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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勒斯的萤火

那不勒斯的黎明

那不勒斯的天空

那不勒斯的萤火

﹝意﹞马西米利亚诺·威尔吉利奥　著

武苏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目录

序幕

第一部分 喊叫大厅 1984—1991

第二部分 风是自由的 1992—1995

第三部分 囚徒 2001—2010

第四部分 我的名字叫爱德华多

第五部分 囚徒 2010—2014

第六部分 最后的朋友 2014—……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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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的朋友们，以及他们永恒的青春。

没有任何国界能够抹去你的根基

序幕

黑暗中，他拖着一具尸体走在河边，泥泞的石头小路荆棘丛生，血腥味像倒涌出瓶子的墨水般弥漫着。

如果把尸体扛在肩上，会更吃力，还会弄脏胳膊和脸。一次咬牙发力之后，他登上了一个小山丘，用手挽住尸体的脖子，慢慢地把它靠放在地上，像把婴儿放入摇篮中。

他四处张望，心跳剧烈。河水如同黑色的线条在移动着。

他握住铁锹，开始挖坑，手上的老茧很疼。每铲一次，土壤就越发潮湿松软，清新的泥土气息飘散出来。

他把尸体放进坑里，再小心翼翼地填平，一切又恢复了原样。他洗了手。向他讲述，你要活下去，向他讲述。他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在那一瞬间，他蓝色的双眼粉碎了笼罩山谷的黑暗，像是一道闪电穿透了他的身体，像是一股能量从远方传来并传向更远的地方。他感到了快乐。

终于，轮到他完成了这个魔法：用埋葬去照亮剩下的世界。

第一部分

喊叫大厅

1984—1991

童年是一个从未被遵守的诺言。

——肯·希尔[1]

01

美国小鬼，美国仔。那个时候还没有人这样叫他。对所有人来说，他不过是一个整日在街上游手好闲的小痞孩[2]。八岁的时候，他是学校里唯一没人接送的学生。而我们其他人，都至少有人陪伴，或者是父母亲，或者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开着一辆脏兮兮充满脚臭味的小校车、每天重复测量着学生家和学校之间距离的唐·米米大叔。

有时候，我隐约看见他走在人行道上，低着头，单肩背着书包。那种我从未被给予过的自由让我心生嫉妒。每一个孩子都会被父母用可怕的口吻警告，街上有很多强盗、毒贩、强奸犯在暗中伺机伤害孩子，但利奥从来没有遇到过。

有他在的地方，周围所有人的行为都会变得古怪，老师们会假装忽略他，他在教室里的时候大家会异常安静。课间休息的时候，孩子们会聚集在庭园里，那是一个小广场，水泥地面，四周长满了大叶植物，我们三五成群地玩耍，像是凝固在时间里与世隔绝。然而当利奥靠近的时候，等着荡秋千的队伍会沉寂下来，默默地给利奥让出位置。

所有人都清楚这是为什么。

大约十年前，在被那不勒斯银行雇用了之后，我父亲搬去了巴里[3]。不过那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所有被雇用的新人都要去远离银行总部的基层服务至少两年。一般来说，那不勒斯本地人在被雇用后会成为罗马或者巴里分行的文书，这是银行行业里最底层的职位。二十四个月之后才能申请回调，接着便是一段让人筋疲力尽的漫长等待，再加上信念上的坚持，最终才可能回家。对于我父亲，是整整十年的时光。

就这样，一九八四年夏末，我的父亲爱德华多回到了我们在斯帕拉诺街的家中，邀请我们坐上那辆菲亚特127，那是他两年前分期付款买下的。在就要上车的那一刹那，我有点不知所措地问道：“我们要去哪儿？”

“我们回家，”我母亲低声回答，“回那不勒斯。”

“这里难道不是我们的家吗？”

“不。”我父亲插话进来，“这里是炼狱。”

我们进入高速公路向西开，没过多久，一种莫名的悲伤涌上我的心头，仿佛置身于西部片的场景中。我想哭。我才六岁，却要面对这种荒诞，我要移民到我所出生却没有生活过的那个城市。

在不到三个小时的旅途中，爱德华多不停地旋转着收音机按钮，大吹特吹在以后的日子里要买这个要买那个。这次工作回迁也意味着他的工资会上涨。“明天我要买一辆阿尔法苏德，先把首付交了，我想要一辆米色的。我受够了现在这辆烂车，每一次超车都需要上帝之手的帮忙……你觉得呢，娜娜？”

我母亲正在观察着窗外的风景，心不在焉地附和了他两句。他将要买的每一样东西，她都会假装支持，并要求同样的待遇。爱德华多的一辆阿尔法苏德意味着她会得到她梦寐以求的斯卡沃利尼家具。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物质上的，不需要任何言语。

晚上的时候我们来到了那不勒斯。我是后来才明白，这座城市，对于每一个像爱德华多这样不计一切代价想要回来的人，相应地会有一千个人想要尽快从这里逃离。我父母亲常说这里就像是黄金国埃尔多拉多，我的第一印象却恰恰相反。这里到处充斥着汽油和塑料燃烧的恶臭，像一个巨大的下水道系统，昏暗的街道上到处是在阴影中移动着的令人不安的存在。

我们钻入市中心的街道，来到火车站附近，爱德华多的脸色渐渐好转，接着我们的车从卡波迪蒙特山上一路下坡，最后停在一栋住宅楼前。我数了数，十层高，像一艘偏航的巡洋舰。菲亚特127的车门被猛地推开，我父母亲喘着粗气钻了出来。

刚下车我们便看到了一个小男孩，比我大两岁的样子，正踢着足球。让人觉得诡异的，不仅仅是他在晚上这个时间点在街上踢足球以及身上鲜红色的球衣和脚上带钉的球鞋，而是他每次起脚都能精确地击中住宅楼大门上的玻璃窗。他浑身散发着斗犬般的凶狠气息，那时我还无法预知他将会对我以后的人生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哎！”我父亲大声地冲他喊道，“你会打碎那玻璃！”语气粗暴。母亲一脸失望——我们还没有搬入新家父亲便开始得罪邻居。

小男孩用手抱起球，转身面向爱德华多，露出挑衅的姿态。他有着橄榄色的皮肤，黑色寸头，那双蓝色的眼睛让我想起波利尼亚诺的大海。“你为什么不滚开，去其他地方搞破坏呢？”爱德华多继续冲他大喊。

这时，小痞孩毫不犹豫地从袜子里掏出一把弹簧刀，猛地刺进球里，再把球向爱德华多扔过来，满脸轻蔑的神情。接下来的几秒钟里，他站在那儿狠狠地盯着我们，目光里充满了威胁。这是我第一次目睹有人敢挑战爱德华多的权威。他开始慢慢地向后退，忽然一闪，消失在住宅楼大门：他登上大理石阶梯时发出踢踏舞一样的声音，而我们停留在原地无言以对。

他消失得如此之快，在霓虹灯的冷光下，我只能隐约看到像一束蓝光闪过的那双蓝眼睛。

那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感觉，无法用语言描述。如果我是在学校走廊里遇到他的，我会低下头回避他。如果那个球是向我飞来的，我不会想要把球再还给他。但那个小痞孩跟我父亲作对，带着一把弹簧刀在街上闲逛，既不像社会混混也不像真的犯罪分子，大概算是两者之间，然后，如果这还不够的话，他的家庭是“那些家庭”中的一个。

他母亲叫埃丝特，是一位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准修女，为了结婚她放弃了自己的宗教誓言。那场婚礼其实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她的父母也曾是如此。在她就要出发前往意大利的时候，她母亲对她低语道：“不要担心，你不会因为嫁为人妻就停止你对十字架的拥抱。”而埃丝特为了不让她母亲失望，两次拥抱了十字架，私下一次献给了耶稣，又公开一次为了丈夫。丈夫的名字叫文森佐，一个性格狂妄的那不勒斯人，专门来到这片新大陆迎娶她。“跟着我回意大利吧，我们结婚。我向你保证你父亲的余生都不用再铲粪了。”

有些男人擅长用简洁有力的话语征服女人的心，像上帝之子那样让人信服，就这样，一个关于新生活的诺言打动了埃丝特，她相信这种新生活对她和她的家庭都有好处。唯一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她需要跨越八千海里的距离才能拥有它。

文森佐有着一头金发、一双蓝色的眼睛、干净的少年脸庞。别人会叫他“捡纸箱的人”，这个外号源于他父亲利奥纳多，因为他父亲经常在夜里到大街上收集废纸箱，装进小三轮车，再运到拉齐奥南部的造纸厂卖出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文森佐放弃了没有什么前途的拳击手职业，转而去效力于一个刚刚得势的外号叫石头脸的年轻大佬。石头脸下令禁止了街上的海洛因和嫖娼生意，这个决定为与其他势力更好地合作扫清了障碍。

石头脸曾和唐·拉法埃莱·库托洛打过赌，并且赢了。因此和最有势力的家族结了盟，现在则经营着半个城市的地下赌场。他所做的这一切都避开了他自己生活的街区，而这为他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尊重和所有人的沉默。要真正做生意就一定要远离自己出生的地方，这是他的座右铭。

正是因为这一点，文森佐非常看好石头脸，并决定为他效力，尽管这样一来他自己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做大佬，但他并不在乎。如果说他最不缺某一样天赋，那便是他的谦逊态度。一开始他只是个打手，接着被提拔为收钱人，再到石头脸的贴身跟班，直到某一天联盟派他带着一个谈判团去美国，和布鲁克林的卡莫拉[4]谈几笔买卖。

石头脸感兴趣的几处房地产都在康涅狄格州，那正是埃丝特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她的家庭三十年前从意大利移民到美洲大陆，一直靠铲粪谋生。先是在阿根廷的牧场，然后是墨西哥，最终在哈特福德郊区的一个大型农场安定了下来。

文森佐和埃丝特是偶然相遇的。有一天文森佐在几个老乡的陪伴下来到康涅狄格历史博物馆，参观塞缪尔·柯尔特上校的武器收藏展，他被深深地震撼到了。关于武器，即使是最愚蠢的美国人恐怕也要比他在行得多。

晚些时候，他坐在咖啡馆里，和他的客人们讨论着要去武器商店逛一逛，这时他留意到吧台后面有个女孩在听他们聊天。她有着深色的皮肤和头发，黑橄榄似的双眼，仿佛一把口径四十五毫米的手枪将你刺穿。

“你是意大利人吧？”他问道。

“我是在这附近出生的，纽黑文[5]人，”她答道，“我父母亲是意大利人。”

“你太美了，不可能是美国人。”

“我可不是那种金发女郎，如果你是那个意思的话。你想要一块核桃蛋糕吗？”

“如果你告诉我谁是这里的老板，我会为了你买下这整家甜品店。”

埃丝特和她的家人回意大利的旅费全部由石头脸承担，算是他给自己手下的结婚礼。接下来几年，这个美国女人生下了两个孩子，利奥纳多和皮奴西娅——女孩的名字取自外婆，男孩的名字则跟了爷爷，那个捡纸箱的老人。

即使是在一个小孩最可爱的那个年龄，利奥就已经表现出成为小痞孩的潜质了。他不愿意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每天在街上游荡，虚度着光阴，像是在证明我父母亲的错误或者谎言——街上的生活不会吞噬任何人。

02

渐渐地，我开始习惯新的生活，这个过程并不轻松，而我父亲则立刻重拾了旧日的生活节奏。他时刻炫耀着自己再次回家的喜悦，完全不像是刚刚在炼狱里待了十年的人。他过去有一次曾试图放弃过回家的念头，但他没能做到。

事实上，一九七八年的冬末，有两件事情彻底改变了我们在巴里的生活。一件是我的出生，那天夜里我父亲开车飞驰回那不勒斯，赶到娜娜准备生产的医院，在接连不断的痛苦喊叫中，我母亲凭直觉喊出了我的星座：“马尔切罗是双鱼座！上升星座是双子！”另外一件则是一封迟到的电报信，银行总部的人事管理部接受了我父亲的回调申请。

那封信被压在巴里分行经理卡塔尔多·罗洛的办公室抽屉里大约一周的时间，虽然大家都能猜到信里的内容，但没有人在意这件事并去通知爱德华多，因为就在那几天整个意大利陷入了混乱。

我父亲认为，除了可怜的阿尔多·莫罗[6]之外，唯一可能要为这场动乱付出代价的人是他自己。他也清楚这样抬高自己有些夸张，因为毕竟和莫罗不同，没有人绑架和折磨他。然而，如果历史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国家继续动乱下去，如果恐怖分子最后赢了，罢工仍然继续，谁能说清楚那封电报信最终会落得什么下场呢？

政治专家们预计整个动乱事件很快就会结束，无论天主教民主党的秘书长最终命运如何，整个国家都将会在短时间内恢复正常，所以民众们都放松了下来，对事态的发展也只是敷衍地关注一下。就是这样，在那不勒斯银行巴里分行历史上某个毫不重要的经理，打开了他的办公室里某个毫不重要的抽屉。

整整五十四天里，周五除外的每一个下午，我父亲在办公室和相隔三百米的位于阿巴特·吉玛街的公寓之间来回奔波，那时候他还在忙着申请回调那不勒斯；他会打开收音机，时刻关注着可怜的阿尔多·莫罗的处境，当然还有他自己的处境。整整五十四个下午，他哭泣过也绝望过，有时候会看到希望，但随之而来的是加倍的失望。终于在第五十五天早上，疯狂的电话铃声停止了，染了头发的秘书从经理办公室走出来向大家宣布，在一辆雷诺4的后备厢里发现了莫罗的尸体。

在这次丑陋的动乱事件中，我父亲毫无疑问是支持国家的，然而当这场悲剧结束，他自己却感到如释重负，并试图去理解那些扣动扳机杀死阿尔多·莫罗的恐怖分子，他们所做的事情对于他自己，对于整个意大利来说也许是一个合理的命运。

至少他相信是这样的，直到罗洛把他叫到经理办公室里。我父亲戴着一条鲜红色的领带，却无精打采面如死灰，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秩序仍旧一片混乱，他觉得申请回调也彻底没希望了。

“你这样看着我是没用的。”经理说道，深吸了一口萨维内利磨砂烟斗，那是他的圣诞礼物，“我知道现在整个社会都乱作一团，这栋楼里也一样，但我不是负责管理秩序的那个人。”他伸手打开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掏出那封总部经理签过字的电报信，“刚刚从那不勒斯传来的消息，所有在三月十六日之前提出的申请回调都被冻结了。”他摊开了双手，一脸忧伤，“现在我们只能祈祷那些可恶的红色恐怖分子早点被抓起来……”

那天晚上，我父亲把自己锁在卧室里，跪在圣尼古拉的雕像前祈祷，那雕像是他刚搬进这里时在厕所里发现的。他的三个室友都是那不勒斯人，都是像他一样在等待回调的银行员工，他们邀请他一起去巴里古城吃生海鲜，他以发烧为借口拒绝了。当整个公寓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拿起电话，拨出号码，等待着。

“喂？”我母亲在电话的另一头。

“喂，安娜。”我父亲开始说道，“你先坐下，认真听我说。”

他能感觉到我母亲的心跳在加速，只有在不好的事情发生时，他才会叫她的全名。“明天就打包行李吧，让孩子也准备好，晚上我过去接你们。”这么多年来他内心所积聚的愤怒在说出这句话后都消融了。“不要担心。”他继续说道，“我现在能挣到不少钱，我们会找到属于我们的新家。城市不大，但让人感到亲切，人们都很和善。而你的占星学知识，会让你毫不费力地交到新朋友，你还将发现，那儿是一个孩子成长最理想的地方……”

挂上电话之后，爱德华多抬起头，目光盯着那面无表情的圣尼古拉石膏雕像，白色的胡子，黄色的主教冠，右手捧着一本福音书，左手握着三颗金色的球。他伸出双手捏住雕像的头，用力挤压，接着提起整个雕像，用力向墙上甩去，撒落一地的碎片。

03

我们搬到那不勒斯差不多两个月了，而在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将永远改变我们家和利奥家之间的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我母亲每个月会在工人协会的期刊上发表专栏，名叫《安娜的占星学》。而我们家更像是一个占星的大舞台，我母亲在这里模拟着太阳、月亮以及不停穿梭的天体之间的关系。占星学是连接着我们家和现实世界的唯一纽带，不管在任何环境里，总会有人想要通过占星预知未来，尤其是那些穿着皮衣的年老妇女和伤透了心的年轻姑娘。

通过银行里一个工会领导人的介绍，我母亲接触到了工人协会期刊的负责人，经过几个星期的周旋，她才争取到了这个专栏，写一些类似“你将会参与一笔意外的经济交易”或者“你将会遇到一个特别的人”这样的内容。对于一份没有人看的杂志，编辑也不关心为什么巨蟹座的人，比如我父亲，会有更顺利的职业生涯。不能提及感情，最好不要让一个男人突然心血来潮，也不能提及身材体形，她的爱德华多现在这样就很帅气，只谈工作和金钱就足够了。再说，如果有什么想知道的他会主动提问。

“接下来几天我的运势如何，娜娜？”

“不好。你正受到木星不和谐运转的影响。”

“下个星期有一场国库券拍卖会，我挺感兴趣。”

“最好再等等。很快就是火星和金星双星伴月了。”

那是秋天里的一个星期二，我母亲像往常一样用打字机写下了这个月的占星专栏，来到杂志社交稿。总经理乔治正等着她，迫不及待地要跟她分享一个新点子：去采访银行里所有员工的妻子，让她们谈一谈她们自己每天所生活的街区街道，记录下来。我母亲也被要求投入一个星期的时间亲自观察周围街区街道的状况，写下自己的想法。

接下来的几天我母亲充满了干劲。在回到那不勒斯之后，这是她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小窝去尝试融入街区的生活。整整一个星期她都在街区里转悠着，俨然是一副视察者的姿态，到了最后一晚，她甚至让我父亲做晚饭并哄我入睡。那一夜，她坐在厨房里对着她的奥利维蒂打字机工作着，次日，一篇长长的报告文章便诞生了。文中激烈地批评了那些缺乏装饰的街道，从没有什么名气的街角一直批评到卡波迪蒙特公园，这个公园曾是国王夏天的度假地，而如今则沦落为一个公共垃圾场——

相比其他任何事情，我最想重点强调的是，虽然地震已经过去四年了，但灾民们仍然生活在那些破烂的棚子里，缺少各种服务设施，他们被所有人遗忘了，尤其是被政府机构遗忘了。

这份报告文章里对于民生的关注以对当权者的强烈谴责而收尾，而坐在工人协会办公室里落满灰尘的写字桌后面的乔治，将其定义为帕索里尼式的文字，尽管我母亲承认她并不了解这位来自弗留利大区的作家。“说实话，”她补充道，“我没有读过这个帕索里尼的半行文字。”

几天后，这份期刊被送到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所有银行分行。送来祝贺的电话接踵而至响个不停。包括这是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具有“深刻的社会价值”等等赞誉。我母亲的成功也在父亲的同事之间传开，甚至我父亲回调后所属的流动小组副负责人，也向她发了一条信息：我们对政府的疏忽大意表示震惊，您的文章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贡献。

我父亲为他妻子的成功感到骄傲。所有能在同事面前展现优雅的事都让他感到开心得意，但很快他便不再关心这件事情，而重新专注于他的信息数据管理工作。自从有了远距离视频这项新技术之后，他便可以在办公室里远程监控这只或者那只股票的状况。菲亚特、忠利、意大利航空、中期银行，如果一个公司名字的旁边是加号他就会开心，如果是减号他就会伤心。但并不总是这样——有时候减号让他开心，加号则让他伤心。

与此同时，我也交了一个新朋友，他叫达尼艾尔，是艾达老师的儿子。每当缺少代课老师的时候，学校为了避免去寻找临时的老师，就让我们在课堂上两两组队，自己打发时间。年纪大一些的学生要负责照看年纪小的。和我配对的就是小达尼艾尔，他总是特别信任我。

尽管只有四岁，但他不会像其他同龄的小毛孩那样哭闹不停。我们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玩拍卡片游戏，那是些带有足球运动员的卡片，或者一起欺负他的斯普莫内——一个布料洋娃娃，那个年代很流行的一款。他总是和他的娃娃形影不离，同学们便开始取笑他，叫他男洋娃娃，小达尼艾尔·男洋娃娃。其他人对他并不友好，因为他不和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但对我来说，他还是挺讨人喜欢的。

在圣诞假期刚过的某一天，天气特别好，但我的游戏伙伴却突然消失了。他的母亲艾达老师也消失了。校长告诉我们他们搬家去了北方，但没有说具体去了哪儿。

生活照旧进行，直到几个月后的某一天，电视上突然开始讨论一九八〇年的地震灾民，那些住在桥下破烂棚子里的，或者那些住在西班牙人街区废弃学校里的，尤其是那些住在卡波迪蒙特公园里的。卡波迪蒙特公园是整个城市最著名的遗迹之一，电视新闻里不停地重复着，这里曾是国王的公园，而如今则沦落为一个公共垃圾场。在电视画面里你能看到铲土机在疯狂地工作着，政府人员在疯狂地驱赶灾民。

接下来的几秒钟里，娜娜一动不动，像是瘫痪了一样。

如果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她绝不会写那篇文章，再说，她在自己的占星分析里也警告过：水星一次不和谐的运转，可能会导致人们思维混乱，与他人交流变得困难。现在，那些可怜的灾民被驱赶，流浪街头，无处可去。如果谁都可以随意把别人的话语拿来卑贱地加以利用，那么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她决定与期刊划清界限，也不再写《安娜的占星学》了，即使是乔治也劝阻不了。我父亲则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反驳她：“不要说蠢话，娜娜。你真的相信电视上的那些人读了你的文章吗？你知道那份期刊的复印件最后都被用来做什么了吗？工人协会只不过是寄生在银行身上的垃圾……”

没有人能够理解她的痛苦，愧疚感淹没了她。她不习惯这种感觉。在这一天之前她一直试图做一个隐形人，只想安心度日。一个女人不能自以为很强势或者很有能力。在这件事情之前，她就像一个乖女儿，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学习，然后安心生活在一个男人的阴影下。一九六八年她十八岁。她成功避开了这个世界的混乱，嫁了人，然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她从不反抗，从不任性，总是衣着得体，总是能够包容大男子主义。她以为所有女人都会是这样，但真相是她也无法预料到今天。这一次，就只有这一次，她抛弃了过去的自己，去追随个人野心这个恶魔。接着便是一场灾难。

过去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尼科迪姆，他是犹太人的领袖。他在夜里去找耶稣，问他：“一个年老的人如何能获得新生？也许他能够再进入母亲的子宫，第二次出生？”耶稣回答他：“真相是，我只说真相，如果一个人不是从水里出生，不是从圣灵里出生，是不能进入主的天国的。从肉体里出生的还是肉体，从圣灵里出生的则是圣灵。你不要觉得诧异，如果我跟你说，你们必须从高处获得新生。风是自由的，你能听到风的声音，却不知道风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每一个从圣灵里出生的人都是这样。”

又过了几个月，街区里新来了一位牧师，唐·卡洛，但因为其进步主义的思想所以在教区里并不受爱戴。有一次在唐·卡洛布道的时候，我母亲得知有几位忠实的信徒为无家可归的灾民新成立了一个食堂。“最近这段时间，尤其是在电视上那些人无耻地驱赶灾民之后，”牧师说道，“街区里明显多了很多在街上游荡的人。恶主宰了这个世界，但这个食堂是善对恶的一次有力回应，因为上帝的圣灵无处不在。”

虽然唐·卡洛看过她那篇文章的可能性极小，但母亲觉得他所说的那些话都是针对她的，教堂里聚集着的人群的目光都是投向她的，每一次窃窃私语的声音也都是议论她的，她就是所有法利赛人中最卑鄙的那一个。

第二天她来学校接我。她让我陪她去一个地方，我没有提出疑问。那是六月份的前几天，风和日丽。我们开车进入了庞蒂·罗西街，那是一条有很多弯道的上坡路，穿过一大片摇摇欲坠的古罗马水渠一直连通到卡波迪蒙特公园，或者说卡波迪蒙特树林，人们都这样称呼它。车沿着公园外围疾速前行，从窗外涌进的热风让我有些头晕。

渐渐地我们在一栋像是废弃了的矮楼前停了下来，我们走进庭院，钻进一个通往地下室的楼梯，迎接我们的首先是一阵食物的香气。接着往里走，一张塑料桌旁围坐着一些身体虚弱无精打采的男人。其中一些快要吃完饭了，另外一些则趴着打盹儿。再往里走，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沉寂。我当时感到极度惊慌和不知所措。我转身面对我母亲，惊讶地发现她的眼睛再次放出了光芒，就像她第一次走进工人协会杂志社时那样。

她走向某个留着长胡子的人，他看起来比其他人稍微精神一点。“我想找这里的负责人。”她说道。那个人用长满脓包的食指指向厨房，就在那时，从厨房里走出来一个正常的女人。她戴着一条沾满油渍的围裙，哼着老旧的那不勒斯民歌，而当她注意到我们的存在，便立刻停止了哼唱，歌词像碎骨头般散在了她的嘴里。

“您好。”她用严肃的口吻向我们打招呼，“我可以为你们做点什么呢？”她一边整理着头发往帽子里塞，一边认真地打量着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出来她是埃丝特，利奥的妈妈，那个美国女人。“您是住在三层的夫人，对吗？”她问我母亲。

“您是四层的那位……”长时间的停顿。两个女人在相互交换着尴尬的眼神，“我想在这里帮忙，出份力。”我母亲低声说道。

美国女人脱下围裙，向衣帽架上一扔。“这里永远都会需要更多的帮助。”她说道，“关于食堂的宣传已经散布出去了，城市各个角落的流浪汉都来了。现在我们需要能够快速盛饭的人……”

“一般来说，直到午饭的时候我都是闲着的。”我母亲回答道，表现出一副准备就绪的样子。

美国女人开始收拾餐桌，“不过我得先和唐·卡洛说一下。我们这样吧，一旦有了什么消息，我就去你们家……”

母亲的脸色突然变得惨白。有那么一瞬间她的目光在试图寻找我。尽管我还只是一个小孩子，但我也立刻明白她给自己找了一个怎样的大麻烦。但和一件即将要发生而我们目前还一无所知的事情相比，父亲吵架时的喊叫声根本不算什么。我们即将被甩进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是一个阳台必须完全敞开的世界。

04

文森佐睁开双眼，望了望四周。突然一阵拳头狠狠砸在门上，然后是大喊的声音：“开门，宪兵！”

他的妻子从房间里溜出来，来到走廊上。“他们来了。”她压低了声音跟他说，“你快跑。”先取下小链子，再拧开钥匙，咔嗒一声。

“完蛋了，”男人自言自语，“完蛋了。”

然而并没有。

他站起身，来到阳台上，向下望去：闪烁着的警灯反而照亮了他那高傲的心。他顺着栏杆向下爬，周围阴暗、寒冷。这些该死的条子，他想着，总是在黎明的时候。他松手一跳，在三层的阳台上着陆。

这家人真牛，这么冷的天气，阳台的门居然开着，谁知道他们有没有真的在睡觉。必须再进一步，塞尔吉奥正在楼下一层等着他。一旦到了他家，就可以从室内暗道逃离，暗道连通至旁边另一栋楼——这可是在武装宪兵眼皮子底下的地道奇迹。

厨房里有一个小男孩，七八岁的样子，戴着一副牙套，像是被封住了嘴。“嘘……”男人用手指压住嘴，“嘘……”但那个小男孩没有任何要发出声音的意图，只是往杯子里倒牛奶。

“快回到床上去。”男人低声说，“我现在就离开了，我命令你要听牙医的话坚持戴牙套，以后你就会有特别美丽的笑容。”

男人疾步穿过走廊，然后停下，透过大门上的猫眼向外瞅了瞅。取下小链子，咔嗒一声开了锁。打开门，一个跨步便消失了。

“哎！”一个看守楼道的宪兵冲他大喊，“站住，我要开枪了！”

“真的开枪了，浑蛋。”男人又再回到屋里，用肩膀把门关上并顶住。完蛋了，他想，落入圈套了。从楼梯下去找塞尔吉奥已经不可能了。那个条子正像疯子一样大喊：“在这儿，你们快来！在三层！他正躲在那套公寓里！”

又是一阵拳头狠狠砸在门上。“快开门，宪兵！开门，不然我们就要撞门了！”

有人在卧室里打开了灯。男人又再次疾步穿过走廊，来到厨房，来到阳台上。小男孩也在那里，手里端着牛奶。“让开。”男人对小男孩说，准备开始助跑。

“站住，我要开枪了。”一个宪兵赶了过来，用枪指着大喊，“举起双手，然后抱膝，不然我就要开枪了！”

男人看了小男孩一眼，对他微笑。

“真的开枪了，浑蛋。”

然后男人跳了下去。

05

文森佐，捡纸箱的人，他跳楼拒捕的消息不过几分钟就传遍了整个社区。不过几个小时，他就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外号：蜘蛛人。没有人敢轻易尝试从三层楼上跳楼逃跑，蜘蛛人文森佐却做到了，但最终他还是被逮捕了，在医院里监禁治疗了两个月。那一天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股骨骨折，手臂骨折，七根肋骨骨折。

我父母亲则被迫面对宪兵的狡猾审问：“你们和四层的租户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那么冷的天阳台的门却开着？”

“因为习惯，”我母亲据理力争，“室内外的空气需要一直保持流通。”她补充道。

父亲瞥了她一眼，暗示这个细节可以省略不提。宪兵注意到什么地方不对劲，但也没有继续深究。他转而面向我，我把所看到的一五一十都说了出来。与此同时我脑子里一直在思索着，如果我在学校里讲述这次发生在我身上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将会激起大家怎样的好奇。只可惜我应该在执法人员面前把事情经过讲得更丰富一些，因为还不到两分钟宪兵就打断了我，冲我微笑，然后戴上警帽，一边向大门口走去，一边向我们道歉因为被他的同事撞飞的大门。他向我父亲说道：“把请工匠修理大门的收据拿到警局来，我们会赔偿损失。”

“您客气了。”父亲回答道，他焦急地想要赶紧结束这场闹剧。

“你们撞坏了门然后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这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安娜怒吼道。

紧接着，我父亲给银行打电话请了一天病假，也同意我待在家里不用去学校。

整个早上我们都待在家里，窗户关着，遮阳卷帘也被放下了。我父母都沉默不语，母亲一直在灶台边忙活着，而父亲则在认真地关注每一条电视新闻。就这样过了几个小时，他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幸运的是没有人提及刚刚发生的事情。

下午的时候，他接到电话通知第二天要去警局录口供。“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宪兵说道，“只是个官僚形式走个过场。”父亲挂上了电话，从沙发上站起来，走进厨房，母亲坐在饭桌旁正等着他，最终他们吵了起来。

他们压低了嗓门喊叫着，父亲声音冷漠而又专横，不停地指责母亲，直到她流下泪水乞求原谅。“再也不能有下次了，”他重复着，“再也不能了。”他不能再接受类似这样的事情了。但母亲不能让父亲破坏这次机会，尤其是在她为他牺牲了一切之后，先是在那不勒斯的生活，再是巴里。食堂那边需要她的帮助，美国女人是一个圣女，向她请求帮忙，而她也答应了。

“一个圣女？如果真的是一个圣女，怎么会嫁给一个魔鬼？”我父亲理论道。

“嘘！什么魔鬼？别人的生活你了解多少？”

“某些人的生活我了解得足够多！”

“他不是魔鬼，你问问孩子。”她打断他说道，“他甚至说咱们的孩子以后会有一个特别美丽的笑容。”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们一直这样争吵着，直到母亲进入我的房间，让我去肉食店加埃塔诺大叔那里拿肉。这是我第一次被托付这样的任务。“没什么可害怕的。”她一边安抚我，一边递给我一万里拉。她已经给肉食店打过电话了，加埃塔诺大叔会在店门口等着我。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购物袋里装满了我们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我知道那只是一个让我走开的借口，而我也决定配合他们的谎言，其实根本不需要找借口。这时，一个足球滚到了我的脚下，是利奥的。我一脚把球踢还给他。

“你就是以前那个叫达什么……的玩伴，”他说道，“小达尼艾尔·男洋娃娃的玩伴？”

我点头示意。尽管我们住在同一栋楼里，我们的母亲每天都见面，然而我们之间还没有说过半句话，我们对彼此毫无了解。或者说，至少他对我一无所知，而我知道他拥有六套足球服，然后有一次在楼下发生了争吵，他和他忠实的小跟班尼可拉一起，把受害者按住，再把双腿分开，做出要插入肛门的手势，“同性恋！同性恋！西尔维乌秋是同性恋！”他残酷地喊着。

“你有看到今天早上的大混乱吗？”

他开始用一只脚练习传球，好像之前发生的事情对他没有任何影响，好像之前所有人都听到了的那极端痛苦的喊叫声并不是他父亲发出的。

“我母亲将会在医院里待一整天，告诉你母亲，我不认为她明天会去食堂那边。”足球又一次向我这边滚过来，这一次球没有直接到我脚下，我被迫移动才接住球，“所以你会跟她说吗？”

利奥看着我回传球，脸上露出奇怪的冷笑，“听着，你当时真的和他在一起吗？”他用鞋底止住球，“我的意思是，在他跳下去之前……”

我站在那里动弹不得，像是石化了一样。尽管一整天我都在扬扬自得于整个街区都将知道我是整件事里最重要的见证者，但这个消息一直传到了利奥那里，还是把我吓坏了。早上经历的画面又一次在我脑中闪过，牙套对腭部的压力，黎明时醒来，一玻璃杯牛奶，男人的微笑。然后是宪兵的狂喊，我母亲穿着睡衣坐在厨房的门槛上。

“他死了吗？”我问道，声音颤抖着。

利奥做了一个脚下盘带动作，又开始练习传球，这一次是左右脚交替。

“谁？我父亲？”他得意地微笑着，“我不觉得。文森佐是个极其强悍的人……”

真是个奇怪的人，明明是自己的父亲却直呼其名，我就从没有这样想过。我知道我父亲的名字叫爱德华多，所有人都这样叫他，但对我来说，只是对我来说，他就只是“爸爸”而已。

“你想踢两脚球吗？”利奥问我。他的目光从球上移开，仔细地打量着我。他的蓝眼睛让我想到来到那不勒斯的第一晚，他挑战我父亲时高傲的样子。

“我不能。”

“就两脚。”

“我必须回家，我还拿着一购物袋的食材。”

他却一把抓住了我的夹克，“你会守门吗？”

我感到自己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在惊慌失措，他的脸上满是灰尘和汗水的味道，当时我特别害怕他会掏出那把弹簧刀，但同时又有一种想留下来和他一起玩的欲望。“我需要一个人来接球。”他补充道。

“我不会守门！”我回答道。我用力一甩挣脱了他，飞快向住宅楼大门冲去。

“哎！”他大喊，“回到这儿来。哎！”

我不想被看作一个胆小鬼，因此我停下了脚步，转身面向他。他身体的轮廓在红色夕阳的映衬下，好像是日本动画里的最后一帧画面。

“怎么了？”

“你知道为什么小达尼艾尔·男洋娃娃再也没有回来上学吗？”

“他家搬去了北方，校长是这样说的。”

“啧啧。”他叹息道，“怎么会是这样呢？”

“为什么？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利奥用头指向我家阳台，“他们永远也不会告诉你。”

的确如此，每一次当我问我父母亲知不知道小达尼艾尔和艾达老师具体在哪儿，他们会立刻改变腔调，开始说别的事情。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

利奥用手抓起球，再次讥讽地冷笑了一下，说道：“如果明天你下来守门，我就告诉你。”

次日想要编个理由出门并不难，那个时间段我父母亲几乎从不在家，尤其是我父亲。对他来说银行的工作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事实上，就是在那一段时期，父亲掌握了一些必要的技能来维持一个稳定的职业生涯。一个好员工需要很多品质，比人们想象中的要多：需要能够用最少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回报；能够在激流中游泳，然后在正确的时间上岸；能够在听从别人命令的同时为自己着想。但要做好所有这些，首先需要做的是去领悟。

就这样他很快便领悟到他所要做的工作的本质，除非他再被分配到其他的岗位上。每天早上，事实上，都会有一定数量的员工生病，或者请假，他们来自那不勒斯银行不同的分行，而位于托莱多街的银行总部每天都会派人去顶替。像他这样在流动小组工作的预备员工的任务就是要去填补各个前线的空缺，时刻准备好去打所有战争中最原始的那一仗：意大利人的省钱大战。

因此，每一天，在一层大厅里打着盹儿等着被召唤的预备员工们，公司已经给他们预订好一些主要线路的头等舱了：一个在飞往米兰的航班上；另一个在飞往都灵的航班上；驶向巴勒莫和卡利亚里的航船上的一个双人舱；甚至是开往罗马的潘多利诺火车上的一整节车厢。在二十四个小时内，银行有能力派人抵达在伦敦、巴黎、柏林的分行，如果稍微提前规划，甚至可以直抵香港、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纽约市的公园大道分行。首都为了支持地方省份以防人手短缺毫不在意那巨大的开销。

接着我父亲领悟到，比如说，在退休之前他会喝下比他预想要多的咖啡因。在银行工作的人每隔一个小时就要喝咖啡休息一下，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咖啡已经是甜的了，因为银行附近斯普兰朵咖啡馆的老板喜欢偷偷往咖啡杯里加入一点奶油，再用来装咖啡给顾客。如果打破了这个习惯，就意味着与整个国家信用系统的支柱，与那些奶油人为敌。但长远来看，这会让人的血糖严重超标。

他还领悟到严重的吸烟状况。在巴里的时候人们抽林达牌软包烟，但在这里则到处是斯刀普牌无滤嘴烟。每一次从咖啡馆回来，和帕斯夸雷还有其他同事一起，他们会逗留在一个小广场上抽烟，那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庭院，长满了上百年的九重葛。一面墙上有一个门通往一个办公室。随着时间推移，我父亲才了解到一个脸色苍白的人在那里面做着最让人厌恶的工作之一。在那个办公室里，事实上，存放着从无力偿还债务者那儿没收的准备拿去拍卖的家具。

又过了几周，我父亲又领悟到这一点：当一个顾客请求贷款时，总会表露出其实不需要钱的样子，但当他必须要还款时，之前藏着的吝啬鬼那一面就暴露无遗。

在理解中寻求理解，他又领悟到要想成功预测一份贷款是否最终能收回来其实是一门占卜艺术，差不多就像母亲的占星学那样。因为唯一的真理是这个：在抬脚踏入银行之后，每一个人在做并永远都会这样做的，便是撒谎。

“这就是为什么在拿出哪怕一里拉之前，我们都会要求顾客去填成堆的表格。”帕斯夸雷反复向他说道，这样的教导从他第一天踏进流动小组的工作间起便没有停过，而其他人则对他毫不在意。他们在工作间里无趣地打转，相互之间窃窃私语，所有人戴着相同的领带，穿着相同的油亮皮鞋。

他算是幸运的了，帕斯夸雷·索马是一个老熟人，是主教堂街上肥皂匠的儿子。贫苦的童年生活，那种流动商贩式的童年生活就像噩梦一样一直缠绕着他。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肥皂匠带着儿子来到他家取走洗衣机：唐·杰皮诺，爱德华多的父亲，没能兑现那台洗衣机的付款。

“但仅仅是表格还不够，要想了解一个顾客你必须要用鼻子去嗅他，不然你永远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帕斯夸雷准备开始教导他，用手指了指坐在写字桌前的一个苍白的小伙儿，“当拍卖会开始的时候，你无法想象那些豺狼般的人在这里闲逛着虎视眈眈的样子。事实是在一个银行里，每一样东西，甚至是再不幸的事情，都可能转化为财富。”

一个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永远也无法领悟这个道理，他承认财富有时会在不幸中蒸发掉，但怎么能说在不幸中有可能冷凝出财富呢？他曾经贫困了太久，在他之前是他的父亲，也无法想象出类似这样的道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领悟到从银行顺手拿走公家文具是一个固定的习俗。那些文具从此走上了不寻常的道路，以植入广告的形式蔓延至各个地方，反而宣传了那不勒斯银行本身并不具有的华丽形象。理论上来说这是盗窃公家财产，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市场营销的策略。就这样几年下来，每个星期中可能是任何一天，父亲下班回家时会带回数量惊人的回形针、订书钉、订书机、取钉器、包装纸、带孔信封、邮寄表格、钢笔、铅笔、橡皮擦、橡皮筋、胶带、白纸、备忘录、记事本、铅笔芯、自动铅笔、钢笔替芯和剪刀等等，以满足任何需求。最辉煌的时候，他甚至带回两台奥利维蒂书信22型号的便携打字机。

接着他领悟到工会代表和公司领导相互争吵只是演戏，在幕后他们相亲相爱就像正在度蜜月的情侣。在回调总部之前，帕斯夸雷在罗马分行担任文书超过十年的时间。那是整个庞大帝国的倒数第二阶层，倒数第一阶层是那些没有文凭的小职员。浪费了那么长时间之后，要想在职业生涯混个模样出来的机会已经很渺茫了。总之，大概两年前，他找到工会代表，用五个月的工资换来流动小组经理这一职位。在那些不能明说的事情当中，考虑到出差补助和灰色收入，投资总是有回报的。去年元旦的时候，公司甚至让他带上家人去巴黎游玩，算他的出差任务，也算他的旅游奖励。“香榭丽舍大街上的烟火，孩子们那瞪大了的眼睛，你想要这些吗，爱德华？”

出差任务。我父亲立马领悟到这一点，其实那是一个痛苦的按钮。流动小组员工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远离家庭，这会影响到家庭婚姻的稳定。全家一起去女神游乐厅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可以独自在外，然后深夜在皮加勒区寻觅漂亮小姐。他隐隐约约能感觉到其中的危险，在这种原则问题上，他的岳父已经警告过他了：“爱德华，如果你要回家，就真的回家，否则你最好还是留在巴里，在那里他们也许会让你当上经理，或者派你去北方某个城市当高管，甚至是国外……”

所有那些，不管怎么说，都只是一些可能性。从个人角度出发，我父亲对于一个可能的多彩但昂贵的职业生涯并不感兴趣。于是他向自己妥协，他接受了流动小组的工作，但拒绝了去皮加勒区出差。

“你做得很好，”有一天帕斯夸雷再次教导，“因为第一，没人说得准离开这里你就一定能拥有多姿多彩的职业生涯；第二，多姿多彩的职业生涯并不总能带来财富；第三，如果你是有能力的人，即使没有多姿多彩的职业生涯也能获得财富。重要的是留在这里，因为这里真的有商机……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如果你在火山口建造房子，那么你就可以确定迟早有一天你会被烧……”

我父亲扔掉手中的斯刀普烟蒂，沉默不语地穿过大理石走廊，大理石下层是阿比西尼亚黑，上层则是彩色的。这一切他并没有听得很明白，但没什么好担心的。像往常一样，肥皂匠的儿子会一直在那里教导他该做什么。

“这是一件好事吗？”他问道，打开了工作间的门。突然有那么一瞬间，他面前的大片烟雾让他感觉自己仿佛刚刚跨进了一个地下赌场的入口。

“看情况。”帕斯夸雷用一只手整理着自己那蓬乱的红发，“如果你喜欢火，那就是好事。”

06

当成人们的生活正在向另外一个星系迁移的时候，我和利奥渐渐地找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一颗荒芜的星球。一九八五年夏天，我们的友谊忽然变得紧密起来，就像天然大火那样熊熊燃烧着。那时学校正放假，他父亲在监狱里，我父亲在银行里，我们的母亲则在食堂帮助着流浪汉，我母亲最终还是说服了我父亲同意她回到食堂，而我和利奥便开始天天见面。我们一直在探讨着小达尼艾尔·男洋娃娃的故事。

他并没有像其他人所描述的那样搬家去了北方，而是和他的母亲及姐姐一起在904快车惨案中遇难了，那是从那不勒斯直通米兰的一列快速火车。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亚平宁大走廊中的一座铁路桥上，事先埋伏好的爆炸装置炸碎了那列火车的9号车厢，导致十七人死亡，三百多人受伤。

圣诞节假期后校长和他父母有过一次谈话，利奥无意间听到了这个真相。自从利奥向我揭开了谜底，我们便不停地向彼此重复着这个故事，像是在祷告一样，直到小达尼艾尔不再是我们曾认识的那个爱玩洋娃娃的孩子，而变成了小说中的某个英雄，变成了我们的主保圣人，把我们和其他人区别开来。

为了避免噩梦，成人们选择了沉默不语，而我们却反复在想象中去经历那次爆炸，也许只是为了确认我们也有得知真相的权利。我们想象着自己是爆炸后的幸存者，闲逛在只属于我们的星球上，享受着完全的自由。

利奥还听到一个细节，爆炸之后，在废墟堆中，在小达尼艾尔的尸体旁，静静地躺着那个布洋娃娃。“马尔切，你真应该看看当时那些大人的表情。我从没见过有人因为一个死去的名叫斯普莫内的洋娃娃哭成那样。”

我们一起度过了五个快乐的夏天，天不怕地不怕。我们在自行车上相互追赶，在树林里践踏草地，在足球场踢比赛时闹矛盾，然后用石子儿混战，在街角的宠物店里替那些小鹦鹉渴望自由。在别人眼里我们净做些残忍的事情，但他们不了解我们的意图其实是好的。和街区里的女孩子相处时，我们总是很冲动，蛮横，喜欢动手打闹，说话则色情露骨。比起女孩子，我们更贪图钱财。

当时有个卖轮胎的人，不是我们街区的，衣衫褴褛，右脚有六根脚趾，他出钱让我们用弹簧刀去扎汽车轮胎。每成功扎破一个就给我们一千里拉。一开始他的报价是五百。

“一千五。”利奥像挑衅一样抬价。他从法兰绒方格衬衫的口袋里掏出一把梳子，开始梳理头发。

“七百。”六根脚趾压价道，“你们这些无知小子太贪心……”

利奥的谈判技巧起到了作用。首先要梳两边和后边的头发，然后把中间的头发捋成一撮儿向前，“椰子头”，大家都这样称呼，用超级多的发胶发蜡固定住头发，再极其荒谬地向前凸起，凸起的高度和一个人的自恋程度成正比，在那段时间这个发型非常时髦。

“成交，七百里拉。”利奥说道。他把梳子插回衬衫口袋里，“再加上三百的封口费，如果人们知道了是你让两个无知小子去坑顾客，你能想象到后果吗？”

他被耍了。

六根脚趾一边用抹布擦着他那沾满油渍的双手，一边盯着我看，我不懂他的表情是在欣赏利奥的谈判技巧，还是在警告我待在他身边有多危险，说道：“你的朋友是个精明的恶魔。”

我确实很崇拜他的谈判技巧。

“每一次谈判的第一条规则是不要去谈判。”有一次他跟我解释道，当时我们在黑暗中等待着行动的暗号。我们的任务是在六个脚趾的街区里每一条街上扎破一个轮胎。

“那第二条呢？”

“如果你不要求，就没人会给予你。”

我愣了几秒钟的时间，试图去理解那些词语的意思，“那第三条呢？”

他将烟头弹进下水道井盖的小孔里。“如果你不努力，就没人会在乎你。”他用严肃的语气说道。

我们正躲在停在路边的一辆汽车后面，这时突然一声噪声打断了我们，利奥站起身从后车窗的映像里观察着街道。虚假警报。可能是树叶，也可能是老鼠。

“什么意思呢？”我问他。

利奥向我嘲讽地微笑着，没有再回答。这时哨声传来，轮到我们行动了。

理论上，他年纪比我大，应该会多管教我一些。但实际上，我们之间很平等，在学校里我们总是上着不同的课，直到他连续两年挂科留级之后终于在我初三那年和我同班了。我们一起离开学校，一起去流浪汉食堂吃午饭，然后一起骑车出去疯玩。

在树林里总会有一些普通的孩子，但我们会把他们训练成一群疯狂的勇士，然后一起玩耍。经过我们的践踏，博物馆门口的草坪变成了粉末状，像死去了一样。有几次，一个相对没那么懒惰的看守威胁过我们要没收足球并叫警察，而我们则一起对他竖中指，再跳上自行车开溜。利奥是船长，我是水手。

每天我都被他拽着到处跑，总是有生意要谈判，总是有钱财要进账，总是有一辆汽车我们要躲在后面。我们会你追我赶地走上几公里的上坡路，会在黑暗中监视街道时相互打着掩护；我们会不停地在阴影中攀爬生锈的铁丝网；我们最害怕的一个词是“抗破伤风”。在父亲从银行下班回到家之前回家是一个基本原则。我母亲则对我们装作视而不见，她对利奥偏爱有加，她对所有白羊座的人都是这样。

每个夏天利奥都要回一次康涅狄格州，在快要分别的时候，我们会躲在他的房间里吹空调，那个年头空调可不常见。炎热的天气让我们无法外出行动，我们就连续几个小时看着电视，狼吞虎咽地吃着炸薯条和花生酱，每一顿饭后我们都会喝一杯牛奶。一旦我们搜集到了一点钱，便冲刺着去买加芥末酱的火腿三明治，然后躲到皮奴西娅的房间再继续狼吞虎咽。皮奴西娅是利奥的妹妹，未来一天我将会娶她为妻，这样一来我们就会真正变成一家人。然而，皮奴西娅那复杂的新陈代谢问题是你一旦跨入他们家门槛，便立即了解到的事情之一。

“我妹妹就像是一个橡皮筋，不停地变胖再变瘦。是新陈代谢出了问题。”

“但是我可不想娶一个胖子做老婆。”

“你不要担心，我母亲说过随着时间推移这个问题会自己消失的。我们家里的人天生骨骼粗大，而你则骨骼瘦小，这说明以后你们的孩子将会有完美的尺寸。”

炎热的天气把我们折磨得够呛，尤其是我们的椰子头发型。在高温下发胶发蜡都会融掉，蓝色的液体像融化了的雪一样流到耳朵上、脖子上，更惨的是前额，我们总是在周围所有人开始大笑之后才意识到。

与此同时我在学习着如何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那样生活，至少是利奥心目中的美式生活。我很快记住了美国五十个州的名字，从乔治·华盛顿到罗纳德·里根所有总统的名字，以及大部分印第安部落的名字。那些年里流行的电影比如《回到未来》《壮志凌云》和《七宝奇谋》里的台词我们可以倒背如流。我们是魔术师约翰逊的球迷，我们支持纽约巨人，支持印第安苏族部落，支持美国陆军第七骑兵团。红云[7]、坐牛[8]、黑麋鹿[9]，卡斯特将军、约翰·韦恩，《我的朋友阿诺德》[10]。我也学会了轻松戴上棒球手套而不再需要花二十分钟去考虑哪一面该朝上。我还学会了滑旱冰时以最安全的姿势摔倒，只会稍微擦破一点膝盖，但问题是每次都摔到同一个地方，伤口越来越深。利奥递给我双氧水，要求我停止哀叫。

“你必须要离开吗，利奥？”

“必须，不然我会丢掉国籍。”

“那国籍有什么鬼用？”

“迟早有一天我会去康涅狄格州生活，到那时候是不是一个真的美国人会有很大的区别。”

“以后你也会带上我一起去吗？”

他对未来的计划里可能会没有我，没有我们，没有我们在一起快乐的时光，一想到这一点我就会很伤心。

他的皮肤黝黑得像皮革一样，他只需要在太阳下短短几分钟就可以被晒成那样。不止一次在被老师提问的时候，他不说话，只是露出像海报上的模特那样的微笑，就可以避免惩罚，他从不刻意做任何事情来炫耀自己。他并不吸引人群，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从没有进入过学校的帅哥榜单，但他却不以为意，让他感到骄傲的事情中并不包括这一点。“如果一个人像克里斯蒂安·扎扎罗那样，满脸恶心的脓包，也能上那份榜单，我才不要参与到其中。”他低声抱怨着。

不管怎么说，在我们那里美丽的外表并不是一张必胜牌，拥有黑社会气质则更重要。为了吸引人群的注意，事实上，很多男孩子都会笨拙地去模仿黑帮，比如说近距离眼对眼互相盯着，再用喉咙发音蛮横地说话，但利奥知道那些都只是卡通片里的场景。真正的卡莫拉有着一种特殊的气质，那不是从任何地方抄袭来的，他们在外表上总是很温顺，很不起眼。正是这一点才令人害怕：你知道在那副正常的面具下藏着一头准备好随时会咬你的恶狼。所以利奥倾向于表现出另一副模样，他知道自己可以很暴力，但他却散发出属于战争诗人的气质。“一个杀手的眼神你一看便知，”他重复说着，“在那个眼神中会有一个声音在诉说着——我杀过人。”

假期结束返校，他激起了所有人的嫉妒。利奥和皮奴西娅从康涅狄格州带回来数不清的新衣服、新玩具、包装食品，还有很多装满宝贝的大纸箱，包括美国表亲们不再听的唱片。埃尔维斯、查克·贝里、麦当娜。一九八八年夏天他回来后变成了迈克尔·杰克逊的超级粉丝，再接下来的夏天则是有着一半的墨西哥血统，仅仅十七岁便因飞机坠毁事故身亡的里奇·瓦伦斯[11]。每年他都会兴高采烈地给我带回新的惊喜，而我也迫不及待地盼着九月初早点到，他们早点回。一旦听到他们家门铃响起，我便知道是他回来了。

“所以你明白了吗，那天天气条件特别恶劣，第二天里奇本应该在北达科他州的法戈市演出，那是他们冬季舞会派对巡演的下一站……”

整个一九八九年，他的新椰子头发型都在模仿着《青春传奇》那张唱片封面上里奇·瓦伦斯的椰子头，他在其中多加了一些成人气，这就是他典型的又与众不同的十三岁风格。刚扎完一个轮胎后正清洗着弹簧刀，嘴里叼着一根好彩香烟，那是从他母亲每周去监狱要给蜘蛛人带上的香烟那里偷来的。

“你有没有听人谈论过音乐死去的那一天？”有一次他问我。

“没有。”

“天哪，你真是令人绝望。”他调低了音响的音量，“音乐死去的那一天是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三日。那一天巴迪·霍利、里奇·瓦伦斯和理查森这三个摇滚超新星在一次飞机坠毁事故中遇难。事实上里奇本来是不应该踏上那架飞机的。那本该是属于汤米·阿尔苏普的位子。”

“谁是汤米·阿尔苏普？”

利奥摇着头，“那天晚上和里奇玩掷硬币打赌的一个音乐家。”他继续说道，一边在他父亲的沙发椅旁的一个水晶烟灰缸里不停地碾着烟头，“他是一个出色的吉他手，但和那三个人相比则差远了。然而那天夜里转动着的骰子更偏爱他，他输掉了赌局留在了艾奥瓦州，但也因此活到了今天……”

“哇啊！”我回答道。那是我所知道的用来表达惊讶之情的最美国的方式。

“平庸的人总是比天才活得更久，我的老伙计。”他补充道，又调高了音响的音量，“你的椰子头全都融掉了。”他忍不住大笑起来，“你现在整个人都变蓝了。”接着他随着《青春传奇》的节奏在空中挥舞着那把刀，“哟，我不是水手……”他开始唱起来，“哟，我不是水手，我是船长……我是船长，我是船长……”

我十二岁生日那天，我们决定和小团伙里的其他成员一起去市民花园庆祝，借此机会也可以离开我们自己的街区出去闯闯。我们需要瞒着家长们偷偷前往基艾亚滨海路，利奥宣称他曾去过那里，然后再搭乘有轨电车，直达胜利广场。

这次带有出逃性质的庆祝我们之所以会选择那个地方，原因很简单：市民花园是由一系列的小花园组成，那里是基艾亚街区的女孩子们经常出没的地方，而基艾亚街区的女孩子们是整个城市里最漂亮的，她们会聚集在那里等待着其他街区的男孩子们前来追求，接着便是一些肮脏的事情。因为她们来自一个富裕的街区，我们知道她们肯定会瞧不起我们，但我们在意的只是要利用她们的风流创造出尽可能多的故事。

据说在水族馆附近有两三个这样的女孩子极其疯狂，她们愿意让你做任何事情，愿意用嘴，愿意让你在她们的三角裤里尽情探索。我对这样的话题并没有太多感觉，我并没有其他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饥渴，只是尽可能地跟着他们。我的年龄最小，听着他们讨论那些露骨的事情也没有明白太多。

我感觉即使是这方面的老手也会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困惑，比如说，阴啼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在哪儿，但我们可以确定它一定在女孩子身上，或者身体里面。我们不清楚是只有基艾亚街区的女孩子有，还是其他所有的女孩子也都有，但我们听说必须要以某种方式找到并刺激它。如果你成功做到了，如果某个女孩子告诉你她刚刚被操得很爽，那么你就会到达一个更高的层次：你是真正的男人了。

所以在我十二岁生日那天，我们坐上了1号有轨电车，穿过了整个城市，向大海的方向前进。事实上，我以前跟着我父母亲去过那里，但和利奥还有街区里其他伙伴一起去玩注定将会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就这样，我把头伸到车窗外，让咸咸的海风抚在我的脸上，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直到司机赶我们下车为止。旅途中的兴奋之情让我们暂时忘记了阴啼和其他所有肮脏的事情，尽管我们很快将要付诸行动了：说到底，我们只是一群爱吵闹的小男孩，相互煽动着彼此要摆脱那些束缚着我们的枷锁。

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明白了一个悲惨又忧伤的真相，基艾亚街区的女孩子们其实并不像我们所听说所想象的那样疯狂。我们整整一个下午都在尝试着接近她们，向每一个人提议能不能摸一下她们的阴啼，而最终的结果是我们骚扰了整个沿海街区。然后明白了第二个真相，克里斯蒂安·扎扎罗，尽管他是我们学校公认的最漂亮的男孩子，却也跟着我们一起来到这里寻找性体验。他对我们说，阴啼根本就不存在，更准确地说，不存在“阴啼”这个词，我们的发音有问题。

“应该是‘阴蒂’，而不是‘阴啼’。我在百科全书上看到过。”

“那是什么东西呢？”有人问道。

“和阴啼是一样的，只不过正确的发音是阴蒂。”

我们互相看着彼此，困惑不已。我们反复不停地念叨着“阴蒂”，试图快速记住这个新术语。有那么一会儿，我们都沉默不语，静静地观察着一群女孩子在市民花园的小路上闲逛着，看起来和我们自己街区里的女孩子们围着圣塔西西奥教堂闲逛的方式是一样的。也许这些女孩子也并不比我们自己街区的要漂亮多少。

“所以说我们今天出尽了洋相，丢人丢到家了。”里卡尔多·皮尼亚泰利不容置疑地总结道。他是我们街区里玩具商的儿子，十五岁，是当时除了利奥之外最聪明的一个。

利奥看着我，突然爆裂般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传染性极强，我也开始放声大笑。过了一会儿，我们所有人都狂笑不止，路过的行人迷惑不解地看着我们，也许在想着我们都疯了。又过了一会儿，小团伙中的某个人率先停了下来，提议道，为了找到真正愿意做肮脏事情的女孩子们，我们必须要换个地方。

“我们应该去佛梅罗街区，在那里才真的有疯狂的女孩子。我的表兄弟告诉过我，在那里她们会真的让你进入体内。”

整个小团伙都安静了下来，这个消息比刚才的哈哈大笑更有传染性。年纪比较大的那几个，包括利奥，都竖起了耳朵。

“真的可以进入体内？”克里斯蒂安·扎扎罗问道，一边吞着口水。

“真的可以进入体内，”那个声音确认道，“如果你带她们去吃冰激凌，甚至还有可能，当然只有那些最疯的女孩子，还有可能会让你从后面进去。”

07

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会反复去讨论这一次为庆祝蜘蛛人出狱而燃放的烟火。这座城市还从未有过如此壮丽的烟火，堪比在索伦托大港的圣安娜节。

在监狱里几乎六年的时间，政府部门许诺下各种诱惑让他开口泄密，就差没把月亮摘下来送给他，他却始终一言不发，而这也是他最起码应该做到的。他的沉默感动了石头脸，这次特殊的庆祝便是一次奖赏，与此同时，在他整个监禁期间，美国女人每个月都会按时从集团会计那里收到丈夫的工资。那笔钱的一部分被捐到教堂里，在忙完流浪汉食堂的工作之后，她在教堂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如果不是唐·卡洛，她不知道还可以用现金赎罪。

在庆祝进行的时候，利奥的家里人来人往。朋友、亲戚，或者只是认识的人。大家都热切地想要再次见到文森佐，和他握手，欢迎他的回归。在厨房里，有成堆的一包一包的莫扎莱拉奶酪和面包、糖、咖啡、糖水桃子、那不勒斯甜品，以及用纸包着烤的各种肉类。当天色开始暗下来的时候，人群聚集在楼下大街上，等待着点燃烟火。

我甚至没有试图去说服我父母亲。我和他们之间保持着一种默契，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如果再去要求相反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我只好留在我们的新公寓里，隔着足够安全的距离，从窗户里欣赏烟火。我们的新公寓位于一栋住宅楼的顶层，这里有门卫和令人羡慕的卫生服务，这让我父亲相信在我们和恶魔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堵高墙。

我们是在四年前搬的家，那个时候，父亲手中持有意大利飞机公司的蓝筹股已经七年多了，他是该公司在米兰证券所申请破产时买下的，就在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六日从十六点十六分到十六点三十九分，那些股份增值了整整两亿里拉。

而之前一天，可不是普普通通的一天。

四月十五日，他正在收尾一桩买卖的谈判，而到了某个时刻，突然传来消息，两枚曾经被赠予利比亚的SS-1飞毛腿导弹正在向位于兰佩杜萨岛的一个北约军事基地飞来。卡扎菲[12]关于此次行动口出狂言，但他的飞毛腿导弹在到达意大利的土地前便落入了海中。

在导弹爆炸的嗡嗡声过去后，岛上的居民纷纷抛弃了自己的房子，躲到城外的老石头房子里去了。“导弹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在拿到新公寓房产证那天，我父亲向我讲述道，“已经好几个月的时间了，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全是在讨论卡扎菲，就像当初克拉克西和安德烈奥蒂在讨论‘阿基莱·劳伦号’劫船事件，讨论锡戈内拉，讨论那个该死的阿布·阿拔斯时那样。然而政治家们唯一在乎的只有金钱交易。证券广场是一个所有人都能淘到宝的金矿，甚至是像我这样的无名之辈，出生在战后的福尔切拉，裤子屁股上全是补丁，只能在梦中飞黄腾达……”

就这样，四月十六日十六点十六分，在利比亚导弹进攻大约二十四个小时之后，当股票在以百分之六点六六的速度上涨的时候，当火星、金星和巨蟹座的位置连成了一条完美直线的时候，所有人都明白了，无论是卡扎菲还是里根，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都不能阻碍意大利人的发财之路。

紧接着，爱德华多接到了帕斯夸雷从股票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向他透露了银行总经理费尔迪南多国王的私人账户正在甩卖股票，他卖掉了手中全部的意大利飞机公司的股票，一共是一万三千只。那是他兄弟所管理的公司，而我父亲也保存了多年同一家公司的大量股票。

必须卖掉。

终于到达了顶点。天体的运行也向他预示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千万不能过于贪心。如果连费尔迪南多都决定甩掉手中所有的股票，我父亲是谁，又怎么能比他做得更好呢？从那一刻起再过二十四个小时，那些股票有可能会暴跌，而现在是时候下一次赌注了。对于爱德华多来说，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背后的逻辑一点也不重要，那兄弟俩有没有交换内部消息也一点不重要。必须要快速甩掉那些股票。那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

他把甩卖股票的决定告诉帕斯夸雷，让他登记并发电传到位于米兰梅扎诺特宫喊叫大厅里的交易柜台。十六点三十九分，他的口袋里多出了两亿里拉，所有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一通电话。他打开支票簿，摘下一朵价值两百万里拉的花儿，献给他人生中遇到过的最好的同事：帕斯夸雷，主教堂街上肥皂匠的儿子，正是那个肥皂匠挨饿买下了唐·杰皮诺无力兑现付款的洗衣机。接着，另一朵价值一百万的花儿送给了那天原本应该在股票办公室上班却请了病假被帕斯夸雷替代的同事。“在幸运女神面前必须要表现得慷慨，”爱德华多总是重复说道，“我们看不见她，但她非常在意我们的做事风度。”

在蜘蛛人出狱一段时间之后，我父亲让我陪着他去爷爷奶奶家，这并不奇怪。在众多的家庭义务中，这是其中之一，每个月我都要和他一起南下一次。

那是他每周六下午的固定任务。先是开着那辆奔驰去自助洗车站洗车，再开上通往机场的国道，过了机场之后几分钟便到了那不勒斯省北部城市卡索里亚的郊区。最近几年那里住着很多单身汉，几年前爷爷奶奶从福尔切拉那栋臭名昭著的黄楼街区搬到了这儿，他们从一个颓废的地方搬到了另一个颓废的地方。之前是嘈杂的老城街区，到处挤满了人，充满了臭味，现在虽然没有了纷乱和复杂，却是在公路旁的一个住宅小区，夹杂在一片西葫芦田地和一个高速公路出口之间。

我爷爷一只眼睛因青光眼而被挖掉，在床上躺了一辈子，一想到要亲吻他那苍白的面颊，我就感到焦虑，但要想逃避亲吻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不再是一个可以逃避社会习俗的孩子：我必须要大声亲吻唐·杰皮诺的面颊两次，所有人都要听得见，再假装他也用那冰冷干瘪的小嘴向我回礼了。

我奶奶，阿玛莉亚，躲在门后微笑着，她会把我推进厨房然后向我抱怨电视坏了，或者电话账单太贵了。“你拿着，检查一下。”她边说边双手把账单颤巍巍地递给我，与此同时，爱德华多把自己关在他父亲的卧室里，开始给他刮胡子。

十五分钟过后，大门再次被打开，因为一股难以忍受的牛仔布臭味在家中弥散着，而我则留在卧室里。我在爷爷身边的一张扶手椅上舒舒服服地躺下，我是如此靠近爷爷，看起来就像一个特别孝顺的孙子，但我总是选择爷爷还没被挖掉的那只眼睛这一边。我开始倾听他拉长声调地低声细语，十多年来他都是以这种方式说话，也正是这种方式让他可以顺畅地交流，至少是在和每次都坐在床边的我父亲交流的时候。

我却什么也听不懂，靠着猜测，那些像是垂死喘气一样的低声细语中，貌似有一些提到了我，这就产生了立刻找来翻译的需要。家庭作业，我喜欢的学科，足球。听着父亲用无人称的方式向我转述唐·杰皮诺的问题，我总是用相同的尴尬语气回答。我既是在回答生病的爷爷，也是在回答从来没有问过这些问题的父亲：对于我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说家庭作业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喜欢的学科是意大利语和足球，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我更喜欢篮球。打篮球，爷爷。

唐·杰皮诺，用他那仅剩的没被青光眼影响的一只眼睛看着我，特别恐怖地露齿一笑。也许，在很久以前的某一天，那本该是一个慈祥的微笑，他对着我说了些什么，含含糊糊实在无法理解，我父亲也嫌麻烦懒得给我翻译。也许只是简单地鼓励了我两句，或者是批评了周围的境况，大概就是那些一个爷爷会说的东西。关键是我不可能知道他说了什么，那个老人在说着死人的语言。

谢天谢地，微笑着的阿玛莉亚的出现，把我从那场折磨中解救了出来。她递给我一大杯碱性水，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认定我会喜欢这个，再配上那不可缺少的酸樱桃饼干，这些都是她为了迎接我们在周五就已经买好的。每一次来访我那脆弱的牙齿都要和那变味的饼干进行一番战斗，而我那令人敬畏的奶奶继续对我微笑，问我要不要再来一杯碱性水，如果我决定要忍气吞声的话，我就不能说不。

“他们告诉我你加入了一个团伙。”那天晚上在回家的途中我父亲说道。

“什么团伙？”

“一个扎轮胎团伙，你从来没听说过？”

“没有，从来没有。”

他左手握着方向盘，右手搭在车窗上，用眼角的余光窥视我。我的目光则死死地盯着前方的道路，柏油路面坑坑洼洼，他的奔驰颠簸得厉害。天空是灰色的，但没有云。“扎轮胎团伙”，如果我告诉利奥这个名称，他一定会笑死。

“你确定你和那个团伙没有任何关系？”我父亲紧逼着问我。

“我非常确定。”

通常来说他会不停地说话，甚至是大吹特吹，所以真正让那些周六的下午变得特别的是他异常安静的时候。不管外面是风雨如注还是风和日丽；不管他感到开心还是悲伤；不管他口袋里只有一点钱还是很多钱；不管他投资的股票在升值还是跌到历史新低，一旦他回到了家，面对着我的爷爷奶奶时，父亲就会变得沉默。拥有能够让他闭嘴能力的只有他的父母，杰皮诺和阿玛莉亚，还有所有那些他小时候跟着他们一起挨饿和生病的悲惨回忆，他父母和他就像两个偷猎者和一只大山雀。

“然而在街区里有传言，美国仔领导了一帮小孩子，在六根脚趾的指挥下扎轮胎。”他在车刚进入通往机场的国道时说道。

“我向你发誓，爸，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知道你不能向你父亲说谎，对吗？”

最近一段时间他并不怎么关心我的教育问题。当然了，他会给我确立一些一般性的行为准则，让我无条件接受，为了让我能够举止得体，但除此之外，他并没有怎么关注我。

那是第一次他叫他“美国仔”。给一个少年起外号是很罕见的事情，这意味着成人们都真的把他当回事儿了。在街区里，这个外号已经传开了。“你还是和以前一样，但是多了些什么。”有一次利奥对我说道，“在我们这里，在别人给你起外号之前，你什么都不是。”

“小屁孩，”我父亲的声音再次响起，他看起来很愤怒，“你不是我人生里遇到的第一个瞎发誓的人，你要知道……”

这次谈话的意图很明显，他不想我和利奥扯上任何关系。他害怕我会受他影响走上一条不归路，那是一种像蜘蛛人这样的罪犯从出生就不可避免的命运。让我感到困惑的是，我父亲因为同样的理由不想让我和利奥来往，但是我却想。所有人都认为他们知道我的朋友是谁，他属于怎样的一类人，但真相是他们一点都不了解他，也不了解我。他们已经忘了迷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因为这就是童年——一座容易令人走失的花园，在这里，没有人能找到你。当那种孤独感不断地淹没你，直至淹没到你脖子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突然，在一片荆棘中你遇到了一个陌生人，他充满吸引力，让人无法抵抗，他的血液中镌刻着悲剧。但你当时太年轻了，还不能理解，你其实根本不能选择你的朋友，就像你不能选择你的父母和你所出生的城市一样。但在我父亲的眼中，那个小男孩和他的家庭是这个世界上最陈腐的存在。当只凭几通电话就能赚到很多钱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卷入那种由鲜血、荣誉和左轮手枪所谱写的生活呢？

“你有任何概念，对于一个每天天刚亮就要起床，还来不及拉屎就要出门工作的人，那意味着什么吗？”他问我，“你能想象到，那个人将如何面对那一整天，当他意识到接下来八个小时工作所赚的钱都将用来修轮胎，而且仅仅是因为一群小流氓用铅笔刀搞破坏？”这个时候，我本应该打断他，告诉他我们用的是真正的刀。“不，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只是一个装着大人模样的小屁孩，跟着其他小屁孩瞎转悠，最终你们都会去坐牢……”他已经在大声吼叫了，“那个轮胎商给的钱你藏在哪儿了，嗯？”他伸出一只手，开始搜查我裤子上的口袋，“你藏在哪儿了？”

“快停下，爸！”我大叫着，用力挣脱着，他措手不及地退开，一个急闪，那辆奔驰向路中央偏移。如果在那个时刻有车从对面驶来，我们就直接去见上帝了，但幸运的是，爱德华多迅速重新控制住了方向盘，一个急转弯，把车拉回到机场围栏这边，停了下来。

那些准备就绪的飞机正是从机场的这一边开始离地起飞，红色的灯光照亮了跑道，远处隐约能看到那些信号指挥员穿着工作服，手里拿着反光的信号牌，天色开始变暗。我转身面对着他，如果不是因为正喘着粗气，他看起来还是之前那个给老父亲刮胡子时的温顺的他。

“你还记得那个和你同校的孩子，总是玩着斯普莫内洋娃娃的那个吗？”

“小达尼艾尔·男洋娃娃，”我说道，“我当然记得他。”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都在骗你，他其实并没有搬家去北方……”

“我已经知道了，爸爸。”

他突然抬起头看着我。“那你知道是谁炸了那列火车吗？”他问我。

“谁？”

我心中一惊，有什么东西在隐隐告诉我，我将不会喜欢那个答案。

这时一架飞机来到跑道的尽头，离围栏很近，等待着信号。忽然一瞬间，引擎轰鸣，飞机离开了地面。短短几秒钟过后，便消失在远处。

几天后，我去了美国仔家，是蜘蛛人给我开的门。起初他并没有认出我是谁。在牢房里蹲了那么多年，我想，他的回忆里很多东西都被抹去了，包括那个戴着牙套、目睹他从三楼往下跳的小男孩。

在重获了自由之后，美国仔反复对我说，蜘蛛人几乎从不沾家。当然他从来也不是那种会陪伴儿子和其最好的朋友参观动物园或者参加生日派对的爸爸。不过说真的，我们也不是那种会去动物园玩耍的孩子。至于派对，只有我们心情好的时候才会考虑。

“所以呢？”他审视着我那惊讶的神情，说道，“你想怎么样？要进来吗？已经差不多有一个世纪的时间利奥没有离开过他的世嘉五代游戏机了……”

他穿着白色的背心，被扯破的牛仔裤。他很高，金发，宽阔的肩膀挤满了整个圆拱门。和他以前在街区里陪着石头脸时那专横跋扈的样子相比，看起来老了很多。

尼古丁的臭味，杂乱的胡须，他看起来颓废不堪，像是职业生涯晚期的拳击手。他的眼神蒙上了一层灰，那双蓝色的眼睛，和利奥一样的眼睛，不再带有光泽。但仔细看去，又像是深夜的大海，让人毛骨悚然：那是一个杀手的眼神。

“你终于有了那灿烂的微笑。”他一边领着我向屋里走一边说道，“你要把那个牙医的电话给我。”我的脸通红，心跳开始疯狂加速。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起我父亲说过的话，并感受到了单独和那个男人在一起时的恐惧。

我们进入利奥的房间。“过来跟我一起玩。”他对着我低声抱怨。像往常一样，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利奥一直在世嘉五代上玩刺猬索尼克。他花费了太多精力在莫比乌斯星球上闲逛去寻找可以积分的混沌翡翠，以至于没时间再搭理我们。

“利奥。”他父亲低声抱怨着，点燃了一根好彩香烟，“你住在楼下的朋友在这儿呢。”

“他已经不住在这栋楼里了，文森。”美国仔回答道，手里不停折腾着那游戏手柄，然后转而对我说，“哎，我的老伙计，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吗？”

我正盯着电视屏幕。多亏了能够变身超级形态，他可以只用光圈就消灭敌人。

“什么？”

“仔细看看索尼克的鞋子，让你想起了什么？”

我并不喜欢那个长得像人的刺猬，“我什么也想不到。”

“怎么会！”他激动地反驳我，“它们很像那首叫《飙》[13]的音乐视频里的那双。这可是在向迈克尔·杰克逊致敬！”他补充道，“现在你有印象了？”

“我之前并没有注意到。”

蜘蛛人对着我微笑，示意让我向前靠。我不明白他想让我做什么，但也许那也同样是他的意图，因为那个时候我一只手正搭在利奥的肩上，我一移动便会吸引他的注意力。利奥转身面向我，而就在这时文森佐突然一跃，来到他另一边给他一个措手不及，把他拽倒在地毯上。

“好了，别玩了！”他喊叫着，“让我们来教训一下这个小浑蛋！”

有那么一瞬间我非常确信那个下午我们都死定了。

然而相反，在利奥不停抗议的过程中，他没能及时保存游戏的进度，蜘蛛人开始挠他痒，不停地去咬他的胳膊和腿。尽管有几次差点因为疼痛而喘不过气来，我的朋友却止不住地笑着，向着他父亲求饶。“快停下，我求你！”他喊道。但即使从一英里远的地方看过去，也知道他其实乐在其中。

“你在等什么，小屁孩？”文森佐在催我，“你是帮我，还是不帮？”

就那样我被迫参与到搏斗中去。我和蜘蛛人结盟，他给了我许可，让我在他身边享受着打利奥的乐趣。我的朋友抱怨着人数上的不公：“不算数！只有浑蛋才两个对一个！”

“使劲，用力！”文森佐重复要求着我，“这种拳头就是你的全部能耐？”

这时形势突然改变，蜘蛛人看到我作为一个盟友却心慈手软，于是便把我也按在地上。他按住我们的那股力气即使是一百公斤的男人也逃脱不了，更不用说我们俩了，他开始同时咬我们俩。真的很疼，但我们狂笑不止，这时电话铃响起，他松开我们要去接听电话，我们竟感到不舍。

我们坐在地板上，背靠在床边。利奥拿起被他父亲遗忘在烟灰缸里的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递给我。“别抽完，给我留点。”他说道。

如果说在意大利语课堂上女老师留给我们的章节总结作业中利奥不怎么努力的话，在烟草这方面他却极其精通。在整个初中校园里，他是唯一一个不躲着成人抽烟的。

“你父亲太强悍了。”我吸了一口之后把烟再递给他。

我们彼此相互检查着留在皮肤上的咬痕，晚一点的时候利奥想通了怎么样让游戏中的蛋头博士出现，而我的思绪则飘到了别处。我感到了困惑。

我现在身处在“那些家庭”中的一个的家里，我刚刚还在和一个无情的杀手一起打闹。还有，在大众的眼中，我最好的朋友是一个注定将要进监狱的小浑蛋。在我家，相反，从没有人埋炸弹炸过火车，也没有人坐过牢。毫无疑问我们是好人而他们是坏人，然而好人却从不会像今天我们这样开心，甚至，好人根本就不懂得娱乐。

08

“你母亲是美国人，所以你是一个混血儿。就像里奇那样。”

“我母亲是美国人，但她父母是意大利人。如果我出生在美国，我才算是混血儿。”

利奥点上一根烟，转过身继续观察着街道。“你还没跟我说过你是怎么写完它的。”他说道。

“很简单。我读了书，再之后我就写了。”

“你知道当你说‘再之后’这个词的时候，有多娘吗？”

“说‘再之后’这个词才不代表同性恋。”

“不，正相反。特别同性恋。怎么样才能对这种讲爱国主义者的故事感兴趣？”他转过身，一口烟吐到我的脸上，“再说，《我的狱中生活》这本书实在太愚蠢了。为什么你这么书呆子呢，我的老伙计？趴下！”

一辆小卡车的车灯照亮了我们借以躲藏的这辆停着的车。寒冷钻进我的运动衫里，我累得要死。之前我们顶着毛毛细雨，在闷热的天气里走了好几公里的上坡路，我们在庞蒂·罗西街上的众多弯道中孤独地奔跑，就像两只在寻找骨头去啃的流浪狗。

利奥探出身子靠在路边观察着：只有一片漆黑。

“我必须要完成章节总结作业，然后交给德罗玛。”我自我辩解道，“再然后我挺喜欢西尔维奥·佩利科的。”

“我更喜欢那些混血儿。”他用嘴角叼着烟，“那个监狱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斯皮尔博城堡。”

“这个名字让我毛骨悚然。不管怎么说，我不敢相信你居然忘记带弹簧刀了。”

我把帽檐向上抬了抬，“我没有忘记。我本以为是明天行动。”

这时口哨声响起划破了寂静的山丘，利奥突然安静下来。我们稍微站起来斜着身子从车窗望过去，一个阴影在街道对面的人行道上焦虑地移动着。美国仔扔掉烟，用右脚踩灭，吹了声口哨回应。那个阴影平静了下来，开始漫步前行。

“约定地点是在小山丘，对吗？”他问我。

“如果你都没跟我说约定时间是在今天，我怎么会知道约定地点呢？”

“天哪，有时候你表现得就像个白痴一样。”

有一条小巷子是向左拐进去的，宽度不超过电车的轨道。在某个时刻，在快要到那个由碎石和废铁堆成的小山丘的时候，我们的同伙那粗壮的轮廓突然冒出来，虽然在学校里所有人都叫他马尔凯提耶罗，但在我眼中这个名字只会让他更加令人生厌，遗憾的是我们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我并不擅长弹簧刀，尤其是在最后关头我总是使不上劲，因为我缺少用刀一下子插进轮胎的勇气。在那时候我会回想起爱德华多说过的话，关于他为了买第一辆汽车牺牲了多少，多少票据，多少预支，多少后期支票，就好像银行账户里出现了一个黑洞。

“你迟到了，”美国仔对马尔凯提耶罗说道，“我们说好了六点。”

他耸了耸肩，问他要烟，利奥点上两根烟，递给他一根。马尔凯提耶罗指着我，“他不抽烟？”

“他才十三岁。”

“那又怎么了？”他回答道，“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抽烟了。”

我讨厌他，还有他那像啮齿动物一样的尖牙齿和牙龈让我感到烦躁，我特别想把那些牙都砸碎。他摆出一副大流氓的样子。相反所有人都知道他父亲是一个橄榄油批发商，靠着给卡尔达雷利医院送货而发家致富，他本名叫马尔基诺而不是马尔凯提耶罗，在一个对于外号、昵称或者简称如何发音特别敏感的街区里，那个名字象征着麻烦。

他让我们跟着他走了一小段路，直到特雷莎别墅公园的围墙尽头，周围都是荒野，地上一层厚厚的枯叶踩上去吱吱作响，我抬起头盯着墙头悬挂着的带刺铁丝。

那个地方被我们称为“露营地”，一片藏在城市住宅区里的绿洲，每天晚上那里的居民都会躲在卡波迪蒙特山丘上的住宅楼里。那个地方潮湿、寂静，到处都是橡树、停泊的车辆和看守住宅楼大门的警卫。如果，早上醒来，某个居民发现汽车轮胎瘪了，在方圆三公里以内能找到的第一个轮胎商便是六根脚趾。

马尔凯提耶罗指着铁丝网上的一个缝隙说道：“我们必须从那里穿过，沿着墙的右侧继续前进。要记住，你们要像脚下长了肉垫那样轻轻走路。那边有警卫。”

马尔凯提耶罗决定帮助我们进入他家所住的公园，以换取最后少量的提成，这件事情让我厌恶，我觉得利奥也同样反感。

我们穿过铁丝网，就这样混了进去，我跟在他们俩身后前进，肩膀擦着墙。在黑暗中，我们一个接着一个来到停车场边，那里停满了涂着金属漆的车辆，在我们这些野蛮人的眼中闪闪发光。利奥拿出弹簧刀弹开，马尔凯提耶罗也拿出他的，然后踌躇地看着我。

“你呢？”他低声问我。

“我忘记带出来了。”

他先是惊讶，接着特别满足地讥笑着，他转向利奥，“这个基佬真的行吗？”

“我能跟你说什么，他之前拉肚子了……”

美国仔这样说道，便转身离开，开始了对轮胎的大屠杀。

此刻，为什么他会说我拉肚子了，我一点也不能理解。第一，我并没有任何肠道问题；第二，我之前一直很确定在特雷莎别墅公园的这次行动日期是另一天；第三，利奥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我，至少在当着别人面的时候没有。

但那并不是一个因为这些话语而感到受伤的好时机，因为美国仔和马尔凯提耶罗都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是科学家。每一个轮胎要扎三下，一直扎到底，第一下要划破胎冠，第二下要划破胎肩，第三下则从胎肩沿着对角线的方向扎进轮胎内胆。整个过程中他们机械般地行动着，没有丝毫犹豫。

在某个时刻，马尔凯提耶罗指着一辆灰色的奔驰，和我父亲那辆是同一个型号，但这一辆车窗颜色更深，给人感觉被保养得很好。“那一辆，扎那一辆。”他向美国仔低声说，与此同时我紧张不安地东张西望着。“你在车身上也划几下。”我听到他补充道。

利奥不等他重复说第二次，便向那辆车冲了过去。无论是谁，看着他的所作所为，都应该能感觉到，这背后除了单纯的金钱利益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真相是他很享受这一切。

当我得知他正在乱划的那辆车属于那个橄榄油批发商的时候，我惊慌失措到了极致。就这样，那个善良的马尔基诺决定反抗他父母的权威，从此将永远变成马尔凯提耶罗了，他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而美国仔正用他的刀刃在车门上冷酷无情地划着，划着。

当我们钻回铁丝网的另一边之后，迅速来到了之前利奥和我讨论西尔维奥·佩利科的那个地方，就在那里问题出现了。

马尔凯提耶罗要求立即拿到现金报酬，自从我认识美国仔开始，这是第一次，我感觉到他很难去驾驭一个人。他向他解释，我们现在还没有钱，六根脚趾明天才会付钱，我们一直都是这样操作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抱怨过。

“我想要我的那份钱。”马尔凯提耶罗反复说道，“要么你给我钱，要么我去找警卫，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他们。”

据我了解，其实也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六根脚趾雇用我们为他招揽顾客这件事并不是一件不为人所知的秘密，同样从利奥的眼神中，我也明白了那个假设是有可能变成一场灾难的。马尔凯提耶罗的目光转向我这边。

“还有这个蠢蛋什么也没做，只是看着。”他说道，“他甚至没有带上弹簧刀。如果我必须等到明天才能拿到钱，他那份的一半也得给我。”

就是在那个时候，美国仔很清楚我不会做任何事情来捍卫自己，他让我在相距几百米远的第一个弯道那里等着他。

我走开了，像是一个刚刚被击倒在地毯上的自负的拳击手。我讨厌马尔凯提耶罗，我讨厌我自己，但我尤其讨厌利奥，讨厌他之前指责我拉肚子，现在又让我受到屈辱，不让我参与到他和批发商的儿子新的谈判中去。

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新的协议。我假装服从他的命令向远处走去，戴上运动衫的帽子，我回头望去，却看到美国仔正用一只手臂紧紧勒着马尔凯提耶罗的头，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弹簧刀顶着他的脖子。

他对马尔凯提耶罗说，我是他的合伙人，他的合伙人必须和他拿一样多的钱。

他接着对他说道，他必须向我道歉，如果明天他不登门道歉，他就别想拿到钱了。

最后，他松开手臂，并猛地一推把他推到一辆汽车的发动机盖上，补充说道，他从没有遇到过比他更懦弱的人了。“我的朋友不擅长用刀。”他说道，“但他肯定不会像你那样可悲，竟然请求别人去划本该你自己去划的你父亲的车。”

当他赶上我的时候，我正坐在路牙上，露出一副冷漠的神情。但实际上，因为他刚刚的所作所为，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美国仔让我站起来，我们开始奔跑：我们已经迟到了。

几分钟后，我们便回到了我们的街区，筋疲力尽。“你必须要学会捍卫自己。”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道，“我们生活在一片丛林里，这里有好人也有坏人，但永远是坏人占上风，尽管他们只是少数，因为邪恶就像唾液一样把我们所有人都粘在一起，无论对谁都一样。我们被一群疯子包围，甚至在你还来不及打开鸟笼，对鸟儿说‘走吧’的时候，就立刻会有人抓住你的肩膀把你和鸟儿一起关回笼子里去了。”

注解：

[1]　肯·希尔（1937—1995）：英国剧作家，戏剧导演。

[2]　小痞孩：scugnizzo，那不勒斯方言常用词。

[3]　巴里：位于意大利东南部的港口城市。

[4]　卡莫拉：在坎帕尼亚大区及其首府那不勒斯兴起的黑社会组织，是意大利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犯罪组织之一。

[5]　纽黑文：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第二大城市。

[6]　阿尔多·莫罗（1916—1978）：意大利政治家，曾两次出任意大利总理。1978年3月16日被左翼极端恐怖组织红色旅成员绑架并于5月9日被杀害。

[7]　红云（1822—1909）：美国印第安人拉科塔族奥格拉拉领袖。

[8]　坐牛（1831—1890）：美国印第安人拉科塔族胡克帕哈领袖。

[9]　黑麋鹿（1863—1950）：即尼古拉斯·黑麋鹿，美国印第安人拉科塔族人，猎人、战士、巫医及先知等。

[10]　《我的朋友阿诺德》：又译作《细路仔》，美国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情景喜剧。

[11]　里奇·瓦伦斯（1941—1959）：拉丁摇滚传奇歌手。1959年，与摇滚歌手巴迪·霍利、理查森在结束演出返家途中失事，三人全部遇难。

[12]　卡扎菲（1942—2011）：利比亚政治家、军事家，利比亚前任实际最高领导人。

[13]　《飙》：美国歌手迈克尔·杰克逊第七张正式专辑Bad中的同名歌曲。

第二部分

风是自由的

1992—1995

那些快乐的夏天里，我们无所畏惧。

——黑麋鹿[1]

09

在他倒下的时候，杀手所用的手枪他觉得似曾相识，金光闪闪，像是一匹高高跃起的小马驹的缩影，让他想起那座美国城市，那时他刚刚二十出头，还很快乐。

他一直都是那种能够迅速理解局势的人，现在也是，被六颗子弹击中了胸膛和脸庞，他深深地体会到这种巧合太过讽刺。他的嘴唇冷得发颤。夜色已深，他已经分辨不清哪条路是回家的，哪条路是通向地狱的。

那是一把柯尔特，男人回想着，357马格南口径的柯尔特蟒蛇左轮手枪。

枪声过后，在人群四处逃散的间隙，有一些好奇的人认出了他。“是文森佐！”某个人喊道，并弯着腰向他走来，他没有去看那个人。“是捡纸箱的人——文森佐！”那个人重复道，“他们开枪打中了捡纸箱的人——文森佐！”

又是那个外号。真是遗憾，男人思索着，就在他临死的时候，被人们从超级英雄的角色降了级。

此刻越来越多的人围了过来，男人不想被困在一个喊叫大厅里。他知道那些人在想着什么。他们在想着他一定可以挺过去，因为这是那些从没有杀过人的人唯一相信的真理——没有人会这样轻易地在我眼皮子底下死去。

“你听我说，文森，”一个友善的声音对他低声说道，“保持清醒，文森，救护车正在赶来。”

与此同时，鲜血继续从伤口流出，染红了人行道，凝结着，聚成一个小血洼，冒出一股热气，撕破了夜晚的潮湿。

我能听到你说话，男人意识模糊，但可悲的是我快死了却不知道站在我面前的人是谁。接着是一阵强烈的抽搐，他面部狰狞起来，口中吐出鲜血：这是死前最后的微笑。

10

那一天音乐死去了，他没有抹发胶发蜡，没有打游戏，也没有扎轮胎。一切都停止了。没有里奇·瓦伦斯，没有印第安人，没有船长，没有水手。利奥十六岁，正是拒绝父爱而去别处寻找自我的年龄。现在连这个可能性也永远没有了，他将会努力去抓住所有关于那个强悍的金发壮年的回忆。那个为了逃避法制跳下阳台的英雄形象，将会变成一张小小的黑白纪念照，两面都打上塑胶，被保存在钱包里，每当美国仔拿出照片时，都会在胸前画十字，献上一吻，表示敬意。

为逝者流下的每一滴泪都会蒸发。

为坟墓献上的每一枝花都会凋零。

为灵魂祷告，上帝会聆听。

我母亲愿意陪着我去教堂，但我父亲坚持说他儿子绝对不能去一个卡莫拉的葬礼，就这样我只能待在我的房间里翻着一本讲述伤膝河大屠杀[2]的书消磨时间。

说实话，我从没有如此感激过他对我的严词拒绝——因为葬礼让我感到痛苦。仅仅是要向某个人表示哀悼这个想法，就会让我陷入巨大的痛苦。我对皮奴西娅和美国女人太过了解以致不能说出符合场合的话语，却又太不了解以致不能保持沉默。然后，我还要待在利奥身旁，低声告诉他我也很痛苦，尽管我再怎么假装也还不及他百万分之一的痛苦。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关系里容不下半点虚假。

据说并没有很多人去教堂，没有穿着双排扣上衣的帮派分子，也没有六匹马拉着的灵车。只是简简单单的花圈展示，受害者的亲人，几个修女，还有两三个从食堂过来的根本不认识他的流浪汉。

唐·卡洛主持了一个简单的弥撒，简单的祷词，语气冷漠。他的出席让很多信徒觉得不寻常，过去他总会被拒绝为这些大佬主持葬礼，有几次甚至被那些控制着街区的卡莫拉从布道台扔到大街上去。而这一次因为某个人的支持，便没有再出现类似的粗野行为。美国女人凭一己之力创办了流浪汉食堂，如果没有她，没有人会把教区牧师的出席当回事儿。

来到墓地，整个仪式中利奥都保持沉默，没有流一滴眼泪。直到最后他也没有从棺材上移开目光，甚至当墓地雇员把棺材放下塞进一个地板门里，就像把信塞进邮局信箱里那样。“那现在呢？”皮奴西娅问负责人，“我父亲自己一个人在下面做什么呢？”

自从文森佐出狱以后，在街区里便有流言，他不再受宠。也许他已经叛变了，有些人暗示，他叛变了自己的团伙投靠了另外一个家庭，另一些人则推测出更坏的情况：他已经悔过自新并告密了。据说，从监狱里出来只有两种方式：要么想着去恢复旧的秩序，要么想着悔过自新。而蜘蛛人并没有想过去恢复任何东西。

所有这一切都让人猜疑也许正是他的团伙指派了杀手。流言四起，像风一样沙沙作响，又像一纸判决书回荡着：石头脸没有出席葬礼，没有送花，没有向寡妇表示哀悼。事实上和我的表现一模一样。

再次遇见利奥隔的时间比我预想的要更久一些，三个月，这期间大部分时间他都和他母亲与妹妹皮奴西娅一起在康涅狄格州的亲戚那里度过。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新的一学年就要开始了，我要上高中了，而利奥则要去上会计技术学校。我去找他，然后立刻明白了那段时间的远距离分离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友谊。

他的脸上再也没有以往的那种无忧无虑。他从美国回来时，剃光了头发，他的身体比我记忆中强壮了不少。我也变了。我从没有向他承认过，但谋杀小达尼艾尔的凶手死去让我感到欣慰。

“你为什么没有出席葬礼？”在一阵我们并不习惯的相互寒暄之后，他问我。

“我不能，你了解我父亲。”

当我说出“父亲”这个词的时候，我感觉到后背发凉。我们之间还可以再使用那个词吗？我们沉默了几秒钟的时间，接着利奥走向窗边，以前我们经常在那个窗边玩耍，用橙子去砸对面那栋楼的阳台玻璃。

“人们从不会抱有同情。”他说道，“你父亲假装自己很优越，但到头来还是住在这个屎一样的街区，和所有人一样……”

在我们俩之间，直到那个时刻，爱德华多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即使是在我们的友谊遇到危机的时候。利奥知道我来自什么样的家庭，也知道他自己来自什么样的家庭，那种认知有助于我们俩的相处。那种对于善和恶的区分并没有让我们想要去做坏事，也没有让我们觉得恶更吸引人，只是让我们更了解这个世界背后的逻辑。但如今一切都改变了。

美国仔继续瞭望着窗外，我意识到问题并不在于我父亲假装优越，并把这栋我们几年前曾居住过的住宅楼称为“下水道”，也不在于我还有父亲，而他没有了。不，和这些都没有关系。

问题在于不管善还是恶，对于利奥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

爱德华多正一边喝着他在那不勒斯银行整个职业生涯里需要喝的大约一万八千杯咖啡中的某一杯，一边和帕斯夸雷·索马一起分析最近这段时间出现亏本的原因。

“这都是受米兰那边的影响。”肥皂匠的儿子低语道，“就像瘟疫一样，比预想的更快地传播到我们这里了……”

“不要去想了，帕斯卡。”爱德华多回答道，“会过去的。就像所有的流行病一样，会有几个受害者，然后就结束了。”

“那么是谁告诉你受害者不会是我们？”

咖啡杯在碟子上打转。还是热的，像往常一样。我父亲注意到帕斯夸雷并没有按照惯例给服务员留下两百里拉的小费。愚蠢的人才会这样做，他想着，他们以为迎着风使劲吹气就能挡住雪崩。当你手中的蓝筹股正因为某些傻瓜而贬值的时候，便会在口袋里节省那两百里拉。

“这些法官根本不负责任，”帕斯夸雷继续说道，“你不能像这样一夜之间摧毁一切。怎么能因为几个疯子就摧毁整个体系呢？”

“你冷静点，帕斯卡。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爱德华，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肯定会被整死的。天主教民主党死到哪儿去了？直到一个月前那几个教士还像淡菜一样坚持着，和我们共同进退，和任何一个员工一样。然而现在呢？”

我父亲并不愿意回忆过去的一个细节：在巴里分行，普通员工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上级手里。甚至没有贿赂工会或者经理的机会，假如你的上级是个政治家，你将彻底留在巴里，成为巴里人。天主教民主党的政治家，更是如此。

所以在一九七四年春天，是我的外公，本名叫托尼诺·加尔朱洛，一个性格强悍的罗马涅肉食批发商，为了这个年轻的经济学学生，一个右眼失明的退休铁路工人和一个爱喝碱性水的家庭主妇的儿子，到处拉关系走后门。那时候银行刚刚公布了有二百一十一个职位可以竞争，他便用胳膊夹着整整五公斤的上好牛排来到了众议员的办公室。

整个简短会面的过程中，他都担心那袋肉会掉下来，他整个腋下都汗湿了。在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外公非常真诚地交代了关于这个年轻人的情况：“这孩子的父母虽然还是法西斯分子，但是最近几次选举，他都投票给了自由党，毫无疑问他会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自由党？安东，你带来的这个人究竟是谁？他碰巧还拥有一些地产？”

“很遗憾没有。这孩子只是有一些想法，是自由党的。”

众议员正要微露一丝笑意，却立马窘迫起来，显然是被那五公斤上好牛排吸引，“安东，你夹着的那是什么？你的衬衫上全是血！”

外公自己也瞅了一眼。理论上本应该是汗水的晕渍，现在却扩张成一大块微红的罗马涅牛排血渍。“这是里脊肉，我自己正好需要减肥，不能吃这些。”他不失风度地阿谀奉承道。没多久他便深深鞠了一躬从办公室里出去了，就在那时，众议员的秘书拿出一张纸，外公在上面用颤抖的手写下了我父亲的姓名和出生日期。

“天主教民主党死到哪儿去了？”帕斯夸雷重复道，“那几个教士都死到哪儿去了？”

肥皂匠的儿子像一头驴一样怪声叫着，我父亲思索着，在四十六岁这个年纪还操着难听的口音。然而他却说得有道理。迟迟没有开始的私有化进程，货币贬值，国债最多只有十年期，还有那荒诞的十亿暗箱操作，没有任何事情是在控制之中的。事实上，这次的贪污行贿事件真的很操蛋。

“他们将只会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或者克拉克西那帮人的。”

“这……如果那些政治家不管我们了，一切就都完了。”

“帕斯卡？”

“嗯？”

“小费。你忘记留小费了。”

帕斯夸雷有些不耐烦的样子，把手伸进他那件威尔士王子牌外套口袋里，掏出一张两百里拉，猛拍在柜台上。服务员投来感激的目光，而我父亲则没有。

“我们应该投资多元化，”爱德华多说道，“我们的目光太狭隘了。”

他又按住那笔小费，思索着，心中充满悔意，如果这场流行病不及时停止的话，他将会损失多少。一次小费两百里拉，迟早倾家荡产。

11

当我父亲每天晚上看着电视新闻里关于这个国家末日场景的各种预测，脸色因恐惧而发绿的时候，我的生活里则突然出现了凯瑟琳。

她有着金黄色的长发，高额头，乳白色的皮肤，颧骨上的静脉隐约可见，那是一种不畏旁人目光的性感。她长长的指甲上涂着指甲油，高中里没有其他女孩子敢这样打扮。尽管所有人都觉得她很粗俗，但我觉得这很刺激。她直奔着留级而去，原地踏步已经有两年了，但她看起来并不感到担心。课堂上的作业和老师的提问她从不回避，她唯一的目标就是要使她的意大利语变完美。

她总是迟到，看起来心烦意乱，穿着也不修边幅。放学的时候，她跳上摩托便消失了——并不是她自己的摩托，而是某个男孩子的。每一次当她叉开双腿坐在摩托后座上，双手围绕某个男生的腹部时，我的心里就一阵绞痛。我没有任何希望，我父母甚至连让我拥有一辆非汽油的二手Si[3]牌摩托都会反对。

女孩子们崇拜她是因为她们都想像她一样，男孩子们渴望她是因为他们都想破处，但对于一群十四岁从早到晚都在忙着学拉丁语的孩子来说，那个愿景并不现实。内心的焦躁不安无从发泄，只能通过在教室尽可能长时间地观察她来弥补。在脑海中记住她晃动着头，或者指尖敲击课桌时的样子，然后回到家凭着记忆自己解决。

她的魅力使得有比我预想更多的人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每一次出现在学校走廊里，她都会展现出成熟的姿态，颇具明星风范。女生们纷纷效仿，也都变得更加亲切大方，结果是男生们也不再感到压抑，不再举止愚昧。她是一个带来了积极影响的解放者。

她跟着父母两年前从希腊搬来这里。她父亲是一个骨科医生，据说总是能妙手回春，她母亲是一个演员。他们选择了意大利是因为不再喜欢雅典的生活，他们选择在那不勒斯安定下来，因为这里是“整个地中海地区最像欧洲的城市”。通过他们一家我才意识到，人们走上旅途也可以是为了了解这个世界，而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工作。存在着这样少数的一些人，他们充满激情地生活，并不只是想着赚钱买车，并不害怕失去一切。这是我个人世界观上的哥白尼革命。

我爱过她，事实上所有人都爱她，但在那时候，我还是一个青少年，坚信着我的爱情将会独一无二，会比其他人的更浪漫、更痛苦、更轰轰烈烈。然而是她教会了我，自我感觉独一无二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结果只会是无人在意的孤独。

我第一次知道布尔基琴音乐是在位于沃梅罗街区的一家夜店，那是一家意大利夜店，但每个月店主会为来自希腊的年轻人组织一次专场。我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凯瑟琳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希腊大学的招生限制名额，导致很多学生离开。

就这样我惊讶地得知，那些骑着摩托在学校外面接她的人当中，大部分是医学或者生物学的学生，来自临近保加利亚的农场家庭，他们从来没有参观过帕特农神庙。

“我父亲希望我能和本地人一起出去玩。”几天前在课间的时候凯瑟琳向我透露道。凯瑟琳的话吓了我一跳，当时我正在嘎吱嘎吱地嚼着火腿味的脆饼。“不然的话他们就不许我去下周六的布尔基琴之夜了。”

我突然愣住了，即使像我这样迟钝的人也不会想要拒绝她的邀请。

“为什么你不找一些女生陪你去呢？”我问她。

“如果我说和女生一起出去，他们立刻就会明白那是瞎话。”

“你只是需要我给你打掩护？”

凯瑟琳难掩失望。那双绿色的眼睛流露出让人难以捉摸的目光，好像在说：“找你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是其他原因呢？”

“但是你和班上其他男生不一样，”她肯定地说道，“你没那么蠢。”

“真相是，我是年纪最小的一个。”

那是真的。男生当中很多都已经十五岁了。

“这里所有人都比我小。”她回答道。那也是真的，最近的一次留级让她成为班上年纪最大的一个。

“也许我会去。”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要想在周六夜晚去沃梅罗街区，只有三种可能性：坐出租车往返，但车费差不多是我一周零花钱的两倍；或者让我父亲送我去，但他会在凯瑟琳和她朋友面前出丑；再或者叫利奥和我一起去。

我和我父母亲说了实情，我要去山上跳瑟塔基舞，但我没告诉他们我会坐利奥的卡利弗内摩托去。那辆摩托像平时一样一上坡就吭吭哧哧，所以我们很晚才到，那些希腊人都已经站到了桌子上跳着，花瓣儿飘散着，落满地板，配合着布尔基琴的音乐。

大厅里充满了汗臭味，我费了半天劲才在人群中找到了凯瑟琳，她立刻抓住我，拖着我来到小厅的一角，让我摆个造型，再让她一个朋友给我们拍了张照。“这是为了向我父母证明你的存在。”她满足地说道，甚至都没有看利奥一眼，而我也只不过是个跑龙套的小角色。

我想象着来自雅典的骨科医生和他那美丽的演员老婆拿起照片，困惑地看着他们的女儿和一个长相倒霉的戴着水滴形眼镜的青年站在一起。如果他们俩不是太傻的话，肯定能觉察到我比起她任何一个知心的小女朋友都更像是一个借口。拍完照之后凯瑟琳立即抛弃了我，回到她的女性朋友中去了。她们虽然不及她一半的美，但都像她那样涂了指甲。

“毫无疑问你的小女朋友是个妓女。”美国仔在我耳边低语道，我正出神地看着她在舞池中央性感地扭动着，她已经醉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找你这个倒霉鬼。”

“我只是在帮她一个忙。”我不耐烦地回答道。

利奥微笑着看着我，自从他父亲被害之后，除了剃光头发之外，他还开始人工晒黑自己。出于他脑中某些阴暗的想法，我敢肯定，这两件事都和他在试图成为那种男人有关系。但是他在试图成为什么样的男人呢？

就像我们过去所玩的电子游戏里那样，在一个接着一个的场景里，他会不停地获得装备、能力值以及经验值，用以面对最终的怪兽。虽然他从没有和我说过，但我肯定他心中的那个终极敌人正是石头脸，那个杀死，或者下令杀死他父亲的人。那么他在等什么呢？

古铜色的皮肤让他更有成人的气质，按照我当时的审美标准那其实俗不可耐，然而在这布尔基琴音乐的派对上，在这夜店单调沉闷的气氛里，他的眼睛是唯一闪烁着光芒的。他叫我倒霉鬼并不会烦扰到我，但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评价凯瑟琳。“真相是，我的老伙计，你想和她上床。”他说道，“走，我们去喝杯伏特加。”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开始和其他的团伙一起混，那些人比我更成熟，也更危险。周末的时候他会和他们结伙去市郊的夜店，那些带有异域风情的店名，像“帝国”“哈瓦那”“我的玩具”等等，就像是他的名片，描述着他的经历。疯狂的赛车，夜间的群架，高浓度的酒精，当然还有女孩子，直到出现黎明的第一丝曙光。那些露骨的细节描述的目的就在于：要在我们之间建立一段不可逾越的距离。

渐渐地，越来越频繁地，我们即使一段时间不见也不会再感觉到那种分离的痛苦了。有几次我们有好几天都没见过。当我们再一起出去的时候，我们会试着叫对方“我的老伙计”和“美国小鬼”，但那感觉已经不一样了。

我一口吞下了那透明的液体，立刻感觉到好像有人在我的胃上钻孔。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被定格在那里，观察着狂热的人群在我们周围转动着，像是洪流。我们没能混入人群中。视线里那些女性身体在我体内蹿动着，就像伏特加一样。无论我们转身面向哪里，都会有一群希腊人佐巴相互争抢着风头，跳着转着相互摆脱着轮流从圈外挤进舞池中央，与此同时四周的人群则喊着叫着煽动着撒着花瓣儿，女孩子们喊叫着。

“在这儿！”凯瑟琳叫嚷道，“在这儿，马尔切罗！”她招手让我们过去。我看了利奥一眼，我们便向人群里挤。越往里，人群越是顽强地抵抗着，就在那时，所有人都开始跟着音乐的节奏挥舞着双臂，像是波浪，舞池中央一个三十多岁的人疯狂地跳着。我费劲地穿过了人墙，像是夜间在山上穿越矮树丛一样。

“这是利奥。”从身体丛林中钻了出来，我说道。尖叫声向着男人们的方向从未停止。“这是凯瑟琳。”

他们相互交换了一个冷冷的眼神。我莫名其妙地尴尬着。

“你们已经拿酒水了吗？”她问我们。我根本不明白她在问什么，她便凭直觉转身面向利奥，利奥则点头回答了她。

“你们这里够躁的，嗯？”他证实道。

他们又互相交换了一次眼神，这一次没有那么冷漠。相反，美国仔那黝黑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凯瑟琳也回笑着。她也不例外，像所有人一样，陷入了他那蓝色的眼睛旋涡中。

突然脚下的地板开始颠簸，甚至都来不及去担心害怕，那像是地震引起的摇撼。我旋转着四处张望，发现那手臂波浪比起之前挥舞得更高更有力，围成圆圈的人群开始向我们这边拥来。这一次在舞池中央的是一个比之前的年纪小一些的人。也许是因为更年轻前卫，他大胆地浮夸地跳着瑟塔基舞，猛地高高跃起再狠狠跺下，巨大的震动激发了人群的狂欢。为了不被撞到，我顺着人群被拉扯着，先是向前接着向后，然后再次向后。终于当我被挤到一个音乐声稍微弱一点的地方时，我转身去寻找我的那两个朋友——他们消失了。

我的第一感觉是突如其来的喉咙干燥，我本应该去吧台灌下我人生中第二杯伏特加，但相反我却在试图寻找他们。我越是试图挤出人群，就越是被人群反推回来，被裹在其中，像是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我开始感到恐慌，我开始像一只兽笼中的狮子那样挣脱着，用力挤着，不管踩踏到谁或者什么东西，也不管哪个方向。有两个年纪比我大的希腊男生反推着我，其他人则对我破口大骂：“马拉卡！马拉卡！”直到我不知不觉间来到了圆圈的边缘，但就在这时我遭遇了黑手，再次跌落进人群里。

我被猛地推进了舞池中央，和那个浮夸地跳着舞的人脸对着脸。有那么一瞬间，他那享乐奢靡的脸庞上像是在闪烁着令人不安的电光。“马拉卡！马拉卡！”冲着我大骂的声音继续着，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传来的。那个男人停止了舞蹈，玫瑰花瓣儿飘散着遮挡了我的视线，所有人都在捧腹大笑。

接着又是一道电光穿越了手臂波浪，有那么一瞬间，在不停扭动的人群中，在不停摇晃的人头间，突然闪开了一道缝，我看到利奥和凯瑟琳正沿着通往室外的楼梯走上来。服务员在他们的手臂上再次盖上章，与此同时在我周围，尖叫声继续在刺激着我。

当时我真的对他们恨之入骨，但同时又前所未有地感到快乐，那是一种无法解释的狂喜。在那个时候，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两个人在一起，没有什么比那更让我觉得恰到好处了。

快乐的日子又回来了，我们甚至还稍微幻想了一下也许我们可以永远像这样生活下去。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大部分的时光，利奥、凯瑟琳和我，除了当他们做爱的时候。那时他们会躲进一个年久失修的半地下室，那是骨科医生存放他工作设备的地方，更多的是旧床垫、旧被褥和旧衣服。我知道在哪儿，如果我想的话，我可以藏起来偷窥，但我肯定利奥会用拳头收拾我。

我们像是一个家庭，而我扮演着儿子的角色。也许美国仔并不总是喜欢我的存在，但凯瑟琳会按时来找我，除了洞房之事，她对我算是了如指掌。与此同时我继续在暗中渴望着她，想着她，有时候我会忍不住用手摸自己。我感到内疚，我对一个和我最好的朋友在一起的女孩产生了恋母情结。

真相是我感觉到被保护着，虽然我可能永远也不会走进那个半地下室，但我肯定他们也会有同样的感受。独自一人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一文不值，每一件事，即使再微小，都会摧毁我或者杀死我。但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忘记呼吸，无所畏惧。

我们总是开怀大笑。我们在市中心的街道上游荡着，经过一个又一个橱窗，却从不买任何东西；我们在西班牙人街区的小巷子里钻来钻去试图买一些大麻；我们在波西利波的海边礁石上喝着啤酒。那是一段混乱而神秘的日子，我们像是三只饿狼却吞噬着我们自己，我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仿佛水泥里的杂草般成长着。

“真恶心！真恶心！一只恶心的大老鼠！我求你，亲爱的，杀死它。”

凯瑟琳憎恨老鼠，它们偶尔会从礁石间探出头来，每一次都是利奥用木棒或者石块把它们赶走。他像父亲那样保护着我们，希腊人和我便沐浴在阳光下放松着，把他那一份大麻也抽掉。我们抽着大麻。我们总是在抽着大麻。

“你拿着。”有一次她对我说，递给我一支还剩几口的大麻。她在礁石上躺下，尝试着摆出一个不可能的姿势，在那些瞬间，我脑海中的摄像机记录下了她那晃来晃去的乳房。它们很大，很紧密，高高挺着像是在和万有引力定律作对。

“利奥觉得你们之间变得疏远了。”过了一会儿她补充道。而我感觉到在我的裤子里什么东西觉醒了。

“他跟你说的？”

“他觉得都是我的错。”

我跳起来，“那不是真的，他错了。如果你愿意，我去跟他说。”

虽然我的语气可能过于夸张，但我是认真的。凯瑟琳之前，还没有哪个女人能像她一样具有争议性却又有能力把两个情敌聚到一起。如果不是因为她，利奥和我可能早就停止往来了。

其实已经很明显，我永远也不会变成像他那样的掠夺者，我永远也学不会在丛林里保护自己。我把心思放在了学习上，读了很多书，依旧忠心于椰子。我的日常就像那些听父母话的学生一样平淡无奇，所以当我听到凯瑟琳的话时，我惊讶于他依然如此看重我们的友谊。而我曾一度感觉到那份友谊已经无法挽回地枯萎了，就像那些两天不浇水便会枯死的植物一样。

自从利奥放弃了学业，所有事情都在加速地发生。先是一次打群架让他领到留校察看的处罚，再是在厕所里明目张胆地卷大麻让他彻底被开除。经过他母亲的不懈恳求，校长决定重新接纳他，但最终是他自己在学年的中间抛弃了一切。想到未来将成为一个会计这件事让他感到痛苦。“那不是我想要的。”他不断重复着。我尝试过向他表达我的反对，但他不听我的。“我们是长着翅膀的生物，生下来就是为了在空中自由飞翔。”他对我说道，“风是自由的……”

我明白他可以靠向高中生卖哈希什[4]赚到不少钱，这对他来说，去那些爸爸的乖儿子永远也不会涉足的广场囤货很容易。凯瑟琳负责揽客，而利奥躲在学校外的一个角落里，动作利索地进行着交易，卖的是最差的巴基斯坦货。一万里拉一块哈希什，五千里拉的利润。他在一个星期的销售实践里学会的企业经济学原理比在学校四个月里学的更多。

生意很顺利，他还想让我帮忙把买卖做到学校里，但我拒绝了，因为风险太大。于是他说我又像之前那样拉肚子了，我说那不是真的，就这样我们争吵了起来。

“别管他。”凯瑟琳告诫我，她闭着眼睛沐浴在阳光里，“如果他知道我和你这样说，他肯定会杀了我。”

此刻我的勃起越来越强烈，不再能轻易恢复了，我的牛仔裤像是要爆炸了一样，我感到头晕眼花。凯瑟琳继续谈论着利奥，谈论着他所想的事情，那些我们本应该设法去阻止他去做的事情。但相反，为了能在那礁石上霸占他的女朋友，我宁愿杀了他……希腊人能感觉到我的想法，因为在某个时刻，她睁开眼睛问道：“你在听我说话吗？”

我因为内疚而脸红。过去我会感觉到她并不反感被我那样盯着看，也许她会觉得我是那种善良的人，很容易被掌控。即使我摸一下她，她也应该只是推开我，或者会接受我的手，就像接受一个过于深情的儿子那样。此时她坐了起来，用毛巾遮住泳衣的上半部分，然后目光落在了我的牛仔裤上。“你应该让它冷静一下，”她用严肃的口吻说道，“据说那会让人变瞎。你知道在我老家那边瞎狗会被乱棍打死吗？”

我尝试着捍卫自己，“但我不是一条狗。”

“但愿如此！”

她的嘴角露出一丝调皮的微笑，她很得意，在我身上她看到了她那能够激发男性欲望的能力。“我绝不会允许一只流口水的狗那样子盯着我看。”

我想要消失，跳入海中淹死自己，但是相反，我转身向另外一边，面对着正在一块礁石上用棍子驱赶老鼠的利奥，他正迎着风谩骂着。在他身后是光芒四射的那不勒斯海湾，港口那边大吊车的轮廓无声地划破天际，远远看去城市散发出一片让人窒息的光亮。

“原谅我，我不会再那样了。”我垂头丧气，发出嘶嘶的声音。

“别担心。”她回答道，“每一种幸福都是残酷的。”

我再转过身惊讶地看着她，我本想问她是在哪儿读到的那句话，或者在哪首歌里听到的，但没来得及开口。我能感觉到一阵沙沙声，有那么一瞬间我希望那是一只老鼠，那样就轮到我去保护她。然而事实是，利奥打猎回来了。

“就先这样吧。”凯瑟琳说道，再次闭上眼睛回到太阳下，“老板来了。”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利奥仍然在尝试说服我帮助他扩张生意。

“如果我每天在文科高中外面卖，我就会失去技术高中那边的生意。”美国仔说道。当时我正陪着他在六根脚趾的店铺后面，利奥决定给他那辆摩托的外壳重新上漆。“如果你能帮忙，我就可以去其他地方卖。”他继续说道，“我们一起合作，利润就可以翻倍，这是数学。”

我疑惑地看着他，疑惑地看着那辆摩托的新颜色，比之前更鲜艳的绿色。在我们周围的墙壁上，有一些半裸女演员的图案，以及汽油表和机器备件，指示着时间的流逝。

“来嘛，会很有趣的。”他继续说道，“就像以前的扎轮胎团伙那样。”

“你是个疯子。如果我被抓了呢？”

“你不会被抓的。你这么机灵，我的老伙计。”

“啊，是吗？我什么时候开始变机灵的呢？”

利奥将刷子在油漆桶里浸泡了一下，再拿起来悬在空中，观察着他自己的杰作。“和文科高中的那些人比起来，你算是机灵的。”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可不觉得有趣。”油漆在往下滴着，落到用来包住摩托的报纸上，油漆味让人感到窒息。“甚至，我觉得你根本控制不了事情的发展。”我继续说道，“迟早你会被抓，而一旦进了监狱，你就完蛋了。所以究竟为什么你不能下决心做点好事情，而不要再做这种卡莫拉式的事情呢？”

“什么式？”

“卡莫拉！”我喊了起来，“卡莫拉！就像所有那些你试图模仿的渣滓那样，你正在摧毁你的人生。”

那个词一出口我就开始后悔了。即使只是很隐晦地提及蜘蛛人都可能会激起他任何不可预测的反应，所以我准备好了用任何方式捍卫自己。

但是，他一言不发，把油刷扔到了报纸上，盖上油漆桶。“真恶心。”他断言道。留下我在那儿困惑着，不知道他指的是摩托的外壳还是他的人生。

我们分开了，有一段时间没有再联系过。

几个星期后，我母亲告诉我利奥回到了流浪汉食堂干活。除了盛饭和拖地之外，他还学会了准备一种超级棒的什锦水果，因此成为最受流浪汉客人喜爱的宠儿。每一个星期有三个夜晚，他会加入一个小组去给在火车站附近的流浪汉派发热食。

“跟火车站附近那些衣服袜子破了洞，或者被迫卖淫，或者尿在自己身上的人相比，食堂里的流浪汉简直就像是法国贵族。”他对我说道，距离那次争吵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

虽然这次的转变让我觉得太突如其来，但我很高兴他能够忙碌于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似乎我之前说的话触碰到了他的内心深处。他看起来很有满足感，少了些敌对情绪，和他母亲的关系也渐渐好转。“你们无法想象，那些人没有做任何事情导致他们过那样的生活，某种意义上，都是被逼的……”

“所有的流浪汉应该团结起来发起革命，”凯瑟琳充满激情地补充道，“然后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应该站在他们那一边！”

除了一些我从爱德华多的谈话里听到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优点的模糊概念之外，直到那个时刻，我还从未怀有任何政治上的想法。自然而然地，如果利奥，尤其是凯瑟琳，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将我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这个新使命中去。

接着有一天，无法挽回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早上，在给技术高中某个人送了巴基斯坦货之后，利奥来到流浪汉食堂，比平时要早很多，他饿极了。饭厅还没开门，还没有食物的味道。

他走进厨房，想等着勤杂工送来购买的食物，但就在他推开门的那一瞬间，利奥撞见了唐·卡洛的背影，他正站在镜子前准备整理长袍的衣领。利奥之前从没有注意到那面镜子。牧师从镜子里看到他，慌忙转过身来。“嘿，利奥。”他说道，语气呆滞，“你在这儿做什么？”

有那么一瞬间，就在唐·卡洛把挡住过道的他粗暴地推开之前；就在他闻到那身长袍上散发出的乳香味，感觉像是挨了一耳光之前；就在他打开贮藏室的门发现他母亲正躺在一堆包裹中间，藏在一张幸运毯下面之前；美国仔第一次清楚地感受到了一件神奇的事情是如何改变他整个人生的轨迹，继而把他推上了一条他从未选择要走的轨道的。

下午早些时候他打电话到我家，让我在六根脚趾的店铺那里跟他碰面。我在店铺后面找到了他，他一脸凝重，头低垂着，手颤抖着。

“你知不知道在葬礼之后我母亲逼我发誓不要去替他报仇？”他开始说道，“‘只要我还活着，’她对我说，‘向我发誓你不会动他一根手指。’”

“不，我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石头脸按月给我们钱，靠着这笔钱，她、皮奴西娅和我才能够勉强度日？实际上，杀死蜘蛛人的凶手在养着我们。你知不知道？”

“不。”

“你对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有概念吗？”他抬起目光，说道，“这意味着实际上是我们杀死了他。”

12

所有的一切即使是最微小的细节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利奥在那个半地下室的门口等着我，他一看到我，连招呼都没打，就示意我跟着他走。他掏出一把钥匙插进防盗门的锁眼。“进来，”他在我耳边低语，同时谨慎地观察着四周，“快点。”

室内还残留着他们做爱的痕迹：一张床垫被扔在地上，毯子，破碎的台灯，空的啤酒瓶，烟灰缸里装满了烟蒂，当然还有剩下的大麻。

然后是一股浓烈的凯瑟琳的气味，有时候我会在利奥的衣服上闻到同样的味道，每当他送她回家后再来接我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他身上甚至闻到了不同于往常的另外一个女生的气味。

“我们要抓紧时间，”我说道，“我跟我父母说是和同班同学去比萨店了。”

“你拿着。”他换了话题，从一个小柜子里掏出一只破的长筒袜，“这个应该可以。”

我接过来，塞进牛仔裤的口袋里，“那汽油呢？”

“这儿。”他指着一个塑料桶，回答道，“弹簧刀你带了吗？”

“我会需要吗？”

“谁也说不准。”

我们打量着四周，不说话，对话很难进行下去。利奥试着打破沉默，向我解释着这次行动的一些细节。“最重要的事情，”他说道，“不要让摩托熄火。无论发生了什么，摩托，拜托了。”

“所以呢？”我带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兴奋问道，“出发？”

“你怎么了？你迫不及待想要去搞一家赌场，嗯？”他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你想抽烟吗？”他问我，“我先抽会儿烟我们再出发，晚一点再行动，等外面人少一些。”

我从没有像那次那样感觉到渴望抽烟。我向他点头示意。

木星和金星高高悬在空中，却难得地和谐相处，指示着你们曲折的流浪就要结束：新的爱情从地平线升起，现出轮廓，预言中的变化已经蓄势待发。

我再次回忆着那天早上安娜在日记里给我占星，我控制着让摩托低转速运行，车灯是熄灭的，我身上揣着大量哈希什，因害怕被抓而焦虑着。与此同时，我的朋友，在这个时刻也许叫他我的团伙大佬更合适，一个只有他和我组成的团伙，他正在流浪汉食堂的门口洒汽油，那扇老旧的木头大门，还有那向下通向室内的楼梯。我紧紧握着加速器，手心一直在出汗，每隔一小段时间我便从高到低旋转着加一下速，机械地操作着。

利奥点燃了一张报纸，便向我这个方向跑来。有那么一瞬间火焰照亮了他那登山帽遮掩下的脸庞：我从他的眼神中感觉到一种奇怪的兴奋。

“跑路！”他喊道，一下子跳上车后座，而我犹豫着。从他点着火那一瞬间开始，我们便不再有具体的计划了。“走啊！”他喊道，“走啊！”就在我开始加速的那一瞬间，他手中的火炬滑了下去，一瞬间，一股热浪从我们的脚下出发向那扇大门涌去。

我把油门转到最大，我们太明显像是绝望之徒。就在那片火中残骸的边缘，我们甚至都逃不过一个训练有素的跑步运动员。幸运的是，正像我们预计的，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我很想转过身去欣赏我们的作品，但我不能，我没能看到熊熊燃烧着的火焰，也没能听到木头吱吱嘎嘎地作响。这是一次极其壮丽的行动，也许是我做过的最壮丽的一件事了，但我却不能享受它，只能听到摩托那被改装的外壳发出的让人厌烦的噪声和利奥喊叫的声音，“这样他就能学会怎么样管好内裤里的小鸟了，那屎一样的牧师！”

我在离家还有大约半公里的地方下了车，我不想任何人看到我们在一起。我已经迟到了，我担心我母亲会站在窗口那里等着我。

“干得好，我的老伙计。”利奥说道，“明天下午我来接你，我们去庆祝。”

回到家里，父母已经睡了，我的手上还留有汽油的臭味，我立刻躲进厕所里。这时从窗外传来了救火车的警笛声，异常刺耳。我不需要靠近窗户去核实，我能感觉到脖子上的动脉跳动着，我异常兴奋，异常自豪。

现在我能理解利奥的那种目光了，我们一起创造了一些东西，又摧毁了另外一些东西。我感觉到那种权力，仿佛站在世界之巅。现在我也加入了团伙，我要做的就是推翻国王并取而代之。

第二天美国仔带我来到培特拉加路的一套公寓，那儿有着一百八十度的那不勒斯海湾景色。那里住着姐妹俩，一个十八岁，另一个十六岁，她们穿着彩色的短裤和背心，正等着我们。

“有钱人的孩子都是一个德行，吸毒比我们早，做爱比我们频繁，上的学校比我们的好。”他把我拉到一旁说道，“但是他们的能力一点也比不上你和我。”

他是几个星期前在夜店里认识她们的，她们是他提供哈希什送货上门服务的高端客户中的高端客户。尽管他的主要利润都来自那里，但那些人的懒惰他觉得很不道德。事实上，对他来说上下往返于斯坎皮亚和市中心并不是问题，但他大部分的客户甚至不愿意去想这种麻烦事，这也就给那每一份混杂着安乃近的巴基斯坦货增加了利润。送货上门的服务费并不高，便被这个市场默认了。没有人会因为这点蝇头小利而和已经去世的毒枭的儿子作对。

我们喝了两杯金汤力之后，维奥拉，年纪小的那一个，拿出一张舞蹈音乐唱片播放，开始脱衣服，另一个也跟着她一起。利奥借着机会脱掉上衣，展示着他新练的胸肌。他们开始跳舞，一个蹭着另一个，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看起来有多可笑，然后他们试图说服我加入狂欢。“我们跳格罗巴舞吧！”费德丽卡提议道，她是年纪大的那一个。“好，格罗巴！”维奥拉附和道。“格罗巴！格罗巴！格罗巴！”她们一齐唱起来。但我躲避开了，转瞬间我便来到了露台，欣赏着卡普里岛的风景，我听到收音机里传来歌曲《他们杀死了蜘蛛人》的混音版旋律。我不禁思索着，不知利奥有没有注意到这首歌曲，当他在试图拉着那两个女孩进她们父母的卧房的时候。

“年纪小的那一个还是处女。”当我们坐在关掉了引擎的摩托上滑下山坡的时候，他抱怨着，“你应该看看她流了多少血。今天之前我还从来没有操过处女。”

我恨他，他把我带去那里并不是为了庆祝我们的壮举，而是为了让我成为他出轨的同谋。那个小女孩破掉的处女膜是他的战利品，他会毫不忌惮地挂在他那苏族腰带上炫耀。也许他已经提前计划好了这一刻的所有事情。不过为什么要拉上我，这个毫无经验的戴着眼镜的小男孩，去报复唐·卡洛，而不是拉上他的新朋友们中的某个呢？

就在我们向着梅尔杰利纳滑下山坡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无法挽回了。我们曾一起成长，我们曾走过相同的道路，他的家庭的衰落和我的家庭的攀升都不曾影响到那份属于我们的星球的平衡，然而利奥正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转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恶棍。我再也不能从他身上看到哪怕一丁点的纯洁，那份曾经由我们的友谊所摩擦出的纯净。

一个星期后，当我正在家里啃历史教科书的时候，传来一阵敲门声。是凯瑟琳，从她那发光的眼神中我立刻就明白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不要给我那副表情。”她语气很凶地说道，“你父母又不在家，直到你跟我说出所有事情之前，我都不会走的。”我把她领到我的房间里。如果我母亲提前回家，我会说这是学校里的一个同学过来问我借一下笔记。事实上，我更担心的是凯瑟琳会如何评价我的房间，衣柜上贴着的那张里奇·瓦伦斯的海报，还有头发凌乱穿着运动服的我。

“你想要喝点什么？”

“我想要你开始说出真相。”

“我应该跟你说什么呢？”

“比如说，那个婊子养的和谁有一腿。”

“我不知道。”

“那么你也是一个婊子养的。”

她开始推搡我，我一个踉跄差点就跌倒在地上。

“哎，你冷静点！”我反抗着她，“如果你想知道他和谁有一腿，为什么你不直接问他？”

“因为他是一个浑蛋，他永远也不会跟我说的。”她开始啜泣。她脸上的皮肤，平时很白看起来像是透明的，现在因为眼泪的滑过而突然变红。“他内心里有一股黑暗的力量，你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有那么一瞬间，我感到胸口一阵剧痛，就像一开始的时候，当我在学校外面看到她双腿跨上其他男孩子的摩托的时候。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为什么还要和他在一起呢？”

凯瑟琳用手指关节擦了擦脸。“和你像一条小狗那样一直跟着他同样的原因。”她说道，“因为我们爱他，尽管他把我们当屎一样对待。”

这是第一次我觉得她不再那么有魅力吸引人了，利奥出轨这件事让她变丑了。感觉她就像那些老套的伤心姑娘，在被那些老套的风流少年甩了之后哭哭啼啼。“我敢肯定当你们一起去找那些小婊子的时候，他要求你当他的司机。”她补充道。

我好奇她是怎么了解到所有这些信息的。只有一个可能，是利奥透露给她的，虽然那根本不可能。

“不是真的，”我生气地反驳她，“他没有要求我开车。”我瞬间便意识到我刚刚无意间认了罪。“也就是说……”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是想说……我不觉得他会把我们当屎一样对待。”

凯瑟琳苦笑着。“哎。”她脸上一副歇斯底里的表情，继续说道，“这就是我想知道的……”她靠近我，“你当时也在那儿，你也像他一样！”她开始用拳头捶打我的胸脯，“浑蛋！你是一个浑蛋！”她大叫着，用双手拉扯着我。

我挣脱她想要走开，她却拉住我的肩膀，试图压在我的身上。我们跌落在床上，她的嘴贴在我的耳旁，哭着重复道：“浑蛋，你是一个浑蛋。”渐渐地她停止拍打我，开始紧紧地抱住我。我们保持着那样的姿势，犹豫不决，她的嘴唇在我身上游走，填补着我们身体之间的空隙。她脱下我的衣服，脱下我的内裤。忽然之间我感到一种迷失，就像她把我从一栋摩天大楼的屋顶上推了下来。为了不跌落下去，我用手指甲拼命地抓着她的乳房，她的大腿，我的手滑过她的小腹，稍稍移开她的三角裤，插了进去。

紧接着，我感觉到她的泪水打湿了我的耳朵，打湿了那张我父母在科英百货买的红绿色格子床单。然后我进入到她体内，而她环绕着我，我在绝望中尝试着各种身体运动的方式，想要隐藏我的经验不足。

开始一会儿是凯瑟琳在引导着我，在我的身体下面呻吟着，直到我所有的绝望情绪都被释放掉之后，我发现就只有我自己在上下移动着，我越来越强烈地碰撞着她的身体，虽然实际上只是更快了一些，然后我感到一阵剧烈的燃烧，而她在尖叫着。我想象着帕特农神庙在地震中轰然倒塌，人群四散，不停喊叫着。当她一把将我推开时，而我的精子也洒落在科英百货的床单上。

我们肩并肩躺在床上，身体伸展着，沉默着。出于一些原因，我正忙着思考提什么样的问题她会拒绝。但事实上，我不关心。我的小房间浸没在死寂之中。我闭着眼，我感受着放松下来的睾丸，空空的。它们之前沉甸甸的，让我很难受。我很高兴我挺了过来。

“我爱你。[5]”我忽然轻轻地说道，希望她不要听到。

突然她从床上爬起来，开始穿衣服。当她准备就绪的时候，转身面向我，她的双眼投射过来轻蔑的目光，好像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要负全责一样。她很愤怒。一瞬间的工夫，只听到她那双匡威全明星帆布鞋底踩在走廊地板上传来的声音，家里大门被打开再被关上。一切都结束了。那些快乐的夏天，那些无所畏惧的日子。一切都结束了。

我嗅着我的食指和中指，想要再感受一下她的味道，接着我也爬下床，拖着脚步来到衣柜旁。直到此刻侵入到我的睾丸的那种陶醉感逐渐退去，我开始恢复意识。里奇的椰子头油油的，乌黑发亮。我一把扯下那张愚蠢的海报，撕成千片。脑海中回想着：我不是水手，我是船长。

利奥再一次成功地用石头一下砸死了它，当我们躺着晒太阳的时候，老鼠的尸体就横在那礁石上，了无生气，距离我的书包不到三米远。

“把它扔到水里去。”凯瑟琳突然说道，“我感到恶心，把它扔到水里去，亲爱的。”

利奥转过身看着我，尽管一开始我并没有在意他，但他盯着我看的那眼神我觉得很不合时宜。“你听到了吗？”他问道，“她在和你说话。她要你去捡起那只恶心的老鼠，把它扔到海里。”

那块礁石上气氛突然凝重起来，凯瑟琳震惊地看着他。我也注视着美国仔。在他那明信片模特式的眼神里我能看到那种侵略性的目光在闪烁着，不同于往常那种经典的吸过毒之后疲软的目光。

“你去扔了它，利奥。”凯瑟琳干预进来，“为什么不放过他？”转而对我说道，“你不用管他，今天他抽多了……”

“快去，操！”利奥逼迫着我，“证明给我看看你真的有能力做到。”他向我靠近，摇摆着手臂，像是要把我压在地上，那是每当他要打群架时的惯性动作。他看起来已经疯了。“你总是待在那儿，像是一个备用轮胎。”他继续激动地说着，“总是我必须要做所有的事情。让我看看你真的有勇气拿起它，把它扔到水里。还是你又想拉肚子了？”

我一激动站了起来，但立刻意识到我犯了一个错误。按照我们这里的规矩，你的对手想怎么摇摆或者挑衅都可以，但如果你并不想迎战，尤其是如果你并不介意被看作胆小鬼，你总是可以避开这一切，而此刻我站了起来便无法再回头。

“我当然有勇气。”我傲慢地回答他。

事实上，我感到极大的负担。我们俩有着相反的身体条件。他，瘦高，满身肌肉，感觉像是生下来就是为了冲突，而我，仍然在发育，像是一本画得很差的漫画书中刚刚描出轮廓的云朵。我没有任何可能，在面对那半米的距离时退却以消除他的动物本能。“我同意，”我说道，“把那个东西给我。”

利奥抓起那根他用来清理礁石上老鼠的木棍，把它扔到海里。波浪一瞬间便把它拽走了。“没有它你也可以做到。”

“你真是一个浑蛋，利奥！”凯瑟琳叫道。

我靠近那只老鼠，观察着它。当我发现它仍然还活着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惊讶，几乎觉察不到它的肺仍然在吸进和吐出着氧气。它很软，黏糊糊的，粗糙的皮肤就像是刷碗擦的背面。我思索着：现在我要吐了。但相反，我站了起来，把它扔到了海里。它像是一块重重的石头落入水中，发出声响。我没办法不去想实际上它将会被淹死。

我跑到礁石边上，在水中冲洗着双手，我看着那双手，好像它们并不属于我，然后我真的吐了。

“好样的，傻瓜。”利奥冷笑着，夸张地鼓掌来嘲弄我，“毫无疑问，现在你将会大病一场。从现在开始你试着不要再惹我了，好吗？”

“快停下！”凯瑟琳继续说道，“你没看到他不舒服吗？”

是真的，我感到很不舒服。慌乱中我哭了。就在不久之前，在美国仔那呆滞的目光中，我领悟到一种自我认识。这么多年来我曾经嫉妒他所做的暴行，他总是大声呵斥，像是要和整个世界作对，而现在他要和我作对。现在我成了整个世界。

凯瑟琳赶紧过来帮助我。“你真是个笨蛋。”她用温柔的声音责骂着我，抚摩着我的头，“笨，却勇敢，但主要还是笨。”

“他知道了吗？”我向她耳语，焦虑不已。

她羞愧地点头示意。他的眼神空洞，含糊嘟哝地说着什么，类似于：“我们三个可以在一起。永远。”

有那么一瞬间，我呆若木鸡地盯着凯瑟琳，我连她也会失去，现在我很肯定了。“是你跟他说的……”我嘀咕着。

那是一次剧烈的碰撞。我一瞬间跌落进水中，而跌落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我无法分辨那撞击是从哪里来的，就像是一面钢筋混凝土的墙坍塌在我肩上。只有当我再次浮出水面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到利奥正向我这个方向游过来。

“你是婊子养的！”他冲我大叫，“你是婊子养的！”

他抓住我的脖子，把我向下压，接着他向空中伸展，半个身子高出水面，不停地用劲向下压，直到我沉下去开始喝水。我尝试着挣脱他，但那根本不可能。在那个时刻，我碰不到他，而利奥则利用位置上的优势不停地对我拳打脚踢。过了几秒钟的时间，我咽下了太多的水，喉咙开始感到灼烧，渐渐地我感觉到凯瑟琳的喊叫声越来越远。我将会被淹死，没有人可以救我，我完完全全地被他的意志控制。也许，我想，我的命运将和那只老鼠一样。

突然，我的双脚触碰到水底的沙子，我的脚尖向下挤了挤碰到了地面，我们来到了礁石滩上。我没有再多想，便立刻用双脚撑住我自己。尽管他比我强壮太多，但我一点一点开始回击。我在空中胡乱挥舞着拳头防卫着，而他的拳头则继续精准地向我扑来，他有着惊人的能量。

“蜘蛛人！”我喊道，就在我即将屈服的时候。从我嘴中冒出的话，就和直到那个时候我所咽下的水一样，让人觉得残酷，“是他！”

“什么？”我们停了下来，看着彼此，两个人都在水中胡乱挣扎着。我当时脑中一片混乱。“在那辆火车上装炸药的，”我继续说道，“是他。我父亲告诉我的。”

“你在说什么？那不是真的……”

那是一幅荒诞的景象。礁石滩，我们俩，大海，背景中的城市。远远地看着那粉红色和橙色相间的日落，我感到它在对自己说着它有多美。我脱下我的汗衫，扔到礁石上。凯瑟琳观察着我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突然地，她变成了一个局外人。

“是你父亲杀死了小达尼艾尔。”我说道。

接下来，在家里，再之后，我会不停地再回想起那个时刻。我惊讶地发现，其实我从一开始的时候就知道，是小达尼艾尔让我们聚在了一起，也将会是小达尼艾尔让我们分离。突然，凯瑟琳闯进了我们的生活，一切都不再有意义了。背叛、性、哈希什，我们所有人都在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中徘徊。然而我太了解美国仔了，所以我知道，如果我能向他指示那黄昏，如果我能向他展示那座闪耀的城市，那座他向我揭露的而现在正在召唤着我们的城市，我们之间的每一个问题都会烟消云散：利奥将会知道从什么地方掏出他的梳子，我们将会一起再穿上衣服，再抛弃凯瑟琳。那摩托座上将会只有我们两个人，船长和水手，像以前任何时候那样。

但我没能做到。然后，真相是，那是我的错。

在那个时刻，当美国仔的脸庞上正聚集着最可怕的表情时，当他发现他的命运染上了一条无辜生命的鲜血时，我却思索着所有这些故事，其实我一点都不在乎。当我能准确地推测出如果我父亲处在我的位置上会想些什么的时候，我甚至会想笑。

我只用了十五年的时间就成了像他一样的人。

13

每个人自己的家庭，像其他所有家庭一样，都是建立在某种信念之上的，但这种领悟总是来得太迟。而我的家庭的信念叫作未来，并不是指我父母坐在餐桌前端着架子高谈阔论着明天的美好，而是在我们家能感觉到那种整个人类前进的欲望，生活的欲望，就像电视上报道着的街道游行。

三十多年来，我父亲和未来之间的关系像是一片河床，河床的两端是饥饿和救赎，那种饥饿就像是一个影像模糊的女儿，诞生自穷困潦倒的童年，又在六十年代被迫逃难造成了沮丧倒霉的青春。随着时间推移，是大学生的身份缓和了饥饿的折磨，他得到了稳定的工作，终于有了可以触摸到的救赎。那不勒斯银行和米兰证券所让他变得富裕，并不是真的权贵，但毫无疑问要比任何从他那个阶层起步的人都更优越。

总而言之，他唯一的信念是未来，日常工作的劳累和家庭的温暖就好像是给这种未来披上了一件让人安心的外衣。但在外表之下，还掩藏着充斥在他本性里的欲望。

的确如此，但他所充斥着的欲望是什么呢？

直到一九九四年还清晰明了，但从那时往后，巨大的黑暗降临了。

那一年银行损失超过一万亿，接下来一年超过三万亿，不到三年的时间，六万亿里拉的亏损吞噬了银行。关于大辩论的焦点，所有人都只是在兴致勃勃地吹嘘，尤其是政治家们。那些据推测是凯尔特人后裔的北方人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公开指责了那些可耻的营私舞弊，结党营私，以及对南方人的救助。那些为了反抗雪崩而进行的任何绝望的尝试都没有意义。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费尔迪南多国王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力。这个男人几十年来一直统治着意大利南方的财政金融，还掌握着一万一千人的命运，还有那些人的家庭和生活。这个男人曾经发放贷款给南方绝大多数的企业家，直到一年前他还只需要点个头就能影响数十万的选票，他还在总部的海景露台上举办“星期二文化日”，当着所有人的面开乔瓦尼·斯帕多利尼[6]的玩笑，但不会让乔瓦尼·斯帕多利尼感到不满。同样是这个男人在维托里奥·埃曼努埃莱大道上的大不列颠酒店的两个套房里度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个套房给他的妻子，当她从罗马过来找他的时候；另一个则给了他年轻的情人，一个当地的女歌手。这个男人代表银行收购的地产遍及威尼斯、东京、悉尼，最鼎盛的时候多达七百五十个银行分行，遍及全世界。同样还是那个男人，那个国王，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罢黜了，那不过是行政管理上一次愚蠢的形式上的不合规定而已。

堕落是从咖啡开始的。至少在流言里是这样讲述的。

几十年来，那不勒斯银行的政策是刺激消费，却没有考虑到那和企业利益之间的冲突。就这样，银行附近的小巷子里和大街上，遍布着咖啡吧和餐厅，冰激凌店和茶馆，服装店和比萨店。这么多年来都要感谢银行的存在，那神话般的存在，直到一个窟窿越来越大吞噬了所有。

几年之后，一个小型企业的倒闭并不会让爱德华多觉得奇怪。但在那让人无所畏惧的一九九四年年初，让他觉得更荒谬的是站在斯普兰朵咖啡馆的柜台点咖啡，却发现捧在双手间的是一杯带有酸味的不健康的软饮料，这是在日复一日的消费之后所显现的颓败的标志。

“你们看到骑士[7]的那条信息了吗？”咖啡吧老板问他。我父亲放下咖啡杯，表情奇怪地观察着那个男人。从柜台后面的收音机溢出的无情音乐声，扰乱着咖啡吧里的冷空气。他说的是哪个骑士？哪一条信息？

“事实上，”他说道，“我正想问为什么咖啡吧里的顾客越来越少……”

咖啡吧老板耸了耸肩。

唯一的解释，爱德华多思索着，在于那台咖啡机器的维护。可以肯定的是那台机器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被清洗过了。众所周知，一月份是让人伤心的一个月，因为十二月的双工资已经挥霍完了，而想要恢复圣诞节前的生活节奏太困难，但清洗咖啡机是一个无上命令。客户必须要被刺激去花钱，而那杯恶心的东西没有办法下咽。

“我觉得他会成功。”咖啡吧老板继续道，“如果他能带领AC米兰成功，他也能带领意大利成功。你怎么看？我们能够信任他吗？”

这一次收音机里传来一阵叽喳声，是广播新闻的声音。

他感觉到他是唯一一个对此一无所知的人了。在一天《焦点新闻》中，主持人提到一段视频信息，在那段信息里那个骑士宣告了他的强势入场。

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件事。那是一月二十七日，而每个月的二十七日爱德华多都会重复去参加他那唯一愿意全身心投入的宗教仪式——领工资。谁知道那个骑士是不是特意选择了今天，我父亲思索着，因为如果是这样，那还真不能低估这个人。只有真正有大智慧的人才能设想这么个手段，让所有人都听到他。

