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极简中国史

[美] 阿尔伯特·克雷格 著

李阳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前言

第1章 中国早期

起源：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早期：商朝

青铜时代晚期：西周

铁器时代：东周

铁器时代：中国哲学的诞生

历史视野中的早期中国思想

第2章 中国最早的帝国及其后时期

秦统一中国

西汉

东汉及其后时期

汉代思想与宗教

历史视野中的中国最早的帝国

第3章 帝制时代的高峰

帝国的重建：隋朝和唐朝

宋朝

元朝：蒙古大帝国统治下的中国

历史视野中的帝制中国

第4章 帝制时代后期：明朝和清朝

经济区域

人口

中国第三次商业革命

明朝的统治模式

明朝的对外关系

清朝的统治模式

清朝的对外关系

明清文化

历史视野中的帝制时代后期的中国

第5章 近代中国

清朝统治的终结

从王朝统治走向军阀政治

文化和思想激荡：“五四运动”

国民党治下的中国

历史视野中的近代中国

注释

延伸阅读

献给萨拉·克雷格（1960—1992年）

前言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文明延续至今，古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印度文明都被后来与之迥然不同的文化浪潮淹没或取代了。诚然，中国文明也非一成不变，它始终在发展变化，尽管融合了外来的影响，但从未被完全淹没。公元7世纪到8世纪时，中国的文字体系、哲学和技术传播到了日本、朝鲜及越南，确定了今日之“东亚”的范围，中国的诗歌、文学和艺术在这一地区依然具有影响力。如今，中国是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核大国，经济增长迅猛。要理解当今世界，必须理解中国，为此，我们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

本书最早是《世界文明的遗产》（The Heritage of World Civilization）一书中“中国”数章的扩充。再版时对这些章节进行了大幅修订，并将原先用罗马字母表示的中文名称和术语改为拼音。此次第三版的每一章又做了进一步修订和增补。

本书力图为中国历史进程建立一个编年框架并进行概述，在关注统治王朝的同时，也对跨越朝代界限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给予关注。有大学讲师希望以专题形式讲授中国历史，并指定（相关）专著、文献、小说和电影。本书文字简明，或许对他们颇具参考价值。

由于力求简明，笔者许多不乏自信的推断，可能仅在其简明的语境下正确，充分严格的论证则需要更多篇幅。笔者为重新讲述历史，择选一些关键的史实要素，因而不可避免地略去了其他一些有价值的要素。读者通过阅读书末延伸阅读中所列著作，可以了解到本书所述历史故事的更多背景以作为对照。

文字记载的历史是抽象的。在任何社会，变化或稳定都是亿万人的情感和行为的综合结果。每个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通过社会关系与更广泛的社会相连，为生存工作，并受到规则的保护和制约。这类关系的总和决定着国家发展的方向。历史学家至多能了解过往历史的一二。在中国，尽管近代之前的文献记载多于其他任何国家，绝大多数人仍湮没无名，不着痕迹。通过现存文献来书写中国历史，便如同要完成一幅多数碎片已经遗失的拼图。

以过去的眼光去观察某段历史总是非常困难。我们今天的假设总是难免臆断。即使研究西方——我们自己的文明——我们也仅能瞥见少量信息，比如说，中世纪汉堡一位商人的生活情况。而南宋时期杭州的一位商人怎样看待家庭、社会和宇宙就更难知晓了。但我们或许可以从原始文献中发现一些端倪，因此，诗歌、哲学、散文和小说中的场景会被间接或直接引述。这些当时的文字提供了直接的窗口，我们可借此窥见历史上中国人的实际思想与情感。它们照亮了历史，也提醒我们，生活在千年以前的中国人与今天的我们有着同样的希望、恐惧、喜悦与忧伤。尽管人类经验受到文化模式和社会形态的巨大影响，我们还是能体会到这些共有的情感。

中文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在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即中文的注音体系。直到大约二十年前，大多数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都使用威妥玛拼音体系，即将中文名字和术语罗马字母化。现在，多数学者和所有报纸都使用汉语拼音体系，即在中国通用的体系。我本人始终使用汉语拼音，因此，“毛泽东”我写作“Mao Zedong”，而不是“Mao Tse-tung”。总体上说，汉语拼音对使用英语的人并不难。“道”用汉语拼音写作“Dao”，而不是“Tao”，它在汉语中的发音也是这样。但由于汉语拼音体系是20世纪50年代发明的，受到了俄语的影响，一些字母的音值和英语不同，应当留意。

1. 旧式的“hs”（比如在“夏”朝中）现在写作“x”（因此朝代名写作“Xia”）。

2. 旧式送气音“ch”（比如在“清”朝中）现在写作“q”（因此朝代名写作“Qing”）。

3. 旧式的“ts”（比如在“蔡元培”中，现代思想家）现在罗马字母化写作“c”（所以写作Cai Yuanpei）。

与韩国和日本一样，中国的姓在前名在后。所以刚才例子中的人物是“蔡先生”而不是“元培先生”。为了标明向汉语拼音体系的转化，我有时在拼音后面的括号中加上了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比如“Jiang Jieshi”（Chiang Kaishek，蒋介石）或“Guangzhou”（Canton，广州）。延伸阅读书目中的部分书名则使用了旧式的威妥玛拼音体系。例如，使用“Sung”而不是“Song”（宋朝）来表示朝代名。这类情况可以通过上下文理解。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借鉴了许多出色的研究；对借用的很多智慧成果，像往常一样多数都没有在书中明确致谢。但我想特意提及以下几位，他们给予了我特别的和个人的帮助：我最早的中国史老师——史华慈、赖世和、杨联陞和费正清；我的同事们，同他们学习令我受益匪浅——包弼德、柯文、狄宇宙、艾朗诺、欧立德、梅谷、柯伟林、孔飞力、德怀特·珀金斯、普鸣、傅高义和叶山。

此外，以下评阅人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东田纳西州立大学的亨利·安特凯维奇，沃什本大学的杜永涛和巴特勒大学的韩孝荣。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旭子·克雷格，一直以来的精神支持和编辑建议。所有的谬误之处都归于我本人。

本版修订

在本版中，每章都有改动：

■ 增加了早期佛教的新内容。

■ 通向中国的海路部分增加了新资料。

■ 明朝和清朝部分增加了新内容。

■ 在第四章中，根据评阅人的建议，做了以下改动：

明清两朝按时序编排（不再用第2版中的专题形式）。

对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做了更清晰的描述。

第1章

中国早期

本章概要

起源：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 \ 青铜时代早期：商朝

青铜时代晚期：西周 \ 铁器时代：东周

铁器时代：中国哲学的诞生 \ 历史视野中的早期中国思想

起源：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

中国最早的人类生活可以追溯到距今数十万年前的北京人（直立人），其遗迹最早发现于中国北方的平原地区，此后在其他地区也陆续发现。北京人身高约1.5米，脑容量比现代人的小。北京人与“爪哇人”和在非洲、中东及欧洲发现的多种直立人相似，这些早期人类依靠捕猎野鹿和其他动物以及捕鱼、采集生存，男性比女性体形略大，劳动可能存在性别分工，女性从事采集。关于他们的语言能力、社会关系和信仰我们无从知晓，但可以确知的是，他们使用碎石制造工具，并用火烹饪食物。一些头骨上存在的猛烈敲击痕迹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吃人脑。

脑容量较大的现代人类（智人）最早在距今10万年前在非洲出现，在约距今5万年前来到中国，取代了北京人。他们使用火，并用精良的石片制造工具。通过在考古现场发掘的含有工具的连续地层，旧石器时代的历史进程若隐若现，并且这些工具呈现出了明显的地域特点。智人掩埋逝者。由于人类仍然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人口数量依然稀少。这样的制约在今天有助于保持物种之间的平衡，比如阿拉斯加的鹿和狼。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萌芽于约公元前6千纪。在世界上数以千计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中，仅有为数不多的文化把农业、制陶、驯养家畜和磨制石器相结合，我们将其视为“新石器时代”的特征。改进的工具在狩猎和农业中都发挥了很大功用。我们推测，在男性狩猎的时候，从事采集的女性发现了如何种植和培育种子，并在从播种到收获的整个过程中照料农作物。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使用篮子储存干燥的食物，用陶罐盛放液体。粮食产量的增加使人口迅速增长，人们在最肥沃的田地附近聚集，建立了群居聚落。这些变化改变了史前时代，如同今天科技改变了我们的时代。

中国的农业最早起源于公元前5600年到公元前4000年的黄河南部弯道流域。黄河是东亚四大河系中最北边的一条，其他还包括中国中部的长江、中国南部的珠江以及位于今越南北部的红河，这些河流都向东汇入太平洋。最近一千年中，黄河流经的平原地带大量森林被砍伐，冬季寒冷，经常遭遇旱灾，但在公元前6千纪，该地域气候温润，西部是森林茂密的高地，东部是大片湿地。当年沿黄河流域栖息的竹鼠，今天仅能在亚热带的东南亚地区看到了。

中国农业大发展中的主要作物是粟。约同一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甘薯和芋头，这是越南农业扩张的结果。在中国南方（以及今天的越南、泰国一带），人们开始种植水稻。与此同时，小麦从西方传入中国。

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清理土地并焚烧表层，种植粟、白菜，稍晚开始种植水稻和大豆。在土壤的肥力耗尽后，人们会遗弃田地乃至整个村落。这一时期的工具均为石器：石斧、石锄、石铲和石镰。居民畜养猪、羊、牛、狗、鸡等禽畜；野生动物十分丰富，狩猎依然是重要的经济活动。在对古代村落灰堆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鹿、野牛、羚羊、犀牛、野兔和旱獭的骨骸。谷物用陶器储存，陶器上绘有显眼的红色或黑色的几何图案。这种陶器随后被一种质地更为坚硬、轻薄的黑陶所取代，这种黑陶利用陶轮制成，随后沿黄河向西传播，并向南传播到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陶罐的三足形制在之后中国的青铜时代得到了沿袭。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

马家窑文化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 前2050年，是仰韶文化的一个晚期分支。其彩陶文化尤为发达，器形以盆、钵、罐、壶为主，纹饰以漩涡纹和波浪纹最具特色，具有极强的动感美。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白陶鬶

年代约为公元前4300— 前2500年，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陶鬶是一种盛水、炊煮器，是大汶口文化中的典型器物。造型独特，犹如一只伸着长喙引吭高歌的鸟，底部有三只丰满的袋足支撑。古代东夷人以鸟为图腾崇拜的对象，所以器物多制作成鸟形。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琮

良渚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前2200年。琮是一种内圆外方、中间为圆孔的筒形玉器，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礼器之一。学者推测，琮可能体现了原始先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方象征地，圆象征天，琮同具方圆，象征通贯天地。良渚先民用琮作为与天地神灵沟通的礼器。

中国早期农民编织麻布，并学会了用桑叶养蚕，用蚕茧生产丝。他们的房屋为半地穴式，用木柱支撑，地面位于地下，涂抹有一层灰泥。村落沿河谷坡地分布在相互独立的小块空地上。考古发现了武器和遭到过重击的土墙，表明村落之间存在战争。尽管有迹象表明可能存在祖先崇拜，但我们对他们的宗教信仰知之甚少。他们先在牛肩胛骨或龟甲上钻出小孔，然后用火灼烧，通过判断裂纹来进行占卜。逝者被埋葬在公共墓地，用陶罐盛上食物陪葬。部落首领佩戴玉制的指环和珠链。

青铜时代早期：商朝

中国传统史料记载了三个上古王朝：

公元前2205—前1766年夏

公元前1766—前1050年商

公元前1050—前256年周

直到20世纪早期，现代历史学家都认为其中前两个王朝的存在仅仅是传说。20世纪20年代，在今天安阳附近“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这座古城有城墙，是商代晚期的一座都城。此后又有其他商代城市遗址被陆续发现。古城遗址中包括商王庭卜筮部门的档案（商王朝负责档案典籍管理的官员称为“作册”），其中出土了大量刻有中国古文字的“甲骨”。甲骨上记载的诸王名字与传统史料所载基本吻合。商王朝实际存在的证据令历史学家相信夏王朝很可能也存在，或许夏是存在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王国或部落联盟，其文化属于红陶文化。有学者提出假设，认为位于黄河南岸的二里头可能就是夏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也许夏王朝时就已产生了黑陶工艺、青铜工艺，以及今人所未知的最早的中国文字体系？

商代甲骨文

商代甲骨文是中国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文字，具有一定的体系，刻、划精湛，内容丰富，为中国的古文字和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学者王国维曾利用甲骨文系统考证了殷墟卜辞中先公先王的名号，证明《史记》所记载商代历史为信史，并纠正了文献记载的错误。

青铜时代中国典型的政治机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邦国。其中最大的是商朝都城，但由于迁都频繁，很少有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那样的宏伟的建筑遗存。城中有公共建筑、祭坛和贵族的居所，周围环绕着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村庄。到商代晚期，中国北部平原上出现了几座这样的城市，由王庭宗族或贵族统治。商王享有政治、经济、社会及宗教权威，去世后由弟弟或儿子继承王位，其他城邦的统治者承认继任者的合法性。

战争爆发时，军事贵族驾驶战车上阵，指挥从民间征召的步兵作战。军队使用的武器包括长矛和杀伤力强大的复合弓。据记载，一支军队通常由3 000到4 000人组成，在某次战斗中甚至达到13000人。商主要与蛮夷部落作战，偶尔也镇压反对王庭统治的城邦。战争中的俘虏会沦为奴隶。

商代文明的三个显著特征是文字、青铜器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商朝宫廷史官可能使用竹简做记录，但这些竹简没能留存下来。留存至今的有青铜器和甲骨上的文字记录。一些甲骨上的文字记载了向神提出的问题、回答和事件的结果。有代表性的问题包括：哪位祖先导致王耳痛？如果王到齐地狩猎，是否会有灾难发生？王要出生的孩子会是儿子吗？如果王派兵征伐敌人，上帝是否会帮助他？祖先会接受供奉的祭品吗？

我们对商代宗教信仰的了解建立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商代的中国人相信一种超自然的“上帝”，具有统治人间的力量。在上帝之下，还有各种次要的自然界的神——日、月、土地、雨、风和六云。商王祭祀祖先而非上帝，因为祖先会代表后代向上帝祈愿。在世的国王并非神明，而是国家的最高神职人员。

在商代，中国的宗教和宇宙论常常紧密相关，这一传统延续到后世。商代人观察星辰运动，记录日食月食，将天象视作上帝的谕示。天官也记载宫廷中的事件。商代的历法每月30天，每年360天，通过定期增加闰月来调整。历法由商王颁布，用来指导农时，百姓据此按时播种和收获。

青铜器在约公元前2000年时在中国出现，比在美索不达米亚晚约1000年，比在印度晚约500年。关于其起源存在争议。在从中东到中亚的肥沃新月地带的大量考古发现表明，青铜器可能在公元前3千纪内传到了东方，但商代人很可能独立发展出了青铜技艺：商的铸铜技艺比美索不达米亚的更为先进，青铜器上的花纹则继承了此前的黑陶文化。青铜用于制造武器、盔甲、战车部件和各种精美的礼器。

在商代，和许多其他河谷文明一样，农业和冶金技术的进步增强了人们对自然的掌控能力，社会分层开始出现，大多数人被迫服务于少数人。拥有青铜武器的贵族能凭借武力剥削其他群体。等级制度决定了商代城邦中的生活方式。国王和官员居住在城内，房屋宽大，建造在地面上，用石头作为柱基，屋顶搭在成排的木柱上。他们的生活在古代堪称豪华：衣着华贵，宴饮作乐，用青铜器饮酒。相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居住在城外狭小的地穴里，生活贫困艰难。在对这种地下栖身之所的考古发掘中，仅发现了一些陶罐。

商代青铜象尊

青铜酒器，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顶部连铸的小象是盖钮。大象象鼻中空、上扬而鼻端前伸，是尊的流（倒酒的嘴）。象身布满精美的纹饰，有兽面纹、夔纹、四瓣花纹，以云雷纹衬托。

中国的文字

中国的文字体系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公元前1766—前1050年），人们为了占卜在兽骨或龟甲上刻字。现存的商代文字有约3000个，其中约一半已经得到辨认。这些文字经过演化，构成了如今收录汉字最多的大字典中5万余个汉字的一部分。不过，现在常用的字也只有3000到4000个，学者掌握的字数大约是这一数目的两倍。

汉字从图形演化而来，需要注意字形风格的逐步演化。字形在公元前200年基本固定下来，接近现代印刷体。

还有些文字是由两个图形组成的，以下例子使用现代文字：

太阳在树后代表日出东方而非日落西方，这是一种惯例。

还有其他几种造字法。比如将表音的声旁与表意的形旁相组合（即形声字）。汉语中有许多同音字，例如汉字“台”，读音为“tai”，意为“高处”或“举起”，但在口语中，还有同音字表示“苔藓”、“践踏”、“老马”和“懈怠”等意思，即

在每个例子中，字音都来自“台”，字义则来自另一部分。需注意的是，“台”可以处在字形的下、上或右边，位置的安排也存在一种惯例。

作者制表；书法：旭子·克雷格。

东亚语言

当今东亚语言的两大语系是汉语语系和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两者的差异与它们和欧洲语言的差异一样大。汉语语系包括现代汉语及其多种变体、藏语和缅甸语，越南语和泰语尽管受到了汉语的巨大影响，可能来自汉语语系，但也可能来自其他语系。汉语内部有多种方言，难以相互理解。在北京方言基础上形成的普通话与粤语（广东话）的差别比西班牙语和法语的差别更大。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使用范围分布在中国以东、以北及以西地区。该语系的语言包括日语、韩语、满语、蒙古语、突厥语以及远在欧洲的芬兰语和匈牙利语。

商代的人殉制度最为明显地体现了王室血统与低微出身之间的巨大鸿沟。在一座约长12米、宽8米、深8米的商代墓穴中，发现了大量被斩首的人的遗骸，马、狗的遗骸以及大量作为饰品的骨器、玉器、石器。商王去世时，数以百计的奴隶、战俘和商王生前的仆从会被殉葬。建造宫殿或祭坛时，也会供奉人牲。

早期中国的人殉

到公元7世纪左右，用活人殉葬的情况已经很少出现了，但仍然存在。以下诗句节选自《诗经·秦风·黄鸟》。这首诗作于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去世时，表现了尽管有宗教信仰和赋予的荣誉，但殉葬者依然不愿赴死的情形。

请注意其中用“彼苍者”即天空来表示上天。

今天，在战场上为国捐躯被视为光荣，这与为了在死后继续服侍主人而殉葬有什么不同？

交交黄鸟，

止于棘。

谁从穆公？

子车奄息。

维此奄息，

百夫之特。

临其穴，

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

止于桑。

谁从穆公？

子车仲行。

维此仲行，

百夫之防。

临其穴，

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

人百其身！

青铜时代晚期：西周

商代时，周人生活在黄河支流渭河以西的河谷地带，在今天的陕西西安附近。周在文化上与新石器时代的黑陶文化较为接近，文明程度比商落后，也比商更好战。商代的甲骨文中记载了商周之间的关系——有时友好，有时敌对。据史料记载，最后一位商王纣昏庸残暴。公元前1050年，商在与北方游牧民族和东方叛乱部族的战争中元气大伤，周趁机联合对暴政不满的诸侯国，推翻了商的统治。

周人基本沿袭了商代的生活和统治方式，以城市为中心、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诸侯国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单位。

据估计，公元前8世纪时，这样的诸侯国约有两百个。周代的社会阶层也与商代的类似，最上层是国王和贵族地主，其下是文官武士，农民和奴隶处于社会底层。奴隶一般作为家仆。因为自身在文化上较为落后，周人更多地吸收了商的文化，继续发展了中国的文字体系。周人也保持了铸造青铜礼器的习惯，但他们铸造的器皿在精美程度上无法与商代青铜器相匹敌——商代青铜器的精美程度在青铜时代冠绝世界。

西周晚期散氏盘

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相传清乾隆初年出土于陕西凤翔。内底铸有铭文19行、357字，内容为一篇土地转让契约，记述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并详记田地的四至及封界，最后记载举行盟誓的经过。

西周的都城仍设在中国西部，但当时又在位于黄河南部拐弯处的洛阳建立了陪都。周王封亲属和其他贵族盟友为诸侯，统治各国。这种非中央集权的贵族统治方式被称为“封建”，有时译成“feudal”。这种译法不无道理，因为这种分封像是周王的恩赐，而诸侯国在必要时要向周王提供军事支援。中国后世的历史学家对周代这种分封制与后来历朝历代所采用的高度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做了很多比较研究。

血缘纽带是周王朝统治模式的根基。周王是家族中嫡长子一脉的首领，代表整个家族祭祀“上帝”。诸侯国君主的排序反映了他们与周王嫡长子一脉的亲疏关系，他们的称号在英语中经常用英国封建贵族的头衔来翻译——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更准确的翻译术语仍在探索中。

周与商的一个区别在于各自所宣称的政权合法性的性质。商代帝王的祖先是神职统治者，拥有内在的宗教权威，因此无需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而周是取商而代之，必须对当前为什么是周而不再是商作为合法统治者做出合理的解释。周人的说法是上天（在商代早期，这一词语逐渐取代了原先的“上帝”来表示高于一切的存在）因不满最后一位商王纣的昏庸无道，剥夺了其统治的天命，转而赐予了周。这种天命观此后为中国历朝历代所秉持，直到20世纪初。汉字“天”的字形与“人”的字形相关联，并且这一概念起初拥有人性或拟人化的特点。而到了东周时代，尽管仍含有道德意味，但天的拟人化意味减弱，更多地成为一种抽象的超自然力量。

铁器时代：东周

公元前771年，渭河谷地的西周都城被犬戎攻破。中国传统说法中对这一事件的阐释让人想起“狼来了”的故事。昏庸的周幽王为了取悦最宠爱的妃子褒姒，反复下令点燃烽火——烽火在当时是蛮夷入侵时向诸侯发出的求援信号。褒姒在看到诸侯军队整装集结却扑了个空时，会欢乐地鼓掌。但诸侯们厌倦了被戏弄，当蛮夷真的入侵时，他们对烽火信号无动于衷。结果周幽王被杀，都城陷落。周平王继位，并和大臣们将都城迁至洛阳，东周时代由此开始。洛阳位于西周都城镐京以东300多公里，黄河大拐弯处的南岸。

东周的第一阶段史称“春秋”时期，因记载其历史的同名史书《春秋》而得名，延续到公元前481年。迁都洛阳以后，周王室再也没能恢复旧日的权威。到公元前7世纪早期，洛阳尽管仍是文化和礼仪中心，但政治权力名存实亡。周王族与诸侯国间的亲缘和宗教纽带都变得十分脆弱，能重新强化统治的军事力量也不复存在。公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中国的政治呈现出中北部平原上众多小诸侯国和沿着平原边缘围绕着这些小国的、完全自治的诸侯大国共存的局面。较大的诸侯国在各自的国境线之内巩固统治，吞并周边的部落，并向外扩张，征服周边小国。

在周王室羸弱无力的情况下，为了防御诸侯大国的侵略，很多小国结成了防御同盟。最早的同盟出现在公元前681年，目的是抵御在南方占据了长江流域的“半蛮夷”的楚国。众小国的王公贵族将北方一个大国的国君选作盟主，并承诺给予他支持。在结盟仪式上，人们宰杀一头公牛，盟主和其他国君将牛血涂在嘴唇上，向天发誓坚守同盟。不过，根据中国成语“口血未干（就背叛了盟誓）”，我们可以推测，盟誓并非总能得到信守。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盟约和盟主不断变换，结盟仅仅是延缓了军事扩张的步伐。

东周的第二个阶段史称“战国”时期，同样得名于一部史书《战国策》，该书记载了公元前460年到前220年的历史。到公元前5世纪时，所有防御同盟都瓦解了，强国不断吞并较小的邻邦，平原边缘的各国日益强大，多国间的平衡局面不复存在。到公元前4世纪时，只剩下八九个国家争雄。唯一的问题是哪个国家能最终胜出，统一中国。

中国社会的三个重要变化导致了强大地方诸侯国的出现。第一是人口和耕地的增长。商和西周的城市好比荒野中的绿洲，被平原、沼泽和森林隔开。野生动物十分丰富，狩猎和畜养牛羊可以作为农业的补充。但到了东周时代，随着人口的增长，荒野地区逐渐消失，农业几乎成为经济的唯一支柱，狩猎变成了贵族的消遣。当国家相接时，边境地区就开始产生摩擦。这些变化在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铁器时代开始后加快。铁制工具有助于开垦新的土地，犁地更深，提高了农业产量，农产品有了更多盈余。灌溉和排水沟渠第一次取得了重要的地位。农奴让位于自由农民，农民开始买卖土地。到公元前3世纪时，中国的人口数量达到了2000万，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此后这一特征从未旁落。

第二个变化是商业的兴起。这进一步冲击了之前稳定的农业经济。商人利用为战争修建的道路，用马匹、牛车、船舶和公元前3世纪时传入中国的骆驼运送货物。地区之间进行产品贸易，铜制钱币和丝帛、贵金属一起成为货物交换时的媒介。富有的商人在生活方式上能与拥有土地的低等贵族相匹敌。许多城市加修了外城，为日益扩大的商业区提供场所。尽管战争连绵不绝，周代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钟、青铜镜、陶俑、漆器和乐器还是为当时中国的物质和艺术文化提供了丰富的例证。

战国曾侯乙墓棺椁漆画

1977年发现于今湖北随州。墓主人为战国初年古随地诸侯国曾国国君乙。外棺内套有一内棺，内棺形制略小，棺身遍涂朱漆，其上有神秘的彩绘装饰图案，以黑、黄色漆描绘了各种形态的龙、蛇、鸟、兽、神等，绚丽多彩，具有战国时期楚地文化的神秘浪漫色彩。

战国楚人物御龙帛画

1973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1号墓出土。画幅出土时平放在椁盖板与棺木之间，应是引魂升天的铭旌，因年代久远已呈棕黄色。帛画描绘了巫师乘龙升天的情景。巫师宽袍高冠，腰佩长剑，手执缰绳，神情潇洒地驾驭巨龙。画面布局精当，线条流畅，想象丰富，表现了楚艺术谲怪莫测的独特风格。

春秋晚期吴王夫差剑

1976年发现于河南辉县。剑是适用于近战的短兵器，早在商代就已出现，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极为流行，且当时吴国、越国制作的兵器精良，名闻天下。该剑全长59.1厘米，剑身宽5厘米。铸有篆书铭文10字：“攻敔王夫差自乍其元用”，意思是吴王夫差自己制作了这把宝剑，希望能长久使用下去。

第三个对大国有利的变化是一种新型军队的出现。配备弓箭的骑兵部队取代了只适用于平原地区作战的旧贵族战车。多数战争是由征召的步兵完成的，诸侯大国集结的军队人数常常达到数十万之众，小国面对这样强大的军队完全无力抵抗。旧贵族让位于军事统帅，过去即使在战争中也具备约束力的旧礼制让位于血腥冷酷的军事谋略。战俘往往被屠杀。

政治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新兴诸侯国的君主开始称王，过去这一称号只有周的王族才能使用。在一些诸侯国宫廷中，世袭贵族的地位衰落，善于治理国家的谋臣取而代之。为了生存，新的国家必须把农业和商业财富转化为军事力量。征税、征兵和治理国家事务需要书记人员和有文化的官员，学校因此建立起来。在官员之下，出现了一个有文化的新的政治阶层，其成员被称为“士”。这一概念最早用来指“武士”，但内涵逐渐转变为“文官”。“士”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包括出身自低等贵族、旧武士阶层、地主、商人和地位上升的平民等家庭的读书人。从“士”这一阶层中，出现了创造“诸子百家”局面和改变中国文化的思想家。

铁器时代：中国哲学的诞生

商代青铜器美得令人窒息，但对西方人来说显得既古老又陌生。它们就像玛雅人的石雕，是由与我们自身的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所创造的，因此几乎令西方人无法理解。相反，东周时代儒家论著与诗歌中的人道精神能与我们直接对话。不过，这几个世纪的哲学思想正是从之前更古老的文化中孕育而生的，这些思想标志着文化上的突破，以及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传统”的开端。

我们注意到，铁器时代中国哲学思想的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并不是特例。在南亚，印度教和佛教兴起；在地中海地区东部，出现了希腊哲学和一神论的犹太教，犹太教日后衍生出了世界性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些思想和宗教的同时产生令人惊讶。孔子、老子、希伯来先知、佛陀和苏格拉底，尽管所处时代并不完全相同，但都是在公元前1千纪内的前后几百年间诞生的。这些伟大哲学和宗教的创立者，其学说都与个人经历紧密相关，难以仅从历史时代的角度来分析。不过，如果考察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仍然能注意到一些相似点。

1. 所有这些哲学和宗教革命都是在河谷文明的发源地或附近出现的：黄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与恒河。这些地区孕育了古代世界最先进的文化，农业发达，城市居民中很多人受过教育，从事商贸或其他职业。总之，这些文明都具备宗教和思想突破的物质基础。

2. 所有革命都是在古代世界的危机中出现的。铁器的出现意味着更精良的劳动工具和武器，进而是更多财富和更强大的军队。旧的社会秩序开始改变并最终瓦解，旧有的由贵族和神职人员掌控的社会规则被打破，人们需要一种更具普世意义的行为准则，换句话说，就是道德伦理。人与自然和万物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些条件都促成了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新前景。中国的“圣王”、犹太教的救世主、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三者的相似性绝非偶然，都是为了应对古代的社会危机，都通过在乱世中将伦理和历史重新联系，重建了社会秩序。

3. 这些新宗教和哲学思想的显著特征是具有普世价值观。每种思想都声称其教条对所有人而言都是真理，亘古不变。因此，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成为广为传播的宗教，希腊和中国哲学也传播到了发源地以外很远的地方。儒家思想逐渐传播到了越南、朝鲜和日本等一些习俗与中国迥异的国家。它能够在这些国家成为社会伦理和法律的基础，是因为其道德教化意义超越了中国习俗。

4. 哲学和宗教革命的次数屈指可数。原因并非人类的创造力在公元前300年后就枯竭了，而在于上述那种突破与进步只有在不断吸收新能量而持续发展的原发性传统内部才有可能出现。这一点在汉代（公元前206—220年）和宋代（960—1279年）儒学的发展中得到证明。文化范式一旦建立，经常能够持续。每种主流文化都能够抵御其他文化，极少会被取代。在中国，儒家思想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获得了永久性文化地位的佛教，但儒家仍能保持或重获其优势地位。

如果周代存在的学说确实有诸子百家之多的话，其中大多数今人已经无从知晓。很多典籍在秦代的焚书运动中被付之一炬。即便如此，仍有大量儒家、道家、法家三大主要学派之外的文献存世，足以显示出周代思想的包罗万象与蓬勃气息。

纵横家 。这一学派教授外交谈判中的游说技巧，其主要内容是通过讲述历史故事来为诸侯国的统治者提供指导。纵横家的学说实用性很强，并且由于演说风格幽默生动，颇受欢迎。

名家。这一学派探讨逻辑和联系。例如，一个命题是“南方无穷而有穷”；另一个命题是“白马非马”，是说“马”的概念并不等同于“白马”的概念。

兵家。孙子所作《兵法》是中国军事科学的经典，在当今也是世界范围内很多游击队和军事院校的研究对象。

它称赞不战而胜的将领，还讨论战时的物资供应、间谍活动、宣传和组织国家民众等问题。

阴阳家。这一学派用“阴”、“阳”和“五行”的概念来阐释宇宙运动。“阴”、“阳”是自然界中两种互补的力量，“五行”为金、木、土、火、水。阴阳家的思想后来被其他很多学派所吸收。

墨家。墨子（公元前470—前391年）是较早对孔子提出批评的思想家，他的理想目标是实现和平、富足和人口的增长。墨子讲“兼爱”，要求克服人性的自私。他主张原则性和朴素，批判缺乏实用性的事物，包括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侈靡的葬礼、繁琐的礼仪，尤其是战争。为了实现目标，墨子提出了一个关于强大国家的构想：臣民必须遵从统治者，统治者必须顺应天道，而上天会惩恶扬善。为了促进和平，墨子在小国遭到侵略时会将他的信徒组织成军队前去支援。

儒家

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在鲁国。孔子的出身可能是低等贵族或武士阶层，因为他接受了书写和礼乐等方面的教育。孔子幼年丧父，所以很可能经历过物质生活的贫困。他以讲学为生，带领门生周游列国，希望找到一位统治者接受他的学说，将他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但他只获得过一个小官职，他的政治理想被认为不切实际。孔子于公元前479年去世，尽管找到一位接受他政治理念的统治者的尝试失败了，他仍被尊为老师和学者。他在英文中的名字“Confucius”是汉语中“孔夫子”的拉丁文转写。

我们现在了解孔子的主要途径是《论语》。该书收集了孔子的语录，由他的弟子，也可能是他弟子的弟子们编撰而成。这些语录多以“子曰”开头，随后是孔子的言论。这些语录展现出了一个克己、彬彬有礼、乐观、敏锐、智慧的形象。在一个残暴与迷信横行的时代，孔子仁慈、理智、正直，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学生问他关于死亡的问题，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学生问他关于侍奉鬼神的问题，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

孔子把自己描述为传统的传承者和捍卫者，而不是革新者。他将商周两代的早期帝王理想化，奉其为道德典范，尤视周代早期的社会为黄金时代。他从周代典籍中探寻这一黄金时代的秘密。这些典籍和后世的一些文本成了儒家经典，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具有如《圣经》在西方一样的权威。十三经中的五经如下。

孔子燕居图

明代佚名作，孔府旧藏。此图描绘孔子闲暇无事时的神态，展现的是他温和儒雅的布衣老者形象。须眉舒长，唇齿显露，耳轮凸出，描画精细。

1. 《易经》。卜筮之书，后世学者认为其中含有关于宇宙的形而上真理。

2. 《尚书》。上古至东周早期的文献和言论汇编，部分内容可信。中国传统观点认为此书由孔子编纂，是对圣王言行事迹的记录。

3. 《诗经》。收录周代早期的约300首诗歌。作为一个复杂的文学传统的代表，该书收录的这些诗歌包含对爱情、友谊、礼仪、政治的歌咏，其中很多首在后世被赋予了政治和道德方面的诠释。

4. 《礼记》。礼仪制度与规则之书。儒家非常重视“礼”，认为礼既可以作为行为规范，也符合自然规律。

5. 《春秋》。孔子出生在鲁国，此书即是对公元前722年到前481年鲁国所发生大事的简要记载。中国传统观点认为，该书由孔子编纂，体现了孔子对这段时期历史人物的道德评价。

孔子关于“君子”的论述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君子”是文化上的典范形象，集古代圣人的知识、内在的德与外在的礼于一身。

如何比较“以直报怨”的理念和基督教把另一边脸也转过来的训导？你认为哪种更恰当？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孔子讲学建立在这些经典的基础之上，他希望能结束自己所处时代的混乱局面，回归周代早期的黄金时代。当有人就政事询问孔子时，他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伦理中的“五常”即五种伦理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如果每个人都能履行其社会地位所对应的职责，社会就能实现和谐。孔子认为，社会的安定祥和取决于成员的道德，这可谓基本真理。他的愿望是实现社会下至家庭成员个体、上至帝王的完美和谐。

