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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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的国际战略

1.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中国外交与国际问题研究60年

2.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

3.中国大战略求索：崛起中的强国探寻未来之路

4.“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

5.中国的国际环境为何趋于严峻

6.“西进”，是还中国以“中国”的地位

7.东稳西进：关于中国地缘战略的若干思考

8.东西南北，中国居“中”——一种战略大棋局思考

第二部分 中美之间

9. 中美外交决策的国内环境比较

10.中国软实力的兴起及其对美国的影响

11.中美竞争，看谁先变增长方式

12.中美一直在误读对方

13.中美结构性矛盾上升，战略较量难以避免

14.拉登之后，美国会遏制中国吗

15.奥巴马时代的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对美政策的思路

16.关于“中美战略互疑”的再思考

17.两个领导权——中美关系的主线

第三部分 远观美国

18. 美国发展强大的原因

19.美国外交特色及其优势和缺陷

20.美国靠国内变革赢得冷战

21.西风瘦马，还是北天雄鹰？——美国兴衰再评估

22.美国夸大中国实力的背后

23.冷战后美国对外关系的特点

24.克林顿的外交遗产——冷战后美国外交的归宿

25.冷战后美国大战略与布什主义

第四部分 世界政治评说

26. 三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同一性与多样性并存

27.当前世界政治的主要特征

28.全球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国际环境

29.不必对非议中国高度敏感

30.国际形象是由国内形象决定的

31.争论让国家更有承受力

32.亨廷顿挑起的论战将超越时空

第五部分 治学与读书

33. 真正给中国读者看的国际评论 ——《大国心路》序

34.美国大战略能给中国提供启示吗

35.《国际政治研究》改版寄语

36.中国尺度 全球视野——《中国学者看世界》丛书导论

37.《中美经贸关系》推荐序

38.为什么要研究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

39.读《治理中国》有感

40.《全球治理——分裂世界中的联合国》中文版序

41.《从莱文沃斯到拉萨》中文版序言

42.《匈牙利事件——美国的政策与反应》序

43.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脱节的症结与出路

44.关于比较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浅见

第六部分 学人情怀

45. 把国际政治当作一门学问——纪念慎之先生

46.汪老与中美关系

47.为求真知而研究

48.培养平等意识，做自信中国人

49.持平常心 做普通人

50.国际关系学习者的道德准则和精神境界

51.发挥自己的相对优势

52.经世致用的人文主义学者

53.实事求是地看待美国和中美关系——访王缉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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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的国际战略

1.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中国外交与国际问题研究60年

前言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外交如何分期的问题，国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中国学者认为，1949~1989年，中国外交在尾数为9的年份总是发生重大的、方向性的变化，从而基本构成中国外交的分水岭。时任外交部长的唐家璇在1999年发表的回顾新中国外交50年历程的文章里，也以每10年为一个阶段展开论述。1999~2009年，中国外交同样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点。本文以10年为界，分6个阶段来刻画中国外交以及国际问题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后60年中的变迁。这6个阶段分别是：

一、向苏联“一边倒”时期（1949~1958年）。毛泽东在1949年6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方针。在1957年，毛泽东又发表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确认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东西矛盾，即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

二、“反帝必反修”时期（1959~1968年）。1959年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与毛泽东发生龃龉。同年，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先应允的核技术，这是中苏交恶的开始。20世纪60年代，中国“反对修正主义”的内外宣传升温，但仍坚持建立“反美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

三、“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时期（1969~1978年）。以1969年3月发生的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为标志，“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苏联成为中国头号敌人。中国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按照“一条线、一大片”的思路构筑反对苏联霸权扩张的统一战线。

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时期（1979~1988年）。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1980年之后，“联美反苏”战略的负面效果日益明显，中国外交开始强调独立自主，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全面改善对外关系，包括推进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一阶段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外交政策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意识增强了。

五、“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时期（1989~1998年）。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对中国内外政策都造成巨大冲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领导集体坚持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既强调反对霸权主义，顶住国际压力，又强调在国际事务中“不扛旗、不当头”，瓦解了北京政治风波后西方的外交制裁，全面改善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使中国汇入经济全球化大潮。

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时期（1999~2009年）。1999年5月北约飞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是对中国外交的一个严重考验。中国政府在处理这场危机时坚持了既定外交方针。经过艰苦曲折的谈判，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中国抓住战略机遇，大大改善了国际环境。2005年，胡锦涛主席宣告：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同世界各国共建和谐世界。

以上对中国外交6个阶段的概述，当然是粗略的，学术上可争论的。但是，从“东风压倒西风”到“共建和谐世界”的巨大思想转折，的确跨越了几个风云变幻的历史阶段。

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同外交进程密不可分。本文所讲的“国际问题研究”是广义的，既包括中国对外部世界与国际形势的观察，又包括政策分析与建议；既包括官方研究机构的设置与发展，又包括高校教学科研单位等非官方机构的成长与研究成果。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与中国外交从遭受遏制、封锁、孤立到全方位开拓进取的进程同步，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窄到宽、从粗到精、从“一言堂”到多元化、从为政策做注解到向政府建言、从单一的意识形态挂帅到各派学术理论相互竞争、从仅有一两家教学研究单位到数十个国际问题研究院系蓬勃发展的曲折进程。

本文旨在梳理60年来中国外交与国际问题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虽然文章大量的篇幅用在了外交思想与实践方面，但最终落脚点却在这一领域的中国专家学者今天所达到的思想境界和研究水平。我们还希望让读者通过本文，了解“国际问题”这一学科领域在国内存在的不足之处和努力方向。

在每一节论述之前，我们都摘录一段那一时期代表中国政府的权威政策声明，目的是为了让读者更深刻地体会到中国外交经历过的不同时代，以及当时国内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所处的政治语境。

第一个10年（1949~1958年）：“东风压倒西风”

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中苏同盟是远东和世界和平的重要支柱。……中国同伟大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共同目标和相互援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团结和友谊，是牢不可破的，是永恒的。继续巩固和加强这种团结和友谊，是我们最高的国际义务，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础。

1949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先后提出新中国外交要“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条方针，这一时期的外交战略可简单地概括为“一边倒”战略，即与苏联结成全面的政治、经济、军事同盟，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一道，跟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阵营进行斗争。这一战略不仅奠定了新中国外交第一个10年的基本格局，确定了这个时期中国在东西方冷战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决定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是学习苏联。“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在内政外交方面，均是如此。

“一边倒”外交的重要依据是“两大阵营”理论，毛泽东1949年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评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的5篇文章，为“两大阵营”理论定下了基调。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美苏冷战加剧，美国把中国视为苏联的“附庸”，对中国实行军事遏制、经济封锁、外交孤立的政策，在中国周边建立军事基地和战略联盟。在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先后成立，两大阵营正式形成并巩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对台湾海峡实行军事封锁，保护台湾国民党当局，使中国领土受到割裂。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遣志愿军赴朝参战，迫使美军撤退到北纬38度线以南。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希望中朝尽快同美国签订停战协定。当年7月，朝鲜战争正式结束。1954~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完成了几项重大军事行动，使台湾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计划破产，也打击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在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中苏两国的联合外交行动暂时维持了那一地区的和平。通过在朝鲜、台湾海峡、印度支那三条战线上的军事和外交较量，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10年的国家安全环境得到了基本保障。

正像上文所引用的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所说，当时中国“最高的国际义务”和“对外政策的基础”是加强同苏联东欧集团的团结。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新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也只能依赖苏联东欧国家的宝贵援助，参照苏联模式建立计划经济体系。

然而从斯大林逝世开始，所谓“牢不可破的，永恒的”中苏友谊就出现了明显裂痕。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谴责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和个人专断、个人崇拜，随之出现了波兰和匈牙利国内政治动乱，西方加以煽动和利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等公开鼓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这些动态，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产生担忧。1957年的“反右”斗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动的。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及以支持中东国家反美斗争为由的炮轰金门的军事行动，都没有得到苏联的支持，更加深了毛泽东对苏联“修正主义”倾向的怀疑，为中苏公开分裂和“一边倒”战略的寿终正寝埋下了伏笔。虽然中国承认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都是“以苏联为首”，但毛泽东对于在意识形态上无所建树而又诋毁斯大林的赫鲁晓夫，一直是不服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问题，因此而日益突出。

在这一历史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是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在本国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讲道：“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也就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完全超乎实际的目标，即苏联和中国要在15年时间里，从经济上赶超美国和英国。由此看来，1958年中国的经济冒进，以及其后的“左”倾错误，部分源自毛泽东对国际形势过于乐观的判断。

新中国外交的另一条重要战线，是同邻国发展友好往来以稳定周边，同亚洲、非洲其他国家增加交流，以打破西方的外交封锁，扩大反帝统一战线。毛泽东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就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他一直认为，美苏两大阵营之间夹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必然在这一地带展开争夺；中国同亚非拉广大新独立的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有着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应当互相支持。对苏关系在苏共二十大后出现嫌隙，中国加强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和援助，显得尤为迫切，而中国后来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批评，焦点之一即是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的态度问题。

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先由中国总理周恩来于1953年12月底在会见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时提出，成为中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准则。1954年，在周恩来分别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都写进了这些原则，并确认它们适用于同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有29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上，中国本着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精神，积极倡导指导一切国家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取得了重大的外交成功。

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头一个10年处于初创阶段。50年代中期以前，全国范围内没有一个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的机构，只有一本属于普及性、知识性的刊物《世界知识》，国际问题图书的出版也十分有限。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缓和、对外交往扩大的需要，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系于1955年单独编制建院，成立了“外交学院”（一度改称“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院归属外交部领导，是第一所培养外交干部和国际问题研究人才的独立的高等学府。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对加强国际问题研究采取了一些措施。1956年1月，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之一、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张闻天利用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时机，主持制定了《关于发展国际问题学科和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工作的规划》。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总理接受了张闻天的建议，批准成立了直属外交部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后改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1956年11月，该研究所成立，成为启动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第一家研究机构。同年，国家计委设立了世界经济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也设立了一个国际经济组。此后，在上海和广州分别成立了专门研究国际问题和东南亚问题的机构。世界知识出版社也在这一时期建立，推动了国际问题研究资料和成果的翻译及出版。

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国已经涌现了一批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比如张闻天、李一氓、宦乡、陈忠经、钱俊瑞、刘思慕等，他们同时也是研究工作的组织者，其中贡献尤为杰出的是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驻苏联大使的张闻天。他在驻苏使馆期间建立了驻外使馆的第一个研究室，向国内报回了不少重要情况和对策建议。在1955年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以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张闻天负责组建了三个各有分工而又相互配合的机构，即上文提到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外交学院和世界知识出版社。基于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独立思考，张闻天的外交思想独树一帜，与当年外交工作中的一些激进观点形成鲜明对比。令人惋惜的是，张闻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重要成员”，从此被剥夺了为外交工作做出更大贡献的机会。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服务于“一边倒”的大战略，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大力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当时研究的另一个侧重点，是介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分析国外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形势。还有一些内部报告分析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旨在研究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外宣传、联络和信息工作。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是供领导部门参考的内部资料和政策研究报告，独立研究的学术著述尚未出现。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一时期中国国际问题的研究与教学，无论是研究主题、机构设置，还是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均受到苏联模式的深刻影响。

第二个10年（1959~1968年）：“反帝必反修”

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必须真正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实行民族利己主义，甚至热衷于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那就是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1959年是中国外交战略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1959年9月，苏联政府就中印边境冲突事件发表声明，偏袒印度，影射指责中国，向全世界公开了苏中分歧。赫鲁晓夫访美时声称“开辟了苏美关系的新纪元”。在参加新中国十周年大庆期间，赫鲁晓夫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的稳固性”，中苏两党领导人在会谈中发生了激烈争论，赫鲁晓夫提前结束访华回国。同年12月，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其中针对苏联“朋友”写道：“1959年，西藏事件，中印边界事件，九月两党交换文件，十月北京会谈，抵制了朋友的谬论……同年，1959年，在三月至今，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逐步升级，两国在对外政策上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曾被称赞为“坚如磐石”、“亲如兄弟”的中苏同盟最终走向了破裂。1960年6月，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中苏间的论战半公开化。同年，苏联政府中止对华援助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给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1960~1962年中国发生连续三年的严重经济困难，苏联撤销对华援助被归结为一个重要原因。

从1962年开始，中苏在苏美缓和、古巴导弹危机等诸多国际战略问题上的分歧更加明显。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了总称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论战》的九篇文章（通常简称为“九评”），全面抨击苏共的内外政策。中国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支持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承担了在物质上和道义上援助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重担，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一切反对派”为己任，对苏联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同美国搞缓和与妥协的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自6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认为世界形势进入了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存在着发生世界战争和爆发世界革命这两种可能性。毛泽东几次集中谈到“中间地带”问题，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

为了在美苏两大阵营的挤压下扩大外交空间，打破孤立，中国在“文革”之前的几年里，十分重视同“两个中间地带”里的国家发展关系。中国领导人多次出访亚非国家，阐述中国的外交政策，增进同这些国家的相互了解。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于1963年年底到1964年年初对亚非14个国家的访问。中国同缅甸等邻国妥善解决边界问题，加强睦邻友好关系。1964年中法建交，是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重大突破。在这一时期，中国还同日本及一些西欧国家建立了商务关系。

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反修斗争”，同毛泽东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国内任务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毛泽东在1965年告诫全党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此时中国国内政策中的极“左”倾向日益突出，反过来又将外交政策推向更为激进的方向。1965年3月，中国宣布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于6月发表题为“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编辑部文章，痛斥苏联对外政策的“灵魂”就是美苏合作，并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必反修”的口号。中国对外政策“两个拳头打人”的局面从此成型。1965年9月，署名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在论述了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之后，提出“今天的世界革命”要以“世界的农村”（广大亚非拉国家）来包围“世界的城市”（北美和西欧）。

中国对世界革命做出的最大贡献和牺牲，莫过于20世纪60年代的抗美援越斗争。为支持越南抗击美国侵略，1965~1968年，中国先后派出的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等兵种的援越部队达32万余人，最多的一年达17万余人。整个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给予越南巨大的援助，仅物资援助折价就达人民币200亿元，而此时中国自己仍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但是，越南却从未明确支持中国的“反修斗争”，而是同苏联保持密切关系，从苏联取得了大量援助。

1966年6月正式拉开帷幕的“文革”，对中国外交形成了巨大冲击。这时中国领导层对国际形势的观察严重偏离了实际，认为世界处于“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而中国处于“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尽管中国领导人已经考虑到同苏联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问题，美帝国主义仍被视为主要敌人和头号战略威胁。1966年8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一次全体会议发表的公报宣称：“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奉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进行分裂、破坏和颠覆活动，积极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他们当然不包括在这个（反美）统一战线之内。”

在“文革”时期，中国外交领导部门和驻外机构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1967年1月，“造反派”在高层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夺权”。外交部门已无法正常工作，国家的外交大权旁落，外交活动一度陷入无政府状态。1967年8月22日北京万人围攻并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文革”期间中国外交混乱的顶点。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与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甚至同一些国家断交。为了克服外交混乱造成的危害，从1968年起，毛泽东、周恩来有步骤地采取一系列措施。经过两年左右的努力，外交工作中出现的严重偏差有所纠正，中国同大多数周边国家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关系陆续得到修复和发展。然而，中苏关系仍在恶化过程中，武装冲突一触即发。

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个10年的国际问题研究，不能不深深留下那个革命时代的烙印。中苏开始意识形态论战之后，中国报章不再介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而是重点批判以苏共领导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主要也是为了支援世界革命和国内“反修防修”的需要。在“九评”中，还提出了防止赫鲁晓夫式的“和平演变”，强调“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一观点为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了意识形态上的铺垫。

在中苏论战的高潮中，经由中央编译局推荐，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著作的单行本，这些书统称为“灰皮书”，作为“反面教材”供内部参考使用。毛泽东历来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对这些作品的翻译出版工作有过多次指示。“灰皮书”的名称和发行办法是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康生提出的。康生说，这些“坏书”用一种颜色纸做封面，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坏书了。

60年代初，基于外交工作的需要，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提出要加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特别是要加强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问题的研究。毛泽东在1961年说：“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清楚。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毛泽东还要求写一本简单明了的书，“内容要有帝国主义怎样压迫人民，怎样遇到人民的抵抗，抵抗如何失败了，现在又怎么起来了”。在这一时期，“反帝”与“革命”成为亚非拉研究的主旋律。例如，拉丁美洲研究所的主要研究题目有：“拉丁美洲土地改革与土地制度”、“各国反帝反封建斗争”、“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对美帝国的揭露”等。

1963年冬，周恩来在出访亚非14国前夕，曾亲自主持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如何加强研究外国工作问题。会后，有关部门综合讨论结果，给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报告在研究经费、图书资料、研究机构和组织领导等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建议除加强已有的研究所之外，还要新建一系列研究所。毛泽东全面肯定了这份报告，并指示成立了中央“国际研究指导小组”。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一些正式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开始建立，研究队伍和研究范围迅速扩大。从1964年开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及其他一些相关院校系所开始系统培养人才，并形成各自的大致分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于1960年成立，成为上海有史以来成立的第一家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的机构。在毛泽东指示的推动下，中联部和中宣部于1961年7月正式批准成立亚非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1964年，亚非研究所分为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编写了《非洲手册》。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也于1960年建立，到“文革”前夕，已拥有一支40多人的科研队伍，并定期出版《东南亚研究资料》。从1959年到60年代上半期，一些涉及国际问题研究的刊物，比如《国际问题研究》《国际问题译丛》《历史研究》《史学译丛》等相继创刊，一些有关国际问题的译著得以出版。

从1960年到“文革”开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比50年代有了较大拓展，尤其是开展了一些国别研究和专题研究，还开展了对世界经济发展史、西方经济学和经济理论、西方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状况等方面的研究。不过，虽然中国开展了对苏联的意识形态论战，但在国际问题研究的思想脉络上，中国与苏联仍然处于“光谱”的同一端，教学、研究及思维方式的共性大于特性。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必须提到的一个人，是从1951年到1963年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王稼祥曾担任过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职务，具有丰富的国内国际政治经验，并坚持独立思考。1962年，王稼祥对国内出现的经济困难和对外政策上“左”的偏差忧心忡忡。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中国应实行和平政策，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避免加剧紧张的局势。他指出，中国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对外援助必须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要说过头话，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但是，王稼祥的这些建议不但未被毛泽东所接受，反而不久就被概括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要和、对反对派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革命斗争支持要少”，被当作修正主义路线加以批判。王稼祥本人也被迫离开中联部的领导岗位，而后中国外交工作中“左”的倾向愈加严重。

同其他科学研究工作和外交工作一样，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在“文革”期间也受到重大打击，许多研究人员遭受迫害，部分资料散失，大部分研究机构与教学机构都被迫解散或者停止日常工作。例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等被撤销，《国际问题研究》停刊，外交学院停办，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的国际政治系一度停止招生。

第三个10年（1969~1978年）：“一条线、一大片”

在革命因素继续增长的同时，战争因素明显增长。苏美两家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各国人民要提高警惕，紧密团结，进行不懈的斗争。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我们要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团结，联合一切受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我们要加强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把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明了当前国际斗争的大方向，明确了谁是主要的革命力量，谁是主要敌人，谁是可以争取、联合的中间力量，这就使国际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中，能够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反对主要的敌人。这是国际无产阶级在当代的正确的战略规定和策略规定，是无产阶级在国际斗争中的阶级路线。

1964年以后，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大量增兵，中苏边界冲突愈演愈烈。1969年3月，中苏先后在黑龙江边境地区的珍宝岛发生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领导层中的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的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得知这一情况后，毛泽东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同时，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

在“文革”的高潮中，1969年4月召开了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林彪所做的“九大政治报告”虽然把当时形势描绘为“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但重点强调的是战争的危险性。报告说：“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陷于政治经济的危机，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他们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在反华、反共、反人民、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进行侵略战争方面，他们互相配合，狼狈为奸。在争夺原料、市场、附庸国、战略要地和势力范围方面，他们钩心斗角，互相倾轧。他们为了实现各自的野心，都在扩军备战。……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

尽管中共九大报告仍然把“美帝、苏修”并列为战争策源地，但此时中国的头号敌人显然已经从美国转变为苏联。这一转变，在1968年8月苏联出兵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后就开始了，当时中国强烈谴责苏联这一“社会帝国主义”行径。

毛泽东一面号召“准备打仗”，一面着手国际战略的调整，1969年春，毛泽东委托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组成的战略小组，以召开座谈会的形式，研究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国防战略，并将意见上报中央供决策参考。从3月初至10月中旬，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共举行了25次国际形势讨论会，先后向中央呈递了四份报告。他们认为：在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美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由于美苏矛盾大于中美、中苏矛盾，就必然会制约美苏两国的对华政策，同时也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周恩来在1972年会见外事工作干部时说，“毛主席早就说了，我们要打倒帝修反，但要有一个主要打击对象，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苏联，因为它威胁我们最厉害”。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向苏联方面多次表示，希望缓和关系，避免军事冲突。

70年代初，美国陷入侵越战争的泥潭多年，国内遇到“水门事件”，国际上遇到石油危机，内外交困。苏联却乘机迅速增强军事实力，向全球扩张。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并向中国表示了双边关系和解的愿望。这一时机被中国领导人敏锐地捕捉到了，他们也正想利用美苏矛盾，减轻两面受敌的压力。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曾发自内心地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因此，毛泽东还提出：“两霸中我们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这就是我们的政策”。

中国领导人不断向国内和国际传递对外战略调整的信号。1969年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一些外国驻华使节，实际上向他们传达了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在1970年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亲切会见了美国记者、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人民日报》随后刊发了大幅照片。1970年12月，毛泽东同斯诺进行了长谈，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虽然没有证据说明美国官方及时获知了毛泽东会见斯诺的深意，但这次谈话的纪要在中共全党干部中进行了内部传达，引起了干部和党员相当大的思想震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71年5月召开会议，讨论有关中美预备性秘密会谈的问题，准备确立新的对美政策。

1970~1971年，中国外交部门通过在波兰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经罗马尼亚、巴基斯坦等国领导人传递信息等几个不同渠道，同美方就改善两国关系进行了秘密沟通。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实现了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访问期间，中美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在公报中，中方重申“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两国联合抵制苏联霸权扩张的共同愿望渗透在公报的字里行间。美方在公报中表达的对台湾问题立场的转变，也为以后的中美建交打下了基础。

1973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时，提出了“一条线”的战略方针，即“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些国家都联合起来，以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同时，中国在70年代初也支持美国同越南谈判，以结束越南战争，并向越美两个方面都做了工作。但是，中美在结束越战方面的某种默契，以及中方因国内经济困难而不能完全满足越南提出的援助要求，使越南对中国越来越不满，转而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进一步倒向苏联。1975年越南获得统一后，开始向印度支那扩张，中国决定减少对越援助，中越矛盾逐渐露头，苏越联盟更加巩固，而中美在东南亚抵制苏联扩张的共同利益增加了。

1971年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决议。至60年代末，仅有法国等6个西欧国家在外交上承认中国，而至1973年年底，中国已基本上完成了同美国以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交的过程。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1972年实现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对中国的外交突破和对外经济关系的拓展具有特殊意义。与此同时，中国同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正常外交关系，同原先已建立外交关系的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与苏联结盟的东欧国家，都开始恢复和改善关系。

外交突破的进程推动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打破了1949年后西方强加给新中国的经济封锁。从1971年起，进出口贸易连续下滑的形势得到遏制，呈现出上升势头。周恩来等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决定从发达国家引进化肥、化纤、重型机械等成套设备。1973年，国务院决定用43亿美元进口成套设备。这个方案被称为“四三方案”，是继50年代从苏联引进156项工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在对外经贸关系拓展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和公众逐步认识到，自己国家的经济水平不但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同“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都拉开了很大距离。所谓中国要“帮助世界上三分之二受压迫、受剥削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口号，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受到了质疑。

但是，尽管自身也有经济困难，还是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力度。中国花了十来年时间、累计投资9亿多元人民币的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于1976年竣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不少第三世界国家要求中国提供援助。1971~1978年，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支出为前21年（1950~1970年）支出总和的159%，其中对越南和被毛泽东称为“欧洲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援助金额占到全部外援的一半以上，成为中国巨大的财政负担。连周恩来都批评说，对外援助“手太松了”。直到1975年，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援助才逐步向贸易形式转变，减少了无偿援助的比例。

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仍然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70年代中期以后，大力宣传的则是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三个世界”是毛泽东于1974年2月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的。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1977年《红旗》杂志发表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一文，更为全面、集中地阐发了这一理论。

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延伸，也是对60年代“两个中间地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理论的核心精神是按照阶级划分的思维方式“分清敌我友”：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是对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主要威胁，而其中苏联比美国的扩张势头更强，在苏美争霸中处于攻势，因此是相比之下更为严重的威胁，是中国的主要敌人；西欧、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以及苏联阵营中的东欧国家，是可以争取、联合的中间力量；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是主要的革命力量，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根据这一国际战略指导思想，中国要依靠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打击第一世界。在苏联霸权主义成为主要敌人时，美国也成为反霸国际统一战线中的争取对象。“这是国际无产阶级在当代的正确的战略规定和策略规定，是无产阶级在国际斗争中的阶级路线。”

新中国外交的第三个10年，是出现重大转折的10年，也是取得巨大突破的10年。这10年的对外关系大拓展，为后30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一个初步但有力的对外关系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内政治1969~1978年的风云变幻，包括林彪出逃事件、批林批孔运动、周恩来和毛泽东的相继去世、打倒“四人帮”、邓小平两次复出等等，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外交工作。高层的权力斗争、人事矛盾、意识形态纷争、政策思想分歧都纠缠在一起，使内政与外交的互动异常复杂。其中一个典型事例，是周恩来因外交工作而受批判。1973年11~12月基辛格第六次访华之后，参与谈判的王海蓉、唐闻生向毛泽东密告周恩来在中美谈判中的一些说辞，使毛泽东大为不悦。中央政治局奉毛泽东指示，多次开会批评周恩来外交方面的“错误”，江青、张春桥等人甚至攻击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使周恩来含泪检讨，身心受到严重打击。另一个事例是所谓“蜗牛事件”。1974年美国康宁公司将玻璃蜗牛作为礼品，送给中国彩色显像管考察团。江青借此事发难，说这是美方在侮辱中国，讽刺中国“像蜗牛一样爬行”。江青、王洪文攻击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项目是“崇洋媚外”、“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这一时期紧张的政治气氛，对外交工作和对外经济交流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内伤”。

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下，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处处都是禁区，处处是陷阱，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国际政治方面，当时研究的主题，一是如何打开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摆脱两面受敌和孤立的被动局面；二是根据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就美苏两霸之间及三个世界之间的力量对比、如何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利用美苏矛盾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等问题进行内部探讨。不过，这些探讨都在政府研究部门和一些有丰富外事经验的高层领导中进行，基本上不属于学术研究范畴。

在世界经济方面，值得一提的是，1973~1974年协助周恩来研究和指导外贸工作的陈云。1973年6月，陈云在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了“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的想法。他指出，当时中国外贸主要面向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位置”。针对“文革”对研究机构的破坏，陈云提议要恢复外贸金融研究机构，认真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资料，并亲自拟定了了解世界经济状况的10个重要问题。陈云还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他说，“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所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但也是一种大宗商品的成交场所”。“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

在教育机构设置方面，1970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后，人大国际政治系大部分教工并入北大国际政治系，新建的苏联东欧研究所和马列研究所也并入北京大学。但是当时学校的掌权者不可能理解中央加强外国研究工作的意义和长远设想，这些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受到了打击和歧视。北大亚非研究所曾被讥为“亚非疗养院”，而南开大学的资本主义经济研究所则被称为“帝国主义情报所”。 1973年，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有关指示，委托姚仲明大使着手重建国际问题研究所。这是当时国内第一个恢复工作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在筹建期间，明确研究所的任务是着重研究综合性、区域性、战略性问题，要对当前形势和国际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外交工作服务。研究所筹备期间，召回了原研究所部分人员，还新调了一批在外交部工作过的以及原先在其他研究机构中工作过的人员。

第四个10年（1979~1988年）：“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曾注重强调战争的危险性。在此期间，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了新的判断。中国认为：由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世界各国仍需保持应有的警惕。但是，和平因素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在发展问题上，中国也有了新的认识，纠正了把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中国正是基于上述的考虑和认识，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自己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

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这次会议确立的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方针进行重大调整的背景和前提。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交仍然沿用毛泽东在70年代中期规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联美抗苏”的思想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越南在军事和外交上同苏联结盟，派兵占领了柬埔寨，在国内迫害华人华侨，在同中国的边界争端加剧。中国在1979年2~3月进行了一场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而同越南的边境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前，中美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邓小平副总理访美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访美期间，邓小平向美国领导人说明了需要向越南采取的惩戒措施。此时的美国在同苏联的战略竞争中处于守势，对中国的对苏、对越强硬姿态表示理解。

但是，一系列的国际事态发展，使中国领导人重新思考了包括对美、对苏政策在内的外交战略。中美刚刚建交，美国国会就出台了损害中国主权、承担对台“防御义务”的《与台湾关系法》；里根1981年上台之后重振国威，对苏联开始采取政治攻势，加强军事压力；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1982年去世后，苏联的扩张势头有所收缩，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微妙的转变。中国领导人看到，原先估计的“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开始向“美攻苏守”转变；美国企图利用中苏矛盾、加大自身战略分量的意图十分明显，不再十分倚重中国的实力地位。在这种新的战略形势下，从1982年下半年起，中国领导人很少再公开提及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开始调整抗苏“一条线”的国际战略，同美国拉开了外交上的距离。

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表示，要改变抵御苏联霸权扩张的“一条线”战略，指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有足够的分量，“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邓小平说：“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新时期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82年12月中国五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同美国拉开距离，也意味着对苏政策的调整。“邓小平访美后，中央明显感到，在改善中美关系的同时有必要调整‘大三角’中的中苏关系，以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能在一种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中进行。”一方面，在80年代初开始调整对苏政策，是为了减轻来自北方的战略压力，以利于集中精力搞国内建设。当苏联领导人提出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议后，中国立即做出了反应。中国提出，要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必须消除严重威胁中国安全的三大障碍，即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苏边境和蒙古驻扎重兵、武装占领阿富汗。其中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是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步缓和与改善，到1988年年末，三大障碍基本扫除，中苏边界谈判也取得了进展。

另一方面，中苏关系的解冻也同国内政治背景发生的变化有关。由于党的中心任务转到了经济建设，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中国领导人开始反思过去同苏联进行意识形态论战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逐渐摘掉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认识到两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许多共性。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爆发，冲击了波兰的政治体制和苏联对它的控制。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同情“波兰人民的反霸斗争”，而后陈云等人提醒道：要充分警惕，否则中国也会发生类似的反政府事件。于是中国对波兰事件采取了谨慎态度。80年代中后期，西方政治思潮渗透到中国，国内加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对苏联模式的批判更无必要了，中苏开始恢复两大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在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之后，对战争危险的估计也逐渐发生了变化。1983年3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话时指出，“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两年多之后，邓小平在198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更明确地说：“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讲话中，几次将和平与发展并列为世界的两大问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在邓小平谈话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延伸，认为“要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首次明确提出“和平和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并认为“当前的国际形势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中共党代会报告把发展问题放到了与和平问题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新中国建立后历史上是第一次。此后，中国不再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来表述。

在中国领导人对时代主题认识的转变过程中，有两位资深的国际问题专家和外交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宦乡和中联部副部长的李一氓。

1980年前后，宦乡就对当时的外交政策产生疑问，认为已经到了必须进行较大调整的时候了。宦乡以他个人的名义写成一篇《关于建议同美国拉开距离和调整对苏关系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国际形势在趋向缓和，苏联也不一定有“亡我之心不死”的意思，我们应当适当拉开一点同美国的距离，改变一下对苏联的僵硬态度，使大三角关系向更加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李一氓主持写作的报告提出三个观点。首先，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战争不但有可能避免，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打不起来。其次，对“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其立论没根据，不成其为“理论”；而且要害是联美反苏，不但导致在国际共运中完全孤立，而且脱离了多数发展中国家，因此建议不要再提这个“理论”。再次，认为几乎把全世界共产党打成“修正主义”，不但是以苏画线的结果，也是“唯我独革”的“左”倾表现，伤害了别人，也孤立了自己。

宦乡与李一氓的报告送到中央以后，有些人在关于“战争与和平”形势的判断问题上还一时转不过弯来。但是这个问题最终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和思考。1982年，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1985年邓小平说，党内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有“两个重要的转变”，其中第一个就是“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对于李一氓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提出的不同看法，中央当时就接受了，决定此后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正式讲话，不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不正式向下传达，学术界仍可争鸣。这一建议为后来改变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和以苏画线的做法，进行了思想准备。

外交思想的调整，带来了日益良好的外交局面。中苏关系缓和之后，中美、中苏关系分别好于美苏关系，中国处在“战略大三角”的顶角位置，有了更加充分的外交回旋余地。中国同印度恢复了边界谈判和高级互访，与周边国家关系得到了改善和发展；积极参与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同东盟扩大了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中国在1983年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经济合作四原则，推动了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务实经济合作。随着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中国扩大外贸、吸引外资的工作取得了大踏步的进展，在国际经济组织中更为活跃，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的工作开始启动。邓小平于1982年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为推进香港回归和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央领导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任务，改变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传统思维，积极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成果，都为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注入了生机活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这10年里，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主要表现在：

第一，国际问题研究（或称世界政治、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发展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开始培养大批有专业知识、懂外语、能实际接触国际事务的人才。1979年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讲话中说，“世界政治”同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需要赶快补课”。1984 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通知”颁布以后，各地高校普遍把“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列为必修课，有些院校还恢复或增设相关的专业。这就为国际问题的研究与教学在中国的兴起，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全国高考制度恢复之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的国际政治系招收了77届、78届本科生，从1978年开始招收国际政治方向的硕士研究生，随后设立了博士学位培养计划。其他高校的相关专业也相继恢复或建立。80年代培养的国际问题研究人员、教师和外事干部，很多都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相关院系、研究机构的带头人，或者涉外部门的领导和骨干。

第二，在教学体系之外，建立或整顿了一批研究国际问题的专门机构。1977年，中央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1980年，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与世界政治研究所合并，成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同年，拉丁美洲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现称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和西亚非洲研究所从中联部归属社科院；1981年，社科院又成立了美国研究所、西欧研究所（现称欧洲研究所）、日本研究所，以及同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1988年，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亚太研究室又与南亚研究所合并，成立了亚太研究所。这8个研究所构成了中国社科院内部一个相当完整的国际问题研究体系。以宦乡为总干事的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后易名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以开展国际形势与对外政策的综合研究为主，也在协调与促进国内各相关单位的政策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

改革开放后，上海原有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复建，一些高校也纷纷建立跨所、跨系、跨学科的研究机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重新活跃起来，撰写了不少政策报告，组织了许多国内外交流活动。上海外国语大学于1980年成立了中东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合作，于1981年成立上海苏联东欧研究所；同济大学于1985年成立了德国研究所；复旦大学1985年成立的美国研究中心，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学术机构之一。

跨单位的全国性、地区性国际问题研究的学会及其分会，以及一些包容性较强的研究中心，也都纷纷成立起来，在组织学科内外的交流和协作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国际关系史学会挂靠于外交学院，而涉及国别、地区的国际问题研究学会所挂靠的行政单位，集中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有关研究所。

第三，一批国际问题专业研究刊物复刊或创办，大批学术研究成果问世。中国社科院于1978年创办《世界经济》月刊后，又创办了《世界经济与政治》和美国、西欧、日本、南亚、西亚非洲、苏联东欧、拉丁美洲等方向的学术期刊。《现代国际关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国际问题研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国际政治研究》（几易其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办）、《外交学院学报》（现名《外交评论》，外交学院主办）等诸多期刊，都在这一时期复刊或创刊，为本专业学者和学生提供了发表见解和展开批评的园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于1988年创办了英文刊物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现代国际关系），稍后，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又创办了英文刊物World Economy and China（世界经济与中国）。中国学者编写的国际政治教材和专著也开始出版。

第四，在这10年里，这一领域的中国学者大量介绍了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状况、研究成果、学科带头人等，翻译出版了相当一批国外的国际政治学专著和文章，其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占绝大多数，但也有苏联、波兰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学者的著作。尼克松、基辛格、戈尔巴乔夫等一些国外政要的回忆录和著述，世界经济、世界史、国际法等相邻领域的西方著述，也都被翻译出版，对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由于过去30年国内学术界的相对封闭，国际问题研究方法单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改革开放初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巨大兴趣。陈乐民是第一位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1985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中，有一本陈汉文编著的《在国际舞台上》，是国内第一本专门介绍当代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著作。不久之后，倪世雄、金应忠选编的《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出版，将美国学者的理论著述“原汁原味”地介绍到中国。一些西方理论著作被陆续翻译过来，比如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国家间政治》、莫顿·卡普兰（Morton A. Kaplan）的《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的《国际关系分析》、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的《权力与相互依存》等。通过这些翻译和介绍工作，培养了一些中青年学者对西方理论的兴趣，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开拓和多样化，为教学科研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框架。

在引进和学习西方理论的同时，众多国内学者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分析研究国际问题，批判西方理论是“为维护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的利益服务的”。这一领域公开发表和课堂讲授的主流观点，同党的基本路线和外交政策保持了一致。当然，不同观点的互动所带来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用国际阶级斗争的框架去解释国际政治现实的观察角度，已不大常见。关于国际经济的看法亦有了很大变化。虽然很多著述仍然坚持把资本主义的国际剥削说成是第三世界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但更多的学者认识到，过去中国贫困落后的重要原因，恰恰是闭关自守。

第五，国际问题研究逐渐改变了过去那种自我封闭的局面，增加了对外学术交流。一批国际关系学者到国外长期进修，更多的中青年学者和学生到西方攻读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位，成为学术上沟通中西方的桥梁。境外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者到内地访问交流，举办讲座，使国内学术界大开眼界。比如，专攻东亚政治的美国学者施乐伯（Robert Scalapino）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长期授课，提供的资料和不同观点对北京大学师生有一定触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袁明教授在教育部、外交部和老一代学者的支持下，于1986年组织了一次有美国知名学者参加的中美关系史研讨会，会后还出版了中美学者共同编写的论文集，为中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开创了良好的先例。

总之，新中国建立后的第四个10年，是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生机勃勃、突飞猛进的10年，是开发新领域、形成新观点、培养新生队伍的10年，大大缩小了中外之间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差距，使研究方法和思维框架脱离了为现行政策“做注释”的传统模式。不过，出于两方面的原因，那一时代的学者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很少发表意见，研究中国外交也得不到鼓励和支持。首先，本领域的中国学者多是从研究外国或者当代中国以外的国际关系起步的，除了公开发表的文件资料以外，缺乏关于中国外交的其他信息来源。一些对中国外交感兴趣的研究者，只能从海外的有关书刊和解密的外国官方文件中得到资料。所谓中外关系研究，更多探讨的是外国对中国的政策和观点，或局限于一般的历史陈述。反倒是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率先发表了关于中国外交的学术论著和历史反思。其次，那时中国外交决策过程和处理的事务相对集中，相对封闭，没有咨询社会上的专家学者的迫切需要，也没有这种传统和机制。因此，当时的国际问题研究仍然局限于“外国问题研究”和“国际形势分析”的范围，而中国自身的对外关系、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还是学术研究中的缺项和薄弱环节。

第五个10年（1989~1998年）：“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

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无助于维护和平、保障安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利用“人权”等问题干涉他国内政的现象还很严重。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世界仍不安宁。

要坚持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从1989年的苏联与东欧发生剧变，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苏联垮台，国际形势和国际战略格局出现了巨大变化。冷战以美国胜利、苏联解体而告结束。这是此前世界各国首脑和战略家始料不及的。国际政治“大气候”对中国国内政治“小气候”的冲击，也为新中国建立之后所仅见。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政治风波，为中国敲起了警钟。这场国内风波平息后，西方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制裁，令人回想起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所遭受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也使在国际关系中“淡化意识形态”的幻想破灭。在“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准确判断国际形势，确定中国的对外战略，对于国内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关系极大。

在矗立了70多年的苏维埃大厦突然倒塌、西方似乎一统天下、中国遭受西方制裁的深重阴影下，“黑云压城城欲摧”，中共党内出现了一种悲观情绪。一些人主张在国内恢复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以反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为中心任务。他们预言美国在摧垮苏联之后将马上“挥师东向”，把主要斗争矛头指向社会主义中国，世界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东西方矛盾，即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因此中国应当像冷战初期时那样，在国际上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建立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90年代初，这样一种思潮在党内有相当大的影响。个别遭受西方强大压力的发展中国家，也希望中国能高举反美大旗，帮助它们舒缓困境。

邓小平虽已退出党和国家的一线工作，但仍在为中国外交的巨船掌舵。1990年，在东欧已经变色、苏联动荡但还未解体之际，邓小平指出，“现在旧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对于国际格局与中国在其中所处地位的这种分析，意在说明中国无须过分担心害怕，天塌不下来。海湾战争前后，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中东事务上是有发言权的。尽管美国在北京政治风波后中止了同中国的高层交往，许多地区和全球问题上却仍然需要中国的谅解与合作，而不能忽视中国的战略重要性。美国、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也不断伸出外交触角，希望对华关系能够恢复正常。

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对中国外交陆续提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性意见。当年主管外交工作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用这样一段话，完整地概括了邓小平的外交思想：

进入90年代前后，国际风云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两极格局瓦解，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大变动时期，中国面临西方国家联合施加压力和制裁的威胁。邓小平同志综观全局，对形势突变及时做出了精辟的论断，谆谆教导我们，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及时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战略方针。他指出，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要保持警惕，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朋友要交，心中有数；要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不扛大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经济建设，不要耽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轻重，是能够并且应该有所作为的。

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中国外交首先需要打破西方的制裁。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是“带头羊”，又被冷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企图利用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人权问题等，压中国做出政治让步。对美关系成为当时中国外交中的“重中之重”。中国的对美方针充分体现了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邓小平一方面强调中国对美外交要“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另一方面亲自向美国政要做工作。1989年7月，邓小平会见了秘密访华的布什总统特使、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克罗夫特；1989年10月，又会见了前总统尼克松。1990年11月，中国外长钱其琛访问美国；一年之后，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实际上标志着美国中止双方高官互访的制裁措施已经失效。1993年11月，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一次非正式首脑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为契机，国家主席江泽民会晤了美国总统克林顿，成为1989年2月布什访华后第一次中美首脑会晤，是中国外交的重大成功。美国国会的反华图谋也遭到挫败。1994年5月，克林顿宣布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问题“脱钩”。

在中美关系缓解的同时，中国很快打破了暂时的外交孤立。1989年年底，日本率先恢复对华政府援助；日本明仁天皇1992年10月访华；从1990年年底起，中国同西欧国家逐步恢复高层互访。中国同新加坡、沙特阿拉伯、韩国分别于1990年、1990年和1992年建交，同印尼于1990年复交。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柬埔寨政局稳定之后，中国与越南和老挝的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虽然中国对苏联（俄罗斯）和东欧、中亚的政局表示关注，但坚持以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为基础，同独联体和东欧各国发展正常国家关系。中国稳妥地应对了苏联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在苏联解体后立即同以叶利钦总统为首的俄罗斯政府建立友好关系。

1992年10月召开了中共十四大。江泽民总书记所作的十四大报告，并没有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对世界主题的认识，也没有调整中国的外交目标。报告认为，“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虽然世界格局处在一个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但报告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报告坚持把“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强调“对外工作总的战略部署是要造成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国际和平环境”。

然而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树欲静而风不止。1995年5月，克林顿政府宣布将对台湾领导人李登辉发放签证，允许他“以私人身份”访美。此举出乎中国政府的预料，激起了中方的强烈愤慨，双边关系再度恶化。美国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继续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系统，也一直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巨大障碍。中国舆论认为，美国的战略意图就是要支持“台独”，割裂中国领土，遏制中国崛起。从1995年7月到1996年3月，为警告“台独”势力及其背后的美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举行了几次包括导弹试射在内的四次大规模军事演习，而美国在1996年3月派出两个航母编队到台湾海峡以东海域游弋，向中国示威。围绕台海问题的这次中美较量，加深了双方相互之间的战略疑虑，但也使美国对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和意志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

从1996年下半年起，中美关系逐渐恢复正常，高层接触增多。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宣布要“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6~7月，克林顿总统回访。与此同时，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取得重大进展。1996年，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8年，中国与欧盟建立了建设性伙伴关系，并与日本建立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1996年4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讨论边境地区的信任与合作问题，建立了上海五国合作机制。1996年5月，江泽民主席对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埃及、马里、纳米比亚、津巴布韦非洲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宣布了巩固和发展同非洲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国家关系的五点建议和意见。1997年和1999年，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分别顺利回归中国。中国沉着应对了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顶住了要求人民币贬值的压力，经济持续发展。

江泽民在1997年9月的中共十五大报告中，重申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在90年代中后期的对外工作中，有三个比较鲜明的提法，第一个是世界多极化，第二个是经济全球化，第三个是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实行“西化、分化”和遏制战略。

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都强调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中国领导人认为，“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多极化当然是针对美国的单极霸权而言的。多极化意味着美国以外的多个力量中心形成并发展，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增强，地位上升。因此，中国欢迎欧盟成立及其政治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欢迎欧盟在外交上更加独立于美国；希望看到俄罗斯重新崛起，扩大战略空间，成为抗衡美国的重要力量；希望日本能在经济上超过美国，在战略上“脱欧入亚”，淡化日美同盟，偏离美国的外交轨道；希望东盟能够团结自强，促进东亚一体化进程；希望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增强后能够更强有力地抵制美国霸权，特别是抵制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压力，不搞西方式的民主化和多党制；愿意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外交舞台上听到更多的反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声音，等等。

当然，中国外交的决策者也充分了解，多极化是一个渐进、长期、曲折的过程，美国仍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因此，中国必须坚持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而不能试图建立国际反美统一战线。当美国外交遭遇挫折、实力地位有所下降的时候，中国官方文件的说法是“多极化加速发展”；当美国实力地位有所恢复的时候，权威的表述则是“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

如果中国认为世界多极化只有积极意义而没有消极意义的话，经济全球化则被表述成“一把双刃剑”。江泽民指出，“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经济特征”。为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必须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邓小平在1992年就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决策层的共识。中国在90年代中期加快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进程，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同时也是加快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

中国从70年代开始就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合理，西方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它们“企图通过经济全球化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和威胁”。因此，中国必须在对外开放的同时趋利避害，增强风险意识，加强对资本跨国流动的有效监管，防范西方政治思想的渗透，确保经济安全、信息安全和政治稳定。

中国对世界多极化的期盼和对经济全球化负面作用的担心，与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政治稳定密切相关。90年代中期，中国宣传部门开始用“西化、分化”的说法来界定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来确定西方对中国的真实战略意图和对华政策实质。这是几十年来反对“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延伸。

许多权威文章用“西化、分化、遏制”来概括美国对华政策。“西化、分化”政策的主要表现是：利用大众传媒，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利用经济贸易、技术援助，诱导改革向西方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利用“人权”问题和某些非政府组织，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和扶植国内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利用民族宗教问题，挑拨中国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支持达赖喇嘛等民族分裂势力；利用“台独”势力，损害中国主权，割裂中国领土。虽然以上表述更多地出现在中国的国内舆论宣传而不是外交声明中，但是必须看到，对西方干涉中国内政的警惕和防范一直是中国外交的一条主线。对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批判，也主要来源于同西方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矛盾。

1989~1998年这10年的中国外交跌宕起伏，多姿多彩。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也展现了议题广泛、讨论深入、观点多元、成果丰富、信息发达、民间参与的特点。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官方主要媒体上，上文所提到的主流观点占据了优势地位，引导了公众舆论。但是，在下面谈到的每一个问题上，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和有关评论家，都有不同的观点，对官方观点的解读，也出现了分歧。但是，对于大多数有争议的问题，高层领导都没有公开表态支持哪种观点，反对哪种观点，这就给专家学者的争鸣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第一，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90年代初期，以毛泽东《矛盾论》中的思维方式分析世界主要矛盾的研究方法仍然盛行。在国内专家学者中，有主张“东西矛盾”（社会主义中国同资本主义西方）为主要矛盾的，其政策含义是必须集中精力抗击西方霸权，防止“和平演变”；有指出“西西矛盾”（美日、美欧矛盾）为主要矛盾的，其政策含义为中国战略回旋余地很大，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内部矛盾；也有认为“南北矛盾”（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是主要矛盾的，其政策含义为经济发展问题已经取代了冷战时期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成为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中国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增强综合国力和经济安全，重视经济外交。

“时代问题”也引起过一些争论。列宁曾经提出过世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或者“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此后“我们处于什么时代”一直是苏联和中国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国际问题研究者分析形势的出发点。有人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意味着“我们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另一些人则强调，邓小平讲的是“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不能把这句话理解为对时代特征的概括。

关于时代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这种讨论背后的政策含义在于，对国际形势和中国所处外部环境的评估是偏向乐观还是偏向悲观，中国能否集中精力于国内经济建设。一些乐观论者认为，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大于挑战。一些悲观论者则指出，总体上的和平环境不等于天下太平，在台湾、南海争端、钓鱼岛等诸多主权与领土安全问题上，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在发展问题上，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得失并不清楚，甚至弊大于利，搞不好会变成西方的经济附庸。

第二，美国的兴衰与国际战略格局变化。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1987年发表了《大国的兴衰》一书，提出美国患了“帝国过度扩张”综合征，在国际学术界激起了一场关于美国兴衰的大讨论。此书立即被翻译为中文，为许多国内评论者引用，作为美国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的论据。90年代初期，“美国衰落论”在中国舆论界占据上风。一些专家预料世界经济将呈现“美欧日（或美德日）三分天下”的新格局，日本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已经超过美国，很快将在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上超过美国，在世界上独占鳌头。在研究美国的学者中，美国是“相对衰落”还是“相对削弱”，众说不一。直到1997年美国经济已经明显扩张，战略上也咄咄逼人，“美国衰落论”才不再流行。然而此时对美国“单极霸权”的担心又开始上升。关于美国兴衰的判断问题一直持续到今天，并同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和多极化问题相联系。俄罗斯、日本、欧盟的实力地位变化，关系到国际战略格局，也是中国学者的一个热门话题。

第三，大国关系问题。

“大国关系”作为一个国际关系的热门论题出现，是在冷战结束之后。90年代初，有的学者预言将出现一个群雄争霸的“战国时期”。但随着两霸相争与世界大战阴影的淡出，大国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关系，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等概念，以及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等问题，引起了中国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欧美、日美、俄美、俄欧矛盾，北约东扩和欧盟扩大问题，英法德等国家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步骤不协调，等等，都是新鲜的研究课题。中日美三边关系对中国外交产生直接影响。在90年代初期，有论者预言美日将会分道扬镳，同属亚洲的中日两国将会日趋接近。但1996年台海两岸关系紧张，美日却在此时重修安保条约，军事同盟得到巩固。许多观察家又担心美日联合遏制中国，构筑反华包围圈。

第四，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性质。

由于中美关系在这一阶段被视为“重中之重”，美国对华战略的长远目标是什么，中美关系将向何处去，成为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一些人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就是遏制、西化、分化，中美矛盾不可调和，中美冲突不可避免。另一些人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是“遏制加接触”（或者“接触加遏制”），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对华态度不尽一致，中国应“以两手对两手”，加强对美国各派政治力量的工作，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中国在改善中美关系中可以有所作为。后一种观点在1997~1998年中美首脑互访前后比较流行。

第五，苏联失败和解体的历史教训。

从60年代中苏分裂开始，中国长期对苏联采取严厉批判的态度，在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之后甚至称之为“新沙皇”以及中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但是在苏联垮台之后，中国的专家学者对苏联的态度基本上是同情、惋惜，痛斥戈尔巴乔夫为叛徒，也对叶利钦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作用持批评态度。后来则希望俄罗斯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重新强大起来。持这种态度的原因，是中国处在西方的政治压力之下，需要挫败“西化、分化”与“和平演变”的图谋。90年代，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论著，分析苏联垮台的原因及历史教训。一种观点指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接受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渗透，不再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领导层出现了叛徒。与此相对照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苏联长期放松经济建设，思想和体制僵化，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苏联执行的民族政策有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这些问题致使苏共威信下降，最终无法控制政权。也有一些论者持较为持中的观点。

第六，评论“文明冲突论”和“亚洲价值观”。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断言冷战后世界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几大“文明”之间，特别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世界各国政界和学术界纷纷加以评论，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但是，这种观点引起如此轰动，说明它触动了许多人精神世界的深处。中国学者对“文明冲突论”也进行了许多批评。评论者不仅限于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也涉及哲学、历史、宗教等学科。与“文明冲突论”相关联的，是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马来西亚领导人马哈蒂尔等人倡导的“亚洲价值观”，而在这些问题上的讨论涉及东西方在人权、民主、法治等诸多问题上的观念差异。中国学者也发表了著述，加入这些讨论。

第七，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虽然在“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这一基本判断上，学术界有很大共识，但是中国经济应在何种程度上对外开放、如何规避风险、如何保护“民族工业”和涉及国家安全的支柱产业、如何使对外贸易更加多元化、如何维护金融安全等问题上，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学者有许多争鸣观点。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讨论更为热烈。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条件和“入世”后可能受到的冲击等政策问题上，学者也开始参与意见。中美经贸摩擦受到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涉及知识产权、外贸统计方法、产品质量与安全这些技术性较强的问题，也是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些讨论的学科背景是一门交叉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

除了上述议题以外，国际关系学者还对美国学者提出的很多理论观点进行质疑和批判，比如“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后霸权时代论”等。学术刊物和出版社组织的丛书继续评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著作，而且分科开始细化。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s）、国际体系、国际非政府组织、外交决策等所有西方国际政治学的分支领域，都已涉猎；除了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结构主义等80年代引进过的概念与学派之外，建构主义、英格兰学派、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等较新的学派，也都有介绍和评论。

另一方面，国内许多学者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总是忙于引进与批评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观点，而极少自己的创建？一些学者开始呼吁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或曰“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且试图构建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在西方政治理论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就像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一样。一边坚持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一边借鉴西方的学术概念和理论框架，显然是十分困难的。

在这10年中，国际问题的研究机构和教学单位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大学增设了国际关系和外交方面的专业以及课程。不仅许多综合性的重点大学建立了自己的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院系或研究所、研究中心，连一些传统的理工科院校也成立了相应的专业。一大批中青年教学与科研骨干（其中多半拥有博士学位和副教授以上学术职称）在各个新兴分支领域涌现出来，为国际问题研究注入了活力。除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国际问题研究基础较为雄厚的城市以外，东北、西北、华南、西南等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根据本区域对外交往的特点和需求，逐步形成了各自的国际研究方向。例如，东北地区对俄罗斯、朝鲜半岛和日本的研究，华南地区对东南亚、海外华人华侨、涉台问题的研究，西北地区对中亚、西亚、伊斯兰问题的研究，西南地区对印度支那、南亚、涉藏问题的研究，等等，都各具特色，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梯队和对外交流渠道。

此外，随着传媒越来越发达和信息来源的多样性，以及外交问题同国内问题互动的加深，国际问题逐渐成为诸多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以及刚刚问世的互联网的热点内容。一些专家学者也开始利用媒体的渠道，向公众传播自己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国际和外交问题的一些民间观点，特别是感情色彩较浓、通俗易懂的著述，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可以说不》一书。这本畅销书强烈地表达了对美国和日本的不满，以及要求中国“对美国说不”的诉求。对这本书的评价见仁见智。《中国可以说不》问世后，图书市场上形成了一个“说不”热潮，《中国还可以说不》、《中国仍然可以说不》、《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不仅仅说不》等相继出版。民意的表达，自此成为影响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六个10年（1999~2009年）：“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稳定。

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

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1999年是中国外交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外交的主要事件都涉及中美关系。当年年初，发生了美国指责中国“窃取美国核机密”的事件，矛头指向华裔美国科学家李文和，中美关系的气氛开始恶化。美国还针对中美贸易不平衡向中国提出了许多有关贸易政策、知识产权政策的指责。

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在科索沃搞“种族清洗”为由，对南斯拉夫进行空中打击。正在欧洲访问的江泽民主席即刻对这场空袭表示忧虑和谴责。他在3月26日声明：“前天，发生了对科索沃和南斯拉夫其他地区的空中打击和武力干涉，我当即表达了我的深切忧虑和不安，呼吁立即停止武力行动，使科索沃问题重新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在此，我郑重重申，对科索沃和南斯拉夫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违背了国际关系准则，不利于巴尔干地区的和平。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力，尽快化解这场危机。”随着北约对南斯拉夫军事行动的升级，中国政府和舆论界对美国及北约的谴责也升级了。

在中美关系气氛被毒化、科索沃冲突日趋严重的形势下，朱镕基总理仍于4月初按计划访问美国。虽然朱镕基的访问暂时改善了双边关系的气氛，但由于美方的国内阻力，未能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取得进展，国内舆论对中美关系的评论更加趋于负面。

4月25日，10000多名“法轮功”练习者在北京中南海附近非法聚集，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严重关注。这一政治事件的策划者李洪志居住于美国，不能不令人怀疑其国际背景。“法轮功”事件干扰了中国外交，增加了中国人对“内忧外患”同时出现的担忧。

5月8日清晨，北约轰炸机用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造成中方人员伤亡，馆舍严重毁坏。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立即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群情激愤，许多人呼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号召抵制美货。一时之间，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百年屈辱的历史萦绕心头。公众要求中国政府对美国采取更为强硬的举动，个别城市出现了针对美国使领馆的过激行为。

5月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发表电视讲话。胡锦涛一方面强烈谴责美国“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的罪恶行径”，另一方面也提醒中国公众注意，“中国政府坚决支持、依法保护一切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议活动。我们相信，广大人民群众一定会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自觉维护大局，使这些活动依法有序地进行。要防止出现过激行为，警惕有人借机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坚决确保社会稳定”。

胡锦涛讲话之后，大规模反美抗议活动很快平息了。但是，中国政府与公众都不能接受美方轻描淡写的“道歉”和关于“误炸”的解释，对美国这次的行径和一贯的对华政策依然义愤填膺。中美关系跌入低谷。江泽民在5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是世界外交史上一起空前严重的事件，也是当前国际关系中一场十分复杂的斗争。”从那一段时间的媒体与舆论来看，“炸馆”事件对中国政界与思想界的冲击，是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之后最为强烈的。中美两国能否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思想是否应当继续坚持，中国的外交方针是否应当进行重大调整（包括与俄罗斯结盟），中国是否还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乃至于对执行了20年的改革开放总方针是否需要重新思考，都在一时间内议论纷纷。

对于以上疑问，中国政府的回答是必须坚持既定的内外政策，坚定不移地继续改革开放，努力稳定与改善中美关系。克林顿政府也在寻找机会，试图挽回对华政策的重大挫折。7月9日，作为一种对中国示好的姿态，克林顿亲自在美国洛杉矶观看中美女子足球赛，对中国姑娘的表现加以赞扬。7月10日，李登辉发表关于海峡两岸关系是“特殊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讲话，试图利用中美关系的困难推动“台独”。但是，美国政府不但没有支持李登辉的“两国论”，而且指他为“麻烦制造者”，反复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9月11日，江泽民同克林顿在新西兰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举行了正式会晤。江泽民指出，“中美作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等方面都负有重大的责任。我们两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有巨大的潜力。我们应该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的原则，积极寻求我们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合作，缩小分歧。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而且有利于世界”。这次会晤使遭到“炸馆”事件破坏的中美关系恢复到正常状态，并且使双方加快了有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步伐。

随后，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11月访问中国，中美双方终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了协议。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仅在1999年一年之内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就可以折射出10年以来中国外交所处的复杂敏感的内外环境。比如，科索沃冲突本不直接涉及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但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的突发事件，却在理论界和舆论界促发了1989年之后最激烈的政策讨论。又如，虽然中美政治关系急剧恶化，许多人视美国为“亡我之心不死”的战略敌人，但从长远的国家利益出发，中国领导人仍然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继续同美国的“入世”谈判，中美贸易快速增长的势头没有受阻，说明了国家经济利益与政治需要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此外，中国青年学生对美国的强烈愤慨在“炸馆”危机中表露无遗，而到美国留学甚至移民的兴趣却长盛不衰，并未受到中美关系倒退的影响，说明了公众对美国的感情和心态是充满矛盾的。

2001年乔治·W·布什入主白宫后，发生了当年4月美国军用侦察机在海南岛附近海域上空同中国歼击机相撞的事件，中美关系又陷入一场新的危机。这一事件使人们联想到两年前的“炸馆事件”，以及小布什在前一年竞选总统期间称中国为“战略竞争者”。在“撞机”事件发生后，布什还宣称要“尽其所能，协助台湾保卫自己”，决定向台湾出售新的军事装备。中国外交决策层在处理这场危机之中，又一次重新评估了美国的对华战略意图和中美关系的长远走向。评估的结论是美国对华政策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应当坚持既定的对美方针，努力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调整了全球安全战略。先是发动阿富汗战争，将军事力量拓展到中亚。后来又不顾法、德等欧洲盟国和世界舆论的反对，不听中、俄等国的劝阻，借口萨达姆发展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于2003年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布什政府将“伊斯兰激进势力”视为主要安全威胁，深陷“反恐战争”特别是伊拉克冲突的泥淖，美欧、美俄矛盾加深，全世界反美情绪高涨，美国“软实力”明显下降。虽然中美矛盾依然很深，但美国在一段时间内不会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是可以下结论的。这是中国应当抓住的一个战略机遇。

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纵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六大坚持“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的结论，宣布“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同时指出“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和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并呼吁针对西方的观念，提出“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同过去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些政策声明相比，十六大报告更多地突出了“促进共同发展”。

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强盛、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和疑虑也在同时上升，出现了“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不同论调。中国政府也感到需要掌握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话语权”，对国际舆论做出反应。2003年，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资深理论家郑必坚主持了“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的课题，并以此为题在博鳌论坛上发表了演讲。温家宝在2003年12月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我们要走一条和一些大国不一样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和平崛起的道路。”同月26日，胡锦涛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提出，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要坚持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思想饶有新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和积极反响。然而，不久“和平发展”的提法便取代了“和平崛起”。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和酝酿，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05年12月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白皮书”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把中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中国对内坚持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都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关于构建和谐世界的倡议，胡锦涛此前已在2005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同年12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法国发表题为“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演讲，提出推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理解和交流。

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道路、和谐世界、互利共赢等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内政外交需要更好地协调。比如，只有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转变国内经济增长模式，扩大内需，强调人同自然的和谐，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才能使国际社会理解并接受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只有在建设国内和谐社会方面取得进一步成就，才能使国际社会了解“共建和谐世界”的内涵。

2006年8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央各部委和省级主要领导全部出席。这次会议强调，“外事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不仅需要切实做好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而且需要切实做好对外方面的各项工作。我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方面同国际社会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我国内政外交的关联性进一步增强。要坚持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统一，加强战略谋划和整体运筹，努力掌握对外关系的主动权，积极营造于我有利的工作局面和战略态势”。

在2007年10月胡锦涛所作的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以“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来展开对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论述。报告提出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沿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传统提法，说明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态度发生了微妙调整。把“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列为中国的主张，也是对外政策宣示中的第一次。在谈到文化建设时，胡锦涛还要求“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表明了对“软实力”这一概念的认可和对自身国际形象的重视。在2009年7月的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又一次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外交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必须更好地为巩固和发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服务，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服务”。

在1999~2008年的外交实践中，中国与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关系稳定。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中美关系没有出现过重大危机。台湾问题仍被中国视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等举动，也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但是，从布什到奥巴马的美国领导人不断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宣称不支持“台独”。2008年5月台湾领导人更替以后，两岸关系出现重大积极变化，美方表示乐见其成。奥巴马2009年执政之后，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新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层次更高，议题更为广泛深入。两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更为紧密，在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必须相互合作。但是，中美之间缺乏战略互信的局面将长期持续下去。

这些年中，中国同欧盟的关系不断加强，实现了从建设性伙伴关系到全面伙伴关系再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三级跳”。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8年的双边贸易额超过了4000亿美元。但是，欧洲一些国家领导人会见达赖喇嘛等问题，反映了在中国国力迅速上升的阶段，中欧之间会不时产生一些政治经济摩擦，仍需要一个磨合的阶段。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成为成熟、稳定、健康的国家关系，两国政治互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中俄两国共同抵御西方的政治压力，在上海合作组织等一系列多边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多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两国边界问题妥善解决，边界于2008年全线勘定。不过，在政治关系十分密切的同时，中俄在经贸等领域尚存一些竞争与摩擦因素。

中日关系在小泉纯一郎担任日本首相期间，发展不够顺利。双方在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2005年春天，在中国若干城市出现了表达对日本不满情绪的群众游行。2006年10月新任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之后，中日关系得到改善。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的“暖春”之旅，开创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新局面。中日经贸关系对两国都极为重要，在亚太地区问题上也深具合作潜力。但是，在中国崛起、日本国力却不见增强的新格局下，中日关系如何重新定位，如何应对日本国内日益增加的对华战略疑虑，成为今后在中国对日关系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10年里，中国同周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缔结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上海合作组织进入全面务实合作阶段；中国作为首个非东盟国家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合作成果显著；同印度、印尼等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同哈萨克斯坦等国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2004年成立“中阿（拉伯）合作论坛”；同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发展中大国的协调与合作得到加强；同拉美、加勒比和南太平洋地区国家互利合作不断深化；中俄印巴（西）“金砖四国”等合作机制日益充实；2006年，中国成功主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主办的规模最大、领导人出席最多的国际会议。

这一时期，中国的多边外交更加活跃。在联合国、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G8+5）等多边舞台上，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举行的两轮20国峰会上，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上，在反恐、公共卫生、能源、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等诸多全球性问题上，在苏丹、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都在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中国以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为契机，大力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公共外交活动，以图增进国外公众对中国的了解，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

在取得重大外交成就的同时，21世纪初的中国对外关系也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战，外交思想和国际战略需要进行一些新的调整。正如上文所说，中国政府近年来深切体会到，内政和外交的关联性进一步增强。国内发生的某些事件会直接影响对外关系。例如，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影响了中俄关系；2008年国内含三聚氰胺的奶制品污染事件影响中国同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系，损害了国家形象；2008年3月发生在西藏拉萨等地、2009年7月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分别影响到中国同某些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等等。

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相关的经济和社会摩擦在增加，在海外的公司和侨民的利益需要更多保护，传染病、海盗和国际恐怖活动涉及越来越多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过去，中国外交主要涉及的是政府之间的关系，而现在越来越多地需要处理同各国社会、媒体、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中国和许多社会制度不同、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在社会治理方式、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协调，将会更顽强地表现出来。中国对海外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及其获取方式，势必增加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担忧。在此背景下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也将引起有关国家的更大疑虑和反制措施。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导致国际格局的变化，使某些国家产生嫉妒心理，希望限制中国的发展；而另一些国家则要求增加对它们的援助，企图利用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诸多新的复杂问题面前，如何统一思想，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如何加强政策规划和战略谋划，如何完善危机的预防和管理措施，如何加强国内各个决策部门之间、中央同地方之间的政策协调，已经成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外交面临的首要问题。

1999~2009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焦点问题，同前一个10年有很大的连续性，但在分析一些新问题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关注点和新的结论。

在国际政治趋势的宏观判断上，一些观察者批评了以往对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乐观评价，指出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国家间的权力斗争，权力斗争中运用的是“丛林法则”。这种观点认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要时代特征的判断不仅幼稚，而且对国家安全是有害的。中国应当利用一切可能来增强国防力量，并且对“台独”分裂祖国的危险性有充分的认识。1999年，何新在其文章《中国形势分析报告》中写道：“国内外种种迹象表明，今后三五年间，我国内外形势即将面临极其严峻的局面，可能面对内外非常之变。内部发生动乱，外部遭遇侵华战争，甚至战略性基地遭受西方敌对势力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类似在南斯拉夫的中国使馆事件），均有极大的可能。”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应当重新审视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指出：“当今由少数西方国家主导和支配的经济全球化包含两种属性：一方面它反映了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先进属性，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垄断资产阶级力图向全球输出其生产方式，乃至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狭隘的利己性。前者将造福于人类，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后者实质是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进一步侵害和‘和平’戕伐，这必然在全球积聚和激化各种基本矛盾，最终会阻碍和破坏全球社会总体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关于这一论断的政策含义，李慎明说：“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攻击和诋毁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对我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没有改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有效抵御西方思想文化渗透和政治图谋。”

在最近10年中，国际问题领域的论著多数集中于同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有关的具体问题。比如，科索沃战争引发专家学者对美、欧、俄各自的战略调整及其相互关系变化的探讨，对“人权高于主权”理论的批判，以及对“人道主义危机”和国际干预的关注。美国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重大问题上的单边主义行为，增加了人们对美国单极霸权战略的忧虑；在此之后美国软实力受挫，美欧、美俄、美国同伊斯兰世界矛盾的激化，以及2008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又促使研究者得出美国正在衰落的结论。在“炸馆”、“撞机”等危机中，不少研究者对中美关系的长远未来产生悲观情绪；2008年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一些美国战略家鼓吹的“中美G2”或“中美共同体/中美国”（Chimerica），又使一些研究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表了更多的乐观预测。中日关系中的困难和两国民间对立情绪的上升，将国内一些研究者的兴奋点吸引到重新抬头的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及其背景上；2006年10月之后中日关系转暖、朝鲜悍然进行核试验、朝核六方会谈时阴时晴、中韩之间在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上发生龃龉，又使兴奋点转移至一些新的热点，包括探讨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立。巴尔干、中亚、印度尼西亚和非洲的民族或种族冲突引发了很多学者对于族群、国家、文明之间互动的研究；发生于乌克兰、格鲁吉亚以及若干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加深了研究者对西方干预这些国家的内政、扩大其势力范围的警惕，使人联想起西方在中国的“西化、分化”与“和平演变”图谋；俄罗斯同格鲁吉亚的冲突、俄罗斯支持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的举动，以及一些西方国家支持下的科索沃“独立”运动，深化了观察家对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的认识。

近年来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新趋势，是贸易、金融、能源、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恐怖主义等诸多功能性问题，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研究者的关注对象，开始出现了一批研究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专家。他们同相关政府部门的联系也日益密切。

国际问题研究的另一个新趋势，是关于中国发展模式（“北京共识”）、中国文化软实力、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外交思想与实践等“中国话题”，在研究成果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在中国经济腾飞、国际地位跃升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和评论家对本国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优势的信心大增，对西方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和价值观的质疑越来越多。许多其他领域的文化人、媒体人士、企业家等，也参与到“中西比较”的大讨论中。例如，季羡林在2004年对世界未来趋势有这样的评论：“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而取代不是消灭。全面一点的观点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文化寻求综合的思维方式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

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历史教训，继续成为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敏感话题。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观点是：从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开始，到最后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放松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致使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泛滥，从内部腐蚀了共产党，是苏联亡党亡国的主要原因；在对外关系上，“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对西方国家西化、分化战略从屈从到迎合，加上叶利钦为代表的苏共内部反叛势力与西方敌对势力的里应外合，便使得苏共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内外交困、走投无路”。

在这10年里，国际问题研究者得到的一个好消息，是中国外交部所藏的新中国建立以后外交档案已经陆续公布。记载重大外交活动的国家领导人传记、老一辈外交家和军事家的回忆录等等，也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和素材。其中，《江泽民传》和钱其琛的《外交十记》都产生了很大反响。

政府部门与国际问题学者之间相互隔绝的现象，在最近10年里有了很大改观。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自古以来就有议政甚至从政的传统，当代国际问题的研究者更不缺少经世致用的参与感。随着国内思想的开放、国际交流的增加、海内外媒体的促进，一批学者不仅对国际事务发表评论和著述，也开始就当前中国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海内外的学术研讨会、讲座、研究课题越来越多地涉及现实外交问题，或者就是以中国对外关系、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看法、中国的国际角色为主题。这些交流活动的一个副产品，是把原先相互接触不多的官员和学者聚在了一起。国际讲坛、书刊和媒体上有关中国的话题却被外国人所垄断的不正常现象，逐渐得到了纠正。

国际问题学者对现实政治的关心，在很大程度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有关党政部门指导、鼓励和咨询的结果。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有若干次涉及国际问题，并聘请有关学者进行讲解。外事、国防、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决策部门和工作部门注意拓宽思路，广开言路，关注并借鉴学者的研究成果，通过座谈会、委托课题等方式，同学术单位、研究单位沟通，一些中央领导和高级官员还到中央党校、大学和研究单位举办讲座，介绍动态，阐述政策。由于所涉及问题的敏感性，公开进行政策性争论是不恰当的。但是在不公开的咨询活动中，政府部门总是鼓励学者畅所欲言，甚至有意邀请一些持不同观点、不同视角、不同知识背景的专家相互切磋，以达到百家争鸣、集思广益、献计献策的目的；有关部门也时常做背景“吹风”，介绍自己的宏观工作计划和思路。

10年来国际问题研究出版物的数量急剧增加，期刊、学位论文和网站也迅速扩充。在读博士生、硕士生甚至本科生公开发表论文和报刊评论已不在少数。今天，招收国际政治类本科专业的大专院校，在全国有50所以上。该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单位，加上一些非实体的研究中心，在中国大陆应是数以百计了。公开发行的该领域学术期刊，亦有几十种。先后以国务委员唐家璇和戴秉国为会长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以及数十个跨单位的专业学术团体，活跃于全国各地，并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有条件的国际关系教学单位，还同国外院校联合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在中国权威机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那里，“国际问题研究”是同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并列的所谓“一级学科”，给予相当的重视。教育部属下，还有十几个同国际问题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其他大国中，唯有美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与教学，拥有如此大的规模。这种学科发展趋势，同中国正在迅速扩展的国家实力、国家利益、世界影响是相适应的。

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国际问题研究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尚待回答。比如，国际问题研究应当构成一个独立的学科，还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如果是一个独立学科，那么它的基础理论是什么？在这一研究领域里，学术和政策的关系是什么？在最近的10年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被介绍进来之后产生的“水土不服”问题并没有改观，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基本上仍停留在“强烈呼吁”的阶段，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学术论文特别是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里，大量存在着理论与实证研究相脱离的现象。无论是在研究单位里、教师队伍中，还是在就读的学生中，学风不正的问题都十分严重。体制内的各种招标课题，一方面帮助研究者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也可能阻碍学者个人独创性的发挥。

结论

纵观中国外交60年，可以看到区分明显的两大阶段和两个主题。前30年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后30年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说前30年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并不意味着当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希望打仗，或者中国外交一直主张激进的革命。实际上，新中国迫切需要和平环境以发展经济，而且同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近110年的动乱时期相比，这30年的中国大体上还是和平、稳定、发展的。但在这一时期，战争阴云一直萦绕在新中国的上空，中国领导人一直坚持战争不可避免的诊断，是无法否认的事实。直到70年代毛泽东论及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时，还说“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从1950年开始，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中印边境、越南和中苏边境，中国对敌军事斗争持续发生。60年代开始的三线建设，70年代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都是为了“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而做的准备。

至于“革命”这一主题词，也可以大致概括前30年的外交战略。“支持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那一时期表述对外政策的一个基调；1977年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公报，还在声明“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70年代中期，针对东南亚一些国家要求中国不再支持当地共产党革命时，毛泽东多次明确指出：我们是支持革命的，是支持革命人民的。共产党如果不支持世界人民革命，那还算共产党?！

说后30年中国外交的主题词是“和平与发展”，应该是更没有什么争议的。“和平与发展”不是对前30年外交思想的全面否定，而是立足于新时期的国内中心任务确立的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表述，一种期待，一项宣示。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关于所处的“时代”、国际格局、国际形势、战争可能性的总体判断，一直被视为确定党的中心任务的前提。其实，回顾60年的中国政治史，与其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决定了国内中心任务，不如说国内中心任务的重新确定，反过来决定了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例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内工作的重心转到经济建设，对战争危险的估计就大大降低了。实际上，从客观上看，如果将1982年同1977年相比，很难说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按理说都是国际环境恶化、战争危险增加的征兆，但中国领导人反而在1982年做出了战争可以避免的判断。从这点可以推导出如下结论：对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和经济环境做出的判断是有利还是不利，是乐观还是悲观，在很大程度取决于论者对国内政治发展方向的期待如何，价值取向如何。当我们说“本世纪头二十年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是一个“科学判断”的时候，并不需要做多少学术论证，因为这是由党的中心任务决定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通过中国60年的历史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从另一个角度看，内政也是外交的延续。当毛泽东在1970年果断地决定打开对美关系时，他不曾也不会想到，中美关系的突破引发了一连串的国内政治变化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假设没有毛泽东这一外交战略决策，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会从何时开始，是很难想象的。

中国的外交取向主要由国内政治所决定，并不意味着外交决策不能影响并塑造国际环境。新中国建立后头十几年所做出的抗美援朝、中印边境反击战等重大决策，至今仍然影响着同相关国家的关系，仍然是国际环境中的重要因素。近十多年来，中国谨慎处理领土领海争端、两岸关系、朝核问题、中美经贸摩擦、国际金融危机等涉及对外关系大局的问题，既以实力为后盾，又不动辄以武力手段或制裁措施相威胁，展现了外交的成熟，增加了国家的可信度，同时也有助于国际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纵观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外交，虽有前30年与后30年的明显分野，其连续性也是必须强调的。外交一直在为国内政治稳定、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主权统一这几大目标服务。维护国内政治稳定，要求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主流意识形态，抵制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是60年来一直坚持的原则；国家安全的概念从传统的领土安全、政治安全发展到今天的综合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但核心内容未变；从对苏联“一边倒”到今天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G20），都包含着通过对外交往促进国内经济建设的目标；对台政策从50年代的“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到今天的“两岸共赢，和平统一”，表述有很大差别，但一以贯之的核心目标是维护国家主权，完成统一大业。

展望未来，“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一定会持续，但是其内容与视角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就“和平”而言，过去的主要关注点是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中国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能否和平共处。在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基本稳定的今天，中国对和平的关注点越来越多地同局部冲突、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相联系，同中国的海外利益相联系。就“发展”而言，过去中国的主要关注是摆脱贫困落后，推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今后则会更加强调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注重经济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平衡发展。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可能方向。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60年，同外交政策的演变是完全同步的，只不过在近30年来尤其是近10年来的变化更为显著。同外交政策为国内政治所驱动一样，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更多地取决于国内政治和舆论导向的变化，而不是国际形势的客观变化。这一研究领域的主流观点，必须同国内政治导向相一致。不过，随着学科发展与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随着学术资源的多元化及国际交流渠道的扩大，学术观点和对政策的解释也越来越多元化。

在符合国家总政策的前提下，国际问题学者的言论有相当大的弹性空间。例如，中国的对外政策要服务于中国国家利益，要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既定的原则。但如何区别国家利益（如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不同层次，如何确定国际战略各个目标的轻重缓急，学者可以各有解读。又如，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业已明确宣布的国家战略。但是，历史上有没有大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先例，中国在强国征途上能否避免其他大国的暴力阻挠，学者可以各执一词。又如，中国面临巨大的安全挑战，要居安思危，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同时国防建设同经济建设必须协调发展，这是大政方针。但21世纪初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究竟是越来越严峻，还是有所改善并且将继续改善，学者一直在探讨。又如，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是中央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总概括。但如何分析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进程对中国的利弊，又如何趋利避害，具体涉及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后果及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学者总是众说纷纭。又如，不干涉他国内政是中国外交的一条重要原则。但“全球治理”的概念意味着对内政与外交的分界需要重新认识，保护和拓展中国海外利益的需要，更使中国越来越深地卷入到一些国家的国内事务之中，对此已有许多中国学者加以评介。

凡此种种，说明在国际问题研究中，政府观点同专家学者观点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复杂关系。二者都不是静止的，而是处在发展变化充实之中。国家大政方针对学者观点起着引导作用，但并不束缚学者的独立思考。专家学者前瞻性的思考，不同观点的争鸣，对外交政策的调整起着积极作用。

国际问题研究固然是为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服务的，但是作为一个学术群体和学者个人，如果将追求目标局限于分析现实政治以及向政府进言，学术研究的眼界就不可能开阔，眼光就不可能深邃。中外许多研究者和实践者的终极关怀，一直是超越国家与民族的。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首先关注的是欧洲工人运动，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推翻资本主义的全球统治、解放全人类的口号。今天，金融资本的扩张，先进技术和信息的传播，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金融危机、犯罪活动、传染病和生态污染的蔓延，都越来越藐视领土和国界的限制。因此，解决全球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和危机，既有赖于主权国家内部的社会稳定、发展和进步，又有赖于跨国合作，有赖于国际秩序的改良、国际规范和制度的完善。对于研究者来说，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繁荣和进步，是比维护本国利益更为长远、更为高尚的目标。

在学科发展趋势方面，原本以“国际关系”为主题的社会科学分支，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正在拓宽其视野，与其他分支“联姻”，产生许许多多的“混血儿”。对国家间关系的研究，始终离不开各国的内部变化和世界范围内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军事、科技等领域的发展变化。与其视国际问题研究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不如视之为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体。假设我们把国际政治放在政治学里，把世界经济（或国际经济）放在经济学里，把国际法放在法学里，把国际关系史（或外交史）放在历史学里，“国际问题研究”就不称其为单独的研究领域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发展并没有依循此路。西方国家没有由政府机构统一划分或规划学科的传统，因此这一学术领域的属性和称谓始终五花八门。有关这一学科范围的定义、内涵外延、理论基础问题，国内外学术界直至今日仍在不停探讨，论著不计其数，论点众说纷纭。但是，无论如何界定，它在众多学科中独树一帜，继续拓展，并同其他学科相互渗透，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我们认为，在如此纷繁复杂的论题面前，想在国际问题研究各个分支中找到相同的思想渊源、学理基础、探究客体、实践对象，是做不到的。如同无法找到一个能够解释一切物理现象的物理学理论、能够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史学理论一样，我们难以建立研究国际问题的能够包罗万象的一项理论，甚或一套理论体系。一些学者主张在政治学的基础上建筑一座知识大厦；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各学科交叉融合，或研究方法的严谨科学，或国际政治的实证考察，或现实政策的评析跟踪。无论从哪个角度切入，每一门现代学问都需有其理论和方法。构筑自己学科的理论框架，成为我们这个领域的学者孜孜以求而似乎又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在学术与政治的互动中，在人文关怀与国家利益的碰撞中，在中国尺度与全球视野的交融中，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将继续踯躅前行。

2.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

一、中国国际战略的界定和主体

本文中所探讨的“国际战略”，相当于美国人所说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应当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什么是本国的核心利益，对这些核心利益的主要外部威胁来自何方，在国际上应以什么方式和手段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在这里强调“外部威胁”和“在国际上”，是有原因的。从道理上讲，中国的国际战略同美国的“大战略”一样，应当是“对外战略”。但中国的战略有其特殊性，即外部威胁与内部威胁经常相互转换，相互呼应。在古代，王朝即国家。远的不说，宋朝、明朝、清朝都是在外患内乱的夹击下灭亡的。国民党政权被推翻，也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兴起的背景。中国真正有了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国际战略”，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国际战略旨在维护主权和独立，同时与内部政治安全具有直接的关联。战略敌国即是外部的安全威胁，同时也构成内部的政治威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六七十年代的苏联，对中国造成的威胁都是如此。于是有了50年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全面“一边倒”的战略，以及“文革”十年期间“反帝必反修”的战略思想。

直到今天，中国内外政策密切互动的特点仍然相当鲜明。比如“台独”问题、香港和澳门回归后的稳定繁荣问题、“藏独”、“疆独”等民族分裂主义和其他民族宗教问题、抵御境外敌对势力的政治渗透问题，等等，都涉及内外威胁的呼应与结合。这类问题在主要发达国家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或是不致危害国家核心利益或核心价值观的，在中国则可能因处理不当而产生严重后果。

但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传统意义上的外部安全威胁对国内政治安全与稳定的消极作用，总体上呈现衰减的趋势。80年代初期至中期，中国仍视苏联霸权主义为主要安全威胁，在中国南部边境亦发生过军事冲突，但苏联在中国国内政治中的作用已经很小。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前后，美国对中国形成政治威胁，但在1996年之前却未形成直接军事威胁。此后中美经贸关系快速发展，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美国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逐渐下降。今天，尽管中国对外贸、外资的依存度很大，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国内外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中国政局的稳定性超过新中国成立以来任何一个时期。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爆发世界大战和大国之间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小于以往。“台独”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但在中国国家实力快速上升的情况下，台湾真正“独立”并得到广泛国际承认的可能性可以基本排除。“藏独”、“疆独”更无达到目的之可能。中华民族已无亡国（受异国统治或主权丧失）、国家政权被颠覆之虞。

在这一国内国际大环境下探讨中国的国际战略，就可以比以往更多地考虑外部威胁和国际因素。同其他成熟大国一样，中国国际战略的主体应当是国家安全战略（包括国防战略）、外交战略，以及对外经济战略。至于涉及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民族宗教的国内问题，以及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应当作为设计国际战略时必须考虑的国情背景和重要变量来看待，但不是国际战略的主体。如果把应对这些国内问题的战略全部放到国际战略的大盘子里，它就会成为无所不包的大拼盘，以至不堪重负，无法作为国际战略来运作。因此我主张，构筑中国的国际战略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即将主要视角转向对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的外部因素，也就是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的国际大局。

日益深化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例如，能源、国际恐怖主义、环境保护、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本身都可能是跨越国界的，并且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理应成为国际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对外宣传（或是“对外文化战略”、“提高文化软实力”）是否应为中国国际战略的一部分，我认为尚可探讨。提高文化软实力，核心是国内文化建设和全民族的价值观，而对外文化宣传更多的是操作层面的问题，即如何去“包装”核心价值观。

二、国际战略研究的视角转换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还没有成文的、可以被称为国际战略的权威文件。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对外政策声明中，连“国家利益”这个概念都不存在。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国没有过完整的国际战略。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的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战略，到20世纪60年代同苏联进行意识形态论战时提出的革命路线，再到70年代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都是阐述相当完整、逻辑相当严密的、具有最高权威的国际战略思想。我认为，1977年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就其逻辑的完整性而言，在那个历史时期达到了国际战略思想的顶峰。

当然，改革开放之前的国内政策和整个国家发展方向，决定了当时国际战略所带有的时代烙印和局限性。当年中国的国际战略，从外延、内涵到表达方式，都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战略思想的延伸。其明显特征，是将国内阶级斗争的分析框架运用于“国际阶级斗争”，目标相对单一，敌我友营垒分明。往往被今人忽略的是，虽然在今天看来意识色彩深厚，但当年的国际战略是以推进跨越国界的普世价值为基础的，这些普世价值诉求不仅基于国家关系准则，更基于推翻帝国主义秩序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让全世界无产者和革命人民翻身求解放。它的逻辑起点是世界各国的“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同时强调国家的阶级属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大大丰富了。思想樊笼被打破，相关的战略研究、学术研究逐渐发达，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但是，却没有出现过去那种具有理论权威和一以贯之的逻辑的“重头”标志性国际战略文件。究其原因，主要不在于当今理论家的水平不够，而在于作为国际战略根基的中国国家利益，在全球政治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已经多元化、复杂化；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也在重塑之中，更多追求中国特色而非突出人类普世价值。因此，国际战略不可能再沿用“一边倒”或“三个世界理论”那样的线性思维来构筑。

2006年8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坚持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统一，加强战略谋划和整体运筹”。同时，又明确了“外事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密结合国内工作大局，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加以推进”。这些论述，可以理解为中国国际战略的总目标，或者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不过，对于如何确定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威胁来自何方，又以何种方式和手段来消除威胁，最终达到战略目标，还是留下了思考余地。在现阶段，构筑更为明确的中国国际战略，核心问题在于确定各项国家利益之间的内在关系，统筹协调各个相关政策部门的不同视角。

国家对外关系中的核心利益，至少包括主权、安全和发展三个方面。“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稳定压倒一切”，都是中国政府反复重申的原则。当然可以论证这几个方面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仍然会发生各项国家利益之间如何排列轻重缓急的问题，甚至在理论上也是众说纷纭。例如，有的论者认为如果不完成国家统一，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迟早会中断，因此国际战略不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而应首先完成统一大业；还有人强调，尽管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军事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也有一些观察家指出，金融安全才是真正的核心国家利益。一般而言，党和政府负责处理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国家统一、国内政治安全、外交事务的各个决策部门，都认为自己所主管的工作代表着国家的核心利益。如果这些都是核心利益，那么它们是如何合成的，是否有可能划分出首要次要，轻重缓急？

我认为，主权、安全和发展三大利益，缺一不可，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不同的紧急状态中，各项利益的轻重缓急是可能发生变化的。在外敌入侵、领土主权受到严重挑战或国家面临分裂的紧迫威胁（比如，需要援引《反分裂国家法》使用武力制止分裂行为时），就需要暂时牺牲经济发展方面的利益。而一旦发生严重自然灾害、金融危机、公共卫生危机（如非典）等全局性的重大突发事件时，政府需要集中主要精力和调动国内外资源，用以处理“重中之重”的问题。在重大危机期间，其他方面的利益就只能兼顾。但是，既然在现阶段“外事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在没有出现其他方面重大危机的情况下，同经济建设有关的利益、事务，同中国经济关系最密切的国家，事实上处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且理应如此。

国家利益的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决定了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视角正在出现四个方面的重大转折。第一，从改革开放之前以保障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为核心的视角，转变到以经济发展和综合安全（除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以外，还包括经济安全、非传统安全等）为主要目标的视角。在军事安全方面，也出现了以军事手段保护中国海外利益和公民人身安全、应付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某种需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没有可能再明显地划分国际战略上的“敌我友”。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国构成威胁的美国，对中国深怀战略疑虑并同美国结盟的日本，恰恰又都是同中国在经济、教育、文化和科技等方面合作最广阔最深入的国家；当前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同中国合作最多的俄罗斯，同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交流关系与社会交往却远逊于美国、日本、欧盟甚至韩国。以经济建设的需要为主轴来观察中国对外关系的远近亲疏，同以政治、意识形态、军事安全为主轴的视角，存在明显的反差，而且这种反差将长期存在下去，并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和舆论导向为转移。

第二，以国家关系为主的战略视角，正在向经贸、能源、生态环境、核不扩散、反恐、公共卫生、非法移民等功能性问题的视角转变。近年来，中国外交部为了处理日益繁重的功能性问题，分别创设了军控司和负责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涉外安全事务司。国内规模最大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则在近年来成立了若干研究功能性问题的中心。从近年来国内大学和研究单位相关学科的课程设置、研究项目来看，这一视角转变的趋势也很明显。功能性问题研究的比重上升，与地区与国别研究并驾齐驱，而且更容易取得政府、社会的支持和赞助。

第三，以促进经济增长、外贸外资增长为主要目标的视角，正在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防范国际经济环境变化风险的视角转变。中共十七大进一步确定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注重统筹兼顾，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强调人同自然的和谐，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意味着中国发展战略的侧重点和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需要进一步调整。这种调整，同全球化潮流下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社会公正问题的关注加强是一致的。同时，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增速放缓、国际竞争激烈、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增大、国际市场粮食、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提高等，加之政治因素的介入，都促使中国必须从战略高度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

第四，从强调中国国情和价值观特殊性，逐渐向强调全球面临共同威胁及人类各文明享有一些共同价值观。“构筑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就反映了这一视角转换。“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反对将奥运会政治化的口号，体现的是以体育运动促进合作与公平竞争的理念；加强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体现了人类对子孙万代的负责任态度和对自然的终极关怀；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和救援行动，体现了以实际行动维护他国和地区稳定、扶助灾民的“利他”意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体现了对公平、正义、法治的追求。所有这些思想和行动，都具有超越国家利益、寻求人类共同目标和共享价值观的深刻意义。

三、从美国大战略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研究国际战略的国内专家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把眼光投向冷战以来的美国大战略，以为他山之石。毫无疑问，冷战以来几个阶段的美国大战略都比较鲜明、完整，维护了美国的核心利益和世界地位；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水平，无论从其成果的数量、质量看，还是从其研究人员同决策部门的互动看，都居于世界各国之首。因此，从美国的战略研究中借鉴理论和方法是必要的。但是，中美两国的国情和战略目标迥然不同，使这种借鉴必然有其限度。本文更想强调的，是如何从美国战略的缺陷和错误中吸取教训。

首先，今天中国的国际战略不需要像美国的大战略那样预设敌国。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中心内容是以苏联为主要敌手的遏制战略，“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内容是以伊斯兰激进势力为主要敌手的反恐战略。这两项战略都是敌友分明，目标和手段明确，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遏制战略达到了目标（尽管其过程和结果包含许多可以深入探讨的内容），但是也付出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沉重代价。目前的反恐战略，特别是先发制人地发动伊拉克战争，已经严重地消耗了美国实力，损害了它的国际形象。

美国有深厚的战略思维，强大的战略研究队伍，近年来却因何会犯下如此难以挽回的战略错误呢？我认为，最值得反思的应当是美国大战略目标的失当，而不是一般政策和策略的失误。在世界其他大国都没有确定主要敌手的新世纪，美国却把战略目标指向一个无法消灭（甚至无法明确界定）的敌人——“伊斯兰激进势力”，其动机和原因值得深究。难以否认的一个动机，是一些美国战略家认为美国需要一个敌人，以维护美国的世界地位和国家特性。

其实，从1989年到2000年的12年里，也就是老布什和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在其公开的政策宣言中，是没有确定的战略敌人的。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都引起过争议，但其目标的有限决定了其消极后果的有限。克林顿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被界定为“接触与扩展战略”，确定了经济、安全、人权的全球战略“三大支柱”。在这12年中，美国享受了“和平红利”、高速经济增长、信息革命的成果，巩固了原有联盟，霸权地位得到加强。这一历史事实证明，不确定战略敌手的战略也许更符合冷战后美国的长远利益。

如果我们的国际战略借鉴的是“国家需要敌人来加强内部凝聚力”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结果将是违背时代潮流，造成国家灾难。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俄罗斯、印度在内，都没有公开明确地认定敌国；有的国家甚至没有明确的竞争对手，却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中国的社会凝聚力，亦无须靠设定“敌国”来维持。

其次，美国大战略是以美国倡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基础的。从某种角度看，这是美国的一种战略优势、战略资源，但认定美国价值观便是普适价值，用它来判断国际事务和他国内部事务的是非曲直，也经常把美国战略引入歧途。

我们在国际战略研究中，需要吸取美国的教训，防止将本国的经验和价值评判标准视为普遍适用的标准，或用判断本国国内事务是非的标准来判断别国的国内事务。比如，中国现在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其他许多国家却有别的优先次序。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应当是世界之福，国外有些人士（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士）却有别的看法。他们未必都是出于忌妒或别有用心，而是他们的国家和社会处于同中国不一样的发展阶段，或持有其他价值标准（包括宗教标准）。再如，我们认为维护国家统一、防止分裂是高于一切的国家利益，这在中国是天经地义、无可辩驳的。但是，对于其他国家的统一与分裂问题，宜尊重当事国、当地人民的选择，考虑国际社会的意愿。2011年，南苏丹共和国正式建国，脱离苏丹。我国立即承认南苏丹独立并与之建交。

在美国大战略的谋划与执行中，我认为更值得借鉴的不是战略本身的内容，而是它如何把总体战略目标转变为具体的操作过程，协调各方利益和各个政府部门，特别是调动社会力量，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美国的软实力，主要靠的不是政府在公共外交中的投入或者海外的形象工程，而是靠公民社会本身的驱动力。美国社会向外输送的文化产品、教会在海外的活动、公司的商业文化和品牌效应、大学教育和科研的成功、基金会的资助项目等，建立了美国软实力的厚实基础，而政府在其中只是起协调作用而已。中国要加强战略思维，在软实力方面同美国展开竞争，也必须充分调动社会的积极性。

四、关于加强国际战略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构筑，同专家学者的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国际战略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只能由政府来集中制定和实施，一个时期内只能有一项主导性的战略。战略研究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则是百花齐放的，其成果可以成为政府制定国际战略的参考。一个大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不发达，战略思维不厚重，其国际战略决策的基础就不扎实，就容易导致方向性的错误。

如果说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视角正在转轨的过程中，那么国际战略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应当有某种方向性的调整。当前的国际战略服务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目标确定下来之后，下一步应当是审视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威胁来自哪里，又该如何克服障碍，战胜威胁。需要研究行动方案，计算成本和代价。显然，不能把实现中心目标的主要障碍设定为某个或某些国家，也不能把手段和方案设定为单纯地改善国家关系。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是战略方向和对外宣示，推进建设和谐世界是一种理想，但是都不能代替一项可以操作的国际战略。正像中央外办副主任裘援平博士指出的那样，在国际战略的课题研究上，应当“尽可能以国家对外应该怎么做而不仅是怎么说为重点，回答一个快速兴起国家的国际战略应该回答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

我的理解，是在确定国际战略目标方面，关于“怎么说”的对外宣示问题虽然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但亟待研究的重点，要放在“怎么做”上，即探讨达到目标的手段、方法和途径上。毛泽东在谈到任务和手段的关系问题时，曾做过一个精彩的比喻：“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和谐世界”等许多目标都在彼岸。我们研究者论证“过河”到达彼岸的重大意义，花的功夫很多，但是“桥和船的问题”没有解决好。

服务于中国国际战略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当务之急似应是解决“桥和船的问题”，尤其是加强对外经济战略、能源战略、环保政策等功能性问题研究领域，是把传统的国家关系研究同越来越紧迫的功能性问题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在中美关系研究中，那种“是敌还是友”的战略定位问题已经没有多大实际政策意义。如果不深入研究人民币汇率、相互投资、贸易摩擦、军事互信、危机管理、气候变化等影响中美关系的现实问题，战略问题就无从谈起。

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需要摆脱西方“话语霸权”的窠臼，创造出“中国概念”和“中国话语”。中国学者发出这种呼吁，已经至少有20年了，为什么思想库和高等学府中的“中国话语”仍嫌太少？究其原因，我主要想到了两点。一是研究者对本国国情了解不够，特别是对于国家对外关系中的现实问题和现实需要，仍然处于若明若暗的阶段，更很少有针对性地进行国内外实地考察。近年来，一些政府部门加强了同专家学者的联系和沟通，大大拓展了学者的视野，加深了对现实政策问题的思考，这肯定有利于“中国话语”的建设。

二是本领域的知识积累原来就不够丰厚，各方面投入的资源（特别是财政资源）也不多，而一些专家学者忙于承担获取资源的指定课题，无暇顾及学术问题和战略问题的长远思考。当然，国家急需研究的政策问题上，“命题作文”是必要的，但多数的社会科学创见和理论建树，出自学者在各自领域不受干扰的长期耕耘。美国学者不时提出“历史终结”、“文明冲突”、“软实力”等虽有争议却影响很大的概念，而中国学者往往只做评论和反驳，鲜有自己提出创见，让西方人评论。对于这一点，许多中国学者都不满意。但是需要看到，提出这些美国概念的弗兰西斯·福山、萨缪尔·亨廷顿、约瑟夫·奈等人，都是学术功底深厚而又有相当政治经验的学者，他们提出的概念和战略思想，首先建立在研究美国现实的基础和需要之上，同时又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他们都不是在承担指定项目中实现自己的学术创造的。所以，更多“中国话语”的出现，有赖于长期的学术积累，也有赖于学者看出有独创性、适合自己专长的研究课题，而不是过于重视“紧跟形势”的时效性成果，导致急功近利。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设计，应当遵循学术创造的规律，大大增加个人自选课题的比重。

美国战略建立在一整套政治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其中既包括美国眼中的国际秩序原则，更包括国家治理原则（法治、民主、人权等）、商业和社会行为准则（公平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加强中国的软实力建设，研究中国国际战略的价值观基础，不能停留在国际关系准则的基础上。强调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可持续发展，将使中国的国际战略目标与核心价值观更加具有道德高度。和平共处和互利共赢毕竟只是国家之间如何和平地分享利益的问题。将可持续发展战略融入和谐世界理念，才可以超越国与国之间关系准则的高度，在维护本国核心利益的同时，与“全球治理”的观念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追求找到更多相通之处。

五、结语

现阶段中国的国际战略，是以主权、安全、发展这三方面的国家核心利益为基础构建的。国际战略研究的重要内容，是对这些核心利益的主要外部威胁来自哪里，在国际上应以什么方式和手段维护核心利益。中国的国际战略面临着视角转换，需要更加注重研究如何利用国际因素，趋利避害，促进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要构筑“中国话语”，就需要更多了解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解决实现战略目标的途径和方法问题，把重点放在“怎么做”上。

中国面临的国际机遇与挑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决定了加强国际合作、参与全球治理的必要性，而这种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不仅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也必然建立在一些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如何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文化特色的同时，寻求共同利益的价值观基础，应是国际战略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3.中国大战略求索：崛起中的强国探寻未来之路

任何国家的大战略都必须至少回答以下三个问题：该国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哪些外部力量对其构成威胁？为保障本国安全，该国领导人应当做些什么？当前，对于中国是否拥有自己的大战略仍无定论。一方面，在过去的大约30年中，中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显现了非同寻常的连贯性，并与国内事务的重大关切保持着密切协调。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至今尚未发布任何全面阐述本国战略目标和实施之道的官方文件。对于中国国内的政策分析家和国外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来说，中国大战略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重要领域。

近年来，与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大幅增长，其增长幅度甚至远远超出了中国领导人的估计。在自身地位获得提升的基础上，中国的国际行为已经变得日益强势。2010年中国对一系列事件（例如，美国对台军售、美韩黄海军演和日本在争议水域扣押中国船长）的强烈反应证明了这一点。对于国际社会来说，理解中国的战略思维，并试图预测其战略思维将如何根据本国利益和领导人愿景而改变，尤显必要。

内忧外患

中国领导人在看待本国历史时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即对外部威胁引发国内动乱一直相当敏感。自古以来，中国的当权者经常在内部叛乱和外部侵略的双重打击下被赶下台。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军攻陷都城北京，同时满族人在明朝将领配合之下由北方入侵，导致明朝于1644年灭亡。大约三个世纪之后，清王朝也是在一系列内乱和西方及日本军队的外侵双重打击之下灭亡。中国国内革命在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鼓舞与支援下，于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那时以来，对内部动乱的担忧仍然在中国萦绕。1949~1976年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从未正式使用“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来勾勒自己的战略目标。但很明显，决定当时中国国际战略的主要是政治和军事安全利益，而这些利益通常又受到诸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原则的框限。那一时期的中国战略思维承袭了列宁主义传统，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政治阵营，即主要敌人、次要敌人、潜在盟友和革命力量。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将苏联和美国视为中国的主要外部威胁，而内部威胁则相应地来自亲苏的“修正主义分子”和亲美的“阶级敌人”。因此，坚持不懈地同颠覆中共领导或改变国家政治色彩的国内外阴谋进行斗争，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毛的对外政策据称代表“国际无产阶级”而非中国自身利益，加之中国在经济和社会交往方面基本与外部世界相隔绝，北京并没有什么系统的大战略可言。

到了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邓小平时期，随着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中共将经济发展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邓小平的对外政策新思维与毛泽东存在显著不同。中国与苏联或美国之间的大战不再被视为不可避免。中国努力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不论这些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如何。在中国看来，这种非对抗的姿态可以吸引国外投资并促进贸易。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全球地位的提升，以及中国稳步融入既有的国际经济秩序，都有助于巩固中共在国内的权力。

但是，尽管经济利益已成为中国国际行为的主要驱动力，传统的安全关切和防范西方政治渗透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最明显的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西方对北京采取制裁，表明内外难题很容易相互交织，促使中国领导人警醒。在20世纪90年代，北京以国家主权高于人权的立场回应西方的责难，坚定地拒绝照搬西方式民主制度。它还坚称，如果台湾试图搞“独立”，大陆将绝不放弃使用武力。

虽然存在上述问题，但在21世纪伊始，中国的战略界人士仍认为国际形势总体上对中国有利。2002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此期间，中国可以继续集中精力处理内部事务。当然，中国的部分地区仍不时出现动荡，例如2008年3月的西藏事件和2009年7月的新疆事件。对于这些事件，中央政府指责“国外敌对势力”难逃干系，并予以强力应对。北京宣称，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政治活跃分子刘晓波这一“试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分子”，再次证明了西方的“不轨图谋”。虽然中国政府间或被这类事件所烦扰，但总的来说中国政府仍然能够集中精力，解决国内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可持续问题。

在胡锦涛主席领导下，近年来中国已形成了一套新的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确保在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强善治、改善社会安全体系、保护生态环境、鼓励自主创新、缓解社会紧张、完善金融体系、刺激国内消费。2008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使中国对外出口大受影响，因此，推进上述经济和社会转型已变得更为紧迫。

考虑到这一现实，中国领导人已重新确立了对外政策目标。2009年7月，胡锦涛指出，中国的外交工作必须“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服务”。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在2010年12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些核心利益：一是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些利益是不容侵犯和破坏的。

北京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将台湾问题当作核心利益，除此之外，中国政府从没有将某一个具体的外交政策问题上升为国家核心利益。2010年，部分中国评论人士将南中国海和朝鲜说成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考虑欠周全而并未得到官方授权的表态造成了外界的很多疑惑。实际上，对中央政府来说，主权、安全和发展都是必须实现的目标。只要不存在对中共领导权或国家统一的重大威胁（如实现“法理台独”），北京仍将全神贯注地推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它的对外政策亦服务于此。

如果非要为中国的大战略确立一项统领一切的原则的话，那应该是改善中国的民生、福祉，并通过社会公正促进公民的幸福感。

原则之上的原则

当前，中国相当多的政界、学界和国际问题评论人士认为中国需要有一项可以指导对外政策的统领一切的原则。但是，从主权、安全和发展三个方面来界定中国的核心利益，就意味着基本上不可能设计出这样一项简单明晰的统领一切的原则。此外，中国政治精英中存在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这使得在政治共识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大战略变得更加复杂。

时下，在中国常被提及的一种观点是，美国是中国核心利益的主要威胁。赞成这一观点的人援引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的话——“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他们还可以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说法，即“对于美国来说，一个理想的敌人是在意识形态上敌对、在种族和文化上相异，而在军事上又有足够能力对美国安全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把美国比作中国的“理想的敌人”。他们持有这种看法的原因是，他们长期以来都确信，美国、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治价值观持敌对态度，企图通过支持“台独”等做法遏制中国的崛起。他们还举出了其他例证：美国政客对达赖喇嘛和新疆分裂分子的同情；美国持续对台军售；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以及其他旨在围堵中国的部署；美国商界和国会对中国发起的货币战和贸易战；西方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由让中国放缓经济发展的喧嚣。

这种流行看法，见诸中国的很多新闻评论和网站（尤其是有关政治安全和国防事务的网站），主张中国外交政策应集中精力应对西方威胁。认为中国目前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过于软弱，而毛泽东时代那种针锋相对的办法是更好的榜样。由此，有人称中国应在那些对西方国家持反抗态度的国家中寻找战略盟友，例如伊朗、朝鲜和俄罗斯。一些人还建议，北京可以将手中持有的美国国债作为政策工具，如果美国政府的行为损害中国利益，中国就准备抛售这些国债。

然而，这种建议本质上是具有误导性的。美国给中国的确带来了一些战略和安全挑战，但将中国的大战略建立在“美国是中国主要敌人”这一看法的基础之上，既是行不通的，也是有风险的。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与中国联手组建反美同盟。如果中国和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经济和军事力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结为敌对关系，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受到严重阻碍。可以庆幸的是，中国领导人并不想实施这种战略。2010年，温家宝总理指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这并非外交辞令。

在深入认识这一点的基础上，中国战略界的另一派人士认为，应继续信守邓小平有关“韬光养晦”的告诫，也就是主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应“保持低姿态”。这一派包括中国前国务委员唐家璇和解放军前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等重要政治人物。他们主张，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发展。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反驳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是中国的长期威胁这一看法，但这些人士认为，中国暂时还没有挑战西方优势地位的能力，一些人甚至反对盲目做出西方正在衰落的结论。同时他们指出，在未来几十年中，只有坚持韬光养晦，才能使中国继续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

虽然这种看法比其他观点更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但也会引发一些质疑。这种看法的拥护者不得不费尽心力地去阐释“韬光养晦”的含义。“韬光养晦”常被不恰当地翻译为“隐蔽实力、以待时机”。这些人士指出，“韬光养晦”并非意味着中国要精心算计，在拥有足够物质力量和信心去实施深藏不露的规划之前，暂时保持谦卑态度。不过，这种保持低姿态的方式很容易被指责为过分软弱，尤其是面对敏感的安全议题时。随着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一些中国人要求本国的外交政策更加敢作敢为。“韬光养晦”战略的反对者还称，中国实力今非昔比，因此邓小平远在20年前提出的这一战略已经不合时宜了。

还有另外一些深思熟虑的中国战略人士指出，即便保持低姿态可以让中国处理好与美国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但这一方式并不能用于指导中国和其他众多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应对近年来已变得非常重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能源安全）。显然，用“韬光养晦”来描述中国对诸如金砖五国峰会等机制的积极参与，也是不太合适的。如果中国的对外政策仅仅是“韬光养晦”，那么它就无法有效应对当前面临的多层面挑战。

重心在国内

即便着眼于更好地解决国内问题，中国也需要构建一套更为复杂成熟的大战略。虽然中国政府尚未发布任何官方文件予以阐述，但我们能够从“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概念中推导出其基本方向。2006年，中共中央宣称，中国的“外事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密结合国内工作大局，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加以推进”。中国战略思考中正在显现的四大变化趋势，可以让我们一窥新的中国大战略的核心内容。

第一个重大转变是，中国政府将经济和非传统安全的关切与传统的军事和政治利益相融合，从而形成了一套综合安全观。中国军事规划部门所考虑的，不仅包括恐怖主义和海盗等跨国性问题，还涉及如何推进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等合作性行动。在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方面，中国也必须与其他国家展开合作，才能保护自身经济安全。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基本上不可能在敌友之间做出泾渭分明的区隔。美国对中国构成政治和军事威胁，而美国的坚定盟友日本也可能成为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但这两个国家恰巧也是中国的两个最大经济伙伴。即便与欧盟之间的政治困难有所抬头，欧盟作为整体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虽然部分中国人将俄罗斯视为潜在的安全盟友，但从经济和社会层面看，俄罗斯对中国的重要性远不及美国的另一军事盟友韩国。对于北京来说，想要调节传统的政治/军事关系和当前不断扩展的社会/经济利益之间的不同取向，将是非常艰难的。这种努力其实就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那两种不同的时代遗产之间进行调和。北京能实现的最好选择，是在加强与其他大国之间经济联系的同时，尽最大努力减少和它们发生军事和政治对抗的可能性。

在中国外交领域凸显的第二个重大转变是，从以处理国家间关系为主，更多地转向处理功能性问题，并且更加重视多边。这种面向功能性议题（反恐、核不扩散、环保、能源安全、食品安全、防灾，等等）的转变，使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对华友好。例如，长期以来，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地缘战略利益和领土争端，但两国在抵挡来自西方的减排压力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从而形成了这一领域的合作关系。又如，尽管伊朗是向中国供应石油的关键国家，但伊朗在发展核项目方面与西方产生的争执正考验着中国对全球核不扩散体制所做出的承诺。

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做出的调整给中国外交带来了第三个重大转变。北京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热情正逐渐让位于对经济效率、产品质量、环境保护、社会安全体系和技术创新的重视。北京对“发展”这一核心利益的理解已经涵括了社会层面。由此，中国领导人决心通过促进国内消费和减少对出口和外部投资的依赖，努力维持高增长率。在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国际经济摩擦更趋激烈之际，中国领导人比以往更加关注全球经济不平衡和金融市场波动问题。从中国的长期利益来讲，人民币需要渐进升值，只是出于短期内出口收益的考虑，中国决策者难以采取美国和其他国家所敦促的快速升值措施。中国只有大力促进国内消费和稳步开放资本市场，才能最终摆脱国际压力。

第四个重大转变与中国的价值观有关。一些中国高层官员表示，尽管中国拥有独特的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它仍然可以和其他国家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回避了价值观是否也可以成为合作基础的问题。但是中国既然非常强烈地想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改善自身的国际形象，那么分享善治、透明等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看来势在必行。中国国内存在的一些困难和考验，诸如严重的腐败和在部分地区出现的族群冲突和群体性事件，可能会促进中国政治精英在价值观层面发生转变。这些困难和考验说明，稳握政权和国家复兴都需要更高的透明度和更有效的问责，同时还需要更加坚定地履行对法治、民主和人权的承诺，而这些都是当今世界普遍共享的价值观。