“我们明天见。”他向咖啡吧老板说道，便出去了。

室外冷风刺脸。他在托莱多街上踱步取暖。他看到那家他平时会去光顾的优雅西装店，如今已迁走让位给一家平价服装连锁店。在店门口，一个戴着棒球帽的年轻人正指挥着两个工人把原先的店招牌撤下，那招牌应该是十九世纪的古董，是那种你会向朋友夸耀的东西。那个年轻人感觉到被观察着，转过身来面对着我父亲。“一切都好吗，大叔？”他用不知羞耻的语气问道，“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爱德华多垂下目光，快速离开那里。

过了一会儿，他又回到银行总部，研究起建筑物立面上的题字：

那不勒斯银行

银行创立于1569年

银行总部重建于1939年

一栋外表冷冰冰的建筑，矗立在东面的大海和西面的西班牙人街区之间。自从第一天他怀着忐忑的心情穿着蓝色的西装跨过大门的那一刻起，那些冰冷的发光的大理石块总是会让他觉得安心。

那天早上，像往常一样温柔的钴蓝色的天空在托莱多街上方闪耀着。很快，他告诉自己，他将会完美地掌握这个无穷尽地收集着储蓄的机构是如何运转的。

然而这一次，很多年后的这个一月二十七日，他不再知道该期待着什么。像往常一样，他穿过大走廊，到处是金钱和烟草的味道。

这一次他真的不知道，未来对于他来说还意味着什么。

那一次在礁石滩上的冲突之后，我便再也没有见过利奥。我的生活可以概述成：学习、女孩、体育、音乐，一种规规矩矩的男孩生活，一种因为我和美国仔之间的友谊而被抛弃了太久的生活。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变成了我父母亲心中的理想样本，他们一直渴望的完美儿子。他们对我抱有极大的期望，我也借机得到一些特权。

流浪汉食堂的火灾之后的几个月里，为了重建，在街区里已经举办过好几次募捐活动，我父亲捐了一百万里拉，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让所有人感到为难：唐·卡洛放弃了他的神职。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四处飘散，比较可信的推测都涉及那个选择背后的原因。很多人嘀咕着唐·卡洛其实有女人，很快就要结婚。有些人则低声抱怨着他其实是同性恋。相对没那么丑陋的推测则认为，现在许多年轻教士只是利用教会来完成学业，接着，一旦拿到文凭便会抛弃上帝之家。

食堂重建计划泡汤了。在过去，只有牧师的固执己见和牧师助手们的忠诚献身才能让这种事情继续存活下去，但现在，唐·卡洛离开了，没有人再有那种合适的能力推动那个方案继续。

筹集资金失败以后，残留下来的被烧黑的那部分结构也被推倒了，捐款被退回。我父亲拿回了那一百万，带着我们去了卡普里岛。在岛上那三天的时光里，没有人提到食堂，自从他变得相当富有会让人害怕和他作对之后，我母亲也不再要求献身于那份志愿工作了。我感到满意，因为事到如今，我已经不再去见那个纵火的男孩了，甚至我根本不愿意再去想他。我不会想念他，也不会去想他在做什么，很有可能如果我在大街上偶遇到他，我会换条人行道绕开。

在卡普里岛短短的假期里，我们会在小港的一家餐厅里吃晚餐，新鲜的黑斑小鲷，每一千克一万里拉，我父亲几天前谈成的一笔小生意让我们得以享受这额外的奢华。“这才是真正的心满意足，因为即使是一个傻瓜也能靠蓝筹股赚钱，但从像黄页这样的股票里捞到百分之十，那么你就可以被定义为杰出的……”他说着，面对着悬崖峭壁，语气里充满了卖弄和炫耀。

当时我们正演着一部关于有钱人的喜剧，关于那些自出生便有钱的人，尽管我们知道那不是真的，我们只是暴发了的乞丐而已。事实上，当我们吃到鱼骨的时候，我们用双手抓起那黑斑小鲷，并用嘴吸吮着它。

就这样，当我逐渐变成我父母期望中的样子的时候，美国仔正加快步伐迈向他的梦魇。

某些时候，那其实并非梦魇。正相反，每天早上，黎明时分的新鲜空气会抚过他的脸，在他骑着他的摩托回家的时候，那是一种意料不到的喜悦，提醒着他在经历了地狱般的一夜之后还活着。又是经历了伏特加、可卡因和抢劫的一夜。

每天他在午饭时醒来，打开立体声音响，把音量开到最大，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香烟，然后拿起电话约一些朋友去吃开胃菜。像往常一样的烤面包夹火腿，下午再打会儿盹，健身房，蒸汽浴，晚餐。再然后，从没有早于晚上十点，他洒了香水出门，像是街头妓女，和值班的同伙一起开始了战争。

战利品包括了钱财、手表、金链子，如果碰巧遇到身材相似穿着讲究的人，他便能带回一双半新的添柏岚，一件可以拿到杜凯斯卡地区卖掉的皮夹克，但是并没有很多种赶得上时髦的东西让他这样子去抢。他总是去抢那些把车停在波西利波街区黑暗的街道里，然后在车里做爱的小情侣。

自从抢劫犯生涯开始，理想的猎物便与性交密不可分。那些妆容凌乱情人数量急剧减少的女人，那些中年男人和摇晃着柔软臀部操着外国口音的少女，那些某些部位巨大的变性人和他们戴着小领结的小朋友。在抢那些在汽车里做爱的人的过程中，会面对许多人间的不幸，正因如此才需要认真地选择同伙。

需要冷血的人，只认准战利品而不会乱动手脚。性骚扰和强奸会蹲好几年的牢。至少从这个角度，利奥总是苛求和他一起干活的人要正直，他不想要任何累赘。如果他碰巧遇到一个律师正在一个未成年少女的双腿间忙活着，而他的目标只是律师的劳力士的话，那就需要专注于手表，不能产生任何打抱不平的冲动情绪，留下那少女自生自灭。十八岁的时候，美国仔的黄金准则是：每个人只操属于自己的。

但在抢劫这一行越是有经验，越是能发现那些有能力的合作者反而会暴露出复杂的一面。他所认识的绝大部分的犯罪分子都是让人印象深刻地粗鲁，像是牧场里的山羊，他们甚至不能够去渴望哪怕是最低级的合法工作。因为这个道理，一个同伙对利奥如何管理生意收入感到不满，便将此事告诉酒吧里的某个人，那个人再将此事汇报给地区头目的贴身跟班，就这样一直向上，直到传进石头脸的耳朵。两个星期之后，他派出一个他的代理去和美国仔谈判，要么加入团伙，为他服务；要么就每个月上交保护费，继续自由狩猎。

“去你妈的。”这是利奥的回答。站在他面前的，被派来与他谈判的这个黑帮分子，有着和他差不多的体格，不同的是长满麻子的脸和深色的眼睛。

“我要向大佬汇报这个吗？”那个黑帮分子问道，他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那个答案将会引发的大量工作。

“你想汇报什么就汇报什么。”利奥回答道。

那个人保持着镇定，他并不是被派来教训他的，至少这一次还不是，于是他离开了。

14

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在那个春天，警察抓住了他。

一个同伙没有注意到正在驶来的摩托，就这样，一次在对两个刚拿到驾照的小孩子进行抢劫的时候，他们落入了圈套，这才是一次真正的骗局。不过美国仔只花了十四个月的时间就被放了出来，这多亏了他以前干净的犯罪记录，还有在抢劫时只是带着一把玩具枪。他的同伙安杰洛，外号皮皮，因为膀胱太小，每半个小时就必须去一趟厕所，然而不符合常理的是他只在里面待了十个月，尽管他有犯罪前科。

他有能力适应那铁栏杆后面的生活，这一点救了他。那些没有团伙照应的零散狗必须要面对着无法忍受的环境、狭小的空间、糟糕的卫生、来自监狱看守和其他囚犯的敌意。但利奥能够清醒地抵抗这一切，因为他知道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不管这一切有多么让人恶心，让人无助，让人心理崩溃，时间总是会过去的。

几乎所有在波焦雷阿莱监狱里的囚犯都在等待着被审判。卡莫拉分子、小偷、杀手、吸毒者、移民，所有人在一起组成了一道独特的战斗前线，争取着还未被夺走的清白，而这使得整体气氛并没有预期中那么阴暗。尽管到处都是肮脏不堪、拥挤不堪，到处都是毒品，还有难以下咽的食物，但在牢房内你能感觉到所有的焦虑都是临时的，就好像在所有的这些腐烂之外还有希望环绕在四周。

最开始的时候，他被安排在位于阿韦利诺楼内一个牢房里。同屋里有一个年龄不明的海洛因上瘾者，一个长着眼镜蛇脸的摩洛哥人，还有一个臃肿的那不勒斯人，是专业抢劫犯，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他已经在狱中度过了九年的时光。

第一个夜晚是一场噩梦。海洛因上瘾者连续几个小时痉挛着，到了某个时刻，臃肿的那不勒斯人和长着眼镜蛇脸的摩洛哥人开始大喊大叫，并用力捶打着牢房的铁栏杆，直到感觉无限久的时间过去之后，护士才在看守的陪同下赶来。再晚些时候，黎明时分，利奥在他那些新伙伴的注视下大便，他用着力想要排泄出积攒了两天的粪便，感觉到自己马上就要变身成为一只野兽了，而在不久之后，当有人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解放括约肌时，他已经觉得见怪不怪了。

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海洛因上瘾者从医院回来，状况比离开时更糟糕了，但在牢房里有一针海洛因正等着他，并立刻被注射到他的手臂里，终于他感觉好一些了。臃肿的那不勒斯人向利奥眨了眨眼，低声说：“今夜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最开始的几个月，睡眠是他每天最大的难题，但渐渐地美国仔明白了，不管是夜里失眠，很难连续超过一小时不被打扰地睡觉，还是那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疲倦，其实都不算什么，狱中生活最大的难题是：钱。

从没有人有过足够多的钱，因为钱财上的贫乏才是这里几乎所有的囚犯犯下罪行沦落至此的最主要原因。利奥思索着，所以理论上来说这个难题将会是爆炸性的。然而在里面，偷窃的情况并不算严重，能够激发暴力的其实是一种古老的矛盾，新的囚犯从外面带进来的，或者老的囚犯因为对糟糕生活状况的不满而在内心里聚积着的。余下的，至少在同一个牢房里的狱友之间，团结一致总是能够战胜贫困。

这个难题的表现形式之一，美国仔发现，和食物有关。每一个囚犯对肉食都有着极大的贪念。谁的资金最多就有义务购买更多数量的肉食，然后再分配给那些没那么富裕的伙伴。食堂里的食物质量是如此之差，逼着囚犯们去食品小卖部消费。在他的牢房里，考虑到年龄不明的海洛因上瘾者和长着眼镜蛇脸的摩洛哥人的绝对贫穷，就轮到他和臃肿的那不勒斯人为其他人购买肉食。随着时间推移，当很明显美国仔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的时候，所有的义务便都落在了臃肿的那不勒斯人的肩上。

有一天，当利奥已然习惯了这个牢房里的日常惯例的时候，监狱长决定把他调到另外一个牢房，不过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愤怒。他已经习惯了在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逻辑，都遵循像巫术一样捉摸不透的规律，他感觉到自己像是一个献祭品。他没有抵抗，卷起铺盖，和伙伴们告别，心里做着要在另外一些人的注视下大便的准备。

他是幸运的。他被分配到一个相对体面一些的牢房，一个灰头发的男人，留着长长的胡子，看起来像是偶然沦落至此。从他的行为举止里，或是从他表达自我的方式里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罪犯，所有的时间里他只是待在一旁读书，然后会定期服用治疗心脏病的药物。

接下来的几天，利奥从楼里其他人那里得知，他的狱友曾是一个政治家，因为收取贿赂而被抓。借着这个机会，美国仔发现，那些政治犯，仅次于恋童癖，和其他囚犯相比，是最被看不起的。

“你是哪个政党的？”有一天利奥问他。

有那么一瞬间，那个男人假装没有听到，但因为在监狱里没有任何方式可以避免一段谈话，他叹了口气，回答道：“社会党。”

利奥撕下两张矩形的卫生纸，把它们对折。“社会党，”他嘀咕着，一边擦着屁股，“所以你愿意帮助那些流浪汉。”

那个男人抬起头，“对不起，我们能不谈这些事情吗？”

“好的。”他赞成道，拉了一下水箱冲水，“那只是为了说话而已。”

总的来说，对于新的环境他并不反感。他有了更多自己的空间，睡眠的质量也得到了最好的保证。然而一天夜晚，突然地，有什么东西惊醒了他——他的狱友正在哭泣着，看起来很绝望。于是美国仔从他的铁架子床上爬起来，安慰着他的狱友：“我相信，在这里我们所有人都活在一个魔法里。”他低声说，那个男人突然停止了啜泣，“事情发生着，而我们却无能为力。”

次日，利奥向其他囚犯透露了他的狱友在眼泪中崩溃了这件事。从那时起，那种蔑视突然无可估量地增长，流言就像油渍般散开，直到有一天的放风时间，某个人靠近政治家，开始在所有人面前狠狠地扇他耳光。

那天晚上，在准备好晚饭之后，那个男人直接上了他的铁架子床，而没有像往常那样把肉食分享出来。当利奥走过去询问解释的时候，他沉着地回答道：“如果事情发生了，总是有原因的。只有一个失败者才会相信，自己是因为一个魔法而沦落至此。”

几个星期后，那个政治家出狱了。美国仔和其他囚犯都瞠目结舌地看着他又出现在电视里，刮过了胡子，衣着得体。他正在接受一个采访，并声称一旦被宣布无罪，他便要如何如何改善我们国家的监狱状况。

利奥环顾四周，这是自从进入监狱以来第一次，他明白了那种快速下落的悲惨。他想，所有的罪犯，包括他自己，是一群没有希望的人，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才会被蔑视。

晚些时候，深夜里，他没能克制住自己的眼泪。幸好他的新狱友刚刚注射完一针海洛因，因而没有觉察到。

出狱后过了几天，他被石头脸召唤到了办公室里。

“我根本不在乎那一点小钱。”大佬对他说道。他狂热地爱着台球。尽管那只是一个阴暗的小房间，但将就着放得下他那公牛般庞大的身躯，还有他那狗腿，一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总是站在圆拱门下一动不动。他们居然在那儿摆了一张职业台球桌，在位于阿莱那卡的赌场办公室里。

“那么问题在哪儿？”利奥问道，观察着那个男人，那个人曾经是他父亲的大佬，而现在又想要成为他的大佬。他有着非常普通的外表，利奥想着，不修边幅。在外面的时候据说他总是穿着一身运动服，因为自从那一次在科尔蒂纳丹佩佐[8]他穿了一身无尾礼服被警察抓了以后，便坚信优雅的正装会带来晦气。

石头脸拿起巧粉擦了擦球杆头。“问题在于，在我的地盘，要么你就成为我的手下，要么你就自己老老实实过日子。”他把话挑明了，“然后，如果你为我工作，将会有很大的优势……”

“比如说，在监狱里待的时间会更短一些，就像皮皮那样？”

石头脸点头示意，然后弓下身子倚靠在桌球台毯上瞄准，打出了一次精彩的开球，“那么，我们怎么着？”

利奥考虑了一下。“不行。”他说道，“我不想让您觉得不受尊重，但加入帮派这种事情并不适合我。”

大佬用头示意了一下，让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递给利奥一根球杆。“为什么我们不打一场比赛呢？”他问道。

他们在沉默中相互挑战了大约半个小时。利奥让他赢了，也许那个八号球不管怎样他也打不进洞，而当他已然预料到所有这一切都会以一场责难收场的时候，石头脸抓起他的衣领，对他说道：“要么你就站在我这边，要么我就一枪打爆你的头，明白吗，美国小鬼？现在快给我滚！要不是因为你是蜘蛛人的儿子，看在他灵魂在天的分上，你现在已经躺在墓地里了！”

你是多么尊敬一个你用双手亲自杀死的人，文森佐惨死在路上之前也收到过这样的警告吗？美国仔这么想着，眼神里充满了怒火。如果不是因为他内心里曾有过一丝善良，如果他真的很爱他父亲，他一定会立刻杀死那个男人。

就在那个时刻当他内心萌发出一股要复仇的冲动时，利奥想到一旦他那样做了绝不会轻易逃脱。那种虚情假意的做事风格，那种使人信服的演讲话语，那种为了感动别人的善变语气。石头脸是一个廉价的演员，而不是一个真正的领袖。他并不聪明，也没有魅力四射，反而对他那卑贱的生活看得太重。他只是一个无情的人，但要做一个无情的人并不需要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在更深刻的沮丧中利奥放弃了这个念头。他在牢房里被关了十四个月，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压抑。他感觉到自己一文不值，感觉到等待着他的只是一个圆环，在圆环上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一场复仇接着一场复仇，没有尽头。真正的监狱在他的脑海里，然后这个监狱又被关在另一个监狱——他的生活里，再然后这个监狱又被关在另一个监狱——这座城市里。

他一个出其不意挣脱了抓扯，直直地盯着石头脸的眼睛，“不需要你们把我送到墓地。”他说道，“给我几天的时间，我会永远消失。”

那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提议。

两个星期后，一九九五年夏末，美国仔登上了意大利航空的航班——罗马到纽约。到达肯尼迪机场，再坐地铁，赶到公共汽车站，从那儿再继续前行，直奔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

“那么我走了。”离开的那天他说道，他的伙伴们则争抢着要帮他拿行李。

他母亲盯着他，脑袋已经放空，她无力接受这个事实：迟早她身边所有的男人都会离开远去。她像是被诅咒了一样，她想着，这是从她放弃神职那天开始耶稣对她的惩罚。她亲吻了她儿子的面颊，紧紧抱住他，但从他挣脱她的动作她明白了，她还没有得到他的原谅。

他和皮奴西娅的道别则不同。“记住，这个夏天要来找我。还有尽量不要靠近那个打扮时髦的尼可拉……”他笑着说道。皮奴西娅忍不住哭了起来，接着紧紧地抱住了他。

“再见了，妈，我会尽快把票钱寄还给你。”

“不要担心，这里的事情就交给我了。”她回答道，接着就在她儿子要跨出大门前，她补充道，“利奥，记住，要听你叔叔们的话，不要总是按你自己的想法来……”

“我自己的想法？”利奥讽刺地笑着，“我能有什么想法？”

接下来几个月里，有不同的关于他的消息流传着。有时某个人声称和他通了电话，或者和某个声称和他通过电话的人聊过天，但渐渐地，关于他的闲谈越来越少，就像每天黎明时分从卡波迪蒙特山上飘下来的薄雾那样。

没有人再提及他，或者询问他正在做什么，然后有一天，他母亲和他妹妹离开了那套老公寓，再也没有回来过。有那么一阵子会听到低声议论，难以辨认的流言蜚语，却道出了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消息：美国女人搬到另一个街区和唐·卡洛一起生活了。但没过几天所有人便又都开始去操心别的事情了，或者至少，看起来是那样。从那个时刻起，一切就好像美国仔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注解：

[1]　黑麋鹿（1863—1950）：即尼古拉斯·黑麋鹿，美国印第安人拉科塔族人，猎人、战士、巫医及先知等。

[2]　伤膝河大屠杀：1890年12月29日，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由詹姆斯·威廉姆斯·福赛思率领美国第七骑兵团的500骑兵对印第安人苏族的部族拉科塔进行屠杀。

[3]　Si：意大利摩托车品牌名。

[4]　哈希什：大麻脂，通常是由印度大麻所榨出的树脂，以棒状、杆状或球状物的形式存在。

[5]　原文为希腊语。

[6]　乔瓦尼·斯帕多利尼（1925—1994）：意大利自由主义政治家，1981年当选意大利总理，是意大利首位共和党总理。

[7]　骑士：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意大利政治家、企业家，曾荣获意大利共和国“劳动骑士”称号，因此有了“骑士”的别名。

[8]　科尔蒂纳丹佩佐：位于意大利北部的一座城市。

第三部分

囚徒

2001—2010

看哪，

因为他们埋伏，

要害我的命，

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

——《圣经·诗篇》，59：3

15

还在巴里的日子，当出于某种原因需要坐在经理卡塔尔多·罗洛的办公室里，并忍受着他那些抨击演说的时候，爱德华多总是会分心，目光在写字桌后方的那些复印画上游移，那上面描绘着的牧羊人们都来自著名的十八世纪风格的《耶稣降生场景》，那可是银行艺术收藏中的一块瑰宝。衣衫褴褛的磨刀工人，衣着华丽的平民百姓，还有生来就惹人喜爱的懒洋洋的小孩子们。总而言之，只需要看一眼那群乌合之众，再看一眼他，没有人会怀疑他们都属于同一类人，都穿着好衣服在节日那天饿死。

但接着他离开了巴里，便再也没有回想过那《耶稣降生场景》，直到二〇〇一年春天快结束的时候，他和一名工会代表相约在圣帕斯夸雷街上的莫卡吧里见面。在那儿，气氛比预想的要更加凝重，他被告知事情正在变得复杂。

自从都灵人加入游戏以来——那名代表指的是圣保罗银行开始收购国家劳工银行的绝大多数股份，整个形势急转直下，一些萨沃伊家族的纨绔子弟想要转移所有那些无法估价的珍宝运往都灵。“他们正在掠夺一切。写字桌、扶手椅、画作，还有《耶稣降生场景》！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打包好了，准备被运往北部……”

工会代表打量着那昂首挺胸的服务员，点了四块巧克力蛋糕和两杯咖啡。与此同时，爱德华多正在心里做着准备，关于那些臭名远扬的征服者一定不会有好消息。那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然而还是需要在莫卡吧里的这样一次会面中被揭露出来。

提前退休。

工会代表，一个矮小而粗壮的人，手指总是摆弄着胡须，在说出那个词的时候带着一点窘迫。当它传到我父亲耳边时，新任领导愿意向他担保二十四个月的带薪假期然后再退休这个提议，听起来却是一种侮辱。第二十七年了，在就职整整二十六年之后，他们正在和他断绝关系。

那些婊子养的愿意做任何事情，就为了不在银行的楼道里再见到他，他们甚至正在向他提供带薪假期。“你不要把这个事情看作针对你个人，所有一九七四年入职的员工都会得到这份优待。”那名代表向他透露，“当然了，这很诱人。即使你现在拒绝，这个提议在未来依然有效……”

我父亲一口灌下咖啡，被一股奇怪的焦虑感包围，这时一位来买点心的顾客从他身旁经过，丝毫没有察觉到他内心的纷乱。怎么可以允许他们继续吃点心，喝开胃酒，或者浓缩咖啡，却不让他们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呢？对那不勒斯银行的打击并不仅仅意味着他和他的同事会被赶走，同时也是在摧毁着整个南方的尊严，这意味着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企业，以及几个世纪的历史都将被抹杀。那群人知道，在佛梅罗街区的达尼埃尔吧之所以倒闭，正是因为那些都灵人取消了货物供应合同吗？如果他们在银行场所附近甚至都不愿提供一个咖啡休息场所，爱德华多思索着，那些征服者想如何提升银行的形象呢？

他直直地盯着自己的正前方。他不能想象他将会如何度过退休的日子。太遗憾。偏偏是现在这个新的经济势头正要带他致富的时候。

“银行正在裁员，爱德华。”工会代表总结道，使劲地拧着一小撮胡须，“最好是在被撵走之前自己离开。”

我父亲从盘子里抓起一块蛋糕，咬了一口，再看着面前的那个男人。觉得那个提议他无法接受，但他没能说出口。

几个月之后，新经济泡沫要比预想的更急速地爆发了。早在五月份的时候，最早的互联网泡沫受害者的尸体已经浮上水面。到了假期结束的时候，九月最初几天，大屠杀便已经结束了。

“去他妈的新经济！”帕斯夸雷嘟囔道。尽管他已经严重超胖，却依旧迈着惯常的轻盈步子走进我父亲的办公室。“总是同样的故事——他们让好人进入围栏，关上围栏门，再派出一个杀手把他们通通解决掉。问题是——怎么可能是我们上当呢？”

“很遗憾，我错了。”爱德华多说道，将那充满怀疑的眼神从屏幕上挪开。他一直固执地保留着那该死的提斯卡里股票。在它刚出现贬值的迹象时就应该出手却没有，接着便固执地不再卖掉，期望着从未曾发生过的反弹。他曾有机会以一百二十的价格售出，然而现在如果能卖到四十便是奇迹了。

“有人早就知道，”我父亲说道，“有人应该早点警告我们。”

自从都灵人加入游戏以来，银行的办公室就变成了一片充满斗争的丛林，没有人再会传递给他正确的消息了。证券交易所发生了变化。每天结束的时候，每只股票旁的“加”号或者“减”号背后的理由不再是依据公司的财政收支，不再是依据失业率指数，不再是依据通货膨胀率，不再是依据政府的稳定性。整个市场变成了一群赌博者的老窝，他们对现实的动荡丝毫没有感觉，只是野蛮地购买再出售。

在报纸上不断地可以读到一些没有经验的家伙在网络上致富，这种新的操作方式已经接管了螺丝钉、电焊机、燃料、工人，甚至是资本，爱德华多在这场战争面前感觉自己赤身裸体。如果连如何连接互联网都不懂，他又怎么能联想到自己会陷入互联网泡沫的圈套之中呢？

“那些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帕斯夸雷重复说道，停止了脚步，“事实是我现在手头太紧，爱德华。我陷入了困境。”

“我们所有人都陷入了困境，帕斯卡。”

肥皂匠的儿子又开始在房间里毫无目的地徘徊，就像一只盘羊因愤怒而瞎了眼。这么多年过去，他已经变成他父亲的完美替身，尽管要更胖一些。“你不明白。”他又开始说道，“我给我儿子的贷款做了担保，我不能再借贷了……”

“我从没有听说过银行还会向自己的员工索要担保。”爱德华多回答道。

帕斯夸雷同情地打量着他。迟钝，他的朋友正在变得迟钝，像是一只来到职业生涯末期的斗犬。“是的，当然是这样，只要那不勒斯银行还是原来的那个那不勒斯银行。”

我父亲开始整理写字桌。如果银行不再是银行，那么我也不要再做我自己了，他思索着。“我知道在我的街区里有一个人愿意放贷。”他不假思索地说道，“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预约一下。”

帕斯夸雷用手势表达着要远离那种可能性。“一个放高利贷的？我可不想最后落在那群人手里，爱德华，算了吧……”他准备离开。

“但这可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爱德华多回答道，“又不是什么只有一点小钱想敲竹杠的人。如今这些人都已经改变了，他们不再想要拥有很多钱却不能花出去。我有种感觉，如果我们过去诚心聊一聊，他很有可能会帮你一把。”

帕斯夸雷呆若木鸡地看着他，那是他第一次从他朋友的嘴中听到这样的话，“你确定这次不会再像提斯卡里那样收场？”

我父亲点头示意，“我肯定。”然而他心里一点谱都没有。

那天晚上，返回家中，我母亲迎接了他，他面露忧色，她立刻就明白了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发生了什么事，爱德华？你的脸色太苍白了。你有听说吗，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电视里说死了很多人……”

几个小时前，下午三点钟左右，在银行的楼道里，到处在议论着纽约两栋摩天大楼在遭遇两架民航飞机撞击后轰然倒塌的消息，而第三架飞机则在距离五角大楼很近的地方坠落。五千，一万，三万遇害者。最初的电视新闻里报出数字就像是在报彩票号码。一台电视机正被匆忙地运往高层办公室，接着，尽管没有人正式宣布，但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离开并回家。当恐怖分子正把这个世界搞得一团糟的时候，人们怎么可以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呢？那一天华尔街甚至都没有开盘。

谁知道呢，爱德华多问自己，他刚刚跨过位于平民表决广场上的那不勒斯王宫的大门。幸运的是，在报纸上的强烈抗议之后，都灵人已经放弃了要把《耶稣降生场景》带走的想法。谁知道呢，谁知道那个地方一直都是空的，或者只是那一天很特别呢？

他检阅着场景里的不同舞台，集市、喷泉、降生，那个《耶稣降生场景》是如此雄伟，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地被完善，他总是会深深地陶醉于那些精确的细节：小毛驴的茸毛、牝马的眼睛、西蓝花的菜茎，还有东方三博士的胡须，和奥萨马·本·拉登的胡须相似，而这个人如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领头羊，谋杀的象征，一提到他所有人都会忧虑。但那一天最重大的消息，我父亲觉得，是另外一个，是他们要赶他走。这是一个真实的消息，就发生在他身边，而不是在曼哈顿。

他注视着自己正前方一面玻璃中的反射，隐约看见一个男人的身影，白头发、臃肿的肚子、一小撮毛从耳洞里和鼻孔里钻出来。那个人正观察着自己的手指，干瘪发黄，让他想到曾经在树林里见过的干枯的树根。一个看守人靠近过来通知他这里即将关门，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再继续拖延着不回家。那不勒斯王宫外面的广场上一片荒芜，一个人影儿都没有。

“你想跟我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我母亲跟着他走进卧室，像是他的影子。

爱德华多解开领带结，他正怀念着最初在银行的时光。那些年炼狱般的生活，还有那些大袋子，每到周末会被装满待洗的脏衣物，而身在那不勒斯的妻子则像是在打开一个珠宝盒一样打开它们，但最让人怀念的还是养育了他又折磨了他一辈子的那片贫瘠的土地。他会想要回到过去告诉那个小男孩，让他不要担心，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他会想要回到过去好好享受那段时光，更多地和同事们出去，接受他们去巴里古城共进晚餐的邀请，也许他会放弃和那个女秘书在一起，为什么不呢，向娜娜坦白他从没有相信过她的占星术。一种恐惧感总是在跟随着他，然而现在，这些都灵人替他准备了一条退路，让他不用再将余生献给证券市场了，他却感觉到一股能量，就像当年那个内心燃烧着的少年。如果他当年没有反抗，他将会像耶稣降生场景里随便一个普通的牧羊人那样，摆放在背景里只是为了充数，不会被任何人留意到。

“我决定退休了。”他说道。

安娜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盯着他，流露出一丝疑虑。

“你知道接下来的某天里晚饭我想吃什么吗，娜娜？”

我母亲轻微地摇了摇头，不知所措。

“生海鲜。”他补充道，正在解开衬衣的袖口，“我从来没有吃过。你呢？”

16

夜深人静的时候，电视机的光微弱地照亮着客厅。几米远的地方，在另一个房间，米娅正勉强应付着文森特。空气里弥漫着护肤乳和纸尿布的味道，扶手椅上摆放着为第二天准备好的工作服。

夜里他们会同时起床，即使当他们可以轮流交替的时候。如果米娅必须要喂奶，利奥便会去把他抱过来。如果轮到利奥哄他再入睡，米娅便会在一旁陪伴着。但是更多的时候文森特想要妈妈，就这样米娅总是接管一切，而他只是在一旁看着，体验着作为父亲的无能为力，或者便直接离开去客厅里待着。

这一次便是这样的情况。

利奥无力地倒在扶手椅里。在WFSB频道上，一个对于那个时间点来说太过优雅的男人正在预报接下来全国范围内的降温。美国仔琢磨着明天早上应该穿一件厚一点的夹克，他不应该冒着会生病的风险，自从有了维尼[1]，发烧就变成了一个绝对不允许的禁果。

六年前他开始在哈特福德县内的米勒农场做铲粪的工作。就像弗兰基叔叔在他之前做的那样；就像安东尼奥爷爷在弗兰基叔叔之前做的那样；就像他的表兄弟安东尼在柯尔特工厂找到工作之前做的那样；就像豪尔赫一直在做的那样，他是一个西班牙人，曾在年轻的时候追求过他母亲，接着便被蜘蛛人带到了这里。

铲粪是能够拿到临时工作签证最简单的方式。就这样，每一天，每一周六天，他要把半吨的奶牛粪便装载进一辆货车的冷藏库里，豪尔赫负责开车，每一次都会提醒他这份工作已经变得有多了不起。而在他年轻的时候，铲粪便需要用手和铁锹，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坐在车里操作着手杆。

在米勒那里工作了几个星期之后，他根据自己的特殊看法有了重大发现。在变成肥料之前，奶牛的粪便先是会被存放在冷库里几天的时间，接着经过化学处理变成肥料，农民用这些肥料耕作，土地里长出玉米，玉米饲料再拿去喂鸡，鸡再排便，然后所有的家禽粪肥被收集起来变成奶牛的饲料，奶牛再排便。实际上来说，利奥总结道，鸡和奶牛互相吃彼此的粪便，与此同时，人类会在沃尔玛以四点九九美元的优惠价买下并吃掉它们俩。

薪水并没有多少。但那份工作让他拥有了现在的生活，位于北端区一个小小的家。和米娅一起，他会负责把生活垃圾和文森特的纸尿布带出去扔掉。他知道在某些地方存在着某些人过着更有意思的生活，但他不在意。有维尼在他怀里流着口水打盹儿，利奥感觉到一种庇护，而不是在外面躲着敌人。他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喊叫、开枪、搞爆炸，而他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这块土地的深处，他很安全。

在二十五岁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的人生走向了正确的方向。他留着普通成年人的发型，增重了几公斤，身体变得更加宽厚，他的体形看起来更让人有安全感，就像被淹没在维尼玩具篮子里的水痘先生那样。

他听到米娅在低声哼着曲子，这是暴风雨过去了的信号。利奥揉了揉眼睛，关上电视，他要等着他妻子打开门并向他投来一个约定好的眼神。如今他们的交流全部都是这种不间断的神秘的暗号，这一切都是为了不吵醒文森特而事先约定好的。

来自客厅的光线照亮了文森特头顶上那深色的软软的毛发。“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了，他的头发和我的一样。”米娅满足地说道，“也许他的肤色也是，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的眼睛像你的……”

“现在都还不好说。”利奥假装抗议。

如果要他回想到目前为止所经历过的所有事情，所付出过的所有努力，包括失去父亲，还有各种苦难、死亡、暴力，这些都不算什么，都远远比不上能在那双蓝色的小眼睛里看到他自己的那种喜悦之情。

“医生说还需要再等上几个月才能确定……”

那天夜里电话铃响了，文森特被吵醒开始哭起来。当米娅试图让他平静下来的时候，利奥赶紧向电话听筒冲过去。电话铃声少响几声，维尼就能早一些再次入睡。维尼早一些再次入睡，他们就能多休息一会儿，为了第二天更好地照顾他。

他来到客厅。能是谁呢？所有认识的人都被强制命令绝对不能在九点之后打电话来，可以肯定不可能是米娅的父母，除非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

除非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

他故意让电话铃再多响一次，他感觉到自己的颈背正变得僵硬，接着他观察着写字桌上的电话听筒，直觉告诉他应该是某件事情刚刚得到了确认。他岳父的心脏一直都很虚弱，也许他没挺过去。

他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想象到所有事情。老阿尔曼多的葬礼，穿着好衣服的来自波多黎各的朋友，和拉奎尔共进午餐的星期天，为了安慰米娅该说的话，还有以后有一天当文森特问到他的爷爷时那困窘的场景。

“喂？”他低声说，“你好？”

信号有干扰，就好像电话是从世界的另一端打过来的。

“喂？”

“哥，”那边传来一阵哭泣的声音，“是我，皮奴西娅。”

美国女人的葬礼上充满了太多的尴尬和沉默。死去的人表现出的死亡画面，让所有活着的焦虑不安的人都安静了下来。逝去的人平躺在棺材里，双手交叉，脸上容光焕发让人安心。一个巴洛克风格的花圈，上面是非洲菊和黄色玫瑰，再绕着一条红色的丝带，那是一个大佬妻子的古老继承物，由石头脸的一个手下摆放在祭坛的正中间，这样一来所有人就都明白那是来自谁的赠送。

不止一个人认出了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个留着灰色胡须的虚弱的男人，蜷缩在一件罗纹天鹅绒大衣里：唐·卡洛，不，卡洛。那些虔诚的女人相互紧紧搀着彼此的手臂，假装着没有注意到。

而从卡洛的角度来说，他正琢磨着自己是不是穿错了衣服。但根本没有时间。从接到皮奴西娅的电话开始，所有的事情都在以光速发生着，再然后利奥的到来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他的出现绝不能引起利奥的注意，卡洛闭上眼睛开始祈祷。一个前任牧师，竟然和在他的老教堂里做礼拜的一个卡莫拉分子的寡妇偷情。如果他不是一个该隐形的人，他还能是什么角色呢？

“那个婊子养的，”利奥嘀咕着，望着那个非洲菊和黄色玫瑰的花圈，“怎么能允许？我现在要把它拿走……”

皮奴西娅转过身看着她的哥哥，从她意识到在楼梯那里，心脏停止了跳动的母亲再也不会站起来的时候起，她便没有停止过哭泣。“在那边肯定会有他的狗腿。”她说道，“你什么都不要做，我求你了，我去把它拿走……”

那些虔诚的女人注意到皮奴西娅从第一排长凳中溜走，靠近某个穿着细条纹衣服的送葬工作人员，并在他耳边嘀咕了些什么。就在那个男人指向祭坛的那一瞬间，她抓起那个非洲菊和黄色玫瑰的花圈，把它拿走了。她是如此迅速，以至即使是逝者，如果那个逝者就像皮奴西娅心中仍然幻想的那样，突然地醒来，也不会觉察到她曾出现在那里。

“可以了吧？”她赌气地问道，又重新在她哥哥和尼可拉中间的位置上坐下。尼可拉，她认定了的未婚夫，第一个赶到医院的人，第一个提醒她要给在美国的利奥打电话的人，是他通知了卡洛、教堂、送葬公司。“一直在打电话。”如果有人问起她是如何撑过她母亲离去后最初的那几个小时，这便是皮奴西娅的全部回答，但还没有人问过她任何事情。

终于，牧师进场了。一个年轻人，给人很温顺的感觉，他有着稻草黄的头发，让利奥想起肯尼公园里被落叶覆盖住的小巷子。背景音乐停了，那个人用熏香为遗体祈神赐福。“请起立。”他说道，双手合拢，目光盯着祭坛下的人群。“让我们祈祷。”他低下了头。

就在那个时刻，天开始下雨。渐渐地，城市的喧嚣被越来越密集的雨水的滴答声淹没。而那雨水，一次一滴，落在街道上、屋顶上，落在人身上、垃圾堆上、树上，钻进墙上的裂缝里、大开的窗户里，滑动在下水道的盖子上，飞溅在商店的玻璃橱窗上、公寓楼的大门上、公交车的侧面；填满了地上的坑洼，淹没了下水道，在街道边缘造成了大大小小的水沟，从下面侵蚀着城市，而整个城市，忽然间，发现自己并没有根基，却依然垂直站立着，好像是虚无中唯一的巨大谎言。

就在那个时刻，卡洛尝试着动了一下，以表达自己的嫉妒。他嫉妒站在祭坛上的那个牧师，嫉妒他的青春，嫉妒他从每个毛孔里散发出来的那种虔诚。

就在那个时刻，那些虔诚的女人在惦记着忘记了的还晾晒在阳台上的衣服，惦记着过不了多久便要开始准备的午餐，惦记着不要忘了在超市收集积分。

就在那个时刻，皮奴西娅紧紧地握住了尼可拉的手，坚定着自己是多么爱他，而尼可拉却在担心着那个石头脸的手下，是否真的和那花圈有关系。

就在那个时刻，利奥站了起来，做出了他的选择。

就在那个时刻，那是第一次，美国女人的遗体能够独处，脸上的荣光也黯淡了一些。如今她的旅程已经开始，从今以后，逝者再也不会和我们有任何关系：还活着的人们的焦虑不安正在回归。

17

利奥躲在暗处，他的身影偶尔暴露在反射光下：对面的窗户，某辆汽车的前灯，还有不时从云朵中露出头来的月亮。

他点燃了火柴，火柴点燃了那个非洲菊和黄色玫瑰的花圈。有那么一瞬间，阳台上前所未有地光亮。接着是炊烟，黑暗中黑色的烟。

利奥向下看去：那幅景象填满了他心中的思乡。他扶着栏杆，一片漆黑，阴冷。就是从这里下去的，他回忆着，就是从这里文森佐变成了超级英雄。

他走进屋，来到了他以前的卧室。他打开一个抽屉，又打开另一个，他以为自己还记得在哪里能够找到，但相反……

在这儿。

他用双手紧紧握着他那把刀，他试着挥舞了一下，又挥舞了一下。他感觉到动作比以前迟钝，但已足够迅速去做这件事了。

他在街上快速地移动着，像是森林中的一只鹿，没有人看到他，他也没有看到任何人。

“我想感谢唐·路易吉为我母亲的葬礼送花，明天我就要出发去美国了，我就要回家了。”他向守在赌场外的一个狗腿说道。他们并没有认出他，或者认出来了，但他们不在乎。他们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没有搜查他。当他站在石头脸的面前时，会从口袋里掏出那把刀，刺进他的喉咙，从侧门离开，直奔机场。这是他的计划。

利奥被允许进入。石头脸正在打着台球，他变老了，看起来甚至都不再邪恶了。

“晚上好，唐·路易吉。”利奥向他低声说道，他能感觉到自己体内血脉偾张。“晚上好，美国小鬼。请节哀。你母亲是一个伟大的女人。”

“一个伟大的女人，的确。”利奥点头示意，“感谢那个花圈，您不必如此破费。”

“废话。”

他们的身体，一个面对着另一个，相互发射着一种激动的信号。谁会接着活下去，谁会死去。

“怎么了，小鬼？你还好吗？”

“一切都好。”利奥说道，开始靠近他。接着他一只手插进口袋，握紧那把刀，就那么一瞬间，一个人的命运便已尘埃落定。

18

他坐在一座小山顶上，肩膀靠着一块从地下冒出来的石头。炭火盆中的火焰，任风吹着，从烟管向上涌，喷出紫色和蓝色的火花，洒在那些还没开花的含羞草上。

风改变了方向。他听到狐狸在奔跑，不过远在山脚下。只听一声嚎叫沿着山坡向着河床的方向渐渐远去；然后又是一声嚎叫，这一次比之前要微弱，最后便消失了，那些动物钻进了某些被遗弃的兽穴。

从贝内文托传来的遥远灯光，在西边，在大山谷里伸展开来，好像是一群从天空跌落下来的星星。利奥站起身靠直觉寻找着狐狸消失的方向，没过多久便又回来蜷缩着，用肩膀靠着石头，朝地上吐了口痰。

卡里姆用一根火钳翻动着火炭。“都是那些该死的母鸡的错。”他说道，“是它们把危险吸引了过来。”

尽管农民们都已经懂得要像捍卫战争中的碉堡那样去守卫鸡舍，但狐狸们会在夜里再次靠近。向来如此。它们从兽穴里出来就是为了去抓鸡，用一种方法，或者另外一种方法，它们总是能够做到。

“没有其他的原因，从围栏里跑出来是它们的天性。”那个埃及人继续说道，“这是它们会被咬住的唯一方式……”

到了早上，那些数完鸡发现数目少了的农民便会在附近地带搜寻尸体，因为有时候狐狸们只会离开几百米远便开始撕碎猎物。几乎总是会留下一大堆鸡毛和被扯碎的骨头，还有眼睛。见到一只或者两只被从身体其余部分割离出来的眼睛让人感到恐怖，像是撒在地上的弹珠球。真是愚蠢的家禽，利奥思索着，谁知道当遇到它们的杀手时，它们会想要做些什么。

卡里姆从炭火上拿起烤肉串，一次取下一块肉放进盘子里，再把装满了的盘子向他递过去，“拿着，吃吧。”

美国仔抓起一块大腿肉，蘸了蘸土豆汁，大口咬了起来。接着他舔了舔手指，又开始打量着盘子，想要寻找另外一块。

“给我留一点，该死的！”

“还有呢，放心。”利奥抓起第二块大腿肉。

风又一次改变了方向。过了一会儿卡里姆说道：“我在想，为什么它们杀了这只鸡，却没有把它撕碎吃掉呢。”

“也许它们已经饱了。”

“一个真正的捕食者永远也不会饱。”

他们坐在火堆前在沉默中继续吃着，直到炭火熄灭。利奥抬起头望向天空，“今天晚上能够看到银河。”

“你可别习惯了这样，几天后严寒就会到来，直到春天都不会再看到甚至一颗星星。”卡里姆说道。他将啃光的鸡骨扔在地上，将喝空的啤酒瓶抛过围绕着房屋的那排云杉树。“我去睡了。明天早上我要带阿里去卡亚佐那边。”

“你去那边做什么？”

“大佬一个侄子的婚礼。他问我要一匹马去拉马车载新郎新娘……呸！一匹纯种马被迫要去拉着两个二十多岁的胖子，他们甚至连毛驴和公牛的区别都搞不清。”

“你不得不带上阿里？”

“大佬想要一匹纯种马。”埃及人仔细观察着山谷，看不见的河水静静地流着，“记住，如果你看到狐狸，当场就直接搞死它。”

“我会试试的。”

那天夜里有人来了。卡里姆敲响了房车的门，惊讶地发现他还醒着。“我们走，”他说道，“他们到了。”

他们来到户外。美国仔向河的方向望去，看到一阵摇晃的灯光正在靠近马厩，他们称这片地区为“垃圾处理站”。如果不是那么一小点光亮，那么这环绕四周的乡村将还会像每天夜里一样，到处是险恶的噪声，还有那笼罩大地的潮气。

一般来说，来送货的那辆越野车，要在山脚下从西边穿过沿河的省道，从不会在两点以前到达。先是要穿行半公里的土路，接着关上车灯，开进一条藏在铁丝网后面的小路，再接着要在一捆捆腐烂的干草堆和没有人修剪过的桑树之间爬坡来到一片开阔地。一旦到达垃圾处理站，那是一片夹在马厩和主要住宅之间的未开垦过的土地，会有一个电话从车里打到卡里姆的手机上。

两次送货之间会隔上几天，几个星期，有时甚至几个月。

“拿上铁锹。”卡里姆命令他。

越是靠近马厩，埃及人说话的语气就越发紧张。利奥不吭声地跟着。那是中层阶级的两难困境，他思索着，既要在下属面前扮演好领导的角色，同时又要在领导面前扮演一个好下属。当他们的长靴不断地插进土地坚硬的外壳，而土地又在他们脚下不断地粉碎着的时候，美国仔注意到那银河是如此明亮，以至可以清楚地看见那辆越野车内两个男人的轮廓。

那两人中有一人他并不陌生。矮小、粗壮、五十多岁，巨大的块根状的鼻子，穿着一条工作服长裤和一件写着“加利福尼亚”字样的毛绒衫。他一看到他们俩，便对着卡里姆，指着一片像是最近才被耕过的土地说道：“那些该死的鼹鼠又回来了。”说完吸了一口香烟。

卡里姆向利奥的方向投去一个眼神，“不是鼹鼠，是狐狸。”

“什么？”那个男人问道，有那么一瞬间他似乎被那个消息吓了一跳。

“狐狸。”

“这些不消停的家伙……”

“你可以大声地说出来。”

利奥抓起铁锹，再插进土里，开始挖坑。卡里姆和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继续讨论着消灭狐狸最好的办法。

“需要在这附近撒满毒药。”

“那样会有伤害到马的风险。开枪打它们更好。”

“如果是那些该死的鼹鼠，情况还会好点。”

第二个男人，一个美国仔之前从没见过的小男孩，开始盯着他看，不停地抽着烟。

“从明天开始进行大追捕，你不用担心。”他听到埃及人说着。

“我应该向上面汇报这个？”

“这个事就交给我们了。我们会一直追捕到它们的老窝里。”

“好吧，我们走着瞧……”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回答道，“你手下这个人表现如何？”

“你也能看到，是个能吃苦的。”

“他话不多。”

“掘墓人都不爱说话。不管怎样你的那个小男孩也话不多。”

“但我的那个是哑巴。”

“真的吗？”卡里姆问道。

“真的。”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回答道。他双手插进毛绒衫的口袋里，接着靠近那个小男孩。“萨萨！”他冲着他后背喊叫着，“过来这里！”但那个小男孩没有转过身来，“我看这个笨蛋应该也是个聋子。”他说道。他们忍不住笑了起来。

坑刚刚挖好，那个聋哑人就把香烟扔到地上，用一只脚的鞋尖蹍灭，接着便去打开后备厢。利奥靠近了那辆越野车。一个帆布大包，用结实的绳子缠绕着，那种打包的方式就是为了不漏掉任何东西。看起来像是一棵圣诞树，他和米娅一起去哈特福德的主街集市上挑选的那种。

那两个男人再次爬上车，卡里姆则帮着利奥。一二三，他们抬起那个包裹，把它甩进那个坑里。那应该是一个瘦子，美国仔琢磨着，这一个比上次那个要轻。接着，几乎是机械式地操作，他抓起铁锹，开始填土。卡里姆关上后备厢的门，来到副驾驶座的门旁。

“那么我们下回见。”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说道，“记住还有狐狸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卡里姆重申道，用手拍了拍车顶盖。

那个聋哑人挂上了挡，车前灯依旧灭着，车启动了。没过多久，车内的光亮消失在远方，利奥又一次要在黑暗中完成工作。

埃及人开始向住宅的方向走去。“记住，要埋好。”他说道，“明天我可不想一醒来就发现，那些该死的狐狸把那个可怜的浑蛋的胳膊当早餐吃了。”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利奥尽一切可能把土地轧实。再晚些时候，当他终于在房车里躺下来了，他问自己为什么那些狐狸要和他过不去，为什么它们试图要把他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埋葬下去的东西再重新带回到光明之中。

他认为这是他人生中所经历的第无数次神奇事件。

就是这样。就像之前他锒铛入狱是为了赎偿他过去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因为那一次抢劫一对年轻情侣所造成的伤害。也就是这样，如今他被囚禁在这片荒芜的乡下流放地上——那个石头脸的帮派用来埋葬那些需要消失之人的尸体的垃圾处理站，不是因为他试图刺杀大佬，而是为了让他再也不能够离开。

这就是魔法奏效的方式，利奥一开始的时候反思着，人们自以为了解为什么这个世界以这种方式运转，或者以那种方式，他们以为所有的事情都看得见，一清二楚。但相反，他们什么也不了解，因为为了能够真正了解什么事情，需要看到事情的背后是怎么样的，但只有巫师才懂得如何去看事情的背后。

在刚到达那片流放地的时候，他被允许给他的妻子写一封信：

亲爱的米娅：

我知道这几天有人去找过你。

遗憾的是他们跟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现在这个时候我不能回家。我请求你，按照他们说的去做。不要去找警察，也不要来找我。你要替维尼着想。如果有任何事情，去问皮奴西娅，她知道如何能联系到我。我会尽一切努力回到你的身边。

对不起。我爱你。

利奥

就是在那天晚上，他认识了卡里姆，并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而同样的谈话在接下来另外两个场合里又重复发生。

“随着时间推移，事情会好转的，所有你今天觉得无法接受的事情，明天你就能接受了。比你预想的要快，他们会再给你机会让你写信，接下来会更快，那些机会就会变成日常。我会真诚待你，因为我觉得你很讨人喜欢，我也不想向你撒谎。没有人会忘记你出现在这里的原因，目前来说你的命是属于他们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如果你工作努力，如果你不说废话，如果你不再制造麻烦，你的形势会好转的，然后有一天你会感谢上帝你没有结束在一个坑里。”

“你们尽管杀了我好了，如果要永远这样子下去，我活不活也无所谓了。”利奥回答道。

“所有刚来到这里的人都会这样子说。你要想清楚，你不仅仅是对你自己的生命负责，还有你儿子的和你妻子的。”

“如果我不按照你说的做，他们会被杀吗？”

“你可以保证他们的生命。”

“那如果只是杀了我呢？留他们一条活路呢？”

“这我不知道，可能他们同样会被杀，也可能不。无论如何，从这个时刻起，你就是我的手下了，而我不想再多碰另外一具尸体。从今天起，一些事情将由你负责去做。”

“我要去杀人吗？”

“不，你要去挖坑。”

“挖坑？”

“挖坑和看守。从现在起你就是这片看不见的坟场的一名守卫。如果你愿意，在一些琐碎的时间里，你可以和我一起在菜园子里干活。但是别指望太多，因为耕种土地是我最喜欢的用来打发时间的事情，而我不喜欢当我在享受我最喜欢的业余爱好时有人插手进来。如果你愿意，可以帮我一起照顾那些马儿，它们可是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去关怀的野兽。”

“如果我不去照顾那些马，我妻子和我儿子会被杀吗？”

“不，当然不会。”

“那么去他妈的。”

“随你便。但是在乡下没有多少事情可以做，需要找到某种方式来打发时间。”

“在我之前挖坑的那个人去哪儿了？”

卡里姆凝视着他，沉默不语。

“天哪……”

“你要记住，你是一个幸运的人，你得到了第二次机会。根据我的了解，在过去所有那些试图干掉大佬的人里面，没有人像你此时此刻这样有一个属于你的房车。”

“为什么他不杀了我？为什么他不像处理其他所有人那样把我埋葬在这里？”

“他需要有人来干活。”

“他缺人手？就是因为这个他才把我变成一个掘墓人？”

“是的。也是为了惩罚你，我觉得。”

那个埃及人是对的。就像在监狱里那样，从所享有的活动范围自由度来说，他的处境确实算是一个监狱，而问题在于时间，怎么样打发掉时间，怎么样阻止自己的头脑陷入死胡同。

最初的几个月，他想过自杀，要以一种尽可能逼真的现实主义的手法死去，但他一直没有处在足够清醒的状态去实施。如果他那样子做了，他知道立刻就不会再有人去碰米娅和文森特哪怕一根头发了，他们会彻底解脱。他明白石头脸比起其他任何事情更加害怕监狱，那个真正的监狱。尽管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去杀人，但谋杀却始终是最严重的致死罪行。

正因为如此，大佬才会想要埋葬他的受害者。只要尸体还留在地下，就没有人可以起诉他。垃圾处理站对于整个帮派的利益来说有着策略上的重要性，正因如此，这片流放地上所有的掩护也同样重要，从那临时性的栅栏到那些干草堆，从卡里姆的马儿们到菜园子里的蔬菜。只要他的囚徒身份不引起任何的注意，甚至美国仔也会得到保护。

每一具被埋葬在坑里的尸体，都会加剧他内心的不安。渐渐地，利奥觉得自己变成了所有那些罪行的帮凶，迟早有一天会需要付出代价去赎罪。他所铲起的每一克土壤，都在增加他和康涅狄格州之间的距离，他在孤独中度过的每一天，都让关于米娅和文森特的回忆变得更痛苦，都在磨损他想要幸存下去的信念。

就这样，在这片流放地上最初的时光，最初的那几个月，他固执地反抗着不想去适应，他和整个世界隔绝。生活在沉默之中，却又无休止地自言自语，意想不到的危机、噩梦、眼泪，无休止地用头去撞击房车的内壁。有一天他醒来，抚摸着额头上那些细小的伤疤，他明白了，他应该投降。

再也不能回到从前，魔法最终还是赢了，除了等待与现在这一切都不同的事情发生之外，他什么也做不了。那一天，美国仔去住宅里找到卡里姆，说道，他想帮忙照顾一下那些马儿。

在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和那个聋哑人深夜造访之后的第二天下午，利奥绕着马厩转悠了一会儿，他注意到那些马儿正在睡觉，便决定晚一些的时候再回来给它们加点草料。

他加快步伐越过垃圾处理站，直到发现有一个空的可口可乐易拉罐被夹在一棵云杉树的树枝之间，他可以肯定的是，前一天它还不在那儿。

他靠近那片树篱，抓住那个易拉罐，仔细地研究着它，再用一只手把它碾缩成一团。接着他走进房车，检查了一下手表，将一个手电筒插进裤腰里，又出去了。那一天风和日丽，气温宜人。他从房车附近的工具堆里捡起一把铁锹，跨过竖立在那片流放地边界上的栅栏，迈着坚定的步伐，向河边走去。越靠近山脚下，土地就越发稀少，并变得荒芜，表面上看像是未开垦的荒地，实际上恰恰相反。这里的种植者是一个真正农业公司的业主，不停地耕种着土地，因为还没到收成的季节，也因为没有杂草，所以才不像流放地那样给人草木繁茂的颓废感。出于同样的原因，这里的牲口也都更加强壮，更加长寿。而他们的则都营养不良，常常生病，迟早有一天需要被杀掉。

在岩洞附近，风强劲地吹着。他越过一片因一棵被砍倒的橡树而造成的塌陷地，来到一片小树林里，勉强能够隐约看到天空。地上荆棘密布，又因为树根之间长满了苔藓极其湿滑。他每一步都试图踩在树叶堆上，跳跃着从一边到另一边。

利奥停下来听着河水的汩汩声，接着他跪下来观察着岩石里被挖空的隧道，用手移开覆盖着洞口的树叶，把铁锹扔了进去，再探头进去。他一点一点地用胳膊肘撑着向里面滑行，从狭窄的岩石拱门下穿过，开始触摸到潮湿的地面。

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越是向岩洞里面深入，身后的日光就越发衰弱。他抓住铁锹，爬行了几米的距离，而当一阵冷风砸到前额上的时候，他知道空间正变得开阔。他一点一点地抬高着身子，直到岩洞刚刚好可以容纳下他那沾满泥泞的身躯。利奥用胳膊擦了擦汗水，掏出那个手电筒，打开。

在那束人造光的照耀下，寂静的岩洞看起来很不真实。狐狸，如果这里有的话，肯定会躲在某块大石头的后面，或者某个兽穴里。他检查了甚至是最偏的角落，有两次突然传来的窸窣声让他提高了警惕，但是除了一条游蛇的尸体之外，他什么也没找到。

他离开岩洞，用胳膊肘撑着向外爬。他开始朝着房车往回走，直到从灌木丛中传来的一阵噪声再次让他提高了警惕，他举起铁锹，突然地转过身去，看到了她。

“你碰巧也是在寻找狐狸吗？”女孩问他。

利奥放下了铁锹。“是的，”他回答道，“你有看到它们吗？”

女孩向他指了指岩洞那边。“自打出生起我就一直住在这个地方，却从没有见过哪怕一只狐狸。当我父亲想要娱乐消遣一下的时候，他会钻进那里面，抓两只出来。”她说道，“他会杀了它们，再扔到那下面去，那片烟草种植场。他说狐狸的尸骨对于耕地是极好的肥料。”

“不管怎么说，它们并不在岩洞里。”

他们俩沉默着对视了一会儿，像是在相互核对着事情发展至此背后的真实动机。

“今天卡里姆不会来赴约的，”美国仔说道，“他很早就出门了。”

“我知道。”

“如果你早就知道，为什么你还要在老地方留下易拉罐？”

女孩向他靠过来。“我期待着你会来。”她小声道。

利奥向后退了一步。很有可能，据说，在那层沾满尘垢的肮脏的布料下面，藏着一个真正女人的身体，但是在很下面，很下面。“别闹了。”他咆哮道，“你表现得像是一个真正的妓女。你可是卡里姆的女朋友。”

“我不是他的女朋友。”

“好吧，不过他可不是这样想的。不管怎么说我不感兴趣。”

“但是你发现了易拉罐，你照样还是来了。”

利奥再次举起铁锹，“我来这儿是为了那些该死的狐狸。”

在昏暗的光线下，女孩的脸上露出饶有兴趣的风骚表情。“等着瞧吧。”她说道，“我有感觉其实你是想要我的，然后，你要记住，即使是一个心有所属的奴隶，迟早也会需要稍微发泄一下。”

利奥用一只手抓起她的衣领。“那么你是笨蛋还是什么？”他贴着她轻声说，“你是想给我找麻烦吗？”

他看到女孩脸上沾满了淤泥，衣服上散发着腐烂干草的恶臭。关于她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粗野、原始、不合时宜，就像他们第一次在马厩相遇那时他所感觉到的那样，那时候她双腿大开，倚靠在草料堆上，而卡里姆正在狠狠地撞击着她。

“离我远一点，你明白吗？”利奥推开了她。女孩跌倒在地，发出一声疼痛的呻吟。“可恶的神经病！”

女孩抚摸着受伤的膝盖，没有再反驳，然后抬起头看着他。她用一根手指在伤口上擦了擦，再向他展示沾染了鲜血的手指，再接着像是凯旋般得意地将手指插进嘴唇之间，吸吮着清洗它。“如果你好好表现，我也会让你舔一舔，甚至让卡里姆在一旁看着。”她窃笑着，“但是首先你得固定住他，也许你可以用钢丝绳绑住他……”

利奥没有再说话，只是朝地上吐了口痰，便转身朝向另外一边。在西边聚积着一大簇乌云，形成了一面坚固的墙，接着突然地，一道细长的闪电把天空切成两半，随即又消失了。

晚些时候，他正在给马喂食，卡里姆突然出现在他背后，手中提着一只被撕成两半的母鸡的尸骸。

“又一只。”他说道，“我已经把那些该死的狐狸给喂饱了。”

利奥观察着埃及人手中悬挂着的母鸡，用耙子叉起一捆草料，再扔进小巴尔波亚的隔间里，那是一匹小白马，他刚到这里时就对它情有独钟。“今天我去了岩洞那边。”他提道。

“怎么样，你有抓住几只吗？”

利奥摇了摇头，“连影儿都没有。”

“你确定？”

“我确定。”

“该死的。”

“它们应该是换了另外一个窝。”

草料落地的窸窣声引起了小巴尔波亚的注意。它全身雪白，只有一块五边形的黑斑在双眼之间。利奥喜欢看着它咀嚼，那块黑斑随着咀嚼的动作会被拉长成近似一个等腰三角形。

“你把阿里留在哪儿了？”

“它在卡车里等着你呢。”卡里姆回答道，“我觉得在今天的表演之后它现在肯定很饿。”他凑近那只母鸡的头，“我们甚至都不能在炭火上烤它。”他说道，仔细察看着，“也许可以煮汤，对的，煮汤的话我们应该还可以抠点肉下来。”

“这意味着我们应该用它煮汤。”利奥表示同意。

“那么就这么定了。你去接阿里回来，我去开火把锅煮上。”卡里姆正准备走开，却又退了回来，“对了，你告诉我……今天在山下岩洞那边你有碰巧见到那个女孩吗？”

利奥犹豫了。在那一瞬间他被迫要做出一个决定，他决定保持沉默，赌一把。

“没有，我没见到。”

“好吧。那么一会儿见。”

“卡里姆？”

“什么事？”

“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女孩，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巴尔波亚开始咀嚼，双眼之间的那块黑斑有节奏地变化着，它的眼神里流露出感激之情。

卡里姆忍不住大笑起来。“这样最好。”他说道，用力挤了挤那只母鸡的腹部，只见内脏纷纷掉落在地上，“这意味着将来我们俩之间就不会有问题了。”

在最初的几年里，他成功做到了让垃圾处理站的登记簿保持着更新。从最开始的时候，对他来说，掌握一些准确的数字就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理由不止一个。他确信未来会有那么一天，关于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他所提供的真相将会派上用场，假如他能够确切地说出他埋葬了多少具尸体，还有在哪里和什么时候。

很早的时候，他开始在脑海里记录那些尸体，为了不留下隐患，他决定在脑海里默记每一条信息，不留下任何笔迹。而这被证实是一种有益的消遣方式，是一种能够让人幸存下去的手段，让人避免无聊，避免绝望。活下去是为了记住，记住是为了活下去。

然后还有更深一层的动机促使着他记录下每一具尸体。他知道那个将要被他埋葬下去的人曾经也拥有过一张脸，有胳膊，有腿，而多亏了他，那个人将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点痕迹。尽管大多数时候那些脸看起来并不怎么光彩夺目，但对他来说，那是能够感觉到自己仍然还活着的最具体的方式。

就这样，为了让他那错综复杂的记忆地图更牢固，更有连续性，他开始把每一具尸体的脸和他自己还是个孩子时所迷恋的那些印第安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伟业联系起来。所以在差不多四十具他已经埋葬的尸体当中，有着最伟大的美洲原住民，从坐牛到红云，再到疯马、杰罗尼莫、山雷、白熊、科奇斯、脸上雨。当他用完了印第安人的名字之后，他又开始在脑海里的墓碑上刻下他最喜欢的歌手的名字，接着是NBA的传奇球星，还有美国总统。

有一天，那是第三年过了一半的时候，他面对着的是一具女人的尸体。他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为她寻找一个合适的名字，最终他称呼她“唐娜”。这个名字会让他想到唐娜·路德维希，里奇·瓦伦斯的同学，一九五八年的时候他专门为她写了一首歌，然后被收录在《青春传奇》那张唱片的A面。重温所有这些他在来到这片流放地之前的记忆，对他来说帮助巨大。

过了一段时间，卡里姆打破了他从不谈论尸体的传统惯例，让他注意一下垃圾处理厂的空间正在超过限度地扩张着，需要把货物都集中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内。

“如此一来这里将会变成一个共用的大坑。”利奥提出抗议。

埃及人注视着他，就好像他亵渎了上帝一样，“你在乎什么？你只管埋葬就够了。”

从接下来的对话里，利奥凭着直觉猜到，将尸体集中埋葬是为了让帮派，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更快地转移它们，在面对未来可能的调查时，更快处理掉这样一个关键性的证据。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个新发现又重新点燃了他的希望，这意味着有人有可能追踪到他的足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依旧风平浪静，没多久，他那海上遇难者般的眼神便停止再去搜寻地平线了。

那件事情成了最终决裂的序曲。

大约在第六年快结束的时候，事实上，有些东西改变了。突然间美国仔陷入了长期的抑郁，以至开始怀疑他的登记簿是否真的有用。很有可能，将不会有任何调查能够揭露这片流放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很多次，夜深的时候，他会反复思考着随着时间推移他所积累的那成堆的无用信息，像是着了魔，怎么样也找不到出路。他是一个幻想家，在那些绝望的黑暗瞬间里重复着做同样的事情，他是一个海上遇难者，他是一个疯子在不停地挖着坑，再把幽灵藏在里面。

19

他得到了允许可以和他妻子通过书信交流。利奥准备好一封信，把它交给卡里姆，而卡里姆可能会批准，也可能会让他删掉所有可能涉及流放地的细节。在那之后，埃及人会把信交给石头脸的一个手下，由那个人负责把信寄到大洋的另一岸。

这个时候，一旦那封信到达了目的地，他妻子会立刻回信并寄给皮奴西娅；从那里，仍然是密封着的信，会被直接送给石头脸的那个手下，接着才到达流放地，而卡里姆会仔细检查信的内容是否适宜于囚徒的情绪状况。接着当美国仔认真读信的时候，他试图记住的不仅仅是那些话语，还有那些字迹的凹凸不平感，甚至是米娅所选择的纸的颜色。再之后卡里姆会把信撕成碎片，而利奥则激动地颤抖着回到房车里，准备好从头再来一遍。

整个交流的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太长的时间，以至米娅的回复到达时总是在时效上平行地错过了他那些啰啰唆唆的询问。他会询问关于她的状况，关于维尼，关于弗兰基叔叔，还有关于安东尼。没过多久，当他对这个新政策刚开始的那股陶醉劲过去了之后，他意识到这种书信上的往来其实只会恶化他的抑郁。

他一夜夜地醒着，试图记下他妻子最近一封来信上的每一个单词，或者不间断地盘问着自己，为什么她会选择那种纸而不是另外一种，她又是在哪一家店里买的那种纸，她有没有和某个人说过话，如果那某个人碰巧是那家店里的帅气店员，向他妻子投去充满欲望的炽热眼神，紧接着各种肮脏的勾引，所有这些臆想都在折磨着他。

过去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在逼迫着他去回忆米娅身上的香味，她的声音，来自北端区的各种声音，清晨落在汽车顶篷盖上的看不见的毛毛雨，布什内尔公园里刚被园丁割过的嫩草的气味，那些郁郁寡欢的同事的眼神。然后，突然地，他开始混乱，分不清哪些是真实的回忆，哪些只是他的臆想。他会在另一个男人的身上闻到米娅的香味，而她却坐在客厅里，在那属于他们的客厅里，正在给她远在世界另一头的可怜的丈夫写信表达安慰，那个男人带着文森特出去散步，教给他各种花儿的名字，还有树的、动物的、星星的、总统的，甚至是那些伟大的美洲原住民的。

他正在变疯，他自己也意识到了。那些毫无意义的思绪无孔不入，像刺一样扎进他的心里，接着开始扩大，刺变得像战戟那样凶猛，足以让他的灵魂出血。但越是掉进那种疯狂里，他就越是渴望下一封信的到来，渴望着下一封信继续让他发疯。

他打开那张行军床边的小灯，荒芜的房车在他看来却只是像一个缺少餐具的厨房。夜里的时候，他存在的边界被缩小到只有那肮脏的九平方米。在某种意义上，他觉得很安心。门外那无边无际的空间反而会让他觉得透不过气来。

利奥站起身，望着外面，一团潮湿的雾气笼罩着垃圾处理站。有那么一瞬间，他试图去想象那些尸体腐烂的过程，如今他已经不再去问下一个埋葬品什么时候会到来了。在他内心他希望越快越好，至少他将会拥有一个不用睡觉的借口，然后可以一直忙碌到早上再补觉。

在最近的一封来信中，米娅附上了一张照片，她和文森特在镜头前相拥而笑，背景是康涅狄格河岸。那天下午卡里姆把照片拿给他看，而利奥立刻开始仔细地观察着它，以一种近乎病态的方式盯着它，直到照片里的景象开始旋转，直到他头晕目眩，直到他再也认不出照片里的那两个人像。七年的时光把那个曾经在他肚子上打盹儿的新生儿打磨成了一个有着棕色皮肤的微微发胖的小男孩，而他那有着绝色美貌的妻子也随着时间多了份成熟的魅力。

那张照片又再次唤醒了利奥心中那股疯狂的力量，就这样，当卡里姆正准备要在他眼前把照片撕碎的时候，他鼓起了勇气让卡里姆不要那样做。

“你知道规矩的。”埃及人回答道，“我不能那样做。”

“意义何在？”利奥紧逼着他说道。他想要的并不是那张照片本身，而是他妻子和他儿子的眼神，是那帮恶徒为了偷走这一切所需要泯灭的最后那一点人性。“如果我把它带回房车里又能怎么样？能改变什么？”

“我不知道所有这一切意义何在，但我知道这是他们命令我做的事情。”

“那如果你替我保管着呢？”他开始苦苦哀求道，“你可以把它拿在你手里让我看……”

卡里姆转过身面向另外一边，疑虑像是冰冷的微风正在渗透进他那已经习惯了奴隶思维的大脑。那会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让美国仔伤心：他的人生就像是风中的一根树枝，在另外一些人的意志下摇晃着，而那些人也只是活在稍微没那么糟糕的世界里，在这种重要的事情上并没有什么话语权。

“为什么你不写信告诉你妻子，让她每一次来信都附上照片呢？”埃及人向他建议道，一边把那张照片撕碎成不规则的细条状，直到米娅和文森特的脸庞被分解成一块一块的再也辨认不出的拼图碎片。“这样一来我可以拿给你看，就像今天这样……”

没过多久，当他开始往房车走的时候，利奥明白了他再也没有办法承受一次类似的痛苦了。他知道他将没有能力再去坚持着每天夜里试图凭借着回忆去重建那张照片，还有未来会到来的每一张照片。

想要在这种疯狂中幸存下来的唯一方式是停止去追忆。要么那些话语，那些画面，也就是那些人，只有在每一次他想要的时候才会存在，要么那些东西根本就不值得被记住。对于那些他的尸体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没有人会前来寻找他们，也没有人会想要准确地知道他们在哪儿，然后什么样的调查员会愿意相信他的故事呢？

如今，在经过所有那些时间之后，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共犯。每个月石头脸会寄钱到米娅的账户上，而她会收下那钱并用于交房租。他妹妹皮奴西娅带着那些写给他的密封的信件从城市的一头跑到另一头，再把它们交给她自己街区里的一个帮派分子，完全自觉，不需要任何形式的逼迫。七年的时间里，从没有任何人碰过他哪怕一根头发，也没有人把他捆绑在任何地方。卡里姆对他一直很友好。他真的可以确定自己目前的处境是因为受到他们的逼迫，而不是内心深处自己的一个选择，而不是他一直想要加入帮派的那种欲望在作祟吗？

已经是凌晨五点了，太阳躲在流放地对面的山上那被风化的峭壁的后面，开始破晓。利奥准备好摩卡壶，点上炉灶。在某个地方一只狗开始喊叫，不久会有更多散落在乡下各个地方的狗加入进来。

他应该忘记那些死人的名字和他们的面容。

他应该忘记米娅和维尼。除了正在等待他的那种生活，不存在另一种在别处的生活。他的生活，或者说剩下给他的生活，全部都在这里，在这片墓地里，而他是这里的守卫。

几个小时后，八点左右，卡里姆来到马厩这里找他，他正在给阿里喂食。“今天我要带它去参加比赛。”埃及人说道，“大佬决定卖掉它，所以想带它出去遛遛让别人瞅瞅。我会离开几个小时。”

美国仔靠过去，抚摸着阿里那黑里透着红的鬃毛。“我不知道。”他小声抱怨着，“我觉得这样做不对。”

“最好不要对这些野兽产生感情。最终它们要么死去，要么被卖掉。”

阿里正在草料堆里反刍着，丝毫不关心他们的谈话。恰恰是因为这一点，利奥才会喜欢马儿们。甚至一头猪在被送去屠宰场之前都能或多或少明白自己的命运，但是应该要像一匹马儿那样，以一种无可挑剔的风格对生活毫不在意。

“好吧。”利奥咕哝着，“这里所有的事情我来处理。”他补充道。接着，当另一个人拿起缰绳准备牵走那匹种马的时候，他突然鼓起勇气想要说出他自己的决定，“卡里姆？”

那个人停住了步伐，“怎么了？”

“我再也不想读那些信件了，我也不会再让你帮我寄信了。”

卡里姆向他投去困惑的目光，“你确定？”

“我确定。”美国仔说道，“再也不了。”

20

他又使劲在女孩的体内操了一次，而她像一只受伤的母狗那样哀号着，双腿大开，短裙被翻转至腰部，屁股露在外面，头发上沾满了淤泥和干草的碎屑。每操一次，女孩那充满裂痕的手便会使劲去抓她躺在上面的那一小堆干草，表达着那种快感有多么强烈。利奥一边操着，一边抓挤着那对突然从上衣里面钻出来的柔软的乳房。

一旦完事了，他便提起裤子，勒紧，再点上一根香烟。一如既往，在匆匆了事之后，一股内疚感涌上心头，活活地吞噬了他：我是怎么做到和这样的女人搞上的？在堆草房外，马儿们在他们的隔间里嘶叫着。那女孩躺在地板上，在黑暗中，赤裸的肚子上沾满了草料。一束阳光从木板之间的一个缝隙里射进来，照亮了她那双刚刚被糟蹋过的大腿。

“快起来。”利奥说道，“从后门滚蛋。”

女孩没有回答，她用四肢撑着地，摸黑爬着，在两大堆圆柱形的草料堆之间寻找着内裤。在重新穿上内裤之后，她放下短裙，站了起来。

“给我一根烟。”她说道，脸上惯例般露出嗤笑的表情。

“我跟你说了，滚蛋。”

“先给我一根烟。”

利奥从衬衫的口袋里抓起香烟盒，直接扔给女孩。“从后门出去。”他重申道。

“这样的话我得绕一大圈儿。”女孩抗议道。

“我不管，你这样做就是了。”

女孩轻蔑地微笑着，把香烟盒还给了他。“他永远不会从那么远的地方看到我的。”她说道，“你是个偏执狂，你知道吗？”

利奥靠近木板之间的那个缝隙，眯着眼睛向外看去。在远处他看到了那辆房车，接着是那排屋的轮廓，这个时间点，卡里姆正在里面休息着。他用眼睛估量着那段距离，从堆草房那木结构之下的黏土地出发，无穷无尽的蟋蟀正演奏着盛夏午后的原声带音乐，从杂草堆里则升起一股无情的热浪。如果他能够清楚地看到那边，同样地，埃及人从对面也能够做到。

和农民的女儿乱搞在一起是他想要逐渐抛弃这个世界的计划中的一部分。如今他已经不再烦恼于她身上散发出的恶臭，也不会再意识到她身上的肮脏，尽管一想到在操她的时候还要看着她的双眼就会作呕，这一点依旧难以克服。有一天她试图亲吻他，或者是想要咬他一口？但利奥一巴掌扇了过去，把她的鼻子打出了血。从那一次开始，就好像和那个女孩的交往是一种病毒，深深地感染了他，他开始不再关心自己，胡须和头发开始疯长，毫不修饰，个人卫生越来越糟糕，极罕见的情况下才会穿上干净的衣服，直到他作为囚徒的形象丢掉了所有和曾经那个他之间的联系。

越是狠狠去操那个女孩，他就越能感觉到自己属于这片流放地和这里的居民，还有那些他们会去帮助它们性交的牲口，还有那些它们会在上面交配的干草堆。多亏了那么多次偷偷摸摸的幽会，他内心里自我腐烂的过程正在达到顶峰，他决定要自我溶解到这片土地里，要变成那些居住在这下面的尸体中的一具。

美国仔打量着那个女孩，她抽烟的样子像是一个初学者，向着香烟的方向弓着身子，嘴唇拧巴起来，像是一个怪脾气的老女人，在黑暗中看起来远远不止二十五岁。

“照我说的去做！”他冲她喊道。但女孩不仅没有后退，反而踮起她的脚迎面向着他，嗤笑着。

利奥感觉到自己全身心地厌恶她。内心深处他知道像这样一个女孩只会给他带来麻烦，但也许他想要寻找的恰恰就是麻烦。那个满口腐烂牙齿的难闻的女人，才是最近这些年来，他所遇到的最能够让他更加坚定地死去的最好的机会。

堆草房外传来一声哨音。一只目光呆滞的德国牧羊犬，它的名字叫戈德瑞克，从马厩溜了出来，他开始跟着它。

穿过了菜园，菜园里的西红柿在太阳下正在腐烂，他们继续向着河边前进。戈德瑞克凭着直觉寻找着方向，突然向着山谷底部加速冲了下去。渐渐地，耀眼的太阳光变得稀薄，灌木丛里那令人沮丧的气氛弥散开来。就好像在梦中来到了一片长满苔藓的开阔地带。山谷底部开始变得潮湿，阴冷。

在河边有一座泥煤堆成的小山，利奥经常会爬上去，在那儿欣赏山谷另外一边的山丘。美国仔爬上那小山顶，静静地站在那儿，观察着远处海市蜃楼中的小镇阿皮切。随着时间推移，他已经懂得了那个奇怪现象背后的原理。

就是在那个地方，实际上，从北面吹来的风转了个弯向西砸向山脊，然后再反弹向着另外一个方向吹去，根本无法预见，那阵风接下来会消散掉还是再出发。在那样的场合里，看着随风摇摆着的树枝、树叶、草丛，利奥仿佛真的看到了那股气流在挣扎着，从山谷一边到另一边，好像一只被关在瓶子里的苍蝇。他看着那只苍蝇撞击着河水，再向着某个方向飞去，然后突然间，或者短短几分钟后，或者很多天后，改变了方向，把它的愤怒带到了别处，山谷又恢复了平日里苍白的平静，而他继续站在那泥煤堆成的小山上观察着河流。就在那时，在苍蝇逃离了瓶子之后，会开始下雨，或者放晴。

美国仔向戈德瑞克的方向望去，它正冲着用来封住一个石头洞口的钢丝网咆哮着。在那钢丝网的后面，有几只垂死的狐狸被囚禁着，它们在沉默中忍受着那只流着口水渴望着鲜血的德国牧羊犬的狂吠。

利奥从小山上下来，抓起戈德瑞克的项圈，把它拴在一根树干上，他从侧面拍打了它一下让它安静下来。从藏在石头后面的一堆废料中，他抓起一把铁锹扔进一辆小推车，接着看了一眼那些狐狸。他用一块木板捅到洞的最深处，把它们向外赶。

在一个角落里，美国仔注意到一具狐狸的尸体，应该是昨天夜里死去的。它有着红色的皮毛，一些深色的斑点在头上和尾巴上，它看起来像睡着了一样。

他开始挖坑，那一块土地不久前因为要埋葬其他的狐狸刚刚被松动过，所以并不难找到合适的地方落下铲尖，向下压，再用力推挤，直到打开一个口。十分钟的时间他便挖出了一个完美的坑。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走向那个牢笼。一只个头稍大的狐狸靠近他的手边，而利奥只是轻轻地骂了一声便把它吓退了回去。又一只则透过钢丝网展示着它那皱缩的嘴脸，那渴望自由的无助感，剩下的那些则躺在角落里，奄奄一息。利奥用钥匙解开了锁链，移开钢丝网，把那只死去狐狸的尸体装进小推车，再关上牢笼，转身离开了。

他推着小推车来到坑边，把尸体放进去，开始埋土，他突然犹豫了片刻。狐狸就这样被关在牢笼里死去了，让他感到印象深刻的是它们并没有互相残杀。同样的处境里，人类和狗则会毫不犹豫地相互伤害。为什么呢？它们这样做是因为有所顾虑？或者很单纯地它们并没有吃掉同类的本能？

他恨它们。即使它们死了他也恨。

他觉得费这么大劲埋葬一只愚蠢的狐狸并不值得，他把铁锹扔回到那堆废料中去。戈德瑞克被这个动作吓了一跳，仿佛感觉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样，它停止了狂吠，开始向前冲，那副气喘吁吁的样子，像是快要被勒死了般。利奥来到树边，解下狗链，牵着它来到坑边。那只德国牧羊犬嗅到了鲜血的味道，激动贪婪地拍打着爪子。接着，在坑的边缘，美国仔松开了狗链，而他那忠实的朋友无情地向着那只狐狸的尸体冲了过去。

不久之后，当他走在返回房车的路上，他听到一辆汽车开到山下传来的回声，打破了乡间的宁静。

那辆带有深色车窗的越野车穿过那排桑树杂乱的树冠之后，开到了他的身边。“你好，美国小鬼。”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说道，头探出车窗，“你刚刚下去到河边搞死了几只那些家伙，是吧？”他向那只德国牧羊犬投去满意的目光，“好样的，你是个能吃苦的家伙……”

利奥点了点头，向车内望去，那个聋哑人一边开车一边抽烟。“为什么你们会在这个时间点来呢？发生什么事情了？”

“没什么特别的事，你放心。我们来给你送货……”他用头示意指了指后面，“只不过这一次的货物还不是成品……”

利奥一惊。“什么意思？”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忍不住大笑起来，接着按下汽车仪表盘上的某个键，车后座的车窗落了下来。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做介绍了吧，还是我搞错了？”

美国仔盯着那个男人看，并没有认出是谁，也许是因为他那颤抖的目光和惊恐的表情，像是一个和尚的僧袍掩盖住了那个人的存在。自从他被囚禁在这里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某个人在变成需要被埋葬的尸体之前的目光。接着，突然地，他认出来了，一阵眩晕。

“你还记得蜘蛛人的儿子吗？”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插话进来，转身面向车后座。

而那个男人，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小声道：“你好，利奥。”

注解：

[1]　维尼：文森特昵称。

第四部分

我的名字叫爱德华多

梦境将会被控制，惩罚将会到来。

——让·谷克多[1]

21

我出生在黄楼街区的街道最深处，那并不是一个适合成长的好地方。乞丐们耍着小聪明过日子，妓女们在美国士兵离开后便都失业了，还有各种各样的贫苦人整日赖在家里敞开大门听着收音机。偶尔会有人走运了，开了一家肉类熟食店，或者一家咖啡吧，或者搬家离开，但无论你搬去哪里，所有人都认得出你是黄楼街区里的一个。

对我来说也是这样。我离开那里已经太久了，但直到今天，在街上认出我的人依然会称呼我为来自黄楼街区的爱德华多。

在右眼得青光眼之前，我父亲是瓦莱考迪纳地区的一名火车司机。他每天凌晨四点钟醒来，奔向火车站，启动电力火车，等待着要前往贝内文托的通勤乘客。在五点五十分的这趟车上平均会有八名乘客，晚上十八点零一分的那趟也是这个数字。每天他在贝内文托-那不勒斯这条线路上来回奔波。有些早晨，如果那八名乘客中某个人没有按时出现，他便会谎称火车出现了故障，等着，直到有人开始抱怨为止。绝不能在五点五十分的时候落下某个人在站台上，唐·杰皮诺反复说道，那样太残忍了。然而这么多年来他得到了什么回报？什么也没有，甚至连一声谢谢都没有。

后来有一次他靠着车门睡着了，火车出轨了。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有一些碰伤，不过铁路公司的技术员发现了一瓶烈酒，心中生疑。我父亲激动地为自己辩护，和酒精没有关系，他说道，他就是睡着了而已。

幸运的是，那个技术员也出生在黄楼街区。他便开始向我父亲询问一些老友的现状，这个人后来在做什么？那个人后来去了哪里？而唐·杰皮诺被逼着只能说出真相：谁还没有死，或者谁进了监狱，谁并没有多少出息，有人开了一家肉类熟食店，还有人开了一家咖啡吧，而大多数人都离开了。在最终的报告里，技术员并没有提到那瓶烈酒。

然而，在那次事故之后，乘客们不停地在背后说着他的坏话，在旅途中我父亲听着那些流言蜚语，心中苦恼不已：他们议论他是一个可怜的人，一个酒鬼，有人甚至编了故事说他在火车上搞了一个夜间地下赌场。那当然不是真的，但即使用大炮也拦不住那些人说长道短。再说，那些人还说，什么时候从黄楼街区里出来过好东西呢？

他被解雇了。

不久之后，我在街上捡到一只带斑点的猫。我不记得它的颜色了，但它带着斑点。我可不能带一只猫回家，我父亲会把它撵走。我们住在教会预留给贫困家庭的那种廉价出租房里，如果神父们发现了那只猫，很有可能会把我们赶出去，于是我把它藏在了屋顶上。那天晚上我喂了它一些牛奶，当我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听着它喵喵地叫着，我无法停止去想它那双饥饿贪婪的小眼睛。就那样想着想着，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第二天我去上学，整个早上我都在想尽办法给它找吃的东西，我的同学们却像往常一样说着蠢话。“它叫什么？为什么你不给它起个名字呢？”

“什么名字不名字的。”我越来越生气地回答着他们，“真正的问题是食物！”

晚些时候，我回到家中，一种焦虑感顶到了我的嗓子眼。我撞开门，看到了谁正在狼吞虎咽着我母亲买回来用以做晚餐的那块牛排。正是它，那只带着斑点的猫。一股愤怒感涌上心头让我失去了理智。我从后面抓住它的脖子，甚至没给它吐出嘴中食物的机会，我去到阳台，把它从五楼扔了下去。喵喵喵，那个可恶的叛徒在飞翔的时候哭喊着。将一个活物从这么高的地方扔下去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没有向下看，我回到厨房，用清水冲洗那块牛排剩下的部分，再用油纸重新包起来。

就在那个时候，我母亲打开了门。她立刻打开油纸包装，看到了那块被咬碎了的牛排。她问我是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我，除了真相之外想不到任何有效的借口，便沉默不语。她又问了我一次。再一次。就在那个时候，双脚站立在那儿，我开始了一段疯狂的戏剧表演，一段沉默的谎言独角戏，直至今日那都是我的演员生涯里无可比拟的杰作。我屏住呼吸，直到我的脸憋得像圣马尔扎诺番茄那样红，接着我突然扑倒在她脚下，开始像刚出生的婴儿那样号啕大哭。任何认识我母亲的人都会说我将被她狠狠地教训一顿，然而她却抱住了我的头，轻拍着我，说她感到很抱歉。她忍不住流下了泪水，她深信不疑是我因为太饿了，饿到竟然去啃生肉。那天晚上，唐·杰皮诺从咖啡吧回来，我们晚饭吃了那块牛排，我还记得在分牛排的时候，我母亲把被咬碎的那一部分留给了自己。

我知道你在想着什么，我是一个懦夫，我不能说你错了，然而那也是一种命运。因为要感谢那天晚上的懦弱，让我明白了接下来的人生里我想要做什么。当我看着我母亲狼吞虎咽地吃着那块肉的时候，我决定我永远都不要再贫穷了。

我二十岁那年，我的哥哥马尔切利诺因为肾脏疾病在阿斯卡莱西医院住院已有两个星期。那是一段荒诞的时期，因为与此同时唐·杰皮诺在同一家医院住院已经超过一个月了。一个人需要切除肾脏，另一个人则需要第无数次做眼部手术。每一次去医院我都会守上两夜，我记得很清楚。一夜在第一层我哥哥的房间，另一夜在第二层我父亲那里。那里所有人都认识我，护士们对我很好。

我从马尔切利诺那里开始，他是一个安静的人，喜欢闲聊，然后接近午夜的时候我会悄悄地从他房间里出来，来到楼上，尽量不被人注意到。那间病房里的情况不算很好，因为唐·杰皮诺有在睡觉时胡言乱语的习惯。自从住进医院以后，他停止了喝酒，造成了他那奇怪的习惯，就这样他和房间里其他病人都闹了矛盾。如果说当你住院时有一件事情很重要，那就是不要得罪任何人，因为在那里所有人都能够伤害到你。

然而那天晚上我父亲向我保证他不会胡言乱语，事实上他也确实没有，就这样在经历了不知道多少个疯狂的夜晚之后，我终于能够睡上一觉。清晨时一个护士突然叫醒我，让我赶紧去楼下，马尔切利诺的状况恶化了。

我冲了下去，医生告诉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需要紧急手术。在去手术等候室之前，我又回到了我父亲那里。由于在那段日子里他已经几乎看不见了，他开始像一个老瞎子那样摸着我的脸。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抚摸我，假如那算是一次抚摸，而不是一次检查的话。

“你没有刮胡子？”他生气地说道，“你算是什么样的人。”

“没有时间，爸爸。”我回答道，“我要在哪儿刮胡子？如今我算是住在这医院里了。”

“你应该感到羞愧。”他坚持着，“你哥哥要做一个危险的手术，而你却像个乞丐一样转悠着。”

“好的，爸爸。”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明天我就刮，我向你保证。”

“如今太晚了。”他总结着，“所有人都已经看到你了。”

我没有把他的话太当回事，唐·杰皮诺就是那样的人。我哥哥一直是他更喜欢的那个。此外在那一天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操心，我母亲和我的姐姐妹妹们也过来帮忙了，可怜的马尔切利诺，医生们正准备着摘除他的左肾，同时向他的静脉里输入已经被污染过的血液，他正在坟墓边缘徘徊着。但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人能想象到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们所有人都对医院和医生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是穷人，而穷人总是觉得懂科学的人比他们事实上更加可靠。有这么一个外科医生散发着一种救世主的气质，而我母亲在他面前说话时会变得结结巴巴，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那种稳重的目光，那种目光能给人一种他很有能力的假象，能让人满怀希望地去期待。一般来说，那是一种只有主座教堂里的圣雅纳略雕像才会有的目光。

很可能，就在他通知她马尔切利诺死了的那一天，她还是在用同样的方式仰望着他。

那天早上一通电话突然惊醒了我。“尽快过来，爱德华，”母亲抽噎着说道，“你去通知你父亲……这个世界上最违背天理的事情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而我，就在那个时刻，并没有立刻去叫醒他，让他赶紧起床，告诉他我们要去医院，因为你的长子死了。相反，我把自己锁在厕所里，刮了一次我人生中最完美的胡子。

每一次回想起来，我都会感到内疚，在我为了刮胡子而浪费掉的那些时间里，我母亲独自在医院守在马尔切利诺含毒的尸体旁。我记得在那天早上，当我往脸上涂剃须膏的时候，我脑子里唯一的念头便是：我要让医院里所有的医生、护士、麻醉师都不再觉得我是一个满脸胡须的乞丐，而是一个死者的气质非凡的弟弟。

我永远也无法从我脑海中抹去唐·杰皮诺抚摸着我哥哥的脸默默流泪的画面。尽管我知道那一天马尔切利诺才是焦点，但在所有的时间里我都在希望着我父亲会转过身来，看着我，注意到我那完美的胡须。然而他什么也没有说，继续抚摸着我哥哥那粗糙的暗黄色的脸。就在那个时候，我还在想着：唉，看吧，他并没有责怪马尔切利诺还没有刮胡子就死去了。

几个星期后，右眼里最后的那一缕微光也抛弃了我父亲。就这样，还不到五十岁，唐·杰皮诺便拒绝了再多看一眼这个世界。从那一天起，他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在黑暗中听着收音机，再也没有离开过那个房间。

22

你想让我和你说些什么，美国小鬼？我在一张写字桌后面度过二十七年的光阴。我从一开始就明白，在那不勒斯银行工作将会很枯燥，但我喜欢枯燥，它给了我时间去计划，去做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赚到很多钱。我是付出了很多时间和努力，但最后我做到了。

大多数时候，我等着酒席桌上的面包屑会掉进我嘴里，当我趴在那些官员的脚边的时候，就像是一只小狗伸着舌头，散发因为受挫而变得慵懒的气息。

然而我并不想要面包屑，我想要整块面包，我想要和那些脸颊丰满红润穿着晚礼服坐在桌边的官员喝一样的东西。

我从小份额的股票开始做起，我买下来再卖出去，利润是可笑的，但那总归是利润。在那个年代，经济还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有的行动只存在一种正确的解释，需要迅速地了解信息，需要懂得一些决疑法，但如果你头脑敏捷，你只需要翻一翻《24小时太阳报》就能明白应该在哪一只马上下注。

我在预测股市走向方面是个魔法师，然而我的上级却从来不重视这种能力。

一家银行，本应该是资本主义的神庙，相反，我感觉却像是生活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

领导、政治家、工会领导人、承包商，每一天我看到他们簇拥在银行的走廊里，我都会想着那些婊子养的明明知道他们撒下的面包屑足以让我买到任何我渴望的东西，任何我妻子和我儿子渴望的东西，然而关于欲望的问题就在于你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底线之上。

后来，突然地，那不勒斯银行消失了。嘣！

毫无预兆，他们就那样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双手捧着一点饲料，对我说：“走吧，老好人，享受退休吧，现在这里是我们的天下了。”

然而，如果说有一个永远也不能犯下的错误，那就是低估一个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欲望底线的人。

从股市玩家的角度来说，帕斯夸雷·索马不值一提，但他算是头脑敏捷并且很真诚的人。遗憾的是，他那个一无是处的儿子，在外面搞大了一个在私人电视台工作、虚荣无知的女人的肚子，被迫要娶她。他们买了套房子，因此负债。接着有一天，那个浑小子被炒了鱿鱼，而帕斯夸雷被逼无奈地担保了他的贷款。

在那个时候，受到互联网泡沫的影响，我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因此我就陪着我的朋友去石头脸那里借了一笔钱。

在那之前，我都一直和这一切保持着距离。但我不是从月亮上来的，我是在街道上长大的，我知道暴力是一种策略，而且也许是最有效率的，为了能够强加自己的生意于别人。然而，在那个时候，我还是不懂它真正的含意。自从我还是一个年轻学生，还在准备着关于海关税的论文时，我就很清楚商业世界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前进着。肉体强迫和威胁恐吓都只是适得其反的手段。让我无法理解的是，面对无限的可投资资源，黑社会帮派却固执地留守在原始的金融规模里，没有出路。如今的市场在讨论着全球化、国际贸易、财富虚拟化，而这些守旧的为荣誉而战的人依旧在内裤里插着手枪，在瓷砖下藏着现金。所有的这一切假如都很顺利，也就意味着，没有某个同伙背叛你，再开枪打花你的脸，或者没有警察抓到你。

事情必须要有所改变，即使是思想保守的帮派分子也能明白这一点。

然而，那一天，当我陪同帕斯夸雷去借钱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那个发现的诸多潜力，我也没能想象到像石头脸这种级别的大佬，身边竟然没有人有能力为他指明方向。

“你们好，先生们。”这个身材矮小粗壮的男人带着点神秘感地说道，“有什么事是我可以为你们效劳的呢？”

“我的朋友正经历着一段困难时期。”我指着可怜的帕斯夸雷说道，他双手捧着帽子，两只发红的大耳朵露在外面，像是两顶草帽挂在头的两边。

“好吧。”石头脸用令人安心的语气回答道，“那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让这些困难时期都过去。”

几个月后，肥皂匠的儿子没能向大佬还上一期款项。按照惯例，我作为贷款担保人，被喊到阿莱那卡赌场解释情况。

“您好。”石头脸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微笑着对我说道，“请坐下。”

我在台球桌旁一把破旧的椅子上坐下，而他继续拿着台球杆在练习着。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我意识到他已经对我做了全面的调查。

他掌握了我所有的信息，我在哪里出生，我父母亲是谁，我是怎么认识我妻子的，我在银行的职位是什么。他甚至了解到有一段时期娜娜在流浪汉食堂里很活跃，还有我儿子在大学里成绩很优异。

在滔滔不绝地说出关于我这个存在的主要信息之后，他把台球杆重新放回到架子上，并注意到了我的忐忑不安。就在那时，他穿过房间，打开冰箱，抓起两瓶啤酒，打开，递给我一瓶，接着在写字桌另一边的椅子上也坐了下来。“你别担心，”他低声对我说道，“你不会有任何危险，我在这儿就是为了帮助你。”

他根本不在乎帕斯夸雷欠他的那点钱，那点钱的问题很容易就可以解决。“放轻松，”他说道，“我喊你过来是因为我想成为你的朋友。”

“朋友？”我问他，脸上写满了猜疑。

“朋友。”他回答我。

“那在这个新的朋友身份里，我应该做些什么？”

“那些在正常情况下每一个好朋友都会做的事情，”他补充道，“提出建议。对你来说这将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一个那不勒斯银行永远也不会给你的机会：证明你自己的能力，去操纵真正的钱，一大笔钱，你甚至无法想象有多少钱。作为回报，你将会得到一笔丰厚的酬金。”

起初，我有一点震惊，甚至感到被那个提议冒犯了。我反驳道还有一些事情他并不知道：银行曾经真的给过我机会，让我离开了我儿时的贫民窟，让我变成了一个受尊敬的人，一个丈夫，一个家庭的父亲。接着，如果是指职业上的，许多年前我曾有机会去领导香港分行。“如果我接受了，”我对他说道，“我将会变成一个重要人物，一个高层领导。”

“那么为什么你没有接受？”他打断了我。

“我妻子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生活。”

“唉，你看到了吗，你是一个受害者。你一直都是。”

“不，我不是。”

“你是一个受害者。你本可以做成大事，但他们不允许。”

“也许那不是我的命运。”

“如果一切都是因为那婊子养的命运，那些像我们这样的人甚至都不该出生。我们是从街道上混出来的，所有那些被我们征服的东西，都是我们付出了手上的汗水得到的。命运永远都和那些有钱人在一起，跟我们无关。”

“但是我们并不是来自同一条街道。”

“恰恰相反。”

“甚至手上的汗水也是不同的。”

“是相同的。所有那些你曾经一直梦想着的东西，现在你都可以得到了。”

“如今已经没有时间了，我老了。”

“有的是时间，爱德华。”

“没有了。”

“既然你遇到了我，我就告诉你你有时间。”

然后他对着我微笑。就这样，站在六十岁的门槛上，我意识到我刚刚遇到了我的第一个朋友。

是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我这样做是为了钱。你在想，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有着我这样的过去，对那些钱肯定会贪婪。那些钱当然会让我垂涎，我还从没有见过任何一个聪明人在看到一堆窸窣作响的卡拉瓦乔[2]时心跳不会加速。

但我并不是为了这个，美国小鬼。

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喜欢，因为在整个人生中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有活力。我盲目地相信着的唯一真理是这个：钱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但和上帝比起来更有趣，而且你真的可以触碰到它。

没有人会在我身上下一分钱的赌注，甚至连我也不会，然而我还是做到了。我离开了黄楼街区，我清理掉了我的衣服上那用来建造这座城市的腐烂的凝灰岩的气味，我为银行尽职尽责直到他们把我像一只流浪狗一样抛弃了，再之后，我舔了舔伤口，又找到了新的主人。

在二〇〇二年年初，石头脸就有感觉恐怖主义的威胁将会占用政府情报部门接下来数年的精力，因此有了空间和机会把他那笔巨大的散发着臭味的财富洗干净，并转化成一个诚实的企业大亨的可靠财富。

我就这样正式地成为乌贼3000，在整个意大利南部规模最大的冷冻食品批发公司当税务顾问。事实上，在那些装满了冷冻章鱼和虾的巨大冰柜后面，在我的小办公室里，我在和时间赛跑。每天我都在为石头脸寻找着有钱可赚的投资，一切都要抢在奥萨马·本·拉登在巴基斯坦或者阿富汗的山中被找到之前。

因此奥萨马逃脱追捕越久，我们就能够越发从容不迫地在世界范围内计划投资，与外籍投机商人合作成立空壳公司，确保抢下一些项目的承包合同。比如说在哈萨克斯坦建设公路和机场；在撒哈拉沙漠里安装摄像头；为卡塔尔供应零部件；在南美洲买卖房地产套餐。如果不是存在着数百万人每天都在使用“全球化”这个词去表达一个精确的意思，没有人会怀疑所谓的全球化就是一个来自地拉那的毒贩子和一个来自阿曼的体育场建造商之间产生了联系，并且是因为一个对台球狂热的那不勒斯黑帮分子逐渐增加的地理知识。

在短短的时间里，我成功地把来自当地毒品市场的所有粪便转化成了一个香气宜人的经济帝国：我把过去变成了未来。此外，我还多赚到了一堆钱。

23

几年前的某一天，我儿子比说好的时间晚了很久才回到家。我记得在那一段时期我经常会夜里突然醒来，接着便再也无法入睡。就是在那一段时期，银行里刚刚传出了关于漏洞的消息。

那天夜里，听到他回家的动静，我决定了要臭骂他一顿。但也许我只是需要和某个人说说话。

我把耳朵贴在厕所的门上，立刻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劲。我不知道他遇到了什么事，事实上，我不知道关于他的任何事情。也许是为了一个女孩而遭受痛苦，也许是和谁吵了架。我本打算回到卧室，叫醒我妻子，告诉她去看看儿子遇到了什么事，他把自己锁在厕所里已经一个小时了。但我并没有那样做。

自从他出生起，我已经听他哭过一千次了。我见过他从单车上跌落摔伤，他不小心吞下一个小兵玩具差点窒息。他有过发高烧、肚子疼、腮腺炎、水痘，有过两次直奔急诊，还有一次他腹部神秘地疼痛着，整整一夜娜娜都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然而在那一天之前，我从没有尝试过为他做任何可以称得上“父爱”的事情。

我可以确定，那个十五岁的、把自己锁在厕所里的人在守着一个秘密。我放弃了那一顿臭骂。

第二天早上，我得知有人放了一把火烧掉了流浪汉食堂。

我回到家中，等着我妻子出门去买菜。接着我走进马尔切罗的房间，拉起窗帘，打开窗户。他突然惊醒，等他恢复了意识之后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是星期六。”我对他说道，“去刮胡子。你要陪我去墓地探望爷爷奶奶。”

不到一个小时之后，他崩溃了。就在给杰皮诺和阿玛莉亚坟墓上的花瓶换水，再插上两束菊花的时候。

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燃烧弹，火灾，坐在卡利弗内上的逃亡。最后，他忍不住痛哭起来。“你能原谅我吗？爸爸，”他说着，“你能原谅我吗？”我决定帮助他掩盖一切。那是制胜的一步棋。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他停止了和你的往来，埋首于学习。他开始走上正轨，那个夏天我送他去伦敦参加了一个为期两周的夏令营作为奖励。我盼望着他能遇到新的人，一些在八岁的时候不会口袋里揣着刀到处转悠的人，一些不住在那些小巷子里的人，一些不总是用方言咕哝着相同的那么两句话的人。一瞬间的工夫，他变成了我一直希望拥有的那种儿子，而我也变成了我一直希望成为的那种父亲。每一天我都更加爱他。

他进入大学的时候是一个博学的、无拘无束的、热爱帆板运动的年轻人。他没有当冠军的才能，但能和最优秀的人在一起竞争。夏天的时候，他会跟着风的方向走遍欧洲。我想象不到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让他远离所有那些堕落的东西。每一次他起程出发的时候，他母亲都会哭，而我正相反，浑身散发着一种喜悦。我所知道的能够防止那些堕落的东西再次吞噬你的方法只有两种：清理它，或者离开它。我不是那群觉得能够改善世界的爱幻想的穷人中的一员，所以我开始想尽办法维持住第二种，也是最后一种方法。

在二十四岁的时候，他以满分的成绩毕业于商业经济学专业。一个月之后，我亲自送他到了米兰，他已经决定了要再攻读一个经济与环境管理的硕士学位。

我喜欢马尔切罗思考问题的方式，我喜欢他谈及未来的方式。他用清醒的目光望着四周，他明白这个世界的轨道不会再回到原地。为了在经济危机、恐怖主义袭击、环境污染这些不间断循环发生着的事情中幸存下去，唯一的答案便是要在一个行业里变成最好的那一个，找到一份高端的工作，无论走到哪儿都要扎下根来，没有怨言。

在硕士阶段的尾声，他被一家专门设计绿色热能源系统的荷兰公司录用为实习生，公司的客户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新富人阶层，以及所有那些曾经建立了苏联的下等民族。实习结束后他们向他提供了一份月薪三千欧元，外加奖金和补助的报价，适用于整个学徒阶段，并且在阿姆斯特丹总部。正是在那儿他认识了丽贝卡。

她出生在荷兰，爸爸是佛兰芒人，妈妈是刚果人。她比他大两岁，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实验团队的首席工程师，参与研究了首个太阳能热能共生系统，用于生产电能和热能。

他们开始以同事的身份经常往来，直到十个月后他们一起参加了由位于布鲁塞尔的联合国组织的关于气候变化的主题会议，在返回荷兰的前一晚他们上床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继续在工作场所之外见面，直到丽贝卡搬到了马尔切罗的公寓里生活。

“我很热切地想让你们认识她，爸爸，我迫不及待地想圣诞节回去了。”

“你母亲给她做了占星。”我对他说道，并希望他不要生气。

“你是怎么知道她的生日的？”

“你觉得我们没有能力在搜索引擎上输入某个人的名字？那么你当我们是老糊涂？”

“对不起，我没想冒犯你。无论如何，再过两个星期我们就过去了，到时候亲自告诉你们任何你们需要的信息……”

“我可记住了啊。”

“你放心，我们会过去的。”

在互联网上读过一些关于某个人的信息之后就自以为很了解这个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幻觉。当丽贝卡走进我们的家，并用生硬的意大利语宣布她是多么高兴能够认识她的小乖乖的父母亲时，我本应该意识到在我们的家庭里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然而，我低估了这种危险，忽略了她的异族成分这个问题。

一个像是从雕像里走出来的女孩，黑皮肤，年龄比我儿子大，到毕业之时已经周游了世界。这个疯狂世界里的一块碎片碰巧掉落在我们位于卡波迪蒙特的公寓里，碰巧在到处飘散着鸡蛋蜜糕和洛可可蛋糕香味的圣诞节期间。和她相比，我们的生活全部都局限在同一个地方展开。

我们将会有黑皮肤的孙子吗？他们将会说意大利语吗？正是这些巨大的疑问让我妻子和我那天夜里在我们的卧室里小声地讨论着。就这样我把所有那些挤满了我脑海的问题都归结于我和娜娜的偏狭闭塞，最后，我恼怒地关了床头柜上的灯。就这样我当时还没搞懂的是，在我们的家庭里接受了她的存在之后，我儿子将会被推向一个深渊的边缘，将会犯下错误向深渊里看去。

他们的皮肤只是有一些黑，双胞胎，他们长得并不像丽贝卡，至少不完全像。

在被调到公司的米兰分部之后，她为了照顾孩子申请了休假，那并不是她的主意。我儿子一直在施加压力直到她选择了母亲的身份，最后，在从每一个角度研究过这个问题之后，他下决心要让她和孩子有一段适应环境的时间，他觉得这并不是那么大男子主义的事情。

二〇〇八年，还不到三十岁，和我以前同事的儿子们相比，马尔切罗挣到的钱要多得多。另一方面，我在乌贼3000的工作也让我攒下了一笔丰厚的积蓄。所有这些钱我拿来做什么呢？我打算为双胞胎建立一个信托基金，这样一来，等他们长大了就可以将这笔钱用于学业。然而，尽管我非常努力，那种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家庭前景仍然让我觉得太不真实，以至我无法想象它能永远地持续下去。

丽贝卡觉得是时候换工作了，便接受了来自大学的一个工程师团队的委托，研究智能手机在环境领域里的可能应用。凭她的简历和人脉，那份工作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这样一来，她说道，她将会有更多的时间陪着双胞胎。我儿子同意了这个选择。

在最初几个月，娜娜经常跑去米兰帮她一把，做家务，带孩子。但丽贝卡出生在六月的最后十天里，没过多久，就像所有的巨蟹座那样她的头脑固执起来，伴随而来的还有那像不锈钢一样的对于独立的需求，一旦涉及我妻子她就会表现出要发生争执的样子。

对于娜娜来说，在她清洗并分类消毒了家里每一样东西，甚至每一平方厘米的地方之后，她的儿媳所应该表达出的感激丽贝卡继续全部都表达给了多丽娜，那个她和马尔切罗慷慨付钱请来的女佣。来自一个家庭里的成员之间相互帮忙这种符合人性的想法，对于那个黑色维纳斯来说却是完全陌生的。

“不是说丽贝卡不是个好女孩，”有一次我妻子回到那不勒斯的时候对我说道，“但那个家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怎么能信任一个时刻打着电话的摩尔多瓦女孩？只有上帝才知道她在电话里和她那十个男友中的一个说了些什么。”

“你这种批评我觉得不太恰当。”我回答她。

“恰当也好，不恰当也罢，那个女孩不懂该怎么干活。”娜娜反驳。

“可是你去找他们的时候就一定要干活吗？你已经六十岁了，娜娜。你不能做点别的事情吗？”

“爱德华，你不懂。”

事实上我确实不懂。我妻子确实意识到了什么事情，只是她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又一次我觉得自己比她层次更低，又一次我给予了丽贝卡高于实际上考虑到她所代表的一切我本应该给予的评价。所以说，又一次地，我忘记了去保护我儿子。

24

“我们做到了，那些中国人准备让步了。”有一天马尔切罗在电话里说道，“在接下来的五年计划里，我们将会看到好事发生。”

不时地，当我在马雷基亚罗我最喜欢的一家酒吧的露台上放松着的时候，马尔切罗会打来电话告诉我关于全球绿色经济的新消息。在某些日子里，那不勒斯海湾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游泳池，没有什么，水也好，鱼也好，人也好，能从这里逃出去。从这里看所有事物的视角都是破碎的，难以呈现，而那地平线就像一堵难以渗透的围墙。

我在乌贼3000的工作顺利地进行着，用财富生产更多的财富。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当我的建议不再被需要的时候，接下来我会做什么，石头脸和我会停止做朋友吗？那个想法困扰着我。我仔细观察着波西利波山上那些有钱人的房子，感觉到一种怀念，怀念在过去的时光里财富背后有着可以公开的故事，怀念在过去的日子里每一张钞票都对应着一个不同的梦想，而不是所有钞票都是为了生产更多的钞票。也许我应该买下那些别墅中的一栋，和娜娜一起搬进去。

面对着这样的一种景色，度过我们年老的岁月一点也不糟。

“他们终于让步了。”我儿子补充道，带着很满意的语气。

“什么意思？”

“你还记得巴拉克·奥巴马的第一次全国演讲吗？他觉得《京都议定书》势在必行。在经济危机和剩下的所有事情面前，西方国家必须改变想法，要以更绿色的方式发展经济，迟早中国人也必须配合这一点。目标是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如果效果不好，那就第十三个。这条道路已经很明确在修了……”

“是的，但等到这条道路修好的那一天，”我跟他开起了玩笑，“你已经退休很久了。”

“所以呢，”愤恨的马尔切罗问我，“你不才是那个一直相信未来的人吗？我的个人利益有什么好关心的呢？也许我的孩子们会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这对我来说就够了。”

我们结束了交谈，我又点了一杯普洛赛克。接近一点的时候，我付了账，叫了一辆出租车。自从我退休以后，我妻子每天都要和我一起吃午餐。

晚些时候，午休时间，当我在床上莫名其妙地躁动不安的时候，我回想着我儿子的话。未来，他真的相信未来。有很多年的时间我也相信，但我从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未来，只有我自己的。相反那个家伙真的给我好好上了一课。我又拿起电话打给他。

“听着，今天很抱歉。”我对他说道，甚至没有留给他时间回答我，“我真的很高兴你对你的工作感到满意，我相信中国人会明白那有多重要，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个五年计划会计划些什么。真的抱歉，好儿子。”

但他什么也没有说，他正抽噎着。

“怎么了？”我低声说，开始担心起来，“什么事情不对劲吗？”

电话的另一边，长时间的停顿，最后，他号啕大哭起来。

“丽贝卡，”他说道，“丽贝卡昏迷了。”

我并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竟然存在着这样的一些行为。起初我甚至没能搞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丽贝卡昏迷了，我明白。原因是她窒息了，我明白。但是这怎么可能呢？

“一个男人。一个和她有关系的男人，爸爸，大学里的某个人。”

“她和某个人有关系，”我重复道，“丽贝卡有一个情人？”

“是的，爸爸。一个情人。我们聊过这件事。”

“什么时候？”

“一段时间以前了。”

“你们还在一起吗？”

“当然了，爸爸。她是我妻子，我孩子的母亲，我爱她。现在她昏迷了。”

“但是她有一个情人这个事实并不会让她窒息，也不会让她昏迷。”我记得我是这样说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为了能够在近处掌控局势，娜娜和我搬去了米兰。丽贝卡插着管子靠氧气罐呼吸着。

“他们当时正在做‘日式绑缚’，爸爸，他把她绑起来了，但他勒得太紧了。先是血液循环受堵，接着心脏停止跳动了几秒钟的时间。直到他给她松绑。就在那时，她昏迷了。”

“他强奸她了？”

“不，爸爸。他们在做‘日式绑缚’，一种起源于日本的绑缚性行为。理论上来说并不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有可能会变得危险。”

“那个男人呢，大学教授？”

“有被起诉，但现在自由了。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人和他们在一起。”

“另一个男人？”

“另一个女人。”

我已经无法克制自己了。“天哪。你不要对你母亲说，我求你。你甚至也不应该对我说。”

“好的，爸爸。对不起。”

“我们就说发生了一起意外事故。”

“的确是一起意外事故。”

“是的，但是那算哪门子的意外！”

“别大喊大叫了，爸爸。”

“你也别再替她说话。”

“我没有在替她说话，我只是单纯地不想她死。”

我想她死，我想着，但我没说出来。

昏迷五天之后，丽贝卡醒过来了，屎开始向着各个方向飞溅着。

首先是律师，据说是一个献祭仪式专家，通知我们另一个参与其中的女人决定了不会起诉。她的阐述和丽贝卡的版本一样，坚持认为那个游戏本身完全没有错，根据她的看法，没有任何伤害人的意愿。另一方面，那也不是W.P.第一次在自己的家中对她做这个，在加里波第地区一栋摩天大楼的第十一层，以大师的身份对她做这个。

那个男人是一个绑缚专家，知道如何恰到好处地勒紧绳子，慎重体贴，最后能创造出有趣的姿势。此外还有快感，是的。关于那部分就连喋喋不休的律师在解释起来时也变得没那么流畅，说话断断续续，因为他试图寻找着近义词能够让从他嘴里喷出来的炮弹听起来没那么明确。

那个女孩把关于快感的问题摆上桌面，那种把自己的全部交付给另一个人，完全的信任，并在极度不自由的情况下去感受真正的自由，那种因为被逼迫而产生的快感。她说道据她所知，那是丽贝卡的第一次，但她热情十足地想要尝试。开始之前他们喝了点酒，抽了点大麻，接着那个男人从他自己的房间里拿出用大麻纤维做成的绳子，还有安全刀。他向她们俩提议想要试验一个全新的姿势，叫作“跷跷板”。他将会以让她们平衡重量的方式绑缚她们，当第一个女孩落下来时，第二个女孩升上去开始窒息，而他会对正在窒息的女孩做一些刺激性的事情。接着当第二个女孩落下来时，第一个女孩再升上去，窒息，被他刺激。

他们就这样玩着跷跷板，直到另一个女孩的膝盖坚持不住了，而丽贝卡开始在上面挣扎起来。先是动脉压在升高，接着窒息感越来越强烈，最后是心脏。只有当W.P.用那把安全刀割断了绳子，才让她幸免于窒息而死。

“在类似这样的行为中需要理解的一点，”那个律师松了松衬衣领口补充道，“在于缺氧和肉体快感之间的关系，尽管在真正可靠的‘日式绑缚’中并不存在这一切。”“很遗憾。”他总结道，“必须能够证明有谋杀意图，必须能够证明那个男人在渴望放荡狂欢顶峰的同时，也渴望着死亡。总而言之，那是丽贝卡能够起诉他的唯一可能性。”

接着，还有他的名字。

W.P.——沃尔夫冈·帕坦尼，邪恶的化身。夜里的时候那个名字在我脑海中响起，像是有人在打鼓，有时候，我会突然惊醒，不停地重复着那个名字，试图把它印刻在我的嘴唇上。“沃尔夫冈·帕坦尼”，我在网络上搜索了他。我在大学网站上找到一张照片，他看起来有些神秘，黑色的挡风镜压扁了鼻子，温柔的脸庞被深色的鬈发环绕，一小撮迷人可爱的鬓毛胡须，酷似达尔达尼央。

作为助理教授，他在大学里有着不错的声誉。据说他从没有试图掩藏自己对于“日式绑缚”的热情——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词向娜娜解释整个事情，我的目光转向了别处——就这样他和丽贝卡在同一个研究团队工作，他的目光落在了她身上。“我们并不算是情人，在那天晚上之前，我们只在一起搞过两次。”他在向调查者做口供时提到，“第一次我们约在博览会地区一家酒店的房间里见面，第二次是在机械工程学院的男厕所里。从一开始，丽贝卡就表现出对绑缚的极大兴趣，我也迫不及待地想要用我的绳子把那个‘黑雕塑’绑起来。”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用他的绳子把那个“黑雕塑”绑起来。

教授沃尔夫冈·帕坦尼。

狂妄的沃尔夫冈·帕坦尼。

禽兽不如的沃尔夫冈·帕坦尼。

但丽贝卡，不管所有的这一切，并不打算起诉他。

为了决定要做什么，他们一直在讨论着。一方面，马尔切罗在用他那软弱的意志去分析、理解和原谅；另一方面，丽贝卡，带着骨子里的那种顽固，捍卫着她的独立、她的生活方式、她对于事实的说法。她，只有她，才知道事情的经过。她坚称没有遭受任何操纵，任何压迫。

尤其是这一点让我不能去原谅她，她在要求着归还她的自主权，我看不起这一点。几个月来她肆无忌惮地欺骗着她的丈夫，欺骗着我们，但偏偏是现在，需要撒一个小谎去对付那个禽兽帕坦尼的时候，律师建议应该把策略放在操纵这一点上，而她突然间意识到诚实的重要性。而我儿子还在鼓励着她，“敞开你的心扉吧，我的爱人，就这一次敞开你的心扉说出所有的事情吧。我想知道你是谁，你的内心里藏着什么，这是我们之间最后一次机会了。”

每一次我把耳朵贴在医院病房门上的时候，都能听到他嘀咕着那样的狗屁，而“黑雕塑”则躺在那里接受着恢复治疗。我甚至无法做到去看她的眼睛。如果由我做主，我会带上双胞胎，登上第一趟火车，让他们尽可能地远离那个疯狂的家。

“怎么可能她会不想起诉他？”当我们正穿行过医院胸腔科室的时候，我问我儿子。

“她不想提这件事。”

“她已经决定要做什么了？我是想说，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我不知道，爸。我能想象到这很难理解，但我不想就这样离开她，在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她必须去寻求专业帮助，我们会谈的，会一起找到解决方案。”

二十二天后，医院负责人同意让她出院。就在丽贝卡跨出医院大门前三十分钟，在位于罗马门的公寓里，我妻子合上了她的旅行箱，亲吻孩子们的额头向他们道别，紧紧地握了一下多丽娜的手，叫了一辆出租车。在中央火车站，她登上了第一趟去那不勒斯的火车。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她愿意和那个脏女人再共处一室哪怕一分钟的时间，我跟马尔切罗说了她的想法，而他睫毛都没眨一下就接受了。

他们的讨论持续了几天的时间，几天又变成了几个星期，接着又是几个星期毫无进展。天气正在变化，渐渐地白天在拉长，在那片巨大的充斥着钢筋混凝土的道路和楼房的居民区里，春天来了，来到了公园里、花坛里，还有所有的人造绿色空间里。

无论是丽贝卡，还是我儿子都没有赶我走：那对双胞胎需要我的存在。我经常带着他们去公园，没有人会问我们要去哪儿，或者我们都做了些什么，他们对他们孩子的这种漠不关心让我感到恐惧。丽贝卡总是在睡觉，而马尔切罗则埋首于工作。我试图从多丽娜那里了解一些情况，但从她慢吞吞的吐字方式里我明白了她并不愿意多说。

那是一段复杂的日子，比秘密会议还要让人更加紧绷着神经。我儿子进进出出于丽贝卡的卧室。我没办法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开始讨论离婚的事情。他们不断地聊着，但都聊了些什么呢？尽管他会避免和我聊到这个话题，但我肯定马尔切罗正在思考着离婚这个事情所牵连的方方面面。最理想的情况是，让丽贝卡彻底地离开我们的生活，然而她是双胞胎的母亲，不能就这样让她赤脚离开，尽管我敢肯定，在所有这些事情之后，没有哪个法官会认可她的抚养权。然而，如果她把他们抢走了呢？怎样做才是对所有人都好呢？彻底摆脱那个小婊子，还是冒着失去孩子的风险呢？

一天早上天刚刚亮，一阵嘈杂声惊醒了我。我起床走进厨房查看：丽贝卡正端着一个杯子小口小口地喝着什么，注视着窗外的风景。我必须承认那是我见过的最迷人的穿着睡衣的女人。“你好，爸爸。”她向我微笑着说道，好像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一样，“你想喝杯植物奶吗？”

我不知道准确来说是什么促使我第一次有了那种想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种确定性，那种像直觉一样在那次清晨短暂相处的时候袭击了我的确定性。我确定她将永远不会有能力成为一位像样的母亲，或者单纯地因为那个微笑。在让我们的生活变成众人瞩目的焦点之后，从她的脸上看不到任何内疚或者羞愧的痕迹。对她来说我们不过是一些平庸的家伙，只因为我们不会像绑香肠那样把自己绑起来，也不会让每一个路过的人搞自己，并冒着窒息而死的危险？

是的，是那个微笑促使我第一次有了那种想法。

我知道我一直都是一个肤浅的人，一个贪婪的人，一个懒惰的人，一个保守的人。我从来没有真的去考虑过事情的内涵。对于我整个的存在，我选择不去审视我的灵魂深处，也不去审视别人的，作为回报，我得到了一种巨大的宁静。我喜欢在面对复杂的问题时找到简单的答案。即使是给一个帮派大佬做顾问，我也能保持一个小职员的沉着冷静，还有那种像是从蚂蚁类动物那里遗传到的温和。我曾错过一些能够自己去争取机会的机会，就像我儿子会在他那些没有意义的软弱的话语中提到的那样。在那十年的炼狱时光里，我从没有去过巴里古城，我只是抽着我自己的烟，观察着自己的生活，稍稍触碰着我自己的思想的表层。

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要彻底摆脱丽贝卡，我要完成那个愚蠢的沃尔夫冈·帕坦尼没能完成的献祭仪式。

那是让她停止微笑的最快的方式。

你好，爸爸。你想喝杯植物奶吗？

我没说话。我站在那儿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她，隐隐约约能看到她裸露在外的脖子上的那些青肿留下的斑痕。

“那么，爸爸，来杯牛奶？”

我咬紧双颌，强迫自己看着她的眼睛。“你知道他叫你什么吗？”我低声说，“你知道吗？‘黑雕塑’，他是这样叫你的。而你什么也不做。”

我没有等她回答我。我甩下她返回了我的卧室。

接下来的几天，我尽可能少地待在家里，我抱着一种放弃的态度等着我儿子让我离开的那个时刻的到来。我不想抛下我的孙子们在那样的环境里，但如今我也知道我不能再为他们做些什么了。有一天，我从运河边散步回来，马尔切罗告诉我，那天晚上丽贝卡外出，我们应该点一张比萨，在电视上看一部电影。

半个小时后，我想要知道她和谁去了哪儿的那种病态的好奇心退去了，我开始沉浸于这种让人放松的晚间时光，这是太长时间以来的头一次。而这个插曲也证明了没有她整个世界都会变得更美好。后来接近半夜的时候，家门被推开了，丽贝卡出现在门槛那儿，穿着带红色圆斑点的白色衣服，她脱下高跟鞋以免刮花木地板，并随手扔到一个角落，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她走进了卧室。随即我儿子跳了起来，像一只小狗那样跟上她，那天夜里他们也吵架了。

对于一个拥有我这种认知程度的人来说，要想摆脱掉她并不会难。这将会花费我一大笔钱，但我付得起。当有一天你意识到你可以花钱雇人去杀死你的敌人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散发着一种宇宙般的强大的力量，就像一个小孩子在游乐场时极度激动那样。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丽贝卡越发频繁地离家外出。她开始看心理医生，她极少关心双胞胎，大多数时间会把他们扔给多丽娜，有时候也会扔给我，她对她丈夫说话也越发勉强。夜里的时候，透过我卧室的墙，我经常能听到他们吵架，声音很低，却持续不断。我不能完全听清他们的对话，不过总是有些事情丽贝卡想要，但我儿子不想要；有些事情我儿子想要，但丽贝卡不想要；然后还有些事情他们俩都想要，但想要的方式不一样。

一天夜里，我躲在门后面偷听。

“我求你了，让我走吧。”她说道，“难道你不明白这一切都结束了？”

“你的家在这里，”马尔切罗回答道，“和我，还有你的孩子一起。”

在听到那段对话之后，我替我儿子感到一种无限的痛苦。我感觉到的这种痛苦，唐·杰皮诺也曾经感觉到过，那一次，我们路过里雅斯特与特伦托广场上的冈布里努斯咖啡馆，当我想让他给我买一个冰激凌的时候，他流着泪向我坦白说他口袋里没有那么多钱。

而如今尽管我可以给他买任何东西，但我发现他想要的东西我不能允许自己送给他。

一天下午我决定跟踪她。在米兰想要跟踪一个人而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最拥挤的地方，也总是有着令人焦虑的沉寂，人们在街上游荡着，像是被低压电流穿过身体一样麻木不仁，只需要稍微一点点线索就能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但相反。

我在地铁里挤在人群中紧紧跟着她，从克罗切塔到图拉蒂街的这段路程里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她，直到来到在蒙特贝洛街附近的一条偏僻的小路上为止。在一小段步行之后，她来到一栋普通建筑的大门口，按响了门铃，几秒钟之后她便消失在门里了。我又等了几分钟，接着我走过去检查门铃上的名牌。我并不确定自己能找到什么，因为根据我的经验，一个会在大学厕所里乱搞的人绝对有能力做出任何偏离轨道的事情。我的眼睛扫着那些名牌上的姓名，和我脑海中不停回响着的那个名字做着对比，我的心跳飞快。只有当我意识到我将不会找到帕坦尼的时候，当我看到写着“认知心理学诊所贝利萨里奥医生”的名牌时，我才又开始了呼吸。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看到她走了出来。她看起来筋疲力尽，像是刚刚经历了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我试着去激发自己对她的怜悯，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想要走过去靠近她，并给予她我的支持。我是谁？凭什么要以那种方式去评价她呢？她的剧本我已然了如指掌：她不再想要现在这样的生活了。然而，我儿子却一直以双胞胎为借口把她强留在身边。

也许，我思索着，最终以一种致命的方式被绑住就是丽贝卡的命运。

我隔着一段距离在新门大街上跟着她。表面上看去她就像是普通大都市里的一个普通居民，在这里有数百万人都像她一样，会在商店的橱窗前流连，会一边在手机上发着信息一边放慢脚步不停地走着。在那个时刻我全神贯注于我的跟踪行动，以至我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到底走了有多远。我不熟悉那一片街区，我之前从没有来过这里。

突然间所有的楼房都变形了，一直在变得更高更冷漠，透过深色的玻璃看不到任何东西，一阵寒冷的风扫过那白色的石板路。丽贝卡的鞋跟落在那花岗石板上发出的声音回荡着，让那个地方变得更加险恶，无情。甚至连有轨电车的站台也消失了，那是我在那座城市里唯一确定的东西。在某个时刻，在一片荒芜中，丽贝卡停了下来。那一瞬间，我屏住了呼吸。

我以为她发现了我，本能反应地躲到了一个水泥拱廊下，她便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但当我再次向她的方向望过去，我看到她正在用手势和一个躲在玻璃门后面的人交流着，我看不到那个人。她先是对他微笑，接着抬起一只手，挥舞着打招呼。另外一边的那个人打开门，来到那荒芜的街道上，指着一个酒吧，那里挤满了人，放着大声的音乐。那个男人迎着她跑过去，抱住她，丽贝卡回以一个热情的唇吻，接着他们走进了那个酒吧。

我认出了他，就是他，就是我在大学网站上看到的那个留着鬓毛胡须的酷似达尔达尼央的男人

那天晚上丽贝卡心情大好，对她的孩子很好，对她的丈夫很好，在我们相互漠不关心的前提下，对我也很好。如果一个市场营销顾问在那个时刻突然出现在那儿，很有可能会让我们签下合同在一个广告里演一个快乐的家庭。我对我曾经还试图去怜悯她感到羞愧。

第二天，我问马尔切罗知不知道他妻子每天都去哪儿了，他回答我说她是去一个心理医生的诊所。

“每个下午？”

“好吧。”他表情痛苦地说道，从扶手椅上站起来，“我认为你是时候返回那不勒斯了，我很感激你在这一段时期里所做的一切，我们所有人都很感激你。”

我相信让双胞胎在没有母亲的情况下成长更加糟糕，那样还不如让他们在一个婊子母亲的养育下成长。我不能够让他们俩变成孤儿，那样的话我将不会原谅我自己。接着，我又感觉到，马尔切罗猜到了我的意图。

站在我面前的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失败。在所有那些年里，我一直渴望着我儿子的命运能够远离那种堕落，我干预了一个地方小流氓的成长过程，我为了完全控制局势，让他远离了他最好的朋友，再把他转变成我所希望的那样。一个理性、现代、富有的男人，然而事实上，他却变成了一个软弱的人，面对障碍时无力反抗，他被他开阔的思想奴役着，沉迷于一个女人。但那都是我的错，我贬低了他，直到他失去了整个自我，就这样，当他站在深渊的边缘向下审视的时候，为了不跌落进去，他激活了对于一个有文化的好男孩来说唯一可能的选项，完全解放了自己。

现在是时候弥补错误了，我必须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参与进去。那感觉就好像是回到那不勒斯的冈布里努斯咖啡馆，在一张位置极好的桌子旁坐下，再点一份唐·杰皮诺从来没能买给我的冰激凌。

我直视着我儿子的眼睛，希望他能明白我有多爱他。“好的，”我回答道，“给我两天的时间。”

那天夜里我在网上搜索着沃尔夫冈·帕坦尼这个名字，发现第二天他将会前往梅扎诺特宫参加一个由大学组织的会议。

如果有一个我一辈子都梦想着能够踏足的地方，那就是米兰证券交易所所在地。

遗憾的是，那座“法西斯风格”十足的神庙，几十年来在我心中像神话一样的神庙，在那些年里从那不勒斯银行的证券办公室里买进和卖出的所有指令都会抵达的神庙，如今已经消失了，缩水成一个会议中心和游客眼中的遗迹。喊叫大厅被一些模块式的空间取代，在那里很多像帕坦尼一样的人轮流发表着他们那温和的进步主义演说，著名的大阳台则变成了餐饮区，还有那受到苍穹启发的群星幕布也被一块现代天窗替换掉了。

突然间我明白了。

我活了一辈子却一直在怀念着一些我从来没有归属过的东西。只有在那些时刻，站在数以百计像羊群一样蠕动着的人群中间，看着他们相互之间礼貌地交换着信息，比如说如何到达黄色大厅、蓝色大厅、卖维生素饮料的酒吧，或是残疾人厕所，我才意识到我的时代结束了，那充满了爱、恨、希望、斗争、致富建设的时光就像是泼出去的水。当年那些渴望佣金的证券经纪人的喊叫、唾液和汗水，如今还剩下些什么呢？

在那个由大学组织的会议上，沃尔夫冈·帕坦尼正贩卖着他心目中的世界，工业不能再产生污染，消费应该符合人的尺度，经济需要更加绿色，科学研究则永远是好的，正确的。在那个世界里，昨天的恶人会变成今天的好人，一如既往，再变成明天的富人。在那个世界里，争夺利益的暴力不再看得见，但却隐藏在数十亿公里的电子化高速公路之中，永不停息地向前奔跑着，在那里买卖永无止境：那是一个没有鲜血的，却是由鲜血建成的竞技场。

我等到会议结束，大厅里的人群都向餐饮区散去。沃尔夫冈·帕坦尼注意到了我，脸上露出白痴般的微笑。

“这是您的。”我说道，并递给他一张支票。

那个禽兽一脸困惑，但依然好奇地盯着那张支票。“我应该用它来做什么？”他轻蔑地问我。

“兑现了它。再去享乐。”

他核对了金额，震惊地看着我。

“都是您的，”我补充道，“如果您愿意永远离开丽贝卡的生活。”

“我不明白。”他低声说，仿佛在看到了那些数字之后，他突然间变得温顺起来，“这和丽贝卡有什么关系？您是谁？”

“请将这份礼物看作是一种不流血解决问题的方式。”我说道，“好好考虑一下，要记住，为了让我们的协议有效，永远不能有人知道这次会面。”

我递给他一张我的名片，便扔下他自己在那里惊愕着。我心情愉悦地离开了梅扎诺特宫，觉得米兰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美丽。夏天的空气让人陶醉，广场中央竖着中指的雕像完美地契合了我的心情。然后一想到我收买了那个男人，一想到我能够给出一个正确的价格来摆脱他的纠缠，我就感觉到内心的平静。

我容光焕发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决定要第一时间返回那不勒斯，但是我要先给双胞胎买一份礼物。我儿子在家中微笑着迎接我，那个笑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他对我说他说服了丽贝卡一起去海边。

“我觉得出门透透气是一个好主意。”我回答。

第二天早上，当我醒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了。我不慌不忙地刮了胡子，准备了一杯咖啡，向多丽娜道别。去海边对他们来说是好事，我思索着，大海能够治愈一切。

当出租车司机正在给我开收据的时候，电话铃声响起，是沃尔夫冈·帕坦尼。

“我决定不接受那张支票。”他依然轻蔑地说道，“我永远不会放弃她，无论什么价格。当然了，我更加不会因为一个带着可怕口音的帮派分子觉得自己能擅作主张而妥协的。您和您的儿子在想什么呢？找到我这儿再用你们的钱收买我吗？”

我的脑海中涌上了很多想法：我本可以向他阐明，在我的动机中包含着什么样的绝对个人意志；我本可以更深入地解释，在我的故事背景以及那笔钱的出处和他拒绝那笔钱的决定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本可以质问他，有哪个北欧家族的人会相信一个姓帕坦尼的人属于他们呢，又是谁允许他说我的口音可怕。

但我什么也没说，直接开始进攻。

我拉长行李箱的拉杆，准备登上那列将带我回家的火车。我缓慢地移动着，从容不迫，像一个如今我已经变成的老年人那样，我早就准备好了一个后备计划。

一旦抵达那不勒斯火车站，我将跳上另一辆出租车，直奔石头脸的办公室，在那儿我等待着被接见，接着被允许出现在他面前。他会问我是什么事情让我担忧以至没有预约就出现，我会告诉他我有意付很多钱为了摆脱一个想要摧毁我的家庭的男人。

石头脸将会向我投来怀疑的目光，将会确认我并没有失去理智，接着在几分钟持续的审问之后，在他确认了我想要的就是沃尔夫冈·帕坦尼的性命之后，他将会向我讲清楚事情的后果，并警告我所有那些我有可能遇到的危险：如果有一天尸体被人发现了，我们的友谊，还有所有那些我们一起做成的事情，都不再能救我一命。到那个时候，我将会回答他：我同意，你尽管去做，我不在意后果。

好的，就这么定下来了，他会补充道，接着，我们会紧紧地握手。明天，最多后天，等完事了之后我的一个手下会通知你。

谢谢，我的朋友，我会那样回答他，接着我会回到家中去见我妻子，然后那天晚上我们会出去吃晚饭，也许会去费利奥雷吃一张比萨。

实际上一切都严格地按照我预想的那样发生了。

只有一个细节在我的计划里被遗漏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也是我现在之所以会在这里，而等一会儿你将会为我挖坟的原因。

注解：

[1]　让·谷克多（1889—1963）：导演、编剧、诗人、作家等多重身份。代表作品《美女与野兽》《可怕的孩子们》等。

[2]　卡拉瓦乔：画家米开朗基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100000意大利里拉上面的人物头像。这里代指里拉。

第五部分

囚徒

2010—2014

过去，它会永远在那里，但已不复存在。

——尼可拉·基亚罗蒙泰[1]

25

“我没有预料到在我们那通电话之后沃尔夫冈·帕坦尼没有处理掉那张支票，也许他在等见到丽贝卡后给她看。”爱德华多说道。他双肘撑在破旧的木桌子上，十指交叉。“事实是他把支票插进了裤子左边的口袋里，两天后他穿着同一条裤子，被石头脸派去的两个手下绑架到某个地下车库里，被勒死了。”

利奥给他倒了杯葡萄酒。

爱德华多继续说道：“遗憾的是，自从乌贼3000变成了一家备受尊敬的跨国公司后，昔日的那种谨小慎微的杀手就所剩无几了。”他拿起酒杯，一饮而尽，“就这样，在把尸体丢弃在郊外路边之前，那些没用的家伙忘记了要清空他的口袋。”

整整一下午，也就是从爱德华多来到流放地之后，美国仔一直在给他倒酒。他是乡下一个卑贱的掘墓人，不知道还能以何种方式陪伴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去面对他的命运。在那颗将会杀死他的子弹和他仍相互分离的那几个小时里，爱德华多把利奥当作他没有料到的聆听忏悔的神父。

“我只有一个遗憾。”最后他说道。

“是什么？”

“今天早上我对我妻子说我会回家吃晚饭，即使我知道那永远不可能了。”

“事已至此你还担心什么？”

爱德华多的脸色沉了下来。“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而那就是我们的永别。我本不应该向她撒谎的。”

利奥打开了卡里姆藏酒的柜子。

“有一件事情我至今仍不明白。”他继续说道，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给他倒满了酒，“关于我父亲，为什么你要撒那个谎？”

“你在说哪件事情？”

“你说过是他在那列火车上放了炸弹，小达尼艾尔·男洋娃娃被炸死的那列。你让所有人都相信了，但那是一个谎言，而你本来就知道……”

爱德华多双手摊开在桌子上。“我那样做是为了让你们停止往来。”他回答道，“那时候，我不希望我儿子和一些圈子有来往……”他抬起头，痛苦地微笑着。

利奥把酒瓶子放桌子上，就像是刽子手最后一次翻转倒计时沙漏一样。

“哎，”他说道，又一次倒满了酒，“这才是你应该感到遗憾的事情之一。”

当那辆越野车载着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来到流放地的时候，夜幕降临已经好一会儿了。从车在垃圾处理站附近停靠的方式来看，美国仔感觉到他们很仓促，不会超过半个小时，一切都将结束。

爱德华多变得很虚弱，比起等待和酒精，是话语耗尽了他。此刻他躺在一张躺椅上，半睡半醒，一张毛毯盖在膝盖上，蚊子闻到他胸口发出的腐肉般的气味在他周围嗡嗡作响。

卡里姆出现在院子里，表情严肃地说：“他们到了。”

爱德华多突然紧张不安地抽搐起来。尽管发生了这一切，直到最后一刻，他依然抱着会被赦免的希望。石头脸应该会相信，即使进了监狱，他也绝不会开口。然而这都是协议好的，爱德华多已经接受了。

对于那些发现了沃尔夫冈·帕坦尼尸体的宪兵来说，只需要检查一下那张支票上的开票人就足够了，他就这样成了嫌疑人，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在审问过程中，爱德华多要求见律师，石头脸则派出了他手上最好的律师，他的头发油亮，肌肤黝黑，戴着橙色框眼镜，驳回了每一项指控，让爱德华多以自由人的身份离开了警察局。

但是，还能过多久他会再次被抓去审问呢？还需要多久那些调查员就能把支票、谋杀和在乌贼3000的顾问工作联系起来呢？石头脸永远不会为了一个从没坐过牢的前银行职员的一时狂热，拿自己的帝国冒险。

爱德华多从躺椅上站了起来。他已经活过了，此刻他将死去，他思索着，没有什么不对的。来到生命终点站的景象并没有他曾想象过的那么糟糕。只是此刻将要被埋在一个地下坑里，他觉得自己身上将不会再有那堵塞下水道的气味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想着很快就可以再次拥抱唐·杰皮诺和阿玛莉亚了，便高高地举起酒杯道：“我们走。”

卡里姆开始向马厩那边走去。“我们动起来吧。”

在那一瞬间，爱德华多做了一个将会永远改变利奥命运的举动：他紧紧地抱住了他，温情满满，像是抱住了马尔切罗一样。“永别了，美国小鬼。”他在他耳边说道，“好好照顾自己。”

接着，当卡里姆把爱德华多他从拥抱中拉扯出来的时候，从未有过的那么汹涌和苦涩的泪水从他眼里涌出，他对着利奥嘀咕了些什么，在那个时候利奥认为那只是一个将死之人的胡言乱语。只有在很久以后，很久以后，他身上沾满了血腥味，拖着尸体来到河边，远离所有其他那些无名的尸体；很久以后，他感觉到手上的老茧隐隐作痛；很久以后，他把爱德华多的尸体安放在坟墓里，他才终于明白那些话语：向他讲述，你要活下去，向他讲述。

接下来的一个秋天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水灾。四个小时内一百二十毫米的降雨量淹没了整个乡下，到处是淤泥和漂浮着的废墟碎片，前所未有。

除此之外，再加上坎波拉塔罗大坝要被打开泄洪这个可怕的主意，还有萨莫奈农民在面对所有不是从地下来的东西时出了名地不知所措。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已经习惯了扎根于土地，并不懂得如何应对从天上来的水灾。道路凹凸不平积满了水，桥梁倒塌，树被连根拔起，庄稼被糟蹋，地窖被淹没，还有大量的牲口被洪水冲走。

第二天，天刚刚亮，隆隆作响的地狱之水平静了下来——一种让人哀伤的平静，而在流放地上，他们正在计算损失。

“我听说有两个人失踪了，”卡里姆提道，他正铲着淤泥，“也就是说有两个人遇难了。”埃及人继续说。

利奥立刻意识到他错过了一个机会，如果他的头脑足够敏捷，能够趁洪水这个机会躲藏起来，此时也许他就已经自由了。失踪，也就是遇难，所以就能活着。他曾有二百四十分钟的时间可以用来自导自演一场戏，然而当大雨像冰冷的子弹一样落在他房车上的时候，他只是在希望着屋顶不要坍塌，河岸不要决堤，马儿们不要被淹死，而他自己能够幸存下去继续着他那肮脏的没有意义的存在。他没有失踪，也没有遇难，甚至也没有活着。

两天后，绝大部分的水被土壤吸收了，就这样美国仔认为路应该可以行走了，便套上了靴子，向河边的方向出发。他的目光里透露着一丝焦虑。

桑树和合欢树都被压倒在自己身上，而河床冲破了河堤向外扩张了足足五米，淹没了所有东西。周边还剩下的植物露出水面，让人感觉像是身处在热带环境中。就这样，向前走着，走在废墟碎片上，走在岩石间，一直来到那关着狐狸的牢笼。他看到那张钢丝网已经被愤怒的雨水冲走了。谁知道呢，他问自己，它们是之前就被淹死了，还是之后被洪水冲走了。

有什么东西滑落掉进水里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只狐狸的尸骸，跟着水流向西边漂去。

他向那座泥煤堆成的小山投去焦虑的目光，幸好没有坍塌。他的秘密仍然安全。

“明天你要一点一点认认真真地检查垃圾处理站。”晚些时候卡里姆一边命令他，一边移动着木棒整理着炭火中燃烧着的煤炭。“我可不想某些货物因为洪水得以重见天日……”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洪水留下来的痕迹渐渐地与周边的环境融为一体。不久，所有人就不再去关心路上遍布的障碍物，斜坡上倒下的橡树，还有已经变成植物泥浆池的烟草种植场里那堆积成山的废墟碎片。然而，如果地理环境正在快速地适应着自己，那么人们会更难回归到乡村生活的轨迹之中。