然而，回归周代早期是不可能的。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从数百个小城邦向几个诸侯大国的转变，新的阶层出现，旧礼制被废弃，因此，仅仅强调基本的人际关系是不够的。孔子的智慧在于用一套新的伦理体系代替旧有的贵族规则，每个接受教育的人都能够实践这些道德准则。他对周代早期传统的重新阐释可以在其“君子”概念中窥见。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君主的儿子”（或贵族），孔子重新定义了“君子”，用来指一个行为高尚，拥有人道、诚实、正直、无私、忠心等内在美德，并且行为举止合乎礼仪的人。

孔子对“君子”概念的重新定义与英国“绅士”含义的改变并无二致。“绅士”原意为出身贵族的人，后来转变为指举止彬彬有礼的人。不过，相比之下，“绅士”在西方仍是很表面化的一种分类，而中国“君子”的内涵更深。孔子认为，伦理道德是内在的本性，真正的君子是向内发现了自身的本性，而这种本性也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所以孔子说：“天生德于予。”孔子对自己人生轨迹的描述也远远超出了举止得体的层面：“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子路问津

选自明人仇英《人物故事图册》。春秋晚期，孔子周游列国，从楚国叶邑返回蔡国，不知渡河的津口在何处，令弟子子路询问路旁耕地的两位隐士长沮、桀溺。在图中，孔子于车中端坐，前方则子路恭立，耕者作指点欲语状。

孔子常将君子与“小人”或普通民众相比。君子受过经典教化，能够发扬“道”，理解道德行为。相反，百姓则是“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设想的理想政府需要通过对君子的任用来实现，因为君子能够成为众人的楷模：“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君子之上还有圣王，同时具备圣德和统治权，德位一体。在孔子看来，周代早期的君王显然是圣人。他写道：“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也。”

孔子对君子的执着可能是导致他被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拒斥的原因之一。君子不追逐利益、不参与体力劳动的观念，与现代需求和平等观念相互冲突。孔子关于女性的观点也被认为很落后：女性很难相处，并且站在道德的对立面。而《论语》这部孔子的语录，几乎是一部只有男性角色出演的戏剧，他曾悲叹：“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2]

儒家学说直到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才被中国统治者奉为官学。但与孔子同时代而稍晚，出现了另外两位重要的儒家学者。孟子（公元前370—前290年）的思想是对孔子思想的延伸，他对孔子思想的阐释为后世大多数王朝所认可。孟子的一个著名论断是人性本善，就像水向下流。因此教育的功能是帮助人发现内在的善并进行培育。此外，正如人性本善，天道也是向善的。上天的意愿是希望统治者重视人民的教育和福祉，如果人民反抗政府，就是上天剥夺了其统治权的主要证据。在中国历史上，对人民的关怀只是一句空话。实际上，动乱往往在政府羸弱而非暴虐时出现。但政府应当爱民的思想在儒家传统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

另一位重要的儒家学者是荀子（公元前300—前237年），他发展了孔子思想中较为现实的一面。荀子认为上天并没有道德感，国家无论是暴君还是圣人在位，对上天来说都没有区别。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或者说，至少天生的性情（欲望和情感）如果不加以节制，就会导致社会冲突。因此，荀子强调礼制和教育对自由散漫天性的约束作用，以及包括奖惩在内的良好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塑造作用。荀子的思想对法家学派影响重大。

道家

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在工作中是儒家，而在个人生活上是道家。道家思想为背负沉重社会责任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精神避难所。道家的经典著作包括《老子》和《庄子》。《老子》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庄子》中的部分篇章也出自公元前4世纪，其他篇章则形成于之后的一两个世纪。

道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是“道”，它玄妙，不可言喻，也无法名状。道是宇宙的创造者、维系者，也是宇宙运行规律的体现。道在宇宙层面而不是人类层面上起作用，如老子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合乎道）不仁，以百姓为刍狗”[3]。

圣人意味着什么？人如何顺应自然规律？老子给出的答案是重获和重返自然的简单朴素。他对此有多种论述：“复归于无极”，“复归于婴儿”，“复归于璞玉”。人要想达到这种状态，必须“学不学”。知识不是好东西，因为它会造成差别，导致一系列观点和印象的产生，干扰“道”的实践。另一点是除了简单直接的自然需要之外，人必须学会没有欲望：“无名之璞，夫亦将无欲。”

既然圣人“以百姓为刍狗”，那么似乎应该超越了善恶。但在《老子》的其他论述中，圣人又被描绘为“善救人”。如果这两者并不矛盾，就形成了悖论。对这一点的解释是，圣人显然是超越道德的，但绝不是不道德的，也并不是没有道德感的。恰恰相反，因为合乎“道”，圣人在道德上完美无缺——他完全遵循道德准则，或使道德可望而不可即。因此，《老子》中有如下论述：“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郭店楚墓竹简《老子》

1993年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发掘者推断该墓为战国中期偏晚。其中出土的简本《老子》甲、乙、丙本是迄今为止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传抄本，与现在的通行本文字有所出入。

在这些论述中，我们也能发现道家政治哲学的基础，可概括为“无为”。“无为”的含义介于“什么都不做”和“存在但不作为”之间。这一概念和儒家思想有一定重合。如前所述，儒家的圣王是依靠本性来运用道德的力量，完美的儒家圣人能够实现无为而治。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在道家思想中，真正的圣人都像舜那样，有无为而治的能力：“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还说：“我无欲，而民自朴。”圣人无为而为，“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道家

内在的、变化万千的宗教经验能否将人从日常的世俗中解脱出来，沉浸于道德的感召？其他宗教可能视作“超自然”的力量，在道家看来是真正的自然。

道家所说的“道”和孔子所说的“道”有什么不同？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庄子将政府比作腐鼠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曰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止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耶？”

除了成为合乎道之人这一基本原则之外，道家还有另外两个基本假设或原则。第一是物极必反。第二是过度的行政管理，即使是良好的管理，也会因其特有的分量而变成压迫。如老子所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治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子还用更通俗的语言表述这一观点：“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说，为政不要过多干预。

法家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第三股重要力量是法家思想，它也是迄今为止在其自身所处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与其他学派相同，法家思想家也致力于终结使中国生灵涂炭的战争。他们认为，真正的和平需要统一的国家，因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他们重视征兵，把战争视为增强国力的手段。

法家学者并不从遥远的过去追寻理想的统治模式。一位法家学者说，上古时期人口较少，食物较多，因此更易统治；而现在面临新的社会条件，需要新的统治原则。法家也不依赖理想的价值秩序来构建国家。其代表人物韩非子（卒于公元前233年）和李斯（卒于公元前208年）都曾断言人性是自私的。人天性喜好奖赏和享乐，痛恨刑罚和痛苦，如果法律严明公正，且有益国家的行为获得奖赏，削弱国家的行为受到惩治，那么实现国家强大、社会安定就指日可待。

战国秦杜虎符

出土于陕西西安郊区，铸造年代在秦惠文君十三年（前325年）以前。此是秦惠王授予杜县将领的虎符，杜县为秦早期设置的县，治所在今陕西西安附近。符身有错金铭文，共9行40字：“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殹。”

因此，法律应当鼓励战场上的忠勇和日常生活中的顺从、勤奋与节俭。法家学者厌恶商人，视其为寄生虫，而赞美勤劳的农民。他们尤其厌恶与之观念相左的学派，并批评那些赞美哲学家却忽视其哲学思想的统治者。

法家

在法家看来，国家只能管理人的行为，而无法影响人的内心。此外，赏罚对行为的约束比道德宣传更加有效。

现代是否有与法家思想相类似的学说？你如何看待法家思想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如何看待它作为一种解决犯罪问题的途径？法家看待法律、领导和国家治理的方式与其他学派有何不同？

韩非子论刑罚的效力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故骄于爱，听于威矣。……

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韩非子批判儒家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痤则寖益。剔首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

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

法家思想得到了秦国统治者的尊奉。秦在公元前256年推翻了周，并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由于秦法严酷，且法家学者把人世的法律置于天道伦理之上，其学说遭到了后人唾骂。在后世的中国人看来，正是法家哲学将其代表人物顺理成章地毁灭了：韩非子在秦国为官，但后来因为影响日益扩大，遭到李斯嫉恨，被李斯设计下狱毒死。而李斯尽管当上了秦朝的丞相，却在公元前208年与宦官的政治斗争中被杀。不过，尽管法家学说背负了很多骂名，其关于国家治理和刑事犯罪的法律成果却成为中国后世王朝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即使儒家学者也无法脱离法律来治理国家。

历史视野中的早期中国思想

古代世界宗教和哲学革命的时代有时被称为“轴心时代”，这一说法是指后世宗教和哲学的发展都是以这些学说为中心展开的。如果把周朝的哲学革命与其他哲学革命相对比，它与一神论的犹太教和在其基础上衍生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同，与印度教和佛教也不同，而与古希腊哲学的发展比较相似，两者都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毛泽东曾在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就是以周朝那个多家哲学流派共存、富有创造力的时代为参照。

两者之中，希腊思想家更侧重理论的推演，更关注数学和自然界；中国思想家则通常更注重实际，更倾向于探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问题。即使是在本质上无政治化的道家圣贤，也认为提出一套政治哲学理论十分必要。

此外，中国哲学的生命力远远胜过希腊哲学。“雅典的光荣”之后仅仅几个世纪，希腊哲学就被基督教的浪潮淹没了，成了神学的婢女，直到文艺复兴之前都没能作为独立的思想力量重新出现。相反，中国哲学尽管曾在几个世纪里受到佛教的冲击，但重新巩固了自身的优势地位，并一直保持到20世纪早期。当世界各地的其他文化都在宗教浪潮的冲击下日益衰落时，为何这些早期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思想能保持对中国的持久影响力？

原因之一，是通常受到历代王朝支持的儒家思想始终与许多流行宗教相互制衡，这些宗教都各自有其神鬼、天堂和地狱。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参与这一类宗教活动，神庙遍布全国的村庄和城镇。到了后来，只有从那些在儒家书院的纯粹环境中做研究的学者那里，我们才能看到“纯粹”的儒家哲学思想。

另一个原因，是儒家思想也有宗教维度，但它的一些假设与源自犹太教的宗教有很大不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世界观中存在一位上帝，上帝尽管非常关注人类，但并不属于人类世界。这种观念导致了二元论，即自然的人类世界与另一个超自然的世界相区别。而在中国的世界观中，这两者并不是割裂的：宇宙是唯一的、连续的、非二元的。它包含天、地、人，天在上，地在下，人立于天地之间。理想情况下人间由圣王统治，圣王通过个人德行的力量和祭祀牺牲来平衡天地宇宙的力量，达到和谐。

今天，在北京城中，我们依然能看到这种宇宙观在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时的表现形式。天坛位于城南，地坛位于城东北，皇宫在象征意义上位于两者之间。如果讨论皇帝在天坛的祭祀是世俗的（非宗教的）还是宗教的（非世俗的），那就偏离了问题的关键。这样做是把我们自身的二元对立假设强加给了中国。与此类似，我们所说的道家圣贤与自然天人合一，这里的自然并不等同于今天科学家所研究的自然，而是一种包含了形而上和宇宙力量的自然。这些力量在西方的世界观里，可能会被贴上“宗教”的标签。

思考

1.“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很多复杂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文明有哪些影响？

2.商、西周和东周分别有哪些显著特征？

3.什么样的条件促成了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

4.中国在公元前4世纪时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儒家、道家和法家分别给出了什么解决之道？

第2章

中国最早的帝国（公元前221—220年）及其后时期（220—589年）

本章概要

秦统一中国 \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

东汉（公元25—220年）及其后时期（220—589年）

汉代思想与宗教 \ 历史视野中的中国最早的帝国

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其文化、语言和地域的连续性。商、周的中心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或其支流渭河流域，中国最早帝国（秦、汉）的都城也位于同一地区。北方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也在日后一以贯之，延续至今。假如西方文明经历了同样的延续，其演进过程就会是从尼罗河谷的底比斯到尼罗河畔的雅典，尼罗河畔的罗马，及后来陆续形成的尼罗河上的巴黎、伦敦和柏林，这些文明中心都使用埃及语，书写埃及象形文字。

然而，历史上众多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中国是静止不变的。公元前3世纪出现了一个关键转折点，即类似于西方封建制的旧式西周诸侯国分封制被中央集权官僚政府所取代。新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起了北接草原、南至越南的庞大帝国。

中国最早的帝国的历史由三个部分组成：秦、西汉和东汉。英语中的“China”一词，就来自“秦”的音译。秦在公元前256年推翻了东周天子的统治，并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在重塑中国的过程中，秦王朝用力过猛，以至于过度扩张，在统一后仅仅延续了一代就分崩离析。继之而起的西汉和东汉则各自延续了约两百年。西汉由刘邦建立，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8年；东汉由西汉皇族后裔刘秀建立，从公元25年到220年。尽管两汉几乎前后相连，并且在制度和文化上有许多共同点，但历史学家通常将它们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时期。两汉对中国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中国的主要民族仍自称为“汉族”，以与蒙古族、满族、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相区别，其文字则被称为“汉字”。

秦统一中国

东周晚期（战国）诸侯中，秦国的势力最强。秦国位于中国西北的渭河流域，这一位置具有战略意义，一千年前周朝正是从这一地区开始了扩张。此地以山脉为屏障，有道路通向黄河平原，易守难攻，并有利于起兵攻伐他国。秦国的农业经济繁荣，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足以灌溉成都平原5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以此养活全国500万人口。公元前4世纪晚期，秦国攻占了今天四川的一部分地区，乃当时中国土地最为肥沃的地区之一。有来访者称秦国人淳朴、顺从。秦国尊崇法家政治，通过法家实行的新政来富国强兵。尽管秦国法律严峻，其他各地的很多农民因其社会稳定、秩序井然，纷纷迁居秦国。秦国半数疆土为诸游牧民族所环绕，常常遭受其侵扰。秦军在与游牧民族的连年战争中得到锻炼，日益壮大，并学到了一些游牧民族的作战技巧，比如在公元前4世纪时，秦军中出现了骑兵。其他诸国认为秦国文化粗俗，但对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则望而生畏。

公元前246年，秦国年仅13岁的新君嬴政继位，他在日后一统中国。史料中关于这位秦王的记载大相径庭：一方面，他精力充沛，聪敏智慧，行事果决；另一方面，则是难以捉摸、疑神疑鬼，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冷酷残忍。有一次，秦始皇看到丞相李斯出行的随从车马众多，很不高兴。有人把这一消息报告给了李斯，李斯赶紧减少了车马数量。皇帝发现后，知道身边有人向李斯通风报信，勃然大怒。经讯问，当时身边的随从无人认罪，于是他就把当天身边的随从全部下狱处死了。[1]

秦王的独裁专断人尽皆知，但朝臣们也称赞他善于听取意见。公元前232年秦王27岁时，秦国开始了灭六国的征伐。公元前221年，在完成统一大业后，秦王为了彰显自己高于此前所有诸侯国君的功业，令群臣商议尊号，取传说中代表神的“皇”字和上古帝王的“帝”字，组合成“皇帝”一词（英语译为emperor），自称为“始皇帝”。随后，在群臣辅佐下，秦始皇将在秦国卓有成效的变法推广至全国。此后直至他去世（公元前210年）的11年间，秦始皇治下的帝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征服了中国北方诸国和长江流域的“华夏之地”后，秦始皇的军队继续开疆拓土。秦军向南进发到了红河盆地北部边界、今属越南的地区，也到达了中国东南沿海、今天广州一带。秦军在北部和西北边界与游牧民族匈奴作战，匈奴人讲阿尔泰语，以部落联盟为组织形式。此前，中国北部边界的诸侯国修建了长城来防御这些游牧民族的骑兵入侵，秦始皇下令将既有的多段长城连接起来，形成了东起太平洋、西至中亚，绵延2 000多公里的长城。（与此相较，罗马人在英格兰修建的同样用于防御的哈德良长城，长度是120公里。）秦为修建长城征用了大量劳力，死于劳役的人不计其数——有记载是10万人，也有说法是多达100万人。在修建长城的劳力中，包括“治狱吏不直者”，即一些办理案件时枉法的官吏。

秦朝最重要的改革是建立了管辖全国的中央集权政府。秦始皇的心腹、时任廷尉的李斯把秦国的官僚体系推广到了新收服的地区。他将全国分为四十个郡，每郡又分为若干县，县向郡负责，郡向中央政府负责。政府选贤任能。在治理上采取法治而非人治，庶民和贵族都需要遵守国家法律，所有人都必须缴纳赋税。这套中央集权的治理体系颠覆了周朝诸侯分管各地的分封制。同时，为了使地方政府顺利运行，秦朝迫使被征服各国的贵族离开故土，迁徙到都城咸阳，在今西安附近。他们住在渭河岸边，对岸就能望见秦始皇宏伟的宫殿。

秦始皇还实行了其他改革措施以巩固国家的统一：修建以都城咸阳为中心通向各地的驰道，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以取代之前流行的多种文字，统一车轨。思想也不可避免被统一，受到钳制。秦始皇及其朝臣尊崇法家，开展了一场思想清理运动，这使他们遭到后人的口诛笔伐。秦始皇下令搜集并焚毁儒家和其他学派的典籍，处决（活埋）了数百名反对法家思想的儒生。只有秦国的史书、农林种植、卜筮、医药之书等这些实用类书籍不在焚毁之列。丞相李斯认为，那些“以古非今者”应当处死。他特别指出《诗》《书》和诸子百家著作会惑乱百姓，私藏者当论罪处置。

现代历史学家质疑儒家史学家给予秦始皇的传统负面评价，他们指出秦始皇提倡道德，其中包含人道、正直、孝道等儒家价值观。秦朝法律虽严，但在运用时多考虑具体情形。他们还强调秦始皇对统一中国的贡献。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宫廷中阴谋四起，心怀嫉恨的宦官赵高（一说并非宦官）唆使昏聩的秦二世杀掉了李斯（李斯被施以“五刑”后，腰斩于市）。此后，朝中再无才智能与李斯相匹敌者。各地纷纷爆发起义，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秦朝在过短的时间内采取了过多变革措施，人民不堪重负。由于大兴土木，修建驰道、运河、长城，赋税十分沉重。人民痛恨征兵和徭役，贵族恼恨其地位丧失，商人地位低下并遭到盘剥，法家之外的各派学者遭到镇压。后世一位史学家写道：“被判刑者不计其数，因受刑被砍断手足的人在街上排成长列。上至王官显宦下至庶民，人人自危。”[2]最终，秦朝因其严刑峻法自食其果。为了避免回朝后遭到重罚，前往镇压起义的将领如果战败，干脆加入起义军。公元前206年，秦帝国土崩瓦解。

秦量

秦朝为统一全国量制而颁发的标准量器。外壁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阴文书刻，字体为小篆。

1974年，西安附近一位农民在打井时，发现了与真人真马一样大小的兵马俑。随后，考古人员在发掘过程中先后发现了8 000多个兵马俑。目前，秦始皇陵尚未发掘，据史料记载，陵墓中绘制了天象、秦国地理，用铜铸成墙壁，灌入水银作为江河，还安装了由机关操纵的复合弓箭，如果有人闯入就会自动发射。陵墓周围是殉葬坑，大量马匹、贵族和囚犯为秦始皇陪葬。始皇帝原以为自己建立的王朝能延续万世。

西汉

（公元前206—公元8年）

王朝兴替

中国的儒家史学家从统治时间较长的王朝中总结出一个规律，称之为“王朝兴替”。他们将王朝的兴替阐释为“天命”。这种兴替往往从内战开始，逐渐发展为军事上对中国的统一。实现统一是天赋王权的证明。开国之君通常精明强干，在巩固自身统治的过程中重建国家的和平与秩序，政治和谐，经济随之增长。王朝达到顶峰的标志是公共工程的兴盛、大刀阔斧的改革和积极的军事扩张。在这一阶段，中国看似十分强大，无可匹敌。然而，盛极则衰，扩张战争的巨大耗费和宫廷生活的日益奢靡，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王朝江河日下。皇帝的权力被削弱，朝中充斥着各种阴谋，中央控制力废弛，地方官员和军阀割据一方。最终，运河等公共工程年久失修，洪灾肆虐，瘟疫横行，叛乱爆发，王朝分崩离析。在儒家史学家眼中，亡国之君不仅在政治上羸弱无力，在道义上也罪有应得。

西汉早期

西汉王朝的前六十年是其王朝的早期阶段。秦朝灭亡后，众多起义首领中的一人控制了渭河盆地并逐步统一了中国。他就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史称汉高祖。汉高祖出身布衣，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汉高祖建都长安，距周、秦都城不远。汉高祖和继任者有意避免劳民伤财的举措，以免使百姓联想起秦的专制暴政，重蹈秦朝覆辙，因此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来巩固权力。他们废除了秦代的严酷刑罚，轻徭薄赋，国家政治安定，经济恢复，仓廪充实，积累了大量财富。后世史学家称赞汉初统治者是圣王典范。

汉武帝

西汉王朝的第二阶段始于汉武帝。公元前141年，16岁的武帝即位，开始了长达54年的统治时期。武帝为人果敢、孔武有力、聪颖，同时也迷信、多疑、报复心强，将个人专制推至登峰造极。

经过汉初几位帝王的恢复经济、休养生息，武帝即位时，国家经济已较为繁荣，武帝在此基础上实行了经济新政。他下令修建了从黄河通达中国西北部的运河，连接中国北方的两大经济区。他在全国建立了“常平仓”，丰年收购盈余的粮食，在荒年低价卖出。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他向商人征税，降低钱币的币值，并开始出卖部分官职。武帝像秦朝一样实施国家垄断，将铜钱铸造及盐、铁、酒的生产经营等收归官有，那些通过经营这些商品且不纳税而积累起大量财富的商人因此受到打压。由于畏惧武帝，当时无人对国家垄断经营提出异议，但在武帝去世的几年后，朝中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辩论。

这一辩论史称“盐铁之议”，在后世的中国、朝鲜和日本历史上常被称引。争论的一方是立场近似于法家的官员，认为国家应该占有盐铁经营的利益；另一方是儒家学者，认为这些物资应交由私营，因为参与经商会败坏官员的道德。编撰史书的儒生将儒家写成这场辩论中的胜者，但国家垄断经营成为后世中国财政中的常态。

汉武帝同时也开疆拓土，这是每个强大王朝的特征。汉朝的军队向南直抵今越南北部一带，中国在该地区的统治延续了千余年；向东北，在朝鲜北部驻扎，设立郡县进行统治，直到公元313年。

匈奴

汉王朝受到的主要威胁来自游牧民族匈奴，他们在北方建立起一个部落联盟或帝国。匈奴常常派骑射兵偷袭中国，并在汉朝军队出动前就逃之夭夭。为打击匈奴，汉武帝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在后世得到沿用。武帝推行“以夷制夷”，与靠近边境的游牧民族部落结盟，对抗更远的部落。结盟的部落可以与中国通商，接受授予的封号，并与汉朝和亲，即其首领迎娶汉朝公主。许多诗歌记载了这些远嫁草原的女子的悲苦。当商贸和封号都行不通时，汉武帝就采取武力手段。公元前129年到前119年，武帝几次派出十万余人的大军进入草原，击败位于蒙古南部的戈壁以南的匈奴势力。他随后派出七十余万人前往荒芜的河西走廊（大致位置是兰州到玉门）驻扎，将长城延伸修建到了塔里木盆地东部边缘的玉门哨所，构建起以匈奴领地为中心、向西延伸的战略防线。从这里出发，中国的影响力扩散到了中亚绿洲，开启了丝绸之路，连接起长安和更为遥远的西方。

远嫁游牧民族的中国女性

这里选的第一首诗是刘细君《悲秋歌》。细君是西汉武帝时的一位公主，在公元前105年被汉武帝送往中亚游牧民族国家乌孙，嫁给乌孙国王。细君到达乌孙后，见到了年老体衰的丈夫。乌孙国王每年与细君相见一两次，一同饮酒。因语言不通，二人无法交流。第二首诗创作于几个世纪后，是唐代诗人杜甫《咏怀古迹》组诗的其中一首，这首诗是他在造访同样远嫁和亲的昭君的故乡村庄后写下的。

这两首诗中的女性命运表现了古代中国统治者什么样的对外政策？

1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2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夜月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班昭《女诫》

班昭（公元45—116年）是著名历史学家班固的妹妹。《女诫》是她教导女性遵从道德的著作，在汉代广为流传。《卑弱》是其中一章，其他六章为《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

在中国社会的多种女性品格中，哪些可能是对这类道德说教的反应？班昭列出的女性品德更多地与性格弱点还是优点相关？

卑弱

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斋告先君，明当主继祭祀也。三者盖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矣。

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执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静自守，无好戏笑，洁齐酒食，以供祖宗，是谓继祭祀也。

三者苟备，而患名称之不闻，黜辱之在身，未之见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称之可闻，黜辱之可远哉！

女性地位

在孔子的教化中，女子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子是新的一家之主。家族血脉依男性的世系传递。女性结婚时，就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和祖先，成为丈夫家族的一员。在缠足习俗流行的近一千年前，男性诗人傅玄（217—278年）写下了以下这首悲歌，名为“豫章行苦相篇”。

“离家”指结婚。这首诗中描绘的意象与西方诗歌中的有什么不同？

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

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

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

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

长大逃深室，藏头羞见人。

垂泪适他乡，忽如雨绝云。

低头和颜色，素齿结朱唇。

跪拜无复数，婢妾如严宾。

情合同云汉，葵藿仰阳春。

心乖甚水火，百恶集其身。

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

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

胡秦时相见，一绝逾参辰。

莫高窟第323窟初唐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局部）

画面中甘泉宫内立二铜像，汉武帝正在对其焚香礼拜，榜题曰：“汉武帝将其部众讨凶奴，并获得二金（人），长丈余，列之于甘泉宫，帝（以）为大神，常行拜褐时。”

明妃出塞图

选自明人仇英《人物故事图册》。此图描绘汉代王昭君远离故国，出塞和亲的故事。画中右边身着红袍者为匈奴使者，明妃坐驼车，装束误为唐式。远处平沙连绵，三五行人，一片前途渺茫的情景，烘托出了昭君的离愁别绪。

北魏司马金龙墓漆屏

1976年出土于山西省大同市。漆屏出土时有较完整的五块，图中所示为第一、二块，分四层，所画故事多出自东汉刘向所著《列女传》，第四层为班婕妤辞汉成帝同乘辇的故事。汉成帝在后宫游玩，想让班婕妤一同与他乘辇，但被班婕妤以明君身边应坐贤臣之语辞谢。后世便以“辞辇”作为称赞后妃之德的典故。

西汉的政治

汉朝建立后，起初实行分封制和郡县制共存的“郡国并行制”。西部地区划分为郡县，由中央直接管辖，东部地区分为十个半自治的诸侯国，分封给汉高祖起事过程中的亲信。汉朝实行这种类似于周代的“封建制”，既是时局所迫，也是为了昭示不同于暴虐的秦朝所实行的中央集权统治。但在汉王朝政权逐步稳固后，各诸侯国的异姓王均被皇室子弟所取代。中央将各诸侯国进一步划分成更小的单位，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到汉朝立国百年时，仅剩几个很小的诸侯国。尽管表面上与秦及其制度划清了界限，但汉朝实质上重建了秦的中央集权官僚统治。

汉代官员有等级之分，俸禄包括粮食、钱和丝帛。官位可通过捐纳或举荐获得，举荐称职人选是地方官吏的职责。据记载，东汉时期都城长安的太学有学生3万人。官吏队伍不断扩大，到公元前1世纪时，已超过13万人——相对于当时已达6 000万的人口数来说，这一数字可能并不庞大。

汉代政府的法律体系开始部分儒家化，其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完成。汉高祖蔑视儒生，认为他们是迂腐的书呆子，有一次甚至向一顶儒生的帽子里撒尿。然而儒家学说证明了自己的用处，“天命说”为王朝兴替提供了道德基础。对古史记载的尊崇正符合国家需要。儒家经典逐渐成为官学的教学标准。到公元前135年，实际上几乎所有官员都已经接受了儒家的学说。人们认为儒家能塑造君子，使他们成为不依靠外界约束依然能保持正直的官吏，因为儒家主张通过道德教化完成“修己”的过程，并且描绘了一幅由德才兼备的君子施行仁政的理想图景。诚然，人们并不打算用礼仪替代法律，但法律的阐释和运用日益被接受儒家教育的人所掌握。

汉代政治的一些特点在后世朝代中仍有体现。皇帝被称为“天子”，集权力于一身。一个强有力的成年皇帝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但如果皇帝自身软弱无力或在幼年即位，朝中就会有人争相以皇帝之名来篡取实际的统治权。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这种擅权摄政者分为四类：朝臣、太后、宦官和军事将领。

朝臣根据治理能力选任，构成官僚体系，并直接向皇帝提出治国理政的建议。在中国历史上，朝臣往往是除皇帝本人之外最有权势的群体，但他们的地位并不稳固，有时甚至岌岌可危。在为官生涯中，从未遭到罢黜或放逐的官员少之又少。汉武帝在位期间的七位丞相中，有五位都被他下令处决。

在皇帝的众多后妃中，未来皇位继承者的母亲被称为“太后”。太后的影响力有时在小皇帝成年后依然存在，但主要是在皇帝幼年时最为强大。例如，公元前195年，汉高祖驾崩，吕后成为她的儿子、新皇帝汉惠帝刘盈的摄政者。吕后在外戚的支持下，牢牢掌握了朝廷大权，除掉了一位对手（戚夫人及其子如意），而当汉惠帝即将成年时，吕后又杀掉了他，扶植他的幼子刘恭即位，以便继续摄政。吕后于公元前180年去世，反对吕后统治的皇族拥护者将吕氏外戚大肆屠戮。

西汉墓室壁画《迎宾拜谒图》

20世纪20年代前后，这幅壁画被从洛阳八里台汉墓中盗出，辗转流落国外，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壁画描绘了一幅极为生动传神的生活化场景：最左边的主人拱手而立，正与第一位客人寒暄，第二位客人默随其后，第三位客人则回头与第四位客人交谈。

宦官一般出身社会底层，在幼童时期被送入皇宫，净身后被派给后宫妃嫔作为侍从。因此，宦官有机会自未来的皇帝出生时起就陪伴其左右，成为其少年时期的亲信，并在他们即位后继续辅佐。皇帝常常依靠宦官来制衡朝臣，但在中国的史学家看来，宦官是贪婪的阉人，总是心怀鬼胎。

无论武将还是叛军，军事领袖经常成为开国的功勋。王朝发展到后期，地方军事将领往往割据一方，成为半独立的地方统治者，脱离中央管辖，个别的甚至篡位夺权。然而，相较罗马等其他国家，武将在中国朝廷中的地位比较低。原因之一可能是武将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在声誉上不及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官。另一个原因是朝廷大费周章来防止武将割据一方。汉代的军事将领都是每逢战事临时任命，并且是两位将领一同任命，以便互相监督。

汉代和后世王朝政治的另一个特点是政府职能有限。政府征收赋税，维持军队实力，执行法律，供养皇室，以及修建超出地方政府管辖权的公共设施。但在很多秩序井然、税收正常的地区，政府权力都掌握在地方贵族和大地主手中。这一模式并非中国独有，大多数前现代时期的政府，即使是官僚制的，也都浮于表面，难以深入地方社会实际事务，只能偶尔触及和干预地方社会的日常事务。

丝绸之路

在罗马，一种由中国丝绸制成的长袍深受广大女性的喜爱，但遭到道德说教者的痛斥。中国富人则觊觎罗马的玻璃和黄金制品。不过，当时还没有一支驼队能一路从长安远赴罗马。贵重的货物运送起来比人更容易，像接力一般在各国之间转运，从一个商业网络向下一个传递。

汉代及后世的丝绸之路路线，源自中国或中亚商人的贸易网络，从中国的都城伸展到中国西北部的兰州，穿过河西走廊到达敦煌。随后穿过环境恶劣的塔里木盆地，在中国驻军断断续续的保护下，穿过多个绿洲，到达喀什。从喀什开始，路线分为两条：北线途经塔什干、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南线途经德黑兰、巴格达和大马士革，最终都到达地中海沿岸港口城市提尔、安提俄克和君士坦丁堡，这些城市都与罗马有贸易往来。来自长安的货物只有一小部分到达罗马——这与罗马在西方贸易市场中的中心地位并不相称。而罗马商人委托运往东方的货物，也只有极小的一部分能到达中国。

丝绸之路和另一条更远但也同样艰险的海上交通线路，表明当时的中国与其他各文明中心相距甚远。丝绸之路“旅程”要花费半年多时间才能完成，行程数千公里，而驼队常常一天只能行进约24公里。旅途艰险，气候极端，旅行者一路上要穿越沙漠和山路，历经寒冷、饥饿、沙暴的考验，还要防备不时出没的盗匪。

西汉马王堆帛画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这是出殡时张举的一种铭旌，制作精美，色彩鲜艳，线条流畅，充分反映了汉初绘画艺术的风格和成就，而且以神话与现实、想象与写实交织而成的诡异绚烂场景为构图，极具文化内涵。

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和近邻展开，出口商品主要包括丝绸、漆器、金属制品，以及稍晚出现的珠宝、麝香和大黄（游牧民族用作帮助消化的药品），进口货物则有供给军队的马匹、牛、羊、驴、玉（和田玉）、羊毛、药品、靛蓝和稀有动物。只有最珍贵的货物才能到达最远的国家，价值不菲、轻巧、便于携带的丝绸是最为理想的商品。罗马人和中国人对对方所在何处仅有极其模糊的概念，对彼此的文明更是一无所知。罗马人认为，丝绸是从植物上采摘下来的。

来自遥远市集的异国奇货给丝绸之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其真正的意义是作为交流的纽带。在更早的时代，中国可能从西亚引进了双轮马车、复合弓、小麦、驯化的马匹、马镫，甚至用模具铸造青铜的技艺也可能来自外国。中国的造纸、制铁、水车、耕牛用的牛轭和后来的指南针、火药等技术，则缓慢地传播到了西方，有时长达几个世纪。植物和农作物的种子和胚芽在东西方之间相互传播。东汉时期（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发生瘟疫，损失了四分之一的人口；据说中国在四十年后也发生了瘟疫，造成了同样可怕的后果。公元14世纪时，腺鼠疫从中国西南部经蒙古帝国传到中亚、中东，最终到达欧洲，即席卷欧洲的“黑死病”。宗教也经由丝绸之路传往东方：佛教在东汉晚期传入中国，伊斯兰教的传入则晚了几个世纪。

