是理念的提升。

（5）怎样提升“人格·理念”

我们晓得了“人格·理念”的重要性，但怎样才能提升自己的人格和理念呢？

稻盛先生说，学习先贤们有关做人的道理，比如佛教、基督哲学以及中国的孔孟之道等，是很重要的。我们也多少拥有这方面的知识。但把圣贤们的教诲仅仅作为知识来理解和记忆，并没有多大的价值。必须用它来诫勉自己，提升自己的人格。

学习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反反复复才能见效。运动员必须天天锻炼才能保持和提高体能。通过学习提升理念一事，更是如此，稍稍懈怠，立即降归原处。

其次是反省，反省自己的言行是否有违为人之道，如果有错，马上纠正。正如人的面孔会沾上灰尘，需要天天洗脸一样，人的心灵也会蒙上污垢，需要天天反省予以净化。人是血肉之躯，一不小心，就会屈服于本能的欲望，屈服于周围的环境，脱离正道。

学以致用，从知到行，从理论到实践，这中间需要一个能动的飞跃。这种能动性本来是人类特有的潜质，但是如果不发挥，一切无从谈起；如果不持续发挥，一切都会半途而废。

稻盛先生说：“回顾自己人生的每一天，其实就是通过经营实践，不间断地提升理念的每一日”。

总之，“实践＋学习＋反思”才能有所领悟，才有可能进入哲学的境界。

强调高尚人格，强调提升理念，并把这作为成功的第一要素，乍看似乎近于迂腐，但其实这才是我们摆脱烦恼，将人生和事业的危机防患于未然的最好的、也是唯一有效的办法。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良计妙策呢？

（6）三要素之相互关系

在成功三要素中，稻盛先生把“能力”定义为先天因素为主，这是有道理的，也便于解释，便于同“努力”是后天的人为因素这一概念相对应。但我们实际上讲的能力，比如语言能力，作文能力，经营能力等等，是可以经过训练，或者说后天的努力来提高的。就是说人的“能力”中，有即使努力也提高不了的、先天的部分，和经过努力可以提高的、后天的部分。

另外还有所谓“潜在能力”的说法。就以学开汽车为例，我50岁才学会驾驶汽车。如果说20岁可合法学开车，那么这30年之间，我虽然没有开车的实际能力，但在我身上却一直存在着开车的潜在能力。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这种潜在能力就变成了实际能力，或者说“显在能力”。如果我不努力，或怕出事故，或认为下面驾驶员有八九个，当头头的大可不必亲自开车，如果我这样想，那么我就不会主动去学，就永远不会开，开车这种潜在能力最终将同我的身体一起埋葬。学游泳，学外语，甚至经营企业等也一样。人有许多可以开发的潜质。几乎人人具备，并不要求特别的天分。话说回来，我虽会开车，技术却差劲，倒车特别蹩脚。我成不了赛车手。当赛车手，特别要当赛车冠军，那只是少数或个别人的天资。我的潜质中缺乏这种天资。不过我能自己开车上下班，星期天不麻烦驾驶员，有时还可提高办事效率，达到这些目的就足够了。就是说“潜在能力”要变成“显在能力”这件事，或者说实际能力的提升，同“努力”和“思维方式有关”。

另外“理念”正确，就能保持旺盛的“热情”，坚持不懈地“努力”。同时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也有助于提高心性。总之，“人格·理念”、“能力”、“努力”这三者既互相独立，又互相影响，互相渗透。

三、小结

对稻盛“成功方程式”的阐述到此告一段落。全文归结到一点，无非想说明“人格·理念”对人生、事业、社会的决定性作用。而我们大多数人却总是忽略这个真理。社会上一切乱象由此而生。

在通过光明大道到达巨大成功的实践中产生的稻盛哲学，包括这个方程式，不仅是经营者的无价之宝，而且不失为医治中国社会现代浮躁病的一副良药。希望社会各界都有人来研究它。

第二节

把“利他之心”引进加利福尼亚

松井农园 社长

盛和塾（美国硅谷）塾生 松井纪洁

松井苗圃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从事兰花的生产和销售。员工人数190人，销售额22.85亿日元，利润1.76亿日元。

作为农业实习生赴美并取得美国绿卡的松井先生，于1967年以5 000美元的资金开始种植菊花，以此为契机开始创业。制订了成为菊花种植世界首位的10年计划，占有了全美大轮菊15%的市场份额。石油危机后，转向种植比菊花更有发展前景的玫瑰。但正当走上轨道时，发生了劳资纠纷。虽然经过2年时间得到解决，但由于不知自己错在何处而陷入迷惘。这时接触到稻盛塾长的著作，认识到自己忽视了付出关爱。于是向员工逐一阐述自己的想法，并开展阿米巴经营进行挑战。通过经营数字的公开化顺利地实现了利润增长。后来又受到南美产廉价玫瑰进口的影响。因此，决定开始全年种植兰花，这在美国未曾有过。在9公分的小花盆中种植的迷你兰花在全世界畅销。

2007年在硅谷“盛和塾”开塾时入塾，如今虽然74岁了，但仍干劲十足，计划在经营第一线干到100岁，今后的目标是实现销售额40亿日元，经常利润8亿日元。

我是承蒙主持人介绍，来自“盛和塾”硅谷分塾的松井纪洁，今天能有机会在全国大会上发言，感到非常荣幸。我将竭尽全力做好这次发言，请大家多多赐教。

1935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高中毕业后，子承父业，成了一名农民。23岁时，我结了婚，之后大女儿出生了。那时，我对自己的生活不抱任何奢望，1961年，我以农民实习生的身份去美国进修学习，那一年，我25岁。第二年4月，我完成了实习计划，重新回到了奈良的乡下。然而，出于对加利福尼亚田园生活的向往，在回乡的那一年夏季，我再次只身一人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在一家菊园农场干活。那时，我身上只有一张1万日元的现钞，根本买不起去加利福尼亚的单程船票，买那张船票的钱还是到了当地之后才支付的。

两年后，通过申请，我拿到了美国的绿卡，之后，我把家人接到美国一起生活。从那时起，我妻子也开始打工，1小时工资85美分。就这样，我们开始有了自己微薄的积蓄。我是在1966年拿到绿卡的，就在拿到绿卡之后的第二年，我马上租了一块地，开始了菊花的栽培。当时的投资只有5 000美元，是我们打工攒下的。

接下来，在1970年，我用三年积攒的4万美元做本金，在萨利纳斯（Salinas）郊外买了总面积为20公顷的土地。又从银行贷款16.5万美元，当时的16.5万美元以现在的价值来计算将在100万美元以上。我制定了自己的事业发展规划并将其数字化，我还拥有自己的战略目标，要将菊花栽培的规模扩展为世界第一！就在我开始着手实施用10年的时间，建设总面积为13万公顷的新温室这一计划的时候，周围的人都在嘲笑我。不过，银行方面不仅赞同而且还支持我的计划，这就为计划的实施提供了资金上的保障。就这样，花10年时间建设总面积为13万公顷的温室，这一计划，在计划的第10个年头成为现实。

那时，我脑子里描绘的菊花栽培战略是，要能在一年四季的任何一个季节，向市场大批量地提供高品质、大花朵的菊花。同时，我的销售策略是，不以委托销售的价格，而是以直接交给终端用户的价格进行销售。另外，我还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在一个城市只为一家花店提供货源，这是为了避免降价竞争。

在我制定的菊花10年发展规划实施完成之际，我已经占据了全美大花朵菊花15%的市场份额，并且控制着菊花的市场价格。就这样，我的菊花生意一帆风顺，超出了我的预想。在计划实施的第8个年头，我的事业已经发展到有能力购买私家飞机这一水平上了。

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接近尾声之际，由于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大花朵菊花市场也开始疲软。为此，我迅速做出了新的决断，将事业发展的重点由菊花转移到具有发展前景的玫瑰花之上，并着手制订了玫瑰花栽培的6年发展计划。有了计划之后，我马上雇用技术人员，开始了玫瑰花的栽培事业。由于我在菊花事业上取得了丰厚的利润，所以，在事业转轨上我有充足的资金作保障。不过，玫瑰花不同于菊花，因为在美国国内主要城市的近郊，自古以来，就有专门从事玫瑰花栽培的大规模花园农场存在，他们已经控制了各个市场的经营主导权。