正是因为这罕见的气候，才有了要去小镇上买东西的提议。自然那种妥协是有条件的，卡里姆匆忙地向他解释着，必须在早上七点之前赶到，不能偏离事先定好的路线，这都是为了把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交流减少至最少。利奥接受了提议。

这份委托的官方理由在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美国仔在这片流放地上所担负的职责在逐渐地减少。因为帮派内部的经济活动正在一步步合法化，事实上，送过来的货物的数量在减少，在那一年年末的时候，减少到零。

利奥经常会质问卡里姆，如果再也没有尸体需要被埋到地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最初几次，埃及人会从容不迫、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为犯罪分子工作，而犯罪分子会杀人，然后会需要让尸体消失。”但最近这段时间，提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个男人的脸上则写满了苦涩。“我不知道，”他很烦躁，“为什么你总是问我同样的问题？”

实际上，利奥总结着，如果帮派决定要降低成本，并且不需要一个没有工作的掘墓人，那么在未来就更加没有可能会需要一个空监狱的看守，所以很清楚的是：卡里姆给他那份委托是为了能有更多的机遇。而出于同样的道理利奥假装接受了委托。就这样，每个星期三次，他一大清早醒来去买东西，为维持流放地做出贡献，尤其是此刻，菜园已经被毁了，牲口里也只剩下马儿们了。

但，不是所有的马儿。

一段时间以来，有几匹马都得了病，慢慢地相继死去，一次一匹。有几次，美国仔注意到卡里姆忧心忡忡地在那个女孩父亲的马厩里徘徊。有一天，利奥碰巧在那附近，看到兽医给一匹马打了一针，几个小时后，那匹马便在它自己的舍栏里死去了。在被问到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埃及人回答说，一种异常顽强的肺部病毒在那些牲口之间扩散开来。

当他来到小镇上超市后面的时候，一个跛着脚、扎着马尾辫儿，带着战争幸存者的气质的五十多岁的男人，给他打开了仓库的钢门，甚至没有跟他打招呼，便放他进去。

通常，当他刚跨过门槛的时候，要买的东西已经被打包好放在那儿等着他了。而利奥只需要把那些东西装进后备厢，再上车，十分钟内他便回到了流放地。在那样的场合里，他会贪婪地看着四周，瞄准每一个最小的细节，体验着那种甜蜜却有毒的自由的味道。他会问自己，就在他刚上车再次出发的那一刻，那个跛子会不会习惯性地给卡里姆打电话通知他，囚徒正在回去的路上。

那天夜里他听到一阵敲门声，他睁大眼睛，一跃而起，走过去打开房车的门。被黑暗笼罩着的乡村，被一支点着的香烟微微照亮，他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是他父亲。一头金色的长发，看起来很年轻。

“来吧。”蜘蛛人说道，“有一个人需要被埋葬。”

利奥一声不吭地跟着他。

在一段他觉得没有尽头的时间里，他们并排走着，美国仔感觉到自己很轻盈，很快乐。

“爸爸！”他喊道，“爸爸！我还记得你夹克上的味道，你枕头上的，那些香烟的味道，你的味道，爸爸……”

他们来到垃圾处理站附近，蜘蛛人拿出一把铁锹，递给他。“挖吧。”他命令他，“记住，好儿子，挖深一点。”

利奥开始挖坑。

他没有想别的，一个劲地想要挖得深一点。他挖着，额头上沁出汗珠，直到出现一根烧得通红的火把，照亮了一片相互交织的地下隧道。谁能够建造出那个迷宫？

那种幸福感消失了。“爸爸！”他叫嚷着，他自己声音的回声又反弹到他身上，“爸爸！”他重复着，进入那片地下隧道。火把的火焰烧得正旺，很热。利奥开始流汗。

“好儿子。”他听到远处传来一个声音，“过来吧，不要害怕。”

利奥没有害怕。

他走了有几个小时？几天？几个月？手里拿着火把，他每走一步靴子都会深深地插进地里，到处是崎岖不平的沼泽和打湿了他小腿的淤泥。他听到狐狸在远处奔跑着，还有那偏执的恐惧的嚎叫声。突然他感到一阵风吹来，地下隧道开始坍塌在他身上。

“爸爸！”利奥叫嚷着，“爸爸！这里所有东西都要塌了！”

没有回答。

他开始奔跑。在他身后隧道坍塌了碎成粉末落在自己身上，扬起的沙子和灰尘遮挡住了所有的去路。“爸爸！你在哪儿，爸爸？”他号叫着，声嘶力竭。

接着火把熄灭了，此刻一片漆黑。利奥停下脚步，在一片废墟中看到一扇敞开的门。几百米的距离，他就安全了。他看着自己的双脚，靴子已经不见了。

“爸爸！”

“对不起，好儿子。”蜘蛛人说道，不过此刻的蜘蛛人却有着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的脸庞。

“文森佐去哪儿了？”

那个男人迷惑地观察着他。“你在说什么，好儿子？是我，你看不到我吗？”他问道，“是我，蜘蛛人。你瞧，我们来了……”

利奥仔细观察着隧道的尽头，外面有阳光。河水的汩汩声传到了他的耳旁。

“走啊。”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说道，“走啊。”

“去哪儿？”

“外面。”

他没有等他重复第二次。他趴在地上，开始用膝盖向前爬，他穿过了隧道，从隧道的另一头出来。“我哪儿也去不了，”他对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说，“有钢丝网挡住了我。”岩洞与河流之间被一块厚厚的钢丝网隔开了，“我该怎么办？”

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耸了耸肩。“你瞧。”他说道。

他仔细望过去。水痘先生，他儿子的木偶，此刻被放在河床上，渐渐地，开始肿胀。利奥全身瘫痪，被恐惧包围。“不！不！”他号叫着，“维尼，不！”

水面不停上升，吞噬着水痘先生的身体，美国仔的喊叫声变得越来越悲痛。“不！维尼，小心！”

利奥转过身。在他身后，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坐在地上，跷着二郎腿。“帮帮我！”他紧逼着他说，“让我从这里出去！让我从这里出去！”

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从衬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包好彩牌香烟。“叫我爸爸。”他说道，点燃了一根烟。

“但你不是我父亲。”

“快叫我爸爸！”他对着他喊，“不然你就出不去。”

接下来的几秒钟里，美国仔检查着那涨满的河水，从那儿只差一点他就能抓住那个木偶，接着，他转身面向那个男人，低下了头。“好吧！”他号叫着，“爸爸……”

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在一块石头上掐灭了香烟，站起来。他张开双臂，微笑着。

接着突然间，水涌入牢笼，而就在利奥意识到洪水正在淹没的是狐狸牢笼的时候，洪水也淹没了他。

26

亲爱的哥哥：

这一次我是带着满心的喜悦给你写信的。你不会相信的，但尼可拉向我求婚了。我本来已经不再抱希望了！我自然是答应了。你意识到下个月我就年满三十五岁了吗？婚礼的日期定在了夏天。我希望等到那一天的时候，你会在我们身边。关于这一点我和相关的负责人聊过了，他跟我提到如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你表现得好，这个可能性是有的。我希望如此！我需要有人陪着我走上圣坛，谁会比我的哥哥更合适呢？你能想象到吗，我要结婚了，和尼可拉！那个总是被你拿他的椰子头开玩笑的小男孩！我不应该说出来的，因为这种事情谁永远都无法预料，但我坚信我们将会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现在我得走了，坚持住，好好照顾自己。

拥抱你的

皮奴西娅

在二〇一三年年末，皮奴西娅的来信，像是披上了华丽的外衣，透露着一种残酷的乐观，卡里姆从头到尾反复检查着那封信，充满疑惑，而利奥的日常思维也被彻底打乱了。

几个小时后，果然，当美国仔回到房车里盯着镜子看的时候，他已经认不出自己了。三十七岁。消瘦的脸庞，被漫长的冬天折磨而衰弱的身体，泛白的长发，被遗忘的胡须，暗淡无光的蓝色的眼睛。上一次他照镜子对自己满意是什么时候？在十二年的囚徒生活之后，曾经那个充满活力的爱说大话的小男孩，那个会在衬衣口袋里插一把梳子，会在头发上涂发胶发蜡的小男孩，如今则变成了一个没有个性的枯萎的野人。

他忍不住流下眼泪，克制着已经冲到了嗓子眼的想要喊叫的欲望，开始用拳头砸向房车的轧钢墙。

压倒他的，让他屈服的并不是那封信本身，甚至也不是能够参加婚礼的那种可能性，而是他那种艰苦的孤立状态遭到了入侵，遭到了疯狂的入侵，遭到了日常琐事的入侵——我需要有人陪着我走上圣坛……遭到了人心虚伪的入侵——我希望等到那一天的时候，你会在我们身边……遭到了世道变迁的入侵——我和相关的负责人聊过了……而那个相关负责人却不能够像曾经那样威胁到她妹妹，所有这些入侵都揭露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别人的生活都在前进，而他，三十七岁正值壮年的他，在时间的夹缝里与世隔绝了十二年，穷途末路。

白天的时候，在一个接着一个的休息时间里，他在流放地里闲逛着，寻找着更坚韧的树枝想把绳套挂上去。如果能在那棵合欢树上自缢他觉得也不错，尽管那棵树在水灾之后再也没有复苏，而且会被卡里姆从排屋里看到。

河边的橡树将会是完美的选择，它们顶得住洪水的冲击，肯定也不会被他的重量压断。尽管他将会选择服下大剂量的为马准备的克伦特罗中毒而死，他仍然会选择在河床那片地方。等他吞下那致命的药水后，他将会用最后的力气攀爬上那座小山，从那儿他将会望着银河，永远地离开。难道像这样死去不是很完美吗？没有人会去报复米娅或者文森特。遗憾的是，这一点他明白得太晚了。

夜里的时候，相反，他会梦到自己已经死去了。在那些瞬间里，当为马准备的轻泻剂在他体内翻滚，或者挂在橡树树枝上的绳子勒紧他的时候，他感觉到自由和快乐，为能够自己解脱自己而快乐。那种感觉是如此强烈，强烈到让他惊醒，尽管紧接着他会意识到自己还活着，紧接着他会突然大哭起来。

直到一天早上天刚刚亮，他睁开双眼，从房车里拿出了一架梯子，然后静悄悄地沿着小路向河边走去。渐渐地，天色亮了起来，他来到河边，把梯子靠在橡树上，拿出绳子挂在了一根最粗壮的树枝上。

他将绳子打结套在自己的喉咙上，用双脚撑着自己，闭上了眼睛。在那一瞬间，从山谷里吹来一阵寒流拍打着他的后背，摇动着橡树的枝丫。梯子也跟着晃动起来，差一点他就要跌落下去。

美国仔睁开眼睛。“风是自由的，你能听到它的声音，”他回忆着，“但你不知道它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他从来没有相信过福音书上哪怕一个单词，甚至此时此刻他也不能说他相信，然而从他记忆的最深处突然冒出来《圣经》里的那一段。“一个年老的人如何能获得新生？”法利赛人尼科迪姆问耶稣，“也许他能够再进入母亲的子宫，第二次出生？”

他低下头望着那座泥煤堆成的小山，脑海里再一次回响起爱德华多生前最后的话语，那是第一次他觉得他听懂了。

戈德瑞克迈着大步奔跑了过来，它睁大眼睛，吐出舌头，因为害怕而不断地低吠着。利奥钻出绳套，将绳子从树枝上取下来，他走下梯子，开始向着流放地走回去。他回到房车里，盯着厕所里的镜子，摸着那张他已经无法辨认的脸庞。他抓起一把剪刀。

一个小时后，当流放地在冬日温和的阳光下开始醒来的时候，刮了胡子剪了头发的利奥命令那只德国牧羊犬上车，他启动了引擎，喃喃自语：向他讲述，你要活下去，向他讲述。

就在他重新进入母亲的子宫第二次出生后的第一天早上，他要去小镇上买东西。

那个跛子从来不说话，但他喜欢狗，所以每一次当他看到戈德瑞克从车上跳下来的时候，他的脸上就会开始放晴。那天早上也是，那只德国牧羊犬提前察觉到那个男人的情绪，便全身心地信赖于他，任他抚摸，等待着小饼干。

“一切都好吗？”利奥问他，想借机开始一段对话。

“你刮胡子了。”那个跛子说道，推开仓库的大门，“你看起来像是一只刚剪过毛的绵羊……”

他把手插进口袋，掏出一块小饼干，扔向戈德瑞克。那只德国牧羊犬像往常一样安静地贪婪地吸吮起来，接着，他用那条好腿撑着弯下腰，梳理着它背部的毛。

利奥检查着袋子里的东西。“全都在这儿了？”

“全都在这儿。”

“喂马的草料呢？”

“不在今天的清单上。”

“怎么会不在？三袋五公斤的。”

“我不觉得，并不在。”

“好吧，不过仍然要拿。你去拿吧。”

那个跛子向他投来像往常一样的烦躁的神情。“我不知道仓库里还有没有。”

“快去拿。”利奥重复着，“与此同时我先把这些东西装进车里。”他吹了声口哨，戈德瑞克跟了上来。

等待的时候，美国仔点上一根香烟。他观察着四周，渐渐地，仓库外面的生活开始热闹起来。汽车的数量突然多了起来，街道另外一边的金属帘门，之前当他离开的时候总是关上的，此刻已经被升了起来，向里面望去，一家正在准备营业的咖啡馆露出一副半睡半醒的容貌。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年轻人，一个果断的动作，那个年轻人打开了位于角落的一个加油站大门上的锁链。自从他被囚禁在流放地以来，那是第一次他有机会观看到这个世界醒来的模样。那种生命力的爆发让他激动不已。

他走进仓库。“有人吗？”他喊道，谨慎地移动着。

一片寂静。

他向仓库深处走去，成堆的木架子上放着用玻璃纸包裹起来的产品，这些产品将会被摆到超市货架上，他开始意识到这个地方比他之前想象中的要大得多。

“哎，伙计，我必须走了……”

他的声音打到最深处的墙壁上，再反弹回来，缓和了许多。他看到在走廊的尽头有一扇敞开的门，从房间里溢出黄色的嗡嗡作响的霓虹灯光，他决定走进去。

在那个没有窗户的阴暗的小房间里，空气污浊又肮脏，充斥着一股煤气味。写字桌上一堆杂乱无章的文件，亮着的电脑屏幕，一杯已经冷却了的茶。不远的地方，在一个托架上，摆着露营专用的一个小炉灶和一个小锅。

他听到从仓库里传来砰的一声，片刻之后，一个自动化铲车开始运转。利奥正准备出去，但就在要出门的那一瞬间，他的目光落在了那张写字桌上。在一个角落里，在茶杯和一堆纸中间，有一部手机。

就这样他有了一个想法。

全凭着直觉，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抓起那部手机，把它塞进口袋里，紧接着他离开了那个阴暗的小房间，向仓库大门走去。

但是已经晚了，那个跛子正从自动化铲车上把装着草料的袋子卸载到车旁。“你去哪儿了？”他问他。

“我正想要问你同样的问题呢。”利奥回答道，他试图表现得从容一些，“我去找你了。”他补充道，并抓起一个袋子，扛在肩上，“你花了太长时间去拿这些东西……”

“你绝对不能从这里走开，明白吗？”那个跛子反驳道，“你想给我添麻烦吗？”

“我？我能添什么麻烦……”

那个男人用严肃的目光注视着他，不确定应不应该相信他，接着，没有再多说一句话，他操作着那台自动化铲车返回了仓库。片刻之后，那扇钢门砰的一声被狠狠地关上了，而利奥独自一人被留在了街上。

那是一段折磨人的等待。他感觉到天上地下的万事万物都在和他作对。

不出所料，卡里姆因为他的晚归责骂了他一顿，并派他去菜园里干活。那时候正好是新月，冬季播种的任务落在了他身上。西红柿，青椒，茄子，还有罗勒。晚些时候埃及人找到他说有一匹马儿肺部积水，那天晚上兽医会过来一趟。接着他又开始移植蒜头和葱头。

下午的时候他在计算着时差。他必须等到米娅回到家中，可以肯定的是，尽管石头脸每个月都会给她寄钱，她也需要找一份工作，必须确定将会是她接电话。

然而如果他们搬家了呢？这是需要想到的一个可能性。在那种情况下新的住户能够提供他们的新号码吗？成堆的问题在他脑海中越转越快，又产生了越来越多他之前没想到的疑问。如果是文森特接电话呢？关于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事情他知道吗？

你父亲死了。

你父亲离开了，踏上了一次漫长的旅行。

你父亲连一把刀都不会用，现在变成了一个奴隶。

你父亲觉得报仇比我们更重要。

你父亲……[2]

接着，突然间，当他弯下膝盖插着那些该死的蒜头和葱头，潮湿的空气紧紧贴着他后背的时候，他脑海中浮现出最可怕的想法，但也是所有的想法中最简单的想法，在多年的分离和沉默之后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米娅身边有了另一个男人呢？如果当年她去买信纸那家店里的帅气店员持续不断地邀请她共进晚餐，而随着时间推移她被说服了呢？有没有这个让人心碎的可能，就在他站起来脱下手套的这个瞬间，文森特正对着另一个男人喊爸爸呢？

事实上，十二年过去了，他还能责怪她什么呢？

十二年了，没有见面，没有触摸，没有说话；十二年了，想想看，她嫁给了那个男人，和那个男人生下一个儿子，接着那个男人回到意大利参加他母亲的葬礼，再也没有回来。

晚饭过后，哈特福德那边已经是下午快结束的时候，他坐在他那张行军床上，表情呆滞，空虚，无精打采。甚至他想要打那通电话的欲望已经消退，已经变成一次纯粹机械的尝试，就像垂死之人的呼吸一样。

他回想起那一次，当他抵达美国几年之后，在电影院里的饮料自动售货机前遇到米娅的场景。在之前的那几个星期里，他注意到她没有再和她的男友一起出没了，她的男友是那种典型的来自哈特福德东区的浑身肌肉的金发牛仔。而她有着深色的皮肤，甜美的眼睛里没有不快乐，不过依然透露着忧伤。她身上穿着一件刚过膝的绿色连衣裙，腰上束着一条花丝带，深色的袜子，擦亮了的带跟鞋子，这些都暗示了她就住在那附近。“你是来自这一片的？”他问道。

米娅点头示意。“我父母来自波多黎各[3]。”

“我就知道。你太美了，不可能是纯美国人。”

“在康涅狄格州没有哪个女孩子是纯美国人。”她双手紧握着咖啡，“你要买什么吗？”她问他，注意到他站在那儿不动。

有那么一瞬间，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交织在一起，彼此都不能张开口说出哪怕一个词。直到售货机的蜂鸣器发出声响才打破了沉默，双方才都感觉到一阵轻松。

“那个家伙呢？”利奥回过神来问道，心跳加速，“你们不在一起了？”

米娅对着他微笑，接着把咖啡杯扔进垃圾箱，便开始向着入口走去。

“哎！”他喊道，“你就这样走啦？”

“快点，赶紧的。”她告诫他，“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

他打开手机的翻盖。很多年前他也曾经拥有过一部类似的手机，然而此刻他的手指，在多年的田野工作后变得粗厚，费力地在键盘上移动着。终于他成功地输入了号码，摁下绿色的按键，把手机贴在耳朵上。他咽下一口口水，眼睛死死盯着正前方。

不知过了多久电话线路通了。

数百万从手机发射向人造卫星的无声电子，还有数百万在那一瞬间他内心体验到的无声情绪，全部都交织在一起。人类建造了道路、水渠、宫殿，还有桥梁、金字塔、火车、飞机、人造卫星；人类能够在太空旅行，能够克隆出两个完全相同的人，能够在大海的最深处找到油田。然而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成就，会像他此时此刻能够给她打电话这个事实那样重要。

“喂。”一个声音说道。

不可能搞错，那是米娅的声音。比他记忆中稍微沙哑一点。

“米娅。是我。”

“利奥？”

“是的。”

“哦，我的天哪……”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线路可能会断掉。你怎么样？”

“我怎么样……我好……你从哪儿打过来的？”

“从意大利。”

“我以为我再也不会有你的消息了。”

“我知道。”

“我已经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你再也没有给我回过信，也没有人跟我说过任何事情。如果不是你妹妹偶尔……哦，我的天哪……”

“我度过了一段糟糕透了的时期，但现在情况在好转。”

“你意识到多长时间过去了吗？”

“太久了。”

“十二年，利奥。十二年。”

“在所有这些时间里，我没有一刻停止过想你。”

“没有一刻我不在问自己，为什么你对我们做了这样的事。”

“如果我事先知道我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我绝不会……但事已至此。我不能回到过去。”

“太多的生命被浪费掉了。我们的生活，你的和我的，还有你儿子的。”

“我知道。”

“爸爸四年前死了。你缺席了他的葬礼。”

“老阿尔曼多……”

“为什么偏偏是现在打来电话？”

“……”

“所以呢？你想要什么，利奥？”

“我想回到你和维尼身边。我想回家。”

27

他来到柏树篱笆旁边，那是一道保护着垃圾处理站免受气流冲击的防风篱笆屏障，他从树枝上取下可口可乐易拉罐。利奥仔细观察着那片绿色的簇叶，密不透风。那些树叶，像平常一样薄薄的带着刺，其中混杂着另外一些树叶，新长出来的，更光滑，颜色更鲜艳一些。春天就这样宣告着自己的到来，冬天渐渐地苍白无力地投降了。

尽管在春天的时候干活是一件更愉悦的事情，不会太艰苦，但他更喜欢在冬天干活，冬天的土地在为以后的收成做着准备，它会倾尽所有地去抵抗着那试图摧毁它的自然力量。想要幸存下去的精神才是真正的生命力。杂草、雨水、淤泥、大雪，都是需要它去顽强抵抗的考验。没有这些，到了夏天的时候番茄酱的味道就不会那么浓郁，更不用说所有那些脆弱的春季蔬菜，还有那些诱人的水果，像是任性的女孩子一样，只有在外面的环境得到控制之后才会抛头露面。

利奥用力推开堆草房的门，那个女孩正躺在草料堆上，赤裸着，双腿张开着在等着他，他向前迈了一步，停下来观察着她阴部上微微发红的毛。在听到了米娅的声音之后，面前的这一具肉体对他来说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卡里姆和你父亲整天都在捣鼓什么？”他问她，语气粗鲁。

那个女孩微笑着，向他展示着她那腐坏的牙齿。“为什么你不停止问问题，然后操我呢？”

利奥毫不犹豫地抓起她的头发，把她拽倒在地板上再拖着她走。“快说，”他咬牙切齿，“不然我就杀了你。”

那个女孩顺着他的动作，用膝盖撑着自己。“好。”她向他哀求，“我什么都跟你说，快放开我……”

利奥松开了她，一小撮肮脏的没有光泽的头发残留在他的手指之间，他把她推回到草料堆上。“所以呢？为什么他们总是在窃窃私语？”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一点都不明白这里发生的事情……”那个女孩嘀咕着。

“那你告诉我，”利奥回答道，“我应该明白什么？”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那些马儿都病了？它们都以同样的方式死去你不觉得奇怪吗？”

“卡里姆说它们得了肺部传染病，病毒在它们之间传播……”

“是的，怎么会不是呢？”她冷笑着说道，“关于地下赛马的病毒……”她的声音又开始变得刺耳。她的脸庞开始扭曲，像是紧张地抽搐时那样，“是我父亲帮助他给那些马儿下药，”她继续说道，“你知道下什么药吗？青蛙汁……那种药叫皮啡肽，从青蛙皮里提取，可以让马儿感觉不到疼痛，这样比赛时马儿会跑得更快。但是会让马儿的骨头衰弱然后断裂，这个时候就只能宰了它们……”

利奥一只手摸着下巴，“为什么不等着它们从骨折中恢复呢？”

那个女孩对他恶毒地微笑着，“因为一匹腿不好的马儿会引起怀疑。你明白吗？病毒那一套说法只是为了不让大佬怀疑的一个幌子。”

利奥惊了一下，“你是说石头脸对于地下赛马毫不知情？”

那个女孩点头示意。“你去转一圈看看，就会意识到那些马儿根本站不起来，全部都脚踝纤细，胸膛粗壮，都是为了让它们跑得……”她向前趴着，然后用膝盖撑着跪起来，“现在你可以操我了吧？”

利奥俯下身子，看着面前那个女孩沾满灰尘的脸，接着用双手托起她的头，仔细观察着她那双棕褐色的眼睛，那双扁平的眼睛像一堵墙，墙后面藏着无底的深渊。他什么感觉也没有。有那么一瞬间他尝试着对她抱有一种怜悯的感情。他感觉到像是冬天过去了却什么都没有到来，甚至连春天也没有。接着他松开手放下了那个女孩的头，捡起堆在地上的衣服，扔给她。“拿着。”他说道，“穿上衣服。”

“一切都清楚了吗？”利奥紧紧握着手机问道。

“是的，明天我会给在圣胡安的桑塔叔叔打电话。”

“好的……然后呢？”

“然后什么？”

“你爱不爱我？”

“你先从那里出来，然后我们再谈这个。”

“那就意味着你爱我。”

“你先从那里出来！”

“好的。”

“顺便问一句，你什么时候出来呢？”

“很快。”

“很快是什么时候？”

“很快。”

“……”

“米娅？喂，米娅，你能听到我吗？”谈话中断了。起初，美国仔是从他在谈话中断之后心跳突然加速的角度来判断的，他觉得那突如其来的沉默是一种对他的谴责。

渐渐地他开始从正常的角度去判断那次谈话中断，偷来的手机总是会自动关机的。不管怎样，那次谈话的中断反而激发了他，让他的逃跑计划更现实，更具体。谁知道米娅有没有来得及听到他第二次说的“很快”要远远比第一次更令人信服。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他还是不能离开流放地，卡里姆说他必须去小镇上办事，所以就由他负责去买东西。

一段时间以来，埃及人的行为举止变了。可以肯定的是，他并不知道关于跛子的手机的事情，否则到了这个时候利奥早就被一枪打死然后被埋到地下了。应该是关于那个女孩。也许卡里姆发现了，或者她跟他说了。事实是他的态度变得充满敌意，但他却想要掩饰，几乎像是他想要假装表现得镇定，有耐心，想要假装没有人和他过不去，假装没有人正计划干掉他。利奥必须保持警惕，睁大眼睛。

一天晚上，在向他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关于牲口和蔬菜的那些平常事后，埃及人漫不经心地跟他聊起了皮奴西娅的婚礼邀请。

“什么时候会来？”利奥问他，坐在地上，肩膀靠着一块石头。

卡里姆熟练地摆弄着火钳，“我不知道。”

“最近一次有人从那不勒斯过来送信至少是十天以前了！”

埃及人耸了耸肩，“应该是吧……”

利奥转身面向另外一边克制着怒火，从山谷那边吹来一阵凉爽的气流，那是在那个地狱般炎热的日子里唯一的慰藉了。他不应该表现得太过挑衅。

“那婚礼的日期呢？”

“九月底，我觉得。”卡里姆说道，将一块羊排放在烤架上，火烤着肥肉发出滋滋的声音。

“什么时候才能知道我能不能去参加呢？”利奥坚持着。

埃及人镇定地把火钳靠放在炭火盆的一边，抓起啤酒瓶，灌了一大口。

“我不知道，不是我说了算。”

“但你可以帮忙说两句好话。”

卡里姆突然激动地转过身来，他脸颊通红，眼睛发亮，明显是烟雾和酒精的作用。“我只关心那些马儿和这片土地，负责监督你工作。”他傲慢地回答道，“我不会为任何人说好话，更不用说为一个奴隶……”他向地上吐了一口口水，便接着在炭火盆上忙活了起来。“现在抬起你的屁股，把那个托盘递给我。”他继续说道，把那些羊排翻过来继续烤另外一面。

28

那是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当利奥走进排屋，却看见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正坐在单人沙发上，双腿伸展着搭在壁炉上，他嘴里叼着雪茄，短胡须刚刚修剪过的样子。他正在和利奥之前没有见过的两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人讨论地板，楼下的陶砖地板，楼上的瓷砖地板。

“伙计们，你们喜欢镶木地板吗？我妻子一直唠叨着这镶木地板真是烦死我了，但木头在卫生间里容易腐烂，我跟她说过……”

卡里姆，待在一个角落里，像是一块褪色的挂毯，样子看起来像是一个迎着风冲下断崖的人。在他身旁是那个女孩，右眼下面青肿了一大块，还有她父亲，样子看起来像是一个试图从脸上驱赶苍蝇的养牛人，和其他男人的优雅西装以及大理石桌子极不协调。

“喂，美国小鬼，你在这儿啊？进来……”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对他说道，“你想要一杯咖啡吗？一块小糕点？它们可美味了，是马西米诺从莱切带回来的。”他张开双臂指向那两个陌生人中的一个，“我们正在讨论重新装修这里的方案。”他继续说道。

“重新装修？”

“大佬对这个地方有了新计划，要搞一个上档次的东西。他决定要生产上等葡萄酒，你知道的，所有那些人们狂热地瞎胡扯的有机食品……”

利奥在唯一一把空着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那么，美国小鬼，你好吗？”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指着另外一个坐在中间的陌生人，“你还记得大佬的儿子埃托鲁乔吗？他也是在你那个街区里长大的，尽管那时候他不会去街上瞎混，他可不是像你一样的小痞孩……”

利奥抬起下巴向着埃托鲁乔的方向示意，而他也半闭了一下眼睛回礼。

实际上，那个大男孩看上去并不符合卡莫拉后代的典型形象。他脸上的线条精致，柔和，没有人工晒黑的痕迹。他穿着带垂直细条纹的衣服，看起来很朴素，并不优雅。他的眼睛里也并没有那种光亮，他还没有杀过任何人，这一点可以肯定。也许他大学毕业了，甚至在国外拿到了博士学位。一直都是这样，也永远都会这样，利奥思考着，狡猾的人待在自己的家里长大，接着再去街上抢夺那些没那么狡猾的人。

“不，我不记得了。”美国仔承认。

“我很遗憾……”埃托鲁乔垂下了那失望的眼神。

“那么，你想要一块小糕点吗？”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插话进来，“它们还是热乎乎的，马西米诺费了老大劲从莱切带过来的……”

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果断地抓起那块小糕点，用手掰成两半，再把其中一半塞进嘴里，而利奥趁着这短暂的休息时间，向着卡里姆、那个女孩和她父亲那边瞥了一眼。那边的气氛并不好。

“怎么了，美国小鬼？我看着你不太对劲。你确定你都好吗？你整个人都病恹恹……”

“我应该跟你们说什么呢？”他开始讲述，“我没想到会在这儿碰到你们，我已经不再习惯一下子见到很多人……”他指着那张桌子，“然后所有这些你们正在筹划的方案，我都没有预料到……”

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舔着沾满油渍的手指，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美国小鬼，在这里时间过得飞快。我们应该聊一聊。”

“和我聊？”利奥咽下一口口水，“聊什么？”

那个男人向着卡里姆轻蔑地瞥了一眼，从嘴里拿掉雪茄，说道：“我们应该解决一下你搞了埃及人的女人这件事情。”接着他向那个女孩和她父亲的方向望去，“你得承认那可不是什么好主意……”他微笑着，马西米诺和埃托鲁乔也随之笑了起来。突然，门开了，那个聋哑人出现在门槛上，利奥感觉到血管里的血液都结冰了。

“站起来，”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说道，“陪我一起去看看那些马儿都怎么样了。”

“我觉得在名字里一定要涉及这条河，这个山谷。”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说道，从车前座向外探出身子，“但这些该死的事情都应该由马西米诺来负责，他是建筑师，所以应该由他来为这个地方设计点什么……”

那个聋哑人开着那辆越野车来到垃圾处理站附近。车门锁弹起，利奥下了车。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打开车门，一次一条腿地迈出来，颤抖着，撑着车门内侧的把手，直到整个身子都挪了出来。“过来，美国小鬼。”他说道。他让利奥搀扶着他的手臂，向着马厩走去。“这些家伙是多么的英俊，多么的有表现力。”他补充道，“它们肯定比人类更有尊严。”

利奥思考着这一点。马儿的尊严是那些并不真正了解它们的人，那些从没有见过它们死去、分娩、拉屎、折断一只蹄子的人，在没有任何根据下相信的公理之一。

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从山谷吹来，弄乱了他那些脆弱的用于掩盖秃顶的头发，再透过那蓬乱的像沾染了乳汁一样黏黏的头发，显现出那有斑点的粉红色的头皮。“这儿总是会刮这种该死的风，嗯？”

利奥点头示意。

马西米诺的想法，同时也是石头脸和他儿子埃托鲁乔赞赏有加的想法，是建立一片农业地产，附带豪华的餐厅和酒店。他们将会在这块土地上生产莱切小糕点。原始配方里需要用到加糖与鸡蛋和的面再混合猪油，也就意味着需要养猪，否则可以用牛油替代，所以需要养母牛，然后需要养母鸡产蛋用来做糕点里的奶油。整个的零公里食品产业链将会在那片未开垦却已经用无数尸体施过肥的土地上。

接着是公寓、游泳池、高尔夫球场。场地并不是问题，因为所有这些在视线能够欣赏到的距离以内，一直到阿皮切，甚至再往前的土地，都属于石头脸，而他也已经决定要将他余下的时间都致力于他这个新方案了。

“你觉得怎么样，美国小鬼？你喜欢这个想法吗？”

利奥用眼角的余光试图去搞明白那个聋哑人去哪儿了，他的缺席让利奥感到担心。突然，他发现自己身处垃圾处理站的中间，独自一人和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待在一起。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但他不知道是什么。如果他们想要开枪打死他，那将会是最合适的时间。

“酸樱桃……”他突然地小声道。

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困惑地看着他，“咦？”

“也需要生产酸樱桃，”利奥继续说道，“为了做小糕点。”

像是豁然开窍，“对的！”他说道，拍了一下利奥的肩膀，“我要告诉马西米诺在方案里加几株酸樱桃植物……”

“树。”利奥纠正他，“酸樱桃都长在树上。”

这一次却是一个冷冰冰的眼神，“没关系的。我们可以让它们长在任何地方。”他们来到了马厩的入口，他松开了利奥的手臂，“从这里开始你自己一个人继续走，他正在等你。”那个聋哑人有可能埋伏在任何地方，那是一个商定好了的信号。

美国仔停留在那儿一动不动，盯着自己正前方的半明半暗，等待着一小团爆炸的光，再从那光里飞来的一颗子弹。

但是，因为他的命运迟迟没有到来，所以他决定走向前直接去面对它。

他深吸一口气，吸入一股干草腐烂发出的恶臭。他沿着过道向前走，踩着马粪，穿过正在疯狂旋转着飞舞的成群的苍蝇。

他从半明半暗中走了出来，发现在前面一把木椅上坐着一个老态龙钟的人，正在试图为那可怜的吉米解开草料堆上的绳子。

“这是我剩下的最后一匹种马。”石头脸含糊不清地说道，“我下不了手，这可是阿里的儿子……阿里是那么好的一匹马，我真不应该卖掉它。”大佬继续说道。

美国仔点头示意。“很遗憾它撑不下去了。”他说道，抚摸着吉米的脸，“它病了。”

一束阳光照在石头脸那满是皱纹、干枯暗黄的脸上，从那系上扣子的韩式衣领里冒出一小撮汗毛。他头盖骨顶上的部分头发白而浓密，两鬓则短而稀疏。他的脸是长方形的，从嘴开始形成三层松弛的面颊，让他的表情看起来像一只严肃的鹅。那张脸曾属于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快乐的人，一个会微笑的人。而现在他不再是了。

“在马儿的世界里有时候两匹种马会成为朋友。”他又开始说道，“你能相信吗？”

“就我所知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两匹种马不会为了比对方更出众而互相搏斗到最后。”

“然而那是有可能的，两只小马驹一起长大，相互之间是如此的亲密，以至不再需要把彼此逐出马群。”

“一个没有统治者的马群？”

“一个统治者和其下属是生死之交的马群，它们分享着相同的母马。”

利奥仔细观察着吉米的脸，它流露着忧郁的神情，缓慢地呼吸着氧气，用来填充它那像破了洞的气球一样的肚子。“它们分享母马？”他问道。

“很明显。”石头脸点头示意，“那个下属的交配率将会比统治者低得多，一般来说它会倾向于偷偷地交配，不被看到……”他抓起靠放在一个空舍栏旁的手杖，“但其实它在乎什么呢？你要从这匹年轻种马的角度去考虑情况。它在一场搏斗中被和它旗鼓相当的种马打败了，然而它并没有被强迫离开。它有强大的朋友，有任它支配的母马，还有被它照顾的小子孙。再加上那无可争论的优势，它不用作为领袖捍卫马群，也就没有随之而来的所有那些危险。”

利奥停止抚摸吉米，转过身来，“说到这儿就不禁要问，在所有这一切中统治者的优势是什么？”

石头脸露出微笑，嘴巴是张开的，扭曲的，像是中风的前兆。或者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警告。他把手杖竖立在石头地面上。“好吧，”他继续说道，“实际上恰恰是这一点说不通。统治者有可能会不知道在它的马群里有一个叛徒吗？或者它知道但假装不知道？”他撑着手杖站了起来，“你知道专家们管这种行为叫什么吗？生殖寄生。他们就是这样叫的……”

利奥观察着大佬。薄薄的嘴唇，毫无生气的眼神，他费了很大的劲才站稳，看起来像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老人。人生里第一次利奥不再感到害怕。

“我不知道。”

“好吧，现在你知道了。”尽管他想要表现得坚定，语气里却透露出一丝颤抖，“但我们不是野马！你不可以搞别人的女人，明白吗？”大佬中的大佬，或者说曾经是大佬的生病老人，开始咳嗽起来，他掏出手帕向里面吐痰。

美国仔利用那个休息时间问道：“你们大老远费神来到这儿就是为了这个事？”

但是总而言之，利奥问自己，那个曾向所有人发号施令，并要求尊重和绝对忠诚的无情的卡莫拉分子，去哪儿了？那个战无不胜的战略家，那个机智狡猾的外交家，那个贪婪成性的企业家，那个震慑人心的演说家，那个用话语当作箭牌，用花圈当作他无限权力的旗帜的人，去哪儿了？那个杀死父亲囚禁儿子的有权有势的人，去哪儿了？

利奥不能接受这一点：那个曾摧毁了你整个人生的人不能就这样消失。邪恶要么是绝对的、永远年轻的，要么就根本不是邪恶。那把曾刺穿了你的剑必须每一次都提醒你，你根本不可能赢，你没有那个能力。然而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你究竟是被谁击败的呢？被一个被一群对莱切小糕点上瘾的人环绕着的、老弱的、不停咳嗽的退休罪犯？

“我知道你拿了跛子的手机。”石头脸突然说道。这是第一次从他嘴里蹦出清晰可闻的单词，而这些单词也精准无误地塞进了美国仔的耳朵里。

那个跛子的手机。他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他错看了年迈的大佬。又一次，就像那一天避开了刺向喉咙的那一刀，石头脸只需要一步棋就赢了他。这一次他不再需要向他的某个手下求助，他只需要一个计谋，让利奥的想法出偏差，让利奥相信他来这里只是为了那个女孩的事情。

“不是真的。”

“我老了，但我不傻。我半辈子都在街道上混，各种各样的人我差不多都见过。另外半辈子我在监狱里，各种各样的人我是真的都见过。当我遇到一个撒谎的人，我能认出来。”

“我不是一个撒谎的人。”

“你完完全全像其他人一样是一个撒谎的人！”那个男人抬高了嗓门，“单单是你还活着这个事实，就应该让你懂得在我面前要抱着感激的态度。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我本应该杀了你，但相反我还留着你这条小命，我常常会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利奥又深吸一口气，那股干草腐烂发出的恶臭冲击着他的肺部。“我想是因为愧疚感。”他说道，“您杀了我父亲，接着也想过要杀了我。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一个人像您这样背叛了一个朋友，就再也没有任何机会救赎了。”

石头脸镇定自若，又向吉米递过去另外一捆草料。“救赎？”他忽然问道，嘲讽地微笑着，“美国小鬼，救赎这种事情跟我们这样的人有什么关系？”

“这个我不知道，然而我知道您曾经相信过，否则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在我尝试杀了您之后您却还让我活着……”

“你闭嘴！”石头脸试图打断他，“你什么都不知道。”

但利奥继续说道：“依据您的荣誉准则，把我放逐到这里是一种善行。您给了我一条生路，如此一来您就觉得对得起您的良心。”

吉米突然嘶叫起来，摇晃着它的头。有人走进了马厩。“然而并非如此？”石头脸问道，刚刚进来的那个人让他放下心来。从那个人在阴影中躲闪的方式判断，应该是那个聋哑人。

“不，并非如此。因为像您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良心可以去安抚。”这一次美国仔后退了一步，石头脸则用目光跟着他。“我拿了那部手机，是的，我想听听我妻子的声音。”他继续说道，“您觉得把我送过来给您要处理掉的尸体挖坑是拯救了我？不，您没有做到。十二年的时间远离我妻子和我儿子……即使在监狱里我也不会过上如此恶劣的生活！所以，如果现在您想杀了我，尽管动手……”他用目光示意着过道尽头，“我肯定只要您示意，那个婊子养的就会一枪击中我的头。没问题，我不怕死。多亏了您，我比任何在这里的人都更了解死亡，我知道那没有什么可怕的。”

“你挖了太多坑已经变疯了，你知道吗？”

“我不觉得。是您高估了死亡这件事情。您，还有所有那些用死亡惩罚别人的人。如果人们并不那么害怕死去，如果人们知道当一个人死去脸上会写满平静没有痛苦，您就会失去所有可以针对别人的权力。”

石头脸爆发出一阵大笑，但这是第一次在他的目光里出现了不安。从来没有人像这样跟他说过话。

“真是遗憾，美国小鬼。曾经我挺欣赏你的，你是头脑最敏捷的那一个。如果你没有做过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蠢事情，我会让你跟着我。”

“看看最后我都做了些什么，您要是那样做的话可就错了。”

“对。”大佬观察着他，“然而在送你去见造物主之前，有一件事情我想知道。”

“是什么让您相信我会跟您说，如果无论如何您都要送我去见造物主？”

石头脸怀疑地观察着他，他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像这样死意已决。一般来说人们在他面前会害怕，会低下头，人们会哀求着他饶命，会期待着能够博得他的怜悯，就这样人们忘记了犯罪分子这个职业，到最后，仅仅是一个职业。没有哪一个好大佬会享受看到鲜血，即使在那样的时候也需要算清楚金钱、风险、效用。如果需要杀掉你，那就杀掉你。如果需要让你活着，那就让你活着。

“如果你这样说，那我们就不得不开始一场谈判。”石头脸回答道，他又开始咳嗽起来，然后抓住手帕向里面咳痰，“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肺部传染病这套假话。你必须告诉我，我的马儿们是怎么死的。”

29

“每一次谈判的第一条规则是不要去谈判。”

“那第二条呢？”

“如果你不要求，就没人会给予你。”

“那第三条呢？”

“如果你不努力，就没人会在乎你。”

“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如果你不为生活做好准备，生活就不会在乎你。

意思是只有去爱才会被爱。

意思是为了幸存下去，需要承担所有的风险。

如果你不努力，就没人会在乎你。

就这样，和很多年前一样，那个时候在卡波迪蒙特，马尔切罗和利奥拥挤在阴暗的小巷子里，尝试着去做歹徒，用小刀去扎汽车外胎，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懂如何去理解那几句话，而如今那几句话的意思开始清晰起来。

突然间，面对着那个曾摧毁了他所有生活的男人，美国仔选择了要表现得无所畏惧，像一个准备好死去的愣头青那样，他选择了唯一有可能解救自己的方式。

以不谈判的方式去谈判。

要求是为了被给予。

努力是为了被在乎。

他向他讲述了关于卡里姆，关于那个女孩的父亲，关于那个兽医，关于地下赛马，关于青蛙汁，关于死去的马儿，所有事情。

渐渐地随着谈判的进行，美国仔感觉到那种威胁感在减弱，变得不再持续。直到当他和大佬达成了一个协议，“你将会取代埃及人，将会在新的地产上工作，将会负责牲口和蔬菜。你等着瞧吧，和现在这块墓地相比，我们将会建造一个壮丽的旅游景点。”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感觉到是时候提高赌注了。

“我想见我妻子和我儿子。一次，只要一次就好。”

石头脸转身面向过道，向着那个方向示意了一下。利奥想起了还躲在半明半暗中的聋哑人。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有可能是他向聋哑人下了杀死利奥的命令吗？

“你真的做这份工作吗？”

“我真的做。”

“你先是背叛我的信任，再求我帮忙？”

“我已经向您交代了埃及人，还有那个女孩的父亲。”

事实上，那个老人在想着，他并不因在他的人生道路上遇到这样一个男人而感到遗憾。在那个时代很难遇到有人能表现出这么大的勇气，但他遇到了，接着他把他驯服了，他成了他的奴隶，那种傲慢的说话直爽的奴隶，反而有助于提高和赞颂他自己的形象。

“你比你父亲更加顽固，你知道吗？”他说道。这一次他忍住了没有咳痰。

“我不知道。”利奥回答道，“我没有时间去更好地了解他。”

那浅浅的微笑从大佬的脸上消失了。“好吧。”石头脸总结道，“但是你现在将要去做另外一件事。”他撑着手杖，又开始抚摸着吉米，“你将要挖最后一个坑，”他说道，“不，两个。”

“两个？”

石头脸点头示意，“要挖得深一点。”

过了一会儿，远处几声枪响，来自排屋那边。

接着门打开了。

他像是这个世界上一个裂开的伤口，而这个世界远远地就挥着小手向他打招呼：欢迎回来，利奥，我们在等着你，你可是花费了不少时间才回来。然后调侃着他没有更早从堕落中摆脱出来的那种无能。

竟是如此容易就让他觉得那一切无法忍受。十二年来他被一群比他更愚蠢更没有能力的人囚禁着，所以说真正囚禁了他的只有他自己。

整个旅途直到贝内文托火车站，他都瘫陷在那辆越野车的座椅里。当那个聋哑人开着车在弯道间行进的时候，有两次他的视线都停留在那些在车窗外移动着的小山丘上，但他并没有真的在看它们。各种各样的思绪挤满了他的脑海，视觉已经变成了一种次要的感觉，毫无意义。

“两天后我们就在这里碰面。”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说道。直到那一刻，他都沉默地待在副驾驶座上，在内心深处他并不赞成大佬这一次给利奥放行的决定。“记住，不要做蠢事。”

利奥抓起包，下了车。

那个长着块根状鼻子的男人的块根状鼻子从车窗里探出来。“美国小鬼，”他叫唤着他，“好好享受。不要再想着那个埃及人了，已经过去了。”接着那深色的车窗关上了，那辆越野车离开了。

前往那不勒斯的火车停在一号站台，还没有启动，还在等着出发。四周人很少，一个男孩背着一个露营书包从咖啡吧里走出来，一个老女人正坐着翻阅一本杂志。

美国仔靠近了列车，呼吸着站台上那温暖的带着钢铁味道的空气，接着闭上了眼睛。有那么一瞬间他又看到了那个女孩在扑向她父亲的尸体，她的头发上沾染了鲜血，她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恐惧，恐惧着她将独自一个人留在那里，在她新的命运里苟活着，堕落着。从那一天起她也将变成一个囚徒。“你会被诅咒的！”在他挖好了她父亲和埃及人的坑之后，那个女孩冲着他号叫着，“你会被诅咒的！”

他又睁开了眼睛。从扬声器里传来了声音，带着粗俗的口音，宣告火车就要出发了。那个背着露营书包的男孩站在站台牙子上探着身子，那个老女人将杂志塞进包里。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制服的男人突然出现在站台上，向着火车走去。在登上火车头之前，他停了下来观察着正在等待的人，还有那小心谨慎的老女人，他触碰了帽子打了个招呼。

“准备出发。”那个铁路职工嘟哝了一句，便消失在车厢里。过了一会儿，火车吹了一口气，车内的灯亮了起来。

接着门打开了。

30

那不勒斯，在崎岖的群山间飘舞着，像是一张移动着的床单在太阳下伸展开来。利奥在园林里的大露台上探着身子欣赏着风景。波旁济贫院的骨架像是城市中的一个裂口，再往左边，蒂雷松纳勒中心区高耸着的摩天大楼像是反方向出现了断层。再往远处一点，则是古罗马老城区，老房子一栋紧挨着一栋，窄窄的街道连阳光也照不进去，接着再远处，在最远的地方，是大海。

“利奥，是你吗？”

一个女人的身影，黑色的头发，微胖的身材，犹豫着靠近。利奥转过身，还没有从那风景中缓过神来。

“是我，哥哥。”那个身影小声道。

美国仔用一只手盖在眼睛上遮挡阳光，他屏住了呼吸。“皮奴西娅？”他迈了一大步冲向她，他们抱在了一起，“让我看看你，你太美了。”过了一会儿他说道。

“美什么美，我都胖成这样了。”

“哪有。你看起来很健康。”

“你看到没？连你也已经觉察到了。都是尼可拉的错。之前他还吹嘘着要戒烟，然后他一点也没有帮忙准备婚礼的事情……全都是我独自一个人负责……”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微笑着，“你，却相反，你看起来很糟糕。感觉像是老了一百岁。”

利奥假装表现得像是被冒犯了，“谢谢了啊，嗯！”

“不客气，”她说，“我总不能假装没有看到你的白头发吧？”

“是的，现在我觉得你是真的胖了。”

“浑蛋！”

然后是一阵沉默，第一次真的危险的沉默。

“所以呢？”他问她，“你怎么样，皮奴西娅？”

“像一个得到了最想要的结婚礼物的女人那样。”她回答道，“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你和我了，哥哥。你意识到了吗？只有你和我。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她又开始哭起来，“是一件……一件……”

美国仔用双手捧起她的脸。“嘘……”他低声说，“不要这样，今天是个美好的日子，然而明天，当我陪你走上圣坛的时候，将会更加美好……”

“是的。”她啜泣着说道，“但是之后你还得再回到那里。”

利奥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手帕，“现在不要去想那个，拿着。”

皮奴西娅擦干了眼泪，渐渐地变得开朗起来。就在那一瞬间，利奥仔细观察着他妹妹的眼睛深处，那双和他一样的蓝眼睛，他忏悔着，他是利用了她的婚礼才能从流放地出来。客人们将会议论他，这样一来新郎新娘将会变成配角，婚宴将会变成世界八卦日。

“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能够再见到你。”美国仔说道。

“我也是，哥哥。这意味着整个世界。”皮奴西娅把手帕叠起来，摇了摇他，“快，我们走吧，尼可拉在等着我们。我带你回家，再帮你打扮一下。”

利奥微笑着，想起在来到这里后仍然还穿着在流放地穿的破衣服——他没有别的可穿。

“现在跟紧我，我做什么你就跟着做什么，”皮奴西娅补充道，挽起了他的手臂，“因为之前我们都没有机会演练，就利用现在这个机会为明天彩排一下吧。”

“我同意，我们走吧。”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兄妹俩，挽着手臂彼此交织在一起，开始向出口走去，他们像两个舞者迈着步子走向圣坛，仿佛那圣坛真的存在一样。

当他在卡波迪基诺机场的到达区等待的时候，身上穿着向尼可拉借来的干净的衬衣和裤子，他试图在那些举着各种写着难以发音的姓氏的牌子的酒店司机之间挤出一个位置。美国仔回想起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每年夏天结束，差不多九月份的某一天，就像那天一样，他和他母亲还有皮奴西娅拉着行李从那扇滑门里走出来，同样的那扇滑门此刻正紧紧地关闭着。

突然地整个氛围让他难以忍受，令他窒息。周围的人，以及那些人的快乐，都让他感到厌烦。文森特和米娅从来没有登上那架飞机的疑虑在他心里聚积着。刹那间疑虑变成了害怕，害怕又转化成了悲痛，而悲痛，渐渐地，开始在他皮肤下面吞噬着他。他感觉到自己被那种恐惧开膛破肚，他恐惧着的那第无数次的魔法刚刚已经实现了。

那扇滑门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一只恐惧的老鼠路过的声音，直到每一次滑门滑开之后的间隔时间变得越长，越让人疲乏为止。周围的叽喳声正在减弱，附近的人越来越少。

接着门打开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拉着他的行李走了出来，但在他身后，另一个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维尼。

他立刻就认出来了。

他不可能认不出他儿子脸上所有那些和他相同的特征：同样的跩跩的样子，同样的嘴唇，同样的美国仔的眼睛。就像是曾经的利奥被复制到了那个小男孩身上，而那个曾经的利奥，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一块碎片，出现在了卡波迪基诺机场的到达区。

他看着他。这就是我儿子，他想着。像我一样被困在时间的间隙里，迷失在这个世界里，因为生下来就迷失的人，成长的时候也会迷失。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稍微意识到这种迷失，突然间生活变得没那么困难，但那只是一个假的姿态，一种幻觉，因为迷失的命运总是在暗中埋伏着。只需要一瞬间，你母亲不见了，你父亲在人群中再也认不出你，没有人会在乎你。你只身一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关于这个世界的使用说明书。耳朵上戴着耳机的你迟早会被人偷袭。

小男孩的视线随意打量着四周，然后落在了他身上。

“维尼？”利奥叫唤着他。

文森特明白了那个年老的身影正在和他说话。他摘下耳机，眼神中透露着一种确定性，她肯定已经向他交代了这次相遇。

“维尼？是我，爸爸。”

“什么？”他儿子回答道。他有着少年才会有的刺耳的声音。他看起来比同龄的人稍胖一些，是那种在家里和公园里长大的孩子。

“你爸爸……[4]”利奥纠正自己。

“爹地？”文森特警惕地问道。他看起来像是对自己面前这个老男人感到失望。

“是的，伙计。你爹地。”利奥尴尬地确认，“妈妈呢？”说英语几乎让他感觉到一种疼痛感，他已经不再习惯了。

文森特对着他微笑。“妈妈在……”他发出嘶嘶声。

那扇滑门又一次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利奥抬起目光，看到了她。她神情疲惫，推着行李推车，东张西望，在人群中寻找着她儿子。时间对她是宽容的，然而还是磨光了她的柔软，让她的下巴更尖，让她的脖子更细，让她的手臂更瘦，让她的颧骨更凸出——苦难就像是一层面纱落在她棕色的明亮的身体上。

米娅的目光与利奥的相遇了。

两个人都感觉像是置身在郊区小剧院的一个场景里，像是躲藏在一个正在远离噪声和人群的气泡里，在那里他们渐渐缩小成两个物品，他们的颜色渐渐地变得更淡，更简单。那就像是在即将昏厥前的一瞬间，只是他们并没有昏厥，像是在眩晕时天旋地转的感觉，只是最后并没有变成眼前漆黑一片。

米娅对着他微笑。

利奥也回以微笑。

而小男孩站在中间，十二年来第一次，他明白了迷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有那么一瞬间他停止了那种感觉。

31

男人睁开眼睛，打量着四周。脸上一阵亲吻，接着一个声音嘀咕着：“醒一醒，做爱吧。”

他妻子溜出房间，到走廊里，去那边检查了一下，他睡得像一块石头一样。她再进来，关上门，拧上了钥匙。

“过来这里，”男人重复着，“过来我这里。”

他妻子靠过来，敞开的睡衣下是赤裸的身体。男人抓住她的双臀，亲吻着她。睡衣滑落在地板上。

“你会原谅我吗？”

女人的目光难以捉摸，流露着一种被逼迫的坚强。“还有时间，”她低语，“在我们面前还有生活。”

沉默。只有他们的身体在颤抖着。接着男人打破了迟疑。“你是这样想的。”他问，“你确信吗？”

“要么是他们，要么是我们，”女人回答，“要么你独自退回到过去，要么我们一起向前走。”

男人用头指了指门那边，“如果他恨我们呢？”

“他会明白的。”

“如果他不明白呢？波多黎各是一个贫穷的地方，他不会有他在美国本可以拥有的可能性。”

“他会明白的。没有什么是爱不能原谅的。”

男人和女人相互凝视着。“你画好地图了吗？”她问他。

男人点头示意。

“好。”女人说，钻进了被褥，“现在做爱吧。”

整整一夜，亲吻和喘气，震动和爱抚，言语和香烟，直到眼泪。

黎明的时候困意袭来，十二年远离彼此的痛苦将会像一个伤疤那样淡去。

伤疤会在那儿，永远，但此刻已不再痛了。

注解：

[1]　尼可拉·基亚罗蒙泰：意大利作家。

[2]　原文为英语。

[3]　波多黎各：位于加勒比海的大安的列斯群岛东部，是美国的一个自治区。

[4]　原文为英文。

第六部分

最后的朋友

2014—……

问：为什么有时候成长为最优秀的人类的，

是那些曾经迷失过的人，

而非那些在人生中从未迷失过的人。

——纳尔逊·艾格林[1]

32

在二十一年的沉默之后，美国仔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在贴在冰箱门上的一张黄色便利贴上。

有一个叫利奥的人找过你，说是你的一个老朋友。

他留下了电话号码。

今晚见，吻你。

艾玛

附：谁是利奥？

理论上我本可以很简单地回答那个问题，他也自我介绍说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然而我觉得那种表达太过空洞，并不能准确地表达出利奥在我的生命中占据怎样重要的位置。又或者说，谁知道呢，我在他生命中的位置。

跟艾玛互相留便利贴是我们为了打发时间最爱做的事情之一。尽管我们交往有一年了，但仍处在一种萌芽的状态，我们还没有到那种为了填补激情退去留下的空隙而去互相讲述一天中每一个细节的程度：你去哪儿了，你要去哪儿，你中午吃什么了，和谁吃的。几个星期以来，艾玛选定我的公寓作为她的庇护所，而我则继续按计划让自己养成一些新的生活习惯。我经常慢跑。当我双脚再次踏上那不勒斯的那一刻，我的第一个想法便是：我想要一个带海景的办公室。

每天我都靠着一片具有神奇般舒缓效果的止痛药让自己忘记过去。渐渐地，我和丽贝卡的失败婚姻变成一段褪了色的回忆，那是一段恐怖的回忆，一场噩梦，而我选择了回老家这个最经典的方式去逃避。为了逃离我不得不放弃了双胞胎的抚养权，变成了那种惯常的每十五天里只能陪他们度过两天的父亲。在周中的日子里是工作让我保持忙碌，我创立了一家专门给环境领域的企业提供咨询的小公司。有时候晚上会去我母亲那儿，晚饭后她会给我占星。我们从来不谈论我父亲，我们不知道能谈论什么。

周末的时候在米兰和双胞胎一起对我来说是一种依靠。我们一起在户外度过很长的时间，我觉得街道是让他们成长的唯一像样的地方。我喜欢和他们待在一起，他们恰好在一个对所有事情都好奇的年纪。大的那个，从丽贝卡肚子里早出来一分钟的那个，着迷于跑酷，小的那个热爱画画。我们会去博物馆和公园，没有目的地漫步。他们会利用外表的相像交换身份、意见甚至是怨言。

“爸爸，我的脚疼。”一个说。

“我的不疼。”另一个说。

“我们停一下吧，我求你了。”

“我们继续走！”

街上的行人会对我们微笑。尽管他们有着深色的皮肤，但是和我相像。我们在一起看起来很奇怪。我们走着走着，直到之前喊着要继续走的那个开始脚疼了，或者之前喊着要停一下的那个又想要继续走。

“我就知道，你总是觉得他有理。”

“你总是觉得他有理！”

“我想回家。”

“我不想回家！”

为了信任，我倾向于不挑起战争。我本可以赢的，甚至，在我的律师看来我将会毫无悬念地赢下官司，但是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我不得不把我家庭里所有带着血腥味的篇章带到法庭上，伤疤将会再次被揭开，痛苦将会再次汇聚成河：难道我们所有人已经遭受得还不够吗？

不存在一个如何成为好父亲的秘诀，我唯一知道的是我想静悄悄地陪伴我儿子们的生活，尽量不留痕迹。没有任何强加的想法，没有任何干涉，没有任何不符合他们个人生活的计划。并没有什么需要打赢的战争，有的只是需要恢复的伤痕，这是我唯一想要传达给他们的教导。如果我父亲也教过我这一点该有多好。

美国仔之后我就再没有过朋友了。并不是没有机会去结识，尤其在同事之间，但我和所有人之间的关系都只停留在一种直接而肤浅的交流上。在我们面前，时间早早地就收紧了它的发展前景。

我们涉及的领域越来越专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工作的节奏迫使我们最佳化休息时间，事业的前途把我们从一个城市赶到另一个，从一个国家赶到另一个，突然间我们的女人们想要孩子、房子，想要稳定。然而我们也想要。或者，也许我们不是以那一种方式想要，也许她们也不是以那一种方式想要但假装想要，因此我们所有人都确信自己想要得到一些事实上我们一点也不渴望得到的东西，彼此艰难地拉扯着走进这个集体精神病院——我们称之为家庭。

接着再也没有过任何友谊可以跟我和利奥的相提并论了。没有什么令人激动的发现去探索，也没有什么宏伟的事业去实现，更没有什么时间去沉溺于不间断的聊天、音乐和香烟中。我们在波澜不惊的谈话和经历中成长，将所有的个人满足都托付在一种建立在忠诚，或者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之上的夫妻关系中，然而尤其是托付在来自商法律师的定期电话中，警告我们不要冒险偷税，可以心安理得地开发票。

当丽贝卡昏迷的时候，我就很清楚我没有什么人可以指望了。如果那时利奥在我身边，我会第一时间向他寻求帮助。但是向别人讲述我妻子是在和她一个同事还有另一个女人做爱的时候差点窒息而死，根本无法开口。在那些周旋在医院、护士和粗粮粥之间的日子里，我记得我曾想到过美国仔：突然地我会问自己，他究竟在哪儿，在做什么？

说实话，那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很多很多次，当我偶然回想起过去的时候，关于我们友谊的画面都会浮现在脑海里。

有一次，在我和丽贝卡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们在那不勒斯度过的短暂圣诞假期里，丽贝卡让我陪她去卡波迪蒙特公园。几个小时后，当我们闲荡在林中小路中，她向我讲述着卡波迪蒙特博物馆里的收藏在国外如此不为人知让她感到难以置信，最后我们来到了一片草坪上，在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在那里踢过几场让人难以忘怀的足球比赛。

和那时候比起来，除了流浪狗的数量在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增多之外，并没有改变太多。还是那些草坪，在那里小孩子们为了一个界外球或者一个无效进球而争吵着去征服对手，此外因为他们同时既是球员又是自己的裁判，进球有效无效该由谁说了算呢？在那里他们用书包和夹克做柱摆出假想的球门。那些喊叫、辱骂和打斗，一切都还是那样。

我记得丽贝卡说：“真是荒唐，这样子草坪会被践踏，其他所有人便不能再享受这个公园了。”我立刻表示赞同，毫不吝啬地蔑视批评着，针对着那些小孩子，针对着他们的父母，针对着那不勒斯人对于开发这片宝地和让它产生收益的无能。

我说的正是“收益”这个词，丽贝卡点头赞同。毕竟，我为此专门拿了一个学位。

我们是一对受过教育拥有一份合格工作的欧洲年轻情侣，我们的前途比绝大多数在草坪上快活地、野蛮地、臃肿地踢着球的人更乐观。凭着亲身经历我才能知道他们玩耍的空间是多么有限，他们出生的小巷是多么狭窄、多么阴暗、多么拥挤，他们上的学校是多么潮湿，他们住的房子是多么逼仄，他们父母端上桌子的饭菜是多么粗劣。我们在一个像监狱一样的世界里成长，而那些可以去践踏的草坪才意味着自由。正是在那些场地上，绿色在褪去，粉碎成浓密的暗黄色斑点，而他们创造着那些幸福的夏天，无所畏惧。

很可能就是在那样的时光里，远远超过当我和凯瑟琳上床的时候，我前所未有地背叛了利奥。

利奥是我最后的朋友。我本应该在回复艾玛的信息中这样写的，但相反，我脱下被汗水浸湿的衣服，冲了澡，重新换上休闲装，像每一个优秀的进步主义顾问那样，接着便奔向一整天成堆的会议中去了。然而我却违反了我们通过便利贴交流的第一条也是唯一一条规则：无论如何都要回复。我可以肯定当她回到家中，当她在准备瑜伽包的时候，她会瞥一眼冰箱，然后她会很失望。

抱歉，我走得很匆忙，我稍后再跟你解释。今晚见。

附：晚饭我要买些什么？

但是那天晚上艾玛没有再问我任何事情，也许她忘记了，也许她认为应该由我先提起这个事情。如果我不说，那一定是有原因的。幸运的是我们都已经足够成熟，不会用不必要的问题折磨彼此。

我们是在一个面对死亡心理课程上认识的，而我们在那里学会的第一条准则是：不要执着于寻找不可能的答案，而要善于提出合乎逻辑的问题。艾玛参加这个课程是因为她失去了最亲密的朋友，而我则是为了面对我父亲的突然失踪。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很明确。我们的情绪都很波动，对于无论宗教上还是科学上对本质的回答都不满足。第三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决定放弃并躲进一个酒吧。

“所以你想知道你父亲此刻在哪里？”她问我。

“是的，但我并不关心他在天堂或者地狱。这些东西我不相信。我想知道他此刻在哪里。”

她盯着我，并不明白。“也许你应该试一下墓地。”她稍微带讽刺地说道。

“这正是我想说的，他并不在那儿。甚至也不在其他地方。”

我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了她：谋杀和沃尔夫冈·帕坦尼尸体口袋中的支票，警察的推测，接着是爱德华多的失踪，因为找不到尸体，警方的调查在某个时刻也就中断了。

我们每人又喝了两杯啤酒，再之后她邀请我去她家。第二天早上我醒过来，留在那儿看着她睡觉的样子。五月的风夹杂着灰尘从窗户吹进来，吹拂着她那头红发的发梢。她有细长的脖子，有点像小马驹的那种，又像是一块石柱连接着那张方形的脸，在白皙的肌肤上干净又精确的线条像是雕刻出来的。那是自从我成为一个幸存者之后第一次跟人做爱。

我们晚饭吃了从家楼下中国餐馆里打包的日本菜，接着我们看了会儿电视剧。夜里一点左右我们便去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醒来去慢跑。然后她出门去了火车站，她要回到在普利亚大区的父母家中参加一个早已计划好的家庭聚会。

再见，亲爱的，我们后天见。

再见，亲爱的，等你到了给我打个电话，周末愉快。

晚一些的时候我饿了，但冰箱是空的，就这样我独自一人在厨房，面对着那张黄色便利贴，附：谁是利奥？有种感觉告诉我，二十多年后，我最后的朋友重新在我的生活中露面并不是偶然。

33

“我变成了一个烟鬼都是蜘蛛人的错。”美国仔说道，打开了门，“在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他就总是叼着一根好彩牌香烟跟我说晚安，尼古丁的味道沾满了我的睡衣。”

我转过身看着他那双像海报上模特那样的蓝色眼睛。“我记得。”我回答他，“你的房间闻起来像是扑克室的味道。”

我们在宴席经理的办公室里坐了下来。曼努埃尔，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水族馆蛋糕端上来之后，在被问到一个安静的可以聊天的地方时，挑了挑他那红嘴海鸥翅膀形状的眉毛，说道：“那就去我的私人办公室吧。”

我陷在曼努埃尔的一张Sushi单人沙发里，利奥拉开了能看到宴席的玻璃窗的帘子。一群客人手里端着装满了法兰娜酒的酒杯，互相推搡着寻找最后一缕阳光。有一会儿我们就停在那儿观察着他们，像是从一辆带有深色玻璃窗的汽车里看出去那样。

“那么，我的老伙计——”美国仔又开始说。他坐了下来，那张Sushi单人沙发将他整个吸了进去。他从晚礼服的内衬口袋里掏出了一包香烟，给我递来一根。

“不，谢谢。我戒了。”

并不是真的，但我想给他留下一种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印象。

“你做了最好的选择。”他对我说道，声音里带着一点失望。他的脸上写满了憔悴，很消瘦，头发里夹杂着几缕灰色，皮肤已经晒得很黑了。整体来看他全身上下散发着一种艰难维持的活力，一种类似粗野的优雅，不修边幅，就像是一个骑着速克达的律师。

那种对于我们之间无话可说的恐惧，比起他想要邀请我参加她妹妹婚礼的动机更让我感到害怕。谁知道他是否还记得那么多次我都承诺过有一天我一定会娶皮奴西娅。我站了起来，走过去望着玻璃窗外。

所有那些喝醉了的优雅的人都让我感到恼火。在婚礼上，即使是那些比较时尚的人，也总是会带着一种我说不上来的绝望感。宴会已经进入尾声了，按照宴席应酬的惯例，皮奴西娅和尼可拉正在给客人们派发糖果盒，那些用银纸包装的巴色特猎犬形状的糖果盒，是新郎在非法集市里的一个拖车上匆忙挑选的。我已经不记得原来皮奴西娅长得这么像她母亲。

一个有着琥珀色肌肤的女人和一个在整个宴会期间都没有离开过餐桌的小男孩在一旁坐着。那个小男孩是他父母的完美结合，有着母亲的肤色和父亲的蓝眼睛。那个女人很美，带着些忧伤但非常美丽。

几个小时前美国仔给我介绍了他们：“她是米娅。这是维尼。”

米娅用相当不错的意大利语低声地说话，一有机会便回去照顾她儿子，接着在宴会经理的提醒下我们被要求就座。我便去查看了一下婚礼桌，当我意识到要和四个我不认识的家伙一起坐在“汤米·阿尔苏普”那桌时我略感失望。

“文森特看起来像是一个机灵的孩子，”我说道，“他有一双动人的眼睛。他几岁了？”

“十二岁。”利奥回答。他那游离的目光在寻找着烟灰缸。“从他刚出生起我就会一直亲他亲到他哭为止。他比我还要强壮。我根本停不下来。有一次，在我给他换尿布的时候，我亲着亲着便咬了他一口，我太用力了以至有那么一瞬间他停止了呼吸，我以为把他杀死了……”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把烟灰弹到了酒杯里。

一个戴着奶油色宽领带的客人抓着用银纸包装的巴色特猎犬形状的糖果盒，望着出口的方向夸张地微笑着。在那一刻我想起我们还有太多其他的事情要向彼此讲述。你不可以在一九九三年的时候就那样抛下了你最好的朋友，让他恨不得在你脸上狠狠来一拳，接着二十一年后在阿马尔菲海岸的一个餐厅里重新见到他，却只是听他说他多么喜爱咬他儿子的屁股。

我转过身。“那么，”我突然问他，“为什么我们在这儿？”

美国仔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尽管在他的计划中事情本不应该这样发展。“好吧，我的老伙计。现在坐下吧。”

我再次向玻璃窗外看去，新郎新娘还在不停地派发着糖果盒，而米娅和文森特依然待在他们的座位上。服务员们正在收拾饭桌，他们像是秃鹫在围绕着它们的猎物盘旋一样移动着。

“我要向你讲述一个关于你的故事。”利奥补充道。

向他讲述，你要活下去，向他讲述。

一点一点地，我用嘴巴轻轻地吸进了一缕空气，再吐出。

利奥张开了双臂。“就是这些了，”他说，“现在你知道了所有的事情。或者几乎所有。”

外面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突然间就好像生命都消失了一样。花园消失了，游泳池消失了，餐厅消失了。客人们纷纷回了家，躲在被褥里。新郎新娘离开了，服务员们也不见了。一夜之间你发现你父亲才是前所未有的大骗子，然后被他的帮派朋友们杀害了，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是你意识到对于其他人来说所有的事情都在照旧进行着。

“关于所有这些我应该做什么呢？”我并不想自己表现得如此充满敌意。

美国仔在酒杯里熄灭了第无数根香烟，一缕灰色的烟雾向着天花板飘去，像是一个邪恶的灵魂在逃离，他看着我。“我知道，这是难以下咽的苦涩，但是故事的结局轮到你来写了。我要离开了。”

“你要去哪里？”

“波多黎各。米娅的亲戚们会帮助我们重新开始。一切都已经决定好了，明天黎明的时候我们乘坐的飞机飞往费城，从那里再转飞去圣胡安……”

“波多黎各……”我打断了他，像是垂死者嘶哑地喘气那样轻声说着，“你想过在那边怎么生活下去吗？”

他耸了耸肩，“米娅的舅舅们经营着一家旅馆，他们会给我一份工作。据说那里的大海很美……”

“如果‘那些人’要找你呢？”

“他们再也找不到我。”

“你怎么能肯定？你也知道那群人。只要你还活着，他们就会把你看作一个隐患，他们就是这样考虑问题的。他们可能会抓住你妹妹，你有想过吗？”

利奥挠了挠眉毛，像是要理清思路。“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总是高估了那群人，”他开始说道，“甚至在我们还不是帮凶的时候，就已经被那种魔力降伏了。我们喜欢让其他人相信我们在善良与邪恶之间犹豫不决地生活着，结果却是邪恶变得很神秘，这尤其是我们的责任……”他开始用双手玩弄着那包好彩牌香烟的烟盒，“此时此刻我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目前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如何洗那笔钱和避免坐牢上，他们也不再需要我这个奴隶了，也许我的消失甚至是在帮他们的忙……”他总结道，苦涩地微笑着。

沉默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我们，我的胃开始抽搐。空气静止了，像被腐蚀了一样。

“去你的，利奥！”我爆发了，“为什么告诉我这些？为什么告诉我你要去哪里？”

我的脑子里乱作一团，被恐惧刺穿。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他竟然如此不负责任地把我推进这样的处境里。我不应该回他电话的，我应该撕掉那张便利贴然后专心在家里分类垃圾。

“今天所有人都看到我了！”我憋不住了，“绝大多数的客人依然住在那个街区里，肯定会有人注意到在某个时刻我们一起离开了人群！”我的声音里带着轻微的歇斯底里，“如果我是那群人中的一个，而明天没有看到你从火车上下来，我立刻就会知道要从哪里开始寻找你的踪迹……”

“你冷静一点，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你怎么能肯定？”

突然之间他开始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在房间里回荡着。突然之间那个小办公室在我看来像是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像是回到了我们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他和我再一次迷失在别处，在一个不接纳其他任何人的地方。然而这一次我并不信任他。

“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有趣呢？”我问他，神情越发紧张，“你妻子和儿子去哪儿了？”

利奥向玻璃窗外望去。“回家了。这里的事情一旦结束我就去跟他们会合。现在就不要再去想那些问题了，你觉得如何？你又要开始拉肚子了，我的老伙计……”他从Sushi单人沙发上站起来，径直走向宴会经理的写字桌，打开一个抽屉，取出什么东西接着又回来坐下了。“你拿着。”他说道，向我递来一个信封，“阻止‘那些人’来伤害我们的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天花板上的氖光灯闪烁着它那悲哀的光，断断续续。我的目光落在涂着白色油漆的墙上。我不知道什么会让我觉得更恐怖：是他精心计划了那一天所有最微小的细节的事实，还是犯罪分子从第二天起便开始跟着我，或者是那个信封里藏着的无限可能性。我双手颤抖着接过信封，它太轻了以至我无法猜到哪怕只是一种可能性。“这里面是什么？”

美国仔凝视着我，他的双眼像是夜里的两座灯塔闪烁着，“一张地图。”

“一张地图？”

“这十二年来我所埋葬的那些尸体的地图，我给每一具尸体都起了一个虚构的名字。”我翻转着手中的信封，像是被它烫伤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可能知道他们的真名，除了你父亲……”他继续说道，“我把他埋葬在远离其他尸体的地方。我不能向你保证当他们把他挖出来的时候他的尸体是否还完整无缺，但DNA检测应该可以证明是他……”

我们都陷入了沉默。爱德华多那腐化了的尸体的画面开始在我脑海中浮现。

已经过了这么久，我也没有抱着希望可以找到还活着的他。也许，在发现了所有这些事情之后，我甚至宁愿不再去找已经死去的他了。

在所有那些年之后，利奥想要和我见面，却是为了把他的墓地地图，还有那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的局面都交给我。在皮奴西娅和尼可拉的婚礼舞台上见面还会是为了什么吗？今天早上，在他狠狠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跟我打招呼之前，我的脑海里还飘满了关于他的没有意义的问题，他变成了什么样的人？这些年来他都做了些什么？而他早就知道他将会见到的是一个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幸存者。在我面前展现他自己只是为了让我陷入恐惧的一个手段，他想让我为他那被夺走的人生报仇，而此刻我必须在他的敌人找我麻烦之前攻击他们。

“你想让我做什么？”我问他。

“你觉得正确的事情。你父亲就在那下面。我再向你说一遍，我要永远地离开这个地方了。”

我从一开始就应该意识到为什么我被安排到“汤米·阿尔苏普”那一桌。我也应该明白，以我们亲密的关系，尽管我们都没能拥有在我们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所梦想的人生，我却总是被信任的那一个。魔法替我们做了选择，让我念高中而让他去做一个抢劫犯，就这样像是里奇和汤米抛向空中的那枚二十五美分硬币，通过猜正反来决定他们俩谁应该登上那架该死的飞机，就在音乐死亡的那一天。

“你还记得，对吗？”美国仔突然地说道。

“什么？”

“是你跟我说我父亲在小达尼艾尔·男洋娃娃乘坐的那列火车上放了炸弹。”

没错，是我，但那之后从没有任何法院能确认蜘蛛人和这件事有关。我只能向他转述我那大骗子父亲所告诉我的一切。我俩终于扯平了。我们扯平了，但又都输了，变成失去了所有的孤儿。这个圆圈终于闭合了。

“我以为你会因为这件事恨我。”

“是我先挑衅你的。”他反驳，“你那时以为你真的知道事情的发展，然后才向我讲述的。”

“我那样做只是为了伤害你。再说，很显然，那是一个谎言……”

美国仔叹了一口气，“很难抵挡那种想要相信自己父亲的诱惑。”

他是对的。我们每一天都在衡量着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我们谨慎地留意着每一个细节害怕会被骗，我们衡量着伴侣之间的爱情，同事之间的尊重，老板的信任，银行的账户，头发的长度和阴茎的长度，然而我们却没有能力去怀疑人们所说出的那些终究是平庸的话语，那些话语所拥有的唯一优势就是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它们就是我们的上帝。

“为什么你要那样做？”

“为什么我要那样做什么？”

“为什么你要把他埋葬在远离其他尸体的地方？”

“在我内心里希望着有一天你能够找到他，或者警察能够找到他。只要‘那些人’不知道他的尸体在哪儿，他们就不能摆脱这个隐患，而这会让他们陷入绝境。然后为了他我也应该那样做，他临走前的话语救了我的命。”

“而你却冒着被杀的危险向我讲述他的故事吗？”

“不只是他的故事。我儿子应该知道他父亲是谁。我唯一能提供给他的便是真相，这样一来他可以自己选择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利奥把那包香烟插进晚礼服的翻领口袋里，“已经很晚了。”他说道，“现在我们应该走了。”

“好吧。”我回答，把那个装着地图的信封插进我夹克的内衬口袋里。

我们站了起来，发现这是一天以来第一个真的没有预见到的时刻。其实很明显，他考虑到了一切，除了离别。不知道如何告别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对于彼此到底意味着什么。紧紧地握手、拥抱、点头示意？我们之间不是不想，也不是不能原谅彼此，只是我们已经无话可说了。

最后他陪着我来到出口。“再见了，我的老伙计。”他说道，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你要保重。”

“再见了，美国仔。祝你旅途顺利。”

我上了车，启动引擎，挂上倒挡。我明白，其实我并没有因为他把我推到这样的处境里而生他的气。

利奥站在门槛上一动不动，车前灯照亮了他的脸庞。越过所逝去的时间，所经历的痛苦，所流淌的鲜血，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又一次认出了那一抹流氓式的微笑，那是在从巴里到那不勒斯的第一个夜里我看到的微笑。我又回想起他的红色球衣，足球踢到大门玻璃上的碰撞音，突然弹出的小刀，鞋子在大楼里的地板上踢踏的声音。

我挂上一挡，离开了。

在我向着出口方向驶去的时候，成排的柠檬树在我两旁移动着，轮胎无情地碾轧着路面上的砾石，而我望着后视镜：美国仔举起了手，对我说了永别。

34

“美国仔是白羊座，”娜娜说道，“就像所有的白羊座那样他内心里会有魔法和真相。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冲突造成了悲剧。为了摆脱悲剧，迟早地，两者中的一个将会占据上风。”

“两者中的哪一个？”我问她。

“一个或者另一个。”她回答道，“魔法会让你习惯于失败，让你接受现实本来的模样，而真相会激励你去反抗，会说服你改变是有可能的。只有这样悲剧才能够结束。”

她留下塔罗牌散落在脚凳子上，从摆在阳台间的单人沙发上站了起来，摇摇晃晃的，像是壁钟的摇动式钟摆。接着她径直走进厨房，抓起沙拉碗走回了客厅。

“美国仔选择了真相。”我听到她嘀咕着，语气里透露着心满意足，“他一直都是一个头脑敏捷的人……”

我的目光一直跟着她，直到她走到那张已经摆好晚饭的桃花心木餐桌旁，将沙拉碗放在上面。“原谅我，但没有其他东西了……”她说道，“今天一整天我都浑身酸痛。”

我坐了下来，看着切成片的西红柿和从牛奶罐里取出来的莫扎莱拉奶酪片混合在一起，再配上橄榄油，“谢谢，已经很好了。”

母亲皱着眉头看着我，皱纹深深地刻在她的前额上，就像是每一次被感谢后都会有的那种怀疑，接着她又回到阳台间坐在了单人沙发上。我们陷入了沉默。只有餐具的铿锵声，我下颌骨的咬合声，还有她的身体即使静止不动也会发出的叮当声。有那么一瞬间我出神地看着太阳滑落，像是躲在特伦托雷米海湾后面的一枚生锈的圆形筹码，海浪冲击着海滩上的礁石，风被抬起又落下。

“所以他们找到他的尸体了？”

“是的，一只拉布拉多警犬嗅到了他的气味。”

“那是在哪儿？”

“在河边，正如地图上指示的那样。他们逮捕了所有人。”

我们继续像在谈论一个失踪的人那样谈论着他，如今我们说话的习惯还在刚开始的那种不确定性里停滞不前，就在警察通知我们在沃尔夫冈·帕坦尼尸体的口袋里找到一张带着我父亲签名的支票之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在我们的口头对话里，死亡或者生存只有细微的差别，我们唯一确定的是他的缺席。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消息让我们感到烦恼，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也习惯了这种状态，甚至，继续认为这只是一次简单的失踪已经变成让生活持续下去的唯一方式。这就是我们思考这种不确定性的方式。

“有一次，那是很多年之前了，”她开始说道，“你父亲像每天早上那样来接我，我立刻就意识到他那辆菲亚特850的车前窗没了。风拍打在脸上，异常荒谬。我尝试着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对我说：‘我求你，不要说话。’我从没有见过他那个样子，他看起来很愤怒。我知道他是负债买下那辆车的，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在银行工作，他的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他在学校门口放下我后便离开了。”她的眼睛盯着阳台间外的景色继续说道，“那天下午，我在房间里没有心情看书。我不知道他到底去哪儿了，我被吓坏了。那天晚上我在健身房外看到了他，他像往常一样在等着我。那辆菲亚特850的车前窗又回来了，他看起来容光焕发，但我注意到他的脸上有抓痕，从他转动方向盘时的动作我意识到他应该是弄伤了一只手臂。‘你都做了什么？’我问他。‘没什么。’他回答我，‘所有的事情我都搞定了。’‘是的，但你是怎么搞定的呢？’我尝试着坚持问下去。接着，在某个时刻，他说道：‘你不要担心，娜娜，重要的是我们很好。’我心里相当肯定他和别人干了一架。也许是和偷车前窗的人。也许是和卖保险的人。晚些时候到我家楼下，我们像往常一样互相亲吻着告别，到了第二天一切又都恢复到从前。渐渐地，抓痕消失了，手臂痊愈了，我也没有再问过他到底是怎么解决那个问题的。就这样。”她补充道，“他退休后做起那份新工作时也是这样，他说让自己忙碌起来对他有好处，他不能整天无所事事。”她用鼻子指了指阳台间后面的景色，像是在归罪于他，“接着，突然地，我们就变成了有钱人，非常有钱……”

“为什么你从来没有问过他那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她耸了耸肩。“我心里已经知道我将不会喜欢那个答案。”她说道，“在某种意义上我也愿意保持沉默，但我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决定杀人……”那些叮当声是因为她从没有停止过摇晃身体，她的晃动会擦到其他东西，碰到它们，让它们颤动着。这个世界，自从有了帕金森氏综合征之后，就变成了一支管弦乐队，而她则是指挥。“我能够懂些什么呢？”她总结道，“活了一辈子我什么都不懂。先是我父母亲，再是你父亲。他们总是代替我去懂得所有那些需要懂的事情……”

“那占星学呢？那是你自己的东西。”

她想了想，也许那是第一次有人让她注意到这一点。接着太阳开始一点点斜下去，暗下去，房间被染上了一层海蓝色。

“不是真的。”她喃喃自语，“我从来也没有搞懂过任何东西。”

“那现在呢？去参加他的葬礼吧，你觉得如何？也许是时候给他一个真正的埋葬……”

突然那些叮当声停止了，所有的晃动都转移到她的眼睛上，变成了液体，她开始哭起来。我后悔说出了那些话，那是第一次我越过了那种不确定性的门槛，像在谈论一个死去的人那样谈论起他。

“我觉得我不会去。”我母亲说道，“我老了也病了。”她转过身看着我，已经熄灭了火焰的晚霞映照在她的肩膀上，也印刻在她的眼睛里。“你去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她继续说道，“那是你父亲。没有人能够忘记他做过的事情，但是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而你的路还长，你比我更需要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

注解：

[1]　纳尔逊·艾格林（1909—1981）：美国小说家，作品中的主人公通常是遭到社会遗弃或不适应社会环境的人。

尾声

男人交叉着双腿坐在海滩上，等着日出。等着他妻子和他儿子醒来，等着生活再次开始。

他望着大海，深深地呼吸着从礁石堆里升起的海盐味道。他把目光投向港口，咖啡吧紧闭的百叶窗，随波漂动的小舟，一只被海浪吓坏了的狗。

一只手落在肩膀上，小小的，暖暖的。男人转身。“嘿。”小男孩说道。

小男孩看着他，揉着惺忪的睡眼，好奇地想知道他坐在那儿在干吗。

“你不想再多睡一会儿吗？”

小男孩摇了摇头。

“你明白我的意思？”

“一点点。妈妈偶尔会说意大利语。”

男人微笑着，摩挲着小男孩的头发。“你看，”他对他悄悄地说，用一根手指指向天空，“太阳马上就要升起来了。你看过日出吗？”

“没有。”

“那就过来吧，我们一起看。”

小男孩稍微犹豫了片刻，然后钻进了父亲的怀抱。

就是为了这个，男人想对他说，就是为了这个我才活了下来。为了向你讲述，一切事情都有属于它的光亮。

那不勒斯的黎明

﹝意﹞ 马西米利亚诺·威尔吉利奥　著　王心怡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目录

第一部分 毒井

第二部分 灾难的生命力

第三部分 如何治愈一点点

后记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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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毒井

1

清晨，男人走在去办公室的路上，面目狰狞。

孩子们彻夜未眠。

男人脸上透着烦躁，他叫乔瓦尼，半睡半醒地拖着疲惫的身躯。人行道被狗的粪便占满，都已经干透了。

前一天晚上，最先开始不对劲的是两岁的迭戈，他吃晚餐的时候吐了。接着是大一些的巴托开始流鼻血，他九岁，也不知怎的，最近老喜欢把手指往鼻子里捅，不弄出点儿血决不罢休。迭戈聪明伶俐，外表乖巧懂事，一头柔软的鬈发让他看起来像个女孩子。巴托的性格则截然不同，他总是发牢骚，喜欢扮警察，最近“警察”巴托还决定拍个四分零一秒的家庭纪录短片，正好和《世界与你同在》这首歌的时长一样。

二月的太阳斜倚在城市上空，凝视着在一片茫然的灰绿色中川流不息的车辆和来来往往的人群。

那份马铃薯蛋糕里一定有什么东西坏掉了，也许是土豆，或者是牛奶。但正如往常一样，妻子西蒙娜一口否定：“怎么可能！”她紧接着说，“我只选用优质食材烹饪。”语气跟广告里的一模一样。

“那你怎么解释吃完之后不仅迭戈吐了，而且我还拉肚子了呢？”

“一码归一码！你总是拉肚子，和蛋糕有什么关系！你倒是快点从厕所里出来，不然我就要迟到了！”

每当事情一团糟的时候，乔瓦尼就很想有一个便携式的手持千斤顶，并不是真的用来和人打架，即便只是放在床底下，或者柜子里，只要想到万一需要的时候能派上用场，他就觉得无比心安。

从家里到那不勒斯中心商务区有两条路可走。乔瓦尼比较喜欢先步行到马志尼广场，然后从那里坐任意一趟通往火车站方向的公交车，但西蒙娜对此表示十分不理解。

“你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她说，“一般大家要么坐有轨电车，要么坐R2路车。”

乔瓦尼不知该如何解释，因为……怎么说呢，西蒙娜说的那条路，仿佛刻意地隐藏了这个城市的嘈杂纷争，可嘈杂纷争才是那不勒斯的真实模样。

“要是坐有轨电车或者R2路车，你会产生错觉，以为这里的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但事实并非如此，真实的那不勒斯完全是另一副面貌。而我走的那条路恰好相反，到处都是乱糟糟的。”

某种疾病似乎正在酝酿着前来，可在它到来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就连生病都变得不易。老友相聚的下午茶、亲人的到访，在这之前，一切都如同蓄势待发的暴风雨前般宁静。

从南部上升而来的一股湿润的空气吹打在乔瓦尼脸上。孤独、静寂，是这条路最让他钟情的地方。在抵达混乱的中心商务区之前，他觉得自己就像市长一样，脑中浮现出许多优化城市和道路的想法。他最想效仿的就是瑞典的交通模式，就算不能做到像瑞典那样，至少也要比现在的那不勒斯强一点。

太阳逐渐升高，城市里那片灰绿色的阴霾随之消失殆尽。乔瓦尼觉得胃里开始翻江倒海，他努力抑制住那股正要往外溢的液体。他面色苍白，开始冒汗，佝偻的身体似乎要折成两半了。

他感到胃里一阵强烈的绞痛，这种感觉似曾相识。他想起把他去世的母亲转移到家族墓穴的那天，他有过一模一样的疼痛。那时候西蒙娜还怀着第一胎，他的父亲觉得将他母亲的遗体挖出来重新安置太残忍了，于是没有参与。

他只好独自前往，奈何屋漏偏逢连夜雨，公共交通那天刚巧罢工，他不得不步行前往公墓，完全是凭着一股信念的支撑才勉强走完全程。他的手紧贴着肚子，身体朝前弯曲着，牙齿紧紧地咬着下唇。那天刮着很大的风，布告栏里的金属板被吹变了形，哐当哐当地撞击着墙，笔直的电线杆似乎都被吹弯了腰。乔瓦尼时不时地回头看看，希望能侥幸遇上可以搭乘的便车。

到了公墓，他看见母亲的遗体还没有完全矿化，心底生出些欣慰，下唇被咬出血的疼痛也就此被遗忘。他的家里只剩下了他年迈的父亲老乔，不忠且怯懦。一想到这些，他脑海中就不自觉地涌出万千思绪，像合唱般此起彼伏。胃痛并没有停止，终于在晚些时候，他从其中一个掘墓工人那儿打听到厕所在哪儿。在思路清零的一瞬间，他突然觉得，如果早知道有罢工，也许他压根儿就不会从家里出来。

一晃十年过去，他偶尔还是会肚子疼，就像现在这般，他已经快撑不住了。或许是西蒙娜做的蛋糕有问题，又或许是来自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疲倦。

他一路小跑到最近的公交车站，手捂着肚子，开始冒冷汗。今天很幸运，没有罢工，公交车不一会儿就来了，车上几乎没人。他随便找了个座位，整个人陷了进去，感觉稍微有点好转，至少不会拉在裤子里。天气很好，有点冷但是阳光明媚。一切与往日并没有任何不同，公交车在拥堵的道路上缓慢穿行，他将目光投向窗外，发觉已经是冬天了。

当老乔转动钥匙的时候，他感觉已经在同一扇门转动了上千次同一把钥匙了。他偷偷摸摸的神色与那些出轨后回到家的男人如出一辙。

尽管他不愿意承认，但是他已经六十九岁了，所幸他看起来并没有那么老，瘦高瘦高的，头发也还算浓密，只是前面的鬓角却是秃的，外貌完全符合一个典型的数学老师形象，看似睡眼惺忪实际头脑敏锐。但同时，他又与大街上那些预言世界末日的疯子有着一模一样的懒散，那些“天才”总是对数字极其敏感，谈论些颇有深度的话题。

时光飞逝，他对于女人的热情却丝毫不减，仍旧痴迷于她们的香水味和拥抱。而女人们也都还爱慕着他，尽管她们已经不如以往那般年轻貌美，但又有什么关系呢？都这把年纪了，魅力不再，却仍能让女人们为之晕头转向，已着实不易。当然啦，指的是那些五十来岁，穿着成熟的女人，或许有的稍微年轻点儿，但是也不要幻想着还能像曾经那样了。四十五岁的克莉丝汀，似乎对他有点儿用情过深，不过，对于女人永远不能下一个定论。

老乔总想着，没准儿在某个地方还有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儿在等着爱上他，他以这样的方式在时间永久消逝之前来避免感到衰老。

穿过走廊，他知道准会看到克莉丝汀坐在那个小桌旁。过去的三十年里，那里一直都曾是特蕾莎用作惩罚他的角落，透过玻璃窗，视线能一直延伸到海岸。不过，从那个角度观海，可不似在波西利波[1]般视野开阔。因为在波西利波，房屋仿佛是特地为了欣赏海景而建的，而在卡波迪蒙特[2]，海是道路自然的延伸，那些连绵不绝的破败屋顶则成了这座城市的阁楼。

一想到特蕾莎，老乔的脑海里便浮现出她穿着家居服的样子，一件带拉链的粉色长袍，这让他实在是有点儿接受不了。而当时特蕾莎选择买这件带拉链的长袍纯粹是被售货员怂恿：“年轻人都穿带拉链的，那些扣扣子的反而都卖不出去，是剩下给老年人穿的。”老乔突然感到胸中有一股情绪莫名地涌动，似乎在为他曾经所造成的痛苦而悔恨，但这也仅仅是片刻的悔恨，就像停车场里闪着绿光的指示牌，指明着记忆的出口。

此时的克莉丝汀正坐在窗边望着海。

“嗨！”他说道。

“你回来了。”

克莉丝汀的口音里带着东部女人特有的韵味，还混杂着些方言。与他曾有过的所有女人相比，单论美貌，她算不上是最漂亮的，不过难得的是，她这个年纪还能保持着学生般的纤纤玉腿。

“坐吧，我们得谈谈。”她边说边戳着桌上的小篮子，以前特蕾莎用它来装针线和棉花。

老乔应声坐下，身上还穿着雨衣。

“要谈些什么？”

克莉丝汀刚刚一定哭过，她故作镇定，但发红的眼圈是掩饰不住的。

“你觉得我们要谈什么？你这个老流氓，对，我们就谈谈这个吧！”

老流氓。这些年来，老乔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默默承受着女人们给他贴上的各种标签。禽兽，色鬼，骗子。自从他和克莉丝汀在一起之后，这些标签又多了一个形容词——“老”。老禽兽，老色鬼，老骗子。

“也许你说得对，”他说，“我的确是这样的人。可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一种忠贞不渝，另一种背叛出轨。要坦诚地跟你讲这些事并不容易，但是我正在努力尝试。”

克莉丝汀起身准备沏壶茶，这个习惯她从苏恰瓦[3]一直带到了这里。手中的深色茶壶表面光滑，并不像她在苏恰瓦时用的那个茶壶，壶身满是划痕。这里的茶杯略小，但茶叶还是地道正宗的茶叶。

有些事克莉丝汀从没有跟任何人提起，因为她知道，抛开其他的不说，就其身份，别人对她的第一印象就会是——一个为了逃避从前的灰暗生活而来到意大利的罗马尼亚女人。遇到老乔后，即使她真心地爱上了他并包容他的缺点，但在外人眼里，她仍旧只是个为了寻求稳定和庇护的罗马尼亚女人，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并不会在真相面前消失殆尽。

没有人知道，十五年前的克莉丝汀曾和一个罗马尼亚男孩儿在一起。他叫奥勒良，二人准备一起离开苏恰瓦去意大利打拼，可就在出发前夕，喝醉酒的奥勒良拿着刚煮完茶、还是滚烫的茶锅打在了克莉丝汀的胳膊上。到了意大利，奥勒良不再酗酒，白天在一家保洁公司工作，晚上则和另外两个那不勒斯小伙一块儿在街上回收纸板。后来克莉丝汀才知道，原来收纸板只是个托词，奥勒良和他的朋友们大晚上的在城市里到处转悠，实际上是为了寻找城市里那些无人看守的汽车、醉酒的女孩子或是敞开的大门，干些苟且之事。

没过多久，奥勒良就被逮捕并被遣送回国。那天对于克莉丝汀来说，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自那以后，奥勒良几乎每个月都会给克莉丝汀写信，但是她从来没有回复过。她开始去那些独居的那不勒斯人家里做保洁工作，一开始是去一个住在富人区的女士那里，然后又换到一个住在海滨的老年人家中，没想到他却突然去世了。在得知他死讯的第二天，克莉丝汀不免伤心落泪，也分不清到底是因为老人过世，还是因为丢了工作。再往后，她便循着一则招聘启事来到了一位六十多岁的鳏夫家中，对，他就是老乔。一开始老乔雇她做钟点工，两个月后改为全职。当他们第一次亲吻之后，他坦承他并不富裕，三十年来，他父亲留下的遗产几乎早已被他挥霍一空。她回答说那不重要，然后接着吻他。一个星期后，清洁工转为了女朋友，一个罗马尼亚的女朋友。

“我受够了，我再也忍受不了你了！”克莉丝汀揉着眼睛说道，“你知道吗？最忍无可忍的，是你根本没有自知之明，不知道自己是谁！”

“是吗？”老乔噌的一下站起来，感到很受伤，“那你说说我是谁？”

克莉丝汀仰头说道：“你就只是个老流氓。”

穿过这座城市的喧嚣之后，开始了一天的辛勤工作，达密德公司的员工对此早就习以为常，包括乔瓦尼在内。

此刻的乔瓦尼，正带着一种矛盾感，以忧郁的眼光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事物。总长三米的厨房纸巾、被撕掉的标签、订书机、随意堆放的牛津文件夹、被踩踏的信封、可循环利用纸、公司的抬头纸、便签贴、丢了笔帽的圆珠笔、旧铅笔、布满灰尘的打印机、日志、笔记本、往期杂志、印模糊了的复印件、会议的邀请函、迟到的圣诞祝福卡和节能模式下待打印的草稿。这里理应是那不勒斯中心商务区最整洁的办公楼，可即便在夜间已经被打扫过，如果你透过干净的表面仔细寻找，总还是能发现些缺点和脏东西，而那些不知疲倦的员工却永远也无法从中脱身。

乔瓦尼这一天的开始，显然比达密德公司里的其他员工更糟糕，因为这个忧郁的职场精英老是腹泻。

提起他去过球的灰色羊毛裤，从厕所出来后，乔瓦尼瞥了一眼写字台，上面平躺着一份以番茄为原料生产化妆品的企业策划书。从一览表上来看，策划书里涵盖了番茄的各项信息，尽管内容还算实用，有些研究发现甚至还很出人意料，但可惜他并不是那种会鼓励某些想法的咨询师，那些人只不过是在浪费他们双方的时间。有时候乔瓦尼会觉得，他这份工作最糟心的地方，就是不得不摧毁一些年轻企业家的梦想。但是他不容许自己多想，因为想法很珍贵，每次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也就意味着离死亡更近一步了。

电话铃开始响，是吉吉。

“你来上班的时候看到他了吗？他之前就在楼下。”

“谁？”

“斯科波尼。”

“没有，我没看到。”

“他今天一大早就在办公楼下面等着了，像只鹰一样，你确定你们没碰着？”

“确定，我来的时候他还不在。”

“那你真是走运。你现在干啥呢？”

“我有一堆事情要处理。”

“真羡慕你，我今天丁点儿屁事儿都没有。那我们一会儿见？”

“行。”

乔瓦尼的同事吉吉，是个左派分子，他们成为朋友也有段日子了。吉吉总是认为过去的东西是最好的，谈起政治的时候，他一会儿说左派曾经是最好的，一会儿又说右派曾经是最好的。让人头大的是，他说话的时候总喜欢挠他的小弟弟，不然就是在挖鼻屎，正因如此，他的鼻孔也越来越大。和吉吉这样的人在一起，你只能跟他谈足球、政治、女人和孩子，能聊的话题只有那么几个，很少会跳出这个范围，除非你刻意为之。

自从有关“黄金顾问”的传闻在公司里流传开来之后，吉吉便老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来找他，乔瓦尼知道这不会是个巧合。事情的起因，据某些知情人士透露，达密德公司的高额收入很有可能与公共管理部门的不正常订单有关，否则，就涉嫌账目弄虚作假，于是，公司便陷入了各项调查的轮番轰炸之中。吉吉刚巧卡在这危急关头成为他的朋友，他像个油嘴滑舌只知道享乐的警卫，唯一上心的事情就是自己那紧系于发票的命运。

传闻始于这个名叫斯科波尼的男人，作为记者，他总是勇于用白纸黑字曝光各种事件。但你不得不承认，有时他如同一条疯狗，必须用绳子勒住，不然他决不轻易服软。在他的文章发表之后，各项调查逐步开始。他给乔瓦尼打电话想进行些采访，乔瓦尼拒绝了他，为了说服乔瓦尼，他可没少花功夫。

“这就是场经过伪装的市场竞争，达密德公司实际上是被一个富豪所承包。可是报刊只关心那些徇私舞弊的政客，根本不在乎达密德公司的员工，作为一名记者，我感觉必须得说点什么。你在这些盗贼的身边工作也有十年之久了，或多或少总能嗅到点什么。就算你撇开眼睛不看这饕餮盛宴，有些东西肯定还是能察觉得到的，比方说，骗局的味道、食物腐败的酸臭，或者同桌吃饭的人打的饱嗝。”

乔瓦尼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转述给了吉吉和公司的副董事长。圣诞临近，高层董事会一定会变得更加慌张，态度也会软下来。从斯科波尼决定联系他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自己已身处危险之中。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跟他说“你要小心点”，所有人都在打听他。从那之后，他就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了。除了不依不饶的斯科波尼，还有吉吉，他也从不闲着。这不，大约两点差一刻的时候，吉吉推开门，将他那油腻如凝胶般的脸探了进来，小声问道：“喝杯咖啡？”

西蒙娜通常会在午休时间给家里打通电话，问问是否一切都好。

“嗨，罗宾，家里怎么样？”

罗宾是家里的保姆，她回答说：“挺好的，迭戈的饭差不多都吃完了，就剩了两勺没吃。巴托刚到家，现在正在脱外套。”

“他才刚到家？”

“对，今天校车晚点了。”

“什么情况？”

“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巴托和他的一个同学打架，你认识的，那个叫马里奥的小孩儿。所幸也没什么要紧的，挠破了眉毛而已。”

电话另一端的西蒙娜正在努力控制自己，试图保持平静。已经一年多了，巴托总是有意识地抛出些明显的信号，就好像在以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告诉他们：你们快看，我做的这些事就是为了让你们难堪，我不是什么性格有障碍的社会边缘人，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让你们知道，你们的婚姻危机已经到了什么地步。最糟的是乔瓦尼固执地认为，他的儿子并没有在发泄自己的任何情绪，而西蒙娜也没法说服她的丈夫，让他相信巴托正在提醒他们俩。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怎么发生的？还不是跟以前一样。他们俩本来玩得好好的，不过你也知道巴托的性子，他总是想当警察，有时会有点过分，后来他们俩就开始打架。校长让他们两个放学后都留在办公室，然后特地差人把他们送回家里。校长没有电话通知你，只在教学日志上记了一笔。”

在教育上，他们总是给予孩子足够的自由，她并非要反驳这种教育方式，不过近些年来，如果说她学到了什么，那就是自由的原则有时会产生一些无法填补的缝隙。而像巴托这样的孩子，他们的问题就在于，擅长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钻自由教育的空子。她的儿子太聪明了，他不可能没有察觉到她和乔瓦尼的退让。他尝试各种方法，不是划伤谁，就是跟谁打架，无非是希望能激起他们的反应。所有的问题都化为了一个老套的问句：这个家庭的命运是什么？

与她不同的是，乔瓦尼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又没发生什么大事，他不过就是个脾气有点急躁的小男孩儿。”

“急躁？他如果把手铐铐在那个小孩儿身上然后把钥匙扔了怎么办！”

“哎呀！那种手铐轻轻一扭就断了。”

“是，但他老这么沉迷于当警察，难道我们就这样放任不管吗？”

“每个男孩儿的成长都会经历一个艰难的阶段，你是心理学家，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心理学家。西蒙娜简直不能容忍他说出这个词的语气，每每他想说她太夸大其词了，或者想说她太过严厉的时候，他就会用这个词。就比如那次吧，卖火腿的小贩——塞尔，看见巴托用轮胎砸他家的窗户，虽然窗户没被打破，但是他听见巴托边逃跑边回头朝他大喊：“印度人！”

“你说印度人吗？印度人可没有枪支。”乔瓦尼避重就轻，企图岔开话题。

“暂且不谈今天的印度人也使用枪支，塞尔说了什么也不重要，问题的关键是，巴托正在向我们挑衅，他想表达点什么，不是吗？”

“西蒙[4]，拜托，一个九岁的孩子，他不会挑衅任何人，你不要老是疑心这么重。”

疑心重。从什么时候起她变成了这样的人呢？

罗宾的声音再次响起：“需要我把电话递给他吗？”

有那么一瞬间，西蒙娜头脑里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想法：向罗宾诉说一切，寻求帮助。但她立刻就打消了这个想法，罗宾是个好保姆，但是她并不能代替她解决这些烦恼，毕竟，她才是孩子的母亲、乔瓦尼的妻子。

“算了算了，等我今天晚上见到他了再说吧。”

“意大利白酱？”

“嗯。”

“你知道我吃完会不舒服的，会犯结肠炎。”

“乔瓦[5]，你吃什么都不舒服，跟白酱可没半点关系。这都是心理问题，你有疑心病。”

“里面不会还放了胡椒吧？”

西蒙娜耸了耸肩：“就一点点。”

就外貌而言，西蒙娜并不是那种会让人对她有什么想法的类型，但奇怪的是，人们总是自然而然地想亲近她。薄薄的嘴唇线条分明，手指纤长，像富有磁力般总是能不动声色地便牵动着周围所有人的注意力。若是出席晚宴，她会化着精致的妆，穿着时髦的衣服出现在众人面前，一头黑色的鬈发随着步子摇摆，在人群里便会显得格外出众。每次在这种场合，西蒙娜听着朋友们跟她讲她们孩子的那点破事儿，或是男人们讲着自己与四十来岁中年妇女的风流韵事，她总能感觉到空气中似乎有种共识在指向她。许多人觉得，光是从外表就能看出西蒙娜是个感性和理性并驾齐驱的人。而另一部分人，则觉得她一定下了很大功夫才能保养得如此之好。有一次，就连一个女性朋友都在乔瓦尼面前兴奋地夸赞西蒙娜，称她为大自然的礼物。但对他来说，说到底，没什么特别的。

现在，他只想知道她如何能保证里面就只有一点点胡椒粉，毕竟是罗宾中午准备的白酱。

“你确定就一点点？”

“放心吧，罗宾知道你不好应付。”

就在这时，迭戈把最后一口鳕鱼给吐了出来，啜泣着揉搓右侧的耳垂，乔瓦尼满怀同情地看着他对西蒙娜说：“我实在是拿他没辙了，他不想吃。”

西蒙娜从烤箱中取出刚烤好的香烤乳酪饼[6]，用嘴对着吹气，假装不去看她的丈夫。乔瓦尼走进厨房又拿了一块鳕鱼回到迭戈身边。

“他不吃就算了，你不要强迫他吃。”

“我再试最后一次。”

“自从你上回喂他吃过面包棒，他就再也不喜欢吃新鲜的鳕鱼了。”

乔瓦尼拿着叉子的手倏地停顿在了空气里，叉子上还有块鳕鱼正对着他儿子的嘴巴，他横了一眼西蒙娜。

“水！”迭戈看着乔瓦尼，伸出双臂重复道，“水！”

乔瓦尼朝他比了一个手势，示意他安静，但他的儿子坚持说着：“水！”

“他想要什么？”西蒙娜问道。

“他想喝水。”

“水！”

乔瓦尼递给他一杯水，说：“喝吧。”

迭戈却用他的小手把水撇开，继续嚷嚷：“水！”

此时不可能再假装下去了，妻子正怒目而视。

“你知道他想要什么，不是吗？”西蒙娜问道。

“对。”乔瓦尼略微羞愧地回答，“你觉得我们给他一点点怎么样？就一滴，就只是给他尝一下。”

西蒙娜不予作答，拿起烤好的乳酪饼分成小份，再一一盛到盘子里，冲巴托喊道：

“巴托！吃饭啦！”

乔瓦尼面带沮丧，打开冰箱，拿了一瓶可口可乐并往迭戈的玻璃杯里倒了少许。

“拿着，喝吧。”说罢，小心地拧紧瓶盖。

得意扬扬的迭戈双手捧着杯子，开始贪婪地喝起来。边喝边把手臂伸向盘子以引起乔瓦尼的注意，他相信乔瓦尼会明白他的用意，并给他再倒上点可乐。

“巴托！把电脑关了！你到底过不过来吃饭？”

他实在想不到，迭戈还不到两岁，就已经学会了耍小伎俩。万般无奈之下，他去拿了个玩具飞机想以此来转移迭戈的注意力，但显然这并没有奏效。其实他这么做也是为了自己，为了显示作为父母，他们还和过去一样，有很多东西可以用来满足孩子们的需求，这里的“过去”，自然指的是可口可乐发明之前。

在饮食方面，西蒙娜有着近乎极端的严苛，除了拒绝冷冻食品（她称为“恶心的脆皮馅饼”），她还严禁甜的碳酸饮料。另外，她认为孩子们应该主动进食，不需要人强迫。但是在乔瓦尼自小长大的家庭环境里，要是有人少吃了一顿饭，都会被误认为是生病了。因此，西蒙娜的这种自主进食原则很难说服他，他试图证明自己是对的。

“要是他不饿，那我无论试多少次他也不会吃的。”

“这已经是你第六次尝试喂他，他就算吃了也很正常，只不过是为了取悦你罢了。”

每次乔瓦尼带孩子的时候，西蒙娜都尽量不去插手，但上个月，他用面包棒卷鳕鱼来讨好迭戈的事情，让她特别恼火。

“你竟然买了芬达斯[7]！你有没有动脑子？你还不如买超市自产的呢！”

“我去买的时候只有芬达斯。”

“买给巴托吃的东西你怎么就不会买错？”

“巴托不一样，他甚至连炸薯条都不喜欢吃，你觉得这正常吗？”

“巴托不断给人找事儿，只会浪费你时间。”

“西蒙，你最好别惹火我。我没时间给迭戈准备蔬菜汤，你也没有。如果非要按照你的标准来，那我们得先花半天时间寻找合适的食材，另外半天时间用来烹饪。买雀巢能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再说了，你说的那个牌子包装实在是太小了，不是被其他东西藏起来了就是缺货，有时候你不也找不到？那我们能怎么办呢？只能退而求其次呗！午餐有罗宾负责，晚餐我们俩尽力而为，总不能当着孩子的面丧失理智吧！”

西蒙娜的战术像一杯清水那般清澈透明，简单明了，当轮到她的时候，她绝不会因为迭戈的软磨硬泡而心软，给他所谓的“水”。

“他在哭，要不就给他一点儿吧。”

“不给，他想吃就吃，不想吃就算了。”

巴托坐在餐桌旁，把食指伸进鼻孔。乔瓦尼趁西蒙娜还没发现，赶紧朝他使了个眼色，他立马就规矩了。

今晚的餐桌比往常更为沉默。也许是因为巴托第一次因打架而从学校带回来一封告家长书；也许是因为乔瓦尼担心白酱会影响他的结肠；又或许是因为西蒙娜悲伤地意识到，这世界上所有的心理学放在家里都不管用。唯独迭戈一直不停地讲话，还到处乱跑，从这里跑到那里，他还假装要把手指伸进插座里，像是为了要激起乔瓦尼那本就濒临爆发的怒气。

电话响了。

“电话！”迭戈喊道。

“你去接。”乔瓦尼命令巴托，说罢，便低下头充满怀疑地仔细检查烤盘里自己的那份乳酪饼。白酱呈带状躺在豌豆和饼底之间，薄如刚刚穿过他头顶的闪电。这种把白酱、乳制品和鸡蛋配在一起的做法很奇怪，不像是出自西蒙娜之手，不过也许这是针对他刻意而为之的，不动声色地就将他一军。

巴托面如死灰地回到厨房，告诉他妈妈：“是卡察太太，她让你接电话。”

乔瓦尼在记忆中搜索了几秒钟，想起来卡察太太是马里奥的母亲，巴托今早把马里奥的眉毛给抓破了。想到这里，他向西蒙娜使了一个富有深意的眼神，仿佛在跟她说，不要太过退让，说到底巴托也只是打了他一拳。但西蒙娜并没有看到他的眼神，径直起身去接了电话。乔瓦尼的视线重新回到面前的盘子上，满脑子想着的都是：如果我们现在不吃，一会儿晚饭就该凉了。

“你想看电视吗？”乔瓦尼问巴托。

“不想。”

“你确定？没事儿的，你不用担心，我待会儿和你妈妈一起去见她。迭戈，停！”

迭戈对插座的插孔格外好奇，靠得越来越近，还将手指伸向洞口，带着恶作剧般的嗤笑打量着周围，等着被人发现。

“我刚跟你说什么来着？还不快停？你赶紧的，把手拿开！”

“巴托，开电视吧。”

“好吧。”巴托回答道。

“迭戈……手……这里……”迭戈喃喃自语着，手却并没有挪开。

“把手拿开！”

门铃响了，父子二人面面相觑。乔瓦尼命令道：“你去开门。”巴托不情愿地起身。他肩膀宽阔，但走路的时候总是无精打采，眼睛望着地面，面无表情。对乔瓦尼来说，他看起来更像是一名矮个子的小警察而不像个孩子。

“爷爷来了。”巴托说着走到他爷爷前面，快步回到厨房。身后的老乔穿着一件灰色的雨衣，手里拿着顶帽子。

“爸，你来了，坐吧。”乔瓦尼说完转身又向巴托吩咐道：“你去看看迭戈这会儿又在哪儿瞎胡闹呢？”巴托一瞬间就没了人影。父子面对面坐着，不知说些什么，几秒钟的沉默之后，老乔问道：“西蒙娜呢？”

“她正在打电话。”

老乔应了声“哦”，看到桌上的盘子里还盛着乳酪饼，有一盘几乎都没怎么动，另一盘则差不多吃完了，还有一盘剩了大概三分之一到一半的量。

“你们吃完晚饭了吗？”

乔瓦尼点点头，说：“把你的雨衣脱掉吧。”

“明天会下雨。”

“那你也不用现在就穿上雨衣吧？要喝点什么吗？”

“你要是煮咖啡的话，我就喝一杯。”

“没问题，那我这就去煮。”

厨房里什么都没有，孩子们照样能自己玩起来。巴托在前面假装怪物，而迭戈笑得在地上打滚，紧紧抓住他哥哥的脚踝。

“迭戈，快过来跟爷爷问好！巴托，你小心点。过去看看你妈妈电话打完没？”接着乔瓦尼转向他的父亲，问道：“对了，你怎么会突然过来？”

老乔面带难色，犹豫地环顾着四周。

“怎么了？是怕孩子们听到吗？没事儿，你说吧。”乔瓦尼连忙说道。

“不，不是因为孩子们。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这件事不太好开口。”

“那你就更得跟我讲啦！对了，你要吃点乳酪饼吗？”

“不用了，谢谢。”

乔瓦尼往咖啡壶里装上水。“你就直说吧，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他打开柜子拿出咖啡粉，又加了句，“你脸色可不太好。”

“睡觉觉！”迭戈突然插话。

老乔眼眶湿润，声音哽咽：“克莉丝汀把我赶出家门了，我现在无家可归，不知道该去哪儿。”

“睡觉觉！”

“什么？”

“对，你没听错。我这次闯了大祸了。”

“爸爸，迭戈想要睡觉。”巴托把话题打断。

“等一下，你妈妈马上就来了。又被赶出来了？还是因为上回那个女的？”

乔瓦尼点着灶上的火，将摩卡壶放在炉子上。

“不管怎么说，你今晚可以先住在这儿。”

孩子们只消停了一会儿，迭戈便又开始嚷嚷：“睡觉觉！睡觉觉！”

门这时被打开，西蒙娜走了进来。

“爸，你来了！”她说，“我刚刚好像听到了你的声音，你还好吗？发生了什么？你脸色怎么这么苍白？”

盘子里的乳酪饼浮现出一抹绿色，那是豌豆尸体的颜色，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食物腐坏的酸味，飘浮在每个人鼻子底下。一股凶猛的寒流正在暗自北上，电视的画面不停地在切换，食物变质了，某种疾病正悄然来袭。

乔瓦尼把火关小，转身向他的妻子说：“爸今晚住在这里。”他把迭戈抱在怀里，开始轻揉他左耳的耳垂，又说，“我来哄他睡觉。巴托，你快去换衣服。”

两小时后，西蒙娜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乔瓦尼也一直翻来覆去的。

“怎么可能呢？”

“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是做了什么，我爸天生就是个不忠的男人。”

“我不是在说这个，不是你爸，而是克莉丝汀，她怎么能把你爸赶出去？我是说，那套房子不是你家的吗？”

“西蒙，别想了，早点睡吧！”

“不过，怎么说你爸也是有岁数的人了，这会儿应该平静下来了吧。”

平静？自他记事起他就知道，他父亲最大的问题根本不在于能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因为他是否平静开朗全取决于他的情妇。他把他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情妇身上，而那些情妇却在破坏着这个家庭的团结，让未来变得不确定，耗尽了父亲的钱财不说，还惹得母亲伤心落泪。

情妇们无所不为。

“克莉丝汀她什么也不图，”他说，“她爱老爷子。”

“我之前也这么觉得，不过有时候人们会表现得很奇怪，你得时刻保持警惕。”

“天哪，西蒙娜，作为一名心理学家，你怎么会说出‘有时候人们会表现得很奇怪’这种话？”

“对啊，正因为我是一名心理学家，谁能比我更清楚人有时会表现得很奇怪呢？”

“对了，和卡察太太谈得怎么样？她打算怎么解决？”

“嗯？啊，对，一切都好。她只是想和那个欺负她儿子的小浑球的妈妈谈谈。但我们必须向巴托解释解释，让他知道他的行为会造成什么后果。”

“你想跟他解释什么？巴托不就是打了他一拳，再简单不过了。虽然明天他可能还会再犯，但起码现在，他知道不能用武力解决问题。”

“你不是想睡觉来着？”

“是，但我觉得你去向他解释无非是个借口，从此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劝导他，这么一想我就睡不着了。”

西蒙娜被迫把话题引向更深处，尽管这并非她本意。

“但我不是那种会惩罚或者臭骂孩子一顿的妈妈。”她说，“再说，现在你爸也来了，你知道在妓院……天哪，这是哪里来的一股屎味？”

“不好意思。”

“我的妈呀，乔瓦尼，你身体里蕴藏着什么？”

当西蒙娜在跟乔瓦尼讲着他是有选择权的时候，他肚子里的白酱一直在翻涌。其实那些屁也不是说忍不住，但是昨天刚吃完马铃薯蛋糕，今天又接着吃烤乳酪饼，这根本就不是他的选择，为什么他却要为之付出一整晚肚子不舒服的代价呢？在气体从体内排出的一瞬间，他知道他的婚姻陷入了危机。

西蒙娜继续说道：“况且，我们自己的生活本来就一团糟了。”

乔瓦尼点点头，就好像在公交车站无聊地等车时，听着某个神神道道的大妈自顾自地讲着自己的各种问题。

“我不是故意的。”

“算了，没事儿。明天要不你去和巴托谈谈，我不想总是我去扮演那个坏人的角色。”

“和巴托？”

“嗯。”

“明天再说吧。”

其实乔瓦尼并不想就此让步，但他实在是太累了，再加上现在还腹痛难忍。放完屁，他从未像现在一样，觉得放任自己暂且忘掉一切是多么有必要。明天，他会更坚定地捍卫儿子的权利。

“我们明天再谈吧。”

他累坏了，房子被包裹在一片沉默之中，只有厨房洗碗机还在发出阵阵呻吟，那单调的声响与此刻的困倦疲乏完美地契合在一起。

2

罗里斯不紧不慢地走进餐厅，身穿一件棕褐色的天鹅绒外套。在社会关系中，迟到无疑是令人讨厌的，但又常常不可避免。所以，对于这种从他人生命里偷走几分钟的行为，罗里斯并没有打算抱歉。

“好久不见！”

“嗨，罗里[8]，我已经点餐了，你要点点儿什么？”

罗里斯应该是最后一个仍然觉得天鹅绒外套流行的西方人了。

“一杯新加坡司令。”

“一杯什么？”

罗里斯脱下外套，用一种不置可否的眼神看着他说：“你也来一杯吧，今天我请客，所以你得听我的。”

“新加坡司令是个什么鬼？”

他坐下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昨天所有人都点这个。”

罗里斯目光敏锐，自带一种刻薄、嘲讽的幽默感，有时（只是很偶尔）会有些肤浅，和他后现代主义作家的身份不太相符。他不是那种特别有吸引力的男人，但是走在大街上，他那鹤立鸡群的身高和茂密蓬松的头发，肯定能让你在人群中一眼就注意到他，顺带给他贴上花花公子的标签。他极具骨感的双手，总是在他夸夸其谈的时候不停地变换着各种手势，眼睛流露出一种狡黠的灵动。也许是因为他太高而且太瘦了，衣服穿在他身上总像是大了一号，显得有些松垮，走起路来，四肢在空荡的袖管和裤腿间摆动，给人一种巨婴的感觉。

乔瓦尼示意服务员过来：“给我朋友来一杯新加坡司令。”

“不好意思，我们没有。”

罗里斯看着一桌子的面包屑，倏地站了起来，从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一包烟，问：“这里可以抽烟吗？”

“我们没有可以在室内抽烟的大厅。”服务员有些不耐烦地回答完，接着问道，“请问您点杯什么呢？”

“那就一杯泰式麦吧。”

“先生，我们没有。”

罗里斯瞟了一眼大厅对面那两个大声说话的家伙，点燃一支烟。

“蒙克酒吧里能喝到的东西，这里一样也没有吗？”

“你就随便点杯啤酒吧，人家都在这儿站半天了。”

那两个大声说话的家伙，其中一个抬起头，嗅着空气里一股异样的味道。服务员扶了扶额头，抬起手扇走烟味，重申道：“先生，这里禁止吸烟。”

罗里斯不情愿地灭掉烟，说：“给我来杯啤酒再加份薯条吧。”

服务员在掌间敲了几个代码，点好单后转身离开。

“你不知道昨天我遇到了多少怪人！”罗里斯发出感叹，目光追随着女服务员的臀部一直到她走进厨房，接着说，“幸亏我成功地把我的名字加到了名单里。报社里总是乱糟糟的，搞得最后我不得不贿赂了一个保安。”

“那你去了一趟有什么收获吗？”

“倒是有些乙级联赛的球员，不过在这么个严肃的大城市里，其实没什么值得你特意寻找的。有人说看到了Planet Funk乐队[9]，我没看到，就算看到了我肯定也认不出来，我连他们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哦，据说《阳光下的地方》[10]里的演员也去了。不知道他们算不算得上你心目中的大佬。”

服务员端着啤酒和乔瓦尼点的帕尼尼[11]走了过来。

“炸薯条呢？”罗里斯问道。

“一会儿就到。”服务员的语气里满是不耐烦。

“顺便帮我拿一袋蛋黄酱，不要番茄酱，只要蛋黄酱，你一会儿别忘啦，谢谢！”

服务员踩着高跟鞋转身离开，罗里斯重新面向乔瓦尼，他此刻正往嘴里塞着鼠尾草裹牛肉的帕尼尼，一片番茄滑到面包有些烤焦了的边缘。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薯条到了，上面挤满了蛋黄酱。罗里斯看着薯条，尽管埋怨蛋黄酱有点太多了，但还是把嘴巴塞得满满当当，吐出几个含糊的词：“一个备选方案。”

罗里斯选择炸薯条一是因为他迟到了，点薯条比点任何其他东西都要上得快。二是因为如果点一份别的什么，比如鼠尾草裹牛肉的帕尼尼，那吃的时候肯定就顾不上说话了。相比之下，薯条的优势十分明显，从体积来看是完美的食物单位，食用所需的时间也一目了然，非常现代。

“什么样的备选方案？”

“我有跟你讲过那个有关中国的计划吗？”

罗里斯是一个懒惰的作家，常常草率地就决定起草一部小说，可他那突然迸发的灵感又不足以把书写完。近三年里，他换了两个代理人，共出版了四本书。罗里斯觉得灵感是一种过时的概念，就像那些还在用远过去时写作的小说家一样。他曾经也和那些渴望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灵感的作家一样，在他十八岁的时候，身无分文但满怀希望地离开家，辗转于不同的城市之间。他一直努力填满自己空瘪的钱包，也从未放弃过希望，米兰和罗马待不下去了，便又回到那不勒斯。只要付给他钱，他什么都写，歌舞表演、带点小心计的时尚产品目录，或是社交网站上的某个信息表。

“我有个中国朋友，杨逍，是中意公司的老板——启罗的合伙人。他们俩现在准备合伙在上海开个公司生产警报器，先不说这个点子怎么样。小偷们猖獗又不是一天两天，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有人要偷，就有人要守，那不如干脆就安装个警报器。你能想到吗？安警报器！如果这个主意还不算天才，那你说说什么才算？”

“那语言方面你怎么办？”

“杨逍说会一点儿英语就够了。真正麻烦的是报社那边，如果一切顺利，那我们过几个月就出发了，但是在那之前我不能冒任何风险。所以我需要有人帮把手，想想也只能问你了。”

“行吧，那我怎么帮你？”

罗里斯吃完最后一根薯条，说：“帮我代写专栏，然后可能还需要代替我去参加一些活动，费用自然都是由我来付。不过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报社那边我们一切保密，反正也不会有人注意到，因为我还是会亲自给每篇文章签名。当然了，我肯定会付给你酬劳的。”

乔瓦尼吞掉最后一口帕尼尼，吃得他下巴都累了。

“这不是钱的问题，”他耸了耸肩膀，继续说道，“你知道的，我整天都在工作，每天晚上到家的时候，整个人就像一块抹布。再说了，我怎么跟西蒙娜说呢？”

罗里斯向来都觉得婚姻是施展各项计划的坟墓，而此刻，他的这种想法已完全暴露在了他的笑容里。

“乔瓦，这有何难？你就直接跟她讲‘今晚我要去蒙克酒吧参加一个活动，另外我还要帮我的朋友罗里斯写篇文章’，多大点儿事儿？”

“有变动，”副董事长说，“不过这个变动我不太喜欢，那个法官肯定在策划些什么。”

“刮这么大的风，该不会是他策划的吧。”吉吉打趣说。

“你去买两杯咖啡。”

太阳病恹恹地从圣埃莫堡[12]后方落下。吉吉站起来走进酒吧，没过一会儿又坐回到桌边，他快被冻成冰了。商务中心总是人来人往，呼吸着薄雾的过路人都心若坚冰，在其他正常人的眼中，他们和僵尸没什么区别。在这表象之下，有一个为人温和又坚决果断的项目合作者，他既是精力充沛的职场精英，又是忙于生计、疲于奔波的劳动者，他和那些普通的雇员不一样，这也是副董事长眼中他的魅力所在。

“你不能错误地认为水会平静下来，至少在选举之前，水是不会平静下来的。”说完，副董事长看了眼他的咖啡，问，“咖啡杯是冷的吗[13]？”

“是的。”吉吉搓着快要冻僵的双手说道。

“那就好。”副董事长边点烟边说道。

他必须承认，权力的力量就在于它的影响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用还是不用钢笔，在清晨还是午餐后阅读报纸，大家都有喜欢去的餐馆；再比如有的人习惯用冷咖啡杯，但是，有权势的人能让自己的个人习惯为众人所周知，这就是影响力。

“你知道右派的问题在哪儿吗？”

吉吉抬起下巴饶有趣味地听着。

“要是有谁比他们还会忽悠群众，他们反而会生气！嘴上说着自己有多诚实，到处宣传他们口中那个更好的未来世界，其实都是幌子。这是他们最理想不过的方式了，靠耍耍嘴皮子就能操纵那些木偶一样的群众，实际上他们跟斯科波尼没什么两样，根本就不关心人民群众。但是你知道人们对此有什么反应吗？他们把这种操蛋看成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了，还总觉得抹点儿凡士林就能管用。那些清正廉洁的官员虽然也操蛋，但稍微文明点儿，至少不随便炮轰别人。哪像斯科波尼，天天地白日做梦，不知道出版社看他的文章跟看小丑耍杂技似的，再不小心点儿，总有一天双手会被砍断丢到大运河里。管他呢，反正断的又不是我们的手。”

吉吉爆笑道：“我们可不会砍任何人的手。”

“那可不！”副董事长说着还模仿起断手之人。吉吉笑得更响，听他说话真有趣。

副董事长环顾四周，把喝完的咖啡杯放在小桌子上。

“像斯科波尼这样的小丑，”他继续道，“他固执地非要吐在自己吃饭的盘子里，人们早晚会明白他是何居心，而且还会让他冷静下来。他，我倒是不担心，我真正担心的是幕后的操纵者，这是一场不同党派的政治家之间的战争，为了各自团队的律师、顾问、地方法官还有知识分子，每一方都想争夺权力，壮大势力。钱若是花在了刀刃上，那全欧洲的资金都能为你所用。吉吉，听我说，水不会那么快就平静下来，选举之前我们除了等待别无他法。”

“你的意思是还会爆出来一些其他的丑闻？”

“我倒是期待法官扣押资金，这样舆论风波就能达到一个点，换作以前，只需要给权力一方扣一点屎盆子，就足以让他从游戏里出局了。但是今时不同往日，那些大权在握的权贵，早就学会了根本不用看就能把屎剔除干净。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吗？他们把屎盆子接过来抹在脸上，有人甚至直接吃掉，然后直视摄像机，在各种媒体面前，说真好吃，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起初人们都很谨慎，各项民意调查里他们的支持率都会有所下滑。但久而久之，他们和脸上的屎成了朋友，通过报刊、媒体每天都宣扬着屎有多么美味。一段时间之后，人们重新开始相信他们，他们也就不用辞职，或者被监禁了。慢慢地，热度逐渐消退，为了哗众取宠，记者们赶紧又给别人扣点儿屎盆子，什么恐怖分子啊，偏执狂男友啊。然后突然之间，你猜又看到谁了？那些之前的权贵，又带着干干净净的脸，再次出现在镜头面前，然后呢，转而朝向那些脸脏的人开始大声叫嚣。你知道所有这一番折腾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吗？”

“不知道。”

“无论发生了什么，权力这把交椅我们是坐定了。要是他们吃着屎都能稳如泰山，那仅凭两滴污水或者小便，又怎么能脏得了我们的身子呢？”

有那么几秒钟，空气中只剩下沉默，一阵风吹来，玻璃杯飞到了地上，碎成渣渣。一名服务员闻声从酒吧里出来，急忙收拾起碎片。副董事长对眼前的景象视若无睹，仿佛这些碎片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接着又补充道：“记者们我一点都不担心，他们今天曝光丑闻，明天又会写屎比巧克力好吃。”

一天中总会有些时间段，男性的办事效率会降到很低，比如下午六点到八点之间，尤其是在丈夫比妻子早回家的时候。

“把你的手从鼻孔里拿开。”

“不。”

“为什么不呢？”

“因为我不想拿开。”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巴托把手指从鼻孔里抽出来一秒，重复道：“因为我不想拿开。”然后又塞了回去。

“乔瓦，你就随他去吧！你小时候还不是总把手指塞到鼻孔里分裂毛细血管，和巴托现在干的事情一模一样。”

老乔向他的孙子眨眨眼。乔瓦尼说：“真是谢谢你了，爸，你可真是个好帮手。”

“嘿，你小子！”

乔瓦尼记得他曾经可以挖着鼻孔度过一整个下午，一边挖一边看电视，一边挖一边玩。然后把从鼻子里挖出来的干燥的黏液球收集起来，用食指和大拇指把它们搓圆，当它们完美地成为一个球时，选择吃掉它们、将它们扔掉或者把它们粘在一些家具上。奇怪的是，等你变成成年人以后，就不再会从恶心中获得快乐，更糟糕的是成为父母后，恶心不仅不再令人愉快，甚至成为教育所迫害的对象。

“算了，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七点半左右，西蒙娜走进房间。“嗨，今天过得怎么样？”

乔瓦尼正在读一本书，他抬起头，眼睛盯着虚无的空气，回答说：“挺好的。”

“你的肚子还好吗？”

“一般般吧。”

“你别去想就行，肚子不舒服都是一阵阵的，过段时间就好了。”

西蒙娜把她的包放在椅子上，脱掉鞋子开始叹气。从什么时候起，才晚上七点就已经累了呢？

过段时间就好了。乔瓦尼一直都知道，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先是他的母亲，然后是他的妻子，她们让他知道，生活建立在短暂之上，而他对此也早已习惯了。背痛、缺铁性贫血、腹泻，这些都会过去的。

“确实过段时间自己就会好，不过也许我得找医生看看，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心理方面导致的问题。”

乔瓦尼轻微皱起眉头，不到一分钟，再次抬起头来说：“我不喜欢你说这是心理问题，就好像你在说这都是我编出来的一样。”

“我没有这么说。”

“但我觉得你是这么想的。”

“也许是你，”西蒙娜说，“是你觉得心理问题一点都不重要。”

“呃？”乔瓦尼合上书，问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不然你想让我说什么？说你快要死了，你结肠有肿瘤，还是说你想因为患有结肠炎而博取同情？”

“去你妈的。”

“对，你每次就只会这么说。”

“去你妈的，西蒙。”

乔瓦尼觉得，不断的争执和眼泪，是一种消除距离的方式，像把尿从体内排出一样。相反，沉默让人感觉像是陷入了峡谷，划清了彼此的界限，使人变得冷漠。

沉默，距离，冷漠。我是谁，你是谁？

一刻钟后，巴托进入房间。

“爸爸，饭好了，你别看书了。”

“嗨，你的短片拍得怎么样了？”

“挺好的，已经拍完了，现在我得选一些片段，然后开始剪辑。”

刚过完圣诞节那会儿，受《世界与你同在》这首歌的影响，巴托心里便萌生了录制一个家庭小视频的想法，名字都取好了，就叫《我的一家》，记录家庭生活的各种琐事。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段录像。早上出门前、大家一起吃晚餐时，连去爷爷家时都有录像。可惜对他而言，拍摄短片、去学校上课还有去游泳，这三者没法兼顾。

“那你来餐桌这边吗？”巴托问道。

“我这就来了。”

乔瓦尼刚坐下，还没来得及拿起刀叉，电话铃就响了。

“你去接吧。”乔瓦尼对巴托说。

“不用不用，我去接吧。”老乔打断道。但是巴托没听到，他噌的一下从椅子上弹起来，速度太快了，才一眨眼的工夫他就回来了。

“爷爷，是找你的，”他说，“是罗萨丽娅。”

西蒙娜小声问道：“罗萨丽娅？”

巴托点点头。

“罗萨丽娅是谁？”西蒙娜又问。乔瓦尼的嘴里塞满了煎肉饼说不出话。

老乔试图避开西蒙娜和乔瓦尼那瞪圆了的眼睛，在逃出房间前面带微笑地答道：“我的一个朋友。”

沉默。

叉子们回到原位，只有巴托什么也没有意识到，还在不停地摆动手中的刀叉。西蒙娜看着乔瓦尼，乔瓦尼看着巴托，西蒙娜转而看向巴托。

“怎么了？”巴托从盘子里抬起头问道。

“所以罗萨丽娅是爷爷的朋友？”西蒙娜问。

“是的。”巴托确认完又继续开始吃。

“那你怎么会认识她？”

“她今天来过家里。”

乔瓦尼差点儿没噎住。他说了，他说出来了！完了，这下可好，一场腥风血雨即将到来。

“是吗？”西蒙娜笑得让人有些毛骨悚然，继续问道，“那爷爷和罗萨丽娅讲话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

“西蒙……”乔瓦尼企图打断。

西蒙娜突然转向乔瓦尼，眼神凌厉，目光似剑，有一瞬间让他觉得这场腥风血雨可能会转变成家庭暴力。

“你当时在干吗呢？”西蒙娜再次问道。

巴托看着他的父母，对眼前的状况有些摸不着头脑，只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太对劲儿，但又不知道他们两个到底谁是站在他这边的。

“我……我跟他们在一起。”

乔瓦尼松了一口气，而西蒙娜的眼神里仍透着疑虑。

“她很早就走了，”巴托继续说道，“爷爷跟我说他不太喜欢她。”

“为什么？”乔瓦尼问道，心态越来越平和。

巴托看着他受到惊吓的父母。乔瓦尼看着巴托，巴托看着西蒙娜，西蒙娜先看看乔瓦尼，又转而望向巴托。

“爷爷说罗萨丽娅的胸太大了，”巴托说，“他不喜欢那么大的胸。”

“时代变了，以前人们对女性美丑的评判，简单地取决于她是身材丰满还是骨瘦如柴，是魅力四射还是普普通通。如今一切都变了，有可能骨瘦如柴反而被视作一种美，至少是有魅力的，相反那些身材丰满的，反而被人认为普通，甚至觉得丑。总之，情况非常复杂。”

老乔在浴室镜子前调整他的领带和衬衫领，巴托在一旁听他讲话。

“我们都身陷社会的混乱之中，这是个复杂的时代，但这种局面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只是今天一切都暴露得更为明显，污染也更为严重。其实早在我年轻的时候，混乱就已经开始了，我上高中那会儿，出于虚荣，上了一所那时候被称为‘实验性’的高中，其实就只是因为那所学校里设有打字课。”

老乔对着镜子直摇头，边洗手边说：“整个学校只有一台打字机，没过几个月就坏了，不过也是情有可原，三百多名青少年用手指敲打着同一个灰色的小玩意儿，况且质量都不知道有没有保障。但是我们谁也没能想到，其实改变早已在那个时候悄悄生根发芽了。没过多久，打字机就到处都是，再后来就有了电脑。社会的污染就此开始，人们早已在这快速的变革中迷失了方向。”

巴托看着爷爷拿起了一瓶香水，往脖子和手腕上喷了几滴。

“什么垃圾，”他嫌弃地问，“这是你爸爸的东西吗？”

“是的。”巴托如实回答道。

“什么垃圾！”

“那是你觉得。”乔瓦尼恰好就在这时推门而入，紧接着说，“总比你的古龙水好。”他闭了一下眼睛，翘起鼻尖仿佛在嗅着空气。卫生间开始变得有些拥挤，老乔在镜子前，巴托坐在马桶盖上，而乔瓦尼站在门口。

“我的香水味道比较淡，更现代。”

突然间，他记起小时候，每当父亲讲述着他那让人难以理解的爱情观时，母亲就在一旁哭，他则紧紧抱住父亲的腿不让他离开。一开始的时候，老乔还尽量温和地摆脱他，后来次数多了就越来越不耐烦，直接扯下儿子紧紧黏在自己身上的手脚。有一次，乔瓦尼死死地抱住父亲怎么也不肯放手，老乔实在是拗不过他，抬腿就走，乔瓦尼便被拖在地板上，直到被拖到了门口。突然间，他猛地起身把头往墙上撞，墙硬生生被撞凹进去一小块。那次，就只有那一次，老乔留了下来。

“你看到没有，巴托？世人被分成了两种，喜欢古龙水的和那些喜欢现代香水的。分歧是一种强大的存在，永远不会消失。”

“你别说了，反正他也听不懂！”乔瓦尼说。

“但我觉得他能听懂。你听得懂，对吗，巴托？”

巴托点点头，说：“世界上的人分为不同的类型。”

老乔笑着转向乔瓦尼说：“也许你才是那个不懂我的人。”

“用不着懂你，你说的都是些胡言乱语。”

“呃，你今晚怎么这么尖嘴薄舌，说话带刺？”

“我能知道你要去哪里吗？”

“我有约会。”

“约会？”

老乔就像涂须后水一样，把香水涂抹在脸颊上。

“是的，一个约会。”

“和罗萨丽娅？”

巴托从马桶盖上站起来走了出去。

“我们能出去吗？厕所里太热了，我受不了。”老乔说。

“你不打算说说？”乔瓦尼坚持道。

“和你没关系，我得去见个人。”

“去见谁？”

“乔瓦，够了，你给我提供住的地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干涉我的私生活。我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不需要获得你的批准。就当我求你了，你就不能让我一个人好好待着吗？”

“但是你在变老，克莉丝汀是个好女孩儿，她还很年轻，难道你想像毁了妈妈的生活一样也毁了她的生活？你都不知道有多少次妈妈给你准备好晚餐，但是你没回来。很多事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就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一样。可你知道什么呢？反正你从来都不在家，你什么都不知道。妈妈不是对你的所作所为无动于衷，她只是不想失去你。爸，我永远都忘不了，就算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那些细枝末节我都还记得清清楚楚，历历在目。”

老乔打开门，他不想听，太热了。卫生间里潮湿的空气迎面撞上走廊的寒冷，瞬间溶解得一干二净。壁炉里散发出的热气让喉咙变得干燥，他知道那其实是灰尘的缘故。

“你别这样。”老乔重新关上门，说：“我每天都在想你妈妈，你不知道我有多爱我的特蕾莎。但是我能理解你，我也有这样的记忆，在我心底埋了十年。你知道你奶奶从五楼跳楼自杀的事情，对吗？可怜的人啊，战争夺走了她的一切，她的父亲和兄弟姐妹，她的家。那时候我父亲整天都在外头，只有我留在家里陪她。”

“对，我知道。但这跟我想说的事情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的，你听我说完，因为和你一样，我也终生难忘。那是1946年的夏天，她整个人陷入沮丧也有段时日了。一天下午，当我在听着收音机时，她过来问我，想不想吃巧克力。我回答说不想，我那时总是回答‘不’。于是她出去晾衣服，有一阵子，我还听到衣服在拍打空气，扑扑作响。后来就是一片寂静，起初我并没有注意到有什么不对劲，直到听到路上有人尖叫，我冲出家门，再看到她的时候，她已经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你看，有些记忆是很难忘却的。”

老乔拍了拍乔瓦尼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但是，你得学会如何和它们相处。”

乔瓦尼侧了侧身避开老乔的手，说：“这故事我早就听过，你都跟我讲八百遍了。但是，你能告诉我，这跟我刚刚想跟你说的事有关系吗？”

西蒙娜想做爱，但她不确定，她没时间。少女时代的她，一直深信性爱是活着的意义之一。而近年来，她的生活里不仅没有了性，就连她曾经渴望的爱情，也被按上了暂停键。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性生活变成了两具疲惫不堪的身体为了不吵醒孩子抑制着呻吟在床上扭动，而被压抑的不仅是呻吟声，还有愉悦感。

夜深人静之时，似乎一切都井然有序，他们安然入睡。但这种秩序又随即被打破，她无法假装枕边人能给予她安慰，于是醒来，睡不着，然后过一会儿再次入睡。在第二天清晨醒来时，深信自己彻夜未眠。如果连觉都睡不好，那她怎么能有精力治疗那些诊疗中心的患者和孩子，又怎么能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呢？迭戈散落在走廊的玩具、洗衣机调节不了的嗡嗡声、半开的衣柜门，这一切都折磨着她。她对做爱提不起兴致，因为她满脑子都是玩具、脏袜子、打折促销、可循环利用的购物袋、把深色和浅色衣服分类……把深色和浅色衣服分类。

或许自从她和诊疗中心的心理学家瓦莱里奥上床之后，她的婚姻就变成了一件复杂的事情。或许吧！但是婚姻什么时候会正式陷入危机呢？婚姻陷入危机是因为它本来就处于危机之中。为什么突然有一天，你觉得一切都是可预料的，第二天，第三天，往后的每一天仿佛都可以预知。但其实真正能预知的，是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可预知这件事本身。

乔瓦尼从来都不能以正确的、成熟的态度来应对发生的种种事情，他既没有该有的痛苦，也不会在适当的时候与你吵吵架。过去的这二十一个月里，他们的性行为也就只有十来次，尽管他们俩都心照不宣，无人提及“危机”这个词，但无疑他们的婚姻已陷入危机。

