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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伟大的贸易：贸易如何塑造世界

作者:[美]威廉·伯恩斯坦

译者:郝楠

ISBN:9787521714647

推荐序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写在《三国演义》开篇，多少反映了中国文化中某种循环主义的世界观，而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则奠定了西方文化中进步主义世界观的根基。时间当然不可能倒退，而历史与现实的映照又不禁让人感叹有那么多的似曾相识。

2020年注定将成为人类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蔓延就像按下了一个暂停键，以自然界的力量使本已风雨飘摇的全球化戛然而止。

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博弈由来已久，虽然远远晚于贸易本身。贸易或者交易是人的天性和本能，不同的个人、家庭、社区、地区、国家乃至大洲之间的商品交换，源自他们之间不同的地理、气候、禀赋所决定的产出差异，也源自每个人的需求和消费的多样性。但随着技术进步和工业化的发展，贸易的根源更多来自技术和禀赋所导致的成本差距，贸易不再是有和无的交易，而是好和坏、多和少、昂贵和廉价之间的竞争，对贸易出于人性的共识就开始崩塌了。尽管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试图通过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的精妙模型来说服大家，但我们必须承认，在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历史中，自由贸易的共识只是短暂或局部的。但同样，正是由于快速的技术进步，特别是交通和通信成本的大幅降低，贸易保护政策又从来没有真正抑制交易成本快速下降刺激的国际贸易增长。真正具有破坏性的是非理性的大众情绪诱发的政治乃至军事冲突，而贸易或贸易政策在其中并非决定性的因素，但也往往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二战”之后美国领导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成功构建了一个更大范围和更持久的共识，即贸易促进团结与和平。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主持的8轮谈判将工业品关税降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水平，GATT庇佑下的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也在冷战中完胜计划经济体系。

但是历史并没有就此终结，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拔河换成另一个面貌再次出现。随着战后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往决定贸易模式的要素禀赋和技术差距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因为资本和技术可以更加自由地跨越国界，从而改变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这使得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中稀缺和充裕要素的划分不再那么清晰。一种要素在国际贸易中是否占据优势不再取决于其充裕度，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其可流动性（包括其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可流动性），在这一点上，资本以及往往附着其上的技术毫无疑问要比土地和劳动力占据绝对的优势。结果是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发达国家内部往往形成资本和劳动者的对立，而在国际上则形成了资本家的跨国联盟和劳动者的国际对立。

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回望贸易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与当前的喧嚣何其相似的场景。威廉·伯恩斯坦的新书《伟大的贸易：贸易如何塑造世界》正是为我们描绘了许多无比丰富和鲜活的此类场景。不同于严谨系统但略为枯燥的贸易史教科书或经济学著作，这本书以西方作者所擅长的讲故事的方式，回顾了人类开展贸易的各个阶段，充满生动的细节，以一个个事例来反复证明贸易对于增进人类福祉的巨大裨益。但是，即使作者以“伟大”来赞美贸易，他也毫不讳言：“尽管自由贸易总体上有利于人类，但它也造成了一些失败者的出现，而我们不能指望失败者们只是坐以待毙。”人类文明的发展需要竞争中强者的胜出，但人类文明的进步不能漠视弱者。然而，历史也已经证明，在边境竖起高墙、隔绝国家之间的交流绝非明智之举，这不仅不利于改善弱者的境地，更会激起非理性的情绪，诱发更具破坏性的冲突。智慧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也来自对历史的慎终追远。相信读者能够通过阅读这本书，体会到贸易的伟大，体会到贸易之于和平的可贵贡献。

屠新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导，中国WTO研究院院长

引言

9月的一天，清晨，在我下榻的柏林市中心的一家酒店的大堂，我用蹩脚的德语和前台工作人员打了个招呼，顺手从前台的果盘里捡了一个苹果丢进了背包。几个小时后，当饿意袭来时，我决定在附近的蒂尔花园吃掉包里的那个苹果。这座市内公园鸟语花香，令人陶醉，差点儿让我忽视了我的午餐——那个苹果上的标签：产自新西兰。

中国台湾的电视机、墨西哥的莴苣、中国大陆的衬衫以及印度的工具等等如今已遍布全球，大家已然习以为常，以至于忘记了这样的全球商贸奇迹其实是非常晚近才发生的事。此刻，当我在世界的另一边吃这颗苹果时，它的欧洲“表兄弟”们正在被摘下，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象征这史诗般的全球贸易时代呢？

回顾千年以前，只有利润回报率最高的商品，如丝绸、金银、香料、珠宝、瓷器与药品，才会横跨大洲。毕竟，在当时，一件商品仅仅因为来自异域便足以沾染神秘、浪漫与尊贵的气息，正如在公元3世纪的罗马，最受追捧的进口商品是来自遥远的中国的丝绸。伟大的罗马皇帝们大多因征战、城市建设、工程或法制成就而闻名后世。然而，公元218—222年在位的埃拉伽巴路斯皇帝留在人们心底的记忆却是行为残暴、迷恋娈童、追求奢华的丝绸。在位期间，从无伤大雅的恶作剧到肆意妄为地虐杀孩童，他无所顾忌地做出一系列不可原谅的行为，使古代地中海世界的首都罗马见多识广的人民都感到震惊。格外吸引罗马人注意力，甚至让他们妒火中烧的则是埃拉伽巴路斯拥有的数不胜数的锦衣华服，以及他那哗众取宠的夸耀方式：他剃光了身上的所有毛发，甚至还在脸上涂脂抹粉。尽管在当时，他最喜欢的布料——丝绸，也就是所谓的赛里古姆——偶尔会混入亚麻，但埃拉伽巴路斯大概可以算得上西方世界第一位穿过完全由丝绸制成的衣服的君王了。

从丝绸的东亚产地到其出口的最终目的地罗马，只有统治阶层才能穿得起这小小的无脊椎动物——蚕的分泌物。习惯了廉价、平滑与舒适的人造布料的本书的现代读者大概知道三种古代制作衣物的主要材料：廉价但穿起来又热又重的兽皮、穿起来有瘙痒感的毛料、有褶皱的白色亚麻。（虽然印度与埃及出产棉，但工艺复杂，因此可能更贵，甚至比丝绸还贵。）面对如此有限的着装选择，任何人一旦体验过丝绸在皮肤上的那种轻柔触感，便再也难以抗拒其诱惑。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最早的那批丝绸商人，在他们经过的每一个港口与贸易站，从背囊中扯出一小块儿丝绸，狡黠地对一户人家的女主人说：“夫人，您必须亲自感受一下这美妙的丝绸，才能相信它的存在！”

活跃于公元110年的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曾讥讽道，那些黜俭崇奢的妇女“嫌弃最为轻薄的长衫穿起来仍旧燥热难当，却甘愿忍受华美的丝绸摩擦她们吹弹可破的玉肌”。据说，就连众神也难以抵挡丝绸的诱惑：伊西斯女神曾以不断变色的丝绸裹体，“时而金黄，时而玫红，时而火红，时而黑暗朦胧”。

尽管罗马人知道中国丝绸，但他们对中国一无所知。他们一度以为丝是直接长在桑树上的，而不知桑叶其实只是蚕的栖息之所与食物。

来自中国的货物到底是如何一路抵达罗马的呢？事实是，两地之间的货物转运十分缓慢且充满凶险，这也使得往来两地的商人成为当时最为艰苦的职业。中国的商人在中国南部的港口将丝绸装载上船，一路沿海岸行驶到中南半岛，穿过马来半岛与孟加拉湾，抵达斯里兰卡的港口。在斯里兰卡，他们将丝绸卖给印度商人。印度商人接手后，将丝绸转运到印度次大陆西南海岸的泰米尔人的港口，如穆吉里斯、尼塞达与科马拉。在这些地方，大量希腊与阿拉伯的中间商收购到丝绸后，将其送抵迪奥斯科蒂亚岛（如今的索科特拉岛）。这座岛聚集了阿拉伯、希腊、印度、波斯与埃及的商人，人声鼎沸，熙熙攘攘。从迪奥斯科蒂亚岛出发，丝绸搭乘希腊商船经由曼德（在阿拉伯语中是悲伤之门的意思）海峡进入红海，抵达这片海域的主要港口——埃及的贝雷尼塞。然后，丝绸将在驼背上穿过沙漠到达尼罗河，并一路顺流而下抵达亚历山大港，再由希腊和意大利的罗马船只穿过地中海，抵达终点罗马的大港口普托利（今天的意大利波佐利）与奥斯提亚。通常情况下，中国商人甚少涉险西行到斯里兰卡和印度以北的红海入海口以及意大利以南的亚历山大港。希腊商人因而得以在印度到意大利之间的广阔范围内，从丝绸转运中谋取巨额利润。（见图1）

在漫长而艰险的转运过程中，丝绸的每一次转手都使价格剧增。丝绸在中国本身已经价格不菲，抵达罗马后，价格更是跃升百倍以上，与等重的黄金等值，昂贵到几盎司重便可耗尽一个普通人一年的收入。

只有像埃拉伽巴路斯皇帝这样的巨富阶层才穿得起一整件丝绸制成的托加长袍。

图1 古代丝绸之路

另一条抵达罗马的路径便是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最早由中国汉朝的使臣在公元2世纪开辟，通过陆路蜿蜒曲折地穿过中亚地区。这一路径相较之下更为复杂，其具体路线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迁。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开伯尔山口以南到西伯利亚的南部边界的广大区域都曾留下丝绸之路的遗迹。正如海上的运输贸易路线由希腊、埃及与印度商人控制一样，陆上丝绸之路沿线那些盛极一时的伟大城市，如撒马尔罕（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伊斯法罕（在今伊朗境内）、赫拉特（在今阿富汗境内），则由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与叙利亚的中间商垄断。如此看来，谁又能指责罗马人当年认为丝绸其实产自两个国家——一个是沿陆路向北可到达的赛里斯（Seres），另一个是沿海路向南可到达的秦尼国——这个错误呢？

海上运输相较于陆路运输，成本较低，更为安全也更为快捷。在古代，海路运输还有一个额外的优点，那就是可以绕过一些形势不稳定的地区。丝绸最初是由陆路运抵欧洲的，但罗马帝国早期治下的稳定局面使得印度洋成为更理想的东西方商贸通道，丝绸贸易也被纳入其中。尽管罗马帝国与东方的贸易在公元2世纪逐渐减少，但海上通道一直保持通畅，直到伊斯兰势力在公元7世纪阻断了它。

海上季风随季节变换风向，成为推动丝绸贸易的动力。受季风风速的制约，丝绸从出发（出发地为中国南方）到抵达奥斯提亚或普托利需要18个月。在这漫长的旅程中，致命的危险潜伏在沿途的各个节点，尤其是阿拉伯海与孟加拉湾之间的海域。生命的丧失、船只与货物的损失是如此司空见惯，以至当悲剧真正发生时，记录通常也非常简单：“所有人都失去了生命。”

再看如今的全球贸易，一件普通商品在远途运输后，价格也只不过略有上涨。货物，甚至是大宗物资的洲际高效运输，如今看来似乎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一点本身便值得惊叹。

机组成员在温度可控的机舱内操控飞机。我们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被这些飞机以接近音速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转运，并在旅程的终点与我们一起由出租车送往四星级酒店。即便是那些照看大宗货物的船员，现如今也能在装有视频放映设备和储藏了成堆食品的船上过上相当安全舒适的生活。而这对于古代水手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如今的飞机机组成员与船员都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几乎不会有人再把他们当成古代意义上的商人。在商业繁荣的今天，我们也不会将商人与跨国公司的买家和卖家们联系起来。

可仅仅在不久之前，商人还是一个常见的职业。他们买卖少量货物，沿途兜售。在船上，他们往往就睡在自己的货物上。尽管大部分商人没有留下任何可考的文字，但在开罗近郊一处古代犹太教的主要教堂的储藏室，我们偶然发现了一部中世纪文献集——基尼扎（Geniza）文献，从中可以获得古代远途商贸情况的一些信息。因为犹太教法典规定任何包含上帝名字的文件都不得被损毁，这一规定几乎涵盖了中世纪绝大部分的文书材料，大量的历史记录因而得以保存，其中也包括了家庭成员之间、商业伙伴之间的日常通信。10—12世纪，在法蒂玛王朝的统治下，开罗商贸繁荣，社会氛围兼容并包，城内的犹太家族很快兴旺发达，加之当地气候干燥，文件（多数文件由希伯来语字母转写的阿拉伯语写成）得以保存至今。保存下来的信件为我们勾勒出了从直布罗陀到亚历山大，再到印度的一片广阔的商贸网络。借助这些珍贵的信件，我们得以了解当年那些商人舟车劳顿、危机四伏、前途灰暗但又百折不挠的贸易世界。

商人们往往在正式出发之前就得开始辛苦地准备了。他们从不会冒险启程，事先都会准备好带给目的地商业伙伴的介绍信，以及递交给沿途官方机构的安全通行证。否则，他们很可能会遭遇抢劫、骚扰或蓄意的谋财害命。在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统治者往往会让商人们与熟悉当地情况的同行结伴启程，以便互相照顾，确保安全。这种情况下，旅伴意外身亡固然是一件麻烦事，但更为麻烦的是，沿途的统治者会默认你占有了死者财物，从而没收你的财物，甚至对你严刑拷打。然而，在伊斯兰世界，让亲戚或客人独自启程，又会被认为是失礼之举。

如今，无论是海上旅行还是陆地旅行，都快捷、廉价、安全、舒适，但这些都是相对而言的。15世纪，在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出现轻帆船与大帆船之前，帆船基本都是用来运输笨重而低价的货物的，划桨船用来运输旅客与贵重物品。这也是当时最为快捷与可靠的水上交通方式。一艘150英尺长的桨帆船可以承载500名划桨手。这还不算船员、船上的指挥人员与乘客。这么多人挤在一个狭小的、卫生设施不健全的空间里，这些船简直就是一艘艘浮动的臭水沟。“我真是受够了船员们的疾病还有那些恶心的气味。”尼罗河上的一艘船上的商人曾如此记载，“船上的情况糟透了，已经死了三个人，最后那个人是在死了一天半之后才被发现的，都已经腐烂发臭了。”这些人死后，船长却不愿在当天靠岸，掩埋尸体。这与伊斯兰世界的习俗不符，也威胁了下一站等待登船的乘客与船员的生命安全。

除了基本的卫生状况得不到保障，船长与船员自身往往也威胁着搭船商人的安全。抢劫财物、蓄意谋杀都是司空见惯之事。商船也容易成为沿途腐败官员刻意刁难的目标。上文提到的那位尼罗河上的商人曾记载，在支付完让人不悦的“人头税”而终于获准出港后，他担心同一位官员会不会返回来再勒索一次：

我下船后沿陆路继续前行，在鲁迈拉赶上了之前的船，并在那里再次登船。我发现我的担忧成了事实。我下船后，官差再次出现并逮捕了我。

这样的艰难困苦并非只发生于穆斯林的商船上。有些埃及的商人会搭乘意大利或拜占庭的船出海贸易，但他们的遭遇也好不了多少。任何人都可能遭遇谋杀、海盗或疾病。这些无人驾驶的船在海上漂流，成为传说中的“鬼船”。尤其是在印度洋的一些人迹罕至的航线上，这些“鬼船”见证着海上贸易中船员与商人们所付出的骇人听闻的巨大生命代价。

但无论中世纪的海上航行代价多么高昂，商人们都偏爱海上交通，而非陆路交通。因为，即便在埃及法蒂玛帝国核心地区的主要道路上，商人们所持有的安全通行证也不能保证他们躲过贝都因人的袭击。两相比较，在充满腐臭味的甲板上颠簸数星期远远好于一连数月提心吊胆，时时刻刻注意着自己的驴子或骆驼背后是否突然有强盗来袭。

基尼扎文献也记载了当时陆路交通的高昂成本。史料记载，用于贸易的基本手工品是布匹。从开罗到突尼斯，陆路运输一大包昂贵的紫色布料（一般是一匹骆驼的运载量，重约500磅）的成本大约是8第纳尔。这个数额等同于中世纪埃及的一个低收入家庭4个月的生活开支。这笔成本一半用于从开罗到亚历山大约120英里

的陆路短途交通，另一半则用于从亚历山大到突尼斯之间1200英里的海上交通。两相比较，陆路运输的成本是海路运输的10倍。鉴于陆路交通的高成本、高风险与艰苦程度，商人们往往在无法海运的情况下才会迫不得已选择陆路运输，比如，冬天地中海结冰的时候。

即使商人们能够在万幸中人货两全地抵达目的地，市场上的变化无常仍可能使得他们血本无归。正如当时的俗语“价格变化，无法可循”“价格高低，全由神说了算”所说的，市场价格往往难以预测。为什么有人甘愿为了一点儿微薄利润，冒着失去生命、土地与财产的风险，经年累月地背井离乡、穿山越岭呢？很简单，因为，无论商人生涯多么艰苦，都好过占当时人口九成以上的农民所过的终日劳作却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生活。当时，100第纳尔的年收入便能让人过上中上阶层的生活。因此，只要年利润能有100第纳尔，商人们便能过上优渥的生活。

* * *

亚当·斯密曾在其书中写道，人类有一种以物易物的内在偏好。这种倾向纯粹是人类的本性，“关于这一点，无须过多解释。”迄今为止，关于如今我们身处的世界各个方面的历史研究早已汗牛充栋，而关于当今世界贸易起源的研究寥寥无几——如果我们对于世界贸易起源的追问是值得的。比如，早在有历史记载的人类文明之初，在美索不达米亚与阿拉伯地区南部之间的广阔范围内，便已有繁忙的谷物与金属贸易。继续往前回溯，考古学家已经掌握有力证据，早在史前时代，便已有长途运输黑曜石、石器等战略物资的痕迹。然而，尽管包括其他灵长目动物在内的物种时有彼此共同培育和分享食物的行为，但系统性的货物、服务交换——尤其是远距离层面上的——却从未被发现过。这一行为目前只存在于我们人类之中。那么，到底是什么驱动了早期的人类贸易呢？

进化人类学家将现代人类在非洲东部与南部的活动的起源上溯至10万年前。这些行为之一便是人类“以物易物”的内在倾向，这也使得人类社会生产出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而多样的物品。尽管世界贸易往往与陆路和海路交通的科技创新相伴而生，但政治的稳定其实更为重要。譬如，公元前30年，屋大维挥师于希腊西部的亚克兴角，击败安东尼与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的势力，大面积地扩大了罗马帝国的版图，实现了帝国疆域内的和平与稳定。在此之后，大量的胡椒、异域珍兽、象牙与名贵珠宝便通过贸易从东方涌入罗马。尽管当时整个意大利半岛都没有一个人真正见过中国人，就连制图师也未必了解中国准确的地理方位，但中国的丝绸还是在潮水般的新奇商品中脱颖而出，成为最为出名，也最令人渴求的商品。然而，正如罗马与东方的贸易在帝国早期迅速扩张一样，双边贸易也在公元2世纪末期马可·奥勒留死后帝国的漫长陨落过程中迅速收缩。事实上，埃拉伽巴路斯皇帝口中的“中国丝绸”其实只是在帝国末期贸易收缩的情况下，由印度流入罗马的少量奢侈品之一。

由此可见，亚克兴角之战带来的长达200年的远途贸易兴衰与当时的航海科技并无关联。毕竟，马可·奥勒留死后，航行于印度洋上的罗马、希腊、阿拉伯与印度的商人并未因此失去远洋航行的能力。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贸易对于我们星球上农业进步的贡献。试想一下意大利美食中没有西红柿，印度大吉岭的高原上没有茶树，美国人的餐桌上没有小麦面包或牛肉，除了咖啡的原产地也门之外没有咖啡馆，或者德国的烹饪中没有土豆的场景。在“哥伦布大交换”之前，以上假设都是真实存在的。当时，地球上各地居民都只能获取极为有限的农产品品种。然而，“哥伦布大交换”之后，也就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1492年之后的数十年之间，通过物种的大交换，数十亿英亩的农田在曾经遥不可及的美洲大陆被开垦。这是怎么发生的？这为什么会发生？这又能告诉我们贸易的什么本质呢？

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与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间的7个世纪中，欧洲、亚洲与非洲的伊斯兰国家远比西方的基督教国家更为耀眼。穆罕默德的信徒们牢牢地据守着世界远途商贸的中转节点——印度洋。与此同时，他们还不断地将他们的宗教传播到从西非到中国南海的广大区域。随后，在航海家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与达·伽马绕过好望角之后的几十年中，西方势力狂飙突进，卷土重来，重掌全球贸易路线。我们能否将这些事件放在更大范围的贸易史的角度下来理解呢？

那些曾强盛一时的贸易组织，如英国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率先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欧洲的商业霸权，使得全球贸易几乎被那些大型殖民公司垄断。在随后的20世纪，垄断者则是大型跨国公司。如今，这些大型贸易组织已成为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文化与经济霸权的财富源泉。与此同时，它们也成为怨恨与敌对情绪的攻击目标。这些现代跨国巨头源自何方？当今由贸易引发的文化冲突、广泛蔓延的反美情绪，是一种新现象吗？

全世界对持续性的贸易流通与日俱增的依赖在为我们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使得我们变得更为脆弱。互联网的一次大规模停摆就可能导致国际经济的一次灾难。鉴于互联网的广泛使用的历史并不长，这一点尤其令人惊叹。第一世界对于化石能源日益依赖，而这些能源大多进口自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几个国家，其中相当一部分国家必须穿过扼守着波斯湾入口的一道窄窄的海峡才能进入。贸易史可以为我们提供什么航标，以引领我们穿过这些危险的海域？

如今的常识认为，20世纪末的通信与交通技术变革使得各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陷入直接的经济竞争。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早在20世纪以前，由贸易竞争引发的世界扁平化便已经产生赢家和输家。相应地，他们分别倾向于支持与反对这一扁平化进程。那么，过往时代的贸易革命史又能给正陷于针对全球化的大规模政治斗争中的我们提供什么启示呢？

总而言之，我们到底是如何从古丝绸之路与基尼扎文献的世界发展到如今由现代贸易公司主导贸易的世界的呢？在古代世界，贸易是如此孤独、昂贵，甚至充满英雄主义，以至于只有回报率最高的奇珍异宝才会参与长途贸易。而如今，现代贸易公司让我们能自由享受智利的红酒、韩国的汽车与新西兰的苹果。

贸易促进国家稳定。在屋大维取得亚克兴角的胜利后，罗马帝国与东亚的商贸得以展开。这也为整个地中海与红海区域的贸易路线带来了长达近两个世纪的相对和平。尽管罗马在其鼎盛时期控制了整个贸易路线的1/3，也就是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到印度的整个区域，但是它的影响力最远也只辐射到印度的恒河流域。

虽然很少有商人独自往来于印度与罗马之间的漫长贸易路线进行贸易，但是印度的诸多邦国与罗马之间一直有频繁的外交使节互访。在屋大维被神格化为奥古斯都的那几年中，印度诸邦的统治者向罗马派出了规模宏大的朝贺使团，进献了大量奇珍异宝，比如蛇、象、宝石、杂耍艺人，这些都被屋大维得意地在自己的宫殿中展示。除此之外，印度诸邦还在本土大兴土木，建立神庙以尊崇屋大维。最重要的是，罗马公民还被印度诸邦授予了自由通行权，可以在南亚次大陆的大多数地方畅行无阻。1945—1948年，在印度本地治里附近发现的一处遗迹的考古学证据显示，罗马在印度的贸易殖民地的运作一直维持到公元200年左右。

在两地的贸易中，经久耐用并镌刻着罗马皇帝头像的金币和银币被直接用于交易，购买印度本地的货物。这些当年被储备起来的货币至今仍不时在印度南部被发掘出来，让我们得以一窥2000年前的贸易模式。这些钱币包括了从奥古斯都到提比略统治期间（公元前27—公元37年）发行的不同时期的罗马货币，展示了两地之间大宗商品贸易的频繁与活力。提比略死后，印度的储备钱币的组成发生了变化。钱币中出现了大量金币，却鲜见银币。这些金币上刻有卡利古拉、克劳狄乌斯以及尼禄等罗马皇帝的头像（公元37—68年）。根据历史学家E.H.沃明顿的研究，银币的消失揭示着这一阶段两地的贸易以奢侈品为主。在马可·奥勒留去世的公元180年之后，罗马钱币基本就不再出现在印度的储备贸易货币中了。当罗马帝国与汉帝国在公元200年相继衰落后，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几乎完全停滞。

这一时期的另一大商业进展来自能熟练利用西印度洋夏季西南季风的希腊水手。最初，希腊人利用季风是为了借此在远离海岸的开阔海域航行，从而避免波斯帝国沿岸海盗的骚扰。到了公元前110年左右，他们便开始冒着艰险，尝试利用夏季季风带来的便利直接在蓝水中航行，通过红海的曼德海峡，向东穿过阿拉伯湾，抵达印度的最南端甚至更远。整个航程只需要6个星期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可完成。虽然“阿拉伯湾信风”早已在印度与阿拉伯的水手之间广为人知，但传说它最早是由一位名叫西帕路斯的航海家发现并命名的。希腊人自发地迎着可能带来滔天巨浪的可怕季风，直接穿过广阔的印度洋，而非沿着数千英里的无尽海岸缓缓航行，是当时远洋贸易得以扩展的主要原因。

当时，在春末或夏末，曼德海峡放晴之后，水手们就开始动身，借着信风向东航行。如果他们只是想去印度河盆地（今巴基斯坦地区），那么他们只需向北即可，而无须向东。一般来说，人们会避开风暴最为强劲的盛夏时节，而南亚次大陆南部的马拉巴尔航线更是存在着额外的风险，甚至是致命的危险。返航时，因为往往伴随着凉爽且相对平静的东北季风，所以会比较安全。即便回程路上不小心错过了曼德海峡，甚至是向南或向北偏移了很远，都没什么大碍。毕竟，水手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在阿拉伯或东非地区获得庇护和补给。

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的希腊商人在冶金方面颇有建树，他们能用铁钉来固定船只。相比之下，早期阿拉伯与印度的船只只能用由椰子纤维编成的绳子来绑定船板，因此很容易在狂风巨浪中四分五裂。面临夏季西南季风的捶打，用铁钉来加固船身是至关重要的。要知道，夏季西南季风非常凶猛，即便是最结实的船只也难逃四分五裂的命运。甚至直到19世纪，出现了飞剪船和蒸汽轮船，夏季的西南季风与冬季的东北季风的季节性交替仍主导着印度洋地区年度性贸易的节奏。

如果说人类挑战大自然的本能欲望在海上贸易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那么人类在陆地上挑战自然的决定也得到了同样的回报，那就是将步履缓慢、体积庞大、毫无防范能力的骆驼一次又一次地从被遗忘的边缘拯救出来。骆驼在北美已经灭绝，在欧亚地区也已成为濒危动物。人们对于骆驼的利用可以最早追溯到大约6000年前，最初只是因为它的奶水。直到大约2500年以后，也就是公元前1500年，人们才开始利用骆驼的负载能力驮运数百磅的货物，穿越人迹罕至的地区。如果当初没能驯化骆驼，那么其后的跨越亚洲的丝绸贸易与跨越阿拉伯地区的香料贸易都是难以实现的。

鲜为人知的是，其实现代骆驼与马的祖先最初起源于北美大陆，而后才通过白令海峡大陆桥迁徙到亚洲大陆。然而，这也仅限于驼群或马群，毕竟它们行动迅速，能够在短短几十年间，跨越千山万水，克服艰难险阻，从北美大陆的心脏地带迁徙到欧亚地区。同样的迁徙，对于北美温带地区更为脆弱的植物物种而言，则显得更为严峻。毕竟无论是劈波斩浪的海上航行，还是历时千年的逐步繁衍，从北美的温带地区，熬过严寒的大陆桥地段，再抵达欧亚大陆的温带，植物物种在这样风险重重的跨洲大迁徙中的生存概率都非常小。因此，只有动物才能在冰期完成跨越白令海峡的大迁徙，而农作物只能望洋兴叹。

1493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第二次远洋航行改变了这一切，颠覆了新大陆与旧大陆的农业与经济格局。哥伦布的17艘舰船就像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挪亚方舟，为新大陆带来了1300名殖民者以及整个西方长年积累下来的农作物与驯化的家畜物种。它们在新大陆的繁衍像草原上的野火一样迅速，即便是最微小的农作物物种的交换都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这些农作物包括来自西半球的笋瓜、南瓜、木瓜、番石榴、牛油果、菠萝和可可，来自欧洲的葡萄、咖啡，以及一系列果树与坚果树。

在哥伦布第二次远洋航行中传播出去的动植物物种中，对后世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猪了。当时的猪，无论从外形还是习性上来看，都更像是凶狠、精瘦、动作迅速的野猪，而非现代农场猪。与只能将饲料的6%转化为蛋白质的牛相比，猪的转化率高达20%。面对新大陆热带地区繁盛的草料、水果与植物根茎，草食性且繁殖率高的猪迅速繁衍。此外，随着第一批“美国人”的登陆，大型食肉动物几乎在南北美洲大陆消失。加之当时从未发生任何大规模的疫病，新大陆一下子成为猪的天堂。猪也逐渐脱离于殖民探险者豢养的猪群而迅速繁殖，其繁殖范围不仅包括伊斯帕尼奥拉岛，还包括古巴、波多黎各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其他小岛。西班牙人也逐渐意识到，新大陆的任何一块适宜的栖息地，只要扔一对处于繁殖期的猪上去，不出几年，就能有充裕的猪肉供应。在环境如此优渥的新大陆，不仅仅是猪，就连马和牛都能轻易地在没有人为干涉的情况下大量繁殖。凭借伊斯帕尼奥拉岛与古巴这样储备丰厚的基地，西班牙人很快就积累了足够的实力进军美洲大陆本土。大量的猪群紧跟在大批加勒比海地区繁殖出来的马匹与战犬身后，不断向前迈进，就像“自由移动的军需处”。在枪炮与铁剑的武装下，这种马背上的战争机器无论面对多大规模的美洲印第安人的抵抗，都可谓摧枯拉朽，无往不胜。

在科尔特斯与皮萨罗的殖民征服后的几十年间，西班牙占领的美洲大陆上的牛的数量几乎每15年翻一番。从墨西哥到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新大陆的广袤土地上都黑压压地挤满了大量的牲口。当时，一个法国人在考察了墨西哥之后，曾无不惊叹地写道：“在广袤、平坦、无边无际的平原上，到处都是难以计数的牛群。”

然而，殖民地上的人口并不多，只能消耗堆成山的牛肉中的极小的一部分，因而几乎所有的牛都在去除最容易卖出去的皮和蹄子后便就地遗弃，直到腐烂。截至1800年，仅阿根廷一地，每年出口的兽皮就有约100万张。

直到19世纪末，冷藏船的出现才终止了新大陆上的巨大浪费，并让欧洲大陆上的人吃上便宜的牛排。当然，正如20世纪亚洲廉价纺织品与电子产品冲击了美国的制造商一样，大量便宜牛肉的涌入也摧毁了欧洲本地肉贩的生意。如果《纽约时报》的畅销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早在1800年便开始写作，他就能毫不费力地向欧洲的制革匠人解释世界贸易是如何将世界变平的。同样，欧洲的牧场主也能在1900年迅速领会这一概念。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在长达4000年的时间里，欧洲人与他们专业驯化后的家畜朝夕相处，已经能免疫于任何病原体。然而，美洲大陆上的印第安人却遭了殃。铁剑与步枪，加之天花与麻疹，帮助欧洲殖民者轻易征服了美洲印第安人。很多时候，在白人殖民者抵达之前，天花与麻疹就早已征服了数百英里外的印第安部落。一个西班牙殖民者曾这样描述印第安人的惨状：“死得就像篮子里的鱼一样层层叠叠。”更糟糕的是，殖民者也对美洲的生态系统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过度放牧严重破坏了地表生态。欧洲舶来的单一农作物的大规模种植取代了原先的多样性种植。

新大陆上的美国人的粮食储备，尤其是土豆和玉米，改变了整个欧洲的饮食习惯。与小麦相比，这两种作物能提供更多的热量。即便是在最贫瘠的土壤里，土豆也能生长。土豆还能适应多种多样的生长环境，无论是海平面，还是数千英尺的高地。玉米则有点挑剔，需要肥沃的土壤和长时期的温热气候，但玉米能有效填补稻与小麦之间的空档期。这一时期对于稻来说太干燥，对于小麦来说太潮湿，却正好适宜玉米生长。玉米的这一属性直接造福了葡萄牙与乌克兰之间广阔但相对贫瘠的南欧地区的土地。截至1800年，南欧地区已经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玉米种植区之一。

玉米与土豆不仅使欧洲得以逃脱致命的马尔萨斯陷阱，还直接促进了贸易繁荣。在工业革命发生的地方，这些农作物为欧洲提供了充裕的粮食供给，一方面使得欧洲可以通过粮食贸易获得手工业品，另一方面也从农业中解放了大量劳动力，使他们得以从事生产效率更高的制造业。作物产量的增加，反过来又促使肥料的需求急剧提升，而此前用作肥料的是从拉丁美洲与太平洋岛屿的岩壁上剥下来的海鸟粪便。相似地，山药、玉米、烟草与花生在相继传入中国后，当时立足未稳的清王朝得以在17—18世纪臻于鼎盛。

这一切都显示，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或者一系列事件的集合，而是一个历经很长时间缓慢发展的过程。世界并不是在互联网诞生的一夕之间就变“平坦”的，商贸也并不是20世纪末突然在世界范围内被大企业主导的。从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之初的奇珍异宝的贸易，到此后价格相对较低、体积较大、耐用性更低的商品的贸易，旧大陆各地的市场范围得以不断整合。随着第一批欧洲人远洋航行到新大陆，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过程得以加速。如今，体积庞大的集装箱货船、喷气式飞机、互联网以及日益全球化的供应与生产网络，只是早已进行了5000年的全球化进程中最新进展而已。因此，要想理解当今急剧变革的全球贸易模式的“今生”，最好的办法便是了解它的“前世”。

在过去的10多年中，我一直从事金融与经济方面的工作。在这期间，我撰写了三本书。我的第一本书是一部金融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论文集。从那时候开始，历史主题便在我的写作中一直贯穿始终，逐步递进，甚至让我最终直接进入了历史学的领域。我的第三本书《财富的诞生》（The Birth of Plenty）探讨的是1820年之后全球经济繁荣的制度性起源。

而本书不需要这些意识形态的庇护。毕竟，这个星球上的全球化所带来的个人、产业与民族的痛苦与混乱是如此真实，与之相应的辩论又如此充满敌意。在经济学的话语中，人类的福祉不仅系于社会财富的均值，更在于社会中的贫富程度的离散值（dispersion）。简而言之，与自由贸易相伴而来的激励机制与机会均等提升了全人类整体的福祉水平，但也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虽然提升的幅度很小，但即便是最底层人口的实际收入也都因为贸易而有所提升。然而，当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看到身处他们之上的社会阶层从贸易中所获得的巨额财富增长时，他们仍旧会感受到经济剥削的切肤之痛。

只要我们还在玩弄这些统计学术语，那么，早晚有一天，这些术语会具备意识形态上的意义。政治权利热衷于“均值”，却很少使用另一个略微不同的术语：中间值——社会中个人收入或财富拥有量的中间值，也是身处社会财富结构中间的人群的收入与财富拥有量。

当比尔·盖茨身处一屋子人中时，这群人的收入均值会立刻飙升，但他们收入的中间值却可能根本没变。然而，中间值却总是被鼓吹市场机制的保守派忽视。

以上论述并不意味着本书是一本统计学方面的书。我认为，讲述世界贸易史的不二法门便是呈现精心筛选的故事与理念。我最大的希望是本书能对由自由贸易引发的全球性意识形态大分裂中对立的两派有所启发，甚至能挑战他们各自主张的基本假设。

本书第1章和第2章将从石器时代的远途商贸谈起，探讨世界贸易的起源。早期美索不达米亚人的记载确凿地显示了早在当时便已经存在远途贸易。他们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富饶地区向外出口多余的谷物与布匹，同时进口他们所在的冲积平原所匮乏的战略性金属物资，尤其是铜。这一早期文明轴心地区的贸易轴线甚至长达3000英里，从安纳托利亚的群山出发，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抵达波斯湾地区，再沿着印度洋海岸，直到印度河流域。当时的贸易中心也是后世的中心城市，如位于今伊拉克境内的乌尔、阿卡德、巴比伦、尼尼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城市的贸易规模逐渐扩大，复杂程度逐渐增加，首先是中东，然后向西延伸到地中海地区，甚至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再向东一直到中国。在罗马覆灭之前，货物在经过几十次易手之后，可以一路从伦敦抵达当时中国汉朝的都城长安。罗马帝国的覆灭，正好成为这段充满活力的早期贸易史与随后的时代之间的一个自然的停顿。

第3章到第6章追溯了印度洋地区的贸易史。从晚近的历史遗迹来看，这一地区的贸易大约始于遥远的阿拉伯西部，是伴随着贸易性宗教——伊斯兰教——的爆炸式传播而扩展的。当时伊斯兰教的影响力无远弗届，从如今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一直蔓延到菲律宾。其中，伊斯兰教神谕的传达者——先知穆罕默德——本人便是一名商人。伊斯兰教将其影响范围内的诸多大型商贸港口维系在一起。无数的本地人与远道而来的靠贸易发家的豪门望族在共同的目的——利润——的驱使下，互相纠缠，彼此博弈。此外，我们不妨挑明，在这一贸易体系中根本就没有欧洲人的踪影。欧洲人被阿拉伯、亚洲与非洲的穆斯林排除在印度洋贸易体系之外几乎长达1000年之久。在这一体系中，当时的每一个国家都不得不在一个“三难困境”——贸易、抢掠，还是保护——中做出选择。就像今天一样，小到最微不足道的城邦，大至最强盛的帝国，每一个政府在三者之间的选择都直接决定了当时的贸易环境与国家的命运。

第7章到第10章则记述了达·伽马是如何侧面突破穆斯林在印度洋西口对欧洲商人的封锁，并进而彻底打破这一维持千年的多边贸易体系的。葡萄牙人成功绕过好望角的壮举，同时也开启了当今西方主导下的商贸时代。紧随其后的几十年间，以印度洋沿岸的果阿为指挥中枢，以印度洋东侧咽喉马六甲海峡与西侧咽喉霍尔木兹海峡为据点，葡萄牙牢牢地把持了整个印度洋的贸易（但未能抢占红海入海口亚丁）。然而，一个世纪后，葡萄牙人被荷兰人挤出了历史舞台。随后，荷兰人的光彩又迅速被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掩盖。

尽管前现代史一直是由王侯将相、商贸巨子与宗教先知的勃勃野心来推动的，但世俗化的意识形态已在现代深入人心。第11章到第14章从现代经济学说的角度审视了当今的全球贸易。正如凯恩斯的名言所说的那样：

实践家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的影响，其实他们早已无意中沦为某个作古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奴隶。操弄权柄的政治狂人们闭目塞听，刚愎自用，他们所谓的天才狂想也不过提炼自某个三流作家的陈年旧作。

贸易研究方面的“三流作家”——大卫·李嘉图、理查德·科布登、伊莱·赫克舍、贝蒂尔·奥林、沃尔夫冈·施托尔珀、保罗·萨缪尔森——将会帮助我们理解当今日益一体化的全球体系中的风云剧变。

尽管本书以时间顺序架构全书，但交错递进的叙事方式将会超越单纯的日期与事件的罗列。一方面，例如，我会交错叙述历时千年的阿拉伯地区的香料贸易与骆驼驯化；另一方面，诸如马可·波罗、摩洛哥法学家伊本·白图泰、葡萄牙药剂师托梅·皮雷斯等中世纪的旅行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中的记载虽然彼此孤立，却在各自的范围内为我们提供了长达几十年的世界贸易的详尽描摹。

最后，我想强调本书的两个有待考证的简单前提。其一，正如我们本能地需求食物、居所、爱情与友情一样，贸易也是人类不可分割的内生性本能。其二，我们对于贸易的渴求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成败兴衰。只要能让各国致力于它们由地理、气候与知识禀赋决定的最擅长生产的东西，彼此互通有无，贸易就一定能让我们进入全球经济大繁荣的时代。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定理告诉我们，最好是让阿根廷出产牛肉，日本生产汽车，意大利制作时髦的鞋靴，而不是让它们试图在所有行业都自给自足。另外，在过去的数个世纪里，陆上的骆驼与海上的商船也大大促进了人类知识的交流进步，比如阿拉伯数字（其实是印度人发明的）、代数、复式记账等的传播。要是没有远洋导航的需求，精确的钟表可能更晚才会出现。要是没有远距离大规模运输易腐食品的愿望，如今发达国家家庭中司空见惯但又必不可少的冰箱并不可能普及。

现代生活就像一条不断上涨的贸易河流。我们如果想要了解它的水流与航向，就必须溯流而上到它的源头，到达诸如迪尔蒙、坎贝等商业中心城市。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追溯到世界贸易的源头，才能设想出世界贸易的前景。

敬告读者

本书涵盖的多个话题均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更有甚者，我发现彻底排除掉我想要讲述的故事中无处不在的动人细节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为了保证叙述的流畅性，我把一些有争议性的领域和有趣的琐事放在注释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另一个问题便是数千年的时间跨度里金钱额度的换算。前现代历史中货币的基本单位基本上是很稳定的，它是一种重约4克（1/8盎司）的小金币，大约和今天美国的10美分硬币一样大。这种金币的名称因时因地而异，可以是法兰西的里弗尔、佛罗伦萨的弗罗林、西班牙或威尼斯的达克特、葡萄牙的克鲁扎多、伊斯兰世界的第纳尔、拜占庭的拜赞特、罗马晚期的苏勒德斯。按本书写作时的价格计算，这样的一枚金币约等价于80美元。在所有这些货币中，有三个例外。其一是荷兰盾，一枚荷兰盾重约上述一枚金币的1/5；其二是英镑；其三是罗马早期的奥里斯。后两种货币的重量大约是上述一枚金币的两倍。伊斯兰世界的迪拉姆、希腊的德拉克马以及罗马的第纳里都是体积、重量相近的银币，都约等价于本书写作时，美国一个半熟练工人的日薪。这些银币与金币的汇率大约是12∶1。

1. 罗马通行语言拉丁语中泛称来自中国的货物为赛里古姆，该词同时也特指来自中国的丝绸。——译者注

2. 1盎司≈28.3495克。——编者注

3. 很难与现代进行对比，但在古代，熟练工人的日平均工资大约是一枚希腊德拉克马银币，约1/8盎司重。以黄金与白银12∶1的比率来计算，一盎司的黄金或丝绸大约是96天的日工资。

4. 赛里斯（拉丁文：Sinae、Serica、Seres），意为丝国、丝国人，是战国至东汉时期古希腊和古罗马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对与丝绸相关的国家和民族的称呼，一般认为指当时的中国或中国附近地区。——译者注

5. 1英尺≈0.3048米。——编者注

6. 1磅≈0.4536千克。——编者注

7.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8. 直到20世纪，经济学家才开始充分意识到市场价格的不可预测性。阴差阳错之下，混沌理论的创始人本华·曼德博最初的灵感便来自将棉花价格变动的模式与尼罗河泛滥的周期相联系。

9. 第纳尔与大多数前现代的标准金币一样，重约1/8盎司，按当前价值计算约为80美元。因此，100第纳尔的年收入约为如今8000美元的年薪。

10. 1英亩≈4046.856平方米。——编者注

11. 屋大维的尊号，意为神圣、至尊。——译者注

12. 该岛是1493年殖民探险的目标，包含今海地与多米尼加共和国。——译者注

第1章 从苏美尔到亚历山大

从远古传下来的历史信息既不为我们而来，也不由我们选择，它们是气候、地理与人类活动偶然留下的遗迹。这些历史信息也提醒我们，我们所谓的知识和探索神秘未知的力量有时候是多么有限。

——丹尼尔·布尔斯廷

公元前3000年左右，一个游牧部落在丰收季节攻击了一个苏美尔人的农耕聚落。利用弹弓、长矛和弓矢，攻击者们得以安全地在远距离之外突袭。苏美尔农民匆忙间抄起石锤还击，并试图包围攻击者。石锤一般是将一个圆形石块固定在结实的木棍的一头，用以在战斗中猛击敌人头部。这种装置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专门用来攻击其他人的武器。因为，动物的头骨多厚实，呈角状，难以发挥猛击的效果；人类的头骨较脆弱、呈圆形。无论对手是正冲向使用石锤的攻击者，还是试图逃离，石锤都能轻易而有效地猛击对手头部。

这种发生在丰收季节的突袭其实并不出人意料。牧民的山羊和绵羊往往难以抵御疾病与变化不定的气候，因而游牧部落的存亡只能依赖于定期从更为稳定的以种植为生的农耕聚落中抢掠粮食。在这场战斗中，牧民们戴着一种亮闪闪的奇怪的头盔，这种头盔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们。事实证明，当石锤猛击而来时，曾经致命的一击如今只是让人头晕目眩而已，甚至因为石锤会在光滑的头盔上打滑，很多攻击根本毫无效果。这种由佩戴头盔得来的防御性优势彻底打破了攻守双方的战术平衡，使得攻击一方的牧民具备了压倒性的打击能力。

战斗过后，幸存下来的农民检查了阵亡的牧民尸体上的头盔。他们发现，这种头盔的外层是一层神奇的橙色金属薄板，厚约1/8英寸，里面是一层一层皮质的保护层。农民们此前从未见过铜，毕竟，铜一般并不出产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冲积平原地区。实际上，牧民的铜也是通过贸易得来的，购自居住在两河流域以西数百英里的西奈半岛上的贸易商。很快，苏美尔的农耕民族也从贸易中获得了铜的供应，使得他们将此前的石锤改进为更具杀伤力的铜锤。相应地，牧民们也不得不加厚他们的铜盔。于是，二者之间开始了最早的军备竞赛。由此开始，这种通过进口域外出产的金属来制造军备的竞赛一直延续至今。

这些农民和牧民是如何获取铜的，这样的贸易又是如何在相隔数百英里的农场、牧场和铜矿之间进行的呢？古人类学家认为，追溯这一现象的起源，最好从距今60000到80000年前开始，当时基因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已能够在非洲制造比较复杂的工具、打孔的贝壳（据猜测是用以制作项链），以及用赭石块绘出抽象的图案。约50000年前，其中的一群人可能经巴勒斯坦地区迁徙到肥沃新月与欧洲地区。在这次大迁徙之前的某个时候，语言开始出现，使得更加复杂与独特的现代意义上的“人类”行为成为可能，这可见于雕工更精细的由兽骨与鹿角制成的工具、岩洞壁画、雕像，甚至更为精致的投掷科技，比如梭镖。梭镖是一种经过特别设计的长矛形武器，用以提升投掷范围与精度。人类日益纯熟的技艺或许也促使现代人类的另一项特殊行为——远途贸易，彼此交换新制造出来的武器、工具与装饰品——成为可能。

然而，传统上，历史学家对于贸易现象的追溯则一般始于希罗多德于公元前430年的著述。希罗多德曾提及迦太基人与聚居于比海格力斯之柱（直布罗陀海峡）更远的利比亚地区的民族之间的“无声的贸易”。这一民族很可能是今天的西非人。

甫登岸，迦太基人便卸下货物，整齐地码放在海滩上，然后返回船上，升起一缕烟。当地人见到烟便会聚集到海滩上，依据货物价值，放下一定量的黄金，然后离去。迦太基人则再度登岸，查看黄金的数量。如果觉得划算，他们就取走黄金，扬帆离去。如果觉得黄金少了，他们就会返回船上继续等待，直到等到满意的数额为止。由此可见，贸易中的双方都秉持着绝对的诚信。迦太基人直到认为黄金数额等价于货物价值之后才会带走黄金，当地人也不会在迦太基人离去之前对黄金别有处置。

可惜的是，希罗多德所描述的双方彬彬有礼，怎么看都显得有一种坊间传说的气息。当然，或许基本的场景是真实的。譬如，史前时代的确可能发生过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不畏艰险，扬帆远航，凭一己之力完成远途贸易的事情。