我在玫瑰花栽培事业上采取的战略是，利用萨利纳斯夏季凉爽的气候优势，将玫瑰花采摘上市的时机重点放在夏季，并开拓新品种玫瑰花的消费市场。我首先选择了新开发出的“织女星”这一新品种玫瑰花，将其率先投放到市场上。我的市场策略一举获得了成功，在进入玫瑰花市场的头5年里，我就大赚特赚，当然也交纳了不菲的税金。就是在这个时期，我在加州著名的圆石海滩（Pebble Beach）的高尔夫球场上，建起了带茶室的新居，飞机也换成了新型实用的机型。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那是发生在1984年秋季的事。就在那几年前，在加利福尼亚，墨西哥人成立的农业工会组织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这场波澜也给花园农场带来了影响。由于我支付给员工的工资比其他的花园农场高出了30%，所以，我认为工会绝对不会在我这里闹事。然而，工会方面却寻找借口，开始无理取闹。他们声称，“既然你能发出那么高的工资，那你就还可以再多支付一些”。

这些打着墨西哥国旗的工会分子们试图剥夺经营者在各个方面的权利。例如，即使要购买小型机器设备，也要得到工会的批准，雇用员工、解雇员工就更不用说了，必须得到他们的许可，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常识。

我自己也曾有过一小时85美分的农场劳动经历，我并非不能理解农场员工的心情。为了让我的农场员工们得到“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满足”，我给他们的工资高于其他农场30%。即便如此，农场里依然红旗招展、墨西哥国旗飘扬，我真的顶不住了。我暗下决心，卖掉农场，洗手不干了。农场转让的大广告牌立在了大门前，但是，由于农场已经被工会控制了，所以，根本无人问津。

就在这期间，我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这个墨西哥人工会组织闹起了内讧，在竞争一把手的过程中，两名干部被工会扫地出门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我马上雇用了他们中的一个，并琢磨着，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才能将工会从农场里驱逐出去呢？

结果是，在那两年里，工会组织只得到了廉价的劳动合同，为此，已经没有人再相信他们了。就在转过年来的时候，这个工会组织被赶出了农场。然而，我们公司的经营赤字已经持续了4年。即便如此，由于我一直采取“水库式经营”，所以，在银行里，我还有400万美元以上的现金储蓄。我马上行动，用这笔钱买下了农场旁边的一块土地，开始增建温室。

自从受到工会问题的困扰之后，我一直在思考，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妥？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4年的光阴白白地流逝？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东京，我与稻盛塾长的《提高心性、拓展经营》一书不期而遇了。在飞回美国的旅途中，我将塾长的书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看了两遍，我还一条一条对照自身做了检查。

最初的项目我都合格了，然而，在“施爱”这一点上，我的做法并不得体。实际上，这20年来，我一直是罗大力俱乐部的会员，我给俱乐部的捐赠超出了我这样的会员的捐赠上限。我个人时间的三分之一也都用在了和地方官员沟通交流、帮助他人上了。对我自己公司的员工，在金钱上我也毫不吝惜。但是，我的这些行为和塾长倡导的“施爱”还相差甚远。在我的所作所为之中，缺少的是爱。

那时，稻盛塾长的教诲让我认识到，对公司的墨西哥籍员工“施爱”这一点最为重要，但我没有做好。知错必改，回到公司后，我立即着手进行公司的组织改革，公司的几个主要主管以及科级负责人总共12个管理岗位我都任命墨西哥籍员工担任。对公司的普通员工，我也开始要求自己大声、主动地和他们用西班牙语打招呼，“你们好！”“再见！”我的这些行动改变了公司的氛围，公司的利润率也得到了改善。就这样，我逐渐地迷上了稻盛哲学，也养成了一个习惯，一有空儿就捧本稻盛的书读一读。

我引进的阿米巴经营变革，提高了农场内的工作效率，与此同时，为了减轻公司主管们的工作负担，我在公司内推广以5~6人为一个工作小组，并实行了“计件工资制”的工作模式。这种工作模式和计时工资制相比，可以使工作效率提高20%，公司员工的工资也增加了，农场里到处都充满着活力，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对计时工资制的公司职员以及周薪制的主管助理们的工作情况，我每年都作一次公开评定，对他们的工资薪酬全部予以公开，提高了透明度。对营业部门的人，我不仅采取了佣金制，还取消了他们工资的上限。另外，对公司的4名主管，我将他们的工资体系重点转移到与他们各自的产量挂钩、与公司的纯利润分配挂钩之上。这样一来，我的工资收入反而降到了公司的第8位。

虽然工会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从1989年起，公司又开始受到来自南美的廉价进口玫瑰的侵袭。对此，我一方面改变了玫瑰花的销售途径，采取直销方式，利用宅急送便将鲜花直接送到消费者的家中，与此同时，我还加强了攻势，向超市提供玫瑰花束。超市的花束销售还是一个全新的服务项目，为此，我接到了大量的订单，但是，竞争对手们马上蜂拥而上，纷纷效仿。

这时，我不仅改变了玫瑰花的市场销售策略，还开发出了对玫瑰花进行“真空冷冻干燥”保鲜的新技术。只此一举，我们向日本、欧洲等市场大量出口经过“真空冷冻干燥”保鲜处理的玫瑰花，一举得到了巨额的收益。但是，经过“真空冷冻干燥”保鲜技术处理的玫瑰的经营也受到了来自南美的低廉玫瑰的侵袭，那些低廉玫瑰开始破坏我的市场。

从1991年起，来自南美的供插花用的“切花”进口急剧增加。在我们这座城镇共有65家从事鲜花栽培的农家，几乎所有的农家都被迫关门歇业了。就是在这个紧要关头，我手头还有数百万美金的股票和现金，手上有现金，我就有小型喷气式飞机的冲动。所以，我赶紧用手头的现金购买了土地。我的“水库式经营”主要是购买土地，因为土地不管何时何地都可以用作担保。

后来，我用了几年的时间收购了总面积180公顷的农业用地，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土地都将被用作城区开发用地。果不其然，几年后，正如当初预想，市政当局决定将那里开发成城区。现在，这些土地都有了买家，价格也上涨到了当初的10倍。现在，我的“水库式经营”真可以说要冒顶了！

不过，由于我的鲜花生意还是以“切花”为中心，为此，我与那些来自南美、成本低廉的产品竞争愈演愈烈。1994年，我开始着手准备进行第三次种植品种的转轨。

从现在算起，在10年前，在兰花的栽培方面，美国还没有日本、荷兰那样的全年栽培技术。我认为，如果能引进兰花新品种和栽培技术，通过大规模栽培，使兰花的价格定在让主妇们都能接受的程度，再加上有大店渠道能进行批量销售的话，美国这个巨大的兰花市场一定能开发成功。我下定决心，要让美国的家庭主妇们“养成用兰花装饰厨房的习惯！”

不过，若用一句话简洁明了地概括美国家庭的特征的话，毫无疑问，人们肯定会想到贫富差距很大。为此，我用大、中、小三个尺寸的花盆栽培兰花，与此同时，我还想方设法，栽培各个不同品种的兰花，扩大商品的选择范围，争取让所有的人都买得起兰花。特别是我提案发明的栽种在9厘米花盆里的“迷你兰花”，冲破了当今世界的经济萧条，成为了畅销世界的商品。

在全新品种的兰花即将上市时，定价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好在这时，看到塾长的《稻盛和夫的实学》一书中的一句提示，商品的价格应该是“顾客能够理解、并心悦诚服地购买时的最大限度的价格”，我就是按照这一基准定价的，成本+30%。

一般来讲，兰花这种植物从育苗到成为商品，平均需要两年的时间，不过，它的利润率也在上升，近年来我们公司的纯利润率是，2005年为销售额的23%，2006年是24%，2007年的销售额为2 600万美元，利润是销售额的25%，达到了创纪录的670万美元。

但是，从2007年年初起，住宅价格开始以15%的速度逐年上涨。在我看来，“泡沫经济一旦崩溃的话，兰花也将滞销。”为此，我终止了所有的增产计划。另外，我调整了商品结构，在兰花栽培上，在增加了小盆兰花栽培的同时，我缩减了大盆高价产品的生产。虽然生产调整工作非常棘手，很费周折，但是，经过一番调整，我们的主打产品由平均零售价格20美元转到了平均10美元的商品上。虽然我曾预计2008年的销售要比前一年减少3成，但是，由于经营方向的及时转换取得了成效，销售只萎缩了16%。同样，我预计2008年会出现年度经营赤字，但结果是，我们还保住了7.7%的利润率。

从2009年5月起，席卷世界的这次经济危机开始见到了一丝曙光，为此，我又重新启动了兰花栽培的第三次计划。本次计划的轮廓是，加快旧温室的改造，3年后将年产量一口气扩大到550万盆，年销售额为4 000万美元，纯利润增加到800万美元以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现在，我们开始在纽约南部建设兰花开花用的温室。我们将半成品送到那里，然后让兰花在那里开花，以此举措积极开拓东海岸市场。“危机就是商机”，我在实践塾长的教诲。