她睡不着，躺在她身旁的乔瓦尼，就像死人一样既不呼吸也不挪动，除了他的手偶尔会在床单上动弹几下，但那也只是完全没有意识的抖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变成了那种语欲胜人的女人，即使这种言语上的胜利是以牺牲他人的感情和尊重作为代价。用他人的幼稚衬托出自己的成熟，同时又不失优雅，像侦探一样敏锐观察着他人言行中的不一致，这些都像海洛因一样给她带来快乐。

她感到肚子有些饿，没准儿可以以此为契机展开一番讨论，虽然这只不过是个打开话题的借口。她十分清楚自己真正想要表达什么，并且胜券在握。但是今晚她不想吵架，至少不是故意想吵架的，她只想要在乔瓦尼身体没有不适的情况下，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生活本就不易，他们当下的处境也不容乐观，要是在此基础上，还要加上一个六十多岁仍欲求不满的老人，无疑是雪上加霜。她的忍耐，也终于在十一天后到达了极限。即便那是她丈夫的父亲，即便孩子们也都很喜欢他住在家里。说实话，老乔算得上英俊，他肩膀宽阔，身体健壮，身高刚刚好，他结实的手臂让人感觉他能够举起任何东西，但他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人，况且他还那么令人恼火。背叛，也随着他的到来潜伏在了这个家里，但显然这不是背叛该出现的时候。

床的另一头，乔瓦尼零碎的思绪被逐渐暗淡的光线取代，陷入沉沉的睡眠。这时，一个问句准确地扣在他头上，在晚上这个点被一个问题吵醒，就像有人弄乱你的头发或拉扯你的睡衣一样令人厌烦。

“怎么了？”

“你睡着了吗？”

“可能吧，我不知道。怎么了？”

“没什么，我就是想跟你说个事。”

在婚姻的无数条潜规则中，有一条最基本的，就是不要在半夜和对方讨论自己的想法，无论如何，也千万不要在双方沉默半小时后突然开口。除非是喝了点酒的周末或暑假，毕竟小饮怡情。但在二月（两人交流沟通的次数远远低于其他季节的平均值），在与平常无异的一天结束后，这种情况下是万不可在深夜发表意见的。

乔瓦尼觉得，他选择了婚姻，并不意味着就放弃了自己梦想的生活。

“什么事？一定要现在说吗？”

和昏昏欲睡的乔瓦尼截然不同，此时的西蒙娜睁着眼，状态无比清醒，带着从早上六点开始的持续的压力。“你爸，”她说，“他得搬出去。”

就像一部回放的电影，乔瓦尼追寻着他意识里仅有的一点清醒，试图理解他妻子的话。“什么？”他问道，“为什么？”

“我担心孩子。”西蒙娜说，“单从教育这一点来说，你爸的存在就是一场灾难。”

每当有人把教育说得宛如一吨水泥般沉重时，他总是无比嫌恶、反感。

“在我看来，孩子们对他很满意。”

“但你也听到巴托说的那些事情了，不是吗？还是说你当时在忙着吃煎肉排？这个罗萨丽娅是他妈谁？她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黑暗之中，乔瓦尼被这讥讽的沉默击垮，一股恶毒的寒意刺痛着他全身，就像在大型超市冷冻柜的过道间行走。

“我的意思是，”西蒙娜继续道，“他们的关系很好，这我当然很高兴，但生活在一起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只想要我的孩子们按照自己的节奏成长，不用去做些无用的奔跑。现下，每天维持现状就已经非常困难，可自从你父亲来了，他的处事方式就像杵着棒子一样，推着我们计划的轮子向前跑……你必须尽快跟他谈谈。”

计划？乔瓦尼很累，但他确定他从未跟西蒙娜讨论过关于孩子们的什么计划。他们曾讨论过什么对孩子们好，讨论过孩子们不应该只是上学和看电视，让他们积极参与各项活动是多么地有用。但是这一切都不能过度，西蒙娜对任何事情，都执着于掌控在一个刚刚好的程度，否则好事可能也会变成坏事，而坏事则会破坏她所谓的计划，或许计划就是不能过度。也许当她谈到计划，暗指的是雀巢产品对计划的破坏。

“所以呢？”她问道，“你会跟他谈吗？”

他一直都很信赖西蒙娜，即使是现在，他也清楚这是个明智的决定。但他想找个恰当的时机好好地讨论这一切。他感到有种强烈的必要，需要重建他们家现行的教育理念，一起商量更适合他们的孩子的教育方式，此外，还要决定哪些人真的可以当朋友、哪些人不行。他想沿着生命那荒芜的沙滩，给过去和未来之间画上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但是，她怎么能就这么脱口而出，什么叫“你爸他得搬出去”？那是他爸，就算他会杵着棒子推着他们的计划向前走，他也始终是他爸，而现在他无处可去。

“所以呢？”

沉默，距离，冷漠。我是谁，你是谁？

西蒙娜开始哭，悲哀滑过沙哑的嗓子，猝不及防的哭声缓缓如流水，让人痛苦不堪，让他忍不住想要安慰她、抱紧她，想要打破这沉默，想要为她做任何事情，只要她不再哭泣。内疚感，在乔瓦尼看来，是他听过的最真实的副歌。

“所以呢？”呜咽的声音问道。

沉默，距离，冷漠。

乔瓦尼挪了挪枕头，把身子转向了另一侧。

3

欢迎来到我们家。

我们住在32平方米里。

宜家样板间里这两行特大号字体的标语，在乔瓦尼脑海里挥之不去。这个破地方连个长椅都找不着，大幅的海报上印着三个笑容满面的女孩子。西蒙娜刚迈进样板间就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样板间按照预设的三位住户而刻意布置得有些凌乱，每个人都特点鲜明：右边的那位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中间的是个知识分子，而左边则睡着个放荡不羁的嬉皮士，房间明显比另外两个乱得多。卫生间特别小，角落里的厨房还放了个微波炉。

“这真是异想天开。”西蒙娜在巡视了一圈后说道，“这种环境里，换作是三个正常人都得打起来。”

周围所有人都听到了，就像她刚进来时的笑声那般引人注目。

因为没有找到长椅，她就以这种方式报复吗？

“这种地方，你可能原本进来的时候只想买个长椅，等出去的时候所有的工资都能花完。”

“还买的都是些没用的破烂玩意儿。”乔瓦尼补充道。

外面的黑色沥青路面被白色的线条分割成一块一块。西蒙娜问他：“你为什么生我的气？”

“我没生你的气。”

“你生我的气了，隔着老远都能看出来。”

他是对她有气，但不是她想的那样。是因为她的黑眼圈，是她孤独的哭泣，是每每与她在一起时，自己身上散发出的悲伤的光。找不着车停在哪里让他感到恼火，但如果西蒙娜哭泣，或是变得沮丧、柔弱，他又如何开口告诉她更为糟糕的事情？

“我真的没有，而且我也不想在停车场里谈这些事。”乔瓦尼说，“我把车停在哪里了？”

“我觉得应该在那边。”

“他们应该设一些指示牌，怎么那不勒斯连宜家都跟世界上的其他宜家不一样？”

乔瓦尼观察着停车场，上面散乱地停放着不计其数的汽车，整个城市的面貌由此可见一斑，无政府状态，没有阶级、收入、文化的区别。那不勒斯的宜家就像是民众与资产阶级之间达成的历史性妥协。

他们找到了他那辆福特，乔瓦尼坐到驾驶座上，插入钥匙。西蒙娜盯着他问：“能知道你为什么生我的气吗？”

他的妻子坚持着，但他仿佛仍然停留在货架、厨房和扶手椅的丛林里，满脑子里都是那些在瑞典冰箱和地毯前欣喜若狂的人。人们为了些免费赠送的铅笔排着长且乱的队伍，整个家庭都挤在不到一平方米的可组装厨房里，婴儿车里的孩子们在固定的来回推送中满脸绝望，夫妻们因为一张矮桌的木料质量而争吵，却不知那根本连木头都不是。各种品牌充斥在眼前。

欢迎来到我们家。我们住在32平方米里。也许西蒙娜是对的，他们不能这样生活，不然相互之间迟早会打起来，实在没必要像三个年轻的妓女一样以一种不光彩的方式结束，然后摧毁掉一切。也许先从自己的车开始破坏，一辆分期付款的福特福克斯。用他爸的话说，世界上的男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分期付款的，一种是全款支付的。当时的他，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优秀毕业生，虽然拥有一份像样的工作，薪水也还凑合，但还不足以一口气全款买一辆车。

“我生你气是因为我没法接受，你想把我爸赶走这个想法。”他说，“哪怕我是第一个对他有意见、忍受不了这种情况的人。”

“只是因为这个？”

“但是当他无处可去的时候，把他从家里赶走，我实在很难相信你会有这种想法。”

“只是因为这个？”

“你什么意思？”

西蒙娜摇了摇头：“你就只是因为这个和我生气？因为你父亲？”

“嗯，我想是的吧。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你就只是因为这个和我生气’？确实，也有些其他的事情不太顺心，但这件事，让我格外苦恼。”乔瓦尼望向窗外，他刚下定决心，如果西蒙娜再问一句“你就只是因为这个和我生气”，他就下车打开引擎盖，从里面拿出千斤顶打一架。

“还有，比如说我们的婚姻危机，”他说，“也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也许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再者就是，你变得越来越无聊了，西蒙，无聊又迂腐。”

“你是不是疯了？！”

乔瓦尼笑了。

“不过，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用‘危机’这个词。”她补充道。

沉默。

“真的吗？好吧，我觉得这很明显，没有必要一定要说出‘危机’这个词，来宣告我们陷入了危机。你假装不知道倒是很奇怪，难道当初不是你坚持认为我应该向前看，继而忘掉你跟别人上过床？”乔瓦尼当着她面竖起了中指，继续说，“好吧，我觉得我已经在朝前走，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才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你高兴了？”

“你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做什么了？我是说我已经努力朝前走，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了。”

“但我们仍处于危机之中。”

“没错。”

车窗的玻璃蒙上了一层雾，窗外的空气似香槟。

“看着我的眼睛，乔瓦尼，直视我的眼睛。快点儿啊！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你真的已经释怀了瓦莱里奥的事情吗？难道你以为这段时间里，你从来没提过他的名字吗？所以为什么说你幼稚，你总是逃避问题的中心。乔瓦，如果两个人决定组建家庭一起生活，有很大的可能迟早会出现背叛，但这又不是世界末日。再说了，你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重要的是，我们要一起克服困难，就像其他人那样。”这是她下的结论。

“你的观点我并不感兴趣，也许你应该嫁给我父亲，那样你会更快乐。”

“我不是在说背叛是必需的，我只是说，在生活中它有可能发生。我说这些是想让你把发生的事情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去看待，也就是我们的婚姻。你本来可以宣泄你的情绪，我们本来可以吵架，但到目前为止，你什么都没有做……”

“呃？”乔瓦尼打断道。

“你放任事情恶化。”

“现在谁疯了？”

“你别打岔！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本来可以像成年人一样去解决这些问题，但你一直表面上假装对所有事情都无动于衷，实际却怀恨在心。”

西蒙娜瘫在座位上，疲惫不堪。

“换个角度来看，承认危机的存在还不足以解决它。”她后悔地加了句，“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觉得你爸对我们家庭的平衡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乔瓦尼心想，这一定是她在某些杂志上看到的观点，或者是某本科学方面的学术期刊，在封面的四分之一处，印着“同时适用于科学界和中产阶级”。

“你看，话题又绕回来了！”他说，“你老是让我要理性，但你也没比我好到哪去，你怎么就揪住一点不放呢？‘负面影响’并不意味着什么，我们自己也会对家庭的平衡产生负面影响，别老拿我父亲说事儿。”

“随便你吧，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他第一次认真观察西蒙娜的新发型，她瞪大了眼睛，心弦紧绷，想知道那个正紧张地玩着钥匙串的男人，能否真的读懂她内心。

“唉，西蒙……”乔瓦尼摇了摇头，说，“你真是一个狂热分子。”

那里有他生命中的风车，也有许许多多的战争在对抗着他所珍视的东西，对抗着他的血脉。他想创造出一个平行宇宙，可以没有任何身份地活在里面，既不是丈夫也不是父亲，但那个世界对他而言是如此遥远。此时的门背后只有失败了的战役，有他那迷失了的儿子和儿媳。

整个家庭都从未理解他，他们有自己愚蠢的判断，既不认可他在家里的领导地位，也不明白他为何如此沉迷酒色，只会把坏事全都归咎于他。

老乔知道，他曾秘密地见过他所向往的自由放荡究竟是什么模样，但他亦清楚那不属于他。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相信爱情，他一直相信着，且对爱情有种坚不可摧的信仰。

然而此时，在门背后，同样坚不可摧的，是儿子和儿媳对他出轨背叛的控诉。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在宣判着他的罪恶，提醒着他的身份。

所有人，他的儿子，西蒙娜和特蕾莎，所有人都坚持一个同样的想法，腐朽地认为一个人可以拥有对他人的占有权。多年前，他与乔瓦尼谈过这件事，不过纯属浪费时间。中产阶级并不会放弃自己的信念，而是揪住你的矛盾不放，特别是当你有一个无法消除的污点的时候。

“你想要无拘无束的爱，那为什么妈妈对此一点儿都不知情？”

“这是文化的问题，你妈妈是个守旧的人，她从来没有尝试去了解我的本性。”

“那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是你在她面前隐藏了自己的本性，因为你觉得这么做不值当？”

“没有，我从来没有隐藏过。”

“或许你该藏着点，我不认为妈妈对你所谓的本性一无所知。你到处拈花惹草，没必要用哲学理论来美化这个问题。但是你为什么不停下来，哪怕一次，去承担你该尽的责任呢？”

如果乔瓦尼说的是对的怎么办？一个从来没有背叛过的人怎么可能会说错呢？差不多从那时起，老乔开始变得嗜睡，他放任自己迷失在床单上，遗忘掉一切，并从中感受到了莫大的乐趣。他不介意承认（但仅限于在自己面前），自从特蕾莎去世后，他反而睡得更好。当他还在教书的时候，他总觉得别人的疲劳是浮于表面的，并不会对他们的活动造成什么影响。因此他得出结论，朋友和同事的疲劳也许天生就与他的性质不同，是种表面上的疲劳，实质是种内心的宁静，不可摧毁的平和。而他的疲惫是祖传的，他总是任由这种疲惫摧毁他。乔瓦尼的话时常侵入他的梦乡，提醒着他永久的、不可磨灭的失败。如今他已人到暮年，毛发的生长速度变得越来越慢，一头黄发日渐稀疏。

门后面隐藏着遗忘，而他的生命也终将在遗忘中逝去。

“这些都是会发生的事情。”坐在他床上的女人对他说道，老乔沉默不语。

“在某个年龄，这是很正常的。”她双眼焕发出甜美的光彩，“拜托，你不要像演一出悲剧一样，上次我们不是进行得很顺利。”

老乔站起来开始穿衣服，他平静地穿上内裤。“这不是第一次。”他说。

“我们可以再试一次，你觉得呢？”女人站起来，向他靠近，“怎么样？”她怯怯地问，“嗯？”

她轻柔地抚摸他的脸，老乔有些不坚定：“你何必这么在意呢？我老了，而且，我们也才认识没多久，很可能以后我们再也不会相见了，你何必这么执着？”

女人有些嗔怒。“我不知道，”她说，“我关心你。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了，我是说，当我和别的男人正在做的时候发生这种事。”

老乔正提拉着袜子的手停了下来：“所以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那不是你的错。”

老乔的眼睛不确定地在房间里徘徊，最终停在了搭在椅子靠背上的裤子上：“我送你。”

“你不用担心我，毕竟我年纪也不小了，我没事的。”

女人嘴上涂着鲜艳的口红，用同情的目光看着他。他总觉得眼前的女人似曾相识，但他想不起来她像谁。没有皱纹的脸，优雅的衣服，一款体面的女士香水，但透过这些，是无法掩饰的孤独。有时他碰巧触碰到了女人们的孤独，他用陪伴来减轻她们的苦楚。日子久了，她们的孤独逐渐消耗殆尽，而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中挖掘出自己孤独的根源。于是发展到最后，他不得不寻求新的人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他记不起女人到底像谁，说实话他甚至都不记得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但是没关系，反正过段时间之后，他们二人中不会有任何一人还记住点什么。

“你确定吗？”老乔问道。

“你放心。”女人扣上耳环的夹子。

“他们肯定会吓一跳。”女人站起来吻了吻他的额头，随后走出房间。

客厅里，乔瓦尼正全神贯注地盯着漆黑的电视屏幕，对于一个已经持续了好几分钟的不寻常的状况，他最好是单独待着。自从当了父亲，他能够独处思考的时间越来越少，也鲜有欣喜若狂的时候，不过此刻，他十分庆幸西蒙娜和孩子们待在卧室里。从卧室到客厅的距离，与这个女人再次出现的欣喜成正比，终于被他逮了个正着。女人从他身后经过，他听到轻微的风声，感受到一股浓郁的香水味正在朝门的方向移动。乔瓦尼想给她时间逃走，他不想转身，不想看到她。情妇们趁你不在家的时候来，然后避开你的视线偷偷摸摸地逃走。情妇们无所不为。

“欸！”

轻微、紧凑又坚定的一声，像上帝般真实。

“吓我一跳！”

乔瓦尼仍旧盯着漆黑的电视屏幕，这只是个小意外，他对自己说，没什么大不了。过一会儿他就站起来，没有必要转身。

“欸。”女人试探性地小声说道。

乔瓦尼盯着漆黑的电视屏幕。

“欸，你能帮帮我吗？”女人望着他的后脑勺乞求。

乔瓦尼盯着漆黑的电视屏幕。

“你能帮帮我吗？”

一个肥胖的老太太在他家的客厅里乞求帮助，急救中心的疏忽不会比这更严重了。他不情愿地站起来：“你需要帮忙吗？”他整个人仿佛刚从云端掉落。不过，她并不胖，也不是很老，娇小的她甚至有些惹人怜爱。

“你是老乔的儿子吗？”

乔瓦尼点点头扶她站起来，她却不小心把衣服弄脏了。“谢谢你。”说完，她慢慢地弯腰拾起另一只鞋子，吃惊地看着坏掉的鞋跟，然后又看了眼乔瓦尼，“你的眼睛和他一模一样。”她喃喃道。

“你是说老乔吗？”

女人从上到下仔细打量他一番，点头表示肯定。

乔瓦尼帮她打开门。“再见，”她说，“谢谢你刚才扶我起来。”

门关上了，乔瓦尼再次回到沙发上盯着漆黑的电视屏幕，陷入了之前的沉思与欣喜。

过了一会儿，西蒙娜走进客厅：“他出门了？”

“没有。”

“那是谁开的门？”

“某人。”

“某人是谁？”

“一个女人，香水味道很好闻。”

“现在不是说这些疯言疯语的时候，你爸在哪儿？”

“在巴托的房间里。”

“你去吧。”

“他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了。”

“他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了？不是我说，巴托房间的门锁坏多久了？”

“那不然你敲门吧。”

“拜托，乔瓦，你冷静点。你现在浑身带电，就像一节电池一样。”

厨房里面闹哄哄的，声音一阵比一阵大，终于在一声尖叫中爆发：“妈妈！”

“那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跟我们猜的一样，爸趁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带女人回家。”

“不！迭戈不想……妈妈！”

“迭戈不想要水果”“迭戈不吃饼干”“迭戈小便”。每当迭戈因为一些自己都不知道的理由而哭泣时，他就会这么说话，连他自己也弄不明白自己。

“迭戈到底想要什么？”

“去吧，你去看看他想要什么。”乔瓦尼说。

“那你得赶紧跟他谈。”

“行，我保证，他一从房间里出来我就立马咬他一口，毒死他。”

“白痴。”西蒙娜说完便朝厨房走去。

巴托房间的门开了。老乔探头探脑地走到客厅里，在乔瓦尼的脑袋后面嘀咕着，身上还带有那个女人的香味。

“你的额头上有什么？”

老乔摸了摸自己的额头，说：“什么？”

“额头上那些红色斑点。”

老乔看着自己的手指，闻了闻，说：“是口红。”

“坐吧，我们得谈谈。”

“想都别想，我要去撒尿了。”

“犯罪行为是一个永远存在的社会问题，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但是只要人类还活着，就会有犯罪，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类的存在。不过罪犯的优势在于他始终要领先一步，你好好想想，巴托。人们制定法律来打击犯罪，然后进行调查，想要弄清楚是谁犯了罪，最后，还有审判和处罚，但是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犯罪发生以后。就算一个罪犯被捕，还有千千万万的罪犯蠢蠢欲动，所以扮演罪犯的角色比当警察更好。罪犯可以选择上亿种不同的方式来实施犯罪，而警察只能被迫追逐罪犯，多没劲啊！我不是说一定要让你今天就扮演罪犯，但至少你可以尝试一次，摆脱当警察的包袱，要是你愿意，我可以当警察而你……”

“但是最后罪犯总会落网的。”

“这就要看你怎么想了，”老乔说，“如果他足够聪明机智，就可以偷偷溜走。你觉得你聪明吗？”

“那当然。”巴托迅速回答。

“那你一定要试试当一次罪犯，因为警察永远不会这么聪明。”

巴托默默地听着爷爷讲的一大段话，可是他完全没听懂，或者说他几乎不知道爷爷说了什么，也不明白他本来和迭戈玩得好好的，为什么偏偏在他正要去逮捕迭戈的时候，爷爷突然插了进来。但他就是喜欢当警察，碍着谁了？

“巴托！”

“我来了，妈妈！”他跑出房间。

与此同时，乔瓦尼走了进来，两人衔接得天衣无缝。

“现在可以开始谈了吗？”他问道。

老乔开始翻阅报纸，一脸的憔悴。

“你想赶我走吗？”

“什么？”

“你是来赶我走的吗？”

乔瓦尼摊了摊手，道：“没有人想赶你走。”

“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都写在脸上了，你媳妇让你把我送走。乔瓦，你就这么任人摆布？难道你不觉得羞愧吗？”

“别闹了，激将法对我是没用的。”

“她只是个朋友。”

“你知道你今天做了什么吗？”

“她只是个朋友。”

“好，就算她只是个朋友，但是你知道你自己做了什么吗？”乔瓦尼问道。

“我来告诉你吧，你把自己和另一个女人关在你孙子的房间里，她才刚走，连声招呼都没打。之前我们说全家一起出去吃午餐的时候，你假装身体不舒服说不去了，然后呢，你打赌我们肯定不会太早回来，就把别的女人请到了家里。你可是个有妇之夫！克莉丝汀年纪差不多才只有你一半大，就算你们没结婚，她也是你唯一正确的选择，你只有和她在一起才不至于孤独终老，否则你就只会因为吃着伟哥而越来越老。你有意识到你已经快七十岁了，却还表现得跟个小孩儿一样吗？这都是我十六岁的时候才会干的事情……”

“你从来就没把女孩儿带回家过。”老乔说。

“你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带她们回家？你什么时候待在家里过？”

“你是在批评我把女人带回家，还是在批评我没能做到滴水不漏？”

“都不是，我是在告诉你某些行为，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一个已经六十九岁的人来说，就非常严重了。我讲清楚了吗？”

“我就知道你是过来教训我的。”

“噢，天啊，爸。”

他们互相盯着对方看了几秒，都没有再说话。

老乔合上报纸，摘掉眼镜，说：“是不是只要我道歉，并答应不会再做任何可能打扰你们的事，这事就结了？”

“我不这么认为，乔先生。”门突然打开，有人插话道。是西蒙娜，她悄无声息地过来，面带凶狠，一副做好了要吵架的准备，但胜券在握。“我不觉得这次就这么算了。”

“西蒙，还不是时候……我来和我爸谈。”乔瓦尼说道，三十多岁的他知道，某些最终决定性的事件即将发生。

西蒙娜的眼睛盯着她的丈夫，说：“你来谈？你永远也开不了口，告诉他，他必须得走，但这次他做得太过分了。”

老乔目睹着这一切的发生，鄙夷地瞥上几眼，虽然有些屈辱，但他还是选择了保持沉默。他对儿媳的话漠不关心，他只想要一张可以闭上眼睛躺下休息的床。

“你以为你能告诉他，我们已经厌倦了他的存在吗？乔瓦，你的问题在于你是一个理论家，你总是建立一个原则，分辨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但这并不会改变现状。现在是他离开的时候了，这才是真正的改变。我们能说一次实话吗？你爸就是个好色之徒，我不是在针对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但是现在他住在我们家里，却把他的问题也一并带了过来，那对不起，我实在没法继续和他一起住下去了，这是我的最后通牒。要么他走，要么我走。”

乔瓦尼无言以对，某种疾病正在来临，事实上，它已经潜伏于此很久了，它隐藏在大量的照片、玩具、脏衣服、时间和记忆里。现在的乔瓦尼就像一个方形下巴戴着墨镜的治安巡警，正在寻找着所有跳脱出来的病菌。

前段时间，房间里还画了一条看不见的线，但现在这条线已经消失了。邪恶已经溢出，灾难如覆水难收。

在性行为中，多巴胺被释放出来，同样被释放出来的还有爱的荷尔蒙。那么理论上，交换性行为以获得爱情，不应该如此困难，反正都是同样的有机体化学物质混在水中。

因此，西蒙娜认为，若只是按照相互产生的荷尔蒙多少为衡量标准，爱情不应该被赋予如此高的地位。多巴胺则应该分成剂量作为麻醉药出售。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这真是荒谬……你怎么能这样干涉……我的父亲保持沉默只是为了……你不可能真的不知道……”

乔瓦尼这种状态持续已有二十分钟，看起来像是疯了一样。他如一只狼蛛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的嘴巴也和他的肌肉一样一刻也没停歇。西蒙娜躲在被子下面，被他的话弄得晕头转向。被子闻起来很清爽，但还不足以阻止感染，病毒已经在里面了，只是有些暴露比较晚，有些则比较早。

“你怎么能睡得着觉？”乔瓦尼突然转过身，朝着床问道。

如行驶的船撞到一块巨大的礁石，迟早有一刻会彻底沉没。水已经侵入了肺部，静脉中的氧气快要耗尽。

“我没在睡觉。”西蒙娜说。

如果不是强加给她的丈夫一个最后的选择，也许现在的西蒙娜会对乔瓦尼发火。如果她当时没有称她丈夫的父亲为“乔先生”，并决定排除万难也要把他赶出去，那么此刻面对丈夫的恼怒她可能也不会这么顺从。

这就像一头被自己的猎物反咬一口的母狮，她明明已经捕获到了猎物，可就在她准备将其咬死的时候，齿间的猎物突然灵活地溜走并给她以致命的一击。猎物就好像是通过伤口传染上了狮子的敏捷、力量和冷酷无情。

“问题出在我和西蒙娜身上，”乔瓦尼转向老乔说道，“是我们俩的婚姻出问题了，和你没关系。如果她想走，那就走吧。再说了，要是人的心早就不在这儿了，就是想留，又怎么能留得住呢？”

西蒙娜躲在被子底下，但仍然能够表达她的想法：“这不是固执己见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很多事情已经停止运作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昨天你说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可除了我们的婚姻危机，还有上千件事情等着我去处理。我并不想把矛头指向你，但我真的不能继续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了。”

“所以你看，跟我爸根本就毫无关系，你是在利用这个缓一缓家里的氛围。”

“也许你说得有道理，你爸只是一部分原因，但这对我们本就摇摇欲坠的婚姻来说，无疑是种考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独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之间的平衡早已岌岌可危了。一切都在崩溃，乔瓦，我唯一想问的是，我们是否可以重新开始？”

“我不能把他送走。”

“你是在承认，你并不想重新开始吗？”

乔瓦尼猛地扑向床，紧紧抓住被子，鼻尖正对着西蒙娜的鼻子。“所以你决定要离开吗？”他低吼。

“你别拽我！”西蒙娜惊恐地看着他，声音里带着恐惧。

“你决定要离开吗？”

“是的。”她回答道，挣脱了他紧紧不放的手。

乔瓦尼任由身子滑到地上，蜷缩在床边，整个人变得麻木。

“如果我现在不把心中的怒气都发泄出来，可能以后就再也不会这么做了。”她继续道，“我知道你的沉默最终会把我杀死，也许我会后悔，但这是真的。也许我们明天可以好好谈谈，或者，我们会知道彼此分开是最好的选择。我不知道，你说点什么吧。”

西蒙娜哭了，乔瓦尼悲伤地看着她，她看起来就像一辆废弃的汽车，泄了气的轮子。

“我们不能等到我父亲走之后再讨论这些吗，至少为了孩子？”

“我不觉得这种环境对孩子们有什么好处，我感觉再过不久我就要爆炸了。再说了，他们待在我妈那儿也挺好的，没必要隐瞒什么，他们总会知道的。”

她说出口了，现在她已经决定了。她怎么能告诉两个孩子他们父母的危机呢？此时的他备受煎熬，他已经能预想到，自己会成为那些沮丧又孤独的父亲之一。

怎么可能，才短短十年，他对西蒙娜的感情，就已经从爱转为了无感呢？他觉得他的呼吸变得如同瘟疫，肝脏肿胀，沟通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与此同时，西蒙娜正在哭泣，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哭声。

呜咽，泪水，令人窒息的埋怨。乔瓦尼很生气。你花了一辈子的时间与某人建立一些东西，以为建的是一个可以依靠的港湾，但最后，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港湾，因为一段关系永远都是由两个人建立的，这就意味着，你总是有理由感到危险。

“是你马上要走了，你为什么哭？”

西蒙娜沉默了。她的脸变得不再是她，嘴唇肿胀，鼻子，天啊，不再是她的鼻子了。

“我就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她说。

“怎么了？”

“你还爱我吗？”

话本来已经到了嘴边，但乔瓦尼又停了下来，他觉得答案不能凭直觉产生。“我不知道，”他说道，“至少迭戈出生以后，我就不知道了。我好像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泡沫之中，各种东西刺激着我的神经，大大小小的事情等着我去做，这里，办公室里，到处都是。在繁杂的思绪之中，总是有种声音在争论，或是吵架。就好像你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也不再对其他事情有任何意见了。我想我爱过你，我们之间曾有一些独特的东西，但如果往深了去想，我不觉得现在除了孩子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你呢？”

西蒙娜沉默了。也许只需要一剂多巴胺，就能缓和波动的水，虽然不可能完全平静下来。但这是不可能的，太多的苦水要往下咽，太多的毒药须从毛孔中排出，为了使愉悦重新流入血液里循环。她的身体受到感染，无法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与另一个人结合。

她明天起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她妈打电话，提前告知她的到来。然后，她想到了孩子们。“是的，我爱你。”

第二天早上，西蒙娜坐在客厅里，准备好了要离开。她穿着一条轻便的牛仔裤，一件绿色毛衣，围着一条帕什米纳山羊绒围巾，那还是他们在突尼斯度蜜月时买的。也许是因为这个，乔瓦尼才觉得眼前的一幕看起来如此荒谬。

“我正在等迭戈醒。”她说。

“你一定要现在就走吗？不能慢慢来？”

“谢谢，但我更愿意尽早搬走。你今天去上班吗？”

乔瓦尼点点头。

“那你现在就得去洗漱了。”她朝着他的睡衣做了个鬼脸，似乎在暗示着什么。

“怎么了？”

西蒙娜的鬼脸在她脸上停留了一两秒。乔瓦尼低头看看裤子，天哪！他的小鸟从它该待的地方跑了出来，露在了睡裤外面。他看着一团皱巴巴的小东西从他睡裤的孔眼里孤零零地探出头来，然后他抬起头，本以为会看到西蒙娜捧腹大笑，但事实却是，她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被遗弃的人。

乔瓦尼把裤子拉链拉好，角落里的某样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行李箱。

“那孩子们呢？”他问道，“我们怎么跟他们说？”

西蒙娜若有所思地抬眼看着天花板，就好像还没想好分别给两个孩子讲一段什么样的话，一段理应简短、慎重，又各有侧重的话。

“我就跟他们说我要去我妈那里住，再说了这本来就是事实。”

“我在想他们会不会接受不了。”乔瓦尼叹了口气。

“什么叫他们接不接受？这取决于我们如何让他们接受。”

“你不觉得我最好也在场吗？”

她站了起来，快速、突然、急促地站起来，朝窗帘走去。以往的她总是完美得像一台机器，但此时的她与平常判若两人，她的姿势同时透露着强硬和犹豫不决。“你要是愿意的话，”她说，“也可以单独和他们谈。”

所以昨晚她真的没有想过怎么跟孩子们交代，她的绝望是真实的，这让乔瓦尼很不舒服。这个女人，这个完美的机器，也不总是那么完美，不总是有备而来，如大理石般坚硬。她站在窗边，眼里含着泪水，还没找到合适的说辞，事实上，她压根儿都没考虑过这回事。

“妈妈，我准备好了！”巴托拖着他的背包说道。他穿着平日里那件学校统一发放的罩衫，准备好在今天科学课上对班上同学做些恶作剧，尽管这已经是第无数次了。

“今天你迟一小时去上学，我一会儿送你去学校。”西蒙娜离开窗帘回应着巴托。她小心翼翼地靠近他，但只消看一眼他的眼睛，她就会母性泛滥。她蹲下身子，拥抱了他。

有几秒钟，巴托感到很惶恐，在他看来，这个拥抱太激烈了，幸好只持续了一小会儿。他的母亲终于松开了他，整理了下他的衣领，像往常那样，在他额头上印下一个吻。

“那要下楼告诉校车司机，让他不用等我。”巴托结结巴巴地讲。

“我去看看你爷爷起来了没有，可以让他帮忙说一声。”乔瓦尼说。

“嗯。”西蒙娜说。

“爷爷早就起了，”巴托说，“他刚刚还帮我收拾来着。”

“好，那我现在去跟他讲。”乔瓦尼说。

西蒙娜心里很不是滋味，是啊，她之前从没想过，早上需要有个人帮孩子脱睡衣，穿衣服，收拾书包，套上罩衫。原来，她都还没有离开家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一个好母亲了。保不准没过多久，她就会变得和那些普通的可怜的四十来岁的女人一样，会长出胡子，整个人脱胎换骨，生活在荒谬之中。也许还会和那些可悲的女人一起，在一些悲催的地方度过假期，会因为没有臭男人的陪伴而饱受折磨。

乔瓦尼回到客厅。“说好了，他来搞定。”随后又对巴托说，“你现在去厨房吃早餐。”说完又加了句，“你爷爷也在那儿。”

他把手搭在巴托肩上，这一动作的意义和西蒙娜的拥抱别无二致，尽管不足以表达所有情绪，但是充满爱意。虽然他们悲痛欲绝，但是从中又感到些许宽慰。

“我能把这个场景也录下来吗？”巴托问道。

乔瓦尼和西蒙娜像面对食人族般惊慌失措，交错的眼神在博弈，看谁的表情更为痛苦，谁能先找到回应的勇气。

“行吗？”巴托坚持说。

两人面面相觑，就像赤身裸体暴露在舞台中央的演员，不知道要演什么，而导演早已逃之夭夭，一旦帷幕落下，愤怒的观众就会朝他们俩扔鸡蛋。

“什……什么场景？”乔瓦尼问道。

“你们分别的场景。”巴托回答道。

“谁告诉你我们要分别？”西蒙娜问道。

“怎么了，你们不是正要分别吗？”

西蒙娜开始哽咽，巴托看着她。

乔瓦尼弯下身子跟巴托说：“别担心，一切都好，现在你去吃早餐吧。”

巴托走进厨房。

“我把罗宾的工资涨了一倍。”西蒙娜恢复过来说道。

“翻倍？”

“从今天开始，她每周来这里两次，收拾屋子还有做饭，然后去我妈妈那里三次。”

乔瓦尼目瞪口呆。

“……怎么了？”

“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给罗宾打电话说的，现在才早上八点。”

“就在你起床前一小会儿。”西蒙娜说。

“那行李呢？”

“在给罗宾打电话之前。”

“你他妈几点钟起床的？”乔瓦尼咆哮道。

沉默。

西蒙娜一言不发地看着他，像在告诉他，他可以停下来，也可以继续破坏一切，继续羞辱他自己、她和他们的孩子，但这只会让他显得更荒谬。

乔瓦尼紧张地检查他的睡衣，看有没有什么不该露出来的东西。他今天铁定是要迟到了，除了迭戈，其他人都已准备好，甚至连他爸都在帮忙，只有他还穿着睡衣，像机枪一样对他的妻子扫射些无用的话语。

“对不起，西蒙，我神经有点过于紧绷了。”

她挥挥手说：“算了。”她累了，道歉已经过期了，“快去洗漱吧，不然你会迟到的。”

仍旧是沉默。他们互相看着对方，乔瓦尼抬脚准备走。婴儿从熟睡中惊醒，尖锐的哭声划破这片沉默。

“迭戈。”西蒙娜有些惊讶地自言自语，“我得走了。”

注解：

[1]　波西利波，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的一个住宅区，濒临那不勒斯湾。

[2]　卡波迪蒙特，那不勒斯的一个区。

[3]　苏恰瓦，罗马尼亚的一个城市。

[4]　西蒙娜的昵称。

[5]　乔瓦尼的昵称。

[6]　香烤乳酪饼，一种意大利焗菜，成分比较复杂且可依据个人口味和地方特色而改动配方，比较常见的原料为奶酪、肉、鱼和蔬菜等。

[7]　芬达斯，Findus，雀巢旗下的一个零售冷冻食品品牌。

[8]　罗里斯的昵称。

[9]　Planet Funk乐队，成立于1999年的一支意大利乐队，主打电子摇滚风。

[10]　《阳光下的地方》，意大利第一部纯国产的系列电视剧，也是最长寿的意大利电视剧，自1996年开播，至今仍未完结。

[11]　帕尼尼，意大利一种传统三明治，用意式面包夹好馅料后，再放在专门的烘烤机中加热压烤成热的三明治。

[12]　圣埃莫堡，那不勒斯的一处要塞，与邻近的圣玛蒂诺修道院，一同居高临下俯瞰全市，是该市的著名地标。

[13]　那不勒斯有种喝咖啡的方法是：先用蒸汽把咖啡杯加热，再盛上滚烫的咖啡趁热喝。但这种喝法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因此，副董事长才会问咖啡杯是冷是热。

第二部分

灾难的生命力

4

乔瓦尼刚认识西蒙娜时，她还是个年轻漂亮的学生，胸不大，眼神犀利，她的父亲在患病之前，曾是外交部的一名高官。他们在乔瓦尼的毕业派对上相识，那应该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不勒斯最热闹的一场毕业派对，空气中都弥漫着酒精味。乔瓦尼在学院里结交的所有朋友都来了，还有些朋友的朋友也来凑热闹。再加上一大堆表亲，光是他妈妈就有兄弟姐妹六个。更别提那些老朋友以及不算很老但又许久没联系的朋友。对于乔瓦尼这种从不赶时髦的人来说，那次派对着实显得有些过于盛大了，一两百人挤在他家的天台上，这些人中的许多人此前都素未谋面。

那天晚上他吻了三个女孩儿，西蒙娜是最后一个。派对结束之后，凌晨四点，他们俩和另外几个朋友拿着些酒出去继续玩儿，直至拂晓时分，朋友们的身影随着逐渐泛白的天空遗失在视线里，于是他们把车开到附近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在车后座上发生了性关系。

再后来他点燃了一支烟，问她是跟谁一起来参加派对的。

“和里卡多。”她回答道。

几年前乔瓦尼在大学里认识了里卡多，他既是同校的校友，也是来自同一个省份的老乡。不过，里卡多受虐般的学习热情让每一个想要了解他的同学望而却步。为了能准时上课，他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先坐火车然后换乘公共汽车，之后还要再徒步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学校。晚上回家之后，仍会孜孜不倦地学习到凌晨两点。在校园里，里卡多无处不在，每场研讨会都有他的身影，要是你不知道哪里能复印，或者不清楚教授们的接待日，找他准没错。但是在校外他就像不存在一样，大家对他的印象就只剩下他身上特有的气味，那是种火车车厢、背包和奶酪三明治混杂的气味。然后就是他那双粗糙的手，如农民般的大手磨得有些发亮，但是没有人知道上哪儿去找他。

“你怎么会问这个？”西蒙娜问道。

“随便问问，就想知道你是和谁一起来的。”

西蒙娜沉默了，一时间有些琢磨不透他的用意。

“你真的就是随便问问吗？”

“那当然。”

她突然大笑起来，说：“你是想说，结果我和举办派对的人发生关系了吗？”

“这难道不是事实？”乔瓦尼回答道。

“哈哈，那你是不是得好好奖励我？”

没承想奖励即是婚姻。两个家庭都觉得这有些仓促、草率（虽然双方家长见面的那天，没有人敢在那个昏暗的、墙上还贴着神父画像的餐厅里公开表露出来）。

当乔瓦尼差不多挣到四千万里拉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感到出乎意料。他没有大手大脚花钱的恶习，于是他决定将积蓄用于投资房产，在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大街上买了一套房。西蒙娜越来越频繁地去那里，两人差不多算是同居了，即使不是正式的，也并非永久性的同居。

直到有一天，他从办公室回到家，想起几个月前，他答应给她一个奖励，而当时西蒙娜面带微笑的回答已经预示了接下来将发生的一切。他向她求婚，她点头应允。

婚姻让二人彻底告别了过去的生活。但是乔瓦尼的前任——臭名昭著的卡拉，时不时地还给他打电话，她是一家日式按摩中心的老板娘。每次打电话，卡拉都在重复着那几个单调的话题，“我们得找机会见见，我们还是可以做朋友”等等。乔瓦尼感觉很为难，一方面，他不想伤害一个他曾经爱过的人，但另一方面，他又必须表明自己不会重回过去的立场。他总是尽量礼貌地回答，但始终没有答应和她见面，毕竟他都是已经结婚的人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西蒙娜接了电话，电话那头卡拉沙哑又深沉的声音，正如她所期望的那般伤心。可没过两个月，卡拉就再次出现，在挂掉电话之后又消失几个月，如此反复了好几次，直到乔瓦尼告诉她西蒙娜怀孕了。

与卡拉不同，西蒙娜最重要的一位前任从未现身过，所以乔瓦尼没有机会认识他，只知道他是一位身家上亿的建筑师，据说比她大十岁，晚上睡觉的时候偶尔会梦游，一生中就只在他父亲去世时哭了一次。有一次醋坛子打翻了，妒火中烧的他一时没把握好分寸，在西蒙娜脸上给了她一拳。西蒙娜向来都不是度量小的人，但那次他太过分了，彻底逾越了她的底线，他们就此分手。那一拳在西蒙娜的鼻子上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印记，即使到了今天，如果你对着光仔细观察，仍能看得一清二楚。

除了卡拉的来电之外，婚姻的头几个月令人陶醉。他们几乎不怎么着家，整整一年，他们似乎忙到没有时间做任何事情，派对、晚宴、鸡尾酒、假期……他们忙于社交，当然，还有周末长时间的性生活。

尽管异常困难，他们还是抽空把家里简单装修了一下，虽然仍旧没有一个像样的柜子，餐具的数量也不足以应付那些不请自来的朋友。

他们性生活频繁，西蒙娜开始频繁验孕。

社会保守主义的守护神和掌管人类不幸之神，他们疲于欣赏一对新婚夫妇愉快地辗转于各个城市之间，遂决定结束他们这种纵情享乐的生活，将乔瓦尼微醺的精子与西蒙娜亢奋的卵子相结合。

巴托一出生就是一个充满好奇的孩子，至少他的父母是这么觉得的。他们对抚养孩子一点概念都没有，在一个连像样的柜子都没有的家里抚养一只小怪物。巴托会在晚上用指甲划破脸，每隔几小时就会醒来一次，然后紧紧吸住母亲的乳头。

西蒙娜的妈妈以帮他们带孩子为由住了进来，同时也带走了他们不着调的生活方式和糟糕的卫生状况，终结了这个家里之前的无政府状态。家里逐渐变得井井有条，布置妥当，凌晨三点的时候，再也不会看到他们嘻嘻闹闹，从玄关跑到卧室里做爱，沿路还不时会撞倒一些竹子制的家具，或者被地毯绊倒。餐具的数量变得刚刚好，与朋友共进晚餐已经成为古老的记忆。

“二十六岁就放弃追逐梦想未免有点为时过早。”

那时的西蒙娜因为产后焦虑症迷茫不已，几乎要放弃了继续进修心理学的想法，乔瓦尼的这句话像一剂定心丸一样，让她觉得无比心安，又给予她力量和勇气。那一刻她心里认定身旁站着的是全世界最成熟的男人。

当西蒙娜忙于进修课程时，乔瓦尼决定暂时停下工作缓一缓，与此同时，巴托也逐渐长大，他的手势变得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家里开始显得空空荡荡，是一种他们两人渴望已久但又从未有过的空旷。就这样，西蒙娜和乔瓦尼开始对彼此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乔瓦尼非常惊讶地发现，他的妻子每个月都要花一大笔钱来购置各种各样的护肤品，面霜、身体乳、护手霜，等等；她只用一个牌子的洗发水来护理她的鬈发（说起这款洗发水的发展历程，也算是历经重重险阻，终于达到了今天的知名度）；经期的时候，她并不会用广告里的那些普通卫生巾，而是像鱼雷一样的卫生棉条，一个一个排列整齐地躺在严密的包装盒里；每周二、周四的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二十之间会去游泳池游泳；极其厌恶惊悚片和恐怖片；讨厌起泡的葡萄酒；在她所有害怕的事情里面，排名第一的是被强奸；她发自内心地厌恶任何大男子主义的行为；从来不吃超市里买来的熟食，因为一般都是高脂肪产品。另外，也不知怎的，她对雀巢这个牌子的敌意就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

可有一点让乔瓦尼百思不得其解，凭他对西蒙娜的了解，她应该不是那种对这座城市充满敌意的人。许多人觉得那不勒斯这座城市像个传染病，只要身在其中就会被感染，但是她属于那种少数典型的——认为在那不勒斯这样的地方还能正常生活的人。她远离这个城市的喧嚣嘈杂，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节奏生活着。可是，看似与这座城相安无事的她，又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如果可能的话，她愿意铲除这座城市。

西蒙娜也在饶有兴致地观察着她的丈夫。他栗色的头发和胡子在阳光的照射下会变得有些偏红色；周末的时候会穿着破旧又过时的卫衣四处走走（他还特别喜欢穿成这样）；腹泻的次数已经多到数不清；他那本就带有地方口音的意大利语在他生气的时候还会不自觉地爆出几句方言来，而她好像也受他影响，讲话的时候偶尔会冒出几句来；性格的话，在有些场合他会过于腼腆，总体来看缺乏斗志，也没有什么远大宏图；他有时发表的见解和看法，实际上是从某本书或者某本杂志上看到的，要么就是与别人聊天时谈到的，可他却不记得了，还以为是自己的看法。

随着时间的流逝，婚姻里某个暗藏危机的开关仿佛被打开了。一周五个工作日，还要肩负抚养孩子的重任，无聊的种子开始发芽，他们开始对彼此有了更为苛刻的评判。西蒙娜在某些方面的自我封闭，比如拒绝看恐怖片和暴力电影，成了件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阳光下乔瓦尼微红的头发变得平淡无奇，性生活也不如从前和谐。

乔瓦尼开始渴望一个情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身体的某个部分想要一个情人。问题在于，这个部分没有将这种渴望传达给身体的其他部分，身体的各个部分之间没有达成一致，最终导致了整体行为无效。

他的眼神四处放电，但他从不与任何人搭讪，如果碰巧有女人和他的眼神对上了，那他很有可能会赶紧逃走。因为对于这种主动的回应，乔瓦尼身体里那个渴望情人的部分并不想表现出惊讶，这迫使他逃离到安全的地方，丝毫不在意这完全有悖于刚刚做的事情。

他唯一的半次悲催的“出轨”，发生在雪地上。

西蒙娜七岁时便在奥地利学会了滑雪，于是，她决定要让她的两个男人也学会滑雪。

“虎妈无犬子，”出发的前一天晚上，西蒙娜关上行李箱说道，“所以巴托肯定轻轻松松就能学会滑雪。”

“但是俗话说得好，有其父必有其子，要真按这个理论，他估计是学不会了。”乔瓦尼否认道。

西蒙娜大笑起来，然后把行李箱从床上挪到地板上，走过去吻他。

第一堂滑雪课前夕，乔瓦尼整夜都处于紧张不安的状态，脑子里各种画面蜂拥而至，想着第二天可能会因为笨拙的动作而被一群小孩儿嘲笑，又或许当他摔跤了半天起不来的时候，孩子们会在一旁戏弄他。他无数次地告诫自己别再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了，一直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一直到第二天清晨。可能是没睡好的缘故，他显得有些虚弱，加上整个人心事重重，一大早就起来了，比其他人都要早到滑雪场。

他穿着从岳父那里借来的滑雪套装，从停车场步行至滑雪赛道，心里有种说不上来的别扭。并不是因为与其他人相比他穿的款式早已过时，也不是因为衣服不那么合身，而是因为这一路上人们看向他的眼神，似乎人人都知道这件衣服是借来的，这使得他感到自己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这就好比一部以古罗马为背景的历史片里的群众演员，身上穿着古罗马时期的服装，腕上却戴着手表，对，他感觉自己就像是那些群众演员。

好在现实并没有他所想的那么糟糕。首先，他惊讶地发现滑雪世界里充满了初学者，他并不是唯一一个从未在脚底踩过滑雪板的成年人。其次，那些已经做过几小时练习的人与零基础的初学者分开了，而初学者们又按照年龄被划分为两组：一边是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其中就有巴托，陪他一起的还有满眼宠溺的西蒙娜），另一边是成年人，虽然大部分人都有对象，但基本上都是单独来这里的，大概大家都不愿意在自己的爱人面前丢脸。这种把同类分到一起的分组方式使一切变得更加简单。

乔瓦尼是在第一次跌倒的时候认识蒂娜的。那时他正在一个小斜坡上吃力地往上爬，教练只告诉他们滑雪板要保持水平，但没教会他们如何刹车，正当他一点一点地挪动时，仿佛有种神秘的力量推了他一把，他一下子便失去重心摔倒在地。幸好跟他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没有任何人嘲笑他，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脚下，努力保持平衡，避免像他那样摔倒。

蒂娜从教练队伍里走出来帮助他，教他怎么站起来，并陪伴在他左右，直到他掌握了滑雪的入门知识。大约一小时后，乔瓦尼终于能走上斜坡，不仅学会了刹车，并且在蒂娜的帮助下还能滑一小段路，从小斜坡的坡顶一直滑到扫雪机那里。

蒂娜戴着羊毛帽，紧身教练服下是傲人的曲线。就在乔瓦尼努力练习力求早点重新归队的这段时间里，巴托已经成了他那个滑雪赛道的冠军，用他教练的话来说，这是“真正的天赋异禀”。

第一堂课结束时，乔瓦尼发现初学者的人数已减少了许多，但他仍旧不能独自从坡顶滑下来。西蒙娜鼓励他试试，他说他还没有准备好，于是暂时归还了滑雪板和靴子等待上下一堂课。

他像避难似的逃到酒吧里，还要等很久才开始上第二堂课，为了打发时间，他决定喝点酒。外面的温度那么低，喝点烈酒应该也无妨，这么想着，他点了一杯格兰冠[1]，没承想等酒上来的过程是个更为漫长的等待，真是个恶性循环。

大约一小时后，他看到一个金发女孩儿在向吧台靠近，脚上穿着双休闲靴，一身精致时尚的滑雪套装里面包裹着性感的身体。女孩儿走到吧台点了一杯咖啡，同他打了个招呼。乔瓦尼不敢相信自己竟能引起她的注意，带着略感意外的羞涩也向她问了声好。女孩儿有些尴尬地说：“你认不出我了吗？我是蒂娜。我们是刚刚在你的滑雪课上认识的。”

乔瓦尼道歉，说因为她把帽子摘下来了，所以一时没有认出来，打算请她喝杯东西以表歉意。

“谢谢，不过我已经点了咖啡了。”她说。

蒂娜小口啜饮着咖啡，和他聊起前段时间因为一直艳阳高照雪的质量特别差，滑雪道几乎都要融化了。然后，乔瓦尼问她是如何看待他这名滑雪初学者的。

“你是我见过的最差劲的初学者，”她面带微笑地回答，“但等你上完一周的课程之后，你会发现情况有所好转。”

在那一瞬间，乔瓦尼脑海中同时冒出来两个问题。他先是问自己，作为一个优秀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富有的大城市的人，为什么他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在八月来这个鬼地方度假？为什么要耗费精力和体力，去学习一项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缺乏平衡性的运动？第二个问题，抛开他的虚无主义情绪，想象力开始撩拨他的下体。他在想，在这一周的时间里，说不定能有机会去蒂娜家，在那覆盖满冰川的巨大屋顶之下做点什么。

“希望如此吧！你下周能继续做我的教练吗？”

蒂娜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几秒钟。“恐怕不行，我已经有安排了，”她说，“有一对七岁的双胞胎需要我去辅导他们。”

乔瓦尼一定是喝醉了，才会试图去想象这对双胞胎的样子。“我不介意和他们一起。”

“我觉得不太妥，他们的水平可远远高于你。”

“你可真毒舌。”

“我这是客观。”她纠正说，“不过如果你还愿意的话，倒是可以请我喝点什么。”

他们彼此纠缠的唇舌间萦绕着格兰冠的味道，纵使舌头已经被酒精麻痹了，乔瓦尼仍能从鼻子里感受到她的香味。他们躲在山脊的一个小角落里，离厕所大概十米远，吻了大概有两三次，然后乔瓦尼的手机就响了。西蒙娜在电话里先是问他进展如何，是否感到无聊，接着便开始不停地讲巴托的进步。他边讲着电话边看着蒂娜，意识到自己身担丈夫和父亲双重角色，一时对他的家庭心生反感，包括他自己。中产阶层，是人们对他社会地位的肯定，这虽然赋予他形而上学的重量，但也为他去滑雪山庄度假提供了经济保障。艳遇，仿佛成了这为期一周的假期的赠品。挂掉电话，他看见蒂娜面带羞愧，应该是猜到了他是有妇之夫并决定逃跑。“我得走了。”她说。乔瓦尼用一只胳膊搂住她：“明天我们会见面吗？”

“也许吧。”

“我想再见到你。”

“也许明天吧。”

他们没有再见过面。第二天，他尝试着独自滑一小段，滑到扫雪机那里。他隔得老远都能看见蒂娜与那对七岁的双胞胎一起，他们的确滑得比他好得多。

几个月后的一天，乔瓦尼对西蒙娜坦白了在那个小角落里的吻。

那天西蒙娜回家比平时晚，乔瓦尼生平第一次体会到晚上六点到八点之间，男性是多么地没有效率。整个下午，一支青霉素注射器就把他忙得团团转，巴托怎么也不肯配合他，坚决不让他打针，别无他法，他只能等妻子回来。等西蒙娜终于到家的时候，两人不可避免地吵了一架。他埋怨她整天忙于照顾诊疗中心里的那些孩子，对自己的孩子却不管不顾。她矢口否认，还骂他是浑蛋。于是，被激怒的他决定略施惩罚，主动跟她摊牌那次半出轨的事情。虽说一个吻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事，但至少会让她心里难受，这样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和谁？”西蒙娜问，声调突然降了下来，“那个金发女孩儿吗？”

“对，就是她。”

“那个婊子！巴托滑雪的时候交了一对双胞胎朋友，那几天她就一直在和双胞胎的爸爸眉来眼去，暗送秋波。”

乔瓦尼惊讶于妻子的好记性：“好吧，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

晚些时候，西蒙娜决定原谅他。“毕竟只是一个吻，”她说，“不过你仍然是一个浑蛋。不管怎么说，我今天回家晚了是因为我去看了趟医生。我怀孕了。”

虽然与巴托小时候相比，迭戈不会惹那么多麻烦，但是家里的处境还是再次变得艰难起来。乔瓦尼正处于他职业生涯的特殊时期，忙得抽不开身，西蒙娜也才刚休完产假，重返工作岗位。他们犹豫着是否该请个保姆，所以在罗宾到来之前的两个月里，家里的氛围异常沉重。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的乔瓦尼早已精疲力竭，他不再有幽默感。当西蒙娜滔滔不绝地和他谈论着工作、孩子和家里的大小事宜时，他实在听不进去。不过就像所有疲惫的丈夫一样，他自动地掌握了一项技能，就是在妻子喋喋不休的时候，能不动脑子地时不时搭上几句话。其实，西蒙娜经常能感觉出她的丈夫不在状态，有时候她会安慰他，让他不要有太大压力，鼓励他振作起来，有时她会生他的气，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她假装什么事都没有。

然后是瓦莱里奥的出现。

迭戈那会儿刚满六个月，她才重返工作岗位不久，对诊疗中心新来的那位心理学家还不是很熟悉，只知道所有人都对他赞不绝口。各种八卦中最吸引人注意的，是传闻他特别讨孩子们喜欢，尤其是小女孩们。

他的外貌寥寥几句便可概括，凌乱的头发，短袖衬衫，异常自信的表情，深色的皮肤呈现出好看又不过度的古铜色。

第一次看到瓦莱里奥时，西蒙娜变得像个小女孩儿一样，想要引起他的注意但又不想被他看穿，然而这一切都逃不过瓦莱里奥的眼睛。他轻易就能看穿西蒙娜：她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很讨厌政治家们，几乎是文学与电影的绝缘体，有时候她会主动帮忙去丢垃圾，理由则是单纯的不愿意待在家里。

还记得头几年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她曾疑惑不解，同事之间怎么可能发展成恋爱关系呢？这就好像在问，激情会在何时何地如弹簧般突然一下弹起来，打破冷漠、无形的同事关系呢？她从未对自己产生过怀疑，那些去她办公室看诊的全部，或者说几乎全部，都是些状况不容乐观的患者。她的同事也大多是年长之辈，忙起来甚至都不怎么能打上照面。在诊疗中心，每天还有一大堆小病人需要照顾，每天都会来许多新的小朋友。他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问题，有暴力倾向的、被遗弃的、受他人排斥的……她实在想不出，怎么可能从繁忙的工作中脱离出来，而只想着年少时关于性的幻想呢？

直到她遇到瓦莱里奥。

关于性的幻想，在身体真实的快感下逐渐显露出来。他们并没有做得很激烈，也不是非常注重前戏或姿势上的美学。在三十岁的年纪与同事发生性关系，西蒙娜感到自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她将自己的经验、力气和冷静全都投入了进去，沉浸在拥抱和抚摸的小宇宙里，另一边的瓦莱里奥挥洒着汗水，也投入了他的经验、力气、冷静。

“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西蒙娜躺在他身边问。

“我该说些什么？”瓦莱里奥反问。

两人相对无言。

瓦莱里奥起身整理了下自己的头发，宛如多年前那个规规矩矩的少年。西蒙娜在一旁看着他，想到了那些总是用内疚、污秽和错误这些字眼来讲述他们婚外情的病人。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与瓦莱里奥上床其实相当于上了一门进修课程，毕竟只有更了解病情，才能对症下药。

当他离开房间时，她朝他慵懒地笑了笑，有点迷恋又有点邪恶。

5

在妈妈定的闹钟响起之前，一阵难以承受的焦虑堵在他胸口，巴托腾的一下从床上坐起来，他惊恐万分，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毛绒毯子仍粘在他身上，皮肤被汗水浸湿，像熔化的塑料一样。巴托坐着不动，目光呆滞，慢慢地焦虑感减弱，但他仍然处于惊恐状态，身上还在不断冒汗，透过墙壁传来零碎的锅碗碰撞的声响，是姥姥在准备早餐。

他把脚放在地板上，慢慢起身，走到门口。

妈妈和迭戈都还在睡。

他想小便，小心翼翼地将手搭在门把手上，轻轻地往下拉了一下，但还是发出了吱吱呀呀的声音，算了。

他打开电脑。

画面里的那辆铁皮玩具车还是他妈妈在诊疗中心帮他修好的，他有种想立刻回家的冲动，想回到他自己的电脑跟前。但现在，他面前只有这个笨重的老式台式机，运行缓慢，曲面的显示屏不仅小，还略微发黄。只消一个病毒、一个黑客软件，这些日子以来他辛苦录下来的视频就会全部丢失。他插入耳机，稍微在耳朵上调整了一下，背后突然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就五分钟，巴托想着，然后闹铃会响起，妈妈会帮我收拾书包，姥姥会准备早餐，姥爷则会用他那一贯的呆滞目光看着我。

点击，剪切，移动。他看到了几个没有添加任何效果的粗糙的镜头。

那是妈妈离开家的那一天。他们来到姥姥姥爷所住的这栋楼里，她正艰难地拖拉着行李箱爬楼梯，神情疲惫，厉声命令他不要再拍了，录制的画面并不是很好，有些暗，镜头还很摇晃。他一只手抱着迭戈，另一只手拿着摄像机。

他回过头看了眼，床上的他们还在熟睡当中。

他一向都不喜欢原始素材，背景环境噪声太多而且分贝太高。有一次，他趁爸爸在看书的时候偷偷地拍他，然后爸爸突然抬起头，在确定四周没人的情况下，放出一声响亮的屁。然而在视频里，因为不断有汽车在按喇叭，还有救护车的鸣笛声干扰，你会觉得，那个屁并没有那么大声，也不那么“芬芳”。

他躺回床上等着闹钟响，快要憋不住的小便让他很难受。录制的原始素材一点都不好笑，相反，它们和每天发生的事情一样悲伤，肉眼可见的悲伤。如果不添加任何画面效果和音效、不进行剪辑，那么那声响亮的屁，也不过是个普通寻常的屁。人们怎么会有兴趣看这些稀松平常的事情呢？

当他再次醒来时，腹部疼痛不已，眼睛因疲劳而酸胀，床上空空如也，就连从厨房传来的迭戈的吵闹声都不能抑制住他此刻的寂寞。

他起床，关掉电脑，捂着疼痛的肚子准备去开门，希望厕所没有被占用。他的手才刚碰到门把手，门就突然打开了，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避免撞到脸，只见妈妈惊呼了一口气走了进来。

“早上好，宝贝儿。”西蒙娜说，“你起晚了，来，快去洗手间洗漱。”

今晚他决定下厨做饭。

乔瓦尼盯着漆黑的电视屏幕，转动着他的大拇指等待着有关美食的灵感突现。

经历了十年的婚姻生活，他重新回归单身，但不像乞丐、隐士或者无期徒刑的犯人那般孤独、沮丧。现在的他，是个住在宽敞的房子里、口袋里还很有钱的单身汉。

对于这种既不寂寞又不沮丧的单身生活，他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到今晚为止，好像唯一还没做的事情就是自己下厨，但然后呢？他起身，回到卧室，挠着他很久没有剃胡须的下巴。

究竟是哪里不对？

他停下来观察四周，尽管他和老乔已经很努力在维持整洁了，但眼前所见跟“整洁”二字压根儿就不沾边。

偌大的房子里，很多东西最好是碰都不要碰，因为如果你随手拿走了某个物件，那么它们就再也回不到原先的地方了。出于报复，它们就会东倒西歪地出现在房子的各个角落。

卧室闻起来像发了霉一样，书籍、领带、床垫、窗帘还有柜子，霉菌似乎无处不在，空气裹挟着一股霉味萦绕在床和门旁边，一只扶手椅正摇摇欲坠。虽然前段时间床下肯定早就有一些积灰，但是也不至于女主人才刚走没几天，家里就乱成猪窝了吧？他打开窗户，一股阴郁冷彻的寒风席卷进屋内，原本他只想呼吸些新鲜空气，然而事实却是他正在不断地失去热量。他从一数到十，然后关上窗户，房间里的霉味并没有散去。

然后呢？

冰箱里塞满了西蒙娜永远都不会买的食物，他称为“逆反购物”，这种逆反，是刻意反对理性消费。什么健康、实惠，都去他妈的！他偏偏就要挑那些五颜六色、包装漂亮的商品，那些家喻户晓的、广告里的明星产品，既不会有土得掉渣的名字，也不是专为穷人们提供的仿制品。去他妈的，凭什么他就不能对着干？如果生命的过程就是诞生、消耗和死亡，如果生活是一个该死的超市，那凭什么他厨房的柜子要像个破旧的折扣商店摆满了打折促销品？他学习过经济学，世界并不会因为你买便宜的还是贵的饼干就改变什么，这点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了。你给饼干牌子加个音节或者改个名字，市场丝毫都不会在意。

那么，然后呢？然后呢？

他打开冰箱取出一包意大利面，拆开包装袋，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倒进锅里。意面是已经用各种调料烹饪好的即食产品，吃之前只需解冻即可。冰块缓慢地在锅中融化，面开始发出咝咝声，食物的香味很快就在厨房里蔓延开来。冰块已经完全融化了，但地球上那些融化的冰川可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可怜又悲惨的秘鲁人必须得明白这不是他的错，就像他想要喝杯可口可乐这也并非他的错，换作是他们，他们也会喝，谁又能拒绝含有瓜拉那[2]的饮料呢？清爽又可口，是朋友聚会时的必备品。

乔瓦尼关掉火，把锅里的所有东西统统倒进盘子里，这分量肯定比他胃里能盛下的量要大得多。他拿起餐叉，在餐桌旁坐下。

可，然后呢？

夜色通透，月亮如风中快要熄灭的烛火，散发出微弱的光。街边印有“SEX！”的霓虹灯闪着粉红色和白色的光，干燥的风从上面飕飕地吹过。小汽车蹲坐在属于它的停车位上，身穿雨衣的老人走进店里，从前门传来一首不知名的情歌的曲调，是一首很老但是作为老人的他却不知道的歌。

第一排货架并不那么合他心意，有太多老的女演员了。他大老远地跑过来，又不是为了找一个跟他岁数相仿的人来解决他的问题。虽然年近七十，可这没有阻止他像往常一样渴望勃起，何况面对着一个色情片女演员，那是他应该起的反应。

老乔在一排排货架和各色影片封面前徘徊不定，看着那些高大威猛、肌肉发达、蓝眼睛男演员，他深感厌恶，这实在很难激起他的欲望。

“爷爷，你需要帮助吗？”一个年轻人问道。他胡子拉碴但看起来并不邋遢，高高瘦瘦的，脸色苍白，就像哲学系的学生，在一堆漫画和娃娃前走来走去。

“你需要帮助吗，爷爷？”他重复道。

老乔看着那个男孩儿，道：“我不是你爷爷。”

“好吧，抱歉，我看见你在那里犹豫不决。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像我的爷爷。”

“你是谁啊？”

这一刻，他不再是一个寻找金发女演员的好色之徒，也不再是一个在堕落的世界中迷失的老人，他是他自己，健壮的乔先生。

男孩儿指着制服上的工作牌，语气傲慢地说：“我是这家店的店员，我叫尼诺。”

“好吧，尼诺，我不喜欢陌生人叫我爷爷。”

“啊，抱歉。”

老乔将视线转回货架，几秒钟后，不小心瞥见第四个影片封面上写着“促销妓女”。世道变了。连色情行业都大不如前，还得靠打折促销来吸引顾客，看来得抓紧机会。

“我能理解你为什么犹豫不决，奶奶们并不那么卖力，但是偶尔有些毛头小伙子会买她们的碟……”他皱起下巴，继续说道，“真是落伍，话说你对变性人感兴趣吗？”

老乔又回到了角落里，像尼诺这样的男孩儿，他们的优点，是他们能够接受放荡不羁的性生活，但同时他们也有一个可怕的缺点，就是认为其他人也都和他们一样。尼诺正盯着变性人那排货架，老乔看了眼他，向前迈了一步说：“不感兴趣……”

“恋物癖不行、狂欢趴不行、拉拉也不行、男同……我觉得好像也不是你的菜，还是说你就是？”

“不是。”老乔小声说。

“不好意思，我能问一下，你想买的影片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老乔耸了耸肩，短暂的停顿之后，尼诺大笑起来。“对不起，”他说，“你是想看单纯的啪啪啪是吗？”

老乔又耸了耸肩。

“这可真有点儿难为我了，纯色情现在在市场上已经是稀缺资源。如果你只是想用来自慰，那么你就只剩下一个选择了。”

“什么选择？”老乔疲惫地问道。

“业余的。”

在尼诺的带领下，老乔终于来到正确的那排货架前，他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拿起来又放下，最后选了一个问尼诺：“这个怎么样？”

“不太行，”尼诺抚摸着一排排的漫画和娃娃，回答道，“那个不是真的业余片。”

“啊，不是吗？”老乔赶紧把视频放回原位，生怕把手弄脏了一样，重新开始寻找。

“海瑟和吉姆他们这对是业余的。”尼诺叹了口气，“顺便说一句，他们现在已经幸福地结婚了。”

大厅里灯光炫目，人潮拥挤。他迈进这家名为“未来战役”的夜总会，到处都是美女，他看着蓝色灯光下的面孔，身材苗条的女孩子们，一个问题蹦进他脑中：自从他选择了婚姻之后，错过了多少艳遇？其实一直想这个问题也没多少用，说是他生活方式有问题吧，好像的确如此，但又不全是因为这个。三十六岁的他，几乎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场合了，只好把希望寄托于幸运之神的眷顾，没准儿人群中就会有人朝他多看几眼，于是他摩拳擦掌，酝酿着到时候要讲些什么。

那么，在过去十年中他到底错过了多少美女？

就整体来看，从十六岁到二十五岁，也就是从青春期开始到他认识西蒙娜之前的这个时间段，算上所有跟他上过床的女性，平均下来的数据是每年1.1个。但如果细看的话，从十八岁到二十一岁之间，出于不同的原因，比如迟来的青春痘、不讲究的外形、固定的女友，这个时间段内他只有过一个床伴；然后在大约二十二岁的时候，他经历了一段为期六个月的艰苦时期，在学习商业法的高压下，他完全放弃了谈恋爱；终于在二十四岁和二十五岁这两年里，迎来了他的巅峰时期，加上之前的，一共俘获了十一个女孩儿的芳心，还不包括西蒙娜，因为她是第十二个。总的来说，他取得了一个还算不错的成绩，至少把濒临成为“社会边缘人士”的他给救了回来。但是归根结底，他还是错过了很多。

当然了，一个二十五岁和十一个女孩儿上过床的男生，与一个三十六岁和十二个女人上过床的男人，这给人的印象是截然不同的。这十二个女人是他这些年感情经历的见证，虽说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但这个成绩也还算不赖。可是，当他第一次与西蒙娜谈论起这些时，经验不足让他感到十分力不从心。与他相比，一直到毕业聚会他们相识之前，好像西蒙娜除了和不同的男人上床之外，什么事也没做。

他和西蒙娜做爱的时候，总是难免会不自信，偶尔会怀疑她是不是不喜欢他，于是总是努力地设法讨她欢心。西蒙娜有时会试着跟他解释，说她很享受，他们之间的性生活很融洽。但大多数时候，她会告诉他，只要他不太过于执着性高潮，就能够给别人带来欢乐。“不要让它成为一种执念，”她重复道，“性高潮并不重要。”每每这时，他就会在心里暗想，对于一个身经百战，在遇到他之前早就体验过无数次高潮的人来说，当然不重要。

此刻，他沉浸在“未来战役”这个小宇宙中，恍如隔世，那个被他所遗忘的世界在这里获得了新生。烈酒，短裙，淫靡的蓝色灯光，永远都有人的厕所，舒服或不舒服的沙发，悲伤男士的围巾，交叉的双腿，尖头靴子，露在外面的袜子，强制性消费，上了年纪的女色情狂。夜晚刚开始时透明干净的玻璃桌，等到夜深之时，就会变得肮脏不堪。破碎的玻璃杯，迟到的人，一群白痴，被搭讪的少女，聚会上挨揍的倒霉蛋，保镖的温柔目光，迷人的吧台调酒师，配备有牙套的衣帽间，打算放肆一晚的饮酒者，各种香水，DJ的朋友，老板的小姐们，熟人，常客，呆板的舞者，凶恶的醉鬼，黑色大理石厕所。

幸好他不是大厅里最老的，虽然肤色不是好看的古铜色，但至少他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

“那边那位就是记者。”一名服务生在一个高高的穿西装、打领带的人旁边耳语。他看样子差不多有三十五岁，脸长得像没付关税一样，涂了发胶的头发顺滑发亮，给人的感觉就是个领导。他耸动着两个浑圆的肩膀，咧嘴笑着朝乔瓦尼走来。

“晚上好，我是‘未来战役’的经理马克，您应该就是罗里斯先生了。”

“是的，正是。”他握着他的手，尽量表现得不过于僵硬。

罗里斯早就给乔瓦尼打了预防针，告诉他一定要表现得轻松自然，因为他越放松，经理就会感到越放心，如果他能做到收放自如，那这事儿就成了。他们会竭尽所能来招待客人，请他喝东西、用零食和人群填饱他，直到他脑中满是积极的印象。但他们主要还是会请他喝东西，这也是这项工作中唯一的乐趣。

“是您执笔吗？”

“是的。”

“好的。您已经大致看了下情况吗？”

“还没有。”

马克先生转身吩咐手下，回过头说：“那我们尽快安排。”接着，又冲吧台边的人说道：“托尼，你先好好招呼着罗先生，看他想喝点什么，一会儿我让季赛拉过来。”说完，再次朝乔瓦尼伸出手，说：“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就先失陪了。”

乔瓦尼迟疑了一会儿，然后同他握了握手。

他独自一人留在了大厅里，就像他看过的那些糟糕的电影里那样，他走近吧台，点了杯高浓苏格兰威士忌。

“好嘞。”托尼回应道。通常电影里这时都会出现个中年男人，要不就是个头发灰白的爱尔兰人，总之，不会是托尼这种眼睛大大的、一头红毛、面色苍白的男孩儿。

“你是记者吗？”托尼问。

“嗯，差不多，可以这么说吧。”

“什么意思？”

“是那种在酒吧里观察各种人的记者。顺便问一下，你们店有没有大佬光顾？”

“来这里的每个人都感觉自己是大佬。”托尼洗着杯子回答。

乔瓦尼晃了晃他手中已经见底的杯子，问：“能再给我来一杯吗？”

“放点冰块在上面吧，我可不想还不到一小时就倒在地毯上不省人事了。”乔瓦尼补充道。

“终于有个真正是来喝酒的人了。”托尼狂喜。在忙完另外几个人点的饮品之后，给他端上了第二杯酒。“喝吧！”他说，“这杯鸡尾酒够你喝到天亮了，说实话我都已经快忘了怎么调Caipiroska[3]，不过偶尔碰到一些喝苏格兰威士忌的人还挺好。你在等季赛拉吗？”

“对，你能告诉我她什么时候来吗？说实话，我有一点赶时间，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你放轻松，慢慢来。她一会儿就过来了，然后她会跟你讲讲具体情况。季赛拉总是迟到，就像来这儿的人一样。你看，现在已经快零点了，还没有什么人。”

“我可不这么觉得。”

“真的，今天来的人跟平常比可差远了。你试试随便哪个周六凌晨两点钟过来，人多到根本挤不进来，我们差不多能卖出去几千杯鸡尾酒……”

“那你每天工作到早上六点肯定很累吧。”乔瓦尼打断他的话，“不好意思，你能再给我满上吗？”

“你喝慢点，否则你招架不住她的。”

“谁？”

“季赛拉，喏，那个嘴巴嘟嘟嘟说个不停的女人。”

“她具体是负责做什么的？”

托尼冷笑，道：“应付媒体。”

乔瓦尼朝托尼指的方向望过去，一个身穿蓝色连衣裙的漂亮女孩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她似乎也正朝他的方向看，但他不确定。他已经不知道如何去默默观察一个女孩子，而不是盯着她们看被当成疯子。现在来舞厅里的女孩子们，她们的装备早就和以前不一样了，衣服、首饰、妆容都有所改变，唯一不变的是仍然闪闪发光，尤其是手机散发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刺眼的光，十年前还都没有手机。

“晚上好，罗先生。”季赛拉打断了他们之间的对话，晚礼服衬出她饱满的乳房，华丽的亮片反射着蓝色的光。“我们能以‘你’相称吗？”

“当然可以，你应该就是季赛拉了。”

“是的，幸会。”季赛拉的握手颇有些劲道。

她有张漂亮的脸蛋，身材似雕塑般完美。也不知是不是苏格兰威士忌在起作用。

“幸会。”乔瓦尼说。

“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吗？”

与季赛拉短暂却令人疲乏的交谈中，他实在想不通在这种地方怎么会需要有人专门负责应付媒体。这里既没有演员或者音乐家们表演，也不组织什么特殊的活动或晚会，一个大佬也没有遇着，没有任何值得写进新闻报道里的消息。

不知是不是酒精的误导，他把阿谀奉承和性勾引弄混了，竟大胆猜测季赛拉对他有意。

他想算算他到底喝了多少杯酒，但数不过来，绝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满上整整一杯，但有时候他会让托尼给他少倒点，希望这样能缓一缓。

季赛拉像是那种从真人秀里走出来的女孩儿，楚楚动人，举止性感，美得独具特色，但又没有模特或者演员那种遥不可及的感觉。季赛拉把她的外在美展示得像是场盛大的活动，短暂如昙花一现。

“罗先生，如果你没有其他的问题了，那我就先行一步，这样你还可以好好单独享受一番。”季赛拉最后收尾道。

理性已经完全失控，刹不住车了，乔瓦尼发出一阵粗鲁的大笑，说：“如果你知道我喝了多少，就不会说让我继续享受了。”

“什么？我没听懂。”

“嘿，季赛拉，如果我想请你喝一杯，你会怎么说？”

“我会拒绝，罗先生，请不要……”

“奇怪，你看起来不像是那种会拒绝的人。”

“什么？”季赛拉脸上的美丽消失无踪，紧张不安的情绪溢于言表，但更接近于一种被侵犯的厌恶，而非遇到麻烦的愤怒。“听好了，你个浑蛋，这个夜总会是我男朋友开的，你最好别自找麻烦。什么记者会在工作的时候喝成你这样？”

乔瓦尼笑着说：“好吧，我确实不应该在工作的时候喝你们请的酒，现在倒好，涉嫌受贿了。”

“我要叫保安了。”

“哎呀，就只是个玩笑，大家都是成年人有话好好说。不过，要是你能陪我喝一杯的话，我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季赛拉朝大厅尽头的某人招了招手，示意他过来。“是你自找的，人渣。”

乔瓦尼转身看了看正朝他们走过来的男人，个子不高但十分健壮，就像是在无人监管的公园或是网球场上长大的一样。

“好好好，”乔瓦尼手指交叉，做出允诺的手势说，“如果你把那个小矮子看好，我保证会给‘未来战役’写一篇特别棒的文章。”

男人走到跟前，但现在已经没他什么事了。

“有麻烦吗，小姐？”他问道。

“这得看情况，”乔瓦尼说，“如果交易成功，就不再需要您插手了。”

季赛拉正在考虑，似乎她身体的每一寸，包括蓝色的礼服，都在慎重地思考着。最后，她抛出一副丝毫没有同情心的表情说：“好吧，但你现在得滚了。”

愚蠢孤独的男人。

愚蠢，喝醉了酒，独自一人。

他独自走在大街上，不会有任何人来接他回家。他既不知道如何正确地维系一个家庭，缓解矛盾，也不知道身处婚姻的牢笼里，在新鲜空气到来之前，要保持沉默。以至于当新鲜空气真正来临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又累又老，不知如何去享受了。

愚蠢孤独的男人，没有孩子，没有家，一无所有。他走在街上，整个人浑浑噩噩，精神恍惚，肚子里胀了一堆屎随时准备着被排出体内。没有尊严，没有力量，没有欲望。血液的不流通快要将他冰封，寒冷总是深入骨髓，他变得麻木不仁，不知怎的，街上的其他人看起来都一样，穿着一样的衣服，说着一样的话。

时不时路过些肥胖臃肿的女人，还有穿着毛衣看起来像袜子的男人，人生来都一样，但他们比他过得更好。可怜的男人像一出苦情音乐剧里的男主角，一人饰演着多重角色，忠诚的儿子，疲惫的父亲，背叛的丈夫，沮丧的、不关心时政的咨询师，总而言之，一个绝对正宗的那不勒斯人。

他就这样飘零在路上，车辆无视任何交通规则随意地开着，道路从他醉酒的步子下一厘米接着一厘米地溜走。通往家的路是多么地艰难啊！尤其是当你拖着摇摆的身体的时候，哦，不，是吱吱作响的身体。

在他的音乐剧梦想里，他认为独处是获得自由的另一种可能性，应当填满生活的空隙，起到安慰的作用，而不是现在这种，让你晕眩、抑郁、咯吱作响的孤独。

他感到孤独，一个人的那种孤独，前所未有的孤独。

6

公园的长椅上坐着一名男子，他正漫不经心地翻阅着报纸，头上戴了顶帽子，手里拿着根拐杖，双眼被半透明的墨镜遮住，时隐时现。时不时有各种裤子和彩色条纹从他面前晃过，还有从过路人的耳机里传来的嘈杂声响，他环顾四周，树木、植物、草坪上还有几对年轻情侣在搂搂抱抱。

呵，真是个适宜碰面的好地方！

他透过镜片，视线在报纸上来回扫动，用眼角的余光瞥见了一名党内官员，正步伐稳重地从路的尽头朝他走来，官员双眼滴溜着四处打探，面带疲惫。他不禁暗自窃笑。

官员穿过跑步的人、狗和它们的主人，走到他身旁，气喘吁吁。“抱歉迟到了，那个浑蛋法官想再见见我。”

达密德副董事长继续看着报纸，说：“坐吧。”

官员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擦着冒汗的额头。“情况不容乐观。”他说。

副董事长处变不惊地把报纸合上，他们给他派的还是之前说好的那个党员，他总是迟到，还总是渴望对着麦克风发言，所幸人还算聪明。平日里和大家一样上班打卡的政治家们，他们的生活简单无比。但是要想成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也必须学会适时地隐藏自己。他很想告诉眼前这个骄傲的木桶，要是有一个地方法官天天追在你屁股后面跑，你他妈为什么每天还要接受电视采访？

“党内什么情况？”

“呃，党内什么都做不了，施展不开拳脚。”

停顿了一小会儿之后，官员继续说：“我们的事千万不能暴露，他们等的就是这个，好趁机把我们一举歼灭。”

低俗，副董事长想着，就像所有政客一样低俗，像叮当作响的半桶水，像粪球。如果他们想演，那他就配合他们，逢场作戏。刚才官员看到他在看报纸了吗？看到他是怎么叠起来的吗？

“可如果你们什么都不做，所有人都得玩儿完，你知道吗？”他问。

官员保持沉默。

“八年来，你们几乎把这个大区所有的企业咨询项目都委托给了我们。我们赢得了那些本不可能赢得的项目承包权，被授予了本不可能被授予的资金。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党，我们的执政党，决定创建达密德公司，创建一个响应国家鼓励措施的企业陪同机构。”副董事长看了看表，“现在他们派你到这里告诉我，他们的手脚被捆住了？”

官员难为情地叹了口气，说：“总是能找到解决办法的。”

“是吗？”

“找得到的，能找到的。”

他们总能找到解决方案，他必须承认这点。但不是哲学家、逻辑学或者数学家的解决方案，而更像是诗人、牧师甚至魔术师的解决方案。政治舞台上的喜剧演员都是魔术师，其他人，比方说纵容者、纳税人还有爱管闲事的人，则都是观众。剧院厅内的观众来来往往，但是剧院总是在的。

“说起来，你们那边难道就风平浪静？”官员话锋一转，突然问道。

这话里有话，副董事长恼怒地看着他，没想到对方来了个意料之外的反扑。

“此话怎讲？”

“你还记得克里斯吗？他曾经是你们的客户。”

副董事长点头。

“是我们介绍给你们的，他本来是要拿点资金建个工棚。”

“我印象中，他已经拿过了。”

“是。”党官员说，“不过，前几天他又去了趟达密德，想介绍他的一个新项目，但是你们的一名顾问把他拒之门外了。”

“谁？”

“乔瓦尼。”

副董事长爆发出一阵苦涩的笑声：“那他为什么这么做？”

“为什么？你他妈竟然会在乎为什么？”党的官员不耐烦了，“总之，他们吵了一架，乔瓦尼指控他欺诈，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你们若是想要得到援手，那你必须让水保持平静。”

“我们这儿水很平静。”副董事长嘟囔道。

沉默了半晌，党的官员犹豫地打量了一番周围的情况，说：“你想喝杯咖啡吗？”

一个跑步的年轻人磕磕绊绊地从他们面前经过，但没有摔倒，鞋子在人行道上发出吱吱声，MP3播放器从耳机上脱落掉在了地上。男孩儿停下来，咒骂着，弯腰捡起MP3播放器，但是太迟了，MP3已经被摔坏了。

副董事长和党的官员转过头看了他一会儿。

“你想喝杯咖啡吗？”

“不了，谢谢。”

才没住多久，西蒙娜就感觉自己不像是这个家里的女儿，反而更像一位客人。她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是自己脸上涂的母亲的粉底。家里的其余人都已经准备好可以出门了，突如其来的一股压迫感扼住了肺部，阻止她呼吸。

在这套房子里，你无法呼吸。这就是当初她离开的原因。当年她才二十五岁，相信自己遇到了生命中那个对的人，于是迅速坠入爱河。

自她小时候起，厨房里那些棕绿色的陶瓷就让她感到莫名沮丧。深绿色以及更深的棕褐色的陶瓷，在艺术家巧夺天工的手里，变成了一块块的小方砖。当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低沉的情绪如火一般烙印在七十年代的家具陈设中。而现在，西蒙娜的父亲托马索，他的阿尔茨海默症并没有给这本就不乐观的环境增添什么益处，虽然他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病得有多严重。

西蒙娜始终忘不了巴托那个眼神，他们刚搬到这里的那天，她父亲问他叫什么名字。

“巴托。”她儿子回答说。

在放下行李箱后他们进入厨房，桌上放着饼干、安神茶和水果茶，托马索又问了一遍同样的问题，那一刻巴托的眼神是那么地不确定。她条件反射般地心生悔意，后悔带着孩子一起去了，但她立刻又为自己的这种想法感到羞愧，觉得自己很自私。

“巴托。”他只好再次回答。西蒙娜的父亲抬头看着她，然后瞥了一眼迭戈，问：“他是你儿子吗？”

“托马索，你已经见过他了。难道你不记得了吗？”西蒙娜的母亲打断了对话。她的脸像往常一样写满了愤怒，她的怒气和痛苦足以传染整个社会。

“算了，妈，没事。”

“我给你切一块蛋糕吃怎么样，巴托？”

“谢谢姥姥。”

已经过去十五天了，她还是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读到的那句“遗忘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理解的一部分”。这两个星期的短暂逗留让她疲惫不堪，父亲不断地提问，迷失在了他混乱的思绪里，只有母亲可以理解父亲的话语。

除开别的乱七八糟的事情，这段时间里，西蒙娜老是挂念着多功能料理机，想着它出色的表现和数不清的好处。她与母亲讨论了很多次关于食物的问题，比如如何用杂七杂八的食材烹饪出美味多汁的佳肴。有一天晚上，她还梦见计时器响了。

迭戈也在慢慢调整状态，偶尔当多功能料理机轰轰作响的时候，他会变得渴望食物，蹒跚地朝着桌子挪动。

窗外吹来一阵冷风，托马索怀疑地看向窗外，然后又把视线转回到西蒙娜身上：“你现在又怀孕了吗？”

“没有，爸，你在说什么？”

“你看起来胖了。”

“我没有发胖。”

“她没有发胖，托马索，她很好。”西蒙娜的母亲手里晃着一瓶梨汁说道，她用手掌拍着瓶底，梨子的果肉像融入一种着迷的化学物般混杂在果汁里。

“所以呢？”母亲问道。

“什么？”

“迭戈可以吃意大利面吗？”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怎么了？”

“晚餐吃鹰嘴豆意面。”

“不放辣椒就行。”西蒙娜说，“爸，你为什么不带巴托去看看你收藏的唱片？之前他问了我很多关于爵士乐的问题。”

“行吧，”她父亲回答道，“我们一起过去，我给你们讲解讲解。”

巴托的眼里写满了不情愿，通常他都会和他姥爷离得远远的。姥爷是个奇怪的人，总会问巴托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为什么会待在他家里。

“姥爷怎么了？他疯了吗？”

“没有，他生病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他病得很重吗？”

“是的。”

“昨天他跟我谈了谈音乐，我什么都没听懂。他讲了一个很优秀的人最终死于毒品的故事，然后，他把这个故事又讲了一遍。”

“我告诉过你，他生病了。”

“我们会回到爸爸身边吗？”

“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

众所周知，托马索是一个爵士乐爱好者，他所有的同事都认为他是个厉害的行家。事实上，他的确对这方面了解甚广，但还没有达到他想要的程度。毕竟，他也知道别人对他的恭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曾在外交部任职长达三十年。

晚餐后，西蒙娜把孩子们哄上床睡觉。客房是她母亲的一种古老的习惯，一种类似于提供食物和饮料的款待形式，大多数时候都在等待着不知何时会来的客人。

迭戈的一只耳朵在颤，他睡得很不安稳，睡着睡着就会不自觉地调个方向。巴托平静地躺在床沿。他们的小脚丫脏脏的，西蒙娜吃惊地发现迭戈脚上还粘有细碎的植物，她抬手轻轻拂去他们脚上黑乎乎的碎屑和灰尘。如果她放任不管，把他们就这样放到床上，那她就不是一位好母亲。

回到厨房。“爸吃过药了吗？”

西蒙娜的母亲正在清洗多功能料理机。“吃过了。”她恼火地回答道，“他都快把我逼疯了，每天都问你的祖母。”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你不必顺着他的话聊。”西蒙娜说，“他现在理解能力有问题。”

“你说说，在葬礼当天都没有哭的人，为什么会在半夜醒来，为三十多年前去世的母亲哭泣？”

“你不必跟着他的思路走，”她重复道，“不然早晚你也会生病的。”

“他甚至都不想下床了。”

“你得说服他，让他多出门，帮助他克服压力。”

“他根本就不想要帮助，再说了，有压力的那个人难道是他吗？”

“妈，你又来了！”

“你都不知道他前几天做了什么！他威胁我，你敢信吗？他说要告诉你，我毁了他的唱片集。然后我想，那不然就把他的唱片拿到他跟前，希望这样他能意识到自己的神志不清，但是当我拿着唱片集再回到他面前的时候，你猜怎么着，他正弯腰打电话说他想控诉我。你觉得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我不知道。”

“心理治疗或许可以帮助他。”

“也许吧，但我不跟他一起去。”

“为什么不呢？”

“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如果你想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去上次那个地方。”西蒙娜说。

“我都快被他逼疯了。”

“妈，你肯定也需要心理治疗。”

“我才不用。”

西蒙娜坐下来，开始翻阅杂志，要先看多少广告才能找到一则有趣的新闻？“你要多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她说，“如果你在想怎么逃避，那你还是趁早忘了，这事儿免谈。”

“不要误会，我只是想去洗洗手。”

“好吧。”

西蒙娜靠在床上，想起了一位病人朱茜，她是诊疗中心的常客，遗忘对她来说，不是为了理解，而是种常态，她甚至会忘却自己。

母亲准备的客房里，各种东西都如博物馆一样陈列整齐，那些头天到第二天就走的客人，是无法体会到客房里缺了什么的。床垫不舒服，床头柜也不稳，整间屋子只有一把椅子显然不够。最重要的是缺一盏当你睡前靠在床头看书时恰好能照亮书页的灯。眼前的床头柜上只有一盏古旧的台灯在散发出昏暗的灯光，一根长长的线紧连着插座，稍不留意就会被绊倒。陶瓷制的香薰，墙壁上的挂画，房间打扫过后遗留的清洁水味。这曾经是西蒙娜的妹妹——乌拉的房间，说起来，她们俩也好久没联系了。

如果当初硬要她打赌，猜她父母二人谁会先生病，她会赌她的母亲，她就像有狂躁症一样。然而世事难料，最后生病的却是她父亲，强大而英俊的外交官。他老早就被这种疾病给盯上了，疾病就像穿着便衣的警察一样，默默地在暗中观察，等待合适的时机然后将他一举击败。

一股梨汁的清香味时不时地从孩子们身上传来。

餐厅爆满，很热，服务员们的妆容有些花了，他们表情呆滞，汗流浃背，就像吃了摇头丸一样。

“不好意思，能不能麻烦把暖气温度调低一点？这里面都快要热爆炸了。”

“我知道。”一名女服务员回答道，她的金色头发没有其他服务员那么假，“我们已经把暖气关了。”

乔瓦尼说了声谢谢，点了瓶矿泉水。罗里斯又迟到了。乔瓦尼把手伸进衬衫衣领，擦去几滴汗水，然后起身去洗手间小便。当他发现电动烘手机坏了时，他发出一阵痛苦的呻吟，于是再次打开水龙头，洗了把脸，回到大厅。

在他点的矿泉水前面坐着罗里斯，仍旧穿着他那件棕褐色的天鹅绒夹克，乔瓦尼停下来看了他一小会儿，罗里斯伸出一只手捋了捋他的头发，然后开始玩夹克的纽扣。

“最近怎么样？”

“启罗改了主意，”罗里斯回答道，“他想改卖避孕套，我不知道，我感觉不太靠谱。你时间多吗？我一会儿就得溜了。”

“避孕套？”

“报警器的主意我觉得还挺可行的，但是卖避孕套我不知道行不行得通。不过启罗特别善变，几天前，他又改变了主意，决定开一家进口服务公司，帮别的进口公司找最优惠价格的进口产品。”

“听起来还不错，对了，你复活节有什么安排没？”乔瓦尼问道，“不然你过来找我吧，我们家就只有我爸和我。”

“可怜三人组？”

“那可不！”

“行吧，我肯定来，除非我已经到上海，去管理什么草莓味避孕套的生产部门。你知道的，我一看到有人在工作，就忍不住想要去指导一下。顺便问一下，你爸怎么样？很久没见他了。这里面太热了！你爸真是个坏老头。”

“他挺好的，虽然最近我一直尽可能少地待在家里。”

“你做得对，本来婚姻就已经一团糟了，要是你还在家跟你爸两个人待着，那你岂不是会越来越绝望？”罗里斯说，“对了，你要不先把文章给我？我今天下午看一看，然后发给报社，真是感激不尽！服务员，麻烦再拿一瓶矿泉水，谢谢。哦，还有一份炸薯条。”

“给我来一个鼠尾草裹牛肉的帕尼尼。”乔瓦尼补充道。

“话说，你觉得这次怎么样？”

乔瓦尼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光盘递给他。“挺好的，”他说，“但我喝得太多了，今天早上我就跟一块破布似的。”

“被一堆腰肢柔软的美女环绕着度过一个晚上，感觉是不是特别爽？”

“你知道吗，自从西蒙娜和孩子们走了以后，昨晚我第一次没有想他们。”

“这就是美女们的神奇疗效！你不要跟演悲剧似的，好歹你也是一个中产阶级分子。”

“我一点都不想和他们分开，但是说真的，要是昨天我没有喝到烂醉如泥，没准儿我会随便跟一个女的上床。”

“很好，说明你还是个正常男人。这是个好消息，不要感到内疚。”

“我没感到内疚。”

“你的薯条上来了，”乔瓦尼说，“我们赶紧开吃吧，我都快饿死了！”

“慢慢吃，乔瓦！复活节如果我没有去中国，那我肯定会去你家的。我觉得你父亲人挺好的。”

外头的风疾如猛兽。

乔瓦尼上班迟到了。冰冷的空气闯进他浓密的汗毛下衰老的、带有酒精味的皮肤褶皱里。商务中心的风在移动、奔跑、交织，紧咬着乔瓦尼的屁股不放。大风猛烈地撞击着酒吧的桌子，最终把自己丢弃在楼梯的尽头。

乔瓦尼走进达密德公司那栋摩天大楼，按下电梯。在他身旁站着一名酒吧的服务生，一副未成年人的面孔。他的脸就像是那种可以永久使用的面具模子，上面刻着那不勒斯永恒不变的价值观——与人为善。

电梯门开了，男孩儿礼貌地让乔瓦尼先进去，然后自己再进去。他小心翼翼地拿着托盘，生怕晃动了托盘里的咖啡和还在冒着热气的咖啡壶。

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是推动社会关系运转的齿轮，那么男孩儿这一礼貌的行为，就是齿轮上的一剂润滑油。

“你能给我一杯吗？”

“不好意思，”男孩儿回答道，“我得拿去给马谢洛博士。”

“那咖啡壶里还有吗？”

男孩儿看着咖啡壶，拿了一个塑料杯，倒了半杯给乔瓦尼。

“给你，”乔瓦尼掏出一欧元硬币，说，“你人不错！”

男孩儿道谢。

吉吉披着大衣站在四楼的楼梯口，旁边是他的心腹安东尼奥，两人脸色发灰，带有恶意在那儿窃窃私语。

吉吉很生气，安东尼奥也在努力地表现出生气的样子。他们俩就像是悲剧版的《天堂电影院》里的艾佛特和多多，有一个毫无疑问是主演，但我们也不能错误地低估了他的左膀右臂。

“乔瓦尼！”

“嗨，吉吉，安东尼奥。”

乔瓦尼感觉似乎有一瞬间，他们俩彼此交换了一个嘲讽的眼神。

他同他们打完招呼便走进办公室，然后又去了趟洗手间。他妈的，镜子里他的下巴上竟沾有一点咖啡渍。

7

西蒙娜认为，巴托从四岁起，就已经对想象当市长这个话题丧失了兴趣。每次只要乔瓦尼谈论起那不勒斯，谈起他实现道路畅通的构想方案，最后总是会矫枉过正，真是拿他没办法。每当这种时候，他作为一个那不勒斯人的本性就会暴露无遗，时常讲出一些轻率而且自相矛盾的话，甚至有时还会从嘴里冒出一些下流的笑话，这使得他的话不再有可信度而言。

说实话，那不勒斯的地铁运行得还是蛮正常的。

新线开通大约已经有一个月了，从东到西横跨城市，从但丁广场始发车，途经沃美若，一直到老城区比西诺拉。这条线路从一开始就被命名为一号线，因为这是那不勒斯至今为止完成的最重要的工程，要是把它命名为二号线，倒像是对它的一种侮辱了。

一号线也好，二号线也罢，不管它是被煤烟熏黑的破旧地铁，还是出自最现代的工程师之手的伟大工程，在经过回家这一路上的现场考察之后，乔瓦尼觉得，那不勒斯人永远不会改变，在他们扎眼的衣服、不文明的习惯、阴沉的面孔之下，是永远不会变的本质。

“你看到没？”他兴奋地问道。

“我看到了。”西蒙娜有些生气地回答，意识到自己又要开始听他的长篇大论了。

“大家本来都很淡定地在站台上等地铁，有的人站着，有的人靠着墙壁。这时突然从扬声器里传出一阵机械的声音，‘列车即将进站，请站在黄色安全线外候车’。这时候人们在干吗呢？大家都开始摩拳擦掌，完全不顾安全性，一个接一个地往前挪，最后导致所有人都往前迈了一步，就是为了在列车停靠时能尽量站在前面，抢最好的位置。你看到了吗？”

“对，我看到了。但说到底，地铁运行良好不是吗？”

乔瓦尼瞪大眼睛，就好像在说，不，这不是重点。

“地铁运行是在运行，可是……”

“又不是每个人都往黄线挤。”

“就算不是所有人，那也差不多，这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集体心态，一个人的不顾安危，使得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心存侥幸。”

西蒙娜没有说话。

“除了这个，”他继续说道，“黄色安全线也有问题。站台本身就很窄，还有这两条黄线，一条靠近墙壁，一条靠近站台，等播报的时候，只说要远离黄色安全线，可没说到底要远离哪条黄线。”

他边说边跨过了黄线，真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是，你说得都没错，但地铁还是运行得很好。”她说道，想一劳永逸地终止这场讨论。

“那你说了什么？”

“我说我不想这样做，我不感兴趣。”

“那他呢？”

“他什么都没说，后来他找到了个借口打了我。”

“只是打了你吗？”

“那次是的，因为没过多久妈妈就回来了。”

“那你妈妈知道他在骚扰你吗？”

“嗯，知道的吧，我觉得她应该是知道的。当初，他们因为收养我的事情差点没打起来，一直忙着准备各种各样的材料手续，来来回回地往孤儿院跑。我也不愿意相信，本来还以为终于找到了个好归宿，结果却……”

西蒙娜看着朱茜的眼睛，本以为她会哭，但她没有，她一直强忍着情绪。她才十五岁，是诊疗中心里西蒙娜最喜欢的小女孩儿。

“那个家庭也一样恶心，”朱茜说，“就跟我亲生父母家一样，跟孤儿院、跟这里一样，到处都这么恶心。”

朱茜站起来拥抱她，她们就这样交错着胳膊拥抱了一分钟，然后女孩儿垂下手臂，说：“医生，谢谢你听我说这些，明天见。”

“好的，明天见。”西蒙娜说，“你去玩你的吧。”

朱茜走了出去，西蒙娜盯着办公室洁白的墙面发起呆来。在诊疗中心，每个人都叫她小薯条，因为她的鼻子十分小巧，还略微上翘，就像根薯条。

是哪个白痴批准那两个人领养她的？

诊疗中心为所有不幸的人敞开大门，这里每天都会来一个新的未成年人，需要予以疏导、治疗和照顾。大多数人待三天后就会离开，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彻底回家，所以，这里也不乏常客。

毕竟，如果不对家长们也辅以正确的指导，那么对孩子们的治疗就算一时有用，也必定不会长久。诊疗中心首先是一名护士，一位母亲；其次，是一个辅助工具；最后，才是一个心理治疗师。所以真正对病人们进行心理治疗的时间其实很少，至少没有他们所需要的那么多。

天气很冷，门没有完全关上，只需轻轻一推就能知道，门其实并没有紧紧贴住门框，透过空隙能听到护士们的交谈声、助手们沉重的呼吸。

朱茜每次来问诊都会犹豫不决。墙壁虽然不久前刚被粉刷一新，但视觉上它们从未给人带来什么新鲜感，嗅觉上也没有干净墙壁的气味，门把手和墙壁之间还有一个黑色的手印。西蒙娜拿起电话拨打家里的座机号码。

“家里怎么样？”

“挺好的，不过男人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保持干净，幸好没有弄得太脏。你呢，还好吗？”

“这一天过得真是糟糕透了。”西蒙娜叹了口气，“罗宾，吹风机上的卷发风罩我忘在家里了，就在主卧那间浴室的柜子里。”

“好的。那你是等有空自己过来拿，还是我让你丈夫给你送过去？”

“不用麻烦他了，周五你去我妈家的时候顺便帮我带过来吧。”

“还要等两天才到周五。”

“没事，我等等。”

“那你的卷发会很难打理。”

“我知道。”

“其实我觉得卷发风罩也没多大用，但它给人一种在理发店的感觉。”

“是啊。”

“行吧，那交给我了。”罗宾说，“我现在就去把它装到袋子里，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了。”

画面里爷爷正在穿衣服。

剪切，粘贴，然后，在爷爷穿衣服和迭戈紧抓着妈妈耳朵这两幕之间，插入一个淡入淡出的效果。

他这里加点效果，那里打点马赛克，当背景音乐唱到“你摆正了我的生活/回到我/微小但琐碎的生命”这句时，他加了一点回音。

巴托始终无法做出决定，他已经浪费了半小时在纠结，“我的一家”这几个字，到底是让它滚动出现，还是制作成爬行字幕。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的犹豫也是因为他的不在乎。

他不在乎是因为，这台电脑简直就是块破铜烂铁，而且品尼高这个视频编辑软件一点都不好用。

他不在乎是因为，没有任何人会关心《我的一家》这个短片。

他不在乎是因为，他在乎别人所不在乎的事情。

他不在乎是因为，无论是滚动还是爬行字幕，反正都是品尼高制作的。

他不在乎是因为，现在爸爸妈妈已经分开了，他不知道等他完成短片之后，怎样播放给他们看。

他不在乎是因为，今天下雨了，而下雨的时候一切都变得无聊透顶。倾盆大雨使得天光暗淡，灰色的乌云层层压来。他把一根手指塞进鼻孔里，也许录制的视频片段需要3D的阴影效果，也许是时候再找他爸爸要一台新的摄像机了。

他看了看周围，不知道该做什么，扫视了一下这间新卧室，外头正下着雨，而屋内丑丑的。他尤其想念他那台配备有刻录机、外置硬盘和摄像头的电脑。

巴托环顾四周。

这个九岁的男孩儿，正在环顾四周。

老乔盯着不断变化的电视屏幕，在广告与广告的间隔期间，他不由得发问，电视不断给他输出信息的意义在哪儿？本来决定看电视的他，是想要休息一下自己被各种思绪所折磨的大脑，结果却又被电视上的种种信息困住。

他试过离电视机远点，但是各种各样的信息并不在意，仍然源源不断地灌输进来。因为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关不关注时事，认不认识电视机上的那些著名面孔，或者理不理解电视所传达的观点。事实是，不是信息为我们所用，相反，是我们正在为它们服务。是我们打电话给直播间，参与问卷调查；是我们去试镜，接受街头采访；是我们用唱歌跳舞帮助策划电视节目。有观点的人是我们。

“世界上有的人自出生起就注定会被戴绿帽子，有的人一辈子都不会。”老乔说道，“显然，戴绿帽子的人比不戴绿帽子的人过得更糟糕。那么是谁发明了戴绿帽子这种说法？是少数被压抑的男性，他们想恢复自己曾经在世界上的统领地位。你听说过萨特和波伏娃的非典型爱情吗？”

“你为什么不刮胡子？”

“我不想刮。”

乔瓦尼可以列举出一大堆原因，来解释他为什么不喜欢他父亲留胡子，但介于电视机上不停切换的人物，还有出于自己内心的反省，他决定用一个词总结，那就是——悲剧。

他第一次看到他父亲留着胡子，是在他父亲的父亲——和他同名的祖父乔瓦尼，去世的时候。老乔在医院过的夜，第二天早上，肾脏已经感染很久了的祖父最终被疾病击垮。乔瓦尼闭上眼睛努力不哭出来，他最后一次抓着他祖父的手不放，就在那时，他瞥见了他父亲红色的胡须，仿佛正在他那悲恸欲绝、憔悴不堪的面孔下编织着一张网，而他一点也不喜欢父亲这个样子。

第二次则是在他母亲去世之后。一天下午他回家探望他父亲，仍旧是下巴底下那一撮毛，不过没那么红了，反而有些偏黄。即使特蕾莎已经去世两个多月了，老乔还是无法从悲伤中走出来，他给乔瓦尼煮了杯咖啡，忍住没哭。

“如今，无论是背叛本身，还是那些受害者所经历的折磨，都不断被人们赋予一定的价值。”乔瓦尼拧紧手里那瓶西西里苦橙味汽水，继续说道，“若真如你所说的那样，那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没有采取萨特和波伏娃那样的相处模式呢？”

“我怎么知道人们为什么如此愚蠢？”

电视播放着各种广告：汽车、卫生巾、洗涤剂、护肤产品。

“你觉得妈妈有过别的男人吗？”

“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应该没有。”

现在电视画面上有个九十来岁的老年人，他正在义愤填膺地控诉一个假的邮递员，以送快递为由进到他家，跟他说大楼着火了，让他赶紧离开公寓，就在一片混乱当中，假邮递员套出了他的银行卡和密码。

乔瓦尼问：“为什么我们在看这个节目？”

“因为它让我生气。”老乔回答道。

“这个老人很绝望。”

“衰老即是绝望。”

一小时后，他在电视机前醒来，他看了看沙发，老乔也睡着了。

他走到餐厅打开电脑，在键盘上敲击下一长串的密码。他开始网聊也有十来天了，在虚拟的世界里，结交朋友很容易，只需注册，填写个人资料就可以开始狩猎了。自从网络发明以后，狩猎变得如此简单。

根据相关研究表明，婚姻的失败，首要元凶便是金钱，其次是对孩子的教育理念不合，最后才是因为背叛。各项研究都在尝试去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忙于建立长久的关系，而不去回答这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一定要结婚？

网上有个人问他，第一次的时候他不予作答，后来那家伙又问了他一遍，他回答说自己也是男的，然后那个人就再也没打扰过他了。这个名为“红黄心”的聊天室如今已然成了他的另一个家，他知道这会打破他生活的平衡。在这里，别人眼中的他是一个聪明有趣的人，偶尔还会开一些无关痛痒的玩笑。他很兴奋，整个人表现得十分轻松自然。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擅长调情的情场老手，但是隔着一台键盘上满是碎屑的电脑，你也可以假装自己很在行。

他现在正尝试加入两位女性的对话，在此之前，他们从未聊过天。

乔（乔瓦尼网名）：你们介意我们三个人一起聊吗？

这两个女人消失了。不要狂躁。过了五六分钟，电脑的音箱里传来一阵提示音，是来自艾玛’75的消息。

乔：你是红黄心聊天室的？

艾玛’75：不是，我是拉齐奥大区的。

乔：你在这做什么？

艾玛’75：来认识下附近的人。

乔：你是哪里人？

艾玛’75：罗马，你呢？

乔：那不勒斯。

艾玛’75：你多大了？

乔：五十。

艾玛没有反应，隔着屏幕乔瓦尼都能猜到她对他的失望，想到她随着音乐摇摆的头。

乔：嘿？你还在吗？

仍旧是沉默。他走去厨房，拿了瓶水喝，试着叫醒他的父亲。然后又回到屏幕前。

乔：艾玛，你还在吗？我刚刚是骗你的，我四十二岁。

一个令人不安的提示框弹开，艾玛已经把他拉入了黑名单！

乔：你是哪里人？

关键人：那不勒斯。

乔：真巧，我也是。

关键人：那不勒斯本地人？

乔：对，怎么这么问？

关键人：因为有很多人都说他们来自那不勒斯……

关键人：但其实他们只是来自同一个省。

乔：你对这个省有什么意见吗？

关键人：绝对没有。

乔：你多大了？

一点点唾液流到了他的下巴上，最后滴在键盘上。他赶紧擦掉，眼睛却没离开屏幕。

关键人：三十二，你呢？

乔：三十六。

关键人：你介意我比你小吗？

乔：不，刚刚好。

沉默。关键人不再说话，她陷入沉默。只一瞬之隔，乔瓦尼从欣喜若狂沦为灰心丧气。他调低音箱的音量，从座位上站起来。

有些时候，他会后悔自己曾经戒了烟，比如此时。

他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这样做是否值得，许多和他一样的男人，在经历了抽烟所带来的一系列危害之后，到大约三十岁的时候开始戒烟。中产阶级的男人们，一般或早或晚都会戒烟，而且不会后悔。以前的他们，觉得吸烟很好，吸烟可以舒缓神经，更有甚者还觉得烟草有益于身心健康，对儿童也无害。但过了三十岁，就像是反宗教信仰一样，整个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注重健康人士的茫茫大军中的一员，还严禁子女们吸烟。

关键人：对不起……

关键人：我刚刚有事。

乔瓦尼重新坐下，开始在键盘上打字。

乔：没事。

关键人：所以……

关键人：我们之前说到哪儿了？

乔：年龄问题。

关键人：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乔：当然。

关键人：你说的，刚刚好，是指什么？

乔：我三十六岁，你三十二岁，我比你大点刚好。

乔：但要是反过来，可能就不那么完美了。

关键人：？

乔：因为我认识很多女人。

乔：要是她们不找个年纪比他们大的……

乔：就干脆连家门都不出。

关键人：我又不是那种在家里躺尸的人。

乔：不说这个了，你叫什么名字？

关键人：卡尔曼。

乔：我叫乔瓦尼。

乔：你有工作吗？

关键人：你呢？

关键人：我做售货员。

关键人：在一家鞋店。

乔：我想见见你。

关键人：你这个节奏是不是太快了点。

乔：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

乔：我必须加快进度，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关键人：你很奇怪。

关键人：奇怪，但人很好……

乔：谢谢。

关键人：不好意思，电话又响了。

关键人：我得走了。

乔：行。

乔：那我什么时候能再找你聊天？

关键人：明天这个时候。

乔：明天见，拜。

关键人下线了，乔瓦尼这声道别存留于空气之中，紧紧抓住这份没有收到回复的孤独。拜。不再有任何回应，就这么消失在真空的宇宙。

今天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他起身，关掉电脑，走去洗手间刷牙。

8

加里波第广场充满了阳光、烤肉串和苍蝇，圣诞临近，橱窗里摆设有复原耶稣诞生场景的马厩，还有用来装饰的各位圣人、牧羊人，等等。街上有来自东方的金发女人，就像他的克莉丝汀，但比他的克莉丝汀更臃肿。老乔本来在找哪里有卖移动电源的，没想到碰上了个卖假劳力士的。

“看，”卖假货的小贩说道，他又矮又胖，穿着件敞开的衬衣，外面套件皮夹克，“这跟原版的一模一样。”

“要真是一模一样，那我买了岂不是立马就会被偷。”老乔随意应付，想继续往前走。

“不不不，”小贩拦住他的去路，“小偷眼力都很好，不可能弄混的。”

“反正你说什么我也不想买，那不勒斯是做错了什么，要忍受你们在这里卖假货？”

他没有时间再说点别的了，两团黑色的小剪影正疯了似的边喊着边朝他跑来，像蜘蛛一般，快的那只迅速掠过他身旁，第二只紧随其后，手里紧紧地攥住一台摄像机。

老乔被撞得一个趔趄，重重地往后倒在墙壁上。不疼，这只是一个小碰撞，带有回声的小碰撞。

有人走近问他：“你还好吗？”老乔抬起头望向天空，回答说还行。广场上的光线突然涌进他的视网膜，让他有一瞬间的眩晕，一时间他有些站不稳，但幸亏只是片刻。

没过一会儿就出现了第三个身影，这次是个身材高大而且健壮的年轻人，金色的头发，肩上背着个双肩包，看样子应该是个外国人。他出手敏捷、迅猛，让人印象深刻，也就几秒钟的时间，他大步一跃，扑向第二只“蜘蛛”。两人都摔在了地上，外国人给了他一拳，“小蜘蛛”回了外国人一拳，场面十分混乱，但是外国人还是成功地夺走了紧紧握在“小蜘蛛”手里的摄像机，然后起身准备离开。

没有一个人分心，老乔、卖假劳力士的小贩、各路行人，还有橱窗里那些牧羊人。广场在一片光线的包裹之中，不可思议地静止了。就连第一只“蜘蛛”，都停下来看这一幕，他意识到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来阻止这场不可饶恕的骚乱，于是他吹了声口哨。

凭空冒出许多人，像细小的黑蜘蛛，从小巷、商店和楼房中探出头来，十来只，或许更多，所有人都是同一副面孔。有瘦的，有胖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看起来还是像同一个人，有着多重身份的同一个人。

“抓住他！”他转向大家喊道，“快抓住那个游客，他拿走了摄像机！”

这时，外国人意识到他最好是赶紧动身，他开始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北欧人所拥有的力量、肌肉和敏捷，到底还是对付不了这些“小蜘蛛”。这些藏匿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小蜘蛛”，一眨眼的工夫便粘到外国人身上去了。

老乔看得目不转睛，他揉了揉肩膀，继续看着，所有人都在看着眼前这一幕，无论是圣人还是魔鬼，抑或是橱窗里的那些牧羊人，所有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观察着这个脸颊通红的外国人。他像是浑身在发热，等过一会儿“蜘蛛们”肆虐之后，他的脸颊会变得更红。

整个场面像一场大屠杀。

“蜘蛛们”推他、打他，每个人打一下。哦，不，其实也没有这么精确，都是随便打。总之就是干巴巴的拳头就这么砸下来，没有回音。他们围着他，一拳又一拳，外国人倒在地上，他和他的肌肉，他和他的脸颊，他和他的信念，统统倒在地上。

他本来以为自己有权拿回属于自己的相机，有权反抗。可怜的人啊，来自远方的人啊，要明白这里可是那不勒斯。

他最好的同事之一，卢多维，正在办公室的正中央看着他。

“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乔瓦，你怎么脸色这么苍白？”

卢多维很高，人还不错，他的面部结构完美地处于肥胖的边缘。平坦的前额下戴着一副小眼镜。两个巨大的鼻孔，若是放在一个音乐家脸上倒是绝配。嘴唇丰满，虽有着南方人的狡猾，却给人一种怯懦的感觉。

“你在做什么？”卢多维说。

“斯科波尼刚刚打电话给我。”乔瓦尼回答道。

“他也给我打了，他找你做什么？”

“还不是和之前一样，想和我见面。”

“他给了我一份名单，上面有政治家、官员、企业家。”

“那你怎么说的？”

“我跟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只负责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至于公司委托给我们的客户，我们不会问太多。乔瓦，我也被卷入其中了。”卢多维说，“你都想象不到今天米凯乐发了多大的火，我觉得他们迟早会把他逼疯，唉，可怜的米凯乐。”

“斯科波尼也给他打电话了？”

“比这还糟糕，他们见了面。”

“什么？！”

“这消息够劲爆吧，嗯？有人把所有的事情都泄露给了吉吉。”

“他们为什么要见面？他们有什么要说的？”

“我也想知道。”卢多维说，“我现在要走了，我得带儿子去看牙医。不过，你怎么了？”

“我？”

“你有点奇怪。”

“没什么，我一会儿要跟一个人见个面。”

“有客户？这种时候？”

乔瓦尼笑了，说：“不，她不是客户。”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男人，把自己收拾得简单利落，穿过地铁出口汹涌的人潮，专注地寻找一位大约三十二岁、身高十五英尺、留着黑色短发的女子，不过没找到。

关键人迟到了。

乔瓦尼向服务员点点头，他不情愿地朝乔瓦尼走来。乔瓦尼面带笑容，准备点一片杏味果酱烤面包干。“卖完了，”服务员回答道，“但是卡普里奶酪味的还剩下点。”

“那还新鲜吗？”他问道。

服务员挤出一个略带欺骗性的笑容，作为那不勒斯的服务员，这是他们在向顾客保证菜品的美味时惯用的表情。“非常新鲜。”服务员回答道。

过了几分钟后，他迈着小鸭子般的小碎步走了回来，边走边摆弄着制服的金色纽扣，拿着一片巨大的涂着卡普里奶酪的面包。

从广场上传来的交通噪声，又肮脏又苦涩。乔瓦尼看到了那个女孩儿，短发，牛仔裤，长开襟衫，脖子上系着绿色围巾。卡尔曼朝着酒吧的小桌子和地铁站方向四处张望，有一瞬间她还怀疑自己是不是来错了地方。

她飘忽的目光迟疑地落在了乔瓦尼身上，觉得不太可能，于是又望向别处。服务员从酒吧里出来，托盘上满是咖啡和小点心。女孩儿逐渐向乔瓦尼所在的桌子靠近，但是眼睛仍旧在朝着错误的方向看，等她快走到乔瓦尼那一桌时，乔瓦尼叫住了她：“你是卡尔曼吗？”

女孩儿看了看他，摸着围巾，倏然明白自己已经被人默默观察好半天了。她暗自打量，心里想着：看着还算年轻，干练，不丑。

“不是约好的在地铁站见？”她嘟嘴埋怨。

“坐下来说吧。”他说。

卡尔曼坐下来。“幸会。”他伸出一只手说道。乔瓦尼原本是准备站起来做这个动作的，但是他又不太确定，卡尔曼并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犹豫，就已经坐下了。

“他们这里的卡普里奶酪面包，吃起来像世界末日到了。”

“那我点一杯咖啡吧，谢谢。”

乔瓦尼点了两杯咖啡。他努力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尴尬，主动开启话题。“你的口音有点特别，”顿了顿，他继续说，“应该不是那不勒斯本地的。”

“我出生在特拉帕尼[4]，妈妈是西西里人，然后我又在罗马待了十一年。”

“你没有三十二岁。”

“我二十七岁。”卡尔曼迅速答道。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乔瓦尼嗅到了猎物的味道，卡尔曼所散发出的气味，是干净的房子，是新鲜的肉体，是一大片干枯的松果。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一声又一声的欢笑，一场追逐就此开始。

“你住在哪里？”

“在老市中心的一间两室公寓里。”

“你觉得在那里住得好吗？”

“还挺好的，”她回答道，“虽然在那附近有家美黑中心，每天有好多杀马特来来往往，有时候真的很烦。”

两人喝着咖啡，卡尔曼小口啜饮着。

“我等下要去这附近的一个酒庄稍微露个面，就在这后头，”乔瓦尼说，“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露个面？”

“我要给他们写篇文章，他们会请我们喝点东西。我跟酒庄的庄主在电话里聊过，他人不错。”

“你是记者吗？”

“不是，我只是在帮朋友个忙。”他说，“但如果你不想去，那就算了。”

卡尔曼笑笑，她觉得他有点奇怪，但没关系。

“为什么不呢？”她说。

“那我们走吧。”

他们在狭窄的人行道上并排行走，两人的身体紧挨着，乔瓦尼嗅到她身上沁人心脾的香气，大脑沦陷在这香气里，脚下的步子也变得轻盈。有些路过于狭窄了，他们不得不分开，一前一后地走，他便从后面看着她的脖颈。香气中混杂着些许汗臭味，是忙碌了一天之后的余韵，并不会招人讨厌。漫长的同行，葡萄酒后的微醺，倘若能沉浸在这样的香气里，便是死也心甘情愿。

西蒙娜还记得当年，母亲穿着奶奶的貂皮大衣，化着过了时的妆，从学校大门走进来的样子。那时她便意识到，就算穿在人身上的水貂能重新活过来，她父亲对一张纸的执念也丝毫不会撼动。

彼时的她正忙着准备毕业答辩，她的论文研究的是离轨行为和犯罪心理学，毕业之后，她打算继续攻读心理学，不过，没有任何人关心这个。她的父亲只在意一纸文凭，只要她顺利拿到学位证，别的都不重要；至于她母亲，这辈子从来没上过一天班的人，更是不会管；就连她自己，说实在的也没有多挂在心上，她只知道心理学是她唯一感兴趣的学科。

答辩的前一晚她失眠了，乱七八糟的想法占据了她的大脑。直到第二天早上，忧虑以压倒性的优势，打败了之前所有的想法。她对毕业答辩的恐惧就像面对癌症一样，她担心自己不能为学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答辩前一天，当焦虑以原始状态蔓延开来，她脑中闪过一丝疑问，衣柜里的衣服好像都不太适合这个场合。最后排除了各种不确定的选择，她挑了条灰色长裤，心里很满意，觉得到时候论文答辩的起始分数，光是凭印象分就能高出其他的同学。然而，到了答辩当天，当她看到其他同学的优雅着装时，忽觉有些失落。

母亲嘴上的唇彩闪闪发亮，她无法将视线从她母亲那厚厚的反光的嘴唇上挪开，两瓣嘴唇一直不停地在动，问她感觉怎么样，需不需要喝杯菊花茶安安神，还帮她计算着时间，以保证她在关键时刻不会想上厕所。西蒙娜简单地回答着好或者不好。等待的煎熬终于随着答辩大厅门的开启而终止，她和其他同学，以及亲友们一起走了进去，一眼就认出评委席上，自己的导师那肥硕的肚子。

在向众人宣布完后，西蒙娜内心不由得发出感叹：终于结束了！

庆祝派对办得十分热闹。打小她就很擅长人际交往，因此，组织各种派对的任务总是落到她身上，什么生日派对啊，暑期派对啊，等等。有时候她真的很想把自己脑子里的内容分一部分给她的同龄人，免得他们总是毫无羞耻地展示着自己的无知。

她本来以为，这场由她组织并且为她组织的派对会以失败告终。在她的想象之中，空旷的大厅里，服务员们在等待宾客的到来，水晶高脚杯里酒精满到都快要溢出来了，还有许多准备好的待用的杯子。她甚至都能预见到，她坐在酒吧座椅上苦闷不堪的样子，思考着那些宾客为何迟迟不来。不过，事实与猜想的大相径庭，这场派对比她想象的要热闹得多，甚至还有些钻空子不请自来的人，不过她也不太在意。

所有人都来了，除了她父亲。

“恭喜你毕业了！”电话另一端的声音说。

“嗨，爸爸。”

托马索已经出差一周了，他实在是脱不开身。芬兰总统访问意大利需要他花时间准备、安排，另外还有些别的检查要应付。因此，芬兰政府、芬兰驻意大利大使馆、意大利驻芬兰大使馆、意大利外交部，所有这些机构的人都认为，参加她的毕业派对没有这些事情重要。不过，西蒙娜知道这不是她父亲缺席的真正原因。

托马索其实不在乎他的女儿取得的学位证书，但是拥有学位证，意味着你可以高昂着头进入工作世界中。他只在乎结果，因为结果是具体的、可衡量的，但他却不理解他的家人需为之付出的情感代价。有时他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会不择手段，但他一贯认为，不经历点痛苦，是不会取得任何成果的。

“这里非常冷。”

“真的吗？我这里一点都不冷，芬兰怎么样？”

“还不错，总统很友善。你在参加派对吗？”

“嗯，我的毕业派对。”

“玩得开心，小心点！”

“拜拜，爸爸。”

“拜拜，亲爱的。”

电话挂了还没三分钟，西蒙娜就懂了父亲为什么告诫她要小心。当然了，托马索并不认识大卫（在那天晚上之前，西蒙娜也不认识他）。大卫深谙一场派对意味着什么，相貌出众的人很容易就被人注意到，使宣泄具有了价值，而最后宣泄却以一种明明白白的方式，伸进了西蒙娜的内裤里。

她隔着很远冲着大卫的笑容回了个微笑，他从远处走近她，给她送上祝贺。她没问他是和谁一起来的，任他拿着几杯柠檬伏特加，把自己引向停车场。外面的温度还挺低的，他们上了车。她喝醉了，大卫笑了笑，露出整齐的牙齿，在停车场的黑暗之中，他的满意之情溢于言表。当处女膜彻底且无法挽回地破裂之后，她才感到一阵快感流过她的血管。

她想掩盖身上大卫的那辆菲亚特所遗留下的味道。她没有同他打招呼，便独自回到了派对上。往回走的路上，她突然有点恶心，差点就吐出来了，这种感觉与她小时候闻到生肉时的感觉一模一样。她回到派对所在的大厅，头脑一片空白，酒也醒得差不多了。

她的内裤上留有一两滴血。

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下，裸露的肉体展现出细节。绘有《辛普森一家》的海报，手工刺绣的窗帘，宜家的台灯，木质的书桌，上面放着几本打开了的笔记本和书，还有一本字典。脏衣篓，椅子上躺着一叠彩色围巾、手套和帽子。一个破旧的沙发，一台电脑，占据房屋一角干干净净的厨房，一个迷你的小露台和几株天竺葵，墙上贴着些便利贴，一场聚会的剩菜，百里香的味道，一个木质立方体的日历，两个轻微烫焦了的隔热餐垫，还有一些收藏的专辑。

“你是学生吗？”乔瓦尼问道。

“什么？”

卡尔曼在吸烟，他无奈地吐了口气（双人盖的羽绒被，印着花的被套，绿色包装袋的烟草、卷烟纸，还有个卷烟机）。“你要抽一根吗？”她问道。

“不用了，谢谢。”

“我是在读博士生，不过延期了。”

“‘延期’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现在十分易怒。”

“我就知道你不是售货员。”

“我马上就要写完有关语言学的论文了。”

“你骗了我。”

“我是在做研究。”

“你正在挑战我的忍耐力。”

“我正在写这个研究课题的最后一章，”卡尔曼说，“在网上搜索和查找信息。好了，我要说的都说完了。”

“跟我上床也属于研究的一部分？”

不知道西蒙娜在和瓦莱里奥同床时是否有同样的优势。对于乔瓦尼来说，去卡尔曼家里就好像预谋了十五年的一个圈套一样，在酒吧氤氲的雾气中，坐着些大学生。城市蜿蜒的道路上，孩子们抓着他们年轻母亲的家居服，一直到深夜都还不睡。他呼吸着老城区颓废的大楼的空气，假装散漫随意地走着，路过低矮的敞开的大门时，碰巧听见一首达雷西欧[5]的歌，他跟着哼唱着，想借此洗涤一下自己的心灵。然后他就看到一个女人切掉这首歌，换了张最新的唱片，内容讲述着背叛、车震，还有对他人自由的束缚。虽然他不清楚，但他莫名地肯定，认为这些事西蒙娜没有全部做过。

“我要走了。”他说。

“你也可以留下来，要是你愿意。”

乔瓦尼从床上起来走去洗手间，他裸着身子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下，感受到这段日子的无聊，正在被女孩儿的谎言和被遗忘的城市打破。

今晚他没有腹泻。

9

在伊斯基亚[6]的港口，来来往往的几乎全是穿着短裤的外国人。当地的出租车司机吆喝着游客们，彩色的小巴士卸下一批白里透红的德国旅行团和少量行李，等待着装载下一批面露期待的白人游客。

空气温热，已经快到夏天了。乔瓦尼脚刚一落地，就朝着码头走去，他迫不及待地租了一辆小艇，一刻都不能浪费。

西蒙娜此时正在想，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他肯定是有外遇了。分居已有三个多月，现在都已经六月了，然而他甚至都没有尝试过跟她谈谈他们之间的问题，连一次都没有。就算他没有挑明，直接说他遇到了别的女人，或者更糟糕，说他正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但是事实显然如此。

会是谁呢？也许是他每天都能看到的某个实习生，也许是朋友的朋友。说不定他成了个花花公子。不，应该至少是个有教养的女人，一个结过婚，早在他之前就经历过家庭危机，于是跟前夫离异的女人，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引导另一个男人，教他在婚姻这条艰难的小巷中行走，教他如何面对家庭的支离破碎，更教会他如何走出过去，发展一段新的关系。但是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前提，只有拥有三十五岁之后的成熟度，才能进入这场游戏。

西蒙娜想象着她苍白的脸，眼神迷离魅惑人心，是乔瓦尼这个年纪的男人很想拥有的那种典型美女。她一定很精明，特别精明，还有一头金发，可能高中时期的外号就叫机灵鬼。鼻子是整过的，嘴巴擅长说谎，对掌控男人有种偏好，会把她那虚假的高贵掩饰起来，谈论些平庸的话题，比如食物、金钱。又或许她很年轻，非常年轻，太过年轻以至于没法公平地与之相比。西蒙娜无法想象和一个穿着泳衣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儿竞争，不过，她倒是能大致猜到，一个精明的女人是如何解决棘手的与孩子相处的问题。

玛雅，是个很机灵的女孩儿，能言善辩。埃内斯托，一个内向的小男孩儿，顽皮的假知识分子，活脱脱一个翻版的杰拉尔·德帕迪约[7]小时候。看着玛雅和埃内斯托，你就会明白，童年阶段的特权就是，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展露自己的艺术天分。所以，当埃内斯托调皮捣蛋时，比如在邻居的车库里放火、剪断电梯的电线，他的妈妈早已准备好原谅他了，因为他做的这些事情，显然，是一个天才的原始天赋。同样地，当小玛雅成为故事的主角，用她的超级不可擦除笔在学校的墙上信笔涂鸦时，精明的女人将墙上的这些符号，看作是需要被驯服的野性，于是赶紧给我们崭露头角的艺术家报了个绘画班。但西蒙娜最能想象到的，还是精明女人在给乔瓦尼讲述这些小天才的事迹时，乔瓦尼会心一笑，他和那个女人在一起的每一刻，都使他变得更加顺从、开朗、实际。“我的小疯子们。”精明的女人会边喝着葡萄酒边这么说道。

对一些乔瓦尼过去从不感兴趣的话题，比如运动跑车、足球、脱口秀、异国旅行、组合式厨房、寿司、徒步旅行、引擎快艇、托斯卡纳乡村，等等，精明女人也会鼓励他发表自己的见解。

在所有类型的女性中，有两类是不会被淘汰出局的，一是年轻的，二是精明的。这两类女性尽管采取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大抵差不多，总之，都能完胜竞争对手。

酒店空气清新，由于正处于人来人往的中心地段，不乏有些来打听旅游景点的游客。告示语印有三门语言，不过德语是最受人关注的。酒店里的员工从他们狡猾的外表来看，应该都是些当地人，他们怀着谨慎又紧张的复杂心情，拥堵在大厅里盯着旅客们。

乔瓦尼、西蒙娜和孩子们，在长达三个月的分离后，第一次在周末聚到了一起。他们来到港口，一个面容瘦削的先生把他们载到汽艇上，他对那些专门面向游客的渔民很是不信任。“你们回来的时候把汽艇交给特奥多罗，只能交给他。”临走时他嘱咐说。

“特奥多罗，好的，我记住了。”乔瓦尼回答。孩子们开心地笑，西蒙娜也跟着他们笑了起来，为了不让他们失望，乔瓦尼给他们抛了个酷酷的眼神。“出发吗？”他问道。大家齐声说“好”，给船长加油打气。远处的特奥多罗，无论他是谁，正目送着汽艇驶出港口，一直到它消失在视野里。

半小时的航行后，乔瓦尼抛锚停船，不远处的浮标上写着“禁止停靠”，但在假期，许多其他家庭的船只也都安稳地停在这里，从这儿游泳去索杰托海滩也就只需五分钟。风平浪静，六月的光线透过蓝绿色混合的云彩。乔瓦尼记得在他印象里，最后一次来到这个海湾时，海上的船只比海滩上的人还多，而现在，这里却只有一片奇怪的寂静。

少数几个游泳者泡在海滩附近的含硫水中，一个男人躺在凸起的岩石上卖泥浆面膜，时不时传来的惊叫声会打破海滩的宁静，原来是一些女孩儿触碰到水源处沸腾的水。卖泥浆面膜的男人在石头上铺了块布，上面摆好一罐一罐的面膜，每罐五欧元。

人们下海游泳，然后上岸，再次下海。乔瓦尼紧握双拳，急不可耐地想去海滩上，于是抛出了个不太可能的建议：“我们去海滩吧？”

“你说什么呢？”西蒙娜说，“有孩子在，我们去不了。”

她仔细地将毛巾捋平顺，一个角落都不放过，然后躺下。你不应该迅速压制住他，放轻松点，让他表达。“这艘汽艇挺舒服的。”她尝试着缓和气氛，心平气和地沟通，“你花多少钱租的？”

“九十欧元。”乔瓦尼回答。

“你们俩快停下来！巴托，你弄得整条船都在晃！”

“你觉不觉得迭戈暴露得有些太多了？话说，你每天能受得了他们俩吗？”

“以前还能忍，你看看他们现在！不过你放心，等到晚上，他们肯定不到八点就困了。你们两个小点声，这附近就只听得见你们两个人的声音！”

西蒙娜躺着挪来挪去，越来越靠近汽艇的边缘。

“西蒙，这边还有位置。”乔瓦尼说。但是乔瓦尼的眼睛越是游离在海滩上，在人们身上，在卖泥膜的那人身上，她的身子就越靠近边缘。她感觉再过几分钟，自己裹在比基尼里的胸就会被太阳烤熟，像煎鸡蛋一样，等回到那不勒斯，她得赶紧去买件新的。她不想像那些不修边幅的女人一样，不在意自己穿的是什么样的泳衣，这会直接毁掉这原本美好的一天。

比基尼麻烦的地方在于，可能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就把你变成了太阳下待烤熟的鸡蛋。头一年在店里的试衣间试的时候，它们把胸和屁股裹得就好像连建造金字塔的绳索都没它们结实，然而第二年，它们便无情地将包裹的内容抛给悲惨的命运，金字塔的绳索承受不住，于是胸和屁股被打回原形，陷入深渊。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是真正的深渊，因为时间不会在所有人身上留下同样的岁月痕迹，但即使一个小小的偏差，都会酿成悲剧，比如汹涌增长的脂肪，就会造就一副苦痛的样貌。

“你太靠边了，小心掉下去！”

“好吧。”西蒙娜叹了口气，她一定会买一件新泳衣的，但现在她正穿着这件，没办法掩饰。她站起来，昂首挺胸地向乔瓦尼和孩子们走去。她为自己的身体感到自豪，为她的乳房感到骄傲，一点都看不出她已经三十六岁了，哎呀，更别提她那翘臀了。

但就在那一刻，巴托突然发出一阵坏笑，她一瞬间失去了平衡，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她感到头在拼命往后逃跑，脚则是先碰到空气然后沾到水，在之后整个人都浸到了水里。

孩子们笑了。

乔瓦尼也笑了。

西蒙娜透过水看了他们几秒，能听到他们的狂笑声。她闭上眼睛。

然后慢慢将头脑放空。

晚些时候，在吃晚餐时，迭戈困难地尝试着念新学的词语，巴托仔细地观察着他的父亲，发现乔瓦尼最近这段时间迷上了饮料瓶盖。兔子做的肉酱让巴托觉得很恶心，但是他的父母执意要他尝一尝，他实在没有勇气拒绝。他感到那只可怜的兔子现在正躺在他胃的深处，以乱涂乱画的方式作为报复。

“你感觉不舒服吗？”

“还好。”

乔瓦尼担心地看向西蒙娜说：“他会不会不小心吞了几块骨头？”

西蒙娜说：“应该不会吧，不然他肯定会噎住的。”说完又转向她儿子，问：“你感觉呼吸还顺畅吗？”

“嗯。”巴托的目光垂了下去，“就是，这个兔子肉酱让我有点恶心。”

西蒙娜看着乔瓦尼，乔瓦尼看着西蒙娜。就像一个糟糕的咒语一样，这次时隔已久的重聚，表面上家庭和睦的假象，在巴托的干涩话语中失去了所有的力量。

“好吧，要是他觉得恶心……”西蒙娜失落地低声说道，“你要是不喜欢就别吃了。”

“对了，盖子在哪儿？”乔瓦尼问。

“什么盖子？”

“芬达的盖子。巴托，你放哪里了？”

“我不知道，刚被迭戈拿走了。”

其实乔瓦尼对饮料瓶盖的控制欲一直是存在的，只是之前都处于一个被抑制的初始状态，就像宗教对性的讨论一样。但是，自从他父亲住到家里以后，碳酸饮料和瓶盖的数量都大幅增加，也助长了他对瓶盖的掌控欲。他得尽快把瓶盖拧上，不然等气儿都跑了，饮料就不好喝了。

“你把它放在哪里了？”他用一种审问的语气问迭戈。

迭戈看着他笑，并没有回答问题，这简直是在考验乔瓦尼的耐性，他差点就要违背对所有儿童的尊重，尽管这并非他的本意。他开始在桌上翻找瓶盖，在面包屑和餐具之间、在溅出来的酱汁和一根掉出来的意大利面之间寻找。

老乔喝健怡可口可乐的量之大，就像在当泻药使。每次吃饭的时候，看到餐桌上的可乐瓶，想到父亲拿它当泻药，乔瓦尼就心生厌恶。他看着父亲把杯子倒满，咕咚咕咚地一饮而尽，然后睁开眼睛，一脸陶醉的表情，最后以一声响亮的嗝作为结束。通常这时老乔都会赶紧看看周围，好像要表达歉意，但他致歉的对象不是人，而是周遭的环境，然后预先感受到之后坐在马桶上通便的舒畅与快乐。“一个便秘了四十年的人，”他说，“谁能想到呢？有人发明了这个什么鬼健怡可乐，然后就把便秘给治好了。真的，我跟你打包票，这比什么药都好使。”

乔瓦尼家的冰箱里，塞满了可乐、芬达，还有西西里苦橙味汽水。各种各样的瓶盖，它们必须各司其职，盖在自己该盖的瓶子上，乔瓦尼则是它们的监护人。

“乔瓦，你就别管瓶盖了，肯定找不到了。”西蒙娜劝说道。

乔瓦尼叫住了一名服务员，他正在维持着手里四盘菜的平衡。“不好意思，”乔瓦尼指着桌上的饮料说，“你们有芬达的瓶盖吗？刚才被小孩子们给弄丢了。”

服务员回应说马上会再拿一个过来，他那难以置信的目光和声音中透露出疲惫。

夜晚的岛屿容纳着那些睡不好的城市女性，她们半夜醒来，然后看看自己身边，只有一个隔着三米远睡着了的丈夫，还有两个孩子身上传来的华而不实的爽身粉气味。在岛上失眠是无解的，因为边界线就在那里，五十米远，但是不能逾越边界。失眠的夜里，思绪总是反反复复，它们一一罗列，思考着自远古时期就有的关于存在的问题；它们在精神的原野上放牧，看着长得一样的牛羊个个吃饱喝足，然后侧过头去，没有人能听到它们的叹息。你们告诉不眠之人，告诉这个思绪不止的怪癖，跟她说就算她想，她也不能越过边界。你们告诉她，理论上，除非她有一艘船、一个指南针、几盏勇气可嘉的指路明灯，她才有可能跨越城市和岛屿的边界。但是城市的女性受过良好教育，她是母亲、妻子，还是个心理学家。屈从于无法超越的边界是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妈妈？”迭戈在她脸上吹气。

“怎么了？”

“妈妈。”他重复道。他双眼紧闭，一定是在做梦，在梦中他正在呼唤她。

“嘘，睡吧，”她低声说，“睡吧。”

渔人海滩是介于他们家和大海之间的一小片沙滩，对面是维瓦拉岛，绿色的一团，一座老桥连接着普罗奇达岛。每年渔人海滩上的商业征用面积都会增加，以至于公共海滩部分缩减到只剩三块地方了。唯独这三块地方，夏天的时候，太阳居然会五点就下山了，除了教堂会遮住一部分光线，还有一栋比周围所有建筑物都高的大楼和一家巨型酒店。也许，等到他们把这片地方完全占领之后，会拆除教堂、高楼和酒店。不，酒店应该不会被拆。

乔瓦尼在阴凉处，躺在地上。他放弃了，反正无论怎样他都晒不黑。他正在观察城堡、维瓦拉岛和那些来回的黄色小船。从远处看，渡轮正冒着黑烟缓慢行进。他给自己和孩子们一人买了支雪糕，巴托坐在他身旁。一群孩子正在玩游戏，他们要么太胖，要么太瘦，最小的那几个孩子，还不怎么会玩游戏，就在沙滩上追着鸽子来回跑。大人们时不时地会把他们叫住，把他们从危险的地方拖走带到远离滚烫的沙滩和大海的地方。

他没打算开手机，反正卡尔曼肯定也没有找他。出发之前，在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之后，他还是决定跟卡尔曼道明这趟周末旅行的原委。她不动声色地听完了，她是如此地镇定自若，以至于他开始把事情复杂化。为了使对话更加生动，他讲到西蒙娜，但是卡尔曼仍旧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这摧毁了他浪漫的幻想。

“亲爱的，这世界上相似的故事那么多。你结婚了，他们是你的家人，而我什么也不是。”她说，“不过是些千篇一律的故事罢了，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我们是在你婚姻危机之后相遇的。”

巴托跑着去扔雪糕包装袋，然后回来坐下。他们又沉默了十几分钟，乔瓦尼继续看着周围，观察事物捕捉细节是对抗懒惰的一种方法。

“你不觉得太短了吗？”乔瓦尼问。

“不啊。”

“作为第一部作品，四分零一秒有点太短了。同样的时间，布莱恩·德·帕尔玛[8]至少拍了一堆奥斯卡影片。”

“爸爸，我现在不想说这个……”

“我觉得你已经完成了，但是没有跟我们讲。”乔瓦尼笑着说，“是吗？说实话。”他捏了一下巴托的胳膊。“《我的一家》你已经拍完了对不对？但是你不告诉我们。”他突然顿住，发觉巴托的脸骤然严肃起来。“怎么了？”

“你们什么时候和好？”

“我不知道。”

巴托在沙上画了一个圆圈。

“我想回家。”巴托说，“姥爷是个疯子。”

“他生病了，你爷爷才是个疯子，姥爷他只是生病了。”

“有什么区别吗？”

乔瓦尼摇了摇头，说：“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不讲这个，你妈妈等下听到了会不高兴。”

巴托看着他的巧克力冰棒融化流到了冰棒的木棍上，他用舌头舔了舔，尝到了一股略带木头纤维的苦涩。“我不在乎妈妈说什么。”

“她有时会哭吗？”

“谁？”

“你妈妈。”

“她为什么要哭？”

“她哭了还是没哭？”

“没哭。”

“那你呢？”

“我为什么要哭？”

“我有时候也会哭，”乔瓦尼说，“这很正常。”

“我知道，所以呢？”

“算了，没什么。”

10

腹痛如绞，他疼到都说不出话，只有跑去厕所的时间。他避开正从审讯室出来的吉吉，关上背后的门，解开裤子，脱掉内裤，让屁股透透风。下午这个时候的厕所总是很脏，马桶盖的一圈都湿漉漉的，地面的凹陷处形成了一个小水坑，就在马桶的正前方，里面都是撒出来的尿。

乔瓦尼被迫半屈着膝，尽力不把屁股触碰到马桶。他低头朝下看，那个满是尿液的水坑开始散发出阵阵臊味直熏他额头。

他把内裤弄脏了，但他不想承认是自己干的。

幸好几分钟之后，他听到吉吉敲门。“你还好吗？”吉吉问。尽管他很不情愿找吉吉帮忙，但是现在窝在办公室的厕所里，闷热不说，他的内裤还脏了，他不得不开口求助。“吉吉，麻烦你帮我个忙。”

“怎么了，你不舒服吗？”

“我得拜托你件事，外面就你自己吗？”

他害怕门的另一头站着他所有的同事，一个个的把手扒在门上，笑得眼睛皱成一团，这会摧毁他对世界的信任。

“你说吧，这里没别人。”

