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终极刺杀：被行刺的国家元首/李涛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7

ISBN 978-7-5057-2553-9

Ⅰ.终…Ⅱ.李…Ⅲ.国家元首-生平事迹-世界Ⅳ.K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9144号

书名：终极刺杀——被行刺的国家元首

作者：李涛

出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规格：787mm×1092mm 16开本 14印张 297千字

版次：2009年7月第1版

印次：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57-2553-9

定价：25.00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100028

电话：（010）64668676

- 血案卷宗 1 政要刺杀史上的疑案

- 第一被害人 肯尼迪

- 一 达拉斯的枪声

- 二 行家与门外汉

- 三 莫名的死亡

- 四 一个精心策划的大阴谋

- 五 背后元凶

- 第二被害人 帕尔梅

- 一 神速的刺杀

- 二 和平斗士

- 三 跌宕起伏的悬疑情节

- 四 尘埃依然无法落定

- 第三被害人 拉吉夫·甘地

- 一 血染红地毯

- 二 无奈的选择，宿命的结局

- 三 是恐怖复仇还是“猛虎”伤人？

- 四 周密的暗杀计划

- 五 猛虎之患

- 第四被害人 贝·布托

- 一“铁蝴蝶”的陨落

- 二 “不是我选择了此生，而是此生选择了我”

- 三 “我把信仰交给真主，把命运交给人民”

- 四 破茧成蝶，华丽蜕变

- 血案卷宗 2 盖棺论定的终极刺杀

- 第五被害人 萨达特

- 一 血溅阅兵场

- 二 绝非池中物

- 三 和平的英雄

- 四 “一串葡萄”

- 第六被害人 莫罗

- 一 代号：“宝石行动”

- 二 “一切为了库乔”

- 三 生命，终结在第天

- 四 真相背后

- 第七被害人 朴正熙

- 一 “鸿门宴”上的枪声

- 二 是凶手还是英雄？

- 三 “拿破仑和希特勒”的梦想

- 四 “狼群”的内讧

- 五 “杀鸡儆猴”的审判

- 第八被害人 索摩查

- 一 倒在血泊里的逃亡总统

- 二 年家天下

- 三 “美国派”的独裁接班人

- 四 世界上最贪婪的统治者

- 第九被害人 英迪拉·甘地

- 一 开枪的警卫

- 二 举国同哀

- 三 “印度新的主宰”

- 四 政治天才

- 五 割肉饲虎，终酿悲剧

- 第十被害人 拉宾

- 一 “这不是真子弹”

- 二 以色列的一代英雄

- 三 祈望和平

- 四 “奉上帝的旨意”

- 五 永恒的《和平之歌》

- 血案卷宗 3 五花八门的失败案例

- 第十一被害人 戴高乐

- 一 虎口脱险

- 二 军人荣耀

- 三 政途路上不孤单

- 四 在保守中被埋没

- 五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 六 拯救法兰西

- 第十二被害人 杜鲁门

- 一 暗杀未遂

- 二 “小人物”的成长之路

- 三 有实力的幸运儿

- 四 点燃地狱之火

- 五 杜鲁门主义

- 六 最出色的美国总统之一

- 第十三被害人 卡斯特罗

- 一 费尽周折却成空

- 二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 三 哈瓦那的英雄赞歌

- 四 为民族尊严而战

- 五 “卡斯特罗是最重要的”

- 第十四被害人 里根

- 一 惊险一幕

- 二 拔枪一击为红颜

- 三 从演员到政客

- 四 里根导演的“星球大战”

- 五 “伊朗门”事件

- 第十五被害人 穆巴拉克

- 一 被祝福的人

- 二 文韬武略的接班人

- 三 “不戴别人的斗篷”

- 四 纵横捭阖

血案卷宗 1 政要刺杀史上的疑案

在世界政要刺杀史上，曾有许多疑案让人真假难断，而肯尼迪、帕尔梅、拉吉夫·甘地、贝·布托等人之死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尽管已事过多年，但究竟谁是谋杀他们的真凶，却依然云里雾里，至今没有定论。比方，有关肯尼迪遇刺的真相至少有36种版本，而瑞典警方对刺杀帕尔梅的疑凶捉了放，放了又想捉，类似的故事曲折离奇，引人入胜。

第一被害人 肯尼迪

被害人：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国别：美国

身份：美国第35任总统

刺客：至今没有定论，联邦调查局、中情局等政府机构，黑手党以及一些极端武装组织，甚至时任副总统的约翰逊都难脱干系，皆是被怀疑的对象。

案情回放：1963年11月22日，中午12点30分，肯尼迪正在达拉斯为自己的连任造势，跟达拉斯选民们亲密接触。突然一声枪响，肯尼迪中弹。接着又是三声枪响，其中一枪打中了旁边的康纳利州长，其余两发子弹悉数落在了总统肯尼迪的身上。

案终陈词：他在西柏林的讲话，改变了世界对美国人的看法；他在国会山的演说，改变了美国人看世界的方式。但这一切都随着一声枪响而结束了。究竟是谁谋杀了肯尼迪？在过去的40多年里，关于肯尼迪遇刺的内幕至少有36种不同的版本，但没有一种说法被证明属实。这场惊天谋杀案的真相至今仍然迷雾重重、扑朔迷离。

一 达拉斯的枪声

1963年11月22日上午11点40分，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空军一号”专机降落在达拉斯的拉菲尔德机场。机场上的欢迎场面极其冷清，达拉斯那些有钱的金融大鳄们一个都没有到场，只有副总统约翰逊和夫人以及当地民主党的几个重要人物各怀心事地守候在机场上。就在这样尴尬的气氛中，肯尼迪带着夫人杰奎琳下了飞机。

不要感到惊奇，肯尼迪正是为了打破这种尴尬而来。这种尴尬从肯尼迪当上总统就开始了。1961年1月，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不负众望当上了白宫的主人。然而，民主党人很快就发现，这位新总统的很多想法和政策都承袭了林肯的思想，特别是在反种族歧视政策方面，肯尼迪简直就是林肯的翻版。为黑人说话，本身就触动了美国不少大庄园主的利益，是件让白人很反感的事情，但是，肯尼迪却逆流而上高调支持反种族歧视政策，这让很多民主党人都心怀不满，南方那些民主党人更是气急败坏。

在南方众多的反对声中，声音最响亮的就是得克萨斯州。守护得克萨斯州的人尽是些极右分子，他们对肯尼迪的政策方针尤为不满。达拉斯是得克萨斯州一个非主要城市，但这里却是极右分子聚集的地方。肯尼迪无法对这里高涨的不满声置之不理，他马上要面临着下一届竞选，要想连任就必须虏获得克萨斯州的人心。于是，便有了肯尼迪的这次出访，确切地说，是谈判——同参议员亚巴勒和州长康纳利的谈判。在达拉斯民主党内部，思想解放的亚巴勒和倾向保守的康纳利一向不和，肯尼迪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他们二人排解与斡旋来的。

肯尼迪到达达拉斯，行车路线是几天前就制定好的，途中要经过达拉斯工业区、豪华住宅区和普通居民区，然后通过市中心去参观交易市场。这样制定路线的目的是让更多选民能见到肯尼迪，走亲民路线。

肯尼迪原本所要乘坐的凯迪拉克轿车是经过特别加工的，四周防弹，不难想象，这种像牢房一般的轿车并不招肯尼迪的喜欢，他一直觉得，坐在这样的车里行驶在马路上就好像坐在一个可移动的牢房里一样。在肯尼迪的坚持下，他的座车被换成一辆敞篷的凯迪拉克，尽管在行前他已经预感到某种危险，但他还是决定冒一下风险，不愿放弃这个难得的亲民机会。

肯尼迪不喜欢防弹轿车，认为它像活动的牢房。图为达拉斯之行时乘坐在敞篷凯迪拉克上的肯尼迪夫妇，前排为得克萨斯州州长康纳利夫妇。

肯尼迪遇刺瞬间。这组珍贵的镜头是摄影师亚伯拉罕·扎普鲁德用摄影机在刺杀现场拍下来的，完整地记录了子弹射入肯尼迪颈部那一瞬间血雾横飞的真实场面。

在走出机场的那一瞬间，肯尼迪还是十分兴奋的，因为这里有20多万的民众正在夹道欢迎他的到来。对于肯尼迪来说，能否受到权贵们的盛情接待倒是次要的，他更看重的是他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与形象。他看着窗外那些欢迎自己的标语，高兴地让司机停车，他要跟这些热情而忠实的选民握手。尤其是在两旁欢迎他的小学生，那一张张稚嫩可爱的脸让肯尼迪不由自主要停下脚步。一路上肯尼迪都充分表现出了一位民主领袖该有的风采，走走停停，亲民行动做得十足。这个时候的肯尼迪应该是最开心的，他与支持自己的民众亲密接触，与他们握手、拥抱，享受那种热情带来的自豪感。

这种亲密接触持续了大概10分钟左右，车队继续前行。一路上肯尼迪都无法抑制自己的喜悦，频频从敞篷车上站起来向两边的人挥手致意。

按照计划，肯尼迪的车队将通过市中心驶往交易市场。去交易市场要经过埃尔蒙街的高架桥，当车队行驶到埃尔蒙街的时候，时间已经是中午12时28分。车队即将接近高架桥时，车上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目的地就在不远处，总算是安全到达了。然而，这颗心放得太早了，真正的危险就潜伏在大家都认为可以放松的时候。

12时30分，一声枪响打破了整个祥和欢快的气氛。当护卫警察听到这声枪响后，一个可怕的概念出现在脑海里——“刺客”。那颗子弹飞速而来，直接进入了肯尼迪的脖子。坐在肯尼迪一旁的杰奎琳，亲眼看着自己的丈夫在第一声枪响后用手捂住了自己脖子，然后是第二枪、第三枪，肯尼迪顿时瘫倒在杰奎琳的怀里。杰奎琳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呆了。

当肯尼迪的私人保镖做出反应狂奔向总统轿车的时候，一切为时已晚。那些箪食壶浆以迎总统的人们更是茫然失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保镖们立刻守住了总统轿车，持枪警备，向四周张望试图找到开枪者。然而，他们面对的是十分职业的杀手，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刺客早没了影踪。

这起刺杀事件发生的是如此突然，但是却有一个名叫亚伯拉罕·扎普鲁德的摄影师用摄影机拍下了案发过程。这位摄影师当时就在埃尔蒙街上，他准备拍下肯尼迪经过高架桥的全过程留个纪念，却没想到把刺杀过程拍了下来，从而为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影像资料。

在场的所有护卫都十分紧张，生怕再有暗枪飞来。驾驶肯尼迪座车的司机当机立断，猛加油门向最近的医院——帕兰克德纪念医院驶去。

在帕兰克德纪念医院，为肯尼迪进行紧急救助的是副主治医师马尔科梅·佩里，他是在12时33分的时候接到了有个重伤员需要手术的通知，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位重伤员是谁，直到他赶到了手术室，才看到了躺在病床上满身鲜红的肯尼迪总统。除了肯尼迪外，在这次刺杀中中弹的还有与肯尼迪同车的康纳利州长，他的夫人早已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相比起康纳利夫人的表现，第一夫人杰奎琳显得异常镇静，她始终保持沉默。

几分钟后，手术开始了。佩里对着几乎已经变成尸体的肯尼迪暗自叹息，职业经验告诉他，肯尼迪伤势极为严重，心跳和脉搏此时都已经停止，生还的几率极小。但是，佩里不能就这样宣布总统死亡，而必须尽自己的职责采取一定的急救措施，哪怕是无济于事。在多次心脏按摩后，佩里无奈地宣布，肯尼迪总统已经死亡。刺客的枪法十分精准，第一枪打穿了肯尼迪的脖子，还有一颗子弹打碎了他的部分头盖骨，大脑清晰可见。

佩里的努力没能让奇迹出现，13时，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溘然长逝。

这个时候，惊魂未定的约翰逊也赶到了医院，他现在成为保镖和警卫们的重点保护对象。当约翰逊得知肯尼迪的死讯后，立即启程准备赶回白宫。一个多小时之后，约翰逊在飞回华盛顿的飞机上宣誓就职——根据美国的法律，总统在就职期间意外死亡，将由副总统直接接任总统职务。

当日14时48分，肯尼迪的遗体被送回了华盛顿。在很短的时间内，美国总统遇刺的消息就传遍了全球。

肯尼迪遇刺身亡后，副总统约翰逊在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宣誓就职，出任第36任美国总统。

历史太过久远了，以至于我们无法真正去体会肯尼迪去世给人们带来的悲痛。但是，那些曾经经历过的人永远也不会忘记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震惊。不少人爱戴肯尼迪，因为他是一个勤奋而富有同情心的总统。因此，他的死亡让很多人扼腕痛惜，甚至潸然泪下。就连美国的对手赫鲁晓夫，都忍不住老泪纵横。

正如卡斯特罗说的那样：“美国应该产生一位能够了解和应付拉丁美洲爆炸性局势的人物，肯尼迪可以成为这样的人物。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肯尼迪还有可能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能够超过林肯。”要知道，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一点都不留余地，肯尼迪曾经让许多古巴人连温饱都难以为继。即使这样，卡斯特罗仍然希望肯尼迪的死讯是个误会。

戴高乐也同样如此，肯尼迪是他鲜有的几个欣赏的人之一，他的死亡让这位法兰西强人十分失落。

肯尼迪的死撼动的不仅仅是国际政坛，更牵动着美国普通民众的心。就在肯尼迪死讯传出之前，华盛顿还是一片热闹，而在肯尼迪遇刺的消息传出后，这种欢乐突然止步，整个美国霎时沉浸于一片哀伤中。人们都放弃了本来计划，滞留在电视机前观看相关新闻。

肯尼迪的国葬在11月25日进行，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送葬队伍，一路上护送他们的总统到达阿灵顿国家公墓。

阿灵顿国家公墓的肯尼迪墓地，一盏长明灯守护着他的灵魂。

二 行家与门外汉

刺杀事件之后，大多数人都沉浸在悲伤中，然而，有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却与周遭的氛围格格不入。这个人叫李·哈韦·奥斯瓦尔德，是肯尼迪遇刺现场教科书仓库的工人。当总统遇刺的消息传开后，他正在公共汽车上跟乘客们谈论这件事情，并且还放声大笑，让在场的人莫名其妙。

人们并不知道，奥斯瓦尔德其实就是这一刺杀事件的关键人物，也是警察在四处苦苦寻找的嫌疑人。刺杀发生3分钟后，几十个警察涌进了教科书仓库进行搜查。经过目击证人的描述，奥斯瓦尔德是其中嫌疑最大的一个，他在事发后的一分钟内离开了仓库，穿着草绿色的衬衣。

在仓库大楼6楼，警察发现窗户是开着的，现场有一支产自意大利的“卡尔卡诺M91／38型”步枪、3个弹壳和一些烧鸡残骸。这样的侦破速度还算不错，在刺杀事件发生不到10分钟后便有了眉目，而且也有了嫌疑人的线索。紧接着，警方向全城下达了通缉令，通缉一个白人男子，身高在1.75米左右，年龄在30岁上下。这个被通缉的人正是奥斯瓦尔德。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职业杀手应该具备的素质是：身手利落，想好所有退路，在任务完成的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逃离现场。然而，奥斯瓦尔德却不像是个行家，他在完成任务后竟然混入了人群，并且在警察分布最多的拉马街汽车站上了公交车。谁都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悠然自得的人在前一分钟开枪杀死了总统。

然而，这种悠然自得又像极了一个心理素质极高的老练杀手。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了这个人的身上，奥斯瓦尔德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嫌疑犯？

奥斯瓦尔德在第二站便下了车，转而乘坐出租车回到他在诺特·贝克利街的公寓。他回到公寓像往常一样向房东问好，然后回房间换了身衣服，接着又走出家门。这一切进行得都十分迅速。

很难想象，一个刚刚枪杀了总统的人此刻竟然无事一般在大街上溜达。如果不是有警察发现奥斯瓦尔德长得很像通缉令里的嫌疑犯的话，他可能还会像平常一样进行自己的活动。发现奥斯瓦尔德的那个倒霉警察叫蒂皮特，说他倒霉是因为他低估了对方的应变能力。蒂皮特在警车里偶然看到了奥斯瓦尔德，发现他跟通缉令里的描述十分相像，于是，蒂皮特把车开到了奥斯瓦尔德的身边，并示意他停下。又一次枪杀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当蒂皮特打开车门试图接近奥斯瓦尔德的时候，却被奥斯瓦尔德的4发子弹击倒在地。这时的奥斯瓦尔德绝对是个训练有素的杀手，他冷静地离开现场，瞬间消失在街角。

当附近的警察听到枪声急忙赶来时，为时已晚，只剩下奄奄一息的蒂皮特在地上抽搐。奥斯瓦尔德身上又多背负了一宗命案。奥斯瓦尔德拥有绝对良好的心理素质，这种素质足以让他从刚才的惊慌失措中恢复。不过，他的狂奔和喘息还是被一个人看到了，这个人就是“得克萨斯”电影院对面鞋店的老板布莱尔。布莱尔看着奥斯瓦尔德一路奔跑，又看着他匆忙进了电影院，这个刚刚听了广播通缉令的鞋店老板下意识感到这个年轻人有些不对劲，于是他特地到马路对面嘱咐售票员留心那个年轻人。

几分钟后，电影院的周围布满了警察，这些警察是接到售票员的报警后赶来的。电影院里当时正上映着一部名叫《战争是地狱》的影片，警察们怕误伤到观众，所以当时只是远远地监视着奥斯瓦尔德，没有立即行动。

13时35分，距离宣布肯尼迪死亡35分钟，距离蒂皮特中弹17分钟，电影院的灯光突然亮起。警察麦克唐纳带着他的同伴向奥斯瓦尔德走去，奥斯瓦尔德起身反击。25分钟后，这场搏斗以奥斯瓦尔德的失败告终，他被麦克唐纳擒获并带回了警察局。

就在麦克唐纳带着奥斯瓦尔德回警局的前几分钟，那些警察还正在讨论这件刺杀行动嫌疑人的动向。可以想象，当这些警察看到被捕的奥斯瓦尔德时该有多么欣喜若狂。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抓到了杀害总统的元凶，他们应该对此感到自豪。达拉斯的警察们被这种巨大的成就感笼罩着，几乎没有人怀疑眼前这个年轻人是不是真的杀害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如果仔细想想就不难发现，凶手这么轻易就落网了？仅凭一个年轻人就能完成整个刺杀任务？这个年轻人为什么在完成刺杀任务后会如此悠闲？

似乎是有人有意让奥斯瓦尔德背负杀手这个罪名，而在大多数人看来，他却不过是只替罪羊。连奥斯瓦尔德自己也说：“我是被陷害的，有人把我的脸接在了别人身体上。”

这一切都像是谜团，但警察们却没有发现。是的，警察们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证据。他们从看到和听到的线索里早就对自己的判断下了定义，凶手绝对是奥斯瓦尔德，没错。

警察在短时间内把奥斯瓦尔德调查了个底儿掉，身家背景都查得一清二楚。奥斯瓦尔德，美籍古巴人，1939年10月18日出生在新奥尔良，父亲在他尚未出世的时候去世，母亲独自把他和两个哥哥带大。在奥斯瓦尔德的成长记忆中，似乎都是不断的转学、搬家，过着游击队一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古怪的性格，叛逆、不羁，浑身上下透着对他人的敌意。乖戾的性格让奥斯瓦尔德无法融入周围的环境，他经常跟人发生冲突，并因此被送进少年精神病院。但是，精神病院并没能让奥斯瓦尔德开朗起来，反而更加阴郁，性情也愈发扭曲。按照当时负责人的说法，奥斯瓦尔德是人格分裂症。

人格分裂，换个词来说就是精神分裂，通俗点来说就是精神病。这样的结论让奥斯瓦尔德的母亲难以接受，她宁愿选择带着儿子躲到另一个城市，也不想把儿子送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几经辗转之后，奥斯瓦尔德一家又回到了新奥尔良。在这里居住的前一段时间，奥斯瓦尔德的表现还算不错，但是没过多久，奥斯瓦尔德的人格分裂症又发作了，开始旷课、打架。此后，他无心上学，开始念想着能够加入海军。1956年10月，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如愿以偿地进入海军陆战队。服役期间，他的射击成绩十分优异，可精确击中200码外的目标。

这个时候的奥斯瓦尔德跟其他人并无两样，只是信仰有些另类。他钟情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苏联和古巴十分崇拜，甚至不容许别人抨击自己的信仰。正是因为这个信仰，让奥斯瓦尔德再次成为一个备受嘲笑的“不正常的人”。无奈之下，奥斯瓦尔德最终选择离开军队，随后去了苏联。两年后，奥斯瓦尔德从苏联回到美国，并且自此之后他开始公开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要知道，当时正值冷战时期，在一个反共的资本主义阵营中说自己是共产党员，无疑会遭到周遭人们的唾弃和鄙视。然而，奥斯瓦尔德不以为然，依旧坚持己见，大肆谩骂美国政府卑鄙可耻。

据调查，在刺杀肯尼迪之前，奥斯瓦尔德也曾经扮演过杀手的角色。那是1963年4月，他曾经向一个纳粹分子开过枪，尽管那枪没能打中，但却打出了他的“知名度”。同年10月，奥斯瓦尔德找到了在教科书仓库当管理员的工作。也是在这年的10月，奥斯瓦尔德迎来了他第二个女儿的降临。说起奥斯瓦尔德的家庭，这里得交代一下他的妻子玛琳娜。玛琳娜是白俄罗斯人，奥斯瓦尔德在苏联期间二人成婚，并生下了第一个女儿。玛琳娜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拥有跟所有主妇一样的愿望：希望丈夫疼爱自己、衣食无忧。但是，在奥斯瓦尔德当上仓库管理员前，他们的生活一直就处在动荡中，就像在乱流中的小船。为此，夫妻俩不知吵了多少次，玛琳娜甚至把奥斯瓦尔德从加州欧文市的家里赶了出去。确切地说，奥斯瓦尔德后来在达拉斯居住和工作多少和玛琳娜有关。

当小女儿出生之后，奥斯瓦尔德每个周末都会回家探望妻女，星期一再回到达拉斯。一直以来，玛琳娜都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到底在达拉斯做些什么，但是有一点玛琳娜十分清楚，她的丈夫在达拉斯用另一个名字租了一间公寓，为此他们还大吵了一架。就在肯尼迪遇刺的前一天，也就是11月21日星期四，奥斯瓦尔德突然回家，并从家中带走了几个窗帘架。这个举动让玛琳娜十分困惑，因为丈夫从来没有在星期四回过家。

当玛琳娜第二天清晨醒来的时候，丈夫已经离开了。在她的梳妆台上放着一枚戒指，抽屉里还有一个装着170美元的钱包。戒指和钱包在昨天还属于奥斯瓦尔德。看着眼前这一切，玛琳娜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甚至猜想是不是丈夫在外边有了女人，但却万万没有想到她的丈夫会做出这么惊天动地的大案。事实上，如果让奥斯瓦尔德忠贞不渝的是一个女人倒好了，可惜的是，让他忠贞到可以付出生命的是他的信仰。

显然，奥斯瓦尔德回欧文市的家里并不是去拿什么窗帘架子，而是从车库里拿走了隐藏许久的武器。直到刺杀案发生，新闻媒体都开始报道的时候，玛琳娜才猛然一惊，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曾经当过杀手，也知道他有一支枪藏在家里，更知道他住在肯尼迪出事现场的附近。这一切都太过巧合了，玛琳娜不敢想象总统可能是被自己的丈夫所杀。然而，现实总是让人难过，当警察叩响家门的时候，玛琳娜明白，自己的预感应验了。

警察从玛琳娜的车库里搜出了放置枪支的枪袋，在奥斯瓦尔德的房间里搜到了一张达拉斯的地图，上边对肯尼迪总统的行车路线都做了标记。这些证据足够证明奥斯瓦尔德的凶手身份，也足以让玛琳娜大失所望。所有证据都对奥斯瓦尔德不利——他服役时是个神枪手、暗杀过纳粹分子、家里有搜到的枪袋以及做了标记的地图。

人赃俱获，似乎案件就应该这样了结了。但是，奥斯瓦尔德对警方的指控拒不承认。审讯进行了12个小时，奥斯瓦尔德一声不吭，这让警方十分头疼。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真正让他们头疼的事情还在后边。

三 莫名的死亡

奥斯瓦尔德被捕，美国民众都在等待着肯尼迪枪杀案的水落石出。11月24日上午，警察们押着闭口不言的奥斯瓦尔德走出达拉斯警察总部，打算把他转移到县监狱去。就在他们走出警察总部的一刹那，突然从人群中冲出一个人，手中拿着“科尔特”手枪，口里一边高喊“那人杀了我的总统”，一边扣动扳机，一枪打中奥斯瓦尔德的腹部。警察们立即反应过来，一部分人去抓持枪者，一部分紧急护送奥斯瓦尔德去最近的医院。这一幕，被当时拥挤在监狱门口等着找新闻的若干媒体给拍了下来。人们亲眼看到了奥斯瓦尔德受伤后捂着肚子痛苦的模样，也看到了持枪者愤怒中略带得意的表情。

奥斯瓦尔德在医院因抢救无效死亡，临死前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只是一只替罪羊。”

杀死奥斯瓦尔德的人叫杰克·鲁比，据他本人所言，他持枪杀人的动机完全是想为肯尼迪报仇。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人们发现事情绝对不像他所说的那么简单。杰克·鲁比还有一个名字叫约翰·莱昂·鲁宾斯坦，身份是一家大型夜总会的老板。这个夜总会自然不是什么干净的场所，脱衣舞、赌博、黑社会交易，所有见不得光的交易都在这里进行。在鲁比一系列的不良背景中，还有一条十分重要，他跟黑手党有着不可告人的联系。单凭这一条，就足以断定鲁比绝非单纯出于为总统报仇的心态而去杀人。

问题在一瞬间爆发了，之前的所谓真相也显得并不那么“真”了，被杀的奥斯瓦尔德似乎成了一个无辜者。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调查，那支在案发现场发现的步枪上并没有奥斯瓦尔德的指纹，那支枪到底是否属于奥斯瓦尔德都成了一个疑问。在很短的时间内，过去所有被称为证据的东西都变成了“不确定”，包括那张做了标记的路线图以及枪杀蒂皮特事件。

奥斯瓦尔德（中）走出警察总部时被夜总会老板杰克·鲁比（右前持枪者）当众枪杀。鲁比是为总统报仇还是杀人灭口？谜底直到30多年后才被约翰逊的情妇揭晓。

美国上下一片哗然，联邦调查局是在开玩笑吗？为什么达拉斯警方斩钉截铁的论证最后变成了莫须有？太多个问号的出现，联邦调查局也感到纳闷。根据他们手上掌握的情况，在仓库六楼那样的距离射击，枪枪精准是不大可能的，就连训练有素的运动员也无法做到。还有，警方在现场发现了几个烟头，而奥斯瓦尔德身边的人说他并不抽烟。这些与之前完全相反的证据让整个案件蒙上了一层迷雾：难道刺杀总统的凶手另有其人？显然，这个答案90%是肯定的。

当时为了调查肯尼迪刺杀事件而专门成立的沃伦委员会的报告成了众矢之的，他们从前的报告根本经不起推敲，错漏百出，让人不禁联想到这次调查的公正性。1964年9月，沃伦委员会曾交出过一份长达912页的报告，报告的结果认定凶手只有奥斯瓦尔德一人，而奥斯瓦尔德是个精神失常的疯子，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不理智，并非有人唆使他。

但是很快就有人发现这一论断是错误的。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证词以及一些影像资料来看，子弹并不是从一个方向发出的，特别是第一颗子弹就不是从仓库6楼而是从高架桥旁边的空地上发出的。还有一些目击者称，在高架桥旁边的空地上曾经停放过几辆汽车，但是在案发之后又很快消失了，这不能不令人心生疑窦。这些质疑声让沃伦委员会难以下台，可是这还只是个开始。

关于调查报告的怀疑层出不穷，而且针对性也越来越强。有些声音认为奥斯瓦尔德不过是个盾牌罢了，是用来吸引政府火力的，真正的凶手正在逍遥法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可以利用，那就是亚伯拉罕·扎普鲁德拍摄的珍贵影片。这段资料不仅为历史留下一个证明，而且也为侦破案件留下一些线索。从画面上判断，总统肯尼迪和州长康纳利似乎不是被同一个方向飞来的子弹击倒的。先倒下的是总统，紧接着就是州长，中间间隔的时间非常短，以至于让沃伦委员会认为他们是被同一颗子弹击倒的。这个错觉导致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后来连他们也觉得自己太过武断和草率了。

不久后，联邦调查局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那支被认定是凶器的来自意大利的步枪并不具备这样距离射击的优势。换句话说，凭借这样一支性能落后的步枪是不可能完成刺杀任务的，它的射程和精准度都不足以支持这样的任务。显然，沃伦委员会之前所做的报告有失公正，而且也不太敬业。所有新的证据和发现都指向了一个无底深渊，关于真正凶手的线索中断了。人们从失去总统的悲痛中走向了另一种焦虑——对案件毫无头绪的焦虑。既然奥斯瓦尔德不是元凶，那么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奥斯瓦尔德又是什么人，他在这场杀人游戏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人们的怀疑更多了，那么从前关于奥斯瓦尔德的背景资料有可能也是错误的。关于奥斯瓦尔德的出生背景，基本上没有什么出入，但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事实并没有调查清楚，例如奥斯瓦尔德曾经是个能力突出的特工人员，他同时为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工作。

20世纪50年代，美苏冷战开始时的奥斯瓦尔德还是海军陆战队中的一员，他的各项技能都有不错的成绩。当时，中央情报局动用了U-2侦察机对苏联进行高空侦探，这需要一批训练有素而且反应灵敏的地面人员来进行配合。于是，中央情报局选择了在海军陆战队中找一批这样的人。毫无疑问，成绩出色的奥斯瓦尔德被选中，成为打入苏联的一名特工。作为一名特工人员，奥斯瓦尔德在海军陆战队及后来在苏联时所刻意表现出来的另类的信仰，不过都是他的伪装，而他也表演得十分出色。他完成任务回到美国后，表面上是在一家复制文件地图的培训班里上课，但这家培训班幕后的老大也正是中情局。1962年6月，联邦调查局的两位特工也找到了奥斯瓦尔德，显然是他出色的工作能力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两位特工是来挖中情局墙角的，他们希望奥斯瓦尔德能参加他们的工作，打进斯拉夫移民组织获取情报。

1962年7月，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奥斯瓦尔德临危受命，乔装成一位对古巴共产党热爱到疯狂的年轻人，试图混进“争取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他在新奥尔良的大街小巷上为共产党做宣传，就是想让委员会知道自己的存在。

这个时候的奥斯瓦尔德所表现出对苏联和古巴的狂热崇拜都不过是在演戏而已，他对共产党的热烈信仰不过是在执行国家交给他的任务罢了。他名义上对卡斯特罗忠心耿耿，背后却在卖力反对他。

到现在，这件案子似乎更加扑朔迷离。如果把奥斯瓦尔德理解为被迫参与了暗杀肯尼迪行动的话，那么鲁比又是怎么回事？他开枪杀死奥斯瓦尔德的动机更像是杀人灭口。

根据调查，鲁比跟奥斯瓦尔德是旧相识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大——中央情报局，所从事的同样是反卡斯特罗的工作。鲁比所开的夜总会，其实就是一个贩卖武器的场所，他们专门为反对卡斯特罗的武装分子提供武器。难道从刺杀总统开始，这所有的一切都跟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有关吗？如果不是，那么奥斯瓦尔德究竟是听了谁的命令潜伏在总统的必经之路上，并且架起一支步枪的？

整个暗杀案件中，最能肯定的就是奥斯瓦尔德和鲁比的特工身份。就在总统被杀害前3天，医院里曾经接收了一个负伤的女人，名叫罗莎·切米。切米曾经是鲁比的得力助手，因为得知了他们谋杀肯尼迪的计划而又不愿参加被灭口。幸运的是，她被人从飞驰的车上扔下来并没有死。当时她把这些都告诉了前往医院调查的工作人员，而且反复强调有个谋杀总统的邪恶计划正在筹备中。然而，前来调查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把她的话当一回事儿。

鲁比准备向国会吐露真相，却在狱中突患癌症离奇死亡，从而成为肯尼迪一案中众多死亡链条上的另外一环。

当然，像切米这样的关键人物，阴谋者是不会放过的。1965年9月，切米的藏身之地被发现，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惨绝人寰的车祸。

现在，人们可以断定鲁比跟谋杀计划有关，但却不能确定他的幕后主使究竟是谁：是中情局，还是联邦调查局？抑或是黑手党？

还有一件事得到了肯定，鲁比选择在人最多的时候枪杀奥斯瓦尔德就是为了掩人耳目，遮掩他杀人灭口的真相，试图给人以“总统粉丝”替总统报仇的假象。他原本以为，这样做最起码可以获得社会舆论的同情，使自己免于法律的追究。然而，他想错了，最终他还是被扔进了监狱。那一刻，鲁比猛然醒悟，他的幕后主使已经抛弃他了，而且，他也知道，自己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奥斯瓦尔德。想明白了这些，鲁比决定向沃伦委员会澄清所有事实。可惜的是，还没等到沃伦委员会的回应，鲁比就死了。他的死亡日期是1967年1月3日，死因是癌症。

线索再次断了，如何下手又成了一个难题。不过，鲁比的癌症倒是给案件留下了一个缺口，一个好端端的人竟然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患癌症死了，这个巧合过于戏剧化了。

在鲁比死后不久，又有两个人相继死亡。第一个人是曾被怀疑谋杀总统的某个组织的领袖戴维·费里，第二个人是古巴著名的政治家埃拉迪奥·德尔巴列。前者的死因是脑血管破裂而死，有趣的是他在死的当天还写下了一封遗书，难道他知道自己会因脑血管破裂而死亡？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这位戴维·费里是个癌症研究爱好者，他常常拿小白鼠做实验然后写成论文，还十分在行，他的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鲁比的离奇死因。后者的死因是被谋杀，脑袋被斧子劈开，胸腔里还留有一颗子弹。费里和德尔巴列来往甚密，两人经常在一起为古巴流亡分子找生计。这两个人的先后死亡，让这个案件更加云山雾罩。

可更复杂、更可怕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血案不断上演。1964年4月24日，达拉斯一名记者遇难身亡。这名记者于当晚在隆格-比奇警察分局附近的公寓里遭到两名警察的枪击，他当时是无数等着报道关于肯尼迪遇刺事件最新消息的记者之一。

两名警察杀了一个记者，这像极了美国大片中的故事情节，就连事后两名警察的口供都十分像演戏。他们给出的供词是：当时他俩正在打赌看谁拔枪最快，而恰巧忘了关上保险，结果枪走火了，而那时枪口正好对准了记者。

显然，某个背后势力极不希望某些事情为人所知，而这个记者又恰恰是知道了很多不该知道的事情。就在肯尼迪遇刺的第三天，若干人在鲁比的住处开了一个会议，此时鲁比已经被关进监狱。这些人中包括两名记者，其中一个就是死在警察枪下的这位。当然，这两名记者完全是想获得什么爆料才去参加会议的，而不是为了参与到他们的讨论当中。然而，还是有人觉得这两个记者知道的事实在是太多了，于是，他们两人便先后死于非命。

这样的案件的确让人头疼，沃伦委员会的调查几乎成了一团乱麻，怎么理都理不开。死的人越来越多，知道事情真相的人越来越少，派出去2000多名特工，查询了500多个证人，结果却收获甚微。更要命的是，这些证人正在一个接一个莫名其妙地死去。

有一个证人曾经目睹警察蒂皮特遇害，他叫雷诺兹，经营着一个出售旧汽车的商店。当蒂皮特遇难的时候他正好看到一切，而且还跟踪凶手追了一个街区。他在作证的时候斩钉截铁地说，凶手绝对不是奥斯瓦尔德。雷诺兹怎么都没有料到，当了一次证人就为自己惹上了一身的麻烦。几天后，有个陌生人闯进了雷诺兹的店铺，一枪打中了他的脑袋。幸运的是，他并没死。在几天之后，警方抓捕了一个嫌疑犯。据说，这名嫌疑犯曾经酒气熏天地说雷诺兹的死纯属活该，再加上有人看到他曾经到过案发现场。这些都不得不让警察疑心，于是便把他抓了起来。但是这名嫌疑犯却有不在场证人——舞女穆尼说雷诺兹死的时候嫌疑犯和她在一起。穆尼不是普通的舞女，而是鲁比夜总会中的花旦。

穆尼的证词足以让嫌疑犯获释，但是她却被冠以“破坏夜间安宁”的罪名被警察抓了起来。更为离奇的是，穆尼被捕的第二天就被狱警发现死于牢中，而且是悬梁自尽。这太滑稽了，警察们觉得自己被玩了，这个女人为什么自杀？谁也想不透。

再说说雷诺兹，他的境遇也好不到哪儿去，虽然侥幸保全了性命，但是生活却变得一团糟。他得应付时刻到来的威胁，还要保护好家人不受伤害，出门也要一再谨慎。雷诺兹的全部精力都用来保证自己以及家人的安全，这样的日子还有什么滋味？忍无可忍的雷诺兹终于决定编个谎言给警察听，于是，他在又一次的提审中说凶手就是奥斯瓦尔德。这一招果然奏效，只此一次，就再也没人骚扰过雷诺兹。

就在调查最为紧密的这段时间，仿佛地狱之门被打开了一般，不断有死亡发生。

在雷诺兹中枪两个月后，又有一名普通的油漆匠被杀——凶手极其残忍，直接割断了他的喉咙。据被害者的密友说，他生前似乎知道一些关于肯尼迪遇刺的秘密，因而过得小心翼翼，但终究还是没能躲过大难。

还有一位叫威廉·韦利的出租车司机，他在庭讯时也称奥斯瓦尔德不可能是凶手。根据韦利的证词，当肯尼迪遇害的时候，奥斯瓦尔德正坐在自己的出租车里，如此一来他又怎么可能去行凶杀人？而且，韦利直接把车从教科书仓库附近开到了贝克利街，奥斯瓦尔德根本不可能去杀害警察蒂皮特。韦利的证词激怒了沃伦委员会的委员们，他们一直在竭力让奥斯瓦尔德变成凶手，然后快点了结这该死的事情，可偏偏不断有人出来推翻他们的论证。

韦利既然那么忠实于自己的证词，那么他也不会活得太久。死亡，变成了那段时间最频繁上演的剧目。1965年12月18日，韦利在开车时发生车祸，他的出租车被一辆大货车迎面撞上，他本人当场死亡。

这样的死亡并没有让事情结束，而是引发更多的血腥。人们好像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思维：在总统遇刺的一段时间内，只要有意外死亡事件，那么它一定跟总统遇刺有关；只要在作证时说凶手另有其人的就一定会在不久后死于非命。这样的思维果然一次又一次被验证它的准确性。

接下来死亡的这个人是个女记者，她是唯一一个正儿八经采访过鲁比的记者，在新闻界颇具名气。但是，采访完鲁比后不久，她在家中离奇死亡，死亡原因是过量服用安眠药。负责检查的医生觉得这种说法很荒唐，他们从死者身体里检测出的安眠药量根本不足以让人死亡，但是官方却用安眠药过量来堵住外边的嘴。

下一个死者死于1966年8月，名叫鲍尔斯，是运输公司的员工。他在达拉斯附近的公路上行驶时，突然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了公路一侧，人车俱毁。当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人们还是那个逻辑，他一定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成了阴谋家的政治工具。

关于这个鲍尔斯，他知道的东西还真是挺多的，他几乎看到了子弹飞出的位置。1963年11月22日，鲍尔斯正在调度塔上工作，由于调度塔在14米的高度，他可以在上面看到整个迪利-普拉扎区。当总统车队经过那里的时候，他刚好能够看到。不过，由于角度问题，在枪杀案发生的时候，他正好看不到肯尼迪所乘坐的那辆轿车，只能看到后边的整个车队。但毋庸置疑，这个证人成了若干目击者中的重点查询对象，鲍尔斯为警方提供了绝对可靠和珍贵的证词。在谋杀发生前20分钟，原本为警车停车场的地方开进了3辆非警车，而且车号还不是得克萨斯的。鲍尔斯感到十分奇怪，在那个时候的那个区域应该是属于高度警戒的，警察怎么会如此大意让3辆外地汽车驶了进来？

据鲍尔斯所言，3辆汽车是先后驶入停车场的。第一辆汽车是1959年生产的老式带篷车，它在停车场转了好几圈，似乎是在打探什么。紧接着，第二辆车驶入停车场，这是一辆1957年生产的黑色福特，转了一圈后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藏了起来。不要奇怪鲍尔斯为什么会对这些车辆这么熟悉，对一个运输公司的员工来说，对车的熟悉应该是基本技能。鲍尔斯随手把自己看到的情形记录了下来，因为这些车辆都太可疑了。几分钟后，最后一辆汽车驶入，那是一辆雪弗莱。这辆车在停车场内转了一会儿后又开了出去，停在了教科书仓库楼的下面。在3辆车各就各位后的几分钟，总统的车队就到达了这个地方。鲍尔斯清楚地看到了有两个人在离总统轿车不远的地方看着车队的一举一动，如同监视一般。凡是在场等候总统车队的人，不是穿着警服，就是鲍尔斯认识的人，这两个陌生人的出现让鲍尔斯意识到了一些不对头。还没等鲍尔斯反应过来，枪声骤然响起，与此同时，鲍尔斯看到那两名陌生人身边闪过一道亮光。他不知道那道亮光表示什么，但是却下意识地认为那是个凶兆。

在枪响之后，鲍尔斯看到很多警察冲向了附近的小丘，他们怀疑子弹是从那里射出的。而离小丘最近的就是那个停车场和一条铁路，杀手很可能埋伏在那里。正当警察冲向停车场的时候，鲍尔斯看了眼那两个陌生人，他们的位置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这并不能代表什么。除了鲍尔斯之外，还有一个目击者看到了有个人在事发前站在铁路边上，事发后便转身不见了。这些证词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子弹不是从教科书大楼射出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凶手也就不可能是奥斯瓦尔德。

当所有官方证据都试图将凶手定位在奥斯瓦尔德身上的时候，鲍尔斯却不识时务地强调自己所看到的一切。这自然让沃伦委员会的委员们感到难堪，这样的证人最好永远不要出现。于是，鲍尔斯的车祸如约而至。

死亡仍然在继续着，接下来两位私家侦探所的老板在1964年相继遇难。这个私人侦探所是古巴流亡组织的活动中心，奥斯瓦尔德搬进教科书大楼并且在六楼制造“烟雾”的命令都是从这里获得。显然，他们的非正常死亡也都跟这场政治阴谋脱不了干系。

幕后真凶成了一个难解之谜，人死得越多，这案子就越是难办。沃伦委员会越是强调奥斯瓦尔德是本案唯一的凶手，就越是让美国民众怀疑。凶手到底是某个人，还是某个组织，案件疑云重重，真相越发难辨。

四 一个精心策划的大阴谋

一场仅仅用了几十秒就完成的刺杀行动，调查起来却如此费力，而且接二连三有人成了肯尼迪的陪葬。这场案件拖累了太多的人，他们当中有很多无辜者，不过是看到了一些事实，说出了亲眼所见就赔上了性命。

时间转瞬即逝，若干年后，一位名叫乔治·兰格兰的英国老间谍对这次刺杀做了一个“弹程分析”。根据他的分析，在该次刺杀中起码有3个人开过枪，但这3个人中并不包括奥斯瓦尔德，他完全是颗被人随便摆弄的棋子，就连那个来自意大利的步枪枪袋也是别人偷偷转移到他的公寓的。

真正开枪的3个凶手拥有一流的射击技术，而且都受过专业的培训。第一颗子弹直接穿过了肯尼迪的咽喉，第二颗子弹却射在了康纳利州长的身上，第三颗子弹擦过总统的头皮，第四颗子弹打通了总统的太阳穴。在这几颗子弹中，第一颗子弹和最后一颗致命的子弹出自同一个人，第二颗子弹来自教科书大楼，第三颗子弹则是来自不远处的那个小丘。

这些子弹都不是专业子弹，而是用银铅合金做成的，并没有专业子弹的那层铜壳。从子弹上很难断定凶手使用的是什么种类的枪支，不过专家们猜测可能是一支卡宾枪和两支毛瑟步枪。

武器种类的推测又让奥斯瓦尔德的嫌疑小了一点，尽管这个时候可怜的奥斯瓦尔德已经死了很久。在此后不久，还有一些心理学家对奥斯瓦尔德生前留下的影像做了分析，结果是：一个杀人犯不可能有这样冷静的行为。结果是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了，不管人们能不能为这个年轻人平反，他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无法复活。

乔治·兰格兰在分析中称，如果奥斯瓦尔德没有被枪杀，他一定会在不久后洗脱罪名。

既然一切证据都证明了奥斯瓦尔德的清白，那么警察蒂皮特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这个案件越来越有趣了，一个类似连环杀人案的阴谋正在一步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在奥斯瓦尔德进教科书仓库工作之前，他曾经在一个距离达拉斯20公里的地方工作，那是个简单的照相机修理厂。有一天，一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找到奥斯瓦尔德，要跟他谈点事情。这种事情不足为怪，奥斯瓦尔德经常会跟特工合作。

特工走后，奥斯瓦尔德按照指示用“希德尔”这个名字在达拉斯租了一个邮箱。1963年3月20日，一支意大利“卡尔卡诺”步枪从芝加哥一家运动步枪店寄出，收货地址是“达拉斯，2915号邮箱，希德尔”。

而这一切的真实动机，奥斯瓦尔德看来当时并不太清楚，他只知道按照上级的指示在离总统不远的地方开上几枪就能拿到一笔可观的收入。那些阴谋者正需要奥斯瓦尔德这样一个稀里糊涂又听话的棋子，这样的一个人显然帮助他们吸引了后来的社会关注。真正的阴谋者在教科书仓库的6楼放置了那把从芝加哥定的意大利步枪，而且还将瞄准镜弄坏，并在地上扔了3个弹壳。这样安排是为了造成子弹是从这里射出的假象，但是阴谋者没有想到他们安排在其他地方的杀手竟然会射偏，出现了4声枪响。

至于那支杀死蒂皮特的“史密斯-韦森38型”手枪，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塞给奥斯瓦尔德的。特工告诉奥斯瓦尔德，在距离很近的地方开枪很难脱身，要放把手枪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于是，在奥斯瓦尔德的身上就出现了那把杀死蒂皮特的手枪。

然而，奥斯瓦尔德并不知道，特工事先安排好了一个跟他极为相像的假奥斯瓦尔德去招摇过市。假奥斯瓦尔德的身上有一支同样牌子的手枪，以及4个弹壳。这4个弹壳是偷梁换柱的重要角色，它们是从奥斯瓦尔德的手枪中打出的，为的就是在现场故意留下他们。而此时奥斯瓦尔德身上的那把手枪，撞针被动了手脚，而且少了4发子弹。按照上级的指令，奥斯瓦尔德要从教科书大楼悠然自得地走到大街上，用非常自然的神态面对路人，看起来就像是个心理素质极好的杀手。然后，他要走到蒂皮特被杀的地方等待下一个指令。

这出戏开始了。真正的凶手刺杀肯尼迪之后，奥斯瓦尔德得到了指令，要他赶快离开教科书仓库。按照原先的计划，假奥斯瓦尔德在规定时间内杀死了蒂皮特，然后留下了事先准备好的弹壳，慌忙离去。而这个时候，奥斯瓦尔德正按照指令穿过大街，不久后便路过了蒂皮特遇害的地方，然后找了家电影院进去看电影。于是，便上演了电影院抓人的那一幕。这正是阴谋者想看到的，他们希望借警察之手灭口，杀掉那个还被蒙在鼓里什么都没做的奥斯瓦尔德。然而，阴谋者万万没有想到，那些前来抓人的警察并不知道蒂皮特死亡的消息，他们并没有愤怒到一枪杀死凶手来为自己的同伴报仇。这些警察按照美国法律活捉了奥斯瓦尔德。

奥斯瓦尔德的被捕让阴谋者感到不安，于是他们又派出第二名演员鲁比上台，演了一出“爱国狂热分子杀凶手为总统报仇”的好戏。

五 背后元凶

有关肯尼迪刺杀案的真相一直扑朔迷离，迷雾重重。显然，在案件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黑网，它在左右和牵引着整个事件的走向，并使人们离真相越来越远。那么，这只无形的黑手究竟是谁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逐渐水落石出。在肯尼迪遇刺35周年和40周年之际，原担任肯尼迪副手的林登·约翰逊的情妇马德莱娜·布朗和当时的得克萨斯州商人比利·索尔·埃斯蒂斯分别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他们用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证明了肯尼迪之死其实是一次成功的政变，尽管它被掩饰成一场刺杀。他们的证词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人，那就是林登·约翰逊，正是这个肯尼迪的继承人才是这场惊天谋杀案的幕后指挥者。

马德莱娜在23岁时成为约翰逊的情妇，并一直保持关系20年，两人甚至还生有一个儿子。马德莱娜了解约翰逊的许多情况，包括他在刺杀肯尼迪一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可30多年来，马德莱娜所以一直守口如瓶，其原因一是为了保护约翰逊，因为她始终爱着他，二是担心影响儿子的前程。现在，约翰逊早在1973年去世，他们的儿子也于1990年患癌症病故，已到垂暮之年的马德莱娜此时再也无须顾虑什么，于是她决定在离开人世前，向世人公开她手中握有的秘密，为这个震惊世界的大案作证。

马德莱娜说，在肯尼迪一案中，另有一个人物也至关重要，那就是得克萨瞒天过海的约翰逊春风满面，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斯的石油大亨哈罗德森·亨特。在五六十年代的达拉斯，哈罗德森·亨特可是个无人不晓的人物，他既是约翰逊的老乡，也是约翰逊的好朋友兼钱罐子。亨特是个极端保守分子，对肯尼迪本来就没好感，而1960年约翰逊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上败给肯尼迪之后，他对肯尼迪就更是恨之入骨了。马德莱娜说，那些日子约翰逊和亨特时常约会，显然在商议一桩大事情，但究竟是什么，当时她并不知情。

瞒天过海的约翰逊春风满面，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亨特与夜总会老板杰克·鲁比也是好朋友。鲁比同样痛恨肯尼迪。马德莱娜回忆说，大约在肯尼迪要来到达拉斯的消息公布前10天，鲁比曾向她卖弄地展示了肯尼迪车队的行车路线图，当时马德莱娜还不知道总统要来达拉斯。后来的事情众所周知，鲁比当众杀死了刺客奥斯瓦尔德。

马德莱娜说，约翰逊对候选人提名中败于肯尼迪一直耿耿于怀，每当谈及此事，他都要激烈地咒骂肯尼迪和其弟弟罗伯特这两个“爱尔兰的小杂种”。肯尼迪虽然让他当了副总统，但约翰逊心里明白，因他与许多丑闻有关，在下一届总统选举中，肯尼迪肯定不会保留他的副总统位子，这令他十分不快。

1963年11月21日，也就是肯尼迪遇刺的前一天晚上，马德莱娜参加了一个为胡佛举行的晚会。那天约翰逊到得很晚，他一到就把亨特等人叫到一个小屋子里开了十几分钟的密会，与会者中有一人后来还加入了调查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沃伦委员会。

实际上正是这次密会制订了刺杀肯尼迪的计划。当约翰逊走出来的时候，他凑到马德莱娜的耳边小声说：“从明天起，那个该死的肯尼迪就不会再妨害我。这不是威胁，而是说到做到。”第二天上午，在肯尼迪遇刺之前4小时，马德莱娜接到约翰逊从他与肯尼迪一起下榻的旅馆打来的电话，他将前一天晚上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马德莱娜当时并没弄清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但在肯尼迪被杀后她一切都明白了。马德莱娜还回忆说，大约一个月后，她问约翰逊是否介入刺杀肯尼迪的案件，他顿时勃然大怒，责怪她不该谈论这个话题。接着，他对马德莱娜说：“你不是认识我的朋友吗？是他们杀了他。”他提到亨特的名字。

肯尼迪之死也成为电影作品争相探究的离奇谜案。

肯尼迪遇刺身亡后，约翰逊凭借手中的总统大权，控制了对这个案件的调查，不仅自己逃脱了罪责，也保护了他的同谋。

案发后，当肯尼迪还在医院抢救的时候，约翰逊就下达了清洗肯尼迪乘坐的敞篷车的命令。接着，约翰逊委派他的亲信将康纳利州长带血的衣服取回洗净，并再次下令销毁物证。

此后，以最高法院大法官沃伦为首的7人调查委员会成立，而沃伦委员会实际上受到了约翰逊的暗中操纵。尽管当时人们提出许多疑点，但在调查委员会后来提出的一份报告中，竟然武断地把行刺说成是一个“独立的事件”，“没有什么证据证明有任何人帮助奥斯瓦尔德”，一个举世震惊的案件就这样画上了句号，从而掩盖了真正的凶手和幕后策划者。

而比利·索尔·埃斯蒂斯则向记者披露，他不仅知道杀害肯尼迪的凶手，还掌握一些证据。

当时已是亿万富翁的埃斯蒂斯1948年与约翰逊相识时还很年轻，那时候，约翰逊是国会参议员身份，已经是美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约翰逊的政治顾问克利夫·卡特为他营造了一个坚实的得克萨斯网络，里面聚集了政治、金融、司法等领域的一批精英。埃斯蒂斯进入约翰逊的政治经济网络后，曾从财政上给予约翰逊很大的支持，先后给过他几百万美元。

而这些付出也换来了约翰逊丰厚的回报。埃斯蒂斯说，“利用约翰逊在华盛顿的地位，我获得了许多政府合同，条件是所赚的钱有一部分要打入约翰逊的黑金库。这主要是为了给机器上润滑油，保证得克萨斯集团的利益在华盛顿得到很好的体现。”依赖于和约翰逊之间的稳固关系，埃斯蒂斯的农业生意在1961年达到了顶峰。

在埃斯蒂斯的眼中，肯尼迪的遇刺重点在于约翰逊的得克萨斯集团担心丧失在华盛顿的利益，“他们觉得必须采取行动”。肯尼迪甚至已经为自己连任选举重新选择了副总统伙伴——北卡罗来纳州州长赛弗尔斯，而不再是约翰逊。“一旦摆脱了林登·约翰逊，肯尼迪阵营将竭尽全力，建立新的权力结构。显然，这将妨碍得克萨斯的利益。”

1963年年初，和约翰逊有关的贪污案件传播开来，几个赞助人也惹上了麻烦，到了只能进不能退的地步。此外，肯尼迪决定进行财政改革，向国会提交议案准备大幅削减得克萨斯石油大亨在税收上享受的优待。该议案如果获得通过，将使这些石油巨头失去上亿美元的利润，约翰逊会失去他们的钱和网络。肯尼迪决心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却不明白自己是在“玩火”。渐渐地，在达拉斯，窃窃私语变成了惊慌的抱怨：“应当趁时间还不晚，杀死肯尼迪这个蠢货！”慢慢地，约翰逊与他的支持者之间达成了一致，约翰逊于是建议肯尼迪去一趟得克萨斯。

后来的一切已无须再说。

美国总统历来是垄断资本集团的代言人，刺杀肯尼迪实际上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不可调和的激烈斗争，肯尼迪便是这种斗争的牺牲品。肯尼迪的身后是美国北方马萨诸塞州的大财团，而约翰逊的支持者是南部的大资本家和大农场主。约翰逊凭借得克萨斯州一批亿万富翁财政上的大力资助，在官场上步步擢升，并聚集了三四千万美元的私人财产。1963年10月，肯尼迪宣布要对税收政策进行改革，触犯了得克萨斯石油大亨们的利益，也将断了约翰逊的财路，这也许就是他们决心干掉肯尼迪的主要原因。

肯尼迪之死，迄今已将近半个世纪。在过去的40多年里，关于肯尼迪遇刺的内幕至少有36种不同的版本，而马德莱娜和埃斯蒂斯的说法不过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是否属实仍有待证实。根据美国法律，肯尼迪遇刺案件的所有档案要到2038年才能全部公开，或许，只有等到那一天时真相才能大白于天下。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不妨拭目以待。

第二被害人 帕尔梅

被害人：斯文·奥洛夫·约阿基姆·帕尔梅

国别：瑞典

身份：瑞典前首相

刺客：伊朗库尔德工人党成员克里斯特·彼得森，但仍然有待确定

案情回放：1986年2月28日夜，瑞典首相帕尔梅与夫人看完电影后，在散步回家的路上遇刺，帕尔梅身中两枪，因失血过多身亡。

案终陈词：瑞典历来被誉为“和平之国”，已有近200年风平浪静，不闻骚动。长久的伊甸园般生活使大多数瑞典领袖们都养成了轻车简从、不带警卫的习惯，帕尔梅亦不例外。因而，针对帕尔梅的刺杀易如反掌，毫无技术含量，也正是如此，对案件的侦破也便无迹可寻，有如大海捞针了。克里斯特·彼得森虽然15年后不打自招，但真凶究竟是谁，至今仍然是谜。

一 神速的刺杀

1986年2月28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银装素裹，美不胜收。

这天正好是周五，瑞典首相帕尔梅的日程安排在这个周末十分宽松，于是他准备利用这难得的清闲轻松一下，晚上与夫人一起去看场电影。瑞典从1792年古斯塔夫三世国王被刺杀后，一直到1986年都没有发生过什么刺杀最高领导者的事情。这近200年的风平浪静足以让瑞典领袖们养成不带警卫和保镖的习惯。

晚上8点40分，帕尔梅跟夫人丽丝贝特结伴走出了家门。一路上，帕尔梅夫妇碰到了不少熟人，二人友善地跟对方打着招呼。

今天所放映的电影是《莫扎特兄弟》，来看的人不少，帕尔梅排了一阵子队才买到两张票。

电影散场时已是夜里23点10分，帕尔梅夫妇随人流走出电影院。在门口，他们碰见了老朋友、白领工人工会主席罗森格伦，帕尔梅一直与他交情不错，于是两人寒暄打趣了几句，后来就被人流冲散了。走不多远，又遇上了同来看电影的他们的二儿子和女朋友正在等候向他们告别，于是老少两代互道晚安后就分手了。这个夜晚，帕尔梅无限惬意。

帕尔梅遇刺身亡后，瑞典百姓纷纷到事发现场献花祭奠。

帕尔梅夫妇离开电影院，乘地铁回家。他们在斯维亚大街站下车，然后准备步行回家。斯维亚大街是斯德哥尔摩的一条主要商业街，这里白天十分热闹，行人摩肩接踵。此时已近午夜，一天的喧闹已经消逝，行人稀少，大街显得十分空旷、静谧。

23点21分，帕尔梅夫妇走到斯维亚大街的一个十字路口，这时，背后突然传来一声枪响，随后又是一枪，都打在了帕尔梅身上，帕尔梅踉跄了几步后便一头栽倒在雪地上，背后涌出的鲜血很快便染红了雪地。丽丝贝特惊愕回头，只见背后开枪的一个高个子男人转身猛跑，很快就消失在夜色里。丽丝贝特立即大声呼救。

凶手的第一枪击中了帕尔梅的肩胛骨，击碎了脊椎骨，并穿透了主动脉和气管。一位护士恰好驾车经过，目睹了发生的一切。她迅速跳下车对帕尔梅进行紧急救护。但帕尔梅的脉搏很弱，已经感觉不到了。这时，闻声而来的几个年轻人赶到现场，一个男子走上前来为帕尔梅做人工呼吸，但做了几次便放弃了，因为鲜血不断从帕尔梅口中涌出。几分钟后，警察来了，他们立即保护现场，将首相夫妇护送上随后而来的救护车上。

3月1日凌晨6点，帕尔梅因失血过多不治身亡。

这场刺杀过于神速，时间之短让帕尔梅没来得及留下一句话，更为后来的侦破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二 和平斗士

帕尔梅是于1969年当上了瑞典首相的，当时年仅42岁的他被称为欧洲最年轻的首相。帕尔梅也是瑞典历史上执政时期较长的一位首相，直到他遇刺身亡，他已经在首相的位子上坐了11年之久。

用“年轻有为”四个字来形容帕尔梅是再贴切不过了。他26岁成为总参谋部秘书，27岁成为首相埃兰德的秘书。1955年，28岁的帕尔梅已经是首相埃德兰身边的大红人。也就是这一年，他当选为瑞典社会民主青年和工人教育协会执行委员，担任瑞典社民党青年组织研究部主任。还不到30岁，帕尔梅已经用他的博学多才征服了政府高官，用他的诚实稳重和虚怀若谷为自己铺设了一条较为通畅的政治之路。

从1957年到1969年，短短12年的时间，帕尔梅曾先后担任过首相府处长、不管部大臣、交通大臣、教育大臣。1969年，他当选为社民党主席，并且接替了埃兰德首相的位置，成为欧洲最年轻的首相。

1976年，帕尔梅在大选中失利，被迫下台。在卸去首相头衔的那段日子里，帕尔梅从未间断过自己的政治活动，一直到1982年重新出任首相。

帕尔梅是个有头脑的领导者，这完全表现在他的治国之道上。众所周知，瑞典是个福利国家，一个瑞典公民，政府会从你出生起就负担起你的成长，直到你双脚踏进坟墓。一个瑞典籍的孩子，从出生到16岁，每年可以获得3000克朗的补贴。从16岁开始，可以连续4年领取助学金。进入社会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福利补贴。在瑞典执政了几十年的社民党一直称自己为社会主义。

20世纪20年代，瑞典社民党领导人汉森曾说过，社会主义旨在福利，福利是社会主义的象征。于是多年来，社民党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到了帕尔梅的时候，他进一步实现了瑞典社会主义的福利性。1975年，帕尔梅提出“民主社会主义”，将社会福利提上日程，并倡导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消除阶级和阶级思想。

帕尔梅是冷战时期一个旗帜性人物，其“成名之作”是以反对越战为标志的和平主义和他所带给瑞典的“福利天堂”的美誉。

瑞典的社会主义模式一向备受争议。有人认为，像瑞典这样一个私有成分在商业领域占85％、制造业领域占94％的国家应该在资本主义行列，有人则认为瑞典的社会分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模样。其实，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概括，正如同帕尔梅所说的那样：“现在有71种社会主义的定义，如果我提出72种，并不会因此而轻松些，公认的定义是不存在的。”

在帕尔梅经历下台到再度出任首相的期间，他对具有瑞典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1984年，按照帕尔梅的认识，瑞典在继续福利政策的基础上开始实行新的政策：紧缩私人消费，刺激工业投资，发展生产，减少失业，在短时期内促进投资，解决就业难题以及通货膨胀。这些政策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改革资本私人所有制结构，突出社会所有制，令经济管理民主化。不得不承认，这些政策推动瑞典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成为世界公认的“福利国家”。而这种社会主义也被称为“瑞典模式”，成为诸多社会主义模式中的一朵奇葩。

在帕尔梅的管理下，瑞典成为不少北欧国家的榜样，“瑞典模式”也成为继“苏联模式”之后又一个成功范例。在国内，帕尔梅春风得意，他用自己的努力给瑞典带去了安稳与和平；在国外，帕尔梅反对侵略，用自己的善良和真挚为世界和平而奋斗。帕尔梅是个厌恶大国政策的人，他对于那些以大国自居、欺凌弱小的国家十分排斥。当时正是美苏争霸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纷纷研发先进武器，然后威胁彼此。针对这种情形，帕尔梅高调反对，并且主张和平与社会开放，将重心放在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上。

帕尔梅不愧是个和平斗士，从他担任教育大臣时起，就开始为了和平而战。越南战争的时候，帕尔梅亲自参加示威游行反对美国的侵略行为；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后，他又多次呼吁苏联停止对这两个国家的干涉及入侵；南非是个奉行种族歧视的国家，1982年他再度出任首相的时候，便立即停止了瑞典对南非的投资。帕尔梅的干脆利落让国际社会大跌眼镜。

对于如此一名活跃在和平舞台上的斗士来讲，发生在他身上的暗杀令人难以置信。帕尔梅因何招来杀身之祸，到底招惹了哪些丧心病狂的刺杀者？这成为此案调查中的关键所在。

三 跌宕起伏的悬疑情节

帕尔梅遇害的消息在3月1日清晨被电台广而告之，瑞典这个“世外桃源”

顿时一片抽泣声。往日的其乐融融被悲伤所替代，那片祥和的乐土似乎在举行一个大型的追悼会，四处都是挂着悲伤的面孔，让人心寒。从3月1日起，瑞典各种各样的悼念仪式就没有停过。人群最拥挤的地方还是帕尔梅遇刺的街角，曾经被鲜血染红的地方铺满了鲜花，周围放着人们自制的长明灯。

即使是国外出访，有“平民总理”之称的帕尔梅也总是孤身前往，不带警卫。

帕尔梅平易近人，在国内活动的时候很少带护卫人员，因为他认为带着护卫四处活动没有丝毫自由可言，更拉远了与民众的距离，他的做法使他在民众心里增加了亲切感。的确，一位具有至高无上身份的人竟然像个平头百姓一样出入在各种场合，是少了前呼后拥的风光，少了出门就戒严的紧张，更减少了民众对领导者的排斥和恐惧。这样一位平民化的首相自然是增加了亲近感，深得瑞典百姓们的爱戴。

在国内出行不带保镖还不算什么，帕尔梅连去外国出访也同样如此，并让人大跌眼镜。1984年，帕尔梅被邀请到奥地利维也纳参加奥地利社会党代表大会，结果他独自一人就跑去了那里。最有趣的是，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他，直到他落座后人们才意识到这位风风火火只身赴会的人就是瑞典首相。

对于帕尔梅如此特色的行事风格，瑞典人不以为怪，反而觉得他十分可爱。瑞典人都知道，帕尔梅不仅仅亲民，而且还是个十分重视民众情绪的人。他担任首相后，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任务就是拆阅并回复百姓的来信，那些信件平均每天有一万多封。工作组将拟好的回信交给帕尔梅亲自过目，在得到许可后才能发送。一个日理万机的首相竟然能够耐心处理这些信件，不得不让人们敬佩。

帕尔梅年轻时对美国摇滚乐一往情深，也曾经穿着松垮的服饰出入酒吧，那种嬉皮士的样子是他的另一个侧面。走进政坛后，帕尔梅依旧有年轻人特有的调皮和玩世不恭。特别是在感情方面，帕尔梅绝对算是个“花花公子”，他接触过无数妙龄女郎，有过许多风流韵事。而瑞典人对这种事非常宽容，没有人计较。

