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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恩先生/（智）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no）著；朱景冬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书名原文：Monsieur Pain

ISBN 978-7-208-15628-9

Ⅰ.①佩…　Ⅱ.①罗……②朱…　Ⅲ.①长篇小说-智利-现代IV.①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00839号

书名：佩恩先生

作者：[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译者：朱景冬

责任编辑：陈欢欢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5628-9/I·1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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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作者手记

佩恩先生

声音的尾声：大象之路

献给卡洛琳娜·洛佩斯

P.死的念头使你苦恼吗？

V.（非常快地）不——不！

P.你对这种预见感到高兴吗？

V.如果我醒着我会喜欢死亡，可现在这无关紧要。催眠状况与死亡那么相近，这使我感到满足。

P.我希望你能解释明白，凡柯克先生。

V.我很乐意解释，但我感觉到我力所不能及。你的问题提得不恰当。

P.那我应该问些什么？

V.你必须从起点开始。

P.起点！可哪儿是起点？

——爱伦·坡《催眠启示录》[1]

作者手记

多年前，1981年或1982年，我写了《佩恩先生》。它的命运不同平常，且有点冒险。它以《大象之路》为题获得西班牙托莱多市政府授予的费利克斯·乌鲁瓦延中篇小说奖。在此前不久，它以另一个名字在另一次省级比赛中获得提名。前者获得30万比塞塔。后者，我想我记得，获得大约12万比塞塔。我的书在托莱多出版，并让我担任下一次比赛的评委。在另一个省首府，我被人们忘得比我后来忘记他们还快。我一直不知道那本书是否出版了。这些情况，我在《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中的一篇小说里都讲述了。[2]时间，是十足的幽默家，后来它让我得到一些重要奖项。但是任何一项奖也不如我在西班牙各地获得的奖重要，那是一头红皮毛水牛为生存而必须外出捕食而获的奖。我作为一个作家，从来也不像那时感到那么骄傲和不幸。关于《佩恩先生》，我可以再说一点。我讲述的一切，都是在现实中发生的：巴列霍的呃逆，轧死居里的那辆马车，居里和催眠术的某些方面有密切关系的最后一项工作或最后的某项工作，没有好好为巴列霍看病的那些医生。佩恩本人是真实存在的。若尔热特在她那充满激情、痛苦、无助的回忆录的某一页上提到了他。

罗贝托·波拉尼奥

1999年

佩恩先生

1938年，巴黎

4月6日，星期三，傍晚，当我准备离开我的房间时，我接到我的年轻朋友雷诺夫人的电话，她要求我在当天傍晚赶紧到波尔多咖啡馆去。咖啡馆在里沃利街上，离我的寓所不太远，如果我快一点，一个小时后可以准时赶到。

我刚开始讲的这个故事的第一个异常征兆立刻出现了：在下楼梯至三楼时，我和两个男人相遇，他们讲西班牙语，我不懂的一种语言，他们穿着深色的长外套，戴着宽檐帽，由于身处我下方的台阶，帽檐遮住了他们的面孔。由于楼梯通常处在半明半暗之中，而我走路的时候也没有声响，所以直到仅相距三级台阶时，他们才注意到我的存在。于是他们不再说话，但他们并没让到一边让我继续下楼梯（楼梯两人走，相当宽绰，三人走则不然），而是相对而视了片刻。这一片刻却好似永无止境一般（我必须强调，我当时站在比他们高几级台阶的地方）。之后，他们极为缓慢地把目光放在了我身上。他们是警察，我想，只有警察才保持那种看人的方式，这是在阴暗的森林里捕猎的先祖遗留下来的东西。随后我想起来，他们讲西班牙语，因此他们不可能是警察，至少不可能是法国警察。我想，他们接下来会对我讲那些迷路的外国人讲的半吊子式的外语，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站在我面前的那个人以可以想象的最糟糕的方式向旁边一躲，靠在了他的同伴肩上，那种姿势肯定让两个人感到不舒服。这个动作使我能够在打了一个得不到回应的简短招呼后继续下楼梯。出于好奇，我在走到一楼的平台后回头看了看他们：他们还待在那里，我发誓，他们还站在原先的台阶上，上一层楼梯平台处悬挂的一枚灯泡投下微弱的光亮，让人委实感到惊讶的是，他们仍然保持着让我通过时的那种姿势。仿佛时间停止了，我想。走到街上后，从天而降的雨水使我忘记了这件事情。

雷诺夫人靠墙坐在餐厅的最里面，后背像往常那样挺得很直。她看上去很焦急，尽管见到我时她的面部放松下来，仿佛突然的松懈正是她表达已认出我来并在等我的明确方式。

“我想请你去看看一位朋友的丈夫。”我刚刚在她对面坐下来，她便脱口而出。我面对一堵墙上的大镜子，镜子让我几乎将餐厅里的一切一览无余。

我想起了不久前死去的她年轻的丈夫的面孔，天晓得我怎会有如此怪异的联想。

“皮埃尔，”她强调着每个字，“现在急需你从专业的角度去看看我好友的丈夫。”

我想先点一杯薄荷酒，然后再问她，那位先生患的是什么病……

“巴列霍。”雷诺夫人说，接着又同样简洁地说：“打嗝。”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张貌似已故雷诺先生的面孔会闪现于那几个在离我们一两张桌远的地方喝酒和闲谈的人身上。

“打嗝？”我面带但愿是礼貌的苦笑，问。

“他快死了。”我的对话者冲动地说，“谁也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你得救他，这不是一个玩笑。”

“我担心，”当她通过大窗户望着里沃利街上流动的行人时，我低声说，“如果你不特别清楚地说明的话……”

“我不是医生，皮埃尔，对这些事情我几乎一无所知，你很清楚，这是我的不幸，我一直想当护士。”她那双蓝眼睛愤怒地眨了几下。其实，雷诺夫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实际上，她没有进行过任何学习），但这并不妨碍我认为她是一位聪慧的女性。

她微露愠怒的表情，垂下了睫毛，以一种背诵的语调补充说：

“从3月底开始，巴列霍先生就住院了。医生们依然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但是他确实快死了。昨天，他开始打嗝……”她停了片刻，巡视着街上的人群，仿佛想寻找什么人。“就是说，他昨天开始不停地打嗝，谁也没有办法减轻他这个症状。正如你所知，这样打嗝下去是会要人命的。如果说这还不够的话，高烧还一直不下40度。巴列霍夫人我多年前就认识，今天早晨她给我打了个电话。她独自一人，除了她丈夫的那些朋友（他们几乎都是南美人），没有任何人帮助她。在她对我说明她的处境时，我想到了你，当然我没有对她保证什么。”

“对于你的信任我感到荣幸。”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信任你。”她立刻回答。

我想，信任是爱情的第一个条件。

我觉得没有把握。她的眼睛显得干涩（怎么能不干涩呢？），仿佛在慢慢地打量我的西服上衣的垫肩。

“医生们没做过的事情，你可以通过针刺疗法做。”

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我轻轻地打了个寒战；一瞬间，我觉得雷诺夫人的手指是透明的。

“相信我吧，你是唯一能够挽救我朋友丈夫的人，不过我们必须快一点，如果你答应的话，明天你就去看看巴列霍。”

“当然，我不能拒绝。”我说，没敢看她。

她的叫喊引起了临近几张桌的人的注意：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啊，皮埃尔，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我首先应该做什么呢？”我打断了她的话，一面望着镜子里我那羞红的、也许是洋溢幸福的面孔，以及服务员的身影，他在跟两个穿黑衣服的人说话，那两个人又高又瘦，面孔憔悴，站在收款台旁边，好像正在为某种消费付款，或者在向服务员吐露什么秘密。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我需要跟若尔热特，跟巴列霍夫人谈谈，”她说，“并为明天的会面敲定一个尽早的时间。”

“我非常赞同。让我越早了解你朋友丈夫的病情会越好。”我十分肯定地说。

服务员和那两个穿黑衣服的人转过头来看我们。那两个面色特别苍白的陌生人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好像在表示同意。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那一刻，我觉得那两个人是某种怜悯的化身。我怀疑雷诺夫人认识他们。

“他们在注意我们。”

“谁？”

“那边，在收款台旁边，你偷偷地看看那两个穿黑衣服的人。我觉得他们像一对天使。你不这么认为吗？”

“别说蠢话，我求求你，天使都很年轻，而且有粉红色的皮肤。那两个可怜的家伙像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

“或者是从地下室里出来的。”

“尽管他们可能只是疲惫的或者生病的办事员。”

“的确。你认识他们吗？”

“不，当然不认识。”她回答，眼睛盯着我的领带上的别针。

我感觉她好像变小了。

虽然我尽力了，雷诺夫人的丈夫还是在六个月前死去了，年仅二十四岁。准确地说是在其夫过世的一个星期前，雷诺夫人带着我们共同的朋友里韦特老先生的一封简短的介绍信来到我家，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什么也做不了，医生们早就宣布雷诺无法医治了，很明显，只有年轻的雷诺夫人还在绝望中盼望着丈夫能够康复。我不顾我的习惯，也不顾疲劳，答应了她的请求。就在那一天，我去看了躺在萨尔皮特里埃医院临终病床上的雷诺先生。那家医院有不少医生很尊敬我，有时会请我用我基本的针刺疗法协助他们进行各种治疗。

雷诺先生肤色黝黑，有着一双绿色的眼睛，据说是一个南方人。他很巧妙地假装不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我随即觉得他很和蔼；他既英俊又笨拙，在他身边待五分钟就明白他的女人对他怀有的爱情。

“所有相信我能恢复健康的人都是疯子。”第二天晚上，我为了让他开心，也许也为了创造一个互相信任的空间而向他讲述了我日常工作的细节后，他对我说。

“别这么想。”我微微一笑。

“你不懂，佩恩。”他的面孔闪着光，并稍稍朝向我，同时他的眼睛在寻找某种我看不见的东西。

我在他身边，直到他死去。

“你不必自责，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在他死的那个晚上，迪朗医生劝我说。

从那时起，每过半月二十天，我就去看雷诺夫人。是一种友谊吗？我不知道。也许还有别的东西，尽管我们相见只限于伴随着交谈的散步，那些交谈从来就没有涉及对感情或政治的见解，或者至少没有涉及她的见解；几乎总是我说话，尽管我很不情愿，话题还是停留在我那已经有点久远的青年时代、我曾参加战斗的世界大战、我对神秘学的兴趣和我们对猫儿的共同爱好之间。的确，我们也去看电影，并且总是在我的要求之下，或者躲进随便某个城区的餐厅里，通常在那里默默地待着，那种沉默让我们感到很舒服。从来就没有关于亲密关系或感情的任何暗示，除非将她说的关于她去世丈夫的话归于此类。最后一点，我们从没有到对方的私人住所去拜访过（雷诺夫人带着里韦特老先生的介绍信去找我的那一次除外），尽管我们都有对方的地址。

我一面慢慢地往家走，一面回想雷诺先生发烧的面孔，同时思考着陌生的巴列霍先生的呃逆。这一意象反复地出现，突然想到：近几个月间，我很难不把疾病甚至英俊同对雷诺先生的回忆联系起来。几乎十二点了，我在帕西区的一家咖啡店里由一位老熟人陪伴度过了剩余的不眠之夜，他是一位退休的裁缝，把大部分时光用来研究催眠术。雨已经停了。我想，在我们和患者之间起桥梁作用的人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过患者们最深刻的症状。中间人就像X光。该理论实在是缺乏根据，在内心里我是不相信的。除了她个人的那种想看到我终于治愈某人的愿望，一种病态的愿望，关于这位我未来的患者，雷诺夫人又反映过什么呢？如果不是出于她想要更加信任我的合理愿望，这又能意味着什么呢？既然我没有救活她的丈夫——当我出现在她的生活中的时候，这就是我的作用和任务，那么现在我就应该救治她朋友的丈夫，并以行动证明一种现实，证明一种合乎逻辑的、高级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我们能够继续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也许我们最终会相熟，相熟之后会改变幸福，在我来说则是向往幸福。（一种类似勤奋和信任的合情合理的幸福。）然而仍有某种抓不着的东西，它存在于雷诺夫人的沉默中，存在于我自己的感官中，是一种我自己也不清楚原因的警觉。一种异乎寻常的烦恼在极为琐碎的事情后面存在着。我相信我隐约看到了危险，但不知道它的性质。

似乎为了证明我的恐惧，在转过我家那条街的街角时——这条街平时在这个时间荒无人烟，我突然听到一阵正在加快的脚步声。我又走了几米后惊异地停了下来。有人跟踪我，我像那些发现自己的腿患坏疽病的士兵那样怀着既确信又惊恐的心情肯定。这可能吗？

我回头从肩膀上偷偷地看了看：大约在二十米远的地方，有两个男子顺着我所走的方向走来，他们肩并肩，挨得很紧，看上去像一对连体兄弟，戴着特别大的宽檐帽，黑色的身影呈现在对面人行道上的路灯下。

我知道，他们在一面走路一面紧紧地盯着我。被监视的感觉如此强烈，甚至引发了肉体上的痛苦，那种痛苦让我整个人都变得不自然了。我快步走完到我居住的公寓楼的那段路。我不记得听见他们在跑步，据此我猜想，我的反应应该让他们措手不及了。迈过门槛，略微费劲地关上门厅的门后，我发现自己浑身都湿透了。我背靠着门想：出汗是身体健康的明显标志。之后，我感到羞愧极了；我对自己说，我刚才一定在跑。那两个男子一定且完全有理由认为我在躲避他们，等等。就在结束这些除了自我羞辱毫无其他益处的指责时，我已经恢复了气力来爬陡直的楼梯，足够爬到第五层。就在这时，我听见大门外头，几乎就在与我的耳朵齐高的地方，传来那两个男子用西班牙语含糊不清地说什么的声音。

我没有开灯，尽可能不声不响地爬上了楼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在小炉上热了一杯茶后，躺在了床上，我对自己说，昨天和今天有一些新情况将打乱我的日常生活。是运动，我想。圆周，会在意想不到的某一点断开。我有一个患呃逆濒临死亡的病人；那两个西班牙人（而我那个病人，尽管不是西班牙人，是西班牙语美洲人）毫无疑问在跟踪我；雷诺夫人在波尔多咖啡馆里看到那两个在看我们的高个子先生时，显得很紧张。他们并不是跟踪我的西班牙人，不过，雷诺夫人似乎认出了他们，或者猜出了他们的身份，有些害怕了。

4月份，我想。一个新的生命周期。在某个时刻，我睡着了。

我很晚才醒来，有些头痛。有人在敲门。是隔壁房间的租客格勒内勒夫人，她的手指间夹着一个深蓝色信封和一个白色信封，信封都是普通纸制的。一看见我，她就大叫一声：

“佩恩先生，你吓了我一大跳。”

“可是我只是开了一下门。”我说，其实，我开门时用力一点也不猛烈，甚至可以说，几乎相当缓慢：仿佛“无可奈何地”开的门。格勒内勒夫人竟然被吓着了！

“这是中午。”她说，一面伸长脖子，徒劳地希望在我房间里看到某个陪我过夜的人。

为了保持尊严，我稍微关小了门，并问她，那两封信是不是给我的。

“当然，”她说，“没有人给我写信，如果我收到信，那也是从外省来的，我妹妹写的，或者是我过世的丈夫的妹妹写的，但绝不是从巴黎来的。”

她挑衅地微微一笑，她的双下巴在和我的胸部一样高的地方垂着。

“这一封，”她扇着白信封，“是两个外国人，两个西班牙人或意大利人亲自送来的。而这一封，”她举着蓝信封在空中画了一个小螺旋形，使了一个同谋者似的眼色，“是一位邮差送来的。不过，你闻闻，还散发着香味呢，对吧？”

我无动于衷，双手放在晨衣的口袋里，眼睛望着空无一人而寒冷的走廊，装出一副冷漠的样子。

“你看见那两个外国先生了？”

“是的，我还跟邮差说了说话呢，是一个刚从阿尔比[3]来这儿的老实青年，他对这座城市甚至还不了解。”

“你跟西班牙人讲话了吗？”

“他们是西班牙人吗？”

“我想是，”我不是很有把握地说，“你跟他们讲话了？”

“不多。他们敲你家的门，敲了好一会儿，大概是上午九点的时候，你睡得很沉，佩恩先生。”

“他们对你说什么了，格勒内勒夫人？”

“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们问我，你是不是住在这儿。我对他们说是的，当然，不过，你很可能是在别的地方过的夜，谁能想到你在睡觉呢；后来，他们又问我，你是不是常在外面过夜，我对他们说，这不是我应该管的事，尽管我谨慎地肯定说，你不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是位学者，几乎很少夜不归宿。显然，他们理解起来很困难，或者不知道如何回答我。反正，他们沉默不语，好像希望听到从你的房间里传出一点声音，后来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写了一张字条，塞进信封，给了我，信封封着，你看看吧。他对我说，急需你立即收到它，这话他重复了好几次。多么讨厌的人。一定，一定，我对他说，我完全明白，你放心吧。另一个人把耳朵紧贴着你家的门，还不死心，好家伙。”

我把信从她手里夺过来，同时低声说了一句含糊不清的感谢的话，关上了门。当时，我一面听着格勒内勒夫人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在走廊里，一面回想起我在夜间的某个时刻曾从梦中醒来，在梦中，一个我隐约觉得是为我好的人温柔而固执地强捂住我的嘴。醒来时，我发现自己的手压在嘴唇上。难道我想把自己闷死吗？难道我想强迫自己保持沉默吗？

我坐在床沿上打开白信封：“皮埃尔·佩恩先生，我请求你屈尊于晚上十点到拉丁区维克托咖啡馆来一趟。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不要缺席。”当然没有署名。蓝信封是雷诺夫人寄来的，内容如下：“亲爱的朋友，我跟巴列霍夫人谈过了，她同意今天下午四点在波尔多咖啡馆会面。巴列霍先生的病情依然如故，仍然打嗝，热度没有下降。巴列霍夫人认为在负责治疗她丈夫的医生和你之间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我也这么看。再见。玛塞勒·雷诺。”

我从出租车有点脏的小窗口望着医院的正面；我明白，在那背后，比任何事物，甚至比疯癫都要多的，是孤独，孤独也许是疯癫的最细微的形式，至少是最清醒的形式。

此时是4月7日晚上七点，巴列霍夫人、雷诺夫人和我，刚刚来到阿拉戈医院。在路上，我几乎一直沉默不语。两位夫人似乎有许多话要说，无论如何，我的思绪总在迷雾缭绕之地游荡，不大情愿和别人交谈。

“你好像心不在焉。”当她的朋友在门厅的另一头跟负责接待的护士三言两语交谈的时候，雷诺夫人对我说。

“绝对没有。”我微微一笑。

后来，我们跟着巴列霍夫人进入了白色和灰色的楼道，那些楼道具有金属光泽、闪着磷光，到处都沾着些意想不到的黑色长方形的斑点。

“这好像是一条现代艺术画廊。”我听见雷诺夫人低声说。

“实际上这些楼道是圆形的。”我说，“如果楼道延伸下去，我们能不知不觉地一直走到最顶层。”

“就像比萨斜塔。”巴列霍夫人用心不在焉的声音说。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例子，不过我并不想反驳她。

雷诺夫人面带古怪的表情对我微微一笑：医院的气氛终于使她感到不快，她的脸上现出一种沉重和有所期待的表情。

“什么都这么白。”她说。

“不自然的白。”巴列霍夫人补了一句，同时抓着她的手臂，加快了步伐。

我跟着她们。

两位朋友走得很快，尽管她们的步调不稳。从后面看她们，你会有这样的印象：她们鞋子的高跟松松垮垮。我想，全是因为她们的精神太紧张了。同样，我还注意到，楼道里的电灯安装得奇特但很实用，一个外来人粗粗看去不会在角落处发现任何电力设施的踪迹，但每个角落却都被照亮了，而灯光还在闪烁，以一种让人难以察觉的方式，亮度在有规律地减弱。

突然我们遇见一个穿白大褂的男子站在楼道中央，这是我们一路上看到的第一个人，他似乎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我们走近时，他抬起眼睛，撇着嘴嘲弄地打量着我们，然后抱起了双臂。他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冷漠的人，或者至少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我从他的表情推断，显而易见，我们的突然造访，使他感到很不快。巴列霍夫人的脚步明显放慢，仿佛想把我们和那个人的不可避免的相遇推迟一些。显然，他们认识，好像她很怕他。不过，为什么呢？

我们彼此正式做了介绍。

“这是勒雅尔医生，我丈夫的主治医生。”

勒雅尔点了点头，向我们致意。但即使在她们告诉他我见他的目的时，他也没说话。他那种明显的、有点假装的专注样子，吸引着雷诺夫人的注意。

当巴列霍夫人说起没有进行的或者弄丢了结果的尿液化验时，我沉默不语，打量着医生消瘦的面孔，对于她说的事情，勒雅尔只是耸了耸肩。过了一会儿，当我认为已到了我说话的时刻时，我便直接以掩饰不住的率直口吻问他：在他看来，折磨着巴列霍先生的是什么疾病。他那种断然的回答以男中音的嗓音传进我的耳朵：

“我没有义务回答你。巴列霍夫人可以告诉你，她了解情况，我不了解。我这个人不多嘴多舌。”

“什么……”巴列霍夫人结结巴巴地说。

雷诺夫人抓住她的胳膊。

“若尔热特……”

勒雅尔不理会两位夫人，注视着我，微微一笑，似乎想给我时间理解他对我说的话。在我旁边，巴列霍夫人的颌部抽搐着，脸明显红了，差一点给医生一记耳光。我只是叹了一口气，试图让自己显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但这无济于事，我望着我鞋子的轮廓。

勒雅尔轻轻点头致意，这让他脸上的嘲笑之意更加浓郁，然后便抬脚离开，而被丢下的我们则毫无疑义地组成一幅奇怪的画面：我们站在楼道里，呆若木鸡，谁也不想说什么，不想说任何事，不想发表任何打破沉默的普通看法，面孔朝着某个已经无人的空间，我们仿佛在等待勒雅尔突然回来，真真切切地出现在那里，并进行辩解。我敢说，受羞辱的感觉在两位朋友心中要比我强烈得多。医生的态度，尽管带着恶意，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我咳嗽了两声，尽量不去看她们，因为我注意到，她们更愿意这样。我们正准备重新往前走，这时只见一大群穿白衣服的人，先是像一个雪球，随后又像一阵雪崩，从楼道的另一端向我们涌来，没有什么过渡，让我们猝不及防。

他们走到我们所在的地方后，一个头发蓬乱、眼睛湿润的人走上前来，抓住巴列霍夫人的手，叫道：

“医术高超的勒米埃医生来了。”

他的话像在一座教堂里一样回荡。灯光又变暗了，我毛发悚然：那个人只说了这一句哗众取宠的话。

为了证明那个人的断言，那群人当中的一个小胖子对着左边和右边微微一笑，举起手让众人安静，然后吃力地伸出手，握住了巴列霍夫人戴手套的手。

“很高兴见到您。我刚刚探望了你丈夫。他的所有器官都像新的！我看不出这个人会有什么不好的症状。可以跟我来一趟吗？”