他除了相信他以外，别无他选。“我需要一条干净的内裤。”他说。

“什么？”

“我不想再说一遍，求你了，你听明白了吧？”

这突如其来的古怪让吉吉有些不适应。像吉吉这样的人，一生就是一餐饭接着一餐饭，逐渐累积成一个长长的列表，其中穿插着些枯燥无味的工作时间。“那我去哪里给你拿？”

厕所里传来低沉的声音：“你去买吧。”

有些事必须慢慢来，不能着急，尤其是当你到了某个岁数的时候。

尼诺告诉老乔，海瑟拍的片子，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很自然，因为吉姆就是海瑟的丈夫。要是有人连看她的片子都硬不了，那估计就硬不起来了。

在电视机旁有面镜子，告诉他慢慢来，只要不盯着镜子看，就不会有杂念。老乔把DVD放到读取器里，打开电视，坐在沙发上。

快点啊，怎么片头这么长。讨厌，还打什么马赛克。

每集平均五分钟，海瑟和吉姆在飞机的厕所里、在泳池、在花园、在家里，海瑟穿着兔子装、穿着蓝色的内衣。已经过去了快一小时，老乔还是在那里，在屏幕前，坐在乔瓦尼的沙发上屁股发汗，他硬不起来。

这个老人，这个古怪的、快勃起不了的老人，当他用尽全力打飞机时，他甚至都没来得及感受每一滴血液的冲胀，脉搏就已趋于平静。

电话。

他不管。

电话。

他咒骂。

电话。

他按下暂停，提上裤子，去接电话。

“喂？”

沉默。

“喂？”

先是轻微的窸窣声，然后声音慢慢变强。一个金属般的声音从这里跳到那里，然后全部都消失掉。他挂掉电话，跑到沙发上研究他买的那点碟片，趁着这个讨人嫌的人还没有再次打电话之前。

他坐下，重新打开播放器，眼睛不自觉地就落到电视机旁边的镜子上。

生活通过性来反抗死亡。

在一场可怕的灾难与疾病之后，在一场手术之后，在无情地抛弃之后，生活开始反抗。然后，抗议随着生殖器的进军，打着激情的口号，开始变得越来越热闹。这是用于对抗敌人而发生的性行为，是祈祷，为生命里那些不可抗拒的事情的祈祷，也是诅咒，诅咒着那些蛮荒人口中的终结、死亡和掠夺。

裸体的卡尔曼就像在迷幻丛林之中的一座白色城堡。

抗议总是存在的，即使当一切进展顺利时，或者说，至少在问题浮出水面之前，我们都沉浸在死亡的液体中，但仍然离海底很远。

卡尔曼起身去煮咖啡。她的皮肤在黑暗中发着光，腰虽然宽但是很瘦，不符合客观生长规律的瘦，是种强制性的对肉的克制与反抗。她光着脚踩在地板上，就像有羽毛的飞禽那般轻盈，腹部的几道褶皱犹如擦伤的痕迹，一个被拉宽的影子在地面上显露出来，但只是一个影子。乔瓦尼坐直身子问道：“你明天准备做什么？”

卡尔曼转身的那一刻，灯光映上她的脸，她的眼睛是如此悲伤，以至于乔瓦尼想收回自己的提问，不，这还不够，他想收回所有他说过的话，退回他从母亲的子宫里出来的那天，然后起身在雨中赤身裸体逃跑。

“你明天准备做什么？”

“啊？”

“明天，我们能待在一起吗？”

她的嘴唇在他脸上磨蹭着：“明天不行。”

她说，明天不行，或许明天她忙着剃毛，或许忙着剪脚指甲。

“你身上怎么会有瘀伤？”她皱着眉头用侦探般的语调问他。

“我周末去开了快艇。”

“啊……”卡尔曼的脸似乎在说“啊？你说什么？”。

过道的灯光移到别处，它曾驱走阴霾，照亮恋人的失落，此时，它重新把他们抛回到黑暗之中。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见面？”乔瓦尼问道。

“后天我有空。”

“巴托，你都快把蜡烛弄灭了！巴托！”弗朗切斯科的妈妈——鲁宾正冲他喊道，“巴托！麻烦你开一下摄像机！”

今天是弗朗切斯科的生日。

“巴托，快点，不然我们都走不开。”朱利奥的声音从鲁宾相反方向的角落里冒出来。

巴托走出来，留下朱利奥（老大）、马里奥（巴托不愿意跟他讲话）和盖娅（巴托的女朋友，就是说说而已）在角落里。他慢悠悠地从包里拿出摄像机，装上镜头。

蛋糕来了，鲁宾用打火机点燃所有蜡烛，突然起了一阵风。鲁宾有些紧张，她充满慈爱地看着他，直到摄像机红色的指示灯亮起，画面里出现孩子们和家长们的面孔。

所有人都在齐声唱《生日快乐歌》，除了坐在蛋糕对面的弗朗切斯科，他在歌声中吹熄了蜡烛。鲁宾将蛋糕切成小块分给大家，小朋友们都在关注着奶油、千层蛋糕和巧克力。

“连一滴起泡酒都没有，没劲！”是朱利奥开始的这个话题。

“上个星期天，我爸妈让我尝了尝蓝布鲁斯科。”马里奥自豪地说。

“蓝布鲁斯科是什么？”盖娅问。

“是葡萄酒。”朱利奥回答道，“但是度数很低。”

巴托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看得出来，鲁宾为这个生日派对做了精心的准备。派对在户外举办，有动画片、蛋糕、音乐和小电影。对了，《我的一家》缺一些户外场景的录制，他之前怎么没想到。

趁小伙伴们不注意，巴托独自走到远处，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手机，按下他父亲的手机号码。他必须得跟爸爸讲，他不能在姥姥姥爷家制作《我的一家》了，他得用他自己的电脑、用自己的硬盘，总之就是，他得回家。

爸爸没接电话。

“你在干吗？”盖娅突然出现。

巴托赶紧把手机塞进口袋里。

“我看见你拿着手机了，巴托，不过你不用紧张。”

“谁跟你说我紧张了？”

“学校老师们说的。”她说，“爸爸妈妈不能送我们手机当礼物。”

“这个不是礼物，”巴托干巴巴地回答说，“我拿这个是真的有用。”

盖娅想了想说道：“嗯，可能吧。”

“我爸妈从来都没有给我办过这样的生日派对。”巴托换了个话题。

“谁说的，去年就办了呀，我还去了呢。”

“但那是在家里办的，像这种露天的，从来都没有过。”

“可你的生日是在一月，你知道这里一月有多冷的。”

巴托沉默了一下，皱着眉头说：“好吧，你说得对，我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巴托！”鲁宾在花园的尽头喊，“巴托！”

“真麻烦。”朱利奥走近小声说道。

“巴托，你快来这里！”鲁宾牵着弗朗切斯科的手朝巴托喊道，“这附近有一个很漂亮的驯马场，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过去，还能给马录像！”

巴托抓紧手中的摄像机。天哪，马，幸好马儿们不会出现在《我的一家》里面。“好……好吧。”他回答道。

朱利奥和马里奥在偷笑

“巴托，”盖娅说，“我准备走了，我爸爸来接我了。”

“那我们改天见。”巴托答道，小小的身子消失在鲁宾宽阔的背影后。

“今天是她的生日，所以她决定不下厨做饭。”

“祝她生日快乐。”

“谢谢。”

“说实话，你是不是懒得出来。”

“哪有，偶尔活动下对身体还是挺好的，再说了，单位里人多眼杂，出来透透气也好。”

副董事长停在一个摊位前，在一堆皱巴巴的衣服里面翻找。

权力的一种形式是，你的话明明已经让对方很不舒服了，对方却没法回嘴，没法对你进行尖酸刻薄的嘲讽。跟吉吉什么都可以说，你知道他是那种不愿意去市场上走两步，但愿意在办公室和你喝上一百次咖啡的人，但是你不会告诉他。权力还有一种形式，是你明明可以说出来，却保持了沉默。

“你喜欢这个吗？”

吉吉张开嘴，没有发出声音。副董事长拎起来看了看，又放了回去换到下一件。他走近另一排货架，在支撑柱上不断敲击。

“这是不锈钢的，”他说，“还是靠我们组织的大众融资建成的。”

吉吉笑了笑，说：“我不记得了。”

副董事长正在一堆内衣里翻找男士内裤。最后，随便找到了两盒四角内裤，看了看站在那堆内衣后面的男人，问他：“多少钱？”

男人每天起早贪黑地装货、卸货，长年累月下来，皮肤也晒得黝黑黝黑的。他对副董事长说：“没事不用给了，你们需要个袋子吗？”

“不用了，谢谢。”副董事长回答，然后伸手把两盒内裤递给吉吉，“你拿着吧。”

吉吉把两个盒子放进包里。

“安东尼奥呢？”副董事长突然问道。

吉吉有些不知所措，一时摸不透他的老板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知道跟着往前走。副董事长停在了一个阴凉的角落，避开来来往往的人群，附近只有一个卖饮料和三明治的小摊。

“安东尼奥挺正常的。”吉吉说。

“嗯，”副董事长接着问，“那埃德加多呢？”

“他也没什么异样。”

“米凯乐呢？”

“嗯……米凯乐，你知道的，他跟斯科波尼谈过话。”

“把他开除了。”

“好的。”吉吉回答道，“卢多维虽然不是我们的人，但他守口如瓶，应该是个胆小怕事的。”

“好，很好。”副董事长说，“但是，我怎么听说乔瓦尼和一个顾客吵起来了？”

吉吉手摸着下巴，问：“你是听谁说的？”

“听一个选民说的。”

“是有这回事。”吉吉承认，“但是现在我要赶紧回去了。”

副董事长沉默了片刻。“好吧。”他说，“但我希望你检查所有人，包括秘书和清洁人员。你要是需要帮忙就找安东尼奥。保护好电脑，不要给人留下可乘之机，总之，不要出现任何问题。”

“好的。”

市场上的人逐渐减少，街头摊贩一个接一个地清空摊位上的货物，用大的塑料帘子把摊位盖住。

这个要求真他妈扯淡。政治家们见风使舵，用公共财政资金换取支持率，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差不多所有人，除了极个别特例，都多多少少参与了分赃。那么现在究竟是谁在调查，在看报纸？舆论又指向何方？

“是时候去吃午饭了。”副董事长说。

吉吉连忙点头说“是”，像一个正在朝出口走的梦游者。

“你妻子今天多少岁生日？”副董事长站在车前问道。

吉吉把门开得吱吱作响，回答说：“四十一。”

“她今晚不想做饭吗？”

“嗯，我们出去吃晚饭。”

“挺好，挺好。”副董事长说，“女人嘛，偶尔需要带她们出去几次。”

头疼到快要爆炸了。眼睛缓缓睁开，先是朝右边看，然后转到左边，仿佛想要抢在整个房间被感染之前苏醒过来。鼻孔通了，手臂一点一点地恢复知觉，他打了个喷嚏。窗外的温度不断攀升，一股热浪从街道上呈螺旋状顺着墙壁上升到屋顶。他的意识还没有完全恢复，透过卧室的门，他隐约听见老乔和巴托正在玩扑克牌。对话被反复打断，时不时传来巴托的叫喊声，还有老乔的咒骂声。他看看闹钟，快正午了。今天周六，他答应了西蒙娜去接孩子们，不过看样子她已经把他们送过来了。奇怪，她怎么没给他打电话呢？

“嗨，巴托。”

“爸爸！”他儿子热情地同他打招呼。

“早上好，大懒虫！”老乔眨着眼睛说道，“你还没睡醒吗？看看谁来了？”

“哎呀！”乔瓦尼挠挠脑袋，转向他儿子问，“妈妈送你过来的吗？迭戈呢？”

巴托看了看他爷爷，没有说话，然后他面露嫌恶地往桌子上丢了一张牌。

老乔连忙捡起牌，兴奋地说：“这张牌我要了有用！”

“你先让我看看你有没有四十分。”巴托警告他。

老乔在桌上摊开三个王后[9]和一张七。“喏，你看，哈哈哈。”他说，“圣乔法则永远都不会错！”

“圣什么？”巴托问道。

“这不是重点，世界分为两种人，一种人擅长打四十点，另一种人不擅长。说实话，你属于不擅长的那一类。不过，圣乔可不是我自封的，想当年我们去西巴里夏令营，你还记得吗，乔瓦？”

“嗯，我记得。”

“你还记得我们和你文森佐叔叔一起打牌吗？”他提高音量，娓娓道来，“巴托，杏树其实是一种乔木，所以在我们的方言里，杏树我们叫作‘杏乔’，而谐音又很像‘圣乔’。‘杏乔’这种叫法来自拉丁语，意思是‘早熟的果实’，也就是说，杏这种果实，在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会掉落。在玩牌方面，我可是很早熟的，很小的时候就会打四十点了，所以大人就给我取了个外号，叫‘杏乔’，叫着叫着，就变成了‘圣乔’。”

“所以呢？”乔瓦尼打断道，“你们还没有回答我之前的问题呢？”

“你起牌吧，巴托。”老乔并没有理会乔瓦尼。

“我赢了。”巴托高兴地嚷嚷。

“什么？！”老乔简直不敢相信。

乔瓦尼在一旁看着他俩。

“没什么好担心的，”老乔对乔瓦尼说，“就是巴托自己从他姥爷家跑了过来，我已经告诉西蒙娜了，我跟她说你昨晚很晚才回家，所以晚点再给她回电话。”

“哦。”乔瓦尼嘟囔着，他走近巴托，抚摸着他的头问，“能说说你为什么逃跑吗？”

“不为什么。”巴托撇了撇嘴，“你昨天为什么没有接我电话？”

“乔瓦，你们等一下再聊吧，没看见我们正忙着吗？”

牛奶的味道。

和大多数人一样，乔瓦尼想为自己起晚了做些辩解，再说，就算起晚了，他也还是巴托的父亲，照样有权利责骂或训导孩子，总不能因为他起晚了就剥夺他的权利。但是他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在他家，最后一个起床的人总是最后一个有发言权的人，就好像睡眠会妨碍你发表出严肃的意见一样。那些在睡觉，或者才刚刚醒来的人，不能归到有思想的人里面，只有那些看到了初升的太阳、听到了破晓的鸡鸣的人，才有资格评判是非对错。乔瓦尼去灶台那里煮咖啡，有一个电话等着他去打。

乔瓦尼倚靠在水槽边上，小口喝着杯子里的咖啡，看着他们爷孙俩打牌。

说心里话，巴托逃到他这里来，他其实很开心，即使他知道，他必须将其视为一个坏兆头。九岁的年纪，从妈妈住的地方逃到了爸爸住的地方，严格说来，这也不算是逃跑，毕竟这里本来就是他的家。是的，他有些欣喜，但是只要一想到巴托独自在城市里走动，他就十分焦虑不安。这种事可能还会发生，而下次，他也许会在街上碰到变态、小偷、杀人犯、普通罪犯、精神病患者、反社会分子、恋童癖、饥饿的狼、恐怖分子、吸毒的人、肢解分尸的罪犯、被雇用的刺客、流浪汉、带炸药的人、小混混、黑社会、专业的抢劫犯，一路上还有霸占道路的纸箱、坏了的摩托车、被盗的汽车、无足轻重的普通人。

“这股牛奶的味道是怎么回事？”

老乔的大拇指在牌面上滑动，漫不经心地应了句：“啊？”

“我说，这股牛奶的味道是怎么回事？灶台都脏了。”乔瓦尼喊道。

“乔瓦，你是从床上掉下来摔傻了吗？不就是点牛奶，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吗！我们早上一起吃了早餐，你还记得我有热牛奶的习惯吗？好吧，这次我不小心把牛奶倒洒了一些，我等下再过来擦。你认为是时候……怎么了？”

巴托脸上容光焕发，他的手把老乔重新吸引回扑克牌上。

“爷爷，我又赢了。”

西蒙娜承认：“有时我不知道拿他怎么办。”

“在伊斯基亚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想回家。”

“那你怎么没告诉我一声。”

“我也没料到他会从家里跑出来。他当时问我们会不会和好。”

“说来惭愧，亏我还是心理咨询师，却连自己的儿子都不了解。”

“现在他在和我父亲玩牌。”

“那你呢，你怎么回答他的？”

“什么回答？”

“在伊斯基亚岛。你觉得我们会和好吗？”

“是你要离开家的。”

“有些东西变了。”

“你是在说，有些东西变了吗？”

“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最好等你想清楚的时候，我们再一起谈谈。”

“你呢，乔瓦？你是怎么想的，你觉得和以前有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我需要更多的时间。”他以一个看似不那么坚决的态度，回避了可能会出现的所有问题。乔瓦尼语气变得严肃：“抱歉，我还没想好。迭戈还好吗？”

“嗯，他在我妈那儿。”

“不然，让巴托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吧，你觉得怎么样？”他问。

沉默。

“我们能照顾好他的，你相信我。”乔瓦尼补充道。

西蒙娜叹了口气：“你觉得你能行吗？”

“我想应该没问题。”

“你必须得很确定才行。”

“我很确定，我刚才说应该，但其实我想说肯定。”

“我能让罗宾周一过来吗？顺便说一句……我需要用浴室柜里的那个吹风机的卷发风罩。”

“那我周一让罗宾给你带过去吧？”

“离周一还有好几天，你等下送巴托过来的时候，能顺便帮我带过来吗？”

“行吧。你要跟巴托讲几句吗？”

“他想跟我说话吗？”

“他只是想回家了，又不是拒绝和你待在一起。”

“也许你说得对，不过现在，我也不知道和他讲什么，我晚点再打电话过来吧。”

“西蒙？”

“嗯？”

“我知道你很痛苦，你是一个好妈妈，这事不该发生在你身上。”

西蒙娜突然大笑起来。

“怎么了？”乔瓦尼问道。

“谢谢，但我不认为你能真正体会到我此时此刻的感受。”

11

卡尔曼出生于特拉帕尼一个居无定所、挥霍无度的家庭。她的姥爷卡梅隆，在七十年代初曾是个著名的扑克玩家，连续资助了一家高尔夫俱乐部十五年，然而在她出生的时候，全都赌没了。

卡梅隆共有三个孩子，卡尔曼的母亲伊莎贝拉，是他的二女儿，也是整个家族里唯一一个对赌博毫无兴趣的人。她的父亲和她的兄弟们都对扑克无比痴迷，只有她避之如瘟疫。伊莎贝拉向来与整个家庭的意见相左，是个性格刚烈的女子。在她二十岁时，她认识了一位来自弗罗西诺内[10]的学生，名叫亨利，并和他结了婚。等到她二十七岁时，他们的女儿也要上一年级了，于是她决定追随她丈夫来到罗马。

亨利和伊莎贝拉将他们唯一的女儿抚养成了一名独立的女性，和家族的劣根性丝毫不沾边。卡尔曼原名叫卡梅拉，在她十四岁的时候，她决定改名为卡尔曼。在罗马生活的十一年中，她只回过西西里岛寥寥几次。

也许，卡氏家族的血管里就流着游牧民族的血液，他们总是从一座城市转移到另一座城市。很快，这种特性就在卡尔曼身上彰显出来，她决定追随她的男朋友去那不勒斯，他是名职业军人，两人在罗马相识。

就这样，卡尔曼来到那不勒斯，她搬到一间位于老市中心的公寓里，楼下是家色情电影院。但是造化弄人，她男朋友的军队被要求前往波斯尼亚。她于是有了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呕吐，她跪在马桶前，想起前天在电视上看过的一部有关贪食症的电影，电影的主角为了不被父母发现，偷偷地在玻璃罐里存钱买零食吃。卡尔曼把两根手指伸进喉咙里，催吐比她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我受不了了，这味道太恶心了，我受不了了！”

丽莎痛心地尖叫，她住卡尔曼家对面，时常跑到阳台上抱怨那些来楼下看电影的人。影院放映的都是些庸俗不堪的电影，标题诸如《疯狂情色》《画廊惊情夜》《家有娇妻》等等。

丽莎坚持认为，这里能闻到从电影院传来的臭味，是观众体液的味道。对此，住在二楼的艾斯女士也深表同意。

“我怎么闻不到？”卡尔曼问。

“问题就在于他们闻不到！”丽莎与电影院的老板已经较量很多年了，无论是法律上还是心理上，她都认为忽视卫生条件是有罪的。

她问过市政警察、宪兵，还有卫生组织、社会服务中心、该地区的负责人、反全球化和失业人士组织。但没有任何结果，没有人闻到这股味道。

“客观上没有什么气味。”卡尔曼重复道。

“你这么说是因为你已经习惯了。这就像住在波佐利，那里没有人能闻到硫黄气味，但如果你来自其他地方，你立即就能闻到。”

卡尔曼沉默地回到自己家，而隔壁阳台上重新开始喊：“这是什么鬼味道，我受不了了！”

后来卡尔曼认识了保罗，比认识乔瓦尼早了大概一年半。

那时候保罗才刚从监狱里保释出来。他们都参加了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一个关于“战时通信”的研讨会。卡尔曼当时优雅地坐在第一排，在讲台上的主讲旁边。保罗则坐在教室后排，和文学社的社员们坐在一起。他们都认为这场争论“虚假”“讨论方向是被规划好的”“明显受改革派的启发”。抗议者们用横幅和标语抗议，而发言者则急切地想继续前进。

研讨会结束后，因为在下雨，所以人们都挤在了出口处。卡尔曼和社团里几个熟悉的面孔打了声招呼，人群里有个人开玩笑地说她穿得很靓，卡尔曼听到笑了笑，和那人握了握手，那人就是保罗。

之后的几个月，保罗没事就去卡尔曼家串门，他总是带着他的那只白色拉布拉多，给它取名叫“小鬼头”。小鬼头有着纯正的所罗门王血统，它的耳朵气味难闻，眼神呆滞，是纯种狗才会有的那种呆滞。

保罗的生活像条不停流动的河流，没有人（包括卡尔曼）知道，他来自哪里或者他的父母是谁，唯一与他的过去相关的事物就是小鬼头。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他积极参与社交，去常人想不到的地方旅行，还组织游行。说起来，就是因为他之前反对那些反恐怖分子的组织，才会被逮捕，在监狱里待了三十二天，出来以后，却因祸得福，因为他勇于献身的精神而在圈子里享有很高的声誉。

“你到底做了什么？”

“没做什么。”

“你是恐怖分子吗？”

“不是。”

“我只想知道在我床上睡觉的是不是恐怖分子，这要求难道过分吗？”

“我不是恐怖分子。”

“那你告诉我是谁让你这样做的？”

“做什么？”

“像你这样生活。”

“没有人指使我。难道你的生活，是别人让你过成这样的吗？”

几个月来，卡尔曼扮演了保罗女朋友的角色，尽管她从来都没有进入过他的世界。对于睡觉的地方，他从来不喜欢将就。有时候，他会去潮湿的地下室参加电影俱乐部的活动。他有个小怪癖，就是每天都要换衣服。小鬼头倒是经常和卡尔曼待在一起，她逮着机会就会带它出去长途跋涉一番。

突然有一天，在丽莎日常的抱怨声中、在艾斯夫人的八卦、电影院的人来人往和小鬼头的陪伴中，这一切都结束了。保罗回到她家要把狗带走，告诉她，他将跟随一个人道主义组织前往巴勒斯坦。

“那小鬼头呢？”卡尔曼问。

“它跟我走。”

“巴勒斯坦？拉布拉多？”

“嗯。”

在随后的日子里，在绝望的深渊中，卡尔曼悲伤地意识到，爱情是一个只能存活在记忆中的东西。阿尔菲耶里[11]有一句诗这么写道，“忧伤存于我天性之内”，她觉得这句话说的就是她。自那以后，她便竭尽全力去掩饰这种“忧伤的天性”。在断断续续地谈过几次恋爱之后，她忽然有了主意，或许可以写篇论文深入研究一下“忧伤的天性”。她决定网聊，再后来就遇到了乔瓦尼。

有一次她跟乔瓦尼讲了她的故事，他评论说：“你还真是过得丰富多彩呀！”

“哪有，我的生活跟丰富多彩完全就不沾边！”卡尔曼说，“可能是我讲故事的方式不对，让你产生了这种错觉吧。事实是，我身边的其他人全都在变动，除了我。只剩下我自己，总是待在同一个地方。”

“可能吧。”他回答道。

“你也在我身边移动。”她伸出双臂说道，“看着我，我是静止的。”

12

天很热，迟来的困意缓缓上头。太阳炙烤着大地，地面烧灼着行人的脚。老乔感觉自己身上的衣服就像裹着的面包屑，就差没被丢进油锅里炸了。

他走到门口，打量了一下四周，破旧的街道上，这扇大门显得格外别致。

这里既是伊佐医生的工作室，也是他的家，但是老乔从没进他家里瞧过，只见过这扇大门、通往工作室的楼梯、候诊室的绿色沙发和作为问诊室的小房间。

“嗨，老乔，快请进。”

他往后退了一步让老乔进来。“你能等我一分钟吗？那边还有个病人，我先过去跟他打声招呼，马上就回来。”

“没事，你去吧，我在这儿等你。”

老乔坐了下来，墙上有四张海报，内容丰富，有三张是关于紧急情况下的急救，但是第四张，谁知道为什么，是关于治疗阳痿的。那张海报贴在那里已经有段日子了。

没过多久，伊佐便进入候诊室，向他点点头，意思是让他去问诊室。

“请坐。”

“谢谢。”

伊佐冲他笑了笑，嘴咧得很大，他宣布道：“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老乔的脸上露出了担忧的神色：“情况怎么样？”

“就检查结果来看，你是可以服用的，要是你实在需要的话。”

老乔松了一口气。

“重要的是要排除心血管并发症。不过，这只是我作为医生给出的意见。”

气氛突然变得沉默，老乔看着空荡荡的办公桌，问：“怎么了？”

伊佐医生坐在椅子上，他叹了口气，说：“没什么。”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没什么，没什么。”

“你但说无妨，难不成你是想谈谈政治？”

伊佐医生在处方上潦草地写了点什么。“你想知道我作为朋友，而非医生给出的意见吗？”他问道。

老乔摊手，道：“那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坐在这里？”

“因为作为一名医生时，我的目的只能是帮助病人消除疼痛，但是作为朋友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当你面对着一个七十岁还有性生活的病人。”

“六十九。”

“六十九，好吧。”医生纠正自己，“原先这个工作室只有那些坐骨神经痛和感冒的老年人经常光顾，现在呢，他们都想着做爱，想更持久。”

已经过时了。老乔不得不想到自己，就像录音机、油灯、电视机上插着的天线、橙色的电车那样，已经过时了。就像所有仍然存在但正走向灭绝的东西。过时会推动你去寻找一个补救措施，把你扔进战斗中去，把你带到市场，让你去为寻找合适的产品而感到困惑。老人是完美的消费者。

“那么，问题在哪儿？”老乔问。

“没什么。我有时会问自己，我们是否应该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已经变老了。总之，浮尘往事，就这么过去了。”

“我们变老了吗？”

“那不然你以为呢，难道唯独你不会变老？”

“难道不是吗？”

隔得很远也能听见门铃在响。

伊佐医生在漫长的停顿后，说：“不，你也不例外。”他撕下处方，递到老乔手里，“拿着，下周你再过来看看情况，你答应我，一定要坚持住啊！”

乔瓦尼走在一条人迹罕至的路上，这里鲜有车辆穿行，他悠哉地四处闲逛，把逻辑思维逐渐从他的闲暇时间中清除。

前面有条路，写着禁止汽车通行，拐角处有一家酒吧，他进去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酒吧里有几个斯拉夫人坐在小桌子前喝着啤酒，他点了一杯冷茶和一份柠檬刨冰，边喝茶，边嘎吱嘎吱地嚼着榛子。

天太热了。不知是从哪幢建筑物里传来一阵不和谐的管乐器声。一只鸽子啄着吧台上的小碗花生，酒吧里的服务生一进到店里，就赶紧把它赶走。人们总是会问双簧管长什么样子，事实上，如果不听声音，他也不知道如何识别双簧管。

一个女孩儿将她的小型摩托车停在了车辆禁行线上，她弯下身子把锁链穿过轮子，锁好车，站起来走向酒吧。

乔瓦尼的目光像是粘在了她身上一样，看得目不转睛，她从他面前经过，往吧台走去。两个斯拉夫人也不自觉地转过头去看她。

乔瓦尼试图吸引那个女孩儿的注意，不过女孩儿正在和酒吧的服务生聊天。

这时，进来了三个黑人，高高的个子、穿着球服，其中一人手里还拿着一个足球。两个斯拉夫人一见到他们就连声问好，接着就和他们一起跑到不远处的小广场。

他们开始踢足球，三对二，黑人对斯拉夫人。平衡很快就被打破，黑人不仅占据人数上的优势，而且体能和个人战术上也更胜一筹，加上他们没有喝酒，体内的酒精含量低，他们明显占上风。

女孩儿走出酒吧，回到她的小摩托上，连一眼都没有扫过乔瓦尼。

双簧管，或者是别的什么乐器，继续着它绝望的咕噜声。

乔瓦尼站起来结完账准备离开。

“球！”斯拉夫人朝他喊道，“对不起，你能把球踢给我们吗？”

乔瓦尼看着脚边的球犹豫不决，他捡起球问：“我能跟你们一起踢两脚吗？”本来，乔瓦尼是打算直接回办公室的，但他没料到最后竟然会汗流浃背地回去。

笑容在斯拉夫人的脸上化开，他们直点头，连声说：“好，好。”乔瓦尼盯着脚下的球，霎时间红了眼，眼里闪着光。

黑人和另一个斯拉夫人也上场了。他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过，他们应该知道他叫什么，因为所有人都开始喊他的名字。

连酒吧的服务生也走出来看比赛，不时地鼓鼓掌、吹口哨，开几个黑人小伙子的玩笑，他们则会回以微笑，有时还会回几句那不勒斯方言的脏话，让服务员对他们刮目相看。

球滚远了。

“我去捡！”乔瓦尼整个人兴奋地说。他跑了几米到了路边，穿过人行道，这里的交通状况真是令人担忧，果然不愧为那不勒斯的路。球被困在垃圾箱下面，他弯腰将其捡起来。

他站起来的时候浑身是汗，但是整个人都很高兴，就像回到了三十年前。突然，他看见西蒙娜的那辆雷诺正驶向前方，西蒙娜坐在驾驶座上，迭戈被困在儿童安全座椅里。他们要去哪儿？乔瓦尼举起一只手臂朝他们挥了挥手，有一秒他的眼神与西蒙娜的迷茫目光相交汇，只一秒，却显得如此漫长。

他保持了这个动作好几秒钟的时间，好像举起的胳膊与他身体的其他部分毫无关联，眼睛和大脑在运作，一个痛苦的鬼脸浮现在他脸上。他本想向他的新朋友介绍迭戈和西蒙娜，也许大家还可以一起回到酒吧，然后他请所有人都喝一杯。但已经来不及了，西蒙娜的车被迫往前开走了，事实上，它甚至都没有减速，或者用喇叭和他打声招呼。

在副董事长的办公室里，在办公桌不那么亮的那一端，吉吉正在等待着副董事长与党内官员的聊天结束。等他成为副董事长时，他也想要一张这样的办公桌，但是不能完全一样，也不能太相似，否则有人会认为他在模仿他的前任，也就是现在这位，他跟在屁股后边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副董事长。

办公桌上有一份摊开着的文件和一个金属镇纸。他怀揣着副董事长让他打听的消息，衣服的口袋里有半包咖啡夹心巧克力，他感觉又有点饿了，毕竟，一个火腿奶酪帕尼尼还不够给他塞牙缝的。

“我们谈妥了，马上就会有新进展。”副董事长身子滑入办公桌前的旋转椅，说道，“有些人的脑袋是保不住了，我们这里有一个，大区里也有一个。当然，前提是，我们必须掌控好这里的局势。”

街道上散发着活力，铺满碎石的沥青路上人来人往，高速公路的斜坡上车水马龙，这时传来傍晚时分的噪声和独属于这个季节的声响。不过，街道永远不会与你推心置腹，厚厚的玻璃和遥远的距离是你们之间的阻碍。

“那恭喜了！看来谈判很成功。”吉吉几乎要鞠上一躬了，“我能问问，我们这里谁会下台吗？”说这话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拿出巧克力，给副董事长递过去一块，他没有要。“该不会是……”

“就是他，我们敬爱的首席执行官。”副董事长神情得意地宣布了这个消息。

“那他怎么想？”

“他怎么想？他什么都想不了！九月会讨论他当前的行政级别，明年是选举年。”副董事长耸了耸肩，“我要的消息，你打听到了吗？”

就在那里，在办公桌的右上角，有一包新的还没拆的咖啡夹心巧克力，应该是前来谈话的人带来的。

“目前没什么严重的。”吉吉打了个呵欠，有一瞬间，他看起来就像是那些街上找大人们要烟抽的小屁孩儿。那些小屁孩儿不知道，正是因为他们年纪小，大人们才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丝毫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电话监听已经实施了大约一个礼拜，安东尼奥的电脑上有个程序，记录了所有的通话类型和具体内容，要是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调出通话记录听一听就可以了。”

“很好，别的问题有吗？”副董事长走向空调，把它关掉然后打开了窗户，“啊！我忍不了了，你能受得了整天耳边空调嗡嗡地响吗？你要抽烟吗？”

“不了，谢谢。”

“你继续说。”

“没什么特别的，除了一个人，不过也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是不是小事，就像肿瘤一样，傻子们是没法评估的。”

吉吉又累又饿，他不想纠缠于那句“傻子”，天很热，现在，他只想要淋了一层巧克力软糖味奶油的无花果。“乔瓦尼。”

“你前几天不是说他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知道，但有时他表现得很奇怪。”

“他和他的妻子和好了吗？”

“还没有，他最近跟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在一起。”

“经济方面他有问题吗？”

“应该没有。”

“这样更好，一旦他有经济方面的问题，我们就能立马知道。经济问题是所有背叛的原因，况且他还有女人夹在中间……”

“在上次和客户起争执之后，他就变了，和客户们争吵，在同事面前越来越封锁自我。幸好，他做事从来都是滴水不漏的。但总的来说，我感觉他正在酝酿着什么。”

“酝酿？”

“嗯，以我的观点来看，他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

“为什么？”

“因为米凯乐可以畅所欲言，反正他也在法网之内逃不掉的，但是乔瓦尼不一样，他出淤泥而不染。”

“你是在说，我们做错了？”

“可能吧。”吉吉回答道，“也许我们应该也脏了他的手。”

副董事长思考了几秒钟。“你先跟他说说，要是你感觉他没懂你的意思，你再把他叫到我这儿来。对付乔瓦尼这种人不能硬来，需要友好地去威胁他。把话讲得明白又留有余地，是成为一名领导的基本功，你要是将来想当副董事长，那你就得先学会尽快把这件事情办好。”副董事长吸了最后一口烟，然后把烟头扔出窗外，“你今晚吃什么？”

该死的电话！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响！真应该丢掉这台老式座机，安装个无线电话。

“不知道，我现在打电话问问我妻子。”

“行，那你打吧，打完了告诉我一声。”

乔瓦尼拿着个球在路中间做什么？那些家伙是和他在一起的吗？这个时候他不是应该在他的办公室吗？

西蒙娜手握方向盘的样子，就像个士兵骑行在路上。她躲过一辆摩托车，超了个车，避开那些不走人行斑马线的九十多岁的老人。虽然她很想遵守所有的交通规则，可在那不勒斯这根本就是做不到的事情。

她是这片区域的人吗？难道她当时在场我没看到？她是个非欧盟的女孩儿吗？

没看到她真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不，不，她当时不在场。西蒙娜看得很清楚，当时有三个黑人，另外两个，一个坐在小桌子前，一个是拿着球的乔瓦尼。

那举起的手臂算什么呢？

“妈妈？”迭戈从昏睡中清醒过来。

“怎么了？”

“妖怪！”

西蒙娜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秒，说：“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有很多妖怪，再过五分钟，我们就到了。”

“妖怪怪怪……”

在她身后有一辆SUV，车里的男子不停地按喇叭，催着她开快点，西蒙娜加快速度，但他还是在不断按喇叭。西蒙娜只好往右边挪了挪，并给他做了个意味深长的手势，示意他前面有二十米的空间，他可以想开多快就开多快，反正最后大家还是会在路尽头的拐角处相遇。

“很好，好样的。”她评论道，“你就自鸣得意吧。”然后她又看向迭戈，说：“对不起，没有玩具了。”

“妖怪怪怪……”

她迫不及待地想把迭戈放在儿童寄存处，然后自己去商店里逛上几小时。但是，她又忍不住好奇，想回去看看乔瓦尼到底在和那帮家伙做什么呢？

他似乎很惊讶，谁知道他的手臂举了有多久。但是，是的，举起的手臂表示他想引起他们的注意。那个女孩儿一定不在那里，不可能在，否则他一定会小心翼翼地抬起那只胳膊，而不是这么明目张胆地举着。如果她早点看到他……也许，她会停下来和他打声招呼吧，也许他会把她介绍给他的那些朋友，然后，她会接受邀请，和他们一起在酒吧里喝个开胃酒。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在红绿灯处，她旁边是辆SUV，当它静止不动的时候，看起来要更大、更凶。里面的男人眼睛直视着前方，面无表情。

“我们快到了，亲爱的。”西蒙娜对迭戈说。她脚底稍微松开了一点离合器，在绿灯亮起的同时往前滑出半米远，挡在了SUV的前面。男人回过头来望她，她也摇下车窗回了个眼神，从车窗里顿时传出一声“妖怪”。

男人如煮熟的鱼一样翻着白眼。

“妖怪怪怪……”

屏住呼吸，他正在往这边走。

生锈的门吱吱作响，老乔一步一步地朝目标走去，朝着巴托的藏身之处。巴托闻到他爷爷皮肤的味道离得越来越近，紧张感在额头上越绷越紧，温热的鼻息吐在金属门上。只一瞬间的沉默，却恍如隔世。然后，车库的门就打开了，爷爷那难以掩饰的笑容透着一股执着，出现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

“巴托！”爷爷边喊着边跑上楼梯，和攀岩者在岩壁上攀爬一样费力。

巴托没有反应，他的爷爷太兴奋了。最好还是让他赢一次吧！巴托停在原地，即使门已经打开了，额头上的紧张此时也化为一连串的汗珠。一分钟后，他也上楼回到家，老乔在客厅里双腿叉开坐着，气喘吁吁地说：“我赢了。”

“现在该轮到我了。”巴托说。

“算了，我不知道该藏在哪里。你想不想吃冰淇淋？”

“冷冻柜里好像没有了。”

“一个都不剩？”

“嗯。”

“我去看一下。”

老乔一跛一跛地走向厨房，脸上红似火。不一会儿，他回到客厅对巴托说：“那我先去冲一下澡，然后我们就出门。”

“去哪里？”巴托问道。

“去吃冰淇淋，你喜欢什么口味？”

“所有口味。”

“就连英式浓汤口味你也喜欢？或者卡萨塔[12]口味？”老乔问，“别告诉我你喜欢卡萨塔口味，只有像你爸爸这样的老人才喜欢吃。”

“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口味。”巴托摇了摇头。

“等你老了，你有的是时间知道这些东西。给我两分钟准备。”

巴托倒在沙发上，等爷爷从浴室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换上了一件短袖衬衫，喷了香水，非常开心的样子。“我们走吧。”

“我去拿件夹克。”

“拿什么夹克？”老乔说，“外面热得要死，快点，我们走吧。”

出租车上，老乔坐在前面，透过挡风玻璃看着车外，黄昏时分，散步的行人，在闪烁的车灯下像幅风景画。路面上卷起的风声，可与飒飒的大型森林相媲美。他从敞开的车窗处收到六月的傍晚给他带来的信息，那是夏天即将到来的气味，在那一瞬间，春天让位给盛夏，就像一个彬彬有礼的男士让女士先行。一刻钟后，老乔让司机靠边停下，巴托有些后悔没有带摄像机出来，不然此时他就能录下这一幕，一张十欧元的纸币从爷爷手里滑进了出租车司机的手中。“不用找了。”

出租车司机道谢，然后开走了。爷爷在冰淇淋店问巴托他想要什么口味的冰淇淋，巴托不知道怎么告诉他，他要先付钱，而这个步骤，不需要知道他想要什么口味，他的爷爷应该这样问他“你想要一个小号的、中号的还是大号的”，或者是“上面你想要加奶油吗”。有些浪漫主义者，比如他的爸爸，在冰淇淋柜前会变成诗人，但收银员对诗歌一点都不感兴趣。通常，乔瓦尼会点两个巧克力和奶油布丁口味的甜筒，这时，收银员会问：“甜筒要大号、中号还是小号的？”于是，乔瓦尼就会犹豫不决，不知道该选哪个，他会询问儿子的意见，而巴托一般都会选择中号。

“中号的。”巴托说。

“什么？”他的爷爷问道。

“我想要一个中号的甜筒。”

“好的，但是你想要什么口味的呢？”

“我现在看看。”

老乔转向收银员，他的踌躇让人感觉，付了一个中号甜筒的钱却没有说明想要什么口味，对他而言就像是个罪行。“一个中号甜筒，另一个要哈密瓜味加开心果味。”

“需要加奶油吗？”

老乔转过身来问巴托：“你想加奶油吗？”

“不想。”

“不用，谢谢。”老乔回过头对收银员说。

他们坐在外面的长凳上，巴托看着从冰淇淋店出来的人，他们看起来很开心，然后不高兴，然后又变得开心。空气令人窒息，他感到喉咙里有个结像一只等待执行任务的野兽，他终于有些明白独处的甜蜜，即使他并没有明白得那么彻底。因为如果孤独在家里等着他，如果他的父母对他的需求是如此重视，但没有一方过于宠他，那他当然会体会到独处的诸多甜蜜。

“你喜欢吗？”老乔问道。

“喜欢。”

“比那些恶心的包装好的冰淇淋强多了，嗯？”

“可我也喜欢包装好的。”

“我小时候喜欢吃小奶油和大幼犬，但是现在市面上几乎都找不到了，我还喜欢Sammontana冰淇淋。”老乔狠狠地舔了一口冰淇淋，继续说，“如今，到处都充斥着脆皮甜筒。有人认为，现代性必须是有冲击力的，否则就不够现代，他们甚至连牛角包都没放过，这可是经典中的经典，但是你要改就改吧，能不能不糟蹋经典。Sammontana冰淇淋我过去也很喜欢，因为它的极简主义，但是梦龙就是纯粹的巴洛克风格，就像这家冰淇淋店一样，有这么多种口味，但是只能选两个。”

“我喜欢脆的。”

“你是说樱桃吗，还是其他？”

“樱桃。”

巴托即将赢得这场吃冰淇淋比赛，他快要吃到甜筒的底部了。从冰淇淋店出来的人还和之前一样，要么开心，要么不开心，可能冰淇淋不是他们所期待的味道，又或许是。他的爸爸告诉他，不知道会不会回到从前，他的妈妈也说了同样的话。“爷爷，”巴托问，“人们为什么会分开？”

老乔耸了耸肩。“我不知道。”他回答道。

巴托看着地面，说：“我今天在学校和女朋友分手了。”

“你还有个女朋友？”

“嗯。”

“她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她叫什么有什么用？”

老乔笑得很开心，说：“有用，名字很重要。”

“盖娅。”

“是一个好名字。”

“反正，我决定和她分手。”

“说来听听，你为什么要和她分手？”

“我做了跟你们一样的事情，”巴托说，“跟你和爸爸一样。”

“意义是什么呢？”老乔的眼睛盯着被啃的圆锥体，“你也想体验一下不开心吗？”

“什么意思？”

“没什么，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没什么特别的。”

老乔从来都不擅长和小孩子交谈，这一点他很清楚。有些人掌握了和孩子沟通的代码，并且运用自如。有的人天生就不会这些代码，但是他们擅长想办法，在和孩子吵架和相互理解之间循环往复。最后还有一类人，比方说老乔，他们没有代码，因此对他们来说，儿童的宇宙就是个摸不透的丛林，是个解不开的谜题，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尝试去解答，老乔的方式即健谈。

“你看，”老乔说，“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盖娅会找到理由的。但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也许你误会了，我可和你不一样，不是突然有一天早上醒了决定和我女朋友分手的，而是她把我赶走的。上帝保佑，我和你爸爸的情况也不一样。你爸爸和你妈妈决定暂时分开休息一段时间。”

“那我和盖娅也是暂时分开休息一段时间。”

“嗯，毕竟你现在才上小学四年级。”

巴托的一天从早晨五点钟开始。他又倒下睡了几分钟，然后起床。他本想弄醒他的父亲，睡到他的床上，但还有些别的事等着他去做。他打开电脑检查一篇有关能量的超文本，科学老师交给他这个任务，让他检查文本，还有创建链接。超文本上说能量是物质的基本属性，自从将某种力量转化为了能量，人类就开始依靠能量，没有了能量什么都不会有，汽车、公交车、工厂都无法运作，地球也会是还没开垦的样子。我们的身体也需要能量，这是物质的基本属性（老师应该删掉这种重复语句）。然后他看了眼《我的一家》，有些过渡的地方他需要重新看看。六点半的时候他爸爸定的闹钟响了，他听见爸爸挪动身子，在潮湿的被子下像黎明时的拖拉机一样咳嗽。他关掉电脑，重新躺回床上。

现在他快要哭了，不，是正在哭。“我和盖娅分手了，一点感觉也没有。”泪水涌上喉咙，“那爸爸妈妈也一样吗？”

“不，这不一样。”老乔回答道。

“就是一样的。”

“不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没有人在乎任何事。”

在没有慰藉的夏季傍晚，八点之后，在一辆从远处出发、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的公交车上，只剩下了他、司机还有几个对闷热的天气无感的酒鬼，他们的脸上是忙碌一天之后的油腻。工人们疲乏的呼吸是看不见的，他们疲惫不堪，虽说还不至于走到社会边缘。

乔瓦尼哼着小调，试图和司机套近乎，暗自希望身上这件新T恤不要被汗湿，衣服是很显年轻的绿色，胸前印有“深井冰”几个字。

“你迟点交班吗？”

“……”

“这真是个神奇的城市。”

“……”

对于有些会面，如果你带着腋下汗湿的水印出席，那简直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比如说，去会见情人、去工作、去看病、去自己的葬礼。但是如果是去见一个老朋友、回家，或者是去太阳下散步，那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了。或许如果他停止吹小调，汗自己就会蒸发掉。

“这一定是份压力很大的工作，换作是我，我肯定会疯。”

司机瞥了他一眼，仍旧保持着沉默。

没什么好说的：卡尔曼是他的情人。他做了许多中产阶级，许多糟糕的、膨胀的中产阶级都会做的事情，但是在情感上，他一点都不后悔。只有他的理性会后悔，会惩罚、会放纵自己，会组织、计划、思考，但最重要的是，会悔改。

他从公交车上下来的时候，右脚已经着地，左脚还在悬空的时候，他突然记起自己正在哼的小调是哪首歌。难怪巴托会想把它作为《我的一家》的背景音乐。

与你同在的世界多么美好

我甚至不敢相信

我所看见的一切

会永久长存

只是当时

为了看你让我看的东西

我有些不知所措

与你同在的世界如此之大

宛如重生

我终于看见

若不是你赠予我

这个礼物

与我分享

我将会冒着丢掉数千亿

和更多东西的风险

公交车在沉默中前行，窗外的道路几乎已经荒废，夜幕低垂。

对巴托来说，《世界与你同在》这首歌所要表达的，应该是一种稳定的信念，是爱的乌托邦，但这在现实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要是有人真的觉得，只需陪伴在另一个人身旁，靠送送礼物，就能救对方于水火之中，那只能说，这人要么是个孩子或恋爱中的男人，要么是个傻子。

中产阶级的男人常常会感受到血管里的热量消退，每当这时，他不禁会想起他生命中的那些女人，他深信着，回忆是能重温血管的最佳良药。

他回忆起过往那些女人的大腿和香味，然后从记忆里走出来，去见二十七岁的情人——卡尔曼。

他首先想到的是玛丽亚，他的初恋，一个十六岁怀过孕、堕过胎的女孩儿。在听了史密斯的那首《手在手套》后，他和她分了手。

后来便是同埃琳娜厮混在一起的记忆，他常会把她阔气的拥抱和沧桑混在一起。埃琳娜有许多狐朋狗友，他经常被迫和他们一起晚上出去玩。后来他才知道，她爱上了她那些朋友中的一个，名叫洛伦佐，长相类似于那种扮演足球冠军的美国演员。洛伦佐一开始看似对她并不感兴趣。于是，埃琳娜开始在各种场合，在车里、酒吧或是派对上和别人发生关系，直到第三十二次，洛伦佐才开始被毁灭性的嫉妒冲昏头脑，乔瓦尼也就在那时退出舞台。

再后来就是卡拉，她是所有人中最重要的一位前任，西蒙娜还曾经与之展开过一场微妙的心理战，以防止她偷偷潜进他们的生活。他们非常相爱，但卡拉骨子里就是个悲观的人，而他一直都是喜剧爱好者。

对了，还有乔瓦娜，他们就像是同一个灵魂分成了两个肉身，两人是那么相像，无论在哪方面。就连名字都差不多，乔瓦尼，乔瓦娜。不过，介绍他的这位前女友时他总是感到有些尴尬，因为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乔瓦娜都是他的一个好朋友的女朋友，所以不可能不谈到他的那位朋友。他朋友是个很特别、难以给他归类的人，但是人很大方，事业心强。乔瓦娜在和乔瓦尼短暂的交往过后，重新回到了那个朋友的怀抱，而乔瓦尼则回归单身，倒成了不厚道之人。

还有些插曲，比如亚历山德拉。他还曾暗恋过一个陌生人，是他的情史里第一个不认识的人。她是那种经常会在公交车里遇到的女孩儿，背着装满书的书包，有着害羞的目光。

远远地他看到有人走了过来，几米后轮廓开始变得清晰，是个个高的小伙子，脸上满是皱纹，属于那种会在深夜漫无目的地闲逛之人。你可以看到他们用双脚研磨好几千米，反正从来都没有人在意他们。那不勒斯充满了这些失落的灵魂，他们甚至都不如流浪汉，没有被拯救的可能性。虽然他们也穿得破破烂烂，但总是有某种东西能将他们与乞丐区分开来，某种没有磨损弄脏的东西，而这也是他们危险性的标志，像是在强调，他们是游荡在城市里的夜归人。小伙子走近，看着他，乔瓦尼低下了眼睛，然后他看到了一双锐步的鞋子，相当新，即使那已经是十年前流行的老款了。乔瓦尼抬起头，加快步伐。

他看到了那家色情电影院，但有样东西先引起了他的注意。头脑里纠缠不休的声音迫使他转向了与卡尔曼家平行的道路。没几分钟他就走到了一家拉斯维加斯美黑中心门口，柜台后面站着个扎马尾的女孩儿，整个头部包括耳环都在随着音乐摆动，正在翻阅一本杂志。

乔瓦尼推开玻璃门走了进去，女孩儿的视线从杂志移向乔瓦尼，一个巨大的口香糖揉皱了她脸上的千言万语，她绿色的眼睛显得很假，眼里透着迟疑。

“请进？”她强行压制住方言口音说道。

“我想做个日光灯。”

“面部的？”

“嗯，面部。”

“你靠近点。”女孩儿用一只手把他拉到自己跟前，这个动作向乔瓦尼揭示了，在固有的、有耐心的工作表象之下，隐藏着到现在为止的粗鲁、生硬的方式。简单粗暴却行之有效，这就是典型的那不勒斯方式。

乔瓦尼走近了些。“喏，这样。”女孩儿抬起他的下巴，在他脸上来回摸了几次，提拉了下他的皮肤，“这是你第一次做吗？”

“嗯。”

“你肤色很白皙。”

“所以我才想要做个日光灯。”

“行，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

二十分钟后，他按响卡尔曼家的门铃。汗水停止往下滴落，他感觉自己很虚弱，在那个黑暗的房间里，他的脸暴露在美黑灯的光线下，有一小会儿他觉得自己好像脱离了自己的躯体。但是现在，他已经恢复了他的身份：企业顾问、那不勒斯人、没有食欲的中产阶层一员、与妻子分居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父亲、一个边缘型人格的疯子的朋友、被同事怀疑、被一个记者追踪、有一个名叫卡尔曼的博士生情人。这一切都有它的根源，就像任何一个婊子的好儿子，都与他的根源脱不了干系。他有一个放荡的父亲，一个天主教信徒的母亲，一个很难下定论的家庭。是的，他又回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

“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刚做了日光灯。”

“日光灯？”

“就在这附近。”

“你看起来像个杀马特。”卡尔曼说，“所以，你到底是要进来，还是整晚都待在门口呢？”她给他让路，点燃了一支烟，接着打开冰箱，拿出两罐啤酒，递了一罐给乔瓦尼。“美黑灯的光线一定很强吧，你看你都汗湿了。”

“我们看个电影吧？”

“你不想吃晚餐吗？”

“当然想。”

“今天我找了找奶奶给的食谱，想做鱼味的古斯古斯，但我没找到。”她说。

“没关系，下次再吃吧。”他说。

“你吃过吗？”

“没有，一次也没有。”

“下次我给你做。”

他躺在沙发上，虽然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但他知道卡尔曼喜欢他现在黑红的脸颊。他们看起来像两个青少年，卡尔曼迅速将手指伸到他的T恤里，在昏暗的灯光下，她青栗色的双眼像充血般红肿，目光里尽是欲望。在这样的灯光下，她看起来像一个哭泣过的动物，哭泣的眼睛、哭泣的鼻子，脸颊上还有泪痕。

“你想换一件T恤吗？”

“等会儿吧。”

“什么时候？”

“等会儿。”

“等会儿你就走了。”

“那好吧，我现在就换。”

“算了。”卡尔曼说。

他们向前倾，亲吻。如此温柔和原始的神经必须与其他神经相接，嘴唇覆上嘴唇，胸贴着胸。从卡尔曼的嘴中吐出一丝甜蜜的气息，蕴含着她所知道的所有东西：她所喜爱的非洲沿海公路和杏仁味刨冰；一间宽敞干净的公寓和耗费多年学习的希腊语；为爱上不那么聪明的男人所做出的努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狗换季时脱落的毛发；开缝了的沙发和心底深处的诚实。乔瓦尼闭上眼睛任思绪纷飞，她对我而言，太多了。他感到卡尔曼的气息使他的心脏膨胀，他开始像昏迷的烧伤患者一样颤抖，不敢移动分毫。他很想推开她重新吻一次，不颤抖地再吻一遍。

13

迭戈常说的几个词：1）辛巴；2）杀手；3）医生；4）丑小鸭。或者他会把这些词混在一起说：“辛巴杀手”“医生杀手”或者“辛巴不是丑小鸭”。他最喜欢说的句子是：“那是谁？”“你说什么？”。

“他们当时不在。”托马索说。他的眼睛半睁着，脸部的皮肤光滑透明。“对，那时他们俩还没出生呢。”西蒙娜说，“你糊涂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

医学上称这种症状为幻觉。如果要尽量减少幻觉的产生，需要减轻体重。西蒙娜停下在做笔记的手，平日里她记笔记多是用于研究和治疗，顶多用在出版书籍上，但对于她父亲，用不着。她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无用功，就算自己记录下父亲患病后每一阶段的细节，也没什么用。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病人，他们的一生对他们而言就像是一秒。她写下这些，原本也只是为了在遗忘之前留下点痕迹，但现在，她决定将遗忘留在属于它的地方。

“我发誓，我看到了他们。糖和咖啡洒得到处都是。我记得就在这儿，在床上。”

“我跟你说了，”西蒙娜说，“你就是犯糊涂了。”

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犯病率仍有百分之十四。如果经常运动可以降低百分之四十老年痴呆症的患病率，但出人意料的是，冥想会使灰色物质变厚，足足增加百分之十六的患病率，如果一生都从事智力方面的工作，能至少降低百分之三十的风险，在假设所有情况都是最佳的前提下，仍然存在百分之十四无法控制的患病率。西蒙娜对科学充满信心，要想相对放心地活到老，只需要美国的科研人员说，有百分之十四的可能性要全凭运气，那就够了，就没有问题了。人们会更加平静地依赖命运而不是怀疑伽马波[13]。

“那个孩子，是你的儿子？”

“是的。”

在幻觉期间，头骨的形状变成椭圆形，然后等幻觉消失以后，头骨就会恢复到平常的状态，西蒙娜亲眼所见，不得不相信。就好像所有的神经元都集中在前额上，来看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不可思议的事情。托马索微笑着点头，道：“他叫什么名字？”

“迭戈。”西蒙娜说。

从厨房里传来一些声音，迭戈笑着问：“姥姥，你说什么？”

“你必须全部吃掉！”姥姥回答道。

他们在厨房里正玩得开心。迭戈不想吃水果，他的姥姥正绞尽脑汁地想办法。西蒙娜的妈妈也和乔瓦尼一样，会为给孩子吃什么争吵，为了让孩子吃饭会使出浑身解数。谁知道等迭戈长大了，会不会记得这些，会不会苦闷地回忆起，他在这些棕绿色陶瓷的保护翼下用餐的时日。谁知道如果将来有一天她得了精神病，他会不会埋怨她，会不会怀念起，每次他屏住呼吸穿过走廊上母亲摆好的长凳。

“爸？”

托马索正在打瞌睡，他闭上眼睛，再次睁开的时候，房间已是一片昏暗。偶尔会有一丝风吹过白色的床单，露出一只肿胀的、枯萎的脚。

“来，这是最后一勺了。”

迭戈坐在桌前很兴奋：“快点，快点！”

“啊……”姥姥示意他张嘴。然后，像一位老主持人刚等镜头关闭，就马上把假牙丢进杯子里一样，迭戈刚一吃完，她就把脏勺子扔进水槽，将罐子扔进垃圾桶。迭戈揉搓着他的耳垂，说：“姥姥？”

西蒙娜拿起杯子盖住了她父亲裸露在外面的脚，起身走了出去。

“姥姥，玩。”

西蒙娜和她的母亲互相看着对方。抽屉逃离了滑轨，疲惫的铰链、巨大的剥掉外皮的玻璃杯、金属味道的餐具，一切都非常干净。

“我把晾的衣服收起来了，已经都干了。”她的母亲说。

“谢谢。”她回答道。

曾经的西蒙娜，在别人眼里也是个混乱又不守纪律的女孩儿。混乱统治着她的房间就像青春痘霸占满脸一样。她没有刻意去改变，但是在多年的婚姻生活里，在对丈夫和孩子的日夜操劳中，她自然而然地成了现在的样子。清洁阿姨不会阻止她去擦洗锅和炉灶，不过，外部的帮助越多（包括她丈夫的帮忙），家里的卫生反而越难管理，她尤其不喜欢那些对家务活完全没有经验的人插手。

在所有的家务事中，她最讨厌的，莫过于从晾衣架上收回干了的衣物。只要看一眼那些干枯的衣物和破旧的塑料夹子，她便兴致全无。她尽可能地避免去收衣服，宁愿去吸尘、洗衣服、预约好洗碗机的时间甚至熨衣服。有时，在熨烫时，她吸入布料和蒸汽的味道，感觉臀部很放松，腰向原始的、自然的痛苦低头。

“谢谢你照顾他。”她的母亲说。

“他都吃完了。”西蒙娜说，“挺好。”

“杀手！”迭戈说。

如果一个专业人士对他的工作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那肯定就是会议的时长。冗长的会议是意大利式企业管理的一个典型方法，寄托了每一个领导的梦想，是合伙人的希望与安全感的来源。而平日里那些在办公室游手好闲之人，这时候却会胆战心惊，焦虑不安，因为会议上总是会有些正义之士，抓住机会对平时看不过眼的人和事大肆吐槽一番。

“这站不住脚，说不通的！”卢多维发牢骚，“你们看，有关现金流转的预测完全是不现实的。”

“这确实做不到，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安东尼奥拿近了文件看了看，表示赞同。

参与会议的其他员工，包括能力最差的卢多维、最懒的埃德加多，甚至是所有人中最吊车尾的安东尼奥，大家都像乔瓦尼一样，认为这场会议超出了它所必要的时间。差不多每天的订单，吉吉都要花上三四十分钟逐条向大家介绍，内容详尽涉及方方面面，还要加上他自己的观点和考虑，以为这样能方便大家讨论。而资本主义真正可悲的地方在于，开会的时候要求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各抒己见，所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对每一个话题都要讨论半天，还得不出什么结论。

“你们电脑上的软件运行得怎么样？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的最近变得不太好用了。”埃德加多插话说。

要想在会议上脱颖而出，就必须在他人的观点之上，提出自己的观点。需要否定、补充、修改、转移他人的观点，总之，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接受它们，否则会议就没有意义了。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努力在这些数据中找到会议的重点，趁大家还没有一边倒的情况下，赶紧达成决议。

“我的软件运行得非常好。”软件检测员安东尼奥恼火地说。

“我的也是。”吉吉补充道。“你们的呢？”他转向卢多维和乔瓦尼问道。

“我的也挺好。”卢多维小声嘟囔道。

“那你的呢？”

“我不用那个软件。”乔瓦尼大声说道，也许他希望有人支持他，但没有。

“什么？”吉吉心里一惊。

安东尼奥的眼睛变得如蛇一般，一条红色的偏执的蛇。恐惧在乔瓦尼体内释放出来，类似于一个书呆子被学校同学紧追不舍时的肾上腺素。这是一种可怕的恐惧，但是他还是找到了与蛇对视的力量。安东尼奥脸上的表情生动又暴力，他向来都是被动地工作，兢兢业业地完成上级吩咐给他的事情，所以，当事情如此不受控制地朝着他没有预料到的方向发展时，他才会如此不知所措。

“我有自己的软件，”他说，“我觉得很好用。”

安东尼奥的眼神没有任何变化，他薄而线条清晰的嘴唇里没有吐出一个字。卢多维脸色煞白。

“好吧，”吉吉圆场，“没问题，只要好用就行，不是吗？”

大家点点头，一扫之前的紧张局势。“我会再检查检查的。”安东尼奥收起外露的锋芒。

“都随你便。”

“喝个咖啡休息一下，”埃德加多挥舞着他粗大的手，中断了话题，“你们觉得怎么样？”

大家纷纷离座，埃德加多和安东尼奥挽着手一起走了出去。乔瓦尼还留在座位上，吉吉则开始讲电话。卢多维偷偷瞥了一眼乔瓦尼。“抱歉，”他低声说，“我应该说我也在用你那款软件。”

“没事的。”乔瓦尼回答道。

“我应该说的。”在离开会议室之前卢多维还在嘴里念叨着。

乔瓦尼站了起来，吉吉给他使了个眼色，示意他留下来，然后关上门，问：“你要喝咖啡吗？”

“不用，谢谢。”

“我在试着戒咖啡，你坐吧。”

“你有事要跟我讲吗？”

“坐下来讲。”

乔瓦尼坐下。

“内裤的事情之后，你是不是变松懈了？”吉吉直奔主题。

船被一举击中并沉没：“偶尔……”

“我是想提醒你，我不是个傻子。”

“我知道。”乔瓦尼回答道，“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吗？”

“没有，你要知道，是不是小事，就像肿瘤一样，傻子们是没法评估的。”

停顿半晌，吉吉继续说：“有时候，合法性是那些没有勇气施展拳脚的人的避难所。”他咳了咳，“我们都属于同一个系统，系统给我们分配不同的工作，你觉得，要是有人在关键时刻，决定躲到合法性所提供的避难所里独善其身，这么做是对的吗？你觉得合法性就一定是公平正义的同义词吗？”

乔瓦尼试图拖延时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吉吉，你说的这些我一点也没听懂。要是你是在说安东尼奥的软件……”

“我一点都不关心那个软件！安东尼奥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但是那个软件有漏洞。我正在说另外一个问题，乔瓦，关于肿瘤的问题。你跟别人谈话了吗？法官、律师、斯科波尼？”

“绝对没有。”

“很好，”吉吉继续说，“你做得很好。”他眨眨眼，“你知道调查马上会有新进展吗？”

“知道。”

“也许他们会打电话给你让你做证。”

“我会做证的。”

“嗯，那你先和我们自己的律师聊一聊。”

“没问题。”

吉吉笑了笑。“最近你很奇怪。”他看了看手表，“听说有些客户对你很不满。不是说你和其他同事们联盟就万事大吉了。”

“事情不是这样的。”

“我听到的事实就是如此。”

“我不相信客户们会抱怨我。”乔瓦尼回答道，有那么一秒，他朝吉吉投去了一个凶狠、平等的目光。“至于同事们，像那样的蠢货怎么看我的，我一点都不在乎。”

抨击安东尼奥对吉吉这种人来说，无关紧要，这个信息技术专家在他的一个网站上建立了一个小的社群，里面都是些对女性的欢乐很敏感的同事。但是抨击安东尼奥意味着抨击电话监听，意味着抨击副董事长的哈巴狗，最终，也就意味着说他和副董事长是蠢货。

吉吉向前倾身：“你在酝酿什么吗？”

“没有。”

“你确定？”

“确定无疑。”

就在他们目光对视的时候，乔瓦尼明白了吉吉的内心状态。他看起来像一个早起的猎人，从一大早就期待着很多东西，但是现在日光普照，他仍一无所获。

“我只是有些恶心，我在这儿工作都这么多年了，现在居然有人每天翻查我电脑、监听我的通话记录，我觉得这是种猥亵。”

“没人做这些事。”

“有人在做，”乔瓦尼抬起头来，“而且还是个不怎么聪明的人，留下了一堆痕迹。”

“我会查清楚的。”吉吉说。

乔瓦尼松了一口气。他觉得肾上腺素的流动减少了，就像他小时候和父亲一起玩捉迷藏一样，最后只留下汗水粘在他的背上。

“我可以走了吗？”他问道。

“我不认为有人在翻查你的电脑或者监听你的谈话，”吉吉说，“你走吧。”

老人发现天气很好，他不想起床，即使外面艳阳高照，他还是觉得冷。他的骨头是潮湿的，如果他没有那么老，他会像往常一样伸展四肢，迎接美好一天的到来。但是，如今已不似过去了，曾经的他舒展身体时还不会感到疼痛。

天气很好，他发觉自己的头发正慢慢变黄，变成没有希望的白色，眉毛正沿着前额攀爬向整张脸，曾经饱满的脸颊是温柔的源泉，而现在却日渐干涸，像砧板上被遗忘了一个星期的面包。背上汗毛的数量比他想象的还要少，黏膜炎成了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伴侣。

他发现人体内的运气和不幸都有其因果关系。人老了身上就会有种老年人才有的臭味，但是这种臭味又不是来自他的嘴，就像小孩子那种乳嫩的皮肤香气，也不取决于皮肤。那些不幸大小便失禁的人，也不会说在尿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停下。

四十年里，他做过那么多的填字游戏，却还是显得不够，不然他如今怎么会那么慢才想到正确的词语呢？

天气很好，他感觉自己真的老了，因为5号勃兰登堡音乐会已经跨越了三个音乐时代（黑胶唱片、磁带、光盘）；因为每年冬季朋友的葬礼都越来越少；因为一提到肿瘤、癌症或者疾病这样的字眼，他的心就会瞬间沉下去，有种想哭的欲望，没有胃口，大脑停止思考；因为每个人都想教一个老人使用计算机，而这个老人甚至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总是含糊其词不给出明确的答案，总是说，以后再学吧、等将来有空学。

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他感觉自己真的老了，也许他应该改掉这个习惯，不应该称之为“美好的一天”。当有一天你发觉自己老了，也许那天算不上是美好的一天。

“乔先生？”

“进来吧，罗宾。”老乔回答道。

“克莉丝汀在客厅里。”

老乔一阵颤抖，他很少会这样。颤抖之后，他瞬间变得开朗起来，就好像心情所发生的变化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而是因为颤抖。

“跟她说等几分钟。”

“好的。”罗宾回答道。

“罗宾，”老乔叫住罗宾问，“她看起来怎么样？”

“非常漂亮的一位女士。”

“我知道，谢谢，但我不是在问这个。”

罗宾带着不解的目光走了出去，这让她看起来像是某个孤儿院的修女。老乔看着门直到全部关上。

心里有坚冰的人，一转身就会忘了你。老乔坐在床上愣了好几分钟，一想到克莉丝汀在客厅里等他，他的心就要被揉碎了。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时候，老乔常去一家名为皮亚的理发店，黑色的玻璃外墙上写着几个银色的大字——理发店，店主就叫皮亚，为构建一个体面的世界贡献自己的一份薄力，老乔则在角落里期待着电影票。

老乔的父亲曾是欧莱雅的代理人，虽然最后他因为一些小的经济原因决定辞职了，但好在辞职之前他留下了一大笔财产。在他父亲的诸多客户里，就有皮亚先生。皮亚先生留着长长的灰色胡子，喜欢时不时地用食指和拇指捋捋。作为对欧莱雅产品折扣的回报，皮亚先生经常会送给老乔一些电影票，这些票是他店里地位最高的顾客——那不勒斯的一名警官送给他的，他总是大把大把地送。

“为什么警官先生总是有这么多票？”老乔无知地问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理发师恼怒地回答道，“警官先生是个重要的人物，他收到很多邀请是很正常的。”

“那他为什么不去看电影？”

理发师摇了摇头，说：“因为他不像你那么闲。”

当警官拿着票进到理发店里时，老乔会迅速从椅子上弹下来，心悬一线。运气不好的时候，会碰上市中心那家影院的电影票，都是些放了好几轮的老电影，但是运气好的时候，会碰上些首轮放映的电影入场券，一般票价都不低于二百二十里拉。

在那些无休止的等待期间，老乔看着皮亚先生剪头发、剃掉脏胡须、梳理凌乱的胡须，给那些无法控制的头发打上蜡。那些本来又丑又老又胖的男人，在经过这一系列步骤之后，也变得体面。年轻的老乔对这一过程十分着迷，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都认为自己想成为一名理发师。

“你是怎么成为理发师的，皮亚先生？”

“不是成为的，”理发师回答，抚平他的胡子，“我们生来就是干这一行的。”

时隔半个世纪，老乔感觉自己仍旧属于二十世纪，严谨、整洁、古龙水和剃须泡沫，那时一切都只限于个人卫生，体面即是体面本身，与美无关。一个人可以十分整洁，但不一定美，因为美完全是另一回事。

“嗨，你还好吗？”老乔走进客厅，克莉丝汀坐在扶手椅上，穿着一件红色开襟衫、一条紧身牛仔裤和一双灰绿色的运动鞋。她的右手握着一叠卷起来的报纸在挥舞，这让她看起来没有她实际上那么严肃。“我很好，你呢？”两人亲吻，相互摩擦着嘴唇。

“我们坐下说话吧。”老乔说，“你喝点什么？”

“我是来和你谈谈的。”

他们坐下来。老乔跷着二郎腿，陷在了乔瓦尼买的符合人体设计的椅子里。

“我必须告诉你一些事。”她说。

严格说来，克莉丝汀是个一点都不差的女人，她有一头茂密的金色发丝，美丽的眉毛浓厚得可与男人相比，两颗突出的虎牙还有些可爱，鼻子尽显罗马尼亚近百年的血统。但是她最漂亮的地方，要数她那双几乎透明的蓝色眼睛，尽管她最大的诱惑武器是那对丰满圆润的乳房。她的眼睛里没有一丝傲慢，乳房是无邪的赞美诗歌，白如雪山，乳头则是黑暗的丛林。

克莉丝汀给他讲了她的故事，有关苏恰瓦、奥勒良、酒精、贫穷，讲述了她一直闭口不谈的故事，她曾希望这些往事能随她的沉默安葬在世界的一角。当我们代谢掉过去和我们最不喜欢的部分时，我们会接近一种平和的灵魂状态。如今，她主动提起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因为她想在她唯一爱过的男人面前，卸掉过去的包袱。他曾经让她感到自己被接纳，但是被接纳不等同于被爱，这让她容忍不了。

“所以，说到底，”她说，“我配不上你。”

“你说的这是哪门子的话。”

“我过来是给你送家里的钥匙，我不应该把你赶出去，要走的人，是我才对。”

“你知道吗？离开家的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事情。”老乔说，“这对我其实有好处，而且，我还更了解我的孙子们了，比如说巴托。”

“哦，天啊！”克莉丝汀笑着说，“我想都不敢想。”

老乔也笑了：“是啊，这太不可思议了。你应该听听巴托讲话，我的天，他只是个九岁的男孩儿，但他有自己固定的方式来理解生活，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他觉得没人在乎他。”

“那乔瓦尼和西蒙娜呢？”

“我是一点都搞不懂他们了。”他耸了耸肩，“你确定你不喝点什么吗？”

“那就来一杯茶吧。”

老乔离开客厅去了厨房，罗宾正在水槽边削土豆皮，为晚餐的马铃薯饼做准备。她放下削皮刀转向老乔，老乔礼貌地请她帮忙泡一杯茶。罗宾看着他，嘴里絮絮叨叨的，说这是个好机会，他不能白白错过啊之类的话。这个世界分为那些会浪费好机会的人和那些善于抓住机会的人，而今天他必须表明他属于后者。他回到客厅，坐了下来，专注地直视着克莉丝汀的眼睛，就像一个靠近罚球点的球员一样，他将球固定并踢出去。

“你唯一做错了的事，是把我送走。”

“我知道。”克莉丝汀说。

“我想回家。”

“嗯。”

“和你一起回去。”

“可我向你隐藏了过去。”克莉丝汀说。

“这有什么重要的？”

“也许对你不重要是因为你不爱我。”

“不是的，是因为我老了，我十分清楚对我来说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你没有那么老。”

“不，我老了，我是个‘老流氓’。”

克莉丝汀抖动了一下她的颧骨：“我知道了。”

“什么？”

“你一直在试着告诉我的事情，”她说，“你没有骗过我，你只是，本性难移。”

“恰巧相反，我变了。”

“什么时候？”

“你也变了。要做到完全不撒谎是不现实的，对别人撒撒谎也是游戏的一部分。”

“我不想成为别人。”

“请进！”老乔抬起眼睛望向门那边说道。罗宾正在敲门，她压下门手柄，轻声说了句“打扰”，然后拿着一个装满茶和饼干的托盘走了进来。她拿了个有利于和解的好托盘，放在了茶几上就出去了。

克莉丝汀把茶倒进茶杯，递给了老乔一杯，然后吹了吹自己的那杯。“我来这里就是想跟你说这些的，我知道你看待我们之间关系的方式，但我不想被背叛，你能做到吗？”

“我不知道，”老乔回答道，茶杯上腾升的雾气在客厅里散开，屋内的热量逐渐增加，“我可以试试，我已经老了。”

“我不在乎你为什么这样做，我只是想让你这样做。”

“我可以试试。”老乔把杯子放在茶几上，站起来向她靠近想要吻她，他弯腰的那一刻，他觉得每一根脊柱都在肿胀，一股强烈的火热正灼烧着他的腰。他们就这样吻了几秒，老乔从这个姿势中获得了一种不可比拟的快乐。然后克莉丝汀轻轻推开他，从包里拿出一把长长的钥匙，说：“你的钥匙。”

“你会跟我一起回去吗？”老乔问道。

克莉丝汀吻着他的脖颈：“嗯。”

老乔任她吻着，椎骨就像气球随时准备爆发。那张在亲吻他脖子的嘴是如此令人愉悦，他把手伸进她的开襟衫里，先是隔着打底衫抚摸着她的肚子，然后掀起打底衫开始揉捏她的胸部。“关上门。”克莉丝汀说。像受神圣秩序的影响，老乔走向门口。正是那时，当他像做贼似的把门反锁上，满心希望罗宾什么都听不见的时候，他那个地方终于硬了，感受到不朽的回声赐予他爆发的力量。正是那时，他重返二十岁，火热的骨头、柔软的鬈发、征服者般的脸、甜蜜的手等等。有那么一会儿，他不再记得自己是个老人了，只有基本的意识仍然存在，他坚信不可知论的良心倾向，一切都是短暂的。在永恒严肃的怀抱抛弃你之前，几十年来一直让你感到骄傲的短暂，短暂到那些不太敏感的人称之为生命。

14

卡尔曼试着罗列出她对自己满意的方面：美丽、激情、智慧、青春。她喜欢她的工作，她有一些欣赏她的朋友、一间位于市中心的公寓、一些不错的邻居。她和一个有趣的男人约会，她还很喜欢他。

她心不在焉地从沙发上起身，再次思考着这场灾难。清晨，卫生间的水龙头把水喷得到处都是，她换了件衣服，出门去看看她的邻居丽莎是否知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丽莎盯着水池说：“没办法，水龙头坏了，你得换个水龙头。”她的语气像个世界级的漏水专家。

列出自己满意的方面一点作用都没有，她有些沮丧，觉得自己像个乞丐，只是没人会有勇气说她是肮脏的，说她发臭。

“我也没办法。”丽莎整理了一下打结的头发，继续说道，“我可以把我的管道工的电话号码给你，但我不知道划不划算。这样吧，你先去把零件买好，然后打电话给水管工，让他帮你安上。”她脸上浮现出圆满解决事情的骄傲，朝门的方向走去。卡尔曼走出卫生间，艰难地说：“拜托你了，别走，你能陪我一起解决这件事吗？”

我是一个被宠坏的女孩儿。她朝反方向思考，跳脱出常规的思路。她把学业称为工作，她是个已婚男人的情人，她的邻居们都不是什么善茬，但其实，如果坦诚来说的话，最令她感到震惊的，是她对她自己的处境漠不关心。

“我约了去理发店染头发，”丽莎说，“周四早上染头发便宜。”

即使罗列出来对自己的不满，也不会起什么作用。一个习惯了不满和孤独的乞丐。

她坐在沙发上，揉了揉模糊的眼睛，想着该怎么办。解决一个问题，本来是可以提高她对自己的满意度的，但是如果这件事情要她独立完成，那就……卡尔曼坐在沙发上自己跟自己分析着，就好像不是自己，而是别的什么人能穿透她的逻辑思维。

她站起来，她得出门去买这个水龙头，然后再去找水管工。

道路是一个巨大的妓院，卡尔曼心想，这就是那不勒斯，两瓣打开的阴唇和光顾的顾客们藏在隔音墙的九曲十八弯里，直到世界抗议你之前，都能平安无事。在妓院中间，在一堆摊位、吐着电子音乐的服装店、阿拉伯肉店和花鸟店之间，隐藏着一家西班牙水龙头和卫生品店，店里没有人，白色的墙面，有一个球形空调和一个留着辫子的长发男子在看着报纸。

“我需要一个水龙头。”

那个男人微笑，合上报纸，把辫子抛到脑后，又笑了笑，问：“是自己家用还是工作的地方？”

卡尔曼迟疑了一下，是表面察觉不到的迟疑。

“自己家用。”

现在她正拿着一个表面锃亮的不锈钢水槽龙头，走在回家的路上。大街总是比妓院更混乱，越来越多的人，还有花鸟，都堵在商店的门口。

水管工没有接电话。

“等一下，”丽莎打开家门时嘀咕道，“等我一下下……”

“我按照你给的号码打过去了，无人接听。”卡尔曼说，“哇！你染的这是什么颜色？特别适合你！”

“带青绿色反光的黑色。”丽莎回答道，脸上的神色更加符合当天的个人满足感，“实际上是茄子的颜色。”

“很适合你，真的。”她说，“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水管工没接电话吗？”

“我讨厌水管工，要是他们总是不接电话，那他们要手机干吗？”丽莎一只手绕到脖子后面，把头发抓起来然后又散开在肩膀，“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整天都把头埋在各种管道里面，哪儿腾得出手来接电话？”

“那我该怎么办？”

“你该怎么做，小家伙？再打呗。”

丽莎的茄子色头发消失在门后面，卡尔曼发现手中的手机，正扫描着邻居家地毯上的污渍。

水龙头是关的，但不断有水滴在水槽里，她试着再给水管工打了个电话，还是没人接。在耗尽第无数次希望之后，她想，或许可以打电话给乔瓦尼，但是因为这么点小事去找他帮忙……不行，这不太合适。如果是两个人，或者三四个人的问题，总之无论多少人，因为问题是大家的，那么当然是大家一起解决。但是当你孤身一人的时候，问题就只是你的。

卡尔曼走到阳台上，打开柜子，拿出工具箱，各种米色的、棕色的工具，她看着新买的锃亮的不锈钢水龙头，和自己家里的那个截然不同。

算了。我自己换吧。

落日的余晖下，乔瓦尼走在回家的路上。

今晚他不想外出，年过三十，只有避免夜晚出门，才能避免自己因体力不支带来的挫败感。不过，他的失落很快就被一股短暂的兴奋所取代，因为想到回到家，他就算懒散、无聊、不满，也不用跟任何人解释，心情便有些好转。一个人有消极对待自己但完全不造成任何冲突的权利，与婚姻完全相反。吉吉的威胁时不时就会回到他脑子里。

要不然晚上就看看电视吧。

乔瓦尼面带杀气，拖着他疲乏的身躯走在路上。够了，他必须告诉报刊亭里的店员他是怎么想的，要么跟他把话讲清楚，要么用千斤顶跟他打一架，早晚的事。他永远不会住在瑞典，他不在乎，但他想知道为什么。

“你为什么把这个广告板放在路中间？”

报刊亭的店员将报纸递到顾客手中，他显得很惊讶。乔瓦尼愤怒地看着他。“这个广告板，”他说，“您有权利把它露在外面，但不能占用车道！”

店员没有回应。他不在乎，乔瓦尼心想，他不在乎。显然他不在乎，如果他在乎的话，他肯定早就把广告板拿开了。

“你他妈的到底想要什么？”店员问，毫不掩饰内心的想法。

“难道你没有发现，就是因为你放的这个广告板，公交车永远都卡在这里过不去，所以这条路才总是这么堵，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生活？”

“你说什么？”

“下地狱吧！”乔瓦尼快步走开了。

六月的阳光在忧郁的蓝色大海中熠熠生辉。现在乔瓦尼只想回家，他打算给她打电话，告诉她他今晚不想出门。卡尔曼会说没关系，她的朋友都觉得他人很好，有机会的话她想一起共进晚餐。然后她会再说一遍没关系。女人们都是这样口是心非，嘴上说没关系，然后又隐晦地表达出她们真实的想法，但最终，她们还是会说，没关系。

“我很想见你，但我太累了，不想出门。”

“没关系。”

“谢谢你的理解。”

“我们三天没见面了。”

“我很累，真的。”

“好吧，没关系。”

他和西蒙娜有过多少次这样的对话？在到家之前，他停下脚步，这里是这条路上他最喜欢的地方，他站在这里欣赏此时的黄昏。整座城市印在他眼中的夕阳里，一直延伸至维苏威火山，像一块地毯反射出黄昏时刻温和的光簇。离他近的地方较暗、潮湿，位于黑暗的尘土边缘。相反在火山底部光线变稠，与城市的霓虹灯和海面的波光粼粼交相辉映，即便是受污染的海水，在此刻也似乎清澈见底，水里呈现出青灰色的山的倒影。

乔瓦尼终于还是因为腹泻的事情去看了趟医生。伊佐总喜欢把问题扯到政治上，你要是膝盖疼，会给你扯到政治上，你要是腹部有些一点都不让人省心的小毛病，他还是会给你扯到政治上。

“医生，我们能不谈政治吗？我老是腹泻，每天要去五趟厕所。”

“今天的社会没有了绝对的左派或者右派，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结束，但后意识形态时代也不是很好，通过利益的瓜分实现政治阶级的分化，经济推动着政治，而政客们，创造出一种假象的区别，为了推动我们在选举之日走出家门。”

“我要服用什么药物吗？”

“铁杉。”伊佐医生笑了笑，“我们最好停止投票，弃权是我们唯一的武器，这样他们才能收到我们想传递的信息。”他从写处方的纸上抬起来头，苦笑着。

“那我们想传递的信息是什么？”

医生把处方递到乔瓦尼手中：“每天两次，餐后服用，一定要坚持。”

乔瓦尼打开家门，刚进门就闻到一股扑面而来的香水味，从沙发、椅子、他那符合人体设计的扶手椅处传来，和卡尔曼家的靠垫一个味道。他把包放到地上，嗅了嗅空气。厨房最近一直很沉默，就像刚被逃犯遗弃的避难所一样。桌子上有几副脏的眼镜，他走进客厅，突然看到他父亲从卧室里出来，穿着干净的衬衫，看起来十分开心。

“你喷了我的香水吗？”乔瓦尼问道。

“嗯。”

“你要出门？”

“嗯。”

“又是去见些女性朋友？”

“瞧你说的，”老乔回答道，“是我们一起出去。”

“我们？”

“还有巴托。”

“我今晚想待在家里。”

“不，我们必须出去。”

“你能说说你到底怎么想的吗？”

“今晚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老乔说，“明天我就回家了，所以我们要庆祝庆祝。”

这个酒吧就像个洞一样，和同一条路上的其他酒吧类似，入口很窄，与街道只隔着一面装饰精美的玻璃墙，里面还挺热的。吧台处，除了一个眼神悲伤的年轻调酒师，和一个秃了头的中年男子，一个人也没有。“你们就坐这儿吧，”老乔说，“你们喝点什么？”

乔瓦尼看着他的儿子，说：“给我来杯啤酒，巴托的话，就给他点杯果汁吧。”

音乐声很大，巴托有些局促不安地看着周围的环境，又有些着迷。从阁楼上传来两个轰隆隆的声音，可以清晰地听到有人在他们的头顶上，沿着回廊随着音乐的节奏踏着步子。然后噪声消失了，几把椅子吱吱作响，热气如轻纱覆盖在桌子表面，玻璃瓶、彩色灯泡、木头、柳枝都充当点缀。

“你怎么了？”乔瓦尼问道。

“没事。”巴托手里玩弄着一颗鼻屎，回答道。

“巴托的梨子汁一会儿就来。”老乔溜了过来，就像从匿名嗜酒者俱乐部组织的会面中逃了出来一样，“乔瓦，你的啤酒。”

“谢谢。”

“我去趟洗手间。”巴托说。

“好的。”乔瓦尼说，“小心不要碰墙上那些恶心的东西。”

“厕所在楼上。”他的爷爷说。

巴托从凳子上下来，爬上楼梯，他那不确定的暴脾气和一个著名演员的小时候一样。

“所以呢？”乔瓦尼喝了口啤酒，问，“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

“今天克莉丝汀来找我谈话了，现在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很清楚。”

“清楚是什么意思？”

老乔嘬了一口他的朗姆酒，说：“今天我们在客厅做了爱。”

“在客厅？在我家的客厅？”

“是啊，”他轻笑，“你怎么了，难道你从来没在客厅做过爱？”

乔瓦尼的脸色突然沉了下来。

“这几个月过得很艰难。”老乔说，“当西蒙娜想要赶我走的时候，你的所作所为是高尚的，但也给你带来了很多麻烦。”

“跟你没关系，西蒙娜和我的婚姻，当时已经处于瓶颈期且有段时日了……那你打算怎么跟巴托说？”

“我们俩整个下午都在讨论这个，我正想跟你谈谈来着。”

从楼梯上下来两个年轻的醉酒的女孩儿，她们咯咯笑着，跑到吧台附近的路中央跳舞，那里总是被醉酒的人假想成是舞台。巴托从卫生间出来，从两个女孩儿背后一路小跑溜回之前的座位。

“我想花更多时间和我的孙子在一起。”老乔说，“我想，也许我会时不时地，在下午回家和巴托待一会儿。我在问你，但我并不是真的在请求你的同意，因为这是即使未经你的许可，我还是会做的事情。”

“你认为我会不同意吗？”

“我不知道。”老乔说，“有些人见不得别人开心。”

“你觉得怎么样，巴托？”乔瓦尼笑着说，“你觉得要允许爷爷每天来我们家搞破坏吗？”

巴托点点头表示肯定。

老乔仰头饮尽杯中的最后一口酒。“巴托真是个机灵的小家伙。”他说，“不好意思，我感觉现在我迫切地需要释放自我，音乐声那么大，女人们在跳舞，就只差我了。”他站起来准备走向舞台中央，乔瓦尼惊讶地看着他，他的腿部动作缓慢但合时宜，摇摆，保持节奏，目光狡黠，那样子像是就连拉丁语的舞曲都能应付自如。两个女孩儿互相看了看，笑出声来。“你不去跳舞吗？”乔瓦尼问巴托。

“我压根儿都没想过要去。”

乔瓦尼把啤酒杯搁到桌上，说：“你爷爷说得对，你是个机灵的小家伙，你永远不会用这种方式使自己受欺辱。”

“爸爸？”

“嗯？”

“你电话响了。”

“真是见鬼了！”乔瓦尼说。他从裤兜里拿出手机快步走到酒吧外边，一定是卡尔曼。外面一个人都没有，酒吧的灯光在空荡荡的街道上闪闪发光，带着缺乏热情的伤疤。这里的夏天，那不勒斯人都喜欢在广场待着，要么就是去室内的地方，就像冬天一样。这是个只能在温和的气候中生活的城市，城市的热量决定了夜生活的风格。

“喂？”

“喂，是我。”一个含泪的声音说道。

“发生什么事了？”

“我想你应该来这里一趟，”西蒙娜说，“我父亲去世了。”

15

他站在大街上，在拥堵的交通之外，听到街边房屋所发出间歇性的嗡嗡声。空气氤氲，他静止不动，等待着融入这街道的宁静祥和，等待着丢掉背后的音乐、酒精和酒吧，完全进入一个黑暗、沉默和死亡的新系统中。

他站在那儿聆听远处街道的回声，温热的风穿梭于阳台之间，引得尘土飞扬。垃圾随风盘旋上升至半米高以证明它们的存在，两百米内，它们是唯一活着的东西，像是街头的某种装置，营造出黑色电影的效果。他整理了下衣领，检查口袋里的钱包是否还在。一辆摩托车从他面前安静地过去，自知不是电影的主角，没有那么夺人耳目。驾驶员嘴角叼着根烟，他那疲惫的厌倦感甚至不屑于渗透进空气。摩托车默不作声，每挪动一米都似奇迹。

四十五分钟后，他来到西蒙娜家楼下。他按响门铃，但是无人应答。这栋楼入口处的大门，古老又笨重，一点都不现代。几秒钟后，随着一阵电流通过，门开了。

他走进家门，没有人前来招呼他。当某个间接与我们有关联的人死亡时，很难感受到痛苦，而且不知该说些什么，因为我们既不是死者的直系亲属，又非死者生前的挚友。因此，也别指望着他们予以你某些形式上的尊重。人们的眼睛不会吃了你，也不会同情你的痛苦，最亲密的人会怀疑你，就像企业的创始成员看着新来的初学者。

走廊的灯亮着，有咖啡的味道。托马索的房间在走廊尽头，从那里传来些许杂音，轻微的哭泣、徘徊的步伐、微小的祈祷。乔瓦尼循着咖啡味来到厨房，西蒙娜靠在灶台前，心神不宁。正煮着咖啡的摩卡壶这时突然发出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西蒙娜从她刚刚的状态中脱离出来，目光从地面拖向乔瓦尼身上。他们互相拥抱。

“你想要一杯咖啡吗？”西蒙娜问道。

“嗯，谢谢。”

“你看到他了吗？”

“还没有。”乔瓦尼松开胳膊回答道。

“他身体一侧有一个可怕的水肿，”西蒙娜说，“那个水肿是可以治愈的。我都快崩溃了，我不停地在想这件事。我知道，这很荒谬，就好像他还活着，只是因为水肿而不能醒来。”

乔瓦尼看着咖啡通过滤嘴上升到咖啡壶顶部，在铝制的容器中不断往外吐气，他站在灶台旁，沉默不语。西蒙娜泪流满面，乔瓦尼拥抱她，当他的手环上她的腰，摩卡壶吐出最后一口气，连带着吐出一滴热咖啡溅到了乔瓦尼的手上。他的手轻轻弹了一下，但没有松开怀中的西蒙娜，他伸了伸胳膊，手背上的水滴顺势滑落。

“你想先看看迭戈吗？”西蒙娜问道。

“他在睡觉吗？”

西蒙娜点了点头，这次，是她先松开的胳膊：“他这一整天都很紧张。”

乔瓦尼有些无措，自从他接到了西蒙娜的电话，他神经紧绷，努力准备好去见尸体，但现在，他要迟些去见尸体，之前做的所有准备都土崩瓦解。

他走进迭戈的房间，脸色凝重，他被任命完成一项一点也不愉快的任务——守护天使，但这项任务却充满责任感。迭戈穿着一件宽松的背心和一条绿色的短裤，他的昏睡呈现出一种短暂的孤独感，就像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被遗忘的公文包一样。和上次见到他相比，他长大了许多，变得更高更瘦了，四肢也正在发育，各种神经和肌肉在内部交织。乔瓦尼轻轻抚摸他的头，孩子在灯光下也能入睡的能力令人羡慕。屋内只有一盏小夜灯，散发出如凌晨两点半时昏暗的光线。

他躺在床上，小心翼翼地挪动，将手指缓缓插入迭戈柔软温暖的鬈发之中。

有些东西突然唤醒了他，强烈的沙沙声、破碎的玻璃声、紧张的脚步声、砰的一声门响。也许这只是场噩梦，乔瓦尼起身，打开门，看了眼迭戈，然后看了眼外面的走廊，清新的空气吹打在他汗湿了的背上。

他不太想去见尸体，于是他转身走进厕所，脱掉了衬衫，洗一把脸。只有当他不小心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时，他才知道自己睡了好一会儿。绛紫色的脸、平滑的皮肤、眼睛肿胀，像个只刚挨了一两拳就轻松赢得比赛的拳击手。

对乔瓦尼来说，这所房子一直是个谜。谜一样的家具和走廊，无用的家居用品，总是紧闭的窗户，每天都要被拍打一次的屋子中央的地毯。道貌岸然是社会进步的结果，这个收拾利索的房子谜点在于，它从来都不符合资产阶级的习惯。在他第一次进这个家的客厅时，便侵犯了神圣的地毯表面，尽管这并非他本意。在他的文化背景下，乔瓦尼知道，在中产阶级的缝隙里隐藏着一堆偏执的毛病，他们要求环境干净整洁，家具完好无损。但他无法想象这块地毯代表了西蒙娜母亲对社会的肯定。当时的他想靠近托马索，于是像一本法国小说里的人物那样不出声地往前走，结果脚被地毯绊住，他僵住大约有半分钟，这个时间刚好够西蒙娜的母亲注意到他的窘态，然后在大家面前说：“你快从地毯上下来。”

乔瓦尼的脚迅速从地毯上抽离，速度如同一匹斑马感知到即将到来的狮子，因强烈的求生欲产生的敏锐可能会令人赞赏，又或者惹人同情，视情况而定。托马索笑了笑，瞪了一眼他的妻子，然后他把女儿的新男友拉进他们的谈话中。斑马和狮子变得毫无意义。与那个男人谈话真的很令人愉悦。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从来没有过非常密切的关系，不过他们彼此都对对方的印象很好。托马索虽是个话痨，但他从来不会蔑视沉默寡言的人。他有着自己独特的平衡方式，比如说，他要是对一位老朋友的保养方式持积极态度，那么之后他就会想到自己女儿们的无礼行为，从而变得消极。一个漂亮的女人一定不会很聪明，反之亦然。每一个他所认识的公正廉洁的宪兵，最后都被他发现有腐败的黑色收入。总之，他生活在价值判断的平衡中。

沿着走廊，乔瓦尼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和其他一些不熟悉的面孔，有的人停下来跟他打招呼，有的人则避开他，还有些人仍没猜出他是谁，但是，他们所有人的脸上都是同样的悲痛。大家在这个时间点还保持着清醒，都是遵循人死后的纯粹的惯例。虽然托马索的生命早已垂危，但他突然病逝还是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她还要多长时间？”西蒙娜的母亲问道。

“已经在来的路上了。”西蒙娜强装镇定地回答道。她们在说西蒙娜的妹妹乌拉，乌拉虽比西蒙娜小六岁，但一直都比她姐姐更不稳定、更早熟。她曾经也住在这所房子里，不过在她还很年轻的时候，就跟她的丈夫一起去了安科纳。她在那边找了份工作，两人还在那里生有一女，取名为伊达。但她不安分的性子从来都不能安于平淡，大约三年前，她离开了她的丈夫和女儿，独自去了澳大利亚，从事一份秘书的工作。六个月后，大约觉得离开伊达去这么远的地方，却做一份这样的工作，实在是得不偿失，于是又辞掉工作。现在，她和她的一个朋友一起住在一个离海很远的地方，并且失业了。母亲早已定好了葬礼时间，但是因为她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所以来晚了。

“她一直都是个没心没肺的孩子。”

“给她点时间，她会来的。”西蒙娜说，“对吧，乔瓦！”

乔瓦尼咳了咳，西蒙娜的母亲转过头来疑惑地看着他，几乎是惊讶地看到他站在那里。“啊，你也在，之前怎么没看到你？”

“我之前在那边。”乔瓦尼随意指了个方向，回答道。

“哪边？”

西蒙娜从塑料袋里取出一大块光滑的莫扎里拉奶酪，问乔瓦尼：“你想吃点东西吗？”

“不用了，谢谢。”

她把它放在盘子里切成两半，看了看四周，说：“我不饿。”

“我们什么都没有吃。”她的母亲评论说。

“你们多少吃点吧。”乔瓦尼接话。西蒙娜拿起一半的莫扎里拉奶酪，放在另一个盘子里递给她母亲。她们沉默地吃着，像两个潜逃成功的罪犯。

一阵门铃声引起了西蒙娜的母亲的注意，她把餐具放在桌子上，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出去。她的神情不像是个葬礼的守夜人，反倒像个聚会上不在状态的DJ。

“你还记得你戒烟那会儿吗？”西蒙娜问道。

“嗯。”乔瓦尼回答。

“你当时说你很佩服我爸能把烟戒掉，所以你也想试试。”

“老实说，我不记得了。”

“好吧，你当时是这么说的。你当真是这么想的吗？”

“我想是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会突然想起来这件事。”

厨房被干净明亮的光笼罩着，渐渐地来了一些人，被拆掉的食品包装袋也多了起来，咖啡、糖、新鲜面包和水果罐头等的各种包装袋。切面包的刀在木质的砧板上躺着，周围是一圈面包屑，一大堆用过的杯子在洗碗池里静静地待着。

“巴托怎么样？”

“挺好的，他最近几乎每天早上都待在马里奥家。”

“上次和他打架的那个男孩儿？”

“嗯。”

“他们没有吵架？”

“放暑假的前一天，他们在学校里聊了聊，现在他们又成了好朋友。”

“我得洗一洗那些杯子了。”西蒙娜指着水槽说道，“你爸呢？”她继续问道，“他还好吗？

“他跟克莉丝汀和好了。”乔瓦尼回答，“就在今天。”

“那挺好。”

“是啊。”

“今天真是发生了很多事情。”他痛苦地笑着说，“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什么也不必说。”

“我还没去看看你爸呢。”

“在某种程度上，这很奇怪，不是吗？”西蒙娜说，“我从小时候起，就时常会幻想我爸妈的离世，我假装他们真的死了，然后模拟我和其他人的反应。有时候，我甚至还会幻想你死去了。但奇怪的是，等到事情真正发生的那一天，别人所表现出来的反应是那么真诚，能帮助你去承受痛苦。你看到这盒桃子罐头了吗？”

“嗯。”

“它看起来就是特地为死者家属定制的，你仔细看看。它不是那种需要你在超市排队买的东西，你可以今天吃，也可以过两个月再吃，保质期长，而且还是甜食，能给人以安慰。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桌子上放满了必需的食品吗？”

“不知道。”乔瓦尼说，虽然他心里明明就很清楚。

“因为如果你遭受了重大打击，明天你是不会想出门买东西的，所以才会需要面包这样的必需品，还有能存放久一点的水果，比如说水果罐头。我一直都很讨厌桃子罐头，不过这盒罐头能给人一种归属感，能抚慰你，至少它不虚伪。”西蒙娜打开水龙头，开始洗杯子。水流顺着她手指的指引流进杯子里，她把洗好的杯子排成一排，放在不锈钢沥水架上。“你认识什么新的女孩儿吗？”她问道。

有些句子就像刀片一样，简单却锋利，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西方夫妇的世界充满了这样的刀片，但是，在十年婚姻之后，以这么自然的方式把它拿出来，你不禁会想，如果没有发生死亡、悲剧，或是其他什么更严重的事情，也许某些刀片永不会见天日。

“嗯。”乔瓦尼答道。

“我就知道。”

“我们现在能不能不谈论这个。”

“为什么？因为我父亲死了？”

“是啊。”

“你在哪里认识她的？”

“你要知道这个干吗？我们就只是认识。”

“在哪里？”

“网上聊天认识的。”

“网聊？我的天哪，你都结交了些什么人……”

“那是她第一次网聊。”

“哼，大家都说自己是第一次。你和她是认真的吗？”

“我不知道。”

“是认真的吗？”

“不说了。”他说，“我去给我爸打个电话。”

迭戈好像想要醒来，他的睡眠比平常要少。几分钟后，乌拉突然哭着推开门，西蒙娜和她的母亲紧随其后跟了过去。三个人都瞪大眼睛，看着还在睡觉的迭戈，又退了出去。几秒钟后，门外传来一些听不清的低语，他们拥抱、争吵，家庭危机全面爆发，然后是沉默。门内的孩子仍在睡梦中。

“对不起，”乌拉说，“我不知道迭戈在这里。”

“他还在睡觉。”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

乌拉指着走廊的尽头，说：“我没勇气去他那里。”

乔瓦尼多年没见过乌拉，和一个生活充满变动的人交谈总让他感觉是在白费功夫。因为说不定，对他而言很重要的谈话，在另一方看来，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乌拉给人的感觉，和大家口中描述的她十分贴近，她不安分、不稳定、浪漫。她看起来不是那种能一起讨论生活的琐碎和平庸之事的女人，但她又生有一女，所以她不可能从来都没有说过或者做过什么平庸的事情。即便是最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人物，在他们有了子女之后，也免不了落入俗套，和孩子们讨论起时间、比萨还有带香味的湿巾。

“他头上有一个巨大的水肿。”乔瓦尼说。

“她们和我说了，所以到现在我还没去看过他。你会陪我一起去吗？”

“我？”

“嗯。”

“好吧。”

乌拉从黑暗中走向走廊，说：“但不是现在。”

“我想先喝杯咖啡。”乌拉说。

乔瓦尼进入厨房，有人打开了一罐水果罐头。他拿起摩卡壶准备煮咖啡。

西蒙娜从门缝里冒出来，说：“你给你爸打过电话了？”

“嗯，巴托在睡觉，他之前问了好多问题。”

“那你爸怎么回答的？”

“就实话实说。”

西蒙娜感到一股热量上升至颈背，她整个人落在椅子上，肘部撑着桌子，开始轻声哭泣。

“我在想你之前跟我说的话，关于吸烟的，还有所有其他的事情。”乔瓦尼说，“我记得那个时候的你，一点也不欣赏你爸。”

“你什么意思？”西蒙娜抬起头来问道。

“我那时告诉你我很佩服他，因为他能成功戒掉烟。但你却回答说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好吧，我当时很傻。无论他们做了什么，我都觉得不好。”

“‘待在这所房子里简直无法呼吸’，那时候的你总是这么说。”

“乌拉在哪里？”

“在你爸的书房里。”

“她很漂亮，不是吗？”

“你们不相上下。”

“她比我胸大。”

“你比她瘦。”

西蒙娜从乔瓦尼身后慢慢地拥抱住了他，她把脸埋在他的脊骨处抽泣着，眼泪滑落，沁湿了他的衣衫。西蒙娜双手紧握捶打在他的胸上，然后缓缓松开了拳头，手掌覆在他胸膛。

“怎么了？”乔瓦尼轻声询问。

西蒙娜的脸上满是泪水，话语不经思考便脱口而出：“我想回家。”

“什么？”

“我想回家，回去做你的妻子、孩子们的母亲，一家人团团圆圆的。”

“你不是真的这么想的，你现在只是太难过了。”

“对，我是很难过。”西蒙娜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你真的想回家吗？”

“我没法再像这样过下去了。”

乔瓦尼有些累，眼皮也有些重。忙忙碌碌了一整天，几杯啤酒，他的父亲，一个他还没去看的死人。“我们的婚姻就差没被彻底摧毁了，你觉得还能修复好吗？”

西蒙娜直视着他的眼睛，道：“你什么意思？”

“你自己说的，没法再这样过下去了。在这样的基础上，你觉得我们回到一起有用吗？”

“现在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有用的了，但是，我知道我想回到我从前的生活，而我的生活里有你，好也有你，坏也有你。”

“告诉我，”乔瓦尼从她的拥抱里转过身来，“如果情况有所不同，你也还是会想回到一起生活吗？”

“什么？”

“如果我没有认识另一个女孩儿，如果你不为你父母的事烦心。”

西蒙娜用乞求怜悯的目光看着他。

“对不起，我无意伤害你。”乔瓦尼补充道。

“没事，”西蒙娜说，“你说得对，我不想让你这么为难。你也有了新人，我……”

“你等一等再做决定也不迟。”他打断了她。

“……我不会那么不成熟、不讲道理的。但现在是你要做决定，是和这个女孩儿在一起，还是继续和我一起。”

“我不想在这种情况下仓促行事。”

“什么情况？”

“在被迫必须做个决定的情况下。”

“但这是迟早的事。”

“这需要时间，我还没准备好。”

“好吧，你需要多少时间，尽管用就是了。”

“如果我不想解决怎么办？”

“那我会帮助你下定决心，也许就在这里，和你大吵一架，这样你就能有一个充分的理由抛弃我了，对吗？”

“不是现在，但可能是类似这样的事。嗯，这确实是个好方法，既能拖延时间，又能避免我为自己的犹豫不决而感到内疚。”

“是我在请求你，乔瓦。你想用多长时间就用，但是拜托，最后你一定要做个选择。”

“你看，当你和你同事上床时，你选择了这样做，然后选择承认、伤害我。当事情不如人所愿时，你又选择了离开。现在，你想回家，跟我说我应该选择，但我们不一样。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但现在听到你想回家，我不会高兴地跳起来。我正在找我的平衡，差不多找到了。”

“你想和她在一起吗？”

“也许吧，我还挺喜欢她的。我必须先搞清楚我们在往什么方向走。”

“那你试着去弄清楚吧！”西蒙娜说。

乌拉仍处在黑暗中。“给，”乔瓦尼说，“你的咖啡。”

“谢谢。”她伸出双手捧着咖啡，“现在我准备好了，你想陪我过去吗？”

“但首先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我也还没见过你父亲，我没有勇气。”

“那我们正好一起去。”

“西蒙娜刚跟我说想重新在一起。”

“怎么，你们难道分开了吗？”乌拉问道，脸上却是一副并没有被此事困扰的表情。

他们走出书房，一丝微弱的曙光从窗户透进来，西蒙娜跟上他们，感叹道：“是黎明。”

房子像个被掏空的躯壳。人们早就走了，只有灯仍然亮着。乌拉转向西蒙娜问：“她说了什么？”

“你了解她，还不是平常那些事情。”

“是，但这次她说了什么？”

“平常那些事情，乌拉。”

“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心脏病发作，”西蒙娜说，“医生认为他有幻觉。”

“幻觉。”乌拉低声重复了一遍，她看着乔瓦尼，而乔瓦尼此时正在想另一件事。一小时之内他必须给公司打通电话，告知前台今天他不去上班。

“然后他就跌倒了。”西蒙娜总结道。

他们进入房间，围绕在床边站着。乌拉去到她母亲身旁，西蒙娜和乔瓦尼则站在托马索瘦长的遗体前，他此刻躺在床上的样子和他还活着的时候没什么差别。沉默了半晌，接着就是哭声。乔瓦尼还记得第一次来这里时的情形，托马索接待他时的亲切、对音乐的热爱，所有的细节都能让人体会出他对西蒙娜深厚的父爱，但却总被西蒙娜过滤掉。他哭不出来，因为说到底，他从未与眼前的这个男人有过直接的接触。这是一种他所害怕的死亡，死了却没能激起旁人如他所期的那般情绪波动。死后，他想带着一个陌生人的眼泪安葬，或是某个大家不怎么认识的人，就像他儿子的女朋友一样。光线变得更加强烈，一场清新的夏季日出。他们看着彼此，就好像光已经驱走了死亡。托马索硬邦邦地在那里躺着，还没有准备好入葬。他看起来没有死，不，是像还活着一样，好似在让他们把窗户打开，想走出房间，开启愉悦的一天。他的水肿也没有那么可怕。

也许是有可能的，有可能从那不勒斯，从达密德，从腹泻中治愈。西蒙娜、卡尔曼、他的父亲。答案就藏在环境抛给我们的信息之中，适应环境，在可能的地方做上记号，不要羞涩，不要有恐惧。问一问是什么导致如此糟糕的处境，不要为自己的肤浅和嫉妒而感到羞耻，问一问，即使是最愚蠢的问题。阅读、做背部按摩、去电影院，不要只是因为一项运动来自美国就立刻拒绝。也许如果西蒙娜回家了，生活就会重新步入正轨。破碎的生活里有些短暂的愉悦，周旋在妻子和情人之间，与孩子们一起度过的周末假期，自己独处的几晚，也许这种短暂的愉悦是不值得的。西蒙娜和卡尔曼她们应该掌握幸福的钥匙，还有老乔、乌拉，以及所有人，都应该掌握幸福的钥匙。除了他自己，他处于生命的伟大意义之外。他知道需要依靠某些人，相信某些东西，把生活架到正轨上，无论目的地是哪里。他能和卡尔曼共建出什么名堂呢？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想起了他的毕业聚会，想起了当西蒙娜意识到和自己发生了关系时的眼神，想起了他们一起去给家添置家具的日子。事情很有可能这样进展：在黎明时分，他也许会当着一具尸体的面许下诺言，而躺着的那个人，他的整个人生就在那里，他的记忆就是他的全部。

注解：

[1]　格兰冠，一种单一麦芽苏格兰威士忌。

[2]　瓜拉那，原产于巴西亚马孙盆地热带雨林。种子咖啡因含量是咖啡豆的2～4.5倍，被广泛用于食品、饮料和制药工业中，可口可乐中就有添加。

[3]　Caipiroska是一种由伏特加、柠檬和糖制成的鸡尾酒，是巴西最畅销的饮料之一。

[4]　特拉帕尼，位于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特拉帕尼省。

[5]　达雷西欧，歌手，1967年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

[6]　伊斯基亚，第勒尼安海中的一座火山岛，距离那不勒斯约有30千米。

[7]　杰拉尔·德帕迪约，出生于法国的男演员，代表作品有《基督山伯爵》《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

[8]　布莱恩·德·帕尔玛，1940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纽华克市，导演、编剧、制作人，代表作品有《碟中谍》等。

[9]　王后在意大利纸牌游戏中，等于十分。

[10]　弗罗西诺内，位于意大利拉齐奥大区东南部，靠近罗马。

[11]　阿尔菲耶里（1749—1803），意大利剧作家，著有多部悲剧，其作品影响了意大利民族主义。

[12]　卡萨塔（cassata），是一种西西里奶油夹心巧克力口味的冰淇淋。

[13]　伽马波，即伽马射线，是一种高频电磁波。

第三部分

如何治愈一点点

16

步行到商务中心需要二十分钟，乔瓦尼还有一堆事情要办，本打算在酒吧里耗上一小时，但还没一会儿就因不敌冷风，和罗里斯回到了四楼的办公室里。罗里斯从上海回来之后，他们两人这还是头一回碰面。

“这才九月，怎么这么冷。”罗里斯说。

“身材不错呀！”

罗里斯露出了一个爽朗的笑容，说：“我瘦了五公斤。”

“你现在这样挺好。”

在这趟旅程里，罗里斯第无数次瞥见了生命的意义，他垂下目光，脸上透露出一个中年小说家的冷静。神秘的虚无主义掌控着万事万物，只有那些深谙此道的人，才能有他这般的从容不迫。除此之外，他的脸上还写着对慢跑而非对毒品的屈从。

罗里斯边移动着他的手和肩膀边说道：“这天气，作为九月来说，确实太冷了。”

“罗里斯，你说为什么我们没法从我们的病症中治愈？”

“病症？你是说生理上的病症，还是说文化上的、道德上的，或者精神上的？”

“所有方面，除了生理上。我一点都不在乎生理上的疾病。”

“那显然你没法治愈了。”

“此话怎讲？”

“从所有非生理学的角度来看，不健康的身体正是万恶之源。如果我们的身体一直很健康，那没有什么会伤害到我们。”

“你的意思是，即使知道生活是无法治愈的病症，我们也还是要去面对它？”

“也许有人会成功，也许有人一直都是健康的。”罗里斯说，“但首先我们应该理解健康的含义。”

“健康是全人类的最高愿望。”

“不错，但这个愿望包括什么？积极参与消费型社会？了解到底是什么机制主导着现实世界？乔瓦，如果你把人类的经历看作是一个俄罗斯童话，会发现人的行为其实大于人类本身。所以你得回答下面这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健康？”

“如果我承认我没有答案，你可以不再深入地聊下去了吗？”

“对我来说，健康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和特定的地点选择的一条主观性道路。那些从浓缩咖啡、法国无神论者的书籍，或者从伍迪·艾伦那里汲取到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健康。健康是个难解的谜题，不是所有人都能懂的。”罗里斯耸了耸肩，话锋一转，“你和西蒙娜有什么打算？”

“我不知道，这事儿挺棘手的。我和她分居挺久了，然后我又认识了卡尔曼，但事情总是很难圆满。我很想念迭戈，巴托也总是闷闷不乐的。”

“这都怪你从小受的教育。”

“是啊，我妈对家庭看得很重，但我爸一直都是个浑蛋。”

“你还爱她吗？”

“我不觉得，但我又很需要一个人帮我打理生活，一个有实力而且可靠，能应对紧急情况的人。你知道西蒙娜推托了多少次和我一起去吃饭，但是背地里和一个男人去度假吗？”

“这是两码事！人又不能只是因为对方是个好护士就与其共度一生，再说了，她还背着你跟他同事上床了。”

“瓦莱里奥，他同事叫瓦莱里奥。对，我知道，可这毕竟已经过去了。如果当初她向我坦白时，我给了她一巴掌，那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一巴掌？”

“嗯。”

罗里斯又耸了耸肩，道：“身为一名作家，还是个单身汉，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帮你。从来没有哪个我的前任申请过遣返，我甚至都没法体会你现在的心情，况且，你还有两个孩子。”

“我有种感觉，”乔瓦尼说，“要是我不和西蒙娜和好，我一定会被碎石碾轧致死。但要是我们重新在一起了，我迟早会缺氧身亡。”

“那这纯粹就是个方向问题了，是回头，还是继续往前走。”

“我不知道。”

罗里斯点燃一支烟，表情倏地变得严肃：“前面呢，是条新路，背后是老路。要是你往回走，会被焚毁，但要是你看得太远，很有可能会踩到香蕉皮滑倒。你不要陷入平庸，比如扼杀旧的，把赌注全下在新的上。”

“新旧，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没什么能激起我对美好生活的幻想。”

他们沉默了好一会儿。“那卡尔曼呢？”罗里斯问道。

“我喜欢她，她很机灵，是那种永远不会不小心坐到湿凳子上的女孩儿。”

“女人们天生就对某些危险有感应，不小心坐到湿凳子上是男人才会犯的错。”罗里斯说，“就这些？”

“不，我真的很欣赏她，问题在于我们的关系不会有进展。我甚至都不担心必须在她和西蒙娜之间做出选择。卡尔曼她不想从我这儿得到任何东西，至少不会以这种方式。她根本不感兴趣。”

“她对你不感兴趣？”

“我觉得她对我应该是感兴趣的，只是她不像你、我、西蒙娜这样生活，也许她就像我爸一样。”乔瓦尼说，“她对生活的看法和我们不同，对于她来说，人与人的关系不是那么界限分明。”

“你爸是个老式的放浪形骸之人，卡尔曼是个不太稳定、可能不爱你的女孩儿。这不是一回事。”

他们互相看着对方。

“看来你和卡尔曼也陷入僵局了。”罗里斯又说，“你的世界观自然会带来这样的后果，没什么好说的。”

“僵局的后果可能是死亡。”

“可能吧，但死亡可由不得你，我觉得这是个动力学的问题。”

“罗里斯，说真的，你觉得我变得像我爸一样了吗？变成了一个自私又可怜的男人，有着自己的家庭、汽车，还有情人。”

罗里斯吐出的烟圈像一个古怪的领带结。“嘿，你不要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差的男人，你不是。相反，你对自己的这种清醒认知，反而让你更有尊严，不是所有男人变成了他们的爸爸那样时都能像你这么淡定。你是个聪明人，有自己的风格。我应该向你学习。”

一道银色的冷光闪过窗沿，一尘不染。轮廓分明的云挂在天幕上，像澄澈的天空裂开的缝。罗里斯开始在屋内踱步，他又点上了一根烟。“你觉得我们再出去走走怎么样？我想散散步。”

外面的街道上铺着脏兮兮的砖块，沿路的大理石建筑色彩斑斓，让人仿佛置身于动画里。渐渐地，随着夏天的结束，人们也逐渐从假期返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商务中心的各条大道上，又会人满为患。银行家、培训师、保险推销员、公务员、普通职员。

他们经过一家旅行社。“所有圣人之桥特惠活动”，巴塞罗那、布拉格、阿姆斯特丹，“无论你想去哪里，我们都会送你前去！”漫画中喊话的人用足球踢中了一个受到惊吓的客户。一个男孩儿停在了旅行社的橱窗前，他穿着一套华丽的紫色套装，长得还挺帅，手里牵着一只不安分且毛发稀少的小狗。在仔细看了各项优惠活动之后，他转向小狗，催促它快走。然后，就好像做梦一般，所有人，在一道距离五十米的闪电后，目睹这个男孩儿和他的狗消失了。

“这段时间，”乔瓦尼重启话题，“其实对我还是很有益处的，我想了很多事情。西蒙娜之前也从未面临过这样的处境，毕竟，失去父亲这种事又不是每天都发生。”

“唉，是啊，一生只会发生一次。”罗里斯接话。一句宣传标语吸引了他的眼球，上面写着：梦想之旅——苏梅岛的最后优惠。

“治愈之路，真是道阻且长啊！”

“你之前说，我是不可能治愈的。”

“也许能治愈一点点。”

“好吧，我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希望我能从顽疾中恢复一点。”

“你得抓住这唯一的机会，机会有限，正确的方向也有限。”

“所以，我的生活，除了克服这些限制，别的什么都不剩了吗？”

“每个人都可以从他的病症中治愈，直到有一天，你的病症不再是腹泻、这样的感情生活、这间办公室、这座城市。你只能抱持这种观点，不要想些别的，治愈些吧，朋友。”

“怎么听起来这么可怕。”

罗里斯耸了耸肩。

“还是感谢你的真诚。”乔瓦尼说。

“没事，我们是朋友。”

在通往车库的楼梯顶部，他们互相道别，约好很快会再见面。

乔瓦尼回到办公室，走到窗边，一团潮湿的乌云正压下来。他坐下来，手里拿着一枚印章摆弄着，感到自己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你在干吗？”

“我在看窗外的风景。”

和他们上一次见面相比，卢多维晒黑了许多，人也显得更加开朗。

“我听说了你岳父的事，节哀顺变。”

“谢谢，你怎么不进来。”

“我正准备出门，我出去有点事。”

“吉吉派你去执行任务？”

“不是。”他笑着说。然后他把头伸进来，压低声音说，“我有一个面试。”

他们交换了一下复杂的眼神。

“你可得好好讲讲，你在打什么算盘呢。”乔瓦尼说。

“今天下午再聊？”

“行，下午见。”

门关上了。乔瓦尼拿起一支黑色的记号笔，取下笔帽，闻到一股酒精的味道。他弯腰在桌上用快速又不确定的笔触，写下“这天气让我烦躁”。

然后拍了下手，重新望向窗外。

风雨欲来，乌云狂躁。整座城市将经历一场大雨的洗涤，太阳已不见踪影，摩天大楼摇晃，外部电梯毫无防御，花园的灌溉系统被一阵不寻常的风吹得瑟瑟发抖，附近的人群都已散开。沥青路面上的凹处，准备好承接雨水，用来浸湿行人的裤脚和软皮鞋的塑料鞋底。空调嗡嗡地低鸣，这是那些被遗弃了的电子设备所发出的喘息。袋子里囤积的需要销毁的纸张越来越多，触感并不怎么好。一股溶剂的恶臭从乔瓦尼的办公桌上散发出来。

他起身，拿起办公桌上的手机。

“是斯科波尼吗？”

“是的。”

“嗨，我是乔瓦尼。”他说，“我想见见您。”

沉默。

“和我见面？”斯科波尼开玩笑说，“有何目的？”

“你知道目的是什么。”

当乔瓦尼拿起电话时，他没想到今天斯科波尼心情不好，所以他还有些惊讶，也着实很钦佩他说的那番话。斯科波尼的静脉是一颗固定的钉子，钉在达密德公司的屁股和他的政治主张上。

“先生，”他问，“您知道法官决定不向您提问吗？”

“谁会关心我说什么？他们应该已经知道了我只是个小角色。”乔瓦尼说，“对吗？”

“有人在掩盖调查的真相。”斯科波尼的声音变得更加严肃，“报刊媒体虽然仍在追踪这次的事件，但是基本上已经不怎么发布新的消息了，法官看上去也不太感兴趣。”

“我倒是觉得手里有些有趣的料，可以让事情有新的进展。”

“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斯科波尼问道。

“当然。”

“您认为今天会下雨吗？”

“我想会的。”

“您真是个好人，会为群众着想，还很上进。简而言之，您和这整个政治阴谋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还决定搅这潭浑水？”

乔瓦尼不知道他正以何种身份来掺和这些事，当今的社会，似乎只存在想吃掉别人的人，想通过公共斗争实现自己个人主义的人，这是反面形式的公民意识。

“出于个人原因，普通的个人原因。”他回答说，“我只想知道，您的出版商对我所拥有的材料感兴趣的程度。”

“我认为他非常感兴趣。”斯科波尼说，“周四，十一点，我的办公室见，如何？”

“好，周四见。”

他们简单挂了电话，有几秒钟，他觉得今天这雨似乎不会下来，还想着再给斯科波尼回个电话，告诉他一声。这时，一滴、两滴、三滴，雨水落到玻璃窗上，它们说自己要休息一会儿。再然后，就是倾盆大雨。作为九月，这天气确实有点儿太冷了。

两声鸣笛，车窗摇了下来。卡尔曼抬眼看着眼前的路况，一辆小汽车亮着灯，停在路中央阻碍着交通。车里坐着乔瓦尼，正向她招手让她上车。

“嗨！”卡尔曼从人行道上下来，走到马路上。

后面则满是汽车鸣笛声、谩骂声，还有摩托车急刹车的声音。“我看你走路的样子就认出来是你。你猜我一分钟前在想谁呢？回过神来发现前面有个跟你很像的背影，结果果然是你，真是神奇。快上来吧！”

卡尔曼没有回话，赶紧上了车。

“你在这附近干吗呢？”乔瓦尼问，“你是过来找我的吗？”

“我要去欧索拉图书馆，”卡尔曼说，“我需要一本书，只有那里有。”

“那里被堵住了，他们把路给封了。”

“什么？”卡尔曼问。

“他们把垃圾箱里的垃圾都倒出来了，在焚烧垃圾。”他笑了笑，都十分钟了，终于能挂上二挡。可交通顺畅了没一会儿，在第一个拐弯处重新堵了起来。

“其实不是只有那里才有这本书，”卡尔曼说，“国家图书馆也有。”她把目光转向窗外，突然变得有些低落，“我是来看看你住的地方。两个图书馆都有我需要的书，但我决定来这里。我只是想看看你住在哪里，没想到会这样偶遇，我……”

“没事。”乔瓦尼打断了她的话。

“我并非突发奇想地过来转转。”卡尔曼说，“我们在一起也挺长时间了，半年吧！你跟我说你和你妻子分居，现在和你儿子住在一起。但其实你大可胡编乱造，反正我永远也发现不了。”

“你真的觉得我一直都在骗你吗？”

“不是我不信任你，”卡尔曼说，“但是有时候我会犯妄想症，然后会觉得这一切都是谎言。”

“我懂。”乔瓦尼回答道，“我很高兴我们现在正一起去一个地方。”

“我也是，这太不容易了。我每天都会想你上百万次，但是百分之九十的情况，都是我在幻想些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希望处境会有所不同。我不喜欢这样过度的幻想，总是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告诉自己别给你打电话。”她突然停下来，“但每次到最后，我还是会给你打电话。”

“我们现在正在去我家。”乔瓦尼换到三挡，继续说，“巴托今晚睡在他朋友家。所以我们可以喝喝葡萄酒，听点音乐，也许今晚你会决定留宿在我家。”

“真的吗？”她回答道，“太好了！”

乔瓦尼被迫再次减缓车速，这已经是第无数堆焚烧的垃圾了。街上一片混乱，到处都是人，消防员来回奔跑，救护车嘀嘀叫着，交警们忙乱地在疏通交通堵塞。车子经过焚烧的垃圾，卡尔曼不得不观看燃烧的火焰。“真臭！”

“这样你就知道地址了。”乔瓦尼说，“如果你想的话，你随时都能敲诈我。”

“什么？”卡尔曼的视线离开大火。

“因为你说你不知道这一切是否属实。我说的是最差的情况，你也好歹能获得些经济上的补偿。”

卡尔曼笑了：“别说傻话了。”

又走了一小段路，钻进一条小巷，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乔瓦尼家。

“现在想想也许我应该敲诈你，这房子太大了！”卡尔曼走进门，惊奇地打量着四周。物件太多以至于她都不知从何看起了。

“其实还好，”乔瓦尼说，“四个人住也没有显得那么大。”

“就是四个人住也还是很大。”她说，脸色却又暗下来。

“好吧，确实是。对不起，卡尔曼，我无意……”

“你不用道歉。”卡尔曼打断他的话，“真的。”

“确定？”

“确定。”

在消失了几秒钟后，乔瓦尼从厨房里拿出了一瓶红酒。“你知道蒙达奇诺的布鲁奈罗葡萄酒是怎么出名的吗？”他问道，“其实纯粹是个巧合。许多年前，伊丽莎白女王来访意大利时品尝了这款酒，结果第二天英国各大报刊媒体就宣扬女王喜欢这款意大利葡萄酒，从那以后，这酒就享誉世界了。”

“真是走运。”卡尔曼说。

“是啊，给。”乔瓦尼递给她一杯酒，“尝尝。”

卡尔曼开始小口啜饮。

“你饿吗？”乔瓦尼问道。

“嗯，有点。”

“那我现在去做点东西吃。”

乔瓦尼向她走近，然后弯下腰亲吻她。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就坐在那里，任唇舌缠绕。过了一会儿，乔瓦尼开始感到嘴唇有些不适，但卡尔曼的指尖还在轻柔地打着圈，顺着他的后背缓缓下移。

“我爱你。”卡尔曼说。

她的吻印在他嘴唇、下巴和脖子上，这对他来说，甚至比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更棒。他们不断交换着同样的唾液，舌头来回推送，嘴唇上满是泡沫，像小孩子一样。今晚他们都只属于彼此，只此一晚，要吻至唾液耗尽方休。

“嗯，我也爱你。”乔瓦尼笑了。

卡尔曼被他的双眼迷住，像不真切的梦的召唤，遥远的距离感。乔瓦尼裤子的拉链向下滑落，这是风雨欲来的预告声。

17

过去三周以来，西蒙娜头一次对自己的身材感到满意。自从她开始更频繁地进食以后，胸长了些，虽然腰也变粗了，但她并没有那么介意，肩膀也不再那么瘦削。四肢仍是那么单薄，但是总体来看也不会显得不协调，她既瘦又健康。工作室卫生间里的镜子，总是比家里的好。

外面小小的候诊室里一直吵吵嚷嚷，一个沙哑的男人声音正和一个女孩儿在争论不休，他们在讲着方言。女孩儿让男人闭嘴，安静了几秒钟后，男人翻开新的一页，说：“给我做个按摩。”

“不要。”

“就按摩下脖子。”

“不要，你别闹了。别没事找事。”

西蒙娜走进候诊室，男人是个不到二十岁的男孩儿，穿着件低到胸肌的衬衫，短发，打了发胶。女孩儿红唇似火，不耐烦地坐着。

“医生！”女孩儿一见到西蒙娜便热情地和她打招呼。

西蒙娜意识到女孩儿认识自己，但想不起来她是谁。

“您还好吗？”

声音有些熟悉。

女孩儿从扶手椅上站起来，有点心绪不宁。“我是朱茜，医生，您最爱的十五岁的小孩儿。”她微笑着，加了句，“不过现在我十六岁了。”

“朱茜？”

“嗯。”

“你变化真大！我差点没认出你来。”西蒙娜走近她，吻了吻她的脸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真好！我都没想到你会来。来，快过来，我们聊聊。”

朱茜坐在候诊室里，虽然只隔一年时间，她却完完全全成了另一个人似的，一年前她还是个磨人的小丫头。

“现在我寄宿在另一个家庭里，我挺好的。”

“我真为你感到高兴！”

“嗯。”朱茜变得更加焦躁不安，“这个家里境况完全不同，养父养母都对我照顾有加。”

“你应该把他们带来，我想认识他们。”

“下次吧。”她环顾四周，“医生，我能抽烟吗？”

“你开始抽烟了吗？”

“受帕克的影响。”

“帕克是那个男孩儿吗？”

朱茜的头点了点表示确认，是的，帕克就是那个男孩儿。

“你应该戒烟。”西蒙娜拒绝了她的请求。

“帕克说很容易，他已经戒三四次了。”

“我很抱歉，但这里不能抽烟。”

“没事。您呢，一切都好吗？您和您的丈夫和好了吗？”

“没有，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朱茜露出中年妇女般的微笑，她的表情就像在说，这种事我见多了。“和男人不存在复杂的问题。”她说，“您这么想才会把事情复杂化，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拿帕克为例吧，他整天嫉妒得要死，我做什么他都要生气。我不能和朋友一起玩，不能抽烟，什么都不能做。如果他发现我手机关机了，他一定会去找我，跟个疯子一样。”她停顿了几秒，抬头看着天花板，“但现在我必须马上告诉您一件事，否则您会觉得，我是疯了才会跑到这里来。”

“你说吧。”

“我怀孕了。”

西蒙娜打开又关上抽屉。“那么你必须立即停止吸烟。”她说。

“我知道，所以我才来这里。您认为我是该放弃吸烟，还是孩子？”

“帕克是怎么想的？”

“他觉得我们必须结婚，他的哥哥也这么想，还有他母亲。但是这样的话，萨尔瓦托雷什么都没有。我才十六岁，帕克也没有工作。”

“萨尔瓦托雷？”

“嗯，这是我给孩子起的名字，也是我亲生父亲的名字。”

“那你的养父母呢？他们怎么说？”

朱茜叹了口气，说：“他们还不知道。除了帕克以外，我只跟我的好朋友罗塞塔讲了这事。”

西蒙娜把手放在额头上，很是头疼：“你呢，你想要什么，朱茜？”

“我不知道。”

“你一定要认真考虑清楚。在我面前你不必不好意思，否则你这么大老远跑来就白费了。”西蒙娜感到呼吸困难，她不知道从哪里着手，但她必须帮助朱茜，因为她是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她懂得孤立无援是怎样的感受。“你想要这个孩子吗？”

朱茜低头，思考了一分钟，泪水从她脸上滑落。然后她抬起头说：“我想完成学业。”

墓地像一条长长的蠕虫，有时弯着身子，有时又伸展开来，沿着墓碑、柏树和小教堂之间的小径放纵自我。

墓地又像是片一尘不染的净土，联系着生者和逝者，以黄色和淡紫色的花束为装点，永远保持着未完成的状态。这里一如既往地冷清，逝者的灵魂都已缺席，真正的主角是生者。那些受病痛折磨的人，从一处囚笼移到另一处。年迈的老人在艰难前行，几个慈善会的负责人面目可疑，工人们都统一穿着蓝色的工服，半大的孩子胳膊肘里夹着卷起来的报纸，有人在做祷告，为逝去的亲人痛哭流涕，还有些神秘的人正为了一块好墓地，使出浑身解数来讨价还价。

声带任克氏间隙水肿，至少最初是这样命名的，这种疾病的病因在于覆盖声带的黏膜增厚，因此女性吸烟者常为患病高发人群。初步检查显示存在一些白细胞迹象，不过也只是迹象。但是，诊断书上还是写着：建议手术。

许多年前，特蕾莎和乔瓦尼总会去卡波迪蒙特的森林里避暑、露营。那时的乔瓦尼还是个小男孩儿，十岁到十五岁之间。从森林的主入口进去后，他们便沿着通往陶艺学校的鹅卵石路走，然后抵达一块固定的草坪，特蕾莎展开一块布，铺在“会笑的树”下，她总是这么称呼那棵树。

特蕾莎是一位家庭主妇。她每天都把屋子从里到外打扫一遍，晚上吃完晚饭后，去看会儿电视，然后又回到厨房擦擦洗洗。她的生活就是不断在整理、收拾、熨烫、擦洗、缝纫，然后就是准备午餐和晚餐，只有周日，她才会准备所谓的“早餐”，反正他们在周日的时候，吃饭从来不会早过下午三点。但是她不会做甜点，她对此十分不满意，时常会抱怨：“一个有三十年做饭经验的人，竟然不会做提拉米苏，甚至连个像样的小点心都做不成。”

每当这个时候，乔瓦尼便会安慰她说：“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你是会做甜点的，只是你更喜欢用鹰嘴豆、肉酱、奶酪还有罐装辣椒做意大利面。”

“快别说了，说得我都饿了。”

“你做的乳酪茄子无人能敌。”

“乔瓦，不是妈妈说你，你真是对烹饪一无所知。做乳酪茄子需要时间，但是这个时间可以分成很多小份，只要有耐心，一点一点地就能完成，其实最后也不用费很大功夫。但甜点就不一样了，做甜点要么立马就能掌握些门道，要么就什么也做不了。”

在森林里野餐其实就是在户外吃午餐，特蕾莎带的食物分量和普通的家庭差不多。她经常会带一些实验性的“新鲜出炉的”创新菜，乔瓦尼便是品尝这些菜的小豚鼠，因为这些菜在晚上会端给他的父亲吃。她为他疯狂。特蕾莎总以为，只要她遵循传统做个贤妻良母，她就能在老乔的一众情人里成为获胜者。她就像是被熟人拒绝了帮个小忙，然后她反而会提更大的、更多的要求，幼稚地认为，只要她坚持，熟人一定会向她妥协。特蕾莎总是对她的丈夫抱有幻想。对此，乔瓦尼经常质问她。

“你为什么不离开他？”

“你懂什么，你爸爸和我，我们属于彼此，我不能离开他。菜不好吃吗？”

“还好，也不难吃。”乔瓦尼的拳头紧攥，脸色十分严肃地回答道，“但是你做面食和土豆更好吃些。”

“你要加水牛鲜乳酪吗？”

“要。”

每次野餐后他都筋疲力尽。他们花几小时躺在草坪上吃饭和说话，有一次她说：“乔瓦，你知道有时我觉得我很幸福吗？”

说这话的时候，她正盯着远处一个乔瓦尼不知道在哪儿的地方。乔瓦尼佯装闭上眼睛，然后从帽子底下的缝隙看着她，她没有发觉，乔瓦尼也什么都没说。特蕾莎打开包拿出一盒烟，点燃一根，继续望着乔瓦尼看不到的远方。

在她去世的前几天，她让乔瓦尼再陪她去一次卡波迪蒙特森林。她本想像往常那样长途跋涉，但是因为体力不支，她还是提前停了下来。她太累了，找了条长凳坐下歇息。那天是个普通工作日的早晨，虽然很冷但是充满阳光，一些晨跑者喘着粗气从长凳边跑过。

“我想抽最后一根烟。”她突然说出这句话，避开了乔瓦尼的目光。

“想都别想，妈妈，医生跟你说了，你和烟之间已经结束了。”

特蕾莎转向她的儿子，用眼神要求他同意。这是一种特殊的请求方式，因为看似是请求他的允许，实则没有给对方留下任何说“不”的余地。她从包里拿出一盒烟，然后抽出一根看起来像是被蹂躏过的烟。太阳的光线在她棕褐色的皮包上休憩。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极其缓慢，把烟放到嘴唇之间，点燃，吞云吐雾。在每个动作的间隔时间里，乔瓦尼几次欲言又止。几分钟后，特蕾莎扔掉烟头。“我抽完了。”她说，“谢谢你陪我来。我本来想在会笑的树下抽根烟，不过算了，没事。”

“下次我带你去那里。”乔瓦尼回答道。

沉默了一会儿，乔瓦尼的肚子里发出一阵怪响，于是他们从板凳上起身回家。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六，特蕾莎就躺在床上离世了。

和往年一样，乔瓦尼走上这条抛光的鹅卵石路，去家庭墓穴看望特蕾莎。这几年他去的次数也没那么多了。“我妈曾说过”“谁知道她会怎么想”或者“要是她还在就好了”，诸如此类的话时常会不自觉地冒出来，虽然特蕾莎对此肯定也不会说什么。

特蕾莎安葬在少数几个其他的墓穴之间，被一些古建筑和私人的小礼拜教堂所包围。墓碑的左上方用朴实无华的字体，简单刻着“特蕾莎”三个字。一棵低矮但根茎粗壮的柏树撑破了大理石台面，露出它强劲的根系。大自然重新抢夺回被死者占用的地盘。

每次来到这里，乔瓦尼都会问自己为什么每年要付六十欧元，来保证墓穴前的灯二十四小时亮着，这里又不常有人来访。但随即他便觉得，问这种问题真是显得自己太小气了，于是把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推到了下次。事实上，和死亡相比，他更怕耍小聪明的想法，可多年的社会经验，加上从事的各行各业的工作经历，都迫使他不得不屈服。为了避免在这个问题上越陷越深，他总是会找些实在的事做，让自己手头忙起来，也不至于白来一趟。换一换水和鲜花、检查一下灯是否正常、打扫一下墓穴旁的卫生、和附近的守墓人闲聊几句，这些都是能让他远离形而上学的活动。乔瓦尼是那种需要远离形而上学的人。

墓地的另一个大门位于山顶，和正门相对。起初他还有些犹豫，没想好是否要原路返回，最终，他决定从山顶的那个门出去。走过最后一段陡峭的山路，便是一条僻静的小路，除了偶尔有几辆花店的皮卡车满载着没卖出去的花从这儿路过，还有几栋快要倒塌的小楼房以外，别无其他。

一群柏树被装满排泄物的水泥粪池包围，其间藏着个生了锈的公交车站，乔瓦尼停下脚步，目光追随着道路延伸的方向。他四处看了看，不知是应该在这里等车还是继续往前走走。就在他差点以为自己要步行回去的时候，花店的皮卡车停在了路边。

“公交车不从这里过。”说话的男人用他那双粗糙的大手紧握着方向盘，就好像要是不用手撑着，方向盘就会掉到地上一样。皮卡车的后面传来一阵腐臭，是各种鲜花腐烂凋零后混杂在一起的气味。“你需要我载你一程吗？”

“好啊，谢谢。”乔瓦尼回答，“我要去商务中心。”

“那你应该从正门出去。”

“我知道，我当时想试试这条路。”

“上来吧。”男人打开车门说，“有点脏。”

乔瓦尼到报社的时候，斯科波尼正坐在写字台后面抚摸着他的胡须，他戴着一副时髦的眼镜，盯着监视器，仿佛每个脑神经元都在从屏幕上吸取能量。乔瓦尼知道，当斯科波尼不再对他使用尊称，而是把称呼改为“你”，说明事情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了。然后，斯科波尼递给了他一支烟，他拒绝了，斯科波尼摘下眼镜，吹嘘着自己没有孩子离婚离得干脆利落，乔瓦尼则跟他讲当父亲的不易。聊着聊着，斯科波尼突然把话题绕到了达密德事件，这次的事件对报刊界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事情远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我们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问题，”他说，“更高的权钱利益。”写字台上的电话不识趣地响了起来，二人心照不宣，像是同谋般默契地闭上了嘴，又都有些尴尬。

他们掩盖了一切，一切。这是报社的会议室里响起的第一句话，伴随着斯科波尼整齐的小胡子和飞速运转的大脑，乔瓦尼从报社主任奥莱斯的嘴里听出了轻蔑。目标：他的神经中枢。乔瓦尼知道，他耳朵里听到的话都有去无回。

“他们掩盖了一切。这次他们着实把水搅得太浑了，律师们的手伸得到处都是，法官们也对消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文件满天飞，甚至连搜查报告都不翼而飞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大家口中的奥莱斯是个傲慢无礼的人，谈吐犀利，观念简单，每当他以一副居高临下的口吻讲些法律边界线的擦边球，语调总会变得不同。他的南部口音很重，在他调来那不勒斯任职之前，他曾在南方努力工作多年，他以为调来这里就等于把锚抛向了王国的首都，其实，这里只不过是这个共和国的屁眼。乔瓦尼本以为奥莱斯真人会有所不同，但事实是，他就是大家描述的那样一个人，粗鲁、庸俗、圆滑，身穿黑色西服外套和灰色衬衣，系着黑领带，活脱脱一山炮。不过，这名纸媒界的大佬，身上还是有些东西传递出一种友善的感觉。

“不知道，但我差不多能猜到。”乔瓦尼试着给出回应。

奥莱斯从旋转椅上跳起来。“他们简直是肆意妄为！”他补充说，“自从这些滑稽的调查开始以来，犯罪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做伪证、贿赂、公职人员腐败、威胁、教唆、犯罪集团，等等。”

“这个列表有点太长了。”

“完全没有！”奥莱斯又跳了起来，“难道你从来都没想过，为什么达密德公司这么多年来什么事都没有，没有被调查，也没有被扣押任何资产？为什么整个大区唯独你们的电脑没被控制？”

“我不知道。”

“因为在你们公司的电脑里，他们会发现一切，甚至更多。那位技术员安东尼奥，废物一个，他根本就不懂怎么保护计算机，我敢打包票，就算对手是个两岁大、没有手指的盲人，他肯定也敌不过。所以宪兵都懒得管。”

“但是大区的监测系统肯定什么都看到了。”

“那是当然。”奥莱斯叹了口气，“同在官僚主义的领域内，他们会做什么？他们连搜都不搜，自然什么都找不到。”

奥莱斯气得直跺脚。“是你的副董事长导的一出好戏，他才是总策划，幕后的操纵者，有时甚至也是执行者。”天花板上的裂缝似乎都被他的咆哮声震宽了，“人前倒是装得像模像样的，可我从来就没被他的表象欺骗过，一千米开外都能看到他的良心跟我儿子比完赛后的球服一样脏。你知道这些年来达密德有多少次咨询招标？”

“很多。”

“特别多。”他稍微平静了一点，“我并无冒犯之意，但凭良心说，你有没有觉得达密德公司里面有怪物在工作？”他喝了一口冰水，“你们真的这么优秀，凭一份空的竞标材料就能赢得投标？”

乔瓦尼大吃一惊，不知道说什么好。然后，突然，他明白应该表现出所有的震惊，他迅速问：“什么？”

“就是你想的那样，竞标材料是空的。”奥莱斯的手蜷起来做出拿枪的手势，“里面只有空气，还有一堆白纸。”

“我还是刚知道这个。”

“你不知道也没关系，这些不是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不过，你知道很多其他我们想知道的事，是不是，斯科波尼？”奥莱斯的目光寻找着斯科波尼，斯科波尼回之以微笑。

“好吧。”乔瓦尼说，“我可以给你们想要的东西，不过到时候我们都会淋上暴风雨。”

“我们习惯了恶劣的天气。”奥莱斯回应。

“一场政治风暴将爆发。”乔瓦尼坚持说。

“报纸并不从公共资金中受益。政治顶多会给我们戳个小洞。”奥莱斯边说手上边做出相应的动作。

“但是有些政治家是站在你们这边的。”

斯科波尼咳了几声，电话开始轻轻响起，然后声音变得越发激烈。

“也许吧！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奥莱斯降低语调讲了几分钟。天花板上的裂缝似乎放松了许多。挂掉电话后，他继续起之前的话题，“那么，乔瓦尼，你对政治很感兴趣吗？”

“一点点。”

“我们需要告密者，仅此而已。”

“告密者就在这里。”

“很好。”他笑着说，“但现在我们得谈谈关键问题了，多少钱？”他的声音很低沉，就像刚刚在电话里那样，“你想要多少钱来走上这条正道？”

“一份工作。”乔瓦尼回答。

“什么？”主任惊讶地问道。

“我想写这篇文章。”乔瓦尼看了眼斯科波尼，仿佛在请求原谅，“告密不是为了钱。”

“这件事免谈。”奥莱斯说。

“你会被控告的，最轻也是个诽谤罪。”斯科波尼连忙附和。

“反正就算我只是接受了你们的采访，他们也照样会去法院告我。你们要是对达密德和大区政府之间的勾结感兴趣，想知道细节，那你们必须给我一份工作。”

气氛变得沉默。斯科波尼在纸上写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奥莱斯坐在旋转椅上不停摆动，肚子暴露在空气里，手托着下巴。汗水从他面颊侧边滑落，脸色通红得像是个正要破处的少年。他很紧张，反复用手指擦拭眼睛，嘴巴微张。