在经历了不少女人后，帕尔梅在1951年24岁的时候遇到了他的真命天女。这个让帕尔梅一见倾心的女人就是他后来的夫人丽丝贝特。丽丝贝特第一次见到帕尔梅时才22岁，是个正在攻读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学生。她安稳而娴静，像一朵莲花，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女。帕尔梅和丽丝贝特于1956年步入婚姻殿堂，并生了3个儿子，一家人十分和睦。

从帕尔梅的生前事迹来看，他的被刺事前没有任何预兆，这让警方大为头疼。由于案件的突发性，警察并没有做好现场保护。在他们封锁现场之前，帕尔梅倒下的地方以及周围都被围观者踩踏了个遍，而且封锁范围也太过狭小，后来找到的两颗暗杀帕尔梅的子弹都是从封锁范围之外发现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失误，警察在到达现场后没有第一时间向目击证人询问凶手相貌，然后驱车追赶，而是在几个小时后才想起查询并命令封锁国门。这几个小时足够让凶手远走他方了，这点致命性错误延误了破案的最佳时机。这也难怪，连帕尔梅都对瑞典的治安放心到不带保安随行，更何况是警察。

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虽然凶手在极短时间内作案并且逃之夭夭，但还是被过路人看到了。代尔斯博恩是个出租车司机，案发的时候他正在路边算这一天的收入，枪声响起的时候他下意识地扭头看了下，在看到帕尔梅倒地的同时，也看到了一个急速离开的身影，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凶手。警察接到的报案电话就是代尔斯博恩打去的，救护车也是他叫来的。

当代尔斯博恩打电话报警的时候，一位女画家差点被迎面疾驰而来的男子撞倒。这么晚了，一个人如此匆匆跑过，这让女画家有些诧异，不过那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毕竟瑞典太安全了。随后得知发生了枪杀案的女画家将这个行色匆匆的男人报告给了警方，给警方提供宝贵的线索。根据女画家后来的描述，这个男人大概30岁，黑发、黑衣。警察经过多方取证总算是搞清楚了凶手的一个大概轮廓，但具体什么长相依旧是个未知数。之后，警方又从一目击者处得知凶手逃跑时开的车是一辆蓝色的“帕萨特”。

案件越来越难处理了，陷入困境的瑞典警方开始分析案件是否与恐怖组织有关。警方分析了十几个国际恐怖组织，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但结果是徒劳无功。不管是跟联邦德国红军派有联系的“霍尔格·迈因斯突击队”和“基督教克拉尔突击队”，还是驻扎在大马士革的库尔德工人党，都被列入黑名单中，但最终又都被一一排除了嫌疑。

从得知首相被刺杀起，瑞典警方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调动了所有能够调动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搜查。起初，警方检查了200多辆帕萨特，先后拘捕了30多人，不过最终凶犯还是没有踪迹。

警方研究了现场找到的两颗子弹后发现，那绝对不是他们所熟悉的枪弹，在他们的资料库里有500多种子弹，但没有一种能跟现场找到的子弹相吻合。很快，瑞典警方将这两颗子弹送往联邦德国警察总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进行了技术检查。

在警方调查子弹期间，又有一名嫌疑犯被捕。这个人叫贡纳松，曾经被看到出现在案发现场，当时的他穿着打扮都像极了女画家描述的那个人。而且，贡纳松在首相遇刺前曾经打过匿名电话，称帕尔梅的血将流在斯德哥尔摩大街上。从各个方面来看，他都具有最大的嫌疑。可是，警方不能单凭这些就宣判贡纳松有罪，只有更有力的证据才能说明一切。最终，瑞典警方所握有的证据并不足以起诉贡纳松，只能将他释放。

调查毫无进展，日子一久就难免会引起舆论的揣测。

有舆论说凶手的幕后主使是瑞典情报组织，因为帕尔梅生前曾经对情报组织做过许多限制，这就激发起了情报组织的报复情绪。

还有舆论称帕尔梅的死跟他限制军火交易有关系。瑞典是个军火出口大国，不过帕尔梅对军火出口做了严格的规定，比如有一条就规定军火不能出售给正在交战的任何一方。这个规定让很多瑞典军火商感到恼火，特别是瑞典最大的军火公司——博福斯公司。在两伊战争打响的时候，博福斯公司曾经向其中一方出售过激光制导地对空导弹，这件事自然会被首相知道，就在帕尔梅遇刺的前一周，博福斯公司的执行董事被迫辞职。于是，不少舆论猜测，帕尔梅的死恐怕是遭到了军火商的报复。

为了调查这起刺杀案，瑞典警方投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力和财力，悬赏金从开始的50万瑞典克朗涨到后来的500万。1987年11月，瑞典政府又加大了悬赏额度，提高到5000万克朗，相当于850万美元，而且还特别说明拿到这笔钱的人不必缴纳税金。不过很可惜，尽管悬赏金额加了又加，可调查却还是一直在死胡同里打转。

面对瑞典警方的黔驴技穷，当时的司法大臣安娜·格雷诺做了一个十分大胆的决定——绕过情报组织、警方以及所有政府机构，雇佣私家侦探调查案件。被安娜所雇佣的私家侦探名叫艾博·卡尔松，是帕尔梅生前的好友。

在得到安娜提供的巨额侦查资金后，艾博·卡尔松即刻开始秘密调查帕尔梅案件。1988年5月，艾博·卡尔松前往英国伦敦找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官员，并在那里的档案室翻阅了相关的机密情报资料。在众多资料中，艾博·卡尔松着重翻阅了驻扎在大马士革的库尔德工人党的部分。在看到该组织1985年8月的一份会议记录时，艾博·卡尔松发现上面清楚记载着库尔德工人党收到了伊朗秘密情报机构关于刺杀帕尔梅的密令。这下艾博·卡尔松心里有数了，显然，伊朗下达这样的密令就是为了报复帕尔梅对于向伊朗出口军火的阻碍。

艾博·卡尔松还调查到，瑞典情报机构在帕尔梅遇刺前就得知伊朗给库尔德工人党下达的这项密令，但是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加强对帕尔梅的保护。这一点让很多人感到怀疑，难道瑞典情报机构真的有心害死首相？然而，这只是猜测，没有任何真凭实据能够证明瑞典情报机构的居心叵测。

就在艾博·卡尔松刚刚查出点眉目的时候，他和安娜之间的来往突然被媒体曝光。要知道，安娜私自动用私人侦探调查此案是不合规矩的，这可能会让高官们认为她不相信政府。果然，安娜所担心的闹剧还是上演了，反对党指责她绕过议会私下找人调查是违反规定的，要求她立即辞职。安娜不得不照办，因为她要保证社民党能在接下来的大选中继续胜出。

不过，由安娜自作主张而得到的案情进展让政府感到了危机，瑞典情报机构的确不是那么尽忠职守。于是，为了给天下人一个交代，政府在情报机构内部来了次大彻查，将一些涉嫌渎职罪的右翼分子扫地出门。这一招果然奏效，情报机构焕然一新，做事也比从前积极了许多。

时间一天天过去，杀害帕尔梅的凶手仍然杳无踪迹，瑞典人对政府和警察的办事能力渐渐产生了怀疑。凶手究竟是什么人，竟然能躲过天罗地网而逍遥法外？这个问号在瑞典人心里越来越大，刺杀事件的那层神秘面纱越来越厚重了。

四 尘埃依然无法落定

尽管案情进展缓慢，但调查依旧在进行中。并不是政府某个机构不够尽职尽责，而是这样的“无头公案”实在是难以入手。所有的线索都像是断成几截的蚯蚓，虽然属于一个身体但怎么都连接不起来。

1988年12月，警方总算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曙光：他们拘捕了一个41岁的名叫克里斯特·彼得森的男子。彼得森有不少不良前科，盗窃、吸毒、暴力甚至是走私武器。在帕尔梅首相遇难前几分钟，曾经有人看到他尾随首相夫妇一直到遇难地。

在逮捕彼得森几个月后，瑞典警方起诉了他。尽管彼得森一直在喊冤，但所有的证词都对他不利。帕尔梅夫人丽丝贝特在见到彼得森的时候几乎是喊叫着告诉警方，他就是凶手，不过那时他并没有留胡子。有了丽丝贝特的证词，彼得森的凶手身份似乎是铁板钉钉了。接下来，多位证人也都证明了彼得森曾经跟踪首相夫妇。但是，彼得森却一直不肯认罪。

1989年6月，彼得森接受了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的审判。

在法院审判期间，法官先后询问了差不多40个证人。在这40个人中，大多数人回答“不是”或“记不清”，能够真正做出明确回答的寥寥无几。1989年7月，检察官赫林向法庭要求宣判彼得森有罪，并且阐述了自己认为他有罪的看法。赫林的观点是，当时彼得森正在电影院外边等贩毒者，这时正好发现首相夫妇进入电影院。于是，他立即到贩毒者家拿了手枪在电影院外等候。电影散场之后，彼得森便一路跟踪首相夫妻直到行凶地点开枪射杀首相。

彼得森是刺杀帕尔梅的凶手吗？瑞典警方以证据不足为由，对他来了个“捉放曹”，不料15年后他却自承其事，令人哭笑不得。

这一切听上去就像赫林检察官亲眼所见，但这种根据证词推断出的现场情况漏洞很多。既然开枪了那么枪去了哪里？一个没有组织背景的人杀了首相能得到什么好处？

7月27日，法院宣判彼得森谋杀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法庭里有几名陪审员并不赞同法院这样的判决，他们认为证人们的证词并不充足，即便是帕尔梅夫人那么肯定的证词都可能是她在极度惊慌下的错误判断，而且其他很多证人并没有说明彼得森开过枪。

彼得森在听完法庭的宣判后显得异常激动，不断重申自己是无罪的。他告诉法官自己曾经杀过人没错，但那却是误杀，他根本不会主动去当个杀人犯，更别说杀首相夫妇了。彼得森极力为自己辩解，他称事发当晚他一直在赌场待到22点30分，然后就坐火车回家了，到家的时候都快午夜12点了，怎么会出现在电影院？他表示自己是社民党的支持者，是帕尔梅首相的崇拜者之一，断不会去做让自己都觉得羞耻的谋杀。

法官们的确有些过于着急了，彼得森在41年的人生里从来没有用过枪，而且有证人证明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火车站见到过彼得森。那么，那些曾经指证彼得森跟踪首相夫妇的人很可能是由于事隔多年而认错了人。

原本以为峰回路转，没想到转来转去还是转到了另一个死胡同里。

8月1日，彼得森向瑞典中级法院提起上诉。这个时候，瑞典民众已经不自觉站在了彼得森的一边，他们希望中级法院能够推翻地方法院的审判，还彼得森一个清白。9月12日，中级法院开庭，经过法官和陪审员的审理，一致决定立即释放被判终身监禁的彼得森。

一晃15年过去了，就在人们都快要忘记帕尔梅刺杀案的时候，瑞典一家小报突然刊登的一封来信，又瞬间唤醒了人们的记忆。这封信的作者坦言自己是杀死首相帕尔梅的凶手，他的名字正是克里斯特·彼得森。

这真是个天大的玩笑。当初善良的瑞典人生怕法院判错了人，强烈反对法院对彼得森的宣判，现在他们等了15年的时间，竟然得到了如此一个“真相”。这难道是上帝对他们的嘲弄吗？

在纪念帕尔梅遇害15周年时，瑞典警方表示，他们将继续悬赏5000万瑞典克朗，利用已掌握的线索，尽全力在2011年此案诉讼时效届满之前将凶手绳之以法。

其实无论结果是怎样，瑞典人从失去他们崇敬的“和平鸽”的那一天起，已注定无法释怀。那只圣洁的“和平鸽”已经永远离他们远去，再也无法飞回来。

第三被害人 拉吉夫·甘地

被害人：拉吉夫·拉特纳·甘地

国别：印度

身份：印度前总理，印度国大党主席

刺客：印度警方称系泰米尔猛虎组织所为，人体炸弹由达努充当，但猛虎组织拒不承认。

案情回放：

1991年5月21日，拉吉夫·甘地在参加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马德拉斯附近举行的集会时，被一名献花的妇女用炸弹炸死。

案终陈词：拉吉夫·甘地，从一个不想从政却迫于无奈步入政坛的飞行员，成为一个受人爱戴的英俊政客，是他自出生在甘地与尼赫鲁家族就要面对的现实。为了母亲和家族，他放弃了理想，却终难逃脱和母亲一样被暗杀的命运。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英迪拉和拉吉夫母子二人先后死于非命，在印度乃至世界历史上留下了罕见而令人震撼的一页。

一 血染红地毯

1991年5月21日晚，印度国大党主席拉吉夫·拉特纳·甘地（以下简称拉吉夫·甘地）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马德拉斯附近进行竞选活动时，被一名献花的女子用炸弹炸死。拉吉夫·甘地遇刺的消息一经传出，举世震惊。

1991年是印度政坛风雨飘摇、动荡不定的一年。继1977年成为反对党之后，印度国大党在1989年第二次走下了印度的执政舞台。将国大党赶下台的是人民党联合其他4个政党组成的全国阵线联盟。自从联合政府执政以后，印度国内教派冲突不断，种族矛盾日益突出，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使得上台仅341天的这届政府摇摇欲坠。

那个时候，于1989年下野的印度第一大党国大党领袖拉吉夫·甘地，敏锐地觉察到了国大党再次执掌政权的时机已然成熟。

在1991年年初，借谢卡尔总理向议会提交下年度政府财政预算之际，国大党就曾发难，抗议谢卡尔政府派情报人员监视国大党主席拉吉夫·甘地的住所，并表示不再对谢卡尔政府予以支持。谢卡尔政府失去了最大的靠山，谢卡尔被迫宣布辞职，该届人民院被迫解散，随后总统文卡塔拉曼宣布解散议会。第十届人民院大选拉开了帷幕。

面对即将到来的大选，国大党主席拉吉夫·甘地信心十足。印度国大党是印度的第一大党，有着百年历史，曾为印度的独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加之数十年的执政经验，在印度有着其他政党难以比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所以，拉吉夫·甘地对重掌政坛胸有成竹。

为了赢得大选，拉吉夫·甘地精心地做了一系列的准备。他吸取前两届政府失败的教训，在民族及宗教问题上下了一番苦功。拉吉夫·甘地提出了要建立一个团结、统一、稳定的政府的口号。针对窘迫的国内经济状况，拉吉夫·甘地做出了降低通货膨胀的许诺，这些口号迎合了广大选民渴望安定的心理，取得了大量印度民众的支持。

尽管如此，拉吉夫·甘地仍旧不敢掉以轻心。令他最为头疼的就是来自以维·普·辛格为首的右翼人民党的威胁。

拉吉夫·甘地和妻子索尼娅奔走在竞选路上，一些偏僻乡村也不放过。

这个政党曾经在1989年执政的时候提出过彻底消除种族制度，推广为低种姓群众保留公职配额的曼德尔调查团报告，并因此得到了一大批底层群众的欢迎。在处理印度教派和伊斯兰教派争夺阿约迪亚清真寺所在地的问题上，它坚决制止了右翼印度人民党意欲拆寺建庙的激进行动，从而得到了穆斯林的拥护，也获得了一部分温和印度教徒的赞许。

人民党代表城市中小商业者、中小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利益，印度教教派主义色彩尤其浓重。它一直主张复兴印度教，建立一个“大印度民族”，并鼓吹一旦人民党执政，印度将成为印度教徒的天下，印度将成为“印度教徒国”。人民党的这些主张吸引了一大批印度教徒。

为了击败对手，拉吉夫·甘地不得不奔走在四处宣传的路上。他认为1989年大选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脱离了群众，给反对党落下了高高在上、不体察民情的口实。为此，他下定决心要树立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形象，改变过去出行时防弹衣不离身、保镖前呼后拥的情况。于是，他一反常规，脱掉了防弹衣，不论走到哪里都深入到选民中间去，与选民亲切地握手、交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在哈比尔邦竞选时，他甚至没收了保镖的汽车钥匙，以便甩开这些“跟屁虫”。拉吉夫·甘地常常亲手接过群众送给他的鲜花，然后再转手送给人群中的某个妇女，他深知自己英俊的外表和一束美丽的鲜花定能打动那些妇女的心，也会为他赢得一张又一张的选票。

拉吉夫·甘地的举动为他赢得了选民的心，但却埋下了重大的安全隐患。

5月20日，第十届人民院选举正式开始。当天，敌对党派和教派之间发生了暴乱和冲突，造成至少30人死亡。动乱的社会环境使10多亿印度人民在武装保护下进行投票，成为印度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暴力下的民主”。

5月21日，为了迎接5月23日和26日的两轮投票，拉吉夫·甘地风尘仆仆地赶到安得拉邦的维沙卡帕特南参加竞选集会。随后，又马不停蹄地前往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马德拉斯。

在动身前，拉吉夫·甘地所乘的飞机出现了故障，等到达泰米尔纳德马德拉斯机场时已经将近晚上9点了。刚下飞机的拉吉夫·甘地，马上找来该地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警察局长，提出他要立即赶往斯里佩鲁姆布杜镇，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竞选集会。

斯里佩鲁姆布杜是距马德拉斯40公里的一个小镇。警方认为那里位置偏僻，警力不足，而且，有情报表明泰米尔猛虎组织已经渗透到这一地区，如果拉吉夫·甘地在没有安排好安全措施前就贸然前去，很难保证其人身安全。

可拉吉夫·甘地执意前往。万般无奈之下，警察局长只好为之安排。

拉吉夫·甘地要来斯里佩鲁姆布杜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大街小巷，热情的选民从四面八方涌入集会现场，希望一睹这位英俊政治家的风采。

会场设在一个四周种着棕榈树的开阔草地上。集会选在这样一个空旷、毫无障碍的地方进行本身就不利于安全工作的开展，也增加了危险系数。此外，会场组织人员原定等拉吉夫·甘地在讲台上演讲的时候再让群众献花，那样他们可以事先对献花者进行安全检察，可后来又将献花这一程序改在拉吉夫·甘地下车之后走在红地毯上的时候进行。

谁也没有料到，正是这一改变，导致了后来惨剧的发生。

拉吉夫·甘地到达小镇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当他走下汽车，原来平静的会场顿时沸腾了，鞭炮声、欢迎声震耳欲聋，拉吉夫·甘地一边微笑着向群众挥手致意，一边踏上了通往讲台的红地毯。

人们纷纷涌上前来向拉吉夫·甘地献花，会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维持秩序的警察也被人群挤到了一边。拉吉夫·甘地笑容可掬地接受人们对他的欢呼，亲手接过群众送给他的鲜花。

此时，一个个子不高、身穿黄绿相间沙丽外衣的年轻妇女手捧花环一步步向拉吉夫·甘地靠近着，看样子是要给他献花。在拉吉夫·甘地身边的一位女警官试图阻止她，但拉吉夫·甘地对女警官示意说要给每个人一次机会。

于是，这个妇女上前献上花环，随即跪下来向拉吉夫·甘地行吻足礼。拉吉夫·甘地则弯下腰伸出手来，试图将她扶起来。正在这时，人群中火光一闪，接着传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起初的几秒钟，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惊呆了，一些记者还以为这是欢迎拉吉夫·甘地活动的一部分，但很快人们便惊醒过来——有人要刺杀拉吉夫·甘地！

保安人员开始在混乱中寻找拉吉夫·甘地的身影。待烟雾散去，人们看到爆炸现场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残肢断臂，若干具尸体血肉模糊地躺在地上。人们已经无法辨认哪一个是拉吉夫·甘地。

后来，人们找到了两具被炸得最厉害的尸体。其中一具男尸上身几乎被炸得粉碎，手指也失去好几个，胸部和背部被烧焦，一条腿也不知去向。后来，保安人员根据拉吉夫·甘地生前穿的一双运动鞋，才找到他的另一条腿。

人们在爆炸现场还捡到了一只手表，表针正好指向了10点20分。正是那个时候，拉吉夫·甘地步其母亲的后尘，离开了人世。

拉吉夫·甘地被刺的消息像晴天霹雳，震惊了整个印度政坛。他的去世，使独立后雄踞印度政坛几十年的尼赫鲁—甘地家族轰然坍塌。

二 无奈的选择，宿命的结局

拉吉夫·甘地1944年8月20日生于孟买。他的外祖父尼赫鲁是印度独立后的首位总理，有“印度政坛最耀眼的明星”之称，母亲英迪拉·甘地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三位总理，也是印度迄今为止的唯一一名女总理。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尼赫鲁家族主宰了印度政坛，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先后执掌了33年总理大权。

出生在如此一个豪门显贵、政治世家，拉吉夫·甘地却对政治没有丝毫兴趣。对他来说，做一个天天活在尔虞我诈中的政治家，还不如做一个自由自在的飞行员，过与世无争的平淡生活。

1962年，拉吉夫·甘地被母亲送往英国留学，先是就读于伦敦帝国学院，后转入剑桥大学学习机械工程学。

在权力之巅与厄运共舞。从尼赫鲁（上）到英迪拉（下）再到拉吉夫，他们主宰着印度的命运，也承受着命运对他们的操纵。

在英国学习期间，拉吉夫·甘地结识了来自意大利的姑娘索尼娅·马伊诺，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并结为夫妻。1965年，拉吉夫·甘地结束了在剑桥的学业，回到印度考入了印度飞行俱乐部，接受正规的飞行训练，并在次年11月获得了飞行资格证书。1968年年底，拉吉夫正式成为印度民航公司国内航线的飞行员。他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把飞行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从不过问政治。

既然拉吉夫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母亲英迪拉·甘地很自然便将注意力放在了他弟弟桑贾伊身上，全心全意地培养和扶植他做自己的接班人。然而造化弄人，1980年6月，桑贾伊在一次特技飞行表演中不幸坠机身亡。眼看尼赫鲁家族的政治事业后继无人，英迪拉·甘地只好将希望寄托在对政治冷漠的拉吉夫身上。

母亲的想法首先遭到了拉吉夫·甘地妻子的反对，索尼娅一向不主张丈夫涉足政坛。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谈判，索尼娅才做出了让步，拉吉夫·甘地也勉为其难地答应了母亲的要求。之后，在1981年1月11日他放弃了飞行员的职业，成为国大党的一员。此后他又在弟弟桑贾伊的选区补选人民院议员获胜，他的人生之路戏剧性地转向了政治轨道。

1984年10月31日，英迪拉·甘地被锡克族卫兵乱抢射杀，不幸身亡。国大党经过紧急磋商，将拉吉夫·甘地推上了政府总理的位置，组织新的内阁。在英迪拉·甘地遇刺9个小时以后，拉吉夫·甘地宣誓就职，成为尼赫鲁家族第三位总理。

拉吉夫·甘地就任总理时，由英迪拉·甘地被刺造成的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政治局面变得更加危险和复杂。拉吉夫·甘地清楚地知道，在动乱的印度有成千上万的人，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要将他和他的全家赶尽杀绝。因此，在母亲遇刺后的一段时间里，拉吉夫·甘地还穿上了防弹背心，总理府也相应地加强了防范措施。

按照印度保卫要人的蓝皮书，总理府的保卫是相当严密的，里外三层的防卫圈可以保证总理生活与工作的安全。

第一圈是最靠近总理一层，于1985年成立，主要由特别保安部队负责。这支队伍由警察和准军事部队中抽调的精锐分子组成，配备了最先进的进口武器，一旦发生意外，他们会充当人墙，将总理团团围住，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总理撤离到安全地带。

第二层防卫圈由国家安全卫队负责。这支队伍是专门为了应对恐怖分子的活动而组建的，成员全部接受过反恐怖活动训练和游击战训练。

第三层，也就是最外层通常由地方武装警察负责，进行安全监察和工作协调。

拉吉夫·甘地下台以后，由于不再是总理的身份，自然第一层和第二层的保安工作也就相应撤出，只剩下地方警察在保护他。对于保安工作，拉吉夫·甘地本人并不怎么重视。他认为一个人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保安工作做得再好也难以扭转它，能保护他的只有上天。不过，显然拉吉夫·甘地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幸运，上天似乎没有给他特别的照顾，甚至还让他继承了尼赫鲁家族的魔咒。

拉吉夫·甘地和外祖父、母亲一样，去世前都到过奥里萨邦，这是否就是他们的家族魔咒？

这个魔咒就是“奥里萨邦”。拉吉夫·甘地的外祖父尼赫鲁和母亲英迪拉·甘地一样，去世的前夕都到过奥里萨邦，随后不久便去世了。而拉吉夫·甘地本人，在遇刺前8小时也是在奥里萨邦的戈拉布德县进行过演讲。

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要让他在外祖父和母亲共同去过的地方走完他的生命之旅。

三 是恐怖复仇还是“猛虎”伤人？

拉吉夫·甘地被害以后，为了缉拿元凶，印度中央调查局成立了“特别调查小组”，负责侦破此案，并同时悬赏100万卢比，奖励帮助辨认刺客的人。特别调查小组直接归中央调查局局长维杰·卡兰领导，由200名来自调查局的精英分子组成，是印度政府所能组织起来的最好的破案班子。

案件的侦破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从作案动机上看，有好几股势力都有可能是杀害拉吉夫·甘地的凶手。

首先有人想到的是拉吉夫·甘地在大选中的主要对手。因为拉吉夫·甘地在大选中锋芒毕露，成为各党派的最主要竞争对手，如果要消除这个威胁，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消失”。而有人则认为，人体炸弹事件应该是锡克教极端分子所为，因为他们曾发誓要将英迪拉·甘地全家赶尽杀绝。也有人认为是泰米尔人策划并实施的，这背后还有外国势力的介入。

根据种种推断，调查组觉得后两者的嫌疑最大。

锡克教恐怖主义分子对拉吉夫·甘地可以说是恨之入骨，曾多次对其实施过暗杀行动。早在1985年6月，一伙锡克教极端分子就试图在拉吉夫·甘地访问美国的时候暗杀他，幸好事先被美国有关当局察觉，计谋才没有得逞。

诸如此类的惊险事件，在拉吉夫·甘地担任总理期间时有发生。情况最紧急的一次发生在1986年10月2日，这一天是国父圣雄甘地117周年诞辰纪念日。那天上午8点，拉吉夫·甘地和其他政府要员按规矩到甘地的墓前扫墓。当拉吉夫·甘地走下汽车，刚步行走到陵园的入口处，突然传来一声枪响。保安人员随即展开搜索，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物。

在紧张的气氛中，扫墓仪式完成。在拉吉夫·甘地一行人往回走到陵园门口的时候，又传来一声枪响。保安人员急忙护送拉吉夫·甘地等上车。此时，又传来了第三声枪响，有6名保安人员和随从被霰弹击中，场面一片混乱。保安人员一面催促汽车立即离开，一面朝枪响的地方追去。

在距离拉吉夫·甘地上车地点30米的地方，一个浓密的藤萝架上，保安人员发现了一个身穿橄榄绿军用劳动服的男青年。当保安人员看见他的时候，他还在举枪瞄准。警方立即逮捕了他。

经审查，这名青年名叫卡拉姆特·辛格，锡克族人。据他供称，他行刺拉吉夫·甘地的原因是要为两年前在金庙事件中被打死的朋友复仇。为了等待机会，他已经在陵园埋伏了两个星期。卡拉姆特使用的是土制手枪，他一共开了3枪，第一枪因为枪出了毛病，枪响后子弹掉在了地上。第二枪用的是一颗英国子弹，枪响后，子弹卡在了枪里。第三枪他用了霰弹，结果造成了6名保安和随从的受伤，却没有伤害到拉吉夫·甘地。

一场虚惊过去了，锡克族针对拉吉夫·甘地进行的种种暗杀活动却没有过去。此番拉吉夫·甘地的遇害，不排除就是锡克族人复仇的可能。

除了锡克族恐怖分子针对拉吉夫·甘地进行的多次暗杀之外，拉吉夫·甘地还在国外经历过一次近在咫尺的谋杀。

1987年6月，斯里兰卡发生了泰米尔分裂主义骚乱，斯里兰卡政府请求印度政府给予调解。拉吉夫·甘地答应了，并派出了一支维持和平的部队进驻斯里兰卡北部泰米尔族居住的两个省。同时，拉吉夫·甘地还亲自出面参与调停，并访问了斯里兰卡，与斯里兰卡总统贾亚瓦德纳以及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头目进行了会谈。

在拉吉夫·甘地的斡旋下，斯里兰卡政府同意泰米尔人在两省的半自治地位，泰米尔猛虎组织答应停火，并签订了《印斯和平协议》。7月27日，拉吉夫·甘地结束了访问，斯里兰卡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就在这场欢送仪式上，拉吉夫·甘地险些丧命。

欢送仪式是在上午10点举行的。按规定，拉吉夫·甘地在检阅时距仪仗队应有15英尺的距离，但由于保安人员没有及时提醒拉吉夫·甘地，以至于他所走的路线离仪仗队只有5英尺，因此当拉吉夫·甘地兴致勃勃地向仪仗队走去的时候，一个仪仗队员突然举起枪托向他的头部猛击过去。拉吉夫·甘地急忙用手肘挡了一下枪托，才得以脱险。

锡克族分离主义分子和泰米尔猛虎武装究竟谁是谋害拉吉夫·甘地的凶手？特别调查小组毫无头绪。在爆炸事件以后，侨居英国的锡克教分离主义组织立即发表声明，称拉吉夫·甘地的死是“历史的必然”，高兴之情溢于言表，但否认此事和他们有关。而泰米尔猛虎组织驻伦敦发言人也表示该组织没有刺杀拉吉夫·甘地。

尽管如此，特别调查小组还是将调查的重点集中在了锡克教徒恐怖活动组织和泰米尔猛虎组织身上。拉吉夫·甘地遇刺后的第三天，特别调查小组兵分两路，一路去斯里兰卡，另一路则开赴旁遮普邦。

事实上，早在爆炸事件发生之前，印度联邦调查局和反恐怖厅就已经将锡克教恐怖活动组织列入了重点调查和控制组织的范围内，所以，针对它的调查也比较容易。特别调查小组清查了锡克教恐怖组织的大部分驻地和据点，并没有发现与爆炸案有联系的线索。这次爆炸事件从策划和实施上看，显然是一次组织周密的暗杀行动。只要事件是人策划的，就难免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可在对锡克教恐怖组织仔细调查后，没有发现与本案有关的线索。

就在这边的调查陷入山穷水尽之时，另一路人马的侦破行动却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他们发现泰米尔猛虎组织很有可能是这次恐怖活动的罪魁祸首。

情报机构和警察部门在接到报告后立即赶赴斯里佩鲁姆布杜镇，进行现场勘查、分析与取证，发现这次爆炸案被炸死的18个人中，有两个人被炸得最厉害。一个是拉吉夫·甘地，另一个是一名妇女。这名妇女的身体被炸成两截，后背有爆炸的痕迹。18具尸体中只有她的尸体无人认领，显然，她和爆炸案有着重要的联系。

经化验表明，凶手使用的可塑炸药是美国生产的，名为“回旋加速亚甲基三硝基甲苯炸药”。它在爆炸时会有成千上万个直径一毫米左右的子母弹飞出，杀伤面积极大。而这种爆炸材料和刺杀方式，恰恰是泰米尔猛虎组织所常用的。一位被炸伤的国大党官员说，在爆炸前5小时，这名妇女曾经和一个男子到出事地点察看过。该妇女肤色较白，像个混血儿，能说英语和泰米尔语。专家推测，这位身份不明的女人很可能就是向拉吉夫·甘地献花的妇女。

焦点逐渐集中到了泰米尔猛虎组织身上。

在警察清理现场的时候，还发现了一盘具有决定意义的录像带，就是这盘录像带为确认凶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原来在拉吉夫·甘地到达现场的时候，摄像师已经支好了摄像机，将镜头对准了拉吉夫·甘地。但不久爆炸就发生了，摄像师本人被炸死，摄像机也被炸坏，但录像带却完好无损。录像带真实地记录了爆炸发生的场景，帮助警方确定了那个向拉吉夫·甘地献花的妇女就是这起爆炸案的制造者：当她弯下腰来准备对拉吉夫·甘地行吻足礼时，引爆了爆炸装置。最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接近拉吉夫·甘地的时候曾经回头朝不远处主席台附近的一个人看了一眼，似乎在接受什么指令。而这个人，就是泰米尔猛虎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西瓦拉桑。

5月25日，印度警方在一个码头逮捕了一名叫向卡尔的泰米尔猛虎组织成员，从而使案件有了重大的突破。向卡尔是泰米尔猛虎组织派来谋杀斯里兰卡伊拉姆人民解放阵线领袖帕鲁马尔的。他从刺杀拉吉夫·甘地现场拍摄的照片中认出了策划谋杀帕鲁马尔的人，这个人就是西瓦拉桑。同时，他供认是用“C3RDK”炸弹杀死帕鲁马尔的，而这与炸死拉吉夫·甘地的炸弹相似。8月20日，印度警方发现了西瓦拉桑等人的踪迹，并将他们包围在了班加罗尔以南的一个小村庄的房屋里。经过25分钟的激战，警方冲进房间，发现屋里的人已经全部死亡。屋内一共有7具尸体，其中西瓦拉桑本人是使用AK-47对准自己的太阳穴自杀身亡的，其他6人则是吞服氰化物自尽。加上在此之前在追捕过程中服毒自杀的人，在这一案件中自杀丧生的泰米尔猛虎成员已有20多人。至此，参与暗杀拉吉夫·甘地的凶犯或被捕或自杀，案件的侦破告一段落。

四 周密的暗杀计划

1991年7月10日，印度联邦调查局长维杰·卡兰向新闻界透露了泰米尔猛虎组织密谋暗杀拉吉夫·甘地的整个过程，称这是猛虎组织蓄谋已久的恐怖计划。

由于拉吉夫·甘地在首次执政期间曾派兵支持斯里兰卡政府镇压泰米尔人，泰米尔猛虎组织早就对他怀恨在心，担心他再次执政以后形势会更加不利于他们，因此便决定除掉他。

1990年底，在斯里兰卡北部贾夫纳丛林中的一个秘密指挥部中，泰米尔猛虎组织首脑普拉巴卡兰和他的高级幕僚专门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以“独眼杰克”西瓦拉桑为首的暗杀小组。西瓦拉桑是泰米尔猛虎组织资深的情报人员，还是一名出色的爆破专家。此外，普拉巴卡兰亲自挑选了3名精明强干的中层指挥官并进行了分工：巴比负责组织人员和安排庇护所；穆苏拉贾负责通讯联络和财政；穆鲁根兼管上述人员离开印度后的工作。

会议结束以后，暗杀的准备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印度方面认为，猛虎组织首领普拉巴卡兰是拉吉夫·甘地刺杀案的幕后主凶。时隔18年后，普拉巴卡兰被斯里兰卡政府军击毙。

采用什么方法暗杀拉吉夫·甘地？暗杀小组经过反复考虑、论证，决定采用“人体炸弹”的做法。这个办法曾让他们在前不久成功炸死了斯里兰卡国防部长韦杰拉通。

确定了暗杀手段以后，暗杀小组精心研制了一种腰带炸弹。这种炸弹就是在腰带上安装6颗手榴弹，每颗重80克，炸药中放有2800个小弹片，手榴弹用银丝线与电路相连，装有保险和引爆两个套环开关，用9伏电池引爆。制成的腰带炸弹最后要安装在特别的粗布背心上。炸弹制成了，西瓦拉桑开始寻找合适的人选。

充当人体炸弹的人选是完成暗杀任务的关键，必须有沉着、冷静、富于献身的精神，否则炸弹设计制造得再完美无缺也没有用。经过普拉巴卡兰亲自选定，决定由西瓦拉桑的表妹达努和一个名叫苏帕的妇女组成一个自杀敢死队。由达努负责行刺，苏帕担任替补杀手。

达努的真名叫佳达丽，长得十分漂亮，据说曾遭到过印军的污辱，对印度尤其是对拉吉夫·甘地恨之入骨，曾发誓不雪耻辱誓不为人。因此，西瓦拉桑一把任务讲明，达努立刻就答应下来。

为了确保暗杀行动的万无一失，普拉巴卡兰要求在采取行动前必须实施演习，并把整个过程用摄像机拍下来供他审查批准。于是，暗杀小组在4月18日和5月12日进行了两次模拟演习。第一次演习是在马德拉斯的马里纳海滩上进行的。拉吉夫·甘地当时正在那里参加集会，4名猛虎成员混在群众中参加了集会。为了不引起警卫的注意，他们没有强行接近拉吉夫·甘地。第二次模拟演习是在离马德拉斯40公里的一个小城里进行的。当时的拉吉夫·甘地同前总理辛格正出席一次集会。这次演习十分成功，担任杀手的达努挤到了与拉吉夫·甘地十分接近的地方，完全可以向他们行吻足礼，而这正是暗杀计划中的关键步骤。普拉巴卡兰看过录像后十分满意，认为执行预定暗杀计划的时机已经成熟。

5月20日，西瓦拉桑得知了第二天拉吉夫·甘地将参加在泰米尔纳德邦斯里佩鲁姆布杜镇竞选集会的消息，当即决定实施暗杀计划。苏帕和达努对于即将充当“人弹”角色没有一丝畏惧，在她们看来为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独立事业献身是光荣的。

5月21日，他们来到了斯里佩鲁姆布杜镇，随身带着4枚已经装配完毕的炸弹。达努和苏帕事先来到拉吉夫·甘地即将进行演讲的会场，当地的国大党主席拉马穆特正在布置会场。达努和苏帕说自己是拉吉夫·甘地的忠实支持者，希望能在晚上集会的时候向他献花。拉马穆特说献花必须有所在区国大党主席的介绍信，否则任何人都不能接近拉吉夫·甘地。听到这一消息，达努和苏帕有点灰心。

然而，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摆在面前，她们不想因为一张小小的介绍信而退缩。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他们决定按照原计划进行。

当晚9点，达努和苏帕两人离开旅馆，来到会场。当时拉吉夫·甘地的车队还没有到达，但草坪上已经挤满了拉吉夫·甘地的支持者。暗杀敢死队的成员们分批进入会场，在一处僻静的地方伺机而动。

达努已经穿好了炸弹背心，还戴上了一副眼镜稍作打扮，手里拿着事先买来的檀香木花环。西瓦拉桑则站在主席台附近，遥控暗杀行动。令人奇怪的是，在离拉吉夫·甘地这么近的地方，居然没有人知道他身上带着手枪。

猛虎组织的女兵人人都抱定了为独立事业献身的信念，充当“人弹”炸死拉吉夫·甘地的达努就出自她们中间。

暗杀小组的成员已经各就各位，只等主角登场了。

原本，暗杀小组成员对本次行动的成功不抱太大希望，因为有没有机会靠近拉吉夫·甘地还是一个未知数。但在拉吉夫·甘地到达会场之前，组织方突然宣布欢迎仪式临时改在草地上进行，这让达努高兴万分。

晚上10点10分，拉吉夫·甘地到达会场，大家争先恐后地站起身来，向他表达心中的敬意。达努混在人群中，一步步向拉吉夫·甘地靠近。一切都是那么顺利，都在按照预想进行，尽管在过程中遇到了一名女警的阻拦，但是拉吉夫·甘地出面化解了这一问题。

达努面带笑容地向拉吉夫·甘地献花，并一脸虔诚地弯下腰来，看似要对拉吉夫·甘地行吻足礼。也就是那一刻，她按下了引爆炸弹的开关。

血染红了集会的红地毯。

拉吉夫·甘地随着炸弹的巨响离开了他所热爱的祖国，他所牵挂的家人。

五 猛虎之患

泰米尔猛虎组织，这个谋杀拉吉夫·甘地的凶手终于浮出了水面。作为一支曾经是拉吉夫·甘地一手扶植起来的武装力量，如今却成了送他奔赴黄泉的罪魁祸首。拉吉夫·甘地养虎为患，最终却命丧虎口。

拉吉夫·甘地与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渊源要从他的母亲英迪拉·甘地说起。

英迪拉·甘地在出任印度总理期间，出于印度国家利益的考虑，采取了扶植泰米尔分离分子，支持泰米尔猛虎组织恐怖活动的政策。

据报道，英迪拉·甘地曾指示印度有关部门专门提供一笔巨额资金，从国外购买武器交给泰米尔猛虎组织。此外，她还在印度南部建立了基地，专门用来训练泰米尔恐怖组织的成员，并建立了很多避难营，给泰米尔人提供庇护所。同时，她还专门为泰米尔猛虎组织聘请了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军事教官，教授组织成员游击战和恐怖活动的一些基本技能。

英迪拉·甘地为何冒着被国际社会指责干涉他国内政的危险，支持斯里兰卡的分离主义分子呢？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原因。

印度自独立以来，政府就确立了大国战略，一直梦想把印度变成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尼赫鲁就曾经说过，除了美国、前苏联和中国，印度是当之无愧的第四大国。他认为，要想成为世界大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后院”，美国控制着拉美，前苏联控制着东欧，印度也要将南亚纳入自己的羽翼之下。

为了实现所谓的大国策略，印度刚刚成立之初，就悍然出兵尼泊尔，扶植了亲印度的势力；之后入侵锡金，强制规定锡金首相必须由印度人担任；威胁不丹，强行夺取了该国的外交政策决定权；干涉中国西藏事务，发动中印边界战争。这一系列行动都是尼赫鲁树立大国地位行动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只有这样，印度在国际上才有发言权。

尼赫鲁死后，女儿英迪拉·甘地继承了他的思想。但相较于尼赫鲁，英迪拉·甘地在实施大国战略方面更有成就，有些尼赫鲁没有做到的事情，英迪拉·甘地却做到了。

1971年，她发动了举世瞩目的印巴战争，肢解了巴基斯坦这个眼中钉，用鲜血和大炮铸就了孟加拉共和国的诞生。

尼赫鲁在世的时候，他一心想解决印度和斯里兰卡两国之间的泰米尔人问题，但终未能如愿。英迪拉·甘地上台以后，希望能够通过支持泰米尔分离主义分子，在斯里兰卡建立一个亲印度的政府，来加强印度在南亚的影响，使之成为印度向大国策略迈进的一个台阶。

除了大国策略之外，印度还想通过其长达6100多公里的海岸线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濒海大国，实现其制定已久的海洋战略。印度洋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世界主要石油航线的中心点。印度洋的自然资源也十分丰富，蕴含着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印度洋深处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早在13世纪以前，印度就将印度洋作为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20世纪70年代以后，印度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经济交往发展迅速，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很多商品都要从印度洋上进出，是印度经济的生命线。印度洋的重要战略地位，注定了印度的利益与印度洋休戚相关。

要把印度洋的命运握在自己手中，最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控制印度周边的海域。而斯里兰卡正好处在印度的南端，自然而然成为印度重点“照顾”的对象。斯里兰卡能够为印度所用，听印度的话，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支持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掌权。支持泰米尔人还可以为国大党的政党政治服务，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在印度政治现实中，泰米尔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只有几百万，而在印度却有7400万。如果英迪拉·甘地能取得印度境内7400万泰米尔人的支持，那她在国大党内的分量要大得多。

同时，印度南部以泰米尔人为主体的泰米尔纳德邦占印度人口的7.4%，它的政治倾向对印度中央政府的决策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早在印度独立的初期，泰米尔纳德邦就有明显的分离倾向，企图建立一个脱离印度中央政府、由南部印度其他4个达罗纰荼语系组成的独立的国家。后来经过印度政府的压制和安抚，这一目的才没有达成，但是仍具有一定的势力。他们经常在斯里兰卡泰米尔人问题上向印度中央政府施加压力，声称如果中央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制止斯里兰卡对泰米尔人的屠杀，印度泰米尔人将重新考虑独立。

为了维护印度国内的安定和团结，防止出现印度泰米尔人脱离印度，英迪拉政府不得不对斯里兰卡泰米尔人有所表示。

英迪拉·甘地遇刺以后，拉吉夫·甘地上台执政。当时，印度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稳定国内局势成为当务之急。拉吉夫·甘地根本没有多余的心思来重新思考印度对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政策问题，于是便直接沿用了母亲的做法。有了印度做靠山，斯里兰卡泰米尔分离分子的势力发展得更为迅速，行动也更加有恃无恐。

泰米尔分离分子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泰米尔家园的主张，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1987年1月，泰米尔反政府武装在北方省贾夫纳地区成立了一个名叫“泰米尔国”的“民事政府”，控制了这一地区。这一举动激怒了斯里兰卡政府，马上宣布对泰米尔分离组织进行清剿。在开展针锋相对的清剿行动的同时，斯里兰卡还做出和解的姿态，呼吁和包括泰米尔猛虎组织在内的泰米尔强硬派举行和谈。

泰米尔反政府武装根本无视斯里兰卡政府的和解意愿，在政府单方面宣布停火的几天之后，泰米尔反政府武装开始频繁制造恐怖流血事件。

不断的流血事件使通过谈判陷入僵局。斯里兰卡政府紧急召开内阁会议，决定调集兵力全力围剿泰米尔武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斯里兰卡政府军对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总部和据点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泰米尔猛虎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库马拉帕被打死。清剿于6月10日结束时，泰米尔武装的许多营地和据点被清除，损失惨重。

流血冲突和军事行动不仅加深了斯里兰卡国内两个民族的仇恨，也加剧了斯印两国的紧张关系。

印度当局对斯里兰卡政府清剿泰米尔武装的行动十分恼火，多次警告斯里兰卡政府停止军事镇压行动。但斯里兰卡政府不管不顾，继续自己的清剿行动。无奈且愤怒的印度政府决定对泰米尔武装采取紧急援救措施。1987年5月底，印度政府命令东部海军司令部所属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其军舰也在斯里兰卡附近海域游弋，向斯里兰卡政府施加压力。随后，印度政府又宣布，将向斯里兰卡贾夫纳地区受战火波及的泰米尔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公开与斯里兰卡政府为敌。

6月，在4架“幻影-2000”战斗机的护航下，5架运输机侵入斯里兰卡贾夫纳半岛上空，向斯里兰卡武装空投了25吨食物和药品，给弹尽粮绝的泰米尔猛虎组织解了燃眉之急。

印度这一侵犯斯里兰卡领空的事件引起了斯里兰卡政府的强烈反对，南亚各国也同声斥责。印度没有将斯里兰卡政府的愤慨放在眼里，仍旧一意孤行，还向南部港口派驻了7000人，准备直接出兵贾夫纳地区。斯里兰卡见外交照会不管用，直接发布了全国紧急动员令，准备给外国势力的军事侵入以全力打击，双方关系已经紧张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就在斯里兰卡和全国际社会以为一场军事冲突在所难免的时候，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突然宣布自己将出访科伦坡，与斯里兰卡总统贾亚瓦德纳举行会谈，解决印斯两国之间的泰米尔问题。

7月29日，拉吉夫·甘地造访斯里兰卡，与斯里兰卡总统贾亚瓦德纳在科伦坡签署了《关于斯里兰卡建立和平与正当状态的协议》。该协议规定，斯里兰卡政府军与泰米尔反政府武装于7月31日在全国范围内停火。泰米尔武装分子必须在5日内放下武器；交战双方必须在两天内停止敌对行动；斯里兰卡政府军返回营地，大赦政治犯。解散东方省和北方省当地负责保卫僧伽罗人的民兵，斯里兰卡政府大赦被捕的泰米尔武装分子，泰米尔人占多数的北方省和东方省年底以前要建立一个单一的经选举产生的省级委员会和实行半自治。泰米尔语和僧伽罗语一道成为官方语言，印度政府将确保它的领土不被泰米尔人用来从事损害斯里兰卡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的活动。协议还规定在斯里兰卡政府的“邀请”下，印度将向斯里兰卡派出维和部队监督停火。

事情真是峰回路转。拉吉夫·甘地与斯里兰卡总统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迅速化解了矛盾，这让很多人疑惑不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剑拔弩张的两个国家迅速握手言和呢？

从斯里兰卡方面看，在面临泰米尔人不断紧逼的攻势同时，斯里兰卡也承受着巨大的外交压力。国际人权组织和国际舆论对斯里兰卡政府军镇压泰米尔武装不断进行谴责。由于政府长期未能解决国内种族冲突问题，斯里兰卡国内民众对政府也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多年的国内动乱使斯里兰卡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泰米尔反政府势力的影响却日益扩大，甚至他们的游击战已经影响到了首都科伦坡。加上斯里兰卡还面临着印度军事上的威胁，他们不得不对泰米尔人做出让步。

斯里兰卡总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印度是这一地区的超级大国，斯里兰卡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受印度的支配。所以，为了维系现政府的统治，稳定国内外局势，解决种族冲突成为燃眉之急。

拉吉夫·甘地做出这一突然转变也有着他自己的原因。

通过前段时间的对峙，拉吉夫·甘地深刻地感到母亲在处理泰米尔人问题上的不足。虽然他从心底里赞同泰米尔人的自治，但是并不赞同他们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如果印度政府以支持民族独立或民族自决为名干涉他国内政，那么一旦印度国内少数民族提出这样的要求，尤其是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么印度将陷入空前的动乱。通过谈判签署和平协议，印度政府不但解决了泰米尔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经过协议，印度军队终于可以以维持和平的名义进驻斯里兰卡了，真可谓是一箭双雕。

拉吉夫·甘地的如意算盘打得挺响，但事情的发展却并不如意。

和平协议并没有为斯里兰卡带来真正的和平。在泰米尔分离分子看来，没有邀请他们参与协议的具体谈判和签署就是对他们的侮辱，是强加给他们的。他们认为，印度是背信弃义、出尔反尔的“小人”，态度突然的转变使他们丧失了主动性，不得不接受协议。泰米尔猛虎组织首领普拉巴卡兰公开表示，在泰米尔人问题上，作为一个调和者，印度表现得有失公允。他们将贾亚瓦德纳视为贵宾，却将泰米尔人视为囚犯。更重要的是，泰米尔人的要求并没有得到实现。

由于和平协议没有满足泰米尔人的要求，泰米尔人对协议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协议签字几个月后，双方冲突再起。

1987年10月3日，斯里兰卡海军在海面截获了一艘从印度偷渡到斯里兰卡的小船，船上的17个人均被抓获。警方认为这17人是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成员，正密谋从海路偷渡到贾夫纳，并认定其中4人与4月份的大规模恐怖事件有关。因此，这17人被带到了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接受审讯。10月5日，被俘的猛虎组织成员在即将受审之前，吞服随身携带的氰化物胶囊自杀。后经查实，其中3人是泰米尔猛虎组织普拉巴卡兰的亲信。

成员被抓并自杀的消息传出之后，泰米尔猛虎组织群情激奋，发誓要进行报复，随后他们在贾夫纳地区和东方省采取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从10月5日开始，该组织大开杀戒，首先遇难的就是8名政府军士兵。他们被拖到贾夫纳的公共汽车站，当众处死。冲锋枪子弹把这8个士兵打得像蜂窝煤一样，死状惨不忍睹。在此后的两个小时内，该组织屠杀了160人。数日之内，又有200多僧伽罗人和穆斯林惨遭杀害。

泰米尔猛虎组织的疯狂报复行动激怒了斯里兰卡政府，舆论一边谴责猛虎组织的残酷暴行，一面指责印度军队的袖手旁观，变相纵容猛虎组织。

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拉吉夫·甘地政府不得不改变对斯里兰卡的策略。

先是以看协议正式文本为由将普拉巴卡兰从贾夫纳丛林营地中骗出，送到新德里软禁起来，后来因为猛虎组织以绝食相威胁，才不得不将其释放。此后，又发生了被俘猛虎组织成员集体服毒自杀的事件，泰米尔猛虎组织正式与印度反目，开始对印度军队进行袭击。

面对泰米尔猛虎组织的袭击，印度政府发表声明，谴责泰米尔猛虎组织滥杀无辜，称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强有力措施来对付试图破坏印斯协议的人。同时，驻斯里兰卡印度维和部队受命恢复斯里兰卡北部和东部省份的正常秩序。之后，印度军队先后在斯里兰卡北部地区对猛虎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剿。在控制了贾夫纳大部分地区之后，印度军队又包围了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根据地贾夫纳城。在大炮、坦克和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印军对贾夫纳城发起了猛攻。尽管猛虎组织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巨大的实力差距让印军很快攻破了对方的外围防线。在印军的强大攻势面前，泰米尔猛虎组织首领普拉巴卡兰曾几次呼吁停火谈判，但拉吉夫·甘地均未理睬。印军坚持要求猛虎组织像其他泰米尔武装那样，交出全部武器，停止抵抗。

最终，泰米尔猛虎组织一败涂地，向来以泰米尔人领袖自居的猛虎组织自此落为草寇，进入丛林游击战。而印度也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后撤出了斯里兰卡。

印军撤离了，但泰米尔人对拉吉夫·甘地的仇恨却留了下来。泰米尔恐怖组织将拉吉夫·甘地视为泰米尔人最大的敌人，时时刻刻预谋着暗杀他，为死去的泰米尔人报仇。

如今，涉及谋杀拉吉夫·甘地的猛虎组织成员悉数落网，按理说案件也算最终告破了。可事情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完结，这个案件的侦破过程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疑点。

从表面上看来，泰米尔猛虎组织对拉吉夫·甘地下毒手是因为在他的指挥下，印度出面干涉了斯里兰卡的民族纷争，使泰米尔人损失惨重。猛虎组织因此对拉吉夫·甘地的出尔反尔恨之入骨，完全有理由暗杀拉吉夫·甘地。

可有人认为猛虎组织并没有杀害拉吉夫·甘地的动机。因为拉吉夫·甘地也许是当时唯一可以对斯里兰卡政府施加压力、使之停止围剿猛虎组织的人物。如果他不在了，以后还有谁能对猛虎组织心慈手软？

1992年5月20日，泰米尔猛虎组织再次澄清自己和本案无关，并质问印度政府，为什么在没有充分的人证、物证的情况下匆匆结案？为什么仅凭一盘录像带就说此案是猛虎组织所为？即使充当人体炸弹的人属于猛虎组织，但具体在背后策划的并不一定是猛虎组织。

1993年，猛虎组织首领普拉巴卡兰在斯里兰卡政府打击武装骚乱的围剿中被捕。在之后的受审中，他坚决否认自己与拉吉夫·甘地的死有任何关联。他认为印度政府是有意转移视线，并坚持认为锡克教分离组织比他们更有可能是谋划杀害拉吉夫·甘地的凶手。普拉巴卡兰暗示印度政府为了国内的稳定而让泰米尔猛虎组织背黑锅。

猛虎组织的矢口否认，让有些人开始怀疑猛虎组织是杀人凶手的定论。有人怀疑猛虎组织背后还有另一只手在操控。

当初，英迪拉·甘地给自己孩子取名为拉吉夫·拉特纳·甘地，这个名字糅合了英迪拉·甘地自己3个最亲爱的人，即她的双亲和丈夫的名字。“拉吉夫”意为“荷花”，意同母亲的卡麦拉；“拉特纳”意为“珍宝”，意同父亲的贾瓦哈拉尔；而甘地则是丈夫的姓。

如今“荷花”已经凋谢，而“宝石光华”则不会消逝。拉吉夫·甘地，他的人品和作为将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第四被害人 贝·布托

被害人：贝娜尔奇·布托

国别：巴基斯坦

身份：巴基斯坦前总理

刺客：基地组织成员

案情回放：2007年10月18日，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在结束了长达8年的流亡生活后回到祖国，准备参加2008年年初举行的大选，不料却在2007年12月27日的一次竞选集会上遭遇刺杀，贝·布托身中两枪，于当晚死亡。

案终陈词：贝·布托一生中有许多名言被世人铭记——“我把信仰交给真主，把命运交给人民。”“你可以囚禁一个人，但你囚禁不了思想；你可以流放一个人，但你流放不了思想；你也可以杀死一个人，但你杀死不了思想。”“不是我选择了此生，而是此生选择了我。生于巴基斯坦，我的生命折射了她的动荡、悲情和胜利。”这些语言所以美丽，是因为它们正是贝·布托生命的实践：把青春奉献给政治，把生命托付给巴基斯坦。

一“铁蝴蝶”的陨落

2007年10月18日，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尔奇·布托（以下简称贝·布托）结束了长达8年的流亡生活，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回到巴基斯坦。她此行的目的很明确：为了参加2008年年初的大选。

这是自贝·布托1999年因“腐败和滥用职权”罪而被迫流亡国外后的第一次回国。在回国之前，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刚刚颁布了对她的大赦令，才使她终于得以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穆沙拉夫在这次大选中有意与她结成政治联盟，所以对她的回归开启了所有绿灯。

然而，穆沙拉夫的大赦令并没有被恐怖分子接受。贝·布托刚一回国就接到了一个不欢迎她这次回来的警告：在前往巴基斯坦国父真纳陵墓的途中，她遭到了炸弹袭击。虽然她本人在袭击中毫发无损，但那些欢迎她的民众却有133人死亡，290多人受伤。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据称这起爆炸事件是由巴基斯坦北部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策划的，他们一早就扬言要以自杀性袭击的方式来迎接贝·布托的回国。

2007年12月27日，贝·布托在竞选集会上。就在这张照片拍下来不久，惨剧发生了。

贝·布托深知自己的前程扑朔迷离。如果她选择和穆沙拉夫合作，不仅不能保证人民党在次年选举中胜出，反而可能将原先针对穆沙拉夫的势力都转移到她本人身上。更何况，当年穆沙拉夫是为了反对加入国家民主联盟才跟人民党合作的。这也就是说，支持穆沙拉夫的穆斯林联盟，是从原先整体的穆斯林联盟中分离出来的，他的承诺并不代表整个穆斯林联盟的意见。从陵墓爆炸案中，贝·布托已经看出了她此次回国所面临的巨大危险，但是，她并不准备退缩。2007年12月27日，贝·布托按计划前往拉瓦尔品第市，出席在那里为她举行的竞选造势集会。集会进行得非常成功，无数拥戴她的民众前去为她声援助威，场面十分壮观。

集会结束后，贝·布托在众多支持她的选民的簇拥下走向她的防弹轿车，她边走边微笑着向周围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然而，谁都没有想到，就在贝·布托快要到达汽车跟前准备上车的那一刻，意外发生了。

据目击者事后的回忆说，当时，一位身穿夹克、戴着太阳镜的骑摩托车男子突然出现在贝·布托附近，只见他掏出一把手枪朝贝·布托连开三枪，贝·布托旋即中枪倒地。周围的人群尚未从眼前的变故中反应过来，该男子又突然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只听一声强烈的爆炸声响，他本人及身边的人群顿时在烟雾中血肉横飞，周围一片狼藉。

贝·布托中枪倒地瞬间。（美国CNN电视截图）

刺客所开的三枪中有两枪击中了贝·布托，保安人员立即将她送到附近的医院。由于伤势过重，贝·布托于当地时间18点16分不治身亡。据参加抢救工作的医生称，刺客的两发子弹分别击中了贝·布托的颈部和背部，其中击中颈后部的那颗子弹是导致贝·布托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它打断了贝·布托的脊髓，而另一发子弹则穿过贝·布托的后背，然后从前胸穿出。

在这场刺杀案中，与贝·布托共同身亡的还包括刺客本人及20多名贝·布托的支持者，他们都是刺杀者身上的背心式炸弹的受害者。调查人员随后在事发现场发现了凶手用于刺杀贝·布托的手枪及背心炸弹的引爆装置残片MUV-2，据称，在巴基斯坦先前发生的约15起自杀式袭击事件中，这种编号和工厂代码的引爆装置都是主力。

刺杀案发生后，基地组织在当天于第一时间即自领责任，称是他们刺杀了贝·布托。基地组织阿富汗领导人兼发言人穆斯塔法·阿布·耶齐德说：“我们终结了美国最宝贵的财产，她宣称要击败圣战。”

基地组织的声明与巴基斯坦警方所掌握的情报基本吻合。长期以来，贝·布托亲西方的立场被基地组织等极端宗教势力和反美力量视为眼中钉。

贝·布托生前就曾多次指责基地组织，称它试图把巴基斯坦作为“革命”根据地。据悉，基地组织对此大为恼怒，其二号人物扎瓦赫里在2007年10月就下令取贝·布托的性命，为此，特地派出一支敢死队——拉什卡-简戈维组织的5名成员来执行这一任务。拉什卡-简戈维组织是巴基斯坦最让人闻风丧胆的地下武装组织之一，其成员曾涉嫌多次袭击卡拉奇市内的西方目标，在2002年，该组织绑架并且杀害了美国记者珀尔。

尽管刺客本人已在这次事件中同归于尽，其尸首也被炸得粉碎而无可辨认，但巴基斯坦警方还是在事后的搜捕与调查中发现了许多蛛丝马迹，并初步确定了刺客的身份：他名叫巴利勒，正是来自于拉什卡-简戈维组织。

二 “不是我选择了此生，而是此生选择了我”

对于贝·布托的这次回国，各方各派其实都寄予了厚望，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铁蝴蝶”还没来得及进行一次唯美的回旋，就被折去了翅膀狠狠落在地上。

贝·布托1953年6月21日生于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她的政治兴趣完全是受到了家庭的影响。她的父亲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以下简称阿里·布托），是巴基斯坦人民党的创始人，也是巴基斯坦1971年到1977年的总统和政府总理；母亲努斯拉特·布托同样是位优秀的政治家，在阿里·布托被政变者杀害后她便承担起领导人民党的重任。贝·布托就是在这样一种带着浓厚政治氛围的家庭中长大，她从来没有质疑过自己的信仰以及未来要从事的职业。

贝·布托是家中的老大，她下边还有大弟弟米尔·穆尔塔扎、妹妹萨纳姆以及小弟弟沙阿·纳瓦兹。正是因为排行老大，贝·布托才常常要替代父母照顾弟妹。阿里·布托夫妇总是很忙，于是照顾家庭的重任就落在了贝·布托的身上。从8岁开始，贝·布托就已经开始管理和照顾家庭了，她把一切都处理得有板有眼，俨然一个小管家的模样。

1951年，巴基斯坦发生政变，陆军总司令阿尤布·汗赶走了前任总统，开始实行军事独裁统治。阿里·布托是阿尤布·汗的心腹，在十多年的军事独裁统治中，阿里·布托平步青云一度成为巴基斯坦最年轻的内阁部长。

父亲在政治上越是顺利，他对贝·布托的影响就越深。在贝·布托10岁那年，阿里·布托带着她和全家人造访中国，并和中国总理周恩来以及副总理陈贝·布托遇害现场，凶手遗留下的手枪。

毅合影留念。小小年纪的贝·布托十分仰慕中国这位平易近人的总理，从这以后她与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建立起了一段忘年交。

中国有句古话叫“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最好就是待在家里相夫教子，这样的传统在巴基斯坦同样适用。然而，贝·布托却不是一个甘于在家守着传统过完一生的人，她注定是只飞翔在花丛中的蝴蝶，向世人展现绚烂与美丽才是她的宿命。

大概命运真的就是真主安排好了的，阿里·布托与阿尤布·汗总统的关系因为印巴《塔什干宣言》而迅速恶化。阿里·布托极力反对与印度签订《塔什干宣言》，因为签订这个协议就意味着巴基斯坦在印巴战争中的牺牲全都付诸东流。但是，阿尤布·汗总统却批准并签订了这个有损巴基斯坦利益的协议。无法忍受的阿里·布托于是递交了辞呈。

辞职的阿里·布托回到了家乡，令他喜出望外的是家乡人民对他表示了极大的支持。阿尤布·汗的军事独裁统治早已经激起民怨，人们渴望有人能领导民众打倒独裁者，而阿里·布托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于是，阿里·布托在家乡建立了巴基斯坦人民党，提出了一系列有益于巴基斯坦人民的政策，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这个时候的贝·布托才14岁，她和妹妹萨纳姆成为父亲最忠诚的粉丝，并且主动加入了人民党。

人民党摇身一变成为人民民主运动的领头羊，也成为阿尤布总统的眼中钉。为了打压人民党，总统逮捕了阿里·布托。贝·布托的母亲努斯特拉表现出了一个坚强女性该有的雷厉风行，她嘱咐贝·布托好好复习准备参加大学升学考试，而她则带着其余三个孩子前往拉合尔去解救自己的丈夫。

1968年，年仅15岁的贝·布托顺利通过了基础考试，取得了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资格。同年12月，她又参加了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入学考试，并顺利通过。

16岁的贝·布托初进哈佛的时候，她的同学几乎都不知道巴基斯坦在哪里，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只有当她提及印度的时候，同学们才恍然大悟。

贝·布托厌恶这种介绍祖国的方式，好像自己的国家是印度的附庸国一样。从那个时候起，贝·布托就暗自下决心，一定要改变世人对巴基斯坦的看法。

美国不同于巴基斯坦，这里对妇女一视同仁，女人们可以穿着各种服装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在哈佛的校园里，没有一个女孩子像贝·布托那样穿着保守的民族服装，她们那种健康、活力与自信打动了贝·布托。身为一个政治要人的女儿，她需要有坚定的信仰来支撑自己的生命，不过要想让生命过得有价值就必须改变。贝·布托开始改变自己，她脱下那宽松的长袍，换上了贴身的牛仔裤和运动衫，留长了头发，像所有哈佛学生一样出入各种学生聚会和摇滚音乐会。

贝·布托是个活跃的学生，在很多活动中都能见到她的身影。在美国民众掀起反对越战浪潮的时候，贝·布托也是反战队伍中的一分子，她正慢慢朝着一个政治家的样子蜕变。她对政治的兴趣与日俱增，并在选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政治学科，这让阿里·布托十分高兴，他有一种后继有人的欣慰感。

在贝·布托学习政治的日子里，巴基斯坦正在经历着一场分裂危机。当时，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正在要求独立，而印度则趁着东西巴基斯坦内讧的时候挥兵北上，发动了史上著名的第三次印巴战争，时间是1971年11月。这个时候的巴基斯坦总统已经不是阿尤布·汗了，他的总统生涯在1969年就结束了，继任人为另一个军事独裁者叶海亚·汗。对于军事独裁，巴基斯坦人民早就忍无可忍了，他们认为这样的政府正是把他们推进水深火热的恶源之一。于是，巴基斯坦人将全部情感和希望放在了阿里·布托的身上，希望他能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叶海亚·汗政府原本就不受欢迎，再加上第三次印巴战争的爆发，整个政府陷入一片唾骂声中。为了稳定民心，叶海亚·汗极不情愿地重新启用阿里·布托，任命他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让他来解决目前这种棘手的状况。