巴列霍夫人被抓着臂肘，跟着勒米埃医生走去，一直走到走廊的尽头，那里有一扇门掩饰着走廊的圆形的特点。从我们在的地方看去，他们的身影变小了，像小孩。勒米埃医生的白发与其身后充当背景的门扇色调相同，他的动作短暂而猛烈，点头，摇头，询问；巴列霍夫人的头只动了一次，短短地回了一次头，徒劳地寻找着我们，好像想对我们说再见。

“我们最好还是走吧。”雷诺夫人悄声说。

和勒米埃在一起的医生们用疲惫的、平直的、没有希望的目光望着我们。从某种程度上说，好像我变成了隐形的人。一个相貌英俊的高个儿少年在对一位肤色黝黑、身材矮胖、长相聪慧的少女耳语。另一个少年手持一个笔记本，望着天花板。在这个少女身后，有三个少年双手插在衣袋里，一声不响、平静地待着；左边有一个金发男孩专心地盯着一只手的手掌，另一只手捏着一支熄灭的香烟。在金发男孩背后，先前介绍勒米埃医生的那个可能属于医院行政部门的人，在听一个脑袋光秃、胡须浓密的人闲扯，几乎触到了对方的鼻子，那个人的胸前至少抱着四本书脊开裂的大部头书。

在所有的人中，有两个人远离人群，几乎贴着楼道的外墙待着，我觉得他们是熟人。两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听诊器。

“不过，我应该去看看巴列霍先生。”我低声反对说。

声音几乎完全消失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说过话，或想过什么。

“现在不行，跟我走吧，我到外边给你解释。”

雷诺夫人的蓝眼睛显得很疲惫。都是因为这白色，我想，是这种非自然的光线的缘故。

我正准备跟她走，在那两位不久前看着像熟人的医生脸上我捕捉到一丝不安，好似人群中出现的一条细小裂缝。我冲着他们微微一笑，也许在等待着他们做出证明我猜测的表示。他们表现出的冷漠，可以和那群人中的其他人一较高低。我跟着雷诺夫人走去。我记得，她走得相当快，与之相反，我的每一步都很沉重，仿佛两条腿被灌了铅似的，我终于停下来。仿如置身在画廊的感觉顺着我的血管上升，直到使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雷诺夫人继续往前走。我看了看楼道的另一端，巴列霍夫人脱下一只手套，察看了一番自己的手指甲，又看了看勒米埃的脸。我等距离地站在两位夫人中间，我的样子一定显得惶惑，愚蠢，不过没有人注意我。就像事先调好了似的，在那个时刻，楼道里的灯光开始闪烁。我想，现在确实就要停电了。我觉得雷诺夫人的影子撞在了墙上。我又转过头去：一些医生厌倦地仰起头来望着屋顶，仿佛他们觉得那种现象不足为奇。恢复正常后，灯光的亮度大大减弱。现在楼道呈现一种深棕色的色调。人们的影子朝着不明确的方向拉长。雷诺夫人微张口唇，似乎说了一句话，也许说的是我的名字，她在楼道的另一端等我。我最后望了望那群医生。我相信我认识的那两个医生仍然待在那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他人的冷待，他们像是外国的学生，我这样想。

“外国的”这个词给了我一把钥匙，于是我明白了他们是什么人，我在哪里见过他们，我跑到雷诺夫人跟前，她惊讶地看着我。

“佩恩先生，你要记住，我们是在医院里。”她责备我说。

外面开始下雨了，那是一种几乎看不见的牛毛细雨，不过这进一步加重了夜晚的孤寂气氛。当然，雷诺夫人带着雨伞。街上空荡荡的，仿佛人们早就选择把自己关在家里似的。我并非没有注意到下面这个细节：街上的灯是仅有的光源。难道人们待在家里不开灯吗？我们手挽着手顺着人行道走。不知为什么，突然我觉得一切都很完美。雷诺夫人的侧影，雨水落在雨伞上的敲击声，冒险的感觉虽然轻微却是我们共同的感受。

“勒米埃医生是一位有名的医生，至少昨天巴列霍夫人是这么对我说的。这似乎是一个巧合，但是就是在昨天，巴列霍夫人对我透露，想找这位阿拉戈医院的顶尖专家给她丈夫看病，不是说不可能，但确实十分困难。我估计，一定有人介绍过巴列霍先生，勒米埃医生最终才决定抽空给他看病。但还是有点奇怪，你不觉得吗？不过对巴列霍夫人来说，这确实是人们能够提供给她的最好消息。所以，你要明白，当时我们待在那里是不合时宜的。”

“你是说勒米埃不容许我待在他病人的病房里，”我抗议道，“医生和庸医不能相提并论。”

“我没有这么说，佩恩先生，再说，你也不是一位庸医。”

“我一直是被这样对待的，你忘记了吗？”

“跟勒雅尔发生的冲突吗？你为这事生气了？”

“没有……”

“那你就不要摆出这副样子。留心脚下，你把脚迈进水坑里了。”

其实，我感到很幸福。雨，夜晚，雷诺夫人的责备，幸福伴随着最平凡的东西到来。

“勒雅尔医生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勒雅尔仍然是巴列霍先生的主治医生。这么说吧，在最好的情况下，勒米埃也只能充当一个顾问，这已经足够了。”

“据我所见，勒雅尔跟巴列霍夫人相处不融洽。”

“据我所知，他跟巴列霍先生相处也不好。”

“那么，为什么不换个医生呢？”

“因为这不取决于他们，亲爱的朋友。我给你透露一个秘密吧：勒雅尔四天没有去看巴列霍了。你怎么看？”

“太过分了。”

“问题是，巴列霍夫妇没有钱。他住院是由一位同胞，一个叫加西亚·卡尔德隆的先生替他办的。这个人让自己的医生即勒雅尔医生听从巴列霍支配。”

“他是何时住院的？”

“3月24日。”

“很奇怪，我想，我认出了勒雅尔的随从医生中的两位，但这不可能，我一定搞混了；我想的那些人是外国人，我想是西班牙人。说实话，我很难想象他们是医生或医学院的学生。他们更像是匪徒的徒弟。不过，他们并不让人感到丝毫害怕。”我急忙声明。

“他们什么样？”

“骨瘦如柴，肤色黝黑……我认为他们不了解这座城市。他们喜欢娱乐，不过别问我怎么知道他们喜欢娱乐。我的确不知道。我只是有这样的印象：那是两个喜欢娱乐的人。”

“我不清楚是不是有某位西班牙医生见过巴列霍先生。有一位秘鲁医生经常来。巴列霍先生是秘鲁人。你听说过吗？”

夜里十点整，在一个地铁口和雷诺夫人告别后，我来到圣米歇尔大道的维克托咖啡馆。我的名字写在咖啡馆领班的记事本上，我立即被带到一个单间，两个西班牙人正在那里等我。尽管照明系统很完美，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东西，咖啡馆还是让我觉得像一家黑暗的电影院，电影已经开始，我由服务员带着，在这种情况下，他变成了把我引向座位的领座员。一只蝙蝠，我心里想。走过的那条路连接着服务的人和在黑暗中观望的人。

“你到得很准时。”其中一个西班牙人说。

我手里拿着宽檐帽，一动不动地站着，没有越进单间那扇血红色的门。他们没穿白大褂，很难认出来，但是很明显，跟随勒米埃的两个医生，我在楼梯上碰到的那两个西班牙人，接着在早晨给我留下书信的人，都是同样的两个人。

“来杯酒吗？”较瘦的那个人问，一面耐心地把桌上的第三个杯子斟得满满的。

我在他们对面坐下，尽量离门口近一点，闭口不提本应让他们做的解释。

“我知道，这件事你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另一个人，肤色较黑的人，微微一笑，尽管，老实说，他们两个都是骨瘦如柴，肤色黝黑，而且，非常令人不安的是，在某些时刻，这些是他们唯一的特征。

在端酒杯时，我的手在抖动；杯子里的酒大部分洒在了桌布上。

“事实上，我们很愿意跟你交谈，不必担心弄脏了桌布，这没关系。”

“这是朋友之间的谈话，恕我冒昧。”

“是轻松的谈话。”

“不过，你喝呀，喝呀，我们订了点吃的，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慢慢吃的凉肉，然后我们到附近去吃晚饭。”

“我是素食主义者。”我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两个西班牙人惊奇地相互看了看——或者说，他们并不感到惊奇，也许是假装的——然后和蔼地微微一笑，仿佛我讲了一个愚蠢的笑话，他们并不怪我。

“加斯东，”当服务员端着满满的两托盘火腿肉、排骨和各种奶酪走进来时，其中一个人吩咐说，“把给我们的客人准备的核桃和扁桃仁拿过来。”

我想表示反对，但是他用一只皱巴巴、没有血色的手阻止了。

“别忘了花生，加斯东。”当服务员的身影已经消失的时候，他又说。

肤色黝黑的人松了松领带结，对我微微一笑，另一个人早已扑向其中一只大盘子，大块大块地吞起了奶酪，一口一口地喝起了葡萄酒，显得毫无顾忌。

“先生们，说实话，我不是来吃饭的。”我说，同时把酒杯举到鼻子前，仿佛在闻杯子里的酒。

两个西班牙人怀着不失亲切的热情笑起来；吃东西的那个人强吞着食物，为我干杯，然后继续狼吞虎咽大盘子里的食品。

“有一件事你知道吗？”肤色黝黑的人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服务员叫什么，我管所有的服务员都叫加斯东。当你叫对的时候，就是说，当你管真正的加斯东叫加斯东时，另一个就得付饭钱，你明白吗？”

“不，我不明白。采用这种方法，不会有人赢。”肤色黝黑的人疑惑地望了望我。“如果你和你的朋友不约而同地管所有的服务员都叫加斯东，显然，两个人就都赢了，或者都输了。你应该管他们叫加斯东，而另一个人管他们叫……拉乌尔。”

肤色黝黑的人思索了片刻，然后点了好几下头。

“你说得对。我们的方法也许过于完美。你肯定读过牛顿的理论，当然。”

我没有回答。

“我们知道，你想为巴列霍看病。”骨瘦如柴的人用忧伤的声音说。

我透过酒杯观察他：一条迟钝的红鳗鲡，舔着牙齿，以虚伪的节制喝着酒。

“这就是昨晚你们跟踪我的理由吗？”

“我们曾去你家找你，去了两次，”他谦恭地微微一笑，“我们知道你住在哪里，佩恩先生。我们有什么必要跟踪你呢？”

“的确。不过，倘若不是你们，就应该是你们的两位同胞。”

“是在什么时候？”他的兴趣似乎是真诚的。

“就在昨天晚上，在我们在楼梯上相遇之后。”

西班牙人好像思考了几秒钟。

“算了，算了……总之，这并不重要，不是吗？是一个巧合，因为确实不是我们。”他不很自信地说，“不过，我们还是谈谈主要问题吧。”

“主要问题？”

“共同利益呀，”他说，“或者常识，如果你更喜欢这么说的话。”

肤色黝黑的人吞下从一个镀镍的小盒里取出的两个药片。小盒几乎是扁平的，光线照在上面，形成了奇特的反光。我从没有看见过类似的东西。当他把小盒装进他的外衣内袋里时，我感到轻松了。

“我想你已经猜到了。”他说，“我们希望你忘记一切，忘记巴列霍，他女人，我们，一切。”

我用嘴唇捋了一下酒杯的边缘。我无法思考。情况至少可以说是离奇的。不能失去控制，我对自己说。我喝酒。喝了很大的一口酒，徒劳地希望自己心情平静。

“我们的要求，”他强调了最后一个词，“当然不代表对你的能力的任何轻视。不仅如此，我可以在这儿向你保证，我的同事不允许我说谎，我对您在贵领域声名鹊起的能力感到无比钦佩。当然，那是一个十分广阔的领域，我敢说，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未知的领域。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点头表示同意，但立刻觉得自己很丢脸。

“但是对巴列霍，你没有什么可做了。为了共同利益。”

“共同利益，”另一个人叹了口气，“一个美丽的定义，你的利益，所有人的利益……和谐……平衡……球体的稳定……重新被填平的坑道……微笑……”

我本想提出抗议，表示自己对那一切莫名其妙的话一个词也不懂，但我想，最好还是保持沉默。肤色黝黑的人躺在大扶手椅的橙黄色靠背上，两只眼睛一直盯着我；但是他的目光不是威胁的，更确切地说，是好奇的。他打量着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给了我勇气。出于一股不理智的冲动，我又一次把杯子倒满，一饮而尽，几乎怀着希望。

“是勒雅尔派你们来的吧？”

“这个问题，我们不会回答。”骨瘦如柴的那个人叹了口气，“其实，我可以开诚布公地对你澄清这一点，我们不会回答任何问题，除非该问题对我们同你之间顺利达成一致是绝对必须的。”

“一致？”

“我们已经说过了，请你忘记巴列霍、阿拉戈医院等等的存在。当然，我们也会忘记这个信封。”

肤色黝黑的人懒洋洋地，同时带着虚假而做作的炫耀把一个长长的信封扔在酒瓶边，信封是深栗色的，就像十年前巴黎银行提供的那种。信封里装着两千多法郎。

“这是为什么？”

骨瘦如柴的那个人带有警告意味地用手指在空中划了一个难以辨认的符号，与我划清界限。

“不必再问了，记住它就是了。”

毫无疑问，尽管那天下午两个西班牙人亲眼目睹勒米埃和巴列霍夫人之间发生的事情，他们仍然不知道我完全是个局外人。勒米埃全权负责；他和他的医疗团队及勒雅尔；只有白痴才会为了让我不参与跟我不可能有任何关系的事情而掏钱。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一支探戈舞曲的旋律。一个女人的清脆的笑声。几个低沉的私语声，若干孤立的笑声，掌声。我听到了一位主持人的声音：“艾伦·莫纳德斯亲自为诸位演奏……”

“这太疯狂了。”

“我同意，不过这是一种对你毫无害处的疯狂，且恰恰相反，如今这年月，手里有点小积蓄永远不会多余……”

他们疯了，我想，金钱是真的，它就放在那儿，等着我去拿，拿来装到我的钱包里。这是我第一次不感到害怕。

“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奇怪的贿赂。”我低声说。不用说，他们不理解。

骨瘦如柴的家伙满不在乎地微微一笑。

“我们把加斯东叫过来吧。”他说，一面按铃，“我们再要一瓶酒。夜晚还年轻呢。”[4]

“夜晚永远年轻。”肤色黝黑的家伙纠正说。

“是里韦特先生吗？”

“啊，皮埃尔·佩恩。”

“我现在是从拉乌尔咖啡馆给你打电话，一定太晚了吧？”

“没关系，你放心，我还没睡。”

“我觉得我喝醉了……需要和一个可信赖的人说说话，亲爱的里韦特先生。”

“你说吧，我可以帮你做什么？”

“今天晚上我干了一件可恶的、令人恶心的事情……”

“……”

“我接受了一笔贿赂……”

“你？”

“真的，似乎很难想到世界上竟有人肯贿赂像我这样一个低贱的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皮埃尔，冷静点，你太激动了。”

“你有几次看见我激动过，里韦特先生？你回想一下……”

“可是，皮埃尔，不是这么回事，人性深不可测，你还记得普勒默尔-博杜吗？”

“你说什么？”

“普勒默尔-博杜。”

“我的上帝，我有些年都没想起过他了。我想，我们曾经是朋友。”

“忘却的力量，魔法。普勒默尔-博杜激动的时候很少，你记得吗？”

“他自杀了……是不是？”

“不。一年多以前他在西班牙。每过一段时间我就收到他的一封信。他喜欢回忆过去的时光。”

“我不喜欢。不太喜欢。我情愿接受或忍受我现在的样子。不过，你干吗提起普勒默尔-博杜？”

“不知道，我想，是因为我想念他……和你了。”

“今天？”

“整个下午。你知道，我们这些老人总喜欢拿过去的时光取乐。我常常翻阅一副为你们二人做的占星纸牌。”

“为普勒默尔-博杜和我？你从没有对我说过。”

“小事一桩。不必过虑。总之，你对我提到的贿赂是怎么回事？”

“我接受了一笔贿赂。我让自己腐化了。”

“你是说你接受了一笔钱……”

“不错。有人给了我两千法郎，并把我灌醉了，然后我们观看了一场俗气的探戈乐队演出，接着继续喝酒。我甚至还吃了肉！一种沾满酱汁的阿根廷牛排！”

“皮埃尔……”

“我是自愿的。我想知道。我留下就是为了这个：出于好奇心。尊敬的里韦特先生，其实他们给我钱是为了不让我做我已经没法做、以后也不会做的事情。不过，请你注意，他们并不知道是什么事。他们确实知道的、而且看起来比我自己早几个小时知道的是，有人会要求我负责治疗某个病人。早几个小时，你明白吗？”

“……”

“几个小时前，我还根本不知道存在一个我曾经的病人，他们就去见我，阻止我关心这件事。我说的是曾经的病人，尽管实际上我应该称之为不是病人的病人。因为我压根就没见过他！但是他们知道，并采取了适当的措施。我觉得他们对我设下了埋伏；他们埋伏在道路的转弯处；但是我从没有走过那条路，也永远不会从那里走。这怎么解释呢？”

“总是有解释的，皮埃尔，当没有解释的时候，那是因为不可能有，你该记得特泽夫，那个试图驳斥居里夫人的可怜年轻人。”

“特泽夫……他不是普勒默尔-博杜的朋友吗？”

“正是。特泽夫是科学家，尽管普勒默尔-博杜不在其后。他这个年轻人，乍一看，似乎很杰出。当然，他的一切理论都是不能论证的。”

“准是酒精作怪，我什么也不记得了，我很久没有喝这么多了。”

“你还记得其中有一个伤感的故事吗？特泽夫爱上了居里夫人的女儿伊雷娜，我一直认为这是他驳斥其母亲的原因。”

“自杀的是特泽夫，对吗？”

“没错，他是1925年的一天夜里在米拉博桥上吊死的……我想，是在冬天；1月或2月；可怕的几天。”

“天哪，这一切叫我发笑，里韦特先生。这一切都太荒唐，太可笑了，特泽夫竟然爱上了伊雷娜·约里奥-居里，而我竟然这么晚还打扰你。”

“我没有睡觉，亲爱的朋友，我在看书，可以说我在等你的电话，你知道，在我们这个年纪，睡几个小时就够了。”

“好像拉乌尔也一样。他关上了咖啡馆的门，现在正在一张桌上玩一种单人牌戏。”

“一种单人牌戏？”

“是的……他坐在咖啡馆中央，离柜台两张桌远，他想打赢一次牌。”

“一种令人不安的情景，亲爱的皮埃尔。”

“不……我不这样认为。”

“……”

“在咖啡馆深处，柜台后面，还有一个人，她坐在一扇门旁边的一张凳子上，天晓得那扇门通向哪里。那是拉乌尔的女人，我想，她是在算一天的账，或者在看一本小说。无关紧要！我们在谈什么哪？”

“谈你，皮埃尔，谈你那奇怪的贿赂。”

“你是说，这很丢人。”

“不，不，不……你要把这件事看作你的好奇心引发的结果。”

“我接受了人家的钱，两千法郎。”

“毫无疑问，你们之间有误解。而你从中得到了好处。”

“可耻，卑鄙，就像一个无赖……”

“你可以把钱退回去，就没事了。”

“我当时想，我没有损失什么，我的职业道德也未受影响……我那种皮条客的道德！我当时想，我需要钱！请原谅。”

“……”

“现在我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那两个西班牙人。今天下午我看见他们在阿拉戈医院里，但是我不相信他们在那里工作。我为什么不相信？不知道。我就是确信他们不在那里工作……你去过阿拉戈医院吗？”

“没有……”

“非常可怕。楼道长得没有尽头，好像为了让人迷路而修建的……人们常常迷路……我感到不舒服……”

“一切都混乱不堪……”

“我要钱是为了某种和实际需要无关的东西。我要钱不是为了吃饭！我有一笔国家津贴……我花钱很少，这一点你很清楚。”

“当然，皮埃尔。”

“还暗藏着一些其他原因，里韦特先生，我当时仿佛嗅到了隐藏在这里的某种东西……我拿起了钱……只是为了不想挡住……通道……这听起来很疯狂，然而，就是这样。除非我是为了寻找一个借口！”

“我想，你应该冷静，皮埃尔。”

“你记得半年多以前你把我的地址提供给她的那位夫人吗？她丈夫在萨尔皮特里埃医院里。雷诺夫人。”

“记得，记得。雷诺夫人和雷诺先生。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他死了。一个很年轻的男人。”

“确实。正是雷诺夫人正式请求我在这件事情上帮忙的。这位病人是她的一位朋友的丈夫。”

“我看不出其中的关联，皮埃尔。”

“我想，我爱上了雷诺夫人。”

“……”

“你一定觉得这很荒唐，我四十四岁的时候会追求一位年轻的女子……”

“你还很年轻，皮埃尔。我都八十多岁了，如果我恋爱了，那才叫荒唐。她知道吗？”

“她当然不知道。”

“你想怎么办？”

“把钱还回去，我想，或者请雷诺夫人去一家昂贵的餐厅共进晚餐。不知道。现在我看见的一切都在旋转。我想，我喝得太多了，你对我太有耐心了。”

“……”

“我觉得拉乌尔也很有耐心。是到该睡觉的时候了。”

“……”

“这么说，普勒默尔-博杜是在国际纵队里了？真让人羡慕：一项正义的事业，在一个激动人心的国家里冒险，真是一个美好的假期。”

“不，看来他已经站在对立的阵营。”

“和法西斯分子们在一起？”

“是这样。”

“我亲爱的里韦特先生，这是能够预见的。普勒默尔-博杜从来没有民主倾向。”

“我从来没有预见到他会这样。不过，总之，在我这个年纪，已经不能判断什么了。我接受别人本来的样子，无论他们做什么。”

“你一直是一位特别仁慈的老师，里韦特先生。”

“你别这么看。事情很简单，像我这么一个老人还去扮演法官的角色就是一个错误……不过，会有法官的，皮埃尔，你不要怀疑，会有心肠像铁石一样硬的法官的，对他们来说，同情这个词没有意义。打盹时，我会看到梦在行动和做决定：梦的片段会被重组，很残忍，并且它们遵循那种对我们而言是被偶然所掌控的法则。总之一句话，它们十分可怕，不可理解。当然，等到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这里了。”

“也许是我喝醉了，今天晚上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味道，亲爱的朋友，不然真是不可忍受，我想，我应该上床睡觉了。”

“但是今天晚上的味道很特别，仿佛某种东西在街上移动，某种不明确的东西，我虽然知道，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是什么了。”

“快上床去睡吧。让你的情绪平静下来。”

“味道会跟我到床上。”