“瞧瞧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他突然爆发，一只手臂向前倾，“斯科[1]，我们本来想给他一些钱就完事了，没想到他竟然另有所图，你怎么看？”

斯科波尼还处于震惊的状态，说：“我觉得他一定有他的原因，但是让他写这篇文章不太现实……”他叹了口气，“至于工作，我们得先看看他有什么方面的经验。”

“我带了一些最近几个月写的文章，署名人都是我的一个朋友，不过我可以打电话把他叫过来做证。”

乔瓦尼在桌子上放了一个文件夹，奥莱斯仔细审查了几分钟，然后把文件夹递给了斯科波尼。“你在开玩笑吗？”他说，“就只有这些？一些餐厅的评论，迪斯科之夜的体验感言？署名还是另一个人？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当广告塞到读者的信箱里。”

“如果我要开火，我需要支持。没有工作，就不接受采访。我可以把我掌握的消息卖出去，卖个一万五、两万的，我也相信你们肯定会付这个钱，但我不想以这种方式拿你们的钱，我想通过工作来赚取这笔钱。你们只需给我一份六个月的试用合同，我只想要一个机会。”

斯科波尼问：“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这是我甘愿冒的风险。”

他们再次陷入沉默。

“这不是我们俩就能做的决定，”奥莱斯打破僵局，“董事会会予以考虑的。也许可行，总之我们看看吧。你先把你的文件夹留在这里。你没什么经验，但是你胆子倒挺大，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这样吧，过几天斯科波尼会给你打电话再约时间，我呢，差不多一周内能给你答复，你看怎么样？”

这家酒吧位于两条路的交叉口，和这个省份里的其他酒吧一样，外观媚俗，人员混杂，内厅很大，装潢华丽，以便能容纳大量的常客、酒鬼、沉默寡言的罪犯和一些打扑克的年轻人。

西蒙娜坐在大厅的尽头，“嗨！”她向他打招呼。

乔瓦尼坐下，他不停地在冒汗，十分不安，像一个十八岁刚参加完高考的考生。“不好意思我迟到了。”他说，“路上太堵了。”

西蒙娜不失关怀地看着他说：“碰上罢工了吧。”

乔瓦尼顺从地动了动脑袋。

“那个报社主任真是铁齿铜牙。”

“他们跟你说什么了？”

“说过几天再次见面详谈。”

一名身穿白衬衫、晒得有些黑的服务生迈着不情愿的步子朝他们这边走来。“二位点些什么？”

西蒙娜点了一杯柠檬茶，乔瓦尼要了一杯咖啡和一杯水。

“要矿泉水还是气泡水？”服务生问道。

乔瓦尼回答说：“矿泉水。”服务生抬起头动了动嘴唇，好像在向大脑发送指令，然后慢悠悠地晃出大厅。

几秒钟的沉默之后，乔瓦尼问：“你经常来这里吗？”

“我几乎从不来这儿，不过，说起安静的地方，我第一个就想到这里了。”

“这笑话真冷。”

“这还不是最冷的。”

“你偶尔会跟瓦莱里奥一起来吗？”

“什么？”西蒙娜吃了一惊，“这是什么问题？”

服务生用脚推开门，走进大厅，心不在焉地拿着一个湿湿的托盘，把客人点的东西放下，便立即逃一般地回到门的另一边去了。

乔瓦尼摸了摸瓶身来试试水温。“也不是那么奇怪的问题，”他说，“难道你们从没有一起喝过咖啡？”

“我们是同事，”西蒙娜平静地说，“当然一起喝过咖啡。”

“我不是说在办公室，而是说在其他地方。”

“你想知道我们有没有一起出去？”

“没错。”

“没有。”

“从来没有一起共进午餐，一次也没有？”

“你为什么现在问我这些问题？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就算我们一起共进午餐了，你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

“是你说要我把内心憋着的事情都发泄出来，我想知道细节，因为我总是为此备受煎熬。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那你尽情发泄吧，想问什么就问，我本来也是想挑重点的跟你讲讲。”

“你说的重点，指的就是，告诉我，我的老婆和别人上过床吗？”

“当然不是，难道你觉得我们走到了如今这一步，都是因为这个？”

“不全是因为这个。”乔瓦尼呼了口气，“我想知道，你觉得他怎么样？”

“我没明白。”

“你觉得他怎么样？回答我。你知道我也在和另一个女人交往。你真的不想知道我们在一起做什么、她住在哪里、我们是怎么做爱的？你真的只关心所谓的重点，只在意我是否还会继续和她交往？”

西蒙娜跷起二郎腿，他看起来很紧张。

“差不多吧。”她说，“我唯一担心的是会伤害到你，我一直觉得，如果跟你谈瓦莱里奥的事情，那么我坦承的那些事情一定会伤害你，今天我也还是这么想的。坦承过去的同时还要解剖回忆，这并不容易。有件事我从没和你说过，你想听吗？”

“嗯。”

“在出轨之前我纠结了很久，那天晚上我一晚上没睡，一直在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很想和他上床，但我也清楚我冒着会破坏一切的风险。”

“然而你还是做了。”

“你们男人的反应总是这么强烈，要么就一点反应没有，要么就突然全都爆发出来。”

“你们女人不是这样吗？”

“我们女人习惯于综合来看问题，我们会去思考为什么失败，为什么对方感情变淡了，而不是把问题全都归结于出轨这件事。我们也会懂得妥协与让步，知道等男人自己醒悟的时候，故事就翻篇了，然后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知道这回事继续生活。对，我是冒着风险和瓦莱里奥上床了，但坦诚地讲，我仍然不觉得后悔……”她叹了口气，“你看，有时候不知道反而比知道好。况且，我也不是很想要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女孩儿，也不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做爱的，这就好像你把刀递给对方，让他来捅你一刀一样。你确定我们要这么做吗？”

“我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当初应该问清楚所有细节。”

“所有事情包括什么？你是想问，我和他做爱有没有比跟你做感觉更好？你是想知道，我们在哪里做的吗？我们有发暧昧短信吗？”

“嗯，差不多就是这类的吧。”

沉默和啜饮的时间在成倍拉长。乔瓦尼用空杯子轻敲盘子，西蒙娜好奇地将目光转向门外，被外面传来的噪声所吸引。电子咝咝声随着按键不断调节，外面不时有些咒骂声混杂在其中。一台老虎机正在运转着，酒吧服务生和玩家之间时不时聊上几句，玩家抱怨着没有赢钱，服务生问他要是一直在输为什么还要玩，玩家不再说话，只听见按钮再次按下的声音，几秒之后，再次传来咒骂。

“是在哪里发生的。”乔瓦尼问。

“在我的办公室，患者的问诊床上。”

“你们曾经一起吃过饭吗？”

“吃过一次午饭，在事情发生的前几天。”

“你有没有考虑过，哪怕是一秒，如果他想和你在一起，你会选择离开我？”

“有。”

“那是什么阻止了你？”

“孩子们，和你。”

乔瓦尼已经准备缴械投降了。这段时间以来，脑子里总是有种声音，告诉他不要毁掉一切。这是一个保守的声音，是来自洞穴深处的野性哀叹。阳台上那声母性的呼唤，提醒他晚餐在桌上，不要放凉了。他的面条有着黑色的鬈发，还长着嘴巴会说话，趁着夜晚口无遮拦，他知道这顿饭并不会止于此。可除了那个保守的声音，还有些更令人费解的呼喊，为他的私人空间进行抗议，就像是在一个满载的甲板上进行的一场竞选活动。这不是缺乏尊重，不是令人作呕的贪得无厌，不是自私的一种庸俗的形式。他不想酿造任何悲剧与不幸，他不希望任何人痛苦，更不用说西蒙娜或者孩子们，但他已经知道，自己的治愈是场旋涡，将所有卑鄙的、悲惨的、丢脸的行为都卷进来。他有能力解决问题，他知道要想重新获得生活的幸福和甜蜜，他必须学会如何伤害，伤害自己，在想要堵住伤口的时候，放任血液流出来。他不能破坏一切，但他必须控制一切。

他太累了，前所未有地疲惫。他不是那种能和过往划清界限，不顾一切奔向崭新生活的人。他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治愈自己和他人。他有什么权利摧毁他的婚姻？他有什么权利自顾自往前走？不，现在他知道，不是因为孩子他才妥协，也不是因为如果选择往前走会带来的诸多问题，只是单纯地因为，他不适合以这种方式前行，他不想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也做不到与过去彻底划清界限。

他太累了，前所未有地疲惫。

门背后是一台冰箱单调的独白。穿白衬衫的服务生走进大厅，皱着眉头看了他们一眼，然后就离开了。

“我们走吧。”

“你觉得回家来住怎么样？”

“好。”她轻声说道，像在说一个秘密。

西蒙娜在站起来之前犹豫了一下，眼睛徘徊在桌子上，像一个无法表达自己的孩子那样睁着悲伤的双眼。“最后一件事。”她说。

“你说。”

“你会离开她的，对吗？”

你知道，当身体做下决定时，一般都没有挽回的余地，没有理由或者能力去阻止事情的发生。身体做下决定时，我们只能顺从它糟糕的想法，身体在混乱的中心下达指令，然后指令如光一般快速地传达到身体的每个部位。对乔瓦尼来讲，你知道的，他身体混乱的中心只有一个，当事情要发生时，他别无他法，只能立即起身跑到厕所去，然后让身体做它想做的事。虽然这样也不是很好，但至少他能提前感知到身体发出的信号，好提前做些准备。但是，如果指令不明，或者没有接收到怎么办呢？那麻烦可就大了，比如说现在。他做梦都想不到，一个三十六岁，身体健康的人，会发生这样的事。

是的，乔瓦尼屎拉在裤子里了。

这是迭戈这个年纪的小孩子才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不适感非常强，乔瓦尼醒了，并且立刻猜出是怎么回事。推断比羞耻心来得更快，因为当一个人发现自己处于这种状态时，理性思维似乎比情感转得更快。然后，他抛下理论，投入最生动的一次试验当中，他把手伸进睡裤里。手上触碰到一块潮湿的团块让他的心理防备一下子崩塌了，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是对他所犯下错误的报应，一连串的汗珠从他前额滴落。他有些不情愿地把手从泥潭中移开，因为一旦他的手从那团恶臭中脱离出来，他的担心便会成为现实。

他起身偷偷摸摸地溜进卫生间，打开水龙头，看着灯光下的水流溅起水花，水花顺着浴缸的边缘匆匆逃到下水口，他想到可以把浴缸蓄满水，看看屎和睡衣漂浮的效果，就像在吉维尼花园里莫奈的睡莲一样。

“怎么了？”

西蒙娜穿着睡衣打着呵欠出现在卫生间门口，乔瓦尼一点动静都没听见。“我惹了个大麻烦。”

西蒙娜走近浴缸，嫌恶地瞟了一眼，猛地关上水龙头。“你需要帮忙吗？”她问道。

“你干吗？”

“你想把浴室淹了吗？”

“我只是想洗掉脏东西。”

“你换个衣服然后出去吧。”西蒙娜呼了口气，“我去换床单。”说完她就出去了。

18

卡卡卡尔尔尔曼曼曼曼！

卡卡卡尔尔尔曼曼曼曼！

拳头敲打着门，门铃响个不停，丁零零，丁零零，丁零零，丁零零。

卡卡卡尔尔尔曼曼曼曼！

一秒，两秒。卡尔曼睁开眼睛，出了一身汗。是隔壁艾斯太太的声音，卡尔曼真心觉得所有的妓院都挺适合她的。

在响个不停的门铃和邻居的叫喊声中，卡尔曼不情愿地起床，随手拿了件T恤套上，前去开门。

门口站着四个人在等她，站在最前面穿着格子家居服的人，就是刚刚扯着嗓子叫的艾斯太太。剩下的三个人，分别是：新染了头发的丽莎（按她的话讲，茄子色）、一个戴着帽子她之前从未见过的老人，还有一个在楼下电影院工作的人，四十来岁，大腹便便的，有许多龋齿。作为一家色情电影院的收银员，他的一口烂牙完全不配在清晨遇到像卡尔曼这样的女孩儿。要是希望这样的四个人，大清早的能有什么好事把她叫醒，或者是为了送她一束玫瑰，组织一次邻居间的早餐，那她还真是得了失心疯了。

卡尔曼想说点什么，但她甚至没有力气把舌头和上颚分开。她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你怎么了？”艾斯太太问道，“你在睡觉吗？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黄。”

卡尔曼终于能讲出话了：“有事吗？”

艾斯太太双手叉着腰看着她，说：“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是肝脏、胰腺、胆汁的问题？或者是黄疸病？

究竟是要有多恶毒的人，才会一大早的把你吵醒，然后跟你说你脸色蜡黄？就是出于礼貌，至少也要带上奶油味的牛角包，或者随便什么甜点，加上一杯咖啡吧。

“水流得到处都是，”丽莎插嘴道，“都流到电影院看电影的先生头上了。”她边说边指了指戴帽子的老人。

老人取下帽子点头致意，露出了光秃秃的头顶。

“漏水了，”艾斯太太补充道，“是从你屋子漏出来的，你得赶紧关上水。”

“您不会要起诉整栋楼吧？”丽莎问老人。

“要赶紧把水关上。”艾斯太太重复道。

“反正是光头，淋点水又不会怎么样。”丽莎嘟囔着。

老人横了她一眼，目中有怒火。

卡尔曼看了看门口这情况，目光最后落在了自己的赤脚上。“不好意思，”她说，“我现在打电话给水管工。”

奇怪的是，浴室里什么都没，马桶没有水咕噜作响，也没有什么瀑布在洗脸池里倒腾泡沫，浴缸里也没有海浪翻涌。什么都没有，这些烂牙、秃头、格子花衣和染发的怪物到底想干什么？该死的水一定都流到电影院里了，但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幸运的是，这次水管工接了电话。

“请您马上赶过来，电影院有人在这儿等着，邻居们也都在担心会殃及整栋楼，请您……”

“最快也要一小时之后到了，行吗？”

“好的，我在这儿等您。”

又是一个不能洗澡、上厕所的早晨。像上次一样，她不得不在晨浴之前和别人说话。她本应吃早餐，但她一点胃口都没，胃是满的，不，胃从来就没空过。

敲门声响起。艾斯太太仍旧穿着家居服，整个人十分激动：“你给水管工打过电话了吗？”

卡尔曼点头。

“那就好。”她松了一口气，“他什么时候到达？”

“一小时后。”

“这些天很难找到水管工。”

“是啊。”

卡尔曼关上门然后回到浴室，看着新的水龙头、瓷砖、墙壁。胃发出咕噜声，自己可能得了黄疸。这些天很难找到水管工。是啊。但为什么一切都这么艰难？

有人再次敲门。

“你需要点什么吗？”丽莎问道。

“啊？”

“你可以用我的浴室，要是你不介意的话。”

“谢谢，但我还是在这里等吧。”

丽莎往前迈了一步，凑到卡尔曼耳边说：“那几头死猪。”

“什么？”

“电影院里那几位。你看到他们什么嘴脸了吗？”

“什么嘴脸？”

“太可怕了。”

“夸张。”

“水管工什么时候到？”

“他应该一会儿就到。丽莎，你觉得我脸色蜡黄吗？”

丽莎忧虑重重地看着她，最后说：“这下你得花不少钱吧。我觉得那几头死猪应该平摊费用。”

卡尔曼惊呆了。“不好意思，”她说，“我去换身衣服。”

“去吧去吧，我们晚点再见。”

谁知道为什么他这么早去散步。

夜晚时的想法、关注、排斥总会突如其来，它们来去匆匆，只要你不刻意去控制，它就不会停。起床、洗漱，眼睛灼热，时钟指向“6”，你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就出门。

老乔走在街上，干净、优雅，走着多年来日复一日的老路，日子一天天过去，痛苦一个接着一个来了又走。

起初散步只是出于对夜晚里胡思乱想的排斥，但是又没什么别的事可做，清晨的光线如含在嘴里的金子，过不了一会儿，散步就变得又凉快又安全。宁静的清晨，思绪逐渐消失。

鸟儿唱歌，摩托车经过，一些古老的熟食店拉开金属门帘。一个接一个的，逐渐地全拉开了。老乔到达卡波迪蒙特的森林附近，一家空酒吧等待着游客。他走进去，点一杯咖啡和一个牛角包，狼吞虎咽吃完后走人。他决定坐在一棵大橡树树荫下的长凳上，冷风吹来时会打个寒战。

等他清醒时，城市已经在运转了，交通、喇叭声、森林入口为游客们敞开，酒吧里传来咖啡机的喘息，还有撕掉小票、硬币叮当作响的声音。游客们笑逐颜开，大部分都是些德国人。

两只“蜘蛛”静止不动，在酒吧外伪装成路人。老乔之所以注意到他们，是因为当周围一切事物都在动时，那些静止不动的人和物反而更招人注意。他们正安静地等待，带着虚伪的面具乔装。

德国游客拿着单反相机走出了酒吧，看样子应该有六十多岁，身材结实，军人的面孔，背着个小包，留着花白的胡子。他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在笑，差不多和他属于同一个类型，不过更年轻，还有一个高挑的短发女人。

老乔看着单反相机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想到人类的天真和偏见一样，都是无限的。在那不勒斯有条不成文的规定，报纸上、导游词或者电视上都能听见，在这个城市里，你不能走在路上明晃晃地显摆单反相机而不考虑可能导致的后果。

“蜘蛛”互相使了个眼神，然后发动进攻，快速、果断。他们的攻击几乎没有痛感，其中一个拦住德国人的去路，另一个则从中间插过去，一股蛮力一下子就把相机从肩带上扯了下来。趁德国人还没反应过来的空当，赶紧跑掉。没有被偷的那个男人，开始从后面追“蜘蛛”。

“蜘蛛”在前面跑，但跑得也不是那么快。

德国人的追赶得到大家的支持。

老乔站起来看着这一幕，和其他站在附近的老人一样，他们也很好奇，撂下话匣子从长凳上站起来观望。老乔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坐在长凳上的人一样，都是老人。

德国人抓住了“蜘蛛”，“蜘蛛”太小了，德国人太强大了。老乔担心不一会儿“蜘蛛”的同党就会赶过来，但最后什么都没发生。德国人用胳膊困住了“蜘蛛”，他比“蜘蛛”高很多。“蜘蛛”抱怨着，几乎是在呜咽。然后德国人扭了一下他的脖子，夺回了相机，用力推了“蜘蛛”一把。

与此同时，其他的游客纷纷从酒吧里出来看热闹。老乔看着老人们，他们正对眼前之事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们想靠近游客群体，又有些胆怯，游客们人多。

“德国人真令人印象深刻。”其中一位老人说。

“这是饮食造就的差异，”另一个说，“再说你老了，累了。你已经习惯了这种恶心的事。”

“就连我的外甥前天也知道反抗了。”第一个老人自豪地笑了，“有两个人抢劫他，他跟他们说，‘你们要么把刀亮出来，要么我什么也不会给你们’。”

“那两个人呢，他们没刀吗？”

“没有。”

“幸亏没有。”

“是啊！不过，他们打了我外甥鼻子一拳，钱倒是没拿走。”

过了一会儿，酒吧的老板出来和游客们讲话，他说着蹩脚的德语，他也只会这么说，看似是在以整个城市的名义道歉。

然后老人们重新回到长椅上坐下，接着之前的话题聊。

他老了，的确，你可以这么说他，但也没到老态龙钟的地步。

老乔万万没想到，自己也真的会有老糊涂了的一天。事情是这样的：他回到家，从口袋里拿出钥匙，插到门孔里，打开门进到屋内。电话已经响了很长时间，他连忙跑进房间里接电话，是电话销售的人。

“我不感兴趣。”老乔回答道。

“您对我们的特别优惠活动也不感兴趣吗？”

“你为什么老是重复同样的事？你明知道我不感兴趣。这样吧，如果你需要至少两分半的通话时间来完成任务，我们可以好好商量，不用扯这些有的没的。”

电话的另一头没有任何声音，一片寂静。

“我很想帮你完成任务，但是我已经七十岁了，没法跟你闲扯上两三分钟，要不这样吧，我现在要去厕所，电话我就放在这儿，等我上完厕所了，我再回来挂电话。最近这几年，我每次上厕所都不少于七分钟。”

电话的另一头传来感动的声音，那人低声说道：“好的，再见先生，谢谢。”

他去上厕所，这次只用了不到七分钟的时间，但是等他出来的时候，他忘了去挂电话。他打开冰箱，喝了点酒，才发现钥匙不知被弄到哪儿去了。他仔细回想，反复问自己，不免有些恼火。

钥匙，是啊，钥匙放哪里去了？他用钥匙开门进来的，所以不可能是丢在外面了，肯定是在家里的某个地方。也许他把钥匙放在了入口处的柱子上，但是柱子上没有，其他地方也没有。他老了，的确，你可以这么说他，但这串该死的钥匙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这么多年的习惯，他都是先进门，放下钥匙，去厕所，静静地待上七分钟憋出一点排泄物，然后从厕所出来，换身衣服躺在沙发上看看书或者电视。钥匙总是在固定的地方待着，在玄关的柱子那里。

把家里全部搜寻了一遍之后，他对老年性痴呆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世界上分为两种人，一种人会随着年纪的增长会越变越好，另一种人，则只是在逐渐衰老。门开了，克莉丝汀拿着大小几个购物袋走了进来。

“你看到我的钥匙了吗？”

“什么钥匙？”

“我找不到了。”

“肯定就在你眼皮子底下，”克莉丝汀说，“你都进来了不是吗？好好找找。”

问题就在这儿，像他这样的老男人，当然知道钥匙不会自己长了脚跑，肯定是在家里，又不会出门去购物，也不会跟你玩捉迷藏。钥匙所走的路线，总是从口袋到钥匙孔，然后从钥匙孔到玄关的柱子，再反过来，从柱子到钥匙孔再到口袋，这样的路线不知走了多少遍。问题就在于遗忘所导致的沮丧，他可以肯定钥匙就在家里，但是具体在哪儿？要是从口袋里出来的那一刻，在插入锁眼之后，放到柱子上之前，就已经丢失了、毁坏了、化成粉，在一个不谨慎的举动中化为灰烬了呢？打破生活的习惯只需把世界颠倒过来，当世界颠倒时，人们必须反思，必须有能量、平静和时间，这正是问题所在。能量、平静、时间，口袋、锁眼、柱子。

“你的钥匙在这儿！”克莉丝汀得意扬扬地走回客厅，手里晃着钥匙串，就像在她最好的朋友的婚礼上挥舞着花束那样。

“你在哪儿找到的？”老乔假装不在意地问道。

“就在房间的搁板上，电话也没有挂上，”她说，“有什么问题吗？”

老乔不太高兴地摆了摆手，说：“没事，就是个讨厌的人。”

孩子们今天很乖，乖到把他们留在家里看电视太可惜了。

“罗宾，”西蒙娜说，“我们不会太晚回来的。”

“没事，你不用担心。最主要的就是不要让迭戈看到你们出去，不然他会闹的。”

“我相信你能解决的。”西蒙娜穿上一件优雅的长款连衣裙，“巴托的话，你试试吧！”她一只手按住正要从腰间滑落的织物，继续说，“你应该很快就能管住他了。迭戈这会儿应该睡熟了。”

迭戈压根儿就没在睡觉，事实上，他在画画，眼睛盯着纸张，嘴唇不停地在动，在讲述一个无声的故事。困倦突然抓住他，像往常一样，他会通过增大哭声来抵制它。他会说他不想画画了，想玩一个早就找不到了的玩具，然后又说想吃巴托正在吃的东西。但是也保不准一会儿他会在一块莫扎里拉奶酪的面前哭，他不想吃莫扎里拉奶酪，他觉得很难吃。然后，终于等他在一部动画片前平息了他的怒火之后，才进入梦乡。只有那时才能说他睡熟了。

“你们去庆祝什么？”罗宾问。

“乔瓦尼的新工作，”西蒙娜回答道，“今早他接到了报社的电话。”

“什么工作，记者吗？”

“有点奇怪，是吗？”

“有点儿。”罗宾答道，“你穿这件衣服真好看！”

乔瓦尼走进房间，问西蒙娜：“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走吧，早去早回。”

“现在就走吗？”

罗宾走出房间。

“巴托刚刚有些烦躁，现在要稍微好点了。如果我们现在出门，他是不会发现的。”

西蒙娜立即拉上包包的拉链，从抽屉里抽出一件披肩。他们小心翼翼地从客厅经过，四处张望。罗宾帮他们打开大门，用手做了个无声的手势，祝他们用餐愉快。乔瓦尼和西蒙娜回了个手势，轻轻地走出去，没发出一点声音。

“你订的哪家餐厅？”西蒙娜上了车问。

“一家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餐厅。”乔瓦尼答道。

道路在车轮底下滑行，车窗外的景色飞快变化，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大街，广场，车内的立体声音响和他们的沉默是伴奏。一个比其他交通灯更长的红绿灯迫使他们说话。

“你为什么不走环线？”西蒙娜问道。

乔瓦尼稍微考虑了一下，然后降低了音响的音量。“我想从市内绕一圈，反正今晚也不怎么堵车。”

西蒙娜笑了，她很高兴，这说明乔瓦尼并不赶时间，说明他想好好地度过这个夜晚。

她向前看过去，红绿灯正好跳了。“走吧，绿灯了。”

这片区域的空地上停满了车。一边是几乎荒废了的道路，另一边是大海，中间的车一辆接着一辆，一起排成了个十几米的完美的四边形。所有的这些车都由一个人看管，他手里拿着绿色的票，每天固定从晚上七点一直待到凌晨三点。

如果你想进去，就得付费，均价三欧元，不提供床，但能让你完成一次车震。付完钱，守卫就会把链子移开，让你进去，就像一个长途旅行归来的君王。现在有二十到二十五辆车，每台车三欧元那一小时差不多就是七十欧元的收入，这还只是工作日的晚上，要是换作周末，那可就是笔不菲的收入了。

半小时后，乔瓦尼那辆福特车里的所有东西，包括酒精度，似乎都在减弱。

乔瓦尼试图看看窗外，但车窗都被雾化了。他用手擦了擦雾气，但是车窗外只剩下黑暗，和其他同样模糊的玻璃窗。

“刚开始肯定比现在赚得少，少很多。”他的话语打破了这个单调的场景，“我不知道换工作是不是个正确的选择，我有点害怕报社的人骗我。很多事情都会变，包括，我不用在以前的那个点起床，也不用每天走以前的那条老路。”

“你只是需要时间去适应，慢慢地找到新的平衡点。”西蒙娜说，“你想开点，你可以做到的。”

“实在不行我就做回我的老本行，我还可以和卢多维一起合开一个工作室，你觉得怎么样？”

乔瓦尼重新看向车窗外，在这个四边形的空地里，有人摇下车窗开始抽烟，没过几秒就看见另一辆车点亮了车内的灯光，然后一辆接着一辆逐渐都亮起来，再然后有人丢掉烟蒂。标准化的流程，出门，吃晚餐，拿绿色小票，付三欧元，打个炮，然后抽根烟。

“其实你心里清楚的吧，你知道这不是个好主意？”西蒙娜问道。

乔瓦尼将眼睛从窗外转移到他的妻子身上，他眼含柔弱。男性的示弱通常是让人瞧不起的，但如果这种柔弱，放在一个刚刚达到性高潮的男人身上，那么，也是可以被宽恕的。

“这个地方曾经比现在要浪漫得多。”

西蒙娜在沉默中拿起内衣裤，开始穿衣服。“我们该回去了。”她说。

“嗯。”乔瓦尼答道。他回到车前座上，重新握好方向盘。

19

那不勒斯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

特蕾莎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她和那些从来没有旅过游的那不勒斯人一样，觉得世界上没有别的城市可与之媲美了，而且，当别人不这么认为时，他们还会生气。这就像是他们的一种证明方式，证明自己生来就没有求知欲，而那些跋山涉水去旅行的人，通常都具有强烈的求知欲。那不勒斯或许是世界上最丑、最脏的城市，可对特蕾莎来说，那不勒斯就是宇宙的中心。就算才离开几千米远，没过几天她一定就会无比想念，就像八月他们去海边那次。

一转眼就到了十二月，这是一个普通的周六，晚上六点半，乔瓦尼独自在街上走着。空气中透着一股凶猛劲儿，但并非我们想象的那种凶猛，不是物理上的攻击性，或者丑陋的面孔，而是某种悬浮在空中的东西，一种包裹着万物的空洞，每个人都尽力去适应。

交通一如既往地拥堵，人们从一个商店涌到另一个商店。圆圆的肚子，白白的衬衫，晒得很黑的皮肤。肥胖的孩子们吮吸着巨大的糖果。

卡尔曼从卫生间里裹着浴巾出来，说：“我没想到你会过来。”

“正是因为这个我才过来的。”

“你来就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

“差不多吧，嗯。”

乔瓦尼把脸埋进枕头，深呼吸一口，床单上有凝灰岩的味道。

“想到你突然过来我就有些担心。”卡尔曼说。她取下毛巾，打开一瓶身体乳开始涂抹双腿。“也许我应该多出点门，这样，不是只要你来，我就一定在家。”

乔瓦尼抬起头，面颊红润，眼睛疲惫。“我想见你。”

她打开另一瓶小一点的面霜擦脸，踮起脚尖去照镜子。

一小时之后，卡尔曼打开电脑投入工作中，键盘敲击的声音和脚在座椅下轻晃的微风传到乔瓦尼耳朵里。才没敲几分钟键盘，卡尔曼就起来煮咖啡，她往摩卡壶里加上水，但她总是会把水放太多超出阀门限制。

她刚坐下，摩卡壶就开始说话，咖啡咕嘟咕嘟地往上蹿，因为水放得太多而四处喷溅，家里没有一个角落没被咖啡烫伤过。她揭开壶盖，用小勺搅了搅咖啡，然后倒入小咖啡杯里，每杯一匙糖。拿着更满的那杯咖啡准备给乔瓦尼，她稍微等了几秒，然后把咖啡递到他面前说：“小心点，烫！”

乔瓦尼用肘部撑起身子坐起来，接过杯子，先浅尝一口，再慢慢饮用。卡尔曼看着他笑了笑，走了七步又回到了电脑前。

当乔瓦尼从厕所出来准备回家时，指针刚过晚上十点。“那我走了。”他说。卡尔曼看着他，抛弃，让他脸上的深情蒙上了一层讽刺的色彩。

“怎么了？”乔瓦尼问道。

“没什么。”

“你以为我不想留下来吗？”

“我什么都没说。”

“但你生气了。”

“没有，真的。”卡尔曼假装动了动鼠标，说，“我只是很遗憾你要走。”

门关上了，卡尔曼看着门愣了神。她觉得胃里很胀，也许她吃太多了，就像有石头在里面一样沉。

街上很平静，诡异的平静。商店都关门了，交通也不再拥堵。一阵寒风吹在他的脸上，但不会持续很久，很快他就转到直路上去了。

妈妈，那不勒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很少有城市，会让那些土生土长的人住在老城区里，住在那些又破旧又肮脏的房子里，那不勒斯是这为数不多的城市之一，这些人在城市湿漉漉的肠子里出生和长大。通常在郊区，人们可以为自己的痛苦大声哭泣，没有人会管你。但在那不勒斯，你甚至可以在市中心，毫无顾忌地哭泣。

刚转过角落他就闻到一股刺鼻的恶臭，他看看地上，一坨狗屎占据在人行道中央，周围除了令人作呕的气味什么都没有。乔瓦尼把脸别过去，向前倾身，一只手扶在额头上，一阵恶心涌上喉咙，好在他身上刚喷的防汗喷雾带有香味，让他能稍微缓缓。他在那里站了几秒，恶心的感觉一点都不想走。当你穷途末路之时，说不定，会在某个角落里得救。有些事情对人有益，有些则对人有害。当你陷入人生低谷，所有的东西都开始变坏，别慌，等最糟糕的事情过去，生命里便只剩下了好事，它们能抵消坏事对人的影响，在角落里拯救你。

他走得很快，周围五光十色的霓虹灯闪耀着，他心想，就算不去治疗，至少也要下个确定的诊断，对待自己的病情，他并不乐观。道路是背景，他在前进。

城市偶尔会很慷慨，让你觉得这仍是一个有待发现的地方。当城市的灯光熄灭时，就像在一个结束战争的国家的大山里行走一样。白天的城市自己都不认可自己，既没什么值得羞愧的，也毫无骄傲可言。然而，到了晚上，对于那些不了解这个地方的人来说，似乎又没有什么必要逃脱。城市里的纷争和喧嚣变缓，你会倏然觉得还不够了解它，不去设想明天它会是什么样子，给它一个机会，让自己感觉是个外来人。这真他妈的抚慰人心，也真他妈的短暂。

从卡尔曼家里出来一定会碰上住在底下的巴基斯坦人那张哭丧的脸，他总是会刻意避开角落的门岗，眼神闪躲。几个周遭的小孩子对他的嘲笑，会打破他少有的一点平静，只剩下悲惨。他深知自己的悲惨，于是慢慢地，又会恢复平静。就像只要穿过了灰色的背景，再看别的颜色，仿佛都那么鲜艳多彩。

据天气预报所说，今年是二百五十年以来最热的圣诞节。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次休息持续了将近八秒钟。

“爸爸，再放一遍。”

“为什么我们不看看不同的东西？”

“再放一遍。”迭戈坚持着。他像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处在大脑的边界线上，一边是肆无忌惮的玩乐，一边是尖锐的痛苦，他不知要选哪一边。

乔瓦尼知道，自己若是拒绝，一定会引发悲剧，所以，在他作为父亲的自尊心第无数次崩溃之后，他按下播放键，DVD播放器哀怨又觉无聊地叹了口气，从头开始放起。在强霸·卓齐霸[2]介绍完他的第626号试验品——史迪奇之后，他说：“那么说，亲爱的独眼怪，我的怪物会在哪个可怜、悲惨、无助的小星球上释放他的怒气呢？”莉萝伴着音乐出场，她跳着舞来到学校，迟到了，最后摔倒在地。迭戈决定学跳这一整段舞，已经反复看了数十遍了。

“你又不是女孩子，为什么要跳舞？”

如果西蒙娜听到他的这句问话，一定又会同他长篇大论。舞蹈又不是女孩儿的特权，只要他喜欢，你就别说些废话了。

“爸爸，看，我好看吗？”他兴奋地喊着。

乔瓦尼放下遥控器，一种潮湿的感觉从脚底上升到肚子，遥控器滚到沙发上，停在了一堆笔记前，这是他这段时间正在写的报道的一部分，题目是——《银行家企业家时代，论生产系统的萧条》，这是他的第二篇文章。每次同样的事情做第二遍的时候，你都会心生疑问，觉得第一次自己做错了。他必须给报社的人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他希望他们还会给他打电话。目前而言，关于这场大萧条的文章，唯一确定的是，他会引用富兰克林的一句话，“我们唯一需要害怕的，是害怕本身”。

今天早上，他们夫妻二人进行了冗长乏味的讨论，这场讨论足以证明经验主义是毫无用处的。人们永远不能从之前的讨论中学到点什么。事情是围绕该不该送巴托去学踢足球展开的，乔瓦尼认为这根本无须考虑，他的观点生动体现了什么是势利主义：大家一般都去学踢足球，竞争大，我看还是继续学游泳比较好。西蒙娜则认为他应该选自己想选的运动，就算球场上有很多蛮横不讲理的小孩儿，那也还是应当以巴托自己的意愿为主。此时的巴托正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还有时间。”他说，“今年反正已经浪费了。”

古罗马人认为口交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因为会使呼吸变重，但事实是，性爱只会让人变得更加清醒。

例如，对于乔瓦尼来说，只需几秒他就知道，西蒙娜想要在脏衣服中找到袜子。几天前的早晨，她走进卧室，手里挥舞着几双袜子。当时她面色红润，鼻孔微张，就像她生气了又不想被别人发现时那样。她跟他说他不应该随便一脱然后扔进篮子里，那样她总是要花很多时间来把袜子展开，再翻个面。但是那天早上乔瓦尼醒来时特别累，他应声点了点头，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她讲了些什么。现在，随着精液的喷出，一切都那么清楚，袜子的问题显而易见，他只需多加注意即可。

“冥想课程怎么样？”乔瓦尼问道。

“也算不上是一门课程，就是教你打坐。”

“人多的话就是一门课程了。”

“那按你这么说的话，算是一门课程吧。”

“打坐到底是什么？”

“我们静坐，找到自己身上的弱点，然后放松。呼吸是必不可少的部分，但并非全部。”

直觉需要得到尊重。在婚姻中存在性，性很重要，不过一点都不难想象，对于一个育有两个孩子的母亲来说，直觉也同样重要，且需要提高。反正，不管他是怎么想的，如果她是抱着提高直觉的目的去上这门课程，那么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尊重。

“现在你明白了吗？”西蒙娜问道。而乔瓦尼走了神，继续用疑问的目光看着她，问：“打坐到底是什么？”

明天就是《我的一家》的首映日，这是十岁的巴托的首部作品。几天前的晚上，乔瓦尼有幸参与了秘密预演。巴托让他保证不会提前泄密，但是今早，刚吃完早餐，他又被另一个问题所困扰。“爸爸，你会吃一百千克的便便来救我的命吗？”

“什么？”

“如果有人绑架我并告诉你，你不吃一百千克便便的话就会杀了我，你会怎么做？”

“我想我会吃的。”

巴托的脸上亮起满意的光泽。乔瓦尼正在想象一百千克便便差不多相当于多少盘菜。

“那迭戈呢？”

“一百千克分成两份？”

他摇了摇头，说：“总共两百千克。”

“好吧，我也会为他吃的，这不是明摆着的嘛。”

卧室里，迭戈像往常一样翻阅杂志。一堵湿灰色的墙阻隔在房间的中间。西蒙娜正在化妆。“我差不多弄好了。”她用一种僵硬的、近乎男性化的语气说道，并不想离开镜子，“你能帮他穿上鞋吗？”

“这是黑色的！”迭戈惊叹道，用手指着一张穿着比基尼的黑人模特照片。

乔瓦尼走近他，摸了摸他的头。

“鞋子在哪儿？”他问，“西蒙，迭戈的鞋子跑到哪里去了？”

他的儿子看着他，说：“黑色很坏。”

“我不知道。”西蒙娜说。

“你说什么呢，迭戈？”

迭戈再次抬起头看着他，食指按在照片里模特的脸上。

“黑色不坏，”乔瓦尼说，“黑色很好，白色很好。所有的颜色都很好。”

“白色？”他惊讶地问道。然后再次开始快速翻览。

西蒙娜把最后几样化妆工具放到包里，说：“我准备好了。”

“你儿子怎么还种族歧视？”

“他知道什么。”她轻声说道，然后走近迭戈，吻了吻他的额头，留下一个口红印。

“嗯，不过他肯定不可能自己知道这么说。”

“可能是巴托跟他讲的吧，不然还能有谁？”

“那就是巴托种族歧视。该死的鞋子去哪儿了？”

“今天是你爸的生日，难道我们要迟到？快点儿，我们还得去接罗里斯呢。”她说，“你穿这件衣服不冷吗？”

“今年可是二百五十年来最热的圣诞节。”

他父亲的生日在圣诞节前一星期，孩童时期的乔瓦尼一直认为这两个节日是密切相关的，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而且，他还以为别人也都是这么想的。先是父亲的生日，然后是平安夜，最后才是真正的圣诞节，那个铺着红色桌布和餐巾，有各式美味佳肴的圣诞节。在圣诞节的时候，往往快乐的人会变得悲伤，悲伤的人会变得更加悲伤。沮丧将人扼杀，没有工作的人会沮丧，但那些有工作的人往往会制造出满是幻想的个人宇宙观。在圣诞节的时候，灰暗仍旧埋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但如果你有两个沉浸在糖果和礼物中的孩子，那这种灰暗便不再会无限期地埋伏，而会在错误的时机崩于一刻。尽管如此，也无须担心，因为这是大家普遍的问题。

巴托鬼鬼祟祟地进到房间里，说：“你告诉她了吗？”

“没有！”乔瓦尼回答，“你的暗示让我很生气。”

“我以为你跟她说了。”

“我没有泄露任何事情，我发誓。”

除了种族主义，他的孩子还很警惕。巴托在西蒙娜洗澡的时候录了些视频，放到了短片里，生怕乔瓦尼泄了密。“巴托，”乔瓦尼说，“除了你妈妈的那段视频，你还有没有拍别的类似的？”

巴托犹豫了一下，然后懊悔地说：“不完全是妈妈那样的。”

“什么？”

“拍了你……你在放屁。”

“放屁？”

“完全是碰巧，我把相机放在卫生间里，然后你就进来了。”

“你赶紧删了。”

“你不想先看看吗？”

“一点都不想。”

西蒙娜在厨房里喊：“我们走吧？”

迭戈在几秒钟后到达，重复他母亲的命令。

乔瓦尼和巴托互相看着对方。“如果你告诉她了，我可就不客气了。”巴托总结道。

在去往爷爷家的车里，空气是雾状的。迭戈重复着今早他学会的东西，巴托在挖着鼻孔，西蒙娜时不时望向窗外，车内立体声音响里播放的音乐显然不合她意。

“最后你决定送什么了吗？”乔瓦尼扭头看了一眼后座。

巴托动了动耳朵。

“一套烧烤工具，正好在打折。”

“但是爷爷又没有烧烤架。”巴托插嘴。

“从今天起他就有了，克莉丝汀准备送他。”

“烧烤架？”乔瓦尼有些惊讶。

“箱式烧烤架。”

“哪有小型的烧烤架。”

“是箱式，不是小型。”

迭戈突然尖叫一声。

“怎么了？”这次换作西蒙娜尖叫了。

乔瓦尼立即脚踩刹车，全然不知后座这时发生了什么。

一坨巨大的鼻屎，黄绿色的球球，一长串鼻涕，显然是巴托的杰作，现在正粘在他无辜弟弟的右脸上。“这是什么？恶心死了。”西蒙娜问道。

“挺适合他的，不是吗？”巴托哈哈大笑。

“你赶紧弄掉！”乔瓦尼向他施令。

“妈妈！”迭戈乞求援助。

“巴托，你要是不赶紧弄掉，我就告诉妈妈那件事。”

“什么事？”

“没什么！”巴托立刻拿起一包纸巾，抽出纸擦干净他弟弟的脸。汽车再次启动。

“妈妈，”巴托说，“爸爸有没有告诉你那件你不应该知道的事？”

“他什么都没跟我说，但是到底是什么秘密我不能知道？”

“巴托，你真是个小浑蛋！”乔瓦尼感叹。

“不过，”西蒙娜又回到之前有关礼物的话题，“你爸看起来不像是个会烧烤的。”

“听好啦，”巴托说，“我要宣布一件事。”

“你赶紧弄掉！”迭戈突然插嘴，他在重复刚学会的话。

“什么事？”

“我做了个决定。”

“你说吧。”

“我不想去学踢足球，也不想继续学游泳，我想要学帆船冲浪。”

“那需要一套专业冲浪服，我们要给他买吗？”

“为什么不呢？”巴托充满期待。

“但是你首先要满十五岁才可以学。”西蒙娜说。

“那算了，我什么特长班都不报了。”

“那正好。”

“啊？”

“这样你就能多花点时间学习了。”

房子里弥漫着葱和蜂蜜的味道，所有的灯都亮着。太热了。从色彩和气象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一种虚张声势。

“你喜欢吗？”

“亲爱的，这个礼物太赞了！”老乔环着克莉丝汀的腰，“过来，让我亲一下。”克莉丝汀解开围裙任其滑落在地。老乔对大家说：“谢谢，谢谢你们都过来给我庆生。你们觉得我们现在就试试怎么样？”

乔瓦尼的眼睛蒙过一层灰色的阴云，他低下头问：“现在吗？”

“现在不烤什么时候烤？”老乔说道，然后问克莉丝汀，“亲爱的，你裹了面糊准备炸的鱼啊，肉啊的，还剩下些吗？”

克莉丝汀暗中看了一眼乔瓦尼，知道他肯定不喜欢自己接下来的回答：“嗯，还有。”

“很好。”老乔说，“那乔瓦，你来负责烧烤吧？我和罗里斯可以帮你打打下手，我们还有一整套工具。来嘛，难得今天开心。”

用新鲜的白色木块点着火，然后放上树枝烧，就像陷入爱河的少年的心那般火热。深色的树枝正艰难地、用尽全力地准备成为灰烬。

“你以前总是会放一点火引子。”罗里斯在经过长时间严肃的观察后说道。

“反正火已经生起来了。”乔瓦尼卷起一份《共和报》扇风。他看着火堆，希望每一束火苗都不会灭，保持对自然规律的信仰。

“我们要烤多少？”

乔瓦尼朝着克莉丝汀给他的托盘使了个眼色。

“这些鱼看起来就很无味。”罗里斯说，“这些食物都让我联想起你的腹泻。”

“哼！”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从海里到餐桌上，再从餐桌上回到海里。我的意思是，你的腹泻是加速食物链运转的一种方式，不过确实挺讨人厌的。”

一小块树枝在烤架边缘处断裂正要掉下来，乔瓦尼用铲子接住并把它重新扔进火里。“我最近好多了，你知道吗？”

“真的吗？你没跟我说过，这是典型的假想病情。”

“典型的什么？”

“康不康复全靠自己，典型的自己幻想出来的病情。或者，简单来说，就是精神和身体互相影响。”

“随你怎么说吧。”

“乔瓦，我感觉我老了。”

罗里斯离开烧烤架，走到旁边去看屋内的情形，隔着玻璃，屋内的场景令人动容。“我在这里看到了，家。”他说，“有孩子们，有一个充满魅力的妻子，有高大健壮的父亲，还有他年轻的伴侣。你看他们多开心啊，这里的每个人最近都有一堆痛苦的经历，可你看看他们，仿佛那些苦痛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嗯，我懂。”乔瓦尼坐下来，“我们正在努力治愈自己，我们正在康复。”

“上演一个完美家庭？”

“不是上演，我们只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可能吧。”他想让他宽心，“但是你要小心些，万一走错了一步，没准儿你就会沦落到在帆船上打着转、吃着蛋白质棒度过假期了。”

“谢谢你提醒，我会尽力保持警惕的。”

罗里斯十分不安，他起身走进去，几分钟后带着一瓶葡萄酒出来，面露乏味。他等待炭烧成灰，总是沉默着，一人喝了几杯。

“不久的一天，法治社会将直接变成色情社会，甚至都没有道德社会作为过渡和缓冲。”已经喝醉的罗里斯说道。

“裹着面糊烤着肯定好吃。”乔瓦尼起身，又开始在木炭上忙碌。

“伟哥其实是种新的税收形式，假设我们平均活一百岁的话，那就一直要交到九十岁。”

“我感觉要没一小时，这烧烤是烤不好的。”

“我们要是活得更久些，看上去是赚了，但其实那些多活的时间，也不过是多经历些不幸罢了……欸？你干吗要转移话题？”

乔瓦尼把火钳放到烧烤架边缘处，回道：“我没有转移话题啊。”

罗里斯叹了口气，说：“这是如此黑暗的时光，我们称‘为幸福的疗愈’，你却满脑子只想着烧炭生火。”

“你自己以前说不想讨论幸福的，说一提起来就恶心。”

“是啊，我一提起来就恶心。四十年前，人们相信婚姻和家庭能给人带来幸福，但是现在，很明显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才退而求其次，称为‘治愈’。”

“你觉得我们要加点炭吗？”

罗里斯想了一会儿，过了很久才终于说道：“看到没？你又在转移话题。”

站在老乔的角度来总结这次的生日宴，可以说，在克莉丝汀准备的食物的香味下，在客人们的欢声笑语之中，他感到自己像个幸福的新生儿，对大家的所有行为，他都会爆发出一阵欢笑作为回应。当海鲜开胃菜和其他的菜都上桌时，他已经面露疲惫，但又很得意，如进到港口的轮渡。年满七十岁最棒的事情在于，他儿子今天难得地不还嘴。

“这才是真的鲜烤扇贝！”罗里斯感叹道。

“这可是克莉丝汀的拿手菜，”老乔说，“也不知她是从哪里学来的，不知是给谁当保洁的时候学会的。”然后他便指着乔瓦尼说：“你是不是傻了，多大人了还玩瓶盖？真是没救了！”

乔瓦尼停下手中的动作，默不作声地把瓶盖放回到矿泉水瓶上，好像沉默是唯一能保护自己的武器。

西蒙娜、巴托和克莉丝汀努力克制着不让自己笑出声，乔瓦尼朝罗里斯的方向发牢骚，他是这桌子上唯一不了解情况的人了。在大家都恢复正常之后，克莉丝汀试图让罗里斯也参与到谈话中，但他心不在焉的，仍在纠结之前心中未解的疑问。

“你将来有什么打算？”克莉丝汀问道。

“打算？我没什么打算。”

“那你会回上海吗？”

“最近我重新开始写作了，写作是我的工作。”

“写的什么？”

“一部音乐喜剧的剧本，等过段时间我就会着手写一部冒险小说。”

克莉丝汀看了看餐桌上的其他人，乔瓦尼在忙着照顾迭戈，西蒙娜正和老乔一起夸赞午餐，只有巴托在听他们讲话。

“挺好的，”克莉丝汀说，“你当作家的，多涉及不同的题材，一直保持忙碌状态也挺好的。”

罗里斯严肃地看了一眼克莉丝汀，严肃得让人觉得，这句话里的智慧决定着人类的命运（至少是这一桌人的命运）。然后，严肃的脸融化成一个真诚的微笑。在他看来，努力对他的工作表现出兴趣，并努力把他拉入大家庭中，不至于让他感觉自己像个外人，这是克莉丝汀值得称道的优点。

“福楼拜写作是为了让自己远离白兰地，”他说，“我也一样，只不过我们身处不同的时代。”

“报社里工作忙吗？”老乔问他的儿子。

“嗨，别提了。”

在达密德工作的最后一天，乔瓦尼不能说他看到了真正的敌意，但至少比平常要多得多。吉吉、安东尼奥，还有副董事长，那天每个人看他的眼神都像是在看尸体，像是腐烂的尸体在等待再次死亡，再次腐烂，为了弥补生前所犯下的过错。只有秘书玛丽亚对他笑了笑，但她的微笑也立刻被一股沉闷的潮水所笼罩，这促使他问：“你可以把钥匙交给我吗？”

玛丽亚停止了微笑，眼睛盯着抽屉。“你需要什么？”她问道，无意中露出一种剑拔出鞘的冷光。

“档案室里有些旧项目，都是些陈年旧事了没什么用，我拿回去。”

丑闻的里程碑就躺在那里，在一堆蓝色文件夹中有一个手写的标签。文件夹按照项目和主题编排，他打开其中一个，在一个信封里有一个大信封，大信封里是一堆装订好的纸，彩色的封面闪着亮光，白色的纸每张都印有页码，一共多达一百四十一页。

一百四十一页。谁当初费心把它们都打印出来的呢？是那个现在决定止步于第一百四十一页的人吗？这些纸本来注定要死在这里，它们对自己是如此确定，彩色的封面闪闪发光，它们为不存在的虚无而傲慢。最大的阴谋也是最愚蠢的阴谋，没有人翻阅过这些纸张，就连打印机都没有，达密德公司没有一个人翻过，大区的检察员也没有。乔瓦尼本可以拿着这些项目中的任意一个走人，他本可以复印一下这些资料，然后交给奥莱斯，但很有可能奥莱斯会说，这些东西一点用都没有，谁都能造出个这种类似的文件，然后想引证作为证据，但是没有签名就没法做证。尽管这一百四十一页纸确实很有内容，提供了一些证据，但是法官和律师，他们若是想明白，自会明白，若是不想明白，就是铁证如山也照样没用。

乔瓦尼在达密德的最后一天，他拿走了档案室里的一些旧文档，然后回到办公室，接了几个电话，眼看是时候了，他便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走了。也许一切都在计划范围内，但是除了玛丽亚，没有一个人过来同他打招呼，也没有太过惊讶。他知道消息早就四处传开了，只有吉吉给他留了个信。玛丽亚递给他一个没有署名的白色信封，里面有张纸，上面打印着几个大字：滚吧，傻×！那封信让他有些害怕，不是因为怕打民事官司，需要支付律师费用，或者怕自己车被人扎破轮胎，或者更甚，怕收到一些恐吓性的包裹，譬如里面装有子弹或者巴托的一只耳朵，都不是。他是怕吉吉说对了，怕他和办公室里的那些傻×一样，怕自己真的是个傻×还不自知。他知道，等报纸一出现黄金顾问泄气了的丑闻，那些傻×一定就会争相下载。

此时的乔瓦尼，目光时不时地扫过桌面，假装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任何东西上，希望能避免例行的圣诞讨论，反正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在这样的讨论里，是不允许有异议的，否则会被视作是对节日的不尊重。讨论的话题无非是，礼物、商店的霓虹灯、天使的头发、童话、给孩子们看的电影、听的音乐、上帝的话语、大型购物中心、小耶稣、四肢残废的天使、巨大的牧羊人、特价优惠、蛤蜊、甜点、洛可可、堵塞的交通和一系列闪闪发亮的灯光照明。

他的右边坐着克莉丝汀，她温暖但不做作的声线包围着餐桌。整个人充满活力，背部挺得笔直，处于指挥状态，她的自信来源于她的一手好厨艺。巴托在旁边带着恐惧，问题还没到嘴边就咽了下去。

然后是西蒙娜，她的心思一直围着孩子转，胳膊和腿上总是沾有剩饭，或者别的污渍。迭戈呢，总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完全没有听进去。

罗里斯热络地和所有人交谈，带着远道而来的善意。

老乔，他在这个小的家庭世界里应付自如，如一个颇有经验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对应付这类的庆祝活动早已是轻车熟路。他穿着深色的西装，头发梳理得很整齐，使他的秃头更明显地暴露在了外面。今天他七十岁了，他很开朗，像那些一天去三次电影院的人一样，这正是他打算做的事情。

“要点蓝纹奶酪吗？”克莉丝汀问道。

“谢谢，不过我吃饱了。”西蒙娜回答。

从外面传来孩子们嬉戏的声音，周日的午后，当温度适中，电视上还在放着体育节目的时候，女性们总会有种困意。沉默不情愿地降临到餐桌上，混合着餐具、盘子和下颌骨咬动的声音。这些停顿刚好给了乔瓦尼合适的时间点，他把手搭在巴托的肩上，提醒他是时候把《我的一家》分享给大家了。

老乔非常感动，因为他觉得，他至少也帮忙创造了一些好东西。《我的一家》是他看过的最朴素却最催泪的东西。他头一次没有为所发生的事情感到内疚，不，相反，他内心感到的是对巴托满满的骄傲。小小的巴托，用这种悲情的方式，让这个家庭的每一位成员都能感到自己的重要性。

巴托在他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录制了这么多视频，他感触良多，觉得某些血脉里的东西在传承下去。他是这个家庭里最年老的成员，家里的长者，一家老小里的老智者。喏，屏幕里正放着他呢，他解开衬衣放在床上，看了眼衬衣，又回去拿他的夹克。

“你什么时候做的？！”他试图盖过背景音乐的声音。

“嘘！”大家不约而同地冲他说道。

他们的眼里只有巴托，短片的画面在飞速变动，甚至都来不及细看就已经切换到下一个场景。所有人都有，包括外公外婆以及许多其他的人，他们喝酒、吃饭、讨论。这是巴托的全部世界，有些画面里，大家还都留着之前的发型，还穿着遥远的夏天的衣服。然后，巴托出场了，当迭戈嘴里含着奶瓶的时候，他录下了自己。

迭戈正是在这时跑到电视机跟前，他停下来瞪大眼睛看着电视，也许他认出巴托来了，他惊奇地转向沙发看了一眼，然后手指着屏幕喊道：“巴托！”

“嘘！”有人对他说道，虽没那么严肃，“别凑在电视机前面，对你不好。”

电视机上的画面仍在不断变化，在尾声的伴奏响起之前，有一段轻缓的吉他独奏，他在这一段放上了他从房间窗户拍摄的黎明。这是夏季的黎明，光芒四射。

“这是什么时候拍的？”西蒙娜没忍住好奇心。

“别说话。”不知谁说了句。

巴托一只眼睛紧盯着屏幕，另一只眼睛观察着沙发。伴奏最后一次响起，影片已经到了尾声，迭戈向镜头伸出双手，爷爷也向镜头伸出手，然后是克莉丝汀在做饭，再然后，是爸爸和妈妈在亲吻，他们发现自己被拍，伸出手试图遮挡。屏幕变成一片蓝色，影片就此结束，巴托闭上眼睛等待。

克莉丝汀开始鼓掌。

罗里斯也跟着鼓掌。

老乔十分幸福激动，呼吸都有些不顺畅。“我就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他用嘶哑的声音说道，然后转向其他人，“我说得对不对？”

紧张的乔瓦尼起身去寻找迭戈。

西蒙娜眼眶湿润，无比激动地说道：“不过，我屁股还是很好看的。”

西蒙娜自从开始上冥想课之后，身材保持得很好，这三个月以来，她对人类的行为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比她这些年在工作室里学的都多。当然了，学习有助于她预先知晓某些行为的发生，或者说，知道人们什么时候会说哪些话、做哪些动作，做好再见、告别的准备。在这三个月里，西蒙娜学会了等待，在等待的空当中猜到乔瓦尼正要说的话、正要做的事，明白他什么时候准备离开她。

午饭后的困倦萦绕在整所房子里，有些人躺在床上打瞌睡（比如老乔和巴托），有些在深度睡眠（迭戈），还有人倚在沙发上看电视（罗里斯和克莉丝汀）。

在老乔家吃饭，速度很快，和平常没有任何区别，就好像是一周中的任何一天，即使是有客人的时候，也照样吃得很快。乔瓦尼离开餐桌，每次只有当他按照传统，仪式般地喝点咖啡，吃个小点心，一餐饭才算是真正结束。他总是惊讶于，在饭后晚点离开餐桌和不决定马上离开餐桌之间并没有任何逻辑上的联系。我们流连忘返，我们再次开始闲聊，我们挪到沙发上。用第无数杯咖啡、第无数支香烟来完成一个冗长的仪式，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不承认我们正在死去，我们用酒、糖果和烟草填满自己，可这也无法拯救我们。

西蒙娜在等乔瓦尼过来找自己。最近这段时间，她真正缺少的，是一个能与之倾诉的对象，朋友也好，妹妹也行，总之只要不是乔瓦尼就行。但是找到一个能理解她的人并非易事。自从结婚以来，她的生活就变成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周转，所以，要想找到一个既没有结婚，也不必管孩子和家庭的人来倾诉，自然是难如大海捞针。

在乔瓦尼去找她之前，空气变了味，沉默变得不那么普通，环境噪声从背景传到前景。门在吱吱呀呀哀怨地寻求着更多的关注，回廊里难以察觉的脚步声转化为思想的游行，那是正在移动的不安，不安于他正要抛下自己的妻子，奔向另一个女人。

西蒙娜的冥想课还包括沉默和随意思考的练习。她第一次觉得话语是没有必要的。

“你在干吗？”

乔瓦尼有些不稳地走进厨房，他正密切地观察她，他想阻止大脑中的嗡嗡声，并给人一种专注于当前情况的印象。

“没什么。”西蒙娜说，“我在思考。”

“思考什么？”

当男人不想卷入有风险的讨论之中时，他们总是提各种问题，但如果他们真的得到答案，答案会阻碍他之前所下的决定。

“没什么。”

“真的吗？”

西蒙娜叹了口气，说：“真的。你要走了吗？”

当男人们最终得到答案时，总是会犹犹豫豫，就好像他们脑子里在想的是别的事情，反倒弄得女人们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了。

“嗯，我把车钥匙放到客厅了。”

乔瓦尼靠近西蒙娜，他们热情地亲吻，如曾经刚陷入爱河时的沉醉。他的嘴吮吸着她的唾液，她也同样。他们闭着眼睛，脑子都不转了。然后从客厅传来一阵噪声，也许是睡着的罗里斯打的呼噜声，打断了他们俩，魔法就这样消失了。

20

早在十月中旬的时候，他们就很清楚，接下来要走的路不可能一帆风顺。果然，才没过多久，争吵又开始继续，就像以前那样平常，只不过比他们预想的要快多了。生活似乎又回到了从前的状态，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找回了之前被老乔打断的生活节奏。

前些日子，他们都过于积极地认为，对方那些小的性格缺陷都消失了，但这种想法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们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相处模式，这也就导致了双方开始互相猜忌。都已经十年了，他们仍旧改不掉蛮横、暴躁、被动的毛病，他们也没法从头开始。他们的婚姻体系已经出故障了、损坏了，西蒙娜始终觉得有些事情不对劲，她没法真的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从零开始。见鬼，那些缺点去哪儿了？他掩藏起来了吗？为什么呢？他背着我在谋划些什么？

九月，在法院路上的一家酒吧里，乔瓦尼和卡尔曼达成口头协议，乔瓦尼说好要克制自己，不去见卡尔曼，结果，几天后他们又在她家里见面了。为了摆正他在婚姻关系里的位置，他下定决心，说两人应该永远不再见面，为此，他还特地给她发了一封邮件，他觉得邮件里已经很好地描述了在那一刻二人如此痛苦的灵魂状态，徘徊在撕裂的心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之间。卡尔曼一如既往地接受了命运，没有冲突，没有愤怒。当然，她在一个人的深夜流下了些许泪水。

有趣的是，才没过几天乔瓦尼又给卡尔曼发了条信息，那是条深夜短信，燃着红色的火焰，来自一个绝望的恋人试图从另一个绝望的情人那里寻求生命的意义。卡尔曼读了又读，直到她的眼睛再也承受不了，然后她删掉短信回到床上。她就这么魂不守舍地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新来的博士生卢卡，让她暂时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卢卡是个发型很有辨识度的金发小伙子，当讲台上的导师正发表着自己刻薄的言论时，他躲在电脑后面冲她咧嘴一笑。

那天，乔瓦尼去学校找她了，他那两只苍白的眼睛有点儿像一个前期浪漫主义的英雄。她看见他正朝自己走来，突然很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模样，那一刻，她发誓自己绝对不要做他的艺伎，也不会做任何其他人的备胎。但最后，她又在这个誓言之后加上一个旁注，当恋人们能与自己达成和解，我爱他，他也爱我，那么有情人终将再次相会。

他们激烈地做爱，在自由的氛围里挥洒汗水。然后乔瓦尼回家，表现得一切正常。

那天晚上，西蒙娜半夜惊起，一阵令人生疑的声音把她从被子里召唤出来。她害怕有人闯了进来，俨然成了个警惕的哨兵，在家里到处搜寻闯入者的身影，不放过任何角落。终于在花了大约十分钟的时间之后，她在厨房的橱柜下面，找到了迭戈的遥控车，正从遥远的地方发出响亮的声音，越靠近声音就越哀怨。在对小汽车开膛破腹取出电池之后，她很高兴能重新回到人工制造的沉默中。

回到房间后，她决定叫醒她的丈夫做爱，乔瓦尼没有退缩，因为惊讶而感到兴奋，他很久都没有这样过了。

在夜晚变得更加温柔的瞬间，西蒙娜清楚地感觉到她的丈夫去找那个女孩儿了，在那一刻，她感受到了新鲜但脆弱的肉体气味。她问他白天是否自慰，乔瓦尼没有勇气回答，但也没准备骗她。那天，他除了去见卡尔曼的两小时，一直都待在家里，和迭戈、罗宾一起。在一个破了洞的袜子和脏盘子之间，在写作和阅读报纸之间，在橙汁和奶瓶之间，他有过一次激烈的性爱，说实话，讲出这些还不如承认些别的。他见过卡尔曼，但这并不影响他想和西蒙娜在一起。

晚上的做爱他很喜欢，夫妻间的性生活就应该是这样，他们的故事也不能这样结束。

那一晚，是这个家里有史以来最漫长的夜晚。乔瓦尼清楚，明天又会是普通的一天，不会有任何不同，这反倒让他有些希望西蒙娜把他踢下床。如果她没有叫醒他做爱，如果迭戈没有忘记遥控车，如果那天没有冲去大学。一想到这些事，想到没有一件事是完全由他的意志决定的，就连他的性格、他的银行账户，都不完全取决于他自己。他们帮他做下决定，一想到这些，他就觉得很惶恐，他有一大堆话但说不出来。他觉得和卡尔曼待在一起很舒服，他不明白为什么非要和她划清界限，如果他的感情多到可以和两个女人分享，那么，为什么他不得不截去一部分以支持另一方的自负？

西蒙娜泪流满面，她手臂的神经变得僵硬。她哭了，她在抗议，她感到迷茫，只有这次她是纯粹的哭泣，没有爆发出过度的愤怒，否则会让事情发生无可挽回的变化。某种东西，某种令人恶心的萌芽，没有消失，而是悄悄潜入了她的生活，不经她的允许。“自由恋爱”这几个字不断进入她脑中，但是她一想到这个想法就觉得很荒谬，她永远不会说出来这样的字眼。她想把这个男人引向正轨，大约凌晨五点的时候，在一些无用的尝试之后，她睡着了。

早上八点，巴托走进房间，已经准备好了去上学，他明白有些不对劲。乔瓦尼和西蒙娜睡得酣畅淋漓，就像两只鸟厌倦了飞行。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乔瓦尼没有和卡尔曼见面，第三天他去找了老乔。房子从未如此干净又混乱。克莉丝汀对于整理收拾屋子，总是有着用不完的热情，像永远不知疲倦一样。但同时，不知是出于什么阴暗的原因，老乔总是有办法弄脏房子，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所以，家里总是克莉丝汀前脚刚收拾完屋子，老乔后脚就给弄乱了，屋子也就不停地在干净与混乱之间轮换变化。

老乔坐在厨房里翻着他婚礼时的照片，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

乔瓦尼和他打了声招呼。

老乔抬眼说：“嗨，快坐。”

“你在干什么？”

“我在看这些照片。”

“我看到了，但为什么？”

“我不知道。”

乔瓦尼打开储存水的柜子，里面放满了一个名贵牌子的矿泉水。

“别喝那个，一欧元一瓶呢！”老乔说，“你找一下，有便宜的水。”

乔瓦尼开始翻柜子。

老乔提高了声音：“这个人已经死了，这个也是。所有人都死了，天哪，岁月不饶人。”

“不然呢，生活就是如此。”

“不，是死亡如此。啊，看这里，你皮尔特罗叔叔年轻时候的样子，他是唯一一个还活着的人了。”

乔瓦尼不想提醒他，因为肺气肿，皮尔特罗叔叔每天花十二小时吸着氧气。

“你不是叫我来解决解码器的问题吗？”

老乔皱着眉看向他，低声说道：“嗯，马上。”说完继续回到照片上，“看看你的母亲她多漂亮，看！”

“是的，是的。我也看过。”

“她那时很漂亮。”

乔瓦尼把矿泉水瓶放回原处。

“好啦，我们去看看解码器吧？”

“行，我们走吧。”

乔瓦尼走进卧室，在电视前待了一会儿，然后又回到厨房，问：“你刚刚有叫我吗？”

“我叫你干吗？”

“解码器没什么问题，只需要插入智能卡就行。”

“什么卡？”

“爸……”

老乔关上相册，表情很是严肃认真：“儿子，你最近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有一个妻子和一个情人。”乔瓦尼回答道。

老乔的脸色暗下来，就像一个曾经的海洛因上瘾者，如今转变为纯洁的天使一样，但他又突然想起他过去所捅的娄子。“唉，你知道，”他说，“我自己的生活里我也是一团糟，没法给你什么建议。”

那天晚上西蒙娜明白了。

除了必要的对话，一晚上他们都没怎么讲话，然后他们做爱。在不经意的摩擦之后，欲火瞬间燃起，窗外下着雨，房间内热浪侵袭。做完爱后房间的温度变得让人难以忍受，西蒙娜走了出去，在一片寂静之中，乔瓦尼清楚地听到了卫生间里传来两个声音：水龙头的水流声和妻子的哭声。当西蒙娜回到房间时，她并不知道乔瓦尼听到了她的哭声。他问她：“怎么了？”

西蒙娜沉默不语。

“我已经好几天没去见她了。”

西蒙娜没有说话，但她也没有生气，她只是感到筋疲力尽，只能发出吼声，就像她在餐具柜下发现的迭戈遥控车一样。

乔瓦尼的语气变了：“你还想让我做什么？”

“你爱她吗？”

“我们很亲密。”

那些话像枪声一样吐得又热又快，但西蒙娜无法恨他。

“好吧，那……”

“什么？”

“我不会要求你离开她，我知道你不会这样做。”西蒙娜说，“你想去找她的话，就去吧。但如果你回来了，如果你确信我们的婚姻能以这样的方式继续下去，”她起身坐在床中央，“那我会试试的。乔瓦，要是这样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我该怎么办？要是我和别的男人上床了会怎么样？”

那天晚上，乔瓦尼计划和卡尔曼度假。这是真的，他很爱她。那个女孩儿有些东西，她没有意识到，她也没有将之视为优点。也许是她的美丽，也许是她孤独的生活方式，一想到她的美丽她的孤单，他就会想起许多让他的心备受折磨的电影和小说。卡尔曼仍然不成熟，几年后她会成为一个很棒的女人，在那之前他会陪伴她，因为一想到她，他就觉得很快乐。也许他和其他所有男人一样，当西蒙娜也正式出轨的那一天，他生活的支撑点会在激烈的、虚伪的打击下崩溃。西蒙娜会和比他更成熟的人交往，然后终有一天他会失去卡尔曼，而西蒙娜会继续去见那些人，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他将会留下照顾孩子，穿着睡衣，留着长长的脚指甲，经历他人所经历过的事情，治愈自己。在那不勒斯恍如静止的白天里，坐在椅子上看着间断来往的车辆，心中只有一个希望——成为一个勇敢、聪慧的好男人，但现在的状况不允许他成为这样的人。

必须要说的是，至少这次，他做出了他自己的选择。

卡尔曼觉得有些饿，也许是真饿了，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现在必须吃点东西。她打开电视，去洗手间洗了洗胳肢窝，然后去卧室选了件合适的衣裳。

她走进厨房。

一瓶打开了的塑身药静卧在桌上，标签已经撕掉了，桌上一堆面包屑，她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弄的。

嘎吱嘎吱的咀嚼声。

吃了几粒之后，饥饿感便消失了，谁知道藏到她身体里的哪个部位了。她继续吃着，一粒接着一粒，眼睛看着别处，水槽、烤箱、地毯。脏，她认为，脏得令人厌恶。

她离开厨房回到卧室。

棕色靴子、紧身牛仔裤、高领露腰红色毛衣。

她换好衣服。

冰箱里有一个盛满已经坏掉了的肉酱的锅。她有些饿，但又不是很饿。她不知道她的身体到底想怎么样，于是又走回满是面包屑的餐桌。

她不是很确定，不过还是决定看一眼租赁广告。她看了又看，嘴里嚼着塑身药，删掉重新写：

单人间出租。房间宽敞，采光好，有开放式厨房和小客厅，在老城区的古建筑里。每月三百欧元，水电费自理。

她慵懒地拿起电话，拨下加布里拉的电话号码。

“喂，加布里拉，”她说，“我正要出门……对，随便走走，喝点东西，你要一起吗？”

电话的另一头，加布里拉好像不怎么想出门。

“好吧。”卡尔曼说，“没有，我没问题。就是，我决定把另一个房间租出去……对，你有认识的什么人在找房子吗？”

有时候还没来得及想好，话就从嘴里说出口了。她为什么要给加布里拉打电话，问她认不认识什么人在找房子。这个懒鬼，要是你不开车去接她，她永远都不想出门。加布里拉不想出去喝酒，也不想陪她出去，但她对出租房间的事情却非常感兴趣。或许，她说，或许，她可以帮忙找到人。

“好吧，那我走了。我们明天再联系。”卡尔曼挂掉了电话，之后关掉电视，她心不在焉地瞥了一眼镜子，然后出门了。

在等电梯的时候，她感受到了体内的召唤。

她快速打开家门回到厨房，开始脱衣服。脱红色毛衣、紧身牛仔裤、棕色靴子。脱到只剩内裤、袜子和胸罩。

又吃了两粒塑身药，用手把桌子上的面包屑扫到边缘处，然后用另一只手接住，一口气全都吞下去。

胃里就好像有块石头一样沉。

她拿起一瓶气泡水晃了晃瓶身喝了几口。

然后跑去厕所，掀起马桶盖，两根手指伸到喉咙里。

风越刮越大，街上一个行人都没有了，阳台上和商店外面挂满了装饰品，到处都洋溢着圣诞将近的气息。卡尔曼边走边观察着这些灯饰，按照类型、大小、亮度对其进行分类。当她穿过街道，正准备去酒吧时，一首熟悉的圣诞旋律入耳，从酒吧进门处的某个装置里传来。

隔得不远的小广场上，孩子们在玩球。时间似乎有点晚了，她慢慢靠近他们，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像是个多管闲事的人。

其中一个孩子用脚挡住了球，向她投来警惕的目光。他们用两个书包摆成球门的模样，剩下的全凭想象，最矮的那个孩子站在守门员的位置。

“我们没有在乱踢。”拦着球的那个孩子说道。

卡尔曼没有回答，她转身朝酒吧走去，圣诞旋律再次响起，装置是专门给客户设的，仅当有人在附近时才启动。

孩子继续跑，射门，球跑远了，落在想象中的球门那两根支柱的交叉点。“进球了！”他高兴地嚷嚷。

“没进。”那个矮个子说道。

其他人也参与进来，各抒己见，在一场小的讨论之后，最终决定再踢一次。矮个子对球门很不满意，另一个拿起球放到罚球点。

卡尔曼走进酒吧，音乐声很大，桌子都坐满了。她快步朝里走，抢到了吧台附近所剩不多的空位。大龄儿童们目光呆滞地盯着电视屏幕，看着一群笨鹅在嘎嘎乱叫。她点了一杯朗姆酒，这是她在这家酒吧看到的第一个名字不错，价格低于七欧元的酒。

“嗨。”有人跟她讲话。是个男孩儿，穿着一件绿色的宽松款破洞毛衣。

“嗨。”她回答道。

“你还记得我吗？”他问道。

卡尔曼保持沉默，然后她终于意识到他是新来的那个博士生。

“卢卡，是吗？”

“是啊。你是卡尔曼吧，梅尔冬老师最爱的学生！”

卡尔曼笑了笑，问：“怎么最近都没见你来上课？”

卢卡摊了摊手表示无奈，道：“我跟梅尔冬老师合不来，所以转去研究语言学方面了。”

“语言学？所以你现在是跟着‘尿’老师？”

卢卡笑了：“他们真是这么叫她的吗？”

“她是梅尔冬老师的妻子。”

“天啊！”他感叹道，“我们俩可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他们一起哈哈大笑，然后气氛突然安静下来，两人互相看着对方，喝了喝酒，闲聊几句，然后再次变得沉默。后来也不知是谈起了什么，总之，两人都笑得合不拢嘴。她又点了一杯朗姆酒，他续上了一杯啤酒。笨鹅们步入赛道，大龄儿童们看得目不转睛。

愉快的夜晚就此拉开序幕。

【全文完】

注解：

[1]　斯科波尼的昵称。

[2]　强霸·卓齐霸（Jumba Jookiba），是动画片《星际宝贝史迪奇》中的一个来自外星的邪恶天才科学家。

后记

在起草这部小说的过程中，许多唱片和书籍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给予了我不同程度的启发。这些影响和启发在文中随处可见，有些作品还被直接引用到了小说里。

说起唱片，意大利摇滚乐队Afterhours和Marlene Kuntz，还有朋克摇滚乐队CCCP，几乎他们的全部作品都给予了我创作灵感。此外，还有Bisca和24 Grana这两支乐队的部分曲目。

而参考的书籍则有唐·德里罗的《美国的传说》和《白色噪声》、露西娅·埃切贝里亚的《贝亚特里斯和天体》、列昂纳多·夏夏的《黑手党》、约翰·范特的《等到春天，班迪尼》、亚瑟·史尼兹勒的《伊瑟小姐》、弗兰兹·卡夫卡的《城堡》、强纳森·法兰森的《修正》、马丁·艾米斯的《信息》、诺曼·梅勒的《美国梦》、大卫·特鲁埃瓦的《四位好友》、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弗鲁特罗与卢森蒂尼合著的《星期天的女人》、雷蒙德·卡佛的《大教堂》和居伊·德·莫泊桑的《伞》。

致谢

首先，我想感谢格雷齐娅·德米科、吉西·马切塔和弗朗西斯科·伊佐的倾情阅读与所提出的建议。

感谢我最好的写作指导老师安东内拉·西兰托。

感谢在这些年里，所有为我提供灵感、建议并支持我的人：保罗·克里斯库洛、埃乌杰尼奥·斯帕格努洛、弗朗西斯科·波斯、马可·皮亚诺、伊达·马拉尔多、安东尼奥·帕斯卡、福斯科·达梅利奥、保拉·博沃、皮纳·贝维拉卡、皮诺·因佩拉托雷、亚历山德拉·安托达罗。另外，还有杰斯托和拉佩协会的同事们，扬·杰利斯特、安东尼奥·柯波拉、巴巴拉·柯波拉、乌姆贝托·德马可、阿涅塞·因西萨以及雅各布·罗斯伯格。

特别感谢路易吉·梅伦达和马尔塔·梅伦达两位小朋友所提供的有关童年的素材。

最后，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出版，得归功于盖娅·里斯波利，她教会了我关心周围的人和事，在此，我想对她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那不勒斯的天空

﹝意﹞马西米利亚诺·威尔吉利奥　著　武苏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目录

序幕

第一部分 只有贷款做伴的男人

第二部分 虔诚

第三部分 重新建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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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

对房子的依赖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一种天赋，你要么有，要么没有。当然了，如果有良师的教导，坚持不懈的努力，再加上一点点运气，同样也可以获得不错的结果。但是，一般来说它是先天的馈赠：当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已经有人为你准备好了土地。

所以当你年满三十岁，决定是时候抛弃伴你成长的那狭小房间，寻找一套公寓，从没有窗户的小单间，到像毒气室一样家徒四壁的阁楼，再到地板上沾满外来学生呕吐物的肮脏两居室，这些都在隐隐约约地暗示着你离找到真正的自我已经不远了。尽管你可能要在热水器那令人生厌的噪声中才能找到它，而那噪声会让你想起爷爷那辆菲亚特128的汽车排气消音器。

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抗拒着我父母亲的生活方式，只要有可能，我就会表现出歇斯底里和忘恩负义，仿佛自己置身于一个无法忍受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过度痴迷着饮食类的电视节目，飘散着虚无的随波逐流的信仰，炫耀着对烟草宗教般的崇拜，日复一日地无奈地忍受着电视的喧闹和家务活的烦琐。如果有旅行，一定要计划到事无巨细；如果有和学业无关的文化，一定会被拒绝。在那段日子里，我充满着愤怒，但我仍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巧妙地应付。我学会了如何从一堆糟粕的想法中拾取精华，并加以谨慎地利用。我一根一根地竖起棍子，再用电线连接起来，我时刻控制着在属于我并只关着我的集中营里，一切都井然有序。接着，在确定了自己在边界之内，而又没有太过远离他们之后，我平静了下来，我过着自己的生活，相信着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然而我必须再次转移注意力，因为总有些东西能够以某种方式突破那围栏抓住我。我发现所有那些愤怒、那些我自以为是的聪明才智，根本没有用——因为被关在牢笼里的只是我。

就在那个时刻，我认为买下它是值得的。

第一部分

只有贷款做伴的男人

1

第一次看房的那天早上，刚醒来时睡眼惺忪，我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变成一只昆虫，尽管那只是一些让人不安的梦境罢了。我翻了个身面向床头柜，立刻便停止了喃喃自语：闹钟像打雷一般报时八点，半小时后我就应该到那里。

房地产经纪人正在工地那儿等着我们，腋下夹着一个PVC塑料插页式小文件夹，手中握着一部苹果手机在空中挥舞着，好像在那个时刻要把它扔到街上一样。他是那种神经兮兮的人，年纪也就比毛头小伙子大一点儿，僵硬的衬衫领子从涤纶外套里钻出来，戴着一副像镜子一样反光的眼镜，留着和马雷克·哈姆西克[1]一样削尖的发型。

“是他？”

琪娅拉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工人们的喊叫声，混乱的废铁堆，还有生石灰的强烈气味像一场背叛一样钻进她的鼻孔。最近一段时间里，在那不勒斯买房子在她的欲望清单里的排名下降了不少。

“天哪。他正在打网球。”她补充道。

那个神经兮兮的人叫佩佩，他认出了我们，而当时的我们看起来像是一对困兽想要寻找可以无拘无束繁衍后代的洞穴。他把苹果手机塞进口袋里，带着我们介绍着那宽敞的停车位和正在施工的花坛，向我们解释着邻里的社会情况：典型的南方中层阶级服务行业群体、律师和商人。最后，他请求我们再次思考最新一代滑动栅栏门是多么有用处。“一件完美的杰作”，他这样定义。我感觉到他的满足感，而他那些竖起的削尖的头发向上颤抖着。

一阵掺杂着灰尘的风轻轻地拍打着那些金属脚手架。

“我们只是想看看公寓，然后就离开。”琪娅拉咆哮着。

她知道在什么时候该露出虚假的微笑，有人跟她说过那看起来就像是真实的微笑。所有人都喜欢她的牙齿。在最困难的时候，当需要和某人争执或者在邮局排队的时候，她会突然眨起那双杏仁眼献上殷勤。她有着浅褐色的顺滑直发，嘴角微微向下垂，她的美淡雅又令人忧伤。“就像是那个法国女演员。”有一次我对她这样说道，但我们都没有想起女演员的名字。

佩佩二话没说，夹紧腋下的PVC塑料小文件夹，便带着我们上了二楼。

那个时候整个房子里还是一片混凝土和裸露钢筋的草原，一队工人正在不停地猛烈捶打着，大声交谈着，嘴里的方言暴露出他们城外乡下人的身份。他们都来自省内的乡间：朱利亚诺、夸利亚诺、穆尼亚诺。所有这些地方，仅仅是想起它们，便会在琪娅拉的脸上造成无数微小的创伤，多年来关于这些落后地区有太多负面看法。只要提起“夸利亚诺”这个词，我敢肯定，她的皮肤便会立即衰老。

我们转身面向佩佩，试图构建出一张我们所熟悉的那个世界的地图：这里将是客厅，那里将是厨房，然后是卫生间、卧室，那里可以变成一间书房，而在将来，谁知道呢？他建议道，也许可以变成孩子的房间……孩子？如困兽般的琪娅拉眉头紧皱，直到佩佩带我们离开这个“完美杰作”的那一瞬间，她脸上的皱纹才舒展了开来。

我想象着每天当佩佩结束这个虚伪的中介角色，变回那个把衬衫领子藏起来只顾寻欢作乐的大男孩时的场景；我幻想着他的手指像做外科手术一样在纽扣之间滑动着，从那种压迫感中解放自己的胸膛。佩佩每天晚上都会脱下的那件质量极差的衬衫，证明了他不够资格也没有职业素养去展示他本应该向世界展示的那种最不可思议的愉悦，然而不知道是什么魔法，他居然在那里卖着房子，被夹在死气沉沉的混凝土和买家们颤动的肉体之间做着通灵的工作。和说服某人购买一套公寓相比，还有什么职业更需要职业素养和资格呢？但是佩佩并不知道这些。某个人把他安置到这片工地上，把带有平面图的PVC塑料小文件夹托付给他，再使劲地鼓励道：去吧，去搞定所有的买家！

我和琪娅拉一起来到了弗利亚街。街道的一边是春意盎然却杂乱无章的绿地，另一边是家咖啡馆，我们躲在里面喝着惯常的咖啡。在喝咖啡的间隙她鼓起了勇气问我：“你真的想要这样做吗？”

“恐怕是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三十岁了，不想再和父母一起住了。”

她睁大双眼，像是急性胃炎突发了一样：“那就需要买一套公寓？”

“我计算过了，首付加上合理的贷款，会比租个一居室套房更合算。”

“你计算过了？”

“对啊。”

“那么，凭什么银行要借钱给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算了。”

“在你看来我是一个不怎么靠谱的人，是这样吗？”

“对银行来说没有人是靠谱的。”

“那好，看看我父亲，他就是靠谱的。他在银行里工作了三十五年，对他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所以对我来说也会不同。再说，他已经准备好要帮我一把了。”

对话暂停了。这必要的片刻时间正好让我们彼此交换了充斥着不满的叹息，也让我们想象了一下我的父亲，让人觉得幸福和感动，他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去签下一张几千欧元的支票。

“那我们俩呢？我们不是讨论过巴黎是个不错的选择吗？我可以在某个出版社找到工作，而你可以写新小说。”

我咽下最后一口咖啡，想起那一天我在一堆邮件中找到的一封来自我的经纪人的信件，是关于我的第二部小说的销售汇报：八百七十一本，这之中还要除去那些为新闻媒体准备的和赠送出去的。“我很确定在巴黎我混不出什么名堂。我整天都会寻找着暖和的地方。”我的杯子滑到杯碟上，忧伤地抖动着，“那不勒斯气候宜人。”

“气候？巴黎寒冷，那不勒斯炎热？”

有那么一瞬间，我担心她会恼羞成怒大发雷霆。

“你知道在法国有那么多的奶酪芝士，足以让你忘记莫扎来拉水牛奶酪[2]吗？”

“我对此表示怀疑。”

“我也怀疑。但这不是重点。”

“难道除了莫扎来拉水牛奶酪之外还有其他重点？”

她的双眼变得像杏仁一样。“傻瓜，”她说道，“你是一个傻瓜，就会讲一些愚蠢的俏皮话。”

我观察着她那张年轻的丰满的脸。在过去的两年里，那张脸带给过我微笑、热吻、眼泪和喊叫。当我做了正确的事情时，那张脸上的称赞表情是最丰富的；当我做了错误的事情时，那张脸上的责备表情也是最密集的。琪娅拉的脸上总是在强调着一个观念，比起分离，两个人在一起生命才会精彩。而对我来说，在那一时刻，在弗利亚街上那家咖啡馆里，她那张脸只配得上一个形容词：无关紧要的。

“你知道你这种对房产的嗜好是从哪里来的，对吧？”

“我对房产没有任何嗜好。非常荒谬的是，目前买房要比租房更简单。”

“每当你说非常荒谬的事情时我就想呕吐。”琪娅拉把咖啡勺拍在桌子上，“承认吧。整个关于贷款的事情都是在胡扯。真相是你妥协投降了。”

如今我们已然在对彼此抱有不尽相同的厌恶中讨论着，在痛苦之中我们会使用比我们原本想的更严重的话语。有的情侣为了最终能够找到共鸣，会在一起生活，会搬家到巴黎或者组建家庭；也有其他的情侣多少年来顽固地追求着感情开始时的那一点儿火花；还有一些情侣依然互相背叛着，或者在沉默中互相伤害。

对我们来说，仅仅是去看一套还没有装修的三居室公寓就足够了。

2

变成了单身汉的我坐在一张桌子旁，围坐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穿袒胸露肩衣服的相貌不错的女律师，一个皮肤黝黑的承建商，一个银行职员，以及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整个人紧绷着，苍白得像一张皇室洞房里新人到来前的床单。而和他们待在一起的是在一堆文件、合同、声明上签着字的我的手，还有时不时地流露出悲愤或者微笑的我的脸。作为一个三十岁的南方撰稿人，出版过两本不成功的作品，正在做着一件相当愚蠢的事情——买房子。

最终，他们交给我一张支票。

那个银行职员让我在一行大写的十万欧元数字下方签个字，而我就差那么一点便要昏厥过去。当那张支票从银行职员手中传递到我手中，再从我手中传递到那个皮肤黝黑的承建商手中，直觉告诉我刚刚完成了一笔贷款。我本想要大声吼叫，掀翻桌子，跳起来掐住这群传播瘟疫者的脖子，然后再逃离那在接下来二十年里等待着我的命运，但是我没有时间了。从我身边这群僵尸愉悦的咕哝声中，我明白了我也刚刚被传染上了相同的瘟疫。

如果把视野从我的财政状况放宽到一种本体论上的范畴，这种瘟疫恰好和我母亲的反思一致。就在几天前，当她正在将她做的令人惊叹的酱汁肉丸盛进盘子里的时候，她向我透露：“我一点儿也不反对一个单身汉决定要买房子这个事情。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已经在手里端着这个平底煎锅了，而你的父亲则坐在那张单人沙发里看着电视。我们的生活让你感到厌恶，这我知道，但你要记住当我们还只是孩子的时候，就选择了这种生活。而你呢，你是一块来自这种恶心生活之外的宝石，但你还没有做出任何选择，你已经不再是男孩子了，但你既没有平底煎锅，也没有单人沙发……”

在签下了公证书之后，银行职员和袒胸露肩的女律师便消失在一扇玻璃门后面了。鉴于在我的家庭里每一次重要事件之后请客庆祝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样的重要事件可分为三类：事业相关，圣事相关，还有每当购买了耐用品之后），我父亲便走进一家酒吧给所有人买了内格罗尼酒和坚果，但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没有勇气举起酒杯。就在那时候，皮肤黝黑的承建商举起了酒杯，目光环视着我们说道：“祝贺你，米歇尔。现在你拥有了一套漂亮的房子。”

我们都疲惫地点头示意。很显然，我思索着，当某个人买房子的时候唯一开心的是那个卖房子的人。然而在我父亲的眼睛里漂浮着一些比不开心更深刻的东西，那是一种最终的疲乏感，无法逃脱。他就静止在那儿，眼神毫无生气，鼻孔和耳朵里涌出大量的汗毛。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他：一个老人。仅仅是一纸公证书，我买了一套公寓，而他得到了不再为我担心的权利。

那么多年来我一直深信，在他眼里，发表小说是件没有任何价值的事情，而我一直向他证明我写作是有报酬的。我错了。那时候他只是太过忙碌于想要为我谋得一个未来，以至于没有为我的成功而欣喜，在他内心里，他知道那些署上我名字的书里没有哪一本足够伟大到能够在没有屋顶的时候罩着我的头。现在，尽管他已经像所有最慈爱的父母亲那样照顾了我三十年，他依然向我提供了他的积蓄，并在沉默中接受了我错误的选择和我愚蠢的信念。尽管我们俩都知道如果我有任何需要，我会发现他就在那儿，空闲又迟钝，就像是一条巨蟒。然而，一旦想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会专心于那些多肉植物、填字游戏、手工活儿，而不是我；他会专心于在平静中变老，而不是我；他会专心于死去，而不是我；我依然感觉到了一种背叛。

与此同时，他已经失去了对毛囊的控制，体毛开始脱落。

承建商离开了。我抓起一大把坚果塞进嘴里，希望着这样一来就不用开口交谈，还从没有见过一个父亲和一个儿子在一起却独自喝酒。然而他却开口说道：“你还记得加尼·阿塔纳西奥吗？他每天下午都来按门铃找你，但你从来都不下楼跟他一起玩。你更喜欢待在家里看书。你还记得吗？”

“记得，爸爸。此刻这个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他没有回答，只是低垂下头对着吧台。

“不管怎样，现如今如果你看到加尼·阿塔纳西奥变成了怎样的人，你就会赞成我的选择。”我补充道，“现在我们走吧，你觉得呢？六点钟我还要交一篇文章。”

“我们再待一会儿吧。不久就会有更多的坚果上来。”

我们两代人之间很明确的差异也体现在这里：对我来说装坚果的盘子空了是一个信号，意味着该离开了，然而对他来说则意味着很快就会有人过来再装满它。就在那个时候，我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内格罗尼酒，他是如此骄傲能够为了让极其不稳定的儿子获得稳定而牺牲了自己的存在，而我却在脑海中想到了应该把琪娅拉从巴黎寄给我的埃菲尔铁塔形状的奶酪叉子放在哪里。

她应该是流落到了在厨房工作，活在长柄勺和大叉子之间。

3

在六月初一个极其炎热的日子里，傍晚时分，一个年轻人从他刚刚买下的小房子里出来走到街上，看起来像是尚未打定主意似的开始向他朋友P.家走去。

P.穿着一身运动服接待了我，他打开门之后我立刻注意到他脸上像刺青一样的枕头印，他抱怨着马努埃尔——一整天都在捣蛋，像恶魔一样的他四岁大的儿子。“你知道幼儿园老师是怎么说的吗？在班上二十二个学生中他是最差的。在全欧洲犯罪率最高的社区里的二十二个孩子中，我儿子是最差的。你觉得我应该担心吗？”他示意我进屋，“要喝点咖啡吗？”

我们的友谊刚开始的时候，大约是在十六年前，P.就坚持认为朋友处境不好的时候需要一直陪伴其身旁。因为两个非常有价值的理由，第一个是：在一个朋友困难的时候支持他；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是：增加自尊心。因为和一个不幸的朋友接触会让你的所有忧伤都消失。这个理论的唯一局限在于它的可解释性：两个认识了十六年的家伙，谁的日子过得比另一个更差呢？

从马努埃尔的小房间里传来一声可怕的尖叫，让我希望能够在比较中轻松胜出，至少在那天晚上是。“费德丽卡不在吗？”

“不要尝试，不会粘到我身上的。她在工作。”

“这个时候？”

我从小客厅的墙上撕下一条已经开胶了的墙纸，拿给他看：“你待在家里苦不堪言，而你老婆工作到深夜，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们的儿子能够在街区里的卡莫拉[3]学校取得成功？这一切都不容易吧。”

“不要给我撕墙纸，”他打断我，“我们去那边。”

在厨房里他打开一扇已经倾斜了的碗柜门，从里面拿出摩卡壶、装咖啡的袋子和一个反击我的想法。“你将会很激动的。”他说道。

“为什么？”

“你刚刚买了房子。”

“谁知道呢。”

“那贷款呢？从今天开始你不可以犯任何错误，否则银行会收回一切，你必须更努力地工作。你脑海里已经构思好下一部小说的情节了吗？”

一阵凄凉的冷风穿过我的后背。当我听到某人发出“情节”这个词的音时，总是会感受到同样的凄凉的冷风。当他们说“情节”的时候，总是会带有可疑的神情。

只是几个简单的动作，P.便拧紧了摩卡壶并把它放在了灶台上。他转过身去，向我展示着那身紫色运动服的背面，在肩胛骨的高度还穿插着一些黑色条纹。

这种穿衣风格包含着一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青春理念，那个时候流行宽宽斜斜的鬓角，不整齐的胡须，方格子衬衫，印有某个自杀了的摇滚明星的黑色T恤衫，当然还有那些带着奇怪条纹的运动服。二十年过去后，却变成了一个正在准备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失业者的家居服。

“你很清楚根本没有什么下一部小说。”

“那琪娅拉呢？她在玛黑区[4]日子过得怎么样？”

他心满意足地在我对面的那把椅子上坐下，和给我开门时的那个人相比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然而他还是不停地说出“情节”这个词，在谈话中提及贷款，提及我在感情上和事业上的失败，从他的表情中我就能明白。就这样我决定向那种失败彻底投降。

“你觉得为什么我决定买房子？”

P.扬扬得意地张开了双臂。刚刚刮过胡子的光滑的脸庞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口袋里揣着手榴弹的新兵。“你想听真话？”他说道，“因为你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和你父母亲一样。不过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你已经三十岁了这个事实。为了能够扛得住父母的反对和稳定性的引诱那种冲击浪潮，我们必须要有更强壮的肩膀，或者至少在过去曾经历过灿烂的十年时光。可惜并没有过。”

“你是说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我们应该更放纵一些？”

“不会有什么坏处。”

“但是你有了一个儿子。”

“你申请了一个贷款。”

“你曾放弃过出国学习交换的机会。”

“你甚至都没有申请过。”

“说得好。”

“你总是使用类似‘说得好’这种词。”

“说得好。”

摩卡壶咕噜咕噜响起了它的结局，P.斜着眼瞥过去。

“得了。”我说道，“你赢了。现在你感觉好一点了？”

“你看起来真的是狼狈不堪。你不再像以前那样带给我满足感了。”

一阵邪恶的笑掠过他的脸庞，他的嘴很大，泛红，颧骨膨胀得就好像里面藏着一个乒乓球一样。他站了起来，给我倒了一杯咖啡，继续对我说道：“你看到了吗？你是一个悲伤的人，不加糖的咖啡也是如此。”

这时传来一阵盒子里东西晃动的响声，接着是马努埃尔用可怕的笑声宣布游戏开始，每一次当盒子里的东西散落出来时，需要去猜预先随机选择好的东西可能会落在视线范围以内什么地方。我突然有了灵感想要再继续斗嘴，但那将会是毫无意义的。P.没有工作，但多年来一直在准备司法机关的公务员竞考。他住在一套快要坍塌的公寓里，到处是脱落的墙皮，四处透风，还有家庭内的不平等，但这里充满了活力，色彩丰富。然后他有一个儿子和一个他曾爱过也曾爱过他的伴侣。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如果我们最终扬扬得意于这种肤浅的谈话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然而在我们的生命中对这些事情倾注了太多感情，甚至连我的咖啡都放弃了甜味。总而言之，我没有任何希望。在我们俩之间，那个日子过得更差的人是我。

但是我睡得很香。

在那个破房子里早上醒来我会反复问自己：已经有多长时间我没有睡得这么香了？无论谁问我是怎么做到的我都会反驳——已经有多长时间我没有睡得这么香了？

一天P.问我：“只有那张在地上的床垫而没有床，你是怎么做到的？”

“床垫很舒服，重要的是内心安宁。已经有多长时间我没有睡得这么香了？”

“去他妈的禅宗。”

“那叫作贫穷风水。”

那天夜里我是如此激动于又将美美地酣睡一场这个念头，以至于久久不能合眼。第二天早上，我依然沉醉在失眠里，绵羊、牧羊人甚至连草叶都被我数过了，我意识到我在家里沿着相同的路线移动着：沙发（托皮南布尔，799欧元）、厨房（艾劳内，1050欧元）、卧室（帕克斯大衣柜，351.91欧元；天堂床垫，499欧元）、厕所（夏威夷淋浴间，56.60欧元；皇家悬空柜，27.77欧元），然后再一次沙发、厨房、卧室。时不时我会扫一眼挂在客厅的镜子（苔丝狄蒙娜，46欧元）。我扭着腰摆出一些笨拙的姿势，想要检验自己是否仍然能够模仿在一九六六年曼彻斯特的舞台上唱着《像一块滚石》的鲍勃·迪伦，接着我又站直了身子。然而在其他时间里，我会在一件烟熏色玻璃家具前犹豫不决，那是来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父母亲的剩余物，我母亲一直很讨厌它，然而，出于一种传统意义上节俭的考虑，一直没有扔掉。它在我出生之前便住进了这破房子，是被我父亲偷偷搬进来的。

“为什么那个东西必须要放在我家里，妈妈？甚至连你都从来没有喜欢过它。”

“已经付过钱了。”

“是的，但那是四十年前了。要我说我们已经物尽其用了。”

“所以呢？你想扔掉它？”

“肯定的。”

“所以你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总之，我没有找到勇气去摆脱它，不过为了减轻那令人悲哀的存在所带来的影响，我在它的架子上摆满了书、报纸、酒瓶、几根蜡烛和一台坏掉的雷明顿豪华版打字机。我并不是那种用打字机码字的作家。不过我明白人们会喜欢在一个身无分文的小说家的公寓里发现那类东西。那会有助于让他们触碰到一种浪漫主义，有助于让崩溃感更加优雅，那种失败对于我们这些搞文学创作的人是注定的，而考古则是一种安抚。

事实上，那件烟熏色玻璃家具是一个警告。

并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在那个时代里一件一件的家具没有名字，也从没有人会去叫它们托皮南布尔或者夏威夷，用一个亲切的绰号去蒙蔽其严肃性；也因为假如我最终用那些令人愉快的东西反而消磨掉了我的居家世界，那么它那阴暗的存在便会提醒我即使在决定属于自己的角落的样貌时，人类的意愿也是少之又少。

我听到了一阵敲门声。血管里的血液开始凝固，这是第一次有人敲门。也许正因为如此，门铃声显得刺耳又响亮，更像是一把斧头砍在钢铁上而不是夜莺温柔地歌唱。我走到门口，心里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涉及我的欢迎委员会。最近的几天里我注意到一些奇怪的行为，当我路过别人家的楼道时他们会发出嘘声，小心翼翼地仔细打量着我，像是会发生在一些重要人物身上的事情。也许消息已经传播了出去，某个人认为我的作家身份值得一场庄严神圣的欢迎仪式。或者在门后藏着一个更巨大的惊喜：一个非常漂亮的邻家姑娘——对我的小说着迷的女读者，终于鼓起勇气来找我签名题词。

然而，相反，打开门之后，一个光秃秃的脑袋冒了出来。那是萨巴蒂诺，住在楼梯间另一半的男人。

“也许你有剩余一些洋葱？”

我回答他说没有。再说了，向我借洋葱就像是在尝试着向印第安人部落头领销售一个电话套餐。

“那你有大蒜吗？”

“我只有一些干面包。”

萨巴蒂诺像我一样是个单身汉，他声称自己是一名顶级律师，一个周日上午我被迫注意到他偏爱左派的创作歌手，而从这种音乐品位来判断，他差不多五十岁。在听伊万诺·福萨蒂的歌曲和工作之外，他致力于改善这栋公寓楼在他看来危急的状况。他有着被动攻击型人格的典型外表，就好像在一天里完成了漫长的一系列谋杀之后，将会登上全国期刊画册的封面：大蒜和洋葱的连环杀手。

“你要咖啡吗？”我问他。

我已然失去了对欢迎委员会的所有希望，除了厨房里那些每次在我忘记把食物放进冰箱的时候蜂拥而出欢迎我的蚂蚁。萨巴蒂诺那双一直在转动着的灵敏眼睛，犹豫不决了那么一瞬间：这个男人又矮又胖，鼻子上缀着黑头，正遭受一种不能克制的局促不安。他的颧骨因为眼部活动的负担而疲惫不堪，蜷缩成一小团失望的皱纹。“谢谢，但是我不需要。”

有那么一瞬间他的瞳孔静止了，直觉告诉我有什么事情正让他感到困扰。“你要跟我说什么吗？”

萨巴蒂诺垂下眼睛，目光注视着那张门前的擦鞋垫（青蛙，9.99欧元）：“你这儿也有那些斑点？”

“哪些斑点？”

“发霉的斑点。在墙壁上。”

“没有。”

“有的，”他叹了一口气，“到处都有。我觉得情况如此严重事出有因。”

“事出有因？怪谁？”

“要怪那个为我们提供服务的承建商。”

“谁？那个皮肤黝黑的家伙？”

最近一个月，自从我住进这破房子以来，萨巴蒂诺已经成功地逮到我至少十多次，就为了讨论一些他用那双不会出错的眼睛所发现的危急状况。每一次当他的声音划破这片居民区的沉默，再加上让人苦恼的回音混淆在一起时，会突然地让邻居们会聚到楼梯间：“楼下的氖光灯该换掉了，维护太差了，卫生状况我们甚至不用说了，外来人员在夜里的任何时间都可以进进出出，还有电视信号太差……唯一正常运行的东西就是栅栏门了——一件‘完美杰作’。”

我已然能够联想到萨巴蒂诺回家后那双忧郁的小眼睛，像是邪恶的律师准备好了要闹革命，要把世界划分为由发霉的斑点组成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拥有着别墅和奥运会规模游泳池的富有承建商们。萨巴蒂诺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房产主，他是每一种小的和极小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港湾：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对他抱有同情。对待一个潜在的连环杀手抱有同情永远都要好过抱有厌恶。

“我很抱歉，我这儿没有霉菌。”

萨巴蒂诺失望地看着我，递给我一堆信件：“拿着，我替你取了邮件。”

在那堆信件中我隐约看到了一个来自银行的信封，信封正面透明窗口里那张蓝色的纸上毫无意外地写着：流水账单。我差点跳了起来。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在那里面装着的尽是麻烦。

“那么再见吧。”他同时竖起两根大拇指向我告别，接着又放慢了步伐转过身来，“对不起，米歇尔，有一件事。”

我用一个出其不意的动作打开门。“告诉我……”我邻居那双灵活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我，在我身上寻找着很可能会对他感到厌烦的痕迹。我并没有感到厌烦，只是准备好了假如他再次举起大拇指就划破他的动脉。“在下一次的集会上我想自己提名参加管理员的竞选，我可以期待你的支持吗？”

“当然，”我回答道，“把我算在内吧。”

他再次竖起了它们。

接着，当我确信他不会再回来了，便关上了门，把邮件丢到那烟熏色玻璃家具上，那件无名氏家具。

4

一天晚上，在那不勒斯的心脏卡波迪基诺区，我坐在我房间里的床垫上。那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刻：面对着一封信件我必须做出一个决定，要么打开它要么扔掉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值得高度重视，而我以关灯睡觉的方式解决了它。

第二天早上我决定打开它。令人感到心满意足的是我意识到钱终于到手了（“你看到没？没必要总是哭惨哭穷。”我母亲会这样说）。经过整整一年的邮件和电话——友好的，不合时宜的，充满抱怨甚至威胁的——一个戏剧制作人为我写的一篇二十页的独白剧本付了钱。这是一次长时间拖延计谋的结果。

因为当你借了贷款的时候就必须要这样去做：你写文章，交上去然后等着。接着是一段很短但不知多久的时间——你会在你的个人需求、客户的声誉和愚蠢的自尊感之间寻求平衡——再接着真正的磨难便开始了。通常在第三个月之后你会第一次自豪地跳起来，深深地呼吸，在写字桌前坐下，然后打电话给这个或者那个机构的会计员。就像上天安排好了一样，会计员会向你透露恰恰就是在那个时刻经理正在为你准备的付款通知上签字。一切都安排好了。只需要几天后检查账户余额就够了，甚至都没有必要再浪费一通电话、惯常的技术性时间。

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几天过去了，技术性时间也过去了，但账户里没有任何收入的动静。

这时候你会开始担心在官僚链某一环某个人负责给你钱却犯了错，无法弥补。经理签了字的那张付款通知书并不是给你的，或者钱被错误地打到了别人的账户上。在你正绝望的时候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某个人，某个孤僻的以前曾写作现在却在泰国经营着Go-go bar[5]的人，也许他黑客攻击了银行里的安全系统……

你再次打电话，发现会计员不在，度假去了，下周一才回来。

但是到了下周一你却忘记了要打电话。你被工作淹没了直到等你想起来的时候，你开始对自己生气，你觉得自己是白痴，是懦夫，是个失败者。你不停地忏悔着以至于那天晚上你没有吃东西便倒在床上睡着了。

六个月痛苦煎熬之后的一个清晨——在这个早晨你本来打算早早出门买份报纸、点杯鲜榨橙汁和果酱牛角包——而你还未收到酬金这个想法却突然袭来，迫使你像逃犯一样躲在家里去处理这件事。幸运的是你联系上了正在工作岗位上的职员。

“您好，先生。”那呼喊声中炫耀着一种你觉得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拥有的爱。

在和你的年度最佳职员的电话中，你发现你的银行账户号码错了。那一刻你想要尖叫，想要质问经理或者另外任何人，好像是某个异教团体委托了某个恶人来决定你的人生。但是你看到了能够摸得着的目标。在能够纠正那该死的银行账户号码的时候为什么还需要去痛骂异教团体呢？接下来是带有正确账户号码的邮件，再接下来是确认电话。现在为了得到酬金，只要等待惯常的技术性时间就足够了。

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你放弃了。这是你能够重拾哪怕只有一点点个人尊严的方式。照着镜子，你的思绪徘徊着，时而怀着历史时代感（在这些时代里能够申请贷款就已经是很了不得的了），时而又怀着城市流氓无产阶级的讥讽感（写一个戏剧独白剧本也能叫作工作？）。

终于，在一年或者两年之后，当你已然不再抱有任何希望的时候，银行却给你寄来一封通知，在“存入”那一栏里你感觉到某种不同寻常：钱到账了。如果考虑到这可是一份工作的报酬，金额数目却荒唐可笑。这才是重点。付出与报酬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然淡却了，不复存在了。你从来没有为这群人工作过，然而时不时地，谁知道是为什么，这群人却给你送上一份礼物。

在你收到礼物的那一天你会感到快乐，会想要出门花钱。

就这样我决定不再睡在地板上的天堂上了。我搭上了一辆公交车，准备去给自己买一张床。

在幺点床垫里找不到任何我买得起的东西。我立刻就明白了仅仅是一张床还不足以实现我想要的效果。这是个值得古希腊哲学家来讨论的悖论：究竟哪一样家具，在攒够了钱买下来之后，才能够定义一个装修了的家？另一方面，在这种论证里纠结并不能帮助我去解决一个更加宽广的问题：在我那个破房子里每一个能够被发音的单词——其中大多数的单词都是我的自言自语——都引起了那种不会混淆的回音，在每一个空荡荡的空间里都回响着一个工厂牌子。如果不从床开始，那么我应该从哪里着手呢？然而问题的解决办法却引起了一个悖论，随之而来的是那些古希腊哲学家的精彩论证，被著称为米歇尔定理：如果在你们从家里出门之前感觉到自己的家像是一个闹鬼的陋室，那么即使在你们装修过它之后，和那浩瀚空虚的宇宙比起来也根本算不上什么。

“对不起，你有看到过弹簧床垫吗？”一个和我年龄不相上下的女人问我。

“那些穷人才买的？”

起初她疑惑地盯着我，接着她意识到我也不是那种使用百分之百天然乳胶的人：“是的，是那些。”

“在那边，”我伸出手臂指着，“在婴儿天地后面。”

我们转过身去，目光停滞在一场就发生在我们面前的凶恶闹剧：一群数不清的小孩子正在那些试用床上跳着叫着。如果地狱也有分店的话，我思索着，撒旦决定了要把分店开在幺点床垫的休闲区。在那一刻我们之间突然迸发出一种共鸣，属于同一部落的两个破产的人之间那种人类手足之情，我们都有大学文凭，也都有太多好的理由去惋惜自己没能出生在至少二百公里更向北的地方。

“也许童年的权利有一点点被夸大了。”

“更不用说父母的权利了。”

“对。婴儿天地应该被废除。”

“我愿意用凝固汽油摧毁它。”

“我来到这儿本想买一张床，可现在我认为我要去做绝育手术了。”

她微笑着。她不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或者说至少不是能够吸引我的那种女人。而我也不应该对她感兴趣，只是从技术角度上来说我们可以被定义为同为三十多岁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交谈着。事实上，我们是两台战争机器，我们在星期六下午在数以千计的其他战争机器中间战斗着。

“我找到它们了。”一个男人说道，他吃力地向我们走过来。

“太好啦！”那个女人飞吻了他。

他们指的是弹簧床垫。

他们向我解释道，因为预算有限所以必须精打细算，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他们绝不可能买得起记忆棉床垫，所以那些弹簧的就已经很好。

“记忆棉床垫是浑蛋才会用的东西。”她补充道。

那些话语与所有情绪都那么不相容，那么不南方，缺少了在南方所有事情都具备的那种愤怒的浪漫，反而让我感到忧伤。一瞬间他们把由外省家具厂、庸俗婚宴清单和法老式奢华开支共同谱写的光荣历史一扫而光。曾经的《美好时光》[6]、曾经的大型零售店里那些让人捉摸不透的麻木的迟钝的路径，曾经装修房子是一项耗时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漫长事业，它要求你去翻阅比《圣经》还要长的产品目录，它引起了亲人之间的激烈冲突——尽管它更新了那种远古群居的生活理念——所有这一切都永远地消失不见了。

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在高速公路两旁突然出现的方形巨人，它们就像流泪的圣母那样庄严神圣。

我曾经和琪娅拉还有P.一起偶然间来过一次幺点床垫。那个时候我在这里闲逛着，还处在一种没有什么家务意识的原始状态，那种状态可以称为前银行状态，在这种状态里关于买房子和装修房子的假设全是丰富的想象力在作祟。就当时我所知道的情况，公寓从一开始就设备完整：炉子里会有煤气，灯泡里会有电流，当然还有所有的床垫都是一样的。

“我就在这里等你们了。”P.说道，无力地瘫倒在婴儿天地里一张蜘蛛人主题的床上，“我听不见。”他双手间夹着薯片包装袋任其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他的目光虚无，按着鳄鱼的节奏咬动着下颚。

“扫兴的人。”

鳄鱼。

琪娅拉耸了耸肩膀，一个眼神示意我跟上继续逛。沿着薄木地板上的指示线前进着，我隐隐约约地察觉到想要美美地睡上一觉的配方是多么复杂。

“这是一张乳胶床垫，那是一张可拆套的海绵床垫，还有那里，尽头那儿，你能看到记忆棉床垫。你知道美国宇航局就是用那个做宇航服的吗？”

“用床垫？”

“不，用记忆棉，只不过这种泡沫今天用来做床垫了。”

“那么那些弹簧床垫已经没有了？”

“当然有，但只有穷人还继续用着。”

在那个时候，如果要我赌一欧元谁会先有房，我就会赌她。可我还是错了。面对着一堆枕头、铁床架、看起来不够严肃的折叠床，我第一次品尝到了一种宁静的狂喜，一种召唤着我去购买、去拥有的力量。然而依据我所陷入的那种低下的形而上学思维，我根本无法想象到P.竟然是第一个拥有了一个能装下床的容器，也无法想象到我竟然买下了一套公寓。而比我们要高级一千个层次的琪娅拉却恰恰相反，毫不在乎要去拥有房子，她紧接着便搬去了巴黎，租着房子，躺在新未婚夫的怀里。

出来后，坐在返回城市的公交车上，有一位尽管天气很热却穿着深色绒大衣的老人，紧紧地抱着一个防褥疮枕头，大张的嘴中流出一百升那么多的唾液。我把目光移开，开始四处张望寻找看起来不那么像开膛手杰克的人。然而我和卡索里亚吸血鬼和黑寡妇交换了目光，我终于明白了我早就应该明白的一点：他们都不是人类。

从一群衣衫褴褛的流浪小孩身上散发出发霉的味道。我感觉到疲惫，被边缘化，更重要的是对交通工具的缺失感。没有汽车去不了幺点。公交车经过那里只不过是为了传达一种情绪，让人觉得那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地方，也为了在众多生活富裕的人之中烘托出一种感觉不到特权的热情……但是谁会真的把车留在车库里去坐公交车呢？

我把脖子歪向一边，鼻子向着衬衫蹭去，差不多够到右侧腋下的高度。既然我在那辆公交车上我就必须展开调查，采集自己身上的嗅觉素材永远不会太晚。那种关于“我是不同的”“我和这一切都没有关系”的假话遁词是经不起考验的，没有人能够闻到自己身上的恶臭。

我吸气。

我分析着呼吸着的空气里的成分。

我呼气，几乎像是发泄一样，这是关于我仍然完整的证明：我不是他们中的一个，至少目前还不是。

接着像是一道闪电，突然冒出想要叙述的紧迫感。

几个星期以来，这种紧迫感一直在我脑中盘旋，差不多是从我刚刚搬进那个破房子里开始的：要写一本书讲述在意大利最原始的一种冲动。而到头来，我对自己说，这种对于要拥有一个房子的狂热症，如果不是寄希望于一种献殷勤般的投资，从而可以躲藏其中，可以感受到安全，可以避开世界上所有危险，还能是什么？如果不是寄欲望于一张舒适的床垫，一张沦陷于其中的床，从而最终彻底地远离那种贫穷的恶臭，还能是什么？这将会是一个讲述今天的我们究竟变成了什么模样的精彩故事。房地产投机、家具市场、银行内幕，整个产业链，还有一些发生在我周边的人和事：卡莫拉的小打闹、腐败的政治、大海、比萨和曼陀林琴，当然还有一大堆只属于每个人的故事真相。《只有贷款做伴的男人》，我会这样给书起名。

我下了公交车，被那种充满创意的痛苦所折磨。有了想法之后需要让它变成故事。在我的意愿中，正是那一瞬间开启了签合同和拿预付款这一阶段，而这一阶段是除了以后拿版税之外唯一能够免除的那种羞愧，那种发现自己变老了、坐着公交车、紧抱着防褥疮枕头、浑身散发着尿味儿的羞愧。棒极了。之前我为什么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作为一个小说作家在两次枯燥乏味的小说尝试之后，继续基于现实讲故事已经不再能够拯救我了。“纪实文学”，报纸和电视上会这样定义。多么精彩的表达，那是我能够安享晚年的登机牌，更不用说我从来不会陷入对于“情节”这个词的狂热之中。到头来一篇纪实文学如果不是一系列只是比任何狗仔队写得稍好一些的报纸文章的合集，还能是什么？对。我会用时下的一个主题把它们串联起来，一个讨人喜欢的标题，然后就完成了。我已经能够感觉到拿版税的阶段正在靠近我，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工作最重要的一部分已然完成了，接下来要做的只是把它写下来，从第一个词到最后一个词。

5

我埋头专心写作，不吃不喝，也不洗澡。每天夜里我会把头从屏幕前抬起来，再扫一眼那件无名氏家具，然后才会扑向那张天堂，筋疲力尽。唯一可以让我从《只有贷款做伴的男人》中分心的是一只小金雀，它每天早上准时在日出的时候在我的窗台前叽叽喳喳地叫着。遗憾的是我是那种在这种演出面前无动于衷的人。

一个星期之后我重读了一遍我所写的东西：我感觉有一种想要呕吐的冲动。

我扫了这间破房子一眼：最近这几天它就像一只肮脏的巴贝特犬急需好好地梳洗。残余的蔬菜和牛肉占据着厨房里每一个角落，番茄酱的斑点混合着已经凝固的一摊咖啡让灶台看起来像是长了麻疹。接着是无处不在的面包屑，它们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开始问自己它们是从哪儿来的。

可以肯定的是每一粒面包屑都起源于每一个人对于面包的原始需求，来自古希腊的一个年轻哲学家如是说。但是在厨房里切了面包，接着将面包屑倒进垃圾桶（斯文，23.95欧元）之后，它们怎么可能又突然出现在沙发上呢？或者，又是哪一种不合时宜的大自然力量，将那些被埃菲尔铁塔形状的奶酪叉子擦下的令人厌恶的帕尔马奶酪小碎块运送到装着内衣的抽屉里呢？

我给莱昂纳多写了一封信，他是我的主编（或者说也许是前主编）：

我正在写一本新书。放心，这次不再是小说了，然而想法很宏大。接下来你不要不理睬我。我的肩上背着一份二十年期的贷款，我需要在它消灭我之前消灭它。

你的米歇尔

半小时后我在海边达塞纳·艾克通广场上散着步，我的胃里翻滚着，我的前额顶着太阳，我的脑袋里满是我所写下的所有单词，此刻它们一个捆绑着一个，像是一支蚂蚁大军刚刚穿过一片致幻蘑菇的种植地。

这一次我真的吐了。

因为痉挛我整个身体蜷缩着，膝盖顶在长凳上，我吐出了我不认为我的胃里可以装下的那么多的胃液。一艘小渔船上两个渔夫在议论着我。

“又一个吸毒的渣滓。”

“哪里吸毒了？那个是饿的，你看不出来吗？”

我本可以提出异议，我既没有吸毒也没有挨饿，我本可以反驳，假如我还有力气的话。然而我什么也没有说，也是因为那两个人其中一个说对了：我饿了。

我去了最近的一家咖啡馆，点了两份吐司和一杯橙汁。填饱了肚子，我的目光又恢复了活力，我紧紧合上眼皮，我的玫瑰色脸颊顶着太阳。几分钟后我睁开眼睛，从旁边的桌子上抓过来一份被某个人抛弃的报纸，我翻阅着报纸，心里却越来越激动。命运让所有的新闻都在报道着我的研究对象：房子。

我奔跑着去购买囤积报纸。房子，房子。所有的报道都是关于房地产泡沫、投机、优质房贷、次级房贷、次优级房贷、小额房贷、可调利率房贷……我不能只是躲在象牙塔里谱写我的杰作。只靠灵感、禁食、禁闭对于写小说是行得通的，但对于讲述现实则不行。为了真正了解现实，我必须要出门，寻找素材，和人们交谈，不停地行走。

因为在大萧条时代最具破坏性的经济危机正是从房子开始的，甚至正是从贷款被错给了比我更不靠谱、更衣衫褴褛的人开始的。

传说是这样的，有一天商业银行职员约翰逊先生说服了布朗先生申请了一笔贷款，用来购买他梦想中的位于伊利诺伊州奥克帕克的一栋小房子。银行知道布朗先生并不是所谓的可靠还款人：最近几年来同一家食品杂货店他开业又关张了十几次，在他的犯罪记录中甚至还有着关于破产的定罪。没有人会借钱给他，然而银行借了。一美元接着一美元，没有过问什么，尤其是没有想过要求担保。

反过来布朗先生知道为了拿到那笔贷款必须要接受一些苛刻的条件——比正常高得多的利率和几乎无法逾越的月供，但他像所有的美国好公民一样有一个梦想——快速地赚到大钱。接着房地产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大。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他还可以卖掉在奥克帕克的小房子以此偿还债务。

与此同时约翰逊先生正运作着更多其他的贷款和更多其他的不可靠还款人，但这位优秀职员是从哪里找到这些钱的呢？哪里都不是。他自己创造。就像施魔法一样，他将布朗先生的贷款变成了金融股票，之后再将那些股票卖给其他银行并从中赚取自己的积蓄。

突然地，几年之后，约翰逊先生所在银行的敌人开始用大头针反抗，泡沫爆了。

与此同时，石油一直在减少。

战争在持续，原材料价格在疯涨，通货膨胀在奔跑，利率向着高处在迸发。

月供变得几乎不可能偿还。

房地产市场崩溃了。

那些魔法股票变成了废纸。

更加糟糕的是，布朗先生食品杂货店的生意再次变差。他开启了B计划：卖掉房子。

但危机正值高峰，市场上有太多房地产的价值一直在下降，没有人愿意以能够偿还债务的价格去买房子，就这样，在布朗先生第无数次无力偿还之后，银行决定是时候没收他在奥克帕克的梦想小房子了。

布朗先生感到绝望，不知道该做什么。那天晚上他打开电视看到了他——约翰逊先生。他双手捧着装有他私人物品的纸盒子：他所在的银行倒闭了，他直直地盯着摄影机哭着，现在他将如何供养正在上大学的孩子们呢？

大量其他人像布朗先生一样失去了房子，还有大量其他人将要失去房子，但到头来这一切并没有那么奇怪。相反，真正让布朗先生瞠目结舌的是，他意识到银行也会失败，那些像约翰逊先生一样的人也会变得贫穷。真是荒诞，他思索着，总有一天你一直相信的东西会消失，而你从没有想象过的事情却跳了出来。

就像霉菌一样。

我从屏幕前抬起头来，浅绿色墙壁上不断闪烁着的微光引起了我的注意。

看来是真的，萨巴蒂诺是对的。

斑点就在那儿，给墙壁做着注释，霉菌自我扩张，像是涡形装饰，像是墙皮起了皱纹，第一缕风便会将它化为上百粒的灰尘。那面绿色的墙，那种我在面对世俗时坚持自我的生命力象征，被潮湿凌辱了。如果不通过一系列艰难的邻里抱怨、写信投诉、低效会议、投票决议，甚至可能的民事案件，那反复向上涌出的潮湿根本不可阻挡。

一声哽咽的尖叫，像是一声诅咒，从我的嗓子眼儿里冒出来。至少我不再孤单了，我对自己说，接着我便开始骂起了自己的命运，骂承建商，骂贷款，骂自己，骂房子。

6

总而言之，我还没有签下一份合同。然而我拥有霉菌，上百公斤，更不用说面包屑了。

真相是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些家务事，所以我决定先要一部分预付款，当然毫无疑问要等到莱昂纳多的回复之后才能拿到钱，然后我要开始寻找某个可以帮助我的人。

为了避免那种性感喜剧才有的复杂性，我会致力于寻找一个老女人。对她的第一个要求：身高过一米七五，超重，嘴里呼出的口气里还混杂着前一天第二道菜的味道，双手沾满了漂白粉；另一个要求：能够展示出和我母亲同样的乌托邦式的治愈人的那种冲动，但稍微放宽一点点的自由。在我的回忆里，那种服务是侵犯一个青少年私密生活最直截了当的方式。我可以把任何东西藏在我的房间里，从最无关紧要的爱情卡片到一大堆手榴弹，只要在每个星期的某一天，一般来说是星期三，把这些东西藏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因此在星期三，无论下着雨或者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无论在经济大萧条时代或者无忧无虑的繁荣时代，无论战争、地震，还是国际外交危机，我们的房子都会像袜子一样被翻过来，我的私人物品被暴露于公众，它们需要被除尘、清洗、杀菌，那是一种神圣的紧迫感。有几次当我从学校回来，在楼道里就可以闻到那股清洁的味道，从我刚刚踏进家门的那一刹那，甚至连洗手都需要经过谨小慎微的协商。

“你注意不要再弄湿水池了，我刚刚清洁过。”我母亲命令道，却没有补充说明该如何打开水龙头却不弄湿水池。

“那我应该怎么洗？”我绝望地问道。

“你自己想办法。”

正因为受到那些来自母亲悖论式的折磨，我决定向离我那个破房子最近的人寻求帮助。

“你应该去请破布小姐帮忙。”萨巴蒂诺不假思索地说道。

“那么我在哪里能找到她？”

他指着他曾经工作过的咖啡馆，就在那边几百米远的地方：“如果你抓紧点，也许你还能说服她。”

“说服她？”我的嘴唇里钻出一丝微笑，“但是我只是在寻找一个清洁女工……”

萨巴蒂诺用他那没有光泽的眼睛打量着我，就好像我亵渎了神明，他移开了那颤抖的目光，低声说道：“但是你对破布小姐有所耳闻吗？”

我耸了耸肩。

“她是清洁工里的马拉多纳，”他总结道，“她是有着詹妮弗·洛佩兹屁股的马拉多纳。”

破布小姐扭着腰走在街上，捧着满满一托盘的爷爷咖啡[7]；她那性感十足的宽臀轻轻摇动，每过一米的距离就有新的侍从尾行，而在一连串交头接耳的轻声称赞中，她知道他们对她有多崇拜和忠诚。在酷暑天里她踩着超高软木坡跟鞋，迈着庄重的步伐，炫耀着纤细的小脚上紫红色的美甲，这足以煽动起“世界咖啡馆”里小痞孩们无法控制的欢呼声，而她经常要去冷却那种热情：“流氓们，如果现在你们不赶紧离开，我就用这个托盘砸你们，让你们的鼻子出血……”只需要听一听她发出任何一个三音节词的音，就像嚼口香糖时噼啪声接着噼啪声，就能明白她拥有那个昵称的原因。她二十岁，不可能更大了。

在那不勒斯方言里，“弗兰佐拉”是一个名词，意思是一块破布，引申开来则是形容衣衫褴褛、贫穷、吝啬的人。比如，某些日子里天气很吝啬，阴沉的天空里甚至找不到一块破布那么多的阳光。这么多年来这个词已经被用来描述那些来自大众阶级的姑娘，穿着廉价的衣服，喜欢艳丽的颜色，总是噘着嘴，谈吐很夸张，化妆能用上几公斤的粉底。头发的颜色不完全是自然的——灰白的金黄或者反射出深紫红的黝黑，用直发夹拉直再用金色的发箍固定，所有这些都展示着一种粗野的堕落的美感。而破布小姐本身就诠释了所有关于一块破布的美学。

那一天似乎整个街区的人都只在喝爷爷咖啡，因此想要获得她哪怕一点点的注意并不简单。一次她送单回来看上去无精打采，脸上阴云密布，用手指轻轻地拍打着托盘，而另一只手则数着零钱并将小费装进口袋里。就像所有的破布姑娘一样，她擅长于迅速地发脾气，对她来说只需要卷起嘴唇，向上挤，再从里面轻轻地咬，然后沉浸在那种麻痹感里几个小时，也许几天的时间。她的亮点是当她出发的时候，她从咖啡馆里出来，捧着满满的托盘，扭着腰，让所有人都从后面望着她的臀部流口水，她知道她的臀部是完美的。

确实如此，完美。

“请您原谅……”我开始说道，在她的脸上我观察到这会是一个根本不可能交流下去的开场白，如果我继续坚持用尊称的话。“别人跟我说过你一般下午有空闲。”

“您需要清洁工？”她回答。

她从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块抹布，弯下腰擦桌子。十来粒面包屑落在我的裤子上。

破布小姐开始列举她的条件。六欧元一小时，工作时间为每周二下午两点到五点，一分钟也不能多。因为在五点半的时候，她应该拽着詹卢卡去逛公园。

“您有妻室，还是您自己？”

“自己。”

“很正常。否则您也不会来找我。”

从咖啡馆里传来粗哑的声音命令她进去。破布小姐消失了几分钟的时间，接着便给我端来了爷爷咖啡。“您听着，老板，”她忧心忡忡地说道，“如果我要去您家，我必须也带上辛迪娅。”

我困惑地盯着她。那是我第一次观察她火红色的双唇：夸张的唇膏溢出她丰满嘴唇的唇线，就像小女孩儿刚刚饱餐了一顿酱汁肉丸嘴上留下的痕迹。

“辛迪娅是我的陪同，”她卷起嘴唇继续说道，“当我去某个陌生人家里做服务的时候她总是跟着我。无意冒犯，看起来您是一个好人。然而，您也明白，在这里这种事情总是有一点点奇怪。我丈夫是那种容易脾气暴躁的人，他不喜欢我独自去一个男性家里。”

“好吧，”我支支吾吾地说，“但是我也要付她钱吗？”

破布小姐突然噼里啪啦地大笑起来：“不不不！辛迪娅只是我的陪同。我去哪儿她都会跟着，现在您明白了吗？辛迪娅的儿子阿莱西奥，在我带着詹卢卡逛公园时也会一起来。那么我们星期二见？”

星期二下午是一个星期当中唯一我有固定工作的时间段（去参加偶尔会找我约稿的报社的编辑会议），我问她能不能推后一天。“对不起，老板，”破布小姐耸了耸肩，“星期三我要去芭蕾舞女演员家里。”

咖啡馆里又传来那粗野的声音再次召唤她。过了一会儿，她第无数次端着托盘又一次出来了。“除非呢，”她用食指抵住她肉酱色的嘴唇小声嘀咕道，“除非您和她之间达成协议。您明白吗？”

整整一个星期要给芭蕾舞女演员打电话的那种可能性都在折磨着我，破布小姐给我留了电话号码，但最后什么也没有发生。然后在那个星期二我也成功地把时间空了出来：报社的主编之一脑血管梗塞，会议因此推迟（在和通知我这个消息的助理的电话中我沉重地回复道：“我很抱歉。非常抱歉。”接着挂上电话之后，我握紧拳头，挥舞着手臂，在家里飞旋奔跑着、号叫着，就算我打进了世界杯决赛决定胜负的一球也不会有那么疯狂）。我相信对于接下来的星期里，我会说服破布小姐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去解决“芭蕾舞女演员”事件。为了能够让我们的时间表相吻合，我不可能寄希望于每一次都有某个人生病。

“不能这样做。”她说得很清楚。

“‘不能这样做’是什么意思？”

她的头上戴着一条玫瑰色的发带：“都是老板们之间互相达成协议，跟我有什么关系？”

辛迪娅，她的陪同，在默默地观察着我们。她的身体松弛散成一圈圈的肥肉卷从那件点缀着银色亮片的紧身T恤衫里凸现出来。尽管有着相同的年纪，但辛迪娅比破布小姐更加破布，因为她身体的完美臃肿、她动作的懒散，还有当她在物体和人之间不停地移动时拖着自己的身体就好像是被给予了她并不想要的特权。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是当《你做了什么》的手机铃声响起时她接起了电话：“妈？我跟你说过了现在我就过去。再过一小会儿我就到那儿了。他不想？那么就给他水果奶酪吧。”她挂上了电话，嘴里还在咕哝着像是在诅咒她母亲，再之后她紧了紧身子，再次恢复到那种做作的姿态。“今天阿莱西奥没有被带去逛公园，”她很抱歉地说，“他留下了和奶奶在一起。”

我不吭声地看着她，又回到我和破布小姐的争论之中。

她的工作是一次纯粹的清洁任务：扫地、清空垃圾桶、拖地、消毒、掸去家具上的灰尘，然后计算多少小时过去了，再乘以六，把钱装进口袋便离开了。持有一个记事簿的想法对她来说完全超出了她的职业视野。做服务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然的一件事情，也许和繁衍、做饭一样。真的有可能有人没办法自己搞定它吗？

“我的天哪，”在我带她第一次来到我的书房后她惊叫着，“您有很多书，欸，老板？”走廊尽头我听见辛迪娅给自己倒了一杯水，低声哼着“不存在”，那是她对《你做了什么》的个人改编，每当出现西班牙语疑问句“你做了什么”的时候，她就将其替换成那不勒斯方言陈述句“不存在”。当我要求破布小姐给书架除尘并将书按它们的顺序摆好的时候，就像这么多年来我徒劳地要求我母亲一样，我意识到自己攻破了一点点她的自信心。因为这些书，她必定认为我是那种安静的、古怪的人。不管怎么样，仅此而已。

她向我讲起她自己。她十九岁时，也就是两年前，从她儿子詹卢卡刚满三个月的时候起，她便在世界咖啡馆里服务餐桌，与此同时，下午的时候她作为自由清洁工在公寓里工作。做家政服务并不让她反感，无论如何也比在咖啡馆里的差事好得多，在那里她被迫每天五小时在街区里来回奔波送咖啡。塔托，她丈夫，年纪和她一样大，在一个夜间停车场工作，每个月拿五百欧元和一些小费。

“过去塔托做过错事，”她用严肃的口吻说道，“但现在没事了。他和过去一点儿也没关系了。”

我推断塔托曾因为毒品坐过牢。也许他是个瘾君子，或者他曾贩卖过一段时间。在这个时候破布小姐沉默了许多。当然也是因为他们从十一岁的时候便在一起了。“我一直都知道我会嫁给我的塔托，那是命中注定的。”但是命运呢，除了塔托高效的精子之外，还没有带给她其他任何东西。尽管生活贫困还有来自家庭的压力，破布小姐还是成功地拿到了初中文凭，接着，在十四岁的时候，她在袜子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某一天他们让她在一封空白的辞职信上签了字。要么签字要么什么都没有，老板对她说。那时她怎么可能知道那个厚颜无耻的男人会在她怀孕的第一时间便把她赶走。

她离开了工厂。堕胎甚至都不是一个选择。她的家庭是绝对不会允许堕胎的，不过无论怎样，她自己也从没有过那样的念头。她的母亲也曾经历过，她母亲的母亲也曾经历过。

“想到詹卢卡有一个如此年轻的曾祖母，你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吗？”

我没能忍住自己。我听着自己说出的那世俗的话语，带着那讽刺的知识分子的口吻，我明白了为什么像破布小姐这样的人——那些被我们称作平民、小市民、无产阶级游民、庶民，总是找不到合适的词去形容的人——会憎恨像我这样的人。当然，我距离那种经典的知识分子的概念还非常遥远。我亲爱的破布小姐，我会这样对她说，在我和那些得文学奖的、杂志里的、自助盛宴上的、留着黄胡子的悲伤的人之间比起我们之间有着更远的距离，所以不要误解我。相反，我却用最差的面具伪装了一个本来是好意的问题：“想到詹卢卡有一个如此年轻的曾祖母，你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吗？”

破布小姐气愤地看着我。她根本没有预料到拥有这些书的我会那样说。她依旧处之泰然地继续除尘的工作。她不是那种会把流血的伤口给别人看的动物。在她的反抗机制中，只有在受到侮辱、吵闹、厮打时才有可能流眼泪，她的本性决定了她永远不会没有反抗地忍受。正是因为这个我才喜欢她，破布小姐，她是一个优秀的拳击手。

“有什么奇怪的，老板？”半小时后她才问道，并将除尘杆靠在墙上，“您知道圣母马利亚生下基督耶稣的时候才多大吗？十三岁或者十四岁吧，我觉得。”

我从屏幕前抬起头来：破布小姐站在写字桌（曼哈顿，166欧元）的另一头盯着我，双手叉在腰上，一副挑衅的姿态。

“但那是一个有两千年历史的老故事了。”

“那又怎样？我们在讨论的可是圣母马利亚和基督耶稣。我可不觉得这个事实无关紧要。”

我不知道她是从哪一个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相片然后递给我，我拿过相片，仔细地观察起来：一个异常机灵活泼的那不勒斯幼童在向着某个清晰的目标奔跑着、微笑着，并将奶嘴扔向空中。他有着和他母亲一样的黑色眼睛。

“詹卢卡？”

她一把抢走我手中的照片：“如果我选择了堕胎，您觉得他现在会在哪儿？”

我用一只手托起下巴，并用食指挠着：“但你从来没有想过离开的可能性吗？你觉得你的儿子在这样一座城市里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就在那一确切的瞬间，在她的眼睛里我被贬低成在这个国家里愚蠢至极的势利知识分子之一。

“你不害怕他可能会变成一个卡莫拉分子？”我加大了剂量。

“那么，所以呢，老板？有人早上出门去卖面包，也有人去做一些帮派任务，都很正常。所有人都要维持生活。难道不是吗？如果所有的事情保持原样没有改善，那也是国家的错。”

那些话就像是烧热的石头深深打动了我，我不知道该回答她什么：“国家？但是哪个国家？至少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现在换作是我在发脾气。我本想补充说道另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国家其实是我们，是你，是在这个房间里的我们俩，甚至也是那个像西洛可风一样难以理解的并用詹妮弗·洛佩兹的歌做手机铃声的辛迪娅，但那样的讨论在我看来是那么徒劳无益，我便没有开口。我从写字桌前站了起来，去给自己做一杯咖啡。

当看到我的时候，辛迪娅一跃而起。“我来做吧。”她说道。

“你是客人。在我家就我来做咖啡。”

辛迪娅露出一丝礼貌性的微笑，便又跌落到了椅子上。

晚些时候，破布小姐来到厨房加入我们。“这儿的活儿我干完了。”她一边用食指修正刚刚涂上的唇膏一边说道。我递给她十八欧元，同时又试图不向她展示我的埋怨，她将钞票塞进短裤口袋里，有那么一刹那，她注意到我那冰冷的目光，踟蹰地说道：“那么您给她打电话？”

“谁？”

“芭蕾舞女演员。调换日期的事情。”

“是的，是的……”我不耐烦地回答道。

“有什么事情您再通知我。我们下星期再见吧。”她转过身去看着辛迪娅，“我们走，姐妹。”辛迪娅站了起来，她们一起向出口走去。她们耳朵上的圆形耳环寂静无声地晃来晃去。

在她们关上门之后，我趴在门上偷听。

“今晚你要给阿莱西奥做什么吃的？”

“炸鱼条。这是能让他吃鱼肉的唯一方式。”

“什么鱼肉，那全是垃圾。”

“那么詹卢卡呢？”

“我要给他做小牛排。今晚塔托要很晚才回来。”

“嗯，又不是当一个作家可以整天地待在家里。”

一阵沉默，接着当她们下楼梯的时候，我听到破布小姐说道：“那么多的书你看到了吗？”

“没有，”辛迪娅说，“我只看到了霉菌。”

7

亲爱的客户：

经过我们的核实检查，您的账户已经透支，因此我们请您在收到这封通告之后十天之内提供还款。债务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将会有损于您关于……的可能性……

那个星期二下午，在收到了银行信件，并第一万亿次检查了邮箱希望能找到来自莱昂纳多的信息之后，我开始了惯常的关于合法性的课程，而且是初学者水平。

“你不能认为贩卖毒品是一份和其他工作一样的工作，比如说你的工作。”

“老板，既然您知道所有这些事情，那么告诉我：该怎么样生存下去？”

针对这个问题我试图把辛迪娅也拉进来。“我怎么知道。”她说道。她舔了舔指尖，然后开始翻阅起一本杂志。“对我来说毒品让我感到厌恶。”破布小姐反驳道。

我所需要做的就是去按下子女这个按钮，这个永恒的话题便会融化全世界所有母亲的心：“那么如果有一天你们的儿子去卖毒品了呢？”

辛迪娅斜着眼看我，而破布小姐则带着越来越不满的情绪在水槽下面寻找着什么。“如果有人胆敢把那玩意儿给詹卢卡，我就杀了他。”她气势汹汹地说道。

很好，我思索着，作为一个家庭教师我一点儿也不差。

“现在不如你放下那本杂志，然后专心于下面这个问题：那些卡莫拉帮派是如何破坏我们的生活环境的……”

辛迪娅舔了舔手指继续翻着杂志页面，目光里带有一种冷酷的同情。我感觉到有人轻轻地拍打着我的肩膀。

“怎么了？”

是破布小姐。

“说到我们的生活环境，老板，”她嗤之以鼻地说道，“如果您不能给我找到合适的清洁用品，那么我来这里做什么呢？”

她们拽着我来到家附近的一家折扣店。店门口蔚蓝色的霓虹灯招牌上闪烁着：

疯狂甩卖

所有家用品无敌低价

一个指甲上涂着许多小爱心的收银员仔细地观察着我们，而我们往小推车里塞满了洗洁精、空气清新剂、五颜六色的抹布，还有蜂蜡罐。

“蜂蜡？”

“怎么了，老板？您不知道？蜂蜡可以除尘。”破布小姐解释道，“读了那么多书对您真的一点儿用也没有呢。”

辛迪娅突然狂笑不止，笑得身子弯下了九十度，当她再次站起来的时候，发现她的同伴正在等着和她击掌庆祝。

“噢。你们快看谁在那儿。”破布小姐指着摆放着女性用品的过道。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双修长纤细的手。我之所以留意到那双手主要是地理位置上的原因，从我所在的位置看过去是不可能避开那些微微弯曲的手指的，它们先是停留在沐浴液和带着香味的毛巾上，再放下，然后再去触碰，再放下。那双手温润如玉却又强劲有力，抓起和放下东西时都利落干脆；那双手拥有着不同的结构，不像是我已经习惯了的总是很柔弱或者很粗胖的、总是很瘦小或者像马利亚小圣像那样扁平的手。我的身子向前倾想要看一看她的面容。

“芭蕾舞女演员，”破布小姐挥舞着手臂呼喊着，“克丽奥女士！克丽奥！”

我本应该抹去脸上那白痴般的神情。重要的事情总是这样：突然出现但你还没有准备好。你依旧沉湎于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蜂蜡可以除尘，而此时再想要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或者想要向命运展示最好的自己都是徒劳的。青春恰恰就结束在你停止了要忙碌着让自己准备好的那一天，因为就在某个女人的目光落在你身上的那一瞬间，你准备不足也好，笨拙迟钝也好，别人一直在给你贴标签说你毫无节奏也好，展现魅力已经不再重要了。

接着突然间芭蕾舞女演员便转过身去了。

晚些时候，待在家里，日光开始褪色，就像被吹风机吹干的一件T恤衫上的水滴。银行来的信件充满威胁地盯着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客户被称呼为“亲爱的”而不再是“尊敬的”了？一阵偏头痛突然袭来，从头的中心开始向各个方向散开来。我摸索着沉重地跌倒在沙发里，我的身体沉没进坐垫时发出的声音在房间里回响。苔丝狄蒙娜漠不关心地盯着我。我用双手抓着头再紧紧按着眼睛。必须要等待，我对自己说，等待，然后吃一片止痛药。但偏头痛并没有退去，我点燃了又一根香烟。

接着我抓起电话按下了号码。

“喂。”

“喂，克丽奥？”

“是的，您是？”

“你好，我是米歇尔。我们刚刚才见过面，在那家折扣店里。”

“啊，你好。告诉我，有什么问题吗？”她果断地说道。

“破布小姐。”

我在考虑也许她认识她却不知道那个名字的可能性。芭蕾舞女演员给我的感觉是她对方言并不熟悉，但相反她却心不在焉地问我：“这一次她又做了什么？”

“哦，没什么，”我叹了口气，“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请你帮个小忙，没别的。”

“什么忙？”

我感觉陷入了泥潭。我打电话本想问个问题，而现在我已经被问了四个问题。

“我是星期二的那个，但我需要变成星期三的那个。你明白吗？”

“不完全明白。”

微笑，米歇尔。微笑，然后好好表现。

“破布小姐，”我再次开始，“她的日程安排不过来。”

“所以呢？”

“所以我们之间就有问题了。”

她突然大笑起来，她的笑声尖锐刺耳、充满讽刺。“我们之间？”她说道，“我们甚至还不认识彼此，我们之间就已经有问题了吗？”

我低声含糊地说了些什么。我气得嘴唇在颤抖。“总而言之，我需要我们之间调换一下日期。”我补充道，“现在你清楚了吗？”

“非常清楚，”她郑重地声明，“但我觉得那不太可能发生。甚至，”她继续说道，“我敢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敢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由这句话可见她是一个多么傲慢的人。到目前为止我的举止表现都太过有教养，我决定开始反击。

“然而，”我讥笑道，“破布小姐对我说过这将不费什么吹灰之力，考虑到你是一个芭蕾舞女演员。”

“她是这样说的？”

“她的原话比我的更方言化，但大体上是的，她是这样说的。”