衰落与篡权

公元前1世纪，汉武帝在位的最后十年，国家在军事扩张上的花费远远超出了财政收入。他的继任者削减军费，放宽经济管制，减轻赋税。但在之后的几代，地方豪强地主开始运用他们在地方政治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来逃避税收，国家的财政收入日益减少，小地主和自由农民身上的税负日益沉重。公元前22年，国内多地相继爆发叛乱。朝廷的统治力也衰落了，接连几位皇帝都羸弱无力，各种阴谋诡计、派系斗争甚嚣尘上。即使朝臣也开始意识到，汉王朝已经丧失天祚，气数将尽。

当时朝中许多人拥护前朝皇后的侄子、辅政大臣王莽改朝换代，自立为皇帝。王莽为示对帝位并不渴求，先是三番五次拒绝，后于公元8年接受建议，即位为帝，改国号为“新”。王莽信奉儒家思想，根据古代经典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更多依赖新制度的建设而非道德革新。王莽恢复了上古封号，扩大了国家垄断经营的范围，废除私人家奴（当时人口中约有百分之一为私人家奴），向贫穷的农民发放贷款，抄没地主豪强的私有田产。

四神瓦当

出土于新莽时期长安宗庙建筑遗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守卫四方之神，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在汉代的壁画、瓦当和画像石中经常出现。

王莽的改制导致了多方人心疏离，商人憎恨国家垄断经营，大地主抵制国家强行没收田产。连老天都和王莽作对：黄河泛滥改道，摧毁了中国北方的灌溉系统。连年歉收造成饥荒。匈奴越过边境侵扰。公元18年，农民组织“赤眉军”发动起义。公元23年，起义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尸体被分而食之。王莽试图不依赖独立的军事力量，从一个腐朽王朝内部建立新王朝，结果以失败而告终。王莽死后，混战局面持续了两年多，直到公元25年，大地主出身的起义军首领刘秀在乱局中取胜。由于他是西汉皇族后裔，所以他建立的东汉王朝被后人看作是汉朝的“光复”。

东汉（公元25—220年）

及其后时期（220—589年）

公元1世纪

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将都城东迁至洛阳。在当朝和其后两朝，中央政府重新掌握了实权，经济自由发展，农业和人口从战乱凋敝中渐渐恢复。到公元1世纪末，中国的经济恢复了西汉鼎盛时期的繁荣。与西汉相比，东汉在经过短暂的休养生息、实现社会安定后，更早地开始了军事扩张。刘秀在位期间，东汉就收复了今中国南方和越南地区。匈奴内部的分裂给了东汉可乘之机，东汉在公元50年巩固了与南匈奴的同盟关系，公元89年，东汉将领窦宪率军队穿越戈壁滩，击败北匈奴。有历史学家认为，这场战役导致了北匈奴的迁徙，他们先是迁徙到了今俄罗斯南部的干草原地区，随后在公元5世纪进一步西迁到达欧洲，后被称为“阿提拉匈人”。公元97年，东汉将军甘英向西到达里海沿岸。中国在亚洲内陆的扩张和对通商政策的放宽，促进了驼队经塔里木盆地将中国丝绸送往伊朗、巴勒斯坦和罗马。

公元2世纪的衰落

公元88年以前，东汉的皇帝多精力充沛，此后则多无能而短命，外戚趁机大肆攫取财富。皇帝转而依靠宦官，宦官的权力常常压过朝臣。公元159年，皇帝利用宦官的计策，将太后灭族，出力的几位宦官权倾朝野。当朝臣和太学生对宦官专政提出抗议时，百余人被杀，另有千余人下狱。公元189—190年，军阀董卓废掉了当朝皇帝，另立新君，杀掉太后，并大肆屠杀宦官两千余人。宦官势力的剿灭打破了之前的平衡局面，本就在地方政治中势力强大、野心勃勃的武将，在朝廷中的地位也有所提升。

在乡村地区，自东汉建立时起就大权在握的大地主势力更为壮大。他们组建私人军队，把雇佣的农民变成农奴，凭借自身势力逃避赋税。大量自由农民为了避免沉重的税赋逃往南方，留下的自由农民的赋税和徭役更加沉重。很多农民加入了新道家宗教活动——东部的“黄巾军”和四川的“五斗米教”。这些宗教组织描绘的理想世界为农民提供了精神慰藉，并使农民有机会把对现实的不满转化为行动。公元184年，宗教组织成员张角带领黄巾军发动起义。地方军阀将起义镇压，继续各自割据。公元220年，他们废掉了东汉的最后一位皇帝汉献帝。

帝国瓦解后的时期

在汉王朝灭亡后的三个半世纪里，中国一直处于分裂局面中。有一段时期，三国鼎立，其间很多英雄和谋士的故事为说书人所津津乐道，妇孺皆知。日后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刻画了这段时期众多英雄人物的形象。

东汉铅绿釉陶楼

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陶楼作为明器，主要流行于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按功能可分为望楼、仓楼和住宅楼三类。图中陶楼为望楼，仿木结构建筑，显示出汉代建筑技术已十分高超，可以建造多层超高建筑。望楼尤其流行于汉代的黄河流域，是豪强地主和军事实力的象征。

汉代之后的中国历史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大地主贵族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拥有大量田产、众多仆从、具备防御能力的庄园和私人军队，几乎不受地方政府管控。因为他们代理了地方政府的很多职权，所以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后汉已经恢复了周代的分封制。二是在这几个世纪中，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发展大相径庭。

在南方，先后出现了几个羸弱的王朝，都城均位于南京。尽管这六个南方小国被称为王朝——中国历史上从220年到589年的这一时期因此被称为六朝——但它们其实是充斥着阴谋、篡位和政变的短命国家。六朝与北方诸国间战争不断，并始终提防军阀叛变。这一时期，南方的发展主要包括：经济持续增长，都城南京发展成为繁荣的商业中心；吸收南方各少数民族，促进了社会和文化融合；北方人大量南迁；佛教传入并逐渐渗入了中国文化的核心。

在北方，国家的形成与中国人和游牧民族的关系紧密相连。两汉时期，中国对草原地区的征伐最终促成了匈奴的半汉化及其与中国的合作，匈奴成为中国最北边的一道屏障——正如日耳曼诸部落扮演了罗马帝国爪牙的角色。但当中国诸国力量衰弱时，摇摆不定的游牧部落就打破盟约，与其他部落结盟，侵扰中国。北方众多的短命国家通常被称为“十六国”，其中之一由氐族入侵者建立。建立北方众国的民族中，多数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如鲜卑（蒙古人的前身）、拓跋（突厥人的前身）和柔然（后来前往东欧，被称为阿瓦尔人）。尽管在语言和族裔上有别，但这些民族国家间大同小异，有更多相似点。

桃花源记

公元380年，诗人陶潜描写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这里没有赋税，也没有受到蛮夷入侵和汉代以后纷乱战争的打扰。陶潜所幻想的这种简单和自然，或许与新道家思想相关。世外桃源拨动了中国人的心弦，后来又影响到朝鲜人和日本人，激发了大量绘画、诗歌和散文的创作。

理想国常常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之上，在此处则不然。这种理想体现了中国人怎样的人性观？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

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之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1. 起初都是草原游牧民族，生活方式上不同于汉人的农业社会。

2. 建立政权之后，或多或少实行汉化，辅政大臣多为来自大家族的汉人，保留着众多汉代传统。

3. 均卷入战争——北方诸国之间、北方与南方王朝或与抵制汉化的草原部落之间纷争不断。

4. 佛教在中国南北方一样盛行。作为具有普世意义的宗教，佛教扮演了沟通“蛮夷”与中国人之间的桥梁角色，正如基督教在后罗马帝国时代的欧洲成为一股统一力量。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往往被佛教中的神秘色彩所吸引，佛教常被尊为国教。在北方各国中，存续最久的是北魏（386—534年），其佛教造像艺术声名卓著。

文姬归汉图

金代张瑀作。蔡琰，字文姬，东汉末年大文学家蔡邕之女。东汉兴平年间，军阀混战，文姬为乱兵所掳，辗转流落南匈奴，居留十二年，嫁匈奴人为妻，生二子。后曹操当权，叹惜旧友蔡邕无子嗣，遂以金璧赎回文姬，将其改嫁给同郡董祀。

九原岗北朝墓葬壁画（局部）

位于今山西忻州九原岗，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北朝时期长卷式狩猎图，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关系、服饰外貌、民族融合等十分有意义。壁画色彩鲜艳，展现了北方游牧民族围猎练兵的生动场景，人物、动物形象十分活泼传神。

汉代思想与宗教

诗歌描绘了长安和洛阳的盛景：街道宽阔，城门由砖砌成，庭院开阔，城中设有瞭望塔，城墙雄伟。最为壮观的是皇宫，拥有宏伟的朝堂、众多宫室、后宫和花园，花园中设有人工湖，豢养珍禽异兽。但大汉盛景如今已灰飞烟灭，与意大利和地中海沿岸丰富的罗马帝国遗迹相比，中国的汉王朝几乎没有在地面上留下任何遗迹，我们只能从墓葬中出土的陶器、青铜器、乐器、金银珠宝、漆器和陶俑上，想象汉朝丰富的物质文化景象。我们也仅能从墓葬壁画上了解汉代的美术。不过，丰富的史料记载了汉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其中最重要两个领域或许可以说是哲学和史学。

汉代儒学

西汉的重要成就之一是整理了在秦朝焚书坑儒中散佚的古籍。有些是从藏书的墙壁中发现的，更多的是由儒生根据记忆重新写出。关于古文经和今文经可靠性的争论随之而起，延续至今。众儒生先后在公元前51年和公元79年两次讨论儒家经典，探求真义。公元175年，官方确认的版本被雕刻在石碑上，作为官学的教材。

约公元100年，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问世，收录约9 000个汉字，对统一书写体系大有裨益。和今天一样，汉代中国北方人和东南沿海人语言不通，但统一的文字能消除字音不同导致的沟通障碍，对中国的统一贡献巨大。

汉儒开始注经，注经自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儒生的主要活动之一。儒生背诵经典，并在写文章时引经据典。

汉代思想家扩展了周代儒家思想的范畴，加入了宇宙自然观方面的内容。周代的儒家学者认为圣王的道德力量不仅能使社会井然有序，也能使天地和谐。汉儒解释了其原因。例如，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认为，自然万物是一个单一、互通的体系，颜色、品德、行星、物质、数字和宫廷中的官吏等事物都有等级次序，就像季节更替，均体现出阴阳五行的运行之道。因此，正像人要根据季节更替增减衣物，帝王根据自然规律施行政策就非常重要。如果帝王有德，遵从天命治理国家，一切就井井有条；如果帝王违背天意，上天就会降下灾异作为警告——苍狗、咬尾巴的田鼠、日食、彗星等。如果这些征兆没能引起重视，更多怪事和不幸就会接踵而至。当然，声称通晓天意并劝谏帝王的都是儒生。

汉代武氏祠画像石

位于山东嘉祥。从上至下，第一层：中间西王母，两侧侍女；右侧鸟，蟾蜍，玉兔捣药；左侧龙，二羽人，人首鸟身。第二层：刻远古帝王十人，各有榜题。第三层：皆为孝子故事。第四层：自左而右，分别为荆轲刺秦王、专诸刺王僚、曹子劫桓的故事。第五层：车马出行图。

人们很容易批评汉代哲学的自然观是伪科学和机械化的，但它体现了中国人在了解和领悟自然世界方面的新尝试。这种努力促成了如地动仪的发明和天文学、音乐、医药方面的进步。汉代中国人还发明了纸张、独轮车、船尾舵和罗盘。

史学

中国人是前现代时期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们记录的历史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并且往往更为准确。除了《春秋》和孔子的著述，中国的修史传统始于汉代。关于中国人为何如此重视修撰史书有多种解释：因为重视现实世界是中国的传统；因为儒生重视学问，用著述表示对经典的尊奉；因为历史能为统治者提供经验教训，使他们引以为鉴，对要治国理政的读书人十分有用。

第一位运用实际文献和第一手史料进行记载的人是司马迁（卒于公元前85年）。他撰写的《史记》记载了从上古时代到汉武帝在位时期的历史。这部史书共有130卷（70余万字），分为“本纪”、“表”、“书”（关于礼、乐、天文、历法等）、“世家”和70卷“列传”等五大部分，其中有对外国人的记载。第二部伟大的史书是《汉书》，作者班固（卒于公元92年）。与司马迁的通史不同，《汉书》是一部断代史，并确立了中国历朝历代编修前朝历史的范例。

新道家

随着汉王朝的衰落，实现儒家社会政治理想的希望愈加渺茫。一些文人学士干脆抛弃了儒家学说，转而寻找新的信条和社会组织。

民间出现了一些道教派别，但这些教派与早期的道家哲学其实并无关联。他们的领袖博通经典，创立了整套仪式和等级制的教会组织，尊奉老子，尊其著述《老子》为天启录，并研究其他道家论著以作为乱世中的行动指导。其中一个教派是在中国东部活动的“黄巾军”，其信徒头缠黄巾。据五德终始说，汉为火德，火生土，而土为黄色，所以信徒头戴黄巾意味着推翻东汉王朝。公元184年，黄巾军发动了农民起义，目标是实现“太平”，但很快被镇压。另一个教派在中国西部（四川东部）活动，称为“天师道”或“五斗米教”，因入教者需缴纳五斗米而得名。天师道也有自己的教会组织，尊奉神权，自诩为救世主，提倡忠、孝，宣扬通过宗教实践来预防和治疗疾病。到了唐朝，道教的各派别及其教义、各级领袖得到了国家的承认。

这一时期，另一个在中国长盛不衰的问题得到了新发展，即对长生不老的追求。有人试图通过严格控制饮食和类似于瑜伽的冥想来获得长生不老，也有人通过禁欲或纵欲，还有人试图通过服食丹药来延长生命，沉湎于炼金术。尽管没能炼成仙丹，但炼金术的发展促成了医药、染料、釉料和火药的发现。文人学士间盛行的另一活动是“谈玄”，参与者关注对社会环境的适当应对。玄学尊崇老庄，同时把孔子置于更高地位，讲授《论语》，批评汉代人对五经的偏重。

司马迁论富人

司马迁的《史记》（公元前1世纪早期）中，过半篇章是杰出人物传记。他为儒生、游侠、卜筮者、酷吏、循吏、滑稽、医生和善于生财者作传。以下片段选自《史记·货殖列传》，是司马迁对汉代城市中充满活力的经济生活的描写，以及他对一些富人的评论。

从引文中你能总结出什么经济“原则”？在今天关于经济政策的讨论中，能否发现对司马迁观点的呼应？

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稿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髤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曲盐豉千荅，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濁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之所致。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司马迁遭受宫刑

司马迁为何能忍受宫刑？公元前98年，司马迁因替被匈奴击败的将军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判蒙受这一奇耻大辱，他为何不选择自尽以捍卫名节？请读他在《报任安书》中的解释。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这一时期最有风度的思想家都参与“清谈”。他们从魏晋宫廷中退隐，认为自然使人愉悦（寄情山水），喜好诙谐机敏的辩论，谈论诗歌、哲学，吹箫饮酒。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竹林七贤”。其中一人刘伶嗜酒，经常怀抱酒壶，命仆人拿着锄头跟在身后，随时饮酒作乐，并称如果醉死了就由仆人就地埋葬。他在家中不穿衣服，有客人来访，见此情形批评他。他说天地是他的栋宇，屋室是他的衣裤，反问客人：“为何在我裤中？”王徽之雪夜乘船拜访朋友，到了门口，没有进去就掉头返回，别人问他原因，回答说：“乘兴而来，兴尽而归。”这些轶事揭示了当时名士对礼教的蔑视和对自然心性的追求，但难免荒诞之嫌。

这些活动之间并非总是泾渭分明，有些玄学家赞赏竹林七贤，但也有人批评他们放荡轻浮、不务正业。新道家和玄学家研究相同的经典，但所做的阐释却不同。此外，除了上述几种活动外，其他民间宗教纷纷兴起，教义中包含信仰、修行和迷信成分，组织成员包括祭司、道士、预言者和女巫，有供奉神的庙宇祠堂。我们对这些宗教的了解主要来源于撰写史书的儒生对它们的激烈抨击。类似的迷信崇拜直到当代依然存在，并吸收了很多佛教元素。这些人有时也被称为“道士”，但这一称谓的使用几乎毫无意义。

佛教

公元1世纪时，来自中亚的传教者沿着商队开拓的路线，将佛教向东传入了中国。起初，佛教被看作是道教的一个新分支——早期翻译家用道教的很多概念去翻译佛经，因此这一点不足为奇。比如，“Nirvana”被译成“无为”。公元2世纪，对两者的混淆导致了一种非常中国式的观点，即老子曾经到达印度，佛陀成了其弟子，佛教是道教在印度的分支。

东山丝竹图

元佚名作。东晋政治家谢安又名谢东山，因年轻时曾在会稽东山隐居而得名。图中崇山峻岭，连绵不绝，山岭间云雾缭绕；下部则绘有一座雅致庄院，坐落于幽静山谷之间。院内侍女们已奏响丝竹，院外谢安则携仆恭候来客。

公元3世纪，随着汉代社会政治秩序的崩塌，佛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其情形可以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末期的传播相比较。尽管佛教在中国是外来宗教，但比之道教却有以下几个优势。

1. 佛教教义讲个人救赎，并提供了几种途径。

2. 对个人品行要求很高。

3. 佛教教义思想体系完备，在传入中国的前几个世纪，仍然受到印度佛教的影响。

4. 引入了世界上最为复杂深刻的印度传统冥想修行和心理学。

公元5世纪时，佛教已传遍中国全境。佛教偶尔会遭到信奉道教的皇帝的清洗。公元446年至452年和公元574年到578年，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先后开展过灭佛运动。不过，大多数统治者对佛教持支持态度。被称为“菩萨皇帝”的南朝梁武帝曾三次“舍身”出家，都被无奈的朝臣用重金向寺院赎回。南北朝都兴建了许多寺院，僧尼人数众多。中国艺术家创作了很多精美的佛教绘画和雕像，数以千计的僧人专职从事佛教经论典籍的翻译。中国僧人前往印度礼佛。公元399年到413年，僧人法宪经由陆路前往印度，海路返回，他对印度的记载成为研究印度历史的重要材料。唐代僧人玄奘在公元629年到645年西行访问印度。几百年后，他的经历被写成小说《西游记》（后来由亚瑟·韦利译为英文删减本《猴王》），包含了虔诚的信仰、魔幻和冒险元素。

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比较研究昭示了佛教传播中的几个显著特征。佛教最初在印度是作为一种改革运动出现的，它摒弃了复杂玄密的哲学思考，传授佛理，关注一些简单的真理：人生是苦难的，苦难的根源是欲望，死亡并不能终结生死轮回，只有实现涅槃才能使人脱离因果报应的轮回，往生极乐世界。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最超脱的宗教中，普度众生的宇宙万象都集中在了坐在菩提树下冥想的佛陀这一形象上。然而，随后的几世纪中，印度佛教在发展中出现了教义的分歧和教派的对立，逐渐与印度教混淆，难以分辨，在公元1000年之后又被印度教重新吸收。

在中国，佛教也出现了不同宗派，对佛教经典的排序也不同。但天才的中国人善于融会贯通。中国佛教吸收了早期佛教的经典和冥想修行方式，也吸收了大乘佛教思想，描绘了一系列佛陀的形象，宇宙的和历史的，过去的和未来的，都体现了唯一的终极存在。中国佛教还吸收了佛教苦修派的经典和修行方式。最后，在天台宗里，中国人把以上多方面结合起来，视作唯一真理的不同层面。因此，一个天台宗僧人的日常活动包括诵经、静坐冥想和虔诚修行。

佛教在社会层面上也适应了中国现实。祖先崇拜要求后人供奉牺牲，如果没有后代，先人就会变成“饿鬼”。因此，家中长子必须成家生子，而次子如果愿意，就可以成为僧人。为逝去的先辈秉持佛教行为也成为习惯。此外，中国和印度佛教的另一个不同点是，在中国，佛教受到国家的更多管理。就像佛教不能破坏家庭的完整性，佛教也不能减少国家的土地税收。因此，国家对僧尼和寺庙土地的数量都进行了限制，并且僧尼出家前要获得国家的许可。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常常得不到执行。

历史视野中的中国最早的帝国

在中国、印度和地中海各大帝国的形成中，是否有一股世界性、历史性的力量？显而易见，这些帝国具有一些相似的特点：三者都在思想革命后崛起，汉王朝建立在周代思想的基础上（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法家和儒家，汉代的官僚体系会是怎样），正如罗马帝国利用了古希腊思想，孔雀王朝利用了佛教思想。在这三个例子中，维系王朝君权神授权威的观念都源于更早时期的哲学思想。三者都处于铁器时代，利用各自的科技和新的组织技巧建立了强大的军队。

三个帝国之间的差别也具有指导意义。对比中国和罗马：在中国，汉人的文化是该地区唯一较为发达的文化，具有普遍性，在数百年间缓慢传播，在一些地方超越了政治的范围。即使是生活在长江流域、被中国北方人看作“蛮夷”的楚国人，他们的文化也只是共有文化的一种变形。因此，文化上的统一为中国的政治统一铺平了道路。相反，罗马帝国民众由多民族构成，使用多种语言，还包含一些更古老的文明。罗马人以其智慧建立了一套能包容文化多元性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

在地理上，罗马帝国的位置更具优势，地中海使全国大多数地区之间交通便利，也为商贸活动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反观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内陆，分为几大经济区，每个经济区都位于河谷地带，相互独立，中间隔着天然屏障，各自关注其内部。中国人的智慧在于克服了自然和空间障碍，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政治制度，使国家在政治层面上成为一个整体。

第二个不同点是中国汉代的政府组织比罗马帝国的更有序、更复杂、更称职。例如，政府几乎始终掌控着军队，而在罗马帝国晚期，接二连三的皇帝都是由军队或执政官任命的。罗马帝国并非中国式的“家天下”体系。

第三个不同点在于两大帝国军事形势的变化。罗马帝国是历经几个世纪缓慢建立的，经历了由一个国家慢慢发展壮大，把自身意志强加于周围其他国家，一点点合并成为一个帝国的历史进程。整个罗马帝国直到公元4世纪早期才形成。相反，中国直到公元前232年，都还是诸侯国并立的局面，随后突然被一个国家即秦国在短短11年内统一。中国这种更为剧烈的局面变化可能是由于在北方边境面临军事威胁：巨大的匈奴帝国比罗马帝国周边的诸部落要团结得多。相比罗马所面临的来自任何欧洲野蛮人的威胁，中国所受到的军事威胁都更为严重，因而应对的规模也更大。

思考

1.法家如何帮助秦国统一了中国？还有其他哪些因素促成了秦的统一？秦代政治制度有哪些主要特征？秦王朝为何会灭亡？

2.何谓“王朝兴替”？它在何种意义上体现了儒家的道德合法性？政治统治和军事实力衰落的循环是否为中国所特有，在其他文明中是否有相同的规律？

3.在朝廷上追逐权力的有哪些角色？他们使用的手段是否体现出各自不同的地位？

4.佛教在中国是否取得了与基督教之于罗马帝国的同等意义的胜利？比较中国和罗马帝国，两者面临着哪些同样的问题，并怎样尝试解决？

第3章

帝制时代的高峰

（589—1368年）

本章概要

帝国的重建：隋朝（589—618年）和唐朝（618—907年）

宋朝（960—1279年）

元朝（1279—1368年）：蒙古大帝国统治下的中国

历史视野中的帝制中国

如果我们把6世纪末到14世纪中期的中国王朝也像古埃及王朝那样编上序号的话，隋和唐就是第二帝国，宋是第三帝国，元是第四帝国。然而，数字无法传达出这些王朝的特征。唐朝（618—907年）是所有人最喜爱的朝代：开放，四海一家，开疆拓土，生气蓬勃，富于创造性。唐代中国作为榜样，对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国家建构与文化繁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诗歌艺术在唐代达到巅峰，后无来者。宋朝（960—1279年）在艺术上与唐朝旗鼓相当，是中国绘画的杰出时代，也是中国哲学自周代诞生以来最为重要的时期。尽管军事实力不强，宋朝仍然出现了重要的商业革命。元朝（1279—1368年）是蒙古人治下的短命王朝，当时的中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帝国。

帝国的重建：

隋朝（589—618年）和唐朝（618—907年）

与欧洲中世纪早期同时，中国历史最显著的特征是国家重新统一，一个以汉朝（公元前206—220年）为范本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帝国重新建立。与以往一样，统一仍是从北方开始的。统一的先行者是北魏（386—534年），它是北方胡汉民族杂居诸政权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北魏向南迁都洛阳，使用汉语作为官方语言，并且改穿汉族服饰，改用汉姓。北魏还凭借游牧骑兵的力量开征一种新的田税，以调配资源为国所用。北魏之后，相继出现过几个短命的王朝，这些国家的皇帝、官吏、军事统帅都出自同一个贵族阶层，社会差异很小，并且经常出现篡位的情况。

隋朝

581年，胡汉混血的将领杨坚掌权，并于589年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史称隋文帝。他的情况也符合上述王位篡夺的规律。隋文帝雄才大略，统一北方，重整税制，重建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随后征伐南方，统一全国。隋文帝在位期间，国家太平。他在渭河边的都城中兴建了宏伟的宫殿，重修长城，开凿大运河以连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大运河使身处北方的统治者得以利用中原和南方的财富。隋朝与北方边境各少数民族部落之间相安无事，隋朝公主嫁给东突厥可汗（首领）和亲。

隋朝的第二位皇帝隋炀帝在位前期同样兴建了许多工程，但随后因为意欲干涉草原政权的政治，引起了敌对与战争。对高句丽和北方边境的战事艰难，人员伤亡惨重，导致不满情绪日益上升。自然灾害频发。朝廷入不敷出，人心涣散。叛乱爆发，再次出现贵族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李渊最终在群雄中胜出，建立了唐朝。他是隋朝皇后的亲戚、胡汉混血贵族，与之前的统治者具有相同的社会背景。

中国历史学家常常把短命的隋朝和秦朝相比较。两者都结束长期的分裂局面，统一了中国，都在治国中用力过猛，迅速衰亡，并被一个长久的王朝取代。唐朝建立在隋朝的基础上，正如汉朝建立在秦朝的基础上。

唐朝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定都隋朝故都，改称长安。在建国后约十年的时间里，唐把势力范围扩展到全中国。政府作风节俭，税收不仅满足政府所需开支，而且足以支撑国家的军事征伐，使中国的国境拓展至前所未至的地方。儒家学士得到朝廷重用，佛教寺院兴盛，国家太平，秩序井然。624年到755年是唐朝的盛世。

政治制度：唐高祖李渊在起兵反隋之前是地方长官，他在建国后沿用了很多追随他的前隋朝官员。在建立新制度的过程中，他和继任者不得不调和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一方面，皇帝希望官僚政府能保证他将大权集于一身；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向贵族做出一定妥协——从东汉时期开始，贵族就成为中国社会中具有统治力的集团——贵族出任皇帝的政府成员，在唐代早期他们的地位仍然举足轻重。

中央集权的程度从官僚体系的正式组织上显而易见。最高一级是三个机构：十二卫、御史台、政事堂。十二卫遥领全国军队，皇帝本人是实际上的最高统帅。御史台是监察机关，直接向皇帝汇报弹劾官吏的违法行为，并且在认为皇帝自身行为失当时加以劝谏。政事堂是最重要的机构，每天朝见皇帝，由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长官组成。其中，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查中书省起草的诏令，尚书省负责执行颁布的诏令。尚书省下设六部，六部直到20世纪初都是中央政府的核心机构；六部之下是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机构。

唐代政府组织机构

县官处于官员等级中的最底层。其主要任务是征收赋税，维护法律和秩序。他们也是朝廷权威在地方上的延伸。县官履行职责需要挑战和削弱地方贵族的权威。诚然，县官本身也属于贵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更加依赖于自身职权，而非土地或亲缘关系。因业绩良好而升迁的官员，能提高其家族在中央政府官方档案中的地位。

为了保有贵族的支持，朝廷不得不做出妥协。在唐代的税收体系中，所有的土地首先都是皇帝的财产，然后重新分配给具有劳动能力的人耕种，耕者以劳役和粮食的形式缴税。由于所有具备劳动能力的成年男性都分配有同样面积的田地（女性分到的田地少于男性），这一田制被称为“均田制”。然而，这一制度远非平等。贵族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殊政策，并且按照品级被分给田地。这实际上确认了他们的地产控制权。在职官员则分配职分田，地租作为俸禄的一部分。

贵族在官吏的选任方面也享有优势。绝大多数官员获得举荐或任命都是因为父亲官居高位，官员几乎完全从贵族阶层中选拔。最初的选拔范围是对王朝建立有功的关陇贵族，后来逐渐扩大到其他地方的贵族。长安和洛阳官学的入学资格仅限于贵族和官员子弟。然而，仍有极小比例的官员是通过科举考试选任的。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享有至高无上的声望，并更有可能仕途一片光明。不过，由于只有家境殷实的人家才能供养得起儿子多年研习儒家经典并通过严格的考试，因此即使是科举出身的官员，一般也是贵族中有才干的人。

莫高窟第23窟唐代壁画《雨中耕作图》

此图描绘雨中耕作的场景，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调。乌云密布，大雨滂沱，一名农夫喝牛耕地，孩童在雨中嬉戏，一家农户四口在田边休息进餐，画面温馨，其乐融融。

女皇武则天：后宫的女性依然在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最突出的例子是武曌（624—约705年）。她本是强干的唐太宗的嫔妃，迷倒了他软弱的继任者唐高宗。原本在皇帝死后，所有无子女的嫔妃都要进入寺院做尼姑。所以太宗死后，她就被迫进入寺院。高宗作为新皇帝即位后，把她从寺院中召回。她回宫后得到册封，用下毒或其他手段除掉了所有对手，当上了皇后。那些对她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表示不满的政治人物，都被她谋杀或流放。660年，唐高宗中风，武后完全把持了朝政。683年高宗去世后，她垂帘听政七年，然后废掉儿子，自己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称帝的女性。她迁都洛阳，宣布建立新王朝。她喜好佛教，对方术也颇感兴趣，自称是弥勒佛的化身，在举国上下兴建寺院。她出资供养白马寺，任命她最喜爱的僧人薛怀义为寺院住持。她风流成性，男宠众多。武则天统治中国直到705年，时年82岁，对朝廷失去了掌控，被迫退位。以上出自当时儒家史学家的记载，他们将她的执政比作牝鸡司晨。

一名小吏对其事业的看法

寒山是唐代早期一位性情古怪的僧人。关于他的生平资料稀少，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写了超过三百首诗。以下是他的两首诗。

这名小吏的哀叹中有哪些内容看起来具有现代性？

书判全非弱，嫌身不得官。

铨曹被拗折，洗垢觅疮瘢。

必也关天命，今冬更试看。

盲儿射雀目，偶中亦非难。

徒劳说三史，浪自看五经。

洎老检黄籍，依前注白丁。

筮遭连蹇卦，生主虚危星。

不及河边树，年年一度青。

章怀太子墓《观鸟捕蝉图》

1971年出土于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李贤是高宗与武则天的次子。画面中树下三宫女神态各异，动作自然，富于变化：树木右侧的宫女双手叉于身前，若有所思；中间一人全神贯注，右手甩袖，欲捕捉树干上的蝉；左侧一人左手托帔帛，右手簪发，仰头观鸟。

南宋梁楷《太白行吟图》

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梁楷性格狂放，嗜酒自乐，擅长画释道人物和山水，发展了水墨减笔画，用笔精炼纯熟。《太白行吟图》是他减笔画的代表作品。此图寥寥数笔，就把“诗仙”李白飘逸的风度和神韵勾画得惟妙惟肖。

近年来，传记作家开始为这位女皇正名。诚然，她在唐朝宫廷的尔虞我诈中得势，冷酷无情，“铁腕女皇”之称名副其实。但与此同时，她精明能干，勤勉聪慧，在国家要职上选贤任能。在与关陇旧贵族的权力斗争中，她没有选择依靠自己的家族，而是依赖科举出身的官员和“北门学士”集团，由此扩大了其统治的基础。年轻王朝的统治活力或许有助于抵销宫廷阴谋的负面影响——这一时期没有产生地方独立或藩镇割据。她的统治时期恰好也是唐朝军事实力在地理疆域上扩张得最远的时期。但在武则天之后，中国再没有女性成为皇帝。

唐玄宗时期的长安：女皇武则天退位以后只过了几年——充斥着更多阴谋斗争的几年——唐玄宗即位。他是一位书法家、诗人、音乐家、艺术赞助人和道教徒，为人十分温厚，与家人和官员谋士都关系良好。玄宗的母亲窦氏此前因在宫中行巫术被武则天处死。为了与武则天倚重科举出身的官员划清界限，唐玄宗下令组建特别政治机构，由显赫的贵族领导，改革财政制度。玄宗在位期间，科举出身的官员失去了倚仗。国家整修和延长了大运河，并开展了一次新的人口普查，增加了税收。朝廷重新积聚起财富，国家恢复繁荣。玄宗一朝（712—756年），文化也极为灿烂繁荣。伟大的诗人李白（701—762年）多年后在流放途中，曾赋诗追忆年轻时在玄宗繁华的都城中意气风发的情景：

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

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

夫子红颜我少年，章台走马著金鞭。

文章献纳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

与君自谓长如此，宁知草动风尘起。

函谷忽惊胡马来，秦宫桃李向明开。

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1]

长安作为帝国的首都和行政中心，行政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长安城的规划设计体现了皇帝和朝廷的权力与威严。皇宫位于城市最北边，坐北朝南。这一方位遵循传统，孔子曾称赞舜“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皇宫前官衙林立，一条宽约150米的大街直通城南的明德门。城市布局为南北、东西交错的网格状，曾有唐代诗人将其比作棋盘。城中每个坊都作为一个单元进行管理，内部有街道、坊门，夜间锁闭。长安城四周修建有城墙，面积约80平方公里。当时长安人口数超过100万——其中半数居住在城内，另一半居住在郊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750年时中国的人口数约为5 000万，不到今天人口数的4%。）长安也是贸易中心，许多商队从长安出发，到达中亚各地。在城内两座官营市场上，有来自印度、伊朗、叙利亚和阿拉伯的商人兜售来自近东乃至整个亚洲的商品。

大唐帝国：中国的王朝就像一架手风琴，先将疆域扩张到周边少数民族的领地，然后又收缩回原本人口密集的核心区。唐朝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西方的吐蕃人、西北方和北方的突厥人，以及东北方的契丹人。

唐代为保护边境实行四层级的对外政策。首先，当其他政策都无效时，就动用武力解决。但军事征伐耗费巨大，且出兵对付游牧民族就像用扫帚去扫潮水。一次战胜或许能瓦解少数民族的军事同盟，但十几年或几十年之后，他们又会在新的部落领袖率领下卷土重来。例如，唐军在630年击败了东突厥；648年，控制了塔里木盆地，开辟了通往西亚的贸易线路，该线路延续了大约一个世纪；657年，击败西突厥，使唐王朝的影响力越过帕米尔山脉，扩展到撒马尔罕附近的诸多小国。然而，突厥在698年再度侵扰边境，袭击唐朝西北地区，并且在711年到736年完全控制了从乌浒河（今中亚阿姆河）到唐朝北方边境的草原地带。