另外，不仅仅是在美国从事兰花栽培，我还要将兰花栽培事业的影响扩展到全球范围，我提出了一句口号，“21世纪是兰花的世纪”，2007年春季，在台湾，“国际兰花栽培者协会”宣告成立。我被推举为该协会的第一任会长，任期三年。为了世界兰花栽培事业的发展，我以一颗“利他之心”，花费时间和财富，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场事业之中。

现在，我们公司的规模是这样的，总土地面积216公顷。不过，其中的2/3扮演着“水库式经营”中水库的角色，我把这些土地出租给蔬菜农家，等待将来的住宅开发。温室的总面积是30公顷，约为东京巨蛋的6倍。在栽培面积方面，兰花的栽培规模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产量约占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半，美国国内总产量的20%。公司现有员工190名，资本金114万美元，股东只有我一个人，公司一贯实行无贷款经营。

15年前，为了在死后不留纠纷，我写下了遗书。我的兰花栽培是从1998年开始的，那时我63岁。30年前，我的大女儿从乡下的高中考入了哈佛大学。我对下面的三个孩子们宣布，“不能上哈佛的就来当种花的继承人”。也许是为了不让“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4个孩子都从哈佛毕业了。为了给继承人留下这份工作，从那时算起，已经过了30年。现实中，我自己在继承自己的事业。由于我让孩子们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所以我很自豪，我“为孩子尽了爱心”！

我了解到，稻盛塾长投入自己的万贯家财，于1984年成立了稻盛财团。孩子们大学毕业后，我深感，大学教育原来有如此高的经济效率呀。我终于明白了，美国孩子们的将来是在大学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决定的。另外，在我们这个人口近50万人的蒙特雷（Monterrey）郡，拉丁裔占到了人口的一半，暴力团远近闻名。为了能改变这个现状，新产业的开发以及作为新产业开发根基的人才培养，特别是大学教育的普及成为了一个先决条件。虽然我并不像稻盛塾长那么有钱，但我在自己的遗书中公开表示，“在我死后，我的遗产将全部用来资助本地区的贫困孩子接受大学教育。”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想实践“利他之心”这一塾长的谆谆教诲，哪怕是一点一滴也好。为此，5年前，我成立了“松井财团”，目前暂将公司每年利润的10%捐献给该财团，开始用于大学奖学金制度。

我这个松井奖学金每年支付给每个人1万美元，为期四年。有了这份总额4万美元的资助，即使没有家庭援助，只要再打点零工，就可以支付到公立大学毕业为止所需的教育费用。

5年前奖学金制度开始时，只奖一名学生。2009年已经增加到了18人，在这6年里，受奖学生人数达到了60人，我已经捐献了224万美元用作奖学金的基金。但是，我的这个松井奖学金将来的基金来源，主要靠现在我手上的180公顷土地和我的农场，总金额能有1亿美元左右。我想，至少可以资助2 500名以上的贫穷孩子在今后的25年里从乡下踏进大学的校门。

从钱上看，我为社区的捐赠算不上多。不过，这些钱是我的全部家产，是我用毕生心血换来的。我想，将自己的所有财产全部捐献给这个地区社会，才是我奉献的意义所在。

我不给自己的孩子和孙子们留1美元财产。我要将从塾长那里学到的“利他”的思想代替金钱财富，作为“遗产”留给我的子孙。我想留给他们的是，当一个人有能力帮助他人时，就要为那些不幸的人尽心尽力。这一点非常重要。

2007年，在硅谷成立了“盛和塾”分会，我马上就加入到会员的大家庭之中。聆听塾长的教诲，和其他会员们探讨经营问题，让我忘却了时间的存在。过去，我只是在书本上追寻塾长的足迹，领会塾长的思想。和那时相比，现在是何等的幸福啊。另外，从2008年起，我开始出席全国大会，在这里，我亲身感受到了2 500名会员的炽热之心。

另外，2008年亲自出席硅谷分会开学典礼的塾长还来到了我的兰花栽培农场。塾长和随行的塾生们一起，通过温室的中央通道观赏我的兰花，那时，他问我，“椅子中间的过道可以进去吗？”我连忙回答道，“当然可以。”于是，塾长一个人径直地走了进去。他手捧着兰花，说：“我要捧在手里仔细观察……”就在那一瞬间，我脑子里炸响了一片霹雳！我感叹道，“付出努力，深入到经营的各个角落认真观察，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经营者。”

今年我才不过74岁，我要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干到100岁。我想，我们“盛和塾”的塾生们必须成为历史的见证人，我们要向后人更广、更深、更远地传播塾长的教诲！

在此，我要向塾长表示衷心地感谢，今后，还恳请塾长多多指教！

第三节

“利他哲学”引领企业持续发展

宜兴协联热电有限公司 总经理

盛和塾（无锡）塾生 宗伟刚

尊敬的稻盛和夫先生、各位企业界朋友：

我是中国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协联的宗伟刚。两个半月前（2007年7月），稻盛和夫先生亲自率领120多位日本企业家光临太湖之滨，在无锡市盛和企业经营哲学研究会开讲式上发表“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的精彩演讲，使我和研究会学友深受教益。今天，我能作为无锡市盛和企业经营哲学研究会推荐的代表在京都盛会上发言，感到十分荣幸。

宜兴协联是一家迅速成长中的企业。二十年来，我们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发电厂，发展成为拥有热电、生化两大板块的综合型企业。2006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3亿元（人民币），利润1.8亿元，增值税、所得税合计超亿元，创造了宜兴市的历史纪录。2009年年初，我公司向当地慈善会一次认捐1 000万元，虽然只有交税额的1/10，但对社会的正面示范作用，却大大超过交税的影响。

我从1999年开始担任宜兴协联的总经理，在经营企业的实践中，特别是近几年在学习稻盛哲学的过程中，我逐步认识到：经营者的能力、闯劲加上运气，可能使企业获得一时的成功。但企业的持续成功，决定性因素是经营者的优秀品格和正确理念。企业家所持有的哲学观点决定了企业的成败。

四年前，通过一篇题为《百术不如一诚》的文章，我有幸结识了曹岫云先生，通过他的介绍，我学习了稻盛先生的有关论著。“稻盛和夫的人生方程式”激发了我浓厚的兴趣，“稻盛和夫经营十二条”引发了我强烈的共鸣。这四年是我们企业发展的关键期，四年来，稻盛哲学使我逐步走向成熟；稻盛哲学也正逐步融入协联文化中。2008年6月曹先生的专著《稻盛和夫成功方程式》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我立刻买了300本，发给企业有关干部员工，并在企业自办的《协联报》上开辟专栏介绍稻盛哲学。稻盛哲学内涵丰富，但核心却十分简单，用两个字表达，就是“利他”，用四个字表达，就是“利他自利”。我认为，这种“利他哲学”不仅可以解释我们协联几年来的成功经验，更重要的在于，这种“利他哲学”正是引领企业沿着正确道路持续发展的思想武器。

一、“利他”和战略——“利他哲学”使经营战略获得成功

稻盛先生一贯强调，经营者在考虑所谓“战略战术”之前，首先必考虑“作为人，何谓正确”；任何战略战术都不能违背“公平、公正、正义、诚实、勇气、谦虚、博爱、勤奋”等做人的基本准则。

比如我们热电厂要发展，必须大力培育热负荷用户，形成规模。而上马绿色长线产品柠檬酸，依托热电是个优势，而柠檬酸生产消耗大量热能，反过来又促进热电发展，热电和柠檬酸这两块相互依托，相得益彰，这无疑是一项正确的战略。但热电和柠檬酸都属于高污染的传统产业，热电产生大量废气，主要是二氧化硫，柠檬酸则产生大量高浓度废水。我们在实施这项战略之前，就形成了体现“利他哲学”的“绿色协联”的理念，绝不只图企业盈利而把污染留给社会。为此，我们不惜巨资，解决废气废水问题，仅一套烟气生物脱硫装置，就投入了1.2亿元。烟气生物脱硫就是用废水来处理废气，这项技术目前在世界上属于一流的环保高新技术，因为我们抱着无论如何必须解决废气废水问题的强烈愿望，不断努力，结果不但有效解决了污染问题，而且变废为宝，使资源得到循环利用。比如我们把处理污水时产生的副产品沼气用来发电；烟气生物脱硫置换出的很有经济价值的副产品单质硫，下一步我们准备用它来制造硫酸，等等。我们在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的成果得到了国家、省、市领导的充分肯定和环保专家的高度评价，荣获江苏省首批循环型示范企业称号，顺利通过省资源综合利用的审查，并且已经获得和即将获得数千万元的环保资金补助。