我击中了她的要害。尽管她想尽办法试图掩饰，但她的声音开始犹豫不决：“所以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作家。”

“啊，好吧。”

“对不起，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有读过某一本我的书吗？”

“没，从来没有。”她回答道，“你知道是怎么样的，我们这些‘无所事事的’芭蕾舞女演员不爱阅读。我们最多也就是在理发店里翻一翻杂志。”

“我从来也没有说过你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我只是说……”

“当然了，身为一个作家，你并不擅长找到合适的词语。但现在一切都更加清楚明白了，相信我。”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一个像你这样的‘大文豪’肯定忙得不可开交。”

“好吧，如果我不忙的话，我肯定不会在这里乞求帮助。”我喊叫起来，“如果我不忙的话，我肯定不会打电话到一个陌生人家里。”我补充道，“如果我不忙的话，我肯定永远也不会和一个像你这样傲慢的人讲话！”

当我说完的时候已经气喘吁吁，不过我却感觉到非常满足。此刻我确定该轮到她气得嘴唇颤抖了。

“你真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她总结道。

我感觉到了这种憎恨。我几乎能够闻到它，或者听到它的声音，然而我再次冷笑起来：“我希望如此。如果谁能够令你感到厌恶，那么他肯定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我反驳道，“不然我究竟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呢？”

这个时候她长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道：“实际上，你终于说对了一件事情：你究竟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呢？”

“喂，你听着，不要再拖下去了。今天对我来说是特别糟糕的一天。我只是想着也许对你来说并不是……”

这一次她没有给我留下时间让我说完那句话。她已经挂上了电话。

我抬起头，却看见应急灯亮着。我赶到配电箱那儿，眯起眼睛向里面看去，有那么一小会儿，在黑暗中，当我想到不用再去忍受那面被潮湿残害的浅绿色墙壁，那面看起来越来越像青少年粉刺脸的墙壁，我感觉到了一种慰藉。

他们切断了电流。不仅仅是我，所有人。

会恢复的，我对自己重复着，很快就会恢复的。

然而没有恢复。

接着一只蚊子开始在我周围嗡嗡作响。

8

我和其他住户一起聚集在公寓楼外。在快速地了解了大致情况后，某个人推测说我们的公寓从来都没有连接到电网里。我们相互之间没有勇气去看彼此的脸，却不停地重复了两三千遍：“现在该怎么办？”

有消息透露，能源的供给仍然在由建造公司掌控——只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向公寓提供服务——这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免费用着电，我们用手指去按下那些黑白色电源开关，从来没有问过我们自己，电流从哪儿来，又是谁在埋单。无论如何，如今公寓楼能源被切断，让整个事件进入了尾声：承建商抛弃了工地，也不再交账单了。所以他们把我们“切断了”。所有人和所有东西，甚至最新一代的栅栏门，那件“完美杰作”。

在这次突如其来的集会上，所有人一致同意选择萨巴蒂诺作为新的管理员：他将联系电力公司，并向所有人收集费用。新当选者的目光飘忽不定地游移在这群绝望的住户之间，他还不忘提及要把这个不管是谁的人送上法庭。然后我们便可以自由地回到我们那熄灭的家中，那散发着香味的蜡烛，那滴着水的冰箱，那腐烂的水果，那变软的鸡胸肉，那融化的菠菜块。所有的东西都在化冻。我的脸色苍白，将自己扔进托皮南布尔里。我将如何从这场灾难中幸存？食物、互联网连接、热水。我不是杰克·伦敦[8]，见鬼。我从来没有去过克朗代克，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西方作家，我的基因并不适合于在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幸存。我紧张地盯着电视机——我甚至不能指望电视机右下角的小红点来陪伴我——就这样，我渐渐地失去了时间的概念。

几小时后，我依然在盯着一片漆黑，担心着在附近不动声色的那只蚊子。我变得偏执、妄想、孤独，甚至被动物王国所憎恨。那只蚊子躲开了，但它就在那儿，肚子里满满的人体血浆，在我周围飞来飞去却没有咬我。偶尔它会消失到窗外去——它离开了，我可以确定，为了能够叮咬其他人的胳膊和脚踝——也为了几分钟后再回来继续忽视我。

我点燃一根香烟。

我停留在那种状态里有……多长时间？两小时？三小时？夜越来越深。我看见那只长着翅膀的浑蛋在托皮南布尔的扶手上滑翔，它用那极微小的眼睛看着我。它看起来带着光泽，沾满油渍，肥大多脂。但我克制自己想要杀死它获得极大满足的诱惑。我将只会用其他住户的血弄脏墙壁，可这么做也不仗义，毕竟到头来它并没有咬我……我的偏执、妄想已然越界变成了一种形式异常的哲学演绎。就在这同一天里，一个姑娘砰地挂上了你的电话，银行威胁要没收你的房子，家里又断了电，还能有其他什么事情再发生在你身上呢？还可以是夜里十二点的钟声刚敲响，这样一来往银行账户里打钱还款的剩余时间便只有九天了。

为了避开更多其他的不幸消息，我决定出去喝个烂醉。

因此，我坐在一家露天酒吧里，小口啜饮着一杯内格罗尼，神情悲惨地等待着我的命运，并生硬冷淡地拒绝了经过我身边寻求施舍的每一个穷困潦倒的人。

过去我在乎过这些人。我为他们感到难过，因为他们的生活。有时候我会给几个小钱——就在我将钱从我手里递到流浪汉手里的那一瞬间，我总是会感觉到一阵剧烈的惊吓，仅仅是因为想到我们有可能会交换一些致命的细菌——或者我会给某个尿裤子的老人递一根香烟，或者我会从那些更和善的扎着辫子的黑人兄弟手里买一些虎眼石。然而从来没有，我发誓，我从没有想到过在年满三十岁之后，在一个闷热而潮湿的夜晚，当我在喝着我的第三杯内格罗尼时，当我听到有人问我“给点钱吧，老板”时，我会感到浑身不爽。

“不，去他的，何时你才能给自己洗个澡，何时你才能不来烦我呢？”如果我的超我没有及时介入让我的本我镇静下来，我会这样对那个老人说。

我决定将我最后的思绪献给莱昂纳多，就是那个沉默寡言固执己见的、长着懒惰的小手指的男人，他总是迫使我的书陷入不完善的困境。但是他又是谁，凭什么要将我灵感上的快感转变成仅仅是快感而没有灵感呢？那个男人穿着发亮的蟒蛇皮靴到处游走，出生在米兰却一身牛仔打扮，总是晒得很黑，甚至黑到脸上的皱纹里——这就是他。一个暴发户拿着童话般的薪水去评价一本书（任何一本书，甚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如果可怜的费奥多尔是他手下的作家的话），他依据一本书在书店里和仓库里的数量比去评价，而在撰写他的编辑评语时，他总是使用动词“移动”（“已经有一段时间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没有再移动过哪怕一本了”或者“《卡拉马佐夫兄弟》今年移动得真的太差了”），但是更多时候，他会怀揣一张没有透支限额的信用卡住进带有爵士牌按摩浴缸的酒店房间里。这就是我的主编（或者说，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已经是前主编了）。

我紧紧地抓住酒杯，咬牙切齿。我酝酿着在遇到下一个穷困潦倒的人的时候将狗牙插进他喉咙里的可能性。我都已经想象好报纸上的标题了：

文学的承诺

中伤流浪汉

酒鬼吵架

两个人中的一个曾是小说作家

残暴的作家：

“我的主编再也不回邮件了。”

广场上浮现一个驼背老女人的身影，头发绑在脖子后面。她提着一个塑料袋，偶尔从里面抓点东西出来：一团纸球，几粒虎眼石，几张宗教画像。她缓慢地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像一个垂死的女人，她赠送一些小圣像想换一些钱，有时候她会心不在焉地重复走着相同的路，回到相同的桌子前再次介绍自己，从而忽略那些她还没有拜访过的桌子。面对顾客的习惯性拒绝她总是报以微笑，用微笑去掩盖那从她只剩寥寥几颗腐烂牙齿的嘴里紧绷出来的不太友好的话语：“去你们的祖宗，还有你们的灵魂，去死，去死，你们所有人都应该去死！”[9]她的问题在于缺少一个结构清晰又有连贯性的市场营销计划。

去死，去死，你们所有人都应该去死！

轮到我了。那个女人将手里一张毕奥神父[10]的小圣像松开放在桌子上。我是不能扑过去掐住她的喉咙的，但我想让她赶紧离开不再烦我，所以我看也没看她一眼便将一枚一欧元硬币向着她的方向沿着桌面滑过去。那个老女人抓住了硬币又小声嘀咕了些什么，然后开始盯着我看。

“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吗？”

我点燃了一根香烟。

“问题是你能给我一根香烟吗，朋友？”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她消失，而且我们根本就不是什么朋友。也许我看起来穿着有些破旧，沮丧又酗酒，她就觉得可以把我当作朋友。我小心翼翼地递给她一根香烟，谨慎地避免任何身体接触，她用淡黄色的手指贪婪地抓了过去。

“谢了，朋友。”

我咽下最后一口内格罗尼，它已经变成了一杯混着苦艾酒并且冰块融化后的杂汤，但还是可以用来装装样子的。

“你听着，有件事情我们要说清楚：我们俩不是朋友。我们从来没有一起看过一场比赛，也没有相互交换过秘密。”

“问题是你能给我点燃它吗？”

“你怎么还在这里？”

那个女人微笑着，向我展示着唯一的那颗上门牙。透过她脸上的污垢我能看出那种讽刺的神情，然后她将香烟塞进口袋，愤慨地将那枚硬币扔到桌子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你留着吧。”她说道。

“如果你不想要我的欧元，那么你可以拿回你的小圣像。”

那个老女人对我微笑着——又是那颗门牙——便离开了。

我双手捧着小圣像翻转着。我喜欢毕奥神父因为他总是带有一副生气的神情，像是在说：这个世界上的主编们总是不给他们手下最有才华的作家们回邮件，让人感到愤怒……我在她后面冲她喊道：“那么毕奥神父呢？”

那个女人在广场中心那儿转过身来，摇了摇头，重新在她的袋子里翻找起来：“去你们的祖宗，还有你们的灵魂，去死，去死，你们所有人都应该去死！”

“嗨！”

她已经离开了。我环顾四周：酒吧里的顾客们都惊恐地盯着我看。接着，就在他们开始忽略我的时候，我从桌子上抓起那个小圣像塞进口袋里。

我离开了那家酒吧，陷入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如果接下来有一个人流落到西班牙人街区的小巷子里瞎转悠，甚至连蚊子都讨厌已经喝了三杯内格罗尼下肚的他，那么死亡便几乎是他更宁愿去选择的命运了。时不时会有霓虹灯射出稻草黄色的光束，照亮那些肮脏的街道。从一栋又一栋相互缠绕在一起的公寓楼里倾泻出一首浑浊的人民交响曲，洒落在石头地面上——女人们在喊叫，小孩子们在号啕大哭，老人们患有支气管炎在吐痰——没有人关心我的路过。我对着一辆汽车的玻璃窗照镜子，却再次看到那个老女人腐烂的牙齿。我急匆匆地离开那些小巷子，我感觉到一种深无止境的恐惧，担心在任何一个角落的深处遇见自己的终结，有好几次我甚至跌倒在自己的影子里。

这就是那个只有贷款做伴的男人。

我回到了那个破房子，身上散发着来自这座城市里的各种恶臭。我转动了钥匙，推开了大门，蹒跚地向前走着，在我的职业生涯里，第一次运用了通感修辞。

黑暗，散发着霉菌气味的黑暗。

一阵颤抖从我脚下袭来，接着缓慢地向上爬，这一连串的瑟瑟发抖像电流一样穿过我的身体。食品柜里已经空了，而冰箱（肩并肩，399欧元）里只有一盏十五瓦特的灯泡而且已经烧坏了。我在家里漫无目的地打转，一只手插在内裤里，好像我要保护自己防止来自低处的打击。一阵恐慌正缓慢地占据我的中枢神经。我在出汗。墙上挂钟的指针一秒一秒地打出节奏，像是葬礼进行曲里的一个一个音符。我听着每一秒钟的流逝，好像在任何时刻这个房子都可能会爆炸。

我躺在床垫上，就在它旁边，我找到了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每两件事之间都存在着一种联系。甚至，那种联系存在于位于孤独之人的故事里所有床垫旁边的所有文学故事之间。通过书籍得到拯救这种癫狂的欲望诞生于一个孤独和文学还混杂在一起的年代，混杂到无从知晓谁在先谁在后：是孤独促使我去拥抱书籍，或者是书籍让我变得孤独呢？

我回忆起我的爷爷，他是街区里的大名人，尤其是因为他和魔鬼之间的亲密关系。然而，也许是因为在他的那些荒诞故事里有些什么貌似真实的东西——那是一种不需要用真理来慰藉的古老的道德观——所以从来没有人想过要让他住院治疗。他第一次讲述他和魔鬼撒旦相遇还是在他自己的婚礼那天，那时候一个没有被邀请（却魅力十足）的女人请求他赶紧逃走，以此方能换取一袋黄金和一生的奢华。然后还有另外两次谈话，有那么一次魔鬼化作一支蟑螂纵队入侵了他在明图尔诺海边的房子，就在我为他们结婚做见证人那天之前。那时候我十三岁，也许十四岁，他说服我陪着他一起走路去庞贝以表达对圣母的虔诚。这之中还有一个关于向造物主求情的故事，不过我已经不记得了，就像我不记得那天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除了那种难以形容的疲劳感，还有突然间爷爷又开始坚持认为我们遇上了魔鬼：巴力西卜[11]伪装成一个头发灰白的男人，开着一辆红色的阿尔菲塔想要载我们一程，并以此收买我们的誓愿。

在接下来的几小时甚至几天里，我一点一点地接受了他的故事，在那之前我们没有在任何事情上达成过共识，而这确实是他的杰作。谁知道为什么我会接受他的这些发明创造？是我不想顶撞他心中的敏感，或者也许是我害怕了他那些针对异教无休止的猛烈抨击，类似所有的异教徒及其子孙后代都毫无羞耻地在泥中打滚儿？这些都不是原因。我接受了他的故事版本，是因为我有一个好的理由去相信他。

“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有一天他问我，那是在几个星期后当我给他大声朗读《马丁·伊登》的时候，“究竟露丝有没有爱上马丁？”

“我不知道，爷爷。我尝试去问马丁这个问题，然而他自己也不知道。”

“你问马丁了？怎么，你和这些人有交谈？”

“有时候，”我向他吐露道，“夜里的时候。”

他看起来并没有被我的秘密所扰乱。再说了，一个坚持主张自己遇见魔鬼的人怎么可能会去嘲笑一个和他最喜欢的小说里的人物变成好朋友的小男孩呢？

“不管怎样，露丝爱马丁还是不爱？”

“在我看来，露丝只不过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一个情感操控者。”

“一个什么？”

我爷爷只关心故事情节。他好奇地想要知道露丝和马丁在一起是否快乐，“披谷德”号是否追上了大白鲸[12]，霍尔顿是否想要回家[13]。没有别的。当我沿着故事主题的小路攀爬，打开了关于作品其隐喻或者文化内涵的危险出口时，他都会开始摇头。“故事，”他嘟囔道，“我要故事。依我的口味，马丁和霍尔顿空谈哲学有些过头了。当你见到他们的时候跟他们说一下。”接着他坐下来，张开耳朵向着我的嘴唇，放弃了阅读，只是五分钟的时间，他便已经在打鼾了。在这个时候，我合上书站了起来，走进厨房。“我读书的时候爷爷睡着了。”我生气地宣布，“什么时候吃晚饭？”

“还要十分钟。”我母亲回答道。

在恰好十分钟后，爷爷探出头来声称自己饿得像一头狼，然后他在饭桌前坐下，按照他自己喜欢的方式精确到极致地把餐巾塞进衬衫的领子下，对我眨了眨眼。“我求你了，”他说道，“下一次给我讲一个没这么无聊的故事吧。”

在那个年纪，孤独和文学的聚积已然开始，直到现在，在一个漆黑闷热的夜里，撒旦就待在我那狭窄简陋的床铺范围内。然而具体来说，从年代学的角度来说，是谁第一个让我远离其他人隔离自己在房间里阅读？是他，霍尔顿。是谁向我传达了这个想法，以一种非常隐秘的方式，就好像只有优美的散文才知道如何真正地存在一样？如果接受了加尼·阿塔纳西奥关于参加小型球赛的邀请，那么就意味着抛弃了生活更高贵的一面？还是他，霍尔顿。是谁，尽管在现实中不存在，却依然假装成为我的朋友？是谁推动着我想要成为一个作家？他的名字叫霍尔顿·考尔菲德。

第无数次重读的速度很快。霍尔顿和我手牵着手轻快地前行，说着小痞孩们的俏皮话和大学里的童谣来散心。亲爱的霍尔顿，向我讲述在这个世界上流浪的感觉，在学校里分数的荒谬，还有你兄弟阿里的棒球手套。我等待着在某一时刻他会在纽约动物园旁抛弃我，把我留在角落里裹着汗湿的床单。有那么一瞬间，当他的妹妹菲比围着他起舞的时候，我的眼皮快要合上了，那时霍尔顿打断了我说：“难以置信，对吧？如果不去做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有时候一个人必须鼓起勇气，虽然有些事情他并不是真的想去做……”

“对的。我也不得不去和我根本不想与其握手的人握手。”

“那么你看到没，霍尔顿？为了生存你也会被迫去说那些不是你心里所想的东西。”

“但是我是在这个地球表面上存在过的最大的说谎者。甚至在我出门去买报纸的路上如果遇到了某个人，我会装作没事一样跟他说我正在去剧院的路上。”

“让我睡觉吧，我求你了。”

我的朋友不停地说着，没有任何连贯的谈话逻辑。我爷爷会说他空谈哲学有些过头了。

“人们什么都不明白，”他又开始说道，“你有没有过在读完一本书之后想要和作者一起离开？”他停顿了片刻，接着补充道，“金钱让我感到忧伤。你有没有害怕过在老之将死的时候贫穷又孤独？”

“霍尔顿，停下。”

“你能告诉我鸭子们冬天的时候都去哪儿了吗？你恰好知道吗？”

“那么你知道是谁挪动了家里的面包屑吗？”

“天晓得，米歇尔。”

我被逼急了。我堵住耳朵，屏住呼吸，闭上眼睛。当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灯泡发出一阵如痉挛般颤抖的白光，照得整个房间像是白天一样，但仅仅持续了几秒钟：一阵闪动、两声奄奄一息的电流音后，我便又一次深处黑暗之中了。忽然在那个破房子的阴暗之中，霍尔顿消失了，而从我那干裂的嘴唇之间冒出了一个词：孤独。我又小声嘀咕了很多次，像是一个疯子刚刚偷窥到他自己的病例：“孤独。孤独。孤独。”

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在我去做之前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霍尔顿说得对——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不会屈服于一个二十年的贷款，不会屈服于霉菌的“美好”陪伴。为了能够和孤独搏斗，我早就知道，我必须要放弃和霍尔顿之间的友谊，还有所有像他一样的朋友；我必须要把我喜欢的书放回到书架上，找到属于我自己的生活。我感觉到那种抽离是必要的。书籍、前未婚妻，还有父母：我要把这些都先放一边，开始好好地活上一回。

我用手指轻抚过小说的页面，希望能再次联系上我的朋友，但是霍尔顿保持缄默，像是在生气一样。而我，迟钝却又清醒，把他紧紧抱在怀里一整夜的时间，像是一场长长的永别。直到当春天的金翅雀宣告黎明的到来，直到那个时候，一缕怪诞的微笑印刻在我的嘴唇上，我才入睡了。

手臂上一阵令人厌恶的瘙痒。

一只蚊子在我耳边嗡嗡作响叫醒了我，不过已经太迟了。我挠痒所以我存在，我这样想着。我打开电脑检查邮箱。我睁大了眼睛盯着那由一堆粗体字组成的奇观。莱昂纳多回复我了：

我亲爱的：

你的新书将不是一本小说这个事实让我拒绝你的可能性（大大地）降低了，然而你在描述它时所拥有的灵感却又不止一点地增加了那种可能性（靠灵感狗屁也卖不出去，你知道的）。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不让贷款彻底摧毁你，我有一份工作推荐给你。不是最好的工作但却有钱，很多钱。给我打电话，我再向你解释。

莱昂

注解：

[1]　马雷克·哈姆西克，斯洛伐克足球运动员，现效力于意甲俱乐部那不勒斯。

[2]　莫扎来拉水牛奶酪，源于那不勒斯地区的淡奶酪，以当地水牛奶为原材料。

[3]　卡莫拉，那不勒斯地区黑手党的名称。

[4]　玛黑区，法国巴黎的一个区域，横跨巴黎右岸的第三区和第四区，传统的布尔乔亚区域。

[5]　Go-go bar，泰国脱衣舞吧或者钢管舞吧。

[6]　《美好时光》，Tiempe belle，作于1916年的著名那不勒斯歌曲，后代指那段美好时光。

[7]　爷爷咖啡，源于那不勒斯的一种咖啡奶油。

[8]　杰克·伦敦（1876—1916），美国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品有《马丁·伊登》《野性的呼唤》《热爱生命》等。

[9]　原文为那不勒斯方言。

[10]　毕奥神父，二十世纪最受尊崇的圣徒之一，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意大利南部一处修道院度过。

[11]　巴力西卜，《圣经》中的角色。

[12]　出自十九世纪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于1851年发表的一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白鲸》。

[13]　出自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于1951年出版的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霍尔顿是里面的主人公。

第二部分

虔诚

9

“毫无疑问那是色情电影，”P.在电话里说道，“‘在里面’那个单词没有预示任何好东西。如果是‘和’这个单词我也许不会怀疑。但明明写着‘在里面’，魔鬼就在史密斯小姐里面。我觉得很明显，不是吗？”

“实际上，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假设。”

“不只是说得过去，”他紧逼我说道，“你仔细看看那张海报：那线条画里是一个裸体的女人在用腿夹住魔鬼的首字母D。可以肯定那不是一部给小孩子看的电影。”

有那么一会儿，我把手机从耳边拿开望着窗外：“你的火车从哪个站台出发？”

“二十二号站台。你的我猜从七号。”

“八号。已经出发了。”

我在一辆飞奔前往罗马的红箭快车上。我正要赶赴一个约会，要采访一个成功的意大利裔美国籍制片人，至少莱昂纳多是这样描述的。是的，因为达尼·鲁索从没有留下过什么痕迹。事实上，在最近三十五年的电影史上，他的名字仅仅在一九七六年的标题有歧义的电影《在史密斯小姐里面的魔鬼》的资料卡片上出现过。

莱昂纳多想把这份工作委托给我的原因，除了不想再收到我写给他的那些矫揉造作的邮件这个事实之外，有两个：即使生活在纽约，这个放荡无节制的天才也是像你一样的南方乡巴佬。当我跟他说你想采访他的时候他兴奋得手舞足蹈。他的父亲是那不勒斯人。然而第二个原因甚至更好：他读了你的书，说他觉得有些对话非常不错……

难以置信。我正要遇见我最近一本小说的八百七十一位读者中的一个。而且不是随便某一个，而是一部色情另类电影的制片人。我的人生都悬在这一根线上，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取决于我们第一次约会的结果。我不能允许自己失败。银行经理不会喜欢我失败。到头来，这只是一本采访录——也就是写一段冗长的“非常不错”的对话——然后呢，去他的，我和他父亲可是老乡。

“我承认我的旅途将会比你的更舒适。”我说道。

“舒适这个词是恰当的。”P.表示同意，“但是要从这儿去判断你那边的环境比我这儿好，可就……看一看你的周围。你附近都有谁？可以肯定有低着头盯着iPad的傻瓜三人组，在最乐观美好的假设里，他们会跟你讲在公司里的工作让你厌恶不已。不，我的好朋友，高速火车并不是真相。”

“那么城际火车就是了吗？”

“那当然。你知道在这趟火车上一共有多少人要去参加那个竞考吗？只在我这节车厢里我就能找到五个。然后我可以跟你打赌，来自第四等级的我们这些人要比你那儿的iPad俱乐部更接近真相。”

我环顾四周。我的旅伴们并没有在低着头盯着任何东西，不过坐在我旁边的一个满脸通红的人正疯狂地打着电话：“法布里，不要管那些传感器了，去掉它们。但这个折扣你压低了多少钱？”我和车厢里的其他乘客交换着眼神表达不满：所有人都已然知道在电话另一头的法布里并不是意大利公司里遍布的那种机灵的合作伙伴。“听着，你只需要将订单修改前后的价格做个减法算一下差价就行了。什么‘什么意思’？这个折扣之前包括传感器，现在这些该死的传感器已经没有了。懂吗？现在计算吧！”如果坐在他旁边让我难以忍受，然而我却钦佩他可以在公众面前完全放开的能力。“你就是一坨屎，法布里。如果你连减法都不懂，你那个大学毕业的文凭还有什么狗屁用途？”

“我同意，你是对的。”我低声在电话里说道，P.忍不住大笑起来，“关于那部电影你也是对的，是色情片。”

法布里该被电话砸在脸上。有那么一瞬间那个男人的双眼因为愤怒而失去了光泽，它们用一种要扑到我喉咙上来的模糊欲望审视着我：“这些狗屁不懂的实习生毫无价值。”他做出了判决，戴上了一副黄色镜框的眼镜，打开皮包，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他掏出了iPad，像刚做过早祷告的佛教徒一样心平气和。与此同时，在电话另一头，P.仍然在笑着：“我刚才怎么说的来着？”

我转过身再次对着那个男人，他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正在打坐的和尚。已经没有人再关心他了。“我命令你，”我说道，“要带着胜利回家。要么进入司法界要么去死。”

“要么进入司法界要么去死。”P.重复道。我挂上了电话。

关于达尼·鲁索的人生经历（还有性格）的初步认识——然而称他丹尼尔·J.鲁索先生更准确一些，就像在他名片上所写的那样——在我们第一次握手之后十五分钟内所了解到的：

他是一个成功人士。

他拥有一套公寓在纽约，一栋别墅在洛杉矶。

他的父亲——安东尼奥·鲁索，勤奋地工作了一辈子，直到有一天被诊断出患有肺癌。

在移民美国之前，他的父亲是一个裁缝。确切地说是一个专门制作手套的裁缝（在那不勒斯真的存在一条街上聚集着所有专门制作手套的裁缝，而手套上则带有他们的名字）。

他已经十五年没有吸食毒品了。

他的第一部短片（一部关于反越战争题材的绝对无意义的电影）诞生于一九七五年，从此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

在职业生涯初期，在制作了一部色情电影后，他有了这个绝妙的主意，将名字从达尼改成丹尼尔，更加绝妙的主意是添加了一个字母J。

关于这本采访录我没有必要担心它：这份工作是我的。考虑到他想要在意大利待上好长一段时间，为了完成它无须匆忙。

他来自一个天主教家庭（值得补充的是自从他放弃了色情电影和毒品之后，他也变成了天主教徒）。

他的母亲是爱尔兰人，叫丽贝卡。

他的父亲安东尼奥，即使是在起重机顶端摔断了背的时候，也还在钱包里装着一张达尼和丽贝卡的照片，和一个毕奥神父的小圣像。

他来到意大利是为了重新建立所有那些关系。

所谓的重新建立关系，从他的角度来看，意味着制作一部关于毕奥神父的电影。

他的关系网还缺少最后一环——一个编剧。

而那个编剧，如果我想的话，就会是我。

“你想做电影吗？”

这个问题在一段令人陶醉的独白的结尾处被提了出来，而我正在日内瓦酒店的露台上啜饮着内格罗尼，我觉得应该（迅速地）做出答复。当“电影”这个词在我的耳郭靠岸后的那一刹那，我感觉到那个《只有贷款做伴的男人》就像我杯中的杜松子酒一样消失了。

丹尼尔，或者达尼，并不是我预期中的那种穷困潦倒的人，他是一个随意的家伙，六十岁左右，一头稀疏的白发像是正在散落的棉花糖。他穿着一身灰色亚麻西装和一双运动鞋，脖子上挂着一个十字架形状的小饰物，一半金黄色一半白色，衬托出那些退休的摇滚明星才有的清晰皱纹。天蓝色的眼睛和消瘦的脸庞都在传递着一种辛酸感，而那种辛酸正趋向于衍变成一种更加具体的悲痛。

“所以呢，米歇[1]？你想做电影吗？”

他的意大利语说得非常流利，口音和句法与那不勒斯方言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偶尔我会感觉像和《教父》或者《黑道家族》里的人物在一起，但大多数时候，他不过是一个美国人在讲着他祖先传下来的变了味的意大利语。

“是的，达尼。我想做电影。”

“丹尼尔，”他纠正我，“丹尼尔·J。”他一只手插进上衣的小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再取出一根插进嘴里几乎一半那么长，点燃了它。

“字母J代表着……？”

“我不知道。”他用两排小方牙紧紧夹住香烟说道，“吉姆，约翰，杰？你喜欢哪一个？”他吸进第一口烟，伴随着一阵剧烈的咳嗽，接着他向前探着身子向下望着全景，脖子上的十字架摇晃着引起了我的注意。人民广场上熙熙攘攘，到处是日本人、印度人、中国人，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亚洲人。

突然他停了下来，双眼仔细察看着我，仿佛时间静止了。他看起来像是领悟了和我在这儿见面的真正原因：“那么你了解毕奥神父吗？”

“关于缠在手上的绷带我总觉得它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我觉得它很……”我正要说出“优雅”这个词，但丹尼尔打断了我：“你知道毕奥神父的脚上也有‘圣伤’吗？”

他抓起一顶之前一直放在腿上的带有橙色“尼克斯”字样的檐帽，很明显他正等待着这个时刻将它掏出来如同一场表演到达高潮一样，他回过头来继续审视着我：“你知道带着‘圣伤’走路意味着什么吗？”

“不知道。”

“那么朝圣者呢，米歇？你去过圣·乔瓦尼·罗通多吗？”他激动地问道，“皮耶特雷尔齐纳你去过吗？”

“没有。”

“得了，你一点儿狗屁都不懂。”

如果在喝完鸡尾酒之后他要求我为他用勺子加热毒品，或者他将他的檐帽扔到人民广场上想要击中某个游客的头顶，我也许也不会觉得那么震惊。

对那段对白感到满足，丹尼尔吐出了一口烟，撕裂了我们彼此之间洁净的空气。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在烟灰缸里掐灭烟头就好像在拧一个螺钉，他带着嘲讽的神情盯着我看。然而我并不是将带有“尼克斯”字样的檐帽和一身灰色亚麻西装搭配在一起的那个人；我也不是用采访录作为借口想要引诱一个作家为其关于毕奥神父的电影写剧本的那个人；在上面的，在日内瓦酒店的顶楼的那个美国人并不是我。

“也许你是对的，关于毕奥神父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一只手伸进口袋，掏出那个流浪的老女人在酒吧外面留给我的那个小圣像，“然而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将小圣像缓缓地放在桌子上，就好像在放下一张扑克艾斯牌，“我知道他是在意大利家庭里人人皆知的圣人。”

丹尼尔继续盯着我看，满脸怀疑的神情，像是在用自己的母语（无论母语是什么）思索着：他怎么能做到呢？他那双天蓝色的眼睛犹豫了片刻，接着聚焦在作为我的魔术表演的结果所出现的圣像上面。“你确定吗？”他爆发出一阵强烈的、绝望的、喷发出唾液的大笑。在我们这次会面的过程中，这是我看到他最美国化的一次行为举止。“他真的是在意大利家庭里人人皆知的圣人吗？你确定吗，米歇？”他又一次像那样大笑起来。

“相信我，”我向他保证，“我是房子方面的专家。我背着一份二十年期的贷款。”

在回去的路上，我是如此兴奋以至于我决定和“第四阶级”一起搭乘同一趟火车。我拉开车门登上了车厢。

“考得怎么样？”我的声音盖过了火车压在铁轨上发出的铿锵声。

P.神情忧郁，用双手紧捂着脸，塌陷进一张毁坏的座椅里。“让人恶心。”他小声嘀咕道，“我们共一万人竞争三百个岗位。第四阶级的那么多人全都渴望着能进入司法界。”他抬起目光，“我为了这一天已经准备了那么久。上辈子的我肯定是某个人在另一个人生里同样在准备着这个该死的竞考，然而……你呢，进展如何？”

我试图在他脸上捕捉到哪怕一点点的讽刺，或者什么东西可以鼓励我继续我们之间那种冷酷无情的调侃，然而我看到的只是藏在一些皱纹之下的巨大痛苦。“呸。你知道这些美国人都是什么德行，”我撒了谎，“一群习惯于装模作样的浑蛋。”

他的痛苦有着古怪的表现形式，更多的是一种发作性嗜睡症。事实上，在几分钟之后他便转过身子沉沉地睡了过去。车窗外流动着一片片浓密的植被，深深地扎根于地下，就像一只受到恐吓的猫用指甲去掐主人的手臂一样。在火车费力赶往那不勒斯所需要的无穷尽的时间里，时不时会有一些脸上擦破了皮的男人敲着门试图塞给我们一些质量让人怀疑的产品，大部分是袜子。

在他们第无数次想要涌进来的时候，P.先是睁开了一只眼，接着再睁开另一边：“你知道有那么一段时期，加尼·阿塔纳西奥也干过这一行吗？正是在一辆这样的火车上，他认识了他现在的女朋友——塔特雅娜，她是摩尔多瓦人。好像他是用一双新袜子征服了她。”

我尝试去想象那个每天下午都来按门铃想邀请我一起玩的小男孩。同样还是那个无所畏惧的小痞孩，在被我拒绝上千次之后，这么多年来仍然在继续寻找我，在我的人生里进进出出，直到变成我最好的缺席朋友之一，几乎全是在默认的情况下，好像那种通过门铃建立起来的关系将我们永远地捆绑在一起。我想象着我的非朋友加尼，想象着他将一双袜子递给贫穷可怜的塔特雅娜。因为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并不觉得那是一幅让人安心的画面。

“奇怪的转变，”我提出异议，“在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他是那种相当仇视外国人的人。”

“现在他仍然是。我害怕恰恰因为他的排外心理，再加上一点大男子主义，所以他现在竟然和一个摩尔多瓦姑娘在一起。”

“打住，我不想知道更多其他的事情了，正是因为这种类型的狗屁事情，我才不再和他来往了。”

“不要胡说八道，你清清楚楚地知道你从来没有停止过和他来往。仅仅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你从来就没有和他来往过。每一天加尼都会按门铃找你，而每一次你都拒绝了。”P.哼着曲子说道，“事实上我一直都在问自己：在遇到我之前你究竟是怎么样的被社会抛弃的边缘人种呢？”

“怎么？你知道的，我有一些想象中的朋友。”

P.从座椅扶手上抬起胳膊肘，伸展四肢以示抗议：“那么，所以呢？我们所有人都有过想象中的朋友。据我所知，你也和所有人一样。你觉得这是拒绝真实生活的一个好理由吗？”他打着哈欠补充道，“所以呢？快告诉我真相，和那个美国人之间到底进展如何？”

10

就像大约一个世纪前所发生的那样，当在美国的布朗先生和约翰逊先生感冒的时候，在意大利的埃斯波西托先生也发起了高烧。

他们没有太多事可以做，只能重复着读报纸看电视的日子，在我们这边情况甚至更糟糕。每一天所有人都在反复强调着这个时代的关键词，程度在不断提高：货币、分期付款、按揭贷款、泡沫、主权债务、违约、萧条。在这个时候埃斯波西托先生便会问道：“为什么我们还要使用词语而不是数字呢？”

如果在他还是个男孩的时代问他那个年代的关键词，他会坚定地回答：家庭。然后才会添加其他的工作，汽车、度假、邮政储蓄债券。如果同样的问题去问他的父亲，可以肯定答案会是：面包。那么他的儿子呢？可能会回答：内格罗尼或者错误版的内格罗尼，但也有可能是PS游戏机或者苹果手机。或者甚至是一些更加放肆的东西，比如说摇头丸或者应召女。

然而现在所有人都只是在重复着一个词：萧条。

人们都处在危机之中。无论是企业、银行、国家，甚至是大洲都处在危机之中。体制处在危机之中，文明处在危机之中。布朗先生在伊利诺伊州奥克帕克经营着食品杂货店，或者埃斯波西托先生靠着微薄的退休金生活，这两者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区别了。或者可以说区别是存在的，但已经不能再找到合适的词语去形容。到头来，埃斯波西托先生思索着，我们不过是数字而已，数字只需要去计算就行了。数字不需要一个词汇表，不会陷入危机。

“喂。”

“我永远也不会接受你说我傲慢，”她开始说道，“不过那一天我真的很没教养，一般来说我并不是那个样子的。”

是芭蕾舞女演员。

“啊，不是吗？”

“对，我知道，总是那些没教养的人才会说‘一般来说我并不是那个样子的’。我邀请你一起喝一杯咖啡怎么样？”

“一杯咖啡？”

“一杯咖啡。一种深色饮料，味道浓郁。如果你喜欢的话还可以加糖。”

“我更喜欢苦味的。”我打断了她那让人觉得可怜的尝试，想让她明白只是一些糖不足以安抚我让我变甜。

“好吧，如你所愿，”她补充说道，“五点钟，我等你。在我家。”

不，我没有想过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尤其在上一次的事情之后。

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忸怩一方面是因为我曾经和一些像少女玛丽亚那样胆怯而被动的女孩交往过太久，进而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觉得尽管她道歉了，但我所遭受到的侮辱并没有全部被消化。甚至于破布小姐，在得知那通糟糕的电话后，也免不了要给克丽奥的行为举止打上“奇怪”的标签。不过我已经很清楚地知道，对于她来说，很多奇怪事情的原因取决于工作的种类。一个女服务员并不奇怪，然而一个芭蕾舞女演员就很奇怪，作家也是。正因如此，还在那家疯狂甩卖的折扣店里的时候，我要求开发票，而她则黑着脸，匆忙地向那个指甲上涂着许多小爱心的收银员替我解释道：“请原谅他，嗨，他是个写小说的。”

最后我接受了邀请。

我很好奇，想搞明白克丽奥对我的轻蔑是否是随机的，或者她是否真的是一个很傲慢的人，或者也许我只是想和某个人见见面。唯一确定的事情是那个手很好看的姑娘邀请了我去她家。

克丽奥打开了门。这是第一次那个占据着我的星期三下午的女巫褪去了外衣，我观察着她：一个褐色皮肤的女孩，身体单薄，充满挑衅的黑眼睛；头发绑在脖子后面，穿着带橙色和绿色交替条纹的衣服，在这个街区里没有哪个女人会在下午五点的时候穿这样的衣服。再晚点也不会。

“你好。”我带着一点超乎想象的热情说道。

她让我进去。在我从她身旁走过的一刹那，我偷偷地瞥了一眼她的乳沟，想要证实在女性魄力和一对结实乳房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我得到了证实。

我们坐在沙发上聊一些有的没的，但主要是在谈论破布小姐，她是最能干的女佣同时又是最糟糕的哲学家。双方拥有一个共同的话题让谈话变得顺畅。有那么一瞬间，我们提到了关于星期三的事情，但我又巧妙地将话题转移到了别处。她不再为自己的没教养而道歉，我也不再为曾说她傲慢而愧疚。所有的事情都被抛在了脑后。

“所以你也选择了‘柏林’。”她带着一点儿轻佻的语气说道，“西边？”她试图打探。

“东边。”我回答。

自从我来到这破房子的那天起，我就了解到在这个街区里的居民们向整个世界展示自己时所依据的最根本区别在于：谁住在广场的这一边，谁住在那一边。在这座城市里存在着地球物理学意义上的裂缝就像一道铁幕一样。当然那些住在西边的都是地位高高在上的人，因为向广场望去，他们能看到市中心、交通管制区，还有骑着自行车的游客，而住在东边的我们却看不到任何东西，在地形学范畴里的“看不到任何东西”意味着甚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去准确地解释我们到底住在哪儿。像是一张遍布着随机建筑物的铁丝网，只能通过那些没有名字的小巷子走出去，邮差们找不到目的地只好来回穿梭，而下水道的井盖则都掉下低于路面半米深的地方随水流摆动。然而甚至是把这里和东柏林做比喻也难以准确地去形容。在西边的富人们到来之前那片地区被叫作布朗克斯，在那之前更早的时候则被叫作西伯利亚。

“你想要一个橙子吗？”克丽奥问我，“这些是血橙。它们来自我父亲的家乡。”

她的态度里有一种轻佻，趋向于不拘礼节，营造出愉悦的氛围，不过当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的奇怪。

“那么你父亲来自哪里呢？”

“来自产那些橙子的地方。”

我们彼此微笑着。芭蕾舞女演员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向厨房。我趁机观察着她纤细的脖子，接着我转过身来开始打量她的破房子的全貌。

那套公寓对于一个孤独的生命来说是完美的舞台布景，不过比起我的公寓少了些痛苦。越过她的肩膀我看见一幅复印画，辨认出是埃贡·席勒的《弯腿坐着的女人》；然后还有书籍、花瓶、航海模型、蜡烛烧融后再冷凝成的蜡块。没有霉菌，也没有烟熏色玻璃家具。所以，存在着对面包屑没有怪癖念头的单身人士？

“克丽奥在我们这儿并不是一个寻常的名字。”我说道。

“在我们这儿拥有一个不寻常的名字并不难。只要不叫罗萨丽娅就行了，或者玛丽娅，或者玛丽娅罗萨丽娅。”

“这个气味是什么？”

“什么气味？”

她对着空中闻了闻。“啊，小豆蔻，”她尴尬地回答道，“我做越南粉时会放。来自越南的一种汤。”

她仔细观察着我，想从我这儿寻找到类似于嘲笑的眼神这种反应。她看起来像是已经被嘲笑过很多次了。无论是住在广场的西边还是东边，在我们这个街区里即使只是素食主义者也几乎算是一种侮辱了。所以我可以想象到人们会如何谈论这个单身姑娘，她在下午五点的时候穿一身袒胸露背的衣服，她的名字不叫玛丽娅罗萨丽娅，此外她做越南粉吃。在最好的假设里她也会是一个在过去有严重毒品问题的奇怪女巫。然而在我的脸上克丽奥并没有找到任何嘲讽，我能看到她所看到的：一个男孩（男人），头发凌乱，不知道什么是越南粉（但对越南菜并没有敌意），并需要所有那些只有一个女人才懂得其中秘密的关怀。那种经过几个世纪精心培养出来的女性气质照亮了她黑色的眼睛。我盯着她太久了，而从那个时刻起她的动作开始变得机械、遥远，几乎就像是我的目光在支配着她。我开始忸怩地收回我的目光。

“小豆蔻是一种调料，对吗？”

“怎么？是的……”

在那一瞬间我却感觉像是永恒，我们不再说话，一堵沉默的墙一点一点地在占领着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让我们没有办法开口说出下一个单词。我不知道该如何做决定，是扑向第无数个毫无意义的话题，还是就沉浸在她的目光里等待着那一瞬间的逝去。但继续停留在那一瞬间里，将自己蜷缩在其中，在围绕着我们的尴尬气氛的边缘和下一瞬间立刻会张开的深渊之间徘徊，这是我所想要的全部。我确信如果我让那一瞬间溜走了，我也将会随之一起消失。

“你还想要那杯咖啡吗？”她声音颤抖地问道。

突然间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四分五裂。一阵奇怪的刺痛聚集在我的脸颊上，我就像是喝醉酒了一样。

外面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克丽奥凝视着我，在她的眼睛中我看到已经瘫痪了的我自己，还是相同的纠结和矛盾，在欲望和羞耻之间，在空间和时间之间，还是那相同的、难以捉摸的、原始的孤独。有些危险的事情我们想做但并没有做，还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做，在两者的中间则夹杂着我们的遗憾。有盛夏的午后，还有永远没来得及喝的咖啡。

“好的。”我结结巴巴地说道。

那一吻是那种即使没有任何感觉但至少给出了承诺的吻，它承诺在下一吻之后我们会开始感觉到愉悦。她的双手在我的后背上滑行，而我的双手，仍然忸怩的双手，抚摸着她的后颈和下颌。一点一点地我习惯了那种纠结和矛盾。我们放慢了速度，我们凝视着彼此，等待着对方的抗拒，然而没人抗拒。在几次轻微的余震之后，地震又一次爆发了，最初的那种甜美的吻到来了。

“我不能。”她小声嘀咕道，像一部糟糕的电影里那样。

“为什么？”

她从拥抱中抽身而出向着厨房后退着。她眉头紧皱，她鲜红色的脸颊蜷缩成一个鬼脸，像是在说：你想让我对你说什么，我的孩子。我们凝视着彼此想要找到一条退路，除了一个吻之外什么都没有发生，然而某些事情还是发生了。克丽奥转过身去从一个篮子里抓起一个橙子，而我在回味着她有着真正甜美的皮肤。没错，我脑海中浮现出“甜美的”这个形容词，我还从来没有吻过一个皮肤如此甜美的女人。

“我已经和另一个人在约会了，”她突然说道，“这次见面本来只是为了一杯咖啡。”她补充道，“我犯了一个错误。”

是的，确实像一部糟糕的电影里那样。

“不用担心。”我避开话题，也抓起一个橙子并将其扔向空中开始玩耍起来，“我是想说，如果你和其他人在约会这很正常。”

在她的眼中，我此刻的表现正如她对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所预料的那样，也就是一个肩上背着二十年贷款然后名字平庸的男人。总而言之，一个人在得知这种消息后却像马戏团演员一样开始玩耍起橙子，然后一句显而易见的废话“我是想说，如果你和其他人在约会这很正常”就是他所想说的全部吗？我把那该死的橙子放在桌子上：“我还是离开比较好。”

“如果你想，你可以留下。”

“留下做什么？一起吃橙子？”

“怎么？为什么不呢？”

“我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此外在这个时间点它们会让我消化不良。”

“那么如果我们尝试做朋友呢？”

“你和我？”

“是的。”

我愤怒得嘴唇沸腾起来，就像我们第一次交谈时那样，甚至比那一次更严重。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我觉得它们就要爆炸了。到了那时候，我正在咀嚼的橙子将会真的变成血橙。

“好吧，”我说道，“那么，咱们开始吧，如果你真的想做我朋友，为什么不在星期三这件事情上改变一下主意呢？”

“你在开玩笑，对吗？”

“你看到没？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都不能相互帮助，那么我们算什么朋友？”

“我同意，我错了。我们俩不可能做朋友。”

“我向你保证这对我们俩来说都将是一种幸运。”

“你真的是一个浑蛋。”

“完美。我进步了。在仅仅一次约会之后我就从令人讨厌变成了浑蛋。现在我要走了。”

她指了指大门。“那么我们下回见。”我向她告别。我的语气还不够讽刺。我真的不是有意要说“那么我们下回见”的，我本来想说的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街区，在同一家折扣店购买清洁用品，所以很遗憾，迟早我们还会再见到彼此——然而到了那时候，在那个盛夏的午后那些羞怯的吻，谁还会记得呢？而那些伤害会依旧清晰可见。只有那些伤害。我认识她还不到一个月，她便已经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杀死了我。

“是的，当然。我们下回见。”她回答道。然后她抓住门把手打开门，再下一个瞬间我就已经在她那个破房子外面了。

11

“谁？”

“爸爸，是我。”我对着公寓门铃气喘吁吁，“下来吧。”

“我从窗户把钥匙扔给你。”

我把他的蓝旗亚德尔塔从车库里开出来。过了一刻钟的时间，我才看到他从公寓大门里出来：他穿着深色西装，打着蓝色和枣红色条纹领带，刚剃了胡须，精神饱满。他穿过人行道，步伐像是一个疲惫的演员，他环顾四周，看看是否有人需要打招呼，然后打开车门，又过了感觉没有尽头的一段时间后，他才钻进车里将屁股陷进座椅。他使用的剃须膏的味道冷酷无情地侵入了我的鼻孔。

“你在等什么？还不开车？”

他摇下车窗将胳膊肘搭在上面，向一个站在商店门口一动不动的男人了无兴致地挥了挥手，在那个男人上方一块霓虹灯招牌闪烁着“熟食店”的绿色字样。

“你不知道拍这个该死的X光片让我有多么难受，”我父亲愤怒地表示，“六十四年来我顶多吃过十片阿司匹林，相反，现在的我到底是怎么了？又老又弱，真是愚蠢。真相只有一个：我们变老了，生病了。最后我们会死去。”

两天前他在家里跌倒导致肩膀挫伤，巨大的疼痛让他最终屈服于来自医生和我母亲的压力。我打开转向灯便涌进了车流之中。“但你只拍过一次X光片而已。”我提出异议。他摇了摇头继续向车窗外望去。一阵微风吹乱了他的头发，将他额头右侧的秃顶凸显了出来。“你对在街区里的谋杀案一无所知吗？”

“我读到过一些东西，”我心不在焉地低声说道，“我觉得和账务问题有关。”

“哪有？他们杀死那个可怜鬼是因为他上传了一张错误的照片在脸书上。”

我惊讶地叫了一声，不是因为那件我设想应该是第无数次发生了的疯狂悲剧，而是因为我父亲竟然知道脸书的存在这个事实。

“那个家伙经营着一家文身店，”他又开始说道，“几天前他在时间轴上放了一张他和马雷克·哈姆西克的拼贴照。那个足球运动员，你有印象吗？”我点头示意。“但那个家伙突然心血来潮给那张拼贴照贴了标签，然后又吹牛说马雷克·哈姆西克到他的店里文了身。天哪。另一个家伙，他也经营着一家文身店，他看到后觉得不爽，就说哈姆西克绝对不可能去那里文身，总而言之，世界末日。就这样第二个家伙雇了另外两个家伙去杀第一个家伙，最后那两个家伙就干掉了他。”

我迷失了，在各种意义上。同一个男人，在一九九六年四月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曾责骂我披着一头太长的鬈发四处乱跑，神情颓废，那风格就像“在我那个年代的我从来也没想过要去听的那个美国歌手（鲍勃·迪伦）”；同一个男人，总是在批评——自从我十三岁的时候下巴上长出第一根胡须起——批评我破坏了每天都要刮胡子的家庭传统；同一个男人，上帝啊，过去他甚至连最简单的英语都根本不懂如何发音，现在却平静地重复着像“脸书”和“贴标签”这些单词。并没有任何闪电将要把我们正在驾驶的那辆金属灰的蓝旗亚德尔塔劈成两半。谁知道什么时候某一天他会给我发一条信息问我是否在线。“儿子，你在线吗？我们聊天吧？”

“等一下，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那个发拼贴照的家伙杀了另一个还是反过来？”我心情烦乱地问他。

我父亲用指尖抚摸着外套，掏出香烟：“重点不在于是谁杀了谁。重点在于，如果我们因为这种狗屁事情就开始互相残杀的话，我们最终会沦落成什么样？”

他继续专心致志地抽烟，就这样我们继续赶路直到诊所都没有再说话。到达目的地后，我停车并熄灭引擎。沉默彻底笼罩了我们。

“你还记得那一次我去庞贝的圣母圣殿接你吗？”他转过身来凝视着我，“在那段时期你爷爷总是在和魔鬼打交道，而你则是和所有那些在那边的。那个从寄宿学校逃跑的小男孩叫什么来着？那个什么，在那边的……”

“霍尔顿。”

“霍尔顿，对的。不管怎样，”他继续说道，“你还记得那一次你爷爷在讲述魔鬼想让你们开着那辆红色的阿尔菲塔去庞贝的故事吗？”

“我记得你当时很愤怒，你大声吼叫让我不要相信迷信，魔鬼根本不存在，全部都是捏造出来的。”

“哎，确实如此。”他打开车门，费力地先挪出去一只腿，“坦白说，现在我不再确信魔鬼是否真的是你爷爷捏造出来的了。”

两小时过去了。

我抬起目光，我父亲就在那儿，就在我坐着的长椅附近，逆着光观察着他右肩膀的X光片。尽管那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张X光检查片，但他看起来却像是得了绝症。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就这么突如其来地，你父亲做了一个检查，然而在你的眼里，他就像是被卡车撞了或者被大海淹没了，突然间，他或者他的荒诞投影，开始层层地脱落，在那个时候你明白了在他身上一直环绕着的那种永恒的气场消失了——噗——你将独自一人留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父亲的孤儿。

“你妈妈跟我说你正在写一本新书。”他将X光片塞回袋子里，“将会有多少页？”

“我不知道。”

“将会很少还是很多你也不知道？”

“很少。”我回答道。但我本也可以说很多，而他的表情也就不会变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成为一个作家这个想法让他感觉到一种隔阂，并促使他向我提出其他任何人都会觉得不合适的问题。尽管他还能够用那种现代性的锈迹光泽覆盖自己，但那个想法还是不能完全说服他：在这个充满灾难的世界上，总是处在被宇宙尘埃包围随时会破碎的边缘上，他却可以靠写不畅销的书来赚钱生存，这理应看起来相当不寻常。因此他会关注对于我的职业来说那些只是次要的因素，比如说书的页数、人物的名字，还有脏话的数量，而对于最后这个因素，他总是会贡献很多。

对于我父亲来说，脏话这个因素有着相当的重要性：我的书能够在我们跨越了无数辈分的各种亲戚之间流传的可能性尤其依赖于这一点（他自己经常使用大量脏话这个事实并没有促使他去反思他的论证是否有意义）。“你知道的，你阿姨很爱你……”在读了我的第一本小说之后他说道。然而他的意思是把那本书藏起来不给她看将会好很多。

“这次的X光片怎么样？”我问他，只是为了换个话题。

“没什么严重的问题。医生们只会胡说八道。”

他在长椅上坐下，开始盯着一棵柏树看。这是一棵高大茂盛的树，长长的树枝上一片深深的绿色。我模仿着他，有那么好一会儿，我们就在那儿发着呆欣赏着它。

“那么你呢？你自己一个人过得怎么样？”他问我，“你妈妈担心你。她说你家里到处都是面包屑。”

“放心吧，面包屑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如果说有问题那也是霉菌。”

“霉菌？”

“嗯。”

那一瞬间他陷入了沉思，在评估我这次抱怨的重要程度。

“保持平静，”他终于开口，“小菜一碟。[2]你等着瞧吧，所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的。有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有时候在你这个年纪的人会相信的一些最重要的事情到了最后其实并不重要。事业、金钱，类似的狗屁，这些都不过是一些平凡琐事，但是大家都在说的那个事情却是真的。”

“大家都在说的？”

“孤独就像是狗牙根，它会在你身上生长。如果过了太久的话你就再也摘不掉了。它甚至不是那种你可以用尚特克莱尔洗掉的东西。“

“大家都在说这些？”

“好吧，这些都是我说的。但对你来说应该足够了。”

“谢谢忠告，爸爸。现在我们离开这里吧，你觉得呢？也许妈妈还没有和你提到这件事，但现在我正在写一个电影剧本。这可是一个大工程，这可是电影，制片人是一个美国人。”

我就这样把这件事抛了出来，希望能够让他感到惊讶或者骄傲——也许我本可以说得更好，可以提及毕奥神父——然而他却用严肃的语气对我说道：“一部电影？但是你不是说过你正在写一本新书吗？难道你不会因为分心在两件事情上最后什么也搞不出来吗？”

一阵微风吹过那棵柏树从两边同时摇晃着它。我父亲继续观察着它，而我则继续观察着他，我们的目光有着一种从属的关系：他的目光在指引，而我的目光在跟随着他的目光，只有到最后我们才一起观察着它。微风轻拂而过，也带走了我们的困意。

“那么，我们走吧。”

“拜托，就再多待一会儿吧。”

自从他坐下来开始，那是第一次他转过身来面对着我。

12

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好运气，而我的是遇到了一个过气的搞色情电影的现在处在神秘危机之中的老头。从我的口袋里跳出来的小圣像是一个神圣信号，是一个关键按钮开启了一个奇迹般的进程，至少丹尼尔感觉到了，我是一个上天安排的信使。

“这只不过是一个巧合。”我试图为自己辩护。

“巧合并不存在，”他反驳道，“所有的巧合都是耶稣基督的安排。”

“是的，是的……”

“孩子，你相信上帝吗？”

“不。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

“你应该相信。在这个故事里有他的痕迹，在一切事物中都有。”

没多久我就说服了自己。对于丹尼尔来说，他只需要觉察到我在经济上有多绝望，并提议分三次付清电影剧本《虔诚》的报酬就足够了，除了报酬以外，在我们的见面过程中我寻找到了上帝的痕迹。在这方面，我很快将会是这个星球上最了解毕奥神父的专家。并不需要真的去相信它，只需要把它讲述出来就够了。或者至少我就是这样说服了还在抗拒这个想法的另一部分的我。

“我们从哪里开始？”我问他。

“我怎么知道呀，米歇？你才是作家。正因为这个我才付你钱，或者是我搞错了？”

他并没有错。《虔诚》将会是一部宗教电影杰作，所以故事必须要从一次出生开始。我就这样说了出来。

“在他出生的故乡？你确定吗？”

我听到他对着自己咯咯笑了起来。然后他开始前前后后地翻着一本小记事簿，最后在正确的那一页上拍了一下。“你终于开始‘分娩’了。”他说道，“好的。我们出发吧。”

那里每一块田野里和每一座丘陵上都种植着烟草。那天早上，当我在旅舍客人专享的庭院里狼吞虎咽着牛角包和拿铁咖啡的时候，女老板妮可丽娜——一个骨瘦嶙峋的女人，走过来向我转达说那个美国人在山下小镇里的故居那边等着我。为了到达那里，她明确指出，我应该借用她丈夫詹纳罗的自行车。

我问她去那里要走哪一条路，妮可丽娜一边撤走装着剩下最后一口牛角包的盘子，一边告诉我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经营栀子花酒店的，从毕奥神父的宣福礼那天开始，一九九九年五月二日那天，还从没有人问过她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从这儿到达小镇的距离她从来没有测量过，天气好的时候她一天里甚至会去两到三次。

我沿着烟草田中间挖出来的小路蹬着自行车，带着一种初学者的热情。在我的日常生活里最多也就是在道路上坐公交车，或者坐地铁，或者步行，总而言之，没有什么可以被定义为在空间范畴上的疲劳，仅有时间范畴上的。火车或者公交车晚点或者不晚点，它们总是最后到达目的地。然而骑自行车的话，最后到达某个地方的是我。

我在一座小山脚下停下来喘了口气，观察着前面等待着我的上坡：四周到处是烟草田，在烟草田中间有一些房子，时不时地，从那些房子里会传来乡间看家狗愤怒的号叫声。

我在狭窄的小巷子里徘徊着寻找丹尼尔，这些小巷子被白色房子包围，紧凑地蜿蜒盘旋在摩尔乔内，一座石灰石山鼻子，其位置要比周围的乡村高出很多。尽管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期是在其他地方度过的（大约三十岁的时候他离开了故居，搬家到圣·乔瓦尼·罗通多），但是是在这儿，在那些鹅卵石街道之间，诞生了毕奥神父，是在这儿他度过了青年时期，也是在这儿，在他宗教宣誓后曾回来度过了一段恢复期。接下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圣伤，被指责欺骗，被逐出教会，死亡、沉默、辩论、追封圣人——每一件事情都会倒映在所有事情开始的零点——皮耶特雷尔齐纳。

天气在变化。比风还重的厚厚的云层正在天空中聚集，已经准备好在一场暴雨中融化。我寻找着丹尼尔，一路上先是经过诞生故居——一八八七年五月的一个下午方济各·弗哲在这里诞生——再经过厨房，佩帕妈妈在这里为全家做玉米粥。接着我爬上一段陡峭的楼梯来到顶部的一个小房间，这个小房间名叫小塔，就是在这里年轻的修士确信他和恶魔搏斗过，也和耶稣基督相遇过。这一部分的故事让我觉得更似曾相识：一个三十岁的男人，有着戏剧般夸张的性情，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家里，和自己最喜欢的书籍里的人物相遇。

鹅卵石路面的颜色在变暗。沉重的水滴就像炮弹一样开始跌落在白色的街道上。风打在窗户上，吹起窗帘。我躲在摩尔乔内的一座小教堂里，就在那儿，我看到了丹尼尔像棉花糖一样的头发，他正屈膝跪在左侧殿长凳之间。他正专注地祈祷，眼睛紧闭。接着，几分钟后，他抬起眼皮，从他那交织的双手间露出那双天蓝色的眼睛。他注意到了我，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被逼迫也双膝跪了下来。“就是在这儿他们给他施了洗礼。”他低声说道。

因为自从我们第一次见面起那个男人就超出了我的理解，因此我对于他期待从我这里得到的答案深感疑惑。

“这儿将会是电影的第一个场景，”他补充说道，“你明白吗？”

从他欣喜若狂的语气中我能感觉到今天早上他和代表普利亚大区的利益前来的加布遣兄弟会大主教的会面进展得很顺利。事实上，“我为电影筹到钱了，”他继续说道，“我感觉这个人是一个真正言而有信的人。这个剧本我承诺给你多少钱来着？”

“一万欧元。”

丹尼尔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今天我们把协议提到两万。税后。”

两万欧元！税后！有了这些钱我就不会再收到银行的威胁信了。如果我父亲的肩膀还疼的话——又有什么问题呢？我会带他去找城里最好的专家。然后我穿上一身好衣服去找那个与我共享破布小姐的吃橙子姑娘，向她展示我的真材实料，让她知道她用复古着装和越南汤这样的把戏去顶撞的是一个怎样伟大的作家。两万欧元我可以买多少小豆蔻？一辆大货车。我会用小豆蔻将她淹没，那个傲慢无礼的姑娘，我会享受地看着她向下沉陷一直到她感到不舒服、无法忍受为止……

丹尼尔转过身去面对着圣画像，旁边是一个石头水池，还在襁褓之中的毕奥神父就是在那儿被浸入水中。他抓起我的手：“米歇，”他叹了一口气，“现在让我们祈祷。”

暴雨袭来席卷了云层。丹尼尔和我便利用这个机会完成了对“诞生场景”的实地考察。

“但你是认真的吗？”我问他，“你想改变‘我们的天父’这个主祷文？为什么呢？拉丁语版本的祈祷文很清晰地说道：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米歇，不要去管拉丁语了。”丹尼尔说道，“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你并不相信。而且只是改变那一句祈祷文而已：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是，好吧，都听你的。但是你必须给我解释这个新句子的意思：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之中。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也许诱惑像阳光一样可以把你晒黑？可是在意大利语里这样很不雅，行不通。”

丹尼尔停下脚步，双手叉腰，居高临下地望着我。“因为上帝不可能让我们陷于诱惑，”他肯定地说，“否则那将是怎样的上帝呢？也许他要求我们不犯错误然后就下脚绊倒我们？”他神情忧郁地盯着我，“如果是‘让我们避免诱惑’你觉得怎么样？嗯？这只不过是对信徒形象的一点点夸张修饰，一个恰当的小细节而已。加油，米歇。你可以做到的。”

我摇了摇头：“但你看这都是在胡扯……”

“这些就是条件，”他郑重地声明，用头示意故居和修道院，“要么接受，要么离开。”

已经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我点头示意，然后我们便继续旅程。

我们搭乘妮可丽娜的丈夫詹纳罗的三轮车回到了旅舍。那个男人将自行车装在后面，然后粗鲁地对我点头示意，我明白了我的座位也在那后面露天的地方，但我不在乎：我那价值两万欧元的毯子很厚很暖和。丹尼尔在他身边坐下来后我们便出发了。在倾盆大雨中，在被水淹没的烟草田之间，我的脸被那种幸福感劈成了两半。

在吃完饭的时候，在一盘卡乔卡瓦洛奶酪和干火腿、两瓶艾格尼科葡萄酒和最后几小杯诺奇洛烈酒之后，当他衣冠不整地坐在摇椅上抽着茴香味的雪茄的时候，丹尼尔开始用他想象中的故事摘要发起了攻势。

《虔诚》将会是一部兼顾人类现象学和宗教神圣光环的电影，将会是一部塞满历史影像资料的纪录片，讲述各个时代的信徒，讲述他们对圣人、对圣人的故乡、对圣人的家庭的爱，再呼应一些现实新闻。除此之外，还有两件令人好奇的奇闻逸事，涉及两件兄弟会最重要的圣物——舌骨和心脏。我们将会用圣徒传记里的圣徒传记去掩盖那些对尸体的侮辱，还有宗教旅游，等等。我们的投资人会掏钱，我们将会用一个想法作为回报，而我们已经有了那个想法。毕奥神父必须要笑。

为什么之前没有想到这一点？他因为主动受难而曾经饱受折磨，但在他神圣的日子里也曾存在过喜悦，所以不要再提那个痛苦男人总是严肃和忧郁的形象了。为了将简单虔诚的信徒转变成热情的游客，我们必须要创造出一个平静、安宁，还有——为什么不呢——快乐的形象。

在第二阶段，所有素材最终将落到别人的手中。从丹尼尔的角度来说，导演的角色在整个电影制作过程中只是一个纯粹的意外，一个该被群殴的极度讨厌的人，只不过又确实必不可少。但直到那个时刻之前，这都是一场两个人合作的比赛。

宗教神圣狂喜，与恶魔搏斗，有分身术，会施展奇迹。在《虔诚》里将会有充足的武器去对抗即使最顽固的异教徒，当然还有我爷爷和魔鬼之间的多次相遇。被他正在抽的茴香味雪茄冒出的烟雾所笼罩，丹尼尔似乎已经意识到魔鬼是一个新手，穿着宽松中裤，满头金色鬈发，甚至都可以招募他。

“在笑的毕奥神父？”我突然问他。某些话就这样从我的嘴中蹦了出来，“你觉得这样就是在重新建立关系？”

丹尼尔睁大双眼，就好像仰望天空却看到一只老鹰撞到了一根电线杆上。他胸前的十字架反射出一束令人不安的耀眼光芒：“米歇，你知道二十年来我吸食过多少毒品吗？搞过多少姑娘吗？”

我耸了耸肩，也是因为从他问我时的那种傲慢我可以想象，无论如何将会是一个比我所想的要高得多的一个数字。

“甚至连我也不知道，”他说道，“我只知道我父亲正在通过毕奥神父和我交谈，但我无法理解，因为我生活在罪孽之中。”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一股酒精味，“不要评判我。帮帮我，米歇。帮我去理解我父亲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妮可丽娜过来问我们是否还需要别的东西，我感谢了她，并告诉她我们这样就很好了。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回房间了，我补充道。那个女人瞥了一眼空空的诺奇洛酒瓶，说了声“晚安”便离开了。

我转身面对着摇椅，丹尼尔在打鼾。

13

“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朱丽叶。”破布小姐说道。

我并没有意识到她的到来，我从屏幕前抬起头来，因被打扰而感到烦躁。我焦急不安是因为已经好几天我都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了，毕奥神父正在榨干我所有的灵感。时不时地，我会回想起那个芭蕾舞女演员，回忆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彼此互相投掷的每一支箭、所有的伤害，然后我会反思其实我本可以做得更好、更不客气，或者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去侮辱她。总而言之，我没来得及写出哪怕半页纸的神圣文学，关于那个姑娘的各种念头总是在破坏我的每日计划。

与此同时，破布小姐在家里转来转去，对在我和芭蕾舞女演员之间发生的那么多事情一无所知。

“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朱丽叶。”

她指的是莎士比亚的悲剧，好吧，但是她在说出那个句子时吞音的方式听起来很古怪。在缩短发音时间的过程中，有那么两个音节仍然搁浅在喉咙深处，就好像罗密欧和朱丽叶并不是一对情人的典范，而是两个流行歌手在推广最新的专辑。

“朱丽叶怎么样？”

“她也想嫁给年轻人。”她回答道，嘴唇迅速地张合，“她才十四岁。如果事情没有那样发展的话，您觉得他们不会立刻生一个孩子吗？也许在那个年代一个姑娘可以结婚却可以不怀孕，或者不是，老板？”

我皱起眉头：“但是你在说什么呢？”

破布小姐把速易洁拖把的杆靠在墙上，突然间恢复了她全部的傲慢。声音不再颤抖，也不再因为涉及陌生的文学领域而尴尬。她占据着整个房间的中央位置，目光投向我：“我在十七岁就有了孩子没什么不对。”

她的那种坚忍，再伴随着那双好战的手，叉在那纤细柔软的腰上，让我感觉到自己老了，我看到了自己在她眼中的样子：一个被一本他永远不会去写的书搞糊涂了的成年人。“我从来没有说过在十七岁就有了孩子有什么不对。”

“您说过。”

“不，我没有这么说过。”

“好吧，您原话没有这样说，但是您是让我这样理解的。那些像您这样的人会认为像我这样的女孩全部都是愚蠢的，因为我们这样子穿衣服，我们无知，正因如此，我们才这么年轻就有了孩子。”

是的，我应该承认的，因为我就是那样想的，但我说道：“我并不是那样想的。”

“是的，是的……”她说道，把速易洁拖把夹在胳膊下，“如果我要打扫书房的话，您得出去，要不然我怎么拖地呢？”

“但是我正在工作。”破布小姐皱着眉头看着我：“打扫还是不打扫我又在乎什么呢？反正是您待在这里。不过，我要说，您要继续待在这堆污秽之中又一个星期，这正常吗？”

“别太夸张了，这儿只有一些面包屑。你是在哪儿看到的这堆污秽？”

我的目光在写字桌上徘徊着，我看到一本旧的记事簿、书籍、纸张，许多不同的毕奥神父小圣像（破布小姐还不忘提及，在过去她一个年迈的舅舅在街边小亭子里喝章鱼汤的时候得了肝炎，但是接着被圣徒奇迹般地治愈了），两支红色钢笔，五支铅笔，一堆我不再记得是谁的名片，一捆整齐叠放的杂志、报纸，一个指针停留在七点十一分的闹钟，一张封面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小学图像的专辑，手机充电器。最后还有，一个杯子里面漂浮着碎姜片和正在腐烂的小薄荷叶。我的直觉告诉我正是那个杯子让她和我对于“污秽”的理解相互碰撞。

“您看不见是因为您总是埋头在电脑前，”她又开始说道，“我跟您说这个房间比这个房子里其他任何一个角落都要有更多的污秽。”

那个房子里其他任何一个角落其实是非常确切的一个角落。她指的是那面浅绿色的墙壁。我们只聊起过一次，一致同意一旦我有机会就应该立刻解决那个问题。有一次她一时冲动慷慨地提议，要把我介绍给她和塔托结婚时去借过钱的放高利贷者，但是我拒绝了，并坚定地谴责了他们向违法行为的妥协。对她来说那面墙是一个在流血的伤口。时不时地我会停下来偷窥她，她满脸厌恶地盯着那面墙，将抹布靠近那锈迹斑斑的霉菌，每个星期二它都会再次出现在那儿。所以，在不知道自己被观察的情况下，她试图清理掉那个烂摊子，越擦越生气。

然后，那天下午我向她讲述了发生在公寓楼里的电力问题——尽管在公寓里的电力偶然恢复过——她睁大双眼，就好像肩膀上被扎了一刀：生活在黑暗即将来临的风险里，对于她这个2.0版本洗衣女工的大脑来说，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厌恶。

我走进厨房准备咖啡。我环顾四周，这是第一次破布小姐没有将辛迪娅带在身边。我应该将其看作是把我当朋友的表示，或者她认为我是如此善良的人以至于不需要谨慎？我把这个问题暂时悬挂在一边。

谁知道呢，我像是在和摩卡壶争吵一样自言自语，对于生活在第三个千禧年里的一个吹毛求疵的人来说，在什么年龄生育才是合适的。如果不是像朱丽叶那样在十四岁，也不是像破布小姐那样在十七岁，那么对于我自己来说，那条我跨过之后才会考虑子孙后代的年龄界线到底在哪儿？突然间，在经过了大半辈子对生育的愤怒排斥之后，有一些三十岁左右的、博学的或者虚荣的、忙着在事业上实现自我价值的人，会开始问自己什么时候将会有一个孩子，他们掩饰着自己对没搞成任何事情就死去的那种恐惧，因为虽然死亡很正常，但它是不可逆转的，然而一个孩子或者一个关于孩子的想法则可以用来消除一些恐惧，就像其他任何消除恐惧的方式一样。

但是所有那些都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能体会到，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然而当我再次向摩卡壶里装咖啡的时候，一段回忆突然在我脑中嗡嗡作响。

几年前有一次在球场现场看那不勒斯队的足球赛，我正沿着弧形看台的小楼梯向上爬，一群极端球迷挡住了我的路并递给我一张黄色卡片，在适当的时刻，我本应该和其他数千人一起挥舞它。我把它插进口袋里，直到当我在其他球迷中间坐下来，看到他们彼此互相展示着卡片捧腹大笑。

首先，它是香蕉形状的。卡片被剪切是为了在对手球员出场的时候，能够保证将一场侮辱盛宴送给向来最被憎恨的对手——维罗纳的球迷们。但真正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卡片上写的字——朱丽叶是一个荡妇。

我本想问那数千喜气洋洋的球迷们，究竟是为什么，你们会赋予朱丽叶一个不道德的头衔？也许因为她是对方阵营中的一员？因为她拒绝嫁给帕里德伯爵，一个她不爱的男人？或者她之所以是一个荡妇，是因为她发现心爱的人已死后便自我了结了？

不，朱丽叶是一个荡妇是因为她出生在维罗纳。

臭名昭著的那不勒斯艺术风格，我思索着，甚至连莎士比亚也不放过。我本想问破布小姐是否有想过她和朱丽叶的比较可能会让她被纳入荡妇的范畴。那么塔托，她的丈夫，又会怎么想呢？他也去过球场一起大喊“朱丽叶是一个荡妇”吗？破布小姐在十七岁的时候成为母亲和我在三十岁的时候还没有成为父亲有着相同的原因。在整个大环境里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

“下星期二家庭博览会就开始了，为什么我们不一起去呢？”我提议道，并递给她一杯咖啡。

破布小姐惶恐不安地看着我：“就只有您和我一起去家庭博览会，老板？”

“怎么？不可以吗？”

她抬起下巴，像是在明确表达那太过明显是不可以的：“如果有人看到我们了呢？塔托可是一个极易愤怒的家伙，今天辛迪娅不能来已经让他不高兴了。”

我递给她咖啡杯。“那你就不要告诉他，”我低声说道，“那将是我们的秘密。”

晚些时候，我在翻阅着报纸，突然惊叫道：“你看到了吗？连《我的朋友阿诺德》也离开我们了。”

“但那电视剧结束已经很久了。”

“不是电视剧，是主角——阿诺德，我的朋友阿诺德。”

“谁？那个小侏儒？”

“他叫加利·高文。肾炎。”

P.皱起了眉头。

“那是一群非常不幸的演员。”我抱怨着，“那个扮演金伯莉的姑娘十一年前就死了。吸毒过量。”

“天哪。”

“威利斯也有着不幸的结局。”

“他是怎么死的？”

“他没死。他只不过是一堆官司缠身。”

“至少没有翘辫子。”

“好吧，是没有。”我表示同意，“不过金伯莉的儿子自杀了。”

“金伯莉的儿子扮演什么角色？”

“没什么。他是金伯莉——也就是那个扮演金伯莉的女演员的儿子。她是在出演了《我的朋友阿诺德》之后才生下他的。”

P.抬起一根手指像是在威胁：“那么跟他没什么关系。”

“我只是想说那是一部被诅咒的电视剧。”

我们非常粗鲁地坐在健身房的走廊里，马努埃尔每星期两次在那里学习如何在打基础柔道时控制好他那极具破坏性的愤怒。不过到目前为止，自从他学会了投技的基本原则之后，所有他能够控制的是在他极其愤怒时如何打基础柔道。教会那个小孩如何击中敌人要害，以为这样能够锻炼他的性情，就相当于将银制高脚杯交到撒旦崇拜者的双手中，却幻想着他能够将它再交给教区牧师。

在我们身后有机玻璃小圆窗的那一边，有一些个子小的、安静的、相同年龄的姑娘用单脚脚尖旋转着，再用那双小腿撑住，抛起球再冲过去，就像发光的闪电装了轮子翻着筋斗一样，所有这一切都那么灵巧熟练，让柔道家长们瞠目结舌，其中大多数被迫忍受着在对面的小圆窗里那些不协调的徒劳的来回攻击动作。

长椅的位置迫使我们只能看正对面柔道厅的小圆窗，而姑娘们的父母则可以看在我们身后的艺术体操厅的小圆窗。在一个单调乏味的又彼此好奇的午后游戏中，那些妈妈——其中大多数是受人尊敬的年迈女人，而她们的巨乳摇摇欲坠快要砸在地板上——盯着男性家长们看，反之亦然。

“达娜·普拉托。”P.小声嘀咕道。

“谁？”

他摇了摇头：“扮演金伯莉的女演员，她叫达娜·普拉托。”

那些受人尊敬的年迈女人在讨论那些姑娘所参加的比赛，询问着所采用过的最好的美容化妆品；辩论着粉底、眼影、珍珠首饰，和她们价格高昂的身体。从我的古希腊哲学情节来说，我本想参与到辩论中，向这些女士激昂地演说把那些姑娘打扮得像站街妓女一样是有多么不合适。如果我不是害怕她们会把我看作恋童癖向我扑来，再控告我一直在暗中观察某个姑娘，我会很乐意干预她们。恋童癖，如今，没有什么比某个人把你看作恋童癖更容易的事情了，尤其如果你还是一个古希腊哲学家。

然而当那些小男孩从小圆窗那边走出来，带着让人难以忍受的汗臭味，再夹杂着从家里带出来的陈年臭味，想要转过身去的欲望就变得不可抗拒。马努埃尔站在我们面前，肉乎乎的脸颊有些发紫，气喘吁吁，头发锃亮，而他的脚下正在形成一摊水洼。

他父亲堵住鼻子，带上他赶紧离开前往更衣室。“在这儿等我们。”他向我哀求道。

接着在我身后的小圆窗那边打开了一条缝隙，一个女教练员的声音在召唤运动员们集合。

我认识那个声音。

我的心跳在加速，开始出汗。一种激动不安的状态控制了我。我向着出口逃去。从那儿我向更衣室的入口望去，但我太过不安，以至于不能让自己停下来再沿着相反的方向前进。我发现大门敞开着。“还好已经没有人了。”我心里想着，在长椅上坐下。

我究竟为什么要逃跑呢？我身体内的每一个分子都在想着能够遇见她，凝视她的眼睛，呼吸她的气息，已经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了，我都在尝试着对自己隐藏那种想念，现在它竟然真的发生了。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半小时里命运让她出现在我身边，精确地说是在我身后的小圆窗里面，然而我却逃跑了。

“米歇尔！”

我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唤我，那么甜美，就像她的皮肤一样。“米歇尔！”我转过身来。“嗨，你这个家伙，怎么了？假装不认识我？”

我睁大了眼睛，克丽奥正在用手剥橙子，穿着一件黄色运动衫，上面带有一只红色小公鹅脑袋向下垂着的图案。“你好，芭蕾舞女演员。你总是在吃橙子，对吧？”

我屏住呼吸，先不管那只小公鹅，破碎的音节，过度的换气，消失的意识，事实上是我没办法将目光从她的手上移开，从而和她开始一次体面像样的谈话。当然，整个氛围中充满了尴尬，那可是两个傲慢的人之间的谈话，尤其是当那两个人已经习惯了互相争吵、挂电话，除了有一次约会见面喝咖啡、接吻，然后又一次诅咒彼此下地狱。

我们一致同意这一次相遇彼此的状态都很好，也都很吃惊竟然会在这里相遇。我补充道——此外我还在继续盯着她的手指在温柔地移动着分割那个橙子——我是陪着一个朋友来这儿的，他儿子参加了柔道课程。她向我讲述她给那些小姑娘上这门节奏体操课程只是为了维持生计——每一个星期三，她明确指出，在这儿已经两年了。当“星期三”这个词蹦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到背上一阵哆嗦发抖，就像我听到某个人说出“情节”那个词一样。

我觉得这些都有可能是真的，除了她觉得我状态很好这一点，我觉得最近几天来苔丝狄蒙娜里的那个人并不是我，而是一个卡萨莱西帮派分子和一个加布遣兄弟会酗酒神父的结合体。

最后沉默总是要来临，无法避免。我们凝视着彼此，以一种无法用任何形容词去描述的方式。克丽奥吞下一瓣橙子，用多疑的眼神观察着我：“你要一瓣吗？”我接受了。“不过首先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我补充道。

“什么？”

“我们再也不要提及星期三的事情了。然后我们再也不要对彼此傲慢无礼了。”

“我同意。”

我抓起那一瓣橙子一口吞了下去。接着克丽奥在小公鹅的嘴边擦干了手，谁知道她自己知不知道她有着多么美丽的手。

14

芭蕾舞女演员出乎意料地重新回到了我的生活中，就像一个台球运动员可能会遭遇的那样，当他正低着头瞄准致命一击的时候，一匹愤怒的马突然冲了进来，撞破了酒吧的大门，还撞翻了大厅服务员和两三个正在啜饮威士忌的顾客。

克丽奥用床单遮挡住胸部，蓬松潮湿的头发散落着，一直垂到她的肩膀。她双腿交叉坐在天堂的中央看着我。

我正在对她说：“在一九六五年一位三十岁的记者要鲍勃·迪伦定义自我以及他所扮演的角色，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他认为自己还年轻，还远远不到三十岁，而他的角色就在于要尽可能长久地保持这种年轻的状态。”

“我不知道原来他也是一个喜欢夸大其词的家伙。”

“重点在于人们认为三十岁是一个分水岭。”我抓起一根香烟，“尤其是如果你没有三十多岁，或者你还没有到三十岁。”

“对的。前天我的药草师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送给我一盒蓝莓味草药茶，我觉得人一旦到三十岁就是这样。人们看着你，觉得有必要担心你会开始出现橘皮组织。顺便一提，你应该戒烟了，你知道吗？”

于是我戒了，就在那一瞬间。

我脑中回想起在《白鲸》前几页中的一句话，以实玛利躺在床上，魁魁格就在他身边抽着烟，相互怀有敌意的阶段已然过去了，那习惯对他来说已经变得很亲密，几乎令人愉悦：“您看即使是我们最顽固的偏见也会变得很有弹性，当真正的感情出现的时候。”事实上，即使这么多年来有一半的时间我都在抽烟，但就在那一瞬间我决定戒了，因为那是她要我戒的。

“嗨，你，”我说道，“你必须向我解释为什么你在这儿，在我家里。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在这儿做什么？我喜欢你。你在这儿。现在你是队伍里仅有的一个。”

我像一台刚刚结束工作的蒸汽机一样喘着气，我的脸扭曲着，沮丧极了。

总之，有一个队伍。这意味着如果另外某个人出现了，我将会冒着很严肃的风险，也许那些在我后面的人会试图拉我下马，或者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跳出来某个家伙，挥舞着一个比我的号码更靠前的号码，要求夺回优先权。瞧您说的，别客气，那姑娘全部都是您的。成年人时代的最糟糕的地方之一恰恰是这个：到了某个时刻你变成了一个有修养的单身汉，不再为了你心中觉得珍贵的东西去战斗。事实是你不再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参与竞争，你的懒惰是多愁善感的，你一点一点地坚持着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痴心妄想：被爱，不管你是什么或者你做什么，不管你对另一方有什么感受或者你是否有能力去表达。只是被爱，就够了。然而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人可以在不打哪怕一场比赛的情况下和某个人相爱。

“你失望了吗？你本来想让我说什么呢？”

“我没有失望。”

“你确定？”

“我确定。”

我什么都不确定，甚至不确定是否真的对她感兴趣，但未知不正是每一段感情关系的起点吗？在我这个年纪，关于那些爱情的口角我以为我已经了解得太久了。除了抽烟、阅读和看比赛以外，过去十五年来我一直在和同一类型的女人调情，有文化、性格自由、身材苗条，总是能吸引到我，所以我了解一个爱情故事可能的蜿蜒曲折，或者至少我能简单扼要地直觉到故事的情节——依然是那个单词在纠缠着我——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事实”的兴趣在减弱，都转移到了“人物”上。然而除了相信能够凭借过往的一些经验去操纵故事之外，还有什么更加虚幻的东西吗？

并不是那些口角让我局促不安。

在我所处的状态下——在那个状态里靠近别人变成了一件越来越复杂的事情，因为到头来我们都坚持想要有一段感情，但是仅仅是想到必须把大衣柜的一部分让出去就会把我们吓死——爱情会导致我眩晕，会带来一种原始的不安全感，像是在一场噩梦里，我在夜里蒙着眼睛走在一条狭窄的小巷子里，一群流着口水的老鼠在我脚踝周围发出轧轧的声音。如果那条小巷子没有出口，我将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打那场比赛的必要性让我感到惊慌失措。人生中总是在开始有一个越来越坚固的过去的同时，却无法信任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未来，这个想法让我瘫痪麻痹。我本可以发现我对于她来说还不够，或者太过了；我本可以发现我没有能力驾驭那种高尚的感情，或者为了某个不值得的人去表达自我。总而言之，我本可以发现每一件事情，但我也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那么年轻以至于可以去忍受它们。然后在三十岁这个年纪，我也不再有所有这些欲望去做一个探险者。到头来，我必须承认：必须把大衣柜的一部分让出去这个想法让我感到惊慌失措。

“不如说说你，”她说道，“为什么我觉得你看起来总是那么担心呢？”

“并不是我在担心，而是所有这些扭曲的事情让人担心。”

她斜眼看着我，不确定是应该感到困惑还是应该高兴地笑出来。

“好吧，我是有点担心，”我张开双臂承认道，“我刚刚才戒了烟，总该允许我现在有些紧张不安吧？”

“那当然。如果你是真的戒了的话。”

她用枕头砸我，有那么一小会儿我们野蛮地打起架来，然而最后我们做了爱。在结束的时候那一声不自然的呻吟让我怀疑那次高潮的真实性。也许，谁知道呢？算了。然而这不也是我们需要从经验中去学习的东西吗？接受它，将它带来的影响最小化，并懂得区分一个弥天大谎和一个只是为了不带来伤害的谎言？

我们拥抱在一起睡着了，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这个我们称之为爱情的东西，其实可以被相对精确地用一幅画面来表现，画面里两个人彼此相拥，一个睡着了，另一个还醒着，在闻着她散发着樱桃味的头发，因为害怕而睁大的双眼，他不在乎发生在那张床边界以外的所有事情：过去、未来、年迈的父母、下一期的贷款还款、意大利裔美国制片人，还有那些霉菌斑点。所有的所有。爱情开始的时候就是抽象理性结束的时候，无论那抽象理性有多么糟糕，你都可以用一瓶樱桃味洗发水掩盖掉。

曾几何时，埃斯波西托先生，意大利小镇居民，八十岁，生活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有一次他差点死去，当时他正在翻阅报纸，并看到以下这条消息：男性的平均寿命是七十九点一岁。真是糟糕，埃斯波西托先生一边咒骂着一边想着：我已经跨过那个门槛一年多了，我一条腿已经迈进坟墓了。

总之，尽管他缺少那种极富戏剧性的夸张性格，埃斯波西托先生还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在死亡之后还有些什么呢？我的人生该如何评价，它又是在围绕着什么旋转呢？在我之后谁会住进这个房子呢？

就在午睡之前，因为这些疑问所带来的那种威胁的力量而感到痛苦，埃斯波西托先生合上报纸，开始环顾四周，打量着这个自从他结婚那天起便生活在其中的房子。所有的东西都让他回忆起他几年前去世的妻子，从那台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扔掉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留声机到那台已经坏掉的微波炉烤箱，从那件丑陋的烟熏色玻璃家具到那张他罕见地露出了微笑的夫妻照。谁知道呢，那个男人问自己，如果换作他的妻子在他此刻的处境里，是否会比他更好地回答那些问题。埃斯波西托先生耸了耸肩。不管怎样，当从客厅移动到卧室的时候，他找到了那些可怕问题里至少一个的答案。他整个存在的中心轴点是她，那个他与之共度了大半辈子的女人。也就是说，埃斯波西托先生一边掀起了被子一边计算着，至少四十年零一天。整整四十年零一天和同一个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几分钟后，我站了起来观察着她：克丽奥闭着眼睛睡得很安详，下巴微微向上抬起，身体像埃及石棺一样僵硬。潮湿的西洛可风从百叶窗的缝隙中吹进来，能够听到蝉鸣声，足球在沥青路面上的反弹声，还有孩子们在喊叫着那些街头足球专属词汇：“传球，射门，进啦。”我走进厨房，从冰箱里抓起装在利乐包里的橙汁往喉咙里灌。

两年前，差不多在我们的感情刚开始的时候，那一天同样刮着西洛可风，同样嘈杂，琪娅拉和我在吵架，直到她威胁要自杀才停了下来。如果我们分手，那么关于她心碎而死的记忆将会纠缠我一辈子，她是这样说的：“我心碎而死。”有那么一瞬间，我还以为她是认真的。

过了一段时间，我偶然间旧事重提，提醒她当时她是那么有决心。“你怎么可以相信我当时那样做是认真的呢？我只不过是为了把你绑在我身边而已。”她回答道。

我回到卧室。

看着克丽奥睡着的模样让我意识到和她在一起永远也不会发生类似那样的情节。一个人的本质在其睡觉的时候要更容易被捕捉：那幅画面已经将她和我们每个人都了解的那种真善美的理念隔开了距离。所有我们将要做的和说的，和所有那个人将要做的或者说的，都不过是那种暴露的恶化。一对伴侣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在破坏犯罪证据，而罪行是从一开始就观察并了解一个人。

“那么霉菌斑点呢？”她刚刚睁开眼我便问她，“墙壁上的这些疤痕不会让你感到恶心吗？”

“并没有那么恶心。”

“那么面包屑呢？你碰巧知道是谁移动了它们吗？”

“袜子在哪儿？还有发夹呢？”她说道，“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有一个原因，但事实上从来都不是如此，这就是家的本质。”

我越来越感到惊慌失措。那种孤独的气味——我身体的各个部分在呼吸了那个破房子里腐蚀空气后散发出来的——很快将会到达她的鼻孔里。克丽奥是一个太过机灵的姑娘，以至于难以捕捉到那个距离。早晚有一天，等我睡着的时候，她将会看着我睡觉，而我将没有办法逃脱。

15

丹尼尔·J.鲁索摘掉了那顶带有“尼克斯”字样的檐帽。他用手帕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在一小段几乎难以觉察到的时间里，他睁大了双眼盯着那块大理石街牌，上面写着手套店新街。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破碎的一双眼睛。它们好像在说：“你父亲出生的那条街已经不存在了，你永远也不能再和他说话了，关于他的回忆将在你死去的时候也一起消失。”这个意外意味着有一根线将很难再被连接起来。

没有人可以避开这个问题，即使是一个躺在他的维斯帕摩托车上晒着太阳的大男孩，他就像是第无数个缺乏经验的外国人那样脸色苍白无精打采。

与此同时，一个遗忘的深渊在我的新雇主面前裂开了。那种内心的空虚是如此巨大，甚至于那个大男孩，因为害怕自己跌落下去而将目光移向别处。蒙特奥利维托广场，卡里达街区，在那些曾经飘散着皮革气味的小巷子里和街道上，世界上最好的手套裁缝们生活了超过两个世纪，现在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丹尼尔正充满疑惑观察着的那些理性主义建筑。

我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意识到我的存在。在他忧郁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一些不同的东西，他看起来老了很多，在我面前突然出现一张残缺的起皱的脸。也许丹尼尔万里迢迢来到这里正是因为这个，也许重新建立关系就像是给自己做一次整容手术，当那些商人苦恼地发现一切都是徒劳的时候就会发生这个：他们的脸庞就会像爬满霉菌的墙一样裂开。

神秘主义，就像他向我讲述的那样，只不过是一种叙事的可能性而已，就像其他任何可能性那样。

一九三一年冬天《纽约晚报》刊登了一幅在袖口有菱形刺绣的阿斯特拉罕羔皮手套的图片，但这个事实还不足以让安东尼奥·鲁索——家传第五代手套裁缝（“在那之前几年我的爷爷达尼埃尔，还为玛格丽特女王专门缝制了珠地面料的手套”），避免被经济大萧条所淹没。

安东尼奥的情况是，在他才十八岁的时候，毁灭便以尽可能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了：他和母亲露西内，还有又老又病的父亲生活在一个家庭工作坊里，然而在进步、现代化、法西斯等的名义下，那个地方将会被拆除。那一片的住宅和工厂一直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上半叶——也就是在波旁王朝费迪南多四世从维也纳召唤了最伟大的手套裁缝大师，路易吉·巴拉斯通那个时代——如今将会被替换成烟灰色的大理石建筑，更加符合当下当权者的建筑口味。然而“感谢上帝”，达尼埃尔在那之前就死了，并没有参与帮助那毁灭。“除了手套和露西内，我的爷爷还有另外一个巨大的激情——烟草，问题是只有前两者从来没有背叛过他……”

肺气肿把他带走了，就这样，安东尼奥并没有选择搬家到卡马尔多利的山上，在那里，很多手套裁缝都已经安顿了下来，而他则决定离开前往美国，在那里，他的手艺将会被看作是一项艺术。或者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他双手捧着那张在《纽约晚报》上刊登的一双在袖口有菱形刺绣的阿斯特拉罕羔皮手套的图片反复翻转着。

就在离别前，他的母亲哀求他缝制一双特殊的绷带手套，不带手指的那种，为了一个圣人，他几年来在普利亚大区在祈祷和贫困中避难。他的双手一直在流血，就像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遗憾的是他的父亲并不相信他，而那个可怜的修士被所有的教会拒绝。即使是美国也不能阻止那个计划：安东尼奥要缝制那双手套，并亲自赠送给那个圣人以减轻他的苦难。

他一路步行来到了加尔加诺。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他和一群虔诚的信徒一起从皮耶特雷尔齐纳出发，走了整整三天。帕戈·韦伊阿诺、圣·焦尔焦·拉·莫拉拉、罗塞托·瓦尔福尔托雷、阿尔贝罗纳、沃尔图里诺、卢切拉、圣·塞韦罗、圣·马可·因·拉米斯，最后终于圣·乔瓦尼·罗通多。

朝圣者们在晚上的时候抵达，修士在恩宠圣母教堂的大门前迎接了他们，和男人们寒暄了两句，向女人们指明了忏悔室的方向。就在那个时候，安东尼奥闻到一阵让人无法解释的茉莉花香味从那个男人身上散发出来，他明白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圣人。一股无法控制的冲动突然袭来（“噢，真爱，米歇。噢，真爱”），他扑倒在他的脚下，递给他用来包住绷带手套的绣着白鹿的枕头。

那个男人抚摸着那个男孩的头，说他的穷誓让他不能接受，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双充满了智慧的刺绣手套是主的恩宠。安东尼奥紧紧抓住修士的手，沉醉在那奇迹般的触摸里，他亲吻了那双手并祈祷。他因为被拒绝而感到悲伤。露西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也许知道她的儿子曾经触摸了那个已经被所有人认为是基督教更好圣人的男人的双手对她来说就足够了？恢复了平静之后，安东尼奥返回到那群朝圣者的中间，当修士回过头来，目光再次和他相遇的时候，喊出了这些话：“啊！离开吧，趁着你还来得及。我会过去拥抱你们全家人。”

起初，安东尼奥将那些话理解成一种征兆：他的母亲应该和他一起离开。一回到那不勒斯，他便对露西内说了，然而她用尽全部的力气反对，到最后甚至连圣人的话也不能让她改变想法。

就是这样，多亏了他母亲迟钝的意愿，才能在一方是美国人的移民阻碍面前，另一方是莫索利诺面前，保持缄默，才能让他在十五年后，在露西内去世后，登上了“萨图尔尼亚”号蒸汽船。他双手捧着装满食物的柳条篮子，穿着曾经属于他父亲的带褶皱的裤子和羊毛的西服背心。

十三天后，他在曼哈顿登陆，接下来几天里他一直在布鲁克林的街道里游荡着虚度光阴，期待着发现他的未来将会怎么样，直到有一天他认识了丽贝卡，在一个叫“小意大利”的面包房工作的爱尔兰姑娘，他从没有见过如此美丽的姑娘。

许多年后，当小达尼开始提出问题的时候，安东尼奥向他讲述了所有一切刚开始时的故事。他向他讲述了他的母亲——露西内，还有他的父亲——达尼埃尔，还有世界上唯一的那双为玛格丽特女王专门缝制的珠地面料的手套，他向他说起一个男孩从很远的地方来到美国，从一个极美极美的城市里的一片破房子里走出来，在那里生活着世界上最重要的手套裁缝大师，在那里生活，混杂着染料和小巷子的气味，很贫苦，但很快乐（在这儿，出于对小男孩的爱，他省略了一个细节：手套裁缝生活的那条街已经被永久地拆除了）。他向他讲述他亲自带着绷带手套赠送给散发着茉莉花香味的圣人，在等待圣人前来敲响他们家门的日子里，他一直在守护着那双手套。安东尼奥可以肯定的是，向他儿子讲述那些故事，那么它们就是真的发生过。然而美国是一种信仰，并不是所有底层的故事都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安东尼奥·鲁索在一架吊车的顶端工作了三十年，直到死之前都再也没有缝制过一双手套。

“美国的一切都很混乱，米歇，混乱。妓女，还有金钱……”

这是丹尼尔的话。

在手套店新街的尽头我看见一个提着塑料袋的倾斜轮廓在靠近，是那个牙齿掉光的送给我毕奥神父小圣像的老女人。我差一点就要把她介绍给丹尼尔，向他讲述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在那个时候，我坚信解开这个谜团将意味着重新开始我的财富之路。

那个老女人迈着不情愿的步伐，时刻准备好从塑料袋里掏出她的那些小玩意儿。还差短短几米的距离他们就会相遇。我试图引开丹尼尔，吹嘘在其他地方能够找到手套裁缝的痕迹。对我来说，我会继续不惜一切代价去保护我们那份价值两万欧元的协议。

丹尼尔卷起袖子向那个老女人的方向挥手致意，然后示意我在那儿等他，没有太多解释便远去了，留下我在那儿任凭自己陷入令人沮丧的绝望之中。有那么一瞬间，那个老女人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然而丹尼尔却迈着快速的步伐超过了她，同时在街道的另一边，一个穿着红色紧身衣的金发姑娘正热情地向他打招呼，那个老女人一瘸一拐地消失了，而我松了一口气。

丹尼尔和金发少女亲切地交谈着，在彼此分开前一直相互挽着胳膊，像两个老朋友那样。高跟鞋踩在石头路上当当响，像是钟鸣，又好像在他脑海中某些地方按下了开关，那个大男孩坐在维斯帕摩托车上面红耳赤，野心勃勃的目光瞄准了那个女人远去的方向。

半小时后，丹尼尔来到我坐着的长椅边也坐了下来，神情显示出优柔寡断的样子。他为让我等了那么久而道歉，并递给我一根香烟：“他们想在一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回顾展上放映一部我的老电影。”他嘴里吐出一股烟说道。

“谁？那个金发少女？“

他点头示意。“只有一个问题。”他低声说，他本就很严肃的声音变得更加深沉和沙哑，“那是一部色情电影。”

“啊，《在史密斯小姐里面的魔鬼》？”

“对的。你看过？”

“没有。”

“你并没有错过什么特别的。”

“我无法想象。”

丹尼尔一口气吸进半根香烟，作为交换吐出来的则是两声嘶哑的咳嗽：“你觉得毕奥神父会对它感到满意吗？”

从我的角度来看，那句俏皮话是一种自我嘲讽和机智，在他的脸上则一点一点地浮现出一场灾难后的景象。他试图通过用两根手指转动烟头来寻找补救办法，然而他一不小心烫到了自己的手指肚儿：“妈的！”他喊叫着把烟头扔在地上。

而那一幕，被我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就是在那一瞬间，美国人跨过了亵渎上帝这道门槛。

16

叫我以实玛利，或者随便你们想怎么叫。重要的是在我面前永远不要说出“情节”这个词，或者更糟糕的，是它相对应的英文词——“情节”。

《只有贷款做伴的男人》是一部纪实文学，并不需要一个情节。

当P.和我在炎炎烈日下从停车场走向仓库去取一桶防霉油漆的时候，这个词像驴叫一样继续出现。

“除了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负债以外，现在你还要靠一个无趣的情节来结账，”P.说道，“你是怎么说的来着，如此混乱的贷款叫什么来着？”

“次级贷款。”

“不管怎样，如果你想写这些不正常的贷款，你必须找到一个更有趣的情节。”

我的后背上一阵毛骨悚然。

我迫不得已把自己逼到了那种境地，在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父亲之间应该选择向谁请求帮助时，我选择了P.以寻求理解、宽容和那种解决家务问题的态度。然而当我看到他来时才刚套上衬衫的袖子，一如既往地自负，开着公家的车，尤其是对于我的霉菌问题充满热情，我立马意识到我错了。

我打量着仓库最南边的尽头：“你确定能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那里看起来像是一个被遗弃的地方。架在柱廊之上的穹顶下一家促销公司的已经褪色的旗帜在飘动着，从外观来看，它们至少是在十年前挂上去的。P.那辆老爷车的轮子在我们来这里的路上快速滑行，城市的痕迹一点一点地消失，越来越多的空间留给那些带有栅栏窗户的建筑和像这里一样的仓库，在一片荒芜之中摇摇欲坠的长方形混凝土块。

“加尼说如果在这里找不到我们需要的油漆，那么就没有任何办法了。”P.容光焕发地向我提及。

我停下了脚步：“加尼？加尼·阿塔纳西奥？是他向你推荐来这里的？”

“是的，他在这家现金提货仓库工作直到去年……”他压低声音说道，“……然后他因为私自偷货被解雇了。”

“偷窃？”

P.点头示意：“听着，没什么大不了的。加尼懂得这些事情。这是他的领域，他说了如果在这里找不到我们需要的油漆……”

将那一句话结尾处和接下来即将到来的所有瞬间分隔开的那一刹那，是最恰当的时刻去感受到一种极神圣的懊悔：我本应该给我父亲打电话的。

“好，信息已经很清楚了。”我喊道，“为了墙壁上一些斑点就宣扬胜利，你不觉得令人作呕吗？”

“什么胜利？你这种暗示让我很生气。”他郑重其事地将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你明明知道这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帮助一个被困在他的情节里的朋友。”

“去你的。”

“你搞清楚潮湿的根源在哪儿了吗？从哪里来的？”那个男孩问我。

“从墙里来，从那面浅绿色的墙里。”

那个男孩摇了摇头，抚摸着下巴：“那是可以看见的部分，据我所知那是盐水风化导致的。墙的另一边是什么？”

“不知道。”

“至少你知道墙是什么材料的吧？”

“水泥？”

我不知所措地傻傻地盯着他，P.也不知所措地傻傻地盯着他。那个男孩的热情，无论多么值得赞美，也让他不知所措起来。

“你必须找到根源，要不然它们会回来。它们总是会回来。问题不是油漆，而是水泥。”

“水泥？”我重复道，但这一次涉及一种不同的水泥，包含着各种快速凝固的焦虑。

那个男孩又一次抚摸着下巴。就好像那些医生在逼迫你，让你用通俗易懂没那么科学的话去解释，比如说你感到轻微脚痛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已经习惯了这个想法，认为他的任务就是把病人的粗俗话语翻译成科学，相反他却责备你的无知外行，甚至连一个正确的医学术语都不知道，接着他向你揭晓问题其实在别处。问题不是你的脚，而是你的心。你完蛋了，朋友。

“听着，”那个男孩恢复了平静后说道，“防水油漆、防霉剂、绝热材料，所有这些这里都有，但都是在胡扯。如果你想解决潮湿问题，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到根源。”

因为要在炎炎烈日下讨论，我感到异常生气，我低着头继续向停车场走去。“你还记得高中时加尼的外号吗？”我问道。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马’，我们就是这样叫他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一次，大约十四岁的时候，在一部伊洛娜·斯达列娜的电影期间，他掏出他的鸡鸡然后开始模仿马的叫声。所有人都在笑，甚至你也在捧腹大笑。

“接着还有一次，他假装打嗝吸引了全班人的注意。你还记得吗？他能够打嗝把整个字母表都打出来，除了X、Y、J和W。”

“所以呢？打嗝打出W可不容易。”

“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个。”

“那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我们根本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晚些时候，就在我和琪娅拉分手的同一家咖啡馆里，用来抵御自我怜悯的米歇尔防线崩溃了：“也许琪娅拉是对的。我投降了。接着我背上了这个贷款，交往了一个漂亮的姑娘，然后过不了多久，她就会发现我是一个多么糟糕的人，还有墙上那些令人讨厌的东西，我甚至连它们的名字都记不住。”

“盐水风化。”

“前段时间我甚至再次找回了写作的欲望，然而我却投身于一个迷恋毕奥神父的前色情行业者的怀中。”

“与此同时，你可是一套三居室公寓的房主。”

“在那不勒斯。”

“有什么关系？你想这套公寓在哪儿？在圣·特罗佩？为什么你们这些搞文字的都迷恋那不勒斯？我能告诉你吗？最近这段时间和你待在一起变得越来越枯燥乏味，我越来越相信你喜欢折磨自己。”

“信任一个朋友能够理解自己的痛苦总是很美好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朋友变成了某个理解你的人？然后只是在我们俩之间说说，我的好朋友，你的痛苦来源于那种戏剧化的复杂性。你不停地把所有一切都戏剧化。”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太阳仍然高高地挂着，所以我们决定进入沿海公路。“我有一种戏剧化的复杂性是什么意思？”我问他。

“你总是强迫自己把你观察这种事情的角度反转过来。为什么你决定买房子？理由不能只是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卑鄙性。到头来你出版了两本书，在一份报纸上写专栏，马上就要做电影，多厉害。更不用说你在和一个超级性感的美女交往。也就是说，你拥有的东西其他很多人都没有，都必须在别处寻找。所以，最后，你要停止抱怨。”

“好吧，姑且认为就像你说的那样。不过你知道那不勒斯会怎么对你，对吧？”

“它会诱惑你，也会欺骗你。”

“正是如此。”

“那么你知道都灵？”

“跟都灵有什么关系？”

“跟都灵有关系。当涉及我们这些南方人的时候，总是和它有关系。”

我们的艰难跋涉在一道把公路和大海隔开的破裂栏杆前面结束。在背景里的蛋堡像是一个淡黄色的斑点从水里冒出来，周围是一片被海浪擦亮的如钢铁一般的礁石海滩，一群骚动的小男孩筋疲力尽地在用小刀割壳菜。在我们旁边有一个穿牛仔夹克的男人也在凝视着这幅场景。

“我有跟你讲述过我的无产阶级故事吗？”P.又开始说道。

“和《圣经·旧约》相比我还是稍微了解一点的。”

实际上，他和他的家庭生活的那个房子属于一对富裕的那不勒斯大资产阶级夫妇。男的是工程师，女的是企业家，他们有一个女儿生活在伦敦，每个月在她的英国银行账户上都会收到P.和费德丽卡转账过去的房租。“那个伦敦小贱人比我还小几岁，就是这样，她有钱可以接受比我更好的大学教育，进而保证她可以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工作。然而到了明天，当她决定不想再在英国待下去了，就会回到这里把我赶出去。”

“你的无产阶级故事在我看来也源于一种戏剧化的复杂性。现在，拜托，你能告诉我跟都灵有什么关系吗？”

P.并没有在听我说话，他正盯着那个穿牛仔夹克的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部苹果手机开始拍全景照。

“那个小贱人的父母，”他说道，“他们帮我找了一份工作。”

事实是那对夫妇有朋友，在都灵。而这些朋友都是律师，多年来经营着一家重要的法律事务所，在都灵。恰恰在最近这段时间他们在寻找有能力又没有什么古怪念头的毕业生。

那个小贱人的父母，在听他们朋友抱怨年轻法律从业者匮乏的时候，脑子里突然想到他们将众多小公寓中的一套租给了一个恰好符合要求的家伙。所有人都觉得在P.和来自北方的富人之间安排一场面试是一个妙极了的想法。

P.并没有任何意愿去考虑这个提议。

“我觉得都灵只会欺骗你，甚至都诱惑不到你。然后我敢打赌那两个大律师是恐怖的家长型统治者。”他对我微笑着，“更不用说我永远不会放弃你，不会让你独自留在这儿。看看你，都已经破碎成这样了。我不想在我余下的日子里因为你在良心上过意不去。”

他在反驳那个提议时坚决不接受任何反对。而那个提议，那些家伙想到他可能只是他们在喝开胃酒时的一个意外而已，这个想法让他抓狂。

“相反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我告诫他，“失去与朋友之间的日常接触，有时候是一种必要的牺牲。”

“呸。你从来没有听过你自己说的话吗？耶稣，你真是爱戏剧化。”

我低下头盯着那栏杆。那个穿牛仔夹克的男人消失了。从挤满了小男孩和壳菜的礁石海滩那边突然吹来一阵风，夹杂着灰尘扑到了我的脸上。P.突然捧腹大笑：“看啊，很适合你。”我闭上眼睛，掸掉夹克上的灰尘。

也许那是关于我被埋葬的一次提前预演。

17

谁知道在做完磁共振之后，我父亲是否还会想要请我内格罗尼和坚果。

我决定坐在诊断中心附近的长椅上等他，就在他最喜欢的那棵柏树对面，尽管和几个星期前相比，那棵树看起来真的很糟糕，闷热和潮湿正在榨干它。

我拿了一本书开始阅读。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样开始的。并不是家里的书架，也不是某个老师把我推进潮湿又积满灰尘的图书馆。最开始的时候有大把的等待时间需要消磨掉。陪我母亲去超市，陪我父亲去银行，在理发师、律师、公证员那里的等候室，在公交车上，在塞里诺山的草地上，当他们的朋友们在准备主显节烧烤用的火炭，在我爷爷违章停靠的菲亚特128里，他已经走远并说着“一会儿我就回来”。

我的个人图书馆就这样乱七八糟地形成了，像是一片一直在复制新建相同体块的居民区那样，在我们家里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而那里还堆放着陶瓷杯子、曾祖母的银器、带着装饰边框的餐盘套装。尽管如此，还从来没有人敢于阻止我坚持不懈地积攒书籍。如果没有更多的空间了，就把曾祖母的银器拿走；如果我抱怨噪声太吵，就会关上电视。爷爷对故事有着极大的热情，所以在我们家书籍需要被尊重，我利用这一点为自己开辟了一个空间，不过在这里最新一本加入部落的总是会越来越难赢得尊重。但在那个时候我还不明白这一点，我仅仅是期待着拿起一本书开始阅读。

“我完事了，我们走吧？”我父亲说道。

我没有看到他的到来。他就站在那儿，几步之遥，紧缩在他的深色西装里，戴着条纹兵团领带，配着精确到极致的衬衫塞进长裤里，让他的肚子凸显出来。天气太热了以至于他很难再继续保持正常的举止，我想，甚至连那棵柏树也明白自己病了，便停止向人们展示它强大的一面，而实际上它确实很强大。

“你不想留在这里观察那棵树？”

“不，我想走。”

“那么坚果呢？为什么我们不去一家酒吧喝开胃酒呢？难道你不想听一听关于我的最新消息吗？”

“什么消息？你正在搞的那部愚蠢的电影？我不感兴趣。”

“《虔诚》不会是一部愚蠢的电影，”我反驳道，“相反，它将会是一部宗教电影杰作，你不知道在毕奥神父舌骨的背后有着怎么样荒谬的故事。你有听说过吗？”

“没，从来没有。”

“舌骨是喉咙里的一根骨头，它在喉头的下面，下颚骨的上面，它是一块圣骨。围绕着它我正在写一个荒谬的场景。”

“听着，不要觉得被冒犯。”他打断了我，“我知道我将要说的并不是好基督徒该说的，事实上我希望上帝现在没有在听我说话。”他突然压低了声音，“那些圣骨总是让我觉得有些恶心。”

“好吧。那么听听这个：我正在和一个姑娘交往。”

“你们订婚了？”

“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可以说我正在努力……”我向他指着我旁边的座位，“在这儿坐一会儿吧，这样我们可以深入聊一下这件事，然后今晚你就可以全部都告诉妈妈。”

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我直觉到他正在考虑我的提议，然而他想了太多太久，以至于那种“一只生病的狗想要离开独自死去”的想法又重新占了上风。“不，我想走。”他一边后退一边回答道。

我合上书然后站了起来。等待结束了。他颤抖着向停车场走去。

“那么医生呢？”我问他，无法隐藏担忧，“医生都说了些什么？”

我父亲摇了摇头，在他刚刚做出那个动作的一刹那，我便领悟了他万千思绪里的那种忧愁：某一天你待在家里，你摔倒了，受伤了，医生诊断说是肩膀挫伤，最好拍X光，接着你把X光片带去给医生看，然而他却不满意，说你必须接受磁共振检查，就是这样，在那一时刻你开始怀疑最终的那场暴风雨就要来了。他说道：“甭去管它。医生们只会胡说八道。”

星期二来了，破布小姐也来了。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准备什么？”

和上个星期相比她看起来有些不同，她的头发反射出红褐色的影子。“不要假装不记得。很明显你甚至都去了理发店做头发。快点，我们走。”

破布小姐用她那双十二厘米的高跟鞋像抛锚一样抓住地板。

“没有人会发现我们的，”我让她平静下来，“我开我父亲的车带你去。”

她的眼睛在那种因为串通而羞怯的目光里融化了：“不管怎样，我染发并不是因为要和您一起去那儿，老板。”

“是的，是的……”

我们把车停在一条林荫大道上，菩提树的气味，还有在跑步的人气喘吁吁的步伐。破布小姐用一条紫色的头巾裹住了头。

“为什么你要戴恰多尔[3]？”

“戴什么？”

“恰多尔。”

“那是什么？”

一米半左右高的一堵墙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抬起头，看到在远处一大群人混乱地拥挤在栅栏门口：家庭博览会正在等着我们。如果我想写一本关于家具、房地产和银行的书，我迟早都要面对它。

“天哪！那么多人！”破布小姐说道，“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过一会儿我就必须要去接詹卢卡了……”

我停下来冷静地分析局势，比那些老西部电影里的神枪手还要更冷静。我稍微扬起下巴模仿着吐出烟圈的动作：“我们要么爬过去，要么放弃。”

破布小姐环顾四周，然后又看了看我——像我们这样的两个人总是能在违法世界里找到共同的归属——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我们爬过去，这很正常，老板。”

我轻易地翻过了墙，然后指着她的高跟鞋说道：“你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她愤愤不平地回答。接着她开始专注于那一系列复杂的操作，脱下鞋，弯下腰，捡起鞋，爬上那堵墙，再把自己挪到另一边。

我掸掉裤子上的灰尘：“我们走。”我边说边踢着泥土。我开始向前走去，悄无声息的像是一条游蛇。破布小姐穿上鞋在我后面跑着。“真热啊！真热啊！”她边说边用手扇着风，“您要带我去哪儿，老板？”

进到里面，当我们在寻找一个可以遮阳的地方时，我观察着那些曾经用来炫耀法西斯政权的成就的展馆——以前还有过利比亚馆、意大利东非馆、爱琴海群岛馆、阿尔巴尼亚馆。家庭博览会就在那里每年十五天高调出场，浪漫地希望着能有大量的贸易往来，能像奥特莱斯那样人山人海。

“老板，您想打赌吗？在所有这些混乱之中，我们还是能找到些什么去代替那件无名氏家具。”

“我们来这儿不是为了购物，是为了了解人们的言行举止。”

“为了了解人们的言行举止需要大老远来到这儿？”

在靠近一片开满花的草坪的地方，正在展销花园桌子、乌龟形状的瓶瓶罐罐、青铜马、陶瓷狗，等等。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所有的展柜和商品的摆放位置。

“先生，来一点儿卡拉布里亚的辣香肠？”

“先生，来一个电蚊拍？”

“先生，来一杯纯净水？”

我们从展览会里的家具王国溜走，来到了到处是美食和各种各样小玩意儿的帝国。

“女士们，先生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看一看吧，这可是仅剩的免费活动了。”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和他的柜台，他正在挥舞着一把可怕的钢刀将蔬菜和水果切成薄片散落在柜台上。

“老板，老板，”破布小姐快乐地喊道，“您等一下，我们看一看这里有啥吧。”

一个强壮的身体上围着一件沾满各种果汁湿淋淋的围裙，一个男中音伴随着万能削皮器的神奇动作。我吃惊于他能够同时做很多事情的能力。剥皮和说话，聚集和说服群众，点头肯定，否认，演出。就像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电脑，他可以在同样的短时间内执行不同的程序，同时不降低每一个程序的性能。尽管他留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风格的一绺头发，我却感觉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多功能人类的样本。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女士们，先生们。看一看吧，这可是仅剩的免费活动了。”

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为了不落进他的势力范围内，与此同时我也试图用严肃的不赞同的目光浇灭破布小姐的热情。我观察着他通过歌颂家庭和清洁卫生的价值去说服家庭妇女，通过关于节省时间和精力的论证去说服年轻男性，同时眨眼示意现代化女性更喜欢会做饭的男人。他没有遗漏任何东西。现实的复杂性是他的朋友，甚至可以说，他的朋友是那种可以把现实分割成许多部分再将其与人们联系起来的可能性。他处理人情世故就像切蔬菜一样。简化、掩饰，再说服人们来看他免费的秀是他生存下去然后致富的工具。

“来看吧，看是免费的。”他对我说道。

“我们看看吧，反正是免费的。”快乐的破布小姐坚持道。

我本不想的，我甚至不知道那是怎么发生的，但我发现自己在第一排，处在他注意力的中心。看到我并不是家庭主妇也不是年轻男性厨师，那个男人看起来反倒轻松了下来。他关闭了所有的程序，只运行最基本的软件，他的语调很轻，不费力地重复着一些概念。感觉到他的灵感在枯竭，我以为我得救了。也许他没能看透我，我躲开了他，也许我那一头邋遢的鬈发促使他在评价我时没有达到他的万能削皮器那么高的水准。

“来看看吧，看又不花钱。”他带着无私的神情重申道。他从一个小盆里捞出一个菠萝，然后不停地敲打着它直到当果皮脱落，果肉被扒光了衣服为止。

“够了，”我说道，“我明白了。给我来一个吧。”

破布小姐感到心满意足。

当那个男人递给我万能削皮器的时候，我看着一张十欧元钞票从我的口袋里沙沙作响地落入他那粗糙的手里。接着我垂头丧气地离开了，直到离开他足够远的距离时我才停了下来，试图寻找破布小姐的紫色头巾——然而她还逛着其他货摊——我斜着眼睛向袋子里看去，有那么一瞬间，在观察着那个被包起来的万能削皮器的时候，我感觉到那个只有贷款做伴的男人不再那么孤独了。

18

《在史密斯小姐里面的魔鬼》的情节。

一个单身姑娘，三十岁，处女，在她那个能够欣赏洛杉矶交通全貌的忧郁的破房子里的浴缸里割腕自杀了。然而天堂的大门对于一个自杀者是关闭的，有一个天使在主持和那个女人的死后面试。轮到她选择：接受炼狱或者下地狱。史密斯小姐（并不愚蠢），害怕在炼狱里还要继续经历和生前生活同样的单调乏味的老一套，所以选择了第二种可能性。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一个处女怎么能够跨过地狱的门槛呢？天使准备好了一个解决方案：史密斯小姐将要再活一遍她的人生，要成为所有献给魔鬼的女人中最淫荡的一个，以此赚取一张下地狱的单程票。

就这样她表示悔过，并投身于魔鬼的事业，开始越陷越深。

在新革命色情电影节上，当他忙于亲笔签名和热切握手的时候，当台下观众焦急等待活动开始的时候，丹尼尔·J.鲁索的现象学如下：

要用一种惯用的、简洁的、通俗的英语做掩护。

要用一种没有实质的伪装的方式微笑。如果有人对他喊“你是我们的英雄”，他会微笑。如果有人对他喊“你是一坨屎”，他会以相同的方式微笑。

要给人一种没什么头脑的印象。

要避免表现出一种革命者的形象，那种每一个美国假嬉皮士被强迫在其欧洲追随者面前所要表现出来的形象。

要假装本人并不存在。

绝对绝对不要提及毕奥神父。

面对“未来有什么计划”这个问题时，要狡猾地回答说艺术是一片开放的工地。

要偷偷窥视那个金发少女。

要把十字架藏在衬衫里。

大厅里灯光亮起。

观众们夸张地鼓掌，掌声持续的时间恰好足够丹尼尔停止打鼾、醒来、调整好自己、站起来、表示感谢（一只手挥舞着致意，歪着头，闭上眼睛，拍打着胸脯，小声嘀咕着：“尊重，尊重。”），然后重新坐下。

那个金发少女走上舞台然后坚决地抓住麦克风。那个动作并没有逃过台下那些见多识广又蠢蠢欲动的观众将其与另一个相似的动作联系起来，在过去一个多小时里，《在史密斯小姐里面的魔鬼》里那个不屈不挠的主角重复的动作。

“喂。喂。测试。测试。喂。”

那个金发少女不断发出咯咯的音节，然后用食指敲打麦克风，制造出令人不快的嘀嗒声。最后她用为新革命色情电影节准备的欢迎致辞展开了攻势：“仅供私人享用的色情电影并没有任何政治价值，然而审美开放却是有的。存在一些保守派他们也是色情材料的享用者吗？当然，然而他们中没有人会接受开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制片业瞄准的正是这一点。我有一个梦想——能有一部色情电影去揭露关于资产阶级的刻板印象的虚伪性。因为，根本没有必要说出来，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关于资产阶级的刻板印象就是一坨巨大的、超级巨大的、山一样巨大的屎。”

从四周的乳胶衣服所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音中，我感觉到大家对那个金发少女的不满情绪正在聚积到甚至是山一样巨大的资产阶级屎也无法达到的高峰。唯一欣赏她的是丹尼尔，他的眼睛盯着她的轮廓，那挤在一身带有黑色皮革条纹的透明缎子紧身衣的轮廓。

“在我的节目上，很多观众都让人恶心，我很挑剔，我承认这一点。如果我第一次尝试和某个人交往但我不喜欢，那么第一次也就变成了最后一次。我不想假装在某个地方总是会有一个诗人，但至少会有某个人有能力欣赏某些细节。这就是为什么认为性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一种语言是多么荒谬。新色情并不是为了不能理解它的普通大众，因为普通大众发臭。”

大厅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口哨声。

“普通大众不发臭！”一个男人断然喊道。他叼着雪茄，深色的小胡子坚硬得像是一把高粱扫帚头。

那个金发少女面对旧色情的抗议嫣然一笑。在那里没有任何一个人类会不想要得到她，尽管他们恨她已深入身体内每一根血管里，然而——“嗨，疯子……”第二个反对她的声音响起。

“那么你是用嘴还是用手呢？”第三个声音讽刺地问道。那是一个满身刺青和穿孔的面相狠毒之人。

渐渐地，尽管她在傲慢地展示着中指，金发少女还是被反抗的浪潮压制住了。那个小胡子扔掉雪茄向舞台上冲去，其他人也都跟着他。我环顾四周寻找丹尼尔：他消失了。混乱越来越严重。两个派别的信徒相互冲突、辱骂、推搡、喊叫。某个人从那个金发少女手中抢走了麦克风。那里变成了战斗现场。

从扩音器里传来各种各样的声音，全部都难以理解。麦克风在地上滚动着，造成一阵刺耳的咝咝声。尽管到处在流血，鸡飞狗跳，那个满身刺青和穿孔的面相恶毒之人在舞台上占据了那个金发少女的位置，抓起麦克风开始大喊大叫类似这样的口号：“性自由”“利己主义之家”等。与此同时，那些穿着紧身衣的女人用尽她们所有的力气攻击着那些身上挂满金属又多毛的男人，反之亦然。

我决定是时候该离开了。

一个又沉又黑的东西从我头顶嗖的一声飞过。那个小胡子被击中了，他弯下腰捡起那个东西，然后用双手捧着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是一根仿制非洲的塑料假阳具），然后他抬起头，瞳孔里闪烁着的火花和我相遇。他用假阳具指着我，认定是我袭击他的，然后撕扯开人群跑过来想要抓住我。

我被两个身上挂满金属的异装皇后夹着，逃到了室外，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听到有人喊：“米歇！”

一辆停在人行道旁边的出租车车门冲着我大开，丹尼尔示意我快上车。空气很潮湿，雨后静止的空气里那种刺激的气味蹿进鼻孔。就在那个时刻，从大厅里面传来野兽般的喊叫，随即那个小胡子突然一边咒骂着一边钻了出来，像一个领袖那样举着那根假阳具。那两个异装皇后突然似雷鸣般地爆笑起来

“米歇，过来这儿！”那个美国人冲我喊道。

我一跃冲进出租车里，随即关上了背后的车门。

当我们离开了一段安全的距离后，我转过身透过车后窗观察着那幅场景：那两个异装皇后身上的金属片闪闪发光反射到路面上，与此同时，那个小胡子咬牙切齿地冲着我们挥手。

19

“米歇尔？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一个人影，两个，也许三个。

“米歇尔？”

那个声音听起来很熟悉。我闭着眼睛，躺在那里迟疑着，颈背陷在沙子里。分散在一整天里的破碎片段，还有小孩子们的叫嚷声，还有每一次跳进海里时海水的哀号，还有克丽奥抚摸着我额头的那双手，全都混合在一起了。

那天早上，我出神地看着摩卡壶咕嘟咕嘟地响，像是在说“早上好”，我将海滩毛巾精确到极致地叠好塞进书包里然后便出门了，我买了份报纸然后坐在戏院外面的长椅上等她。泪与血，报纸的头版头条如此写道。然而还没来得及去搞明白，克丽奥便出来了，还不情愿地抱怨着：“所以可以走了吗？没过多久裸舞就变得让人难以忍受。”就在那个时候我的呼吸已经支离破碎：“裸体？这就是你在那里面做的事情吗？你赤身裸体，待在一群裸体男人中间……舞踏难道不是一种日本舞蹈吗？”

紧接着，在摩托车上奔驰着，无视交通规则，在一条绿树成荫的小巷子里，几次危险，几次逃脱，在迎面穿过路旁下垂的树枝后，终于来到了沙滩、大海，我们来到下面靠近老灯塔的地方，匆忙地脱下衣服，跳进海里。

“等一下，你去哪儿？先是脚。”我对她说道。

“快点儿，跳进来。不要装无辜。海明威都要从坟墓里跳出来了。”她回答道。所以，渐渐地，为了抹去我那苍白麻木的知识分子形象，我把自己身体剩下的部分也浸入水中，希望着老好人欧内斯特能够向另外一边转身离开。

“今天的海水是碧绿色的，真的是碧绿色的。”克丽奥心满意足地说道。我也感到心满意足，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沙滩上，涂防晒，吃期待已久的新鲜椰子，然后再聊清楚在舞踏那个演出里跳裸舞至少会遮挡一下生殖器。相反，恰恰就在那个时候，当那一整天看起来将会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却因为身后一个大胖子家庭吵了起来，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之前嘲笑了他们。

我承认我的笑声持久，苦涩，不合时宜。我笑他们不正常的大肚子，笑那把写着“阿尔吉达”字样的阳伞，笑他们因为懒惰全都躲在圆锥体的阴影下。对于克丽奥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到头来所有人都值得一些同情。你不觉得他们值得吗？”

我敷衍地笑着以避开她的问题，就像一个女服务员刚刚打翻了一杯血腥玛丽并溅到制服上，一边逃走一边抱怨道：“我值得整整一辆火车的同情。”然而那还不够，因为克丽奥在某些问题上就像是一块花岗岩，会变成一个过于严肃的女性，永远也不会被我那种南方人的幽默感所糊弄。所以她失望地看着我。接下来，直到太阳光变得不再强烈，而阳伞下的阴影变得又斜又长为止，我们只是在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沙滩上已经没有人了。太阳一点一点地消失在老灯塔的后面，就这样我们站了起来，将海滩毛巾精确无误地叠好，就在那个时刻，当我害怕会因为我缺乏同情心而失去她的时候，我开始晃动起来，紧接着我晕倒了。

“米歇尔？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一个人影，两个，也许三个。

“米歇尔？”

我抬起一只眼的眼皮，接着另一只。我觉得头很重，很烫。剧烈的光线反射在沙子上再从各个方向冲击着我。

“不用担心，他正在醒过来。”某个人说道。

“水和糖分。”另一个人叫嚷着，“快给他一杯水还有糖分。快点，现在就去做。”

克丽奥惊慌失措地盯着我，继续问我感觉如何。为了确保我能明白，她问了我三遍：“你感觉如何？你感觉如何？你感觉如何？”

也许是因为太阳，或者是头疼，但对我来说在那个问题中——那是一个没什么特别的问题，考虑到在有一个人刚刚晕倒的情况下——却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一身全新的皮肤，某种东西让我可以抓住（就像史密斯小姐的淫荡和毕奥神父的信仰），让我可以重新开始。

“我感觉好多了。”我只回答了一遍。然后我站起来了。

天气一瞬间就变了，开始下雨了。

我关上了百叶窗，头疼已经消失了。而那个聪明的、古怪的、曲线完美的、开车鲁莽的女人，正躺在天堂沙发上，她可是我未来的保险单。孤独不会获胜的，这一次不会的。我们刚刚做完爱。

我回到房间里屈膝跪倒在她的脚下。“请原谅我。”我低声说道。

“为什么？”

“因为我缺乏同情心，因为我诋毁整个世界，因为我现在这个样子。因为我就是这样的，无可救药地孤独。从今天起胖子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胖子，都将是我的朋友。”

我突然大哭起来，真让人无法相信。有那么几分钟我的眼泪不停地流。从来没有，五年来甚至在洗头发的时候我也没有这样子哭过。克丽奥坐起来握紧我的手。“我读了你的书，”她说道，“两本。”

我立刻停止了啜泣：“你到底在说什么？”

她微笑着，在等待着那个问题里的问题，而我看见在她右侧颧骨上出现了一条轻微的皱纹。她喜欢或者不喜欢我的书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要奢望一个我了解仍然如此之少的姑娘——但我爱她却如此之深——会对我早期写的，也就是缺乏同情心的那两本书发表意见呢？等我的新书完成了，然后再问她意见难道不是更好吗？在她颧骨上那条皱纹消失在她温柔的眼睛周围之前留给我的那短暂的时间里，令人怜悯的米歇尔在沉默中歇斯底里。

“那个……那个……”我含糊不清地说道，“你——你喜欢它们吗？”

“就这些？形容词呢？副词呢？”

“你使用得太频繁了。尤其是形容词。”

“你跟形容词有什么过不去的？”

“没什么。”

“总而言之，那就是你全部要说的？”

“你第一本书里的主人公，举例来说，有着充满戏剧化的性格。他目光短浅，总是迷失在没有意义的推理中。他想要生活在更好的世界里，但没有做任何事情去实现它。然而他是那种讽刺的、深刻的、保持着一种不同寻常的轻佻的人。如此一来让这个人物变得复杂但有趣。对于一个嘲笑臃肿的人来说，比起在现实生活里，你在书里有更多的同情心。如此一来也让你变得复杂但有趣。”

“你是想说我有一些可能性？”

“一个，最多两个。”

“那么如果我失败了呢？”

“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就轮到我对你同情了。”

接着轮到她开始嘲弄了。

“有些女人总是在寻找麻烦。”她说道，“无论在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她们总是犯同样的错误：和一个傻瓜在一起。我在一个有文化的资产阶级家庭里长大。我父亲从来都不是一个浑蛋，我母亲只是有些时候是而已。”

“那么我呢？我是一个浑蛋吗？”

“你是一个作家。你怎么可能是一个浑蛋呢？”

“恰恰因为这个我们才是，我们知道适合的词然后用它们去攻击别人。再然后，作家们并没有感情，除了对他们的增值税号之外。”

“你同意写《虔诚》也是因为你的增值税号吗？”

“我背着一份二十年期的贷款，我需要在它消灭我之前消灭它。”

克丽奥失望地叹气：“就这样为了换取一袋钱而不去关心一本你想写的书，这不是浑蛋，这是招人怜悯的。”

就这样，一颗手榴弹在你心里爆炸了。那最后的致命的攻击将我的战壕变成了废墟。战争结束了，除了要求停战之外我别无选择。

“‘招人怜悯的’是一个形容词。”

“当需要的时候，就需要。”

“你刚才在说什么关于你母亲的？”

“我母亲？”

“就在不久之前你说有些时候她表现得像是一个作家。”

克丽奥沉下脸来。

我抚摸着她的头发，她是我见过的头发最多的姑娘。它们有数百万根。它们堆积在一起然后像蒸汽一样散落在肩上，不屈不挠地卷曲着，仿佛细长的弹性纤维一样在后背上滑落。

“有时候并不是我想要的母亲。”她回答道，“她有她的工作，还有和我父亲的关系，也有一些情人。从她那里我继承了犯相同错误的倾向。”她深深地呼吸，最后她忏悔道，“举例来说，在你之前和我交往的那个人就是一个灾难。他是那个演出的编舞。”

差一点儿我就被一口唾液噎死：“什么演出？那个跳裸舞的？”

“他已经结婚了。”她的身体缩成一团，膝盖顶在胸前，“他妻子也会来排练现场。我们就躲在化妆室里搞，然后对所有人撒谎。最荒谬的事情是我竟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又变成了那个惯常的情人角色。但是在两个月前，当我认识你的时候，我正处在这段幻觉的尾声。现在呢，我在这儿，当然了，那些编舞全都是浑蛋。”

我感觉到一阵眩晕，我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杯子，保持身体水平的姿势喝了一大口。我的肺里在缺氧。

“你永远也不能爱上一个和你在化妆室里搞的人？”

在忽明忽暗之中，她的眼睛盯着我。在那些信息传递到我的神经器官的旅程中，我意识到我就要陷入对于整个我的存在来说最危险的事情中了。为了不冒险承担那种可能的副作用，我不得不放弃这么多的美好，然后去寻找任何一个从来没有过、至少一次也没有过淫荡想法的少女玛丽亚，然后躲在她的怀里？

“我同意，你也有过你的麻烦。现在就让我们往事不要再提，你觉得怎么样？”

她没有回答便睡着了。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保持着沉默，守护着她，想要确保那些往事都留在过去。如果她问我，我会愿意做她的守卫直到永远。接着她突然睁开眼睛，伸了伸懒腰，从我们之前已经结束的众多谈话中任意选择了一段继续说道：“我害怕，米歇尔。”

“我也害怕。你为什么害怕？”

“因为我们三十岁了，到了三十岁时间就开始变成一个问题。”

“在意大利，男性的人均预计寿命是七十九点一岁。对于女性来说则是八十四点三岁。”

“我并不是指那个意义上的时间。”她说道。她从床垫上站了起来向门口走去，“这是第一次在我们这个年龄你感觉到时间并不是无限多的。”她补充道，“还好你不在人生四分之三，甚至一半的地方。然而就像漏水一样，你是知道的，它迟早会以最大的马力喷涌而出。你有一种预感自己处在一个不错的位置上，然而不过只是尚且还没有一事无成而已。这是第一次你瞥一眼身后就会感觉糟糕，更加糟糕的是你会感觉到无依无靠，而用来找到那种依靠的时间正在耗尽。难道你不觉得这些已经足够让人害怕了吗？”

“从这个时刻开始，我正式宣布我感觉到惊慌失措。”

她忍不住大笑起来。我本想问她和同一个人一起度过一半多一天的人生算不算是一种像样的依靠，还有那个人能不能是我。然而我什么都没有说。在她走出房间之前，我就静止在那儿观察着她赤裸的双脚迈着小碎步走在地板上。

在她回来之前，咖啡的香味便已经让我醒来。

“下个星期巡演就要开始了。”她一边告诉我，一边递给我一杯咖啡。

我喝了一大口。

“你要离开很久吗？”

我的眼皮睁不开，眼睛像两块炭在燃烧着。外面天色开始泛白。

“一共两个星期，如果可以我会提前回来。你会来看我吗？”

我们分别躺在天堂的一侧睡着了，然而几分钟后一阵难以置信的头痛让我又醒了过来。我感觉像是某个人在我头颅骨的正中央砸进了一根钉子。

我站了起来。从窗口观察着那不勒斯的黎明，那弥漫着大地的二氧化碳，那漏水的斜屋顶，那成群的果树，还有植物和动物。在一片如此堕落的土地上，我的爱情怎么会如此纯洁？我父亲正在死去然而却没有人有勇气告诉我？我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知道如何选择恰当词语的作家？在卡波迪基诺真的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克丽奥正准备离开，而我，一如既往，留下。

它就在这儿，我的文学。现在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会签下一笔贷款，为什么我会选择住在墙上有霉菌的破房子里，为什么我会接受去写一部关于毕奥神父的电影：我在追寻我的命运。

有时候它会发生。

命运会在黎明时为你准备一杯咖啡，会向你忏悔它犯下的错误，当你晕倒时会抚摸着你的额头，当你需要时会给予你怜悯。如果我在别的地方寻找我的书，我将永远不会遇到我最好的故事。

我的命运有着数百万根头发。

20

“泪与血，”我低声说道，“他们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但是针对谁？”

P.郁郁寡欢地看着我，一只手拿着遥控器，另一只手拿着一罐啤酒。我们沉浸在托皮南布尔里，看着晚八点的电视新闻。“针对意大利人。”他说道。

气氛变得沉重。

“针对意大利人？”

“针对意大利人。”他一边重申道一边摇晃着啤酒罐看看它是不是空了，“我警告你。如果你们开始聊政治，那我就离开。”

“是你邀请了一个从一九九四年起就给中右翼投票的人。顺便一提，我们等他已经差不多两小时了。”

“他总是瞎扯，他不可能投票。那个时候他甚至还未成年。”他的目光又回到屏幕上，电视新闻正播放着关于上千游客在艺术之城快要被热死以及最强防晒霜的信息。

“我们读的是同一所高中，”我继续说道，“最早的女孩，最早的大麻，还有那次去伊奥斯岛的荒谬旅行。但是我问你，所有那些就足以让我们和一个法西斯分子继续做朋友吗？”

“你真的没有想象过为什么我们和加尼还是朋友吗？”

我耸了耸肩。

P.关上了电视，在那样的时刻通常某个人会开始解释胡萝卜有助于晒黑是因为它富含β-胡萝卜素。他另一只手中的啤酒罐吱吱嘎嘎地响着。“因为我们是意大利人。”他回答道。

“这有什么关系？”

尽管意大利在我们的谈话中无处不在，尽管很明显意大利人相互之间可以更友好地相处，比起比如说我们和圭亚那居民之间，但他的回答还是让我大吃一惊：“有关系，怎么没关系。从来没有人跟你解释过我们意大利人是墙头草两边倒吗？我们在这儿，但也在那儿，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划分成不同的阵营，但到最后我们所有人对国家都有着相同的理念吗？”

渐渐地，伴随着那些话语的涌出，胸口在膨胀，太阳穴在发红，而他的目光变得凶残，就像一只老鹰在高处的树枝上盯着一只幼小的野兔那样。“泪与血让所有人达成一致，”他又开始说道，“不再有阵营，不再有冲突。现在有危机，我们所有人都要负责。在人民被击倒的时候为什么还要继续内斗吵架呢？”

“我没有感觉到被击倒，甚至也没有感觉到墙头草，我和加尼·阿塔纳西奥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还有为什么你要说英语‘被击倒’，而不是意大利语‘被击倒’呢？”

“因为我们意大利人喜欢像美国人那样说话，喜欢得要死。”

从他的嘴中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假笑，让我想起了X先生，虎面人[4]的对抗者。“不需要感觉到墙头草才能成为墙头草。相反，重要的是某个人能感觉到身处在混战之外。然而你、加尼和我深入骨髓里都是意大利人。我们都是看着商业电视节目长大的。《乒碰乓》《我的朋友阿诺德》，还有那些该死的在第五频道播放的午后电影。节目时间表是计划中的一部分，你明白吗？那些节目对我们悄悄地说着甜言蜜语，对我们讲述我们能够经得住幸福的重量。整个世界都在围绕着你转，不是围绕着别人。毕竟，这就是意味着成为墙头草：寻找幸福，但只是为了自己。”

门铃响了，我吓了一跳将啤酒罐甩到空中，啤酒洒了一地。“《乒碰乓》也是计划中的一部分吗？”我问道。

P.抬起头，表情痛苦地审视着我，他眨了眨眼皮点头示意：“《乒碰乓》也是。”

我打开门，加尼·阿塔纳西奥那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结实的脸庞从黑暗中出现，接着是健壮的四肢，他穿着白色衬衫和黄色牛仔裤。他怀里紧紧抱着一只野兽，毛茸茸的，瘦瘦的，呼吸有些困难。他把它递给我像是在递一袋爆米花，与此同时，从我的喉咙里则迸发出惊讶的声音：“这是什么？”

“它叫珀尔蒂诺，是一只约克夏。”他瞥了一眼洒在地板上的啤酒，侧身避开我走了进来，“冰箱里有喝的吗，还是只有地板上有？”

当加尼在吃东西恢复体力的时候，我在观察着珀尔蒂诺。尽管它的呼吸散发着一股恶臭，样貌丑陋，还有那已然临近的死亡气息，但很明显那是一条狗。

“这是一个玩笑吗？我应该拿它怎么办？”

“今晚珀尔蒂诺和我们待在一起。”加尼回答道。他打开啤酒罐，咕噜咕噜地灌下一大口，他抓着皮带向上拉调整裤子，然后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地摸着一个包裹，“需要给它吃的。你这里有鸡肉狗粮吗？”

“如果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养过狗，为什么我要有狗粮呢？”

“你冰箱里有鸡肉吗？”

“这里是一个‘去鸡化的’[5]家。”

加尼面带怒容地看着我，紧接着便开始打嗝，持续了三四秒，在那段时间里，我承认，我可以很遗憾地确定他按照字母表打嗝从A一直打到了M。然后他说道：“那就只给它一些水吧，不要忘记打开阳台的门，要不然它会在你的沙发上撒尿。”

“你好，珀尔蒂诺。”P.低声说道，打破了他之前那种类似神职人员的僵硬状态，“过来这儿，珀尔蒂诺，来叔叔这里。”

我把它放在地上，珀尔蒂诺开始向前走去，充满疑惑，然而走了三步之后它突然僵在那里，看着前方颤抖着，无法动弹。

“它怎么了？”P.问道。

我们同时抬起头看着加尼。

“它有一个神经问题。我称之为‘一、二、三星’病。每走三步它都会突然卡住，就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但几秒钟之后便恢复正常。珀尔蒂诺，过来这儿。是一次中风让它变成了这样。”

它又一次地走了三步然后卡住了。

我发现原来珀尔蒂诺是退回给寄信人的一件爱情信物，在那天晚上它也激起了加尼的斗志，尤其在他和那个抛弃了他的摩尔多瓦姑娘塔特雅娜之间的故事结束后。

“六个月以来她日子过得就像是一只舒适的猪。”他解释道，“我们做爱、吃饭、一起旅游，然后上个星期，突然地她就离开了，她决定和一个来自她故乡的吉卜赛人一起搬去贝尔加莫。去贝尔加莫，你明白吗？”加尼指着珀尔蒂诺，“昨天她把它还给了我，她就把它抛弃在我家门外。不管怎样，问题不是珀尔蒂诺，问题是塔特雅娜。那个贱货。”

“对，这个塔特雅娜真是一个贱货。”P.附和道，“不能就这样抛弃一条狗。”

加尼捏扁了啤酒罐然后把它扔到地板上。他穿过整个房间然后将他那双厚重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们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哎，米歇？”

“我不知道。一年？两年？”

“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吗？”

那双手带来的拘束让我感到窒息，我试图避开他询问的目光。“在所有这些时间里你有写什么新的文学作品吗？”

我摇头表示否定。

有那么一会儿，他松开手环顾四周，然后又转回来对我眨了眨眼睛。我思索着我还从来没有过被一个穿着黄色牛仔裤的人抓着。

“你知道从一九九四年开始我就不再阅读了吗？”他问道。

“为什么恰恰是从一九九四年呢？”

P.向我投来严肃的目光，而我假装没有领悟。

“在那个时期发生了一件真的让人很不愉快的事情。我不记得当时我在读哪一本书……不管怎样，当我像一个该死的小教授一样坐在沙发上的时候，突然，没有任何道理地，从第一百七十八页冒出了一股难闻的屎味。”

“从第一百七十八页？”

“恰恰是从第一百七十八页，那是我的鼻子闻过的最让人恶心的屎味。”

“毫无疑问，”P.一边证实道，一边抚摸着珀尔蒂诺，“那些是会给你打上烙印的页面。”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再也没有碰过一本书了。所以原谅我，我的朋友，我从来没有读过哪怕一行你写的东西。”

一阵哄堂大笑塞满了整个房间，加尼开始推搡我：“在这儿的这个人，”他指着P.说，“跟我说你正在搞一部宗教电影。好极了，朋友，好极了。你一只脚已经跨进体制了，但下一步是电视。等你出名的时候，要记得我也想在某些故事片里拿个角色。你不能忘记那些在你还只是一个不理睬别人按门铃的小怪咖时对你好的朋友……”

我们进了车里，加尼准备了一条有一半仪表盘那么长的可卡因，然后一边吸进去一边宣称：“那些该死的恶心鬼。如果有谁让我感到生气，就是那些吸毒的人。他们都是失败鬼。”