如果一定要探求贸易的肇因，排在第一的很可能是饥饿。大约20000年前，北欧地区就像今天芬兰的拉普兰一样，冰天雪地，贫瘠荒凉，稀疏地点缀其间的树木甚至比如今看到的还要稀少与矮小。在消灭对手尼安德特人不久之后，欧洲最早的智人的生活基本依赖于捕猎驯鹿等动物。其实，即便是在最理想的环境下，用长矛与弓箭捕猎这些成群结队的动物都是碰运气的冒险活动。然而，驯鹿有一项人类可以大肆利用的弱点：它们的泅渡技能很差。因为，在水中泅渡时，它们不得不昂起鹿角，力求将鼻子露出水面以维持呼吸。对人类来说，此时正是难得的最容易猎捕它们的时候。不知从何时起，某个石器时代的天才突然意识到，如果能漂浮在水面上捕猎驯鹿，那岂不是轻而易举？于是，船应运而生。只要能轻易地制服、屠宰这些猎物，并将它们拖上船，之后要是想把猎物运回部落营地，比起陆地运输，船运就十分便捷了。这种明显的优势也使得船运很快被更广泛地应用于其他货物的运输。

洞穴岩画和海底文物碎片都显示，船最早见于距今约15000年前的北欧。当时的船一般是由兽皮编缀在坚硬的框架上（多为鹿角）制成的，用于捕猎、运输。船的尾部一般带有一支船桨，携带武器的猎手或乘客坐在前部。其实，考古学家在多处同时发现驯鹿的骨头被用于缝缀兽皮，这并不令人意外。毕竟，覆盖船体的兽皮的确需要用东西缝缀起来。这些船比看似更原始的独木舟出现得还要早，是因为寒冷的北欧荒原上根本长不出足够粗的树木，以制成能放得下一个披着兽皮的猎手的船体。

只有像石器这样最耐久的历史遗迹才能遗留至今，暗示人类历史之初远途贸易的蛛丝马迹。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商品一定包含了黑曜石。黑曜石是一种黑色的火山岩（实际上是一种天然的玻璃），为全世界的园林景观设计师与园丁所偏爱。然而，史前的人们看重黑曜石的原因，并不在于其审美价值，而在于它质地硬且脆，可以很容易地开凿并打磨成锋利的刀片，用来切割工具和武器。黑曜石的历史价值在于两点事实：其一，它仅出产于少部分特定火山地带；其二，借助精密的原子指纹技术，我们可以追溯采集到的个别样本的原始火山喷发源。

在希腊本土距离海岸约100英里的弗兰克西洞穴中被发现的黑曜石薄片，起源于12000年前的米洛斯岛上的火山。这些文物一定是用船运过去的。然而，几乎没有任何考古学上的证据、文献中的只言片语，或者口口相传的传说透露出这些黑曜石到底是如何从米洛斯岛来到希腊本土的。这些薄片是商人们带过去交换当地物产的吗？还是只是被那些觉得它们有用的希腊本土居民从海外探险中带回来的？

黑曜石的原子指纹如今已经被用来检测相隔很远的地区之间的物质交换流向，比如肥沃新月与美洲的尤卡坦半岛。在中东，研究人员科林·伦福儒将公元前6000年的黑曜石的出土地址与原子指纹追溯出的火山来源地进行了比对。他发现，每一个挖掘地址出土的黑曜石数量都随着与其火山来源地的距离的增加而明显降低，明确表明这其实是贸易的结果。例如，美索不达米亚发掘出土的石片无一例外来自亚美尼亚的两处遗址。第一处距火山源约250英里，在此地发掘出的石头碎片中，近五成为黑曜石；而在距火山源500英里的第二处，只有约2%的石头碎片为黑曜石。

这些石器时代的黑曜石路线让我们能够以现代视角审视史前商贸的成本。在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运送一车黑曜石的距离，和在史前把家庭圣诞包裹从波士顿送到华盛顿一样远。但是，相比于支付几美元并将包裹交给一位穿着棕色衣服的店员，这批货物在史前时代将耗费一个商人两个月的劳力（包括返程），按当今的价值大概可以折算为5000~10000美元。

随着农业的发展，这种新的海上运输技术也传到了农耕民族手中。他们利用这种兽皮裹兽骨的造船技术在内陆河道航行。由此，一种贸易模式得以形成，并在其后的几千年中保持不变，即来自相对先进的农耕部落的商人将粮食、牲畜和布匹、工具等基本手工制品运往下游，在游牧采集部落换取以兽皮为主的材料。考古学家通常是在没有森林覆盖的河洲上发现这些史前市场的遗迹的。这一发现并非巧合，因为河洲不仅便于船只停泊，还减少了商队被伏击抢掠的概率。

可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的斧头和锛头（凿子的头部）因其经久不腐的特性，成为石器时代水上贸易的主要证据。考古学家发现，从黑海的多瑙河河口一直到波罗的海和北海地区，这些地方出土的斧头和磨砺过的石片，其源头都是巴尔干地区的采石场。巴尔干地区的石材颇为独特，在巴尔干这么远的地方发现这样的石制品，证明了当年的确存在远距离、大批量的繁荣的贸易。

水运天然比陆路的畜力驮运便宜，效率也更高。一匹马一般可以负载约200磅物资。如果架设马车，且路况良好，那么一匹马可以拉动约4000磅的重量。在同等的能量消耗下，如果让马沿着运河拖道拖船，那么它可以拖动60000磅的重量。当时的小帆船完全可以实现这样的操作。

希罗多德也曾描述用兽皮缝缀起来的小船运载葡萄酒的事。葡萄酒被“装在棕榈树制成的木桶”中。船身“呈圆形，像盾牌”，由兽皮覆盖。两个亚美尼亚商人驾着船顺流而下，从幼发拉底河地区直到巴比伦。依据这样的记载，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早期货船直接用于海运的证据。偏圆形的船身阻力较大，因而速度缓慢，以便于在船员和造船用料尽可能少的情况下，搭载尽可能多的重量。（与之相反的是，自古以来，战船船身就相对较窄，因此速度更快，但载重量也因此更小。）

这些货船中最大的型号可以搭载14吨的重量，一般还带着几头驴。在旅途的终点，商人们可以将船的木头框架和珍贵的兽皮拆卸下来，用驴子驮载着回到亚美尼亚。关于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希罗多德解释道：

从下游向上游划船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水流的阻力太大。也正是考虑到减小阻力，这些船才由兽皮连缀而成，而非由木头打造。商人们和他们的驴子回到亚美尼亚后，会依照同样的设计再制作一批兽皮船进行下一轮贸易。

返回亚美尼亚后，农民们会重新将兽皮覆盖在木制框架上，再重新装上新一批货物。然后，新一轮的长达几个月的前往交易中心的旅程便再度开始。毫无疑问，北欧石器时代的游牧采集民族和农民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将货物运送到河流下游，然后再将船拆卸打包驮运回去的。

这些情形都是贸易可能的开端。虽然攻击与防守领土的本能一开始就根植并贯穿于贸易史之中，但这也客观上促进了居住于冲击平原地区的更为先进的农耕民族所生产的谷物与一般只出产于土地相对贫瘠的地区的金属之间的贸易。

大约6000多年前，人类摸索出了如何从第一座处女矿的金属岩层中开采铜矿石，并将其提纯。不久之后，多山的安纳托利亚地区（今土耳其）的埃尔加尼矿区便开始向乌鲁克的早期人类聚居地（今伊拉克南部，巴士拉以西约100英里）出口铜了。幼发拉底河连接着埃尔加尼与乌鲁克两地。虽然当时的船只已经可以轻易地顺流而下，在几个星期之内运输数吨（见图1-1）铜到乌鲁克，然而，逆流而上，运输数百吨的粮食到安纳托利亚则麻烦得多。

图1-1 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世界贸易体系

后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则得益于自然资源更加优越的波斯湾地区的矿藏。公元前3000年的文字记载显示，在这条路线上已经存在大规模的繁荣的铜-谷物贸易。古代苏美尔人传说中的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在当时被称作迪尔蒙，它以富庶著称，大约位于今巴林境内。然而，此地的繁荣，与其说得益于其肥沃的土壤，倒不如说得益于它在铜贸易路线中所处的战略性位置。这条路线上的铜产于马甘，即今阿曼。此地就在波斯湾口霍尔木兹海峡边上。

在巴林堡的不远处，基于考古发掘确定的古代迪尔蒙的可能位置已经出土了大量青铜时代的文物。该遗址仅占地约50英亩，其人口却达5000左右。这很可能已远远超过了该城的附属农业地区所能提供的粮食供给上限。楔形文字的记录显示，大约从公元前2800年开始，此地便出现了通常由几吨大麦组成的小规模物资运输。运输一般是沿海湾地区前往迪尔蒙和马甘的。到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些粮食运输的规模已增加到每船几百吨。在如此令人称奇的早期时代，居然已经出现了可以与今天的拉斯维加斯相媲美的地方——大量人口生活在相对贫瘠的自然环境中，食物完全依靠从数百英里外进口。

迪尔蒙的考古发掘所发现的通常带有高度个人化印记的文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窗口，以管窥波斯湾地区苏美尔人的谷物和铜的贸易的面貌。这座小城坐落在一个岛上，有充足的泉水供应。古代人称此地的泉水是“甘甜的”水或“新鲜的”水。到公元前2000年，城墙围起来的地区已经抵得上美索不达米亚最大的城市乌尔的大小了。小城的中心是一个市政广场，一边是出海口，另一边则矗立着一座满是印章和天平的建筑，几乎可以肯定是当时的海关。在广场周围高高地堆放着一篮子一篮子的从底格里斯河进口的大麦和枣。更珍贵的货物则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布料，以及运往乌尔的象牙和铜锭，就堆在海关外面，由警惕的水手们看守着。水手们的上司则在海关里以争吵、贿赂、哄骗的方式对付着海关官员。

如果这一年是公元前1800年，那么这些铜锭很可能会被运往乌尔最大的铜商人伊纳希尔的作坊。在那里，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量的黏土石碑，详细介绍了这项战略贸易。其中的一块记述了一项金属货运生意；另一块则记载了一位叫作纳尼的客户的投诉：

你说过，“我会给吉米尔辛优质的铜锭。”你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并没有这样做；你给我的信使的是劣质的铜锭，而且还威胁他，“要就拿走，不要就走人。”我跟你是什么关系？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我们不应该都是言而有信的君子吗？

第一个在伊纳希尔的作坊里提炼出铜的工匠的好奇心和干劲儿一定是惊人的。根据矿石类型的不同，冶炼金属的过程中需要去除矿石中的硫、氧、氯或碳酸盐，从而提炼出纯金属。第一例金属冶炼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随后，肥沃新月的冶金学家很快就开始把当地的铜和外来的金属锡混合在一起。这种新型的铜锡合金不仅和以前的铜砷合金、铜锑合金一样坚硬耐用，而且熔点也比纯铜低很多。更好的是，它不会起泡，因此更容易铸造。

这种神奇的新合金便是青铜。它很快便成了大量武器、炊具、礼器和农具的标准材料。并非巧合的是，早在公元前2800年左右的乌尔王朝早期，最早开创有组织农业的苏美尔人就发现了青铜中铜与锡的最佳比例是10∶1。

关于苏美尔人的锡的供应，只有两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砷和锑可以在当地以低廉的价格买到，而锡的价格极其昂贵，而且运输周期极长。一般而言，锡的价格大约是铜的10倍。这一比率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但是锡到底从何而来呢？布列塔尼和康沃尔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就开始生产锡。大约公元前450年，腓尼基人的航海家希米尔科首度冒险进入大西洋深处，并从北欧带回锡矿石。目前，还没有任何航海记录显示有人在他之前涉足海格力斯之柱以外的地区。历史学家猜测，锡是从北欧经多条陆地路线，穿过法国，到达肥沃新月的。其中，尤其有可能途经加隆河河谷地带。该河从地中海北部的海岸发源，向西北方向延伸到大西洋岸边的今波尔多地区。同一时段，中亚也在向外输出锡。当时，以上三条路线可能都被使用过，包括经过直布罗陀的海路、穿越法国的陆路，以及由中亚向外输出的路线。

考古学家们在各处都发现了激动人心的线索。1983年，海洋考古学家唐·弗雷向土耳其的一批以打捞海绵为生的潜水员展示了一些幻灯片，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些海下阅历丰富的潜水员经常向学者们提供有关沉船的信息。谈话结束后，有一人走到弗雷跟前，告诉他，在土耳其西部沿海城市博塔姆的一处叫作乌鲁布伦的海底悬崖底部有一堆铜锭。在那里，一支探险队曾发现一艘公元前1350年左右的沉船，并从中发现了大量的古代货物：未加工的大象和河马的牙齿，早期的玻璃和大量的铜锭。除此之外，他们还发现了一些锡锭的碎片，这是已知的最早的金属锡的样本了。考古学家估计，除了10吨铜，大约有1吨的锡随船沉在了这里；这个估值恰恰符合了青铜中铜与锡的理想比例——10∶1。至于这艘船的国籍，以及锡的来源，就不得而知了。

上述早期古代世界的远距离锡贸易的证据听起来很像推测出来的，那是因为这段历史的确是推测出来的。最早的苏美尔楔形文字石板可追溯到公元前3300年——在铜冶炼技术出现之后，青铜出现之前。而在那之前的货物贸易，考古证据少之又少，我们无从研究。但是，如果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已经存在远途的锡贸易，那么，其他珍贵物品——包括亚麻、乳香、没药、老虎、鸵鸟羽毛——也一定跻身于远途贸易之中了。还有商人们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感，都已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了。

现代西方世界担心自己对于出产于地球上政治最不稳定地区的石油的依赖。相比之下，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困境要糟糕得多。两河流域之间平坦的冲积平原只有充沛的水和土壤，因而盛产大麦、小麦、鱼和羊毛。然而，这个古代文明的摇篮几乎完全没有当时的战略材料：金属、大型木材、用于建筑的大石头。苏美尔人、阿卡德人、亚述人，以及最后的巴比伦人，这些美索不达米亚的伟大民族的生存，都严重依赖于是否能用过剩的粮食换到来自阿曼和西奈半岛的金属、来自安纳托利亚和波斯的花岗岩和大理石，以及来自黎巴嫩的大型木材。

这些文明的影响范围在随后的时代不断扩展，长途贸易范围也随之拓展。到公元前的第四个千年，肥沃新月已不再是唯一的文明地区了；有组织的农业、军事、宗教和行政活动也开始出现在今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一带。甚至在有书面记录之前，就有证据表明这两个地区之间存在贸易。考古学家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了一些灯具和杯子，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的晚期，而且，制成这些物品的海螺只出产于印度洋和阿曼海湾。这条路线的运输成本高昂，可谓天文数字，这也难怪这些物品仅出土于地位尊贵的人的宫殿与陵寝了。

到了公元前2500年，铜制的罐子、工具和珠宝等取代了海螺制成的杯子和灯具，成为新的身份象征物。在这个还处于人类文明早期的阶段，运输成本仍然很高，因此，普通人使用的工具仍旧是石头制成的工具，而非金属工具。即使他们能买得起昂贵的铜器，这些高端产品也可能仅供统治精英享受和军队作战。

在下一个500年里，金属的供应量增加，铜制工具终于在美索不达米亚得到广泛使用。由于其高价值，铜也在整个青铜时代被看作一般等价物（连同牛和谷物）。几个世纪后，也就是大约公元前2000年，铜供应量的快速增加使其逐渐贬值，也导致白银逐渐取代铜，成为一般等价物，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货币”。

作为国际公认的货币，白银的兴起促进了主要商品的买卖，极大地方便了商贸行为。没有白银，贸易只能在价值对等的物品之间以物易物。例如，对于10个不同的物品，可能会有45个可供交换的对象（因此也有45种不同的价格）。与之相比，银制钱币的广泛使用使得每个物品都可以被标记上一种价格，因此，同样对于10种物品，只有10种不同的价格。此外，在以物易物的情况下，决定一头牛是值50只鸡还是值55只鸡有太大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使得物物交换在大规模贸易中显得很不可靠。

前几页提到的两位商人纳尼和伊纳希尔也见证了早期金融市场的出现。经营金属和谷物贸易的商人，即所谓艾力克-迪尔蒙（字面意思是迪尔蒙的实干家），不得不提前采购大量农产品，然后配备大批人力和船只，将货物运送到迪尔蒙。

这样的大规模贸易使得外部投资者的融资成为必要。而这些投资者又理所当然地期望可观的回报。正好，我们找到了一块在泥板上签订的贷款合同，这份合同得以让我们一探早期的金融交易。合同上，名为“U”的富人为借贷人，两个贸易伙伴“L”和“N”为贷款人。

借款为2迈纳（古希腊的货币名称，也是重量单位）的银，价值等同于5古尔油或30件衣服。这笔钱是投资L和N合伙到迪尔蒙去采购铜的……旅程安全结束后，U不接受任何商业损失；债务人同意以1谢克尔的银等同于4迈纳的铜为公平的汇率回报U。

换句话说，U借给商人L和N共计120谢克尔（2迈纳）的银，以期望获得480迈纳（约1/4吨）的铜；如果旅程中出现什么闪失，商人L和N将承担所有损失。

显然，美索不达米亚大量进口了包括象牙、珠宝、奴隶、香水和油在内的各种商品。然而，除了谷物，我们对其向外出口的商品知之甚少。既然美索不达米亚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农业区，它也一定输出了大量的考古发掘中“看不到的”商品，如鱼和羊毛。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伊登斯指出，我们对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南和以北的早期贸易的了解暴露了以下问题：

（目前的了解是）片面的、基于非常有限的文献上的。这些文献数量很少，在内容上也并不是很相关……这些经济性的文件反映的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业团体，而非外国的商业团体……其他消息来源只是表明有外国船只抵达美索不达米亚，但并未透露它们搭载的货物。

然而，历史的蛛丝马迹还是揭示出一条由陆路和海路组成的长达3000英里的贸易路线。这条路线从安纳托利亚的山脉向东南延伸，横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向东穿过印度洋的近岸水域，最后向东北抵达今巴基斯坦的印度河谷地区。这样庞大的贸易网络简直可以称得上当今世界贸易组织的1.0版本。这一贸易网络想必一定是由多重间接贸易组成的（正如很晚以后罗马帝国与中国汉朝之间的贸易一样），牵涉了多则几百个少则几十个彼此分隔的旅行环节、中间商和交易。虽然安纳托利亚人和印度河谷地区的居民对彼此的产品已经颇为熟悉，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面对面地接触过。相反，他们很可能被不明数量的中间商分隔着。只要可能，贸易商就会尽量利用水运的高效率；在无法水运的地方，人们则使用第一种被驯养来用于运输的动物——驮驴。

苏美尔和埃及的政府官员与寺庙僧侣也参与过这些金融交易。然而，到公元前2000年，苏美尔的长途商贸已经很大程度上掌控在私人（如前文提及的伊纳希尔）手中。不过，在埃及，长途商贸则始终处于国家指导之下。另外，我们不清楚，这3000英里长的贸易弧是否也催生了一批“贸易移民”的聚居地。这种聚居地类似于外商的长期殖民地。他们以此为基地，推动他们的家乡和他们的驻留地之间的贸易。作为中间商，他们既被他们客居的城市信任，又被他们的家乡信任。

激动人心的线索比比皆是，尤其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一批通常只在印度河谷地区使用的石头印章，以及在印度河流域发现的产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一根有兽首装饰的针。石印的功能就像塑料薄膜热缩包装。商人们在一个容器的封口上放上一块湿黏土，然后将石印在湿黏土上滚动或按压，留下印文。等到湿黏土干燥和硬化之后，买家看到完整的印文就知道，卖家保证容器内的东西就是买家要的，而且容器并没有在运输中被打开过。较小的石印标记则经常被用来增加关于货物种类和数量的信息。政府官员也有他们自己的印文设计。不同文明的商贸和政府印章都十分独特，迥然不同。因此，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印度河谷地区”的印章有力地证明了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两河流域存在着一个来自印度河谷地区的商人的贸易地。

早期贸易移民最有力的证据是在这条贸易弧线的西端发现的。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吉尔·斯坦在幼发拉底河最北端的哈希奈比丘挖掘了一处安纳托利亚的遗址。在那里，他发现了一处本地先进文化存在的证据，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100年。这处遗址包括大面积的住宅区、丧葬场所。最明显的证据是独特的扁平石印。此外，他的团队还在遗址中发现了一个小区域，内含公元前3700年左右的乌鲁克文明独有的文物。这些文物包括典型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圆柱形石印和带有美索不达米亚式屠宰技艺痕迹的山羊骨头。虽然该殖民地很可能是由南方来的军事势力建立的，但出于几点原因，这似乎不太可能。首先，这个殖民地很小；第二，它没有围墙；第三，由美索不达米亚逆流而上的运输非常少见；第四，安纳托利亚人至少在军事上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实力相当。折中来看，斯坦的确发现了已知最早的贸易移民，但也许，同一时间，本地的铜产业也诞生了。

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文字的出现揭开了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的帷幕。历史记载也为我们揭示了当时业已成熟的长途贸易模式。贸易的商品不仅包含奢侈品和战略性物资，还包含粮食和木材等大宗商品。

到公元前3000年，波斯湾已成为商业大动脉的主要枢纽。随着文明慢慢向西传播到埃及、腓尼基和希腊，另一条海上路线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条路线是由红海出发，经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出口，穿过现在的也门，进入印度洋。4000多年来，埃及与红海之间的纽带一直是世界贸易的关键枢纽。这也使得埃及人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

前托勒密时期的埃及拥有丰富的采石场，人们也很容易进入邻近的西奈半岛的沙漠中开采铜矿。因此，与苏美尔人不同，埃及人并不依赖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来获取重要的战略物资。埃及人唯一不能自给自足的重要物资是木材。但他们还是可以容易地经地中海从腓尼基进口木材。腓尼基出产的木材因耐腐蚀而颇受赞扬。

埃及船只沿红海上的航线航行，最远到达红海以南约1500英里外的“蓬特国”（今也门和索马里所在的地区）。早在公元前2500年，就已经有这条航线存在的证据了。一个偶然的考古学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故事。据记载，公元前1470年左右，女王哈特谢普苏特下令，一支商队沿这条航线远征。

公元前1479年后，哈特谢普苏特作为她与已故丈夫（也是她同父异母的兄弟）的儿子的摄政王，与其子共同统治着埃及。在巴哈利神庙（就在尼罗河沿岸，卢克索的对面）中的停灵殿上，浮雕上的叙述为我们描述了那次远抵蓬特国的商业探险（见图1-2）。

图1-2 哈特谢普苏特女王远征队

（从右下角开始，顺时针观看；第二个板块只占了左下角的一个小角落。）

浮雕分为4个板块。第一块上是几艘帆船，每一艘大约80英尺长，配备了帆和几队桨手；第二块描绘了在蓬特卸载一大包一大包可能从埃及带来的谷物和纺织品；第三块上，大型植物或树木被装载上船；第四块上，船只返航。浮雕的上方刻着如下铭文：

船上满载着蓬特国的奇珍异宝：所有的芬芳馥郁的木材、成堆的没药树脂，连同鲜活的没药树、乌木、纯象牙、绿金鸸鹋、肉桂木、黑木柴、香薰、松香、眼妆，还有猿猴、狗、南方的黑豹皮、当地的成年人及其婴孩。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第二位国君获得过这样的珍宝。

随着埃及王朝在哈特谢普苏特统治后的衰落，腓尼基人接管了红海上的贸易。腓尼基人是迦南海上民族的远亲，聚居于现今的黎巴嫩地区。该地区拥有丰富的木材，且处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之间的战略位置，没有哪个古代民族有比这更为优越的位置以进行海上贸易了。他们在地中海东部的商业优势也的确持续了1000多年。腓尼基人很可能是最早直接从事长途贸易的民族。《列王纪》第一卷记载：

在以东，所罗门王在红海沿岸的以禄附近的以旬迦别打造了一支海军舰队。希兰差遣他手下懂得航海的仆人与所罗门的仆人一道加入这支海军。他们挥师俄斐，得到了420塔兰特的金子，进献给所罗门王。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开始，所罗门王的王国的长途贸易的执行者是腓尼基人（希兰是腓尼基人城邦中实力最强的推罗的国王）。“以旬迦别”很可能是亚喀巴湾（红海的东北角）区域内靠近埃拉特（以禄）的一座港口城市。根据从印度进口的货物的品类——贵金属、孔雀、象牙和猿猴，“俄斐”很可能指的就是印度。此外，铭文中提到的420塔兰特的黄金的重量大约为13吨，换算成当今的货币，价值约2.7亿美元——即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也是相当一大笔钱。

到公元前400年，腓尼基人基本已经摸清了西欧的大部分海岸线，以及东非与西非的海岸线。在古代世界的条件下，能够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进行贸易，腓尼基人真的非常了不起。腓尼基人在这一地区的长途贸易中牢牢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公元前600年左右，埃及法老尼哥委托腓尼基水手环绕非洲进行贸易。希罗多德记述道：

腓尼基人定期往返于阿拉伯湾与南大洋之间。到了秋天，他们便在（非洲）海岸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停泊，播种一片土地，等待来年收获粮食。有了粮食，他们便再度出海。一般两年之后，也就是在第三次绕过海格力斯之柱时，返航埃及。他们曾说过一句话，我自己并不相信，但我还是记录下来，或许其他人会相信。他们说，当他们在向西航行绕过（非洲）最南端时，太阳转到了他们的右手边——也就是在他们的北面。

让希罗多德感到怀疑不解的（向西航行时，太阳竟可以转到右边，也就是出现在北方），对于现代读者来说，似乎并不难理解。在达·伽马环游世界的2000多年前，古代历史学家或许还不清楚太阳在南半球是如何移动的。但正因如此，勇敢的腓尼基人绕过非洲南端的故事才显得更为可信。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权力的中心逐渐向东转移到波斯，而波斯则把目光投向了爱琴海地区。为了在现有的艰辛的陆上贸易路线之外开辟一条海上路线，从而向北穿过赫勒斯滂海峡（今赫勒斯滂海峡），大流士大帝在苏伊士开凿了一条运河（该工程的最初设想来自法老尼哥），与尼罗河相连，从而连接了地中海与红海。然而，公元前5世纪初，波斯在爱琴海地区的野心在马拉松、萨拉米斯和普拉提亚的战役中被相继挫败。这使得希腊人获得了入主地中海地区政治、贸易和军事领域的机会。

虽然各自独立的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的城邦国家都在地中海和黑海区域进行了广泛的贸易和殖民（腓尼基人还偶尔冒险冲出地中海区域），但他们的常规贸易路线从未横跨大陆或大洋。随后，雅典意欲建立帝国的野心最终触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使得希腊世界从此一蹶不振，但也为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征服希腊全境、埃及和西亚铺平了道路。也正是亚历山大的远征使整个西方世界希腊化，并极大地扩展了古代全球贸易的范围。

亚历山大最为不朽的遗产是他建立的国际化大都市——亚历山大。几个世纪以来，亚历山大一直都是与阿拉伯、印度和中国进行利润丰厚的贸易的基地。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英年早逝，他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也迅速分裂，各继业者王国彼此刀剑相向，亚历山大的贸易中心地位也因此并未维持太久。在分裂出来的国家中，由托勒密将军统治的埃及继承了过往王朝的航海与贸易传统，也继承了腓尼基人用雪松木造船的技术。这使得埃及人率先开辟出从红海水道进入印度洋的航线，并因此与印度定期进行远洋贸易。然而，他们这么做的首要目标并非贸易，而是从埃塞俄比亚进口堪称“古代世界的坦克”的大象，用来对抗后亚历山大时代希腊人的塞琉古王朝。在这种情况下，托勒密二世试图重新开凿苏伊士运河，因为大流士当年开凿的古运河已经淤塞。然而，他的努力收效甚微。

埃及地处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战略地位极佳，一条连通红海的运河可以成为运输托勒密所需的大象的理想路线。的确，这样一条能连接两片海域的苏伊士运河一直是埃及的统治者们的梦想，最早可以上溯至公元前600年的法老尼哥。然而，这项工程也面临着重重困难。这个巨大的工程——一条60~80英里长的深水运河——无论对于古代还是当今最富有的国家而言，财政上都会显得捉襟见肘，难以负担。希罗多德曾记载：尼哥当年的尝试导致了超过12万名强征来的劳役的死亡。更糟的是，尼罗河被当作运河的西部终点。当尼罗河处于汛期时，洪水将向运河带去大量沉积物。当尼罗河处于枯水期时，它的水位会低于红海的水位，使得海水倒灌，饮用水和灌溉水源因此被盐化。此外，大家还一直担心敌人可能会利用运河包围封锁埃及——这也是尼哥最终没有建成运河的原因。

然而，诱惑是很大的。古代的波斯、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罗马以及早期的伊斯兰帝国都曾尝试开凿这条运河。除最后一条外，所有运河的路线设计基本都是一样的（见图1-3）：从尼罗河三角洲的最东部（佩卢西亚克支流）出发，经过一段被称作瓦迪图米拉特的干涸的河床，一直延伸到现今苏伊士湾以北的大苦湖的北端。到了哈里发时代，尼罗河的佩卢西亚克支流已经淤塞，迫使阿拉伯的工程师不得不从尼罗河三角洲的更南端开始开凿运河。在圣经时代，大苦湖的南端还有一条狭窄的水道与苏伊士湾相连，可以直通红海。再后来，连接尼罗河和大苦湖的工程则主要是疏浚和扩展淤塞了的运河故道。

图1-3 苏伊士地区古代运河

大苦湖和苏伊士湾之间的水道很浅，水流也很纤细；迅猛的东风加上长期低潮使得这条水道的水位总是不高。（正因为如此，或许摩西和他的追随者们才能完成那次神秘的跨海之旅。不久之后，埃及人不得不放弃了这条水道，因为，公元1000年左右，这条连接大苦湖和苏伊士湾的水道永久干涸了。这可能是由地震导致的。）

虽然波斯帝国和阿拔斯王朝开凿的运河各自维持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但我们尚不清楚其他王朝开凿的运河的运行情况，包括运行了多久。即便运河已被开凿出来可供航行，水手们迫于红海航线的种种风险，或许也会浅尝辄止。首先，这条航线的北半边强劲的逆风严重阻碍了北行的船只。而且，来往的船只都面临着两岸凶险异常的浅滩。就算逆风和暗礁还不足以让人泄气，主要盘踞于上游、横行于此的海盗们也会让人打消选择这条航线的主意。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托勒密进口大象的故事。他的手下驱使着大象从非洲内陆的栖息地，向东到达埃塞俄比亚，在那里让大象登船，将其运往埃及的贝雷尼塞港。这段海运的距离大约是北上红海的路程的2/3。然后，他们驱赶着大象登陆，穿过沙漠，前往科普托斯或卡诺波利斯，抵达尼罗河的可通航区域的起始部分，他们在那里再度登船，北航约300英里，抵达亚历山大。

在世界范围内，尼罗河是唯一一条向北流动的大河，也是唯一一条一年四季都被北风吹拂的大河。这两个自然条件使得船只既能向北顺流航行，又能向南顺风航行。在蒸汽机出现之前，经尼罗河、沙漠和红海往返于印度洋的路线一直是商贸的“大干线”之一。这一路线不仅将水手们从变化无常的风向中解脱出来，还推动了现代运河的建设，使运河完全避开了泥沙淤积的尼罗河三角洲。

公元前200年以后，托勒密王朝的希腊商人逐渐将他们的贸易活动向东延伸到印度。一个世纪以后，来自库济库斯的雄心勃勃的船长欧多克索斯沿着漫长的海岸线，经曼德海峡，直接从埃及航行到了印度。在他的航线中，他先分别抵达了阿拉伯海岸的南部和东部，然后前往波斯湾出海口的霍尔木兹海峡，途经现在的伊朗和巴基斯坦海岸，抵达印度南部的贸易中心——总距离约5000英里。这一壮举为印度洋季风的重要“发现”开创了条件（见图1-4、1-5）。

图1-4 冬季风

图1-5 夏季风

当亚洲大陆在夏季升温和冬季降温时，浩瀚的印度洋就像一个储热器，其温度几乎保持不变。由于热空气导致低压，而冷空气产生高压，盛行风往往从高压地区（温度较低地区）吹到低压地区（温度较高地区），也就是说，夏季风大概是从南往北吹（西南季风），冬季风大概是从北往南吹（东北季风）。

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正如前文所述，希腊水手西帕路斯（他很可能是欧多克索斯的领航员）发现并利用了这些风的季节性特点。这也使得希腊商人能够在几个星期内直接经曼德海峡穿过阿拉伯海到达印度。索科特拉和马拉巴尔等多民族聚居的大型港口中心城市繁荣起来。当地的多语并行的社区汇聚了来自不同国家与不同民族的贸易移民。他们在此管理货物、发家致富。他们的贸易也满足了西方人（即罗马人）对于丝绸、棉花、香料、宝石和异域的奇珍异兽等东方奢侈品的不可抑制的需求。

屋大维掌权的两个世纪为整个地区带来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在这个稳定的环境中，古代的长途贸易得到了蓬勃发展。很快，来自印度的使节就带着充满异国情调的礼物出现在罗马。这些新奇的奢侈品——由印度洋的信风带来的中国丝绸和印度野兽——让罗马帝国的整个富裕阶层兴奋起来。猴子、老虎、鹦鹉和犀牛在罗马帝国的首都已并不少见；说拉丁语的鹦鹉也流行了起来；罗马人不惜花大价钱购入印度和非洲的象牙，用来装饰家具、武器、战车、珠宝和乐器。据说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剧作家塞涅卡拥有500张带有象牙腿的三脚架桌子——这可真是个不小的讽刺，因为他本人一直直言不讳地批评帝国的过度奢华。

当然，并非所有的进口商品都是奢侈品。远洋货船都需要压舱物，也就是所谓“压舱货”，诸如葡萄酒、木材，甚至一大罐一大罐的水都被大规模地交易，许多希腊船只的货舱里都运载着大量胡椒。无论贫穷或富裕，罗马人的饮食都基本以小麦和大麦为主，淡而无味，因此，可以调味的胡椒深受罗马人青睐。事实证明，胡椒的确是很受欢迎的。公元408年，当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为了赎金而围攻罗马时，他提出要3000磅的黑色香料。

西高止山脉是一片连绵起伏的低矮山脉，从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上突起，挡住了印度洋湿润的夏季风。该地因此常年有大量降雨，形成了草木繁盛的热带气候。这种气候正适合种植黑胡椒和长胡椒——二者都是味道越浓烈价格越贵。

马拉巴尔出产的胡椒最终将流向奥斯提亚、普托利，当然还有罗马的粮食交易市场或仓库。现代人对于罗马帝国的城市的印象多为竞技场和市民广场的废墟。然而，古罗马的经济生活却集中在主干道以外的街道上的公寓、商店和粮食交易市场。其中，或许没有什么比香料市场更为重要的了。市场就在首都的主干道之一——圣道的边上。从现在的遗迹来看，该大道直穿过市民广场。就像典型的前现代世界一样，同类商品的贸易往往集中在同一个地区。香料市场上的胡椒被分销到小型零售商铺。这些零售商铺坐落在圣道附近的居民区中的香料交易区。胡椒在零售商铺中一小包一小包地被卖给富裕的中产阶层。（相比之下，更昂贵的印度商品——珍珠、象牙、精致的硬木家具和中国丝绸——都只在市民广场上出售。）一位名为阿比修斯的罗马人曾撰写过一本食谱，这本食谱被幸运地保存到了今天。在该食谱记载的468个配方中，349个用到了胡椒；胡椒不仅被加进了罗马人的主食，还被加进了他们的甜品、葡萄酒和药品。

当今，野心勃勃而渴望发财的人会选择投资银行业大展拳脚。在古罗马，胡椒贸易则是罗马人发家致富的捷径。在帝国早期，渴望财富的人通常被称为“第一个从骆驼背上卸下新买的胡椒的人”。诗人佩尔西乌斯曾写道：

贪婪的商人们被金钱驱使着奔忙，

奔向炎热的印度而不顾烈日骄阳；

满载上辛辣的胡椒与丰富的药草，

居然用意大利的瓷罐换到了香料。

普林尼也曾写道：“它（胡椒）唯一令人满意的品质就是它的辛辣味。为了这个味道，我们可以不远万里去印度搞到它！其实，他们自己的国家就生长着野生的胡椒和生姜，但它们还是像黄金或白银那样按重量出售的。”普林尼、塞涅卡和其他批评者对于罗马的堕落的道德批判，揭示了一个如今人们普遍了解的理论：东西方之间频繁的奢侈品贸易耗尽了罗马的金银储备，进而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覆灭。很显然，最为臭名昭著的罗马皇帝尼禄在这一古代版本的国家经常性账户赤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普林尼写道，“可靠的权威人士宣称，阿拉伯地区一年的香料产量都赶不上尼禄皇帝在他的妻子波比娅的葬礼上一天所焚烧的量。”英国历史学家E.H.沃明顿在他关于印度-罗马贸易的史诗性的论著中，就这一“贸易逆差”撰写了整整一章的内容，包括：

不仅仅是因为意大利的商品消费量大于生产量，不仅仅是因为罗马作为一座城市、拉丁姆作为一个地区制造业匮乏……更是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罗马帝国往往无法向与之贸易的外部区域大量出口其自身的产品，尤其是无法向东方国家大量出口与之同等规模的物品。这就造成了帝国的大量贵金属以钱币的形式在贸易中流失海外，并且长期得不到充分的补充。

然而，传统的观点认为，罗马可能并不是因为大量购买胡椒和丝绸而破产的。大自然的眷顾使得帝国其实拥有极为丰富的贵贱金属资源。罗马人也向外大批量出口了大宗商品。比如，罗马向印度出口了大量地中海的红珊瑚和世界上最好的玻璃（在中国也很流行）。西班牙的铅和塞浦路斯的铜也是许多希腊船只的压舱货。康沃尔的锡从英国直接被运往亚历山大港，而开向埃及和印度的意大利船只则载满了美酒。正如独特的气候和自然资源的优势使中国和印度在生产丝绸和胡椒等具有高附加值的农产品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一样，先进的土木工程技术也使罗马在采矿方面拥有巨大优势。此外，中国和印度其实爱白银胜于黄金。当白银通过贸易向东流动时，来自印度的黄金则以惊人的数量流入西方。例如，我们知道，在17世纪晚期，中国的1盎司黄金只等价于5~6盎司白银，而在西班牙则等价于12盎司白银。（马可·波罗的记载是，13世纪晚期，缅甸的黄金与白银价格比仅为1∶5。）自塞涅卡时代以来，东西方之间的金银兑换率的差距就一直存在；因此，如果一个罗马商人用银币以外的任何金属钱币购买中国的商品，那可就亏大了。用经济史学家丹尼斯·弗林和阿图罗·吉拉尔德斯的话说，“根本没有什么贸易不平衡——东西之间、南北之间、欧亚大陆之间，或者其他任何两个区域之间，货币资源必须与商品资源反向流动以补偿商品的流动。这就是贸易。”

西罗马帝国的覆灭减缓了世界贸易从其发源地印度洋向外的扩张，但并没有使之停滞。一个强大的、新的一神论宗教——伊斯兰教——兴起并推动了贸易的新一轮扩张。这一轮扩张经过印度洋，跨越广阔的亚洲平原，到达广袤的欧亚大陆的最边缘地带。此前汉朝、罗马两大轴心之间的贸易路线跨越了遥远的距离，但仍旧是支离破碎的：在汉朝和罗马这两大起点和目的地之间，货物在许许多多的种族、宗教、文化和最重要的法律传统之间来来回回。

伊斯兰教先知的到来将一改古代世界这种支离破碎和多元化的贸易模式。在穆罕默德去世后的几个世纪里，在第一批欧洲船只抵达东方的1000年之前，同一种文化、同一种宗教和同一种法律将一统旧大陆的各个大陆之间的商贸。

1. 1英寸=0.0254米。——编者注

2. 肥沃新月一般指的是从地中海东南部沿岸（阿拉伯半岛北部叙利亚沙漠附近）延伸到波斯湾一带的地区，呈月牙形。——译者注

3. 古尔：即gur，是理论上的一个约6m×6m×0.5m的立方体。——编者注

4. “俄斐”指代印度尚存争议。历史学家认为，也可能指代也门、苏丹或埃塞俄比亚。

5. 直到公元前205年，也就是希罗多德的《历史》成书两个多世纪后，埃拉托斯特尼才从亚历山大港和赛伊尼太阳光照角度的差异中准确地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并将赤道远远地绘制在了亚历山大港以南。

第2章 贸易海峡

如今我们虽大敌当前，但他们军容如此混乱，他们的命运已经背弃了他们，让我们内心的愤怒激发我们去战斗吧；让我们坚信，勇敢地反击侵略者是我们正当而合法的权利，可以平息我们灵魂深处的愤怒，也将激发我们内心最大的愉悦。正如谚语所说，这愉悦来自对侵略者的复仇。

——斯巴达指挥官吉利普斯于锡拉库萨的港口击败雅典海军前夕

凡执掌马六甲海峡者，皆能扼威尼斯之咽喉。

——托梅·皮雷斯

古代流传至今的传说中很少出现能像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远征军摧毁西西里岛那样能震撼现代灵魂的事迹。在西西里岛东部锡拉库萨的平原和港口上，来自希腊文明遥远的前哨的斯巴达人麾下的军队，接连击败雅典的士兵与战舰。修昔底德是当时的一位忠实的观察者，从不夸大其词或装腔作势。他记载道，“这是……希腊历史上我们所知的最壮烈的军事行动——对胜利者来说是最辉煌的成功，对被征服的人来说则是最悲惨的失败。”

那么，伯罗奔尼撒战争又与贸易史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二者关联甚深。促使雅典建立帝国的原因直接源于雅典繁荣的商贸活动。雅典的商贸又直接依赖于最基本的商品之一——谷物的贸易，这也是由后世称为西方文明摇篮的希腊特有的地理条件决定的。此外，正如西方文明的文化和制度基础在古希腊首次萌发一样，现代西方对于抢占并控制关键的海上航道和战略性隘口的热衷也可以归因于希腊独特的农业和地理结构，这种结构使得它不得不依赖于粮食进口。日后促使英国和美国分别在19世纪和20世纪控制世界主要航线的力量，正萌发自当年希腊对小麦和大麦的进口（为了养活自己）的需求。

自被革职的雅典将军修昔底德首次撰写其颇负盛名的编年史以来，骄傲的雅典人为什么不惜穷兵黩武，耗尽其权力与资源，最终在遥远的西西里海岸功败垂成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西方历史学家。随着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超级大国日益深陷中东战场，现代社会对这一古老冲突的兴趣也越来越强烈。这样的兴趣绝非偶然。两相对比，我们很难不把当今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倡导者和当年制定雅典对外政策的主要人士联系在一起。他们就是傲慢、聪明、两面三刀的鹰派人士——阿尔西比亚德斯，以及被叙拉古人俘虏并处决的谨慎而忠诚的鸽派人士——尼西亚斯。

但一开始到底是什么驱使雅典走向帝国的呢？古希腊由数百个独立程度不一的小城邦组成。它们组成的联盟的模式千变万化，彼此之间几乎一直处于战争之中。“希腊”在当时是一个文化和语言上的概念，而非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只有像公元前5世纪初的波斯入侵这样最紧急的外部威胁才能将彼此征伐的希腊各城邦团结成一个整体，一致对外。而这样的一致对外往往也是非常短暂的。

放眼爱琴海地区的地图，我们便可以管窥一二（见图2-1）。希腊的海岸线错综复杂，由无数岛屿、半岛、水道、海湾和海峡组成。这种复杂的网络拓扑结构，加上希腊相对多山的地形，决定了几乎所有的贸易都只能通过海运进行。

图2-1 雅典粮食贸易路线

除了地理因素，驱动希腊贸易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几乎所有城邦的土地都是贫瘠的，其中大部分城邦都在饥荒的边缘艰难求生。人类的早期文明所扎根的地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肥沃土地与尼罗河草木葱茏的河岸——是当时世界上最为肥沃多产的农田，人类文明幸运地在那里诞生。希腊没有那么多山。它没有上述两个早期社会所拥有的肥沃的冲积河谷，只有一层薄薄的石灰岩土壤，平均每年只有16英寸的降雨量。由于农业发展前景有限，希腊的人口因此多聚集在沿海地区，从事渔业、制造业和贸易。

虽然传统的希腊农场种植的粮食可能连自给自足都做不到，但它可以生产足够的葡萄酒和橄榄油以换取丰富的来自海外的小麦和大麦。因此，贸易不仅能养活希腊农民的家庭，还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收入来参加其他活动，包括参加公民大会、参与希腊的基本军事单位——重装步兵方阵。

大约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早期，在一些希腊城邦率先迈向民主政体的同时，它们的粮食供应也开始短缺。即便就希腊地区自身而言，雅典所统治的阿提卡地区的土地也算得上特别贫瘠的了。修昔底德认为，正是贫瘠的土壤使雅典对于入侵者没有吸引力，从而使得雅典具备了稳定的政治气候。他感觉，正是这种“贫瘠土壤的政治稳定性”吸引了那些拥有财富、权力与知识的人士的到来，这些人士来自更富有、更强大、更喜怒无常，常常陷入征战的城邦和国家。

至少在早期，希腊的大麦产量还是足够的，至少足以维持生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上日益繁荣的希腊人的口味也越来越挑剔，对于小麦的需求开始与日俱增。小麦的种植需要适时浇水以促使其萌芽。事实证明，在降雨不定、雨量不充沛的环境中，种植这种作物十分困难。与英格兰中世纪供奉给民间英雄约翰·巴雷库恩的大麦面包一样，希腊和罗马祭祀用的面包都是大麦做的。毕竟大麦在干燥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地中更容易种植。在公元前6世纪活跃的谷物贸易出现之前，小麦面包在希腊是只能在节庆的宴会上才能吃到的珍馐美味。

需求旺盛的希腊主妇们在哪里能买到小麦呢？公元前6世纪以前，小麦主要来自地中海的粮仓——埃及地区。希罗多德记载说，法老阿玛西斯把尼罗河三角洲卡诺皮克支流沿岸的瑙克拉提斯给了希腊，用作希腊各城邦在埃及的贸易城市。

希腊人还殖民了西西里岛，以利用其东部海岸埃特纳火山周围肥沃的火山灰土壤。锡拉库萨是在公元前8世纪后期由来自科林斯的殖民者在埃特纳火山南麓建立的。科林斯是与雅典旗鼓相当的对手，坐落于雅典的西南方。随后，希腊人在黑海北岸广阔而富饶的内陆发现了有利可图的矿产。大约在科林斯农民创建锡拉库萨的同时，爱琴海的城邦也开始派遣大批殖民者到现在的乌克兰南部的布格河和第聂伯河土壤肥沃的河谷地区（后文我们将用“蓬托斯”来称呼该地区，该名称来自“希腊领属的蓬托斯·尤克森”——现在的黑海）。

当希腊公民开始从蓬托斯和西西里岛的殖民地获取粮食时，由于地理原因，雅典及其爱琴海群岛上的盟友选择了更近的蓬托斯，因而他们向东北派遣船只到蓬托斯以获得额外的粮食供应。同时，斯巴达、科林斯和墨伽拉（位于雅典和科林斯之间）以及它们的盟友则向西看准了西西里岛。科林斯和墨伽拉的船只可以直接向西驶往科林斯湾前往西西里岛，也可以沿更长的路线向南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两条航线都需要通过狭窄的水道，因此船只极易受到与之敌对的城邦和海盗的袭击。例如，科林斯和墨伽拉的船只来往于科林斯湾时极易在海湾的西部入口处被封锁在海湾内，因为该入口仅约一英里宽。通往西西里岛的南部航线因为途径希腊大陆南部——斯巴达所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与克里特岛之间岛屿林立的海峡，也暴露在敌对城邦与海盗的威胁之下。

雅典人和他们的爱琴海盟友的粮食供应则更加脆弱。在爱琴海与黑海之间，通往他们位于蓬托斯的粮食基地的路线不只一条，而是两条危险而狭窄的通道：从赫勒斯滂海峡（所谓的“希腊之桥”）出发，向北则是更狭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此外，进出雅典港口城市比雷埃夫斯的船只不得不在萨罗尼克海湾出海口林立的岛屿之间的海峡中自寻出路。到公元前7世纪中叶，阿提卡的贫瘠山谷的粮食产出量更赶不上迅速发展的雅典城邦的巨大需求。这个城邦国家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于出口精致的工艺品和经济作物——陶器、纺织品、橄榄油和葡萄酒——以进口海外的粮食。

因此，雅典的存亡仅系于这地球上最脆弱的供应路线之一。更糟的是，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汹涌的海浪和重叠的云层都“封闭”着海路。这使得航行的季节只限于5月初到9月底之间——只有四个半月的时间。（在磁罗盘发明之前，由于没有光线，难以辨别航向，人们无法在阴天或者夜间在开阔水域航行。）