唐朝与吐蕃之间的对抗与此如出一辙。670年起，吐蕃开始扩张并对唐朝构成威胁。679年，吐蕃兵败。714年，吐蕃东山再起，与唐朝的战争从727年持续到729年，730年双方议和。但不久战争就再度爆发，751年，吐蕃与位于云南的南诏国结盟。763年，吐蕃军队攻占长安，大肆劫掠。尽管他们后来被赶走了，但显而易见的是，唐朝即使在国力最为强盛的时代，也没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李白曾作诗描述军队远征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

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

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

秦家筑城避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

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

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

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

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2]

唐朝采取的第二级政策是以游牧民族对抗游牧民族。回纥（788年改称回鹘）的兴起对唐朝具有重要意义。744年到840年，回鹘控制了中亚，并与唐结成了坚固同盟。如果没有回鹘的支持，唐王朝可能会更早灭亡。

第三级政策是在沿着包括长城在内的边境设防。唐代中期，北部和西北部所有边境地区都由军事统帅管辖，他们也不时干涉地方民政。唐朝的军事大权掌握在这些藩镇将领手中，其割据自治和随时叛变的危险对唐政权构成的威胁并不在游牧民族之下。

比起战争，和平外交的代价更小。唐朝对外防御的第四级政策是将潜在的敌人转化为附属国。唐的“附属国”概念范围很广，包括：完全附属于中国的封国；被中国军队征服的中亚国家；处于非战争状态下的敌对国家，比如吐蕃和南诏国；朝鲜半岛上的新罗，新罗凭借唐朝军队的支持统一了朝鲜半岛，但在唐军试图宣称唐朝对朝鲜拥有宗主国统治权时，他们又反过来与唐军为敌；完全独立的国家，比如日本。各国均派遣使节向唐献礼进贡，唐朝廷对各国使节颇为优待，并赐予丰厚的回礼。

几个世纪以来，这些使节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唐代中国作为东亚唯一的“发达国家”，为仍处于构建国家阵痛中的周边各国提供了榜样。外国使节有机会接触到唐朝文化与技术的方方面面：哲学、文字、政治与土地制度、佛教、艺术、建筑、医药。640年，在长安居住的朝鲜人达8 000之众，其中大部分是留学生。此后，中国再没能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因为众邻国不会再次经历发展中的形成阶段。

叛乱与衰亡：8世纪中期之后，唐朝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中国的边境线开始收缩。东北地区的部族蠢蠢欲动，吐蕃威胁着西部边境。751年，一支由唐朝将领高仙芝（高句丽人）率领的军队因战线过长，在中亚撒马尔罕附近被阿拉伯人击败，中国商队与西方的贸易往来从此被切断达五个世纪之久。更有甚者，755年，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胡族将领安禄山率部叛乱，叛军人数达16万，势力横扫中国北部，先后攻陷洛阳和长安。唐玄宗逃入四川。

这一乱局中也发生了浪漫的故事。早在十多年前，唐玄宗将其子寿王李瑁的王妃、年轻的杨玉环据为己有（他送给儿子另一位美人作为交换），对她万般宠爱，封为贵妃。不仅忽略“后宫佳丽三千人”，对朝政也不闻不问。起初，由于宰相李林甫有才能，玄宗不理朝政并无大碍。但当这位相国去世后，玄宗任命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为宰相，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叛乱爆发。在逃往四川途中，军士将当前困顿的局面归咎于杨贵妃，将其缢死。她的死后来被写入诗歌，流传不朽。诗中描绘她“肤如凝脂”、“花颜”、“蛾眉”，而玄宗因她的死“长恨”绵绵不绝。实际上，玄宗当时已72岁。

经历了约十年战乱后，新皇帝唐肃宗在回鹘帮助下重建唐王朝。作为部分回报，他放任回鹘人洗劫了长安城。战后，唐王朝逐渐恢复元气，在约一百年间保持了相对和平与繁荣，各项制度也得以恢复。中国的疆域缩小了，但军事将领守住了边境，使之不至于退后太多。地方政府的自治程度更高，不过依然向中央纳税。偶有零星叛乱，均被中央军镇压，这些军队有时由宦官统领。大部分皇帝软弱无能，但有三个强干者推行了改革。赖世和在翻译了9世纪中叶在唐朝学习的日本僧人圆仁的日记后，评价其中展现的“政府运行的图景”，“在9世纪来说令人惊讶，即使是在中国”。

宋人摹唐李昭道《明皇幸蜀图》

此图描绘的是唐玄宗李隆基为避安史之乱，远走蜀地的情景。图中山势突兀险峻，云雾缭绕其间，让人不禁生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感。崇山峻岭之间，一行人马在艰难行进。身穿红衣的唐明皇骑着三花马正待过桥，嫔妃身着胡装、头戴帷帽，随行的还有大臣、侍从和马匹等。

中央对国家的控制仍然很强，地方政府对待上级公文谨小慎微。行政管理中即使最琐碎的事务也有大量文件，尤为令人吃惊，因为这时已是王朝的衰落期。[3]

这一阶段的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是土地政策的改革。作为国家土地分配和税收基础的人口普查显示，全国人口数从安禄山叛乱前的5 300万下降到乱局结束后的1 700万。因为无力重新登记人口，政府放弃了按人头收税的均田制，而代之以用土地作为收税依据每年征收两次的两税法。这种两税法始于780年，一直沿用到16世纪。在新税制下，国家向各州、县征收固定额度的税收，各州、县分配到各乡、户。尽管如此，国家通过经营盐铁获得的税收仍超过了田税。

9世纪下半叶，唐朝廷更加羸弱，藩镇大多割据自治，通常由军事将领统辖，与中央相抗衡。国家在西南边境与南诏再度发生战事，盗匪横行，干旱歉收引发农民起义。到9世纪80年代之后，藩镇割据已将国家分裂为许多个独立的小政权，907年，唐王朝最终覆灭。但约半个世纪后，一个新王朝就崛起了。唐朝的覆亡并没有导致汉朝灭亡后那样长达几个世纪的分裂局面。中国内部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

唐代文化：唐代的创造性来自世界性、中世纪佛教和世俗因素三方面的共存与互动。这三个文化领域的兴盛都植根于帝国重新统一后财富的积累和社会秩序的重建。

莫高窟第156窟晚唐壁画《张议潮统军行军图》

唐朝中期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趁乱于781年攻占敦煌。张氏世为州将，张议潮于848年率众驱逐吐蕃，收回敦煌等地，后被唐朝廷封为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死后，其侄张淮深继任，为纪念其功绩，下令开凿第156窟，绘此壁画。

唐代文化的世界性不仅是由于其与其他文化和民族的广泛接触，更在于对它们所采取的开放态度。唐朝僧人前往印度礼佛求法以及印度艺术和哲学传入中国都是这种开放的组成部分。例如，印度绘画与雕塑艺术对肉体美感的呈现，对唐代菩萨造像艺术的形成有所影响。中外商业交往广泛。外国商品在长安的市场上随处可见，长安城中建有中亚和西亚商人的聚居区。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兴建了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聚居区。外来商人带来了他们的宗教，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其中多数宗教在9世纪的宗教清洗运动中被驱逐出境，但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一小部分存续到了20世纪。

中亚的音乐和乐器沿商贸线路传入中国，大受欢迎，几乎取代了传统音乐和乐器。女性接纳和采用外来发式。中亚人在长安街头进行戏剧和杂耍表演。甚至墓葬里的陶俑也出现了西亚商人、乘马匹或骆驼的中亚马夫和宫廷女性的形象。这些陶俑如今受到世界各地收藏者和博物馆的追逐寻访。外来事物也出现在唐代的诗歌中，其自身价值不仅得到肯定，甚至别具异国魅力。李白在《少年行》一诗中描绘长安盛景：

李白诗《长干行》之一首

唐代伟大的诗人李白一生写了大量诗歌，其中1 000首左右流传至今。

有人说，中国诗歌的精髓之一是其意象的具体化。这首作品是否支持这一论点？

河商妇：一封书信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

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

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

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

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

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

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

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

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

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

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

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唐三彩胡人骑骆驼俑

在丝绸之路上，骆驼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其造型在唐三彩中很常见。骆驼上的人俑，深目、高鼻、大胡子，是典型的胡人相貌。此俑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繁盛景象。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4]

时代稍晚的另一位诗人李贺描述了前线戍卒的生活：

胡角引北风，蓟门白于水。

天含青海道，城头月千里。[5]

尽管唐朝在对佛教的信仰程度上比之六朝略逊一筹，但却是中国历史上佛教的黄金时代。佛寺得到了从皇帝到贵族的大力捐助，获得了数量可观的土地和财富，全国兴建了许多寺院。今天，如果想领略唐式寺庙建筑的美轮美奂、木造像与寺庙壁画的精美，一定要参观位于日本奈良的法隆寺或其他寺院，因为这些遗迹在中国难觅踪迹。唯一的例外是敦煌千佛洞。敦煌深入中国西北，11世纪时，为了防止被吐蕃骑兵破坏，石窟被封存，直到20世纪才被重新发现。石窟中有石刻造像、佛教壁画和数以万计用汉文和中亚文字书写的经卷。

中国历史上，仅有唐朝确立过与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相类似的国教。即使如此，它也要屈从于强大的唐帝国。佛教的财富和知识具备世俗功能，寺院可以作为学校、旅馆甚至公共浴场，并提供借贷，僧人则主持葬礼、分发药品。

国家有时会没收寺院垄断的税收。最严重的灭佛运动发生在841年到845年，标志着佛教在中国命运的转折。热衷道教的唐武宗没收了寺院数千万亩免税田产，勒令26万僧尼还俗，毁掉了4 600多座寺院和4万座兰若。

唐代早期，最主要的佛教宗派是天台宗，但经历了9世纪中期的灭佛运动后，其他宗派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

1. 一个虔诚的宗派以弥勒佛为中心。弥勒佛是来自未来的佛陀，会在人间现身并创造极乐世界。弥勒佛是救世主，而非人类形象。此宗以救世自居的教义常常为大众起义或叛乱提供思想基础。比如唐宋以来流传于民间的白莲教，宣称为了迎接“弥勒下生”，要重建一个新世界。

2. 另一个虔诚的宗派崇奉阿弥陀佛，即西方天堂或净土的掌管者。此宗教义称，在历史上的佛陀圆寂后的几个世纪里，其教义得到了准确的传播，人们只要通过努力就能悟道；但如今，佛陀的教义已经被歪曲，人类只有依靠阿弥陀佛才能得到救赎。那些心念纯净、虔诚的人通过口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能够得到拯救。此宗发明了众人集体念佛的形式，成为中国信众最多的教派，对中国的流行宗教产生了深远影响。

3. 第三个宗派在中国精英阶层中影响力最大，诞生于中国。“禅”在汉语中的发音是“Chan”，但在西方更广为人知的是其日语拼法“Zen”。禅宗并没有普世性的佛陀，其教义称历史上的佛陀仅仅是一个人，劝勉每位信徒通过自身努力实现顿悟。尽管禅宗的信众通常来自中国最有知识的阶层，但它本身却是反智的，强调凭借直觉发现内心的佛性。修行者通过体力劳动和冥想能够达到顿悟。为了使一位僧人顿悟——在其经过长期的冥想准备之后——有些禅宗人士会提出一些通过正常推理难以回答的小问题：“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如何？”“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百尺竿头，如何进步？”（禅宗称此为“参话头”。）试图求索这些问题的心理状态被比作“啃棺材”或“蚊子上铁牛”。（禅宗称此为“大愤志”。）冥想的修行方式与禅宗对本性的观点相结合，对中国的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后来又对朝鲜和日本的艺术产生了同样影响。

唐代文化的第三个特征是世俗学术和文学的复兴。中央集权化官僚政府的重新建立激发了学习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公元3世纪汉代衰亡后就中断了。一个学士—官僚的复合体出现了。多数文人同时是官员，多数高官能诗善画。一部明朝时编纂的唐人诗集收录了约2300位诗人的48900首诗作。唐代文化的这一世俗支流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反对佛教，很多官员私下对佛教抱有同情。但是作为政府官员，他们的价值观日益倾向现世化。

唐代的史官恢复了汉代修撰前朝正史的惯例。此外，唐代学者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开始编撰综合性的制度史、地域史和地方志。他们编纂辞典，注疏儒家经典，还有些学者用文言文写作神怪传奇故事。（相反，佛教训诫都是用白话文写的。）尽管佛教画多于世俗画，但中国山水画正是兴盛于唐代。然而，世俗文化发展最为繁荣的领域毫无疑问是诗歌，诗歌代表了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李白能否被称为完全世俗化尚有待讨论，他可能更适合被称为道家，但显然不是佛家。李白出生于四川，他在唐代诗人中较为例外的一点是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尽管曾因诗名而在长安短暂任职。李白身形健硕，好剑，嗜酒。在他现存的诗篇中，诸如“将进酒”、“月下独酌”一类的题名很多。传说他因醉酒意欲拥抱湖中月影而溺亡。李白的诗风利落遒劲，豪情激荡，对美的捕捉和描绘细致入微。其中一首描绘登山时遇见星宿仙女的诗作，则充满奇幻色彩：“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李白离地升天，低头四顾：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6]

在李白笔下，人生短暂，宇宙无穷，但他并未因此而隐退于世。他不认为“道”是清静无为的，而是欣然与导致阴阳消长的元气融为一体。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7]

唐代与李白齐名的诗人杜甫（712—770年）出身文学世家，24岁时进士考试落第，长年颠沛流离，生活困顿。39岁时，因向朝廷献赋而获得官职，四年后又得到一个武官职位任命。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落入叛军之手，所幸逃脱，又重获任职，但不久即被免，生活更为困苦。比起李白，杜甫的诗作抒情色彩较淡而引经据典较多，也更多地体现出了对人民疾苦的怜悯之心：对儿子被征召入伍的母亲，对因战争而手足离散的兄弟，对自己的家人——当杜甫回到家人身边时，他们以为他已在战乱中身亡。与李白一样，杜甫也感叹人生短暂而自然永恒。他在游历唐太宗的宫殿遗址时，眼见“苍鼠窜古瓦”、“阴房鬼火青”、“美人为黄土”、“故物独石马”的悲凉景象，但对此的反应却是：

浩歌泪盈把。冉冉征途间，谁是长年者？[8]

诗中流露出坚忍的情怀，与李白相似，也并无佛教色彩。

宋朝（960—1279年）

中国传统史书往往以王朝兴替为期限来书写，并且理由充分：每个王朝都重复着兴起与衰落、扩张与收缩的命运轨迹。诚然，宋朝可以用这种眼光来看待。宋朝在960年建都于黄河畔的开封城。宋朝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有效，统治了近170年，这一阶段被称为北宋。后期王朝积弱，1127年失去了国家北方的领土，但在南方建立政权，继续统治了150多年，新都城是位于中国中东部的杭州。南宋在1279年蒙古人大举入侵下灭亡。

但在王朝兴替的脉络之外，中国历史还有更丰富的内容。超越王朝更迭的长时段演变在根本上更为重要。其中一系列这样的变化始于晚唐，延续到宋朝，影响了宋朝的经济、社会、国家和文化。综而观之，这些变化揭示了为什么在唐代之后，中国并没有陷入汉代之后那样长达几个世纪的分裂局面，以及为什么中国日后都只出现过短暂的分裂局面。我们将在这一部分略去帝王、宦官、将军，转而聚焦更为根本的变革。

农业革命：从农奴到自由农民

隋唐两代的农民耕种自己或贵族所有的“均田”，在权利上胜过欧洲中世纪的农奴。他们对自己的土地拥有所有权，有时会在借贷时将其抵押给放贷人。欧洲的农奴没有这样的土地所有权，无法抵押土地。然而，对隋唐两代的农民而言，劳役本身仍是最沉重的赋税。不管农民耕种官员、贵族还是其他官府所有的土地，都会产生社会依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耕种者的身份与农奴就相差无几了。

不过，在唐朝及其灭亡后，贵族势力已大大削弱。田产由于在每一代都要分给所有男丁，数量变少。贵族由于被迁入都城居住，变成了不再拥有大量土地的城市精英。唐朝灭亡后，军阀经常抢占贵族的土地。由于贵族的势力日渐衰微，耕种者的土地所有权得到加强。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和两税法的推行（如前文所述），农民不仅可以抵押土地所有权，还可以自行买卖土地。将土地作为私产的所有权使耕种者更为独立，他们可以按意愿自由迁徙。宋朝时，用粮食缴税逐渐被用钱币缴税所取代。税收从劳动向货币的转变使农民得以掌控自己的时间。随着唐代早期和中期的府兵制被募兵制取代，征兵这一最为残酷和沉重的赋役退出了历史舞台。

同时，技术革新也使耕种者获益。一种新品种早熟稻的产量比旧品种翻了一番。在长江流域，水利工程广泛开展，肥料的使用也更为普遍。经济作物商品化程度提高，茶叶得到广泛种植，棉花成为常见作物。因为用货币缴税的数额逐渐固定，大量增产的产品就留在了耕种者手中。当然，地主比独立小农获益更多，而没有土地的佃农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随着贵族日渐没落，难以插手地方政务，县官的权威日益增加，成为皇家权威在基层社会的唯一代表。但每个县下辖很多村庄，县官无暇管理所有村庄的内部事务。只要保证税收及时缴纳、社会秩序井然，村庄的行政事务就交由本村精英自行处理。因此，宋代的农民不仅更自由、更富裕，也享有高度的自治。

宋代还出现了文人士绅阶层，尽管这一阶层是在后世才获得了远远更加重要的地位。典型的士绅家庭居住在村庄中，或移居县治所在地或有集市的镇上。由于家庭观念的范畴扩大，多数士绅家庭都至少有一位成员通过了科举乡试。这些士绅在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都更像县官而非村民。不过，这些家庭即使居住在城镇，依然在乡村中拥有土地，与当地的地主阶层有共同利益。尽管在权势上远远不如之前的地方贵族，但士绅阶层也参与地方事务，并在其中扮演着乡村与县官之间调和者的角色。

商业革命

在宋代，众多相关因素促使经济呈现出新的繁荣局面：人口的流动、新技术的出现、城市的发展、货币的广泛流通以及贸易的增长。

此时中国的重心转移到了南方。在唐代，北方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但从9世纪末开始，中国的人口、农业和文化的重心转向了东部的长江下游地区。800年到1100年，中国的人口总数上升到约1亿，而长江流域的人口数增长到原来的3倍。长江流域的水稻亩产量高于北方的小麦、粟，稻米也成了国家的计税单位。新产生的财富促成了大量学校的建立，朝廷不得不在科举中设定地方录取比例，以免长江流域地区的考生执掌全国。出于战略原因，北宋都城仍处在北方，但定在开封，比洛阳靠东得多，从南方运输税粮的大运河正是在这里与黄河交汇。

技术与钱币：新发明滋养了宋朝经济。中国北方的冶铁技术世界领先，用煤和风箱使熔炉达到炼钢所需温度。这种熔炉使中国得以制造出更精良的工具和兵器。稍早出现了雕版印刷术；最早的木刻本出现于7世纪，内容多为佛经；10世纪时，完整版的古代典籍开始刊行；到宋代中期，用活字印刷术印制书籍已经十分普遍。宋代出现的其他发明还包括算盘、火药和火枪以及质地更优良的纺织品和瓷器。

唐代的交易等价物以丝绸为主。钱币已经出现，但需求很小，限制了其流通。北宋时期，大量作为现金的黄铜被铸成钱币，供不应求。钱币中心铸孔，大额交易以一千钱一贯为单位。南宋时期，开始以银币作为铜币的补充。到12世纪晚期，银币数量比11世纪早期多了10倍。商人还使用信用凭据和多种多样的纸币。货币从城市传播开来，渗透入乡村经济：到1065年，用货币缴纳的税收增长至3800万贯钱。相比之下，唐代中期这一数目仅为200万。

贸易：唐代的城市是行政管理层面的，依靠非商业内陆地区的税收维持运转。官员薪俸和政府开支创造了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能提供这些商品和服务的手工业者和商人渐渐出现，城市变得商业化。唐代的这一模式在宋代的大多数地区得到延续，但在都城和经济发达的长江流域地区，区域性的商业网络从城市覆盖到县治，再到有集市的镇，及其下辖的乡村市场。随着商业的发展，拥有超过10万户人家的城市数量达到了之前的4倍。北宋都城开封拥有26万户人家，人口数可能超过100万。南宋都城杭州拥有39万户人家。相比之下，中世纪欧洲的情况是：北宋时期的伦敦人口数为1.8万，南宋时期的罗马人口数为3.5万，一个世纪之后的巴黎人口数不到6万。

此外，与长安城内里坊各有坊墙、夜间闭门不同，两宋都城内部是开放的，并延伸到城郭之外。城市干道上，商铺沿街排列，与中国今天的城市一样。市场由商会而非官员管理。与财富增长相应的是对奢侈品的追逐和日益世俗化的生活方式。餐馆、剧院、酒肆、妓院林立，娱乐场所纷纷涌现，算命、杂耍、设棋局、演杂技、演木偶戏的各类人等充斥其间。这类职业在唐代长安城中也有，但在宋代从业者人数大增，服务对象包括小生意人、巨商富贾和官吏。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此图描绘了北宋都城开封的繁华景象，以及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百态。图中城楼高耸，店铺林立，人群熙熙攘攘，一队远道而来的骆驼商队正穿过城门，一片热闹繁华的景象。

南宋苏汉臣《货郎图》

图中货郎的车上挂满了各种新奇炫目的小玩具，有竹耙、帽子、肚兜、拨浪鼓、小风车、花灯笼等，品种丰富，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孩子天真活泼，欣喜若狂地在货车周围玩耍。货郎则推车停伫在梅树下，面带笑容。画面动静结合，人物形态写实，充满民间生活情趣。

宋代区域间的贸易往来局限于诸如丝绸、漆器、中草药和瓷器等奢侈品。大规模商品交易只有在江河、运河沿岸或沿海等交通便利的地区才划算。即便如此，这样的交易也往往只是为了应对周期性短缺。

同样繁荣的还有对外贸易。从汉至唐，中国船队沿海岸航行，到达一个又一个地标。到马来半岛的航程需要五个月时间。然而到了宋代，海洋中的航线取代了沿着海岸的线路。船只配备了密闭舱，航行不再完全依赖顺风，船舵的改进、指南针的运用以及对季风更深入的了解使这样的航行成为可能。中国船长利用指南针为船只导航，控制了去往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的海上航线，偶尔也会冒险驶入印度洋。新建的中国商人社区在东南亚遍地开花。阿拉伯人掌控着从近东到东南亚的印度洋航线，中国港口城市建有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聚居区。海外贸易的内容体现了中国经济的先进：中国进口原材料，出口成品。瓷器被运送到东南亚，由阿拉伯商船载往波斯湾的中转贸易中心，再沿东非海岸南下，远达桑给巴尔。

中国北部和西部边境地区的对外贸易仍保持常态。中国商人向吐蕃、突厥和蒙古商人购买马匹，同时贩卖丝绸、茶叶和大黄。到了元代，蒙古帝国的统一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陆上线路重新开始与危险的海上航线竞争。1600年之后，除了边境地区，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海上贸易。

政治制度：从贵族政治到专制统治

关于在唐代之后中国一千年间的政治体制，历史学家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的专制时期或绝对君主制时期。如前所述，宋代之前的皇帝也常有强权者，但从宋代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使皇帝更容易成为独裁者。这样的独裁者不在少数。第二种观点认为，“独裁”的说法并不准确。尽管存在专制暴政的可能性，但大多数皇帝都只对政府官僚的日常工作进行监督。中央集权官僚体系由非贵族出身的贤能之士组成，它的存在使中国与处于绝对君主制时期的欧洲迥异。这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

游节妇

洪迈（1123—1202年）是一位宋代文学家，搜集神怪、民间传说和确有其事的各类故事。不同于一般儒家说教对女性美德的宣扬，洪迈与宋代其他小说家笔下的故事包含更广阔的视角。这些故事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多样性。洪迈在《夷坚志》一书中收录了以下这则故事。由于中国人相信人死后有灵魂存在，因此冤死的宁六能出手报复，使恶人罪有应得。

这则故事中的道德观是否可简单归结为邪不胜正？能否对其加以更复杂的诠释？它对宋代社会的动态有何体现？

建昌南城近郭南原村民宁六，素蠢朴，一意农圃。其弟妇游氏，在侪辈中稍腴泽，悍戾淫泆，与并舍少年奸。宁每侧目唾骂，无如之何。

游尝攘鸡欲烹，宁知之，入其房搜索，得鸡以出。游遽以刃自伤手，走至邻舍大呼曰：“伯以吾夫不在家，持只鸡为饵，强胁污我。我不肯从，怀刀见杀，幸而得免。”

宁适无妻，邻人以为然，执诣里正，赴县狱。狱吏审其情实，需钱十千，将为作道地。宁贫而啬，且自恃理直，坚不许。吏傅会成案，上于军守戴，不能察，且谓闾阎匹妇而能守义保身，不受凌逼。录事参军赵师景又迎合意，锻炼成狱奏之。宁坐死，而赐游氏钱十万，令长吏岁时存问，以旌其节，由是有节妇之称。郡人尽知宁冤，而愤游之滥。

竟以与比近林田寺僧通，为人所告，受杖。未几抱疾，见宁为祟，遂死。时淳熙四年六月也。

第一个变化是较之唐代皇帝，宋代皇帝本人能直接控制更多部门。例如，在宋代，作为皇帝咨询政事的机构或“内阁”，枢密院与中书门下相互独立，同为皇帝提供政策建议。利用两者的相互制衡，皇帝得以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并能有效防止中书省和门下省官僚把持政权。

第二个变化是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宋朝在1100年的财政收入是唐朝财政收入最大数额的3倍。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人口和农业经济的增长，部分是由于国家对盐、酒、茶的垄断经营，以及在国内外贸易中征收的名目繁多的税费。北宋时期，来自这些商业的财政收入数额与田税持平；到了南宋，超过了田税。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儒家官吏仍强调农业的首要地位，但在帝制时代后期的中国，商业往往更为重要。

第三个使皇权得到加强的变化是贵族的消亡。唐代皇帝来自中国西北地区的胡汉混血贵族，与朝中多数要员出身相同，因此实质上是国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统治代表了贵族的利益。贵族垄断了朝中高位，实行内部通婚或与皇族联姻。贵族称皇帝为天子，但明白皇帝其实是他们中的一分子。相反，到了宋代，官位最高者通常是平民，大都经由科举考试产生。这些官员与皇帝之间存在巨大的社会鸿沟，因此也将皇帝视为非凡之人。精明的皇帝往往会利用这一点。

唐代官场存在普遍的自我固化现象：官员的子孙更容易入仕，官员主要从贵族中选拔，只有10%的官员来自科举考试。北宋时期，这一数字增长到57%，且经由科举入仕者能获得最高官职。南宋时期，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员数目更为庞大，获得官职者的比例反而降低了。对富贵人家的子弟而言，中进士是其家族在当地社会地位的保证。

科举考试分三级，每级中只有很小比例的考生能通过。考试和阅卷都采取了周密的措施以防止作弊和偏袒情况发生。考场的每间考房以墙隔开，考生进入前要被搜身防止夹带。考卷由书吏誊录并编号，避免考官根据名字或笔迹辨认出考生。少数人多次参加考试，直至中老年，但通过考试者的平均年龄是35岁上下。

考生为了通过考试，必须背诵儒家经典，阐释选段，按规制作文，根据出题者指定主题作诗，并用儒家哲学为当下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宋代科举制度选出的官吏才能颇高，可与19世纪英国的官员比肩——牛津和剑桥古典学的学生会成为通才官僚。中国的科举制在宋代十分兴盛，几经中断，延续到20世纪初。中国政治制度在这一千年间的延续有赖于科举精英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

科举知识精英的社会基础是由土地、教育和官职间的三角关系构成。土地产生的财富提供教育所需费用，良好的教育保证科举考试成功，通过考试可获得官职，官员可以为家族保障财富。（官俸完全足以应对代际传递中家族地产的分割。）全国的大多数人口处在知识精英以外的阶层：贫穷的农民或市民无法负担通过科举考试所需的多年学习，自然也无法获得官职。在知识精英内部，有些家族连续几代有人通过科考。更普遍的情况是，富裕官员的子孙通常不如清贫人家的子弟学习刻苦，“富不过三代”的谚语用在宋代和其后各朝代也恰如其分。在中国庞大的家族体系（有时称为世系或宗族）中，富有的官员常常能为穷亲戚家天资聪颖的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商人与科举考试体系有怎样的联系尚不清楚。他们尽管坐拥财富，却被文人和官员鄙视，被视为肮脏的逐利者。有些商人完全回避这一体系——彻头彻尾的儒家经典教育对商人之子经商毫无用处。但也有商人购买土地以获得社会地位和安全保障，以便他们的子孙能够参加科考。与此类似，小农可以慢慢积累，成为地主，教育子孙。科举考试体系下的中国社会呈现出层级分明的等级制，但并非封闭式的，也并未产生新的世袭精英。

宋代文化

唐宋之交，随着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变化，文化也发生了变化。宋代文化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唐代文化的活力，同时出现了某种更为内缩的倾向。宋代丰富的文化植根于经济增长、学校数量和识字人群数量的增加以及印刷术的普及。较之唐代，宋代文化的贵族性、世界性特征减弱，与官吏和文人士绅阶层的联系更为紧密。他们既是文化的实践者，又是其拥护者。常有人认为，宋代文化比起唐代佛教色彩有所减弱。但这种观点在近来的研究中遭到了质疑。诚然，禅宗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但另一个事实是一些儒士公开反对佛教和道教。在由科举界定的上层文化中，在唐代作为支流的世俗文化在宋代得到扩展并成为主流。

中国人把宋代视为传统文化的顶峰期。例如，宋代是中国陶瓷最辉煌的年代，出现了高温烧制技术，瓷窑遍布全国，釉色丰富，器形优美精致。宋代的陶瓷在世界上前无古人，使陶瓷技艺成为东亚的主要艺术形式之一。宋代还出现了众多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年）编撰了《资治通鉴》，考察自战国至五代的通史，而非一朝一代的历史。这部著作有一点比之前的史书都要深刻，即包含了对所用史料来源的探讨，对为什么选择某一史料说法而摒弃其他的给出了解释。不过，宋代文化最杰出的成就是在哲学、诗歌和绘画方面。

哲学：在哲学的创造性上，宋代仅次于周代，其思想上的活力来自不同观点间的交锋。

北宋中后期，王安石（1021—1086年）一派执掌朝政。王安石熟读儒家经典，自认为重新发现了周代理想社会的价值观。至少在他自己看来，这一发现使他成为孔子的正统继承者。他学说的关键是合理的制度能促成社会道德的有序与繁荣。

在具体措施上，王安石的“新法”主张政府应该更有作为：大型商业应由官营贸易机构而非私人经商者管理；应由官府而非大地主向贫穷的农户提供贷款；地方社会的道德权威应由地方官府而非富有的个人树立；郡县的教育职责应由官学而非私立书院承担。王安石还支持军事扩张。1127年，（女真人的）金国击败宋军，北宋灭亡，王安石一派失势。

明佚名《耆英盛会图》

北宋王安石变法期间，大臣富弼与其政见相左，称病辞官，退居故乡洛阳。他和司马光等十三人，置酒赋诗相乐，时人羡艳，谓之“洛阳耆英会”。图中主要人物右起分别为司马光、富弼、赵丙、张焘，或围案赋诗，或相顾唱和，形象生动。

王安石的对立派是“保守派”。保守派在北宋时期建立根基，南宋时把持朝政，并在1315年被元朝奉为正统，自当时起这一派对儒家经典的阐释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保守派认为政府应当减少作为，斥责王安石强调制度设立是“法家”。

众多保守派思想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朱熹（1130—1200年）。他的思想几经沉浮，直到20世纪早期仍被奉为正统。朱熹青年时除研习儒家，也研究过道家和佛家思想。他天赋异禀，18岁就中进士，后来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朱熹通过吸收利用佛教成分和注解“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和《大学》），使儒家学说成为更切近个人的哲学。结果他的学说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取代了佛教。南宋及以后，由于印刷术的迅速普及和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数增加，他的思想得以广泛流传。

朱熹认为，人性是宇宙的一部分，包含道德准则，可以通过学习和冥想来把握。理解了这些内在的道德准则就能实现德行上的升华，士人由此将成为全社会的道德典范。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关键是这些人，而非行政制度。他们的道德风度使行政制度显得粗暴又多余。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朱熹的哲学，明清社会的文人士绅阶层和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将是什么样。

如果我们要在其他文明传统中寻找类似人物，可能会选择欧洲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年）和伊斯兰神学家安萨里（Al-Ghazali，1058—1111年），两者都创立了新的哲学体系，延续数百年。阿奎那将教会神学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相结合，正如朱熹将儒家教化与佛教的形而上概念相结合。由于朱熹宣扬“天理”并强调类似禅宗修行的冥想，后来有人攻讦他是披着儒家羊皮的佛教之狼。这种说法有失公允。不同于阿奎那使哲学为宗教所用，朱熹是使宗教为哲学所用。在朱熹手中，“天理”（也被称为原则或“理”）褪去了超自然的特征，成为道德与天地万物的基础。朱熹重申了千余年前孔子阐明的正面的道德真理。

历史学家认为，朱熹的学说是帝制时代后期中国稳定性的护卫者。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他的阐释就像科举制度、官僚政治、帝制、文人士绅阶层和土地制度一样，有利于保持延续性，阻碍变化发生。少数人在这种观点上走得更远，认为朱熹学说的正统地位扼杀了后世王朝中出现改变的可能性。这种观点尽管并非全无道理，恐怕也言过其实，因为与之相交锋的思想体系始终存在。

诗歌：宋代诗人虽处在唐代前辈的盛名之下，但也是中国最杰出的诗人。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写道：

唐诗如酒，宋诗似茶。酒劲浓烈，然不宜长饮。茶比酒淡，为饮者带来的愉悦也更宁静，但可以更长久地享用。[9]

北宋最著名的诗人是苏东坡（1037—1101年）。他对当时的所有文化领域均有涉猎：他是画家、书法家，对墨文化尤为精通；进行禅修，注解儒家经典；监管工程项目；还是一位美食家和美酒鉴赏家。他的人生受到政治影响，他属于保守派，认为政府能力有限，应通过道德实现社会治理。

苏东坡中进士后，几经升迁，官至杭州通判——权力颇大。他忙于审理囚犯，直至除夕之夜都不能休息。他在《都厅题壁》一诗中写道：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

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10]

八年后，改革派执政，苏东坡以诽谤皇帝的罪名被下狱，在狱中度过百日，等待处决。但他最终逃过一死，改为流放。他写道：

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11]

到达流放地后，他写道：

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

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

虽云走仁义，未免违寒饿。[12]

然而不久，流放生活就催生了艺术创作。他在“东坡”耕种，由此得号“东坡”。在这里所作的诗文中，他写道：

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

桑柘未及成，一麦庶可望。

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

农父告我言，勿使苗叶昌。

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

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13]