上述四大转变都不是一帆风顺，也并非绝对不可能逆转。然而，它们的确揭示了一些基本趋势，这些趋势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塑造中国的大战略。胡锦涛和其他领导人号召要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意味着应对国际挑战的努力绝对不能损害国内的改革事业。当前，中国的外部挑战不仅来自美国、日本等其他大国，而是逐渐更多地来自一些功能性问题。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需更具合作精神地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倡导那些能得到广泛接受的价值观。

因此，如果北京将某一个国家确立为主要威胁，并将调动各方面力量排除该国影响作为对外政策的统领一切的原则，这就不够慎重了——假如美国或是其他大国确实将中国当作首要敌人，从而迫使中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自然另当别论。另一方面，韬光养晦固然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应有之义，却不能囊括其指导原则之全部。一项大战略必须考虑其他长远目标。让中国成为世界首强是部分中国人心向往之的愿景。解放军国防大学的教授刘明福大校称，中国应该把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力量作为未来发展目标。还有人主张，将中国的发展经验（所谓“北京共识”）提升为一种可以挑战西方制度、价值观和领导地位的替代性发展模式。不过，中国领导人并没有梦想着让中国成为一个霸权力量或将中国树立为他国的标杆。面对不断上升的国内和国际压力，在确定短期和长期目标时，中国领导人还是非常冷静的。他们的主要关切是，在如此之多的棘手威胁面前，如何最好地保护中国的核心利益——主权、安全和发展。如果非要为中国的大战略确立一项统领一切的原则的话，那应该是改善中国的民生、福祉，并通过社会公正促进公民的幸福感。

如果中国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物品，与其他国家更多地共享价值观，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将得以更好地维护。其他国家对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性力量会做出何种反应，将对中国的内部发展和对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强国之诞生

在确定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以及对其构成威胁的外部压力之后，余下的问题便是：中国领导人如何抵御这些威胁，捍卫本国利益？

中国能否继续在经济现代化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的稳定。因此，致力于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符合中国的利益。它应当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遗留的主权和安全问题，包括与邻国之间存在的棘手的领土争端。考虑到现在当权的台湾地区领导人不致谋求正式“独立”，北京对维护两岸和平关系更有信心。但北京和台北之间尚未达成一项可以防范双方关系再次出现紧张的政治协议。中国政府还需要找到维护西藏和新疆稳定的有效途径，因为出现在那些地区的不安定状况很可能导致别国有所反应。

尽管中国大部分民众支持中国拥有一支更强的军事力量，以保卫国家的重要利益，但是他们也应当认识到由此带来的两难处境。中国必须使包括美国和其亚洲邻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相信，它在增强国防能力特别是加强海军建设时考虑到了别国的关切。它需要让解放军的发展规划更加透明，并展现出与他国合作构建亚太地区安全架构和维护既有全球安全机制（特别是核不扩散机制）的意愿。中国必须继续与其他国家合作，防止伊朗和朝鲜取得核武器。如果中国能和其他国家一起，为加强网络安全和太空安全做出更多贡献，那么中国自身的国家安全也将得到维护。当然，这并不排除中国在发生一些特殊情况（例如遭到恐怖袭击）时使用武力来捍卫主权和安全的可能性。

中国已经参与了几乎所有的现存全球经济机制，但在其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受到全面承认之前，中国仍需做出更多努力。它在二十国集团、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机制中正逐渐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如今，中国需要做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和调整，从而在促进国内发展方式转变的同时帮助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如果中国能够在建设低碳经济方面成为良好示范，那么中国和世界都会受益。

大战略通常需要界定地缘战略重点，而亚洲便是中国的地缘战略重点。过去通往中亚和南亚的交通条件并不完善时，中国的发展战略和经济利益偏向于东部沿海和环太平洋地区。当前，虽然东亚仍非常重要，但中国应对西部给予更多的战略关注。十多年来，中央政府已经在西藏、新疆等诸多西部省区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目前正在更加积极地倡导和参与在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地区以及里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新项目，并通过这些地区直达欧洲。这种“向西看”的战略将重塑中国的地缘战略构想和欧亚大陆版图。

当然，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中国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关键。虽然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之高前所未见，但中美、中日之间仍缺乏战略互信。中日美三边关系必须是稳定的和建设性的，因而有必要展开三边战略对话。此外，中国需投入大量资源，以在世界舞台上树立更加良好的形象。一个实现善治的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可亲的中国。更加重要的是，中国会逐渐认识到，软实力绝不是人为生造的，那种影响力更多源自社会而非政府。

要想更好地制定和实施中国的大战略，有两项艰困任务摆在中国面前。第一，促进中国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如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几乎所有机构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对外事务，显然他们不可能以同一种方式看待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不可能发出同一种声音。这种情况常常使国外人士和中国公众陷入疑惑。

第二个挑战是，在国内价值体系迅速变化之际，需要对中国政治精英和普通公众的不同立场和观点加以疏导。一般的期待是，将公众对政府政策的支持调动起来，可以在巩固政权国内声望的同时增强在外交上讨价还价的能力。但如果政策未能在短时间内奏效，过度的民族主义就会引发公众的挫败感，给政府带来更大压力，从而不仅破坏中国自己的政治秩序，也损及其对外关系。即便在对外事务上允许有多种不同声音，中央领导层也应更加明确有力地将自己的观点传播给公众。中央的观点与媒体和网络上那些耸人听闻的言论相比，一直都是谦虚谨慎的。

没有任何一个大国的利益能够与国际社会的利益完全吻合，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拥有世界上大约1/5的人口，它更像是一个大陆而非一个国家。虽然为中国设计一套大战略是如此之复杂，但这一努力应符合中国的国内关切，并在总体上对国际社会有利。如果中国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物品，与其他国家更多地共享价值观，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将得以更好地维护。

其他国家对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性力量会做出何种反应，将对中国的内部发展和对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国际社会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在维持自己生存和实现现代化方面的雄心壮志、忧虑和困难，那么中国民众将自问：为何自己的国家要被基本上由西方所确立的各种规则所束缚？中国理应被期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国际社会也应该承担起责任，帮助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自立于不败之地。

4.“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

近来，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以“重返亚洲”为主题的“战略再平衡”设想。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俄罗斯、印度、欧盟等全球主要力量也纷纷调整自身地缘战略。大国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新一轮竞争日趋激烈。当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欧印俄等“东望”“东进”之际，地处亚太中心位置的中国，不应将眼光局限于自己的沿海疆域、传统竞争对象与合作伙伴，而应有“西望”“西进”的战略谋划。

一、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的国际地缘战略支柱

古代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重心一直在内陆，中华民族几乎没有领土疆界向海外延伸的历史。通向欧亚大陆西部的丝绸之路，曾是沟通东西方文明与商业活动的重要桥梁。然而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和日本从军事和经济上砸开中国的大门，主要都是经由海路，自此现代工业和大城市集中于沿海地区。改革开放初期，美国、欧洲、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是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对象，在中国东南部先后建立的经济特区，进一步强化了沿海地区的优势地位，而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则长期相对滞后，对外交往亦较晚、偏少。直到2000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计划后，局面才开始有明显改观。

中国虽无见诸文字的国际地缘战略，但由于东部地区具有传统发展优势，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威胁也主要来自这一方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战略和国防部署一直向东亚太平洋方向倾斜，这是必要的。但是，随着《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及相应国内发展战略的出台，应有适当的对外地缘战略加以配合与支持。

建立和完善西部大开发总体战略的地缘战略支柱，包括以下几层含义。第一，统筹规划并与多国合作，确保西部境外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应渠道畅通。可分南、中、北三线，加快建设中国主导的“新丝绸之路”，东起中国东部港口，横贯亚欧两大洲中部地带，西达大西洋东岸、地中海沿岸各国。从中国西部通向印度洋的大通道也应尽快建成。第二，扩大同西部各国（本文所称“西部各国”，指南亚、中亚、中东、里海地区各国）的经贸合作和经济援助，设立合作发展基金。2001~2011年间，中国与南亚、西亚两地区贸易额增长逾30倍（中国外贸总额同期增长7倍），占外贸总额比率从2%升至9%；过去7年间，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贸易额高于中国对外贸易平均增速10个百分点，足见中国经济“西进”的必要性和巨大潜力。第三，由于新疆、西藏等西部省区的和谐稳定受到境外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及其他敌对势力的威胁，跨境犯罪现象严重，成为国家安全的心头大患，需要制定和实施内外结合、相互配套、因地制宜的社会政策、宗教政策和教育方针，筑牢国家安全、民族和谐的战略屏障。第四，加大对西部各国的外交资源投入，深入研究当地国情与民族宗教情况，加强社会与人文交流，将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优势适度转化为政治优势和软实力，拓宽中国战略回旋空间。

二、“西进”是参与大国协调、改善国际环境、增强竞争能力的战略需要

西部各国是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是人类几大文明的发源地，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但由于种种深层原因，许多国家在未来若干年内难以保持稳定和繁荣，该地区若干国家的政治动荡和跨国界的民族、宗教、教派冲突，将对未来全球秩序和大国关系造成严重冲击，也必将对中国在该地区迅速拓展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造成严重冲击。因此，中国不能置之度外，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新姿态，在这一广阔天地有所作为。

这一地带是欧盟、俄罗斯、印度、美国、日本和中国的重要利益交汇区域和竞争空间。同西欧、东亚等地区不同，西部各国间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美国主导的地区性军事同盟（或反同盟），且尚未出现明显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大国协调机制与竞争合作规则都未确立，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势力范围在不断交叉重塑之中。

然而，美国已经在下“先手棋”。2011年秋，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数度宣扬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并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同阿富汗外长、德国外长共同主持了有30多个国家代表参加的“新丝绸之路”研讨会。克林顿国务卿阐述道：在这项计划里，“土库曼的油气田将满足巴基斯坦和印度不断增长的能源需要，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提供可观的过境收入。塔吉克的棉花将被制成印度的布匹。阿富汗的家具和水果将出现在阿斯塔纳、孟买和更远的地方”。她说，美国将为“新丝绸之路”提供支持，鼓励私营部门投资铁路、高速公路、能源基础设施和石油管道，“这条石油管道将从土库曼斯坦，经过阿富汗、巴基斯坦通向印度”。简言之，该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以阿富汗为中心、连接中亚和南亚，并向中东地区延伸的国际经济与交通网络。其近期目标，同美国实施其阿富汗撤军计划后如何维护自身利益有关。此前，美国已建设了连接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的石油管道，正在实施连接土库曼斯坦与欧洲的跨里海天然气管道计划。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减少，但力图继续主导地区安全事务，插手各国内政，维持长远影响。

俄罗斯视里海地区和中亚的独联体国家为自己的“后院”，极欲保持其传统地位；同中东产油国密切协调政策，维持油气价格；积极介入中东安全事务，抵御西方渗透干涉。从整体上说，欧盟严重依赖中东能源供应，担心能源价格暴涨，力图减少从俄罗斯的油气进口比例以规避政治风险；里海地区和中亚成为欧盟能源外交的主攻方向；在地区安全与政治问题上，欧美将长期维持合作，必要时发挥北约的军事作用。印度将中东和中亚视为其推进能源进口多元化的重点方向，正着力构建周边油气供应网络；印度国内宗教激进势力上升、印巴矛盾久拖不决，都使印度不能不高度关注该地区安全形势。日本在整个地区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关注也处在上升趋势。2012年7月，日本在东京主办了阿富汗重建问题国际会议，并承诺向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提供大笔援助。

环顾中国周边与更为广阔的外围，可以看到，推动中国经济、政治活动和国家利益的“西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首先，“西进”有利于建立更为平衡的中美关系，增进中美战略互信。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等有关决策机构里，对华关系一直都从属于对东亚关系，其主管官员多为东亚问题专家。被视为具有防范中国意图的奥巴马政府“战略重点东移”，也聚焦于东亚。这种做法，使美国有意无意地将中国“定位”为东亚国家，也容易让中国人限制自己的战略眼界。中美两国在东亚的竞争，已日益呈现某种“零和格局”。但若“西望”，中美在投资、能源、反恐、防扩散、维护地区稳定等领域的合作潜力都较大，而且几乎不存在双方军事对抗的风险。在维护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稳定的问题上，美国迫切希望中国提供帮助。

其次，中国在西部各国的经济利益日益扩大，展现了参与大国多边协调、提高国际地位的良好机遇。同东亚相比，中国同（印度以外的）西部各国素无瓜葛，产生对抗或冲突的因素很少，在地缘经济、地缘政治的竞争与合作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同有关国家共同塑造该地区的安全与发展环境，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将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和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加强和扩大上海合作组织的职能，同有关大国和本地区国家共同规划与建设“新丝绸之路”，促进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和地区冲突的和平解决，都是中国可以使用的抓手。

三、“西进”必须规避风险，平衡各方，增加研发投入，进行战略统筹

“西进”有机遇，也有不少风险。风险之一，是西部远非一片阳光灿烂的净土。不少国家的政治不够稳定，相对贫困，民族教派冲突积重难返。一旦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深深卷入其中，想要抽身就难了。中国既要敢于“创造性介入”，又必须有危机处理的方案和手段。风险之二，是西部各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中东有伊朗、沙特、土耳其、埃及、以色列等地区强国相互角力，南亚有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纠葛难解。中国在任何具体问题上采取外交立场，都会得罪某些国家，需要保持微妙的平衡。风险之三，是中国“西进”不可能不引起其他大国的疑虑和防范。要尽力避免它们联手排挤中国，不能以争霸、争权、争利的面目出现，不能动辄做出“突破美国围堵”之类的姿态，视正常竞争为零和格局，将经济问题政治化。风险之四，是容易被戴上“攫取资源”、“新殖民主义”的帽子。必须关注投资所在地的环保、民生和就业。应抓紧完善领事法规，对当地华人华侨既要关心保护，又要管理教育。

同对美欧、东亚、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对西部各国的了解更浅。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哈萨克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僧伽罗语等语种的人才缺乏，研究西部地区的国内智库和大学系科寥寥无几。需要组织更多官方、半官方智库和民间学术机构的双边或多边国际研讨会，促进对西部各国的研究，培养相关人才及西部各国的“知华”人士。需要制定长远规划并给予相当大的财政支持，以整合国内各部门的外事、经济、文化教育和学术资源，增强“西进”的协同力。

大国崛起往往是先在本国所处的地区建立优势，然后才成长为世界强国，但历史上的大英帝国就是一个例外。中国不必受到“先做亚太强国、再做全球大国”这一思维框架的限制。本文并不主张“西进”成为一项明确成文的国家对外战略，而是借此强调，在世界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板块不断发生变动的形势下，需要有一些新的、具有全局性的、陆权与海权并行不悖的地缘战略“再平衡”思考。

5.中国的国际环境为何趋于严峻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自2008年创刊以来，以年度报告的形式，跟踪、分析、评论了国际战略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在《评论》第五期即将付梓之时，回眸一下近年来的国际形势新发展，感慨良多。

美国的金融动荡在2008年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刺穿了许多国家的经济泡沫。欧洲至今还深陷于主权债务危机中难以自拔。欧洲一体化面临严峻考验。2011年的福岛大地震、海啸和核事故，无异于给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欧日两大经济政治实体，皆处于信心不足、前景欠佳的状态。多年前常常听到的“日本崛起”，不久前还耳熟能详的“欧盟崛起”，都已经被公众忘在脑后。美国经济在缓慢复苏的进程中，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许多美国人和国际舆论现在热衷于谈论“后美国时代”的多极世界，“单极世界的阴霾”似乎已经烟消云散。

2011年，“基地”组织的精神领袖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剿除，恐怖组织策划的血腥爆炸事件在全球范围内有所减少，被西方视为宿敌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也死于战乱之中。但是，从2011年年初开始的此起彼伏的中东乱局，并没有给西方带来多少欣喜的理由。穆巴拉克下台后的埃及政局动荡，伊斯兰势力上升。伊斯兰国家内部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的争斗愈演愈烈，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扩大，以色列内外环境趋于紧张，均引起西方国家更大的担忧。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形势恶化之时，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的军队却不得不逐步撤出该地区。一般舆论认为，“阿拉伯之春”及其连锁反应，对西方国家来说是忧多于喜，从整体上削弱了西方的影响。

与此同时，“金砖五国”（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的力量上升和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协调，成为世界舆论特别是中国舆论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趋势。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持续壮大，成为新兴国家中最突出的亮点。在未来10年里，金砖国家的整体实力有望进一步增强。此外，印度尼西亚、越南、土耳其等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也处于经济实力的上升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的成立，标志着拉美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观察家认为，这些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其实力的增强与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间将产生更大矛盾，从而有力地挑战发达国家在全球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有人把上述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趋势称为“东升西降”。就此而言，中国所处的国际战略环境应当是得到大大改善的，因为中国所受到的国际压力基本上来自西方，而所借助的力量更多地来自发展中国家。但是，从本期《评论》刊登的几篇相关研究报告来看，实际情况却是中国人所感受到的国际环境趋向严峻。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有利的全球力量对比”和“恶化中的国际环境”之间在感觉上的反差呢？为什么中国力量的日益上升，却不能带来中国外部环境的逐步改善呢？我们认为，问题可能出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沉重打击了西方经济，同时也损害了新兴大国。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确实出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象。西方大国对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乐见其成，而新兴大国对西方经济低迷也不可能幸灾乐祸。就中国而言，西方国家的市场萎缩和金融机构信誉下降，加大了出口和投资方面的困难，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最近印度经济形势不佳，也同外部环境的消极因素增加有很大关系。由此看来，经济上的“西降”和“东升”并非一种因果关系。综合来看，未来几年中国的国际经济环境不容乐观。

第二，国内战略评论家所作分析的逻辑起点，传统上是国家（特别是大国），落脚点则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这个分析框架的缺点是容易忽略一些国家之下、国家之外的全球趋势。例如，全球人口发展严重失衡，发达国家和俄罗斯人口发展速度接近于零或低于零，这些国家和中国的老龄化问题突出，而南亚、中东、非洲人口仍在迅速膨胀。于是，全球性的人口迁徙难以阻挡，新移民同原住民的矛盾激化，及至引发政治冲突。大规模城市化带来的卫生、治安、教育、交通、环保、水电供应等方面的瓶颈越发狭窄。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高消费和发展中大国的低福利、低消费等因素所造成的全球经济失衡，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明显缓解。全球化进程中的收入分配失衡和贫富悬殊在继续扩大。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借助于新技术手段特别是网络媒体，个人和小群体对国家和国际社会造成的挑战方兴未艾。在中国坚持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同时，个人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观念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深入人心。所有这些，都是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中不容忽视的挑战。当然，在这些挑战中也蕴藏着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机遇。

第三，金砖国家的力量上升无疑对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造成了冲击，它们在重大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上进行的协调，也部分缓解了中国面临的西方压力。但是，其他金砖国家和绝大多数新兴国家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同中国都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有些差距还有扩大的迹象。当中国同周边国家发生领土主权争端时，当中国同美国就对台军售、涉藏涉疆或人权、宗教、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矛盾突出时，难以得到这些国家的明确支持，其中有的国家甚至就是某些纷争的当事国。因此，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对提升中国世界地位、改变中国外部形象与政治环境的作用是有限的。

第四，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增长，其所面临的“安全困境”也更加严重。这里说的“安全困境”，主要是指在中国为自身安全而增强国防实力的过程中，周边国家和美国不仅怀疑中国和平发展的意图，而且正在加强针对中国的防范措施，同时相互协调对华战略，进而对中国构成更大的安全压力。于是，同过去国力较弱的时期相比，一些中国人现在产生了更大的不安全感，更多的焦虑情绪，更深的“受害者情结”。公众的一个普遍疑问是：“为什么国家实力强大了，国家安全却受到了更多的侵蚀？”对这个疑问的回答一般是两个，一是国防投入还不够大，二是对周边国家和美国的政策太软弱。这种想法不但反映在大众媒体上，也反映在专家学者的战略分析中。但是，中国的“安全困境”在近期内难以解脱，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真正实力、政策手段和战略谋划，将继续滞后于国内公众的期待。

第五，中国在外部世界表现的强势，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国国内某些消极因素所抵消。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战略和外交姿态被部分国内公众视为“过于软弱”。其实，客观来看，中国对外政策比过去更为积极进取，也更加强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原则性，以至于被相当多的国际舆论视为“强硬”。中国的海外投资和对外贸易，从数量到质量都有相当大的提高。在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中国公民的身影和中国商业行为的踪迹。中国政府在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方面，成倍地增加了财力、智力的资源投入。中国的高层外交与公共外交越来越活跃，维护中国海外权益的行动明显增加。然而中国在外部世界的整体形象却仍然差强人意，并未因海外影响的拓展而明显改善。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国内各种消极现象和不稳定因素的牵制。例如，2008年以来西藏、新疆地区分别发生的严重暴力事件，国内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令人担忧的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公民道德水平和生态环境，频繁发生的腐败案件和高层官员违纪案件，个别中国公民到外国使领馆滞留“避难”的孤立事件及其滞后效应，都使政府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政治和外交资源加以应对。在中国一些部门看来，所有上述国内问题都有境外敌对势力的插手和干扰。但是，承受损失的却是中国的声誉和利益。加强中国政府各个部门的相互协调，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透明度，建立更加完善的问责制，惩治腐败，提高公民文化素质，都是妥善处理对外关系的基础条件，但这些任务却不可能像推动经济增长那样立竿见影。

如果以上的归纳和分析基本上站得住脚的话，那么中国在未来几年遇到的国际挑战将趋于严峻。加强外交、国防、对外宣传、对外经济工作等固然重要，但能否成功应对国际挑战的关键，还在于能否加快国内改革步伐，妥善处理国内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让国内公众全面而客观地了解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及其相互关系。

日益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给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什么是国际战略研究的边界、主题、主线和理论基础？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需要着重关注哪些问题，能够为国家的战略决策起到什么样的咨询作用？我们编辑出版的五部年度《评论》虽然不能对这些问题提供专门的解答，但是它所涉及论题的多样性，文章作者的不同视角和观点，应当能够激发我们的想象力，深化我们的战略思考。

除了中国大陆的高级官员、专家、学者贡献的15篇评论以外，本年度的《评论》还汇集了另外8个国家的战略评论家的13篇文章，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学者的两篇文章。编者并不刻意追求境外作者在《评论》作者中所占的比例，而是以稿件的水准为优先考虑。借此机会，我们对几年来为《评论》做出贡献的诸多作者和世界知识出版社表示衷心的谢意，也决心让《评论》保持其多姿多彩，质量逐年提高。

6.“西进”，是还中国以“中国”的地位

2012年10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评论以美国“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和俄印欧等主要国家地区“东望”为宏观背景，提出中国应该反向行之，有“西进”的战略谋划，即和包括南亚、中亚、中东等地区的西部各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

“推动中国经济、政治活动和国家利益的‘西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王缉思写道。

文章甫出，便在美国引起讨论。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身居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之位的王缉思是国内极具分量的中美关系专家，并曾在培养党务干部的中央党校任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更因为文章中所讨论的“西进”谋划和美国及北约将于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吻合。一个天然的疑问随之产生：中国是否欲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区域填补美国及其盟友留下的空缺、成为一个新的主导力量？

近年来，中国在该地区的活跃程度日益显现。在过去7年中，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年均增长30%左右，高于中国对外贸易额的平均增速10个百分点。而和南亚、西亚各国的贸易额也在过去10年中迅猛增长了30倍，远超中国外贸的平均增幅。

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中国企业同西部各国频频签下的有战略意义的合约也成为“西进”大局酝酿之中的有力注脚。2007年，央企中冶集团斥资30亿美元拿下阿富汗最大铜矿艾娜克的开采权，随后，中石油继建成中亚天然气管道后又成为首家获准在阿富汗开采石油的外国企业。2013年年初，中国接手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运营管理，被认为是向波斯湾拓展势力的重要一步。

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解读王缉思的“西进”谋划时是这样描述的：“毛泽东曾经有一条著名的战略思想：‘敌进我退，敌退我追’。”

但是，这样的解读忽略了王缉思文中一个重要的论点，即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竞争已经呈现“零和格局”的思维模式，而在几乎不存在军事对抗风险的西部地区，两个超级大国在投资、能源、反恐、维护地区稳定等领域的合作潜力都较大。与其将西部地区看作又一个中美两国的角力场，不如看作对东亚零和博弈的有益缓冲。

在王缉思看来，中国本不应将自己定位于一个“东亚国家”。中国的名字，如果直译成英文，应该是Middle Kingdom（中间的王国），理所应当考虑多向发展自己的地缘优势。

3月12日，笔者和正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的王缉思教授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交谈，王教授首次公开阐述他提出“西进”谋划背后的外交逻辑。

以下为对谈实录，经过缩减和编辑，并经王缉思本人审阅。

问：您提出的“西进”战略谋划，从内容上来说，和过去20年国家逐渐对西面开放的政策是一致的，但是您给它赋予了一个新的名字。在这个时点上提出，是否和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和即将从阿富汗撤兵有关？

答：“西进”不是一个很短暂的策略性的周旋，不是“敌退我进”，主要不是针对美国的。“西进”应该是还中国以“中国”的地位（第二个“中国”指“中间的国家”——编注）。“西进”不是一个战略，只是一种战略思路。

在《环球时报》那篇文章中我没有展开谈的是中国要搞西部大开发。中国从地理上来说是西高东低，从经济上是西低东高，因此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再平衡。在中国古代，首都是在西安、洛阳、开封这些地方——当然燕国和明清时也到过北京，但首都自古不是集中在沿海，而是在内陆。“西进”首先考虑到的是中国内部的平衡。

西部开发自然要对中国西边的国家开放。比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可以生产很多穆斯林喜欢的商品，向西出口不是很好么？新疆同中亚发展经贸关系很近便，但同日本韩国通商就是舍近求远。西藏可以同尼泊尔发展经贸关系，云南经济向缅甸发展，中国现在的经济面貌就可能尽快改变。

问：所以“西进”首先是中国内部经济再平衡驱动的？

答：对，首先是中国内部的经济再平衡，这种再平衡会影响外部的平衡。中国西边遇到了一些挑战：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即所谓三股恶势力。如果阿富汗、巴基斯坦大乱起来，这些恶势力可能向中国蔓延。中美在这个地区有合作余地。

从连云港和中国东部其他港口修高速路可以一直通下去。可能一些国家有所顾虑，但是早晚是要通的。现在有几个路径可以走，走西南方向从四川、云南走到缅甸，到印度洋的出海口；或者从新疆经中亚、土耳其到地中海；还可以从经里海地区走到阿姆斯特丹。这个欧亚大陆桥是若干方向的，把这种基本建设加起来考虑，对中国经济是很有意义的，也帮助“沿路”国家共同发展。“要想富，先修路”，还有油气管道。克林顿国务卿提出在中亚、南亚建“新丝绸之路”，中国也应当考虑自己的新丝绸之路，或者几个国家合作来搞。

这是一个很长远的战略设想，是地缘经济的设想。过去鸦片战争是从中国东边敲开的大门，不是从西边，所以比较发达的城市集中在沿海地区。

我刚开始学习国际政治的时候，非常羡慕美国。美国是两洋国家，中国是“一洋”，但是现在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地缘的劣势可以变成地缘的优势。我们东边向海洋发展十分必要，但是我们一边洋一边陆，为什么不用呢？原来西方国家很强，把中国说成“远东”，我们也自称为东方国家，现在我们的地缘地位有很大改变，可以把中国重新想象为“中国”。

问：但是国内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讨论也不少，毕竟我们现在还是习惯看自己为东方国家，所以感觉美国要到我们的地盘上来了？

答：美国战略重点往亚太地区转移，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需要考虑积极应对，但没有必要做出强烈反应。如果美国人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到东亚，而我们也只想着在东亚这个地方转悠，就被套住了。

许多美国战略家和学者，总是有意无意将中国看作东亚的一部分。美国和欧洲政治、经济、文化、种族上接近，我们说它是“西方”。其实美国在中国东边，中国介于美国和欧洲之间。

从政策、战略上讲，美国一直将中日韩、东南亚放在一起来考虑，潜意识将中国定义为一个东亚国家，这是有历史原因的。美国人到东亚，最先侵入的是日本，然后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后来打了三场战争——太平洋战争即抗日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规模和代价都比伊拉克战争等大多了。美国人一想起中国，就会想起这三场惨烈的战争，他们是绝不会放弃在东亚的战略存在的。由于我们跟美国人打交道多，他们的想法，就有可能限制我们自己的战略思维。李光耀（新加坡前总理——编注）提出：中国当然想要成为东亚霸主，那怎么能不排挤美国呢？美国人则认为自己是亚太霸主，怎么可能容得下有两个霸主并存呢？这样一种“零和格局”的战略思维不摆脱，中美就不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

如果你把这个视野放大，把中国想成是正在向西发展的亚洲大陆“中间国家”，利益和影响不仅向东发展，更迅速拓展到中亚、中东、非洲、欧洲以至拉美，从地区强国向全球角色转变，成为各个大国的全球合作伙伴，那么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理念就不同了。中国没有想当东亚霸主，甚至没有必要当东亚霸主。如果讲雄心或者野心（在英语里是一个词），中国的雄心是要在全球事务——而不仅仅是东亚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但不是像美国那样想当霸主。

问：所以习近平在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的目的地是俄罗斯和非洲。

答：我个人认为，这个出访路线不是故意设计来针对美国或者日本的。中国没有结成反美同盟的想法，而是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拓展政治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巩固原来的伙伴关系，发展新朋友。中国不是要“突破”美国的包围圈，美国也根本没有能力包围中国。俄罗斯一直就很重要，至于南非，是开金砖五国峰会，早就定好了的。金砖国家的峰会不能放到美国或者日本开吧？

东亚对于中国还是很重要。中国是东亚的核心国家，但并非中国的所有部分都属于东亚，比如新疆和西藏在文化上就更为接近中亚、中东、南亚，而不是中国以外的东亚。中国西部地理上比较靠近欧亚大陆的中间了。

刚才说完了“东西”，另外一个地缘战略的概念是关于“南北”。中国从经济上看好像是一个南方国家，即77国集团所说的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其实，中国很大一片领土是北方，冬季寒冷，跟别的南方国家差别很大。中国不想永远当发展中国家，目标是进入发达国家也就是北方国家的行列。现在中国经济水平已经在发展中国家处于“中上”水平，经济总量世界第二。所以它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中介和桥梁，成为另一个意义上的middle state（中间国家——编注）。

问：但事实是，中国这段时间的国际新闻还是比较集中在东亚问题，例如钓鱼岛和朝鲜半岛上。

答：我喜欢到处跑，之前去日本、韩国、东南亚比较多，就把自己的眼界放在那个地方了。后来往西边看一看，眼界大开，某些方面颠覆我的世界观。你可以说亚洲是中国加上它的邻居，但是你不能说亚洲是日本加上它的邻居（笑）。国际新闻的热点问题，过去几十年换过好多次了。

问：所以“西进”只是外交战略的关键一步。

答：对。如果只是说“西进”，会被别人认为是一个短期的设想，但实际上我想的远远超过这个。这是未来几十年中国外交战略、奠定全球地位的根基。中国现在不是一个dominant power（统治性的力量——编注），但是一个利益和影响迅速向全球扩展的国家。这种迎合全球化的趋势，是中国内生驱动的，机遇大得很。当然，挑战和风险也越来越大。

问：中国经济利益向全球流出会不可避免地带来非经济利益的输出。譬如现在沙特是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它的石油输出主要是从海上走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由美军护航的。那么今后中国在这个地区的石油利益越来越大，美国不愿意让中国搭便车，是不是就要中国自己来保护经济利益？

答：会有这样一个趋势，也就是说中国需要考虑在更大范围内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正是这样一种需求，促使中国必须加强和各个地区国家的合作，也包括美国这样的海上强国的合作。放眼看，中美在印度洋、非洲、拉美不是零和格局。非常现实地讲，中国不可能很快造出十艘航母，到世界各地去游弋。不但财力无法做到，政治上障碍也很多。保护海上安全、海洋通道，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责任。现在连美国也感到它当海洋霸主力不从心了，它也想要其他大国包括中国分担责任。

问：所以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大，是没办法保持“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的。我记得有一年赞比亚总统大选，一个候选人承诺如果当选，会改善和台湾地区的关系。当时中国大陆这边是做了一些干涉。

答：我认为中国的作用还是middle state。美国总是想着怎么改换别国的政权，比如（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伊朗政权，但是它在把伊拉克政权搞垮后，伊拉克现在一塌糊涂。美国也在重新思考，接受教训。美国和欧洲的干预有它的局限性。对于发生内乱的国家，西方总会考虑军事干预、经济制裁。其他国家，有的是在那个地方没有多少利益，有的是有利益而没有干预的手段。中国是有利益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手段，就这点来说，也是处在中间状态。不干涉内政还是中国的外交原则，但有了利益，就不可能完全袖手旁观。中国要参与全球治理，同时要帮助其他国家做好本地治理，维护自己在那个国家和地区的利益。至于具体怎么做，中国还在摸索、实践。

问：所以将来中国有一个系统的外交大战略的话，是需要把眼光从东亚放开一些，成为全球治理者。

答：东西南北，大家都是利益攸关方。G2的想法比较狭隘，讨论基本上限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实际上，其他各国也有各自的势力和影响。说得直白一点，中国力量发展以后，应该能够平衡其他国家间的利益，影响它们之间的关系。美国是全球帝国，可以通过调整美日关系和中美关系来影响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略平衡，也可以设法调整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平衡。中国这么大，不能只看别人玩牌。

问：现在全球经济放缓，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预期目标降低了。盘子大了，经济不会一直高速增长，这种经济形势的变化会怎么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

答：现在其他国家经济都不怎么景气，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自然要降低。中国原来吸引了很多外资，现在人家自己钱都不够用，引进外资当然会比较困难。中国自己的对外投资现在也要仔细盘算，和谁做买卖、向哪里投资能挣钱，要好好谋划，不能像一开始那样，出了事故、遭受了损失才开始注意。要增强自觉性，研究风险规避。

另外，中国需要有和他国合作的态势和意识，并且形成战略。现在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基本是独资，需要让他国分担我们的风险。当然，合作意味着你也需要承担别人的风险。

中国企业将来在海外做大了，要做成上游的，像一个融资公司那样。不是别人请你去盖房子、去修路，你就去，干完了再换个地方。做个比喻，要从一个装修公司发展到一个房地产公司。中国企业和中国战略一样，要学会往上游走，最终“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7.东稳西进：关于中国地缘战略的若干思考

“地缘战略”是指基于本国地理因素、地缘政治地位和地缘经济地位的国家对外战略。国家地缘战略需要根据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需要而进行调整。

一、东西方之间的中国

古代中国人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自汉代始，“中国”的名称含有“正统国家”的意味，即天下之中，统摄八荒。但各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国号，直到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国”才成为正式国名，“中华民族”才成为中国人的通称。

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中国后，自视为“中央之国”的观念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受“欧洲中心论”影响的“东方”、“远东”、“东亚国家”的身份认同。日本侵华期间，大力在中国灌输“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二战”后直至今天，美国、欧洲主要国家和俄罗斯的外交和国家安全部门都把对华关系归口到对东亚关系的框架内来处理。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是“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毛泽东1957年做出了“东风压倒西风”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占据绝对优势的论断。“东方”变成了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地缘战略概念。

20世纪70年代，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安全威胁。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主张，随后又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告别了冷战初期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地缘政治观。80年代中期，邓小平指出：“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里的“东西问题”指的是苏美争霸，中国并没有在东西方之间选边站。

“东方阵营”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解体，原来意义上的“东西方关系”不复存在。但“东亚”仍然是中国的主要地缘归属意识。直至今天，对中国军事安全的主要威胁仍然来自东亚和西太平洋方向；就单个国家而言，中国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分别为美国、日本、韩国，其同中国双边贸易额远超中国其他贸易伙伴。也就是说，中国的安全关注和对外经济交往均集中于“东方”。一旦安全形势恶化，其经济政治风险不言而喻。

近十几年来，尽管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仍在快速发展，但“一体化”势头明显受阻。东亚各种组织机制叠床架屋却缺乏主导和方向，建立多边安全机制的努力几乎毫无进展。东亚峰会加进了美、俄、印、澳、新（西兰）5个非东亚国家之后，已经名不副实。近年来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整个亚洲大陆和印度洋同太平洋的交汇处转移，而不是仅仅向东亚转移。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国对中亚、中东、非洲能源资源需求的持续扩大，中国同俄印两大国经济和战略关系的加强，亚欧内陆地面与空中交通的快速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和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的日益活跃与亚欧会议的扩大，都促使中国地缘战略定位必须超越东亚，面向整个“大周边”，向亚欧大陆的中心靠拢。

亚欧大陆是地球上的“世界岛”，是全球政治、经济、人口、自然资源分布的重心。欧盟是“一洋一陆”的力量中心，美国是“两洋一陆”大国，而中国是“西方”的欧洲与“东方”的美国之间的“一陆一洋”大国。中欧美三足鼎立，各具地缘优势和战略纵深。

二、南北方之间的中国

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关系被称为“南北关系”。中国在地理上应被视为“北方国家”，但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都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

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在2049年建国百年之际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经济意义上也就是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从1978年算起，中国现代化长征到2013年整整走了一半时间。可以预料，当中国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之时，世界上的南北鸿沟仍将存在。

今天的中国虽仍然具备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特征，但在若干方面已经同大多数南方国家拉开了距离。第一，中国经济规模、发展速度和潜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远高于其他四个“金砖国家”之总和。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3万亿美元，是其他金砖国家总和的三倍，稳居世界第一。同时，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激增，环境污染严重，需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第二，中国在人口结构上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鲜明的反差。南方国家人口普遍年轻化，而中国老龄化问题则日益突出。在社会政策方面，中国同发达国家共同关切将越来越多。

第三，中国的经济结构同大多数南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大多数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经济高度依赖自然资源，而中国则已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需越来越多地进口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然而中国制造业正处在“前阻后追”的境地：前有发达国家占据产业链高端和先进技术，力推制造业复兴；后有许多后进南方国家以低成本生产优势发展制造业的追赶。

传统观念认为，只有打破和消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掠夺和剥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能缩小南北鸿沟。中国历史经验表明，这一观念是有缺陷的。在现存国际秩序中，只要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依靠自己的力量改革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完全可以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中国过去长期坚持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近年来进行了修正。2011年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的提法是“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中国的战略大棋局

今日中国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上的全球定位可以说是“非东、非西、非南、非北”；换一个角度，又是“亦东、亦西、亦南、亦北”。中国处于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拥有与众不同的文明传统，是在人类历史上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名副其实的“中间国家”，“中央之国”，是缩小南北鸿沟的“桥梁国家”。比之于古代华夏秩序里的“中国”，今日中国的视角要宽广得多，站位要高大得多。似可根据这样一种全球定位来设想中国的战略大棋局。

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说，“欧亚大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亚欧大陆是中国同美欧日俄印等强权长期竞争合作的大舞台，中国应充分利用千载难逢的“中间国家”地位，以地理意义上的亚洲（而不仅仅是东亚）为地缘战略依托，承东启西，承南启北，纵横捭阖，在亚欧大陆乃至全球下一盘更大的棋。

从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调整和《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计划，可以清晰看出美试图掌握亚欧大陆政治经济资源、游戏规则、国际话语权的深谋远虑。美在东亚“搅局”，中日政治关系、朝鲜半岛安全形势、南海岛屿争端同时陷入僵局。美日等国合力牵制中国在东亚的战略空间拓展，使“东亚共同体”的设想越发远离现实。

中国西部境外的地缘政治形势同东亚大不相同。东亚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来自国家间矛盾和大国战略竞争，而中亚、南亚、西亚、北非的不稳定因素更多地来自各国的内部政治纠葛、民族教派矛盾等国内和跨国问题。大国在这些地区发生直接对抗与冲突的可能性很低。这些地区能源资源丰富，市场巨大。从整体看，中国同西部境外国家的经贸合作发展速度已超过同东亚各国合作的发展速度。同美日等在东亚周旋，同时眼光望向西边，“东稳西进”，可成为中国“大周边战略”的基本态势。

“大中东地区”是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很可能处在不稳定状态，甚至出现愈演愈烈的国内冲突、地区冲突。这一地区的动乱如不加以控制，必将祸及中国，影响中国能源资源供应、经济权益，乃至西部民族团结和国内稳定。故中国不能作壁上观，而应以各种手段加大在巴以冲突、伊朗、叙利亚、阿富汗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话语权。还应加强与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与军事交流，为有朝一日中国不得不动用军事或准军事手段维护本国权益和公民的人身安全未雨绸缪。

中国应积极开发建设从中国东部港口起，穿越亚欧大陆，直至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沿岸的若干“大陆桥”。同时，在构筑海洋战略时要超越传统的陆权思维，即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中国近海，而应加强国际合作，保持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道畅通和海上安全。中国在孟加拉湾、波斯湾、红海、非洲沿岸，使用“珍珠链”式的若干舰船补给基地（而非永久性军事基地），是理直气壮的事。环印度洋地区应成为中国地缘战略大棋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应以自己在南北关系中的“中间地位”为基础，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研发资源乃至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推动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向国际化和产业链的高端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形成更大的投资规模，让利益攸关方分担政治经济风险。开发能源资源，投资于基本建设和其他项目，需要考虑不同地区与国家在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技术能力、政治和社会稳定性方面的相对优势，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全球地缘经济战略。

大国外交的精髓在于准确审视和充分利用国际力量的平衡，使之向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倾斜。中国已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地位，可以积极主动地在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之间“谋势”。应当拉近而非疏远同俄印日美等大国关系的距离，将同它们的关系放在更大的棋局中予以运筹，并分别规划中国对世界各大区域的地区战略，把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结合起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绘制包含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技术等因素的“战略地理图景”，构筑“和平发展大战略”。同时，必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谨防虚骄之气。

8.东西南北，中国居“中”——一种战略大棋局思考

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拙文中，我将中国的国际定位概括为四点：（一）国力最雄厚的发展中国家，但在许多方面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二）利益和影响迅速向全球扩展的亚洲大国，但并未能在亚洲发挥主导作用；（三）政治体制和价值体系独特的社会主义大国；（四）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参与者和改革者，同时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的制约。这篇拙文没有探讨的问题，是作为国力最雄厚的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影响迅速向全球扩展的亚洲大国，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扮演什么样的地缘战略角色。本文提出，中国可以在世界的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之间，看到自己所处的“中间”地位，进而对国家的总体地缘战略进行重新思考。

东西方之间的中国

人类生存的世界是个球体，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群，都可以自视为世界的中心。但是从地理、生态、人口分布、人类文明史等诸多方面考察，真正能成为世界中心的国家屈指可数。

古代中国人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自汉代开始，人们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具有正统国家的含义。顾名思义，中国即天下之中，统摄八荒，“中国”体现了先民在面对广袤的天下时，对国家地缘时空的自我定位。自晚周以降，“中国”一词还逐渐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的含义。西方世界把“中国”诠释为“中央之国”（Central Kingdom，Middle Kingdom，或 Central State，Middle State），是有其理由的。不过，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国”才成为正式国名，“中华民族”的称呼才在这片土地上生根。

“亚洲”、“东亚”概念及其所产生的地区认同，是近代才出现的。自遭受英法德俄美等西方列强的侵略，特别是甲午战争败于“东洋”日本之后，视自己为“中央之国”的观念在中国几乎荡然无存。欧洲大国自视为世界中心，将亚洲分为近东、中东、远东，中国属于“远东”。历史上，西方国家曾将中国与印度、埃及甚至还有俄罗斯并称为“东方国家”、“东方文明”，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研究亦是马克思学说的重要内容。中国的“东方”归属虽然最先是西方国家传教士和学者对“他者”的身份构建，但在近代以来中西文明激荡碰撞的大背景下，却也逐渐成为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定位。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欧洲、西亚北非、中亚、南亚大部都在中国的西面，俄罗斯的经济政治重心地处中国的“远西”。朝鲜半岛、日本是中国的“近东”，美国对中国来说则是跨越太平洋的“远东”。就这一地理方位而言，中国确实是“中央之国”。如果不是近代西欧压倒性的强大实力和先进文明，中国未必会自视为东方国家。同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不同的是，中国不仅仅是一个东亚国家，它的一大片内陆领土可以说是中亚或南亚的一部分。中国新疆、西藏等地的自然生态和民族宗教文化特色，与其说同东亚其他国家接近，不如说同中亚、南亚的近邻更有亲缘关系。

20世纪30~4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大力灌输“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此后中国的“东方”认同，又强化于美苏冷战时期。当时的两大政治军事同盟被称为“西方阵营”与“东方阵营”，而中国又处于“东方阵营”中的东方。“东方”的地缘政治概念，遂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挂起钩来，深化了中国人的“东方”定位意识，而“西方”则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代名词。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讲道：“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势力对于资本主义的力量占了绝对的优势。”这句话集中反映了那个年代中国领导人的地缘战略观。

20世纪70年代，苏联霸权主义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中国领导人的地缘战略观随之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主张。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对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说：“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又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进一步提出了“一大片”的构想，即指“一条线”周围的国家。毛泽东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对付来自苏联的扩张势头。“一条线、一大片”的构想和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形成，说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已经告别了冷战初期“东方——西方”的地缘战略观念，而且中国有意成为抗衡来自“北极熊”的威胁的中坚力量。正如中共党史专家冷溶所指出的：“‘一条线’，是从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中日建交开始着手，到1978年下半年中美建交谈判成功、中日签订了含有反霸条款的友好条约，正式建立起来的。决定建立‘一条线’，正是为了缓解苏联对我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一条线’建立的同时，我国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

当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之后，对国际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邓小平以“东西南北问题”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对世界形势的新判断，代替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抵御北方威胁的“一条线”战略。1985年3月，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他关于时代主题的思想：“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从邓小平讲这番话的时代背景看，“东西”指的是苏联为首的“东方”和美国为首的“西方”之间的争霸，带来了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而中国并没有在东西方之间选边站。

“东方阵营”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解体，原来意义上的“东西方关系”不复存在。当今世界的“东方”成为一个模糊概念，已经不再是某种军事政治集团和政治制度的代称。同时，“西方”仍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而被广泛使用，布热津斯基等西方战略家还提出了将俄罗斯和土耳其包括在内的“大西方”概念。

此外，中国的“东方观”一直受到美国地缘战略和观念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中美两国分别在太平洋的西岸和东岸，但两国的传统思维——美国是西方国家，中国是东方国家——是同地理概念相悖的。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在西太平洋和东亚进行了四场战争：1898年，为夺取菲律宾同西班牙进行的战争、对日本的太平洋战争，以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其中第一场战争的结果，菲律宾沦为美国殖民地。独立后的菲律宾至今同美国保持特殊关系，以至于影响到美国对中菲南沙群岛之争的态度。后三场战争则直接同中国相关。19世纪中叶美国用军事手段敲开日本的海上门户，19世纪末提出“门户开放”的对华政策，此后便一直在战略上把东亚看成一个整体。美国将西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占为自己的领土，“二战”后又将关岛建为军事基地，成为美国进入东亚的跳板。当代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商务部等涉外机构，都把对华事务放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框架中处理（欧洲一些大国和俄罗斯也有这种传统和倾向）。最典型的是，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助理国防部长，分别被视为国务院和国防部里分管对华关系的主要负责人。在美国的官方语言和一般人理解中，“亚洲”和“东亚”是混用的。一度甚嚣尘上的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论调，其实主要是“重返东亚”，同南亚稍有关联，而同中亚、西亚基本无关。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智库和大学课程设置也大都把“中国研究”置于“东亚研究”之内。无形之中，美国对华政策被视为仅仅是美国对东亚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东亚”真正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概念，是在“二战”之后逐步形成的。冷战时期，美国的双边安全同盟将东北亚、东南亚、大洋洲相连接，东盟成立后的地区合作、日本经济腾飞、东亚“四小龙”齐头并进，都将美国作为最大的经济、政治和战略靠山。苏联曾一度通过越南挤进东南亚地区，但不久就丧失了影响。英法等欧洲大国也纷纷丢掉了在东南亚的原有地盘。冷战时期，中国国家安全曾受到来自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印度支那、北部边境四个方向的严重威胁，分别同美国和苏联发生过军事对抗。改革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第一个主要对象是东亚。中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东亚，同时给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注入了巨大动力和活力。迄今为止，中国同包括美国、加拿大、东盟、日本、韩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经济往来和人文交流，仍然远远超过同欧、俄、印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对中国领土主权安全的主要威胁也来自地理位置上的东方而非西方。

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航空和陆地交通迅速发展、东亚对中东非洲的能源资源需求扩大、美国“反恐战争”以来的全球战略格局变化等诸多因素，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整个亚洲大陆和太平洋转移，而不是仅仅向东亚转移。有的澳大利亚学者提出了“印度洋——太平洋亚洲”（Indo-Pacifc Asia，又称“印太亚洲”）的地理框架，据此思考所谓全球权力向亚太转移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缘政治概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无形中受到销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仍在快速发展，但各种组织机制叠床架屋却缺乏“领导者”，整个东亚经济“一体化”（integration）的势头显然遇到了阻力，“东亚共同体”设想风光不再，建立东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努力几乎毫无进展。东亚峰会加进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印度5个非东亚国家之后，已经名不副实。与此同时，上海合作组织和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应运而生，此后日益活跃；中国适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计划，同西部边境外各国关系发展迅速；欧洲在东亚不甘落后，亚欧会议（ASEM）从成立之初的26个成员国发展到现在的51个；美国热衷于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冲淡东亚地区合作。东亚国家则越来越把目光投向地区之外。第一届奥巴马政府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2013年3月撰文指出：“过去十年来，一些亚洲国家已悄然成为帮助中东和南亚加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大多数亚洲国家一度只关心家门口发生的事情。别处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许多亚洲国家破天荒地开始将眼光投向‘本地区之外’，并开始以积极得多的姿态参与中东和南亚的外交事务、发展难题和安全事务。”

近代以来，从“远东国家”、“东方阵营”的一员，到“东亚大国”，再到连接东亚和西亚的“亚洲大国”，未来或将成为“印太亚洲”这一偏重海洋色彩的亚太体系中的重要角色，中国的地缘战略定位越来越向亚洲的中心靠拢，陆权与海权并重。亚欧大陆是“世界岛”，是全球政治、经济、人口、自然资源分布的重心。中国是“一陆一洋”的大国，欧盟是“一洋一陆”的力量中心，美国则是“两洋一陆”大国。中欧美三大政治经济板块具有各自的地缘优势和战略纵深，“生存空间”巨大，分别发展以自己为中心的经济合作区域，又在全球化进程中相互融合。印、俄、日三国都在某种程度上长期面临着地缘政治和文化上的“认同”难题。一个兼具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性质，且以地缘经济为更突出特征的宏观体系，也许可以据此而建构。

南北方之间的中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遭受欧美国家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对象是北方的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开放以后，主要经贸伙伴变为北美、西欧和东亚国家，同时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加强了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发展中国家大多地处南半球或北半球的南部，而发达国家大多在北半球，于是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关系被称为南北关系。中国绝大部分领土地处北回归线以北，从地理上应被视为“北方国家”，但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都一直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尽管中国从来没有正式自称为“南方国家”，也不是七十七国集团成员，但相似的历史地位和政治主张经常使它们走到一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同该集团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的新合作模式，中国全面参加了与该集团有关的会议和活动。

但是中国的战略目标是成为现代化国家，也就是发达国家。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的国家发展目标是：“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报告规定的战略目标是：“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可以预见，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的三四十年时间里，虽然全球发展趋势有难以确定的因素，但世界上的南北鸿沟仍然存在。如果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在此期间得以成功实现，那么届时将完全脱离发展中国家或南方国家行列，同其他发达国家或北方国家并驾齐驱。换言之，无论从主观愿望看，还是从客观发展趋势看，中国都不会“将发展中国家进行到底”。

事实上，今日中国虽仍然具备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特征，但在若干方面已经同大多数南方国家拉开了距离。

首先，总体而言，中国的经济规模、发展速度和潜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国内生产总值远远高于其他四个“金砖国家”（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之总和。发达经济体通常具备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者格兰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2013年3月撰文指出，鉴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两倍于其他金砖国家，未来10年中这一差距可能继续拉大，所以“中国不属于金砖国家”，倒是其他四国可以算作同一级别的“肋骨国家”（RIBS）。据阿利森计算，中国现在的商品出口额是其他四个金砖国家总和的两倍，外汇储备是它们总和的三倍，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它们总和的两倍，占到世界总排放量的30%。

中国引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以及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载人航天飞船、高铁等国家工程“大手笔”，让世界上很多人感觉中国“不像”发展中国家，于是要求中国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义务，其中有些是发达国家才应当主要承担的义务。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激增（据说人均排放量已经超过欧洲国家）和环境污染，使中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承受了大得多的国内外压力。应当看到，中国在节能减排、环境治理、维护全球贸易体系的开放和稳定、保护知识产权、网络与太空安全、防止核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和海盗行为等诸多方面承担更大的国际义务，不能仅仅被视为应对国际压力、改善国际形象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中国以量力而行、权责对等的方式承担国际义务是促进自身长远利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

其次，30多年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中国在人口结构上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鲜明的反差。人口增长较快的国家在以大西洋为中心的世界地图中形成了一个新月形——从拉丁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地区，穿过撒哈拉以南非洲，直至中东和高加索地区，再到南亚北部。在南方国家庞大的“人口膨胀带”里，青年人比例高，失业率高，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冲突。南方国家人口激增，北方国家原有人口缩减，老龄化问题突出。由此带来的全球人口大规模地从南向北移动，给欧洲、俄罗斯和美国、加拿大补充了劳动力，但也增加了发达国家的社会负担，引发了族群宗教矛盾和社会骚乱。

在人口发展的南北反差和矛盾中，中国仿佛置身度外。尽管中国向海外的劳务输出数量越来越大，另外还有数目不详的非法移民，但在中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与在全球的国际劳工和移民中所占的份额都很小。同时，中国海外移民中相当一部分是去南方国家。随着国内部分地区劳动力短缺的出现，预计中国人口向外移动不会持续扩大，而某些南方国家向中国输送劳工和移民的现象已经出现。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不如日本和俄罗斯那样严重，但已同某些欧洲国家类似，比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还要突出一些。在完善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中国同发达国家和俄罗斯的共同关切会越来越多。

再次，中国的经济结构同大多数南方国家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差距，与这些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摩擦也在增多。俄罗斯、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以倚仗丰富的自然资源出口初级产品，而中国则需越来越多地进口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大力发展制造业。据美国一家大型经济信息调研机构IHS的数据，2010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已超过美国而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恢复了曾一直保持到19世纪初的地位。基于国际分工以及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制造业，在中国形成了产业中心。如何借鉴这些制造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准并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是同发达经济体关系中的重要环节。中国制造业正遭遇着国内经济速度放缓、用工成本上升、出口疲软、产业转型升级等挑战，而在国际上则处于“前阻后追”的境地，前有发达国家占据产业链高端和先进技术，力推制造业复兴；后有东南亚、南亚、非洲国家以低成本生产优势掀起工业化浪潮的追赶。

中国通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获得快速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传统的南北关系理论思维和分析框架是有缺陷的。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处理南北矛盾、缩小南北差距的根本途径，是要打破和消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掠夺和剥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加快，中国政府对南北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态度发生了微妙但却显著的变化。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报告和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报告分别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报告则号召“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是，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却将这一提法改为“中国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此后，中国官方正式文件不再强调“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时，这份白皮书谈到了“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以及“中国不断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努力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但是，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却没有提到“南北差距扩大”或“南南合作框架”问题，只说中国要“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和全球性问题治理，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可以理解为，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非完全不公正、不合理，但是需要改革。这份系统阐述中国对世界看法的白皮书还指出，“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为更多国家提供了通过经济发展和互利合作实现振兴的历史条件，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也可以理解为，在现存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只要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改革创新，是完全可以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的。

上述官方思想的调整意味深长。正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3年3月发表的研究报告《未来十年的中国》所指出的：“目前中国实际上正在介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仅是南南关系，而且是南北关系、北北关系，在这三个维度上中国都面对着对话的格局。中国需要对非西方地区有更多的理解和了解。在对非西方地区的关系上，如果中国重复过去欧洲人的道路，将会引发新的冲突，甚至引发国际地缘秩序的变化。因此，未来中国在传统型、多样性、区域关系、内部关系等方面都面临巨大挑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未来定位的时候充分考虑。”

诚然，中国戴着“发展中国家”这顶帽子还要走很长甚至可能很曲折的路，中国同其他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共同利益和共识在增加。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共识也在增加。中国不是现存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中的“造反派”，而是推进渐进改革的“建设者”。如果说中国在当今国际社会中是某种“异类”的话，它是在人类历史上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中间国家”，是沟通传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桥梁国家”，它处于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拥有与众不同的文明传统，很难归入哪一“类”，但却需要融入整个世界。

地缘战略大棋局思考

综上所述，今日中国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上的全球定位可以说是“非东、非西、非南、非北”；换一个角度，又可以说是“亦东、亦西、亦南、亦北”。如此看来，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中间国家”、“中央之国”。根据这样一种全球定位来设想中国的地缘战略，可以形成一些基本思路。

本文中的“地缘战略”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是指基于本国地理因素、地缘政治地位和地缘经济地位的国家对外战略。虽然一个国家的地理因素是相对稳定的，但地缘战略却需要根据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需要而进行调整。应当看到，当代全球政治的新趋势正在不断改变着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战略”理念，有学者甚至提出应加入“地缘技术”、“地缘宗教”等新的分析维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曾有过不同的地缘政治定位，同某些国家建立过军事同盟关系，应对过来自不同地理方位的安全威胁。今天多数国内论者认为，中国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东方，来自海上，即美国和日本。海权和海洋问题，已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同时，朝鲜半岛的安全形势堪忧，出现某种爆炸性的局面并直接危害中国安全，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在地缘经济方面，很长时间以来占据主流地位的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正在形成三个相互独立而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第一个是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组成的东亚或环太平洋经济区；第二个是美国牵头的北美经济区，或将向南扩展为西半球经济区；第三个是以欧盟主要国家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区，或将逐渐覆盖东欧、俄罗斯，对地中海和北非地区施加影响。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建设东亚经济圈，甚至形成以人民币、日元为核心的东亚货币体系，以便在同美欧的政治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今天，中国在全球生产链条、贸易关系和总体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就单个国家而言，中国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分别为美国、日本、韩国，其双边贸易额远超其他作为单个国家统计的贸易伙伴。作为一个整体计算，则中国同东盟的贸易额超过中日贸易。

于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形成：对中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和隐患，恰恰同中国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来自同一个方向、同一些国家和地区。这种矛盾现象福兮祸兮，耐人寻味。近年来，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和战略互疑加深，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调整明显带有牵制防范中国的意图；中日关系紧张，对抗因素增加，经贸合作和社会交往大受影响，双边关系未来若干年内难以获得实质性的改善；朝鲜半岛局势扑朔迷离，不能排除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中国在东海、南海同相关国家的主权争议此起彼伏。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相对稳定，但“台独”远未销声匿迹，美国对台军售的阴影也随时会重新笼罩到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上空。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最近在同两位美国资深战略学者的访谈中，忧心忡忡地评论道：“中国终将面临一项重大决定”，即是否要取代美国，在亚洲充当霸主。在中美对立、中日对立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再谈“东亚一体化”或“建立东亚多边安全机制”，已经远离现实，或只能寄希望于遥远的未来。在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同时，维持同美国以及东亚各国关系的大局稳定，才能保证中国同这些国家经贸关系的继续扩大。这是中国“东方”地缘战略的核心。

中国在东部方向上进行战略经营的空间已变得相对有限，但如果往中国西部境外看，那里的地缘政治形势同东亚大不相同，中国可以利用的潜在机遇很多。如果说东亚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来自国家间矛盾和大国战略竞争的话，中亚、南亚、西亚、北非的不稳定因素更多地来自各国的内部政治纠葛、经济困难、民族和教派矛盾、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国内和跨国问题。中、美、俄、印、日、英、法等大国在这些地区存在竞争关系，但合作潜力较大，发生直接对抗与冲突的可能性很低。由于西部境外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丰富，市场巨大，投资机会很多，中国向西部国家拓展利益，符合自己的长远战略需要。

更重要的是，全球地缘政治变化决定了亚欧大陆对中国具有越来越大的战略重要性。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指出：“欧亚大陆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人口的约75％。它的企业和地下矿藏在全世界物质财富中占有大部份额。欧亚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额的约60％。世界已知能源资源的3/4左右也在欧亚大陆。”因此，布热津斯基强调，“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欧亚大国和欧亚民族主导世界事务达500年之久，其间它们为了争夺地区主导权而相互争斗并力争成为全球性大国。现在，美国这个非欧亚大国在这里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这种地位，直接影响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美国这个“非亚欧大国”尚且有战略家如此重视这一大陆板块的地缘政治意义，称之为“大棋局”（Grand Chessboard），美国也确实力图在此获得主导地位，中国应当如何在亚欧大陆布局造势，就更值得深思了。

从政治、经济、社会、人口等多方面发展趋势看，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大中东”地区，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很可能处在不稳定状态，甚至出现愈演愈烈的国内冲突、地区冲突。一种看似有理的中国应对思路是：中国绝不能陷入“大中东”的泥淖，而应该将这里的乱局留给美欧去收拾；这个地区越乱，美国越无法抽身到亚太地区遏制中国。这种思路的引人质疑之处在于，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大中东”的动乱将迅速祸及其他地区乃至全球，地区外大国想不闻不问、独善其身，不仅做不到，而且会损害自身利益与安全。2011年利比亚战争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直接经济损失，就是明证。另外，中国西部境外的安全形势恶化，也会影响国内西部地区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加大内陆、沿边对外开放的风险。所以，中国应当严密注视“大中东”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形势，以各种手段加大在伊朗核问题、巴以冲突、叙利亚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话语权，而不是仅仅做一些原则性的外交表态。同理，对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非洲某些国家的内乱，中国也不能袖手旁观。

在亚欧大陆的棋局中博弈，还应当加强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以及西亚北非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与军事交流。由于西部境外若干地区的动乱因素，有朝一日中国可能不得不动用军事或准军事手段维护本国权益和公民的人身安全，这是应当未雨绸缪的。

中国的人流物流经由陆地和空中进入西部比过去便捷得多，中国公司承包或中国援建的公路、铁路在中亚、中东、南亚遍地开花。从中国东部港口起，穿越亚欧大陆，直至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沿岸的若干“大陆桥”，都在开发建设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海权和海洋战略不重要。恰恰相反，保持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道畅通和海上安全，对中国同亚欧大陆日益密切的联系至为关键，但中国不应用传统的陆权思维去看待海洋或海权问题，即把眼光局限于中国的近海。中国加强海上安全的活动，包括在非洲之角附近同各国合作打击海盗，是完全必要和正当的。

美国《华盛顿时报》早在2005年年初即披露了美国国防部一份名为“亚洲能源的未来”的内部报告，声称中国正在采取一项“珍珠链战略”，从南海到中东的海上航道沿线建立战略关系，保护其能源利益并同时为广泛的安全目标服务。中国外交部门随即予以否认与驳斥。其实，中国应当理直气壮地进行这样一种主要出于保护自身地缘经济利益的印度洋战略谋划。 2013年2月，美国地缘政治专家罗伯特·卡普兰又撰文谈中国的“珍珠链战略”。他既未确认、亦未指责中国有这样一项计划，同时指出，“珍珠链”不一定意味着海军基地本身。“除了更加依赖中东能源以外，中国也越来越深地卷入到中东和非洲大陆的贸易、发展和自然资源的开采。印度洋处在二者之间：它是21世纪欧亚世界的海上枢纽，日益将东亚与中东紧密相连。就此而言，瓜达尔、汉班托特、皎漂等地可以成为中东与东亚之间的物流中心和产品运输的仓储设施。”卡普兰的观点值得重视和借鉴。中国舰船从南海驶达波斯湾、红海、非洲沿岸，需要使用若干补给基地，是天经地义的事。环印度洋地区本应成为中国地缘战略大棋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在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之间架起桥梁的重要桥墩。

中国还可以自己在南北关系中的“中间地位”为基础，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研发资源乃至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推动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向国际化和产业链的高端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形成更大的投资规模，让利益攸关方分担政治经济风险，实施一种“开放性的”而非“排他性的”利益扩展战略。同时，需要更加重视内陆和沿边的开放，不仅要从国内审视国际，也要更加注重从国际反观国内，真正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兼顾与融合，为“西部大开发”等国内发展战略的实施树立更加稳固和更具效力的国际战略支柱。温家宝总理在2013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深化沿海开放与扩大内陆和沿边开放结合起来，加快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均衡协调的区域开放格局；坚持把向发达国家开放与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结合起来，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汇合点。”借鉴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战略，把“走出去”当作中国产业链的海外延伸，是扩大利益汇合点的应有之义。开发能源、矿产、农业、林业、渔业等资源，投资于基本建设和其他项目，需要考虑不同地区与国家在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技术能力、政治和社会稳定性方面的相对优势，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全球地缘经济战略。

中国应当以地理意义上的亚洲（而不仅仅是东亚）为地缘战略依托，承东启西，承南启北，在亚欧大陆以至全球下一盘更大的棋，而不以恢复“华夏秩序”、追求“东亚霸主”或“亚洲霸主”为目标。只有营造出一个安全、繁荣的周边环境，同新兴大国和南方国家加强合作，才有更好的基础去同发达国家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同时，也只有同美欧等发达国家发展竞争共处、互利共赢的关系，才能稳住自己的周边。中国不应因周边问题的困扰而在地区治理、全球治理领域缩手缩脚，而应更加主动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积累有利于解决周边问题的战略资源和国际政治资本。中国战略家郑必坚指出：“扩大和深化同相关各方的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是一个全方位的战略构想。即是说，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全方位地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内涵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实现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和平发展。”引申来说，“全方位的战略构想”，从地缘空间来看，就是“东西南北”各方。

从本质上说，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是冷酷的，是基于现实利益而非基于道义或意识形态的。大国外交的精髓在于利用和把握国际力量的平衡。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康多莉扎·赖斯在2002年提出，要以建立一个“有利于自由的力量平衡”来构筑国际体系。其要旨无非是拉近美国同所有其他大国之间关系的距离，使之比这些大国相互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从而令美国在其所在的所有三角关系中都处于“顶角”位置。

从客观情况看，中国无可避免地会成为其他大国竞相“平衡”的对象，但中国在一个多维、复杂的世界中腾挪移转、纵横捭阖的空间，实际上较过去更大了。当今大国关系中的“竞争性共存”特征越发明显。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地位，可以积极主动地在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之间“谋势”，努力建立一个“有利于稳定和发展的力量平衡”。为此，应当拉近而非疏远中国同俄罗斯、印度、日本、美国等重要国家之间关系的距离，将同它们的关系放在更大的棋局中予以运筹，并分别规划中国对东亚、南亚、中亚、西亚、欧洲、非洲、北美、南美、大洋洲等地区的战略。同时，应将贸易、投资、金融、能源、环保等功能性问题同地缘政治战略紧密结合起来，也就是把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结合起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绘制包含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技术等因素的“战略地理图景”，形成“和平发展大战略”。中国的长远目标应是成为“以天下为己任”（即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全球大国。同时，中国也应避免妄自尊大，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谦虚谨慎的态度。

不言而喻，更艰巨而首要的任务是国内发展。中国的国内发展正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包括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收入分配不够均衡、社会治理相对滞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等等。这些瓶颈问题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解决。而扩大开放可以为开启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新一轮改革进程提供“倒逼效应”。

最后，冷酷的现实主义也需要激情和理想来填充。毛泽东在1935年长征结束时写的《念奴娇·昆仑》一词中畅想道：“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在那样艰苦的年代尚且有放眼世界的诗意想象力，近80年后的中国战略家和领导者，就更应具有胸怀全球全人类的气魄了。

第二部分 中美之间

9. 中美外交决策的国内环境比较

我们谈到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决策时，往往把美国当成主要参照物，采用了像“大战略”、“思想库”这样一些缘于美国的概念。但是，中美两国外交决策的国内环境差异很大。举其荦荦大端，做几点分析，对研究中国外交也许是有益的。

中美两国的外交都服从、服务于国内政治，但两国政治的基本区别，决定了内政同外交关系的互动性质不同。美国外交主要受的是党派政治、利益集团（包括犹太人、古巴移民等基于族群的集团）的干扰。在没有出现重大国家安全危机时，在一些外交局部问题上，往往前后摇摆，政出多门；但是在突袭珍珠港、朝鲜战争爆发、“9·11”恐怖袭击事件等紧急状态出现时，国内却表现得高度统一，拥戴政府，一致对外。因此，美国领导人甚至会为了维护国内声望而制造国际危机，例如克林顿在莱温斯基弹劾案的关键时期下令轰炸伊拉克，以转移国内公众视线。

中国内政同外交的关系，则表现于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维护国内政治稳定和政府权威。历史上，外患同内乱总是重叠出现，外敌同内奸一贯相互勾结。民族危机一旦发生，马上会转变成政权危机。从20 世纪50 年代以来，反对颠覆渗透、“和平演变”、“西化分化”，一直是对外关系中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内容。在国内政治平稳、国家安全没有重大危机时，中国外交政策的连贯性很强，内耗不大，更不会出现想要制造国际危机以达到维护领导人权威的情况。但是，当国家安全受到较为严重的威胁时，国内的不同意见就会浮现出来，造成对外交的干扰。1989 年北京政治风波、李登辉访美、“炸馆”、“撞机”事件之后，都出现过要重新判断国际大局、调整对外战略的呼声和政策研讨。最近的例子，是2005 年春季的涉日游行。在上述事例中，对决策的压力，全部是要求政府采取更为强硬的外交路线和行动。只因中央领导准确把握了国内外大局，坚持了冷静的战略判断，才没有出现严重的政策反复。

美国一些国际政治学者强调，美国是“社会主导型国家”，美国民主制度决定了其民意和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影响很大。这一观点的准确性很值得怀疑。美国人对国内问题非常关心而且了解，所以在社会福利、医疗保健、堕胎等国内问题上，民意对政府政策导向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美国普通民众的国际知识却很少，所以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操纵民意并不困难。例如，布什政府曾经大造舆论，称萨达姆已经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后证明是情报部门根据政府高层意图捏造事实），据此在2003年发动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理由在世界绝大多数舆论看来是站不住脚的，但美国民意却基本上接受了。后来，布什政府又千方百计为这场战争和美国继续在伊拉克驻军辩护。虽然在挫折面前，美国民意有所变化，但仍不足以损害美国对中东政策的根基。在历史上，只有越南战争的结束，才真正表现了美国民意同政策相抗衡的巨大力量。但这个民意，是用几十万美国人的生命和鲜血唤醒的，是在对美国安全和经济都没有重大意义的一个国家造成生灵涂炭之后，美国人对心灵的拷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外交是政府主导社会，民意对外交的直接影响很有限。舆论和民意对政府的制约，主要表现为要求政府停止对外战争和干涉。

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中，国际报道所占的比重大大高于美国媒体，中国民众对国际形势和外交问题的关注程度，也大大高于美国民众。这是因为中国对外关系往往涉及民族存亡。因此，中国民众表达意见的方式和倾向性同美国差别很大。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国统区的反美抗暴、反美扶日运动等等，形成了现代史上表达爱国激情的典型方式——散发传单、集会游行、抵制日货（美货）、签名上书，以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典型口号。这些典型至今深深刻入民众脑海。岳飞、林则徐、李鸿章等历史人物，则内化了爱国主义标准：大敌当前，“主战派”等同于“忠君爱国”，“主和派”代表着“投降卖国”。

新中国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民意同政策是高度一致的。改革开放时期，随着信息渠道逐渐多元，民众对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的看法也出现了一定分化，开始形成同对外政策不尽一致的一些观点。值得研究的是，少数几次政府没有加以禁止的示威游行、网上签名运动，都是涉及外交政策的。由于上述爱国典型和标准不容动摇，即使某些言行越过了现行政策法规的界限，仍然被视为出于爱国动机的“过激行为”和主流民意的宣泄。这同美国民意对政府制约的通常方向正好相反。

中美两国外交决策的意识形态环境也完全不同。这里所说的不同，不是指意识形态内容的对立，而是指意识形态在本国社会、政治、外交中地位的差异。在一定意义上，美国是意识形态立国、宗教信仰立国的社会，虽然标榜政治多元和文化多元，实际上意识形态简单划一。自由、民主、法治、市场经济，构成浑然一体的“美国信条”。在对外政策中，领导人以意识形态标准判断是非，在美国人看来不但无可非议，而且大得人心。美国外交一直在理想主义（意识形态优先）和现实主义（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优先）的两端之间徘徊，寻求一种平衡。

毛泽东、周恩来时代的中国外交，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旗，但在革命口号之下，一直致力于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可以说是革命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起先提出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后来又强调不以意识形态画线来决定国家关系的远近亲疏，力求树立国家利益优先的标准和“务实”的形象。但是，意识形态仍然在两个方面作用于外交政策。第一是对西方民主、人权价值观的排斥和对“和平演变”的警惕。在对东欧中亚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的态度上，在对古巴等国的政策上，意识形态仍然是一个重要考虑。第二是将爱国主义融入主流意识形态，将其提升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主要内容。近来，中国政府提出构筑和谐世界的主张，同时融入了对中华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等观念的宣传，其实也是意识形态上的某种调整。

就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言，在美国外交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常量，在中国外交中则更多的是调整变化。美国将自己的价值观（American values）奉为圭臬，而现在中国也以外交中的务实倾向（pragmatism）为自豪。有意思的是，美国并不以为中国的“务实外交”一定不对它构成挑战，其他国家也经常对什么是当前中国外交中的道义原则，表示种种怀疑。以中国为代表的很多国家，则对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及其双重标准与虚伪性表示反感。

以上的粗略勾画，意在说明中国外交决策环境的复杂性。要构筑中国外交的“大战略”，预测中国外交的发展方向，需要更多地关注国内社会和政治的变化。

10.中国软实力的兴起及其对美国的影响

21世纪初，中国崛起已经成了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其实，“中国崛起”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就疆域和历史而言，中国一直都是东亚大国；从技术和经济上看，中国在公元500～1000年间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尽管当时的影响无法达到全球。欧洲和美国仅是在最近500年才赶上中国的。据估计，工业化时代初期，亚洲的生产总值占世界的3/5。然而到了1940年，这一份额跌到了1/5，而当时亚洲地区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3/5。今天，高速的经济发展使得亚洲占世界产值的份额又恢复到了2/5，更有分析人士预测，亚洲将在2030～2040年前后重返经济发展的历史最高水平。当然，亚洲还包括日本、印度、韩国和其他众多国家，但是中国终归要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最近30年来，年均8%～10%的增长率带来了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显著增加。这一实质性的经济成就，伴随着以儒学为特征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提升了中国在亚洲和整个世界的软实力。

一、软实力

实力就是影响他人以取得你所希望的结果的能力。我们通常可以用三种方式影响他人：强制性的威胁（“大棒”）、诱惑或者报偿（“胡萝卜”）以及能使他人与我们同欲共求的吸引力。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可以由于别国愿意追随它，景仰它的价值观，向它学习，追求它所达到的繁荣与开放的高度，而获得它所期望的结果。由此，国家不能仅仅通过使用或者威胁使用军事、经济武器迫使他国做出改变，设定议程、吸引别国亦十分重要。这种软实力（让别人也想获得你希望实现的结果）靠的是与人合作而不是强人所难。

软实力来自塑造他人行为偏好的能力。并非某一个国家，也并非仅仅是国家，才拥有软实力。在个人交往中，我们也能看到吸引和诱惑的力量。政治领袖一直深谙那种通过设定议程和辩论框架所获得的力量。软实力是领导力和政治中无时不在的重要成分。这种能够决定他人行为偏好的能力与很多看不见的优点相联系，比如，有吸引力的性格、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制度以及那些正当合理且有道德权威感的政策。如果我能够让你愿意做那些我所希望做的事情，那么我就不必强迫你做那些你并不想做的事情。

软实力和影响力并非一回事，虽然它是影响力的来源之一。威胁和利诱这些硬实力也可以营造某种影响力。劝说和以理服人是软实力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并不是软实力的全部，诱惑和吸引的能力也是软实力。从行为的角度讲，软实力是有吸引力的权力；从资源的层面说，能够产生这种吸引力的资产皆是软实力的资源。一些资源既可以生成硬实力，也可以营造软实力。比如，强有力的经济可以提供利诱他人的重要的胡萝卜，也可以作为发展的成功模式吸引他人。通过民意调查和小组访谈，我们能够衡量一些特定的资产能否产生让人心向往之的软实力。那种吸引力能否转化为希望看到的政策结果，则有待于具体事例的检验。但是，拥有能够产生实力的资源并不能保证让实力最终发挥作用。这并不单指软实力而言，其他形式的实力也会出现类似情形。比如，1940年法国沦陷之前，英、法两国的坦克数量超过德国，但是这种军力资源上的优势却无法决定这场战役的最终结果。

在国际政治中，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某个组织或国家所表达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体现在它的文化中，体现在它根据内部实践和政策所树立的榜样中，也体现在它处理对外关系的方式中。有时政府发现软实力难以运用也不易控制，但是这并不能抹杀它的重要性。一位法国前外交部长谈到，美国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借助电影和电视，掌控了全球的形象塑造，激发了人们的梦想和欲望，也因为他们借此让大批外国学生到美国去留学，完成学业”。软实力是一种重要的现实存在。像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这样的新现实主义者关注的是由物质资源决定的力量结构，而否认软实力的重要性。他们就像无法理解诱惑力的那种人一样，只服从于所谓“具体的虚假性”，即认为凡是无法用来轰炸城市或扔到你脚下的东西都不是实力资源。像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或者更早的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 c co lò Ma chiave l li）这样的古典现实主义者并未曾犯下这种忽视观念力量的错误。

在美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2008年8月对于格鲁吉亚的入侵证明了软实力其实是“不着边际”的，军事硬实力才真正说了算。俄罗斯看到自己在苏联崩溃之后遭受屈辱，现在正经历着一个以民族主义加以回应的阶段。能源价格上涨推动其经济增长之后，俄罗斯发现了对周边邻国重新显现实力的机会。有观察家指出，2009年俄罗斯切断对乌克兰（也波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天然气供应是其硬实力的一种成功运用。其实，军事介入格鲁吉亚和切断天然气供应，使俄罗斯在欧洲的声望和软实力遭受了沉重打击。苏联曾在“二战”后的多年里赢得了不少软实力，但后来因其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使用硬实力的政策而自我摧毁，俄罗斯领导人似乎忘记了这一点。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有三个来源：文化（在很多方面对他国具有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在内外事务中遵守并实践这些观念）以及对外政策（正当合理，并具有道德上的权威性）。德国《时代》周报主编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曾提出，美国的软实力甚至强于它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美国文化，无论通俗的还是高雅的，都向外散射着只有罗马帝国时代才得以一见的炽热，而且方式新颖迂回。罗马和苏联的文化影响力都无法超越它们武力直接控制的范围，美国的软实力才真正造就了一个日不落帝国。”

然而，文化软实力可以遭到不正当的政策的损害。近年来，尤其是在入侵伊拉克之后，美国的软实力已经下降了。最近，华尔街金融业的失利和美国经济的低迷打击了美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声望。尽管2008年一位非洲裔美国总统的登台某种程度上挽救了美国梦的公信力，但是在很多观察家看来，在过去10年中，美国的吸引力或曰软实力相对于中国而言衰减不少。英国广播公司（BBC）最近对22个国家的调查显示，近一半被调查者非常积极正面地看待中国的影响力，但是只有38%的人对美国持同样积极的态度。2008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和韩国东亚研究院就亚洲地区的软实力问题展开了一项细致的多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影响力的上升被亚洲地区的大部分民众认为是“积极的”。此种调查仅是窥豹一斑，不宜对这些看法过分解读，但是这些调查结果的确耐人寻味。

二、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深具魅力，而今它也正在全球流行文化中崭露头角。《卧虎藏龙》在非英语电影中一度最为卖座。在NBA休斯敦火箭队效力的姚明是来自中国的明星，大有成为迈克尔·乔丹第二的劲头。过去10年间，在华外国留学生每年的增长率为20%，由3.6万人增至11万人。2007年全年，来华外国游客的数量猛增至2300万人。截至2007年7月，中国已经在世界上50多个国家建立了超过170所孔子学院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当“美国之音”将中文广播的时间从每天19小时削减到14小时之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却推出了全天候的英文对外广播。

在政治观念方面，毛泽东的革命时代已经渐行渐远。虽然中国依然是单一政党领导的政体，但是它在过去30年中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三番，其政治、经济的巨大成功让很多发展中国家倾慕不已。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某些地区，稳固掌控的政治体制加市场经济的“北京共识”，比之前大行其道的西方式民主政体加市场经济的“华盛顿共识”更受欢迎。中国加强了对外经济援助，并且让其不断扩展的国内市场更加开放，这些都增强了中国的吸引力。

同时，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也做出重大调整。20年前，中国对多边体制持很大保留意见，与众多邻国心存芥蒂。如今，时过境迁，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主张以多边外交解决国际争端，并且累计派出超过9000名官兵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通过主持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为目的的六方会谈，中国在防止核扩散方面贡献日多。此外，它还与不少邻国解决了领土争端，并加入了众多地区性组织，最近召开的东亚峰会即是明证。近年来，中国降低了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调门，取而代之的是大力倡导国际合作，推动建立“和谐世界”，并尽力使外部世界确信中国将会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这种新外交有助于减轻外界的忧惧，也降低了其他国家联合制衡中国崛起的可能性。

然而，正如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无法与美国相匹敌一样，中国的软实力发展也任重道远。前文提到的2008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调查显示，美国在亚洲人心目中的形象基本上还是积极的，美国在软实力评估的每一个指标中基本上都居榜首，表明其在这一地区依旧独占鳌头。中国还没有像好莱坞那样的文化产业，中国的大学也难以与美国的大学并驾齐驱。美国的软实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公民社会，但是中国的软实力的推展却高度依赖政府。中国社会的巨大潜力，包括那些处于草创阶段的民间社团，都亟待哺育和提高。

在美国形象因入侵伊拉克受损之际，中国形象也因为官员腐败、社会不公和生态环境恶化等国内方面的诸多缺失大受影响。西方世界一直在批评中国缺乏民主、人权、宗教自由和法治。尽管“北京共识”能够吸引那些抗拒西方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发展模式的适用性和可持续性尚待进一步检验。一方面，中国的新外交正在增强它对亚洲邻国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缺乏足够透明度的显著军力增长也引发了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关切，其中尤以日本为甚。这将会影响中国外交的有效性。中国尚未成功说服欧盟取消对华武器禁运，这显然是因为欧盟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姿态表示不满。尽管中国有这么多的问题必须解决，但中国的软实力一定会与其硬实力的增长并驾齐驱。

2008年，中国软实力的发展可谓是跌宕起伏。8月至9月间，中国通过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令其软实力有所提升。2008年8月，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发生军事冲突之后，法国学者多米尼克·摩伊西（Dominique Moisi）评论道：“当中国试图以奥运奖牌数量征服整个世界的时候，俄罗斯却通过炫耀自己的军事优势让世界震惊。将中国的软实力和俄罗斯的硬实力加以对比可以看出，两个国家的选择反映了他们自信程度的显著不同。”较早时，中国在四川大地震后的迅速有效的反应不仅赢得了来自全世界的诸多赞誉，同时还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援助。

与此同时，在2008年3月西藏地区出现骚乱之后，国际上出现了反华游行活动，这着实考验了北京方面的信心。国际上对中国官方管理媒体和互联网方式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中国软实力在奥运会期间取得的进展。此外，2008年9月，中国最大的乳品生产商被揭露出售掺入三聚氰胺（一种可以增加产品蛋白质含量的化工原料）的奶制品，随后又爆出当地政府部门曾试图与该企业联手掩盖这一丑闻的消息。这种问题奶制品的危害最终殃及294000名中国儿童。这一灾难暴露了中国在治理方面的痼疾，只能损害中国的软实力。

三、中国国内关于软实力的探讨

在中国，对“软实力”这一概念的兴趣长盛不衰。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几十篇甚至上百篇讨论软实力的短评和论文便已在中国发表。2006年年底一本名为《软实力》的新杂志问世，虽然这份杂志主要和商业有关。

“软实力”也进入了官方语汇。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他在报告中还说：“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虽然中国学者还在就“软实力”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其应用范围争论不休，但是官方似乎没有就“软实力”给出明确的定义。同时，学者们对于“Soft Power”的中文译名也是各持己见，因为至少三个中文词（实力、权力和力量）带有“Power”的意思。“软实力”、“软权力”、“软力量”的不同译法之间带有一些含义上的微妙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年中国国内出现了众多探讨中国自身软实力的论著。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是百花齐放的。虽然没有人否认软实力的重要性，但是有些人主张，只有硬实力的迅速增长才能带来软实力的提升，这实际上是在暗示中国应该优先发展硬实力而非软实力。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批评约瑟夫·奈未能将软实力划分为政治力和文化力（虽然在这一点上他可能没有完整解读奈的文章）。阎学通主张，中国在政治力上的“亮剑”，比如向外界表明加强军力、武力威慑“台独”的决心，远比对外扩展文化影响力要重要得多。

然而，其他大多数人更加关注文化这一软实力的必备要素，甚至是核心部分。很多人试图通过分析中国文化的优势和缺陷来描绘当今中国的软实力。从积极的方面讲，过去30年中国维持了经济高速增长，许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这一成就使世界上很多人羡慕不已。如果中国的政治建制不是如此强大而富有弹性，这些经济和社会进步便不可能实现。至于中国经验是否能给其他国家提供一种发展模式（所谓“北京共识”）目前有待探讨，但是不断积累的经济实力和社会资本，的确增加了中国在向外施展政治和文化影响力时的自信、自豪及能力。

中国的分析家们倾向于将中国近年的成就归功于它的文化优势和特质。他们还认为，随着中国硬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文化的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亦将日益上升。有人指出，海外华人在促进中国软实力发展方面是一笔宝贵财富。中国的对外政策也以其超卓的道德原则（这点是有争议的）和高明的外交技巧获得了巨大成功。

与此同时，不少中国著述也承认中国的软实力存在限制和约束，尤其是当他们将中国软实力同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相比较时。其中一些人谨慎地指出，政府工作透明度的不足以及官员腐败的猖獗蔓延损害了中国的形象。另一些人提到了中国当下遭受的“人才外流”难题，这彰显了中国教育制度（其中很可能也有政治因素）的不足。还有人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在国际公关方面做得更好。

“软实力”、“硬实力”和“巧实力”这些有用的概念在中国被越发广泛地采用，但如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在有影响的思想者中仍然存在极大争议。与惯常的理解相反，一些人主张，强烈的、毫不妥协的民族主义应该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主要来源，因为民族决心的展示可以在世界上赢得尊重。另外一些人心怀羡慕地提到了俄罗斯软实力的恢复，认为俄罗斯提供了一种可与美国相抗衡的不同发展模式。甚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文革”时期中国的软实力更加强大，因为当时毛泽东的革命精神感召了世界上的很多人。

中国国内另外一种更加精深也似乎更具权威性的思潮，正试图重新阐释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这种阐释强调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重构中国核心价值体系的紧迫性。这一思潮的核心观点是，对他国吸引力的提升是第二位的，只有在中国的“主流文化”获得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民众的共鸣之后才能实现；打造这种“主流文化”要靠国家，要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主导意识形态为中心。那些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电视剧、音乐剧和歌曲等文化产品，应当对其他文化产品起到示范作用。于是，中国的软实力被引申为一种由国家来打造的文化影响力，其目的是对内凝聚人心，加强民族团结，而并非向外扩展吸引力以获得外交上的增益。

近年来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实际上和如何看待中国软实力的问题紧密相连。其实，价值观的普世性永远都是一个适用程度的问题。有人主张，坚持和推广那些为世界所接受的价值观念就是最好的软实力，当然关键问题在于一个国家确实拥有一套自己深信不疑并且可使他者心悦诚服的核心价值。一些人认为，西方国家宣扬的那些普世价值，包括民主、自由和人权，不过是其维护霸权、垄断文化实力的一种工具。不少公开出版的文章，其中一些出自官员和意识形态工作者之手，都批评所谓“普世价值”，声称西方理念与中国价值相冲突，并且会破坏中国的政治稳定和共产党的权威。

四、中美软实力之间的互动

正如中美两国国家利益部分一致、部分冲突一样，两国的软实力也在某些方面相互促进，而在另一些领域彼此冲撞。这并非软实力所独有的问题，其他实力也存在类似情形。一般来说，行为者的目标决定了彼此之间的实力关系是零和还是正和。比如，如果两国都要求稳定，那么一种可以保证两方不必担心彼此攻击的军力平衡便是正和关系。

不可否认，中美两国的政体体现了不同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在中国政治精英看来，美国正试图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整个世界，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无疑是美国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主要障碍。对于美国那些旨在扩展自己对他国内政影响力的图谋，比如，对于美国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宣扬的“转型外交”，中国官员一直十分敏感，心存警惕。中国心怀忧虑地密切关注发生在中亚和其他地区的“颜色革命”，认为这是美国人为了破坏他国当权政府而一手策划和鼓动的。美国软实力是一种文化、政治理念和外交政策的“灵巧的”混合体，就此而言，中国并不希望看到美国软实力的运用和扩展。

在美国普通公众和社会精英的眼中，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一个很难被接受和理解的政治符号。总的来说，美国人对过去30年中国取得的卓越成就心怀好感并且印象深刻。但是，如果有人问美国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这些成就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才实现的，还是‘尽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还是成绩斐然？”他们一定会茫然不知所答。美国人对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抱有复杂的感情，这体现在很多美国人的著作中，比如，最近出版的《魅力攻势——中国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这些著述中的大部分都持一种零和观点，以消极而非积极的心态看待中国软实力的发展。

中美在各自的外交政策宣示中经常出现相左的观点和目标。美国想要维持其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则反对“霸权主义”（美国统治世界的野心的代名词），倡导“多极化”，而“多极化”显然将建立在美国实力衰落的基础上。然而，这些看上去相悖的目标和矛盾的心态掩盖了一些重要的基本事实。这些基本事实证明，中美之间软实力的互动远非一场零和游戏。

第一，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软实力的提高主要是为了与美国软实力相抗衡。在美国方面，不论那些“颜色革命”与美国的战略目标存在何种联系，我们都不能断言这些“颜色革命”针对的是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美国形象在欧洲和伊斯兰世界受损，与中国在当地的外交政策没有什么关系，也不会直接导致中国文化和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姚明并不是靠压倒迈克尔·乔丹的声望才风靡美国的；同理，在中国很容易看到的好莱坞电影和像《绝望主妇》之类的电视剧，也不会对中国影视作品造成什么伤害。中国有些人会抱怨美国文化产品的流行降低了中国文化产品的吸引力，但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看，即这种竞争是必需的，也是健康的。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也是如此，对方的师生越优秀，自身的获益便越多。

第二，那种认为中国发展模式（市场经济加单一政党领导）势必挑战西方模式（市场、民主和法治三者必为一体）和价值观的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确羡慕中国的成就，但是究竟有多少个发展中国家有能力从中国模式中学到很多东西，它们对这些东西又掌握到什么程度，还是尚待深究的问题。可以想见，如果朝鲜和缅甸开始向中国式的市场经济转型，美国将会乐见其成。

第三，中国在外交中运用软实力，或许对美国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保护其利益有所助益。毫无疑问，中国的所作所为是以维护自身利益为首要目的，但是中国不动声色地劝说朝鲜终止核武计划、开启经济改革，实际上促进了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目标的实现。无独有偶，北京悄无声息地给缅甸政府做工作，劝其调整对内政策，为稳定该国局势创造了条件。此外，苏丹政府起先拒绝在西方压力下妥协，但最后却同意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苏丹，这其实也是在中国的成功劝说之下才做到的。

第四，中国对美国软实力的戒拒一般来说是防范性质的，在涉及中国内政时更是如此。正如前文所言，中国人在讨论软实力时，心里主要还是想着国内而非眼睛向外看。尽管中国的主流政治精英对美国的意图心存疑虑，也不确定美国经验对中国走向现代性的道路究竟有多大借鉴意义，但是他们还像接受市场经济一样，分享着民主、人权和法治这些基本价值。包括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也在不断强调在中国完善民主制度的必要性。虽然“民主”在中国更多的是指“协商民主”而非普选，但是各级政府的确在认真研究和逐步实践选举政治。这种情况与那些被激进观点主导的国家和社群大相径庭。“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一位美国分析家曾说道：“我们过去总说中美的价值观不同。但是与美国价值观和塔利班、‘基地’组织奉行的价值观之间的巨大鸿沟相比，中美之间的这点差异又算得了什么呢！”

第五，中国在实践中正大力借鉴美国构建软实力的技巧和做法。中国很多官员、军官、法官、律师以及其他专业人士，都曾在美国接受培训。当然，他们也为美国的各学科知识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过去十来年间，在对外政策领域，中国的不少智库开始崭露头角，它们以美国的同行为借鉴对象，而非以日本、俄罗斯或者德国的相应机构为借鉴对象。

第六，在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威胁面前，在应对气候变化、能源不足、生态环境恶化和粮食短缺等全球性挑战的时候，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中美的软实力可以相辅相成。比如，作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两个国家，倘若中美能够各自做出减排、节能、增效的承诺并就此展开有效合作，则不仅能为他国之间的合作树立典范，亦可提升两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此外，倘若两国能够顶住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压力，在二十国集团和其他国际组织中携手稳定全球金融秩序，则中美既能赢得更多尊重，又可以消除那些对于21世纪新型大国冲突的忧惧。值得庆幸的是，奥巴马政府点燃了新希望，即美国正走到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的正确方向上来，而中国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也表明中国在前述问题上会做出同美国相近的政策选择。

五、结语

中国领导人和学者大张旗鼓地谈论中国的软实力问题并采取措施积极发展软实力，这并不令人惊异。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硬实力不断增长的国家所采取的精明的现实主义策略。倘若它能够将软硬实力的资源相互融合，便可以减少令邻邦忧惧或催生制衡同盟的可能。软硬实力相结合，即所谓“巧实力”，才是一种成功的策略。比如，19世纪俾斯麦在用普鲁士的硬实力击败丹麦、奥地利和法国后，又巧施软实力使柏林成为颇具魅力的欧洲外交之都。冷战期间，美国也是软硬实力并用与苏联相抗衡。由此，中国对巧实力的运用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于这是否会给他国带来麻烦，这就要看中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了。如果中国一心想要操控亚洲政治并将美国排除在外，这种战略很可能适得其反。但是，如果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接受“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一角色定位，它的软硬实力的综合运用便会是一种积极的贡献。与此同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是否愿意让中国成为正式或非正式的国际制度网络中的重要角色。

当今，中国在软实力方面还远不能与美国或欧洲匹敌，但忽视中国软实力的重要进展是愚蠢的。幸运的是，这些进展不仅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来说也是一件好事。软实力并不是一国所得必是他国所失的零和游戏。举例来说，如果中美能够让自己在对方心目中变得更富吸引力，那么两者发生破坏性对抗的概率就会大大减少。倘若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可以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那么这自然是正和关系的一部分了。

11.中美竞争，看谁先变增长方式

中美两国面临的国内大局都是要争取“创新优势”

外交服务于国内政治需要，是国际关系的铁律。对于国际问题研究者来说，观察、分析、预测、进言的出发点，首先是“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2010年年初，中美关系中接踵而来的纷争冲击着中国人的眼球：美国对台军售、谷歌威胁退出中国市场、双边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问题、奥巴马计划会见达赖，等等。最激起中国人义愤的，是2010年1月底宣布的新一轮对台军售案。于是，“中美关系跌到谷底”、“中美要陷入新冷战”的担忧，又一次浮现于报端和网站头条。

让我们把眼光移到国内大局。2010年2月初最大的国内新闻，当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在中央党校参加专题研讨班，主题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胡锦涛总书记在2月3日的讲话中，“加快”这个关键词，累计用了50次，凸显中央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与紧迫感。

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中美风波频现，有什么内在联系吗？我的回答是：联系太密切了！胡锦涛在这次讲话中，强调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这就把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新特点紧紧抓住了。

奥巴马那厢，大局意识也十分明确。2010年1月30日宣布对台军售无疑冲击了美中关系的稳定，遭到了中方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应，也必然会付出代价。但这绝不是奥巴马政府的工作重心之所在。就在3天前的1月27日，奥巴马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强调“将就业列为2010年头等大事”，为此要增加失业补贴、鼓励创建小企业、扩大出口、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推动医疗改革，等等。奥巴马还以“中国没有等待，进行经济改革”和“我无法接受美国成为二等国家”来激励他的国内听众。虽然没有使用“加快经济转型”这样的中国式概念，奥巴马想带领美国做的头等大事，同样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占领制高点，争创新优势”。

中美互为对方的国际大局的一部分

中美两国面临的是同一个国际大局，而两国又互为对方国际大局的一部分。一直以来，中国是美国产业和投资转移的最大承接地；美国（就单个国家来说）是中国商品出口的最大市场。对美国来说，中国是应对全球安全热点问题和气候变化挑战中最需要寻求合作的国家；对中国来说，美国是对外关系格局中的重心所在。过于依赖虚拟化经济、消费品和能源进口的美国，要重建“再工业化”的实体经济，扩大以技术创新引领的出口；中国不能再靠巨额投资和依赖出口拉动，必须改变以高投入、高消耗、牺牲资源和环境来发展经济的模式，扩大国内消费市场，推动自主创新产业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两国的经济转型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如果两国不各自加快国内调整步伐，在国际上不相互合作，各自的经济复苏、社会稳定都不可持续，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新能源等全球大议题也不会取得重要进展。美国经济史学者弗格森所谓“中美国”，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和战略家所谓“两大国集团”，指的主要就是这样一种密切互动的结构。

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内改革，不仅会产生合作动力，也会带来新的摩擦和带有长远性质的竞争。比如，美国就业艰难，要减少进口依赖，增加储蓄，就会有更多的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出台，压人民币升值；推动出口，保护海外企业的利益，又会同中国提升自主创新产业抢夺制高点。这就是谷歌事件、“网络战”以及美国在华企业联名发出抱怨的重要背景。中美在气候变化和开发清洁能源问题上的合作与竞争，也刚刚拉开帷幕。中美关系的长远走向，越来越取决于这些关系到两国核心利益与国计民生的新议题。

“中美新冷战”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新议题的紧迫，并不能完全掩盖台湾、西藏、人权等损害了双边关系几十年的“活火山”的不时喷发。2010年年初这一轮中美风波的一个特点，是几场争论较量相互交错上升，让人目不暇接，不禁使人发问：“难道美国要回到遏制中国的老路上去吗？”

其实，要是以为中美风波中各个事件都是奥巴马政府在台前幕后导演，实在是高估了它的战略思维水平和政策协调能力。美国的内外政策大局，不允许奥巴马政府刻意寻求同中国对抗。在西方世界，一些舆论渲染中国进行了战略上的重新评估，不再韬光养晦，“唱衰美国”，“打民意牌”，也实在是看花了眼，低估了中国战略谋划的能力和政策的连续性。

具体到眼前的几个“火山喷发”，分析家往往没有注意到，由于中国政府和以两国关系大局为重的各界人士的长期努力，由于两岸关系的重大改善，2001年美国做出的对台军售一揽子计划，直到今天还没有能完全执行。考虑到中国的态度，美方以维护中美关系的良好气氛为由，拒绝了2009年10月达赖会见奥巴马的请求，这在美国历届总统对达赖问题的处理上是史无前例的。当然，这些都不能成为美国损害中国安全和尊严的借口，严正的警告和反制措施都是必要的。但是，中美总能走出台湾、西藏等敏感问题的“一道道坎儿”，长远来说时间在中国一边，已经被历次中美较量所证明。

所以，“中美新冷战”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我们所说的“冷战”有其特定含义，指的是以两大意识形态画线区分敌我、以两大军事同盟画地为牢相互对抗的战略和时代。中美综合国力的竞争，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相互渗透和碰撞，在国际舞台上最强的两股力量的相互合作与折冲樽俎，构成了中美关系以至世界政治的一些新特点。谁占领了战略制高点，谁有更强的运筹帷幄能力，主动权就会掌握在谁手中。

12.中美一直在误读对方

《国际先驱导报》按：二十国集团峰会召开还有几天之际，中国人民银行发出了可能调整人民币汇率的信号。国际舆论议论纷纷，有言此举意味着中国向二十国集团递交了一张可以为自己加分的入场券，亦有曰中国不过是在按照自己的舞步跳舞。无论如何，其折射出的是，自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至今历经波折的中美关系的新一轮博弈。

不过，比起中美之间的一举一动在两国乃至国际上引发的深远影响而言，两国从官方、学界到民间对于彼此认知的广度和深度却是远远不足。“中国足球和世界足球强国的差距有多大，我想说中国对美国研究和美国对中国研究的差距，也有这么大。”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用这样的比喻，来说明中美双方对彼此认知的差距和误区。中美彼此的认知程度，为我们观察中美关系的一波三折，提供了除国家利益之外的一个新视角。

美国重“实效”，中国讲“战略”

《国际先驱导报》：中美关系总是这么热，经常一个表态、一个举动就能引发两国乃至国际社会广泛的大讨论，但您觉得双方对彼此的认识和了解足够吗？

答：中美交往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并非都在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还在于双方之间的“误解”。中美之间的误区，也可以说是自我认知同对方对自己认知之间的反差，受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将会永久存在。比如，两国公众都认为本国在道义上优于世界其他国家：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符合美国利益的，就符合世界利益；中国人却认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中国最爱好和平，主持公道，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没有私利，等等。

中国人通常是从美国的物质利益和强权政治的角度来解读美国的国际行为，比如发动反恐战争是为了获取石油、维护霸权，而意识形态只是一种掩饰。反过来，美国人对中国的务实精神往往难以理解。比如，一位美国教授告诉我，他看见很多中国少先队员进行集体宣誓仪式，好奇地问他们的誓词是什么。当他听说孩子们在宣誓“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一切力量”时，大吃一惊，说这些孩子长大了是要推翻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吗？一个要实现共产主义的中国不是永远要跟美国为敌吗？在美国社会，一提“共产党国家”，形象一定是负面的。

问：也就是说，中国人认识美国与美国人认识我们都存在误区，那么谁的误区更多更深一些？

答：中国足球和世界足球强国的差距有多大，我想说中国对美国的学术研究和美国对中国学术研究的差距，也有这么大。美国作为移民国家，有这样的一个长处：它至少可以找到几万个曾经在中国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但我们在中国能找出多少个在美国土生土长、对那里情况十分清楚的中国公民？

美国人研究中国，极为注重实地考察。而我们的学者又有多少深入美国的社区去了解美国的民情，了解美国的某一个基金会，某一个公司的运作，作为第一手材料拿回来做第一手的研究？几乎没有，几乎是零。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可能认为我们的学术界是在对美国做深入的研究。

问：从两国的官方而言，是否也存在相互的误读或误区？

答：总的来说，经过几十年的交往，中美官方的彼此了解，比两国公众的相互认识要深入全面得多。但是两国国内政治、决策过程和环境不同，对对方意图的解读，也往往不被对方所接受。

中国人很希望双方达成一种战略上的共识，有一个定位，不能说一劳永逸，起码要把双方关系弄清楚。到今天，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还是：咱们是哥们了，后边的事好说。美国人说，是不是哥们先一起干干看看，先把事做好了再说。奥巴马访华后发布的中美联合声明里，双方承诺尊重彼此对核心国家利益的关切，但何谓核心国家利益？双方的理解又各不相同。

另外，两国的外交风格和方式不同，有时也会产生不协调甚至不愉快。相对来说，美国人更喜欢直来直去，而中国人比较含蓄。美方重视对话的具体成效，就是说美国人提出的要求能不能得到满足。中方在关注交往内容的同时，很重视对方的态度、交流级别、礼宾规格、提法上的变化，等等。

对彼此责任的认知错位

问：一些人认为，奥巴马对中国从上台时比较温和到2010年年初的强硬态度变化，是因为中国令等待“中国负责任”的美国失望了。美国到底希望中国承担什么责任？

答：其实美国要中国承担什么样的国际责任，还是很清楚很具体的。比如希望中国在朝核、伊朗核问题上同美国合作，一起对这些国家施加压力；比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同西方合作、增加军事透明度、提高人民币汇率，等等。据美方某些人士说，2010年年初中方在伊朗核问题上同美国政策不协调，是美国决定在那时宣布对台军售的一个原因。问题在于，美方要中国承担的责任，跟中方愿意而且应当承担的责任之间，差距太大了。我经常对美国人说，你们说要我们对“国际社会”负责任，而你们所说的国际社会，其实只是西方发达国家。

问：美国说，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说，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双方的这种相互定位是不是也有一些错位？

答：仔细研读一下美国领导人正式讲话和官方文件的原文，你不会找到“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说法。这里恐怕是媒体报道不准确。他们向来要加上“之”一，或者说“世界上没有一对双边关系比美中关系更重要”。把这句话里的“中”，置换成“欧”或者“日”，也都没错，看对谁说了。这就是所谓外交辞令，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中国实力迅速上升，美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中越来越重视中国，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如果认为美国认为中国比任何别的国家都重要，就夸大其词了。

问：这方面能否谈谈你和美国政界或学界高层接触时的第一印象？

答：说到个人接触和印象，我只讲一个体会：在跟美国人进行双边交流时，会感到他们非常重视中国，说中国的好话比过去多。但是到了西方占据话语权的多边会议场合，你会感到中国还是被看成“另类”。国内有人说，从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看，美国是“老大”，而中国已经是“老二”了。我觉得与其这样想，还不如说在美国眼里，中国是“另类”里的老大，而不是“国际社会”里的老二。对于中美关系这种不对称，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对美外交需主动也需“对口”

问：接下来的中美关系，潜在的最大矛盾点和合作点是什么？

答：依我看，中美关系最大的潜在冲突点是海上军事碰撞。美国在中国附近海域加强军事侦察和巡逻，在两军尚未建立危机预防与管理机制的情况下，有可能突发军事冲突，进而演变为政治危机。最大的合作机会存在于能源领域。奥巴马政府把开发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提高能源效率作为最大的经济增长点，而中国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个关键领域也是能源。把新能源作为龙头，可以带动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和金融领域的合作。

问：奥巴马一直想从阿富汗战争中抽身，如果抽身后，中美是否会重回“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即中国是否有再度成为美国第一敌人的可能性？

答：奥巴马上台后，国家安全战略有了大幅度调整，但战略重点还是大中东地区，特别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首先，美国不可能从阿富汗完全脱身，容忍塔利班卷土重来。在这方面它要寻求同中国的合作。其次，即使这一地区相对稳定，美国也不会把中国视为主要敌人，因为中国没有与美国为敌的意图，美国领导人不至于愚蠢到愿意同中国全面对抗的程度。少数美国人会炒作中国是美国主要威胁的说法，但政治主流不会接受。我在中国听到关于中国强大起来中美就会对抗的论调，比在美国听到的还多，需要想想为什么。邓小平1989年关于“中美关系终究要好起来才行”的论断，今天仍然适用。

问：您曾谈到，中国要取得对美外交的主动，就应该更主动地设置议题，而不是一味对美国的要求说不。但问题是，如果美国不接招怎么办？

答：考虑这些问题一定要具体化。向美国的哪个部门设置议题，谁出招，谁接招？假如我们建议，“中国的有关部门应该跟美国的有关部门讨论如何解决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就等于什么也没说。这个议题肯定是我们应当设置的议题，但美方的原则是对台军售不应当跟中国事先商量或者讨价还价。不过，经过那么多年的较量，一些美国战略家和智库人士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会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后果，关键是我们必须找到能“接招”而又有影响力的对象去谈这个议题。另一个关键是“我们”是谁，即中方要由哪个具体单位协调牵头。如果战略规划没有落实到具体操作层次，那就谈不上美国接不接招了。

13.中美结构性矛盾上升，战略较量难以避免

2010年年初，美国宣布新的对台军售、谷歌事件、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中美贸易摩擦、美国炒作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相继发生，引发了自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以来中美关系最严重的政治风波。4月上旬，以两国元首通电话及宣布胡锦涛主席赴华盛顿出席全球核安全峰会为标志，双边关系实现转圜。5月24~25日，在北京成功举行了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金融和能源合作等诸多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

尽管近来中美关系的气氛有所缓和，但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仍在激化。正如美国防部长盖茨抱怨未能如愿访华以及美韩黄海联合军事演习等事件所揭示的，中美战略互信远未培育出来，而战略互疑却在近几年中日益加深。

本文将当今中美关系同2003年的中美关系作十个方面的对比，来证实以上判断。之所以选择2003年为参照系，是因为那是冷战后中美关系发展较为顺畅的一年。2003年11月，正在访美的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说，“鲍威尔国务卿不久前说美中关系正处于最好时期。我同意这样的评价。但我愿意补充说，中美关系还应当也可以做到‘更好’”。

（一）美国国内政治与领导人因素。2003年，由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迅速得手，布什总统声望如日中天。共和党占上风的国会对布什本人亲自掌控的对华政策不持异议。现在奥巴马总统的国内支持率低于当年的布什，对美中关系的把握力度也不如布什。民主党将在2010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遭遇共和党的严峻挑战。国会议员出于国内政治考虑而攻击中国，外交和国防班子中的对华强硬派也在抬头，使现政府对华政策呈左右摇摆之势。

（二）双边经贸关系。2003年，中美经贸摩擦案例很多，美方也提出人民币汇率问题。但是当时的摩擦主要集中于贸易不平衡、反倾销、知识产权等传统领域。一般来说，经贸关系在总的双边关系中起着“压舱石”的积极作用。相比之下，当今中美经贸摩擦已经扩展到金融领域，人民币汇率等问题高度政治化。同时，高盛、谷歌、通用电气等跨国公司对中方扶植自主创新产业等政策十分不满，指这些政策影响其利润和市场份额，认为中国开始排挤外资。双边经贸关系不仅不再是“压舱石”，其中许多问题反而成为培育战略互信的严重障碍。

（三）中美军事关系。在南海撞机事件后中断的双边军事交流，以2003年10月中国军委副主席曹刚川访美为标志，实现了“全面恢复”。2003年两国海军舰只在良好气氛下互访对方军港。2010年年初以来，中美军事交流因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而进入“冷冻”状态，军方之间的对立言论也在升温。两国海军在中国沿海地区发生碰撞的危险上升。军事关系严重滞后于中美在其他领域的关系。

（四）台湾问题。陈水扁当局在2003年极力鼓吹“一边一国论”，推动“公投制宪”等“法理台独”举措，引起两岸关系紧张。当时布什政府正集中处理伊拉克与反恐问题，遂指台湾当局的举动为破坏台海现状、干扰美国反恐大局，视陈水扁为麻烦制造者。从布什本人到所有负责对华事务的高级官员，都多次强调一个中国政策和不支持“台独”的立场，由被动不接受“台独”转为主动“防独”。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形成了某种共识和政策协调。反观今日，在两岸关系持续改善的时候，美国更多地被视为其中的负面因素。前外长李肇星2010年3月说，美国对台军售相当于“在兄弟拥抱时递过一把匕首”。

（五）朝鲜问题。朝核问题从2002年开始突出起来。在中国的倡导下，2003年相继举行了中美朝三方会谈和第一次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美方相当赞赏中方所起的“领导作用”，并产生了较高期待值。然而7年过去了，朝鲜进行了两年核试验，六方会谈恢复遥遥无期，朝鲜拥有核成为既成事实，美方深感失落。“天安舰”事件后，金正日访华受到热情接待。中国不支持为此事件而在联合国点名指责朝鲜。在朝鲜问题上，目前中美都视对方为事实上的消极因素，战略互疑增加。中方怀疑美韩加强军事联盟含有对抗中国的战略意图，美方则指责中国越来越偏袒作为“盟国”的朝鲜，同美国的目标分道扬镳。

（六）中日关系因素。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几乎从来不能同时改善，其中原因耐人寻味。2003年1月，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中国强烈反感。此后两三年，日本在华形象都比美国更差，以至于发生了2005年的涉日游行。但2006年中日关系转圜后，中美矛盾却逐渐相形凸出。今天中国公众在对外关系中的民族情绪表达，多半集中于美国而非日本。