在实施培育热用户战略时，我们着眼于长远，把供热当做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和城市基础设施来做，供气价格始终定在全省最低价位，让用户不但得到清洁、高品质的能源，提高他们的产品质量，而且还大大降低了他们的生产成本，以此来取得用户的信任。在我们周边有家高耗能的化工厂，很长一段时间抱着“自有自便当”、“它供不划算”的想法，先后共建起28吨蒸汽锅炉，拒不接受我厂供热。我们主动请该厂按他们认为划算的成本量为我们的供气定价，并进而采取一揽子长期承包的方式打消他们的疑虑。在试运行一段时间之后，该厂终于停掉了他们的全部锅炉，成为与我们十分友好的用户。这样的事例很多。目前我公司的热负荷从1999年前的20吨/小时发展到现在的300吨/小时，增长了14倍。因为我们为周边企业集中供热，淘汰了150多台小锅炉，减少新增小锅炉100台，断绝了大量小锅炉污染源，社会效益显著。

正因为我们自始至终把客户和社会利益放在首位，也就是坚持了“利他哲学”，我们的经营战略才获得了卓越的成功，使企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二、利他和自利——“利他哲学”带来好运

稻盛先生的“利他哲学”，就是遇事必先体谅对方，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有时即使付出自我牺牲也要为对方着想。“利他哲学”一定会带来“人我双赢”的结果。

考虑到我国东北佳木斯地区在煤炭、玉米以及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以及我们自身所具备的技术、管理和理念优势，2008年，我们决定收购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电厂。

这时候我已经比较深刻地理解了稻盛先生有关利他自利的因果法则。收购桦南电厂，我们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全面地实践“利他哲学”。

桦南电厂是一家亏损企业，承包人在亏损了2 000多万元后，甩手不管。当我们初次到厂时，北方供暖期临近，如果再没有人接手，必将耽误供暖，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而这时当地政府与前承包人之间的合约还没有了断，不能与我们签订正式协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向当地政府做出承诺：无条件义务帮助他们恢复生产，保证供暖期来临前正常发电供暖。我们选派精兵强将，对机组和热网进行维修、改造，仅花了20天时间，机组就按计划启动，保证了按时供热。同时还消除了厂内冒了十多年的黑烟。

我们先拿宜兴协联的钱给当地员工发工资，员工的平均月收入从700元增加到1 000元。春节前，我们又为全厂员工，包括下岗员工和退休职工送去油、米和优质面粉，并告诉那些下岗员工：厂里暂时用不了这么多人，不用多久，新工程上马厂里招工时，他们将是优先考虑的对象。

当了解到当地一些特困户交不起取暖费时，我们不但为他们代缴取暖费，而且还带上慰问品挨家挨户上门慰问。

按规定，每年的4月15日就将停止供暖，但考虑到当地的天气比较冷，我们便无偿延长了半个月供暖期。

因为前任承包人拖欠供应商2 000万元货款还不出，我们刚到时没有一家煤矿肯向企业供煤。但我们承诺：与宜兴协联做生意，公关费用为零，货到款清。并在质量超过预期的情况下，主动加价2元一吨，使供应商大为感动。

我们的技术人员在协助恢复生产的同时，主动义务担当了培训运行工人的任务，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与经验；我们选派的总经理在当地认养了三个读不起书的穷孩子，加上宜兴的结对助学，他用他并不是很高的薪水负担了5个孩子的学习费用。

许多国有企业在转让、并购前后，员工与新、老经营层，与当地政府间往往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我们这次并购没有发生任何争吵，没有任何一位员工提出非分要求，员工们反而集体要求政府尽快将企业正式转让给我们。

我们的派遣干部与当地工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们回宜兴时，每次都有好多人主动为他们送行，依依不舍。

几家煤矿争先恐后主动要求供货，而且不要现钱，愿意赊欠。

基于对我们的信任，当地政府终于决定以相当优惠的价格将企业出让给我们。

“利他”的行为给我们带来了空前的好运，获得了我们在宜兴无法取得的宝贵资源和发展良机，使宜兴协联有可能实现又一次大发展。

宜兴协联派驻桦南电厂的总经理非常喜欢《稻盛和夫成功方程式》这本书，他把这本书放在枕边，反复阅读，他对稻盛先生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对稻盛哲学在实践中的威力感触最深。

2009年5月，“桦南协联报春热电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成立，企业呈现蒸蒸日上的景象。

最近，邻近佳木斯的双鸭山市宝清县政府和相关企业，积极主动地要求我们并购类似桦南电厂的单位，并已进入正式协商的阶段。这一地区探明储量的煤炭资源，占黑龙江全省的40%左右。

三、利他和自律——实践“利他哲学”的关键在于经营者的自律

稻盛先生认为，企业经营的真正目的，既不是圆经营者个人之梦，更不是肥经营者一己之私，而是在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为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为此经营者必须超脱私心的束缚，让企业拥有大义名分。

1999年2月，一纸调令，将我从化肥厂调回热电厂担任总经理。一个有数亿资产规模企业的担子落在肩膀上，这使我好多天寝食难安。

经营者的品格是塑造领导力的基础，是追随者对其信心的来源；提升品格首先是做到廉洁自律。宜兴协联一年采购的原材料就近10个亿，这几年基础建设又不断，固定资产投资已超过15亿元，加上人事任免权，总经理的权力确实不小。不谈谋取不义之财，就是来自各方面小恩小惠也很可观。但是，我对自己、对家属、对直系亲属都有纪律。因为我坚持原则不讲情面，时间长了，有的亲属、同学、朋友不理解，开始疏远我，对此，我常常告诫自己要耐得住寂寞。我想，我弯一尺，别人就可以弯一丈。为了维护企业，不义之财即使蝇头小利也不能沾。这些年来，相当多的钱物除了直接退还外，实在退不了的，我全部上交办公室登记。我以为，如果因为能力水平的原因我算不上一名称职的总经理的话，在廉洁自律方面我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一个榜样。这样，也有助于我提高领导效率。

2003年9月，企业改制，国有股退出，根据当时主要经营者多持股的惯例，考虑到我对企业的责任和贡献，以及企业良好的发展态势，政府主管领导主张让我多持股。从个人利益考虑，我应该听从劝告多持股，鉴于我在企业的威信，干部员工也不会有很大的异议。但从“利他哲学”考虑，经营企业要靠大家齐心协力，经营成果大家分享为好。当然企业每个人的能力和作用不同，但过高估计我的贡献，让我占大股，我觉得不妥。权衡再三，我提出了四个四分之一的方案，就是总经理1/4，经营层其他人1/4，中层干部1/4，技术骨干、班组长1/4，这样全公司持股者超过了100人，占员工总数的10%，囊括了企业主要骨干。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大体公正的方案。我认为，在我们企业的现实情况下，人人持股，等于无股，大锅饭并不公平，并不利于有效地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对于没持股的员工，我们大幅度提高了他们的工资奖金水平，三年多来，年平均收入从1.8万元上升到2.8万元。减少我个人的持股比例，扩大持股人数，我提出并实行的改制方案，避免了在其他企业出现过的改制风险和激烈的争斗，使改制顺利推进，为企业内部劳资关系的和谐奠定了基础。改制后，随着企业的快速发展，企业骨干的个人资产大幅增值，除工资奖金增加之外，还有股利收益，他们得到了共享经营成果的喜悦。为了激励后来进厂的新秀，我们将要规定持股干部退休后50%的股权由企业回购，用来奖励后起之秀。另外，比股权等物质奖励更为重要的是精神满足。我们重视教育培训，特别是干部的人格教育。同时不断发展事业，给德才兼备者表演的舞台，让他们能够充分实现自身价值，由衷信任他们，让他们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磨炼心志，提高能力。

宜兴协联改制成功，说明企业要实践“利他哲学”，经营者的克己和自律是关键，“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只有经营者在关系个人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带头实践“利他哲学”，“利他哲学”才能在企业员工中渗透，蔚然成风。