1086年后，保守派重新掌权，苏东坡官复原职。1094年，朝中再次变天，苏东坡再次被流放，远赴海南岛。1101年，朝政再度易手，他在回京途中去世。

友人纪念苏东坡

苏东坡去世后，他的好友、诗僧道潜写下了以下诗句。

诗中表达的情感与第二章所引用文献体现的儒家人文主义有何联系？

峨冠正笏立谈丛，

凛凛群惊国士风。

却戴葛巾从杖履，

直将和气接儿童。

绘画：在西方，书法和绘画有着天壤之别，一个仅仅是技巧，另一个被尊为艺术。在中国，书法和绘画受到同样的欣赏，并且被看作是相关的。文人秉笔终生。毛笔在丝帛或纸上的每一笔都是终稿，错误无法掩盖。书法所需的线条、平衡和力道等特质对绘画也同样适用。即使对未经训练的西方人而言，中国书法也深为赏心悦目，并且要分辨出北宋最后一位皇帝徽宗优雅的笔法和禅宗僧人遒劲的笔迹并非难事。

宋徽宗《听琴图》

此图是宋徽宗人物画的代表作。画面上方有蔡京的题诗：“吟徵调高灶下桐，松间疑有入松风。仰窥低审含情客，以听无弦一弄中。”画中人物身处一高雅庭院中，环境简洁而幽静。图中弹琴之人是宋徽宗赵佶，听者三人神态各异，似乎沉浸在这静谧的气氛中。

宋代绘画题材丰富——花鸟鱼虫，骏马、猴子、水牛，文人、皇帝、菩萨或道教的不朽人物，但最高成就在于山水画。宋代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迥异，画面中的每一个部分都以最令人赏心悦目的形态出现，整幅画作并不局限于单点透视。画面中没有单一光源和阴影，而是全局性的分散的光。留白是画面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种典型的画面是近处有嶙峋怪石和虬曲的松树，然后用雾、云或雨制造出距离感，远景处是山崖轮廓淡入天际。如果画面中包含人物，往往很小，处于广袤的自然之中。因此，中国绘画体现了与中国哲学和诗歌相同的世界观。画家的目标是描绘出风景内在的真实特征，而不是囿于表象细节。不过，由于几乎所有人都会画同样的物象，大师与二流画家之间的差别就体现在绘画的技巧上。

在禅宗僧人或画家笔下，对内在真实性的直观视觉表现尤为明显。描绘禅宗传奇创立者菩提达摩的画，常常是用遒劲有力的向下一笔勾勒出他袍子的边缘。有些绘画描绘祖师撕毁经书或用扫帚扫除心镜中的尘埃，运用与画竹子几乎同样的笔法。元代石恪一派风格的绘画多表现小憩或冥想中的僧人或圣人形象。禅宗的“破墨”山水画通常包含石、水、山、云，每一意象都用具有爆发力的寥寥数笔勾勒。

元朝（1279—1368年）：

蒙古大帝国统治下的中国

蒙古人建立了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其疆域从里海延伸到太平洋，从北方的俄罗斯、西伯利亚、朝鲜到南方的波斯和缅甸。蒙古的军队甚至到达了爪哇岛和日本，只是没能取胜。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是这段历史故事中的一个篇章。

蒙古帝国的崛起

蒙古人是游牧民族，生活在中国北部的草原，养马牧羊。他们生活在一种被称为“毡帐”的毛毡帐篷里——他们有时自称为“毡帐之民”。蒙古女性承担很多劳作，比起汉地女性更为自由与随和。蒙古人的家庭从属于氏族，氏族联结成部族。部族每年迁徙时集结，从夏季草原迁到冬季牧场。首领一般出自贵族，凭借勇气、军事才能、决断力和领导力当选。和满族人与突厥人一样，蒙古人的语言也属于阿尔泰语系。

蒙古人信仰自然神和众神之上的天神。天蓝色是他们的神圣色。他们通过被称为“萨满”的神职人员与上天沟通。他们在政治上划分而治，在内部部族之间或与在他们统治下广阔草原边境地区定居的其他民族进行贸易或战争。

蒙古帝国的开创者铁木真出生于1162年，其父是一位部族首领。铁木真童年时，父亲被毒害。他逃走后漂泊多年，后重归部族，为父报仇，再后来当上了部族首领。凭借精明的联盟政策和卓越的生存能力，他在44岁时统一了蒙古所有部族，被推选为大汗，史称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才干非凡，他的众儿孙也都成了英明的领袖。蒙古部族为什么能在这一历史时期，在几乎没有接触过世界上高等文明的情况下，产生如此出众的领袖，这一点令人费解。

另一个难解之谜是，仅有150万人口的蒙古人如何做到建立起一支以少胜多的军队，征服了人口数远在其上的众多民族。原因之一是制度化。成吉思汗的军队组织是每1万人编为一支“万人队”，其下再分为1000人、100人、10人的编队。军中设有详细明晰的信号，在战斗中，即使是很大的作战单位，也可以像手指一样灵活操控指挥。蒙古军队的战略极佳：军队会撤退、转向，从侧面袭击并歼灭敌军。历史记载清楚地表明，成吉思汗的骑兵常常令与之相遭遇的民族闻风丧胆。蒙古人是无可匹敌的马背上的民族，他们最令人生畏的武器是复合弓。这种弓很短，便于在马上使用，但比英格兰长弓杀伤力更强（两种弓拉满时的力量对比是1.5 : 1）。

蒙古军队行进能力惊人。每位士兵携带自身补给。他们携带备用马匹，能迅速行进很远的距离。例如，1241年，一支蒙古军队到达了匈牙利、波兰、亚得里亚海沿岸，并准备向更远处的西欧进发。但当窝阔台汗去世的消息传来，这支军队立刻班师赶回蒙古，参与新大汗的选举。

蒙古军队在遇到城墙时，会使用从之前征服的敌人那里学到的围城武器。在对波斯的战争中，他们使用了汉人工程师。恐怖也是蒙古军队的武器之一，在近东和中国，拒绝投降的城中军民都遭到了屠杀。在蒙古军队的征伐中，中国北方和四川的广大区域惨遭蹂躏，人口锐减。被征服民族对蒙古军队的描述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健壮和残忍。

不过，蒙古人的力量并不仅限于训练有素的军队。成吉思汗将军队向其他草原民族开放，他们只要遵从他所要求的军纪，就能从他的胜利中分得一杯羹。1206年，成吉思汗颁布法令，禁止部族间的争执和战争，而这些争端可能会削弱他的帝国。成吉思汗也拥有数以千计的跟随者发誓效忠他本人，他任命这些“从属”统领军队、参与政务。这一政策使他的势力拥有了内在的凝聚力，抑制了因效忠部族而引起的分裂倾向。

蒙古人的四处征伐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与之前阿拉伯人的扩张不同，蒙古人缺少来自宗教狂热的统一力量。诚然，在1206年一次部族首领集会上，一位有影响力的萨满巫师宣称，成吉思汗征服世界是天神的旨意。然而，另一些恬不知耻直接恭维成吉思汗的话，或许揭示了蒙古人征伐欲望背后的真实原因：“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14]

成吉思汗将他疆域广阔的帝国分给了四个儿子，他们在各自儿子的帮助下完成了征伐。帝国内部仍保有贸易和交通，但几代之后，四大汗国各自独立。位于中亚的察合台汗国保持着游牧传统。第二个汗国钦察汗国统治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第三个汗国伊利汗国统治波斯。第四个汗国窝阔台汗国继承了成吉思汗的大汗之位，起初以蒙古为中心，之后转而以中国汉地为中心。

蒙古在中国的统治

阐述中国历史的标准理论是王朝兴替论。另一种理论则用汉地定居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的互动来阐述历史。当中国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其财富和众多的人口保证他们可以军事扩张到草原地带。但当中国国力衰弱，草原民族就反过来侵扰中国。简要回顾：

1. 汉代（公元前206—220年）对外关系中最紧迫的问题是北边的匈奴帝国。

2. 汉朝灭亡后的几百年间，众多游牧民族侵扰和占领过中国北方。

3. 北朝胡汉混血的统治者的精干与制度促成了中国在隋（589—618年）、唐（618—907年）两代的重新统一。回鹘人在唐代的防御政策中也持续发挥着作用。

4. 北部边境的政权在宋代变得更加重要。北宋（960—1127年）向辽缴纳金银以换取和平。南宋（1127—1279年）尽管在文化上极为昌盛，但就像金国的一个附属国。当时金国扩张，占领了中国北部。

在蒙古人开始建立世界霸权之初，中国的财富就成为其目标。但成吉思汗行动十分谨慎，决定不在背后留任何可能的敌人。他先解决了中国西部的吐蕃，然后是女真人建立的统治中国北方的金国。蒙古军队于1215年占领中都（今北京），后成吉思汗于1227年去世。接着，他们在1234年攻取了洛阳和黄河南岸，1241年占领了整个中国北方。在此期间，蒙古人基本满足于掠夺战利品。后来，才有汉人谋士劝说蒙古统治者依靠税收可以获取更多财富。

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1215—1294年）于1260年被选为大汗。1264年，他从蒙古哈拉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迁都大都（今北京），并在1271年为他的王朝取了汉化的名称“元”。随后，他作为一位中国王朝统治者与南宋开战。决策做出后，蒙古军队立刻横扫中国南方，宋最后的据点于1279年陷落。

忽必烈汗在大都的统治反映出在蒙古人治下中国不同文化元素的融合。忽必烈在大都可以作为中国皇帝进行统治，这在哈拉和林是无法实现的。皇位继承采用了中国的世袭制。采用中国风格，重建有城墙的大都城。但是，大都比起中国之前的都城，处在过于遥远的北方，远离财富与人口中心。为了供给大都的物资所需，大运河必须延长。忽必烈在大都能够顾及东北和蒙古，同时保持和其他汗国的联系。大都城为蒙古人所有，在西方被称为“汗八里”（Cambulac），即“大汗之城”。汉人被与蒙古人隔离，居住在临近的一座城中。大汗居住的宫殿由一位阿拉伯建筑师设计，其宫室采用中亚风格。忽必烈还在蒙古上都［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诗篇中的“Xanadu”，后引申为“世外桃源”］保有行宫，在那里他以蒙古人的方式驯鹰、骑马、打猎。

元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

此图描绘的是元世祖于秋凉时节率领随从在旷野狩猎的情景。画面中黄沙浩瀚，朔漠无垠，世祖忽必烈身穿红衣，脚蹬红靴，外批滚黑边的白色毛裘，勒马回望。

蒙古人在中国北方的早期统治充满劫掠与剥削色彩，但后来转变为中国的政治和税收方式，尤其是在南方和基层。由于是凭借外来军事征伐取得政权，元朝对内统治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皇帝之下有中书省，其下有十个“行省”——后世朝代“省”的前身。这些高度中央集权的机构和蒙古人专断的决策方式加速了在前朝就开始萌芽的专制主义的趋势。

元代约有40万蒙古人居住在汉地。以这样少的人口要统治人口中占大多数的汉人，唯一的方法是保持隔离。措施之一是由蒙古人及其游牧民族联盟垄断军队。全国各地设立了驻防军队，草原地区还设置了战略保护区。军事将领的地位始终高于文官。第二项措施是在选任官员时实行种族分级制。第一等是蒙古人，占有顶层文武官职。第二等包括波斯人、突厥人和其他非汉族的少数民族，授予较高官职。第三等是北方汉人，还包括女真人和其他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居民。第四等是南方汉人。即使科举考试在1315年之后得到恢复，零星地举办过几次，但蒙古人及其盟友参加的考试也更容易，录取名额与汉人相当，且得到的官职更高。

这种制度产生了一种艰难的共生关系。汉人官吏直接管理汉族百姓、征税、解决纷争、维持地方秩序。这些官吏中罕有学习蒙古语者，但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几乎毫无可能。蒙古人主要集中在大都、一些大城市以及驻防区，使用蒙古语，基本不学习汉语。只有少数蒙古人会用汉语写诗和用中国传统方式作画。蒙古人与汉人的交流通常通过翻译进行。当汉族地方官向朝廷上书请示政务，朝廷的政令以蒙古文发出。（蒙古人借用了回鹘文的字母系统来转写他们的语言。）蒙古文下会写上逐词对照的汉文翻译，发回给地方官。由于两种语言在句法上差别巨大，译出的汉文怪诞难懂。

对外交流与中国文化

通过更广阔的蒙古帝国进行的外交和贸易，中国与其他发达文明的交流得到加强。波斯和阿拉伯世界尤为重要。商贾、传教士和外交官从波斯湾起航，穿越印度洋，到达中国东南部的海港。在广州和其他港口城市的阿拉伯人群体比宋代的更大。载有丝绸和瓷器的骆驼商队从大都出发，穿过中亚绿洲，抵达巴格达。尽管蒙古人并不喜欢汉族商人，贸易主要掌握在其他民族手中，此时中国的对外贸易还是扩大了。中国人在西亚贸易中心大不里士、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建起了聚居区。有关印刷、火药和中医药的知识正是在这一时期传播到了西亚。中国的瓷器和绘画对波斯的瓷器和细密画产生了影响。

在欧洲，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传递了有关中国的信息，他称自己曾在1275年到1292年担任忽必烈的官员。根据他的口述撰写的《马可·波罗行纪》被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很多欧洲读者对在远离欧洲的地方存在这样一片富饶和文化繁荣的土地表示怀疑，但这部书激发了他们探索地理的热情。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出海时，他的目标是到达马可·波罗描述的日本国。

14世纪时，最伟大的穆斯林旅行家、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1304—1377年）游历了蒙古帝国的很多地方。他的观察记录提供了关于所到之处的丰富信息。他充满好奇，善于发现细节。“中国人是异教徒，他们对食肉没有禁忌，并且在市场上贩卖。他们是富有的民族，但并不在吃穿方面炫耀。”

蒙古统治者对宗教采取宽容或鼓励态度，也促进了其他文化方面的接触。在蒙古统治时期，基督教教派之一的景教从波斯传到中亚，又重新进入中国。忽必烈汗的母亲就是景教教徒。元朝的主要城市中修建有教堂。罗马教皇派遣了几个传教团来到元朝，在大都设立了大主教教职。他们建立了一所教堂，用突厥语或蒙古语讲经布道，还有男童合唱颂歌。忽必烈委任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为使者，带着他的信到罗马面见教皇，请教皇派一百位精通“七艺”的学者来大都。

蒙古人最热衷的宗教是教义具有神秘色彩、仪轨繁缛的藏传佛教，不过汉传佛教同样繁荣。所有宗教神职人员和修道者都免于纳税。据估计，蒙古人统治的一个世纪中，约有50万人成为佛教僧侣。收获最大的外来宗教是伊斯兰教，它在中亚和中国西部都确立了稳固的地位。伊斯兰地区、大都和东南港口城市中都建起了清真寺。儒家学说也被蒙古人视为宗教，讲授儒学的师者也无需纳税。不过，文人士绅阶层由于罕有获得重要官职者，故将蒙古统治时代看作一段艰难时期。

马可·波罗描述的杭州

马可·波罗是威尼斯人。1300年，威尼斯有超过10万的人口，是地中海地区最富足的城邦国家。尽管如此，在中国见到的一切仍让波罗感到措手不及。在谈到中国南宋时期的都城杭州时，他先指出了其面积大小（比威尼斯大10到12倍），然后讲到数量众多的运河与桥梁，其街道“用石头和砖块铺就”，位置在“一个清澈明净的淡水湖”和“一条水量丰盈的河”之间。他描述了“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行于城中的十个市场和“为来自印度和其他地方的商人提供住宿的石头建造的大货栈”的景象，随后描绘了城中居民的生活场景。

欧洲人读到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时，认为他口中的中国太好，不可能是真的。你是否同意？

这十个方形市场都被高楼大厦环绕着。高楼的底层是商店，经营各种商品，出售各种货物，香料、药材、小装饰品和珍珠等应有尽有。有些铺子除酒外，不卖别的东西，它们不断地酿酒，以适当的价格，将新鲜货品供应给顾客。同方形市场相连的街道，数量很多。街道上有许多浴室，有男女仆人服侍入浴。这里的男女顾客从小时侯起，就习惯一年四季都洗冷水浴，他们认为这十分有利于健康。不过这些浴室中也有温水，专供那些不习惯用冷水的客人使用。所有的人都习惯每日沐浴一次，特别是在吃饭之前。

在其他街上有许多妓院。妓女的人数简直令人不便启齿。不仅靠近方形市场的地方为她们的麇集之所，而且在城中各处都有她们的寄住之地。她们的住宅布置得十分华丽，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香气袭人，并有许多女仆随侍左右。这些妇女善于献媚拉客，并能施出种种手段迎合各类嫖客的心理。游客只要一亲芳泽，就会陷入迷魂阵中，任她摆布，害得失魂落魄，流连忘返。他们沉湎于花柳繁华之地，一回到家中，总说自己游历了京师或天城，并总希望有机会重上天堂。

这个城市的居民是偶像崇拜者，通用纸币。男子与妇女一样，容貌清秀，风度翩翩。因为本地出产大宗的绸缎，加上商人从外省运来绸缎，所以居民平日也穿着绸缎衣服。在此处所经营的手工业中，有十二种被公认高于其余各种，因为它们的用处更为普遍。每种手艺都有上千个工场，而每个工场中都有十个、十五个或二十个工人。在少数工场中，甚至有四十个人工作。这些工人受工场老板的支配。……京师本地的居民性情平和。由于从前的君主都不好战，风气所致，于是就养成他们恬静闲适的民风。他们对于武器的使用一无所知，家中也从不收藏兵器。他们完全以公平忠厚的品德，经营自己的工商业。他们彼此和睦相处，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男女因为邻里关系，而亲密如同家人。至于家庭内部，男人对自己的妻子表现出相当的尊重，没有任何妒忌或猜疑。如果一个男人对已婚的妇人说了什么不适宜的话，就将被看成一个有失体面的人。即使是外地来的商旅，他们也竭诚相待，请入家中，以示友好；对于其商业上的事务，也给予善意的忠告和帮助。另一方面，他们不愿意看见任何士兵，即使是大汗的卫兵也不例外，因为一看见他们，居民们就会想起死去的君主和亡国之恨。

尽管与其他民族和宗教有以上广泛接触，中国发达的文化看起来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不需要向其他地方学习什么，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文化的中心在南方，南方最后被蒙古人征服，受蒙古人统治的影响也最小。并且，作为对蒙古征服的回应，中国文化变得保守并转向自身内部。文人用宋代风格写诗。绘画发展出了新的流派，但这些发展都是在中国传统的内部，元代最杰出的绘画都延续了宋代的风格。与前代相同，元代历史学家也修撰前朝正史。朝廷修史机构的头目是蒙古人，但其下的官吏都是汉人，编撰的史书也沿用传统形式。随着王朝衰落，没有官职的文人撰文表达对宋朝的忠心，斥责蒙古人。这些著述并没有遭到审查：蒙古人读不懂，没读过，或者根本不在意这些书。

元代对中国艺术最主要的贡献是戏曲。元代戏曲家将诗词与歌舞戏剧相结合，创造了一种类似于歌剧的新剧种。这种戏曲由巡回剧团演出，很少使用道具，依靠化妆、服装、动作和程式化的姿势来达到表演效果。女性角色通常由男性扮演。除了唱段——这是表演中的高潮部分，戏曲使用白话语言，以吸引大众观看。没有官职的文人在创作剧本时，使用了宋代话本小说家几乎所有经典作品。常见的戏曲人物形象有绿林好汉、判案的包公、游历印度的唐僧、三国的武将文臣，以及浪漫主义的英雄、恶棍和鬼怪。正义永远获胜，戏曲通常是大团圆结局。在几部名剧中，尽管遭遇女方父母的反对和看似不可逾越的重重障碍，英雄通过参加科考高中状元，最终抱得美人归。科举考试在元代只举行过寥寥数次，因此英雄困境的这种解决方式是回归了宋朝。元代戏曲在之后的朝代中几乎没有变化，直到19世纪与中国南方的昆曲相结合，演变成了今天的京剧。

永乐宫三清殿东壁壁画

永乐宫位于山西芮城，又名大纯阳万寿宫，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元代全真教建筑群。其各大殿内的壁画堪称中国宗教绘画史上的杰作，由元代画师马君祥等人绘制，绘画风格上体现了唐宋遗风。

南宋《杂剧卖眼药图》

此图表现的是当时杂剧演出的真实场面。启功先生认为应当是元人画。画面中一老者手指眼睛，表明是买药的患者。另一位头戴高帽、身上挂满眼药膏的少年，当是卖药人。卖药人的药袋、药膏上都画满了眼睛，富有舞台气息。旁边放置一鼓，表明当时杂剧是边击鼓边表演。

元朝末年

尽管蒙古人对中国实行强大的军事统治和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元朝仍然成了中国历史上短命的王朝之一。王朝从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都到1368年覆灭，仅仅经过了一个多世纪。忽必烈和其继任者的统治卓有成效，但此后王朝就走上了下坡路。当时，蒙古帝国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再对其各部分予以支持。各大汗国由于宗教、文化和地理上的差距已经相互疏离。即使身处蒙古的部族也不时叛乱，与身在大都的大汗抗衡。在他们看来，大汗过于汉化。同时，在大都的朝廷其实从来没有获得真正的合法性。有些汉人官吏自始至终忠心耿耿，但多数汉人把蒙古政权视为趁乱外来的谋利者，认为蒙古人的统治不过是军事压制。当王位继承纷争、党派之争和蒙古将领间的激烈争斗爆发时，汉人没有表现出团结起来支持王朝的任何迹象。

在乡村，同样出现了种种问题。赋税沉重，一些地方官府贪污腐败，国家增发纸币，却不接受以纸币缴税。黄河改道，壅塞了向京城运送粮食的运河。一支由15万名劳工和2万名士兵组成的队伍，耗费巨大，历尽艰辛，重整河道，使其通向山东半岛南部。1350年起十年间的自然灾害导致多地爆发起义。白莲教宣扬弥勒佛即将在人间现身。地方武将镇压起义，脱离中央控制。军阀纷纷起兵，控制四川的军阀因残忍而声名狼藉。叛乱使重要经济区遭到摧毁，人口锐减。最终，一支叛军兵临大都城下，最后一位蒙古皇帝元顺帝及其朝官骑马逃往上都。上都陷落后，他们又继续逃往蒙古高原深处。

历史视野中的帝制中国

中国与欧洲总体上的相似性一直持续到6世纪。两者都经历了伟大帝国的崛起与衰亡。乍看之下，汉朝灭亡后的三个半世纪与罗马帝国瓦解后的同一时期惊人相似：中央权威崩塌，私有军队出现，贵族财产与地位得以确立。曾与帝国结盟的野蛮部落侵略和掠夺了帝国广大区域。非世俗的宗教传入，挑战之前的正统世界观。在中国，新道家及其后的佛教挑战儒家的地位，正如基督教挑战罗马的社会政治秩序观。

但从6世纪晚期开始，本质上的分别出现了。欧洲日渐衰落，进入了分裂封建和倒退的时期，帝国的幽灵仍然游荡在欧洲的记忆中。但现实却是，即便经过了几个世纪，诸如法兰西（大约现今中国面积的1/17）、意大利（1/32）和德意志（1/27）这样小的地区都发现，要实现内部统一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更谈不上重建一个泛欧洲或泛地中海帝国。相反，中国与欧洲面积相当，并且在地理上并非一个天然的政治单位，但重建了统一的帝国，在财富、国力、文化和统一治理上达到了新高度并延续至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

中国能重构帝国的原因之一是佛教在中国的胜利不如基督教在欧洲的胜利那样彻底。儒家及其秉持的大一统观念，在六朝时的贵族和宫廷中得到存续。很难想象儒家学说剥离其政治理想，即一位天下共主顺应天命，由德才兼备的人辅佐实行统治。相反，罗马人的政治秩序观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就不复存在了。帝国在基督教思想中从来就不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或许只有拜占庭是个例外，帝国在那里延续的时间比在西欧长。西方的确出现过“基督王”的概念，但耶稣所探索的王国从本质上说不是现世的。

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的文化具有更强的同质性。中国有统一的汉字，几乎适用于中国所有方言。少数民族甚至“蛮夷”统治者——除了蒙古人——都被迅速汉化。相反，罗马帝国衰亡后，地中海地区分解回到原先的几个文化区域。拉丁语成为西方教堂中普遍使用的语言，但对大多数基督教徒来说，它是一种外语，是弥撒的神秘感的一部分。即使在意大利，它也只是书面语，与日常使用的口语相分离。欧洲的众多语言和文化是造成分裂的力量。

第三个原因是汉代之后，中国北方各政权建立在汉人以农业为本的经济实力与草原民族骑兵强大的军事力量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在欧洲则没有类似的情况。正是这样一个北方政权在589年重新统一了中国。

第四个或许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密度。8世纪时湖北省（当时称作“道”）登记在籍的人口数是10559728人。湖北的面积大约是法国的1/3，而法国在11世纪时的人口数约为200万。也就是说，即使将中国与三个世纪之后的法国相比较，中国的人口密度也多出了近15倍。（应当注意的是，这是与中国的非水稻产区做对比，水稻产区的人口密度更大。）中国更大的人口密度导致了一种与欧洲截然不同的历史。

人口密度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对蛮族征服者的同化比欧洲快得多。中国拥有更多的耕种者，提供了更多的富余农作物，能够供给北方。而欧洲各国得到的供给则相对较少。更多的人口也意味着更好的交流和更好的商业基础。诚然，汉朝灭亡后的几百年间，中国的经济和城市都出现了衰退。在有些地区，钱币被废弃，代之以货物交换或用丝绸作为货币。但中国的经济水平依然领先于中世纪早期的欧洲。

解释隋唐时期重建统一帝国的几个因素同样适用于宋朝和其后的朝代，甚至更为贴切。随着更多学校的设立和识字率的提升，儒家思想和大一统理想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10世纪时，中国的文化相比四个世纪前具有更强的同质性，而对外来影响的开放程度则有所降低。人口也有所增加，长江流域发展成为国家新的重心。

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政府能够不断得到重建——即使是在外来征服者的统治下——也可以用它所创造的利益来解释。对一位建立王朝的军事领袖来说，官僚化的国家是一架庞大的税收机器，能够供养其军队，并且提供财政收入，其数额超出同时代欧洲君主的想象；文官组成的政府能与野心勃勃的地方军阀相抗衡，也能为自己子孙的安全提供一定保障。对文人士绅阶层来说，为国效力意味着保持家族的财富、权力和地位，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对商人来说，一个强大的国家并非全是好处：它可能从他们的利润中征税，也可能对他们交易的商品实行垄断经营，但它也能提供秩序和稳定。商业在这一时期多半处于扩张状态。对农民来说，官僚体系也有利有弊：税收常常是剥削性的，但有序的剥削通常比面对贪婪的军阀、盗匪或四处劫掠的军队要好。

不同大陆间的比较是困难的，不过看起来唐代和宋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比同时代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都要好。西方直到19世纪才出现可与之比肩的德才兼备的官僚体系。

思考

1.中国如何能够在汉朝灭亡后仅400年就重建帝国，而罗马无法做到？隋唐间的过渡期与秦汉间的过渡期是否有相似之处？汉和唐的扩张与收缩之间是否有相似之处？

2.唐、北宋和南宋时期，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3.关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女性和战争，中国的诗歌和艺术告诉了我们什么？

4.是什么驱使蒙古人去征服当时大半个已知世界？他们的军队怎样做到这一点？征服中国后，他们怎样进行治理？汉人对蒙古人的统治如何回应？

第4章

帝制时代后期：

明朝（1368—1644年）和清朝（1644—1912年）

本章概要

经济区域 \ 人口 \ 中国第三次商业革命 \ 明朝的统治模式

明朝的对外关系 \ 清朝的统治模式 \ 清朝的对外关系

明清文化 \ 历史视野中的帝制时代后期的中国

明清是中国最后的两个王朝。明朝是汉人的政权，清朝是由外来征服者建立的王朝，其统治集团和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满族人。尽管如此，两朝在制度和治理模式上十分相似，以至于有历史学家提出“明清专制统治”，就好像这是一个单一体系。帝制中国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权历史悠久，明清只是其最后阶段。当唐朝重建中央集权帝国，中国人锻造出了一套非常高效的行政体系，并且与他们内心熟悉的、教育所宣扬的社会准则极其吻合，以至于每次王朝覆灭后他们都能重建这一行政体系。即使是由外来征服者建立的王朝，也接受了这一模式的大部分。这一模式在明清显然得到延续，赋予两朝历史一种显而易见的循环形态。

但是超越王朝界限、非循环的趋势或许更为重要。中国的人口数量在从汉朝至宋朝超过一千年的时间里稳定在一个很窄的范围内，但在明朝突破了这一范围，在清朝更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在这点上，明清时的中国走上了发展成当今面貌的道路。商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18世纪，中国出现了前往东南亚和更广大地区的移民群体。19世纪，这一群体迅速扩大。这是人口压力和出口政策双重作用的结果，这一点不在此处的讨论范围内。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在中国和草原民族之间实力均衡的变化，这种均衡在直到19世纪的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简单来说，火器起初仅给欧洲带来了对中国的微弱优势，但是到清代晚期，却给中国对付草原骑兵带来了巨大优势。其结果是中国维系了对西藏、新疆等地区的统治。今天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某种程度上是清朝的功劳。

本章重点关注在晚近的几个世纪里中国的活力。如果我们将明清时期称为“中国的帝制时代后期”或“传统社会后期”，就能够避免诸如“中世纪”或“近代早期”这样的标签，这些试图将中国置于欧洲历史框架中的做法并不明智。但是，“帝制时代后期”或“传统时代后期”不能被解读为“静止时代后期”。因为在中国，经济有所发展，社会完整性增强，政府机构比以往复杂得多。这些进步使中国在19世纪面对欧洲时能做出积极的回应。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欧洲在这几个世纪间的变革更为彻底。事实上，除了希腊与罗马时代，欧洲史上大多数看似重要的事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技革命、民族国家的建立、工业革命、启蒙运动以及民主革命——都发生在中国明清两朝的时期。如果我们站在欧洲的角度去观察中国，中国似乎陷入了发展缓慢的泥淖之中，但这并不是实际情况。事实上，是西方的发展加速了。

经济区域

历史学家在书写欧洲的历史时，没人会把英格兰、法兰西和德意志混为一谈。中国在地理上的多样性丝毫不逊于欧洲，但这一点往往被政治和文化上的统一所掩盖。除了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中亚的干旱戈壁、蒙古草原以及满洲的森林，中国的中心地带可以分为三大层级，每一层级内部包含两到三个经济区域。

最北边的层级沿着黄河分布，包括中国北部与西北部。中国北部是平原，黄河淤积泛滥时容易被洪水淹没。农民在旱地上种植高粱、小麦、粟和大麦。从政治层面上说，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区域，因为首都北京位于其中。由于地理上的邻近，这是满族人最早占领的区域。中国西北部多为半干旱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贫困，其南边和东边的山脉将该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阻隔开来。这一区域是中国与外部的中亚和草原地区进行贸易的门户，居民包括蒙古人、藏族人、回族人以及汉族人。

第二大层级也沿着河流分布，涵盖了长江下游、中游和上游地区。包括长江三角洲在内的长江下游区域，拥有全国最稠密的人口、最优良的灌溉系统、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农业、最高的城市化程度和最高的教育水平。清代时这一区域所缴纳的田税达到全国总额的四分之一。到了近现代，三角洲城市上海逐渐扩张，影响了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区。长江中游区域也很富庶，出产稻米，商业繁荣。长江上游区域主要是四川省，土壤肥沃，农业发达，但与中国其他地区被山脉阻隔开。上古时期，周朝和秦朝都是从这一区域兴起并征服了全国。

第三大层级即中国南方，也包含三个区域。第一个区域是与台湾相望的东南沿海山区。农民在山谷中分布的梯田上种植茶叶和其他作物，讲多种方言，并进行沿海贸易。19世纪时，来自这一区域的移民在东南亚聚居，形成众多唐人街。更往南是第二个区域，即以广州为中心的南部沿海地区及内陆地区，东江、西江、北江流经这一区域。这里是18世纪和19世纪海外贸易的中心，也是移民集中输出的地区（直到最近，在美国的许多中国人都讲广东话）。20世纪早期，孙中山（孙逸仙）就是从这一地区开始他的革命生涯的。最后一个区域是中国西南部，多山，地处内陆，人口较少，位于中国中心地带的边缘。这里有矿业和农业。现代以前，这一区域半数人口是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族群。

人口

中国的人口从1368年明朝建立时的约6 000万或9 000万增长到了1644年明亡时的1.25亿。清代前期和中期，人口大幅增长，进入19世纪几十年后达到了4.1亿。更稠密的人口刺激了商业的发展，也为文人士绅阶层在地方社会的角色赋予了新的声望。他们比以往更多地在地方官府与人口众多的乡村之间调解斡旋。

食物供给的增加保证了人口的增长。在明代，粮食产量增加的40%来自最先进的宋代农业技术的传播和新水稻品种的培育，其余则来自新开垦的土地。在清代，粮食增产中的一半得益于新开垦的土地，另一半则得益于更优良的种子、肥料和灌溉条件。明代晚期，来自美洲的新作物传入中国，比如玉米、甘薯和花生（可以在干燥沙化的山地上种植，不会与水稻竞争），也增加了食物供给。到19世纪，玉米已经在全中国种植。

蒙古人统治期间，中国北方的人口从3 200万减少到1 100万。明朝政府把居民迁到荒芜的土地上，建立村庄，兴修水利，并于1415年重新开通了大运河。北方居民的迁徙一直持续到19世纪。在北方，多数农民耕种自己的土地，有时也雇用劳力。

中国南部和西南部也有来自人口稠密的长江中游地区的移民迁入，其中很多人在贫瘠的山地或丘陵地区边缘定居。1796年到1804年的白莲教起义就发生在这些远离地方行政中心的新定居地区。18世纪晚期苗族人发动的战争也是由于汉族人迁徙定居到西南部的高地上引发的。这些高地之前是苗族部落用于刀耕火种农业生产的土地。还有些人渡过海峡抵达台湾，或移居海外。清代，东南亚建立起了规模庞大的中国人商贸区——而19世纪的移民则远不止如此。

与此同时，长江流域的人口变得更加稠密。长江三角洲在内的下游区域水道众多，是中国的粮仓，但从明代晚期开始，诸如丝绸、棉花等经济作物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棉花在长江三角洲的种植十分广泛，以至于到了19世纪，这一地区需要从其他地区购买粮食。在三角洲以外的长江下游地区，约有90%的土地属于在外居住的地主所有。富裕的地主可能将田产分给很多佃农耕种，佃农向地主支付固定租金。南部沿海地区也有大量这样的在外地主，但宗族拥有更多土地，共同管理这些土地并将地租分给成员。