阿里·布托走马上任后便马不停蹄赶往联合国总部，请求联合国对印度施压以平息这场战争。闻讯而来的贝·布托一直陪在父亲身边，跟他一起在联合国与委员们周旋。然而，父女联手都没能改变巴基斯坦的命运，印度的背后是苏联在顶着，联合国的几个草案都被苏联否决了。这是贝·布托第一次看到大国政治的可憎面目。

在苏联和印度的干涉下，孟加拉人在东巴基斯坦上建立起了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巴基斯坦被生生掰成了两块。叶海亚·汗再也混不下去了，阿里·布托成为巴基斯坦新的当家人，当上了总统。

1972年6月，贝·布托回国协助父亲参加了印巴政府首脑的会谈。这是阿里·布托特地安排的，他希望贝·布托能尽量多接触这样的事情。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向来有“铁娘子”之称，她的铁腕丝毫不比男性逊色，阿里·布托相信自己的女儿也能成为这样的人物。

这一次印巴谈判时至今日仍被人津津乐道。一位是后来巴基斯坦历史上举足轻重的“铁蝴蝶”，一位是在印巴次大陆上叱咤风云的“铁娘子”，这二人的会面变成了后来脍炙人口的段子。英迪拉·甘地给贝·布托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气质高贵、风度翩翩，面对一个如此出色的女性，贝·布托不由露出了笑容。谈判中阿里·布托和英迪拉·甘地最终达成了《西姆拉协定》。根据协定，印度将归还大部分巴基斯坦领土和所有巴基斯坦战俘，双方的经贸往来正常化，克什米尔则维持现状。巴基斯坦作为一个战败国却在谈判中保住了国家利益，阿里·布托无疑是第一功臣。

这次谈判成就的不仅仅是阿里·布托，也成就了那个态度谦逊、优雅大方、举止得体的19岁女孩——贝·布托。当时不少政治家预言，这个看上去十分儒雅的小姑娘一定是未来的政治之星。贝·布托成了印度家喻户晓的“第一千金”，很多少女都把她当作膜拜对象，甚至连她的装束都成了一种时尚。

1973年8月，阿里·布托当选为政府总理，开始按照自己的蓝图打造巴基斯坦。这个时候，贝·布托已经从哈佛毕业并被父亲派往牛津大学继续深造了。牛津的生活可以说是父亲一手安排的，贝·布托少了自主选择的权利，大多情况下都要按照父亲意思去办。就像加入牛津辩论社，如果不是阿里·布托的强烈要求，贝·布托也不会参加。其实，贝·布托为政治牺牲了很多，牺牲了自己安排生活的自由，牺牲了选择未来的权利。

虽然是在父亲的要求下加入辩论社，但久而久之贝·布托也喜欢上了辩论艺术。人们后来之所以能在演讲台上看到贝·布托挥洒自如的演说，全都要归功于她那时在牛津辩论社学习的日子。

辩论几乎成了贝·布托在牛津四年学生生涯中最重要的课外活动，她在牛津大学辩论社的第一次演讲就大获全胜，让很多学生认识了这位来自巴基斯坦的“第一千金”。在这四年的时间里，贝·布托除了拼命学习外还要时不时跟随父亲去参加一些国际会议。她曾经参加了第二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参加了巴基斯坦代表团对美国的访问，参加了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的葬礼等。每一次政治体验都让贝·布托大开眼界，她认识了美国以外交手段高明著称的基辛格，认识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这些活生生的国际名人让贝·布托一次次感到震惊，也加深了她对政治的兴趣。

1976年，贝·布托成功以自己出色的辩论技巧当选为牛津辩论社的主席。这在牛津大学可是个爆炸性新闻，自从牛津辩论社成立以来就从来没有一个英国以外的人担任过主席，并且这位主席还是位女性。父亲得知消息后立即发去贺电，阿里·布托很欣慰，他知道自己女儿的锋芒如何都遮掩不住，她注定是个不平凡的人物。

1977年6月，贝·布托的学生生涯以她的优异成绩完美落幕。这个时候的巴基斯坦正在举行大选，父亲何去何从面临着一次巨大的考验。贝·布托带着毕业的喜悦以及对父亲的担忧回到了巴基斯坦，正式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涯。

三 “我把信仰交给真主，把命运交给人民”

正当贝·布托雄心勃勃准备回国建功立业的时候，她对父亲的担心变成了不可挽回的现实：1977年7月5日凌晨，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发动军事政变，并对巴基斯坦实行军管。阿里·布托也被送往穆里山监管了起来。

7月28日，阿里·布托与其他被捕的人民党领导人一起被释放。但这不过是个假象罢了，哈克不会就此罢手。9月3日，阿里·布托再次被捕，这次的罪名是谋杀。贝·布托心里清楚，哈克是在想方设法要父亲的命。

在父亲被关押的这段时间，贝·布托代替他成为人民党的临时当家人，跟母亲一起迎战大选。在无数次的选举演讲中，贝·布托在牛津辩论社的所学都派上了用场，她生动激情的演讲赢得了所到之处人民的支持。哈克千防万防都没防住贝·布托，气急之下，他下令逮捕了贝·布托。这次入狱之后，贝·布托的牢狱之灾就接连不断。

与此同时，哈克控制的法庭开始审判阿里·布托。1978年3月，拉合尔最高法院宣布——阿里·布托被判死刑。

听到这个消息，正被囚禁的贝·布托如遭雷击。父亲对于她来说是支柱，是精神寄托，在她眼里，父亲是教会自己飞翔的人，是把自己带领到政坛并悉心教导她的人，是慈父更是严师。贝·布托刚从牛津大学回到巴基斯坦，一切对她来说还都需要重新开始，那些陌生的政治手段和政治策略的学习需要有人来指点，可是现在却一无所有了。贝·布托的全部热情和信心都来自于父亲，如今父亲眼看就要走到绝路，自己却无能为力，那种无助感比让她面对死亡更加恐怖。

贝·布托不甘心，即便是政变者残忍地杀害了父亲她也绝不甘心让父亲的事业就此断送。于是，她忍受着耳病的折磨继续为父亲的事业而努力着。6月14日，贝·布托被释放，她接受了第一次耳病和鼻窦炎的治疗。身体还未完全康复，她便抓紧时间为营救父亲而奔波。

贝·布托一生受父亲阿里·布托影响甚大。1979年4月4日凌晨，阿里·布托被齐亚·哈克政府处以绞刑。

为了争取时间，贝·布托在阿里·布托律师所所在处设立了办事处，然后在那里夜以继日地为父亲搜集证据。1978年12月18日，拉尔瓦品第最高法院公开审理阿里·布托案件。这不过是个过程罢了，哈克试图利用这些所谓的法律程序让阿里·布托的死看起来合情合理。贝·布托看到父亲在法庭上依旧微笑着，用自己卓越的口才征服了旁听席上的所有民众。

次年2月，阿里·布托再次被宣布死刑。一切都来不及了，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一件铁板钉钉的事，除非哈克被暗杀，否则贝·布托母女以及人民党所做的一切都无法挽救阿里·布托的生命。

1979年4月2日，贝·布托和母亲被突然告知，可以去监狱探望阿里·布托。贝·布托十分紧张，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她此时已经意识到，父亲可能命不久矣。为了能延长父亲的生命，贝·布托对前来通知的人谎称自己身体不适，无法出去。她希望能尽量拖延时间，但却无济于事。

4月3日晚，贝·布托母女还是被警察强行带到了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当阿里·布托看到妻女时十分惊讶，他已经感觉到了这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他特地将监狱长叫来询问，监狱长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接着，他从监狱长那获得了更多的消息，包括在第二天他将被处死，时间应该是在早上5点。留给阿里·布托跟家人团聚的时间，仅有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很快过去了，贝·布托母女被拉出了监狱。当晚，阿里·布托在狱中被绞死。

这晚，贝·布托一夜未眠。第二天，贝·布托从狱吏那里拿到了父亲的遗物。看着父亲生前用过的东西，贝·布托心都碎了。

5月底，贝·布托母女被释放回家。自从回到家后，每天都有来悼念父亲的人。父亲虽然走了，但是人民党还在。在回到老家祭拜过父亲之后，贝·布托重回政坛，恢复了人民党的工作。9月，人民党在地方选举中获胜。哈克原本以为阿里·布托死了，人民党就废了，却没想到贝·布托一个女人用自己的肩膀托起了人民党。眼看着人民党四处获胜，哈克修改了选举原则，设置了种种限制试图把人民党限制在外。

10月16日，恼羞成怒的哈克索性取消了大选。同一天，贝·布托母女再次被捕，被软禁在拉卡纳的一所乡村住宅内。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七次被监禁。

6个月后贝·布托母女获得了自由。出狱后，贝·布托开始跟人民党一起重新寻找翻身机会，1980年，这个机会终于浮出水面：一向跟人民党水火不容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突然向人民党猛摇橄榄枝，提出合作意向。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和谈判，一个由人民党、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等9个政党组成的“恢复民主运动”成立，目标就是结束哈克的独裁统治。

“恢复民主运动”一成立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反军法管制的运动中。巴基斯坦人民纷纷参与了进来，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令反军法管制运动高潮迭起。哈克大为震怒，他下令逮捕了“恢复民主运动”的不少骨干成员。

贝·布托自然又是被逮捕的重点对象，1981年5月，她再次入狱，和母亲被分别关在了苏库尔监狱和卡拉奇中心监狱。

4个月后，母亲积劳成疾，当局无奈之下只好释放了她。母亲的获释又让贝·布托稍感宽慰，同时也增加了她重见天日的信心。12月，贝·布托被当局从苏库尔监狱转移到她的家乡拉卡纳，开始了软禁生活。一年之后，她的软禁地又换到了克利夫顿70号。在此期间，母亲获得了当局的批准出国治病。

虽然被软禁，但贝·布托始终没有远离政治，她被推选为人民党代理主席，利用一切可利用机会进行政治活动。1983年，贝·布托的耳病急速恶化，被派来为贝·布托治病的医生向政府建议立即送她出国接受显微手术。

在经过多次申诉之后，当局终于在11月批准了她出国治疗的申请。1984年1月，贝·布托到达日内瓦，结束了几年来地狱般的生活，又回到了自由的怀抱。在这里她见到了母亲和弟妹们，并完成了显微手术。

即便是远在他国，贝·布托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政治使命，她在身体好转之后便开始搜集整理关于推翻军法管制的资料，并密切关注巴基斯坦国内的一举一动。

一些居心不良的人同样也在关注着贝·布托和她的家人。1985年7月，贝·布托在法国跟母亲努斯特拉、妹妹萨纳姆及小弟弟沙阿团聚时，一个中午，27岁沙阿突然身亡，结论是服毒自杀。

沙阿的性格跟姐姐、父亲一样，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和富有创造力的政治家，贝·布托最喜欢这个弟弟了。拥有这样个性的人绝对不会自杀，贝·布托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哈克政府，但却没有证据。

贝·布托想把弟弟的尸骨带回巴基斯坦的老家埋葬，跟父亲葬在一起，但母亲坚决反对，因为这个时候回国就等于自寻死路。但贝·布托现在一点恐惧都没有，她的心里除了悲痛就是仇恨。1985年8月21日，贝·布托带着弟弟沙阿的灵柩回到了巴基斯坦老家拉卡纳。

处理好沙阿的事情，贝·布托又离开了巴基斯坦，直到次年4月才正式以结束国外治疗的名义回到巴基斯坦。贝·布托回国的当日，国内立即沸腾起来，前往机场接机的人就多达百万。原本开车走15分钟就能到的路程，那天走了10个小时。贝·布托在回国之前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她认为一旦走下飞机就可能面临危险，可万万没想到，她看到的却是数以万计的欢迎队伍。

贝·布托回国的这一天仿佛是巴基斯坦的节日一般，到处飞扬着彩色气球，地上铺满了玫瑰花瓣，人民党的黑、绿、红三色党旗迎风招展。人们将一切象征祝福和美丽的东西都给了贝·布托，希望她能带领人们找到幸福脱离苦海。在一声高过一声的“万岁”中，贝·布托所乘坐的汽车缓慢前行，那些渴望她领导革命的口号响成一片。贝·布托信心倍增，她突然感觉到自己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

类似当天接机的场面在巴基斯坦各个城市反复上演着，贝·布托所到之处都能看到声势浩大的支持队伍。在这般如火的热情里，贝·布托带领着人民党开始了巡回演讲，在20多个城市间穿梭。

贝·布托在全国燃起了反齐亚·哈克的熊熊烈火，人民党士气如虹。1987年年初，备受压力的齐亚·哈克宣布1990年举行全国大选，贝·布托也在候选人之列。这一年对于贝·布托来说是甜蜜的一年，她收获的不仅是事业上难能可贵的机会，还收获了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爱情。

贝·布托与丈夫阿西夫新婚时妾情郎意，恩爱无比，不过，后来这个男人多次涉嫌贪污，并导致贝·布托两度下台。

当年贝·布托把所有心思都用在了父亲的事业之上，动荡的生活让她无暇顾及自己的终身大事。母亲曾三番两次提醒她该成婚了，但都被她拒绝了，当时她正在为营救父亲四处奔波。父亲死后，贝·布托更无心婚姻，她能想到的全部生活就是政治。就这样，婚姻一天天推迟，爱情也越走越远。

作为母亲，努斯特拉却不想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孤独终老。于是，她同贝·布托的姑母商量一番后给贝·布托介绍了个男朋友，名叫阿西夫，是人民民主党副主席哈金·阿里·扎尔达里的儿子，也是个不错的政治青年。更重要的是，扎尔达里跟阿里·布托是要好的朋友，两家对彼此都知根知底。

1987年12月18日，贝·布托与阿西夫举行了十分简单的婚礼。贝·布托不再是孤军奋战了，她的身边多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坚实臂膀。

四 破茧成蝶，华丽蜕变

齐亚·哈克在12年的军法管制中也不好过，他周围都是愤怒和反对的声音，包括来自西方国家的舆论压力。在贝·布托回国之后，他虽然草草结束了军法管制但却没有想过要结束自己的统治。然而，巴基斯坦国内群情激昂，整个环境都不利于齐亚·哈克政府。无奈之下，哈克在1988年5月29日宣布解散议会，于90天后举行大选。这对人民党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

这个时候的贝·布托身怀六甲，离分娩之日渐近。为了赢得这次大选，贝·布托挺着大肚子在全国进行演讲。90天过去了，哈克并没有履行诺言，而是又将大选日子推迟了4个月。哈克在想些什么十分明显，11月是贝·布托分娩的大概时间，她肯定不能在这个时候四处活动，这样一来人民党必定会元气大伤。

贝·布托遇害前最后一次打扮妆容，此后，美丽如斯的画面不再展现人间。

可惜，哈克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为了错开大选日，贝·布托选择剖腹产让腹中的胎儿早一些降临人世。手术一切顺利，1988年9月21日，贝·布托产下一名健康结实的男婴。在医院休息了20天后，贝·布托便匆忙披挂上阵，重新回到竞选工作中。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贝·布托诞下儿子之前，不料齐亚·哈克却在一次空难中意外丧生。哈克的死带给贝·布托和人民党一种难以置信的愉悦。

哈克虽然死了，但竞选流程还是必不可少的，贝·布托之前的工作还需要继续。10月13日，她代表人民党正式公布了竞选宣言：“我们的信仰是伊斯兰，经济是社会主义，政治是民主，一切权力归人民”。

贝·布托过去受到的种种灾难似乎就是为了迎接她此刻的华丽蜕变。她终究以自己的博学和坚强脱颖而出，在竞选中成为不可匹敌的“铁蝴蝶”。民众早被她吸引了，她富有东方女性气质的外表，色彩鲜艳的服饰，能言善辩的口才，如同魔法一样令人着迷。此时此刻的贝·布托胜利在望，基本上是民众心里认定的国家领导人。

努斯特拉特地回国为女儿加油，她从女儿身上隐约看到了丈夫阿里·布托的身影，站在演讲台上的逼人气势，逻辑缜密的辩论，都跟阿里·布托如出一辙。

11月16日，大选正式拉开帷幕。20多个政党争夺205个议席，人民党独占鳌头获得了其中的92个议席。6天之后，贝·布托与总统伊沙克·汗达成协议，新政府的组建和权力移交将在下个月进行，而且军方也表示给予支持。

1988年12月1日，贝·布托周围那厚重的茧终于裂开了，一只翅膀如铁的蝴蝶破茧而出：35岁的贝·布托当选为巴基斯坦共和国总理，巴基斯坦从此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总理。

贝·布托的当选成为世界关注的最大新闻，她是国际社会历史上最年轻的女领导人。

不过，贝·布托的当选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哈克给贝·布托留下一个破败混乱的国家，教育落后、宗教矛盾重重、财政赤字、国库空虚、与邻国剑拔弩张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贝·布托一个一个小心处理。

针对巴基斯坦当时的状况，贝·布托最先要处理的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于是，她在上台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外交。

在诸多外交关系中，最难着手的就是印巴关系。印巴问题是困扰了两国多代领导人的难题，当年阿里·布托曾跟英迪拉·甘地有过《西姆拉协定》，但是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两国依旧是冲突不断。横在印巴之间的障碍实在太多了，克什米尔仅仅是冰山一角，宗教、军事都是无法跨越的鸿沟。

1988年12月29日，贝·布托主持第四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借此机会，印巴两国领导人有了一次历史性的会晤。贝·布托与拉吉夫·甘地见面，真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场景。16年前，贝·布托曾经跟随父亲与英迪拉·甘地会面，没过多久两位国家领导人便先后遇难。贝·布托替代父亲成为巴基斯坦的新任总理，拉吉夫·甘地则继承母志走上了印度的权力巅峰，16年后两位政坛新秀碰面，似乎是一个历史的轮回。

12月，贝·布托和拉吉夫·甘地达成协议，签订了《互不攻击对方核设施》《避免两国贸易中的双重征税》以及《加强双边文化交流》三个协定，印巴关系趋于缓和。

1989年7月，拉吉夫·甘地专程飞往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这对他们的父辈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印巴关系回温，几十年的纷争在拉吉夫·甘地踏上巴基斯坦土地的时候暂时停息了。在印巴关系的处理上，贝·布托为历史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她的远大目光为两国人民换来了和平。

但外交上的出色并没有让贝·布托在内政上顺利一些，人民虽然信任她，但是反对派却处处刁难她。人民党有不少政敌，伊斯兰联盟是最为活跃的一个。伊斯兰联盟的领导人纳瓦兹·谢里夫是个一心想当总理的人，贝·布托的出现搁浅了他的这一理想，于是他要竭尽所能早点结束贝·布托以及人民党在巴基斯坦的统治。

1989年10月26日，以伊斯兰联盟为首的联合反对党向贝·布托提交了“不信任提案”。这是贝·布托上任以来遇到的第一次政治危机，虽然提案最终并没有在议会获得通过，但“不信任提案”不过是反对党给贝·布托的“小菜一碟”罢了，真正的“大餐”将会在后面。

贝·布托从小在政治中长大，政治对于她来说就是人生，因此她不允许任何让她远离政治的可能发生。防微杜渐是贝·布托的当务之急，她下令改组内阁，重新吸纳一些温和的反对派以示友好。原先的内阁成员主动为新成员让路，支持贝·布托重新组阁的工作。

谁知内阁危机刚刚过去，更令人头疼的印巴关系又出现了问题。

克什米尔问题就像是印巴之间总也无法痊愈的伤疤，动辄复发。即便贝·布托为印巴关系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克什米尔问题一天不解决，印巴关系就一天无法正常化。这次克什米尔再一次爆发流血事件，严重影响了印巴关系的缓和。从1990年1月起，伤亡就不断出现，到了4月时，已经有400多人丧生。此次流血冲突的制造者是印度，很多巴基斯坦穆斯林对此耿耿于怀。原本就不是十分牢固的印巴关系，在克什米尔血战后再次撕裂。巴方克什米尔领导人按捺不住愤怒要求开战，流血事件升级为战争，死亡再次以一种愤怒的面貌席卷克什米尔。

印巴关系的短暂春天戛然而止，贝·布托的外交政策受到了质疑。这种危机应该是贝·布托提前想到的，关于克什米尔的争斗史太过漫长，根本不是几个协议、几项约定就能解决的。贝·布托这次是下定决心要跟印度对着干，坚决不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有所让步。“铁蝴蝶”的立场令印度十分气恼，一场“拉锯战”就此展开。国际社会无法坐视不理，纷纷发表舆论要求两国和谈。不管怎么样，这次危机最终艰难度过，不过印巴之间的问题却无法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

当克什米尔问题暂时平息的时候，也就是贝·布托离开的时候。1990年8月，贝·布托因其丈夫阿西夫涉嫌贪污而被撤掉总理职务。其实，阿西夫贪污不过是贝·布托下台的原因之一，主要矛盾还是发生在贝·布托与总统以及军队之间。在贝·布托上台后，她所制定的政策就违背了总统以及军队的初始意愿。而且，贝·布托当年竞选时所做的承诺也没有一一兑现，巴基斯坦的秩序依旧混乱不堪，这让人民对新政府颇有微词。

撤职并不能打消贝·布托重回政坛的决心，她在民间继续和人民党一起为了10月的大选奔波。不过，在10月的大选中获胜的是贝·布托的老对手纳瓦兹·谢里夫，贝·布托再次遭遇失败。

谢里夫政府在11月成立，而贝·布托也在11月接受了特别法庭的审讯，罪名是她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等。面对谢里夫新政府的指控，贝·布托一路上诉，她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懂得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的决定。

谢里夫处心积虑登上了执政舞台，上台后才发现自己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总统权力过于全面。这是哈克军法统治所残留的痼疾，他当总统的时候特地通过《第八宪法修正案》加大了总统特权，把总统一职推上了权力独裁的巅峰。谢里夫所当选的是总理，他的各项职能和权力都在总统权力的限制之下。当初伊沙克·汗总统就是依靠《第八宪法修正案》授予总统的解散议会和政府的特别权力，废除了贝·布托的总理职务。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谢里夫宣布废止总统解散议会和政府的特别权力。

谢里夫的决定惹恼了伊沙克·汗，政府与总统的矛盾持续升级。还有一件事让身为伊斯兰联盟领导人之一的伊沙克·汗十分不满，那就是巴基斯坦伊斯兰联盟主席病逝，谢里夫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同意就擅作主张将自己提名为主席候选人，其急于揽权的姿态让伊沙克·汗心生警惕。

正当谢里夫和伊沙克·汗内斗的时候，贝·布托杀回了巴基斯坦。伊沙克·汗一改往日对贝·布托的横眉冷对，换了张笑脸迎接贝·布托的回国。显然，伊沙克·汗是在拉拢贝·布托以及人民党，希望能在与谢里夫的斗争中获胜。这次贝·布托抓住机会，要求伊沙克·汗能够答应解散国民议会和省议会，并在3个月内举行大选。此时的伊沙克·汗只希望能尽快赶走谢里夫，他答应了贝·布托的要求，就这样，过了3年总理生活的谢里夫匆匆下台。

谢里夫上诉至最高法院指控总统行为违反了宪法，要求法院做出裁断。折腾了几个月，谢里夫胜诉重新回到了总理位子上。然而，没坐多久他便在10月的大选中败下阵来。

1993年10月6日，巴基斯坦大选，人民党再次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两个星期后，贝·布托风尘仆仆走马上任，第二次出任巴基斯坦总理。

贝·布托和人民党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和治理，总算是让巴基斯坦朝着安定的方向前进。这次，贝·布托的地位相对而言较为牢固，因为新上任的总统法鲁克·莱加里是人民党的骨干，他对自己的政党忠心耿耿。有了上次的经验教训，贝·布托跟军队尽量保持友好亲密的往来，清除潜伏在身边的危险因素。尽管如此小心谨慎，可就在这时，贝·布托的家庭内部却发生政治分裂。

贝·布托的大弟弟米尔·穆尔塔扎·布托当年因遭到哈克军法管制的迫害而到处流亡，1993年，米尔结束了16年的流亡生涯回到祖国。然而，他回国后并没有支持贝·布托的统治，转身加入了反对姐姐的行列。米尔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才是最有资格继承父亲事业的人，他是长子而且也有政治抱负，可父亲看好的偏偏是身为女儿的贝·布托，这让米尔备受打击。因此，在贝·布托的整个政治生涯中，米尔从不曾给过姐姐一丝一毫的关怀，反而处处与她作对。更让贝·布托心寒的是，她的母亲努斯特拉竟然因为被女儿从人民党领袖的位置上调离而倒戈相向，母亲和弟弟结成了统一战线，将矛头一致对准了贝·布托。此时，陪在贝·布托身边的只剩妹妹萨纳姆了。政治再一次展现了它的无情性，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竟然都敌不过权力的诱惑。

1994年1月，在阿里·布托诞辰纪念日上，贝·布托与母亲和弟弟终于兵戎相见。母亲和弟弟的支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流血事件加重了家庭纠纷，骨肉关系瞬间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

在此次执政期间，贝·布托制定的经济政策让巴基斯坦经济得到了缓解，她实行的外交政策让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美国、中国以及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关系有了发展。

可惜好景不长。1996年，贝·布托再次因为丈夫贪污而被撤职。这次没有上次那么幸运，贪污和腐败的罪名并没有因为贝·布托的解职而烟消云散。她那个不争气的丈夫完全变成了她的政治包袱。1999年，贝·布托被冠以“腐败和滥用职权”的罪名，被判处5年监禁，但判决最后被撤销。从此之后，贝·布托开始了长达8年的流亡生活，而她的丈夫也被判了8年徒刑。

2007年，当贝·布托这只“铁蝴蝶”满怀希望重新回到故土，意欲再次振翅高飞的时候，最终却落得个遇刺身亡的下场。巴基斯坦在血腥和死亡中迎来了2008年。巴基斯坦的“铁蝴蝶”陨落了，世界失去了一位美丽的女人，伊斯兰世界失去了一位叱咤风云的女政治家。也许贝·布托并非完美，但她的悲剧已足以让人扼腕叹息。

血案卷宗 2 盖棺论定的终极刺杀

在大部分政要刺杀案中，行刺者并不想掩饰自己的身份与目的，他们本就为杀戮而来，这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也不必闪烁其词。这样的刺杀往往惊险、刺激、血腥、周密，而且总是一击即中，杀手在行事中泰然自若，令人瞠目。对于这类故事，人们不必费心去猜测事件的人物角色，阅读起来也便痛快淋漓。

第五被害人 萨达特

被害人：安瓦尔·萨达特

国别：埃及

身份：埃及第三任总统

刺客：极端原教旨主义分子，以哈立德为主角

案情回放：1981年10月6日，在埃及纪念十月战争胜利8周年的盛大阅兵仪式上，3名参加阅兵的士兵手持武器向检阅台疯狂扫射，混乱中萨达特中弹身亡。

案终陈词：对于萨达特来说，10月无疑是特殊的，因为他一生中数次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10月——1970年的10月，他成功当选为第三任埃及总统，开始了功过参半的政治生涯；1973年的10月，他领导埃及军队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击破了以色列不败的神话，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明星；1981年的10月，他被极端宗教主义分子的一枚手榴弹和34颗子弹夺去了生命。

一 血溅阅兵场

1981年10月6日，这天是犹太人的赎罪日，也是埃及十月战争胜利8周年的纪念日。全埃及人几乎没有人想到，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日子会用一种最为极端的方式让他们永生难忘——就是这一天，他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萨达特遭到刺杀，与世长辞。

8年前，也就是1973年10月6日，埃及人称作“十月战争”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这次战争的主动者是埃及，埃及军队于10月6日凌晨向西奈半岛上的以色列军队发起突然进攻，让以色列人措手不及。

阅兵式上，萨达特站在检阅台正中尤为显眼，这正是刺杀者千载难逢的良机。

战争持续了20天，最终结果是双方不分胜负。尽管如此，但由于在此前的几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人一直是占尽上风，因此这场由萨达特亲手策划的战争还是令阿拉伯世界极为振奋，而埃及人更是扬眉吐气。这一役，火了埃及，红了萨达特。一夜之间，萨达特成为埃及人民的偶像。

埃及人也从此多了一个节日——每年的10月6号他们都要为纪念十月战争的胜利而举国欢庆，并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埃及人做梦都不会想到，如此象征荣耀的一个日子会以另一种刻骨铭心的方式留存在他们的记忆里。

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遇刺前后的那几个小时。这天清晨，举行阅兵仪式的胜利广场上布满了国民警卫军，他们从前一天就开始守在这里。这一天看似没有任何反常现象，包括国民警卫军司令马斯里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这次的阅兵仪式会像往常一样顺利。由于天气很好，萨达特最喜欢的空中特技表演完全可以按照计划进行。

其实，马斯里心里知道，在这个时候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检阅活动还是具有一定风险的。当时在埃及国内，还有不少宗教矛盾无法调节。由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组成的“穆斯林兄弟会”等组织，在国内不断展现他们的反叛性气质——反对开放政策、反对萨达特、崇尚霍梅尼式的宗教领袖。其中有一些组织活动十分猖狂，甚至去鼓励人民用暴力造反，进行一系列的反社会运动，这让马斯里十分头疼。

在埃及小有名气的“赎罪与迁移”组织，曾经组织过一次颇具规模的集会。参加集会的都是该组织的头目，他们大声辱骂萨达特和他的政府。这次集会被录制下来，并由当地保安局送给了马斯里。

这些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一直认为萨达特是这个国家的叛徒，是信仰的背叛者。就在录像带快要结束的时候，集会者当中的一个极端分子猛然起立，嘴里还大声嚷着“一定要除掉叛徒”“暗杀萨达特”。

马斯里很清楚这些极端分子的性格，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真理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在必要的时候，使用自杀性袭击也不是不可能的。每每想到这些，马斯里都会寒从心起，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才将一个可容纳1000多人的检阅台检查了无数次，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上午9点钟，马斯里对检阅台进行了最后一次安全检查，他坚信这次检阅会顺利完成。

在距离检阅台很近的地方，马斯里特地命人砌起了一堵矮墙，这堵墙是马斯里的得意之作，可以保证任何人不能近距离接触到萨达特。在矮墙的前面还有一大堆国民警卫军在警戒把守，他们都握有重武器以防万一。不过，检阅一开始，这些警卫将被撤走，因为萨达特不喜欢这种部署，他认为这样会拉开与军队之间的距离，显得不够亲切。这也难怪，萨达特毕竟是从陆军走出来的，对那里有很深厚的感情。

尽管马斯里觉得很安全，但还是有些不放心，他在检阅台临近萨达特的位置上安排了不少便衣，准备一旦发生意外时用来充当总统的肉盾，因为这毕竟不同于往常那些社交活动，这次检阅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挤在周围，谁敢保证这其中没有暗杀者？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检阅仪式开始了前奏，埃及政府的重要人员以及各国驻埃及大使、媒体等都已经就位。

时钟指向了11点，萨达特总统在万众瞩目下登上了检阅台。他身穿笔挺的元帅服，胸前佩戴着勋章和绶带，英武异常。他的身后是持枪警戒的卫士及秘书，周围是副总统、国防部长、总统私人顾问和阿曼亲王。他看到了爱资哈尔大学的校长和萨维姆主教，他俩都坐得离他较远，于是他示意他们坐近一点，以此来显示他对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的亲近，缓和不刺客用冲锋枪向检阅台扫射瞬间。袭击持续了45秒，萨达特身中34枪。久前因大逮捕而造成的与学者和宗教派别的紧张气氛。

国防部长诵读完《可兰经》后，便宣布检阅仪式开始。萨达特坐在那里，神情怡然，格外平静。

11点25分，阅兵仪式正式开始，随着军乐声的响起，受检阅部队开始进入受检阅区，步兵方队、骑兵方队、军事院校方队、骆驼方队、空降兵方队和装甲方队等依次通过检阅台，所有的环节都在按计划进行。时间过去了两个小时，当最后几辆炮车与装甲车缓缓驶过检阅台前时，马斯里精心安排的空中表演也拉开了帷幕。所有观众都被天空中出现的6架“幻影”式喷气战斗机吸引住了目光，萨达特抬头仰望，自豪不已。此时，几乎没人注意正在通过检阅台的炮车方队中，一辆135毫米口径的加农炮车突然驶出方队，来到了检阅台前。

刺杀现场死伤无数，一片狼藉

就在炮车戛然止步的瞬间，三名带枪人员冲出炮车向检阅台狂奔而来。萨达特看到这三个人，误以为他们是像前面的伞兵一样来对他行持枪礼的，便站起身来准备还礼。然而，还没等他站稳，三人中的其中一人就拿出一颗手榴弹向检阅台扔去，随之而来的就是连续不断的扫射声。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以至于周围的保安人员来不及做出反应。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萨达特的私人秘书哈菲兹，他意识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暗杀行动，并且不顾一切扑到萨达特身前，试图把总统按倒在地。但是，萨达特似乎并没有想去躲避这场灾难，抑或是他认为堂堂的一国之君绝不能在国民面前有失尊严，因此，当哈菲兹拼命让他卧倒的时候，他却比任何时候都坚定地站在那里，如同一尊雕像。哈菲兹太了解萨达特了，他绝对是个固执又骄傲的人，哈兹菲曾经不止一次地劝说过萨达特不要经常在公众场合露面，但萨达特总是很自信地告诉哈菲兹没人能够伤害他。

对于萨达特的固执，哈菲兹知道自己说什么也没有用，就索性拿起身边的椅子试图为总统遮挡子弹。然而，他的动作还没来得及完成，飞驰而来的枪弹就将他的胳膊打断了。与此同时，一名刺客向萨达特猛烈开火，萨达特中弹倒地。现场一片混乱，参加阅兵仪式的嘉宾开始在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中四处逃窜。

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目睹了这恐怖的一幕，都惊呆了。人们从电视机里听到的。

最后一句话就是来自现场直播解说员的“叛徒”，随后电视屏幕便一片漆黑。现场，刺客杀得眼红，萨达特已经倒在检阅台上，但他们还在向检阅台上疯狂扫射、投掷炸弹。直到这时，周围的警卫们才反应过来，从四面八方向刺客扑去。

这段血腥袭击仅仅进行了45秒，最后，几名刺客或死或伤，被带回了警察局。人们手忙脚乱地将萨达特总统送上直升机，飞往马迪军事医院。这时，空中的战斗机还在做着各种特技表演，根本不知道下边发生了什么。

萨达特被送进医院时已经瞳孔放大，没有了呼吸和心跳，从医学上讲，其实已经死亡。萨达特身中34枪，身上到处都是弹孔。

医生们回天乏术，已无力把他从死神手里抢回来。1981年10月6日下午2点40分，埃及总统萨达特因失血过多不治身亡。

一场为了纪念胜利的盛大聚会，最终变成了一位政治领袖的殉葬场。除了萨达特，在这次刺杀事件中死亡的还有他的私人秘书哈菲兹等7名政府要员。真相，是血案发生后人们急需知道的。刺客是谁？将受到怎样的惩罚？人们等待答案。

二 绝非池中物

萨达特在中枪倒下的时候，曾用微弱的声音说：“不可思议。”

是的，不可思议——这场刺杀发生得不可思议，萨达特的死亡不可思议；对于埃及人来说是不可思议，对于萨达特来说更加不可思议。萨达特就在刺客跑向自己时都还坚信，自己的生命在真主手里，真主自会保佑他平安无事。然而，死亡就这样发生了，像一颗子弹刺穿了埃及历史。

萨达特1918年12月25日出生在一个名叫库姆的小村庄里，这个村子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曼努菲亚省，是个贫穷落后的地方。萨达特童年时，白天帮着家里干点农活，晚上就听祖母讲一些先辈们反抗殖民统治的故事。萨达特从小就是个勇敢自信的孩子，他钟爱祖母口中那些为了埃及独立而捐躯的往事，更加钟爱那种为国效命的责任感。在这些故事的影响下，年幼的萨达特产生了一个想法：长大当军官，打走英国殖民主义者。连萨达特都没想到，这个稚嫩的想法让他的一生都随之改变。

1925年，萨达特告别了熟悉的乡村生活，跟着家人迁到了开罗。

落户在开罗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家人必须为了生计而四处奔忙。更让萨达特无法忍受的是，他的父亲欧姆·穆罕默德在定居开罗不久后就连娶两位年轻姑娘——法图姆和阿米娜，而正是由于她们的到来，使萨达特的亲生母亲巴琳在家里的地位一落千丈。法图姆和阿米娜为这个家增添了不少人口，萨达特有了十几个兄弟姐妹。在这十几口人里，地位最低的就是萨达特的母亲巴琳。巴琳每天像奴隶一样被全家老少使唤着，欧姆·穆罕默德还动不动就对她拳脚相加。巴琳地位卑微，很自然萨达特的地位也高不到哪去。在十几个兄弟姐妹里，萨达特总是被排挤的那个，经常被孤立。

尽管生活艰辛，但萨达特依然有自己的梦想。他渴望成为一名军人，希望能够像他的偶像们那样为了国家奉献生命。萨达特崇拜凯末尔，想成为凯末尔那样的国家英雄，在战场上调动千军万马把殖民者从国土上赶出去。萨达特不止一次地幻想过自己穿起军装雄姿勃勃的样子，以及亲手把英国殖民者从埃及赶出去的英雄形象。

萨达特想从军当兵，萨达特的父亲也十分赞成，他希望自己家族出个体面的军官光宗耀祖。为了达成萨达特的心愿，父亲动用了一切能够动用的关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萨达特送进了皇家军事学校。皇家军事学校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埃及的第二任总统纳赛尔也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1938年，萨达特结束了在皇家军事学校9个月的课程，并被授予少尉军衔，派驻到埃及南部的敏哥巴德镇。也就是在这里，他结识了年轻的纳赛尔。有共同的志向，就会有共同语言，萨达特与纳赛尔等一些年轻爱国军官成立了“自由军官组织”，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埃及。这个组织后来因推翻埃及法鲁克王朝而闻名于世，纳赛尔脱颖而出成为埃及民众心中的英雄，一直跟随纳赛尔的萨达特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组织里的佼佼者。

1940年，萨达特被派往离开罗几英里远的马阿迪。在这里，萨达特结识了后来的挚友哈桑·伊兹特。伊兹特是个空军军官，也是个不可多得的技术人才，更重要的是他跟萨达特有一样的理想和志向。经过伊兹特的引荐，萨达特参加了空军的一个爱国组织。

萨达特的关系网越来越庞大，成为反英阵营的活跃分子。1942年，萨达特因暗中联合德国人反英而被捕入狱。两年后，萨达特越狱成功，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活。

萨达特的逃亡直到二战结束时才告终结。获得自由之身的萨达特依旧奋斗在反英的第一线，他参加了暗杀华夫脱党党魁纳哈斯和法鲁克王朝负责财政的阿明·奥斯曼的行动。这两个人暗中与英国人勾结，成了萨达特等人的心头大患。行动一成一败，纳哈斯几次都幸免于难，奥斯曼则一击即中。就是这一次暗杀，萨达特一夜间红透埃及，成了埃及人民心中的反殖民英雄。

1950年1月，萨达特恢复了军职，并被派往了西奈北部的拉法，重新联系到了纳赛尔。此时的纳赛尔已经小有名气，带着他的“自由军官组织”干了不少大事。纳赛尔邀请萨达特重新加入“自由军官组织”。萨达特在反英方面也算是个行家里手了，经验丰富、能力突出，很快就成为“自由军官组织”中的二把手，是纳赛尔的得力干将。

1952年7月，“自由军官组织”掀开了它神秘的面纱，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君主专制的武装起义。萨达特是在武装起义的第二天得到了纳赛尔通知的，他立即赶往武装起义的大本营，与那里的官兵会合。仅仅三天的时间，这场针对君主专制、推翻法鲁克王朝的革命运动就取得了胜利，为埃及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让纳赛尔、萨达特和“自由军官组织”成为埃及新历史的开创者。

可以说，萨达特是埃及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纳赛尔，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

三 和平的英雄

1953年埃及共和国成立，但政治首脑并非纳赛尔。经过短暂的过渡后，1956年，纳赛尔成功地当上了埃及的第二任总统。

此时，由于各派别之间的斗争，萨达特遭到了同僚的诬陷，并没有得到纳赛尔的重用，反而被纳赛尔打入了“冷宫”。

这段日子才是对萨达特真正的考验。萨达特在这场权力争斗中表现出了惊人的忍耐力，并以不求功名、只求为国效力的姿态重新拾回了纳赛尔的信任，尔后一路高升，甚至在若干副总统被赶下台的时候，他还能屹立不倒，成为纳赛尔身边唯一的副总统、二把手。

1970年9月，纳赛尔因心脏病发而与世长辞，萨达特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统候选人，并且暂时代理总统打理国事。纳赛尔逝世半个月后，埃及政府组织了全民投票，萨达特以90.04%票选的压倒性优势当选为埃及共和国的第三任总统。出任总统的萨达特展现了其出色政治天赋。就任总统的第二年，也就是1971年，他即开始着手处理中东最为敏感的问题——阿以冲突。在以色列问题上，萨达特基本上秉承了纳赛尔的态度，承认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国家的合法地位。萨达特的态度让巴勒斯坦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感到震惊，也让以色列不知所措，弄不清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其实，萨达特不过在迷惑以色列，以便为埃及积蓄足够的军事力量、最终十月战争前夕，萨达特在埃军前沿阵地用瞄准镜向以军阵地望。以武力来解决与以色列的争端争取时间。1971年，萨达特频繁来往于苏联和埃及之间，他希望能从苏联那里获得更多的武器装备，但每次都铩羽而归，因为勃列日涅夫并不相信萨达特能够打赢以色列，他警告萨达特，任何跨越苏伊士运河的行动都会由于以色列严密的防御而死伤惨重。本来打算在这一年就将以色列问题解决的萨达特，在得不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只能将计划推迟。

埃军装甲运兵车通过临时架起的浮桥越过苏伊士运河，攻入西奈。

1972年，萨达特依然将外交重点放在了武力解决以色列问题上，但是仍旧得不到苏联的支持。三番五次碰壁之后，萨达特一气之下索性跟苏联唱起了对台戏，他于当年将1.8万名苏联军事专家从埃及驱逐出境，并且在外交政策上开始向美国靠拢。这个突然到来的行动让很多国家费解，以为萨达特不打算动用武力来解决以色列问题了。然而，这不过是个假象而已，萨达特真正的想法是摆脱苏联，全身心准备与以色列的战斗。在萨达特看来，尽管在武器援助问题上苏联人斤斤计较，但这些年埃及陆续获得的米格-23战机、萨姆-6防空导弹、T-62坦克及AT-3反坦克导弹等，已足够他发动一场规模不大的局部战争了。

对于这场战争，萨达特其实早已胸有成竹。当时，在埃及军方高层，关于这场战争的思考是起码要收复埃及在过去几场战争里的所有失地，也就是说，他们即将与以色列进行的是一场全面战争。但是，萨达特并不是这样想的，他并不想把战争态势搞大，而只希望发动一场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只要能收复一部分失地就行，因为在他看来，就当时埃及的战斗力来说，并不适合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为此，1972年10月26日，萨达特免去了主张发动全面战争的埃及陆军总司令萨迪克等人的职务，开始按自己的想法对战争进行部署。

战争准备一切就绪，为了增加取胜的把握，萨达特还特地跟叙利亚结成攻打以色列的联盟，并将开战时间定在了1973年10月6日。10月6日是犹太人的赎罪日，这一天犹太人都会待在家里，足不出户。而且10月也是阿拉伯世界的斋月，对于伊斯兰教徒来说，这个月不能发动战争。萨达特将进攻日定在这一天，体现出了巨大的智慧，以色列人做梦都想不到他会选择这样一个时间。

战争如期打响了。1973年10月6日是一个让以色列感到羞辱的日子。这天，埃及派出了200多架轰炸机在西奈半岛上空连环出击，短短20分钟后，驻扎在西奈半岛的以色列军事指挥部以及雷达干扰中心、通讯系统、导弹基地都被夷为平地。

以色列军队还没来得及反应，埃及地面部队就强行渡过苏伊士运河，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很快就占领了以军阵地。以色列在运河边沿修筑的防护工程被捣毁，西奈半岛基本上已被埃及军队控制。

战争爆发后，萨达特密切关注着战局的进展。他明白，这场战争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一旦失败，他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和压力，而埃及也将再一次蒙受耻辱。所幸的是，在战争的前几天，战事一切顺利，以军损失惨重，埃及成功地收回了苏伊士运河东岸。

10月11日，埃及大规模装甲部队挺进西奈半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以色列军队回过神来，开始展开反击，埃及军队的猛烈攻势被扼制。10月14日，战局发生逆转，以色列军队先是突破叙利亚军队的防线，攻入大马士革的近郊，随后又在苏伊士运河上架起4座浮桥，强行突入埃及，并很快就攻打到离首都开罗只有100多公里的地方。

在这场赎罪日战争中，以色列措手不及，损失惨重，在与阿拉伯国家交战中首尝败绩。图为以国防部长达扬（戴眼罩者）亲临西奈部署反攻。

此时，美苏开始干预这场战争。10月22日，在美苏间的谈判结束后，联合国通过了停火协议，下令以色列和埃及间的战斗立刻结束。于是，埃以双方开始停止军事敌对行动，并坐到了谈判桌前。1974年1月18日，双方最终签署了停火协议。根据协议，埃及从此以后将收回整条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苏伊士运河至此回到了埃及的怀抱。

从战争到最后签署停火协议，历时3个多月，埃及和以色列在战争中互有损失。但对于萨达特来说，收复了苏伊士运河是他向埃及人和国际社会交出的一份成绩不错的答卷，他证明了自己和埃及的能力。

十月战争让埃及和萨达特受益匪浅，埃及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阿拉伯世界的核心，萨达特则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榜样。萨达特从十月战争结束后便马不停蹄地奔走在各个阿拉伯国家之间，说服原本支持以色列的国家继续对以色列实行石油禁运，并同意参加由美国和苏联组织的日内瓦和平会议，直面中东。

这场战争让埃及扬眉吐气，萨达特开始在阿拉伯世界指手画脚，试图让一些激进派赞同与美国修好来逼以色列让步。但萨达特这次过于自信了，他的理论不但没有得到激进派的认可，反而让他们开始疏远自己。

但萨达特不为所动，依然按自己既定的方针行事。1974年，埃及恢复了同美国的外交关系。3年之后，萨达特又公开宣布，为了和平他愿意主动到以色列进行访问。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无法想象这个当年想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人竟然会说出这种话来，尤其是当以色列总理贝京邀请萨达特访问以色列时，他竟然真的如约而往，那一时刻所有阿拉伯人都认为萨达特疯了。埃及与以色列的这次历史性会面，就像一个梦境一样让人不敢相信，就连前去机场迎接的以色列军政要员都觉得难以置信。但不管怎样，萨达特的这次访问十分成功，他在当地发表的讲话更是感动了很多以色列人。萨达特没有疯，正如他的一名助手所说：“此人如果不是疯子，那他就是真正的伟人。”萨达特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步棋会走哪儿。

萨达特对以色列的访问产生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美国是反应最激烈的一个。卡特总统为此邀请萨达特和贝京到戴维营谈判，萨达特和贝京达成共识，一个新的和平条约就此诞生。萨达特这次的行动得到了大多数埃及人民的认可和支持，因为他毕竟让埃以之间30年的战争平息了。

1979年3月，《埃以和约》在美国白宫签字生效，萨达特和贝京两位国家领袖联手结束了一场战乱。由于埃以两国握手言和，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得以添砖加瓦，为此萨达特和贝京一起获得了197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可惜的是，萨达特的所有努力没有得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肯定，反而遭到了这些国家的共同制裁。对他们来说，对以色列的恨是不可能通过一个和约就消除的，更何况萨达特与以色列签订和约的时候并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这让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们十分生气。

其实，除了其他阿拉伯国家对萨达特心怀不满外，还有埃及国内的原教旨主义者。当初伊朗国王巴列维被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赶下政坛在外逃亡的时候，萨达特曾经收留过巴列维。这个举动得罪了伊朗，也得罪了埃及国内崇拜霍梅尼的原教旨主义者。而如今萨达特与美国和以色列的修好，在他们看来更加不可容忍。于是，许许多多针对萨达特的暗杀计划便由此诞生了。

四 “一串葡萄”

萨达特很自信，也十分勇敢，这点无可厚非。但是，他的这些优点在政坛上的过分发挥，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萨达特自信地以为他能够解决以色列问题，因此他不顾其他国家的感受，单独跟以色列达成和平协定。他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引发了阿拉伯世界对埃及的孤立和制裁，并进而影响到了埃及人的生活质量。加上当时的埃及政府腐败不堪，还帮助美国从伊朗营救人质，这些都逐渐让一些埃及人对萨达特心生失望。更重要的是，萨达特为自己招来了一个庞大的宗教敌人——原教旨主义者。

1981年9月3日，萨达特以“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宁”为名，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搜捕。虽然政府方面一再声称此次逮捕的主要对象是反政府主义者，但在逮捕的3000多人当中，有学生、政治家、宗教领袖、记者、律师以及一批无辜的原教旨主义者。这些人当中有谴责批评过萨达特的人，有些是萨达特早就想除掉的政敌，有些人则仅仅是曾经写过反对政府的文章，而文章中涉及政府的贪污腐化内幕。

搜捕让越来越多的人走到了萨达特的对立面。9月5日，萨达特进行公开演讲，阐述大搜捕的理由和依据。他称该次搜捕完全合法，根据是《埃及宪法》第74条。第74条的中心思想就是统治者可以在紧急时期废止宪法的某些条款，以保证统治者行为的合法性。尽管萨达特想尽办法在自圆其说，但很显然，那样的解释并不能说服民众，毕竟，搜捕行动不是什么紧急时期所采取的行动。于是，萨达特又专门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但是事与愿违，记者招待会并没有按照萨达特的期望进行。这场记者会并没有限定提问范围，于是有记者劈头盖脸就问萨达特关于大搜捕的问题，还有一个记者很不客气地挑衅萨达特，问他的大搜捕行动是否跟里根总统解释过。这种带着嘲讽口气的提问让萨达特大发雷霆，引得他当场怒骂。

这一切都被埃及公众看在眼里，萨达特原本慈爱的形象几近颠覆。

就在这一系列事件之后，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刺杀行动进入了准备期。

1981年9月23日，埃及第333炮兵旅的阿尔少校召见了一名陆军中尉，这位中尉叫哈立德·艾哈迈德·沙乌基·伊斯兰布利，就是这场刺杀阴谋的主人公。哈立德二十出头，阿尔少校所以召见他，是想让他来指挥阅兵仪式上的一组炮车方阵。哈立德起初还拒绝了阿尔的要求，他此时还没打算利用大阅兵来刺杀萨达特，只是准备回家跟家人一起过就要到来的斋月。但是阿尔执意让哈立德参加，经过一番争论，哈立德接受了任务，同时一个可怕的念头开始在他的头脑中慢慢成形。

哈立德可不是个普通的士兵，他深受原教旨主义影响，在士兵身份之外，还有一个身份是“伊斯兰崛起”派的成员，这个团体是原教旨主义组织的一个分支。早年，这个组织已经成为一支地下组织，并且规模在不断扩大。该组织跟埃及著名的“赎罪与迁移”组织、穆斯林兄弟会等有着兄弟般的情谊，而且来往密切。哈立德的哥哥在9月3日的大搜捕中被捕，这令他更加仇视萨达特。哈立德所在的分支被称作“安古”。“安古”的意思是“一串葡萄”，其寓意为，从一株葡萄上摘一串，其他串不会受到影响，从一串葡萄上摘一颗，其他颗粒也不会受到影响。每个“安古”其实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组织，即便它出了任何意外，其他“安古”也不会受到影响。

哈立德就是“安古”当中的一颗葡萄，他有组织可以依靠，但是也随时做好被摘走的准备。不过，哈立德对组织绝对忠诚，当他接受阿尔任命的时候，就决定在阅兵场上解决萨达特，而且为了不影响组织，他决定自己完成这件事情。其实，在阅兵场上暗杀萨达特的想法也不是哈立德想到的。哈立德所在的“安古”在1981年2月召开过一次会议，在会上大家就讨论了关于夺取埃及政权的问题。会议上大家众说纷纭，有人建议在萨达特别墅附近直接攻击萨达特所乘坐的直升机，有人建议用高射炮去轰炸别墅。讨论来讨论去，大家发现那些方法都不太可行，因此被一一否决了。

直到有人提出利用阅兵仪式来刺杀总统的方法，大家才达成一致。在阅兵场动手，这是个大胆而绝妙的主意，因为届时萨达特不仅肯定会出席，且一定位于最明显的位置，这无疑将提高命中率。哈立德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却得知了这个想法，他做梦都没想到，上天会将这个大任降给他。

9月25日晚，哈立德约见了“安古”小组的领导人法尔吉，并向他透露了自己准备在阅兵式上行刺萨达特的计划。法尔吉听后非常高兴，并为哈立德安排了两名助手，一个是27岁的预备役军官拉海勒，另一个是在民防学校负责训练的军士、连续7年的投弹冠军阿巴斯。3人组成了刺杀萨达特的行动小组，并誓死完成“真主的意志”。法尔吉为他们提供了刺杀用的手榴弹和冲锋枪。

按规定，一辆炮车上有4名士兵，哈立德于是设法让两个士兵生病告假，这样，他就为拉海勒和阿巴斯腾出了位置。他告诉炮连的其他人，外连将有两个士兵参加炮兵方队，而且可能来自军事情报部，是来负责检阅安全的。至此，整个计划被安排得天衣无缝。

最终的结果众所周知，哈立德3人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成功地刺杀了萨达特。哈立德等3人在行刺过后即被当场抓获。在随后进行的审讯中，他们对刺杀萨达特的事实供认不讳，并愿意接受任何制裁。

不过，他们却始终坚称刺杀行动绝对是正义的。哈立德说：“我是杀了他，但是我不是犯罪。我杀他是为了宗教，为了祖国。”

萨达特被刺后，刺客所隶属的“伊斯兰崛起”组织领导人卡拉姆·祖赫迪被捕并被判终身监禁。赫迪后于2003年获释，并对当年下令刺杀萨达特深感后悔：“萨达特总统是烈士。刺杀萨达特是一个无可挽回的大错，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一定会阻止刺杀行动。”。

最终，法院以谋杀罪判决哈立德、拉海勒和阿巴斯3人死刑。在随后进行的大搜捕中，哈立德等所隶属与关联的“伊斯兰崛起”和穆斯林兄弟会等也受到牵连，共有300多人被判处死刑。

埃及武装部队对这次刺杀活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军方随后也开展了大规模的内部清洗，100多人因这一事件被查办与开除。

萨达特之死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10月10日，当埃及政府为其举行国葬时，80多个国家的首脑和特使，包括以色列总理贝京都前来参加。然而，与世界各国深表哀悼并给予萨达特高度赞誉的反应不同，在阿拉伯国家中，除了约旦国王侯赛因向埃及发来唁电以外，其他国家领导人均不置一词，更没有一人前往埃及吊唁。

在埃及，萨达特之死让民众深感悲痛，因为萨达特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不曾动摇，他始终是埃及人心中的英雄。

阿拉伯世界却把这次谋杀看成是真主对叛教者的惩罚，认为萨达特死有余辜。在巴格达、利比亚、德黑兰、黎巴嫩，人们甚至走上街头载歌载舞，犹如节日般欢庆萨达特的死亡。

关于萨达特的功过是非，虽然众说纷纭，但许多事实却摆在那里，不容忽略：1982年4月24日，以色列军队按照《戴维营协议》全部撤出西奈半岛，埃及失去15年的领土失而复得，并从此结束了长达30年的埃以对抗状态。大多数埃及人心里明白，这一切甜美成果其实浸透了萨达特的鲜血，忘记它是一种罪过。在萨达特的墓碑上写着：“萨达特总统，是战争中的英雄，是和平的英雄，他为和平而生，为原则而死。”细细品味它，意蕴深厚。

第六被害人 莫罗

被害人：阿尔多·莫罗

国别：意大利

身份：意大利前总理

刺客：意大利“红色旅”

案情回放：1978年3月16日清晨，意大利总理莫罗在上班途中被意大利恐怖组织“红色旅”绑架，55天后，莫罗惨遭撕票，身中11枪。

案终陈词：莫罗一直都是一个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人，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改变一切。当然，事实也证明他的自信是对的。但可惜的是，他在相信自己的同时也相信了政治。也正如莫罗夫人所言，政治是没有人情味的。是的，如果政治可以有半点情感，意大利“国父”莫罗也不会被撕票。坐到最高处又能如何，错一步满盘皆输。但有一点我们无法抹去，那就是莫罗为意大利的舍生忘死。

一 代号：“宝石行动”

1978年3月16日，对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来说，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日子——由于他的调解，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达成了历史性妥协，成立了战后30年来意大利第一个得到共产党支持的政府，而这天上午他将向议会介绍他组建的新内阁，并提请众议院进行信任表决。在莫罗看来，如果不出什么意外，意大利战后一直持续的无政府状态将在这一天结束，联合政府即将启动。

现年61岁的莫罗从政30多年，一直是意大利政坛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意大利第一大党天主教民主党的主席，曾5次出任内阁总理，数度担任外交部长，解决过不少政治危机，是意大利最受尊敬的政治元老之一。意大利人都相信，如果没有莫罗，就没有完整的意大利。如果新政府的建立顺利的话，那么在年底的总统竞选之后，莫罗将是当之无愧的新总统。

这天早晨8点刚过，莫罗就做好了去议会的准备，并与他的4名保镖一起分乘两辆菲亚特轿车向政府大厦驶去。春风得意的莫罗并没有想到，意大利左翼极端恐怖组织“红色旅”已经在前面为他设好了陷阱。

就在莫罗动身的同时，另外一辆挂有大使馆车牌的菲亚特旅行车也在不远处上路了。绑架莫罗的“宝石行动”正式启动。这辆车上坐着4名身穿意大利航空公司制服的人，其中还有一位金发碧眼的漂亮女郎。他们都是“红色旅”罗马小组的成员，那个名叫安娜的漂亮女郎就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她看上去弱不禁风，身上散发着一种清纯气息，实际上心狠手辣，是个地地道道的女魔头。参与这次“宝石行动”的除了安娜4人外，另有8人装扮成电话公司的工作人员，分散在莫罗去往国会大厦的必经之路上，就像普通的上班族一样。

“红色旅”为了这次“宝石行动”曾演习了无数遍，莫罗每天的行程安排和生活习惯，以及行动地点及其周围环境都被他们摸得一清二楚。

上午9点钟，莫罗的轿车渐渐驶入了安娜等人的视线。“红色旅”用他们事先商量好的暗号来提醒所有人行动开始，紧接着安娜的旅行车开上前去，挡在了莫罗轿车的前面不疾不徐地向前行驶着，莫罗的司机不得不放慢速度。就在这个时候，前面大使馆的车突然刹车，莫罗的司机也不得不紧踩刹车将车停了下来。保镖里奇的脑袋重重磕在了挡风玻璃上，顿时头晕眼花。

莫罗轿车后边的随行车来不及刹车，撞上了莫罗汽车的车屁股，车内的保镖们被撞得东倒西歪，眼冒金星。还没等保镖们反应过来，安娜等人已端着冲锋枪冲上前来一通猛扫，保镖们没来得及反抗就已全部身亡。

安娜将莫罗拖下汽车，换乘一辆事先已准备好的警车，很快就离开了现场。这场绑架行动仅仅用了几十秒钟的时间，手段之娴熟令人瞠目结舌。据一位目击了整个过程的证人说，莫罗事发时十分镇定，他不愧是个有风度的政治家，是意大利最勇敢的男子汉。

莫罗总理被绑架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公众为之哗然。随后，罗马和全国都实行了戒严。意大利整个国家机器为之高速运转起来，并取消了全国警察的休假，调集5000警力增援罗马地区，在罗马城内大肆搜捕，但却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二 “一切为了库乔”

在绑架事件发生后不到一小时，意大利安莎通讯社就接到了“红色旅”的一个电话。

在电话中，一个男人用低沉的声音宣布：“我们是红色旅，刚才已成功地绑架了莫罗。这仅仅是红色旅向国家的心脏发动的第一次进攻。如果当局不立即停止审讯并释放我们的战友，今后将有其他一些重要人物遭到绑架。我们限当局在48小时内，在各个全国性广播电台做出答复。”不安和恐惧感立刻弥漫了整个罗马。

电话中所说的“我们的战友”指的是“红色旅”的创始人库乔，他于3年前被意大利警方逮捕，至今还关在监狱里。

库乔原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当时，由于意大利失业率居高不下，大学毕业生许多都找不到工作。在极度绝望之下，学生们开始用示威游行来发泄不满，库乔就是这些学生中的一员，而且还是个领导者。在一次示威游行中，学生们跟警察发生了冲突。警察向学生丢掷催泪弹，学生则把催泪弹捡起来丢回去，催泪弹在天空中来回飞舞，仿佛是丢沙包的游戏。惨剧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库乔的两个朋友被没有来得及丢回去的催泪弹炸死了。朋友的血激起了库乔的仇恨，他抱着朋友的尸体泪流满面。

那一夜，库乔在两位朋友的坟前待了很久，他从来没有如此失落过，更没有如此痛恨过。该怎么办？库乔整晚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觉得赤手空拳显然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要想教训政府就只能动用武力。于是，库乔组建了一支武装队伍，并取名为“红色旅”。这支队伍的宗旨是要让权力机关瘫痪。他们专门枪击政府要员的膝盖，那样不致命却永远无法行走，就好像一个不死却废的政府。自从这支武装队伍开始活动，意大利政府就没有安宁过，不少高级官员都被搞成了残废。不久之后，罗马、都灵、米兰、佛罗伦萨等大城市都发生了类似的袭击事件。

从此以后，“红色旅”正式登上了意大利的历史舞台，它像一种瘟疫，所到之处都是一片狼藉。1973年，“红色旅”得到了扩大，逐渐成为意大利颇具名气的恐怖组织，四处搞暗杀、绑架、还有炸弹袭击。在那段日子里，“红色旅”那环绕着圆圈的五角星标志就像是一道催命符，让政府官员感到草木皆兵。

起初，警方并没有对“红色旅”产生重视，他们认为这个组织不过是个黑社会团伙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当暗杀、绑架政府官员的事件层出不穷的时候，警方才意识到，这恐怕不仅仅是黑社会团伙那么简单。

在“红色旅”最为嚣张的时候，警方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用来对付“红色旅”，并在一个行动中意外地逮捕了库乔，这让警方欣喜若狂。

然而，在库乔入狱的这3年里，意大利司法部门先后提审库乔多次，但都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什么有用的东西，相反，每次开庭审理的时候，法官们都会遭到库乔的威胁和诅咒，说“红色旅”不会放过他们。“红色旅”的行事风格法官们都一清二楚，许多法官因此提出不再担任这个案件的主审官。

这一天，又是审理库乔的日子，这次负责审理库乔的法官是巴巴诺。当戴着脚镣手铐的库乔走进法庭时，法庭里已经满满当当塞满了各路人马。库乔被关押在一个笼子里接受庭审，周围是9个手持冲锋枪的警察。

巴巴诺开始诵读判决书。在此期间库乔多次打断巴巴诺的诵读，并且威胁他会遭到“红色旅”的报复，但是巴巴诺没有理睬他。库乔看威胁法官不起作用，便把矛头对准了陪审团。他威胁陪审团会被一个个杀死，还说“红色旅”一向说到做到。陪审团一片惊慌，其中一位妇女干脆申请退席。随后，其他陪审员也陆续申请退席。

根据意大利的法律，没有陪审团在场是不能进行审判的。巴巴诺无奈之下只能宣布退庭，这次审判又泡汤了，满场响起的都是库乔的狂笑声。此时的巴巴诺毫不怯懦，他冷静地告诉库乔他总有一天会受到审判。

再一次的开庭审判是1978年3月17日。然而在3月15日夜里，巴巴诺接到一个电话，是“红色旅”打来的，电话里说，他们绝对不会让审判进行，并且要在第二天给他一个“惊喜”。

第二天，也就是1978年3月16日，当巴巴诺准备17日审判资料的时候，他得知了莫罗总理被绑架的消息。

三 生命，终结在第天

当绑架案发生后，意大利警方立刻在罗马展开了地毯式搜索，但每次都无功而返。几天过去了，警方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关于“红色旅”和莫罗去向一点消息都没有。警方以为，莫罗已被绑架者转移出了罗马。

其实，莫罗当时就在他们眼皮底下。警察曾经搜查过一家离莫罗出事地方不远的地下停车场的修理库，但是没有发现任何踪迹。然而，他们直到离开那里都不会想到，莫罗就被关在修理库的一间隔音密室里，这是“红色旅”专门为莫罗修建的。这个地理位置离行动的地方十分近，便于快速逃跑并隐蔽。

3月25日，“红色旅”寄出了《第三号公告》，并同时公布了莫罗写给内政部长科西加的一封信，在信中，莫罗措辞委婉地请求政府释放库乔等人，以换取他的自由。莫罗的信发表在当天的罗马《人民报》上，在在“红色旅”发给政府的照片中，饱经折磨的莫罗形销骨立，神情委顿。他的背后就是带有五星标志的“红色旅”旗帜。公众中掀起了轩然大波。然而，意大利政府和天主教民主党认为，尽管这封信确实是莫罗的手迹，但莫罗显然是被迫写下的，政府的立场坚决不变，那就是不接受“红色旅”的任何讹诈。意大利第二大党共产党也立场一致，认为“民主政权决不能向恐怖主义低头”。

蜷曲在雷诺轿车后车厢里的莫罗尸体，身中11枪。

“红色旅”不断地发出新的公告，莫罗的亲笔信也一封封地接踵而至，但政府全然置之不理，拒绝和“红色旅”进行任何交易。

就在这样的情境下，莫罗终于迎来了他最后的日子。55天，莫罗在那个四周密封的隔音室里待了55天，虽然这里像宾馆一样，各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但是却缺少新鲜空气，那种自由自在的新鲜空气。

第55天，这是个让莫罗结束一切的日子。他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在遭受“红色旅”向他施加的心理冲击，前几天莫罗还能够抵御，到了第十天的时候他的心理防线开始崩塌，一夜一夜做着噩梦，精神上饱受摧残。