企业环境不断变化，经营者会遇到新的问题和新的考验。稻盛先生说：“人格是变化的。运动员为了保持其体能，必须天天锻炼，人的精神也是如此，必须努力陶冶才能保持良好的状态，即使一时人格得到了提高，一旦懈怠，就会堕落。追求高尚的人格，并将它始终维持在理想的状态，需要付出相应的努力，努力克制私利私欲。”挑战是考验，机遇也是考验。挫折是考验，成功也是考验。公司有考验，家庭也有考验……我钦佩稻盛先生把生命的每一天真正过成了不断学习、不断行动、不断反思的每一天，过成了不断提升人格与理念的每一天。只有像稻盛先生那样，在不断实践、不断学习、不断思考、不断自我反省的过程中，经营者才能有效抵制环境的负面影响，抑制自身本能的利己欲望，净化自己的灵魂，使“利他哲学”真正血肉化，用“利他哲学”规范自己和企业的一切行为。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持续发展，并不断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日本《盛和塾》杂志第81期）

第四节

实践稻盛哲学，就能看到原来看不到的真理

株式会社平和堂 社长

盛和塾（滋贺）塾生 夏原平和

零售店的命脉是开店，开店很辛苦

1957年我父亲在滋贺县的彦根市开设了“平和堂鞋包店”。后来逐步扩大商品品种，1963年平和堂成了销售日用品的百货店，卖场面积达3 300平方米，1968年在草津车站前开了第二家连锁店，之后连续开新店，现在包括关联的零售店在内，以滋贺县为中心，2府7县大小店铺已达119家。

这样说来，或许大家认为我们的发展一直很顺畅，事实绝非如此。在降价销售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时代，有勇气导入“明码标价”的销售方针。向原本一无所知的新鲜食品领域发起挑战，决定自营。特别是不断开新店所付出的辛苦，均非同寻常。

零售业的店面选址布局最重要。为了确保获得好的店铺位置，不是容易的事。有人说“平和堂运气真好，能在那么好的车站前拿到那么大块的空地。”实际上不可能有现成的空地。那是我们每天工作到很晚，包括除夕也不歇，与土地所有者不断交涉，取得他们协助的结果。

日本还有《大店法》对开店进行限制，交道不好打。还有工会的问题，确保人才的问题，资金筹措的问题，石油危机后建设费用上涨的问题，到中国开店等等，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父亲凭着创业者的魄力积极应对，我作为助手辅佐他。

我生于1944年9月，正是战争激烈的时候。父亲期待到自己的孩子这一代能迎来和平，所以店名以平假名“平和”两字命名。平和堂设立于1957年，听父亲讲，他希望儿子继承这项事业，把公司名称改成了平和堂。

树立高目标，不断奋进

下面讲几点学习和运用稻盛哲学解决实际问题，并从中看到的真理。

第一点，“朝着高目标，认真进取，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努力奋斗。”

我于1988年45岁时出任平和堂社长。我进公司是在1968年二号店即草津店开业时，所以出任社长前已在公司干了20年。采购、店长、商品部、店铺运行部、促销部等各部部长，总务人事本部长、专务、副社长都做过，与其说是第2代社长，还不如说是第1.5代更为确切。有了当好社长的自信，当时正值泡沫景气时期，销售增、利润增，业绩好，经营顺畅。

泡沫经济破灭对我们这个行业影响也不大，有一种安心感。1996年利润到达顶点，为85亿日元，但接着连续三年下降，第一年下降到64亿日元，原因有两个，一是泡沫破灭后的经济萧条，二是当时认为这种萧条正是设备投资的好机会，在一年当中增开了7家新店，这只是一时增加成本，所以并不担心。

但第二年利润降到46亿日元，觉得问题严重，就有点慌张了。第三年利润又降到41亿日元，记得当时有一种恐惧感，担心赤字亏本。

当然，这几年来指示各部门削减各种经费，但效果并不显著。另一方面同行业其他公司业绩也在恶化，大多数公司的利润率在1%以下，而我们平和堂还算好，有1.4%，用还说得过去这种理由自我辩解，跌入塾长常说的所谓“世间的常识”这样的陷阱。

正在此时，我从交往密切的塾生处听说，在东京召开的塾长例会上，塾长强调，“正因为处在经济萧条时期，就更要达成应该达成的目标，必须这样去思考。”“制造业的利润率要达到10%，你必须这样想。”

我一直认为零售业利润率达到4%就很好了，从这点出发给干部下达费用削减的目标，寻找店铺减利的原因和对策，在人员配置等方面作了调整。这样做后，原以为毛巾里的水分已经拧干了，此时才明白其实湿漉漉的水分还很多。对许多事情，过去没采取改进措施，或措施很不得力，自我要求不高不严，改进的愿望不强烈等等，对这些我都进行了认真的反省。

做预算管理的人认为只要把费用控制在预算范围内就好了，而没有贯彻“费用最小化”的原则。这是因为在泡沫经济时放松了管理，努力不够，另外也是企业领导人亲临现场不够，认真程度不足造成的结果。

塾长讲过“要谦虚不要骄傲，努力再努力，现在是过去努力的结果，将来如何要靠现在的努力。”确实，在泡沫经济时期我们放松大意了。另外，一旦经济上有盈余就会产生“花这点钱没关系吧”这种感觉，放松对费用的管理。塾长告诫我们要“坚持俭约方针”，但当时我就抱有自我放松的感觉。

原以为销售额增加就是成长，但其实只是膨胀。特别是许多人只是消极等待上级指示，干部没有培育起来。这方面的反省对后来的经营起到了促进作用。

分析利润下滑的原因在于，新店开得太多增加了开店成本、新店初期亏本，在附近商圈内，新店和自己老店之间的竞争，原有高收益店大幅降利等等。对此采取的对策就是实行“销售最大化，费用最小化”。对分店、分部门的经营管理表和月度业绩表进行详细分析，加以改进。加上新店开始盈利，第二年整个公司利润上升，到本期为止，利润已7年持续上升，而且利润率已达到3.2%。

但在第五年结束时，我又受到了塾长的教诲。

当时流通行业形势严峻，许多大型超市或破产或处于苦斗恶战之中，而我们公司却连续5年增收增利，销售利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超过100亿日元，利润率超过3%。我开始感到安心甚至自满。

1994年2月在大津的塾长例会上，塾长问：“最近业绩如何？”我答道：“虽然形势严峻，但由于努力利润持续增长，利润率已超过3%，我想经过努力合格目标4%能够达到吧。”我本来期望得到塾长一句“不错、继续加油”鼓励的话，不料塾长合起双腕，闭目思索，然后说道：“4%可能算合格，却不属于优秀。”那一瞬间我无言以对，只好说：“是，一定努力。”但心里却想，在经济不景气、竞争激烈的环境之中，达到4%已经很不容易，塾长对流通行业的困难大概不太了解吧。

但是第二天调查同行业的利润率，虽然各个公司规模大小不同，却真有利润率达到5%、6%的。塾长看穿了我们有自满情绪：“连4%也做不到！要瞄准更高的目标努力干！”我意识到塾长在批评激励我。只有树立高目标，才能集结能量，才能获取更大的成功。为什么平时从塾长处学的道理自己就不能实行呢？我认真反省自己。

于是开始在公司内提出利润率要达到5%的目标。结果从上到下一片反对之声：“那怎么可能？”“4%还没达到，怎么又要5%？”我举例说，为什么过去利润率曾降至一半以下，现在这个时代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不管发生什么事公司都不能破产，为此企业的领导层必须有清醒的头脑。至于如何提高利润，我举例分析销售管理费偏高的原因，降价和断货造成的损失，采购成本要降下去，用具体事例说服大家，向新的目标前进。

看核算表就能看到现场

第二点，10多年前，有幸搭乘塾长的车子，看到胳膊肘处放了很厚的资料。是公司的业绩表，各个事业部、各个工场记录详细数字的分类表，估计是阿米巴经营的核算表。约有1厘米厚，我草草翻了一下。塾长这么一个大忙人居然还看这么细致的现场资料，我为之一惊。

这之前我只看汇集后的总的数字，这之后我也开始看各个店铺、各个部门的详细数据，并将原有的店铺利润表改成新的店铺利润管理表。

每个店、每个部门、每种商品的销售额，每天的每个小时都能明白。以商品为中心的经营管理表星期天做完，到星期一早晨，每个店、每个部门的销售额、毛利、降价情况、进货情况、库存情况都一目了然。月度业绩表每月20日做，到25日费用以至净利都清楚了。而且每个部门所属店铺的利润次月的1号都可掌握。

现在这些情况都尽可能做细，从这些数据表中可以发现各种问题，升、降、正常、异常等，最近特别对新店、有新竞争店出现、经营不景气的店看得更仔细。

从经营管理表中发现的问题记在脑子里，星期六、星期天或者出差时到有关店铺转一转，亲临现场，听取店长和员工的意见。

外部环境没变，营业额却降了，到那里一了解，原来是店长与部下关系恶化了。有的店营业上不去，到现场一看，是收银员不如竞争对手。到降价损失多的店去考察，发现傍晚降价时间太早，或过分委托店里的钟点工。另外早晨开店时缺品，将现场拍下照片，开会时出示给大家看。