（七）反恐与国际安全问题。美国2003年3月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后，同法德俄等许多国家以及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尖锐，各国民众的反美情绪空前激烈。中国一方面坚持和平原则，另一方面又没有明确加入法德俄“反战联盟”或着力阻止美国的“反恐战争”。对此，布什政府对中国有心照不宣的感激之情。当年美国深陷中东，排除了将中国视为主要安全威胁的可能性。今天情形已大不相同。美国不满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态度，而中国对联合国制裁伊朗决议所投的赞成票相当勉强。国内不少观察家担心美国反恐告一段落后将矛头指向中国。中国对于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零核世界”构想态度并不积极。美国在中国周边布局造势的动作也引起中方更高的警惕。

（八）非传统安全问题。2003年防治非典，拉近了中美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认知。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则出现了一些让双方不愉快的场景。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合作方面，怀疑对方战略动机者大有人在。

（九）两国舆论反映的认知差距。针对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分别于2003年12月和11月阐述了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受到美国舆论的关注与欢迎。2003年美国学界关于中国的评论相对公允，普遍认为中国的长远走向是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然而今天美国舆论界除了继续散布“中国威胁论”之外，又出现了“中国傲慢论”，对于中国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的负面报道明显增多。诸多评论家认为中国强大之后终将同美国分庭抗礼。在中国方面，以《货币战争》《中国不高兴》《中国梦》等书籍为代表，舆论风向也有明显变化。褒扬“中国模式”、批判美国模式和“普世价值观”、抵制美国政治文化影响、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军事强国的观点日益上扬。否定“韬光养晦”外交思想、质疑和平发展道路的现实可能性、要求放弃不结盟政策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等论调，在国内媒体中屡见不鲜。

（十）实力对比与国际格局变化。2003年，中美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1.4万亿和10.9万亿美元，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1/8多一点。当时国内普遍担心美国的战略扩张势头和建立单极世界的图谋。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高达5万亿美元，占美国14万亿美元的1/3以上。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从2003年的29％降低到现在的23％左右。中国军事力量迅速增强的趋势令人瞩目。无论如何解读数字，中美两国硬实力迅速接近，是不争之事实。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整体实力和影响下降，新兴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日益突出。在全球治理机制的结构性转型中，中国逐渐进入权力中心。

以上事实与分析，说明在中美两国国内政治、实力消长与国际地位均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框架正面临重大调整。随着自身实力的迅速上升，在维持对美关系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中国将要求在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抬高政策底线，改变现状，争取主动。在中美博弈中，中方控球的时间更长了，而球越来越频繁地踢到了美国那半场上去。《环球时报》最近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是“美国不改弦，中美军事关系难更张”。可以按此推论说：“美国不改弦更张，中美关系难以维持稳定。”

应当看到，同2003年相比，今天中美务实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确实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教育、卫生、环保、能源、金融等领域，存在着广泛的、不断扩大的共同利益。当前中美关系的症结恰恰在于，在中国越来越强烈地说“不”的重大战略与安全问题上，美国并没有改弦更张的意图和迹象。美国政治主流并未承认美国实力地位正在衰落，不承认西方在国际道义、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根本缺陷，反而宣称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形象得到改善。双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认知差距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美国战略家仍在中国对外关系和国内问题上发现“软肋”，并试图加以利用，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利用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惧心理，在战略上“重返亚洲”。

还应当看到，中国实力地位的提高并不能迅速转化为对美关系中的主动权和政策杠杆。美国对华战略的改弦更张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因此，未来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空间将受到挤压，重大较量将难以避免。也许只有在经历一场或几场重大较量之后，双方才能摸索出若干新的政策底线，构建一个更为稳定的战略关系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国内的稳定和发展是中美关系稳定和发展的前提。把国内的事情做得更好，才能把对美关系处理得更好。当前，涉及对美关系的决策部门越来越多，外交、国防、维稳、外贸、金融、能源、涉台、宣传等部门的相互协调并在重大政策性问题上同中央保持一致，是稳定对美关系的关键。

14.拉登之后，美国会遏制中国吗

《南方都市报》按： 拉登死了，但美国未来的对外战略安排不会有重大变化。这个背景下，美国也不会加强“遏制中国”。“遏制”这个概念是冷战时对苏联说的，用在今天中美关系中并不妥当，说美国牵制、警惕或者防范中国，都比较贴切。但美国对中国的警惕的确在加深，为此，美国在通过合作与中国增加接触，影响中国的行为方式。

过去10年，本·拉登一直是恐怖主义的代言人，因为他，美军付出了6000生命，另有其他上百万人死亡。本·拉登被美国击毙的消息，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解读。世界的历史是将要终结，还是刚刚开始？拉登之死以及中东北非民主化，是否意味着美国中东战略转移？在美国的阿富汗和反恐战略可能调整的情况下，美国会不会拿中国当敌人？中国如何寻找世界中的位置？《南方都市报》专访王缉思教授，一一解答上述疑惑。

本·拉登之死是反恐的阶段性成果

《南方都市报》：本·拉登被美国击毙的消息，几乎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震撼。在您看来，这一事件对美国的十年反恐究竟意味着什么？

答：美国的反恐已经进行了不止十年，而是自“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近十年了。本·拉登的死不能说是终结，而是一个阶段性成果，给美国、西方及各国政府一种信心，他们最后还是把他打死了。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叫作“积极进展”。十年以来，在美国本土再没有发生严重的恐怖袭击，而在俄罗斯、英国及印尼巴厘岛等地，都发生了重大的恐怖事件。这不能说是完全偶然的，至少说明美国的防范措施很得力，而且情报工作和特种部队效率比较高。

问：您如何判断这一事件对未来的反恐局势会带来什么影响？

答：本·拉登后来其实只是一个精神领袖，他不能在幕后操纵什么具体行动，而是通过言论或指示来影响和鼓励恐怖主义。或许没有这种精神鼓励，对恐怖组织是一种心理打击，但在这之后，恐怖组织该干什么还是会干什么。恐怖活动不会因为本·拉登之死而更激烈，他们一般是有多大能力便会用多大能力。如果他们可以大干，那在活着的本·拉登的号召下，早就干了。我看恐怖组织不会因拉登之死而能力急剧增强，也不会因此急剧削弱。也就是说，这一事件对恐怖主义的未来并没有决定性影响。

恐怖主义的定义有几个要素。首先它有政治目标，不是一般的杀人爆炸、图财害命。另外，它针对非武装人员，以伤害或威胁伤害生命为手段，而且往往不是个人行为，是组织行为。各种政治目标都可能造成恐怖行为发生，除了本·拉登，还有俄罗斯车臣叛乱分子，等等。本·拉登的死，对于车臣问题以及制造别斯兰事件的人意味着什么？恐怕也没有更多的意味。这一事件只是一种标志性胜利，而且更多是一种心理效应。

问：针对本·拉登之死，国内有一项网上调查显示，将近60%的网友对于“反美斗士”本·拉登的死亡感到伤心。很快《华尔街日报》便敏锐地报道了这个调查。

答：负责任的媒体本来就不该做这样的网上调查并且向外公布。在中国，在任何国家，对于政治、外交上的敏感问题，包括涉及种族、宗教的敏感社会问题，媒体都应该懂得所谓的民意调查，界限应该划在哪里。即使是表面上十分开放的美国媒体，在涉及敏感问题时也不会轻易去做调查。比如，它们不会去调查白人如何评价黑人，有多少基督徒认为伊斯兰教是“邪教”，等等。在冷战时期，美国对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非常敌视，但是媒体不会去调查人们怎么看待它们领导人过世的消息，是高兴还是悲伤。

其实对本·拉登之死，有人是不想表态的。我个人会想，对任何人的生命的逝去，我都不应该说“活该”，即使他是我个人的仇人。那些上网表态的人未必有过什么深思熟虑，更不会也不需要去考虑什么政治敏感或生命价值的事。许多人会想，既然美国坏，那么反美的人就是英雄。在我们的社会教育背景下，这种想法很自然。但是，你把它变成一个集体调查的结果，说多数中国人对恐怖组织的头头之死如何伤感，那就成了个政治问题。

首先，“网友”在中国政治知识精英甚至普通公众中有多少代表性，就是个问题。其次，这种所谓民意对中国政策有什么影响，恐怕也谈不上。但是，它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有“从众”心理的中国人来说，就更是如此。它可能使人感觉，我如果谴责本·拉登，就跟多数人唱反调了，就成了亲美派了。更不用说，把这种调查结果公布到国际上，对中国有很大负面影响。我们要知道，连如此激烈反美的伊朗，更不用说绝大多数伊斯兰国家政府，都没有对拉登之死“感到伤心”。

对本·拉登，也有要尊重其个人权利的一面

问：以前一种观点认为，反恐会导致越反越恐，这样的观点是否意味着受到挑战？

答：美国反恐的政策措施手段是有效果的。首先，“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立刻成立了国土安全部，加强了很多防范措施，入境安检要脱鞋、检查皮带，后来还要留指纹。其次，美国人逐渐改变了一些做法。之前曾把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挂钩，引起伊斯兰民众不满。我不同意把恐怖主义与贫富悬殊拉大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没法建立明确的关联。如果说消除贫富差距才可以消除恐怖主义，那永远也不可能实现，恐怖主义有综合的原因。

国际上对反恐是有共识的。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如果是非法的、残忍的、违反人性的，那就必须制止，不需要看具体的动机是什么。很多中国人往往不讲手段更强调动机，比如认为拉登是反美的，杀人怎么了，美国还杀人呢。美国杀人是美国的不对，我们既然强调美国不应该以强力手段改变一个政权，同样的，本·拉登也不应该以恶的手段达到政治目的。就好像在战争中已经不可以狂轰滥炸，不可以随意伤害到平民。规则正在起变化，用恐怖行为达到政治目的，是受到普遍谴责的，而实现政治目的手段是否正当，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不重要了。不是说你要反对美国，使用什么手段都可以。对于那些反恐的国家，这样的规则同样要发挥作用。在反恐的过程中，如果无限扩大伤害到平民，用刑讯逼供的手段来反恐，那同样要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比如美国虐囚，包括这次击毙拉登，如果有违反程序的行为，包括刑讯逼供获得线索，都会带来争论。

现在有披露出来的消息说，本·拉登当时没有拿武器，也没有反抗。如果这是事实，那当面击毙他是否正当，就有疑问了。具体的事实，我也不知道，但至少对本·拉登这样的人，也有要尊重其个人权利的一面，不能说因为他是本·拉登，就可以一枪打死。这都是值得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

问：美国干预世界的模式，又有哪些值得反思之处？

答：美国在涉及恐怖主义问题上，要有比较严格的界定，把哪些组织说成恐怖组织，国际上也是大家商量的。比如我们认为新疆的某些暴力组织是恐怖主义组织，而美国认为不是。恐怖主义有具体的界定标准，不能以反恐的名义随便去打击一个国家，比如在伊拉克战争上，借口伊拉克有核武器，萨达姆支持本·拉登，以反恐的名义去打它，而实际上却没有这回事，这是不对的。刚才说到的，将恐怖主义与某种宗教信仰联系起来，这也是不对的，美国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有反思。

问：从本·拉登的死，再联系到中东北非发生的变化，以及最近卡扎菲政权遭受的打击，这一系列事件是否蕴涵着重大的历史变化？奥巴马在就拉登之死讲话时说，我们正在见证历史发生，您是怎么看待这些事件的历史位置？

答：我不觉得有这么重大的意义，本·拉登之死跟“9·11”恐怖袭击事件比起来，其意义要小得多。它所造成的震撼不过是美国人亲手把他打死了，但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有深厚土壤的行为依然长期存在。反过头来说值得反思的倒是，小布什政府和他本人都说过，反恐是一场战争。既然是战争，有开始就必须有终结。但恐怖主义是一部没有终结的历史，那反恐怎么会是一种战争呢？一场战争（war），不可能打三百年，而反恐却是不可能只反三百年，而是要永远反下去，就因为不可能根除它的土壤。恐怖主义永远不会消失的，就像社会不公永远不可能消失一样。

所以，我们恐怕也只能“治标”，不能完全“治本”。对于一些组织或者派别有激进倾向，能够做的事情，并不是防止它有激进倾向，而是要防止其拿到武器，或者即使拿到武器，也不让其有合适的场合使用武器，并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理解支持，尽可能使有极端倾向的人群减少。这才是反恐能够做到的事情。

美国安全战略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问：您如何看待本·拉登之死对奥巴马政局的影响？

答：奥巴马的支持率上升了9个多百分点，但这只是临时的。就像老布什打了伊拉克，他的支持率也急剧上升，可是真正当他竞选的时候，他的支持率已经下降了不少，因为大家还是回归到原来的常态，考虑经济到底怎么样，就业如何。美国的政治还是存在长远的党派之争，还有民众对于经济复苏、社会福利特别是就业的高度关注。也就是说，本·拉登之死只是一个临时的刺激。

问：美国未来的对外战略安排又会可能出现怎样的变化？布什时代对外战略重点是反恐战争以及中东民主路线图，现在本·拉登死了，中东民主化也已经开始，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战略转移将会加快？

答：我不认为会有重大变化。美国只是从心理上获得精神标志的胜利，比如他没有藏在阿富汗，那么是不是说阿富汗没有那么大的威胁了呢？塔利班与本·拉登还不是一回事。在我看来，美国的撤军不会由此就快了一些或慢了一些，在政策上的实际效果是很小的。

我先讲几个观察。美国在小布什的时候，其安全战略说得很清楚，就是防止激进主义与武器的结合。说得透一些，就是恐怖主义如果拿到先进武器，就会产生致命威胁，最可怕的就是本·拉登这样的人拿到了核武器，那么美国就会有灭顶之灾。美国人害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恐怖主义结合起来，然后就界定了伊拉克、伊朗、朝鲜这些“邪恶轴心”国家。现在，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已被推翻，而朝鲜却是一个特殊的国家，朝鲜发展核武器主要是为了自保，特别是政权自保，并不是实际投入主动攻击美国，这一点美国其实是认识到的。

麻烦的是伊朗，美国人认为它在伊斯兰世界相当有影响，有比较激进的思想和比较激进的反美政权，在美国人看来它还想拿到核武器，美国认为它时不时支持恐怖主义。但本·拉登被击毙的消息之后，伊朗表示本·拉登之死说明美国应该从阿富汗撤军了。伊朗认为美国是利用反恐达到世界霸权，而美国人也认为伊朗是利用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达到国内目的以及扩大自己的思想、派别影响。这些问题都没有因为本·拉登的死而丝毫改变。

美国没有遏制中国，但警惕在加深

问：拉登之死、中东变局以及美国战略可能的新变化，会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国内有观点认为本·拉登这十年拖住了美国，其实为中国提供了战略缓冲的十年。

答：这种思想表现了对美国深深的不信任，反映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美国如果不在别的地方受到灾难，那么它就要整中国，而且是要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国。好像很偶然的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先有了海湾战争，美国陷入进去，到了克林顿时期又有了科索沃战争，后来又有“9·11”恐怖袭击事件，出现了本·拉登和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然后现在中东又乱了。所以美国不断应付这些事件，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些地区，就暂时顾不上中国了。

我想问的是，真的有这么多偶然吗？能有二三十年的偶然吗？其实，美国在冷战以后没有把任何一个大国当成它的敌人，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从文本上到官方表态以及实际行为上，都证明了这一点。如果用国务卿赖斯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表述来说，就是建立有利于自由的大国平衡，意思就是美国高高在上，它要同时和中、俄、印、日、欧盟国家同时拉近关系，目的是不让这些国家之间任何一对关系的紧密程度超过它们同美国的关系。这样，就不会出现其他大国结成反美联盟的情况。

美国希望美俄关系比中俄关系要近，美中关系也比中俄关系要近；同样的，美日关系也要比中日关系近，美中关系比中日关系要近。这是一个整体的战略，美国现在不是一个要在大国中树敌的国家，而是想办法化可能的敌人为可能的盟友或稳定的关系，从而把重要的精力放在已经说得很清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上。因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除了朝鲜之外主要来自中东，它也担心朝鲜把这些武器扩散到大中东范围，包括巴基斯坦。所以，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止重点主要是大中东。

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恐怖主义在它美国眼里，主要产生于大中东地区，同时大中东又有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加上这个地区是战略要地，整个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所以，美国的战略重点放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长远的安排，怎么会因为短暂发生的事件而把重点放到中国来呢？

问：不过美国确实加紧了重返亚洲的步伐，人们常说针对中国的战略链条在紧缩。您认为这是不是一个变化？

答：美国对中国的警惕在加深。它环顾全球，哪一个大国在崛起呢，当然只有中国，印度巴西崛起根本不会对美国产生直接威胁。我们认为俄罗斯在崛起，但多数美国人不这么认为。第一是因为俄罗斯经济高度依赖自然资源，有的美国人说得很难听——俄罗斯不过是一个大型的沙特阿拉伯。第二是它忙于自己的内部事务，有自己的车臣恐怖主义问题，政治体制问题还未得到真正解决，同时它也并不强调反西方，通过美俄的核裁军协议以及俄罗斯对北约的犹豫态度，说明它还有一种欧洲甚至西方的认同。

在美国人眼里，俄罗斯并没有直线上升的轨迹，真正直线上升并且有能力有意图挑战和威胁美国的便是中国。但美国的战略重点，从经济上来说，是要打开全球市场，扩大出口，金融稳定，希望人民币汇率有所调整，恢复就业；从国际安全上说，要防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恐怖主义，所以美国是把中国放在靠后的位置，是一个长远但不是现实的问题。美国希望不要把长远问题变成现实问题，于是怎么办呢？说得难听一些是安抚中国，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加强合作来与中国增加接触，影响中国的行为方式，而不是说美国要遏制中国。顺便说一下，“遏制”这个概念是冷战时对苏联说的，用在今天中美关系中并不妥当。说美国牵制、警惕或者防范中国，都比较贴切。

中美关系有一半主动权在中国，如果自己有力量，又不采取与美国对抗的政策，而是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怎么能设想美国要将中国作为敌对国家打倒？而且事实上它也打不倒，它连中东某个国家领导人都未必能打倒。如果自己走得好，美国能把中国搞乱吗？

15.奥巴马时代的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对美政策的思路

一、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美关系的新发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正是奥巴马竞选总统的时候，所以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中美关系，就是指奥巴马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在奥巴马之前、小布什执政的8年期间，中美关系基本上是顺畅的。当然也不是没有问题，比如，小布什会见达赖喇嘛，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奥巴马上台时，金融危机已经发生并开始深化，中美关系在此时开局，应该说时机是比较好的。美国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金融稳定和国内就业。美国经济的复兴需要开发新能源，还要面对医疗改革和社会保障问题，等等。可以说，美国在国内要干的事情很多，积重难返，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新总统，代表一个新趋势、新动向，要在很大程度上否定过去30年的保守主义倾向。

美国有位思想家叫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他说：“美国十年轮一回。”我算了算，从里根（Ronald W. Reagan）1980年上台当选总统到奥巴马上台，差不多30年。在这个阶段，保守主义占上风，现在自由主义回潮了。奥巴马想大干一场，但是国内阻力很大。同时，美国在国际上也遇到很多困难，所谓“软实力下降”，形象不太好，又陷在伊拉克战争中不好拔出来。美国在国内和国际上遇到的问题，都有赖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和中国的帮忙。中国对此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想法，即改善中美关系。这是中国领导人所希望的。

所以，开局是很不错的。先是胡锦涛主席向奥巴马致意，祝贺他当选，双方谈得挺好。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2009年4月在伦敦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他们共同讨论如何面对世界金融危机，气氛不错，而且美国私下也给中国帮忙。中国那时与欧洲的矛盾集中在香港、澳门“避税天堂”的问题上，中美双方对此达成了共识，没有出乱子。然后是7月奥巴马上台后中美两国第一次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个对话形式在布什时期就已经有了，当时美国不愿意说是“战略与经济对话”，而称之为“高层对话”。奥巴马说小布什太保守了，这确实就是战略对话，要提高层次，美国国务卿和财政部部长都有参与。我们这边有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国务委员戴秉国参与，同时去了20多个部长级干部。这么多高级官员济济一堂，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气氛很不错，中美双方都很满意。美国也刻意不提任何分歧，不提人民币汇率，也不提人权问题，总而言之，中国很好很好，希望中国帮忙。

到了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表示，美中之间要有一个定位，叫“战略保证”或者“战略再保证”。美方认为，美中两国还缺乏互信，特别是在军事方面，需要加强交流。在这个背景下，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才厚上将到美国访问。美国不是以对其他国家的国防部长来访的规格接待的，即总统不会见，而是破例由奥巴马亲自会见了徐才厚。11月，奥巴马访华，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达6000多字，内容很丰富。关键是对中国来说，美国提出的“彼此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什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国内稳定和经济发展，以及人民币汇率，等等，这些都是“核心利益”。

到奥巴马访华时，双方还是比较乐观的，但也出现了不太满意的地方。比如，奥巴马到上海时，他希望能层层转播他与学生的座谈，但中方没有满足他的要求。

此外，还有一些小的沟沟坎坎的事。奥巴马回国后，美国国内很多人不满意，认为他访华不成功，没有争取到中国对伊朗问题的松动。美国希望，如果美国制裁伊朗，中国不要反对，最好是配合。

接着就是气候变化问题。哥本哈根会议，各方都是仓促上阵，中美两国都不是很满意，双方有了疙瘩。欧洲也不满意，中国对欧洲的态度也不满意。印度很高兴，还有很多小岛国。各方的利益在哥本哈根会上显露得很清楚，各方的利益、视角很不一样，勉勉强强达成一个协议。这件事多少伤了中美关系的一些感情，互相之间的某些疑虑逐渐暴露出来了。

顺便说一下，中国人看中美关系和美国人看中美关系总有点不一样。中国人很希望双方达成一种战略上的共识，有一个定位，起码要把双方的关系弄清楚。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中国总是希望这样。当时邓小平还健在，江泽民主持中央工作，中国就向美国人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美国人说：“这很好”，但他们想加一句，就是要“解决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先定位，再考虑具体问题如何解决，比较重视“合作伙伴关系”还是“战略伙伴关系”这些概念。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却是，是不是“哥们儿”，先一起干干看看，先把事做好，再说是不是朋友或者伙伴。其实美国人不太愿意搞什么联合声明，但中国人说必须搞。奥巴马到北京来，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满意。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也不太满意。于是，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就来了。其实，美国早就憋了好多年要卖，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就决定要卖这些武器给台湾，当时中国严重抗议，最后只卖了一点。这次军售超过64亿美元，有黑鹰直升机、导弹巡洋舰的宙斯盾系统。但有一样关键的东西美国没有卖，也不敢卖，将来也不会卖，就是F-16C/D型战斗机。但我们还是不高兴，提出交涉，外交部声明比较强硬。跟过去比，增加了一条制裁对台湾出售武器的美国公司，后来制裁的结果如何，好像没有公布。

2010年2月18日，美国宣布奥巴马会见了达赖喇嘛。其实在奥巴马访华之前，这个问题的触角就伸过来了，但为了中美关系的稳定，不给奥巴马访华添乱，2009年10月达赖喇嘛访问美国时，奥巴马派个人特使对达赖做工作，说中美关系很重要，这次奥巴马就不与你见面了，以后再说。美方也向中方说明，早晚是要见的，但是这回不见。到了2010年，美方感到两国之间的气氛坏了，觉得反正早晚要见达赖，干脆这回就见了。没想到接着又发生了谷歌事件，这对中美关系显然是很大的冲击。中国国内舆论认为，“谷歌”背后是不是希拉里·克林顿，有什么背景啊？后来又说，谷歌问题不要与中美关系扯到一起。后来炒得越来越响的是人民币汇率问题。这些事情接连发生，似乎预示着美国要全面与中国过不去了，有人就说，这是一场危机。可是美国人并没有说这是一场危机，反而认为，这没出什么大事啊。

2010年2月中旬，中国政府已经在想下一招棋了。是什么呢？3月中旬要开“两会”，如果中美关系搞得很紧张，就会把注意力引到这上面了。4月，四十几个国家的首脑要到华盛顿讨论核安全，这里当然包括中国，中国要是不去，美国肯定很失望。中国不去，就表示它对美国很不满。但核峰会又不是美国一家，这事不是很好办，所以，去还是不去，我们一直没松口。核峰会之后就是本来已经定好的5月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要来，美国的财政部部长也来。这边当然要会见，是胡主席见，还是王岐山、戴秉国跟他们谈？如果核峰会我们不去，两国气氛很不好，怎么做好这场对话？再下一步，6月要在加拿大召开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中美两国还是要见面的。

在外交上，很多事情必须要考虑日程及两国的气氛。从2010年2月中旬到3月下旬，双方都在考虑如何使气氛改善一些。美国派了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高级顾问来中国，与中国的高级官员进行磋商。中方希望美方能道个歉，美国说我不道歉，这些事我早就说了要干的，没有什么好道歉的。不过，美国的态度比过去还是积极一些。中国新任驻美国大使张业遂上任之前还未递交国书，就先见了美国的重要官员，阐明中国的立场。最后美方表示希望美中关系继续改善，说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话，其实还是那几句话：美国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美国希望一个强大、稳定、繁荣的中国，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还是这一套。4月2日，胡主席与奥巴马通电话，谈了一个多小时。同时，中国在前一天宣布，胡主席应邀参加核安全峰会，但不进行国事访问，核峰会结束后会去巴西。但后来因为青海玉树发生了大地震，胡主席提前回国了。中美关系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其中经历了几上几下的起伏。

二、中美关系的新特点：多边、国内与复杂化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第一，中美关系所涉及的是一种全世界的关系，中美关系离不开多边问题，没有一个单独的中美关系。以前也是这样。那为什么说是新特点呢？因为越来越是这样了。核安全峰会是不是中美关系的一部分？当然可以这么看，但它显然不光是中美两国的事。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核安全峰会我们不去会怎么样？我们不去，给美国人脸色看，但别的国家会怎么想？比如，俄罗斯说我们是战略伙伴关系，你不参加这个峰会，是不是也是抵制俄罗斯？抵制欧洲联盟？二十国峰会也是这样。

气候变化也是一个多边问题，人民币汇率也不是简单的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事。美国炒得比较响，别的国家也不是不说话，它们不希望与中国闹，但还是有很多国家私下或公开说，人民币汇率是应该调整一下。所有这些都是多边的事，在谈大的方面的问题时，基本上没有纯粹双边的事。又比如伊朗核问题，当然是多边的事，朝鲜半岛核问题也是多边的事。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不能说是国际多边，但涉及台湾当局。美国人说，他要买，我为什么不能卖呢？有一个第三方在那儿，这是一个特点。中美关系是在一个多边框架下的双边关系，只要双边有所动静，就涉及其他国家的多边利益。

第二个特点是，中美关系向两国国内的纵深发展。纵深，就是动了一点老本了，所以美国说，彼此尊重核心利益。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核心利益，国家安全是核心利益，主权是核心利益。说到具体的，台湾问题是核心利益，西藏问题是核心利益，新疆问题是核心利益，人民币汇率是核心利益，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核心利益。实际上，这些事都是中国国内的问题。当然，人民币汇率不是纯粹的国内问题，但是，谈到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扩大内需，国内市场为主，这些也是国内问题。还有涉及我们通货膨胀的风险，是很复杂的经济问题。美国那一边呢，人民币汇率是个很典型的问题，美国说它必须就此与中国打交道。因为美国的失业率很高，达到10%，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ull R. Krugman）的说法，如果人民币汇率不调整，美国将损失140万个就业机会。不说这是不是事实，但是美国把这件事作为一个国内问题来看，这涉及它的国内利益。

涉及美国国内利益的，还有气候变化问题。奥巴马上任后，抓新能源、清洁能源，与欧洲的看法有点不一样。欧洲是想如何尽量节能减排，美国人说，光是节能减排，能源还是要消耗，故能源还是一个重要问题。要开发新能源，同时节能减排，这样才能奏效。这个看法与中国在某一点上是趋同的。如果在节能减排和清洁能源问题上，中美两国不能合作，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这也涉及奥巴马下一步如何走，他希望中国能够合作，他在国内的下一步棋才好走。

还有金融安全问题，金融危机并没有真正过去。有人讲“后金融时代”，还是稍微等等吧。现在是不是到了“后金融时代”？是不是真的触底了？还是谨慎一些为好。那么，两国就涉及什么时候大规模刺激经济的计划要重新考虑、要退出的问题了。我们这边4万亿人民币投进去了，美国也几万亿美元投进去了，这也是相互影响的。在金融及经济问题上，双方是相互影响的。那么盼着美元大跌，美国经济衰落下去，我们一枝独秀，这样好吗？如果真正从经济观点看问题就不能这样想，我们还是希望美国经济尽快恢复，大量购买中国的产品，美国股市也能够旺起来，这对中国是好事。反过来也一样，美国也希望中国的金融稳定，经济继续发展，信心更强，人民币汇率也就好办一点。这些是向国内纵深发展的例子。

第三个特点是，中美之间的议程比过去复杂得多。20世纪90年代、80年代、70年代，年代越往前，议程越简单。70年代就一个“共同怎样……”，包括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包括双方都想摆脱越战，几乎没有经贸问题，也没有人权问题，等等。到了80年代复杂一点了，西藏问题、人权问题、台湾问题都开始了。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等，议程就开始复杂了。1989年以后，美国制裁中国、最惠国待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等，以及经贸问题，都连在一起了。现在的议程的内容就更加广泛了，气候变化问题、清洁能源问题都来了。原来的议程都在，一个没少，如今又增加了很多事。从中也可以看出，中美关系中卷入的国内事务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多边，这是一个自然发展，想让它简单化一点，却简单不了。

在这种复杂的过程中，一个一个议题算起来，没有一个议题双方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也没有哪个议题双方的意见是完全相反的。过去可以稍微简单化一些，比如说，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美国最和我们过不去的是台湾问题；然后经贸关系是双边关系的一个热点，是一个积极的方面，所以也叫“压舱石”——只要经贸关系持续发展，就没什么大事了。现在在台湾问题上，也不能说美国做的百分之百都是坏的，陈水扁搞“台独”，美国说，你靠边，别破坏我的大局。我的大局是反恐，你不要给我捣乱。美国把陈水扁说成是麻烦制造者，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所以并不是说，美国一心一意想推动“台独”。而在经贸问题上，两国的摩擦点很多很多，比如轮胎特保案、铝等。所以也不能说，中美的经贸关系是以合作为主，摩擦是次要的。没有一件事可以说得那么准，之所以说它复杂，就是这个原因。

中美关系怎么定性，是以合作为主还是以摩擦为主？有的学者说，“敌对的关系超过友好的关系”，我个人对此有所保留。如何定义哪是敌对，哪是友好？反过来说，友好关系大于敌对关系，这也难说。中美之间的关系不是友好和敌对的问题，因为每个问题都很复杂。如果在大街上问中国人，美国是个好国家吗？一般人都会回答：不好。但是从经济上来说，美国经济坏了，我们的日子更不好过。而另一方面，如果美国的经济好了，它又加大军费开支，又比过去更狂妄，所以，心里是很矛盾的。反过来，美国对我们也这么看的，也希望中国经济繁荣。但中国经济繁荣，军费也会增加，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会扩大了，美国是不是真高兴？不是。它心里也是很矛盾的。

议程越来越复杂，多边关系越来越复杂，国内的环境因素也越来越复杂，决策过程也越来越复杂。议程多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决策部门涉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就涉及20多个政府部门，包括林业、环保部门都涉及了。而在平时，与中美关系没有关系的部门也不多了，比如人权问题涉及我们的维稳部门，谷歌事件涉及中宣部、工信部、外宣办，等等。美国方面也是越来越多的部门参与进来，所以决策过程就越来越复杂。双方的心态同样很复杂。这是中美关系的新特点，我们看问题的眼光也必须复杂化。

三、美国的力量很难再上升了，但它并没有衰落

根据以上中美关系的新发展、新特点，中国对美的政策思路涉及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崛起，或者说发展中国家中新兴大国的迅速崛起，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西方变得衰弱，美国变得衰弱？从道理上来讲，我们希望多极化，但美国人说，你不就是希望我衰弱吗？美国不衰弱能有多极化吗？从另一方面来说，多极化就一定稳定、一定安全吗？这就要看，究竟谁的力量上升对我们有好处。俄罗斯强大，很多人说这是好事；印度强大，就有人说不一定是好事。如果再说日本崛起，很多人一定会说：我们不希望日本崛起。可是，这些国家都不崛起，又怎么能实现多极化呢？这些问题都需要思考。

首先要有一个大判断：美国衰落了没有？美国是不是马上就要衰落？美国衰落是不是一个长远趋势？对此，我个人持否定的看法。我可以非常明确地说，美国没有衰落。但我一直坚持一个看法，美国的力量达到了顶峰，就是很难再上升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发生以前克林顿在位，是美国如日中天的时候，正是世界的单极时代，谁也没法与美国比。然而今天，那个时代过去了。可是，假如，美国的顶峰是个平顶山，它还能在山顶上走一段时间。那它什么时候走下坡路？真正往下走得有一个标志。比如，现在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20%~22%，20世纪90年代初最高的时候是30%或略低一点，28%。这说明，美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是在下降的，但是没有降到历史的最低点。历史最低点是在尼克松到福特、卡特时期，那时降至22%左右。“二战”结束时，美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将近一半，这个水平肯定永远回不去了。有战略学家说“老鹰坠落”，因为与“二战”结束初期比，“老鹰是在坠落”。与90年代末相比，美国也在下降，但再往前比就不一定了。而且，下降了，就不再上升了吗？那也要看跟谁比。美国经济复苏的速度比日本和欧洲的绝大多数国家还是快的。美国的军费开支仍然占世界军费开支将近50%，它的很多指标都还是领先的。同时，美国不是一个很保守的国家，它的忧患意识是很强的，它会想办法。

还有一个指标，就是人才的流动。美国的大学教育世界第一，不光我们这么说，别的国家也都公认的。各国对美国有矛盾心理，但它们都承认，美国的科技教育在世界上的领头羊地位没有变。也就是说，人才是往美国的方向流动，而不是反过来。当然，我们有一小部分留学生回来了，但是想去美国的人更多。我在2003年写过一篇文章，结语是这样写的：美国什么时候衰落呢？就是申请签证去美国的人越来越少，门可罗雀；而很多人申请签证中国，移民中国，这就是美国衰落了。现在还是美国驻任何国家的使馆都人头攒动，都是想去美国的人，而且不光是去旅游，最好能移民。这个问题，人们是拿腿来投票的，普通人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经济学家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如果说美国要衰落，我没有看到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我们政府的观点还是北强南弱，西方占优。政府的认识是清醒的，没有做出大战略判断，说美国从此一蹶不振。

当然，我还有一个观点是，西方整体上是在下降的。日本不大行，欧洲也不大行，所以拖了美国的后腿。美国怎么办？这涉及美国的战略问题。美国人还是比较聪明的，他们明白到，不能只依靠盟国，因为盟国上不去，所以在重视盟国的同时，也要寻找伙伴关系。中国不可能变成美国的盟国，印度也不可能变成美国的盟国，但是它们很起作用，俄罗斯、巴西同样很起作用，这是不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美国要想保持世界老大的地位，就得看重中国，看重印度，看重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只盯着欧洲和日本。光靠盟国解决不了朝鲜半岛核问题，解决不了伊朗问题，解决不了清洁能源、环境保护问题，也解决不了金融问题，因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总体上是上升的。这是客观现实。我们的脑子里要有一本账，这不是简单地说谁上升、谁下降的问题。

四、中美关系的稳定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

关于中国对美政策的思路，还有一个很大的战略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的发展目标是什么？最近，我越来越关心的不是中国的外交问题，而是国内的发展问题。中国国内只要稳定、繁荣，外交就好说，就不会出现大问题。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认为看待中美关系，要看国内和国际这两个大局。中美关系吵得正热闹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在处理什么问题？胡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做重要讲话，强调的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共讲了50多个“加快”。从两个大局来看，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方向，如果说中美关系，你就看这个，把这个看透了，就知道中央在关心什么。当然，别的问题不是不重要，但什么是最重要的确定了，下一步再怎么走，心里就有底了。

更重要的是看中国的大方向，这影响到将来的中美关系。但是对于中国往哪个方向走，将来会是什么样的国家，却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说“韬光养晦，然后当世界老大。为什么一定是美国当世界老大？”最近，江肃京有一篇文章说：“中国当老大，美国颜面何存？”他觉得，中国赶上美国是指日可待的事。我在互联网给他发了封信，我说，咱们有代沟，我反正见不到那一天了，你们干去吧。就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再增长，我使劲活着，再过二三十年，也许我能看到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但是，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就算是超越美国了吗？中国人能像美国人那样过日子吗？有车，有大房子，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我觉得，中国梦做不到美国梦的水平，因为受自然条件限制和人口条件所限制，更不用说我们的文化水平、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老实说，上帝不是很惠顾我们，自然禀赋在那摆着呢。

我们有13亿甚至更多的人口，是美国的4~5倍。美国国土和中国几乎一样大，但我们的土地质量是怎样的？我们有空气污染、水污染、水资源短缺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怎么超过美国啊？中国人想过美国人那样的日子，是做不到的。人均占有量，不管是水资源还是土地资源，还有其他资源，都达不到美国的水平，我们的美国梦就不要做了。说中国要做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军事上要和美国平起平坐，经济上要超过美国，这是不是能够变成我们国家发展的目标？如果不是这样，倒不如踏踏实实地做我们自己的事。我们的经济要发展，社会要稳定，也要有很好的生态环境，以及和谐、相对公平的分配机制。这些如果都要实现，够我们干的了。干吗一定要说，我要超过别人？把自己的事干好比什么都强。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什么都好的世界，我们不是要追求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或者一个中国独大的世界。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美国在中国的位置或在中国外交上的分量，在总体来说是上升还是下降？坦率地说，是在下降。其实，中美关系没那么重要。美国是一个恒定数，中国是一个上升数，中国建立的国际联系越来越广。如果在20年前，中美关系真的是重中之重，至少占我们外交精力的40%甚至更高。但是今天，到非洲、拉丁美洲、东亚南亚转一圈，全都是中国要做的事。美国在中国整个外交中所占的资源、精力和时间都在下降。这不是美国在下降，而是中国在上升。中国在国际上的需求，包括资源需求、资金需求、对外投资，在国际上的分量都在加大。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那么关心中美关系？我的观察是，相对来说，我们在对美关系中总是处在被人家掌握的位置。我们总是跟美国说，你不要做什么；美国总是跟我们说，你要做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跟美国说，你不要向台湾出售武器，不要会见达赖喇嘛，不要炒作人民币汇率问题……而好像没有很多人想过我们要美国干什么。我们光跟美国人说你们“不要”干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吗？我觉得不是。“你不要管我们的事”，这不是特别完整的思路。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是因为别的国家没有这样来烦中国，只有美国要求中国干这干那。我们可不可以不接待、不搭理它？这好像还不行，不那么容易，因为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当然也有一些好事，比如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所以还不是说，所有的事都不希望它来掺和，有些事还是希望它来掺和。我觉得我们国家应当根据中国的需要，不断主动向美国提要求，而不是仅仅说“不”。

美国还是重要的，中美关系还是重要的。如果说国内和国际这两个大局，在中美关系中是要考虑的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中美关系的稳定就关系到我们的核心利益了。大局必须稳定。中美关系不稳定，美国政府着急，中国政府也着急，谁都不希望把事情闹得太大。这一点又涉及民意问题，这是新趋势、新特点。现在大家都关心中美关系，舆论也多元化，有人把美国骂得狗血淋头，也有人说其实没那么严重。互联网上有好多“中美关系”专栏（现在查“中日关系”专栏，基本是已很少了，中欧、中俄关系甚至没有专栏），里面五花八门，说什么的都有，不能说政府一点都不关注。那么政府所说的话是不是百分之百都一致呢？至少视角不完全一致。商务部对人民币汇率稳定喊得比别的部委都要响一点，对美国压力抵制得更坚决一点，宣传部门可能对美国西化、分化中国的警惕性更高一点，军事部门可能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讲得更多一些。但是金融部门可能很希望与美国多开展一些合作，教育部门也是一样。这种复杂性，说明利益是多元的。

最后说说中美关系的前景，用老百姓的话说，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几年前我就曾想，中美关系的性质是不是不要再讨论了，它是不是遏制我们，还是接触加上遏制，这是两方面的事，是很复杂的。任何人都会说两面的话，能好到哪儿去？逐步改善，是不是交流越来越多？那是肯定的，而吵架也会越来越多。我所希望看到的结局是稳定、成熟。中美关系稳定、成熟就好了，不然，给人不安全的感觉。

在美国的棋盘中，中国力量在上升，这是事实。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怎么看？我觉得，我们要了解自己，了解我们需要什么，同时也要了解美国。很多人说，“美国人怎么这么不了解中国啊？我们了解美国比美国人了解中国深得多”。我想，在公众层面可能是这样，美国人确实不大了解中国。如果问美国老百姓：“中国的国家主席是谁？”很多人都不知道。问他们中国（China），他们想到的是中国食品（Chinese food），还有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但是换一个角度来想，美国人到底了解谁？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有资格对美国人说，你们太不了解我们了，可我们了解你。问问丹麦人，问问德国人，问问印度人、越南人，每个国家的人对美国的了解，都多于美国人对他们国家的了解。但是，只有中国人会说，为什么美国人就不了解我们中国？

在精英层面，或者说美国对中国在学术上的认识，也就是在专业层面，我们就差得太远了。这种比较可以拿中国足球与巴西足球作比喻。要找单个队员，说中国队的所有队员都不如巴西队的所有队员，那倒也不是，但整体水平差得太多了。中国有多少学者出了多少本研究性质的、有一点点自己创见的关于美国的著作？如果能找出一两本来，我会很高兴，但是就怕找不出来。但要说美国出了多少本关于中国的书，每年出版多少本关于中国的书，有水平的书多得是。从学术层面来税，我们太落后了。中国到美国留学的人，有几个在研究美国？中国社会人文领域的人一到美国，就被美国人拉着研究中国，美国人到中国来还是研究中国。那谁来研究美国？不多，而且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令人觉得遗憾。所以我们要努力，在这方面好好学习。总之，我们任重道远，要保持中国人的谦虚谨慎，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同时也要多去了解别人怎么想。

16.关于“中美战略互疑”的再思考

首先，介绍一下《中美战略互疑》报告的写作过程。2010年10月前后，我和李侃如决定合作撰写这篇报告，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2012年年初完稿，于2012年3月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正式出版发行，中文译稿同时由北大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印发。

我们撰写这篇报告，是基于对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的担忧。2009年奥巴马上台以后，中美关系平稳发展了半年多的时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级别很高，气氛相当好，双方有意避开了一些敏感问题。然而，是年11月，奥巴马对中国的访问却不大成功。美方不大满意的原因之一是，美方本来期待奥巴马在上海的演讲能够像上几次美国总统正式访华那样，进行电视直播，但没有获得中方批准。12月，出现了诺贝尔和平奖引发的中国“人权”问题之争。许多中国人认为，这是美国官方在幕后操纵的，但美方坚决否认。在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中美分歧凸显，相互高调指责对方。在安全领域，美国当时指望中国在伊朗问题上配合它的行动，但没有获得成功。2010年年初的谷歌风波中，中方怀疑美国政府在故意破坏中国国内稳定。2010年2月，奥马巴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更令中国人愤慨的是，奥巴马政府于2010年1月决定向台湾出售大批先进武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下来，4月韩国声称朝鲜应当为其海军“天安号”军舰的沉没负责。为此，美国和韩国在黄海进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而中国对此做出了比较强烈的反应。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对朝鲜的压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与此同时，中美经贸摩擦也趋于激化。

2011年秋天，我和李侃如见面时，不约而同地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感到忧虑。虽然两国官方强调建立战略互信，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彼此的战略不信任在增加。如果长期积累起来的相互疑虑得不到澄清，中美发生战略对抗的可能性必然增加。李侃如提议，我们两人合作写一份报告，向各自政府提供信息和减轻互疑的建议。我提议，参考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对待争议的模式，即各自坦率地阐述本国的观点，然后以学者专家的身份，提出共同的政策思路。

2011年春天，李侃如起草了报告的导言部分，我进行了修改补充。然后，我们俩分别撰写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疑虑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我们重点描述的是政府主流观点，而不是媒体反映出来的民众观点或者知识精英的视角。我们从长期的工作经验中（特别是李侃如曾经担任过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清楚地知道各自政府的具体部门之间会有不同视角，甚至有不同观点。比如，外交部门、国家安全部门、经济部门、国防部门之间对中美关系和对方国家会有不同关注。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的不同利益为观察者所熟知；而中国的维稳部门、宣传部门对美国的负面看法和防范意识，恐怕也比其他部门要多，这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们在表达“中国看法”或“美国看法”时，需要把握国内不同观点和视角的平衡。写作这部分的过程中，李侃如采访了美国若干部门（包括军方和情报部门）的高官。他希望我也能采访中方的高级官员。我明确表示，两国政情不同，这件事情没法做。我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客观、全面地阐释中国观点。

各自分别撰写的部分基本完成后，我们相互读了，做了些许修改，就准备写政策建议部分。李侃如说，“我起草了导言部分，建议部分该由你来起草”。我同意了，但是拖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写出像样的东西。想来想去，我觉得应当先找出中美战略不互信的根源，才能“对症下药”，寻求解决办法。于是我写了“分析”部分，建立互信的“建议”部分还是李侃如起草，我修改补充的。

其次，谈谈报告发表以后各方的反应。我们的合作报告发表后，有不少读者问：“你们的报告事先得到官方批准了吗？有人向你们授意了吗？”还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王缉思被允许大胆披露中国官方观点”。坦诚地说，我既没有事先征求官方意见，也没有刻意隐瞒这一合作项目。就像写学术文章一样，文责自负就是了。

对这篇报告的一致肯定之处，是它抓住了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建立战略互信。从国际政治研究的学理层面看，一般的研究角度都是两国间的实力对比、利益考量、意识形态对立、社会制度差异等，还可以包括文化对比。但从战略互信问题展开来探讨的文章还不多。这本来不是一篇学术文章，但有年轻学者把我们列入“建构主义学派”，我听了觉得很新鲜，很搞笑，因为李侃如和我都没有考虑过我们要从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哪个流派出发来写这篇东西。我也听到极少数学者批评说，中美关系中的互信问题不重要，实力较量才是最根本的，因此这篇东西没有什么意义。

无论如何，中美关系决策圈里和研究人员中，听到的多数反映还是正面、积极的。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报告发表之前给李侃如写了几页纸的评论。美国某外交官告诉我，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的若干讲话，都有意识地对这篇报告提出的问题做了回应。中国媒体的转载、引用和评论很多。据我和李侃如所知，中国官方高层虽然没有直接做出公开反应，但是相当重视。起码对我们个人之间在这一涉及政治与外交的敏感问题上进行合作研究并且提出政策建议，没有提出异议，说明这一做法还是可取的。

至于对报告的具体内容和观点，各方反应的差异就比较明显了。就我所直白表述的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不信任，不少美国人表示惊讶或者闻所未闻，因为他们此前所听到的，往往是中国官方特别是外交部门关于中美关系的重视和良好期待，比如“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等。其实，我觉得自己的表述已经偏向温和、客气，没有引用“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就是西化、分化、遏制”“美帝亡我之心不死”这些内部常用的语言。

中方人士里，有人觉得我的表述比官方的实际看法更乐观、更温和，而另一些人的感觉恰恰相反。负责处理对美事务的一些官员，可能觉得我坦率地披露中国对美国的负面看法，会对美国形成刺激；“唱衰”中美关系，“捅破了窗户纸”，于我们的对美工作不利。对他们来说，更应当正面强调战略互信的重要性，强调关系的积极面。有的高级官员向我指出，中美在外交决策和操作层面的相互沟通，近几年更加密切、频繁、通畅；不管是朝鲜问题、伊朗问题，还是世界上的其他紧迫问题，一有危机发生，中美官方立即接触，深入交换看法，力图弥合分歧。这等于是委婉地指出，中美战略互疑上升的判断值得商榷。

无独有偶，不久前退下来的美国国安会亚太事务高级主任贝德公开发表谈话，说近年来的美中关系不是那么糟糕，历史上一些时期的双方互不信任程度远远高于现在。贝德在同我的个别交谈里，也暗示对这个小册子的基本倾向不大以为然。2010年年初，我公开发表了关于“中美结构性矛盾上升，战略碰撞不可避免”的言论。美国有的高级官员托人带过话来，劝我少说这种“乌鸦嘴”的话。

在天平的另一面，有些评论者认为，我描述的对美国的看法“不够味”，太低调。一位自称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志愿军老战士的读者给我写亲笔信，夹带了他给《参考消息》相关报道的批注。他在信中说，你直率地让美国人知道中国人对他们的反感是对的；中国人不但应当怀疑美国，而且根本就应当把美国看成敌人！在这本小册子出版后，我遇到中国军方参与对美工作的一些官员，他们的观点没有这位志愿军老战士这么极端，但也强调，看美国不是怀疑其战略动机的问题，而是根本不能信任美国，不应当对美国怀有任何幻想。看看美国在中国周边的所作所为，就知道它对我们的遏制是实实在在的！可以说，对很多中国人（包括一些政府高官）来讲，建立中美战略互信是完全不可能的。中美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我和李侃如把问题坦率地摊开，“打开天窗说亮话”，也许有好处，省得遮遮掩掩的。既然对抗不可避免，就去积攒力量，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同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的看法，其实是非常接近的，只不过政治立场完全相反。

总之，这个东西写出来之后，各方反应不一。当然，当着我们的面，还是说好听的人多。我们是想从整体上把事情点透了，点得比过去更透。比如，现在国内的主流看法，是中国决不能走美国式的民主道路，不能接受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就是说，从发展道路上说，我们同美国是分道扬镳的，不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虽然官方不宣扬“中国模式”，但是我们讲中国道路，而且它是有世界意义的。我们并没说别的国家要学中国模式，只是说中国开辟了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另外一条路，不走你们那条路。如果真是这么想，就印证了许多美国人的看法。在他们看来，你走另外一条路，对未来全球秩序就可能构成一种威胁，对美国当然更构成一种政治威胁。

再次，这份报告发表后，中美战略互疑在继续加深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的报告是2012年3月发表的。此前，习近平副主席2月对美国的访问很成功，反响很好。与此同时，却发生了王立军叛逃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事件，接下来是薄熙来被撤职和谷开来谋杀英国公民的案件被披露。这一连串事件和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给美国人观察中国和对华关系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美国人看到的中国阴暗面更多了，对中国的疑虑加深了。后来，又发生了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纷争和钓鱼岛危机，中国公司华为、中兴和三一重工在美国并购投资遇到政治障碍，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演说中把中国当成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替罪羊，等等。中国的许多国际评论认为，在中国周边国家同中国闹矛盾、缅甸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等事件的背后，都有美国“黑手”在挑拨煽动。奥巴马政府鼓吹“重返亚太”，更被视为是围堵、遏制中国的战略举措。

2012年5月初，中美第四次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始之前，发生了中国“维权律师”陈光诚滞留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事件，差点把这次对话搅黄了。中美双方最终把事情比较妥善地解决了。事后，有两个美国官员分别对我说，美方如此处理王立军和陈光诚事件，说明他们没有要给中国政府添乱的意图，应当有助于减轻中国的战略疑虑吧？我回答说：你们还想表功吗？中国人会想，这些跟政府作对的人，怎么个个都往美国使领馆里钻，不往别的国家的使领馆跑？还不是因为美国是跟中国敌对的国家？所以，中国对美国的疑虑不会因为这些事情而减少。

这一段时间里，中美两国媒体，包括越来越活跃的社交媒体，都渲染了中美关系中的消极一面。比如，2012年9月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访问中国，是她任期内最后一次访华，中方对她的接待规格很高，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李克强副总理分别会见了她。据中国主流媒体报道，胡主席历数克林顿国务卿的7次来访，称赞她积极推进上海世博会美国馆的建设，推进美国学生留学中国计划的落实，所有这些都表明她“对中美关系的重视，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的努力。我们对此表示赞赏”。但是，《环球时报》却发表社评，对来访的希拉里·克林顿严加斥责，冷嘲热讽。美国媒体则指责她到北京“磕头”，一事无成还让中国人奚落，并就习近平副主席因特殊原因没有面见克林顿而传播不实信息。

我认为，中美互疑加深的主要表现是现在的舆论气氛跟过去很不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舆论的主流都是希望搞好中美关系。当出现危机的时候，比如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李登辉访美、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之后，媒体都会对美国表示强烈愤慨；但一旦危机得到缓解，中美领导人实现互访，加强对话，媒体会表示高兴和新的期待。现在不同了，你要是从正面去评估中美关系，说中国应该尽力去稳定对美关系，在媒体上肯定是不受欢迎的。直率地说，两国都有一些人，包括在政治上有一定影响的人，盼着中美关系恶化。对于某些舆论载体来说，中美关系中的好消息没有卖点。你说应该加强战略互信，他们会说怎么能信任美国？信任美国的人，不是汉奸卖国贼就是脑残；美国仇视中国，围堵中国，怎么可能信任中国？所以，中美怎么可能有互信？当然，外交部门还是主张要加强互信的，但有些人拿所谓的“民意”说事，想达到某些政治目的。在这样一个舆论氛围之下，人们顾忌“政治正确性”，理性的声音自然受到压制。

实际上，中美互疑主要不是外交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有些人怀疑或者断定，王立军事件、陈光诚事件都是美国在背后搞鬼，美国想把中国搞乱。在他们眼里，美国人是全世界一切坏事的总根源、总后台。中国要维稳，最大的隐患就是美国。美国要西化、分化中国，支持“台独”“藏独”“疆独”，支持非法的宗教组织，构成对中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统一的威胁。应该说，由于国内某些方面的不稳定因素增加了，这些疑虑是在加深而非减轻的过程中。对中美军事交流的顾虑，在叙利亚等问题上的态度，都跟这样的政治疑虑有关。

最后，谈谈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与国际环境。我研究中国外交路线的演变时发现，中国外交是“十年一变，逢九而变”（即到尾数是9的年头就有较大变化）。2010年，我在博源基金会的一个座谈会上发表了这个预测，认为2009年中国外交出现了一个朝向强势（assertive）的转折，而且将一直向强硬的方向发展。今天看来，这个预测可以找到理论依据与事实依据了。现在，强势外交已经取得了部分进展，比如在钓鱼岛和黄岩岛的领土争端问题上。同时，中国在军事上也加强了打一场局部战争的准备。

中国强势外交的基础，是更加强大的实力、更高的国际地位，以及国内更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上升，同国内媒体给公众提供的有关国际问题的信息和观点比较单一有关，也有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和利益。

中国强势外交引起的国际反应可能有两种。一种反应是，外国更加畏惧中国力量的崛起，同时希望从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好处，所以它们必须实现自我调整和对华政策的调整，学会向中国妥协。它们不会像过去中国的周边国家那样，对中国称臣纳贡，但不敢开罪中国，有时甚至主动向中国示好。另一种是同中国有矛盾的国家之间相互接近，构成某种无形的统一战线或者协调行动，对中国形成战略牵制。现在，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度等国，某种程度上还有澳大利亚、韩国和其他少数东盟国家，已经在往这个方向走。它们自然而然地想把美国拉到它们一边，而美国也自然而然地要利用它们同中国的矛盾。

实际上，这两种反应同时存在，而且可能在同一个国家同时存在，因为这个国家内部有不同利益集团，有的主张对华示好，有的主张对华强硬。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一方面担心中国经济滑坡，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军事和政治崛起。总的来说，美国对中国越来越不放心，防范措施越来越多。

30年来，中美关系的定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要努力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美建设性伙伴关系。实际上，是争取“往前走”，把中美关系搞得更好。现在，中国领导人提出中美要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说得直白一点，新型大国关系就是避免像“一战”前的英国和德国、“二战”前的美国和日本、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那样，陷入相互对抗。可以说，中国的目标现在定在了“不倒退”，防止中美关系变得更坏。

同过去不同的是，一二十年前的中美关系越来越经济化，而现在的中美关系出现了军事化。中美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怎么会变成军事问题呢？从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看，这是值得注意和忧虑的。中苏两国刚开始交恶的时候，基本上是争论意识形态问题，比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问题，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怎么看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等，后来经济关系也变坏了，苏联撤走了援华专家和援建项目。结果是持续不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争端，最终演变成军事问题，在珍宝岛打了一仗。在政治关系好的时候，边境和划界不是问题，更没有军事冲突的可能。政治分歧如何一步步发展到军事冲突，很值得研究，以便吸取教训。最近，我们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有一篇硕士生写的论文，研究的是1962年新疆伊犁、塔城等地区发生大批居民逃往苏联的事件。本来是新疆内部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方指责是苏联人挑动的。这次事件之后，中国和苏联开始在军事上相互警惕。中印、中越的边境战争，其根源也不是边境问题本身，而是政治关系恶化。后来，中国和苏联（俄罗斯）、越南、印度改善了关系，边界问题或者迎刃而解了，或者平静下来了。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很早就存在，但到了这两年才发酵，明显是政治因素造成的。值得担忧的是，钓鱼岛问题已经发展为军事问题，中日关系也开始军事化了。

从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到1989年，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有了很大进展。1989年天安门风波以后，美国中断了与中国军事高层的往来，但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这两个国家以后会有军事上的冲突。一直到1996年中国针对李登辉搞“台独”，在台海进行军事演习，美国派两艘航母来“示威”，才出现了军事对抗的危险。实际上，中美在军事问题上的矛盾也是从政治开始的。由于“台独”和美国介入的危险，2000年前后中国军方提出“立足于早打、大打、强敌介入”。当时，许多人认为，台湾问题似乎不可避免要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从那个时候开始，两国开始相互作为军事假想敌。

我认为，从根本上说，中美两国政治体制的性质和军队性质，决定了中美两国目前的军事关系状态。因此，很难消除目前双方互为假想敌的状态。这可能是所谓“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可以适用的地方。中美军事上必然对抗的想法是“建构”出来的。本来，对抗与否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舆论和决策者、研究者从那个方向去想问题，做准备，趋势有可能会朝向那个方向发展。

在两国互信不能建立、互疑逐渐加深的情况下，中美关系如何处理，如何再往下走，这是需要认真研讨的。例如，中美遇到海上或空中的突发事件，是否会引发军事冲突？这种冲突会不会进一步扩大？美国国防部不少人有这样一种警告：中美之间不互信，军队接触少，特别是在操作层面，两军缺乏危机预防的机制。倘若如此，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就随时有可能发生，并且转化为军事和政治危机。

另外一个问题，在亚太地区，中美会不会形成是敌对的零和格局，面临什么样的战略选择？从目前情况看，中美在军事方面是不可能互利共赢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与我的一次谈话中说，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只要把国际秩序和规则安排好，自身还可以继续发展，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但中国要想在军事上超过美国，就另当别论了，言外之意是美国肯定不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的中国军事专家史文说，美国军方高层的内心想法是，中国在其沿海发展一支更为强大的海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中国海军想穿越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跑到冲绳、关岛、夏威夷附近去游弋，那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优势就不复存在，美国军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美国把整个西太平洋都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让他国染指，这种心态很难改。我们冷静地观察，知道现在中国肯定还没有实力去挑战美国的海洋霸权。但是，想不想拥有这种实力？这是需要自己回答的问题。

中美两国对“亚太地区”这一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中国人讲亚太地区，基本上讲的是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但美国人讲亚太，是把他们自己包括进去的，美国西海岸洛杉矶、旧金山都是亚太地区的一部分。奥巴马说，“我是美国的第一位太平洋总统”。这个概念理解上的反差是有政策含义的。比如，中国人说，我们同邻国的领土争端不要“区域外国家”干预，同时也说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积极作用。美国人则怀疑中国想当亚洲霸主，把美国挤出亚洲。美国事实上认为，在整个西太平洋，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它是霸主，不是“区域外国家”，担心其霸主地位受到中国的强力挑战。它现在不太甘心的是，中国大陆是东盟、日本、韩国、朝鲜、蒙古、澳大利亚等本地区国家和台湾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日趋下降。如果将来以中国为核心搞出一个与欧盟类似的经济集团，美国会感到非常警惕和担忧。

我认为，法国一直是主张欧洲更加独立于美国的；德国在经济上想做大，在军事安全方面还是依靠美国，同美国越走越近；美英联盟绝对是牢不可破的，虽然相互关系并非天衣无缝。欧洲与俄罗斯不会闹翻，欧俄关系总比美俄关系要亲近一点，其中德俄关系最好，法俄关系次之，英俄关系一向疏远。欧洲的复杂性还在于欧盟有许多小国，对俄罗斯深深地不信任，它们总希望把美国拉进地区安全体系，防范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的威胁。我最近去了一趟巴尔干半岛。克罗地亚等一些小国从表面看都已经很美国化了。地域上，这些国家靠近西欧，但在海岸边上住的许多有钱人都移民到美国去了。我接触到的克罗地亚人说，万一国家安全上出了问题，我们是北约成员国，可以向美国求助。这些国家有经济上和安全上的双重保障，一个是欧盟，一个是北约。克罗地亚受到什么安全威胁呢？它原来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后来同以塞尔维亚人为领导的南斯拉夫打了一仗，独立出来了。经过几次国家分裂，现在的塞尔维亚只剩下700多万人口了，原来那么大的一个曾经辉煌的南斯拉夫，现在弱小多了。克罗地亚人说，如果塞尔维亚不打我们，就没有人会打我们了。南斯拉夫原来是受俄罗斯支持的。现在连塞尔维亚也想加入欧盟。美欧之间固然有矛盾，但是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远远大于分歧。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大西洋联盟不会崩溃，北约不会解体。

还回到我们的亚太地区。以前，中美潜在冲突的焦点是台湾问题，但目前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对峙的可能性很小，除非4年以后，民进党上台大力推进“台独”。中日钓鱼岛问题、在南海同越南和菲律宾的纠纷、朝鲜核和导弹问题，都有可能引发中美军事对峙以致冲突。也就是说，除了台湾以外，中美现在至少还有三个潜在的冲突点。在两军之间建立互信交流的机制和预防冲突的机制，显得越发迫切。

我和李侃如在这份报告中有一个简单提到但没有深入下去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在东亚地区建立某种安全机制，或者军备控制的协议？这个问题几十年来就一直没有着手进行。因为美国有盟国，所以这样的协议是多边的，而不仅仅是中美双边的事情。目前，这样的军备控制协议是在纯粹理论阶段，操作性的方案还没有出来。如果中美两国和一些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按照目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那么地区内的军备竞赛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也可以说，这种竞赛已经在进行之中了，起码中日之间的军备竞赛已经出现了。双方都认为，自己是防御性而不是进攻性的。如果不加以控制，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17.两个领导权——中美关系的主线

我今天主要向大家介绍我离开美国研究所之后这几年在想什么，干什么。我到北大以后，教学任务比较多，也需要考虑在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讲什么，这都涉及知识体系的建立问题。记得1983年我来美国所第一次见到李慎之先生，他谈到要建立中国的“美国学”知识体系及美国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等问题。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每五年会发表一份世界发展趋势报告，这给了我很大启发，于是也向教育部申报了一个课题，希望研究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未来的国际环境，不过这个课题后来增加了与国家应对战略相关的内容，包括一些政策建议。我问过约瑟夫·奈，他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只进行世界发展预测方面的研究，不做具体的政策建议。我总感到，如果要针对未来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必然涉及对未来趋势的认识，或者说客观的评价。在课题中，我们团队有分工，我自己现在专心做预测研究。

我们的研究认为，未来10~15年初步有几个趋势，其中有些趋势是相对可以确定的，比如人口发展、移民、城市化、环境的破坏、能源短缺和水资源短缺等；有些趋势相对不那么确定，这其中包括大国兴衰、气候变化和联合国改革等。总的来说，未来世界存在六大失衡和三大难题。

六大失衡包括人口发展失衡、社会发展失衡、资源供需失衡、生态失衡、经济发展失衡，以及财富分配失衡。在人口失衡方面，日本、欧洲和俄罗斯人口在逐渐减少，必须依靠移民来补充年轻的劳动力；拉美、非洲、南亚北部、中东则形成一个新月形的青年人口补充带，形成严重的失业和动荡。各国之间的大规模移民不可避免，这就会带来更多的族群冲突和人口骚乱。社会发展失衡主要和城市化进程相关，欧美的一般状况是城市中心区向城外扩展，规模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在欧美发达国家只有纽约市和洛杉矶市。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进程表现为人口向中心城市快速集中，仅亚洲就有16个千万级人口的特大城市，形成各种城市病，这在北京表现得很典型，例如交通拥堵、住房和就业困难、社会保障问题、犯罪问题、空气污染等。资源供需失衡主要是大宗商品，例如矿产等不可再生原材料、水资源和粮食的供需失衡，而粮食供给和不稳定的气候变化密切相关，新兴工业体的崛起也加剧了资源供需失衡。生态失衡主要表现在气候变化方面。经济发展失衡，一方面制造业向新兴国家转移，另一方面金融业则继续向美国集中。财富分配失衡，不仅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贫富差距拉大，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也继续拉大，马太效应非常明显。缓解这些失衡就需要进行全球治理，但是有三大难题。一是全球治理非常困难，一涉及具体问题，各个主权国家总是争执不休。比如在碳排放问题上，欧洲发达国家碳排放的人均水准很快就要低于中国和印度了，它们当然很不愿意承担更多义务；二是民族宗教纷争激烈，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群的认同危机，分离主义倾向严重；三是一些个人与小团体的社会能量很大，通过手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发挥政治作用，加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

唯一比较能够确定的正面趋势是大国关系可预测性强，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中国未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与上述六大失衡和三大难题息息相关，而不是目前大家都在议论的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美国共和党的一位智囊人士最近私下说，世界上其他事情都一团糟，只有美中关系、中国经济、印度经济、沙特政局还好。这反映出美国人对世界乱局的担忧。中美两国需要的是面对未来的全球挑战，进行协调。美国的社会经济基础比较好，其资源禀赋和人口结构都非常好，它的移民来自全世界，近年比较多地来自拉美地区，这些拉美裔的移民多信奉天主教，相对稳定，容易融入美国社会。从各方面情况看，美国这个国家还不会衰落。至少，如果各国（包括中国）的富人和专业人士都用脚投票，想移民美国，那么美国就不会衰落，而如果美国不衰落，那怎么可能有世界的多极化？

中美两国高层最关注的事情其实不一样。中国领导层和外交部门都希望把中美关系搞好，但是最反感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担心国内不稳定，担心美国干涉，在国内安全稳定问题上不可避免地会考虑美国因素，有些部门坚信美国在制造中国国内的矛盾。中国最关注的是维护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领导地位，担心美国影响这种领导权。美国则反复强调它希望中国国内稳定，它最担心的是中国在国际上挑战美国，关心的是美国如何保持对全球的领导权。中国要维护共产党在国内的领导地位，美国要维护的国际霸权，中美关系的两条主线。2008年、2009年之后，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实力快速提升，美国人的自信心有些下降，同时他们也觉得中国的国内发展方向不是美国人原先所设想的那样，所以很不放心。

中美关系一直和全球发展趋势、两国国内的发展趋势相联系。对于中国而言，国内政治与国际事务两条主线在历史上随着苏联这个大国的兴衰而变化。冷战结束之后，中美战略互疑是无解的。人们往往以为，双方各个层级的接触、了解越多，双方的相互理解就会加深，双边关系就越有可能改善。其实，政治上有许多实例可以说明并非如此。有的时候反倒是双方越相互了解，彼此越不信任。比如历史上的国共两党，相互非常了解，却不能避免决一死战。另外，互疑双方的透明度是有限的。美国人让我们知道美国政府的许多事情，但他们不会让我们真正深入地了解美国的军工利益集团和中央情报局的内部运作是怎么回事，让我们知道他们如何影响美国军事战略与对华政策；美国人也不可能有机会到中宣部、中组部、统战部、解放军指挥系统和我们的维稳部门去了解我国如何管理媒体，如何安排人事，如何管理军队。如果真正了解了，并不一定有助于消除战略互疑。

有人认为我对中美两国及其关系的发展趋势的看法似乎比以前更悲观，实际上我主要是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比较忧虑，比如道德底线和公信力的缺失、生态环境的破坏、贫富差距的扩大等，这些问题对中国外交和国际形象有越来越大的影响。从长远看，美国的发展趋势比较容易预料。当然，人类社会发展中也存在许多乐观、积极的趋势，例如新能源、生物工程、机器人、网络技术等方面会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医学的发展有可能在5~10年内就攻克癌症这个难关，大大造福于人类。从目前情况看，我预测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技术创新多半还是会发生在美国，而非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于是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很难再缩小。就大国关系而言，我还是有信心的。大国间发生战争的概率很小，世界整体上是稳定的，经历了这次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之后，过几年世界经济整体上仍旧会缓慢增长。

美国对中国国内政治起不了太大作用。如果中国的社会治理不力，政治改革停滞，美国人会不舒服，但是没有能力改变。如果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取得进步，那么中美关系问题不大。在美国，即使有人想搞垮中国，这些人也掌不了权，即便他们掌了权，也实施不了颠覆中国政权的设想。据我个人的研究，冷战时期的美国其实没有把苏联搞垮的具体计划。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时，美国也没有把匈牙利搞垮的意图和行动。那些匈牙利的叛乱分子听信了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宣传，以为他们一造反西方就会采取行动干预。当英法两国推动联合国承认纳吉政权的时候，美国并没有表态，反倒去私下跟苏联政府说，匈牙利是苏联的势力范围，美国不打算去挖墙脚。美国对小国可能有搞政权更迭的计划或者设想，但是对大国很难有这种计划，更缺乏手段和经费。即使对伊朗，美国也没有把握搞垮它的政权。但是它有预案，一旦伊朗国内出了什么问题如何应对，这个预案它是有的。各个主要国家包括美国政府中主管政策的官员其实都不想看到动乱发生，都愿意维持现状。如果世界真乱了，或者说有一天人们“惊喜”地听说某个有核国家的政权垮台了，很多人会感到很难办。中美关系的现状具有可持续性，若真要发生了突发事件，很可能会是坏事变好事，促使高层领导注意到潜在的风险，采取必要的措施改善危机管理。

随着我们对世界性、区域性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对诸如贸易、核不扩散等所谓功能性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过去纯粹的、比较窄的美国研究受重视的程度相对下降，这很正常。我们今天看待美国和中美关系也需要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我在2003年的一个国际形势研讨会上曾经说过，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当时就有人指出，这样的论点在一些与美国有分歧的国家看来是不受欢迎的，我发现这有道理，就不再说这句话。做学术分析和判断是一回事，政治上应当如何表态是另一回事。就像所谓“中美共治”（G2）的观点一样，中国没有对美国人的这个提议给予响应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提法在政治上不正确，不仅对于我们国内，而且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而言也不正确。我们必须考虑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感受，我们没有“接招”是正确的。总之，对于世界发展趋势之下的中美关系，我们需要进行客观、细致和全面的研究与分析，既不要太“亲美”，也不要太“反美”。

第三部分 远观美国

18. 美国发展强大的原因

美国自1776年7月4日发表《独立宣言》开始，至今已有231年历史。从蕞尔英国殖民地到偏安一方的弱国，历经大陆扩张与巩固国家统一的南北战争，在和平环境中崛起，于1894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1898年美西战争一役，标志着美国开始全球海外扩张，确立了美国的新兴霸权国地位。再经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树立了自己的全球霸权地位，成为第一经济、军事、政治大国。“二战”胜利之后，美国主导构筑了战后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统驭西方盟国建立北约，并在亚太地区建立政治军事同盟，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遏制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及至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在未来的长时间内仍能保持这一地位。是什么造就了美国的强大，又是什么原因，使美国得以维系其首屈一指的世界强国达一个多世纪之久？

中国汉代政论家贾谊曾道：“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无论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来看，美国的发展道路迄今为止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达到了“变化因时”和“社稷久安”。本课题的主题是探讨美国得以发展强大的内因。至于美国的强大及其霸权地位对世界是福还是祸，对中国发展的利弊分析，不在本课题研究范围之内。

关于美国强盛的原因，国内外学者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对于这个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是美国发展的“硬条件”；移民社会和人才优势、法治精神、创新机制、自由主义价值观、分权与制衡机制、联邦制、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互补、社会渐进改良、言论自由与批判精神、庞大的中产阶级、相对开放的国内市场和强劲的海外扩张等，是美国发展的“软环境”。对上述因素，学术界基本取得共识，只是论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有美国学者从经济政策角度探讨美国繁荣的原因，认为它得力于4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即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哈耶克的“自由市场”理论，以及熊彼特的“企业家社会”。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埃文斯认为，靠友谊和理想的纽带构成自由的国家共同体，而非仅仅依赖于权力平衡机制，是20世纪确实成为“美国世纪”的主要原因。奥利维尔·如恩斯则从创新、市场和社会结构三方面探讨20世纪之所以被称为“美国世纪”的原因。他认为，政府、企业和大学结合，市场的社会契约，中产阶级与公民认同三个方面，是美国在20世纪繁荣的重要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资中筠认为，除了地大物博、得天独厚、人才优势和创新机制外，美国发展的秘诀在于渐进主义的改良。“一方面是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一方面是在言论自由的保障下，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全社会自我揭短、互相揭短地批判的传统，这样促成了持续的渐进的改良，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却得以把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一次次度过危机。”“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依靠渐进的改良不断缓解矛盾，克服危机向前发展。”北京大学历史系何顺果教授把1607年以来美利坚崛起的过程分为4个阶段，即：以联邦宪法为主要标志的奠基与立国阶段（1607~1789）、以西进运动为主要标志的扩张与起飞阶段（1789~1865）、以福特生产方式为主要标志的重建与发达阶段（1865~1930），以高科技为主要标志的称霸与冷战阶段（1945~1990）。他认为美国的崛起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种作用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平衡的，在一个阶段、一个时期必有一两种因素起主要作用。

本课题拟采众家之长，结合对课题的要求，将研究美国强盛原因的侧重点，放在以下4个方面：第一，是法治传统和法治精神，它维护着国内的政治稳定；第二，是社会价值观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使民族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得以保持，爱国主义得以深化；第三，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第四，是公民社会发达，社会自我纠错机制和能力较强，有利于防止国家发展道路偏离方向，避免对外关系中的严重战略失误。

一、法治传统和法治精神

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这一方面体现在美国拥有一个较为健全的宪政体制，另一方面表现为美国社会深厚的法律至上传统。

何谓宪政（constitutionalism）？一般而言，宪政具有几个基本要素：第一，一个政体中存在一部成文或不成文的高级法，宪法；第二，该政体中存在司法审查；第三，该政体中存在由独立法官构成的独立法院体系；第四，该政体信奉和实施正当法律程序通过至高无上的宪法建构和规范了政府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范围；第五，最根本的是，该政体有一套严格和有效的立法和修改宪法程序。

何谓法治（rule of law）？“法治”同我们一般所说的“依法而治”（rule by law），在英文中虽只有一个介词之差，二者的区别却非同小可。“法治”的主语或主体是“法”。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是至高无上的。在美国，任何人凌驾于宪法之上，或者任何事被判定为“违宪”（unconstitutional），罪莫大焉。但在“依法而治”中，主语被有意或无意地省略了，即由“谁”来依法治理？这个“谁”与“法”之间，孰大孰小，孰重孰轻，就有讲究了。搞得不好，“依法而治”仍然可能变为“人治”。

显然，法律本身是不会去治理的，还要有人或机构去解释和执行。在美国，一旦事情成为法律问题，法院就是权威，由大法官组成的联邦最高法院就是最高权威。美国法律判决也会受金钱、舆论、政治、法官个人的党派色彩和信仰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因此绝非总是公正无私的。但诸多案例表明，美国人都认为最终接受法律判决是天经地义，无论其公正与否。

在公民权利方面更具美国特色的观念是：个人权利不是统治者赐予的，而是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1776年的《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他们的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这就是说，是上帝创造了人人平等，并赋予他们自然权利。由此可见，美国公民权利的观念至少部分来源于宗教。“天赋人权”的观念是不容挑战的。

《独立宣言》的思想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来源是以约翰·加尔文教义为核心的清教主义信仰。17世纪美国新英格兰清教徒中盛行的盟约观念，号召人们要依照上帝的旨意服从他们的统治者及所在地的法律。同时，在加尔文教义中，如果统治者的行为在某些方面违背了与上帝的盟约，就失去了其权威性，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其统治。

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的另一个思想来源，是17世纪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约翰·洛克等人的理论。洛克认为，人们握有对生命、自由、财产的自然权利，这些权利是神所赋予的，因此不能把它们移交给另一个专断的权力；建立政府是为了保障而不是损害这些权利，因而政府也不能不经同意就取得或再分配财产。洛克关于法律的观点是，人们立法不是为了取消自然法或自然权利，而是为了赋予法律在自然状态下所缺少的明晰、精确以及公正的实施。自然权利仍然应当保留，而且制约所有的人，“立法者与他人平等”。《独立宣言》把一般所指的自然权利中的财产权改成了“追求幸福的权利”，但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自然权利仍然意味着“生命、自由、财产”，法律首先是为反抗政府滥用权力、保障人们的自然权利而建立的。

在美国制宪者看来，既要防止“多数的暴政”，又要防止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因此无论是君主的权力，还是民众的主权，都必须受到限制。美国制宪者的贡献在于把这一原则化为一套可操作的制度，并以成文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第一，是分权与制衡。一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划分。宪法规定，除宪法明确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如外交权、宣战权、管理州际贸易、对外贸易权、货币发行权等权力）和明确禁止各州所拥有的权力（如外交权、铸币等权力）外，其余权力皆由各州保留；二是权力的分立，即在联邦政府建立了平等而又独立的立法、司法、行政三个部门，并规定立法权属于国会，行政权属于总统，司法权属于各级联邦法院。三是宪法在保障三权分立又独立的同时，规定了三个部门相互制衡的许多条款，比如立法权属于国会，但总统有权否决国会立法；行政权属于总统，但行政机构的设置和经费需由国会以法律批准；司法权属于法院，但法官由总统提名经参院同意后由总统任命；国会有权弹劾总统、行政官员和联邦法官。

第二，是司法审查权的确立。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和最高法”；“违反宪法的法律是无效的；法院和其他部门都受到该文件（宪法）的约束”。但是，无论美国宪法本身还是以后增添的宪法修正案，都未对宪法解释权的归属及解释的含义做出规定。那么，当宪法的含义引起纠纷时，应由谁来最后裁决？这个问题是通过惯例来解决的。1803年，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中的司法裁决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个案例确立了法院解释宪法的权力。法院有权宣布国会制定的法律、总统发布的行政命令、行政机关颁布的规章条例及州宪法和州法律违反联邦宪法，因而无效，不得实施。政府其他部门必须受法院裁决的约束。司法审查权由此在美国确立。美国最高法院被赋予了对联邦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权力。凡是国会通过的法律，最高法院都有权审查，如果发现某联邦法与宪法有不相符之处，最高法院可宣布该法“违宪”，终止其法律效力。司法审查权是美国宪政体制中最重要的权力之一，是“分权与制衡”的关键权力，是最高法院制约总统和国会的最有效的法律武器，防止国会立法及州政府侵犯公民权利的法律防线也由此建立。

第三，是公民权利保护。在1787年的宪法原文中，并没有保障个人权利的权利法案。联邦政府成立后，在杰斐逊的竭力建议下，麦迪逊提出了一整套的约束联邦政府、保障个人权利的宪法修正案，国会通过了其中的12条，其中10条被各州批准，于1791年生效。这就是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通称“权利法案”。它规定了公民的宗教、言论、出版、集会、向政府请愿的自由等。

第四，是严格有效的宪法修正程序。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并没有想设计一个完美无缺的、可以流芳百世的国家制度，他们当时关心的是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但又受到约束的政府，以挽救危机中的邦联。1787年宪法本身是制宪会议上大州和小州、南方和北方的代表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相互妥协的产物，因此宪法在批准时带有一些明显的缺陷。例如，在奴隶制问题上，宪法间接地承认了奴隶制的合法性。虽然宪法明确阐明了人民主权原则，确立了人民通过选举对政府进行控制的原则，但在宪法批准时，只有少数有产的白人男性有选举权。宪法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写得很模糊，但它规定了宪法修正案程序。宪法修正案，最高法院对宪法的解释，以及总统、国会和政党所创立的宪法惯例，是美国宪法改变的三个重要途径。通过宪法修正案、最高法院对宪法的解释，以及实践中总统、国会和政党所创立的先例和习惯，美国宪法得以面对新问题而不断做出修正，以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需要。通过正当的宪法修正程序，最初被排除在外的黑人和妇女的权利陆续得到承认，美国联邦制的内容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使宪法的生命力不断得到更新，从而成为一部“活的宪法”。这些修正对美国本身的生存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五，是关于总统任期的规定。关于总统任期，宪法起初只规定“总统任期四年，副总统的任期相同”（第二条第二款），至于可否连任及连任届数则只字未提。华盛顿以全票当选为美国第一届总统，4年后再次当选。以华盛顿享有的崇高威望，如果他寻求第三届连任，无疑会继续当选。但他不居功，不恋权，1796年在第二届总统任期届满前5个多月，发表了《告别词》，宣布不再争取连任，从而在美国树立了总统任职不超过两届的先例。“二战”期间，由于战争需要，罗斯福4次当选美国总统，打破了美国总统任职不超过两届的传统。1951年，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生效，明确规定总统任职不得超出两届，从根本上杜绝了政府首脑终身任职的可能性。

美国的法治精神，不仅体现在上述制度安排上，还体现在美国社会中法律至上的传统。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法律，尤其是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政府和官员都必须服从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保障个人权利，防止官员滥用权力；法院是法律意义上的最终审判者。联邦宪法中的《权力法案》和人人享有“平等法律保护”的第十四条修正案，以及其他许多条款，都体现了法治原则。

“社会契约”也是美国法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概念，其中心内容是政府是自由的、具有道德的人们自愿同意的人为产物，不存在天然的政治权威。政府必须同人民订立契约，才能取得统治的合法性。社会契约论的理性基础也同基督新教有关，即新教教义中所倡导的个人道德自律、自主责任和义务。1994年11月，美国共和党同时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取得多数席位之后，以纽特·金里奇为首的国会共和党人发表的一篇宣言，题目就叫“同美利坚的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这篇宣言声称要通过重新缔结同美国人民的契约，来恢复人民对国会和政府的信任。

在美国，自然权利是神圣的，社会契约是神圣的，拥有私有财产是神圣的；更不消说，神与对神的信仰是神圣的。这些观念融合在一起，才形成了法律在美国的神圣性。公民对法律的尊重，是美国法治的重要基础。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就美国法治评论道：“他们（联邦大法官）的权力是巨大的，但这是受到舆论支持的权力。只要人民同意服从法律，他们就力大无穷；而如果人民忽视法律，他们就无能为力。”托克维尔还写道：“美国人尊重法律——美国人爱法律如爱父母——每个人从法律力量的增强中看到个人利益。”“不管一项法律如何叫人恼火，美国的居民都容易服从，这不仅因为这项立法是大多数人的作品，而且因为这项立法是本人的作品。他们把这项立法看成是一份契约，认为自己也是契约的参加者。”“美国人民之所以服从法律，不仅因为法律是他们自己制定的，而且因为当法律偶尔损害他们时他们也可以修订。”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美国人的守法观念同他们的权利观念，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权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公民因而也有守法的义务。

美国人尊重法律最典型的案例是“布什诉戈尔案（2000）”。2000年，美国大选结果难产。12月12日，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结果做出裁决，推翻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关于恢复人工重新计票的决定，从而大体结束了副总统戈尔和得克萨斯州州长布什之间争议激烈的选票较量。当时在数百万张选票中，布什仅领先500余张选票，多数观察家相信，不论是否精确，重新计票的结果将会是戈尔胜选。尽管当时不少美国人为最高法院的此项裁决激怒，但公众最终接受了这项裁决。戈尔在与布什通话之后，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表示自己虽然不同意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但尊重和接受其裁决，并表示将尽力支持布什。稍后，布什也发表了电视讲话，号召全国人民放弃竞选时期的党派对立，团结起来。持续36天的选举诉讼正式结束。布什因赢得选举人团的多数票而当选美国总统。在布什就职典礼过程中，虽然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但整个选后诉讼阶段，美国社会基本正常有序，没有出现因选举而引发的社会动乱和流血事件。尽管2000年的选举诉讼暴露出美国选举制度中的一些弊端，但有民意测验显示，美国公众对最高法院总体上的支持依然如故，最高法院在美国公众中的威望并没有在2000年后降低。我们在这一案例中看到的法治，是司法独立的威力，是法大于权，是法律程序重于政治结果。

较为健全的宪政体制与美国法治精神和法律至上传统相结合，使美国成为一个法治而非人治的国家。它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是美国在过去200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最根本的制度保障，也是美国能够在类似2000年布什与戈尔竞选危机后仍然能够保持政治稳定的根本保障。

二、核心价值体系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作为现代国家，美国的最大特色之一，是其国内高度统一的核心价值体系，也即意识形态。在美国的政治词汇中，“意识形态”（ideology）含贬义，通常表示一种偏狭的信念。其他民族和人群的信仰可以称为意识形态，而美国人持有的是一种价值观（values）、信念（creed）、精神（spirit）、气质（ethos）、理想（ideal）、信仰（faith），甚至可以称之为神话（myth）。无论用何种称呼，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是全社会都尊奉的。其一致性和连续性，保证了美国社会的凝聚力和国家的统一。

美国社会的开放、多元和言论自由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正是美国人引以为自豪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向往美国之处。但是，“开放”“多元化”“言论自由”等，其根源应追溯到欧洲。但许多美国人的祖先是因为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受到不开放、不宽容的宗教迫害而迁居到北美去的，是在美国享受到更大自由的。美国人向来鄙视欧洲残存的封建传统，“把欧洲战乱频仍归咎于否定自由及人性尊严的政治体制当道”。

自由、民主、公民权利、三权分立、政教分离、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宪法至高无上的法治等等，都是美国社会的成员一致接受并且不容挑战的原则。这些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早已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例如，美国人都认为没有个人自由和私有制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的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美国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所争论的，不外乎如何解释和实践这些原则。在美国，自由主义同保守主义之争构成政治思想斗争的主线。但是，“即使是传统的保守主义，他们所要保守的也是自由的传统。他们所要保守的也就是形成于英国、光大于美国，从盎格鲁–撒克逊到美利坚一脉相承并扩展整个世界的自由主义大传统”。在美国政治光谱中左端的激进派，则主张以激进的方式实现极端化了的自由主义原则。激进的左派以批评美国政府、国会、资本家集团为己任，但其思想武器仍旧是美国意识形态的一个核心原则，即政府是为人民设立的，个人的权利高于国家的权力，因而美国人民有理由批评以至推翻自己所不信任的政府。这样，在美国人当中，连极右派和极左派也仍然有许多共同奉为圭臬的原则，互相攻击对方违反了这些原则。美国的政治主流一般都在温和的保守派和温和的自由派之间徘徊，以争取最大范围的政治共识。不管是标榜自由主义的民主党还是提倡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其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依然是相同的。

简单地说，将美国人凝聚在一起的传统核心观念是“自由”，是一种个人权利观。所有美国政治派别，都以“自由”为自己的旗帜，无一例外。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概括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表述。20世纪末的一项民意调查问道：“你作为美国人最感到骄傲的是什么？”69%的人回答说：“自由。”如果单就意识形态来说，美国国内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或“持不同政见者”。

这套以“自由”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是美国的立国之本，通过《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利法案》（宪法前十条修正案）、《联邦党人文集》等经典著作化为文本。华盛顿、林肯等早期政治家的言行，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些判例，直到当代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词（“我有一个梦”），美国总统的演说、声明、国情咨文，都在体现、补充和强化这套意识形态。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一立国之本，就没有美国，更没有当今美国赖以称霸世界的实力地位。

就其扎根于美国社会的深度而言，就其文本和其他体现形式的广度而言，就其历史生命力和世界影响而言，美国意识形态都超过历史上其他大国的思想基础。在沙皇的专制统治下，“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手段支持新发明的泛斯拉夫主义理论”，激起了国内外其他民族的激烈反抗。法西斯德国的种族优越论只能在德意志民族中产生共鸣；日本称霸时期的“东亚共荣”论在日本以外的任何地区皆缺乏号召力；苏联霸权主义最终在国家内部的种种弊端、意识形态同现实生活的脱离、持不同政见者的反叛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无法维持。相比之下，美国核心价值体系却能够适应新形势，补充新观念，而且万变不离其宗。

谈起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人们首先想到它是西方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或者是西欧的（特别是英国的）价值观在美国的延伸。毫无疑问，美国的思想和文化深受欧洲传统的影响。但它在200多年的历史上又孕育出独特的政治思想，孕育出一种美国人普遍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美国早已发展出十分成熟而稳固的联邦制，两党制，分权制，以及以宪法为纲的一整套法律、经济制度。美国的社会制度同美国主流政治思想契合得简直天衣无缝。回顾过去200多年的历史，美欧在发展模式方面的差别越来越明显。相对而言，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高于欧洲主要国家，经历的国内政治动荡少于欧洲，而贫富悬殊大于欧洲。今天美国的对外政策同欧洲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这些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和欧洲人思想文化上的差异。

美国核心价值体系的原创性或特殊性在哪里呢？同其他大国（包括欧洲大国）相比，美国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是在保护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的渐进改良中实现的，而不是在牺牲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的激进革新中实现的。在如此崇尚个人自由的美国，政治和经济的根本制度却如此“保守”，如此巩固，以至于看不到任何对它进行剧烈改造的可能性。

美国的自由主义有着深刻的两重性。美国的保守主义，“保守”的是它的自由主义精神；而它的自由主义又是渐进的（progressive）、“保守”的而非激进的，这便是美国主流价值观的独特之处。也可以据此推论说，美国政治思想比欧洲传统政治思想更保守，更“右”。

美国自由主义来源于两种传统。一种传统视个人为价值的本源，推崇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将个人主义的最大化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主张将政府对社会和个人的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可以想象美国“西部牛仔”影片所展现的那种图景：建国初期，个人的活动空间几乎可以无限扩展，国家领土也可以持续扩张。“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的思想自然深入人心。人们在自己的村镇上建立管理机构，市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以及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法律制度逐渐产生和完善。这种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政府，这种基于个人权利的建国历程，在当时的欧洲是无法想象的。在那个历史时期的欧洲，封建制度尚未完全退化，王权依然巩固，政教合一的传统犹存，国家之间为领土而你争我夺。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根深蒂固的大清帝国，美国人的自由观当然更是匪夷所思。所以，自由主义传统虽然源于欧洲，美国政治家也深受洛克、卢梭等英法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但美国比欧洲更偏向于个人自由，更倾向于保护私有财产，更少等级束缚。早期欧洲移民对宗教自由的向往，使美国人产生了“直接同上帝沟通”，“做上帝选民”的强烈愿望，而对教会直接干预政治充满反感。

美国的第二种自由主义传统，是较晚出现的“渐进（或进步）自由主义”（progressive liberalism）。这种自由主义主张联邦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用政府开支和信贷刺激经济，并为弱势社会群体开创机会，保障社会公平。这个传统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他提倡精英政治，主张加强联邦政府权力、强化关税制度、扶植国家工业。19世纪中叶，以劳工组织为代表的进步运动、伊丽莎白·斯坦顿等为先锋的女权运动，以及惊天动地的黑奴解放运动，把自由主义思想传播到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中的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WASP）主流社会之外，唤醒了劳动阶层、妇女和黑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工业化加剧了两极分化，作家马克·吐温、黑人社会活动家威廉·杜波依斯等“激进人道主义者”应运而生，奋力抨击社会不公和种族歧视。然而这种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却通过政府的调节和干预得到了某些纠正，其突出实例是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

两种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待政府的不同态度。第一种传统透过消极的眼光，担心政府的干预过多，阻碍经济发展，削弱个人自由；第二种传统透过积极的眼光，期待政府干预经济，以维持社会公平，促进公共事业。这两种自由主义传统今天分别由共和党和民主党所代表。两种自由主义虽然在思想理论和党派斗争中竞争激烈，但却殊途同归，都以自由、平等、权利、法治、民主、私有制为旗号，与它们心目中的专制、极权和公有制为敌。

在当代美国，里根和克林顿两位总统，分别代表了两种自由主义传统在当代衍生的政策主张。1981~1988年担任总统的罗纳德·里根是典型的保守主义者。他采纳了“供应学派”的经济主张，要求降低联邦政府开支，逐步实现预算平衡；减少个人税收，降低企业税率，以鼓励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加强市场竞争机制，削减社会福利开支；迎合右翼宗教势力，反对堕胎等“违背上帝旨意”的个人行为和社会风气。1993~2000年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则是一位有代表性的民主党人。克林顿在刚刚上任时，同里根一样提出了减少联邦赤字和增加就业机会的许诺，但方法是提高对富人和外国公司的税收，增加政府对教育和再就业培训的资助，加大对公共项目、基本建设、环境保护的投入，改革医疗和社会福利制度。结果，这两位思想和政见相左的总统，都在任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政绩，美国经济迅速增长，国力明显提升。这足以证明，美国是在主流政治思想小幅度的左右摇摆中，在政策的渐进改良中，稳步向前发展的。

在上文谈到的法治传统中，美国对于政府公权力进行了法理和制度上的限制，个人言论、信仰自由得到宪法的有力保障，基本上避免了“利维坦”式的国家机器对个人权利的戕害。基于全民一致的核心价值体系，美国人能够在法治框架下，用竞争的方式来谋求各种不同利益诉求的妥协与解决。美国社会比较倾向于采取基于深深根植于西方特别是英国的尊重规则、妥协和谈判的方式来处理由于差异性、多样性导致的冲突。虽然美国历史也不乏冲突，甚至很多政治和社会危机，但相比较而言，“你死我活”式的零和博弈，在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并不多见。

美国历史上也有许多思想上的“反叛者”或“革命派”。比如上文提到的黑人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杜波依斯（1868~1963），其一生追求黑人的自由和平等，不在强权和利诱面前低头。还有一位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1874~1948），他因1913年出版《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一书而名噪一时。该书对美国立国进行经济分析，大胆揭露阶级矛盾。比尔德被称为20世纪之交“进步历史学派”的代表，同弗·杰·特纳创立的“边疆学派”一起，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美国史学界几乎独领风骚。他们代表的思潮，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反映了那一时期美国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反托拉斯运动、进步主义运动的兴起。

左派思潮至今在美国学术界特别是名牌大学课堂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他们的社会批判，客观上却起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小骂大帮忙”作用。美国的确存在着操纵和控制社会的机制，但它也通过不断变革，提供了世界上最多的发泄渠道，最大的回旋余地，使不同领域的“造反者”相互隔绝，各自为战。应当看到，美国政治上“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只是在一个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约束。但是在社会上，还有知识界舆论界人士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在监督政府，表达“社会的良心”，到处揭政府的短，批政策的弊端，相互攻讦，各种意见激烈交锋。无形之中，社会的上层和下层通了气，情绪得到宣泄，矛盾得到缓解（虽然只能暂时缓解），总危机得以避免，政治社会的大船在左右摇摆中仍然能够行驶而不致倾覆。

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忠诚，是国内可能出现的政治反对派或分裂势力难以逾越的障碍。随着国内的社会变化，特别是种族、宗教、文化多元化和民主外延的扩大，美国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和宗教基础逐渐从白人种族主义和基督新教的“天定命运观”，过渡到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适价值观”。布什总统在2002年美国独立日的演讲中说，今天“没有美国种族，只有美国信念”（There is no American race；there’s only an American creed.）。正如学者王希所论证的，在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国家不再仅被视为一种具有强制性和压迫性的权力机制，而更多地被视为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价值体系，一种经济利益的汲取和分配制度。当国家成为公民利益的绝对基础时，维护国家利益便成为公民的愿望与义务”。

美国的民族主义，或曰爱国主义，是和美利坚民族的形成相关的。由于美国人不是来源于同一种族、文化或宗教，共同的价值观便成为美国民族主义的主体。美国民族主义的首要特征就是它基于政治上的理想，而非文化或种族上的理想。美国民族主义还有一些特征，如美国的民族自豪感来源于美国的物质力量、科技成就和全球影响；美国民族主义是胜利诉求，乐观地向前看，而不是像绝大多数的民族那样是悲情诉求，倒回去看历史，因而美国人对悲情诉求的民族主义甚少同情。特别重要的是，美国的爱国主义主要是由民间自发推动的，而不是靠政府来促进的。

三、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美国是一个“创新型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努力寻求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一些国家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国家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还有一些国家把技术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形成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后一类国家通常被称为“创新型国家”。

按照中国科技部的定义，创新型社会通常具备以下4个共同特征：第一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第二是研究开发投入（R&D）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都在2%以上；第三是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在30%以下；第四是这些国家获得的三方专利（美国、欧洲和日本授权的专利）数占到世界总量的97%。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社会的国家有20个左右，包括美国、日本、芬兰、韩国等。

过去100多年来，美国能够保持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创新性的研发及技术创新。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专家统计，1929~1941年美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3.8%；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技术贡献率高达80%。国际经济论坛于2007年10月发表的《2007至2008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美国以创新思维及优质大学，居全球竞争力的经济体系首位。

美国作为一个创新型国家，主要具备如下基本特征：

第一，重视本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和海外优秀人才的引进。美国拥有数量最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其高等教育体系也为世人所尊崇。美国大学出现过两次重要转型，即研究型大学的出现及大学与工业的结合。这两次转型，使美国的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播的主要承担者，也成为知识创新的主体。

美国大学早在建国前就已出现。哈佛学院创办于1636年，是美国的第一所大学，其许多特点影响了此后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19世纪初，美国人开始对大学的性质和作用进行重新思考，其中以托马斯·杰斐逊的思想为代表。杰斐逊认为，所有人都有资格进入大学学习，其目标在于追求平等和培养优秀人才。美国教育家亨利·塔潘于1837年赴德国考察回国后，倡导“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德国式教育。塔潘担任美国密歇根大学校长后，在本校不设神学院，创设研究生课程，并要求教师在教学之余从事研究，创造知识。1876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建立，教育家丹尼尔·吉尔曼出任第一任校长。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以研究生教育为主体。自此以后，研究型大学在美国逐步发展起来。

按照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标准，虽然1973~2006年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比例始终保持在美国高校的6%~7%。从科技研发经费来源及其在学术界所占的比例、科技论文发表数量、获得专利、科学工程人才的培养状况等指标来看，研究型大学从政府、企业获得了大量科研经费的支持，是美国从事基础研究的主要力量；研究型大学通过科技研发，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不仅在学术论文的发表上贡献极大，而且在专利生产、人才培养，特别是科技人才培养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美国技术创新的最主要力量。

美国高等教育和研究型大学的优厚条件，以及美国移民社会兼容并蓄的特质，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外国学子到美国留学深造，并对美国的技术创新做出了许多贡献。今天美国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的重大成果，没有一项离得开近几十年来新移居到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过去的100年间，特别是战后50多年来，仅诺贝尔物理、化学和生物/医学奖得主美国就占半数以上，傲视全球。

19世纪末，随着研究型大学的建立与发展，科研与工业相结合的理念逐步形成，这对于美国学术界和工业发展都起了决定性作用。美国国会分别于1862年和1890年通过《莫雷尔法》，又称《赠地法》。根据该法，联邦政府拨给各州一定数量的土地或赠予相等的土地期票，用以建立农业和机械工艺学院，培养发展地方工农业所需的专门人才。《莫雷尔法》是美国产学结合的标志性开端。此后，1863年麻省理工学院建立，其办学目标是“促进整个国家的工业发展与科学进步”；1871年，贝尔电话实验室成立，首开从高校实验室生长出新型工业企业之先河。两次世界大战，促使美国大学和工业企业的关系得以深化。在政府的带动下，许多大企业和大学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曼哈顿计划、原子实验室等项目，都是这个时期的成功典范。1951年，斯坦福大学在该校校园内创建了“斯坦福工业园”，开创了产学合作共建科学园区的先河。在“斯坦福工业园”的辐射和带动下，位于旧金山经圣克拉拉至圣何塞近50公里一条狭长地带的硅谷，发展成为美国重要的电子工业基地，也是世界最为知名的电子工业集中地。目前，它已有电子工业公司1万家以上，所产半导体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约占全美1/3和1/6。20世纪80年代后，生物、空间、海洋、通信、能源材料等新兴技术的研究机构纷纷出现。在硅谷任职的科学家中，有30人是诺贝尔奖得主。

过去几十年间，美国在生命科学、信息技术方面引领世界潮流，工业和大学的联合是美国在科技新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而欧洲则在这方面落后了。美国学者奥利维尔·如恩斯在分析了美国科研与工业结合的历史发展过程后，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有着把知识转化为经济、军事力量的优势，随着这种优势的加强，它对欧洲在经济与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发出了挑战。而这种日益强化的优势，正是‘美国世纪’得以实现的基础”。

第二，美国建立了完备的国家创新体系，拥有巨额的研发经费。在推动美国技术创新活动中，美国政府和企业的作用功不可没。政府、企业和大学、研究机构、非营利组织，构成了美国创新体系的行为主体，它们互为有效补充并密切互动。

美国自建国以来，政府一向重视科技发展，不但对科技工作进行协调，而且直接出面主持庞大的科研项目，兴建国家研发中心，全面介入新技术的创新、推广和应用。美国政府先后成立美国科学院（1864年）、全国研究委员会（1901年）、科学研究发展局（1941年）、科技政策办公室（1976年）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等研究机构。创新工作主要通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来进行的，它是美国科研的一个重要组织者和协调者。

除此以外，美国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支持还表现在政策支持和法律支持，前者包括资助、实行科研合同制，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力度等；后者包括颁布旨在促进美国技术转移，加大各科研机构与产业之间的技术转让和科研合作的相关法律，规范中小企业的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鼓励中小企业创新。国家实验室是美国政府系统内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其中著名的有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空航天中心等。目前，全美大约有800多个国家实验室，年度经费占政府研发总经费的1/3。

企业在美国技术创新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企业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和利润最大化，一直把研发视为提高产品竞争力和企业生存的关键。许多大公司都设有专门的研发部门，招聘大量技术人员，投巨资改进和开发本公司产品。很多大公司设有自己的实验室，比如福特汽车公司拥有50多个实验室。

从研发经费的来源构成看，企业界和联邦政府提供了绝大部分的科技研发经费。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工业界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增长迅速，联邦政府的比例降低，这说明美国企业界积极参与科技研发活动，并将其作为促进企业竞争实力和利润增长的动力。企业界研发经费主要用于应用研究和开发方面，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研发活动。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在生化及应用技术方面，日本的公司实验室与大学科研的合作不像美国那样紧密。美国的大学由于与企业联手，不仅从事基础科学研究，而且在应用技术、医药、化学、电子通信等方面，与公司实验室、国家实验室一道，共同成为科技研发活动的重要力量。同日本相比，美国大学的科研更具有商业性和实用价值。

非营利组织在美国技术创新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非营利组织特别是慈善基金会，主要是通过向科学和技术项目提供资助来推动技术创新。中国学者资中筠详细考察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在医学科学与医疗卫生事业、农业科学及一般的科学研究中所做的贡献，认为基金会在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影响是具体而显著的。美国的基金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一系列大学研究项目和科系的资助，造就了许多著名的研究性大学。基金会支持的单项研究成果不计其数，而且一般来说都带有开创性。

据统计，2003年美国研发经费总额约为2830亿美元，占国民总产值的2.61%。企业界和联邦政府是经费的主要来源。2001年，美国的研发经费占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30个成员国的总研发费用的44%，超过七国集团中的其他六国的研发费用总和。

第三，美国拥有健全的技术创新立法体系。美国已基本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通过对其知识产权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保护，为企业和个人营造了创新环境，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和科研成果产业化，并维护了本国的利益。

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赋予发明创造者一定时期的专有权产生利润，起到鼓励创新的作用。知识产权保护是鼓励创新、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保证。美国知识产权立法历史悠久。早在独立战争取得胜利后不久，很多州即已参照英国的《安娜法令》（Statute of Anne ）制定本州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此后，版权和专利权被正式写入1787年通过的《美国宪法》中，即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国会有权：……保障著作家和发明家对各自著作和发明在限定期限内的专有权利，以促进科学和工艺的进步。”这一条款即为版权和专利宪法条款。虽然建国之初，美国的科技水平远不及欧洲大陆。但宪法中明确了专利制度，保障权利人的权益，奠定了此后美国研发与创新的基础。

美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立法不断完善。1790年，美国通过了第一部版权法，当时只适用于书籍、地图和期刊。19世纪中叶专利期限的扩大和实质性审查制度使美国专利申请剧增，发明创造开始向产业化发展。到20世纪中叶，美国已有200多所大型工业研究室和2000个其他类型的实验室。70年代末，美国一些产业竞争力受到日本等国的冲击，于是政府将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美国国会于1980年通过了旨在促进科技转化的《拜——杜法》。该法明确大学、非营利性机构和小企业对联邦政府资助形成的发明拥有所有权，同时要求它们必须申请专利并加快专利技术的商业化。《拜——杜法》大大激发了大学、企业的创新积极性，由此开启了政府、大学和企业一起建立实现技术创新、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机制。此后，拥有技术转让办公室的大学从1980年的20所增加到1990年的200所，大学专利税收从1991年的2.2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6.98亿美元。

与此同时，美国强化了对创新者的保护力度，建立以联邦上诉法院为核心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侵权者课以三倍罚款，还将生物技术、计算机软件等知识创新领域纳入专利保护范围。美国重视推动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并采取贸易报复措施维护美国利益。通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协议）将很多美国标准强加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利用“331条款”和“337条款”分别对不遵守知识产权规定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

美国民间组织在知识产权保护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民间组织不仅成立早，而且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都很有影响力。美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分会于1894年成立，现拥有会员两万多人。国际知识产权联盟于1984年成立，目前拥有的1600多个会员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知识产权保护组织。美国知识产权民间保护组织代表会员利益，向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提供建议、游说、反映情况并与之沟通。

第四，美国的制度创新不仅表现在教育和科学技术领域，也同时表现在文化产业、社会科学和决策机制等各个方面，增加了美国的“软实力”。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和音像制品获得的利润，占当今世界市场份额的80%以上。

一个为人熟知的事实是，美国外交决策和国家安全机制从人才储备到机构设置都相当完善。杜鲁门总统时期开始设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协助总统协调外交、国防、情报、经济安全等各部门，成为总统的左膀右臂，大大强化了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上的决策力度和效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立即成立了国土安全局（后改为国土安全委员会），负责加强国土治安，防范国际恐怖分子对美国的攻击。今天作为国际体系的霸主，美国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事实上引领着整个世界相关领域的学科发展。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传统基金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企业研究所等思想库、智囊团，以及著名大学的许多国际问题研究所，同美国外交和国防部门互动非常密切，形成了学术界、研究机构到政界的所谓“旋转门”，为政府决策输送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许多外交、国防、对外经济关系的官员皆有良好的学术素养和专业素质，具备出色的分析能力。这种机制为许多其他国家所称道和效仿。

四、公民社会促进渐进式改良，形成自我纠错机制

美国走过的200多年历史进程，不乏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种族冲突，还有对外的热战和冷战。它们都对美国社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其中最为著名的有：1860~1861年的黑人奴隶制问题；镀金时代的腐败、垄断与社会不平等问题；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60年代的信仰危机和民权运动；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2003~2011的伊拉克战争，等等。但是美国并没有通过暴力革命、军事政变来实现政权更替，改变政治体制，纠正战略错误。它基本上是在原有的政体和思想框架内，实行自上而下的渐进改良，使社会矛盾得到缓解，危机得到解决，社会朝着较为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公正的方向发展。资中筠认为，“渐进的改良”是美国在一个世纪独领风骚的秘诀。

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认为，美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周期，它像一个钟摆，在公共目标和个人利益这两个固定端点间来回摆动。大体说来，30年约为一个周期。资中筠也指出，“如果以‘左’和‘右’来概括其思潮和政治变化的话，犹如钟摆，每隔一段时间就向一方摆动一次，而总的趋势是向中间靠拢。所以，美国社会和政治的主流是中间派。20世纪的发展说明这一特点”。

同其他大国相比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钟摆自我调节的动力不仅来自政府，更来自独立于政府的社会。从政府层面看，美国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主权、三权分立、共和制等政治原则，以及据此在美国建立的总统制、联邦制、代议共和制相结合的国家制度，使美国成为一个法治而非人治的国家。从非政府层面来看，繁荣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又译为“市民社会”）是美国在原有的思想和政体的框架内不断更新、变化的重要力量。独立于政府外的大量社团、学校、教会，以及公民在各个层面的广泛政治参与和公民教育，是纠正美国民主制度缺陷最主要的动力源泉。从历史上看，许多重要法令的出台，都是在不同程度的社会运动的压力下完成的。公民社会既是美国民主制度存在的根基，也是美国制度缺陷和政策失误的主要矫正力量。

一般来说，公民社会指的是在个人同国家政府之间，有众多的自愿结合的社会组织，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结构，成为国家同个人相联系的中介。公民社会中的各种组织将单个公民动员起来，结成利益共同体，既阻止国家权力的过分扩张和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又在政府功能薄弱的公共领域起到补充和协调的作用。同时，公民社会又独立于追求商业利润的经济组织，其行为体包括慈善团体、教会、社区组织、社交俱乐部、民权游说集团、家长——教师协会、工会、贸易商会，以及许多其他部门。

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国家的职能是保护和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商业集团致力于增进个人的经济利益，而公民社会的功能则关注于社会中各个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体现它们的价值和目标。少数族裔、妇女、残疾人和许多弱势群体，都要建立独立自主的组织机构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而不能仅仅指望政府扶助和政策、法律，更不能依赖于商业集团的救济。如果没有公民社会的观念和机构，美国就不会产生“小政府、大社会”和“越小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的主张，也就没有限权政府的观念，甚至可以说不会有美国式的民主。

虽然“公民社会”在西方社会历史悠长，但美国学界引入“公民社会”一词乃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引发的对公民社会理论的全球性再思考。西方学者在审视苏联、东欧的转型过程中，公民社会不仅被视为是抵御暴政、集权式统治的必要手段，而且还是一种当然的目的。另一方面，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普特南指出，美国的公民社会正在衰落，引发了美国学界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

美国公民社会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五月花号公约》。1620年，“五月花号”船上的51位男性在船上订立公约，决定“自愿结为一公民自治团体”，为了实现“本殖民地之总体利益”，拟定并实行“公正之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并“保证遵守与服从之”。此公约虽是一份宗教誓约，但它勾勒出了未来美国社会的蓝图和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五月花号公约》被视为美国公民社会的开端。在此后的三个多世纪里，美国公民社会发展迅速。较为成熟的公民社会，成为美国的一大特征。

以下几个主要因素使公民社会在美国获得如此巨大而迅猛的发展：

第一，美国社会先于政府而存在。“五月花号”船抵达普利茅斯的时候，那里还没有政府，再加上自然条件的艰苦、环境的险恶，为了生存，移民们必须互助，组织起来，以共同渡过难关。

第二，基督教传统的影响。17世纪初，大批清教徒为了躲避宗教迫害，逃离欧洲大陆移居北美。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加和殖民地的扩大，各地教会不仅为教徒提供宗教服务，而且为移民提供社会服务和帮助。在教会内部，清教徒提倡民主参与和自愿原则，这为公民社会的上述两个主要原则播下了种子。“因此，市民社会从其在美国形成之日起就一直处在宗教的影响之下。宗教在构建美国的同时，也构建了美国的市民社会。”

第三，慈善意识，志愿精神。这是公民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基督教的“感恩”、“回馈”社会的观念有密切关系。基督教对上帝的感恩思想，在美国通过学校教育，逐渐成为公民的公益意识。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各种非政府的慈善组织、志愿者组织纷纷成立，其活动范围如今已覆盖了社会服务、医疗、教育和研究、环境与动物保护、青少年发展、扶贫和弱势群体保护等领域。

第四，法律保障。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写道，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的权利”。这为美国公民社会的合法性提供了法律依据。迄今为止，联邦政府并没有一部专门规制教会、志愿者组织、非营利组织等社团的法律。这些协会主要受美国联邦税法第501条款的规范。

公民社会对美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认为，“美国例外论”的核心，不仅在于法治，而且在于美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公民社会。这是美国成功的关键。具体来说，美国公民社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它是制约权力的一股社会力量。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够防止多数人暴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个由各种独立的社团组成的多元社会，对国家权力构成制约。

第二，推动社会改革。从进步主义运动，罗斯福新政，肯尼迪的“新边疆”，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到废除种族隔离，保障黑人权利的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条修正案和废除种族隔离的《民权法案》，再到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的环境立法，这些法令或改革措施无一不是在社会运动的推动下出台的。