在遭受绑架的55天里，莫罗每天都要接受“红色旅”的审判。在刚开始的几天里，莫罗还把这种审判当作小孩玩的“过家家”，尚能镇定自如，认为政府和自己的政党一定不会抛弃他，自己不用多久就会得救。然而，当这种折磨进行到第10天的时候，莫罗的精神开始恍惚，坚持了若干天的信念在政府和天主教民主党的冷漠中渐渐土崩瓦解。

当政府第18次拒绝“红色旅”的要求时，莫罗似乎嗅到了死亡的味道。

5月7日这一天，电视机里正在播放阿根廷世界杯的比赛实况。莫罗是个球迷，如果在平时他一定不会错过这种比赛。然而，这一天并不是个看球的好日子：下午1点，他等来了安娜等人对他的最后的宣判——“死刑，立即执行”。

当结果揭晓的那一刻，莫罗仿佛如释重负，一脸的释然。他向安娜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请一个神父为他做弥撒。安娜答应了，在神父做完祈祷后，她甚至亲自给莫罗理了发。理完发，莫罗把自己干干净净打扮了一番，穿上了被绑架那天穿的那身衣服：白底蓝条衬衣、瑞士毛衣和浅蓝色外套，以及那条有白色图案的领带。

安娜为莫罗准备了丰富的晚餐，这是名副其实的“最后的晚餐”。

是时候走向刑场了。此时已经入夜，莫罗在安娜的带领下上了一辆雷诺轿车，并且按照嘱咐侧卧在后车厢里，那是等死的姿势。接着，莫罗胸口连中11枪。10分钟后，他彻底闭上了眼睛。

意大利历史上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就在这11发子弹下告别人世。

四 真相背后

莫罗弹痕累累的尸体连同那辆雷诺轿车，6天后在罗马天主教民主党总部附近被警方发现，莫罗的死讯很快传播开来，意大利举国哀悼。

这一次的“红色旅”其实犯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他们杀死了意大利人最为尊敬的“国父”，他们本来不怎么样的声望更是跌至谷底。如果说“红色旅”在刺杀莫罗之前还拥有不少支持者的话，那么在莫罗死后，大部分支持者都变成了“红色旅”的劲敌。“红色旅”正在一点点自掘坟墓，就连“红色旅”内部也开始出现分歧和矛盾。

就在莫罗被杀后的一段时间内，意大利人自发组织了多次示威游行，要求政府能够惩治“红色旅”。

政府开始调查并缉拿凶手，一查才知道，这个组织并不单纯。不难想象，像“红色旅”这样一个民间性质的组织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跟政府作对的，无论是从财力还是势力上来讲都无法跟强大的政府对抗。在调查中，意大利搜查到了一些属于“红色旅”的武器，它们都来自苏联。而且，“红色旅”的骨干都曾经到东欧学习，就连绑架莫罗的实战演习都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的。

莫罗遇害10多年后，化名“安娜”的芭芭拉·巴尔泽拉妮被意大利警方逮捕，在法庭上她神色坦然，对绑架与谋杀莫罗的事实直认不讳。

而就在事情过去了30年后，在2008年，一本《我们杀了阿尔多·莫罗》的书中讲述了关于莫罗之死的一些内幕。照书中所言，身为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的莫罗，当时提议让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与意大利共产党组建联盟，这个提议激怒了两党，并且在国际上也惹怒当时的两个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据莫罗的夫人依列娜后来回忆，在当时，莫罗确实接到了来自美国方面的警告，劝丈夫不要实施这项计划，否则“将会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难道这些才是莫罗最终被推入死神之门的原因？

《我们杀了阿尔多·莫罗》一书的作者名叫史蒂夫·皮扎尼克，是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他还曾经是一位专门负责国际危机处理和人质谈判的专家。在莫罗被“红色旅”绑架的当天，他被卡特总统任命为特使并派往意大利。

皮扎尼克在书中提到，在莫罗遭到绑架后，意大利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危机委员会”，由当时的内政部长科西加领导，他也是其中一员。在与“红色旅”的博弈中，由于害怕莫罗会向恐怖分子泄露国家机密以换取自由，委员会决定采取行动。于是，在当时出现了一份“红色旅”的声明，说莫罗已经死亡，其实，那是“危机委员会”的杰作。那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今后会出现的最糟情况给意大利民众打个预防针；二是让“红色旅”彻底死心——政府不会为了莫罗而对他们有所妥协。

照皮扎尼克的看法，莫罗最终的“不得不死”，其实是为了换取意大利的长久“稳定”。

不管“红色旅”背后有怎样的支持者，也不管到底是谁最后将莫罗推向死神，莫罗的死都已经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一个曾经救民于水火的英雄，一个曾力挽狂澜的政治家，一个曾让意大利脱胎换骨的“国父”，在即将迎来人生另一段辉煌的时候成为亡魂。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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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被害人 朴正熙

被害人：朴正熙

国别：韩国

身份：韩国前总统

刺客：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

案情回放：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按照习惯到中央情报部的宫井洞餐厅吃喝玩乐。这场晚宴由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安排，在安排这场宴席的同时，金载圭也安排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刺杀案。就在朴正熙沉迷于美色美酒之时，金载圭已经联络好了其他几名政府要员开始刺杀行动。朴正熙和总统侍卫长车智澈等都在这次刺杀中身亡。

案终陈词：暴力蛮横的独裁者总是无法寿终正寝，朴正熙再一次证实了这句话的正确性。他总是妄想着成为希特勒、拿破仑那样的独裁者，成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却没有意识到，他所崇拜的偶像早已淹没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中。对权力的向往并没有错，不过要把握分寸，在权力面前不失自我才能成为出色的政治家。朴正熙再次以一个独裁者惯有的结局告诉世人，善待人民等于善待自己。

一 “鸿门宴”上的枪声

不同的刺杀目的，导致了刺客不同的历史定位。不管是侠肝义胆的刺客，还是利欲熏心的刺客，一旦与政治挂上钩，他们就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

在韩国，也有这样一位刺客，他刺杀的对象也是国家领导人，但他的目的亦正亦邪，既有私人利益也有为国除害的意味。这位刺客名叫金载圭，是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由于其特殊的政治身份，这场刺杀更像是一场武装政变。

1979年10月26日中午，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接到了总统贴身侍卫长车智澈的电话。这个电话是总统朴正熙让车智澈打来的，他要邀请金载圭到宫井洞中央情报部的餐厅和他共进晚餐。在旁人看来这只是一个一般的邀请，总统请自己的部下吃喝玩乐都是正常的政治往来。但是，金载圭知道，这绝对不是一个平常的宴席。

金载圭在办公室坐立不安，他早已经有了刺杀朴正熙和车智澈的计划，但还没定好什么时候执行。看来，择日不如撞日。下定决心的金载圭立刻给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打电话，请他晚间过来吃饭，郑升和答应了。随后，金载圭又给中央情报部次官也是自己的部下金正燮去了电话，告诉他今晚定好了与郑参谋总长在宫井洞餐厅共进晚餐，但是总统突然光临，不得已必须推后跟郑升和的约定，只能拜托他先陪陪郑，而自己随后就到。

下午4点多钟，金载圭来到了宫井洞。宫井洞是个两层楼的建筑，一层是餐厅和会客厅，二层是金载圭的寝室和办公室。楼房前面有个别致的花园，景色十分优美，中间还有一个养鱼池是专门为总统提供生鱼片而建的。这里是朴正熙最喜欢的地方，他每次从外地巡视回来后，总是要来宫井洞消遣一下。

金载圭提前到达宫井洞，为的就是做好刺杀准备。他从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取出一支珍藏许久的手枪，那是一支西德制造的点32口径手枪。这种枪有很多优点，瞄准性好，杀伤性强，很适合刺杀行动。金载圭将子弹上膛，然后放在书架后面。

半个多小时后，总统府秘书长金桂元抵达宫井洞，他算是金载圭的半个知己，也看不惯车智澈那种嚣张、为所欲为的样子。当金载圭告诉金桂元他的计划后，金桂元表示了赞同。计划差不多制订好了，就等着朴正熙到来。

朴正熙刺杀案主角、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

朴正熙这天所以要来宫井洞，其实事出有因。

自1979年10月以来，韩国国内局势严重动荡，各大城市在新民党等在野党的领导组织下，爆发了一次次反对朴正熙独裁统治的运动，特别是10月16日，釜山及马山地区甚至还出现了大规模反朴暴动。朴正熙对此十分恼火。这些事件他本已交由金载圭和车智澈携手处理，但车智澈却暗中作梗，将责任都推到了金载圭头上，说他身为情报部部长却情报迟缓，办事不力，必定是另有异心。因此，朴正熙这天来宫井洞，名义上是请金载圭吃饭，实际上却是兴师问罪来的。金载圭对此心知肚明。

下午6点多，朴正熙和车智澈来到了宫井洞。

金载圭和金桂元早早就在餐厅等候总统的大驾光临了，见到总统的车他们立刻出门迎接。晚餐开始了，朴正熙承袭了他一贯奢侈的作风，一桌子美味佳肴。金载圭也投其所好，特地招来了两名艺伎作陪助兴。而跟随朴正熙的5位贴身护卫则被中央情报部部长秘书朴兴柱安顿在会客厅用餐。

过了一会儿，郑升和也来了，金正燮按照金载圭事先嘱咐好的话跟郑参谋总长解释，然后陪着郑升和进餐。

与此同时，在这边的房间里，金载圭正在听着车智澈的数落。车智澈一向如此，仗着受宠就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不管什么场合，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他都敢指手画脚。金载圭早就受不了这个自大狂，恨不得立即拿枪毙了他。

金载圭强压怒火，跟车智澈争辩。两个人的争辩越来越激烈，金载圭本以为总统会制止车智澈的出言不逊，可没想到总统一点劝阻的意思都没有，反而是向着车智澈质问起自己来。

金载圭恼怒异常，他借口去洗手间出去观察了下外面的情况。几分钟后，他回到宴席上，继续听着车智澈的数落。

又过了几分钟，金载圭再一次借故离席。他实在无法忍受车智澈那副小人嘴脸了，他希望立刻毙了他。离开宴席的金载圭先去看望了郑升和，告诉他再等一会，然后出门找来了心腹秘书朴兴柱和情报部礼宾处处长朴善浩，告诉他们自己的刺杀计划，并且让他们听到枪响后立即解决掉那些总统护卫。两位心腹乍一听刺杀计划都吓得不轻，有点犹豫。金载圭早已料到他们的反应，所以他才事先请郑升和与金正燮前来就餐，目的就是要这两位重量级人物压阵，让朴兴柱和朴善浩觉得这事是经过大人物们深思熟虑的，是十分有把握的。

朴兴柱和朴善浩一看连手握兵权的郑升和都在这，那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更何况他们跟金部长的关系十分要好，于是答应了下来。经过短时间的计划，他们又找了两个可靠的人帮忙。最终商定的结果是，除金载圭之外的4个人去干掉那5个总统侍卫，而金载圭自己则回去解决总统。

一切都安排妥当，金载圭回到了宴席上。此时，朴正熙和车智澈对刺杀行动还一无所知，正在那里花天酒地。几分钟后，朴善浩告诉金载圭一切准备就绪，此时已是晚上7点35分。金载圭快速到办公室拿出了那把已经上好膛的枪，将它藏在了身上。

金载圭再次回到了宴席上，这次他不再压抑愤怒，而是指着车智澈对朴正熙冷笑说：“带着这种废物搞政治，能搞得好吗？”话音刚落，朴正熙和车智澈还没反应过来，金载圭已经拔出枪来给了车智澈一枪，口里骂道：“叫你再敢狗眼看人低！”子弹打穿了车智澈的右手腕。

朴正熙见状，怒喝道：“你想造反吗？”金载圭更不答话，抬手对他胸口就开了一枪。子弹穿胸而过，朴正熙挣扎了几下便倒在身边一个艺伎的膝上，鲜血如涌泉般喷出。两名艺伎吓得花容失色，高声尖叫起来。

朴正熙被刺杀现场，右上尸体是身中两枪的总统侍卫长车智澈。

乘金载圭向朴正熙开枪时，手腕中枪的车智澈就地一滚，夺门而逃，躲进了洗手间。

金载圭的枪响之后，外边餐厅里也传来了阵阵枪声，贴身侍卫们一个个应声倒地。金载圭本来想向车智澈补上一枪，谁知手枪在这个时候突然卡壳，而且灯也都灭了，他只好迅速跑出餐厅去另外找枪，虽然这个过程浪费了不少时间，最后他还是从朴善浩那里拿了把左轮手枪跑回餐厅。

真是冤家路窄，刚刚跑回餐厅的金载圭和慌忙逃命的车智澈撞了个正着。

金载圭拿着手枪又一通乱打，车智澈当场毙命。此时，朴正熙还没有完全咽气，躺在美人的怀里奄奄一息，并对抱着他的艺伎说：“我没事。”没想到，这句“我没事”就是朴正熙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杀红眼的金载圭对着朴正熙的脑袋又是一枪，两个艺妓尖叫着撒腿就跑。

该杀的人基本上都杀了。这个时候，金桂元拿着一支M-16自动步枪，对着那些中弹但却没有死亡的侍卫一通乱扫，直到确定他们不可能再呼吸为止。

一场宴会就在这样的血腥中画上了句号。

二 是凶手还是英雄？

当枪声落下，宫井洞又回归之前的宁静。这个时候的金载圭已经成为整个刺杀行动的领袖，其他参与者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问他接下来该怎么办。也许，金载圭是个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刺客，但他却绝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干掉朴正熙，对于金载圭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为了除掉一个祸患，而造成的影响和以后的发展金载圭却都不曾仔细思考过。他并没有意识到杀死总统会有怎样的后果，也从未想过消息一旦流传出去会对韩国造成什么样的压力与威胁。金载圭也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好主意，于是，他告诉金桂元，让他对外宣称总统因疲劳过度昏倒了。

当茫然不知的郑升和被告知总统死亡的消息后，他就开始担心。显然，与金载圭相比，他的政治嗅觉要敏锐得多。郑升和很清楚，总统被刺的消息一旦泄露，那对韩国绝对是种威胁。于是，他只能告诉金载圭先封锁消息，实行戒严。其实，当郑升和听到总统遇刺的消息后，心里也是小鼓直敲，一时间不知道该站在哪种立场上来对待这件事情。经过短时间的思考，郑升和最终还是决定支持金载圭，毕竟金载圭不是个普通的人物，他背后有美国撑腰，国内还有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盘踞，将来搞不好就是新的统治者。

然而，郑升和并没有发现金载圭其实并不具备一个政治家的敏锐和冷静。

比如在刺杀成功之后，金载圭就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如若不是郑升和与朴兴柱提醒他应该去陆军本部依靠部队，他可能就直接回到情报部去了。

20点05分，金载圭一行人到达陆军本部地下室。郑升和安顿好金载圭、金正燮和朴兴柱后，自己到“应急室”告诉室长赵长校现在面临着紧急状况，并让他马上联络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及海、空军参谋长和“美韩联合军”副司令，让他们到陆军本部来。与此同时，郑升和命令部队进行紧急戒备状态——握紧了部队就不怕发生动乱。显然，郑升和是个不错的军队指挥官。二十多分钟后，国防部长卢载铉急匆匆赶到了陆军本部地下室，他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还真不好解释，难道直接跟他说总统被中央情报部部长给毙了？显然，如果国防部长听到这样的回答一定会采取非常措施，所以，郑升和只告诉他总统去世的消息，剩下的什么都没说。杀死总统可是大罪过，总统府卫戍部队一定会出动逮捕金载圭。为了防止冲突，郑升和下令城防司令保卫总统府，并致电总统府警卫室副室长让他尽量避免武装冲突的发生。就在郑升和一干人等在陆军本部安排事情的时候，金桂元正在为他们善后——处理总统的尸体。他命人偷偷将尸体送到医院，并且不准任何人探望，然后打电话通知国务总理、首席秘书以及一些内阁成员到青瓦台商议重要事件。20点45分，青瓦台已经聚满了韩国政界的高层要员。金桂元并没有详细解释什么，他只告诉所有人总统已经去世，当务之急就是保证国家秩序安稳。这些要员们惊讶得嘴巴都合不上了。是啊，总统上午还好端端地参加活动，怎么晚上就突然去世了？谁都明白，这绝对不是一件自然而常规的事情，背后一定是个惊天大阴谋。

在陆军本部的地下室，先前被通知到的那些军队首领也都已经悉数到齐。

大家都询问金载圭到底出了什么事，金载圭却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金载圭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无法成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在紧急状况面前完全是束手无策。无奈之下，卢载铉只好给金桂元打电话，让他到陆军本部来说明情况。金桂元哪里知道这边现在是个什么状况，万一是军队向杀死总统的凶手发难怎么办，他去了岂不是自投罗网？于是，金桂元拒绝了卢载铉的要求，反而让军队领袖们到青瓦台。金载圭见双方僵持，便夺过电话告诉金桂元这边一切安好，请带着总理他们过来。听到金载圭这样说，金桂元才答应了。尽管郑升和一再有意识地避免发生冲突，但是冲突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朴正熙当独裁者这么久，怎么可能会没有亲信心腹？陆军保安司令全斗焕就是其中一个。全斗焕是军队中出了名的铁腕人物，他得知总统死亡的消息是在20点30分，那时正是郑升和下达命令让军队首领前往陆军本部的时间。这些在政界混久了的人嗅觉都跟警犬一样灵敏，全斗焕随便想想就大致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他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就在陆军本部设立了一个临时指挥部，并包围了郑升和以及其他军队首领。

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韩国的军政要人差不多都到齐了，陆军本部地下室成了个临时指挥所。按照金载圭的指示，要进行戒严，同时，戒严司令部的牌子也被换成了“革命委员会”。显然，金载圭是想告诉外界，他们进行的是一场军事革命，而不是谋反。一直到这个时候，那些军政要员都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是知道总统死了，为了防止流血事件的发生，戒严行动势在必行。与此同时，总理崔圭夏建议召开国务会议，于是，金载圭等人都转移到国防部进行商议。

能够坐在国防部的文武官员哪一个不是政坛老手？他们怎么可能让自己蒙在鼓里。于是，他们向金载圭发起连环攻击，强迫他说出朴正熙死亡的全过程。金载圭终于招架不住，他几乎是咆哮着告诉大家，是他本人亲手杀死了总统，而且他还特别指出，他是获得了美国的支持。

会议室里立时死一般的安静，刚才还叽叽喳喳的场面被金载圭的一阵咆哮给震慑住了，所有人都怔在那里。现在，他们终于知道了，他们正在被卷进一场类似政变的刺杀游戏中。会议的气氛一下凝结了，显然，大韩民国的军政精英们并不想被卷进去。

金桂元是个聪明的家伙，他能从文武官员们的脸上读懂他们的内心。于是，金桂元偷偷向卢载铉汇报了金载圭杀死总统和车智澈的整个过程。虽说卢载铉等人平时对车智澈的所作所为也深感不满，恨不得把他抽筋剥皮，但对于总统，他们却是从未动过杀念，况且总统身边还有一个浑身长刺的全斗焕。经过再三思量，卢载铉向郑升和下达了命令——立即逮捕金载圭，避免一场暴动。直到这时，郑升和才发现自己似乎是站错了立场，他也开始意识到以金载圭的本领，并不足以获得大家的信任和原谅。

于是，获得指示的郑升和回到了陆军本部，无奈地向全斗焕和宪兵总督金晋基发布命令：逮捕金载圭，但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这个命令让全斗焕如鱼得水，他早就整装待发，等着抓捕金载圭了。在全斗焕和金晋基的商讨下，逮捕金载圭的计划很快出炉。

按照计划，金晋基带领10多名军政要员，浩浩荡荡到达国防部。为了不打草惊蛇，金晋基让国防部长副官告诉金载圭，郑升和要在陆军本部见他，而且车就停在国防部后门。那一刻，金载圭根本没有想到过郑升和会出卖他，更没有想过自己这一出门就可能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就这样，他怀着对陆军的信任走到了国防部后门。

在国防部后门守卫的宪兵那时早都已经换上了陆军的军服，金载圭完全放心了。其中一名宪兵将金载圭带到一部轿车旁示意他上车，金载圭身子刚刚探进车门，就被一把枪顶住了脑门，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被人出卖了，这场游戏到此结束。金载圭除了就范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他只能乖乖坐上车被送往宪兵拘留所。

紧接着，所有跟着金载圭参与刺杀总统的人悉数被捕。此时的国防部会议室里，大家正在讨论接下来的计划，总理崔圭夏执意要求确认朴正熙是真的死亡他才能宣布戒严。次日凌晨1点多钟，金桂元带着总理崔圭夏等内阁成员到了安置朴正熙尸体的医院，并且安排了尸检，直到报告说朴正熙已死，崔圭夏这才决定颁布戒严令，那个时候，韩国民众正在被窝里蒙头大睡。

美国那边是在10月27日凌晨2点接到有关消息的，卡特总统立即命令驻韩美军进入三级戒备状态。当韩国国务院在凌晨4点宣布戒严的时候，美国的军舰已经开进了离汉城350公里的釜山港，5000多名美国士兵已开始登陆。

10月27日上午，当韩国人民开始忙碌的时候，政府通过电视向全国宣布：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因涉嫌刺杀总统朴正熙而被捕。

就这样，金载圭成了一场刺杀中的凶手，而不是军事革命的英雄。

三 “拿破仑和希特勒”的梦想

如果非得说金载圭是个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刺客，那么他绝对是个悲剧性人物。

金载圭的悲剧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至毁至誉的朴正熙所造成的。在朴正熙身上，凝聚了许多连历史都无法确定与表达的矛盾与复杂——朴正熙固然以独裁治国，以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之上，牺牲了整整两代韩国人的民主权利和尊严，但在他的治下，韩国经济却出现了少有的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人民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富裕。因此，围绕着朴正熙，对他究竟是应该诅咒还是感激，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一直是一个存在巨大争议的问题。

朴正熙出生在一个小山村，他的母亲在怀他的时候已经44岁，并已经做了祖母。对于朴正熙的母亲来说，生一个比自己孙子还小的儿子是件很丢脸的事情，于是，她决定打掉这个孩子。然而，朴正熙的母亲想尽了一切办法——吃打胎药、不停地做剧烈运动，这个孩子竟然在她肚子里一直完好无损，这无疑是个令她十分难堪的奇迹。

1932年，15岁的朴正熙进入大邱师范大学学习。这个时候的朝鲜正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就连大学的教育风格都受到日本人的限制，学生们都要用日语交流，只要有谁不小心说了朝鲜语就会受到惩罚。

重压之下一定会有逆反，朴正熙就是逆反心理非常强的一个学生。他在学校里少言寡语，很少跟别人搭腔，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读书上。当然，他读的是《拿破仑传》和《李舜臣传》。朴正熙疯狂崇拜着这两个人，一个是叱咤欧洲的风云人物，一个是打退日本侵略者的朝鲜英雄。不过，在这两位偶像中，朴正熙更想成为拿破仑那样的人，他希望自己能够像拿破仑一样成为世界的焦点。

1937年3月，朴正熙从大学毕业，并当上了一名小学教员。显然，他的现实状况离那个拿破仑梦想实在是有些遥远。不过在当教员的这段日子里朴正熙也没闲着，他把《希特勒传》从头到尾看了若干遍，几乎可以倒背如流。于是，在朴正熙年轻的心里又根植下了一个梦想——将来要像希特勒那样出人头地。终于有一天，朴正熙的梦想有了可以实现的机会。他的一位同学在中国长春伪满军官学校上完学后当了名伪军军官，回乡后一直在怂恿他去读军校。这位同乡的建议让朴正熙找到了实现梦想的门路，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军校考试，并且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木正雄，以博得日本人的好感。

1940年，朴正熙成了中国长春伪满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在军校的学习生活中，因为成绩突出，朴正熙还受到了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接见，并在不久后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

此后，朴正熙回到朝鲜，进入汉城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成为上尉。不久，他又跟亲兄弟朴东熙一起加入了朝鲜劳动党，并成为党内的一名骨干分子。

朴正熙回到朝鲜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南北朝鲜分裂。1947年，美军控制了“三八线”以南的地方，开始扶植傀儡政府和武装势力，试图将南朝鲜永远抓在自己手中。但是，北朝鲜却没有就此罢手，由金日成领导的人民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希望能找到一个对策来实现南北统一。这个观点受到了朝鲜社会的全力支持，1947年4月，南北朝鲜的56个政党和社会团体代表在平壤聚会，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统一。

然而，以李承晚为首的分裂分子联合美国，在一片反对声中强行建立了大韩民国政府，而李承晚则成了美国扶植的傀儡统治者。1947年12月，美国强迫联合国承认了李承晚政府的合法性。

为了维护国家统一，朝鲜人民扛起了起义大旗，誓要将统一事业进行到底。

此时此刻，朴正熙也参与到了轰轰烈烈的反美起义中。1948年10月，朴正熙参加了伪军14团一些爱国将士组织的武装起义，但是最终被李承晚政府以及美国军队镇压。起义失败后，朴正熙被捕了，并在被捕后没多久就叛变了，因为李承晚政府判了他死刑。他一口气供出了所有他知道的起义战友，其中还包括了他的哥哥朴东熙。就因为朴正熙的叛变，包括朴东熙在内的400多名爱国义士最终变成了刀下鬼。

就在人人咒骂叛变者的时候，朴正熙已经平步青云，成了李承晚政府的忠实拥护者，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大红人。1949年下半年，是朴正熙真正扬眉吐气的时候，他成为南朝鲜陆军本部作战情报室室长兼陆军情报局第一科中校科长。官场得意，情场也得意。1950年12月，风光无限的朴正熙与漂亮的陆英修举行了婚礼。陆英修是朴正熙一个下属的表妹，经下属介绍而认识，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其实，陆英修的父亲并不赞成这桩婚事，他是沃川郡的地方首富，可朴正熙却仅仅是个军官而已，两人并不门当户对。但是陆英修十分固执，瞒着爸爸在大邱跟朴正熙成了婚。

1951年10月，朴正熙升为陆军本部作战局次长。两年之后，又升为第二军炮兵司令。朴正熙自从跟富豪之女结婚之后，官运就一直不错，接连升职。从1950年到1960年，朴正熙担任过的职务有：陆军炮兵学校校长、训练本部炮兵总监、第六军管区司令、釜山地区军需基地司令、第一军管区司令、陆军本部作战参谋次长。

按理来说，这样的升职速度已经是极限了。然而，朴正熙是个有“拿破仑和希特勒”那般梦想的人，他对权力的需求永远没有极限。随着手中权力的膨胀，朴正熙心中那个充满魅力的梦想也在慢慢发酵。他看中的不是被点成金的石头，而是那根可以点石成金的手指。

1960年，天赐良机，朴正熙的梦想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这个时候的南朝鲜，早就在李承晚的暴力统治下民不聊生。人民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哪还有精力来搞经济建设？无法给人民幸福的政府终将会被推翻，李承晚政府也不例外。一场以大学生为主的“四·一九”人民民主运动爆发了，李承晚被赶出了南朝鲜的统治舞台。可惜的是，这场人民运动的胜利换来的不是更为民主的政府，而是跟李承晚不相上下的“过渡政府”。“过渡政府”也并未改变人民穷困的生活状态，原先推翻李承晚的那些大学生再次聚集在一起，号召起10万学生举行了一次“南北学生和平统一誓师大会”。

这次运动比上次还难控制，身为南朝鲜政府的“监护人”，美国不得不想办法搞定眼前的混乱。无奈之下，美国政府用他们最常用的伎俩——策划政变，先把“过渡政府”搞垮，然后重新扶植起一个军人独裁政府。这差使正好落在了朴正熙的头上。

要说朴正熙为了等这一天也是煞费苦心，在美国插手之前，他就在策划政变了。1960年9月10日，朴正熙跟他侄女婿金钟泌以及其他一些志同道合者开始商讨政变的事情。1961年初，这批人跟美国中央情报局达成了某种默契。有了美国中情局的帮助，朴正熙等人的政变力量在不断壮大，支持他的人大多数来自部队。

朴正熙在美国的支持下获得了政变的胜利，他自然而然成了新政府的灵魂人物。政变结束后不久，朴正熙并没有过多表现出自己想当总统的急切心情，而是先建立起一个军人权力机构——“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由他本人担任副主席，由原陆军参谋长张都瑛担任主席。张都瑛在军政两界享有盛名、德高望重，而且他是个亲美分子，由他来暂管国事不会受到太大的阻力。等到国家基本稳定下来的时候，张都瑛这张牌就没用了，最后被朴正熙无情地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其他几十名被张都瑛提拔起来的官员都被撤职或逮捕，而他自己则光明正大地成为“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

刚当上主席，朴正熙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实行他的高压政策：解散了国会以及所有政党和社会团体，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以反共为基本国策，抵制甚至诛杀所有进步力量。整个汉城到处都是警察、军队和特务，一不小心就会被逮捕，民众活在极度紧张和血腥的环境之下。

很快，朴正熙就肃清了不少对自己不利的势力，同时颁布了限制政治活动的法令，彻底将自己包装成了一个霸道的独裁者。1962年3月，朴正熙得偿所愿，成为代理总统。在他担任代理总统期间，15个政党、200多个社会团体被解散，4000多名亲美政客被管制，3000多名军官将领被清除。所有清空了的位置上，都被朴正熙安插上了自己人，军阀独裁已经现形。除此之外，朴正熙还斥巨资建立特务机构，确保自己的独裁地位不受威胁。

这样的举动连美国人都害怕了，于是，美国三番两次警告朴正熙，最好能实行民主统治。可是，美国的压力对一个以“拿破仑和希特勒”为偶像的人丝毫不起作用。

在美国对朴正熙施压的同时，南朝鲜内部一些阁老们开始策划新的政变，试图推翻朴正熙的军事独裁。此时的朴正熙内外受压，如果不做出一些让步，很可能挑起更大的矛盾和冲突。为了缓和这种局面，朴正熙宣布要在1963年3月进行总统选举，“民主”一次。

朴正熙绝对不是个肯吃亏的人，他能够做出让步是因为他已经想好了如何迈出一大步。在竞选期间，朴正熙发挥他深不可测的表演功力，在诸多公开场合动情演说，表示自己无心参加竞选，只想好好守护国家和人民。见朴正熙说得如此动情，很多群众不知不觉对他产生了同情以为他要改过自新。

朴正熙不仅是个好演员，还是个好导演。他导演了一出部队、学生恳请他参加总统竞选的动人大戏，让人们信以为真。在“群情”激昂的时候，朴正熙带着满腔的“无奈”宣布自己“不得不违背心愿参加下届总统竞选”。

朴正熙的演技再次发挥了不可思议的功效，在总统选举的时候，他得到了470多万张选票，成功当选。1962年12月17日，朴正熙带着他的“拿破仑和希特勒”梦想坚定了自己的位置。

四 “狼群”的内讧

当上总统，只是了却了朴正熙的一小桩心事，他还有更大的目标等着去实现——成为拿破仑或希特勒那样的独裁统治者。这才是朴正熙朝思暮想希望得到的东西。

想要变成一个皇帝类型的独裁者，最先要做的就是如何长久地保住总统的位子。1972年10月，朴正熙再次动用强制手段实现了总统连任，这在韩国历史上被称作“十月维新”。在“十月维新”之后，朴正熙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条文来保证自己终身总统的目标，这期间制定的法律称为《维新宪法》。根据《维新宪法》的规定，总统有权修改宪法发起权，有权解散国会，禁止政党活动，宣布非常戒严令以及紧急措施。《维新宪法》让朴正熙独掌三权，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皇帝式总统。

朴正熙在任期间曾数遭暗杀，图为1974年8月15日的一次刺杀场景，当时朴正熙毫发无伤，夫人陆英修则中枪身亡。

在《维新宪法》中的规定没有一项是不霸道的，甚至规定国会议员的三分之一由总统提名，还有三分之一由“统一主体国民会议”表决产生。“统一主体国民会议”其实也是朴正熙一手成立的，简单点来说就是他的喉舌。这就意味着，国会议员的三分之二都是总统的支持者，这样一来他的地位就固若金汤。有一部如此霸道的宪法，韩国人民苦不堪言，不反都不行。备受压榨的百姓逐渐将情感寄托在了其他政党的身上，其中新民党是民众寄予希望最大的一个在野党。新民党里集合了小企业、小商贩、手工业者、城市中下层群众以及备受排挤的亲美政客。在1978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中，新民党得到了32.8%的选票，甚至超过了朴正熙及其民主共和党。这对朴正熙是个明显的威胁。

提到新民党，有两位著名人物不得不提：一位是外表温文尔雅、内心坚韧如钢的金大中；一位是始终面带微笑，实则精明非常的金泳三。这两位都是活跃在反朴阵线的新民党代表性人物，都属于革新势力，是废除《维新宪法》的提出者。

金泳三出身豪门，家世显赫，大学毕业后就担任了国务总理秘书。1960年，年仅33岁的金泳三加入新民党，并成为领导核心。自从朴正熙成为独裁者，金泳三就开始了漫长的反朴斗争。1975年，他提出了“修改《维新宪法》是生存唯一途径”的口号，让反朴行动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金大中是金泳三一手提拔起来的得力助手，在反朴斗争中是个十足的强硬派。他曾经出任过《木浦日报》的社长，在1961年到1971年中先后4次连续成为国会议员。他跟金泳三一样，主张南北对话、反对维新宪法，竭力创造一个和平统一的南北环境。这样的主张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从而增强了新民党在民间的势力和威望。逐渐地，金大中的声名开始超过金泳三，甚至在总统选举中获得了540万选票，差一点就能击败朴正熙。

虽然金大中没能当上总统，但是却告诉朴正熙一个事实：人们厌恶独裁统治并时刻想要结束这种统治。朴正熙当然知道这点，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改变，他认为自己的出生就是为了独裁而来。当人民用他们手中的选票揭露这个事实的时候，金大中就变成了朴正熙最为痛恨的人。

成为朴正熙的政敌，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得随时随地提防着被捕或是暗杀。金大中成为南朝鲜最辛苦的人，他背负着朴正熙冠以的违反“反共法”“选举法”的罪名，四处躲避独裁者的追杀。

独裁者之所以被称为独裁者，就是因为他封杀民主、挑衅人民。既然是这样的人，那么就具备了心狠手辣的特质。朴正熙的心狠手辣把金大中逼得无路可走，只能逃亡美国。不过这并不能阻挡他的反朴脚步，1972年到达美国后，金大中继续着自己的政见，反对朴正熙、坚持南北统一。随后，他又辗转日本，并举行了一场颇具规模的“促进韩国民主化和祖国统一演讲大会”，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金大中的反朴活动让朴正熙恨得咬牙切齿，巴不得让金大中客死他乡。于是，1973年8月，朴正熙派出了一批杀手绑架了金大中，并将其麻醉后试图淹死在大阪的海底。幸好，朴正熙的阴谋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发现，并且及时救出了金大中。

虽然朴正熙的这次阴谋没有得逞，但是对金大中的“惩治”却从未间断过。回到韩国不久，金大中就锒铛入狱，罪名是“颠覆政府”“叛国”等，在监狱里一待就是5年。但金大中依然执著，出狱之后，他继续寻找推翻独裁统治的方式。1971年3月，金大中同尹谱善、咸锡宪一起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朴集会，并在集会上极力宣扬反朴言论。这次集会后不久，金大中等3人被判处10年徒刑，罪名是违反“禁止集会、示威游行，禁止诽谤或修改《维新宪法》”的法律条文。

1978年年底，朴正熙准备总统连任，大赦天下，特地把金大中从监狱里释放出来软禁在家。不料，在得到特赦的几个月后，金大中就跟他的“牢友”尹谱善等人成立了“争取民主和民族统一国民联盟”，成为一支具有政治意义的反朴生力军。

不久之后，金大中又协助金泳三进行了一次大型演说，继续呼吁南北统一，并且称必要的时候可以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会谈。

这样一来，金大中和新民党便成了朴正熙的眼中钉。为了拔掉这颗讨厌的眼中钉，朴正熙甚至下令搜查新民党总部。但这一次，朴正熙错了。

朴正熙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的就是得罪美国。他从上台后就一直肃清政府内部的亲美势力，并且宣扬要跟美国划清界限。在美国眼中，朴正熙跟共产党一样令人生厌，都是阻碍自己实现东北亚计划的绊脚石，非除不可。

美国总统卡特造访汉城时曾经平心静气地跟朴正熙谈过，劝他改革韩国目前运行的政治制度，赶快稳定当前混乱的局面，在人权方面多下点工夫。但是，朴正熙却从头到脚表现出对美国的排斥和反感，甚至毫不客气地指责美国也存在人权问题。朴正熙的态度让卡特觉得难堪，那种傲慢无礼、目空一切的姿态像极了当年的希特勒。

卡特走后，朴正熙对新民党的恨愈发厚重。他使尽了浑身解数想把金泳三、金大中等人搞垮，但都无济于事。1979年7月，金泳三再次登上演讲台，高声呼吁让朴正熙准备移交政权。朴正熙大怒，他立刻派人包围了新民党总部，并且逮捕了一批活跃分子。

朴正熙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一起。

朴正熙的这一举动使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一年8月，新民党的机会来了：某贸易公司解雇了几百名女工。新民党利用这次解雇事件，在全国煽风点火，激发起这些被解雇女工的不满和愤怒，煽动这些女工去游行、静坐。没什么比民怨更具杀伤力了，这绝对不是一场单纯的示威游行，而是两个集团间的权力较量，是韩国社会内部矛盾爆发的一个导火索。

朴正熙上台之后，为了振兴韩国经济，扶植起了不少大财团，这些财团收购和吞并了不少中小型企业。这种近乎垄断的经济发展模式固然为衰败日久的韩国经济注入了全新的发展动力，但在兼并重组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伤及了最下层民众的利益，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群。在金大中们看来，这正是朴正熙的命门与软肋。

女工的游行、静坐果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很多民众以及组织都表示支持。这正是新民党所期望见到的场面。游行当天，金泳三、金大中等人决定让女工们转移到新民党总部大厦里，并在那里举行了鼓舞人心的动员大会，动员女工们将游行行动进行到底，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奋斗不息。

示威游行的第三天，在朴正熙的授意下，车智澈派出了1000多名警察前往新民党总部大厦抓人，结果与女工们发生冲突，最后，事件以一名女工跳楼自杀，其余女工悉数被捕而告终。

事后，朴正熙以新民党是煽动女工闹事的背后主谋为由，下令撤掉了金泳三的新民党总裁职务。不久后，金泳三议员的身份也被取消了。毫无理由撤销政府人员的职务，这在朝鲜历史上实属罕见。朴正熙的这个举动引起了更大的反抗，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先是新民党66个国会议员集体辞职，然后是美国国务院提出抗议。

然而，朴正熙对美国的抗议置若罔闻，于是，美国开始另动脑筋。美国把策反的意向透露给金载圭、郑升和等人，也取得了这些人的默许。很明显，金载圭之所以对朴正熙痛下杀手，完全是仗着美国的庇护。不过可惜的是，这位情报部部长并不像美国想象得那么能干。

金泳三等人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他们更加倾向于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是能够让朴正熙知难而退。美国的公然支持让南朝鲜国内的反朴运动更加迅猛。1979年10月，釜山大学500名大学生进行示威游行要求朴正熙下台。学生队伍所到之处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当晚，示威游行的队伍已经扩大到了1万多人。这支队伍浩浩荡荡向着政府大厦而去，很快就包围了市政厅以及民主共和党总部。

示威队伍沿途烧毁了25辆警车，袭击了广播电台、电讯电话局和税务署。

朴正熙连忙召开内阁会议商讨该如何镇压。示威游行开始的第三天，朴正熙派出装甲部队前往集会地进行镇压。然而，镇压依旧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引起了更多的反抗。抓捕、反抗、抓捕，这样的过程持续到了第二天，先后被捕的群众人数高达4000多人。

这场反朴斗争一直持续升温，朴正熙政府内部也开始出现不和谐的音调，特别是金载圭等人的秘密反抗，更让朴正熙措手不及。

金载圭最初一直是朴正熙的亲信，他们二人既是同乡也是同学，金载圭从军官学校毕业后官运亨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仰仗着朴正熙。朴正熙上台后，特地任命金载圭为陆军保安司令部司令。陆军保安司令部是专门为总统收集情报，并且监视部队内部动向的一个组织，它的领导人必须是总统的亲信，朴正熙和金载圭的亲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1976年，金载圭又被任命为中央情报部部长。这个时候，金载圭跟朴正熙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朴正熙容不得跟自己心意相左的人，可金载圭认为自己有义务去提醒同乡、同学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于是常常说一些朴正熙不愿听的话。说话过于坦白的金载圭逐渐在总统面前失宠。

在卡特访问过后，美国愈发看中金载圭，并且有意无意向金载圭透露了对朴正熙的种种不满。在总统面前的失宠，让金载圭如鲠在喉，再加上美国的挑唆，他逐渐转向朴正熙的对立面跟总统唱上了对台戏。

就在金载圭失宠的时候，朴正熙找到了另一个可信任的心腹——车智澈。

车智澈是行伍出身，从小没念过什么书，他唯一可取的地方就是枪法极准，而且是个“一根筋”。车智澈能够当上总统的侍卫长也纯属偶然，原先的侍卫长由于朴正熙的妻子陆英修遇刺而被革职，车智澈这才有机会成了总统身边的“一品带刀侍卫”。

车智澈这个人实在是没什么政治头脑，他所擅长的就是听从总统的调遣，然后像个虔诚的奴仆一样跟在朴正熙的身后。车智澈对朴正熙绝对忠诚，为了报答朴正熙的知遇之恩，他不但竭力保护总统，还负责照料总统的家事，把总统一家老小里里外外照顾得无微不至。

久而久之，车智澈就变成了总统一家最信任的人，甚至像亲人一样可以推心置腹。也正是因为这样，车智澈恃宠而骄，开始往自己怀里大把大把地搜刮权力。

野心勃勃的车智澈看准的是国家第二把手的位置。要想坐上这个位子就必须先除掉几个人：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青瓦台秘书室室长金正濂、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

对于车智澈来说，最好除掉的就是金正濂。果然，车智澈只不过献上了几句谗言，就把金正濂从秘书室室长的位置上赶了下来，自己取而代之。至于金载圭和郑升和，并不容易除掉，因为他们一个手握兵权，一个掌握国家重要资料，都不是好惹的人物。

车智澈虽然是个武夫，但是官场上那一套整人的东西他倒是学会了不少。

他以青瓦台需要更多警力为借口，轻松从总统那里要来了调动空降部队的权力，从郑升和的手中夺走了一部分兵权。得意洋洋的车智澈开始把目标转移到金载圭的身上，1979年8月到10月发生的示威游行和暴动就是攻击金载圭的最好武器。

这就有了金载圭与车智澈在宫井洞所进行的那番争辩。车智澈把新民党的反朴活动、女工们的示威静坐以及爆发的大游行都归结为金载圭的管理无能，这让金载圭十分不舒服，他原本就看不惯车智澈那副小人得志的模样，这时更是忍无可忍，于是动了杀心。

五 “杀鸡儆猴”的审判

刺杀事件后，1979年12月4日，韩国政府开始对金载圭等人进行第一次军事公审。公审现场来了不少外国记者，还有一个由31名律师组成的律师团，在这31名律师中有21名是专门为了替金载圭辩护而来的。要想给金载圭翻案是不可能的，他的辩护律师只能想方设法从其他方面来证明军事法庭无权审理金载圭案件。按照金载圭辩护律师金正斗的说法，金载圭是以民间身份刺杀总统，并不是以军人的身份，因此军事法庭不能对他进行裁决，否则就违背了宪法。

金正斗的辩护让军事法庭上的法官们哑口无言，只得宣布休庭。12月8日，第二次公审开始，这次开庭依旧是金载圭等人的辩护律师团占上风，军事法庭第二次被迫休庭。

这样的审判显然达不到全斗焕的目的，于是他放弃审判，直接给金载圭等人下了判决书。金载圭等人的律师团提出抗议，最高军事法庭却置之不理。

1980年1月21日，金载圭向最高军事法院上诉，他要求法院能够让他自杀，以此来换回部下的生命。但是，金载圭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最高军事法庭的同意。1980年3月6日，全斗焕下令枪决朴兴柱。

朴兴柱死后，全斗焕原打算用同样的方式处死金载圭，但自1月以来，民间对金载圭等人的判决极为不满，爆发了多起暴动，特别是江原道在4月爆发的工人暴动，发展到了8个地区、70多个工厂、4万多人的规模，影响极大。与此同时，几个大城市的大学有25万学生参加了暴动。自从李承晚倒台以来，韩国还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民间暴动。

全斗焕杀鸡儆猴，绞死了金载圭，也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独裁之路。

全斗焕完全没有意识到目前是个什么状况，他目睹了独裁者的下场，却积极地想成为第二个独裁者。在全斗焕势力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他的老上司金钟泌就是一个跟他拥有同样野心的政客。两个人为了夺取至高无上的权力开始了一场竞赛，结果还是拥兵自重的全斗焕获胜。全斗焕关闭所有的大专院校，逮捕了金大中和金钟泌，想阻断政敌的一切政治活动。可是，这样的行为换来的是更大规模的暴动。这次暴动的主角依旧是学生，然而他们不再是赤手空拳，而是拿起了武器，5月21日，甚至有群众在高楼上架起机枪向军警扫射，这一切都发生在金大中的家乡光州。

此时此刻，政治无疑是血腥的。

全斗焕一气之下绞死了金载圭等人。可叹金载圭终结了一个独裁者的性命，却最终死于另一个独裁者手中。但韩国民众的反独裁声音不会因此而湮没，只要独裁继续存在，斗争就会无休止存在下去。

第八被害人 索摩查

被害人：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德瓦伊莱

国别：尼加拉瓜

身份：尼加拉瓜前总统

刺客：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南方阵线的成员

案情回放：1980年9月17日，流亡巴拉圭的尼加拉瓜前总统索摩查，在巴拉圭的首都亚松森被6名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乱抢打死。

案终陈词：索摩查，一个自私狂妄、荒淫无道、贪财好色的独裁者。他的一生做了无数“大事”，可都和造福百姓无关：为了获得权力，他不停地排除异己，打压对手；为了获得金钱，他贪婪地侵吞公款，以权谋私为博美女一笑，他挥金如土，穷奢极欲。他的一生可谓享尽荣华富贵。然而，与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独裁者终究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在最狼狈的时候死在了对手的枪下，结束了受人痛恨的一生。

一 倒在血泊里的逃亡总统

1980年9月17日上午9点多，流亡巴拉圭的前尼加拉瓜总统索摩查坐在一辆白色奔驰车上，正打算前往银行提取存款。他刚刚从巴哈马乘坐飞机来到巴拉圭，住在一幢西班牙殖民时代留下来的别墅里。尽管这里豪华气派，情人、助手和保镖一个不缺，但却无法消除正在逃亡中的索摩查心里的恐惧。

1978年初，尼加拉瓜爆发了全国性的罢工、罢课和罢市浪潮，反对索摩查的独裁统治。随后倒索行动一步步升级。1979年5月，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以下简称桑解阵）的部队向首都马那瓜发起了全线进攻。索摩查见大势已去，被迫辞职，逃往国外。

索摩查先是逃到了美国，后来又去了加勒比海地区的巴哈马和危地马拉，最后来到了巴拉圭首都亚松森。一年多的流亡生活让索摩查犹如惊弓之鸟，时时处处小心提防，唯恐丢掉性命。

坐在汽车里的索摩查仍旧紧张地四处张望着。当汽车经过亚松森市中心附近的西班牙大道时，突然，机枪声、自动步枪声和炸弹爆炸声响作一团，索摩查一行尚未弄清袭击来自何处，奔驰车就被打得弹痕遍布，并炸成了数截，摇摇晃晃地撞在了路边的大树上。车上3人当场死亡，其中索摩查最惨，身中20余弹。

在另外一辆车上的索摩查的保镖随后与袭击者发生激战，但6名袭击者显然是此行里的老手，他们交替掩护，边打边退，很快就消失在城市里，成功地全身而退。

事后，巴拉圭警方立即封锁了事发现场。在随后的调查中他们发现，这6名身份不明的袭击者是从一所两层楼房里向索摩查的汽车开火的，所用武器除了机枪和自动步枪外，还有威力巨大的榴弹发射器。此外，据目击者称，这6名袭击者都是青年人，操阿根廷口音。

由于这起事件是巴拉圭斯特罗斯纳总统执政25年来首次发生的暴力事件，因此巴拉圭政府十分重视，立刻命令保安部队封锁了同阿根廷、巴西和玻利维亚的边界，并悬巨赏捉拿凶手。然而两年多过去了，侦破工作却毫无进展，刺杀案的凶手依然如石沉大海。

直到1983年，领导这一袭击行动的阿根廷人、桑解阵南方阵线的成员戈里亚兰·梅尔洛，自告奋勇地披露了暗杀索摩查事件的始末，其真相才水落石出。据梅尔洛说，早在1980年1月他们就开始准备这个被他们命名为“雷帕蒂尔”的刺杀活动。行动小组的成员共有9人，6男3女，其中的6人参与了当日的袭击。

在行动前，行动小组已摸清了索摩查在亚松森的一切底细，包括住宅、座车和外出路线等，其一举一动都掌握得非常清楚。行动时，他们先用一辆卡车挡住了索摩查奔驰车的去路，然后各成员用机枪、自动步枪和榴弹发射器对其进行轮番攻击，仅仅一分钟，便大功告成。

二 年家天下

索摩查家族从1936年开始，统治尼加拉瓜长达43年。在这期间，尼加拉瓜军政要职几乎完全由索摩查家族占据。他们对内进行独裁统治，残酷镇压民主势力，对外追随美国，使尼加拉瓜成为美国镇压中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基地。他们滥用职权，为家族聚敛财富。老索摩查上台时只有一个咖啡园，到1975年索摩查的财产就有四五亿美元，整个家族的财产达15亿美元，相当于该年度尼加拉瓜的国内总产值。他们占有全国15%-20%的耕地，掌握着100多家公司企业的全部或大部分的股票，垄断着航空、海运、肉类加工、建筑、制糖、汽车经销和银行等部门，拥有报社、电台和电视台。此外，在欧洲、美国和其他拉美国家的银行还有巨额存款。

索摩查的独裁统治、残酷压迫使无数尼加拉瓜人民家破人亡，愤怒的尼加拉瓜人对索摩查恨之入骨，恨不得将他扒皮碎尸。而今，索摩查终于倒在了血泊里，以丧家犬的姿态离开了人世。

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德瓦伊莱，1925年12月5日出生在莱昂附近其祖父圣马科斯留下的一座咖啡庄园里。他的父亲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以下简称老索摩查）青年时代在美国读书，随后进入一家汽车行做会计。回国以后，老索摩查担任过卫生检查员和税务官等多种职务。

尼加拉瓜民族英雄、人称“自由人将军”的桑迪诺1932年2月21日被索摩查的父亲派人暗杀。所谓因果循环，几十年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以牙还牙，杀死了索摩查并埋葬了他的家天下。

索摩查出生后不久，尼加拉瓜内战爆发。老索摩查加入了自由党军队，成为蒙卡达司令旗下的一名军人。不久，美国总统柯立芝派史汀生出面调停尼加拉瓜内战，老索摩查凭借在美国的游学经历和讲一口流利英语的优势，为史汀生和蒙卡达当翻译，在谈判桌上大显身手，最终促成了《埃斯皮诺·内格拉协议》的签署，因此深得史汀生的赏识，蒙卡达也通过此事对老索摩查刮目相看。

1928年，蒙卡达当选尼加拉瓜总统，老索摩查也随之飞黄腾达，先后担任莱昂省省长、驻哥斯达黎加大使和外交部长等职。由于他长期效忠美国，在美军撤离尼加拉瓜后，他又被美国大使举荐担任警卫队司令一职。

有美国作为强大的后盾，手中握有兵权的老索摩查一手遮天，先是指使国民警卫队暗杀了民族英雄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后又发动政变废黜了蒙卡达的总统职务。在1937年，老索摩查终于登上了总统宝座，并兼任警卫队司令。从此，老索摩查大权独揽，开始了整个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长达43年的独裁统治。

在老索摩查的心里，他一直认为索摩查是自己的福星，是他的到来让自己时来运转，官运亨通，成为主宰尼加拉瓜国家命运的首脑。因此，索摩查很幸运，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得到了父亲的特别宠爱。老索摩查不但给他取了和自己相同的名字，对他也是千般呵护。索摩查在家中就像小皇帝一样，说一不二，因而性格越发蛮横无理，狂妄自大。

7岁时，索摩查进入一所贵族小学读书。这所学校的学生大都来自豪门望族，但是，索摩查丝毫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仗着父亲的权势，在学校里横行霸道，目无尊长，对所有人都颐指气使。索摩查的同学中有一个名叫佩德罗·华金·查莫罗的男孩，是保守党的《新闻报》发行人的儿子。众所周知，在尼加拉瓜自由党和保守党就是火星碰地球，两党做了几十年的冤家对头，而作为自由党领袖儿子的索摩查，自然对查莫罗特别敌视。尤其是小查莫罗在班级里成绩优异，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这点让索摩查更加心理不平衡，嫉妒得要命。因此，小查莫罗也就很自然地成为索摩查的欺负对象，并且乐此不疲。多年之后，索摩查和查莫罗成了政敌。

随着索摩查的一天天长大，老索摩查开始考虑他的前途问题。索摩查10岁时，老索摩查将他送到了美国佛罗里达的坦帕接受美式教育。在那里，索摩查的一位远房舅舅内斯特担当起照顾他的责任。内斯特是个很有才学的人，他对自己的这个小外甥很是喜爱，于是照顾得无微不至。索摩查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而索摩查后来不错的英语表达能力也得益于那一时期。

内斯特有一个女儿，名叫霍普·波托卡莱罗。这个比索摩查小4岁的远房表妹长得小巧玲珑，十分招人喜爱，不过她性格比较腼腆，胆子很小。于是，小小年纪的索摩查就充当起护花使者的角色，俨然就是霍普的贴身“保镖”。表哥的“高大形象”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根深蒂固地烙在了霍普稚嫩的心中。不过，索摩查的守护神角色没能扮演多久，就随着他进入纽约长岛的拉萨列军事学院学习而暂告一段落。这一次，与之同往的还有他的兄长路易斯·索摩查·德瓦伊莱（以下简称路易斯）。当然，这对表兄妹的缘分还远不止于此。

三 “美国派”的独裁接班人

索摩查在美国整整待了11年的时间，可以说，老索摩查对他是寄予了厚望。1939年5月，老索摩查应邀出访美国，与当时的罗斯福总统会晤商讨国家大事时，仍念念不忘地希望罗斯福能对自己在美国学习的两个儿子给予特殊的照顾，并将此称为是“为罗斯福总统培养忠实的信徒”。果不其然，3年后，美国最著名的军事学府西点军校的校园里多了一个人的身影，索摩查被送进了那里学习。而那时候，年仅17岁的索摩查就已经位高权重，官拜警卫队上尉和总统第一营的军事教官。

在21岁的时候，索摩查正式回到了自己的祖国。那时的索摩查已经完全是个“美国派”——操一口标准的美式英语，标准的美式生活做派。11年的岁月，足以让一个人从头到脚，甚至是骨子里都渗透着美国的气息，而索摩查本人也以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式军人自居，他觉得自己对美国的了解要远远多于对自己国家的了解。老索摩查非常满意，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苦心栽培，竟使儿子对美国比对自己更加忠诚。

1945年，杜鲁门担任美国总统以后，感觉老索摩查越来越难以控制，希望寻找一个新的代理人来掌管尼加拉瓜，于是派人警告老索摩查如果他决心竞选连任，将会严重影响两国的关系。但老索摩查不肯丢弃手中的权力，对美国的警告不加理会。这时，索摩查出面劝告父亲听美国的话，放弃总统宝座去经商赚钱。老索摩查勃然大怒，第一次对自己最钟爱的小儿子大打出手。在索摩查母亲和姐姐的苦苦哀求下，老索摩查的怒气才得以平息，但他狠狠训斥了索摩查。从此，索摩查再也不敢在父亲面前显露自己对美国的忠心。

老索摩查对索摩查是恨铁不成钢，其实他在心底里是希望索摩查能在各方面都表现得无可挑剔，以便将来做他的接班人。聪明的索摩查发现了父亲的意图，于是，他开始事事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做。不久，他被提升为少将，担任国民警卫队总监，协助父亲掌管警卫队。

成为父亲的助手后，索摩查的主要任务就是跟随父亲学习管理的方法，积累经验。除此之外，索摩查的闲暇时光都泡在了父亲的《时事报》报馆中——在这里，他喜欢上了一位名叫桑布拉诺·贝尔塔的年轻漂亮的女编辑。

桑布拉诺·贝尔塔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报社主要负责撰写社会专栏，专门收集一些有关索摩查家族及其友人的活动情况。贝尔塔娇柔的性格和美丽的外表深深吸引了索摩查，不久，两人双双堕入爱河。

两人出双入对、形影不离的事情很快传到了老索摩查的耳朵里。儿子找了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女朋友自然是件不妥当的事，因此，索摩查的第一段恋情遭到了父亲的极力反对，老索摩查要儿子马上停止两人的交往。但索摩查深爱着贝塔尔，不忍心放弃这段恋情，他试图说服父亲同意他们的婚事，结果遭到父亲的一顿毒打，连门牙都被打掉了。尽管如此，索摩查依然不想回头，而决心要与自己的恋人将爱情进行到底，一直到贝塔尔最终决定离开，去墨西哥担任一家著名电台的播音员，这段轰轰烈烈的爱情才宣告结束。

失去贝尔塔的索摩查伤心欲绝，变得更加玩世不恭。索摩查不再帮助父亲管理政事，成天和一些狐朋狗友混迹于各种声色场所。那时，索摩查是舞厅、酒吧、赌场、妓院的常客，在这里，他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醉生梦死。

老索摩查不忍让儿子颓废下去，于是决定找一个门当户对、称心如意的儿媳妇来挽回儿子的心。这时，他想到了索摩查儿时的玩伴霍普。

自从和索摩查分开后，霍普先后就读于美国的几所中学，最后进入纽约乔治敦大学学习。假日里，她经常去华盛顿尼加拉瓜使馆找索摩查的姐姐莉莲，并在这里遇到索摩查，幼年时朦胧的情愫逐渐清晰，并迅速滋长起来。她私下里曾多次和莉莲表姐表白过自己对索摩查的倾心，并表示自己愿意嫁给他。

此时的霍普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一副气质优雅的大家闺秀模样。23岁的索摩查对这个远房小表妹也是一见倾心，两人于是重温旧情。两年后，这对相爱的男女在马那瓜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婚后，霍普极力改变索摩查粗暴无礼、不修边幅等毛病，想尽办法让他成为一个举止优雅的正人君子和受人尊敬的社会活动家。索摩查很尊重他的妻子，虽然他的浪荡恶习难以彻底改变，但表面上他还是开始注意起自己的仪表和风度来了。

霍普为索摩查生了5个孩子，3男2女，有妻有子后的索摩查行事渐渐稳健起来。

老索摩查的着重培养，使得索摩查兄弟很快在尼加拉瓜政坛有了举足轻重的分量，也成为他的得力助手。索摩查的大哥路易斯担任议长，成为第一继承人，索摩查则被晋升为上将，任警卫队代司令兼空军司令。

1956年9月21日晚，老索摩查在参加一个舞会时遇刺，身中4枪，7天后不治身亡。

刺杀事件发生后，索摩查兄弟马上行动起来，加紧了对权力的掠夺。哥哥路易斯在国民警卫队的支持下，立即宣布戒严、停止宪法、实行宵禁，代行总统权力直到新的总统候选人产生；索摩查则正式接管警卫队，并对其进行大规模清洗，将之变成自己的嫡系部队。两兄弟通力合作，以捉拿嫌疑犯为名，大肆搜捕了200多名反对派领导人，实行白色恐怖。

1957年，尼加拉瓜进行大选，索摩查以武力威胁保守党和独立自由党弃权。大规模的排除异己的举动最终使得哥哥路易斯顺利登上了总统宝座。这样，哥俩一个住进了总统府，一个住进了司令部，军政大权尽在两人手中，从此，尼加拉瓜进入索摩查兄弟共同统治的时期。

路易斯当选总统后，依然奉行他父亲的独裁政策，而且其残酷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1963年大选时，路易斯面对国内日益高涨的反独裁浪潮，他不得不授意议会修改宪法，规定总统不得连任，禁止在职总统的近亲继承总统职务，而他自己则宣布不谋求连任。与此同时，反对党领袖阿圭罗也要求美洲国家组织监督大选，以避免舞弊。这一要求惹恼了索摩查，他立即把阿圭罗逮捕流放。保守党抵制选举，拒不参加。在失去对手的情况下，自由党候选人顺利当选总统。索摩查兄弟虽没有掌权，但这个总统也是他们兄弟俩扶植的傀儡，索摩查家族仍控制着议会和国民警卫队。

新总统当政后不久就因病离开了人世。在新的选举中，索摩查依靠武力，最终如愿赢得了胜利。当选后，他立即宣布兼任警卫队司令。1966年4月，哥哥路易斯因病去世。至此之后，索摩查开始独揽军政大权，成为尼加拉瓜独一无二的独裁者。

四 世界上最贪婪的统治者

坐上总统宝座的索摩查更加变得肆无忌惮。

事实上，自从父亲去世以后，索摩查就已经不需要害怕任何人了。他手中有军队，有权力，他可以对任何对他不满意的人都“大棒”伺候。为政如此，私生活更是如此。刚刚结婚的时候，在妻子的规劝下索摩查安分了一些日子，很少和那些狐朋狗友沉浸于各种声色场所，但在婚姻的新鲜感渐渐褪去以后，索摩查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1965年，索摩查迷上了世界电台的一名电话接线员迪诺拉·桑普森。这个年仅17岁的摩登女郎，性感迷人，长得酷似霍普。别看她年纪轻轻，在新闻界却是交际广泛，手腕灵活，不知有多少无冕之王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不过，那些人与索摩查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能让尼加拉瓜的皇帝围着自己团团转是多么荣耀的事情，那既满足了迪诺拉的虚荣心，也使她能有机会跻身上流社会。很快，两人便开始了秘密约会。而那时，霍查对丈夫背着自己在外面有了情人一事还一无所知，完全被蒙在了鼓里。

当选总统后，索摩查更加放荡不羁，他逐渐不满足于偷偷摸摸、处于地下状态的约会，于是干脆公开了他与迪诺拉的关系。他还厚颜无耻地向霍普说自己需要两个女人。善良的霍普除了忍让别无他法，只好对迪诺拉做出了让步。从此，在各种公开场合，在索摩查的身边常常有两个女人，一个是妻子霍普，一个是情人迪诺拉。索摩查与迪诺拉的暧昧关系自然会引来不少流言蜚语，但索摩查本人却丝毫不在乎，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索摩查也会无视一旁的妻子，与迪诺拉眉来眼去。

1969年，索摩查在一处小山坡上为迪诺拉盖了一幢豪华别墅。这幢别墅装修气派，中间是一个巨大的露天游泳池，四周高墙环绕戒备森严。园内各种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整座别墅都处于闭路电视的监控之下。索摩查将这里当作自己的第二总统府，他和迪诺拉在这举行招待会，观看外国文艺团体的演出，迪诺拉以主妇的身份接待络绎不绝的宾客。

一个纵情声色的领导者眼中绝不会有“人民”两字。与他的父亲、兄长当政时一样，索摩查执政的那段时间，尼加拉瓜全国60%的农民处于饥饿状态，45%的城镇居民生活极端贫困。而索摩查对人民的疾苦视而不见，仍旧在自己的两个总统府里纵情欢乐，搜刮百姓钱财。

1972年，首都马那瓜发生大地震，几乎被夷为平地，有1万多人死亡，2万多人受伤，25万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亿美元，占全年国民收入的一半。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索摩查竟然把外国的救灾物资和救灾款项全部私吞了。

索摩查忙于将救灾款项和物资纳入囊中，他的情妇迪诺拉也没闲着。她频繁穿梭来往于马那瓜和迈阿密之间，秘密携带大批走私物品，从事非法走私贸易活动。她所走私的商品种类繁多，涉及各式各样的生活必需品，而这些非法的走私网络都受到了索摩查所掌控的国家机器的庇护。索摩查对他的情妇能赚钱的本领非常赏识，而迪诺拉也确实为索摩查家族赚了不少钱，这也是索摩查对这个情人宠爱有加的原因之一。

经过1972年的大地震，索摩查赢得了“世界上最贪婪的统治者”的称号。他在国内本就不好的声誉更加糟糕，反对派和民众的倒索呼声越发高涨。

1974年，索摩查利用选举骗局，再次当选总统，可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因为一直在背后为他撑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随后上任的卡特总统撤换了驻尼加拉瓜的大使，对尼加拉瓜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索摩查失去了最大的靠山，反对派也重新活跃起来。查莫罗联合5个反对党和两个工会组成民主解放联盟，公开向索摩查挑战。反对派的挑衅不断升级，索摩查开始疲于应对。这时，查莫罗使出沉重的一击，他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吸血鬼行动》的文章，文中揭露了索摩查和美国籍古巴流亡分子合伙开办血浆库，低价收购尼加拉瓜穷人的鲜血，经过加工再卖到美国，从中牟取暴利的丑闻。这一丑闻的曝光使得原本就处境不堪的索摩查雪上加霜。一时间，国内到处充斥着对独裁者的斥责，就连一向恭顺的教会也一反常态，拒绝参加索摩查的总统就职仪式。

顶着外部巨大压力的索摩查，家庭内部也出现了问题。事实上，从1972年起，妻子霍普就已经和索摩查分居了，尽管在公共场合里他们依旧是出双入对的夫妻，但其实已是貌合神离。两人的矛盾终于在1977年的夏天爆发，夫妻关系彻底破裂，从此，霍查定居美国，深居简出，很少再回尼加拉瓜。

内外交困，加上长期纵情声色，使得那个时候的索摩查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77年7月26日，索摩查突然心肌梗塞、冠状动脉供血不足，晕倒在迪诺拉的别墅中。美国派出一架医疗急救飞机和两位心脏病专家，护送索摩查去迈阿密做手术。手术以后，索摩查在迈阿密自己的庄园里休养，并继续接受治疗。即便是在美国治病，索摩查对手中的权力也丝毫没有放开的意思。为了能掌握国内局势，他指定成立了一个6人小组，负责处理国内事务，并着手培养大儿子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波托卡莱罗（以下简称小索摩查）为总统接班人。小索摩查在父亲的授意下成立了“白手”组织，专门负责暗杀政治反对派。