4月7日至8日那个夜晚也许称得上我一生中最不幸的夜晚之一。我不知道我是几点躺在床上的，也不知是在什么状态下爬楼梯到达房间的。我睡着了，如果那种颤抖可以称为梦的话。我梦见睡在一座迷宫里，迷宫屋顶很低，又白又灰，建筑式样类似阿拉戈医院的那些圆形楼道，它们有时比较宽敞，没有尽头，有时比较狭小，像弯曲狭窄的门廊。在迷宫中，惊吓和呻吟把我弄醒，又伴随我重新入睡。我在那里做什么？是我自愿还是某种外力强迫我待在那里？我在寻找巴列霍还是另一个人？我想，如果所有的噩梦都商量好一块来找我，结果应该与那天晚上相似。我记得，在某个时刻我坐在床上，一面用睡衣袖子擦脖子上的汗，一面想，我经历的梦境具有传播的一切特点；是的，那是一种无线电话式的传播。所以，我的梦境如同一台偷听别人波段的无线电爱好者的电台一般，场景和声音传进我的头脑（因为我应该说，梦有下面这个特点：除了形象外，它还由声音、含糊不清的讲话和咕哝声构成），这一切跟我自己的幻觉毫无关系，尽管我偶然地变成了接收者。突袭我的这出疯癫的广播剧无疑是地狱的预演；那是一个声音的地狱，那些声音遵循静力学规律联结和分离，我猜想，那些声音是我痛苦的鼾声，鼾声形成了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和大合唱，它们在一个像空荡的阅览室似的房间里扩散，在某个时刻，我发现这个房间就是我自己的脑海。在梦中的某个瞬间，我还觉得我的耳朵就是我的眼睛。

简单地说，噩梦可以以这样的方式进行：

第一个声音说：“皮埃尔·佩恩是什么鬼东西？”

“有东西在泄漏。”

“我只能确定有东西在泄漏。”

“可能是由于微不足道的疏忽产生的。”

“看看这一切吧。你注意到什么奇怪的东西了吗？”

“我们生活在市场中，生活在大市场的街道中……”

“梦境，忧伤。”

“有东西在泄漏，看看这一切吧。”

像是在一张移动的照片上，我模模糊糊地看到特泽夫、普勒默尔-博杜和我自己在位于里夏尔·勒努瓦大道里韦特先生那幢他很久不住的老宅子的书房里，我们围绕着他；是在1922年，我们四个人一声不响，尽管我们的导师不断地转动眼珠，仿佛觉察到什么侵入的东西。我明白，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影像是对梦的整个过程的一种替换，尽管它向我提供了神圣的庇护，我还是不能够抓住它。

一个陌生人微微一笑。他是一位电影演员，但是我只知道这一点，仅此而已。他的笑容很美，但是他的话语使空气爆炸，一刹那吸光了整个房间的氧气：“您所说的泄漏指的是什么？对您来说泄漏这个词代表什么？”

从后面，仿佛是透过陌生人的影子，我听见一种低沉的、时断时续的声音，这使我内心充满急迫感。

我醒了过来。我留神地倾听管道的声音。房间的墙壁似乎在让人觉察不到地颤动。我的皮肤也是这样。

那个陌生人顺着一条僻静的街走去。干枯的树叶从树冠上纷纷凋落。秋天到了？

现在我看到自己躲在窗帘后，通过脏玻璃观看站在街心的陌生人，陌生人则在察看我所在的楼房的窗户，尽管他没有察看我在里头窥探他时所利用的窗户。

此人是谁？他在找什么？

在他的目光就要投向我的窗户时，场景化为了碎片。

我听见两个人悲哀地说了下面这些话：“我们在巴黎活动很困难，我们几乎只会讲三四句法语……”

“对你们来说，泄漏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情报的泄露吗？”

“要守护这个不大的重要地区！”

“我们的密探不只是浪费时间，也浪费精力！”

“你知道这些词意味着什么？”

“时间……精力……时间……精力……”

“一包不可能泄露的东西。”

厌倦、腻烦的低语声。后来是抱怨声。

“喂，长官，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好像有人在挠我的后背，好像没有时间了。”

“梦中的忧伤，没有任何意义。”

“除了我们，这里还有其他人吗？”

我仿佛在下水道里，透过排水管看到一个人的深色的鞋子，只达到膝头的灰色裤子。如果那个人走开一些，我的观察范围可以扩大到他的腰部。我永远看不见他的躯干，更看不见他的面孔。

那个人顺着荒凉的街道散步，总是顺着一条真实的或想象的边缘向前走。他一刻也没有离开我的视野。

有人几乎贴着耳朵对我悄声说：“你要当心那个南美人……”

从我身后看过去，所见唯有黑暗；我看到自己确实在下水道中。

1920年的模糊老照片，普勒默尔-博杜、特泽夫和我，我们走过一座铁桥，走到另一边时我们转过身去，挥动帽子（除了特泽夫，他挥动的是白手帕）向一个晃动的人影致意，那个人影渐渐消失了；走到一座广场时，我发现有人在那里安装了一座断头台；一座新断头台，普勒默尔-博杜和特泽夫说，但是他们的嘴唇发出的是一种非人的声音；一股轻微的秋风从窗户吹进来，难道秋天到了？

同一个声音坚持说：“你要当心那个寒冷的南美人……”尽管我知道这一次它是从我的内部发出来的。

寒冷？寒冷的神经？死亡的寒冷？

我想说，有人病了，在城市的某个地方有一个人病了，但是我只是张着嘴，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

“你听人说过一颗新星吗？”

“导电的水银，打碎的记录式温度计，泄漏……”

“你听人说过新星人吗？”

“所有那些跟量子理论相关的笑话。”

“你们来搜查我吧。”

上帝啊，在观看那个人的鞋子，那闪光的鞋尖时我想道，但愿他别弯腰……

我醒了过来。我在出汗，我竭力不再入睡。有一瞬间我确信有另一个人在我的房间里。

在我背后，在一家医院的楼道尽头，有一个女人在笑（我知道她在笑，因为这是唯一能听见的声音。）她的笑声像一种镇静剂。接着，一切崩塌，又随后自行重建。

那个陌生人在一种时断时续的声音的环绕下走近。声音是他的光环。他站在卢浮宫的台阶上。秋风在巴黎的地平线上劲吹。他对我说话。

“我住在黑色连拱廊下一个有玻璃屋顶的院子里。”

“我们不妨设想，我们有两块放在一起的玻璃；我们要是正面观看它们，什么也不会引起我们注意，但是如果侧着观看它们，我们会看到，它们的确是两块玻璃……”

“皮埃尔·佩恩是什么鬼东西？”

“他收下了我们的钱。”

“除了我们之外，这里还有其他人吗？”

我感觉到有人在砸玻璃。我觉得我不会说话了。我醒了过来。

第二天一大早，雷诺夫人来到我的房间。自从我们的友谊开始以来，这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由于出现的新情况，我有些慌乱地请她坐下，同时到隔壁房间去换衣服。她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有一会儿我们一动不动，仿佛从一个异样的角度在观看对方，两个人都被包裹在某种类似急迫和胆怯的情绪中。外面没有一丁点声响传进来，哪怕是空中无法辨认的东西、悬浮的物质也未发出任何轻微声响。环绕她的身体的光亮具有巴黎某些早晨的灰色亲切感。她甜蜜地微笑着，尽管有些谨慎，并以有点失望的小女孩的好奇心观望着一切。我寒酸的房间实在是乱到不能再乱了：在这个窄小的地方，碍事地放着两把高靠背的大扶手椅——家庭的纪念物，一张摩洛哥旧地毯，一个橡木架，一台上面放着火炉的桌式柜和一张桃花心木镶边的深色桌子，桌子上随意堆放着我每天经常翻阅的书、显微镜、节拍器、我的烟斗、盘子和杯子、一把脏刀子，等等。所有的东西上都覆盖着薄薄的一层灰尘，这些灰尘，我之前一直没有注意到，但是当着雷诺夫人的面，它们却在我眼前跳动起来，好像是没落的确凿证据。我试着为房间的状况辩解；我撒谎说，近来我没有时间搞家务。但是她围绕知识分子粗心大意的特点发表了一番人所共知的看法，让我不要在乎。感谢上帝，幸好另一个房间的门关着。镶在墙上镜框里的一张小照片引起了她的注意；那不过是克里希一条街道的图片，是多年前一位朋友送给我的。她有些激动地指着照片：

“你出生在那里？”

“不，不。”我急忙否认。

“这张照片倒很美，但是太凄凉了……”

“我承认，照片的确有点伤感。说实话，它挂在那里我已习以为常，我对它丝毫没有兴趣。把它挂在那里可能是为了遮盖墙上的一块湿斑。”

她看了看我，过了片刻后，她脸上露出了舒心的笑容，口唇松弛了。她做了一个想说什么的表情，但是我没有让她说；在她能够说出的无数话中，我猜到了一句话，那句话久远而亲密，是唯一一句我不愿意听或者不敢听的话。我胆小，我为此付出过代价。

几分钟后，她对我解释了她到我家来的目的。其实，这很容易猜出来。前一天晚上巴列霍夫人打过电话，将她跟勒米埃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她。结果很令人失望。的确，勒米埃曾说：“一切器官都是新的。”但是后来，他单独跟巴列霍夫人在一起时又补充说：“但是希望我们能找到一个生病的器官！我能看出这个人快死了，不过我不知道他得的什么病。”

谈及死亡时，勒米埃夸大其词，这使巴列霍夫人几乎彻底消沉了，考虑到她在她丈夫的床头度过的日子，不仅睡得少，还要忍受千百次疑惑的困扰，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她也想了个对策，正如雷诺夫人怀着不乏热情的骄傲讲述的那样，她请求我去看看病人。根据我的了解，巴列霍夫人不到一切方法都用尽的时候，是不会放弃的。一切方法是一个婉辞，当然指的就是我。

突然，像从云层的孔隙里钻出来的下弦月一般，一幅场景毫无遮拦地出现在我面前：当科学和医药什么也不能做或者什么也不想做的时候，固执地认为一个不幸的男人不会死的两个女人便去求助另一个不幸的男人。这场景十分凄凉，几乎是一出19世纪的自然主义闹剧；然而，在我们可以称为舞台或近景的后面，我躲在一侧的布景之间，我想我看见了——那是一闪而现的画面，我的面孔一直朝着雷诺夫人，倾听着她的话——一个陌生人的身影，我们可以大胆地认为他正在舞台横幕后面的一条走廊里吸烟，我立即意识到，他就是我在梦中看到的那个南美人。

我想，我是不是太兴奋了，我问自己，雷诺夫人是怎样单纯的一个人，她几乎不知不觉就拜倒在我面前。不管怎么样，我是不值得她这么做的。我没做过任何值得她这样对我的事。也许我感受到一种很难得的幸福。

我们商定了一次约会，下午四点在距离阿拉戈医院很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后来的几个小时我是在家里度过的，我独自一人，没有吃饭，有时喝一杯茶，吸一根烟。从我寝室的窗口，可以望见与这迟迟不肯离去的冬季浑然一体的烟囱与阁楼。

我本打算看书，但是又觉得厌烦。雷诺夫人的到来，让我在家里更加心慌意乱。我记得有一会儿，我并非生气，却把手中的书抛向墙壁。我徒劳地试图回忆费利西安·罗普斯[5]的一幅令人极度不安和极具表现力的版画。在远方，城市的灰色变成了预示什么危险的黑白混合色。我试着收拾两个房间。我用刷子刷了我身上穿的上衣。我在镜子前想把我的发型梳理得完美一些。但是办不到。

当我离开家时，天空又变阴了。走过两个街区后雨就开始下了。我希望一直下到深夜，这样我就可以听着雨点敲打屋顶的声音入睡。这是我唯一渴望的事情，是我在最终看到我的病人之前能够做的最好的精神准备。

巴列霍所在的病房，墙壁刷得很糟糕，一面令人费解的金色边框的镜子挂在墙上。到达时，我们看见一个肤色黝黑的人在楼道里吸烟，大衣的领子竖着，他混杂着讲得不好的法语和让人听不懂的西班牙语跟巴列霍夫人说话，随即告辞，巴列霍夫人没有对我说他是谁，我们进了房间。巴列霍先生在睡觉。在一个角落里，另一个来访者坐在一把白椅子上，穿着一件很肥的长外套，正心不在焉地翻阅一本体育杂志。他一看见我们就站起来，但是巴列霍夫人急忙用一种示意安静的手势阻止了他：

“最好不要吵醒他。”她低声说。

我点了点头，踮着脚走到床边。我从镜子里看到，那个人退到椅子前，雷诺夫人站到了关了一半的百叶窗边。只有巴列霍夫人一动未动。

我立刻站到巴列霍身边。巴列霍翻了一下身，张了张嘴，但是没有说话。雷诺夫人用手捂住了嘴，仿佛要阻止自己喊出声来。房间的寂静仿佛充满了孔洞。

我把手停在离床头三十厘米的地方，开始等待。病人的瘦削面孔胆怯地展露在我面前，他脸上现出一切被关在医院里一段时间之后的人所共有的那种古怪的耻辱表情。其余部分都显得模糊不清；一缕缕的黑发，被睡衣遮盖得不严的脖子，没有汗渍的光洁的皮肤。在房间的安静中，只听到他的打嗝声。我知道，我将永远不能够描绘出巴列霍的面孔，至少无法描绘出在这次唯一的会面中我所看到的样子；但是打嗝，那种呃逆的性质——它包裹着一切，只要稍微听一下，或者说，你几乎不需要真正去听就会发现这一点——任何描绘都办不到，同时又与任何描绘相符，就像一种能出声的细胞外质或某种超现实主义发现。

我所说的“呃逆的性质”的特点之一，或许是，或在我看来是：这性质的根源来源于自身。我们都知道，打嗝是一种肌肉的收缩，是引起间断且猛烈的呼吸的膈膜痉挛，它会引发一种间歇性的独特声响；然而，巴列霍的呃逆却相反，它似乎掌握了全部自主权，不理会我的病人的肉体，仿佛不是我的病人忍受呃逆的痛苦，而是呃逆施加给他痛苦。这便是我所想的。

我在床边待了两个小时。幸好，只过了几分钟，那个穿长外套的人就走了。门关时发出的轻微声音把迷失在凭空想象的小路上的我拉回来，我把注意力集中在疾病和重症病人即巴列霍身上。我愉快地发现，和两个女人及病人在一起，就像一个人独处，但是在一种和谐的、轻松的、像哲人说的比钟表快的孤独中。

“他醒了。”雷诺夫人低声说。

我望着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上，示意安静，巴列霍在睡觉，几乎一动不动，他的虚弱很明显。巴列霍夫人站在她丈夫旁边，在床头的另一端，面对我。我对她打了个手势，让她躲开。当顺从的巴列霍夫人回到床尾时，我发现雷诺夫人的面色突然变白了。巴列霍睁开眼睛，望着他妻子，结结巴巴地说了两三个模糊不清的字。他在说胡话。然后闭上了眼睛，让人觉得他睡得很平静。我没有动。我感到仿佛有一只微小的但是很重的蜘蛛在我那整个这段时间一直悬在空中的手背上爬。

走向门边时，我感到极为疲倦，肩部疼痛得仿佛支出了过分多的体力，没有兴致说话。我想找个空旷的地方咳嗽，在那里不会打扰任何人，并想在夜晚临近的时候一个人走路。

我坚信，我的病人一定能康复，我怀着这样的希望，古怪地觉得我不仅和这两个女人联结在一起——她们正在从房间的不同角落望着我，而且和不知道这里所发生的事情的大多数巴黎居民联结在一起。

巴列霍夫人疑感地望了望我。

“还有希望。”我走到门边时平静地说。

雷诺夫人站在窗前没有动。她看向我（然而，她看到的并不是我），然后打开了百叶窗。

“还有希望。”我微微一笑，同时试图在我朋友的表情中寻找某种东西，一个信号。

“再见，佩恩先生。”我在雷诺夫人的嘴上猜出了一种低语。

我明白，她是表示感谢，她要留下来和巴列霍夫人在一起。没有别的。巴列霍的打嗝停止了；我是后来知道的，因为当时打嗝声仍然在我的脑海里回荡。我感到幸福，这很正常。

在离开前，我望了望躺在床上的人。他肤色黝黑，床单却洁白而粗糙。在整个那段时间，我错误地觉得一切都很简单，或者说，一切都有简单的解决办法。我不失理智地相信，我能够治好巴列霍的病。

“明天我再来。”我说。

两个女人默默地点了点头。

她们站在窗前，紧紧地拉着手。

“下午三点。”我说。

门关上了。我独自一人。现在应该发生点什么，我想；然而，我顺着被微微照亮的楼道一直走到医院门口的时候，从我身边经过的人几乎都注意不到我。在接待厅，我问一位值班的女护士，是否可以为我提供和勒雅尔或勒米埃一起工作的西班牙医生的名字。她看了看我，好像我脑子坏掉了似的，然后她做了个似乎想拿一本黑皮书的动作，但是在打开书之前后悔了。唯一的西班牙医生是马利亚诺·罗加医生，她说。

“你能形容一下他吗？”我露出最殷切的微笑问她。

“他又老又胖。”她厌烦地说。

“他是医院编制中唯一的西班牙医生？”

“他是唯一的外国人。”她确切地说，“我们的专业人员都是法国人，很遗憾只有罗卡医生除外。”显然，她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

“你肯定没有两个大约三十岁的西班牙医生或者也许是南美洲医生在这儿工作？哪怕是有时在这儿工作？”我坚持说。

“你是什么人，侦探？”

“不是，看在上帝分上……我有侦探的样子吗？我只是寻找那两个医生，以便把属于他们的东西还给他们。”

“什么东西？”

我第一次认真地看了看她。她的面孔似乎在慢慢地发生变化，现在变成了警觉的门卫和我少年时代预想的可怕妓女的混合物。

“是一种私人的东西……你明白的。”

“我怕我不明白。”

“总之，如果你肯定他们不在这儿工作……”

到了街上，我决定叫一辆出租车，立即回家。空气清新，雨已停止，但街上的石铺路面仍像新铺了柏油一样闪闪发光，一些人还打着伞走路。

来到我的楼房前时，我吩咐司机停下，但是我提醒他说，我不下车。

我从小窗口望了望，门厅像一团空洞的漆黑的阴影，不见一个人，尽管很可能有人躲在黑暗中。我觉得回家待着的愿望消失了。

“熄火吧。”我对司机说，“我们等一会儿。”

司机回头看了看我，然后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双手搭在方向盘上。我察看了一下两边的人行道，连西班牙人的影子也没有。但是我仍然决定等待。十五分钟后，我吩咐司机开车。从车后的小窗口观望，我确信没有人跟踪我们。

“你是跟踪某个人还是有人跟踪你？”司机问。

我没有回答。

整件事会让你有什么损失？其中一个西班牙人曾这样问。

问题也许就在于此：损失或找到什么。

“你们会有什么损失呢？”我回答。

骨瘦如柴的那个人眨了眨眼睛。

“你不要固执。”他说。

我觉得他们可能没听懂，不过这没关系。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我接着说，“不过一想到你们提出的要求谁也不可能明白，我便感到欣慰。你们给了我钱。”

骨瘦如柴的人把眨眼变成了微笑，因为他看到我接着把装着两千法郎的信封装进了我外衣的一个口袋里。

“其实，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我辩白说，“你们根本就想象不到。”

“你放心，”肤色黝黑的人微微一笑，“我们有很多钱。不是什么麻烦事。”

“此外，你不要低估想象力。”

“想象力能够想象一切。”

“一切。”骨瘦如柴的人说。

“让我们照看巴列霍吧，他是一位朋友，一位亲密朋友。”

一位亲密朋友？想象力能够想象一切？我更加深刻地感觉到我误解了西班牙人的话。

“去布朗什广场。”我的声音吓了司机一跳。

“去哪里？”他问，一面突然加速。

“去布朗什广场。”

司机不知所措地从后视镜里看了看我。我们绕过街区，又一次来到我所居住的那条街。有一会儿我想，他会拒绝向前开，而面对我可能独自待在离我家不远的街上的情况，我也稍微有些担心。

“继续开，继续开，我会给你指路的……”

我在我以为离一位朋友的住所很近的一条街上下了车，我想去拜访他，也许我会给他讲述我正经历的一切。过了一会儿，我又改变了主意，愉快地顺着似乎还熟悉的街道往前走。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散步的进行，那些街道变得越来越陌生，直到我确信我来到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城区。

我走进一家咖啡馆：屋顶、墙壁、桌子和椅子都是绿色的。仿佛老板一时发疯想赋予它一种森林的色调，或者像我后来想的那样，他想把它伪装一下，他在某种程度上办到了，尽管方法明显很笨拙。

我坐在了一台停止转动的、双翼也是绿色的电风扇下面的一张桌子上，好奇地观看冷冷清清的店堂，只有两个金黄色头发的小伙子在三张桌子远的地方面对着他们喝了一半的杯子静静地坐着。

“他们会晚一点招呼你。”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人说；我没有马上明白他是对我说话。

“对不起……”

“我是说，他们会晚一点招呼你。服务员撒尿去了。”

没有说话的那个孩子用手捂着嘴，止住了一次短促的神经质的发笑。我又认真地看了他们一下。他们非常年轻，都不超过二十岁，衣着非常讲究。我对他们说，我不着急。其实，我很疲劳，那家那般独特的咖啡馆那么安静，让我感到很愉快。

“撒尿有时会耽搁半小时。别人还以为他在做另一件事情，这你清楚，但是，实际上他的目的是撒尿……就那么几滴……水银似的……”

“很可怜……”另一个人支持说。

“很怪的地方，这里。”我贸然地说。

“森林……”

“什么？”

“森林……这是它的名字。”

“很合适。”

“海底森林。”他指着咖啡馆一端说。

我顺着他的食指所指的方向看过去：紧贴着几层缎子窗幔放着一个长方形的巨大鱼缸。

“你可以去看看它。它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物件，但是你肯定能发现一些新奇的东西。”

我走过去。在鱼缸底部的一层很细的沙子上，停着几条微型船只、几列微型火车和几架微型飞机，它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排列着，试图模拟被冻结在一个人造时刻的灾难和不幸事件，有一些一模一样的红鱼在它们上面游来游去。

我猜想，那些微小的模型是用铅做的，它们的细枝末节显得十分逼真。

“没有尸体。”与其说表示一种看法，不如说是对我自己低声说话；但是，那个年轻人听见了我的话，或者也许猜到了我的话。

“你仔细看看。”他说。

的确，在一列火车旁，尾节车厢一侧，躺着一个一半埋在沙土里的像人的物体。这并不是唯一的人体模型：在距离一架单翼飞机不远处，还有一个人体模型正倚着一块火山石在看记述灾难的年鉴，那个模型用没有油漆的金属做成，呈深灰色，直立着，尽管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撤掉石头，模型一定会毫无悬念地摔倒。

“很有意思。”

“光线不怎么有用。理想的光线是一种白色的冷光，不是印度支那的这种绿光。但理想的光线，你知道……一种奇迹……”

“你是……创作者吗？”

“我们是。”

一个被淹没的、被保存下来的世界，那里只飘动着死亡的旗帜：红色的鱼。不过，连这些鱼都似乎受到了惊吓。

在那个小伙子的嘴上现出一抹微笑的影子。

“这不算什么，不过制作了这些缩小的模型我很开心，你不知道找到这些不错的铅制的火车有多么困难……你看那一列，靠左边的那一列……”