关于这六个世纪中中国人口的增长，有很多疑问待解。死亡率是否有所下降，如果是，原因何在？是否单纯依靠新田地和新技术增加了可以养活的人口数？人口是否因迅速增长而获益？明清时代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高效的政治制度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明朝统治偏远地区的时间比以往朝代更长，向清朝的过渡比以往的朝代更迭更快，破坏性也较小。这样长的和平时期对人口增长又有怎样的贡献？这期间并非没有流行病出现。在1586年到1589年和1639年到1644年的先后两场瘟疫中，中国人口最密集地区多达20%至30%的人口死亡，在某些县乡这一比例更高。另一场流行病爆发于1756年，1820年到1822年还爆发了一场霍乱。不过，人口增长不久就弥补了这些损失。多数历史学家将18世纪视为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但是，到了19世纪前几十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开始下降。可见人口不断增长并不全是一件好事。

中国第三次商业革命

中国商业在公元前300年到220年（从周代晚期到两汉）发展繁荣，但在随后几百年的分裂期内衰落了。第二章引用了司马迁对汉代富商的描写。850年到1250年（唐代晚期到宋代），商业再次兴起，只是到了蒙古人统治期间才萎缩。蒙元末年，军阀大肆抄没商人的财富。明代前期的几位皇帝也对商业持反对态度。他们在政策上闭关锁国、以农为本，严格限制舶来品的使用，要求货船办理通行证，并意欲把对外贸易限制在朝贡体系之内。这一体系中，周边国家向中国进贡以换取和平和贸易机会。政府还超发纸币，使之几乎毫无价值。建立官方垄断，对海上贸易和船运加以严苛限制，扼杀了商业发展，造成东南沿海地区经济萧条。不过，到了16世纪中期，得益于人口和农业增长，辅以政府管控的放松，商业再次开始复苏。这次复苏几乎彻头彻尾掌握在私人手中。

如果汉代和宋代的经济增长分别被称为中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商业革命，那么1500年到1800年的大扩张就是第三次商业革命。这次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长江流域率先出现的变化向中国其他地域的扩展，但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迟至19世纪早期，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商业化程度最高的非工业社会。

促进商业的因素之一是白银流入，白银在明清经济中扮演了铜钱在宋代经济中的角色。中国处于贸易顺差地位。16世纪中期开始，来自日本西部矿产的白银流入中国，而从16世纪70年代开始，从阿卡普尔科起航经马尼拉到达中国的西班牙大帆船船队，带来了墨西哥和秘鲁白银。明代后期，朝廷还开采了西南省份贵州、云南的银矿。18世纪，中国南方开发了黄铜矿。同时，私营的“山西票号”在全国各地开设分号，帮助协调区域间的账款支付，并拓展贸易的信贷业务。山西票号后来还在新加坡、日本和俄罗斯设立了办公机构。

与欧洲相同，在中国，白银的流入和流动性的增长导致了通货膨胀和商业增长。土地价格稳步上升。16世纪，明代早期可以用粮食、劳役和钱币等不同方式缴纳的三四十种田税被整合为一种只能用白银支付的税种，后者被称为“一条鞭法”。农民在市场出售粮食以获取白银，这使得部分农民从粮食转向种植其他更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此外，到19世纪早期，农户数达到了14世纪中期的六倍之多。

1500年到1800年的城市发展是地方市场繁荣发展的回应，主要发生在作为中间市场的城镇层面。这些城镇的发展比整体的人口增长更迅速，并在基层地方市场和更大的省会城市以及北京、杭州、广州等大城市间提供了纽带。基层、中层和大城市之间的商业联系并不完全是新生的，宋代时就在长江下游地区出现过，但这时已在全国大多数地区普及。在丝绸和棉花贸易中，城市里的商人资本家常常组织和投资从纺织到染布的全过程——类似17世纪欧洲的“包出制”。

跨区域贸易也有所推进。宋代跨区域贸易的主要商品是诸如丝绸、漆器、瓷器、药材和绘画等奢侈品，而清代前期的商人还买卖粮食、木材、盐、铁、棉花等产品。中国并未发展出全国性的经济，区域经济仍是大多数经济活动的核心，尽管各区域在体量上与一个欧洲大国相当。但是这些区域间的贸易作为一个新层级出现了，尤其是在因水运发达而贸易合算的地区。对外贸易也发展繁荣。通往东南亚和更远地方的宋代海上航线得到恢复，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

明仇英《南都繁会图》（局部）

此图堪称明代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明代南京城市商业贸易的盛况。全卷绘有不同职业和身份的人物1 000多个，店铺招幌牌匾109个。图中招幌有“西北两口皮货”、“东西两洋货物俱全”、“兑换金珠”等，可见南京作为当时著名商业中心和货物集散地的繁华与富庶。

商业革命中的女性

明清时期，儒家理想中的家庭规范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社会对女性的期望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儿子成为新的一家之主。女性在身体层面受到了更为严格的限制。缠足这一最初在宋代精英阶层中出现的行为，明代在上层社会中传播开来，清代中后期扩展到很多普通人身上。大多数女孩都不得不经历这一残酷的、会导致身体伤残的过程。即使在乡村，长有一双大脚也就是正常的脚的女性，有时会被认为嫁不出去。不受这一规矩约束的一个例外是中国南方的客家人。客家女性不缠足，在田间和男性亲属共同劳动。另一个例外是满族人。清代的康熙帝曾下诏禁止汉人缠足，但汉人并未理会。

清丁观鹏《太平春市图》

丁观鹏为雍正、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师。此图描绘了农村欢庆春节的热闹情景。画中商贩、游人的形象逼真，有卖爆竹、太平鼓、果品、鸟鱼的小摊，还有跑旱船、演傀儡戏的街头艺人等。

瘦马市[1]

在中国，没有子孙祭祀的人有变成饿鬼游魂的危险。因此，生儿子延续家族血脉是一种孝行。如果妻子没能生儿子，官员、商人或富有的地主就可能为求子而纳妾。一个人纳妾也可能仅仅是因为他有能力这么做，他乐意这么做，而且社会接受这种行为。对贫苦的农户来说，在歉收的年份，面对高额的税赋，卖掉一个漂亮的女儿通常似乎是比卖掉先辈留下的田产更好的选择。以下故事收录于明末张岱的《陶庵梦忆》一书中。

妾往往没得选择。但是在前现代时期的中国，很多正室也没得选择。对于女性而言，成为贫苦农民的妻子，经历艰难、饥饿和贫穷，或成为富人家的妾，有仆人、锦衣玉食并且孩子能接受教育，哪种情况更好？关于前现代时期中国对女性的态度，以下这段文字告诉我们什么？

扬州人日饮食于瘦马之身者数十百人。娶妾者切勿露意，稍透消息，牙婆驵侩，咸集其门，如蝇附膻，撩扑不去。黎明，即促之出门，媒人先到者先挟之去，其余尾其后，接踵伺之。至瘦马家，坐定，进茶，牙婆扶瘦马出，曰：“姑娘拜客。”下拜。曰：“姑娘往上走。”走。曰：“姑娘转身。”转身向明立，面出。曰：“姑娘借手睄睄。”尽褫其袂，手出，臂出，肤亦出。曰：“姑娘睄相公。”转眼偷觑，眼出。曰：“姑娘几岁？”曰几岁，声出。曰：“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然看趾有法，凡出门裙幅先响者，必大；高系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曰：“姑娘请回。”一人进，一人又出。看一家必五六人，咸如之。看中者，用金簪或钗一股插其鬓，曰“插带”。看不中，出钱数百文，赏牙婆或赏其家侍婢，又去看。牙婆倦，又有数牙婆踵伺之。一日、二日至四五日，不倦亦不尽，然看至五六十人，白面红衫，千篇一律，如学字者，一字写至百至千，连此字亦不认得矣。心与目谋，毫无把柄，不得不聊且迁就，定其一人。“插带”后，本家出一红单，上写彩缎若干，金花若干，财礼若干，布匹若干，用笔蘸墨，送客点阅。客批财礼及缎匹如其意，则肃客归。归未抵寓，而鼓乐盘担、红绿羊酒在其门久矣。不一刻，而礼币、糕果俱齐，鼓乐导之去。去未半里，而花轿花灯、擎燎火把、山人傧相、纸烛供果牲醴之属，门前环侍。厨子挑一担至，则蔬果、肴馔汤点、花棚糖饼、桌围坐褥、酒壶杯箸、龙虎寿星、撒帐牵红、小唱弦索之类，又毕备矣。不待复命，亦不待主人命，而花轿及亲送小轿一齐往迎，鼓乐灯燎，新人轿与亲送轿一时俱到矣。新人拜堂，亲送上席，小唱鼓吹，喧阗热闹。日未午而讨赏遽去，急往他家，又复如是。

随着人口增长和人均耕地面积减少，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在家从事劳动，纺纱、织布和生产其他产品，供给发展迅速的商品市场。随着女性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增加，她们在家庭事务决策中的声音也逐渐增大，常常越过儒家教条认为“合适”的界限。但与此同时，女性的法定权利——遗产继承和支配自己嫁妆的权利——比以往变得更加有限。此外，商业革命也使有能力纳妾的富裕市民人数增多，有更多人光顾茶馆、饭店和妓院。

明朝的统治模式

人们或许会认为，明清时期人口和经济的巨大变化即使不能导致资产阶级革命，至少也会使中国政治的上层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明清两朝的政治制度与宋元时期非常接近，只是有所改进且更加牢固。历史学家有时称这一晚期帝制体系“得到了完善”。它能包容和利用新的商业活力，正是这种活力引起了欧洲封建时代晚期君主政体内部的巨大变化。是什么样的制度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皇帝

这些制度之一是皇权。在发生饥荒、农民纷纷起义的年代，日后将成为明朝开国皇帝的朱元璋，正崛起为一支起义军的首领，对抗大厦将倾的蒙古帝国。他在长江流域建立了坚固的军事基地，1368年建都南京，并追击蒙古人的残余势力。1382年，远在西南边陲云南的最后一个蒙古军队据点陷落。朱元璋在身后以其年号“洪武”闻名，意为“洪大的武力”。历史学家称他勇敢、精明、富有远见，但晚年残酷、猜忌多疑、过分偏执。尽管如此，从建国到1398年，他在位的这30年，仍具有鲜明的王朝创立者的特征。他学习唐朝以寻求治国之道的启发，但在很多方面却追随了前朝蒙古统治者的脚步。

洪武帝是一位独裁者。他废除了宋元两代政治制度中由高官参与重要事务商议的中书省，所有决定完全由他个人做出。一位历史学家指出，有一次，洪武帝在8天的时间里收到1600份奏章，涉及3391件政事。另一位历史学家指出，“以一天10小时批阅200份文件的速度来计算，平均每份文件的考虑时间只有3分钟”[1]。由于需要处理的政务太多，14世纪晚期至15世纪，皇帝成了行政中的“瓶颈”，如果不够勤奋，政事就会陷入泥沼，耽搁不前。

洪武帝是一位暴君。他和继任者们设有自己的密探和监狱，对朝廷稍有微词的人都会受到残酷折磨。即使是高官，也有可能遭到羞辱性甚至有时足以致命的刑罚，在朝堂上被施以廷杖——这是从蒙古人那里承袭而来的刑罚。那些官员，甚至是受到残酷虐待的官员，仍会坚守奉献与效忠精神，这证明了儒家伦理教化的深入。明朝末年，一位三朝御史老臣因顶撞了权倾朝野的宦官，被宦官设计取得圣旨后下狱，于1625年被折磨至死。在给儿子的遗书中，这位官员痛斥奸佞，但也表明不畏死亡，因为他的躯体是属于“君父”的。此前，明代最著名的御史海瑞在16世纪中期的一起案件中受到了牵连。

海瑞入宫上疏，指出明世宗诸多声名狼藉的陋习。皇帝大怒，下令逮捕海瑞，不能让他逃走。宦官禀报世宗：“此人素有痴名。……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世宗闻此大为惊讶，宽恕了海瑞的忤逆。[2]

明佚名《太祖朱元璋像》

留存至今的朱元璋画像有十多个版本，但对其相貌的描绘分为端庄和怪异两个极端。故宫旧藏的这幅朱元璋全身坐像，描绘的是他壮年时的相貌，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面如满月，颇有英武之气。

洪武帝出身于一个失去了土地的贫苦农家，因此重视农业，同情小农的境况，对地主则不然。国家对所有田地进行了调查，登记于“黄册”或“鱼鳞册”中。田税带来的财政收入是蒙古人治下的两倍之多，为国家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并持续至16世纪。洪武帝鄙夷商业，用严苛的法律予以管制，废除垄断官营，禁止对外贸易。只有到了王朝后期，这些严格的措施松弛后，明清的商业革命才开始。

另一位值得特别注意的皇帝是永乐帝（1402—1424年在位）。“永乐”也是这位皇帝的年号，意为“永恒的欢乐”。（他从第二位皇帝，也是他的侄子建文帝手中篡夺了皇位，建文帝只当了四年皇帝。）永乐帝的权力基础在北方，他也最终迁都北京。永乐帝在位期间的一项成就是组织编纂了一部伟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囊括了当时的全部学科门类，收集了中国当时存世的绝大多数书籍。这一工程使广大文人学士深为欣喜，并为他们提供了数以千计的职位。这部百科全书仅有部分遗存至今。

永乐帝的第二项成就是修建了象征皇帝威仪的北京紫禁城。不同于克林姆林宫是由一道城墙内的各式混杂建筑组成的，北京的整个宫殿建筑群都聚焦于君王一人。紫禁城众多的外墙内墙、宽广的庭院以及厅堂，围绕着皇帝接见群臣的大殿所在的高地，按几何结构设计布局，层层递进。唐朝时，皇帝和朝廷要员坐在一起商议国家政事。宋朝时，官员站在皇帝面前。到了明朝，皇帝坐在高台之上，群臣则跪在皇帝面前。大殿后面是皇帝与后妃的居所。1425年，皇宫中有6 300位厨师，每天为1万人服务。这些数字后来有所增长。17世纪初，宫女有9 000人，而宦官据估计有7万人。皇帝这种光芒万丈、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延伸到他的家族。作为赏赐，皇族成员获得了中国北方的大量田产。

《永乐大典》书影

《永乐大典》于明朝永乐年间编纂成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全书22 937卷（目录占60卷），11 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当时搜集到的古今图书七八千种。但此后大多亡于战火，今存不到800卷。

明佚名《入跸图》（局部）

此图描绘的是明朝皇帝出京拜谒祖宗陵寝归来的盛况，与《出警图》成一组。《出警图》描绘皇帝骑马，由陆路出京；《入跸图》则刻画皇帝乘船，走水路回宫。皇家的谒陵队伍庞大，百官毕至，场面宏伟，气势壮观。

随后，在16世纪和17世纪前期，好几位皇帝表现得对政治毫无兴趣。其中明武宗终日沉迷于酒色和游戏；明世宗醉心于道教仪轨；明熹宗不喜文墨，整日忙着制作家具。在这两个世纪里，皇帝的权力旁落，由高官或宦官行使。

官吏

明代统治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官府的掌管者。官府的正式组织与唐宋时期几无差别。处于最高级别的是军事机构、监察机构和行政机构。三者有时能相互监督。行政机构之下是六部和由省、府（州）、县构成的层级体系。大多数中国人如果需要和官吏打交道，能接触到的只有县级官吏。除了高额税收带来的财政收入，明代财政状况良好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中国的生产力稳步提升，而政府机构扩张缓慢。（在现代议会制国家，很难保证财政支出的速度不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政府财政状况有起有落，但直到16世纪80年代，从中央到地方层面的富余产品都在不断积累，延缓了王朝衰落的步伐。仅仅到了明朝的最后五十年，国库银两才因飙升的军费开支而消耗殆尽。

如果明清的制度体系堪称完善，那么它带给中国的优良治理很大程度上是其官吏自身的道德承诺和卓越才能的产物。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官僚群体能在权力和声望上接近明清官吏。16世纪早期葡萄牙人到达中国时，称这些官员为“mandarins”。“mandarin”最初是印地语前身梵语的一个词，意为“顾问”，后传入马来语，随后被葡萄牙语所用，并为其他欧洲语言吸收。和在宋朝一样，当时成为官员的回报太丰厚了，因此科举考试竞争十分激烈。随着人口增长和学校增多，进入官僚群体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

应试者在通过县级官府的审查后，首先参加院试（童试）。如果通过，就成为士绅阶层的一员。他会获得方巾，并免服徭役。但是即使想通过这一级考试，也需要多年刻苦学习。每年约有50万人通过乡试。第二级是省级考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只有百里挑一或更少的人才能成功通过。最后一级是入京考试（会试和殿试），也是每三年举行一次。明朝时，每次通过最终考试的人不到90人。与在前朝类似，明朝也设定了区域限额，以防长江流域考生最终把持官场。

宦官

成为高官需要多年发奋学习和杰出的天赋：只有最聪慧且坚定的人才能成功。而成为皇宫中的宦官则只需要与宫廷有关系的男孩接受阉割。宦官作为内廷管家，可能成为未来皇帝的玩伴，并且能对皇帝的众多嫔妃产生重大影响。由于担心其影响，洪武帝下令宦官不得接受教育，但他的禁令后来被弃置不理。在明代的朝廷中，宦官与官僚形成对抗之势。他们可以替代官僚为政事出谋划策——像是“内阁”——皇帝以此来对抗高官的权威。很多时候，当皇帝软弱无力，宦官就会当权，铲除官僚中的异己；其他时候，官僚则占据上风，肃清权倾一时的宦官。关于宦官的研究较少。

士绅

明清统治体系中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即使并非新生事物，也比在前朝重要得多——是地方精英，一般被称为士绅或文人。他们构成了其上的精英官僚阶层——其中最低一级是县官——和其下的乡村民众之间的中间阶层。尽管明清两代的人口增长了5倍，但县官数量仅从1 171人增长到了1470人。处于平均规模的县，人口数在明代前期约为5万，后期约为10万；到19世纪早期，人口数最终增长到明代后期的2倍至3倍。县官都是以外地人的身份来到所辖地。“回避原则”设立的初衷是防止利益冲突，避免县官在家乡所在省份任职。他的下属众多，包括书吏、幕僚、长随和差役等；即便如此，县官也无法直接管理这样庞大的人口。为了进行有效治理，县官必须取得地方文人或士绅的合作。

明仇英《观榜图》（局部）

此图描绘了殿试后考生争相观榜，以及皇宫内举行相关庆典仪式等情景。画中，诸位考生的形象生动，刻画细微。有奋力向前着急看榜者，有观榜后消沉失落被人扶掖者，人物的形态神色各异。古代文人迫切期望中举的心态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的文人并不是像英国乡绅那样的乡村精英。他们主要是城市人口，居住在市镇或县治所在地。他们在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上和县官属于同一阶层，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衙役和村中里保相区别。他们将孩子送入私学读书。他们通常拥有土地，但自己并不耕作，而是剥削为其耕种土地的佃农。明代末年的起义打击了地主，因为他们也是官府的一分子。但是，士绅同时也是地方领袖。他们代表社群利益，面对官僚时会发声保护这些利益。他们代表所在社群行使准官方职能：维护学校和孔庙；修缮道路、桥梁、运河、沟渠和堤坝；编修地方志。

士绅阶层是官员赖以成长的母体，是儒家价值观在地方社会的捍卫者。19世纪中期，当危机出现时，他们还投入到了国家救亡运动中。

明朝的对外关系

过去，学者们常常声称，中国在明（及清）时期的特征是既无侵略性，也不好战。他们的论据是：中国没有能力对抗外来侵略；闭关锁国，文官执政；宋代有“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谚语。但明朝前期几位皇帝的作为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论点。洪武帝将之前为蒙古人效力的大批军队纳入麾下。在他治下，中国的边境强有力地向外扩张。他去世时，中国已经控制了从通往中亚的大门哈密到东北松花江北边草原的广阔边地，并重新取得了中国南方诸省的控制权。永乐帝延续了明朝建立者的政策：他五次率军亲征，在戈壁滩与蒙古人作战。他还下诏入侵越南，此后二十年间试图把该国收为中国的一部分。（回顾一下，越南在公元前111年到939年的一千多年时间里是中国的一部分。）

永乐帝的另一项壮举是在1405年至1433年向东南亚、印度、阿拉伯海湾和东非派遣舰队。舰队由宦官郑和率领，他来自云南，是回族人。第一次出海的船队包括62艘大船、100多艘小船，载有28 000名海员、士兵和商人。航行利用指南针和星象图，采用阿拉伯商人的海上航线。远航的主要目的不是贸易，尽管有些宦官利用这个机会捞了一笔，并且有记载显示，当时有长颈鹿、斑马和其他异国物件被呈献给皇帝。相反，远航的目的是将中国的光辉宣扬海外，并把那些遥远的国家都纳入朝贡体系。郑和手下的士兵在爪哇岛扶立了一位新国王，俘获了与之敌对的婆罗国王和锡兰国王并带回明朝，又与另外19个国家立约，使之成为明朝的朝贡国。这种航海活动的结束与其开始一样突然。多次航海耗资巨大，回报甚微，使国库不堪重负，尤其是在国家与蒙古军队交战和在北京建立新都城的时期。值得注意的并非是这些航行比葡萄牙人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早了半个世纪，而是中国拥有探索全球的航海技术，却决定不去使用。中国人缺乏不安定、贪婪、信仰和好奇心这几种因素的结合，而正是这些促使葡萄牙人出海远航。

清陈璋《榜葛剌进麒麟图》

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榜葛剌（今孟加拉国）遣使入贡麒麟，有宫廷画师据此画了一幅《麒麟图》。后清代画家陈璋临摹此画，取名“榜葛剌进麒麟图”。从画面上看，所谓“麒麟”实为长颈鹿。

永乐之后，中国朝廷的要务是确保扩张后的边疆安全。方法之一是“以夷制夷”。尽管元朝已经覆亡，明朝面临的首要威胁仍来自蒙古，此时蒙古已经分裂为东、西、南三部。明朝与南部蒙古（定居在长城以北）结盟，以抗衡更可畏的草原蒙古部。这一政策在多数时候都起到了作用，但有两次，蒙古人结成了强大的联盟——对成吉思汗战争机器的苍白模仿——足以击败明朝军队。1449年，他们俘虏了明英宗。1550年，他们扫荡了北京。后在16世纪60年代蒙古军队再次发动袭击，被明朝军队击败。1571年，明穆宗与蒙古俺答部签订和约，史称“隆庆和议”。

第二种对付边境线外潜在敌对势力的方法是“朝贡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海外从属国国王的使臣在礼节上表现出对天朝上国万邦之君在政治上的附属。使臣恭敬地来到皇帝面前，行三跪九叩之礼（跪下三次，以头叩地九次），并呈上礼物。作为回报，他们代表的各国国王会得到认可其地位的封印，获准使用中国历法和年号，并被封为明朝的贵族。

中国的邻国鲜有因为表面价值而接受这一体系的（朝鲜王朝可能是一个例外）。他们参与这一体系是为了自身利益和稳住中国这个强大的邻邦。使臣们在北京的起居饮食规格与其身份相称。他们得到的礼物往往比他们送上的礼物价值更高。（然而，一项关于朝鲜使臣的研究表明，有时他们送出的比得到的更多。）此外，他们获准在城中的市场内售卖私有货物。这些好处吸引力十足，以至于有些中亚商人捏造出虚构的国家，自称使者。最后，中国对这些代表团的规模、朝贡频率和货物进行了限制。

清朝的统治模式

明朝后期，由于与蒙古交战，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交战，以及国内其他叛乱的影响，大明国力削弱。最后的外部威胁是满族人——吞下大象的老鼠。

16世纪后期，才干卓绝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其继任者皇太极则称帝，定国号为清。都城还在奉天（后名沈阳）时，这个政权就建立了一套儒家行政体系，包括六部、监察机构和其他汉化机构。当明王朝叛乱四起，官军节节败退时，满族人趁乱入关。他们自称是儒家秩序的守卫者。汉族的士绅认为满族人比叛军首领好，在他们眼里叛军首领不过是盗匪。有几位汉族文人和官员因效忠明朝而闻名，不过大多数人平静地转而效忠新王朝。1644年，清从奉天迁都北京，开始了作为中国王朝的历史。

清朝统治的前几十年主要用于巩固政权。1659年，在转而投靠新政权的明军将领的支持下，清收服了中国南方地区。1662年，缅甸王将前来避难的南明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送交清廷，永历帝后被吴三桂俘杀于昆明。1673年，控制中国南方的三位汉人藩王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起兵反清。但大多数满洲旗下的汉人士兵仍忠于清朝，这场变乱于1681年被镇压下去。1683年，清军收复台湾，台湾成为中国国家统一整体的一部分。

在政治层面上，明王朝崩塌和满族人建立政权造成的断裂程度比人们想象的要低。这不仅是因为过渡时间短，也是因为满族人不同于蒙古人，在征服中国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汉化。明朝时，他们受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由部落组织构成辖区。在进入中国之前，他们已经具备管理定居在长城以北满洲地区的汉人的经验。

清佚名《台南地区荷兰城堡》

台南安平古堡，古称奥伦治城，是台湾地区最古老的城堡，由荷兰人修建，也是郑氏第三代的府邸。

清朝统治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是两位才能卓越而且在位时间长的皇帝的统治，延续到了近19世纪。第二是新制度的出现，保证了作为少数的满族人得以把持权力；这些新制度成为前文所探讨的政治势力——皇帝、官吏、宦官和士绅——的补充。

康熙和乾隆

清朝第一位杰出的皇帝是康熙（1661—1722年在位）。他生于1654年，即清王朝建立十年后。他7岁继位，13岁亲政，统治到1722年去世。他精力充沛，每天黎明时分就起床批阅奏章，随后开始一天的日程，接见群臣。他亲自主持殿试。康熙熟读儒家经典，因支持编修《明史》《康熙字典》和一部一万卷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得到文人学士的拥戴。他开放了四个对外贸易港口，兴修公共工程，加固淮河、黄河堤坝，疏浚大运河。他在位期间曾六次巡视南方诸省。康熙对欧洲科学也颇感兴趣，曾与从明朝接管的耶稣会天文学家共同做研究。康熙与三十位后妃生了三十六个儿子和二十个女儿——但多数都夭折了。简而言之，康熙堪称皇帝的典范。他也对旨在保留满族人身份特征的各种政策负有责任。像从前的忽必烈一样，他在蒙古草原南部边缘地带修建了夏宫，在那里打猎、驯鹰、骑马，像牧场主一样自由自在。

第二位杰出的皇帝是乾隆。他于1736年登基，这时距他祖父康熙去世过去了十四年，他在位直到1795年。乾隆在位期间，清朝的繁荣强盛达到了顶峰。乾隆像康熙一样，强健、睿智、尽职、细心、勤勉。他也曾巡视南方。他支持学士们完成了一项浩大工程：编修《四库全书》，收录了经、史、子、集约一万五千部书，耗时近十五年。（他对审查批评满人统治的著作也负有责任。）乾隆帝直到晚年才有所松懈，容许他的宠臣和珅长期腐败，其腐败规模空前。1796年，白莲教起义爆发。乾隆的继任者嘉庆平息了乱局，命令腐败的和珅自尽。从此以后，贯穿整个18世纪的财政充盈局面不复存在。然而，进入19世纪，中国的政治体系完好无损，社会平稳。对即将发生的一切，几乎没有任何预兆。

清郎世宁《乾隆皇帝大阅图轴》

这幅图轴是乾隆29岁时的戎装像，显示出他精神焕发。郎世宁基本上是采用中国传统绘画的工具和材料，但取得了西方细笔油画的艺术效果。

清佚名《头等侍卫呼尔查巴图鲁占音保像》

清宫廷画师所绘，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占音保是乾隆时期将领，任侍卫，在征讨回部的战事中立功。图上赞语为：“赤手长鲸，阵俘卫诺。贼级累累，注之一槊。捧檄辟展，达巴里坤。马不刷鬣，还报军门。”

新制度

对任何政权来说，最重要的支柱都是其军事力量，这一点在统治者是少数民族时尤为关键。清朝军队的基本单位是旗——得名于军队的旗帜，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满洲八旗下的牛录（每牛录300人）数目比另外两族的多；蒙古、满族士兵与草原盟友加在一起，数目是军中汉人的两倍还多。并且，汉军八旗主要由居住在满洲地区的汉人组成，他们自清政权奠基时起就是其组成部分。满族戍卫部队单独编制，不受汉人官员管辖。朝廷向其发放薪俸，赐予耕地。满族人不得与汉人通婚，子女必须学习满语，不得为女儿缠足。1668年，清廷设立了一道柳条边篱笆墙，封锁满洲的北部和中部，作为战略自留地，不许汉人移民进入。

在旗军之外，还有一种汉人警卫部队，称为“绿营兵”。起初，旗军与汉军之间的区分极为重要。后来，随着王朝的统治渐渐常规化，军事力量的民族成分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清政府的第二个特点被称为“满汉分治”，中央政府的关键职位都任命一满一汉两名官员。清朝早期，得到任命的汉人多为旗人或个人效忠于满人的汉人。在省一级，满族军政官员监管汉人文官。在省级长官之下，大多数官吏和几乎所有的县官都是汉人。

北京颐和园八旗兵营图（局部）

约绘于晚清时期。全图以颐和园为中心，着重绘出了遍布于颐和园周边的八旗兵营。

清代政府的第三个特点是满语的角色。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与汉语完全不同。满语作为口语发展了几百年，但从1599年开始，它借用了蒙古文字，成为一种可以书写的语言。追溯这一书写体系，蒙古文来自回鹘文（竖着写），而回鹘文来自粟特文（横着写），粟特文则最终来自亚拉姆文。亚拉姆文也是希腊文、拉丁文和其他欧洲语言字母的来源。皇帝的很多敕令都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满族大臣要用满文书写与皇帝的往来奏章。欧立德指出，在写给皇帝的奏章中，汉族官员的落款是“臣”，而满族官员使用更亲近的“奴才”。在清政府中，满族人组成了一个内部“宗族”类别。

清朝的对外关系

与以往一样，清朝统治期间，中国受到的主要外部威胁来自北方和西北方。俄国在伊凡雷帝（“恐怖伊凡”，1533—1584年在位）在位时期疆域扩张，向东横贯西伯利亚，向南与钦察汗国的残余势力相接。到17世纪60年代，俄国商人、捕猎者和冒险家到达了满洲北部的黑龙江，在那里修筑工事，与东蒙古部人做生意。（这使我们想起法国人深入加拿大也是在这十年间。）为了防止俄国和蒙古建立友好邦交，17世纪80年代，康熙在满洲设立了军事据点，将俄国人驱赶到黑龙江下游。这一胜利发生于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在位早年，导致了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双方在耶稣会士翻译的帮助下展开谈判，条约规定俄国撤出满洲北部地区，允许俄国商队到访北京。

在西边，情况较为复杂，是俄国、西蒙古部和西藏间的三边关系。康熙和乾隆先后与蒙古交战，进军西藏，1727年与俄国签订了一份新条约。清朝在战争中曾暂时取得约260万平方公里新领土的控制权。这些地区成为受保护领地，由理藩院管辖，独立于其他省级行政管理体系。中国人的帝国观念由此得以彰显。从那时起，即便后来中国的边境在19世纪有所收缩，中国人一直坚持清政府确定了中国的合法国境线。

与西方的接触

欧洲人曾在唐朝和元朝到达中国，但直到16世纪随着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才有大量欧洲人来到中国。这当中有些人是传教士，其中受教育程度最高、最为精明慎重、恪守纪律、积极进取和成功的是耶稣会士。耶稣会士最早在明代来到中国，起初披上了佛家僧侣的衣袍，但在学习了一些中国文化后，换上了儒生的外衣。他们研习汉语和儒家经典，与儒生展开对话。他们利用天文、地理、雕刻和火器知识进入北京的朝廷，得到天文官署（钦天监）的职位任命。

1644年满族人取得政权后，耶稣会士经过短暂的挣扎，保住了自己的职位。他们用望远镜、时钟和击弦钢琴勾起了朝廷上下的好奇心。他们尝试传播基督教，斥责道教和佛教是迷信，但主张儒家学说是一种理智的哲学，可以作为基督教的辅助，正如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欧洲可以辅助基督教神学。他们把儒家祭拜祖先的仪式解释为世俗行为，因而与基督教是非对抗性的。有几位朝中高官皈依了基督教。康熙对耶稣会士的学者风度颇有好感，也称赞他们铸造的火炮，但对其宗教并无好感：“朕曾问南怀仁（耶稣会士），为什么上帝非要让耶稣死去，否则就不宽恕他？虽然他试着回答，但朕没听明白。”[3]

与此同时，与耶稣会敌对的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传教士向罗马报告说，耶稣会士容忍儒家仪式。争论接踵而至，漫长复杂，但最终，教皇在1715年和1742年颁布诏书，决定驳回耶稣会士的意见，禁止中国基督教徒参与家族祭拜祖先的仪式。于是，尽管还有少数几名耶稣会士仍在朝中任职，但基督教被清朝禁止，教堂被查封，传教士被迫逃亡，信众人数下降。

其他欧洲人到中国是为了做生意。16世纪早期，葡萄牙人最先到来，但行为恶劣，被驱逐出境。他们在16世纪中叶卷土重来，获准进行贸易，但只能在小小的澳门半岛上，这里有城墙将其与中国其他地方分隔开来。随后到来的有来自东印度（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1699年到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和1784年到来的美国人。起初，西方人与来自东南亚的商人混在一起，开展颇为开放的多边贸易。之后，在18世纪早期，出现了更为严格的“广州体系”。西方人只获准在广州——他们称其为“Canton”——开展贸易。他们只被分配了城墙外沿河的地区，不得进入城中。他们也不能把家眷带到中国。他们必须服从中国法律，受到官方性质的商人行会控制。尽管如此，这些西方人和他们的中国同行都生意兴隆。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印度和英国之间开展三边贸易，使英国人能喝上茶，穿上丝绸衣服。私有财富开始累积。金属货币流入中国，主管商业的机构财富迅速膨胀。由于对种种严格限制感到不满，1793年英国政府派出马戛尔尼使团前往中国展开谈判，讨论开放其他港口、确定税率等事宜，并向清朝廷呈上礼物。乾隆皇帝收下了马戛尔尼送上的礼物，但拒绝了他的请求——尽管马戛尔尼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但中国人仍视之为朝贡。对外贸易仍局限于广州，远离北京，而且在中国其他地方几乎无迹可寻。

乾隆帝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国书

乾隆帝拒绝了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提出的改变严格的广州体系的请求。以下这封国书反映出中国人在面对其他国家时的优越感，以及他们自认为中国是世界的“天朝上国”。

乾隆帝优越感之下的哲学基础是什么？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乾隆帝会见马戛尔尼使团

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画师、制图师、乐师、军官等一行84人访问清朝，名义是代表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向乾隆皇帝表贺其八十寿诞。

广州十三行街一景

十三行是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在广州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后来，这片对外贸易专区被称为十三行街。图中反映的是18世纪70年代十三行街的景象，图中的建筑具有西方特色。