桑解组织的部队攻入首都后在政府大楼上升起了他们的旗帜。

11月，卡特邀请查莫罗访美，请他在国会发表演说，并授予他玛丽亚·穆尔斯·卡伯特奖。所有这些举动都表明美国已经转而支持查莫罗，希望由他来代替索摩查统治尼加拉瓜。这使索摩查恼愤异常。次年1月，查莫罗在去报社上班的路上被人暗杀。据调查，歹徒是“白手”组织的成员之一，小索摩查直接参与了此事的策划工作。

查莫罗遇刺事件点燃了尼加拉瓜倒索斗争的导火索。桑解阵联合全国的反索力量，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倒索运动。一时之间，安第斯集团、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都站到了反索力量的一边，美国看到索摩查大势已去，也中止了对尼加拉瓜政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索摩查陷入孤立无援、腹背受敌的困境，桑解阵游击队的倒索斗争连连胜利。为了避免大规模流血，美国对索摩查施加压力，要求他逃离尼加拉瓜。

1978年7月17日凌晨，索摩查离开马那瓜的地下掩体，和情妇迪诺拉乘直升机来到了梅塞德斯机场，与小索摩查以及百余名军官和助手会合。他们带着大批钱财，分乘5架喷气式飞机离开尼加拉瓜，飞抵美国的佛罗里达。

还想着他日东山再起的索摩查，在出国以前就指定了自己的继承人——乌尔库约，并拒绝将权力交给桑解阵。索摩查的这一举动激怒了美国，卡特政府以将其驱逐出美国和引渡给新政府为威胁而逼迫其交出权力。索摩查无奈之下只好离开佛罗里达，来到巴哈马联邦，此后又辗转流离飞抵巴拉圭。

虽然已形同丧家之犬，但索摩查始终不甘心承认自己的失败，还妄想有朝一日“回到尼加拉瓜，并重新获得它”。然而，桑解阵没有给他机会。梅尔洛领导的刺杀行动了结了索摩查的性命，他的复辟梦想也随之破碎。

第九被害人 英迪拉·甘地

被害人：英迪拉·普里雅达希尼·甘地

国别：印度

身份：印度前国大党主席、印度前总理

刺客：英迪拉·甘地的贴身侍卫本特·辛格和萨特万特·辛格

案情回放：1984年10月31日上午，在从住所前往办公室的路上，英迪拉·甘地被两名贴身侍卫枪杀身亡。

案终陈词：英迪拉·甘地，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尼赫鲁的女儿，是印度近现代最为著名，也是最有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她顶着父辈的光环出现在印度政坛，后又因其出色的政治头脑领导印度16年。在这16年里，她凭借强硬的政治方针，带领着印度人走出了饥饿，走出了战乱，但也因其强硬的政治手段而招致非议，并最终命丧民族极端主义分子之手，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一 开枪的警卫

这里要讲的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就是被印度人民称为“甘地夫人”的英迪拉·普里雅达希尼·甘地。

1984年10月31日的早晨，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早晨。多日来忙于公务，让已经67岁的英迪拉·甘地有些疲惫，所以她决定取消上午的公务会见，以便陪陪自己的孙儿们，自己也好好休息一下。不过，她保留了上午10点在自己的办公室会见英国导演彼得·乌斯季诺夫对她的采访活动。还没有到10点，乌斯季诺夫就已经带领摄影队到达甘地夫人的办公室，开始了拍摄前的准备工作。甘地夫人在陪同家人吃过早餐之后，也离开住所，动身前往办公室。

甘地夫人的住所总理府位于新德里南区的沙夫达扬路，在印度政府所在地的北面。这里的建筑规模和式样都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之处，远不及市内那些新建的豪华别墅，但它掩盖在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木中，另有一番风味。整个总理府占地10亩，被一排灌木林分成两部分，东半部是总理住所，西半部是总理办公室、会客厅和会议厅。两座建筑物相距百米，中间是绿茵茵的草地和一个别致的小花园。有条砾石小路横穿花园，这也是甘地夫人每天早出晚归的必经之路。

由于有民族极端主义分子曾扬言要暗杀总理等政府要人，总理府近日加强了防护。门前的街道两端设置了两个路障，车辆和行人必须绕行。街道两旁的林荫处也停着好几辆警车，一些便衣警察在这里日夜巡逻。

总理府内的警卫队原本以锡克教徒为主，因为他们勇敢坚韧，遇事时出生入死无所畏惧。可自从5月英迪拉·甘地下令进攻旁遮普邦阿姆利则的金庙，血洗锡克族的至高圣殿以来，负责英迪拉·甘地安全的保安队长便换掉了警卫队里的大部分锡克人，只留下少数几个被认为是忠心耿耿的人。

当天，陪同英迪拉·甘地去总理办公室的就是两个锡克教的卫士，一个叫本特·辛格，一个叫萨特万特·辛格，是留用的几个锡克教徒中最受指挥官信任、也最受英迪拉·甘地本人信任的警卫，尤其是本特·辛格，已经贴身护卫英迪拉·甘地8年了，深得她的信赖。

这天，本特·辛格陪同英迪拉·甘地走过草坪，走向办公室，萨特万特·辛格则站在草坪尽头的拱门前执勤。按照规定，拱门前的卫兵必须向总理行举枪礼。萨特万特·辛格机械地举起了轻型冲锋枪，但并没有伸直胳膊平举，而是将枪端在了胸前。英迪拉·甘地像平常一样，带着微笑向他问好。可突然之间，走在后面的本特·辛格跃到了英迪拉·甘地面前，从头巾中取出一把左轮手枪，对准英迪拉·甘地就扣动了扳机。萨特万特·辛格马上举起冲锋枪，向倒在地上的英迪拉·甘地和她背后的保镖们猛烈开火。不过数十秒钟，两人枪里的子弹都打完了。

密集的枪响惊动了总统府的卫兵们，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包围了小花园。

本特·辛格向着赶来的士兵大喊：“该干的我已经干完了，来干你们所要干的吧！”随后，他扔掉了手枪，举起了双手。卫兵们一拥而上，将二人制服，并带到了警卫室。几分钟后，在警卫室里的本特·辛格又扑向另一名士兵企图夺枪，萨特万特·辛格也从头巾中取出一把匕首，意欲一拼到底。卫兵们一通乱射，本特·辛格当下被乱抢打死，萨特万特·辛格被打成重伤，再次被擒。

听到第一阵枪响后，在总理办公室外等候录制节目的乌斯季诺夫马上向总理的住所跑去，英迪拉·甘地的助手库马尔·达瓦和拉吉夫·甘地的妻子索尼娅也紧随卫队到达了现场。

英迪拉·甘地躺在血泊之中，两眼无神地望着天空，身上十几处枪眼还在向外喷涌鲜血。达瓦立即指挥惊慌失措的卫兵们将命悬一线的甘地夫人抬进了总理专用的白色防弹轿车，风驰电掣般地赶往数公里之外的全印医学研究院。车内的索尼娅抱着婆婆的头，拼命地呼唤着，英迪拉·甘地却没有任何反应。在全印医院，一个由12位医术高超的医生组成的医疗小组早已经等候在手术室里，各种仪器设备也已经陆续到位。英迪拉·甘地一到医院，就立即被送进了外科手术室。

医生首先给英迪拉·甘地接上了人工呼吸器，同时大量输血，接着开始进行手术。经医生检查，英迪拉·甘地身中16枪，其中7颗子弹穿透她的腹部，一颗子弹击中心脏，肺、肝、肾、肠均被打破，8颗子弹留在体内。

手术进行得还算顺利，英迪拉·甘地体内的8颗子弹被如数取了出来。然而，一切的努力都无济于事，英迪拉·甘地的肺和肾先后失去功能。当天下午1点20分，医生摘下了沾满鲜血的手套，极不情愿地宣布——经抢救无效，英迪拉·甘地总理不幸死亡。

下午，全印度的广播电台、电视台中断了所有节目，播音员用沉痛无比的声音宣布：英迪拉·甘地不幸遇刺身亡。

二 举国同哀

英迪拉·甘地不幸遇刺对印度人民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全印度都笼罩在悲痛之中。印度教、伊斯兰教等教徒都为失去英迪拉·甘地总理而哭泣。他们根本无法接受这一现实，他们正在她的领导下逐步摆脱贫困和动乱，而她却在这个时候倒下了。

英迪拉·甘地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全印度银行、商店和主要股票交易所都停止了营业，所有政府大厦都降半旗志哀。与此同时，印度政府宣布举国哀悼12天。

英迪拉·甘地之死不仅轰动了印度，也震惊了世界。

英迪拉·甘地的遗体经整容之后，被送到了尼赫鲁纪念馆。从11月1日开始，前来吊唁的人们就络绎不绝。各国驻印度使馆官员、印度各界人士、英迪拉·甘地生前友好纷纷前往哀悼这位伟大女性、世界上优秀的女政治家的不幸逝世。

世界各地的唁电像雪片般飞向印度，各国相继派出高级代表团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英迪拉·甘地的葬礼。即便是印度的夙敌巴基斯坦也派出了由总统齐亚·哈克率领的代表团来到新德里为英迪拉·甘地志哀。

11月3日，印度政府为英迪拉·甘地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为她送行。

英迪拉·甘地身着红、黄两色丝绸沙丽，身上覆盖着红、白、橙三种印度国旗颜色的花环。拉吉夫·甘地和三军参谋长将英迪拉·甘地的遗体抬到门口停放的一辆苏制白色炮车上。

中午12点30分，90名三军仪仗队队员将灵车牵引至大门口，挂到牵引车上。在由3000名军官组成的护灵队的护送下，灵车启程向12公里外贾穆纳河畔的尚蒂瓦纳火葬场缓缓驶去。印度总统、各国参加葬礼的贵宾和英迪拉·甘地的亲属们分乘100多辆专车，紧随其后。在12公里长的马路两旁，聚集了上百万人为英迪拉·甘地送行，他们悲痛欲绝，将一把把玫瑰花瓣撒向灵车。

下午3点，灵车缓缓驶进了火葬场。这里曾经是英迪拉·甘地的父亲尼赫鲁火葬的地方，也是她最心爱的小儿子桑贾伊的火葬之处。这天，她也要在这里安眠。

按照印度的传统风俗，火化时间安排在了下午3点57分。火葬仪式完全按照印度教的传统仪式进行，英迪拉·甘地的遗体被放置在由砖垒成的长方形的台子上，身下是堆积得高高的檀香木，当火化开始时，檀香木、奶油和香料使逝者发出了特殊的香味。

下午4点57分，拉吉夫·甘地用铁棍打破了一个象征性的颅骨，这一敲也宣告逝者从此告别人世。

死者已矣，但整个印度却因为英迪拉·甘地的离去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特别是印度的执政党国大党更是一时群龙无首。

英迪拉·甘地还在手术台上接受紧急抢救的时候，有关接班人的讨论就已经在医院开始了。印度议会和国大党的很多重要人物均推荐拉吉夫·甘地为总理候选人，因为拉吉夫·甘地代表了最能赢得选票的尼赫鲁家族，而且为人正派，待人谦虚谨慎，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在民间拥有不错的口碑和声誉。他力主扫清政界的贪污腐化之风，有不少人称他为“清白先生”。如今，在母亲遇难之际，他是继续母亲未竟事业的最合适人选。

于是，尼赫鲁家族的第三代领导人诞生了。

三 “印度新的主宰”

拉吉夫·甘地子继母业，接过了领导印度的权杖，而英迪拉·甘地当初又何尝不是如此。

1917年11月19日，在印度北方邦阿拉哈巴德，印度的一个名门望族迎来了一个可爱的女婴，这个名叫英迪拉·普里雅达希尼的女婴就是后来的甘地夫人——英迪拉·甘地。

英迪拉·甘地在印度政坛能有不可撼动的实力，除了自身的出类拔萃，其家族的显赫背景也是重要的原因。她的父亲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下简称尼赫鲁）是印度的第一位总理，也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士，在印度人的心中，其地位丝毫不逊于圣雄甘地。她的母亲卡麦拉耶出身克什米尔婆罗门，婆罗门也是当时印度颇有影响的大家族。英迪拉·甘地的曾祖父曾担任过德里的市长，祖父莫蒂拉尔·尼赫鲁则是甚有名望的大律师。

1919年4月13日，旁遮普邦阿姆利则城发生了杰利安瓦兰培大屠杀案，这一事件不仅刷新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也彻底改变了尼赫鲁一家的生活。尼赫鲁为了追随圣雄甘地完全放弃了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中。莫蒂拉尔·尼赫鲁，这个亲英的国大党温和派领袖也一改初衷，积极支持儿子的正义事业。

从此，位于巴德市中心的尼赫鲁家就成了独立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英迪拉·甘地经常看到爷爷、父亲和同仁们在家里聚会。幼小的英迪拉·甘地当时最喜欢的就是把仆人们召集起来，然后自己站在桌子上发表演说，重复那些从大人的谈话中偶然捡来的不连贯词句。

随着圣雄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深入开展，英国殖民统治者开始实行高压政策。英迪拉的祖父和父亲经常被警察抓走。在父母的影响下，年幼的她就不自觉地加入到父母从事的事业里，在心中种下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种子，8岁时就接受圣雄甘地的建议，在阿拉哈巴德组织了儿童发展家庭纺织协会。

英迪拉·甘地自小就受父亲尼赫鲁（左）和圣雄甘地（右）耳提面命，从而养成了过人的政治才能。

在英迪拉13岁的时候，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再度兴起，她的祖父和父母相继入狱，家庭生活一度陷入困顿。这时，她主动要求加入国大党，但最终因年龄太小未能如愿。于是，英迪拉将与她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们组织在一起，以其独特的方式积极投身运动。她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参加国大党举行的游行集会、散发宣传品等工作。

16岁时，英迪拉在圣雄甘地的安排下，在德里排解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纠纷。在圣雄甘地被暗杀的前一天夜里，他还打电话给英迪拉，要她汇报近日的工作，并嘱咐她不要忘记不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都是亲兄弟，这足见圣雄甘地对英迪拉的重视。

1934年，17岁的英迪拉考入了桑蒂尼克坦国际大学。这所大学是由印度著名文学家、诗人、哲学家泰戈尔创办的。英迪拉敬佩泰戈尔，能考上这所学校，她高兴了很久。可好景不长，由于母亲病倒，她不得不依依不舍地告别同学和恩师，陪着母亲去了瑞士。

1936年，母亲因肺结核去世，当时英迪拉只有19岁。1939年，她考取了英国牛津大学，开始了在麦默维尔学院学习行政及社会管理学的人生。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迪拉决定在这个艰难的时刻要和自己的人民在一起，她来不及毕业，便在1941年3月回到了印度，投入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中。

1942年3月26日，英迪拉与苦苦追求她多年的费罗兹·甘地结了婚。费罗兹比英迪拉大5岁，两人的结合得到了尼赫鲁和圣雄甘地的祝福，从此，英迪拉·尼赫鲁成了英迪拉·甘地，而“甘地夫人”这个尊称也是由此而来。

时间很快到了1947年的8月，那是印度人民举国欢庆的日子，在民族解放运动席卷全球的背景下，印度也打破了英帝国主义的枷锁，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英迪拉·甘地的父亲成了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

自从母亲卡麦拉死后，尼赫鲁一直过着独身的生活。担任印度总理后，偌大的总理府不仅需要一名精明能干的女管家，同时尼赫鲁也需要一个既能照顾他的生活又能真正理解他思想的私人秘书。而这个人，似乎非英迪拉·甘地莫属。从另一个方面讲，秘书的工作可以让英迪拉·甘地更多地接触政界，为今后她参政做好必要的准备。之后的几年间，父亲的精心培养加上自身的不懈努力，使得英迪拉·甘地在印度政坛步子越迈越稳。到了1959年2月，英迪拉当选为国大党主席，这是她踏入政坛最为关键的一步。她成了国大党的第四位主席和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位女主席，也是仅次于她父亲的第二号人物。

成了国大党的主席后，英迪拉·甘地对国大党内部进行了整顿活动，特别是在财务、人员训练等方面，她所付出的努力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1962年，印度举行大选。英迪拉·甘地为国大党的竞选活动东奔西走，为国大党能够继续执政印度做出了不少贡献。在这次竞选中，她温文尔雅的演说家风度和富于创新、勇于献身的改革家形象赢得了不少群众的认可。

就在人们对她寄予厚望的时候，1964年，英迪拉·甘地对记者表示自己不会在政府中任职。这番表白有人将其看做是欲擒故纵，制造舆论，有人认为她已经对政治厌倦想退出政坛，过平静的家庭生活。

其实，英迪拉·甘地的想法并非一时意气。在1960年，她的丈夫费罗兹去世了。自从担任父亲的秘书后，她冷落了丈夫和孩子，因此心里很是愧疚。但为了自己的政治事业，为了印度民族的未来，她别无选择。1964年底，她最尊敬、最爱戴的父亲也离开了人世，这使英迪拉·甘地萌生了息政的念头。可新任总理夏斯特里却在就职当天正式邀请英迪拉·甘地入阁。迫于无奈的英迪拉·甘地只好同意了这个请求，出任内阁新闻广播部长一职。

说无奈确是无奈。英迪拉·甘地是尼赫鲁家族的成员，如果连她也离开政坛，那国大党恐怕无法长久维持执政党地位。在担任新闻广播部长的时间里，英迪拉·甘地为夏斯特里总理做了很多事。她协助夏斯特里平息了南印度反印地语骚乱，又在印巴冲突中维系了印度民心。就在她以为两年的政府任期之后就可以远离政坛的时候，1966年11月，夏斯特里突发心脏病死亡。印度政坛顿时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真空局面。

一时间，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了英迪拉·甘地的身上，无论是出身背景，还是政治能力，英迪拉·甘地无疑都是总理的最合适的人选。于是，英迪拉·甘地临危受命，并于1966年1月19日击败反对派领袖德赛，成为印度的第三任总理，也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二位女总理，从此开始了她作为“印度新的主宰”的治国之路。

四 政治天才

印度，是一个拥有六大宗教信仰、上千种语言，种族与宗教冲突剧烈的国家，能将这样一个国家治理好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曾感言，“唯有政治天才”才能做到。尼赫鲁做到了，因为他就是政治天才。他不仅以丰硕卓著的政绩为印度的独立、富强和新生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还以其复杂独特的思想体系为人类思想宝库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尽管如此，英迪拉·甘地上任印度总理的时候，印度还是这样一个国家：人口、文盲高速增长，社会等级制度仍旧存在，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种族和宗教冲突日益严重，官僚主义像蛀虫一样一点一点侵蚀着国家，债务高得惊人。除了这些，她的父亲还给她留下了一个派系林立、内讧严重的国大党。

面对着这样一个庞大的烂摊子，英迪拉·甘地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暂时摒弃自己原先对印度政治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想法。毕竟，在如此敏感、危急的时刻，还是谨慎为好。于是，在她的努力下，除了因卢比贬值引起的小幅度风波外，印度国内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国大党顺利通过了1967年的大选。顺利渡过危机之后，英迪拉·甘地宣布继续实行尼赫鲁的路线，继承尼赫鲁时期的内外政策。于内，她注重经济发展，以发展国营企业为主，不依靠外国援助，自力更生。尤其是她重视工业发展，工业第一，再发展农业，使印度成为世界工业大国；此外，她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高举不结盟的大旗，改善与邻国的关系。一系列的举措，使得印度一步步朝着富强的道路迈进。

就在英迪拉·甘地全心投入到率领印度人民向消除贫穷与落后进军时，一股反对她的势力逐渐形成。事实上，早在1967年的时候，以德赛为首的辛迪加派在国大党主席卡马拉季的支持下，就开始进行反对她的活动，这导致了1969年国大党的分裂，分成了执政派和组织派。尽管如此，她在国大党内的领袖地位依然无人能撼动，1971年，她顺利地赢得了大选的胜利，获得连任。

初入政坛的英迪拉·甘地风华正茂，是政治舞台上的另一道风景。

“她的相貌很动人。她有一对淡咖啡色而又略带哀伤的美丽眼睛，脸上总是挂着一丝奇妙、高深莫测却又引人好奇的微笑。”英迪拉·甘地如此周旋于各国政要之间，魅力令人倾倒。

还是在这一年，巴基斯坦内战正式打响，英迪拉·甘地断然决定干预。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邦，在印度的支持下获得了独立，并于1972年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孟加拉。英迪拉·甘地在处理印度国内外事务时的果断和敏锐，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英迪拉·甘地执政的出色表现并没有赢得反对派的好感，有人称她在印度实行了独裁统治，其根据便是她曾运用在国会的多数席位去修改宪法，以及削减各邦在联邦系统下所被赋予的权利。

此外，英迪拉·甘地还被指在1971年的大选中舞弊。国大党组织派在德赛的带领下，联合印度人民同盟阿卡利党等四大政党组成人民阵线，在1975年全面向她发难，逼她辞职。他们在全国发起示威，并引发了骚乱。

危急时刻，英迪拉·甘地强势而冷静，她先是提议艾哈迈德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随即下令警察和军队对示威和骚乱进行全面镇压，并下令逮捕挑动示威和骚乱的反对党的领导层。紧急状态下，所有报纸、杂志等媒体都被政府严格控制，警察获得了无限的权力和拨款，大选也被迫延期，所有非国大党控制下的地方政府都被解散。

英迪拉·甘地在没有经过国会详细讨论的情况下，推行了一系列增加赋税和政制修改的政策。她还曾经尝试去修改国家法律，以求在国家紧急状态被解除后，她能免于被起诉。英迪拉·甘地又要求总统颁布“特别法”，让她能不经国会去执行法令。

紧急状态的执行，虽然暂时挫败了反对党的阴谋，但是却遭到了激进派的坚决抵制，也引起了很多群众的不满。1977年3月，国大党首次在大选中失利。这也结束了国大党连续执政印度20多年的局面，第一次沦为在野党。英迪拉·甘地辞去了总理职务，人民党走上印度政坛。

紧急状态让英迪拉·甘地失去了民心，输掉了大选，也让她真正意识到群众力量的强大。为此，她决定整顿国大党。她精简派别，将国大党执政派变成了国大党英迪拉派，保证了党内团结。接着，又制定了新的竞选纲领，修正了一些错误的做法。

1979年大选开始以后，英迪拉到处奔波，每周会见选民百万余人。同时，她审时度势，严厉抨击政府的通货膨胀、犯罪率激增、生产下降以及官僚政治腐败等现象。在她的领导下，国大党英迪拉派取得了空前的胜利，重新成为执政党，她也在1980年再次出任总理。

英迪拉·甘地担任总理15年，强调国家的团结和统一，主张发展民族经济，努力解决贫困问题。前8年，印度经济以平均3.5%的年增长率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增长率提高到了5%。特别是在粮食自给方面，英迪拉·甘地在任的这几年一改印度以往粮食需要进口的窘迫局面，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在对外关系方面，英迪拉·甘地继承了父亲尼赫鲁的政治思想，奉行不结盟政策，从1983年3月起，她担任不结盟运动的主席，对不结盟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印度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英迪拉·甘地将一个拥有7亿多人口的国家管理得有声有色，证明了她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女性，更是一个难得的政治天才。

五 割肉饲虎，终酿悲剧

在英迪拉·甘地的政治生涯中也犯下了不少错误，其中一个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她忘记了父亲尼赫鲁生前的至理名言——“教派主义是威胁印度生存的最大危险之一”。

尼赫鲁那寓意深刻的至理名言，是在鲜血和惨痛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国家，人口在千万以上的民族就有10多个，居民中大多信奉印度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也有很多信奉者。印度独立以前，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矛盾尤为突出。穆斯林要求在穆斯林人口占80%的西北印度建立巴基斯坦国，但是这个主张遭到了圣雄甘地和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的反对。

1946年8月，穆斯林联盟主席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发出了恐怖的誓言：要么分治，要么同归于尽。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宗教仇杀在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中展开。

眼见一场毁灭国家、民族的战争一触即发，英国新任总督提出了印巴分治的方案以解决教派冲突。然而，这种将一个国家一分为二的做法，引起了印度教极端分子的强烈不满。他们在印度驱逐和屠杀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徒也以同样的手段进行反击。

为了平息两个民族和宗教的大屠杀，圣雄甘地不惜以绝食要挟印度教徒停止暴行、退出清真寺。甘地的巨大威望使首都新德里恢复了平静，印度教徒退出了清真寺，但是，却惹恼了印度教极端主义分子，他们咒骂甘地是印度教的叛徒，发誓要除掉他。1948年1月30日，甘地被一个印度教极端主义组织“民族服务团”的成员戈森打死。

甘地被害，举世震惊。印度政府将矛头对准了极端主义分子及其组织，尼赫鲁总理取缔了“民族服务团”等极端组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教派仇杀终于平息。

如果英迪拉·甘地不是忘记了这段历史，那就是她想险中求胜了。在1979年大选前夕，英迪拉·甘地为了获取锡克教的旁遮普邦对她的支持，她选择了与锡克教极端派首领、被锡克教徒称为“旁遮普邦的霍梅尼”的宾德兰瓦勒联合。她向宾德兰瓦勒许诺说，一旦她获得大选胜利，便将全印度最富庶的旁遮普邦的行政管理权交给锡克人，并撤走印度中央政府委派到该邦的所有印度教官员。

锡克教创立于1469年，18世纪的时候，在印度北部建立过一个独立的王国。但是19世纪英国占领印度以后，锡克王国成了印度的一个邦。从此，锡克人开始了他们争取民族独立的历程。

锡克教徒大多身材高大，剽悍好斗，印度军人中多是锡克人。二战结束后，随着世界各地独立运动的兴起，锡克教中也有人提出了建立锡克人自己的“卡利斯坦国”的要求。

1947年《蒙巴顿方案》通过后，穆斯林国家获得了独立，这给锡克人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他们中虽有众多的组织和利益，但分立主义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主张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根据宪法，锡克教隶属于印度教，法律根本不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宗教，因而独立的要求未能实现。尔后，锡克人又提出将他们所居住的旁遮普邦一分为二，即一个是锡克教为主的邦，另一个是印度教为主的邦，也遭到了尼赫鲁总理的拒绝。

1966年，英迪拉·甘地上台后不久，锡克教阿卡利党首领法泰赫·辛格宣布，如果政府不同意把旁遮普邦一分为二，他将像甘地一样绝食而死。压力之下，英迪拉·甘地被迫妥协，同意以语言为基础，将旁遮普邦一分为二。英迪拉·甘地的政策引起了居住在旁遮普邦的少数印度教极端分子的愤怒，他们决心给英迪拉·甘地一个下马威——放火活活烧死了3名支持英迪拉·甘地的国大党党员。

英迪拉·甘地愤怒地宣布要动用一切力量来制止互相残杀，让那些醉心于暴力的狂热教派、政党得到应有的惩罚。于是，在全国多数人的支持下，英迪拉·甘地下令出动军队逮捕了宗教狂热分子，使锡克教和印度教的矛盾得到缓解，并因此获得了锡克人的支持。当时，代表锡克人利益的政党是阿卡利党。阿卡利党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一直是比较激进的国大党的反对者，在1977年国大党大选失利中，阿卡利党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因此，英迪拉·甘地在1979年竞选时，便想在锡克人中寻找同盟军来反对阿卡利党，于是，她选中了宾德兰瓦勒。

英迪拉·甘地因阿姆利则金庙事件得罪了锡克教徒，也为自己的死亡埋下了伏笔。阿姆利则金庙坐落在一个叫做“神池”的水池中央，易守难攻，使印军当时的攻击颇费周折。

宾德兰瓦勒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最重要的是，他是阿卡利党的劲敌。他原本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锡克教传教士，因为严格按照锡克教的教规过着传统的苦行生活而受到一些老教徒的尊敬。同时，由于他讲道充满激情，很吸引年轻教徒，因此不过几年的时间，他就从一个鲜为人知的传教士，成为一个能左右旁遮普局势的宗教领袖。在旁遮普邦的各个农村，宾德兰瓦勒的讲话被视为“圣谕”。他成为广大锡克青年学生所崇拜的偶像，不少青年甚至甘愿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

宾德兰瓦勒有自己的野心和目的，他表面上支持英迪拉·甘地上台，暗地里则伺机扩大、发展自己的宗教势力。英迪拉·甘地在政治上无疑是果断、精明的，但这次，她却是在做一桩与虎谋皮的买卖，用自己的生命在赌一场危险的游戏。

1980年，英迪拉·甘地在宾德兰瓦勒的支持下，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旁遮普邦的胜利，而宾德拉瓦尔在英迪拉·甘地的扶植下势力也日益壮大，发展到后来更是开始招兵买马，在锡克族青年中招募失业者和对政府不满者组成了一支反政府的武装，并在阿姆利则金庙建立了总部。

对于宾德兰瓦勒得寸进尺的分离主义做法，英迪拉·甘地采取了分化、瓦解、谈判和武力镇压等手段，但最终都事与愿违，最后只好另计安抚。1982年，在锡克教闹得最凶的时候，英迪拉·甘地宣布旁遮普邦的阿姆利则为“圣城”，禁止在金庙一带出售烟、酒和肉，并要求军队和警察严守其父尼赫鲁的训令：绝对禁止进入金庙。她还根据锡克教的要求，在电台增加了宣传锡克教的内容，下令释放锡克教政治犯。但是，英迪拉·甘地的一再让步并没有获得宾德兰瓦勒的理解，反而让他的气焰更加嚣张。

1983年4月4日，在阿姆利则附近，宾德兰瓦勒的锡克教志愿军和警察发生冲突，双方交火中，有21人死亡，200多人受伤。4月25日，一名在金庙外执行任务的高级警察被庙内射出的子弹打死。10月6日，一群锡克教极端分子将6名乘坐公共汽车的印度教徒殴打致死，并纵火焚车。

此后，暴力事件不断升级。1984年初，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发生了大规模冲突，造成294人死亡。5月，两名印度教政治家和一名记者被锡克教徒打死，凶手逃入了金庙。6月1日，一群锡克教徒冲出金庙，向正在巡逻的警察开枪，11名警察当场死亡。警察追捕凶手时，凶手又逃进了金庙。金庙此时已经成了犯罪分子的避难所和罪恶的出发地。

印度8大党派组成的反对联合阵线对英迪拉的政府施加压力，称英迪拉如果不采取行动制止旁遮普邦锡克教极端分子的暴力行为，8个党派将一起要求她辞去总理职务。此时的英迪拉·甘地也忍无可忍，终于采取了行动。她秘密召见西部军区司令拉吉尼·辛格·达亚乐，制订了一个代号为“蓝星”行动的血洗金庙计划。

5月下旬，7万名政府军士兵包围了阿姆利则的金庙，坦克、大炮全部对准了金庙，直升机整日在金庙上空盘旋。英迪拉·甘地此时的想法依然是想用不战而屈人兵的做法，让金庙内的锡克人放下武器，自觉地走出来。然而，宾德兰瓦勒和他的教徒们丝毫没有屈服的迹象，反而在各个制高点、要隘修筑工事、设置机枪阵地，摆出了一副对抗到底的架势。

英迪拉·甘地政府看武力威胁没有奏效，便试图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可得到的回答是：决不屈服，除非印度政府同意锡克教独立，建立卡利斯坦国。

从5月30日开始，双方剑拔弩张地对峙了7天，谁也没有走进金庙，谁也没有走出金庙。

面对7万大军，宾德兰瓦勒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他认为军队是绝对不敢进入神庙的，他觉得，作为女儿，英迪拉应该会严格遵守父亲尼赫鲁的遗训，而不敢轻易跨越雷池。

宾德兰瓦勒自以为很了解对手。在1981年的时候，宾德兰瓦勒曾遭到过警察的逮捕，理由是随意开枪杀死一名外国记者。狂热的锡克教徒见自己的教主被捕愤怒不已，和警察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双方伤亡惨重。

宾德兰瓦勒被送进了监狱。第一个回合下来，宾德兰瓦勒似乎落在了下风。不过，他在里面只待了9天，便带着胜利者的微笑迈出了监狱。因为他手下的几个极端主义分子铤而走险，劫持了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波音707客机，要求政府无条件释放宾德兰瓦勒。英迪拉·甘地迫于无奈，只好满足了劫机者的要求。于是，宾德兰瓦勒成为真正的胜利者。

如今，宾德兰瓦勒又一次向英迪拉·甘地挑起了“战争”。

尽管印度已经赋予英迪拉·甘地特权——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她可以在她认为合适的任何时机，命令军队迅速行动——可英迪拉·甘地还在等待，希望宾德兰瓦勒能够做出让步。

宾德兰瓦勒也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他让人告诉英迪拉政府必须同意锡克教成立独立的卡利斯坦国，否则将命令锡克人烧毁多余的粮库，禁止将一切粮食运出旁遮普邦，并且一天暗杀一个知名人士，直到政府让步。

6月2日，英迪拉·甘地发出最后通牒，称如果宾德兰瓦勒和叛乱分子继续分裂国家，拒绝走出金庙与政府谈判，政府将对金庙内的武装分子予以严厉的打击。然而，英迪拉·甘地的讲话被金庙内的极端分子当成了耳边风。宾德兰瓦勒自信地认为只要再坚持两天，英迪拉·甘地必定会屈服。

6月6日凌晨，印度政府军开始向金庙发动进攻，用机枪和火箭炮袭击庙内的锡克教徒。宾德兰瓦勒带领锡克教徒奋起抵抗。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傍晚时分，政府军的坦克冲垮了金庙大院的围墙。士兵们冲进金庙，与躲藏在各隐蔽处的锡克教徒展开枪战。在战斗中，有576人丧生，348人受伤，1474人被捕。宾德兰瓦勒也在密集的弹雨中死亡，身中72枪。

当宾德兰瓦勒被击毙的消息传出以后，一些激进的锡克教徒开始采取极端的报复行动。

6月16日，英迪拉·甘地的亲信与合作者，旁遮普邦贾朗达尔区国大党主席那尔·辛格在一家商店被3名锡克族男子打死。6月29日，锡克教“流亡政府”主席贾格吉特·辛格·乔汉在英国伦敦的一家电台中公然要求锡克人消灭英迪拉·甘地及其家人。

一些锡克族士兵也发生兵变。他们冲进司令官普里将军的住宅，开枪打死了将军，随即冲进军火库，抢劫了大批军械后，驾驶几十辆军车开往阿姆利则。国家情报部门宣称，不少锡克人在国外组织敢死队，然后秘密潜入印度。一些锡克族士兵也携带枪支潜入首都，企图进行暗杀和恐怖活动。

面对如此紧张的局势，英迪拉无所畏惧。她清楚，自从她下令实施“蓝星”行动计划，就无异于给自己签了一份死亡证书，她预感到死神已离她不远，并因此而事先写好了遗书：“正如有人所担心的，一小撮人在策划使我意外死去。如果那样，我将坦然而去，但那些谋害我的人将备受煎熬。”

10月31日，英迪拉的预感得到了验证：她倒在了贴身侍卫的枪口之下。

第十被害人 拉宾

被害人：依扎克·拉宾

国别：以色列

身份：以色列前总理

刺客：贾尔·阿米尔

案情回放：1995年11月4日，是犹太教安息日。这一天，以色列总理依扎克·拉宾在参加一次和平集会时遭到一名犹太青年的枪击，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案终陈词：拉宾，是继埃及总统萨达特后又一位为中东和平付出生命代价的中东首脑。为了实现巴以和解，他四处奔走，殚精竭虑，不顾右翼极端主义分子的多次警告，将自己的生命时刻置于危险之中。他对和平的渴望感染了以色列民众，感染了巴勒斯坦人，也感动了全世界。然而，他最终却死在了他发誓要给予其和平、安定生活的犹太人手上。命运留给他的是一个悲凉的惊叹号！

一 “这不是真子弹”

1995年11月4日星期六，是犹太教的安息日。按照以色列法律，这一天全国放假，许多娱乐场所和大小商店也会关门停业。可是，当这天的夜幕降临时，特拉维夫却热闹非常，约10万市民迎着习习海风，从四面八方涌到市中心的“国王广场”，准备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支持和平进程的盛大集会。

这次集会是由“支持和谈结束以阿争端总委员会”组织的，是10多年来特拉维夫规模最大的一次公众集会，集会主题为“要和平，不要暴力”。总理拉宾、外长西蒙·佩雷斯和许多以色列政要都应邀出席了集会。

晚8点30分，73岁的拉宾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缓步走上讲台，开始了自己的演讲。

他首先对前来参加集会的群众表示了自己的感谢。面对成千上万带着支持表情仰视着他的普通大众，拉宾动情地说：“我当了27年军人，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那是因为过去我别无选择。但是，今天，和平的机会来临了。为了今天在这里和不在这里的人们，我们必须抓住这个巨大的机会。”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总会有和平的敌人，他们正在拼命地伤害我们，目的就是破坏中东和平。但是，我要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位和平伙伴，那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它过去是敌人，现在已经停止了恐怖活动。没有和平的伙伴就没有和平。为了解决中东冲突中最复杂、最持久、最敏感的部分——以巴冲突，我们要做出自己的努力，巴解也要做出自己的努力。我相信，在这里的绝大多数人支持和平，愿意为和平去冒任何危险。”在演讲的最后，拉宾说：“这个大会就是要向以色列人民、向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向阿拉伯世界、向全世界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以色列人民希望和平、支持和平。只有和平才能解决以色列面临的各种问题，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实现和平的机会。如此盛大的集会表明，以色列人民希望和平。”拉宾随后将视线落到坐在前排的来自埃及、约旦和摩洛哥的外交使节身上，并表示很高兴在这里看到能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的国家代表们。

拉宾遇刺前在集会上演讲。

演讲结束后，人群的反应异常热烈，广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和掌声，许多人还挥拳喊起了“要和平，不要暴力”的口号。人们被拉宾慷慨激昂、声情并茂的演讲深深感动了。这个脾气暴躁的前将军从未在公众面前流露过真情实感，从未被群众的热情和支持如此感动过。他竟然在讲台上，众目睽睽之下拥抱了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这对以前的政敌已经在谋求和平的过程中变成了挚友。

接下来，拉宾从口袋中取出了一张歌词，与著名歌手米丽·阿龙尼一起带领全场群众高唱《和平之歌》：“让太阳升起，让清晨充满光明。最圣洁的祈祷也无法使他们复生。生命之火被熄灭的人，血肉之躯被埋入黄土的人，悲痛的泪水无法将他唤醒，也无法使他重获生命。无论什么人，无论是胜利的欢乐，还是光荣的赞歌，都不能使他从黑暗的深渊中，回到世上与我们重逢。所以，请唱一首和平之歌吧。不要小声地祈求神灵。引吭高唱和平之歌，这是我们最应当做的事情。”10万人放开歌喉，发出海啸般的声音。台上台下的热烈激动情绪将集会推向最高潮。

伊加尔·阿米尔（左2）在行刺过后被警察当场擒获。

《和平之歌》是以色列词作家罗特布利特在1969年创作的。它是表达以色列人民渴望和平、抗议无休止战争的第一首歌，但由于当时的以色列军方认为它充满了“失败主义情绪”，因而禁止在电台播放。1978年，随着埃及总统萨达特对耶路撒冷所进行的历史性访问和一部叫做《文工团》的电影在以色列的公演，此歌再度风行，此后，虽然右翼利库德集团仍然将其列入禁歌之列，但《和平之歌》已在以色列上下广为传唱，并成为后来和平运动的圣歌。

由于集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组织者们建议拉宾和西蒙·佩雷斯一起下讲台走入人群。拉宾手扶夫人莉娅，缓步走下台阶。人群如潮水般涌来。拉宾一行人在人们的簇拥下走过广场，准备乘车离去。他一边走一边和热情的群众握手。

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西蒙·佩雷斯曾经跟他说过有人要在这个集会上行刺他，他当时没有在意。走在人群中的时候，拉宾甚至还转过头对西蒙·佩雷斯说：“不知道这其中有谁会开枪。”西蒙·佩雷斯把这当作一个笑话，一笑了之。

可是，就是这谈笑风生中，一个面无表情的犹太青年正在一步步地接近他们。拉宾在人们依依不舍的欢呼声中走到了自己的防弹轿车旁。当他正要抬腿迈入车内时，那名犹太青年突然从人群中冲出，他快速掏出一把9毫米贝雷塔牌手枪，从背后向拉宾连开数枪。枪声响过，年过七旬的拉宾愕然失色，随即捂住腹部向前倒了下去。

青年一边开枪，嘴里还一边喊着：“没事，这不是真子弹。”

现场马上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在场的保镖很快将开枪的青年扑倒在地，将其带到了一辆轿车上，并组成人墙将那辆轿车团团围住，以防凶手被人灭口。而这个凶手看起来却镇定极了。

在制服凶手的同时，拉宾的保镖马上将拉宾抬上了防弹轿车。司机急忙发动车子，风驰电掣般地向医院驶去。因为听到刺客口中说这不是真的子弹，拉宾的司机希望总理没有受伤。他问有些迷糊的拉宾是否受伤，拉宾呻吟着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再问伤得是否严重时，拉宾微弱颤抖地说出了此生的最后一句话：“没事，我没事。”

拉宾被送到了广场附近的伊奇洛夫医院，一下车就被抬进了急救室。在这里，医生和他的医疗小组给拉宾插上了呼吸管，又在胸口插上了排液管，做了一系列的急救措施以后，拉宾的脉搏有了微弱的跳动。医生立即将拉宾推进了手术室，经过检查发现，拉宾身中两枪，一枪打在了脾脏上，另一枪直入脊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其中一颗子弹竟然是国际上被明令禁止使用的“达姆弹”，即俗称的“炸子”。达姆弹在拉宾体内已经爆炸了，其不规则的运动带来了大量的创伤，许多血管被破坏，结果血流如注。

被推进手术室后不久，拉宾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医生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刺激拉宾的心脏，努力想使它跳动起来，但不幸的是，拉宾的心脏将空气而不是血液送进了大脑，导致大脑受损。虽然医疗小组尝试了各种可能使拉宾苏醒的办法，但都没有奏效。

23点10分，医生和护士走出了手术室，对守候在外面的拉宾的高级助手埃坦·哈博宣布，死神带走了拉宾。哈博极其震惊，但他却不得不走出医院，向守候在门口的记者和人群宣布——拉宾总理遇刺身亡。

听到拉宾遇刺身亡的噩耗，守候在伊奇洛夫医院外的数百名特拉维夫市民禁不住失声痛哭。很多市民自发地在街头点燃一支支蜡烛，以悼念拉宾的亡魂。在当晚举行的内阁紧急会议上，同拉宾朝夕与共的内阁同僚们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们用黑纱罩住拉宾主持会议时常坐的椅子，以寄托无尽的哀思。那一天，因为拉宾的遇害而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二 以色列的一代英雄

依扎克·拉宾，1922年3月1日出生于耶路撒冷，从小生活在一个左翼犹太复国主义贵族家庭里。他的父亲是乌克兰犹太人，原姓鲁比佐夫，十月革命以后迁居美国，此后辗转回到耶路撒冷。

拉宾的学生时代是在以色列农业技校和美国迈阿密大学度过的，他本来想当一名农业专家，立志农业救国，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声打破了他的梦想，使他弃笔从戎，在叙利亚投身抗击法西斯的斗争。

拉宾19岁加入犹太人突击队，成为一名突击队员，并参加了二战盟军攻入法国维希政权控制下的黎巴嫩战役。由于骁勇善战，1948年，他被任命为突击队的副指挥官，地位仅次于依格尔·阿龙。

1948年5月，第一次中东战争时期，他是著名的“哈雷尔旅”旅长，参与了打通遭围困的耶路撒冷通路的“纳肖恩行动”，并占领了耶路撒冷的希克加拉和卡塔蒙居住区。此后，他晋升为南部战线的行动负责人，指挥攻占了尼格弗和埃拉特。

拉宾与阿拉法特的历史性握手。拉宾为推动中东和平做出的努力赢得了世界的尊重，1994年12月10日，他与阿拉法特、佩雷斯一起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从1950年起，拉宾继续着他辉煌的军旅生涯，不断地被晋升。1950年，拉宾担任以色列总参谋部作战部长；1956年晋升为少将；1964年，他晋升为三军参谋长，成为以色列军队的最高长官；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时，拉宾已经是以色列军队的主要组织者和指挥者，在他的精心策划下，以军先发制人，在几个小时内就击溃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空军，随后，以军装甲部队纵横西奈半岛，在6天的时间内攻占了6.5平方公里的阿拉伯土地，取得了以军在历次中东战争中最突出的进展，拉宾也因此成为以色列的一代英雄。

1968年，拉宾离开了军队，结束了自己长达27年的军旅生涯。之后，他前往美国担任以色列驻美大使，并迁居华盛顿。1973年，拉宾返回以色列，作为工党的一员被选入以色列国会，然后被梅厄总理任命为劳工部长。同年10月，自以色列1948年独立战争以来阿以之间进行得最为凶残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由于缺乏准备，以色列为战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次年4月，梅厄引咎辞职，拉宾被工党推选为总理。

也许是因为身经百战而更能体会和平的珍贵，拉宾自1968年退役后就为阿以和解奔忙。

他不同意对阿拉伯人采取“寸土不让”的政策，而是主张“以土地换和平”。当上以色列总理以后，拉宾便开始寻求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途径。他曾出访摩洛哥，恳请哈桑二世国王向埃及总统萨达特转达愿意会晤的信息。1975年，以色列和埃及签署了中期和平协议。

就在拉宾为和平事业疲于奔命时，1977年，因为一个所谓非法的美国银行账户丑闻，他辞去了总理职务。

1984年，拉宾重新回到政府，在工党和利库德联盟期间出任国防部长。次年，他向政府提交了一份从黎巴嫩撤回以色列防卫部队并沿以色列北部边境建立一个安全区的建议。1989年，拉宾公布了他与巴勒斯坦人分阶段谈判的计划，该计划最后为政府所接受并成为马德里会谈以及随后和平进程的基础。

1992年，拉宾承诺加紧和平努力，并因此战胜西蒙·佩雷斯再次当选总理。那个时候，拉宾着力于巴以和解，频频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挥动橄榄枝。

1993年9月13日，在华盛顿白宫前，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这对敌视多年的仇敌走在了一起，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和平的甘霖终于开始降临中东这片干涸的土地。

那时的拉宾很是欣慰。而他为中东和平进程所做出的努力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和赞誉：1993年9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拉宾“博瓦尼和平奖”；1994年，他和他的夙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以及他的政敌西蒙·佩雷斯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三 祈望和平

在世界历史上，中东地区历来是火药桶，是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之一。

中东一直是世界政治的热点是由其特殊的地理、经济、历史、民族、宗教及国际政治形势等多种因素决定的。中东素有“三洲五海之地”的称号，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自从发现了石油，中东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

中东不仅民族众多，还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发源地。

由于种族和宗教信仰的分歧，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水火不容、纷争不已，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巴以争端。

巴以争端并不是二战后才开始萌芽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巴勒斯坦位于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在《圣经》中有“到处流着奶和蜜”的肥沃热土之称。巴勒斯坦古称迦南地，迦南人在这里繁衍生息，迄今大约有5000年的历史。而犹太人原属生活在阿拉伯半岛的闪族的一个部落，居住在今天伊拉克巴士拉地区。公元前18世纪，他们在部族首领亚伯拉罕的带领下，沿着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商路开始迁徙，辗转于叙利亚地区，最后扎根在了当时已经有较高文明水平的迦南地，同当地的土著人和睦相处。

经过几个世纪的休养生息，犹太人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并于公元前11世纪建立了以色列国。到了公元前926年，统一的以色列国一分为二，北部称作以色列王国，南部的叫做犹太王国。两个犹太人王国控制了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722年和公元前586年，两个王国分别被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所灭。从那时起，阿拉伯帝国占领巴勒斯坦，当地居民大多皈依伊斯兰教，并与陆续迁入的阿拉伯人融合在一起，形成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即巴勒斯坦人。公元135年，犹太人不甘忍受奴隶的处境，举行了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流散世界各地，留下来的人数大大减少，失去了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优势。

犹太人自从被迫离开巴勒斯坦地区开始，虽流落他乡，但从来没有放弃过重回故土的念头。他们一直认为，巴勒斯坦是他们的“根”，是祖先从“上帝”那里得到的“应许之地”。19世纪末，欧洲出现了大规模反犹太主义浪潮，“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和运动也由此大规模兴起，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纷纷踏上回归之路，返回巴勒斯坦地区定居。从此，阿犹两族开始了长达百年的土地争夺大战。

巴以争端之初，摩擦紧紧是围绕对土地的占有、草场的放牧、邻里间生活的差异等小打小闹的非政治性问题。但是，自从英国托管起，巴以之间的冲突就发展成为“谁是巴勒斯坦的主人”的问题。

巴勒斯坦人宣称自己是古迦南人的后裔，几千年来他们一直都在这里繁衍生息，自然是巴勒斯坦的主人；而犹太人则认为他们才是巴勒斯坦的主人，他们的祖先曾在这里生活了2000多年，并建立过强盛的王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曾在1915年许诺阿拉伯人在大战结束以后建立阿拉伯国家。而1917年，它又同意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之家”。英国的两面做派大大激化了要保卫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和要在巴勒斯坦复国的犹太人之间的矛盾。由于无力维持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英国在1947年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了联合国。在美、英、苏、法等大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大会不顾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做出了分治巴勒斯坦的181号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同时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并对领土做出了偏向犹太人的具体划分。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而阿拉伯国因当时的阿拉伯国家一致反对181号决议而未能建立。以色列国成立的第二天，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5个阿拉伯国家发动了讨伐以色列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巴以争端从较小规模的争斗演变成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此后，因为巴以争端，中东又发生了4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巴勒斯坦和犹太人之间的仇怨越结越深，巴以争端也成了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最为复杂的地区难题。

拉宾政治生涯的后期一直致力于中东的和平事业，因为他深知强硬的军事对抗只会使巴以之间的仇怨成为越来越解不开的死结。但很多犹太人并不理解拉宾的用心，认为拉宾用“土地换和平”的做法损害了犹太人的利益，是犹太民族的叛徒。

1993年《巴以和平协议》签署以后，10余万以色列人在国会山庄的坡地上集会反对拉宾。在巨大的海报上，拉宾被画成身着纳粹军服、双手鲜血淋淋的样子，许多激进者甚至还喊出了“杀死叛徒”的口号。

对于这些声音，出席了集会的拉宾是这样回答的：“我是一个军人，还曾经是国防部长。相信我，几万个示威者的喊叫，远不如一个痛哭儿子战死的母亲的眼泪让我震撼。我是一个经过血浴战场的人，所以我要寻找和平的出路，这是一个转机，虽然同时它也是一个危机……”

第二天，在以色列国会就是否通过《巴以和平协议》而进行的辩论大会上，拉宾再度宣读了他的和平宣言：“一百多年了，我们试图平静地生活，种下一棵树、铺好一条路……我们一边梦想一边作战。在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上，我们和炮火、地雷、手榴弹生活在一起。战争和恐怖使我们伤痕累累，但不曾摧毁我们对和平的梦想。”拉宾话音未落，席下噪声大作，反对派的国会议员开始大声叫喊。拉宾谈和平的声音一直夹杂在室内议员的叫喊声和室外犹太人示威群众的叫骂声之间。

1995年9月，《奥斯陆2号协议》签署，以色列国内再次掀起了巨大的抵制浪潮。10月5日，以色列国会再次就《奥斯陆2号协议》进行辩论。这一天，耶路撒冷市中心挤满了右翼示威者。利库德反对党的领袖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向人群发表讲话攻击拉宾。成千上万的抗议者从国王广场走向以色列国会，在国会门前向警察投掷燃烧的火把，试图冲破警察的防线，进入大楼前的广场。但越闹越大的抗议行为并没有阻止国会通过《奥斯陆2号协议》的进程。

自从拉宾与阿拉法特实现历史性握手的那一刻起，巴以双方的极端分子就已经多次向拉宾发出死亡恐吓。在以前的集会上，人们四处分发的招贴画上画的都是身穿纳粹制服的拉宾，而在《奥斯陆2号协议》通过之后所举行的示威游行中，人们手中挥舞着的开始变成脸上重叠着来复枪瞄准器的拉宾画像。

此外，针对倡导和平的政府官员的袭击也时有发生。左翼环境部部长尤西·萨利德的车差点被西岸移民逐出耶路撒冷到特拉维夫的高速公路。警察总长摩西·沙哈尔和陆军总参谋长安农·利普金·沙哈克也是侥幸逃脱了在巴勒斯坦的公共汽车爆炸现场闹事的暴徒之手。拉宾总是强调，右翼的示威行动对他们的反对运动有百害而无一利。尽管拉宾本人也经常遭到右翼活动分子的恐吓，阿拉伯人也无数次地尝试杀死他，但他都不予理会。

拉宾不是不知道自己生活在隐藏的枪口下，但军人出身的他毫不畏惧，并乐观地相信大多数人是祈望和平的，因此他答应参加特拉维夫11月4日举行的和平集会。

殊不知，这一去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四 “奉上帝的旨意”

拉宾遇刺身亡以后，警方第一时间对抓获的凶犯进行了审查。

刺杀拉宾的凶手名叫伊加尔·阿米尔，事发时27岁，是特拉维夫郊外的巴里兰大学法律系的三年级学生。他属于被取缔的犹太极右组织卡赫运动的分支机构埃亚尔。阿米尔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表示自己的行动完全出自自愿，是“奉上帝的旨意”干的，因而对其所犯下的罪行不感到后悔和遗憾。

阿米尔满不在乎地说，他刺杀拉宾是为了挽救国家，因为他反对拉宾政府的和平政策，反对犹太人撤出西岸，而拉宾威胁到了犹太人，那么他的下场只有死亡，他该死，而自己不过是替犹太人做了这件事。他还说他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在暗杀完拉宾之后还能活下来，因为他早就准备好了为达目的不惜牺牲生命。

阿米尔在进入巴里兰大学前曾在军队服过5年兵役，并被派往加沙执勤。1992年，阿米尔退役后，在总理办公室下属的影子联络局找到了一份工作。后来，也就是在拉宾与阿拉法特在白宫草坪握手的数周以后，他进入了巴里兰大学。

本来，阿米尔对政治并不热衷，但在结识了阿维赛·拉维夫这个前右翼政治活动分子及进入巴里兰大学之后，他变得激进起来，开始成为一名参与反对拉宾政府活动的积极分子。他坚决反对巴以和谈，认为拉宾与阿拉伯人搞和平运动是出卖了以色列的利益，是犹太民族的“叛徒”。每当他听到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袭击以色列士兵、居民的事件时，他都怒不可遏，发誓要把这一切记在拉宾和他的政府的账上。

于是，他帮助组织了巴里兰附近的学生抗议活动，组织了校园里的绝食活动，在定居者采取行动破坏拉宾停止在西岸建房的决定时，他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帮助建起了马阿莱以色列非法定居区。在以色列国会对《奥斯陆2号协议》进行结果难料的表决前晚，阿米尔组织巴里兰的学生在国会议员阿列克斯·戈尔法布在艾什科隆的家门外进行示威。

阿米尔称自己刺杀拉宾是为了拯救国家，是奉了上帝的旨意。

此后，阿米尔更加疯狂。他和哥哥哈盖及密友德罗·阿多尼开始密切地跟踪拉宾和西蒙·佩雷斯。哈盖从军队里偷来大量武器，并藏在阿米尔家中。杀死拉宾和西蒙·佩雷斯成了他们这一阴谋小组的夙愿。当然，除了这两个主要目标，他们还准备攻击一些阿拉伯人，特别是那些在和平进程中释放的阿拉伯犯人、巴勒斯坦官员以及阿拉法特本人。

当阿米尔刺杀拉宾以后，在他接受审讯的时候，他还用很平静的口气，淡定地告诉审讯者，他本来还可以很轻易地杀死西蒙·佩雷斯。而根据当时出事现场摄影爱好者罗尼·坎普勒所拍摄下来的画面上看，阿米尔的确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西蒙·佩雷斯。

虽然哈盖和德罗·阿多尼都涉及谋杀拉宾的阴谋，但他们坚持说自己并不知道阿米尔要在11月4日的集会上杀死拉宾的具体计划，而阿米尔也自己单独承担了谋杀的罪责。

在起诉前的审讯过程中，阿米尔提供了简单明了的暗杀理由——他质疑政府的合法性，反对给以色列国籍的阿拉伯人投票权，因为他们不服兵役。他还宣称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人是毫无改变的恐怖主义分子。熟知以色列国情的人都知道，阿米尔所说的这些论点完全是以色列右翼组织经常用来抨击拉宾的理由。

阿米尔还用犹太教法律来解释他为什么要杀拉宾。

根据宗教法律，当一名犹太人将他的土地和他的人民放弃给了敌人，那么人们就有义务杀死他。阿米尔还说自己暗杀拉宾是经过一位犹太教教士批准了的。但关于这个人是谁，在审讯中阿米尔绝口不提。

1996年3月27日，3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小组判决阿米尔刺杀拉宾罪名成立，并判处他终身监禁。

事情到此这一刺杀案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

但有人不那么认为。尽管阿米尔不断地保证刺杀拉宾完全是他一个人所为，但仍然有人推测这起事件存在着阴谋。

听到拉宾的死讯后，阿米尔一脸笑意，并对法庭说：“我感到满意。”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听后大为愤怒，他谴责阿米尔毫无人性。

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家麦克尔·哈尔·塞戈尔推测，暗杀拉宾的阴谋牵扯到以色列秘密保安特工组织辛贝特，而且总理的保镖中至少有一个参与了暗杀阴谋，很可能就是那个说“子弹是空包弹”的人，阿米尔极有可能是一名被精心挑选出来的、实际操作暗杀事件的人罢了。自从1992年起，阿米尔就在辛贝特那里有档案了，并接受过辛贝特的武器与特工培训。在整个暗杀阴谋中，阿维赛·拉维夫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是他在巴里兰煽动并鼓励了阿米尔反对拉宾的情绪。根据这种理论，背叛拉宾的保镖在阿米尔杀死拉宾后被辛贝特枪决。

另外，也有人推测辛贝特和拉维夫是由一个右翼外围活动分子的小组驱使的。他们声称拉维夫也可能是其他的情报来源向辛贝特报告了阿米尔的暗杀计划。按照这种推测，特工很可能早就打入了阿米尔圈子的内部，将阿米尔枪里的子弹换成了空包弹。阿米尔意识到子弹被换以后，又换了回来。在向拉宾开枪以后，阿米尔为了避免自己被枪击就大叫“子弹是空包弹”。

在调查拉宾遇刺案的时候，原最高法院大法官梅尔·桑姆加领导组成了一个国家调查委员会，负责对导致阿米尔枪击总理得手的违反保安规范程序的情况进行调查。辛贝特的首脑、特工、警察和目击证人等均被传讯。

调查结果表明，阿米尔并不是利用保安队伍万分之一的失误机会而刺杀得逞的。事实上，拉宾的保安系统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在这次集会以前，发生过一系列右翼极端主义分子策划的袭击，而这一切并没有引起保安官员的足够重视，他们和拉宾一样相信犹太人不会为了政治原因杀害自己的同胞，但显然他们错了。

在集会进行准备工作的时候，辛贝特、警察和其他有关方面的各个单位都做了大量的部署，从各部门总共调配了1000名保安人员。以色列国王广场的讲台背后的市政大楼灯火通明，似乎照亮了广场上的每一个角落。拉宾和西蒙·佩雷斯都增加了保镖人数，计划了紧急情况下的撤离路线。由于之前发生了伊斯兰吉哈德领导人被暗杀的事情，保安工作的焦点集中在了巴勒斯坦原教旨主义者通过狙击手、炸弹或自杀性爆炸进行攻击的可能上。几乎没有人想到犹太人会袭击拉宾。

即便如此，很多在集会现场的人都将那晚的安保工作看作了一个笑话。表演的舞台周围可以随意进出，一名摄影师拿着假通行证竟然通过了台侧工作繁忙的保安人员。在停车场，保安的漏洞就更大了，尽管他们发现了阿米尔，但两名在停车场值勤的新警察认为他丝毫不具有威胁力。即使是部署在那里的便衣警察也没把阿米尔当回事儿，就因为他是犹太人。

当时录下事发现场情况的业余爱好摄影者罗尼·坎普鲁，据他本人事后回忆，他当时就觉得阿米尔看上去像一个潜在的谋杀犯，十分可疑。所以他拍摄了很多阿米尔的镜头。

这些保安系统的漏洞给刺客提供了可乘之机。按规定，拉宾从走下台到向汽车走去时应该有10名保镖跟随，但实际上只有5名保镖在他身边。就这5名保镖在护送拉宾的时候也没有做到全心全意，他们不扫视四周，紧盯着前进的方向。后来，由于负责在拉宾身后注意情况的保镖被拉宾差遣去后面看看自己的妻子是否跟上，这个空子让阿米尔乘虚而入。

即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拉宾穿着防弹背心也许还能减轻些子弹的冲击力，但后来拉宾的妻子莉娅说，并没有人提醒她丈夫要穿防弹背心。

枪击事件发生以后，安保人员的不称职依旧继续。可能由于阿米尔大叫子弹是空包弹，所以安保人员陷入了困惑带来的迟钝中，有好几秒钟拉宾都处于毫无保护的状态。由于临时更换司机，司机并不知道预定的撤离路线，在送拉宾去医院的路上，他竟然选择了一条他能找到的唯一未被堵住的街道，但却走错了方向。最要命的是，事发后，一大群的安保人员没有一个人想到事先打电话给医院，要他们准备好抢救总理。

阿米尔被判终身监禁的第二天，桑姆加委员会说辛贝特曾经是享誉全世界的最佳情报组织，而就是这样一个厉害的情报网居然忽略了犹太极端分子正计划谋杀总理的警告。这对1995年就被任命为辛贝特负责人的卡尔米·吉龙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丑闻。

桑姆加委员会对拉宾暗杀案的调查透露，在阿米尔和他朋友商量了他将要暗杀总理的计划后，其中一个密友将这一计划告诉了他以前在陆军情报部的一个指挥官。该指挥官立刻将此消息报告给了警察，警察又告诉了辛贝特。据说，计划虽被知晓但他们并不知道刺杀者的名字，只是被告知了一些辨认阿米尔的信息。

尽管刺杀阴谋的说法有鼻子有眼，但在12月初，桑姆加委员会还是驳回了所有传闻的阴谋推测，将调查的重点放在了卡普勒对拉宾刺杀现场的业余录像带和许多目击证人的证词上。

最终，委员会认为拉宾的死不是阴谋所致，而是安保工作完全失效造成的。

五 永恒的《和平之歌》

凶手终被绳之以法，在得知凶手是犹太人之后，全世界在震惊中暗暗松了一口气——还好是个以色列人。

是的，假设如果凶手是巴勒斯坦人，那估计人们看到的将是凶残的报复、和平协定的撕裂和民族与民族的战争。因为凶手“幸好”是个犹太人，所以巴以两国领导人才会继续更加积极地推进和平，实现拉宾的遗志；以色列人民才会满怀悲痛，而不是带着种族仇恨出现在拉宾的葬礼上。

在拉宾死后的数小时之内，全以色列人将他升级为国父式的人物，一个安全守护神、和平的化身。数千名以色列人成群结队地前往伊奇洛夫医院，他们手持蜡烛，以痛苦、催人泪下和哀伤的音调唱起了《和平之歌》。成千上万从集会带着振奋心情回家的人们，再一次回到了曾让他们心潮澎湃的国王广场。人们聚集在拉宾的家门外和他在耶路撒冷的官邸，手举写着“我们死去的父亲”“我们爱戴的依扎克”的标语。电视上整夜向全国不间断地播放着哀悼拉宾的节目，以色列的国民对前途的不确定和恐惧更加严重了。

第二天上午，一群学生来到拉宾在耶路撒冷的寓所，在围栏和街沿上有着数千支蜡烛燃烧整夜留下的烛泪。巴里兰大学的学生也情绪沉重地举着“我们谴责”的标语牌聚集在一起追思拉宾。

中午，一辆载着拉宾灵柩的灵车在8名将军的陪伴下缓缓驶出了特拉维夫，向耶路撒冷驶去。下午2点，拉宾的灵柩抵达以色列国会，被安放在装饰着蓝白两色以色列国旗的国会大楼前厅里。拉宾的妻子莉娅及儿孙们站在灵柩的旁边，默默地流泪。西蒙·佩雷斯、最高法院法官、犹太教大教士、外国大使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向拉宾致意。

从白天到夜里，普通的以色列民众形成了不断的人流，带着鲜花、国旗和数不清的蜡烛来到了拉宾的灵柩前。直到次日凌晨，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将国会大厦围得水泄不通。在通往国会山的路上，随处可见小型的、临时凑成的追悼仪式。

在附近的赫兹尔国家陵园中，有一个区域是专门留给该国著名人士的，在靠近前总理梅厄和艾什科尔墓地的地方，就是拉宾最终安息的土地。

周一上午太阳升起的时候，以色列保安部出动了一万人马准备保护数十位从世界各地飞来参加拉宾葬礼的国际要人。约旦国王侯赛因、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等一些曾经是以色列敌人的国家领导人纷纷来到耶路撒冷，送拉宾最后一程。阿拉法特在听到拉宾遇刺的消息后悲痛欲绝，他希望能参加拉宾的葬礼，并用哀求的口吻与西蒙·佩雷斯和拉宾夫人商量，告诉他们拉宾会希望他去的。但由于阿拉法特是一个太有争议的人物，所以出于安全考虑，阿拉法特没有参加葬礼。不过在葬礼的几天后，他来到拉宾的家里做了一次秘密的吊唁。这是阿拉法特第一次访问以色列，一切都在严格保密下进行，等他离开特拉维夫之后，媒体才知道他访问了以色列。

虽然不能亲自参加拉宾的葬礼，阿拉法特还是派出了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出现在了拉宾的葬礼上，他自己则留在加沙的家中观看葬礼的电视转播。下午2点，以色列全国响起了长达两分钟的汽笛声，为死者默哀。在耶路撒冷安静的山坡上，拉宾的墓地旁，拉宾夫人和家人以及各个国家的代表默默站立着，送这位伟人最后一程。在拉宾去世的当晚被推举为代理总理的西蒙·佩雷斯，在葬礼上发表了一篇对拉宾充满爱戴和尊敬的讲话。拉宾是西蒙·佩雷斯多年以来的政敌，但后来几乎成了他的另一半。讲话中他回忆起拉宾被刺、集会前那最后几个小时的情景，他的言语悲痛而沉重。