第三，帮助弱势群体，缓解社会矛盾。美国有很多慈善基金会和志愿者组织在帮助弱势群体、促进族群和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资中筠认为，在向弱势群体倾斜方面，卡内基基金会和塞奇基金会在进步主义时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它们或是直接行动，比如建立贫民教育，为黑人和穷人提供法律援助等。福特基金会的扶贫项目繁多，出资也很大。其他不少基金会也都以不同方式致力于社会改革。

第四，推动科学研究、发展教育。如上所述，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方面，基金会的影响非常显著。从20世纪20年代起，基金会开始对一系列大学研究项目和科系进行资助，造就了许多著名的研究型大学诞生。基金会对医疗、卫生、农业科学、生命工程等方面的资助，为美国保持科学前沿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环境保护。群众性的环境保护运动开始于60年代末，稍晚于反战、黑人民权、妇女解放运动。但当自由主义在70年代末面临困境、反文化运动渐趋平息的时候，环境保护运动并没有止步，很多当年反文化运动的参加者转而投身到保护环境运动中来，从而使环境保护运动成为持续至今的一个社会运动。环境保护主义者所采取的主要手段，一方面是通过游行集会，发表有关环境问题的报告、文章等，引起美国政府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游说、法律诉讼等形式，促请国会和法院通过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立法和裁决，以使环境保护政策制度化并得到法律保障。例如，在日益高涨的反对声浪中，在大峡谷地区修建水坝的计划于1968年被宣布废止。

第六，影响外交政策制定。美国一些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的关注点不限于国内问题，也把目光投向国际。20世纪，它们在教育、扶贫、传染病防治、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美国公众在宗教、堕胎、反移民情绪、贸易赤字、环境保护问题上的态度，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美国的对外政策走向。

谈到公民社会，人们经常有个误区，即公民社会作为政府的对立面而存在。从美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来看，其实不尽然。在美国，公民社会既是制约权力的一种社会力量，也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通过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促使政府适时调整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公民社会是政府处理社会问题的伙伴。

美国国力发展的未来走势

本课题分析推动美国发展强大的因素的主要切入点，是美国国内社会的基本特征。从推理上说，如果推动美国强盛的内在原因和动力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则美国的国力仍将继续上升。

但是，在全球化时代，美国的命运也同世界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全球化对美国带来巨大的冲击，使美国社会发生日新月异的深刻变化。因此，对美国国力发展的未来走势做出估计，预测美国的兴衰，也必须横向观察美国同外部世界的互动，以及世界各大政治中心的实力对比。

仅从上文分析的法治、核心价值体系、创新机制、公民社会推动的渐进改良这四个角度看，美国社会发展的动力仍然强劲。同时，美国在这几个方面也面临严峻挑战。在法治方面，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司法机关、大企业财团的政治丑闻和违法行为层出不穷；“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加强国土安全的有关法规倍受争议，国内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屡屡发生，驻外美军虐待战俘、屠杀无辜平民的行为激起公愤。在核心价值观方面，随着种族、宗教、文化的日益多元化和大批新移民的进入，传统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价值观受到冲击，引发政治保守势力的忧患意识，许多社会精英对美国人道德涣散、精神颓废的趋势感到焦虑。在创新机制方面，美国基础教育的弊端明显，教育投入和国内人才培养后劲不足，技术创新过度依赖从海外引进的优秀人才；部分技术领域的优势受到其他发达国家的竞争威胁；以微软公司为代表的超级企业的垄断行为削弱了竞争机制。在渐进改良和纠错机制方面，右倾保守势力在小布什执政时期甚嚣尘上，国内政治失衡，贫富悬殊日益扩大；新保守派掌管美国外交和国防后，推行单边政策和军事扩张，使美国的国际声望急剧下跌；2008年的总统和国会选举能否部分恢复国内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政治平衡，部分寻回社会自行纠错的能力，尚有待观察。

今天，美国在世界诸强中没有确定的战略敌人，继续发展强大的最大障碍是它自己。美国建国初期的总统林肯说过：“如果毁灭是我们的命运，那它的发起者和结束者一定是我们自己。”布热津斯基的话也值得深思：“对美国的特别的全球角色的真正挑战越来越多地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实际上，美国的主要薄弱部位可能不是被其对手的有形挑战所突破，而是被它自己文化形成的无形威胁所突破，因为这种文化在国内越来越削弱、涣散、分化美国的力量乃至使其瘫痪，同时又引诱和腐蚀外部世界乃至使其异化和革命化。”他还指出，这种文化危机在美国同毒品泛滥和种族问题交织在一起，于是“一种历史忧患意识，甚至悲观意识，在西方社会中有发言权的阶层里正在越发明显，这并非过甚其词”。

我们认为，从长期看，国际政治多极化不可逆转，美国霸权的衰落是必然规律；但在短期内，还看不出美国的综合实力和世界地位正在持续下降的迹象。从“硬实力”方面看，美国不但没有下降，而且许多指标还有所上升。美国2007年军费开支为5328亿美元，相当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但仅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左右，低于冷战时期的百分比）。2008年美国军费开支预计达到6230亿美元。如果加上追加的战争拨款，有可能达到创纪录的7164亿美元。从科技实力来看，美国的研究和开发支出仍然占各国总和的40%。2006年美国再次包揽诺贝尔奖自然科学的全部奖项。美国执世界科技发展之牛耳的趋势，在二三十年内可能不会改变。

占世界总人口4.7%的美国，其近年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各国总和的28%左右（冷战刚刚结束时占25%左右）。2006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3.4%，2007年预计降低到2.0%，而2008年可望回升到2.4%，2009~2010年维持在2.5%左右。美国经济的问题和隐患不少，比如最近出现的严重的次级债问题、美元持续疲软等。但在经济增长速度、竞争力、劳动生产率、失业率等主要指标方面，美国仍然明显优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美国对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在此后实行了重大战略调整。2001年年底的阿富汗战争得手之后，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得以强化，从政治、军事、经济上挤进了它一直想挤进的中亚等地区，还增强了它在东南亚、中东等地区的军事存在。但是，2003年3月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却使它陷入了冷战结束以来空前的国际孤立，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和大多数国家的明确反对。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美国同法国、德国等许多传统欧洲盟国矛盾的深刻程度，是“二战”以后史无前例的，同伊斯兰国家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矛盾也明显加深。

现在看来，伊拉克战争对美国和世界政治所带来的影响，可能比“9·11”恐怖袭击事件还要深远。发动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战略错误之一，其对美国的灾难性后果至少可以同越南战争相提并论，对美国的“软实力”（即用非强制的手段影响其他国家行为的能力）是一个严重的消耗。

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缺乏道义基础。由美国传媒曝光的驻伊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事件，暴露了美国在国际上鼓吹“人权”的虚伪性，进一步损害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布什政府在国际上丑化伊斯兰教，为以色列的暴行辩护，在有关环保的京都议定书、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联合国改革等一系列问题上坚持单边主义立场，在核不扩散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如此等等，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道德威望、行为的合法性、对盟国的影响力都受到很大损害。

近年来，全球范围的“反美主义”上升，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美国软实力受到削弱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世界各国公众中的反美情绪不断升高。许多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包括美国机构在海外进行的独立研究，都披露了“全球反美主义”高涨的趋势。

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和国际行为的道德缺失，只是全球反美情绪升高的表面原因。更为深层的原因包括：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不平衡，许多国家向外国资本市场开放后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不公、官员腐败、贫富悬殊，本民族传统、宗教和价值观受到美国文化的强烈冲击，民族产业遭受跨国公司的威胁，一些国家对美政策同该国民意形成强烈反差，等等。在各国公众心目中，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强大、不可一世、傲慢而又缺乏自制、外部力量难以牵制的美国，是为富不仁、道德沦丧、文化颓废的典型，成为人们心目中全球各种消极丑恶现象的总代表。因此，在全球化的负面作用日益显现的今天，无论美国摆出什么样的“善意”姿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调整，进行什么样的国际公关，只要美国继续长久占据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位置，全球反美情绪就不会明显减弱。换言之，世界范围的“反美主义”上升，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由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决定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又如西谚有云：“强大即罪”（might is guilt）。反美主义的强大，正反映了美国的强势地位尚未动摇。

另一方面，各国反美情绪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在那些对经济全球化持积极态度、经济发展速度快、国内政治比较稳定的国家，反美情绪的增长不明显；而在对全球化的消极影响的抵抗力弱、经济发展迟缓、社会矛盾加剧、政府执政能力不强的国家，反美情绪更容易被激发出来，同时还可能转化为反政府情绪。

西方民主化在许多国家遭受挫折，是全球反美主义高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也体现了美国软实力的削弱。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化鲜有成功的先例，进行过“民主选举”的伊拉克，正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巴勒斯坦民选出来哈马斯政权，其政治色彩是激烈反美反以色列。高举反美旗帜的左翼政党先后在许多拉美国家取得执政地位。俄罗斯今天的政治转型，同西方民主的标准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经历过“颜色革命”的中亚国家，普遍面临权力交接和体制转变的难关。这些事实，对于企图以美国发展模式改造其他国家的美国人来说，不啻是一个沉重的心理打击。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经济、军事实力继续增长，美国仍然对自身制度和发展模式抱有一定信心，其他发展模式和社会制度尚未对美国模式形成颠覆性的挑战。美国同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结盟关系依然是稳固的。也就是说，美国在西方国家中的霸主地位依然如故。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以来，美国同欧盟的关系得到明显改善，基本上恢复到伊拉克战争以前的常态。欧盟主要国家德国、英国和法国新上任的领导人，都强调欧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共同价值观。

美国的“软实力”明显下降，“硬实力”继续上升，两者形成了强烈反差。如要扭转软实力下跌的趋势，美国国内政治和战略思维必须发生重大变化，但在布什政府任期之内，这种变化尚无实现的条件。美国软实力长期受到消耗，可能导致美国商业品牌优势与文化教育优势的吸引力逐渐丧失，增加美国维护霸权的物质成本和社会成本，最终导致其硬实力的削弱。美国软实力下降的政策后果，是它的外交工具越来越失去效用，而不得不经常使用军事威胁、经济制裁等消耗硬实力的政策杠杆。美国长期依赖其所维护的国际机制推行霸权。其国际影响力受挫的结果，是核不扩散机制濒于瓦解，国际经济机制亦可能受到打击。

本课题的研究发现，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舆论界和研究人员对美国实力地位的评估经常出现偏差，而这种偏差基本上是过低估计了美国的实力地位和纠错能力，过高估计了美国面临的内外困难。出现这种偏差，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以观察者的主观愿望代替对客观现实的深入分析，因为“美国衰落论”比“美国兴盛论”更受欢迎。这点无须赘言。第二是分析框架上的缺陷。多数研究者对美国国内事务涉足不深，一些人对美国历史、社会、政治、经济不甚了了，只能对美国的外部行为和国际地位发表浅层次的评论，或有倾向性地介绍国际上和美国人自己对美国兴衰的评论。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等预言美国衰落的议论影响下，中国学者随之于90年代初出现了两大派意见，一派认为美国衰落不可逆转，另一派则认为美国实力只是“相对削弱”而非“绝对衰落”。这两派意见都没有对维持美国强盛的国内因素予以足够重视。现在看来，连“相对削弱”论者都低估了美国的创新和复苏能力。第三是将暂时现象视为长远趋势。以近几年为例，“9·11”恐怖袭击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美欧矛盾、2005年美国飓风事件、全球反美情绪上升、美国次贷危机和美元疲软等事件和现象一发生，总有论者认为它标志着美国实力地位从此开始走下坡路。

纵观历史，综合外部和美国国内因素，我们对美国国力发展的未来走势，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一）纵向比较（同美国自己的过去比较），美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等“硬指标”将继续上升，民主法治与核心价值观基本保持不变，教育水准和社会凝聚力稍有下降，公民社会仍然保持活力，社会思潮和政治的钟摆正在从右翼保守向中间方向移动。

（二）横向比较（同其他大国和力量中心相比），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在未来至少20年内不会动摇。美国的相对实力已经到达世界历史上的顶峰，“一超更强”的局面不会出现。但是这个顶峰可以比喻为一座“平顶山”，其上还有凹凸坑洼。至于美国在这座平顶山上能走多长时间而不致无可挽回地滑到下坡路上，现在的任何预测都是缺乏牢固根据的。应当避免根据一两年的事态发展或一两个重大事件，就得出美国将要从顶峰跌落的结论。

（三）判断美国国力走势的主要标准，应是其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而不是其外交行为，或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实力变化。就单个国家的自然禀赋和发展潜力而言，美国的国力还远远没有走到尽头。

（四）对国际上其他政治力量的兴衰，同样必须进行长期、深入、客观的考察，特别是需要分析其他国家的内部发展因素和动力，分析各国发展的相对优势和脆弱性，以及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适应能力。对任何国家都不宜轻易做出“崛起”“复兴”“衰落”等趋势性判断，而要留有充分的观察思考余地。这对横向判断美国的实力地位变化，也是至关重要的。

19.美国外交特色及其优势和缺陷

美国国力发展壮大的过程，也是美国在国际关系中自我定位、学习与其他国家交往、形成自己的外交风格的过程。塑造美国强大国力的各种因素，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它处理对外关系的思路观念和方式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先有所谓的“美国世纪”，后有所谓的“美利坚治下的和平”。

美国人在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套“发明赖以开发和利用本国自然资源的科学技术，建立庞大的工业体系，重新配置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投资科研开发，找到能使美国人更好地为国家和个人创造财富的社会组织策略”。在美国人看来，这套富有创意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美国成功崛起的关键，它带来的安定和强盛，使美国能够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国角逐中进退自如，不断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并最终得以按自己的理念组织和协调国际体系。

一、外交模式特点：政府与社会共同主导外交

美国外交真正的特色和优势，并不体现在深谋远虑、计划周详的外交战略上面，也不体现在灵活机动的外交手段或是坚决果断的外交决策和执行上面。在这些方面，虽然曾出现过美国人颇为自豪的精英人物、成功事例，但也不乏众所周知的挫折乃至失败。而且很多研究者和观察家都认为，以上述标准衡量，美国外交成功的比率远低于有悠久外交传统的东西方大国，在“二战”之前尤其如此。美国外交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尖锐地指出：如果美国真的是“一个外交政策如此混乱、受到众多批评家如此攻击的国家，（它）不可能长期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事实上，美国外交活动不仅没有阻碍国力的发展，而且做到了将强大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进而塑造有利于自己的世界体制。米德对此的解释是，传统的评价标准存在局限，它们假设“有效的外交政策必须按照19世纪欧洲大陆国家的方式拟定，……理想的外交政策看起来应该酷似19世纪的现实主义画面。然而，美国外交政策更像一个万花筒，形象，模式和色彩经常迅速、显著而随意地发生变化”。如果单一地使用古典现实主义标准，只能导致美国外交实践被批评和低估，出现“受过传统训练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对早期印象派画家的反应”。

美国外交的一大特点，在于它几乎从一开始起步就力图摆脱欧洲传统的束缚。它的基本组织模式主要来自自己的内政经验，将行之有效的国内制度安排大胆地运用到对外关系当中。这其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就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力量同为对外交往的主体，共同发挥作用。依据社会文化和历史路径的差异，世界主要国家形成了不同的处理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模式，例如强政府——弱市场——弱社会的东亚模式，弱政府——弱市场——强社会的莱茵模式（以德国、瑞士、荷兰等为代表），强政府——弱市场——强社会的法国模式，等等。但这些国家一致选择将内政与外交领域区别对待，在外交领域它们都是以国家政府为核心乃至唯一的决策者和执行者。美国的内部组织模式是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方式，即所谓弱政府——强市场——强社会。此外，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其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不同，美国允许这种组织模式进入外交领域，主导外交活动。当然在外交实践当中力量配比也发生重要调整，联邦政府的力量明显增强，市场力量不时受到限制。但是由此形成的国家——社会共同开展外交的方式仍然使美国外交显得特立独行。

如米德所分析的，传统强国开始进入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时候，带有强烈的中世纪封建遗风。皇权或王权指挥下的国家政府控制社会，垄断市场。欧洲列强早期的国际商业活动受国家政策指导，例如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英属东印度公司，殖民和传教活动也与国家政策密切联系。由此形成的外交领域的传统规则是：只有国家政府之间的往来是外交政策，民众的市场和社会交往可能影响外交关系，但绝对受政府引导甚至控制。

相比之下，美国立国于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之后，并且有意识地摆脱了上述路径束缚。“美国商人和传教士的行为更加独立于国家之外”，他们的对外活动并不总是与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民间政策不止一次地跑在了国家前面，并最终迫使国家（有时不情愿地）表示支持”。兼并得克萨斯和兼并夏威夷是代表性的事例。前者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拓荒者率先行动，后者是传教士和商人长期经营，在联邦政府内部争议不断、无法形成决策的时候，已经在外交领域造成既成事实。“在世界其他地方会受国家领导的许多活动，在美国却是由平民社会来完成的。”这是美国处理内部问题的经验，并被顺理成章地运用到外交活动当中。

而且，仅仅说国家与社会共同开展外交，还不足以概括美国外交的特点。更完整准确地说，主导美国外交活动的是分权制衡的联邦政府和多元多样的公民社会，而且政府与社会的界线模糊不清。呈现在观察者面前的经常是总统、国会、内阁部门、独立机构、党派、利益集团、公司、非政府组织、媒体、智库百舸争流的场面，以及错综复杂甚至自相矛盾的具体政策行动。

二、外交特色塑造外交优势

美国独特的外交组织模式到底是促进还是阻碍了其政策目标，政界和学界一直是见仁见智、议论不定。学者的观点往往受他们倾向的理论流派左右，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如果就外交实践的效果分析，可以明显看到国家和社会共同主导外交活动是美国外交成功的关键所在。

第一，这种安排使美国能够轻易掌握外交活动的主动权。国家与社会两大层面，众多的决策主体同时活跃在外交领域，各自关注不同的问题，强调不同的视角，根据自己的需要筛选信息和制造舆论，课题领域扩大，新课题层出不穷，事实上增强了美国影响国际关系议程的能力。较早时期的人权问题进入外交谈判，近期的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成为国际关系热点，都是典型例证。

第二，它保证了经济问题在美国外交中的核心地位。在国会、工会、商会都能够参与外交讨论的模式下，对美国而言，国际经济问题从来不是外交中的“低级政治”，不是必须为军事安全利益让路的可选项。即便是在冷战时期，急于对抗苏联扩张的里根政府也要考虑美国农民的要求，解除对苏谷物出口限制；醉心于欧洲现实主义外交传统的尼克松和基辛格，也必须从他们热衷的美苏缓和、中美接近、美越巴黎谈判中分身，致力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

第三，国家——社会共同主导的模式为美国外交提供了进退空间。在由国家政府统一控制的外交组织模式当中，为了维护本国的外交信誉，外交行动一旦展开，不容轻易停止或退却，这反过来又导致政府机构在行动之前更加谨慎持重。而多方参与的美国外交活动却更像市场中的试错过程，尚不成熟的机会出现就可能有行动主体尝试去捕捉，如果进展顺利可以进一步扩展为外交成就，如前面提到的得克萨斯和夏威夷扩张。如果遇到阻碍或无法在决策圈获得响应支持，也可以在不影响外交大局的情况下放弃尝试，并可以把对国家信誉的损害控制在有限范围内。比如里根政府后期，在国会立法停止以政府款项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情况下，美国右翼组织仍然筹集资金、向其输送武器、提供训练和技术指导，虽然最终也未能如愿武力颠覆尼加拉瓜政府，但也没有阻碍后来的中美洲和平进程。

第四，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模式在决策过程中保证了对外交政策比较充分的讨论，在执行过程中保证了比较全面的制衡。正因为外交政策往往是妥协的产物，所以尽管美国政党轮替执政、政治潮流不断变化、社会力量更是不停角力，但其重大外交政策却相对稳定，极少出现180度的主动转折。经常可以听到某个双边关系、地区政策、问题立场被冠以“两党一致（bipartisan）的政策”称号，其实更确切地说是建立在国家——社会共识的基础上，近乎举国一致（national consensus）。

总之，在国家和社会能够相互协调、相互支持或补充的情况下，这种特色组织模式能够帮助美国将其强大的国力投放到外交领域，取得出色的外交成绩。下面通过一个典型事例加以说明。

三、成功实例——马歇尔计划

2000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组织进行题为“美国政治伟大成就（1944年之后）”的专家评估，美国大学历史系和政治系共450名教授参与调查。在近500项内政、外交著名政绩中，马歇尔计划脱颖而出，名列第一。在这些专家的眼中，其成就甚至超过了扩大选举权和民权运动。在美国外交学界，该计划也经常被当作美国外交范例进行分析和讨论。这项1947年出台、耗资130亿美元、持续5年时间的外交行动计划之所以得到如此高的历史评价，在于它以相对低廉的成本顺利实现了多项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帮助西欧国家经济摆脱“二战”后的经济困境，帮助美国经济避免“和平紧缩衰退”，遏制左翼势力在西欧的政治影响，遏制苏联的地缘政治扩张，改造欧洲固有的社会经济体制，推广美国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等等。达成其中任何一个目标都可以被看作是突出的外交成绩，更何况是在不算很长的时间内，同时完成所有这些艰巨任务，而且并未产生什么明显的消极影响。在美欧共同发起的纪念马歇尔计划50周年活动中，它进一步被说成是西方最终获得冷战胜利的奠基石。

除去这其中的宣传成分，依然应该承认马歇尔计划对美国利益而言是相当成功的外交行动。它之所以成功，重要原因在于利用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将美国国家——社会共同外交的特色和优势充分发挥。几乎所有的外交决策因素都被调动起来，配合和支持该计划的设计和实施。其中杜鲁门、艾奇逊、马歇尔领导的政府行政部门的作用已经在外交史研究中被反复分析。笔者在这里要补充和强调的是在此之外，基金会、思想库、大众传媒、国会领袖、主要政治派别、工会、商界先后加入，从而形成强大的合力，将该计划推向成功。

（一）启动和宣传

关于该计划思想的起源有各种说法。现在能够追溯到的最早思想来自民间基金会和思想库的共同努力。“二战”前夕，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动提出愿意出资发起“战争——和平研究计划”，集中全国最优秀的外交政策专家分析世界形势，提出政策创意。美国国务院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建议表示欢迎，同意积极合作并且不附加任何前提条件。1939~194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共出资60万美元，委托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组织研究活动，形成不公开的系列报告供政府部门参考。尽快考虑政治、经济双管齐下的欧洲复兴政策是其中的重要建议。

在正式提出马歇尔计划之前的舆论准备阶段，社会力量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1946年中期选举中，战前具有强烈孤立主义传统的共和党掌握了国会多数，杜鲁门政府官员都在为如何向国会和选民推销巨款援助欧洲的概念而苦恼。此时，美国举足轻重的政治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成了他们的救星。1947年2月，他撰写了关于英国经济困境的系列文章，警告英国的经济崩溃意味着西方的失败，美国不可坐视。李普曼主笔的“今日与明日”专栏首发在纽约《先驱论坛报》，然后通过报业集团在全美及西方主要国家近200家报纸同时刊登。李普曼的文章成为20世纪30~60年代美国最有影响的政治和外交评论，是名副其实的舆论塑造者。

使李普曼对欧洲复兴的意见更有说服力的是，他对杜鲁门政府走向对苏冷战一直持激烈批评态度。他强烈反对乔治·凯南的X文章，批评杜鲁门主义，甚至为此和国务卿艾奇逊在社交晚宴上公开辩论，大发脾气。欧洲复兴计划能够得到他的赞同，将有力地打消亲苏左派和右翼孤立主义者的疑虑。艾奇逊和海军部长福莱斯特、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尔·克莱顿立即与李普曼接触，向他更全面、详细地介绍欧洲情况，促使他判定陷入经济困境的不只是英国，而是整个欧洲都需要打破常规的紧急救援。1947年3月底，李普曼率先在专栏文章中提出：美国必须投入大量资金帮助欧洲复苏。“这恰恰是国务院制订计划的人心里所想，但又不愿意由他们出面提出的建议。它出自像李普曼这样一个有独立见解和权威性的人物之口，因此具有令人震惊的效果。这一不可想象的事物如今成了令人尊敬的东西。”国务院撰稿人约瑟夫·琼斯干脆使用李普曼的文章，作为艾奇逊介绍欧洲复兴设想的演讲稿的基础。

（二）审议与批准

“二战”前孤立主义者的领军人物、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此时已经决意转向全球主义一边。他与国防部长马歇尔和国务卿艾奇逊频繁密商，充分掌握了国务院特别小组对欧洲经济危急状况和政治紧张局势的调查数据。在国会立法过程中，范登堡成功游说共和党右翼和南方民主党人放弃成见，吸取“一战”后重建工作的历史教训，不要通过具有实质意义的修正案，以免损害计划的整体框架。

前总统小罗斯福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领导的“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协会”（ADA）也在1947年12月正式通过决议，支持国会迅速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民主党自由派产生重要影响。

到1948年1月国会正式开始辩论马歇尔计划时，坚持反对意见的实际上只剩下华莱士为代表的极少数左翼人士。国会基本上接受了总统要求的援助金额、实施程序、管理办法，并赶在当年4月意大利大选之前通过法案，旨在阻止意大利共产党获胜。

（三）实施过程

马歇尔计划自启动之日就得到了美国资方和商界的欢迎和支持。斯塔德贝克汽车公司总裁保罗·霍夫曼同意担任经济合作署主任，以满足国会提出的由金融和商界人士主持计划的要求。还有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该计划刚刚通过，《基普林格》（Kiplinger ）杂志就发表了题为“如何在马歇尔计划下做生意”的文章。文章开篇就说：“你们认为计划是外交官的事情吗？不对。他们只能在前面掌握方向，真正在下面做事情的正是你们。”接下来杂志编辑详细介绍了计划的程序、分析了对主要行业的影响、渲染对欧投资和贸易机会，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建议。

马歇尔计划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要在长期内“授人以渔”。经济上讲，可以使西欧国家摆脱对美国援助的依赖，恢复自主生产能力；而通过传授美国生产组织模式，推广美国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更可以起到改造旧大陆、为美国治理下的和平奠定基础的关键作用。美国经济合作署（ECA）的具体措施是设立生产率与技术援助项目，资助超过6000名的西欧企业管理者、技术人员和劳工骨干赴美考察学习。近5000家美国企业和公司接待了这些访客，向他们详细介绍自己的生产组织、管理经验，特别是重点推广“合作分享”（share-out productivity）理念，即通过降低价格与消费者分享利润，通过提高工资与劳工分享利润，而消费能力和购买力的提高终将帮助企业充分发挥生产能力，使劳动生产率产生持续性增长。美国企业界如此大规模地向自己的竞争对手传授经验，恐怕是空前绝后的现象。

在政治上，马歇尔计划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削弱苏联在西欧劳工阶层的影响力，从根本上稳定西欧国家的政治局势。在达成这个政策目标的过程中，美国工会的配合及支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劳联——产联从计划评估和草拟阶段就加入了总统外援委员会（即著名的哈里曼委员会），增强了计划的超党派、举国一致色彩。劳工代表还参与了经济合作署公共咨询局的工作，并与国务院劳工事务帮办、劳动部国际劳工事务办公室密切合作，参与计划的制订和实施。1948年3月，美国劳工领袖与西欧不受共产党领导的工会领导人在伦敦集会，正式认可马歇尔计划，呼吁美欧工人予以合作。会议组建的欧洲复兴计划——工会咨询委员会，成为劳工阶层参与计划实施的正式代表。自此之后，“西欧工人运动的主流摆脱了苏联的控制，转入了美国的航道”。同时，劳工阶层的合作态度也为提高生产率、保证完成计划中的经济目标奠定了基础。

美国教育界和学术界也主动配合马歇尔计划，推广美式价值观。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院校参加到生产率与技术援助项目当中，接待欧洲同行来访。美国大学批量培养工程师的方法引起了英国方面的关注，导致改革传统教育体系的大讨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英国举办系列讨论会，围绕“美国与大西洋共同体”问题，聘请美国教授给英国同行上课，而在讲授过程中重点介绍美国的独特制度、文化、社会生活方式。共有63所英国大学的教员参加讨论会，并按项目要求回到各自学校开设相关课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英国美国学会”。

到1949年夏天，尽管马歇尔计划下的官方援助资金加速涌入西欧国家，但它们拥有的外汇储备仍在减少，西欧各国之间的贸易仍在萎缩。美国此时出现的经济衰退使得局势更加严峻。由于美国进口规模下降5%，欧洲各国厂家担心失去真正有购买力的客户，为避免存货而不得不减产，欧洲工农业生产有陷入全面停滞的危险。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尼德明确指出，仅靠政府资金不可能完成援助任务，必须促使市场力量加速投入复兴进程。西欧国家同意让自己的货币对美元贬值，使美国投资者购买西欧资产的热情迸发，普通美国人在政府的鼓励下也大批到欧洲旅游消费，终于改变了资本项目的流动趋势。到1953年，通过私人途径流入欧洲的美元已经完全超出了西欧的支付需要，马歇尔计划已经可以功成身退了。

四、外交特色隐含风险与失败

通过梳理美国的外交实践经验可以发现，美国独具特色的国家——社会共同开展外交活动的组织模式既能为外交创造成功的机会，也可能带来失败的危险。多种因素共同活跃在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特别是众多社会力量直接参与外交，使美国面临传统外交模式中不会出现的一些挑战。

第一，特殊派别或集团利益扭曲国家利益认知，控制某项外交政策。这是多元决策过程中必然产生的问题。如同公共选择理论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揭示的，一些组织纪律性强、凝聚力强的小群体，因为在某些特定议题上有至关重要的利益，因而行动特别积极、发表意见特别踊跃、立场明确且一贯，甚至拒绝妥协让步。久而久之，这些政策的决定几乎成了它们的势力范围。如何理解这些问题，能够采取什么对策，都由它们一言而决。即便长期与其他政策存在矛盾，与总体战略不符，这些特权政策也能维持不变。在多数西方国家，因为外交政策制定与内政区隔，这种现象不会蔓延到外交领域。但是在美国则不然，多元决策规则导致特殊利益集团控制外交政策的现象时有发生。比较著名的例子包括以色列游说集团影响美国对中东的政策、石油利益集团影响美国能源外交、非洲裔美国人影响美国对非政策、拉美裔人影响美国对古巴和其他拉美国家的政策，等等。

第二，如果政治体系中分权、争权的倾向压制了制约、平衡的倾向，外交政策可能出现矛盾和混乱，特别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1）党派斗争，如20世纪90年代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外交政策委员会一度拒绝讨论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外交条约，拒绝为其提名的驻外使节举行听证。（2）总统与国会的外交权力斗争，例如围绕是否给予总统推动贸易授权（2001年之前称“快车道”授权）的激烈争论，以及战争权力究竟由谁来行使这个久拖不决的难题上的拉锯战。（3）行政部门内部争权夺利、协调失效。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处理伊朗问题过程中，赛勒斯·万斯主管的国务院奉行温和路线，要求伊朗国王尊重人权、放松社会控制、与反对派对话，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奉行强硬路线，鼓励伊朗国王以高压手段维持稳定、恢复秩序。卡特总统不能解决双方的分歧，致使伊朗国王在美国方面的矛盾信号引导下迅速垮台。而在接下来的人质危机当中，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继续分道扬镳，一方主张忍耐克制、谈判释放人质，另一方主张大胆报复、武力解救人质。卡特总统为避免双方不断争执，最后将两人分隔开来，互不通气，各行其是，结果终其任期也未能解决人质扣押问题。

第三，如果国家政府与社会力量协调不当，外交政策可能出现矛盾和混乱。而与前两类失调的后果相比，这种混乱可能更严重和难以控制。美国外交史上最著名的错误之一——越南战争可以说是典型事例。尤其是战争后期，联邦政府已经彻底失去了几乎所有社会力量的支持，尼克松政府扩大战争的决定更是使主流媒体、学术界、社会团体都加入了反战行列。政府与社会互相怀疑和攻击，双方的力量相互抵消，造成了外交的严重挫折。

第四，与分裂和混乱相对应的是，当分权和多元的倾向被强行压制，偏执、独断代替了辩论、妥协、共识的时候，美国外交政策的平衡会从另一个角度被摧毁。强硬乃至蛮横的霸道作风会主导美国外交，在雄厚国力的支持下，美国的外交活动会展现可观的行动能力，却明显缺乏合理的目的性。长期看来，这种盲目的外交行动因为缺乏效率而得不偿失，甚至可能损害国力的基础。

在上述种种条件下，美国外交模式的内部摩擦损耗将阻碍它把自己强大的国力投放到外交领域，因而导致外交挫折乃至失败。如果不能及时解决问题，外交挫败甚至可能反过来导致国力的衰落。下面也通过一个典型事例加以说明。

五、失败实例——伊拉克战争及战后重建

2002~2003年，布什政府酝酿和发动伊拉克战争之时，反对战争的声音集中质疑其合法性和正当性，挑战其可行性的相对较少。当时通行的看法是不会出现第二次越南战争，因为美国抢得全球化先机，无论在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还是文化、制度等软实力方面都遥遥领先，又握有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这两面旗帜。萨达姆政权经过十多年的严厉制裁和多次军事打击已经被严重消耗，而且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国内民众对其离心离德。所以尽管发动伊拉克战争没有充分的理由，但一旦战争开始，美国也不会面临失败的风险。当时有人警告战后重建工作存在困难，美国缺乏可依靠的对象。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可以理解为当地不会存在有组织的武装反抗势力。

现在回顾起来，这些判断分析的缺陷昭然若揭。根据错误的判断贸然占领和控制伊拉克不仅转移了美国反恐战争的焦点，而且过分牵制了美国的外交精力和军事能力，破坏了海湾地区的地缘政治平衡，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在有些人看来，美国已经在伊拉克陷入泥潭，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时在损耗和流失，伊拉克甚至可能成为美国国力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时至今日，恐怕除了布什政府官员和美国右翼人士，大部分美国政治精英都或公开或私下地承认伊拉克战争是一个严重的战略决策失误。

虽然围绕伊拉克战争和战后重建的一些决策具体过程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就公开渠道已经可以获得的信息来看，前一部分列举的可能导致外交失败的情况在伊拉克问题上几乎都出现了。

（一）战争酝酿和宣战阶段

把美国带入对伊战争的是一个政治派别——新保守派，和两个特殊利益集团——以色列院外活动集团和美国石油利益集团。“9·11”恐怖袭击事件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是晴天霹雳，打击恐怖主义一夜之间成为美国外交的首要课题。即便是美国外交决策高层人士，对于如何完成这个任务，第一感觉也是需要信息、需要分析、需要思考。但就在大部分人沉默的时候，受到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支持的新保守派在短时间内拿出了一套貌似完整的答案：“基地”组织对美国的攻击是对自由价值观念的挑战，新世纪的善恶对决就此开始，美国应义不容辞地充当“自由世界领袖”；在“反自由势力”一边，“基地”组织只不过是先锋队，萨达姆政权和其他独裁政权是其背后的势力。他们强烈主张：美国必须动用一切手段获得胜利，并按照作战需要调整外交布局。

这套逻辑其实就是把摩尼教式的冷战思维直接搬进了21世纪。新保守主义者用它来解释冷战的结束，宣称是里根和右翼保守势力带领美国战胜了苏联，现在他们要再次率领美国战胜新的敌人。他们鼓吹，在为国家整体利益服务的同时，这场胜利足以使两三代人在美国政坛建立稳固的右翼多数。无论从理论体系和对世界事务的解读看，还是实际政策建议的可行性看，新保守主义的主张都有不少漏洞。但它推动的中东政策完全满足以色列院外活动集团和美国石油利益集团的需求。尤其是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一举，既可以增强以色列的安全和地缘政治优势，又可以帮助美国石油公司掌握海湾油气资源。两大特殊利益集团的支持，使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时机优势发展成持续优势。

在美国外交决策圈中，不乏质疑新保守主义的声音。行政部门内部有著名的温和派鲍威尔和他主管的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官员则以财政负担和影响经济议题核心地位两个理由提出保留意见；以前国务卿基辛格和斯考克罗夫特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者公开呼吁审慎克制。但引人注目的是，国会、媒体、智库、主要非政府组织等虽有犹豫，最后还是选择了跟随至少是不挑战新保守主义者的战争主张。连前总统克林顿也不愿公开反对伊拉克战争，已经担任参议员的克林顿夫人希拉里更直接支持这场战争，如果说国会民主党人是认为挑战共和党多数没有胜利希望的话，自由派占上风的媒体、智库、社会组织为何也未能发挥制衡作用，阻止这次错误的干涉呢？

一个有力的解释是它们顺应的是当时的美国主流民意，美国大众接受了新保守主义者的逻辑，即进攻伊拉克是反恐战役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必要组成部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民众并不是经过听取各种意见逐步形成这个结论。他们仍震惊于“9·11”恐怖袭击事件，而布什政府不断发布恐怖袭击警报、提高国内安全防卫等级，使他们的恐惧感居高不下，有选择地透露给他们的片面情报又在坚持说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他将其转交给恐怖组织之前推翻他的政权似乎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在这种危机心理状态下，民众不再期待辩论、妥协，大胆而坚决的政策受到他们自发的欢迎。

（二）作战和战后重建初期

对伊战争一开始，美国政府内部缺乏协调的情况很快暴露无遗。退役高级军官公开指责国防部长无视军方意见，强加战争决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拉姆斯菲尔德则对军方高层施以报复性的人事调整。国务院和国防部先是争夺战后重建的主导地位，然后又因为没有及时准备重建方案而相互指责，甚至发展到鲍威尔和拉姆斯菲尔德在媒体面前批评对方的工作。本应起到协调作用的赖斯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无所作为，切尼和布什也对这些分歧纠葛听之任之。美国通过作战胜利获得的势头逐渐减弱。因抓获萨达姆而获得的第二次机会丧失得更快。

（三）深陷泥淖，难以自拔

美国赢得了对伊战争的最初胜利，却无法建立伊拉克国内的和平与秩序。解放、民主、自由、和解等动听口号被宗教派别冲突、地区分裂、社会动荡的现实粉碎，美军的伤亡开始上升，虐囚事件、情报不实、军队装备训练不足等丑闻接连暴露，民众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从盲目支持逐渐变为怀疑、不满乃至愤怒。他们的抨击对象已经不仅限于布什政府，而且包括未能发挥制衡作用的国会领袖、民主党人、媒体等，新保守主义者更是成为众矢之的。在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全面落败，伊拉克局势恶化是首要原因。作为强硬派代表人物的拉姆斯菲尔德和新保守派代表人物、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等纷纷黯然离职而去。但是，布什总统在两大特殊利益集团和宗教右翼的支持下，拒绝改变对伊政策和中东政策。如前面的分析谈到的，在国家政府和社会力量对峙的状态下，外交战略方面的纠误机制很难发挥作用，拖延不决的外交僵局发展到损害国力的地步。

如此看来，在伊拉克战争及战后重建过程中，美国几乎犯下了其外交组织模式下可能出现的所有错误，也就难怪纠正错误的努力至今未见明显效果，而有待于2008年大选和2009年新政府上台的政策调整。

六、美国外交成败的启示

本文研究贯穿前后的主题是：美国是现代大国中唯一先有社会、后有政府的国家，其国力强盛的根本动因来自社会内部。法治传统在社会上根深蒂固，单一的核心价值体系不是自上而下建立和灌输的，而是全社会自觉维护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由国家和社会共同支撑，其中企业和民间基金会的投入贡献巨大。美国的渐进式改良有赖于公民社会的自我调节和自我纠错机制。即使在理应由国家政府来主导的对外关系领域，社会中的各个利益集团也大展身手，形成了充沛的外交资源和外交优势。当然，在一定的条件下，美国的这一外交特色也会酿出苦果。

全面思考如何借鉴美国得以强盛的历史经验，非本文研究者之薄力可逮。这里仅就美国外交特色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提出几点粗浅看法。

研究外交与国际战略的我国专家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把眼光投向美国外交战略及其决策过程，以为他山之石。毫无疑问，冷战以来几个阶段的美国大战略都比较鲜明、完整，维护了美国的核心利益和世界地位；美国的外交政策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的水平，无论从其成果的数量、质量看，还是从其研究人员同决策部门的互动看，都居于世界各国之首。因此，从美国的外交政策研究中借鉴理论和方法是必要的。但是，中美两国的国情和战略目标迥然不同，使这种借鉴必然有其限度。其中最突出的限度，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必然（也有必要）由政府主导，而不是像美国那样由国家和社会共同主导。恰恰相反，如果中国的现阶段外交过多地去考虑“民意”，或者受制于国内社会中各种不同利益群体，就会缺乏长远规划，丧失效率，甚至受到误导。因此，本文更想强调的，是如何从美国外交的缺陷和错误中吸取教训。当然，美国外交优势也有可资借鉴之处。

（一）今天的中国外交不需要像一些阶段的美国外交战略那样预设敌国

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中心内容是以苏联为主要敌手的遏制战略，“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内容是以伊斯兰激进势力为主要敌手的反恐战略。这两项战略都是敌友分明，目标和手段明确，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遏制战略达到了目标（尽管其过程和结果包含许多可以深入探讨的内容），但是也付出了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等沉重代价。目前的反恐战略，特别是先发制人地发动伊拉克战争，已经严重地消耗了美国实力，损害了它的国际形象。

美国有深厚的战略思维，强大的外交研究队伍，近年来却因何会犯下如此难以挽回的战略错误呢？我们认为，最值得反思的应当是美国战略目标的失当，而不是一般政策和策略的失误。在世界其他大国都没有确定主要敌手的新世纪，美国却把战略目标指向一个无法消灭（甚至无法明确界定）的敌人，其动机和原因值得深究。难以否认的一个动机，是一些美国战略家认为美国需要一个敌人，以维护美国的世界地位和国家特性。如果我们的外交战略借鉴的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结果将是违背时代潮流，造成国家灾难。

美国战略失误的根本原因，也可以从美国社会特征中寻找。美国核心价值观是黑白分明的。当一个国家或者政治力量被美国全社会视为恶魔时，“必除之而后快”便成为两党共识，政府和国会的共识，直至全国的共识。同时，国会一旦授权，“法治”便对政府的错误外交行为和战争行为无能为力。而美国强大的技术能力和动员能力，都全力以赴地服从于错误的目标，以至于一旦行动起来，后果即难以挽回。

其实，1989~2000年的12年里，也就是老布什和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是没有确定的战略敌人的。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都引起过争议，但其目标的有限决定了其消极后果的有限。克林顿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被界定为“接触与扩展战略”，确定了经济、安全、人权的全球战略“三大支柱”。在这12年中，美国享受了“和平红利”、经济高速增长、信息革命的成果，巩固了原有联盟，霸权地位得到加强。这一历史事实证明，不确定战略敌手的外交战略也许更符合冷战后美国的长远利益。

（二）对于认定本国的核心价值观一定适用于他国，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美国外交是以国内意识形态和社会共同遵守的价值观为基础的。从某种角度看，这是美国的一种战略优势、资源优势。但认定美国价值观便是普适价值，用它来判断国际事务和他国内部事务的是非曲直，也经常把美国外交引入歧途。

我们在外交政策研究中，一方面要以本国的核心价值观为基础，重视国际道义准则；另一方面也需要吸取美国的教训，防止将本国的经验和价值评判标准视为普遍适用的标准。比如，中国现在把发展经济作为第一要务，其他许多国家却有别的优先次序。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应当是世界之福，国外有些人士（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士）却有别的看法，他们未必都是出于忌妒或别有用心，而是持有其他价值标准。我们认为，维护国家统一、防止分裂是高于一切的核心国家利益，这在中国是天经地义、无可辩驳的。但是，现在世界上主权国家的数量比“二战”结束时增加了几倍，其中不少新国家是从原来主权国家中分离出来的，比如孟加拉国原来是东巴基斯坦，东帝汶是从印尼主权下独立的，新加坡独立是马来西亚分裂的结果，现在的独联体国家更不消说。因此，不区分具体情况地说其他国家的统一必定好于分裂，比如科索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从塞尔维亚独立，在理论上也是值得斟酌的。

（三）国家与社会共同主导外交，在中国不可行

在美国外交政策的谋划与执行中，更值得借鉴的不是政策本身的内容，而是美国如何把总体战略目标转变为具体的操作过程，协调各方利益和各个政府部门，特别是调动社会力量，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国家与社会共同主导外交，在中国是不可行的，但让社会更多地了解外交，参与外交，推动外交，则应成为国家外事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

20.美国靠国内变革赢得冷战

按：这篇文章是美国冷战时期大战略书稿的一章，前后拖了两年多时间才完成，原因是总有新的写作任务压住了它。这次出访普林斯顿，终于抽出时间把它写完了。感谢牛军老师的宽容。其实还有很多资料没有看，有很多想说的事没来得及想清楚，所以还没有说。重点想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要靠它的社会力量推动变革来实现。

冷战以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而告结束。在总结冷战的历史遗产时，国内学者多集中于苏联崩溃的教训；涉及美国的部分，著述的侧重点则在其冷战时期的大战略和对外关系，而很少论及美国的国内变化和政策调整。然而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德瑞克·李波厄特所说，“赢得冷战的原因是美国的改革”。按照美国冷战史专家梅尔文·莱弗勒的观点，美国“在冷战中真正的大战略是西方在自己人民生活体验中取得成功，而不是地缘政治格局、陆海空军规模或公共外交的成功”。从学理上讲，美国之所以能够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并在同苏联长达40多年的全方位战略竞争中胜出，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其大战略的成功或军事力量的强大，而需要从其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去寻找。只有国内的政治团结、经济成功、社会进步和民族凝聚力，才能长久保持国家的强盛、国际竞争力和超级大国的地位。

本文旨在探讨美国在国内事务中是如何应对冷战的长期冲击和影响的。这种冲击和反应，既包括美国政府（包括行政部门与国会）的政策调整，也包括社会的自我调节及对政府的制约；既包括麦卡锡年代的思想禁锢和政治迫害，也包括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期间的思想解放和政治反叛；既包括冷战对美国经济的刺激作用，也包括同苏联的军备竞赛和海外军事干涉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美国在冷战中因祸得福，“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很难分清冷战对美国国力上升的推动作用和滞后作用孰轻孰重，各占几何。

美国赢得冷战的国内进程是曲折的，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在冷战初期（1946~1960年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和中期（1961~1980年肯尼迪至卡特执政时期），美国关于“共产主义威胁”的忧患意识很强，国内政治问题和社会凝聚力经受了严重考验；而到了冷战后期（1981~1991年里根和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治国的自信心逐渐增强，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时上升。莱弗勒指出，社会民主制度和民主资本主义获得新的活力并向前发展，转折点是20世纪70年代，使得80年代的里根总统得以夸耀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冷战对美国国内事务的影响，可以从历史的纵向和不同领域的横向这两个不同向度来分析。本文主要是采用横向分析的方法，对以下几个不同的领域与问题进行探讨：（一）国家政治与意识形态；（二）社会变革与文化运动；（三）经济、科技与教育发展。

（一）

关于社会主义为何在美国不能扎根，有许多学术著作加以探讨，而苏联模式对美国缺乏吸引力，是诸多因素之一。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说过：“在北美，共产主义甚至谈不上是个政治运动。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加拿大的政治生活中，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个微乎其微、登不了大雅之堂、毫不起眼的小宗派。……即使在大萧条期间，当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危机，公众对这个制度的不满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共产主义制度也没有激发公众对它的热情。现存制度采取创造性对策，通过美国的‘新政’和加拿大的类似措施，制止和消除了共产主义对公众的影响。公众舆论也本能地感到，共产主义无助于处在社会和技术革新前列的国家。”

尽管如此，在冷战初期，美国政界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充满恐惧的，这种恐惧也渗入到美国国内政治之中。标志着冷战启动的“杜鲁门主义”出台后仅仅9天，杜鲁门政府就发布了《联邦雇员忠诚计划》这一9835号行政命令，使反共迫害得到官方授权。1947年3月这两大举措，一个外交（杜鲁门主义出台），一个内政（《联邦雇员忠诚计划》出台），旋即为整个冷战时期的美国政治话语系统定下了基调。同苏联的斗争，被界定为自由与奴役、无神论共产主义与信仰神的民主思想之间的战斗，而绝不仅仅是两个大国的地缘政治竞争或者是霸权争斗。反共从此成为美国国内一种无可置疑的政治正确性。

在冷战初期的美国国内，任何可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主张，包括全民医疗保险制度，都受到攻击。对共产主义“软弱”成为一个紧箍咒，规定了政治辩论的界限。在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北欧国家，左派政党可以公开提出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例如全民医疗保障、延长产假、提高失业救济等，但美国政治中最左的主张，在欧洲也只能算是中间派。在法国，让–保罗·萨特那样同情苏联的左翼知识分子，可以在政治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受到尊重，而这种情况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冷战对美国政治话语产生直接影响的一个例子，是在1948年的总统竞选中杜鲁门对其民主党内对手、前副总统华莱士的人身攻击。华莱士因其主张对苏缓和、在国内扩大福利而饱受“同情共产党”的指控。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从1947年开始对文化界、科学界人士进行反共调查与清洗。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削弱了美国劳工组织，打击了黑人民权运动。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甚嚣尘上及其对美国国内政治气氛的毒害，众所周知，在此不赘述。195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被冷战与反共气氛所笼罩，导致保守的共和党人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虽然麦卡锡主义遭到强烈抵制，也引起了美国人对本国政治体制的反思，但与同一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压力的严酷性相比，毕竟是小巫见大巫。所谓从事“非美活动”的人士有政治压力，甚或失去了工作，但造成人身迫害的冤假错案的还是极少数。在1948~1958年的10年中，《联邦雇员忠诚计划》对全国范围的450万联邦雇员展开了调查，被认为符合“不忠诚”界定而受到解雇的总共不过378人，不到受到调查人数的万分之一，平均每年不到40人，因此没有引发联邦雇员的普遍不安和恐慌。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反共政治迫害，危及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微乎其微，无法造成美国广大公众对政府的反叛行动，更不足以让公众深度怀疑本国的政治制度。

历史证明，冷战时期苏联依靠“举国体制”而发展起来的国家实力上升，对美国人有震慑力，却几乎完全没有吸引力。持强烈意识形态见解和受到反共宣传影响的美国普通公众自不必说，连对国内政治持强烈逆反心理的那部分美国社会精英，也都没有从苏联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方面吸取思想营养或者受到精神鼓舞，反而强烈批评苏联的内外政策，直至对苏联的衰落和崩溃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例如，已故哈佛大学教授、激进的左派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毫不掩饰他对苏联解体感到“欢欣鼓舞”。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名声早就被苏联玷污了。一位更为知名的左派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说，东欧国家垮台是因为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指令性经济体制；经济停滞伴随着要求独立的民族主义压力和反对暴政的社会压力，导致苏东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危机和最终解体。

由此不难看出，冷战和苏联因素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起到过“搅浑水”的破坏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强化了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反共旗帜下凝聚了全民政治共识。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冷战，驱使美国主流政治思潮向右偏转。以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62年发表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等著述为代表，美国知识界强调美国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的特殊性，从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适用于美国，尤其排拒暴力革命、激进的集体运动的正当性。

美国知识界把苏联的国内专政和对外强权扩张同法西斯德国相提并论，客观上造成了对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社会恐慌。美国学者唐纳德·怀特指出；“无论是君主专制还是法西斯主义，都没有引起苏联的共产主义所带来的那么大的焦虑。”美国人对苏联模式的恐惧和排拒，一是担心自己的财富被国家所剥夺，而财富重新分配的结果，是集体贫困；二是共产主义思想和苏联式的制度，威胁到美国的个人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和行动自由。

这种抵制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社会共识，既是冷战所造成，又被冷战所固化，转而成为冷战的动力。肯尼迪在1960年同尼克松竞选总统时，不惜摆出比其共和党前任艾森豪威尔更为激烈的反苏姿态。肯尼迪痛斥苏联的巨大生产力，宣称只有使美国更加强大，才能维持世界“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状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狂热地宣称，“让每个国家都知道——不论它希望我们繁荣还是希望我们衰落——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因此，美国同胞们，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这一号召成为肯尼迪时代政治生活的标志性口号。

肯尼迪之后直至里根的美国，都是以“维护自由”为旗帜，同苏联进行抗争的。1987 年里根在柏林墙边发表演说声称：“50年代，赫鲁晓夫曾经预言：‘我们将埋葬你们。’然而在今天的西方，我们见到的是一个自由的世界，达到的繁荣和富足水平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在共产世界，我们则看见失败、技术退步、健康水平下降，甚至于基本物资的匮乏——食物不足。即使在今天，苏联还不能粮食自给。经过这40年，一个伟大而无可逃避的结论展示给整个世界：自由带来繁荣。在和平合作的国家，自由取代了自古以来的仇恨。自由是胜利者。现在苏联人自己也在有限程度上认识到自由的重要。”

同时，美国领导人以夸大而非缩小苏联实力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操纵对苏联的恐慌心理，以巩固冷战大战略的国内民意基础。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人造卫星之后，美国舆论一片惊慌之声，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说，他对苏联卫星并不感到意外，反而应当感谢苏联夸大自己的能力，因为美国人需要这种周期性的“休克疗法”（shock treatment）来刺激自己。

（二）

如果说杜鲁门时代美国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渗透还有所畏惧的话，到了冷战末期的里根时代，美国对苏联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几乎只剩下蔑视了。这一转变的社会根源，在于美国的变革促进了个人自由和族群平等。

美国以“维护自由”为旗帜进行冷战，但冷战初期美国社会却以“缺乏自由”的特征而臭名昭著。美国社会的不自由，主要还不在于国内的反共政治压力，而在于少数族群尤其是黑人所遭受的歧视。一些黑人还受到反共和种族歧视的双重迫害。例如，受到广泛尊重的黑人歌唱家和运动员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被贴上了“危险分子”的标签，受到人身骚扰。直到1974年76岁高龄时，联邦调查局才解除了对他的监控。另一位黑人民权运动的先驱杜波伊斯（W.E.B. Dubois）被剥夺了美国国籍，流亡非洲，1963年去世于加纳。1957年夏，阿肯色州州长以“防暴”为名，动用国民警卫队阻止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的公立学校读书，上千名种族主义分子包围学校，殴打黑人记者。随后，南方几个州也陆续发生袭击黑人的事件。1958年，亚拉巴马州的黑人吉米·威尔逊，仅仅因为偷了白人妇女1.95美元而被判处死刑。

20世纪50~60年代轰轰烈烈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取得胜利，首先应当归功于黑人和整个美国社会中的正义力量，但国际社会对美国种族歧视的强烈谴责，以及美国政府出于反苏反共的政治需要而采取的变革措施，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二战”之后，美国大力开展国际活动，到访美国的外国人急剧增加，但是美国的饭店、餐馆、机场等公共设施，却经常拒绝为许多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非白人政要和社会贤达提供服务。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犯人权，激起了外部世界的强烈反响。于是，当美国指责1956年匈牙利镇压反革命事件和1957年前后中国进行的阶级斗争是“政治迫害”时，国际舆论却广泛谴责美国的虚伪，嘲讽美国自我标榜的“自由世界”。例如，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说他要邀请美国南部的人到印尼学习种族宽容精神。荷兰一家报纸指出：“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家正在做的事情，与其说是给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带来好处，还不如说是正在损害美国的道德声誉，尤其是在有色人种之中。”在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浪潮中，美国的白人种族主义受到了特别的鄙视和反感，苏联也借此攻击美国的民主是虚假的。

冷战初期，“种族问题成为这个自称为肩负着传播自由使命的国家的最大伤痛”。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迪恩·艾奇逊承认，“种族歧视对我国外交关系的损害与日俱增”。美国的国际形象因国内种族主义而严重受损，使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感到难堪，不得不采取对应措施，包括支持1957年和1960年两个民权法案的通过，同时采取行政措施保护黑人权益。在1957年的小石城事件中，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下令美国第101空降师进驻小石城，对上学的黑人学生进行“军事保护”。在国务卿杜勒斯的干预下，亚拉巴马州的黑人吉米·威尔逊也被免除死刑。

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激发了许多其他群体争取各自权利的觉悟和热情。妇女、卡奇诺人（美籍墨西哥人）、同性恋者、嬉皮士等纷纷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对冷战之前几十年形成的正统观念、行为和政治态度发起挑战。以战后“婴儿潮”年代出生的青年为主体的形形色色的抗议运动，到60年代形成了一股合力，被通称为“反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在声势浩大的反越战抗争中达到高潮，对美国的冷战政策和战略形成了巨大的牵制。

值得注意的是，“反文化运动”虽然是一场持续不断地反抗政治权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反政府”）的强大社会运动，其中不乏激进的“新左派”，却没有对美国的社会凝聚力造成巨大破坏，反而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共识，强化了平等、宽容、爱国的意识。一些运动的参加者认为，他们反对政府，但并不反对美国及其民主制度。对政府的不信任，对越南战争的愤恨，从来没有导致他们爱国主义的消亡。一位反越战运动的参加者在采访中说：“虽然我们是被溺爱的一代，但对美国的热爱使我们变得坚强。我们的确经历了太多的动荡，但我觉得自己从未消沉过。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从未动摇过我对祖国和民主制度的热爱。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先跋山涉水，来到这块陌生的土地，为的是建立一个以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为基石的理想社会。这是美国的国家认同，是‘合众为一’的基础，也是我们的理想之所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一直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笃信《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这是美国的精神。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政府滥用了权力。这不是我们祖先的理想。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抗，来拯救美国。”

如果说反文化运动是从“激进”的方向推动了冷战时期的美国社会，那么宗教复兴则把美国社会拉向“保守”的方向。“伴随着冷战所激发的爱国主义，对道德合法性观念作出的最大贡献来自战后的宗教复苏。”统计数据说明，冷战开始后美国所有宗教和教派的信徒人数都大幅度增加，信教总人口占美国人口的百分比，从1940年的50%增加到1960年的63%。其中增加最快的是天主教、基督新教和犹太教。宗教书籍成为发行量巨大的畅销书。在1953年的10本全国最畅销的非小说类图书中，6本是涉及宗教信仰的。

促使美国宗教信仰复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反苏反共。艾森豪威尔说：“如果我国政府不能深深植根于一种宗教信仰，它就是毫无意义的——不过我不在乎这一信仰是什么。”在冷战背景下，美国人强烈感觉到信仰缺失就意味着在“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威胁”面前国家目标的缺失，因为以物质财富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是思想空虚的，不足以提供反共的精神武器。于是，沃尔特·李普曼、亨利·鲁斯等舆论界精英，杜勒斯等政客，比利·格雷厄姆等宗教领袖虽然政见各异，但都赞成宗教应当成为美国的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和世界使命的核心，成为反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国家神盾”和“秘密武器”。

在美国思想界，将基督教信仰同冷战思维和美国对外战略联系起来的代表人物，是神学家兼国际政治理论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尼布尔的宗教和政治思想的影响跨越了整个冷战时代。他甚至是当今美国总统奥巴马最崇拜的哲学家。尼布尔用一种道德现实主义理论为美国制度优越论辩护。他说，没有一种文化或制度是完美无缺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能因为美国的制度存在缺陷而看不到它同苏联制度的根本区别，或动摇对这种制度的信心和信仰。尼布尔反对用激进方式改变现状，否认苏联式的革命运动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他反对美国参加朝鲜战争，抵制越南战争，但是坚决支持从意识形态渗透和增强美国军事、经济实力的两方面来遏制苏联。

冷战时期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都从尼布尔的思想中挖掘到了自己所需要的观点。著名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也深受尼布尔的影响。1963年，被指责为“亲共”的马丁·路德·金还在美国监狱中关押，但他竟将“共产党国家”同希特勒德国相提并论：“假如我当年生活在德国，我会支援和安慰我的犹太兄弟；假如今天我生活在一个共产党国家，而基督教信仰的某些准则在那里受到压制，我将公开主张抗拒那个国家的反宗教法律。”由此可见，虽然马丁·路德·金是捍卫黑人权利、提倡自由解放的先驱，但在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政策方面，他却绝不逊色于美国政府和白人右派宗教领袖。

到了70年代中期，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反战运动随着美军撤出印度支那而告结束，水门事件丑闻的阴影慢慢淡化，逐渐步入中年的“婴儿潮”一代，开始抛弃激进思想，更为关心自己的工作收入与建立稳定的家庭。也正是在这一个时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中美关系开始了正常化进程。在新的国内外背景下，美国社会思潮开始向保守主义回归。人口的种族多元化趋势，促使美国的文化和宗教也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基本形成了以“基督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为主体的宗教格局，而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也成为美国意识形态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族群平等、男女平等，在国家制度和法律层面上基本得到了解决；堕胎、同性恋、宗教信仰等属于个人自由领域的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宽容，而不必用激进的方式通过政治反抗来解决。

到了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保守主义开始占据美国政治的主流地位，冷战初期和中期那些激起全民大辩论和社会动荡的政治议题都已告一段落。同时，随着经济的复苏，原先美国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精神，被自我陶醉、自我表扬、“往事莫再提起”的心态所取代。有人戏称，美利坚合众国的简称USA变成了“健忘症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nesia）。在同苏联的和平竞赛和意识形态较量中，冷战后期的美国已经不再担心自己的“后院起火”，也不再那么担心自己的国际形象，因而在第三世界的美苏争夺中有了更足的底气。美国以人权为武器打击和削弱苏联，是在自己的人权状况有明显改善之后才真正开始的。总体来看，美苏冷战增强而不是削弱了美国国内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凝聚力，而美国社会和意识形态凝聚力的增强，又反过来成为对苏冷战的强大后盾。

（三）

冷战时代美国同苏联长达40多年的竞争，既消耗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延缓了它的发展速度，又推动了美国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加强了其经济增长的动力。今天的历史学家难以判断和说明的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大规模联邦军事支出项目，为备战而推进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夺取对苏联的竞争优势而做出的在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的政策调整，其中哪些阻碍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哪些又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只能说，其所失中有所得，所得中有所失，两者的确难以区分割舍。一直以来，这一问题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都引起过一场又一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辩论。有的论者说，“半个世纪的国防采购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美国工业增长的一个发动机”，“军事开支推动了美国经济”。但是大多数严肃的学者都不能不承认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军备扩张政策对经济的拖累，以至于今日美国经济中的许多问题都是来源于冷战的。

无论如何，从冷战的最终结果看来，苏联经济在解体前已经千疮百孔，而美国经济还后劲十足，这说明美国经济经受住了冷战的考验。在对苏冷战的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文化、外交等各条战线上，美国在经济战线的优势（尤其是在冷战后期的优势）效果最突出，也最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意义。

1945~1960年，美国经济迅速繁荣发展。虽然随着其他国家的战后经济复苏，美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但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领头羊和发动机的作用没有受到削弱。由于当年美国人口、经济、政治重心是在临近北大西洋的东海岸，而且这一地区离苏联的地理距离最近，一旦发生美苏大战，东海岸将首当其冲。由此产生的全面备战计划，催生了将经济发展重心、工业基地和军事要塞向美国南方、西南方和太平洋沿岸转移的一系列系统工程，由此又带来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城市的非中心化和工业的分散化，修建了大批防止核打击的地下建筑，刺激了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阳光地带”的新城市，包括南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西南部亚利桑那州的图桑和凤凰城等，纷纷拔地而起，吸引了大批新移民。1963年，加利福尼亚州人口超过了纽约州。加州洛杉矶的人口超过了费城，成为仅次于纽约和芝加哥的美国第三大城市。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40年的约2000亿美元增长到1950年的约3000亿美元，1960年又增长到约5000亿美元。

汽车工业、建筑业和房地产行业是上述经济变革的最大受益者。美国1955年的年均汽车产量是1946年的4倍。美国人口从城市中心转向房地产相对便宜的郊区，而建筑业也随之走向大规模集约化。企业并购蔚然成风。郊区的商业化带来了大型购物中心、娱乐设施和相应的停车场等配套设施。“二战”结束时，美国只有8个市郊购物中心，到1960年已增加到3840个。好莱坞电影、迪士尼文化、以麦当劳为代表的快餐文化等飞速发展，服务行业和消费文化方兴未艾。1946年美国全国总共只有不到17000台电视机，而到1960年3/4的美国家庭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从事服务业、教育、科技、卫生等行业的白领工作者的人数，在1956年即超过了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而且待遇有很大提高。当时美国中产阶级普遍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阶级差异不大显著，激进的工会组织也难以获得支持，因此社会较为稳定。

贯穿全美的州际高速公路的初衷是修建战备公路并准备随时疏散人口，但是它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性所起的重大推动作用是始料未及的。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成立了“全美高速公路系统顾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很快做出了结论：建立州际公路交通网作为一种民防手段至关重要。国防部也表示这一交通网对国防是必需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可能需要使用西部平原的州际高速公路作为紧急着陆跑道。联邦民防管理署说，在遭到核威胁的情况下，至少有7000万人需要从可能受到威胁的目标地区疏散，更不要说遭到实际核攻击时需要疏散的人口了。于是，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高速公路法》，要求提供260亿美元的投资，铺设总长度达到64000公里的州际高速公路。这一项目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项公共开支。

为了战备需要，美国军队特别是海军和空军，推进了政府同科学界、教育界的合作伙伴关系。诸多“战略智库”应运而生。地处洛杉矶附近的智库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得到充裕的空军经费支持，至今仍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1946年，美国海军至少与45所大学和公司签订了协议，共同开展电子、物理、冶金、化学、弹道学等方面的研究，其合作伙伴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通用电气公司、凡士通（Firestone）公司、斯佩里陀螺仪公司（Sperry Gryoscope）等。此后短短6年中，海军的资助对象就从顶级的研究机构扩展到路易斯安那州、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而且鼓励科学家们自由畅想和设计自己的研究项目，开启了公费资助研究的新时代。海军开始资助神经化学、计量经济学、低温物理学等领域，以至领导心理学也在资助范围之内。这种似乎是粗放型的科研项目投资并没有按照市场规则和效应来进行评估，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量浪费。但是，电子计算机的开发，就是在近乎偶然的机遇中开始的。当时，美国陆军对海军已经放弃的一个电子项目感兴趣，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附近搞了一个早期的“电子大脑”（electronic brain）研发项目，从中取得了巨大的技术突破。截至1953年，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的研发晶体管部门有一半的经费来自五角大楼，晶体管很快就运用到了电视机、立体声系统、照相机、计算机和雷达系统。

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后，美国人举国震惊，痛感自己的太空技术落后，国际声望暴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反应是决定建立美国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大力发展空间技术。1958 年，国会通过、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生效的《国防教育法》，是冷战时期美国的一项重要立法。它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大力投资于国民教育和科学技术，为美国的国防事业输送人才。这项立法不仅对国防教育本身，而且对美国整体的教育、文化、科技、社会、经济都有着深远的影响。1960年，苏联用防空导弹击落美国的U2型高空侦察机，又让肯尼迪政府大受冲击，决心发展导弹技术。不久，美国就在太空竞赛中赢得了对苏联的优势。1969年，美国载人宇宙飞船“阿波罗–11”号率先在月球登陆。

随着战备计划的实施，“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概念出现了。军费开支在1948财政年度下降到冷战开始后的最低点，但很快由于冷战升温而增加，而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达到顶点。军队人数在朝鲜战争中扩充到300万人，对外军事援助也大幅上升。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最后一年——1960年，美国军费上升到3047亿美元。行伍出身的艾森豪威尔到他的执政晚期，对美国军工集团操纵政治和经济的前景深表忧虑，在总统告别演说中公开对“军事——工业综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影响提出警告。他说：“我们每年在军事安全上的花费超过了所有美国企业的净收入之总和。……我们绝不能允许这种综合体的势力威胁我们的自由或者民主进程。”据说直到最后一刻，他才决定在告别演说中不使用“军事——工业——国会综合体”的提法。肯尼迪是以大力支持国防工业为政纲上台的，但他到1962年也提出警告说，当有2/3左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全神贯注于国防、太空和原子能的技术开发时，美国将要“付出代价”。

越南战争让美国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福利计划因战争拖累，公共开支不足，只取得了有限成功。约翰逊执政的最后一年——1968年，国防开支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9%急升到接近10%。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大炮和黄油兼得”只能是一种幻想。1975年美国从印度支那战火中完全脱身后，经济才逐渐复苏。

里根总统1981年上台后，美苏军备竞赛加剧。美国推出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在1983年该计划开始实施时，五角大楼估计的金额高达1000亿美元，到1986年被迫压缩到560亿美元。事实上，星球大战计划虚多实少，且具有对苏联的战略欺骗意图。许多款项资助了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的裙带工程，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腐败。这一计划实际上最终花费了多少资金，至今是一笔糊涂账。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评论道：“里根的军事支出差点毁了整个美国经济。”

最终支持美国赢得对苏冷战的，不是“星球大战计划”之类的军事竞赛和地缘政治争夺，而是以信贷消费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里根执政时期实行减税政策，刻意利用财政赤字和高达1.4万亿美元的债务，刺激私人企业进行风险投资和组合创新，同时推动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和自由贸易。尽管在1981~1990年间政府的赤字规模惊人，但大约只是其他6个主要西方工业国家赤字的平均水平。到了冷战结束后的克林顿时代，里根的经济刺激政策得到回报，国家税收增加，在2000年以前实现了预算平衡，还略有盈余。

（四）

综上所述，美国在40多年的时间里，国内政治、社会、经济都受到了冷战的巨大冲击。在政治方面，同苏联的全面对抗使反共成为一种不可置疑的政治正确性。但是，麦卡锡主义时期的反共政治迫害涉及人数不多，未造成大范围的冤假错案。包括激进左派在内的各个政治派别在反苏反共方面达成了共识，巩固了以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在社会文化方面，黑人遭受的严重种族歧视使美国在冷战初期备受世界谴责，迫使美国从法律和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整个国家向种族平等迈出了重大步伐，从而加强了社会凝聚力。在波澜壮阔的“反文化”运动中，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共识，强化了平等、宽容、爱国的意识，逐步形成了作为另一种“政治正确性”的多元文化主义。与此同时，宗教复苏将社会拉向保守的方向，同多元文化相互适应，基本形成了以“基督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为主体的宗教格局。到了冷战后期，保守主义思潮占据了社会主流。在经济方面，冷战期间的战备和对外战争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滋生了军事工业集团同政界、商界勾结所产生的严重腐败。然而防备核战争的计划也大大刺激了高速公路、汽车、建筑等行业的蓬勃发展，改变了人口、城市化和工业布局，促进了消费文化，间接提高了社会福利。国防工业的发展同科技、教育紧密结合，催生了许多技术创新（如计算机）和制度创新（如战略智库）。

以上因素综合起来，构成了美国赢得冷战的主要国内依托。特别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其中若干极具美国特色的现象。首先，上述国内变革是在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实现的，展现的是一种风雨飘摇中的“动态平衡”：轰轰烈烈的黑人抗暴斗争此起彼伏，其中不乏马丁·路德·金式的流血牺牲；肯尼迪总统（以及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身亡震惊全国，给美国人留下了永久的心理伤痕；反越战运动同民权运动相结合如火如荼，促进了一代人的政治觉醒；1972~1974年的水门事件揭露出美国政治的肮脏黑幕，迫使尼克松成为首位辞职的美国总统……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多次遭遇重大的政治危机。反观近年来美国出现的反战游行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了。然而历史证明，这种动态平衡所维护的社会稳定程度，要高于苏联那种用政治高压维持的表面稳定，因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法治传统与体系始终将社会动荡和领导人的更迭控制在一定的制度规则之下。

其次，美国国内变革的推动力量不但来自政府，更重要的是来自社会，包括社会中的所谓反叛力量，例如左派知识分子和“反文化运动”中的激进分子。美国的反苏反华政策固然对国内的反共意识形态起到了强化作用，但是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宗教意识、私有制思想、对个人自由的崇尚，都对苏联式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产生了与生俱来的反感。因此美国社会的变革无论如何不会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表面上“左倾”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反文化运动，最终导致的是文化多元主义。它同社会主义社会所要求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完全是背道而驰，渐行渐远的。美国社会中的消费主义、分散主义和传媒娱乐，对于可能产生的军国主义倾向，也构成一个强大的障碍。

最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始终充满一种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夸大对手苏联的实力，同时唱衰自己，以提高对敌国的警觉和激发国民的斗志，是美国一贯的做法。“美国衰落论”一直在美国有很大的市场。这种心态和做法也许有利于美国的内部凝聚力，并且容易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口号和工具。但是在国际事务中，夸大对手的威胁也可能变为美国对外干涉和军事冒险的借口，例如在介入印度支那冲突时大肆渲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直至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关于萨达姆·侯赛因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有意无意的误判。因此，研究者对于美国人唱衰自己的论调，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21.西风瘦马，还是北天雄鹰？——美国兴衰再评估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美国衰落”的评论与预测又一次铺天盖地出现在媒体和网络上。各国政要、战略家、专栏作家、评论家、学者，都在围绕美国兴衰问题，展开一场又一场的探讨和争论。其中“唱衰”美国的观点，从数量上大大超过认为美国还有强大生命力的观点。有关美国兴衰的评论，绝大多数都站在一定的政治立场上，带着或明或暗的感情色彩和意识形态偏好，甚或为一定的集团利益或政策目标服务。作为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什么时候从顶峰跌落下来，与其说是一个学术命题，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命题。

1997年，王缉思曾经在一篇题为“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初探”的学术论文中，针对当年国内盛行的“美国衰落论”提出，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美国仍然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并没有衰落；对美国实力的挑战主要来自国内凝聚力；相对于新兴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力量正在受到削弱；美国是孤立的，无力领导世界的。回过头来看，当年拙文的基本立论似仍能站得住脚。

本文根据十几年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发展变化，试图从相对客观的学术视角，对美国的世界地位进行一次再评估。同上篇拙文研究方法不同的是，本文不打算使用很多数字与资料，从诸多方面对美国国内情况和国际环境进行详细考察。在网络时代，研究者不再为缺少数字、书本资料和他人观点所困扰，而更需要的是对所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与综合的能力。应当看到，国际信息快速流通和思想相互渗透的结果，使国际上有影响的人物和机构关于美国兴衰的主观认识——无论是“看好”还是“唱衰”，都有可能作用于其所在的组织和国家对未来的预期，进而影响到利益集团和政府的决策，从而对美国的未来发展产生一些比具体实力消长更为重要的作用。例如，假设美国的某个潜在敌国作出了美国已经或者即将衰落的战略判断，那么它就可能更大胆而有力地对美国提出挑战，从而削弱美国的实力地位（至于这种挑战是否可能招致自己的挫折或两败俱伤，则另当别论）。基于这一考虑，本文拟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着重对现有的关于美国兴衰与世界地位的观点进行梳理与评论，以期更新1997年在“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初探”一文中所作的结论。

一、有关美国兴衰各种观点的政治动机与政策含义

为简约起见，我们暂且把有关美国兴衰的论点区分为“兴盛论”和“衰落论”。不难看出，这两大对立的论点背后都隐藏着政治动机与政策含义。

“兴盛论”认为美国没有进入衰落阶段，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美国仍然会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主体实力要强。因此，需要探讨的是美国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力和首要地位、如何改善美国的“领导方式”使之更受世界欢迎等问题。

“兴盛论”的代表人物有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巴黎政治学院欧洲研究中心研究员扎基·拉伊迪、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名誉主席莱斯利·盖尔布、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迈克尔·曼德尔鲍姆、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维克托·托马斯、德国《时代》杂志发行人兼主编约瑟夫·约菲、新加坡前内阁资政李光耀等。

“兴盛论”者的身份和动机都比较简单。他们或处于美国当政者的地位，或是一直同美国政治主流关系密切的智囊人物。美国之外的“兴盛论者”，则往往是被认为是“亲美”的政治家或评论家。当然，论者中也有无明确政治目标的一般人。有政治动机的“兴盛论者”，一般都认同美国价值观，从感情上希望维持美国强大，鼓吹对美国应有足够信心，同时重点强调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挑战者的弱点和不确定性。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美国前高官约瑟夫·奈在新一轮的“兴盛论”中具有代表性，而且在不同著述、不同场合大声疾呼他的观点。奈认为，为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对美国实力产生的长远影响下定论还为时过早，这一场金融危机并不是致命的。由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灵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高、政治稳定以及鼓励创新，因此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世界最具竞争力排名中，美国经济仍排在第二位（仅落后于瑞士）。美国仍将在诸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以及第二代国际互联网等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奥巴马成功改变了美国的形象：与2008年布什任期结束时相比，今天人们更容易认可美国重新成为世界的领导者。相对于与威权主义大国合作，美国领导世界似乎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奈还说，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赶超美国是可能的，但中国发展道路上有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另一位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在分析美国首要地位的基础时指出，对美国在当今世界秩序中地位的最佳理解就是：它处于一种首要地位，美国几乎在每个重要权力维度都建立了明确的领导地位。美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和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在关键的国际制度内拥有主导地位，并且拥有深远的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此外，这些优势又被有利的地缘政治地位加以扩大。美国社会对于外来移民和改革创新抱有一种不寻常的开放精神，这使其对于新的情况有更好的适应能力。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声称，若认为美国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成了一个衰落的国家，那他们就错了。

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曾经大力提倡“亚洲价值观”，对美国价值观和外交政策提出过许多批评意见。但是，他在2009年11月访问美国时发表的演讲中，强调“在接下来的20~30年，美国仍将是唯一的超级强国”，而中国只是在20年后才会具备全球重要性和影响力，因为中国还没有准备好或者愿意在处理国际体制方面承担与美国同样的责任。他还说，“美国依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后的市场’。美元将继续是首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虽然欧元、中国人民币、日元和其他货币也最终会成为储备货币”。在同一篇讲话中，他阐明之所以如此强调美国的优势地位，是希望美国能够起到平衡中国的作用：“最终，不管面对什么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让她必须在太平洋维持占优势的强国地位。放弃这个地位将削弱美国在整个世界的角色。”

相对于“兴盛论”而言，判断美国已经衰落或者即将衰落的人，其身份和动机要复杂得多。首先需要看到，几十年里唱衰美国的，不但有外国人，更多的是美国人自己，而外国的衰落论者，也多引用美国人的资料和观点来立论。20多年以前，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就在《外交》季刊中撰文指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衰落论”就是美国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活中长盛不衰的话题。“衰落论”已经有50年以上的历史，其论者也跨越了两三代人。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些人认为，美国不可一世的军事力量在朝鲜战争中被挫败，以后不会再耀武扬威；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人们惊呼美国的航天技术以致整个科技力量将被苏联超越；越南战争是美国的滑铁卢，1975年美国被迫最终从南越撤出，标志着美国政治军事影响和道义威望的丧失；7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深化并遭受世界石油危机，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经济的主导地位似乎一蹶不振；70年代中后期苏联战略扩张势头迅猛，美国处于守势，“苏联即将超越美国”成为很有影响的预测；80年代日本、联邦德国作为经济大国崛起，欧洲联合趋势增强，不少论者判断世界经济将成为“三足鼎立”，美国的经济超级大国地位在20世纪末或21世纪初就要被日本所取代；在冷战结束后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海湾战争中，美国要日本等盟国出钱，说明它已经无力执世界经济之牛耳；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严重震撼了美国，“美国从此风光不再”的论调再次上升；2003年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陷入政治孤立，甚至几乎同法国和德国吵翻，说明美国软实力严重下降，霸权地位岌岌可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衰落论”又一次转回到经济金融领域。算起来，这次的“衰落论”至少是50多年来的第10轮了。

第一类“衰落论”者，是美国的激进派或左派思想家，“美国衰落论”反映出论者的立场、观点与意识形态倾向。由于他们的政治立场不会变化，他们不可能放弃唱衰美国的常年习惯思路。例如耶鲁大学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生活在后美国时代》中说：“‘二战’之后，美国引领世界25年；其后30年其影响力开始下降，但它采取了措施以延缓其衰颓之势；接着，新保守主义者上台，试图使美国重振雄风，但事实上却加速了其衰颓之势。如今我们身处的是一个后美国的时代。”沃勒斯坦论美国的衰落，永远是同“二战”后初期美国经济几乎占世界工业总产值一半的情形相比。早在20世纪80年代，沃勒斯坦就宣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走向衰退，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已陷入绝境。2002年他又指出，“美国在战后时期登上霸权顶峰，同时也铺就了霸权灭亡之路。这个过程有四个标志：越南战争、1968年的革命（指美国民权运动——引者注）、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及2001年9月的恐怖主义袭击。这些标志性事件一次比一次恶劣，最终把美国推向了目前的处境——一个没有实权的超级大国、一个得不到服从和尊重的世界领袖、一个在它无法控制的全球乱局中随波逐流的国家”。另一位美国左派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在《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一书中总结了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角色，即美国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帝国式的单极霸权世界，从而达到控制全球的目的。但是对于“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在全球发动的反恐战争，乔姆斯基最为担心的是这种倚权自重的美国政策，既无视被轰炸国家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也从另一方面利用了美国公众的恐惧心理。而实际上，所谓“恐怖分子”所仇恨的并非美国，而是美国的政策。类似人物还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亚洲问题专家查默斯·约翰逊等。

第二类“衰落论”，更似对美国“恨铁不成钢”式的鞭策与激励。美国从来不缺忧患意识。美国盖洛普2011年2月的一项调查显示，47%的人认为未来20年内中国将是首要经济强国，只有35%的人认为美国将担当这一角色。这类论者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近年来，弗里德曼多次撰文表示，对今日美国缺乏方向感和竞争力而深感忧虑。他的忧虑主要集中在美国能否调整其能源政策以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由于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为各自利益而争斗，美国振兴受到强大阻挡，难以避免重蹈古罗马衰亡的覆辙，因而他呼吁美国应当成立第三党。弗里德曼还说，中国既是美国的经济伙伴，也是竞争者，希望美国人将中国崛起比照为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人造卫星，因为迎接苏联实力的挑战激励当年美国警醒而奋起，实现了教育、基础建设和科学技术的振兴。

另一位呼吁美国警醒、加快振兴步伐的“衰落论者”，是美国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他在《后美国世界》里指出，过去500年来世界上已经发生了三次结构性的权力转移。第一次是西方世界的兴起，第二次是美国的崛起，当前世界面临的是第三次权力转移，中国、印度等新兴力量的崛起重新塑造着整个世界。美国同过去相比并未真正衰落，而是国际地位相对下降。美国的应对之道是继续保持政治经济的开放和宽容。他对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将美国陷于不义等行为大加鞭挞，而寄厚望于奥巴马政府，为其出谋划策，也因此而使这本书成为奥巴马曾经随身携带的读物。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战略家、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许多著述中都强调指出，美国需要道德觉醒，重建国内政治共识，全面振兴经济。如果对国内的债台高筑、基础设施恶化、城市衰败、贫富悬殊等诸多问题视而不见，不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美国就会陷入更为严重的危机，更无力影响世界。另一位美国战略家、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也指出，冷战后的美国陷入了故步自封，而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更陷入了恐惧，那种认为相信今后美国会更好的乐观精神丧失，是国家面临的一种危险。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我们是谁》，则将美国衰落的可能性主要归于大量新移民给美国人带来的国家认同危机。

在持“美国衰落论”观点的外国评论家中，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的角度值得重视。莫伊西宣称他同意扎卡利亚在《后美国时代》一书中的基本结论，但同时批评美国人在近年来陷入了一种“恐惧文化”，充满焦虑，更加内向，缺乏给本国带来过辉煌的对民主的执着、对自由和开放的追求、宽容的心态等。也同扎卡利亚一样，莫伊西盼望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能够展现新面貌。

更确切地说，这第二类“衰落论”应该叫作“抗衰论”或者“防衰论”。这些论者并未得出美国必然走向衰落的结论，而是说美国已经出现的某些消极现象、不良政策和滑坡趋势如果不加以制止，美国就会走向衰落。他们同更希望从客观的、不带强烈感情色彩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评论者又有不同。例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推导出美国国力衰退的长期发展趋势。2009年12月21日的《华尔街日报》刊文表示，21世纪头10年，美国迅速从资本主义的灯塔沦为展示资本主义制度某些缺陷的橱窗。美国曾被视为效仿对象，但现在从很大程度上讲，美国已失去这种地位。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认为，美国作为世界经济支配国的地位已经丧失了，其权力正在分散，世界开始进入无极时代。查尔斯·库普乾在《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一书中认为，冷战丧钟宣告的并非美国的最终胜利，而是其全球主导地位走向衰亡的开始。世人在21世纪将见证的将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美国时代的终结。肯尼迪和库普乾可以说是“衰落论者”的第三类典型。

第四类“衰落论”盛行于希望美国衰落或与美国有瓜葛的国家中，例如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等，以及许多国家的激进派和左派思想家之中。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国际金融危机初发的2008年7月就指出，“美国经济处于严重衰退状态，不应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不能再主导或干预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方向”。2007年11月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访问伊朗时对记者说：“美国正在走向衰落，美元的疲软是其丧失全球统治权的前奏。委内瑞拉将和伊朗一起，共同与美帝国主义作斗争。” 2009年12月，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宣称，“美国正处于衰退中，世界需要一个建立在伊斯兰革命价值观基础上的新秩序，只有伊朗人民可以为这个秩序提供保障”。可以预见，无论世界形势发生什么变化，这些人士的类似判断是不会转变的，因为这是基于一种政治信念和需要。

在这里有必要对中国人关于美国兴衰问题的看法做出一点分析。世界上最早做出美国必然衰落结论的政治家之一是毛泽东，他于1945年就发表了“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著名观点。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治舆论一直坚持这样一些说法：“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们处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这里的“西风”、“敌人”和“帝国主义”，主要是指美国。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之后，中国领导人曾经担心美国无力抵抗苏联的战略扩张，直至勃列日涅夫去世后苏联明显走下坡路时，才做出了新的判断。

冷战结束后，中国虽有对“单极世界”的担忧，但世界多极化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从常识判断，美国的国际地位如不下降，何来多极化？虽然在今日中国没有关于美国兴衰趋势的明确的官方说法，但“美国衰落论”符合舆论导向，已经有了60多年的历史，而说美国兴盛则有“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之虞，政治上难以立足。于是，当美国霸权比较咄咄逼人的时期，官方的说法是“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当美国遇到更大挫折时，则变成“多极化加速发展”。至于媒体和出版物总要小心翼翼地避免“看好”美国，而明显地倾向于“唱衰”美国，例子就俯拾皆是了。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抱着明确的政治动机“歌颂”或者“唱衰”美国的论调及时事评论，都没有多大的意义，而更值得重视的是那些进行长期冷静观察的研究成果，包括“抗衰论”或曰“防衰论”，特别是那些着眼于美国内部发展变化的论点。毕竟决定一个大国兴衰的主要因素在其内部而非外部。

二、此轮美国兴衰论辩的三个新议题

这次有关美国兴衰的全球论辩，主要的诱发因素有三个。第一个因素是，2008年以来美国受到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以经济为基础的美国实力的中长期前景不明。第二个因素是，2003年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国际道义形象严重受损，包括“软实力”概念发明者约瑟夫·奈在内的诸多评论者，对美国单边主义带来的软实力下降深表担忧，而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调整又为他们燃起新的希望。第三个因素是，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实力的迅速上升，形成了“世界权力大转移”之势，对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构成重大挑战。

（一）经济与创新力、竞争力因素

世界经济全球化下的美国经济走势牵动美国兴衰论辩者的神经。“衰落论”认为，美国经济长期衰退导致美国地位趋向衰落，主要表现在美国经济占世界份额下降、债务赤字严重、政府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经济衰退、经济虚拟化等方面。“二战”以后，美国经济总量一度占世界50%左右，现在占25%左右。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高达1.42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近10.8%，居发达国家财政赤字的最高水平，预计未来10年美国赤字总额将为7.2万亿美元。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斯认为，联邦政府已经破产了。世界经济论坛前总干事、瑞士斯马贾战略咨询公司总裁克洛德·斯马贾与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认为，全球化即美国的时代已经结束，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的契约被遗忘。曾任法国总统密特朗顾问的经济学家阿达利预测说，在久久的挣扎之后，在严重的生态危机之中，现在仍处于统治地位的美利坚帝国最终将在2035年被打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表示，金融危机带给美国永久性打击，使美国开始丧失其优势地位。

“兴盛论”认为，金融危机不但没让美国衰落，反而促进了美国进步。卡拉·诺洛夫认为美国的全球优势在于广阔的市场、富有的人民、对世界金融的掌控及随意印制美元的能力，金融危机后美国财政部的债券魅力依旧。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和约瑟夫·奈在2009年1月8日的德国《时代》周刊上分别以“美国会怎样”和“别再单干”为题撰文称，没有理由担心危机已经给美国的体制造成致命打击，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对世界来说至关重要。

一些“衰落论”中也隐藏着美国经济终将复苏的观点。英国《金融时报》国际主笔吉迪恩·拉赫曼指出，虽然美国经济遭受了重创，但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有着世界最多的顶尖大学、最多的大公司；美国领导着技术革命，有才能的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美国梦依然有着巨大吸引力。它的经济终将复苏，其军事存在、全球性技术优势无人能敌。法国评论家尼古拉·巴韦雷认为，美国是唯一拥有活跃人口的发达大国。从现在起到2050年，美国的人口可能增加1亿多，投资和储蓄正在恢复，美国继续在构筑推动全球化的网络，社会的弹性和革新意识足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现。

美元霸权问题是兴衰论辩者的焦点之一，也是美国兴衰的一张“晴雨表”。当美元霸主地位失去时，美国的金融衰落将不可逆转。美元的未来无法预测，但这个拐点未到来时，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尚不会禅让。

“衰落论”认为，美元国际地位下降影响到美国的世界地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研究报告《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中指出，虽然近期流入美元资产的资金增加，导致美元升值，但是到2025年美元仍可能丧失其举世无双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成为市场中一篮子地位平等货币中的老大。美国汉普夏学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教授迈克尔·克拉雷称20国集团峰会、美元疲软、“金砖国家”崛起等六大因素，表明美国已经提前沦为“普通国家”。

“兴盛论”者认为美元地位不会急剧下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将继续支撑美国兴盛。他们说，关于美元将无法维持作为基础货币地位的论调过去曾出现过四次，但都未成为现实。法国学者布鲁诺·泰尔特雷认为，美元占据世界外汇储备的2/3以上，一半的国际商业交易和一半的国际债券都用美元支付。美国的金融体系在世界上具有无可比拟的比较优势，使它能发行低价国债，购买高收益的证券。美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高技术产业在整个工业生产中所占的份额极大。中国学者宋国友认为，美元汇率2003年之后的下跌不是那么可怕。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美元汇率就持续下降了将近10年，跌幅超过40%，直到克林顿政府时期才得到扭转。现今的美元贬值只是复制了历史而已。而在上一次美元汇率不断贬值的时代，相继迎来了冷战的结束和单极体系的确立。日本龙谷大学经济系教授竹中正治认为，美元基础货币机制仍将维持多年。目前美元本位制终结的唯一现实可能性，大概是美国对通胀风险管理失败，通货膨胀急速恶化引起美元大幅贬值。只要这种情形不出现，取代美元作为世界基础货币的“候补货币”在短期内也许不会出现。

美国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也是事关美国兴衰的重要方面。“衰落论”者认为美国在技术创新和企业竞争力等方面都在退步。2009年9月15日法国《回声报》载文披露，一个技术创新基金会根据衡量竞争力的16项标准做出评估，美国为全球第六名，落后于瑞典和新加坡。美国的创新危机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大型公共研究实验室和国家资助的实验室人才在流失；研究人员的工资缺乏吸引力，让优秀的大学生心灰意冷；特别是美国缺乏支持基础研究的政治愿望，非应用研究在衰退。 2010年3月22日《时代》周刊发表《乏味的时代》一文，认为美国乃至全球都生活在“技术停滞的时代”，信息时代的新发明给生活和工业带来的变革，远不及20世纪初叶至中叶，真正革命性的技术创新非常罕见，交通能源领域技术创新的停滞令人瞩目。高科技直接制造的产值微不足道，实际上只是被作为创造虚拟资本的工具。

“兴盛论”者则坚持说，美国在技术、人才与创新竞争力方面活力十足。《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由于材料和设备价格猛跌，个人得以将新意念转变为创新发明。越来越多的大学工程学院学生希望做实际动手的研发工作，和其他创新者分享意念和工具。各种创新工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在美国出现。在今后10年中，相对于研发机构来说，个人发明创造可能成气候。美国人一向以能干、足智多谋而闻名，如今互联网给了他们更多的机会。美国大众已经从贪图安逸的价值观接受了教训。痛失财富使一般美国民众开始注意储蓄，也开始量入为出。许多失业的美国人正尽可能寻找谋生之道。网上学习的人数正在增加，使美国人更容易提高自己的技能。《纽约时报》专栏评论说，如果你想感知这个国家的萧条，就看看美国政府。如果你想找到这个国家真正乐观的一面，就看看30岁以下的美国人——他们中的青少年暴力、犯罪、未成年怀孕等情况都减少了。

（二）软实力与巧实力

“软实力”和“巧实力”都是约瑟夫·奈等美国人陆续提出的概念。之前的美国兴衰论辩虽有类似的内容如“美国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但言必称“软实力”乃至作为独立的辩题，还是近年来的新现象。

“衰落论”者认为美国软实力正在下降，表现在美国模式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制度创新能力、国际形象等诸多方面实力的下降。俄罗斯评论家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认为，美国及其倡导的观念体系、美国主导打造的体制遭遇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虽然美国将走出困境，但会损失更多的道德和政治资本。《华盛顿邮报》的弗雷德·希亚特和《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出“美国的民主制瘫痪了吗”的疑问，指出美国人很少像现在这样怀疑自己的模式。法国专家科琳娜·莱纳认为美国政治体制“开始失灵”。美国的大卫·布鲁金斯称美国精英化制度的声望已经急剧下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巧实力委员会”认为，美国的形象和影响力近年来在下降，美国必须从输出恐惧转向激发乐观精神和希望。一些知名的美国学者和评论家认为，甚至在最新一轮的金融崩溃和政治失误发生前，美国的时代就已经在走向终结。

而美国“兴盛论”者认为，文化软实力和外交巧实力可弥补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经济学人》杂志2007年载文认为，就在人们认为美国的软实力不像过去那么受人尊敬的同时，调查也显示，人们还是普遍被美国的价值观（特别是自由和开放）所吸引，移民和外国商品等问题也恰恰印证了这种吸引力。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认为，没有美国的世界将无法解决那些最为紧迫的问题，美国必须施展巧实力，即运用可支配的全部手段。通过致力于全球公益事业、公共卫生、应对气候变化，通过为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提供他们想要但因为缺少最强大国家的领导而没能得到的东西，美国能变成一个灵巧的国家，应对来自全球的严峻挑战。有学者指出，人才向美国流动和移民有利于提升美国软实力，维护美国领导地位。美国自由主义政治学家、时任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院长的安–玛丽·斯劳特在2009年第1期《外交》上发表文章说，当今世界衡量实力的标准是网络联系。拥有最大最多联系网络的国家——美国，将握有全球议程，激发创新能力，推进可持续发展，在21世纪继续称雄。斯劳特不认为人口多寡是国家发展潜力的衡量标准，因为“大有大的难处”，人口越多，问题就越大。美国人口只有中国和印度的1/4，但其先进的教育体系和网络体系能够将中、印等国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美国去。美国社会的开放性和人口的多样性恰恰是其优势之所在，因为创新产生于激烈的竞争。斯劳特预言，21世纪将是又一个“美国世纪”。人口学家预测，到2050年，非西班牙裔白人将只占美国人口的微弱多数，西班牙裔将占25%，非洲裔占14%，亚裔占8%。得益于较高水平的移民输入，美国才能成为唯一的人口正增长、占世界人口比重没有出现下降的发达国家。移民对某些经济部门的发展仍能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大学毕业生移民每增加1%，人均专利数量就能上升6%。移民还能缓解老龄化和养老等政策问题的严重性，有助于提升美国的软实力，人们喜欢移民美国能增强美国的吸引力。

资料显示，“二战”后，美国人囊括了诺贝尔物理奖和医学奖的将近1/2，经济学奖美国人竟拿走了2/3。为便于优秀人才的入境，美国国会专门通过法案，为申请赴美工作的专业人才设立签证指标（H-1B身份）。国外人才的涌入，加强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实力。只要人才流动的这一方向不变，就很难得出美国将持续衰落的结论。英国政治家彭定康认为，在高等教育和科研方面，美国尤其具备巨大的软实力。世界各地的聪颖学生都向往到美国留学。在世界顶尖的50所大学中，美国大学就占了42所。优秀的外国学生完成学业后，很多都留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包括到美国宇航局任职或在硅谷创业。美国非常注重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这是当地高等教育一枝独秀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3％，而美国的投资却高达2.9％。彭定康说，“这些都代表着美国的软实力。我想这是其他国家所不能及的”。

（三）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挑战

近年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上升备受关注，尤其是势头正旺的中国成为话题的焦点。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从1990年的88.6%下降到2010年的约30%。而“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90年的–0.6%上升到2010年的60%多。“金砖国家”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中国则是经济火车头的引擎之一。 2009年皮尤研究中心所作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25个国家中13个国家的绝大多数或相对多数民众认为，中国将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87%的中国人、50%的巴西人和45%的印度人认为，他们的国家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只有31%的英国人、30%的美国人和26%的法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持有同样的看法。

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地位上升，显然带来了美国国际地位的相对下降。《金融时报》评论家吉迪恩·拉赫曼指出，在其他国家崛起时，这一次的美国衰落可是真的了。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利特认为，美国在“全球实力”中所占的份额，不论以何种方式衡量，都处于下滑状态；中国、印度、俄罗斯和欧盟实力的相对提升，使美国难以发挥其影响力。英国评论家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中说，中国会与崛起的印度一起终结自1800年起由西方统治的世界。法里德·扎卡利亚在《后美国世界》一书中写道：“看看，世界最高的建筑是在台北，最富的人在墨西哥，最大的上市公司是中国人的。世界最大的赌场不再是拉斯维加斯而是澳门，最大的电影业不再是在好莱坞，而是在印度宝莱坞。甚至购物这种美国最伟大的运动也已走向全球——世界十大购物中心只有一个是在美国，最大的是在北京。在所有其他方面——工业的、金融的、教育的、社会和文化的——权力的分配正在转移，美国的主导地位已经动摇。”曾因提出“中美国”概念而名噪一时的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指出，美国洞口大开的经常账户赤字正越来越仰仗亚洲央行的资金来填补，其中中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法国尼古拉·巴韦雷称，新兴国家的竞争并不限于工业领域，而且扩展到农业（例如巴西）和服务业（例如印度）。随着新兴强国的崛起，美国的退缩不可避免，但其全球领袖地位的终结会使世界变得更为危险。

关于中国经济何时超过美国众说不一。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将预测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提前到了2027年，他估计2050年美国经济实力至少比中国弱10%左右，“金砖国家”和日本总产值将超越西方。美国经济评议会预测，若依据购买力平价指数，中国最快可能在2012年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渣打银行2010年11月预测，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20年超越美国。《经济学人》估测，若是今后10年中美两国的平均经济成长率分别是7.75%和2.5%，而通货膨胀率分别是4%与1.5%，人民币每年升值3%，中国则将在2019年取代美国，执世界经济之牛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按实值计算的经济规模2016年将超过美国，“中国时代”即将来临。

“衰落论”者大都认为新兴大国崛起会加快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进程，削弱美国霸权地位。日本评论家明石和康指出，由于美国地位下降，无力维持单极秩序，世界将进入不稳定的“无极化”时代。日本学者春原刚强调，当前的世界体制是以美国为中心、汇聚各个中小“极”力量的“集极时代”；作为一个大“极”，美国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力量，而俄罗斯、中国以及印度等新兴大国，欧洲、日本等旧有大国，却成为潜在之“极”。白俄罗斯专家尤里·巴兰奇克认为，当今世界已清晰地勾画出美国强盛的极限，这一日渐衰落的强盛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变成一种无能：美国人无法解决自己挑起的任何一场危机，新的世界政治和国际经济关系现状符合多极世界各主要大国真正的政治和经济分量，在这个多极世界上，一极是中国，一极是俄罗斯，另外3个极分别是欧盟、美国和印度。

“兴盛论”者则提醒人们不要夸大新兴大国崛起对美国地位的影响。约瑟夫·奈认为，中国将拉近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但并不能据此说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由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灵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高、政治稳定以及鼓励创新，因此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美国经济仍排在第二位（仅落后于瑞士），而中国则排名第29位。美国仍将在诸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以及第二代国际互联网等领域保持领先地位。还有论者指出，随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缩减，今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必会趋缓。美国学者罗伯特·萨特指出，中国在亚洲的崛起不会以美国的利益为代价，而且也不会是一场导致美国自动衰落的零和游戏。扬尼斯·加齐乌尼斯认为，从关键性经济尺度和更隐秘的力量影响（例如文化影响和人道援助）等方面看，尽管中国现在的确是世界大国之一，但中国的影响力是混合而成的，而且经常被美国所牵制。中国与美国在非洲和拉美等地区的贸易竞争中，美国将占上风，因为美国与该地区的贸易更加多元化。中国虽是其他亚太国家的主导性的贸易伙伴，但主要靠出口低端产品，而美国控制着商品供应链的上层。尽管中国最近在许多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但美国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仍然令中国黯然失色。

“兴盛论”者怀疑新兴大国会成为继苏联、德国、日本之后挑战美国“恒星”而落空的又一拨“流星”。美国学者尼娜·哈奇格恩等指出，新兴大国的崛起被认为是对美国领先地位、全面繁荣和生活方式的威胁，美国的老大身份有可能因此失去，但是现在的美国正处于一个历史上罕见的时期。世界上的大国没有一个是美国的敌人，中国、欧洲、印度、日本和俄罗斯这些“关键力量”没有一个是美国军事上或意识形态上的直接挑战者，它们的崛起有助于美国持续的繁荣和发展，甚至还巩固了美国的价值观。它们想要的也是美国想要的——一个稳定的世界和本国公民更美好的生活——因此这是一个对美国来说充满机会的时代，而不是一个失去的时代，21世纪可能成为下一个美国世纪。俄罗斯的纳塔利娅·谢罗娃指出，动荡的中亚地区成了俄罗斯的“软肋”，印度东部和中国南部边界之间的三角地带则是中国的“软肋”。俄罗斯面临“荷兰病”的困扰，存在靠资源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问题。部分新兴大国面临资源环境约束、经济社会能否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且抗打压和风险能力较弱。这些隐患和矛盾长期积累，变成新兴大国的发展瓶颈，若干年后美国优势再现的情形未必不可能出现。

三、衡量美国兴衰的标准及其发展趋势的主要变量

从客观的学术角度观察美国世界地位的变化，需要建立一些全面的评价标准与参照物，包括纵向与横向的尺度及多重视角。要预测美国国力发展的未来走势，还需要观察将美国推向强盛的原因是否发生了变化，其战略选择是否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

衡量美国兴衰的所谓纵向尺度，指的是将今天的美国同哪个发展阶段的美国相比。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正迅速失去1945年在世界财富、生产和贸易中所占相对比重。约瑟夫·奈也承认，20世纪末的美国比20世纪中叶的力量要小得多。选择1945年前后的特殊历史时期（美国以外的其他大国都在“二战”期间遭受深重打击或战败）为美国兴衰的参照物，所有论者都会承认美国实力相对下降，而且永远无力重放当年的光芒。

按照历史的纵向脉络，美国实力呈波动的曲线走势。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取代英国成为首要经济强国（19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6%，英国占18.5% ）。“二战”后美国的相对经济实力经历了50年代的鼎盛期、60~80年代的相对下降期、90年代的复兴期，以及21世纪初以来的第二次相对下降期。1945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56%，1965年下降到34.4%，70年代又下降到26%左右。里根在任时（1981~1989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比重从1981年的23.44%上升到1985年的32.32%，之后又因日本联邦德国等国的经济崛起而有所下降。在克林顿时期（1993~2000年）美国经济实力明显回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比重从1990年的24.2%提高到1999年的28.8%。布什在任时（2001~2009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比重从2001年的28.36%降到2008年的26.80%。这一趋势延续到奥巴马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购买力平价预测2011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比重降到19.88%。不过，因数据统计的不同，也有一些含义不同的资料。比如，据维基百科的“美国经济”词条显示，201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4.7万亿美元，按照汇率计算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5%左右，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占20%。另据统计，过去40多年来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变化其实很小，比如2009年这一比例是26.7%，还略高于1975年的26.3%。

衡量美国兴衰的所谓横向尺度，指的是将美国同哪些国家或地区作为比较对象。20世纪60年代，美国同苏联相比的实力有所下降。约翰·肯尼迪1960年竞选总统时抱怨说：“相对于苏联，美国的力量一直在下滑，共产主义在世界各个领域稳步推进。”到了七八十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突飞猛进，联邦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发展速度也超过美国。美国的亚洲问题专家傅高义1979年出版《独占鳌头的日本》后的10年，美国对日本制造技术和贸易政策的挑战感到忧虑。自9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好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今天，新兴大国构成了对美国实力地位的主要挑战，而美国与欧洲、日本、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的经济和军事优势继续扩大，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不降反升。

所谓多重视角，指的是经济以外的其他衡量标准。金融、经济指标和经济发展趋势，只能是主要依据之一。判断美国国力走势时，还必须综合评估它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国内政治凝聚力、军事能力、公民素质、教育水平、人才流向、意识形态和文化软实力、对国际组织的影响力等诸多方面。正如中国学者刘卫东的分析：“如果只有金融实力这单一要素或与之直接相关的要素受损，而美国的其他实力要素没有受到直接的、实质性的负面影响，则很难认定美国的国际地位出现了整体下滑。”

从根本上看，要判断今后美国能否长远维持强盛的国力（而不是同其他大国相比的国际地位），必须分析美国在历史上得以发展强大的主要因素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认为，美国发展强大的内在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美国的法治传统和法治精神维护着国内的长期政治稳定。美国的法治，一方面体现在一个较为健全的宪政体制，另一方面表现为美国社会深厚的法律至上传统。法治而非人治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是美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分散到统一、保持长治久安的最根本的制度保障。美国的法治精神，体现在从政府官员到普通公民对法律的尊崇。

第二，美国社会价值观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使民族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得以保持，爱国主义得以深化。以“自由”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自由、民主、公民权利、三权分立、政教分离、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宪法至高无上的法治等等，是美国社会中超越政治、宗教派别、阶级和种族界限、为全民所接受的核心价值体系。这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保证了美国社会的凝聚力和国家的统一，即使在几次大规模吸收移民之后也没有动摇。

第三，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过去100多年来，美国能够保持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创新性的研发及技术创新，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美国重视本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和海外优秀人才的引进，建立了由政府、企业、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共同支持的完备的国家创新体系。美国拥有健全的技术创新立法体系，注重保护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不仅表现在教育和科学技术领域，也同时表现在文化产业、社会科学和决策机制等各个方面，增加了美国的“软实力”。

第四，公民社会发达，社会自我纠错机制和能力较强，有利于防止国家发展道路偏离方向，避免对外关系中的严重战略失误。美国是现代大国中唯一先有社会后有政府的国家，其自我调节的动力不仅来自政府，更来自独立于政府的公民社会。繁荣的公民社会使得美国能够实行自上而下的渐进改良，使社会矛盾得到缓解，危机得到解决，社会朝着较为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公正的方向发展。大量民间社团、学校、教会，以及公民在各个层面的广泛政治参与和公民教育，是纠正美国制度缺陷和战略错误的主要动力源泉。

无可掩盖的是，美国长期存在着资本主义对社会的腐蚀、贫富悬殊、党派分裂、政客腐败、种族矛盾、信仰危机、形形色色的社会痼疾、政府权威的衰落、对外政策中“救世主”心态等难以自我调节的领域。但是，在使美国得以强盛的上述四方面因素未出现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所谓美国的衰落或国际地位的下降，就只能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横向尺度的结论。

在观察美国兴衰时，很少有人怀疑它的天然条件和实力基础。今后美国国力的长远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换言之，决定今后美国兴衰的主要变量是它的战略选择。同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相比，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权力相对分散得多，社会力量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也大得多。所以，观察美国的长远战略选择，需要看到它的社会动向，而不是仅看政府的政策。

中国学者宋伟指出，从中长期看，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美国内外战略变革，会减少在国外“过度扩张”问题和国际负担，增加国际秩序中的美国收益，健全美国自由市场体系，提高美国社会的弹性和活力。有的美国论者指出，美国最为紧迫的挑战来自就业、医疗保障、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企业创新能力等方面，以及美国对新兴大国崛起后国际新格局的不适应。

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奉行的一系列旨在恢复美国实力地位的战略和政策，基本上是沿着上述思路展开的。奥巴马政府的国内发展战略，重点放在大规模节能环保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研发投入、开发清洁能源、改进学校硬件设施、推广宽带网络应用、给95％的家庭减税、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减少财政赤字、放宽移民政策等方面，重整旗鼓的决心和力度都比较大。美国当政者看到，提高能源效率，开发清洁能源技术，建设低碳经济，是新的、潜力巨大的经济增长点。奥巴马承诺，在2020年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降至1990年的水平。可以说，这是具有美国特色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但是，奥巴马的经济振兴和社会变革计划——刺激经济、“量化宽松”、出口倍增计划、金融监管、医疗改革、教育创新、新移民政策等，成效不大，争议不断。由于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全民医疗等改革方案遭遇强烈反弹，代表草根利益的保守派——“茶党”异军突起。2010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民主党失去了众议院多数党地位，勉强保住参议院多数席位，标志着美国政治又一次向右偏转。然而美国变革的大方向尚未发生根本动摇。

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基本方向是同国内变革方向相一致的。奥巴马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主要关注点，已经从以反恐、防扩散为中心的军事安全议题，转移到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为中心的经济安全议题。把复兴经济放在首位，意味着奥巴马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国内，外援和国防预算可能压缩。美国对外扩张的势头受到更大的国内阻力和经济实力的制约。唯有在复苏经济、增加就业、能源改革上显示出“大手笔”，才能维持美元的强势，恢复美国的贸易竞争力，显示美国经济模式的优势，从而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和软实力。

在国际安全问题上，美国政府不再宣称以“伊斯兰激进势力”为主要敌手，不再提“反恐战争”和“先发制人”。美国的安全战略重点仍在大中东地区，但“重返亚洲”也是一个必然趋势。美国仍然高度重视核安全问题，提出“零核武器世界”的设想，提议召开了核安全峰会。美国在经济上接受了多极局面，但在军事上力图长期占据超强地位。在政治和外交上，它力图以发展“巧实力”来弥补硬实力的不足，保持西方价值体系的吸引力。一方面，由于西方世界整体力量下降比美国本身实力下降还要明显，美国需要进一步发挥在发达国家中的领头羊作用，加强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合作机制，以维系西方在全球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面对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正在采取合作、利用、分化、牵制等多种手段，使之不至成为有组织的西方对立面。这就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新型多伙伴关系”外交的中心任务。“巧实力”外交战略已成为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指导思想。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声称，加强巧实力外交的战略政策可以重振美国的领导作用。她提出，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当手段或多管齐下的措施加强巧实力，包括综合性的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手段。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则呼吁美国将更多资金和努力投入软实力手段，包括外交、经济援助和交流，因为只靠军队是无法保护美国利益的；通过致力于全球公益事业，通过“为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提供他们想要但因为缺少最强大国家的领导而没能得到的东西”，美国能变成一个灵巧的美国。

奥巴马政府对前任政府内外政策的大幅度调整从一个侧面说明，同世纪之交的时期相比，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明显下降了，尽管美国领导人口头上拒绝承认这一点。同时，一些迹象表明，美国的经济竞争力、社会活力、技术创新能力都在复苏，证明美国的自我纠错能力还是相当强的。

四、结论

关于美国兴衰的辩论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看样子还将继续进行半个多世纪。一个国家占据世界历史舞台中心长达一两百年，这个现象本身已经足够耐人寻味。

在中国网站上，最近有人将美国比作“夕阳西下”之时的“古道西风瘦马”，断言“美国国力如同自由落体的下坠已经成为现实”。美国以白头海雕（秃鹰）为国鸟，将雄鹰的形象嵌在国徽上。美国学者沃勒斯坦2002年发表题为“老鹰坠地”（The Eagle Has Crash Landed）的文章，遭到了主张“雄鹰还在翱翔”的评论者强烈的反驳。美国到底是日趋孱弱的“西风瘦马”，还是继续翱翔的“北天雄鹰”，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上，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政策倾向，结论当然迥异。然而进行较为超脱的学术分析，也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舆论界和研究人员对美国实力地位的评估经常出现偏差，而这种偏差基本上是过低估计了美国的实力地位和纠错能力，过高估计了美国面临的内外困难。究其原因，主要是“政治正确性”使然。当然有理由认为，由于新兴大国的崛起势不可当，这一次“狼真的来了”，美国真的衰落了。但是，对于“势不可当”的新兴大国的预测比对美国的预测还要复杂困难得多，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观察者还需持谨慎态度。