明清文化

关于明清文化可以提及的一点是，像人口和农作物一样，文化较过去也更加丰富了。无论我们说到士绅、文官或专业化的文人阶层，其人数和著作数都远超历朝历代。即使是基层文人或哲学家也可以出版自己的文集，或由崇敬他们的门生为其出版。书店在明朝发展成熟：店中售卖儒家经典和注疏、唐宋诗集，以及彩印画谱、小说、色情作品和科举考试八股文范文集。

明陈洪绶《升庵簪花图》

杨慎，号升庵，明正德、嘉靖年间的文学家。他才华满腹，正值壮年，却受父案牵累被贬官云南。在云南时，他常常醉饮，用胡粉敷面，作双丫髻插花，请伎女捧觞。此图正描绘了他在流放时的这种放浪生活。

受到佛教的影响与冲击，中国文化在宋代开始向内转化。这一趋势因后来汉人对蒙古人统治的反感而加快，并延续到明清，中国文化这时面对外来影响几乎刀枪不入。清朝统治在其中的影响似乎微不足道。由耶稣会士译成中文的数学和科学著作，在中国学术中也几乎没有留下印迹。当然，中国文化的自我满足反映出其传统和社会秩序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也构成了一个有缺陷的封闭的观念体系。这些缺陷在19世纪逐渐凸显出来。在这五个世纪中，正统思想是朱熹的新儒学。从明代中期到晚期，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年）类似禅宗的学说引发了一些扰动，他因言行激进而被下狱、殴打，还一度在政治生涯的辉煌期被流放。

另外几位有创见的思想家由于拒绝清廷任命的官职，在20世纪早期反对清朝统治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受到赞誉，但他们在自身所处的时代则影响有限。其中最具革新性的是顾炎武，他的著作包括哲学与治国之道。他运用哲学和音韵学去探求经典原意，将其务实的准则与王阳明的“空谈”相对比。顾炎武的后继者拓展了其哲学研究，发展了文本研究的考证方法，但忽视了其政治意蕴。清朝统治者钳制非正统思想，17世纪大爆发的创造性渐渐衰微，最终熄灭，变成狭隘、呆板的墨守成规。直到19世纪末，才有思想家从这些研究中提炼出带有激进色彩的推论，这种推论同样出现于欧洲的《圣经》文本研究中。

法海寺壁画《普贤菩萨图》

法海寺位于今北京翠微山南麓，建于正统四年（1439年）至正统八年（1443年），寺内壁画绘于同一时期。绘制者为宫廷画师，画风工细精致，场景气势宏大而伟丽。

明清时期的中国人最为推崇的是那些传统的高雅文化：绘画、书法、诗歌、哲学。这不无道理。精美的瓷器也出现了。明代前期，青花瓷最常见；明代后期和清代，通体绘有珐琅彩、更具装饰性的器物广泛流行。欧洲的制瓷工业始于16世纪，试图模仿这些器物。中国和日本瓷器对欧洲瓷器的巨大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今天的中国人回顾历史时，却把小说视为明清时期最突出的文化成就。

前现代中国的小说脱胎于早期说书人使用的话本。与话本故事一样，中国小说由串连起来的章回构成。早期小说的每章末尾通常会提示读者不要错过后文的精彩发展。明清时期科考失败的文人常常创作小说，并在作品中挖苦讽刺官员。由于多数小说是用白话文写成，在文人圈子中并不体面，作者一般会使用笔名。有两部生动的短篇故事集有英译本：《三言二拍》和《宋明平话选》。很多故事（尽管未收录入这两部选集）包含色情描写。事实上，明代人可能发明了诙谐艳情小说，例如已有英译本的《肉蒲团》和《金瓶梅》。这类作品在清朝刻板的统治下遭禁，20世纪时在日本的收藏中被重新发现。

以下简介几部或许能表现中国人口味的重要小说。

1. 《三国演义》。1522年出版，讲述汉末三国时期中国的政治军事乱局。作者的身份尚不确定，他像莎士比亚一样，运用历史背景，创造了一个戏剧化的世界，其中人物性格决定了事件的结果。到明朝末年，这部书已出现超过二十个版本，在日本和朝鲜也极为流行。

2.《水浒传》。该书讲述北宋末年，108位绿林好汉为躲避官府压迫，在山泽中安营扎寨，像罗宾汉一样，报复为非作歹的腐败官员。此书用独立章回讲述每位英雄逃离社会的原因和他们那些勇敢无畏的有趣历险。这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在清代，尽管该书由于含可能颠覆政权的内容而被官方列为禁书，但仍受到广泛传阅。

3. 《金瓶梅》。这是一部艳情小说，讲述城市富商西门庆的淫乱生活。此书生动刻画了众多女性形象，讽刺了贪官污吏和贪婪的僧侣。全书最后，主人公因纵欲过度而毙命，他的家庭——六位妻妾和孩子们——随之解体。这部小说早期的英译本中有大量段落使用了拉丁文，以保护那些没有学习过拉丁文的人不受思想腐蚀。（尽管具有文学价值，这部小说和其他同类型的作品一样，在毛泽东时代被列为禁书。近几十年大众可以重新看到此书了。）

4.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该书通常被视为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它叙述了清代早期世家青年贾宝玉的成长历程，他出生于富贵却江河日下的家族。评论家赞誉其精妙和深刻的心理描写。人类学家从中挖掘有关中国枝繁叶茂的大家族的信息及其对社会关系的描写。与其他明清小说一样，这部书到20世纪西方小说进入中国后，才被尊为伟大的艺术作品。

5. 《儒林外史》是清代早期一部抨击儒生和官吏的讽刺小说。

文曲星

《儒林外史》描绘的众多人物中有一位叫范进。他面黄肌瘦，胡须花白，穿着破旧的亚麻布袍，在五十四岁时终于通过了院试，成为秀才。他回到家后，岳父胡屠户设宴道喜，并吩咐一番。但当范进向胡屠户借钱去参加乡试时，得到了如下回应。

为什么像《儒林外史》这样的讽刺小说未能动摇清代社会的根基？

……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道：“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来！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是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你心！……”

［范进还是参加了乡试。他回到家时，发现家里人已经饿了两天。范进到集市上去卖鸡，与此同时，报录人骑马而来，通报他通过了省里的乡试。范进回到家，看到报帖便昏了过去。醒来后，变得疯疯癫癫。一位报录人建议由范进平日惧怕的胡屠户打他一巴掌。胡屠户犯难了。］（此段概述情节，非原文，后文中［］内文字同。——译者注）

“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

［最后胡屠户还是打了范进一巴掌。范进清醒后，迎来一位当地乡绅拜访。此人“头戴纱帽，身穿葵花色圆领，金带、皂靴”。他对范进说：“世先生同在桑梓，一向有失亲近。”来访者在表达敬意后，赠予范进五十两银子和一处更适宜居住的房子。很快，又有人送给他田产、什物、钱、米和仆人。本回结尾处，在几日宴请后，范进的妻子督率着丫鬟们洗碗。这时范进的母亲走了进来。］

老太太看了，说道：“你们嫂嫂、姑娘们要仔细些，这都是别人家的东西，不要弄坏了！”

家人、媳妇道：“老太太，哪里是别人的，都是你老人家的！”

老太太笑道：“我家怎的有这些东西？”丫鬟和媳妇一齐都说道：“怎么不是！岂但这些东西是，连我们这些人和这房子，都是你老太太家的！”

老太太听了，把细磁碗盏和银镶的杯盘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声，往后便跌倒，忽然痰涌上来，不省人事。

不知老太太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历史视野中的帝制时代后期的中国

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或世界上其他地方开启了通向现代的大门？为什么在中国（同理，在日本）那样复杂的商品经济中没有产生工业革命？直到1500年前后，从多方面衡量，中国都领先于欧洲。答案显然要从欧洲史中寻找。不过，仍有一些比较或许能说明一定问题。

1.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欧洲资本主义是由新教伦理激发的，中国、印度和欧洲天主教国家缺乏这种伦理。但是，中国讲求朴素、节俭和勤劳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伦理不是与新教伦理相类似吗？或者，如果像韦伯所说，工业革命需要一种更深刻的、加尔文主义的救世渴望，为什么日本、中国和东亚其他地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能取得如此爆炸式的增长？

2. 是否是科学造成了这些不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大学教授数学、希腊科学与阿拉伯科学，最终促成了哥白尼和牛顿的出现。中国的课程中则没有这类学科，这是否阻碍了中国取得突破？有些历史学家会质疑这一假设，提出西方的工业革命在科学做出巨大的贡献之前就已经走上正轨。

3. 英国自学成才、发明了水力织布机和蒸汽机的技师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奖励。在中国，没有专利权保护发明家，也没有经济学家为发明家著书立传，认为他们造福了社会。财富和名誉始终为官僚士绅所保有，他们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享有地位，鄙视依靠双手劳动的人。（当然，在之前的朝代，中国人在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依然有灿烂的发明。）然而，所有人都认同，明清商业增长没有带来机械工业的突破。

4. 另一个因素是资本。在欧洲，随着商人和商业银行投资机械工业，商业资本转变为工业资本。在中国，明清商人更倾向于投资田产——这样做光鲜，面对贪婪的官员也比较安全，或用商业资本来扩大其商业经营活动的规模；同时，即使在19世纪，廉价的劳动力可能使发展西方那样的机械工业无利可图。

5. 官僚体制是现代性的关键组成要素。它对行政的作用如同流水线对制造业的作用，把复杂的任务分解成多个简单任务，使效率大大提高。在西方，官僚体制直到最近几个世纪才出现。官僚来自新生中产阶级，加强了君主制和后来的民族国家的权力，对抗封地贵族；他们代表了才能对世袭特权的胜利。中国官僚与欧洲官僚有很多共同点。他们使行政更高效。中国官僚是精英，才能出众，受过中国经典教育，正如英国官吏受过古希腊罗马经典教育。但中国官吏在某种程度上又与欧洲的不同。他们并不站在旧制度的对立面，而是拥护旧制度。他们掌权了至少一千年，是拥有田产的士绅的组成部分，尽管其中的世袭贵族早已不复存在。尽管有才能，19世纪的中国官僚成为现代性的主要障碍。

6. 最后总被重复提及的一点是，中国对其他文明和民族不感兴趣，视其为蛮夷。当耶稣会士试着介绍科学——诚然，耶稣会士自身对其热情也有限——中国人的反应是偶尔感到好奇，更多时候则漠不关心。有几位耶稣会士被任命为翻译和宫廷天文学家，或者被用来铸造火炮。中国人对其他文明缺乏兴趣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对自身文明的丰富性深为欣赏，以及其核心政治制度——皇帝、官僚、科举制度、士绅和儒学——的凝聚力多个世纪以来一直稳如磐石。他们的制度证明了自身价值，根深蒂固。他们的信仰如此内在化，几乎是一个封闭体系。

思考

1.传统时代晚期的中国经济为什么增长？

2.明清王朝如何在如此长的统治时间里统治得如此出色？

3.清朝的统治更像蒙古人的统治还是明朝的统治？康熙和乾隆在哪些方面与汉人皇帝难以区别？

4.明清两代的对外关系为中国在19世纪与西方的关系做了准备，你怎样描述这种准备？

[1] 马市是指买卖马匹的市场。“瘦马市”指的是买卖妾的市场。这一名称含有贬义。

第5章

近代中国（1839—1949年）

本章概要

清朝统治的终结 \ 从王朝统治走向军阀政治（1895—1926年）

文化和思想激荡：“五四运动”（1914—20世纪20年代）

国民党治下的中国 \ 历史视野中的近代中国

在世界史上，自19世纪中叶起，西方成为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力量，其工业产品和坚船利炮到达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它信仰自由贸易，并用武力将之强加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这引发了遍及全世界的变化。但是，由于内部实力不同，各国对西方影响的回应差异巨大。事实上，“对西方的回应”在各国历史上尽管十分重要，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19世纪的中国，亿万民众终生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从积极的光明一面来看中国近代史，可以说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是相当成功的，尽管被迫接受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逃过了如印度、缅甸、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朝鲜等亚洲国家那样沦为殖民地的命运。而且，从今天的视角回顾，我们注意到，儒学比任何其他地区的超世俗宗教对科学和现代观念的阻碍都要小。与伊斯兰教、印度教或基督教不同，在面对更加强大的19世纪科学及相关信条的世俗主义时，儒学的世俗性正好使其自身分解，让位于科学的世俗主义。当然，很多儒家价值观深植于社会，使曾作为它们组成部分的哲学体系得以留存。事实上，儒家社会政治认同“崩塌的产物”之一是一种新的、强大的民族主义。

但是，19世纪中国的历史图景也被染上了一层黑暗的色调。我们称之为近代中国，但它更多的是中国遭遇近代西方的世纪，而不是中国自己走向近代化的世纪。第一阶段始自鸦片战争（1839—1842年），终于清朝灭亡（1912年），除了一些特别事件外，中国基本没有受到西方的明显影响。即使在鸦片战争——这一事件比1853年到1854年美国准将马休·佩里“访问”日本重大得多——结束后，王朝仍过了整整七十年才灭亡。满族统治精英和传统士大夫展示了非凡的持久执政能力。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他们深植于内心的儒家教义，部分是由于环环相扣的制度体系——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科举制、学校、家族和宗族，还有一部分是由于缺乏可行的替代方案。19世纪中期，地方领袖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的重建中展现出的高效使王朝体系一度重振。传统方法只有在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中才不起作用：在海上遭遇比自身实力强大的国家对中国来说是一种新体验。1912年前的七十年时间里，西方发展得更为强大，中国只是人口更多了而已。

中国近代史的第二阶段始于1912年，终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其间充满动荡和苦难。清朝灭亡后出现众多军阀，或许可以视为王朝交替时的正常现象。当同时具备其他情况时，在一段时间后就有可能诞生一个新王朝。但是，其他情况不同了。“五四运动”对传统的激烈批判宣告了儒家国家的终结。军阀时代之后，紧接着是军事上部分统一和持续混战的年代，其后是抗日战争，然后当多数国家回归和平时，中国又陷入了四年艰苦的内战。有人认为，某种意义上中国在这个近代世纪是“失败”的——这种较为阴暗的看法并非西方强加于中国的观点，而是中国人自己的看法。

清朝统治的终结

鸦片战争及其后时期（1839—1860年）

18世纪的三国贸易——英国货物销往印度，印度棉花销往中国，中国茶叶销往英国——对中国最有利。白银流入中国，刺激了中国市场更加货币化。随后，英国人用印度鸦片取代棉花。到19世纪20年代，中国的贸易顺差地位扭转，白银开始流出中国。

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危机，英国东印度公司丧失了中英贸易垄断权。鸦片贸易盛行。为了制止鸦片的危害和货币外流，中国政府从1836年起对鸦片实行了一道初期禁令，关闭吸食鸦片的鸦片馆，处决交易鸦片的中国人。1839年，朝廷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州监督禁令的执行。林则徐继续打击中国鸦片交易商，销毁了外国商人持有的2万余箱鸦片——相当于6个月的供应量。这些举措造成了中英之间的对立局面。

1839年11月，清军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军在广州虎口外的穿鼻洋击败英国战舰的挑衅，史称“穿鼻之战”。1840年6月，十六艘英国军舰抵达香港，此后两年间，英军发动战争，炮击港口，占领城市，试图与中国展开谈判。中国军队枪炮老旧，毫无战斗力。最终，战争于1842年8月结束，双方签订《南京条约》，这是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这一条约不仅终结了原本将西方贸易限制在广州的“广州体系”，还为英国提供了条件优越的香港深水港、巨额赔款，并开放了另外五个口岸：广州、上海、厦门、宁波和福州。英国商人及其家属可以在这些口岸城市居住和从事贸易活动；英国可以在每个城市任命一位领事；英国居民获得治外法权，遵守英国而非中国的法律。条约还包括“最惠国”条款，规定英国自动获得任何其他国家获得的所有权利。在与英国签订条约后，1844年，中国与美国和法国也签订了类似条约。与美国的条约允许在条约规定的口岸城市建立教堂、组织教会，与法国的条约允许天主教的传播。

签订这些条约之后，中国进口的鸦片数量从3万箱上升到1879年的最高值8.7万箱。此后，进口数量在1906年下降至5万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终止。但是，其他类型贸易的增长情况并不理想，西方商人把增长不足归咎于中国官员设置了人为的限制。他们还抱怨说尽管签订了条约，但广州仍没有开放贸易。就中国朝廷而言，他们被中国输出苦力所激怒，这些苦力在古巴和秘鲁条件极其恶劣的种植园内劳作。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断断续续持续到1860年，英军指挥官额尔金伯爵和一支法国军队占领了北京。结果签订了新的一系列条约，又给西方列强提供了巨额赔款，开放了十一处新通商口岸，允许各国在北京设立驻华使馆，允许基督教在中国各地传播，以及鸦片贸易合法化。

《南京条约》签订现场

1842年8月29日，在英国军舰“康华丽”号上，清廷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幅油画是由条约签署亲历人约翰·普拉特于1846年绘制。

在英国人为了贸易权和中国开战的同时，俄国人在蚕食中国北部边境地区。19世纪50年代，俄国沿着黑龙江建立了定居点。1858年，中俄签订《瑷珲条约》，中国将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割让给俄国。1860年，中俄又签订《北京条约》，中国将乌苏里江和太平洋之间的沿海地区割让给俄国。

林则徐力劝维多利亚女王遵守道德

1839年，在中国的英国人要求自由贸易和保护其居民的合法权利。中国则认为英国人在这些冠冕堂皇的主张背后，一直在倾销鸦片。

关于1839年清王朝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观念，这篇文献表明了什么？当时的清王朝是否仍将中国视为世界性的帝国？

一封国书

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

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唯是通商已久，众夷良莠不齐，遂有夹带，诱惑华民，以致毒流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顾害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愤。大皇帝闻而震怒。……

查该国距内地六七万里，而夷船争来贸易者，为获利之厚故耳。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华民分去。岂有反以毒物害华民之理？即夷人未必有心为害，而贪利之极，不顾害人，试问天良安在？闻该国禁食甚严，是固明知之为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则他国尚不可移害，况中国乎？

……设使别国有人贩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之也。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

……今定华民之例，卖者死，食者亦死。试思夷人若无带来，则华民何由转卖，何由吸食？是奸夷实陷华民于死，岂能独予以生？彼害人一命者，尚须以命抵之，况之害人，岂止一命已乎？故新例于带来内地之夷人，定以斩绞之罪。所谓为天下去害者此也。

……凡在一年六个月之内，误带，但能自首全缴者，免其治罪。……可谓仁之至义之尽矣。

反抗清王朝的叛乱（1850—1873年）

比起外国的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对清朝统治更直接的威胁是1850年到1873年震动全国的太平军、捻军以及回民起义。它们所造成的创痛和苦难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据估计，在太平天国运动的14年间，有2000万至3000万人失去了生命。加上在其他叛乱和水旱灾害中损失的人口，中国人口减少了6 000万，直到1912年清朝灭亡都没有恢复到叛乱爆发前的水平。

太平军的发起者是洪秀全（1814—1864年），他原是一位私塾先生，出生于广东一个贫穷的客家人家。洪秀全四次参加科考均告失败，因此患病，出现幻觉。他在广州接触到新教布道书，受到影响，宣称自己是耶稣的弟弟，得到上帝授意，为中国驱除恶魔——包括满族人、儒生、道教徒和佛教徒。他创立了拜上帝会，追随者剪去辫子，作为反对清朝统治的标志，清廷称之为“长毛贼”。太平军起初毁坏各地孔庙，激起士绅反感。不久，太平军队伍中加入了农民、煤矿工、烧炭工和无人雇用的搬运工等。1851年，洪秀全宣布建立太平天国，两年后占领南京作为都城，改称天京。战区持续扩大，直到太平军控制了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他们征战的范围最终涉及中国内地18个省份。当时，太平军人数达百万之众。

太平天国的教义结合了基督教《旧约》和中国改革者常用的经典《周礼》。太平天国清教徒式的严格道德准则来自前者，土地平分观念则来自后者。太平天国禁止鸦片、烟草、饮酒、赌博、私通、娼妓和缠足。他们崇尚孝道；宣称女性与男性平等，女性同样可以担任行政长官和军事统帅。简而言之，与前朝的叛军类似，太平军也将道德改革、宗教狂热和对平等社会的幻想集于一体。

太平天国运动有几个弱点。太平军多数领导者受教育水平很低，无法进行有效的治理。太平军也无法吸收士绅。太平军占领区被划分成几个王国后，纷争爆发。太平军没能联合同样反对清朝统治的秘密组织，也没能联合西方人。西方人在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之前保持中立，之后则支持清廷。此外，太平天国的很多理想并未实现。例如，土地并没有得到重新分配，并且尽管太平天国教义强调朴素和一夫一妻制婚姻的神圣，洪秀全却和众多嫔妃过着奢华的生活。

其他叛乱虽然鲜少得到记录，但却比太平天国运动持续得更长。捻军位于太平军以北的淮河沿岸，起初是盗匪，生活在围寨中，秘密结社，以打劫周边乡村为生。他们逐渐建立起军队，征收赋税，占领了26万平方公里土地。清政府担忧捻军会和太平军联合起来。持续时间更长的动乱是回民在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反清活动。与太平军一样，这些叛乱发生在清朝官军稀少的地区，利用了清王朝国力衰微的时机。

对阵叛军时，满族八旗兵和汉族绿营兵显得毫无用处：前者仅能防御，后者只能对付手无寸铁的农民。有成效的第一步出现在1852年，朝廷派曾国藩（1811—1872年）到湖南组织当地军队。曾国藩是儒家科举体系的精英，在京为官。他将满族人视为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管理者，他本人是其精英成员，而叛乱的汉人会毁坏社会秩序。到达湖南后，他招募士绅担任军官。从明代开始，士绅阶层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在地方政务中履行很多职能，有时还组织地方军事力量。他们不只是儒生，也是地主，如果叛乱者当政，他们的损失最重。他们在家乡募兵。曾国藩的“湘勇”阻止了太平军的推进。

太平天国玉玺玺文

方19.9厘米×19.4厘米，原印由汉白玉制成。玺文为：“太平玉玺。天父上帝，恩和辑睦；天王洪日，天兄基督，救世幼主，主王舆笃；八位万岁，真王贵福，永定乾坤，永锡天禄。”据曾国藩的奏稿说，这方玉玺是湘军在攻破太平天国天京时所缴获的。

1860年以前，满族保守派把持朝廷，他们限制曾国藩的权力，对推行条约拖沓不前。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保守派失去立足之地。改革派政府取代了保守派，开始进行内部变革，实行与西方列强合作的政策，并委派曾国藩为统帅镇压叛乱。曾国藩选贤任能，培养其他地方军队，李鸿章（1823—1901年）及其淮军尤为善战。外国人和上海的商人又为其提供支持。来自关税的财政收入和外国舰船及武器，对曾国藩的军队至关重要。1864年，在长期激战后，南京被曾国藩攻取，太平天国覆亡。1868年，曾国藩和李鸿章镇压了捻军叛乱，五年后又平息了回民叛乱。依靠地方士绅的文官拯救了清王朝。

自强和衰落（1874—1895年）

19世纪中叶的叛乱被镇压后的二十年证明，没有唯一“正确”的历史观。例如，与宋朝或明朝末年相比，19世纪最后几十年看起来还不错。虽然清王朝经历了空前的破坏，但其韧性和重建能力却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从行政权力下放的角度来看颇为先进。在边境地区，清政府甚至在失去一些领土的同时收复了另一些地区。但是如果我们换个方式，考察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效果如何，或者比较中国与日本的进步，那么同一时期的中国看起来几乎停滞不前。历史学家通常根据当时流行的宣传语，称之为“自强”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的新创造不计其数，因此这一用语并无不妥。然而，由于西方海军的火力每十年就翻番，中国在世纪末面对的军事力量比鸦片战争时可怕得多。尽管开展了自强运动，这一阶段末期中国的相对实力反而比初期更弱。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后，李鸿章会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进行和谈。伊藤一反常态，直言不讳地问：“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中国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李鸿章答道：“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伊藤平静地回应道：“天道无亲，惟德是亲。”[1]考虑到李鸿章是当时中国权力最大的人物，伊藤的疑惑并不令人意外。

李鸿章

1872年，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摄于天津李府。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仕途一帆风顺，汤姆逊在天津慕名拜访了他。

北京朝廷：朝廷中的情况为中国无力有效作为给出了部分解释。恭亲王（1833—1898年）和慈禧太后（1835—1908年）一同辅佐年幼的皇帝。恭亲王是一位颇有思想的满族贵胄。1860年与英法签订条约后，他于1861年建立了直接听命于军机处的新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处理清廷与在北京的外国使节的关系。第二年，他创办了一所学校京师同文馆，对中国人进行外语培训。然而，他在朝中的地位逐渐削弱，被慈禧太后以谋略压制，1884年被革职。

中国人关于帝国主义的一种观点

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中国学士谈论“自强”，包括修建铁路、蒸汽轮船，建立电报局，装备近代兵器，以抵御西方人。这些西方人“站立如鹰，贪婪似狼，张着血盆大口，对亚洲虎视眈眈”。但作为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外交官，郭嵩焘则对中国的情况做出了不一样的判断。他批评北京朝廷中的文官“糊涂愚蠢”。1884年清廷与法国“夷狄”交涉时，他慎重地说：“与他们通商，他们就会满意了。”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和消费的不平衡使资本的流出成为必须，继而导致对海外市场的占领并把获得的土地变成殖民地。且不论列宁的解释是否有效，事实上，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变成了殖民地。郭嵩焘是否认为西方列强如果获准进行贸易，就会放弃殖民统治？

西洋一主通商……其占踞地方，远至数万里。皆以通商为名，初无穷兵之心，而数反数复，必因衅以逞兵；亦并无争地之心，而屡战屡进，即乘势以掠地。南洋各岛侵占殆遍，无不由此。是以交涉西洋通商事宜，可以理屈，万不可以力争；可以诚信相孚，万不可以虚伪相饰；可以借其力以图自强，万不可忮其强以求一逞。

臣尝论西洋要求事件……一据理折衷，无不可了，一战则必不易了。以其志又不过通商为利，非有仇憾积于其心。察其不轻言战，诘难往复，固有余地以自处，而求各得其利。因其不轻言战而激使狂逞，则为害必多。一经交兵，所用兵费终谋取偿。

慈禧太后

拍摄于1904年。1903年起，清廷驻法大使裕庚任满回国，慈禧召其长子勋龄担任自己的御用照相师。现存慈禧的700多幅照片，大多由勋龄所拍摄。

慈禧太后出身官宦之家，是满族官员的女儿，作为先皇咸丰帝的妃子，为其诞下了唯一的儿子。她受过教育，聪明但缺乏气量，固执己见，思想狭隘。除了特定情况，她既不反对变革，也不支持变革。她对如何在中国进行改革没有任何想法，唯一的目标就是把政治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为了实现这一点，她打造了一套由保守派官僚、军事统帅和宦官组成的政治机构，并维持着朝廷和手握大权的地方军政要员势力之间的平衡。其结果是朝廷几乎难以为继，脆弱不堪，无法有效治理国家，唯一能做的就是同意各省级政府的种种作为。

地方政治：这几十年间，至关重要的人物是几位军政要员：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1812—1885年）、张之洞（1837—1909年）。他们的事迹均具有传奇色彩。他们每人有两三百人的幕僚，握有一支军队，管辖两至三个省。他们对清王朝忠心耿耿，在王朝几乎必定灭亡的局面下力挽狂澜，将其重建，而作为这种忠诚的回报，他们获得了很大的自治权。

他们的第一项任务是恢复国家建设。中国中部的战乱毁掉了养蚕的桑树田，西北部的战乱则毁坏了灌溉系统。数百万人饥肠辘辘，流离失所。这些领导人物为应对这些困难推行了众多卓有成效的应对之策。正如他们调动士绅平息动乱一样，这次他们又在重建中得到了士绅的合作。他们安置难民、设厂施粥，对饱受摧残的长江流域地区减税，重新分配荒废土地，启动水利项目，修建粮仓。到19世纪90年代早期，中国的末代王朝社会重新建立起了福利体系。

他们的第二项任务是自强——引进采用西方的武器和技术。这些军政官员深知中国国力衰弱。为了振兴中国，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建立兵工厂和造船厂，又在70年代和80年代开始商业投资。1872年创立轮船招商局，1876年开采开平煤矿，此后又开办了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织布局等民用工业。这些企业的运营原则是“官督商办”。主要决策由曾国藩等文官做出，每日经营则交给商人。

这种分工导致了矛盾。例如，中国轮船招商局设立时由于私人资本不足，由政府出资一部分。李鸿章对轮船招商局授予特权，垄断税粮和官方货物向天津的船运，并予以关税优惠。这些优势使该公司一时得以和外国公司竞争。但是，李鸿章也用公司的船运送他的军队，用公司资金奖励其政治上的追随者，并通过雇用和解雇经理的方式来插手公司事务。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和经理都迅速卷走自身利益，不再对公司继续投资。不久，英国公司重新控制了中国的内河航运。

通商口岸：到19世纪60年代，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有十六个，这些口岸城市的情况有别于中国其他地方。这些口岸都是拥有特权的孤岛，外国人居住在配备仆从的庄园中，在赛马场上赛马，参加业余戏剧演出，饮酒（在位于上海的世界上最长的吧台），周日前往教堂。这些口岸也是安全的孤岛，由外国领事管理，资本安全，不会被没收，贸易自由，并且“压榨”（官员敲诈勒索）是例外而非惯例。外国公司自然建立在这些口岸内。例如，汇丰银行1865年由英国资本注资成立，用以支持国际贸易以及向中国的公司和银行提供贷款。中国商人也被这些条件所吸引，在外国租界内租地开展经营。中外商人联合进行商业风险投资，比如投资长江上的蒸汽船。进入20世纪，外国租界（通商口岸中永久或长期租借给外国人的土地）仍是中国现代经济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通商口岸和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在条约规定的低关税下，中国工业面对进口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保护。本土棉纺织业几乎被进口纱线完全摧毁——尽管用纱线编织的布料仍能与洋布竞争。中国茶败给印度茶，中国丝绸败给日本丝绸，因为这些国家的产品有质量标准，而中国产品没有。中国出口的产品很少：猪鬃、黄豆和菜籽油。中国对外贸易的水平仍然很低，国内市场则仅仅受到轻微影响。

到19世纪70年代，外国列强与中国达成一致。他们要依赖清廷来维护条约协定；作为回报，列强在清王朝最后的几十年中成为其支柱。例如，到1900年，清政府从关税中得到的财政收入比任何其他来源都多，其中包括田税。税费由海关收缴，这是一个高效而诚实的通商口岸机构。其头目是爱尔兰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他认为自己是在为清政府效力。1895年，海关有700名外国雇员和3500名中国雇员。

边境和周边地区

中国的其他对外关系是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中国因过去的征服或朝贡关系宣称这些地区是自己的领土。这些附属国通常远远不会成为中国政府迫切忧虑的问题，但不失为一面面镜子，能使中国看到自身作为世界帝国的形象。19世纪后期，这一形象在越南和朝鲜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越南：越南位于中国以南，该国于939年从中国独立出来，此后数次击退中国王朝的征伐。越南自视为一个独立国家，但使用汉字，模仿中国的法律体系和政治制度，并在朝贡体系内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中国方面的态度比较简单，把越南视为其附属国，在必要时予以援助或惩戒。

19世纪40年代，1802年建立的阮氏王朝的第二位皇帝开始削弱法国人的影响，并打击基督教。数以千计的法国和越南牧师被杀。法国的回应是于1859年占领了西贡和交趾支那三省，1864年在柬埔寨设立保护国，1867年占领了另外三省，1882年占领河内。清朝此时由于之前在新疆取得的胜利而信心满满，1883年派兵前去支援其附属国越南。结果战争持续了两年，法国舰队扫荡了中国海岸，袭击海滨炮台，击沉舰船。1885年，中国被迫签订条约，宣布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1893年，法国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合并，建立了印度支那联邦。新创办的广东报纸言辞激烈地抨击法国的侵略行径，促进了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越南直到1940年都处于法国的控制之下。

朝鲜：中国与列强争夺的另一个地区是朝鲜，它位于俄国、中国和日本之间，地理位置非常具有战略意义。朝鲜是一个颇具自豪感的古老国家，具有独立地位，国土面积约为英格兰、苏格兰与威尔士之和。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的法律、哲学、历史和制度，朝鲜仍然发展出了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然而，与越南不同，朝鲜自视为中国的附属国。朝鲜统治者即使在自己的朝廷上也按国王而非皇帝的方式行事。朝鲜是唯一按照中国的设想接受朝贡体系的周边国家。

朝鲜王朝（1392—1910年）到了最后几十年，立国已久，国势衰微。它能维持政权，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实行了像日本德川幕府一样完全闭关锁国的政策，并因此得名“隐士王国”。它仅有的对外关系就是与中国的朝贡关系，以及与日本的贸易和偶尔的外交往来。1876年，日本向国际“开放”了朝鲜，与二十二年前佩里对日本采用的策略大体相同。日本从此与中国相争，插手朝鲜内政。朝鲜的保守派和温和改革派寻求中国的支持，在势力和人数上都处于下风的激进改革派则倚仗日本，宣称只有追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彻底的变革的脚步才能保证朝鲜的存续。然而，激进派很快就被镇压了。

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向中国请求支援镇压起义，中国派出军队，但日本派出了更多兵力。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和西方国家本以为中国会轻松取胜，但他们并不了解日本国内发生的变化。结果日本轻而易举地获胜。无论海军还是陆军，中国在军纪和战略战术上都完全不是日军的对手。这场战争结束后，台湾为日本侵占。败于日本使中国的很多人明白，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无可避免。

从王朝统治走向军阀政治

（1895—1926年）

统治中国的官员长期受到儒家经典和中国历史与文学的浸染，在思想上抵制变革。多数官员生活在中国内陆，把19世纪的外来危机视为“沿海现象”，就像被蜜蜂螫伤，疼痛一时，之后就忘了。很少有官员意识到，外来威胁是巨大的。

1895年对日本战败使中国震惊，中国从来没把这个亚洲邻国放在眼里。中国国内的反应是掀起了新一波改革思想的浪潮。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是康有为（1858—1927年），他称中国“衰弱”，“柴堆上酣眠”，将这种局面归咎于“保守派”。康有为称，保守派不懂得孔子本身不仅仅是一个前人智慧的传播者，也是一个改革者。孔子创造了昔日黄金时代的理念，用以劝说当时的统治者接受他的政治思想。康有为继续指出，整个历史都是不断演进的——是从绝对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制再到民主的进程。实际上，康有为并不精通西方思想，他将某种程度上带有神秘色彩的儒家仁德与电力和太空等同起来。尽管如此，他对儒学本质的重新阐释为西方思想进入中国扫除了部分障碍。

1898年，光绪帝本人对康有为的思想表示赞同，并于6月11日发动“百日维新”。他将俄国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和日本明治天皇（1867—1912年在位）而非中国古代君主当作典范。政令相继发布，对中国的学校、铁路、警务、法律、兵役、官僚、邮局和科举体系实行彻底改革。然而，政令仅在湖南省得到了执行，保守派的抵制遍及全国。即使在朝廷中，一百天之后，慈禧太后重新控制了局面，终止改革。康有为和多数改革同伴逃往日本。留在国内的六位改革者被处决，他们后来被称为“戊戌六君子”。