我再度细看核算表，看数字管理表就能想象现场发生的事。我一走出店，就有人同附近的店联系，那家店的店长在一楼喊“欢迎，欢迎！”很起劲的样子，出了不少笑话。总之我喜欢到现场去，现场非常重要。除了生病外，即使休息日我也不会悠然呆在家里。元旦店铺还营业，我记挂着就会去现场。虽然还做不到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但做到努力不亚于任何员工是理所当然。塾长说：“要去现场100次。解决问题的线索在现场，新的启示在现场，现场真是宝山。”“在现场与员工进行经营方面的交流对话。”我觉得这些话非常重要，我就实行。

非常时期领导者要挺身而出

第三点，1983年起，24小时营业的日夜便利店发展很快，我们也开始参与这种“超市”，这种“超市”是总部位于荷兰的世界性组织，在日本也已分地区开展经营。我们决定在滋贺、京都、福井以地区分部的形式加盟，我任社长，开始时亲自全力以赴。当了平和堂社长后，就委托给常务去做。

到1996年已开了135家店，加盟店营业额达193亿日元，利润超过1亿日元。后来竞争日趋激烈，亏本店增加。从长计议，以现有规模要继续生存非常困难，对加盟店、供应商、平和堂都不利。基于这种判断决定撤退。

一旦要撤退，按照加盟合同，靠经营超市吃饭的加盟者如何善后成了问题。这时候要叫负责超市的常务和部长来解决就有困难，我作为经营者必须挺身而出。有损害赔偿的问题，公司可能蒙受很大损失。

另外超市要找接收对象，与数家公司进行了交涉。最终请与我有人际交往的法米利玛特接收。与加盟者开说明会，其中大多数人我不认识，常务担心，要由他出面。但我想到塾长所说的话“领导人要亲临第一线！”“临事要拿出勇气，不可有卑怯的举止。”越是这种时候我越应挺身而出。于是我向大家作说明，回答大家的问题。

此时加盟者中第一个发言的人说道：“今天原本以为由常务解释，现在社长亲自说明情况，让我觉得放心，我立即与法米利玛特签约。”

因为有第一个人的发言，大部分人都同意与我们的转让接收者法米利玛特签约，所以没有发生大的纠纷。另外因为加盟资金及时退还给各加盟者，所以问题的解决时间比预想的大为缩短，公司的损失也比预想的少。

现在回头来看，当时处理果断及时，如果晚一年后果不堪设想。员工们也都尽了力。与人为善，加上诚实认真的经营，才获得了这个绝好的退出机会。

通过实践得到了好经验。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非常时期领导者亲自出马，这种负责的态度决定了事情的结果。同时优先考虑加盟店的利益，这种利他之心很重要。

把《活法》发给全体员工和全体钟点工

最后一点，我从塾长处学到许许多多道理，而其中最主要的是“人生方程式”。即人生·工作结果＝思维方式×热情×能力。

我在新员工入社教育，新店员工调整，公司报纸上，利用各种机会讲解这个方程式。最重要的是思维方式，就是同情心、利他心、正直、谦虚等。我认为与人为善的想法和公司的目标、使命以及个人的志向相一致时，公司就强而有力。

我读了二年前塾长写的《活法》一书，这是塾长教诲之集大成。应该抱何种观念去生活和工作，写得非常具体，读后深受感动。我确信书中的理念如果能与员工共有，员工就能幸福，企业就能发展。

因此，一开始我就将此书分发给了全体员工，并要求每位员工都写出读后感。经认真考虑后，我觉得员工理解后，要让员工将学习心得告诉钟点工有困难。员工有3 000名，而钟点工有10 000名。

于是10 000名钟点工也每人发一本。写不写读后感对钟点工没有要求，但钟点工中也有很多人写了心得。

有一个店早会结束，有位钟点工来向我表达谢意，他说：“这本书不但我读了，我孩子也读了，我和孩子还谈了许多感想，真好！”

现在开会时或社内报上经常引用书中的语录。我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告诉新提拔的管理人员，当地位或业务内容有变化时，再读《活法》这本书会有与此前不同的感受。另外，在困惑时读这本书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本书你们要反复学。

平和堂明年将迎来创业50周年。为了公司60年、70年、80年持续成长，就要树立高目标，加强员工教育，我自己要把塾长的教导更多地付诸实践，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努力奋斗”的精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 /（日）稻盛和夫著；曹岫云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086 –2724–3

I. 经… II. ① 稻… ② 曹… III. ① 陶瓷工业－工业企业管理－经验－日本－现代② 稻盛和夫－生平事迹 IV. ① F431.367 ② K833.13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6304号

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

JINGYING WEISHENME XUYAO ZHEXUE

著者：[日]稻盛和夫

译者：曹岫云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萌芽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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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维度的日本（套装共10册） / 马国川，（日）松浦弥太郎等著.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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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本：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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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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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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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总目录

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目录

序言 读日本，想中国

第一编 开国

“黑船”惊醒“太平梦”

罗森：挤进大历史的小人物

为什么给侵略者树碑立像？

哈里斯：瓦解日本锁国体制的美国人

新岛襄：日本第一个留学生的人生传奇

咸临丸：日本精神的象征

千岁丸：从中国带回来的教训

日本的“爱国贼”

伊藤博文：一个“爱国愤青”的醒悟之路

如欲世界认可日本，请自遵守此法始

井伊直弼：主张开放的政治家为什么以悲剧告终

坂本龙马：日本改革的设计者

佐久间象山：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日本人

德川庆喜：勇于退出历史舞台的政治家

没有宽容，改革就没有未来

西乡隆盛：一个失败的英雄

胜海舟的追问：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

第二编 维新

福泽谕吉：一个国家的启蒙老师

福泽之问：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

影响日本近代史的两本中国书

明治迁都：世界历史上的成功范例

岩仓使团：求知识于世界

头发革命：国民头上卷起大旋风

米百俵精神：宁肯挨饿，也要搞教育

明治时代的“国退民进”

武士：一个统治阶层的消失

大久保利通：真正的“东方俾斯麦”

三岛通庸：威权主义体制下的能吏

江藤新平：日本的商鞅

板垣退助：“近代日本的第一个恩人”

涩泽荣一：宁做企业不做官

岩崎弥太郎：他与胡雪岩不一样

古河市兵卫：一位企业家的功与罪

丰田佐吉：从小木匠到大发明家

横井小楠：影响明治维新的改革思想家

中村正直：引入西方清流，涤荡国民心智

千叶卓三郎：一个为国家草拟宪法的小学教师

田口卯吉：重新书写历史

“爱国贼”耽搁了改正不平等条约的机会

1883：学习德国好榜样

日本立宪：绝不重蹈“土耳其的覆辙”

第三编 暧昧“明治梦”

皇太子遇刺：一个法官的勇气和担当

民法之争：要法律，还是要传统？

德育论战：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

中江兆民：预言日本帝国兴衰的思想家

内村鉴三：宁做与民众对立的“国贼”

大隈重信：还有比政治更伟大的事业

久米邦武：挑战国家意识形态的学者

田中正造：不应该被牺牲在工业进步的祭坛上

森有礼：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

加藤弘之：思想的变节者

福地源一郎：一个报人的复杂人生

山县有朋：军国主义理论的始作俑者

德富苏峰：一生被野心驱使

幸德秋水：“这是一场暗黑的审判”

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1905东京骚乱：大国崛起的梦游者

明治宪法的致命“黑洞”

明治之死：结束，还是开始？

后记 这个世界会好吗？

版权页

日本经济如何走出迷失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创新的力量

日本回归

日本复兴的关键因素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存在的理由

创新的本质

熊彼特的贡献

建设基础设施

商业创新

小结

第二章 营运的力量

劳动力流动

私有化

终身雇佣制

脱离终身雇佣制

移民问题

为什么英语需要成为日本的通用语言

人口的增长

小结

第三章 质疑安倍经济学的力量

安倍经济学的历史

金融独立

最优通货膨胀率

阻止利率上升

怎样处理1 000万亿日元的债务

安倍经济学的优缺点

小结

第四章 低成本政府的力量

政府治理的高成本

如何改变居高不下的成本结构

治疗“日本病”