随着希腊人口的不断增加，对日益稀缺的粮食供应的竞争和动荡的地缘政治气氛共同导致希腊城邦分裂成了两个对立的集团：一个由雅典领导，另一个则由斯巴达领导。这两个联盟一次又一次地产生小规模的摩擦。这些小摩擦逐渐积聚，并在灾难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中达到巅峰。

早在公元前700年，希腊的“大博弈”便开始了，当时是为了控制赫勒斯滂海峡和庞塔斯的粮食而斗争。大约在公元前660年，墨伽拉——雅典的主要对手和邻居，也是斯巴达的盟友——建立了拜占庭和卡尔西登两座城邦，充当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看门犬。不久之后，爱琴海西部的城邦密提林占领了位于赫勒斯滂海峡峡口的西革翁。西革翁距荷马史诗中提到的特洛伊城遗址仅几英里之遥。

大约公元前600年，雅典人对密提林进行了反击，并从其手中夺下了西革翁。公元前535年，雅典的僭主庇西特拉图开始在黑海四周进行大范围的殖民，并加强了海峡防御工事（他在他统治的33年期间还建造了其他大规模的工程项目，包括一个市政供水系统以及雅典的第一个公共图书馆）。

庇西特拉图还占领了西革翁以南的三个岛屿。这些岛屿扼守着通往赫勒斯滂海峡的西南航线。这三个岛屿是忒涅多斯岛、伊姆罗兹岛和雷姆诺斯岛。公元前506年，雅典从卡尔基斯城邦夺取了爱琴海西部的埃维厄岛肥沃的西海岸。对此地的占领可谓一石二鸟，一方面改善了粮食供应，另一方面也搭建了一条“海上高速公路”。通过这条高速公路，船只可以不受干扰地航行在比雷埃夫斯港和赫勒斯滂海峡之间。在多处节点上，公元前6世纪末和公元前5世纪初的波斯入侵暂时中断了黑海的贸易。但雅典从来都没有放弃这一地区的贸易。公元前480年，雅典在萨拉米斯岛（一座位于雅典西南方向的岛）击败了波斯大帝薛西斯的海军。两年后，雅典最终将薛西斯的势力从位于赫勒斯滂海峡内的塞斯托斯岛完全清除。

雅典在波斯人的袭击中险些覆没。在萨拉米斯海战期间，这座城市的居民被全部疏散。有鉴于此，雅典人建造了一条“长城”，由两条相距100码左右的平行城墙组成，从雅典城南延伸出去4英里，直抵比雷埃夫斯港。雅典凭借源源不断的来自海外的补给，在日后的围城战役中得以幸存。

然而，“长城”实际上只是将雅典的软肋从陆地转移到海上。公元前476年，当斯巴达的指挥官普萨尼亚斯分别夺取塞斯托斯和拜占庭，并向雅典赖以生存的赫勒斯滂—博斯普鲁海峡这个补给“大动脉”发起突击时，雅典几乎立即将斯巴达人驱逐出了这些城市。

公元前450年，为了保障其贸易路线的安全，庞大的雅典海军开始在黑海海域进行海上巡逻，或多或少地展示着其强大的海上力量。在当时的世界，军队仍旧是由兼职军人、公民和临时的陆军和海军组成的。海上定期巡逻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军事行动。伯里克利曾亲率一支海军编队在那片水域展示武力。

在和平年代，雅典商人通过赫勒斯滂海峡运送了超过100万蒲式耳的粮食。在饥荒时期，每年运往雅典的粮食则多达300万蒲式耳。大部分的庞塔斯谷物都在费奥多西亚装载上船。费奥多西亚位于布格河与第聂伯河交界处的东部。

黑海的海岸和腹地也为希腊提供了牛、羊毛、鱼和木材。反过来，与文明而有见识的埃及人的产品相比，品位还不那么高的黑海区域的当地居民更看重希腊制造的产品。由于希腊商人在蓬托斯的投资能获得比在埃及更好的回报，希腊人的商贸重心逐渐向北转移。

也正是在此时，雅典意识到仅仅成为海上强国是不够的。由于敌人在战时能够轻易地封锁爱琴海、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使得雅典不得不在政治上控制紧靠上述地区的沿线城市。此外，仅仅占领几个城市和要塞是不够的；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同等依赖着同样的海上通道和战略要点，所有这些城邦都需要提供人员和资源来维护它们的安全。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便是建立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有凝聚力的、有领导核心的集团。这一集团后来逐渐合并成雅典帝国。

雅典完成这一壮举的过程——把铁腕藏在天鹅绒手套里——对于当代美国读者来说，有一种熟悉的不祥感。对于爱琴海和黑海的朋友，雅典帮他们抵御海盗和当地“野蛮人”的攻击。这些“野蛮人”胆大妄为，一直试图收回希腊殖民者从他们手中夺走的土地。反过来，雅典也向这些盟国征收贡品，并免除运往比雷埃夫斯的粮食的出口关税。与此同时，对爱琴海航道的控制也使得雅典有能力惩罚其对手——斯巴达、科林斯和墨伽拉。例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雅典在科林斯湾狭窄的西部入口处的诺帕克图斯建立了军事基地，以便封锁进出科林斯和墨伽拉的船只。雅典利用全方位的政治和军事工具来钳制摇摆不定的盟友，比如罗兹岛（位于现土耳其的西南海岸外），以及爱琴海西部的希俄斯岛和莱斯博斯岛。雅典甚至强大到可以操纵粮价，建立并维持粮食储备，以防军事封锁或瘟疫的发生；无论是雅典商人还是外国商人，只要被发现试图囤积居奇或将出口到雅典的粮食二次倒卖，都会受到终身审判。

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爆发于公元前431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其实肇始于一场小冲突。当时，在小城埃皮达努斯（今阿尔巴尼亚海岸的都拉斯），寡头派和民主派彼此斗争，相持不下。民主派向科西拉（今希腊的科孚岛）求援。科西拉是埃皮达努斯的殖民母国，同时也是与雅典结盟的海上强国之一。然而，科西拉拒绝了民主派的求援。于是，民主派转向科林斯，并获援了一支舰队。

科林斯人对于科西拉前殖民地的干涉激怒了科西拉人。科西拉人愤而起兵，击败了科林斯人的舰队。雅典开始担心，科林斯可能会与盟友斯巴达联合起来，占领并攫取科西拉的庞大舰队，从而使得两大阵营的军力天平向他们倾斜。这一担心进一步引发了雅典与科林斯之间的海上冲突，之后迅速发展成为裹挟了整个希腊世界的“全球冲突”。

起初，雅典帝国的进展非常顺利。他们在伯罗奔尼撒西南部的皮洛斯打赢了一场仗，俘虏了大批斯巴达士兵。当时，斯巴达人长期缺乏足够的兵力来镇压斯巴达城邦中人口占多数的希洛特农奴。因此，只要雅典人愿意，斯巴达人就可能愿意做出慷慨的让步，与雅典达成和平协议，以换回被俘的士兵。然而，雅典人选择把战争继续打下去。

公元前415年，年轻而傲慢的扩张主义者阿尔西比亚德斯和年长而谨慎的老兵尼西亚斯就是否入侵西西里进行了辩论。阿尔西比亚德斯强调西西里的粮食对于雅典的价值；尼西亚斯则反驳说，西西里的物产丰饶正是我们不应该侵略它的原因：“他们相对于我们最大的优势是，他们的粮食可以自给自足而不需要从外界进口。”

以阿尔西比亚德斯为代表的鹰派赢得了辩论。然而，侵略西西里岛使得雅典本身守备空虚。趁此机会，伟大的斯巴达海军将领莱山德没有直接进攻雅典，而是再次掐住了雅典帝国在赫勒斯滂海峡的咽喉地带。这位狡猾的指挥官并不着急，召集完他的军队后，一直等到了公元前405年的盛夏。当时，大量的运粮船正准备载着珍贵的粮食向南启程，赶在海潮上涌封锁航道前通过海峡。正在此时，他突然攻击了雅典停泊在塞斯托斯附近的赫勒斯滂海峡内的伊哥斯波塔米的剩余舰队。斯巴达人一举获胜，击沉或夺取了雅典舰队的几乎所有船只，并打跑了雅典人的数千军队。一艘桨帆船侥幸逃了回去，并带回了这一可怕的消息；当战败的消息传到比雷埃夫斯时，“哀歌传开了……在长长的城墙上，人们口耳相传，那一夜无人入眠”。

此时此刻，对于斯巴达而言，没有必要再入侵雅典了，因为残忍的饥饿之剑可以比斯巴达人可怕的重装步兵方阵更有效、更容易地击溃雅典。在屈辱的和平方案中，雅典还是保持了独立，但仅此而已；它被迫解散了剩余的舰队，拆除了比雷埃夫斯的防御工事，推倒了一度使之免于攻城之扰的“长城”。最屈辱的是，它被迫成了斯巴达的盟友。

雅典会再度崛起的，它甚至会从不断衰弱的斯巴达的海上力量手中重新夺回对黑海贸易的主导权，但它永远也无法重回其权力和影响力的鼎盛时期了。雅典的下一个挑战者是底比斯。底比斯在公元前360年控制了赫勒斯滂海峡，但雅典在三年后就收复了失地。不久之后，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即马其顿的菲利普国王，在佩林托斯（普罗庞提斯河畔的一座小城，位于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之间的内海）袭击了赫勒斯滂海峡，然后在拜占庭再度袭击了海峡。在演说家德摩斯梯尼的召集下，雅典人再度迎击了来犯者，并再次夺回了其生命线。然而，这一次只算得上勉强恢复。

随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向希腊保证了其航运自由。然而，这个承诺并没有阻止他偶尔扣留个别可疑的货船，向希腊展示海峡的真正控制权在谁手中的行为。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雅典虽然名义上还是独立国家，但已无力再掌握自己的航运命脉或城邦命运了。正如它为西方文明在制度、学术和艺术上做了诸多努力一样，雅典也开创了一项不那么光彩的先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几个世纪里，作为西方第一个在辉煌之后衰落的帝国，雅典耻辱地见证了其自身从一个不可一世的世界强国转变为一个尴尬的露天主题公园的过程，仅仅因为其艺术、建筑、教育与辉煌的过去而为人所称道。

如果说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那么希腊独特的战略性地理位置无疑是西方海军战略的核心，强调海上航道的安全。实际上，威尼斯、曾经的荷兰、当年的英格兰只不过分别成了13、17和19世纪的“雅典”——这些国家当时也面临着国内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其繁荣和生存也依赖着对一系列重要航道与战略要地的控制。这些要地包括卡特加特海峡（丹麦日德兰半岛和瑞典之间的海峡）、英吉利海峡、苏伊士、亚丁、直布罗陀海峡、马六甲海峡，以及上文中不断出现的赫勒斯滂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

如今，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伊朗等国广阔的油田不断通过波斯湾向外增加石油出口，无须提醒，位于华盛顿、伦敦、新德里和北京的各国国防部都深刻地意识到维护波斯湾狭窄水域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与之相对的是，在印度洋广阔而开放的地理环境的麻痹之下，中世纪时期便已经是贸易中心的亚洲国家却没能吸取这一教训。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伊斯兰势力的确把当时孱弱和落后的欧洲国家从以印度洋为中心的世界长途贸易中排除在外。然而，这完全是由于他们征服了中东的陆地区域。这也使得欧洲无法从波斯湾和曼德海峡进入印度洋的“后门”。例如，位于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虽然实力强劲，但未能有力地保护其统治的波斯湾区域的战略要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使得这一区域海盗横行。（早期的阿拉伯帝国也不认为修筑和维护道路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

尽管蒙古人和明朝时期的中国人对日本、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洋进行了可圈可点的海上冒险，他们在保证马六甲海峡的安全方面做得还是相对较少，而马六甲海峡则控制着所有与西方的贸易。在葡萄牙人出现之前，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几乎都忽视了海上航道的安全。当时，印度西海岸第乌岛古吉拉特城的穆斯林总督马利克·阿亚兹疯狂地请求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统治者帮助他驱逐葡萄牙人。1508年，马穆鲁克-印度联合舰队出现在焦尔（今印度孟买南部）的港口，令葡萄牙的小型船队大吃一惊。这只联合舰队也给欧洲人造成了惨痛的打击。第二年，葡萄牙人在第乌附近组建了一支更大的舰队，卷土重来，打破了穆斯林对关键的香料贸易的垄断，为欧洲势力的入主打开了大门。

如果印度洋上的两轮季风能让货船在巴士拉到马六甲之间畅通无阻地航行，海上战略与海军力量也就无关紧要了。印度洋简单而开阔的地理条件使得穆斯林控制下的贸易大国对欧洲人的突然来袭措手不及。

西方势力在印度洋地区的增强并不会让伊斯兰势力迅速溃退；正如穆斯林军队在焦尔之战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们不会像新大陆上的印第安人那样被轻易地压垮。在第乌战败后的几年里，一支重新组建的埃及舰队在亚丁阻挡了欧洲人的脚步。伊斯兰先知的军队仍然控制着具有战略意义的曼德海峡。直到1839年英国人最终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得这一海峡，穆斯林手中的这一控制权才宣告终结。尽管穆斯林海军作战凶悍、技术先进，他们最终还是无法和当年纵横于赫勒斯滂海峡、卡特加特海峡、直布罗陀海峡和英吉利海峡的强权相提并论。

我们不难看出，雅典人对赫勒斯滂海峡的重视反映在美国海军如今在曼德海峡、直布罗陀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的军事部署。葡萄牙人在焦尔的暂时落败，也能让人回想起美国海军科尔号导弹驱逐舰在亚丁湾受到的袭击。讲到这里，我们前进的速度已远远领先于历史脉络展开的速度。伯罗奔尼撒战争与罗马帝国的覆灭几乎隔了1000年。罗马的终结和由葡萄牙人在印度洋上的出现所宣告的西方霸权时代的开端也相隔了约1000年。

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一个强大的新兴一神论宗教的信徒主导着中世纪的长途商贸，其主导的程度就像当今西方世界对于长途商贸的主导一样，而当年的那份贸易主导的遗产的种种痕迹直到今天仍旧显而易见。

1. 关于欧洲痴迷于控制海上航道与海上航运节点的传统根植于欧洲独特的崎岖多山的地理环境，查德胡里做了最好的解释：“需要解释的并非和平的（亚洲）体系，而是武装起来的（欧洲）贸易体系，而历史学家尚未做出全面而令人信服的解释。然而，在地中海地区，自希腊—罗马时代以来，甚至从更早的历史时期开始，要想控制经济资源和政治性的殖民地，控制海上航线便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波斯湾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内海，印度洋中没有任何与之相似的地理、政治、经济因素。”

2. 阿玛西斯是法老的希腊名字。在埃及，他被称为科乐美布利·埃莫塞-斯-内特。

3. 古希腊城邦，非后世的拜占庭帝国。——译者注

4. 1码=0.9144米。——编者注

5. 英美制容量单位（计量干散颗粒用），1蒲式耳等于8加仑。英制1蒲式耳合36.37升，美制1蒲式耳合35.24升。——编者注

第3章 骆驼、熏香与先知

艺术家和插画家几乎都从侧面描绘骆驼……骆驼的鼻子是一个鼓鼓的、橡胶似的吻状突出物。在鼻子下面，它的上唇前凸，包裹着它的牙齿，突出于短而低的下唇。每当我斜着眼睛看着骆驼的侧脸画像时，我都暗自期待看到画像中骆驼的正脸。再没有任何一种动物能让我有这样的期待。通过骆驼的侧脸，我感觉我看到的是一些其他的生物，比如海蛇或者狗脸恐龙。

——莱拉·哈德利

所有的旅行者都应该研究沙漠劫掠术。迎面而来的一群人可能是朋友，但必须先预设他们为敌人……劫掠者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他们的部落和你的部落没有血仇，另一类则是有血仇的。两类人都想要你的骆驼和武器，还有你的生命。

——伯特伦·托马斯

近年来的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研究认为，恐龙在突如其来的黑暗与严寒的环境中灭绝是因为一颗巨大的小行星在大约6500万年前坠落在墨西哥湾，进而引发了冰期的降临。而我们恒温哺乳动物的祖先更能适应寒冷气候，因此得以在冰期中崛起。大约4000万年前，在北美洲出现了一种只有如今的兔子大小的恒温哺乳动物，称为始驼，是如今骆驼的祖先。大约300万年前，也就是更新世初期，巴拿马地峡形成了，始驼于是得以从北美洲迁徙到南美洲。在那里，始驼的后代——美洲驼、羊驼、原驼和骆马在安第斯山脉逐渐繁衍生息。大约50万年前，在北美洲，始驼的后代中出现了现代骆驼。

更新世在10000年前就结束了，其特征是间歇性但大规模的冰期。在一轮又一轮的冰封过程中，地球上的冰大量积累，极地的冰帽不断扩张，导致海平面下降了几百英尺。因为白令海峡部分地区水深低于200英尺，所以当时海平面已经低到足以让白令海峡底部的一部分暴露出来。这就形成了一个天然陆桥——白令陆桥。动物和植物得以通过这一陆桥在东西半球之间迁徙。

在更新世晚期的物种交流中，两次意义深远的迁徙发生了：人类从西伯利亚向东进入了新大陆，骆驼和马则朝着相反的方向迁徙到亚洲，进而进入非洲。可能是为了避免成为美洲的大型剑齿虎的猎物，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周期性波动导致它们赖以为生的草料出现了某种变化，也可能是为了躲避史前人类的狩猎，这两种有蹄动物很快就在北美洲消失了。虽然后来西班牙征服者将马以一种惊人的方式重新引入美洲，但骆驼再也没有荣归故里。

然而，骆驼最初也没能在所谓“旧大陆”的新家顺利地繁衍生息。与成群结队、冲锋陷阵的马不同，没有防御能力的骆驼的最高速度只有每小时20英里——这对狮子或其他任何敏捷的大型捕食性动物来说都是可以轻松猎捕到的一餐。在亚洲最干燥的地区，尤其是阿拉伯地区，骆驼发展出了其独特的进化优势：储备和保存水的能力。这一能力使骆驼能够在沙漠中长期生存，远离大型肉食动物聚居的绿洲地带。

骆驼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把水储存在驼峰中，而是把水均匀地分布在全身。它们可以在一次性大量饮水达50加仑之后，连续行走数天而无须补充水分。在特殊的情况下，它们甚至能连续行走数星期。它们对于液体的保存得益于其肾脏的一项特殊能力，即有效地浓缩尿液。最早的亚洲骆驼是双峰驼，但在更为炎热的阿拉伯地区和非洲沙漠，骆驼则进化到了现在更常见的单峰驼形态。这一形态减少了骆驼身体的表面积，从而减少了水分的蒸发。单峰驼还逐渐具备了另一种节水机制，即在白天的高温下被动地将体温升高，最多可提升6华氏度

，从而减少由出汗造成的水分损失（这对哺乳动物来说是不常见的）。直到今天，单峰驼仍旧在阿拉伯地区和非洲占据主导地位，而双峰驼则多栖息于亚洲。

无论是双峰驼还是单峰驼，起初都在进化上打了一场败仗，只是人类的偶然出现才使得它们免于灭绝。骆驼是少数可以被驯养的动物之一。一种能被人类驯养的动物需要同时具备以下几个不寻常的特征：人类能提供给它有吸引力和营养丰富的食物；易于放养，温和驯服，对人类没有恐惧感，对人类的疾病有抵抗能力；最重要的是，能在圈养过程中不断繁殖。只有少数动物在各方面符合上述条件。大约10000年前，山羊和绵羊成为首批被驯养的牲畜，然后是鸡、猪、牛，最后才是骆驼。（被驯养的驴、马和狗主要用来运输、狩猎和征战，但也时常会出现在食物链中。）

我们几乎不知道那些最常见的作物和动物是如何首先被驯化的，骆驼也不例外。基于人类学的证据，早在大约5000年前，在非洲之角或阿拉伯地区南部的红海沿岸，人类可能就开始饮用骆驼奶了。直到今天，索马里人都拒绝骑乘骆驼，因为他们相信骑乘体积庞大、行动缓慢而笨拙的动物会让他们的骑手很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今天，这一地区也是世界上骆驼数量最多的地方。而饲养这些骆驼仅仅是为了饮用它们的奶水。渐渐地，人类发现了骆驼的其他价值：雄骆驼的肉和皮，两种性别的骆驼的毛发，以及作为运输工具。

直到大约公元前1500年，驴一直都是人们使用畜力运输的首选。此后，游牧部落才开始大量饲养骆驼作为畜力运输工具。如果把驴比作家用小轿车，其光滑而坚实的皮肤表面适于驮运较轻的物品；那么骆驼就是路虎，它硕大而带有肉垫的蹄子使它能在人迹罕至的荒原上以两倍的速度，驮运两倍重量的货物。骆驼的这一能力使得中东沙漠地带和亚洲大草原上的贸易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一般来说，一个骆驼骑手可以牵引3~6只骆驼的驼队，在一天之内将1~2吨的货物运送20~60英里。大约公元前730年，亚述人的国王提革拉毗列色三世打败了阿拉伯人的女王珊希。他的战利品包括20000头牛、5000包香料和30000头骆驼。

在驼背上装载货物是有讲究的。商人不能简单地把沉重的货袋直接搭在骆驼背上。骆驼柔软而难以支撑重物的驼峰和走起路来摇摆的动作，使得它需要装上一个由框架和垫子组成的驼鞍才能固定住载物，并将载物的重量均匀地分散在它的背上。公元前1300—公元前100年，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游牧民族对驼鞍进行了改良，使骆驼的平均载重量超过了500磅，而最强壮的骆驼的载重则超过了1000磅。在过去的2000年中，阿拉伯北部的这一创新成为驼鞍的最终形态，并在中东一直被使用。

中亚的双峰驼和阿拉伯沙漠的骆驼一样，被高度专业化地驯化和精心地饲养。大约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000年，在单峰驼被阿拉伯人驯养用来运输的同时，双峰驼几乎在同一时间出于同一目的被驯养。伊朗与印度地区大草原上稍显凉爽而潮湿的气候更适合双峰驼。然而，沙漠中的阿拉伯人看重单峰驼的原因，不仅在于它强大的运输能力，还在于它提供的奶、肉和毛发，而中亚人并不在乎单峰驼的这些价值。在中亚地区，农耕定居模式已经形成，并广泛地传播开来。中亚人发现羊毛优于驼毛，牛供应的奶和肉更多且更好吃。此外，作为运输工具，黄牛和水牛的出现，使得骆驼只在短距离快速运输上更划算。尤其是在骆驼不适应的潮湿气候中，黄牛和水牛更是替代了骆驼的运输价值。

因此，随着时代的推移，价值更高的单峰驼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活动范围上都在显著增长，并开始侵犯双峰驼的传统疆域：首先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然后是伊朗，之后是印度，最后是中亚地区。当这两个种群开始彼此接触时，杂交发挥出了其典型的魔力。毕竟，这两种动物非常相似，可以杂交。正如一般的杂交会出现的那样，它们的第一代后代（F1杂种）性状优异，具有非凡的耐力和力量，非常适合中亚陆路贸易的长途旅行。它们能够从中国运送半吨货物，直到亚洲西部的边缘地区。在整个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人们对这些“超级骆驼”的需求与日俱增。

饲养一头优良的双峰雄骆驼，使其与一大群单峰雌骆驼杂交，或者用一头单峰雄骆驼与双峰雌骆驼交配，就可以得到这种负重能力极强的骆驼。然而，因为一头双峰雄骆驼的配种范围可以是一大群单峰雌骆驼，所以双峰雄骆驼和和单峰雌骆驼的配种模式应用得更为广泛，也更为常见。即便在中亚地区，也是如此。（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另一种功能多样的西方负重动物——不育的骡子——身上。骡子一般是母马和公驴杂交的后代，但选择这一配种模式的原因却和骆驼不同。公马和母驴之间“反向”配种的F1杂种很少见，是因为母驴的产道较小，很难生产这种杂交后代。）

畜牧业不可抗拒的规律使得杂交出来的第一代能吃苦耐劳，但也使得它们不宜再交配，因为它们交配出来的第二代往往体型较小且机能退化；这也是为什么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中对于第二代的称呼，翻译过来为“小不点儿”。最终，在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区域，单峰骆驼和杂交骆驼都占据主导地位；只有在中亚海拔较高、气候寒冷的山区，才有大量的纯种双峰骆驼，因为即便是最耐寒的杂交品种也难以适应当地的严寒气候。

从摩洛哥到印度，再到中国西部地区，骆驼的使用范围之广、时间跨度之长证明它的运输效率的确非同凡响。在现代，铺设良好的道路，加之更好的驼车设计，使得骆驼的运输效率获得了更大的提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估计，目前世界范围内骆驼的数量不到2000万头（包括澳大利亚内陆的65万头野生骆驼，它们的运输功能随着铁路的出现而显得多余）。

虽然机能优秀的骆驼在杰出的骑手的驾驭下也许可能每天赶路远达60英里，但一般情况下则是每天30英里左右。考虑到骆驼身体的储水量一般只能坚持3天，因此每隔约100英里就需要设置绿洲和商队客店以提供补给；这极大地限制了可能的路线安排，尤其是在中亚地区。此外，由于骆驼不能在陡峭、狭窄的地带穿行，因此亚洲地区的山路只能改换驴子继续前行。

我们之前已经谈到这条商路上的其中一种商品——丝绸。借由骆驼的驮运，丝绸可以被运送到极为遥远的地方。但在丝绸以骆驼陆运或船只海运的方式从中国运送到罗马的几千年之前，从广袤的阿拉伯地区的沙漠到古代的肥沃新月的伟大文明中心，被运输的则是另一种珍贵的商品。

在阿拉伯半岛，炎热而干燥的气候既是让它闻名在外的标志，又是令人避之不及的诅咒。该地区几乎没有一条永久性的河流能穿越浩瀚的沙漠。只有这些河流的“鬼魂”——干涸而蜿蜒曲折的旱谷（类似于美国西南部的旱谷）。即便是最有经验的旅行者也可能会意外错过这些休眠的河流。毕竟，这些干涸的河谷只在每隔几十年一次的暴风雨中才能暴涨起肆虐的洪水。

然而，阿拉伯半岛有一块地区在古代被称为“阿拉伯的菲利克斯”——字面意思是“快乐的阿拉伯”。这一名称体现了该地土壤的肥沃。该地区位于半岛西南部的山区，即现在的也门。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能捕获温暖潮湿的夏季季风，因此年均降雨量可达10英寸。此地罕见的潮湿气候也说明了为什么该地区的港口城市亚丁的名字其实是阿拉伯语中的“伊甸园”。（半岛上余下的干旱地带则一律被称为“阿拉伯荒漠”。）

一般而言，香料是乳香、没药和其他所有稀有的异域香料的总称。这些香料在“阿拉伯的菲利克斯”已经生长了上千年。最早的赛伯伊人和米内人，以及曼德海峡对岸的索马里人，是最先种植并出口这些香料的人。

从目前出土的文物来看，在丝绸和胡椒出现在西方之前，熏香是当时最主要的奢侈品。对于生活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阿拉伯半岛的任何人来说，新驯养出来的骆驼最主要的用途就是向肥沃新月和地中海盆地的消费者运送熏香。早在公元前3500年，埃及和巴比伦的贵族就开始对这些芳香的物质产生了兴趣。在一座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石碑上，我们可以看到纪念与蓬特国进行香料贸易的内容。当时的贸易商很可能是直接顺流而下，穿过了整个红海前往蓬特的。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较浅的深度、横行的海盗和逆风使得这条路线并不理想，甚至颇为凶险。更安全和更可靠的方式是陆路运输，先沿着阿拉伯地区的红海海岸向北走，然后向西穿过西奈半岛。

香料的生长周期也有利于使用骆驼进行陆路运输。种植者一般在秋季和春季收获香料。如果用海运，那么春秋两季的收获正好会错过去埃及所需的冬季风或去印度所需的夏季风，而骆驼则可以全年运输，并无季节顾虑。红海上严峻的航行条件，收获季节与季风的不同步，促使半岛各地纷纷开始驯养骆驼以运输香料。

大部分的贸易只涉及两种商品：其一是乳香，一种乳香树生成的树脂；另一种是没药，一种从没药树中提取出的芳香油。这两种植物都是只有几英尺高且参差不齐的灌木，主要生长在阿拉伯地区南部和索马里北部的高海拔地区。

乳香和没药之所以被当作最主要的奢侈品，既有宗教原因，又有世俗原因。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古代文明的景象和声音，却难以想象它的气味。在缺乏有效卫生设施且拥挤的古代城市里，仅靠鼻子你就能识别位置：有粪便臭味的是下水管道；有血腥味的是屠宰场；有尿味的是政府建筑物、寺庙和剧院；有刺鼻气味的是皮革厂、卖鱼店和墓地。

生活在这样的臭气中，只有最富有的人士才能定期洗澡和更换衣服。几乎再没有什么物质能像没药油那样可以被简易地用作擦拭身体的乳液，掩盖日常生活中的恶臭。因此，没药油显得格外珍贵。医生们在药物中也大量使用没药。没药在古代世界也被用作防腐液。此外，没药也被用来刺激性欲，其诱发性欲的功能可从《圣经》中一个众所周知的荡妇的故事中得到证明：

装饰着我的床笫的是精美的挂毯、雕饰的器皿和埃及的亚麻。

馥郁着我的闺阁的是昂贵的没药、名贵的沉香和珍贵的桂皮。

来吧，让我们欢爱直到天明，让我们用爱抚慰心灵。

此刻良人正远在他乡：

腰缠万贯，归期尚早。

除了被用作日常生活中的熏香，乳香还具有更多的神秘主义的性质。这种树脂均匀地燃烧时会产生一种纤细而缭绕的烟雾。古代世界的人们认为，这种烟雾会缓缓升空，直抵天堂，神明也会青睐它的曼妙外观与迷人芬芳。在中国和印度，葬礼上往往需要燃烧乳香。然而，在早期犹太人的帐篷里，人们认为这种不透明而缭绕的烟雾遮蔽了全能的神明的真面目。

普林尼曾写过，亚历山大大帝特别喜欢在圣坛上大量焚香。亚历山大的导师列奥尼达曾告诫他：“只有征服了出产乳香的民族，他才能以那种奢侈的方式膜拜神明。”按照普林尼的记载，亚历山大随后便举兵征服了阿拉伯地区。“他给列奥尼达送去了一整船的乳香，附带一则口信，请无所顾忌地焚烧乳香以膜拜众神吧！”

普林尼也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阿拉伯的菲利克斯的乳香贸易。乳香树会分泌一种光滑的泡沫液体，聚集在树皮下面。收获时，种植者切开树皮，任由液体喷到地面上或者棕榈叶上，变干变厚。喷出来的液体是最纯净、最理想的乳香，而粘在树上的残余物则会被树皮污染，只能算二等品。种植者的诚信正直曾让普林尼非常吃惊：

乳香树林被划分成一定的区域。依赖于种植者彼此之间的诚信，收获期间，即便无人看守，也不会有人越界偷取邻人的乳香液。

如今，贝都因的男男女女仍旧诚实地奉行着乳香树林的区域划分，和普林尼当年观察到的情形别无两样。在公元纪年之前，香料的种植与生长一直限制在阿拉伯地区西南部那些香料树的自然发源地。当地人也只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大约是5月——才去收获乳香液，这样可以赶在凉爽而潮湿的西南季风到来之前。在乳香液被自然干燥了几个星期之后，最终的成品要么在骆驼背上向北运输，送达肥沃新月和地中海的市场；要么被储存几个月，等到最凶险的季风风暴消停之后，由船向东运往印度。在希腊博物学家泰奥弗拉斯托斯的描述中，买卖双方之间的高度信任形成了某种“无声的贸易”：

当卖家到达市场的时候，每个人都会以相同的方式把自己的乳香和没药堆在一起，遣人看守着，自己则离开；每个人走之前都会在香料堆上放一块小写字板，上面写着不同计量单位包含的数量，以及每个计量单位的售价。当买家来的时候，他们逐一看着写字板上的内容，看到中意的价格，他们就称了需要的量，放下相应的钱，带上东西就走了。随后，祭司就过来了，他们会拿走交易金额的1/3献给神，并把剩下的2/3留在原处，等卖主来认领。

刚干燥的乳香是一种具有黏性的易碎物质，一般会被放在具有保护性的木盒里；没药油则很容易蒸发，因此被存放在兽皮制成的皮袋里运输。几千年来，这两种珍贵的物质，在遥远而神秘的国家被生产出来，然后从阿拉伯半岛的西南角通过一条复杂的路线最终被送往巴比伦、雅典和古埃及的首都孟斐斯。历史学家奈杰尔·格鲁姆写道，“人们可以想象，古代商队的骆驼的鞍鞯两侧挂着装满乳香的篮子，或者满载着没药油、质地也更为紧致的山羊皮袋子。”

随后，罗马治下的和平局面改变了这一贸易模式。罗马人非常虔诚地侍奉神明，总是会花费相当一部分战利品用于购买熏香。早期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甚至用活人作为祭品以安抚众神，但在其后的希腊古典时期和罗马共和国的早期，这一风俗被用动物祭品献祭取代。祭祀时，他们会在祭坛旁边放置一个三脚架，乳香会被放置在三脚架上的一个叫阿塞拉的装置里。由于焚烧乳香是这一罗马宗教仪式的核心，所以乳香被允许免税进口到帝国境内。当时，大多数商品的关税高达商品价格的25%。（市民广场上的提图斯凯旋门上的雕刻便描绘了提图斯皇帝在公元70年征服耶路撒冷后，手持一截香脂灌木在首都的大道上凯旋而过的场景。这种香木能产生一种当时最为昂贵的香料。）随着帝国的日渐繁荣，人们对于熏香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罗马对阿拉伯地区的控制逐渐向南延伸，这使得海上的船运和陆上的驼运路线也变得更为安全和便宜。

随着需求的增加，种植者们不再一年一收，而是增加到一年两收，甚至一年三收，使得香料成品的质量降低，低于从前一年一收时每年5月份收获的成品的质量。与此同时，乳香的种植也向东扩散到佐法尔（在现阿曼境内）。

种植区域的向东扩张意味着距离罗马越来越远，运输距离也随之增加。因此，一部分乳香和没药会直接从这些新的出产区域被船运到阿拉伯地区东部的迦拿港和摩斯哈港，再转运到红海沿岸的贝雷尼塞，最后运往亚历山大港。但是大部分的香料还是由骆驼运输的；阿拉伯的菲利克斯的统治者希望长久地控制这笔获利颇丰的交易，大批的香料可以源源不断地经由东边的舍卜沃从陆地上运输出去（见图3-1）。

图3-1 熏香产地及贸易路线

普林尼描述了香料在被收集后，是如何被运到舍卜沃的。他说，“舍卜沃城为香料进口特别指定了一个城门。”不由指定的城门进城（毫无疑问的走私）的人将被处以死刑。陆上的运输路线似乎被一个部落垄断了。部落的牧师监督香料的收获和运输。普林尼以多种方式认定，这个部落要么是格巴尼塔人部落，要么是米内人部落。

舍卜沃的牧师们会扣下货物的10%作为进口关税。随后，香料将被运往托姆纳。该城也是格巴尼塔人或米内人的国家的首都。普林尼进一步记录了下一阶段从托姆纳到加沙的路程，大约是1500英里。如果每天行路约23英里，则需耗时65天。这一路会产生一系列的费用。其中：

一部分乳香要分给祭司和国王的书记员。连同这一部分在内，还要分给侍卫和他们的跟班，守门人和杂役也都见者有份。实际上，商人们一路上都在不停地把乳香分出去。在一个地方换水喝，在另一个地方换取粮草，还要算上驻留休整的支出。

前往罗马的每匹骆驼所负载的货物的价值，加上购买和运输的总成本，大约为1000第纳里，也就是每磅约2第纳里。品质最好的乳香——判断标准是颜色的白皙程度、脆度和易燃性——在罗马的售价是每磅6第纳里。品质最差的也要每磅3第纳里，与黑胡椒的价格差不多。相比之下，最为昂贵的香料，比如来自巴勒斯坦的香脂，售价则高达每磅1000第纳里。

虽然乳香价格一直上不去，但是乳香的市场供应量一直很大，利润因而也颇为可观。在所有的香料中，乳香一般是由骆驼驮运进口的（一头骆驼可以驮运约500磅乳香），因此成为那个时代长途贸易中最为重要的商品。如果我们以普林尼记载的金额的面值来估算，从阿拉伯的菲利克斯到罗马，一头骆驼的负载量的总成本大约是1000第纳里。市场上的平均零售价按每磅5第纳里来计算的话，每头骆驼负载的乳香的总利润可达1500第纳里。

熏香贸易繁荣了整个供应链上的各地区的各行各业，包括中间商、为商队提供后勤服务的人、骆驼骑手。这些骑手技艺颇为高超，每人都能一次驾驭6头骆驼。商队一般会独自在阿拉伯半岛的西部海岸（红海海岸）蜿蜒前进，将阿拉伯的菲利克斯出产的香料送到肥沃新月的富裕阶层手中，后来供应范围扩大到希腊、罗马和拜占庭的富裕阶层。香料贸易使得这条路线上一系列的贸易中心城市日渐繁荣，收益最多的莫过于赛伯伊人或格巴尼塔人的城市（存疑，目前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一个民族掌控了这一贸易），诸如舍卜沃、托姆纳和马里布。通过在熏香供应链沿线打劫抢掠，游牧部落也分得了一杯羹。由阿拉伯东部地区出口的熏香，经由加沙和亚历山大港到达普托利码头，整段路线长达4000英里。

对究竟是谁控制当时的这一贸易的困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代的研究人员难以进人也门和沙特阿拉伯进行研究。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人都被禁止进人马里布这一重要的米内人与格巴尼塔人的古城。1951年，也门的伊玛目终于批准美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弗兰克·奥尔布赖特访问马里布以协助解开这个谜团。然而，他的党派随后因此丧命于不满的当地人的枪口之下。不过，在距离马里布数千英里之外的埃及的孟斐斯和希腊的提洛岛，考古学家们还是发现了残缺不全但令人振奋的米内人的碑文。这表明阿拉伯的贸易移民曾流散到距离他们家乡数千英里之外的地方。

驯养骆驼用于运输的做法逐渐向北方和东方传播，其他充满传奇色彩的内陆中心城市，如巴尔米拉、撒马尔罕和设拉子（这三座城市分别位于今天的叙利亚、乌兹别克斯坦和伊朗），也都挤满了卖骆驼的商人、驼队骑手和各国远道而来的商人。每个城市也因此变得富有和强大。如今，最显眼的熏香贸易的遗迹便是佩特拉宏伟的石造寺庙和陵墓了。佩特拉是纳巴泰的首都，位于今约旦南部。

该国崇拜太阳，颇为神秘，一度兴旺于公元前300年至罗马灭亡的时间段内。他们的繁荣主要依赖于他们对阿拉伯熏香贸易路线北部的控制。该地区约占整个贸易路线长度的1/3。同样，驼队商路在地中海的终点加沙也在熏香贸易中蓬勃发展。亚历山大大帝送给列奥尼达的香料——15吨乳香、3吨没药——便来自加沙的库存。而这批库存又是他于公元前332年在推罗前往埃及途中抢掠而来的。那时候，加沙已经是一个历史悠久和经济富庶的地方了。正因如此，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加沙遭到了亚述人的好几轮围攻，损失惨重，就像坐落于一个大坟场上一样。

当熏香运抵埃及时，阿拉伯的菲利克斯的人随和而诚实的一面便完全消失了。普林尼记述道：

另一方面，在亚历山大，乳香被进一步加工以待销售。工坊会被大力士们看守着，戒备森严，谨小慎微。工人们的围裙上盖着印章，他们必须戴上带有头套的口罩或网兜。在工人们被允许离开之前，他们必须脱去所有的衣物。

因此，古代的熏香贸易其实与现代的可卡因和海洛因贸易没什么不同：处于原材料状态时，农作物相对安全，一旦被制成成品或者被贩售到消费者手中，就会变得充满安全风险。

熏香对于其最终的目的地罗马其实并无益处。大量进口熏香与丝绸耗尽了帝国的白银储备；奈杰尔·格鲁姆估计，每年大约有1500万第纳里花在进口熏香上，大约相当于10000头骆驼的负载量。对于海上的劫掠者而言，只要能把劫掠来的战利品送到自家码头上，就不会再有问题了。当时，仅塞涅卡的财产就被认为接近一亿第纳里。公元2世纪，随着罗马对外征服战争的结束，罗马人逐渐变得越来越奢侈。用诗人的话来说便是，帝国的实力在熏香的袅袅烟雾中蒸发了。

尽管乳香和没药使商队经过的每一个城镇都繁荣起来，但其中只有一个地方反过来影响了整个文明世界。此地是阿拉伯地区西部的一处绿洲，正位于熏香生产者所在的也门和消费者所在的遥远的地中海东部与肥沃新月的中间。在那里，熏香贸易推动了伊斯兰教的诞生。该教的军事、精神和商业影响力迅速壮大，以至改变了整个中世纪亚洲、欧洲和非洲的面貌。萌生于全球海上与陆上贸易的高潮阶段，伊斯兰教逐渐主宰了这片大陆上的精神生活和商业生活。

这一新兴宗教的传奇始于沙漠阿拉伯人的祖先，他们是安土重迁的农民，在绿洲的边缘地带辛勤耕种。大约在3000至3500年前，他们率先掌握了驯养骆驼的技术，这使得他们有能力来往于阿拉伯地区严酷而可怖的荒野之中。然而，即便他们掌握了新的交通方式，他们的生存仍然得不到保障。在干旱少雨的夏天，他们只能龟缩在绿洲里，哪儿也不敢去；而在余下的时间里，他们也只能和山羊、骆驼一道在沙漠的边缘艰难觅食。

不过，边缘地带严酷的部落生活也使得他们长期处于主要纷争之外，免于被外界势力征服。后罗马时代，西方世界有两个强大的扩张性国家，即拜占庭帝国和波斯的萨珊王朝。二者都试图从对方手中夺回失地，各自重塑罗马皇帝图拉真和波斯大帝大流士曾经的荣耀：拜占庭试图从波斯手中夺取美索不达米亚，而波斯则希望从拜占庭手中夺回叙利亚和埃及。在生死攸关的长期拉锯战中，这两个大国都没有特别注意南方沙漠的那些贫穷的化外之地上的人。位置偏远、独立于外界的阿拉伯地区有一处例外，那就是季风可及的阿拉伯的菲利克斯，土壤肥沃、盛产香料。然而，这也使得它在古代版本的伟大博弈中变成了一枚不幸的棋子。

沙漠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法制缺席的社会环境深刻塑造了阿拉伯半岛上的经济和宗教生活形态，其印记至今仍留在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之中。从古至今，阿拉伯地区一直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任何人想要在阿拉伯世界站稳脚跟，都得依赖于家族和部落的帮助和庇护。

西方关于个人自治和法治的观念根本不适用于沙漠。在沙漠，对部落一员的攻击便是整个部落的攻击。同样，在一个杀人犯可以悄无声息地溜之大吉的地方，无论被告有罪还是无罪都无关紧要，他的整个家族都要为他一人的行为而遭到报复。由此产生的荣誉和复仇的观念，即便发生在现代中东，大家也会不以为意。这种观念已经成为长久的习俗，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也不知道到何时停止。当某件事的受害者首先求助于他们的表亲，而非警察或独立的司法系统时，通常的结果便是贫穷和政治动荡。

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当地人主要的生计来源往往是从邻近部落的帐篷和篷车中偷窃。沙漠中重大的军事行动一般是抢掠——一种骑马时采取的突袭行动。（之所以选择马，是因为它既比骆驼跑得快，又比骆驼更容易驾驭。）抢掠者们会迅速而灵巧地抢掠物资，以避免造成可能的伤亡，引发报复。还记得上文提到的贸易、保护、抢掠三种困境吗？在部落是唯一的权威来源的地方，冒险家们总是会选择抢掠。

前伊斯兰时代的沙漠居民信奉多个神明。伊斯兰教则融汇整合了这些早期阿拉伯的宗教信仰和习俗。早期阿拉伯人为许多神明建立了神殿，最神圣的是麦加的克尔白。它是一块巨大的花岗岩石块，一角嵌有一块黑色的石头，很可能是一块陨石。目前还不能确定克尔白是奉献给阿拉伯的真主安拉的，还是奉献给阿拉伯的一个较小的神胡伯勒的。古代中东的人们普遍崇拜陨石碎片。引言中提到的痴迷丝绸的罗马皇帝埃拉伽巴路斯是叙利亚人。早年，他只是小城埃梅萨（今叙利亚的霍姆斯）的一座寺庙的大祭司。登基之后，他把一块陨石带入了首都罗马，并为之新建了一座庙宇，用以供奉。这一行为使罗马人感到不满。（埃拉伽巴路斯死后22年，这个最世俗化的帝国的领导权落入了菲利普皇帝手中，而他是一个阿拉伯人。）

到公元500年，沙漠地区的阿拉伯人已经和基督徒与犹太人取得了频繁的联系。犹太人很可能是在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征服耶路撒冷后南迁的。他们随后在汉志建立了棕榈种植园。同样，基督教也从北部的拜占庭和南部的科普特教会所在的阿比西尼亚经曼德海峡向阿拉伯传播

。基督徒和犹太人经常嘲笑阿拉伯人的多神信仰，说他们缺乏一个无上的信条和来世的观念。因此，沙漠居民产生了一种宗教自卑感，同时，在长久压抑下产生了一种渴望，即创造一套完整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信仰系统。

麦加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的原因一直是个谜；它并不生产任何有价值的商品，也并非一个大规模的消费中心或行政中心，更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它的主要优势在于它的地理位置：麦加正好处在纵跨阿拉伯半岛约两个月旅程的中间，距离北部的拜占庭和南部的阿比西尼亚人统治的也门都很远。这使它免受这两个国家的侵扰，能够保持相对安全的环境。然而，这并不是它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的主要原因。我们不能确定熏香贸易在该城崛起中的作用有多大：首先我们还不能确定主要的商队路线是否途经该城（麦地那则不同，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确定熏香贸易路线肯定频繁地经过麦地那）。麦加坐落于干燥贫瘠的山谷之中。在前伊斯兰时期，麦加的粮食供给完全依赖于75英里之外的塔伊夫的庄园和田地。狭义上讲，麦加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规模较小、气候干燥而又地处内陆的阿拉伯版的威尼斯。不管它到底是否处在主要的熏香贸易路线上，它的食物供应和居民的日常生活的节奏都伴随着贸易的节奏而运转。

在前伊斯兰时代，麦加能在阿拉伯世界中脱颖而出的真正原因可能在于克尔白和供奉其他沙漠神祗的庙宇。每年，信徒们都要朝圣，阿拉伯语称为哈吉（很晚才被伊斯兰教采用）。在朝圣过程中，信徒们膜拜克尔白和黑色的陨石，并绕之行走。朝圣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麦加的财富和权力的积累。

到了公元5世纪后期，在一位名叫库赛的酋长的领导下，古莱什部落从北方迁入并控制了麦加，还抵御了拜占庭人和阿比西尼亚人的入侵。库赛接下来说服了古莱什部落和周围的其他部落，参与贸易与保护商队比抢掠他们更加有利可图。结果证明，与抢掠日渐减少、战战兢兢的商队相比，向商人征税并出售通行许可证的确收入更为丰厚。古莱什部落的人不断迁往麦加定居，人数越来越多，也变得更为富有，并逐渐放弃了部落和游牧传统。他们的生活从此围绕着贸易展开，不再过辗转于绿洲和沙漠帐篷的动荡生活。

大约在公元500年左右，阿比西尼亚皈依了基督教，并逐渐崛起，成为一个地区强权。同时，阿比西尼亚与信仰一致的拜占庭的联系也日益紧密。在公元6世纪初，独立的阿拉伯的菲利克斯的最后统治者，英俊的优素福·阿赛（也被称为杜哈·努瓦斯和“那个挂着锁的人”）皈依了犹太教，并在他的王国内屠杀和奴役了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公元525年，为了反抗优素福·阿赛反基督教的暴行，阿比西尼亚人跨过曼德海峡击垮了优素福·阿赛的军队。据说，那位意志倾颓的国王骑着马冲进了海里。