西方列强对1895年战败后的中国进行了瓜分。各国都企图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通常包括租界、铁路权和商业特惠。俄国得到了旅顺口的一处租界，1895年拒绝将辽东半岛交给日本。德国得到了位于山东的租界。英国得到了香港新界和九龙。新的港口和城市开放对外贸易。美国此时忙于夺取菲律宾和关岛，在中国的势力较弱，因此提出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列国在中国享有平等的商业机会，并在此前提下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

当时，中国有一个反对外国势力的宗教社团，名为义和团。其字面意思是“正义与和谐的拳手”。义和团拥有一套仪式、咒语和护身符，他们相信这些能让他们刀枪不入。1898年，他们最先在山东发动起义，此后获得了朝廷支持，1900年进入北京。朝廷宣布对各缔约国宣战，随后对外国使馆区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围困。压抑已久的对数十年来外国侵略的愤恨点燃了对起义的支持。最终，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获得巨额赔偿金，并取得了在京城永久驻军的权利。义和团起义之后，俄国占领了满洲。

梁启超力主中国实行改革（1896年）

康有为之后，中国清代晚期最有影响力的改革思想家是梁启超（1873 —1929年）。

你认为梁启超呼吁的是什么样的改革？

论不变法之害

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觊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惟国亦然。……

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中亚洲回部，素号骁悍，善战斗，而守旧不变，俄人鲸吞蚕食，殆将尽之矣……

中国立国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迈突厥，而因沿积弊，不能振变，亦伯仲于二国之间……一有水旱，道路不通，运赈无术，任其填委，十室九空……教匪会匪，蔓延九州，伺隙而动。工艺不兴，商务不讲，土货日见减色……漏卮日甚，脂膏将枯；学校不立，学子于帖括外，一物不知，其上者考据词章，破碎相尚，语以瀛海，瞠目不信……

清谢缵泰《时局图》

这幅著名的政治讽刺漫画，最早刊登于1898年7月香港《辅仁文社社刊》上，其后有多个版本。此图为收藏在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管理局的版本。漫画反映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领土及周边国家的形势，熊代表俄国，犬代表英国，蛙代表法国，鹰代表美国，日代表日本，肠代表德国。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1899年，美国政府为维护其在远东的利益，先后向英、俄、德、法、意、日等六国政府提出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主张各国在中国的贸易机会均等。

义和团失败后，即使保守派的清朝统治者也明白，固守旧法徒劳无益。一场更加强有力的改革行动展开了，慈禧太后亲自坐镇。但即便改革得势，清王朝仍无法保持足够领先的地位，最终还是被革命推翻。

教育改革始于1901年。女性第一次有机会进入新式学校。儒家思想被取代，学校教授科学、数学、地理和反帝国主义版本的中国历史，点燃了民族主义热情。各种西方思想，如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也传入中国。这些思想多数是通过日文转译传入的。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学者创造的现代词汇移植进入中国。到1906年，中国约有8 000人赴日留学。日本成为中国改革者和革命社团的温床。

军事改革由袁世凯（1859—1916年）发起，他的新军以日本和西方军队为参照。士绅家庭出身的青年受爱国主义激发，与向来重文轻武的中国传统观念决裂，加入新军担任军官。他们效忠将领和国家，而不是当权王朝。

政治改革始于对科举考试体系的改良，纳入了新式学校的内容。随后，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此后，官员从新式学校的毕业生和留学生中选拔。1909年，省级议会成立。1910年，资政院在北京成立，其部分成员通过选举产生。这些议会团体意图汇聚士绅阶层的民族主义思想来支持清王朝，但结果却成了公开表达与清王朝不一致的思想和利益主张的场所。

总而言之，在20世纪的前十年中，帝国体系三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教化、官僚体系和士绅阶层——被弃置或改造，这在仅仅几十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变化激发了1911年至1912年的革命。革命始于四川省爆发的一场反对政府将铁路国有化的起义。革命的参与者包括：

1. 对铁路的既有投资可能受损的士绅。

2. 与北京政府决裂的地方军事统帅。他们纷纷宣布各省独立。

3. 共和派革命者孙中山（或称孙逸仙，1866—1925年）。他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后在夏威夷学习英语并成为一名基督教徒；随后在广州和香港学医。他于1905年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后于1912年将其改组成国民党。

4. 袁世凯。他本是清朝廷召来保卫王朝的将领，却谋划了最后一位年幼的皇帝溥仪在1912年2月的退位。后来他排挤孙中山，自己当上了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总统。

国民党赢得了1913年举行的国会选举。袁世凯因此刺杀了其领袖宋教仁，镇压南方诸省赞成民族主义、支持国民党的将领，孙中山和其他革命者被迫再次逃往日本。袁世凯于是不再有对手，成为中国的统治者。袁世凯没有认清时代形势，1915年12月宣布成立一个新王朝，自己当上了皇帝。然而，建立新王朝的妄想遭到了各地的坚决反对，袁世凯被迫放弃这一计划。他在1916年6月去世。袁世凯之后，北洋政府在北京成了影子般的存在，中国落入军阀之手。军阀中有几位关心地方福祉，但大多数专制残暴，残酷剥削势力范围内的人民。自此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是中国人民苦难、失意的阵痛年代，但同时也是思想激荡的年代。

袁世凯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成立中国帝国，但遭到国内多方势力的声讨。1916年3月23日，称帝才83天的袁世凯被迫宣布退位，后于同年6月6日病逝。

文化和思想激荡：“五四运动”

（1914—20世纪20年代）

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重要的思想家对西方挑战的回应由连续的四种思想模式构成。

1. 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传统儒家教义占据统治地位。在此期间的重大事件是太平军起义。清廷成功平息了动乱并重建社会秩序，说明了这些儒家教义的有效性、持久性和正当性。

2.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模式是“体用改良主义”。本质（体）仍保持为儒家，但实用的发明创造（用）可以向西方借鉴。这一原则使中国重归稳定，在保持中国核心传统的同时，在小处上可以借鉴西方和实行改革，比如建立兵工厂和铁路。这是“自强”运动的思维方式。

3. 随后，当中国在1894年到1895年甲午战争中落败后，直到20世纪的前十年，“体用”之别渐渐被认为并不充分。儒学本质（体）本身必须被重新解读。最有影响力的是康有为的观点，他认为孔子是一位改革家，如果正确理解儒家学说，它也应是一门关于变化的哲学。这一思想为1900年到1911年的激进改革奠定了基石。

4. 在第四阶段，中国的思想家摒弃了改革儒家学说的尝试，转而拥抱西方思想。这一阶段始于清王朝被推翻两年后的1914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1919年“火烧赵家楼”事件之后，“五四运动”爆发，数千学生抗议将之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的巴黎和约。激发学生上街游行的民族主义情绪正是这一思想转化的一部分。重要的思想家们不再诉诸传统思想，而是开始质疑其在解决中国所面临现实问题时的价值。这个思想开放与激荡的时代与军阀统治时期几乎完全重合，这并非偶然。——这个时代正处在旧王朝的思想束缚与即将到来的民族主义时代对思想的压制之间，为思想提供了喘息的机会。

清朝末年留学归来的学者常常定居在条约协定的通商口岸，以求安全。然而，“五四运动”时代，北京成为先进思想的中心。曾担任民国教育部长的蔡元培（1868—1940年）成为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1879—1942年）担任其文科学长。两人都接受过传统经学教育，并通过了科举考试。蔡元培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前往德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袁世凯下台后，他使北京大学成为从日本或西方学成归国学者的避风港。

陈独秀是亲法人士，曾留学日本。1915年，他创办了《新青年》。这一杂志在中国20世纪早期的思想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如同法国大革命中的《意见书》和美国独立战争中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陈独秀在杂志中痛陈中国在儒家教化下的弊病。他呼吁青年一代追求进步、世界主义和科学，支持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

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是鲁迅（1881—1936年）。和当时其他多数重要思想家一样，鲁迅出生于一个士绅家庭。他在日本留学八年，原本学医，中途转学文学。1918年，他的第一部作品《狂人日记》刊载于《新青年》上。作品中的主人公是这个可怜的人物，其疯狂之处在于相信人吃人。鲁迅想要表达的意味是，只有通过疯子的幻想才能真正理解一个畸形的、无人性的社会。

随着“五四运动”发展壮大，在北京出现的思想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尤其是中心城市区。与在首都一样，上海、武汉和广州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特权的抗议游行。尽管多数思想家公开宣扬民主，但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情绪比自由主义更为高涨。只有老一代改革者如康有为和梁启超等还在原地打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和西方唯物主义感到恐惧，主张回归中国传统哲学。

在中国思想革命初期，马克思主义并不引人注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与中国的情况并不相符。更流行的是彼得·克鲁泡特金（1842—1921年）的无政府主义，他提出在进化过程中，互助与为生存而斗争同等重要。但是，1917年俄国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列宁对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的危机阶段的定义立刻显现出其吸引力，因为它将中国的弊病归咎于西方，并为“封建”中国跳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提供了可能性。早在1919年，《新青年》就推出了马克思主义专号。马克思主义学习社团在北京和其他城市成立。1919年，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湖南学生毛泽东返回长沙，成立马克思主义学习团体。陈独秀在1920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在受到一位共产国际人士在组织方法上的指导后，于1921年在上海与其他人共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周恩来（1898—1976年）在巴黎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这时参与的人数很少，但持续稳定增长。

1915年陈独秀《敬告青年》

奋斗、天然之淘汰和新鲜活泼是陈独秀的设想。这与儒家的理想是多么不同！

陈独秀《敬告青年》与中国1915年的政治形势有怎样的联系？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呜呼！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于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

鲁迅

与陈独秀和“五四运动”前后其他作家一样，鲁迅认为中国的旧社会已经腐朽。他感到只有激烈的改革才能使唤醒中国人的人性。

立论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说谎，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Hehe! he, hehehehe!”

小杂感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徐世昌在太和殿前发表演讲

1918年10月，徐世昌被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11月11日，“一战”正式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11月28日，恰逢西方感恩节，徐世昌为庆祝“一战”胜利而在太和殿前举行大阅兵，并发表演讲。参加阅兵的有各战胜国的驻华部队。

基督教青年会学生讲演，警察靠近学生

时间为1919年6月3日，由西德尼·戴维·甘博拍摄。“五四运动”开始后，北京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的决议。从6月3日开始，北京军阀政府在两天内逮捕学生近千人，激起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怒。

国民党治下的中国

国民党统一中国与南京时期（1927—1937年）

1913—1916年袁世凯当权期间，孙中山流亡日本。他1916年回到广州，尽管作为领袖具有巨大的个人魅力，但他却不是一位高明的组织者，他领导的国民党进展甚微。1922年，他一度被广东军阀陈炯明逐出广州。1923年起，孙中山开始接受苏联的建议和支持。在诸如米哈伊尔·鲍罗廷等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他依照列宁模式改组国民党，最高层是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下是省级和县级组织以及基层组织。

孙中山从1905年开始阐明其“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其“民族主义”早期反对清朝统治，此时改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民生主义”原则的内容是平均地权和将“大实业”归为国有。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指民主，但他主张完全的民主必须要经过一党专政指导下的准备阶段。孙中山派蒋介石（1887—1975年）前往苏联学习。蒋介石四个月后归国，一位苏联顾问同行。1924年，蒋介石在广州以南的黄埔成立军校，并用黄埔军校学员组建一支“党军”。孙中山1925年去世。到1926年，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达到数千人，国民党军人数达到约10万人。国民党成长为中国主要的政治力量，党员人数约20万；其领导群体分为左派和右派。

孙中山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

孙中山葬礼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4月12日，灵柩从中山公园移往碧云寺，沿途都是送葬的人群和鲜花。

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促进了国民党的发展。工业在城市中兴起，烟厂和纱厂成立了工会。通商口岸以外地区开始出现新的投资，商会甚至出现在中等规模的城镇中。企业家、商人、官员、记者以及外国公司雇员组成了新的有政治自觉的中间阶层。

城市中的不稳定因素是官办、天主教和新教教会学校的几百万名学生。1925年5月，上海的学生游行抗议外国资本家残酷压榨中国工人。国际租界的警察向游行队伍开火，造成13人死亡，50余人受伤。这一行径更加激起了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热情，全国各地爆发了罢工和抵制洋货的运动，香港的运动持续了15个月。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也有所发展；1926年，党员人数约为2万。共产党在学生组织、工会甚至国民党内部都有很大影响力。在先前达成的一项决议中，孙中山允许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禁止他们在国民党内部组织共产党团体。莫斯科方面同意了这一政策；他们认为共产党力量过于薄弱，尚且无法独立完成任务，通过与国民党合作，其党员能够加入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斗争”中去。例如，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教育部副主任。

到1926年，国民党在广州及周边地区建立起根据地，蒋介石认为北伐地方军阀的时机已经成熟。然而，他对共产党的力量日益壮大感到忧虑，在启程前解除了广州国民党机构内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的职务。北伐始于1926年7月，到1927年春，蒋介石的部队抵达长江流域，在行进过程中不断击败和收编军阀部队。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婚照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

1927年4月进入上海后，蒋介石发动了对共产党的清洗——针对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组织及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仅4月12日前后就有数百人被杀害。共产党的对策是试图控制在武汉建立了政府的国民党左派和发动武装起义，两种尝试均告失败。幸存的共产党人退到西南方的湘赣交界山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国民党左派对共产党失去信心，重新与位于中国新首都南京的右派合作。蒋介石的部队继续北上，于1928年占领北京，并获得了中国北方多数军阀名义上的归顺。这时，多数外国势力都把南京政权视为中国政府。

蒋介石是南京政府的关键人物。由于接受的训练和个人性情，他相信军事力量的作用。他为人刻板、严格，多为人所畏惧而非爱戴，在当时严重腐败的环境下，丝毫不受腐蚀。蒋介石崇奉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南京中山陵的宏伟壮观超过了明朝皇帝的陵寝。但是，孙中山作为革命者，以太平军的革命热情为榜样；蒋介石企图巩固其对地方军阀的控制，以镇压了太平军起义和重建中国稳定秩序的曾国藩为榜样。与曾国藩相似，蒋介石为人保守，并且尽管身为卫理公会教徒，却常常求助于儒家价值观。他于1934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就是复兴这些价值观的尝试。

蒋介石的权力以军队、国民党和政府官僚为依托。军队由黄埔系和从日本受训归来的军官控制，黄埔系在个人层面对蒋介石忠心耿耿。1927年之后，德国军事顾问取代了苏联顾问。他们按照德军的组织方式对蒋介石的军队进行重新整编，包括建立一套行政体系。国民党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军事，其军队扩展成拥有30万人的现代化军事力量。黄埔军校毕业生同时控制着秘密军事警察机构，用以镇压共产党和其他一切反政府人士。国民党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管理的专政组织，蒋介石在1938年成为党主席。

人口稠密的长江中下游省份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然而，国民党无力控制军阀、共产党或日本占领的边远地区。尽管南京时代有所进展：蒋介石的部队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击败了北方的军阀，1934年平息了沿海福建省的一起事变，两年后把势力范围扩张到中国南部和西南部。但直至1949年，其他地区仍为军阀所控制。1931年，蒋介石发动了对江西苏维埃政权的一系列战事。1934年，共产党被迫放弃山区根据地，先向西南转移，之后又转移到西北部的陕西省。在出发参加史诗般的万里“长征”的9万人中，只有2万人活了下来。在这次长征中，毛泽东从莫斯科训练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领导人手中取得了指挥权，树立了有别于以往的军事观，即一个革命性的列宁主义政党可以以农民为基础。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在满洲拥有特别权益。当蒋介石北伐和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威胁到日本的地位时，1931年，日军的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宣布满洲独立。此后数年间，日本军队向南推进到长城脚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要求蒋介石抵抗，但蒋介石深知他的部队相比日军实力悬殊，做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1936年，蒋介石在视察西安时，被张学良扣押，直到他同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然而第二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的形势再一次发生变化。

战争与革命（1937—1949年）

1937年，国民党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国内和国际上都被承认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而经过长征的共产党刚刚开始在贫瘠的陕西重建力量，该地区对蒋介石的部队来说过于遥远，难以深入。但到了1949年，共产党成功掌控全国，包括国民党从未控制的边境地区，蒋介石和国民党被迫逃往台湾。这期间发生了什么？

抗日战争是关键事件。战争始于1937年7月北平一起突发事件，随后蔓延开来。战场上的胜利使日本军事将领信心十足，他们放弃停战谈判，代之以毁灭性的军事扫荡。北平和天津在一个月内陷落；8月，上海遭袭；12月，南京陷落。第二年，日军占领广州和武汉，在北京和南京建立了傀儡政权。1940年，国民党内另一位领导人、蒋介石的竞争对手汪精卫尝试与蒋介石合作受阻，带领许多追随者加入了日本傀儡政权。日本鼓吹其“东亚新秩序”，用以取代不平等条约体系。他们希望蒋介石认识到自身处境毫无希望，向日本投降。然而，1938年，蒋介石将政府迁往重庆。一同西迁的有数千人，包括学生、教授、企业家和工人，从中国的日军占领区迁往了未沦陷地区。

蒋介石对日本的抵抗赢得了各方赞誉。但日军占领区包括东部城市、铁路和人口稠密的长江流域地区，正是国民党的根基地区。转移到重庆使国民党远离中国大多数人口，各种现代化进程终止，国民党也失去了之前的财政来源。通货膨胀以几何级数增长，导致政府官员、教师和士兵等群体的实际收入减少。到“二战”结束和战后的最初几年，薪水用大包大包几乎一文不值的纸币发放，人们为避免纸币贬值，立即用其购买真正有价值的食品和商品。通货膨胀导致道德崩坏、士气消沉，加剧了业已普遍的腐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输送顾问和军事装备以加强蒋介石军队的力量。然而，美国顾问们对蒋介石感到非常失望，因为蒋介石并不想对日作战，而是想保存实力，用于可以预见的战后与共产党的战争。在其军中，军官和普通士兵之间存在鸿沟。军营条件简陋，食品匮乏，医疗保障不足。年轻人把征兵等同于死刑判决。蒋介石不情愿动用他的部队抗日，也意味着抗日爱国主义力量无法转化为对国民党的普遍支持。

日军进入正阳门

1937年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正阳门，俗称前门，是明清两朝北京内城的正南门，位于老北京城南北中轴线上。

共产党将总部设在延安，在陕西省巩固了其根据地。他们开展学习活动，提高识字率，从事生产，提高自给自足能力。士兵从事农业生产，以免给农民增加负担。共产党抛弃了先前没收土地的政策，改为减少租金和利息。（这一变化导致美国一个流行的观点，即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农民改革者，尽管他们的宣称与此相反。）党员只掌握省级和县级机关以确保其控制权，在其他层面与国民党和其他党派分享权力。他们发展乡村委员会，把佃农和其他之前被排除在外的社会阶层都纳入其中。但在向其他政治和社会团体妥协的同时，他们在内部加强了党的实力。

共产党员人数从1937年的4万人扩大到了1945年的120万人。延安创办了学校，培养党的干部。即使党的队伍扩大，思想上的一致性也通过1942年开始的一场整风运动得以保持。那些被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或其他不正之风侵蚀的人都在公开大会上受到批判，责令认错悔过。毛泽东的思想地位至高无上。对一般中国人来说，毛泽东将自己视作孙中山的继任者；但在共产党内部，他把自己置于马克思（1818—1883年）、恩格斯（1820—1895年）、列宁（1870—1924年）、斯大林（1879—1953年）等理论家之列。

国民党利用官僚进行统治，并时常勾结地方上的地主；与之相反，共产党则学会了依靠草根阶层的力量。他们渗透进日军占领区，并打入国民党党组织和军事机构内部。共产党军队从1937年的3万人发展到1945年的90万人。这些军队还得到了农村武装和19个山区“根据地”游击队作为补充力量。多数人认为，延安领导集体及其党、军队和群众组织拥有凝聚力、决心和高昂的士气，这些显然都是重庆缺乏的。

但是，共产党在1945年的实力不应被夸大。中国乡村的多数人口没有受到共产党或国民党任何一方的影响，而在中国未沦陷区的知识阶层尽管对国民党感到不满，其中多数也并没有积极支持共产党。当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时，中国命运未卜。苏联在战争的最后几天刚刚占领东北，他们允许共产党干部进入东北，而直到第二年才允许国民党部队进入。但即使苏联也承认国民党是中国合法政府，希望其能在战后的内部斗争中获胜。1945年，同盟国要求日本向国民党军队投降。美国将蒋介石的部队从重庆空运到东部重要城市。当时，蒋介石的兵力是共产党军队的三倍，装备更远远优于共产党军队。

1946年初，内战爆发。双方都认识到之前的统一阵线不过是个幌子。美国将军乔治·马歇尔（1880—1959年）的调停毫无效果。直至1947年夏天，国民党军队都处于胜势——甚至占领了共产党在延安的大本营。但形势在同年7月逆转，共产党军队在中国北部发起反攻。他们缴获了国民党军队丢弃的美军装备，1948年10月，国民党军队被赶出东北。1949年1月，国民党军队又失掉了北京和天津。晚春时节，共产党军队渡过长江，夺取了南京和上海。几个月后，全中国都收入共产党之手。很多中国人跟蒋介石一起逃到台湾或逃往香港，其中包括国民党官员、军官以及企业家和学者，其中不少人随后前往美国。

毛泽东谈湖南农民运动

以下文字摘自毛泽东1927年所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中国共产党更为正统、受过莫斯科培养的领导人仍然依赖城市无产阶级时，毛泽东强调了农民的革命潜力。

对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形势，毛泽东的报告是看起来过于乐观还是准确预言？毛泽东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理论有哪些表述？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

毛泽东在陕西延安窑洞的指挥部里

当时是1946年冬，毛泽东正穿着棉袄，用毛笔写字，桌上放着《鲁迅全集》。

在中国国内，不安与期望并存。解放军官兵纪律严明、作风端正，与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对比。随着乡村解放，地主的土地被没收，分给没有土地的人。在城市，民众热烈欢迎作为解放者的共产党军队。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情绪，即中国的未来再一次掌握在了中国人自己手中。

历史视野中的近代中国

从19世纪后期起，世界上多数非西方国家都希望实现现代化。他们觊觎西方科学和工业造就的军事实力和物质福利，但并不希望变得西化，因为这将否定他们自身的文化认同感。然而，他们发现引进西方技术而不同时引入一系列西方价值观念十分困难。而且，要区别什么是真正的现代化，什么仅仅是近代西方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现代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考察：第一阶段是前提条件的发展阶段，是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发展到后期，形成一个基础或平台，在此之上能够接触和了解西方思想和制度。第二阶段是西化阶段，是实质上的借鉴。第三阶段是同化阶段，是借鉴而来与土生土长的价值观与制度的融合阶段。

在前提条件的层面，中国的“传统”相当先进。既有条件包括高识字率，重视教育并将其当作进步的手段，强调节俭的伦理观，适应小规模经营的家庭结构，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以及现代民族主义需要的诸多文化因素。但是在中国也有不利条件。中国的商人不参与政治，他们并非一个拥有代表人的资产阶级。中国地方社会没有为可能成为国家建设者的人提供稳定的基础——这一点已被19世纪的动乱和之后混乱的社会秩序所证实。孙中山将其比作“一盘散沙”。科举精英掌管政府，视外国人为蛮夷。根深蒂固的自以为“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在钦差大臣林则徐致信维多利亚女王称赞英国国王“恭顺”中显露无疑。因此，长久以来被视为中国杰出成就的儒家文人政治，成为西化过程中的主要障碍。直至王朝终结，传统知识分子能给出的最佳建议也只是对儒家学说有限的改造。大规模的西化和同化不得不等到鸦片战争结束70年后，也就是清王朝覆亡后。

随后，在“五四运动”的旋涡中，中国主要城市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但仅仅有新思想体系不足以保证政体稳定。民族主义成为中国多数思想的共同特征。孙中山诉诸之，国民党在黄埔军校、北伐期间和建立南京政府时利用之。但其他团体也可以利用这一点。1949年，共产党胜出。

将共产党的党员干部视为运行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的新文人阶层，以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代替儒家学说，党的基层干部代替儒家士绅，这一看法颇为迷人。但这种解读过于简单。共产主义强调科学、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和在未来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它与儒家关注形而上、社会和谐与昔日遥远的黄金时代具有本质区别。

共产主义自身在被中国吸收运用的过程中也得到调整。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革命会在资本主义矛盾最为尖锐的先进经济体中爆发。列宁则把关注重点从工人的自发革命转移到规模较小但纪律严明的革命党，同时也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从此他将“共产主义”改造为至今的模样：仅能在落后国家夺取权力的运动。在理论层面，毛泽东对列宁的思想仅稍作调整——提出“先进的”农民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但他在实践中超越了这一理论，事实上忽略了城市工人，而依靠农村；共产党的军队来源于农村，并用列宁主义的方式加以教导。解放军被共产党等同于“人民军队”，尽管装备水平低，在战场上却令人生畏。解放军从不对其占领区进行劫掠，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也是现代化军队。

但事实证明，在组建政党和军队时极为有效的组织方式，用在发展经济上却效果欠佳。而大众动员并不能取代个体积极性，这一点很快就清楚了。

思考

1.鸦片战争和太平军起义哪一个对中国的影响更大？可以用什么尺度去衡量？

2.清王朝是怎样从太平军起义中恢复的？这种恢复从哪些方面来说不足以避免王朝在1912年被颠覆？

3.“五四运动”是否为民主主义革命铺垫了道路？或为社会主义革命铺垫了道路？还是对两者来说都是偶然的？

4.思考国民党掌权的经过，你认为思想和政治与军事组织各占多少比重？在共产党掌权的过程中，这些比重又有什么不同？

注释

第1章 早期中国

1.此条和本节中引用的所有孔子语录均来自：Confucius,The Analects, trans. by D. C. Lau (Penguin Books, 1979)。

2.Analects,1979.

3.所有《老子》的引文均出自:Lao-Tzu: Tao Te Ching, trans. by D. C. Lau (Penguin Books, 1963)。

第2章 中国最早的帝国及其后时期

1. Derk Bodde, “The State and Empire of Ch’in” in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 (1986), p. 71.

2. C. P. Fitzgerald）, China,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Preager, 1935）, p. 147.

第3章 帝制时代的高峰

1. A.Waley,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New York: Macmillan, 1950) pp. 87–88.

2. Waley, pp. 34–35.

3. E. O. Reischauer,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5) p.

4. S. Owen,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30.

5. A. C. Graham,Poems of the Late T’ang(Baltimore, MD: Penguin, 1965), p. 9.

6. Owen, p. 134.

7. Owen, p. 125.

8. Owen, pp. 223–224.

9. K. Yoshikawa,An Introduction to Song Poetry, trans. by B.Wat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1967), p. 37.

10. Yoshikawa, p. 119.

11. Yoshikawa, p. 117.

12. Yoshikawa, p. 105.

13. Yoshikawa, pp. 119–120.

14. J. K. Fairbank, E. O. Reischauer, and A. M. Craig,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1989), p. 164.

第4章 帝制时代后期：明朝和清朝

1. J. Fairbank and M. Goldman,China: A New History(1998), p. 130

2. C. O. Hucker,China’s Imperial Past(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206.

3. J. D. Spence,Emperor of China: A Self-Portrait of K’ang Hsi(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4), p. 84.

第5章 近代中国

1. S. Y. Teng and J. K. 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26.

延伸阅读

第1章 早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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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帝制时代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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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BANK, J.K., AND TWITCHETT, D., EDS.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3 (1979) treats“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Volume 6 (1994) treats“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710–1368,”which includes the era of Mongol rule.

KIERMAN, F. A. JR., AND FAIRBANK, J. K., EDS.Chinese Ways in Warfare(1974). Chapters by different authors on the Chinese military from the Zhou to the Ming.

OWEN, S., TRANS. AND ED.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1996). Read together with other chapters as well.

隋唐

ADSHEAD, S.A.M.T’ang China: The Rise of the East in World History(2004).EBREY, P. B.Women and the Family in Chinese History(2003).

EBREY, P. B.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1978).MCMULLEN, D.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1988).

OWEN, S.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1980).

PULLEYBLANK, E. G.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1955). A study of the 755 rebellion that weakened the central authority of the Tang dynasty.

REISCHAUER,E. O.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1955). China as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a ninth-century Japanese Marco Polo.

SCHAFER, E. H.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1963). A study of Tang imagery.

TEISER, S.The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 China(1988). On Tang popular religion.

WANG, G. W.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1963). A study of the interim period between the Tang and the Song dynasties.

WRIGHT, A. F.The Sui Dynasty (1978).

宋朝

BOL, P.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2008).

CHANG, C. S., AND SMYTHE, J.South China in the Twelfth Century(1981). China as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a twelfth-century Chinese poet, historian, and statesman.

DAVIS, E. I.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2001).

GERNET, J.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1962).

HAEGER, J. W., ED.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1975).

HYMES, R.Way and Byway: Taoism, Local Religion, and Models of Divinity in Sung and Modern China(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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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

ALLSEN, T. T.Mongol Imperialism(1987).

BIRGE, B.Women, Property, and Confucian Reaction in Sung and Yuan China (2002). On the decline of women’s property rights in post-Song China.

DARDESS, J. W.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 Aspect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Late Yuan China (1973).

DE RACHEWILTZ. TRANS.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2003). On the rise of Genghis to power.

LANGLOIS, J. D.China under Mongol Rule(1981).

MARTIN, H. D.The Rise of Chingis Khan and His Conquest of North China(1981).

MORGAN, D.The Mongol Empire and its Legacy(1999). Genghis, the several khanates, and the aftermath of empire.

ROSSABI, M.Khubilai Khan: His Life and Times(2005).

RATCHNEVSKY, P.Genghis Khan: His Life and Legacy(1992).WEST, E. E.Mongolian Rule in China(1989).

第4章 帝制时代后期：明朝和清朝

BODDE, D., AND MORRIS, C.Law in Imperial China(1967). Focuses on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BROOK, T.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1988).

CHANG, C. S., AND S. L. H.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Society, Culture, and Modernity(1992).

CROSSLEY, P.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1999).

DE BARY, W. T.Learning for One’s Self: Essays on the Individual in Neo-Confucian Thought(1991). A useful corrective to the view that Confucianism is simply a social ideology.

ELLIOTT, M. C.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2009).

ELLIOTT, M. C.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001). The best work on the subject. Compare to Crossley above.

ELMAN, B.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2005).

ELMAN, B.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00).

ELVIN, M.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1973). A controversial but stimulating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in terms of technology. It brings in earlier periods as well as the Ming, Qing, and modern China.

FAIRBANK, J. K., 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1968). An examination of the Chinese tribute system and its varying applications.

FAIRBANK, J. K., AND TWITCHETT, D.,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s 7 and 8 (1988, 1998) treat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Volume 9 (2002) treats the Qing Dynasty to 1800.

HUANG, R.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1981).

KAHN, H. L.Monarchy in the Emperor’s Eyes: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Ch’ien-lung Reign(1971).A study of the Chinese court during the mid-Qing period.

KUHN, P.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2008)

KUHN, P.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1990).

LI YU.The Carnal Prayer Mat, trans. by P. HANAN (1990).

NAQUIN, S.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2000).

NAQUIN, S., AND RAWSKI, E. S.,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1987).

PARSONS, J. B.The Peasant Rebellion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1970).

PERDUE, P. C.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Asia(2005).

PERDUE, P. C.Exhausting the Earth: State and Peasant in Hunan, 1500–1850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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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WSKI, E.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1998).

RICCI, M.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 1583–1610 (1953).

ROWE, W.Hankow(1984). A study of a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KINNER, G. W.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77).

SPENCE, J. D.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1966).

An excellent study of the early Qing court.

SPENCE, J. D.Emperor of China: 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1974). The title of this very readable book does not adequately convey the extent of the author’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early Qing emperor.

SPENCE, J. D.Treason by the Book(2001). An account of the legal workings of the authoritarian Qing state that reads like a detective story.

STRUVE, L. A., TRANS. and ED.Voices from the Ming–Ch’ing Cataclysm(1993). Readings from Chinese sources that describe the suffering and turmoil of a dynastic transition.

WAKEMAN, F.The Great Enterprise(1985). On the founding of the Manchu dynasty.

第5章 近代中国

COBLE, P. M.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 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 1937–1945(2003).

COBLE, P. M.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1986).

EASTMAN, L. E.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1984).

ELVIN, M. AND SKINNER, G. W.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1974). A study of the late Qing and the Republican eras.

ESHERICK, J. W.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2006).

ESHERICK, J. W.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Rebellion(1987).

ETO, S.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1984).

FAIRBANK, J. K. AND GOLDMAN, M. China: A New History(1998). A survey of the entire sweep of Chinese history that is especially strong on the modern period. (Fairbank, the doye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West, completed reading the page proofs the day before he died.)

FAIRBANK, J. K. AND TWITCHETT, D.,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s 10 and 11 (1978, 1980) treat the late Qing dynasty, 1800–1911; volumes 12 and 13 (1983, 1986) treat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Like the premodern volumes in the same series, the volumes on modern China represent a survey of what is known; each volume contains a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FITZGERALD, J.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1996).

HAO, C.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1987).

KIRBY, W.State and Economy in Republican China(2001).

KUHN, P. A.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2002).

KUHN, P. A.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1980). A study of how Confucian gentry saved the Manchu dynasty after the Taiping Rebellion.

LEVENSON, J.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1953). A classic study of a major Chinese reformer and thinker.

LU HSUN,Selected Works (1960). Novels, stories, and other writings by modern China’s greatest writer.

LU HSUN,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1990).

MACFARQUHAR, R.Mao’s Last Revolution(2006).

MACFARQUHAR, R.The Politics of China: The Eras of Mao and Deng(1997).

SCHIFFRIN, H. Z.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1980). A biography.

SCHOPPA, R. K.Revolution and its Past: Identities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2006).

SCHWARTZ, B. I.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1964). An insightful study of a late-nineteenth-century thinker who introduced Western ideas into China.

SCHWARTZ, B. I.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1951). A classic study of Mao, his though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efore 1949.

SPENCE, J. D.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1981). 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ZONYI, M.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002).

TENG, S. Y. AND FAIRBANK, J. 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1954).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thinkers and political figures, with commentaries.

WHITE, T. H. AND JACOBY, A.Thunder Out of China(1946). A view of China during World War II by two who were ther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佛极简中国史 /（美）阿尔伯特·克雷格著 ; 李阳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6.9

书名原文: The Heritag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BN 978-7-5086-6659-4

I. ①哈… II. ①阿… ②李…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 IV. ①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9925号

哈佛极简中国史

著者：［美］阿尔伯特·克雷格

译者：李阳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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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前言

第1章 中国早期

第2章 中国最早的帝国及其后时期

第3章 帝制时代的高峰

第4章 帝制时代后期：明朝和清朝

第5章 近代中国

注释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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