纵观历史，综合外部和美国国内因素，对美国国力发展的未来走势，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就单个国家的自然禀赋和发展潜力而言，美国的国力还远远没有走到尽头。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是美国发展的“硬条件”；移民社会和人才优势、法治精神、创新机制、自由主义价值观、分权与制衡机制、联邦制、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互补、社会渐进改良、言论自由与批判精神、庞大的中产阶级、相对开放的国内市场和强劲的海外扩张等，是美国发展的“软环境”。这些硬条件（美国高度重视环境和国土资源保护）和软环境都没有出现重大变化，决定了它仍然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第二，纵向比较（同自己的过去比较），美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技术实力等“硬指标”将继续上升，民主法治体系与核心价值观基本保持不变，教育水准和社会凝聚力可能会因新移民大量涌入而稍有下降，公民社会仍然保持活力，社会思潮和政治的钟摆正在从右翼保守向中间方向移动。

第三，横向比较（同其他大国和力量中心相比），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在未来20~30年内不会动摇。美国的相对实力已经到达世界历史上的顶峰，“一超更强”的局面不会出现。但是这个顶峰可以比喻为一座“平顶山”，其上还有凹凸坑洼。至于美国在这座平顶山上能走多长时间而不致无可挽回地滑到下坡路上，现在的任何预测都是缺乏牢固根据的。应当避免根据一两年的事态发展或一两个重大事件，就得出美国将要从顶峰跌落的结论。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在未来的10年左右赶上美国，但其综合实力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发展道路上有比美国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作为整体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尚不能对美国和西方世界形成足够有力的牵制，远不具备重塑世界秩序的实力和条件。

第四，美国的国内发展战略和全球战略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其总趋势有利于美国复苏经济、纠正社会发展失衡、提升软实力、维护国际地位。但是，国内右翼保守势力和巨型资本财团对这些积极变革形成强烈的抵制力量。美国能否做出更有远见的国际战略调整，同其他大国合作，塑造更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不仅取决于美国本身，也同全球政治经济发展趋势相互作用，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态度和政策相互关联。

22.美国夸大中国实力的背后

2010年1月，《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撰文表示，他对今日美国缺乏方向感深感忧虑。他说，中国既是美国的经济伙伴，也是竞争者，希望美国人将中国崛起比照为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人造卫星，因为迎接苏联实力的挑战激励当年美国警醒而奋起，实现了教育、基础建设和科学技术的振兴。

美国从来不缺忧患意识。不久前美国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的美国人，多于认为美国还将继续独占鳌头的美国人。有意思的是，五六十年前的美苏冷战初期，特别是苏联发射第一颗卫星显示其空间技术领先于美国之后，美国人的心态同今天对中国的态度有不少类似之处，不妨作一点历史回顾。

美国人对苏联的心态一贯是恐惧而非羡慕。关于社会主义为何在美国不能扎根，有许多学术著作加以探讨，而苏联模式对美国缺乏吸引力，是诸多因素之一。尽管如此，在冷战初期，美国政界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畏惧，仍深深渗入到美国国内政治之中。1947年3月，标志着冷战启动的“杜鲁门主义”出台后仅仅9天，美国政府就发布了《联邦雇员忠诚计划》这一行政命令，使反共迫害得到官方授权。这两大举措，一个外交、一个内政，旋即为整个冷战时期的美国政治话语系统定下了基调。同苏联的斗争，被界定为自由与奴役、无神论共产主义与信仰神的民主思想之间的战斗。反共从此成为一种不容挑战的政治正确性。

冷战中同苏联地缘政治争夺的激化和反共意识形态的强化，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虽然麦卡锡主义引起了美国人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反思，但与同一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压力的严酷性相比，毕竟是小巫见大巫。所谓从事“非美活动”的人士感到了政治压力，甚或失去了工作，但造成人身迫害的冤假错案还是极少数。1948~1958年的10年中，《联邦雇员忠诚计划》对全国范围的450万联邦雇员展开了调查，被指控为有“不忠诚嫌疑”而受到解雇的总共不过378人，不到受调查人数的万分之一，平均每年不到40人，因此没有引发联邦雇员和公众的普遍不安和反感。

冷战时期苏联依靠“举国体制”而实现的国家实力上升，对美国人有震慑力，却几乎完全没有吸引力。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政治人物和受到反共宣传影响的普通公众自不必说，连对国内政治持强烈逆反心理的那部分美国社会精英，都没有从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方面吸取什么思想营养或受到精神鼓舞，反而强烈抨击苏联的内外政策，以至对苏联的衰落和崩溃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

例如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指控为“亲共”，1963年还在监狱中关押，但他在信件中竟然将社会主义国家同希特勒德国相提并论：“假如我当年生活在德国，我会支援和安慰我的犹太兄弟；假如今天我生活在一个共产党国家，而基督教信仰的某些准则在那里受到压制，我将公开主张抗拒那个国家的反宗教法律。”已故哈佛大学教授、激进的左派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毫不掩饰地说，他对苏联解体感到“欢欣鼓舞”，因为社会主义的名声早就被苏联玷污了。一位在中国知名度更高的左派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认为，东欧国家垮台是因为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指令性经济体制；经济停滞伴随着要求独立的民族主义压力和反对暴政的社会压力，导致苏东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危机和最终解体。

由此不难看出，冷战和苏联因素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起到过“搅浑水”的破坏作用，但同时也强化了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反共旗帜下凝聚了全民政治共识。麦卡锡主义之后的美国基本消除了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担忧，转而同苏联进行国家实力的拼搏。其实，苏联全盛时期的经济规模，也不及美国的一半，但美国经常大讲自己的落后，对手的强劲。美国领导人以夸大而非缩小苏联实力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利用国内外对苏联的恐慌心理，以巩固冷战大战略的国内民意基础。

比如，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之后，美国舆论一片哗然，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私下却说，他对苏联卫星并不感到意外，反而应当感谢苏联夸大自己的能力，因为美国人需要这种周期性的“休克疗法”来刺激自己。肯尼迪在1960年同尼克松竞选总统时，大力渲染苏联的“巨大生产力”，不惜摆出比其共和党前任艾森豪威尔更为激烈的反苏姿态。

在政治上抹黑苏联的同时夸大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刺激自身发展，是美国大战略的一个重要特色。在冷战中，美国加速开发中西部和太平洋沿岸，修筑高速公路网络，加大教育和研发投入，开发空间技术和电脑技术，以私有企业为龙头发展经济。经过30多年的努力，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对苏联已经形成了全方位、不可逆转的优势。

在这里不能忽略的是，冷战高潮之中美国社会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对提升美国的民族凝聚力和对外吸引力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没有公民社会自觉维权带来的人权状况改善，就不可能有卡特时期的人权外交和以后对苏关系中的道德优势。试想，在马丁·路德·金遇害的时代，美国政府有勇气挥舞人权外交的大棒吗？

从根本上说，美国赢得对苏联的冷战，靠的是内功，根基在于国内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不是外在的实力地位和外交战略。

今天，美国又开始夸大中国实力了。历史对比应当引起我们的警醒和深思。回顾美国当年对苏联的态度，这谈不上是什么阴谋。与其说美国人“捧杀”中国，不如说他们是为维护自身利益和尊严而励志。奥巴马今年的国情咨文正面提到中国，意在激励本国加快改革步伐，促进经济转型，而不能让自己沦为二流国家。

反观当下国内媒体讨论对美关系的语境中，更多涉及的是如何寻找政策手段，激发公众义愤，以反击美国损害中国权益的行为。这当然无可非议，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加快民主法治建设，增强国际竞争力和软实力，才是对美战略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更何况我们早已走出冷战，中美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基本态势不会逆转。尽管可以作某种类比，但就性质而言，今日的中美关系同当年的苏美关系不可同日而语。

23.冷战后美国对外关系的特点

冷战时代已经渐渐远去。今天，当人们提到“冷战后”的国际政治时，常常不是指当下的伊拉克内乱、伊朗和朝鲜的核问题、中亚的“颜色革命”、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等等，因为这些热点问题和发展趋势已经同冷战没有多少关系了。以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或2003年美军攻占伊拉克为标志，国际政治似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布什总统自视为“战时总统”，美国领导人把“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时时挂在口边，因此我们可姑且称当下的美国外交战略为“反恐战略”。于是“冷战后”或者“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可能就此留给了1989~2000年这12年的时间，而这恰好是老布什和比尔·克林顿在美国当政的期间。本书定名为《冷战后的美国外交（1989——2000）》，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在中国，国际关系史学者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二三十年前到200多年前的事情；国际学者的关注重点，则是当今热点和未来走向。过去十几年的事情，反倒没有很多学术著作加以论述。本书企图做一点承上启下的工作，把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外交粗粗梳理一遍。在定稿之际，主编不揣冒昧，简单总结一下这个时期美国对外关系的几个特点，作为导言。

这里所谓冷战后美国对外关系的特点，不是指美国外交同其他国家外交相比有什么不同，而是指1989年冷战后美国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同其前后各个历史时期相比有什么不同。

一、未设主要敌手，维系战略同盟

在40多年的冷战中，美国的主要敌人一直是苏联。 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布什政府视反恐为国家安全第一要务。“反恐战争”矛头所指一开始是2002年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所称的“激进主义和技术的结合”，有意不点明“伊斯兰”这一心头大患；后来干脆直接称恐怖主义的源头为“伊斯兰激进主义”；从2006年开始，竟发明了“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说法，切齿之恨，溢于言表。可见2001年以来，美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上的主要敌手清晰可见，尽管不是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国家集团。

因此，同冷战时期和“反恐时期”相比，冷战后时期美国对外关系的首要特征，是没有树立明确的主要敌手或首要威胁。当1989年5月布什总统提出“超越遏制”（Beyond Containment）战略时，虽然美苏关系已经大幅度缓和，但冷战的惯性还很大，苏联的前景尚不明朗，仍然可能成为主要敌国。苏联解体、俄罗斯继承苏联的国际地位之后，1992年2月美、俄首脑发表的《戴维营宣言》表示两国已经是具有“相同价值观”的“伙伴”，不再视对方为“潜在的敌人”。此后，虽然美国对俄罗斯仍存战略戒心，两国之间摩擦不断，但毕竟不再是明确的敌国。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美国纠合其他西方国家制裁中国，中美政治关系一度紧张。1995年李登辉访问美国后，“台独”势力日趋猖獗，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性增大。同时，中美经贸摩擦也在升温。1999年5月北约空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更使双边关系跌入谷底。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不断有美国人鼓吹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但是从布什政府到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主流都是压制、防范与交往、合作的两手并用。1997年和1998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实现互访，双方表示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意愿。总体来看，中美关系是在波折中逐渐走向稳定的，美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明确地视中国为敌国。

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引发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此后，美国视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为死敌。克林顿上台伊始，就提出对伊拉克和伊朗的“双重遏制”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对国际恐怖活动以及恐怖组织袭击美国的图谋，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高度警惕并出重拳打击，只是还没有公开把恐怖主义同伊斯兰教挂钩，而是指责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支持、怂恿恐怖组织。在东亚方面，克林顿政府试图用诱迫的两手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计划，也威胁要把朝鲜列入支持恐怖活动国家的黑名单。然而无论是伊拉克、伊朗、朝鲜、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还是“基地”组织，都没有被美国视为主要战略敌手。直到“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才彻底把主攻矛头转向伊斯兰激进势力。

以联盟和反联盟为标志的大国对抗，是近现代国际政治的常态。冷战后没有出现大国对抗，美国也没有明确的主要敌手，却能基本维持冷战时期结成的战略同盟，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美国同西欧主要大国的政治军事同盟关系，虽然有波动，但基本是稳定的。其中的美法矛盾最为突出，但同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脱离美国战略轨道相比，其实并不严重（当年法国不顾美国反对而进行核试验、同中国建交、退出北约军事指挥机构，这些都严重得罪了美国）。美国对于德国统一和欧洲的经济政治一体化，尽管不是出自内心地赞成，但至少给予了口头上、礼仪上的支持。1991~2000年，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在海湾战争、武装干涉南斯拉夫、封锁打击伊拉克等问题上，一直以协调合作为主。俄罗斯对北约继续存在以至东扩，曾经有过同意、容忍、反对、愤怒谴责等各种表态，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予以默认。

从国际政治历史经验看，或者根据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当一个霸权国家消失（俄罗斯事实上继承了苏联，所以更确切地说是一个霸权国家急剧衰落），同它对抗的另一个霸权国家空前强大时，其他强国会结成“反霸联盟”或者采取许多联合行动，形成新的权力格局，以抗衡该霸权国家的进一步扩张。但在冷战后时代，大国联合抗衡美国的局面并未形成，甚至连伊拉克、利比亚、古巴、朝鲜等中小国家，也只能依靠自己来单独抵抗美国的压力。没有形成国际反美联合阵线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美国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即同各大国分别改善关系，不让其他大国相互之间的关系超越它们同美国的双边关系。

二、推动全球化，加强国际制度建设

冷战后美国外交的又一特色，是极力鼓吹全球化，企图通过制度建设，制定和推行对美国有利的国际行为规范。全球化进程在冷战时期曾受到两大阵营、两大意识形态斗争的阻隔。在冷战后时代，以国际贸易与投资迅速增长、信息网络拓展日新月异为标志，全球化得以加速发展。美国所倡导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治、人权等原则和观念，在全球化潮流裹挟之下被许多人奉为圭臬。在经济上，“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都是那一时代的产物；在国际关系中，“新制度主义”、“新全球主义”、“新干涉主义（人道主义干涉）”盛行一时。在美国倡导并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迅速。但是，全球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贫富鸿沟——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地区——开始加深，为21世纪初“反全球化运动”和“全球反美主义”的上升埋下了伏笔。

尽管经常被世界舆论指责为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老布什和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外交比较注意利用多边机制。同里根时代和小布什时代相比，尤其如此。在这一历史时期，特别是克林顿时期，美国参与建立、制定、补充的国际组织、国际公约、协定，同各国发表双边或多边的联合声明，其数量和所涵盖的地理范围、专门领域，都是国际政治历史上空前的。美国构筑和巩固国际机制的努力，降低了维持单极霸权的成本，对维护美国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来说，可谓意义深远。

老布什政府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指挥的多国部队，是经过联合国认可的。克林顿政府发动科索沃战争，虽然遭到中俄两国的强烈反对，绕开了联合国安理会，但它以北约的名义组成多国部队，也不能完全说成是一意孤行的单边主义。美国参与制定的有代表性的国际条约、协定和规范包括：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于1994年1月正式生效；1994年同朝鲜签订《核框架协议》，使朝鲜承诺冻结核开发计划；世界贸易组织（WTO）于1995年1月正式工作；推动《核不扩散条约》在1995年无限期延长；1996年同世界各国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6年同日本发表《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巩固了美日同盟；1997年同中国发表“致力于建设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1998年11月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2001年被小布什政府推翻）；积极推动北约东扩，于1999年北约成立50周年之际正式将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纳入北约；提出了“北约新战略”并使该战略在波黑和科索沃的联合行动中付诸实施；同时实施了更大范围的“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2000年同俄罗斯发表关于“战略稳定原则”的声明。

上述美国主导或作为主要参与者的国际组织和机制，尤其是其中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世界贸易组织、美日同盟的巩固和北约东扩，促进了美国的长远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当然，美国构筑全球霸权体系过程中的败笔也不少。例如：老布什总统在海湾战争结束后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提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在2000年提出建立“民主国家共同体”，本都是应景之作。可这几个空洞无物的货色刚刚出台不久，就被人遗忘了。1996年美国国会先后通过《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和《达马托法》，企图限制外国公司同伊朗、利比亚等“无赖国家”做生意，结果遭到各国强烈抵制，也成为美国外交的一大挫折。这类外交失败往往是对外政策受制于国内政治的结果。在没有迫在眉睫的外来威胁的情形下，为了换取国会和一些利益集团对行政当局其他政策措施的支持，总统和许多政客不得不牺牲某些外交利益，以保持其国内支持率或争取选票。

除了明显的败笔和所付出的高额代价之外，冷战后时期美国外交的一些暂时收获，已经被后来的历史打入冷宫。例如：1993年9月13日，在白宫南草坪，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拉宾当着克林顿的面微笑握手，正式签署了《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又称《加沙——杰里科先行自治协议》）。这个协议在当时被普遍赞扬为自1979年《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以来，“中东和平进程取得的最大突破”。但是，两年后拉宾遇刺身亡，所谓“最大突破”如昙花一现。又如：美朝关系一度转缓，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于2000年10月访问平壤，克林顿也很想在任期结束前访朝，实现“历史性的突破”。从后来的事件中可以看出：朝鲜方面在那时并未认真履行1994年同美国达成的核框架协议，而是以谈判、核查为掩护，继续发展核武器。当然，克林顿政府履行协议的诚意也受到普遍怀疑。如果克林顿的访朝计划真的实现了，恐怕也不会带来什么实实在在的成果，反而会遭到其后的美国领导人的指责和嘲笑。

三、享受和平红利，对外经济扩张

在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奉行以经济、安全、民主为三大支柱的全球“参与与扩展”（Engagement & Enlargement）战略。克林顿政府1994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鲜明地突出了经济繁荣和经济实力的重要地位。报告写道：“美国安全战略的中心目标是通过国内外的努力促进美国的繁荣。我们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越来越不可分割。我们国内的繁荣取决于国外的积极参与。我们的外交实力、保持一支天下无敌的军事力量的能力以及我们的价值观在国外的吸引力，所有这些都部分取决于我们的经济实力。”（见书中附录2）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兴起，使美国在高技术领域的优势急剧扩大。从1991年3月开始，到2000年的下半年即克林顿执政的最后几个月，美国经济创造了接近9年连续增长的奇迹。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处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国内居民消费势头旺盛、商业投资活跃，被称为30年来美国经济的“最佳境界”，美国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名副其实的火车头。

美国在冷战结束后能如此迅速地出现快速而持续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削减军费所产生的“和平红利”。在长达40多年的冷战期间，军事工业在美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平均达到25％。军事工业的扩展虽然也有刺激经济增长、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但其“拖后腿”的长期负面影响更为明显，表现为国民赋税负担沉重、社会福利投入不足、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国防支出庞大，也影响了研究开发、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日本、联邦德国等国在美国投入巨额经费用于战争和军事装备的年代，实现了经济崛起，全球竞争力直追美国。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冷战刚刚结束美国政府就通过裁减军队人数、关闭部分军事基地、减少军事订货等行动，削减了军费预算。国防开支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0年的5.2%下降到2000年的3.0%，甚至绝对数字也有所下降。联邦政府还利用财政投资手段加快“军转民”的步伐，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国防工业和民用部门之间的技术合作开发。

美国享受到的“和平红利”，对“新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军费开支的减少改善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对降低财政赤字作出了贡献，使美国政府在教育、研究与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福利等方面加大了投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刺激了经济增长。当然，军费削减也使军事工业的就业人数下降，带来了20世纪90年代初一部分人的失业。不过，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劳动力供应状况紧张，军事工业的裁员反而发挥了一定的缓解作用。克林顿政府建立了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列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加强政府对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宏观调控，实施“军转民”计划，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开始实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即所谓“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事实证明：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为美国夺回在汽车、电信、半导体等产业的优势，确保在电脑和网络行业的绝对领先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用克林顿第二任期内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塞缪尔·伯杰的话说，克林顿是第一位懂得全球经济的美国总统，在他的任期内美国领导了历史上“最伟大的贸易扩张”：美国共签订了270个自由贸易协定，世界年均贸易额由4万亿美元增长到6.6万亿美元；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由1934亿美元增加到8950亿美元，其中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由490亿美元增加到2750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30%还多；美国出口增长近50%，创造了170万个与出口密切相关的工作岗位，美国经济由占世界经济总量24.5％重新上升到30%。美国在克林顿任期内还大力促进各经济大国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的协调，在西方主要工业国之间达成了一项经济协调战略，使西方大国在削减财政赤字、增加投资、刺激私营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刺激国内需求和减少贸易赤字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美国稳定国际金融体系的努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文所归纳的冷战后美国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的三大特点，在冷战时期不存在或不明显，在2001~2008年小布什执政时期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结束了“未设主要敌手”的时期，美欧联盟出现了很大裂痕；美国外交的单边主义色彩浓厚，在国际制度建设方面乏善可陈；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但将冷战后“和平红利”耗费殆尽，还大大扩充了军事预算，增添了财政赤字；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劳动生产率虽然仍高于日本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但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开始下降，主要原因是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也遭遇了重大挑战。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内外政治环境下美国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冷战后初期担任总统的共和党人老布什，在美国政治光谱中的色彩是保守势力中的温和派。他的外交重臣如国务卿贝克、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等，也都是保守的稳健派。其后担任总统的民主党人克林顿，则是自由派中的温和派，而且受到共和党保守派控制的国会的牵制，其内外政策都增添了某些保守色彩。在世界事务中，美国民主党政府一般来说比共和党政府更重视国际机制的建设，从战后的罗斯福、杜鲁门到冷战后的克林顿都是如此。小布什则是典型的共和党人，保守、执着而又富于宗教色彩，他的副总统切尼等对外政策制定者也有类似特征。冷战后时期两党都比较支持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终于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被保守的小布什政府和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所打断，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24.克林顿的外交遗产——冷战后美国外交的归宿

克林顿带着“新民主党人”的面孔和政策主张入主白宫，并成为自罗斯福以来第一位获得连任的民主党总统。早在1992年第一次竞选总统期间，他就向选民承诺：“我们将在固有的价值观念基础上为美国人民提供新的选择：我们将提供机会，要求责任，并重建美国社区。我们提供的选择既不属于保守主义也不属于自由主义，在许多方面，它甚至既不同于共和党也不同于民主党，而是一种新的主张。”

一般认为：自 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以来，两种政策主张在美国政坛竞相争夺主导地位。一种是民主党自由派关于政府应较多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张，另一种是共和党保守派要求主要依靠“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规律调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放任自由思想。以克林顿为代表的所谓“新民主党人”的“新”字，主要体现在他们既继承了政府应当干预市场和重视社会公平的民主党传统主张，又吸纳了保守派中一些相对温和的政策主张，试图走出一条“中间道路”。

一方面，克林顿坚持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适当干预，指出“市场的确了不起，然而市场并不能给我们安全的街道、清洁的环境、平等的教育机会、贫穷婴儿的健康孕育及人们健康而可靠的晚年”。另一方面，他又主张缩小政府规模，减少政府开支，承认“政府在非常个人化的事务上几乎不起作用”；要求巩固家庭，严厉对付犯罪；要使“社会福利成为人们获得工作的第二次机会，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

克林顿的这一“中间道路”主张，反映了战后“婴儿潮”时期的新生代较少历史包袱、思想开放的特点，获得了大多数选民的支持，也扩大了克林顿在国会两党之间的活动空间。他在平衡预算、“公平贸易”、福利改革和打击犯罪等四个领域的改革和努力，无不反映了这一“中间道路”的思想。

同莫妮卡·莱温斯基等人的性丑闻，让克林顿名誉扫地，并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接受参众两院弹劾程序的总统。克林顿在该事件调查过程中曾向全国人民撒谎，道德威信尽失，也使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遭受损失。这是他在8年总统任期中的最大败笔。但是，他毕竟实现了他在1993年刚刚上任时许下的最大诺言，即振兴美国经济，削减财政赤字。

于是，有人将克林顿吹捧为“实践19世纪诗人济慈的一首描写‘美即是真’的诗歌的最佳楷模”。他们认为，克林顿将他上台前对选民许下的承诺变成了现实，实现了“美国梦”的复兴。这是他总统任期内留给美国人民最丰厚的“遗产”。2000年1月27日，克林顿发表了最后一次国情咨文，在1小时29分钟的演讲过程中，他共获得64次“起立鼓掌”，场面气氛的热烈，也几乎创下了他自己的历史纪录。在他即将离任之时，舆论普遍认为，如果宪法允许第二次连任，克林顿肯定会继续担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本人也对其国内政绩洋洋自得。在20世纪末的千年世界首脑大会上，克林顿对与会代表说，他实现了“新民主党人”的诺言，他已取得胜利，美国亦取得了胜利。

评论克林顿的国内政绩，或美国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取得的哪些进展可以归功于他的领导，不是本章的主要议题。我们在此仅想指出，当美国人清点克林顿的外交遗产时，很难找到可以同其表面上骄人的国内政绩相类比的标志性成果，评论家们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犹豫不决，目标混乱，缺乏远见，前后矛盾，不仅未建立起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反而使美国成为恐怖主义的首选目标，陷入了危险的“新的无序世界”之中；也有人提出了与此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克林顿外交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智慧和非凡的领导与协调能力，而且提高了美国的世界地位，“开创了全球化时代外交的新纪元”。有人以科索沃战争为例，指出克林顿政府以人道主义为名武装干涉别国内政，这种“新干涉主义”使美国在国际上成为众矢之的，留下了一笔不光彩的外交遗产；还有更干脆、更简单的观点：克林顿只用工作时间的5%处理外交事务，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外交遗产。

如何评价克林顿的外交得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首先，涉及的是价值判断，即美国外交的成功对整个世界是福还是祸。其次，科索沃战争之类的历史事件虽已告一段落，但尘埃并未完全落定（例如科索沃的最终归属和巴尔干地区阿尔巴尼亚人的归宿问题尚待解决），其对于美国的利弊得失，不但美国人内部多有争论，就连国外的观察家也需要一定时间的思索。还有，美国政府调解巴以冲突、缓和同朝鲜的关系等努力，没有在克林顿任期内有所结果，亦难以做出评价。布什继任总统之后，采取了所谓“ABC”（Anything But Clinton，即否定克林顿的一切）的姿态，让美国对中东、朝鲜的政策都发生了大幅度的转变。于是克林顿外交路线如果得以继续贯彻将会产生什么后果的问题，就只有学术假设层面上的意义了。

本文所讨论的克林顿外交遗产，主要指的是这位总统给美国外交留下了什么重要印记，其继任者乔治·沃什·布什从他手中接下什么样的国际战略和观念，以及他治下的美国对世界政治的发展方向带来了什么影响。

一、美国外交史上最难以决策的时代？

在冷战结束十几年后，反观冷战结束对美国的含义，对于理解克林顿的外交遗产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冷战刚结束时，西方世界把苏共下台和苏联解体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胜利”，热衷于讨论如何建立在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但是，当美国朝野精英从“胜利”的最初喜悦中清醒过来时，却发现他们面临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对外政策失去了方向感。面对这一新的困境，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伍尔西形象地说：“我们杀死了一条龙，但现在生活在一个充满形形色色的惑人毒蛇的丛林里。在很多方面，那条龙的行踪倒更容易摸透。”他的意思是，苏联这条龙虽然没有了，但形形色色的毒蛇比龙更难发现，更难对付。

其实，伍尔西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对美国的普通民众而言，冷战结束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分享“和平红利”的重大机遇，但对那些要“领导世界”的美国决策者来说，冷战的结束给他们同时打开了两个“潘多拉之盒”——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双重挑战。其一即伍尔西所称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惑人毒蛇的丛林”；其二则是国内各个利益集团对“和平红利”的争夺。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自后者的挑战远远大于前者。随着同苏联进行核大战威胁的消失，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依据——“维护国家利益”的含义在美国公众眼中变得既抽象又具体。所谓“抽象”是指部分美国人更加关注国内问题，外交变成远离他们切身利益的领域，因而他们对继续“投资”于对外关系失去兴趣，产生孤立主义情绪。所谓“具体”，是指在最大的外部威胁消失后，一些美国利益集团很容易把自身利益提高到“国家利益”的高度，相互争夺在对外关系中的发言权或主导权。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主编梅恩斯早在1990年就断言：“冷战终结的最重要后果可能是美国对外政策机构丧失主要的组织力量和行动的原则——反共。”因此，其后美国的外交将失去“定位仪”，“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场大辩论”。

信息革命的迅猛发展和网络时代的来临，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导致了传统外交的“异化”。新的信息传播方式，揭开了传统外交的神秘面纱，迫使外交活动必须经受“全球现场直播”的考验。几乎任何组织、任何人都可以在“信息共享”中拥有自己在外交领域的发言权，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发表对外交问题的看法。这是总统外交决策权威被削弱的原因之一。

这种传统外交的“异化”还导致了内政与外交之间界限的模糊，形成“外交内政化、内政外交化”的局面。一方面，克林顿不得不把推行对外政策主张的大部分精力花在说服和协调国内各种势力上。在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问题上的艰苦说服工作，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对华最惠国待遇（后转为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即PNTR）问题上的努力，都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为了赢得国内选民的支持，克林顿还必须照顾在外交上有特殊利益或关注点的国内群体。例如，克林顿政府对古巴的政策受到国内右翼势力和古巴移民的影响，长期僵硬不化。克林顿于1996年3月签署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案”规定美国公民包括美籍古巴人可以对古巴政府没收其财产提出司法诉讼，把美国的司法管辖权强加于国际社会。不久之后，克林顿又签署了“达马托法案”，要求扩大对伊朗和利比亚的制裁。其背景是要取悦于美国最大的亲以色列游说集团——“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1996年10月，克林顿派遣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问非洲，则明显是要在当年大选中捞取更多的美国黑人选票。

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使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联系日益紧密，新的全球问题的大量涌现，外交决策权力进一步分散，给传统决策机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在美国外交史上，此类外交决策权力中心的转移和机制调整曾多次出现，例如在“二战”之前，商业、劳工、农业和内政部门享有外交决策领域的特权；战后初期，财政部和国务院占主导地位；而进入冷战高潮时期，军事安全部门则居于重要地位，中央情报局迅速崛起，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国务院并列。冷战结束之后，冷战时期建立的机构已经难以适应需要，各官僚机构之间的权力平衡再一次进入了大调整时期。其结果是克林顿不断遭到“外交政策混乱、缺乏目标和没有连续性等”各种指责。

此外，随着冷战共识的消失和“问题政治”（围绕军备控制、人权、国际贸易等问题而出现的政治争斗）的突起，美国政党政治的基本结构和国会的权力斗争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民族主义者”要继续支持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而反对者（被前者称为“绥靖主义者”）则认为遏制战略既缺乏新意又毫无效果。随着这种“价值分野”现象的出现，两大党内部出现了新的政治排队，传统的两党政治让位于随着问题领域的变化而不断变更的超党派政治联盟。选民的党派倾向性也逐渐为各种临时的社会联盟（Social Coalitions）所取代。所谓“新民主党”和“共和党革命”都是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这种新的游戏规则无疑给传统的外交决策方式带来了挑战。此外，1994年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丧失了第104届和105届国会的主导权。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将外交事务预算减至不到总预算的2%，削减了大批驻外机构，拒绝支付拖欠联合国的会费，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几乎使克林顿的外交政策成为国会的“人质”。

面对上述种种挑战，有人认为，克林顿面临的“外交困境”与两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状况相类似。但这种比较未免过于简单。威尔逊和杜鲁门时期所面临的困难主要集中在“全球主义”与“孤立主义”之争，而克林顿任职后所面临的外交困境则远远超出了这两种传统外交思潮的较量。还有人把克林顿的外交困境与19世纪90年代相提并论。他们认为：“当时的美国政府正面临着由大陆战略向海洋战略的历史性转变，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国内同样面临着如何有效地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的广泛争论。”更具体地说，“同现在一样，当时美国也未面临外部威胁。为了从战略高度确定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不仅要向美国人民阐明他们的国际使命，还要说明他们参与国际事务所带来的好处。当时美国也同样经历着意义深远的文化转型，来自中部和南部欧洲的大量拥有不同语言、宗教和种族的移民涌入美国，导致了美国社会不同种族的严重分化，而国内民众的进一步分化则使制定和推行一项长远而连续的战略面临更大的挑战”。

但是，即使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也很难把当时的困境与克林顿时代等同起来，因为许多新问题是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所独有的。当克林顿进行外交决策时，他不仅要把握经济、安全和人权三者的轻重缓急，而且要把握新理想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新孤立主义和新全球主义、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等各种思潮和主张之间的大体平衡；此外还要处理好“功能性问题”和“国家关系”之间，“高度政治”（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和“低度政治”（贸易、金融、环保等全球问题）之间，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之间，以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等等。

在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国际安全和国内决策环境之下，要制定一个像冷战时期那样以一个敌我分明，以“零和”游戏为特征的长远战略，以特定国家为主要对手，以他国对待美国的态度作为划分敌我的标准，以维护国家军事安全为首要战略目标的外交政策，是不现实的。尽管冷战结束后美国精英人士中一度出现了争当新时代“凯南”的现象，但他们这种以过时的眼光看待新的世界的行为，同样不可能为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一个完整清晰的政策指南。在今天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要清晰地勾画出一个连续的外交政策构想将是非常困难的，这一问题并非仅仅局限于美国或克林顿本人。原有的确定性已经不复存在，为现在和将来提供一种思想上的共识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因此说，冷战结束并不全是新时期第一位美国总统之“福”。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总统，克林顿当时面对的也许是美国外交史上最难制定明确外交战略的时代。

二、克林顿外交遗产的理性思考

克林顿8年任职期间，几乎所有重大全球性问题和地区性问题都有美国“参与”的轨迹。从总体上看，一方面，克林顿基本完成了美国外交由“威胁导向型”战略向“任务导向型”战略、由冷战时代向全球化时代的转变，既避免了关系其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外交挫折，又保持或夺回了美国在军事、政治、经济、信息等领域的全面优势，实现了自罗斯福以来美国利益和影响的最大的一次和平扩张。但另一方面“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和“领导权威”之间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美国的“世界领导”形象并未像克林顿希望的那样如愿以偿。

（一）从“冷战时代”到“全球化时代”外交战略的转变

克林顿从其前任乔治·布什手中接过的外交政策遗产尚未脱离“冷战轨道”。从本质上说，“超越遏制”战略仍是一个以军事手段为核心、以威胁（苏联全球威胁换成了地区性对手的威胁）为导向的冷战战略。虽然布什曾提出要大胆“超越”近半个世纪以来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目标，但并未能明确取而代之的新的战略目标和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海湾战争期间布什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但直到他任期结束时，这一主张仍不过是一句口号而已。美国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既不能阻止德国和日本在经济领域的竞争，也无法掩盖美国经济衰退的事实。苏联共产党的垮台更使美国的全球战略在国内外面临重新定位的问题，新的全面共识难以达成。

克林顿就职后，高举“变革”的旗帜，声称“美国所需要的不是压缩了规模的冷战思想”，而应当“从旧观念中解脱出来”，制定“冷战后美国安全的新契约”，加速从“冷战轨道”向“冷战后轨道”的转变。然而，要摆脱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惯性”谈何容易。一般来说，要使美国民众认可并支持一项大战略，或者要让他们看到一个迫在眉睫的外部威胁，或者有一项不得不履行的“国家使命”。以消除威胁为动力的战略可称为“威胁导向型”战略，以使命驱动的战略可称为“使命导向型”战略，前者着眼于损失的大小，而后者着眼于获利的多少。按照预期理论的基本观点，人们一般倾向于为减少威胁而付出，却不愿为获利去冒险，特别是在能否获利尚不确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冷战结束后，赖以制定和推行大战略的苏联威胁不复存在。克林顿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确立一项能够凝聚全民共识的国家使命，从而实现战略转变。

作为开启这一战略转变进程的第一步，克林顿于1994年2月向国会提交了“参与和扩展”国家战略报告，结束了 40多年来军事安全在国家战略中的核心地位，提出以维护美国领导地位为核心，促进经济繁荣、增进国家安全和向国外推广民主的新的外交使命。正如当时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所说：“继承遏制原则的必须是一项扩展战略，即扩展世界上市场民主国家的共同体。”该战略希望以“扩展市场民主”来取代反共共识，作为美国外交的“新使命”。

然而，提出一项新的外交使命，并不等于人们接受并支持这一外交政策。特别是在克林顿第一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内民众只关注经济和工作机会问题，克林顿既缺乏对外交的领导和亲身参与，也没有去努力说服国会在外交问题上达成共识，甚至听任各利益集团的不同主张，经济、安全和民主三者之间的关系处于混乱状态，致使人们时而把克林顿外交称为“人权外交”，时而称为“美元外交”。在俄罗斯、中国、海地、非洲等国家和地区“扩展民主”的努力不仅未能获得成功，甚至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1996年竞选连任之后，克林顿开始加强对外交事务的领导与协调，安全问题在其议事日程中的地位开始上升，而推广民主的重要性则相对下降。1997年，美国对“参与和扩展战略”进行了调整：一是将“扩展”置于“参与”之下，强调对违反民主和人权的行为既不能姑息迁就，也不能为此进行人道主义的“十字军远征”。注重通过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参与”达到扩展民主的目的，把美国的利益、价值观念和对外战略三者统一起来，根据各国、各地区的差别采取不同的政策，从而减少目标上的矛盾和混乱，增强美国对外战略的“合法性”。例如在非洲地区，美国强调要通过私人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而不能仅仅依靠“人道主义救援”和提供援助。二是强调美国领导的必要性。就像克林顿在《希望与历史之间》一书中所说：“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们的福祉、我们的力量都依赖于保持我们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如果我们寻求和平的世界所提供的机会，我们就必须承担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责任。需要联盟，我们就必须去组织；需要谈判，我们就必须去进行；需要投资，我们就必须去投入；需要以武力去捍卫我们的利益，我们就必须用兵。”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克林顿亲自出面，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国际金融体系的调整、联盟功能的转变、建立各种伙伴关系等许多重大外交行动。在保持对伊拉克等“无赖国家”遏制的同时，缓和了同朝鲜等一些敌对国家的关系。克林顿还通过对印度、越南和非洲的访问，填补了美国在上述地区的首脑外交空白。

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美国公众日益感受到参与全球事务所带来的好处，与此同时，“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东京地铁毒气案”给美国人留下的记忆，以及墨西哥、东南亚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冲击，也使美国人进一步感受到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跨国威胁对美国的含义。

1999年2月26日，克林顿在旧金山发表了任期结束前最重要的对外政策演说。他在一开始即强调：“世界正在毫无疑义地走向一体化”，“从美国的经济实力到每个城市的安全到人民的健康等所有问题的解决，不但有赖于国内的事态发展，更离不开对世界事务的参与，我们必须拥抱全球化的无情逻辑”。因为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孩子，无论他生活在非洲还是东南亚，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俄罗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能否受到良好的教育，拥有健康的身体，获得安全，摆脱暴力和仇恨，充满希望并自由地选择他们自己的命运，这一切都将与我们自己孩子的成长和生活息息相关”。至此，克林顿直接而明确无误地把美国的全球战略与不可阻挡的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并把全球化作为美国21世纪外交的立足点。

他还指出：“在这样的发展变化面前，由于美国实现了有史以来在和平时期奇迹般的经济扩张与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自信心的增强，为美国塑造更加和平、繁荣与民主的21世纪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神圣的使命。”这句话可以说是自克林顿就任总统以来所反复强调的“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的最新诠释。在演说中，克林顿还指出：“尽管从本世纪之初以来，我们的生存或自由第一次不再面临一个压倒性的威胁，世界各大国不再为了安全和领土而相互争斗，”但为了建立通往21世纪的桥梁，美国必须担负起领导责任，迎接全球化时代美国外交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和使命：（1）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2）把开放、稳定的俄罗斯和中国纳入国际体系；（3）保护美国免于跨国界威胁；（4）建立一个使所有美国人民受益的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5）建立一个自由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2000年年初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则以全球化对美国的影响为开篇，在克林顿旧金山讲话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美国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

上述战略调整过程和“五大使命”的提出表明：从冷战时期的“遏制”到全球化时代的“参与”，美国始终不变的战略目标是维护自身利益以及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即追求世界霸权。二者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遏制战略”有明确的敌人，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参与战略”则没有把任何大国视为既定敌人或威胁，而是把增进美国的安全、繁荣经济和在国外推广民主作为“战略使命”。这既反映了自从克林顿上任以来的一贯主张，也指明了美国外交的未来发展方向，标志着美国全球战略已经基本完成了由“威胁导向型”战略向“使命导向型”战略的转变，为全球化时代的美国外交构建了一个较完整的框架，为继任者留下了一份可以继承的外交遗产。这份遗产的具体内容则分别体现在安全、经济和民主三大领域之中。

（二）实施“预防性防务”，应对“新威胁”

作为“二战”后第一位在“婴儿潮”中出生的总统，克林顿没有任何军事经验可言；作为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的第一位总统，他所面临的防务战略转型的任务却异常艰巨。90年代初，美国防务部门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定“不存在苏联压倒性安全威胁情况下”的新的防务战略。在8年任职期间，克林顿先后更换了三任国防部长，进行了多次防务战略全面审查和评估，进行了由“地区防御战略”到“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再到“塑造、反应、准备”战略的调整，以及对各种“冷战机器”的改造。尽管美国的防务战略仍有许多冷战痕迹，但总体上看，克林顿任期内基本实现了美国防务战略由“冷战时代”向“全球化时代”的转变，即从以军事手段为核心的“威慑战略”转变为综合运用军事、经济和外交手段的“预防性防务”。

第一，克林顿明确了新时代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和对外用兵准则。随着苏联“压倒性威胁”的突然消失，地区冲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中国的崛起、俄罗斯陷入混乱、联盟解体的危险、“文明的冲突”、极端民族主义、种族屠杀、难民潮、国际恐怖主义、宗教迫害、压制民主、侵犯人权、毒品泛滥、生态环境恶化、人口爆炸、粮食危机、水资源的争夺、艾滋病、外贸赤字、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等五花八门的问题都曾纷纷出现在各界人士所开列的威胁清单之上，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克林顿政府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最后把这些问题划分为“三种威胁”和“五种危险”，并根据不同利益面临的威胁规定了对外用兵准则和防止“危险”演变成威胁的预防性战略。

克林顿政府将威胁按严重程度区分为A类、B类和C类三个层次。“A类”威胁是指对美国“生死攸关利益”的威胁，其规模和性质相当于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生存构成的威胁。此类威胁当年不复存在，美国的生存并没有受到任何迫在眉睫的生死攸关的军事威胁。“B类”威胁，是指对美国“重大利益”的威胁，比如在波斯湾和朝鲜半岛两处“重大地区性潜在危机”对美国重大利益构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此类威胁是美国国防部制订计划和预算的重点，但并没有影响到美国的生存和生活方式。“C类”威胁是指对美国“人道主义利益”的威胁，比如在科索沃、波黑、海地、索马里、卢旺达等一些偏远地区发生的战乱，这些威胁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有着间接的影响，但并不直接威胁美国的利益。

冷战后美军的用兵原则是：（1）当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面临威胁时，必须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并以较低的代价速战速决；（2）当重大利益面临威胁，而投入军事力量的费用和风险与处于危险中的利益相当时，可为达成有限的政治目标使用有限的军事力量；（3）当“人道主义利益”受到威胁时，一般采取外交或其他手段，军队可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等非战争行动。在所有上述行动中，政治领导人都必须为军队指挥官规定可转化成明确、可以完成的军事任务；在部队投入行动之前，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保证完成任务并顺利撤出的战略；对外用兵必须保证获得国会和民众支持。上述用兵原则的提出，对指导美军在冷战后的行动有着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克林顿虽然曾有过逃兵役的记录，但任职期间用兵次数和频率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总统。从美军多数出兵情况来看，美军严格坚持的原则其实只有两条：一是符合美国战略利益；二是能确保完成任务并尽可能没有伤亡。之所以出现频繁进行海外军事干涉的现象，一是因为一般对手的装备水平与美军之间存在着时代差距，构不成对美军的真正威胁，美国领导人对使用武力造成的国内外负面影响不必过于担心；二是因为不存在现实的“A类”威胁，“B类”和“C类”威胁的地位相对上升，导致动武的可能性增大。

克林顿政府认为，虽然当时并不存在“A类”威胁，但仍存在可能在 21世纪演变成A类威胁的“五种危险”。它们是：（1）出现“魏玛俄罗斯”；（2）部署在苏联领土上的核武器失控；（3）中国走向敌对；（4）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5）美国境内发生在规模和能量上前所未有的灾难性恐怖主义活动。美国新世纪防务战略的主要任务就是防止这些“危险”演变成对美国“生死攸关利益”的重大威胁。为此，美国必须制定一项与威慑战略有本质区别的，内容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手段在内的“预防性防务战略”。该战略不仅要能够应对来自朝鲜半岛和海湾地区的“B类”威胁，还要在“战略机遇期”营造有利于美国安全的国际环境。与此同时，需保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为“预防性防务”的可能失败做好作战准备。

第二，克林顿政府十分注重防止和打击“灾难性恐怖主义”。美国把下列行为称为“灾难性恐怖主义”行为：（1）传统战争范围以外动用核、生、化武器的袭击；（2）对重大的社会基础机构日益依赖的电脑系统的网上袭击；（3）对现代社会的其他主要薄弱环节加以利用或对政府主要人员和机构进行威胁等恐怖主义行为。美国之所以如此重视打击“灾难性恐怖主义”，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本土及海外机构和驻军曾多次遭到恐怖主义的袭击，大量使领馆等驻外机构曾被迫关闭，驻扎在沙特阿拉伯的美国空军则不得不把基地转移到荒无人烟的沙漠深处，二是担心“灾难性恐怖主义”袭击将摧毁美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安全感”，特别担心将来在美国发生类似日本东京地铁施放神经性沙林毒气事件或更严重的恐怖行为。1998年5月 22日，克林顿宣布，美国必须“以对付本世纪最重大的安全挑战的同样的毅力、同样的决心来对付21世纪新的恐怖主义的挑战”。他还为此签署了两份“总统令”，任命了一位国家协调员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专门负责协调安全、基础结构保护和反恐怖主义事项。同时要求，为了迅速有效对付恐怖主义将不惜动用“美国所有资源的全部力量”。

回顾当年克林顿政府对美国所面临威胁的描述，可以发现“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出现虽然具有某种偶然性，但美国决策集团并非完全没有预想到这场“境内发生的在规模和能量上前所未有的灾难性恐怖主义活动”，并为此制定了预案。布什政府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措施基本得当，没有引起美国社会内部的恐慌，应当部分归功于克林顿时代的反恐政策和预案。

第三，克林顿政府以信息技术的广泛开发与应用为核心，开展了在武器装备、编制体制、国防采办、人员素质等领域的一场“军事革命”，以便在规模减小、经费削减的情况下仍使美军具备“同时打赢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的能力，并为未来应付可能出现“A类”威胁做好准备。克林顿卸任之前大幅度增加防务预算，有国会压力因素，但更主要的目的在于加大新式武器的采购，更新武器装备，保持美军的绝对优势。

第四，克林顿积极支持反扩散努力，推动实施通过合作减少威胁的计划。克林顿任职期间，根据《纳恩——卢加法案》制订的“合作减少威胁计划”，先后投资24亿美元帮助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苏联共和国控制或销毁核武器，从而防止了苏联国土上核武器可能失控的危险；批准了《化学武器公约》和《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与朝鲜达成了“核框架协议”，使朝鲜冻结了核开发计划。1998年印巴先后进行核试验，1999年10月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对克林顿的全球反扩散努力造成了巨大打击，并被视为是他任期内最大的外交挫折之一。在邻近卸任之前，他迫于国会压力主张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这一行为不仅招致中、俄以及西方盟国的坚决反对，也反映了在缺乏外力制约的情况下，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追求自身“绝对安全”和“美国例外论”给世界安全带来的危险，引起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和担忧。不过，克林顿时期美国至少还从形式上基本守住了核不扩散的原则。

第五，克林顿制定了冷战后美国在世界各个地区的安全战略。克林顿政府在维持欧、亚两大地区各驻军10万的同时，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以“分担责任”和“保持承诺”为原则，调整联盟功能，维持地区战略平衡。与此同时，通过与俄罗斯、中国军方的交往，影响两国对美国的看法和政策走向，从而减少它们对美国的防范和威胁。在欧洲和大西洋地区，克林顿不顾来自国内和俄罗斯的反对，积极推动北约东扩，于1999年北约成立 50周年之际正式将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纳入北约，提出了“北约新战略”，并使该战略在波黑和科索沃的联合行动中得到了检验。从此，结束了冷战期间只要成员国不遭到进攻北约就“无所作为”的历史，消除了冷战结束之初对联盟解体的担忧，进一步显示了美国对维护欧洲安全的“独一无二”的领导作用，同时把北约从一个实施“国土防御”的纯军事组织转变为冷战后保持欧洲和大西洋地区和平与稳定及维护美国利益的军事政治组织。此外，美国还实施了更大范围的“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使北约的影响从西欧扩大到中亚地区，既填补了华约解散留下的东欧力量真空，又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的战略纵深。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主导下签署了“北约——俄罗斯伙伴关系文件”和“北约——俄罗斯基础文件”，既承认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但又不允许其对北约的行动拥有“否决权”。克林顿政府希望通过加强北约与俄罗斯的军事交流，一方面趁俄罗斯仍然虚弱之时，将其纳入北约主导的泛欧洲安全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机制化的双边和多边安排，提前预防可能出现的“魏玛俄罗斯”。克林顿任期内，随着北约东扩进程的启动，美俄关系曾急速下降，甚至一度出现了“冷和平”的危险，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和对科索沃的占领，更使俄罗斯丢尽了大国的脸面。在21世纪来临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扭转国内经济、安全局势的同时，开展了积极的全方位实用主义外交攻势，美俄关于“反导条约”、“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以及在中东等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对未来的美俄关系构成了一定挑战。但由于美俄之间实力差距巨大，俄罗斯手中可打的牌仍相当有限。

在亚太地区，克林顿政府通过修改《美日安全条约》，把职能改变、防区扩大后的美日联盟作为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加强与韩国、澳大利亚、泰国的双边联盟关系，并通过让澳大利亚在处理东帝汶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进行了一次由盟国分担地区责任的尝试；在“双边准入协议”的基础上，加强了与一些东盟友好国家的双边或多边军事合作。

在对华关系方面，克林顿政府试图通过“交往政策”，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地区和国际体系之中，防止中国走向敌对道路。在进行经济合作的同时，建立了美中两军之间的对话机制，在反扩散和维护地区稳定，特别是在解决柬埔寨问题和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合作。尽管受台湾等问题的影响，两国关系跌宕起伏、危机不断，但在克林顿任期内，两国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1997年和1998年的两国首脑互访，为继续奉行对华“全面交往”政策打下了基础。

中东地区是克林顿施展外交斡旋才能的重要舞台。他的第一任期刚开始不久即促成了中东和平协议的签署。但由于中东问题自身的复杂性，加之美国国内政治对克林顿的制约，8年之后中东地区面临的却是再次爆发巴以战争的危险。对伊拉克的制裁和轰炸虽然维护了美国的利益，但结果是，伊拉克一步步地走出外交困境，而美国却显得日益孤立。大概正是因为无法用外交和军事制裁的手段解决萨达姆问题，克林顿的继任者布什抓住“9·11”恐怖袭击事件大做文章，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于2003年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事实证明，布什战争政策的后果比克林顿的“遏制政策”后果还要糟糕。

（三）确立经济在国家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大力推进“公平贸易”

“It’s the economy, stupid! ”（关心经济吧，别犯傻），早在1992年竞选期间，面对美国高达4万亿美元的国债和持续衰退的经济，克林顿竞选班子打出了如此蛊惑人心的口号。当选后，他发誓要像“激光束一样”聚焦于经济领域，把“经济安全”作为美国内政和外交的核心。8年之内，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3760美元增长到29605美元，这是他最值得炫耀的国内物质遗产，也是有益于世界经济的成绩。美国年均经济增长的 20%来自国际贸易，因而美国贸易的增长也带动了世界贸易的增长。用克林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塞缪尔·伯杰的话说，作为第一位懂得全球经济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任期内领导了历史上“最伟大的贸易扩张”：美国共签订了270个自由贸易协定，世界年均贸易额由 4万亿美元增长到6. 6万亿美元，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由1934亿美元增加到8950亿美元，其中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由 490亿美元增加到2750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30%还多。美国出口增长近50%，创造了170万个与出口密切相关的工作岗位，美国经济由占世界经济总量24.5%重新上升到30%。

克林顿任期内贸易的急速扩张，直接得益于克林顿的“国家出口战略”。上任之初，克林顿就认识到“国际关系的主导因素已经由核武器的发射重量让位于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因此，克林顿既把贸易作为外交战略的目标，也把它作为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工具。克林顿改变了冷战期间政府只干预同安全相关的对外经济交往的传统，制定了“国家出口战略”，以此来“保证让美国企业进入不断扩大的全球市场”。

在“国家出口战略”的指导下，克林顿对内强调商业优先原则，大力促进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在对外贸易中的合作，采取了放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设立新的相关政府机构，为企业提供信息和完善的金融服务等重大措施。克林顿政府在国际市场上致力于减少贸易和投资障碍，强调“自由和公平”贸易原则，时常以咄咄逼人的姿态，不分对象地要求对等优惠、对等开放市场。为了扩大美国的出口和维护其全球利益，克林顿高度重视同“新兴大市场”国家（中国、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土耳其、波兰、南非等）的关系，仅同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就从1992年的332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000亿美元（据美方统计）。鉴于这些国家同时处于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关键地区，加强与上述国家的经贸往来则可以起到促进美国利益和推广美国价值观念的双重目的。

在整个任期内，尽管缺少国会支持，甚至常常面临本党议员的反对，克林顿仍在推动贸易自由化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出的成就：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积极推动并完成了《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推动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创立，完成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定。由于克林顿把对外贸易作为促进国内繁荣、促进国外民主的重要手段，经常使美国的对外政策被称为“金元外交”或“商业对外政策”，这是克林顿外交的重要“精神”遗产之一。然而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的失败，以及克林顿在会议期间过分强调所谓“公平贸易”、听任国内各利益集团要求增强劳工标准的行为，使美国完全违背了对自由贸易的承诺，加大了各国对美国变相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

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美国贸易增长的重要基础。与其前任的观点不同，克林顿认为：美国国际收支相对恶化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的宏观经济状况。1993年2月，克林顿即提出把“理顺自身经济”作为实施对外经济战略的首要步骤，以此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状况，增强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在极力打开国外市场大门的同时，克林顿在国内建立了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列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加强政府对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宏观调控，鼓励企业进行研究与开发，实施“军转民”计划，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增加智力投资。作为“理顺自身经济”努力的重要基础和主要内容之一，1993年9月克林顿开始实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即俗称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该计划刚一出台，即得到了全国公众和相关产业部门的热烈呼应。当时就有人把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与州际公路建设和阿波罗计划相提并论，称美国人终于发现了信息时代的入口。事实已经证明：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为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夺回在汽车、电信、半导体等产业的优势，确保在电脑和网络行业的绝对领先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自1994年以来连续居于世界排名榜首。

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是克林顿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克林顿在任期内大力促进各经济大国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的协调，在西方主要工业国之间达成了一项经济协调战略，使西方大国在削减财政赤字、增加投资、刺激私营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刺激国内需求和减少贸易赤字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美国稳定国际金融体系的努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也对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期间，面对广泛存在于许多学者和政客之中的怀疑和反对情绪，克林顿绕开国会，以总统行政命令的方式，动用400亿美元的财政部外汇稳定基金支持墨西哥比索，不仅稳定了墨西哥汇率，还使美国获得了5亿美元的净利润。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克林顿一方面设法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一方面要求有关国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进行金融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克林顿大胆起用世界一流经济学家，例如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财政部长鲁宾、助理财长劳伦斯·萨莫斯等，这对遏止金融危机的蔓延以及稳定金融体系方面，也起到了咨询意见、稳定人心的重要作用。

当美国人回味起2000年繁荣的美国经济时，也会想起10年前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情景。当时，美国不得不面对其他工业国不断“晃动的手指”（意思是说，瞧你美国急剧增长的赤字和低迷的经济表现，哪儿来的发言权）。然而8年之后，各国却在竞相模仿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几乎所有国家都在使用美国微软公司的产品，给日本上课的经济学家也多来自美国，美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则成为各国判断世界经济运行状况及其走向的晴雨表。

（四）寓扩展“民主”于拓展市场之中，实现美国利益与价值观念的融合

同美国历史上的人权外交相比，克林顿对美国人权外交的重要“贡献”在于：把“扩展民主”寓于“拓展市场”之中，把道义原则与利益原则紧密地联在一起。

从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的角度来说，在世界推广“民主”或“人权”或“自由”，与美国人固有的价值观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是推广民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内容的根本原因之一。但外交的最高原则在于维护国家利益，如果道义原则不能很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是不可能持久的。冷战期间，卡特政府曾把“人权”放在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但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则不得不求助于地缘政治“大三角”的运作。到后来的里根和布什政府虽然也强调“人权”因素在美国外交中的重要性，但更多的是把它与反共意识形态和美国的安全相联系。

苏联解体，安全威胁消失后，美国的“人权外交”失去了路标。克林顿竞选期间批评布什政府抛弃了处理世界事务的人道基础，并许诺他将使民主成为外交政策的主要议题。他上任后任命的外交班子成员，例如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人权和人道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翰·沙特克、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以及驻联合国大使（第二任期时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等人均有强烈的人权外交背景，克林顿本人上台之初也曾发誓要不惜为“人权”而战。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为“人权”而战，不仅不能促进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反而可能使美国利益受到威胁或损害。美国在索马里的军事行动和把中国的“人权状况”与“最惠国”待遇挂钩的做法，都起到了与美国的愿望相反的作用。随着原苏东地区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波黑和车臣等地的内战也愈演愈烈，俄罗斯还出现了“日里诺夫斯基现象”而非洲战乱频仍，某些冲突地区宗教激进主义的复活，使“民主和平论”受到更大的挑战。即使一贯倡导人权外交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后来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把对非洲政策重点放在人权上会犯错误。

面对强行“扩展民主、维护人权”带来的诸多问题和挑战，克林顿政府不得不重新思考民主同和平的关系以及促进民主和人权的途径。通过在实践中的不断摸索，克林顿及其外交班子终于找到了在冷战结束、全球化来临的时代，美国外交中“道德原则”和“利益原则”的新的“契合点”，这就是寓“扩展民主”于“拓展市场”之中。这充分体现了克林顿外交“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统一”的特点。有人说克林顿外交是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思想的回归，其实二者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威尔逊扩展民主的方式和核心内容是促进“民族自决”而克林顿扩展民主的方式却是“市场和更多的市场”。对于冷战结束后，一心关注国内经济增长和工作机会的美国民众来说，克林顿通过拓展市场向世界推广美国民主的努力远比进行“民主十字军远征”更有吸引力，也更易于获得国内支持。

从许多方面来看，克林顿推广民主的方式都源自“商业是民主之本”的理念。克林顿极力扩展的“市场为导向的民主制度”是以如下的信念和假设为思想基础的，即“开放、民主和自由市场社会能够促进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具体地说，第一，民主有利于和平，因为“民主国家之间不易发生战争”；第二，自由市场有利于经济发展，因为“更多的市场民主将扩大全球市场和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第三，自由市场有利于和平，因为“两个喜欢吃麦当劳的国家一般不会相互打仗”，而“在‘低度政治’领域的合作将导致在‘高度政治’领域的合作”；第四，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因为“随着自由国家数量的扩大，国际秩序将变得更加繁荣”。由此可见，克林顿外交原则的基石是在“全球经济”时代建立以开放的市场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用克林顿自己的话说，21世纪的外交必须着眼于“全球化的无情逻辑”。

向世界推广所谓“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本身也有利于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国际人权法中对权利与自由的界定包括：报酬、工作条件、工会、生活水平、休息与娱乐、福利、社会安全、妇女与儿童、环境等问题，这也为把人权问题纳入经济竞争提供了方便。从美国对中国劳改产品出口、泰国童工问题、马来西亚劳工等问题的关注，把贸易与人权挂钩以及不断强调所谓“公平贸易”原则的做法中不难看出，美国推广人权的口号之下亦有着十分明确而具体的经济利益。克林顿这种以经济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很容易形成“选民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翻版，经常被国内的“理想主义者”指责为“屈从于某某国家的市场吸引力而放弃了民主原则”。但克林顿则以同样的事实来反驳这一指责。在为其外交政策辩护时，最经常引用的例证是美国的海外投资和贸易如何促进了投资对象国的民主和自由，维护并促进了美国的利益。这在一年一度的对华最惠国待遇辩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当然，克林顿在通过贸易、投资以及其他方式的经济合作扩展民主的同时，并未忘记发挥其“独一无二”的强大军事力量的作用，经常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名，通过武力“恢复或扩展民主”。

在所谓的“克林顿主义”出台之后，许多人认为：美国将超出以往只为战略利益而使用武力的传统原则，“在必要时将以武力阻止种族屠杀和其他人道主义灾难”。但鉴于索马里的教训，美国对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屠杀行为采取了与在波黑和科索沃完全不同的态度，对50余万名图西族人被杀的暴行几乎是无动于衷。这种外交政策的双重标准更使人们认为：美国是假捍卫“民主和人道”之名，行维护美国利益之实。在波黑和科索沃的空袭行动，虽然表面上结束了当地的种族冲突，但实质上并没有消除冲突的根源，反而进一步加深了民族和种族冲突的危险，使美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遭到破坏，甚至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说美国通过经济合作来扩展民主的努力促进了美国利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那么，美国通过武力强行“扩展民主”的做法则不仅未能维护美国的利益，还进一步损害了美国自封的“世界领导”的形象，更无助于各类地区冲突的真正解决。

三、克林顿外交思想：以国际制度为中心的“新全球主义”

克林顿的一个重要外交遗产，是重视建立美国领导下的各种国际制度。这些制度被在克林顿第二任期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塞缪尔·伯杰称为“结网战略”（Entangling Web Strategy）。其目的是把美国在国内实行的那一套自由经济、人权、民主和法制原则，推广到具体的国际机制和协定之中，最终使人类从“强权政治”主导的世界走向一个“法治”的世界。一方面以此来应对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各种挑战，另一方面在尚未有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对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构成真正的挑战之前，或公开或潜移默化地使美国的主张在国际上制度化，变成各国共同遵守的国际行为准则，并“监督”别国执行。

自从美国进入世界舞台以来，在每次重建国际秩序的关键时期，美国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制度的建立。从早期的国联、《大西洋宪章》、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联合国、《关贸总协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到后来的《核不扩散条约》、《导弹技术控制协议》、知识产权协定、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美国所做的都是企图“立德立威”，制定竞赛规则，主导国际体系。因此，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冷战的胜利与其说是美国实力的胜利，不如说是它所倡导的国际规则的胜利。

克林顿上台后，认为东西方分裂对峙局面的结束，给美国在全球推广美国主导下的国际制度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又增加了建立国际规则和制度的必须性和可能性。因此，他不顾国内孤立主义者的反对，更加重视多边国际机制的建立和运用。在1998年的一次讲话中，克林顿声称，美国的责任在于“帮助人们为21世纪的康庄大道撰写规则，保护那些已经加入国际大家庭的国家，孤立那些不肯加入的国家”。除了上文提到的安全、经济和人权领域外，克林顿建立各种机制及其规则的努力几乎包括了所有的“问题政治”领域。有人把克林顿宣扬的多边主义称为“我行我素的多边主义”。

在克林顿任期内，分析美国的“制度霸权”的时候，决不能忽视一个与上述领域越来越密切相关的新领域，即IT（信息技术）领域。在目前的IT领域，无论硬件还是软件产品，全球厂商无不以遵守 FCC（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ttee，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标准（也可以说是一种“规则”）作为质量的承诺，或完全达到它的标准，或至少与其兼容。也就是说，全球的IT业厂商生产的软硬件产品都不过是美国IT业的下游产品。这就意味着该产业每一项新技术的出现或新标准的提出，不仅导致新的财富流向美国，还意味着美国在该领域制定的规则的国际化。美国对“全球化的催化剂”和“新经济的引擎”——IT业的垄断，对世界安全和政治的影响日益突出。各国搭乘美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快车绝不是免费的。

国际制度学派认为：在以追求本国利益为最高准则的无政府的世界上，各主权国家可以通过在一致同意的原则下所形成的制度来约束权力的滥用，从而防止冲突的发生。但由于各主权国家的实力和谈判地位不同，在契约平等名义下所建立和实施的规则，其效力对不同的国家是有所偏差的。特别是在大部分制度都是“自我实施”（Self Implementation）的情况下，其效力则更为有限。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依“规则”进行“执法”的过程中，基本的原则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西方盟国是其借助的主要力量，而“执法”的对象，则主要是非西方国家，特别是那些不接受美国主导的规则、拥有与美国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同美国的经济关系又不够密切的发展中国家。这样，世界就在无形当中分成了“西方”和“非西方”两大板块。由于二者之间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美国作为主要立法者和“自封的执法者”，其立法和执法的“公正性”不可避免地出现偏差，被指责为霸权主义就更不足为奇了。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为自身绝对安全要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等行为进一步说明，美国所声称的为实现“法制”世界而建立的规则和制度，对美国自身的约束力是极为有限的。

克林顿任职期间，美国国内出现的关于外交思想的各种主张犹如摆在他面前的威胁清单一样五花八门。从8年中美外交政策发展变化的轨迹看，尽管克林顿任职初期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色彩较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极端保守和极端自由的思想的市场越来越小，一种介于“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两种思潮之间的外交思想逐步居于克林顿外交思想的主导地位。正如克林顿在竞选期间所说：“我们提供的选择既不属于保守主义，也不属于自由主义，甚至既不同于共和党也不同于民主党，而是一种新的主张。”他所谓的“新的主张”最初主要体现在对内政策上，后来则逐步反映在外交领域之中，即外交政策中的“新全球主义”思想。

“新全球主义”的外交思想并不是简单地否认传统外交思想的基本假定和国际关系的延续性，而是在充分认识到全球化时代制定和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及其运行规则的重要性，更加注重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冲击。

首先，它并不排斥现实主义关于维持国家和地区之间力量平衡的观点，也不否认自由主义向世界推广美国价值观的传统外交使命，但要求充分考虑全球相互依存和新的全球问题使各国产生的新的共同利益和新的分歧。在北约东扩、修改《美日安全条约》以及对华和对俄战略调整过程中，克林顿政府在把握美国安全利益和价值观念之间平衡的同时，一方面坚决主张维持和扩展既有联盟体制，另一方面注意避免对事关中、俄两国生存根本利益的直接挑战，并分别发展与各方之间的“伙伴关系”。

其次，根据安全威胁正在从军事威胁向经济竞争和全球性威胁转移的现实，为解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恐怖主义、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生态环境恶化、能源和粮食供应短缺、金融危机等诸多功能性问题，克林顿主张建立全球稳定条件下的多边合作，重视利用国际规则，通过多边机制，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界的联系来应付挑战。

再次，根据冷战结束后各大国均把发展本国经济作为第一优先考虑的现实以及复兴美国经济的需要，克林顿政府在大力宣扬美国式民主和人权观念的同时，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远征”，而是强调“市场经济导致民主，而民主有利于和平”的逻辑，把遍布全球的美国官员、商人、学者作为21世纪的“美国传教士”，把扩展民主和开展自由贸易以及民间交往紧密结合起来。

克林顿新全球主义外交思想的形成，与他本人的生活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也反映了这一时代美国社会的特征。克林顿是第一位出生于战后“婴儿潮”时期的总统，是第一位取代“二战老兵”的总统，是冷战后当选的第一位总统。这三个“第一”本身即意味着美国政治的一种必需的变革。1997年克林顿第二次入主白宫时，主要内阁成员的平均年龄只有49 岁。他们形成世界观的年代，不是麦卡锡主义猖獗和尼克松同赫鲁晓夫进行“厨房辩论”的50 年代，而是美国黑人觉醒、民权运动、越南战争、水门事件造成美国国内政治分裂，种族和文化多元主义开始兴起的60 年代和70 年代初期。他们真正的外交经验，是在冷战接近尾声时才开始积累的，而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日益成熟。就此而言，冷战思维和地缘政治在他们头脑中的印记应当少于尼克松、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老一代领导人和外交家。克林顿在1992年竞选期间曾明确提出，“那种纯粹的权力政治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我们最大的实力是我们思想的力量”。所以，他们的政治思想中既有自由主义色彩，也有注重实效的成分，易于更新观念，寻求选民意志与美国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

克林顿的“新全球主义”外交路线及其实践经常受到左右两派的批评和阻挠。一些保守派议员批评他让美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拿美国的军事力量做游戏，忽视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并使美军的战备状态处于危机之中，而一些自由派议员则指责他没有制止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对巴尔干地区战乱的观望时间太长，削弱或者无视国际组织。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裁军、执行朝鲜核框架协议、援助亚洲金融危机、允许国际法庭惩治战争罪行、禁止使用人员杀伤地雷国际公约等问题上对克林顿的政策决定加以阻挠。

但是，在事关美国根本利益的一系列重大外交问题上，例如从索马里撤军、保持前沿军事存在、北约东扩、加强美日联盟、维持对伊制裁、空袭波黑、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批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等，克林顿均通过努力赢得了大部分议员和多数公众的支持。尽管国会拒绝授予克林顿签订国际贸易合同的“快速审批权”，但克林顿仍签署了270个自由贸易协定。克林顿在2000年度财政预算中大幅度提高军费的做法也得到了国会两党的一致支持。

上述事实表明，克林顿的“新全球主义”外交路线得到了两党多数人的支持，符合当年美国公众既反对孤立主义，也不愿为拓展美国价值观而进行“十字军征讨”的普遍心理。尽管美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总会出现代表不同思潮的外交政策辩论，但分歧的焦点主要在于对政策利害得失的不同看法，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都离不开美国的自身利益和价值观，而克林顿外交基本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美国国家利益和价值取向。1998年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在整个90年代，美国公众对扩大军费开支、增加对外援助以及对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支持度明显下降。甚至支持美国履行对北约和韩国承诺的公众也越来越少，只有不到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如果伊拉克入侵沙特阿拉伯美国应该使用地面部队。在回答“国家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所提交的答案中，“外交”二字根本没出现。当进一步问到“国家面临的最主要外交问题是什么”时，最普遍的回答是“不知道”。正是因为克林顿既照顾了选民的心理，又扩大了美国在诸多领域的优势，且避免了重大外交挫折，所以，在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进行的多次民意调查中，公众对克林顿外交政策的评价都是积极肯定的。在2000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和共和党候选人布什的外交政策主张没有重大分歧。

克林顿留下的外交遗产中，有多大一部分将作为历史沉积，停留在他执政的那些年代，又有多大一部分已经融入美国今天的对外政策，并将发挥长远的影响？美国离开克林顿时代至今已经6年多了，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依然为时过早。不过，克林顿外交比其后的布什外交在美国国内和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争议要小一些，当年美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比今天的要高一些，应该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25.冷战后美国大战略与布什主义

本书所探讨的主题是2001~2008年美国大战略的调整，主题词是“布什主义”。由于主编工作方面的原因，迟迟没有定稿。但是，正是这一时间上的推延，使我们得以见证美国大战略自2009年以来的又一次重大调整，从而对布什政府的大战略调整做出更为清晰的分析，得出更为完整的结论。本绪论试图从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三届政府的外交政策连续性和调整中，探讨美国大战略和当代国际政治的规律，给本书读者一个概观和结论。

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在美国国际政治学界比较标准的一个定义是：“大战略是一个国家将其长远目标同手段相连接的进程，这一进程受促进国家利益的原则所指导，基于一种支配一切而持久的远见卓识。”本书主编曾经这样概括国家大战略的内涵：“什么是本国的核心利益，对这些核心利益的主要外部威胁来自何方，在国际上应以什么方式和手段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下文对美国大战略进行概括时，将以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为主线。

一、克林顿政府的大战略遗产

苏联作为历史上独特的一个国家，在1991年年底寿终正寝，标志着冷战时代和两极格局的彻底终结。1989~1992年执掌白宫的老布什政府提出的“超越遏制”战略尚未脱离冷战轨道。从本质上说，“超越遏制”战略仍是一个以军事手段为核心、以威胁为导向的冷战战略，只不过苏联从唯一的全球对手转换成了一个地区性对手，其威胁大大减轻。1991年年初的海湾战争是美苏冷战结束后的第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以美国的完全胜利为结局。海湾战争期间老布什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但直到他任期结束时，这一主张仍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美国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既不能阻止德国和日本在经济领域的竞争，也无法掩盖这一时期美国经济衰退的事实。

冷战刚结束的时候，整个西方世界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灭亡视为“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热衷于讨论如何建立在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但是，当美国从欢庆“胜利”的喜悦中坐下来环顾四周的时候，却发现它在全球性对手消失之后所面临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更加模糊不清。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伍尔西形象地说：“我们杀死了一条龙，但现在生活在一个形形色色的惑人毒蛇的丛林里。在很多方面，那条龙的行踪倒更容易摸透。”他的意思是，苏联这条龙虽然没有了，但形形色色的毒蛇比龙更难发现，更难对付。美国《外交政策》主编梅恩斯在1990年断言：“冷战终结的最重要后果可能是美国对外政策机构丧失主要的组织力量和行动的原则——反共。”因此，美国外交失去了“定位仪”。

冷战后的第一个美国大战略，是在克林顿执政时期（1993~2000年）形成的。不过，直到克林顿执政结束的2000年，围绕着什么是冷战后美国的核心利益、什么是对美国的主要外部威胁等问题，美国朝野仍然在进行着无休止的大辩论。这些辩论的背后，则是代表军工企业、新兴产业、农业、对外贸易、不同族裔的许多利益集团纷纷企图左右外交政策。同时，民主党政府同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国会之间，也不断在争夺外交主导权。因此，克林顿执政的8年，被称为“美国外交史上最难以决策的时代”。

但是，不能因为失去了反苏反共的“定位仪”，就认为克林顿时期的美国没有一项大战略，而只能说美国失去了主要敌手，对它的威胁来自方方面面，而美国的政策手段也必须多种多样。克林顿总统就职后，高举“变革”的旗帜，在国内集中精力于经济复苏和种族融合。1993年克林顿上台时民主党的一个说法——“经济最重要，别犯傻”（It’s the economy, stupid!），集中反映了他的工作重点。同时，在美国社会中出现了宗教复归的趋势，“多元文化主义”和“多样性”成为难以挑战的“政治正确性”，公民社会的作用日渐突出。与此相适应的是克林顿政府在对外事务中所强调的全球化观念。克林顿声称要制定“冷战后美国安全的新契约”，加速从“冷战轨道”向“冷战后轨道”的转变。克林顿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确立一项能够凝聚全民共识的战略使命，从而实现战略转变。

克林顿于1995年2月向国会提交了题为“参与和扩展”（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结束了40多年来军事安全在国家战略中的核心地位，提出以维护美国领导地位为核心，促进经济繁荣、增进国家安全和向国外推广民主的新的外交使命。这一新的安全战略被简称为“经济、安全、人权三大支柱”。正如当时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所说，该战略希望以“扩展市场和民主”来取代“反共”共识，作为美国外交的“新使命”。

但是，“参与和扩展”战略既缺乏思想理论基础，也没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一战略最突出的一点，是美国不再有确定的战略对手和固定的安全威胁。各个利益集团的不同主张常使经济、安全和民主三者之间的关系处于混乱状态。人们时而把克林顿外交称为“人权外交”，时而称为“美元外交”。1996年竞选连任之后，克林顿开始加强对外交事务的领导与协调，国家安全问题在其议事日程中的地位开始上升，而推广民主的重要性则相对下降。1997年，美国对“参与和扩展”战略进行了调整，将“扩展”置于“参与”之下，强调对违反民主和人权的行为既不能姑息迁就，也不能为此进行人道主义的“十字军远征”。克林顿政府注重通过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参与”达到扩展民主的目的，把美国的利益、价值观念和对外战略三者统一起来，根据各国各地区的差别采取不同的政策，从而减少目标上的矛盾和混乱，增强美国对外扩张的“合法性”。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克林顿政府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国际金融体系的调整、联盟功能的转变、建立各种伙伴关系等许多重大外交行动。在保持对伊拉克、伊朗、朝鲜等所谓“无赖国家”遏制的同时，缓和了同许多敌对国家的关系。

1999年2月26日，克林顿在旧金山发表了其总统任期结束前最重要的一次对外政策演说。他强调：“我们必须拥抱全球化的无情逻辑”，直接而明确无误地把美国的全球战略与不可阻挡的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并把全球化作为美国21世纪外交工作的立足点。在演说中，克林顿还指出，“尽管从21世纪之初以来，我们的生存或自由第一次不再面临压倒一切的威胁，世界各大国不再为了安全和领土而相互争斗”，但美国必须担负起领导责任，迎接一系列挑战和使命：第一，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第二，把开放、稳定的俄罗斯和中国纳入国际体系；第三，保护美国免于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的威胁；第四，建立一个使所有美国人民受益的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第五，建立一个自由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

这篇演说发表后一个月，美国就同其北约盟国发动了对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战争。4月25日，在科索沃战争的高潮中，北约首脑会议通过了《联盟战略概念》。其核心内容是：为了捍卫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北约可以在其成员国以外地区采取军事干预行动，包括对付恐怖活动、民族矛盾和地区冲突等一切可能危及北约安全的威胁。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的借口是南斯拉夫政府对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进行了“种族清洗”。这场战争开创了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就对非其成员的主权国家发动战争、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先例。

总体来看，对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大战略可以做以下概括：（1）从理论上说，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是经济、安全、人权的“三合一”，这三者是互为补充的。例如，美国在中东的安全利益服务于它的全球经济利益，而以“维护人权”为目标的科索沃战争，既打击了米洛舍维奇在南斯拉夫的“专制”，又维护了巴尔干半岛在北约框架下的稳定。当然，三者在实践中经常相互矛盾。在一般情况下，克林顿政府把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置于大战略目标之首位。（2）美国没有将俄罗斯、中国或任何大国视为对美国核心利益的主要外部威胁，而试图促进中俄“融入”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3）美国视伊拉克、伊朗、朝鲜等“无赖国家”为重要的安全威胁，力图阻止这些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4）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应对走私贩毒、非法移民、能源短缺、环境恶化、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均已被提到美国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重要日程上来。（5）冷战时期所形成的美欧、美日等政治军事同盟，在冷战后继续成为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的支柱。（6）克林顿政府没有明显的地缘战略重点。有人认为科索沃战争说明美国的战略重点从中东转移到了欧洲，但后来的事实发展不能证明出现了这种转向。（7）通过倡导和积极参与北美自由贸易区、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国际机制，促进美国利益。

在大战略研究中，以消除现实威胁为动力的战略可称为“威胁导向型”战略，以“国家使命”驱动的战略可称为“使命导向型”战略。前者着眼于减少损失，而后者着眼于增加获利。按照预期理论的观点，人们一般倾向于为减少威胁而付出，却不愿为获利去冒险，特别是在能否获利尚不确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全球战略已经基本实现了由冷战时期的“威胁导向型”战略向“使命导向型”战略的转变，为全球化时代的美国外交构建了一个较完整的框架。

克林顿政府这一“使命导向型”的大战略，是以当年美国日益增强的实力和无可挑战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为基础的，也符合民主党一贯的外交思想和传统。回过头来看，克林顿执政下的美国处于历史上的全盛时期。美国享受了冷战结束后的“和平红利”，曾经大幅度裁减军费（然而在执政后期开始军事扩张，更多地炫耀和诉诸武力）。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新经济”大大推动了美国的企业创新。克林顿执政的8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失业率从1992年的7%降低到2000年的4%，通货膨胀率则控制在3%左右。联邦财政赤字在老布什执政的1992年曾创下3260亿美元的纪录，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2%。克林顿执政后，1998年首次扭亏为盈，结束了连续长达39年的赤字财政历史。到克林顿政府结束任期的2000年，美国创纪录地积累了2541亿美元的预算盈余。20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世界经济总量的30%左右，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高值。美国的软实力也因重视多边外交和重建国际规范等原因而得到明显提升。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在布什执政的8年中发生了逆转。

二、布什政府大战略调整的背景与内涵

2001年1月，布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开始执政，标志着右倾保守势力在美国政治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布什政府上台伊始，就对克林顿的内外政策大加鞭挞，奉行全面否定克林顿的ABC（Anything But Clinton）原则。以布什本人和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等人为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借“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反恐战争”之机，扩大权力，在政府中任人唯亲，推进自己的政策主张。

所谓右翼保守势力，可以分为相互部分重叠的4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聚集了巨大财富的垄断财团和企业，特别是以投资银行为代表的金融集团。它们从布什的减少税收、刺激经济、缩小社会福利、放松金融监管的对内政策中获益，也从促进海外投资和贸易、维护美元主导地位的对外经济政策中获益，是美国全球霸权的最大受益者。

第二个板块是军工利益集团。通过政府采购大批武器装备和国内反恐支出，通过新式武器的研究、开发和销售，军工利益集团对美国国防政策的影响无孔不入，是美国军费和研发费用增加的最大受益者，也是美国推行强硬外交政策的有力支持者。军工集团在政府中的代言人如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十分崇尚技术、军事手段，成为横行一时的“新保守主义”的核心力量。

第三个板块是宗教右翼，其主体是基督新教的右翼保守势力。在全球化的冲击下，特别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巨大冲击下，美国社会开始趋向保守，对文化多元倾向和新移民有抗拒心理，许多人希望回归传统，维护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基督新教和白人在美国社会的主导地位。宗教右翼的复兴适应了这种社会需要。宗教右翼对意识形态、政治生活、对外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例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美国最大的亲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以至国会及其选举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第四个板块是媒体中的保守势力。过去，美国媒体被认为是自由派占优势的舆论阵地，有三权分立以外的“第四权力中心”之称。但一段时间以来，媒体依附权贵，讨好政府，而政府操纵敲打媒体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媒体的独立性大打折扣。保守势力还建立了一些新的电视台、报纸、网站和思想库，对公众舆论加以引导，散布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信息和观点。

右倾保守势力大行其道的一个后果，就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强权政治、单边主义、意识形态的色彩突出。在美国社会遭受“9·11”恐怖袭击事件巨大冲击的背景下，“爱国主义”成为美国社会中取代“文化多元主义”的一种新的“政治正确性”。对布什政府的反恐压倒一切、敌视伊斯兰世界、歧视国内穆斯林等等做法表示异议，往往被视为“不爱国”甚至“背叛祖国”。“自由主义”甚至成为一个贬义词。于是，在越南战争等时期制约美国走上歧路的“纠错机制”，在布什政府执政的8年中被大大削弱了。

布什政府调整大战略的国际背景，是它上台时美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占有的巨大优势和超强地位。虽然“多极化”在世界上已经讲了几十年，但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仍更像单极而非多极。美国所代表的价值体系、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规则尚未遇到根本挑战，而它所倡导及维系的一系列国际规范，如打击恐怖行为、防止核扩散、维护人权等等，仍然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虽然德国、法国、俄罗斯等诸多国家强烈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它们只是坚持强调美国的战争行为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程序上、法律上的认可，而不是同情或支持萨达姆领导下的伊拉克或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更不是反对反恐、防扩散、民主人权等原则。在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同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结盟关系依然是稳固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同德、法、俄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时争吵激烈，但2006年以后美欧、美俄关系得到明显改善，基本上恢复到伊拉克战争以前的常态。欧盟主要国家德国、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都强调欧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共同价值观。布什时期美国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明显加深，但伊斯兰国家政府同民众的对美态度大都有明显的反差，沙特阿拉伯、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伊斯兰大国同布什政府的关系仍然得以维系甚至时而得到改善。因此，在国内政治加以推动、国际社会制约无力的条件下，布什政府的大战略调整得以实施，并在其任内基本坚持下来。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布什立即表示美国将把安全战略重点放在反恐上。其后对国会的讲话中，布什发表了关于反恐战争中“非友即敌”的讲话，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媒体开始推出“布什主义”的话题。以后，“布什主义”得到拓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项主要内涵：

（一）以反恐、防扩散为中心的国家安全压倒一切

同克林顿政府的“三大外交支柱”明显不同的是，布什政府把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列为其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布什政府发表的一系列政策报告和领导人讲话，都深深刻上了右翼保守、单边主义、追求绝对霸权的印记。2002年9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激进主义同技术的结合”确定为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威胁”，提出美国“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组织以及任何试图获得或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制造材料的恐怖主义分子或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把国际恐怖主义和所谓“邪恶轴心”挂钩，是布什的国家安全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2002年1月布什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指称伊拉克、伊朗和朝鲜构成世界上的“邪恶轴心”。他说，“事实证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与试图开发或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是同样一些国家”，而且“它们可能向恐怖分子提供这些武器，让他们得到发泄仇恨的手段”。这样，布什政府就明确地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邪恶国家”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提出要防止它们“联姻”。美国用武力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以后，又把防止可扩散的目标锁定在朝鲜和伊朗两个国家身上。

（二）重归“威胁导向性战略”，视伊斯兰激进势力为主要敌手

布什政府一改克林顿政府不界定主要安全威胁的“使命导向型战略”，而明确地将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激进势力视为主要敌手。“美国面临着长期且不断升级的恐怖威胁，这些威胁主要来自伊斯兰暴力恐怖组织和团体。”为了对付这一长期威胁，布什政府企图通过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重建”，在中东地区推动“民主化”，以“改造”伊斯兰国家。但是，美国的政策目标并非搞垮伊斯兰国家，因为它认识到：“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最佳也是最持久的办法，就是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与当地的政权和组织合作，或通过它们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

布什在其第二任期内试图调解巴以矛盾，支持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其过分偏袒以色列的态度使这种努力归于完全失败。美国早已在阿拉伯世界丧失了作为调解者的信誉。美国通过调停巴以冲突来改造“大中东”的设想，只能是空中楼阁。

在布什的第二任期结束之前，美国的反恐战争重点已经从伊拉克转移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伊斯兰激进势力在这两个国家日益活跃。据信本·拉登还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地区，策划反美恐怖活动，成为反美激进势力的精神领袖。许多国际反恐专家认为，“基地”组织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恐怖组织，而且发展成为许多人自愿参加、无须领导中心便可随时对西方发动袭击的一场长期的运动。

同时，伊朗是布什政府眼中的伊斯兰激进势力的代表国家。美国怀疑伊朗不但自己研制核武器，而且会向国际恐怖组织提供核技术或核材料，指称伊朗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在布什任内，美伊关系处于僵持不下的敌对状态。

（三）重视大国协调，试图建立“有利于自由的权力平衡”

布什政府在2002年9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建立“有利于自由的权力平衡”的概念，作为大国合作的基础。

西方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权力平衡概念，主要是指在各个强权之间，通过实力较量、纵横捭阖形成的一种均势状态，或者追求这种状态的一种政策，以图维持和平与秩序。布什政府提出的权力平衡概念，是把“握有无可匹敌力量”的美国摆在这种平衡之外，即美国要高高在上，自己不需要受别国的制约，而其他国家必须受制于美国，并且它们之间还要相互制约。

美国在大国间玩的这种“平衡游戏”，具体做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要同时和中、俄、印、日、欧盟国家同时拉近关系，目的是不让这些国家之间任何一对关系的紧密程度超过它们同美国的关系。这样，就不会出现其他大国结成反美联盟的情况。二是在地区内部形成各国相互制约的局面，例如，企图让日本、中国、韩国和朝鲜在东北亚互相制衡，让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南亚相互制衡，让欧洲国家中独立色彩较强的法国、德国和同美国紧密合作的英国、意大利相互制衡，美国从中渔利。虽不能说“权力平衡”思想里不包含美国需要同其他大国合作以共同维持国际秩序的含义，但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处于超强地位的谋略，是企图把别的国家当成砝码，由它去摆平，搞的是“单极霸权稳定论”，或者叫“美国强权治下的和平”。

（四）扩大美国军事优势，企图达到“绝对安全”

布什政府将反恐为中心的安全利益设为大战略的核心，决定了它谋求扩大军事优势的政策。同军工有关的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经济、外交、国防政策的影响增加，反过来又促使美国安全战略向更强调军事力量的方向转变。在新武器的研发和购置、新的海外军事部署（如在中亚）、电子战等新的作战手段等方面，美国也加快了步伐。美国增强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有：

大幅度增加军费。布什政府提出的2003年军事预算增加到3790亿美元，是1983年之后军费的最大增幅。到2006年，美国军费几乎达到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军费的总和。

调整核战略和海外军事部署，加快军队转型的步伐。美国在东亚、西欧等地区的驻军进行了重新部署，撤出一些地面部队，以加强其机动性和从海上发动进攻的能力。这种军事部署调整将美国军队从应付单一的、确定的威胁转向应付多样化的、不确定的威胁；从扼守冲突易发的地缘要地转向着眼于全球各类冲突的全面部署；从之前的在欧洲、东亚集中布防转向针对从西半球经由非洲和中东延伸至亚洲的“不稳定弧”；从驻扎重兵的单一基地为主转向根据需要的多种类型军事基地。

退出束缚其手脚的“反导条约”，继续推行导弹防御计划的实验和实施。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理由，限制其他国家发展军备。

提出“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思想。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并不说明说美国要放弃冷战时期形成的针对大国的威慑战略。布什政府在官方文件中指出了两种“先发制人”的对象：一种是非国家的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另一种是反美的所谓“无赖国家”。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是这种“先发制人”战略思想提出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五）单边主义特点显露，贸易保护主义和反移民情绪抬头

同克林顿政府频频签署多边国际协议、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建设的记录相比，布什外交的显著特点是单边主义，一意孤行。布什政府多次表示，“国际社会不能妨碍美国单独行动的自由”。在国际裁军和军控领域，美国退出了《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的谈判，退出了1972年美苏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冻结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批准，拒绝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协定的谈判。布什政府上台后不久就退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在反恐领域，美国有意将其盟友的作用边缘化。在对伊拉克动武问题上，美国更是不顾多数盟友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执意而为。布什政府对联合国态度冷漠，只视其为将美国行为“正名”与合法化的工具。

布什执政时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南北关系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摩擦，经济全球化遇到了一定挫折。美国外贸逆差扩大，失业现象严重，于是就寻找替罪羊，指控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倾销”劳动密集型产品，抢了美国人的饭碗。对外贸易的保护政策和措施也更加严厉。与此同时，出于国土安全的需要和对国内民族凝聚力的担心，美国的移民政策也进一步收紧，吸引海外高端人才的力度下降。大量拉美新移民涌入后，美国社会族群比例失衡，传统主流社会对新移民和非法移民的排斥情绪上升。

三、布什大战略的成败得失

回顾布什时代，人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美国霸权开始从顶峰跌落的林林总总的征兆；所听到的，往往是对美国大战略失误的方方面面的指摘。但是，平心而论，布什政府的大战略调整并非乏善可陈。归纳起来，布什大战略的成功之处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的国家安全得到了基本保障。如果说反恐代价十分高昂的话，它毕竟换得了美国未再遭受另一次骇人的恐怖袭击。“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到布什任期结束，前后7年，“基地”组织和其他极端势力在英国、西班牙、印尼、俄罗斯等国制造了多起大惨案，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东其他国家的恐怖活动更是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美国却没有发生重大恐怖事件。国际恐怖组织不以美国为首选袭击目标是难以想象的。因此，美国未再发生重大恐怖事件应当说是其情报搜集成功、防范措施得力、社会内聚力强大的结果，其中也有美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协调能力较强的因素。

其次，布什政府以反恐、防扩散为中心目标的国际安全战略，得到了世界主要大国的理解和一定程度的支持。2001年11月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获得北约的大力协助，在国际社会也得到广泛认可。美国同德国、法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矛盾在伊拉克战争开始时趋于激烈，但布什政府利用了欧洲国家的内部矛盾，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多数东欧国家支持美国武力进攻伊拉克。布什政府的大国均势战略取得了有限成功。至少可以说，美国同其他大国的关系，一般来说比它们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美俄关系基本稳定，只是在2008年8月俄罗斯同格鲁吉亚发生军事冲突时才凸显矛盾。中美关系因2001年4月南海军机相撞事件而一度紧张，但此后一直没有发生严重危机。2003年年底，鲍威尔国务卿和中国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分别发表讲话，称美中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2005年，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关于美中两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说法，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回应。布什政府认为陈水扁当局的“台独”活动干扰了它的反恐大局，视陈水扁为“麻烦制造者”，使美中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第一次明确发现了并行不悖的利益。

最后，美国的军事优势通过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得到了确认。在两场战争之前，国际评论家都对美国能否迅速赢得战场上的胜利表示强烈怀疑。在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攻势之下，萨达姆政权之不堪一击、分崩离析、众叛亲离，证实了布什政府事前对伊拉克政治局势不稳和萨达姆政权民心丧尽的估计是基本正确的。2001年年底的阿富汗战争得手之后，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得以强化，从政治、军事、经济上挤进了它一直想挤进的中亚等地区；通过伊拉克战争，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进一步得到加强。美国军事优势带来的政治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整个大中东地区，美国的政治发言权远远超过了其欧洲盟国和俄罗斯。对于伊朗、朝鲜等国来说，阿富汗、伊拉克的两场战争至少在短期内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2003年12月，经过与美国和英国近一年的秘密谈判，卡扎菲宣布放弃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接受国际社会的武器核查，美国同利比亚的关系开始解冻。很难想象利比亚在反恐战争之前会做出如此姿态。

但是，同布什大战略的成功之处相比，它给美国利益和威望所带来的长远损失要大得多。2003年3月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使它陷入了冷战结束以来空前的国际孤立，受到了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和大多数国家的明确反对。现在看来，伊拉克战争对美国和世界政治所带来的影响，可能比“9·11”恐怖袭击事件本身还要深远。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战略错误之一，其对美国的灾难性后果至少可以同越南战争相提并论，对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是严重的消耗。

为了给发动伊拉克战争寻找合法性依据，布什政府不惜编造萨达姆同本·拉登相勾结、伊拉克藏有核材料并已在研制核武器的证据。事后证明，这些证据或是传言，或根本是子虚乌有。伊拉克战争本身缺乏道义基础，而2004年由美国媒体披露出来的阿布格莱杜监狱虐俘丑闻更如一颗重磅炸弹，顿时在全球范围内激起公愤，国际舆论一片怒斥之声。美国在国际上鼓吹“人权”的虚伪性，由此暴露无遗。此外，美国政客和布什政府在国际上丑化伊斯兰教，纵容以色列以暴易暴，军事进攻巴解组织，在《京都议定书》、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联合国改革等一系列问题上坚持单边主义立场，都给美国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

布什时期美国软实力受到削弱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世界各国公众中的反美情绪不断升高。许多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包括美国机构在海外进行的独立研究，都披露了“全球反美主义”高涨的趋势。在各国公众心目中，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强大、不可一世、傲慢而又缺乏自制、外部力量难以牵制的美国，是为富不仁、道德沦丧、文化颓废的典型，成为人们心目中全球各种消极丑恶现象的总代表。

当然，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和国际行为的道德缺失，只是全球反美情绪升高的表面原因。西方民主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遭受挫折，也造成了美国软实力的削弱。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化鲜有成功的先例。巴勒斯坦经过民选产生的哈马斯政权，政治色彩是激烈反美和反以色列。高举反美旗帜的左翼政党先后在许多拉美国家取得执政地位。俄罗斯的政治转型，同西方民主的标杆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经历过“颜色革命”的中亚国家，普遍面临权力交接和体制转变的难关。这些事实，不一定都同布什政府的战略调整有关，但对于企图以美国发展模式改造其他国家的美国人来说，不啻是一个沉重的心理打击。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的一系列事态，特别是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进一步激化了美国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布什政府企图通过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重建”，在中东地区推动“民主化”，以“改造”伊斯兰国家。其实，无论从客观上看，还是从美国战略家的主观意识上看，西方世界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文明冲突”都是难以掩盖的事实，是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和情结。当然，这种冲突不仅仅是长期的民族、宗教矛盾积累而成，而且有经济、社会矛盾的深厚基础。

布什政府对朝核问题的处理基本上是失败的。2003年开始的朝核六方会谈几起几落。美国坚持要朝鲜“完全地、不可逆转地、可核查地”放弃其核武计划，而朝鲜坚持要在美国提供安全保证和经济援助的前提下，才考虑美方要求。2005年2月以后，朝鲜多次宣布已经拥有核武器，并且在2006年10月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虽然其后六方会谈又取得进展，同时美国同朝鲜也开始了双边接触，但朝鲜核设施“去功能化”的进程一波三折，在布什任期内没有出现突破。

布什的反恐战争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忽视，特别是大幅减税、放松金融监管、赤字财政等一系列政策失误，将克林顿时期积累下来的“家底”耗费殆尽。因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美国当年的财政盈余就减少到1282亿美元，2002财年更直接变为赤字1578亿美元。到布什离任的2008财年，美国联邦预算的赤字规模高达6418亿美元，减去非预算的财政盈余，总赤字规模也高达4586亿美元，远远高于他的所有前任，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2008年12月布什下台之前，美国的失业率高达7.2%，创16年来新高。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克林顿时期的30%降到25%左右。

四、后布什时代美国大战略的走向

同他的民主党前任克林顿一样，奥巴马是打着“变革”的旗号进入白宫的。奥巴马的大战略重回克林顿执政初期“经济第一”的主题，但此时的美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所受到的重创为几十年之未见，失业率飙升到接近10%，国内政治“极化”现象和党派斗争严重，而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地位又因“反恐战争”中的单边主义和侵犯人权的行径而明显受损。因此，奥巴马面临的内外困境比克林顿和布什时期都要严重得多，其内外政策的调整幅度也需要比他们刚上台时的调整幅度更大。美国领导集团在未来几年必须将主要精力用于国计民生，争取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对外援助和国防预算受到很大限制甚至面临压缩。美国对外扩张的势头受到更大的国内阻力和经济实力的制约，很难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全面扩张的姿态。

奥巴马外交首先建立在它重整旗鼓的国内发展战略上。他的国内政策调整，包括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减少财政赤字、调整移民政策、给95％的家庭减税、促进大规模节能环保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研发投入、开发清洁能源、改进学校硬件设施、推广宽带网络应用等等。作为民主党政府，它在社会政策上必然更多地照顾劳工权益。在经济政策方面，奥巴马政府着重建设面向未来的实体经济，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纠正实体经济空心化的倾向，同时大力促进出口。美国新一代领导人认为，提高能源效率，开发新能源技术，建设低碳经济，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新的、潜力巨大的经济增长点。奥巴马承诺，在2020年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降至1990年的水平。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头两年，虽然在经济复苏、医疗改革等方面有所成效，但国内右翼保守势力卷土重来，在金融监管、能源改革等议题上制造了诸多障碍。2010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大获全胜，意味着奥巴马内外战略的重大挫折。但它并未放弃其调整方向，未来两年的美国政治走向不甚明朗。

在美国实力似弱仍强、前景若明若暗的情况下，它的全球战略总体展现守势，局部采取攻势，焦虑和骄横的心态并存。美国在经济上接受了多极局面，但在军事上力图长期占据超强地位。在政治和外交上，它力图以发展“巧实力”来弥补硬实力的不足，保持西方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对于2011年年初开始的中东欧剧变，奥巴马政府的反应和干预相对谨慎，依靠北约和西方国家的整体优势和穆斯林世界的内部矛盾，趋利避害。

一方面，由于西方世界整体力量下降比美国本身实力下降还要明显，美国需要进一步发挥在发达国家中的领头羊作用，加强二十国峰会等多边合作机制，以暂时维系西方在全球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面对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正在采取合作、利用、分化、牵制等多种手段，使之不至成为有组织的西方对立面。这就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新型多伙伴关系”外交的中心任务。

2010年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美国要“追求四项持久的国家利益”，即“安全”（美国及其公民，盟友和伙伴的安全）、“繁荣”（在开放的、促进机会和繁荣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一个强大、创造力强和不断成长的美国经济）、“价值”（在美国国内和国外尊重普世价值），以及“国际秩序”（由美国领导地位推进的、通过更好的合作促进和平、安全和机会以应对全球挑战的国际秩序）。报告指出，这四大利益之间密不可分，没有哪项利益是可以单独实现的。

同布什政府的大战略相比，奥巴马政府的大战略和外交政策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和调整方向：

（一）将主要关注点从布什时代以反恐、防扩散为中心的军事安全议题，转移到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为中心的经济安全议题

美国倡导通过二十国峰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计划和其他国际机制，稳定全球金融，促进经济复苏，为自己打开更大的国际市场，恢复国际竞争力。从根本上看，这样的对外经济战略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美国国内变革能否取得重大成效。虽然奥巴马的经济振兴和社会变革计划——刺激经济、“量化宽松”、出口倍增计划、金融监管、医疗改革、教育创新、新移民政策等——成效不大，争议不断，但美国变革的大方向尚未发生根本动摇。201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说道：“我们在国外的力量与影响力始于我们在国内采取的步骤。我们必须促进国内的经济增长，减少财政和贸易赤字。我们必须教育好我们的孩子，在知识就是资本、市场实现全球化的时代参与竞争。我们必须开发清洁能源，为新的产业提供动力，摆脱外国石油的束缚，并保护我们的地球。我们必须从事科学研究，不断有新发现，揭开人类尚不能预见的奥秘，如同一个世纪前无法想象月球表面和微型芯片一样。简而言之，我们必须视美国的创新为美国力量的基础。”

（二）将防止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作为国家安全的首要目标

在反恐不再是国家安全第一要务的奥巴马时代，防止核扩散的重要性没有降低，而且强调“核恐怖主义”的概念，孤立企图发展核武器的朝鲜，防止它输出核技术。美国高度关注伊朗的核能力提升，对伊朗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包括发出军事打击的威胁。奥巴马政府高举“无核世界”的道义旗帜，召集全球核安全峰会，同俄罗斯重新签订反导条约。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先后发布了《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文件，全面勾画了其安全战略调整的方向。

（三）决心切除布什政府遗留下来的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两个肿瘤

奥巴马制订了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全部撤军的计划，但美军撤离后的伊拉克能否维持基本稳定而不成为动乱的温床，尚无保证。与伊拉克不同的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形势在明显恶化，北约其他国家在阿富汗早已无心恋战，而巴基斯坦的核武器一旦失控将成为灭顶之灾。美国虽然承诺了从阿富汗撤军的最终目标，但又表示必须首先取得清剿“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胜利。尽管取得了从肉体上消灭本·拉登的目标，美国同巴基斯坦的关系却恶化了。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问题已成为奥巴马政府全球反恐战略的最紧迫难题和最大负担。

（四）缓和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不再宣称以“伊斯兰激进势力”为主要敌手，不再提“反恐战争”和“先发制人”

十多亿穆斯林民众对美国的敌意是美国安全的巨大隐患，而布什政府将恐怖主义同伊斯兰教挂钩的政策更加深了穆斯林民众和伊斯兰国家同美国的矛盾。为表示对伊斯兰世界的“善意”，孤立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奥巴马政府做了一系列政策宣示和调整。2010年9月，中断近两年的巴以直接谈判在华盛顿重启。奥巴马政府还加大了对伊斯兰国家的援助力度，特别是着重同人口最多的伊斯兰国家印度尼西亚发展关系。

（五）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美国将气候变化和开发新能源作为首要议题

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奥巴马政府比布什政府积极得多。它不断提出各类倡议和计划，力争抓住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导权。它的开发新能源计划，对长远的经济发展和减少对海外能源的依赖，意义重大。

（六）重视国际机制建设、多边外交和公共外交

奥巴马政府继承了历届民主党政府的外交传统，带有较重的理想主义和公共外交色彩，但没有像克林顿那样，把促进各国民主和人权提高到外交支柱之一的高度。2010年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国际秩序”提高到国家利益的高度，企图建立“由美国领导地位推进的、通过更好的合作促进和平、安全和机会以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国际秩序”。

（七）强化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存在，即所谓“重返亚洲”

由于中国实力迅速上升，亚洲经济规模日益扩大，区域合作不断发展，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而美国的经济影响正在下降，美国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以更大的力度介入南中国海的纷争，加强同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国的军事关系，将成为其战略调整的长远趋势。但是，“重返亚洲”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地缘战略重点将要固定在中国周边地区。

五、结语：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连续性、阶段性和可塑性

回顾冷战后美国大战略发展变化的轨迹，可以明确看到其连续性和阶段性。自从苏联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以后，美国一以贯之的战略目标就是维持自己在世界上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领导地位”，即霸权。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来说，对外战略的核心目标是保障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本国价值观。从理论上来说，这三者是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

全球化时代的美国经济繁荣，完全不能离开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稳定。维护美元霸权下的金融秩序，维护公平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则，以及保证海外资源的获取，是冷战后美国大战略中经济部分的核心目标。

冷战刚刚结束，美国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就盯住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扩散，以及国际恐怖主义。“9·11”恐怖袭击事件使反恐成为中心任务，而奥马巴政府又突出了“核恐怖主义”的威胁。至于（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伊朗、朝鲜等国家之所以被称为“无赖国家”、“邪恶轴心”而遭到美国敌视，主要原因并非它们专制或反美，而是它们以发展核武器来抵抗美国压力，并以此加强国内控制。“恐怖主义”通过“9·11”及其他一些恐怖事件，在美国人眼中同“基地”组织等伊斯兰激进势力联系起来；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同基督新教息息相关，而基督教同伊斯兰教的所谓“文明冲突”同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挂起钩来。这样，对美国安全利益的主要威胁来自该地区的核扩散、恐怖主义组织以及力图掌握核技术的国家，就顺理成章了。至于朝鲜，冷战后美国关注的重点一直是其核武器计划和同伊斯兰国家的核合作。

保障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是几乎所有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美国是一个靠价值观或曰意识形态为本而立国、维持内部凝聚力的国家。丢掉了民主、人权、法治、宗教信仰自由这些意识形态信条，美国就不成其为美国，就会分崩离析。从克林顿、布什到奥巴马，都坚持以意识形态、价值观、政治制度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的自身利益，以及它同其他国家关系的远近亲疏。但是，像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从来没有单纯以意识形态画线来界定敌友。

冷战后的美国从未把任何一个大国视为敌国或主要安全威胁，而是通过巩固原有联盟、将中俄印等大国融入现存国际秩序、建立“有利于自由的权力平衡”等方式维持其唯一超级大国的主导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一美国大战略方向不会发生变化。

冷战后美国大战略发展的阶段性，表现在三个总统执政时期的不同战略侧重点和外交方式。克林顿政府的侧重点是维护全球化时代美国的经济利益，较为突出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构建，其国家安全战略明显是“使命导向型”的，同时仰仗那一时期美国的超强实力地位实行战略扩张。“布什主义”的战略侧重点是国家安全，特别是反恐和国土安全，在国际机制中更多地采用单边主义的做法。布什政府的安全战略是“威胁导向型”的，明确将最大威胁指向伊斯兰激进势力。它在安全战略方面是扩张型的，但经济战略相对保守。奥巴马政府继承了克林顿时期“经济优先”、重视国际机制建设和多边外交等特点，其安全战略也是“使命导向型”的；所不同的是，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实力地位同克林顿时期相比明显下降，国内外经济与社会环境恶化，不能不采取战略守势。基于信息化世界的新特点，奥巴马政府强调“巧实力”、公共外交和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全球战略的内涵大大扩充了。

本书所描绘的布什主义，是把伊斯兰激进势力而非中国视为美国的大敌。但时过境迁，在美国全球战略不再将反恐作为第一要务的时期，是否将要把中国视为敌国，从而推行一套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从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连贯性和奥巴马战略调整的方向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出现中美对抗的可能性却不能排除。而中美是否将互为敌手，同中国的内外战略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的国际问题学者和公众中都有一种倾向，即把美国当作一个战略目标明确、战略计划长远、战略思想成熟、政策手段强硬而狡猾的国家。在本书中，我们似乎确实勾画了这样一个图景。但人们往往忽略的是，从历史长河来看，美国战略的目标、计划和政策是随着外界环境而变化的。即使在美国实力处于顶峰的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以及冷战后的克林顿时期，美国也无力规划或掌控国际形势的发展方向。美国的所谓“大战略”谋划，同其他国家的战略谋划一样，只能根据世界这样一个不断变动的“大棋局”和自己手中所掌握的一些“棋子”，设想行动的原则。它所做的战略决策，更像是“顺势而为”、“乘虚而入”，甚至时而被国际事件推向有损于其长远利益的错误方向。

例如，“二战”后的美国战略重点原本确定无疑地落在了欧洲，但在同主要敌手苏联的冷战中，却在亚洲打了两场以中国为直接或间接敌手的“热战”。历史档案明确显示，朝鲜战争并非美国事先策划的，而是仓促卷入的。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也是逐步升级、充满彷徨的。苏联衰落直到解体，虽然跟美国对其加大压力、软硬兼施有关，但主要根源出在苏联内部，而非美国通过阴谋而加以推翻的。假设萨达姆·侯赛因1990年没有入侵科威特，就不会有海湾战争；假设巴尔干地区没有出现动乱，就不会有科索沃战争；假设没有“9·11”恐怖袭击世贸大厦被摧毁，就没有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假设没有2011年年初阿拉伯世界突发的内乱，就没有美国逼迫穆巴拉克下台和西方用武力推翻卡扎菲政权的举措。

同样，今后美国的国际战略动向，主要取决于世界大势，也取决于其外部力量的所作所为和突发事件。美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和战略目标，只决定了它想做什么，有能力做什么，而实际上它将要做什么，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于外部世界将如何发展，以及外国将对美国做什么。也就是说，外部世界和美国本身共同决定了美国大战略的可塑性。

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我们认为美国没有也并未打算以中国为主要战略敌手，同时不具备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发挥决定性影响的能力，那么中国就可以而且应当去把握中美关系未来的方向，参与塑造并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方向，而不是美国战略的被动接受者、评论者和观察者。正如古语所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道路，力图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放心，就是一种“釜底抽薪”的长远战略。认定无论中国做什么、不做什么，只要强大起来，美国都将加以遏制，是一种无所作为的宿命论。事实上，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十分宽广。在经济和金融方面，中美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程度，必须相互帮助，共同繁荣。美国的经济复苏有赖于中国经济高速而健康的发展。中美各自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同其他国家一起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纠正全球失衡，才能长期互利共赢。美国政府与战略家的主流，是认同这种看法的。

中国必须大力加强国防建设是战略威慑力量，同时加强中美军事交往，增信释疑，完善危机管理机制，防止可能的突发事件酿成重大政治危机。必须看到，有一些美国人确实企图将美国政策推向同中国对抗的悬崖峭壁。对于美国威胁的估计应当恰如其分，既不缩小，也不夸大。某些美国舆论认为，有的中国人想借夸大美国威胁来巩固国内政治秩序并扩充军费，有的中国媒体想借此吸引公众的眼球以扩大发行量，这些当然是无稽之谈，应当加以驳斥。

亚洲是中国的地缘战略重心。美国“重返亚洲”的动向对中国既是挑战，更是向它施加影响的机遇。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就可反击美国某些势力离间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图谋。只要周边稳定了，中美之间就有一个有利于中国的战略缓冲区，因为中国同亚太各国经济关系的分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同它们的关系，时间站在中国一边。这是本书编著者的信心。

第四部分 世界政治评说

26. 三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同一性与多样性并存

1979年以来的30年间，整个世界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政治变化。由于过去的30年是全球化空前迅猛发展的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与外部世界联系最为紧密的时期，研究这30年世界政治的变化，对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展望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

中国政治是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同层面的、日益增加的复杂互动关系。30年前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进程，意味着它对自身在世界政治和地缘战略格局中实际及预期地位的调整，意味着它对西方精神、价值观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再评价，也意味着它在观念和制度领域的重新选择。一方面，作为人口占世界1/5的大国，中国国内的变化本身就改变着世界政治，同时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产生了不同形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回顾30年来的世界政治，特别是美国、欧洲、苏联/俄罗斯、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变化，都以各种方式牵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依历史顺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化和保守主义的兴起，东亚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崛起和政治民主化，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剧变，苏联、南斯拉夫及其他一些地区的民族分离和国家解体，所谓的“三股恶势力”（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在中亚等地区的猖獗，高加索和东欧中亚等国家的“颜色革命”，以及古巴、朝鲜等国对本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执着坚持，对中国政治既形成了一定的思想冲击，又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预见，中国未来的政治进程同世界政治的互动关系将进一步增强。

这里所指的“世界政治”，主要涉及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内部政治而非“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的概念，更多涉及的是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机制，例如冷战及其结局、海湾战争、核不扩散机制等。国际政治事件与国际格局变化与世界政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关联，但国际关系本身不是本文的主要关注点。