我寻找他指的那列火车。那是一列很漂亮的黑色火车，有十几节车厢，车厢上印着“梅尔斯堡快车”的字样。车头是蓝色的，有一会儿我认不清在鱼缸底部突露的、分散在整列火车边上的那些小黑点是什么。后来我意识到：那或许是割下的头颅，又或者是头颅以下都埋进沙中的人体模型。一溜尸首，但是奇怪的是，没有一具尸首是在火车内部，而这些火车在水的腐蚀下依然完好无损。

“是德国产的，我们不得不向德国订购。”

“你是说梅尔斯堡快车吗？”

“那是阿方斯的主意。是他画的列车名字。”

我望了望阿方斯。他笔直地坐在那儿，一副心不在焉的表情。

“看来，服务员确实出了问题。”我一面回我的桌子一面说，“你们不会碰巧就是老板吧？”

“哦，不，”那个健谈的人说，“我们都是顾客。”

“这里不常有人光顾。”

金黄头发的人犹豫了一会儿后回答。

“有时候人多……不过，一般说来，这是一个安静的地方……来这儿的人不多……”

“也许这个地方太过独特，也许它只面向艺术家这一顾客群。”我支持说。

“不，不，你别这么看。”他微微一笑，他的牙齿洁白似雪，“这个街区艺术家不多，尽管这一结论有些主观了。”

阿方斯像上一次那样发出一声尖笑，但他赶紧用手背遮住了。

“我和我弟弟都打算搬家。其实，”他打了一个含糊不清的手势，那手势可以代表任何意思，“这并不真正适合我们。”

就在这时，我发现他们二人特别相像。我问自己，他们是不是双胞胎。

“你们想搬去哪里呢？”

“去纽约。问题，正如你理解的那样，是钱。我们甚至连一半机票钱都不够。有时候，不是常常，我梦见我们是一路游到那儿的。你知道梦见水意味着什么？”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不管怎样，一夜之间穿越大西洋并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钱总是一件麻烦事。你不这样认为吗？”

我没有回答。

“人们几乎对鱼缸里的微缩模型完全不感兴趣。我们有时候能卖一件，特别是在圣诞节，但是买家十分苛刻，我们只会制作水下的墓地。我们不打算妥协。如果我告诉你人们对我们的误解……人们是那么贪婪和无知。”

“可怜的人啊。”阿方斯说。然后低声说了一句难懂的话，我只听懂了“追忆”[6]这个词。

“有人要求我们制作耶稣降生模型，真有意思，你不觉得吗？有人要求我们制作战斗场面，重现历史事件的模型，要求我们……”

他面不改色；他自负地坐在那把绿色靠背椅上，让人觉得他能愉快地掌控自己的快乐和不幸。

“我猜想，卖得肯定不好。”

“你想得对。是的，当然不好。近几个月间，我们只安装了这个。”他面带不知是轻蔑还是亲热的表情，用下巴指了指那台我已经欣赏过的鱼缸。“我不认为森林的老板完全满意。”他冲着他兄弟微微一笑，“他是一个相当古怪的人，守林人。不是这样吗，阿方斯？”

“哦，是。”

“他的膀胱或前列腺有问题，我不确定是哪个。我相信，他每次撒尿都会经受巨大的痛苦。应该是在殖民地受了某种感染……至少具有这类悲剧的一切因素……”

“为什么去纽约，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哎，纽约。”撇开咖啡馆老板的话题，他好像不高兴，“我几乎可以对你说是出于本能。对我们这样的两个年轻人来说，这里没有前途。我们不喜欢超现实主义者也不喜欢穿制服的人。而这些势力中的任何一种迟早会控制住我们。就像其他那些事情，都是迟早的事。”

“不幸的是，我们走不了。”阿方斯说。

“你不要做宿命论者。”他兄弟回答他说。

“问题是我们确实走不了。”阿方斯坚持说。

“真可笑！我们当然能走。坐美国的船走。我们甚至还能搞个鱼缸内的微缩模型展，赚许多钱呢……当然，不是在船上，在这儿，在城区里……合情合理地成为名人……”

“可是……”

“微缩模型甚至可能流行起来！对吗？”他对我说。

“这个想法不算很荒谬。”我强调说，“只要海底墓地不全都一样。”

“几乎全都一样。”他的目光像闪电。一个性格倔强的孩子，我想。

“可是，我们没有钱购买哪怕一个鱼缸，一个小铅人。”阿方斯微弱地抱怨说。

“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父亲求助。”他兄弟低声说。

他们又继续争论了一会儿，声音几乎听不见，在任何时刻也不失谨慎。

仿佛听见了我们说话，服务员突然从昏暗中出现了。此人长着金黄色头发，年龄和我相当，穿一件暗黄绿色的短上衣。他和两位年轻的艺术家之相像令人难以置信。

“你要什么？”他慌乱地低声说，没有看我。

“来杯薄荷酒吧。”

服务员低下头，消失了。健谈的小伙子对我微微一笑。这是和咖啡馆相匹配的一种选择，[7]他说。阿方斯好像差一点要哭出来。

当服务员把一杯薄荷酒放在我面前时，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站起来，对那两个孩子说了声再见，就离开咖啡馆，来到街上。外面的一切都不同了，或者至少我希望是这样。

两辆汽车停在空荡荡的人行道旁，从车上下来不止十五个人，好像汽车的内部空间摆脱了这个世界的物理定律。乘车人都化了装，慢慢地走进一幢三层的房子，还不时地停下脚步站上良久，察看空旷的街道，交谈或说些显然不乏智慧的话，引起一片笑声。我想我从没有见过穿着那么精致的衣服的人；然而，衣服的精美和奇特并没有能够掩盖源自化装的做作和苦恼（对永远消失的东西的苦恼）。

没有多想，我在离那幢房子足够远的地方停下来，专心地观赏起他们。我认出了一位拿破仑将军，一位古罗马执政官和一位中世纪的骑士，他们关切地、殷勤地围绕着一位天主教圣徒；在他们前头是一个非常年迈的人——尽管那些皱纹是化装的一部分，他穿的是中国清朝官员的衣服，一件用金线凸绣的黑上衣，衣服上满是褶子和荷叶边，还有龙的标志。毫无疑问，带领这一行人的是这位清朝官员，有一瞬间我听到了他们的话：一种暗示性的、有力的、令人费解的沃拉普克语[8]。

两位不超过十五岁的少女停在我身边观看这个场面。两个女孩胸前紧紧地抱着学生练习本和课本，她们的脸上现出一副少见的严肃表情。我想我应该对她们微笑一下。也许我的这一表情太突然了，也许太意外了。我想，一同成为仅有的观众这件事，让我们成为某种同谋。事实上，在注意到我的表情后，她们便一面迅速而果断地交换着我听不见的议论，一面害怕地立刻走开了。我想象着最坏的情况，有几秒钟我差一点屈服于跟踪她们的冲动，也许会一直跟到她们家门口，向她们解释，我的笑容并无意暗示什么，绝对没什么。但是我改变了主意。无疑，我对自己说，她们已经以另一种方式理解了我那种表情和意图，我已经没有办法。在我离开前，我发现那个清朝官员在看我，并夸张地微微笑了笑。这幅场景，我想道，顶风逆浪地停泊在真实的世界中。

我对我自己感到厌倦。忧伤的心情迅速控制了我。走了几米后，我重新镇定下来了，成为暂时平静的人，把任何惊吓都置之度外。但是，我知道，担心仍然无形而固执地存在于那里。我担心什么呢？肯定不是有形的袭击，这一点我肯定。那么，我为什么不鼓起足够的勇气向家里走去，或者专心散步而不去频频地往后看，等待那两个西班牙人呢？

我游荡至偏远的城区，荒废的车站，沿着似乎没有尽头的街道漫步，却又陡然转至我从未想过会在巴黎遇到的荒芜之地，最后终于回到我的房间。

我回来得很晚，我发现，只有格勒内勒夫人躲在阴暗的楼梯上。她在出声地哭泣。

“格勒内勒夫人？”

“……”

“是我，皮埃尔·佩恩。你这是怎么啦？”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那你就别哭了，回你的房间吧。”

“唉，不过，真该死，我的上帝，真是该死……”

我走近些，发现她喝醉了，全身都是浓重的、甜得腻人的苦艾酒味。不知为什么，那幅在人群中走远的两个少女的画面像一头极其虚弱的动物一样从我的脑海里跳出来；不过，当时连一个人也没有，哪来的人群？一股平静而无情的忧伤爬上了我的后背，并留在那里，既像驼背，又像一个无比博学的小兄弟。

“你努一把力，咱们爬上去。如果继续待在这儿，你会生病的，这儿太冷了。”

“我不好，佩恩先生，不过，请注意……”

“来吧，往上爬。”

“是孤独，有人能理解吗？你看我这只眼睛！”

我犹豫了片刻，那两个少女顺着一条空荡的、完美的、没有尽头的街走去……然后，我划着一根火柴。格勒内勒夫人的影子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延伸，一直延伸到上面的楼梯平台处那斑驳的墙上。她的一只眼睛青了。

“你遇到什么事啦？”

“……”

“让我看看。你应该回到你楼上的房间去休息。你的眼皮肿了。”

“是孤独，佩恩先生。”

“像是被撞伤了。”

“不是……”

“有人打你了？”

“一个女人。我是一个女人。我也是一个人，对吗？对不起。这天气坏得要命，这雨一直下个不停。你干吗不坐一会儿？”

我在一个台阶上坐下。

“今天早晨你的朋友来过，对吗？你会很幸福的。那个姑娘很漂亮。”

“我想，还是不谈这个吧，格勒内勒夫人，现在还是关心一下你吧……是的，当然，我那会儿很高兴……”

“我敬重你，佩恩先生，有件事你从没有……总之……你想喝一口苦艾酒吗？对不起。”

不知从什么地方露出了她那只抓着一个酒瓶瓶颈的手。

“不，谢谢。我想，你也不应该喝。”

“……”

“我累了，格勒内勒夫人，我这一天很忙，你想象不到我有多忙……”

“我却整天一个人待着，没有什么事可做，你知道，我无聊极了。你从没有到我家来过，有一天我请你来我家看看，一点灰尘都没有……不过，到最后，这也很无聊。再说，我的房子这么小，收拾起来一点也不花时间。我的小宫殿。”

我叹了口气。我真的觉得累了。

“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抹在眼睛上？”

“有睫毛膏……”

我想，我笑了一下。幸好她没能看到我的脸。不然她一定会很难受。

“好了，你最好什么也别抹了，你歇着吧。”

“用一块湿手帕敷一敷就会好些。男人们真没经验啊。”

“这个主意好极了。现在你别喝了，听我的，上床休息去吧。”

“等哪天你得到我家来。今天晚上，我想，不太合适。改日吧，你愿意的时候。你会看到，我的家是多么干净！”

“我想象得到。”

“请扶我站起来……”

在关闭她房间的门之前，她说：

“倘若我打扰了你，请原谅我。我不想打扰任何人。你知道我怎么会搞成这样的吗？”她用酒瓶颈指着那只浮肿的眼睛，她没有一刻松开瓶子。“我一个人在这儿，在楼道里跳舞的时候摔倒了。多么荒唐！对吧？”

“我不这么觉得。跳舞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你是一位绅士，佩恩先生。晚安。”

“晚安，格勒内勒夫人。”

我睡得很好，一下子就睡着了。即使我做了什么梦的话，那我也没有能力回忆起它来了。我很晚才醒来，这已成了我近几天的习惯。洗漱完后，我下楼去拉乌尔咖啡馆吃早饭。

我一面等待，一面拿起别人展开放在一张桌上的当日早报。我的眼睛在标题、补白的简讯、图片上跳跃，不慌不忙地寻找某种不明确的东西。

我准是现出一副沮丧的样子，因为拉乌尔在柜台的另一端说：

“有坏消息吗？”

消息是关于西班牙战事的；有关飞机轰炸、大炮交火、大量的死亡、1914年大战中我们没见过的新式武器的统计。

“该死的德国人在试验他们的军火。”拉乌尔说。

“都是胡说八道，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一位汽车修理工说，他穿着深咖啡色的工作服，把胳膊肘撑在柜台上喝他杯子里的酒。

“你认为飞机俯冲进行轰炸正常吗，罗贝尔？那是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拉乌尔说，他懂得军事方面的事情，“双翼单发动机飞机，装备着三挺机关枪，能够运输一千多公斤炸弹！”

“听起来你对此钦佩极了。”

“当然不！永远不……！不过，我们应该承认……”

“我不是这个意思，拉乌尔，不过也没有必要把它们视如第七大奇迹。重要的是人，是群众的勇气。”

“战争就是战争。”一个失明的男孩断言。他坐在墙边，白手杖放在两膝盖之间。“不信的话，请你们问问佩恩先生。”

“没错。”我仍然看着报纸说。我看广告栏，体育消息，文化版和文艺节目版，花边新闻……

“感谢上帝，我没有看见过任何战争。”

有一些人笑起来。

“你是一个小丑，让-吕克，你就是个小丑。”拉乌尔说。

“我这么说是认真的。”失明的孩子半开玩笑地抗议说。

“你说得对，”我说，“在这方面，你可以认为自己很幸运，让-吕克。战争让我们看到的景象……像但丁描述的那么可怖。不，是很悲惨……令人不快……问题是，如果你被卷入一场战争，你的失明只能让你避免被送往前线，但是不会让你避免整个战争带来的无穷灾难。事实是，任何不幸的人都不能幸免，我不是指你，而是所有的人。”

“听见了吗，让-吕克？”

“足够了，”失明的孩子说，“我很满意。”

“他们的武装日益完备，”拉乌尔一面把加奶咖啡放在我的桌上一面不满地嘟哝说，“声明我们已经听够了。我们需要的是事实；是事实和坚定的、刚强的态度……”

“可是，你想干什么？”一个留着胡子、头发直立的小个子问。他一直躲在柜台另一端。“你想让我们那些无能的当政者不顾一切地把我们拖入一场军备竞赛吗？把国库掏空吗？看在上帝分上，亲爱的朋友，欧洲的纳粹分子够多了！”

“关于纳粹分子，我一无所知。我能说的只是，对法国来说，德国人是一种危险，法国人应该丢掉幻想，反对他们。”

“法国的资产阶级也是一种危险，”汽车修理工插话说，“对我们，对法国的劳动者来说，是一种危险。”

“佩恩先生不劳动，”失明的孩子说，“我也不劳动。我们不能劳动。”

“能劳驾你别说话吗，让-吕克？”拉乌尔耐心地求他说，“这些先生想在这里严肃地讨论祖国的命运。”

“啊，祖国，真亲切，真亲切……”让-吕克说。

“在任何情况下，在前线战斗的人都是穷人，在后方受苦的人也是。是这样吗，佩恩先生？”

“也有一些官员死去，罗贝尔。”

事实上我并不记得看见过许多官员死去。炸弹、瓦斯、令我们厌倦的疾病，一支由农民、工人和抱有幻想的小资产阶级组成的胆小而粗野的军队。不，我不喜欢战争。二十一岁的时候，我的两个肺在凡尔登被烧坏了，收留我的医生们永远想不通我是怎样活下来的。意志力，我会这样回答。好像意志力和生命，特别是和死亡有点关联。现在我知道了，是由于偶然性。知道这一点，并不能给人任何安慰。有时我会想起医生们苍白的、变成怪异的绿色（天然的绿色）的脸孔，脸上带着准备接受任何解释的软弱笑容。这是我的生命，我对他们说。我记得，在他们的面孔后面飘着一家野战医院的破布条，再后面是灰色天空的褶状云，暴风雨的兆头。

从那时起，我便靠着残疾人的微薄年金生活，也许为了向满不在乎地把我置于九死一生境地的社会表示拒绝，我放弃了可以被认为是对一个青年的人生有用的那一切，而致力于神秘学，或者说，通过严格的，有时也许是高雅的方式，我致力于使自己系统地变穷。可能就是在那时候，我读了弗朗茨·梅斯梅尔[9]的《动物磁性学简史》，几个礼拜后我便成为催眠术的实践者。

“你知道梅斯梅尔的老师叫什么吗？”我突然问拉乌尔。

“不知道。”他说。

大家都哑然不语，不无惊讶地望着我。

“黑尔……他是试图采用动物磁性治病的第一人。在英语中，黑尔是地狱的意思。”我快活地笑了笑，愚蠢地认为什么坏事也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梅斯梅尔的一位老师就叫地狱，你觉得如何？”

拉乌尔耸了耸肩。

“这很有趣吗？”失明的孩子说。

有一小会儿谁也不说什么。一个穿蓝裙子的小女孩推开门，一股凉风随着她吹进来，好像想叫我们清醒似的。我想起了雷诺夫人的面孔和我的利己主义。小女孩坐在了失明男孩的膝头上，对他耳语了点什么。你好，克洛迪娜，我听见拉乌尔说。我用目光寻找他：他在洗杯子，他那张常见的平静面孔没有现出任何变化。

“你致力于研究催眠术吗？”说话的是那个留胡子的小个子，他走到我的桌边。

我点了点头。使用致力这个动词，我觉得预示着什么。

“我想你应该曾经听到过有人谈到巴拉迪克博士[10]。”

“不错。我读过《生命的力量》。”

“你提到黑尔，”他说，一面坐在我旁边，“很新鲜。我是指共时性……”

“我不明白。”

“对不起。这没关系。我自己也不明白。共时性，历时性，杂耍游戏……我猜想，你知道黑尔是教士。”

“是新教徒。”

“在动物磁性或像巴拉迪克等人说的生命的力量这个问题上，教士们所起的作用很明显。当然，巴拉迪克身边也有一位教士，下级教士福尔坦……”

“我想，最好还是别拿他的名字开玩笑。”[11]这个玩笑实在无趣，不过我们二人还是微微一笑；留胡子的小个子挺可爱，总是希望自己和他的交谈对象都舒心，近几天罕见的是，他没有在我心中引起任何敌对的想法。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自己。我是朱尔·索特罗。”

“我是皮埃尔·佩恩。关于共时性，你怎么看？”

“哦，我觉得我说得太快了……共时性，墙上的斑点，由于难以实现而令人讨厌的消息……我完全没有在影射我们朋友身边的教士。”

“你研究动物磁性吗？”

“我发现你更喜欢原先的名称。不，我不是信徒，如果你指的是这个的话。它只是进入我的阅读领域，我得赶紧声明，纯粹是读着玩的，仅仅属于个人消遣。我是一个业余爱好者，我读一本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比如《催眠启示录》，比读一本科技图书更感到愉快。尽管，当然，我不轻视后一类书。有时我会仔细寻找，会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你曾经读过《人的灵魂：其活动，其光辉和无形流动的图解》吗？”

“我有一次参考过这本书。”

“很吸引人，你不觉得吗？……还有《七十张感光片》。”

“但是针[12]颤现象受到了驳斥……就像非接触感光片一样。”

“你认为通过人本身的颤动来做到这一点不可能吗？”

“我认为结果可以走得更远。”我本想对说，要把催眠术理解为人文学，而不要理解为科学，“不管怎样，我喜欢向大师们学习。”

“《行星之影响》[13]，天体在一张台球桌上滚动，那种紧张的音乐，对吗？”

“你非常了解关于催眠术的书目。”

“我只知道书名。”他急忙补充说，“巴拉迪克引用了一些东西，此外，催眠的工具，可以在贝尔索[14]的《梅斯梅尔，动物磁性，灵动桌[15]和神灵》中找到。”

“是的，当然，面纱，似乎永远和催眠术联结在一起的可怜的奢侈用品。一些毫不严肃的器具，你会赞同这一点，只用于一个目的：掩饰，遮挡……”

“还有喧闹鬼。”

“喧闹鬼是一种伪装。”

“其伪装毫无用处，它招来了皇家医学协会的谴责，迫使梅斯梅尔放弃他的实践活动，至少在公共场合。”

“实际上是一个过程，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反对催眠术的过程。梅斯梅尔认为，几乎一切疾病都可以追溯到神经失调问题。似乎这并不适合某些人和某些兴趣。总之，可以说，从开始他就已经输了。皇家医学协会常常缺乏同情心。”

“但是在1831年，他们宣布支持关于动物磁性的理论。”

“是的，但是梅斯梅尔已经去世，正如你说的，他的追随者们更关心的是喧闹鬼，而不是真理。此外，在1837年，他的理论遭到了最终判决，后来的巴拉迪克的实验也没能扭转。这一切有点木偶戏的色彩。你可以这样看：疾病，所有的，都是由神经失调引起的。是被提前且无情地诱发和规划好的失调。被谁？被病人自己，被环境，被上帝或被命运，这不重要……催眠术要逆转这一进程，从而起到治疗作用。就是说要造成遗忘。诱发的疼痛和遗忘，请你稍微想一想，在我们中间……”

“一种道地的空想。”

“或者是一种别有用心的幻想。当我想到18世纪的那些医生和庸医的时候，我不能不感到亲切。虚空中的亲切，如果你愿意这么理解的话，但确实是亲切。实际上，我也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一个没有行动的空想主义者，尽管和他们不同。对我来说，催眠术就像中世纪的画作，虽美丽却无用。不合时宜。被困住。”

“被困住？”

我平静了片刻，我是说在平静中平静，一面望着亮闪闪的桌面。

迷惑，恐怖，我想，而我是一个记忆力差的坦普尔顿博士一类的人。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说……被困住……被困住的想法……我想，我是想说困在时间中。”

“或者，被某人抓住。”

“被黑尔神父吗？”

一种也许是根深蒂固的羞耻感阻止了我们的微笑。

离开咖啡馆时，下着雨。雨丝很细，几乎全是空气，令人难以察觉。我冷得发抖。当时，我还没有跨过咖啡馆的整个门槛，就听见一阵嗥叫声。我感觉像是一只狼的嚎叫声。肯定只是一只狗。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街上异乎寻常地空旷，我想，也许是某人，一位住在我四周这些咄咄逼人的楼房里的陌生居民吹的号角。一位孤单的、焦躁不安的乐手，一位明显焦虑不安的外国乐师（北极的，我想，或者是非洲）。透过玻璃门，我观望咖啡馆内部。索特罗还坐在他那张桌上漫不经心地望着我刚才翻阅过的报纸。翻报纸时，报纸触到了他的胡子尖。拉乌尔把半个身子探到柜台外，让人觉得他在有兴致地倾听小女孩说话，小女孩抬起了双臂，好像要他把她举起来。其他人可能在谈论西班牙的战争或自行车赛。但是不可能听清楚哪怕一点声音。我解开大衣的扣子，一直解到脖子下。过了我觉得像永恒的几秒钟，我又听见了嗥叫声。乐师的意图（因为，我不怀疑，他是一位乐师），很容易破解。一个低沉而撕裂的声音，从镶板式天花板上落下，并在紧闭的窗户上弹跳。一个一刹那间掠过空荡的街道的声音。仿佛一把号角。但又不是号角。一种巨大却无用的同情占据了我。我觉得浑身冰凉。