拉宾安葬的时候，上衣口袋里还装着那首《和平之歌》的歌词，上面沾满了血迹，让字迹模糊不清。拉宾的血覆盖了《和平之歌》，这些血是他生命最后一刻流出的，流到了纸上的字里行间，它成了拉宾最后的和平之歌。

血案卷宗 3 五花八门的失败案例

在众多的政要刺杀案中，不乏失败与流产的例子。在这类故事里，有的惊险——如对戴高乐和穆巴拉克的刺杀，当然里根也可以勉强算上凑数；有的有趣——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中央情报局和卡斯特罗猫捉老鼠的游戏；还有的几乎就是滑稽了——对杜鲁门的刺杀简直就是业余级的，固然有悲壮亦有惊险，但对杜鲁门无疼无痒，典型的“遂使竖子成名”。但对被刺者来说，能免于刺杀却无疑是可喜可贺的，而这当然也是人们愿意去津津乐道的话题。

第十一被害人 戴高乐

被害人：夏尔·戴高乐

国别：法国

身份：法国前总统

刺客：秘密军组织

案情回放：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戴高乐经历了多次由“秘密军组织”实施的暗杀活动，有几次差点命丧黄泉，但最终都安全脱险。

案终陈词：戴高乐，这位传奇般的英雄人物，是法国历史上继拿破仑之后的又一伟人。他凭借坚忍不拔的性格、坚定的爱国情怀和过人的军事天赋，最终成为锋芒毕露的军人政治家和法国的守护神。尽管多次遭到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和极右政客所组织的暗杀，然而吉人自有天相，他每次都幸免于难，这不得不说是上天对他拯救法兰西的奖赏。

一 虎口脱险

戴高乐一生曾遭遇过多次暗杀，尤其是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几次遇刺事件，戴高乐都差点儿命丧刺客之手，可谓惊心动魄。连戴高乐自己形容这几次暗杀时，都称自己是虎口脱险，连说自己实在是太幸运了。

针对戴高乐的暗杀行动均是“秘密军组织”策划并实施的。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戴高乐冲破重重阻力，果断地着手解决阿尔及利亚政治问题。那些顽固坚持“阿尔及利亚属于法国”的殖民军官、极右政客和形形色色的极端殖民主义分子，相继策动街头暴乱、军事政变，试图搞垮戴高乐，最后都惨遭失败。后来这些人联合组成了“秘密军组织”，在法国本土和阿尔及利亚进行大规模的爆炸、暗杀活动，以期阻挠和破坏戴高乐实施阿尔及利亚独立政策。到了最后，该组织最疯狂的计划就是直接对戴高乐下毒手。

第一次轰动一时的谋杀发生在巴黎塞纳河桥畔。

1961年9月18日晚8点15分，戴高乐照例离开爱丽舍宫前往科隆贝的乡间寓所度周末。戴高乐一行车队由5辆汽车组成，总统专车内坐着戴高乐和夫人以及副官泰塞尔上校，另外4辆坐着随行的警卫。由巴黎到科隆贝的行车路线主要有4条，为了安全起见，一般会临到出发前才能确定走哪条路线。不过，由于戴高乐的时间安排很有规律，这样一来暗杀分子就很容易能推算出他的具体行程安排，包括每月4次去科隆贝的具体时间和他的行车路线。

那一天，浩浩荡荡的车队行使在19号国家公路上，在越过塞纳河桥约600米处时，在一个沙堆旁突然发生了强烈的爆炸，公路上顿时升起一道高高的火网，戴高乐的总统专车遭受到了一股像龙卷风似的火焰的袭击。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司机大吃一惊，火光照得他两眼发花，不过关键时刻他仍镇定沉着，一下猛踩油门冲过了火网。车队在几百米外停了下来。总统专车的右前灯严重损坏，但戴高乐安然无恙。他从容地走下车来，询问是否有人受伤，然后轻蔑地摇摇头说：“一群十足的笨蛋！”然后和夫人换乘另一辆车重新上路了。

后来经警方查证，炸弹是由“秘密军组织”的一个爆破专家制作的，是一个装有45公斤塑性炸药的丁烷瓶子，由电动装置引爆，爆炸时瓶子的碎片可以击中百米内的任何人，释放出来的火焰可以把汽车烧毁。炸弹就埋在那个沙堆里，引爆用的引线一直拉到400米外的树林里。警方认为，这次暗杀行动之所以失败，原因是引爆装置安装不当，另外，制作炸药的人没有把炸药片揉匀，导致只引爆了三五公斤的炸药，其余的全被喷洒出来，这样一来，炸弹爆炸后所产生的爆炸威力就被大大减弱了。

戴高乐就这样躲过了一劫。

1962年5月4日，“秘密军组织”首领萨朗派驻法国的全权代表安德烈·卡纳被捕后，原先整体的“秘密军组织”开始趋于分解，形形色色的联络网和行动小组越来越各自为战。实施暗杀戴高乐的计划也往往由各个行动小组分散进行，其中最为活跃的就是巴斯蒂安·蒂里为首的别动队。此人神出鬼没，策划了一系列暗杀戴高乐的行动，被警方视为最危险的对手。

5月17日，戴高乐去法国中部巡视，“秘密军组织”别动队密谋在戴高乐结束巡视从利摩日返回巴黎的途中炸掉总统专列。他们意图把装有雷管的丁烷气体瓶放在铁轨下面，等专列经过的时候引爆。按照他们的设想，届时会有10个气体瓶同时爆炸，爆炸的威力会造成火车脱轨。他们甚至还考虑好了，如果总统命大没能在爆炸中丧命，那埋伏在附近的杀手也可以趁火车脱轨的混乱之机杀掉戴高乐。

5月23日，总统专列从铁路安全经过却没有发生爆炸。这是怎么回事？

事实上，后来一些养路工确实在铁轨沿线的枕木下发现了长达500米的电缆，不过却没有发现炸药和引爆装置。据估计，这很可能是因为保安人员看得紧，导致爆炸品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安装完成。更重要的原因是警方根据内线提供的情报，逮捕了专程从阿尔及尔赶来执行暗杀任务的别动队头目路易·布朗希，查获了包括丁烷气体瓶和配套雷管在内的一批武器炸药。

戴高乐又一次幸免于难。

炸毁总统专列的计划失败，“秘密军组织”还是贼心不死，又做了一个备用的暗杀计划。

5月23日，戴高乐返回巴黎以后要去爱丽舍宫接待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秘密军组织”筹划利用这一机会暗杀戴高乐。按照传统礼宾的安排，当外国元首座车开进总统府大院停下时，戴高乐总统会出现在台阶上。贵宾走出车门到登上台阶大概需要几十秒钟，这期间总统一直站在台阶的最高处，那是一个绝好的狙击点。于是，“秘密军组织”制订了代号为“岩羚羊行动”的暗杀计划。但是巴黎警察局事先得到了消息，及时逮捕了杀手，这一暗杀计划再次化为泡影。

“秘密军组织”密谋刺杀戴高乐多次失手，他们决定进而策划更大规模的暗杀行动。

1962年8月22日，戴高乐经历了人生中最为惊险的一幕。

那天是巴黎少有的热天。居民们大都在海滩或山地避暑休假。但是星期三下午的内阁会议是雷打不动的，戴高乐特地从科隆贝赶来主持会议。

内政部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情报表明，“秘密军组织”正在策划一次大规模的刺杀行动。戴高乐夫人担心丈夫的安全，坚持要陪他一起去巴黎。于是，戴高乐偕同妻子，以及正在科隆贝休假的女婿、总统副官德布瓦西厄上校一同前往巴黎。这一次的警卫事先进行了部署，安保措施都加强了。

自从塞纳河桥暗杀事件发生以后，戴高乐往往是先乘直升机到巴黎郊区的维拉库布莱机场，然后再换乘汽车奔赴爱丽舍宫。这一天，戴高乐下飞机后，直接选择了最近的路线进城。当时，“秘密军组织”成员已准备在戴高乐的必经之路马恩大道上刺杀戴高乐，但是由于沿途车辆拥挤，杀手们耽搁了几分钟，等他们赶到的时候，总统车队已经风驰电掣般地从他们面前消失了。

戴高乐躲过了一劫，但惊险的事情还在后面等着他。

内阁会议开得比以往都长，到傍晚时分部长们才纷纷从爱丽舍宫走出来。

不到10分钟，院子里的汽车都走完了，只剩下戴高乐乘坐的防弹汽车孤零零地停在院子里。7点45分，戴高乐和妻子、女婿一起走出爱丽舍宫，准备返回科隆贝。在内阁会议上，内政部长弗雷汇报了有关谋划刺杀戴高乐的最新情报，也许是因为来的时候一路顺畅，戴高乐这一次没有放在心上，会议也没有做出加强安保措施的决定。所以，在回科隆贝的路上，总统车队中只有一辆警卫车和两辆开道的摩托车。

车队驶出爱丽舍宫，很快开到了克雷蒙梭广场，驶向有名的亚历山大三世桥。“秘密军组织”的观察哨看到车队越过塞纳河，就断定车队将走306号国家公路取道解放大街前往维拉库布莱机场，于是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这次暗杀行动的现场指挥——巴斯蒂安·蒂里。蒂里立即组织实施预定的第一方案，在解放大街精心布置了伏击火力网，还在附近停靠了一辆雷诺轿车，在车内，有两个手持轻机枪的杀手。

另有一辆雪铁龙轿车停在离雷诺车200米远的解放大街和森林路交叉处，这是第二个火力点，车内有3名端着冲锋枪的杀手。第三个火力点是雪铁龙车后面的一辆标致轿车，里面也坐着3名带着冲锋枪的杀手。车上还备有手榴弹和塑性炸药，一旦总统专车遭枪击动弹不得，就马上实施爆炸。

8点5分，蒂里远远地看见一辆雪铁龙轿车飞驰而来，他猜测这就是总统专车了，不过对于没有看见开道的摩托车他感觉很意外，于是想核对一下车号。但天色已晚，一时看不清，等到看清的时候，专车已经从他身边疾驰而过。他慌忙发出信号，告诉埋伏好的杀手们猎物已经走进了精心设计的伏击圈里。

霎时间，雷诺车后面的两扇门突然打开，子弹像雨点般向总统专车迎面洒去。坐在前排的德布瓦西厄果断要求司机不要停车，一直往前开。司机马鲁紧握方向盘，向大街尽头的交叉路口冲去，很快超过了雷诺车。落在后面的雷诺车紧追不舍，机枪和冲锋枪继续向总统专车背后射出一排子弹。与此同时，埋伏在前边路旁的雪铁龙和标致车上的另两组杀手又接着向总统专车猛烈开火。这时，总统专车的防弹玻璃被打破，戴高乐急忙弯下身子，就在这一瞬间，一枚子弹从他头上几厘米处擦过。坐在前面的德布瓦西厄的坐椅被打穿，裤子也被划破。

杀手们总共射出了150多发子弹，其中14发命中总统专车。密集的子弹把专车的两个轮胎射穿。尽管内胎是自动封闭式的防弹内胎，但是轮胎气压突然下降，使汽车在行驶中摇摇晃晃，剧烈颠簸了起来。弹痕累累的总统专车以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冲出了杀手们的包围圈，开到了勒珀蒂·克拉玛的交叉路口，甩开了伏击手，一直颠簸着开向机场。

车内，戴高乐及其夫人浑身上下都是玻璃碎片，戴高乐的手也被扎伤了。

令人惊叹的是，受到如此猛烈的枪击，戴高乐夫妇均没有中弹，奇迹般地安然无恙。

“秘密军组织”的暗杀计划又一次失败了。

“秘密军组织”并不甘心，随后又组织了多次针对戴高乐的暗杀计划，其中有案可查的就有15次，情节离奇比之于惊险电影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每次戴高乐都能化险为夷，顺利地避过杀手，堪称奇迹。

直到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这位伟大的“幸存者”在科隆贝寓所病逝，针对他的所有谋杀阴谋才终于没了用武之地。

二 军人荣耀

戴高乐一生是传奇的，作为一名举世闻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首任总统，除了那些“虎口脱险”的经历，他更有着别样的精彩。

夏尔·戴高乐，1890年11月22日出生在法国北方边境城市里尔的一个世代殷实的下层贵族之家。这个家庭有着恪尽职守、为国效忠的传统。他的父亲是耶稣会学校的教师，曾参加过1870年的普法战争，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言必称法国，是个十足的保皇党人。他爱上帝、爱祖国、爱国王，对童年的戴高乐影响很大。

小时候，戴高乐经常听父亲讲述巴黎被德国人包围时他负伤的经过，听母亲回忆外祖母得知巴黎元帅率领全军投降消息时伤心落泪的情景。在家庭的熏陶下，戴高乐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埋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也养成了他坚强、不服输的性格。

除了家庭的教育外，戴高乐还受到了一些进步作家和政治家的影响。戴高乐童年时期最喜欢诗人罗斯丹的作品。在他10岁生日那天，父亲带他去看罗斯丹的《小鹰》，戴高乐被这部爱国主义戏剧深深迷住了，一回到家就说要当兵。戴高乐在青少年时代崇拜起了著名的文学家和爱国者佩居伊，佩居伊将法国看作母亲，儿子要为母亲效劳的爱国主义思想深深影响了戴高乐。

戴高乐从小就喜欢博览群书，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作家和政治家的作品。他对法国哲学家伯格森的作品十分喜爱，当时的伯格森被称为思想自由的代表、直觉主义的捍卫者，他提倡一种“思念法兰西”的教育和对伟大个人命运的坚定信念。他成了戴高乐这位很早就想脱离凡俗的年轻人心中的武器和旗帜。当戴高乐成为军事理论家和政治实践家的时候，他还常常以伯格森为动力。

历史小说和名人传记也对富于幻想的少年戴高乐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在父亲的指导下，他不仅从历史中认识过去，也学着如何从历史中展望未来，为此，他阅读了大量历史作品，尤其对战争史和战斗英雄的故事十分感兴趣。从那些历史和英雄人物身上，戴高乐看到了作为军人的荣耀，作为法国人要肩负的责任，那就是振兴法国。

其实在戴高乐出生后不久，法国就发生了使全国陷入分裂的“德雷菲斯冤案”，军队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能得到“人人都赞赏的神圣东西”，很多军官都痛苦地离开了军队。不过戴高乐从小就立下了报效祖国、重振法兰西的宏愿。14岁那年，在反军浪潮席卷整个法兰西共和国的时候，戴高乐便有了从军的打算。在他看来，军队捍卫着边疆，捍卫着祖国，所有法兰西男儿都应该将军人视为最伟大、最荣耀的职业。

1910年，18岁的戴高乐考入了圣西尔军事学校，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20岁那年，他以第13名的成绩从圣西尔毕业，并被授予少尉军衔，奉命奔赴阿拉斯步兵第33团供职。这个团的团长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贝当上校。戴高乐在军事上颇有见解，受到贝当的赏识，一年后晋升为中尉。在军队期间，他没有得到下级军官的认同和爱戴，因为他们认为他总是对那些“和他无关”的事情太过热情。但在团队里他却得到了普通士兵的赏识，因为他平易近人，而且总是将新兵军事手册背得滚瓜烂熟。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戴高乐在比利时境内迪南参加战斗时负伤。他在异常危险的情况下执行对敌军阵地的侦查任务，因为任务完成出色而受到了表彰。1915年3月，戴高乐在香巴尼前线再次负伤，后被提升为上尉。同年10月，他受命指挥33团10连，不久要求参加凡尔登之战。次年3月，德军重炮猛烈轰击法军阵地，戴高乐身负重伤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的上司和战友们都以为他已经战亡。已经晋升为将军的贝当亲自追授戴高乐一枚十字勋章，并给予通令表彰。

然而实际上戴高乐并没有死，他受伤后被德军俘虏，在战俘营中被囚禁了两年零八个月。他曾5次试图越狱潜逃，在第二次逃跑的时候，他偷穿上了德国军装，可由于它并不合身，很快就被德军发现了。他连续被换了5处俘虏营，最后被送到了被常驻犯人称为“空中小姐客栈”的9号城堡战俘营关押。

在9号城堡战俘营里，戴高乐结识了其他一些逃跑未遂的勇敢人物，其中有雷米·鲁尔，此人后来成了《时报》的专栏作家，经常撰文支持戴高乐；贝尔热·莱弗罗尔，未来的戴高乐著作出版商；卡鲁特少校，他在1940年任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最早响应了戴高乐将军对全体法国国民的号召。在9号城堡战俘营里还关押了200多名军官，有法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在俄国军官中有一个名叫图哈切夫斯基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后来成功逃出了战俘营回到了祖国，并在多年后成了苏联红军元帅。

两年多的监狱生活会让人沮丧，不过戴高乐非但没有如此，反而斗志昂扬，自告奋勇地给狱友们讲授战略学，在讲课中他高度赞扬了坦克的出现在军事史上的决定性意义。同时，他还做了大量笔记，这些笔记后来构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的基础。关于在狱中的表现，戴高乐的狱友雷米·鲁尔感慨道：这位冷漠的年轻人有着坚强的意志，他善于克制自己的精神危机和感情冲动。他身上，有着法国人的沉着、理智和自我克制的优点。

非人的囚犯生活磨炼了戴高乐坚强的意志，他在日记里写道：“战争会让人感到害怕和屈辱，但并不能改变人们的心灵。恐惧早晚会被忘掉，人人都将高声赞扬那些保卫祖国、保卫家园、捍卫和平的勇士！”

1918年11月1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戴高乐重新获得了自由。

三 政途路上不孤单

戴高乐从战俘营获释后，回到了卢瓦尔河别墅，和在那里等待他两年多的家人团聚了。然而，家庭生活的欢乐和舒适并不足以补偿那失去的良机，戴高乐虽胸前佩戴着象征最高荣誉的十字勋章，但眼里仍旧透露着些许沉重，因为他要的远不止这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但是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又组织了对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干涉。戴高乐应招前去华沙同苏联红军作战，他在那里参加了一次战斗，就被波兰军事学院聘为教官，负责教授战术学。他和以往一样认真从事教学工作，但却完全摆脱了他在国内所受到的种种束缚，享受着“华沙的自由生活”。

在那里，丰厚的军官酬金让他过着贵族般的生活。他出入高级餐厅，并涉足波兰社交界的第一流沙龙，还曾与一位伯爵夫人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并为了这个体态娇小、性情活泼的美人与一名波兰军官争风吃醋，进行过决斗。

1920年10月，波兰前线战事结束，戴高乐回巴黎度假。他没有料到，这次度假让他邂逅了自己一生的伴侣伊冯娜。

丹坎夫人是戴高乐夫妇的媒人，她是风月场上的老手，也是上流社会穿针引线的“红娘”。她与戴高乐在孩提时代就认识，并一直与戴高乐相好。后来她搬到加来，结识了当地有名的饼干制造商旺德普一家。丹坎夫人为旺德普家的女儿伊冯娜曾介绍过一个将军的儿子，但因为这位青年是军官，伊冯娜不愿意嫁给军人，所以婚事便不了了之。戴高乐回国后，丹坎夫人见他一表人才，讨人喜欢，没准能改变伊冯娜对军人求婚者的态度进而缔结良缘，于是，她向旺德普夫人谈了自己的想法，引起了夫人的好奇心。

戴高乐与他一生的伴侣伊冯娜。

在丹坎夫人和旺德普夫人的精心安排下，戴高乐和伊冯娜在一家餐馆“巧遇”了。丹坎夫人为他们做了介绍。过了不一会儿两个年轻人就热络地聊了起来，他们谈到了在“清秋沙龙”展出的罗斯丹的画像，赞叹画上人物的惟妙惟肖。罗斯丹是戴高乐最喜爱的诗人之一，他抓住机会炫耀了一番，显示他熟谙罗斯丹的诗作。戴高乐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大段大段地背诵了这位诗人的诗句，伊冯娜听得十分入迷。伊冯娜回家后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向母亲倾吐了她对这位青年军官的好感。她觉得戴高乐是一位惹人喜爱的好青年，不但知识渊博，还很有绅士风度。

这次会面以后，旺德普家邀请戴高乐赴茶会。戴高乐上尉把他的军帽、手套和手杖都放在两膝上。当他想往这一堆东西上再放一个茶杯的时候，竟笨手笨脚地把茶水洒到了伊冯娜的衣服上。但是，伊冯娜已经坠入了情网，对于这些小事已经不会放在心上，她微笑着替戴高乐解了围。一周后，这对情侣在凡尔赛宫再度相逢。那天，巴黎工艺学院正在那里举行盛大的晚会。在舞会上，戴高乐向伊冯娜求婚，她同意了。1921年4月7日，在加来圣母院教堂里，戴高乐和伊冯娜举行了婚礼。

戴高乐和伊冯娜相濡以沫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无论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艰苦时代，还是在戴高乐担任总统期间，他们始终相亲相爱，同舟共济。

伊冯娜性格文雅，举止大方，待人温厚，对戴高乐的事业非常支持。人人都说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又是一位典型的军官夫人，在法国享有很高的威望。伊冯娜不喜欢官场生活，对她来说爱丽舍宫是不得不套上的“枷锁”。尽管如此，她并不逃避爱丽舍宫主妇应尽的职责。她只做她分内的事，从不逾越。她在家里制定规矩，并言传身教，从来不是那种爱发号施令的总统夫人。在国事方面，伊冯娜很少参与。她对公众的好奇心和摄影记者的冒昧行动很不习惯，在外国元首来访的时候，她总是尽量避免陪伴他们的夫人，转而让总理夫人陪同。

戴高乐一家十分谨慎，他们要求自己的家人必须具备谦逊和无私的美德。

戴高乐入住爱丽舍宫后，伊冯娜叮嘱礼宾他们不经她的许可，不能邀请她的任何亲属进宫。如果有亲属要见戴高乐将军，他们必须事先提出要求。

伊冯娜十分关心戴高乐的事业。她和戴高乐相亲相爱，无论环境、政局如何变幻，他们总是并肩站在一起，同甘共苦。正如她所说的那样，越是环境艰难，对一个赴汤蹈火的英雄来说，越需要爱情的支持和灌溉。

戴高乐确实是幸运的，在那不带任何温情，甚至可以说是凶险嗜血的政途路上，他不是孤身一人，能有这样一个贤内助恐怕是他这一生最大的幸运。

四 在保守中被埋没

在与伊冯娜缔结良缘之后，戴高乐辞去了波兰军事学院的职务，回到法国。1921年10月1日，戴高乐被调去圣西尔军事学校担任军事副教授。这时的戴高乐已经31岁了，在军事生涯中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成就。像他这个年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已经征服了半个世界，拿破仑也当了好几年的将军，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奥什已经有4年大元帅的历史可以回顾了。而此时，戴高乐仍是上尉军衔。戴高乐唯有感叹能让他发挥军事才能的机会太少了，不过他决心在现有岗位上勤奋工作、潜心钻研，在军事科学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戴高乐性格刚强、办事认真，但他性格倔强，因此和周围的人相处得并不融洽。不过，很快戴高乐的演说才能在军校中有了用武之地，初露锋芒的他在学校里拥有了众多的听众。作为一名导师，在讲战史和战术的时候，他的幽默健谈、知识渊博使他的讲话极具说服力。此外，他还善于模仿，讲课时声情并茂，时常引得学生们哄堂大笑。

军校教官生活虽然安逸而有趣，还颇有些成就感，但戴高乐想要的不是这些，他认为他有更多的东西要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于是，他决定再当一次学生。

1922年11月戴高乐考入了法国军事学院。在这里，他刻苦学习，埋头于新军事学的研究，认真总结一战中的经验教训，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的这些看法和军事学院的院长穆瓦朗上校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穆瓦朗上校的战术思想是形式主义的，他认为一个司令官的职责就是制定最详细的作战计划，并不管任何情况都坚持按计划行动。可是戴高乐却拒绝接受这种先验论。穆瓦朗还自认为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认为炮火的威力有利于防御，而使发动进攻的代价惨重。然而戴高乐却深信，下一场战争将是坦克的天下，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必然将战争推向运动化。

1924年6月17日，戴高乐在一次演习中率领高度机动的地面部队，以闪电式的进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这次演习中，他运用自己的理论彻底推翻了穆瓦朗的消极防御理论。让院长更为难堪的是，戴高乐拒绝回答穆瓦朗上校提出的任何问题，而是让一个战术演习中的下属来回答。这种傲慢的举动激怒了穆瓦朗，也让全校师生大为震惊。

这次演习之后，戴高乐名扬全校，但也引发了一场针对他结业成绩的辩论。评委会认为，戴高乐是一位天赋极高的军官，他拥有非凡的记忆力、渊博的知识、果断的作风和迅速判断形势的能力，但是多数委员认为他难以共事，自命不凡，不听批评，甚至不愿意和别人商讨问题。因此，大多数委员坚决表示最多能给戴高乐评一个三等，最后经过副院长迪菲厄将军给委员们反复做工作，才给戴高乐评了一个二等。

戴高乐听到这个消息暴跳如雷。因为这次评定对学员的分配至关重要，如果戴高乐的成绩是一等，他就会被调到自己向往已久的总参谋部作战计划局，把他研究的战术和战略思想付诸实践。最后他被派送到了运输供应局工作。戴高乐认为，这是对他那不受欢迎的独立精神的一种侮辱性的惩罚。

法国军事学院的评判虽然伤害了戴高乐的自尊心，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继续发愤图强。在美因兹军区后勤部，他有机会在自由的条件下重新研究德国的军情和国情，同时，他也有机会根据机械化战争的观点就创建机动装甲部队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从离开军事学院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以后，戴高乐一直利用闲暇时间核对和改写他在狱中记下的笔记，其成果就是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终于在1924年出版了。这是一部思想严谨、分析深刻的军事著作。在这本书中，戴高乐通过自己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亲身体验，对德国国情、军情和民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的出版，大大提高了戴高乐上尉的声誉。1925年10月，贝当元帅下令委任戴高乐为他的幕僚。这时贝当已经是最高军事委员会议副主席和三军首脑的法军总监了，他急需一些年轻有为的军官辅佐他。成为元帅幕僚的戴高乐来到总部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根据工事和要塞在法国国防中的作用问题写一篇研究报告。尽管这是给静止防御的理论寻找依据，和自己所主张的运动战原理大相径庭，但他还是迅速而出色地完成了这篇报告。贝当元帅对戴高乐上尉的工作很满意，他认为法国军事学院对戴高乐的结业评定是不公正的，是该给他平反的时候了。在贝当元帅的命令下，法国军事学院组织了一轮讲座，由戴高乐主讲，贝当主持。

一个小小的上尉，竟然应邀回校讲学是前所未闻的。戴高乐还选择了领袖人物的品格作为讲座的主题，这简直是蓄意污辱。1927年4月7日，戴高乐的演讲犹如一颗炸弹在法国军事学校轰然爆炸了。他在讲完第一讲《战争行动与领袖人物》之后，在场的很多人感到愤慨，他们都在猜测戴高乐所精心描绘的，那些具备各种各样美德的领袖究竟是指谁。第二讲是《领袖人物的性格和纪律的含义》，其中有些指桑骂槐的意味，引得很多领导怒不可遏。第三讲《威望》则让不少人出现了厌烦的表情。尽管此次演讲的内容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甚至还引来了一些人的愤怒，但却让戴高乐出尽了风头。

1927年，戴高乐晋升为少校，奉命指挥第19步兵营，驻防德国莱茵河地区的特黑尔。按惯例，这种精锐部队的营长只有当过轻步兵的优秀军官才能担任，步兵总监马泰将军为了培养戴高乐违背了这一传统，他认为戴高乐就是未来的大元帅。

戴高乐在莱茵区按规定供职两年期满后，于1929年底调往驻扎在近东的部队。1931年，戴高乐从近东调回法国，在贝当元帅主持的最高国防常设委员里担任秘书一职。他接受的第一桩差事就是与伊冯少校合作，撰写《驻地中海东部地区部队的历史》。此后，他又受命就战时动员和组织国家人力与物力问题作一研究。

戴高乐一直在抛弃旧观念、接受新思想，他坚持认为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拥有最精锐装甲部队的一方将取得胜利。对于自己的见解，他不顾别人的不理解甚至敌意，以坚韧不拔的勇气坚持建立机械化部队的主张。但此时的法国已经陷入了厌倦、消沉和悲观失望的情绪中，政权极不稳定。

为了唤起法国公众的国防意识，警惕日益增长的外来危险，戴高乐和几个朋友主张写一篇爆炸性的文章。1933年5月10日，戴高乐一篇名为《建立职业军》的文章发表在了《政治与议会评论》上，文章分析了法国在战争中的优势和劣势，并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由10万人组成的机械化装甲职业军。此时希特勒已经上台3个多月了。戴高乐和他的知己们对这篇文章寄予了厚望，但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文章除了使军界统治阶层大为恼火外，影响微乎其微。

6年之后，德国军队进攻法国的事实证明戴高乐的建议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法国最高统帅部贝当、魏刚等高级将领年事已高，思想比较保守僵化，身边又没有干练的辅佐之材，并没有采纳戴高乐的建议。20多年前，贝当是一个拥有独立的性格，比较能接受新思想，并敢于提出新建议的人，然而1934年的贝当已经78岁了，尽管身体还很健康，但他的思想已经僵化，注意力很难集中，接受新思想的能力也减弱了。

当年的贝当是戴高乐心目中的英雄，而此时，他已经成了法兰西民族不可饶恕的千古罪人。贝当在担任陆军部长期间，在提高法军抗击德军的能力方面毫无作为，而此时德国却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并准备大举进攻法国。本来贝当确实想让戴高乐充任自己的幕僚，但由于身边人的阻拦，而改变了主意。戴高乐无权无势，只能不停游说。

1934年6月，戴高乐结识了两位政治家，一个叫加斯东·帕莱夫斯基，一个叫保罗·雷诺。帕莱夫斯基后来成了忠实的戴高乐派元老，而雷诺成了坚定为戴高乐主张辩护的一位议员。就在戴高乐认识雷诺的时候，国民议会正就防务问题进行辩论，虽然爱德华·达拉第政府已经在骚乱中倒台，但达拉第本人依然左右了这次辩论。达拉第看起来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并对担任陆军部长一职很有兴趣，但他却把精力放在执行一项软弱的绥靖政策上，主张防御性战略，鼓吹构筑要塞工事，即马其诺防线。

雷诺作为一名国会议员，并没有附和达拉第，而是站在了戴高乐一边，这无疑增加了戴高乐说服议会的筹码。但直到一年后，雷诺才找到机会为戴高乐的观点进行辩护。雷诺虽然振臂高呼，但响应者寥寥无几。当时法国政界、军界一些领导人目光短浅，害怕战争，他们对德国法西斯分子一味迁就，妄图将祸水东引。他们错误地认为退让可以求和，妥协就可以避免战争，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欧洲正迅速地走向战争。

在战后法国的军队组织中，最高军事机构是军事委员会，由陆军部长担任主席。军队没有总司令，指挥权由兼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总监和总参谋长共同担任。军事委员会本身包括全体元帅，都是在大战期间指挥过一个军或者一个集团军的将军。魏刚将军认为这样的选择方法保证了军事委员会的称职，实际上这种领导班子的组成助长了军事委员会的思想僵化。

一战中，法国军界的显赫人物是霞飞、福煦和贝当，他们都是法国元帅。

一战后，霞飞曾短时间担任过设防区研究委员会主席，不过在1922年便辞职了。福煦担任协约国军事委员会主席，负责实施《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他虽然出席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但在审议问题的时候没有特别权力。福煦和霞飞都已年逾古稀，他们对法国军事组织和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贝当却因比他们二人小两岁而精力充沛。在整个20年代，贝当一直任总监兼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陈旧的军事理论和僵化的思想体系给法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唯一值得这些老将们夸耀的是，他们用巨额军事投资修建了一条马其诺防线。这条防线耗资25亿法郎，但最后却没有真正地起到军事屏障的作用。几十亿资金用来建造一个实际作用不大的防线，而不是用来发展空军，让戴高乐匪夷所思，也气愤异常。

尽管戴高乐多次呼吁“加强国防，警惕德国军国主义重新崛起”，但是法国当权派无论是政界还是军界都无动于衷。法国外长白里安说只要他担任外长，法国就不可能遭到炮轰。可是国际形势使他的豪言壮语变得越来越空洞。经济衰退波及全欧，希特勒上台后一边大谈和平，一边撕毁《凡尔赛和约》，积极扩充军队。但德国的疯狂扩军备战除了得到法国、英国的空洞警告外，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惩罚。

没有得到惩罚的希特勒更加肆无忌惮。1936年3月，希特勒命令3个营国防军，以奇袭行动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按照《洛迦诺公约》的规定，法国有权对德国进入这个非军事区采取军事行动，而英国也有义务武装支持法国。然而当法国外交部长请求英国支持法国在莱茵兰采取军事行动时，却遭到了拒绝。英国不愿意冒险引起战争，而法国在权衡利弊之后，也决定对希特勒的入侵视为不见。这个小小的试探性的胜利大大增加了希特勒在国内的声望和权力，为他日后在欧洲寻找侵略的新机会打开了道路。

而戴高乐知道，那对法国来说，却正是末日的开始。

五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就在希特勒出兵占领莱茵兰不久，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开进了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此后，国际联盟正式屈服，取消了对意大利的制裁。1936年7月6日，佛朗哥在西班牙发动了军事政变，西班牙内战爆发。这件事使法国的边界上有了第三个不友好的法西斯国家。10月份，德意在柏林签订秘密协议书。这样一来，希特勒不仅一手打破了《凡尔赛和约》的桎梏，靠虚张声势占领了莱茵兰，还完全打破了最初的孤立状态，结交了墨索里尼和佛朗哥这两个忠实盟友，又使波兰脱离了法国的影响。

1938年3月11日，希特勒以应奥地利政府紧急请求德国派军队维持秩序的名义，武装占领了奥地利。在这一紧要关头，法国和英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当时法国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直到德奥合并后，法国才组建了莱昂·勃鲁姆政府。

希特勒占领莱茵兰、吞并奥地利之后，胃口越来越大，他的下一个征服目标就是捷克斯洛伐克。面对着德国咄咄逼人的架势，戴高乐和他的朋友心急如焚，但百般呼吁无效。当时的法国政局不稳，政府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法国在一切外交事务中以热衷绥靖政策的英国马首是瞻。勃鲁姆政府没有坚持多久就下台了，爱德华·达拉第上台执政。达拉第曾在1933和1934年两度出任法国总理，此次担任总理后，采取反共立场，执行纵容法西斯德国侵略的绥靖政策。英法两国的绥靖没有换来希特勒的适可而止，反而助长了希特勒的嚣张气焰，更加肆无忌惮地打起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意。雷诺、戴高乐等人得到情报说捷克斯洛伐克将在9月下旬遭到进攻。就在战争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加紧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罪恶活动，臭名昭著的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阴谋就此开始。

由于戴高乐爱提意见，被认为是个“刺头”，就在慕尼黑会议之前，他被调往梅斯地区担任坦克团的上校团长。这次工作调动名义上是提升实际上是一次流放。过了几个月，戴高乐又从梅斯调动去阿尔萨斯，负责指挥第五集团军的坦克部队。这时的戴高乐一面抓紧训练部队，一面静观局势。当时战云密布，尽管达拉第等人热衷绥靖，但戴高乐心里却已经准备打仗了。鉴于剑拔弩张的国际形势，法军参谋长甘墨林在戴高乐等中级军官的促使下，向达拉第提交了一个应急备战计划。而达拉第却以花钱太多为由拒绝了这个提议，结果在慕尼黑会议的前几个月中，法国的军备计划没有什么扩大，远远不能适应当时战争形势的发展。

9月30日，《慕尼黑协定》正式签署，捷克斯洛伐克在敌人和“盟友”的双重压力下，向慕尼黑的决议屈服了。《慕尼黑协定》对德国来说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对法国来说却是一个灾难。法国的统治集团由于政治目光短浅，居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法国在欧洲的军事地位毁了。原来法国有100多个正规师，而且还同东欧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小国建立了同盟，这些国家加在一起的军事力量是足以制服希特勒的。慕尼黑会议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了，原部署在坚固山地工事中的35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捷克部队，牵制着比这个数目要大的德国军队，现在法国军队失去了这支力量，无异于失去一个肩膀。法国失去的还不止这些，慕尼黑事件后，法国在东欧的盟友有谁还会相信法国的信誓旦旦，还会和法国结盟？这些国家都争先恐后地想在还为时不晚的时候，同希特勒搭上桥，谋求保全自己，免遭大害。

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等于占领了当时东欧最大的军工厂斯科达，大大加强了德国的战略地位，增强了它的战争实力。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按说张伯伦、达拉第应该接受教训了，但他们仍然执迷不悟。

1939年9月1日，150多万德军大举越过波兰过境，分北、南、西三路开往华沙。英法迫不得已，于9月3日对德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张伯伦、达拉第所推行的绥靖政策彻底破产。

英法匆忙对德宣战以后，从双方力量对比上看，英法占有一定优势。但是由于英法没有做好战斗准备，而且不想真正打仗，行动上磨磨蹭蹭，到波兰战争结束3个星期后，英国才派了4个师登陆法国。法国军队的出动实际上也只是一种军事示威性质，完全是防御性的。在背地里，他们还想通过美国政府出面“调停”，幻想停战。

在希特勒疯狂进攻波兰的时候，戴高乐率部驻守阿尔萨斯，远离决策中心，深感失意。他看到德国运用装甲部队对波兰进行的闪电战所向披靡，便于1939年11月写信给总参谋部，和以往一样毫不含糊地阐述了装甲部队的效能。总参谋部看了这封信，但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940年1月，戴高乐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写了一篇题为《机械化部队的产生》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戴高乐将法国和德国的战斗力进行了对比，并把德国强大的原因归于它的机械化力量。而法国摆脱软弱地位的唯一方式就是尽快建立一支新式军队，与英美合作，实现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从而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但是，戴高乐只是白费笔墨，他的建议又一次被那些短视的将军和政治权贵们否定了。

继波兰之后，希特勒的侵略魔爪又伸向了丹麦和挪威。丹麦在德国的武力威胁下无条件接受“德国的保护”，而挪威却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希特勒最终还是征服了挪威。

由于英法出兵挪威大败而归，达拉第政府于1940年3月21日倒台。雷诺应勒布伦总统的邀请组阁。虽然达拉第下台，但他并没有离开内阁。激进社会党把达拉第留在战时内阁作为合作的条件，雷诺无奈，只有再次任命达拉第为国防和陆军部长。

刚听到雷诺上台的消息，戴高乐喜出望外。雷诺是唯一热忱支持过戴高乐机械化战争主张的政治家，他上台后，立即邀请戴高乐去巴黎，并要他起草了向议会发表的第一个声明。3月23日，雷诺一字不改地宣读了这篇声明。

就在戴高乐以为雷诺会坚定不移地推行自己的计划时，一系列的打击让戴高乐大失所望。雷诺本想让戴高乐在新成立的军事会议任副国务秘书，结果遭到了激进社会党的强烈反对。达拉第甚至不惜以辞去内阁职务相要挟。雷诺不愿意冒新政府垮台的危险，惋惜地撤回了对戴高乐的邀请。迫于党派政治的需要，雷诺不得不任用了一些与他政见不同的人。雷诺虽是主战派，却受到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的包围，处处受到制约，很难开拓抗战的新局面。

失望的戴高乐回到了驻地，但甘默林将军召见了他，要求他把现在装甲师的数目翻一番，从两个师增加到4个师。戴高乐以上校的身份受命指挥第四装甲师。该师将于5月15日成立。对于这一任命，戴高乐感到十分荣幸，但仍是高兴不起来。

1940年5月10日，德军突然入侵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一场大的灾难就要降临法兰西了。戴高乐预料要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40年5月15日，一支在数量、机动性和打击力量等多方面都是空前强大的坦克部队从德国边境出发，大规模向法国北部开进。

面对铺天盖地的德国现代化机械部队，戴高乐受命指挥的第四装甲师尚未成立，人员和坦克都得从分散在各地的部队调集，然后归他指挥。直到两日后的拂晓，才有3个坦克营调集到戴高乐这里。3个营在戴高乐的指挥下，立即投入了战斗。虽然戴高乐率领士兵奋勇杀敌，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坦克部队又缺乏战斗经验，很快戴高乐的部队就精疲力竭、无能为力了。局势难以挽回。

6月1日，副总理兼国家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魏刚召见了戴高乐，想征询一下他的意见。但魏刚对戴高乐保卫巴黎和阻敌南进的详细计划并不感兴趣，而是列举了一大堆条件，认为没有这些条件战争将无法取胜。戴高乐很是无奈，怀着沉重的心思回到了部队。

相对于法国的节节败退，英国军队在处境艰难、异常绝望的情况下，创造了海上突围的奇迹，那就是敦刻尔克大撤退。6月4日，英国首相丘吉尔针对敦刻尔克的胜利发表了演说，演说有效地动员了英国部队的士气，对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国家和人民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在丘吉尔演说第二天，雷诺任命戴高乐将军为法国国防和陆军部副部长。

来到巴黎后，戴高乐看到雷诺在内阁中陷于孤立，向他建议撤销魏刚将军的总司令职务，推荐洪齐格尔将军担任此职。在他看来，洪齐格尔是个足智多谋的军人，有能力从世界战略的高度指挥战争。然而，雷诺的回答闪烁其词，他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对此他无能为力。

6月10日，由于军事力量相差悬殊，在消灭法军主力后，德军潮水般涌入法国。法国政府匆忙撤离巴黎。6月14日，巴黎被希特勒第18军占领。

雷诺政府成员纷纷逃往波尔多，戴高乐没有放弃希望，他想迫使雷诺答应采取一些有利于在海外继续战斗的行政措施。雷诺答应迎战，并同意把政府迁到菲中。戴高乐很高兴，并表示自己很乐意到伦敦走一趟，充当特使设法请英国人协助解决运输问题。可当两日后，戴高乐从英国返回波尔多时，雷诺已经辞职，勒布伦总统已经召见贝当元帅组织政府。

戴高乐知道，那就意味着法国只能投降了。怒火中烧的戴高乐毅然决定隔天早晨离开法国。在离开法国前夜，戴高乐前去看望了自己的知己雷诺。此时，雷诺已从一个才智超群、意志坚决的总理变成了毫无斗志的懦弱之人，但他还是帮了戴高乐最后一个忙，从秘密款项中支了10万法郎给戴高乐。

6月17日上午9点，戴高乐在斯皮尔斯将军和德库塞尔中尉的陪同下飞往英国，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六 拯救法兰西

对于要离开自己的祖国，戴高乐感到十分难过。他觉得是自己曾经服务的军队葬送了国家，他决心要在国外领导抵抗运动，争取尽早重新登上法兰西的大地。

然而，事情并非他想象的那样顺利。

戴高乐到英国后，就和英国的广播公司商议，准备向全体法国人民发表讲话，呼吁他们站起来反对法西斯德军的占领，将敌人赶出自己的家园。可一个外国人要利用广播发表讲话，英国广播公司也做不了主，于是向丘吉尔请示。丘吉尔对法国人并不十分友好，他见到戴高乐便问他是否能代表法国。

戴高乐从容地回答说，没有一个政府有权合法地出卖它的国家和人民。现在法国遭到德国的入侵，政府成员中只有他坚持抵抗。一旦现任政府宣布投降，他将代表法国人民执掌战时政权。

丘吉尔听了戴高乐的话很满意。因为他需要一个同盟者，需要一个像戴高乐这样拥有远见卓识和过人智慧、胆识的盟友。丘吉尔听戴高乐介绍完所要讲的内容之后，非常郑重地同意戴高乐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发表呼吁。

6月18日，戴高乐发表了著名的《6·18呼吁书》。从这一历史时刻起，戴高乐就成了法国的战斗旗手，成了举世闻名的反法西斯英雄。他的讲话震撼人心，激励着法国人民进行战斗。同一天，丘吉尔也发表了一篇演讲，鼓励英法人民奋起抵抗法西斯。尽管戴高乐和丘吉尔的讲话慷慨激昂，但听的人并不那么信服，尤其是对戴高乐。他们怀疑一个不知名的新提拔的年轻准将是否能领导法国人进行抗战，更怀疑他在国外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是否能建立一支强大的反法西斯力量。

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在伦敦电台“以法国的名义”呼吁法国人民起来抗战，并在此后建立“自由法国”。

吉罗、罗斯福、戴高乐、丘吉尔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商讨开辟第二战场事宜。丘吉尔建议由“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代表法国参加会议，而罗斯福则认为需同时邀请法国维希政府的吉罗将军。戴高乐对此大为不满。当丘吉尔把戴高乐说服后，他得意地对罗斯福说：“我把新娘请到了。”然而，事后证明，戴高乐和吉罗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

在广播呼吁发表一个星期之后，才有几百人集合到“自由法国”的旗帜之下。在英国方面，除了丘吉尔本人和斯皮尔斯将军外，与戴高乐打交道的大多数人始终对他持怀疑态度，不愿意和他合作。

在苦难面前，戴高乐没有低头。虽然招兵买马的工作困难重重，但在戴高乐的感召下，每天都有志愿者到英国加入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行动中来。志愿者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戴高乐的信心。与此同时，戴高乐与海外的联系也加强了，每天都能收到上万封信件，这也使戴高乐的海外声誉大大增加了。7月14日，来英国的志愿者已经达到了7000人。几天后，有几千飞行员参加了鲁尔区的轰炸。戴高乐宣布“自由法国”重新投入战斗。

有了自己的武装，戴高乐把注意力转向了非洲。法国在非洲有众多殖民地，而非洲又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将来反攻的时候，这里可以作为解放欧洲大陆的跳板。为了尽快打开非洲局面，戴高乐派得力干将前往非洲开展工作。但由于种种情况，戴高乐的结盟非洲计划失败了：1940年8月31日，英法联合军队从利物浦出发向非洲大陆进军，不料遭到了法国方面“维希舰队”的阻截，损失惨重。

到1942年冬天就要到来的时候，“自由法国”在世界各国心目中已经不再是那个最初人们用讥讽、怜悯和眼泪接待的“流亡者”了。1943年5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16个政党团体在法国国内共同组建了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戴高乐派往国内的代表让·穆旦担任第一届主席。到1944年3月，法国国内各抵抗组织的武装力量联合为统一的内地军。戴高乐的将士们和德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为解放法国而努力着。

6月，苏联红军解放了波兰，盟军从诺曼底登陆后向法国挺进。8月20日，戴高乐率领“自由法国”的部队随同同盟军向巴黎挺进。他的军队受到了法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戴高乐和千百万法国人民一起奋起战斗，武装起义解放了巴黎。次年5月，德国投降，戴高乐以法国临时政府名义，和盟军一起接受德国投降。戴高乐以他顽强的毅力和爱国精神，为拯救法国和维护法国的民族独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法国人民热爱的英雄，受到法国人民的顶礼膜拜，以100%的赞同票当选临时政府总理。但复杂的国内党派之争，让戴高乐颇为头疼，重建法国的计划遇到了重重阻碍。

1946年1月，戴高乐辞去临时政府总理职务。戴高乐的辞职引起了人民对各政党的愤慨，使得各政党纷纷自乱阵脚。戴高乐却优哉游哉地过起了安静的乡间生活，因为他相信法国人民迟早会大声疾呼要他回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戴高乐1946年6月16日在贝叶发表了讲话。他陈述了一个真正的宪法草案，即加强行政权力，权责明确分开。在国民议会通过了宪法提案后，9月29日，他又在巴拉杜克和埃皮纳尔的讲话中重申了他的主张。但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从此，戴高乐以反对派的身份出现。1947年4月，戴高乐在斯特拉斯堡宣布成立“法兰西人民联盟”，并很快吸引了很多人加入。戴高乐发起这一政治运动不是想让它成为一个党派，而是让它形成一个联盟。因此，他建议允许双重身份。但这一招数没有奏效，因为传统党派拒绝持有双重身份。

这一时期，戴高乐被禁止在广播电视上发表讲话。于是他不得不到处奔走，宣传他的政治主张。1951年，法兰西人民联盟在议会选举中没有获得席位，无法影响社会和国家制度的制定。于是戴高乐决定在1953年至1955年间逐步停止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活动。但这一经历培养了很多戴高乐的追随者，为其在1958年复出提供了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指导框架。

从1953年开始，戴高乐退出政坛，隐居乡间。

1954年11月，阿尔及利亚发生暴乱。内阁不稳定的第四共和国对此束手无策，导致法国政体面临严重的危机。来自各界的很多要人都希望戴高乐复出，救国家于水火。1958年5月19日，戴高乐回应邀请，表示愿意接受共和国的委任。29日，第四共和国总统勒内发出呼吁希望戴高乐能复出，帮助法国渡过危机。6月1日，国会授予戴高乐将军全权，并委托其指定新宪法。戴高乐接管了议会、总统和政府的全部权力。9月，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第五共和国成立。

戴高乐开始着手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因为这一问题严重威胁到他奉行的“民族尊严和独立外交政策”。经过多次亲临阿尔及利亚，最后戴高乐决定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

而对于戴高乐的这一外交政策，那些始终坚持阿尔及利亚是属于法国这一观点的殖民军官、极右政客和形形色色的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均表现出强烈不满。仇恨的种子从此埋下，于是针对于戴高乐的恐怖暗杀活动开始拉开帷幕。也正因为这样，也才有了戴高乐人生中惊险的部分。

在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问题之后，戴高乐开始领导法国迈入现代化之旅。由于1958年的财政改革，法国经济结构日益走向现代化，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1965年戴高乐当选为首任法国民选总统，这是人民对戴高乐无限爱戴和无比信任的体现。

1959年1月8日，戴高乐就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

但信任并不能掩盖人们对法国社会结构的不满。1968年，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工会和左派政党利用学生运动掀起了工人总罢工，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动摇了政府统治。无奈之下，戴高乐解散国民议会。

1968年的政治危机对法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戴高乐总统要求再次实行全民公决的方式对他认为势在必行的改革进行表决。1969年4月27日，他的提议以52.4%的反对票被否决。戴高乐忠实自己的承诺，也尊重法国人民的意愿，辞去了总统职务。

卸去重任的戴高乐归隐科隆贝，拒绝表示任何政治立场。

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他在1952年曾立下遗嘱，表示拒绝国葬。他的遗体在家人、“自由法国”的几个战友和村民的陪同下被送往墓地，安葬在他女儿安娜的墓旁，墓碑上仅有“夏尔·戴高乐（18901970）”的字样。

第十二被害人 杜鲁门

被害人：哈里·杜鲁门

国别：美国

身份：美国第33任总统

刺客：波多黎各独立党成员奥斯卡·科拉佐和格雷尔·托雷索拉

案情回放：1950年11月1日，杜鲁门所在的布莱尔大厦遭到来自波多黎各独立党成员科拉佐和托雷佐拉的袭击，警察和刺客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枪战。最终刺客一死一伤，警卫一死多伤，杜鲁门安然无恙。

案终陈词：至少有两桩事情可以证明杜鲁门是一个幸运的人：由于罗斯福总统在任期间突然病故，他幸运地由副总统直接登上了总统宝座；身为总统，连遭多次暗杀却都毫发未伤。作为世界上唯一使用过原子武器国家的领导人，杜鲁门经历与制造了许多世界大事，并被学者们视为最出色的美国总统之一。

一 暗杀未遂

政治领袖遭到暗杀袭击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美国第33任总统杜鲁门也没能例外。在他的任期内，他经历了两次暗杀事件，不过最终都有惊无险，躲过了死神的召唤。

第一次暗杀未遂事件发生在1947年夏，杀手的手段并不高明。那天，白宫收到了若干个8寸宽、6寸长的奶黄色封皮信件，收件人是总统和白宫班子的几个成员。其中一个较小的信封上写有“密件亲启”的字样。白宫邮件室对这类信件有一定的警惕性，于是将它们交给了特工处。特工处的拆弹专家仔细研究这些信件，发现在信封的第二层封皮里装着炸药，以及在开启信封时会使炸药引爆的一个光电池和一根雷管。

拆弹专家很快拆除了引爆装置，避免了一场谋杀案的发生。后据调查，此案系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恐怖主义团体“斯特恩”帮所为。

对在杜鲁门身边工作的特工来说，杜鲁门对自己的安全实在太缺乏保护意识了。他总是随性而为，丝毫不把有可能的威胁放在眼里。杜鲁门总统安全意识的淡薄让白宫勤务局颇为头疼，为此不得不对他的安全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杜鲁门对此却感到很不习惯，觉得特工人员对他盯得太紧了，不过这种态度在1950年11月1日以后终于改变了。

那一天，杜鲁门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暗杀事件。

1950年对杜鲁门来说是一个灾难年。

那年的6月20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下令美国军队参战，而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出兵朝鲜。中国军队的参战让杜鲁门感到十分忧虑，他开始担心中美交锋的后果。

而同一时间，在美国的后院，加勒比海上的波多黎各也发生了骚乱。波多黎各独立党为了反对美国的殖民统治，同美国支持的波多黎各政府军作战，试图武装夺取这个国家的亲美政权，将美国殖民者赶出波多黎各。但仅有1500人的队伍很快被政府军镇压了下去。几十年来，美国对波多黎各这个加勒比海的小岛国一直进行着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在美国国内有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波多黎各在什么地方。于是，波多黎各独立党成员奥斯卡·科拉佐和格雷尔·托雷索拉决定去华盛顿进行一些宣传或者示威游行，以引起美国人民的注意。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美国人才会知道波多黎各现在没有政府，没有波多黎各人民自己的政府，而他们需要它。

两人经过反复讨论，认为能引起公众最大限度注意的办法就是袭击总统。

经过一番化妆后，两人离开波多黎各，踏上了去华盛顿的火车，准备暗杀杜鲁门总统。

11月1日上午，科拉佐和托雷索拉来到白宫附近，发现杜鲁门总统并没有住在白宫。经过四处打听，他们得知由于白宫正在修缮，总统一家搬进了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大厦里。

布莱尔大厦是美国第一任军医局长詹姆斯·洛弗尔博士于1824年建造的，后来卖给了弗朗西斯·普雷斯顿·布莱尔。布莱尔家族曾经在这里款待过住在街对面的多任总统。1942年，布莱尔一家为了使这座房子成为家族历史的里程碑，将其卖给了美国国务院。

布莱尔大厦陈设十分讲究，居住条件非常舒适。但它也有先天的不足之处，大厦正对着街道，从安保角度而言是十分不利的，因为极端分子完全可以突然闯进楼来，让防卫人员措手不及。

为此，杜鲁门全家搬到这里后，白宫特工处为总统安全设置了三层包围圈。第一层也就是外层，布置在大厦外围，在正面东、西两端和正门的台阶处设置固定岗亭，主要由白宫警察大队负责；第二层设置在大厦里面，包括所有楼道；最里面的包围圈则设置在了总统房间的门口。

如此周密的保卫圈让在大厦外寻找下手机会的科拉佐和托雷索拉感到事情有点棘手，但这并不能打消他们行刺的决心，两人最终还是决定在下午的时候硬闯布莱尔大厦。

下午1点，杜鲁门总统忙完白宫事情后返回布莱尔大厦，和夫人、丈母娘共进午餐之后，他回到房间里进行短暂的午休。正当杜鲁门在大楼里酣睡的时候，科拉佐和托雷索拉已经在布莱尔大厦外开始了刺杀他的行动。

他们先是观察了周围的地形，然后到十五街和宾夕法尼亚大街的转角处作了简单的商量，决定采取东西夹击的方式，接近大厦正门。分工后，托雷索拉横穿宾夕法尼亚大街来到布莱尔大厦的对面，慢步向西走去，渐渐接近了位于大厦西侧的警卫岗亭。托雷索拉要到达布莱尔大厦入口处前，那个岗亭是必须要经过的地方，此时在西侧岗亭值班的是警员科费尔特。

当托雷索拉向西走去时，科拉佐独自留在布莱尔大厦的东侧，开始向大厦慢慢靠近。他走得很慢，一边走一边用眼睛盯着他在远处的同伴。他不得不放慢脚步，因为此时他的同伴还没有走到预定位置。他们要从东西两侧发起攻击，这就需要他们在时间配合上做到天衣无缝。

科拉佐渐渐接近了布莱尔大厦东侧的岗亭。此时，岗亭里值班警员戴维逊正在和另一位警察博林聊天。也许是博林所在位置挡住了戴维逊的观察视线，科拉佐混在从这里路过的几个行人中间，轻而易举地从岗亭边溜了过去，来到了布莱尔大厦正门的台阶前。

守卫正门的是警员伯泽尔，他正背朝着科拉佐，因此他没有看见科拉佐掏出腰中的手枪。就在伯泽尔转头的一瞬间，科拉佐的枪响了，子弹打在了伯泽尔的左膝上。随即，伯泽尔一手按着受伤的膝盖向大街上奔去，一手持枪向科拉佐还击。

与此同时，东边岗亭里的戴维逊和博林听到枪响，立即向正在往台阶上跑的科拉佐开枪。科拉佐很快打完了枪内的子弹，在四周枪弹的呼啸声中，他竟然镇定地坐在了台阶上，开始往枪里装子弹。楼前的铁栏杆和石制台阶妨碍了警卫人员的瞄准，呼啸而至的子弹都打在了栏杆和台阶上，科拉佐只被从铁栏杆和台阶上反弹过来的子弹擦伤了鼻子和耳朵。科拉佐装好子弹后又站起来向警卫开火，这次他运气不好，被一发子弹击中了胸口，摇晃着跌倒在台阶上。就在科拉佐发起进攻的同时，托雷索拉也开始了行动。他握紧手枪，对西侧岗亭里的科费尔特扣动了扳机。他连发3枪，枪枪命中，科费尔特身受重伤，倒在了地上。眼见第一个目标倒下了，托雷索拉又把枪口对准了正向大厦西边地下室走去的警员唐斯。托雷索拉枪法十分精准，他向唐斯开了3枪，也是枪枪命中，唐斯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倒在了血泊中。然后，托雷索拉试图去援救被围攻的科拉佐，他跑向布莱尔大厦前的草坪，向已经中弹、正在瞄准科拉佐的伯泽尔开了一枪，命中了他的右膝。伯泽尔双腿中弹，无力地倒在地上。

枪战很快进入白热化阶段——这场可怕枪战中最后的、也是最激动人心的场面。打完子弹的托雷索拉停下来往枪里装子弹，这时，身中3枪躺在西侧岗亭地板上的科费尔特，在临近死亡的时刻，拖着身子爬出岗亭，用尽最后力气举枪瞄准了托雷索拉。子弹击中了托雷索拉的头部，托雷索拉重重跌倒在地上。

这场试图谋杀杜鲁门的枪战前后共持续了3分钟。枪战平息后，人们开始向布莱尔大厦围拢过来，只见大厦前的人行道上到处躺着流血的人。两名刺客中，托雷索拉已经被击毙，科拉佐则身受重伤。白宫警察科费尔特已经殉职，伯泽尔和唐泽身受重伤。

这场短兵相接的惊险战斗结束后，华盛顿开始谣传总统已经遇刺身亡的消息。下午2点50分，杜鲁门从布莱尔大厦后门上车，准时出现在了阿灵顿公墓举行的迪尔元帅雕像落成仪式上。他的出现让一切谣传不攻自破，在仪式上，他显得十分镇静，表示身为总统，必然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话虽如此，可杜鲁门还是受到了不少惊吓。

杜鲁门一直为自己在军队服役的背景感到自豪。图为一战时的杜鲁门。

经过这次事件，杜鲁门一改以往固执的态度，十分配合特工处对自己安全的安排。从布莱尔大厦到白宫办公室那段路，他不再徒步过去，也不在华盛顿大街上散步锻炼。此后，他的汽车总是在布莱尔大厦的后门等着他，然后绕道把他送到白宫的西南门。刺杀事件发生后，白宫西街的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合用的办公楼之间的那条街，永远禁止行人和车辆通行，普通人休想在布莱尔大厦前面的人行道上闲逛。

这是杜鲁门经历的最为惊险的一次暗杀。暗杀虽然没有成功，但枪战的惨烈程度是暗杀史上极为少见的。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的结果，也让杜鲁门很长时间内都心有余悸。

二 “小人物”的成长之路

1945年4月12日，美国在任总统罗斯福突然病逝，副总统哈里·杜鲁门临时接任总统一职。这在很多人看来，杜鲁门是个不折不扣的幸运儿。也许杜鲁门是幸运的，但从他的成长和才能上看，杜鲁门与前几任总统相比并不逊色，坐上白宫主人的这把交椅，他胜任有余。

哈里·杜鲁门，于1884年5月8日出生在密苏里州巴顿县拉马尔镇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系祖先是来自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开拓者。在杜鲁门11个月大的时候，他们全家迁到了密苏里州格兰德维尤的一个农场。该农场属于杜鲁门的祖父母，占地600英亩。

1901年杜鲁门高中毕业。由于父亲做买卖亏本，赔光了所有积蓄，他没有报考其他大学，只报了公费的西点军校，但最终因视力太差未被录取。因而，当他的很多同学都进入大学深造的时候，他却不得不走上社会，开始谋生。杜鲁门是20世纪美国历史上唯一没有上过大学的总统，也是自格兰特以来第一个成年以后还从事农业的总统，他因此得了个“密苏里小人物”的称号。

“密苏里小人物”和他的“老板”贝丝。

17岁以后的杜鲁门为了谋生做过很多工作。他在铁路上当过计时员，在报社分发过邮件，在剧场当过清洁工，当过银行的记账员、国民警卫队员等等。1906年，22岁的杜鲁门回到格兰德维尤农场，帮助父母经营农场，并在那里度过了10年的时光。

在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杜鲁门加入了密苏里州国民警卫队并担任军官，并在法国带领一支炮兵部队，那支队伍名为炮兵连D组，隶属于第3师60旅的129野战部。为了能通过入伍前的体检，杜鲁门在体能测试前偷偷记下了视力检测表。

在前往法国之前，他还在俄克拉荷马州劳顿附近的锡尔堡接受过训练。在受训期间，他被指派去打理军营的贩卖部，主要贩卖一些糖果、香烟、鞋带、苏打水之类的日用品，此外还负责撰写发给士兵的文件。因此，营里的几乎每个士兵都认识杜鲁门。为了方便打理贩卖部，他还征募了曾在堪萨斯城一家服装店当过职员的犹太裔朋友爱德华·雅各布森。在军营中，杜鲁门还结识了堪萨斯城的政客汤姆·彭德格斯特的侄儿迈克·彭德格斯特，而这叔侄俩对杜鲁门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法国，杜鲁门领导的炮兵连表现十分卓越。之后杜鲁门被擢升为国民警卫队的陆军中校，而他一直也为自己在军队服役的背景感到相当自豪。因为在他的带领下，炮兵团的炮兵连D组在大战中没有损失过一个人。

一战结束以后，杜鲁门回到独立城，迎娶了他一直深爱的一位姑娘贝丝·华莱士。

贝丝是一个美丽端庄、身材苗条的姑娘。她擅长体育运动，曾经荣获当地女子铅球的冠军，还是女子篮球冠军队的队员。就是这样一个极富魅力的姑娘，不仅拒绝了众多追求者，而且顶着家庭的压力一直等着杜鲁门，直到34岁才与杜鲁门共结连理。贝丝的家庭是独立城的大家族之一，她的父亲还曾经当过市长，而杜鲁门的家境并不富裕，长相也不出众，和漂亮的贝丝极不般配。婚后，这对幸福的新人和贝丝的母亲、祖母一同住在位于北特拉华大街的华莱士住宅中。杜鲁门深感妻子优越的社会地位和高深的文化修养与自己的不同，因此他总称呼贝丝为“老板”。这个称呼一直伴随贝丝一生。即使在杜鲁门当上总统之后，杜鲁门依旧喜欢有问题向“老板”请教。而贝丝也会在幕后向杜鲁门施加影响，对此杜鲁门并不反感，他认为夫人说话总是很有道理。

婚后一个月，杜鲁门决定干点什么。于是，他把在锡尔堡和海外服役所赚到的钱，与好友雅各布森合伙在堪萨斯市开了一家男子服饰用品店，名为“杜鲁门与雅各布森”。作为服饰用品商的杜鲁门，总是喜欢戴颜色鲜艳的蝴蝶领结，穿花哨运动衫，直到当总统的时候，他还保留着这一爱好。

在最初两年中，杜鲁门将店铺经营得有声有色，也赚了不少钱。但由于1922年的经济危机，店铺不得不关门大吉。由于自尊心过强，杜鲁门一直不肯宣告破产，因此不仅赔上了1.5万美元的积蓄，还欠了2万美元的债。这笔钱直到15年后他才全部还清。

提到这一段经历，杜鲁门将生意亏本归咎于共和党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的财政政策。他认为是因为那时候谷物市场不景气，连带小麦和玉米价格下降，使丝质衣服供过于求才导致他的店铺最终倒闭的。于是有人猜想，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杜鲁门以后才加入了民主党，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三 有实力的幸运儿

经商失败的杜鲁门忽然意识到，自己可能不是做商人的料。此时，他想起了在军队中认识的迈克·彭德格斯特，想起了他叔父是密苏里州民主党有影响的头面人物，没准能帮助自己走上政坛。

迈克·彭德格斯特的叔父汤姆·彭德格斯特是堪萨斯城民主党政治集团首脑，同时也是黑社会集团的老大。他经常依仗金钱和打手，组织选举机构操纵当地民主党选举，把自己看中的人抬出来做官。只要该州由民主党执政，全州重要官员的任命几乎都要经他点头通过才能上任。

在汤姆·彭德格斯特的支持下，1922年，杜鲁门当选为密苏里州杰克逊县法院的法官。1926年他又当选为该郡的首席法官。在任期间，他十分勤奋，其中几项大型的公共建设项目更为他赢得了不少赞誉。