也门的犹太君主的失败，以及阿比西尼亚基督徒对阿拉伯的菲利克斯的统治引发了一系列大事件，其影响绵延至今。公元570年，阿比西尼亚派驻阿拉伯的菲利克斯的一位名叫亚伯拉罕的总督背叛了阿比西尼亚的国王，并在半岛上建立了与阿比西尼亚相敌对的帝国。亚伯拉罕是一个坚定的基督徒，其军队有经曼德海峡运来的非洲象的支援，声势浩大。在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的驱使下，他挥师进攻了麦加。当时，麦加已是阿拉伯地区“异教徒”坚守不让的最后据点。然而，尽管大象在古代世界的大部分战场上都是令人闻风丧胆的致命武器，但它们并不适合在阿拉伯半岛灼热的沙漠中生存，也不能适应城区以外的疾病和恶劣气候，因而纷纷死亡。麦加人从未见过这种大型生物，也不熟悉动物生态学和微生物学的基本常识，因此纷纷认为是神出面解救了他们。因此，公元571年在阿拉伯半岛被称为“象年”。同年，先知穆罕默德降生在古莱什部落的一个小分支。在伊斯兰世界，他的降临也被赋予了“大象事件”的神话色彩，而出现在那个时代的他自然也在长大后成了一名商人。

历史上的穆罕默德是一个模糊的形象；在他去世的一个多世纪之后，关于他的最初的书面叙述才开始出现。即便是这些为数不多的记录，也被早期的编年史家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扭曲。然而，还是有些基本的事实似乎无可争辩。他很小就成了孤儿，由他的叔叔——一个名叫阿布·塔利布的有钱商人抚养长大。虽然穆罕默德可能在观察和参与他叔叔的生意的过程中度过了他的性格形成期，但我们并没有关于他早年职业生涯的直接记录。更确定的是，在他25岁左右的时候，他偶然受雇于一位名叫赫蒂彻的年长寡妇。这位女士经营着一个生意颇为兴隆的贸易行。我们并不清楚她的商队到底贩售什么货物，但多多少少应该会牵涉附近塔伊夫的枣子、葡萄干和皮革，也门的乳香，来自埃及和其他地方的纺织品。

作为一个女人，她应该不会亲自押运这些货物出远门，因此，穆罕默德迅速成为她在叙利亚的代理人。她也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的能力，并被他的个性吸引。她向穆罕默德提了婚事，他也接受了。穆罕默德成了一个有社会地位和物质资源的人。

旅途中，穆罕默德接触了犹太人和基督徒——两大“圣经民族”，并感受到了他们颇为吸引人的信仰体系的力量。然而，在阿拉伯人看来，犹太教和基督教都和他们所仇视的外来势力紧密相关。这大大限制了这两种宗教在阿拉伯人中的吸引力，也促使穆罕默德和他的阿拉伯同胞们寻求他们自己的信仰道路。阿拉伯人认为，新近富裕起来的古莱什商业贵族的骄奢淫逸背弃了古老的部落行为准则，这也强化了阿拉伯人对于新信仰的渴望。西方伟大的伊斯兰教史学家马克西姆·罗丁森说：

沙漠之子的传统美德不再是通往成功的必由之路。贪婪和对主要机会的紧抓不放才更为有用。富人们变得骄傲自大，对自己的成功夸夸其谈，以为一切荣誉都是他们自己的——与部落整体无关。血缘联系也变弱了。

到了6世纪后期，许多阿拉伯人被双重的需求触动，决定建立一个统一的身份认同以抵御两种外来的一神教的传播，发展一种政治力量来扭转古莱什腐化堕落的颓势。在当时动荡的社会经济氛围中，安拉从沙漠众神中脱颖而出。公元610年，在麦加城外的希拉山洞内，安拉通过天使加百利之口向焦虑不安的穆罕默德口授了《古兰经》的第一段经文。宗教狂热的干柴一点即燃，几乎立刻变成了一场皈依和征服的燎原大火，席卷了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

穆斯林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赫蒂彻的支持对于先知的最终使命至关重要：阿拉伯俗语认为，“是阿里的剑和赫蒂彻的财富成就了伊斯兰教的兴起”。（阿里是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最终成为先知的第四个继承人；他被谋杀后，伊斯兰世界分裂成人数较少的什叶派和人数较多的逊尼派。什叶派坚信领导权应当由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阿里的世系来继承，逊尼派则拒不接受。）

伊斯兰教最神圣的经文也印证着商贸的公正性。正如《古兰经》中一段著名的经文所揭示的：“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借诈术而侵蚀别人的财产，唯借双方同意的交易而获得的除外。”关于贸易和商业的最重要的段落是在《圣训》中找到的，《圣训》收集了穆罕默德一生的诸多故事，就如何经商贸易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从比较宽泛的意见如“朝圣期间亦可交易”，到比较具体的意见如：

只要买卖双方还没有分开或直到刚分开的那一刻，他们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取消或确认交易。如果他们彼此坦诚，说的都是真话，就连商品的缺点也如实相告，他们的交易就会被神祝福。如果他们彼此欺瞒，说了谎话，这笔交易就不会被神祝福。

故事的其中一位讲述者贾比尔·本·阿卜杜拉描述过他与穆罕默德的一次私人邂逅。穆罕默德主动提出要买他那只经常惹麻烦的骆驼，并为此支付了一枚金币。为显示他的仁爱，穆罕默德随后返还了骆驼，并且让贾比尔留着金币，不必归还。这一行为告诉后世：在先知返还骆驼的那个时刻，先知自己虽然退出了交易，但交易的原则仍约束着先知。

在短短几十年内，新的信条在麦加与麦地那之间来回传播，随后跨越整个中东，西至西班牙，东至印度。从商业意义上来说，早期的伊斯兰教可以被看作一个迅速膨胀的商业泡沫；泡沫外面是不信该教的人，泡沫里面则是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神学层面和制度层面的统一体。虽然详细叙述伊斯兰教初期惊人的传播速度和广度并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但值得注意的是，它闪电般的传播速度在很大程度上肇因于新的信条与旧的传统之间的冲突。新的信条禁止信徒从其他信徒手中偷窃，但异教徒并不包含在内。旧的传统中，沙漠居民长期以来一直依靠抢掠商队以满足经济刚需。新宗教规定，被征服的不信教者的所有财产都将被没收，其中的1/5将被贡献给真主和分发给乌玛——人民，剩下的财物则由获胜的部队及其领导者瓜分。如果某地的居民主动选择皈依，那么他们的财产可免于没收。因此，随着皈依部落的地理位置越来越远，一些信徒也不得不到更远的地方抢掠那些尚在负隅顽抗的不信仰伊斯兰教的部落，以维持生计。公元632年先知去世后，新宗教的传播不断加速。一方面，一些地区的人们被征服后皈依；另一方面，在新信条所形成的政治、宗教和军事力量的裹挟下，一部分人看到了新宗教带来的机遇而主动改宗。这两种机制——武力征服与和平改宗——迅速将伊斯兰教的范围从他们在阿拉伯半岛深处的起点向半岛边缘不断扩大。

6年后，一系列因素使得阿拉伯军队止步于君士坦丁堡城下，其中包括新登基的战略大师——伊苏里亚人利奥三世皇帝的运筹帷幄，还有异常寒冷的冬季气候。事实证明，对于成长于阿拉伯地区炎热气候的作战部队和提供后勤补给的骆驼来说，严寒具有致命的杀伤力。用穆斯林学者J.J.桑德斯的话说，就是“如果当时大军攻克了君士坦丁堡，巴尔干半岛就会望风而降，阿拉伯人就可以沿着多瑙河直捣欧洲中心，基督教就可能龟缩在德国的森林中，沦为一个鲜为人知的邪教。”

当时，阿拉伯人的第一要务其实是养活半岛上大量新皈依的饥饿信徒。自古以来，埃及一直是地中海的粮仓。穆斯林征服埃及后，为了满足旺盛的粮食需求，他们进一步拓宽了埃及的粮食出口。当时的哈里发最初用篷车沿着熏香贸易的路线来运粮，但新兴的伊斯兰帝国很快就开始着手清理尼罗河和红海之间的古老的运河，试图在粮食需求市场——阿拉伯和粮食供应源——埃及之间开辟一条更便宜的海上运输通道。与现代一样，在古代，战略考量也一直左右着古代苏伊士运河的命运。最初，阿拉伯的领袖们考虑将运河直接延伸到地中海，这一路线几乎与现在的运河一致。然而，哈里发欧麦尔（先知的第二个继承人，排在艾布·伯克尔之后）反对这项计划，因为他担心拜占庭人或许会利用这条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运河来骚扰穆斯林的朝圣。用来供应粮食的运河，同样也可以用来封锁粮食供应：曾经向北运到君士坦丁堡的粮食，现在则沿红海顺流而下。失去埃及这一产粮基地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拜占庭的衰落。一个世纪后，哈里发阿布·加法尔最终决定彻底封住运河，以切断当时阿拉伯叛军的补给。

接下来，公元655年，穆斯林军队在船桅之战中从拜占庭手中夺取了东地中海的控制权。此时尚处于崛起早期的阿拉伯人还没能组建起一支有效的海军，所以他们征募了大量经验丰富的基督教科普特教会的水手。讽刺的是，科普特教会虽属于基督教，却对拜占庭的希腊领主没什么好感。科普特人的帮助也促使穆斯林获得了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这一胜利也使得西方与印度乃至中国之间的海路一下子被切断了。直到八个半世纪后，达·伽马突破封锁，驶入印度洋，这一海路才被重新打开。

在船桅之战中获胜后，穆斯林海军逐渐扩大了其对地中海的控制。公元711年，在哥特人治下的西班牙南部的一个海岬上，一个被释放的柏柏尔奴隶塔里克·伊本·齐亚德成功指挥了一次大胆的突袭。支持塔里克的倭马亚王朝隆重地庆祝了这场著名的胜利，并将塔里克所在的海岬命名为“塔里克山”，这个海峡便是后来的直布罗陀海峡。这次大捷也促使穆斯林一鼓作气，仅仅三年之间便征服了整个西班牙。

在地中海范围内具有战略价值的岛屿中，塞浦路斯在公元649年迅速沦陷于阿拉伯人的第一次攻击。随后，克里特岛在公元827年沦陷，马耳他在公元870年沦陷。最终，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较量，地中海最大战利品——西西里岛，也于公元965年被阿拉伯人收入囊中。随着新千年的到来，在基督教世界诸国眼中，曾经被罗马人称为“我们的海”的地中海，如今却挤满了穆斯林的船只。穆斯林在欧洲的征服和贸易范围非常广泛，以至于在中欧、斯堪的纳维亚（特别是在瑞典东海岸外的哥特兰岛）、英格兰和冰岛等地都发现了大量可以追溯到9世纪和10世纪的伊斯兰钱币。

早期的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统治时间大约是公元750年前后。他们所掌控的区域要远大于当年罗马人统治的区域。随着他们征服的范围的日益扩大，可供征服的对象日渐减少，通过征战获得的战利品也日趋减少，商业贸易反而被提上了议程。与拥有丝绸之路且商贸日渐兴盛的中亚地区相反，当时还处于贫穷和落后状态的西欧对商贸没什么兴趣。倭马亚人在公元732年于法国城市普瓦捷落败之后，便再也没有回师高卢，也没有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陷落后组织反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收复失地运动始于公元718年，最终在1492年驱逐了最后一批摩尔人（和犹太人）。

相比之下，穆斯林军队在中亚屡屡发动攻势，试图一直推进到中亚的边缘地区。直到751年在怛罗斯（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击败了中国唐朝的军队之后，他们才在中亚站稳脚跟，掌控了能带来丰厚利润的商贸路线，直到现在。激动人心的大规模征服往往也会引发惊人的意外：怛罗斯战役中，穆斯林最重要的战利品，并不是领土或丝绸，而是一种看似平凡实则珍贵的商品。怛罗斯战役中被俘的中国囚犯中有一群造纸匠人。很快，他们神奇的手艺便传遍伊斯兰世界，进而传播到欧洲，从而改变了人类的文化面貌和历史进程。

早期穆斯林的征服本质上再造了当年罗马治下的和平，不同的是，规模实际上变得更大。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治下的疆土实际上是一个大型的自由贸易区。帝国范围内，旧的边界和壁垒都被移除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幼发拉底河沿岸地区自远古以来一直是东西方之间的传统边界，然而，在新的大帝国之中，这一边界也不复存在了。不复存在的还有曾经彼此竞争的三条通往亚洲的贸易路线——红海、波斯湾和丝绸之路。如今，这三条路线全都被整合到更为宏大的全球物流体系中，而且，这一体系对承认哈里发宗主权的所有人保持开放。

在接下来的近1000年里，穆斯林的航海事业始终远远领先于穆斯林的征服与传教。令人惊讶的是，到公元8世纪中叶，即先知去世后不到100年，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商人（可能是波斯人）不仅出现在中国的沿海港口，甚至出现在中国的内陆城市。相比之下，直到公元1000年左右，中国才有了第一支进入印度洋的远洋船队，而在郑和的船队访问斯里兰卡和桑给巴尔（今坦桑尼亚的一部分）后的400年里，再也没有中国远洋船队出现在那一海域。

阿拉伯语成了新帝国的通用语，穆斯林海军开始在从直布罗陀到斯里兰卡的沿线港口和航道上巡逻。到了9世纪，中亚的穆斯林统治者已经与伏尔加河流域的可萨汗国建立了联系，并通过他们与斯堪的纳维亚人建立了联系；在东部，穆斯林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航线与中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北非商人则开始派出商队南下穿越撒哈拉沙漠。在先知去世后的几个世纪里，他的追随者将几乎整个已知世界编织成了一个巨大的百货商场，非洲的黄金、象牙和鸵鸟羽毛可以换到斯堪的纳维亚的毛皮、波罗的海的琥珀、中国的丝绸、印度的胡椒和波斯的金属制品。此外，阿拉伯人也被一系列的胜利鼓舞，民族精神蓬勃向上，一场扩散到多个领域的“文艺复兴”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文学、艺术、数学和天文学不是诞生在罗马、君士坦丁堡或巴黎，而是诞生在大马士革、巴格达和科尔多瓦。

穆斯林治下的和平并非百利而无一弊；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对立使得东西方之间的边界向西转移到了地中海。在地中海范围内，穆斯林和基督徒都失去了自由航行的机会。历史学家乔治·胡拉尼说，“地中海不再是一条高速通道，而是成了一条边境线，一片战争之海——这一变化也毁掉了亚历山大。”尽管穆斯林的商业网络在许多方面颇为先进，用到了汇票、严密的贷款机构和期货市场，但从未有一个伊斯兰国家曾建立过现代世界最基础的金融机构：国家银行或中央银行。

但这不是重点。在罗马陷落后的几个世纪里，旧帝国硕果仅存的部分地区逐渐沦为世界贸易中无人问津的死水，对于中东、印度，尤其是中国发生的商业和技术变革一无所知。即便如此，地中海地区的航运还是从阿拉伯三角帆的应用中获得了进步，这一新发明使得船只终于能够逆风航行。这在仅有西方方形帆的时代是难以想象的。

直到11世纪，复兴的基督教世界在西班牙、西西里岛和马耳他收复了大量领土，伊斯兰世界才真正感受到挑战者的存在。在一系列胜利成果的鼓舞下，公元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召开了克莱蒙会议，并发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暂时夺回了圣地。

12世纪，萨拉丁在征服法蒂玛王朝之后，随即挥师将十字军从耶路撒冷驱逐出去（尽管他还挺乐意与他的基督徒敌人进行贸易），并在中东巩固了穆斯林的势力。萨拉丁的胜利也标志着穆斯林的势力到达顶峰。随后而来的便是一系列毁灭性的打击：13世纪的蒙古入侵、14世纪的鼠疫、15世纪和16世纪之交的以达·伽马为代表的欧洲势力对印度洋的渗透。

尽管阿拉伯文明衰落了，但直到16世纪，穆斯林商人在大部分地区都一直垄断着长途贸易。在一些地方，这一垄断甚至一直绵延到现代的初期。

1. 1加仑≈3.785升。——编者注

2. 相当于提升3.333摄氏度。——编者注

3. 在广阔范围内进行陆上运输，骆驼相对于驴子仅有的劣势在于其对潮湿气候和舌蝇（骆驼锥虫病的传播媒介）的敏感性。

4. 这种帐篷其实是早期犹太人的宗教场所，被认为是代表犹太教上帝存在的地方。——译者注

5. 此处指尼布甲尼撒二世，巴比伦国君主。他于公元前598年、前589年两度亲征犹太王国，于公元前586年攻陷耶路撒冷，将犹太的国王、贵族及一般居民掳至巴比伦尼亚，史称巴比伦之囚。——译者注

6. 阿比西尼亚为埃塞俄比亚古称。科普特教会为基督教东方教会中的一支。科普特一词是7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占领埃及时对埃及居民的称呼，后专指信奉科普特教派的基督徒。——译者注

7. 格鲁姆认为，这条路线在麦加以东约100英里处，而马歇尔·霍奇森则认为麦加正对着南北走向的商队主干道。

8. 旧时穆斯林领袖的称号。——译者注

第4章 巴格达—广州航线

在13世纪接近尾声时，地中海的两大海上强国热那亚和威尼斯为争夺贸易路线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1292年左右，在热那亚一个潮湿的监狱中，一位威尼斯海军军官向同样被俘的同伴口述了他的回忆录。口述持续了数星期。这位叫作鲁思梯谦的同伴出生于比萨，是一位颇负盛名的作家。

这位海军军官在库尔佐拉的达尔马提亚岛上被俘，他所讲述出来的故事极富传奇色彩，精彩绝伦！在他被捕的至少一个世纪之前，他的家族在与东方的贸易中变得富裕起来，并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中心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区长期拥有一个装满香料和丝绸的仓库。威尼斯不仅从稀有的东方商品贸易中获得利润，还从承担朝圣者与十字军进出圣地的交通中获得财富。

虽然这位威尼斯囚犯对东方世界知之颇深，但他并非远行东方的第一人。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商人、使节和传教士前仆后继地沿着丝绸之路获取财富、夺取权力、争取皈依者。事实上，大约在他刚出生后，他的父亲和叔叔从君士坦丁堡的基地出发，冒险深入蒙古统治下的中亚。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当地部落连年交战，他们最终被困在贸易城镇布哈拉（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他们在那里见到了中亚的大汗旭烈兀的一位使节。这位使节着迷于兄弟俩的意大利语，特邀他们随其到东方去。丝绸和香料的产地是当时许多商人的梦想。这位使节一张口，这两个精明的商人就答应了下来。

1265年前后，两兄弟来到了旭烈兀的兄弟忽必烈在中国的宫廷。他们在那里度过了几年的舒适生活，最终带着忽必烈给教皇克莱门特四世的信回到了威尼斯。对基督教好奇而又包容的忽必烈似乎想要教廷派出100个传教士来向中国人传播这一强大的西方信仰。然而，当两兄弟于1269年回到家中时，克莱门特四世已经去世。这一对姓波罗的兄弟——马费奥和尼科洛——不得不静待时机，以等到新教皇登基且有能力向他们提供忽必烈要求的教士。在他们远行中国寻找财富期间，尼科洛的妻子已经去世，尼科洛的儿子也从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长到了即将成年的15岁。尼科洛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儿子马可的责任。

《马可·波罗游记》的原始版本是由鲁思梯谦基于马可·波罗的回忆和从威尼斯政府获得的信笺而写成的，可能加入了一些他个人的想象。因为当时的欧洲通用语言是法语，因此该书最初可能是用法语写成的。那些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在印度，奶牛是神圣的；寡妇要在丈夫的葬礼上跳入火堆殉葬；年轻的男人被绑架，被迫吸食大麻上瘾，再受美女和财帛引诱，接受训练，成为刺客；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油田，地面会渗出可燃的黏稠物质；在一个极北的地方，太阳永远不会在夏天落下，也永远不会在冬天升起）着实震惊了欧洲人。然而，《马可·波罗游记》的准确性还是相当惊人的。马可·波罗通过道听途说得到的第二手信息和第三手信息，对他从未到访的地方描述得也相当准确。这些地方包括缅甸、西伯利亚、爪哇，以及更为神秘的香料群岛（见图4-1）。

图4-1 中世纪的贸易世界

尽管马可·波罗家族经营着一家著名的贸易商行，尽管他的《马可·波罗游记》给人们提供了大量有关异域习俗、货物、服饰和风俗的信息，但他却并没有为后世留下太多关于中世纪长途贸易的有用细节。或许缺乏量化的数据是鲁思梯谦刻意为之。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作家，他可能凭直觉认为，相较于胡椒价格或季风航行的精确模式，中世纪的文学市场对自我牺牲的妻子和城市的兴趣要大得多。

正如罗马与汉朝缔造的稳定局面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促进了罗马和中国之间路途遥远、多次转口的贸易，早期伊斯兰帝国和唐朝的强大实力也在公元7—9世纪促进了哈里发国家和中国之间的直接交往。据中国的文献记载，公元620年左右，即先知去世之前的整整12年，伊斯兰教就已经传到了广州。

在中国人发明磁罗盘之前，大约在12世纪，水手们只能依靠天文信息导航；因此，雾天和阴天的危险性不亚于最猛烈的暴风雨。尽管希腊时代以来的水手都知道如何测量纬度，但直到18世纪，人们才掌握准确测定经度的方法。长期以来，在开阔海域上航行，中世纪的旅行者都不得不忍受如影随形的恐惧。正如一位5世纪的中国朝圣者就其往返于印度的旅行所生动描述的那样：

大洋广袤无垠。无人确切地知晓由西向东的航线；唯一能做的只有观察太阳、月亮和星星的方位。如果天气昏暗、阴雨连连，船就只能随风前进，漫无目的。黑夜里，能看见的只有船舷两侧的波浪，彼此碰撞，迸发出像火一样的光辉……商人们都十分惊恐，不知道要去向何方。然而，大海深不见底，无处停锚。

早在公元7世纪，中国人就已经见识了足够多的中东商人，甚至可以进一步区分涌入他们港口的穆斯林：波西人，即波斯人，以海湾为基地，拥有悠久的航海传统，他们的人数要远远多于内陆的“大食”人，即阿拉伯人。中国人还能清楚地将伊斯兰世界与相对更遥远、更神秘的西方的“拂菻”——拜占庭帝国——区分开来，后者以神奇的宝石和玻璃而闻名。到了758年，广州的穆斯林的数量已经多到可以将这座城市洗劫一空、付之一炬，并带着战利品全身而退，返回海上。

穆斯林，尤其是波斯的穆斯林，或许比中国人自己更了解中国。尽管前伊斯兰时代的波斯人是否已经开始与中国进行贸易仍存在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穆斯林军队于公元636年的泰西封（位于今巴格达以南地区）战役击败波斯的萨珊王朝之后不久，阿拉伯和波斯船只就已经直接驶往中国的港口了。关于这一段历史，我们不仅能从哈里发国家治下的伊斯兰世界贸易体系中找到明确的文献记载，在一份公元727年的中国文件中，我们也能找到同样明确的记载：

波西人（波斯人）天生喜欢做生意，他们习惯乘坐大型船只在地中海上航行，他们一路航行，进入印度洋海域，抵达锡兰，在那里他们可以搞到宝石……他们还去昆仑国（可能是非洲）淘金。他们还乘大船直航到中国广州采购丝织品与器皿。他们经常宰杀牲口；他们侍奉上苍（真主），不通佛法。

“波西人”在中国沿海建立了贸易聚居区，大量的穆斯林商人处理着越来越多的进出口货物。犹太人也紧跟他们的脚步，大约在同一时间或稍晚一点儿的时间前来。几乎同时，景教徒因为其异端信仰被逐出拜占庭帝国，却被当作“圣经民族”为伊斯兰世界所容忍。他们也逐渐开始通过陆路从西方抵达中国。我们不难看出，迫于天主教会野蛮的不容忍而分裂出来的基督教教派是如何被伊斯兰教的相对宽容吸引，并向东方传播的。

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战胜倭马亚王朝，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将伊斯兰教的中心从内陆的首都大马士革转移到了沿河的巴格达，以加强与海湾地区的联系。阿拔斯王朝的一位统治者曾放言：“从这条底格里斯河出发，我们和中国之间一片坦途，毫无障碍；海上而来的一切都可以沿这条河运过来。”

前现代的文献所能提供的贸易方面的统计数据极为稀少，偶然发现的手稿也只能为尘封历史之中的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商贸投射零星的亮光。最著名的手稿之一是阿拉伯文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即“关于中国和印度的报道”。该手稿大约写于公元9世纪中期，作者可能是几位阿拉伯商人，其中有一位应当是苏莱曼。在一场由巴格达至广州的旋风般的旅程之中，作者将读者们带入一系列的奇迹与冒险，这比《马可·波罗游记》早400多年。

《中国印度见闻录》描述了这些船只在巴士拉和波斯湾的深水港撒那威装载上货物，随后借着季风从霍尔木兹海峡边上的阿曼经1个月到达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在那里，印度的统治者会每艘船征收10~30第纳尔的税（以今天的货币计算，大约是800~2400美元）。然后，这些波斯商船会再航行一个月抵达孟加拉湾，在旅程中途的安达曼群岛进行补给。

当地居民是食人族，肤色黑，头发卷曲，面貌丑陋，眼睛难看，双腿颀长。每个人都的阴茎都有将近一肘尺（20英寸）长；且赤身裸体……有时食人族会抓一些水手，但水手们设法逃脱了。

商人们在东南亚的登陆点是今马来西亚槟城州以北的吉打。在此，他们可以选择继续向南航行穿过马六甲海峡，或者登陆穿过马来半岛上狭窄的地峡。从吉打经马六甲到中南半岛大约会花费20天的时间；从中南半岛到广州还需要1个月的时间。尽管《中国印度见闻录》称，从巴士拉到广州的整个航程只需大约4个月的航行时间，但季风的变化无常以及沿途的官僚盘剥，往往会使过境时间延长到一年多。

借助季风航行时，商人和船长们更喜欢以年为单位往返于母港。当然，个别船只和船员则倾向于每年只在航线的其中一段定期往返（如果他们足够幸运，能在频繁的航行中幸存的话）。例如，古吉拉特邦的商人通常会在船上装载家乡的优质棉布和靛蓝，借着夏季风航行到马六甲，在那里交换到丝绸、香料和瓷器，然后赶在冬季风盛行时返航；或者他会选择在冬天向西航行，夏天时从亚丁带着马和熏香返回；或者到达东非海岸的马林迪，然后带着黄金和奴隶返回。鉴于季风的模式和返航的需要，那些要走完整个巴格达—广州航线的货物至少要被转运三次。

中国人从《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提及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处获取铜、象牙、熏香和龟壳，而在广州，被穆斯林商人装上船的则是黄金、珍珠，当然还有丝绸和织锦。交易过程通常并不轻松，而且似乎是在政府垄断下进行的；中国人会把从巴格达运来的货物在广州的仓库里存放6个月，直到“下一批水手进港”。三成的货物会被作为进口关税征收，之后的情况是，“政府会提前买走它想要的货物，出价最高，立即支付，而且在交易中也不会做出不公正的行为”。

《中国印度见闻录》开启了西方悠久的中国游记传统，并由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和后世无数的旅行家发扬光大。《中国印度见闻录》的大部分匿名作者都震惊于这一天朝上国的规模之宏大与组织之复杂。它拥有200多个大城市、充满异域风情的生活方式和先进的组织机构：“每一个中国人，无论贫富老少，都会学习书法和作文。”那些关注当前社会保障问题的人，不妨也阅读一下《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对当时中国税收和养老金制度的描述：

税收是基于个人对财富和土地的占有量征收的。如果有人生了一个儿子，新生儿的名字就会在有关部门登记。当他到了18岁时，政府会开始向他征税；当他到了80岁时，他便无须缴税。并且，财政部门还会付给他养老金。正如他们的官员所说的，“我们从年轻人那里收税，当他们老了，我们会付他们薪水。”

最后，穆斯林还注意到一种非常奇特的饮料：

国王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一种在热水中混合后饮用的药草。该药草在每个城镇都以高价出售。它被称为茶。它比绿色的三叶草叶子更多，香味更浓，略带酸味。他们烧开水，把叶子洒在上面。据说能包治百病。

那时，西方世界才初识茶叶。然而，这种商品将在近1000年后缔造自己的贸易帝国，同时还会极大地刺激世界对糖、奴隶和瓷器的成倍增加的需求。

大约在《中国印度见闻录》成书的一个世纪以后，波斯船长布祖格·伊本·沙赫里亚尔记录了123个简短的故事。这些故事一部分来自他的亲身经历，另一部分则从水手和商人那里听说。该书后被命名为《印度的奇观》，以虚构出来的可怕野兽和食人的巨人为特色，像南美小说家写出来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其中甚至还提到一群遭遇海难的男子发现了一座女儿岛：

平均下来，每个男人面对着一千个甚至更多的女人。她们把他们带到山上，强迫他们成为她们取乐的工具……渐渐地，男人们纷纷力有不逮，一个接一个地累死了。

然而，这些奇异的叙述中到处充斥着关于中世纪印度洋贸易的有用记载，颇具启发性。这本书清楚地表明，对于海难的恐惧长期笼罩着商人和水手们；几乎每一个故事都涉及至少一艘沉船。前往中国的航程是如此危险，以至一位安然完成7次航程的船长着实震惊了作者：

在他之前，没有人曾在没有意外的情况下完成这一旅程。到达中国而不在中途葬身大海，本身就已经算得上一项了不起的壮举了；安然返航则更是闻所未闻的奇闻。

只有确定的高额回报率才能驱使人们心甘情愿地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印度的奇观》提到，犹太商人伊沙克是一位船长：

（他的船）满载了价值100万第纳尔的麝香、同等价值的丝绸和瓷器，以及差不多价值的珠宝首饰，这还不包括一整堆奇妙的中国工艺品。

《印度的奇观》接着描述了伊沙克送了一件礼物给一位穆斯林朋友，那是一个带金色盖子的黑色瓷瓶。当朋友问他罐子里面装了什么时，伊沙克回答说，“是我在中国为你烹饪的一条鱼。”朋友回答：“两年过去了，这道珍馐美味恐怕早就变质了吧？”然而，当他打开罐子时，他发现里面“有一条金鱼，红宝石色的眼睛，点缀着上好的麝香。罐子里的东西少说也得值50个第纳尔”。

《印度的奇观》中篇幅最长的故事则尖刻地指出了中世纪印度洋贸易的另外两个特征：毫不自知、不择手段而又利润高昂的奴隶贸易；伊斯兰教与中国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的势力彼此联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商业体系，其习俗和法律通行于巴格达和广州之间的沿途各地。

这则故事像往常一样，以东非海岸附近的一起沉船事故开篇。由于害怕食人族，这些商人不敢深入登陆的岛屿，孤立无援。然而，他们惊喜地发现，当地的国王不仅好心收留了他们，以礼相待，甚至允许他们在岛上经商：“最棒的是，国王对交易毫无限制，且无须纳税。”等到他们卖光了手中的商品后，统治者和他的部下还陪同他们登上了新修好的商船。在商人们即将启程时，故事的叙述者居然在计算他们的恩人在奴隶市场上的价值：

那个年轻的国王在阿曼的集市上至少能卖到30个第纳尔，他的随从们也能卖到160个第纳尔。他们的衣服至少值20第纳尔。满打满算，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赚到不少于3000迪拉姆的利润。

于是，他们带着俘虏出发了。国王试图提醒商人们他当初是如何款待他们的，希望以此来激发商人们的羞耻心，但商人们对他的恳求置若罔闻。一路上，货舱里又增加了200多名奴隶；所有人，包括国王和他的随从们，全都被卖到阿曼为奴。

岁月流逝，在另一次海难中，故事的叙述者发现自己又一次被幸运地冲到了同一片东非海岸。糟糕的是，他发现来欢迎他的竟是被他当年贩卖为奴的那位国王。当叙述者惊恐地以为自己大限将至，即将接受命运的审判时，这位叙述者被国王讲述的遭遇震惊了。国王冷静而彬彬有礼地描述他在阿曼被卖为奴后，他的买家是如何把他带到巴士拉和巴格达的，他又是如何在那里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抵达巴格达后不久，他就逃走了，在开罗、尼罗河和非洲丛林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冒险之后，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王国。而他不在的期间，他的王国也皈依了伊斯兰教。

遵守伊斯兰教的商业惯例和法律使得参与贸易的民族都受益其中；无论是从伊斯兰教的商业惯例还是法律来看，国王当年对于这个狡诈的商人都是仁至义尽的。正如国王所说，“穆斯林应当知道他们应像兄弟一样来到我们身边，因为我们也是穆斯林。”国王哀叹道，他现在最想达成的愿望便是补偿他的逃跑给他在巴格达的老主人造成的损失，“补偿金应是他当年所付的10倍，以补偿支付的延期”。不幸的是，这个愿望无法实现了。毕竟，这是诚实的人才会去做的事——故事的叙述者显然不是这样的人。

这第一波以中国为中心的直接贸易在《中国印度见闻录》和《印度的奇观》中得到了很好的描述。然而，在世界进入公元9世纪，唐朝陷入动荡时，这一波直接贸易也随之崩溃了。正如印尼的现代华人、东非的印度人和几乎所有地方的犹太人遭受过的一样，中国沿海的外商聚集地也在动荡时期成了千夫所指的替罪羊。

早在公元840年，唐武宗就试图将中国的王朝的颓败归咎于异国的意识形态。公元878年，黄巢率领的起义军洗劫了广州，屠杀了12万聚居于贸易区的穆斯林（主要是波斯人）、犹太人和基督徒。黄巢并不满足于屠杀商人，他还试图通过摧毁中国南方的桑园以扼杀中国的主要出口产业。此后，中国的对外贸易逐渐向北移到台湾海峡的泉州港——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提及的传奇的刺桐城。曾经作为中国对外出口主要门户的广州自此衰落，直到近代才重整旗鼓。

这一更偏北的转口港泉州与韩国和日本都有着历史悠久的联系。韩国和日本的商品因而也吸引了大批阿拉伯商人和波斯商人前来贸易。当时，穆斯林商船的尺寸之大与吃水之深，有时候需要几十英尺高的梯子才能登船，这着实震惊了8—9世纪的中国人。不久，唐朝皇帝任命了一批市舶使，负责登记进港船只，征收关税，同时严防“稀有而珍贵的物品”被偷运出关。有一位叫赵汝适的提举，贵族出身，在13世纪初主管泉州的外贸。他是一位井井有条的信息搜集者，他在他的《诸蕃志》——“对野蛮民族的描述”——一书中收录了数百名思乡心切的水手和商人的回忆。此书就像相对于《马可·波罗游记》的一种反向旅行；虽然赵汝适从未离开过中国，但《诸蕃志》的细节性描述竟远达小亚细亚和亚历山大那么遥远的地方，还包括了亚历山大久负盛名的灯塔的一些细节（有些是准确的，有些不是）。

当蒙古人在13世纪从北方的大草原呼啸而出，进入中国腹地时，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已经多多少少垄断了中国的长途贸易，还在广州和泉州建立了两个相对自治的大型穆斯林社区。赵汝适有如下记载：

本着对蛮夷的善意戒备，朝廷在泉州和广州设立了市舶司，监管海上贸易。每有外商遇到困难或希望投诉时，皆须前往市舶司办理……天下富庶番邦，论其奇珍异宝，琳琅满目，无一可出阿拉伯其右。

中世纪的其他旅行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向我们诉说了他们的所见所闻。12世纪中叶，一位西班牙的拉比，图德拉的本雅明周游了欧洲和中东地区，详细记述了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的繁华与辉煌。其中，巴格达知识分子的生活给他留下了特别的印象：“（巴格达）是哲学家、数学家和所有其他学科的科学家的聚集地。”几乎同时，穆斯林商人谢里夫·伊德里西在西西里岛的维京人国王罗杰二世的资助下，制作了一幅地图集，名为《为想要洞悉世界各国的人带来乐趣之书》。此书详尽地描述了这一时期的红海贸易情况。伊德里西特别提到了亚丁港，在那里他遇到了一批中国帆船，满载着“胡椒，这是一些有强烈的气味的东西，另一些则没什么味道，沉香木，以及泻药、龟壳和象牙，还有乌木、藤条、瓷器和皮制的鞍鞯”。

关于贸易世界的叙述也可以在虚构出来的山鲁佐德讲述的一系列故事中找到。为了推迟国王——她的丈夫对她宣判死刑的时间，她讲述了一系列故事，这就是著名的《一千零一夜》。故事的主人公包括几乎人尽皆知的阿里巴巴、阿拉丁，当然，还有水手辛巴达。这些故事大约是在公元14世纪的某个时候被记录下来的。

辛巴达的冒险绝不是一个童话故事而已。实际上，其中的许多情节与《中国印度见闻录》一书中的记载非常相似；这两部作品的读者有理由怀疑，辛巴达的传奇故事，即便没有抄袭成书时间更早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至少也受益于当时的民间口头文学。

在其7段寻找香料和宝石的贸易航程中，我们的英雄辛巴达要么遭遇了海难，要么因为种种机缘与船分离。随后，他不得不与一批又一批凶猛怪兽或人类恶霸战斗。例如，在他的第三次旅行中，他和他的同伴不幸被一个怪异而丑陋的巨人捕获。这巨人首先在这些猎物中拣选起来，就像“屠夫在动手之前挑一只最肥美的羔羊一样”。最后，巨人选了船上最丰满、最可口的食物，即壮硕的船长赖斯。

于是，巨人提起了船长，就像屠夫提起一只牲畜一样，然后把他扔到了地上，把船长的脚绕过脖子一使劲儿，船长便死了。随后，它拿出一根铁签，从船长背后插进去，从头顶伸出。之后，他生了一把火，将船长的尸体放在炭火上，翻来覆去地烤，直到肉都烤焦了。当他把尸体从火上拿出来的时候，船长已经变成了一串烤羊肉似的东西。巨人像在吃一只鸡，用手撕扯着肉，首先把四肢拽了下来，大快朵颐，连骨头都吞了下去，几乎什么都没剩下。唯一的一点儿残渣零碎，被他一甩手扔到了墙边。

除了被巨人认为没有什么嚼头而被释放的精瘦的辛巴达，辛巴达的所有同伴都遭遇了和船长一样的不幸结局。当然，辛巴达的逃脱显得有些牵强附会。不过，除此之外，辛巴达的故事也向我们透露了，在阿拔斯王朝和法蒂玛王朝时期的长途商贸过程中，商人们每天面临着多大的困难，而克服这些困难又需要多大的勇气。即便只是草草地翻阅《一千零一夜》，我们也能看出辛巴达其实根本算不上一个水手，更像巴格达的一户贸易世家的子弟，坐拥成片的宫殿与仓库。就我们所知，从故事情节来看，辛巴达并不曾拥有、指挥过任何一艘他搭乘的船只，甚至没有在船上服役。

事实上，印度洋上的贸易商和水手之间几乎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有极少数船员是领工资的雇员；大多数人其实是自掏腰包，自己带货，自负盈亏的。不论辛巴达到底是做什么的，他作为商人的那一套其实都和基尼扎文献中的记载类似：

我自掏腰包采购了一批货物，还有航行所需的装备和补给。采购完之后，我就急着出海，和一群商人一起登上了一艘去往巴索拉（今巴士拉，位于波斯湾湾口）的船。到了之后，我们又上了另一艘船，航行了一个又一个日夜，路过了一个又一个岛屿，渡过了一片又一片海洋，经过了一片又一片海岸。我们在商船停靠的每一处都在买卖或者交换货物。

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对于商人而言，肆虐的海盗、狭窄的航道、凶险的浅滩和逆风都使得红海的航行风险颇高，而陆地上的丝绸之路，其运输效率又比海运更低，沿途环境之危险，比起海运，也差不了多少。更何况，还有可能的政治风险存在。在亚洲和欧洲之间的三大贸易通道中，相对安全的就只剩下一条——“辛巴达航道”，即航行渡过地中海，穿过叙利亚的沙漠，沿着底格里斯河或幼发拉底河顺流而下，出波斯湾进入印度洋。这一路线显然更为理想。

辛巴达的每一次探险都是以装载货物开篇的。载货点一般是他位于阿拔斯帝国的家乡，目的是出海贸易。货舱里每一次都少不了巴格达精美的纺织品。启航后，辛巴达会乘小船顺流而下，到达巴士拉，再换乘一艘更大的远洋船远渡波斯湾和印度洋。

在其千辛万苦的旅程中，他每次都会因为意外而丢失从巴格达装载的货物，但之后又总能找回来，最后他还能“把货物销售一空而大赚一笔，并采购回行情正好的商品和正时髦的衣物”，堆满其家族的仓库。在第三次冒险中，他险些成了巨人的一顿晚餐，不过最终还是侥幸逃脱。脱险之后不久，辛巴达叙述道：

我们不再在那几个岛屿上做买卖了。直到来到印度，我们才重新开张，买了丁香、姜和各种香料；那之后，我们抵达了中国，我们在那儿也做了一些买卖……然后，我们便趁着顺风，在全能的真主的保佑下，开始返航；最终我们安全地抵达了巴士拉，宣告了这段利润丰厚的旅程的结束。我在巴士拉这里住了几天，不久就回到了巴格达。一到家乡，我就立刻回了家，问候了我的家人和亲友。

是什么驱使着这位神话般的英雄？这个中世纪的故事正印证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即以物易物、物物交换是人类共同的习性：这是一种渴望建立“一个各民族可以自由交通和通过贸易获利的人类社会”。在巴格达和广州之间的海路上，这种渴望所带来的绝不仅仅只是故事中提到的一些浪漫桥段和冒险情节。

辛巴达历险记中提到的那些神秘生物——体型巨大而生性凶猛的鸟，以镶嵌着宝石的腐肉为食（与《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提到的野兽一模一样）；体积极为硕大的鱼，大到让水手们误以为是岛屿；以人为食的巨人——仅仅反映了前现代世界的人们的地理视野是多么有限。欧洲人也就神秘的东方杜撰了同样奇妙的传奇故事：有一个地方盘踞着歌革与玛各，有一个地方有一种毛茸茸的、没有膝盖的人形生物，血液中可以产生用于印染中国织物的珍贵红色染料，还有一个由祭司王约翰统治的基督教帝国。中国人中也流传着关于西方的荒诞传说，比如产羊毛的水生羊。

这些关于中世纪的印度洋贸易时代的虚构和非虚构的描述，虽然零散而不完整，但它们都清楚地表明，中国出产的四大奢侈品——丝绸、檀香木、香料和瓷器——在当时就已经能以某种方式交换到中国人自己感兴趣的产自阿拉伯和非洲的商品：纯种马、象牙、熏香、棉花、黄金和铜。当然，长期以来，谷物一直都在商贸运输的名录里，其中大米更是常被用作压舱物。随着时代的进步，大米的质量也逐渐有所提升。因此，与更容易变质的小麦相比，大米更为人所青睐。

自古以来，东西方的伟大文明都长期饱受邻近的游牧民族的劫掠之扰。这些游牧民族分布于从北欧到蒙古的狭长范围内。亚洲的游牧民族多为突厥后裔，欧洲的则多来自日耳曼—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这些游牧民族数千年来不断滋扰定居的农耕民族，已经形成了一套娴熟的攻击策略。正如在公元5世纪的罗马所发生的那样，即便定居的农耕民族在农业、制度与文化上都更为先进和成熟，他们也总是周期性地落败于游牧民族的侵扰。

然而，游牧民族最辉煌的时期还是要数13世纪初的蒙古崛起。当时，成吉思汗风头正劲，不仅征服了整个草原地区，还摧枯拉朽般地征服了整个中亚；短短数十年之后，大汗的后代们便统治起一系列大帝国，其领土之辽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公元1255年，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派他的兄弟旭烈兀（其派出的大使邀请了波罗兄弟东行）去征服伊斯兰世界。1258年，旭烈兀屠城巴格达，数十万人丧生。直到今天，伊斯兰世界仍在哀悼当年的这场悲剧。若不是蒙哥突然驾崩，旭烈兀不得已回师争夺汗位，蒙古人一定会长驱直入，饮马地中海。1260年，撤退在即的旭烈兀在巴勒斯坦的艾因贾鲁留下了一支部队断后，阻截尾随的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军队。遗憾的是，旭烈兀并没能争到汗位。汗位最终归属于打败了中国宋朝的又一个兄弟忽必烈。

在13世纪中期到14世纪中期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中国到欧洲大陆门户地区的陆上路线，基本上都掌握在一连串的蒙古汗国手中。他们热情地欢迎着来往的商队，同时也主动融入被征服的民族的宗教和文化。亚洲的四大蒙古帝国中的三个最终都皈依了伊斯兰教，仅剩的那一个便是传奇的忽必烈统治的中国元朝。当地的蒙古人迅速被中国的古代文化同化。然而，中国元朝的蒙古人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影响。由于忽必烈对原有的汉人官僚体系不放心，因此他延揽了许多外邦人入朝为官，其中就包括马克·波罗和他的父亲与叔叔。

从1260年成吉思汗孙辈的远征，到蒙古大帝国由于内乱和瘟疫而分崩离析，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中，丝绸之路一直都是畅通无阻的。大批的欧洲人和穆斯林抓住了这一短暂的机会，得以相对容易地穿梭于中国与西方之间。然而，历史上只留下了两个最耀眼的名字——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

波罗一家都是精明的商人。他们在成吉思汗的孙辈开拓出稳定的局面之初，便抓住了机会。伊本·白图泰甚至不是一个商人，而是一名卡迪——伊斯兰宗教法官。公元1304年，他出生于摩洛哥丹吉尔的一个书香门第。遵循其家族男性世代沿袭的传统，他选择了钻研伊斯兰教规。公元1325年，也就是在马可·波罗去世的一年后，刚完成学业的他启程前往麦加朝圣，履行其伊斯兰教信徒的义务。

朝圣之路上的所见所闻一定极大地激发了伊本·白图泰的兴趣。在接下来的30年里，他周游了亚洲、非洲和欧洲，行程总计约74000英里。现代社会中，那些揣着欧洲铁路通票周游欧洲的嬉皮士们，会一路带着吉他、口琴和捐赠盒卖艺挣钱，以贴补父母有限的资助。伊本·白图泰的旅行就像这一模式的中世纪穆斯林版本。一路上，他通过自己在伊斯兰教规方面的专长，不仅挣到了旅费，还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权力，同时也为诸多女性所爱慕。当他厌倦了某地、发现处境不佳，或者迫于压力而不得不自保时，他就会打点行装，再度启程，毅然撇下妻子、姬妾、子女和姻亲。

公元1300年左右，一群突厥穆斯林从印度的古代王朝手中夺取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并在德里建立了他们的苏丹国。在印度早期穆斯林统治者中，最著名的要数苏丹穆罕默德·图格鲁克，他的统治时间为公元1325—1351年。这一时间段大致与白图泰的史诗之旅的时间段重合。历史上的图格鲁克声名狼藉，在军事、农业和行政方面都很草率。他的诸多计划都饱受诟病，以失败告终，包括南迁首都400英里到印度南部尘土飞扬、荒无人烟的德干平原，最终不了了之；强化对印度农业的统一管制，最终以饥荒和暴动告终；以及大规模征兵，企图征服盘踞于中亚的蒙古人。（关于最后一项计划，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主动放弃的。他唯一的实际行动是向克什米尔派遣一支部队，但这支部队不幸被克什米尔的山地部落击败。）

不过，图格鲁克最关注的其实是伊斯兰教规。掌权不久，他就着手从整个伊斯兰世界延揽杰出的法学学者。为了招募到最杰出的学者，他不惜任何代价，许之官位、住宅和特权。此时，白图泰正经过印度西北部的兴都库什山脉。在大约8年的旅途中，他已经习惯了以当时最时兴的方式旅行（在那个时代，这意味着一长列的骡子、便携式的豪华家具和帐篷，还有一队奴隶和妇女跟着）。当时，他几乎耗尽了家财，处于破产边缘。当德里宫廷的消息传来时，他便应召启程了。

在去往德里的路上，白图泰首先穿过了印度河下游的河谷。在穆斯林看来，此地是8世纪伊斯兰教到达南亚次大陆时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地方。在路上，白图泰一行遭到了印度土匪的攻击。他的记载却很淡然：

印度的住民多为异教徒（印度教徒）；其中的一些人隐蔽于伊斯兰教徒的保护之下，在村庄与城市之中皆有分布；而另一些人则啸聚山林，拦路劫掠。我们一行220人便遭遇了一群印度教徒的滋扰，为首的是两名骑兵，带着80名步卒。我们没有被吓住，而是和他们进行了正面交锋。在神的帮助下，我们击退了他们，击毙了一名骑兵和12名步卒。