下午三点差五分，我来到医院。这是医院的一项规定：一切外来人员，在推开门进去之前，必须留下他的名字和要探望的病人的名字或病人的房间号码。办完这些手续后，当我就要离开接待大厅时，我听见了女护士叫我站住的声音。

“你不能进去。”她说。

起初我想，大概是我没有听清楚，或者有什么误会，我又说了一遍我的名字和巴列霍先生的名字，并补充说，前一天我曾经探视过他，今天我是应他妻子特别要求来的。我强调了这后一点。女护士好像犹豫了片刻，然后好奇地看了看我。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卡片，念了两遍；随即又把它放进同一个抽屉里，一面轻轻地摇了摇头。

“谁也不能看巴列霍先生。”她撒谎说，“这是命令。”

“可是，他们在等我。”

“改天来吧。”她不是很有把握地提醒说。

“我到这儿来，是巴列霍夫人特别希望的。现在，她肯定和她的丈夫在病房里，请通知他们我在这儿。见不到她我不能走。劳驾……请你宽厚一点……”

女护士迟疑了一会儿，也许被我的恳求感动了。不过，她很快又重申了她刚才的决定。“不行，命令是一位医生下的。”她说，仿佛提到了上帝。

“哪位医生？”

“不知道，在这儿，我不能具体讲，不过，这种事只有一位医生才能下命令，你是明白的。”

我愤怒地举起了双手。

“可以让我看看那张纸吗？”

一副黄鼠狼般的笑容出现在她的脸上，我明白，她是不会让我进去的。

“不可以，这是违反规定的。命令是秘密的，不过，你如果认为我说谎……”

我掂量过自己被允许进入楼道的可能性，但是，情况的荒唐和意想不到，以磁石的力量把我紧紧贴在接待大厅的柜台上。我又试了另一个办法：

“你可以派人去找巴列霍夫人吗？我在这儿等她。”

“我已经说过了，这是上边的命令，怎么做都不行。”她的面孔渐渐发白，和她的工作服一样，渐渐呈奶白色。

我坚持着。

有一会儿，我产生了我说服了她的幻想。她要我等着，随后打开了刚才我没有发现的、掩藏在墙上的一扇门，那扇门立刻又消失了，我没来得及看清楚，只看见一个发红的黑乎乎的长方形，仿佛隔壁是一间照片显影室。当她出来时，有一位身材高大、头发金黄、有着拳击手的忧伤下巴的助手陪着她。

女护士似乎终于担当起了她一辈子都在等待扮演的角色：

“请你把这位先生送到门口去。”她吩咐助手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金黄色头发的人绕过柜台，温顺地走到我跟前，用英国人讲的刺耳的法语要求我理智，跟他走。

我竭尽全力不想问为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办不到。

“这是什么意思？”我终于含糊不清地问。

女护士坐在她的桌子前，翻阅一本很厚的访客登记簿。

“冷静点。”她说，没有看我。

然后，她把眼睛从那本登记簿上抬起来，呼啸道：

“马上滚，不要再踏到这个地方来一步。”

最初的困惑时刻过去了。在那些时刻，我只知道在此地的一些街区游荡，不敢果断地离开，但是也没有足够的勇气试图再一次同女护士争论，于是我决定躲在一家咖啡馆里等待，从那里监视医院的大门。

我的意图是待在那里，一直等到巴列霍夫人出来，对她解释一切。到了下午六点，我的希望开始破灭。到了八点，我仍然待在咖啡馆里，但仅仅是由于懒惰。即使巴列霍夫人最后出现了——对此我很怀疑，我也可能认不出她来，因为天色已经完全黑了。

到了九点，我决定离开那儿，去给雷诺夫人打电话。我带着恼怒的表情发现我没有带着她的电话号码；我应该先回家，找那个记事本，然后再出来给她打电话。

我叫住一辆出租车。我抓住了车门把手，这时觉得后背上被拍了一下，几乎像是被偶然推了一下；这么干的那个人，眼眉上贴着一贴膏药，膏药边上露出了一些缝合的针脚。

“是我先看到的。”他说。他让人觉得是在含着满口的水说话。

我看了看司机，想让他决定两个人中谁能够上车。但是司机只是耸了耸肩。问题应该由我们自己解决。那个眼眉受伤的人等待着。我忘了后背上挨的那一击，有礼有节地对他肯定说，他不可能在我之前看到它，因为当出租车停下时，他根本就不在附近。

他没有回答。

“但是，”我又说，“我很高兴把车让给你。”

他的全部回答是伸出两只手，揪住我的翻领，把我悬空提起来。

“无耻的犹太人，”他默念道，“是我先看到的。”

之后，他似乎重新考虑了一下，把我丢在地上，平静地钻进了出租车。

“等一等。”我躺在地上叫道。

我并不觉得受了侮辱，也不感到气愤，也没产生诸如此类的意外事件会引起的激动情绪。我只想不理智地拦住他，谈一谈，仔细地看看他那充满威胁表情的脸，问问他来自何方，他的工作是什么，是否曾经去过到阿拉戈医院，哪怕是为了看病人，是不是知道什么事情，只要是确实可信的事就行。我突然觉得从没有这么疲倦和孤单。

后来，在一股迟来的怒火的推动下，我心怀想要还击的隐秘意图，尽可能舒服地爬起来。在出租车开动前，我拉开了后车门，恰恰在车轮缓慢地从我的脚上轧过的一瞬间，我看到了侧身坐着的那个刚刚攻击我的家伙的冷漠嘴脸。

“臭狗屎！”当出租车在下行的街道上渐渐消失的时候，我羞愧地骂道。

我一条腿跪在地上，可笑地想要摆出一副随意的表情，隔着鞋摸了摸脚趾头，然后试着走了几步，觉得不疼。

十点半，我在一家充满烟雾和欢闹的人群的咖啡馆里找到一部电话，给雷诺夫人打电话。我应该想到，不会有人接电话，但是直到凌晨一点，我仍然每隔一刻钟就试一次，结果都是否定的。

显然，那个夜晚，雷诺夫人没有在家。同样明显的是，她一定在某个地方睡觉。在哪里？跟谁在一起？这个问题不仅徒劳，也具有伤害性，我觉得自己很可笑，不仅让我自己，而且也让我同桌的朋友们感到可悲。在打电话的某个间歇，我不记得怎么回事，我和三个决定一醉方休的小伙子聊起天来。他们是一家印刷厂的工人，他们谈论女人和政治。我们在推究哲理，他们断言。我说不清他们为什么接受我坐在他们的桌子上——或者是我接受他们坐在我的桌上？——因为我很少开口讲话，几乎每次讲话都是为了用“是”或“不是”回应他们关于爱情和女人、体育和大盗小偷的成语格言；然而，当咖啡馆关门的时候，我觉得继续和他们在一起是自然而然的。

我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我们去过多少地方。我记得在一家舞厅哭泣的一个红发女人的头，一个穿礼服的小老头露着新牙的笑脸，一家酒吧的木嵌条的屋顶，猫，垃圾桶，一个小男孩或一只猴子的影子，关于法西斯和战争的只言片语，一条手写的广告：

露露

不可避免的

孤独

新角

性

真正的

“新角？斗牛的角！但那是西班牙！”其中一个小伙子说。

“露露让所有的男人戴绿帽子。”他的同伴打了个呵欠。

在某个时刻，我们都喝多了，有人提出要去一家半地下的赌场。我记得蒙马特区大雾中的一条小巷，尽管我不敢肯定，还记得连续几道门，由一个一直没露面的人迅速地一一为我们打开。我想问一下时间，想检查一下自己的钱包，想转身回去，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在一个房间里，我突然发现自己坐在一圈赌徒的背后，那个房间关着，里头臭气熏天，勉强被吊在天花板上的一只闪烁的电灯照亮。我听见了叫喊声，啼哭声，我不知道赌博是怎么回事。我往回走，刚才那个影子为我开了一道道门。走到最后一道门时我站住了。我的向导，这时我看见了他，他的手指间夹着一支烟。烟头的火光和他那门卫制服的纽扣像够不着的星星一样闪着光。

“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我？”那个影子颤抖了一下，他的声音很尖。

“是的。”

“穆罕默德……”

“请告诉我，穆罕默德，他们在那个大厅里干什么？”我含糊地指了指我刚刚离开的那个地方。

“在玩游戏，”他轻松地说，仿佛跟一个小男孩讲话，“玩皇后与屠夫的游戏，[16]色情表演。”

“色情表演？”

“你怎么不待在那里？我从没有看完过完整的节目，我总是有事情要做。开门，关门，接送先生。不过，我听见有人在宰母鸡。有血迹。人们为那位女士拍照……气氛一定很不错，我向你保证……她赤身裸体，周围有许多死去的小动物……每天清晨我都要清扫一切……用水和肥皂……”

我从没有见过类似的事情。我有一种预感。我让他等一下，接着原路返回去。推开大厅的门时，我只看见一个光照暗淡的木台子。台子上有一个黑人在用一个指头弹一架旧钢琴。桌子都空了，仿佛食客和玩家们已匆忙离去，乱糟糟地丢下许多盘子和杯子，只有一张桌子还有人，中央的那张桌子，有一些男人和一位不超过二十岁的姑娘聚在那里，继续打牌，赌输赢。在他们中间，我认出了印刷厂的一个工人，他披头散发，眼睛睁得很大，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掐着他。我悄悄地关上了门。穆罕默德站在我身后。吓了我一跳。

“你在害怕什么，先生？……我可以帮助你……”

“我在害怕什么？这是什么意思？”

阿拉伯人的牙齿在黑暗中闪烁。

“不知道……世界充满了威胁……”

“充满威胁？是的，但不是危险。”我说。

“对不起，我糊涂了……”

“请把我送到门口去。”

“可是，先生，你走错了门……表演不在那里……”

“没关系……我走了。”

“在这个地方，先生，你不会后悔的……非常精美的、非常精致的表演，母鸡皇后会让你发自内心地叫喊……”

“我说了，我要离开这儿。”

他看了看我，又微微一笑。我觉得他是病了。

“皇后是值得一看的……像你这样见过世面的人……一定明白……”

我没有回答。在某个地方，响起了铃声。阿拉伯人扬起鼻子，在走廊里闻到了某种东西。他像醒来似的。

“好吧，请跟我来。”他说。现在他的表情邪恶而充满敌意。

我们重新穿过无数道门。我依稀听到一阵我觉得是由激动的人群发出的叫喊声，也许他们在为某种我能模糊想象到的东西欢呼。在我身边，阿拉伯人又一次像一个顺从的、没有面孔的影子。走到最后那道门后，我给他几个硬币。他匆匆地吐出几个表示感谢的字，把门关上了。这时，我才发觉，我不是在一条巷子里，而是在一间宽敞而破旧的企业库房里。库房屋顶缺了一块，从那里可以看见星星。

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往后退，但是不能够再找到那道门。我来到了什么鬼地方？不知道。

库房好像被定格在了自己毁坏的一瞬间。我划了一根火柴，唯一照亮的东西是我的手，在我看来，这只手显得太过苍白和稳当。空气中飘浮着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我谨慎小心地走了几步，一面察看着地面。出口一定在某个地方。

火柴熄灭了，我又燃着一根；这时我才在库房深处看清一台像风车的铁制机器，它大约三米高，具有几片令人难以置信的风车翼；在它周围矗立着另一些生锈的、固定不动的金属器具。毫无疑问，那是一个废旧物品库房，但是我看不出这些器具曾经的样子和用处。我勉强辨认出一些家居用品，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们早已面目全非。我的脚步慢慢地变得不那么迟疑了。尽管被丢弃在那里，那些器具依然以一定的次序堆放着，让人能够通过它们顺着一条条狭窄的小道行走，小道旁满是农家灶具和金属熨衣板，铜制大花瓶和腐烂的木箱子。过了一会儿，我发现，所有的小道都汇聚至中央。那里却相反，东西不但很少，而且随便散落着，并且留出了一个宽大的空间，那里有良好的照明，让人可以看到库房其余的部分。

我喊了一声。

我毫不意外地听到，我的喊声消失在那些由无用之物堆成的小山堆中，就像抛向空中的一块石头，不能引起任何回声。如果说我原本打算用喊声引来假想中的看门人或是守夜人，那么在那一刻，我放弃了这个想法。

我无可奈何地准备去寻找度过剩余夜晚的安身处。在那片古怪的墓地中脱颖而出的铁制风车附近，我找到一个类似浴缸或木桶的东西，我用几块粗麻布遮挡起来后，发现不算完全不舒服。此外，我也猜想，不久就会天亮了。

在睡觉之前，我又划亮两根火柴：在离我临时铺的床几米的地方，我看到一些农具，被沾着沥青的硬土皮覆盖的黑乎乎的铁锹、镰刀、长矛、镐头、草叉、蓝色和金黄色的马具、带着破玻璃罩的煤油灯、斧头、一套整整齐齐靠着一块大木板的大小不等的炉灶拨火棍。理想农夫的农具。

我知道，当声音把我惊醒的时候，我正要睡着，因为我隐约看到从我的梦中冒出一些面孔（也许说一些面孔的重量更恰当）。几乎比不上一滴水，但是它落在了我的意识的中央。我睁开眼睛，我不害怕，我等待着。

那个声音又响了一次，是一次不完美的复制，在我右边的一溜模糊不清的东西中间，几乎就在我对面，那声音仿佛在贴着墙滑动。我一声不响地在我的衣服中间寻找火柴盒，取出一根，捏在手指间，没有点燃它，像一件武器或一个护身符，等待我的好奇心越来越强烈。

应该说，如果我心中还残留着一点无法称为恐惧的恐惧，在彻底明白发声的是什么东西之后，内心悲伤的平静以及放弃调查其发声目的无奈决定便将它完全吞没了。只有一件清楚的事情，那个声音间歇地向我所在的地方移动。我想：现在它在贴着墙壁前进，不过，过一会儿，它就将离开，向中央，向我所在的地方前进。最可能的是，当它和我平行时，它便会离开墙壁。但是，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它继续前进，把我抛在后面，然后再从背后靠近我，靠近我是不可避免的。

我承认，有一会儿我示弱了，我觉得我的处境不能忍受了，我想划一根火柴，照照我觉得正在我周围搭建的舞台。夜色是那么淡薄，声音以那么有规律的间隔移动，浴缸变得那么冷，那么像一副棺材，就好像任何动作都能够切断这不幸的关联，切断来自声音和库房的倾斜的光线。但是我一动未动。

我担心，如果那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我的腿会抽筋的。我觉得在我的胸口有什么东西在燃烧。我的眼睛很疼。

突然，那个声音离开了墙壁，开始在器皿中间开路。就这样，它出现在我右边。我尽可能躲闪，后脑靠在了摇晃的浴缸沿上，蜷起双腿，两眼紧盯着声音必定出现的一边。奇怪的是，我的全部感觉并没有集中在恐惧或斗争或发现上，而是更为灵活地集中在一个完美划定的地方，期待中的身影一定会在那里出现。

脚步变得更缓慢了，它环绕着某种家具，也许是一个衣柜在走，我听见了穿衣服的摩擦声，然后，寂静下来。

我在黑暗中猜到有什么东西在颤抖。我知道我被发觉了。我数到了三，我想划火柴，但这时我才发现火柴已不在我手指间。我想欠起身子；我的手臂没有任何响声地滑动着。我以真正的受害者的姿势蜷曲在浴缸底部，寻找另一根火柴。火柴盒装在大衣的某个口袋里，我没有找到。终于，我举着我那光亮微弱的火焰抬高手臂，探头去观望：没有看见任何人。

不管是谁，他就停在我的视野外，离浴缸大约十米远的地方。

尽管我看不见他，但我知道他在那里。我听见了他的打嗝声，清清楚楚，痉挛性的，很讨厌。

“是巴列霍吗？”我的含糊不清的声音几乎还没有从嘴里发出来就消失了。

没有回答声。

那个人影又打嗝了，如同将脑袋探进了旋涡一般，我明白了，那个声音是非自然的，是假装的，那个人在那里假装巴列霍的打嗝声。可是为什么呢？为了吓我吗？为了警告我吗？为了嘲笑我吗？仅仅出于一种神秘莫测的幽默感和羞耻心吗？

他在向前走，我想，他在向我走来。

我不知道我等了多久。

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他没有再走一步。

这一阵的静止不动，起初充满紧张，后来渐渐正常了。

有两次我试着爬起来，但两次都滑倒了，仿佛命运不让我冒哪怕是最微小的危险。天空的某种变化开始从屋顶上的窟窿透进来；很快天就要亮了。在某个时刻，也许在我最后一次试着离开浴缸的时候，我喊了一声哎哟或啊，我唯一的叫苦声，与其说是因为绝望，不如说是为了求助。

我醒来，觉得四肢僵硬，脖子疼痛不止，以及严重的酒后不适。是在上午十一点，一束洁净的尘埃从屋顶上的窟窿里落下或升起。库房里静悄悄，那些器具周围固守着一种遭人遗弃的气息，人们不再对其怀有热情，连光线似乎都绕着走。找到门口并不困难；门没有把手，它通向一个铺着沙砾的庭院，院子每一边都有两个废弃的花坛。早晨，天空的脊背，似乎要塌下来摔碎。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安慰，因为这和我的状况一样。在左边，我依稀看到一扇铁门，门关着。挨着门放着一个小木箱，仿佛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在那里等待着。我在箱子上坐下。做深呼吸。之前那几个小时的逃走、沮丧、梦幻和谵妄的形象模糊不清地从我胸前掠过。完了，我自言自语，不驶往任何地方的敞篷马车完了。巴黎的天空虽然比前一天晴朗，但是似乎比任何时候都不祥。像悬在那个窟窿上的一面镜子，我对自己说。但是我们永远也不能准确地了解它。无法解译的语言。我对着墙撒了一大泡尿。我感到很累，我如同一个孤单的迷迷糊糊的可怜人，待在一座对他来说过于大的迷宫中间。做什么呢？我不知道是天空还是我自己在颤抖。

我迅速走到街上，寻找一辆出租车，把我拉到库塞尔街去。

我意识到自己的外表又脏又乱，衣服皱巴巴，胡子没有刮，我按了门铃。我一面等待，一面又梳理了一下头发。我的右脚趾很疼，我不知道是由于出租车的那场意外导致的骨裂恰恰现在表现出来，还是在浴缸里的姿势不当。

门慢慢地开了，没有声音，从里面（房里的窗帘应该是拉开的）出现了一个近七十岁的女人的鹰钩鼻，接着是一张憔悴苍白的面孔。她睡得跟我一样不好，或者刚哭过。我向她打听雷诺夫人。她不明白地看了看我，嘟哝了一句像致歉的话，然后轻柔地关上了门。我又敲了一次门。

老妇人几乎马上出现了。

“雷诺夫人不在家，我是老雷诺夫人，你是谁？”

她有一双蓝眼睛，声音颤抖。许多年前她一定很漂亮。现在，她好像被吓着了。

“我是皮埃尔·佩恩，是雷诺夫人的朋友。”是年轻的雷诺夫人，我想，差一点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我要见她，这非常重要。”

听到我的话，她让人难以察觉地微微一笑。这也许让她怀念起了社会交际，谈情说爱，乘船兜风。

“可是，得等到一个星期以后才行。”她说。

我想，我可能现出了一副让人害怕的面孔，因为老妇人吓得直往后退。

“她去里尔市她姑妈家了。”她站在门厅的黑暗中叫道。

紧接着，她还是站在那个黑暗的地方低声说了什么，好像要我为那种情况负责。

“我是她去世丈夫的母亲。”

下午一点，我回到我的房间。我接了一盆水，从腰部向上洗了一下，用力擦前臂、腋下、脖子和肋部，直到把皮肤擦得红红的。然后换了衣服，又出门了。某种东西，与其说一种紧迫感，不如说一种同情心告诉我，没有时间可浪费了。

我回到库塞尔街雷诺夫人的公寓。老妇人似乎更有精神了，她泰然地接受了我自己编造的幼稚的借口。不，雷诺夫人不是今天走的，是昨天晚上走的。我不能肯定她心情不安（她也并没有否定），她的态度一如往常，她像一个疏远的女儿，这你明白，她年轻，守寡，就是说，她已经了解什么是不幸，老妇人站在门口说，房门仅仅开了一条缝。她迅速地装好了手提箱，她动身时刚巧收到从里尔市发来的电报。是的，电报被她带走了，她疑惑地皱着眉头，难道你想看别人的通信吗？

会见仅仅持续了短短的一小会儿。到了街上，我走进了最近的一家咖啡馆，用公用电话拨了雷诺夫人的电话号码。没有人接电话。我一面喝着一杯葡萄酒一面想，有两种可能：要么老妇人有不接电话的习惯，要么雷诺夫人给我的号码不是她家的号码。不知为什么，我不受限制地（就是说，丝毫没有节制地）接受了第二种假设。雷诺夫人家里没有电话，因此，她之前给我的号码，我拨过很多次，而且每次都能找到她本人，但并不是她家的电话号码。然而她说“这是我家的电话”。这个问题，别人也许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是一个谜，而对我来说，却是一根敲在我耐心上的钉子，我觉得她的旅行是不可理解的，不仅因为她对巴列霍夫人的丈夫的健康状况一直很关心，还因为她连一封告诉我她动身的信都没有给我留下。

依然被近来发生的这些事情搅得心神不定之际，我用同一部电话给里韦特先生打电话。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接受了陌生的力量的推动。我觉得心中升起一股模糊不清的怒火，一种轻微的受骗的感觉渐渐地从内部让我的心肠变硬了，过程就像一具由标本制作者慢慢填充的尸体。

“我是皮埃尔·佩恩，事情变复杂了。”

“……”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正在失去联系……同现实的联系……”

“……”

“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给你打电话……不知是什么推动我不要中断这种联系……毫无意义的时间碎片，虽然我们早就预见到了这一点，对吗？……好几个夜里我总梦见你……看上去你很老，实际上跟你现在一样老……满脸皱纹，焦躁不安……不过，这发生在1922年，另一些人还在，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起了他们？……他们就像幽灵……”

“……”

“你向四处望着，但是只转动着眼睛，仿佛经受着一阵痉挛，又仿佛被极缓慢地勒死……这令人不安……你在寻找藏在房间里的什么人吗？……或者是一封信，几句确信无疑的话……不知道……对了，今天早晨，我经历了一个可怕的早晨，我想，我们都应该死去……你，我，所有在某种程度可以称为旅伴的人……巫师的徒弟……作为笑话，不会有比这更差的……但这不是重点……唯一的藏身处在屋顶上……一只蜘蛛？……你知道，有人在角落那里观察我们……我察觉到了，我害怕……”

“……”

“就好像某个藏在屋顶上的人用手指着我……为什么是我？……”

“……”

“我没有夸张，梦不会夸张，我感到绝望……不是因为我相信正在发生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而是因为我觉得我正在失去一切……”

“……”

“什么？……一些小事情，几乎没什么，不过此前我没意识到……”

“……”

“请原谅我打这个电话……我好多了……”