1934年，杜鲁门要求彭德格斯特支持他竞选薪俸优厚的税收主任职务，可彭德格斯特已经把这个肥缺给了别人。当时，他正物色参议员竞选人，便让杜鲁门去试试。在民主党内部的提名选举中，杜鲁门遭遇对手塔克·米利根。塔克的兄长莫里斯·米利根在日后搞垮了彭德格斯特的政治集团，在1940年的参议院选举中成为杜鲁门的竞争对手。参议院选举期间，在彭德格斯特势力的支持下，杜鲁门成功当选。当时有人揭发他们在选举中弄虚作假，用欺骗手段把杜鲁门“选”入参议院，说杜鲁门是“从彭德格斯特袖子里掏出来的参议员”。确实，没有彭德格斯特，杜鲁门不可能进入政界，更不会在政界青云直上，直到坐上总统宝座。不过，对于和这个声名狼藉的集团的关系，杜鲁门却从不避讳。他直言在密苏里州任何想要从政的人，如果无法获得他们的支持，根本不可能从政。1936年，彭德格斯特因向大公司勒索巨款、逃税等罪名锒铛入狱，最后死在狱中。而杜鲁门为了报答他的提携之恩，在彭德格斯特死后，还照顾过他的遗孤。

失去了后台的杜鲁门在1940年的选举中，不得不独自面对激烈的竞争。他的竞选对手是颇有名气的民主党州长劳埃德·斯塔克，还有莫里斯·米利根。当时富兰克林·罗斯福支持杜鲁门的对手，劝他退出竞选，但倔强的杜鲁门拒绝退出，决定孤注一掷。

杜鲁门不辞辛苦地四处拉选票，以质朴和诚挚的语言发表简短的演说。在此过程中，他发现各陆军基地和军火工厂浪费现象十分惊人，工作效率也低得可怜。对此，他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参议院为此让他在参议院“调查国防计划委员会”任职，负责调查军方有关行政混乱、浪费和诈骗资源等丑闻。杜鲁门用几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写了一份报告，揭露了陆军军营支出方面骇人听闻的贪污浪费案件，还有很多军火商偷工减料、贪污舞弊、大发横财的重大案件。

这篇报告为杜鲁门赢得了不少名声和赞誉。其中，他建议军方实施的“常识节流措施”，更使他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敬重。这个委员会成立最初被认为有可能会损害军队士气，但事实证明委员会获得了成功，因为它为军方总共节省了至少110亿美元。杜鲁门因此出现在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上。

有了群众基础之后的杜鲁门在参议院选举中的底气更足了，加上他又得到了民主党在圣路易斯的领袖罗伯特·汉尼根的支持，结果成功连任参议员。

1944年，杜鲁门又遇到了从政以来另一个改变他一生的机遇。

总统罗斯福对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过分崇尚自由主义十分不满，希望能撤换他。当时南卡罗来纳州的詹姆斯·伯恩兹是副总统的热门人选，但由于他的种族隔离主义者的身份而被认为过于保守。曾在1940年支持过杜鲁门参选参议院的汉尼根当时正出任民主党全国委员长，所以在芝加哥举办的1944年民主党全国会议上，汉尼根推荐了杜鲁门。于是，人们在194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看见了“罗斯福—杜鲁门”组合，结果这个组合在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当上副总统的杜鲁门已经61岁了，那时的他从没有想过要当总统。在那期间，他只见到过总统两次，对政府的施政纲领与计划所知甚少，在二战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甚至从来没有进过白宫作战室。在罗斯福的手下，他不过是一件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装饰品。所以，1945年4月12日，当他接到白宫新闻秘书史蒂夫·厄尔利打来的电话，请他速到白宫的时候，他还以为总统已经从温泉休养地回来，有什么事要和他谈。

总统找他已经让杜鲁门受宠若惊，到了白宫，一个更大的惊讶在等着他——总统已经逝世了。按照美国宪法，他这个当了82天的副总统要接任总统职位。这对杜鲁门来说，实在太震撼了。

1945年4月12日晚7点，杜鲁门在白宫的内阁会议厅宣誓就任总统。随后，他主持了一个简短的内阁会议，当他第一次在会议桌的首席坐下来还没来得及开口的时候，新闻秘书史蒂夫·厄尔利就进来询问有关联合国成立的旧金山会议是否按原计划在4月25日召开。杜鲁门镇定、灵活的处事方式在此时显现出来，他果断地告诉厄尔利这个会议对赢得和平是十分重要的，必须要按照原定计划进行。这是杜鲁门出任总统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

在此次会议上，杜鲁门向内阁成员们保证他将继续贯彻罗斯福总统的对内对外政策，但同时也表示他是他，罗斯福是罗斯福，两任总统必然不会选择一个总统的政策，至少不会完全相同。这是杜鲁门首次在内阁会议上表现出自己的铁腕魄力，他的“铁腕”在他就任总统后几个月便显露无遗。

四 点燃地狱之火

杜鲁门就任美国总统第二天，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几乎是毫不经意地提到美国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一种拥有非凡力量的武器。当时史汀生还没有使用“原子弹”一词，他担心会给这位新总统带来太多的压力。

就在成为总统前的几个月，作为国防计划调查委员会主席的杜鲁门，曾派出一些人到全国军火工厂进行检查。他命令所有调查人员都到田纳西州和华盛顿州，决意查出某些巨大建筑内到底在干什么，它们的目的何在。但杜鲁门的检查人员刚刚派出几个小时，陆军部长史汀生就告诉杜鲁门，那些东西都是国家机密，让杜鲁门不要去查。杜鲁门爽快地答应了史汀生。

当时杜鲁门还不清楚这个机密到底是什么，但他并没有多大的好奇心，对此也没有再仔细探究。现在史汀生向他提及了，杜鲁门也没觉得事情有多重大，因为他面前还有很多更加重要的事情等待他去处理。直到4月25日，来自51个国家的代表齐聚旧金山参加联合国第一次会议的时候，史汀生和格罗夫斯将军才将曼哈顿项目向杜鲁门做了详细介绍。他们告诉他，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将测试钚弹。史汀生表示如果爆炸试验成功，美国就会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武器。他还补充道，那是一颗炸弹就能毁灭一个城市的可怕武器。

直到此时杜鲁门才明白，那些国家机密的重要性和它背后所代表的意义。

最让杜鲁门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桩“大事”居然瞒过了所有国会议员而从未被发现。

原子弹，是现代科技的产物，人类文明的结晶。在二战已接近尾声，美苏争霸世界的端倪已显露出来的时候，它的问世将对未来美国乃至是全世界产生多大的影响，杜鲁门简直想都不敢想。

听了格罗夫斯和史汀生的报告后，杜鲁门立即召集战争委员会所有委员开会，要求他们详细向他汇报被释放的原子衍生物以及它们的用途。一个星期之后，杜鲁门同意史汀生成立临时委员会，专门探讨有关原子弹的问题。

几次预备会议之后，5月31日，临时委员会在五角大楼办公室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上，阿瑟·康普顿首次提出了向日本投放原子弹的问题。

1945年5月7日，德国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事随即宣告结束。在亚洲战场，日本还在负隅顽抗。最后临时委员会讨论的结果就是建议杜鲁门总统使用原子弹并不要警告日本政府，以产生最大限度的心理震撼。而投放原子弹的位置应该选在一个军事装备区或是军工厂。到5月28日，原子弹投放地点选在了小仓、广岛、长崎、新潟和京都5个城市。史汀生看过报告之后，将京都从目标中删除了。

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向日本投放原子弹引起了研究原子弹科学家的强烈反对。就在科学家和临时委员会在这一问题上争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位于太平洋的美军已经开始了对冲绳岛的最后攻击，战争达到了高潮。在这场持续了3个月的战争中，日军苦苦捍卫着自己的每一寸阵地。当他们无法守住阵地时，数以千计的日军将士便以自杀性的方式冲向美军，企图和敌人同归于尽。在6月22日冲绳岛战役结束之前，有1.2万美军死于战斗中。

巨大的人员伤亡，让杜鲁门倍感压力，他希望尽快打败日本，结束战斗。

杜鲁门召集陆军部长和联席会议主席召开会议共同商讨打败日本的策略，核心战略就是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常规轰炸，或者登陆日本诸岛。此时，投掷原子弹和外交斡旋都尚未纳入考虑的范围内。但是史汀生坚持日本只有无条件投降，美国才会考虑保留天皇，否则，美国将考虑使用原子弹。陆军副部长麦克洛伊认为应该给日本一次机会，让他们明白美国的想法，如果他们选择负隅顽抗，那时候再使用原子弹也不迟。最后在杜鲁门的授意下，麦克洛伊起草了宣言文件，列出了日本投降后必须遵从的条款，并提及允许他们保留天皇。

为了让日本早日投降，杜鲁门建议苏、美、英三国首脑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会议，共同商波茨坦会议上的美英苏三国首脑：杜鲁门（中）、艾德礼和斯大林。此时，对如何解决日本问题，杜鲁门已胸有成竹。讨对日政策。对于会议召开的日期，尽管英国首相丘吉尔一再要求提前，但杜鲁门却一拖再拖。原因很简单，当时杜鲁门想把会议拖到原子弹试验之后再召开。这样，如果试验成功，也许就用不着苏联参加对日战争，也就用不着在欧洲再对苏联做出什么让步来换取他们在远东的援助。

扔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无疑是杜鲁门一生中最杰出的作品。

1945年7月15日，杜鲁门抵达波茨坦。次日上午，杜鲁门察看了破败不堪、已然一片废墟的柏林。回到旅馆后，陆军部长史汀生向他出示了一份电报，内容显示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试验成功。17日，斯大林抵达波茨坦。下午，美、英、苏三巨头在装饰华丽、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塞西林宫首次聚会。次日早上，史汀生又收到了一封华盛顿来电，称“小男孩”即准备用来对付日本的原子弹也试验成功。

尽管电报中有关于炸弹威力的详细描述，但杜鲁门却觉得这些还不够确实，他希望在自己做任何有关这项新武器的决定之前，能得到格罗夫斯将军的详细报告。在等待这一详细报告的时候，杜鲁门与丘吉尔和斯大林正在紧张地谈判着。就在三巨头关于领土分割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时，杜鲁门等待的报告终于在21日上午到达了。随后，杜鲁门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很多将领极力反对使用原子弹，认为常规的轰炸就能轻易结束这场战争。而且，大部分人认为原子弹并不是拯救美国人的必要措施。

这些争论并没有对杜鲁门产生多大的影响，事实上，他已经做出了使用原子弹的决定。

第二天，他询问已经返回华盛顿的史汀生，什么时候可以使用第一颗原子弹轰炸日本。史汀生回答大概在8月4日或5日就可以准备好。7月24日，杜鲁门授意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了作战命令：8月3日后，在气候许可的情况下，立即对广岛、小仓、新潟、长崎4个目标之一投掷特制炸弹。

7月26日晚，盟军向全世界广播了《波茨坦公告》。公告表明如果日本不接受无条件投降，那么盟军将全面攻占日本领土。其中没有提到特殊武器，也没有提及保留日本天皇。也许是觉得还有谈判下去的可能，日本方面并没有接受《波茨坦公告》，拒绝了最后通牒。

于是，人们美好的愿望最终破灭了。7月30日，史汀生在华盛顿致电总统，请求下令投掷原子弹。杜鲁门快速签署了答复命令：批准提议，一切准备就绪，即可投掷。8月6日上午8点15分，“伊诺拉·盖伊号”轰炸机在广岛上空扔下了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43秒之后，炸弹在广岛上空爆炸。

广岛上空的爆炸并没有让日本改变态度，军方仍坚持在本土进行最后防线的垂死挣扎。他们还弄不清到底是不是原子弹，怀疑这不过是杜鲁门设下的骗局。8月9日上午11点零1分，第二枚原子弹“胖子”离开“博克之车”机舱，一分钟后，在长崎上空1500米处爆炸了。

两颗原子弹，杀伤20万无辜百姓，换取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在8月15日，日本最终宣布无条件投降。

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的这两颗原子弹，是自从原子弹问世以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实战中运用这种毁灭性杀人武器，而杜鲁门则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批准使用原子弹的人。可以说，是他点燃了地狱之火，让人类看到了一种走向自我毁灭的方式。

五 杜鲁门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遭到彻底惨败，而英、法两国也在战争中大伤元气，力量遭到严重削弱，只有美国因本土远离战场，且参战时间又晚，在战争中大发横财，其经济、军事实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首屈一指的“金元帝国”。与此同时，苏联的政治、军事力量也迅速增长，东欧各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纷纷建立了由共产党或工人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形成了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美国要称霸世界，苏联成为最大的障碍。因此，杜鲁门意识到美国和苏联不再存在共同的敌人和利益，在政策方针上明显出现了与苏联抗衡的倾向。

1947年2月21日，英国照会美国国务院，声称由于国内经济困难，3月31日以后英国将无法再给希腊和土耳其以经济和军事援助，希望美国继续给予援助。3月21日，杜鲁门在致国会关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咨文中，提出了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指导思想的意见。这个咨文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

在这篇咨文中，杜鲁门说明了援助希腊、土耳其的直接原因是美国要接替英国填补地中海的真空，进而指出任何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都危害着国际和平的基础和美国的安全。他宣称全世界已经分为两个敌对的营垒，一边是极权政体，一边是自由国家，每个国家都面临着这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美国要承担起领导自由世界抗拒共产主义的使命，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

杜鲁门主义是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转折点。标志着美苏两国由战时的盟国变为战后的对手，也标志着美国政府第一次宣布将“冷战”作为国策。从此以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各国事务横加干涉。而发生在1950年布莱尔大厦前的那起刺杀事件，也正是杜鲁门主义下的那些“横加干涉”中的其中一个连锁反应罢了。在1947年6月，杜鲁门政府又抛出了“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这是杜鲁门主义的继续和延伸。根据这一计划，美国将在1948年到1952年间向西欧等10多个国家提供上百亿美元的援助，用于欧洲经济的恢复。当然，这种“援助”并非无条件的，它利用西欧经济困难，迫使受援国家接受购买美国商品，保证美国在西欧的私人投资和开发资源等条件。掌握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就等于掌握了这个国家生存的命脉。这一点杜鲁门心知肚明。所以，尽管马歇尔计划面临着国会巨大的反对声，他还是极力推行了下去。他觉得欧洲势力的扩张必然能够打击苏联扩张的势头，在与苏联的对峙中占尽先机。

固然是“小人物”，但对“大人物”们，杜鲁门从不手软。在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公开发表对杜鲁门战争政策的不满，被他一怒解职。

出于争霸世界、抗衡苏联的需要，杜鲁门政府在亚洲也与苏联展开了对抗。美国支持蒋介石挑起中国内战，并出兵朝鲜发动了侵朝战争。

在中国，美国出动飞机、军舰帮助蒋介石调兵抢占大城市和战略要地，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并把国民党军队从西南大后方运送到了进攻解放军区的最前线。据统计，从1945年8月到1946年6月不到一年的时间，美国就为国民党军队装备了50个师，并运送了54万人到前线。美国海军陆战队还在秦皇岛、青岛等地登陆，到1946年底，驻华美军已经达到了11.3万人。除此之外，杜鲁门政府又在经济上给了国民党政府很大的援助。据统计，自从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以赠予或借贷的方式给国民党的援助总数，超过了20亿美元。

新中国成立以后，杜鲁门政府对社会主义新中国采取敌视、封锁的态度，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千方百计阻挠中国在联合国取得合法席位。1950年，杜鲁门又派出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用武力阻挠中国统一，把台湾作为他称霸亚洲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

在朝鲜半岛，当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立即决定进行干涉，并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司令官，派海军、空军增援李承晚傀儡政权，还在经济上给予南朝鲜极大的支持。后来由于战事发展，杜鲁门又增派了地面部队参加作战。中国军队被迫进入朝鲜抗美援朝。在中朝军队的打击下，“联合国军”被迫退回南朝鲜。随着战事进入僵持阶段，麦克阿瑟主张使用原子弹轰炸中国，但杜鲁门担心这样会使苏联加入战争，使战争扩大升级，导致核战争的爆发。麦克阿瑟公开广播了他对战事的意见，更不服从杜鲁门的命令。结果杜鲁门解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并召他回国。此后，杜鲁门三易主帅，而且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政策上也发生了严重分歧，再加上国内经济情况恶化以及《麦卡锡法案》的实施，引起了美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杜鲁门的声望越来越低。朝鲜战争最后变成了一场耗时很长的消耗战，杜鲁门被迫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至此，杜鲁门政府在亚洲推行杜鲁门主义的野心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除了对外的反共抗战之外，杜鲁门政府在国内还针对共产党展开了歇斯底里的打击活动。与苏联盟友关系破裂之后，美国共产党及其所属的工会首先成为杜鲁门政府打击的对象，共产党人和一些工会活动遭到排挤和诽谤，一种猜疑、恐惧和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政治舞台上。那时，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称共产党人已经渗透到美国的各个角落，国家面临着实现“共产党人可怕阴谋”的威胁，共产党人在竭力破坏美国的生活方式。共产党人所办的《工人日报》对胡佛的言论做出了回击，称胡佛追随纳粹党人的榜样来反对共产党，他企图把一切支持进步思想的人、一切和平与民主人士都扣上“共产党代理人”的帽子。而国会却对胡佛给予了表扬，宣称美国近两年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根除共产主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只有采取揭发、解释和追查的手段。而追查恰恰就是联邦调查局的职能。此后，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家被传到国会进行讯问，联邦调查局对这些人都设立了个人档案，其中不乏用恐吓和欺骗手段制造出来的“黑材料”。

1947年3月21日，杜鲁门又颁布了审查国家公职人员“忠诚”的第9835号行政令，旨在对250万以上的国家公职人员进行专门的政治可靠性审查，以把共产党人和工会积极分子从中清洗出去。为此，国会专门拨款1800万美元。根据联邦调查局掌握的“证据”，到1947年底，已经有数百个社会民主团体被列入“黑名单”。国会和联邦调查局如此大规模的打击、清洗活动，使美国共产党人数两年内从7万人减少到了4万人。

杜鲁门政府对外实施的一系列反共行动使他在国内变得不受欢迎，在国内进行的打击共产党的行动，使很多无辜的人遭到迫害，增加了国内人民的不满。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杜鲁门在1952年的支持率仅为22%，是有史以来在任美国总统所得到的最低支持率。

六 最出色的美国总统之一

杜鲁门作为一个受命于危难的总统，他的总统生涯开始得是那样的突然。

起初，他只能在罗斯福“新政”上大做文章，在站稳脚跟之后，他在施政纲领上也提出了不少建议，包括提倡实施全民医疗保险，以及一系列激进的保障民权的立法措施。这些都是他当总统时期实施的“良政”。

杜鲁门还是美国重建时期以来，第一个重新关注民权的总统。1946年，美国本土发生了数宗使用残暴私刑的案件，其中两名黑人男子和两名黑人妇女在佐治亚州的沃尔顿县附近被杀害；另外还有一名刚从二战战场退役的非洲裔美军士兵遭到虐待。这些滥用私刑的案件引起了全社会对民权的关注，并促使杜鲁门在1947年发表了《保障这些权利》的报告。该报告对改革民权提出了10点议程，包括将私刑列入联邦罪行。

尽管这些改革政策遭到了南部民主党员的强烈反对，以至于在1948年选举的时候，民主党并不打算选杜鲁门为总统候选人。但固执的杜鲁门执意参加竞选，称自己一定能打败共和党强有力的竞争者托马斯·杜威将军。据民意测验显示，当时杜威的支持率要远远高于杜鲁门。

杜鲁门凭借必胜的信心和巧妙的选举策略，对竞选对手展开了一轮轮猛烈的攻势。他带着妻子和女儿乘火车在全国旅行，做各种竞选演说，滔滔不绝地讲公平施政，毫不留情地谴责共和党的无所事事。他大肆抨击共和党提出的《塔夫脱—哈特莱法》，因此得到了一些工人的拥护，也深得农民和黑人的支持。选举结果，杜鲁门几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取得了总统连任。

但是他的“良政”并不能抵消朝鲜战争给美国人民带来的愤怒和痛苦，他所实施的一些政策早就已经引起了国内民众和全世界民主组织的强烈抗议。对于民众的不满，杜鲁门心知肚明，在第二个任期开始后没几天，杜鲁门就表示自己不打算在1952年再次参加竞选了。他觉得8年的总统生涯已经够了，为此他决定不再接受下一届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但计划不如变化快，随着后来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杜鲁门的想法也出现了变化。

杜鲁门任职期间历经各种世界大事，图为1949年杜鲁门出席北约成立签字仪式。

195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22号修正案》，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届，但杜鲁门总统却不在此限。因此杜鲁门在是否竞选连任问题上出现了犹豫。

1951年夏，杜鲁门邀请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加入民主党，出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而自己当他的副总统，但此建议遭到了拒绝。到了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的时候，由于杜鲁门没有对任何民主党候选人明确支持，自己也没有宣布放弃竞选，结果杜鲁门的名字就出现在了竞选名单上。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纷争以及在任期内实施的一系列内外政策引起了美国民众的不满，杜鲁门的威望越来越低，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中，他被党内的埃斯蒂斯·基福弗击败。因此，杜鲁门宣布退出1952年总统选举。

由于人民对执政的杜鲁门所属的民主党不满，便把希望寄托在了共和党身上。原来不属于任何党派的艾森豪威尔经过幕后几番秘密磋商之后参加了共和党，并被提名总统候选人。

共和党利用美国民众崇拜“英雄”的心理，大力宣传艾森豪威尔在二战中的丰功伟绩。杜鲁门支持的史蒂文森派一再批评艾森豪威尔没有政治经验，对国际形势缺乏深远的理解，不具备作为总统的智慧和能力。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仍然取得了大选胜利，结束了民主党执政20年的局面。

艾森豪威尔的当选，意味着杜鲁门的白宫岁月的结束。1953年1月20日，杜鲁门收拾行囊，带着家人离开白宫，踏上了返回故乡的列车。

回到故乡独立城的杜鲁门依然很活跃，他四处游历，发表演说，参加民主党的活动；对美国推行的内政外交政策仍十分关心，经常就国际、国内发生的大事发表看法；每逢大选和中期选举，常常为民主党助选。闲暇之余，杜鲁门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并效仿他的前任总统罗斯福，在1957年出资成立了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图书馆里收藏了杜鲁门的生平文献和任总统时的历史资料。1964年，杜鲁门在浴室跌倒，撞伤了额头，折断了两根肋骨。从此，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1972年12月5日，杜鲁门因肺炎引发肺气肿，被送往堪萨斯城研究医院治疗中心治疗，最终于12月26日因器官衰竭而逝世，享年88岁。相比前任总统，杜鲁门的支持率并不高，但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在关键时刻扭转乾坤、克服了无数苦难的杰出能力，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在杜鲁门任内发生了不少世界大事，如盟军战胜纳粹德国、下令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结束、联合国的成立、以重建欧洲为旨的“马歇尔计划”的落实、冷战的开始、北约的成立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等，因此，尽管他背负了不少骂名，但仍有很多学者视他为最出色的美国总统之一。

第十三被害人 卡斯特罗

被害人：菲德尔·卡斯特罗

国别：古巴

身份：古巴前总理

刺客：美国中央情报局

案情回放：美国中情局为了拔掉卡斯特罗这颗眼中钉，想出了千百条妙计，但却没有一次成功。50年来，在那些如同007故事般的刺杀事件中，卡斯特罗安若泰山，次次都能逢凶化吉。

案终陈词：对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来说，卡斯特罗就是一个传奇，这个大胡子老人的每一根胡须，仿佛都是对他们的嘲弄。卡斯特罗从来就不把他们的那些暗杀的小把戏放在眼里，他随心所欲地表达着他对他们的挑衅、愤怒甚至是蔑视，而他们机关算尽，到头来却依然是徒劳无功。

一 费尽周折却成空

菲德尔·卡斯特罗（以下简称卡斯特罗），这个名字跟切·格瓦拉一样著名。卡斯特罗在古巴当了17年的总理，从1976年后开始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他在人们眼中就像一棵常青藤缠绕在古巴政坛上，似乎永远不会枯萎。在2008年2月19日，这位年过80的老人宣布辞职，辞去了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革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

这个消息如同一枚深水炸弹惊动了古巴人民的平静生活，也使得举世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古巴。

关于卡斯特罗，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传奇色彩浓重的人物。他是个固执的领导者，从始至终都在跟美国过不去。在冷战时期，卡斯特罗犹如一个坚定的教徒守在苏联身边让美国恨得咬牙切齿。为了除掉卡斯特罗，美国特地动用中央情报局制订了若干刺杀计划，然而一次都没成功过，有些被派去执行刺杀任务的人反而被卡斯特罗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最终还与之成为了朋友。

1959年，卡斯特罗出任古巴总理，第二年他便控制了整个古巴。美国眼睁睁看着古巴一点一点向共产主义阵营靠拢而变得十分急躁，约翰·肯尼迪总统翻出了前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猪湾登陆计划”并下令实施。猪湾是古巴南部的一个地方，美国试图从这个地方登陆袭击卡斯特罗政权。1961年4月17日，美国一支1000多人的部队在猪湾登陆，其实，这1000多人都是古巴流亡分子。出乎美国意料之外的是，这次登陆遇到了古巴的奋力抵抗，其程度远远超过美国想象，美国瞬间陷入了泥沼。这场战役十分短暂，仅仅持续了72个小时就以美国的失败而告终。肯尼迪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一击必杀竟然成了他执政史上的一次耻辱。

卡斯特罗狠狠教育了美国一把，这更让美国深恶痛绝。

1961年底，卡斯特罗宣布古巴正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忍无可忍，刺杀卡斯特罗的念头愈发强烈。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制订了一项“獴行动计划”，上演了一出精彩绝伦的“特工剧目”，恐怕连《007》的“詹姆斯·邦德”都没有这出剧来得好看。

早在1960年1月，中央情报局就召开过一次特别会议，专门商讨关于刺杀卡斯特罗的事宜。此后，中情局开始四处搜罗古巴流亡分子，并将这群人聚集起来组成了“獴行动计划”突击队。

美国人是富有想象力的，看看他们的电影就不难发现这一点。中情局最不缺的就是脑力劳动者，他们都很出色地“导演”过不少间谍戏码。于是，这样一批人聚集在一起，他们成天算计着，该编一个怎样的“剧本”来暗算卡斯特罗。这个“剧本”既要出色完成任务又不能把美国牵涉进来，于是这群有想象力的人开始导演一出“借刀杀人”计。

这次借的是黑手党的“刀”。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卡斯特罗没收了他们在古巴的赌博机构。让黑手党去完成任务是个不错的主意，黑手党网络下有不少能人志士，不用美国费心他们的能力问题，而且这样做看上去就像是黑社会的报复，美国很容易抽身。参演这次刺杀剧目的人员都是黑手党有头有脸的人物，有芝加哥黑手党头目山姆·贾恩卡纳、疯狂的犯罪分子小桑托斯·特拉费肯特和约翰尼·罗斯利，身家亿万的霍华德·休吉斯以及休吉斯企业的执行官员罗伯特·麦休。

在这些人当中，休吉斯扮演着纽带角色，他负责跟黑手党其他成员和中情局之间的沟通。麦休是休吉斯的得力助手，他负责人选的找寻和确定，约翰尼·罗斯利就是他找来的，其他几个人则是被罗斯利拉进来的。

人员名单确定之后，中央情报局那群富有想象力的导演们制作了不少杀害卡斯特罗的脚本，简直就是活生生的《007》。

中情局暗杀脚本之一：赠送带有真菌孢子和结核杆菌的潜水服给喜欢潜水的卡斯特罗。

这看上去是挺狠毒的一招，如果卡斯特罗穿上这件潜水服，那么他就会感染这些病毒，然后全身的皮肤慢慢溃烂直至死亡。然而，负责送潜水服的人觉得这份礼物不够贵重，便私自买了件更为贵重的潜水服送给卡斯特罗。中情局的计划就此落空。

中情局暗杀脚本之二：偷梁换柱。

卡斯特罗喜欢抽雪茄，中情局挖空心思买通了卡斯特罗身边的人，把一盒有毒的雪茄放在了卡斯塔罗伸手可取的地方。不料，卡斯特罗不喜欢那个雪茄的牌子，把它扔到了一边。中情局美梦破碎。

中情局暗杀脚本之三：美人计。

卡斯特罗的私生活很少曝光，据报道他一生有过5位要好的女性伴侣。中情局以为放个优秀的美女在卡斯特罗身边就能趁机杀了他，可千算万算，他们没算到经过严格训练的美女最后竟然被卡斯特罗的人格魅力所征服，最终不仅美女自首了，她还帮助古巴政府抓捕了中情局的若干特工。为此，中情局赔了夫人又折兵。

以上不过是中情局诸多刺杀计划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不过，无论中情局如何谋划，都徒劳无功，似乎是有神明在庇护着卡斯特罗一般，多少次危险都以戏剧化的方式化解了。卡斯特罗还是好端端地站在古巴最高点嘲笑着美国。

中情局自然不肯罢手，他们继续制订各种计划让黑手党成员执行，于是，那些像极了侦探小说情节的主意源源不断从中情局被策划出来，继而交给特拉费肯特具体执行。但让中情局越来越费解的是，不管他们如何谋划，卡斯特罗还是好好地活在这个世上，这令他们无比纳闷。比如，准备伏击卡斯特罗的时候，目标还没出现杀手们就被发现；还有，中情局费尽心思研制的毒液交给特拉费肯特后便不知所终。久而久之，他们开始怀疑特拉费肯特的忠诚度，一些官员认为特拉费肯特受到了卡斯特罗的某些好处从而出卖了刺杀计划。也许，特拉费肯特才是刺杀事件屡屡失败的重要原因。

卡斯特罗一次次从中情局蹩脚的刺杀案中死里逃生。卡斯特罗为此讥讽说：“今天我还活着，但过错不在我，而在美国中央情报局。”

中情局的怀疑也不是不可能，特拉费肯特很可能想通过出卖“獴行动计划”来讨好卡斯特罗，然后从卡斯特罗那里拿回自己曾经生意兴隆的赌场。这些虽然最后没被证实，但中央情报局调查出了另一个他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那就是他们所启用的黑手党分子正在利用他们来躲避政府和联邦调查局的干涉和调查。显然，这些黑手党分子一开始就在为自己的利益盘算着，而中情局正好是个不错的幌子，他们在这顶幌子下进行非法交易则不易被干涉。

这样看来，美国中央情报局自始至终都在为别人做嫁衣裳。当他们得知这点的时候，立即停止了“獴行动计划”。

中央情报局的计划停止了，但是尴尬和负面影响却随之而来。1967年5月，“獴行动计划”被一名叫杰克·安德森记者得知了，安德森先在自己的专栏里写了中情局刺杀丑闻的消息，而后进行了详细报道。这次曝光在美国掀起了轩然大波。

美国政府开始竭力跟中央情报局撇清关系，称中央情报局总是自作主张。

关于这一点，肯尼迪总统在任的时候就曾经说过，他表示中情局就像是一个脱离政府而独立存在的自治机构，他们所做的事情很多连总统都不知道。肯尼迪生前一位好友告诉安德森，1961年多米尼加共和国独裁者特鲁基罗被刺杀以及1963年南越吴庭艳之死都是中情局一手策划的。中情局这下一脚踩进了烂泥坑里并越陷越深，无论怎样辩解也无济于事。到了后来，安德森还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测：既然远隔万水千山能刺杀外国领导人，那么刺杀近在咫尺的肯尼迪是否更是易如反掌？言外之意，中情局是不是与肯尼迪的死也逃脱不了干系呢？这件事越闹越大，一直持续了10年左右。1975年，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宣布，成立洛克菲勒委员会来专门调查中央情报局的活动。但在听证会开始之前，“獴行动计划”的几位关键人物都莫名其妙地死亡，约翰尼·罗斯利、山姆·贾恩卡纳先后被谋杀。

不管怎么样，政府对中情局的调查还要继续。1975年11月，洛克菲勒委员会对外宣布，中央情报局的确是跟若干起外国领导者的刺杀案有关，但这些领导者最后死亡都不是美国中情局刺杀行动所致。很明显，那是美国政府在为中情局开脱。

关于中情局的这场闹剧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卡斯特罗最终安然无恙。

虽然美国停止了对卡斯特罗的刺杀计划，但是在古巴境内还有一些恐怖组织在威胁着卡斯特罗政权，威胁着卡斯特罗的人身安全。

二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一个让美国中央情报局费尽周折刺杀的人，一个次次都能化险为夷的人，一个似乎有神明庇佑的人，卡斯特罗身上似乎有种特别的神秘力量在牵引着人们的注意力。

说实话，卡斯特罗的性格用执拗来形容可能更为贴切。卡斯特罗的父亲安赫尔·卡斯特罗是个十足的吝啬鬼，在性格上也很偏执，卡斯特罗的执拗很大程度上遗传了父亲的基因。

安赫尔·卡斯特罗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古巴人，他是在美西战争期间跟随西班牙军队来到古巴的。安赫尔·卡斯特罗是个野心家，这个野心不是针对权力而是针对钱财的。到古巴之后，安赫尔·卡斯特罗就希望能在这里大展拳脚。于是，他用自己的积蓄购置田地，然后用一些旁门左道扩大田地面积。安赫尔·卡斯特罗的发家史的确不怎么光彩，他曾经通过损害公司财产的方法让自己的荷包鼓起来，当他的田地扩大为大庄园之后从未上缴过一分钱的税。没过多久，安赫尔·卡斯特罗就成了当地响当当的大财主。越是富有的人越是吝啬，安赫尔·卡斯特罗就是个地道的吝啬鬼，腰缠万贯却一毛不拔。

深受父亲性格影响的菲尔德·卡斯特罗也逐渐变成了一个争强好胜的人。

在刚刚进入哈瓦那大学一个星期的时候，卡斯特罗就向大学生联合会主席下了战书，挑战项目就是骑着自行车去撞墙，看谁有意志坚持下去。就这样，菲尔德·卡斯特罗一夜间成了学校的名人。

非凡的开始预示着一个非凡的过程，卡斯特罗的大学生活几乎都在非凡中度过。

1948年，卡斯特罗与革命战友拉斐尔·迪亚斯·巴拉特的妹妹结婚，第二年他加入了古巴人民党。1950年，24岁的卡斯特罗获得了哈瓦那法学博士学位。虽然加入了人民党，但是卡斯特罗却很少听从人民党的领导，他心中的人民党不具备拯救苍生的能力，他认为真正的领导者应该来自民间。卡斯特罗的叛逆性格再次令他萌生出不同寻常的大胆想法，他要袭击兵营获得武器。

1953年夏天，27岁的卡斯特罗信心满满地告诉他的老师，他要攻打古巴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他的骄傲都写在脸上了，这位年轻的野心家对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充满信心。7月的一天，卡斯特罗带领了100多名爱国青年冲向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推翻暴君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结束古巴人民如地狱般的腐朽生活。然而，这次行动最后以失败告终，有68人被杀，而卡斯特罗自己也被投进了监狱。

被关押在监狱的卡斯特罗没有闲着，他奋笔疾书写成了《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长篇文章。这篇文章以小册子的形式被偷偷发放到社会上，在民间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样一来，卡斯特罗名声大噪，他的英雄主义形象也愈发深刻了。尽管这次起义失败，但是却给了卡斯特罗一次实际教训，也让他悟出了人民的力量。

巴蒂斯塔的统治还在继续，这位暴君在1954年再次当选为总统。在连任后不久，巴蒂斯塔就向国会提出大赦的要求。巴蒂斯塔做梦都不会想到，他的这次大赦从监狱里放跑了一头猛虎。

得到释放之后，卡斯特罗依旧在盘算着如何武装夺取政权。在这个时候，他与人民党和中产阶级的矛盾就已经凸现，他主张武装革命，可人民党和中产阶级却主张和平谈判。卡斯特罗跟人民党彻底失去共同语言了，他打算去墨西哥发展武装力量。

1956年11月25日，卡斯特罗率领81名战友乘“格拉玛号”游艇从墨西哥出发，准备潜回古巴。这是一次计划已久的革命起义，但由于他们没能按时跟国内的起义军会合，致使在奥连特省登陆时，遭到政府军袭击。远征战士大部分伤亡，只有卡斯特罗等12名幸存者逃进山区。

又一次失败，又一次被血腥镇压。面对这种情况，卡斯特罗仍然不改初衷，他的执拗让他相信自己的力量。于是，新的起义计划又在卡斯特罗的脑海中慢慢成形了……

三 哈瓦那的英雄赞歌

1956年起义失败后，在哈瓦那流传着各种关于卡斯特罗的消息，有人说他已经死了，有人说他正在某个地方疗伤，还有人说他已经被捕。这些消息都来源于人们对卡斯特罗的好奇，这样一个不知退却的人到底会有怎样的结局？

卡斯特罗没有死，也没有被捕，他逃到了附近的山区，在那里休养生息。

在这段日子里，卡斯特罗的队伍只有20人左右，但都是精英，他们在农民向导欧蒂米奥·格拉的指带下缴获了拉普拉塔兵营里的一些武器，组建了一支山地游击队，人员编制在逐渐增加。

经过多次失败后，卡斯特罗越来越有革命经验了。他这次不会轻举妄动，他明白自己的队伍还需要一定的锻炼和扩大。此时的卡斯特罗已经愈发稳重和成熟，他特地联系到在哈瓦那的支持者，让他约见一名记者到山区采访卡斯特罗。当然，这么做并不完全为了声名，更重要的是要造势，让人们知道卡斯特罗还活着而且依旧在为革命事业而奋斗，也借此机会来壮大队伍声势以拉拢更多有志之士的加入。

很快，被约见的记者前往马埃斯特腊山见到了卡斯特罗，这名记者是美国《纽约时报》的高级编辑赫伯特·马修斯，他知道该如何让卡斯特罗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更知道如何描写才能让他成为一名具有魅力的英雄人物。

马修斯的文章刊登之后，卡斯特罗在北美以至全球获得了英雄称号，他的所作所为被表彰成为一种传说，并在此后的几年中得到润色和升华。不过，卡斯特罗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这篇文章而有所好转。他所领导的队伍中出现了叛徒，就是那个曾为他们带路的农民向导欧蒂米奥·格拉。由于格拉的出卖，巴蒂斯塔派了1000人前去镇压，卡斯特罗的队伍不得不东躲西藏。

任何苦难都是有价值的。在躲避巴蒂斯塔军队围剿的时候，卡斯特罗了解到了对他以后的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现实，那就是农民温饱不足的生活状态。这种认识让卡斯特罗产生了土地改革的念头，并在以后拟定为具体计划。此时的巴蒂斯塔在统治上也愈发力不从心，越来越多的人站在了卡斯特罗一方，甚至包括一开始对卡斯特罗深恶痛绝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古巴较为富裕的一类人，他们的生活基本在小康线之上，衣食无忧。这一类人原本对社会改革不感兴趣，他们愿意维持现存政府来保证自己的小康生活。可是日子一久，独裁者的政府就表现出了他们的无能，再加上社会舆论对卡斯特罗的支持，中产阶级也只好向着更为光明的地方奔去了。

卡斯特罗带着他的游击队在山里活动，他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则在哈瓦那、圣地亚哥等城市活动。一时间，古巴各个城市变成了战场。

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类似屠杀的镇压那就等于在自掘坟墓，巴蒂斯塔并没有意识到，他每杀一个革命人就会让更多人因为同情而加入革命队伍。局势正在朝着有利于卡斯特罗的方向行进，连中产阶级都加入了，革命气焰更加高涨。1957年7月，卡斯特罗联合几位开明人士发表宣言，号召所有古巴人都站在统一阵线上，支持自由选举，建立民主政府。

这样的政治宣言相比卡斯特罗从前的做派来说成熟了许多，这就是联盟所带来的好处。此时的卡斯特罗已经不是一个带领着20多人在山上四处游荡的通缉犯，而是一个拥有2000平方公里辖区的领袖。山区成了卡斯特罗发迹的地方，这里的农民成了他第一批人民。卡斯特罗在山区组建了一个类似政府的管理机构，治理模式初见端倪。到了1958年，卡斯特罗控制了奥特连省部分地区，他的管辖区已经从山上往下逐渐转移了。

卡斯特罗的后盾越来越强大，原先反对用暴力夺取政权的古巴共产党也转而支持他的武装斗争路线。这就意味着，卡斯特罗的联盟已经囊括了差不多所有巴蒂斯塔的反对派。也就是说，只要没有外力干涉，巴蒂斯塔的统治终将由卡斯特罗来结束。无计可施的巴蒂斯塔向美国求助，希望美国出面干涉，但是美国政府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与古巴全体人民作对。绝望的巴蒂斯塔不再指望会有任何外力的帮助，1958年5月，他向卡斯特罗游击队所在的马埃斯特腊山发起了大规模进攻。

然而，在这场山地战的较量中，政府军很快就败下阵来，他们被3000人的游击队前后包围，这场仗就此结束。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政府军就被赶出了马埃斯特腊山，卡斯特罗的威信在这次战争中再次得到提升。

战争既然已经打响就必然会产生影响，古巴的经济最先受到了牵连。1958年11月，古巴市场几乎瘫痪，私营企业的老板们手头上都缺乏可流动资金。经济一旦受到负面影响，政府就骑虎难下了。就在这个时候，卡斯特罗做了一项十分讨巧的举动——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第一试用地就是马埃斯特腊山，尽管卡斯特罗的土地改革被西方学者称为“空想”，但它还是如期实施了。

与此同时，卡斯特罗正带领着他的游击队准备直击政府，游击队尚未行动就已经有不少政府军高官投降，这样的形势显然不利于巴蒂斯塔。巴蒂斯塔至此还固执地以为自己能够继续独裁，他觉得美国再冷漠也绝不会抛弃他。然而，一向善于察言观色的美国不可能去支持一个受千夫所指的政府，它给以古巴的答案是“放弃”。

简单点来描述那时古巴的局势：巴蒂斯塔逐步退化成光杆司令，面对孤家寡人的悲惨下场；卡斯特罗的羽翼日渐丰满，正转变成一个众望所归的领导者。美国的放弃让巴蒂斯塔彻底死心了，他决定放弃斗争逃亡国外。巴蒂斯塔的突然离开出乎卡斯特罗以及所有人的意料，原本打算打一场硬仗却没想到独裁者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了。不过，这的确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当古巴人得知独裁者逃跑的消息后纷纷涌上街头，手舞足蹈庆祝独裁政府的倒台，而卡斯特罗也成了最受欢迎的人。

1959年1月，卡斯特罗到达哈瓦那。古巴就在此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卡斯特罗这个名字也从此刻在了古巴的历史上。

四 为民族尊严而战

1959年2月16日，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出任临时革命政府总理和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开始执掌古巴的政权。

此时的卡斯特罗还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在对共产党的问题上，卡斯特罗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挣扎。共产党在古巴具有很高的威望，它是整个古巴组织机构最健全的一个政党。巴蒂斯塔执政时虽然痛恨共产党却不能轻举妄动，他只好拐弯抹角说共产党反动，还把所有国内的反动行为都归咎到共产党的头上。没想到这样的诬陷弄巧成拙，恰好增加了古巴民众对共产党的好感。显然，作为一个能够管理国家的组织来说，共产党胜过卡斯特罗和他的游击队。

这是令卡斯特罗矛盾的地方，他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功也离不开共产党的帮助。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卡斯特罗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一点不比共产党差。古巴人民愿意押上自己的所有来赌卡斯特罗一定会干出成绩，这让卡斯特罗倍感压力，以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无法果断地为古巴指出一条明路。如果支持共产党那么古巴的未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那么革命就可能面临失败。这也正是让卡斯特罗一直犹豫的原因。

新官上任三把火，卡斯特罗的第一把火就把古巴的中产阶级给点着了。他提出了几项改革措施，像降低房租、出售空地皮、进行土地分配等。这些措施令在贫困线挣扎的人有了活路，但是那些企业主以及靠租金生活的中产阶级却失去了赚钱的门路。

第二把火烧到的是美国。卡斯特罗的政策影响了美国在古巴的利益，这便让美国有了更多的理由来反对新政府。为此，卡斯特罗专程访问了美国。美国民间对卡斯特罗有很好的评价，认为他是救苦救难的大英雄，所以卡斯特罗在美国访问期间受到了美国民众的热情款待。不过，卡斯特罗受不受民众欢迎美国政府并不在意，他们只想知道卡斯特罗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人。显然，卡斯特罗也有同样的困扰，他比任何人都想知道自己该不该跟共产党合二为一。卡斯特罗越是犹豫，美国越是着急，于是就开始喋喋不休，不停质问卡斯特罗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这让卡斯特罗心里很不舒服，古巴走什么路线凭什么要看美国的脸色？

卡斯特罗的第三把火燃起的是反对派的团结一致。反对派看卡斯特罗始终定不了古巴未来的前进路线，而且美国又在古巴屁股后边煽风点火，这正是打击卡斯特罗的好机会。

多方面的压力、共产党势力的扩大以及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对马克思主义的热忱，让卡斯特罗最终下定决心：拥护共产党、加入共产党。下定决心后，卡斯特罗公开表示对共产党的好感和支持，并且指责那些反对共产党的人，包括古巴总统乌鲁蒂亚。乌鲁蒂亚根本不是卡斯特罗的对手，无奈之下，乌鲁蒂亚辞去了总统职务。递交辞呈的不仅是总统，还有一些国家重要官员，他们要以这种方式来反对共产党，反对卡斯特罗的决定。

辞职信越来越多，政府中一些能干的管理人员越来越少。卡斯特罗感到了一些焦虑，不过这并不能让他妥协，他认为，没有管理人员可以“借”，社会主义国家一定有不少丰富经验的管理、计划人员。

美国彻底失望了，要跟卡斯特罗达成某种共识是不可能了。也正是这种失望，让美国后来如此仇视卡斯特罗，如此费尽周折要除之而后快。

卡斯特罗不会因美国的不快而有所动摇。古巴的变革需要人才来实现，而在社会主义管理方面有经验的人选基本都在苏联，于是，1959年11月，卡斯特罗跟苏联领导人碰面，12月，苏联便派遣了一位官员到哈瓦那指导工作。古巴共产党摇身一变成了全国地位最高的政党。

共产主义是为穷人着想的理论思想，围绕它所制定的各项政策都对无产阶级有利，因此卡斯特罗的政策得到了除中产阶级以及上层阶级以外的全体古巴人的拥戴。这样一来，即便是政府工作有些漏洞，人民也有足够的耐心等着管理人员的修补。

古巴正在逐步蜕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即便多不愿意接受也无法改变。古巴现在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天下，是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的国家。就这样，古巴带着卡斯特罗特有的执拗推开了新的历史天窗。

美国试图用经济制裁来让古巴屈服，但是苏联却在这个时候向古巴送去了经济合作计划。苏联著名政治家米高扬于1959年底访问古巴，他对古巴实行的农业改革十分感兴趣，当即与卡斯特罗签订了经济合作协议，向古巴贷款一亿美元。这样一来，美国的经济制裁就完全失效了。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向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了一项刺杀卡斯特罗的计划，并得到了总统的认可。美国终于使出杀手锏了，它开始网罗一批古巴流亡分子在危地马拉进行严格训练，中央情报局顿时变成了最大的杀手培训机构。

古巴遭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鄙视，却跟社会主义国家打得火热。苏联、中国，这些率先在社会主义领域里做出成绩的国家成了古巴最大的支持者。

对于卡斯特罗有恃无恐的态度美国已经忍无可忍，1960年6月22日，美国通过法案削减了对古巴的食糖定额，希望通过加大经济制裁力度的方式来逼迫卡斯特罗妥协。然而，卡斯特罗的反应与美国的期望大相径庭，他宣布美国每削减一次食糖定额，古巴政府就没收一家美国糖厂。一场经济战拉开了帷幕。7月，美国再次发出削减通告，将定额减去70万吨。卡斯特罗也不甘示弱，他准备全民武装，用军事来对抗制裁。美国这次的削减有些太霸道了，完全是赤裸裸的经济侵略，很多国家对美国的做法都颇有微词，特别是美国的死对头苏联更是公开表示，必要时可以用火箭来保护古巴。

猪湾登陆不仅使美国蒙羞至今，更从此多了一个坚定的敌人。

美国不肯退让，在参加美洲国家外长特别会议的时候，美国外长赫脱还在苦口婆心劝说与会外长们能够同意一起谴责古巴。那些外长们大部分拒绝了赫脱的要求，他们知道卡斯特罗在各个国家都有崇拜者，得罪了他就等于得罪了自己国家的人民。

1960年9月，卡斯特罗公开宣布要接受苏联提供的火箭，用来对付美国的侵略。这番演说得到了古巴人民的普遍的赞同。美国愈发气愤了，1960年是美国总统的大选年，对古巴问题的处理成为竞选者能否得到更多选票的关键。

美国越是生气就越是能激发起卡斯特罗的斗志，他喜欢跟美国作对，喜欢看到美国总统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于是，卡斯特罗在古巴陷入经济危机的时候依旧向美国应战。1961年4月16日，卡斯特罗宣布，古巴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宣言带着浓重的挑衅滋味，美国反对什么就偏要做什么。就像卡斯特罗在宣言中表示的那样，就是要在美国的鼻子底下来一场社会主义革命。

1961年4月17日，美国终于按捺不住，决定实行武装行动了，并发动了那场让美国人羞愧至今的战役——猪湾登陆。

对此，卡斯特罗早有防备，从宣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一刻起，他就做好了打这一仗的准备。所以，当美国轰炸机袭击古巴几个重要机场的时候，卡斯特罗并没有慌张。他立即下令追查一些地下组织，并抓捕了不少反对派，这就减少了美国利用这些人来做内应的可能。

美国似乎忘了它所对付的是一个怎样的政府，组成这个政府的人员都是在游击战中有过突出表现的，比如格瓦拉，时刻准备战斗是他们的习惯。因此，猪湾登陆最后以古巴的胜利而告终，参加此次战役的1000多名美国雇佣军悉数变成了俘虏。美国栽了个大跟头。

五 “卡斯特罗是最重要的”

虽然猪湾登陆行动以古巴的胜利而收场，但通过这一事件，卡斯特罗也意识到美国的军事干涉将是他今后面临的最大威胁，对此，他绝不能掉以轻心。于是，卡斯特罗决定向苏联寻求军事援助。

其实，此时的苏联人也密切关注着猪湾事件的进展。当时，苏联与美国争霸正酣，赫鲁晓夫一直想在拉丁美洲寻找一个立足点，而古巴的求援，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于是，在1962年的7月3日和8日，赫鲁晓夫先后两次与卡斯特罗会谈，并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

按照协议，苏联将于7月开始向古巴提供几十枚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几十架伊尔-28喷气式轰炸机以及3500名军事技术人员。经过伪装的第一批武器于7月下旬用商船运抵古巴，并展开了部署，9月初，所有武器和专家已运送完毕，部署工作接近尾声。

美国是在10月发现苏联设在古巴的导弹发射场的。10月14日，根据两架U2高空侦察机在古巴上空拍摄到的照片，美国鉴定专家认出了一个导弹发射台和一枚中程导弹，并确信导弹发射装置上安装的是导弹核武器。

约翰·肯尼迪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震怒，10月22日晚上7点，他在电台里向美国和全世界发表讲话，通告了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事实，并宣布从即日起对古巴进行武装封锁，直到苏联从古巴撤走这些进攻性武器为止。

史上著名的“古巴导弹危机”事件由是爆发。

封锁命令一下达，美国三军部队立即剑拔弩张，开始进行战时集中。10月24日，在68个空军中队和8艘航空母舰护卫下，由90艘军舰组成的美国庞大舰队浩浩荡荡开往古巴海域。上午10时，海上隔离行动正式开始，只见在蓝色的加勒比海上，美国海军舰只一字排开，将整个古巴像个铁桶似的团团围了起来。苏联所以向古巴提供导弹，其实并不是真的支持古巴用导弹来对付美国，而是希望通过这种威胁对美国造成压力，以逼迫美国在柏林问题上做出让步。因此，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后，苏美双方立刻展开了紧急斡旋。针对赫鲁晓夫的讨价还价，肯尼迪坚持在柏林问题上美国不会做出任何妥协，但他做出让步说，只要苏联拆除安装在古巴的导弹，美国就保证不攻打古巴。否则，美军将会在10月30日开始轰炸苏联在古巴的导弹设备和古巴的军事目标，然后全面侵入古巴。

面对美国的武力威胁，卡斯特罗毫不畏惧，他号召全古巴人行动起来，做好迎击美国入侵者的准备。但苏联不想使事态扩大，赫鲁晓夫最终同意了美国的条件，答应拆除安装在古巴的导弹以换取美国不攻打古巴的承诺。到11月11日，苏联部署在古巴的42枚导弹被全部撤走，与此同时，肯尼迪宣布取消对古巴的海上封锁。至此，古巴导弹危机就这样结束了。

1967年，古巴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著名革命英雄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革命战斗中遇害。切·格瓦拉是卡斯特罗的密友，也是他的得力助手，这位英雄的离开让卡斯特罗以及所有崇拜格瓦拉的人怅然若失。

格瓦拉不是个优秀的管理者，这点不需要掩饰。说实话，格瓦拉的性格并不适合当一个政治家，他太直率了。当初古巴跟苏联打成一片的时候，格瓦拉就毫不掩饰自己对苏联共产党的厌恶，他认为苏共正在偏离社会主义的本质。卡斯特罗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格瓦拉的看法是正确的。当格瓦拉遇难后，卡斯特罗曾说：“对于一个人来说，有些人并没有死。他们是那么牢固、那么强大、那么强烈的存在，以致人们不能相信他们已经死去，已经消失。主要是因为他们继续存在于感情和记忆中，我们，不仅是我，而且是古巴人民，对他死亡的消息特别悲痛，虽然消息并不意外。”

20世纪60年代对于古巴来说真是多灾多难，内政伴随着战争一拥而入，让卡斯特罗费尽脑筋。当卡斯特罗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格瓦拉又离他而去。所幸的是，古巴人民没有抛弃卡斯特罗，并且一直信任他。

此后的古巴也不是一帆风顺，仍然是在摸索的道路上磕磕碰碰。一直到80年代，古巴经济都没有大的起色。卡斯特罗曾经用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可结果却导致了物价上涨，这个政策也草草终结。经济落后让古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恢复不了元气，没有水果、蔬菜，没有生活基本用品，没有石油。

这个时候，古巴国内外有一种声音要其改革，将社会主义改为资本主义。

可是卡斯特罗并不认为目前的困难是因为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产生的，在他看来，无论是什么制度的国家都会遇到经济低迷的时候，这是一个国家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因此，要凭这个就进行资本主义改革，那绝对不可能。正是卡斯特罗执著或是说执拗的性格打动了古巴人，古巴人并没有因为经济问题而讨厌他，反而一如既往支持他。

古巴目前的状态正是美国以及在美国的古巴流亡分子所希望见到的，卡斯特罗过得越艰难对他们越有利。这些流亡分子开始趁机四处散布谣言，称卡斯特罗快要下台了。

卡斯特罗从来不担心流亡分子的挑衅。有些好心人提醒卡斯特罗，古巴经济停滞不前，美国又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进行军事演习，小心美国的入侵。在民族尊严问题上，卡斯特罗从不让步。他表示只要美国胆敢侵犯古巴，他就制造第二次越南战争让美国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与此同时，卡斯特罗在积极预防美国入侵，加强国防安全任务，让所有可武装的军队都做好战争准备。

这场仗终究没有打起来，卡斯特罗再次让世人见识到了他的不屈不挠。有人觉得卡斯特罗能够长期执政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因为古巴国内的状态实在无法让人相信他能够扭转乾坤。如果真的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古巴经济虽然萎靡不振，但并不意味着卡斯特罗一事无成。有些事实需要让人们知道：在卡斯特罗执政的日子里，古巴大学生、医生的数量超过了任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哈瓦那连个乞丐都看不到；婴儿死亡率从独裁者时期的6%降为0.7%。

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海军对进出古巴的每一艘货船都严加盘查。

这就是为什么古巴经济停滞可卡斯特罗却没有倒台的原因之一。

卡斯特罗没有倒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给了古巴人他们所需要的关怀。

经历过独裁统治后，古巴人受够了独裁者通过压榨百姓来中饱私囊的做派。虽然卡斯特罗没有让古巴人脱贫致富，可起码他不会压榨百姓，而且他还一直在关心穷人。对于古巴人来说，推翻现任政府就等于推翻了自己的安全感，让那些流亡分子执政的结果不会比独裁者执政好到哪去。于是，大部分古巴人认为，古巴一些制度的确需要改革，但却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更不是推翻卡斯特罗政府。

“我没想过剃胡子，我习惯留着胡子，我的胡子对我的国家来说意义非凡。当我们实现诺言，建立起一个好政府时，我会剃掉它。”这是卡斯特罗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第30天说的。如今已过去了50年，卡斯特罗的胡子已经银白但却始终没被他剃掉。显然，卡斯特罗并不认为自己为古巴人建立起了一个好政府，所以他一直在努力，从不曾停止革命的脚步。也许古巴是穷，但是却不影响古巴人对卡斯特罗的爱，正如一位古巴人在接受采访时所说：“对于古巴人，对于全世界古巴人，卡斯特罗是最重要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在那个嗜血的政途上，卡斯特罗一直安然无恙。

第十四被害人 里根

被害人：罗纳德·威尔逊·里根

国别：美国

身份：美国第40任总统

刺客：约翰·欣克利

案情回放：1981年3月30日下午，里根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门口遭到枪击，身中一枪，经抢救顺利渡过危险，死里逃生。

案终陈词：曾是好莱坞二流影星的里根，在成功问鼎白宫的第70天时遭遇行刺中弹，当人们慌乱地将他送入医院，他还不忘开玩笑：“我希望你们都是共和党人。”这场不成功的刺杀最终成为里根的特殊回忆。之后里根连任总统成功，到1989年才以78岁高龄告别政坛。直到今天，里根仍然是美国人最喜欢的总统。

一 惊险一幕

1981年3月30日午后，位于华盛顿康涅狄格大街的希尔顿饭店气氛与平常有些不同。有200多名围观者站立在警察设置的警戒线以外，很多摄影记者和电视记者都把镜头对准饭店门口，街上到处都是着装警察和便衣警察。

此时，希尔顿饭店的宴会厅正在开会，4000多名美国劳联-产联建筑工会的会员正在聚精会神地聆听着刚刚就职70天的里根总统的演讲。

里根总统是天生的演说家，不管他演讲的内容是什么，总是能吸引台下的听众。他的语言虽说不是很幽默但很有感染力，他总是恰当好处地运用手势，使他所说的更形象，他吐字清晰，语调上的抑扬顿挫更是无可挑剔。这一切都与他年轻时当过电影演员有关，要使演讲声情并茂对一个演员来说并不难。

下午2点，宴会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结束演说后，里根面带微笑向台下的听众致意，随后在贴身保镖和陪同官员的簇拥下穿过边门来到了休息室。

2点25分，里根出现在饭店的出口处。里根的出现点燃了在场所有记者和围观群众的热情，他们争先恐后地向里根的身边靠近。里根面带微笑地举起左手，向人群挥手致意。他的这一动作引发一阵尖叫声。

在随从和保镖的保护下，里根向停在门口的黑色防弹轿车走去，途中遇到一些记者提问，他不得不停下来回答记者的问题。

突然，一个身穿西服、外套棕色雨衣的金发青年在离总统轿车3米外向总统所在位置开枪，连续6发子弹径直朝里根方向飞去。顿时，希尔顿饭店门口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事发突然，里根也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惊呆了。里根的贴身保镖立即喊道：“趴下！快趴下！”接着，凶手又对准里根连发数枪。

里根遇刺现场。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凶手击中了3个人。

白宫新闻秘书詹姆斯·布雷迪前额中弹，当即倒下。

站在警戒线旁背对着记者的华盛顿警察托马斯·德拉汉蒂，他的脖子左外侧中弹，倒在布雷迪身旁。

另一名特工人员蒂姆的右下腹部中弹，也倒在了地上。当时，枪声一响，蒂姆立即转向枪响的方向，为了保卫总统，他纵身一跳，挡在了总统身前，所以才腹部中弹。

与此同时，特工麦卡锡立即飞身扑向凶手。由于身体冲撞，凶手的最后一颗子弹打到了街对面的一栋房子。凶手迅速被负责总统安全的几个保镖和警察包围，以防被人灭口。然后，凶手被人送上了一辆警车，押送到哥伦比亚特区警察总部。

就在麦卡锡扑向凶手的同时，特工卫队长帕尔和他的助手沙迪克急忙把总统里根推进轿车里。就在这一过程中，里根被一颗打到轿车上反弹回来的子弹击中了胸部。

里根中弹瞬间。保镖迅速将他扶进防弹轿车。

卫队长帕尔起初是命令司机把车开到白宫去，因为那里是华盛顿最安全的地方。可车开了几秒钟之后，帕尔发现总统似乎受伤了，虽然没有找到伤口，但鲜血不断从里根的嘴中流出来。于是，他立即决定带着车队直奔白宫以西5个街区远的华盛顿大学医院急救处。

里根刚被送到医院时，呼吸非常困难，已经处于休克状态。创伤组威廉·奥尼尔医生立即决定为总统实施抢救。经检查，里根左腋窝下方有一个纽扣似的小洞，明显是子弹射入的伤口，但没有发现子弹的出口，这说明子弹还留在总统的胸腔内。

医生在里根的左胸开了一个口子，插入一根导管，用胸膜排液器往外抽吸胸腔内的大量积血。为了找到子弹的确切位置，医生为里根做了X光照相，发现在里根心脏的阴影里有一个逗号形状的金属，可以断定，这就是那颗子弹。

这时，里根到达医院已经35分钟之久。为了保证总统的安全，医院的大门已经由特工把守，任何人进入都要经过严格的盘查。急救室门口设立了岗哨，除了有关的医护人员外，其他人一概不得入内。由于之前恐怖分子在医院进行追杀的例子并不罕见，特工局在医院建立了临时指挥部，安装了必要的通讯设备，派来了反绑架部队，同时加强了急救室的防卫力量。

一个小时后，医护人员从担架上将里根移到了二号手术室的手术台上。抢救总统的生命让医生有些神情紧张，里根开玩笑说：“请告诉我，你们都是共和党员。”医生们都被里根的幽默逗乐了，民主党员的医生约瑟夫·乔达诺代表大家回答：“今天我们都支持共和党。”

手术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医生从肺叶里挤出了这颗差点要了里根命的子弹。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子弹穿过里根左胸的第七根肋骨，离心脏只差一英寸。

晚上6点半，里根离开手术室。医生向新闻界和正在等待中的美国民众报告总统目前的情况：里根总统的身体状况已经基本稳定，手术之前意识清醒，枪伤没有触及要害器官，估计等麻药药效消失后就能恢复思考和决策能力了。

总统遇刺后幸免于难的消息一经公布，公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可在里根病房里的医生却没那样乐观。一个小时后里根开始苏醒，但呼吸仍有些困难。医生对他又进行了一次检查，结果显示他的下肺叶部仍处于萎陷状态。

由于气管中插了导管，里根不能说话，只能通过纸笔和人交流。从医生的口中得知凶手已经被抓住，里根心情大好。凌晨2点45分，医生给里根拿掉了喉管中的导管，虽然他还带着氧气罩，但总算可以开口说话了，总统顺利渡过了危险期。

清醒之后的里根很快就在病榻上恢复了总统的工作。作为一种象征，他还在31日早晨用过早餐之后，签署了一项关于奶制品的物价补贴法案。

4月11日，所有参加抢救、治疗里根的医生都齐聚在办公室里举行会议。他们认真看了里根总统的最新X光片，结果显示他的肺部已经复原。这一消息令人鼓舞，这代表里根已经完全好起来了。当天上午，医生决定让里根出院。

出院当天，大约100名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家属在总统官邸的后门等候里根平安归来，副总统布什和妻子巴巴拉也出现在欢迎队伍中。里根身穿一件鲜红色背心、一件马球衬衫，在夫人南希和女儿帕蒂的陪同下走进了白宫，开始了大难不死后的总统生涯。

二 拔枪一击为红颜

国家领导人遇刺在世界政坛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而刺杀的原因也基本都大相径庭，不外乎种族冲突、教派矛盾、党派争端等。但这个凶手刺杀里根的理由似乎有些特别，他不是恐怖分子，也不是某个教派、种族的一员，而只是为了吸引心仪女影星茱迪·福斯特的注意，才去冒险刺杀里根的。

凶手名叫约翰·欣克利，现年25岁，1955年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富有家庭。据欣克利的同学和老师回忆，他在中学时就沉默寡言，毕业后没有上综合性大学而是进了卢博克市的得克萨斯技术大学，从1973年入学到1980年，他一直是有时上课，有时辍学，并没有完整念完大学课程。

1973年，欣克利18岁，已经是个成人了。在强调自立的美国社会，子女成年以后，父母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管东管西，这也意味着欣克利自由了。可实际上，在欣克利还未成年的时候，由于父母都忙于经商，也没有多少时间管他。在欣克利1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到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开办了一个煤气和石油国内公司，并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欣克利的哥哥任副董事长。欣克利在家排行老三，父亲没有在公司里给他安排职位，是个正经的“失业者”。但欣克利并不难过，因为他乐得过那种不愁吃穿、不用干活的自由生活。闲暇时候，他待在屋子里看电视、弹吉他，有时还去跳跳舞，日子过得很是惬意。

又过了两年，欣克利开始了流浪生涯。他先是去好莱坞晃荡了一圈，后来又回到丹佛。在此期间，他有时也回到得克萨斯技术大学，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地上几天课。

1980年，欣克利最后一次离开得克萨斯技术大学，在卢博克市买了一支0.38英寸口径的手枪，接着又买了两支0.22英寸口径的手枪。同年10月，他跑到东部纽黑文耶鲁大学所在地，据说他喜欢的一个18岁女影星就在耶鲁大学上学。欣克利在耶鲁大学周围转悠的时候，卡特总统为竞选来到了这个地方，欣克利在机场被查出携带有3支手枪，形迹可疑，故而被警察拘留了。获释以后，他继续在纽约、纽黑文、丹佛等地来回游荡，并又陆续买了三四支枪随身携带。

把欣克利迷得晕头转向、不惜涉险行刺总统以博其一笑的女影星茱迪·福斯特。

1981年3月25日，欣克利从丹佛出发，几经周折在29日当天抵达华盛顿，在白宫附近的旅馆住下。次日中午，他来到希尔顿饭店门前，向总统里根连开数枪。开枪后，欣克利似乎没有逃跑的念头，直接就被警察抓获了。

欣克利的行为让警察有些匪夷所思，按照以往的经验，一个职业刺客是不会束手就擒的。那么他为何要刺杀里根总统呢？根据审讯调查，唯一符合逻辑的解释就是他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英雄伟业”，以轰动效应赢得意中人茱迪·福斯特的敬慕和青睐。