这就是中世纪旅行者的日常。

白图泰终于抵达了德里。在那里，他遇到了人类金融史上最奇特的信贷市场之一。当时，诸多事业的开展（当然，还有白图泰这样的异邦法官的荣华富贵）都有赖于作为统治者的穆罕默德·图格鲁克的好感。而为了获得这份好感，又不得不进献大礼。收到这些礼物后，图格鲁克会反过来赏赐给你价值更高的物品。这又反过来使得你必须以更为昂贵的礼物回馈给宫廷。由于如此昂贵的礼物远远超出了普通人能承受的范围，雄心勃勃而又心有所图的人几乎总是不得不去租借礼物：

中国和印度的商人于是做起了这笔生意，他们开始向每个来借礼物的人提供数以千计的第纳尔作为贷款，并向他们提供任何他们可能想要进献的奇珍异宝……商人们服务周到，他们不仅出借他们的钱财，还会招呼他们的手下像仆人一样跟着借礼物的人。当借礼物的人向苏丹献上礼物后，他们会被回赠一份更为珍贵的礼物，轻松地还清债务。他们的这笔生意行情相当好，而且利润颇丰。

然而，即便心有所图的人成功地从苏丹手中拿到了更珍贵的礼物，宫廷奢靡通常也会使他力有不逮，倾家荡产。尽管白图泰最终官居德里的伊斯兰教教规法官，掌管着一座皇家陵墓，还是好几个村庄的包税人，但他仍然欠下了5.5万银第纳尔的巨额债务。

在德里期间，白图泰不仅一跃成为金融巨鳄，在政坛也顺风顺水。即便在当时来看，图格鲁克也算得上一代暴君。正如现代世界也曾发生过的，图格鲁克对伊斯兰教规的兴趣激发了他对于思想纯洁性的狂热追求。如果有人胆敢背叛他，无论是否属实，他都会毫不留情地大开杀戒。或者，如果有人胆敢在宗教上不够虔诚，他同样也会手起刀落。正如一位现代学者所说的：

惩罚叛党是一回事，而将相同的惩罚用在学者和圣人身上则是另一回事。惩罚叛党，你或许可以将他们一刀劈成两半，活活剥皮，或者在象牙上绑着利刃，让大象对其千刀万剐（白图泰不止一次目睹了这一刑罚的实施），以儆效尤。然而，对于针砭时弊、仗义执言的硕学之士与虔诚之徒，强加这样的羞辱显然是不合适的。

仅仅是因为和一个持不同政见的苏菲派神职人员有过一点儿接触，白图泰便在武装卫兵的监视下被强制软禁了9天。期间，他预想了一系列可能的悲惨遭遇。他不再抱有幻想，恳求苏丹允许他启程去麦加朝拜；意外的是，他接到了一份他无法拒绝的任命：出使忽必烈汗治下的中国。即使他的目的是尽快脱身从而自保，但比起在1000名骑兵的护送下西去朝拜麦加，他还是选择了在一大队扈从、姬妾的簇拥下，向东出使中国。

出使中国，白图泰需要带着他的一大队扈从在马拉巴尔海岸登船。然而，即便是局势最稳定的时候，从德里到马拉巴尔海岸的陆路旅行也是危机四伏的。更何况，摇摇欲坠的图格鲁克政权根本无力维持局势稳定。刚离开新德里不到几天，4000人的叛军便袭击了他的随从。虽然叛军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但似乎一触即溃。很显然，白图泰一行也没有多大损失。不久之后，白图泰不幸被另一支叛军抓住。不过，就在叛军将要处决他时，他侥幸逃脱了。

他重新找回了自己的队伍，从印度西北部的坎贝港出发，乘坐四艘小船，启程前往印度西南部的卡利卡特港。（该港与加尔各答相对，在南亚次大陆的另一边。两个世纪后，这里被英国人占据。）此地盛产胡椒。他越往南走，沿途城镇便越富裕，他也越来越频繁地注意到远途而来的中国帆船。这些船都是被忽必烈的臣民遣来购置黑胡椒为菜肴调味的。50年前，马可·波罗观察过泉州的香料市场，“这里进口的胡椒数量如此之多。相比之下，被运到亚历山大港以满足西方世界需求的胡椒数量，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或许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伊本·白图泰并不关心这些航海技术的细节或者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量（或许，除了伊斯兰教规和生活中更加美好的事物，他几乎对所有东西都不怎么关心）。然而，他一下子迷上了豪华的中国帆船。这些船设有多层甲板、封闭的私密厕所、周到的服务、救生艇，而且，每一个客舱都有舱门。“如果乘客带着女奴或者家眷，舱门还能被拴上。”

令白图泰恼火的是，中国的官员已经预定了大船上最好的房间。白图泰只能被安置在一个较小的舱室中，还没有私人浴室。白图泰显然受不了这样的待遇，所以他去了一艘小一点儿的印度船上的一个大房间。某一个星期五，他正在做礼拜时，由大型中国帆船和小型印度船组成的船队在海上突遇风暴，大船不幸触礁并沉没。风暴中，他本人也不幸落水。他的那艘小船虽然逃过一劫，却没有搭救他，而是载着他的仆人、行李和姬妾（其中一个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继续向南航行。他随后在苏门答腊岛被“异教徒”（印度教徒）搭救。

最终，白图泰只得在寥寥几人的扈从下，搭了一艘更小的船，继续向中国航行。在马来半岛西部，他被当地的国王奉为宾客，偶然目睹了一个奇怪的场面。国王的一位臣民，为了表露他的忠诚，拿了一把刀对准了自己的脖子：

然后他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我一个字也听不懂。随后，他紧紧地抓住那把刀，刀刃十分锋利，他握刀的力道使得锋利的刀刃更为瘆人，就这样，他把自己的头颅从身体上砍了下来，头颅应声落地……国王问我，你们那里的人也会这么做吗？我回答说，从没见过。他微笑着说：“这些仆人是出于对我们的衷心爱戴才这么做的。”

此后不久，白图泰转道苏门答腊北部的萨姆达拉，并在那里待了几个月，等候季风转向以便北渡中国。实际上，就在他所处的那个时间段，借由印度而来的穆斯林商人的传播，他脚下的那片土地在整个东南亚率先接受了伊斯兰信仰。那一年是公元1345年，白图泰当然无从得知，他正见证着伊斯兰信仰的传播浪潮的最前沿。这一波宗教传播催生了当今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尼西亚。

白图泰抵达中国后，他的游记变得越来越粗略。从他的叙述来看，他周游了中国大地。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他从广州出发，借由陆路和运河，一路直抵北京，行程数千英里。以当时中国的交通条件来看，这么短的时间内走这么远的距离其实是可能的。白图泰对其所看到的景象并不满意。基于游记对于其日常活动的描述来看，白图泰的心情不佳，就像如今的西方游客一样，一路上只和自己的同伴来往，吃着陌生的食物，住着低档的旅店，时常被当地人忽悠：

我对异教徒统治这个国家的方式感到非常不解。无论何时，只要我一走出住处，随处可见的都是值得批评的地方。这让我很不安，我只能整天待在室内，万不得已才会出门。

就连中国了不起的创新——纸币，白图泰也对其愤愤不平。正如当今一般的美国人在海外被外国“滑稽的钱币”弄烦了一样，他抱怨道：“无论是谁，只要拿着第纳尔或迪拉姆去市场，手里的钱根本花不出去。除非你把钱换成他们的纸币，否则什么也买不到。”（相比之下，波罗则对当时中国宗教和文化的多元性颇为赞赏：“这个国家一片祥和。人人都敬奉着不同的神明。”）

然而，并非白图泰在中国所见的一切都令他不满。和马可·波罗一样，他为泉州城的规模所震惊。当时的泉州是一个下辖6个行政区的大城市，包括一个普通的住宅区、一个警卫区、一个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聚居区、一个水手和渔民的聚居区、一个政府区，当然，还有一个穆斯林聚居区。泉州规模之大，恐怕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环游全城一周得花整整三天的时间。他也情不自禁地赞赏了在中国旅行的安全性。对于熟悉亚洲和中东地区陆路危险性的人来说，中国境内的旅行安全性简直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奢侈品。他在中国受到的最好的招待是在港口城市福州。他在那儿遇到了一位来自他老家丹吉尔附近的摩洛哥同胞。这个摩洛哥人自然对他格外热情，大方地馈赠给他一堆礼物，其中包括两个白人男性奴隶，还有两个本地女子。

从许多方面来看，热那亚的波罗和摩洛哥的白图泰，这两位传奇的中世纪旅行者，互为镜像，彼此对照：波罗是基督徒，对他访问过的民族、习俗和地点都有着旺盛的好奇心。他之所以能成行，几乎完全依赖于中国和中亚的蒙古大汗们的一片善意；与之截然相反的是，白图泰是穆斯林，对非伊斯兰世界的种种没有半点儿兴趣，在德里的宫廷中，他积累了无与伦比的财富、名望和影响力。

几乎纯粹是出于谋生的需要或经商的考量，波罗一家强烈渴望与亚洲的非基督徒建立联系。波罗对于陌生世界的迷恋，对于未知事物的开放态度，贯穿了他回忆录的每一页；而白图泰则恰恰相反，他对非伊斯兰民族及其相关事物显然缺乏兴趣。我们之所以将这二者的游记联系在一起，是因为这两人都在旅行中到过东方，且二人的经历都是经职业作家之手而整理成书的。

其实，正是白图泰对伊斯兰世界以外的民族的兴味寥寥，证明了穆斯林在中世纪亚洲贸易中的主导地位。14世纪的白图泰竟然可以一路穿越摩洛哥、东非、印度、中亚、东南亚和中国，完成行程74000英里的长途旅行，而且仍旧置身于伊斯兰文化圈内。这期间，即便他语言不通，没办法和外界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他的生存、旅行，甚至谋生，也都不是问题。

开罗或丹吉尔的香料进口商遵循的也是同样的宗教、道德和商业准则（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也是伊斯兰教规法官的行当非常紧俏的原因）。毕竟，无论是在坎贝港，还是在马六甲，商业准则的执行都需要伊斯兰教规法官的法律服务。无论是在非洲、阿拉伯、印度还是在东南亚，穆斯林统治者们都遵守着同样的税收和关税比率。通常情况下，对于穆斯林，税率是2.5%。对于受保护的异教徒（即基督徒和犹太人），税率是5%。而对于不受保护的不信教者，税率则是10%，这类人包括印度教徒和信仰泛灵论的原住民。

由于穆斯林有朝圣的义务，因此，理论上，他们无论如何都得去一趟麦加和麦地那。这其实极大地促进了以印度洋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去得起圣地。因此，大部分人都是用一袋一袋的香料、丝绸和棉花来抵偿朝圣之旅所需的高昂费用的，这也使得港口城市吉达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的商贸中心之一。

当然，由自治程度不一的贸易邦国环绕着的印度洋算不上伊斯兰世界的内湖。这些邦国的统治者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和教派，有些甚至根本不是穆斯林。例如，卡利卡特当时是由印度教的扎莫林王朝统治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4世纪时期的中世纪印度洋的贸易本质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这一体系基本与伊斯兰世界重叠。

白图泰对于伊斯兰教规和伊斯兰世界的痴迷，以及他对二者以外的几乎所有事物的兴味索然（舒适的中国帆船除外），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像是一把双刃剑的伊斯兰信仰，这一现象直到如今仍旧可见：这一普世而自满的信仰，影响之大，无远弗届，它将分布范围如此广泛的不同民族团结于同一个信仰体系之下和同一套法律制度之中。与此同时，这也严重地限制了伊斯兰教考察与借鉴其他宗教和文明的能力。

承蒙白图泰赞赏的印度洋上的中国大帆船可以算得上中世纪的科技奇迹。自11世纪开始，宋朝在草原游牧民族的压力下，不得已将战略重点转向了海洋。公元1132年，宋朝皇帝建立了一支常备海军，这在东方世界几乎是闻所未闻的变革。宋朝军事方面的领导同时也开始着力发展海事工程，他们的造船厂生产出多种类型的大型军用和海运船只。这些船的船身都以铁钉接合，多层船体彼此嵌套，还设置有多层甲板、高效的艉挂式船舵和用于导航的磁罗盘（船员们即使在阴天也能精确导航），以及先进的纵向船帆（这使得船只几乎可以直接迎风航行）并融合了波斯人和印度人的精确导航技巧。

与这些先进的中国工艺相比，印度洋上传统的单桅帆船只有用椰子纤维缝制的单一船体、笨拙的吊索（每改变一下帆的方向，都得把它吊起来再放下）、狭小的甲板，非常不结实，很难禁得起大风大浪。这也使得马可·波罗宁愿忍受陆上丝绸之路的严酷环境、高昂费用和多重危险，也不愿在霍尔木兹海峡登船出海。

有一个西方人曾在笔记中描述过这些单桅帆船：

（它们）相当不结实，做工粗糙，船身上没有铁钉，也没有用麻丝填塞船缝。船板用绳子缝合得像麻布衣服一样！所以，只要某处的绳子断了，船身就会有裂缝！因此，只要船员们还打算出海，他们就得至少每年修补一次船身。他们的舵对于方向的操纵能力很弱，根本不顶用……而且每次改变风帆的方向都很麻烦；在风力特别强劲的时候，他们甚至转不动风帆。

另一个欧洲人观察到的中国的大帆船则是这样的：

体积非常大，船体上设有100多个舱室。在顺风的情况下，船上可以挂起10面风帆，每一面都硕大无比，每一面都由三种不同厚度的木条支撑着。第一块木条的厚度和我们船上的一样大，第二块是交叉的，第三块又很长。说句公道话，这样的帆相当结实。

事实上，航海史学家们一直在想，为什么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的造船技术的发展长期止步于单桅帆船，几乎直到现在都还维持原样，而且也没有借鉴、吸收中国帆船和欧洲帆船更优越的设计。原因有三。其一，印度造船匠人过于坚持传统，而不顾水手对远洋船只安全性的考量。其二，印度西海岸产铁不多，不足以应用于造船。其三，尽管缝合的船可能不太适合出海航行，但它的优势在于近海“靠岸”时——也就是说，它的质地更为柔软。在近海贸易中，船体难免会与暗礁、岩石和浅滩频繁碰撞。能应付这种情况的，只有柔软的船体，而不是那些由坚硬的木板和铁钉接合的中国船只和欧洲船只。

相较于中国在海事技术方面的显著优势，中国商人在马六甲以西的贸易活动中相对低调。中国人只是在公元1405—1433年间短暂地在印度洋中故意展示过他们的海上力量。这或许是因为儒家思想刻意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视商人为社会寄生虫。因此，中国最具才智和雄心的人都拒绝涉足贸易行当，而投身于压抑商品经济发展的官僚系统。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中国（以及后来的日本）的中央集权体制很快就主动选择了闭关锁国，切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与之相对的是，中世纪印度洋世界邦国林立的分裂性质却催生了一种达尔文式的经济竞争，竞争氛围之激烈，使得整个印度洋就像一锅热汤，沸沸扬扬。竞争中，为了迎合贸易和商业的繁荣发展，有些国家在政治上也经历了相应的变革；而那些没能及时进行政治变革的国家，则在竞争中逐渐落败。同样的政治环境也存在于当时的欧洲。在欧洲，山脉与河流划分出了上百个彼此竞争的邦国，只有经济效率最高的国家才能称王称霸。经济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便是英国，而它也将逐渐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霸权国家。

公元1382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军队正在追剿元朝的残余势力，他们在途中抓获了一个10岁的马姓男孩，这个男孩出生于农民家庭。统兵的将军问小俘虏“蒙古伪皇帝下落何方”，小俘虏却顶撞道：“他跳进了池塘。”小男孩的临危不惧令将军刮目相看，将军随后将其进献给明朝的宫廷。三年后，依照惯例，小男孩被阉割了，成了宫廷中的一名宦官。他被分配去侍奉的是朱元璋16个儿子中的老四——朱棣。

与众不同的是，这位马姓少年没有变成一个嗓音尖厉或举止女性化的宦官，而是成长为一个身形壮硕、性格勇猛、头脑聪明的战士，嗓音低沉而响亮。朱元璋驾崩之后，明朝宫廷兄弟阋墙，进而演化出一场残酷的内战。战后，马宦官的主子朱棣最终夺得皇位，登基称帝。马宦官也随之被擢升为权势颇大的内官监太监。由于功绩卓著，他被皇帝赐姓郑。他就是日后遐迩闻名的郑和，也就是西方所称呼的Cheng Ho。他日后成为明朝宝船舰队的统帅，一度纵横印度洋，无人能挡。

公元1405—1433年，中国的宝船舰队七下西洋。历史总是将这七次伟大的远洋航行与郑和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七次远洋航行仅仅是希望开疆拓土的皇帝朱棣宏大战略中的一环而已。最终，受制于文人官僚与宦官之间的长期对抗，七下西洋之后，远洋航行的计划便被束之高阁了。

与其出身农家、征战四方、奉行孤立主义的父亲不同，朱棣博学多识、胸怀天下。他的朝廷发起了数十次代价高昂的远征，包括向旧地蒙古派出外交使团与远征军团，以及引发了旷日持久、血腥残酷的游击战的越南战役（后来在越南作战的现代法国和美国却未能从中吸取适当的教训）。

然而，在朱棣的诸多宏图大业中，只有盛大的宝船舰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宝船的技术即继承自曾令伊本·白图泰颇为羡慕的中国大帆船。宝船舰队由多种大小的船只组成，从“仅有”100英尺长的小型后勤保障船，到400英尺长的庞大宝船。这些宝船上有由隔水舱（用铁钉加固）组成的水密性船体，最多可达9根的桅杆，几十个宽敞的舱室，还有精巧的艉柱式船舵。这种艉柱式船舵，欧洲直到近代才发明出来。

在大多数航行中，宝船舰队由大约300艘船只组成，船上约有3万名船员。每次航程一般为期两年，起初只到过马六甲、苏门答腊、爪哇和印度，后来的几次远达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和东非沿岸。然而，宝船舰队却几乎没能为中国的商业打开什么新的市场；我们从波罗、白图泰，以及中国和穆斯林见证者那里了解到，中国的使节和商人其实早在郑和时代的好几代之前便已经造访过那些亚洲的港口。如此看来，郑和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其实在于外交和军事，也更多是象征性层面的。

季风牢牢地掌控着航线。郑和的舰队一般在秋天集结于中国南方的太平港。等到冬季时，舰队借助东北季风可以一路直抵爪哇岛的泗水。他们会在泗水一直待到7月，再借助西南季风途经苏门答腊岛和马六甲到达斯里兰卡和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之后，分舰队则继续航行，远达霍尔木兹海峡和非洲。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这一过程正好反过来：舰队趁着冬季的东北季风南渡至爪哇，再借助夏季的西南季风一路返回中国。

这几次远航意义颇为深远。首先，它们稳定了航运要道马六甲海峡的局势。当时，马六甲海峡的实际统治者是从苏门答腊流亡出来的一位王族。然而，临近的暹罗人却也宣称对该地具有领属权，而暹罗人又恰好扼守着中国进入印度洋的门户。郑和不仅镇压了海峡两岸猖獗的海盗行为，还巧妙地在暹罗人与马六甲人对这一航运要道的争夺中斡旋，确保海峡对各国商贸保持开放。此外，郑和的另一项任务可能是搜寻朱允炆——朱棣就是从他手中夺得了皇位。有消息称，朱允炆逃亡到了海外。

宝船舰队的大部分记载来自郑和身边的翻译马欢的回忆录。马欢也是一名穆斯林，通晓阿拉伯语，陪同郑和完成了后几次远航。他对于郑和一行访问马六甲苏丹的描述明确地表明了宝船舰队的外交性质：

（皇帝陛下赐予苏丹）两个银印、一顶帽子、一束腰带和一件长袍。（郑和）在当地立了一块石碑，将（马六甲）的地位提升为城市级别，后来又称之为马六甲国。此后，暹罗人再也不敢率兵来犯。被册封为王的苏丹，特意携妻儿一道北上参拜皇帝陛下，并进献当地土产，以表感激。皇帝陛下特意恩赐他一艘远洋帆船，供其返回祖国与保卫疆土之用。

无论郑和在外交和文化交流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可以肯定的是，他都没有获得多少经济上的回报。然而，他的远航却消耗了明朝大量的木材，占用了造船业大量的产能，也带走了大批的军事力量。宝船舰队带回来的最足以称道的货物——阿拉伯与印度统治者进贡的几只非洲长颈鹿——也都只有转瞬即逝的象征性价值。这些动物之所以有价值，不仅在于它们来历新奇或长相讨喜，更在于明朝人认为它们就是传说中的瑞兽——麒麟。传说中的麒麟，头上有一只独角兽的角，蹄子像马，前额像狼，尾巴像牛，身体像麋鹿。在历代传说中，麒麟只在太平盛世出现。马六甲进贡的另一件让中国人着迷的贡品是一个奇特的透明玻璃制品，能将写得很小的字放得很大——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就是当时威尼斯新近发明的眼镜。

更糟糕的是，船队运载的大部分货物——运出去的瓷器和丝绸，带回来的香料、宝石、羊毛和地毯——都是由郑和手下的宦官经手入库的。可以说，当时的宦官垄断了中国大部分的海外贸易。1424年，朱棣驾崩。宦官集团与排外的儒生官僚随即开始了权力之争。斗争以儒生官僚的胜利告终，同时结束的还有中国的“地理大发现”时代。郑和去世于第七次远航的途中。舰队在1433年7月抛锚长江后，便再也没有重新起锚。

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人任由他们的海军舰队与商贸船队日渐废弛；公元1500年，一项法令甚至规定，凡私造两桅以上帆船者，一律死罪。1525年，另一项法令直接禁止私造任何类型的远洋船只。海军一解散，海盗便猖獗了起来。到了16世纪中叶，日本的倭寇对中国的沿海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直到今天，福建的妇女还常以蓝巾遮面，以防好色的外国匪徒滋扰。

在《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中，英国退役潜艇指挥官加文·孟席斯认为，郑和第六次远航的一支分舰队曾经访问美洲大陆（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的大西洋海岸和佛得角群岛）。然而，他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海洋史学家的太多重视。

达·伽马与郑和的船队因为仅仅相差65年而擦肩而过。我们只能想象，如果第一批访问印度洋的欧洲人遭遇了宝船舰队会发生什么。要知道，宝船舰队中最小的后勤补给船队都远远凌驾于小得可怜的葡萄牙舰队之上。幸运的是，历史的阴差阳错使葡萄牙人没能碰上宝船舰队，免受一场羞辱。当达·伽马闯入印度洋时，整个赛场其实刚刚被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清了场，而这支唯一可以与葡萄牙人抗衡的舰队却离开了赛场。

1511年4月20日，药剂师托梅·皮雷斯（因为职业关系，他对稀有香料了如指掌）在里斯本登上了前往印度的船，开启了他的财富之路。自此，他再也没有回到他的祖国。最初，他是欧洲向东方派驻的第一位正式使节，最终却在70岁那年于囚禁中去世。如果不是一位葡萄牙研究人员在20世纪30年代访问法国国家图书馆，偶然翻阅到巴黎抄本，那么皮雷斯的故事或许至今仍旧被束之高阁。巴黎抄本中便包含了皮雷斯的游记《东方志》。在书中，他为我们描述了欧洲殖民者到来后便消失了的印度洋贸易，使得我们能够得以近距离地一窥欧洲殖民前夜亚洲的本土商贸。

当时，亚洲贸易的主要轴心位于古吉拉特的坎贝港。此地是印度纺织品与欧洲商品的集结点。商品在此装船后便会被运到马六甲，用于交换稀有的香料、中国的丝绸与瓷器。

皮雷斯把从坎贝所在的马希河宽阔的河口伸展出的两条支流比作“伸出的两臂；她的一条手臂伸向亚丁，另一条手臂则一直伸向马六甲”。虽然坎贝是在穆斯林的莫卧儿王朝治下，但这个城市的长途商贸却掌控在印度教专事贸易的种姓手中：

毫无疑问，这些人都深谙贸易的精髓。他们对商品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完全沉浸于安全而和谐的交易环境中，古吉拉特人甚至说任何与商品有关的犯罪都是可以被原谅的。整个区域内，到处都有古吉拉特人的定居点……他们是勤奋而敏捷的商人。他们记账用的数字、记账的方式都和我们一模一样……也有开罗来的商人定居在坎贝，还有许多来自亚丁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霍拉桑人和吉兰人，他们都在坎贝的海港城镇做着大规模的贸易……任何人想要在贸易行当里谋一份工作或成为代理商，都得去那里实习。贸易可是一门科学，它不仅不会辱没你的身份，反而大有裨益。

在入侵过亚洲和美洲的西方殖民者中，16世纪的葡萄牙人可能算得上最蛮横的沙文主义者了。然而，根据皮雷斯的观察，即便是他的同胞葡萄牙人，也都发现必须得向异教信仰的古吉拉特人学习贸易，这也充分说明了当时亚洲本土贸易的范围之广与经营之复杂。

皮雷斯在印度只待了不到9个月，葡萄牙的东方总督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就派他去了马六甲。当时，马六甲刚刚落入葡萄牙人手中。皮雷斯抵达时，马六甲看上去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城市，当地原住民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开始遭受葡萄牙人的抢掠了。大约1400年左右，苏门答腊岛巨港（位于今新加坡和印尼的爪哇岛之间）的统治者是信仰印度教的拜里米苏拉。他因为拒不服从爪哇岛上的印度教王国满者伯夷的统治，被迫向北逃亡到新加坡和马六甲海峡地区。在征服新加坡不久之后，拜里米苏拉在马六甲定居。说起来，马六甲这个名字其实来自一个古老的马来语词汇——malaqa，意为“隐匿的逃亡者”。

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上，信奉印度教的满者伯夷屡屡受到割据一方的伊斯兰小国的袭击。加之内乱四起与腐败深重，满者伯夷逐渐分崩离析并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拜里米苏拉则一下子掌握了天时地利人和：他精明，通晓商贸，与巨港和其他地方的当地商人或外国商人都有着广泛的联系。此外，他手里还掌控着一个天然良港，此地不仅远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南部的战乱的影响范围之外，还扼守着马六甲海峡。看到这样的天然优势，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拜里米苏拉大力发展海峡贸易了——毕竟，他可是当年的海洋贸易帝国室利佛逝王族最后的血脉之一。包括其首都巨港在内，室利佛逝一度统治过苏门答腊、爪哇和马来半岛的大部分区域。赖于其对过路马六甲海峡的本地贸易和长途贸易的控制，室利佛逝也一度臻于鼎盛，繁荣而富强。

拜里米苏拉的继承人也毫不逊色。两代人的共同努力使得马六甲很快便成为世界性的商贸支点之一。对于现代世界而言，新加坡这个庞大的中转口岸，控制着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航运节点之一，颇为重要。而在中世纪，承担这一角色的则是位于今新加坡西北130英里处的马六甲。正如今天的新加坡一样，中世纪的马六甲将印度、阿拉伯世界和欧洲与中国和香料群岛连接了起来。

马六甲使皮雷斯目眩神迷。整个城市的景象、气味和人们的日常活动仿佛唤起了他对传说中的应许之地的憧憬。皮雷斯是一位细心的观察者。他既拥有现成的测量设备——这在那个时代的殖民官员中很少见，又能敏锐地捕捉到殖民政府的行政事务和商业贸易的微妙之处。他的游记《东方志》并不好读。然而，即便该书只是捕捉到了葡萄牙人刚刚攻陷马六甲时的情景，我们仍可以在书中感受到贯穿其间的马六甲的神奇魅力。皮雷斯统计发现，马六甲城里竟然通行84种语言，其文化之多元堪比如今的伦敦或纽约。那里有：

来自开罗、麦加、亚丁、阿比西尼亚的摩尔人，基尔瓦人，马林迪人，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来的人，琐罗亚斯德教的教徒，罗姆人，土耳其人，土库曼人，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古吉拉特人，焦尔人，达博尔人，果阿人，德干王国的人，马拉巴尔人，克林人，奥里萨、锡兰、孟加拉、若开、勃固和暹罗来的商人，马来人，吉打人，彭亨人，北大年人，柬埔寨人，占城人，交趾支那

人，中国人，琉球人，文莱人，吕宋人，坦贾普拉人，老挝人，邦加人，林加人（他们有1000多个岛屿），摩鹿加人，邦达人，比马人，帝汶人，马都拉人，爪哇人，巽他人，巨港人，占碑人，东加人，英得腊其利人，卡帕塔人，米南加保人，锡亚人，阿尔卡人，阿鲁人，巴塔人，还有汤加、帕西、陂堤里和马尔代夫王国的人。

正如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所指出的，“在15世纪之前，除了这一连串的人物，没有任何其他的材料能够如此精准地描述出当时世界体系的‘面貌’。”此外，“罗姆人”的出现尤其引人注目，因为该词通常指的是南欧人、土耳其人或拜占庭希腊人（君士坦丁堡已在60年前被土耳其人征服）。那么，这是否说明，在葡萄牙人到达马六甲海峡之前，意大利人就已经来过了？1326年，在马可·波罗热情洋溢的记述之后，热那亚商人在中国最大的港口泉州便已经是随处可见的景观了，所以，即使皮雷斯在马六甲也见到了他们，也不足为奇。热那亚人与威尼斯人一样，足迹遍布四方，然而他们也是出了名的低调，对其利润丰厚的贸易路线的细节，从来都是守口如瓶。这也难怪欧洲第一份翔实的远东游记出自更健谈的威尼斯人马克·波罗了。虽然当时马六甲没什么意大利人，但是他们标志性的产品已经先于他们大规模地抵达这里。这些商品在亚历山大港转运，由印度商人带着，一路穿过红海和坎贝，运抵马六甲，包括猩红色的染料、染色的羊毛、珠子、玻璃和各种武器。

在马六甲，输入港口的大量货物由4名港务主管负责监督，一人负责从中东的阿拉伯地区和印度进口的货物，一人负责从暹罗和中国进口的货物，一人负责苏门答腊本地的港口，一人负责今天印度尼西亚领土范围内的其他地区的货物。皮雷斯观察到，贸易的主轴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的坎贝港与马六甲之间。印度商品中最珍贵的是布匹。皮雷斯的记载中提到了30种不同的布料，还提到了来自遥远的西方的鸦片和熏香。向西运输的商品也很丰富，有肉豆蔻干、肉豆蔻、丁香、檀香木、锡，以及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它们中有的运到了印度，有的运到了海湾地区，有的则运到了埃及和欧洲。皮雷斯提到，每年有四艘船来自古吉拉特邦的小港口，每艘会运走价值高达3万克鲁扎多（折合当今币值，约240万美元）的货物。相比之下，每年仅有一艘大船来自坎贝港，货运价值“毫无疑问高达7万或8万克鲁扎多”。所有这些还仅仅是来自印度西海岸一地而已；进出印度东海岸的船只很可能也会运载同等价值的货物。

到底是什么使得马六甲坐拥如此丰厚的贸易？它的繁荣并非简单地得益于它的地理位置——扼守着世界航运的关键要道之一，且“正好处于一季季风能够到达的航程的末端”。的确，考虑到整个海峡沿着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海岸延伸数百英里，扼守相对狭窄的新加坡一端的马六甲，的确能更容易地控制整个海峡。此外，其实在拜里米苏拉于1400年建国马六甲之前的几个世纪中，海峡的马来半岛一侧与苏门答腊岛一侧早已遍布一系列贸易城市。

实际上，马六甲的财富和声望应当归功于拜里米苏拉和他的继承人在制度设计方面的天才。在马六甲海峡沿岸的许多贸易城市中，只有马六甲海峡在著名的三重困境——贸易、袭击、保护——中找到了答案。对于由马六甲以西的印度人和阿拉伯运来的货物，马六甲人征收的进口关税远低于穆斯林的传统习俗的规定，最高只有6%（而不是通常的10%）。如果一个西边来的人和他的妻子都在马六甲定居，那么他们只需要支付3%的关税。东方人——当地的马来人、印度尼西亚人（包括带着珍贵香料的香料群岛的摩鹿加人）、暹罗人和中国人——根本无须缴纳任何正式的进口关税。所有商人，包括东方商人，都要在进口货物中留一部分作为“礼物”进献给苏丹和他的副手们。皮雷斯估计，这笔费用大约为货物总价的1%或2%。所有商人，无论是东边来的，还是西边来的，或者当地人，都无须缴纳任何出口关税。

马六甲的这一法律架构虽然是非正式的，但是合理而可靠，甚至可以与中世纪英国先进的普通法相媲美。苏丹的首席民事官员称为本达拉，类似于市长兼首席大法官，负责处理争端，确保商贸通畅。（他也是上述“礼物”的进献对象之一）。本达拉的兄弟通常会被任命为图蒙甘，即海关报关员，他会与本国和外国贸易商组成一个工作组，共同对进口的货物进行估价，然后征收关税。最终，货物将向商人们开放，以供拍卖竞标：

由于时间紧迫，货物数量可观，外国商人们也希望能清仓卖空（即货物全部售出），马六甲的商人们就会代劳，他们把货物运到自己的船上，尽力出售。外国商人借此在短时间内清空了货舱，获得了收益，当地商人也从中获得了利润……当时，由于马六甲的法律和市价人尽皆知，因此，一切都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有条不紊的规范。这套规范既不偏袒外商，也不会让外商因感觉吃亏而愤然离去。

亚当·斯密肯定会认同，这里的几行字的规范正是自由市场成功的基本秘诀：商品交易以拍卖的形式进行，时间地点明确，规则清楚而人尽皆知，参与者也都个个消息灵通，还获得了被认为诚实守信的政府机构的支持——这简直就像一个中世纪热带地区版本的易贝网，其中合理而明确的规则吸引了良好的买家和卖家，而良好的买卖双方更会坚持履行良好的规则。

即便满者伯夷并未伤害拜里米苏拉，但是，为了抵御爪哇岛上的印度教的满者伯夷，拜里米苏拉仍然选择皈依伊斯兰教，以便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帕西国王（位于苏门答腊岛北部）的女儿联姻，从而获得帕西的保护，对抗信仰印度教的敌人。到1400年，即便海峡两岸本地的绝大多数的居民仍然维持着原来的信仰，大多数的商人也已经成了伊斯兰先知的门徒。穆斯林商贸先于东南亚普通民众皈依伊斯兰教并非偶然。神学一直是基督教和伟大的东方宗教背后的主要推手，而伊斯兰教的核心更是一套规范了包括商业在内的所有行为领域的法律体系。因此，对那些从事有组织的经济活动的人而言，一套为各方面所奉行的明确而严谨的规则体系——就像英国的更为世俗的普通法一样——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阿拉伯的新一神论宗教对于他们来说特别有吸引力。

直到很长时间以后，一般民众在见识到他们的穆斯林商人邻居的财富和虔诚之后，才相继皈依伊斯兰教。东南亚的民众皈依伊斯兰教并不是在从阿拉伯和波斯呼啸而来的征服者的胁迫下完成的，而是由来自坎贝和卡利卡特的布匹和香料商人促成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会与当地妇女结婚。无论母亲一方信仰什么宗教，他们的混血后代几乎都是以穆斯林的身份长大的，并且在他们的同龄人和母亲的朋友与家人中传播伊斯兰教先知的箴言。（当皮雷斯到达马六甲时，穆斯林商人们仍然在积极地向爪哇、苏门答腊岛和印度尼西亚东部的印度教帝国传播着穆罕默德的箴言，尽管西方此时正在西班牙和欧洲东南部光复被穆斯林占据的故地。）

正如之前的室利佛逝帝国一样，马六甲的拜里米苏拉一直与中国保持着联系，他还曾经接待郑和的舰队。这位苏丹和明朝人互相扶持，相处融洽，部分原因是拜里米苏拉想要防备马六甲与明朝的共同敌人——暹罗人。1411—1419年，拜里米苏拉多次访问中国并向朱棣朝贡。1433年，当明朝舰队从此离开印度洋时，马六甲海峡的权力真空已经能够被马六甲人自己填补。

马六甲当然并非印度洋沿岸唯一一个因沿海贸易而走向繁荣的国家——皮雷斯的回忆录仅仅突出了其中最成功的一个国家的种种优点。中世纪繁荣的威尼斯—广州航线沿线的诸多城市和港口，一定都或多或少地遵循着同样的贸易原则。在卡利卡特，一系列世袭的印度扎莫林（统治者）维持着成功的商贸所必需的法律制度、商业机构和海上力量。然而，不幸的是，卡利卡特将是达·伽马的殖民舰队在印度的第一站。

正如英国人证明的，即便是世上最励精图治的王族最终也会沉沦堕落。对于马六甲而言，不幸的是，王室的沉沦正发生于葡萄牙人到来的那一刻。当时的马六甲苏丹是放荡的马末沙。在他的统治期间，欧洲人像探囊取物一般轻易地拿下了马六甲。对于从事印度洋古代贸易的穆斯林和其他亚洲人来说，贸易的游戏规则很快就会越变越差。历史上最为怪诞的因果关系链条出现了，野蛮而高效的新玩家在一些烹饪配料的强烈驱动下，不远万里而来。讽刺的是，在如今的西方厨房中，却已经没什么人再用这些配料了。

1. 旭烈兀是伊利汗国的建立者，成吉思汗之孙、拖雷之子、蒙哥及忽必烈之弟。——译者注

2. 相关数字出现得很晚，归功于现代历史学家对开罗商人与威尼斯商人的账簿和信件所做的细致研究。

3. 景教，即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于唐代首次传入中国。——译者注

4. 提举是古代官名，最早始于汉朝耿寿昌设常平仓，用来管理仓库。宋代主管专门事务（如常平司的免役、市易）的官职多以提举命名，例如“提举常平”“提举市舶”。——译者注

5. 拉比：犹太教经师或神职人员。——译者注

6. 歌革与玛各是《圣经》中的人物。——译者注

7. 琐罗亚斯德教是伊斯兰教诞生之前中东和西亚最具影响力的宗教，是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因信徒在火前祷告而又得名拜火教，在中文称为“祆教”“拜火教”等。——译者注

8. 交趾支那为欧洲人早期对越南的称呼。——译者注

第5章 作茧自缚

在欧洲，像农村每个星期的市集那样反映欧洲大陆上典型的日常生活是很少见的。令当地居民和游客都感到喜悦的市集有其悠久的历史根源。古时候，因为一些小城镇规模太小，难以吸引商人们长期驻留，所以商人会约定时间定期聚会，形成市集。

中世纪时，这些市场的布局与今天一排排整齐的摊位次第排开的布局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的市场上流行着一种离心式的布局。“最脏的”生意（牲畜买卖和屠宰）会被安排在市场外围。食品铺、抄写员、金属匠、理发师、牙医、地毯织工和制陶工则会分布在市场的内圈。市集的中心焦点往往都被商业等级中的贵族（香料商人）占据。14—17世纪，肉桂、肉豆蔻果仁、肉豆蔻果皮和丁香可绝不是家常配料，而是当时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商品。这些香料的来源和供应链常常事关国家的兴衰。香料之于当时就像石油和钯之于21世纪一样重要。

中世纪香料贸易所积累下来的财富与辉煌在威尼斯留下了不少遗产，直到今天，仍旧令人目眩神迷。如今我们在威尼斯看到的宏伟的宫殿、壮观的公共建筑，其资金来源都是胡椒、肉桂、肉豆蔻果仁、肉豆蔻果皮和丁香贸易的高额利润。100磅的肉豆蔻果仁，在中世纪的亚历山大，采购价是10达克特，一转手就能在威尼斯的码头卖到30~50达克特。即使减去船费、保险费和进出口关税，利润率也都能超过100%。出生在那个时代的幸运儿，只要敢想敢干，雇一艘普通的威尼斯桨帆船往返于埃及和意大利之间，运载1~300吨香料，一脱手，就是巨额的财富。中世纪时，一个发了福的大富翁会被戏称为“胡椒袋”。这可不是什么侮辱性词汇。当时，一袋胡椒的价格的确要比一个人的价格高得多。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莱恩估计，在葡萄牙人于15世纪末渗透到印度洋的前夕，动作敏捷的威尼斯人仅仅凭借他们的桨帆船，每年都向欧洲运输约350万磅的香料。大部分都进口自地中海对面的亚历山大港。

大规模的香料贸易也引发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西方是如何为其贪得无厌买单的？在16世纪之前，也就是秘鲁和墨西哥的银矿石越过大西洋涌入欧洲之前，面对巨额的进口费用，欧洲一度存在严重的钱币短缺。另外，西方几乎真的没什么产品是东方非要不可的。

在前现代时期，英文中的“制造”与“纺织品”几乎是同义词。在欧洲的两大主要织物中，欧洲的亚麻布根本竞争不过印度棉布，欧洲产的羊毛也对生活于印度炎热气候的居民没什么吸引力。的确，地中海出产大量的红珊瑚，意大利人也尤其擅长生产精致的玻璃，但这些奢侈品在东方市场的收入仅能填补中世纪西方贸易逆差的很小一部分。

欧洲人还有什么其他值得一提的商品，能运到亚历山大港和开罗，换取他们趋之若鹜的香料吗？他们的确有：奴隶。他们向穆斯林领主们贩卖奴隶，以满足穆斯林军队持续膨胀的征兵需求。大约在1200—1500年，意大利商人成了世界上生意最好的人贩子。他们在黑海东岸买入人口，在埃及和黎凡特出手。这些贩奴船必须穿过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两个隘口。这两个隘口曾经长期处于强盛的拜占庭帝国的掌控之下，如今却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了两个意大利贸易大国——威尼斯和热那亚的炮口之下。

因此，中世纪的长途贸易基本上围绕着三条故事线展开：香料贸易、奴隶贸易、对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海峡经年累月的争夺。

胡椒和肉桂分别来自印度和斯里兰卡。这两地是欧洲人至少还听说过的地方。然而，肉豆蔻果皮、肉豆蔻果仁和丁香则来自香料群岛。该地直到15世纪才被欧洲人发现。

对于当时的欧洲而言，这些传说中的土地非常偏远，甚至是从埃及、黎凡特与黑海沿岸进口这些珍贵的香料的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人，也并不知晓它们的确切位置。就像希罗多德提到过的锡岛一样，香料群岛这个名字也向我们表明，欧洲人只在乎该地出产的香料，并不知晓或根本不关心其他的一切——当地的民族、地理和语言。

如果现代人难以理解香料在中世纪的重要性，那就不妨想想如今那些让人趋之若鹜的高端产品——盒装歌帝梵牌的巧克力、宝马牌的汽车、古驰牌的鞋。似乎拥有了这些奢侈品，便可以彰显自己的卓尔不群。然而，人们却对这些奢侈品的来源所知甚少。以鞋子为例，人们只知道最好的鞋子是从东方的某地进口的，仅此而已。这种情况下，古驰的专卖店就不仅仅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而已了，而是变成了一张印刷钞票的许可证。此外，在鞋业供应链的任何一环，享有盛名的古驰品牌都是一张可以通向声望名利与巨额财富的门票。可是，如果这些消费者发现这些鞋子其实只是产自佛罗伦萨一家普通的工会企业，那么他们会如何反应呢？

这其实也就是中世纪的肉豆蔻果仁、肉豆蔻果皮和丁香所面临的情况。当然，欧洲人很容易搞到其他更具吸引力的香料和草药：自8世纪欧洲首次从阿拉伯商人手中进口番红花以来，西班牙和英国便开始种植并生产它们自己的藏红花；胡椒很容易从印度买到；芫荽和孜然芹产自地中海东部沿岸；月桂叶、百里香、迷迭香、马郁兰和牛至则都起源于欧洲。然而，肉豆蔻果仁、肉豆蔻果皮和丁香却更受欢迎，无外乎因为它们更稀有、更昂贵，尤其是更为神秘。与它们的香味和口感所传达的信息相比，这些异域香料的味觉吸引力显得微不足道：它们已经成为财富与地位的象征。

和罗马人一样，欧洲人也迷上了香料。医生用它们治疗各种疾病，乔叟甚至还赋诗歌咏了长满丁香和肉豆蔻果仁的神秘森林，人们在森林中燃烧丁香熏蒸衣箱，用肉豆蔻果仁为啤酒调味。香料与香水的气味弥漫在手套、热饮、利口酒中，也被广泛应用于富裕家庭的大部分食谱。历史学家认为，稀有香料最初的价值其实在于其药用性。例如，一位权威人士曾指出，中世纪的法国香料商店和19世纪的美国药店销售的东西几乎一模一样。

但问题是，这些“药品”有效吗？临床治疗中的安慰剂效应往往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异域秘方或诊疗方法的迷信。实际上，本章提到的香料中没有任何一种具备科学验证了的药用价值，而那些有明确药用价值的其实都是很常见的植物，比如，治疗心脏疾病的洋地黄，提取自漂亮但不甚知名的毛地黄。罗马医生和希腊医生曾经在开药单时开出罕见的高良姜“以治疗肾脏疾病”。这是要治疗什么病呢？实际上，无论这些古代医生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开出高良姜的话，大概都与肾功能无关。

更有可能的是，稀有香料被用作药物使用的原因，恰恰在于它们的名望。社会上总是会流传一些迷信思想。即便如今，犀牛被大肆盗猎，都仅仅是因为有人认为犀牛角粉末可以激发性欲；稀有动植物产品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们总能在民间迷信思想中拥有一席之地，恐怕药物也很难撼动人们对于部分香料的需求。

一些原产于西方的香料也会向东方出口，广受现代人青睐的香菜，即前文中提到的芫荽，便是原产于地中海东部的香料。到了公元前1300年，它便已为米诺斯人和埃及人所熟知。当汉朝在1000年后开辟丝绸之路时，香菜又一路传播到了中国。另一种地中海本地香料——罂粟花籽的向东传播则带来了诸多不幸。该植物后来被欧洲人在印度广泛种植，用以提取具有高度成瘾性的鸦片并向东方国家出口，从而平衡西方对于东方的贸易逆差。

与希罗多德笔下虚构的锡岛不同的是，香料群岛是确实存在的。那里出产的丁香其实是一种高大冷杉的花蕾，直到如今，这种香料仍旧只出产于印度尼西亚东部的摩鹿加群岛北部的5个小岛的火山灰土壤之中，这5个岛分别是特尔纳特、蒂多雷、莫蒂、马基安和巴占。肉豆蔻果仁和肉豆蔻果皮来自肉豆蔻树果实的不同部位，这种树只生长在摩鹿加群岛南部由9片小岛礁组成的班达群岛上（见图5-1）。

图5-1 香料群岛

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摩鹿加人就已经向外出口香料了。这片群岛的原住民在几万年前便开始在此定居了。公元前2000—公元前1000年，在南岛扩张中，来自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的部落，借由有舷外托架的独木舟，占领了印度洋与太平洋地区从马达加斯加到复活节岛的大片岛礁。得益于当地的香料贸易，特尔纳特岛和蒂多雷岛的原住民勉力保持了他们的族群认同与文化，而周边的诸岛则纷纷屈从于南岛人的扩张。

这些处于群岛内侧且面积不大的火山“内岛”上生长着香料树和椰子树，只能依靠诸如哈马黑拉岛和塞兰岛等面积较大的“外岛”上盛产的高营养的西谷椰子维持生计。起初，这种贸易纯粹是岛际之间的贸易。班达人乘小船往返于内岛与外岛之间，用西米交换香料。

就像进口到罗马的中国丝绸一样，肉豆蔻果仁和肉豆蔻果皮很可能也是令罗马人趋之若鹜的商品——普林尼似乎在其《自然史》中提到过。与丝绸的另一个相似点是，这两种香料也远远超出了西方当时的认知范围。可以想象的是，这两种香料最初是经历了路途漫长、危险重重、多次转手的供应链，才一路抵达中东与欧洲的。当然，这也使得它们价值连城。

在古代与中世纪时期，随着肉豆蔻果仁和肉豆蔻果皮的出口市场的不断扩大，出产香料的岛屿也一度臻于鼎盛，称霸于摩鹿加群岛。例如，特尔纳特岛竟然统治着面积大得多的塞兰岛。这一局面直到荷兰人到来之后才发生改变。虽然班达群岛上的原住民对香料种植颇为擅长，但他们的贸易范围从未超出他们的母岛。真正将香料带出摩鹿加群岛的则是肤色较浅且善于远航的南岛人的后代，尤其是来自苏拉威西岛的传奇的武吉士人。香料经他们之手不仅被带到了摩鹿加群岛以外的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还被运到中国和印度，以及欧洲。