“……”

“同情？……我同情你，如同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同情另一个……你看，过了这些年我们竟到了这个地步……真是可笑……我打电话是为了骂你……请你原谅……我觉得他们会把巴列霍杀死……我的病人……你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

“我们都陷入了这座地狱……”

“……”

“再见，你没有做过任何反对我的事……不过，也没有做过什么有利于我的事……”

“……”

“……”

我挂了电话。无论是对里韦特先生还是我来说，我跟他的决裂，我对他的粗暴无礼都是意想不到的。但是我感到很愉快，更加轻松，也更加干净。实话实说，挂电话时，我努了一把力才克制着没笑出来。

可怜而又可敬的里韦特先生，他什么错误也没有，但是也不能断言他住在中立的土地上，将近老年的时候双手仍然干净。实际上，我幸灾乐祸地想，里韦特这个老家伙应该受到一顿训斥。我停留在训斥这个词上。灾祸就不可思议地躲在这个词后面。于是我明白，我和这个老人，我们类似，不仅在我们面对迷宫的状态上，而且也在我们作为旁观者的共同身份上。

我吃了饭，又一次陷入我自己的问题，不过，心情好多了，更愿意思考，远离了把什么都遮掩起来的暴怒和怨念。那是一家很经济的餐厅，以其上乘的饭菜名扬四方，我不时去那里用餐。

我能做的只有给自己提出几个问题。雷诺夫人在里尔市干什么？她到那里去跟巴列霍的病情有关系吗？以那么不合时宜的方式迫使她动身的电报包含着什么威胁或兆头吗？我在库房里的经历如何确定——如何理解——呢？是一种由于神经失调产生的幻觉或一种原因无法探知的幻象吗？那种假装的打嗝具有嘲弄或先兆的性质吗？我断言，有人企图杀害巴列霍，我真的相信吗？我把餐巾放到嘴上，闭上了眼睛。是的，我相信。

我沉浸在这些和别的一些思绪中，吃饭的时间比平常延长了些。突然我从玻璃窗上看见一个西班牙人，那个人骨瘦如柴，无忧无虑地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走。心脏几乎从我的胸中跳出来了。我不能相信我看到的情况。我把几张钞票放在桌上，跑出了餐厅。

我开始跟踪他，最初相隔大约三十米。西班牙人走路的节奏不是特别快，他把双手插在衣袋里，仿佛在散步，觉得周围的环境很有趣，但又仿佛并没有足够的时间用于散步。我只希望两种情况：一是他不要转过身来看见我，因为那样的话，我不知道对他说什么；二是散步不要持续太久，因为我觉得身体开始不舒服了。

过了几分钟，我的热情便消失了。我记得我曾被其他行人好奇地打量，虽然天冷，我仍然觉得脸上覆盖着一层汗水；我觉得短暂环绕着西班牙人后颈的烟雾是对我自己的疲劳最残酷的注解。

我马上明白了，骨瘦如柴的人并不是要去什么地方。他走路很有力，是的，但这是他走路固有的方式。其实，他所做的只是一面散步一面观看橱窗和房屋的正面，一次也不回头看，仿佛只看一眼就足以准确而彻底地记录下了看到的一切。我想，追上他，跟他说话是否不太合适。我估计，再过一会儿，时间取决于他的散步还能延续多久，我将只剩下追上他并跟他说话这一个选择。

突然，我发现自己出现在奥斯曼街上，但我不知道我们是怎样来到那里的。我又看到或者说凭直觉感觉到投射在虚空中的阿拉戈医院的环形楼道和勒雅尔医生的有棱角的面孔。我在惶惑不安中振作起了精神。

我可以确定，西班牙人的步调放慢了。在走进普罗旺斯街后，我毫无理由地确定，他在向犹太教堂走去，他将在那里停下，甚至会有人在教堂里等他，但是和我预想的路线不同，他往前一直走到奥尔夫广场，停在人行道边，带着沉思的表情观看来往的车辆和开始打开的伞。

我躲在一处檐廊下，一直盯着他。在那里的一个小房间里，一位修表匠设立了一个修表摊，钟表的嘀嗒声很快和下雨的嘀嗒声交织在一起。修表匠看了看我，随后低下了眼睛。他是一位老人，满脸是泪水。天气坏得不能更坏了，雨点变得密集起来。如化石般耸立的楼房被一种声响包裹着，荒谬的是，我竟觉得它与一首童谣很相似；楼房的上方耸立着一片铅灰色的天空，天空点缀着乳白色的斑块，不稳定的风把它们塑造成肺脏的形状，它们高悬在我们头上，具有呼吸的功能。就在这时，那个西班牙人向我所在的地方看了看，没有看到我，然后用双手和帽檐护着燃着的火柴，点上了另一支烟，随后向沙托丹街走去。

从这个时候起，路线就开始具有了喜剧色彩。一开始，街道上行人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对西班牙人来说，发现我在他身后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这个画面即使对最笨的人来说也是很明显的：一个人在雨中散步，另一个人以和他相当的步调跟踪他。倘若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两个人都淋湿了，没有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会在雨中散步这么久。过了一会儿，我们之间的距离已不超过十米。西班牙人又点上了一支烟，一面偷偷地向他的背后看，似乎想验证一下我是不是还待在那里。

我平静地站在人行道中间，没有什么遮挡，浑身湿透，对他那双狡猾的眼睛来说，是个再清楚不过的靶子。远方传来一阵雷声。西班牙人好像来了兴致。这个家伙想干什么？我想道，想让我跟踪他？事实很明显。我感到沮丧。另一个选择就是叫喊。谁是疯子？他还是我？我觉得浑身颤抖，我要病了，这毫无疑问，然而我的精神状态是清醒的，好奇的，留意着——怎么说呢——在那些不真实的街道上悄悄流传着的奇怪私语。但是我不愿意继续被雨淋湿，这表明我还保留着些许谨慎。一杯很热的咖啡，一杯酒，一定会让我感到非常舒服。

西班牙人微微一笑。我顺着罗迪耶街上行，一直走到罗什舒阿尔大道。雨变成了冰冷的牛毛细雨，倾斜着缓缓地落下来，像一方丝绸手帕那样。现在我们向布朗什广场走去。我想起了雷诺夫人，纸浆纤维，从指间直冲而下的某种东西，不知道布朗什广场在何处的出租车司机，正在下楼梯的格勒内勒夫人。我的命运的总和。我笑起来。我知道，那个离我四五米远的西班牙人也在笑。我想，这个人一定很聪明，尽管看上去不像。

在走到布朗什广场之前，我们又一次下行，沿着皮加勒街，一直走到布吕耶尔街。我们转着圈儿走。走到阿姆斯特丹街后，西班牙人又加快了脚步，有一会儿我觉得要把他跟丢了。明智的做法是转弯向圣拉扎尔车站走。我正是这么做的。没走多久我就远远地看见他停在一个小电影院的广告牌前，此前我从没有注意过那个广告。在专注地看过电影广告后，我没有料到的是，他买了一张电影票，随即消失在放映厅里。我考虑，事态已经到达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步，必须下决心采取行动。电影叫《现状》，广告有些含糊地说，这是一个关于爱情和科学的故事；对我来说，主要演员很不熟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两个人都很年轻，面孔完美而郑重。我觉得他们像时装模特，尽管显而易见，他们可以是任何一部情节剧的情侣。在一些照片上还有一位很有特点的男演员，其面孔总是皱缩着，现出一副不可思议的痛苦和震惊的表情；在广告上，电影公司早就费心预告过，这是该公司的最新影片：“我们亲爱的M先生……现在他已进入天国……”M……是的，我记得他，他是一位二流演员，诙谐有趣，运气欠佳。我想，照片上那种强笑，与其说是电影故事的要求，毋宁说是由于导致他死亡的疾病。

我走到售票窗口前。

“电影刚开始。”一个稍显衰老的红发女人低声说，并没有看我，她差不多和我同龄，正在一个学生练习本上写着什么消磨时光，练习本的唯一特点是其纸张是玫瑰色的。她在作诗！一位诗人！

我买了一张票，进去了。

电影厅的一排排座位分为两部分，观众们的脑袋像夜晚的花朵一样从座位上突出来；观众不多，无法分类，大多数是一个人孤单地坐在位子上，银幕上放映的东西，我觉得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列游行队伍，但实际上是一座大厦的落成典礼，一场豪华的舞会，或者类似的场景。

引座员从左边走过来，他手里的手电的光芒在地毯上闪烁着。我把手伸进衣袋，掏出几个硬币给了他，随后，在他走开前，我抓住他的手臂，让他站住。他几乎没有反对。他上衣底下的肌肉像钢缆，我觉得他颤抖得像一只动物，他的面孔我虽然看不清，但我猜想应该既性感又憔悴。

“安静，”我低声说，“我想坐在这儿，离银幕远一点。我的神经不是很好。”

我的意思是说我的视觉神经，但是已经来不及纠正。

引座员关了手电，不安地看了看遮着门的帘子。

“可以，放心吧，这儿有一个空位子，就在你身后，只需转一下身就可以坐了。”

“啊，好极了。”

“为你效劳，先生。”

我松开手，在那个位子上坐下了。那是右边的最后一排；我背后只有一道小木制栏杆，栏杆上伸出雕刻过的人造柱石，还有影院后墙上从一端拉到另一端的墙幔。银幕上露出了初升的太阳。

电影故事发生在一片海滩上，大概是在夏天，海滩十分荒凉，只有几只海鸥无忧无虑地在海岸上游荡。那里的沙子是黑色的，闪闪发光；相反，天空是一块静静地向银幕其余部分流动的、亮度不变的光斑。“巴黎的节日结束后，诺曼底的大海和海滩对米歇尔来说就是最有效的镇静剂。”一个看不见的女人的声音以一种祭司的声调朗诵道，听来就像习惯于一切、早已年迈的女秘书。与此同时，在海滩最远的一端，一对男女在往前走，他们几乎是小黑点，极其缓慢地朝前景走来。那个西班牙人坐在大厅的左边，离走廊很近，离我所在的地方大约有十排远。唉，我没有跟丢他，我叹了口气，不过现在到了最难办的时候，如何克服犹豫不决的状态，如果决定问他的话，能问什么具体问题，另外有一件事刻不容缓，那就是坐到他旁边。“但是，米歇尔，不要忘记巴黎的旋风。”一个金黄头发的女人用强调的语气说这句话，她的声音——古怪而有力——和之前那个声音不同，她以无可奈何和气愤的表情闭上了眼睛（米歇尔是主要演员，他的照片出现在广告上），后来的故事好像发生在一阵旋风中，这让人猜想他在做梦。后来观众陆续看到一座宫殿的台阶，一辆停在布洛涅森林公园里的汽车，跑马场中的一副夜景，走过走廊的某个人的脚，一张带罩篷的破床，被猛力扯下来的床单，一位老人的面孔，也许在观看什么、感到恐惧的米歇尔的贴身仆人，远方一阵爆炸声的回声，一个只见其后背、正伏在停于路上的小汽车的方向盘上啜泣的男人，最后是通过走廊、突然跑起来的一双脚，河边的一个乞丐营地烧焦的痕迹和一群衣着考究的年轻人，他们热情地围着一个稍稍比他们年长的男子，无疑他是首领，不用说他就是米歇尔。此人无所畏惧，他举起一只手，要大家安静，准备干杯。

就在此刻，我发现在西班牙人身边还有一个人。

这一点说不通。我相信，观众不会超过二十人，这就使西班牙人很容易挑选一个旁边没人的位子，所以他坐在那里不可能出于偶然。事实上，影院几乎是空的；在我那一排座位上只有我，在西班牙人那一排座位上也只有他和他那位意外的陪伴者：粗壮而光洁的后颈，肥厚的双肩，像一块皱巴巴的羊皮纸一样贴着黑发绺遮掩下的太阳穴的右耳。“我们应该结婚，这种状况是难以维持的。”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有人放了一张唱片。音乐被机器的吱嘎声和随后的一阵爆炸声淹没，几乎听不见。

在房间一个稍微被照亮的角落，米歇尔懒洋洋地躺在一把大扶手椅子上，没有发表评论。他终于站起来，向大窗户走去。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他是一个人在图书馆里，窗户面对悬崖峭壁开着。是在夜晚，镜头从米歇尔忧心忡忡的面部缓慢地移动到他的鞋上。他用鞋尖敲着地面，这时听到的唯一声音是浪涛声。我想，焦急的心情会把我们大家急死的。

引座员又出现了，他身后跟着一位晃着身子走路的观众。“我的生命，我的事业，我的财产都掌握在你手里。”这句话是米歇尔说的。他正侧着身体仔细观察某种银幕上看不见的东西。在远处，一个金发女人在注视着他。引座员顺着通道上行回去，从我身边走过时干咳了一声，好像企图提醒我注意什么不正常的事情。金发女人把双手举到头上。难以想象会有什么危险，但是我还是转过身去；引座员在后面，半个身体被帘子遮着，这赋予他一副不合时宜的高贵古罗马人的外表，他对银幕上的急躁不安和诱惑漠不关心。“当然，我们会结婚。”米歇尔苦笑着说，“不过，我们得接受命运的安排。”我向前看了看，只能再一次看到雪白的天空下那一片没有尽头的海滩，有两个模糊不清的人影从海滩上向观众们走来。我站起来。引座员已经消失。在他原先所在的地方，现在只剩下墙幔的轻微颤动。走了几步后，我才意识到我的衣服依然很湿。我迟疑了片刻。“我爱你的主要障碍是记忆力。”米歇尔说，“在白天，记忆缺失得就像荒漠，在夜间，就像野兽横行的丛林。你还认为我们能找到幸福吗？”女人的面孔显现在一片野草和沙丘上。神经错乱的太阳在大海的上空颤动。我趁着来自银幕的光线，走到西班牙人所在的那一排座位。随后一片漆黑，我赶紧坐下，心中怀着对我的湿衣服弄出的太大声音的担心。

夜晚，米歇尔和波利娜（金发女郎，已和米歇尔结婚）在位于巴黎的米歇尔的寓所里。仆人们默默地望着他们。米歇尔的奴仆，一个和在前面的某个场景中看到什么可能让人感到恐怖的东西的老人非常相像的年轻男子，竭力想对他新的女主人和蔼一些。“厨娘是谁？”年轻的女子问。男仆回答说是他。他的语调里包含着某种挑衅意味的东西。其他的仆人同时低下了头，都很拘束，也许被吓坏了。不过，如果夫人想要一个厨娘的话，男仆补充说，他认识一个干净、能干的女人。“好的。”波利娜说，但没有清楚地说明她的决定，一面望着客厅里巨大的戈布兰挂毯。下一个场景发生在昏暗的书房里；米歇尔和一位比他稍长的朋友，也许是他的医生或者律师，在喝白兰地，吸烟，但是他们的神情并不平静，而是紧张。米歇尔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讲述一桩不幸事件的细节。远方传来一阵爆炸声。米歇尔闭上了眼睛。

西班牙人看了看我，好像不认识我似的。我想对他微笑。但是不能。他用臂肘提醒他的同伴注意我的存在。他的同伴过了一会儿才理会他。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银幕上连续不断的场面上。当他把脸转向我时，他心平气和地对我说：

“喂，佩恩，你好吗？”

我不想回答。岁月没有白白流逝，不过，我还是立刻认出了他。

“生活是美丽的，你还很年轻，亲爱的朋友，努力吧。”“我的夜晚，毫无变化，依然令人恐惧，保罗。”“勇敢点。”“当你知道自己必须抵御什么时，勇敢是可以办到的。我的情况不是这样。我们的敌人在空中。不，更糟：他们藏在天空下。他们爬行在罪恶之地。”“不管怎样，你也不能被你自己的噩梦压垮，米歇尔，噩梦往往是空洞的，你要记住。”“噩梦是过去，是记忆；为了忘记，你得变成另一个人。”

我目瞪口呆。是普勒默尔-博杜。他对我的反应感到满意，所以微微一笑。

“你？在这儿？”

西班牙人好奇地看了看我，然后转过脸去，看了看普勒默尔-博杜，仿佛他唯一感兴趣的是察看我们的反应。

“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对吗？不过，岁月并不能把真正的朋友的面孔变模糊的，嗯？”

我点头表示同意。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普勒默尔-博杜面带既愉悦又高傲的表情看了看我。他想继续说下去，但是改变了主意，对西班牙人说：

“何塞·玛丽亚，你为什么不把你的位子让给我？这样，你就不会采用这么不舒服的姿势了，我们几乎像被囚禁着一样，我和我的朋友就可以像体面人一样讲话，不至于让整个影院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谈话了。你知道，精明一点，受一点良好的教育，即使在地狱里，我们也会受到热情的接待，嗯？”

西班牙人花了一点时间理解普勒默尔-博杜讲的话，然后站起来。但是普勒默尔-博杜太胖了，当二人想同时调换座位时，彼此都成了障碍。有那么一会儿，两个人都被绊住了。在我们身后，有人提出了抗议。在另一个地方，有人低声说话，要求安静。影院可能又旧又小，但是观众是苛刻的。普勒默尔-博杜又坐下了。

“何塞·玛丽亚，看，你先过来，坐在这儿，”他敲了敲他左边的椅子的皮面，“等我坐在这儿的时候，”他用食指尖触了一下西班牙人的胸部，“等到那之后，你再坐到我的位子上。”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低声问，“你怎么认识这个人？”

他对我挤了挤一只眼睛。

“等一等，佩恩，耐心点。”

何塞·玛丽亚已经再度站起来，然而在普勒默尔-博杜一个手指头的迫使下，他又坐回到了他的位子。西班牙人身上散发着湿衣服味。我望了望银幕：米歇尔在图书馆的大沙发上睡觉。近景是他女人和他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医生）在评论他，说话声很低，仿佛担心把他吵醒。一股悲剧的气息笼罩着整个画面。“他是他那一批最优秀的。”朋友说。波利娜哭起来。“他是国家最有出息的年轻才子之一；他曾拥有一切……但也失去了一切……”现在，请注意看，普勒默尔-博杜说。像是米歇尔的噩梦被搬上舞台，或是为医生讲述的故事配上插图，银幕上出现了一些图像，图像的颗粒状、取景甚至质量，都让人觉得它们是另一部电影的，只见一群年轻的研究者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镜头前，先是在一间面积特别大的实验室内，后来在一个公园里漫步。请你特别注意，佩恩，普勒默尔-博杜激动地低声说，特泽夫在这些人中间呐。

“特泽夫。”我说。

后排的座位上有一些声音再一次要求安静。

“住口，你们这些白痴。”普勒默尔-博杜说。

特泽夫和年轻的科学家们（在他们中间没有看到米歇尔）在实验室里蹦蹦跳跳，走来走去，把鼻子伸到同事们的试管里；用容器干杯，非常快乐，仿佛在基础化学课堂上，老师不在教室里一样。普勒默尔-博杜站起来，他至少应该有一米九高，在昏暗中寻找那个要求他安静的人。他几乎立刻又坐下了，他凑到离我的脸只有两寸的地方低声对我说：

“你觉得如何？我们亲爱的特泽夫一边走动一边大笑，比你和我都年轻和活泼！他就在那里！你不感到有点妒嫉吗？这就叫作艺术的神秘！因为他还活着，不是吗？”西班牙人坚强地忍受着挤压到他的座位上的几公斤压力。

在银幕上，科学家们已经离开实验室，现在坐在喷水池周围的长凳上和台阶上休息，开着玩笑，大胆地望着镜头。

“我什么也不懂。特泽夫在那里干什么？”

“这是他在里面工作过的第一个实验室。进实验室工作非常困难，有数百个希望进实验室的人，虽然很困难，特泽夫还是成为不多的被接受的人之一。甚至我，不错，活见鬼，我也想得到一个职位，但被拒绝了。你怎么看？”

“不知道。我的问题是，这一切是怎样变成一部影片的。您得承认，”我不肯以你称呼他，尽管他习惯这么说，“特泽夫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出现在一部糟糕的情节剧里是异乎寻常的。”

“你不能否认这是一部精彩的纪录片。”

“这要看对谁来说了。”现在银幕上映出的是黄昏降临在科学基金会的大楼上。在一系列越来越阴暗的画面中，预示着米歇尔的梦境结束的画面中，可以分辨出钉着字迹模糊的门牌的锻造大铁门，在一个有模糊不清的影子游动的院子里飘扬的法国国旗，屁股上挂着一串钥匙穿过院子的巡夜警察，实验室关闭的窗户，地下室的厚重的铁门，一只站在栅栏上居高临下地看着镜头的猫。

“佩恩，实际上这是两部不同的影片。估计那个白痴（他指米歇尔）曾在一个科学研究中心工作。喂，你听听医生对他女人说的话。”

“所有的人都死了。”米歇尔的朋友望着波利娜，仿佛这句话撕碎了他的心，“但是仍然留下许多没有答案的问题。”波利娜的身影，她那苗条的、专好窥探他人之事的侧影在一幅巨大的油画旁颤抖，油画上天使和魔鬼裸露的肉体交织在一起。

“他们是谁？”

“你听！”

“这个该死的，彻底闭上你的嘴。”抗议来自三排远的地方，提出抗议的声音似乎真的生气了。

“所有的人？”“是的，所有的人，除了米歇尔，他身体不适，没能参加。”“不过，怎么回事，什么事故能够……”“一次爆炸，米歇尔实验室里发生的爆炸。”“我的天啊！”“二十个有出息的人，我们民族二十个优秀年轻科学家一下子就没了。”“不过，米歇尔在做什么工作？”“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他的工作记录随着爆炸消失了，他永远也不想披露它；我能够说的只有，它和放射学有关系。”“之后他放弃了他的事业，那些噩梦便开始出现了，现在我理解了。”“只有你能够帮助他，亲爱的。”

医生抓住波利娜的手，波利娜则望着他的眼睛，仿佛他是她的收容者，她是他的俘虏。

“他最好的朋友给他这个蠢货戴上了绿帽子。”

“你到底能不能住嘴呀？”

普勒默尔-博杜恐吓般地站起来。

“你干吗不离开这儿，孩子？”普勒默尔-博杜那双痉挛的手放在屁股上，看上去就像我们在新闻纪录片上看到的墨索里尼。

西班牙人回过头来默默地望着那个男孩，无疑他是后方某个座位上的一个影迷。或者一个无所事事的学生，或者两者都是。此人在一定程度上感觉到，最好不要再争论下去，于是他缩进了他的座位里。西班牙人尽管坐着，却似乎比普勒默尔-博杜那摇摇欲坠地晃动着的庞大身躯还危险得多。

“妈的，这个可恶的白痴。”

“我不记得特泽夫当过演员。”我悄声说，我只是为了转移话题。我确信，所有的观众都把注意力平分在了电影和我们这个特殊的群体上。

“他没当过。《现状》的导演，你会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头衔，是吗？这个导演二十年代在那个研究中心工作过，他曾拍过一部有关研究所的内容混杂的宣传纪录片，但一直没有放映。几年后他又给他电影的梦幻场景加上了一部分纪录片中的内容。”

“这部电影是什么时候拍的？”