出人意料的是，把欣克利迷得晕头转向、不惜以生命来博取其注意的女影星茱迪·福斯特既无闭月羞花之容，也无倾国倾城之貌，而只不过是一个刚满18岁、面孔稚嫩、演技精湛的耶鲁大学一年级学生。

茱迪·福斯特14岁的时候，在《出租车司机》电影中出演了一个雏妓，并因此而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提名。《出租车司机》描写的是一个吸毒的出租汽车司机受到福斯特所扮演的小妓女的嘲讽。司机不但不恨她，还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后来他给她写了一封信，并出发去刺杀一位总统候选人，以示爱情的坚贞。

福斯特出色的表演让影片公映后她的身价直线飙升，很多青年人迷上了这个稚嫩的小女孩，欣克利就是其中一个。1980年福斯特退出好莱坞，来到耶鲁大学就读。欣克利多次写信给她，还给她打过很多次电话，但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别无他法的欣克利，也不知怎么忽发奇想，居然模仿起《出租车司机》里司机刺杀总统候选人的情节，去刺杀里根，希望以此赢得美人心。

真是可怜了里根，当了一回模仿秀的男二号角色。

在得知刺杀里根的凶手就是自己的儿子欣克利的时候，欣克利的父母立即从科罗拉多州赶到了华盛顿。在欣克利被捕入狱的第二天，他的父母就对外发表了一份声明，说欣克利是一个有病的孩子。根据美国法律，精神不正常的人对其行为是不负法律责任的。美国政府起诉欣克利犯有使用武器和谋杀总统、击伤布雷迪、德拉汉蒂、麦卡锡等13条罪行，根据法律，须判处终身监禁。为了使欣克利免去法律的制裁，他的父母不惜破费重金，聘请著名律师和专家证人出庭作证，企图以精神错乱为由，为儿子进行辩护。

为了鉴定欣克利的精神状况，法院指定一名精神病专家为他做了3个小时的检查，专家检查结果显示欣克利精神完全正常，应该接受审判。专家的鉴定很快被欣克利的辩护律师否定了，他认为被告的精神状况应该由被告方选择的专家进行检查。虽然地区法官驳回了这个意见，但仍决定将欣克利送到联邦教养院做3个月的精神病检查。因为确定欣克利在开枪的时候是否处于精神错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美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涉及精神病无罪辩护的规则主要有“麦纳顿规则”，又称“对错规则”，即如果被告人因某种精神病影响而缺乏理智，在案发的时候不知其行为的对错或性质，则被告将不负有刑事责任。另一个规则就是著名的“德赫穆规则”，又称“结果规则”。在普通人心中，只有行为异常、疯傻痴癫的人才算精神病，可“德赫穆规则”的定义非常宽泛，甚至连“情绪残疾”也归结在精神疾病的范畴内。因此，如果欣克利的行为属于精神错乱或情绪残疾所造成的后果，则不需要承担任何刑事责任。

更糟糕的是，按照当时的联邦刑事诉讼法，在涉及精神病无罪辩护的刑事案中，控方要负责有罪的指证。可是，由于很难判断一个人是否患精神病或有多严重的精神病，所以控方很难毫无争议地证明案发当时被告的神志是正常的。而仅凭欣克利行刺前留在旅馆的信，辩方就可以判定当时的欣克利是处于精神错乱情绪下的。控方的证据不全，无法确定欣克利确实没有精神障碍，故陪审团不能给他定罪。

于是繁杂的检查一直拖到枪击案发生一年多以后，美国联邦法院才宣布成立大陪审团公开审理此案。被告方有4名律师和6名精神病专家为欣克利辩护，写出了长达1000页的材料来证明欣克利的“精神错乱”。提请公诉的联邦检察官方面的律师和精神病专家也写出了长达600多页的“有力”证据，证明欣克利的谋杀是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进行的。

经过7个多星期的听证会辩论，1982年6月21日，美国联邦陪审团终于做出了欣克利无罪的裁决。

欣克利本人听到自己被判无罪都感到很吃惊，他的父母更是感动得痛哭流涕。他们为了能让欣克利免于法律制裁花费了近100万美元来聘请律师和专家。据说，这是美国有史以来为免除法律制裁，“证明”被告患有精神病而耗资最多的一次诉讼。政府方面也付出了惊人的代价，从欣克利被捕，仅花在安全方面的钱就超过了65万美元。

欣克利被判无罪的消息一经公布，美国社会一片哗然。美国广播公司为此还做了一个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76%的人认为判决结果是不公正的，90%的人认为欣克利不应该获释。

本该接受法律制裁的谋杀犯居然能通过钻法律空子免于刑罚，这让司法部长威廉·史密斯感到颇为尴尬，他不得不承认美国刑法条文确实存在漏洞。不少参议院和众议院纷纷发表谈话，要求修改法律中有关精神病患者免罪的条文，以保障社会的安全。司法部表示法律的空子允许罪犯犯暴力罪，又允许他们利用含混不清的程序来开脱罪责，然后还向他们敞开大门，让他们回到他们曾经伤害过的社会中去，这是美国法律的悲哀。

1982年8月初，美国一家法院根据医生认为欣克利仍属于诉诸暴力的危险型精神病患者的报告，做出了对欣克利实行无限期强制治疗的最终判决。在华盛顿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欣克利“治疗”了20多年，不过在判决的两年后，医院就准许他可以在节假日的时候回家探望父母。2004年，联邦法院还做出了不需要任何陪同，欣克利可以回家探望父母的裁决。

欣克利行刺里根案件除了带来有关精神病患者法律条文的争吵外，还引来了对枪支应不应该通过立法加强管制的争论。就在欣克利行刺的两周内，警方又抓获了10来个密谋要杀害里根总统的年轻人。

美国的犯罪率一直是全世界最高的，而枪杀又在美国的犯罪案中名列第一。据统计，1981年初，散落在美国各地的手枪就高达6000万支，也就是说平均每4个人就有一支手枪。1979年有10728人被枪打死，平均每50分钟就有一人倒在枪口下。

枪支泛滥是美国民主的产物。根据美国宪法，政府无权剥夺个人自由，其中就包括拥有枪支的自由。这是美国争取独立时就立下的规矩。200多年来，美国宪法虽然有过若干改动，但对公民拥有枪支的条款却一直保留了下来。美国的50个州中，只有包括纽约在内的8个州要求持枪人需同时持有枪支许可证。在大多数地方，人们只要花上几十美元就可以随便在一家枪械店里买到枪。

要不要对枪支进行管制，是美国政府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里根遇刺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再次提升。肯尼迪的弟弟、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提出要对枪支实行管制，并提出了要禁止制造、装配和出售欣克利使用的0.22英寸口径的“星期六夜特制”手枪；众议员斯坦·帕里斯认为要严惩暗杀总统及政府高官的行为；白宫宣布将不再公开总统的日常行程表。

尽管要求对枪支实行管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反对枪支管制的“全国枪支协会”在国会中很有势力，枪支管制法案根本难以通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里根本身就是一个反对枪支管制的积极分子，而且在遭受到枪支泛滥带来的苦果后仍没有改变立场。他认为不是枪支杀人，而是人们在互相残杀。

在里根总统刺杀案发生后，身受重伤的新闻秘书詹姆斯·布雷迪的妻子萨拉·布雷迪成了反暴力中心的主席。她的后半生都致力于阻止随意买卖枪支，并促成了《布雷迪法案》的诞生。该法案规定人们在购买枪支前必须接受背景调查。1993年11月30日，克林顿总统将《布雷迪法案》写进了宪法。刺杀总统，就是为了博得自己喜欢影星的关注，这个理由听起来确实不是一个正常人能理解的事，但究竟欣克利是装疯卖傻还是精神失常根本没有办法确定，所以里根的这一枪也算白挨了。不过，这一枪至少促进了一个法案的诞生，为美国公民的人身安全提供了一点保障。也仅仅是一点点罢了。

三 从演员到政客

里根是唯一一个被刺客的子弹击中还得以存活的美国总统，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然而，里根创造的奇迹又何止这一项，他本身就是由一个又一个奇迹写就的传奇人物。

罗纳德·威尔逊·里根，1911年2月6日生在伊利诺伊州坦皮科城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里根的父亲是鞋店店员，为了发家致富，他带着全家走遍了伊利诺伊州。经过数次迁徙，1920年，里根一家在伊利诺伊州的狄克森市定居了。里根从小就帮母亲干活，还经常打零工贴补家用。

1924年，里根开始就读狄克森市的北方中学。他利用暑假期间去位于罗克河畔的公园当水上救生员，自己攒钱交学费。半工半读一直干了7年，他一共救起了77名溺水者。后来里根开玩笑说这些溺水者都从来没有向他道谢过。未来里根对这段经历很是自豪，还会向白宫的访客们展示挂在总统办公室的罗克河的照片。

1928年，里根进入伊利诺伊州的尤里卡学院主修经济学和社会学。入学第一年他就加入了一次反对减缩学院开支的罢课，次年又加入了兄弟会。

里根虽然聪明机灵，但学习成绩却一直中等。他从小热爱冒险、游泳和打球，他对这些东西的兴趣要远远多于学习。此外，他很有演讲和演戏的天分，也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这些天分使他被选为那次罢课上的新生演讲人。大学一年级时，里根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他还担任学生报纸的记者、班级年刊的编辑以及戏剧俱乐部的演员。大学四年，里根是校园里许多俱乐部和运动队的领导人，有“校园里的大角色”的美称。

里根的银幕风采。

1932年，里根获得了经济学和社会学学位。他毕业的时候正直美国经济萧条期，失业人数剧增，里根没能找到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凭借优秀的演说才能，他先后在艾奥瓦州的WOC广播电台、WHO广播电台担任体育播音员，负责播报芝加哥杯棒球赛，仅依靠球场上传来的收报机文字信息，他通过想象力在广播室里播报比赛进行的情况。有一次比赛进行到第9局的时候收报线突然故障，但里根仍流畅地虚构了比赛进行的情况，展示了自己非凡的想象力和应变能力。不久，里根就成为中西部最有名的体育节目播音员之一。

1937年，当里根在加州担任芝加哥杯开始前的棒球春训播音员时，经过朋友介绍进行了一次试镜，并顺利签约华纳兄弟公司进入好莱坞，开始了他前后20年的影坛生涯。

里根清晰的嗓音、逍遥自在的风格和运动家的庞大体形使他很受观众的欢迎。不过，他所出演的大都是B级片里的男主角，知名度有限。直到1940年他出演了《克努特·罗克尼教练》和《喋血金沙》才名声大噪，跻身好莱坞二流影星的行列。在前一部影片中他饰演一个身患绝症的足球队员乔治·吉普，虽然是配角，但演得十分出色，赢得了“吉普”这个伴随他一生的昵称。在后一部影片中他扮演男主角麦克休，因车祸受伤，被截掉了双腿。后来他还使用“我剩下的身体在哪里？”这部戏中的台词来作为他自传的标题。除此之外，他出演的电影还包括《好莱坞旅馆》《横冲直撞》《浮生梦痕》和《君子红颜》等，而在《君子红颜》中因为他与一个黑猩猩合演而遭到广泛嘲笑。

奥斯卡奖得主、里根的第一任妻子珍·惠曼。

好莱坞生涯记录了里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它教会了里根如何在镜头前吻一个女人而不让她的脸变形，教会了他如何看穿制片商欺骗演员的伎俩。里根投身政治活动也开始在好莱坞。

1941年，里根应召入伍，但由于眼睛不好而没能成为第一线的战斗人员，只能承担“有限的任务”。珍珠港事件以后，里根中尉被派到陆军航空队的电影小组，负责制作训练和教育用的影片，以充分发挥他善于演戏的才能。大战结束他退役后积极参加美国演员协会的活动，并于1947年成为该组织的主席直到1952年。演员协会主席是里根担任的第一个政治角色。演员协会中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好莱坞的演员，但里根宣称演员协会已经被共产主义渗透了。在这种立场上，他向极右派控制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协会作证共产主义对好莱坞的渗透。他暗中监视一些他认为抱着不忠诚态度的演员，并向联邦调查局报告。

里根原本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拥护罗斯福和他所推行的新政。一直到1948年他还投民主党候选人的票，但在50年代初他开始相信共和党更有能力对抗共产主义，并相信他这样做能获得更多政党的支持，于是便逐渐放弃了民主党的倾向，开始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因为揭露“共产党的阴谋”有功，里根得到了保守势力的赞赏。由于他越来越关注政治，1948年他和第一任妻子珍·惠曼的婚姻破裂。

由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政治上，50年代后期，里根很少担任电影角色，而将演艺事业的重心转移到了担任电视演员和主持人上。20年的好莱坞生涯，里根出演过50部电影，50部电视剧，尽管仍属二流演员之列，但却为里根带来了不少金钱收益和知名度，这为他以后从政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1952年，里根和演员南希·戴维斯再婚。此时的他已经43岁，演艺事业开始走下坡路。他的经纪人为他找了一个每周一次的“通用电气节目”主持人的工作，这是早期推销电视机的节目。不久，里根成为通用电气公司的代言人，在该公司位于全国各地的工厂发表演讲。1962年，里根正式把自己的选民登记改为共和党人，两年后，他为共和党极右派戈德华特的竞选呐喊助威，完成了从演员到政客的过渡。

1966年，里根以58%的选票击败连任两届的帕特·布朗，当选为第33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并在1970年的选战中成功连任。在当州长的8年时间里，里根最大的两项成就就是州预算支付能力的恢复和各项福利政策的颁布。著名政治评论家西奥多·怀特评价里根的州长第一任期是“政治上的学步”，第二任才是“成功的”。

在第一任期内，里根逐步学会了如何与民主党人控制的州立法机关打交道。在一次又一次的妥协中，里根完成了一些出色的立法。在第一任期内，他同意了右派提出的堕胎法。第二任期内，促使州议会批准了福利改革的一揽子计划。该计划将数十万不算贫穷的人从福利名单中除去，加入了那些迫切需要救济的人的名字。里根上任时，州预算有赤字，离任时却有盈余，这和他限制政府开支和增加税收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里根几乎是从当上州长那天起就下定决心要竞选总统。1968年，里根开始参加总统竞选。当时他向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建议两人私下联合起来否决共和党对理查德·尼克松的提名，但两人在如何分配搞掉尼克松的战果，以及在搞掉尼克松之后由谁获得共和党提名的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致使联合告吹。

1976年，尼克松因水门丑闻被迫下台，里根决心再次问鼎总统宝座。为此，他组织了一个更有经验的竞选班子，全力以赴地进行把福特总统从白宫宝座上拉下来的行动，结果又一次失败了。在共和党争取提名人的竞选中，里根以60票之差败给了在任总统福特。尽管里根的竞选之路困难重重，且屡次失败，但他从未放弃过，他将在1980年再次参加总统竞选。

1980年7月，共和党人齐聚底特律，准备选出当年党内的总统候选人。当时的形势对里根极其有利，他控制了很多州的预选，还有一个漂亮贤惠的“政治女强人”妻子做后援，人们认为里根是总统候选人的不二人选。

在1980年的总统竞选中，南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她作风泼辣，仪态大方、端庄，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像一个洋娃娃，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可实际上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女强人。她运用自己的人脉与个人魅力，四处为里根拉票助威，为里根的当选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时里根的主要对手是得克萨斯州的乔治·布什。但在提名会议之前布什宣布退出了竞争。这样，里根毫无争议地获得了提名。在接受提名的演说中，他许诺限制政府的膨胀和建立强大的国防，受到代表们的普遍欢迎。

民主党方面，卡特虽然战胜了爱德华·肯尼迪，获得了竞选连任总统的提名，但他所面临的问题却让他颇为头疼。旷日持久的伊朗人质危机，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还有能源短缺问题迟迟都得不到解决，以致很多人对卡特政府失去了信心。卡特除了要应对共和党之外，还面临着独立候选人约翰·安德森的挑战。安德森在经济政策上较为保守，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又主张改革，因此得到了自由党和新共和派的支持。在民意测验中，他的名次一直排在前列。但由于安德森没有强有力的政党支持，没有充足的经费和固定的选民区，所以他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

10月28日，里根和卡特共同参加一个电视辩论节目，里根和蔼可亲、幽默风趣、充满自信的形象给广大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的讲话内容也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心弦，并因此得到了很多举棋不定的选民的信任和爱戴。

11月4日，大选结果揭晓，里根以4330万张的选票战胜卡特，顺利当选美国第40任总统。从此，美国进入了新保守主义的里根时代。

四 里根导演的“星球大战”

里根就任总统后，首先面临的就是国内严峻的经济问题。当时美国经济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将近80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

里根上台后，立即在国内推行保守的经济改革。他在就职演说上批评税收制度的不合理，批评财政赤字是拿美国的未来做抵押，主张减税、缩小政府规模、减少对商业的管制。他的口号是“理想主义和公平竞争的新开端”，要让全体人民机会平等，还要使美国再度成为全世界自由的典范和希望的灯塔。

里根执政后下达的第一个命令是停止政府对石油价格的控制，以恢复国内在石油生产和探测上的市场动力。面对两位数的通货膨胀，里根意识到如果要成功遏制通货膨胀，金融的管制和短暂的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支持了联邦储备系统主席保罗·沃尔克提出的以提升银行利率来达成减缩货币供应量目标的计划。这种用紧缩货币供应来配合全面减税、刺激商业投资的方法，被他的对手嘲笑为“巫毒经济”“涓滴效应”。

在“星球大战计划”中，里根摇身一变成为导演，而主角则是这些太空反卫星武器。

1981年7月开始，美国的经济开始急剧衰退，并在1982年11月降到谷底。在经历了近两年的衰退之后，1983年，美国经济开始戏剧性地复苏。里根政府主张减税帮助了经济的复苏、制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最终使联邦政府获得了更多税收。

由于警觉到社会福利开支的增长，里根指派阿伦·格林斯潘领导社会福利改革，拟出了减缓社会福利支出的计划。这套计划使政府在50年之内不会背上巨大的福利支出包袱，也通过提升社会福利的工资税率增加了政府的税收。

由于里根政府推行了新的军事战略增加了大量军事预算，导致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里根政府大量从国内和国外贷款国债，到里根第二届任期时，民间所持有的国债就占到了DP的41%。1988年国债总计2.6万亿美元，向国外借债总额超过了国内，美国也从原本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转变为世界最大的借债国。

里根的经济政策拉大了贫富差距，但在他的任期内所有经济阶层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层的贫穷人口收入也提升了6%。

1984年总统大选，里根以压倒性优势战胜民主党候选人华特·蒙代尔，蝉联总统职位。

如果说里根在第一个任期内所推行的主要政策是经济改革的话，那么第二个任期内，他的主要政策主张体现在外交上。

里根遇刺后死里逃生，对美苏冷战的胜负之争产生了至关重要、非同一般的影响。因为据说里根大难不死之后感慨万千，立志赢得冷战。他一改卡特政府软弱无力、多谋无断的毛病，在外交政策上，推行强硬的实力外交，这在对苏关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作为一名极右派共和党总统，里根的反共反苏立场远比他的前人们更坚决，也更顽固。

里根认为，苏联是美国势不两立的敌人，双方矛盾根本不可能调和，直到一方失败才会得到解决。里根上台后，在1981年1月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把苏联称为“邪恶的帝国”，是世界上发生一切动乱的根源。他还指责苏联领导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欺骗其他国家。新任国务卿黑格还说苏联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支持者。

里根的前任们把与苏联的争夺看作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也为了赢得选票和刺激经济而进行过扩军备战，但在美国经济衰退、失去全球支配地位之后，他们开始担心过多的军费开支会削弱美国经济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所以，他们满足于美苏之间战略武器的基本平衡，而渐渐在美苏军备竞赛中落后于苏联。里根在竞选中攻击卡特的一个主要点就是说他在军备竞赛中让苏联占了优势，使美国处于被动局面。他许诺自己一旦当选将扭转美国的被动劣势。所以，里根一上台就提出了耗资1.5万亿美元的5年防务计划和一个耗资1800亿美元的增强战略核力量的6年计划。此后，他又在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大力增加军费开支。一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的对外政策有重大改变之后，这一势头才有所好转。在里根任职的8年中，美国军费开支累计高达1.88万亿美元，是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扩军建设。

里根政府认为在核均势的情况下，美苏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很小，所以要侧重打常规战争和“低烈度战争”。里根所谓的“低烈度战争”是指除核战争和大规模常规战以外的战争，包括内乱、内战、游击战、特种战争和恐怖及反恐怖活动等，主要发生在第三世界。

里根政府强调美国必须摒弃过去的战略思想，建立新的政策和思想，随时准备同苏联打任何规模、任何样式的战争，并获得胜利。必须建立攻防兼备的战略力量体系，并夺取太空优势。这种观点表明里根政府军事战略的立足点已经从卡特政府的力避同苏联直接交锋，转向实战准备。

里根主张研制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为此他提出了“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这个计划酝酿于1979年，当时他应北美防空司令部指挥官希尔上将邀请，参观了这个司令部设在科罗拉多群山中的绝密指挥中心。希尔遵守美国军人必须服从文职首长的传统，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尼克松和基辛格在1972年同苏联签署的《禁止建立反弹道体系的协议》，而是在参观过程中巧妙地向里根宣传建立反导弹系统的必要性，给里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参观后不久，里根建立了一个智囊团，反复论证反导弹系统的可行性。

里根的对外政策主张虽然带有浓厚的鹰派色彩，但他是个实用主义者，一个善于灵活运用外交手段达到目的的强硬派。卡特总统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以停止向苏联出售粮食作为制裁，结果导致美国粮食价格大跌，引起了西部农业州的不满，也因此失去了这些州的选票。里根当选总统以后，在“人道主义”的幌子下恢复了对苏联的粮食出口。

1981年11月30日，在西欧等国的敦促下，美苏在日内瓦就战略武器开始进行谈判。里根强调这次谈判的目的是削减而不是限制或冻结核武器。与此同时，里根和他的高级顾问根据美国情报机构收到的各种材料，做出苏联的综合国力比美国落后、更难于承担军备竞赛压力的结论。他们认为，苏联只是靠军事实力才能维持超级大国的实力，如果美国能够研制出一种有效对付它的导弹，也就是核武器的防御系统，那就会大大削弱苏联同美国对抗的地位。

1983年3月23日，酝酿已久的“星球大战计划”出炉了。

4月，里根下令成立霍夫曼委员会和弗莱彻委员会，分头研究有关战略防御计划的政策和技术问题。6个月以后，这两个委员会向里根递交了调查结果和报告。其中，在防御技术研究报告中，提出了确定未来反弹道防御系统技术可行性的5年计划，并提议为该计划拨款260亿美元。

1984年1月，为了推行同反弹道导弹防御概念有联系的关键技术的全面计划，里根政府成立了战略防御计划组织。按照有关部门的构想，它的研制和部署共分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1984—1988年，为试验阶段。在2月，战略防御计划的第一次预算和计划呈交国会，并很快得到了批准。自此，里根政府把它当作一项重大的国策加以施行，先后取得了一些成果。

虽然“星球大战计划”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试验成果，但要全部完成它的研制和部署需要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估计耗资1万亿美元。由于军费开支急剧增加，导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逐年扩大。里根因此也受到国内舆论和民主党人的激烈抨击，国际社会对他的大力扩充军备的做法也忧心忡忡。

面对各种质疑和谴责，里根不以为然。他觉得这项规模空前的工程不仅能为美国带来巨大的战略意义，还将为美国带来难以估量的经济、政治利益。它将推动高技术的发展，提高美国的综合国力，同时也能把苏联的核技术远远落在后面，把苏联拖入力不从心的太空武器竞赛，使其无法实现振兴经济的计划，从而迫使苏联在政治谈判桌上做出让步。

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因耗资过大，在1988年他卸任之后就不了了之了。但是它确实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和经济压力。它不但使里根政府增加了与前苏联政治谈判的筹码，还制约了前苏联经济的发展。1989年，苏联解体，这其中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有人说，里根不开一枪便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大，但美国确实在与苏联争霸40多年之后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在这场“星球大战”的宏大巨片中，里根当之无愧是耀眼的男一号，而这也是里根最引以为豪的。

五 “伊朗门”事件

如果说“星球大战”是里根演绎的一场好戏，那“伊朗门”事件绝对就是里根政坛生涯的一大败笔。

1986年11月4日，是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占领、使馆人员被扣作人质事件7周年的日子，这一天对美国来说本来就是个不祥之日，不料黎巴嫩贝鲁特西区一家名叫《帆船》的周刊在头版位置又披露了一条轰动世界的新闻：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和他的4名助手曾于5月秘密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交部、议会和军方的高级官员进行了会谈。虽然具体谈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是就在麦克法兰出使德黑兰不久，美国的4架C-130运输机便从菲律宾的一个基地起飞，秘密飞往伊朗。

这篇报道让伊朗方面感到很意外，伊朗外交部长赶紧出来解释，说麦克法兰确实来过，但他是扮作机组人员拿着爱尔兰的假护照来的。他带来了里根总统的一封信和几件礼物。据说礼物是一些手枪和做成钥匙形状的蛋糕。据推测，手枪代表可以提供武器，而蛋糕则是代表打开美伊关系的钥匙。所谓的信件是一本里根亲笔签名的《圣经》，签名的那一页说的是各种不同宗教信徒要和睦共处。伊朗方面很快发现了麦克马兰这个不速之客，把他扣留几天之后就驱逐出境了。

《帆船》周刊的新闻和伊朗外交部长的讲话像一个晴天霹雳震惊了美国、中东和欧洲各国。几乎所有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台都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美伊之间的武器交易。美国各新闻媒体的记者云集华盛顿，四处打听交易的内幕，并不断抛出各种有价值的独家新闻。有人借用尼克松的“水门”事件，把美伊用武器换人质的交易称为“伊朗门”事件。

为什么“伊朗门”事件轰动了美国呢？原来自从伊朗和伊拉克开战以来，美国一直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声明不向任何一方出售军火，而且还谴责伊朗支持恐怖活动。里根政府对恐怖主义态度的坚决众所周知，声称决不同任何恐怖分子妥协，而此时却与伊朗秘密进行武器交易，以武器换人质，严重背离了美国的外交立场。

“伊朗门”事件像一股旋风，不仅席卷了美国，也轰动了整个国际社会，是继“水门”事件后对美国的政治和外交威信的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伊朗门”事件的起因主要是美国人遭到了伊朗恐怖分子的绑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海湾、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十分猖獗，西方国家在黎巴嫩的外交官、传教士、新闻记者等经常遭到恐怖分子的绑架。由于美国长期以来推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受到阿拉伯国家人民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强烈谴责。

里根上台以后，美国开始在中东实行“低烈度战争”战略，直接干预中东事务，更激起了中东各国人民的强烈反感。美国随即成为恐怖组织袭击的主要目标，美国驻外机构及各界人士经常遭到袭击和绑架。仅1984到1985年上半年的这段时间里，就有7名美国公民先后遭到绑架，其中有美国驻贝鲁特外交官威廉·巴克利、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本杰明·韦尔、天主教神父马丁·詹科等。绑架人质事件大都是“伊斯兰圣战组织”所为。这个组织是伊朗一个专门从事输出伊斯兰革命的组织，是“伊斯兰解放运动”控制下的恐怖主义组织。该组织领导人哈米希是霍梅尼的亲信，控制着黎巴嫩真主党和《呼声报》，对中东各恐怖组织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他还是一个极端的激进分子，坚决反对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言和。

为了能救出关押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里根政府做了很多努力。一开始，他们试图通过叙利亚政府和恐怖组织接触，因为该组织的活动范围由叙利亚控制。但“伊斯兰圣战组织”提出了甚为苛刻的条件：除非美国帮助释放关押在以色列、法国和科威特境内的黎巴嫩战俘，否则绝不释放人质。他们甚至扬言，如果不答应他们提出的条件，就要将人质一个个杀掉。为了验证他们是说话算数的，1985年下半年，巴克利被这一组织杀害。美国对叙利亚失去了信心。后来美国发现真正控制该组织的是伊朗的“伊斯兰解放运动”，于是美国派中间人暗地试探，看看伊朗方面有没有反应。伊朗开始反应很消极，因为在霍梅尼眼中，美国仍然是“犯罪的西方”，是“魔鬼撒旦”。

自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美国支持的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后，新上台的宗教领袖霍梅尼推行的是敌视美国的政策，并扣押了美国驻德黑兰使馆的工作人员。从此，美伊关系急剧恶化。美国指责伊朗搞恐怖主义，对其实行了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并断绝了一切往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如果不同意和美国谈判，被绑架的人质就毫无获释的可能。而此时美国国内要求解救人质的呼声越来越高，人质家属和社会舆论给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里根为此心急如焚，希望能通过伊朗对恐怖组织施加影响，使人质得以获释。

面对美国方面的积极态度，伊朗方面的消极态度有所缓和。同伊拉克6年的战争消耗，使伊朗政府颇感军备不足，尤其是先进的武器装备难以补充。伊朗军火商虽然在中东和欧洲等地不断购买武器，但由于美国的禁运政策，仍有一些急需物资和武器无法获得。伊朗在巴列维时代购进的作战类飞机仅存数十架，但能上天者却寥寥无几，控制权全掌握在伊拉克人手中。与伊拉克相比，伊朗的直升机数量、其他导航设备、坦克和零部件装备也严重不足。在权衡利弊之后，霍梅尼转变了立场，答应愿意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人质问题。

1985年7月底，因重病缠身而深居简出的霍梅尼在家里召见了伊朗部分驻外使节，表示为了伊朗的国家利益，如果华盛顿愿意改变政策，同其接触也是可以的。8月，有人向美国驻贝鲁特外交官报告，称伊朗政府内部至少有一个派别的人对恢复同美国的联系感兴趣。同月，正在海牙国际法庭同美国打官司的伊朗官员也对美国代表说，德黑兰的某些领导人希望同美国谈判。

里根总统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召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凯西、国防部长温伯格以及国务卿舒尔茨进行紧急磋商。有人认为同伊朗接触不仅可以给人质获释带来希望，还可以打开霍梅尼之后与伊朗建立关系的大门。

由于此举关系重大，直接影响到美国人质的安全和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因此必须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在里根的坚持下，国家安全委员会承担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开始了同伊朗的秘密谈判。

美伊之间的第一次接触是一次间接会谈。1985年9月3日，麦克法兰在伦敦会见了充当中间人的以色列外交部办公厅主任戴维·金奇。金奇是以色列的外交老手，当时他正是看准了美国人的意图，建议当时的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利用以色列同伊朗的关系，并由他去牵线搭桥的。由金奇为伊朗做担保，一旦美国交付一飞机的美制武器，每24小时就会有一名美国人质获释。不久，满载着“陶”式反坦克导弹、飞机零部件和弹药等武器装备的运输机飞抵伊朗，随即美国人质本杰明·韦尔获释。

1986年7月2日，另一架载满军用物资的巨型运输机降落在德黑兰机场。

26日，第二名美国人质劳伦斯·詹科在黎巴嫩获释。10月7日，由瑞典军火商租用的“莫尔索”号丹麦货轮从埃拉特港装上26箱由以色列生产的、用于维修美制坦克和大炮的零部件，运往阿巴斯港。11月2日，第三名美国人质雅各布森获释。

就在美伊之间大规模武器交易的同时，美国政府决策者中对是否继续同伊朗打交道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国务卿舒尔茨和国防部长温伯格均表示反对美国同伊朗做武器交易，他们认为美国自霍梅尼上台后一直反对任何国家向伊朗出售武器，如果美国自己反而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必然会遭到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谴责。他们还指出，如果一次次向他们妥协，只会让更多的美国人遭到绑架。而中情局局长凯西等人则力主继续这一计划，认为这是确保人质获释的唯一途径。最后，里根拒绝了舒尔茨和温伯格的意见，继续和伊朗做军火交易。

会议召开后几个月，舒尔茨和温伯格的话应验了。由于伊朗内部剧烈的派系斗争，又有几名美国人遭到了极端分子的绑架，使得来不易的武器换人质的价值化为乌有。

为了改变人质问题上的被动处境，里根决定直接同温和派领袖会谈，派已经退休的麦克法兰秘密出使德黑兰。到德黑兰后，尽管麦克法兰和伊朗外交部、议会和军官进行了会谈，但没有和伊朗的高级领导会面，因此也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

据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赖特透露，截至当时，伊朗为购买武器向美国支付了1200万美元。这些武器中，除作战飞机、坦克和雷达等装备外，至少还有2008枚“陶”式反坦克导弹和235枚“隼”式地对空导弹。但根据美国司法部长透露，伊朗支付购买武器的金额实际上远远超过1200万美元的数字，约达3000万美元。这笔钱没有上缴国库，而是挪作他用，其中相当一部分被用来援助了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分子，以实现里根的“低烈度战争”战略。除了美伊军火交易的款项之外，负责这一计划的诺思中校，还说服了一些亲美国家捐了不少款，同时在国内还通过“全国保卫自己基金会”建立了一个私人集资网，筹集了数亿美元的款项，用来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这些行动都是绕开国会秘密进行的。

纸包不住火。“伊朗门”事件被曝光后，里根政府立即陷入巨大的谴责声中。最初，里根和他手下的官员矢口否认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一事，里根为此还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声称政府以前没有，以后也绝对不会用武器或任何东西交换人质。

然而，随着新闻界揭露出越来越多的事实，里根只好承认美伊武器交易属实，但仍坚持说自己并没有做错。此后，麦克法兰在马里兰州发表声明，承认里根政府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的做法是“错误的”。麦克法兰这番话无疑让里根感到颇为难堪，很显然，里根在这一问题上没有说实话。

在公众的要求下，司法部开始对此事进行调查。很快，11月25日，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公布了他的调查结果。报告中巧妙地指出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参与了美伊武器交易中所得款项的转移工作，而总统并不知情。政府中的知情者是国家安全委员工作人员赖思中校和他的上司波因德克斯特。在当晚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里根宣布他接受波因德克斯特的辞职请求，并免除了赖思的职务。

次日《华盛顿邮报》撰文表示，米斯的调查结果保护了里根，使人感觉是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把事情搞糟了，而和里根没有任何关系。

为了尽快解决政府的信任危机，里根在11月25日成立了以约翰·托尔为首的3人调查小组，专门调查“伊朗门”事件。经过3个月的调查，对包括里根及许多在任部长和前任部长等高级政府官员在内的50多人进行了调查询问，最后写成了一份备受重视的厚达282页的调查报告。

托尔在报告中指出，里根总统一心想救出人质，就听信了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伙人的“馊主意”，同意向伊朗出售军火。在执行时，他同意那伙人去胡搞，既不检查也不过问具体情况。里根总统不仅置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不赞成于不顾，而且不多开几次会详细研讨这种做法在政治、外交和法律上是否妥当。他甚至瞒过国会，后来把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给撇开了，这一做法更是让人难以接受。

关于武器换人质问题，托尔报告指出，里根在1986年1月17日秘密签署了一批文件，批准美国可以直接向伊朗出售武器，从而奠定了这样做的法律依据。但麦克法兰作证说，里根总统早在1985年8月就口头上同意了向伊朗出售“陶”式导弹。而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却说里根没有事先同意，只是在获知以色列已经这样做了之后才默许的。

关于把美伊军火交易所得用于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事，托尔报告中说诺思曾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总统批准麦克法兰的德黑兰之行。备忘录中还提到了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中有1200万美元的余款用来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但至今尚未有证据证明诺思确实把这份备忘录交给其上司。

对此，报告的结论是，里根总统要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动及其结果负责。

1987年3月4日，里根向美国人民发表了他入主白宫后最苦难的一次讲话，作为对托尔报告的答复。他承认，他对伊朗采取的主动行动变成以武器换人质的交易是一个错误。他还承认，自己对整个“伊朗门”事件负有全部责任。

托尔报告的公布和里根发表电视讲话后，美国公民立刻怨言四起。据民意测验显示，里根的声望在这次讲话后降到了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

托尔委员会的报告发表以后，里根和共和党其他头面人物大大松了一口气，因该报告对里根及其政府的影响并没有预想的那样严重。然而，公众和国会议员仍不满意，纷纷提出他们的疑问，要求国会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

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合组成了特别调查委员会和负责调查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特别委员会，举行了多次秘密和公开的听证会。但是，由于参与此事的两位关键性人物诺思中校和波因德克斯特异口同声地援引美国宪法的第五修正案，拒绝对任何实质性问题作出回答，致使参、众两院的努力搁浅。

美国法案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为了使案情迅速水落石出，可以找出被告中的一人或两人“合作”，叫他们说出真相，以“免予起诉”作为条件，这称作“起诉豁免权”。此外，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也有一条，不得迫使任何人在任何刑事案件中提供对本身不利的证据。由于有这样的规定和里根总统的保护，所以在关于“伊朗门”事件的成百万页的供词上，没有一页明确指出谁是这一事件中的主角。从诺思的供词看，他不惜违犯国法，隐瞒事实，全是奉承白宫领导人的旨意行事。波因德克斯特自作主张，不向总统汇报，销毁、篡改文件等胆大包天之事，却被说成是不想给总统找麻烦。

调查陷入困境，致使“伊朗门”成为一个谜团，无法做出完整的解释。为了促使知情者提供有用的证词，调查委员会同意予以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以有限的豁免权，即免予起诉。

听证会上第一个出来作证的是“伊朗门”事件的中心人物之一、退役空军少将查德·西科德。此前他拒绝作证，而这次却口若悬河、有问必答。从5月5日到7日，接连3天，他把事件的来龙去脉及有关背景全都说了出来。

西科德承认他和诺思共同控制了在瑞士银行秘密账户上的大约3000万美元，而这些钱都是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的所得。美国以3000万美元的要价向伊朗出售价值2000万美元的武器，美国净挣1800万美元的利润。其中350万美元交给了尼加拉瓜反政府军，350万美元用于向伊朗运送武器，100万美元用于其他开销，800万美元存在瑞士银行账户上，另外有200万美元去向不明。西科德认为所有这些活动都得到了里根总统的批准，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5月8日至11日，麦克法兰作证。他曾经三缄其口，后来服用过安眠药以求解脱，是里根的铁杆支持者。可这次他的表现出乎人们的意料。他证明在国会反对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的决定后，里根仍继续要求政府提供援助。而且，支付200万美金作为黎巴嫩的美国人质获释的赎金也是里根亲自批准的。

7月15日，波因德克斯特作证，他神情紧张，回答问题时躲躲闪闪。他一口咬定所有事情都是自己授权诺思做的，并未要求总统批准款项转移计划。他认为总统一定会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所以擅自做主把钱给了他们。波因德克斯特把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而对整个事件过程了解最深的凯西已经在两个月前去世，所以在调查总统是否知情的问题上只能做出“查无实据”的结论，这样就排除了里根遭受弹劾的可能。

“伊朗门”事件使里根陷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他不得不发表电视讲话，向美国公众作出解释。

在29名证人中，最引人注目、最出风头的证人就是诺思中校。在听证会上，他一反过去“守口如瓶”的态度，以热情的言辞向美国公众表白了自己。他承认自己曾经起草过5份备忘录送给波因德克斯特，要求总统批准把向伊朗出售武器的款项转移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后来他又四处活动，指挥行动。可5份备忘录中已经有4份被销毁，而剩下的一份没有留下里根总统审批的字迹。

此外，诺思还承认他曾经在1986年11月中旬参与伪造了一份“伊朗门”行动的大事记，以“帮助”国会调查委员会的调查，麦克法兰、波因德克斯特、凯西、米斯等都知道他掩盖真相的原因。

诺思绘声绘色和掷地有声的证词，特别是他“坦率”的态度赢得了5000万美国电视观众的心。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了他的“真诚”，他成了一个“爱国者”，成了集美国人全部价值观于一身的人物。

调查委员会领导人在听证会结束时的总结发言中表示，“伊朗门”事件是一个“充满欺骗、口是心非、漠视法律和使人沮丧的事件”。美国舆论对听证会的评价则是一出前紧后松、有头无尾的“连续剧”。“伊朗门”事件的两个主角诺思和波因德克斯特把所有主要责任都承担了下来，使白宫如释重负。显然事件背后有一笔见不得人的政治交易，双方订立了攻守同盟，采取了丢卒保车的战术，力保总统，即使将来自己锒铛入狱也会得到总统的特赦。

国会调查工作结束后，司法机关开始对此案进行审理。经过15个月的调查取证，诺思因犯有阻挠国会调查、私自销毁文件和接受贿款3项罪名，被判处3年徒刑，缓期执行，并处15万美元的罚款。“伊朗门”事件也算落下了帷幕。

轰动一时的“伊朗门”事件是自“水门”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最大的一次政治丑闻。它涉及里根政府里的数十位高级官员，也使里根陷入了就职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使美国对恐怖主义的强硬形象也遭到严重的损害。

安全度过“伊朗门”事件带来的政治危机后，里根于1989年1月11日发表电视讲话，辞去了总统职位。

诺思中校向法庭宣誓。

此后，他回到位于加州圣巴巴拉市附近的大牧场，开始了写自传、骑马、伐木的悠闲生活。1994年，里根被诊断出患有阿兹海默症，迫使他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2004年6月5日，93岁的里根在家中辞世。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美国全天降半旗志哀。在世的数位美国前总统和众多外国元首都来为他送行，缅怀这位活得最久的美国总统。

第十五被害人 穆巴拉克

被害人：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

国别：埃及

身份：埃及第四任总统

刺客：伊斯兰圣战组织、伊斯兰善会、征服先锋等

案情回放：从1981年开始至今，穆巴拉克总共遭到过至少10次暗杀，尽管多数都在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的时候就被警方发现，可还有少数几次十分惊险的状况出现，但穆巴拉克都幸运地躲过了。

案终陈词：穆巴拉克是埃及在职时间最长的总统，在担任埃及总统期间，他所显露的治国方略、外交智慧和独具魅力的个性深受世人瞩目，他生活俭朴、作风民主、联系群众，关心人民生活疾苦，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普遍尊敬和爱戴。穆巴拉克所做的一切得到了回报，尽管多次遭到暗杀，九死一生，但最终都能安全脱险。穆巴拉克——“被祝福的人”，始终会被所有人祝福。

一 被祝福的人

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世界政坛也被恐怖暗杀的阴霾所笼罩，身居高位的领袖们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有人曾经说过，总统是20世纪最危险的职业。尽管有非常严格的保安措施，但领导人遇刺事件仍旧层出不穷。

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中，逢凶化吉、躲过刺客次数最多的除了戴高乐外，接下来恐怕就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了。

穆巴拉克是在前总统萨达特总统被伊斯兰极端分子枪杀后接替总统职务的。自从他上台之后，便成了恐怖分子的头号刺杀目标。穆巴拉克的人生经历具有很多传奇色彩，屡遭暗杀而大难不死就是他的“特色”之一。

在阿拉伯语中，“穆巴拉克”的意思是“被祝福的人”，一般男性起名字时都愿意用它，希望能一生平安。对穆巴拉克来说，这个名字还真是非常吉祥，自他从政以来至少遇到过10次暗杀，但每次都能逢凶化吉。

穆巴拉克第一次险些遭遇不测是在萨达特被刺的1981年10月6日。当时，身为副总统的穆巴拉克与萨达特总统阅兵台上并肩而立检阅三军官兵，当3名刺客挥枪扫射萨达特时，他与萨达特近在咫尺却得以幸免，不能不说是命大福大。穆巴拉克上台后积极推行和平政策，埃及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也由此引起了一些极端分子的不满，转而将他列为头号刺杀目标。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围绕他而策划的刺杀行动与日俱增，甚为猖獗。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些行动中，“伊斯兰圣战组织”和“伊斯兰善会”至少各参与了4次，而另有一次则属于“征服先锋”组织。

1993年，两个“伊斯兰善会”的士兵从军队中偷了两个榴弹发射器，准备袭击位于开罗郊区赫利奥波利斯的总统住宅。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地准备刺杀计划的时候，他们的上司注意到这两个人行踪诡秘。调查随即展开，刺杀行动被及时破解，这两人在亚历山大港被处以极刑。

1994年2月，还是“伊斯兰善会”的成员再次企图暗杀穆巴拉克。那时有3名士兵在地中海沿岸靠近利比亚边境的西迪拜尼军用机场的跑道上安放了炸药，准备在穆巴拉克的专机着陆时引爆。结果他们的行动被军警发现，这3名士兵因犯有阴谋暗杀总统罪被判处死刑。

1994年底，“伊斯兰圣战组织”策划了一起更大的刺杀穆巴拉克的阴谋。那段时间，该组织的30名成员伪装成开罗市政工人，在穆巴拉克总统车队经常路过的街道附近挖掘地道，准备放炸药炸死穆巴拉克。这一惊天阴谋很快被埃及的情报部门获知，30名“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成员全部被当场抓获。

“伊斯兰圣战组织”还阴谋策划在总统车队经过开罗的一座大桥时暗杀穆巴拉克。他们派人专门守候在这座大桥旁，打算在总统车经过的时候把炸药扔到他的车内。结果这一阴谋还没来得及实施就被发现了。

1995年5月，23名“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因阴谋策划暗杀穆巴拉克的罪名被捕。同月，两名“征服先锋”成员也因同样的理由被判处死刑。

在所有刺杀穆巴拉克未遂的事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是1995年6月穆巴拉克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参加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时遭到的枪击。当天，穆巴拉克下飞机后，坐上随机运来的高级防弹轿车，在全副武装的埃塞俄比亚警察的护送下，浩浩荡荡地前往会场。当车队行驶到巴勒斯坦驻埃塞俄比亚使馆附近时，两辆汽车突然从旁边疾驶而出，停在马路中间，挡住了总统车队的去路。一伙手持AK-47的武装分子几乎同时从车内钻出，向穆巴拉克的座车猛烈开火。与此同时，潜伏在附近屋顶的几个刺客也向地面开枪射击。好在穆巴拉克的座车有着很好的防弹性能，所以尽管几秒钟之内连中12弹，其中一颗子弹还险些射穿车窗玻璃，穆巴拉克却安然无恙。

针对穆巴拉克的暗杀不胜枚举，2005年，其中一位暗杀者达布斯因“与魔鬼结盟，听其吩咐……参与暗杀国家领导人的暗杀计划，丝毫不顾及埃及人民的感情”而被判处35年监禁。

穆巴拉克的随行护卫和埃塞俄比亚警方在枪声响后立即予以还击，当场击毙两名杀手。在双方交火之际，穆巴拉克的司机迅速调转车头，驶向机场。看穆巴拉克的专车离开冲突现场后，杀手们也边打边撤，最后逃之夭夭。

穆巴拉克安全返回埃及后，马上做了一系列的公开露面，以证明自己并未受伤。

在开罗的一次庆祝穆巴拉克生还集会上，穆巴拉克讲述了自己死里逃生的经过，并谴责这起恐怖行动。在发言中，穆巴拉克指出这次暗杀行动的策划者是邻国苏丹的穆斯林极端分子。但此后，被指与此事有关的伊斯兰教士哈桑·艾尔—图拉比表示自己是完全清白的。

事件发生后，埃塞俄比亚警方在事发地点发现了刺客逃跑时丢弃的4辆装满武器的车辆，其中一辆载有满满一箱炸药和两枚可以穿透防弹车的火箭推动式导弹。警方还在刺杀小组藏身之处发现了大量的炸药、手榴弹和火箭推动式导弹。

如此看来，穆巴拉克能在此次事件中生还，多亏了保安人员迅速的反应和精准的枪法。要不是他们立即击毙了几名刺客，使其无法拿到更有力的武器，穆巴拉克恐怕早就命丧埃塞俄比亚了。

此次暗杀未遂后，针对穆巴拉克的暗杀行动并未停止。1997年11月29日，“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准备袭击亚历山大港的总统住宅，不久，阴谋被军警发现并逮捕了参与人员，在他们的住处，军警搜出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1999年9月6日，穆巴拉克前去出席在省长大楼召开的一个集会。在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穆巴拉克将手伸出车窗，向两边夹道欢迎他的群众挥手致意，此时，一名男子突然冲向总统座车，挥刀刺向穆巴拉克。猝不及防的穆巴拉克一只手受伤。总统警卫迅速反击，众枪齐发，刺客被当场击毙。

2005年7月23日，埃及红海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接连发生多起爆炸事件，造成至少9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事件发生后，有两个恐怖组织承认与此事有关，并声称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穆巴拉克总统。

2005年，穆巴拉克再次取得了为期6年的总统连任，“梅开五度”。又一次赢得总统任期的他，此后不知道还要面对多少次针对他的暗杀行动。

二 文韬武略的接班人

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1928年5月4日出生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曼努菲亚省米塞利赫村一个普通的穆斯林家庭。他的父亲曾经是一家法院的小职员，后来担任司法部的监察员，母亲是一位淳朴的农民。

穆巴拉克的童年生活是在乡野间度过的。小时候的穆巴拉克聪明懂事，6岁时就能背诵《古兰经》。青少年时代，穆巴拉克爱好广泛，博览群书，尤其喜欢阅读历史、地理、人物传记之类的书籍。穆巴拉克高中毕业后，不顾父亲要他做教师的建议，毅然决定考入军事学院，开始了漫长的戎马生涯。

军校生活锻炼了穆巴拉克强健的体魄和坚韧的性格。由于学习勤奋，成绩优异，穆巴拉克提前一年完成学业，于1949年从军事学院毕业，获得军事科学学士学位。第二年，他又进入当时刚创建不久的空军学院学习，获航空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当年，任空军军官的萨达特去穆巴拉克所在的基地视察工作，穆巴拉克不凡的飞行表演和刚勇气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9年、1961年和1962年，穆巴拉克3次赴苏联学习飞行技术，学习驾驶“图”式重型轰炸机。1964年，他再度奔赴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年，获得军事参谋文凭。1965至1966年，他先后担任埃及空军轰炸机中队长、轰炸机旅旅长、空军基地司令等职，并被授予少将军衔。

1967年6月，以色列采取突袭手段重创埃及空军，从而引发了第三次中东战争。在被动和不利的情况下，穆巴拉克奉命参加战斗。他亲自率领轰炸机旅对以军作战，沉重打击了西奈山口的以军，并有效地保护了一批埃及飞机免遭袭击。由于在战斗中表现突出，他被提升为空军学院院长，负责培训新一代的飞行员。

飞行员出身的穆巴拉克对空军士兵始终情同手足。

1969年6月，穆巴拉克荣任埃及空军参谋长。1972年4月，慧眼识英才的总统萨达特任命穆巴拉克为空军司令，同年5月兼任国防部副部长。次年1月，他被阿拉伯国家联盟防御理事会任命为埃及、叙利亚和约旦3条战线空军司令，成为阿拉伯世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空军司令。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亦即埃及人引以为豪的“十月战争”爆发。这场由萨达特总统亲自发动的战争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显示了埃及军队的超强战斗力，洗刷了1967年战败的耻辱。穆巴拉克作为一名高级空军指挥官，在战争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为国家和军队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十月战争”中，穆巴拉克是埃及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参与了作战计划的制订和指挥，充分显示了他出色的军事才能。战前，他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决定以优势兵力主动出击。他深知以色列拥有世界一流的军事装备和情报系统，想瞒过以色列的情报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他制造了一系列的假象，迷惑敌人，以扰乱以色列空军的视听。

为了迷惑敌人，穆巴拉克制订了一个代号为“利比亚革命”的行动计划。

10月5日下午，他发出通知说要带几名空军高级军官前往利比亚执行一项紧急任务，飞机预定在下午6点起飞，次日早晨返回。他还故意将自己的行程通知了埃及驻利比亚首都黎波里联络处。但他并没有按时起飞，而是将动身时间一拖再拖。这种手段有效地迷惑了以色列的情报部门。穆巴拉克还在战争开始当日凌晨独自驱车到开罗西部的空军基地，和那里的飞行员一道吃“封斋饭”，其保密工作之严密，连他的贴身助手都不知道。

10月6日上午，穆巴拉克在空军基地指挥部召集高级军官开会，下达了准备作战的命令。

第四次中东战争于1973年10月6日下午2点正式打响。穆巴拉克命令分布在阿斯旺、曼苏拉等30个机场的222架飞机同时起飞，袭击了以色列军队在西奈半岛的指挥部、空军指挥部、防空中心、炮弹发射台等重要军事设施。打头阵的埃及空军仅用了20分钟就摧毁了以军西奈半岛90%以上的军事目标，埃及方面仅损失了5架飞机。

穆巴拉克的文韬武略创造了“十月战争”的奇迹，他也因此被授予埃及共和国勋章，并荣获“杰出英雄”的称号，晋升为中将。

“十月战争”结束后，穆巴拉克名声大振，成为埃及政治舞台上一颗明星。当时任埃及总统的萨达特对穆巴拉克的杰出工作能力及长期在军队生涯中所陶冶的军人品格和作风颇为赞赏。1975年，萨达特任命穆巴拉克为埃及副总统，将他确定为自己的接班人。以往，副总统不过是一个空有其名的虚职，但萨达特却对穆巴拉克十分信任，给予穆巴拉克远远超过宪法规定的权限。

此后，穆巴拉克一直跟在萨达特身边，参与国内外重大问题的决策，成为其得力的助手。他不仅协助萨达特掌管军队和国家安全工作，主持军工生产和购买武器装备，还掌管着5000人的总统府卫队。

1978年7月，为了加强执政党对政府的领导，萨达特决定建立民族民主党，委派穆巴拉克担任该党的副主席。次年该党成立政治局，穆巴拉克出任政治局委员、常设委员会主席，时隔不久，又出任该党总书记，主持党的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在萨达特出国期间，他还多次代理总统职务。

萨达特给予穆巴拉克很高的评价，他认为穆巴拉克是埃及人灵魂的代表，是具有埃及军人本色、能力和经验的战士，希望他能走上国家领导人的岗位。数年后，萨达特的话被印证。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总统遇刺身亡，作为指定接班人，穆巴拉克随后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10月13日，他以98%的选票当选为埃及第四任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开始了自己领导埃及的人生之旅。

三 “不戴别人的斗篷”

穆巴拉克是在极其严峻、微妙的形势下开始其执政生涯的。当时，埃及国内政局动荡，经济不景气，通货膨胀严重，债台高筑；贪污、腐败之风盛行，社会治安恶化，暴力事件不断，恐怖活动猖獗。

穆巴拉克总统上台伊始，便有人预言他在总统位置坐不长。刺杀萨达特的恐怖分子威胁说，新总统的下场将和萨达特一样。与此同时，埃及国内的纳赛尔主义者和萨达特主义者也展开了明争暗斗。前者把穆巴拉克说成是“穿新鞋的纳赛尔”，后者则宣扬穆巴拉克是萨达特的继续。对此，穆巴拉克表示自己既不是纳赛尔，也不是萨达特，是穆巴拉克。

事实正如所言。实践证明，穆巴拉克执掌国家最高权力后，“不戴别人的斗篷”，也没有走别人走过的老路。尽管为了稳定国内政局，穆巴拉克曾表示将继续执行萨达特总统的政策，但实际上，他从上台的第一天起就吸取前两位总统的经验和教训，确立了自己的治国策略。

在政治上，他强调法律的作用，要求所有人都依法办事、遵纪守法，向一切渎职、不轨行为宣战。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他又采取刚柔并济的办法对大批政治犯和原教旨主义分子宽容处理，但对敌对分子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则予以坚决打击。此外，在加强执政党埃及民族民主党建设的同时，穆巴拉克还允许成立反对党，他执政期间反对党由3个增加到了13个，并且开始赋予他们真正履行监督和共事的职责。在许多大政方针的制定上，穆巴拉克都要认真听取反对党的意见或建议。

在政治改革的同时，穆巴拉克又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将一切工作的重心都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他认为埃及成功的关键取决于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他采取务实、谨慎的方针，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尤其强调要奉行对西方开放的经济政策。穆巴拉克强调这里的开放政策不同于萨达特提出的“自由开放政策”，而是有针对性地对外开放政策。这种开放不仅要使埃及吸收更多的西方现代化技术，还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向消费者提供数量更加充足、品种更多、质量更好的产品。

埃及一度被称为“东方的生产力，西方的消费水平”。穆巴拉克为了将过高的消费水平降下来，把“消费性开放”变成了“生产性开放”，他改革国营企业，鼓励私营企业合并，强调发展生产性经济。鼓励和发展私营经济、合作经济，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积极吸收发达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投资。为了搞好经济建设，穆巴拉克还启用经济专家治国。

为缓解谷地人口的拥挤状况，穆巴拉克在埃及谷地之外的沙漠腹地和荒凉地带建造了“新河谷工程”，在南部沙漠建立了25座新城和大片引水灌溉的绿洲，安排了300多万移民。他还下令建设了引尼罗河水灌溉西奈沙漠的“和平渠”工程。

穆巴拉克深知旅游是埃及经济活动的基本支柱。旅游收入占埃及国民收入外汇总额的25%。因此，穆巴拉克尤其重视埃及旅游业的发展，对文化古迹的维护和旅游基础设施的修建尤为支持，还花巨资为埃及的旅游业做宣传。

经过多年的发展，穆巴拉克的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不但国内局势得到稳定，经济也实现了飞速发展。

穆巴拉克在西方与阿拉伯世界中左右逢源，显示出极高的政治才能。

进入90年代以后，穆巴拉克采取民主化措施严厉打击宗教极端势力的恐怖活动，解决了执政党与反对党长期的司法纠纷，国内的各种矛盾有所缓和。

进入21世纪，穆巴拉克继续推行经济改革，并成功地建立起了开放型的市场经济，私有化不断深入进行。埃及国民经济中私有经济快速增长，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穆巴拉克一直鼓励私人投资和外国投资，不断健全投资过程中的法制观念，简化各种行政手续，尽量为投资者提供各种便利，提供适合投资的安全环境。这是穆巴拉克执政时期一项重要的经济改革举措。

在全球化加快、信息网络化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的新世纪，穆巴拉克为埃及的发展又制订出一个宏伟的计划，他指出，埃及要靠基础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振兴科技事业，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实现现代化。

长期以来，穆巴拉克一直坚持“和平、稳定、发展”的战略，在国内经济改革大潮中施展才干，在复杂的国内政治斗争中稳掌埃及之舵破浪前行，政绩显著，赢得了各政党、群众团体和民众的支持和信任。在他的领导下，埃及实现了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和经济的发展。他也因此一连5次当选埃及总统，成为埃及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国家领导人。

穆巴拉克连续5次当选埃及总统，成为埃及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国家领导人。

四 纵横捭阖

埃及是中东地区人口最为稠密的阿拉伯国家，首都开罗是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所在地。埃及已经同世界165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阿拉伯、非洲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穆巴拉克当政以后，埃及的外交活动越发活跃，被视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而作为埃及的国家元首，穆巴拉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的外交策略是倚靠苏联，同阿拉伯世界、非洲国家和不结盟运动交往密切，却冷落了欧美国家，而萨达特走的是另一个极端，热衷于和西方国家搞好关系，却冷落了第三世界。穆巴拉克吸取前两位总统的教训，开展全方位外交。

在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合作问题上，穆巴拉克接任总统初期面临着极大的外交困难。由于前任总统萨达特与以色列单独和解，埃及被开除出阿拉伯联盟，阿盟总部由开罗迁到了突尼斯，多数阿拉伯国家和埃及断交，曾经是阿拉伯中心的埃及被排除在阿拉伯世界之外，处于孤立的状态。因此，恢复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成为穆巴拉克上台后首要面对的外交问题。

穆巴拉克将改善、恢复、发展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作为埃及外交政策的基础，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措施，积极开展这项工作。针对不同的阿拉伯国家，穆巴拉克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多年来，穆巴拉克采取积极主动、忍让等待、克制耐心相结合的方针，保持了与已断交阿拉伯国家在经济、贸易、文化、双边人员往来等方面的实质关系，并与部分阿拉伯国家开展军事合作；巩固了与未断交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与此同时，埃及坚持《阿拉伯集体防务条约》，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履行自己的民族义务。

在穆巴拉克的积极努力之下，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不断改善。

1987年11月，阿拉伯国家特别首脑会议决定，任何一个阿盟成员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出与埃及恢复邦交的决定。此后，大多数同埃及断交的国家相继恢复了和埃及的邦交。1989年5月，在阿拉伯国家特别首脑会议上，鉴于埃及的良好表现，会议批准不再计较埃以媾和，允许埃及重返阿盟大家庭，1990年阿盟总部和秘书处从突尼斯迁回开罗。

埃及再次逐渐成为阿拉伯世界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在维护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和稳定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92年，卡塔尔和沙特一度因边界问题发生严重冲突，穆巴拉克费尽口舌，周旋其间，最后使双方握手言和。海湾战争结束后，穆巴拉克坚决反对西方肢解伊拉克。1998年2月海湾危机再次一触即发，穆巴拉克极力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实施打击，并6次致函萨达姆劝他履行联合国协议。1996年6月，阿拉伯国家元首在埃及会晤，穆巴拉克带头与一向有纠葛的苏丹总统巴希尔言和。

海湾国家免除了埃及的所有外债。西方国家决定免除埃及所欠债务的一半，仅欧洲就免除了200亿美元，这都是穆巴拉克外交策略的成功体现。

2003年初，穆巴拉克力图避免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后见形势不可逆转，又努力减少美国军事行动对中东格局造成的冲击，呼吁伊拉克人民自己解决本国问题。2004年，埃及虽然难以左右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和行动，但极力推动伊拉克局势稳定。9月，穆巴拉克提议在埃及举行关于伊拉克局势的多边国际会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注目和反响。

在阿以冲突问题上，穆巴拉克极力发挥埃及在中东地区“领头羊”的作用，在其中努力斡旋。穆巴拉克利用埃及的战略地位和军事实力，积极开展和平外交，争取和维护阿拉伯民族的利益，并推动中东和谈。在这一方面，穆巴拉克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但又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对于埃及领土西奈和塔巴的归属问题，穆巴拉克与以色列坚决进行斗争，最终予以收回。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穆巴拉克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家园，收复失地和实现民族自决。在“巴解”确立和平路线的过程中，穆巴拉克在各方面予以配合和支持。1988年11月，巴勒斯坦宣布建国，埃及顶住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毅然宣布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与此同时，穆巴拉克频繁开展外交活动，积极促进召开中东国际和平会议。

在穆巴拉克的努力下，1993年巴以和谈终于取得历史性突破。1993年拉宾遇刺后，他极力声援西蒙·佩雷斯，并于1996年在埃及召集国际反恐怖会议。

内塔尼亚胡上台后，和谈面临倒退的危险，穆巴拉克又多次向以色列施压。巴拉克上台后，巴以签署《沙姆沙伊赫备忘录》。2000年7月，在戴维营巴、以、美首脑会晤后，穆巴拉克更是马不停蹄地在巴、以、美及欧洲国家之间进行周旋。除了在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充当沟通者之外，穆巴拉克也注意对巴以内部各派施加影响，巴激进组织如哈马斯等对埃及的意见也比较重视。阿拉法特因病去世后，埃及发表声明努力维持巴领导层的延续性和稳定性。2005年，有关巴以和谈的多次重要会议都是在埃及举行的。巴勒斯坦内部派别还多次在埃及举行会议，交换各自意见，埃及从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穆巴拉克利用埃及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和自己崇高的威望，在地区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在中东地区、非洲国家、伊斯兰世界、不结盟国家、欧洲以及地中海，还有世界其他地区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他所推行的独立自主不结盟政策，所提倡的相互尊重和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尊重和赞赏，让埃及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穆巴拉克作为国际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受到了广泛的尊敬和称赞，他先后被授予近10枚国际奖章和40多枚外国勋章。这样一个尼罗河边的“杰出英雄”正用他的智慧才干、勇气策略带领埃及人走向和平富裕，让埃及变成地区强国。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版权页

目录

血案卷宗 1 政要刺杀史上的疑案

第一被害人 肯尼迪

一 达拉斯的枪声

二 行家与门外汉

三 莫名的死亡

四 一个精心策划的大阴谋

五 背后元凶

第二被害人 帕尔梅

一 神速的刺杀

二 和平斗士

三 跌宕起伏的悬疑情节

四 尘埃依然无法落定

第三被害人 拉吉夫·甘地

一 血染红地毯

二 无奈的选择，宿命的结局

三 是恐怖复仇还是“猛虎”伤人？

四 周密的暗杀计划

五 猛虎之患

第四被害人 贝·布托

一“铁蝴蝶”的陨落

二 “不是我选择了此生，而是此生选择了我”

三 “我把信仰交给真主，把命运交给人民”

四 破茧成蝶，华丽蜕变

血案卷宗 2 盖棺论定的终极刺杀

第五被害人 萨达特

一 血溅阅兵场

二 绝非池中物

三 和平的英雄

四 “一串葡萄”

第六被害人 莫罗

一 代号：“宝石行动”

二 “一切为了库乔”

三 生命，终结在第天

四 真相背后

第七被害人 朴正熙

一 “鸿门宴”上的枪声

二 是凶手还是英雄？

三 “拿破仑和希特勒”的梦想

四 “狼群”的内讧

五 “杀鸡儆猴”的审判

第八被害人 索摩查

一 倒在血泊里的逃亡总统

二 年家天下

三 “美国派”的独裁接班人

四 世界上最贪婪的统治者

第九被害人 英迪拉·甘地

一 开枪的警卫

二 举国同哀

三 “印度新的主宰”

四 政治天才

五 割肉饲虎，终酿悲剧

第十被害人 拉宾

一 “这不是真子弹”

二 以色列的一代英雄

三 祈望和平

四 “奉上帝的旨意”

五 永恒的《和平之歌》

血案卷宗 3 五花八门的失败案例

第十一被害人 戴高乐

一 虎口脱险

二 军人荣耀

三 政途路上不孤单

四 在保守中被埋没

五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六 拯救法兰西

第十二被害人 杜鲁门

一 暗杀未遂

二 “小人物”的成长之路

三 有实力的幸运儿

四 点燃地狱之火

五 杜鲁门主义

六 最出色的美国总统之一

第十三被害人 卡斯特罗

一 费尽周折却成空

二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三 哈瓦那的英雄赞歌

四 为民族尊严而战

五 “卡斯特罗是最重要的”

第十四被害人 里根

一 惊险一幕

二 拔枪一击为红颜

三 从演员到政客

四 里根导演的“星球大战”

五 “伊朗门”事件

第十五被害人 穆巴拉克

一 被祝福的人

二 文韬武略的接班人

三 “不戴别人的斗篷”

四 纵横捭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