肉豆蔻果皮是肉豆蔻果实外层较薄的一层表皮，其价值比产量更大的肉豆蔻果仁更为珍贵。葡萄牙殖民统治初期，班达群岛每年可出产约1000吨肉豆蔻果仁，但肉豆蔻果皮只能达到约100吨；因此，肉豆蔻果皮的价格大约是肉豆蔻果仁的7~10倍。有时候，这一悬殊的价格差甚至会引发人们做出一些奇怪的市场行为，有的甚至颇具讽刺性。比如，班达人曾为了提高肉豆蔻果仁的价格而烧掉一部分收成以降低市场供应量。还有更荒谬的，比如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向东印度群岛总督下达只允许种植肉豆蔻果皮的命令。（如今，情况发生了逆转，肉豆蔻果仁成了更受追捧的配料，而肉豆蔻果皮则变得无足轻重，仅用于添加在浅色食品中以增加一丝水果风味，比如添加在蛋糕或者奶油浓汤里。）

处于胡椒的产地与出产调味品的香料群岛之间的是出产肉桂的斯里兰卡。该地在罗马人的认知中，处于世界东部的边缘。肉桂首次出现在罗马帝国首都时，正值帝国的鼎盛时期。它很快受到了人们的狂热追捧，一跃成为最为奢侈的烹饪配料与熏香用料。它的花汁每磅曾卖到1500第纳里——大约等价于等重的黄金。肉桂油会便宜一点儿，单价约为上述价格的1/4。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描述过欧洲人眼中价值连城的树皮在斯里兰卡海滩上是如何俯拾即是，印度商人又是如何轻松地日进斗金的。在那之前，欧洲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中国方面则恰恰相反。饱受中国人追捧的商品，如象牙与熏香，在欧洲却稀松平常。对于中国人而言，象牙与熏香在非洲和阿拉伯遥远的原产地笼罩在一片神秘之中。同样的道理，中国人并不认为地理上相对较近的摩鹿加群岛出产的丁香有多少异域的神秘感，他们早在汉朝就已经把丁香当作清新口气的薄荷糖了：“丁香有去除口气的特殊功能。当朝廷的高级官员不得不在皇帝面前奏对时，他们就会放几片丁香在嘴里。”

罗马帝国的衰微使得其治下的和平稳定也大不如前，胡椒的供应因而也显著降低，这又导致了胡椒价格的不断蹿升。帝国鼎盛时，1磅黄金能买到近300磅的胡椒，而到了4世纪初，当罗马人用1.5吨胡椒换取兵临城下的哥特人首领亚拉里克退兵时，1磅黄金就只能买到90磅甚至更少的胡椒了。不管胡椒变得多么稀有和昂贵，胡椒的欧洲出口都从未中断。即便是在“黑暗时代”的至暗时刻，也从未中断。

7世纪初，在穆罕默德凯旋，回到麦加后，伊斯兰势力就几乎立即关闭了曼德海峡。从此，即便是在温暖而动荡的西南季风下，希腊的船只也不能向东航行，前往印度西部的山脉地区。虽然胡椒经穆斯林之手仍能很容易地向西出口到欧洲，但人们对于东方的认知积累却停止了。希腊和罗马的地理学家，如斯特拉波、托勒密和庞波尼马斯·梅拉都曾对印度颇为了解，印度的大使们也曾一度与奥古斯都颇为亲近。然而，彼此隔绝之后，印度在欧洲人的认知中很快便脱离了现实，褪变成一片神秘的禁土——由巨龙与飞兽守卫着的绿宝石与黄金堆积成山的地方。在先知得胜凯旋后的9个世纪中，欧洲人甚至连一片桨都进不了印度洋。直到航海家迪亚士和达·伽马的船队穿过好望角之后，欧洲人才得以重返印度洋。

在肉豆蔻果仁、肉豆蔻果皮和丁香首次在西方出现的近1000年之后，欧洲人和穆斯林对它们的实际来源几乎仍旧一无所知。10世纪的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克达比将丁香和肉豆蔻果仁列为印度的农产品，这可犯了一个大错误，硬生生地将二者的产地从香料群岛移到印度。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这两个旅行者很可能是从中国人口中了解到许多香料贸易的知识的）和中国人都认为这些调味品产自爪哇。

由印度和摩鹿加群岛出发，主要有两条航线抵达巴格达与亚历山大港，一条是经红海，另一条则是过路波斯湾。这两条航线一度都处于倭马亚王朝与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的控制之下。阿拔斯王朝在中东的统治一直维持到公元910年左右；在那之前，更安全的航路是穿过波斯湾，这也是传说中辛巴达所偏爱的路线。在那之后，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和马穆鲁克王朝稳定了红海的局势，使其成为从印度与摩鹿加群岛进口香料的通衢大道。

一小部分香料也会经由陆路运输。然而，在盘踞着数百个彼此交战的部落与邦国的丝绸之路上，如果整条路线的政治稳定得不到保证，它就难以与经由印度洋的海上航路竞争。这个几乎不可能得到的保证在前现代时期只实现过一次——13世纪和14世纪的蒙古人统治下的欧亚大帝国。即便那时候，对海上贸易和海权并不陌生的大汗们也认为海运更为方便稳妥。因此，他们会下令将相当一部分需要长途运输的物资先送到南方的波斯高原，再转运到波斯湾沿岸的大不里士海港，从那里登船经海路抵达中国与香料群岛。

不用说，所有这三条路线（经红海、波斯湾或丝绸之路）都远远超出了处于鼎盛时期的意大利商业国家——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控制范围。然而，基督教世界中有着沙文主义情节的民众越来越离不开东方的调味品，他们发现，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他们非常不安的事实：哪里有香料，哪里便有异教徒。

在与中国的贸易中，穆斯林的商业优势与欧洲相比更为突出。即便是在欧洲人能够自由通行于印度洋的时期内，希腊人和罗马人也仍旧对于出产丝绸的那个国家知之甚少。同样，对于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中国很可能也像是存在于另一个星球上似的——当时还是中国对外贸易颇为活跃的时期，“中央王国”拥有大量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的聚居地。在地中海，欧洲人的处境也频频告急，他们不断受到正处于上升期的伊斯兰势力的冲击：在地中海东端，仅仅在穆罕默德于632年去世后的两年内，穆斯林便席卷了耶路撒冷与黎凡特海岸。不久之后的船桅之战中，穆斯林更是一举击溃了拜占庭帝国的海军。

在漫长的9世纪和10世纪，整个地中海都处于穆斯林的霸权之下。相应地，穆斯林也牢牢占据着地中海贸易的主导地位。然而，好景不长，意大利的萨莱诺、阿马尔菲和威尼斯率先发起了对穆斯林主导地位的实质性挑战。随着公元第一个千年的结束，欧洲也日趋繁荣强盛。在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领导之下，意大利人在亚历山大、开罗和推罗得以开展贸易，用西方商品换取东方的香料。这一行为就好像在黎凡特地区向穆斯林主导的贸易体系中打入了一颗楔子，意大利人借此得以逐渐侵蚀瓦解穆斯林的主导权。1072—1091年，诺曼人相继占领了巴勒莫、马耳他，以及西西里岛的其他地区。与此同时，西班牙人夺回了托莱多。对战穆斯林时的捷报频传使得基督徒的士气为之一振，也为影响至今的一件大事奠定了基础；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召开了克莱蒙会议。在会议上，基督教世界的世俗统治者们发誓要夺回圣地。到了1099年，这一誓言便已实现，耶路撒冷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重回基督教世界。十字军在城门口屠杀了城内几乎所有的穆斯林、犹太教徒和亚美尼亚人，无论男女，不分老幼。

在基督徒介入之前，塞尔柱帝国的突厥人与法蒂玛王朝的埃及人已围绕耶路撒拉锯了几十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两大伊斯兰帝国正因为长期拉锯与内部纷争而日渐衰微，以至于二者都无力反击，因此十字军得以坐收渔利。

基督教对于大部分圣地的控制只维系到1187年，也就是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近一个世纪以后。当时，穆斯林的领袖萨拉丁在哈丁战役中对耶路撒冷国王居伊·德·吕西尼昂的军队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三个月后更是一举夺取了耶路撒冷。与1099年十字军大屠杀不同的是，萨拉丁放过了城里的平民。阿卡也很快沦陷，基督教残军只能龟缩于推罗的要塞之中。幸运的是，正如该要塞曾在1500年前拖延过亚历山大大帝的兵锋一样，此地也为十字军赢得了短暂的喘息之机。

当耶路撒冷沦陷的噩耗传来时，据说教皇乌尔班三世旋即震惊而死。意料之中，他的继任者格里高利八世呼吁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两年后，东征开始了。这次，威尼斯人也热情地参加了，尤其是在收复阿卡（接近今以色列城市海法）的战役中。借此，他们也得以恢复了阿卡的威尼斯人商贸区。然而，虽然（或许也可能是正因为）有颇负盛名的“狮心王理查”的参与，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功败垂成，未能从萨拉丁手中夺回圣城。

之后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悲惨历史，不仅揭示了西方对于收复圣地的执念反而成了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赚得盆满钵满的商业机遇，还促进了那个时代两项重要商品——香料与奴隶——的双边贸易。就在此时，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恩里科·丹多洛登上了舞台的中心。1193年，他以约80岁高龄，双目近乎失明的状态当选了威尼斯共和国总督。经他同意，威尼斯人的帆船承运了法兰克人的一支由4500名骑士及其马匹、9000名扈从与2万名步兵组成的部队，目的地是圣地。运费只有8.4万银马克（折算下来约2000万美元），外加从萨拉丁手中夺取的土地和战利品的一半。

法兰克军队的统帅是杰弗里·德·维尔阿杜安，他根本无意夺回圣地。多年前，英国国王理查曾告诫他，与其在圣地徒劳无功，不如集中兵力攻击伊斯兰帝国防守更为薄弱的埃及。然而，大军开拔后，维尔阿杜安手下的士兵们都还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他们要去的其实不是圣地。至于丹多洛，他不仅很清楚这位法兰克统帅的真实意图，而且他当时正与埃及人就一份收益丰厚的贸易协议进行谈判，承诺不会入侵埃及。

丹多洛其实另有打算，便是借机占领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扎达尔城。他压根儿没想过入侵他们富庶的贸易伙伴——埃及。怎么办？简单。他把真实的目的地泄露给在码头上等待登船的十字军士兵。当士兵们听说他们此行不是去圣地时，大部分法兰克军队便集体撤离了。等到开拔时，只有原定计划的1/3的部队如期就位。更糟的是，说好的资金援助也一并撤出了。当然，在维尔阿杜安付不起足够的预付款的情况下，威尼斯人拒绝了部队的登船要求。

经过几番谈判，十字军最终同意帮助威尼斯攻占扎达尔，以抵偿应付款项的缺额。等到运兵船终于起锚时，已经是1202年的11月。就在丹多洛以为大功即将告成之际，他突然收到了一份令他无法拒绝的提议：为了帮助拜占庭帝国的废帝伊萨克·安格洛斯回銮君士坦丁堡，伊萨克的女婿——士瓦本的菲利普国王愿为下半程的远征买单。

无须提醒，丹多洛深知这将是抢掠基督教世界最富有城市的大好机会，而且这也将打消此前入侵埃及的计划。于是，舰队随即转头向博斯普鲁斯海峡驶去。维尔阿杜安记载：

威尼斯总督是个老头儿，目不能视，全副武装地站在船头，面前悬挂着圣马可的旗帜；他哀求他的人民别把他留在后方，他也希望能亲手伸张正义。

一番旷日持久的残酷围城战后，君士坦丁堡陷落了，城内的财物也被洗劫一空。君士坦丁堡大竞技场的4匹巨大的青铜马被运到了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圣马可广场上的青铜马是复制品，原件在大教堂的博物馆里。）除了装饰品，威尼斯人也一跃成为“罗马帝国1/4加上1/8领土的主人”，也就是说，算上分到的君士坦丁堡，加上同类份额的其他领土，威尼斯人占据了3/8的拜占庭帝国。此外，和平条款还包括了在帝国旧有疆域范围内的自由通行权、与帝国的独家贸易的垄断权（排除了威尼斯的对手热那亚和比萨）。正如丹多洛所希望的那样，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从未踏足圣地一步，还维系了威尼斯与埃及的贸易关系。对于一个90岁的盲人来说，这一切简直是旷世奇功。

威尼斯与埃及的贸易简直是日进斗金！那些有幸从圣地返乡的十字军士兵，为了使欧洲的老家也能充满象征着社会地位与家庭财富的香味，便采购了大量的香料，因而急剧提升了欧洲对产自东方的异域香料的总体需求。例如，德国僧侣过去常常只是分发姜饼。十字军东征后，他们开始在姜饼中加入胡椒——这就形成了日后的传统美食椒味饼。

现在，历史舞台上即将签署一份至关重要的协议：欧洲人为香料而疯狂，穆斯林则渴求大规模征兵以与蒙古人和十字军作战，而意大利人现在有效控制着海峡，牢牢扼守着人员流动的交通要道。

史上第一个阿拉伯帝国，也就是倭马亚帝国，几乎从没担心过征兵的问题。他们的军队很容易就能招募到最早的那一批皈依伊斯兰教的人：自豪于伊斯兰教信仰、行事勇猛独立、军事技能娴熟的贝都因人。随着穆斯林兵锋所指的半径扩展到整个中东，阿拉伯地区稀少的人口已经无法满足所向披靡的沙漠游牧民族——伊斯兰教徒的征兵需求了。

更偏向农耕的民族，一般文明程度也更高。随着这批农耕民族的皈依，穆斯林的领土内逐渐培育出了更多的农民，而非战士。在阿拔斯王朝治下的美索不达米亚和法蒂玛王朝治下的埃及，情况尤其如此。这些安土重迁的农民们基本上难以胜任士兵的角色。同样地，伊斯兰王朝也很难把习惯了温文尔雅的生活的开罗商人或巴格达抄写员培训成一个称职的军官。

就像所有的稀缺商品都产自特定地域一样，士兵也必须得从常年饥饿、民风彪悍和人口冗余的特定地域招募。历史学家丹尼尔·派普斯指出，这样的战士必然来自“边缘地区”，长年不受中央政府管制。迫于恶劣的生存环境，这些地方的居民们

通过抱团和强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以自卫……精心制定出荣誉守则和治安法令以维系社会秩序。其落脚点都在于提高每个人的思维能力与军事能力。部落之间还会彼此抢掠，互相仇杀。既是出于部落的防守需要，也是为了能在搏杀中制胜，部落的每个男人都要从小习武，接受训练，成为士兵，时刻准备上阵搏杀。

那么，派普斯所指出的充当着伊斯兰帝国兵源基地的“边缘地区”在哪里呢？主要在安纳托利亚和高加索地区。当地的骑兵不时向南与向西滋扰，抢掠和征服了中东与欧洲不少文明上更为“先进的”民族。最理想的人口掳掠来源是高加索地区的切尔克西亚，当地的男奴和女奴都长相俊美，因而售价颇高。

派普斯所谓的边缘地区的人们最为重视的“武术”是射箭，因为这一技能既能用于战场搏杀，又能用于平时狩猎。中世纪草原居民从小就得掌握的另一项技能是驾驭配备了马镫的战马。马镫可能是在公元5世纪后由中国人发明的，随后经由中亚缓慢地传播到了伊斯兰世界。通过将战马和骑手紧密地结合为一体，马镫使得骑兵方阵形成了极强的冲击力。同时，马镫还解放了骑手们的双手，使得他们自如地操纵他们手中的长矛、剑或棍棒。这个看似普通的装置使战争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早在9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的军队基本上就已经由来自这些地区的奴隶士兵组成了。在埃及，法蒂玛王朝之前的布韦希王朝曾赎买了大量土耳其人。法蒂玛王朝甚至把网撒得更广，赎买了土耳其人、斯拉夫人和柏柏尔人。

这一独特的伊斯兰制度，即马穆鲁克奴隶制，衍生自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军事、人口与政治现实和当时的文明水平。在中世纪和古代时期，奴隶制并不被看作种族意义上的现象。实际上，马穆鲁克奴隶制在当时基本上是棕色皮肤的人奴役白色皮肤的人。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马穆鲁克奴隶兵的指挥官根本看不上非洲的奴隶市场。”

买来的奴隶中的女性被送进达官贵人的府邸和卧榻充作仆役和姬妾；男性则被派去训练和充军，经历“从异教徒变成穆斯林，从男孩变成男人，从新兵变成战士，从奴隶变成自由民”的过程。出生入死的战斗情谊使得这些男性奴隶彼此紧密团结。教官和指挥官（他们自己也曾是奴隶）对他们许下的自由与财富的承诺则确保了他们的忠诚。现代学者戴维·阿亚伦是马穆鲁克制方面的权威。他认为：

那些被掌权的苏丹赎买并恩赐自由之身的马穆鲁克们，其实是苏丹们的政权的最主要的支持者。马穆鲁克奴隶制一方面在马穆鲁克的脑中灌输了一种深刻的忠诚于其主人与解放者的情结，另一方面则又在他们之间强化了他们奴隶的身份……苏丹和他的马穆鲁克们组成了一个严密的同盟，其成员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苏丹和他的马穆鲁克之间形成了一种双重联盟：马穆鲁克们的权力来源于苏丹的恩赐，苏丹的权力又依赖于马穆鲁克们的支持。

被充军的奴隶们可以在军队系统中逐级升迁，甚至能被擢升到高阶指挥官的位置。很快，他们就不断坐大，并拥有了废黜他们的苏丹的能力。而获得了权力的马穆鲁克们又很快腐化堕落起来。仅仅一两代人的时间里，这一批马穆鲁克的军事素养和战斗技能便被腐蚀殆尽了。而此时，新一批从内陆腹地的切尔克西亚掳掠来的奴隶，刚从埃及的训练营中走出来，体格精壮，野心勃勃，很快便从他们软弱而怠惰的主人们手中夺取到了权力。于是，新的马穆鲁克-苏丹同盟形成，他们会清洗掉旧苏丹军队中的高层，即所谓的“马穆鲁克禁卫军”，换上他们自己的亲随。新一轮循环便又重新开始。权力集团的更迭可能是疾风骤雨般的一夜变天，也可能是循序渐进的逐步更替；可能是用刀剑解决，也可能是用钱财打发。很多时候，民间或军队的底层可能同时聚集了几代被革了职的马穆鲁克。

整个马穆鲁克制都被马穆鲁克们之间的一种认知破坏了。他们认为，现今的苏丹之所以能掌权，完全得益于他们的恩典。根据派普斯的说法，“这些士兵都认为掌权的苏丹欠他们的，他们只能容忍苏丹扮演仲裁人的角色”。同样，在“老朋友”的压力下，苏丹很快就感到有必要在“老朋友”尾大不掉之前，结交一批没有特权的“新朋友”。这些“新朋友”是从哪里来的？自然是从刚开始受训的奴隶兵中来的。苏丹将赐予他们自由和权力，以换取他们对于苏丹的支持。在库尔德人领导的阿尤布王朝覆灭之前，据说宫廷中曾有人向同僚打听，苏丹的马穆鲁克禁卫军穿的是什么奇怪的制服。答案是“穿着这些制服的人，将会征服我们的国家，夺取我们的产业和财富”。这一答案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便成了现实。

正如前文提到的，马穆鲁克奴隶制发源于阿拉伯对外征服战役开始后约1~2个世纪的时间内。随后，在阿拔斯王朝、布韦希王朝和法蒂玛王朝期间，苏丹们长期毫无节制地招募马穆鲁克，使得马穆鲁克奴隶制被逐步确立。凭借其出色的商业本能和新近获得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权，威尼斯人在13世纪上半叶迅速抓住了商机，满足了埃及人的需求。

在1187年征服耶路撒冷之前，库尔德人萨拉丁首先推翻了埃及法蒂玛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并将在日后建立起他自己的寿命短暂的阿尤布王朝。萨拉丁麾下的土耳其裔和高加索裔的马穆鲁克，不仅骑术精湛，箭术也颇为了得。尤其是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他们的箭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哈丁战役中，部队主力马穆鲁克弓箭手配备了400捆箭。在“战场的最前沿”，更有70头骆驼驮运了额外的箭待命，随时补给。没有核心部队马穆鲁克的英勇奋战，萨拉丁麾下的库尔德人是断然无法将法兰克人赶出圣地的；即便是传奇的突击部队哈尔喀，也主要由马穆鲁克土耳其人组成。此外，如果没有马穆鲁克军队，那么穆斯林很可能征服不了拜占庭帝国、印度或中亚。

13世纪，萨拉丁建立的埃及阿尤布王朝仍然高度依赖于奴隶部队，奴隶主要由当地商人押运，经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由陆路向南行进。然而，埃及人很快就发现他们被崛起的蒙古人包围了。1243年左右，由外高加索地区出发，经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到达埃及的奴隶贸易路线落入了蒙古人的控制之中，威胁着阿尤布王朝的马穆鲁克奴隶兵的供应。

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崛起的威尼斯人，获得了地中海东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黑海的广大区域的控制权，同时也获得了这片海域和海峡实质上的贸易垄断地位。他们非常乐意帮忙，以解阿尤布王朝的燃眉之急。丹多洛于1204年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使得威尼斯人得以经由蒙古势力尚未染指的海上路线，向阿尤布王朝输送奴隶兵。威尼斯与埃及的贸易关系已经保持多年。即便是在十字军东征的最高潮，在他们忙着向圣地的各个基督教王国（尤其是像阿卡这样有大规模威尼斯商人团体的王国）提供船只、军队和武器时，他们也没耽误继续和埃及人保持贸易。萨拉丁曾向他的哈里发吹嘘说：欧洲人很乐意向他出售武器反过来对付其他欧洲人。很快，欧洲人的贸易对象还加上了欧洲裔的士兵。

1250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坚信被苏丹亏待了的马穆鲁克禁卫军谋杀了阿尤布王朝的最后一任苏丹图兰沙赫，并建立了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马穆鲁克王朝。这一王朝维系了约250年。马穆鲁克士兵一直是埃及军队的中流砥柱，这一情况持续到19世纪。

13世纪中叶是一个群雄并起的动荡时代。1250年，马穆鲁克王朝诞生。同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对埃及发起了一场灾难性的入侵。1258年，蒙古人对巴格达发起了毁灭性打击。1260年，马穆鲁克王朝的埃及人于艾因贾鲁击败了旭烈兀的伊利汗国。1261年，拉丁帝国的君士坦丁堡陷落，取而代之的则是威尼斯人与法兰克人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扶植起来的傀儡王国。正如戴维·阿亚伦所说的，“艾因贾鲁战役其实算是一场同族之争，是昨天的异教徒打败了明天的穆斯林。”换句话说，高加索马穆鲁克人其实与蒙古人渊源颇深。前者在军事训练中皈依了伊斯兰教，而蒙古人的所有领地，除了忽必烈治下的中国，后来也都相继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马穆鲁克王朝的埃及人一跃成为地中海东部的主要强国，也使得西方世界在黎凡特的野心得到了补偿。

在意大利的各大城邦之中，热那亚人长年被威尼斯人压制。这一时期内，蒙古人的落败和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王国的垮台对热那亚的影响也最大。起初，路易九世远征埃及的失败，不仅在军事上削弱了大力支持远征的热那亚人的力量，还在商业上严重打击了承包造船业务的他们。然后，同样突然的是，时代的风向似乎一下子转向了他们。1261年，他们的另一个主要盟友拜占庭人从丹多洛和法兰克人建立的傀儡政权中，重新夺回了君士坦丁堡的控制权。处于短暂的中兴期的拜占庭人随后便将讨厌的威尼斯人赶出了这个古老的帝国的所有城市，同时也夺回了威尼斯人在海峡要道的排他性贸易垄断权。现在，凭借热那亚人和拜占庭人早先订立的条约，黑海贸易的垄断权转移到了热那亚人手中。

此时，马穆鲁克王朝的埃及人正急需补充奴隶兵，而唯一可行的方案只能是海上路线。马穆鲁克王朝因此不得不与热那亚人和拜占庭人建立友好关系，甚至与伊利汗国以北的蒙古国家钦察汗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因为钦察汗国实际上控制着这些奴隶在高加索和克里米亚的家园。马穆鲁克人和拜占庭人之间的若干份正式条约特别给予埃及运奴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自由通行权。此外，马穆鲁克埃及人还特别准许蒙古人在亚历山大港建立了一个奴隶仓库。

尽管马穆鲁克埃及人拥有在黑海的通行自由，他们的航海能力却满足不了他们的奴隶需求。为此，他们需要热那亚的港口和船只提供帮助。通常，热那亚的船只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卡法港将奴隶装上船。卡法港是在古代西奥多西亚的庞塔斯的粮港的基础上修建的，该地其实是在13世纪中期从钦察汗国手中购买来的。（自那以后，这座城市又恢复了本来的希腊名字的斯拉夫语发音费奥多西亚，位于今乌克兰。）此外，热那亚人选择对马穆鲁克埃及人对阿卡和推罗的十字军堡垒的最后一击视而不见，甚至可能还承诺过向穆斯林攻击者提供海军支持（见图5-2）。

图5-2 公元1250年的东地中海香料/奴隶贸易

这些载着奴隶的船只继续南行，到达亚历山大港（其入口之一被称为胡椒门）或开罗。在那里，他们会卸下奴隶，转而在船舱里填满阿拉伯商人从东方带回来的胡椒、姜、肉桂、肉豆蔻果仁和丁香。这一交易模式使得热那亚人在财政和战略上都具备了与威尼斯相抗衡的实力。热那亚人向伊斯兰帝国运输的奴隶兵，显然加速了十字军在黎凡特前线堡垒的沦陷进程。重商的热那亚人在上帝和财神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用历史学家安德鲁·埃伦克鲁茨的话来说，就是

与从马穆鲁克的商业关系中获得的物质利益相比，十字架在黎凡特所受到的奇耻大辱，对于精打细算的热那亚基督徒而言，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

马穆鲁克埃及对博斯普鲁斯海峡—黑海奴隶贸易路线的需求与日俱增。然而，与此同时，即将瓦解的伊利汗国对于航路安全的保证越来越力不从心，1291年阿卡和推罗的陷落使得局势更加大不如前。二者最终导致了这一航路的崩溃。这一系列的事件带来了诸多后果。一方面，马穆鲁克埃及不得已降低了奴隶兵需求；另一方面，伊利汗国势力的消退反而重新打开了经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传统奴隶贸易路线。尽管热那亚失去了他们的海上奴隶贸易路线，但它在13世纪后半叶马穆鲁克、蒙古人和十字军之间的短暂冲突中迅速积累下来的专业知识、商业网络和造船能力，却得以长久保存。

意大利并不是唯一一个从香料贸易中获得了惊人财富的国家。在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把奴隶、玻璃和纺织品卸到亚历山大港和开罗的奴隶仓库后，他们会顺便借机买入当地所有的香料。在供应链的东端，香料群岛的本地商人会携带他们家乡出产的丁香、肉桂、肉豆蔻果仁和肉豆蔻果皮等香料，前往帕西、巨港以及后来的马六甲等海峡地区出售，印度和马来穆斯林商人在这些转口港采买香料装船后，在东北季风的帮助下一路穿过孟加拉湾抵达印度，然后再转向也门。在也门，印度商人可以与马穆鲁克的富商盟友卡里米行会接上头。之后的环节中，卡里米行会将香料运输到亚历山大港与开罗的奴隶仓库，并出售给欧洲人。

在亚历山大港与开罗二者之间，开罗因其活力而更受欧洲游客的青睐。它狭窄而曲折的街道上挤满了来自土耳其、阿拉伯地区、也门、波斯、意大利、法国和印度的商人，并充满了冒着芳香气味的东方财富。就像现在一样，商人们也会从充满紧张的商业节奏的集市上暂时抽身，驾车去金字塔一游：“从开罗出发的一路上，到处都是枣树、橘子树、柠檬树和石榴树——真是赏心悦目！”

卡里米行会的起源已经湮没于历史之中。人们同样不甚清楚的还有他们的商业模式。然而，我们还是能或多或少地通过关于他们不多的记载，了解到中世纪世界中最为庞大的一笔财富是如何积累起来的。历史记载显示，大约1150年左右，在法蒂玛王朝即将覆灭之际，这一商人集团一跃成了一个重要角色。其原因可能是他们有能力买到法蒂玛王朝海军的护航服务，保护他们在海盗横行的红海和曼德海峡不受滋扰。实力较弱的商人，如基尼扎文献中提到的犹太商人，仅靠自己是断然负担不起如此昂贵的护航服务的。更何况，他们还有可能遭受卡里米行会的排挤。我们同样不清楚的，还有卡里米人最初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是印度人还是埃及人，他们的主要身份到底是商人还是船东。当然，仅从现有的数据来判断，他们更像一个船东公会。资料显示，他们可能是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原因是卡里米一词似乎源自泰米尔语中意为商业事务的单词“karyam”。

不知何故，到了马穆鲁克时期，卡里米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以阿拉伯穆斯林为主的团体，但绝不是只有埃及人。这个团体也逐渐被广泛地看作“胡椒与香料专卖商”，并获得了也门与埃及之间的贸易垄断权。从其组织架构来看，它像是一个父子相传的家族企业，接受伊斯兰教的商业和社会规范的约束，也遵循香料贸易自身的一些特殊要求。在其纵贯红海的漫长供应链上，他们建立了若干个巨大的仓库。他们的供应链以也门和埃及为两端，蜿蜒曲折，连接了贸易路线上的诸多港口和中转站。顺着这条古老的路线，商队们在陆地上穿过埃及的沙漠，抵达尼罗河后顺流入海。13世纪的一位商人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本·伊斯梅尔毕生穿梭于叙利亚、麦加、埃及、伊拉克和海湾国家之间——这在当时并不特别，他还去过中国三次。他以500第纳尔起家，最终挣到了50000第纳尔的身家。

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俗语“像卡里米商人一样”与20世纪初西方俗语“像洛克菲勒一样富有”的意思是差不多的。据估计，很多卡里米商人的身价都超过了100万第纳尔。其中的佼佼者——亚西尔·巴里斯——身价更是达到了1000万第纳尔，相当于今天的近5亿美元。在前工业化时代的世界里，这简直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巨额财富。卡里米商人斥巨资，在亚历山大、开罗、麦加和吉达建造了许多清真寺、学校和医院。然而，目前来看，卡里米资金流中最大的一笔资助了国家的军事行动。当叙利亚人在1352年起兵反抗马穆鲁克人时，当凶残的帖木儿在1394年兵锋直指黎凡特时，三位卡里米大商人都慷慨解囊，资助埃及赢得了胜利。

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如所有的帝国一样，马穆鲁克人逐渐变得贪婪而腐败，像是掉到了钱眼儿里跳不出来。1428年，苏丹巴尔斯拜从卡里米手中夺取了香料贸易的垄断权，并将其降级为贸易代理人的角色。1453年，奥斯曼帝国最终攻陷君士坦丁堡，并中断了与基督徒的所有贸易。实际上，到那时，穆斯林和意大利人之间的香料贸易差不多就要结束了。那时，葡萄牙人正沿着非洲西海岸慢慢向前探索。1488年，迪亚士绕过了非洲大陆的最南端。10年后，达·伽马终于冲进印度洋，一举结束了穆斯林对东西方贸易的垄断。

在黑海沿岸新建起来的卡法港，蒙古人无意中给热那亚人送上了一份致命礼物。而这份礼物所带来的爆炸性影响，也成了香料-奴隶贸易在人类历史上意义最为重要和影响最为深远的遗产。记住这个港口的名字，因为它将与其后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紧密相关，包括数百万欧洲人的死亡、蒙古帝国在亚洲的崩溃、伊斯兰贸易帝国的衰颓以及西方最终的涅槃重生。

1. 原文此处用词为Croesus，指的是吕底亚王国最后一位君主克罗伊斯（约前560—前546）。在西方文化中，他是富有的代名词，所以此处译为大富翁。——译者注

2. 黑暗时代指的是在西欧历史上，从罗马帝国的灭亡到文艺复兴开始，一段文化层次下降或者社会崩溃的时期。——译者注

第6章 贸易病

卡法像是欧洲中世纪版本的美国边境铁路小站，与幅员广阔的蒙古汗国相邻，而蒙古汗国的疆土一直向东延伸到遥远的中国。1266年左右，钦察汗国——疆域涵盖亚洲西北部和东欧的蒙古人帝国——将卡法所在的地域卖给了热那亚人。热那亚人颇为看重此地所处的丝绸之路西端克里米亚半岛的地理位置。商人们可以借助此地的码头把奴隶运到埃及，把东方的奢侈品运到意大利、法国，甚至北欧地区在大西洋上的港口。

察觉到意大利人经营下的卡法的繁荣后，作为卖主的蒙古人觉得吃了亏，忍不住开始使坏。于是，一场围绕升值后的地产的拉锯战爆发了。钦察汗国的大汗脱脱从卡法对于其突厥兄弟姐妹的奴役和贩卖中找到了战争的口实。1307年，在卡法以东约700英里之外的钦察汗国首都萨莱，脱脱下令拘捕城中的意大利居民。同年晚些时候，钦察汗国又挥师包围卡法城。意大利人的抵抗一直持续到1308年，最后不得不烧毁并遗弃了这座城市。蒙古人抢掠一空后，热那亚人又回来重建了该城。

威尼斯人奴隶贸易的前哨塔纳正处在卡法以东，直接暴露于钦察汗国的威胁之下。该地于1343年被钦察汗国炮轰，那里的意大利人匆忙逃往西边的卡法。这正好给了蒙古人在当地的突厥盟友钦察人乘胜攻取卡法的大好机会。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钦察人聚众围攻，不时用他们那威力十足的弩炮轰炸城墙，但最终还是功败垂成。1308年的兵灾之后，重建卡法的热那亚人借助博斯普鲁斯海峡加强了该城的海上补给线，并且修筑了两圈高耸厚实的同心城墙以加固城防。

在双方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一件终极武器从东方抵达了前线。这件武器将使攻守双方两败俱伤。起初，它重挫了攻城一方，稍稍安慰了据守在卡法城中的意大利人。不过，很快，它又反噬了守城一方，并潜藏在热那亚的帆船上悄悄地向南传播，沿途所过，一片狼藉。首先遭殃的是欧洲，紧接其后的便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疆域。

鼠疫杆菌和许多人类病原体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寄生在“动物宿主”体内。这类动物多为长期携带病原体的啮齿动物。在中世纪时期，喜马拉雅山麓、亚洲大草原和非洲五大湖地区的地鼠和土拨鼠便是这样的宿主。这些动物中最重要的可能是蒙古旱獭。它是一种穴居动物，看起来很像一只肥胖的松鼠，可以长到2英尺长，18磅重，有冬眠习性。

几千年来，草原上的居民如果发现啮齿动物行为迟钝，便可以判断它已经患病，因此会主动与这些动物保持距离。不过，有时候，当不熟悉当地风俗的外人猎捕患病动物后，这种文化上的防疫壁垒便会被打破。而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鼠疫便暴发了，煎熬着大地上的生灵。

我们对于传染病的起源和历史影响的现代认识，要归功于芝加哥大学伟大的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大约是在1955年的某个时候，在研究1521年埃尔南·科尔特斯击败阿兹特克人的战役时，麦克尼尔非常不解，数百万阿兹特克人——其中许多是凶猛而冷酷的战士——怎么会被仅有600人的西班牙军队击败。的确，欧洲人拥有战马、火枪和钢剑的巨大优势，但麦克尼尔意识到，一定还有别的因素在起着作用。

事实上，阿兹特克人在惨败的前一年还曾在其首都特诺奇提特兰打败科尔特斯，并迫使西班牙人撤军——也就是后世所熟知的“悲痛之夜”。然而，4个月后，一场天花疫情席卷了阿兹特克全国。当麦克尼尔意外发现领导战役胜利的阿兹特克指挥官也死于天花时，他脑中的“捕兽夹”一下子合上了：一瞬间，他意识到了传染病在西班牙征服美洲的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他的发现也为我们理解世界历史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角度。

麦克尼尔意识到，两个世纪前在特诺奇提特兰和欧洲所发生的一切其实事出同源——一种新的传染病在缺乏对应免疫力的人群中灾难性地传播。他进而对于文明碰撞的机制做了阐释。其中，他认为，贸易往往是文明碰撞的主要动力。

正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商贸和旅行（以及现代世界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加）使得新旧病原体可以以惊人的速度在大陆之间传播。然而，相比之下，古代和前现代世界的情况，在许多方面甚至更加危险。当时，世界几乎是一个流行病学意义上的火柴盒，由几个地理上彼此分隔的区域性“疾病库”组成。每个区域内的人口对于本区域内的微生物都有一定程度的抵抗力，对于其他地区的微生物则毫无招架之力；一个已经在某个特定人群之内存在了几千年的微生物，一旦传播到该人群以外，哪怕仅仅是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便能造成毁灭性的影响。14—18世纪，世界贸易日趋繁荣，几大“疾病库”中的疾病也因此混杂到一起，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好消息是，如今，这些微生物进一步混杂的可能性已经相对较低；只有当来自非人类宿主（如HIV病毒）的微生物变异并获得感染人类的能力时，流行病才会发生。这一发生条件要比哥伦布时代以前困难得多。那时候，随便一个商人、水手或者来自邻近“疾病库”的啮齿动物，都可能在其他地区引发致命的流行病。

麦克尼尔利用一件小事阐发他的观点。1859年，英国定居者首次将兔子带到了澳大利亚，一方面希望能将其当作宠物以减轻他们对于英国乡村的思念，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多一种可供猎食的动物。不幸的是，这些可爱的动物在它们的新家却没有可以制衡它们的天敌。出于本能，兔子们开始大量繁殖，疯狂吞噬着澳大利亚稀少而脆弱的牧场，并直接威胁新生的绵羊畜牧业。面对一种出生后6个月就具备繁殖能力的物种而言，栅栏、毒药、陷阱和步枪在控制其数量方面，都显得毫无用处。这一难题需要一种更具想象力的对策。

1950年，澳大利亚人将仅对兔子具有致命性的黏液瘤病毒引入野兔种群。当地的野兔从没有接触过黏液瘤病毒，抵抗能力有限。这一情形正类似于当年墨西哥人和欧洲人感染天花和鼠疫而致死。随后的几年里，兔子大灭绝行动使得其数量减少了80%，病毒对于兔子的致死率高达99.8%。

就在兔子即将在澳大利亚灭绝的时候，自然选择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了。病毒抵抗力最强的兔子得以侥幸存活并繁衍。同样，对于黏液瘤病毒而言，迅速杀死宿主其实并没有好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尚在传播中的病毒变得不再那么致命，因此其寿命更长，繁殖也更有效。到1957年，受感染的兔子中只有1/4死亡。高度致命的病毒和毫无防御能力的宿主之间的单方面制衡关系，已经转变为毒性较低的病原体和更具抵抗力的野兔种群之间的对峙。

当人类接触新的感染源时，同样的过程也会发生。起初，死亡率很高，但自然选择会逐渐筛选出抵抗力较强的人群，病原体的毒性也会逐渐降低。这种病原体和宿主互相适应的“疾病平衡”过程，似乎需要5~6代的时间——对繁殖速度快的兔子来说，只需要几年的时间；而对人类来说，则大约需要100~150年。在人类群体中，麻疹和水痘等疾病都曾是成人杀手，而如今它们只能影响那些尚未对其具备免疫力的人，比如儿童。并非巧合的是，这些疾病最初都来自与人类朝夕相处的家养禽畜身上，比如来自牛痘的天花、来自猪的流感、来自犬瘟或牛瘟的麻疹。

不过，鼠疫的发生则更为复杂。截至目前，这种疾病在人类群体中还没有达到类似的平衡点——它现在几乎和它在14世纪的旧大陆肆虐时一样致命，但这对那些鼠疫杆菌而言无关紧要，因为人类只是其感染的次要目标，其首要宿主是蒙古旱獭这样的啮齿动物。目前，鼠疫杆菌已在全球范围内感染了数百万的啮齿动物。鼠疫杆菌至今仍能轻而易举地迅速使这些穴居动物死亡。不过，它们之间的隔离程度足以有效减缓群体之间的传播。目前，鼠疫的传染一般只发生在亚洲西南部沙漠中的沙鼠之中。不过，这种感染危害不大，只会导致动物个体感染慢性的、低传染性的疾病。科学家们还不能确定最早一批感染该病的地下啮齿动物宿主来自何方，目前认为最有可能来自中国南方喜马拉雅地区的某个地方。

如果只有人类、土拨鼠和地鼠是鼠疫的宿主，那么人们只要在物理上与感染该病的宿主隔离就可以了。然而，另外两种动物也参与了这种致命的疾病的传播。其一是跳蚤。被它叮咬过后，鼠疫杆菌便会在哺乳动物之间传播。不过，跳蚤无法跨越数英里，在人类聚居区和地下啮齿动物之间传播疾病。其二是黑鼠。它在地面啮齿动物和人类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使得鼠疫杆菌的宿主得以活跃在人类世界的边缘。实际上，鼠疫杆菌对跳蚤、老鼠和人类的致命性相差无几。不过，一旦藏身在人类聚居区的老鼠死亡，寄生其上且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便可能在临死之前，轻松跳个几英尺的距离，将病菌传播给一个不幸的人。

有一种特别的跳蚤叫作印鼠客蚤，堪称上述死亡链条中的关键一环。这主要是因为这种不起眼的昆虫具有两个特点。其一，黑鼠往往是它的首选寄生对象。虽然蒙古旱獭很少主动近距离接触人类，但有一种黑鼠有着“共生”的习性。一些黑鼠以人类产生的垃圾和丢弃的食物残渣为食，逐渐适应人类的环境。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黑鼠与蒙古旱獭“共生”。这使得印鼠客蚤和鼠疫杆菌从蒙古旱獭身上转移到黑鼠身上。一般来说，印鼠客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会离开所寄生的黑鼠，一般是黑鼠死亡的时候。这也就使得它们有可能在黑鼠死后向人类传播鼠疫杆菌。其二，与所有其他跳蚤不同的是，印鼠客蚤的消化系统对鼠疫杆菌高度敏感，其肠道阻塞后，大量被感染的物质会反刍到口中。在其叮咬啮齿动物和人类时，被感染的物质便会流入对象体内。

黑鼠死后，印鼠客蚤也能在马和骆驼身上找到藏身之地。这两种动物因此也成了名副其实的“跳蚤旅馆”。实际上，包括这两种负重动物在内，为数众多的哺乳动物和鸟都极易感染这种病菌。

就鼠疫的传播而言，印鼠客蚤、黑鼠和人类其实都只是微不足道的牺牲品，不幸而无辜。这种微生物的主要任务是确保自身持续寄生在啮齿动物宿主体内。不过，糟糕的是，人类定居式的农耕生活太成功了，使得人类社会发展出了人口密集且高度专业化的城市。这些城市也吸引了具有“共生”习性的黑鼠来定居，而黑鼠最终完全适应了人类社会的城市环境。

黑鼠的确是极为出色的病菌传播者，不仅更喜欢亲近人类，还是了不起的攀爬健将。大约在罗马和中国汉朝崛起的时候，这个物种开始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季风路线散布开来。在公元后的早期时代，黑鼠藏身于季风航线上阿拉伯人和希腊人的船上，待到船只停泊欧洲时，它们便沿着泊船的缆绳登陆欧洲。

“瘟疫”这个词本身带有误导性。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人类历史早期文献中记载过的瘟疫都不是由鼠疫杆菌引发的。苏美尔人的文献中提到的流行病，最早可以上溯至公元前2000年。最早的一批书籍中，成书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500年之间的《旧约》，提到神曾以暴发流行病的形式惩罚肥沃新月的人。现代的译者都用“瘟疫”一词来描述这些事件，但《圣经》和其他古代文献几乎没有提供足够的临床医学层面的细节，因此无法判断瘟疫是不是由病菌或病毒引发的。

只有少数几次，古代目击者提供了足够的细节，这些细节可以用于确定流行病暴发的根源。希波克拉底写于公元前400年的《流行病学》，第一章就清楚地描述了在萨索斯岛暴发的腮腺炎（症状有耳朵附近的无痛肿胀、声音嘶哑、咳嗽）。然而，翻遍他的所有作品，没有任何一处描述暗示过曾发生由鼠疫杆菌造成的传染病。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伟大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载了或许是古代历史上最为后世所熟知的流行病，即公元前430年的雅典瘟疫。这场瘟疫导致了雅典帝国军队约1/4人员的死亡。然而，我们还是不能从文本中准确地判断出任何病原体。

周期性暴发的传染病一次又一次地侵扰着罗马——共和国时期和帝国时期皆是如此。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公元166年，是因为马可·奥勒留的军团无意中从美索不达米亚带回了一种病原体。当时的记述估计，这场传染病杀死了罗马多达1/3的居民，并摧毁了整个军队。3世纪中叶，罗马又出现了一次疫情，每天造成多达5000人死亡。然而，关于这些罗马瘟疫的描述仍旧显得不够精确；从目前能找到的最有力的证据来看，这些传染病应当是由天花病毒和麻疹病毒引起的，可以算得上发源于肥沃新月的牲畜围栏和人类住所的天花和麻疹对欧洲的首度入侵。

由鼠疫杆菌引发的鼠疫的临床症状（腹股沟和腋窝肿胀、高烧、黑色出血性皮疹、发病后迅速死亡）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它在公元500年以前出现过，那么古代文献中应该会有相应的记录。这种传染病还会引发肺炎，而由肺炎患者咳嗽引起的空气传播的杀伤力则与其他传染病更为不同。日出时尚未受到感染的城市街区，到了晚上，便已经十室九空。

* * *

公元纪年初期，受到感染的跳蚤或啮齿动物不知怎的，从目前猜测的病毒发源地——喜马拉雅山脉山麓地区转移到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在那里，感染病菌的黑鼠沿着泊船的缆绳登上了西行的船只。随后，在冬季季风的作用下，这些船只一路穿过印度洋，抵达亚历山大港（或者索科特拉岛、亚丁岛等中转港口）。船行速度颇快，足以让这些老鼠存活到靠岸并重新传播疾病的时候。公元541年，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统治时期，鼠疫杆菌感染的首个令人信服的描述终于出现，这就是鼠疫（症状为广泛的出血性皮疹）。历史学家普罗柯比记录：“查士丁尼瘟疫”最初出现在埃及（至少对于西方观察者而言是这样）。不出所料，瘟疫由东罗马帝国的海上补给线而来，随后穿越了古老的红海航线（因为那条穿过波斯湾的“辛巴达航道”已被拜占庭的主要对手波斯帝国封锁）（见图6-1）。

图6-1 鼠疫的第一个阶段：公元540—800年

普罗柯比亲眼看见了疫情的暴发：“大约在同一时间（公元541—542年的冬天），一场瘟疫几乎吞噬了整个人类。”普罗柯比清楚地描述了腹股沟腺炎的典型症状：“不仅在腹股沟，还在腋窝、耳下和其他地方”出现的充满痛感的淋巴结发炎红肿。疾病的传播方式似乎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他因而感到困惑：

没有一个医生，也没有一个患者，是因为触摸了病人或死者的尸体而感染了这种疾病。许多人即便参与了（死者）掩埋，也一直安然无恙（从未患病）。而感染上疾病的很多人，不明就里之间就一命呜呼了。

实际上，在第一次暴发中，鼠疫是经由跳蚤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与14世纪那次席卷欧洲的人与人之间呼吸道传染的方式相比，跳蚤传播的致死概率要低一些。首次暴发之后，一波又一波的瘟疫每隔5~10年就席卷一次东罗马帝国，对尚未获得免疫能力的年轻人造成了尤其严重的影响。公元541—542年，君士坦丁堡损失了约1/4的人口——在普罗柯比的记录中，峰值时期死亡人数约为每天1万人，到了公元700年，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已经下降了一半。疫情暴发之前，查士丁尼似乎已经做好了重新统一罗马帝国的准备。因此，要说是鼠疫杆菌毁灭了统一的希望，也并非夸大其词。疫情也使得欧洲跌入了黑暗时代，并形成了一个地缘政治的权力真空。得益于其所在的沙漠气候（不适于黑鼠的生存繁衍）和少有大城市的生活形态，早期伊斯兰教信徒借此机会不断扩张。瘟疫对东方更远地区的穆斯林也有帮助；普罗柯比记录了疫情对波斯的毁灭性打击，暗示接下来的几波瘟疫可能间接助长了穆斯林的势力，使其于公元636年在与波斯帝国发生的泰西封战役中获得了史诗性的胜利。

当鼠疫最终在东罗马帝国偃旗息鼓时，东罗马帝国与东方的贸易已跌到了低谷。公元622年，也就是君士坦丁堡的最后一波鼠疫暴发的同年，古莱什部落将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从麦加驱逐了出来，还迫使他们迁徙到了麦地那。此后，仅仅在8年的时间里，先知的军队便控制了整个阿拉伯半岛，封锁了曼德海峡。西方的航运为此中断逾1000年之久；在接下来几代人的时间里，他们掌控下的丝绸之路也逐渐对西方人关上了大门。欧洲人自公元纪年以来一直得益于其所取得的相对自由的进出亚洲的机会。穆斯林军队则从其手中剥夺了这一机会。不过，这次惨痛的失败也并非绝无益处。欧洲的孤立也保护了欧洲人免受未来7个世纪里亚洲大瘟疫的侵扰。