过去30年的世界政治发展轨迹可以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半期，政治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是世界政治变化的基本趋势，以至于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宣称历史已经“终结”；而在后半期，自由化和市场化受到新的考验和质疑。那些已经采纳了自由民主制的国家不得不通过艰难地探索民主的“本地化”以巩固和完善其基本制度，“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批判，曾经作为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意识形态基础的新自由主义不断遭到质疑。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公共社会（civil society）迅速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环境、能源、粮食、公共卫生等）突显，宗教与民族问题政治化，以及各种极端主义的兴起，都对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并且重新定义着世界政治的内涵。3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在这个时间段内，世界历史似乎已经实现了一次螺旋式的上升，完成了某种形式的“轮回”，虽然绝非降落在原点上。它不仅体现了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向，也体现了各国政治结构与政治过程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甚至可以说，世界政治真正的多样化过程才刚刚开始。总之，与冷战时期相比，世界政治变得更为多姿多彩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变得更为不确定。

30年世界政治的变化，表现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政治制度、结构和过程领域、社会经济政策领域，以及民族和宗教领域，等等。虽然世界各国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制度差异很大，但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发现，在这段时间内，各国和各地区的政治变迁又表现出某些相似性甚至趋同性。通过对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在这30年中政治发展过程的系统分析，总结世界政治发展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可以帮助我们澄清一些以往可能产生的错觉，对政治生活的内在规律获得更为深入的理解，更有把握地预测世界政治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设想适当的应对之策。

一、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

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西方国家过去30年的一个基本趋势是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这一趋势与西方社会的进一步自由化同步，表现为各种亚文化群体大量出现，社会宽容度扩大、少数民族和族裔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受到尊重，等等。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认为，在主要的西方国家公民的基本价值体系中，对生态环境、人权，以及战争与和平这类所谓的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关注正在替代原来对与阶级问题相关的物质主义价值的关注，他因此相应地把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时代称为“后物质主义”时代。与之相适应，建立在阶级分野基础上的、以左右对峙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政治格局也开始向多元化、碎片化的方向转变。

当前，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或者说多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文化政策的指导原则，西方社会正变成一种在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方面“多元异质”的社会。这一指导思想的出现，与西方社会种族、语言、宗教、文化的多样化相适应。几十年来，为数众多的新移民从拉美和亚洲涌入美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亚裔人口快速增加，来自北非、中东（特别是土耳其）、东南欧的大批移民进入西欧。此外，新移民与少数族裔的出生率大大高于北美、西欧的白人。这种社会变迁不但改变了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也将同西方传统不同的宗教、文化、价值观带入发达社会。如果西方国家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宽容以至吸纳来自异质社会的文化价值观，西方社会就会出现更大的分裂以至动乱，西方政治思想也将丧失其生命力和主导地位。

正是在此意义上，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7年表示：“如果能够证明我们可以在欧洲文化不占支配地位的状况下生活，那么这就将成为美国的第三次伟大革命。”非洲裔的巴拉克·奥巴马在2008年当选美国总统，而且是以带有自由思想色彩的民主党人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这可以被视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文化价值观念向多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观察到一种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的进程。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在客观上推动了思想和价值自由的追求，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追求只能体现为受到批判和压制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1975年7~8月苏联和东欧7国签署《赫尔辛基最后决议》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此后，基本上只能存在于地下状态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首先在一些东欧国家公开化，比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继而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呼声。

1985年以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改革”和“公开性”的口号，全面放弃党和国家对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此举极大地推动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多元化进程。虽然改革者的初衷是让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在与其他思想的自由竞争中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但思想自由和多元化的进程在苏联东欧国家一旦开始，便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进一步加速了这些国家的政治自由化，最终汇集成导致东欧剧变的巨大力量。

在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苏联与东欧地区已经基本上认同于西方国家。西方一些主要的亚文化与反文化现象，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它们的对应物。自由主义在这一地区大有“一统天下”之势。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占了上风。虽然到21世纪初，要求恢复俄罗斯国家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本土主义”抬头，强国意识复苏，社会主义思想仍然占有一席之地，思想更加多元化，但是，维护民主和人权，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新闻自由的意识，已经在俄罗斯和东欧地区扎根。

值得注意的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段时间内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另一种类型的“多样化”。曾经被冷战结构所分裂的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起，其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逐渐开始摆脱机械、僵化地皈依某种教条的状态。无论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教条，还是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教条，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扬弃，而各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某些要素重新在国家公共生活中得到承认乃至推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趋势与西方国家内部出现的“文化多元主义”具有其一致性，甚至也可以说得到了后者的促进与推动。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的复兴与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又表现出某种张力。换言之，非西方国家出现的文化多元现象并不必然与西方主流的价值观念相一致，甚至可能与后者相冲突。这一点在伊斯兰国家有明显的体现。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具有某种象征性的意义。它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更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标志着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对西方世俗主义、物质主义文化的反叛。以此为起点，众多的伊斯兰国家进入了一次“再伊斯兰化”的过程。这意味着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由化”，即非西方国家在思想和文化领域摆脱西方主导的“自由化”，但这种“自由化”所指的方向，恰恰挑战着西方版本的自由主义与自由秩序。

因此，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自由化既不意味着“同质化”，也不可能无条件地保证各种思想文化因素的和睦共处，更不能说自由化本身就意味着发展与进步。在西方国家，由自由主义所推进的文化多元主义在保护少数民族和各种亚文化群体的权益方面固然取得了不少实质性的成果，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的自由度与宽容度，但由此导致的价值和文化相对主义以及极端的个人主义，也开始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正如美国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所言：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为妇女、非洲裔美国人和男女同性恋者做了很多好事……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不是爱国主义的……他们否定国家认同，否定民族自豪感”。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文化多元主义实质上具有反民主的倾向，它因对各种少数群体的保护而背离了作为民主政体基本原则的多数主义，进而把国家分裂为一个由各种少数构成的社会。这些群体分别遵循各自的信念与偏好，最终将把国家推向分裂。

德国著名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也强调指出：文化多元主义具有自我封闭的特征，它会极大地压缩政治公共空间，同时无助于解决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矛盾与冲突。特别是在美国，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受到几乎是无条件的保护和尊重，由此形成林林总总的“政治正确”标准，并且在实际上造成大量公共言论的禁区，政治行动的可能性与政治生活的想象力大受限制。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针对这一现象指出：“民主政治的公共生活不可能长时期内维持一种因在道德问题上不着边际而形成的温文尔雅的假象，……当政治论辩失去道德色彩的时候，一种要求公共生活具有更广泛意义的压力就会以人们意料之外的方式表达出来。道德上的多数与基督教右派会以狭隘的、不宽容的道德主义覆盖荒芜的公共空间，自由主义退出的领域也会被原教旨主义侵占。”

秉承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思想传统的新保守主义者认为，这种思想和文化领域过度自由的倾向导致了人们道德水准与公共精神的严重下降，文化多元主义已经蜕变为文化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西方社会面临着失去其主流的核心价值规范的危险，而自由主义也将丧失其“绝对的基础”；另有保守主义者不无根据地担心，无限制的自由化与价值观念的相对化，将威胁到一个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政治忠诚。美国已故政治学家亨廷顿甚至因此提出了“我们是谁？”的疑问。

事实上，面对无限制的自由主义可能导致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西方一些即使态度不那么极端的人士也深感忧虑，他们热切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思想文化战略，以实现思想文化自由与共享价值观念的结合。这方面代表性的理论，包括交往行动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新共和主义（new republicanism）和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等等。在美国，一方面是价值观和文化的多元主义不断取得进展，另一方面却是从里根到两位布什政府，保守主义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取得越来越大的影响。美国政治因这两种倾向的冲突与角力而在某种意义上保持了总体的平衡，但也并非不具有“失衡”的危险性。可以肯定的是，奥巴马的当政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这种角逐，甚至也不能排除这两种政治原则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这意味着，当自由主义在西方甚至世界的大多数地区大获全胜的时候，它的内在缺陷也已经异常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第三条道路”则是在过去十来年中出现的调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价值的理论与实践。在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于1998年出版了《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并且成为布莱尔工党政府的执政纲领。之所以需要探索“第三条道路”，是因为一方面人们已经意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后福特生产方式的普遍采用、信息时代的来临、经济全球化等），西方国家传统的社会经济政策模式已经不可能继续维持，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福利国家与政治民主在历史上形成的结合，这一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整合了国民国家并使其合法化的模式已经注定要崩溃了”；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对基本的社会公正以及人的价值的否认也为人们所不取。

“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就是希望在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的福利国家主张的一系列相互对立的价值之间寻找某种折中的可能性。具体来说，它主张兼顾个人和群体的价值即实现个人自由与社会团结的统一，在个人自主、个人责任与社会公正之间寻求某种新的平衡，同时强调超越单纯的政治党派划分与对立，注重从官僚式的政府集中管理向多层次治理的转变，提倡灵活、高效、民主的政治体制，追求更为公平有效的、多元化的社会福利体系，等等。

“第三条道路”的提法很快就流行于欧美各国，并且得到积极反响。在探索“第三条道路”方面，荷兰与丹麦可以算得上是成功的例子，另外美国的克林顿政府也被视为这一理论的追随者。但是，对“第三条道路”的批判也很多，最主要的就是认为它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与民众之间，它明显地倾向于前者，因而最终仍将屈从于资本的压力而不可能真正体现广大民众的利益。有人甚至认为，“第三条道路的领导人确实要求商界和权力机构做出负责任的行动，他们借口这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是，他们从没有像要求劳工、贫困以及弱势阶层那样苛刻地要求商界人士”。其结果是，“在追求贸易优势的过程中，环境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劳动力标准都已完全不是布莱尔、克林顿的决策范围”。

对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不仅仅存在于西方国家。从叶利钦执政后期开始，俄罗斯就逐渐与自由主义拉开距离，其他转型中的东欧国家也越来越多地对自由主义进行反思，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本土文化与思想因素的复兴现象也应作如是观。事实上，民主化和自由化本身就促进了非西方国家本土文化的发展。总的来说可以认为，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又导致了全球性的地方化（glocalization）以及不同文化因素的直接接触与冲撞，以至于亨廷顿在一些人欢呼“意识形态的终结”时警告人们要正视“文明”冲突的可能性。当然，亨廷顿的错误在于，他过于简单地把以宗教界定的“文明”视为一种同质而封闭的整体。事实上，在每一种文明内部都可以发现相互冲突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反过来，每一种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都可以在所有的“文明”中找到它们的支持者。

简言之，在过去30年的思想文化领域，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冲突远未终结。但是，这种冲突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俄国十月革命到冷战结束的70多年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列宁主义同自由主义的对立是意识形态冲突的主线，并且分别由苏联和美国所代表。随着苏联的衰落与最终解体，随着全球化迅猛发展对传统观念的冲击，个人自由、个人权利、思想多元、文化多元的观念深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球意义上，自由化与多元化的对立面不再是以国家为名的赤裸裸的思想专制，而是以软性的社会凝聚力、社会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宗教认同等为核心价值的思想。实现个人价值与维护社会稳定、共识和团结之间的紧张，也就是自由和秩序的矛盾，在每一个国家都顽强地表现出来。这一意识形态矛盾的性质，决定了对立双方都无法建立有类似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那样具有代表性的、强有力的跨国组织。同时，国家作为意识形态或宗教符号的现象，也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二、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自由化及其界限

1979年和1980年，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分别开始主政英国和美国。他们的上台，标志着西方国家“二战”后建立在凯恩斯经济学基础上的国家干预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以及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社会经济政策指导原则的时代的开始。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在国家全面管理和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现代社会对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它既是一种经济理论，也是一种社会政治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是造成西方国家经济停滞、社会丧失活力以及政治官僚化等弊端的根源，主张国家应该尽可能地约束自己的职能范围，让自由市场充分发挥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协调作用，并且刺激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与主动精神。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是非国有化、减少国家的经济干预（由财政政策转为货币政策）、减少税收、削减社会福利等。其中，私有化和减税两个方面的“成果”尤为明显。在英国，有45家大型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从业人数占英国国有企业从业人数的2/3，而在税收方面，基础税率和最高税率分别从33%和83%下调到25%和40%；在美国，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分别从50%和46%被削减到28%和34%，同时政府的财政支出也逐年下降。放松金融监管，也是从撒切尔和里根时代开始的，其他西方国家紧随英美之后。同时，为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西方国家普遍对有组织的劳工运动采取了高压措施。

基于对本国体制弊端的反思，随着对外部世界的逐步开放，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几乎与西方国家同步，也先后开始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革的根本原因，自然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活力尽失，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但是，绝大多数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如中国那么成功。它们的改革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基本失败的经济改革和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反过来又迫使这些国家走上更为激进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并且最终导致了政治制度的巨变。苏东解体之后，这些国家成为新自由主义（或曰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试验场。它们普遍采用被称为“休克疗法”的经济转轨方式，即以最快的速度放开价格、推行私有化、开放资本和金融市场，以及实行贸易自由化等。客观上说，针对苏联东欧积重难返、各种复杂关系十分难以理顺的经济形势，“休克疗法”并非毫无作用，至少是迅速稳定了各国的经济形势，特别是遏止了恶性通货膨胀，而且使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一步到位地转变为自由市场经济。但是，这一成就的巨大代价是苏联和东欧国家无一幸免地陷入了一场持续时间长短不一的经济衰退，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贫富分化与贫困化。

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受到新自由主义不同程度的冲击，其中以拉丁美洲尤为突出。拉美各国先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力推进经济开放，特别是资本自由化，因而很快陷入了巨额的债务危机。为克服危机，美国主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美洲开发银行和其他一些机构共同提出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指导拉美经济改革。“华盛顿共识”要求拉美国家进一步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推动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削减公共福利开支、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等，并以此作为向它们提供金融和货币方面支持的条件。不幸的是，“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国家的实践结果基本上是灾难性的。由于各相关政策严重削弱了拉美各国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控制能力，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形势迅速失控，经济停滞与大众的贫困化之间形成了一种危险的恶性循环：经济停滞导致贫困的普遍化、贫困化致使国内市场萎缩、市场萎缩推动经济结构畸形发展、畸形的经济结构又进一步加剧贫困化。

非洲的经历与拉美有相似之处。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一些非洲国家也陆续展开了私有化进程，并且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基于“华盛顿共识”的“结构调整政策”（SAPs）。虽然对这一政策调整的成果尚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它的实施基本上是失败的。一方面，上述政策导致了非洲接受的直接投资的减少，从而使其经济发展失去了最重要的资金支持。仅在1994~1995年间投往非洲的直接投资就下降了27%，实际投资总额仅为21亿美元，即世界投资总额的3%。另一方面，该项政策把非洲国家现有的资源导向生产用以偿还债务的出口产品，特别是原料与经济作物，其结果是迅速恶化了非洲的自然和资源环境，导致非洲经济畸形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出口额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19%，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因此而走向富足。因此，也有人把这一“结构调整政策”称为“反人民的，甚至是灭绝性的”政策。一个基本事实是，非洲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困化最集中的地区。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的《人类发展报告》统计，世界上最贫困的50个国家全部集中在非洲。

从总体上看，在新自由主义推动下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化，是延续至今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反过来说，经济全球化的制度体现就是全球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化。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终结，“二战”后形成的东西方对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分割被打破；另一方面，世界各国或主动、或被动地向资本和市场不同程度地让出了诸多原先由政府控制的领域，各种关税和贸易壁垒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商品与货币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自由度和各国贸易依存度不断增加。作为其结果，国际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整个世界经济开始融为一体。因此，虽然不能否认交通与通信技术在过去几十年的飞跃发展为全球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仍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方面，新自由主义“功不可没”。

尽管在过去3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表现出凌厉的进攻态势，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时至今日，完全可以说这种政策已经走过了它的黄金时期，政治与经济关系中的固有逻辑再次顽强地表现出来。首先，西方国家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发源地，曾经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输出这种社会经济政策，但就在这些国家，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也从来没有不带折扣地完全贯彻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在社会政策方面，虽然西方各国一再宣称要削减福利，但实际上很多国家的相关支出基本上还是稳中有升。另外，面对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西方各国也没有对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撒手不管。在美国，所谓“战略贸易学派”的学者就为政府的经济干预职能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理由，即塑造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克林顿政府时期，这一学派的学者大量进入联邦政府，使他们的政策主张成为政治实践。1993年，克林顿政府公开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发展计划，并且在此后通过了旨在推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电信法》。在此期间，美国政府为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共投入了760亿美元发展制造技术、高速计算机、通信设备、原材料与加工技术，以及生物工程和基础科学六大项目。政府在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开发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奠定了美国在这些领域的绝对优势。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正因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这种“军事凯恩斯主义”政策，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形势才再度得以改善，而国家的财政能力也才能在90年代中期得到进一步加强。美国的此类做法很快得到其他西方国家的效仿，这表明，“在不断扩展的国际化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各种形式的干预，在许多关键的产业和经济发展领域都是一种广泛而持久的现象”。

在日本，1982年中曾根康弘担任首相，也举起了与“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类似的旗帜，即中曾根所称的“新保守主义”。在经济上，中曾根时期把变革政府功能、提高效率和应变性、减少财政支出为改革方向，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通过市场机制，激发企业和民间活力，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曾根执政期间已开始着手缓和各种行政规制，扩大民间机构的活动范围，推进市场自由化和国营企事业的民营化。民营化改造的成功，是中曾根改革取得的一大重要成果。但是，中曾根的新保守主义并不主张完全放任自流的自由竞争，而是强调借助国家权力和法律的力量建立有序的市场。而且从根本上说，日本式的福利模式是以使全体国民共同努力实现现代化为目标，以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方式来体现的，中曾根及其后续者以“小政府”为目标的改革是否能够真正颠覆这种模式，还是未定之数。

至于苏联和东欧等转型国家，在经历“休克疗法”的阵痛之后，人们纷纷开始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俄罗斯在普京时代重新恢复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有效控制，政府特别是在加强法制建设、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障社会公正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东欧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也开始意识到，国家大规模地放弃其必须履行的职能，是导致东欧经济普遍衰落的根本原因，因此凯恩斯主义在这一地区又重新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与此同时，拉丁美洲的学者们在总结20世纪末金融危机和经济衰落带来的教训时也认识到：“这些年的经验表明，发展是国家行动与市场、保护与自由贸易相结合的结果，而这种结合是以灵活的方式解决的。”“拉丁美洲的前一个阶段表明，国家不能也不应当取代市场。近些年的经济改革进程告诉我们，市场不是万能的。……只有当市场经济释放出的增长推动力受到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活动支持和矫正，而国家又自觉地去造就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平衡及环境或地区间的平衡时，发展才是可能的。”

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化带来的经济危机之后，拉丁美洲国家通过深刻的反思，提出了一种所谓的“新结构主义”经济理论。“新结构主义”的要点是：第一，必须有选择地把本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但其前提是通过设计出色的产业政策创造竞争优势，其内容包括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提高经济的知识基础和国家的技术能力等；第二，承认市场的力量、私人企业和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但必须由政府去管理市场；第三，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必须对社会公正和减少贫困问题予以更大的关注并且采取具体行动；第四，转向世界市场应该立足于“内部发展”的战略；第五，通过有选择的自由化、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出口导向的产业和增长政策等手段在世界市场某些关键性生产领域取得竞争性优势，等等。

综上所述，在对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问题的认识上，世界各国都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自由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已经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得到普遍承认，但同时相信“市场万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已经被人们所抛弃，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经盛极而衰。美国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斯蒂格利茨曾经针对该组织在非洲推行的“结构调整政策”总结道：该政策之所以归于失败，其原因就在于它“错误地假设（在放松取消管制之后）市场会迅速满足各种需要，但问题在于，政府的许多行为恰恰来自市场并不能提供一些基本服务这个起码的事实”。

至于在社会政策领域，新自由主义最受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它导致了整个世界范围内以及每一个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而这一点既与各国内部社会政治矛盾的激化及国际范围内各种极端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也为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从世界范围的贫富分化来看，如果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把全世界所有国家分为5等份，那么最富有的一组与最贫困的一组之间的差距，1987年是57倍，1997年已经扩大为92倍。如果从贫富两个极端的情况来看，则1960年世界5%最富有人口所在国的年收入总额是世界5％最贫困人口所在国年收入总额的30倍，到1997年，这一比率迅速攀升到74倍。另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2000年《人类发展报告》，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与最穷的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在1820年是3∶1，1950年是35∶1，1973年是44∶1，到1992年就上升到72∶1。

许多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同样引人注目。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贫富分化最严重的恰恰是最积极倡导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据统计，这个国家5%最富裕人口和5%最贫困人口的家庭收入差距，在1947~1973年之间已经有所减少，但是在1973~1996年之间却又增加了50%以上。根据1991年的统计，美国人口中最富裕的10%已经拥有全国总资产的83.2%。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约有 38%的财富掌握在最富有的1%的家庭手中，而底层的 80%的家庭则只拥有财富的17%。英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1975~1985年，英国完全失业的家庭比例从6.5%上升到16.4%，到1994年又进一步上升到19.1%，随之而来的是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明显恶化，经济不平等大大增加。从1977年至今，英国实际收入低于平均水平1/2的阶层的人数已经增加了3倍；而在1984~1985年，最富有的1/5的人口的税后收入达到了国民总收入的43%，是战后的最高水平。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国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实际上更加严重。巴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巴西人口中最富裕的5％和最贫困的5％的收入的差距已经达到26倍。至于在那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自由化同样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在俄罗斯，1990~1997年，人口中最富有的5％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从32.7％上升到46.7％，而同期人口中最贫困的5％的收入比例则从9.8％下降到6.2％。这种趋势在绝大多数东欧国家以及苏联各共和国也有明显的体现。

需要注意的是，不论在哪一类国家，贫富分化的加剧不仅仅意味着贫困者收入的减少，同时也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健康水平以及社会处境的全面下降。可以想见的是，这又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大量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从而最终破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已经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贫富分化才是此次遍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这一看法值得认真考虑。至于当今世界上日益严重的极端主义乃至恐怖主义与贫富分化之间的相关性，也已经得到众多研究的证明。

20世纪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人们再次深刻地认识到不受国家监管的市场经济巨大的破坏力量。随后，比一切理论争辩都更具说服力的是，2008年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到来之际，从西方国家开始，各国都不约而同地把政府当作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而各国政府也都毫不犹豫地为“救市”迅速行动起来。在这个方面，作为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的美国做得毫不逊色。面对全球性的危机形势，以及政府在缓解和克服这种局势中势必承担的责任，新自由主义的反对者重新找到了他们的自信。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危机来临之际就高调评价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认为人们应该从危机中吸取教训，甚至应该把德国模式奉为全世界的榜样。这一观点虽然不乏夸张，但仍然可以被视为一个确切无疑的信号，它表明在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问题上，进而在更宏观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人们的理解将再度发生方向性的变化。

当然需要看到的是，近十几年来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上遭遇的巨大挫折和在理论上受到的严厉抨击，并不意味着市场资本主义和私有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从此失灵，政府将在经济生活中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更不意味着世界范围的“国进民退”将成为一股主要潮流。美国奥巴马政府正试图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为突破口，促使美国经济结构实现深刻转型，使其自由市场制度向管理更为严格、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方向转变。2009年9月14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一周年之际，奥巴马发表演讲时称，“我永远是自由市场力量的坚定信仰者。我相信商业和企业创造就业，而不是政府。我相信政府的角色不是贬低财富，而是扩大它的范围；不是窒息市场，而是提供有助于市场活力的基本规则和杠杆”。

概括起来，在过去的30年，新自由主义否定了国家过度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和缺乏活力的苏联模式，而后新自由主义盛极而衰，又遭到了世界经济实践的否定。但是，传统模式的简单回归是没有希望及可能的，而哪种理论和制度将取代新自由主义，尚无定见。可以预期的是，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将“自谋出路”，根据自身传统和条件，在市场动力和政府干预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在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各国也将努力游移于“开放市场”和“保护市场”之间，完全的保护主义与无节制的自由化同样没有出路。

三、政治民主化与制度多样化

过去的30年，整个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化浪潮，这不仅指一大批原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纷纷采纳了西方式的多党制议会民主政体，而且就是西方国家本身，也经历了一场“再民主化”的洗礼。

西方的“再民主化”或者如吉登斯所说的“民主的民主化”，体现为对其既有民主政治体制的完善和充实，具体内容包括选举制的改革、议会制的完善、权力下放、机构精简等等。另外，传统民主制的一些缺陷和弊端也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因而出现了若干主张对竞选型代议民主制加以改进与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运动包括共识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论和慎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论等等。

政治制度改革方面，英国分别于1999年和2000年在威尔士和英格兰设立了地方议会，使其在广泛的领域内独立处理地方性事务，以实现权力下放。这一举措不仅大大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有效地克服了国家行政管理中的官僚化，而且也为解决北爱尔兰冲突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使北爱尔兰和平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与此同时，布莱尔政府对英国的世袭君主制和上议院也进行了若干改革，废除了英国王位的男性优先继承权和上议院的贵族继承制，特别是后一方面，被普遍认为是英国在实现公民政治平等方面的一个重大进步。

日本是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再民主化”的西方国家。在过去30年，日本告别了“二战”后形成的“五五体制”，政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并且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议题。从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开始推行一系列旨在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扩大地方权力的“结构改革”，其内容包括中央政府各部门的精简和重组、实行“独立行政法人制”，以及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限、强化地方自治等等。经过一系列改革，日本在克服官僚主导型的决策机制、政党内部的派阀政治，以及自民党一党独大等这个国家特有的政治问题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与制度改革相伴随的是制度创新。在西方，过去30年间有越来越多的理论家与政治活动家意识到，传统的竞选性多数决民主制具有其内在的不足。在这种体制之下，胜者全胜，负者全负，产生了两方面的重大缺陷。第一，复杂的政治决策问题往往被简化为相关政策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人数对比，即政治力量对比，结果导致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中缺乏理性与共识。第二，少数群体的利益，尤其是一些恒定的少数群体的利益往往被忽略、被牺牲，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乃至冲突，因为一旦那些恒定的少数群体意识到他们在多数决民主体制下注定只能成为牺牲品，他们就往往会做出退出相关政治过程或者政治共同体的选择，政治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就不可避免。正是为了克服传统民主制中存在的上述缺陷，共识民主论和慎议民主论应运而生。

共识民主又称协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是针对奉行简单多数决的所谓“多元主义”民主模式而提出的，强调政治决策必须建立在利益相关者的共识基础之上。共识民主论总结并提炼了欧洲一些国家，比如荷兰成功的经验，标志着欧洲传统的统合主义（coperatism）模式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总体上看，与多数决民主相比，共识民主突出的优点就是其灵活性与包容性，因为这种民主形式更注重对不同利益与要求的协调而不是单纯地根据数量上的多少进行政治博弈。共识民主在增进社会团结、降低政治成本方面的积极作用得到学者们的高度评价：“大多数证据表明，共识体系中的输家比多数主义体系中的输家更认同政治体系及程序。民主越具有共识，失败者越有可能对民主的功能作用感到满意。”

慎议民主则是一种近年来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实践的民主理论，它强调政治决策更多地应该体现政治利益与政治观念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而不是简单的力量对比。慎议民主在西方国家的实验具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首先，它使政治决策更具开放性、也更加理性化；其次，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普通民众在传统民主制之下因感觉到自己对决策无能为力而出现的政治冷漠，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层面上的“民主赤字”的问题。在美国，1981年由17个非政府组织发起成立了“国内政策协会”，1989年进一步发展为“国是论坛”（National Issue Forums，简称NIF）。20年来，该组织举办了大量的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公共政策讨论，内容涉及家庭与子女教育、健康与社会福利、人权、移民、外交与对外政策、经济、教育、能源与环境、政府与政治等方面，广泛吸收社会各界人士的参与。虽然该论坛并不以提出具体政策为宗旨，但它的活动在推动相关政策问题上理性的、开放的讨论，以及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总的来说，共识民主与慎议民主都强调政治决策的开放性、参与性和达成共识的重要性；区别则在于，共识民主更注重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协商合作，而慎议民主更注重普通民众的参与，以及不同政治观念与立场的沟通与交流。当然，从实践上看，无论是共识民主还是慎议民主都还处在实验和探索阶段。前者仍然主要局限于原本就具有统合主义传统的北欧国家，如何在不具备这种传统的其他国家推行还是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后者关注的焦点当前主要是对公共舆论的建构，虽然其最终结果会影响政府的政治决策，但仍然难以抵消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治过程的强大影响（特别是在美国）。

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再民主化”是对传统民主制的发展和完善的话，那么一大批非西方国家则刚刚开始其民主的制度建设过程，其中既包括苏联东欧的转型国家，也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原来的一些军人政权或者专制和独裁国家。大致来说，随着冷战的结束及西方国家的大力推动，众多的非西方国家在建立以多党议会制为核心的自由民主政体方面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障碍，有许多国家甚至是在“一夜之间”被民主化了，这被亨廷顿称为民主的“第三波”。但是，由于任何政治体制的生长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加之这些国家又普遍缺乏西方式民主的传统，甚至缺乏民主所必需的基本文化条件，所以它们在巩固民主制度以及使民主本土化方面仍然面临严峻的考验。

在历史上曾经尝试过西式民主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民主制可以说已经基本上再度站稳脚跟，但其具体的制度体现仍然有待探索和完善。转型期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和矛盾使这些国家普遍意识到，保证一种独立于社会利益纠葛的强势行政权的存在至关重要。因此，它们在制度上一般来说没有可能考虑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相互牵制的美国式总统制政府形式，也没有可能考虑政府与议会中的多数同进退的英国式议会内阁制，而是选择了一种介于议会内阁制与半总统制之间的制度，使总统既能够获得议会中多数党的支持，又能够作为不同政党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者与仲裁者。苏联和东欧国家具体的政治过程往往也富于戏剧性，比如俄罗斯前任总统和现任总理普京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就是如此。

至于苏联的5个中亚共和国，虽然在独立之后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多党制民主政体，但随后出现的政治动荡甚至武装冲突迫使这些国家不得不在制度上进行调整，而一个基本的方向就是强化以总统为核心的行政机构独立于立法和司法机构的地位，从而转变为一种强势的总统制。更有甚者，有两个国家（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总统被赋予了“无限期行使总统职权”的终身总统地位。由此可见，虽然代议民主政体的根本原则乃是对国家权力的分散与制衡，但在这些转型国家，一种相反趋势的存在似乎仍然具有其必然性；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强人往往发挥了超越制度之上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这些国家最终可能采用的具体的政治制度形式，目前还难以进行确切的判断。

在伊斯兰世界，20多年的民主化进程已经使民主制在当地大多数人的眼中成为最好的政治体制。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土耳其是人口最多的4个伊斯兰国家，其多党选举制都日臻成熟，其中印度尼西亚在摆脱苏哈托统治后的总统直选尤为成功。不过，政治民主化在伊斯兰国家中发展很不平衡。例如，中东国家民主化相对缓慢滞后，而伊朗尽管实现了总统直选，仍然是一个神权国家。

伊斯兰国家存在的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它们往往在认可民主化的同时反对西方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伊斯兰教与西方的世俗主义与物质主义世界观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事实上，伊斯兰国家在使民族和宗教传统与自由民主制相结合方面已经做出一些独特的探索，但其具体做法往往让西方人充满疑虑，而且也的确还不能说已经取得了成功。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的制度建设与政治过程。在伊斯兰世界，一个看似无法走出的困境在于：任何政府如果意欲强行世俗化即对伊斯兰主义采取压制政策，那么它就不仅在理念上与其自由取向相矛盾，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不走向威权化的道路，从而与民主原则渐行渐远；而如果它试图与伊斯兰主义结盟，那么从西方通行的意义上说它就根本不可能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世俗的政府。换言之，一个民主的、世俗化的政府与伊斯兰宗教传统能否并行不悖，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问题。但也有观点认为，许多西方研究者断言伊斯兰教同现代民主不相容，现已被事实证明是一种错误的结论。看起来，在伊斯兰世界政治发展的问题上，无论是伊斯兰国家，还是外部世界，都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多的宽容与更多的创造性，也许更需要某种崭新的政治思维和政治智慧。

除了古巴以外，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已在形式上实现了多党民主制。在亚洲和非洲，民主化同样获得了重大进展。在东亚和东南亚，继韩国的民主化之后，原来的威权国家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泰国相继建立了多党制民主政体，长期一党执政的新加坡也出现了多党选举。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大部分走上了民主化之路，南部非洲国家则都已经成为宪法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另一方面，在这些地区，民主的实际运作仍然问题重重。在亚洲，“第三波”中出现的民主国家基本上还没有完全摆脱政治动荡的困扰，一种法律至上、相互宽容的民主政治文化尚未形成；而在非洲，由于家庭、村落和族群仍然是人们生活的重心、忠诚的对象以及基本的政治单元，国民国家的建设仍未彻底完成，因而民主或者往往成为削弱了政府行动能力的政治斗争的工具，或者干脆蜕变为一种选举游戏。另外，类似中亚转型国家的强人政治现象，同样也出现在众多的非洲国家。

总的来说，与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相比，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远未完成。但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第一，不能以西式民主制作为衡量非西方国家民主化程度的标准，一种“普遍同质的国家”并不值得追求，也不可能获得实现，因为实际上就是西方各国之间，民主的制度表现也各有不同，而且其民主制的完善过程至今也尚未终结。第二，非西方国家一些传统文化的因素固然妨碍了这些国家向西式民主制靠拢的过程，但另一方面，这些本土因素也有可能成为新制度的生长点，这种可能性尤其需要得到各相关国家的政治家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比如李普哈特就认为，与西方各民族相比，亚洲与非洲的人民天生就具有深思熟虑、追求共识的倾向。在非洲国家，各部落的决策往往都要经过集体讨论，并且在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因此可以说共识民主制在亚洲和非洲国家具有更深厚的文化基础。换言之，非西方世界追求共识的政治文化既可被视为反对多数决民主制的保守势力，但同时又意味着这些国家能够提供一块培育共识民主制的沃土。因此，关键问题就在于如何寻找一种能够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对政治民主的理解，这将是非西方国家成功实现民主本土化的基本前提。这个探索必将是一个痛苦的但同时又令人充满期冀的过程。

四、新社会运动和公共社会的兴起

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亦是过去30年世界政治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所谓新社会运动，指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于西方国家的环境保护主义、和平主义、女性主义、人权运动，以及旨在争取少数民族的权利、保护同性恋者权利的运动等等。新社会运动具有两个方面的基本特点：首先，它超越了阶级界限和传统上左与右的划分；其次，它追求的主要是非物质性的利益，因此它的兴起也被视为西方进入“后物质主义时代”的一个标志。新社会运动对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某些新社会运动，如主张环境保护主义的绿党已经融入原有的政治格局，并主动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成立于1980年的德国绿党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它在1998~2002年与社会民主党一同组成了联合政府。至于新社会运动的一些基本追求，比如环境保护、女性主义和人权运动等等，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已经成为各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从政治上说，虽然新社会运动的活动方式类似于压力集团，但又具有一些新的特征，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们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国民国家的框架，往往成为国际性的现象，并且成为全球化进程中非常令人瞩目的一个侧面。

其次是公共社会及其理论的发展。20世纪70~80年代在西方再次出现公共社会研究的热潮，其直接诱因则是西方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反政府组织特别是波兰的团结工会的关注。因此，这一时期关于公共社会的理论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强调公共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天然联系；第二，强调公共社会与国家权力的对立，甚至强调公共社会的发展对极权国家的瓦解作用以及对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基础作用。但有意思的是，这种关注很快就转移到西方国家内部，原因是不少人认为，西方国家在“二战”之后普遍出现了公共社会的衰落，这既来自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建设导致公民对国家的过度依赖，也来自新的生产方式（后福特主义）和新的社会交往方式使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越来越疏远，还来自新自由主义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比如过度的市场化与社会分化和原子化等等。当然，除去这些直接而具体的因素之外，从根本上说，自由主义本身就拒斥一种积极的、内容广泛的公共生活。对这一政治理论在政治与公共道德方面的缺陷，桑德尔有一段比较中肯的评论：“自由主义通过把自我置于政治之外、把个人变为信仰的目标而非（政治生活）持续关注的对象，使之成为政治的前提而非政治的不确定的成果。这么做固然避开了政治中的悲伤，但同时也错失了政治最激动人心的潜力。它忽视了这样一种危险，即在政治堕落的时候，导致的不仅是个人的失落，而且是人性的沦丧；它同时也忘记了这样的一种可能，即当政治清明之时，我们能够共同发现作为独立的个人永远无法了解的善。”

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致力于推动西方国家公共社会的发展，其中包括加拿大政治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man），特别是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等等。哈贝马斯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官僚制国家机构的膨胀都严重压缩了公共社会的空间，从而使公民之间的关系原子化，使他们只能一方面听任市场力量的摆布，另一方面消极地仰仗官僚国家的恩赐，其结果自然是市场力量得不到有效控制，官僚制国家机构的权力日益强化，公民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社会团结面临威胁。哈贝马斯提出的方案是重建和扩展社会公共空间，形成一种所谓的政治性公共权力，即“交往权力”。这是他著名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

20世纪末以后西方对公共社会问题的关注表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出于对市场的怀疑和对国家的怀疑，希望公共社会能够同时超越或者说弥补这两种机制的局限。美国政治学家科恩（Jean L. Cohen）与阿拉托（Andrew Arato）的理论典型地代表了这一新的倾向。他们强调，除传统上对国家与市场的两分之外，还必须承认公共社会作为一种独立社会领域的存在与作用。这是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两分与对立的西方公共社会理论的矫正。由此产生的所谓“第三部门”的概念也具有同样的内涵。

西方公共社会理论的复兴与大批非政府组织（NGO）的出现与活动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公共社会论者认为，在政府与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非政府组织能够有效地发挥社会整合与协调的功能，因此，积极扶持和促进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发挥更为广泛、更为主动的作用已经成为基本共识，各国政府包括一些主要的国际组织都将此视为一项主要的任务加以实施。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公共社会的发展不仅同步而行，而且从根本上说就是同一硬币的两面，这具体体现在相当数量的非政府组织本身就是新社会运动的载体，或者说它们追求的就是“后物质主义”的目标，比如环境保护、和平主义、人权以及普及基础教育等等。

公共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不仅明显改变了西方国家政治生活的形式和内容，而且也促使人们以不同的理论框架对这一新现象加以认识和把握，由此产生了所谓的“治理理论”。一般而言，研究者们倾向于认为“治理”（governance）是一个与“统治”或“政府”（government）相对的概念，如果后者指的是与国家权力结构（即广义上的政府）相对应的政治活动的话，那么前者则是一种与“公共社会”相对应的现象和过程，是各个“公共社会”内部，以及不同的“公共社会”之间通过自发的、自愿的联系产生的结果。

在治理理论的代表人物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 Rosenau）看来，治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全球化时代，公共社会的发展必然超出传统的地域性政治组织包括国民国家的范围，并且导致与之相区别的多重“权威空间”的产生。所谓的“权威空间”可以与国家边界重合，也“可以不与固定的领土相连接。遵守的人群也许遍布整个世界，而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罗西瑙把当今这个由多重“权威空间”构成的世界称为“碎片化的世界”。在这个“碎片化的世界上，层出不穷事件的发生或是贯穿、超越或是沿着长期建立的国家边界，在此过程中，权威重构的方向向上为跨国或超国家组织，横向为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向下为次国家集团。这是一个治理逻辑不必遵循等级制度的世界，在其中最远的也是最近的，政治的时空向度被碎片化力量揉在一起，使得事件发生摆脱了任何直线性顺序。今天的因果链条仿佛是碎片缝成的被单，依然把国家和政府置于首位的本体论不可能清晰地加以辨别”。

在西方，有相当数量的机构和个人倾向于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以及有众多非政府组织参与的治理，不仅是解决西方国家“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问题的有效手段，更是克服非西方国家存在的各种政治弊端的重要途径。世界银行分别于1989年和1992年发表了题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从危机走向可持续发展”和“治理与发展”的报告，后者特别强调指出，所谓的治理，就是指各种各样的政府性和非政府性组织、私人企业以及社会运动“为了发展而在国际经济与社会资源的管理中运用权力的方式”。报告还认为，治理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面是“技术领域”的，其目标是建立“发展的法律框架”和“培养能力”，其中包括实现法治、改进政府管理、提高政府效率等；第二个层面是支持和培养包括志愿性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社会团体在内的公共社会的发展，其基本途径是提高这些组织和团体的责任心、合法性、透明度以及参政水平，最终目标则是把权力归还给公共社会。

在各方面强有力的推动下，公共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或者说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迅速延伸到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并且在相互之间形成了广泛而复杂的网络。至2008年，仅匈牙利一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就已经达到56694个，而联合国“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于2004年修订后的“非洲非政府组织名录”（第3版）就收录了3776 个有较大影响的非洲非政府组织。应该说，公共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在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的确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开放程度和民主化进程，并且推动了它们在人权、环保、教育、医疗卫生和济贫等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也有可能导致相关国家社会的不稳定乃至政治上的动荡，这方面极端的例子就是1994年的卢旺达内乱。还有一个尤为突出的问题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往往把自己的组织和行为模式强加给非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而忽视甚至完全不尊重当地的社会习俗以及社会联系方式，因而实际效果往往不甚理想抑或适得其反。另外，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在活动中通常绕开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被认为不民主、不自由的国家的政府，而直接与当地的非政府组织联系，或者向它们提供各种支持和援助，从而又引发了诸多原本可以避免的误解、矛盾和问题，同时也妨碍了它们自身活动的开展。

五、民族、宗教与移民问题的政治化

近30年来世界政治中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政治化与极端化。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民族解放运动高潮期，在这段时间内，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非殖民地化运动蓬勃发展，涌现了大批新独立的国家。然而，民族独立运动并没有因为旧殖民帝国的瓦解而消亡。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特别是冷战的终结，民族运动的烈焰进一步燃向众多的多民族国家。主权独立国家的数量，从30年前的130多个增加到现在的190多个。新出现的60多个主权国家中，因民族宗教因素从原主权国家中独立出来的占大多数。2002年，东帝汶正式脱离印度尼西亚统治，成为21世纪第一个新生的主权国家。

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过程中，民族问题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可以不夸张地说，民族矛盾的爆发加速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在冷战结束的同时，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发生了分裂，而现在的俄罗斯和前南斯拉夫地区仍然为民族问题所困扰。如科索沃已经脱离塞尔维亚的实际控制，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地区于2008年在俄罗斯支持下分别宣布“独立”，尽管仅有少数国家对它们的地位在外交上予以承认。

在民族运动的大潮面前，西方国家同样不能幸免，表现为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比利时的佛莱芒人和瓦隆人问题、法国的科西嘉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问题，以及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等等。至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一些新兴国民国家，民族矛盾更是频繁爆发，甚至发展为激烈的暴力冲突，对相关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异常严峻的挑战，其中最为典型的包括1994年的卢旺达民族屠杀、1996年的车臣战争，以及2003年的达尔富尔问题，等等。

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内，民族独立与民族自决作为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进步力量，为世界政治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在殖民帝国早已寿终正寝，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又都是多民族国家的情况下，仍然没有限制地追求民族独立或者民族自决，就有可能不仅不能解决各民族之间的确实际存在的不平等的问题，而且导致大规模的政治动荡。问题是，传统的苏联模式，即所谓“通过民族繁荣走向民族融合”的模式已告失败；而自由主义的模式，即把民族问题化约为人权问题的模式也未见成功。事实上，对于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人们迄今为止尚未找到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因此，国民国家的治理结构仍然面临民族主义的严峻挑战。

使问题变得更为尖锐的是，近年来世界各地的民族问题表现出进一步复杂化和极端化的倾向，而且常常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冷战结束后，宗教问题在国际和国内政治中占据了越来越显著的位置。借助亨廷顿的观察，整个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普遍的宗教复兴现象，他指出：“20世纪的下半叶，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在全球展开，同时也发生了一场全球性的宗教复兴……它遍及所有的大陆、所有文明，实际上所有的国家。”同时，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东正教都经历了原先的因某种原因皈依宗教的信徒掀起的信奉、传播教义和举行仪式的新浪潮。在所有这些宗教中原教旨主义运动都专注于对宗教教义、体制的净化，其方式是好战的，并根据宗教信条来重塑个人、社会和公共行为”。

根据亨廷顿的看法，从根本上说，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复兴与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乃是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的产物。他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也就是说，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教复兴现象具有明确的反现代倾向，是非西方世界中的民族宗教群体在现代化过程中物质上进步和精神上受挫的结果，是它们在精神上对西方世界或本国“主体民族”失望的结果。

由此看来，对那些处于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来说，宗教复兴运动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冷战的结束不过是为其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契机，使宗教问题在意识形态淡出之后更明显地凸显出来，而且也使宗教迅速填补了意识形态崩溃之后人们在政治思想认同方面的空白。但是，亨廷顿的理论尚不足以说明西方国家宗教势力的上升。必须看到，西方国家宗教势力的回潮具有其自身的社会根源，至少，自由主义的极端化导致的相对主义盛行与社会道德水准的普遍下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刺激因素。从里根政府开始，宗教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明显提高。甚至最高法院法官威廉·伦奎斯特也在1985年表示：“政教隔离之墙是根据坏的历史作出的一个比喻。它应被坦率地予以废除。”继共和党之后，原来在宗教问题上比较超然的民主党也急忙表态，认为“民主党不谈宗教给自己造成了空前的伤害”。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还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即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宗教的重要性据称已经超过了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总统选举，而小布什则成为在公共场合谈论上帝最多的一位美国总统。宗教因素在美国政治中地位的上升，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9·11”恐怖袭击事件在美国社会激起的反应具有如此强烈的反理性色彩。总统布什就明确表示，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十分明确，那就是应对攻击，消除野蛮世界，上帝在这场自由与恐惧，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不会保持中立”。亨廷顿认为，这是美国对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挑战的一种被动回应：“正像冷战促使美国人从政治上和信念上确认自己一样，穆斯林的敌对促使美国人从宗教上和文化上确认自己的特性。”但情况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

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宗教因素与民族因素的结合是导致文明间冲突的根本原因。可以断言，在当今世界上并不存在大规模“文明冲突”的可能性，但出现于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已经充分证明了极端化的民族主义与宗教运动所具有的危险性和破坏性。恐怖主义因其明显的反人道性质而受到普遍的谴责和打击，但是，对于恐怖主义的根源却需要世人予以深刻的总结与反思。

同民族宗教问题相联系的另一个世界政治现象是移民问题。30多年来，经济全球化洪流将数千万人从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裹挟到世界发达地区，而这些新移民的种族、民族、宗教、文化特性同接受他们的国家的主流社会之间，往往存在巨大差异，难以同化融合。加之新移民的大多数在其所在国经济地位较低，移民同主流社会的民族宗教矛盾遂同阶级矛盾和经济矛盾相交织，产生了复杂的政治问题和移民政策的两难选择。

进入21世纪之后，欧洲和俄罗斯等国的移民问题更加突出。在整个欧洲，殖民历史加上移民网络使得每个国家都出现了穆斯林群体。现今穆斯林占法国总人口的10%以上；在荷兰、德国、比利时、英国，穆斯林占其总人口的比例，分别约为4%、3.7%、3.7%、3%。其中法国的情况比较典型。法国在巴黎郊区建立了大量的移民聚居区，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日益凸现。移民并不能享受普通法国人拥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年轻人失业非常严重，是法国经济状况恶化的主要受害者。法国政府一贯主张对移民实施“共和同化”政策，通过新的立法来控制移民，强调外来文化与法兰西文化的融合，这种做法增加了穆斯林移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更为严重的是，21世纪初法国右翼势力迅速抬头，极右派政治家勒庞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他提出的著名的口号就是“法国人优先”。2005年秋天在巴黎及其附近爆发的严重社会骚乱，是移民矛盾长期累积后的一次总爆发。另外，2004年3月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发生的爆炸案、2005年7月发生的英国伦敦地铁爆炸案，据称都同当地的穆斯林有关。这些事件又进一步加深了移民与原住民的矛盾。

移民的增长正同样悄悄地改变着俄罗斯的面貌和人口结构，在俄罗斯社会中引起了相当大的担忧和争议。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曾宣布，俄罗斯移民涌入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二，2005年居住在俄罗斯境内的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人数达1210万人，占世界移民总数的6%。保守人士就此认为，无休止的移民会将俄罗斯变成一个文化“马赛克”；工资低廉的外来移民造成当地失业率增长；外来人口造成了更大的交通拥挤和更多的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这些担忧引发了俄罗斯社会的反移民情绪。在莫斯科、圣彼得堡、沃罗涅日、罗斯托夫和萨马拉等地，甚至出现了“光头党”等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也出现了采用恐怖手段袭击外国人的排外事件。与此同时，移民也频频组织示威游行，对抗情绪日益高涨。有人预言，长此以往，俄罗斯将会成为巴尔干式的种族分立和冲突之地。

尽管美国的移民归化问题解决得相对较好，美国社会对新移民相对宽容，但非法移民的融入也遇到相当多的困难。2001年“ 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美国安全当局加紧对新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的盯梢、监控，出现了许多非法拘禁、限制公民自由、侵犯人权的案件。穆斯林和主流社会的矛盾时时引发暴力事件。

种族、民族、宗教、移民问题搅在一起，形成全球化进程中许多难以化解的冲突和矛盾。历史上，“种族优劣论”或“民族优劣论”曾大行其道，宗教迫害层出不穷。法西斯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甚至以此作为对待和处理种族、民族问题的理论基础。今天，这些论调已被绝大多数人所唾弃，公开的种族歧视和民族歧视制度也已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相当多的人的潜意识中，种族歧视、民族歧视、宗教歧视仍然根深蒂固，并以某种堂而皇之的理由（如巩固国家团结、社会稳定等），维系着现存的不合理的法规和制度。

六、结论：同一性与多样化并存的世界

总结近30年世界政治的变迁，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一）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得到了世界范围的普遍认可

一个国家民主与自由的程度，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标志，而独裁与专制政体已经为世界人民普遍抛弃。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一直稳定，即使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或一般性社会危机，也不会出现政治体制向法西斯式的独裁转型的可能。20世纪70年代时，采用竞争性多党制的国家在世界上还是少数，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占绝大多数。今天，即使像缅甸、伊朗这样一些被人们认为是独裁专制的国家，也在表面上维持着多党政治或普选制。

从长远来看，非西方国家向民主政治的过渡表现出某种不可逆转的势头。但需要注意的是，伊斯兰国家中尚未出现一个完全成熟的民主体制，中亚国家在短时间内从模仿西方民主回归到更为熟悉的强人政治，而保留着西方文化传统的中东欧国家却能很快适应多党民主。这说明：一方面宗教、文化与政治传统对民主化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发达程度同民主化出现的迟早没有必然联系，但同民主化的成熟程度直接相关。

（二）世界各国的民主化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各异的诉求和特色

发达国家的传统民主制显出一些缺陷和弊端，比如少数人的权益在“竞争性多数决”制度下遭受牺牲，于是“共识民主”和“慎议民主”应运而生。西方国家也在选举制度、议会制、中央政府同地方的分权、公众舆论对政府的监督等方面进行种种改革。

民主化不能等同于西方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各国民主化的过程、形式与结果都是丰富多彩的。对非西方国家在民主化方面的探索不应过多指责，而应该表现出更多的理解、耐心和宽容。

在冷战格局之下，美国与苏联分别向其“卫星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强加了诸多与它们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格格不入的制度因素。冷战结束后，广大非西方国家得以在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虽然出现了美国使用武力“解放”伊拉克和阿富汗、强行推动当地“民主化”的情况，一些国家的“街头政治”和“颜色革命”也有西方势力挑动的背景，但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总体来说是内生、自主、反映国内民众普遍政治要求的。在民主化进程中发生的种种乱象，包括贿选、腐败、暴力、政治对立等等，并不能否定民主本身的价值和各国“试错”努力的意义。

（三）在公民自由和民主制度之外，稳定与秩序也是各国政治所追求的目标

经验证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自由和民主、稳定与秩序，是一个天平的两头，必须维持一种动态平衡。过度的个人自由和小群体自由会导致社会分裂、价值观扭曲、公共生活混乱，甚至导致社会冲突和暴力对抗。自由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结合，在刺激人的欲望无限膨胀的同时，不仅导致了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还造成了社会道德水准普遍下降的恶果。在新近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上述问题比在西方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够完善，法治不够健全，但人们在西方生活方式的诱惑面前，不断增强的欲望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的可能性。在一些国家，部分公众的不满通过激烈的形式表达，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受到威胁；另一方面，维护社会秩序的努力，又往往转变为超越法治的强权，压制了个人自由、损害了弱势群体的权利。世界各国都在寻求维持这一动态平衡的砝码，无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还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观念，都未能提供完整的答案。

（四）在国家同社会、政府同市场的关系方面，新自由主义及其思想指导下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程

减少国家对社会的干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曾被认为代表着普世价值，但过去十多年来，对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制度的迷信遭到普遍怀疑和否定。人们认识到，过度的国家干预抑或全面的国家控制固然是社会的灾难，但彻底的自由放任却只能导致社会动荡和经济紊乱。但是，如何在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之间寻找一种合适的平衡，仍然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在每个国家内部，贫富悬殊均在急剧扩大。环境恶化、生态失衡、金融动荡、社会分裂，都呼唤政府起到克制贪欲、维护公正的社会平衡器作用。但是，如果政府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决策过程不透明，其权力越大，社会失衡就越严重。“第三条道路”难以找到实质的精神内涵与政策支撑，原因即在于此。

随着冷战终结而加速的全球化进程受到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市场力量的强力推动。西方国家政府与跨国公司相互合作，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也同跨国公司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真、电脑、互联网、手机和其他信息技术的推广，加大了物欲横流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加深了社会的精神危机。由于“世界政府”不可能出现，而大多数国家仍然由亲资本、亲垄断利益集团的政府所领导，横行一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思想尽管受到理论批判和社会抵制，但尚未出现能够真正与之抗衡的政治潮流和社会思潮。

20世纪初以列宁主义为代表的革命思想，以终结资本主义统治、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为远大目标的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在21世纪初如同空谷足音。以推翻邪恶的美国资本主义霸权为表面目标的零星暴力活动，被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为国际社会所不齿。所谓“反全球化运动”，亦只能由缺乏坚实思想后盾、经济基础和组织力量的乌合之众所推动。针对一系列全球问题的“全球治理”，目前受制于政府间静悄悄的合作、竞争与交易，而不能产生一种革命性的力量。

（五）新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公民社会的成长，正在超越传统的政治逻辑和国民国家的界限，成为纠正全球社会经济失衡的重要因素和动力

在全球范围内，和平、环境、人权等问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分量，成为每一个国家政治决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之同步的，是国家之外的新的社会认同，如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宗教认同，以及出于对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问题的担忧所形成的观念认同和利益认同。个人自由、个人权利、思想多元、文化多元的观念深入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球意义上，自由化与多元化的对立面不再是以国家为名的赤裸裸的思想专制，而是软性的、国家以外的社会认同。主权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和公民效忠对象，但仔细考察世界政治史和思想史便不难发现，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并非人类历史上的永恒。

30年来，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伟人并不多见，而能领风骚于一时的思想家更是屈指可数。冷战刚刚结束时，弗朗西斯·福山宣称“历史已经终结”，意指自由主义已经一统天下，今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不再会有关于生活方式与发展道路即意识形态的争论。萨缪尔·亨廷顿则断言，以宗教界定的世界各大“文明”的冲突，将取代两大意识形态和军事集团的冲突，成为世界政治的主线。他们提出的观点的偏颇之处不难指出，其谬误亦已为近20年来的历史所证明。但是，批判家却一直未能提出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想，甚至未能竖立起产生类似影响的新靶子。我们只能说，“普遍同质国家”不会出现，而“文明的冲突”也不可能成为未来世界政治的主题。苏联模式固然已成为不会再重演的历史，而今日西方也不再能够为人类展示一种更为光明的发展前景，因此也就无法激发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力。新兴国家点燃了新希望，但既是“新兴”，一切皆只在探索阶段，其普世意义尚待历史考验。在这一意义上，旧的历史确实已经终结。除了展示世界政治的“同一化与多元化并存”之外，我们也只能说，新的世界历史也许才刚刚开始。

27.当前世界政治的主要特征

在我们的政治词汇中，“时代”是一个宽泛、抽象而且容易引起争论的概念。笔者力有未逮，不敢给当今的“时代”下任何定义，仅能就世纪之交的三五年里世界政治形势发生的变化，发表几点粗浅的看法。让我们先从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入手。

和平——但不够公正

冷战刚刚结束时，有人预言将出现一个“春秋战国时代”。然而事实证明，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列强争霸，已经不在我们的前瞻视线以内。局部冲突引发大国对抗的可能性可以基本排除。但是，这种“总体和平”的局面，也许可以视为“霸权治下的和平”，以区别于多极化或大国间均势维系着的和平。

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是美国同其他大国力量对比失衡状态下的和平。应当看到，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维系这种和平与稳定，而不是破坏现存的国际秩序。西方国家要不遗余力地保护生命攸关的中东石油通道，防止非洲的种族仇杀造成更大规模的难民灾难，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在朝鲜半岛、巴尔干半岛，美国今天都在努力维持和平局面，有时甚至积极调停。如果没有美国的一超独大，今日的世界倒是很可能走向“春秋战国”。

就像战争可以区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一样，和平也有公正的和平与不公正的和平。由霸权维系的和平与稳定，在很多情况下是牺牲公平与公正的。它剥夺了一些国家和社会集团使用武力反抗霸权、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而美国却独家垄断着大规模使用暴力的权利，以各种理由发动像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这样“一边倒”的战争。美国企图剥夺中国使用武力遏制“台独”的权利和能力，是霸权稳定造成不公正的又一个例子。

各强国对美国不公正的单边主义强权外交都十分不满，但在国际战略力量失衡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国家出于实际考虑，不是采取联合抗美的“合纵”之策，而每每与美国“连衡”。尤其是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由于同美国相互依存程度深，意识形态接近，更希望“搭便车”，充分利用一段时期内的霸权稳定，维护各自的安全利益，只是在美国做得过头时出来“谏诤”一番。东中欧、中亚、中东等地的大多数国家，或对西方有所求，或怕“枪打出头鸟”，也不构成对美国霸权的重要挑战。关键在于美国拥有的不仅是力量的霸权，它还掌握着制度霸权和话语霸权。

当然，同任何历史上的霸权一样，美国也逃脱不了盛极必衰的命运，只是其衰落的时间、过程和方式难以预料。这一点，布热津斯基等许多美国战略家也看到了。他们想做的，不过是推迟美国衰落的时间，延缓其过程，充分利用这段时期建立有利于美国的国际制度安排。

由此我们也应当看到，缺乏制度保障的安全是不可靠的安全。任何国家、集体和个人，无论自身多么强大，都不能单独地解决安全问题。因此，增强国力只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要推进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制度安排，首先是推出亚太地区安全体系的设想，这才是未雨绸缪。

发展——但不够平衡

美国为何要维系外部世界的和平？最重要的动因，是现时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较为稳定的世界政治环境。制造和出售军火的那部分西方公司财团也许能借局部冲突和军备竞赛发财，但绝大部分国际资本是要向政治安定、市场秩序比较规范的地区和国家流动的，而绝不会流向自我封闭、激烈反西方、动乱危险大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以大型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势力，也要在发展中国家主动营造有利于它们的政治环境，培养为它们服务的亲西方、亲资本的社会精英。西方政府同这些国际资本势力的利益和目标是一致的。

冷战的结束加速了世界发展中的两大失衡现象，即东西（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以及南北（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失衡。近一两年来，美国、日本和法国等欧洲国家政治向右转，表现了大资本势力在这些国家的影响扩大。近年来右翼势力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上升十分明显，其背后也有国际资本的支撑。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外部世界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资本治下的发展”。所谓经济全球化，核心是国际资本向投资环境较好的地区流动。

这种“国际资本治下的发展”，加剧了发展中的多种不平衡现象：南北差距、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美国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都在拉大；发达国家内部贫富悬殊；发展中国家内部地区差异加剧、两极分化严重；全球生态平衡遭到惊人破坏。

在发达国家里，美国继续集巨额资本、优秀人才、先进技术于一身，以创新精神推动生产力蓬勃发展，成为国际资本扩张的火车头。欧洲和日本的发展速度迟缓，创新精神不足，但社会相对平衡稳定。发达国家集中了资金和技术，将发展中国家“发展”成它们的海外市场和下游产品的加工厂。这种趋势将继续激化各种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当我们欢迎资本的时候，切不可忘记，资本扩张本身是不顾及平衡的，往往是以牺牲除国内生产总值以外的其他社会发展指标为代价的。资本追求的是效率而不是公平。维护社会公正和公平，主要是政府的责任。西方国家经历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全球性战乱和暴力革命，又经历了冷战时期同社会主义的斗争，政治制度、市场规则和法律制度日臻完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比较协调，政府同企业在组织和功能上都是脱离的，由资本扩张所导致的国内发展不均衡由政府管制在可控范围之内。更兼有自由派的批评和“第三条道路”等呼声，不致出现政治上翻车的危险。

毋庸讳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冷战后开始“转轨”的国家，其政治、经济、法律制度远未完善，由于发展不平衡而导致动乱的危险始终存在。如果亲西方、亲资本的倾向继续发展，作为社会平衡器的政府功能又不能同作为经济发动机的企业功能分开，政府同社会的关系就会进一步疏离和对立。资本的扩张和政府的腐败彼此结合，其国内后果和国际后果将会十分严重。在这方面，印尼、阿根廷等国家的教训必须记取，而欧洲经验比美国经验更加值得借鉴。

当前世界上的局部战乱和发展失衡都主要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战乱和社会动乱造成发展的停滞和失衡，而发展失衡又成为战乱和恐怖主义的根源，其中还有西方大国的干涉插手。各国反全球化运动的表面形式各异，在发达国家有排外的民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有激烈的反美倾向，而它们的根源似乎有某种相通之处，即资本畸形地过度扩张所造成的严重社会不公和生态失衡，激起了普遍的愤懑和对前景的忧虑。

价值观与制度的重建

现时代的政治特征，还包括意识形态和宗教方面的变化。无论是和平还是发展，都不能取代人们对社会公正和精神信仰的追求。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变革的进程，正在冲击着人们长期形成的地方属性、家族属性和国家属性，迫使个人和群体在新的环境下寻找新的自我。在两大意识形态的斗争不再成为全球思想纷争的主线之后，民族文化和宗教文明就走上了前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分别只有100年和200多年的历史，而主要的民族文化以及基督教、犹太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等，都有着1000年到几千年的历史，而且在所有主要的文化和宗教中，都出现了回归传统的所谓“原教旨主义”倾向。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尽管有其偏颇之处，但其推理过程和所举论据（如“冷战后伊斯兰世界的边界上到处流淌着鲜血”）却发人深思。

在美国，多年形成的以文化多元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正确性”，在“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冲击下向以国家忠诚为核心的“政治正确性”转移，白人盎格鲁一撒克逊基督新教文化的主流地位是否会重新受到强调，尚待观察。在欧洲，随着部分经济和政治主权向欧盟的让渡，民族国家的意识逐渐为共同的欧洲意识所补充，其深处是悠久的共同历史和文化积淀。在中东和许多有穆斯林聚居的国家，伊斯兰信仰的凝聚力不容任何人忽视。在东亚，前些年提倡的“亚洲价值”虽然不再被经常提起，但类似2002年足球世界杯那样的活动，呼唤起人们对“我们东亚”、“我们亚洲”意识的热情，这在20年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凡此种种，都说明文化属性、地域属性和价值观的重建是全球范围内同时发生的现象。

价值观的重建伴随着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重建。特别是苏联东欧地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的制度探索任重而道远。“穆斯林国家能否建立现代民主制度”这一老问题仍然难以找到答案。相对而言，西方国家的制度调整比较简单，无非还是围绕着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展开。主要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由西方意识形态和制度主导，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在各国社会和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也是当今世界政治的特征之一。

“后后冷战时代”？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不久提出，世界已经进入了“后后冷战时代”。现在看来，这一说法的内涵，不外乎指美国找到了“恐怖主义”这一主要威胁，为此形成了多国合作的局面，大国对抗的时代于是正式结束。

“9·11”恐怖袭击事件对美国的冲击确实是意义深远的。它改变了美国对安全威胁来源的看法，使美国调整了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它打破了美国国内安全不受致命威胁的神话，影响了美国国内政治议程，使美国将大量国家资源投入内部治安；它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平衡，使以布什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巩固了阵地，压制了自由派在国防和外交问题上的发言权；它突出了政府的功能，加强了美国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主义，使一些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合理化。

但是，“9·11”恐怖袭击事件是否有冷战结束那样一种划时代的影响，现在还难以断定。“9·11”恐怖袭击事件毕竟是一个局部事件，仅仅是因为美国的强烈反应而搅动了世界，引起了其他地区的反应和调整。它只改变了美国国内议程的轻重缓急，而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将反恐列为国内中心任务。迄今为止，“9·11”恐怖袭击事件悲剧没有出续集，布什政府有利用和夸大外部威胁以达到国内政治目的之嫌。即使是在美国，除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等少数城市以外，人们也很少感受到什么“战时状态”。本·拉登及“基地”组织是否有美国所称的那种能量和图谋，不得而知，但美国利用反恐来扩展势力范围，则是世人皆知的事实。同冷战时期的“主义”不同的是，“恐怖主义”既不是一项政治主张，也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缺乏固定的组织和领导，更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公开支持。“反恐新战争”作为美国的中心任务究竟能持续多久，连美国人自己也说不清楚。因此，把“9·11”恐怖袭击事件作为一个时代的开端，目前似乎更多地反映着部分美国人的感受，是否具有全局意义，尚待时间来检验。

28.全球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国际环境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要制定本国的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各国决策部门必须对中长期的全球发展趋势做出综合判断。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美国、欧盟、俄罗斯、印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家和国际组织，近年来纷纷发表有关全球趋势、地区趋势、相关行业趋势的预测报告，作为制定战略决策的基础。一些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也加入了综合预测全球未来的行列。

本文将主要着眼点和逻辑起点放在全球社会、经济、政治、技术的发展趋势上，然后综合诸多因素，揭示中国将面临的主要国际挑战和机遇。未来10~20年的全球发展趋势，可以归纳为“六大失衡现象、三个层面的治理难题、三种不确定性、两个基本稳定”。

六大失衡现象

（一）人口发展的失衡

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口爆炸”忧虑相反，现在全球人口生育率下降、老龄化以及国际新移民增加，已成为相互紧密联系的全球人口发展趋势，并由此产生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问题。

世界人口到2025年将达80亿，其中只有16%的人口住在发达国家（1980年这一比例是24%）。世界各地区人口增长很不平衡。日本人口将从2012年3月的1.267亿下降到2025年的1.24亿。俄罗斯人口已经比10年前减少了600万，将从2012年的1.4亿继续下降到2025年的1.3亿以下；欧盟人口总体呈下降趋势，需要依靠外来移民维持人口数量的基本平衡。发达国家中，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2012年8月，美国人口达到3.14亿。平均每个美国妇女生育2.1个孩子，外来移民数量的增长和人均寿命的延长也保证了美国人口以比较理想的速度增加。发展中国家中，印度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大国，预计到2025将赶上中国。整个非洲、中东和高加索地区、南亚，以及拉美部分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较快。

世界人口发展的失衡，产生了两大全球性社会问题，一是大多数发达国家和俄罗斯、中国的老龄化；二是人口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青年的高失业率问题，容易因此产生社会动荡和暴力行为。

（二）社会发展失衡

世界人口加速从南向北流动，即从人口增长快、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向老龄化国家转移。全球生活在“非本人出生国”的人口（国际迁徙者）的总数到2030年将增加到3亿人。

流入欧盟的人口每年超过100万。大量移民涌入，一方面缓解了劳动力短缺的压力；另一方面加剧了财富分配不均、社会保障缺失、失业等问题，甚至引发骚乱和恐怖活动。新移民中有相当大数量的穆斯林、东正教徒和其他少数族群，难以融入欧洲本地文化和社会，造成认同危机。每年流入美国的人口将超过110万，现在美国的非法移民超过了1200万。拉美移民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削弱了白人基督教文化的主导地位。俄罗斯一些地区的俄罗斯族人比例大幅度下降，社会治安恶化，助长了当地的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离主义思潮。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导致人才和财富的外流，使其就业人口的创新能力和整体素质降低，最终阻碍经济发展。

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中东、非洲等地的动乱，使世界难民问题重新突出起来。全球目前总共有4250万名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和寻求庇护者。人口大规模的跨国流动使恶性传染病不断蔓延。按照目前的防治水平，到2025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攀升至5000万。

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其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至2015年，世界上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将达26个，聚集着世界城市总人口的10%以上，其中18个在亚洲，而没有一个在欧洲。城市化进程加快，加剧了住房、能源、供水、交通、医疗卫生、食品安全、治安、生态环境、垃圾处理等诸方面的城市治理问题。越是欠发达的地区，城市化的速度越快，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趋向于分散，即人口从大都市向外围和中小城市移动。

（三）水、粮食、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需关系失衡

由于人口增长、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居民生活用水都在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约90%的污水和70%的工业废水未经处理就排入河道，威胁到饮用水安全及生活用水的供给。全世界有十亿多人口无法得到安全的饮用水。全球500条主要河流中至少有一半严重枯竭或被污染。世界上跨越国界的河流的流域面积占全球陆地面积的一半以上，生活在这些流域的人口至少占世界人口的40%。各国在跨国河流和地下蓄水层开发利用上的矛盾日益尖锐，成为国际冲突的导火索。

世界粮食产量的增长明显低于粮食需求量的增长，水资源短缺、耕地减少、生物燃料消费增加都形成对粮食生产的制约。近年来的粮食价格危机曾经引发30多个国家出现暴乱。严重的自然灾害未来可能频繁发生，将世界范围的农产品带入一个价格不断上涨、市场信心不断下滑的恶性循环之中。海洋生物资源过度利用和海洋污染日趋严重，正在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后果。

全球能源需求从2012年到2030年预计将增长39%，其中发达国家能源消费仅增加4%，其他需求均来自发展中国家。预计到2030年化石燃料将占全球能源需求的81%，较目前水平下降6%。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范围内每年将有超过8%的增长，远超其他能源的增长速度。

从长期看，化石燃料的有限性决定了其价格上涨的必然性，其中石油价格上涨幅度超过煤炭和天然气。非能源矿产品需求增长的2/3来自发展中国家。需求猛增与有限储量和开采量之间的矛盾，将导致未来10~20年世界各国对矿产资源的竞争趋于激烈。

（四）地球生态环境失衡

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功能继续遭到严重破坏，这一趋势看不到得到逆转的可能。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土地退化和沙漠化、废物质污染及转移、森林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短缺、海洋污染、核污染、噪音污染等等，使人类的生存状况恶化，而发展中国家所受到的危害远远大于发达国家。2002~2011年这十年间，全球共发生4130次自然灾害，造成100多万人丧生，经济损失至少在1.195万亿美元。环境恶化是全球很多国家和社会应对灾害风险能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当今重大国际政治问题。气候变化引起的北极航道、北极水下资源、跨国河流水资源等问题有可能激化国际争端。

（五）金融和经济发展失衡

欧美国家以财政赤字、金融部门衍生化、居民负债、高福利为支撑，造成巨额经常账户赤字；新兴大国和资源输出国则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居民消费不足，积累了过多的外部盈余。伴随着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和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这种全球失衡还将持续10年以上。

全球经济增长的重点正在向“金砖五国”等新兴经济体转移，新兴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也迅速扩大。制造业、资本、技术、工作机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新兴经济体的实力增长主要体现在经济总量、市场规模、外贸、制造业、自然资源开发等方面，但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高端人才资源、商业品牌、金融产品和信誉等方面，发达国家仍然遥遥领先。服务业的全球化同制造业的全球化同步发展，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将保持明显优势。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将大大增加中产阶级人口数量，为世界提供巨大的服务业市场，刺激发达国家在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投入。某些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经济衰退、社会溃败、政治失控将会持续，从而在世界经济中被更加边缘化。

（六）财富分配失衡

2008年爆发的西方金融危机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财富分配不公所带来的矛盾和动荡更加突出。在发展中大国和俄罗斯，贫富差距加大的现象尤为突出。许多权威国际机构的调研报告显示，全球范围的财富分配日益悬殊，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在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社会，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依赖国家养老，但政府债台高筑，入不敷出。在人口年轻化的发展中国家，高失业率使年轻人感觉前途渺茫。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2012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2011年的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和“阿拉伯之春”等事件表明，财富分配不公加剧所带来的冲击可能影响全球化进程。该报告认为，未来10年，全球发展的最大风险是长期财政失衡和严重收入差距。在全球面临金融动荡和粮食与水资源潜在危机的背景下，这两大风险很可能触发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威胁全球经济增长。

三个层面的治理难题

以上的全球六大失衡现象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对未来的人类发展形成巨大冲击。穿越传统国家界限来观察世界趋势，可以看到三个层面的治理难题。

（一）个人层面和社交网络治理难题

全球化潮流不会因国际金融危机、经济民族主义等阻力而受到阻挡。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全球信息流通将更为便捷。2010年，全球2/3（50亿）的人拥有手机，1/4（17亿）的人可以上网。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不但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对全球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全方位的革命性的影响。个人自由、个人权利、思想多元、文化多元的观念深入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随着互联网和其他传播技术的发展，个人和小团体得以更为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意见领袖”的影响往往大于政府权威官员。网络社交平台已成为人们表达观点的重要工具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信息的自主流通可以用于扬善抑恶，普及知识，促进社会进步；但社交媒体也会透露政治、军事、商业机密信息，迅速传播煽动性言论和谣言，泄露个人隐私，成为个人攻讦、非法交易和诈骗的工具。对社会不满的不负责任的个人情绪宣泄，宗教极端主义、民粹主义或排外民族主义的诉求，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迅速传播，成为暴力恐怖活动、扰乱社会治安行为、国家政局突变以及国际冲突的推手。

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是个人和小团体作为世界政治参与者力量上升的反面典型。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伦敦发生的街头骚乱、中东若干国家的社会动荡，都是通过脸谱、推特等社交媒体迅速进行串联而发动的。一个小群体制造的“维基解密”事件，给许多国家的政府带来了很大麻烦。一个美籍犹太人编导的诋毁伊斯兰教先知的影片，激起全世界穆斯林对美国的强烈抗议以至反美暴力事件。然而在如何有效地管理和监督当下盛行的社交网络方面，目前国际社会尚无法取得共识。

（二）社会层面的跨国治理难题

在绝大多数国家，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公民社会的成长，正在超越着传统的政治逻辑和国家权力界限。国家之外的社会认同，比如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宗教认同，以及出于对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问题的担忧所形成的观念认同和利益认同，都呈上升趋势。

目前世界各地频发的族群、宗教、教派冲突，在未来10~20年内将呈现局部加剧的趋势。宗教势力在发展中国家和俄罗斯呈扩张趋势。在“宗教自由”、“人权保护”、“反抗暴政”、“人道主义干预”等旗号之下，若干族群社会将从现有主权国家分离出来，有的会加入本族群占据主导地位的邻国。宗教因素与特定民族因素相联系，成为民族分离主义和教派冲突的根源和触媒。在世界各地，宗教组织同国家既相互利用，又相互竞争；各个宗教之间、主要宗教的内部教派（例如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看不到相互融合的趋势。在一些中东和非洲国家，民众对自己所属教派或部族的忠诚度高于对国家的忠诚度。

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对世界稳定造成了威胁。不过，暴力恐怖事件对世界经济和全球政治所造成的震荡是有限的，世界金融市场和大国外交政策正在逐渐适应局部暴力事件的冲击。全球反恐形势依然严峻，但并非像某些媒体所宣扬的那样是“越反越恐”。

（三）全球层面的治理难题

目前的全球治理机制仍然带有“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强烈印记，在应对未来世界的挑战时，将凸显功能不足、意见纷争、行动迟缓、议而不决的弱点。联合国改革困难重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扩大和大国否决权问题，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可能性不大。

二十国集团在克服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二十国集团机制的生命力正在经受考验。它可能作为一个突出金融、经济议题的论坛得以维持，但难以发展为一个包括政治议题的、有一定权威的常设机构。国际汇率协商机制、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制衡机制、国际资本流动和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机制、美元的主导地位、主权财富基金的前景、欧元区债务风波、东亚金融合作的前景等全球和地区治理问题，均难以预料。

国际安全机制正面临巨大压力。联合国维和机制因其合法性和权威仍不可替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特别是核技术、核材料、核武器、弹道导弹（或其技术）向某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扩散，未来可能变本加厉。一些大国之间的军事竞争将进一步深化。各国加大对太空、极地、网络等新领域的关注，“战略新边疆”的争夺日趋激烈。新的、革命性的武器系统（如激光武器）可能出现并投入使用。

三种不确定性

（一）技术创新领域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存在不确定性

上一轮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中，电脑、电子通信和互联网的推广居功甚伟。当前世界正处在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前夜，各国都在加快探寻新的、具有持续性的经济增长点，以推动相关产业升级。世界经济结构中与人类健康、信息通信、旅行、教育等相关的服务业比重将会上升，创新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份额将会扩大。但是，新的技术突破和经济增长点将出现在哪些领域，尚不确定。清洁能源、低碳技术、智能电网、超高速互联网、生物技术、制药等方面的技术突破及其商业用途，最为引人注目。新的经济增长点同国家政府的扶植与投入密切相关。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科技教育基础好、科学家和技术人才密集、研发投入大，取得技术创新和推广的潜力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

（二）各国政治发展进程和模式存在不确定性

冷战结束后，采用多党普选制度的国家在世界上已经占绝大多数。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继续得到世界范围的普遍认可。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们都普遍对全球化进程中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社会公正公平缺失、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等现象表示强烈不满。世界各国的民主化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诉求、形式各异。发展中国家采用多党普选制度并不一定能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公正，而是在其进程中会不断发生贿选、腐败、暴力冲突、政治对立等乱象。法治建设与责任制政府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政治进程。在短时间内，有些国家从模仿西方民主，回归到更为熟悉的强人政治，而另一些国家则从专制走向多元政体。不同社会制度、价值观、信仰体系、发展模式相互竞争和相互渗透，进行着“试错”的努力。

（三）大国力量对比存在不确定性

上述两种不确定性，决定了未来大国力量格局的可塑性。人们习惯于从今天大国力量消长的惯性去推断未来，但这种习惯往往带来预测的失误。

在大国实力消长方面，相对比较确定的是，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在未来5~10年内，经济至多能做到缓慢增长，其结果是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下降，欧洲和日本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也很难扩大。

不过，断言美国已经或者即将衰落则根据不足。以美国的自然禀赋、人口结构、经济基础、科技水平，如果不犯类似于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那样方向性的战略错误，同时能够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力复苏是有希望的。由于新兴大国经济发展迅速，美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会缓慢下降。

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和所谓“转轨国家”。这三重身份叠加，增加了发展模式转型的复杂性和难度。比如，俄罗斯的经济增长长期以油气能源的高价格为基础，一旦世界能源价格下跌，俄罗斯的财政就会亏损。巴西的自然资源和能源相当丰富，但低储蓄率造成投资不足，经济自我生长能力较弱，持续增长的动力不足。印度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相当落后，且内部管理制度有待完善，引进外资手续烦琐。投资环境差使得印度吸引外资相当困难，制造业发展缓慢。原本竞争力较强的印度软件外包业，在西方经济疲软时期受到严重打击，在产业结构升级中无法扮演主角。由于受到内部治理环境的制约，南非经济发展速度迟缓。“金砖国家”虽然登上了世界经济舞台前沿，但还没有担任主角的能力。如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新兴经济体很难取得全球治理中越来越大的话语权。

两个基本稳定

（一）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基本稳定

当前的全球秩序和大国关系格局，是在冷战结束后形成的。虽然出现了新兴大国崛起、欧盟成立、西方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重大变化，但没有看到相当于俄国十月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两次世界大战、民族独立浪潮、美苏两大阵营对抗、苏联解体这种改变历史进程的巨变。换句话说，冷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基本秩序和规则没有发生质变的迹象。

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规则，既继承了“二战”后《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干涉内政等国际行为准则，又包含了近几十年（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国际规范，如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外层空间安全、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监管、知识产权保护、人权保护、节能减排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海盗行为和走私贩毒，等等。在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巴勒斯坦民族自决权等问题上，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得到相关国家的普遍遵守。在近年来出现的网络安全、极地开发等问题上，国际社会正在探讨如何制定规范，以维护共同利益，防止冲突。虽然上述国际制度和规范时而遭受破坏，美国等西方国家经常在国际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但全球秩序处于稳定状态，国际规则处在不断制定与完善之中，是大势所趋，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逆转。

（二）大国关系格局基本稳定

各大国与大国集团的主要挑战来自内部，来自上文所描述的全球化的冲击，而非来自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后冷战时期分别发生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西方对利比亚的武装干涉，以及俄罗斯同格鲁吉亚的短暂战争。大国在这些战争问题上都有过歧见和矛盾，有时还比较尖锐；俄罗斯同美国和北约存在军事竞争关系，同英国、美国等也发生过较大的外交纠纷。但是，冷战结束以来，从未出现过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真正危险。

当今大国关系中，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相对稳定。相对不稳定的两对关系，分别是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同中国发生战略对抗，将极大损害美国和日本的长远利益，也会引起其他大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的不安。因此，在摩擦和竞争中维护住大局稳定，将是中美、中日关系未来的基本走势。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全球经济，发达国家从中国的快速发展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看到了不可复得和替代的机遇。在对华交往中，发达国家之间既有相互协调，也存在相互竞争。一旦中国经济陷入困难，发达国家以至整个全球社会将会遭受重大损失。中国同西方国家之间日益密切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仍然是防止大国对抗的“抗震器”、“压舱石”。此外，即使美日等国企图遏制中国，它们也无力结成一个类似冷战时期反苏同盟那样的“包围圈”。它们影响中国内部稳定的能力也是相当低的。

中国的国际机遇与挑战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还要求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我们认为，国际环境中的最重要机遇，在于冷战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和大国关系格局的长期基本稳定，舍此便谈不上战略机遇期。

美国、日本等国家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和牵制、经济摩擦和竞争、政治和军事上的压力，以及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抱有警惕、忧虑、嫉妒的心理，是必然的。但是，中国国力崛起的势头不可阻挡。中国同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可望继续保持合作大于竞争、机遇大于挑战的局面。

在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的进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未来5~10年，世界经济可望缓慢增长。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和技术创新，给我们提供了良好机遇。但国际金融监管不力，许多国家的保护主义倾向，都对中国构成挑战。

在本文探讨的全球趋势中，有如下一些风险需要注重防范：（1）由于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和外部势力干涉，某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秩序不稳定，地区动荡频繁发生，损害中国的海外权益和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2）部分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上升，恐怖活动和极端势力活跃，出现国家分裂趋势，形成了负面的“示范效应”；（3）水资源短缺、粮食供应紧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能源价格不稳，影响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和能源资源供给；（4）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恶化，加大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应对国际气候变化议题的难度；（5）国际媒体和跨国社交网络日益发达，对中国社会治理构成挑战；（6）某些周边国家可能出现政治动荡，使非法入境者和跨境犯罪增加，危害中国边境安全。

中国对外战略的总目标是维护主权、安全、发展的核心利益，争取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相对和谐的国际社会环境，以及能够继续从中获益的全球经济环境。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才能营造一个更为良好的国际环境。

29.不必对非议中国高度敏感

“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并还会层出不穷

在中国实力渐强、海外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和批评中国的声音接踵而至，不绝于耳。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其原因也很浅显。俗话说“树大招风”，文言叫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个发展速度大大高于绝大多数国家的大国，不引人注目，不遭许多非议，才是不正常的现象。

一个排名第一的优等生，平日可以修身养性，与世无争。但是，如果只有一个令人向往的出国留学名额，对于其他竞争者来说，无论这位优等生如何辩白自己绝无排他害人之心，此时他就成了事实上的“威胁”。中国现在所处的国际竞争环境，远不如这样一位优等生。尽管我国一直在真诚地讲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合作共赢，推动建立和谐世界，但是世界上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竞争是激烈的。在一个时间段内，流向中国的国际资本多了，流向其他国家的就相对少了。我国军事力量迅速强大起来，潜在对手实力就相形见绌了。这种竞争，即使不是“零和对局”，也绝对算不上“互利共赢”。因此，“中国威胁论”不但会长期存在，而且恐怕要随着中国实力增长和国际影响的扩大而不断上升。

最近我国有关部门刚刚批驳了“中国能源威胁论”，国际上又跳出个“中国环境威胁论”。不难推论，国际上已经有或即将会有中国“食品卫生威胁论”、“非法移民威胁论”、“输出劳工威胁论”、“伪劣产品威胁论”、“旅游抢购威胁论”，如此等等，层出不穷。问题是，我们的媒体，我国的一般公众，需要对针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种种非议保持高度敏感、事事作出回应吗？

有关中国的报道所占比例很少

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回答。第一，需要认识到，虽然中国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引起世界关注，毕竟还不是世界舆论的主要焦点。随便浏览任何一个国外主流媒体，就会发现有关中国的报道和评论，只占到其国际报道的很小一部分；而在这一小部分里，比较中性的、非政治性的新闻和信息如股票涨跌等，又占据较大比例。

相比之下，我国某些媒体对“海外对华舆情”似乎情有独钟，对“中国威胁论”和其他涉及中国的报道、评论，不惜占据大量篇幅、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加以报道，甚至开辟专栏，或援引专家学者言论加以回应、驳斥或反击。这种倾向大有方兴未艾之势。例如，2007年5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2007年《中国军力报告》，我国媒体给予的关注着实不少，而美国的各大媒体都只在犄角旮旯发个消息，或者根本不予理睬。还有，最近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商学教授彼得·纳瓦罗撰写了一本名为《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的书。作者在美国名不见经传，书出版后在西方媒体和学界中也默默无闻。然而我国一些媒体却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还以“中国招谁惹谁了”为题，愤怒反击。老实讲，作为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我对于“中国威胁论”的了解，却绝大部分来自国内的消息来源。因而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一方面对外部世界关于中国的歪曲报道愤愤不平，另一方面自己的媒体又要加以渲染，目的是什么？效果又是什么？一些媒体和评论家是不是无意中抬高了纳瓦罗这等人的身价？

不能把一些非政治问题上纲上线

第二，在全球交往扩大到如此程度的时候，国家越来越难以为自己的公民和组织的海外行为负责了。在涉及“对华反应”的问题上，有些人却还是本能地把问题扯到国家或国际政治的层面上去。比如，不久前一个亚裔学生在美国校园制造了一场枪击惨案。当时许多人关心的是：“他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当官方证实肇事者是韩裔美国人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回过头来想想，如果这是一个华裔美国公民，或者就是持中国护照的留学生，后果难道会不堪设想吗？随着人口跨国流动的急剧增加，外国人在中国犯罪，中国人在海外犯罪或受到侵害，都比比皆是，而且数量越来越多。只要这些事件没有政治背景，就用不着紧张，用不着联想太多，更不必同国际政治挂起钩来。

同理，中国出口的食品、药品和其他商品的标准或质量受到质疑，中国公司在国外受到起诉，中国商贾在国外权益受到侵害，中国哪个出口部门同哪个国家发生了贸易纠纷，也都属正常现象，自有相关部门去处理。虽然不排除有某些人从中作祟、“给中国脸上抹黑”的可能性，但一般情况下我们也只能就事论事，按照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判断。既然我们反对其他国家将贸易问题政治化，自己首先就不能把一些非政治问题上纲上线，戴上“反华”、“排华”、“种族歧视”之类的标签。

根据什么标准去判断外国人在“误读中国”

第三，舆论环境的塑造是一个合力，没有一个国家或组织有能力去误导全世界的对华舆论。在“中国威胁论”上升的同时，我国的国际形象总的来说是在向积极的方向转变。其实，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年代，海外关于中国的负面舆论，就其占对华舆论的比例来说，绝对高于现在。只不过当时的中国人无从知道自己的国家被丑化，或者抱着“越是被敌人反对越光荣”的心态而已。现在只要我们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了，又有一条正确的外交路线，国际上的对华舆论终究会趋向相对平衡。

国外舆论界尽管同本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大多数媒体标榜其独立性，其中不少也确实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由于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我们很容易把一些逆耳的国际舆论，同外国政府和敌对势力的“反华阴谋”和“反华大合唱”联系起来。1972年，一位名叫安东尼奥尼的意大利电影大师应中国政府之邀，前来拍摄展现中国新貌的纪录片。但是，他拍摄的影片《中国》却因同当时的极“左”路线不合而被打成“反华影片”，遭受严厉批判。这种事件今天不会再发生了，然而有一个教训应当铭记于心，那就是不能把不符合我们心意的国外评论报道，一概视为“反华舆论”。

我们至今习惯于把同自己观点不同的对华评论报道分成两类，一类是“误读中国”或“不明真相”，另一类当然就是恶意攻击、造谣诬蔑了。实际上，什么叫“误读”，什么才是“正读”，是不能轻易下结论的。连我们中国人自己，对于国内各种现象还有不同的解读甚至激烈的争论，又根据什么标准去判断外国人在“误读中国”呢？

除了自己，没有人能诋毁得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形象

第四，退一步说，即使真有那么几双看不见的黑手，阴谋操纵国际舆论来“妖魔化中国”，我们也不必过虑。写几篇挑衅性文章，也许是一种代价最低的“五胡乱华”手段。如果我们不时动用宝贵的智力资源去被动反应，岂不中了阴谋者的圈套？

国内批驳“中国威胁论”的文章，虽然不乏高论，却基本上是用中文发表的。可以肯定，这些文章国外读者是读不到、读不懂的，也鲜有人会把它们翻译成外文转载。也就是说，我们对“误读”的纠正，我们对谬论的批判，绝大多数是给国内公众去消化、解气的。这不能不让人想到，维护我国的国际形象，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能否采取某些“走出去”的有效形式？假如在众多熟悉外文和国外情况的中国人里，每天有二三十人自发地给海外媒体写“读者反馈”，或给国外报刊网站投稿，介绍中国的真实面貌，将会对国际舆论产生多大的影响！即使其中的多数不能为海外媒体所刊载，其冲击力也将是可观的。还有我们那么多出国的考察团、采购团、访问团、旅游团、留学生，如果多跟当地的外国人士接触，多搞些访谈，少一些自己人之间的扎堆聊天，更不去嫖赌，又该是多么好的形象公关！

最近读到《环球时报》上袁晓明先生的高论，谈及中国人应当认识到“道德上的对与错比面子更重要”，很有同感。我想补充的是，本国公民如何评判自己的国家行为和政策，比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更重要。与其如此关注海外人士和舆论如何“误读”、“捧杀”或者“唱衰”中国，不如多关心一下自己公民对国家的感受，多介绍一些国外在社会治理、道德教育、公民意识培养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我们今天所做的事，只要是对得起本国公民、对得起子孙万代、对得起养育我们的生态环境的，无须外国人首肯，也一定符合人类共同利益和先进文明的发展方向。

为近代美国的崛起奠基的林肯总统说过，只有美国人自己才能毁灭美国。对于占世界人口1/5、正在全球化潮流中搏击的中国人来说，除了自己之外，更没有任何人能够诋毁得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形象。因此，走正确的路，让人家去说吧。

30.国际形象是由国内形象决定的

《南风窗》：在您看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际形象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和发展？以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外国人到底是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的现状的？

王缉思：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中国的封闭状态，外国人对中国的内政无从了解，有限的印象来自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些作为，还有就是从香港、台湾地区搜集的情报。由于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外交上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很多国际上的左派认为中国是一个敢怒敢言、敢于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独树一帜的国家。而对中国内政的不了解让不少人对中国产生了乌托邦式的浪漫情怀。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国家，有能力动员人民达到任何政治目的。“文革”的发生更是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红卫兵、毛选、革命的狂热……这一切是符合当年所描述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时代特征的。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解冻，美国人来到中国，开始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并非想象中青面獠牙的怪物，中国不同于苏联的僵化顽固，中国人更有个性、有幽默感，是可以打交道的。

到了今天，全世界的人们对中国能如此快速地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增长都感到非常吃惊和钦佩，中国能大范围地消除贫困、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进程那么快，这都是外国人对中国的正面评价。

除此之外，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五花八门：有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具有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阶段的一些不好的特征，例如贫富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等；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新模式，传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两分法并不适用于中国。按西方的标准，中国的政治自由程度并不能令人满意，但中国在经济、社会等其他领域给予人们一定程度的自由空间，这种自由和不自由的情况是夹杂存在的。而中国的经济成就和这种政治体制是否有必然的关系，外国人也是众说纷纭。有人对中国的体制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但也有人表示赞同和羡慕。比如我2009年5月到津巴布韦开会，有津巴布韦的政治家就表示希望学习中国多党合作的经验，把津巴布韦的反对党改造成中国的民主党派。

总之，外国人对中国现状的评价太多种多样了，这些评价往往基于个人的立场，莫衷一是，应有尽有，很难归纳为一种或几种看法。就是在美国人里面，社会各界的看法也往往不尽相同：商界希望中国保持这种政治和经济分离的现状，以方便做生意；而政界的一些人则往往有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时代已经变了，在一个大体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外国人关心的是中国崛起后对世界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国内政策对其他国家利益的影响。

《南风窗》：在这个过程中，决定这种演变的动力是什么？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国际形象是由西方的需要决定的，比如在“文革”后期中国百废待兴的时候，西方出于冷战的需要，把中国的形象塑造得很好；反过来，冷战结束后，西方不再需要中国，尽管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威胁论”却甚嚣尘上。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王缉思：中国国际形象演变的动力就是中国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常说外因依据内因起作用，中国的情况变了，外国人的看法自然也就变了。至于你说的那些情况，我部分同意。任何国家看待外国都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的，西方看待中国的视角并不特殊，中国也不例外。比如中国以前看苏联，就是从反霸的立场和需要出发的，并不是客观完整地看待苏联的所作所为；中国看待美国、看待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也向来如此，都是根据自己当时的利益和政治需要。

至于西方，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的大幅度修改对内政策有所期待，于是中国的形象很好；到了90年代以后，国家对各方面的控制有加强的趋势，全球化冲击的负面效果逐步显现，中国的形象自然复杂了很多。

因此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主要是一个自我塑造的过程，因为这个国家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所以别人的评价也变了；而不是说别人需要你是什么样，就能是什么样。后一种想法的危险性在于，它把国家形象的塑造权完全交给了西方，这样一来，国内事做好也没用，索性不做了。

西方媒体“妖魔化”一切人

《南风窗》：前几年，关于“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的说法不绝于耳，许多人认为这是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阴谋，您怎么看？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的国际形象被扭曲的情况？

王缉思：我想说的是，西方媒体不仅“妖魔化”中国，它实际上“妖魔化”一切人，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也不例外，这是由西方媒体的特点决定的。我们需要考察的是，西方媒体有没有对中国进行特殊的“妖魔化”。

事实上，对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我们本来没有必要过分关注。一些本来在西方没有什么影响的对于中国的报道，国内某些媒体却说西方“热议”中国，这实际上夸大了事实。我每天都在看《纽约时报》、NEWSWEEK等西方网站，再对比我们的国际报道，可以明确地说，西方媒体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视中国，有关中国的报道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西方媒体的报道重点还是国内新闻，到了国际领域，又有国际金融、朝鲜、伊朗、巴基斯坦等更为棘手的问题，因此除了西藏、台湾等少数议题出现突发事件外，中国在多数情况下都不是热点。当然，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影响很大，有关中国经济和外贸的报道大量增加了。但如果你看西方的媒体时不看别的，专门看有关中国的报道，特别关注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的话，自然会产生西方正在“妖魔化”甚至围堵中国的印象。

至于国家形象的扭曲，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必定是因为中国的自我形象和别人的评价之间出现了反差：我认为我是这样的，你却说是那样的。但这种现象往往并不是别人有意的扭曲，而是因为对同一事件的理解和解读不同所致。比如汶川地震，我们会更关注地震中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而西方媒体会更关注死亡学生的人数、校舍倒塌等情况。它们对本国类似消息的报道，也是负面为主；比如改革开放30年，我们会大力宣传这30年的成绩和变化，而西方媒体也许会更多报道那些还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对他们的种种说法，其实不用太在意。

《南风窗》：国内的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尽如人意，是因为宣传的力度不够，技巧不足，或者国力还不够强大，是这样吗？对一个国家来说，塑造国际形象的关键是什么？

王缉思：一个国家塑造国际形象的关键是自我形象，国内形象，是一个能否让国内的老百姓满意的问题。如果一个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很高，那它的国际形象也一定很好。国内民众不满意，却有好的国际形象，这基本上不可能。国内老百姓满意，外国人不满意，第一不大可能，第二完全可以不予理睬。中国不是世界政府，它不需要对全世界人民负责，而只需要对自己的老百姓负责。如果中国的老百姓对三鹿奶粉这类的事情很满意，没有怨言的话，那西方的报道才真算是“扭曲”了中国的形象。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身正不怕影子斜”，中国有太多的谚语概括这种情况。

与国内老百姓的满意相比，对外宣传是次要的，和国家的国际形象没有特殊的关系。想通过加大宣传力度来改善形象，认为声音大、报道多、翻译成多种外文就能有好形象，这是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方式，在信息充分披露的西方社会是行不通的。当然，宣传的手法应该改善，如果宣传的内容中国人自己都不信，又如何说服外国人？

而且，中国的国际形象某种程度上是由中国公民直接塑造的，政府的公关无法代替公民个人的行为，也无法塑造个人的形象。一个人到了一个国家，发现这里街道干净、空气清新、人民有安全感，直观上就会对这个国家产生好印象。我3月在日本，不会讲日语，把地址写在纸条上递给出租车司机就能安全到达目的地，不会绕路，也不会多收钱。而以前到俄罗斯、印度，情况就要差很多。这些都不是官方的宣传所能改变的。目前中国亟须提高的是公民的公民素养和诚信意识。如果在国内没有养成这些好习惯的话，又怎么能奢望他们出了国就一下子文明起来？

至于国力，要大到什么程度才算强大？按照这种逻辑，像丹麦、不丹这样的国家就永远不可能有好的国际形象，而美国的国际形象必定很高大，这种判断是与事实不相符的。国力强不强不重要，重要的是老百姓生活得好，满意度高。

《南风窗》：在国际上，一些小国往往有良好的国际形象，而大国则不尽然，出现这种不对称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王缉思：国际形象和国家的大小没关系。美国现在的国际形象不好，一方面是因为它在世界上到处插手，动辄打仗，招致反对；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确实有很多坏事：公司违规、贫富悬殊、枪击事件频发等等。而北欧国家，它们的国内治理做得很好，人民的受教育程度高，愿意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所以国际形象好。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大国的行为容易引发关注，而人们往往对小国发生的事情不关注、不了解、不评论。同样是校园枪击事件，发生在小国无人注意，而发生在美国的话，因为往往会牵涉来自中国、印度等世界各地的学生，人们的关注度自然会高一些。

包装过度会弄巧成拙

《南风窗》：目前，中国被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所羡慕，这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有无帮助？多项调查显示，对中国有好感的国家主要来自中东和非洲，而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大多来自欧美国家。

王缉思：当然有帮助。目前的世界从政治、经济上分为两个板块，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有意见，认为它们的对外援助力度不够、爱教训人、在国际事务上奉行双重标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和美国有很大不同，中国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而美国则往往对别国的事务有明确的立场，支持谁不支持谁、投入多少钱进行支持会很清楚，这样容易招致怨恨，这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有所期待，希望中国能带头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

对中国的负面评价主要来自欧美国家，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对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不像它们感到困惑，在它们看来，世界上只应该有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那是一个市场经济、法治、民主、人权同步发展的体制，而中国试图把它们拆开，西方人在理论上没法接受，在实践上则有所怀疑。

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有好感，羡慕中国的成就，但是究竟有多少个发展中国家有能力从中国模式中学到很多东西，它们对这些东西又掌握到什么程度，还是一些尚待深究的问题。而中国需要避免的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中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夷平一块地盖房子，印度就做不到，这是因为印度有法治、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很到位，不能强制拆房，你说印度就应该羡慕甚至嫉妒中国吗？价值标准不一样，感受会不一样，往往很难判断。中国觉得印度脏乱差，但印度人认为我这样生活惯了，我就这样，反过来可能认为中国歪曲了印度的形象。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一些人习惯于用经济发达程度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衡量任何国家，不太同情穷人和穷国，更不能理解没钱还过得好的人，而往往忽略了幸福、社会公正等指数。事实证明，发展快和人民的生活好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南风窗》：中国人认为自己是热爱和平的国家，是正义的力量，外国人却往往并不这样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王缉思：世界上99%的人都认为自己的国家热爱和平，在发生冲突的时候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对的、是站在正义一边的。当我们说自己是热爱和平的、正义的，是不是意味着其他国家不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事实上，发生国际冲突和人民爱不爱和平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应该认识到，其他国家的绝大部分人也都是热爱和平的，只是一些国家体制和政策的变化把人变坏了。许多在和平条件下善良、热爱生活的人，到了战争时期被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而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经常发生。

《南风窗》：中国要崛起，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国际形象？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还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

王缉思：一国的国际形象有这样两个层次：国家政府层面和国民层面，这两个层面有时统一，有时不统一。一个国家的政府腐败，并不代表人民腐败；对一国的某项政策不满意，并不代表这是针对该国人民的。中国要有好的国际形象，政府、社会和个人都要努力。一个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难免以偏概全，总是通过具体的人和事来下总体判断。所以，每个人的对外交往都是在塑造国家的形象，吐痰、喧哗、不讲诚信，一个旅游团的不良印象可能需要9个旅游团的好印象来纠正。

当中国的自我形象和外部的看法不一致时，我们不应该太在意别人议论，想去纠正人家，而应该更在意自己的行为。过度注重国际形象、过分操作、宣传意味太浓会有反作用。产品不好包装好，也能卖个好价钱，这是中国的现实，却并不总适用于外部世界。把萝卜包装成人参总不能长久。而且，在面对自己的错误时，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能一概否认。包装过度，掩盖了事实，会弄巧成拙。在一些食品安全事件中，中国某些单位开始矢口否认自己有错误，后来反而陷于被动。几年前在中国输往美国的猫粮狗粮里就验出了三聚氰胺，如果当时彻查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奶粉事件了。

另外，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是自然形成的，应该主要是由这个国家的公民社会塑造和主导。美国的国际形象和美国政府的新闻总署和白宫发言人没有多少关系。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形象的推展，也不能过分依赖政府。

31.争论让国家更有承受力

7月6日的访谈实录刊登了王文和我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的文章《争论让国家更有承受力》。“不用窝囊，不用受国际舆论的煽动和过多的束缚与影响。我们太关注国外的看法了，这说明我们心里还在打鼓。好像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政府像中国这么关注外界的舆论。”王院长说得对，中国还要再自信些。

“我上网时并没有感觉到中美之间的舆论竞争，倒是看到了中国百姓和政府之间或老百姓与老百姓之间的争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王缉思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在王缉思教授看来，美国也曾经像现在的中国一样，面临过各种各样来自国外和国内的压力，西方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论调或国内围绕不同价值观的争论，都不应影响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自信。王缉思说，应当让社会逐渐开放，容忍不同观点，但又不能触犯底线，“言论开放了，人的思想会逐渐宽容，国家也变得更有承受力”。

中国不断套用西方观念来评价自己，看待世界

《环球时报》：您2010年曾发表长文，认为“世界历史才刚刚开始”，这是不是代表了您对这些年世界变化，尤其是思潮变迁的一种总结呢？

王缉思：世界变得更为多元，也是刚刚开始。比如，欧洲一体化进程比人们想象得要慢；美国遇到了很多新问题，包括国内政治两极化、走极端，然后是新兴国家的崛起等。很难说世界正在向哪个方向走，既不能说是向着一个更为集权专制的方向走，也不能说完全向着民主化的方向去，尽管西方希望看到后一种的方向。总体来说，西方作为一个整体的实力在下降，人们对于西方价值观念的怀疑在上升，包括西方人自己。问题在于，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它？往深想，当你说对西方不满意时，实际上是否还在用西方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去判断？比如说，美国的言论自由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也受到压制，我们批评它，认为言论自由不应受到压制，其实这本身还是一个西方观念。

不久前，一位印度朋友提醒我注意一种现象，即“西方”的概念可能在扩大，比如，印度说自己是民主国家，和西方国家有共同语言，还有包括韩、日这样的东亚国家，甚至还有新加坡。这些国家以西方为榜样力量，会让西方觉得，这是西方的胜利，而不是中国或东方的胜利。如果印度进一步崛起，则意味着西方体制或价值观的潜在影响扩大了。但复杂性就在于，西方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是受到了削弱。所谓“非西方的崛起”，有很多并不违背西方整体价值观，也不能说是反西方，只能说是“非西方”。反过来说，实际上中国仍受到西方的影响与冲击，不断套用西方理论和观念来评价自己，看待世界。

《环球时报》：是不是西方也在反思？

王缉思：对，美国人现在认为，出这么大的金融危机，不改革不行，宪法可以不变，基本价值观可以不变，但现在的政党制度有弊端，两党相斗，不考虑国家整体利益，阻碍了美国的进步。还有，这场金融危机使美国人感到贫富悬殊越来越大，金融监管缺失、华尔街“肥猫”不断制造新的泡沫，这些都使美国人自我警醒。尤其是当受到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竞争的压力时，美国人认为不能不变。美国怎样才能变得比过去更强？美国人正在思索的过程中，这种思索的深度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

美国在内外压力下变革，值得参照

《环球时报》：但近年来也时常能看到西方学者在论证中国制度的合理性甚至优越性，这种赞许是真心的吗？

王缉思：美国人在看中国时，思想越来越多元化，因为中国力量上升是公认的事实，而我也一直在问美国学者，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是“尽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还是取得了很大发展”，还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能美国学者不情愿回答，但这给美国政治家们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思索余地，就是中国的这一套会产生什么启示。另一点是，中国这样一种所谓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对此，他们在不停地争论，我们心底里也一直有疑问。一位近年来在中国长住的外国学者告诉我，他对中国失望更多一些，因为中国人生活比过去好了，但又有很深的忧虑，怕中国会乱，他觉得中国人还没有很强的自信心。

《环球时报》：这说明中国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压力，您怎么看这些压力？

王缉思：回顾历史，我们会看到，只有现在的美国才有那么多信心拿本国的标准去衡量他国。但美国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我做过关于冷战与美国国内变革的研究。从冷战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黑人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非常盛行，美国对人权的压制很严重，当时反而是苏联向美国施压，让美国参照苏联标准来做。国内、国外的压力迫使美国不得不实行国内变革。经过这样的社会变革，美国到里根时代变得十分自信，心气很足。我们可以从美国的这段历史吸取一些经验教训。

《环球时报》：您的意思是，中国应当把当前国内外的压力变成动力？

王缉思：是的。如果美国没有国内外的压力，就不可能克服20世纪60年代初遇到的巨大发展障碍。那时的美国是惶惶不可终日，找不到方向，总统约翰逊甚至灰溜溜地宣布放弃竞选连任。这段历史很值得琢磨，我们往往从苏联的落败着手研究冷战的终结，但不妨想想美国实力为什么能够上升，战胜苏联。

社会逐渐开放，但不能触动底线

《环球时报》：但有人担心，当下国内左、右两派的价值观分歧非常大，特别是在互联网上显得互不相容，这会不会冲击国内的发展？

王缉思：简单来说，价值观就是“衡量好坏的标准”。其实，整个人类追求的东西差不多，比如，和平、发展、平等、社会公正等，谁能反对呢？但它们之间很多时候不能兼得，有时要相互打架的。比如说，我们向往和平，但说到南海问题时，有人喊打。还有，台湾要是“独立”，就没有和平。这些说明主权原则高于和平原则。那主权原则是全人类一直在遵循的原则吗？恐怕也不是。还有，发展的结果可能会带来社会的不平衡，不公正。所以，会带来很多争论。再比如说，食品安全问题，全体中国人都会认为这是大问题，而且是根本问题、涉及人命的问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部分人说有，比如维稳更重要，这就会产生争议。可是对某些国家，这是不必争论的问题，他们持“人命高于一切”的价值判断。但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和传统背景下就会不同。所以，中国人的逻辑有时美国人是无法理解的。

《环球时报》：中国社会未来产生价值观共识的可能性有多大？

王缉思：其实，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在某些问题上都正在走向共识。比如，现在网上热炒起诉茅于轼的事件，至少应当在诉诸法律上达成了共识。有人曾说，“乌有之乡”起诉茅于轼，说明了他们对法律的尊重，也算是一种进步。再比如说，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也达成了共识，过去人定胜天、只要能发展不管自然条件恶化的功利目标现在已经少了。这样的例子很多。让社会逐渐开放，容忍不同观点，但又不能触犯底线。我相信，言论开放了，人的思想会逐渐宽容，国家也变得更有承受力。

《环球时报》：这些争论能调和吗？

王缉思：我的观点是，无法调和。容忍这些观点自由地辩论，但是不能“杀人”，这是一个底线。在不应使用暴力手段推进社会变革上，现代中国和西方的价值观是相通的。

我想，舆论多元化是一个大趋势，只有进一步开放，才更有利于价值体系的重塑，并走向理性和健康。我现在担心的是，道德缺失的问题在中国越来越严重。这是让人们对社会不满的地方。

用不着那么在意外界舆论

《环球时报》：在调停利比亚危机等重大国际事件上，您认为中国是否表现得足够自信？

王缉思：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提高很快，但还面临知识储备不足、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这是缺少话语权的重要因素。利比亚问题上，我们就缺乏相关的专家。南海问题上也是这样。中国还不到那个份儿上。我们力量的落后更多不是表现在武器装备等方面，而是软实力，或什么更恰当的词上。中国其实也有很多其他国家学不了的地方，就是“举国之力”去办一件事。

《环球时报》：您认为，现阶段的中国，是应该按照西方要求的那样承担更多国际事务，还是把管好国内的事情放在第一位？

王缉思：从政府的角度，还是应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放在国内。我个人也赞同这样。外界议论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想法不一样，对中国也不了解，何必那么认真对待？我还是认为，我们想好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国际事务上也是，只要认为对国内有好处就去做。有海外舆论说，中国要在国外搞军事基地或海军补给基地，先不论它的真假，如果国家利益需要，建立海外补给基地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也是一种自信心的表现。比如，要发展航母，就公开去做。不用窝囊，不用受国际舆论的煽动和过多的束缚与影响。我们太关注国外的看法了，这说明我们心里还在打鼓。好像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政府像中国这么关注外界的舆论。

32.亨廷顿挑起的论战将超越时空

2008年圣诞节前夜，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与世长辞。从1957年发表第一部专著《士兵及国家》到2004年的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亨廷顿的学术影响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而他的政治思想影响不仅跨越了国家、民族、宗教、文化的界限，而且也将跨越冷战和后冷战时代，在世界政治思想史上永远占有牢牢的一席之地。著名社会学家、亨廷顿的哈佛同事罗伯特·帕特南称他为“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知识界的巨匠之一”。另一位哈佛教授斯蒂芬·罗森则说，亨廷顿“既极为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和朋友，又欣然面对同他观点截然相反的对手”。

对于思想家，是不能做到盖棺论定的。围绕亨廷顿的种种政治见解和学术观点，尤其是他在1993年力排众议首次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人们还会继续争论下去。重要的是，涉及民族宗教问题的冲突层出不穷，此起彼伏，证明“文明冲突论”击中了当代世界矛盾的要害，触动了人们在宗教认同、种族意识、民族文化归属方面的敏感神经。

论敌向亨廷顿认错

2008年1月，亨廷顿的论敌之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法乌阿德·阿贾米在当月的《纽约时报》书评版上发表文章，公开向他认错。事情是这样的：在1993年发表亨廷顿文章的同一期《外交》杂志上，还刊登了一组回应文明冲突论的文章，而阿贾米就是其中带头用重炮抨击亨廷顿的学者。阿贾米在当年的文章中说，国家而不是所谓“文明”，才是人们忠诚的对象；不管非西方世界的人们口头上如何抵制西方的思想和制度，世界各国现代化之路，就是西方化之路，别无他途。所谓“文明冲突”，其实是现代化和抵制现代化的国家之间的冲突。这位阿拉伯血统的教授当初还认为，主张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将在土耳其、埃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掌权，崇尚基马尔主义的土耳其力争加入欧盟即为一例。但是，15年之后的阿贾米承认，亨廷顿的观点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而“我们后悔没有听取他的相对悲观但也许更为正确的远见卓识”。阿贾米指出，正如亨廷顿所预言的，激进的穆斯林现在当选为土耳其领导人，这个国家已经不再乞求加入欧盟，而是开始觊觎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首都），推进泛土耳其主张；伊斯兰世界在“使其现代性伊斯兰化”，反倒是西方世界开始走向自我怀疑和多样化。因此，现在看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比我对他的批评更有说服力”。