“是哥伦比亚的？”P.一边问道，一边寄好安全带。

加尼用两根手指搓揉着鼻孔：“起初是的，现在不过只是一坨白色的屎。你想要来点吗？”

“不了，谢谢。”

珀尔蒂诺用它那恍惚的眼神审视着我。在甚至还不够激起我心中哪怕一丝怜悯的时间里，它就打了一个弥漫着腐烂鸡肉味的哈欠到我脸上。“我们一定要带上它吗？”

“它会在你那漂亮的沙发上拉屎。”加尼一边说着一边开动了那辆高尔夫，“你们等着瞧吧，那些姑娘可是顶级的。你们已经硬起来了吧，哎？冷静，伙计们，冷静。”

“什么姑娘？我结婚了，还有一个儿子。甚至米歇尔也有了新的情人。”

他突然刹车停下那辆高尔夫。加尼看着我：“你有一个新女朋友？是一个性感美女还是一个丑陋才女？”

“我不知道用那些词去定义是不是恰当的……”

“快打住。性感美女还是丑陋才女？”

与此同时，在我们两侧，飞驰而过的汽车按着喇叭辱骂我们：“性感才女。现在我求你了，为什么你不重新上路呢？”

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在那里继续停留了几秒钟，接着加尼用两根手指控制着方向盘重新上路了。他将两根手指紧紧地抵着方向盘的底部，不停地转过身来询问我关于克丽奥的情况。

“伙计，干得好。你搞上了一个女演员？”

“她不是演员。她是跳芭蕾舞的。”

“伙计，干得好。你搞上了一个芭蕾舞女演员。”

接着他突然感伤起来：“塔特雅娜总是在说她想要成为一个芭蕾舞女演员，或者一个演员。”

在城郊环行高速路上以每小时一百五十公里的速度飞驰了二十分钟后，加尼突然转弯，那辆高尔夫的轮胎恰好嵌入在角落里停着的两辆轿车中间。P.从前排副驾驶座上探出脸来，对着那个比鸡更值得信赖的朋友：“再见，再见，珀尔蒂诺。我们等会儿见。”

“照顾好自己，朋友。”我说道，然后我们完美同步地打开车门，从车里跳出来，穿过一片砾石广场，来到一块发光的招牌下，招牌上用大写字母写着“女人”两个字。

在入口处三个穿着制服的男人打量着我们，就好像我们长了疥疮一样。加尼和三个人中最矮的那个握了握手，那个人肌肉发达，口音很重，油光满面，他指着我们说道：“那两个是和你一起的？”

“是的，他们是我的朋友，两个好家伙。”加尼回答道，“我们一起上的高中。他们总是在争吵，但他们不是同志。”

我们脚下的砾石噼啪作响。那个保镖审视着我们，神情古怪，就像是刚刚吞下一个索伦托产的柠檬一样，他在评估我们是怎么样的人：这两个家伙从来没有过“女人”，从没有和一个摩尔多瓦姑娘交往过，从没有吸过可卡因，从没有来过脱衣舞俱乐部，在意大利没有，在其他地方也没有，然而在很多年前，不知道是为什么，他们却和一个将会去做所有这些事情的家伙联系到了一起。总而言之，他看到的是两个已经错过了最好可能的家伙。

“不能拍照，也不能录像。”他怒气冲冲地咆哮道，“如果你们尝试用你们身体的任何一部分去搞任何一个姑娘，你们会后悔你们没有生下来就是同性恋。现在，请进吧，玩得开心。”

当我们快速通过入口的时候，一阵熟悉的喧闹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珀尔蒂诺正像那些疯掉的狗一样狂叫。

我们转向另外一边进去了。

“从来没有去过摩尔多瓦？”

“没有，从来没有。”

“米歇尔，想要看表演吗？”

“不了，谢谢。”

“你不喜欢我？想要另一个姑娘？”

“不，伊丽娜，你在说什么呢？你美极了。”

“那问题在哪儿？”

“我是同性恋。”

“骗人。”

五分钟前，伊丽娜坐在我的腿上，开始别有用心地诱惑我。她的目的在于以某种方式和我做生意，无数杯的鸡尾酒、在“女人”的私密空间里的一场付费表演、十分钟的极端折磨，代价却是一百欧元，在此期间我还要无数次地接受考验去遵守禁止触摸的规定。

关于在那里发生的事情流传着奇怪的谣言。在我看来，要我花一百欧元只是去观察一个姑娘骑在我身上而不能做任何事情，真的是不能做任何任何事情，接着还要不断进行让人厌倦的谈判，再掏出更多的钱才能够达到最低消费标准，这一切都太过荒谬。在那样的奇怪时刻里需要付钱去遭受折磨，更不用说我正在和一个姑娘交往，而且我正在写一部关于毕奥神父的电影。

我观察着那些私密空间的入口处，一层紫色透明纱帘将观看钢管舞的大众和那个阴暗入口里的精英分隔开。随即走出来一个男人，他衣冠不整、激动、头发凌乱、眼睛发亮。我注视着他在桌子之间穿行，渐渐远离音量开到最大的音乐和好奇的目光。他无力地靠在一个角落里，开始从一个复古玻璃杯中大口地喝着伏特加。

“你从事什么工作？”伊丽娜按着我的股四头肌问道。

“我写作。”

“写作？您写些什么？购物清单？”

她突然大笑，并将那一头琥珀色的长发向后一甩，她有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惊人的美。如果我突然张开双腿，在所有人面前她将会一屁股摔到地上。我本可以那样做，我酝酿着那样做，但我没有做。

“我是一个作家，”我表示，“写小说的，但也写讲述现实或者类似事情的书。”

她已然明白她最终坐到了一个破产人士的膝盖上，她甚至都没有向我提议事后服务，就像我听到那个又瘦又高的苏珊娜向加尼提议的那样。

“最近我正在做一部电影。”

“电影？真好。”

“好吧，主要还是书。下一本将会是一部纪实文学，我给你讲一下情节？”

伊丽娜在打战。

当然了，我没有想过向她透露我是一个作家能够激起我们之间的浪漫共鸣，就像在过去的日子里小说家和妓女总是会互相崇拜那样，不过我却希望那样至少能够带来一种稍微更加有活力的关系，而不是她为我准备的那种呆滞的目光。伊丽娜的眼睛是玻璃做的，那种美妙却难以渗透的玻璃。

大厅里的灯光打得很低。在一个小舞台上，有些姑娘正在表演滑稽歌舞杂剧。

“我可以请你喝些什么？”我问她。

“一杯柠檬水，谢谢。”

我付钱买了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一杯柠檬水，然后悲伤地将钱包塞进牛仔裤后面的口袋里。伊丽娜轻轻跳动了一下正好可以让我瞥见她黑色背心下面那对诱人乳房的形状，我移开目光让自己远离所有的诱惑。

就在那个时候，我看见那个金发少女走进了私密空间，那一刹那我抛弃了伊丽娜，然后跟上她。公众在看着和我相反的方向，我掀起纱帘钻了进去。

我走在喷溅有磷光漆斑点的帷幔之间，在那里面隐藏着的是殉难室。大厅里的音乐在远处低沉地回响着，而另外一些更加微妙的声音（窃窃私语？祷告？咒骂？）从墙壁里渗透出来。

我的剪影快速地闪过，把那种寂静切成片，就像日本武士的剑将飞在空中的西瓜切成两半那样。一旦习惯了黑暗之后，用眼角的余光我看见一块起了褶皱的帷幔，而那个金发少女的轮廓正在深入进去。

我蜷缩在那后面偷听，我的心提到嗓子眼儿，四肢瘫痪，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平静下来。最后，我用手指当作楔子在墙壁和帷幔之间打开一条缝。我将目光投向里面。

是新革命色情电影节里的那个金发少女，她四肢趴在一张破旧的鸡翅木桌子上，那个几天前还在追击我的小胡子正在那冰冷的木头上摇晃着她，一边抓她的屁股一边捏她的胸。

然而在观看这个场景的，还有瘫倒在一张单人沙发上的他——丹尼尔。

裤子脱落至脚踝处，展示着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团一团浅灰色的腿毛，他越是尝试跟着小胡子和金发少女的节奏走，他的男子气概就越显得没有希望：对他来说献身于圣人希望获得奇迹还远远不够。

“快点，快点！”他喊道，语气像是一个喜欢模仿美国人的愤怒的意大利人。

小胡子和金发少女根据一种普适的规则改变了他们的姿势，以此来回应要求，尽管事实上他们中一个支持老色情，另一个支持新色情。

“停！”终于，丹尼尔从大厅的尽头喊道。

在那一瞬间，金发少女停止了微笑，而小胡子停止了那愉悦的喘气声，仍旧保持着那弯曲的浮夸的姿势，就像在庞贝的维蒂之家里发现的普里阿普斯壁画里那样。

丹尼尔仔细观察着围绕脚踝的裤子，低着头，驼着背，就好像刚刚被大炮击中胃部。那是一个赤身裸体的老人瘫倒在一张单人沙发里，在他人生里所有需要被重新连接上的线都散落在他面前。而我，心跳再次变得剧烈起来，抬起腿便逃跑了。

21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感觉到有一个小弹球在头颅骨里从一侧内壁弹到另一侧如此往返。我穿过客厅，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像是一只躺在太阳下的狗。我走进卧室，出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一幅荒诞的妓院场景。

天堂床垫上的床单被连根拔起，搓成一团，扔在角落里。床头柜上的玻璃杯里是满满的威士忌和烟头。小弹球还在弹来弹去，我试图拼凑出一个合理的情节，在我从私密空间里出来以后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

“所以呢？事后服务吗？”加尼的声音里散发着橙子、红色苦艾酒、杜松子酒，还有金巴利的气味，我的朋友正在变成一杯内格罗尼，而他不停地重复着：“事后服务？事后服务？”

加尼在抱怨：“P.离开了，他说明天早上要坐飞机到都灵。那个浑蛋甚至还问我要钱打车。”

又高又瘦的苏珊娜在观察着加尼，加尼在观察着伊丽娜，伊丽娜在观察着我，而我则伴随着不断增加的窦性心动过速在观察着所有人。

加尼坚持道：“事后服务？事后服务？”

我那愤怒的声音冲着伊丽娜而去：“在这里的这个付你钱的人，他投票给中右翼。一九九四年的时候他还太年轻不能投票，否则他会投的。你知道他怎么称呼你们吗？吉卜赛人。你们是摩尔多瓦人，然而他却管你们所有人叫吉卜赛人。为什么你要让自己被像我们这样墙头草般的意大利人利用？离开，伊丽娜，从这个国家离开……”

伊丽娜沉默着，一如既往地美丽，还有像玻璃一样的眼睛。

加尼说道：“停止那种歇斯底里，你看起来像是被魔鬼附身。”他在我脸上轻轻拍了两下。“我没钱了，我没有地方可以带她们回去，我需要你的房子。”紧随其后的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在我的耳边悄悄地说道，“你不一定非要上床，你和伊丽娜可以听一听音乐，重要的是你要让珀尔蒂诺离我远点。它是一只奇怪的狗——它喜欢观望。”

我们正在离开“女人”。在走廊里的时候金发少女和小胡子的性交画面不断攻击着我，我想我的生活正在变成一部色情电影，而我正是那个摄影师。

加尼的那辆高尔夫摇摆着前进，姑娘们在笑着，吸着可卡因，我的眼皮投降了，与此同时，我愿意赌上我所拥有的一切，希望克丽奥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夜发生的事情。

我打开窗户，房间被那种让人颤抖的友谊冲击过：加尼、苏珊娜、伊丽娜，还有不见踪影的珀尔蒂诺。我察觉到墙上有一块可疑的斑点，看起来像是唇膏，是的，在墙壁上有一抹枣红色的唇膏。没什么好奇怪的，除了有两个摩尔多瓦妓女，一个仇视外国人的可卡因癖者，还有一只中过风的约克夏，夜间在家里肆无忌惮，并在我的卧室墙壁上留下一道唇膏印。

走出房间我跳了起来。

镶木地板上留下一道长二十厘米的切口，在其周围还有其他一些差不多深的划痕，就好像有人试图用钉子在地板上雕刻。如果关于唇膏的问题像是一个谜语，那么这些划痕则冲破了形而上学的边界。我还记得那些姑娘高跟鞋发出的响声，加尼的呼噜声，还有珀尔蒂诺恶臭的呼吸声。或者那呼吸声来自丹尼尔，呼噜声来自小胡子，而高跟鞋发出的响声则当然来自迈着轻盈的步子走进私密空间深处的金发少女。

我播了加尼的电话号码，想要警告他在《只有贷款做伴的男人》这本书的感言里将不会提到他（然而考虑到从一九九四年起他就没有再读过哪怕一本书了，他将永远不会发现），在第十次电话铃响的时候，我丢掉了电话然后注视着墙壁。风化后的盐结晶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盯着我，它们的形态变化了，突然出现了一些更加可怕的、有生命的、比浅绿色油漆更加绿的东西。我认真地观察着它们，墙上挂钟的秒针嘀嗒嘀嗒越走越响。

有人咳嗽了一下清了清嗓子。“我会说不。”他说道。

我猛地转过身去。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正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你是谁？”

那个男人，事实上是个男孩，正在读一封信件。几秒钟之后他抬起头，对我眨了眨眼睛。“对不起，”他说道，“是工作上的事情。”

我惊慌失措。那个男孩神情呆滞沮丧，从他那身破旧不堪的衣服上传来一阵强烈的橙子味。

“来一只古巴哈瓦那雪茄，顶级品质的。”他命令道，又重新回到阅读中。

“这里没有雪茄。可以知道你是谁吗？是那些姑娘让你进来的？”

一阵满意的嘲笑写在他消瘦的面颊上。

“这封信来自J.C.海科姆特，我的主编。”他说道，挥舞着一张泛黄的纸，“幸会。我的名字叫阿尔图罗·班蒂尼，《爱笑的小狗和消失的山丘》的作者。你有读过吗？”

“没有。我没有读过。”

那个男孩疑惑地审视着我。

总之，又一次发生了。这一次轮到了阿尔图罗·班蒂尼，在过去那些难忘的躲在房间里阅读的日子里的英雄，现在就在那儿，一个风尘仆仆追求荣耀的二十岁意大利裔美国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没有再说话了。在接下来的目光交流里，我回过神来观察着那幅场景，我已经恢复了平静：那只是我脑海中的谵妄，而不是某个连环杀手出其不意的拜访。接着，在某个时刻，我决定去干扰他的思考：“你想喝点什么吗？你喜欢牛奶吗？”

在这个问题上，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阿尔图罗抬起头对我说道：“只要里面没有乳清。”

“如果有一件事情我一直都想知道的话，就是：乳清到底是什么？”

“算了吧。”他说道，然后回去继续读他的信。

“我给你准备一杯内格罗尼？”

“最好是威士忌加苏打水。圣詹姆斯，如果你有的话。”

我走近那件无名氏家具，扫了一眼那些酒瓶：“没有圣詹姆斯，但我有百龄坛。”

“很贵吗？”他一只手插进裤子口袋里掏出一美元给我看，“我也请你喝一杯，每一位酒保也都各来一杯。”我环顾四周，以防万一我没有意识到那个破房子已经变成了经济大萧条期间一个尘土飞扬的加州酒吧。然而并非如此。唯一不和谐的音符就是那个看起来不可靠的家伙，像是把灵魂落在了别处。

我没有说话，直接把酒杯递给他，接过那一美元塞进口袋里。我在沙发上离我昨晚过夜的位置不远的地方坐下。在一口啜饮和下一口之间他继续读着他的信，他时不时地会分心看着我的脚。在那些瞬间我会刻意避开，就好像我正要直觉到在等待着我的东西。

“好吧，阿尔图罗。”我突然站起来，“你的时间到了。我叫米歇尔，不是你的妓女。为什么你不回到邦克山去？我刚刚度过了一个热闹忙碌的夜晚，现在我想自己一个人做自己的事情。”我从他手中夺走酒杯，然后放在那件无名氏家具上。我决定将他赶出家门。难道他们就不能老老实实地待在书里吗？“另外我有一个女朋友，”我继续说道，“她叫克丽奥，并且令人难以置信。如果你明天再来我会把她介绍给你，好吗？我不需要你，并且转告你的朋友们，好吗？米！歇！尔！不！再！是！一！个！人！了！”

我抱着如果他要反抗就踢死他的信念转过身去，然而在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在了。我凝视着沙发、大门，甚至连一丝风都没有。我清空我的口袋寻找他用来买威士忌的那一美元：没有。班蒂尼消失了。

就在那个时刻，配电箱里的开关突然咔嗒一声断开了，应急照明灯亮了。在外面我听到有人开始咒骂，公寓大楼里所有的防盗装置像着魔一样爆发出雷鸣般的响声。

22

“不存在任何言语能够形容在这个瞬间里我们的感受。那个男人（我还很难将其定义为人）偷走了我们心底最深处的欲望。到头来，我们还奢望什么？生活在我们自己的房子里，好像这样就是对的。在我们自己的房子里，我是这样说的。对，因为我们没有非法地占有，也没有任何人赠送给我们。然而那个男人，就这样好像更符合他企业家的形象，掠夺了赃物然后抛弃了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他告上法庭。我们要捍卫我们被践踏的权利，恢复我们被打破的希望，夺回我们被盗窃的金钱……”

在说出“赃物”这个词的时候我跳了起来。我转过身观察着那些在我身后沉没在塑料椅子中的卑微躯体：那些僵化的躯体也证明了这一次公寓楼集会是有多么让人心碎。除了那个顽固的杰皮诺·德·科雷申佐，他住在二楼九十平米的三居室，每一间都对应着他的一根心脏搭桥——他是唯一住在停车场广场上的，拥有开阔的视野。然而，当萨巴蒂诺使用“被盗窃的金钱”这个词时，出现了一阵大家被唤醒的高潮，也是在他就职演讲猛烈抨击的过程中唯一的一次。

“讨论是开放的。”他最后表示，眼睛快速地移动检查着那藏在无数反光镜片后面的听众。渐渐地集会再次被唤醒，即使是一个处在昏迷中的人也会尽最大努力做出回应。

杰皮诺·德·科雷申佐则利用这个场合来打嗝。那是一种嗖嗖声，一种刚刚能够察觉到的胃酸回流食道，也证明了事实上他属于那种总是领先同类一步的人，是一个先驱者生下来就是为了竞争（为了胜利）：当所有人都在睡觉的时候，他醒着；如果所有人都醒着，他就会打嗝。

托尼诺·马扎开始发言，他是会计师，住在五楼，超过一百一十平米，他还是职业抱怨者——他会因为一块小小的潮湿斑点而受到折磨极度沮丧，在看到大量的霉菌再一次覆盖在低楼层的墙壁上之后，终于失去了最基本的自制力。他在一段发言里说了太多垃圾话甚至打破了奥运会纪录，就这样他发泄着，声音里重叠交织着愤怒的批判，还有对于日程安排混乱的不满。接下来：谜语、诡辩、延期。

一个住户抱怨着安全问题，另一个则抱怨卫生问题，第三个则发誓说每天夜里都能听到有人使用电锯。然而所有人都一致同意栅栏门是一件完美的杰作。没过多久讨论就变成了一场分歧交响曲。有人抱怨着住在一楼的人，指控他不断地听着新旋律音乐。反过来那个人则拒绝指控，坚称问题在于住在二楼的小伙子，“一个需要用肥皂砸死的重金属音乐狂”。那个小伙子的父亲插进来为儿子打抱不平，把所有的责任都归罪于住在三楼的浩室音乐欣赏者，等等。甚至连新当选管理员的音乐口味都被拿来当众嘲弄。“谁会讨厌伊万诺·福萨蒂？”萨巴蒂诺表示怀疑地自我捍卫。

“我。”杰皮诺·德·科雷申佐说道。

在经过让人疲乏的两小时寻找关于电力问题的解决方案之后，当太阳落下砸在卡波迪基诺学院会员们头上的时候，我希望着私人财产的毁灭，或者至少一场气候灾难能够将所有人都一扫而光。

“够了！我们想要计算器。”

“如果还有下一次断电，我妻子发誓会让我……”

我叹了口气抬头向上看，两朵美丽的白色云彩正在互相搭讪，在那些纤维构成的形状里有某个熟悉的身影。这两天来一种渴望隐藏在我体内。有时候你意识不到自己想要什么东西，直到当两朵云彩相遇的时候：在天空中画出了克丽奥。

我看见她的身体苗条柔软，嘴唇丰满、精致，它们收紧再打开，就像来自杰里科的一朵玫瑰的花瓣一样，而某个人刚刚给它浇过水。我感受到她正在向我抛来飞吻。跑过来，她用她灵活多变的动作对我说道：跑到我这里来，米歇尔。那突如其来的欲望紧紧抓住了我，令我无法逃脱。

“考虑到法律上的意见，我提议让我们投票表决是否对承建商提出法律诉讼……”

我试图抹去我那些猥亵的念头，凝视着云层以外的地方。在天空和平流层的后面有些什么？无性别非物质的生物在观察着下面这儿的焦虑不安作为消遣？然而在这个时刻，我问自己，它们在观察着什么呢？

它们能看见一个露天的广场，一个铺着廉价瓷砖的停车场，在这儿正举办着一场极其无聊的集会；它们能看见一张白色塑料桌子，谁知道是谁放在那儿的，然后一个被所有人称为管理员的男人把它当作布道台。就在这儿，人类的公寓楼集会。一场谵妄性的雄性戏剧，大家为物业费而斤斤计较。然而从他们神圣的庇护所里，那些会飞翔的存在还会看到其他更多的东西。

它们会看到在广场以外的世界正在崩溃，而我们却在我们自己的破房子的命运上浪费光阴，操心着想要用红外线摄像头监视它们，想要用一些防雨覆盖物让它们没那么潮湿。那些会飞翔的存在怎么能够经得住从托尼诺·马扎嘴里不断脱口而出的那些难以忍受的狗屁呢？

“总之，集会一致同意赞成管理员的提议……”

然而女人们在哪儿？那些天上的生物将会这样问道，为什么她们没有出席？到头来是她们——妻子、伴侣、女儿——她们才是公寓楼里真正的灵魂，是那次集会的道德主使者。当男人们进进出出忙碌的时候，是她们在这里生活着，打扫面包屑、搬家具、招待朋友和情人、接收信件。然而在关键时刻，女人们却消失了，留下我在这里成为萨巴蒂诺、杰皮诺、托尼诺，还有所有住在公寓楼里的可恶之人的人质。女人们。那种想法越是被抛在脑后，那个单词越是在追赶我，而我在面对我那些无法忍受的（至少对于那个地方）冲动的袭击时暴露了自己。跑到我这里来，米歇尔，我的云彩女友重复道，跑过来。

“好吧。”萨巴蒂诺大声喊道，投票的结果让他陷入高潮，“所以，投票结果即时起生效，集会决定将委托一名律师夺回公寓楼物业费用……”

突然那两朵美丽的白色云彩被压缩成灰色的一团，而我的欲望也降了下来。

公寓楼住户将会面对的费用。

我本应该面对的费用。

一个月之内一次性将两千欧元打到公寓楼物业的账户里，那笔钱本不该由我或者我们拿出来，而是由那个卖给我们房子的承建商，也就是那同一个皮肤晒黑了的家伙。几个月前我还和他一起喝内格罗尼吃坚果，而此刻可以肯定他已经关闭了施工棚，然后逃跑去了巴西，以此避开供应商、银行，还有犯罪的生活。我们这个公寓楼里的任何一个住户都只不过是一条长长的犯罪链上的最后一环。如果我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作家，我应该立刻出发去南美洲和他聊上两句。可以肯定的是将会为我的书整理出上千个有趣的故事。

承建商先生逃跑的原因？债务。债务的原因？经济危机。然而即使有经济危机，也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逃跑去了巴西，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将一个只有贷款做伴的男人扒得只剩一条内裤。经济危机是一种危机，谁有能力才能得救。然而在泪与血之前，您，还有像您一样做生意的人，不是被承诺过降低税收、简化官僚主义、进行自由主义大革命吗？去他妈的自由主义大革命。

我曾经很穷。

这一次危机，就像一片乌云，在更加显而易见的年代里，将会轮流笼罩在那些人头上。然而我们发现轮回被跳过了，或者说丢失了，在进步的理念下一些不可挽回的事情发生了，一些我们不明白也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购买房子只不过是一种没有价值的愤怒，是想要抓住某种方式能够继续生活在这个即将被经济大萧条——然而也许“无法控制的混乱”这个词能更好地表达——清理的世界上。到头来，如果我尝试以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生活在一个错误的时代里，我又做错了什么呢？

我曾经很穷，令人恐惧的贫穷。两千欧元再加上每一期的贷款还款，银行将会爆炸，而我的账户将会归零。甚至，会更加糟糕，将会深陷至零以下。

那是我和它之间的对决。

23

我所需要做的只是再最后刷一次银行卡支付午餐钱。再过几天将不再有哪家银行会给我信用去买两份蛤蜊意大利面、一份炸海鲜、半升白葡萄酒和一块儿提拉米苏。五十欧元，再加上小费。有些子弹的伤害较小。与此同时，克丽奥正准备出发去巡演，而我则继承了一箱橙子，尽管还没到季节。两个紧张的吃橙子星期正等着我。

“不可思议。”她低声说道，“同一片湖，同一个公园，甚至同样的习惯。你都会带些什么过来，蔬菜还是肉？”

“都有。”

“我也是。男孩子们在踢球，而女孩子们在唱可怕的歌曲。我从来都不能容忍那些鲜艳的唇膏。就这样我孤立了自己，然后就来这里给乌龟喂吃的。就和你所做的一样。”

“不可思议。”

“你可以大声说出来。来吧，让我们坐在那张长椅上。”

在她离开之前还有两小时的时间，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带她来到我所知道的附近唯一不用付钱的地方人。这个公园曾经是逃学后的乐园，到处是波旁家族的圣栎树和山茶花丛，今天则变成了一堆标语和禁令。禁止通行的草地，有倒塌风险的树木，蚊虫漫天。然而，尽管一片混乱，有乌龟的喷泉却还在那里，和我们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和某个在那个时候你甚至还不认识，而如今却是你女朋友的人分享一个习惯，感觉很奇怪。

“数目变多了。”她说道。

“我不觉得。”

“相当明显。”

“你最后一次翘课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十二三年前。我向你保证当时没有这么多只。”

“它们看起来很坏、残忍。”

“闭嘴。”她厉声说道，“你有一片莴苣叶吗？”

我摸了摸裤子：“呀，我刚刚吃完。”

“傻瓜。”

总而言之，我喜欢她用那种方式叫我傻瓜。

在我们对面，在那些由树冠所形成的幕布后面，在由树干所框出的一幅幅场景中，躺着卡普里岛，像是一个怀孕的美人鱼漂浮在海湾里。海鸥们在绕圈飞，张开翅膀，却从不滑翔，从这里看过去它们是那么小。克丽奥坐在椅背上双脚踩在长椅上，就像青少年那样。她的热情，再配上我体内的那种刻毒，让我感到内疚。三个三分之一的女性人正通过她的眼睛凝视着我。第一个对我说道：好吧，尽管我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打什么主意，对我来说你还好；第二个则在提醒我她是多么美；最后一个想要警告我：你再继续这样扫兴下去，我会毁掉我们的这一天。

“你数了有多少只？”她又开始说道。

“六十四只。”

“可怜的小乌龟们。当它们变得太大，人们不想再把它们留在家里，便把它们抛弃在这里。”

“这个街区的特色。”我表示，“只有富人才能想到要买下这些带爪子的硬壳，喂它们长大，直到太大，然后再将它们抛弃在一个喷泉里。”

“小池塘。”

“小池塘、喷泉……事实是那些巨大的家伙在一摊水里活动。然后你知道它们值多少钱吗？最少两千欧元。”

“我跟你说过闭嘴了。”

“我们打赌？”

“你正在试图不惜一切代价摧毁我关于有乌龟的小池塘的回忆。”

“‘我们的’回忆，你想说。”

“我们的回忆，好吧。”

“不管怎样，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喷泉。”

“那是个该死的小池塘。”她赌气地反驳道，“这个公园的官方旅行指南上有写的。不管怎样不重要，因为我觉得这两种东西很相似。事实是今天你的心情差极了。”她补充道，“之前在餐厅里你就一言不发。”

“但是我有说话。”

“最多你就说了‘意大利面’，或者也许是‘结账’。”

一只狗走过来嗅着长满草的土块，在一棵树周围洒着水雾。不远处，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女人，小男孩指着卡普里岛说道：“快看，妈妈。你觉得乌龟们知道吗？”

“知道什么？”他母亲问道。

“知道它们生活在卡普里岛对面呀！”

那个女人微笑着。“不，我不觉得。”她回答道，然后吹一声口哨召唤那条狗。

我扫了一眼那个喷泉，或者小池塘，或者不管它是什么。我有了一个疯狂的欲望想要把它们全都送进地狱。“它们并不是像你认为的那样那么可爱的生物。就是这样。”我为自己辩护，“这种关于乌龟的、海豚的、绵羊的故事不过是讲给小姑娘听的笑剧。如果你喜爱蛇的话，那么会显得更加诚恳。或者蝙蝠。所有这些都是动物，你知道吗？都是好斗的，都要杀戮才能幸存。你看见那边几只小乌龟了吗？已经半小时了，它们在试图把对方赶出去。”

“它们只是在玩耍。”

“再说了，考虑到它们的尺寸，我觉得使用缩小词[6]称它们小乌龟并不合适。”

克丽奥将一块小鹅卵石扔进喷泉里。“好吧。”她叹气道，“也许在我离开之前，你可以跟我说说，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没什么。只不过是我不能容忍这种对蝙蝠的歧视。”

事实是我没有找到勇气告诉她我的新贫穷，我甚至也没有告诉过她关于丹尼尔、关于加尼、关于“女人”的事情。为了消灭所有的疑问我仅限于提及那是小男孩之间的团聚之夜，还有一些关于珀尔蒂诺的无趣评论。多么可爱的狗啊，真是遗憾它把镶着的木地板刮破了。

如果有一个恰当的年龄让人感到羞愧，那么这个年龄是三十岁，尤其是当你的口袋没有一分钱时。也是因为在那之前你总是可以通过“自己还是孩子”这个借口应付过去，而在那之后则是社会将会欺骗你。你处在意志自由的顶点，如果你贫穷那只能怪你自己。或者至少，大多数人是这样去想这个问题的。如果说有一件真的无法容忍的事情，那就是发现自己其实也像大多数人那样去想这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将会分开十五天，”我补充道，“我觉得这已经足够让我心情不好了。”

“你觉得我应该相信你？”

她将另一块小鹅卵石扔了出去，向我讲述这个地方对她来说有多么特别。那个小池塘是折磨了她整个童年的许多大问题之一的核心按钮，在很多年的时间里，实际上，小克丽奥会在深夜里突然惊醒，恐怖万分地问自己：那些小乌龟现在正在做什么呢？

“我猜想你母亲回答你说它们在睡觉，就像你也本应该去做的那样。”

“对。美好的事情是我已经忘记了这个故事，直到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然后我又一次看到了在那儿下面的卡普里岛。我再说一遍这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俩有着相同的回忆，关于同一个公园，同一个小池塘，同样的习惯，逃学来到这里给那些小乌龟喂吃的……”

“人与人之间随机却有意义的联系，从统计学上来说是时常发生的。尤其是如果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

“我喜欢用另一种方式去描述它。”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多的是从地理学意义上去解释，并非命运。这是一次巧合。就是这样。”

她的目光变得忧郁，她看起来很生气。是在那个瞬间她意识到她和一个完美白痴陷入爱情困境了吗？也许那就是我想要的：让她明白我是怎样一个失败者，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不能容忍神秘的事物，也不能容忍乌龟。

“是的，当然。就是这样。”她叹气道，“我只是在想也许这次不是。同时我想知道，在巧合的情况下，最近这段时间里在我们的脑海里是否闪过同一个念头。”

“也就是？”

“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创造些什么，我和你。”

这就是她不为人所知的一面：特别攻击队。在那之前我认识的是一个傲慢的芭蕾舞女演员，一个机智又强硬的姑娘，一个浪漫的三十岁的人。我不自在地看着她。对于一个负债的男人来说，整天下来在我脑海里闪过的唯一念头（然而使用“撞击”这个词将会更好）便是那两千欧元，那贷款，那已经出现赤字的账户。自从智人时代起几百万年来，一个男人还是不明白站在他对面的那个女人需要什么。

“对我来说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我现在所拥有的就够了。”我回答道，“包括信用卡在内。”

“也可以有其他东西。你从来没有想过吗？”

她看起来就要失声痛哭，或者想要用头撞我。可以肯定的是她越是保持现在这个样子，停留在她自我牺牲的意志里，我就越想要惩罚她。她是怎样一个人？竟然想要和像我这样一个破产的人一起创造些什么？孤独散发着地狱的气味，贫穷散发着腐烂的恶臭，我的同情心也出现了赤字。笼罩在我心头的那种潮湿阻止了我去感受免费降临在我面前的幸福所散发着的美妙气味。

“我正在写一本书，标题是《只有贷款做伴的男人》。”我说道，“‘只有’那个词意味着什么，你不明白吗？”

克丽奥低下头。我看着喷泉：一只乌龟跳到另一只的壳上，用爪子敲打它，向下挤压它。

24

我不得不向我父亲贷款。那些像他一样的人在血液里流淌着那种精神，他们属于那样的一代人，是在洪水来临时也全副武装地准备填补漏洞的人，是拥有石油工人品质的辛勤工作者，是时刻做好准备去援助带有一点儿艺术气息却无依无靠的放荡之子的节俭者。不过在那之前我写了几封邮件试图理解那种“无法控制的混乱”现在的局势。我联系了整个圈子：我的经纪人，一个戏剧制作人，两个公共图书馆，所有我还记得名字的报社服务部主管，还有莱昂纳多——我的主编。他用米兰人特有的礼貌方式通知我他还在等待关于达尼·鲁索先生的采访稿，稿子截止日期已经过去很久了。我的邮件对他来说会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总之，请求另一份工作让我看起来更像是毒药，而不是许下惯常承诺的一个作家。

最后我给丹尼尔打了电话，他没有接。

在“女人”那一夜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虔诚》剧本的预付款我已经等了太久。

整个下午我都沉溺在一种绝望之中，并在家里流浪，坍陷进那些属于失败者的经典下午时光里，迟早，你最好的朋友会打电话过来。

“你还好吗，我的好朋友？”P.问我。

“啊，好得很。我正打算向你借两千欧元。”接着我对自己说，“喂，但是你没有朋友有能力借你钱的。”

“通常来说，和你相比，我的存在就是纯粹的狂喜。但今天不是。”

“不要跟我说。”

“那好吧。那个伦敦小贱人决定返回故乡了，她要求归还她的房子。也就是我现在住的房子。”

“都灵那边怎么样？”

“挺顺利的。我们这些南方乡巴佬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长大，而这让我们的性格更适合工作面试。问题在于都灵，但我们已经知道这一点了。你是怎么说的来着？失去和朋友之间的日常联系，有时候是一种必要的牺牲。”

没错。那一次我是这样说的，如果那时候有时间我还会补充以下冗长的内容：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走他该走的路，即使那条路是用抛弃和搬迁铺砌而成并且像流血的伤口，又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的母亲在哭泣，如果我们要去的城市辽阔又悲伤，而接受我们的那份工作糟糕又低薪，又有什么关系。所以，尽管我本想要哀求P.不要离开，我却说道：“无论如何，一纸逐客令要比我的赤字账户更加糟糕。”

“嗯……慢慢来吧。需要去理解事情将会如何发展。如果我是你，我将不会如此热情。”

我开始感到厌烦。那种彼此之间斗嘴的游戏刚开始的时候只涉及很少的事情，意大利语考试不及格，或者一个少女在婚前拒绝脱下小内裤。然而现在多了房子，一件严肃的事情。因为自从中更新期开始到现在所有疑问的答案总是相同的：庇护所和食物。

我承诺将会尽早过去探望他，并挂上了电话，然后穿上我最好的一身正装，向我父母亲的家走去。

在那儿我将会请求石油工人来堵塞漏洞。

“你的脸色怎么了？”我母亲说道，“你需要钱吗？”

我能回答些什么？换了另外一个人处在我的位置上，一个更骄傲的、更成熟的、比我更少废话的人——将会回答：“不，谢谢。”然后便会悄悄离开。然而我回答道：“我的脸色有什么问题？”

“是绿的。”

“绿的？”

“绿的。像是一个需要钱的人。”

我的母亲只一眼就揭穿了我，但她所拥有的并不是一种理性的才能。她能够感受到我的感受，当我心情忧郁、一贫如洗地来到苦难救济之家：毕奥神父于一九五六年在圣·乔瓦尼·罗通多所建造的医院正立面上就是这样写的，而我本应该在我父母亲家的正立面上也这样写。

我脸色发绿，像是一个外星人，像是一张钞票，像是一块霉菌斑点。我母亲还有另外一种特殊的才能：她能够只说一句话，有时是我们对话的开场白，就立刻激起我想要逃离的欲望。

每一次我离家很远的时候，我都能想象她憔悴的、苦闷的、年迈的模样，一种忧郁侵袭了我。我开始感到内疚，为所有那些我本想对她说却从来没有说过的话语，为所有那些我本想买给她却从来没有给她买过的礼物，为所有那些我本想如她那般用清晰的姿态去向她表达的爱，然而我却从来都做不到向她表达那种感情，那时候我以子女的本能向她跑过去，跑进她的厨房……而她只需要一个温情的单词就能将我印在地板上，就像一颗软核桃的硬壳那样。

“我需要两千欧元。也许三千。”

“再等十分钟你父亲就回来了。他去买菜了。”

“就他肩膀那种状况怎么能提袋子？医生也跟他说过，他已经不再是个年轻人了。”

我母亲双手叉腰：“他的肩膀还好。在这个家里搞破坏的那个人是我。”

当她的脸因痛苦而扭曲的时候，嘴唇在抖动。她那天蓝色的眼睛发出的光挤满了整个房间，那光太过强烈以至于我不能说出真相，那光也太过美丽以至于我不能撒谎。在那些年里——先是一位年轻的妻子，再是一位母亲——她的生活里充满了肢体暴力上的侮辱，还有她所想要诠释的那种完美家庭主妇形象的失败。事实上，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她太过完美了。她厨艺精湛，极端在意家务卫生，她全身心奉献于她丈夫和儿子的需要，超过了某种极限，就像是一种自我惩罚，她穿着紧身衣用来对抗那持久的脊椎疼痛，还有她那巴洛克式的目光激起一个疑问：她的不舒适总是比所叙述的要更少。

“除了背之外，你还好吗？”我问她。

“除了背之外，都好。你呢？”

“除了两千欧元之外，都好。”

“你父亲对我说你有一个新的未婚妻。”

“是的，但现在事情有些复杂。”

“对于复杂的人来说，事情就会复杂。”

“谢谢妈妈。”

“不用谢。书怎么样了？”

“我正在写，该来的时候就会来。它将会是一本页数不少但也不多的书，将会是一本页数恰好的书。”

她不是很理解地盯着我看，我也开始感到困惑。也许我父母生病了。那么如果我说得对，他们俩之中谁正在死去？为什么他们不对我说出真相？为什么尽管我三十岁了，他们对待我还像对待一个孩子那样，关于死亡和疾病总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地隐瞒起来？我正在变得偏执。

“你想要一杯咖啡吗？”她问我。她把手伸向橱柜，用嘴唇发出咝咝的声音。

观察着她的移动再次唤醒了我心中对于一种不可挽回的多样性的意识。因为凝视着我母亲眼睛的最深处总是意味着这一点：找到我的悲伤和我的无能。没有能力做到像她那样，像她那样还有像大部分人类那样。总之就是这样，自从第一次我凝视着她的眼睛开始我就感觉到了孤独？甚至还在产房里的时候我就立刻被烙上了孤独的印记？

自从青少年起，我便遭遇到其他一些像我一样的人，总而言之，那些不同寻常的人，尽管他们的不寻常之处总是一种时髦怪诞的后果。他们从青少年起生活就是富裕的，随便滥交的，有文学修养的，还有同性恋的孩子。对我来说相当于噩梦的那个词“多样性”，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为了和大多数人不相同而自豪的品质。就像是曾经我爷爷对我说过的那样，那是我们坐着他的菲亚特128众多旅行中的一次。“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在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之间，总是那个穷人先来到收银台要请客喝咖啡？因为那个富人不需要隐瞒任何东西，那个穷人则需要。而付钱能够隐瞒他的贫穷。”

我的多样性一直都是隐藏、羞愧、边缘。

我有证据，我十五岁的时候，一天下午在P.的家里突然迫切地想要上厕所，短短几分钟后我回到房间，我们开始看书。半小时后换他去上厕所，然后再回来，他随即便忧郁地对我说道：“米歇尔，下一次要用马桶刷。”

“马桶刷？”我问道，和在哥伦布展示鸡蛋时那个印第安人的神情一模一样。

我的朋友眨了眨眼皮：“你在开玩笑，对吧？”

我不是在开玩笑。

在很多年的时间里，再想起那一天的尴尬，我会感觉到关于马桶刷的缺失，关于人类最为私密的排泄物所聚集的地方的缺失，就像是我那种不可言喻的多样性的一种痕迹。为什么我们没有？我是怎么做到在之前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我们距离感觉正常就是如此远，以至于我们甚至不能拥有一个？

一段时间之后我鼓起勇气去问我母亲：

“妈妈，为什么我们没有马桶刷？”

“因为它让我感到恶心，我不想在家里有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只要不弄脏就够了。”

“但那是不可能的，”我反驳道，“难道我们可以不拉屎？”

“不，当然不可以。但你可以用一种让马桶刷不再必要的方式。”

她向我解释了她的技术方法，我惊讶地发现我父亲使用这种方法已经很多年了。从她的观点来看，一切都被归结为姿势和注意力的问题。那幅画面让我在很多个夜里担心焦虑：发现自己的父母大便时习惯于一种不同于其他所有人的姿势，想象他们带着专心致志的神情坐在马桶的尖端，再加上他们惯常的告诫，这是一个真正的震惊。

那时候我就已经想象到所有人都会遇到偏离的时刻，在那个瞬间里对于家庭多样性的意识将会打开深渊的大门。那些我所喜爱的作家也都从类似这种破裂中幸存下来吗？我怀疑这种揭露从来没有发生在弗朗茨·卡夫卡身上，只是打个比方。谁知道呢，我问自己，他的父母是用什么样的姿势拉屎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差。

到最后我开始使用我父母的技术方式，然后没有人会想象到在三十岁的时候，在我家务管理革命的最早行动中，将会要给马桶买一个马桶刷。

小狗仔，10.20欧元。

我们在喝咖啡，没过多久我父亲回来了。

“孩子需要一大笔钱。”我母亲说道，扼杀了在我心底留下的最后一丝自尊。

我父亲将购物袋放在桌子上，声音嘶哑地叹着气：“你需要多少？”

“两千欧元，”她插嘴道，“也许三千。”

那是无法控制的，我试图用眼神暗示让她保持沉默，然而她却命令他道：“你快点，去拿支票簿。”

“我正在等待报酬，”我解释道，试图缓和我的尴尬，“两个月后我就还给你。”

我父亲聚精会神地审视着我，好像在核查在他面前的是否真的是他儿子而不是某个骗子，在确认我是否还是那个他爱了一辈子的谨慎男孩，一个不玩视频扑克的人、一个拒绝毒品的人、一个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落入放高利贷者手中的人。甚至如果我不是他的儿子，他也会认为我只不过是某个当前事情难以进展的家伙。不会再有什么了。也是因为这一点我钦佩我父亲，因为他会愿意借钱给陌生人，如果那个人值得的话。

“我去拿支票簿。”他说完便出去了。

我母亲开始在厨房里忙活起来。她小心翼翼地移动着，就像一只蜘蛛在吐丝织网，却不关心谁会跌落进去。她摆好煮东西用的锅，擦干平底锅，削土豆，无数次打开再关上冰箱。冒烟，沸腾，切碎。

“你留下来吃午饭吗？”她问我，向我展示着她那双闪烁的眼睛。

“很乐意。你准备做什么？”

“意大利面和土豆。或者你更喜欢米饭？”

“都可以。”

“米饭会从肚子里溜走。”

“那么就意大利面吧。”

“要不要水牛鲜乳酪？”

“要。”

我父亲拿着支票簿回来了，像一个抄写员那样熟练地填写支票，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很平静。

他做不到。

他的手紧握钢笔纹丝不动，眼镜架在鼻尖上，宽大的身体占满了在我旁边的那张椅子，所有这些都在大声喊叫着那种处境的不自然。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在还他父亲的债，而现在他正在还我的。他怀着巨大的悔恨亲身体验到了那个荒诞的主题“家庭优先于一切”。他从来都不在意钱，然而除了账目以外，是别的什么东西让他觉得说不通。

为什么他必须在三十五年里每天工作八小时，从来没有真正地感觉得到过什么，与此同时，他父亲和他儿子，在他们各自的年代，当他们也可以每天工作养活自己的时候却滥用他的积蓄？事实上在我们家最近的三代人中，难道他是唯一没有谵妄性幻想的吗？或者是他太过忙碌于照顾他父亲和他儿子以至于不能允许自己呢？

从我的观点来看，恰恰相反，一切都说得通。即使是我父亲和我爷爷也曾经负担过长达二十年的贷款，区别在于对他们来说还款并没有什么困难。职员工作（我父亲），自雇人士（我爷爷），单一收入家庭（他们俩），儿子（我父亲一个——只是运气不好没有第二个——我爷爷三个），对于那不勒斯足球旗帜性人物的无条件的爱（马拉多纳，西沃里），他们俩都从来没有换过城市、工作、妻子。是一种个人价值实现的缺失促使他们没有去那样做。

我父亲撕下那张支票。“在这儿了，你拿着。”他说道，“不用担心急着还我钱。债务不会变老。”

他对我微笑着，他的牙齿上沾满了时间、香烟、咖啡留下的痕迹，它们在为了不让我觉得自己像是寄生虫的努力中牺牲了自己。

在一顿奢华的意大利面配土豆之后，我离开了苦难救济之家，手里攥着那张三千欧元的支票。一旦我回到那个破房子里，便立刻来到电脑前坐下。在收件箱里有一封来自丹尼尔的邮件。

亲爱的：

我开始担心起我们的沉默了。采访没问题，迟早我们都是要做采访的。让我们尽快在我那里见面吧，在圣·乔瓦尼·罗通多。十一号单间，亲吻和拥抱。

丹尼尔·J

我关上电脑。偏头疼没完没了地再次袭来。

我是一只寄生虫，并不是因为我缺钱，缺一个社会地位，缺一个可接受的未来；或者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房主，而房子我却负担不起，然后我父亲借给我一笔我永远也无力偿还的钱。我是一只寄生虫是因为，当我父亲微笑的时候，我却假装没看见他的牙齿是属于老人的，而老人会死去，老人的儿子们会老去，然后他们也会死去。

25

采访记者：鲁索先生，您的职业生涯是如何开始的？

丹尼尔·J.鲁索：那根导火线可以追溯到我十八岁那年。在一九六五年，我偶然地看到一部短片，讲述了三个破产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名字叫《带上跳舞的姑娘》。那是一个不知名的年轻导演，他的名字叫马丁·斯科塞斯。我尝试把那个故事推荐出去，但没有找到任何人愿意资助我们。事后看来也许那样子更好。一旦涉及意大利裔美国人一切都将会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我做的是什么事情，我父亲都将会永远地责备我。

采访记者：您自认为是哪一种类型的观影者？

丹尼尔·J.鲁索：我倾向于去反复观看相同的电影，而不是去看新电影。我不是一个跟得上时代的制片人，作为一个观影者，我有很多的局限性。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会比现在更常去电影院。对了，我想起费德里柯·费里尼的一句俏皮话，他可是你们当中最伟大的导演之一，“我从来都不去电影院，因为当我在去电影院的路上时，我总是会遇到更有意思的事情”。

采访记者：您说道“……你们当中最伟大的导演之一”，这意味着您并没有感觉自己是意大利人？

丹尼尔·J.鲁索：我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即便离开了意大利。尽管在布鲁克林，我长大的地方，也有很多意大利人，然而比起其他各种文化，是美国文化在我的教育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热爱篮球，在我们那里所有人都支持尼克斯。我看电影时的目光是那种美国人的目光。

我的旅行费用加布遣兄弟会支付的，包括火车费、住宿费、伙食费。而这让我后悔之前曾怀疑过达尼：他们向我保证在几个星期以内会付清剧本的预付款。

我观察着大主教的白色胡子和棕色袍子，他正在驾驶一辆悍马，车内放着瓦斯科·罗西[7]的《骄傲》，我感觉到我夸大了那种三十岁的人的绝望和对怜悯的渴求。我们并不需要怜悯，我们也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因为所有那一切都不过是一种娱乐消遣。再加上那是一次很舒适的旅行，而我从来没有过这么近距离地接触一个修士。

朱塞佩·玛丽亚修士（这就是那个大主教的名字）在一个三角形的广场前停住悍马，摘下反光眼镜，并说毫无疑问我将会明白他是否让我下到那里，在那个焚尸炉的正中心。

我向教堂门前的广场走去，那个广场对着巴西利卡的入口向下倾斜。

悍马掉头离开了，瓦斯科的声音在那酷暑之中渐渐地消失了。

实际上，“焚尸炉”很好地表达了在上面那种献祭的感觉。一阵炽热的风鞭打我的脸庞。在左边高高耸立着一个白色十字架将清澈的天空一切为二，在它旁边，我看见一些大理石幼鹰雕塑和一个水平的钟楼，而在右边的砌石路面上镶嵌着一排橄榄树，勉强地遮住了一条人工运河流过的水池。

现在我明白了：那个地方是缩小版的应许之地。

采访记者：一个电影制片人有属于他的文艺思想吗？我想说，如果有的话，那根能够串联起他所有电影的线是什么？

丹尼尔·J.鲁索：如果有那么一根线，那么我还没有找到它……（微笑）。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经历过不同的时期。在年轻的时候，很多年的时间里，我都生活在罪恶里。晚些时候，我成熟了，也发现了信仰。我觉得我的作品能够反射出我所经历过的生活。我喜欢这样去想，那根串联起我所有电影的线是他——耶稣基督。

采访记者：这就是为什么和最初相比您将名字从达尼改成了丹尼尔·J.？

丹尼尔·J.鲁索：在良知得到净化之后，我感觉到要改名字的那种需求。

采访记者：有人认为字母J指的是耶稣。是真的吗？

丹尼尔·J.鲁索：（踌躇犹豫着）我只希望我能够配得上。

掌声响起。

丹尼尔一跃而起，向舞台上走去，舞台就在那覆盖住巴西利卡一侧的玻璃幕墙旁边。有一群人坐在放在搁脚板上的一张桌子前，他们身后站着一排优雅的随从在观察着人群，那群人中一个戴着三色饰带的男人在迎接他，并向他伸出丰满又柔软的手。

沿着那条将圣座和舞台中央分隔开的路径，丹尼尔的那种倾斜步伐变成了一种年迈大猩猩似的欢乐姿态。在一大群摄影师和电视摄影师中间闪开一条缝隙，他挤了进去，疲惫不堪地踩着砌石路面向前移动，直到他的轮廓出现在巴西利卡的正立面前。他脖子上的十字架，一半金黄色一半白色，闪闪发光。

那个戴着三色饰带的男人抓住他的手。丹尼尔微微点头表示感谢，一张羊皮纸正好填满了他们俩之间的空隙，而他们正心满意足地向公众展示着它：荣誉公民。

在丹尼尔登上舞台时的掌声才刚刚减弱下来，现在又热情高涨地再次响起。那个戴着三色饰带的男人面向公众示意大家安静下来——那些人鼓掌越是起劲，丹尼尔就越是低头以示敬意，那个男人胸前的饰带就越是膨胀起来，像被西北风抬起的帆板一样。

掌声停止。丹尼尔再次报以微笑，有那么几秒钟前几排的人们都在欣赏着他作为前毒品吸食者的腐烂牙齿。接着那个戴着三色饰带的男人抓起麦克风开始大声地读着。

采访记者：如果仅仅是一部将故事定位在“小意大利”的电影都将会受到父亲的谴责，那么在几年之后当您制作了您第一部色情电影的时候又发生了什么呢？

丹尼尔·J.鲁索：直到我把它做出来之前，我都在隐瞒着他。接下来我们的关系经过了一段困难时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将我的灵魂和魔鬼分享。当金钱和成功敲响了你的大门，你最终会无视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幸运的是，我醒悟了过来，在一场可怕的疾病将我父亲带走之前我们又重归于好。正是他为我指引了信仰之路，所以我能够发现毕奥神父全都是他的功劳。我父亲对他极其崇拜，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还在意大利的时候，他甚至和他相识。

采访记者：既然说到毕奥神父，今天早上，在这场采访之前，您在圣·乔瓦尼·罗通多接受了荣誉公民的称号。您能向我们讲述一下您关于这部纪录电影的计划吗？

丹尼尔·J.鲁索：《虔诚》这部电影将会讲述大众对于这位圣人的崇拜，几十年来，这位圣人是数百万人的主要精神参照。在上帝召唤他离开之前，我向我父亲承诺过要回到意大利为他祈祷。有时候我会感觉到他想要通过这位圣人和我说话。我还不能准确知道电影最后会是什么样。做电影只不过是对我来说以最简单的方式去感谢上帝重新接纳了我进入他的家。

“他作为一个持续不断进行高质量创作的著名电影人，再考虑到他和普利亚大区的土地有着坚固又深厚的联系……那是一种自发的慷慨的友谊，展现在圣·乔瓦尼·罗通多这座城市面前，那是对其在文化、历史、艺术遗产上无可争辩的贡献的认可……所以，这一切在专业和人性上值得称道的功劳，让他的形象变得有权威和受尊敬，配得上这无可争辩的敬重，丹尼尔·J.鲁索先生出于对圣人的个人信仰，在这片土地上寻求庇护，将在这里治愈世界的伤痛……”

仪式过后，丹尼尔让我陪着他回到他的房间。

“喝点什么？”

他从书桌抽屉里掏出一瓶威士忌和两个杯子。他说修道院里的十一号房间是为他无限期预留的，他并没有忘记补充说如果我也留下来，作为电影《虔诚》的编剧，我可以在两个外出度假的修士留下的两个相邻的房间里选一个留宿。

“为什么？修士还去度假？”来自卡波迪基诺的米歇尔修士问他。

丹尼尔张开双臂表示无奈，有那么一瞬间他静止不动就好像是万能的基督。“当然，米歇。然而正确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修士会在房间里藏着苏格兰威士忌？”

十一号房间阴暗又潮湿，让我想起我的公寓在我第一次去看房那天的模样，当时它还是一堆电线和水泥。我把目光从酒瓶上移开，观察着那一堆堆无情的书籍和那个房间里的家具——古老、简朴，没有任何预制家具的痕迹。每一个细节都流露出宗教上的精确，就好像一个电视剧组随时都会到来，而丹尼尔只存在于那成堆的大厚版书神圣《圣经》的背景中。

“怎么了，米歇？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吗？”

“有点偏头痛。”我按摩着自己的太阳穴，“该来的时候就会来。”

“嗯……你没有对我说实话。”

“好吧，你说得对。过一会儿我将会再次见到克丽奥，然而我害怕。上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是那么穷以至于给她带去的只有痛苦。”

“为什么你不给她带一份礼物？不久你就会变得富有。”

“我不觉得她是那种可以用一份礼物去讨好的女人。”

“我又没说你必须像对待妓女一样对待她。”他说道，“去他妈的，米歇。有一千种不庸俗的方式去请求原谅。这可是一条来自朋友的建议。”

我感觉到他的目光黏在我的身上。丹尼尔在那个破房间里移动着，像是一个漂浮高手在水上行走那般轻盈。就是在那里，除了漂浮在刚刚能够察觉到的苏格兰威士忌和烟草的微小颗粒之上，他还在磨炼着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眼神里带有那种注定要实现永恒荣耀的人物角色。在距离我们几米之外，在圣殿对外开放的部分，毕奥神父在那里度过了他无处不在的、流血的、刺痛的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光。

就在这附近，就在五号房间里，就在一九一八年那个炙热的八月里，圣人说他遇见了天使，然而天使的内脏被一块铁器“撕碎和拉扯”。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变成了铁着了火”，铁器造成的伤口“流血，一直在流血”，在那里面“血流如雨，不止一次眼睛被迫从外面看进来”。总而言之，真实或者虚构（如果是幻想或许会更准确），非常确定的是，有个男人曾在这里专注于自由地对抗着自己的灵魂。

“我们来做那个采访你觉得怎么样？你可以自由地说，我会在电脑上翻译英文的部分。”

“现在，米歇？为什么我们不再来一杯呢？”

我面对着一面无窗的墙，嗅着凝灰岩散发的味道。除了潮湿的恶臭之外，我还想把他那两吨重的自我也从那里扔出去。

“我们来做那个采访吧，丹尼尔。我求你。我主编的呼吸都到我脖子上了。”

“那么你就不要听他的，”他爆发了，“告诉他要等到合适的时机。”

我用犹豫的目光看着他，感觉到我自己的表情变得僵硬：“或许你碰巧知道那个时机什么时候到来？”

采访记者：鲁索先生，您究竟是谁？

丹尼尔·J.鲁索：我？（微笑）我不明白……（心情复杂）我是一个支持尼克斯的美国商人。就是这样。

采访记者：承认吧，丹尼尔。你是一个骗子。

丹尼尔·J.鲁索：为什么我有一种感觉，这个采访进展得并不顺利？你还在继续写吗？

采访记者：我看到你了。乞求奇迹却没有得到。

丹尼尔·J.鲁索：什么奇迹？根本没有过什么奇迹。

采访记者：我刚刚也是这样说的，根本没有过什么奇迹。我也在那个地方，在“女人”那里。我在私密空间里看到你了，和那个金发少女还有那个留小胡子的家伙在一起……

丹尼尔·J.鲁索：（犹豫、踌躇）好吧，米歇。这样就够了。

采访记者：就够了？苏格兰威士忌就够了？假装成一个虔诚的人就够了？承认吧，丹尼尔，这个房间、脖子上的十字架、虔诚，全都是假的。男子气概，你在这里只是为了乞求找回你的男子气概。

丹尼尔·J.鲁索：闭嘴，米歇。你喝醉了。你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闭嘴！

采访记者：把自己关在一个阴暗的破房间里就这样混过去是远远不够的。你不是一个圣人，而且你再也硬不起来了，你明白吗？

丹尼尔·J.鲁索：这个采访持续得太久了。不要再写了。

采访记者：你的鬼魂们将会来到这里抓你，丹尼尔。它们将会无处不在。

丹尼尔·J.鲁索：好的，我等它们。我觉得我准备好了。倒是你，你准备好了吗？

采访记者：我？

丹尼尔·J.鲁索：你。

采访记者：（心情复杂）怎么……我……

丹尼尔·J.鲁索：你说得对，米歇。没有人可以逃脱鬼魂。你的鬼魂将会到天涯海角去抓你。

采访记者：你的鬼魂……？

丹尼尔·J.鲁索：（小声嘀咕）将会去任何地方抓你。

我们每人又喝了一口苏格兰威士忌。先是他，再是我。几秒钟过去了，几分钟过去了，几小时过去了，酒精的后劲还没有缓解那种将我拖拽到这个境地的混乱。教堂管风琴的音乐通过立体声音响在走廊里回荡着。我想象着那些修士喝得酩酊大醉在那扇门后面上下来回跑，胡须也跟着摇晃，他们端着大杯大杯的苏格兰威士忌摇摇晃晃地从修道院一头到另一头，而在离这不远的地方火车正在等着我，就在那个精确的时刻，也在摇晃着。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有人在圣·乔瓦尼·罗通多十一号房间里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这样问我，与此同时，我周围的整个世界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气泡，里面居住着一群穿僧袍的临时群众演员，那么答案只有这个：摇晃。

“好。”他叹息道，“我们走。我们来做这个该死的采访。”

“那么，你准备好了吗？”

我将我那醉醺醺的手指放在电脑键盘上：“鲁索先生，”我开始进攻，“您的职业生涯是如何开始的？”

26

最后我们彼此充满敌意地分开了。过错在于我的那些问题，或者威士忌，事实是丹尼尔在那种压抑的沉默中躲藏了起来，而我则迅速地离开了修道院。

我在福贾上了火车，三小时后我走在从巴列塔火车站前往亚得里亚海边的主干道上。我提前到了，所以我决定在小巷子里瞎转悠，以避开在海岸边连续的上下坡，我穿过那些荒僻的泛黄的小巷子，穿过广场将其一切为二。

我晕头转向、口干舌燥地来到了斯韦沃城堡，那天晚上克丽奥将会在那里跳舞。就在那儿，当太阳在我身后渐渐落下的时候，我看到了她：一侧是白色的西南棱堡静止不动，另一侧是一个长方形喷泉在喷流，而她在中间。我停滞不前站在那里观察着她，被她的美所震惊，如果我靠近她肯定会打破她那种完美的平静。她神情高傲地靠在栏杆上，暴露于酷暑之中，真的是在等我吗？

“嗨，你。”她说道，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嗨，你。”我回答道，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那个盒子里有什么东西？”

“给你的礼物。”

她扑过来亲吻了我的嘴唇，手腕交叉环绕着我的脖子，再将我拉向她：“嗨，亲爱的。”

“嗨。”我回答道。

“再说一遍。”

“什么？”

“嗨，亲爱的。”

亲爱的，我怎么能够低估这个词的分量？一直到三十岁，我都把它看作是最可怕的一种诅咒给删除了，我把我脑海中的现实和现实本身搞混了，我走在虚无主义的道路上，我忽视那些反对的声音，我无比相信任何人一旦太过甜蜜就容易被欺骗。朋友、姑娘、书籍，我在选择所有这些的时候就像一个严厉的暴君不能容忍任何分歧——在我的王国里任何人都会被赶走，只要说出那些词，哪怕一生只说一次也不行，心爱的、小宝贝、小可爱、小肉丸、亲爱的——然而现在整个体制都崩溃了。颠覆者们已经掌权，他们在一起大喊：“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嗨，亲爱的。”

“对不起，我迟到了。我迷路了。”

“但是没有人会在巴列塔迷路。”

“然而我就迷路了。”

“没关系。现在你找回了自己。”

她对我微笑。一阵轻盈的海风穿过我们身体之间狭小的缝隙。克丽奥用她的温暖手指缓缓地抚摸着我的胡须，那手指上也散发着橙子的味道。

“你现在就想告诉我一切，还是我们先去海里游泳？”

尽管她认为牺牲了我的书是让人感到可怜的，但《虔诚》却比她想要承认的更让她感到兴奋。事实上丹尼尔，她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将会需要我成为一个积极的信号。“质量，质量，他们需要质量。”有一次她重复说道，而破布小姐心不在焉地听着我们说。

“什么质量！质量不过是失败者的一种发明。”我中断了话题。

“我不是很明白，老板。”破布小姐插话进来，她正拧干一块抹布，“一个美国人以前是搞淫秽小电影的，现在却想搞一部关于毕奥神父的电影，而他找您，而整个那不勒斯还有它的三十六个街区都知道您比巴力西卜更加没有信仰，而他找您搞舞台布景[8]？”

“电影剧本。”

“电影剧本、舞台布景……”她挥着手嘟囔道，“您觉得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却要插嘴去搞一个圣人合适吗？我觉得不合适。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很大的欺骗。”

“有人用手枪抢劫，也有人用笔杆子抢劫。”

“啊？”

“鲍勃·迪伦？”克丽奥问道。

“伍迪·格思里[9]。”我喊道。

“啊？”破布小姐重申道。

我们在码头之外的沙滩上安顿下来，附近有一堵古老的带着裂缝的墙。克丽奥奔跑着把双脚浸入水中，接着把剩下的自己也淹没掉了。我多次听到我的名字在冲击着城堡的海浪之间回荡。我把装着我的礼物的盒子向后移。我和自己打赌下一片波浪将会覆盖住我刚刚挪到的那片沙滩。我输了，但并没有差很多。克丽奥挥舞着胳膊想要再次吸引我的注意。这一次我没有停留在那里向谁祈祷，除了向海明威！我抖动着身体跳进了海浪之间，像一条鱼那样灵巧，我随着海浪漂移直到我们的身体相遇：巨浪、摇晃、停泊、拥抱。我们的木筏[10]依旧安全。

她抓住我的手并检查着它们：“你的手被泡得像老年人那样。”她说道，“来吧，我们上去吧。”

我到达了海岸线，喘着粗气，喘出了过去十五年来我所抽的每一根烟。我们躺在沙滩上。“啊，我们到了。”我对自己说。短暂的休克，接着在克丽奥的眼睛中映射出的大海是如此明亮以至于让我忘记了呼吸。我们左边的港口伸展开来，像是一只舌头挺起吊车和仓库。多么好的地方，巴列塔！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有一天我会在巴列塔看着一个姑娘的眼睛而停止呼吸。

“那么我的礼物呢？”

“去拿那个盒子。”

她充满怀疑地打开了盒子，像一只猛禽那样贪婪。她灵巧而有力的手指配上她凶狠的目光。

“一只小乌龟？”

“亲爱的，亲爱的。十厘米。一旦它长大变重了，我们就把它带到你知道的那个地方。”我说道，“当心小乌龟的头。它看起来应该像是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小岛屿。”

她用手指敲着水缸的玻璃发出嘀嗒嘀嗒的声响想要唤醒它。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应该如何处理[11]它？”

“用双手。”

“不是它，傻瓜。而是你。总之，我们之间的状况。”

我像是一个罪人在面对牧师时那样忏悔着。太多的痛苦一起袭来，在一个被一种戏剧化的复杂性所折磨的拙劣作家，一个南方佬，一个负债者的存在之中，这些需要便产生了。我需要感觉到自己被治愈，那么所以呢？我需要听到被问候：亲爱的，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我需要送出礼物然后被原谅。我向她讲述了一切：摩尔多瓦脱衣舞女郎，发生在我眼皮子底下的性交场面，一次让我一贫如洗的公寓楼集会，我父亲对我的援助，一个加布遣兄弟会修士开着悍马，还有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步入晚年就像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而她应该知道这些。

如果我真的爱她，并且在我的整个人生中从来没有感觉到过如此之轻盈，那么瑕疵在哪里呢？也许有一天我受够了，会回到那个幻灭的知识分子角色，并且会问自己在我那些肺腑之言里还剩下些什么，到那时候我会发现所谓肺腑之言从来就不存在，或者那只是一席没有意义的空谈。然而为什么，考虑到那一天，为什么我一定要拒绝克丽奥向我提出的和解，然后让自己远离一条美人鱼一个资产阶级的存在呢？也许那样一来我将不会再挥霍，并且将不会再出卖自己了吗？

然而是的，米歇尔，尽情挥霍吧。你想让谁在乎这些呢？

“现在轮到你了，向我讲述一切，在意大利巡演裸体跳舞怎么样？”

空气中弥散着一种轻盈，就像是樱桃的味道还有她头发里的盐，从头到脚缠绕着她，然后把那种轻盈的概念和原罪的概念联系到一起（“你太过快乐以至于你不可能没有搞恶作剧。”这是每当我有好心情的时候我母亲都会说的），关于她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和每一个她遇到的男人都上了床的疑虑袭击了我：从她的演出编舞前男友直到最近的工人们，甚至包括电工。

幸运的是谈话转了另外一个方向，而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关于她的假设的滥交行为。演出获得了成功，某个人将会雇用整个舞团参加下一季的演出，在我不知道在哪儿的剧院里，在我不知道在哪儿的城市里，然后渐渐地我感觉到那把匕首的刀刃从我的腹腔里被抽了出来收回到鞘里。我拥抱了她。

“你想要和我一起生活吗？”

“住你那儿还是住我那儿？”

“在某个地方。”

“那个孤独的男孩呢？”

“永别了。”

我们接吻了。

就在我的面前，在那双像咖啡的沉淀物一样黑色的眼睛里，用不确定却发光的笔触写着的，那种遭罪受苦的含义。我的惩罚存在于这里：《虔诚》将会是一颗流着血的心和丹尼尔的谎言一起结下的果实，而我将会学到那个冷酷的教训，文学是生活的延伸，而不是生活本身，它是在没有圣物也没有圣伤的情况下所经历的一场冒险，它是在那个瞬间里在我面前打开了两条路的一场伪装游戏。在第一条路上有毕奥神父和达尼·鲁索，还有他们的痛苦；在另外一条路上则是史密斯小姐和我爷爷，他带着那种并没有真的在红色的阿尔菲塔上看见魔鬼的讽刺眼神，所以那条正确的路是第二条。

不，在书里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也没有要追寻的命运。因为命运，如果它存在的话，就存在于人们的眼睛里。

涂成白色的身体，缓慢扭曲地移动。秋天的树叶落在头发之间。我坐在这里，穿着我最好的一身正装：这个剧院是我的地方。克丽奥是另一个。在舞台上是一个没有名字的生物，一个没有主人的宇宙。它的身体在空间里，一只蝶蛹每一小步都在变化，在背叛它上一个瞬间里的自己。我的姑娘，这段年轻的爱情是一段未知的舞蹈。

那天夜里我醒了过来，感觉到嘴巴很奇怪，克丽奥的呼吸冷冰冰地落在我的耳朵里。床头柜上的手机让人害怕地闪烁着：家。

自从我搬进那个破房子起，我还没有改变过通讯录里的紧急备注——我父母亲的号码。伴随着肾上腺素的上升我抓起手机便逃进卫生间：我不想吵醒克丽奥。

你的鬼魂将会到天涯海角去抓你。甚至在巴列塔。

这就是命运突然出现在一块三点五寸的屏幕上了。事实上可以确定我父亲应该是去世了，而那是一个将会宣布那个消息的电话神谕。

“喂？”

“米歇尔，是我。妈妈。”

她那嘶哑的声音，她那忧伤的声音，她那母亲般的声音。而我回复她时，尽管所有那些，却表现出一种模糊的惊讶，仍然假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妈妈？发生了什么？”

我从卫生间的窗户向下望着那一片漆黑。

“你父亲。”她说道。

和酒店的全景没有任何关系。是我，是我突然再也看不见了：我感觉到要吐。

“今天你父亲还清了最后一期的贷款。”她呜咽着，“你能相信二十年已经过去了吗？你还记得吗？在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孩子……”

“你先对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爸爸还好吗？”

她那不幸的声音，现在，又增添了一种怀疑的色泽：“他还好，为什么不好呢？在这儿我才是处于困难之中的那个。”

我松了一口气，我从来没有过在听到一个老掉牙的故事时如此高兴。

“考虑到他停止付他的贷款了，而你又没有钱，”她又开始说道，“你父亲向我吐露说他想先替你付小段时间的贷款，至少直到你的书完成为止。我等着他睡着了才给你打电话并告诉你这个消息，我想立刻就通知你……”

在呕吐了之后我照着镜子，却什么也看不见。我洗了脸，有什么东西在太阳穴里强烈地搏动，不停地捶打着我的视觉神经。大量的剧痛穿过我的喉咙、耳朵和脖子之间的空间。接着，一次一只，我成功地睁开了眼睛。我摇摇晃晃站立不稳，我重重地摔倒在一只搁脚凳上。

“你感觉如何？”

克丽奥的声音从另一个星球传来，我没有听到她走进来。她就站在那里睁大双眼，穿着睡衣，一脸困惑。

“我应该做什么？”她吓坏了地问，“我给你拿止痛药？”

那时候我说了些什么，含糊地咕哝着一些音节，两个、三个单词，就像是嘴唇在抽搐时那样没有意义。克丽奥的脸上呈现出恐慌的颜色。

我举起一只胳膊，我想靠近她。我想对她说不用担心，现在我好些了，也许她可以帮我一个忙去拿药，或者是那些我本来想对她说却没说的话。然而，我的身体静止不动，我的嘴唇发不出声音。我看着自己的胳膊，惊讶地跟随着血管的路线在脉搏下交错，然后在手和手指的肌腱处消失。我在颤抖。

“米歇尔？”克丽奥喊叫着，“米歇尔？”

我看见她的双手靠近我，抚摸我，试图阻止我身体非理性的活动。接着我开始无法控制地挣扎着，蜷缩成一团，摔倒在地上，奄奄一息。

注解：

[1]　米歇尔的昵称。

[2]　原文为那不勒斯方言。

[3]　恰多尔，一种包覆全身的罩袍外套，除了脸部之外全身都遮盖起来。

[4]　虎面人，日本摔角题材漫画，并于1969年起以电视动画形式搬上银屏。

[5]　Depollizzata，作者自造的词汇，指家里没有任何和鸡相关的东西。

[6]　意大利语名词会通过改变词尾用以指更小的该对象。

[7]　瓦斯科·罗西，意大利摇滚之父。

[8]　意大利语中“舞台布景”和“电影剧本”两个词相似。

[9]　伍迪·格思里（1912—1967），美国歌手、作曲家。

[10]　木筏，这里隐喻指“感情”。

[11]　Prendere，既有“处理”的意思，也有“拿着”的意思，下文中米歇尔理解成了“拿着”。

第三部分

重新建立关系

27

只有贷款做伴的男人。

还有癌症。

它本应该杀死我父亲，相反它正在杀死我自己。

它被称为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它黏附在我大脑的内壁上，在繁衍，在挤压。再存活五年是没有可能的。对于四十岁以下的身体内的细胞来说只需要一年就够了，也许甚至更少就会离去。荒唐的事情是在一个月前，当我被诊断出这坨屎的时候，我又想起了我的偏头痛，我跟肿瘤医生提及，然而他却回复我说有没有那个头痛都将会一样。他就是这样说的，都将会一样。

上个星期我完成了最初几次的化疗，从分析结果来看，似乎有所好转。在每一个周期结束后都将会如此。那坨屎将会缩小，而我将会认为自己正走在治愈的道路上，自己是那些向报纸讲述他们的故事的圣迹治愈的病人之一。我甚至可以决定出版一本纪实文学，关于我在公共医疗方面的经历，或者至少一篇一万四千词的文章标题就叫“欢乐的肿瘤病人”。请你们放心，没有任何危险。不久医生便击碎了我所有的希望，坚称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治愈，与此同时，那些治疗也会带来它们的副作用：食欲不振、恶心反胃、软弱无力。我的头发毛囊也停止了运作。还会有一些时间，那种典型的属于死亡的死气沉沉的时间。

在最近几天里，我放弃了写书的念头。我还没有告诉莱昂纳多，因为他还欠我一笔相当可观的预付款。我不想因为过不了几天我就会死去这个事实让他违反协议。不能信任这些米兰人，当然我的行为并不是无可指责的，让他们为一本我永远也不会去写的书付钱给我……然而我正在死去，而死人，大多数情况下如果还是南方乡巴佬，那么就可以不在乎合同，不是吗？然后我需要那些钱，我需要钱做手术从头部清理掉那一小坨屎。我还有最后一场小弹球比赛，需要我倾尽所有获得胜利，更不用说死亡还不足以消除债务。我还有贷款要还，账单、葬礼。直到所有这一切都结束之前，我还是需要一大笔钱。

那个科室位于一栋带有裂缝的红砖建筑内，日间医院[1]就在那里。在墙上有一些脚印的位置是那么高，以至于我尝试着想象，在那些每天从我面前经过的脸色发黄的垂死老人里，究竟是谁拥有意想不到的特技演员的才能。我笑了，观察着一个晚期病人，然后墙上的脚印，我笑了。通常情况下，恰恰在我坐下来读报纸的地方就有一个脚印，而脚印的上面是一则警告：

请不要敲门

我们正在就诊

请带着耐心和信心地等待

轮到你自己

如果来自卡波迪基诺的米歇尔停在了这里，意大利还是会继续前进。在最近几天里我阅读了大量的报纸，从我的瞭望台里我通过这些报纸的页面控制着意大利的寓言。时不时地又冒出关于对第一套房子征税的报道。所有的人民代表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关于公正的问题，每一个房产主都要付钱，你富得流油或者你穷得一无所有都不重要，那些钱是为了拯救意大利。接着，突然地，颁布那个税收的同一批人又决定需要取消那个税。那是不公平的，需要被消除。房子是神圣的。人民代表们又达成了一致。那是一个关于公正的问题。

然而在意大利，当某个身背贷款的人因为胶质母细胞瘤这坨屎而大脑开裂的时候，就会发生除了这个超级该死的税收之外什么也不谈的情况。甚至那些欢乐的肿瘤病人也在不间断地互相谈论着，当他们从一条走廊滑行到另一条，在护士的建议和床之间来回弹跳的时候。

然后需要搞明白为什么报纸、电台、电视上在疯狂地讨论着另一个话题：三十岁的人的未来是什么？“拜托，不要开玩笑了，在目前只剩下骨头的情况下你们却在担心三十岁的人？在这儿，要么死去要么闹革命。”电视上某个人说道。他戴着一条起皱的阿拉伯头巾，举着一条抗议的横幅，他反对政府，反对银行，反对对第一套房子征税，反对那些对第一套房子征税的人。在这儿，是要死去还是要闹革命？不。他已做好死去的准备。

今天我三十一岁了，我意识到这一点还是当我打开门在一片漆黑中隐约看到P.的轮廓蹲在那件无名氏家具的后面。为什么我最好的朋友要蹲在漆黑之中，在位于卡波迪基诺的我那个破房子里，如果不是为了参与一场名叫惊喜聚会的恐怖哑剧？

惊喜啊啊啊！

嗨，P.，嗨，费德丽卡，嗨，马努埃尔，嗨，破布小姐，你也参与进来了？塔托也在，你丈夫……幸会。加尼，我的朋友。你还好吗？她是谁？苏珊娜？啊，当然。我当然记得你。你好。钢管舞那边还顺利吗？嗨，妈妈，嗨，爸爸。我求你们，不要告诉我你们带着那个千层蛋糕过来。你知道的，妈妈，千层蛋糕一直是你们所喜欢的，但并不是我最喜欢的蛋糕。是的，我知道过去我没有任何义务去讨好你们。但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个孩子，然后……嗨，亲爱的，你还好吗？所有这些混乱都是你为我准备的？几乎有二十年我没有庆祝过生日了。挺悲伤的，我知道，然而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有点悲伤。他们就在那儿，我的小说人物们。他们躺在托皮南布尔上，互相询问这是不是最后一次他们看到还活着的我。然而这是我的聚会还是我的葬礼的预演？与此同时他们喝着、吃着，拥挤在一起讨论着他们明天将不会再记得的话题，他们递给我包装好的书籍、DVD，还有用途明确的厨房餐刀，一把用来切奶酪，另一把用来切面包。我从来没有给你们看过我的万能削皮器有多么牛！今天在所有的祝福信息里我也收到了来自丹尼尔的：我知道你在生气，但我必须和你聊一聊。我们尽快见面？实际上那并不是一条祝福信息，不过它在我生日这一天到来的事实让它像是一条祝福信息。

可以肯定的是在我来到自己的聚会之前，我和琪娅拉见了面并喝了惯常的咖啡。她只是路过这座城市，她想要向我讲述她在巴黎生活的所有代价。法国并不像她所期待的那样，到头来和意大利并没有那么不同。也许在书籍方面要更好一些，因为她工作的那家出版社并不像我们这边的这么糟糕并充满了失败者。在那边人们阅读得更多，在星期日除了看足球比赛之外还有其他事情可以做。

“挺好的，”我评论道，“一场精彩的足球赛总比一本烂书要好。”

她对我微笑，因为在那一句俏皮话里有一个浓缩的我，她这样说道，而那个我没有任何东西和任何人能够删除。所以我对她说道，在那个微笑里也有一个浓缩的她，而那个她也没有任何东西和任何人能够删除。接着，突然我们沉默下来，而我在想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发生的最悲伤的事情之一就是和一个我们不再爱的人相互对视。尽管我们努力地表现出彬彬有礼，并且乐意担负起那份如今只剩下灰烬的友谊的重量，然而那个人已经丢失了，我们之间的一部分也跟着她一起丢失了。每一次我们见面都想要证明我们是那种实际上我们并不是的模样——也就是那种现代的、被解放的、理性的人——我们正在扑向第无数次在感情上的开膛破腹，然而到头来就像是一次无意识的切腹，而这就是这种类型的关系最终所趋向的。再次遇见自己的前任就像是在和一只鬼魂玩捉迷藏：即使你能找到它藏身之处，但你怎么能知道你赢了呢？

“你还好吗？”她问我。

“我还好。”

“那么化疗呢？”

“化疗是一个丑陋的单词。”

再一次沉默。而四周则相反，脾气暴躁的酒吧服务员一如既往地来来回回，顾客们相互聊着有的没的。

“你在新家里感觉如何？”

“墙上有风化后的盐结晶，除此之外都很好。”

“那么新的未婚妻呢？”

“她叫克丽奥，是一个芭蕾舞女演员。但和你谈起她让我觉得措手不及。我有问过你的男朋友吗？”

“很公平，我们不要再说她了。我明天就会离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再见面。”

“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也不知道了。谁没有在忙着出生，那一定是在忙着死去。”

“鲍勃·迪伦？”

“啊哈。而我并没有在忙着出生。”

她就这样哭了起来，毫无预兆，让人无法相信。要做我自己的愤世嫉俗的本分命令我不去相信，不去拥抱她，不在那间咖啡馆里动感情。有那么一瞬间我无法呼吸。我再也受不了那个地方了，再也受不了过去了，所以我站了起来，对琪娅拉说我要去卫生间，然而相反，我离开了那里。我开始走得很快，越来越快，像一只被追捕的动物那样愤怒，像一个逃亡者那样凶狠，再也没有回头。

如果不是为了再次平衡那种因为在自己的粗鲁行为和要做自己的愤世嫉俗的本分之间那种让人不满的关系所产生的不平衡，那么短信还有什么用呢？“对不起，我会尽快打给你。”

就是这样，在一种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的状态里，我来到了我自己的惊喜聚会上。三十一岁，见鬼，你们有见过一个精神更好的晚期病人吗？小糕点、小面点、千层蛋糕、酒精，还有一种来自南美洲的瓜拉那口味的饮料，我父亲隔着一段安全距离审视着它，竟然有这么一天，在他儿子的公寓里，在偶然地发现了一种激进时髦时的那种羞愧让他感到痛苦。

“但这难道不是可口可乐吗？”

“喝吧，爸。喝吧。味道是一样的。”

“但这甚至都不是百事可乐。”

加尼把我拉到一边，低声地问我：“我们来一根大麻吧？”

我小心翼翼地看着他，又瞥了一眼我的父母亲。我们来到了露台。在这个时间点飘进嘴里的空气有一种秋天的味道，而那种味道即使是在那不勒斯，时不时地，也会在晚上飘进你的嘴里。“秋天的味道你了解多少，加尼？”

“好味道。”

“拜托。在意大利语里在某个地方会有一个比‘好’更合适的形容词吧？”

“不，没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容忍你们这些作家。你们停下来寻找更合适的词却丢失了剩下的一切。那么然后呢？如果秋天的味道散去了，即使有再合适的词你又能做什么？快给我那根该死的大麻。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连一口都不再抽了？”

“两三年前。”我把大麻递给他，“不可思议，嗯？你还记得在高中时我们抽了多少吗？不过从那个时候开始，你也看到了，一切都变了。”

“我还是老样子，我甚至提高了我的平均成绩。”在他的嘴唇之间，那根大麻立刻变成了一把明亮的火炬。

我们互相看着没有说话。幸运的是，在加尼感觉到必须要说出一些深刻的东西之前，其他人来了。大麻的好味道必须要分享，就像在我们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开始互相碰着胳膊肘互相取笑。把它传过来，你再卷一根，伙计，你有烟纸吗？某个人问道：“但是你的父母亲难道不会在意吗？”

“我母亲正在盘问破布小姐，”我说道，“她正在试图搞明白她有多了解尚特克莱尔。”

“对了，那个家伙是谁？”

“那是塔托，她丈夫。”

“她丈夫？”

“他们还有一个儿子。”

“天哪，一个儿子？这么年轻？”

“那又怎样？有什么不好的？你们不要装势利……”

他们突然大笑起来，我也是。我可以肯定甚至在十五岁的时候我也没有为了一句不俏皮的话而笑得那么厉害：大麻的奇迹。接着克丽奥来到我身边，吻了我一下。“你拿着。”她说，将一个沉重的包裹放在我双手间，“打开它。”

我打开了它，然而甚至都不需要撕开全部的纸，因为我立刻明白了那是什么：“油漆？”

“特殊防霉菌的，只需要涂一层，墙壁就会恢复到之前那样。”她向我保证。

我们就这样待在那里，四目相对，我双手紧紧攥着那罐油漆。加尼担忧地咳嗽了一声，我感觉到P.正在酝酿的声音。我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P.将要打开下水道，破坏整个聚会，再次强调那个在这里的所有的人，除了克丽奥之外都知道的——也就是特殊油漆并没有什么用。因为问题在于水泥，所以到最后没有任何答案可以解决任何问题。为了方便我们把这件事情称作爱情，相反，我们应该称它为一种认为所有问题都会有一个解决方法的幻觉。

幸运的是，相反，P.在我那炙热的目光的暗示下，保持了沉默。这是人之将死的一个好处，也就是你看着你的朋友们，然后他们就会沉默。我同意P.，所有的都是幻觉，所有的都是混乱，但请放过克丽奥。她仍然如此有活力，在她前面还有足够长的时间让她变成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愤世嫉俗的气馁的人。反正或早或晚那罐油漆将会被涂在天花板上，而那些潮湿斑点也不会有人再想起。

对不起，我亲爱的，我们将不会一起度过一半多一天的人生，我们也永远不会成为两个真正的埃斯波西托先生和女士。我会开始剥你的橙子吃，而你会找到另外一个男人，你也会明白（就像我的朋友P.和我在很久以前明白的那样）没有任何答案能解决任何问题。然而在那个时候，我将不会再在你的身边了，我可不想成为那个臭名昭著的发现的同谋，与此同时，我的父母亲会卖掉这个破房子，而另外某个人会孤独地住在这里，和漫天飞扬的面包屑还有在墙壁上的霉菌斑点做伴。接着，他会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你的那罐油漆，到那时候他的脸上会露出一丝微笑。有那么一瞬间他会为这份意想不到的礼物而欣喜，不会想象到没有任何答案能解决任何问题。然而没有人会告诉他这一点——而这也正是要点——因为生活里没有意义的东西就像圣诞老人：那是我们成年人所熟知的故事之一，而我们甚至不会去谈起他，但对于孩子们来说却是禁止去解释的，反正到最后他们也会查明真相。

“谢谢，亲爱的。”我说道，“我肯定它会起到作用。”

我们再次拥吻。带着秋天好味道的那把火炬从一只手里传到另一只，再加上没有人注意到我们。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有那么几秒钟我忘记了那坨屎，我忘记了所有关于它的一切，就好像它不存在一样，就好像我的生活里只有克丽奥的嘴唇，还有我的生日聚会，还有在这个破房子里的我的朋友们，而我提供着食物，葡萄酒还有大麻。接着在那边的人们开始发出声音，某个人低声喊道：“灭掉它。米歇尔的父母亲来了。快灭掉它。”

而我不能避免去分娩出一段受古希腊哲学启发的论证：三十一岁已经太久了，对于生命中的一切事情来说又太迟了，如果一个胶质母细胞瘤在我的头里生根发芽了，那么还要再隐瞒抽大麻这件事也未免太过荒谬了。

路灯照亮了这橙色的尘土飞扬的夜晚，一阵烟雾斑点逆着光移动，就像一群生病的鲻鱼那样。一辆出租车的车门砰地关上。丹尼尔那像棉花糖似的长而浓密的头发细丝从那顶带有尼克斯字样的檐帽下露出来。“生日快乐，米歇。”他一边说着，一边用刚劲有力的手掌拍打着我的肩膀。

“你迟到了。你错过了千层蛋糕。”

他张开双臂：“这样更好。生日聚会总是会让我沮丧，我能做什么呢？”

我们相互拥抱。尽管我们最近一次的见面是一场灾难，但自从我们互相认识起这是第一次我们感觉到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不同：当鬼魂在追逐你的时候，就没有时间再去怀疑，那些去同一片海边的穷困潦倒的人也会变成你的同志。

“我是路过和你打声招呼，我正要去卡普里岛。”

“去卡普里岛？”

“据说在那里有整个地中海地区治疗性瘾最好的诊所。”

从远处传来飞机不间断起飞的隆隆声。

“你说得对，米歇。我来到意大利是为了请求一个奇迹，尽管并不是你所说的那个，我向毕奥神父请求让我摆脱毒品。”

在一个像丹尼尔那样有着无限过往的人和一个像本人这样只有短暂未来的人之间，这个消息恰恰是在那种“无法控制的混乱”中被混淆的一个细节：充其量我能有一些解释来哄骗我自己（这些解释可都是好生意：你穷追猛打地寻找到它们，然而到最后它们并没有什么用）。

我们散着步，带着一种不自然的平静，他告诉我《虔诚》将不会被完成。在批准提供资金之前，加布遣兄弟会的修士们聚集在一起，某个人针对丹尼尔的体面性问题提出了质疑。就这样，到最后，他们并不想要投资由一个前色情职业者、一个前毒品吸食者、一个之前犯下过（也许）除了自杀之外所有可能的不可饶恕之罪的人来制片的一部电影。

对于丹尼尔来说，那个朱塞佩·玛丽亚修士表现得像是一个真正的法西斯分子——“这些该死的宗教狂热者全都一样”——据说那些加布遣兄弟会的修士渗入了新革命色情电影节中，做了关于他的调查，也许也做了关于我的。对于一些假装虔诚的修士来说，由关于史密斯小姐的回顾展所引起的喧闹不应该就这样被压制下去。最后，《虔诚》的剧本并没有被通过（尽管在故事中有关毕奥神父像是一个真正的哗众取宠的人出现的部分非常受欢迎），而我也不会拿到哪怕一分钱。作为报答，一旦他在那个诊所里安顿下来，我就可以去卡普里岛找他完成那个采访，然后再让我的主编来付钱。

“现在关于你父亲想对你说的话怎么办？”我对他说道，“还有那些需要重新建立的关系呢？”

丹尼尔微笑着，张开双肩：“你想怎么办呢，米歇？就这样了。你拿着，收好。”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家伙的名字，“他是一个像我一样在电影行业工作的美国人，现在他在意大利，在寻找一个优秀的编剧。我跟他说了你的名字，我也跟他说了你会给他打电话。所以打电话给他，米歇。他会帮你找到一些剧本去写，很快的。如果你需要钱做手术，打给他，不要浪费时间……”

28

我只会说一遍，并且不打算再重复：我很遗憾。

但是你们不要弄错了。我不是那种垂死的人，我感到遗憾不是因为我不能再看到冬天的大海，也不是因为我将永远不再能徒步穿过阳光普照的玉米田用手抚摸着风，接着和一个朋友停在树下谈论着我们破碎的梦想。

不，我很遗憾是因为那种父亲的身份。

真的太不是时候了。我正在夺走某个人的生命，而这个人甚至还没有看过冬天的大海，抚摸过玉米田里的风，和一个朋友散步谈论梦想。如果我父亲在我的年龄死去，今天我至少还活着。相反，我所能留下的不过是两本不成功的书，第三本还没有完成的书的笔记，一些信用，很多债务，还有那个破房子，在那里一个艺术家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年。在三十一岁的时候需要一些更可靠的东西能够捧在双手之间。

“您不想我整理书房吗？”破布小姐说道，双手拿着速易洁拖把。今天她变得害羞，不再像以往那样像一只猫从一个架子上跳到另一个架子上而不发出噪声。今天东西会从她手中滑落。

“为什么你不应该整理呢？”

“难道您不是正在写东西吗？”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变成一个问题了呢？”

我站起来走了出去，而她后退着就像是刚刚遭遇了被留在街上慢慢腐烂的一具老鼠尸体。尽管穿着紫色的紧身裤和印有凯蒂猫图案长至膝盖的毛衣，耳朵上戴着塑料耳环，化着狂妄自大的妆容，但是她却是一个温柔而细腻的人，没有找到勇气对我说出她正在想着的事情：从我有了那坨屎在头里开始，整理或者不整理书房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在房间外面，有一个东西突然发出颤音并发光闪耀。

“你买了苹果手机？”我再次进来问她，“哪里来的钱？”

破布小姐不知所措地看着我，用她那双深色的凹凸有致的大眼睛：“我找了一家投资公司。有什么问题吗，老板？”

“没有问题。那么是哪一家？”

“为什么您这样子问我？”

“这样子是怎么样？”

“这样子让人厌烦。”

“不管怎样你刚刚收到了什么东西。一通电话，一条短信，一条多媒体短信，一个应用程序。总而言之，你收到了什么东西。”

“应用程序只能下载，不能收到。”

我再次走了出去，挥舞着一只手表示她错了：我一点儿也不让人厌烦，然后为什么我要让人厌烦呢？为了一部苹果手机？

“您刚刚让人感到厌烦，承认吧。”她又一次对我说道。

“我承认，但我不是针对你，甚至也不是针对那个玩意儿。现在，拜托，你想告诉我今天你都在想些什么吗？从今天早上开始你就一直在窥视我。”

“谁？我？”她用速易洁拖把防护自己，“但是我根本就没有在想您！”

“是的，是的……那么你现在做什么呢？”

“我没有做任何事情。”

“相反，你有，你……你……在哭。”

一条纤细浅淡的泪痕从眼睛到下巴穿过她的脸，在淡黄色的粉底凝块之间挖出了一条沟，就这样，在破坏了妆容的情况下，她的脸庞第一次让我感觉到有人情味儿。“我喜欢待在这个房子里。”她啜泣着，用T恤衫的袖子擦干眼泪，“在这里做服务让我感到愉快，我不想停止到您这里来……”

我父亲必须一直想着他对未来所做出的贡献，否则那些持续不断的牺牲将无法得到解释，那些为了他的独生子以损害自己为代价而做出的无限妥协也无法得到解释。证明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父亲，而不是一个纯粹的资源提供者，是他每天晚上下班之后所要付出的代价，尤其当我从他的眼睛里读到那一种筋疲力尽，即使是沙发也会让他感到满足，同时我的请求也将会遭到他无情的反对。就这样，在等待晚餐的时候，他会和我待在一起玩一个游戏，或者向我讲述一个故事；当有好天气的时候，他会同意带我出去散散步。然而我无法完全享受那些时刻。意识到第二天早上黎明时分他便会再次出门去工作，这让我感到厌烦。但是，我会用周末很快就会来临的想法进行自我安慰。

事实上，如果工作日这个维度是母亲的特权，还有她那些不可动摇的规矩和像战争前线一样的情绪变化，那么周末这个维度则属于我父亲，我扑倒在蓝旗亚德尔塔的副驾驶座里，自豪地任由自己被带到任何地方，他英雄般的驾驶，那些我不明白的话题，还有他不间断地与别人约会迫使我筋疲力尽地等待。对于每一种情况我都有一个问题，甚至十个、一百个问题：爸爸，那是什么意思？爸爸，那是谁？爸爸，现在我们做什么？而他，在他还年轻、意志坚强、精力充沛的日子里，意思是这个和那个，那边那个是我认识的一个家伙，现在我们去电影院，不过之后我们要回家，妈妈在等我们。那个男人给了我所有的答案，也包括最致命的那一个：妈妈在等我们。

这一点一直持续到我父母亲之间诞生了最初的，也是最终的相互不理解，然后那种疲惫感便占据了上风。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那种需要父亲在场的社交需求缺失了，他被囚禁在沙发上，而我则被关在了房间里阅读。

有时我会尝试坐在他身边和他一起看电视，看着那些从英雄的伤口和从侍女总是越来越大胆的袒胸衣领里流出来的大量鲜血说不出话来。那些年在电视上为一种前所未闻的现实敞开了大门，任何人都会坐在第一排，就在那些衣冠不整鲜血直流的尸体前面：整个世界都在屏幕里。

正是在那些情况下有一次——当战斗太过残忍，一个神枪手在太阳穴留下的那个伤口扰乱了我的平静，让我脱口而出一句害怕的“啊，爸爸”——而他感觉到有义务向我解释，便向我透露那些鲜血不过是番茄酱而已。那些并不是鲜血，那个男人并没有死去，而我不应该感到害怕，总之，甚至都没有必要改变频道，为什么要害怕虚假的东西呢？我不知道该如何向他解释为什么那些番茄酱也同样让我感到害怕。

我掩饰着那种不安直到成年后的一天，我到电影院观看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世界之战》。在漆黑的放映厅里在三脚战机和人类之间的战争变得疯狂，没有生命的身体被哈德森河的激流冲走。当电影主人公雷·费尔阻止他女儿瑞秋去帮助那个傻瓜并用手遮住她的脸的时候，我本想要大声吼叫：“快停下，雷。所有的都是假的，让她看吧。那些尸体都不是真的，只不过是番茄酱而已。”

就是在那个时刻我向自己承诺，假如我有一个儿子，我将会像雷·费尔那样去做而不是像我父亲那样：在恐怖面前，我要遮住他的脸。

“假如我有一个儿子。”我对自己说道。那是第一次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父亲，然而所有的都在那里结束，在电影片尾字幕出现之前我便丢掉了那个想法。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未来将会不可避免地到来。

最初的寒冷来临了，我父亲不停地搓手，再将双手握成杯状向里面吹进咖啡味道的呼吸：“是天冷了还是我自己感觉到冷？”而我又能做些什么，如果我不低头沉默并等待着天气变化？“今天天气温度下降了。秋天到了，可以这么说。”

“我不冷。”

“嗯，你是从街上来的。对你来说霜冻停留在外套上。”他说道，臀部在沙发上极其轻微地挪动了一下，而他正是在那张沙发上变老的，“但是像我这样整天静止不动感觉可冷了，在我的骨头里有积雪。”

“也许你应该做一些运动。”

这一次像树懒一样的他，除了臀部之外，甚至还移动了双腿，紧接着一只手放在沙发扶手上。接着，几乎展示出一种明显的摇动，他直直地盯着我，好像要在我的皮肤里钉入像钉子一样的尖锐斥责。

“现在你也提这该死的废话，什么我应该做运动……你和你母亲聊过吗？这么冷的日子，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我都不记得曾经有过。如果整天都在下雨我应该怎么做运动？”

我从单人沙发里站起来，走到窗户边。十一月的雨，模糊又冰冷，拍打在玻璃上，硬挤着想要进来。街道上上千条小溪水从泥坑里流出再溜走掉进下水道里。他是对的：不真实的秋日。

从我的嘴唇之间无意地溜出一系列单词，听起来像是一只动物的咕哝声：“我来这儿是想和你谈一谈贷款的事情。”

很惊讶，嗯，爸爸？你永远也不会预料到有如此残酷的一天。你预料到了所有的事情，除了这个。你没有想象过老年生活将会是怎么样，不过你早就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接受它。那是很自然的。身体失去了活力，皮肤变干，骨头里积雪，腹部变得坚硬就像野猪的那样，所有这些事情你都预料到了。所有这些事情，除了这个。

在过去你见到过这种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你见到过最后父亲们比儿子们活得更久，你知道对于一个老人来说将会发生什么，当在他自己面前只剩下没有意义的日子，也不再有由相同细胞分裂出去所产生的那一团细胞来家里探望并向他讲述在外面正在发生些什么。

如果从来没有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将会更好。也许你恰恰在这样想着，并不是没有悔恨。你没有全错，但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说出来的想法，而你的这个想法，甚至都不能对自己小声嘀咕。这不是任何人的错，然而我知道你正在想着有一小部分也是你的错，如果这件事情正在发生的话。和“孤儿”这个词相对应却用来形容一个家长的词是什么？不存在。

“我们应该谈一谈贷款的事情。”

“我们不需要谈论任何事情，贷款都安排好了，我来负责。”

“但是我们必须要谈，以后该怎么办，当……”

“闭嘴。你闭嘴。我求你，米歇尔，不要和你母亲说这件事。你懂我吗？不要和你母亲说这件事情。”

雨变小了，而我又重新看着窗外。在车流里一群汽车中间，驶来一辆大喇叭播音的广告流动宣传车，在一辆汽车上宣传着汽车，那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令人沮丧的声音。

“爸爸？”

“怎么了？”

“你有读过卡夫卡写的《给父亲的信》吗？”

“没有。我本应该读过？”

“在这本书里卡夫卡讲述了为什么他们的关系一直都很紧张。在他看来，父亲在谴责他对他不够感恩。”

“儿子们永远也不会懂得感恩。”

“那么我呢？我至少有一些感恩吧？”

“你和所有人一样。我也和所有人一样。就是这样，句号。没有必要讨论它。一个父亲只要有点脑子都不是为了感恩而去做他所做的事情。也许有时候会期待更多的微笑，更多的消息。你知道，变老会让我们留意到更多的细节。孩子们变成了外人。也许你的卡夫卡只不过是一个夸张的戏剧性的人。”

“他遭受了很多苦难。他父亲是那种相当严格的人。”

街道上交通瘫痪了。空气令人沮丧，让人想要屈服。大喇叭停止了大嚷大叫。

“那么我呢？”他突然地问我，“我很严格吗？”

“一点儿也不。”

“所以你看到没？我们的情况是不同的。我并不是卡夫卡的父亲。孩子，原谅我对你说这个，你也不是卡夫卡。”

29

克丽奥在客厅里，试图打磨墙壁。这幅场景没有任何意义。她见过我晕倒、呕吐、谵妄。前天晚上，从卧室的门槛外，她窥视到我因为一系列可悲的真相而哭泣，直到我意识到我没有关上门，然后我假装停了下来。在客厅里，在等待通知进行下一轮化疗的电话的时候，我惊讶于在这种勉强近似的常态里我们看起来有多么放松。也许我们所有人都病入膏肓。塑料薄膜不合逻辑。刮刀刮掉颜色。家具堆积在中央。

我无数次地睡去再醒来。一股刺鼻的气味。她在场的喧闹声。在这个房子里没有任何角落没被渗透。刚刚醒来，克丽奥便打开笔记本电脑检查邮件。如果是一个紧急的问题，最多也就是两三行的回复。手指在键盘上发出的嘀嘀嗒嗒声，凉鞋的窸窣声，从笔记本电脑那里到厨房迈出十步。抓起柑橘榨汁器，向右后方迈出三步来到装橙子的篮子旁。一次抓起两颗，用餐刀对半切，向下挤压它们直到最后一滴汁，同时又避免戳破果皮。接着扔掉果肉并将果汁倒进水壶里。几滴柠檬汁，一把丁香花蕊，搅拌，再搅拌。

从洗碗池上方的柜子里拿出两只杯子，被那些陶瓷餐具的景象吓坏了。有些盘子在滴水有些则没有，问自己那怎么可能。将果汁倒进杯子里，尽可能地装满，再迈出三十一步递给我。她说：“闻一下，多好的气味。”

“谢谢。”

我用胳膊肘撑起自己，用双手握紧杯子。现在正是血橙的季节。先一口，然后再一口。很甜。克丽奥凝视着我，微笑着走出去。迈出三十一步坐在笔记本电脑前，检查刚刚写的邮件，发现一些打字错误并觉得自己是个傻瓜。在把邮件发出去之前再读了一遍，停止再去想它，回到卧室，开始脱衣服。

“今天没有排练。”她钻进被单里，“我留在这儿陪你。”

她蜷缩在我胸前等待着，一种动物性本能的召唤，新鲜的肉体，渴求对象的那种欲望，不再像一段时间以前那么猛烈，少了些气喘吁吁，多了些现实。从今以后我想要你记住所有的一切。每一次震动，每一次反应，每一次呻吟。现在从身后，双脚交织，芭蕾舞女演员的脚尖向内收紧，筋疲力尽。我可以看着她的肩膀、脖子、臀部。松弛的时间更加持久。一种骨感的地平线永远也不会结束。她很美，绝对地美。脚融化了。

我们做爱时的和谐运动沿着她的脊椎骨蜿蜒，一阵呈正弦曲线的带电的起伏波动。我紧紧抓着她的臀部，在我松开手的时候，她的皮肤上出现细微的痕迹，淡红色的细小斑点，有些天真烂漫。这个细节，突然跳出来违背了她的意愿，看起来像是擦破了她的皮肤，挖出了一条隧道。为了到达哪里呢？到达最深处。我继续观察着她，沉浸于她臀围的挛缩。那是一种缓慢的运动，没有规则。在隧道的另一头有光，接着是呼吸的中断，伴随着身体的节奏。我们彼此缠绕在一起为了不用说永别。我在她身体上神圣匍匐，又回到了战壕。叉死金枪鱼的欲望。

克丽奥裹着浴巾从卫生间里出来：“你应该帮我一把，”她宣布道，“到底那是你家的墙壁。”

我转身向一边，抬起膝盖。

“我害怕它的效果可能会很好。”

“一定会很好。”

“我可能会无法容忍它。”

“你可以做到的。”

“已经不再是一个美学上的问题了。你明白吗？”

她解开浴巾，扔到床上。沐浴露的味道，从淋浴间飘散出来的水蒸气。她打开一瓶身体乳开始涂抹手臂、胸部、大腿。接着她又打开另一瓶，更小一些，她站起来踮着脚尖照镜子，神情多疑。在脸上涂抹一些乳液。并不是所有的赤身裸体都会丢掉尊严，她就是一个证据。

“我有一条皱纹，”她仔细观察着一侧的颧骨说道，“没有人能看到它，除了我自己。但是它存在。”

“我没有看到它。”

“我的肚子上也有了一些肥肉。你注意到了吗？”

“你是我见过的拥有最纤细身材的存在。”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肥肉的存在。你觉得这是一个关于公斤的问题，因为你想要一种戏剧性，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只要几两就足够了。”

“我承认，我不能够觉察到这么细微的差异。”

“官方宣布：我肚子上有肥肉了。”

那种勉强近似的常态，我喜欢。我问自己：涂抹在脸上的乳液和涂抹在身体上的乳液之间能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史密斯小姐正忙得热火朝天。她像是一个宇航员在宇宙飞船的外面溜达，训练有素却又笨手笨脚。都是那层外壳的错，那层硬壳本应给予她一种保护和消除她过度的骄傲。她一跃来到了加勒比海的小岛上，一个充满希望的星球。她的头伸出来想向上游，用尽所有的力气，克服那可怕的自重。加油，小家伙。加油，你可以做到的。她做到了。然而露出水面的陆地是用胶合板做的，她的旅行在那里就结束了。知识是一个残忍的朋友。

在门后面一台音量开到最小的收音机在回响着，克丽奥上上下下地移动着，试图跟着唱一首歌的副歌部分，不过高了两个八度，一个走调的芭蕾舞女演员。我起来了，把手伸进水缸抓住史密斯小姐，她的四肢退缩回去，我看着她，在属于她的太阳系之外，她却镇定自若地面对着外星人。

“所以，你来帮我一把？”克丽奥看到我走进客厅便问我。

“你自己做得很棒啊。”

“我需要你。”

“我换完衣服就过来。”

“穿上你最破旧的一件T恤。”

“我不知道该挑哪一件。给我两分钟。”

“赶紧的。”

在走出去之前我停下来观察着她。她充满信心地上下移动着滚筒，针对霉菌的女救世主。那层浅绿色消失了，被一层白灰泥墙所覆盖。我的墙壁很干净，这从一开始起就从来没有发生过。洁白的道德：删除每一个东西都是为了重新开始。几乎就要日落，一束旧的光线洒落在卡波迪基诺。在白色里并没有斑驳，一切都是那么光滑、平坦，而且永远年轻。我有一种感觉，我可以观察着这幅场景直到永恒，不会被看见地观望。克丽奥弯下腰去拿那罐油漆，那口欲望之井。不时地我会听到她正在低声哼唱的歌曲的旋律，她把声音克制在喉咙深处，以免打扰。我不再学习去背歌词已经很长时间了。

我走进卧室，坐在床垫上，拉开放着内衣的抽屉，挑选一件最破旧的T恤。这是第一次我在这个房子里感到幸福。

30

下面的街道到处是污水坑和窟窿，还有那些奔跑着的汽车的突出部分深陷进去，在水面上留下了黑色的泥浆。

至少雨停了，我告诉自己，而紧接着的那一瞬间里我看见一只老鼠从一个无烟煤颜色的皮包里跑出来，然后在路边堆积的垃圾之间消失了。风从我头发之间吹过，尽管身上很冷，但我却留在那里盯着那片地，想要搞明白老鼠的意图。

我从它旁边走过，并没有堵住鼻子。雨水中和了那种由堆积在砌石路面上年代久远的叶子发出的恶臭，还有一点点在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没有差别的灵魂：锡纸盒、路牌、纸箱、毯子、利乐包、床垫、瓶子、家用电器。在那不勒斯的混乱中每一件损坏了的东西。

脏东西，摇摇晃晃的老人，发霉的房子里巴基斯坦人守在电视机前——小巷子里阴暗的天窗，在那里本地人成为主宰者：在他们的小型摩托车上奔驰，无视糟糕的天气和堆积在低腰牛仔裤里的法律，炫耀那塞满了土耳其烤肉、奶油蛋糕和油炸食品的粗暴的肚子。

我应该离开这座城市，相反我却留下来让幸存者的队伍变得更长，那些已经离开的朋友用哀悼的声音重复道：“为什么你留下来了？你还在那里做什么？”

我留下来了，是的，为了毒害自己也为了诅咒我的贷款。我承认有一些是因为这种想法，想要做出贡献，想要展示勇气，那种邪恶的想象力想要掌舵，决不放弃那片在自己脚下塌陷的土地。极其自负，不是吗？难道不是一次只能拯救一个人，而到头来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在流亡吗？所有人都离开了。最聪明的、最优秀的、最狡猾的，那些人在圣诞节回家的路上看着变白的维苏威火山感动不已，然而一旦走出火车站便已经想要再次逃离。但是我选择了生活在这里，在这座城市里，而不是死在这里——是的，为什么不呢？让我们再补充一些经典的表达来更好地定义这种选择：这座像下水道一样的城市，这座城市充满了无耻之徒，踢球的孩子和泼妇，这座城市充满了破布小姐和垃圾，这座城市霍乱横行、弱不禁风、恶臭难闻、单调乏味——然而一切就是这样，而我不觉得这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人总要死在某个地方。

“泪与血……”一个狼狈不堪的老人小声嘀咕着，他在垃圾堆里捣鼓着，一系列的动作如下，选择一样东西，分析它，塞进口袋里，或者扔回那堆垃圾中。他的指尖冻得发紫，戴着破损的手套，像是一个没有棒子的棒卜术士。“泪与血……”他重复道。

我走近他。那个男人停下来，眼睛颤抖着盯着我。寒冷的空气戳在我的面颊上。那个老人继续观察着我，嘴唇开裂发蓝发紫，直到就好像地震将他的脸一劈为二，他又说道：“泪与血……”

“什么？”

“眼泪。”

“我明白，但是为什么？”

“和鲜血。”

“你在垃圾堆里寻找眼泪和鲜血？”

我递给他一枚硬币，他抓住它，放在手里翻来转去犹豫不决地盯着它，接着抬起头看着我。“怎么了，不好吗？”我问他。

就在那时，他目光坚定不移，将它扔进垃圾堆里，紧紧地握起拳头然后又松开：“泪和血……”他继续捣鼓垃圾去了。

一小时后我死气沉沉地来到了P.的家里。他穿着烟草色的大厨围裙在门口迎接了我。“发生什么了？”他问我。

“没什么。应该发生什么？”

“你那张脸……”

我避开他以远离那股介于洋葱和塑料之间的味道，然后沉重地倒在第一把能坐的椅子上：“我从来没有用鼻子吸过可卡因，你知道吗？”

“当然，否则的话我们会一起吸的。你不会是想从现在开始吧？”

“看情况。在这个街区里应该不难迅速地搞到一些。”

“遗憾的是我和犯罪世界之间唯一的联系人和他母亲一起从幼儿园直接去电影院了。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给你做杯咖啡。”

我把胳膊肘靠在桌子上，感觉自己被撕裂成碎片：“拜托了，要又香又浓。”

“你确定你都还好？”

“从来没有更好过。”

从他的眼神来判断，我看起来一定很糟糕。

“为什么现在这个时间点去电影院？”我问他。

“我没有跟你说过吗？”P.在拧着煤气旋钮试图在火焰大小和摩卡壶的体量之间寻找到平衡，“从上个月起费德丽卡的工作时间缩短了，今天是她的休息日。”他将搅拌好的鸡蛋从一个容器里倒进一个平底煎锅，“问题是，在这次危机之前我们过得怎么样？更好一些？”

“谁还记得。而且不管怎样，你错了。问题是，在这次危机之后我们会过得怎么样？更糟一些？无论如何，对我都是无效的。”我向他指着平底煎锅，“你在那里面要做什么？”

“洋葱煎蛋饼。你留下来吃晚饭？”

“我不能，我经过这里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并不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不过你应该知道。”

“什么？”

“你赢了。我承认我失败了。”

事情变得严肃起来，P.摘掉那件围裙并将它扔在桌子上，他在我对面坐下。现在他才是那个我认识的朋友，然而他知道我们的游戏结束了，不会再有比赛了。

“我也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他低声说，“在都灵他们把那个律师职位给了我。前六个月会给我八百欧元，但至少这是一种开始。”

他沉默了。火焰发出一种堵塞的声音，就好像有人在灶炉下面尖叫救命。“我觉得这是件极好的事情。真的。”

“你觉得？”

我承认，那声尖叫是我发出的。而灶炉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伪装：是我在尖叫救命。总之，演出将会继续？这些人是谁，他们在都灵的一个法律工作室里便可以决定让这个世界在没有我的情况下继续前进？他们是怎么允许自己的？

“我觉得这是件极好的事情。”我重复道，试图掩饰我那些流血的伤口，“八百欧元？但是接下来，你等着瞧吧，他们将会明白他们雇用了市场上最好的律师，所以……再过多久你搬家？”

P.悲痛地看着我：“两个星期。他们想让我尽早开始。”

“好极了。真的好极了，我的朋友。我们应该美美地吸上一次来庆祝。”

当我第五百次重复说所有的一切都真的好极了的时候，那种残忍的确定性向我袭来，不只是关于P.的事情，也是所有其他人的生活都将会继续前进。对于邻居和朋友来说，我的尸体将会给他们一个理由。但是克丽奥呢？她也是。当然，甚至我的父母亲也会走出哀悼。不，妈妈，不要让我做这个。永远不要从失去我的那种痛苦中走出来。是你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也有你们的错。为我而去受苦，去哭泣，去死亡，这是你们的任务。每当我生日的时候要订一个该死的千层蛋糕——实际上那是我最爱的蛋糕——然后为了纪念，我要把中间部分完整地保留下来。我的朋友P.将会像一只狗那样工作一辈子，为了抚养一个儿子，然而总有一天他会长大会被叫作南方乡巴佬。克丽奥将会成为一个成功的芭蕾舞女演员，将会停止去教那些小孩子，也许在很久以后的某一天（当她享受生活的能力已经永远地妥协的时候），她将会和一个同性恋芭蕾舞男演员开始一段感情，而他只有在婚礼那天才找到勇气告诉她真相。但是你们两个……不！

我是妓女的儿子，真的。你们遇到过的最单调乏味的妓女的儿子。我正在死去却想将你们全都带进坟墓。此刻我的朋友找到了一份破烂的工作，一种离开那满是鲜血的下水道的方式，而我太过嫉妒。

“在离开之前你应该找人看看那个灶炉，”我说，“发出的声音太奇怪。”

我站了起来。我必须从这儿离开。

“现在你去哪儿？”

“我很快就回来。我去厕所。”

就这样，目光在窗外的天空里旋转，我意识到在那外面是那些秋天午后中的一个，而那个秋天遵守了它的责任：清澈的太阳加热了空气，凉爽的微风则在反对。短短几小时的阳光，但质量上乘。之前不间断地下了两个星期的雨，而此刻有太阳。超级该死的。

“看。”我小声嘀咕。

“什么？”

我抬起胳膊指着窗外：“那儿，看。”

或者至少这就是我想说和做的事情，不过我感觉P.并不理解，在我之外什么都没有发生。在我的脑子里平缓地播放着电影，我发誓，然而在外面什么也没有。

“米歇尔？一切都好吗？”

我瘫痪了，我有无数种嗅觉。咖啡的味道在我鼻孔里燃烧。在我晕倒之前我还有时间去观看窗外，然后过不了多久将会有一朵云彩伏击并弄脏天空。

31

后来我醒过来，谁知道是什么时候。我能看见也能听见，我的眼睛有些模糊，但听觉却处在最好的状态。我的手背上有一只火罐，好吧，我在一间医院病房里，我还活着。不要恐慌，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他们会给我提供些什么？静脉注射？常见的伎俩。

多少时间过去了？我的后背像是被撕裂成碎片。有一股发霉水的臭味。不过，我以为一间医院病房会更糟，又不是希尔顿酒店套房，我感觉我明白了这里除了本人之外没有别人了。没有开玩笑，今天是星期几？嗯，但是你们所有人都去哪里了？为什么没有人给我喂粥，给我换尿布？我困了。那股臭味是在床头柜上的这个花瓶里传来的吗？花儿，天哪。不祥的大鸟。

如果相反，他们已经给我做过手术并将那坨屎摘除了呢？我可能是在术后过程中安全地醒来，我痊愈了，没有任何人是因为他们所有人都在自动售货机那里庆祝。天哪。我要拿什么去报答我朋友P.的那杯咖啡。现在我记起了醒来之前我正在做的事情，我正从他家逃离，然后我向窗户外看去，重重地摔倒在地。

就像在几年前圣诞节送给我们的那些阉鸡一样。那是给我爷爷的，当时家里没有任何人。一个红发男孩敲了门，将一帆布袋放在我手中。“放在阳台上。”他命令我。晚些时候我听到从那里传来一些响声。我走出去，看见帆布袋在移动、奔跑，真的像是在奔跑。不过那里面是什么，只有当我被绊了一下然后靠过去检查那是什么的时候我才明白。我打开包裹袋，看见一只头被砍掉的阉鸡。我发誓，现在它还在我的眼前，怎么可能忘记一只头被砍掉还活着的阉鸡呢？

这股发霉水的臭味让人难以忍受。

如果我发现是谁带来的那些花儿，我发誓我会杀了他。

“米歇尔？”

“嗯……”

“米歇尔？我在这儿，你能看见我吗？”

“妈妈……”

“你晕过去了，但是现在你很好。你能看见我吗？”

“我口渴。”

“医生说你不能喝东西。你的未婚妻也在外面，你想让她进来吗？”

“克丽奥？”

“米歇尔，为什么你从来没有把她介绍给我们？你为我们感到羞耻吗？”

“妈妈，拜托，不要在死人床上说这些。”

“那之后我们再聊，现在我去叫她？你尝试保持清醒。”

“好的……妈？”

“怎么了？”

“帮我一个忙，把那些花儿带走。”

“你好。”一个声音唤醒了我。

我睁开眼睛。一个衣服破旧却优雅的男孩坐在我旁边。“你是谁？”

“我是马丁，”他回答，“马丁·伊登。”

“你好，马丁。我叫米歇尔，很高兴认识你。”

“是我的荣幸。”

我们就那样相互好奇地观察着彼此，两个真实的人之间是不会允许这么长时间沉默的，但我们不是真实的人。

“你好吗？”我问他。

“我？很好。”他一只手放在胸前说，“那么你呢？我看你有些低落。你看起来像极了我那可怜的朋友布里森登，他生病了，你知道吗？”

“感谢你的坦率，马丁。”

“没什么。”他一只手插进口袋里，掏出一只烟斗仔细地检查着，就好像它在抽屉深处被遗忘了很多年。

我清了清嗓子：“我能问你这次拜访的原因吗？”

马丁用手紧抓一小撮烟草停在半空中，他抬起头，烟斗夹在嘴唇之间：“你不高兴见到我？”

我躺在被子下激动起来：“你想要真相吗？不。但不要觉得这是什么个人恩怨。在我的图书馆里至少有两个版本的马丁·伊登。”

“你有过一次癫痫发作。”他用手指剥开烟草说道。

“我知道。”

“有那么几小时你有些复视……”

“现在我看得很清楚。”

“……语言障碍。”

“全都过去了，对吗？”

马丁从口袋里拿出一盒火柴，点燃一块小木炭：“明天他们会让你出院，没有理由再把你留在这儿了。”

再一次地沉默。“米歇尔？”

“是，马丁？”

“最后一次磁共振的结果没有达到预期。”

他麻木地看着我，和一个生物学家在退休前一天看着一块刚找到的愚蠢化石是同样的方式。

“那么所以呢？”

“如果你想知道我的看法，你不可以再动手术了。”

“你是说我没有多少时间了？”

马丁吞云吐雾就像是一个老水手那样：“没了，你没有多少时间了。”

“喂，等一下。为什么你不再重复你的那些俏皮话了？为什么你说起话来像是一个医生？”

“什么俏皮话？”

“那些你的俏皮话，就像霍尔顿和阿尔图罗那样，他们都是按照剧本说话的。”

“因为我觉得那样会很愚蠢。”他再一次将烟斗塞进嘴里，“我不喜欢讲我同事的坏话。不过，如果我可以放开地说，在我看来那两个人从来就不是什么天才。太过年轻和幼稚，太过二十世纪了，对于我的口味来说。”

“你也是那样，还是我搞错了？”

“不要糊涂，米歇尔。你很清楚我想说什么。马丁·伊登不是一个纽约高中生，甚至也不是一个吃橙子的意大利人。马丁·伊登乘过风破过浪，在他的身后有着全部的十九世纪。”

“但是你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你并不是真实的，你是杰克·伦敦的想象力的果实。”

“确切地说，在这个时刻，我是你的想象力的果实。你可以引用其他书里的人物这个事实，并不能免除你自己也是作家的角色。”他站起来，走向窗边，仍然在吞云吐雾。他看起来在生气，“好好听我说，米歇尔。这样子是行不通的。考虑到这个情况，你不觉得等待一个你自己虚构出来的人物来提供你已经知道的答案是没有意义的吗？”

“什么答案？回答什么问题？”

马丁快速迈了两步，决定向着我走来。他的表情像是要杀死我，相反他却停在床边，从嘴里拿出那根愚蠢的烟斗，说：“好吧，米歇尔。这是你想要的。”

“快点，马丁。说吧。”

“答案是肯定的。”

“肯定的？那么问题呢？”

“问题是：我要一路走到尽头吗？”

埃斯波西托先生，一个留着白胡子的老人，上床睡觉去了。他整个晚上都在看的电视节目结束了，给他留下精神上的痛苦：一个姓布朗的美国家庭，就像许多其他经济困难的家庭一样，是那个节目的主要嘉宾。

有很多关于房子的讨论。主持人一个接着一个地采访了布朗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所有人都确认了那种关于居住在颓废地区人口众多的家庭的印象：并不仅仅只是公寓需要修复。

埃斯波西托先生在床上侧过身去静静地躺着，深夜醒来，发现他儿子并不在那里，或者不能再记住那双眼睛的颜色这个事实已经不会再让他心情纷乱。他躺在床上回忆着他那年纪轻轻便死去的儿子，还有也同样离开了的埃斯波西托夫人，尽管她走得更晚一些。失去儿子的痛苦加上失去她的痛苦，再加上她在她儿子死去以后的那些年里所感觉到的痛苦，在他看来，这个计算结果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不能没有任何意义，恰恰就像过去在他的写字桌上所有那些数字揭露一个错误所需要的时间要远远早于他手上的文案。不同的是在办公室里一个文案可以被退回给寄件人，然而痛苦不行。

那种痛苦他必须把它全部留在床上。

然而那天夜里，和布朗家庭里那种混乱的幸福相比，埃斯波西托先生感觉到他儿子在某种意义上令人失望。并不是因为他儿子如此年轻就离开了；不是因为在他脑子里长了一颗肿瘤，这并不是他儿子的选择；也不是因为他儿子的死亡加速了他妻子的死亡，而是因为他儿子在死去的时候给他判了刑，而惩罚则是没有意义的。那些空虚的日子，那些没有任何人可以挂念的日子。如果好好地想一想，比起那种青春与活力的逝去，比起朋友和家人过上了更好的日子，真正让他感觉到失败的是那个儿子在有更多需要的时候没有能力来寻求他的陪伴。然而有一些感情是无法表达的，尤其是对于一个老人来说。

就是这样在黎明的第一缕阳光下，埃斯波西托先生的沮丧消失了，在下一天夜里他会回到关于他儿子的思绪里试图保存那份记忆，并在黑暗中盯着他儿子的轮廓，想象着他儿子的声音。他在说服自己他儿子还在那儿，在他旁边，还活着。

32

门铃声响起，属于那种强劲的类型，几乎把接收器震落下来。二十一点三十分。在我们十岁的时候，加尼就在等待着和我一起出去的约会。

这一次我回应他了。

拿上钥匙，双手握拳插在口袋里走出门，闻着略微清新的空气，跨过步行栅栏门（在那件完美杰作旁边的那个）。我来到他的高尔夫前，一股夹杂着汗水和酒精的臭味无情地向我袭来。有那么一瞬间我迟疑不决。“快点，赶紧的。”他对我说，“在今夜之前我必须把这件事搞定。”

这就是会发生的事情，我对自己说，当你不是一个挑剔的家伙的时候。如果我更加势力，有一些痛苦的夜晚我将能避免，然而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改头换面：每个人都会登上一辆他觉得值得的汽车。我钻进那张难闻的毯子里：“好，我们走。”

立体声音响的音量在30+，一首地狱舞曲在提醒着我幸福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不情愿地塌陷进座椅里。

“我能降低音量吗？”

“嗯？”

我的手指在不符合任何触觉逻辑的彩色按钮和蓝色指示灯之间来回滑动，没有成功，音量旋钮像旋转木马一样不间断地旋转着。

“坏了。”加尼对着我的耳朵大声吼叫。接着他开动汽车，无视第一挡，我们的流动迪厅出发了。咚次咚次咚次。

“关上那该死的车窗！”他命令我，在第一次加速到八十迈后，一些结霜的大气尘埃勇敢地飘进车内改善了空气质量。

“不，我不关。”

我们就像是两个青少年在舞池里，唯一的问题在于缺少灯光频闪，缺少一杯充满内格罗尼的古典鸡尾酒，缺少挑动情欲的古铜色皮肤，也缺少充满完美白痴们的气氛，所以我们并没有很尽兴。“这里面有尸体腐烂的恶臭，可以知道你到底在这里干啥了吗？”

实际上，他看起来很疲惫。面容消瘦，不像以往那样有光泽，他无视我，瞥了一眼后视镜，加速，向右变更车道再超车，像一个完美的嗑药绅士那样，超过了一辆正在减速进站的公交车。

“浑蛋，一坨屎。”他冲着公交车司机大喊，接着转向我，脸色铁青，“关上那该死的车窗！”

“你嗑药了？”

“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了吗？你觉得如果我嗑药了会像现在这样如此糟糕吗？”

“听着，有没有办法降低音量？”

“嗯？”

我问自己：对于一个可怜的癌症晚期病人来说，难道没有任何理解可言吗？

“你准备好了吗？”他问我。

“去做什么？”

“去避免一场谋杀。”

“嗯？”

一阵短暂的沉默不语，在以精神分裂者环游世界的方式绕过一个圆形环岛之后，我们又开始在高分贝下说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觉得为什么我要你来陪我？我需要某个人能够阻止我，以防我们找到那个浑蛋。”

“计划是杀死某个人？”

“嗯？”

“算了。”

那辆高尔夫在郊区的街道里前进着，打破了那里的沉寂。我不认识那些街道，也不知道我们正在去哪儿，相反加尼移动着，带有克丘亚人的那种自信，好像是在安第斯山上的小路上散步一样。他开车靠近一家金属卷帘门已降下的五金店的对面，用长满脓包的食指向我指着一百多米外的一栋公寓楼。“在那儿，我们到了。”他说，“苏珊娜就住在那里。”

我们停留在那里保持沉默，观察着那栋公寓楼。

咚次咚次咚次。

“为什么你不关上车窗？”他问我。

“如果你是我，如果你是另一个人，如果你是任何一个不是制造了这股屎味的人，你就不会要我关上那超级该死的车窗。”

“如果你不关上它，他们就会注意到我们，而这就将不再是一次埋伏了。”

“所以说关掉立体声响难道不是更合理吗？”

从最开始他无视我，接着他开始盯着我就好像获得了基督启示，最后他用腰小幅度地向立体声响猛扑过去，不停地打击直到它停下为止。“完事啦。”他嘟哝着，“满意了？”

“我没想过要把它碎尸万段。”

“已经发生了。不要再想了。”

一盏霓虹小灯照亮了那栋公寓楼的入口，一大群蚊子围着它转来转去，无法接近光源，却迟钝地在永无止境地尝试。一个快要死的人不可能不理解现在这个场景里涉及人类状况的微妙隐喻。

“说到底，”我问他，“为什么我们在等这个家伙？”

加尼看着我，表情是如此呆滞，以至于我想试图要他停止禁欲。“为了看到他的脸，”他声音苍白地回答，像是一具尸体，“为了搞明白苏珊娜在和谁上床。”

“这能改变什么？”

“能改变，他妈的。他妈的，肯定能改变。”

“听着，朋友，我理解你现在的状态。真的。但你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这件事情。这是你第二次遇到这种事情了，而且总是和同一种类型的姑娘。我想说，如果你决定和一个妓女在一起，很明显，除了你之外她还会有别人。”

“钢管舞女演员，”他插话进来，“苏珊娜是一个钢管舞女演员，不是一个妓女。顺便说一下，你的姑娘不也是一个芭蕾舞女演员？别的先不说，据说她裸体跳舞。”

“那叫作‘舞踏’，是一种日本舞蹈。可是跟这有什么关系？克丽奥是真正地在跳舞。”

“你真的确定吗？”

他斜眼观察着我，眼神像发疯一样能够让我后背上产生一阵毛骨悚然的颤抖。

“好吧，好吧。”我又开始说，“那么现在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会对那个家伙会从那个大门里出来如此感兴趣，如果每天将会有类似他那样的十多个其他家伙从那同一扇大门里出来？”

“这个家伙不同于其他人。在俱乐部里有一个人围绕着她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送她花，送她回家，就是这样的浑蛋。我必须要搞清楚是不是那同一个人。”

恰恰就在那个时刻大门打开了，一个和马雷克·哈姆西克一样发型的家伙出来了，那件僵硬衬衫的领子像是乡下的栅栏。“就是他。”加尼指着他。

“谁？那个塔马罗[2]？你确定？”

“是他。是他。”

“好的，现在你得到了确认。我们离开吧？喂！等一下。”

“怎么了？”

“那个家伙我认识，是那个卖给我房子的家伙。”

“谁？”

“是那个房地产经纪人。我知道他叫什么。他叫……他叫……佩佩！”

“佩佩？你确定他叫佩佩？”

“确定，就是他。就是那个吹嘘栅栏门是完美杰作的家伙，就是那个向我讲述了关于房子的一大堆狗屁的家伙。如果我需要帮忙，我会向你示意。”

“你去哪儿？回到这里。应该出去的是我，不是你，你在这里是为了阻止我的。”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打开车门跑了起来。啊，郊区的新鲜空气！我的目光向上，脸上一缕轻微的冷笑。不知情的佩佩正在离开，手插进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并将它插进他那辆白色发亮的汽车，箭头灯开始闪烁。发出一阵微弱的吱吱声，那种属于暴发户和发亮汽车的吱吱声。

“佩佩！”

那个家伙转过身来，片刻之间他的脸上极度惊恐。就是他，我确信，他是所有这一切的源头，从佩佩开始，没有任何东西得到过拯救。“喂，你，停下！”

我的敌人加快脚步，我吓到他了。他认为还存在拯救，但我几乎就要做到了。我用我那双大手（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手）抓住了他，用拳头逮住了他。我做到了。我压在他身上。

“你好，佩佩。你还记得我吗？”

我的呼吸落在他的脸上，他的脊柱被压在车身上，他必须明白这个晚上将会很糟糕。

“所以，你还记得我吗？”

“什么？”

他吓坏了，佩佩，我的手一直紧紧抓住他的衬衫翻领。“你搞明白我是谁了吗？”他在颤抖，“我是某个你卖过公寓的人。”我继续说，“现在你记得了？”

在我说出“公寓”那个词的时候，他的脸色更加地让人欢欣鼓舞，但这还不够，我的小家伙。那个善良的房地产经纪人像是一只迷途的羔羊。他还是做不到。

“不，我不记得了。现在放开我……”

他试图挣脱，然而我是一个优秀的侵略者，将他按在车门上：“你耍了我，你知道吗？那个栅栏门根本就不是什么完美杰作。”

“我没有耍任何人，那只是我的工作而已。”

我勒紧，再勒紧，几乎要勒死他：“连正在死去的人你也耍？”

“什么……你在说什么？”

“你耍着正在死去的人，而你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你家墙壁上有没有过风化后的盐结晶？你知道当你被强迫每天去看那些该死的斑点时会发生什么吗？你知道吗？”

离他如此之近让我可以从他的眼睛里读出：他没有在想任何东西。零。漆黑一片。纯粹的恐慌。在一个像这样的夜晚，和一个像其他许多人一样的强盗相遇，比这要好上一千倍，嗯？“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不……我不知道。”

“你习惯了，不再去想了，这会发生。而那些斑点继续在增加，到最后，在你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那墙壁变成了一整块巨大的斑点，所有人都能看见，除了你！”

我在大声吼叫，我在勒死一个人，有人会阻止吗？

“除此之外，你还搞了我朋友的女人。”我向他指着那辆高尔夫，“你看见那边那辆车了吗？”加尼打开车灯向我们闪烁着。“如果我是你，我不会如此焦急想要逃跑。那个家伙是一个习惯于重型毒品的消费者，而且酩酊大醉。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在这儿吗？”加尼打开车门，从车里出来。佩佩咽下一口唾液。

“为了杀死你。他用他剩下的那最后一点儿清醒请求我来阻止他。然而我会阻止吗？你告诉我。你觉得，考虑到是你卖给了我那套该死的房子，我会阻止吗？”

“可是你在说什么？你们他妈的到底是谁？”

“命运，佩佩。命运。今晚我是你得到拯救的唯一可能，但是你耍了我，你还记得吗？”

突然，扑通一声。加尼。

佩佩和我相互看着，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脸上带着震惊。我太过吃惊以至于无法做出任何反应，我紧勒着的手变松了，加尼在郊区的一条街道中间重重地摔倒在地。

“现在呢，”佩佩用力猛推挣脱掉了，“你们两个都应该给我只挖一个小洞……”他打开车门，钻进去，猛地关上门。

佩佩摇下车窗，带着胜利和装无辜的表情，那种我刚认识他那天时的表情。“你是一个可怜的傻瓜，你知道吗？”他尝试着点火，但今晚他并不走运，在几次震动后，汽车熄火了。

因为生活就是如此，我亲爱的房地产经纪人，有时候这就是会发生，命运会在最不合适的时刻对你大发雷霆。

他不能出发，佩佩。再次尝试，用拳头砸方向盘，扇自己耳光，诅咒，怎么都没用。

他不能离开。

我忍不住笑了，一阵强劲有力又恶毒的大笑响彻了整个街区，传到了所有那些躲在百叶窗后面偷听的人的耳朵里。当我笑完的时候，我的朋友在地上，我的敌人被困住，我终于可以边吹口哨边离开，像胜利者那样。我的手指在口袋里，掠过家里钥匙的金属尖：它们是炽热的，而我抚摸着它们。接着我把它们掏出来，对准佩佩，我靠近他那辆发亮的汽车。

“你他妈的要做什么？赶紧离开，浑蛋。”他喊叫着。

“干吧朋友，干吧。”加尼躺在地上，像快要枯竭的毒瘾者，嘴巴里像塞满糨糊似的咕噜咕噜地说，“要一路走到尽头。”

而我这样做了。我开始用尽全部力气地刺过去，我那破房子的钥匙插在金属板里，我认为我想要刺出一个非常深的洞。

“你的鬼魂，”我小声嘀咕，“你的鬼魂将会到天涯海角去抓你。”

33

我睁开眼睛看过去。

葡萄酒颜色的云彩向着太阳移动，饥饿的海鸥朝着轮船呕吐它们的抱怨，宇宙的尘埃飘扬在城市上：风正在变化。

我伸手触碰潮湿的草，在距离相互追逐打闹的小男孩们不远的地方，小女孩们围成圆圈在聊天，在用指尖梳理着裙子。

我站起来，用手掌拍掉外套和裤子上的灰尘，双脚冻得僵硬。我捡起书包，开始走去登船，大街上来来往往的救护车，浓妆艳抹的女人们身上挂着的购物袋，还有由形形色色的失业人士组成的抗议游行队伍。再过几天便是圣诞节了。

港口一片寂静，空气寒冷，夹杂着柴油的味道。码头边上的风景也陷入那片寂静之中，只能听见远处货船的声音。沥青铺的人行横道线在一个即使在最好的天气下也满是淤泥的小广场那里中断了。我侵入那些小花园，顺着一个斜坡滑下，发现自己正面对着在码头上带有雕刻装饰的建筑物。

过了一小会儿，我在从那不勒斯去卡普里岛的船舱再次感觉到那种摇摇晃晃，在我有尊严地接受了自动售货机里的咖啡给我带来的那种失望之后，我走上甲板欣赏维苏威火山。

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喜欢观察它。

在完成作业或者阅读之后，我没有任何事情可做，除了待在窗前观察那座火山随着季节而变化：冬天的时候寒冷和凄凉，春天的时候生机盎然的金雀花，夏天的时候海蓝色就像围绕着它的大海，秋天的时候浅绿色的一块斑点。

“米歇尔，为了妈妈好，关上窗户。”我母亲抱怨道。

我开始偷听她和一个我之前从没有见过的客人之间喋喋不休的谈话。那是一个胖男人，胡子很密，他身上的气味并不好闻。他正在和她交谈，并不屑于看我一眼。尽管我才十岁，但我明白他们正在谈论要在墓地里购买一个位置。我母亲用洗练娴熟的话语对我们的客人说：“我想要一个宽敞的墓穴，你明白吗？”那个男人点头示意。

随着时间而褪色的这幅画面是我和死亡的第一次相遇。总的看来，除了有一小撮生动的语言之外，我母亲并没有疯掉，她只是想要在面对不可估计的灾祸时感到安全，并在她亲爱的人身边确保有一个永恒的位置。而我也将在那里结束，在那宽敞的墓穴里。

我坐在轮船上的酒吧里，一个散发着奶酪吐司味道的女服务员递给我一瓶啤酒。“我可以拿它吗？”我正指着柜台上的一份日报。那个姑娘耸了耸肩：那不关她的事。

新闻让人感到困惑，最近几天来我错过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叛乱已经开始了；比如说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决定停止开胃酒，开始付诸行动了。

我尝试按照我的理解来简述那些事实。

人民代表中的某个人试图摧毁政府的信任但没有成功，外面的那些人在抗议所有的事情——抗议对学校、对大学、对养老金的财政削减、垃圾处理、地震后重建、高速火车、没有希望的未来——叛乱爆发了。交通事故、警察袭击、受伤、失火、来来往往的救护车、逮捕、被摧毁的银行自动取款机、被撞歪的电线杆、迪格斯[3]的介入，还有漫天的喊叫声。

唯一确定的是——暴力是永远不能接受的，甚至连暴力分子们也这样说。

糟糕的是阅读报纸并不容易弄明白谁是施暴者，谁在对什么施暴，又是谁首先施暴。然而暴力，是永远不能接受的，所有人都深信不疑地重复着。永远。如果你们不想去弄明白，亲爱的为未来而焦虑的年轻人们，我们会通过驱赶来提醒你们。

与此同时开始下雪了，在从那不勒斯去卡普里岛的轮船甲板上，飘落下来的雪花是如此巨大。我透过船上的小圆窗观察着它们，喝着啤酒，和一群正在打牌的卡车司机、外出求学的学生，还有一些浓妆艳抹的女人做伴。

我来到外面，甲板上一片荒芜。维苏威火山变成了在葡萄酒颜色的云彩之间用钢笔勾勒出的一条线。巨大的轮船继续向前，上半身在变白，下半身在水里用力踩踏。我抬起手臂想要抓住一片雪花，但它在距离我手指几厘米远的地方便融化了。

问题是：我要一路走到尽头吗？

答案是肯定的。

它只是水，我自言自语。在脑海里制订着旅行计划：我会回到酒吧，点一杯内格罗尼——或者也许什么更烈的东西——接着打瞌睡直到抵达。在卡普里岛的港口，我会微笑着回忆飘在大海上的雪花，我会向出租车司机讲述而他不会相信我，然后抵达旅馆，我会给克丽奥打电话告诉她我爱她。那天晚上我觉得我会老老实实地待在一家酒吧里，偷偷地观察一个美国女游客，然后上床睡觉。后一天早上我会去那个带泳池的性瘾诊所见丹尼尔，我们会继续采访录的工作，而这一次他会将一切娓娓道来。然后我会回到旅馆，灌醉自己——痛苦地发现那个美国女游客已经离开——我会再次给克丽奥打电话告诉她我爱她，接着像一个婴儿一样安详地睡去。而后一天我会再次重复所有的一切直到离开的时刻，在我们握手之前，丹尼尔会说：“再见了，再见，米歇。我们天堂里再见。上帝会拯救我们所有人。所有人。”

在那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会接到莱昂纳多的电话，我的主编，他会从他在米兰的办公室打过来问我卡普里岛的旅行如何：出版社很重视那个项目。工作完成了，我会回答，一切都很顺利，然而真正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在去程的途中下雪了。“疯狂的事情，不是吗，莱昂？”

我会再次登上轮船，阳光会治愈我的感冒，我会拿起丹尼尔给我的那张名片用火点着。我会观察着它燃烧直到那个本应该让我写一些剧本的美国制片人不留痕迹地彻底消失，我将会完成那个《只有贷款做伴的男人》，将会成为一个知道选择更合适词语的作家，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在我到达的时候，克丽奥就坐在码头。她用散发着橙子味的手指抚摸着我的脸，我们就在那儿亲吻，当着所有人的面，接着我们上车，街道上空无一物：没有救护车，没有游行队伍，没有拿着圣诞节购物袋的浓妆艳抹的女人。事实是意大利从整体上来看正在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我们所有人都在成长，都在奔着四十岁，然后是五十岁，接着还会更多，而有一天，当我们变老，我们回首过往会感觉到自己充实地生活过。有的人多一些，有的人少一些。

与此同时，克丽奥和我正在打开家门。我们脱下衣服做爱。在半小时的休息之后，我起来并惊奇地发现墙壁上的霉菌消失了。防湿油漆奏效了。我转身面向另外一边，那件无名氏家具被替换掉了，在它的位置上，现在是一个胡桃木书架，而里面的书籍按照字母表顺序摆放着。

“你知道之前下雪了吗？”

“在哪儿？”

“在轮船上。”

“真的吗？”

在一段无法估量的时间里，我感觉到一个幸福的人和“幸福”，在那段时间里，我不觉得那是一个愚蠢的词。

接着，几天之后，克丽奥向我坦白她怀孕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因为将出生的婴儿的名字而决斗，但到最后那并不重要：我们俩都知道那将会是我们人生中最不可思议的经历。

我儿子有着我父亲的名字，而我父亲，当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会感觉到那种衰老的重担轻了不少。我母亲给他烹饪美味，天气好的时候会带他去玩旋转木马，让他坐在小马驹上转一圈，就像过去带我长大时那样。并不总是所有东西都会变得更好，然而现在，到了某个年纪，我可以得出某种结论，并没有那么糟糕：我活过，我爱过，我犯过错——有一些真的无法原谅——我在陪伴中快乐过，在孤独中哭泣过，也在未来的不确定性里，有时甚至因为饥饿痛苦过。我曾经是一个孩子，一个年轻人，一个成年人，然后老去。我还过贷款。我和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一起抚养了两个孩子。我过去的愤怒已经让位给那种资产阶级的谨慎，更多的是中产阶级而不是小资产阶级。我读过伟大的著作，也写过一些还读得下去的东西。在某个地方应该有一本日记，没有人会为了要在我死后出版它而操心。我成了我可以成为的人，我活出了我应该活出的人生。

也许我向那边走得太远了。

问题是：我要一路走到尽头吗？

答案是肯定的。

雪停了。

我向里面望去。酒吧的灯光透过覆盖着一层盐的小圆窗荡漾着。我听到引擎发出的残酷的隆隆声，我的双手触碰到栏杆几乎就像是不属于我的一样，它们冻僵了。嘴里塞满了风的味道让我无法呼吸。我并不害怕写下“结束”这个词，再说这就是我的工作——开始并结束故事。

我慢慢地攀爬，先是一只脚，接着是另一只。我在寒冷中颤抖，我并不情愿。

我向下面望去：深渊。大海是灰色的，令人恐惧。如果那些虚构的人物可以做到，我心中独白，那么我也可以做到。

【全文完】

注解：

[1]　日间医院，又称“日间诊所”，在精神病学领域指病患白天住院接受治疗、护理、康复训练等，晚上则回家休息。

[2]　塔马罗，意大利语俚语，用讽刺的方式去形容一个不受尊敬的人。

[3]　迪格斯，意大利警察下属的特别行动调查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