“《现状》吗？四年前，至少我是四年前第一次看它。有关特泽夫的那部分拍于1923年，显然是默片，你能分辨出来的，对吗？”

我应该冷静下来，恢复平静，保持距离，脱离正逐渐支配一切的那种不真实感。我想：一个无辜的人被卷了进来。我想：那个南美人会为大家付出代价的。

银幕上，米歇尔亲切地告别他的父母。小汽车驶进了树林。“生命并非特别重要。”年迈的观众在默默地注视米歇尔。米歇尔揉着眼睛，越来越用力。那姿态让他看起来如同回到了婴儿时期。他在喝一杯水。他透过玻璃仔细研究着液体。他的眼皮周围有很重的黑眼圈。波利娜独自在一张带顶罩的床上睡觉。“谁也不能归罪于我，只有我，只有我是无辜的。”医生登上一列火车，离开了巴黎。米歇尔的仆人在一间阁楼的椭圆形窗前观望着黄昏。在阁楼干净而体面的内部，有一张老仆人的照片挂在墙上，可能那是他父亲或一位近亲，外貌和他非常相像，只是表情截然相反：年轻的仆人面带忧伤和不乏魅力的忍耐精神，他父亲的脸上则现出单纯而朴实的恐惧神情。一双成年人的手在掰一块面包。遥远的云层中，迸发出一道道闪电。米歇尔缩在图书馆的扶手椅里，捂着眼睛。

“不久前我跟里韦特先生交谈过；他说你住在西班牙。”

“啊，亲爱的老里韦特，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的确……是的，西班牙很美丽，这只是开始……但是我心中的城市是巴黎……现在看，我刚刚告诉你的，那个伤心的医生企图占有那个蠢货的女人。”

“我必须跟你谈谈。我们到外边去。”

“我觉得我现在是多余的了。”西班牙人说。

“好吧，何塞·玛丽亚，我们回头见。”从普勒默尔-博杜的语调里听得出他是一个习惯发号施令的人。然而，在他跟西班牙人说话的方式上却另外包含一定的敬意，一种近乎胆怯的谦恭，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西班牙人灵活地从我的膝头上跳过去，几秒钟工夫就到了通道。他个子矮小，身上的衣服让人觉得太大了。他没有说再见。

“我两天前才来到巴黎，”普勒默尔-博杜解释说，“仿佛我是专门来看这部电影的。我不知道你是否记得特泽夫是我最好的朋友。”

“是的。我也记得他上吊死了。奇特的是，几个夜晚前，里韦特先生使我恢复了记忆。”在银幕上可以看到一条昏暗的巷子；一个流浪汉在几个垃圾桶中间睡觉；垃圾桶上有几只猫，实际上，这条巷子里各种各样的猫已繁衍成灾。

波利娜和一个样子神秘的陌生人出现在近景中。“我应该跟你谈谈。”陌生人说。“你想干什么，你是什么人？”“你应该相信我。为了你好。”波利娜想逃走，但是陌生人拦住了她。有一会儿，他们的面孔几乎贴在了一起。“我是侦探，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你丈夫制造了研究中心那次所有人员死亡的爆炸。”“你胡说，那是一个意外。”“我们有证据怀疑那是一次经过冷静计划的大规模谋杀。”波利娜现出一副嘲讽的表情。“你不了解意外发生后米歇尔的状态怎么样。”“怎么样？请你告诉我。”“精神上垮了，对什么也没有热情，无时无刻不回忆那些噩梦。”

“好吧，好吧，所以你跟里韦特先生谈过话……在离开前我应该去看看这位老伙伴。”

侦探微微一笑：“也许他是假装的。”

一股白浪，一股由光线组成的不可抗拒的白浪，覆盖住了波利娜震惊的面孔。

“什么狗东西，他想干的是和女人勾搭在一起。可怜的家伙！”

“他顺便对我讲述了特泽夫跟伊雷娜·居里的故事。”

“老人是聪明人，他很聪明，不过，你不要指望他什么都知道。”

在告辞前，侦探握着女人的手，握的时间比正常的长一些。波利娜低下了眼睛。米歇尔出现在他家的屋顶平台上，用双筒望远镜观望乌云密布的地平线。他在身边安放了一台特别像阿兹特克人的祭献石的装置。在他身后，他的仆人直挺挺地等候着。

“他根本就不认识伊雷娜。关于他们的传闻很多，十分夸张。”

“我们出去吧，去散步或去一家咖啡馆，随便去什么地方。我想跟你谈谈。我恳求你，我没有时间可浪费了。”

“好吧，总之，我感兴趣的部分，我已看到了。明天我再回来。”

外面下着雨。

我们走进阿姆斯特丹街上的一家酒吧，普勒默尔-博杜要了一杯掺水的朗姆酒，我要了一杯薄荷酒。我们肯定形成了古怪的一对，因为我们立刻引起了几个顾客的注意，他们都毫不掩饰地回头看我们。也许是因为普勒默尔-博杜那种大声讲话、蛮横无礼的举止。

“好了，你想谈什么呢？”

“谈特泽夫和你的西班牙朋友。”

他用轻蔑的目光看了一眼我的领带，然后带着无奈的表情点上一支烟。

“我看不出有什么联系，不过，开始谈吧。”

我对他讲述了我所知道的关于西班牙人的一切，从在我家的楼梯上和他相遇，再到在阿拉戈医院和他相遇，一直讲到在维克托咖啡馆里那次令人难以置信的贿赂。

“那么，”普勒默尔-博杜嘲讽地说，“你曾有唯一的一次机会把钱还给他，你却没有做。”

我想表示抗议。我觉得我的脸红了。

“你知道他为什么阻止我去看巴列霍吗？”

“坦率地说吧，皮埃尔，我不知道。”

“但你是他的朋友，我敢说你还认识另一个西班牙人。”

“不错，但这说明不了多少事情。我有许多西班牙朋友，还和他们中的一些人结下了十分深厚的友谊，而和另一些人只是分享某些生活的乐趣；何塞·玛丽亚属于后一类；我还顺便告诉你，他是我们的伟大诗人埃雷迪亚[17]的侄孙，此外他还拥有一笔可观的收入和一颗高尚的心灵。不过，这就是一切。你不应该被某些巧合所欺骗。你记得伯格森[18]那句关于偶然性的话吗？你记得吗？”

“不记得。”

“那是关于犯罪的偶然性，作为最后一个杀人犯的偶然性，不知道，那又怎样，让伯格森见鬼去吧……你跟踪他，却遇到了我。又能怎么样？好极了！要是知道我每天碰到多少人，你会感到惊讶。而且都是在比普通的电影院奇怪得多的地方。关于贿赂，我敢推测，整件事就是一个玩笑。何塞·玛丽亚，我猜想，是通过你病人的老婆或者病人老婆的某个朋友，知道你将被叫到他的床前。也许中间有一场打赌——西班牙人喜欢打赌——也许只是一个嘲弄你的玩笑。你别忘了他的医生身份，西班牙民族的这个有文化的医生阶层常常夸耀在我们看来不可理解的实证主义。另一方面，你已经知道，富有的外国人经常有点古怪，如果他们，就像这些人的情况，有某种艺术气质的话，就更加古怪了。总之，皮埃尔，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你竟然不能分辨什么是开玩笑，什么是真正的威胁，虽然我应该承认这是有点过分的玩笑。亲爱的，我认为你在受你神经的左右。请注意！这是一个仅仅几天前还待在前线的朋友对你说的话。”

“是的，”我心不在焉地低声说，“我听说你已经变成法西斯主义者了。”

普勒默尔-博杜得意地微微一笑，他又大声要了一杯掺水朗姆酒。他的活力，他的快乐，甚至他的口渴，都咄咄逼人。

“当然，是里韦特先生，我推测，是他把这件事告诉你的……确实如此，”他似乎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这事还在进展中。”

我们都沉默了。时间从我们的身边流逝，仿佛跟我们毫无关系；人们在吸烟，喝酒，街上传来断断续续的声音，服务员在刷杯子，几块木柴在炉灶里噼啪作响，酒吧里面有人猛力关上一扇门，或者也许是风。

我考虑，如果我一动不动，我就能摆脱幻觉，看清那个待在我身边、从一个无法触及的地方向我发送暗号的家伙。

“我来给你讲讲特泽夫的故事吧。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我这样做是想证明我们过去的友谊。这种友谊在我们三个人之间有过。顺便说一句，你没必要以‘您’称呼我。”

“我们之间从没有过什么友谊。你和特泽夫常去见里韦特先生，我也是，如此而已。”

“不错，不错。……不过，至少那个时候，我们是以‘你’相称的，对不对？”他好像受了伤害，又要了一杯掺水朗姆酒。

“你想对我讲述什么故事？特泽夫的自杀，他对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受挫的爱吗？老实说，我无法想象那位法国著名的科学家会被称为“伊雷娜·特泽夫-居里，或者我们的朋友会帮助她发现人工放射性物质，更别提助她得诺贝尔奖了。我们越来越老了，没有什么眼光了！”

“你不要借题发挥，听我讲。第一件事情是假的。特泽夫根本不认识伊雷娜·约里奥-居里，一个少见的丑八怪。同样他也无意反对她的母亲，尽管当时人们曾那样议论。事实完全不同，只有我知道。也许里韦特先生跟你讲过，倘若他没有对你讲，那么现在你知道了。特泽夫开始经常出入居里夫人的交际圈子是在1920年，当时他还不到二十三岁。属于最年轻的一代，无疑也是最杰出的。1924年末，没有明显的原因，他离开了那个圈子和在那里进行的研究工作。他从来也不想解释驱使他那么做的原因，几乎也不想解释推动他葬送自己部分事业的原因，不久后他就自杀了。对他的熟人来说（因为论朋友，真正的朋友，他只有一个：就是我），他殁世的原因是一个谜。为解释此事，人们找到的唯一方式是将此事归咎于他和居里夫人之间的争执和交恶，从特泽夫的性格看，这个解释是适当的，因为他不服管束，特立独行，言行不切实际；因此，人们才议论，说他企图质疑著名的女士的某些理论假设。这与事实完全不符，且不论对一个像特泽夫这样的年轻研究者来说达到那么高的级别非常困难，他对当时居里夫人从事的工作也毫无兴趣。他的努力方向，我们可以这么说，是婚床的另一半。他对皮埃尔·居里和他最后的计划感兴趣。你知道皮埃尔·居里是怎样死的吗？”

“不知道……”

“是被一辆卡车轧死的，1906年4月19日早晨，在他穿过多菲内街时。那个时候，他在和名叫德·阿松瓦尔的另一位科学家一起研究在催眠状态下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研究工作中断，被搁置起来。人们再也没有提过此事；研究本身肯定相当异端，它与居里以前的工作没有任何联系。或者也许有联系，但是这让他显得更加不理智了。他的合作者德·阿松瓦尔销声匿迹，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就这么简单，居里遭遇离奇事故死亡后，德·阿松瓦尔就消失了。也许是最后这件事引起了我们朋友的好奇心。你别忘了，那个时候，无论特泽夫还是我们，都是梅斯梅尔的信徒，即使不是对其确信无疑，也确实是热情的追随者。居里为巫师们工作，权且这么说，特泽夫一定觉得这一点很重要。特泽夫做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几年后，从1920年到1924年，经过四处打探，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你不要大叫，也不要大笑，他认为居里是被人杀害的。我是他唯一透露过这个怀疑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怀疑缺乏坚实的书面证据，而现在，你是第二个知道这个的人。他一直不肯向我披露他坚持这种结论的根据是什么。一个夜晚他对我说，我如果告诉你，你会认为我疯了。还有一次，他让我觉得，他那样做是为了保护我。不过，他因为何种危险而保护我呢？我猜想，是不是怕我疯了，或者特泽夫会做出疯狂的行为。我想明白了，有人杀害居里，不是因为他做的研究，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他从事的工作是一个除掉他的不错借口，而他的死亡则是完成一种仪式，你别问我是如何进行的。虽然我也记得，特泽尔认为一切死亡都有仪式功能，世界上仅存的唯一真正的仪式。”

“那么特泽夫为什么自杀呢？”

“这一点我一直不清楚。”

“太疯狂了，你对我讲述的一切都太疯狂了。如果事实真如你所讲的那样，特泽夫也是被人杀死的。”

“我不知道。特泽夫是我的朋友，也许是我生命中的唯一的朋友，他在死亡几个月前对我吐露这些肺腑之言的时候，我相信他。也许是一种信任之举。然而，我认为无可置疑的是，无论居里是不是被人杀害的，我的朋友都肯定发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导致他毁灭自己。”

我看了看周围，咖啡馆里已空无一人，寒冷包围着桌椅、用过的酒杯和地上被碾碎的烟头。

“某种可怕的事情……在纸上，在笔记里……任何人都不曾察觉的东西……但特泽夫察觉了，当然，特泽夫那双临床医生般敏锐的眼睛察觉了……”

普勒默尔-博杜凝视着来自1924年的噩梦。他的表情肿胀而沮丧，仿佛在噩梦深处隐约看见一道光芒，害怕了。

“电影是如何结尾的？”

他惊讶地望了望我。

“电影……”我说，“《现状》……你早就看过了，对吗？”

“看过无数次了。”

“如何结尾的？”

普勒默尔-博杜痛苦地微微一笑：

“很粗糙。米歇尔杀死了他的父母。然后企图杀死他的妻子。没有得逞。他自杀了。但是在此之前他把房子烧了，火势凶猛，一切都烧毁了……”

“那么那个仆人呢？”

“哦，那个好奇的假斯文的家伙被大火烧死了，不清楚是不是意外所致。或者他逃走了？确实如此，他离开了。他消失了，黑夜把他吞没了。电影相当古怪……对它我没有什么概念。说实话，我没有完全看懂。”

“但是你看过许多次了。”

“是的，不过仍有几组镜头，一些片段，我仍然不明白。也许永远不会明白，管它呢……”

“你现在怎么办？回西班牙吗？”

“可能。我面前有几项政治任务。”他好像清醒了。“你呢？你生活得怎样？还是像往常那么孤单吗？”

我本想骂他，但觉得不值得。普勒默尔-博杜说的是实话，我感觉到了，尽管那种实话是由洞穴墙壁上的影子构成的。特泽夫的表述肯定与之不同。四月，圆圈膨胀到了令人恶心的地步。几何学，一切都是几何学和狗屎。我站起身。

“你要走吗？”他的声音包含着哀怨。

“是的。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你想怎么办？”

“我想，我只有一种选择……不知道……再说吧……”

当普勒默尔-博杜微笑时，我能够看到，我那些无用的、无所作为的岁月都概括在他嘴唇的轮廓上。我感到，如果我不立刻做点什么，我就会倒在那里，倒在我的老同学的脚下。

“我希望你回到西班牙后，不要冒无谓的危险。”我用并不真诚的关切语气说道。

“我没有把握。共和国的命运已经注定。此外，你不必担心，我在后方工作。我是一个聪明的军官。我对你说过吗？我将把跟催眠术有关的知识用在对俘虏和间谍的审问方面。”他哈哈大笑，“是一件很有成效的事情，我向你保证。”

他终于原形毕露，可怜兮兮。

我突然感到很愉快。或许不然：只是感到有点好多了。我觉得如释重负。我明白，我将面对比普勒默尔-博杜危险百倍的事情，而这些事情，仔细想一想，并非那么重要。我抄起他的掺水朗姆酒酒杯，猛地泼到他的脸上。

“你干什么？”他的表情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惊讶。

他几乎立刻站起来，怀着极坏的意图抓住靠背举起一把椅子。我向后退了一步。

“你坐下。”我说，“我们不要把这次告别变成无赖间的打斗。”

“我要把你脊梁骨砸烂。”

“我的衣兜里有手枪。”我撒谎说，“如果你再往前走，我就开枪。”

“你开呀，狗东西。”

酒保和两位顾客从柜台那里望着我们。

“去叫警察！”我叫道。其中一位顾客似乎反应过来，向门口跑去。

普勒默尔-博杜坐下了。

“你像个孩子，皮埃尔，好了，快滚吧。”

他取出一块手帕，开始小心地把脸擦干。

“我同情你，”他说，没有看我，“你跟我一样老了，你还根本不知道自己站在哪一边。你应该跪下，吻我的手。可怜的蠢货。你有一把手枪？你？真可笑。你他妈的快滚。你在那儿看着我干什么。我同情你，真的，真的，你值得同情，真的，真的，我同情你……”

我离开咖啡馆。街上仍在下着雨。

晚上七点，我在阿拉戈医院附近的一家酒吧里要了一杯咖啡。我打算等待巴列霍夫人从医院里出来，或者，不然的话，我就准备无论如何都要潜入医院。

七点半，当邻近的一张桌上一群学生同时在长吁短叹地谈论西班牙内战（其中一个学生认为，与其待在巴黎争论不休，不如参加西班牙巡回医疗队）时，我判断，除了采用我自己的办法溜进医院，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结了账，出门来到街上，脑袋缩在两肩之间，想到了一个并非完全成熟的计划。

我躲在一棵树后，等待合适的机会；我必须承认，我不喜欢再一次面对那个女接待员和那个布列塔尼人。

过了一会儿，在邻桌讨论问题的那些学生走出了酒吧，迈步走向医院。我谨慎地和他们混在一起，当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时，我躲藏在他们中间，还拉着其中一个人的手，也许那个人想去西班牙。

“值得称赞的好主意，年轻人，”我说，“真值得称赞，决不能让法西斯得逞。”

他面带惊异的神情看了看我，随后微微一笑，他几乎满口龋齿，他说：

“你误会了，先生。我的专长是产科学。”

“都一样，我的朋友，”我说，“我们都应该做一点微小的贡献。”

他是一个让人喜欢的、有点任性的男孩，看上去他很自信。

我们闯进了吵吵嚷嚷的接待大厅，仿佛那是一个舞厅。几秒钟后，我终于消失在一条通道里。在我背后，回响着几个年轻人的声音，声音越来越远。

“再见，埃莱娜。”

“再见，保罗。”

“再见，莉萨。”

“再见，罗贝尔。”

我像一个逃兵，如果不是因为灼伤我肺部的毒气，我早已成了逃兵，我顺着同一条路走了没多长时间便进入医院，躲着女护士和突然出现的或哭泣或微笑的探视者，后者总是从最预料不到的转弯处推门而出。

我本希望避免被人发现，结果几分钟后便迷路了。更糟糕的是，这里没有任何能指引来访者的指示牌，病房号码也并不是连续编号的，这就为辨别方位造成了困难；同样，楼梯古怪，不一致，有太多多余的平台，再加上圆形和半圆形的走廊，这就使最有经验的来访者在某个时刻也无法知道自己在哪一层。由于我决定不向任何人问路，上面说的那一切更加严重了。

很快就没有可以问路的人了。我来到的通道又黑暗又潮湿，水泥的墙壁没有粉刷，每一边有一个房间：一个是建了一半的浴室，一个是存放杂物的房间，里面没有灯光，堆着垫子和被虫蛀坏的一捆捆毛毯。通道尽头是一堵墙，墙上有一些虽模糊但毫无疑问有色情意味的线条，外框是一个巨大的心形，是水泥还没干的时候刻的。那里的一切散发着尿味、腐烂味、人和动物的粪便味，仿佛整个地面都覆盖着一层又薄又硬的脏东西。

我决定躲在浴室里一直等到九点，然后去找巴列霍。

当我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外面已经没什么人了。探视者们也已经走光，白色的通道接连不断，就像一本用外国文字写的书，一页接着一页，几乎没有被遥远而平静的说话声、运送药品或收订病号晚餐的小轮车的叮当声、储水箱中水的咕噜声和来自锅炉的轻微噼啪声搅乱。

只有两次我碰到了人：第一次碰到的是一位女护士，她对我点头致意，误认为或相信我是医生；第二次碰见的是一位老人，他拖着双脚从旁边的通道向宽阔的通道走，一眼也没有看我。

我下楼梯，上楼梯；我记得从一个窗口观望街道对面的一幢三层的房子，如同观望一个虚幻的星球一样着迷；我避免走进我认为人多的楼道，而如果走了进去，我就加快脚步，所花的时间仅够我重新辨别方向，然后继续向前；我推开一扇扇门，看见一个亮着床头小灯睡觉的胖男人的憔悴的面孔；一位面带幸福表情的老妇人陷在枕头里的脑袋，旁边的扶手椅上，一个年轻一些的男人在睡觉，也许是她的儿子或情人；我还看见一个小女孩的圆圆的面孔，她也看了看我，不害怕也不惊奇。

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走廊也越来越长。我觉得身上越来越冷，我的脚步声好像顺着所有的房间回荡，我知道我再也找不到巴列霍的房间了。

就在这时，当我试图找到这片寻找无果的区域的出口时，我看见了在走廊尽头的那个东西，仿佛它一直在那里等着我。那几乎是一个模糊的轮廓，一个没有手臂的人体，一个突然从童年时代发射过来的噩梦。比起让人害怕，它更让人同情，但是它的存在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拥抱它吧，我想，但是我没有花费更多的时间思考。我双手颤抖。我觉得那个轮廓也在颤抖。我转身，撒腿就跑。

迷宫，对迷宫的喜爱，支配着我：出现的每一条通道，每一座楼梯和电梯，都是一个诱惑，我发着烧盲目地在走廊的灯光下向前走着。我发现我大汗淋漓，我靠在了一扇门上，门开了。

房间里有两张床，都是空的。我走进房间关上门，让我的眼睛慢慢习惯昏暗。门外，走廊恢复了它那种如雪景般晶莹的宁静。我躺在一张床上。一棵树的枝叶从窗口探进来，仿佛日本版画的线条。我想起了雷诺夫人，想起了如丝线般简单的生活，想起了想要见到她的迫切感。天很冷，我想，在某个地方肯定有某种取暖设备。我走到窗前，看见窗底下有三个人待在一块会被用作内部小广场的四方形水泥地中央。一盏街灯把他们的影子一直投到几座灰色的连拱廊那边。

他们是两男一女；他们在交谈；女人不时用她的鞋后跟磕地面，她穿着一身两件套的黑衣服，用同一条手臂夹着一件灰色的长外套和一个手提包。其中一个男人穿着医生的白大褂，另一个又矮又胖的男人戴着一顶帽子，帽子一直罩到耳朵上。戴帽子的男人看上去在既怀疑又不耐烦地听另外两个人的交谈，同时又小心地瞟着自己的影子，他的影子一直延伸到连拱廊下。

我不能确定是什么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但是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寻找过取暖设备后（我事先就知道根本就不会找到，即使有，出于小心和谨慎，也不会打开取暖），我一个箭步跳到窗前，仿佛我呼吸困难似的，把鼻子和嘴紧紧地贴在了玻璃上，直到把玻璃弄脏。

我过来得很及时，看见那个矮胖子穿过那个小广场，消失在一条露天走廊里，我隐约看到走廊里有许多黑色陶瓮。女人和另一个男人以等待的姿态留在那里。男人低着头，仿佛在检查他同伴裙子的下摆，女人则放任目光懒散地游荡在她右边那些全都昏暗的窗户间。在某个时刻，男人掏出了香烟，请她吸。她摇了摇头，勉强算作一句“谢谢”。她把视线转向左边，疑惑地看着，现在好像在计算那一面墙上的窗户的数量，她如果仔细看，可以发现我的身影，并为我在那里观察他们感到害怕，我也感到害怕。突然，那个离开的男人又出现了，其余两人又转向他那边，看着他走近。