亨廷顿谢世后，阿贾米立即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题为“亨廷顿的警告”的专文，表示哀悼和反思。文章披露，亨廷顿夫人给躺在病榻上的亨廷顿读了阿贾米公开发表的自我反省，使老先生甚感欣慰，并委托夫人向阿贾米致意。

不过，阿贾米这次所说的“亨廷顿的警告”，没有更多地涉及文明冲突论，而是转述了亨廷顿在近著《我们是谁》中所表达的对于美国的深深忧虑。亨廷顿告诫美国精英：17~18世纪美国早期移民所留下的盎格鲁–撒克逊特色文化是立国之本，其精髓是英语、基督教、宗教义务、英格兰法治精神、掌权者的责任，以及个人权利。这些是“美国信条”的几大要素，是美国的成功之道，要世世代代继承下去，万万不可丢弃。亨廷顿提醒人们警惕的是，当代美国人被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主义所迷惑，有忘本的危险。尤其是从拉美等地涌入美国的新移民，还没有扎下美国的民族认同之根，连英语都说不清楚，却在人口中比例越来越高，文化影响越来越大。亨廷顿颇为伤感地描绘道：“星条旗已经下了半旗，而在美国特色的旗杆上，别的旗帜却飘扬得更高。”

亨廷顿是英格兰人的后代，对家族“寻根”极感兴趣；人越老越保守，恐怕也是难以改变的自然规律。因此，他发出这样的忠告自然不足为奇。耐人寻味的是，生为什叶派穆斯林的阿贾米，为什么也同亨廷顿一起，唱起了美国信条的挽歌？

年过花甲的阿贾米年轻时从黎巴嫩移民到美国，从名校毕业后，成为中东问题研究的一位权威。他不但不认同伊斯兰激进思想，而且同策动伊拉克战争的“新保守派”过从甚密，为布什政府的中东战略出谋划策。阿贾米同亨廷顿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对自己的政治见解十分执着。他甚至比亨廷顿还要高傲，在舌战群儒时从不畏缩。然而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阿贾米同亨廷顿的立场恰恰相反。他时时处处为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辩护，对任何“非美”、“贬美”的言论，都要找机会反唇相讥（连我这样一个不爱争论的人，在一次会议上居然也忍不住同他激辩起来）。一位从种族到宗教文化都属于“非主流”的美国知识分子，却如此忠实于美国价值观，真实地体现了美国社会中一种独特的二律背反。

他支持奥巴马吗

另一位发表悼念亨廷顿文章的思想家，是40岁出头的《新闻周刊》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他在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时，师从亨廷顿和另一位政治学大师斯坦利·霍夫曼。扎卡里亚对亨廷顿尊崇有加，称这位诲人不倦的导师为“旷世奇才”。他回忆道，当他还在读研究生时，亨廷顿就把那篇论及文明冲突的论文初稿拿给他征求意见，而此文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时候，他已经是该刊的执行主编了。扎卡里亚指出，亨廷顿因发表强调宗教认同的文明冲突论而举世闻名，其实他的早期观点含有更为深刻的创见。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等著作中早就观察到，一些试图走美国式道路的国家，在缺乏法治、成熟的政党和公民社会的情况下，把加快经济增长和扩大政治参与作为奋斗目标，其结果是秩序丧失和政治混乱。或许是受其影响，扎卡里亚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对“非自由的民主”大加鞭挞，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里建设没有充分个人自由的“民主”，只会导致民粹主义的弊端。

无独有偶，同阿贾米一样，扎卡里亚也是一位有穆斯林上层家庭背景的移民学者（但他同阿贾米的关系是文人相轻，相互竞争解释伊斯兰世界的话语权）。他出生于印度孟买，至今对印度有某种文化归属感，操印度口音的英语，却强烈地认同美国价值观。在2008年大选中，扎卡里亚成为奥巴马在媒体中的主要吹鼓手之一。

阿贾米和扎卡里亚分属保守派和自由派，都是来自穆斯林世界的新移民，又都忠诚于美国理想。作为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他们“比美国人还美国人”的立场验证了亨廷顿的一个重要观点，即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归化”成为美国人，不在于他的肤色和宗教、文化、原国籍背景，而在于他是否认同美国的主流文化和政治信仰。我曾经当面同亨廷顿半开玩笑地说：“听说你的夫人是亚美尼亚人，那你们家里有‘文明的冲突’吗？”他认真地回答：“没有，我们俩的思想和习惯都是一样的。”最近我才在报章上读到，亨廷顿先生同亚美尼亚血统的妻子相濡以沫共51年，以她和岳父母都成功地同化到美国社会而感到自豪。正是通过这样一位少数族裔的妻子，亨廷顿证明了自己不是一个排斥移民的狭隘的“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者”。

由此，我更想了解亨廷顿对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反应，可惜现在已不得而知了。根据他一贯的观点立场来推测，亨廷顿对奥巴马竞选应当存有某种矛盾心态。一方面，他是铁杆民主党人，曾在约翰逊政府和卡特政府中担任过外交参谋的角色。奥巴马同他一样，都曾坚定地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奥巴马是信奉基督教的非洲裔，很好地融入了美国主流社会，完全认同并且生动体现了“美国信条”。从这点上看，亨廷顿似乎应当支持奥巴马。另一方面，在《我们是谁》等著述中，亨廷顿对克林顿当政时期大力鼓吹的全球化，几乎说得上是深恶痛绝，而奥巴马很难同克林顿时代划清思想界线和组织界线。同时，那些亨廷顿所反感的“文化多元主义者”、尚未融入主流社会的新移民，大多是奥巴马的强烈拥护者，而主流社会中的白人、持保守倾向的选民，仍然大多支持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由此看来，奥巴马当选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传承是福还是祸，对亨廷顿式的保守思想是凶还是吉，一时还很难说。

亨廷顿学说继续受到考验

20世纪90年代初期，亨廷顿曾撰文批驳“美国衰落论”，但晚年亨廷顿对美国文化多元化的前景越来越忧心忡忡。新移民大批涌入美国，少数族裔的生育率高于欧洲白人后裔，是亨廷顿担心美国“变质”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年来美国因在国际事务中一意孤行而形象受损，最近的金融危机又进一步损害了美国的实力和自信心。在阵阵“唱衰”声中，美国还能恢复亨廷顿所经历过的那个辉煌时代吗？

我手头有两篇即将在《外交》杂志2009年1~2月号发表的文章，其中透射出新一代美国政治学家对美国与世界前途的一种思考，也反映了他们对亨廷顿学说的间接回应。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美国的优势——网络世纪的实力”，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的院长安–玛丽·斯劳特。她认为，当今世界衡量实力的标准是网络联系。拥有最大最多联系网络的国家——美国，将握有全球议程，激发创新能力，推进可持续发展，在21世纪继续称雄。与亨廷顿不同的是，斯劳特不认为人口多寡是国家发展潜力的衡量标准，因为“大有大的难处”，人口越多，问题就越大。美国人口只有中国和印度的1/4，但其先进的教育体系和网络体系能够将中印等国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美国去。美国社会的开放性和人口的多样性恰恰是其优势之所在，因为创新产生于激烈的竞争。斯劳特建议，美国人应当努力学习外语，大批吸纳人才，而思想文化上的抱残守缺会导致美国衰落。

另一篇文章题为“专制复兴的迷思——为何自由民主会继续占先”，作者是国际政治学家丹尼尔·杜德尼和约翰·艾肯伯里。如果说斯特劳的文章强调的是美国的思想、文化、社会优势，这篇文章则突出地论述了俄罗斯、中国等所谓“专制国家”复兴进程中的困难和障碍。文章认为，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国家”的外交战略应建立在一个基点之上，即“通向现代性的道路最终只有一条，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是自由”。所以美国不应当试图孤立、遏制中俄等国，而应以包容之势，促进这些国家的内部变化，将它们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显然，如果亨廷顿还活着，是不会赞同上述两篇文章的自由化倾向的。亨廷顿要的美国，既不是阿贾米所支持的“张牙舞爪”的美国，也不是斯劳特、杜德尼、艾肯伯里所希冀的“有容乃大”的美国，而是“独善其身、孤芳自赏”的美国。那么，奥巴马要建设什么样的美国呢？从奥巴马的政治宣言和诸多美国选民对奥巴马的狂热支持看，美国的政治风向标正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偏转。至于偏转多少度，没有人能够预知。有消息说，斯劳特女士将出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果真如此，上述文章就更有政策导向了。无论如何，亨廷顿提倡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文明的“独善其身”，前景绝不是乐观的。

一代人的学风

阿贾米在悼念亨廷顿的文章中不无伤心地感叹道：“我们今天的学术界里没有人能同他比肩。他为之贡献终生的领域——政治学，已经基本上被一代新人巧取豪夺了。他们是相信‘理性选择’的人，靠模型、数字而工作，用瘠薄枯燥的行话来写作。”

的确，在美国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思想家和理论家似乎不再是同一批人。没有范式、模型、图表、统计，不能发明或皈依“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建构主义”等框架，好像就没有理论了。因此，亨廷顿尽管有举世瞩目的观点和影响，却不常被归入理论家的行列。他也从来不相信“理性选择”，因为宗教信仰、文化认同，都不是建立在理性之上，而是感性的，与生俱来的。亨廷顿的著作横跨政治思想史、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领域，带着厚重的沧桑感，凝聚着人文素养，也渗透着丰富的个人阅历，包括环球旅行的观感。他的学风属于那一代人，正统、保守，却包藏着尖锐甚或偏颇的风骨。

不过，阿贾米对美国政治学界一代新人学风的概括，也许过于尖刻了。上文提到的三位新一代政治学者，还有亨廷顿的门徒扎卡里亚，都是思维敏捷、文风清新、观点鲜明，语言也绝无贫瘠之感。当今美国政治学界还是有出类拔萃之辈的，其中一些人正聚集在奥巴马麾下摩拳擦掌，准备为复兴美国而效力。

阿贾米所批评的学术倾向，前些年在中国部分学者和青年学生中颇有蔓延之势。在国际政治领域，一些人热衷于引进美国的时髦理论和自己也未必理解的生疏概念，或者把为人熟知的事实放到美国学者设定的分析框架中，不知所云。

因此，研究亨廷顿不仅有思想意义、政治意义，而且有学术导向意义。对于亨廷顿的理论和观点，永远会有不同解读和不同评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渊博的学识和简洁的文风造就了这位勤于思考的学者，让他照射出超越时空的思想光芒。

第五部分 治学与读书

33. 真正给中国读者看的国际评论 ——《大国心路》序

记忆中，我国报刊上的国际评论，大约走过三个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国际评论只有极少数权威人士才能撰写，只能发表在《人民日报》等极少数权威报刊上。署名如果不是“本报评论员”，差不多就是某个写作小组的笔名了。最熟悉的几个笔名，不外乎姓“郭”（国），姓“辛”（新华社），或姓“任”（《人民日报》）。那个时代的国际评论，特点是义正词严，多数是“正告某国政府悬崖勒马”，“强烈谴责侵略行径”，或者“声援某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观点鲜明，文风一律，都是板起面孔，更适合给外国人看，而与普通中国百姓的生活无关。

大概从90年代初开始，国际评论有了新面孔。以个人身份出现的学者专家，逐渐在媒体崭露头角，就国际时事加以点评。虽然仍有不少文章在告诉外国应当怎样做，但报刊国际评论的内容、观点和文笔开始多样化。预测外国大选结果，评述国际冲突热点，分析国际经济走势，都不必再有明显的好恶偏向，许多论点展现了个人色彩，相互之间还有争鸣。不过，读者了解到的，基本上还是中国作者对外国问题的观察。

约10年前，中国人步入网络时代。报刊、电视、网络的信息量大了，有机会走出国门的人多了。过去那种充满简单是非判断或者“政治挂帅”的时事评论，再也无法满足大众的精神需求。人们自然会把外部世界的所见所闻，同自己身边的事情对比，希望读到一些深层次、理性、贴近生活、富于文化内涵的文章，启发自己思考各种各样跟中国有关的问题。这时，以《环球时报》的国际论坛为先驱和代表的园地应运而生。国际评论发展到这个新阶段，才真正是观察外国、又关心中国的，是真正写给中国读者看的。

《大国心路》是近两年来《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的文章集锦。它的一大特色是内容的丰富多彩。文章论题可以宏大到中国应当如何适应改革开放的内外环境，如何估量本国的实力地位，让读者对国际大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论题也可以细致到西方的情人节如何冲击了中国的七夕节，姚明如何改变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起到见微知著的效果。纵谈天下也好，微言大义也好，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即在国际环境日新月异、国家实力迅速增强、社会剧烈变迁的条件下，如何调整国民心态，重新认识自己，了解世界。

《大国心路》的另一大特色是文章观点对比强烈，相得益彰。读者可以注意到《大国心路》中作者各抒己见的间接对比。比如，在谈到中西方文化对比时，孟祥青先生指出：“西方利益观的本质是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不讲道德。中国古代利益观则讲究‘追求仁义，淡泊白名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利而不害，为而不争’。”余秋雨先生却认为，“中国文化确实伟大，但并不具有全人类终极意义上的特殊性”，中国文化中的许多原则，是在人类别的文明中也提出过，并不是我们的独创独有。又如，在许多人希望美国实力削弱、呼吁建立多极世界时，沈丁立先生独树一帜，提出美国衰落对世界未必是好事，我们不接受美国霸权，但应当与美国理性相处，在合作中对其加以制约。另一类争论则是直接的。比如阎学通先生的《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一文发表之后，即有郭之纯、陆钢、吴旭等作者与之商榷，激起人们对何谓软实力、如何发展中国软实力的深入思考。

不同观点百花齐放，本来是媒体和学术界的准则和优势之所在。《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的特殊贡献，在于它既容忍以至鼓励在敏感问题上的争鸣，又能把握分寸，避免互扣政治帽子或人身攻讦。这是需要兼备勇气、智慧及雅量的。更重要的是，中国要成为自尊而受人尊重的大国，这样的舆论环境和国民心态是不可或缺的。

最令我感到振奋的，是本书多篇文章不约而同地论述了提高国民道德素养的必要性。丁刚先生深刻指出，“道德约束是文明的心理底线，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要保障”。孔寒冰先生强调，道德重建是中华民族真正复兴的关键之所在，必须弥合中国经济崛起与整体道德水准之间存在巨大反差。何茂春先生更是一语中的：“我国成为强国，不缺资源，不缺市场，不缺资金，不缺人才，不缺机遇，缺的就是诚信。”

正是这些振聋发聩的高论，唤起我作为《环球时报》忠实读者的责任感，促使我为推介本书做一点微薄的努力。

34.美国大战略能给中国提供启示吗

《美国时代的终结》作者查尔斯·库普乾教授和译者潘忠岐博士，嘱我为中文版写一篇前言。其实，作者在2003年英文版的前言里，已经清楚地交代了本书的政策含义，潘博士的译序又对全书做了详尽而精彩的评介。再就书论书，不免狗尾续貂。我仅想写几句“题外的话”，为译序做点小小的补充。

不同社会身份的人有不同的奋斗目标；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也有不同的生活追求。在号称主权平等的国际社会里，国情国力各异，各国战略目标的差别极大。“大战略”是大国的奢侈品，尼泊尔这样的国家是不会讨论大战略的。同样是大国，日本（就其经济实力和人口来说应属大国之列）在国家安全方面长期在美国的大伞下乘凉，很少听日本人提起本国的大战略。俄罗斯虽然脱胎于大战略曾经明确的苏联，但其国内经济政治制度还很年轻，形成大战略即使不是为时过早，也是力不从心。被库普乾看好的欧洲联盟，在形成统一的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还处于幼年时期，只能借助于德国、英国、法国等强国的国家战略的合力，来寻找未来欧盟大战略的方向。印度是大国，但还不是公认的强国。印度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它对巴基斯坦等邻国的心态，都表明它还没有具备构建一个放眼全球的大战略的需要和能力。

所以，现在对讨论大战略最感兴趣的，除了美国人以外，大概就要数中国人了。何谓大战略？库普乾的定义是：“大战略是要确认地缘政治分裂带，弄清潜在的全球力量将在哪里和将以何种方式会相互产生矛盾，显示将可能最终引发主要战争的裂隙。挑战并不仅仅来自确定这些分裂带在哪里，而且还在于厘清如何战胜它们——或者至少厘清如何减弱它们的毁灭性潜能。”换成通俗的中国式语言来说，大战略就是了解全球政治格局和力量分配，找到主要矛盾与战争的来源，并且提出战胜潜在对手和减轻战争威胁的行动方案。

近年来中国的有关政策研究机构和学者已经发表了一定数量的国际战略研究报告和学术著述，其中既有对美国等国家大战略的评述，又有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的设想和建议。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中国人自己的国际战略思维越来越重视。在探索中国大战略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库普乾等学者的思想深度、广度、逻辑性、历史感、现实感和各个学科的相互交叉方面，借鉴不少有益的东西。

本书的内容十分丰富，从分析大战略的概念，到评述美国学者提出的大战略的各种不同思路，再到探讨美国大战略的国内政治背景和制约，最后提出作者本人的一套战略思维体系和建议，行文流畅，一气呵成。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仅关心库普乾写了什么，还关心他没有写什么。换句话说，假设我们要构筑中国的大战略思路，有什么是我们必须确定而库普乾无须考虑的逻辑前提？

首先，库普乾提出的大战略没有涉及美国的国内政治稳定问题。他和其他美国人一样，在使用“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的概念时，主要还是指来自外部世界的安全威胁。虽然“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成立了国土安全部，对外部世界的激进势力和恐怖主义组织渗入美国社会十分警惕，但美国人仍然没有对他们政治制度的牢固性产生疑虑。库普乾只是提到，在数字时代，美国要形成一个新的大战略，需要有“反应灵活的政治制度”，更多的公众政治参与，凝聚一种更强的国家身份（identity）。但是，中国的大战略首先需要考虑如何维护国内政治稳定，防止外部敌对势力的渗透。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同美国的national security有相当大的区别，前者包含着政权稳定、政治安全的含义，正像中国的“国家安全部”翻译为“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所显示的那样。

其次，库普乾提出的大战略也没有明确地提到美国如何坚持其国家意识形态的问题。他反复强调的“自由国际主义”原则，其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特别是美国民主党人长期坚守的一些思想原则。美国要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全球，是不言自明、无须重申的事情。同时，美国人在对外战略上尽管有许多争论和流派，但主要分歧是政策、策略和手段上的，而不是价值观上的。美国在国外追求的意识形态目标同它国内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同它的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也是一致的。

相比之下，中国的大战略就必须考虑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必须讲明中国不欲将国内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推广到国外，但又要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一个坚持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强大起来之后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也是库普乾等美国学者反复思考而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库普乾在本书中评论道：“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不可能预测它的意图将会如何变化，以及它同美国的关系是走盎格鲁－美利坚关系缓和的良性道路，还是走盎格鲁－日耳曼对抗和战争的恶性轨迹。因此，美国还没有获取足够的信息来决定它应该为中国雄心留出空间，还是果断地寻求封锁它的发展道路。对于华盛顿来说，以对欧洲让步的方式通融中国，将是天真的，北京的意图很可能需要制约。但是，认为中国已经是对手需要进行严厉遏制的假定，也是一样站不住脚的——而且可能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lling prophecy）。……美国能够承受对中国采取等待和观望态度。尽管悲观主义者发出了最响亮的警告，但是中国并不具有成为美国主要竞争者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库普乾对中国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观察，在美国政界是有代表性的，是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思想，即在同中国交往中既合作又制约，继续观望，“两面下注”。因为中国在美国大战略里的地位同美国在中国大战略里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所以两国相互战略定位里的这种不确定性，对中国人发展自己的大战略思路构成了更大的挑战。

第三，库普乾的大战略思路里，基本上不包括美国自身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中国的大战略就必须明确地将国家发展战略特别是经济发展战略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十六大报告里说到发展是第一要务，说到“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还说到“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这“三个第一”是一种什么样的协调关系，决定了中国大战略的出发点和逻辑前提。

除此之外，库普乾当然无须考虑美国的国土统一问题，而中国的大战略必须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因此，我认为尽管中国学者能从美国人的大战略研究中受到启发，但是中国面临的“问题领域”（issue areas）、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以及国家战略目标，从形式到内容都跟美国十分不同。我也一直认为，在没有对上述若干有中国特色的问题研究透彻之前，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时机尚未成熟。

当然，对中国国际战略的研究来说，还有一个决策环境和舆论环境的问题。库普乾说，“尽管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大战略的讨论极少，但是某些外界思想家却做得很好。在为数不多的仍对思考大战略问题感兴趣的分析家中，一个相对生动活泼的辩论已经慢慢形成”。库普乾和本书中提到的“某些外界思想家”，例如弗朗西斯·福山、塞缪尔·亨廷顿、托马斯·弗里德曼、约翰·米尔斯海默、保罗·肯尼迪、罗伯特·卡普兰等人，大都曾有过从政经历，或同政府关系密切，所以在政府内外有关美国大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辩论形成了一个网络，一种互动。在中国，过去学者和政府官员缺乏沟通的情况正在逐渐改变，出版界和媒体也比过去更为开放地探讨战略问题。在这种有利环境下，本书的出版应能对中国的大战略研究起一点小小的推动作用。

35.《国际政治研究》改版寄语

《国际政治研究》以新装帧、新开本，在大地回春之际同读者见面了。

本刊改版，志趣决不在改头换面，招摇过市。如今市面上各类书刊杂志，加上网络文章、视频音像，无不纵谈天下大事，臧否风云人物。国际政治早已成为显学，专业学刊也不在少数。本刊欲凸显的特色，一如改版后的封面风格：中规中矩而有所侧重，淡雅端庄中微露风骨。编者既不贪求虚名，亦不自恃清高，唯愿以质判文，以文会友，以友集群贤，将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推向世界前列。本刊有志于此久矣，不过假改版之机，重申宗旨而已。尚拜求海内外志同道合者，惠赐雄文宏论。

我们将以宽阔的眼界和包容的胸怀，寻觅本领域的学术精品。王羲之《兰亭集序》有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当今国际政治已经远远超出了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范畴。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社会运动，政治与经济、文化的交融，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内部政治，以至非传统安全问题，都在本刊“仰视”和“俯察”之列。多重视角、不同观点之间相互辉映，方能展宇宙之大，呈品类之盛。仅凭一隅之景，独家之言，何以极视听之娱耶？故本刊优先登载的论著，应能立足本土现实，秉持中国概念，评析全球大势，在审视他者之时，激励自身省悟，以利于建设文明国家，构筑和谐世界。

作为一门学问，国际政治既是经世致用之学，根植于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态，又必须兼备历史厚度和理论深度，经得起时间检验。学术季刊的周期和容量，恰能兼顾国际政治的变化和连贯性，实证性和规范性。本刊改版后的第一期，推出了一个有关甲国社会变迁与对外关系的主题研讨。2006年的后三期，将继续尝试主题研讨的方式，邀集专家座谈并约稿，分别探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内外动态、国际政治理论的实践意义、地区政治的学科特点。

学风严谨，是我们一贯的办刊准则。本刊将继续实行双向匿名的专家审稿制度，严格规范，鼓励批评。诚如孟子所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收回追逐功利之心，树立探寻真理之志，是求学之道，为人师表之道，当然也是我们的办刊之道。

本刊由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创办，于1980年以《国际政治资料》的刊名问世，曾更名为《政治研究》，做过若干次改版。2002年，承蒙时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现任名誉院长、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钱其琛同志关怀，经过编委会及其顾问共同努力，本刊得以现名公开发行。改版后仍由北京大学主办，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合编。历届编委和顾问对刊物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其形式和内容的日臻完善，做出了令人钦佩的努力。新一届编委会特此向钱其琛同志致敬，向前任主编梁守德教授致敬，向为本刊做出贡献的其他学术前辈和作者致敬，并恳请他们继续关心本刊，滋润这片共同的精神家园。我们将从传统中吸取营养，努力让本刊的枝叶愈加繁茂，花朵愈加鲜艳，成为同业刊物中更开放兼容、更具权威、更有吸引力的一种。

36.中国尺度 全球视野——《中国学者看世界》丛书导论

《中国学者看世界》丛书的宗旨，是向海内外广大读者全面展示21世纪初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以及这些成果折射出来的中国对世界事务的观点、视角。

作为开篇，简略回顾一下世界历史大背景下国际问题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也许对读者有所裨益。

欧洲主权国家的体系始建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在此之前，神权与君主专制相融合，宗教战争连绵不断。以领土而非宗教为基础建立主权国家，主权至上，国家之间互不干涉内政，成为绵延至今的国际关系准则，并在此准则之上形成了国际秩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的时期，中国还处在明朝末年。主权平等、国际法、国际秩序的概念，是在鸦片战争打开清皇朝的大门之后，方才进入中国的。

海外殖民帝国的建立、欧美列强争霸、俄国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催生了人们对国际关系规律的探究，特别是对大国之间爆发冲突与战争的原因和维护国家安全、世界和平的途径的探究。在西方国家，“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或专业，诞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而兴盛于冷战时期。

国家是近代以来世界政治和经济最重要的单位和行为体。“二战”后殖民帝国的解体，加上冷战结束后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把主权国家的数目从“二战”结束时的五六十个增加到今天的200个左右。国际组织更是蓬勃发展。就此而言，国际关系已经大大复杂化、全球化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对国家间关系的研究，始终离不开各国的内部变化和世界范围内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军事、科技等领域的发展变化。同时，许多研究者和实践者的终极关怀，一直是超越国家与民族的。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首先关注的是欧洲工人运动，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推翻资本主义的全球统治、解放全人类的口号。今天，金融资本的扩张，先进技术和信息的传播，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犯罪活动、传染病和生态污染的蔓延，都越来越藐视领土和国界的限制。因此，解决全球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和危机，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繁荣和进步，既有赖于主权国家内部的社会稳定、发展和进步，又有赖于跨国合作，有赖于国际秩序的改良、国际规范和制度的完善。

于是，原本以“国际关系”为主题的社会科学分支，不得不拓宽其视野，与其他分支“联姻”，产生许许多多的“混血儿”。与其视“国际问题研究”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不如视之为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体。假设我们把国际政治放在政治学里，把世界经济（或国际经济）放在经济学里，把国际法放在法学里，把国际关系史（或外交史）放在历史学里，“国际问题研究”就不成为单独的研究领域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发展并没有依循此路。西方国家没有由政府机构统一划分或规划学科的传统，因此这一学术领域的属性和称谓始终五花八门。有关这一学科范围的定义、内涵外延、理论基础问题，国内外学术界直至今日仍在不停探讨，论著不计其数，论点众说纷纭。但是，无论如何界定，它在众多学科中独树一帜，继续拓展，并同其他学科相互渗透，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中国，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问题研究”，是随着国家政治和外交需要的变化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只有政府部门属下的极少数研究机构从事相关研究。1955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的基础上成立外交学院，归外交部领导。1964年，为了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分别成立了国际政治系。然而当时的国内政治环境未能促成国际问题研究的蓬勃发展。外交学院在“文革”期间竟停办10年。

改革开放之后，国际问题研究重新得到重视。今天，仅是以“国际关系学院”冠名、分属于大学的教学单位，就有36所之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属下，就有8个研究所和若干研究中心，专门研究国际问题。据此推算，该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单位，在中国大陆是数以百计了。公开发行的该领域学术期刊，亦有几十种。还有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等数十个跨单位的专业学术团体。在中国权威机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那里，“国际问题研究”是同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并列的“一级学科”，给予相当的重视。在其他大国中，唯有美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与教学，拥有如此大的规模。这种学科发展趋势，同中国正在迅速扩展的国家实力、国家利益、世界影响是相适应的。

国际问题研究成为一门迅速拓展、吸引公众注意的显学，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大众媒体特别是电视蓬勃发展，互联网问世，又恰逢冷战结束不久，国际大气候风云变幻。社会公众和政府有关部门对国际政治、国际经济方面的信息需求量急剧增加，国际问题研究的成果供不应求。这一领域的学者开始在大众媒体频频露面，逐渐成为电视台“上镜率”最高的群体之一。90年代后期以来，专家学者对许多国际热点问题发表评论，包括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国际政治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影响、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朝鲜核问题，等等。在评点国际问题时，当然也涉及对中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阐释与评论。

鞭辟入里的国际评论，对国际形势和各国外交的深刻阐述，以至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都必须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编写本丛书的目的，主要不在于让读者了解有代表性的学者专家对国际问题本身的观点，而在于介绍这些观点得以形成的学科基础、论证方法、资料来源以及国内外的政治背景。本丛书收入的论文，除去各卷的序言之外，共计180多篇，分别由百余名学者专家所贡献。作者来自数十个研究院所、高等学府、政府部门，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丛书各卷主编都是国际问题研究各个分支领域中有相当权威的中国学者。秦亚青主编的《国际秩序卷》体现了编者和作者关于国际秩序演变的哲学思辨，比较了中国秩序观同西方之异同。王逸舟主编的《国家利益卷》精选了有关主权和国家利益概念及其现实政策含义的论文，为制定外交政策构筑了理论基础。金灿荣主编的《大国战略卷》评说了世界政治格局、各大国的国际战略，展示了中国独特的战略视角。牛军主编的《中国外交卷》侧重于分析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机遇和考验，并具体评述了中国同其他世界大国和地区的关系。阎学通主编的《国际安全卷》既展现了国际安全理念的最新研究成果，又深入探讨了“台独”危险增加后中国必须应对的国家安全挑战的问题。查道炯主编的《非传统安全卷》充分展示了全球化趋势下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分别研究了经济、生态、资源、公共健康、跨境犯罪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张宇燕主编的《世界经济卷》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对世界经济规律的认识，探究了经济同政治之间的互动、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融合。庞中英主编的《全球治理卷》介绍了国际社会时兴的“全球治理”概念，提出了在全球化条件下涉及精神文明、公民社会、法治建设、消除贫困、防止国际恐怖活动的许多建议和思路。

在各位主编所撰写的序言中，都介绍了自己所熟悉的学科分支或论题的理论基础，描述了国内研究现状，梳理归纳了不同观点，并且提出了主编的个人见解。再加上丰富多彩的近200篇论文，可谓八路神仙，难分高下；百种鲜花，争奇斗艳。几乎每一个学科分支都有理由把自己当作主干，吸收其他分支的营养来充实自己。

把国际问题研究切割成本丛书这样八大块，当然是人为的而非“科学”的。有人会问：“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都是翻译过来的西方概念，我们为什么要急急忙忙采用？无可讳言，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从概念的提出，到内涵外延，都深受西方影响。然而借西方观念为中国所用，本是无可非议的。正如王逸舟在他的分卷序言里所指出的，中国改革开放前，“国家利益”的概念曾经不容探讨，而今成为不可缺少的政治坐标。其实，连“世界”、“经济”、“政治”这些最基本的中文词语，也不过是100多年来约定俗成，并非古已有之。“主权”观念更是由舶来品转化为深植于中国政治和外交的不可动摇的原则。“非传统安全”的概念源于西方，但早已经进入中国官方的声明与文件。本丛书中，还探讨了一些在国际社会应用已久但尚未被国内读者所熟知的概念，比如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等等。本丛书尊重各位主编、作者对概念的使用，没有强求统一，等待将来的约定俗成。

在如此纷繁复杂的论题面前，想在国际问题研究各个分支中找到相同的思想渊源、学理基础、探究客体、实践对象，是做不到的。如同无法找到一个能够解释一切物理现象的物理学理论、能够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史学理论一样，我们难以建立研究国际问题的能够包罗万象的一项理论，甚或一套理论体系。一些学者主张在政治学的基础上建筑一座知识大厦；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各学科交叉融合，或研究方法的严谨科学，或国际政治的实证考察，或现实政策的评析跟踪。无论从哪个角度切入，每一门现代学问都需有其理论和方法。构筑自己学科的理论框架，成为我们这个领域的学者孜孜以求而似乎又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国际问题研究同中国外交政策的相关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出于两方面的原因，学者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很少有发表意见的平台，研究中国外交也缺乏各方资源的支持。首先，本领域的中国学者多是从研究外国或者当代中国以外的国际关系起步的，除了公开发表的文件资料以外，缺乏关于中国外交的其他信息来源。一些对中国外交感兴趣的研究者，只能从海外的有关书刊和解密的外国官方文件中得到资料。所谓中外关系研究，更多探讨的是外国对中国的政策和观点，或局限于一般的历史陈述。倒反是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率先发表了关于中国外交的学术论著和历史反思。其次，过去中国外交决策过程和处理的事务相对集中，没有咨询社会上专家学者的传统和机制。

近20年来，政府部门与学者之间相互隔绝的现象有了很大改观。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自古以来就有议政甚至从政的传统，当代国际问题的研究者更不缺少经世致用的参与感。随着国内思想的开放、国际交流的增加、海内外媒体的促进，一批学者不仅对国际事务发表评论和著述，也开始就当前中国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海内外的学术研讨会、讲座、研究课题越来越多地涉及现实外交问题，或者就是以中国对外关系、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看法、中国的国际角色为主题。这些交流活动的一个副产品，是把原先相互接触不多的官员和学者聚在了一起。国际讲坛、书刊和媒体上有关中国的话题却被外国人所垄断的不正常现象，逐渐得到了纠正。

国际问题学者对现实政治的关心，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各个政府部门鼓励和咨询的结果。外交、国防、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决策部门和工作部门注意拓宽思路，广开言路，关注并借鉴学者的研究成果，通过座谈会、委托课题等方式，同学术单位、研究单位沟通，有的高级官员还到大学和研究单位举办讲座，介绍动态，阐述政策。由于所涉及问题的敏感性，公开进行政策性争论是不恰当的。但是在不公开的咨询活动中，政府部门总是鼓励学者畅所欲言，甚至有意邀请一些持不同观点、以不同视角、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专家相互切磋，以达到百家争鸣、集思广益、献计献策的目的；官员们也时常做背景“吹风”，介绍政府部门的宏观工作计划。

除了各分卷的序言外，本丛书收集的论文都已经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书刊中公开发表过。不难发现，在符合国家总政策的前提下，国际问题学者的言论有相当大的弹性空间。例如，中国的对外政策要服务于中国国家利益，要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是既定的政治原则。但如何区别国家利益（如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不同层次，如何确定国际战略各个目标的轻重缓急，学者可以各有解读。又如，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业已明确宣布的国家战略。但是，历史上有没有大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先例，中国在强国征途上能否避免其他大国的暴力阻挠，学者可以各执一词。又如，中国面临巨大的安全挑战，要居安思危，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同时国防建设同经济建设必须协调发展，这是大政方针。但21世纪初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究竟是越来越严峻，还是有所改善并且将继续改善，学者一直在探讨。又如，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是官方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总概括。但如何分析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进程对中国的利弊，又如何趋利避害，学者众说纷纭。又如，互不干涉内政是中国外交的一条重要原则。但“全球治理”的概念意味着对内政与外交的分界需要重新认识，对此已有许多中国学者加以评介。又如，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亚太区域合作。但是，区域合作的最终目标是不是建立一个类似欧盟的“东亚共同体”，它同APEC等其他区域合作机制将是什么样的关系，各国政府都没有提出明确具体的战略设想，学者思想驰骋的余地很大。

凡此种种，说明在国际问题研究中，政府观点同专家学者观点是一种形影相随、相互促进的复杂关系。二者都不是静止的，而是永远处在发展变化充实之中。国家大政方针对学者观点起着引导作用，但并不束缚学者的独立思考。本丛书选取论文的主要标准：除了其学术性外，也希望它们容易为本行业以外的读者所理解。如果丛书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中国政府对国际形势的战略判断，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以及对自己国际角色的定位，我们将感到十分欣慰，但丛书刊载的具体观点不能代表官方。我们更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介绍有代表性的中国学者看世界的视野、尺度，他们所持的价值观，进而帮助读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它与国际环境的互动，以至未来世界发展的方向。

在编写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们多次讨论到“学者”的定义问题。编者把“学者”的范围缩小到“以学术研究和教育为主要职业的人”，同时也收录了少数几篇由某一领域的专家撰写的论文。考虑到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以外的读者的兴趣和知识，本丛书没有选入专门探讨学术理论或介绍国外学术观点和动态的论文。同时，为了突出丛书的学术风格，学者所撰写的非学术作品，比如政策分析、对策建议、战略宏论、时事评论等等，没有收入。当然，在这一学科之外，在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经济学等领域，都还有许多著述可以反映到中国学者的国际观、世界观，尽管如此，介绍“中国学者看世界”的任务，本丛书是全面担当起来了。

本丛书得以问世，从个人贡献的角度，首先应当归功于周明伟先生。周先生很早就提出了出版这样一套丛书的创意，并且身体力行，主动提供了丛书出版的各项必要条件，又亲自参与项目策划、设计、编辑和操作。他的才华、学识和社会责任感，是丛书的原始推动力。周明伟先生坚持谢绝在丛书中以“总策划”或“特别顾问”的名义出现，但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指导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在此我们谨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江宛棣女士在大半年的业余时间里，全力以赴地组织、建议、审阅、督促，对丛书的内容和形式倾注了大量心血。她的思想深度和中英文编辑专业水准令人钦佩。刘涟女士的责任心和细心同宛棣不相上下，相互配合天衣无缝。直到大功告成，我才知道刘女士也是在贡献业余精力，而且是带着高深的文化眼光，第一次编辑政治性很强的书籍。余万里博士是在所有相关人员中穿针引线的人物，在参与本丛书工作的学者中出力最多，贡献最大。他的专业见解和组织能力，在本书组稿、编辑过程中不可或缺。各位分卷主编的功力和眼界，都已体现在细致的设计和编辑工作中间，在此不再一一致谢。

本人能同这些志同道合的学长、朋友共事，从他们身上体会治学为人之道，深感荣幸。我们最大的共同希望是，海内外读者能够从丛书中读出滋味、乐趣，和我们分享中国人的尺度观察世界、用中国人的情怀融入世界的深切感受。

37.《中美经贸关系》推荐序

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探究，可以也必须建立在两个不同研究领域的交会点上。一个领域是中美关系，包括两国在安全、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经贸关系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在这个领域中，国际政治理论及其分支提供了不同的理论分析框架。另一个领域是国际经济，包括跨国的贸易、投资、金融等分支，各自有其理论分析框架的支撑。

读完王勇博士这部《中美经贸关系》，感到很兴奋，因为在我眼中，它正是在中美关系和国际经济的交会点上盖起的一座标志性建筑。这部书的时代背景是还在加速发展的全球化。它的学术基础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即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结合起来的一套理论体系。同时，它不满足于在原有理论框架上填充新的内容，而是在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中大量鲜活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理论构想，澄清了许多原本大而化之甚至似是而非的认识。

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其基本视角之一是国家与市场的两分法，即通过分析国家政府同跨国公司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研判国家的对外经济行为和国家间的合作与竞争。虽然也有一些学者试图将社会（主要是利益集团）的因素引进研究之中，但明确提出“国家——市场——社会三维度、多角色互动”的框架，并对中美经贸关系进行详尽分析的，王勇博士是第一人，是开拓者。

我以为，只有像《中美经贸关系》一书这样，将两国的“社会”作为重要角色，将中美两国国内的利益集团、美国的劳工组织、美国国会的某些议员等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才能找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点，对中美经贸关系中的诸多难题作出合理的解释。

多年来，我们习惯于向美国人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而中美经济具有强大的互补性，经贸关系是一个双赢格局。我们更相信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是，美国人却似乎并不“领情”，不“买账”，而总是在制造经贸摩擦，压人民币升值；美国社会中的“反全球化”情绪，比中国社会还要激烈。如果我们不作社会层面的深入分析，就只能认为美国是在颠倒黑白、别有用心、遏制中国发展。

通过书中的论述可以看到，虽然从国家宏观层次上说，中美经贸关系的确是双赢的，而美国也的确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但美国的许多产业例如纺织业、制鞋业、家具制造业，却是中美经贸竞争中的输家，而相关产业的工人，某些地区和某些阶层的美国人，客观上也是全球化的受害者。这些输家、受害者，以及号称代表他们的利益集团和政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自然要向中国政府和企业施加压力，加剧了一些领域中的中美经贸摩擦。由于美国社会一贯提倡自由竞争，同时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长期偏向于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就是大企业财团和富人，致使社会贫富悬殊不断加大，增加了中美关系中的负面因素。

本书充分探讨了两国利益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细细分析下来，中美经贸往来中两国的有些利益集团是双赢的，或者可以做到双赢。正如书中第一章提到的，中美经济的相互开放和彼此渗透，延长了各自国内利益的链条，促生了中美间的一些“跨国利益集团”。比如，美国要求中国开放市场的压力不仅让美国企业得益，而且中国民营企业也获得了市场准入的好处。这就是一种形式的双赢。第五章指出，即使在摩擦最公开、最激烈的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中，也有典型的中美“利益共同体”：中国企业在对美纺织品服装贸易中，美国国内进口商与零售商、消费者组织等组成的开放贸易集团，还有向中国出售棉花、化纤等原料以及纺织机械的美国公司，都是赢家。

但是，一方获益、另一方受损的“零和博弈”，同样随处可见。比如，美国经济中不断萎缩的纺织业集中分布在东南部的几个州，对于那里的纺织服装制造业及其雇员来说，占领美国市场最大份额的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当然就是“威胁”。同样，对于被沃尔玛公司挤占了国内零售市场的中国公司来说，这家世界最大零售商大举进军中国绝不是什么“福音”。在这些竞争领域，有赢家就必有输家。

中美经贸关系中“双输”情况也不少见。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对中国进口美国商品来说是好消息，但对某些中国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商来说，就至少是暂时的“双输”。虽然盗版行为能使某些企业、商家获益，如果任凭侵犯知识产权的现象泛滥，中美两大经济体都是长久的受害者。美国一些失去相对优势的产业声称，中国产品涌入美国抢了美国人的饭碗，美国的劳工组织也在大声疾呼中国劳动力成本太低。尽管我们可以根据市场的规则来对这些论调加以驳斥，但这部分美国人的利益受损，应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方面，也并非所有人都能从大量廉价纺织品出口到美国而获益。据估算，国内纺织品制造企业在对美出口中获得的利润不超过整个交易利润总额的10%，其余90%的利润则被国外服装品牌所有者、美国批发商和进口商共同赚走。于是，相关企业的劳工待遇就可想而知了，“血汗工厂”现象并不是无中生有。

随着中美经贸往来的不断扩大，中美两国社会中的跨国利益共同体和“利害共同体”在大量增加。用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范式来研究中美经贸关系，远远不能说明如此纷繁复杂的问题，甚至可能把人们的思想引向传统国际冲突的零和模式。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以及政府间协议的作用下降了。正如书中所指出的，中美两国政府都在调整各自政策并且彼此协调行动，以平衡国内各方利益，控制内外摩擦。美国亟须抑制过度消费，提高储蓄率，平衡国内收支；中国则应当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减少对外资和出口的依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保护劳工权益。在很多方面，国内政策的调整和各方面利益的权衡协调，比两国政府之间谈判解决争端更为重要，也更为困难。

书中描述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上升的现象，以及美国利用其相对优势向中国施压的事例，并由此指出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存在的明显的“不公平”问题。同时，作者也看到了现存国际经济秩序所具有的两面性，指出美国经济的主导地位还有作为国际“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一面。由于美国霸权的存在，国际经济体系维持了开放与稳定，大大降低了国际交易的成本与风险。在双边关系中，美国的压力可以转换为中国改革的动力。其实，美国霸权的稳定既减少了国际风险，又增加了不公正现象，这种两重性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也同样存在。关键是中国如何利用这一两重性发展自己，趋利避害。

书中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是抱乐观态度的，因为总体来说，中美互惠利益在增加，而且法治、市场经济、开放贸易等共同理念、共通原则也在增加。扩大双赢部分，减少零和博弈和双输因素，使两国社会中更多的利益集团和个人从中美互动中得到好处，是客观发展趋势，更是努力的方向。尽管中美经贸摩擦从表面上看正在扩大，有时甚至十分激烈，但透过公开争执去观察利益的互动和交换，可以看到经贸关系实际上是整个中美关系的发动机和压舱石。如果中美两国各自的经济和相互合作以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相互依存的中美经济将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发动机和压舱石。

在书中的最后一章，王勇博士为中美经贸关系和中国对美政策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思路和中肯的建议。不过，既然书中着重强调了社会、行业和利益集团的因素，那么在给政府出谋划策的同时，似乎也可以给从事中美经贸交往的公司和个人提出更多的建议，帮助他们规避风险，解读政策，加深对中美国情的了解。这可以说是本书应该能够锦上添花的部分吧。

最后我还想说，书中的研究方法和态度，为国际政治领域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和学生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近年来，不少论著有一个通病，即以西方某一项理论为本为宗，作为论证的宏观起点，而后以已经发生的事件或数据“为例”，最终证实这项理论框架之正确。这样做学问是省力而快速的办法，但却无法取得任何创新。王勇这部新著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体现了应当着力提倡的学风。我从中汲取了很多营养，并愿意以撰序的方式，向他表示祝贺和敬意。

38.为什么要研究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

长达40多年的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展现了纷繁复杂的历史画卷。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研究美国冷战时期的大战略，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学术意义和政策含义。

第一，是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研究方面的意义。冷战时期美国的国际战略通常被归纳为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其实，美国这一时期的战略和政策，比“遏制”一词所体现的含义要复杂深刻得多。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旗帜之下，美国大大拓展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冷战结束时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霸权国家。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包括哪些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内容？在不同阶段，美国对苏联、欧洲、亚洲（特别是中国）、中东、非洲、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政策是什么？美国取得冷战的胜利，其战略及政策的成功之处在哪里，又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挫折和教训，付出了什么代价？冷战时期美国的外交思想特色是什么？它如何丰富了美国的外交传统，又留下了哪些思想理论遗产？

第二，是世界政治变迁和大国兴衰规律研究方面的意义。美国在同苏联的40多年对抗中最终“不战而胜”，其大战略运用的基本成功只是原因之一，甚至只是次要原因。一个国家的大战略是否成功，决定性因素是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相对实力。美国的强盛之路，包括在冷战时期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剧烈变革，科技、教育、文化的创新进步，以及美国同苏联等国力量对比的起伏变化，是研究美国大战略的应有之义。冷战时期的美苏较量，不仅是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的较量，也是发展模式的较量。美国不仅在经济、军事的硬实力方面，逐渐扩大了同苏联的差距，而且其社会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能力，自我纠错的机制，以及文化软实力，也越来越领先于其对手。换言之，美国取得冷战胜利的根本原因，要从美苏两国国内因素来找，从世界政治和大国兴衰的内在规律来找，而不是从美国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政策、策略来找。坦诚地说，对于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尤其是制度变迁，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还相当薄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理解美国大战略的眼界和深度。

第三，是在考察其他国家如何应对美国战略的过程中探索国际政治的规律。对外战略和外交从来不是单行道。美国对外战略是一个动态过程，必须根据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政策和态度进行调整。冷战时期的世界政治以美苏对抗和两大国家集团的对峙为主要特征。美苏两国都曾企图利用民族独立运动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打击对方的营垒，因此都对许多新兴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培植自己的势力，给一些国家造成了“亲美派”、“亲苏派”的两极分化和政治动荡。美国原想在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撤出的国家“填补真空”，而当发现民族解放运动浪潮冲击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时，又转而视之为苏联的同盟军，对这些国家加以打击和压制。美国为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扩张”而在第三世界进行的活动，其结果往往是激化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反美情绪。在西欧和东亚，许多国家都利用冷战时期的美苏矛盾和冲突，扩大自己的战略缓冲余地，维护自身安全。中苏分裂、中美缓和之后，中国进一步调整自己的国际战略，在“战略大三角”中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于20世纪80年代同美苏两国同时改善关系。法国和英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建立了独立的核力量。联邦德国则在70年代初实行“新东方政策”，同民主德国建交，结束了同东欧的隔绝状态。欧共体发展了联合自强的观念，制约了美苏对抗。到了冷战后期，美苏两霸对各自营垒的控制都进一步削弱，而第三世界继续壮大。从这一历史进程来看，冷战时期形成的两极格局只能稳定于一时，其崩溃带有必然性。

第四，在于对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了解。如果我们把全球化看作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发现了的历史规律和客观趋势，那么这一进程在“二战”之后的和平时期就获得了加速发展的新动力和新条件。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扩大。战后初期美国主导建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贸总协定》等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和机制，推行马歇尔计划，其初衷固然是巩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建立美国经济和政治霸权，但在客观上部分顺应了全球化的趋势。在4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经历了一些经济危机，但它们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下，启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由此而促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大拓展，使得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相形见绌，为最终击溃苏联东欧集团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另一方面，美国对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和战略遏制，阻挠这些国家同外部世界建立经济联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经常对第三世界中有“亲共倾向”的国家进行经济制裁。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又严重阻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回到研究美国大战略本身，还需要明确“大战略”概念的含义。美国研究者给美国大战略的界定，一般都包括三个部分。第一，美国在世界上必须维护的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s or vital interests）是什么；第二，对这些核心利益的威胁来自何方；第三，用以应对外部威胁的资源、手段和方法是什么。只有明确了大战略，才能产生政策，包括外交政策、军事政策、对外经济政策、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策等等。冷战时期美国各届政府对上述问题的答案不尽相同，但都把维护美国及其欧洲盟国的军事安全列于核心利益的首位，视苏联为美国的主要威胁，把提升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巩固同西欧和日本的同盟关系、传播美国意识形态、维护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经济秩序作为主要的政策手段。

书中汇集了中外学者在2007年11月举行的“缔造美国大战略：冷战的终结及其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还包括这次研讨会的一篇综述。这次研讨会和这批论文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外交政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论文和与会者的发言中，有的从历史的纵向和全球政治的横向宏观把握美国大战略，有的则从经济的侧面、某些国际危机和冲突、美国对一些地区的政策、美国战略家的思想和行为、中美关系等不同角度，剖析美国大战略的策划和实施。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过去的成果比较集中于冷战初期和中期，而书中一些论文已经对冷战的终结和遗产作出了更多的分析。

我们将在书中发表的论文基础上，对研究成果进行深化和提炼，力争将国内冷战史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并使之服务于中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大战略。

39.读《治理中国》有感

一周之前，在华盛顿到北京直飞航班的候机室里，我同李侃如教授不期而遇。登机后，发现又恰巧彼此相邻而坐。十几个小时里，除了休息以外，说了不少话，基本上没有脱离“今日中国”这个话题。一如我们两人以往的语言交流，大部分时间是他侃侃而谈，我洗耳恭听。临别，李侃如教授非常礼貌地再度提醒我，《治理中国》一书中文版的一切工作都已就绪，唯独缺我答应给他写的序言。

其实，要讲学术，我没有给本书作序的资格。虽然我一生一世在中国生活，而且在海外如果有讲学的机会，主题也是中国政治与外交，但绝不能说自己全面了解中国。本书内容之丰富，超过了我的学术视野。为了作序，我又通读了一遍《治理中国》，不仅发现了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细节，还想到了一些值得深究的问题。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常常说要“从国情出发”，但中国人了解自己的国情，研究自己的国家，也因为“身在此山中”等多重原因，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要把“中国政治”这样一个高度复杂、高度敏感的议题浓缩到一本30多万字的学术著作里，既力求客观公允，又不失独立见解，非一般功力可逮。从了解自己的国情、国史、国策的角度出发，读这本书一定大有收益。这是我管窥所及，极力向国内读者推荐本书的最大理由。

当然，如果深究细节，任何一个中国读者都会在书中发现自己不能认可的事实或观点。例如，研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人，可能认为第一章中对儒学的概括过于简单，褒扬不足；研究中共党史的人，可能会发现书中对当代中国政治史的许多描述同自己的理解有出入；对妇女问题有所关注的读者，可能会对第十章中关于当今中国妇女地位问题的观点提出异议。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此书才更有其价值和可读性。

此书观察中国政治的广阔视角，是国内外许多相关著作难以企及的。第一章到第五章厚今薄古地纵向描述了中国政治史；第六章和第七章论述的是中国政治体制及其运作过程；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则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对外关系等角度刻画了当今中国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和发展前景。这种章节间纵横交错、章节内丝丝入扣的写法，符合《文心雕龙》所称的“论如析薪，贵能破理”。

此书看似简单的章节安排和深入浅出的内容陈述，其实是以深厚的政治学功底为基础的。李侃如没有花费宝贵的篇幅去表述写作此书的方法论，而是把严谨的方法和学风融化到全书结构以至每一个注释之中。他也没有刻意将中国比照于西方或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比较政治学的方法随处可见。此书原版的主要读者是西方人，所以要把中国的事情讲清楚，有时不能不借用奥斯曼帝国、苏联、印度、美国等一些国家的事例来做比较。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同他国相比才能突出“中国特色”。从学术上研究中国政治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都需要运用比较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找出各国政治的共性和个性。此书对于我们理解怎样运用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国别政治，如何从学术角度观察政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治理中国》中的“治理”（govern及其名词形式governance）一词在现代政治学上的含义，值得深究。Gover的本意是统治、支配、统辖，所以其名词形式之一是government，即政府。但是在现代法治社会，执政党与政府以外的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参政议政、公民平等参与公共事务、居民自治与互助、公民依宪监督、依照民意与听证会立法、司法部门监督行政等等，都超出了政府管治的范围，因而有了比government的内涵更为宽泛的governance的概念，用以包含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第十章专门论述了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且作为此书的中心议题和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关键问题。或可换一种解释: 此书标题的“治理”是“治”（ruling）和“理”（managing）的结合，其行为主体不仅是架构于社会之上的政府，也包括社会本身。对于习惯于把“政治”看成“政府事务”的中国读者来说，了解这点至关重要。

“治理”与“政府”两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在论述环境的第九章中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用接近此书1/10的篇幅去描绘中国环境质量的下降，以及中国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治理环境的艰苦努力，足见作者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第九章也是给我最深印象、最大感触的一章。环境恶化，可能成为中国未来之路上最大的羁绊。环境政治，也因而越来越成为“大政治”。

窥一斑而知全豹，透过此书可以看到美国人研究中国的学术史、水平和深度。李侃如师从已故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A. Doak Barnett）教授，治学与为人也深受这位先师的影响。同西方中国学先驱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主攻历史不同，鲍大可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新中国的政治与外交。在此书第一章，可以看到作者借鉴费正清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撞击——回应”模式的痕迹。在全书的其他章节，作者又多处引述了鲍大可的著述。比鲍大可、白鲁恂等老一代学者更为幸运的是，李侃如刚刚进入中国问题研究领域，就赶上了美中关系改善和随后的中国改革开放，使他能有很多机会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同中国社会各界进行深入接触。

此书引证了大量事实、数据和结论，其中许多来自作者本人及其西方同行近30年来在中国调研的“活材料”，而不是仅仅来自一般的书报资料和政府文件。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本书的成果建立在西方几代汉学家和当代西方对中国研究的厚实积淀之上。中国学者在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方面可以而且应当同西方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能对他们几代人、近百年的知识积累视而不见。

对于我们这些研究国际问题的中国学者来说，阅读本书和其他许多类似著作，还可以对比出我们在研究方法和深度上的不足。中国知识界和社会精英的一个普遍说法，是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超过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对于一般公众而言，这个判断当然是正确的。但凡有点文化的中国人，谁不知道奥巴马、尼克松、好莱坞、迈克尔·杰克逊、波音、微软，相比之下，除了中餐馆、功夫片和“中国制造”的商品外，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所知有限。但是，说到中国人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层了解，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美国问题研究，一定要看到我们的差距与不足。比如，以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等为自己的终生专业方向的中国学者，其人数最多只有研究中国相应问题的美国学者的几十分之一。中国学者撰写的研究美国的学术专著中，真正基于个人长期钻研而又有创见的，当属凤毛麟角。像此书这样全面论述“当代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中国学术专著，似乎尚未问世。因此，在阅读此书之后，我们更应当对中国人了解美国的程度、研究美国的水平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谦虚的态度。

李侃如教授和与他年龄相仿或更年轻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是在中美关系解冻、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之后成名成家的。同其学术前辈相比，他们有更好的条件和更多的机会提供政策建议，以至直接参与对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教授在卡特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要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经与李侃如教授在密歇根大学政治系长期共事，合作著书立说（此书多处引用他们两人的合著）。不幸的是，奥克森伯格在2001年英年早逝，令人痛惜。在克林顿时期，李侃如和另一位中国问题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都从大学教授的岗位上直接进入政府，分别担任国安会亚洲事务部资深主任和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直接处理对华关系。直至今天的奥巴马政府，一直有“学而优则仕”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政府内外出谋划策。李侃如教授2009年从密歇根大学退休，到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任中国中心主任，在政策咨询的舞台上更加活跃。

一代代学者专家对中国的理解、视角、观点以及不同学派，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潜移默化，形成了既有大共识、又有小分歧的思想背景。《治理中国》这本书虽然不直接谈及美国对华政策，但从其对中国政治的基本判断特别是第十一章对中国未来所做的预测中，可以推衍出作者本人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务实思路。我们从书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作者对中国面临的内外挑战的深思与担忧，而不是中国对外部世界形成的威胁。

回到序言开头提到的我同李侃如教授在飞机上的促膝长谈。他说，今日中国最令他感到担忧的，一是社会价值观的缺失，二是水资源日益缺乏。接着，他详细介绍了南水北调工程遇到的困难，以及在这一重大项目中各方利益的碰撞。我一边惊愕于他对事实的占有（特别是同我们这些所谓美国问题专家对美国的了解相比），一边在想这同美国利益有何关联？我们研究美国是为了中国，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是，他们研究中国却不完全是为了美国。这一强烈反差，既反映了中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也反映了文化背景与精神境界的差异。想到这里，本书给我的厚重感，已经大大超越了其内容本身。

40.《全球治理——分裂世界中的联合国》中文版序

收到此书两位主编之一亚当·罗伯茨教授的来信，嘱我为中文版序，惊喜之外，更感到荣幸。

我对联合国素无研究，但借着写序的机会，认真拜读了此书。愚以为，就此书所做研究的深度、广度和学术水平而言，在国内已出版的有关联合国的著述中，尚无出其右者。两位主编所撰写的长篇导论，将联合国的宗旨、角色、沿革、机制、贡献、缺失、困难、前景一一道来，也探讨了若干有争议的问题。其他各章则分别论及联合国的方方面面，有的侧重于摆事实，有的侧重于讲道理。也正如主编在中文版序里所说，这部著作也可以作为工具参考书来使用。一书在手，可以解答有关联合国的许多疑惑。

当然，此书也给中国读者留下了许多思考的余地。在中国学者的国际政治研究中，“大国关系”、“大国兴衰”是探讨的重点，“地区热点”是长盛不衰的话题，重大事件的定性评估也是论辩的焦点。但是，对于国际体系的演变，特别是国际组织和机制的运转过程，往往研究得不够深透。因此，此书对我们拓展学术研究的角度应有很大帮助，在方法论方面更有启发。

关于此书的主题与意义，主编为中文版所写的前言已经交代得很清楚，在此不必赘言。我只想借题发挥，讲两三个同此书主题不无关联的小故事，也许能给这个学术大餐增添些许佐料。

1982年，我作为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有幸成为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s College）的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访问学者，进修国际关系一年。罗伯茨教授（当时还是讲师）是我的导师，也是我学习国际关系的启蒙老师。我交给他的第一份作业，是关于当时越南占领柬埔寨所引发的东南亚国际纷争的一篇书评。拙文中有“爱好和平的世界各国应当联合起来，抵抗侵略”这样一句话。罗伯茨微笑着问我：既然有“爱好和平的国家”（peace countries），就有“战争贩子国家”（war countries）喽，这两类国家怎么区分呢？谁来区分呢？我们如果写的是学术评论，就要思考这类问题。即使有的国家发动了战争，它也不一定就是战争贩子，它和它的盟国更不会承认自己是战争贩子。你眼中的爱好和平国家，在另一些人眼中就不一定爱好和平。世界上没有大国从来没有发动过对外战争。所以，“爱好和平的国家”随口说说可以，认真推敲起来，可要小心呢！

罗伯茨这番话，听来简单，却反映了研究国际政治的一个基本道理，甚至反映了建立全球性国际组织的一个基本前提。1945年创建联合国的，是打败了德意日法西斯的同盟国家，也就是当年被公认为“爱好和平的国家”，按理说应当友好相处，共筑世界和平。然而好景不长，美国和苏联很快就组建了各自的军事集团，陷入了冷战，都将自己视为爱好和平的国家，称对方为战争贩子。这时的联合国，在维护和平方面是被“去功能化”的。而今联合国是将几乎所有主权国家都包括在内的全球性组织，各成员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纷繁多样。联合国并不预设哪个国家或哪些类型的国家是爱好和平的“好国家”、哪些国家是“坏国家”的前提。或者可以说，它的预设前提，是其所有成员国都是“好国家”（但不一定都在做好事情），所以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受到尊重，而不应当被“打倒”，被“消灭”，被“赶到海里去”。不过，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却并非各国决策者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都认识到并且接受的。

我在英国进修期间，赶上了英国人所称的“福克兰群岛战争”。英国和阿根廷因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领土纷争而发生军事对峙时，撒切尔夫人任首相的英国政府起初企图诉诸联合国的调解，以达到阿根廷从群岛撤军的要求。在英国媒体、公众中，一直到在校园里激辩的知识分子，无论是狂热的主战派，还是愤怒指责英国“侵略主义”（jingoism）的左派，都言必称联合国，援引《联合国宪章》，分析安理会各成员国的态度。我一边在欧洲“观战”，一边联想起地球另一边中国同一个南方邻国刚刚进行的一场自卫反击战（当时战火还没有完全平息下来）。在这场长达几年的边境纠纷中，中国的官方声明和报刊几乎从来不提联合国，好像联合国同这场国际冲突毫不相干。不难看到，中英两国对联合国及其所起作用的期待，反差十分强烈。

现在，中国对联合国的看法发生了不少变化，同联合国的关系也已经密切得多了。不过，通读此书，发现其中有关中国的内容还是有限的。也正因为如此，这部著作对于中国读者拓展国际视野，了解英国等欧洲国家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态度，是有启迪作用的。

此书导论中，提到了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名称可能带来的疑义和误导。我认为这个问题极为重要，故先不吝篇幅引用如下：与“联合国”（United Nations）这个概念相关、容易误导的词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实际上，“分裂国”（Disunited States）可能更为确切，即便这一表述并不令人愉快。如果“民族”（nation）这个词适当的使用，表示拥有种族、历史、文化、宗教、语言等共同特征以及对谁是他们的敌人有共同认知的一群人，那么在联合国的成员国中只有极少数“民族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有许多正在进行“民族建设”（nation building）的艰巨任务，而且随着时间发展可能已经产生了一种民族性的观念。与此同时，在国家内部及其之间，仍然存在许多根深蒂固的裂痕——地域、种族、民族、部族、宗教以及阶级的分裂。“民族”和“国家”远非相互关联的；分裂的民族、多民族国家、民族统一主张的国家等现象可以表明这一点。实际上，过去几百年间的许多重大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部分上根源于“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键脱节而带来的问题。然而，“民族”（nations）这个词的使用被认为与“state”或“country”是同义的，这一点根深蒂固地体现在当代的习惯用语之中，不仅表现在联合国本身的名称之中，也表现在“国际”（international）这个词中。总而言之，“民族”和“联合国”等词汇的运用不能表述为一种极其简单的意象——主权国家，但这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判断。

当年罗伯茨指导我读书时，着重给我讲了上文的观点。他解释说，联合国之所以被称为United Nations，是因为已经有了United States（美国）。美国等少数国家把本国的“州”称为states，带来了很多歧义。美国的特殊国情，使美国人不容易了解民族与国家的区别，以及民族问题的复杂性。这绝不是咬文嚼字的事情，因为把民族同国家的概念相混淆，给人们传递的信息是：一个民族就应当成立一个国家，而一个国家里只应当包括一个民族。这种思想意识，融化在许多政治家的灵魂深处。但是，如果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践，将会带来无休止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国家内部强制性的民族同化（即所谓“民族建设”），从而引发冲突，联合国也会无限扩大，难以治理。

罗伯茨教授于是要我以“民族与国家”为题写一篇综述性的论文。我为此读了几十本关于民族问题与国家问题的著作，对世界文化、宗教、种族的复杂性开始有所认识，从此不再把国际关系看成仅仅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把联合国的作用仅仅视为处理主权国家之间的问题。跨国界的全球治理，公民社会对国际事务的关注与参与，都在联合国的工作范围之内。认识到这些，感到终身受益。

从1982年到今天的27年里，联合国成员国从157个增加到了192个，今后无疑还会扩大下去。这样一个日益庞大而无中心的组织，承担着已经过重而且越来越重的任务，经历着艰巨的改革。然而正如此书所揭示的那样，尽管联合国的作用每每遭受轻视、怀疑乃至嘲笑，一个没有联合国的世界，将使人类走向难以承受的灾难。

让我们深深感谢此书的主编、作者、译者和出版社，为我们了解联合国、研究联合国，并在有机会时贡献于联合国的事业，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思想。

41.《从莱文沃斯到拉萨》中文版序言

斯卡拉皮诺教授（Robert A. Scalapino，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中文名是“施乐伯”）的这本近著在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的促成之下，翻译成中文出版，是一件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

本书很可能是作者的收官之作。它记录了斯卡拉皮诺作为教授、学者、策士的传奇般的一生。如果说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是“二战”后美国第一代亚洲研究学者中的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斯卡拉皮诺、鲍大可、白鲁恂等人，则是第二代亚洲研究学者中间的佼佼者。上述人物中尚健在的，仅有斯卡拉皮诺一人。

今天，会讲流利的汉语、日语的美国学者比比皆是。但在第一、二代美国亚洲学者成名那个时期，跨太平洋交通和通信本不发达，加上太平洋战争和冷战造成美国同许多亚洲国家的相互隔绝，早期的亚洲研究在美国学术界不大受重视，条件比现在差得多。因此，老一代美国亚洲学者并不以通晓亚洲语言见长。斯卡拉皮诺教授在本书中记载了不少因语言隔阂而闹出的笑话，以他特有的幽默感承认自己不是语言天才。

从学术训练来说，第一代亚洲学者多为历史学家，而第二代多为政治学家。值得一提的是，在斯卡拉皮诺等人学术思想的成熟期，当今国际政治领域青年学子所熟知的各个国际关系理论学派都远未成型。因此，我们在此书和斯卡拉皮诺的等身著作中，似乎学不到什么高深的理论知识，而更多读到的是他个人对亚洲各国历史、政治、文化的感悟和解读。不过，细细品味他的著述，历史学和比较政治学的功底处处可见。鲍大可、白鲁恂等同龄学者和斯卡拉皮诺虽然各有所长，政治观点也不尽一致，但在治学方面都体现了一种见微知著的社会阅历，一种历史沧桑感。我个人感觉，读那个时代的学术名著就像欣赏西方古典音乐，需要一点知识底蕴才能真正产生共鸣。

斯卡拉皮诺1919年生于美国堪萨斯州，在大学主修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在博士阶段学习日语的时候，应征入伍，在太平洋战争中担任海军情报官员。“二战”后他重入哈佛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49年后一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系任教，直至1990年退休，其间1962~1965年任政治系主任。1978年他在伯克利创立了东亚研究所，并在退休前一直担任所长。《亚洲概览》（Asian Survey ）是一个有影响的学术兼政论刊物，斯卡拉皮诺在其中担任了34年的主编职务（1962~1996年）。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共发表了540篇论文，以及包括此书在内的39本著作。他的高徒遍布美国和整个亚太地区，其中许多都在政界、学界和商界发挥着重要影响。

作为政策谋士的斯卡拉皮诺，其成就也是可圈可点。1959年，他刚刚40岁，就主持了《康伦报告》（Conlon Report ）有关东北亚和对华政策的起草工作。该报告是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托若干智库撰写的，在此书中第五章有所提及。虽然《康伦报告》提出的“两个中国”政策主张遭到当时两岸领导人的一致反对，但它作出的关于新中国政权已经稳固、中国将在20世纪末成为世界强国的判断，在当年具有积极意义和战略远见；有关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的建议也逐渐为美国政府所采纳。1966年，斯卡拉皮诺等人一同创办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他出任首届主席。他是美中关系正常化的积极推动者。几十年来，他活跃于无数同亚洲相关的学术讲坛、政策论坛。直到年近90，斯卡拉皮诺还是美国国会听证会和各种政策咨询会的常客。

在政策思想、学术思想方面，斯卡拉皮诺是一以贯之的温和保守派。这里的“保守”有三层含义。第一，他对美国自由主义的主流政治观、价值观坚信不疑。第二，他主张渐进变革而不是激进革命。因此，他对中国、朝鲜、越南等国的革命武装斗争历来持反对态度，而对亚洲各国朝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式民主政治的渐进改革总是表示同情和支持。在政治态度上几十年如一日，从不剑走偏锋。“平衡”（balance）是他在著述和演讲中最常使用的概念之一，应该也是他的做人准则之一。第三，他认为利益是人和国家行为的出发点和驱动力，他的政治思想和政策建议很务实（pragmatic），而且以务实为自豪。

斯卡拉皮诺倡导稳健、拒绝激进的个性和知名学者教授的身份，使他很适合同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交往，在这种交往中既不失美国立场，又能倾听对方。所以，斯卡拉皮诺得以在中美建交之前访华，在朝核问题的重要关头多次应邀访问朝鲜，以他特殊的方式和身份从事公共外交。在日本、韩国等一些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分属不同政治派别的人都试图同他建立关系，以图影响美国政策。作为政治学者，他在亚洲各国的政界和学术界中的人脉关系，大概至今无出其右者。无论是私下交谈还是公开演讲，也无论是对待学生、同事还是面向政治家甚至政治对立面，他都是不紧不慢、不卑不亢、不愠不火、不枝不蔓、把握分寸、淡定矜持、逻辑清晰、思维缜密，一如他的文风。这也是斯卡拉皮诺在治学、育人、谋事、咨政、做人等方方面面都很成功的原因。

从本书中不难看出，斯卡拉皮诺对他亲历的美国、亚洲和美亚关系的巨大变化是满意的，对他的一生所从事的事业也是满意的。他经常说（包括在书中提到），他对选择亚洲研究而不是中东或非洲研究作为归宿，一直感到庆幸。言外之意是：中东、非洲几十年来经常处于政治动荡之中，经济与社会的进步都不像亚洲那样明显，如果当年研究的是中东或非洲，不会有他如今的成就感。的确，他目睹日本从一个侵略国家演变为和平繁荣的发达国家和美国的战略盟友，目睹了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起飞、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主化和多党制、东盟的建立与发展、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中美关系的改善与稳定，等等。同时，对于所有这些他心目中的历史进步，他都有一种曾经见证甚至参与的自豪感。

熟识斯卡拉皮诺的朋友和学生都知道他有一个口头禅——“谨慎乐观”（cautiously optimistic）。对亚洲的政治经济发展，对美国同亚洲的关系，他总是表示“谨慎乐观”。一些政治警觉性很高的中国人也许会想，对于一位信奉美国价值观、维护美国利益的学者表示“谨慎乐观”的现象和趋势，我们是否应该防范、阻挡才对？

诚然，美国参与的朝鲜战争、生灵涂炭的越南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过巨大灾难；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中，至今扮演着若干方面的负面角色。同时，当我们理性思考“二战”后亚洲历史的时候，很难否认的是，如果没有日本的经济起飞、“亚洲四小龙”紧随其后的经济崛起、东盟的稳定与发展，就难以出现中国的改革开放。由此看来，亚洲的进步也与美国所起的作用息息相关。阅读此书和斯卡拉皮诺的其他著述，对于我们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析美国在亚洲的作用和中美关系，开拓中国人自己的战略思路，都是有益的。

斯卡拉皮诺教授和北京大学的渊源很深，对北大感情厚重，在此书中有多处体现。1947~1948年，他曾是北大政治系教授钱端升在哈佛大学任教时的学术助手，与钱教授交情甚笃，可惜在冷战时期相互隔绝，恢复交往后又有很多感慨和遗憾。1981年和1985年，斯卡拉皮诺两次在北大国际政治系长期授课，给师生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我本人有幸结识斯卡拉皮诺夫妇，是从1981年他在北大授课时开始的。当时我是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我的同学袁明虽然也还是研究生，但已经能够给斯卡拉皮诺担任课堂上的翻译，让其他同学羡慕不已。我的英语水平，则只够参加教授夫人迪伊讲授的口语和作文小课堂。我们几个学生每周骑自行车到教授夫妇居住的北京友谊宾馆套间，由迪伊坐在轮椅上给我们上课。那时斯卡拉皮诺已经60多岁，但从来都谢绝别人给迪伊推轮椅。夫人的起居，都由他一人照料；教授每次上课，迪伊也一定在教室里陪伴。在斯卡拉皮诺的推荐下，我1984年到伯克利东亚研究所长期进修。同时在那里讲学或进修的北大学者，仅国际问题领域的就有赵宝煦教授、袁明老师、龚文庠老师和我四人，可见东亚研究所对北大之重视。斯卡拉皮诺教授对我本人学术上的提携，迪伊对我生活上的照顾，都是永生不忘的。

同他的政治倾向相比，斯卡拉皮诺的生活态度更为乐观进取。教授2010年已91高寿。2007年秋季，他还以88岁的高龄，光临北京大学主办的《北京论坛》，并做主旨发言。他自然常常被问起自己的健康秘诀是什么。书中结尾处提道：“人到晚年能够享有健康身体的条件有三项：第一，你必须选对父母（基因）；第二，你必须能够享受正在做的工作；第三，你必须在晚饭前喝一杯冰镇伏特加。”这里的第三点，我是头一次听到，而且大概也没有几个人会去效仿。他私下倒是常常跟我提起另一个（也许是他真正的）健康秘诀：“绝对不要从事体育锻炼，锻炼是危险的！”他的幽默和达观，当然也是健康长寿的必要条件。

我的助手刘春梅女士和学生胡菁菁博士在很短的时间内，精心翻译了此书，特在此致谢。此书中文版从策划、翻译、序言到最后出版，都是由北大完成的，表达了我们对本校名誉教授斯卡拉皮诺的一点敬意和回报。

42.《匈牙利事件——美国的政策与反应》序

在当代中国，凡是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无不知道1956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1989年以前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认为，该事件是匈牙利国内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势力与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里应外合的结果，目的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因此，苏联的军事干涉和匈牙利当局的镇压行动是正义而必要的。传统的中国历史和政治教材持的是同样观点。但是，在1989年政治剧变后的匈牙利本国，该事件得到翻案，被官方称为“人民起义”，2006 年还在首都布达佩斯举行了隆重的50周年纪念活动。

在中国，同匈牙利事件相关联的，是一系列至今仍然敏感且有争议的政治概念和历史事件评价，包括“斯大林模式”、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中国在匈牙利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应吸取的教训、中苏矛盾和意识形态争论的起源、1957年中国“反右”斗争的背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等等。匈牙利事件的性质，到底是“反革命复辟阴谋”、“反革命暴乱”，还是“匈牙利人民的民主抗争”、“匈牙利对苏联武装干涉的反抗”？事件的核心人物纳吉·伊姆雷到底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反革命头目”，还是“匈牙利人民爱戴的领袖”、“社会主义改革的先驱”？这些充满政治色彩的疑问，依旧萦绕在关心政治的中国人心头，而绝不仅仅涉及时隔55年之后一个东欧小国的历史钩沉。

然而郭洁博士撰写的这本专著，谈的确实仅仅是历史，是充满详细考证和学术分析的历史。她把做出价值判断的主要责任交给了严肃认真的读者。她本人的思想，排除并超越了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推理，展现在描绘丰富多彩历史的字里行间，启发读者去透视，去深思。

此书试图回答的中心问题是：美国在匈牙利事件中起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美国政府除了发表“支持匈牙利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的声明和对苏联的军事干涉提出“强烈的外交抗议”之外，在整个危机阶段几乎完全无所作为，甚至采取消极拖延和推迟作出反应的态度？

给出这个问题答案的前提条件，是回答另一个更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即匈牙利事件的起因是什么？如果1956年10月发生的暴力事件的主因是美国及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反共反苏煽动，那么此书的立论就完全站不住脚了。作者通过大量的史料和精细的分析，指出该事件的主要国际背景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政治“解冻”，而国内背景是民众的改革压力、对前领导人搞个人崇拜和专断的不满、执政党内高层领导的分裂、纳吉为代表的改革派对苏联模式的背弃等等。在理清这些根本原因之后，美国所起的作用在整个历史事件中占了多大分量，就不言而喻了。

由于我的长期研究方向是美国外交，对苏联和东欧的了解甚浅，在这里谨就此书讨论的美国对匈牙利事件的反应和相关问题，做几点简单的评述。

在所专注的问题上，作者查阅了大量美、苏、中、匈等有关各国的解密档案、学术著述、历史文献，描述了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匈牙利问题以至整个苏联阵营问题上的犹豫彷徨，进退两难。表面上，美国政府多次宣称对东欧国家奉行“解放”政策，即通过政治战、心理战、宣传战使东欧的“被奴役人民”获得“解放”，“最终摆脱苏联统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政策文件也有利用东欧国家内部动乱的设想和说法。但是实际上，艾森豪威尔政府做的是另一套。早在1953年夏季东柏林发生骚乱时，美国所采取的行动就极为有限，以铁杆反共著称的国务卿杜勒斯发电给美国驻外机构，警告他们不得唆使民主德国人“举行罢工或大规模示威游行”。1956年11月初，对于匈牙利总理纳吉宣布中立、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要求苏联撤军的举动，美国居然没有做出外交反应，此时华盛顿给其驻联合国使团的指令是尽可能拖延联合国的讨论和表决（此时英法两国已经承认匈牙利中立）。此书引用的另一份材料显示，在此危机紧要关头，美国国务院竟通过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向赫鲁晓夫等苏联最高领导人暗送秋波，表示“美国政府并不希望看到在苏联周边出现对苏联不友好的政府”。

对于美国为何如此表里不一，无所作为，此书分几个层次作出了全面而精当的解释。从当年更大的国际背景来看，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匈牙利事件同时发生，艾森豪威尔又在竞选连任总统，国内政治和中东问题对美国政府来说，权重自然大大高于匈牙利事件。美国对匈牙利局势的基本判断是：部分民众向共产党造反，纳吉政府向苏联造反，都并无成功的希望，除非西方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但美国绝对不愿意冒着核战争的风险同苏联对抗。同苏联一样，美国在东欧的战略是防御性的而非进攻性的，其目标是维持欧洲分裂为两大阵营的现状。但是，美国出于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以及维护其国际形象的需要，又不能不装出一副同情匈牙利人民的样子，不疼不痒地谴责一下苏联的军事干预和匈牙利政府的强力肃反。

我以为，这一“解放”神话的最大受害者，当属上街造反的匈牙利叛乱者和呼吁西方至少提供外交和政治支持的纳吉政府。他们受到西方人特别是美国掌控的“自由欧洲电台”的鼓舞和煽动，真的以为这个电台能够代表美国政府的心声，以为抵抗苏军的行动最终将得到西方支援，结果除了空洞的言辞以外一无所获。此书所载的一篇关于自由欧洲电台匈牙利语节目的附录，生动而具体地展示了该电台的地位、作用和事后的反思，对于了解当年美国人的心态和决策过程很有帮助。

拜读此书之后，我不禁掩卷长思，延伸出两个同此书结论密切相关的问题。第一，为什么美国对匈牙利事件的真实反应，同我们中国人长期以来的印象和想象有如此巨大的差距？第二，能否通过这段史实，举一反三，归纳出美国对敌对阵营中的国家（或它可能试图颠覆其政府的外国）发生内乱的反应模式？

就第一个问题，我请教了本书作者郭洁博士。她为我提供了一些书中没有记载而且鲜为人知的史料，使我大开眼界，于是自己又查阅了一些资料。这里仅摘出为史家所熟知的两则。一则是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理论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的一段话：

帝国主义在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正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决议所说，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而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复辟阴谋被击退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操纵联合国通过反对苏联和干涉匈牙利内政的决议，一方面在整个西方世界煽起疯狂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

另一则是《毛泽东传（1949——1976）》中涉及匈牙利事件的一段话：

毛泽东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后来，他对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

很明显，《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关于国际帝国主义在匈牙利事件中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的论断，同毛泽东在内部讲话中关于匈牙利执政党所犯错误是事件主因的看法，是大相径庭的，也是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关于外因同内因关系的著名说法不相符合的。但是，正如郭洁博士查找到的资料所显示的，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需要在口径上“内外有别”，即在对外场合强调国际帝国主义是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原因，而在内部场合则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匈牙利党过去所犯的错误上。在他们眼中，匈牙利党所犯的最大错误，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知识分子未被改造”，镇压反革命不力。

这样一个“内外有别”，这样一个当年的内部基本判断，一直影响着国内理论界、学术界对匈牙利事件的描述和反思。所以，尽管除了“解放”政策宣示和自由欧洲电台的口头煽动以外，几乎找不到美国插手匈牙利事件的证据，但关于美国作用的结论早已不容置疑地作出来了。自1957年“反右”开始，中共大抓阶级斗争和知识分子的改造，寻找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大反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图谋，同匈牙利事件的定性密切相连。至于为什么要“内外有别”，为什么要让公众去相信领导人自己并不相信的事情和道理，那就只能留下来让读者去思考了。我们至少可以理解，当年镇压反革命、改造知识分子的国内任务，同揭露打击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是如何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和内外政策的。这套理论和政策一直发展到“文革”中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关于第二个延伸出来的问题，还需要更多的案例来进行比较。出于学术兴趣，我一直在探索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模式，以及他国对美国干涉的反应。我最近发表的一篇评论谈道：“中国的国际问题学者和公众都有一种倾向，即把美国当作一个战略目标明确、战略计划长远、战略思想成熟、政策手段强硬、精明而狡猾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在美国面前都是一个被动者的角色。人们往往忽略的是，从历史长河来看，美国战略的目标、计划和政策是随着外界环境而变化的。即使在美国实力处于顶峰的20世纪 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以及冷战后的克林顿时期，美国也无力规划或掌控国际形势的发展方向。它所做的战略决策，更像是‘顺势而为’，甚至时而被国际事件推向有损于其长远利益的错误方向。”但是，在中国的政治话语环境和习惯性思维中，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意图和能力，往往是被夸大的。这一习惯性思维，在中国对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反应中，就已经显现。

郭洁博士的这部专著，对我作出上述结论很有帮助和启发。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匈牙利的不干涉政策虽然一直受到一些美国人的质疑，却被历史证明是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反向思考，假设匈牙利不是在强大盟国苏联的卵翼之下，假设匈牙利国内反叛者力量不是那么弱小无助，假设没有苏伊士危机的干扰，美国当然会乘虚而入，加大干涉力度。20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内战，最近的利比亚内战，都同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背景完全不同，因此西方的政策和介入程度也完全不同。

最后，我想借作序的机会，郑重向读者建议把此书作为一篇优秀博士论文的后续成果来读。依我浅见，本书的选题意义，所提出的中心问题的明确清晰，所积累的丰富资料，所反映的严谨学风，所达到的思想深度，都远远超过时下本学科领域大多数动辄几十万元资助的所谓“重大项目”。我甚至相信，郭洁博士一个人为此书所付出的劳动时间，一定超过许多“重大项目”作者群体所花时间的总和，虽然她能够得到的报酬、奖励和“荣誉”，也许只及后者的几十分之一。这既是学术的悲哀，也是学者的骄傲。怀着同行的深深敬意，我衷心祝愿她坚持下去，潜心钻研，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43.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脱节的症结与出路

自担任《国际政治研究》主编以来，“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性与政策性”是我从中获益最大、最受鼓舞的一次主题讨论。2009年6月，来自北京、上海的三十几位国际问题学者聚会京郊，就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可谓精彩纷呈，观点聚焦。会后，9位处在理论和政策研究前沿的国内中青年学者提交了论文。约瑟夫·奈和李侃如这两位集深厚学养与从政经验于一身的美国学者，也欣然同意让本刊翻译发表他们各自的相关文章，贡献于本次讨论。在此不揣冒昧，就11篇文章的观点做一个肤浅的梳理与评述，以为引言。

一、症结何在？

本次讨论的“引子”，是余万里等中国学者注意到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2009年4月发表于《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要旨，是当代美国的政治学与国际问题学者过于脱离现实政治，其绝大多数研究成果既无法影响公共政策，也无法产生社会效应，而只是在一个很小的学术圈子里闭门造车。奈呼吁美国大学的相关院系重视政治实践，理论要联系实际，联系政策，要鼓励青年政治学者面向世界；学术刊物要多刊登有政策意义的成果。此前，奈在2008年发表了题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一篇长文（本期刊出）。他注意到奥巴马政府在组阁时任用了相当一批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而只有很少的政治学家加入政府，于是对美国政治学者在政界处于“靠边站”地位的趋势深感不安，遂为《华盛顿邮报》撰文，以引起更为广泛的社会关注。

许多中国学者认识到，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脱离的现象由来已久。近十来年里，国际问题研究成果的数量剧增，其中理论著述和同政策相关的著述同步增长。与此同时，一批国际政治领域的学者受到政府外事部门的咨询，更多地面向政策实际。但是，中国国际问题领域的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各有其明显缺陷。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成果难脱西方理论的窠臼，鲜有创新；政策研究则往往成为现实政治现象的归纳或对现行政策的诠释，浮在表面，缺乏学术理论的支撑。对于这种现状，国内学者多有不满。

在2009年6月的研讨会上，我对32名国内中青年学者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关于国际政治领域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关系，有19人（59%）认为目前的状况是两者相互脱节；同时，也有8人（25%）认为二者本应保持一定距离，以免相互干扰。对于国内学者评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工作，有20人（63%）认为“已经够多了，今后应着重实证研究”，还有2人认为引进西方理论“是一种资源浪费，并使中国学者和学生受到了不良影响”，认为评介西方理论“还不够，应开拓广度和深度，加强理解”的则有8人（25%）。从这一调查结果看，相当多的国内学者对学术研究同政策研究相脱节的现象不满，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归咎于我们把太多的精力用在了评介西方理论上，而对“中国问题”研究不足。就此而言，奈所诊断的美国政治学界的病症，已经传染到中国，那么，他所开出的药方，可否为我们所借用？

参加本次主题讨论的国内学者虽然大都承认学术研究同政策研究的互动应当加强，但在涉及问题症结的时候，却众说纷纭。张志洲对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现状的批评最为深刻。他认为，在过去十多年间，“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界几乎成了西方理论的跑马场和殖民地，许多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著作也不过是对西方理论的注释性解读”。张志洲指出，对具体国际问题的研究，也往往是套用西方理论，观念先行，缺乏政策的敏感性，“充斥着低水平重复研究”。在政策导向的研究方面，通常是被“中国威胁论”、“民主和平论”等西方的论题牵着走。也就是说，张志洲意识到的问题相当严重，远远超出本次主题讨论的范围。不过他的主要批评目标似乎还是“食洋不化”的倾向。

于铁军则认为，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中学术研究同政策研究、理论同实践日益脱节的现象，在中国并不明显，而仅仅是“可能成为中国明天的问题”。他说，中美两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现状则是学术研究太少，所谓的政策研究太多”。于铁军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所谓”，但显然对当前政策研究的质量有所怀疑。无独有偶，苏长和用数据指出了学科基础研究同政策研究的严重不平衡状态。他提到，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国际问题研究类最终立项的课题有34个，从课题名称看几乎都是政策研究，其中直接带有“对策”、“策略”字眼的占到近一半。

在政府智库工作的达巍对中国国际问题领域里政策研究现状的评价是：“同美国同行相比，中国政策研究领域研究机构和人员数量少，研究质量不高，参与决策咨询的机会不多，机制化不够。”也就是说，政策研究的主要问题不在课题少而在质量低。但在他眼中，理论研究的缺陷也许更大：“所谓‘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虽经千呼万唤，但始终未能成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本还停留在西方理论的引进、介绍及根据本土经验的批评与消化。”对这一症结的诊断，达巍同张志洲是一致的。朱锋也指出，“处处跟在欧美国际关系学术界背后亦步亦趋地进行‘理论研究’”是不可取的，必须调整方向。

达巍还澄清了一个中美认知差距，即奈所批评的远离政治现实的学术研究，在美国主要指的是大学中的“学院派”研究，而美国的诸多智库及其中的专家学者，其实是很贴近政策的，并不在奈的指责之列。在中国的语境下，相当一部分政策研究仍然可以而且应该是学术研究。

宋伟对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相脱节现象的解释独树一帜。他认为，理论宏观抽象，而外交政策问题细致具体；国际关系学者希望保持研究的价值中立，所以不热衷于介入外交政策领域。这些都是理论对政策制定缺乏吸引力的根源。但是，“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罪责主要并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实践者”。宋伟强调，症结在于政策制定者“往往缺乏相当专业的学术训练和专业背景，在迈入实际工作之后又没有时间，或者厌倦深入的理论学习”。

不过，正如约瑟夫·奈和李侃如根据自己的从政经验所指出的，美国外交决策者对理论的一般态度是轻视甚或反感。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也很难设想中国的外交决策者会从系统学习过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的人群中间产生，或者在工作实践中有时间和兴趣去钻研这些学术问题。更不消说，由于国际战略的最高决策者同时也是国内政策的最高决策者，要求他们通晓各个内外政策领域里的理论问题是完全不现实的。

熊炜没有从“大理论”切入，而是更多地从中观的角度分析各国“外交学被边缘化”以及“外交衰落”的趋势。冷战结束之后，金融、贸易、能源、气候变化等功能性议题占据国际政治中心地位，外交部门功能萎缩，无法垄断外交工作，外交政策不断被掏空内容，“传统外交方式显得不合时宜”。他指出，一方面，中国外交体制日趋理性化、科层分明、分工精细；另一方面，外交决策和执行体制又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上分权与扩散，对中国外交制度形成“双重挑战”。

王栋看到的则是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关系中的“双重困境”，即理论研究的贫困和政策研究的空白在中国学术界同时出现。他说，这就好比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就出现了“后现代”问题。同张志洲、达巍、朱锋等作者观点相通的是，王栋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是“太理论”，而是“不够理论”，或者说徒有引介西方理论的“表”，而没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创新的“里”。

王栋、达巍和苏长和都不约而同地指出，政府部门这些年来在重大决策与实践上远远走在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界前面。学者的政策研究常常不是引领政策，而是对政府开创的外交局面和已经发表的政策宣示加以阐释和辩护。对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王栋在一个注释中做了说明。他说，许多中国外交议题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敏感性，使学者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政治正确”内化到政策分析中。越靠近政策，这种紧张就越明显。而学者关注政策议题、希望参与政策讨论的愿望越迫切，就越容易沦入这一潜在陷阱。达巍说，除了在政策研究方面的思想解放仍不到位以外，学者还要顾忌网络民意的“政治正确”问题。媒体对于学者发表个人政见既是诱惑，又是压力。

综上所述，参与本次主题讨论的学者视角各异，但对于中国的国际问题学术研究脱离现实、落后于政策的症状，作出的诊断是大体一致的。第一，国内的学术理论研究跟随于西方理论特别是美国理论之后，引进多，创新少。第二，政策研究方面的课题虽多，但存在低水平重复现象，学术含量不高，又往往被西方设定的议题牵着走。第三，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政策研究，都存在“问题意识缺失”的现象。正如王栋所说，高质量的研究当然是“问题驱动”，而不是理论驱动或方法驱动。套用“三大理论范式”去解释诸多国际政治现象，也是问题意识缺失的一种表现。第四，相当一部分国内学者对参与政策研讨是有兴趣的，只是缺少相关政策资料以及参与渠道和机会。第五，虽然国内舆论环境大有改善，但“政治禁忌”问题仍然萦绕在学者心头。囿于环境压力，对于敏感的政策问题，尤其是涉及国内政治的敏感问题，学者往往采取“退避三舍”的态度。近些年来，已有不少学者由于发表了与部分“网络民意”相左的评论，而在网上遭受粗暴的个人攻击。相对而言，做一些不痛不痒的理论题目或大而化之的政策诠释更安全保险。这一氛围，对学者研究方向和观点倾向的选择，不可能不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出路何在？

本次主题讨论的参与者为国际问题研究的缺失开出了不同药方。归纳起来，学者们提出了以下几个思路。

（一）构筑中层理论

我在6月研讨会的问卷调查中，咨询了32位学者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这一命题的态度。只有6位（19%）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努力方向，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多达23位（72%）的学者则对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这一命题有怀疑，或认为它是一个错误命题，无法深入研究下去。根据这一调查结果可以推测，这一领域的中国学者大多对创建宏大理论体系缺乏兴趣和信心。

但是，不言而喻的是，政策研究是需要理论指导的。王栋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证，还引用中央外办副主任裘援平的话，来说明外交决策部门迫切需要学者提供政策的理论支撑。宋伟强调，确定国际关系中的核心因素和主要矛盾，对于中国的国家战略定位和政策选择至关重要。王栋、达巍、张志洲等论者则没有在设计“大理论”方面下功夫，而是不约而同地把眼光转向了“中层理论”（也有作者称之为中观理论、中型理论或中程理论）的构筑。达巍说，一些中观层次的理论特别是外交政策理论，比如威慑理论、危机管理理论、决策理论，可以直接为具体的国家决策服务。于铁军并以美国学者亚历山大·乔治的成果为例，说明中层理论能够为政策研究作出贡献。熊炜强调“具体的理论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制度主义的外交研究视角。奈指出，中层理论、历史案例研究、地区研究等领域的成果，是决策者最易接受并且对外交实践最有用的。

（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构筑中层理论与研究现实问题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构筑中层理论是为了挖掘现实问题的研究深度和普遍规律，而现实案例的研究反过来又为中层理论夯实了基础。

朱锋和王栋都引用了胡适名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朱锋建言，“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政策研究’应该成为今后国际关系学界的重点研究领域”。他还说，“只有面向政策的学术研究，才能让学者真正去发现和掌握发展理论的新的经验事实，理论研究才能随时从现实获取源源不断动力”。朱锋主张建立学术机构和决策机构的良性互动，而他本人就是这方面的身体力行者。

关键在于要“多研究些”的是哪些问题。达巍等人提出，既要研究“是什么”的问题，更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后者比前者的难度要大。国内学者研究的往往是比较宽泛的问题（issue），而未能将研究细化、专门化，提出具体的问题（question）。正如朱锋所看到的，“我们不缺少可以在具体问题上‘大而化之’的专家，但特别欠缺可以在大问题上‘小而专之’的专家”。苏长和指出，“中国当代的经验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一个金矿”；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大规模国内国际数据的实学支持，由此需要进行国内外的实地调查，以取得真实数据。达巍也说，对外政策的研究者往往容易忽略在国内的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国情成为“行业通病”。

地区研究、国别研究以及外交史研究，都是国内学术界“问题缺失”的领域。其中最重要的课题当属当代中国外交的历史与现实。肖佳灵曾经评论道：“没有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本身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设，何以谈及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熊炜的文章引述了这句话，用以说明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对于推动外交学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理论构建，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在美国，历史案例和地区国别研究是学者提供政策咨询的重要基础。于铁军的论文详细提供了美国外交史学家欧内斯特·梅和东亚问题专家白鲁恂的学术经历，以及他们对美国外交政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王栋也指出，国际关系学科普遍存在忽视历史训练的倾向，建议“重建历史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

张志洲提出的思路有所不同。他主张“既要研究问题，又要思考主义”。张志洲同其他作者一样，提倡加强“中国问题意识”，但同时更强调在理论构建中应当反映中国的国际观或国际政治哲学。他认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都涉及价值和伦理问题，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当然也不能回避国际社会的正义问题与和谐性追求。

其实，王栋在主张“少谈些主义”（我理解他指的是所谓三大理论范式中的那种“主义”）的同时，也没有回避价值观意义上的“主义”。他指出，中国学者在国际问题研究中缺少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如果中国学者无法贡献真正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很难想象中国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全球性领导国家。虽然张志洲和王栋都谈到了国际政治哲学，但强调的侧面有所不同。我的解读是，王栋的侧重点在同国际社会趋同的普世价值取向，而张志洲强调的是发展有别于西方价值的中国政治哲学。就此而言，张志洲要思考的“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即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应当提倡的“主义”包括哪些价值内涵？

（三）调整学者的角色和使命，掌握政策咨询的要诀

提高学者本身的学术素质、政治观察力和参与政策研讨的能力，是弥合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差距的重要途径。长期埋头读书上网，辛劳写作，固然是提高自身素质所必不可少的，但研究国际问题特别是政策问题，必须走出书斋，走出国门。近年来，国际关系学者“走出去”和参与政策研讨的机会越来越多。学者的社会角色更丰满了，使命感也增强了。读书讲究方法，政策调研与咨询也同样要讲究方法。遗憾的是，本次主题研讨在如何改进调研方法、了解决策需要、提供更好的政策报告方面，还没有深入展开。

不过，余万里和达巍的文章已经带了一个好头。余万里强调，国际问题学者应当对自己在公共政策中的角色与功能有必要的了解和认识，界定了学者参与决策过程的五种角色。达巍则阐明了研究人员的专业化和分工协作的必要性，就增强政界、学界、商界、媒体之间的互动交流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在弥合学界与政界的鸿沟方面，美国学者奈和李侃如的文章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知识和建议。就学者（以及有学者背景的官员）参与政策研讨和决策而言，美国走在其他国家前面。更为特殊的是，参政之后他们又重回学界（有的期待再次参政），而其他国家的学者从政大多是单向的，官员任教往往是讲座式的或象征性的。因此，这些美国学者的意见相对来说更为客观而中肯。

如果读者对学者参政有兴趣，奈和李侃如的两篇文章值得反复研读。奈指出，学者应当了解，从学与从政完全是两种文化，两种判断优劣的标准。两位美国学者分别谈到，在学术界，剽窃是最严重的犯罪；但在政府决策中，观点是公共品，一般不应归功于个人。没有哪个行政部门会公开承认它采纳了某位学者提出的观点。学术界的最高价值是讲真话，而在决策圈必须“绕着弯儿”表述观点，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不要跟政府观点直接对着干。学术文章要反复推敲、长篇大论，而政策报告要讲求时效和实效，言简意赅，通常只有一两页的篇幅。决策者没有时间和兴趣去看学术论著，但却经常阅读报刊专栏，所以学者影响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在媒体上发表意见。政府的工作层次是一个巨大的造纸机器，每天出产大量文件，但是到了决策高层，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一种“口头文化”，所以口头语言表达能力至关重要。诸如此类，似乎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经验之谈，属于“术”的范畴。但所谓“魔鬼存在于细节中”，掌握政策咨询的要诀，是学者调整自身角色的必经之路。

三、若干浅见

本期主题讨论对我个人的思想触动和启发很大。研读与评述之后，还想发表几点个人感想，但愿不是画蛇添足。

如果将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于1948年初版作为一个标志，60多年来国际政治学的理论发展经历了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和全球化加速的进程，一直在与时俱进。奈在本期文章中归纳了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如何从时代变迁中产生，某些理论又如何迅速落后于时代，值得我们参考。国际政治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真正发展起来，则是近30年来的事。从20世纪80年代初试图固守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到90年代的“西方理论热”，再到今天的“建立问题意识”，这一学科在跨越式地发展，迅速地从“国际化”迈向“中国化”。诚如王栋所言，我们的理论和方法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就出现了“后现代”的问题。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使我们有条件避免走西方（主要指美国）学科发展走过的弯路。

当然，走捷径必须看准方向。对于美国学者走过的弯路，我们应当“旁观者清”。我曾经翻译过《大英百科全书》1977年版中由麦克利兰德（Charles A. McClelland）撰写的“国际关系理论”词条。这一长篇词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个观点：“在课堂上提出‘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就相当于在课堂上提出‘什么是生物学理论’的问题。对于后一个问题的答复明显不是一个叙述性的说明，而是另一个问题：‘你心里想的是生物学的哪一个分支或者哪一个方面？’今天，对于国际政治理论的问题，做出的答案必然是类似的。”当我们思考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时候，应当知道麦克利兰德在30多年前就给出的关于“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回答。中层理论早就应该成为我们理论建设的重点了。

我想还应该做出这样一个对比，即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对恒定的，而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发生剧烈变化的。因此，国际政治学在不断拓展其分支领域和交叉学科，知识更新很快，理论创新肯定要大大落后于实践。在建构主义（与其说它是一种理论，不如说它是一种研究方法）时兴20多年之后，在西方还没有出现有较大影响的宏观理论成果。虽不能就此断言“宏大理论的终结”，但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根据世界政治变化和中国面临的内外环境进行认真务实的反思，此其时矣。本期主题讨论提出了一些很严肃中肯的问题，也开辟了一些新思路，希望它能够成为这次反思的一个新起点。

依我浅见，在搭建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桥梁的过程中，至少有三大难题是学术界无力单独破解的。第一大难题涉及中国“大战略”的价值取向，即张志洲提出的国际政治哲学问题，也即王栋谈到的中国能够贡献什么样的普世价值和国际公共产品的问题。其实，毛泽东时代的世界革命思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体现了一些明显的普世价值。比如，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灭战争，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正义和平等，都是那个时代被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用当年流行的语言来解释，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那个时代中国在国际上的价值取向，同国内意识形态是基本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坚持的道义原则，则主要是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尽可能不涉及其他国家的内政。也就是说，这种国际政治哲学只适用于国家行为体组成的国际社会，而不以其他国家的内部制度或国内政策做出调整为前提和条件。

但是，时代正在重新呼唤普世价值。正如我们在此次全球金融动荡中所看到的，全球化进程，使各国内部秩序和制度产生日益强烈的相互冲击。比如，美国金融监管若进一步失控，势必给中国经济利益带来重大损失。中国要保护在美国金融市场的利益，就必然要求美国改善其国内财政状况，稳定金融秩序。从客观上说，中国正在试图影响美国国内政治。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提高以及对海外资源需求的扩大，不仅会更多地遇到同现存国际秩序与机制发生碰撞的问题，还会产生同其他国家的国内秩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兼容和摩擦。从长远眼光看，除了继续深化自身改革之外，中国将不得不要求同自己利益发生冲突的国家改革其国内政策，以至部分调整其政治经济制度。实际上，这一进程已经悄然开始。当我们谈论“中国模式”的普世性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我们其实是在期待外国的国内制度“同中国接轨”？从理论上说，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是其国内政治的延续。如果西方国家不对自身制度安排做出调整，如果出现国内动乱的某些发展中国家不能恢复正常秩序，何来和谐世界？既然我们对西方政治价值观持批判态度，那么中国能提供什么样的价值选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采用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和发展模式？

以上是一些过于宏大、非学者所能破解的话题，也是现存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未涉及的话题。但国际问题研究者要跟上形势发展，就不能不深入思考这些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理论课题。然而无论是本领域学者普遍的知识结构，还是智库和大学相关院系的学科设置，都远远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变化，不能适应政策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新需求。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和加强诸如比较政治学、政治思想、地区国别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非传统安全等方面的研究中心和系科，从通才中培养更多的专家。

第二大难题涉及的是体制操作层面，即学者同行政部门和商界的互动机制。现在主要问题不在于政府单位不熟悉学者和学术机构或缺乏相互沟通的渠道，更不在于缺乏政策咨询的需要，而在于学者方面不够了解决策部门的具体要求和工作部署，提出的政策思路与建议常常是大而化之。另一方面，学者对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国和对象领域的动态，也往往是一知半解，“知己知彼”的两个方面都显不足。正如本次讨论中一些论者所提到的，薄弱环节更多出在对国内问题的知识欠缺上。因此，学者的国内调研亟待加强。在国内和国际调研方面，需要行政部门的引导和支持。

至于行政部门与学者之间建立“旋转门”，我本人一贯持保留态度。美国的“旋转门”是特色产品，不是大国的通例，其他西方大国基本上没有这种安排。如果没有至多四年就大改组一次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府制度、强大的公共社会和专业智库、简单划一的国家意识形态、灵活的人事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较高程度的政府信息公开化，美国也不会建造出“旋转门”来。官员与学者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职业。连约瑟夫·奈也体会到，从学者角色转换到官员不容易，从官员转到学者更难。在中国建立“旋转门”，很可能是南橘北枳。当然，个别学者到行政部门任职也可能做得很好，但这同“旋转门”是两码事。

近年来，国际关系学者同商界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之间的互动大大增加。一方面，商界无限丰富的素材与个案可以成为学者从事政策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学者的广阔视角、战略眼光和人脉关系如果运用得当，可以成为为企业决策的重要参考，甚至给企业带来直接利益。对于学者和学术机构来说，这片丰饶的土壤需要自觉地去挖掘和开拓。将政界、学界、商界的力量凝聚起来，就能够形成推动学科发展的巨大合力。

第三大难题是达巍所说的“媒体的诱惑和压力”。在6月研讨会上，我咨询了与会学者对国内媒体的国际报道的反应。认为国际报道“不够令人满意，片面性较强，可能使公众对国际大局及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产生不准确的认识”的有20人，占受调查人数的63%；认为其“深度不够，过于迎合大众消费口味，商业性太强”的有11人，占34%。由此可见，国际关系学者的观点与媒体的宣传口径之间差距很大，而学者对媒体的影响大大小于反向的影响。学者需要通过大众传媒和网络向公众发表观点，但其观点又受制于媒体的取舍，这是学者（特别是从事政策研究的学者）无法自我解脱的两难。从学者的角度说，在坚持正确观点和适应媒体需要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似乎是最佳选择。

除了上文提到的媒体和网络给学者造成的舆论氛围以外，学者角色、媒体角色和政策谋士角色的反差和频繁转换也会给学者带来难题。国外许多媒体聘用专业的专栏作家或时事评论员，而在中国媒体，这个角色经常请学者去客串。久而久之，角色很容易错位。当一个重大事件或突发事件发生，学者角色的要求是客观冷静，沉一沉，想一想，在变化中看到连续性和历史长河的阶段性；时事评论员的角色要求则是迅速反应，突出事件的变化和重大意义，观点鲜明，慷慨激昂，吸引受众的注意；政策谋士角色的要求是既要有长远眼光，更要捕捉新动向，提出新的行动建议。学者在报刊编辑的催促下，在镜头和话筒面前，很难抑制时事评论员式的冲动。于是我们看到，在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一些经济学者马上断言这场危机的深度将超过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个别政治学者迅速断言其国际政治冲击力将超过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类的仓促结论如果对政府决策造成影响，其后果可想而知。

上述三大难题虽非学者单方面可以破解，但学者通过自律、审慎和加深学养，是可以在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两个方面同时取得重大进展的。“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与其静待宏观研究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不如主动塑造环境，从自己和所在的小单位做起。

44.关于比较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浅见

我今天的发言比较随意，因为后边还有一些老师会讲比较政治学系的工作设想。我就讲讲成立这样一个系的目的是什么，我个人有什么样的体会。

设置一个专业，是否一定要有一个机构来支撑，我其实很怀疑。国际关系学院存在的必要性，把国际关系或者国际政治作为一个本科专业的必要性，北大有些教学部门是有怀疑的，为此还做过调研。虽然是院长，我倒很欢迎这种调研。在国内，我们的专业设置如果没有一个学院、一个系、一个教研室来代表，这个专业好像就“名不正言不顺”，结果把我们的学术机构弄得很窄很细。学校有什么利益分配的事情，还有评职称、安排课程、党团活动等等，都得按这个来。这种过细的机构划分很烦琐，未必真的需要。国际上的一流大学都没有这样做，但中国国情特殊。所以我们决定，为了比较政治学这个学科有所发展，还是需要设立比较政治系。

我们成立这个系，不是要它成为一个很孤立的小群体，不跟其他专业和学术单位沟通。恰恰相反，我们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个系的成立和学科的设置，向各位专家征求意见，聆听国内的高手、各个方面和学科的专家给我们做指导。比较政治学怎样建设好，课程怎样设置，科研应该怎么抓，在学术界和社会上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等等，需要各位老师指教。

我在向本院的本科生介绍这四年应该学些什么知识时曾谈到，顾名思义，国际关系学院应该是研究“国际关系”的。那么“国际关系”的学科基础是什么呢，难道是“关系学”，前面加上一个定语“国际”？那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不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内容，甚至是唯一内容呢？显然不是，我认为应该是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我这几年在学校从事教学和科研过程中，每每遇到一个学科基础的问题。我在社科院研究美国时就想，研究美国总该有个基础吧，那是什么呢？有人曾经提倡设立“美国学”。如果有“美国学”这样一个学科，也就应该有中国学、日本学、非洲学。那就把世界政治、国际关系全部分解成地域和国家了。单单从地域来划分学科，显然是不合适、不完整的。美国经济、美国政治、美国法律，其基础学科应该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当然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打通学科界限，从整体上研究美国是必要的。

我们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科基础是什么？这是讨论不清楚的问题，肯定含有国际政治，但我觉得至少应该包括比较政治学，这个道理是成立的。国家之间关系的主要动力，来自每个国家社会的内部，国内政治是国际政治的主要变量之一。国内政治包括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政治文化、宗教、经济、社会形态等诸多因素。国内政治决定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而不是相反，不是说某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宗教等等，主要取决于国际关系。因此，研究国际关系需要以比较政治和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为基础。但是，我们过去对此有所忽略，师生的知识结构、学院的课程设置都有某种缺陷。成立比较政治学专业是弥补这一缺陷的一个举措。

从我个人的研究来说，这几年所做的课题和研究，就根本离不开比较政治学这样一个学科基础，尽管我对比较政治学了解还很肤浅。前两年跟我们学院的其他很多老师合作完成了一个课题，叫作“三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设计这个课题的时候，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年，很多学者都在做三十年的中国外交、三十年的中国政治，三十年的中国经济等等，我觉得我们国际关系学院应该研究一下三十年的世界政治。要捋捋线索，这三十年的世界政治，可以从美苏冷战讲到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但是这样一个切入点，解决不了我们所关心的世界政治发展问题。我们把这个题目分成了三十年来的非洲政治、拉美政治、日本政治等等，各个作者的写法很不同，连大体上统一都不可能。其实，涉及的学科基础都包括比较政治。李寒梅老师的“三十年来的日本政治”写得特别好，原因是她虽然是学历史出身，但把握了政治学的学科基础，抓住了日本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变化的视角和主线。但并不是所有题目都可以这么写。比如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政治，这个地区各个国家有什么共性、特点，怎样发展到今天的非洲政治，仅仅就事论事，显然是拢不起来的。写非洲政治，用比较方法，既要比较非洲同其他地域政治上的区别和共性，又要比较非洲国家之间的差别，难度更大一些。

我跟唐士其老师合写了这个项目的结论部分，即三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可以归纳出一些什么规律和发展趋势。这又涉及比较政治学的问题，当然还涉及一些其他的学科基础，包括政治思想、理论、意识形态、政治制度、跨国政治、民族宗教，还有全球化的影响。比较而言，国际关系只是这个课题的一个角落。当然这几年我写的东西更多涉及国际关系，比如中美关系。但即便是中美关系，也必须研究美国政治制度、金融危机、美国历年的选举状况，以及中国的政治发展变化。离开这些谈中美关系，只能停留在很浅的层面。

今天上午和下午的讨论，都有老师提到怎么样争取国外学术界的支持、国家的支持、整合学术机构等等。政府是有钱的，但是这个钱要拿是很难的。很实际的是，教育部的“2011工程”资金数额巨大，但争取把这个工程承包下来，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工程。北大牵头，南开大学和社科院欧洲所加盟，想做“世界文明与区域研究协同创新工程”，需要做很多书面论证和规划。我们刚成立比较政治学专业，就想伸手跟政府要资金支持，我看不大切合实际。

今天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比较政治学不需要成为一个本科专业。本来，目前我们学院的三个本科专业——国际政治、国际共运、国际政治经济学，也相当于世界首创。世界唯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系”在北京大学。我们成立的这个比较政治学系，在谷歌用英语能够查到的，世界上过去也只有一个——挪威的卑尔根大学——设立了。除去它和我们以外，再没有其他的“比较政治学系”了。这意味深长，说明我们这一套高校教育系统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非常有中国特色。