美国和个人主义

无能的官僚体系

官僚体系国际化

建立智库

政治任命

改造官僚体系要付出什么代价

小结

第五章 海外成功的力量

留学生数量的下降

避免加拉帕戈斯效应

新闻业的未来

互联网时代的媒体

人文教育的重要性

三木谷良一的海外经历

小结

第六章 教育的力量

同质化的日本教育

三木谷家的教育

教育体系需要什么

高等教育

人们在大学里学什么

创建乐天

教师的评价体系

日本教育体系战略的必要性

小结

第七章 打造日本品牌的力量

品牌力

示范效应

国家层面的品牌价值

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

打造深受外国人青睐的日本

日本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小结

结论 竞争的力量是什么

日本以特有的方式整合和诠释各种文化

平台即竞争力

全球物流革命

小结

后记

致谢

版权页

无印良品式营销

目录

序 MUJI的底层逻辑

前言 集古今智慧 创简约全球性商品

1 品牌定位： 除此之外全部留白

舒适感：人类互通的本能需求

深受全球喜爱的MUJI品牌

差异化：跨领域的风格统一

爆品策略：用“留白之力”打破文化壁垒

简约外形：朴实无华最长久

解说：全球标准化和当地普适化

MUJI人气商品的秘诀

2 “这样‘就’好”的简约思考法

渗入目标客户群体

尊重大多数人的选择

“这样‘就’好”：止步于个性之前

极简生活：留下的都是MUJI的商品

做到“1+1=1”

MUJI本色：保留素材自然风味

传达理念：让顾客理解设计

追求平淡安稳的幸福感

解说：幸福感与商品选择

解说：思维定式与无印诉求

MUJI BOOKS：用语言装饰商品

解说：购买体验如何影响消费行为？

解说：MUJI如何将“实用商品”变成“快乐商品”？

3 和谐之道： 日本文化与MUJI理念

不断询问“何为MUJI”

从日本人的自然观出发

注重“实用之美”

因为“空”，所以高度自由

解说：禅学思想与MUJI印象

4 反其道而行之： 创造无法复制的品牌优势

突破传统的经营观

品牌理念：做没有标志的品牌

解说：商品=品牌+产品

不做设计的设计师

不做“选择与集中”

创造客户群

匠人精神：与消费社会背道而驰

5 从理念出发，开启创新研发

MUJI的新商业模式

连接生产者与“生活者”

“MUJI式商品”如何开发？

思考MUJI会让头脑更灵活

MUJI研发者的思考之一： 关联和协同

MUJI研发者的思考之二： 不局限使用性

MUJI研发者的思考之三： 尊重传统

MUJI研发者的思考之四： 商品生命周期

5款长销商品的特色

MUJI的平台化目标

以“盈利”贡献社会

6 让顾客惊呼“原来如此”的设计

MUJI 颠覆式设计思维

每天思考如何改善生活

像旅行者一样思考

自主启动，跨部门合作

倾听消费者心声

深入普通人的生活

量化预测商品价值

向商品提出“为什么”

套入“框架”展开想象

变偶然为必然

7 世界零距离： MUJI如何跨越文化壁垒

MUJI与KUMON相似？

MUJI与Pokemon[6]相似？

解说：阻碍全球化的“四大距离”

向消费者说明“何为MUJI”

认真做好复杂的翻译

解说：高情景文化与低情景文化

解说：国民性质与文化特征

世界人民的“MUJI印象”

海外评价高于日本

8 世界标准： 去除与MUJI理念相悖的商品

仅在海外销售的MUJI商品

引进欧洲原创商品

遍布全球的供货体系

从自主研发到集中化管理

9 向世界介绍MUJI

米兰1号店开门红

米兰分店的创业故事

最好吃的“MUJI PIZZA”