炎热、干燥、人烟稀少的阿拉伯半岛为预防鼠疫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但穆斯林征服的下一个地点——人口稠密的肥沃新月——则是一个理想的鼠疫的滋生地。公元639年，鼠疫肆虐于叙利亚，平民百姓横尸遍野，也导致多达25000名穆斯林士兵丧命。先知的第二位继承人——哈里发欧麦尔试图从叙利亚召回他麾下杰出的军事将领阿布·育比达，以挽救他的性命。哈里发隐瞒了他的真实目的，谎称需要举行紧急磋商。阿布·育比达看透了计谋，但他无意违逆真主的意志，坚持留在叙利亚。很快，他便染病身死，正如无数后任的阿拉伯指挥官一样。

鼠疫可能导致了伊斯兰教的分裂。阿布·育比达死后，另一位将军穆阿威叶·伊本·阿比·苏富扬推翻了哈里发阿里（阿里是先知的第四位继承人，也是他的堂弟和女婿）的统治。这也将穆斯林永远地分裂成了逊尼和什叶两派。如果欧麦尔当年能成功地召回能力杰出的阿布·育比达，伊斯兰教很可能不至于遭受这种悲惨的分裂。

无论“查士丁尼瘟疫”怎样折磨捷报频传的穆斯林战士，实际上，他们的对手拜占庭人和波斯人受到的打击都严重得多。根据历史学家约西亚·罗素的说法，“无论是查理曼王朝、哈伦王朝，抑或是伟大的伊索里亚和马其顿王朝，都无法战胜跳蚤、老鼠和鼠疫杆菌所形成的铁三角。”伊斯兰这一年轻的宗教之所以能战胜其强大的敌人——拜占庭人和波斯人，不仅归功于阿里的兵锋、赫蒂彻的财富，还必须加上鼠疫这一因素。鼠疫在拜占庭人和波斯人当中暴发的频率要比在阿拉伯人之中高得多。

在查士丁尼瘟疫肆虐的几代人时间里，这种杆菌也从印度向东传播到中国的海港地区。中国方面对该疾病的可靠描述早在公元7世纪初就已经出现。尽管确凿的人口统计数据少之又少，但这场瘟疫对唐朝的破坏力度似乎不比其对拜占庭的要小。一位亲历者称，公元762年，山东省死了一半的人口；公元2年到742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约1/4。

之后就告一段落了。最后一波瘟疫于公元622年吞噬了君士坦丁堡，于767年蔓延到帝国的外围。在此之后，直到14世纪的大规模暴发之前，我们在基督教世界便再也找不到与鼠疫相关的可靠记载了。

那么，为什么这种瘟疫在亚洲的啮齿动物中流传了数千年，却直到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中期才传播到欧洲？为什么第二次大暴发又隔了800年？最后，为什么查士丁尼瘟疫主要局限于欧洲的东罗马帝国，而后来的中世纪瘟疫则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

首先，瘟疫是一种与贸易相伴而生的疾病。受到感染的人的剩余寿命不超过几天，老鼠则不超过几个星期，跳蚤也不超过几个月。因此，鼠疫杆菌要想不断传播到下一个商队或港口，人类、啮齿动物和昆虫等宿主就得快速地穿过海洋和草原。

虽然查士丁尼瘟疫确实波及了分布零散的北欧城市，但它并未破坏整个欧洲，原因有二：其一，在欧洲，瘟疫主要通过地中海路线传播，西线和北线都被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匈奴人阻断；其二，6世纪和7世纪时，鼠疫重要的中间宿主——黑鼠还没有扩张到地中海沿岸，当然也还没有扩张到欧洲大西洋沿岸的港口。此外，唯一万幸的是，查士丁尼瘟疫的病菌并未在欧洲的啮齿动物种群中获得立身之地。而14世纪时，欧洲就没这么幸运了。亚洲长达数个世纪对于欧洲商人的排斥——所谓“穆斯林检疫”——随着蒙古人13世纪开始的对外征服而结束；成吉思汗的继承人重新开放了陆上贸易，却不幸再一次释放出了瘟疫。这也使得免受瘟疫之苦许久而逐渐丧失免疫力的欧洲再次面临着疾病肆虐的威胁。

6世纪，大灾祸由海上而来；而14世纪时则由陆地上而来。蒙古大汗带来的政治统一使得丝绸之路再次畅通起来。与中国的奇珍异宝一并进口的也包括曾传播病菌给围攻卡法一方的老鼠和跳蚤。我们并不完全清楚蒙古人及其盟友是如何感染上病菌的。麦克尼尔认为，草原战士的病菌感染自他们老家的啮齿动物。早在1252年，他们曾南下入侵吞并了中国南部和喜马拉雅山脉的缅甸山麓地区。

1331年，有一组报告首次记载了鼠疫重返中国的情况。几乎同一时间，疾病也开始沿着丝绸之路迅速蔓延，在当时蒙古人的统治下显得尤为顺利。此前，受感染的跳蚤一直受到阻拦，无法向西蔓延，而如今跳蚤们可以藏身于战马的鬃毛里、骆驼的毛发里，以及货箱和马鞍袋里的黑鼠的身上。正如长途货物贸易中丝绸和香料会被多次易手一样，鼠疫杆菌在继续下一段旅程之前也会停顿很多次。

麦克尼尔认为，商栈实际上成了疾病传播的重要媒介。它不仅为骆驼和商人提供了食物，还为鼠疫杆菌提供了食物。在沿途的商栈中，瘟疫击倒了工人、业主和客商。由商栈出发，幸存者又分散到四面八方，感染了当地的啮齿动物，这又进一步加速了疾病的传播。1338年，也就是中国1331年疫情暴发的7年之后，一场流行病可能便已从靠近伊塞克湖（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一个贸易站蔓延开来。此地也正处于丝绸之路的一半。1345年，这种疾病包围了里海北海岸的阿斯特拉罕，不久之后便是卡法。

1346年，鼠疫细菌便到达了钦察人在卡法城外的部队，他们似乎也由此遭受了一种致命的神之愤怒。鼠疫编年史家加布里埃尔·德·穆西记述道：“一旦病症出现在鞑靼人的身体上——由凝结的体液引起的腋窝或腹股沟肿胀，之后便是斑疹伤寒，再之后，就是死亡。”

凶残的传染病很快便迫使攻城一方放弃了围城。不过，在撤离之前，他们发动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生物恐怖主义袭击。德·穆西再次记述道：

垂死的鞑靼人被疾病带来的巨大灾难震惊了，逐渐意识到他们毫无逃出生天的希望，因而，也就对围城失去了兴趣。然而，死尸却被下令放在弩炮中，弹进城里。他们希望这种无法忍受的恶臭能将城中的守军屠戮殆尽。一具具死尸被相继弹射进城里……城中变得臭气熏天，城中数千人几乎无人生还。

这样的袭击可能出于他们的绝望情绪，或者，作为当时世界上最专业的弩炮工程师，鞑靼人（蒙古人和他们的盟友）可能只是发现他们的战争机械变成了转移尸体最有效的工具。很快，数以千计的守军也遭受了与城外相同的命运。随后的几个月，鼠疫席卷了欧洲和中东（见图6-2）。

图6-2 鼠疫的第二阶段：公元1330—1350年

病菌抵达卡法之后，毫无疑问，其进一步的扩散是贸易造成的。卡法疫情中幸存下来的少数人中有一些水手，他们最终回到了意大利的母港。再一次，这些船上的小偷渡者——黑鼠——沿着船的缆绳下了船，将鼠疫杆菌带到了欧洲的码头，进而引发了欧洲中世纪的末日浩劫。一位方济各会的修士米歇尔·达·比萨记录了鼠疫降临意大利时的瞬间：

1347年10月，大约是月初的时候，12艘热那亚帆船逃出了上帝对于其罪行的神圣惩罚，随后停泊在墨西拿港。热那亚人的身体里有一种病菌，只要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说过话，就会感染上这种致命的疾病，必死无疑……一同丧命的……还有那些拿过、摸过或只是用手触碰过他们的物品的人。

每当一艘载有鼠疫病人的船停泊在某地，当地便会强迫其离开。一旦一座城市被感染，幸存者便四散奔逃，这又使得疾病传播得更远。比萨记载道，“墨西拿人非常厌恶和害怕这些热那亚来客，以至于没人愿意和他们说话，或和他们待在一起，一看到他们，墨西拿人就立即屏住呼吸，匆忙避开。”

与查士丁尼瘟疫时期相比，1347年的欧洲显得更加适宜鼠疫杆菌滋生。因为，在两次瘟疫之间的时段中，地中海海上贸易网络变得速度更快、更可靠，也更庞大；受感染的老鼠可以从一个港口穿梭到另一个港口，速度更快，频率更高，而且数量要比8个世纪前多得多。

1291年，即瘟疫大暴发前的半个世纪，一支由热那亚指挥官贝内代托·扎卡里亚率领的西班牙船队在直布罗陀附近战胜了一支摩尔人军队。自穆斯林征服西班牙以来，这次胜利为西方船只首次打开了经过直布罗陀海峡的航线。不过，这也使得“瘟疫船”通过新打开的航线，直接驶入大西洋，将厄运一路送到北欧。

然而，6世纪和7世纪时，黑鼠还没能扩散到地中海东部以外的地方。到了1346年，在任何地方下船的黑鼠几乎都能在当地碰到已经感染病菌的同胞，随后黑鼠们进一步将疾病传播给了欧洲的啮齿动物。黑鼠的广泛分布这一新现象也导致疫情在14世纪的首次大暴发后不断反复，绵延了几个世纪。此外，刚开辟出来的畜力运输路线也促使疾病在陆上不断传播，这可能是由感染病菌而处于肺炎早期的商人们，以每天1~5英里的速度在整个大陆上传播开来的。

1347—1350年，疾病由意大利缓慢而无情地向北蔓延，海陆并进。和普通的货物贸易一样，海路的速度要比陆路快得多。疾病所过之处，一些规模较小的人类聚落被彻底荡平，许多大城市却侥幸逃过了一劫；根据最可靠的估计，在那几年中，大约每3或4个欧洲人中就有1个为此丧命。虽然最初的疫情到1350年就平息了，但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疫情反复暴发，只是间隔的时间越来越久。这一切都和查士丁尼瘟疫之后所发生的一样。威尼斯在1575—1577年的疫情中损失了1/3的居民，1630—1631年又损失了1/3。

疾病的第一波冲击在欧洲引发的恐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很明显，疾病是从船上传来的；在当时贵族和平民的想象中，海洋和港口里挤满了装载着致死货物的商船，甚至在阿维尼翁这样的内陆城市，新到的香料都完全无人问津，因为人们担心其中藏匿着病菌。就像鼠疫这种以跳蚤为媒介的传播方式（这一点直到现代才被阐明）令普罗柯比感到困惑一样，当时对此一无所知的欧洲人也对这一传播机制非常不了解。德·穆西惊讶地记录了4个热那亚士兵为了抢掠而暂时脱离部队的故事。然后

他们去了海岸边的里瓦罗洛。那里的鼠疫已经杀死了当地的所有居民……他们破门而入，偷走了在床上发现的一团羊毛。他们随后又回到军队之中。当天晚上，4个人盖着那团羊毛睡了一觉。次日清晨，4个人都已毙命。军中每个人都为此惊慌失措，从此再也没有人愿意使用死者的物品和衣服了。

不使用死者的衣服可能的确是个好办法，因为偷来的那些衣服几乎肯定爬满了感染病菌的跳蚤。鼠疫杆菌首次登陆意大利后，报信的人也到了尚未波及的城市，告诉了当地居民死亡的浪潮正在逐步袭来。第一波疫情的死亡率相当高，以至于许多人认为这是世界末日的征兆。不过，在1346—1350年的疫情大暴发中，还是有人幸存，这也最终缓解了人们对其后的瘟疫的恐慌情绪。不然，随后的许多场瘟疫恐怕会至少和第一次一样恐怖。

中世纪时，对鼠疫感染机制的无知导致数千万欧洲人、非洲人和亚洲人死于一种基本上可以预防的传染病。缺乏科学知识也助长了反犹主义的滋长，使得犹太人不幸沦入人祸，其威胁可以说比感染鼠疫更糟糕。当时，解释瘟疫起源的理论日益增多。其中，对肉体上或神学意义上的罪恶的惩罚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说法。同样的，邪恶之眼和瘴气（有毒、可能无色的气体）说法也颇有受众。然而，到目前为止，伤害性最大的理论则认为是希伯来人在井中投毒。这种妄想在基督徒中引起恐慌。结果，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迫于酷刑而不得已招认了这一虚构的罪行，最终被烧死在木桩上或被捶死在车轮之下。一位著名的德国神父海因里希·特鲁奇就这一致命的歇斯底里症留下了经典描述：

（1349年）1月4日，康斯坦茨的居民把犹太人关在了犹太人自己的两所房子里，然后放火烧毁了犹太人其余的330所房子……有些人在跳舞，有些人在唱歌，而剩下的人都在哭泣。随后，犹太人又被关进了一所专门建造的房子里，被活活烧死。1月12日在布亨、1月17日在巴塞尔，除了婴儿，犹太人都被烧死了。他们的婴儿则受洗成了基督徒。

特鲁奇以同样的方式追加了几段话，记述了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发生的几乎相同的暴行。最后，他总结道，“因此，一年之内，科隆与奥地利两地之间的所有犹太人都被烧死了——而在奥地利，同样的命运正在等待他们，因为他们是被上帝诅咒的人”。

正如1950年黏液瘤病毒引入之后的几年中，澳大利亚兔子数量的变化一样，一轮又一轮的鼠疫也在五代人的时间里无情地将欧洲国家的人口数量推向了最低点——持续了约125~150年。此后，免疫的作用开始慢慢发挥，人口也顺势增长，逐渐盖过了疾病这一生命收割机所造成的生命损失。我们在英国发现了当时那一时期最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人口下降了一半以上——从1335年鼠疫暴发前夕的550万下降到1455年的210万。图6-3揭示了英国人口的下降和恢复情况；请注意，直到4个世纪以后，人口数量才回到疫情首次暴发之前的水平。

西欧疫情的最后一次大暴发发生在1720年，而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的疫情则一直持续到19世纪。20世纪初，一场毁灭性的鼠疫在中国还造成了数千人的死亡。在鼠疫暴发之前，欧洲的人口大约有5000万。如此来看，大约有1200~1500万人在疫情暴发之初丧命。而在暴发的下一个世纪中，死亡人数可能还要多得多，因为一波又一波的鼠疫严重影响了出生率。

即使损失如此惨重，它也只是整个故事的一小部分。如果说欧洲关于鼠疫的文化记录和人口统计只是不够完善，那么，亚洲的相应记录和统计则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我们没找到阿拉伯、印度或中国版的《十日谈》。然而，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医疗技术其实远远超过了当时的欧洲，阿拉伯和印度医生的许多精确的临床记录几乎毫无疑问地指出，欧洲鼠疫的大暴发，紧随东方大规模暴发的鼠疫而来。14世纪中叶，东方生活着大约是欧洲人口5倍的人口，这意味着瘟疫可能在东方夺去了多达1亿人的生命。

图6-3 中世纪英格兰人口

疾病在马的皮毛与船只的货舱中传播得最迅速。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草原上陆路运输的枢纽和印度洋上的海上运输枢纽遭受到了尤为严重的影响。这就像在欧洲大陆上发生的一样。例如，我们知道，鼠疫在欧洲的港口城市，比如布鲁日和热那亚，尤为肆虐。1348年，第一次瘟疫席卷后的威尼斯，大约失去了60%的人口。在鼠疫暴发前，主要港口几乎一直在进行着改进和提升，而鼠疫使得这一进程中断了1个多世纪。

从一些完整记载了塞浦路斯所发生的事件的材料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东方的港口都发生了什么。塞浦路斯是基督教徒在地中海贸易的主要中心，当地也有相当数量的穆斯林，但总体仍属少数。疾病于1348年波及那里，并且在感染人类之前首先摧毁了岛上的动物种群。如此大量的基督徒的死亡或逃离，使得塞浦路斯剩下的基督徒担心穆斯林会借此机会兴兵夺权。于是，他们把所有穆斯林囚犯和奴隶驱赶到一起，并在几小时内将其屠杀殆尽。其后的1个星期之内，4名塞浦路斯王子中有3人死亡；第4位逃走了，但在登船启航后的一天之内，他和他的几乎所有的船员也都倒下了。

另一艘商船，可能是几百人满员起航的，在某地中转后，抵达罗兹时，船上只剩下13名商人，随后继续驶往塞浦路斯；到达时，船上只有4个人还活着。这4人发现塞浦路斯已经被遗弃，无人居住，于是继续前往的黎波里（位于今利比亚境内）。在那里，他们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们一路的遭遇，使得招待他们的当地人大为吃惊。欧洲的观察人士被他们周围发生的灾难性事件吓呆了，却没有意识到，就在同一时间，一场悲剧也正在吞噬着东方。不过，加布里埃尔·德·穆西则是个例外：

在1346—1348年的苦涩灾难中，死亡规模之大、形势之惨烈，使所有活着的人都沉浸在哭泣与哀婉之中。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米堤亚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西里西亚人、格鲁吉亚人、美索不达米亚人、努比亚人、埃塞俄比亚人、土耳其人、埃及人、阿拉伯人、萨拉森人和希腊人（因为几乎所有的东方国家都被波及了）都坚信最终审判已经降临。

德·穆西估计，在1348年的3个月里，巴格达有超过48万居民死亡——可当年欧洲最大的城市巴黎也不过18.5万人口。如此看来，他可能夸大了事实。他还记录，在中国，“蛇与蟾蜍潜入大雨之中，钻进民居，吞食了无数人”。出现在塞浦路斯的瘟疫商船，也在埃及出现过，并带来了大规模的破坏。有一艘运载着几百个马穆鲁克的船，大概来自一个受到波及的黑海沿岸港口，等到在亚历山大港靠岸时，船上的幸存者只有40名船员、4名商人，以及1名奴隶兵。所有的人都在下船后不久就死了。

疾病也向西传播到了北非的穆斯林的港口，波及了摩洛哥和倭马亚王朝治下的西班牙。许多人为此丧命，这其中也包括伊本·白图泰的母亲（于1349年离世）。突尼斯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令穆斯林医生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发现住帐篷的贝都因人几乎没受到什么影响。也正因为这一发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医学学者中，唯独他们就这一疾病下了一个恰当的结论：这种疾病是通过某种接触性方式传染出去的，而并不是由天谴、瘴气、邪恶之眼或不信教的人投毒造成的。

中世纪的阿拉伯文明已经形成了一种深厚的历史传统，尤其是在马穆鲁克王朝治下的埃及。在那里，我们找到了关于非西方世界疫情影响的最为丰富的信息来源。鼠疫几乎是在首次出现在意大利海岸的同时，也降临在亚历山大港；埃及似乎受到了尤为严重的病毒性肺炎的侵扰。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这种疾病缓慢地向南蔓延，直到尼罗河河谷地区。当时，富有的埃及人将俄罗斯的皮草当作一种时尚，趋之若鹜。事实证明，这些皮草在气候炎热的地区，不仅是华而不实的奢侈品，还是跳蚤理想的交通工具。

哈吉（朝觐者）的人流也使得瘟疫从埃及向南横扫下一个理所当然的目的地——麦加的港口城市吉达，然后是麦加本身。瘟疫在那里的大屠杀使得穆斯林神学家陷入了骚乱，因为人们相信先知承诺保护麦加免受瘟疫的侵袭；不过，麦地那幸免于难的事实使许多人相信，这次疫情的暴发是真主对异教徒出现在麦加的惩罚。

虽然最初的死亡人数似乎与欧洲差不多，但是鼠疫对马穆鲁克埃及政权的影响却比西方更加严重和持久。1348年瘟疫初次降临埃及之后，当地居民最终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免疫能力。1441—1541年，埃及至少暴发过14次流行病——大约每7年发生一次。在这期间，有3个群体缺乏免疫力，分别是儿童、青少年以及新买入的高加索奴隶兵——后者是该政权最宝贵的资源。新来的奴隶兵被安排挤住在埃及的训练营地里，因而遭受了可怕的死亡。当时的观察人士记录：“死亡的马穆鲁克人数太多，数不胜数”；“城堡里的兵营也因为皇家马穆鲁克（隶属于现任苏丹）的死亡而被清空”。考虑到这些精锐部队的人数很少超过几千人，因此损失肯定是惊人的：

住在兵营里的马穆鲁克的死亡人数太多，非常可怕；这次疫情中，大约有1000人死亡。宦官中死了160人；苏丹宫廷中的女奴，死了超过160人，还有17个妃子、17个男女子嗣。

鼠疫对那些刚刚被现任苏丹买入的人伤害最重，倒是很多年长的人幸免于难。因此，更有可能免疫的前苏丹的军队一下子获得了优势——这也无疑成了政局不稳定的一个必然导火索。

鼠疫不仅摧毁了埃及的军事力量，还使埃及失去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富有的卡里米商人，因为大多数时间在充斥着老鼠和骆驼的巨大仓库和集市里工作和生活，所以也遭受了特别严重的打击，于1428年被苏丹巴尔斯拜轻易收入囊中。

这种杆菌不仅能使跳蚤、啮齿动物和人类死亡，还波及了其他动物。在欧洲和中东，地面上到处都是鸟和用于耕种的牲畜的尸体，甚至还有野生食肉动物的尸体，其中许多尸体的肢体底部都有着典型的腹股沟腺炎的症状。牛和骆驼大量死亡，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比尔巴伊斯是开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一个主要商栈。驻扎此地的苏丹的大部分军队和镇上几乎所有的人类居民都死了。

从鼠疫中幸存下来的欧洲农民至少还可以逃到森林里重新开始。然而，在埃及，被沙漠包围着的人们无处可逃。尼罗河两岸几英里之外便是残酷而广袤无垠的沙漠。当时埃及人的文献中多次提到人去城空的小镇。埃及也的确再也没能恢复其往日的财富、权势与影响力，连一点儿以前的影子都没有。疫情暴发前夕，埃及的人口大约有800万。到了1798年，根据拿破仑麾下入侵埃及的将军们的估计，埃及只剩下300万人口。最近有一篇权威的文章指出，埃及近代人口的数量大约与基督诞生时的数量相当。

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证实了疫情损害的程度；鼠疫暴发之前，政府可以收缴大约950万第纳尔的税款；到了1517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埃及的时候，收入已经下降到180万第纳尔。1394年，也就是第一次疫情暴发后的近半个世纪，大约还有13000名织工仍在亚历山大做工。而半个世纪后，只剩下800人。

疾病的主要媒介人群——蒙古人——一直未能从疫情的损害中恢复过来。1368年，中国的明朝反抗疫病缠身的草原领主的统治，并挣脱了束缚他们的枷锁。1405年帖木儿离世之后，蒙古人的对外进攻也大不如从前；那一天之后，凶猛的蒙古骑兵对于南方更文明的农耕邻居的劫掠便开始逐渐减少。随着那几大汗国的崩溃，大草原又回到了古老的霍布斯国家状态。与此同时，波罗兄弟、伊本·白图泰和几代热那亚商人曾获得过的经由大草原进入中国的机会也消失了。这促使着渴求香料的欧洲人不得不寻找其他通往东方的路线。

蒙古和明朝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330—1420年，中国人口从7200万减少到5100万。直到现代，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微生物通常都是一种比刀剑更为致命的武器，既可以杀伤士兵，又能针对平民。而对于这段时间人口的下降，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鼠疫。同样，由中国人口减少所导致的税收减少，很大程度上也使得中国于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远航后，将海军从印度洋撤了回来。

埃及贸易和工业结构的整体性受损、蒙古人在世界舞台上的消失、中国在印度洋的收缩，形成了一个真空。欧洲——支撑到最后的“人”，即使只是勉强站着——很高兴地填补了这个真空。6世纪和7世纪冲击拜占庭和波斯帝国的鼠疫杆菌为穆斯林的力量的崛起铺平了道路，但也在14世纪和15世纪将伊斯兰世界推向了衰落的深渊。

在公元纪年以前，贸易既不够迅速，又不够直接，因此，彼此分隔的亚洲、欧洲和非洲的“疾病库”无法相互作用；正如天花和麻疹被隔离在其发源的肥沃新月一样，时间和距离上的限制也使得鼠疫被隔离在其可能的发源地——喜马拉雅山脉的山麓地区。随着罗马-汉朝时期远程商业的爆发式发展，以及在后来的伊斯兰教和蒙古的影响下，各地疾病也得以传播出去，折磨千里之外毫无防御能力的人们。在随后的1500年中，旧大陆一度彼此隔离的疾病库互相碰撞和合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最终，亚洲人和欧洲人也得以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免疫能力。第一批抵达新大陆的西方移民甚至无法理解，他们以及搭乘他们便车的微生物对于当地居民所造成的破坏。用威廉·麦克尼尔的话说，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在新型的人类传染病方面，欧洲可以传播出去的实在太多了，而能够传播进来的则很少”。

更令人惊讶的是，鼠疫杆菌的宿主的生活范围一度局限于少数相对较小的亚洲地区，后来却扩大到了全球。那么，为什么鼠疫不再继续侵蚀现代世界呢？的确，自1346年以来，鼠疫杆菌对许多物种的致死性都降低了；4世纪时，狗、猫和鸟会随着人类一起死亡，而如今则很难染病了。也许在老鼠和人身上也存在这种情况。

然而，这显然不是故事的全部。1666年伦敦大火后英国鼠疫的消失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基本的线索。取代了以往木结构建筑的砖房，不再适宜于老鼠的滋生。对于跳蚤而言，从新的瓦屋顶上掉到居住者身上，要比从旧的茅草屋顶上掉到居住者身上难得多。在西欧，随着木材的稀缺，人们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砖头，老鼠和人类之间的距离也被进一步拉大了，疾病的传播也因此中断了。到了20世纪，现代卫生防护措施和抗生素又为人类增加了一把保护伞，保护人类免受这种致命病原体的地下宿主的侵袭。

贸易和疾病之间的作用是双向的。正如贸易煽动着瘟疫的火焰一样，流行病的暴发也改变了古老的贸易模式。14世纪伟大的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就鼠疫对世界贸易轨迹的影响做出的分析也许是最为深刻的：

（14）世纪中叶，东方和西方的文明都受到了瘟疫毁灭性的冲击，瘟疫摧毁了许多国家，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损失。它吞噬了文明发展的许多结晶，并使它们彻底消失在人类历史中。它推翻了行将就木的王朝……城市与建筑被废弃，道路与路标逐渐消失，定居点和宅邸中了无人气，王朝与部落一蹶不振……东方似乎也遭受了相似的冲击，冲击的幅度和其（更加富裕的）文明程度也是一致和相称的。就好像世间万物都在呼唤着毁灭和约束一样，而世界只是响应了这一呼唤。

14—16世纪，鼠疫的波及范围极广，摧毁了地球上的远程贸易机器以及当时最为先进的商业社会体系：中东的伊斯兰文明，以及令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眼花缭乱的印度和中国的转口贸易。虽然欧洲也遭到了破坏，但仅仅在几个世纪内，它的幸存者们便将宗教所激发的野蛮与数量上的才能相结合，形成了令人畏惧的实力，挣破了束缚，建立起现代西方世界对贸易的垄断。

1. 原文用词为“plague”，既可以专指欧洲中世纪由鼠疫杆菌引发的鼠疫，也可以泛指所有瘟疫。因此作者在此指出，该词往往带有误导性。——译者注

2. 该病还有第三种可以更加迅速致死的形式——“败血性鼠疫”，主要作用于血液循环系统。虽然该病在现代世界中很少见，但在中世纪暴发鼠疫时很常见。

3. 这一系列事件尚属推想。医学史学家指出，中国于1331年暴发的疫情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描述，1338年暴发于伊塞克湖的疫情的证据主要来源于人类学的研究。8年后，鼠疫传播到卡法的其他可能的途径，包括长期潜伏于里海地区的陆栖啮齿动物宿主体内，或者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通过老鼠和蒙古旱獭由中国逐渐向北传播到波斯。

4. 因为他从未离开过他位于意大利的家乡皮亚琴察，所以他似乎在整合一手信息与二手资料方面天赋异禀。一些人质疑卡法在鼠疫向欧洲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性。至少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这种生物一直在中亚西部的跳蚤、老鼠、地鼠、马、骆驼和人类之间不断转移。蒙古人控制着黑海的许多其他港口，疾病也有可能是通过这些港口传播的。

第7章 达·伽马的野望

贵国的绅士瓦斯科·达·伽马莅临我国，本王甚慰。我国盛产肉桂、丁香、生姜、胡椒与宝石。贵国可以金、银、珊瑚和猩红布匹与我国交换，互通有无。

——1498年卡利卡特君主扎莫林致葡萄牙国王的信

今年（1503年），法兰克人的船只出现在通向印度、霍尔木兹岛等地的航线上。他们劫掠了7艘船，大肆杀人，掳掠船员。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这么做，愿上帝诅咒他们。

——也门历史学家奥马尔·塔伊卜·巴法奎

1440年左右，威尼斯商人尼科洛·达·孔蒂前往罗马，请求面见教皇尤金四世。在东方旅行期间，他曾犯下严重的罪行：在他被捕并面临着他和他全家的死亡的威胁时，他被迫皈依了伊斯兰教。不久之后，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不幸死于鼠疫。这位非自愿的叛教者赶忙奔向梵蒂冈以求赦免。

达·孔蒂高兴地发现，这位神父对肉桂味饮料情有独钟。那么，这位商人在旅途中去过这种饮料的产地吗？他确实去过。教皇慷慨地赦免了他。作为回报，达·孔蒂向教皇内侍、杰出而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吉安·弗朗西斯科·波焦·布拉乔利尼详细阐述了他旅途中的相关见闻。

达·孔蒂的叙述与马可·波罗的叙述非常吻合，甚至在很多方面都显得更为到位，这让精明而博学的教皇内侍大为满意。例如，达·孔蒂对旅行距离和时间的记录要比其一个多世纪前的杰出同胞的记录要仔细得多。是的，他曾在斯里兰卡见过肉桂树。他把这些树的情况都详细描述给了这位饶有兴味的内侍。此外，他还在苏门答腊岛遇到过大片的胡椒和樟树。此后，他接着向东航行了约一个月，直到季风停止，到达了桑代岛。岛上出产肉豆蔻果肉和果皮。从那里，他又登上了班达岛，岛上有茂密的丁香树。教皇内侍喜不自胜，浮想联翩：这个威尼斯人似乎找到了传说中的香料群岛。

达·孔蒂真的是第一位登陆那些传说中的岛屿的西方人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是。设想你是一位中世纪的欧洲商人，你刚刚发现了一大笔难以计数的世界上最为珍贵和抢手的商品，你是绝不会有什么闲情逸致去弄什么游记的。

虽然十字军东征的主要目标并非商贸（威尼斯或热那亚人除外），但基督徒们清楚地认识到穆斯林掌控之下的香料贸易就像摇钱树。在圣地的连年征战中，十字军建立了一连串的堡垒，从地中海一直延伸到亚喀巴湾的东北部，阻断了埃及与叙利亚之间的商队往来。1183年，沙蒂永的雷纳德还向红海上的阿拉伯船只发动了一系列突袭。在穆斯林看来，异教徒对于这条向来被穆斯林看作自家领地的海上要道的入侵，无疑是一记极为刺耳的警报。因此，埃及人整合力量，做出了强烈回应，迫使雷纳德退回了北方。

1249年，发生在尼罗河三角洲杜姆亚特的一连串事件证明了香料贸易在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性。那一年，基督教军队攻占了这座城镇。阿尤布王朝的埃及人非常急切地想要夺回这个战略性的贸易前哨，以至于提出以耶路撒冷来交换；这项提议遭到了拒绝。一旦事关香料贸易，基督徒和穆斯林就变成这样——爱金钱胜过爱上帝。

15世纪和16世纪，另一项诉求也推动着欧洲人继续向东，那就是在亚洲寻找一个可以联合对抗萨拉森人的基督教盟友。这两个目标——寻找香料和寻求亚洲的十字军战士——在第一批伊比利亚探险者的脑海中是不能分割的。就这一点，如果不复述传奇的祭司王约翰的离奇故事，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他们的动机。

尽管祭司王约翰的名字为成千上万的人所熟知，但人们对他的故事，尤其是他的王国究竟在哪里知之甚少，只是大概知道在印度群岛。在中世纪时期，这可能指的是在埃及、日本或两者之间的任何地方。到底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这个阴影中的人物第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一直被中世纪研究专家们争论不休。截至12世纪，十字军虽然占领了圣地的大部分区域，但也遭受到了愤怒的穆斯林军队越来越猛烈的围攻，苦苦挣扎。1141年，一支宗教阵营归属不明的早期蒙古游牧部落，在其领主耶律大石的指挥之下，于撒马尔罕附近击败了一支穆斯林军队。由于这座城市远远超出12世纪欧洲人熟知的地理范围，所以，当消息传到西方人耳朵里时，穆斯林的战败被添油加醋、穿凿附会，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位基督教国王由印度群岛赶来，击败了异教徒。很快，他就会从东方乘胜追击，并将圣地基督教王国的前哨从危险中解救出来。

3年后，即1144年，基督教国家埃德萨（位于现在的叙利亚与土耳其边境地区）落入穆斯林手中。这是自十字军东征开始以来，首次有如此规模的基督教国家沦陷。胜利的萨拉森人大肆屠杀埃德萨的基督徒，整个西方世界为之胆战心惊。当时，一位名叫休的法国主教，从今黎巴嫩境内的海滨城市贾柏莱，匆匆赶回欧洲吁求援助。他所传递的消息很简单。是的，祭司王约翰确实存在，而且他已经尝试攻击过萨拉森人。不幸的是，他无法越过底格里斯河，因为河面冰层并不如预期的那么厚实，而且他麾下的舰船也力有不逮。据休主教所言，“他是东方三博士的直系后裔……他本来是打算去耶路撒冷的，但未能成行。”休向他的欧洲同胞传达的信息是明确的——祭司王约翰不会驰援。欧洲人只能自救，而且得尽快。

埃德萨陷落多年后，一封信不知从何处送到了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科穆宁手中，声称是祭司王约翰的手笔。信件夸耀了他的王国的财富和领土，以及他的臣民的美德：“我，祭司王约翰，至高无上之主，拥有世人无可匹敌的财富、美德与权力，为72国君主所朝贡。”最离谱的吹嘘是有关其臣仆家世的部分：

每一个月，都有7位国王轮流侍候寡人，可供驱使的还有62位公爵、365位伯爵，这还不算那些为寡人处理各项具体事务的臣仆。在寡人日常用膳的大厅里，在右手边伺候寡人的有12个大主教，左手边是20个主教……只有尽数苍穹星辰与瀚海流沙，你才能领会寡人领土与权势之博大。

毋庸讳言，这封信是个骗局。考虑到行文的性质和风格，几乎可以肯定是欧洲人所为。不过，伪造者的身份和动机却一直不得而知。在接下来的400年里，西方的领主和探险家们一直都在追寻两个镜花水月般的目标：祭司王约翰，以将他们从萨拉森人手中解救出来；香料，以获取不可计数的巨额财富。

正当穆斯林定期往来于印度洋、红海和波斯湾的贸易要道时，欧洲人也梦想着打入沿线的市场。由西到东，亚洲最为强盛的贸易国家分别是亚丁、霍尔木兹、坎贝、卡利卡特、亚齐和马六甲（分别位于今天的也门、伊朗、印度、印度、苏门答腊和苏门答腊）。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曾向远洋派遣过海军。的确，它们的繁荣并非来自武力，而是得益于其促进贸易的体制。然而，海关官员会不会非常腐败？统治者是不是横征暴敛？或者是另一个极端，君主是不是征不到足够的关税来对付海盗？侨居的外国商人是否没什么自主权来管理自己的事务？其实，商人们可以很容易地避开这些问题，只需选择更为友好的港口停船贸易。当然，贪污和虐待并未消失；这毕竟还是中世纪的亚洲。不过，这些不当行为的确需要被不断压制。

1000年前，海盗遍布于世界上所有海域，但规模庞大、武力强盛且属于潜在的敌对势力的海军，一般不会在印度洋骚扰商船，不像他们在地中海的惯常所为那样。由于没有贸易大国的海上威胁，亚洲的船只在出海航行时基本无须武装，这极大地降低了人力需求，增加了货物运力。毕竟，从一艘由绳子绑定的亚洲船只的甲板上发射大炮的话，更有可能发生的是自身沉没，而不是击沉目标。

欧洲人到来之前，亚洲的贸易世界完全不像东方版本的瓦尔哈拉神殿。只要商人付清关税，向当地的苏丹献足礼物，保证海盗不出海劫掠，印度洋就基本像是一片自由之海。任何一个国家试图控制整个海上交通的想法，在当时的商人和统治者们看来都是极为荒唐的。然而，这一切都将从1498年那悲惨的一天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一天，武装到牙齿的瓦斯科·达·伽马闯入了卡利卡特港。

当15世纪接近尾声时，欧洲人进入印度洋的方式只有三种：直接穿过苏伊士湾或波斯湾，绕过非洲的南角，或者冒险向西进入未知海域。我们如今已知的第一批尝试这三条路线之一的欧洲人是热那亚的维瓦尔第家的两兄弟瓦迪诺和乌戈利诺。1291年，就在他们的同胞扎卡里亚从穆斯林手中夺取直布罗陀的几个月之后，他们俩穿过这条海峡，进入畅通无阻的大西洋，驶向印度。然而，自那之后，他们便杳无音讯了。直到今天，历史学家还不清楚，他们当初的目标到底只是好望角，还是环球航行。不过，无论目标是什么，他们的探险都牢牢地吸引着意大利人的注意。他们为此在随后的许多年里都一直徒劳地等待着这两兄弟的返航。据说，维瓦尔第兄弟的传奇故事，启发了但丁的《神曲》中“地狱篇”的若干段落的创作，这些段落描述了尤利西斯穿过海格力斯之柱的惊险旅程。

其实，热那亚人成为第一批借道开放的大西洋探寻印度群岛的欧洲人，并非巧合。在与威尼斯人就香料贸易的争夺中落败后，热那亚人将他们的商业精力转向了地中海和黑海的大宗货物运输，这些货物包括矿物质（如盐和明矾）、木材、农产品，当然，还有奴隶。实践证明，以帆为动力的圆形船型更适合运载大宗货物；而这也正是远洋探索所需要的船型。

就连前往热那亚的普通游客也能理解，这座被难以逾越的崇山峻岭包围的海边城市，只能背朝欧洲大陆，面向大海讨生活。在铁路和沥青被发明之前，几乎所有进出于那座转口港的东西都只能靠船来运输。为了替代骡车和马车，当地的许多商户与制造商都有一种小巧的三角帆船，用于采购补给和运送货物。在热那亚，任何旱鸭子都会很快成为航海好手。

到了15世纪，太阳每天都从热那亚贸易帝国的范围内落下，再从葡萄牙贸易帝国的疆土内——伊比利亚的西部边缘——升起。用历史学家约翰·H.普拉姆的话说，当地的“生活极其困苦，阴间显得极为真实，世上的贫困是如此显著，以至于对于奢侈和财富的追求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驱使人们萌发出疯狂的占有欲”。日后，也正是葡萄牙人完善了航海科技，使得欧洲人得以进入印度洋。这个口子一开，西方成群结队的恶狼便迅速冲了出去，一发不可收拾。里斯本也吸引了欧洲各国贪得无厌、聪明狡黠且心狠手辣的年轻人慕名而来，这些人争相成为向东进军的先锋队。

13世纪中叶，葡萄牙已经驱逐了盘踞的摩尔人——比西班牙人早了200多年。在14世纪晚期的一场残酷的王位继承战争与西班牙的一次入侵之后，随着阿维什的若昂（若昂一世）和他的英国新娘菲利帕的登基，葡萄牙在1385年实现了统一与独立。这一巧妙的联姻产生了两个历史性的红利：其一是英格兰与葡萄牙之间的联盟，这一联盟将和历史上国家间的任一联盟一样持久；其二是5个能干而勇敢的子嗣。

久经沙场的葡萄牙突然之间处于和平状态，朝野上下并不习惯，也不自在。因此，1415年，这对王室夫妇派遣3个儿子挥师进占摩尔人的港口城市休达。休达与葡萄牙隔海相望，就在直布罗陀海峡对面。菲利帕本人亲自筹划了此次袭击，意图初步放松穆斯林对印度洋的掌控——在印度洋西侧为葡萄牙建造一个滩头堡，以便其商队向东穿过撒哈拉沙漠，最终抵达印度群岛。锦上添花的是，从非洲内陆押送奴隶与黄金的商队也多会聚集在休达，向外出口。此外，无论如何，占领休达都将是对痛恨葡萄牙的摩尔人的沉重一击。

当菲利帕最小的儿子恩里克王子看到休达城外那无尽的沙漠时，他立刻明白他母亲的计划是愚蠢透顶的。尽管恩里克还是参加了随后的北非战役，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葡萄牙，成了南部阿尔加维省的省长，并致力于寻找一条绕过非洲大陆的海上航线。

当时已是托勒密逝世的近2000年后，他的断言仍旧深入人心，即非洲大陆绵延不尽，一直延伸到南极，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然而，恩里克对此并不认同。他的城堡位于欧洲西南端的圣文森特角，被海风吹拂。恩里克王子后来在西方被称为“航海家亨利王子”，一跃成为欧洲最慷慨的海洋科学赞助人。在他的城堡栏杆处，他见证了最早一批伊比利亚探险家的启航，沿着非洲西海岸一路不断向前探索；见证了殖民者的出发，最终登陆亚速尔群岛，而这片群岛的最西部距离新大陆的纽芬兰仅有1200英里。他还以丰厚的资金广泛招徕各国的制图师，馆藏了当时已知世界最为丰富的导航图。

在某个不清楚具体年份的时候，恩里克支持下的葡萄牙水手开发出了一种新船型，船身呈圆形，带有拉索式的三角帆，这便是葡萄牙的卡拉维尔轻快帆船。比起欧洲任何其他船只，这种新船型都能更好地利用风向，运送大宗货物。要是没有这种新船型，葡萄牙人随后沿非洲海岸的探索式航行，以及此后前往印度群岛的旅程，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除了推动葡萄牙探索一条绕过非洲的航线，卡拉维尔轻快帆船还迅速带来了更为直接的好处。新船型显著提高了葡萄牙商船的速度和货物载重量，使得他们能够将非洲最有利可图的两项出口贸易——奴隶与黄金——转移到葡萄牙人占领下的北非港口，从而远离穆斯林控制下的跨越撒哈拉沙漠的驼队路线。葡萄牙的代理商们并不知晓非洲黄金的原产地其实是马里，以及尼日尔河与沃尔特河的上游地区，他们只是尽力深入内陆，寻找贸易城镇，据说到达过传说中的廷巴克图。他们在贸易城镇中以低价买入黄金，一路运到河流的下游，装载到停泊在河口的卡拉维尔轻快帆船上。

1460年恩里克去世时，他赞助的葡萄牙船队虽已远抵赤道非洲地区的水域，但还是未能找到进入印度洋的南部通道。很多人都开始质疑恩里克绕过非洲的东方航线的梦想，国王也重新捡起了经由陆路穿越非洲再向东探索到达印度群岛的想法。1486年，身处现在的尼日利亚的葡萄牙商人们，听闻了一桩奇谈，说是有一位被称为奥根的大领主，富埒陶白，赀巨程罗，统治着一大片王国。这片王国就坐落在海岸以东步行约20天的路程之外（约1000英里）。这位国王总是藏身于丝绸帘幕之后，只在接见宾客尾声时露出一只脚来——就像祭司王约翰一样，因为据说他也从不露面。自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科穆宁收到那封由神秘的祭司王约翰署名的浮夸信件，已经过去了三个多世纪。然而，葡萄牙人还是对这一传说产生了极大兴趣，心甘情愿地将人类生物学的基本法则抛诸脑后，决心找到这片神秘的富庶之地。于是，他们再次决定探索由陆路横穿非洲前往印度群岛的路线。

葡萄国王若昂二世迅速派遣了他手下两位最有才华的近臣佩罗·达·科维良和阿方索·德·派瓦前往阿比西尼亚，以期谈判获取香料贸易的垄断权。因为皇室的地理学家认为，阿比西尼亚正是奥根或祭司王约翰的王国所在地。于是，这两人伪装成商人，经由地中海航行到埃及，随后挥手作别，各自行动：派瓦前往阿比西尼亚，科维良则直接取道印度，约定三年后在开罗会合。

几年后，在探索了一些未知地域后，派瓦终于回到了开罗，但很快就病倒了。在此期间，他未曾向任何人透露过消息，因此他的旅程和发现至今仍旧是个谜。科维良纵横探索了马拉巴尔海岸后也回到了开罗，得知了派瓦的死讯的他，只能计划自己独自返回葡萄牙。就在此时，他意外地遇到了两位葡萄牙犹太人。这两人是若昂二世的使者，奉命向科维良重申与祭司王约翰缔结贸易协定的极端重要性。科维良并不清楚派瓦当初是否成功完成了这项任务，所以他只能亲自再去一趟阿比西尼亚。

最终，科维良也没能回到家乡。当时，为了前往阿比西尼亚，他剃了头，假扮成穆斯林，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去过麦加的欧洲人。1493年，他终于抵达阿比西尼亚，开始与国王埃斯坎达谈判建立贸易关系。第二年，国王驾崩，他的弟弟继承了王位。新国王非常喜欢这名颇具异域风情的欧洲使臣，于是软禁了科维良。几十年后，在一大群姬妾的陪伴下，科维良悄无声息地死在一片大庄园之中。他没能找到祭司王约翰本人的藏身之所，也未曾找到约翰的任何后裔。然而，关于祭司王约翰的传说仍然不断激荡着欧洲的君主和探险家们的心神。

科维良分别在启程出发与安全抵达阿比西尼亚时，向葡萄牙国王发送了一份详细介绍非洲各方面情况的信件，包括当地印度教与穆斯林商人的贸易业务、风向规律与航行方式，以及货物的价格。他还曾远行到东非海岸，从当地的水手那里了解到，非洲大陆确实可能呈圆形。他向国内明确传达了一条消息。据说，这条消息之后到了于1487年启航探索印度洋的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的手中：

如果你一直向南走，就一定能抵达非洲大陆的尽头。当你的船抵达印度洋时，让你的人去找索法拉和月亮岛。在那里，他们可以找到能带他们去印度的向导。

不过，其实那时候，迪亚士已经绕过了非洲的南角。科维良这条价值连城的情报很可能根本没能传到后来的葡萄牙探险家手中。

1451年，年迈的恩里克送走了他资助的最后一批南向探险队。大约同一时间，热那亚的一个羊毛织工的儿子出生了。他就是后来历史上著名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热那亚风行的航海传统一定吸引了这个年轻人的注意。他的第一次贸易旅程可能是前往爱琴海西部的希俄斯岛。那里的热那亚商业联盟——朱斯蒂尼亚尼家族——控制着当地的乳香产业。这种耐嚼的树脂（这也是咀嚼这个词的来源）只能在希俄斯岛南半部的十几个地点种植。它的稀有性让人们以为其具有医用价值，因而这种树脂的垄断贸易也格外有利可图。

大约是在1474年哥伦布第一次到希俄斯岛的时候，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都正被慢慢排挤出爱琴海地区。排挤他们的是已于20年前征服了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人。从那一刻起，热那亚人寻求财富的方向便只能是西方，而不再是东方了。哥伦布也不例外。一两年后，这位身强力壮的年轻海员便已经成长为一艘船上的水手。那是当时的一艘中等大小的圆形货船，向里斯本运送一船乳香。在葡萄牙的南部海岸，一支勃艮第私掠船队拦下了哥伦布所在的船队。攻击方显然打错了算盘；在勃艮第人钩住并登上热那亚商船后，一场残酷而难分胜负的战斗发生了，双方都有数百人死于剑下或葬身大海。关于哥伦布的这段传奇故事，可能是美化润色过的，一个版本叙述道：那位神气的年轻水手，一副印第安纳·琼斯似的装束，勇敢而无畏地战斗，最终从快要沉没的船上跳进海里，游到了几英里之外的海岸。在阿尔加维的拉各斯的热那亚殖民地，他得到了悉心照料，并恢复了健康。