另外，我再讲点个人体会和疑惑。“比较政治学”里的“比较”，涉及哪些概念、方法，我听了很多，总结不了。拿什么跟什么比，起码是要比较国家吧。比较国家就要比较政体。到底世界上有哪几类政体？这个问题很有争议。西方比较政治那一套，把政体分为民主、专制、寡头政治，我听着不怎么服气。那咱们有什么别的办法给政体和国家分类？从国际政治角度分析，我们习惯于分成两类国家，一类是西方国家，另一类是非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差不多都是他们眼中的民主国家，实际上是中国从政治上不喜欢的国家——抵制“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反对“西方”干涉他国内政等等；“非西方国家”里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眼里是比较好的一类国家。但其中有“亲西方国家”，比如菲律宾，又是我们不喜欢的国家。沙特阿拉伯很富有，但好像还是我们概念中的发达国家，亲西方却不民主，跟中国关系不错。所以，“西方”、“非西方”的区别，显然在比较政治学里不大适用。就政体而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自称民主国家，比如印度。

中国学者怎么给世界各国分类，分成几类，能不能不按西方的概念分，是一个很大的学术问题。这是我提的第一个问题。郭洁老师提到“转型国家”，这已经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但转型是从什么型到什么型？里头有个潜在的观念，就是从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到现代西方民主制国家，类似于英美德法的民主、法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实践上，还真是这个样子。我最近到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去转了一圈，发现它们确实在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转型。不按那些标准来就进不了欧盟，而这些国家都进了欧盟，或者想进欧盟。想进欧盟就得按照那个路子去改变自己的体制。塞尔维亚接下了南斯拉夫那个烂摊子，还有科索沃问题没有解决，对西方心里有气，但还是要转型。某些拉美国家在往社会主义的方向转，也许算是另外一种转型。但为什么很少有人说它们在转型？可能是因为社会主义还没有发展成熟，都处在试验阶段或者初级阶段。拉美国家搞的社会主义，说不定哪一天又要往西方模式转型。

所以，我觉得把国家按照政体分类，是很困难的一个问题。比如，伊斯兰国家能算一类吗？在伊斯兰国家里，伊朗和土耳其的政治体制大相径庭，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也完全不同。但是，总不能不以比较政治学的基本方法，给国家划分为若干类型吧？

再有就是景跃进老师提出来的问题，他叫“阶段性的还是本质性的变化”。我的理解是世界政治变化究竟有没有一个方向感。这是我提的第二个问题。历史有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普遍规律？如果各国政治并不是往同一个方向前进，能实现共产主义吗？但是我们现在似乎觉得世界政治的方向是分岔的，甚至应当是分岔的。我和唐士其写的那个项目的结论，说30年来的世界各国政治是“同一性与多元化并存”，那是一个平衡的、两头兼顾的说法，并没解决全球政治是不是有一个大体的方向感的问题。一种考虑是，存在着中国模式、美国模式、印度模式、欧洲模式，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体，它们相互之间有某些相似和交叉，但同一性没那么大，而且把发展模式相对固定下来了。另一种考虑是，这些所谓模式其实都是“阶段性”的，连中国的变化也只是阶段性的，历史还是有方向感的，比如伊朗、土耳其、印尼、新加坡，尽管国情各异，都会走到“现代性”（modernity）的道路上？想到这里，就可能产生离经叛道的想法：尽管世界各国政治都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转型进程中，但非西方国家向西方的方向靠拢比较明显，而反方向的运动不明显。

全球化使各个国家的政治相互影响，这是无可置疑的，这才让比较政治研究更加充满吸引力。我们研究“世界政治变迁三十年”时发现，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实际上是美国、英国这两个国家甚至整个外部世界都朝向保守主义方向移动的时期，当时撒切尔夫人、里根所代表的私有化是大方向。日本、亚洲四小龙依靠向发达国家靠拢并获取西方市场而获得生机。苏联正在走下坡路，而且越来越走不通。垮台之后，它被迫借鉴西方发展道路和模式。那时候有这么个方向感，即“向右”。但是今天的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就没那么明显，尤其是对中国来说，其中原因之一是现在中国走出了一条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西方经济明显缺乏后劲，政治变革迟缓，又不那么接纳中国。往“右”的市场化方向行驶障碍重重。

我想的第三个问题更深，涉及价值体系，即哪种体制更好，哪条道路更好。这属于判断标准即价值观问题。我觉得这是永远也争论不完的。在政治发展方面，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好，我们总要有一个判断标准。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不好，我们有一个套路。西方对社会主义和所谓“独裁”的攻击，也有一个套路。我们说中国道路成功，要说出一套让人心服口服的道理，这种道理必须有普适性，就是说放在我这儿好，你要是按照我的方法做，也可以成功。这个道理，涉及更多的学问，包括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等相对更为深奥的知识和理论。

美国人把他们那个民主、自由、人权标准看成是普世的，有很大片面性。中国其实也有拿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的国家的倾向。比如说，我们反对民族分裂、国家解体，于是在世界上看到哪儿分裂，就觉得不好——这国家怎么分裂了呢？南斯拉夫一分为九，那不是很坏很乱吗？我到原南斯拉夫一看，塞尔维亚人是有点失落，可是独立出来的克罗地亚人高兴得很。他们就喜欢原来的南斯拉夫分裂，不分裂怎么有克罗地亚的独立呢？不独立怎么能率先加入欧盟、改善生活呢？这不就是一个价值判断么？世界从“二战”后初期的40多个国家发展到现在的将近200个国家，除了民族独立运动产生的新国家外，许多是从原来的国家里分裂出来的，你说国家分裂一定是坏事，其实是以中国的标准去衡量别的国家。这世界不分裂就到不了今天。也有整合的时候，比如欧盟，比如越南和德国的重新统一。中国当然应当统一，但是其他国家应当保持统一，还是在某些时候不得不接受分裂的现实，或者其实分治比被强留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判断。“大一统”不适合所有国家，有的地方“小而美”更好。同样，根据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去衡量它的成功与否，也是片面的。

第四个是方法论的问题。现在美国政治学的方法论已经走到了一个一切研究都非要有数理统计不可的阶段了。一些大学政治系招聘教员，不招地区研究的人，只招使用统计方法论的人。我的朋友李侃如教授和其他一些人都很郁闷。他告诉我，过去在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里有一门课“美国总统”（American Presidency），或者叫美国总统制研究，好好的一门课，开了几十年，这几年却取消了。教美国政治不懂美国总统和总统制怎么行呢？取消这门课的理由居然是：美国历史上到现在才40多个总统，怎么做量化研究呀？抽样的样本太少了。可笑到这个程度。但是人家大学政治系就是那么想的，那些做地区和国别研究、实证研究的，也拿它没办法。幸亏我们还没走这条路。当然数理统计这些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是方法要为内容和观点服务。

第五个问题，涉及刚才许振洲老师说到的知识储备和人才储备问题。这使我想起比较政治学做的社会调查，即所谓的田野调查，需要用好我们的国际资源和师生出国留学、讲学的资源。刚才郭静老师也谈到了。你看现在出国留学的学生，有多少是从事外国政治研究的。我感受很深。从社科院美国所和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这两个我工作过的地方出去美国的留学生，有几个研究美国的？他们到了美国研究中国，美国人到中国来也研究中国，我们觉得挺好挺好，但是从地区研究、比较政治学的角度，肯定不好。中国人到美国应该研究美国，到日本应该研究日本。但是我们又没有权利限制人家，说出去了只许研究美国，不许研究别的。从长远来说，问题在于我们就只能用美国的方式方法和资料研究美国，很少进行田野调查。美国人统计说总统竞选中罗姆尼支持率现在跌落了一点儿，我们就这样报道，因为我们没有去做独立的调查，更别说做数量分析了。从方法论上说，我们必须得有知识储备，得有人才，得有硕士生、博士生去研究外国，也得研究中国，这两批人加起来才能做好比较政治。

第六个问题涉及地区和国别研究。刚才有的老师发言，似乎把地区与国别研究视为比较政治学的领域，好像这两者是一回事儿。今天上午房宁所长就谈到，比较政治学和地区国别研究的专业人员实际上是两拨人。一拨人研究比较政治，偏重于从理论上去研究；另外一拨人是做地区和国别实证考察的。这两拨人很难给弄到一块去。你要跟一个研究尼泊尔的专业人员说，应该以比较政治学的方法去研究尼泊尔，这挺难的，也未必合适。我在工作中有体会：地区研究不是只研究政治，而是同时涉及其他国家的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等，凭什么要以比较政治学为基础啊？还有人说，我是研究这个地区的历史的，为什么要学习比较政治学？你不能硬说经济学、历史学出身的国别区域研究者，需要了解比较政治。觉得国别研究应该是属于我们比较政治学科的，有点想当然，实际上得不到人家的认可。北大现在要搞2011协同创新工程“世界文明与区域研究”。在座的各位里有人可能认为他们应当重视比较政治学，我们会认为这是个基础。可是有关指导部门肯定不那么想，说不定还觉得比较政治学应该以“世界文明与区域研究”为基础，把我们包容进去。所以，我觉得地区国别研究与比较政治虽然有联系，但只能有限地交叉，不能完全融合在一起。

第七点是本国政治和外国政治的关系问题。这个我觉得大家有共识，即比较政治必须包括中国政治，好像还没有人说要把比较政治当成外国政治。刚才宁骚老师提到规律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功如果符合某种普遍规律，也就是说有比较政治学上的意义，就得总结出来，向外国人说明白，还要用外国人能懂得的方式。如果你说中国成功是因为我们搞了中国特色，他就没法明白。首先中文他就不懂，你给他翻成外文，他还是不懂，因为我们没有从普适性的角度讲。研究中国政治而不懂比较政治学，或者钻研比较政治而不了解中国国情，都是不能在学术上钻深钻透的，也不能在国际学术界站稳一席之地。我们比较政治专业的建设，需要有国际眼光。

第八个问题，钱雪梅老师提到、我也有同感的，就是我们说的比较政治学，现在主要是比较国家，但是很少想到国家以外的行为体之间的相互比较。比如说民族、宗教、教派、非政府组织的政治行为，甚至是它们的某种政治机制，也应当进入我们的视角。比方说东正教和其他宗教的比较。我前一阵读到、听到，俄罗斯现在非常想把东正教抬出去，或者东正教想把俄罗斯抬出去，也就是俄罗斯政府和东正教会想相互利用。俄罗斯的东正教有意把它变成内外一体的体制，以俄罗斯东正教会为中心，整合外国的东正教会及其信徒，从俄罗斯政府获得支持，扩大各自的影响和利益。东正教自己有一套很完整的体制。天主教也有自己的体制，基督新教则没有统一的领导，伊斯兰教也没有完整的跨国体制。伊朗的政教合一是例外，很值得研究。我们要是把视野放得更宽，不光局限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比较，比较政治学的影响和吸引力就会更大。

第六部分 学人情怀

45. 把国际政治当作一门学问——纪念慎之先生

自李慎之先生离世之后，我会在睡梦中突然醒来，沉浸在往事的追思中。看来，不写出一篇纪念文字，良心是交代不过去的。

同慎之先生的交往，是从一封信开始的。1986年春，袁明策划她在北大的第一个国际会议，邀请中美两国的青年学者，讨论1945~1955年的中美关系史。慎之先生及章文晋大使、罗荣渠教授、资中筠老师等是会议的中方顾问。青年人的论文先要送给顾问们审阅。我的两篇论文，分别交给了慎之先生和资老师。我曾经在1983年社科院美国所召开的会议上见过慎之先生，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威严，而他对我是不可能有印象的。所以当我把论文寄给慎之先生时，心里七上八下，尤其是因为当时那篇论文的中文稿还没有写好，而时间又很紧，只能先送他英文稿。为怕他怪罪，我写了一封短信解释。他怎么评价我那篇论文，现在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他后来说我那封信文字通顺，落款还知道用“后学”两字。自此，注意到慎之先生不但思想深邃，谈吐高雅，而且极注意文字细节。

1991年我从北大调到社科院美国所工作，其时慎之先生已没有了行政职务，闲暇多了，成了常来我办公室的贵客。这时才慢慢发现，慎之先生虽然经常训人，特别是训我这种才疏学浅的后辈，其实在个人交往中是非常没有架子的。他坦荡，不需要用摆架子来维护自己的权威。一位德高望重的党内老同志说过，“李慎之的性格用一个字就能描述：狷。他吃亏就吃在这个字上”。正是因为他“狷”而不狭隘，他成了我在自己的长辈和上级中唯一敢当面抬杠的人。

一天，我兴奋地把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的一篇短小、精彩、文字优美的文章送给慎之先生看，顺手写了几句话加以评论。没想到他又挑我的刺了：“你用‘金玉良言’来形容他的文章是错的！你懂怎么用这个成语吗？金玉良言只能用来称赞你谈话或者写信的对象，说‘您的一番教诲真是金玉良言啊’。赞扬其他人的文章写得妙，要用‘字字珠玑’！”

慎之先生说起话来口无遮拦，做学问却是慎之又慎的。在他开始发表文章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之前，几次跟我说要继续坚持“三不主义”——不写文章、不讲课、不做报告，原因呢，就是与其没想好就写出来误人子弟，不如不写。老实讲，我当时还没有见过慎之先生的文章，曾偷偷想：是不是他也像有的人那样，知识渊博，评论起别人来头头是道，可自己写文章是另一码事，所以怕写呢？这个妄测，现在想起来很可笑。不过究竟是什么情节让慎之先生放弃了“三不主义”，我从来没有弄明白过。

在我看来，衡量我们这些所谓“国际问题专家”够不够资格当学者的主要标准，是能不能像慎之先生那样，把国际问题当成一门学问来做。慎之先生写一篇几千字的文章，通常需要几个月的思考，搜集资料，同别人“乱侃”也常常是有目的的，是在为他的文章做“正反论”。一个观点反复想，一个论据反复考证，当然下笔就慎重了。他考证过的事情，有李光耀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论述的前后差别，有美国西点军校是否真的要求其学员学习雷锋，等等。一篇文章初稿出来，他复印了到处送，不耻下问，反复推敲。他的文章鲜有注解，不符合时下的“学术规范”。把他所有关于国际政治的文章加起来，其数量也未必够在哪个国际问题研究所评高级职称的。但他在资料积累上用力之深之勤，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一次，他郑重其事地把几年搜集下来的关于美国同拉丁美洲关系的《参考资料》剪辑拿来，说你研究美国全球战略可不能忽视拉美，现在我不研究美国了，这些资料留给你用吧。看到他在资料上用红笔的勾画，有的地方还有眉批，不由得感叹不已。

这种一丝不苟还有几个难忘的例子。一次我同他谈起，美国卡特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处理东亚、东南亚事务的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给我讲述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期间中美默契配合的一些故事和细节。慎之先生眼睛一亮，说这可太重要了，你应该赶快再找他详谈，录音或者做记录，不然追悔莫及。我知道，慎之先生1979年陪同邓小平访美，了解中方当时的一些战略考虑，对这个问题有过很深的思考。如果能把中美双方的内部考虑核对一下，对研究中美关系史是很珍贵的。我还知道，对于70年代初中美关系为什么能够缓和的问题，慎之先生同奥克森伯格的观点也不谋而合，即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并非双方的唯一考虑甚至主要考虑；当时两个国家都想从越南战争中脱身，美国要的是体面的撤退，而中国也感到越南问题在战略和经济上都拖累太大。可惜的是，我那段时间工作太忙，没有做成这件事，连奥克森伯格讲过的情况，也没有多少印象了。今天不但慎之先生已去，连比他年轻十多岁的奥克森伯格也在两年多前作古，真的是追悔莫及了！

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的几个月之后，我写了一篇不长的报告，谈美国人对科索沃战争的若干反思。这篇短文并没有在资料方面下太大的功夫，也没有拿给慎之先生看。没想到他看见了，还打来电话加以评论。他说，到底西方国家对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搞种族清洗的指控是否符合事实，是判断这场战争的是非曲直的一个关键。他读到过加拿大一家报纸披露美国记者在科索沃捏造事实，但说凭借一篇报道的“孤证”，还不能下结论，问我看到过这篇报道没有，有没有别的西方资料披露类似情况。惭愧的是，我没有能够给慎之先生任何明确的答复，而且至今对科索沃是否发生过种族清洗，其规模有多大，没有清楚的概念。回过头来翻阅国内关于科索沃战争的多篇文章著作，其倾向性固然十分明确，但对于当年南斯拉夫国内到底是什么情况，仍是语焉不详。这是无法告慰慎之先生的一个遗憾。

令我欣慰的是，最后一次给慎之先生做资料工作，是圆满完成任务的。那是2002年6月，慎之先生搬到新居不久。他来电话，像过去一样声如洪钟，像过去一样没有一句客套，像过去一样不容拒绝：“王缉思啊，你给我找找这句话的原文和出处！”他要我找的是丘吉尔的一句名言，大意是民主虽然弊病百出，是很坏的一种政体，但还是优于其他政体。他说自己翻阅了很多书，没有一本说法一样，没有一本有这段话的原文和出处。几天以后，我没有花多大的力气就在网上找到了英文原文，给他回了电话。他迫不及待地叫我在电话里读给他听，要我马上把原文打印下来邮寄到他家里。不知什么原因，寄了三次他才收到。

慎之先生在构思什么文章，为什么需要引用这句名言，我没有问，此后再没有读到他新的文章。先生去了，我替他把苦心查找的原文翻译出来，献给关心他的读者：

“在这个罪孽和不幸的世界上，人们尝试过而且还会尝试多种政体。没有人佯称民主是完美无缺或智慧无比的。正如有人说过的，除了所有其他曾经被尝试过的政体之外，民主是最糟糕的政体。——温斯顿·丘吉尔，英国下议院，1947年11月11日。”

46.汪老与中美关系

我有机会亲身感受汪道涵先生的人格魅力和渊博学识，是在1997年初春。汪老当时应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邀请，以个人名义对美国进行一个月的工作访问，回国途中又应邀顺访日本，广泛接触两国的政界、商界、学界、舆论界人士和华人、侨胞，为改善中美、中日关系和促进祖国统一而努力。我作为一名随行人员，参加了汪老这次出访中的几乎所有公务活动，感受至深。

汪老这次出访前，中美关系还没有走出因李登辉访美等一系列事件而陷入的低谷。但是，由于汪老的个人声望、亲和力、影响力和对美国与中美关系的深入了解，访问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汪老同美国各界人士交流的特点，是讲求实效，免除繁文缛节，不追求“接待规格”和铺张排场。除汪老的夫人孙老师和秘书张志蛟之外，随行人员只有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的陈知涯先生、张彧先生和我。汪老82岁高龄了，还和我们一同坐一辆小巴，正是所谓“轻车简从”。到了会见场所，同主人略微寒暄两句，既不考虑“排座次”问题，也不“合影留念”，更不“互赠礼品”，就直接进入中美关系这一实质性主题的讨论。汪老总是多听少说，避免官话、套话，观点简明却很有说服力，谦和而又不失原则。许多美方政要和学者都对汪老表示出由衷的尊敬。

当时，中美关系还处于困难时期，美国国内的反华声浪很高。但汪老对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中的敏感问题从不回避，为了做工作，迎着困难，到华盛顿某个以右倾保守著称的思想库进行访谈。对方极为重视这次会见，安排了最强的阵容同我们对话。汪老胸有成竹，从容应对。双方观点虽然对立，但开诚布公，会见气氛不错，对方以礼相待，我们也有不少收获。

汪老平等待人，提携后进，总是用商量的口吻向我们提要求和想法，发挥访问团里每一个人的作用，给大家如沐春风的感觉。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本来是邀请汪老演讲的，但汪老为了给我一个锻炼的机会，活跃一下气氛，只在讲台上做了一个开场白和介绍，就把话筒交给我，老人家静静地旁听，偶尔插一两句话，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顺访日本的时候，日方特地安排汪老在九州大分县会见桥本龙太郎首相。当桥本首相问起汪老刚刚结束的访美活动时，汪老突然指了指我，说：“这位王教授是我们的美国问题专家，请他介绍一下我们在美国的收获吧！”这是我在陪同其他领导出访或接待外宾时，从来没有遇到的场面。汪老考虑之周到，对专家学者之尊重，可见一斑。

这次出访之后，我有了更多向汪老请教的机会。我逐渐发现，汪老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以及中美关系十分关注，有深入和独到的见解。90年代后期，汪老将工作中很大一部分的时间精力，投入到与中美关系相关的问题上。他对国内的美国问题研究和相关学者的情况相当熟悉，多次提出加强对美调研的建议和意见，并且经常亲自出席有关的学术研讨会。他将外交学院苏格教授的一本力作《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推荐给中央领导，从而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深度。我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发现汪老不但与美国所的两位前任所长和几位老学者熟识，连许多中青年学者的著述以至家庭背景都有所了解。一次，汪老同我谈起美国所学者牛军的一本新著，向我了解牛军的情况并托我向他问好，令我在惊讶之中夹杂着惭愧，因为我自己还没来得及读牛军这本书呢。

更令我感动的是，汪老知道我正在主持一项有关中美关系的研究课题，亲笔写下了长达五页的研究提纲和要点。他使用的白纸是没有格子的散页，纸张质地不佳，看样子是在旅行途中随手写下的，但是思路清晰，一气呵成。我至今保留着这一珍贵的手迹，作为自己攀登学术高峰的动力。

1999年年底，我有幸在北京拜会汪老，汇报了关于中美关系的点滴想法。他随即拿出一份长达20页的打印稿，题目是“关于21世纪初中国的国际环境及国际战略的若干思考”，告诉我这是他亲手准备的个人发言稿，谦虚地请我提意见。在事隔7年后的今天，重读汪老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国际战略的见解，更深刻地感受到他深邃而独特的战略远见，以及对专家学者的殷切希望。

汪老在这篇发言稿中高度重视美国的实力地位和中美关系。他指出，中美两国“都出现力量上升的趋势，必然引起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因此“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冷战后的全球格局将以此为支点展开变化”。汪老有针对性地写道：“（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基础和发展前景。……经济因素能够在双边关系中发生决定性作用，并减缓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和破坏。”汪老亲笔在“决定性”三个字下面画了小圆圈，表示强调。汪老还说，中美两国都希望保持亚太地区的稳定，“防止本地区特别是在朝鲜半岛、台湾地区和南亚次大陆出现大规模冲突和危机”。

除了在中美关系等问题上的远见卓识外，汪老还预见道：“美国对弱小国家的强权政治造成积怨甚深，由此引起的反美情绪蔓延，以致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活动有增无减，已威胁到美国的自身安全。”汪老写下这段话之后不到两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就发生了！

出于对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的一贯重视，汪老强调“应加强国家关系学的理论研究，建立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作为一个正在上升的大国，我们不能仅仅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后面亦步亦趋。没有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就难以构成完整的国际战略”。

在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方面，汪老提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日益密切，双方科技文化教育的交流纽带已难以割断，非官方的及‘第二轨道’的接触和探讨可以弥补及缓和某些消极因素造成的裂痕。”实际上，在撰写这篇发言稿以前，汪老已经在中美“第二轨道”（即由具有一定政治影响的非官方人士组成的对话机制）的实践中身体力行，开辟先河。1998年8月，他作为中方首席代表，率团参加了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一次“第二轨道”中美安全战略对话。美方代表团由前国防部长佩里、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利卡什维利等重量级人物组成。以后，这一对话机制在汪老的关心和支持下，为推动中美军事安全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05年1月，佩里率团到上海进行了新一轮的中美安全对话。这时汪老因病已经极少参加社会活动了，但还是从医院出来，到会场亲自致辞，并且单独同佩里交谈，相互传递了重要的政治资讯。

汪老为中美关系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做出的杰出贡献，将永远激励我们为提高对国际事务的分析判断能力、促进国家安全、构筑和谐世界而奋斗，并载入光辉的史册！

47.为求真知而研究

因为要到山东出差，不能当面向资中筠老师祝贺八十正寿并参加研讨会，感到十分遗憾和惭愧。

会议主办者之一赵梅发来了资老师1987年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美国研究的论文，今天读起来仍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其中许多论点振聋发聩。李剑鸣老师论为什么需要学习美国历史的文章，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特别是他提到不能只把读史作为为现实服务的一种工具。我为李侃如的《治理中国》中文版写的小序，则有一句话似乎引起了赵梅等同仁的注意，即“我们研究美国是为了中国，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是，他们研究中国却不完全是为了美国。这一强烈反差，既反映了中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也反映了文化背景与精神境界的差异”。我想就此机会解释一下这句话，借题发挥。

我们的美国同行，不管是研究中国的，还是研究别的国家、地区、问题的，当年选择自己的学习科目时，好像很少受“工具理性”的驱使，往往是个人兴趣使然，其中偶然因素（例如亲友或老师的一番谈话）促成的情况也很多。我最近给美国亚洲问题学者斯卡拉皮诺（Robert A. Scalapino）自传的中文版写序，发现他之所以进入亚洲研究领域，是因为研究生期间偶然选修了他并不喜欢的日语课。不想刚刚学了几天，正赶上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海军要招募懂日语的情报人员，他就此结下了同亚洲的不解之缘。斯卡拉皮诺在自传中说，他很庆幸这辈子研究的是亚洲而不是中东或者非洲，意思是非洲至今难脱贫困，中东至今深陷动乱，而他所研究的亚洲几十年来经济突飞猛进，政治进步卓著，因此而引以为自豪。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美国同行不大可能是为了要研究美国应该如何借鉴中国的治国方略，或者学习日本人的鞠躬礼节，才走入这个行当的。相比之下，中国人研究外国要务实得多。由于中国近现代落后于西方，文化中“经世致用”的思想深入人心，中国人自幼学习外国知识就充满远大而实用的目标。从大环境说，社会提倡的是为祖国建设而学文化，连搞体育都是为了拿奥运金牌为国争光（至于家长、老师心里想的功利目标是什么，他们自己其实明白，孩子慢慢也会明白）。从小学练舞蹈、习美术、学音乐，到高中选择学文还是学理、高考报志愿、读不读研究生、读什么专业、出不出国，都是个人兴趣服务于、服从于“工具理性”的结果。这二三十年来，随着革命热情的减退，社会对物质利益、感官享乐的追求，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而且愈演愈烈。研究国际问题，自然也不能免俗。

剑鸣关于“今天为什么还要读美国史”的考问，如果扩展一下，也可以提出“为什么要研究非洲”。马上会有人回答说：非洲有资源和（联合国）“票仓”可以为中国所用，当然要研究！还有人会追溯到1964年周总理访问非洲归来后批准成立北大亚非研究所，中非友谊源远流长，等等。为求知而研究非洲，是很不合时宜的。

在思想和学术动因方面，中国学者同西方学者（还有日本学者）的差别，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广度和深度的差距。就国际问题研究而言，学术研究水平的差距会影响到政策研究水平的差距，应是可以推断的。

现在提倡“软实力”，也很重视智库。这里要注意的区别是，我们的目标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确切地说是政府的软实力而不是社会的软实力。提高软实力的目的是批驳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提升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为此现在已经建立了经济和国际问题方面“最高级别的智库”。智库的作用是为政府出谋划策，而不是资老师在那篇文章结尾所提到的开发民智，做全民族的“智囊”。

至于从事哪个具体问题的研究或者做什么课题，也很难说没有功利心的驱动。在中国科研机构和大学，获得财力资助、晋升职称、行政资源之类的好处，几乎都需要同国家级重大课题、省部级课题、国家级优秀教师、市级优秀教师、省部级奖、校级奖等等挂钩，还有一个指标是研究成果有没有得到领导批示。这个趋向在加速发展，使学者自觉不自觉地趋之若鹜。

应该指出，在美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中，美国政府部门、公益基金会、企业的招标课题和资助也是有明确导向的，智库和专家学者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也因此有明显的利益驱动，而不是主要取决于求知愿望。不过，就我观察之所及，同样是利益驱动，两国研究者之间仍然有几点重要的不同。首先，美国政府的项目大多务实，不会产生“美国外交理论特色”、“美国的国际定位”等宏大题目。其次，专家学者经常根据自己观察到的政策需要或商业需要，拟定项目内容，向政府部门、基金会、企业申请资助，而不是仅由出资方出题。最后，美国的基金会、学术团体、智库、企业在组织上独立于政府，更无政府的行政级别，因此利益驱动是多元的，很少受到政府干预。此外，研究经费的管理也相当规范，无须使用者积攒一大沓出租车票、餐饮费、礼品费发票之类莫名其妙的票据。

近几年来，对国际问题学者影响最大的，还有新闻媒体和网站。威力巨大而同商业利益挂钩的信息技术，同新闻主管部门的导向、受众的求知欲相结合，使学者专家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接受采访；只要愿意，还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意见。美国研究的专业人士可以侃侃而谈东非海盗、澳洲铁矿、中亚动乱、网络安全。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显然比美国人信息发达，思想解放。

各种利益驱动、行政主导、媒体吸引的机制，大大增加了国内学者的实惠和知名度。学术界的竞争，日益成为获取上述资源的能力和勇气的较量，而非知识水平和学术能力的竞争。“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已不再如此。“为求真知而研究”，于是更加难能可贵。

在这种大环境下，要想如资老师20多年前所设想的那样研究美国，是需要一种精神境界的。这里讲的真知和精神境界，包含着一些最根本的价值判断。我们研究美国，接触美国人，自然会产生种种复杂的感情，甚至被美国的精神世界所吸引、所感动。我相信，资老师是带着种种复杂感情去理解美国的，这些感情必然是超越国界和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的，也就是带有普世价值的。

同20多年前相比，中美之间在经济条件、物质生活上的差距大大缩小了，于是诚如剑鸣所言，出现了还要不要认真研究美国的疑问。我完全赞成剑鸣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我的疑问是：中美两大社会在精神生活方面的差异，是在缩小还是在扩大？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美国都比今天的中国更传统、更保守。美国的社会价值观变化不大，连一位黑人总统也同样信奉这套价值观。反倒是许多中国人不相信黑人能当美国总统。今天的中国人，对美国的一切都越来越带有冷嘲热讽的心态（cynicism），而不像20多年前那样带有敬畏之心（awe）。除了因为感觉到美国没落、中国崛起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在美国研究领域我最敬佩资老师的一个原因，是认同她一贯坚持的价值判断也即道德标准。她没有也不需要在每篇文章里都重复这一标准，而是让读者去体会什么是道德上正确的，什么是道德上错误的。不是因为它是美国，所以它是对的，或者所以它是错的。在实践上，美国总是不能履行（live up to）它自己提出的治国理念和道德标准。美利坚民族有种种缺陷，包括道德缺陷。但是，我们能不能因此而否定美国所坚持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市场经济、政教分离等等治国济世的原则及其普世意义呢？我很想知道资老师的回答。

夜深人静，感慨万千。谨以这些只言片语，衷心祝愿资中筠老师健康长寿，继续为我们做出榜样，为学术做出贡献！祝各位师长、学友成就辉煌，一往直前！祝美国研究所兴旺发达，人才辈出！

48.培养平等意识，做自信中国人

如今，国人越来越能感受到国家崛起带来的荣耀和光芒，但是，面对外国人，依然还有不少中国人很难表现出应有的自信心。从本期起，我们开设了“做自信的中国人”的栏目，将陆续推出各位专家、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和见解，也欢迎读者们踊跃参与。

为什么中国学生不自信

作为教师，体会很深的是，就多数而言，我的中国学生远不如欧美国家的学生表现得那么自信，那么敢于提问甚至挑战老师，即使在同一个课堂上也是如此。我对国民自信问题的议论，就从这里说起。

中国学生缺乏自信，是因为他们的智力或水平不高？显然不是。有些外国学生哪怕仅读到一份资料、一篇文章，如果发现其观点同老师不合，就敢拿来当面质疑。也许是中国学生比外国学生更崇拜老师？也不是。中国学生私下对某些老师很不服气，是常有的事，只是不敢当面表露而已。

据我观察，中国学生在老师面前之所以不自信，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感到自己同老师在知识面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也是平等的。一个学生对老师传授的知识和观点如果持怀疑态度，那就是“不听话”，就得不到好分数。而听不听话，在班级里的分数排名高低，是衡量好学生的首要标准。在如何把握这些标准方面，老师有很大权力。学生在老师面前不敢自信，由此而来。

在欧美的现代教育中，学生能否独立思考，是否对知识刨根问底，以至是否自信，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同时，能否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挑战固有结论，也是衡量老师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有意思的是，在欧美的中国留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耳濡目染，很多人都能跟当地学生同样自信，同样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因为在那里，如果学生（特别是大学生、研究生）不能发表独立见解，反而会得不到高分数。此外，学生不必惧怕老师，老师反倒有几分怕学生，因为学生也要给老师打分数。在大学里，学生评价不高的老师，选他的课的人数就少。长此以往，老师晋升职称就成问题，甚至保不住饭碗。

可见，所谓中国学生不自信的问题，主要不在学生本身，而在于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人格关系是否平等，在于对人（包括老师和学生）的评价体系，在于培育学生的社会环境。

真正的病根在社会内部

将中国学生的例子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上，可以看到，部分国民在外国人面前缺乏自信，只是表象，真正的病根在社会内部。自信产生于自尊，而自尊又以相互尊重为基础。人与人之间固有天资和能力上的差异，但人格上应该是平等的。在不平等的社会里，国民性格必然被扭曲。鲁迅笔下的阿Q，描绘的是近百年前国人在内乱外患之下那种无奈的沉沦。阿Q挨了假洋鬼子的揍，受了屈辱，回过头来却向柔弱小尼姑报仇发泄。在我们国家，2000多年的专制等级观念还远远没有肃清，而今社会上嫌贫爱富之风又在污染一些人的灵魂。在下级、“层次低”的人面前颐指气使、不屑一顾的人，转过脸去就会在长官、富豪面前低三下四，自信全无。

如果在社会内部用地位、权势、财富来衡量个人和群体的价值，在国际上也会用不平等的势利眼光去评判事物。清末朝廷对内不讲民族平等，对外不讲国际平等。先是用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拒绝开放；后来在洋枪洋炮下败退，又欲“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丧权辱国。他们对百姓趾高气扬，在洋人面前则卑躬屈膝。对内没有人权，对外丧失国权，何来民族的自尊自信！

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民族屈辱的历史。中国在国际上一贯倡导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但是，一项响亮的外交原则，却不能扫除沉积于部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自卑－自大情结。走入开放时代，我们猛然意识到本国还很贫困落后，一些人不免在发达国家面前产生自卑感，心向往之。另一方面，这种自卑感常常以自傲的面目出现，就像阿Q那样声称：“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

说到底，部分中国人在国际上缺乏自信，就像一些低分学生缺乏自信一样，是评价体系出了问题。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无可避免地置于一切之首。随之而产生的一种心态，是以金钱来衡量人的尊卑。这种心态放到国际上，则是以财富多少来衡量本国和他国，误将按照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硬实力，即“阔”或“不阔”，视为国际地位高低的主要象征。虽然今天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在很长时期里仍将是穷国。若仅以“财大气粗”来建立自信，那么中国的自信就遥遥无期了。其实，就像达官贵人、高才生以外的国民也有资格自尊一样，物质实力不那么强大的民族，同样应当以自尊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些人想以同发达国家比肩的方式，按照他们心目中的“国际标准”来确立自信，其结果往往是东施效颦。争建亚洲第一高楼，以洋词命名奢华住宅，以洋文标注国内自销产品（更不消说伪造洋货），花高价换取有名无实的洋学位，巧立名目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出高租包场到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而自诩“征服欧洲观众”……如此种种，都不过是向国人显示自己的骄人之处，以此掩饰内心深处的自卑。

既要转变观念，也要改变某些隐性标准

要让国民真正感觉到同外国人是平等的，而不是低人一头，既要转变观念，也要改变某些隐性标准。直至今日，我们许多单位接待外宾的规格还是高于内宾，而在外宾里，又是接待富豪和西方人的规格高于其他人。刚刚发表的我国食品安全白皮书里说，全国食品国家监督抽查合格率从去年的77.9%上升到今年上半年的85.1%，多年来中国出口食品合格率一直保持在99%以上。我们有理由期待，国内的食品消费者将能够和吃中国出口食品的外国人，享有同等的安全感，而不必等到外国人批评抵制，才开始密切审视食品安全。

中国人要自信，平等的文化观也是不可缺少的。由于逼迫中国打开国门的是西方列强，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文化的渗透，中国人难以避免地以“中西文化”之辨，取代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文明的深入体察，对于西方文明以外的他种文明，更是知之甚少。所谓的“东方文化”，其实指的是中国文化，而所谓中国文化，指的仅仅是汉文化甚至儒家文化。同时，正如余秋雨先生所指出的：“我们又常常有一个误会，把许多人类的共同精神价值看成是西方文化，而一说西方文化又立即产生民族主义的防范心理。”这个背景，阻碍了以平等态度对待外来文化，让人难以欣赏各种文化中的精华，而割舍其糟粕。在中国贫穷积弱的时候，有人看到的是中华文明中的落后部分，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中国刚开始强大的今天，又有人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华文明优于西方文明，显露出一种文化自傲。

许多人看到国际政治中比比皆是的弱肉强食现象，便以为国际社会中没有任何平等道义可言，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在中国面临亡国威胁的年代，当大国争霸仍是世界政治的主要特征时，产生这种想法情有可原。但是，既然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平等一员，国力又有所增加，就应当想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为国际公道，为保护人类共同拥有的家园——地球，作出自己的贡献。抱着“西方过去做过的事，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做”的态度，以破坏生态平衡来攫取资源，以傲视的姿态对待穷国，为获利而不择手段，是不会赢得国际尊重的。

提高国民自信的根本，在于建设一个平等、公正、民主、和谐的社会环境，让人民更加热爱自己的国家。在认同祖国、热爱民族文化的同时，以平等之心对待他国，遵从人类的共同精神价值，才能继承从孔子到马克思的宽阔胸怀，在包容中树立民族尊严。

49.持平常心 做普通人

同学们、老师们、各位来宾：

毕业典礼是一个向在座各位表示祝贺、激励毕业生奋发向上的场合。但是，我本人虽然从事行政工作多年，却一直没有学会煽情的本事，比如讲话在什么地方提高声调，停顿一下，等着听众鼓掌等等。当然，讲几句应景的套话也不会太困难。不过想来想去，我已经过了“六十而耳顺”之年，应该不太在乎别人怎么议论自己，还是回归本色为好。今天我就讲讲关于人生目标的心里话，与同学们交流。主题是“持平常心，做普通人”。

三句话不离本行。我在学术工作中侧重研究美国，也离不开中美比较和中美关系。我的一个观点是，美国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但至少有两个方面不能学。

第一个不能学的方面，是美国对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以及美国人的超前消费。中美两国领土面积相当，而美国的地理位置、自然禀赋远远优于中国，人口却只有中国的1/5多一点。如果中国人达到美国人那样耗费物质资源的程度，大家都住大房子、开大车，中国受不了，地球也受不了。所以，就人均物质生活和消费水平而言，除非美国犯自杀式的错误，中国将永远赶不上美国，也不应该设定赶超美国的目标。

第二个不能学的方面，是当领导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别的国家当不了超级大国，苏联当了一次又跌了下来。毛泽东以来的中国领导人反复说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这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中国的国情和发展目标所决定的。

因此，我认为中国在世界上不应当想当另一个美国，想当也当不上。那么，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战略目标应该是什么呢？我想，目标应该是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国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老大还是老二、老三的排名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健康幸福，社会公正祥和，自然生态平衡，国家以平等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国家战略目标想到个人奋斗目标。同学们毕业之后，各奔东西。你们当中如果有人将来当上学术带头人、企业老总、部门负责人、国家领导人、联合国秘书长，步步高升，出人头地，我会祝贺你们。但是，客观地说，在座的同学们虽然个个意气风发，前途似锦，毕业于令多少中国人向往的北大，大多数将来还是会成为普通人。何以见得？参加我们学院一年一度的院友会，或者若干年后同学们重新团聚，就明白了。毛泽东诗词里说：“六亿神州尽舜尧”，“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很激动人心啊。但真正比得上舜尧、数得上风流人物的，又有几个？所以，如果大家能够成为健康幸福的普通公民，我同样会祝贺你们，或者更要祝贺你们，因为作为普通人，也许能活得更潇洒，更轻松，更本色，更能实现自身价值。

除了希望大家当健康幸福的普通人，我还希望大家都当好人。好人的标准是什么？最低标准，就是善待自己的亲友同事，当学生不考场作弊，当学者不抄袭剽窃，当包工头不偷工减料，当商人不卖假冒伪劣产品，当官员不贪污腐败，等等。这些标准听起来不高，真正做到还不那么简单。在当今社会里，当普通的好人相对容易，想出人头地又想当好人，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你把自己的奋斗目标定得很高，非要当“人上人”，而命运之星又没有高照到你头上，要么你会很失望很郁闷，要么你就难免违背最低的道德准则。所以，把人生目标定得低一点，更容易当个好人。这也是我祝愿大家持平常心、做普通人的一个原因。

做普通的好人，并不意味着没有事业心，或者不对他人和社会有所奉献。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也就是说，修身养德和明志致远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说到诸葛亮，我又要回到本行——国际政治了。在明志致远方面，诸葛亮无可挑剔。但是在治国方面，他虽然曾经达到过一时辉煌，却不懂得国家需要休养生息，韬光养晦。他不顾国力积弱，非要和比自己强大得多的魏国一争高下，最终未能成就一统天下的大业。如果诸葛丞相能够把战略目标定得低一点，或者彻底改变战略思路，在成都主持召开三国峰会，充分施展个人魅力和外交才干，争取签订和约，促进合作共赢，则社稷幸甚，百姓少被折腾，他自己也能多享受几年天伦之乐。

扯远了，在说更多的错话之前，赶紧收场。还是一句话：祝愿同学们、老师们、各位嘉宾健康幸福！

谢谢大家。

50.国际关系学习者的道德准则和精神境界

亲爱的同学们，各位家长、各位老师：

一群人在几年内结成了深情厚谊，离别的时候不但没有显露出什么伤感，反而充满欢声笑语。这种场面好像只有在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才能看到。在这一时刻，大家对光明前景的憧憬，超过了对母校、老师和同学的留恋。

这样一个情景描绘，尤其应该适用于我们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我看到的资料显示，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生这些年来的就业情况，优于大多数其他专业；这个学科毕业生的平均工资，也高于大多数其他学科（包括社会上普遍认为很抢手的一些学科）的毕业生。作为你们的老师，我们感到很欣慰，很自豪。

但是，单纯以这种功利性目标来衡量我们的学业、理想、前途和精神境界，不免贬低了自己。我经常问自己：我们学院培养的学生，同其他专业的学生比较，在精神境界上会有什么差别，又应当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学到的关于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的知识，对青年一代的理想和信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用学术语言来说，我们对世界的多元化和同一性，会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唐士其老师和我主编、本院许多老师参加撰写的著作《多元化和同一性并存——三十年世界政治变迁》不久前刚刚出版。据出版社反映，这部书的销售量受到了过于学术化的书名的影响。唐士其老师读的书比我多，我跑的路比他多，但我们俩谁都想不出更好的书名，来概括我们写书时的体会。

一年多以前，我和院友翁永曦先生、本院同事朱锋老师、钱雪梅老师等一起到孟加拉国考察。孟加拉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自然资源匮乏，也没有著名的旅游景点。但是，我的思想收获却比访问华盛顿几次加起来都大得多。在尘土飞扬的市中心和穷乡僻壤，到处都看到孟加拉国的国旗飘扬。我们到访时正赶上孟加拉国举办世界板球锦标赛，在公共场所的老旧电视机前，观众对国家板球队在赛场上的每一个成功，都发出热烈的欢呼。其狂热程度，绝不亚于欧洲足球迷之于欧洲杯。接待我们的企业老板谈起自己的国家，总是洋溢着由衷热爱的感情。参观条件简陋的孟加拉国国家博物馆，对我更是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孟加拉国于1971年建国。往过去看，它没有万里长城式的历史遗产，没有孔子式的文化名人；往将来看，几十年后它也不会发射载人飞船，看不到在本国举办奥运会的任何希望。那么，孟加拉国的人民为什么会爱国、凭什么去爱国呢？只能解释说，爱国是一种普世的、朴素的情怀，像人们爱自己的家和家乡一样，并不需要特殊的培养教育和特殊的“伟大”理由。

孟加拉国的成立，是基于其人民对独立和自由的向往。孟加拉（Bangla）是一个民族，一种语言，desh是孟加拉语中的“国”。所以，把孟加拉国（Bangladesh）称为孟加拉，政治上是不正确的。它在1947~1971年期间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据孟加拉国的说法，孟加拉人民为了反抗巴基斯坦在政治、文化、语言上的强制统一，进行了长期武装斗争，先后牺牲了几十万人。由此看来，孟加拉国人民的爱国确实有一些特殊理由，而且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尊敬的理由。

这个月初，我有幸聆听了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北大的演讲。他在国际舞台上以直言抨击美国著称。不出所料，总统先生批评了美国的强权压迫，尽管他没有点名。但是我注意到他的演讲主题是普遍真理和普世情怀。对于来北大演讲所受到的欢迎和荣耀，他首先感谢的是真主，因为“真主提供了实现梦想的可能”。艾哈迈迪内贾德说（我记的大意），人类有别于动物之处，在于人有思想，有尊严，要不断追求真理。他还说，人类要缔造美好生活，有四个关键因素——知识、公平、友爱和自由。知识是指路明灯；要争取公平就必须反对歧视与压迫；友爱同“适者生存”的强权哲学是对立的；没有自由，人和动物就没有区别。

我们可以对伊朗的某些现行政策持保留意见，但是不能不尊重这篇讲话所表达的伊朗人的信仰与价值观。这是我们在本国的教育中很难体会到的。我过去一年中两次访问伊朗，开始对波斯文明充满敬畏之心。

我们学习世界政治的特别收获，是比其他人更加了解国外有国，天外有天，世界是多元的。在热爱自己国家的同时，也要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尊重其他文明和信仰。世界上的其他人，从小接受的历史、文化、政治熏陶和中国人不同，和我们看问题的视角和观点当然会有差异。我相信在座的海外留学生中，一定有人不赞同中国学生的一些想法和观念。我们学院是秉持相互尊重、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的。如果仅仅因为他人与自己观点不同，信仰不同，忠诚对象不同，就贴上简单的标签，加以贬损、咒骂和排斥，那么在这种人掌握了政治权力之后，就会歧视、迫害其他的群体，加剧社会的不和谐乃至世界的不和谐。

在任何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宽容和尊重他人都是一种美德。但是，宽容如果被滥用，也会成为一种堕落。今天社会里有人告诉我们，要宽容考试作弊，要宽容师德败坏，要宽容学术造假，要“适度容忍”腐败。从个人造假文凭、进行网络诈骗，到企业造假药假酒、在食品中添加毒素，再到某些部门制造假新闻、滥用公权力，都有人找到堂而皇之的理由加以辩护，要求公众理解甚至接受。但是，如果对这些行为也能宽容的话，我们的社会就会走向溃败。

那么，哪些事物应当得到宽容，哪些却不能宽容呢？它们之间的界限应当划在哪里呢？这就必须谈到人类世界的同一性了。必须承认，人类是有“普世价值”的，如果不想用这个词，称之为“普世道德准则”也可以。在当今世界上，种族歧视、残害儿童、为政治目的而杀戮平民、不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公民自由，以及我上面讲到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都是违反普世道德准则的，在世界任何角落都是不应受到宽容的。宽容还是不宽容的界限，就在于是否违背普世道德准则。换句话说，不同观点需要得到宽容，而在任何现代社会都遭到谴责的行为不应当得到宽容。

我希望，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同学们，会带着“多元化与同一性并存”的世界观走进社会，走到世界上，处理种种复杂问题，享受丰富多彩的人生。

最后要澄清的是，我讲这番话不是为了给唐老师和我的小书做广告。如果有人这样想，那么也请宽容我，毕竟我做的不是假广告。我真正想做的广告，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师生，以及我们所努力维护的学术尊严、治学准则和精神支柱。感谢同学们几年来对学院的信任和支持！同学们再见！

51.发挥自己的相对优势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从今天开始，就要离开校园，各奔东西了。你们将带走的，是美好的憧憬，四年同窗的友情，对未名湖的留恋，还有北大人那份特有的自信。

我特别提到“自信”，是因为十几天以前我们学院的一位男同学来找我聊天的时候问道：“老师，我本科快毕业了，为什么还找不到自信？怎么样才能找到男子汉的感觉？”我回答说：“你能跟一位陌生的老师袒露自己的弱点，说明你有最起码的自信。作家王蒙说过，‘不怕暴露自己的缺点，乃至敢于自嘲，意味着清醒更意味着自信，意味着活泼更意味着真诚’。那些一天到晚说这也自信、那也自信的人，恐怕才真的是缺乏自信。”

我没有更多的时间跟这位同学深谈，但他的问题却让我久久沉思。我认为，一个当代大学毕业生要获得自信，最重要的是发现并且拓展自己的相对优势。举一个例子。过去几年里，我访问过三个经济欠发达的南亚国家。在那里的中资企业中长期工作的一些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们带领着当地的工程团队，设计并修建了公路、港口、民宅、商厦，直到开发房地产，为所在国政府规划首都建设布局。这些年轻人的言谈举止，充满着活力和自豪。他们不是毕业于国内著名高校，却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他们没有考过托福雅思，却克服了外语沟通的障碍；他们没有学过政治学、法学，却努力了解所在国的政治和法律，甚至写出了相关的调研报告。这些大学毕业生的自信，来源于自己的辛勤努力，也来源于他们找到的能够发挥自己特长和具有相对优势的工作岗位。我不由得想到，我们北大毕业生的相对优势在哪里？如果北大毕业生同我所结识的这些年轻人一起到同一个海外企业就职，会比他们干得更好吗？

显然，对这个问题不能做出一概而论的回答。我想，北大毕业生的相对优势，也许应当表现在更高的人文素质、更多的独立思考，更强的创新能力。或许是北大人个体的强势，造就了北大的相对优势。反过来说，北大的相对优势，在于学校能为北大人提供有利于个性发展的空间和条件。我们应当好好品味老校长胡适先生说过的一段话：“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

有相对优势，就必然有相对劣势。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弱项，自信就是盲目的，而且会转成自负、傲气，甚至戾气。其实，谦逊才反映自信，而傲气和戾气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自卑的一种表现。同学们在毕业以后，一定要勤恳扎实地做事，谦和包容地待人。否则，北大毕业生的光环就会迅速黯淡褪色，就不能在社会大熔炉中把自己铸造成器。

认识到自己的相对优势和劣势，遇事就会把握住方向，不至于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我1990~1991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讲学，那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特殊时期，中国大陆学生和学者想拿到美国绿卡很容易。但我选择了一家三口同时回到北京。离开美国以前，好几个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提出疑问：“现在在美国的中国人几乎都选择留下，你为什么要回国呢？”我说，美国人极力倡导的不就是“独立思考”吗？绝大多数中国学子都留在美国，那我回到中国的相对优势不就更大了吗？这就是我的“独立思考”。20多年来，我从来没有为这个决定后悔过。对于在座的同学们来说，哪个地方最适合自己去，什么样的工作最适合自己做，什么学科最适合自己选，你们的同学、朋友、老师甚至家长，都不如你们本人清楚。经过独立思考做出的判断，即使将来可能后悔，也是值得尝试的。

论才学，论德行，论贡献，论职位，我都远不如在座的一些老师和领导，所以我阐述北大精神和北大传统是不够格的。作为北大人，我唯一的、也许是独一无二的特殊之处，在于完整的北大履历。我1954年随父母来到北大，上了北大幼儿园、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初中、北大附中高中、北大本科、北大研究生，然后留校任北大讲师、副教授、教授，直到最后落叶归根。

算起来，我进进出出北大校园已经历了59个年头，超过北大115年历史的一半。但是，在这59年当中，至少有27年我是游离在北大校园之外的。其实，我对于北大精神、北大传统的理解，是在几次离开北大又几次回到北大之后，才逐渐加深的。有了比较，才知道北大的相对优势，也才知道北大的相对劣势。知道了相对优势和相对劣势，才有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自信和努力方向。

我家刚迁到北大时，住在朗润园175号，离我现今居住的公寓只有50米之遥。现在我每天去学院上班的路，就是当年上北大幼儿园走过的路。物是人非，感慨万端。在我眼中，这条路上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增加了蔡元培先生的铜像，而这座铜像是我所属的1977级、1978级毕业生集资铸建的。无论酷暑严寒，时时有未留下姓名的人士，在树丛中的铜像前献上鲜花，每每提醒我们记住蔡元培校长的教诲：“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

“在北大这个追求思想自由的地方，我们每个人的梦想可能各不相同，但在这些梦想中，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希望北大的明天更加美好。”这不是我的话，而是在座的王恩哥教授就任校长时所说的话，请大家牢记。我对你们的希望，是当你们重归燕园的时候，无论自己铸造成器了没有，梦想实现了没有，都不要忘记到蔡元培校长的铜像前面，献上一束鲜花。

谢谢大家！

52.经世致用的人文主义学者

陆昕（以下简称“陆”）：父母的性格特质一般会对孩子产生较大影响，这方面在您身上是如何表现的呢？

王缉思（以下简称“王”）：父亲影响我的是思维的理性，勤于思考、善于分析以及对语言、文字运用的考究。我力求做到中英文的使用不产生任何错误，几乎成了一种“洁癖”。这也带来很多烦恼，比如，播音员念错一个字，哪怕是声调不准确，我都受不了。我母亲是苏州人，聪明、机敏，很会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言传身教之下使得我待人处事有时候偏粗心，有时候又很细心，比较注意平衡，不太偏激。

陆：您的父亲王力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享有很高的声誉。书香门第的家庭背景给您留下哪些精神财富？

王：坦率地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一直认为做学问或者从事教育工作是天底下最崇高的事业。所以，当有些人把“研究国际政治”与“搞政治”混为一谈，并因此说我们这个领域的学者是“搞政治的”时，我很不高兴。我不是搞政治的，我是研究别人怎么搞政治的。我只是以学者的眼光，从学术的观点去看待政治，并没有真正投入进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冷眼旁观的结果是永远不可能全身心投入。比如，某件事情从道德的观点来看是错的，但是从所谓的国家利益来看它可能就是对的。于是，对许多问题我已经很难做出价值判断，我只是分析怎么做更合理。所以，我总是觉得从道德上来讲，做学问比其他工作要更高一层。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想法，我知道是一种偏见，但是仍然不容易摆脱。我父亲在“文革”期间挨整的时候不得不低头。我挨整的时候也得低头，但心里不服气。对一些在形式逻辑上都讲不通还硬说是真理的东西，我绝对没法接受。这种知识分子的良心、责任感和尊严是家庭留给我最大的精神财富。

陆：这种影响也注定了在“文革”中，与其他同龄人相比，您的内心更受折磨吧？

王：举个例子吧，我读《往事并不如烟》时内心极为复杂。因为我的家庭跟书里描绘的章伯钧、罗隆基的家庭有些相像，虽然没有西化、贵族化到那个程度。身处这样家庭的同时，我接受的却是那样一种教育，它告诉我知识阶层的这些东西都是资产阶级的，是应该批判的。于是，我当时也想要背叛家庭做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但回过头来再想，那些曾经批判的东西又都是值得回味的。可以说，我就在这种矛盾中稀里糊涂地度过了自己的整个少年时代。

当然，我终归没有做到参与“打、砸、抢”，参与批斗自己的父亲，但是我亲眼看见别人怎么批斗他。这一段是不容回忆的，只是揪心地痛，只能说这就是时代、命运，是人对自己的一种折磨。我想跟父亲划清界限，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那就应该参与其中批斗他，但这又是我根本无法强迫自己去做的。可是，我还是亲眼看着别人批斗他。现在后悔吗？我很难理得清。

陆：自愿去内蒙古插队应该算是您个人背叛家庭的最重要一步吧？

王：当时确实是自愿的。第一，要改造自己。第二，边疆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能够让我远离城市，重新做人。第三，生活所迫，父亲工资停了，组织上给我一个月15元的生活费，在城里实在混不下去了，急切地想要离开。1966~1968 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吃过哪几顿饱饭，现在依然记得清清楚楚。

1968 年我到内蒙古插队，做了7 年农牧民，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之后又到河南继续插队，还在河南当了两年多电焊工。这期间我接触了最普通的老百姓，直到今天还跟他们有一种血肉相连之感。这与我父亲那些知识分子内心里自觉不自觉的精英意识绝不一样。他们不太体会普通老百姓的疾苦，但我知道了，而且是在20~30岁——人生最金色的年华。那10 年里，我几次想在城市里找个工作，但都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失败了，上大学更没希望。

陆：有些人会由此而变得愤世嫉俗，人生观、价值观越来越悲观、消极，甚至扭曲，您呢？

王：我内心也非常愤愤不平，但并未因此对工人、农民和牧民有任何的偏见，而是更加对他们充满了感情。这10 年的经历让我知道了老百姓是如何过日子的，什么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所谓国家利益，他们心里也有一杆秤。因此，和平、稳定、繁荣以及公平、正义，这些都是我所追求的。我不赞成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实际上却在做损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对那种非常表面的民族主义，对那些蓄意煽动仇恨的做法，我无论如何都没法接受。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民族仇杀，真正受苦的不是那些高喊口号的煽动者，而是老百姓！这就是我的价值观，它已深深植入我的内心，出于家庭传统，也出于我这10 年的经历。

陆：这些经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价值观也深深地影响了您的政治哲学吧？尤其您现在从事的又是这样一个跟政治紧密联系的工作。

王：当然。我坚信中国应该走现代化的道路，应该是一个民主的、法治的、讲人权的社会。过去的家庭和经历已经塑造了我，告诉了我什么情况出现的时候中国必会遭难。中国的劫难必然也是我个人的劫难。这绝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命运，而是整个知识分子的命运、人民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于是，我坚决地用自己的方式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比如，谁要再把中国拖回到“文革”，我坚决不同意，豁出去自己一条命也要拼到底！这就是我的政治哲学，它跟我的学术良心是连在一起的。这一信条在我心里非常明确，绝不含糊，且从未动摇。

陆：1977年您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一年之后就读本校硕士研究生，之后留在北大国际政治系任教，以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这期间您曾到英国和美国的多所大学做访问学者，这几段海外访学的经历在您的学术生涯中应该比较重要吧？

王：进北大读书，学国际政治这个专业，包括以中美关系和中国外交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对我来说都是出于偶然，没有什么自我选择。读本科的时候我已经30岁了，为了节省时间我才提前攻读硕士学位。

1982~1983年在牛津大学进修的一年对我做学问有很大的帮助，英语水平的提高只是其中一方面。记得我曾在一篇读书笔记中使用了“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的说法，我的指导老师就质问我什么是判断“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标准。对此，我至今记忆犹新。从此，我写文章就很忌讳使用一些先入为主的政治判断。类似这样的点滴感触对我影响非常大，使得我之后做任何一个判断，写任何一个注解都极为谨慎。老实讲，这之前我写文章挺快，可自从到了英国（当然后来跟美国人的接触也有影响），我写东西就极慢了。一种新想法的提出总会有人反对，关键是你是否已经对所有可能的批评意见都深思熟虑过了。

陆：1991年您离开北大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学校与科研机构不同的氛围对您个人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

王：在社科院美国所时的主要关注点就是美国问题，相对而言更贴近政策层面。在北大就是教书为主，自然更重视理论和方法。所以，在社科院我得以更多地了解一些政策构想，比如说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分析等等，这就使我看问题比较贴近实际。在学校时，我总会想中美关系应该是什么样；但在社科院，我就知道它为什么不是这个样。当我想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这没有意义，因为有些结构性的原因使得它实际上不可能是如此，于是就开始不去这样想问题。

陆：作为社科院美国所原所长，谈到您的前两任李慎之和资中筠，在精神层面您跟他们是否有一种传承？

王：李慎之先生和资中筠老师对我影响很大。他们对做学问充满了兴趣，同时又有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和那种作为学术精英、社会精英的魅力。研究国际政治要有一种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的终极关怀，不能说它是一种纯学问。知识本身有很多乐趣，但是知识以外还有某些目的。我也曾有过“为知识而知识”的追求，一心想做个纯学者。所以，做社科院美国所行政工作之初，我心里并不乐意，尤其是工作上遇到各种麻烦的时候。我把不想做行政工作的想法告诉李慎之先生，他对我说做纯学者是不可能的，做一些行政工作反而对理解政治有好处。他的这些话对我影响很大。实际上，行政工作涉及的就是权力和利益的分配问题，是相对小范围内的政治。身处一个单位决策者的岗位，我才体会到决策是一个怎样复杂的过程，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此外，工作的原因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国内外的高级官员。通过这些面对面的接触，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这些对理解政治很有帮助。另一方面，我永远不可能全身心投入到政治当中，因为我总是带着学术的眼光来看待它，把它当作我的研究对象。在这一点上，李慎之先生和资中筠老师都是如此。

陆：作为美国问题专家，您认为自己独特的眼光或者视角是什么？

王：我欣赏美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但是拿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去衡量它的一些国际行为和国内现象也有许多不符之处。因此，我对美国有很多批评。有些人认同它的主流价值观但是不去批评它的一些与之不符的做法，也有些人根本不认同它的价值观，或者根本不去考虑它是否有价值观这个问题。对美国政治的看法，很多人只是从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角度，但我更多的是看到这体现的其实是价值观的冲突。美国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性格的国家，不是一个纯粹的强权政治、追求物质利益的国家。当然，它有欺侮弱者不讲道理的一面，总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是在拯救别的国家。对美国人的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以及美国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我认为自己的体会是比较深的。我甚至讲过这样的话，美国人也未必承认，大意是：美国跟中国最大的差别就在于美国人多数信神而中国人多数不信神。

陆：长期研究某个国家就潜移默化地会对它产生一些好感，这种说法适用于您吗？

王：相比其他国家来说，我确实对美国比较有好感，与其说是对个人，不如说是对它民族气质的一种认同。这就使我能够用美国人所理解的方式告诉他们中国人是怎么想的，我是怎么想的。良好的沟通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如果我们一味地说美国人只追求私利和霸权，那彼此就没有对话的基础了，因为我们已经把对方的动机全部否定了。其实，每个国家就像每个人一样，都认为自己的动机并没有那么坏。当你说对方是个坏人、对你不怀好意的时候，怎么可能沟通呢？

陆：您如何看待或者定义国际关系研究？

王：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我读了很多国际政治理论方面的书，但我觉得对我启发最大的是罗伯特·阿特和罗伯特·杰维斯主编的一本论文集《国际政治》，体现了他们研究国际政治的思路。他们将国际关系学分成四个部分：国际体系、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学、外交政策研究。我过去在北大教国际政治理论这门课时基本就是沿着这个思路。但是，由于我在英国做过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我就又加了一个相当于现在说的“民族、宗教问题”的部分。对此我至今仍挺得意，因为那个时候的国际政治学者很少关注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它已经越来越重要。于是，这就逐渐形成了我看国际政治的思路，教课、看待具体问题都是如此。

从上往下看，格局、体系是宏观层面的，国家是微观层面的。但还要学会从里往外看，即了解一个国家的内部政治，知道它的外交政策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内政、外交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从单元到体系，从外交政策到世界政治。从里往外看，从外往里看，看什么？一大分支是经济，一大分支是安全。但从整个人类来看，生存、发展就完美了吗？不，人还需要有感情。于是就出现了民族、宗教问题，“你是谁”、“归属于谁”的问题。人其实追求三种东西：第一，和平的环境，生存安全；第二，幸福的生活，即所谓物质享受；第三，精神信仰，社会公正，这个与前两个是不可互换的。我同意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主题，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至少还有一个，那就是人的信仰，人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对人类来说是如此，对国家来说也同样适用。

陆：您似乎对“国际关系”这个称谓本身就有些排斥。

王：按照我的理解，世界政治顾名思义是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包括国际政治和各国的国内政治。比如美国政治研究，我把它看成世界政治的一部分，日本、欧洲政治都是如此。但是，把它们放到国际关系的框架里好像不太适当。不过，“国际关系”成了约定俗成的学科名称，尽管不确切，也只好沿用下去。我基本上不用这个词。人家问我是研究什么的，我会说我是研究国际政治或世界政治的。在英美学界，区域研究（area studies）与国际关系（IR）是并列的，但是二者的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

陆：您很少做预测，但您是否愿意预见一下国际政治关系二三十年之后的景象？

王：我怀疑那时是否还有国际关系这个学科，也许它已经跟其他学科融合在一起了。国际政治很难被称为一门学问，因为它无所不包，变量太多。当然，做学问的人总是想预测未来，但是谁预测成功了呢？连苏联垮台这类重大事件都没有预测到的话，还是少吹牛为好。我做的研究都是被现实发生的情况牵着鼻子走，生活本身就是如此。

30年后，这个学科如果依然是在目前的国际政治理论框架内，那就怪了。不过，到那时我可能也不在了。我不是说国家要消亡，而是指国家的功能会发生变化。战争与和平问题已经逐渐从大国关系中退出，大国合作取代了相互之间的战争，大国之间的斗争会采取别的方式。经济、能源、卫生和环境保护等问题进入国际政治的视野，如何观察国际政治也要随之而变。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还是想要解决大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所以，当这个问题不存在时，这个学科就面临挑战。

陆：您如何看待创建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这一问题？

王：谈到所谓中国学派，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了解什么是中国特色。当前，同国际政治有关的最大中国特色是中国是由共产党来领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同西方不一样。我曾经对比过中、美两国的大战略：第一，美国制定大战略不需要考虑它本身的意识形态问题，它的价值观已经非常明确。但是，我们把什么作为我们在国际政治中的道德准则，还很矛盾。第二，在中国，保持国内的稳定被摆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而不像美国那样优先考虑自己在国际上的利益。第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和模式是我们制定大战略时首先要考虑的国情，而美国则不需要。第四，美国不存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不讲清楚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稳定和发展压倒一切的国家，一个尚未完全统一的国家，而去讲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很难构建起来。

陆：很多学者在年纪稍大些的时候都有一种向传统文化回归的倾向，或者说日趋保守，这条规律对您适用吗？如果有，那它对您的国际政治研究有什么影响？

王：学者庞朴曾说，葛剑雄反对祭祀黄帝陵是因为葛剑雄还年轻，等到20年之后，葛剑雄也会同意。我不敢说是否会如此，但知道人的年龄增长之后，会逐渐地保守、寻根。我当然也是如此，随着年纪的增长就会想练练书法，看看古文，重读一下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这就是保守的表现。所以，不同年龄段之间永远有代沟，年轻时跟你们的想法一样。简单讲，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对年轻人有吸引力，因为它新鲜、理性、科学。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感觉到不满足，因为西方的东西能够说明西方的问题，却未必能够说明中国的问题。所以，就不再对所有新鲜的理论都充满了兴趣，而只是关注那些与中国有关的部分。我希望而且预言把西方的理论介绍到中国的工作大体应该结束了，否则将是一种悲哀。

陆：您个人是否有理论流派上的归属感？

王：没有。我对现存的西方理论都不满意，因为我们在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都很难借鉴。这与我的切身经历和对社会的观察有关。国际政治是冰山浮出水面能够被人看见的那部分，而这个冰山有多大，为什么这么漂浮，要漂到哪儿去，都是由水面以下的部分决定的。国际政治应该是世界政治或者世界政治与经济。所以，我们应该自我反省一下对水面以下的冰山了解多少。我们必须要找这个学科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整个人类社会和世界。中美关系决定于什么？当然是决定于美国国内、中国国内和整个世界。如果只是描述中美关系，自然就不得要领。因此，首先要研究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有什么样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际环境。然后以这些现实为出发点，而不是以西方理论为出发点。我们去借鉴国外理论的时候，首先要想想这些理论能不能套到中国来，哪些能够套到中国来。中国人和美国人看世界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

我没有找到归属感的另一原因是我对政治学涉猎不深。我希望在政治哲学、政治发展、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等方面的基础上形成我自己对这个学科的想法。这将是我未来的归属感，就是说用政治学的一般方法来指导我看国际问题。我非常佩服亨廷顿，他是政治学家，我觉得他对世界政治的了解超过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我对他的佩服程度大大高于我对沃尔兹和摩根索的佩服。

陆：您对研究国际政治理论的学者似乎有些不屑，更推崇那些有深厚政治学功底的学者。

王：在我看来，研究国内政治的人看问题更实际。我跟不少外国战略家、外交官和谋士都谈过国际关系理论对他们工作的意义，他们的态度才是不屑。我不敢也不能对自己的同行表示不屑。但是，国际政治不是一个阳春白雪的学问，它应该实际一点。我不能否认这些理论工作，只能说它对我做的政策研究没有多少帮助。对于那些越来越抽象的理论，我觉得它们既不与我的研究相关，也不与我的知识体系相关。比如女权主义与国际关系，我从来不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政治思想史、比较政治学等。

陆：您现在这种更重视实际而对理论有些不屑的态度，是否也是思想上经历了一些变化后的结果呢？

王：非常明显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美国时，我的志向就是真正了解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然后将它们介绍到中国。我觉得这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于是，到美国后我就起草了一封信，写给这个领域内的十二三位大家，回信的有10位。我告诉他们我想把美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介绍到中国，请他们帮我推荐10本书和10个学者的名字。其中，每一个学者都提到的是肯尼思·沃尔兹，其次是汉斯·摩根索。没有一个提到奥克森伯格这样的中国问题专家或者苏联问题专家。有一个学者还明确地写道：“你问最好的学者是谁，那当然是做理论研究的。”我就把他们推荐的那些书全部买来看，下了很大功夫。

但是后来思想上慢慢地产生了一些变化。我看到美国有那么多的大学和教授来从事这种专深的理论研究，而且有那样良好的学科基础和学术环境。这些中国都不具备。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因此我要考虑如何把精力放在更适合我投入的地方。后来我看到国内出版了很好的介绍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的著作，我自然就不必再去做这个工作了。但我始终认为不能满足于只是引进，引进的最终目标是应用。我曾经写过一篇讲理论研究的文章，其中提到中国人的指导思想是学以致用型的。我当时有点鄙视这个“用”，但是后来思想上有所转变。我倒不是说必须得应用到什么程度，而是说不结合实际不行。为求知而求知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个永远的追求。但是，处在中国这个快速转变的社会，如果我们对一切重大的事务（比如，中国的外交实践以及政治、经济环境发生这么重大的变化）都不管，而只是追求一种理论上的简约的完美，追求出现沃尔兹这样的学者，不现实也不应该。我曾在清华演讲时说过，留学美国的年轻人应该回国发展，因为美国变化速度太慢，而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快速变化的社会。在激动人心的社会里做很静的研究，对我来说还有点困难。这也是形势所迫，社会的需求和各方面的压力都让我不可能只做书斋式的学者。因此，我非常尊敬亨廷顿，但对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就不那么尊敬。原因是他们也在追求一种理论上的完美，或者基础性的东西，相比之下对社会的关怀就少了很多。在美国那个环境下做得到的事，在中国的环境下是做不到的。

陆：您所谓更实际地看问题，很多时候体现的其实是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二者的结合，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王：有人自称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其实我也如此。家庭对我的影响，加上“文革”中对我的理想、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剥夺，使我将来一旦接触到自由、民主的思想，就觉得自己是与之非常契合的。插队的经历让我对社会有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首先，从政治观念来说，国家是为个人而存在的，并非个人是为国家而存在的。人类的整体追求和谐、公平，个人也有个人的追求，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需要相互协调，但最根本的是人，要以人为本。这就是我的价值观。其次，人是有思想自由的。这种价值观当然影响我对实际政策的看法，我认为绝大多数问题都不应该用战争手段解决。凭什么美国的士兵和伊拉克的老百姓都要为了那些个人目的和表面上的国家利益去牺牲生命？在这个问题上，我坚决反战。但是，为自己的国家考虑，我也不赞成中国的百姓为此而上街游行，因为它会将中国扯入这场纠纷之中。对国际政治和中美关系，我完全是从一种非常实际的角度来看，联系到普通的老百姓和我个人的经历与价值观。

与此同时，我也是一个强烈的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并不矛盾。现实中的经历让我体会到利益、权利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借助某种价值体系，就可以把本来不重要的利益夸大为非常重要的利益，把本来重要的利益不当回事。比如，某些宗教的教徒宁可饿死也忌食某些食品，清真寺、神庙对一些人来说意义大于个人生命，但是对其他人来说这就没有那么重要。其实很多东西可以是重要的利益，又可以是不那么重要的利益。学校教师可以把业务职称看得至关重要，为它拼死拼活，其实想开了以后它就不那么重要了。在我看来，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我对美国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也是这样，它也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其实这就是双重标准。说到底，哪个国家、哪个人没有双重标准呢？这就是现实主义的看法。二者的结合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想要达到一个目标就必须妥协，暂时抛弃某种理想。善意的谎言是任何人都不可避免的，我不相信谁从不撒谎。我就承认我时时双重标准，但是我并非没有道德标准，没有故意伤害过谁。

陆：外界评价您是中国国际政治学者中对政策层面很有影响力的，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您愿意被称为“智囊”吗？

王：因为没有可以借用的指标，所以这种影响力是无法衡量的。比如美国的鲍大可，我们无法衡量他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多少影响，也许大，也许不大。但是，他每一个阶段对美中关系的判断大都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而且变成了美国的国家政策。我回顾自己过去做的判断，有对有错，但是大的判断迄今都是符合事实的。如果说我的研究可能对政策产生过什么影响，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美国兴衰的问题上我没有做出错误判断。20世纪90年代初，很多人认为美国在走向衰落，我明确反对，美国所的多数人都反对。还有，我一直坚持说美国没有把中国当成主要的战略威胁，这也是一个大判断问题。

我不喜欢被称为“智囊”。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走入一种误区，将此作为判断一个国际政治学者成就的标准。我不同意这样的标准，所以我排斥“智囊”这个称呼。判断学者成就的标准应该是他的思想和学术成果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这个影响比智囊要伟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价值判断。一句话概括，“智囊”这个词里面隐含了太多的政治含义和价值含义，但是我不喜欢它的价值含义。

陆：您认为学者通过什么方式影响政治家？是通过改变政治家看问题的方式、视野还是其他？

王：在我看来，学者能做到的在政策层面的影响就是做一些比较大的战略判断。比如，美国的地位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基于尊重事实的原则，我把自己的判断说出来，即使我不那么直接地说出来，我也不说违心话。学者的角色还是不同于政策谋士的角色，因为谋士首先要服从一个大的政治目标。比如，如果国内政治主流认为美国衰落是好事，而你坚持说美国没有衰落，那就会被认为是在暗示某些东西，就是“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作为政策建言人，你就不能直截了当地这样说，得掌握技巧，也需要一定的勇气。我说世界多极化是必然趋势，但是目前还没有出现，未来二三十年我也看不出来。

陆：这也就是您所说的“将人文关怀带入国际政治研究，会产生不少困惑”。您如何平衡所谓的“爱国心”与“治学心”二者之间的矛盾？

王：亨廷顿曾说，爱国之心与治学之心有时是会有冲突的。我深有同感，学者的研究力争做到“超脱”，但很多时候还是会受个人爱国心的影响。有时，明知某种看法从学术角度看并不客观、严谨，但为了发表时不惹麻烦，并达到自己希望达到的某种社会效果，就用正确的政治语言加上了包装。一种情况是，一些从学术上不难推导出的结论，一些本应让读者掌握的信息，却因社会环境的考虑而不能见诸文字。后一种情况对我来说是更大的缺憾。爱国心、治学心、追求普世价值之心在理性上是可以相互协调的。但到了具体问题上，理性思考也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那么能否通过对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减少各国间冲突的因素，部分消解人类的灾难呢？这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

陆：请您谈一下对“学者”这个词的理解。

王：举个例子，官员与学者同处一个会场时，有些官员经常这样说：“今天我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与大家交流。”我对此种说法不以为然。学者和官员应该各司其职，二者不要角色互换，因为这种换位根本做不到。学者必须要有专门的知识，从事多年的专门研究，思维方式应该是求知型的，应该把知识本身是什么样看成最重要的。学者也不同于专家，不是学者也可以成为专家。比如，我干过电焊工，如果长期干下去能成为一个电焊专家。我不愿被称呼为“专家”，我自觉什么都不专。我也不喜欢“博导”，它既不是职称也不是专业称呼。

陆：2005年，您从社科院回到离开了14年的北大工作，感受如何？

王：我喜欢教书，以自己的思想影响学生。我父亲是教书的，我这辈子也最想教书，教书是我认为最得意、最有乐趣的一件事情。我可以把教书当作一项事业，但是很难把政策研究作为一项事业，因为它受政治的影响太大，这是你的服务对象究竟是谁的问题。我会把一个大学教授作为我的偶像，而不会把从政后的基辛格作为我的偶像，我对他极少尊敬，尊敬的也是他狡猾、睿智的那一面。

在离这儿（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大楼）200米的地方我见过江青，在离这儿300米的地方我见过陈伯达，在北大东操场那儿我见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乎所有人。这种时代的烙印使我有一种政治敏感性。现实发生的很多事件会使我联想到“文革”，比如，当我看到网上有一些过激言论的时候。这也是我回北大的一个原因之一。我认为，如果不对青年一代进行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公民意识的教育，不懂得尊重别人、不宽容，就会把社会再弄成“文革”时期那个样子。如果那些说话非常不负责任的人不受任何谴责，被攻击的反倒是那些站出来说一点点实话和公道话的人，这就很危险。

陆：在这个新的平台上您将致力于哪些方面？或者说，您还有哪些学术抱负？

王：我重视学科建设，想把政治学的观念带进国际政治或世界政治的研究领域。过去在中国社科院时也是同样的想法，实际上我也一直在这样做。这是我所坚持并希望向社会传播的。

谈到学术方面的抱负，我希望能够出三本书。第一本是关于中国外交的，用英文写作，使之成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外交的必读书。以一个中国学者的视角，把这些年我对中国外交的理解和对中国文化的体会都融入进去。我曾经在密歇根大学讲过中国外交这门课，当时就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要出版我的讲稿，但我认为条件不成熟。第二本是《世界政治概论》或者类似的题目，主要阐述我个人对国际政治的理解。这方面的书外国人写了很多，但他们是以西方而不是中国为中心。我打算将其写成一本真正适合中国读者，并以中国对外关系为其中主要案例的读本。第三本是关于美国的，题目还没想好。作为研究美国的学者，我想要把自己对美国观察多年的心得记录下来。在我心中这三本书都会沿着教科书思路来写作，非常符合我当老师的感觉。目前还处在积累阶段，主要是我现在的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大概在65岁以后我才能开始专心地写作。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陆：您如何评价自己知识结构上的优势与劣势？

王：我正经的文凭就是初中毕业证书。高中没读完，只上了一年大学就读了硕士研究生。当时本专业的硕士课程很少，基本上没上课，就去牛津大学进修，之后也没有读博士。我知识上的缺陷在于我没有系统地受过任何一门学问的训练，包括外语。我所掌握的社会科学知识都是30岁以后自己一点一点补充的，什么都多少知道一点，但是都知道得不深。不是科班出身，没有博士学位，这当然是我的弱势。但另一方面，别人读学位的时候我去干了些别的，跟社会接触比较多，参加各种会议，接触国际、国内的政界人物可能比多数同行要多，从而看问题更贴近实际。所以劣势的同时又有一点跟我的学科有关的优势。另外，我想问题比较多，不钻牛角尖，不走极端，比较“狡猾”。形式逻辑学得比较好，善于推理。说得少，写得少，每写一句话都反复推敲。成果少，犯错误的概率就小。我愿意一字不改地把我过去所有的文章拿出来接受批判。再有，不谦虚地讲，我的英语写作能力比较强，可以用英语的思维方式写文章，在国外刊物上发表的机会相对更大。

陆：您的母亲是基督教信徒，那么您个人有宗教信仰吗？

王：我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超人类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究竟是什么，是神还是自然规律，或者是所谓“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不知道。这是我接触了很多信神的人并读了《圣经》之后产生的困惑。世界上3/4以上的人是信仰某种宗教的，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就站在了世界人口的少数一边。没有宗教信仰就比世界上的多数人都更高明、更科学吗？我没有答案。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我无法说服自己的是，如果世界上这3/4的人信仰的都是同一个宗教、拜的都是同一个神也就罢了，可情况恰恰相反，还因此给人类带来很多劫难。我怎么可能说服自己去相信其中的某一种宗教呢？这是我难解的困惑，也不愿意深想。

采访者后记：国外媒体常将王缉思称作“中国知名智囊人士”、“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美国观察家”；国内舆论也曾对其有这样的评价——“钻进白宫心脏的中国行者”。且不说这些说法是否恰到好处，对一个以中美关系和美国外交为自己研究方向的学者来说，它们无疑是一种最好的肯定。其实，他从不刻意为之，更不会因此而沾沾自喜，但这些带有智囊色彩的“饰物”反而越发凸显了他自身早已定型的骨骼形状——知识分子的尊严和使命感。与此同时，相较于父辈们或多或少的精英意识，他更能体会“和平”、“自由”、“幸福”这些抽象的概念对中国的普通百姓意味着什么。那种一以贯之的“冷眼旁观”——沉稳、理性且充满强烈的人文关怀，是他学术研究上的选择与坚持，也给他带来了“爱国心”、“治学心”、“追求普适价值之心”之间的矛盾与困惑。而这份坦然的面对和认真的思考背后恰恰饱含了一个学者对学术的执着，对自己的苛求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在许多人看来，他是一位推崇并实践经世致用之道的智者——剖析外部世界的纷扰和自己内心的复杂，梳理世事变迁的纹理和个人转变的脉络，他清楚自己不愿成为书斋式的学者，不再仅仅追求为知识而知识，而更在意学问应联系且尽可能作用于实际。他治学的目的除了满足求知欲望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心灵深处的那份美好——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与良心。

53.实事求是地看待美国和中美关系——访王缉思教授

问：您曾经在1992~2005年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您就任美国所负责人后从科研上抓了哪些事？

答：我主要抓了三件事：第一是抓美国所必须研究的美国全面性、长期性的问题，也即资中筠老师离任前跟我交代工作时反复提及的，就是研究美国的兴衰。当时大家也在争论：美国到底是相对削弱还是绝对衰落？一种普遍看法是：美国的地位肯定是下降了，但这种下降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大。第二是抓中美关系的研究。对美国兴衰研究涉及美国的各个方面，而对中美关系的研究也涉及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各个方面，也是要全面地研究。第三就是抓刊物《美国研究》。这个刊物要不要办？怎么办？我们当然是坚持要办。当时还有个《美国研究参考资料》，后来又改成《美国大观》。我把办《美国研究》当成很大的一件事来做，努力保持它应该有的特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应景的指令下来，如果完全按照指令行事，这个刊物就不成其为学术刊物了。在比较困难的环境下，我努力在所里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良好的研究氛围，在我力所能及的地方减少人际摩擦，也尽量不让当时某些不良的大环境感染到美国所，要“挡住”不好的外来影响。有段时间，院里受社会的影响兴起研究所“创收风”，有的研究所甚至办起了出租车公司。有些领导总问我：王缉思，你怎么不想想如何创收？我想，我们学术机构到哪里创收去？这个东西（创收）是不能持久的，我看准了，坚决不跟风。与此同时，通过各种关系拓展对外交流的机会和渠道、寻找科研经费。例如向国家社科基金、福特基金会等机构申请经费，与别的机构联合举办学术会议、搞合作研究项目等等。我到美国所后基本就是干了这几件事。

问：您能谈谈您就任所长后抓的科研工作吗？或者说很重要的外事活动？

答：美国所的研究活动脱离不了大环境。一个是学术大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外政治和中美关系的大环境。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大家都在争论美国的兴衰问题，还有所谓“世界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是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中国应该韬光养晦吗？中美关系还要不要搞好？对这些问题，美国所必须发表自己的观点。当然不能说美国所的研究人员意见都是一致的，但是基本判断是有的。那时候隔几天就会有一次研讨会，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内部的。我那时也参加过中央层次的研讨会。后来就是克林顿上台，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闹了一段，但闹得不凶。闹得最厉害的是1995年李登辉访问美国，接着是1996年台海军事演习，中美关系恶化，然后有人写《中国可以说不》之类的书，好像成为一股风气。有人问：美国是否支持“台独”？当时的主流判断是：美国当然支持“台独”。中美这场风波之前，双边矛盾基本上是政治问题，1995~1996年风波之后，军事因素介入到中美关系中来。这期间，美国所有许多外事交流活动。我记得很清楚的是《纽约时报》的著名专栏作家，也就是《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来访，当时他来见我，给了他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有舆论认为中国大陆马上就要武力攻打台湾。我跟他说中国进行军事演习不是要真动手打仗，而是给“台独”势力一个警告，也给美国一个警告。弗里德曼听了我的谈话后就把这个观点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引起很大反响。从此，我们俩就成为好朋友，直到现在还经常交往。

1997~1998年期间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中美首脑互访，后来出现科索沃危机，接着就是1999年“炸馆”事件发生。当时社会上关于中美关系再一次引起很大争论，甚至对于改革开放都有人产生了怀疑。现在回头看，有点触目惊心的感觉，但中央把握住了局面，很好地处理了这些危机。到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又出现了相关的辩论。在这些辩论中，美国所的研究人员头脑冷静，跟中央保持了一致，没有说什么过头的、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有点脸红的话。

说到对外交流，也是跟这些事件有关系。美国方面来过不少人到所里交流，包括当时的美国高官谢淑丽、李侃如等人，美国所的人也常去美国使馆或者外交部参加研讨活动，当时的交流主要集中于中美关系热点问题。“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由于伊拉克战争爆发等因素，我对中美关系的关注与过去相比稍微地降低了一些，2005年就离开美国所了。总体来说，如何判断美国，如何判断中美关系，这是相互关联的一条线。恐怕这也是美国所不能不承担的某种社会责任，责无旁贷。你要对一些大的问题做出判断，要说清楚美国的力量到底如何？中美关系的性质如何？美国向哪个方向发展？中美关系向哪个方向发展？这是美国所的责任。

问：您到美国所以后，中美关系经历了几次大的波折或者危机，美国所由于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参与了国内多次对美政策的研讨，这对于美国所产生了怎样的作用或者影响？

答：首先的作用就是你不能说美国所不受重视了。比如2003年年底以后中央领导提出要研究美苏争霸及其历史教训，要研究这个课题，院里还得找美国所和俄罗斯东欧中亚所。这个研究课题美国所参加了，总报告是我执笔的。反过来看，正因为有这些研讨活动、科研任务，社会上有这种需要，所以美国所不能置身事外。当然在研究上也有个人兴趣因素，但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上有需求。可以说，关于美国的事情总有人感兴趣，比其他国家的事情吸引眼球，当年办《美国大观》还有许多人看嘛。所以只要人在美国所待着，就不会闲着。如果你闲着，那么只能说明你自己有问题。

问：美国国内的人是如何看待美国地位的相对下降的？外界的研究者或者观察者在看待美国的时候需要注意把握什么？

答：美国国内的人对美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许多视角。我在1997年写了一篇题为“高处不胜寒”的文章，初步探讨了美国的世界地位和作用。这个问题与中美关系有关，但你研究这个问题时不能从中美关系写起。世界上有很多人评说美国，但对美国说得最多的还是美国人自己。美国人对于美国兴衰的判断，我觉得主流还是认为美国没有衰落，也不会衰落，20世纪是美国世纪，21世纪还是美国世纪，许多美国人对此是很有信心的。但也有相当多的美国人确实对美国不满，认为美国和过去比不行了，遇到很多问题和危机，如美元地位问题、财政危机、国内凝聚力下降、政治两极化、国内垄断利益集团控制等。“愤愤然”的人，比较左的人，把责任放到美国大的垄断资本集团（例如石油公司及支持它们的小布什政府等）的头上，你永远都能听到这种声音。但是极少有美国人，或者说基本上没有美国人认为别国的制度比美国的制度好。美国人基本上认为他们的制度本身没有大问题，如果有问题，他们也会去克服，对美国的根本制度、价值观不用做大的调整。对于美国的弊病他们揭露得很深刻，但是总的来说他们还是一个向上的民族，对自己比较有信心的民族。

对于美国地位的相对下降，美国人多少有些“恨铁不成钢”，也多少有点儿恐惧感、危机感。如果说目前美国的地位下降与过去有所不同的话，那么首先就是金融危机的冲击。这次危机使得美国人感到美国经济内部存在深层矛盾，危机的爆发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一系列因素引发的，例如房地产泡沫，你说原因是华尔街贪婪也好，金融监管失控也罢，总而言之是美国太“右”了；市场经济本身没问题，但是华尔街不够透明，还有过度消费等等。从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人是一个很大的触动，使美国人感到必须反思自己的经济制度、反思他们整个的经济结构。如果虚拟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太大，实体经济下降，这会从根本上损害美国的实力，值得反思。但是，美国人并不认为这些问题是不可克服的，或者需要一种更大的变革，比如革命、动乱等来改变，只要从现存体制内部就可以进行调整。很少有美国人说我们的资本主义不行了，要让位于社会主义。更没有美国人说因为别国的制度比我们的好，所以我们要学习别的国家的根本制度。美国人往往是说要借鉴别国经验。如奥巴马总统在2011年的国情咨文中多次提到中国，称不努力就要落后于中国了。奥巴马总统本人、奥巴马身边的人，还有跟奥巴马关系不错的人如我的朋友弗里德曼等，之所以说到中国，是想要激励美国。比如说中国的教育如何严格，小学生做数学题比美国人强多了；说中国经济发展多么快，不久就要赶上美国了；说中国的软实力上升，用魅力攻势“争取非洲”等等。希拉里·克林顿说中国在东亚开展外交攻势，所以国务院要多做工作，国会要多给钱。这些都是要激励美国。他们说到美国地位的相对下降，产生危机感，是一种激励奋发型的，不是内心深处真的感到美国不行了。这是一种向上的、努力克服自己弱点的爱国主义心态，而不是悲观失落的。

我觉得，关于美国衰落的讨论还会持续很多年，直到它真正衰落。但是我现在看不到美国从今天开始走下坡路的长远趋势。我可以作一个比喻：美国的发展已经走到了顶峰，不能再高了，这个顶峰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不可能“一超更超”，它已经“超”到头了。从克林顿时期开始，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这一段时间是美国在世界上的相对实力达到巅峰的时期，从此这个国家开始往下走。但是，这个顶峰并不是一个尖顶，而是一座平顶山。这座平顶山上也有坑洼，所以有时往上有时往下，现在还看不到美国什么时候在这座平顶山上走到头了，跌落下来，从此一蹶不振的迹象。但是终有一天这个是会看到的。这就像一个人一样有生老病死，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有兴盛就会有衰落。就像《红楼梦》中讲的那样，大有大的难处，没有不散的宴席，这是历史的规律。

关于这次美国地位相对下降，还有一个与过去几次辩论不一样的新因素，这就是中国的崛起。我刚上本科生和研究生时，人们谈论美国实力下降是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有人预测，苏联经济年增长率5%，美国经济年增长率2%或者3%，那么到了20 世纪末，苏联就会战胜美国，成为比美国更强的超级大国。这个问题还没有争论多久，苏联就衰落下来，最后解体了，这谁也没有想到。1987年苏联开始有衰落迹象的时候，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中也提到了中国，但是他的着重点是论述日本和联邦德国（后来是德国）。他和其他一些人的估计是日本有可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超过美国，之后很快也要在国内生产总值上超过美国，时间也定位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结果到了1990年之后，日本就不行了，经济停滞。美国成为“一超独大”，那时似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可遇见的将来去挑战美国的绝对领导地位。

但是今天不同了，之所以在2011年的时候美国人再次议论相对衰落，是由于中国和许多新兴国家一道崛起，包括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对美国的地位构成了新的挑战。这个时候研究美国，就不能仅仅研究美国了。以前辩论美国的地位，比的是日本、德国这些发达国家，但这次不一样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发展，哪怕在势头上强过美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那就会给世人一个警醒，即美国的这套制度一定比中国的制度强吗？或是说在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是否有个尽头？这就引发人们很深的思索。现在世界上的竞争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了。中国、印度、巴西更被看好，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有俄罗斯（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俄罗斯受这次金融危机打击很大，经济又主要依赖资源出口，所以并不被许多人看好），这些国家的实力跟美国的实力差距在缩小。现在的对比，一个是美国与自己的过去比；一个是美国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比。今天的美国与欧洲和日本比，结论已经相当肯定了。即使整个欧盟加起来发展势头也不如美国，更何况欧盟并不是个整体。整个发达国家世界或者统称的西方世界（日本，欧洲，再加上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整体的实力在下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单个国家，英国、法国、德国，还有日本与美国相比，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因此，美国在世界上的整体地位并没有明显的下降，这其中有许多可以进一步分析的地方。

美国与其在“二战”刚结束之后的全盛时期是没法比的。当时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占到全世界的近一半，各国都在战争中受损，只有美国是通过这次战争发了财，而苏联的经济实力最多是美国的1/3，所以当时还谈不上两极世界，直到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才达到两极世界。美国现在不可能再回到那个时代。但是美国“二战”后历史上也有一段时期，主要是尼克松和卡特政府时期，在世界上的地位比现在还要弱，各种数据显示美国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当时美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比例大约是22%甚至更低，加上石油危机冲击、越南战争的消耗、国内的反战情绪、黑人的民权运动、驻伊朗使馆人质危机等等，所以那个时候的美国在世界上几乎被瞧不起。中国有人评论尼克松国情咨文的文章标题是“无可奈何的自供状”。也有反映当时历史的书籍《光荣与梦想》。美国梦在当时好像破灭了。卡特时期，伊朗使馆人质危机闹了400多天，美国人感到很丢脸，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降得很低，加上还有苏联在那儿呢。即使在西方世界中美国也叫人瞧不起。今天美国的力量与那个时期相比是大大增强了，无论是相对力量还是绝对力量都增强了，但与“二战”结束之初相比则是大大地下降了。所以观察美国，要看一个长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也可以从罗斯福时代起，这个较长的历史轨迹，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和大国兴衰的轨迹结合在一起，才可以做出一个初步的观察或者结论。

我们的问题在于下结论太草率，往往凭一时一事。如“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有人认为美国从此就不行了。现在利比亚的危机出现，美国束手无策，于是乎美国不行了。对于金融危机的判断也是这样。关于美国兴衰的研究，我想有许多问题可以讨论，但我这里想说的是，国内的研究者也好，我们的整个舆论也好，几十年来低估美国、唱衰美国的时间更多一些，而有很多次已经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情绪被掺杂在研究或者判断里面：我不喜欢美国，就不喜欢说美国强大。现在说美国还行的，除了美国人自己外，就是一些学者；而外国政治家中说美国不行的多。说美国衰落的，更多的不是基于客观分析，而是出于政治考虑。若要对美国的兴衰做出一些基本比较准确的判断，你就不能根据舆论去判断，而要从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分析，要找出一些标准。比如“兴”是根据什么标准？“衰”又是根据什么标准？再有就是拿美国跟谁比？跟什么时期比？有些东西，比如软实力，是很难判断的，要看对哪个国家、哪个地区所发挥的软实力。在软实力方面，美国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也还有上升的，这些都要具体分析。

问：判断美国的兴衰有什么标准吗？

答：我想强调，判断美国的兴衰要注意两个标准：第一，美国是如何强大起来的？促使美国强大的因素有没有变化？如果这些因素不变，或者没有明显的变化，美国就会继续强大下去，就不能轻言美国衰落。这个标准涉及学术上的分析。第二，人才流动方向，这是一个很直观的标准。资中筠老师多次讲过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世界各国的学生不再以去美国留学为首选，对外的移民也不再以美国为目的地，美国使领馆门前不再（因申请美国签证）人头攒动，那么美国就衰落了。现在情况不是这样，清华或北大的学生还是要去美国名牌大学留学。如果要你在哈佛大学和莫斯科大学之间选择，或者俄亥俄大学与开罗大学之间选择，你去哪儿？大家好像对此心里有数，“用脚投票”。人们觉得虽然美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在美国可以生活得舒服，创造才能可以得到发挥，能够开创自己的事业，能往家里寄钱，比在原来的地方生活好。正如人们对北京的感情纠结一样，你可以说北京问题成堆，有住房问题、交通问题、医疗问题等等，但为什么许多外地人还是要往北京跑、要搞北京户口呢？这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其实不仅中国人如此，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是如此，无论你是科学家、技术人员、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的打工仔，都心里有数，想去美国，虽然他们不一定了解美国。欧洲人、非洲人，以及中东、日本、韩国、东南亚的人也都这么想。他们觉得如果要想掌握知识、掌握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还是首选美国。只要这种情况持续，美国就不会衰落。所以，只要以上两个标准掌握了，判断美国兴衰的关键就掌握了。

关于支撑美国，使美国得以强大的因素，我归纳起来有这么几条（次序在这里并不重要）：

（一）法治传统和法治精神，这是凝聚美国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之所以强大，与法治很有关系。我还专门就此写过一篇文章讲法治与法制的不同。法治（rule of law），法（law）是主语，是法律在治理国家。依法治国（rule by law）的概念里其实还包含人治，因为它的意思是某些人依靠法律来统治（somebody rules the country by law），至于某些人（somebody）都是些什么人，为什么他们有权力治国，那就不管了。法治是美国治国的根本。

（二）简单划一的价值观或者说意识形态。美国的意识形态用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即美国的价值观是一个圆圈，或者用科学术语说是一个闭环，自成一套系统，其中的东西可以互相解释，从自由开始，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法治这些东西是一环套一环。这种单一的主流价值观从来没有变化，它把美国人凝聚起来，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改变。没有美国人对美国主流价值观提出怀疑，主张学习另外一套价值观。美国的这套价值观又与宗教信仰有关。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比较多元，但基本上还是以基督新教为主流的信仰。

（三）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一整套完整的体系。美国是一个创新型国家，鼓励人们去创新。直到今天它的创新动力还远远没有枯竭。而且还有很多人做着美国梦，别的国家的人要到美国去创新。关于这点，资中筠老师有很多文章，比如基金会制度就是一种创新。

（四）公民社会的存在和公民素质。美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比较独特，社会有很大的凝聚力和创新力，而国家或者政府的权力根据法律是有限的。社会的力量可以说大于政府的力量。到美国参加座谈，美国人发言时不说我代表政府，他可以批评政府，骂小布什，但所运用的价值判断还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一套价值体系。包括美国左派思想家乔姆斯基这些人，我们觉得他们很左了，但剖析他们的言论就会发现：他们还是在拿美国的这套价值体系去评判美国政府，所以他们不满。但是当美国人拿这套价值体系去评判别的国家时，他们更加不满。你可以说他们是非政府的，甚至是反政府的、反体制的，但这些人毕竟还是美国人，他们的存在实际上对美国更有好处，它增强了美国的软实力和吸引力。因为有这些人存在，人们就认为美国是多样化的，是丰富多彩的，什么样的人在美国都可以发挥影响，所以人们要往美国去，而不是说由于这些人骂美国就觉得美国不行了，不去美国了。

（五）美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这是别的国家没法儿比的。它本身是个“两洋”国家，北边的加拿大，南边的墨西哥和加勒比海诸国，谁也欺负不了美国。不管是自然的地理环境，还是自然资源，例如矿产、土地，美国都很丰富。

以上的第一至第四条因素加起来，是造成美国强大的基本因素，而到现在为止这些因素基本上都没有改变，最后再加上一条自然的天赋资源因素。如果说美国现在的创造力枯竭，它要从此一蹶不振了，那么我认为这样讲为时过早，恐怕美国还远没有到这种地步。

问：以上所说的第一至第四条因素，是否可以归结为制度因素？

答：可以这样说：美国人认为他们国家的制度有很多弊病，但是没有人认为别国的制度比美国的好，或者说美国应该学习别国的制度。如果把制度做一个宽泛的定义，那么上边所说的第一到第四个因素都可以归入其中。美国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可没有美国人说美国不再需要法治，而需要人治；没有人说美国不需要创新，而应去别的国家获取知识产权，抄别国的技术。美国的创新力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之所以科技领先，也是靠各种具体制度，比如人才制度。但它的这种人才制度并不是政府主导的，而主要是给人才创造条件。人才不是哪个组织培养出来的，给予充分条件，人才自会成长。我在美国所的时候就讲，要创造宽松环境，不是重点去想谁当学术接班人、所长接班人等等；哪个研究人员要做事，能做事，就支持他。

问：您认为美国这个国家最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什么？

答：我觉得，要抓住美国特色。上面所谈的都是美国特色，跟别的国家不一样。但研究美国不能只盯着美国。例如，研究美国政治的，要对世界政治有所认识，至少有点粗浅的知识吧! 研究美国文化的，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直到美国文化的发展应该掌握基本的知识。我不赞成“美国学”的提法，学科不是这么分的，是按照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划分的，而研究美国是综合性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基础知识。美国的特色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它的多样性和单一性的关系。美国也充满各种各样的矛盾。多元文化与主流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市场和政府是什么关系？美国的市场经济与德国、日本、法国的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具体到美国企业又有什么不同？美国简单划一的意识形态是怎样形成的？美国是用什么办法把国家给拢到一块儿？我跟某位经济学家前几天还争论过，他说，想要统一思想是做不到的。我说美国人就做到了。但美国并不是通过强制的办法统一思想的，它是自然而然地做到这一点的，形成了统一的价值观。比如说萨达姆或者卡扎菲是好人还是坏人？恐怕美国人中没有人说他们是好人。美国人会说，不喜欢这些人，但怎么对付这些人，大家会有不同看法。基本价值判断是一样的，但政策思路可以不同。

我们研究美国的时候，要注意研究美国内部。如果对美国缺乏一个长远的综合性观察，对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方面情况没有一些了解的话，就没法儿判断美国的外部行为，更没法儿判断它的兴衰了。要抓住美国特色，可以总结出很多条来，而且每一条都值得研究。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有许多原因。美国的许多细节很值得我们去研究。比如移民政策，美国有很多移民，为什么没有闹成欧洲那样？美国移民的种族构成很复杂，为什么没有出现国家分裂？再如，美国的大学是怎么办的？大学的教育思想是什么？大学的人才管理制度是怎样的，比如怎么评职称？

问：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研究美国的内部，首先是要明白其基本制度，但基本制度里还包含很多具体制度，对这些具体制度也不能忽略？

答：是这样。有许多细节我们了解很少，但很有必要搞清楚。比如，美国的税收制度，这不是一本书可以写清楚的。它的税收制度非常复杂，报税时人们很头疼。美国人没有身份证，只有驾驶执照，出国才办个护照，当然它还有个人的社会保险号码。但它是怎么做到税收人人逃不掉的？从税收入手就可以进行很多的研究。再者，具体与我们有关的，就是美国的思想库。这些机构是怎么吸收人才的？拿什么标准吸收人才？是公开招聘，还是由人推荐？什么人才能推荐？按照什么程序？布鲁金斯学会本身的结构是什么？我有一次去兰德公司找波拉克（Jonathon Pollack），他当时负责兰德公司的科研管理，跟我很详细地谈了一遍兰德公司的管理情况。当时他们有600多位科研人员，没有分政治经济等部门，不像我们研究所内还分研究室，它的学部都是虚的，600多人就这么直接管理。波拉克跟我详细介绍了他们的经费是怎么申请、怎么控制的，每年每个研究人员工作量怎么计算，那里的秘书是怎么回事，助手从哪里来，等等，复杂极了。总之，他们有一整套相当精细的管理制度。我们国内关于美国思想库的研究也出了几本书，但对于这些思想库的具体制度和内部关系并没有介绍。

问：您认为中国学者在研究美国的时候，需要把握哪些基本原则？

答：首先，在观察美国外部行为的时候，要先观察美国内部。对于美国的内部情况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这是应该做的，可是我们没有做好。我们在观察美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看外表。比如，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就说奥巴马这个人对华政策将如何，而不是从美国内部来进行分析。

其次，不要用政治道德来做简单评判，或者说应该尽量减少政治道德的评判对客观分析的影响。你对美国可以做出政治道德判断，说它是帝国主义国家、邪恶的国家等，怎么说都行，但这是政治道德的判断，不应影响到你的分析。不能因为不喜欢美国就说美国衰落，也不能因为喜欢美国、欣赏美国而说美国什么都好、什么都强。不能让感情去影响客观的学术分析。有人觉得美国是一个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国家，所以黑人和女人是绝对不可能当上总统的。可是上次美国大选民主党里就是一个黑人和一个女人竞选，奥巴马的胜选推翻了这种看法。这就是美国。奥巴马当选后有人还预测，奥巴马即便当上总统也会很快被暗杀，因为美国人绝对不可能接受一个黑人总统。这是以我们自己主观的好恶或者表面印象来判断别的国家，在研究美国乃至研究国际问题时都存在这个问题，而我们应该避免这种偏向。我们批评美国用自己的政治道德标准去评判别人，那么自己也要避免类似的问题。所以，你要站在一个不完全是中国人的角度上试图去揣摩、观察美国。你对美国可以不喜欢它，但要去研究它，了解它。

再次，要接触实际，不完全依靠书本。非常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对美国的了解基本上还是从书本出发。你必须得去访问呀、常住呀! 比如，研究美国的思想库，要去美国进行实地访谈。美国学者研究中国，例如李侃如等，他们到中国来天天就是做访谈，而不是天天看《人民日报》或者《环球时报》。接触实际是研究美国需要把握的一个基本原则。通过访谈、实地考察，增加对美国的了解。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呢？那你就看一点“活”的东西，比如现在视频和网络这么发达，可以看很多东西，也可以和美国人建立通信联系。就是美国的大人物，你给对方发一个电子邮件，没准儿你还能得到回复。

最后，就是要看英文原文资料，包括原版的影视资料。本来书本知识就已经落后了，或者说很片面了，然后你还去看中文的，那是第二手的第二手，许多中国人基本英文都不过关，翻译也不过关，你还引用，那就很可怕了。反正我是这样做的：如果要引用的中文中提到的资料，凡是我能够查原文的，一定要查询，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注解，因为翻译过来的东西极不可靠。有些人研究美国，就靠看“大参考”和《环球时报》，然后就做上评论了，那个结论下得斩钉截铁，比我斩钉截铁多了。

以上这几条，是最基本的要求。你要研究中美关系，至少有一半学问在美国那边，也就是说要对美国进行研究。现在充斥于各大网站关于美国的文章，许多还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先下结论后找论据。一些著作也是这样，作者总认为你要搞清美国什么事情，看我这一本书就足够了，好像中国人的水平总表现在高度的概括能力。

问：如果说要更深入地了解美国，对于研究者来讲，是不是意味着不要老想一些大题目，而是要注重一些很具体的细节性研究？这样聚沙成塔，为研究美国内部情况做些贡献？

答：是这样。对于中国的美国研究现状，非常坦率地说比我刚进美国所时的预期要差。随着国力的增长、年青一代科研力量的成长，研究成果应该有大幅度提高。但可惜，实际上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提高得很慢，有些地方甚至还落后了。这同中国增长的国力、我们的资源以及整个社会对我们的需要都很不相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在担任美国研究所所长和中华美国研究会会长的时候就一直在思考，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中有些是我们可以克服的，而有些则是无法克服的。

（一）国家和社会投入不够。无论是对于国际问题研究，还是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我们认为“重中之重”的国家的研究，国家投入都不够。比如，要去美国考察思想库，单位可以拿出经费来派一个小组或一个人去，可国家的投入呢？

（二）研究课题导向。多年来国内有许多大而化之的课题。这些课题的导向可以说是重政策，轻基础；重宏观，轻微观。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改变的，但在可以想见的将来也难改变。对于那些大到无边的课题，每年国家花费颇多，最后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美国研究成果？不容乐观。下面的两个原因是美国研究难以避免的。

（三）美国研究的地位相对下降。首先，刚刚创建美国研究所开展美国研究的时候，国家的需要和人们的心气儿与现在都不一样。那时举国上下提出要实现现代化，大家认为必须学习和借鉴美国的经验。而现在对美国的看法不一样了，我们对美国的看法是有变化的，我们心目中的美国是有变化的。其次，对别的国家和地区研究的重要性上升，这是好事。20世纪70~90年代，对美国研究的兴趣比较浓厚，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少，这是由于以前人们对别的国家兴趣不高，接触也不多。现在中国与别的国家和地区关系发展了，对中东、拉丁美洲和非洲各国的兴趣增长、它们的重要性也凸显，这样在研究经费的分配上美国研究就相对少了。再次，功能性的议题在上升，比如能源问题、金融问题、国际体系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等，哪一个问题都离不开美国，但是这些议题又都不是美国研究的一部分，研究者也不以美国研究为主要方向或者主要目的。最后，美国研究的专业人员的数量有减无增，至少是没有增加。30年前，研究国际问题的专业人员按照所研究的对象国划分，当时没有人按照功能性议题划分专业。现在情况已经不同，把美国研究作为专业方向的人数总体没有上升，至少美国所的人员数量还是那么多，因此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很难提高。

（四）美国人不支持。我对此体会很深。我刚当美国所所长的时候，刚开始搞美国研究的时候，美国对中国人搞美国研究充满兴趣，热情支持。他那时想教你，觉得你太不了解美国了，送你各种资料、音像制品等，现在则对此兴趣锐减。现在美国人来访是为了了解中国，他们把中国人弄到美国去，还是为了研究中国而不是研究美国。我跟热心促进中国的美国研究的张之香（Julia Chang Bloch）讲过这个问题，我说第一你美国人不支持，第二即便支持一点，也是集中在中美关系研究方面。如果现在到美国的基金会去申请经费，说要研究美国的思想库，它不会给你钱。但如果你说要研究中国的哪个少数民族问题，美国人立马给钱。美国人的这种转变也是逐渐的。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人对研究中国的兴趣增长了，所以对中国人研究美国不热心。你要是研究一点他们的政治敏感问题，他们还很警惕。美国人当然很自私，我要批评他们也有很多话要说，但谁不自私呢？你跟美国人抱怨也没有用，我们只能自己努力。

问：您对美国研究所青年一代研究人员有何寄语或期待？

答：在目前这样的客观环境下，年轻人要主动创造机会和条件，包括出国的机会和条件。要主动去申请研究项目，把项目做好，同时应加强自主性和主动性，独立思考，去发掘研究题目。现在环境宽松，想研究什么课题都行，已经很好了。但如果没有基本功，就永远不行。比如英语应该达到交流水平，包括写作。如果你英语不好，人家就不搭理你了。所谓英语好，最终的标准是写作水平如何。所以最基础的还是要加强英语及相关知识的学习和应用。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第一部分 中国的国际战略

1.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中国外交与国际问题研究60年

2.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

3.中国大战略求索：崛起中的强国探寻未来之路

4.“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

5.中国的国际环境为何趋于严峻

6.“西进”，是还中国以“中国”的地位

7.东稳西进：关于中国地缘战略的若干思考

8.东西南北，中国居“中”——一种战略大棋局思考

第二部分 中美之间

9. 中美外交决策的国内环境比较

10.中国软实力的兴起及其对美国的影响

11.中美竞争，看谁先变增长方式

12.中美一直在误读对方

13.中美结构性矛盾上升，战略较量难以避免

14.拉登之后，美国会遏制中国吗

15.奥巴马时代的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对美政策的思路

16.关于“中美战略互疑”的再思考

17.两个领导权——中美关系的主线

第三部分 远观美国

18. 美国发展强大的原因

19.美国外交特色及其优势和缺陷

20.美国靠国内变革赢得冷战

21.西风瘦马，还是北天雄鹰？——美国兴衰再评估

22.美国夸大中国实力的背后

23.冷战后美国对外关系的特点

24.克林顿的外交遗产——冷战后美国外交的归宿

25.冷战后美国大战略与布什主义

第四部分 世界政治评说

26. 三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同一性与多样性并存

27.当前世界政治的主要特征

28.全球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国际环境

29.不必对非议中国高度敏感

30.国际形象是由国内形象决定的

31.争论让国家更有承受力

32.亨廷顿挑起的论战将超越时空

第五部分 治学与读书

33. 真正给中国读者看的国际评论 ——《大国心路》序

34.美国大战略能给中国提供启示吗

35.《国际政治研究》改版寄语

36.中国尺度 全球视野——《中国学者看世界》丛书导论

37.《中美经贸关系》推荐序

38.为什么要研究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

39.读《治理中国》有感

40.《全球治理——分裂世界中的联合国》中文版序

41.《从莱文沃斯到拉萨》中文版序言

42.《匈牙利事件——美国的政策与反应》序

43.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脱节的症结与出路

44.关于比较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浅见

第六部分 学人情怀

45. 把国际政治当作一门学问——纪念慎之先生

46.汪老与中美关系

47.为求真知而研究

48.培养平等意识，做自信中国人

49.持平常心 做普通人

50.国际关系学习者的道德准则和精神境界

51.发挥自己的相对优势

52.经世致用的人文主义学者

53.实事求是地看待美国和中美关系——访王缉思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