后记

版权页

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

目录

表、图表

增订版作者序

增订版译者序

第一版译者序

序言（英文第三版）

绪论：历史长河的绵延烙印

第一部分 德川政权的危机

第一章 德川体制

第二章 德川幕府社会及经济的转变

第三章 德川晚期的思想世界

第四章 德川幕府的覆亡

第二部分 近代革命：从明治维新到日俄战争（1868—1905）

第五章 武士革命

第六章 明治初期的参与和抗争

第七章 明治初期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变迁

第八章 帝国与国内秩序

第三部分 日本帝国的兴衰

第九章 “一战”后的经济与社会

第十章 两次大战期间的日本帝国与民主

第十一章 经济大恐慌及其回应

第十二章 战时日本

第十三章 美国占领下的日本：新出发点及延续的旧结构

第四部分 战后与当代的日本，1952—2012

第十四章 战后经济及社会的转变

第十五章 高度成长时代的政治斗争及其调解

第十六章 两极化世界中的全球大国：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

第十七章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1989—2008

第十八章 震荡、灾难及其后续：2008年以来的日本

附：记忆东日本大地震

附录 1885—2014年日本历届总理大臣（首相）

注释

参考书目

版权页

5-100个工作基本

目录

100个工作基本

001 勇敢比优秀更可贵。

002 变化即进化。

003 永远把“喜欢”作为理由。

004 重启，再开始。

005 未来有回报即可。

006 乐观的人更强大。

007 只身投入。

008 比别人早一步洞察先机。

009 了解最前沿的事物。

010 保持对目标的热情。

011 与其惴惴不安，不如心怀感激。

012 在人生最后五分钟，做想做之事。

013 待目标明确，再考虑取舍。

014 以感动为基石。

015 不寻求赞赏。

016 升职是期许你成长。

017 收好自尊。

018 越是艰难时刻，越要学会收力。

019 以优雅之态收尾。

020 低调出众。

021 一生的事业，请慢慢寻找。

022 保持孩童般的视角。

023 勇于尝试。

024 兼有平凡的主题和不凡的理念。

025 独创性正是价值所在。

026 书写即思考。

027 探究实现创意的方法。

028 凡事认真。

029 不忽视细微末节。

030 假设永不嫌多。

031 发明让大家更幸福的方法。

032 麻烦的事情中沉睡着珍宝。

033 创造拥有笑容的产品和服务。

034 试着从各种视角思考。

035 想法是用来交流的。

036 成为别人心中理想的存在。

037 把自我利益抛在一边。

038 不要忘记保持幽默。

039 谁都喜欢快乐的人。

040 说过的话如泼出去的水。

041 对闻所未闻的事报以兴趣。

042 珍惜每一段缘分。

043 总以“初次见面”的姿态示人。

044 找一件事情，和大家一同完成。

045 发自内心地对同事保持兴趣。

046 与伙伴一起提升。

047 在成长的路上互相助力。

048 与其批评，不如给出方法。

049 主动理解对方。

050 不过分介入。

051 重要的事，轻柔地说。

052 寻找语言最恰当的温度。

053 不能只图自己方便。

054 不吝啬惊喜。

055 尊重人性。

056 过分期待是自负的表现。

057 以宽容接纳不讲理。

058 出错和背叛，都是在所难免。

059 爱很重要，但请小心。

060 倾心，但不倾尽。

061 看似离谱而又麻烦的事，自有其价值。

062 工作的结果八成由初期决定。

063 从工作之外得来的感动中学习。

064 学会独立思考。

065 通过与人交流，梳理思路。

066 万事靠准备。

067 信息是自信的燃料。

068 设立增强自信的仪式。

069 陈述不是唱独角戏，也需要理解对方。

070 描绘打动人心的图景。

071 不止于理论。

072 建立属于自己的思维框架。

073 不企求一帆风顺。

074 问题不隔夜，当下就解决。

075 把“有趣”化为具体话语。

076 创造一位粉丝。

077 成为让对方“还想见”的人。

078 切勿疏漏“回顾”。

079 压力，来自不自信。

080 发现自己的能力，大方展现。

081 清楚说明，再三确认。

082 任何人的一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时。

083 面对艰巨的任务，请试着分解。

084 不独揽。

085 让钱自动跟着你。

086 读懂瞬息万变的世间价值。

087 比传达更重要的是引导。

088 自信要靠自我管理。

089 心思会表露在脸上和话语间。

090 不被无聊的事支配人生。

091 问题随立场转变。

092 和比自己优秀的人同行。

093 不把不安转嫁给别人。

094 努力与诚意不是为了回报。

095 在对自己的投资上不计较成本。

096 保持健康也是你的工作。

097 享用美食。

098 拥有能让你专注的场所。

099 正因为软弱，才得以成长。

100 不要总是试图保护自己。

100个领导基本

001 把自己当成商品。

002 确定“绝不碰”的准则。

003 每天都是新起点。

004 愿景是自然涌现的。

005 学会介绍自己。

006 以未来为起点思考。

007 无论对谁，你都是有价值的存在。

008 “问题意识”中产生磁场。

009 在“喜欢”的事上，不存在辛苦。

010 找对伙伴。

011 一开始便大胆释放欲望。

012 感到轻松时，已在走下坡路。

013 关注客户，而不是别人的成功案例。

014 从不失败的人，往往一事无成。

015 进两步退一步。

016 质疑数据。

017 把过去的自己丢掉，为未来的自己自豪。

018 未来总是值得期待。

019 不计较得失。

020 拥有一技之长。

021 构筑可依赖的关系。

022 切勿一意孤行。

023 “不决定”也是一种决定。

024 学会等待。

025 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大发明。

026 管理，就是对他人投注爱意。

027 主动工作的人才是伙伴。

028 打造一个主动奔跑的团队。

029 营造能让人放松的职场氛围。

030 着眼于设计未来。

031 把不能相互理解当作沟通的前提。

032 坦诚地回复。

033 思考对方为何提问。

034 与对方共同思考。

035 明白传授的本质。

036 用有趣的方式传授。

037 不满的情绪，各有各的原因。

038 即便出于善意，言行也需谨慎。

039 多开小会。

040 学会简洁地概括问题。

041 客观看待成员的争论。

042 创造每个人都能畅所欲言的环境。

043 将枯燥的杂务化为有趣的工作。

044 “理解”这件事，存在时差。

045 只要目标明确就好。

046 公平评价每位成员。

047 优先考察意愿是否强烈。

048 给予成员能力所及的挑战。

049 珍惜爱抱怨的人。

050 寻觅盲点。

051 善于休息，就是善于工作。

052 绝望时，先从能做的事情着手。

053 弱者之强大，强者之弱小。

054 竖起能接收他人痛苦的触角。

055 批评要简短，赞美要充分。

056 待客、产出与创造。

057 带领大家一起航行。

058 好的领导者，不经营。

059 拥有胆怯并乐观的矛盾品质。

060 怒气毫无意义。

061 将获取理解作为每日功课。

062 每天检查面容。

063 保持作为社会人的礼貌。

064 自己做不到的事，不去强求部下。

065 每天都是第一天。

066 不以市场调查，而以信念来确立行动。

067 重大的决断，一个人完成。

068 在事业开始时选择顺势而为。

069 创造不会减损且不可或缺之物。

070 正因为是外行，才能创造商机。

071 试着将两个想法结合。

072 巧思、提案与自我否定。

073 留下的只会是真东西。

074 任何铜墙铁壁，都必定存在突破口。

075 负面意见是珍宝。

076 做自己最任性的客户。

077 首先考虑对方所得。

078 正因匮乏，才能成长。

079 答案就在现场。

080 不是传达信息，而是传递情感。

081 享受分享的乐趣。

082 传达的原则是“开端、中间、结尾”。

083 保持自由。

084 正因为是领导者，才有资格失败。

085 市场营销注重独立思考、主动忧虑。

086 推进工作时，不就地取材。

087 不是小气，而是谨慎用钱。

088 创造让人自然聚集的构想。

089 联结不同的人。

090 提供金钱，不如提供机会。

091 站在需要帮助的那一方。

092 不嚼舌根。

093 为烦恼、迷茫时设置好“出口”。

094 成果出来之后，才是工作开始之时。

095 越强大，越不显山露水。

096 输就是赢。

097 逆境才是正式开场。

098 把眼光放远，才能解决问题。

099 哪怕只剩自己，也绝不逃避。

100 不逃避，而是充分享受。

打造你的100个基本

版权页

孤独的150个信念：松浦弥太郎的自我认知指南

目录

献给孤独中的你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10

011

012

013

014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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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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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

目录

前言 读日本，问国运

第一编 改造

日本之春：第一次护宪运动

泽柳事件：教授对大学校长说“不”

阿部守太郎暗杀事件：日本的自制力渐将消退

从松方正义到孙中山：对中日关系的忧思

白虹贯日事件：日本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平民首相原敬：不让这种潮流发展过快

吉野作造：大正民主的旗手

牧野伸显：预见世界形势的外交家

日美战争不可取：一位海军将领的警世之言

朝日平吾：想给国家治病的“病人”

从极左到极右：北一辉的激进人生

德富苏峰：日本帝国的“戈培尔”

《治安维持法》：制造20年“白色恐怖”

第二编 转向

“非国民”石桥湛山：大日本主义还是小日本主义？

浜口雄幸：死于宪法黑洞的首相

室伏高信：侵华高潮中的反对者

与谢野晶子：从反战诗人到战争歌颂者

井上日召：“暗杀是菩萨行为”

新渡户稻造：“否定日本的惯犯”

犬养毅：“国家改革祭坛上的供物”

菊竹六鼓：要宪政，还是要法西斯？

松冈洋右：让日本成为“国际孤儿”的“国民英雄”

泷川事件：大学和国家权力的较量

转向：在权力面前弯曲的脊梁

豪斯上校的忠告：日本不要重蹈德国覆辙

美浓部达吉：改变根本思想是不可能的

河合荣治郎：战斗的自由主义者

第三编 绝路

闭嘴事件：日本议会政治的溃败

斋藤隆夫：吾言即是万人声

不要错过这班车

桐生悠悠：我要离开这个畜生当道的世界

山本五十六：把国家命运押在赌桌上

及川古志郎：日本海军为什么没有阻止战争？

日本为什么会选择“民族切腹”？

东条英机：牢牢抓住多数灰色群体

立此存照：和军国主义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们

佐佐木八郎：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神风特攻队队员

一块纪念碑的故事：日本人为什么仇恨美国？

吉田茂：从“谋反分子”到“爱国者”

后记 站在思想和时间一边

近代日本大事记（1912—1945年）

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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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精进

目录

总序

推荐序 正确思考的力量

第一章 六项精进

前言

一、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二、要谦虚，不要骄傲

三、要每天反省

四、活着，就要感谢

五、积善行、思利他

六、不要有感性的烦恼

第二章 超越经济变动，实现企业持续发展

第三章 忍受萧条、伺机出手

第四章 稻盛和夫论谦虚

第五章 盛和塾塾生心得

第一节 改心之道

塾长点评

第二节 稻盛和夫经营哲学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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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十二条

目录

总序

推荐序 正确思考的力量

第一章 经营十二条

第1条：明确事业的目的意义

第2条：设立具体的目标

第3条：胸中怀有强烈的愿望

第4条：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第5条：销售最大化、经费最小化

第6条：定价即经营

第7条：经营取决于坚强的意志

第8条：燃烧的斗魂

第9条：临事有勇

第10条：不断从事创造性的工作

第11条：以关怀之心，诚实处事

第12条：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抱着梦想和希望，以坦诚之心处世。

第二章 经营者必备的三种力量

1.“自力”就是经营者忠实地实践“经营原点十二条”的能力

2. 经营者应该实行的“经营原点十二条”

3. 第一种“他力”

4. 第二种他力

第三章 空前的经济危机及其应对

1. 何为经济危机

2. 将“动机向善、了无私心”作为判断的标准

3. 经营原点十二条

4. 构筑人类能够持续生存的社会

第四章 稻盛和夫在海尔

1. 张瑞敏：“早遇稻盛，海尔发展会更快”

2.“敬天爱人”和“阿米巴经营”

3. 孙正义：没有稻盛的“阿米巴经营”就没有“软银”的今天

4.“阿米巴经营”否定“绩效主义”

5. 稻盛和夫怎样拯救日航？

6. 在“敬己爱钱”的社会里，“敬天爱人”行得通吗？

第五章 稻盛和夫答中国记者问

第六章 盛和塾塾生心得

破公司大转型

我的事业在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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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

目录

总序

推荐序 正确思考的力量

第一章 北京大学国际MBA学院演讲：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

1. 创业历程

2. 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3. 不只为自己，也为社会追求利润

4. 作为人，何谓正确

5.“人生方程式”的解读

第二章 稻盛和夫经营哲学（北京）报告会：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

1. 京瓷公司的“哲学”

2. 经营需要哲学的原因

3. 品格决定经营者的统率力

第三章 “盛和塾”第17届全国大会：当代经营者应该成为怎样的人？

1. 从我们生存的宇宙、地球说起

2. 以“共生”观念和“利他”观念经营企业

第四章 致新时代的中国领导人

1. 敬天爱人

2. 社会公正推进经济发展

3. 弃霸道，行王道

第五章 盛和塾塾生心得

第一节 稻盛成功方程式的启示

第二节 把“利他之心”引进加利福尼亚

第三节 “利他哲学”引领企业持续发展

第四节 实践稻盛哲学，就能看到原来看不到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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