我能够分辨出，他很像勒米埃（和那个女人在一起的男人很像勒雅尔，不过，当然，女人不是巴列霍夫人）。他匆匆摇晃走着，像受惊的鸭子一样，穿过石铺地面。他直接从连拱廊下走出来，好像急于和另外两个人会合。女人轻柔而缓慢地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胖子（不是勒米埃）没有看她，只是做了一个我不懂的动作。医生把女人的那只手握在他的双手里，胖子摘下帽子，希望另外两人不要再相互安慰，然后又做了一次那个动作。是一个简单的不，向右、向左、向右，水平地摇了摇头……胖男人的下巴如钟舌般敲打着自己的锁骨，身体内部的一处痉挛为这一动作增添了大量刺痛感，仿佛在摇头之后他便不再自由。女人缩回被医生握着的手，放到她的眼睛上，接着，那只手像一只蜘蛛似的从眼睛自动滑到面颊上，手指掩住了嘴。胖子耸了耸肩。医生以一种假装乐观的方式，突然用力点了点头，伸手挽住了女人的腰。女人顺从地让他带着，向连拱廊相反的方向走去，直到恰好从我的观察点下面经过（医生头顶光秃，没有一根头发，她的头发好像很柔滑，波浪形下垂着，反射着路灯的黄光）。胖子又在小广场中间待了一会儿，他下巴贴在胸口，双手插在衣兜里，然后跟着医生和女人走去。

我没有等待很久便知道，那里上演的一切都还没有结束。对面，在连拱廊遮蔽的一条阴影里，我看到一支烟的火光，隐约望见一个人坐在顺墙根放着的木板凳上吸烟。我相信他肯定一直待在那里，我还相信他们肯定知道或感觉到他在附近，至少胖子一定知道他，一定看到了他，很可能是他这个喜欢拍马屁和胆小懦弱的人为他点上的烟，他的身体挡住了火柴的火星，我没能看到。

我试着对自己说，我在窥探不仅跟我无关、而且也没有利害关系的事情，我这是骗自己；后来，那支烟在夜晚的空中划了一条抛物线，吸烟的人现了身，他把双手插在衣兜里，以没有睡意的夜游者无忧无虑的样子向明亮的地方走去。

我没有太费力便明白，他已经看到了我。当他好像要走另外那几个人走的路时，他停下来，抬头径直看向我的窗口。我想，他肯定知道我在看他，肯定察觉到了我的惊异表情，还有我惶惑和痛苦的样子。不管怎样，他那种状态只能表示稍微带一点兴趣的无动于衷。我仿佛在看一个疯子，我想（阻止我进医院的那个女护士的形象和我自己裹着一件紧身衣的形象像两条独木舟一样掠过我的脑海）。突然，我看到我的双手想推开窗子，但是徒劳。在最初的惊奇过后（因为推开窗子并不是我的意图），我接受了这个想法，我的手指继续沿着窗框试探。没有用，窗户没有插销，不是推拉的，也不是直接开的。那个人仍然站在小广场中间，望着我。我用指关节敲了敲玻璃。他要是听见了，不会不做表明听见的表示。我寻找开关，在一股不理智的冲动驱使下，我希望把房间照亮，让人看到我，毫无疑问地证明我存在，我在现场，一个卑微的、但是守时的观察者。电灯没有亮，我走进的是唯一一间、里面的东西全被毁坏的房间。当我几乎呻吟着回到窗前时，那个人还站在那里，望着窗口，仿佛我始终没有离开窗子，仿佛房间、墙壁、阿拉戈医院和我的身体，都是透明的，对他那种窥探黑暗的天空和星斗的眼睛来说，都是无用的障碍物。

我们又彼此关注了对方片刻。然后，他以没有回响的脚步缓慢地继续向前走去，直到从我视线中消失。这时我才感觉到自己极度疲劳。我向上看了看：一种固定在铁质框架上的玻璃屋顶，将那个小广场与外部的夜晚隔开。没有一丝犹豫，仿佛陌生人的什么东西传染给了我，我一下子倒在其中的一张床上，酣畅地睡着了。过了半夜十二点我才醒来，我走了出去，没去担心被人看见，没有人拦我，也没有人对我说什么。

在后来的几天里，我的生活似乎回到了正轨。纯粹而简单的绝望与情绪低落期交替出现（也许这源自宗教，因为我认为它不可避免，我任何时候也没有想过自杀，而是接受了痛苦并忍受它），为重新恢复清醒的日子奠定了基调，除了平静，没有别的。

当然，我没有忘记巴列霍，但是同时我也知道我被排除在他的故事、他的现实之外，他的现实中没有我的存在。连接我们两个世界的桥梁，雷诺夫人，已经消失，任何接近她的可能性也随之消失。

这样，从4月11日星期一开始，我的活动具体表现为，阅读施沃布[19]总是能够抚慰人心的《假想人生》和《孩子们的圣战》，勒纳尔[20]和阿兰-傅尼耶[21]的某些篇章（这些篇章让我怀念我从没有生活过的原野），在城市里漫游，两次去好朋友家拜访，具体意图是向他们讲述我新近的冒险，但两次都没有讲成，因为我不知道从哪里讲起，也不觉得我认为的故事结尾真实可信。同样，我还两次给雷诺夫人打电话，都没有打成。一天下午，大概是14日星期四的下午，与其说由于固执，不如说由于忧郁，我在阿拉戈医院对面我曾几次去过的那家酒吧逗留了几个小时，漫不经心地望着大窗户，看着雷诺夫人会不会出现。

我预感的不幸得到证实，这一想法早已在我脑中出现，它让我以一种或许是不可挽回的方式意识到自己的孤独，这一切都发生在4月20日我在里沃利街偶然遇到雷诺夫人的时候。一个英俊的高个男人打着伞陪伴着她。雷诺夫人介绍说，他是她的未婚夫让·布洛克曼先生。

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没带雨伞，雨把我淋湿了，我想走，我只对她讲了我先前跟女护士发生的冲突。听我讲述时，她的面孔闪耀着光彩。我想，她非常漂亮，我却十分不幸。她告诉我，17日星期天她和布洛克曼先生从里尔市回来，布洛克曼曾经遭遇了一起意外，她为此赶去了里尔市，后来发现并不严重（布洛克曼微微一笑，充满爱意地看了看她），回来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是看望巴列霍夫人。巴列霍夫人对她说，我没有赴约。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在她和布洛克曼讨论完并断言我所遭遇的一切都令人吃惊后，我说。

后来，布洛克曼提醒她时间，雷诺夫人迅速微微一笑，说他们要迟到了。

“当然。”我以多余的客套低声说。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意识到了我的感觉。布洛克曼把手伸给我说，他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见到我，还说玛塞勒对他谈到我时大加赞扬。雷诺夫人突然说：

“不过你可能还不知道。”

我低下头。我感到头晕，我希望知道太多事情，关于老雷诺夫人，关于她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想知道那些在巴黎的夜晚滑行的影子，想知道未来。

雷诺夫人的脸上闪着光，她觉得下雨很舒服。布洛克曼在她身边很幸福，一直盯着她看。雷诺夫人这时问我，是否听说了巴列霍已经死了，而且已经下葬了，她参加了安葬仪式，心情很悲伤，有人发表了讲话。

“不，”我说，“我什么也不知道。”

“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布洛克曼肯定地说，他也去了墓地，“阿拉贡[22]发表了讲话。”

“阿拉贡？”我低声说。

“是的，”雷诺夫人说，“巴列霍先生是诗人。”

“我没有印象，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你什么也没有对我讲过。”

“确实。”雷诺夫人肯定道。“他是一位诗人，虽说他名气不大，而且非常贫穷。”她补充道。

“现在，他该有名了。”布洛克曼先生面带明白人的笑容说，一面看了看手表。

声音的尾声：大象之路

保罗·里韦特

（1858年生于阿维尼翁，1940年卒于巴黎）

“在开门之前我已知道我将怎样找到老人，在哪个角落里，他将试图对我掩饰什么样的面孔。我坐在他对面，不用任何开场白我就把事情告诉了他。当然，他假装什么也不懂，试图不去在意它，最后他嘟哝着站起身，五官松弛得仿佛不能再在他的骨骼上垂挂更多时间。一张被犹豫不决摧毁的面孔。也许是由于害怕和谨慎。我对他说，没有关系，不管你是否听懂了我的话，是否会给我实际的帮助，这都没有关系。于是他表露出了平静下来的神态。有一会儿我想：自私而胆怯的老人。后来我觉得我独自一人，被黑暗的巨浪遮没了，我感谢他的出现，感谢他那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陪伴。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在德国人占领巴黎的那天死了。当尸首的臭味顺着楼梯飘下来，街坊们忍受不了的时候，他才被发现。”

穆罕默德·萨格雷里

（1910年生于马拉喀什[23]，1945年卒于巴黎）

“他的面孔不动声色地出现在百叶帘后面，那副样子可以称为凝视虚空。”

1938—1939年间，在克里希门附近的弓箭手夜总会当门卫，在后来的岁月里，他的人生在从事多种多样的、报酬微薄的职业中度过，他从业的态度勤勤恳恳，但保持一定的距离，仿佛他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似的。

“现在我们看见他睡在一张行军床上，左手垂在床外，面孔埋在毯子下，双腿像女人生孩子那样分开。在一把折叠得很好的椅子上，挂着他的新衣服。房间的窗户敞开着，阳光从窗口涌进来。”

阿方斯·勒迪克

（1918年生于巴黎，1940年卒于巴黎）

夏尔·勒迪克

（1918年生于巴黎，1980年卒于温哥华）

“勒迪克兄弟，两条十分危险的小蝰蛇，如果你不小心，它们会跳到你身上，把你咬死。”

鱼缸里的灾难模型制作者有其不一样的命运。阿方斯在光天化日下的大街上在太阳穴上开了一枪自杀身亡，那是在德国陆军将领古德里安和克莱斯特装甲师冲破防线后不久。事实上，在电话战争[24]进行期间，即1939年10月至1940年4月之间，阿方斯就曾几十次扬言说要自杀。那时他为什么没自杀？可能因为情势还没有危急到让他下定决心射出一粒子弹。他的孪生兄弟本想说服他，但是实际上他知道，无论说什么，阿方斯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1947年，夏尔·勒迪克得以乘船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像在巴黎一样，他的鱼缸完全未受关注。从那时起，他的生活就是一场漫长和缓慢的迁徙，就是前往北方，有吸引力的、寒冷的、平静的北方，尽管中间会有一些间隔，对他来说，有时间隔持续了太长时间。他的最后岁月在温哥华度过，以经营家具和古书为生。

儒勒·索特罗

（1895年生于里昂，1960年卒于蒙彼利埃）

摘自他女儿洛拉的记事本：“爸爸和蔼可亲，但也很聪明，或看上去如此，你可以问他你想问他的任何事情，他随时愿意听你讲话，此外，他知道的是你的两倍或三倍，我不是指百科知识，他不是达朗贝尔[25]，不是，实际上他读的东西很少，体育杂志之类，但是相反，他能够猜出你的爱好，你的忧虑，比如当我和我的姐妹们还是青年学生的时候，我们经常谈论加缪，爸爸总是用极恰当的意见，或评论性的讲解，或阅读书目的建议，高兴地参加交谈。后来，几年后，我才知道，他从来没有读过加缪的哪怕一本书，实际上爸爸是爱开玩笑的人……”

让·布洛克曼

（1908年生于科尔马，1940年卒于阿拉斯）

1939年，让·布洛克曼不情愿地被动员入伍。1940年4月，在他的连队里，大家只谈论逃跑的最好方式。但是谁也没有逃走，几乎都顺从了。布洛克曼的情况并非如此，他在阿拉斯周围四处游荡，毫无结果地寻求逃往巴黎的门路。遇到敌人时，他总以他自己都想不到会拥有的顽强精神和一定的热情进行战斗。他知道自己勇敢，但是尤其知道自己幸运：他没有负过一次伤。所有的军官和下级军官战死或失踪后，他的同班战士默默地接受他为班长。布洛克曼想起了少年时代读过的故事，决定白天睡觉，夜间行军。动身后的第一个夜晚，他们遇到十二个加尔默罗教派的赤脚教徒在黑暗中流浪。第二个夜晚，他们遇到一个阿拉斯商会代表团。第三个夜晚，他们遇到一支英国巡逻队（实际上是三个疲惫不堪的人），他们打着手势讨论向北走还是向西走后，一面互相送上最诚挚的祝愿，一面友好地分手。第二天，在一个战壕里睡觉的时候，布洛克曼和他的战友们遭到一支德国巡逻队的机枪扫射。

玛塞勒·雷诺

（1915年生于沙托鲁[26]，1985年卒于巴黎）

雷诺夫人以惊人的坚强经受了战争和布洛克曼的死亡。1944年，她找到了在迪普莱与兄弟女装公司当秘书的工作，并在那里认识了她的第二任丈夫，公司的裁缝之一，1947年和他结婚，没有子女。不管如何，她的生活既紧张又幸福。1955年，她第二次成为孀妇。此后她再没有结婚，尽管她确实有过临时的情夫。直到退休，她都在迪普莱与兄弟公司工作，她在那里取得了成功，赢得了朋友。有时她回忆她的青春时代，禁不住落泪。那是面对一系列不可理解的画面而感到困惑的老妇人的眼泪：第一位丈夫的面孔，落雨，太阳，拉丁区的咖啡馆，皮埃尔·佩恩，一位她从没有读过其一行诗的诗人，过去的女性朋友们的柔情，任意故事里的小湖，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越来越小的小湖，越来越干涸的小湖，越来越不重要的小湖，小湖越来越少，荒漠却越来越多。她在翻阅一本旅游书的时候，心脏病发作死去。三个小时后，她的葡萄牙女佣发现了她。

莫里斯·费瓦尔

又名阿洛伊修斯·普勒默尔-博杜

（1895年生于亚眠[27]，1964卒于塔拉戈纳[28]）

“一位法国绅士，我的女友们崇拜他，他举止优雅，有那种口音，那种甚至令人难以忍受的发音方式，这是他最大的魅力，尽管事实是，他在我们国家已生活了很久，似乎就是为了继续那么糟糕地讲话，我不清楚，也许有一点点夸张。不，他一直没有结婚，也许在法国结过婚，但是我不相信。他属于道地的单身汉类型的人。据说，他首次来到加泰罗尼亚是跟着国民军一起的，我能说什么？我不知道。后来，他走了，几年后又回到我们这个城市。最初，几乎没有人认识他；但是他是加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运动中那些大人物的朋友，或者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终于赢得那些体面人物的拥护。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总是跟他保持距离。一个喜欢保持自己神秘一面的人，你明白吗？据说，他不能回他的国家，死刑或监禁在等着他。他干了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惩罚？有人肯定地说，他曾和德国人合作，也有人说，他杀死了一个或多个孩子，是可怕的事情，你知道，人们爱说长道短，舌头坏得能滴出毒液。但是，随着时光的推移，人们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一位和蔼的先生。他靠什么生活？教法语课，很奇怪，是吗？我是想说，他很容易便能够经营一种适合他做的生意，比一家寒酸的语言学校收益更高的生意。他来的时候，我向你保证，他不缺钱，也不缺关系。总之，也许他没想在这儿待太多的时间，天晓得。”

纪尧姆·特泽夫

（1897年生于巴黎，1925年卒于巴黎）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第一个看到他，但是我确实能够肯定，是我第一个报告警方的。还不到早晨六点，天还很暗，只有路灯把桥照亮，而且光线微弱；不管怎样，我已经习惯，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从桥上过，对我来说无所谓。我不相信鬼怪存在。那天早晨，天气很冷。的确，比平时稍冷一点，可以认为那是一个极坏的黎明。直截了当地说吧：我在桥上走了一半多路程的时候，发现了某种奇怪的东西。哎，任何人都可能看到，所以我才对你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第一个。总之，在那个时间，人们都不是很清醒，是不是？对了，那是一根系在栏杆上的绳子，所以，我唯一能做的，是探身去看，发现在下面两米的地方悬挂着一个人的身体。我画了两次十字，虽然我不信教。那是一个又高又瘦的青年，一头蓬乱的长发。我立刻明白，他已经死了。他一点不动。不错，从桥下吹过的微风吹得尸首微微晃动，不过，仅此而已。”

皮埃尔·佩恩

（1894年生于巴黎，1949年卒于巴黎）

“他靠在老伙计之家夜总会看手相和用塔罗牌占卜为生。我在那里认识了他，并从他那里学会了有关这一职业的部分技能，另一部分技能是我和佩恩先生一起从非凡的魔术师、黑夜先生朱韦库[29]那里学来的，此人也叫丹尼尔·拉比诺维茨，他是全欧洲手法最敏捷的人，是这一行业的骄傲。用塔罗牌算命，手相术，神秘哲学，金字塔之谜，中国的占星术，红魔法和黑魔法，心灵感应，灵魂转世，玫瑰十字会，数字命理，纯水晶金字塔，护身符，伏都教，生命之树，我们什么都接触，卖什么我们都有顾客。尽管那是见鬼的年代，道地的见鬼的年代，对娱乐事业来说是极坏的年代。佩恩先生怎样开始在那里工作的？我想，应该是在他的残疾人年金被取消，占领开始后不久。可以说，他在1940年9月、10月或11月出现在老伙计之家时，面色让人感到难过，好像一个月或差不多一个月没有吃一口面包似的，您会觉得跟他相比甘地根本不值一提。那时我十五岁，是那家夜总会里负责传信的孩子，一个没有人爱、没有未来的穷孤儿。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三个人：朱韦库（他和利塔·赫勒一起是表演明星）、佩恩先生和我，一下子就成了朋友。啊，利塔·赫勒！我少年时代看到的最美的双腿，但是，尤其要说是她是一位快乐的小姑娘，那是一种内在的、真正的快乐，她用心灵笑，使其他人感到幸福。如今，她一定当了老奶奶，早就退休了。我确信，她的孙子们一定很喜欢她。是的，有一段时间，利塔是朱韦库的情人，但是她从来不知道我们的事情。我想，朱不愿意她冒险，或者不相信她，或者谁知道呢。朱韦库，佩恩先生和我，组成了一帮，没有别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帮助的小团体。差不多就像我在老伙计之家做的一样，东跑西颠，为人传信。朱韦库接收信件和包裹，别问我他是如何做到的，然后我们三个把信分了，按照城区、时间、类别和委托送的东西的大小去送。正如您所见，勉强可以说，生活是愉快的。直到1943年末朱被捕的时候。不是因为他在抵抗运动中做的工作，这事人们从来就不知道，而是因为某个蠢猪对敌人告密说，他中国人的身份后面隐藏着犹太人丹尼尔·拉比诺维茨。他招人忌恨，命运不济。1945年3月，三十四岁的时候，朱在德国的一座集中营里死去。他的某些节目永远留在了夜游人、喜欢狂欢作乐的人和演出的人记忆中，譬如五十只鸽子消失，又重新出现一百只鸽子，那多出的五十只鸽子随机分布于四张桌子上；或者十五岁的青年变成一位天使，随后飞行并消失。总而言之，我和佩恩先生就是这样成了孤单的人，不知干什么，在反法西斯斗争的动荡不安的世界上不知道怎么做。最初，我们期待着抵抗运动和我们联系，但是毫无结果，一切徒劳，对抵抗运动或交给朱韦库信件的那些人来说，我们都不存在了。除了依靠我们那些纯粹劳动性的活计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佩恩先生给人看手相，那都是沾满血的手，刽子手的手，不幸的妓女、寄生虫、黑市场上的生意人的手，而我，继续当传信人。生活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只能相依为命。战争结束后，我们开始在巴拿马夜总会工作，老伙计之家已经关门，它的主人被作为通敌分子关押。我和佩恩先生将朱韦库的一些老节目搬上舞台。后来，我们去了游乐场，以及博纳尼兄弟马戏团。那是在1947年。不管怎样，佩恩先生都不能保持过分忙碌的生活节奏。他试图要回他的残疾人年金，但是那些年混乱不安，政府什么事也不办理。这样，我们便继续在巴黎外国人的娱乐场和马戏团里工作。直到有一天他的肺脏受不了，累死了。他死在我的怀里，在多雷夫人夜总会的老板办公室里。

[1]此处译文引用自《爱伦·坡集》，曹明伦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中译注，下同

[2]指《圣西尼》。

[3]阿尔比，法国城市。

[4]意思是说时间还早。

[5]费利西安·罗普斯（Félicien Rops，1833—1898），比利时雕刻家和画家。

[6]原文为anamnesis。

[7]指薄荷酒的绿色和咖啡馆的绿色一致。

[8]由德国教士施莱尔（J.M.Schleyer）于1879年发明的语言，是世界语的先驱，它是以大幅修正过的英语和罗曼语系语言的词根为基础，再加以复杂的语法而形成的。

[9]弗朗茨·梅斯梅尔（Franz Mesmer，1734—1815），奥地利精神医师。他提出了“人体磁场学说”，并将催眠暗示作为其“磁疗”方法的核心手段。

[10]伊波利特·巴拉迪克（Hippolyte Baraduc，1850—1909），法国超出科学可知范围现象的研究者，代表作为《生命的力量》。

[11]暗指之前拿黑尔的名字开玩笑的事。

[12]梅斯梅尔用来催眠治病的一种铜针，长6厘米。

[13]梅斯梅尔1766年写的论文，他认为星球和人都有磁场，磁场可以用于治疗。

[14]贝尔索（Bersot，1816—1880），法国伦理学家。

[15]实施招魂术使用的桌子。

[16]如下文所写，以宰杀母鸡等小动物取乐。

[17]何塞·玛丽亚·德·埃雷迪亚（José-Maria de Heredia，1842—1905），出生于古巴的法国高蹈派诗人。

[18]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法国哲学家。

[19]马塞尔·施沃布（Marcel Schwob，1867—1905），法国小说家、散文家。

[20]儒勒·勒纳尔（Jules Renard，1864—1910），法国作家。

[21]阿兰-傅尼耶（Alain-Fournier，1886—1914），法国小说家。

[22]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法国诗人。

[23]马拉喀什（Marrakech），摩洛哥城市。

[24]指的是“二战”的一个阶段，在德国和英法之间发生。双方各守防线，按兵不动，只有小规模冲突。英文名是The Phoney War，作者在将其翻译成西班牙语时犯了一个错误，将phoney（假的）误译成telefónica（电话的），因此原本的“假战争”便成了“电话战争”。

[25]让·勒朗·达朗贝尔（Jean-Baptiste le Rond d'Alembert，1717—1783），法国数学家、哲学家、百科全书编纂者。

[26]沙托鲁，法国城市。

[27]亚眠，法国城市。

[28]塔拉戈纳，西班牙城市。

[29]音译，可能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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