最终，他决定北上里斯本，那里是热那亚贸易侨民在葡萄牙最主要的聚集地。的确，除了里斯本，哥伦布再也不可能找到更具航海氛围的城市了。在里斯本迷宫般的街道上，从冰岛到几内亚的各地语言，嘈杂不休，不绝于耳；闻惯了香料气味的当地人，还没到码头就可以分辨出丁香、肉桂和没药的气味；各地人士纷至沓来，无论遇到丹麦的水手还是塞内加尔的王子，都没什么稀奇的。

与此同时，哥伦布的弟弟巴塞洛缪已经在里斯本站谋到了一份制图师的工作，站稳了脚跟。在其后的10年里，哥伦布从巴塞洛缪那里断断续续地学到了制图的专业知识，还通过不断乘坐葡萄牙的船只出海提升了自己的航海技能。在此期间，他和他那个时代的任何水手一样，尽可能地广泛航行：南抵非洲的黄金海岸（现在的加纳），西至亚速尔群岛，北达爱尔兰，甚至可能到过冰岛。中世纪时期，无论是亚洲的水手还是欧洲的水手，以货运提成来代替薪水的情况都并不少见，所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哥伦布自己也在参与货物的运输和买卖。

1480年左右，一系列事件把这位年轻的水手、制图师和商人变成了标志性人物。作为一名前途无量、广被看好的年轻商人，他也顺理成章地迎来了一桩好亲事。他的妻子菲利帕·佩雷斯特雷洛·莫尼斯来自一个富裕的里斯本商业家庭。承蒙亨利王子恩赐，她家在马德拉附近拥有一座小岛。与此同时，哥伦布也学会了拉丁语和葡萄牙语，也掌握了一些卡斯提尔语、数学、造船和天文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早在抵达葡萄牙之前，哥伦布就曾宣称他与热那亚最大的贸易商有着密切关系。如今与菲利帕的婚姻，以及广泛的商业与航海经验，使得他很容易地出入里斯本的宫廷。

1481年，在位半个多世纪的阿方索五世驾崩。他的儿子，若昂一世的曾孙——若昂二世——继位。新国王其实是其祖父的兄弟恩里克王子的信徒，因此他也迅速成为大西洋和非洲探险的坚定支持者。1484年左右，刚从赤道非洲返航的哥伦布，向新国王呈交了一项大胆的提议。

正如任何缺乏完整历史记录支撑的伟大历史人物一样，哥伦布被穿凿附会上了太多野史和怪谈，尤其是伊萨伯拉女王为资助他的第一次航行而典当珠宝的著名故事，还有那个“哥伦布和鸡蛋”的故事。然而，没有任何一个故事比他率先坚持“地球是圆的”这个想法更深入人心、更妇孺皆知且更具有代表性。更重要的是，这一传说也直接触及了一个核心问题，即当他向欧洲统治者推销他的计划时，为什么会那么艰难。

中世纪时，已经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会认为世界是平的。早在公元前205年，居住在亚历山大港的希腊人埃拉托斯特尼就推断地球是一个球体，甚至精确地计算出了地球的大小。在后来的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这一精确程度都是无人能超越的。哥伦布也并非第一个提议通过向西航行而前往印度群岛的人。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早在公元一世纪就提出了前往印度的跨大西洋航线，甚至或许在他之前的亚里士多德也提出过。事实上，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维瓦尔第兄弟之所以出海探寻香料群岛，正是因为他们采信了斯特拉波的建议。到15世纪晚期，甚至连最守旧的阿方索五世也明白，他叔叔恩里克王子绕过非洲前往印度的方针或许并非上佳之策。

阿方索五世甚至咨询了里斯本大教堂的法政牧师，以探求西行航路的可能性。法政牧师又跑去咨询了著名的佛罗伦萨的医生与制图师保罗·达尔·波佐·托斯卡内利。后者在佛罗伦萨回信说：是的，从里斯本到中国的航行距离只有约5000英里——显然是严重的估计不足。

要是哥伦布没能收集到上述这些前人的知识遗产（假定是他收集到的），那么西行航线的计划或许永远也无法确定下来。然而，我们知道，哥伦布其实和托斯卡内利有过通信。托斯卡内利回信说，他赞赏他的意大利同胞“前往香料生长的地方”的愿望。哥伦布日后在为其远航争取资助时，一直着重宣扬的都是托斯卡内利对他的书面认同。

就像许多一根筋的人一样，哥伦布几乎每一次都在自欺欺人。西向航线的可行性完全取决于其距离较短。虽然欧洲到亚洲的西向航线的距离从来未被直接测量过，但是这段距离还是可以通过从地球的圆周长度中减去大概已知的东向路线的距离来估计。例如，今天我们知道从里斯本到马六甲的东行直线距离大约是7000英里。由于地球的周长约为25000英里，因此向西的距离（至少是沿赤道航线的距离）就是约18000英里。

对于哥伦布来说，不幸的是当时的地理学家早就已经做出了类似的计算。计算得出的西行距离是如此之远，甚至超出了人类在海上的生存极限。例如，托勒密计算出，欧亚大陆的陆地大约延伸的距离大约是地球圆周的一半。也就是说，西行路线的距离一定和东行的距离差不多，大约是12500英里。这一估计的确准确：如果美洲大陆不横亘其间的话，从里斯本到中国的中纬度航线的确是约12000英里，到印度的话还得再加上4000英里。即使以最乐观的速度——每小时4海里来计算，到中国的航程也需要大约4个月的时间，但当时没有任何一艘船能储存得下足够的补给以进行如此长的航程。更值得担心的是，等不到食物和水耗尽，大多数船员就会先因为维生素C缺乏症而倒下。要不是哥伦布在寻找东方的过程中意外撞上了美洲大陆，他和他的部下一定也会像维瓦尔第兄弟一样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

面对令人不安的数据，哥伦布表现得像是从大数的扫罗到小布什这样的信徒一样：回避事实。他以一种似是而非但又直截了当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即只采用对地球周长的估计中最短的一个——约17000英里，以及对欧亚大陆东西长度的估计中最长的一个。他尤其受到马可·波罗对齐潘戈

——日本——的描述的吸引。描述中，日本坐落于中国

以东约1000英里的地方。哥伦布进一步文饰道，从葡萄牙向东到日本的距离是如此之遥远，而地球又是如此之小，以至于日本的金色屋顶，应该就坐落在他提议的出发点亚速尔群岛西边的地平线上。亚速尔群岛位于里斯本东南方向约1000英里处。

到底是什么驱使着哥伦布执意向着西方的未知区域航行呢？他是真的在寻找新大陆，还是“仅仅”是为了更快地到达中国、印度和日本？他是出于对黄金和香料的渴求，还是出于对于名望的渴求（名望对于像他这样能力过人、雄心勃勃但出身寒微的人应当格外重要）？或者说，他在寻求某种灵魂的救赎？几百年来，学者们一直在争论他留下的文件与笔记的来源和意义，而真相或许永远也无法揭晓。或许他的动机来自其后的旅程中他所率领的定居者，然而，他后来却抱怨说，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

听进去他说的铲子是没办法开采金子和采集香料的。他们没有想过，即便有金子，也是埋在矿里的，即使有香料，也是长在树梢上的。矿里的金子得先开采出来，树上的香料也得先采摘下来，然后还得加工储藏起来。

借助自己在宫廷中刚搭上的关系，哥伦布开始游说若昂二世。起初，这位君主对年轻的热那亚人雄心勃勃的提议显得还很友好。就像任何开明的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会做的一样——他把哥伦布的想法提交给了一个由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即专家委员会。虽然我们没能找到该委员会的审议记录，但它肯定认为哥伦布所估计的从葡萄牙到日本的西行距离是荒唐的。

更糟的是，他与计划一并提出的要求——为航行提供慷慨的保障，包括使用皇家船只，给他本人的世袭头衔，以及从印度群岛的贸易中的大比例的利润分成——进一步削弱了哥伦布的信誉。尽管哥伦布是这个王国最富有的商人之一的女婿，他还是没能得到葡萄牙王室的支持。

估计到没有可能即刻从若昂二世那里获得资金支持，哥伦布于1484年溜到了科尔多瓦。在那里，他把他的计划又呈交给了伊萨伯拉和斐迪南。这两位此前在仅仅16年间，就将各自的阿拉贡王国和卡斯提尔王国统一为如今的西班牙。随后在西班牙宫廷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几乎与里斯本宫廷中如出一辙。不过，与西班牙女王出自同一族系的哥伦布，在初次见面时给女王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然而，他还是不得不面对一个相当强硬的专家委员会。这一次的委员会是由女王的告解神父埃尔南多·德·塔拉韦拉组织的。实际上，甚至在委员会做出裁决之前，斐迪南和伊萨伯拉就已经中断了哥伦布微薄的薪金，他也不得不返回葡萄牙。

当哥伦布在里斯本黯然神伤之际，他的运气也每况愈下。他亲眼看见了已经在1488年往返好望角的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的小船再度驶出塔霍河。此时，他也一定意识到绕道南部非洲的航线的成功必将逐渐消除葡萄牙对与西行航线的需求。于是，他回到西班牙，焦急地等待着塔拉韦拉的委员会的最终裁决。1490年，事情终于尘埃落定。委员会向王室报告，委员会“判断他的许诺和提议是不可能的，是徒劳的，是应当拒绝的”。哥伦布顽固地向女王发起了申诉，女王也同意让另一个委员会再进行一轮审查。然而，他的提议再次遭到了拒绝。

与此同时，巴塞洛缪·哥伦布可能也前往英国，向国王亨利七世的宫廷呈交了他兄长的提议。更为翔实的资料表明，巴塞洛缪还于1490年到过法国，并求见了查理八世。连续遭到两个宫廷的拒绝后，他便留在了法国，直到他的兄长从日后的第一次远航中回来。

1492年初，西班牙宫廷通知哥伦布，他已经成为王国不受欢迎的人了。然后，就在他与他微薄的财产和驴子一起消失在地平线上之前，一名信使命令他即刻回程。最后一刻，他在斐迪南的手下中最为忠实的支持者路易斯·德·桑坦格尔成功说服了女王，资助西向航线的开辟，耗费不大，而且有可能获得巨大的收益。此外，桑坦格尔主动提出承保这次航行。似乎伊萨伯拉也把她的珠宝做了抵押，但桑坦格尔向她保证过，这样的付出其实大可不必。

正如任何伟大的事业一样，仅凭远见、勇气、智慧、对细节的关注和不懈的努力（据说哥伦布在1492年启航之前，对他的三艘船的每一块木材都进行了检查）是不够的，运气也是必需的：如果若昂二世接受了他的提议，那么哥伦布将从他比较熟悉的葡萄牙的亚速尔群岛开启他的远征，而他很可能在那个纬度上的不利风向中失败或沉没。幸运的是，他的4趟旅程都是从偏南的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出发的。在令人神清气爽的东风的吹拂下，船队可以一路抵达加勒比海地区。

哥伦布、桑坦格尔和伊萨伯拉都是对的，但其缘由都错了。相反，葡萄牙、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王室的学术顾问对地理的了解远胜于哥伦布，而当哥伦布从其到达了“印度群岛”的首度历史性航行返回后，他们一定惊讶得目瞪口呆。没有人能想到一个广阔的新大陆，其轮廓只是曾被古代北欧探险家，或许也曾被几个世纪以前的欧洲与亚洲的其他探险家模糊而零星地提到过，而如今它已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了。

哥伦布是如此的一根筋地追求所谓的西向航线，以至于他在出航时根本没带上本应该带上的相关领域的专家，以及更加能征善战的征服者，结果，阿拉伯语翻译告诉他，他遇到并带回西班牙的原始加勒比“印度人”根本不是印度居民；珠宝商检测后确信那些压舱底的大量黄色金属其实是黄铁矿，没什么见识的人才会以为是黄金；托梅·皮雷斯这样的药剂师也警告他，他回来时呈献给斐迪南和伊萨伯拉的“肉桂”和“胡椒”，只是一些在旧大陆从未见过的树皮和辣椒，没什么价值。当然，即使他当初带上了这些专家，他应该也不会相信他们的判断。这位新大陆的发现者是如此迟钝，以至直到他的第三次航行时，他才慢慢意识到，他所到的其实根本不是亚洲。

新大陆的发现或许会让一些贪财的人大为振奋，但对于这位野心勃勃的羊毛织工的儿子来说，成功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他找到的这条所谓的财富“捷径”不亚于贵族的租税收入，而且他从新大陆的凯旋更是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剧变。正如诗人、剧作家、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言：

在欧洲，每一个对自己的谋生手段和社会地位不知足的人，都觉得自己似乎被挤到了幕后，急不可耐；各家的小儿子、找不到工作的军官、贵族的私生子、逃犯——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想要去新大陆。

哥伦布的几次航行中，还发生过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可以说既是故意为之，又是无心之失。带回去的每一盎司的白银和黄金，早先是从美洲印第安人的统治精英那里掠夺来的，之后便是直接从地里开采的。现代经济史学家们研究了原住民的经济发展、初始人口密度、白人定居者的疾病发病率和随后的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相关性。在那些经济发展程度和人口密度相对较低、气候也适宜欧洲人的地区——新大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白人侵略者会在当地生活、定居、征服或者屠杀原住民。征服者们随后会在当地创造出令人难以想象的巨额财富。财富大多得益于贸易，比如加勒比地区的甘蔗种植园便大为成功。不过，定居者的主要工作仍旧是采矿、农业，以及后来的制造业。

在那些原住民人口较多、欧洲人患病率较高、本土贸易和制造业相对繁荣的地区，这样的殖民过程便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地区几乎意味着印度洋的所有沿岸地区。在这些地区，白人可无法生存并征服大量文明先进、相对富裕且组织严密的当地人。在这里，对欧洲人来说，至少在最初的阶段，贸易才是重中之重。

简而言之，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向海外运输了成千上万的欧洲人。这些人在漫长的7~8个月的航行后，最终都死在了人口密集、疾病丛生的非洲、印度、斯里兰卡、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低地地区。例如，仅仅在17世纪，就有大约25000名欧洲士兵在脏乱不堪的果阿皇家医院丧命，死因包括疟疾、登革热、伤寒和霍乱。相比之下，前往美洲的欧洲定居者只需航行5~6个星期，便可在墨西哥、秘鲁以及之后的北美的高地登陆。当地人口较少、环境更为适宜，因而生存率也更高。

这个故事也更直接地引导人们关注15世纪和16世纪两个伟大的航海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绵延不绝的对决。当哥伦布的小型船队于1492年8月3日的凌晨在帕洛斯-德拉弗龙特拉港口起锚时，这场竞赛正如火如荼。

为了更好地理解，不妨将这对伊比利亚兄弟看成习惯于父母溺爱的宠儿——在伊比利亚，两国的母教颇为欣赏当地神学的极端纯洁性和狂热；而为了维系这两个争吵不休的孩子之间的和平，教皇却不得不终日费心调停。就像孩子们一样，他们的合法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父母的权威。在当时的欧洲，即便是最强大的君主理论也只是教皇的附庸，君主们的王冠相当于从教皇那里租来的。作为回报，君主们必须得向梵蒂冈定期支付高额租税。

伊比利亚两兄弟的父母也会偏心。15世纪中叶的教皇们特别欣赏恩里克王子对宗教的虔诚与征讨北非摩尔人时的热忱。例如，教皇尼古拉五世在1455年临死前，特意颁布了一封教皇诏书，即《罗马祭司》（又被称作《葡萄牙帝国统治宪章》），对恩里克大加褒奖，授权他征服摩洛哥与印度之间的所有异教徒并让其改宗。最重要的是，诏书还授予了葡萄牙在非洲和印度之间所有土地上的贸易垄断权。

1492年8月，就在哥伦布启航的8天之后，一个西班牙人以亚历山大六世的名号登上了教皇的宝座，这多亏了斐迪南和伊萨伯拉的资金支持与不懈努力。1493年，就在哥伦布刚刚第一次远航回来，还未站稳脚跟之际，亚历山大便颁布了一系列诏书，允许西班牙将其臣僚所发现的所有领土都据为己有。同年晚些时候，亚历山大又颁布了一封诏书，在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约350英里）处划了一条分界线，分界线以外的陆地，无论是新近发现的还是早就探明的，全都属于斐迪南和伊萨伯拉。最后一封诏书似乎更是将西班牙领属的范围从南部和东部一直延伸到了印度。这激怒了葡萄牙人。因为这一举动显然无视了葡萄牙致力于南向航行探索非洲海岸的三代先驱，也与《罗马祭司》中的裁定相左，更没有提及仅仅5年前迪亚士还曾两度绕过好望角的事迹。

若昂二世对腐败的西班牙籍教宗充满厌恶，决定与斐迪南和伊萨伯拉直接打交道。西班牙君主其实颇为忌惮残忍的葡萄牙人，而且也正忙于消化刚吞下的新大陆，因而非常乐意达成一项合理的妥协。1494年6月7日，一份历史性条约在西班牙中部小镇托德西利亚斯被签署，该条约日后也将以托德西利亚斯而闻名。

《托德西利亚斯条约》沿着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约1270英里）的一条（南北向）经线，将世界分为了两个半球。这条分界线位于格林尼治以西约45度处，它将亚洲分给了葡萄牙人，将新大陆给了西班牙人（见图7-1）。

正常情况下，国家通常会为了弹丸之地而不惜抛洒鲜血和豪掷金钱。因此，现在算是不寻常时期；自先知去世以来，葡萄牙终于实现了西方人苦苦追求的目标——进入印度洋，而西班牙人也刚刚发现了两处新大陆。这正是这个时代令人兴奋的地方。这对僵持不下的对手竟可以像两个小学生在课间休息时交换弹珠一样，轻易地将整个地球分割开来。

图7-1 西半球的托德西利亚斯分界线

在托德西利亚斯镇上那个炎热的6月里，若昂二世的特使的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现在，整个非洲和亚洲的确都被认为是属于葡萄牙的了，但在条约签署时，只有迪亚士的船到达过印度洋的西南边陲。葡萄牙人是否知道，仅凭刚从鼠疫中挣扎出来的不到100万的人口、几千名精干的水手和几百艘蓝水船，他们要如何面对世界上最为庞大、最为先进的贸易机器呢？在葡萄牙人中，可分配的人手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在他们最大的商船上，常常只有少数几名欧洲军官和士兵指挥着数百名亚洲或非洲奴隶充当的船员。葡萄牙真算得上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即便这只蚍蜉勇猛非常，斗志昂扬，其结局终究是失败的。

若昂二世找不到更好的人去率先完成这两项不可能的任务（寻找亚洲的香料与仍旧捉摸不清的祭司王约翰）了。瓦斯科·达·伽马于1497—1499年的航行是当时最了不起的航海成就，船队往返28000英里，并最终抵达目的地——印度。虽然哥伦布如此花言巧语，但他的确没能做到这样的事。此外，哥伦布所谓的目的地“印度群岛”的地理方位也颇为模糊。他指的是日本、中国、印度，还是祭司王约翰的领地？

与哥伦布不同的是，达·伽马在起锚之前，费尽心思收集了大量的海事情报。他确信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海岸的卡利卡特是印度次大陆上最富庶的转口港——在他们离开东非海岸后，那里几乎正是西南季风能将他们送达的地方。达·伽马能完成这项惊人的航海壮举，还有赖于两项新发明。

早在1488年，在前往好望角的途中，迪亚士所走的便是恩里克派出去的第一批葡萄牙探险队所开辟的沿海航线。在赤道以南地区，随着南风的增加，前进变得格外困难。在迪亚士返回的1489年与达·伽马启航的1497年之间的8年中的某个时候，一位不知名的航海家终于发现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当达·伽马的船只经过现在的塞拉利昂的海岸时，他们向右拐弯，从近岸海域向几乎正西的方向航行几百英里，到达大西洋的开阔海域。然后，这些船只又逆时针方向航行一个直径为数千英里的半圆，这使得风正好吹在他们的左舷，并慢慢将他们带回好望角。这一弧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达·伽马的舰队一度距离巴西也只有几百英里远。即便如此，他的转动幅度还是不够大，不足以帮助他绕过危险重重的好望角，而只是让他撞上了非洲西南海岸的圣赫勒拿湾（见图7-2）。

图7-2 达·伽马的第一次远航：1497—1499年

达·伽马的小型船队从陆地的视野中已经消失了令人震惊的95天；相比之下，在哥伦布的首度航行中，从加那利群岛到巴哈马群岛的中转，也不过36天。达·伽马的导航技巧是如此出色，以至他测量得出的纬度的误差从未超过2度。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哥伦布的导航向来是出了名的不准确。例如，他曾把古巴错置于北纬42度。

抵达非洲南部海岸后不久，达·伽马的船员们便患上了一种怪病，“他们的脚和手都肿了，牙齿从牙龈上脱落，因而不能进食”。凭借卡拉维尔轻快帆船的卓越性能，他们得以离开近海海域航行长达数月，但这也使得水手们耗尽了体内的维生素C，患上了当时欧洲水手的克星——维生素C缺乏症。幸亏达·伽马的船只及时抵达了繁荣的东非港口，否则他们显然都将死在船上。然而，返航时，他们却没这么走运。

达·伽马的出海准备工作非常完美，但他的商贸计划并非如此。为了让本地商人了解他们想要的商品，葡萄牙人随船带有黄金、香料和象牙的样品，但他们没有带上足够的货物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商品。这究竟是因为无知，还是出于傲慢，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我们永远也无从知晓了。

起初，达·伽马在非洲南部的贸易相当顺利；当地人似乎很中意欧洲产的亚麻布，因而也很乐意用当地的商品交换哪怕只是少量的亚麻布。然而，当欧洲人继续向北行进时，他们开始遇到由穆斯林主导的印度洋贸易市场，市场条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地的商人肤色更淡，说阿拉伯语。在莫桑比克岛上，葡萄牙人遇上了一位穆斯林酋长，他们向酋长献上了

帽子、（丝绸衣服）、珊瑚和许多其他东西。然而，他是如此的骄矜，根本看不上我们的礼物，反倒开口向我们要猩红色的布匹。可我们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于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他。有一天，船长（达·伽马）请他赴宴，奉上了一堆无花果和肉冻，恳求他派出两名向导。

这是头一次，而且不是最后一次，欧洲人有限的航海技能、寒碜的小船、劣质的货物，在当地的统治者眼中根本不算什么。毕竟，当地的统治者出身富贵，运转良好的穆斯林印度洋贸易机器也使得他们早就见多识广。不仅是亚洲的商品使得欧洲客人们望而却步，当地人的航海技术也足以令人叹为观止。正如一位不知名的船员所记载的：

这个国家的船只，形体庞大，甲板齐整。船身一根钉子都没有，木板都是用绳子固定在一起的……风帆是用棕榈垫编织而成的。他们的水手有热那亚人的磁针（磁性罗盘）。他们凭借磁针驾驶、确定方位和参照航海图。

这台巨大的贸易机器的手柄是由穆斯林贸易侨民——波斯商人操控的。例如，在蒙巴萨（位于现在的肯尼亚），葡萄牙人观察到，“这座城市里本来有摩尔人和基督徒的贸易区……后者随着他们自己的领主，分散而居”。最初，当地的苏丹和贸易组织对初来乍到、谨慎而礼貌的葡萄牙人展现出了慷慨的热情，盼望着能达成利润丰厚的买卖。当地商人很快就发现了葡萄牙人着迷于祭司王约翰的传说，并有意利用了这一点——这位伟大的基督徒统治者似乎就在地平线那边，穿过下一个王国，或下一个港口，就能找到。达·伽马的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看上去明显不是穆斯林的人，就一定是基督徒：

这些印度人肤色呈黄褐色，只穿很少的衣服，留着长长的须发，还把它们编成了辫子。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不吃牛肉……船长坐船进城的那一天，这些印度基督徒从他们的船上向我们发起了攻击，而当他们看到（达·伽马）经过时，他们忽然举起双手，欢快地喊起了“基督！基督！”

显然，达·伽马的人把他们误认成了信仰基督教的印度商人。他们当时更有可能叫“克里希纳”，而非耶稣。这样的宗教性的黑色幽默喜剧还将在印度继续上演。葡萄牙人起初一直以为印度是基督徒占多数的国家，只不过他们的教堂（其实是印度教庙宇）充满异国情调，装饰着许许多多衣着暴露的圣父、圣子、圣灵、童贞马利亚和圣徒的形象。

除了宽广的南大西洋，达·伽马的另一项“创新”便是征用印度洋的领航员。据说正是传说中的阿拉伯领航员、中世纪印度洋航行最权威的著作的作者伊本·马吉德引导了达·伽马前往印度的航行，不过，马吉德也因为这项无心的背叛之举而被伊斯兰世界诅咒至今。这位慷慨大方的马吉德被邪恶的葡萄牙人引诱而铸下大错的故事，的确为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增添了几分趣味。不过，马吉德绝不可能当过达·伽马的导航员。实际上，达·伽马的导航员，可能是在马林迪（位于蒙巴萨以北约60英里）雇来的，也可能是绑架来的，是一个古吉拉特人，最终还被带回了葡萄牙；马吉德则是阿曼人，而且他也从未在其卷帙浩繁的回忆录中，提到过任何有关去过葡萄牙的事情。

无论达·伽马有多少美德，他都不是以亲切或温柔的性格而闻名的；他曾命令他的船员们，只要遇到小小的挑衅，便回之以抢掠、绑架甚至谋杀。那两名在莫桑比克找来的导航员，因为涉嫌不忠而遭到了鞭笞。到了蒙巴萨以后，他们俩一逮到机会便逃跑了。葡萄牙人嗜血成性的消息已经在探险队到达非洲航线的最后一站马林迪之前就在当地传开了，当地没有任何一艘船敢于冒险和他们做生意。这可导致了大问题。因为那时，葡萄牙人正处于物资短缺的状态，而且也急需有人指引如何前往印度。因此，在马林迪，紧迫的现实迫使达·伽马表现得相当宽容，他甚至释放了在蒙巴萨和莫桑比克绑架来的人质，以示友好。

1498年4月24日，在马林迪苏丹提供了补给品，并派出了一名古吉拉特导航员之后，达·伽马的三艘小船离开了这座港口城市，夏季风一到，他们便向东北驶进了蓝水。5天后，他们再度跨越赤道，看到了欧洲水手的老朋友——北极星。5月18日，他们看到了马拉巴尔海岸的群山。仅仅23天的时间，他们便跨越了2800英里的开阔海域，距离他们想要去的目的地——卡利卡特——仅偏离了7英里。世界上最残酷的贸易国家终于“发现”了季风的秘密；狼已经进入了羊圈，世界贸易格局也将因此而永远改变。

葡萄牙人所谋求的其实并非建立贸易帝国，而是一种勒索性的贸易保护，迫使当地商人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香料和其他商品，而且不允许和他们以外的任何人做买卖，尤其是穆斯林。贸易保护与劫掠之间的确泾渭分明，葡萄牙人却经常跨过红线。在第一次前往印度的航行中，达·伽马总结出一套精心排练过的流程。船队会一直等着，直到当地人派船来问候；然后，葡萄牙人便将船员抓起来当人质。三艘葡萄牙船的船长——达·伽马、他的兄弟保罗，以及尼古劳·科埃略——则尽可能地留在船上，允许他们的手下在其后的“贸易谈判”中随意使用武力。

在非洲和印度，达·伽马都雇用了来自葡萄牙监狱的流放者。选他们的原因是，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出色，可以用作第一批登陆陌生土地的人。获得第一个登陆卡利卡特的荣誉的流放者是若昂·努内斯，他是一名刚皈依基督教不久的犹太人，能说一些阿拉伯语。他受到了能说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突尼斯人的会见，对方问他：“愿魔鬼带走你的厄运！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努内斯回答：“我们是来寻找基督徒和香料的。”

和东非人一样，印度人对欧洲贸易商品的质量没什么兴趣。为了准备与卡利卡特的统治者——扎莫林会面，达·伽马进献了“12匹（条纹布）、4件猩红色兜帽、6顶帽子、4串珊瑚、一个装着6个洗手盆的箱子、一盒糖、两桶油和两瓶蜂蜜”。这些礼物太过寒碜，估计连位阶最低的基尼扎商人都看不上，更别提印度最繁荣的转口港的统治者了。扎莫林的臣仆看到这些礼物时，忍不住发出嘲笑声，他们告诉达·伽马的信使：“这样的东西是不宜献给国王的，哪怕是麦加最穷的商人，或者印度任何地方的商人，都能拿得出更多礼物。如果真想送礼的话，就应该送黄金。”

扎莫林并不是卡利卡特唯一不喜欢达·伽马的居民。顺理成章地，这个城市强大的穆斯林商人也担心，欧洲基督徒的出现对他们未来的福祉来说可不是个好兆头。一定是他们给扎莫林提议要小心一点儿：他让葡萄牙船长空等了一整天。

事情进展得越来越糟。由于进献的礼品被人瞧不上，船长便索性什么也不带。当扎莫林问他为何空手而来时，达·伽马回答说，他此行的目的是探索未知世界，而非交易。扎莫林尖刻地追问：“他是要探索什么，石头还是人？要是像他说的那样，他此行是来探索未知地区的人的，为什么他空手而来呢？”

如果说达·伽马的商业准备还只是稍显不足，那么他对印度文化和习俗的理解简直糟糕透顶。寒碜的贸易商品、极度的傲慢和葡萄牙人的偏执结合在一起，迫使他们不得不劫持人质，而这又使得他们与穆斯林商人的关系更是急转直下。穆斯林商人可能已经打听到，船长的要求是将他们驱逐出这座城市。最终，只要达·伽马的人经过，穆斯林商人们就会往地上吐一口唾沫，大声咕哝“葡萄牙！葡萄牙”。

值得注意的是，近10年前，佩罗·达·科维良在其史诗般的旅程中，就已经收集到了达·伽马此刻急缺的商业与外交情报。然而，这便是中世纪时期的常态，和迪亚士一样，达·伽马显然也从未收到科维良宝贵的情报。

尽管处境艰难，印度商人和达·伽马的船员之间的商业交易最终还是发生了。虽然穆斯林商人们已经意识到新闯入者所带来的宗教仇恨和致命危险，虽然扎莫林对西方人的礼物不感兴趣，但他的印度臣民并不排斥用香料换取达·伽马的欧洲纺织品。尽管葡萄牙人对他们最好的亚麻衬衫的售价过低（以黄金和白银计算，仅仅是他们在里斯本要价的1/10）而感到沮丧，但他们还是很高兴，毕竟香料入手的价格还是更便宜的。

尽管起初，印度教的扎莫林勉强同意了与欧洲人交易，但他很快就受够了船长的欺诈行为。1498年8月29日，他终于下令打发葡萄牙人的三艘船起锚离开卡利卡特。然而，在逗留的三个月中，葡萄牙人已经慢慢地向船上装上了不少胡椒和其他财物，而且没有按惯例交付关税。

达·伽马第一次印度之行中所遭到的严峻考验非常典型。里斯本出发时的大约170名船员中，只有不到一半返回。大部分都是在印度洋回航时死于维生素C缺乏症。与出发时相比，回航时的发病情况显得严重得多，死亡与生病的人数之多，以至他们不得不抛弃三艘船中的一艘，以确保有足够健康的船员来控制另外两艘。达·伽马的哥哥保罗·达·伽马也在抵达亚速尔群岛后不幸病故。亚速尔群岛已经是船队1499年9月抵达里斯本前的最后一站。不过，没关系。达·伽马的船员们已经在卡利卡特装上了足够多的胡椒、肉桂和丁香，价值是此次探险成本的60倍。而当剩余的探险队成员一瘸一拐地踏上里斯本的土地时，没有人对此次航行付出的生命代价表示怀疑。

葡萄牙王室很快跟进了这项重大的航海与商业成就。大约6个月后，也就是1500年3月，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便带着13艘船和大约1500人再度起航。他在大西洋上进行了一次更为有效的“大转弯”，安然无恙地抵达了好望角以南，还成为第一位访问巴西的欧洲人。这对葡萄牙来说可是件好事，毕竟巴西位于托德西利亚斯分界线的葡萄牙一侧。

这也为后来欧洲的大部分印度探险定下了模式。他们往往在深冬起航，最大限度地利用南大西洋的信风，再利用夏季风穿越印度洋。这样的话，他们大约可以在离开里斯本6个月后抵达印度。（用一位船长的话说，就是“二月的最后一天出发的话，时间足够；要是三月的第一天出发，就已经晚了”。）他们在印度逗留一个秋天，交换商品，修理风帆和船板，随后便趁着冬季风回航。深冬从欧洲起航，的确航行会更快，但往往也更危险，因为这个时间表相当于直接将整个船队在去程期间扔到南半球风暴的风口上。卡布拉尔船队中的4艘船便在南大西洋的风暴中失踪，9艘幸存下来的船只中，只有6艘最终抵达印度。不过，还是没关系。在巨额利润面前，人命贱如草芥；对于贪婪的欧洲而言，为了获得胡椒、肉桂和丁香，几百个生命仅仅是小小的代价。

抵达印度后，卡布拉尔进一步激起了由两年前达·伽马的偏执与残暴酿成的恶性外交风波。在两次航行的间隙，年事已高、骄矜自负的扎莫林已经去世，他的儿子继位。扎莫林虽然起初和达·伽马闹得很不愉快，但最终还是建立了商贸关系。和达·伽马一样，卡布拉尔提出要求，认为葡萄牙人应当获得优先于穆斯林商人的权益。起初，事情进展得颇为顺利；不过，欧洲人从邻近的印度王国劫获了一艘装着大象的船，大象本是要进献给备受尊崇的新任扎莫林的，船上还装满了胡椒与上好的香料。又听说一艘穆斯林的船刚刚装载了满满一船的香料，要开往麦加在红海沿岸的港口吉达，卡布拉尔也劫获了它。因为在葡萄牙人看来，与他们痛恨的“来自麦加的摩尔人”的任何贸易都违反了扎莫林与他们的“协定”。这一系列行径激怒了城里的穆斯林，他们袭击了葡萄牙人的贸易点，54个葡萄牙人丧了命。

葡萄牙人等了一天，看扎莫林是否会派人来给个交代。当他们发现无人前来时，他们便做了最坏的设想——扎莫林本人便是贸易点大屠杀的幕后黑手，并劫获了大约十几艘印度船只，屠杀了船员，炮轰了城市。轰炸持续了整整一天。葡萄牙人随后拔营去了位于卡利卡特以南、与卡利卡特敌对的城市科钦。在科钦，以及卡利卡特以北大约40英里的坎纳诺尔，他们又在他们相对较小的船只上装上了尽可能多的香料。由于担心扎莫林的反击和科钦统治者的背叛，他们便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匆忙到直接将他们的商人遗弃在岸上，也顾不上他们手上还有相当数量的银子与仓储空间可供继续贸易。在回航的路上，卡布拉尔又损失了一艘船。

葡萄牙国王对这位指挥官很不满意——不仅损失了2/3的船只，还引发了与新扎莫林的战争。对于国王而言，这些罪责都还可以宽恕。然而，更严重的是，卡布拉尔买回来的一大批肉桂都是次品。因此，国王决定，最好还是把下一支印度远洋舰队交给达·伽马。1502年，达·伽马率领25艘船起航。

第一次与第二次航行之间的3年时间，并没有让达·伽马成为一个更友好、更温和的船长。如今看来，他这次的计划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商业目的，他要针对两年前在卡利卡特发生的贸易点大屠杀进行报复。他打算截断马拉巴尔海岸与红海之间穆斯林的所有航行往来。1502年9月初，离开里斯本7个月后，达·伽马的舰队在坎纳诺尔附近停泊，守候着穆斯林商船。

大约3个星期后，也就是9月29日，舰队拦截了一艘朝觐船——米里号，船上载有几百名从麦加返回的男子、妇女和儿童。接下来的5天里，达·伽马的船员们慢慢地、不慌不忙地搬空了船上的货物，搜刮了乘客们的财产，并且对朝圣者们提出的放他们上岸后会献上更为丰厚的赎金以保全他们的性命的建议充耳不闻。

在那次航行中，船员、编年史家托梅·洛佩斯写道：1502年10月3日，抢劫停止后发生的事情，“我将毕生难忘”。达·伽马命令在船上放火，所有的乘客，男男女女，在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最后关头，用石头和拳头向达·伽马的手下发起了对抗。注定凶多吉少的穆斯林船员驾船撞上了一艘葡萄牙船只，以避免达·伽马下令炮击米里号，除非葡萄牙人不惜击毁自己的船。随后发生的便是一场激烈的近距离肉搏战。在此期间，穆斯林妇女挥舞她们的珠宝，高举她们的婴儿，希望通过舷窗观察着一切的达·伽马发发善心。但他没有。最终幸免于难的乘客只有一群孩子，他们被掳到了葡萄牙人的船上并接受了洗礼。当然，幸存的还有导航员。

年轻的扎莫林提议讲和。他以外交辞令委婉地表示，米里号的屠杀与抢掠的恶劣程度已经超过了对葡萄牙贸易点的攻击；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吧。这反而进一步激怒了达·伽马。他怒吼着：“创世以来，摩尔人就一直是基督徒的敌人，基督徒与摩尔人向来都是处于交战状态的。”

达·伽马怀着最为不快的情绪抵达了卡利卡特，并对港口进行了比卡布拉尔更为猛烈的轰炸。11月1日，他在桅杆上吊死了数十名作为人质的穆斯林，将他们放下来之后，他又

将吊死的人的头、手和脚砍下来，并全部放在一艘小艇上，附带一封书信。他在信中说，虽然这些人无须对葡萄牙人（两年前在贸易点）的死而负责……要是惩罚的话……等待着那些背信弃义的刽子手的，将是一种更为残酷的死亡方式。

这并非孤立事件。葡萄牙人经常吹嘘说，他们把这些尸体悬挂在被抢掠的穆斯林的帆船上进行打靶练习，然后再把砍成碎块的尸体交给当地的统治者，建议他蘸着咖喱食用。即使在当时来看，这种残暴行为也是非同寻常的。中世纪的基督徒把对无信仰者的诅咒当作一项天经地义的公理；如果犹太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终究会在死后被永恒地炙烤，那么他们在当下就不值得多少同情。

由于葡萄牙人近乎无端的暴行，达·伽马和扎莫林开始了全面的战争。1503年1月，这位印度教统治者引诱船长离开科钦的安全地带，进入卡利卡特的埋伏圈。随后，印度船只又发起了数次直接攻击，但都被击退了。

冬天即将过去，冬季风也即将消失，葡萄牙人终于不得不离开。不过，这一次，他们在坎纳诺尔和科钦设下了永久据点，并留下了几艘舰船，号称印度洋舰队。返航的船只带回去了大量的香料——据估计，大约有1700吨胡椒，另外还有在米里号大屠杀后，在科钦装载的400吨肉桂、丁香、肉豆蔻果皮和果肉。人们口口相传：船长本人带回了价值4万达克特的香料，几乎堵塞了塔霍河。

在1498年达·伽马出现在东非和印度之后的5年里，葡萄牙人不仅获取了利润丰厚的贸易，还在沿途的几乎每一个港口都树了敌。即便他们也在尝试缓和关系，仍然遭受了被排挤出去的穆斯林商人的敌意。新建立起来的香料贸易路线是如此漫长、脆弱而容易受到攻击，葡萄牙人也不得不建立一连串的防御据点以提供军事保护和后勤保障。如今，这些要塞的文化和建筑遗迹，在从亚速尔群岛至中国澳门的广大地区，仍然清晰可见。

葡萄牙帝国的建立，进展迅速。1505年，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受命担任第一任印度总督。他履职的第一站是基卢瓦（现在的坦桑尼亚海岸）。他在攻占基卢瓦后留下了一位阿拉伯傀儡苏丹和一支庞大的驻军。接着，他洗劫了蒙巴萨。当他驶往印度时，他麾下的守备部队又占领了莫桑比克岛。在短短几个月之内，葡萄牙便控制了东非最重要的几个港口。这些新建立的基地和贸易点负责搜刮非洲的黄金，以交换印度的香料。反过来，黄金又是用古吉拉特生产的纺织品购买到的。这样的纺织品、黄金和香料的三角贸易其实并不新鲜；阿拉伯和亚洲的商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从事着同样的贸易。但是对于欧洲人来说，这种贸易模式更为有利，因为他们又额外增加了几段有利可图的印度洋航程，而且避开了绕过好望角的危险航程。

一到印度，阿尔梅达便开始系统地征服马拉巴尔海岸的港口。起初，两大伊斯兰势力——埃及马穆鲁克和古吉拉特邦的统治者——做出抵抗。1508年，他们在现代孟买以南的焦尔港部署了一支联合特遣部队，毁灭性地伏击了葡萄牙舰船。阿尔梅达的儿子也在伏击中丧生。一年后，总督在第乌重创了穆斯林联合舰队以报丧子之仇，这也一举消除了印度洋上欧洲海军霸权的一大威胁。不过，就在此时，再一次，金钱胜过了对宗教的虔诚。威尼斯人为穆斯林反对其基督教兄弟的远征提供了帮助，向古吉拉特-马穆鲁克海军提供了军事顾问。

除了东非和印度的战役，葡萄牙的第三次进攻是由一名海军军官指挥的，他的名字——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比其他任何人的名字都更能象征欧洲在印度洋的征服行动。很快，这位传奇的指挥官便控制了索马里的几个港口和两个对于维系贸易极为关键的岛屿——红海的多文化并存的门户索科特拉岛，以及波斯湾看门犬霍尔木兹岛。虽然霍尔木兹岛只是一个以沙子、石头、盐和硫黄而闻名的干燥荒岛，但它是兵家必争之地。当精明强干的阿尔布克尔克被调往印度担任总督时，霍尔木兹的居民把葡萄牙人赶了出去。这迫使他不得不在几年后卷土重来。

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挺进计划并不顺利。当阿尔布克尔克于1508年抵达印度时，阿尔梅达拒绝承认新总督的任命，并将阿尔布克尔克关了好几个月，直到另一支舰队带着确认性文件从葡萄牙而来，阿尔梅达才承认新总督。富有、强大且充满敌意的卡利卡特一直顽强抵抗，而已经落入葡萄牙手中的科钦作为港口又明显不够用。阿尔布克尔克的目光终于落在了果阿上。1510年，他征服了果阿，并在那里建立了印度总督辖区的行政总部。该总督辖区涵盖了葡萄牙在亚洲和非洲的所有殖民地。

接下来的任务是保障亚丁的安全。安全得不到保障的亚丁，对于阿尔布克尔克而言犹如芒刺在背，对方可以直捣总督辖区的心脏地带。这座被围墙环绕的城市建在海岸山脉中的一座死火山顶上，扼守着“悲伤之门”——曼德海峡。绝大部分运往欧洲的亚洲贸易货物都取道这条海峡。海峡对岸的阿比西尼亚，向亚丁输送奴隶、象牙、咖啡和所需的粮食。从东面山脉的山谷而来的船只运来了熏香和上好的阿拉伯马。吃水很深的大货船则满载着货物向北航行，一直到红海中段的吉达。在那里，大量的胡椒、丁香、肉豆蔻，古吉拉特精美的棉织物，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以及其他珍奇商品会被转移到小船上。这些小船更能应付红海北部与苏伊士湾的浅滩和岛礁。

尽管葡萄牙人控制了印度的许多香料贸易中心和霍尔木兹，但他们并未掌控亚丁。因此，机敏的穆斯林和印度教水手便可以轻易地绕过伊比利亚人的据点，沿着毫无戒备的红海航行到埃及：不掌控亚丁，葡萄牙的香料垄断便无从谈起。

阿尔布克尔克从未征服亚丁。起初，他认为拥有索科特拉岛便足以封锁曼德海峡。然而，事实证明，索科特拉岛距离海峡太远，他的目的很难达到。占领索科特拉岛仅仅几年后，他便放弃了该岛。1513年，他终于蓄势对亚丁发起了直接攻击，但惨遭失败。随后，他只能继续沿着红海北上，直到风向改变，才不得不回到他在印度的总督驻地。十字军的沙蒂永的雷纳德于公元1183年从北部向亚丁发起过短暂攻势。自那之后的三个世纪以来，阿尔布克尔克的这次不成功的红海行动，可谓西方在这条重要水道上发动的首次实质性的军事行动，下一次军事行动发生在300年后。

不过，总督仍旧梦想着掌控曼德海峡。如果亚丁不能到手，占据海峡的阿比西尼亚一侧的马萨瓦岛也行。和亚丁一样，也正如世界上其他的所有战略港口那样，马萨瓦长期掌握在穆斯林手中，是8世纪时穆斯林从信仰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人手中夺取的。阿尔布克尔克在1515年给葡萄牙国王的信中写道，如果他能夺取马萨瓦，该岛就可以在附近的祭司王约翰的帮助下，维持供给、武装，并脱离穆斯林的掌控：

我们已经解决了印度的所有问题，唯有亚丁和红海的问题仍需解决。上帝保佑我们能在马萨瓦——祭司王约翰的港口——安顿下来。

写这封信的三个月后，阿尔布克尔克便去世了。由于未能夺取亚丁，葡萄牙人不得不选择了次优方案。他们只能在印度部署封锁曼德海峡的海军力量，借助每年的冬季风，定期阻截海峡的商贸与朝圣舰船。然而，由于距离遥远、军舰数量有限，加上派遣军舰的巨额开销，葡萄牙人的海上禁运从未成功。

1538年，奥斯曼帝国吞并了亚丁，葡萄牙人垄断香料贸易的机会窗口也随之彻底关闭。历史学家认为，对于葡萄牙船长和殖民官员而言，比起竭力全盘掌控曼德海峡，默许亚洲商人在海峡中转其实更加有利可图。相比之下，在亚丁的葡萄牙堡垒指挥，是一份既难受又危险，而且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阿尔布克尔克的穆斯林对手是伟大的奥斯曼海军将领皮里·雷斯。对葡萄牙人来说，不幸的是，皮里·雷斯的军事生涯要长得多。在他效命于苏丹的几十年里，他用骚扰、诱骗、迂回包抄等手段与他的欧洲对手周旋，纵横于红海、印度洋和波斯湾。不过，他在90岁时被奥斯曼帝国的巴士拉总督公开斩首，原因是他拒绝在波斯湾北部为针对葡萄牙人的敌对行动效力。

雷斯之后的奥斯曼海军将领们依旧延续着他的传统，经阿拉伯南部与也门，突袭并偶尔攻占葡萄牙人的基地，甚至远至马拉巴尔海岸。有一次，在东非通行斯瓦希里语的港口，土耳其人仅凭一艘军舰就将一整批自命不凡的葡萄牙士兵从港口的堡垒和贸易据点中驱逐出去。然而，无论是伊比利亚人还是实力更为雄厚的奥斯曼帝国，都无力全面掌控亚洲和欧洲之间的海上交通。很快，葡萄牙人就会发现，又有新的竞争对手向他们发起了挑战。

1505年，一对年轻的葡萄牙表兄弟、末流贵族——斐迪南·德·麦哲伦与弗朗西斯科·塞朗，决定去印度碰碰运气，寻找致富的机会。他们俩混进了阿尔梅达的舰队，与成千上万的士兵和水手一道出了海。他们后来的冒险经历，在现代人看来可谓精彩纷呈，而在当时却颇为寻常。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相互借鉴，彼此启发。最终，他们两人将改变整个历史的进程。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麦哲伦参加了无数场战斗，并在几次战斗中负伤，其中便包括1506年的坎纳诺尔海战。当时，阿尔梅达成功击退了扎莫林与马穆鲁克苏丹组建的联合舰队的进攻。也正是因为这场战役，负伤的麦哲伦被遣送回国。不过，在体验了东方的历险与机遇之后，麦哲伦发现葡萄牙的社会氛围是如此令人窒息。于是，他与塞朗一道，加入了下一批印度舰队，重返大海。

他们这次的远征队要比1505年的舰队小得多，但这次远征的重要性并未降低。葡萄牙国王下令，远征的指挥官洛佩斯·德·塞凯利亚至少要与马六甲建立起贸易关系。亚丁岛扼守着印度洋西侧欧洲、埃及与土耳其的贸易流量，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马六甲之于印度洋东侧，正如亚丁之于印度洋西侧——马六甲海峡是一个狭窄的漏斗，来自香料群岛、中国和日本的大量奢侈品都是通过这个漏斗流出去的。1509年4月，船队抵达科钦，进行补给与修整。8月19日，船队在夏季风的帮助下，开始向东挺进欧洲水手尚未抵达的未知海域。不过，仅仅23天后的9月11日，船队便抵达了马六甲。

那天，葡萄牙人和亚洲人一定经历了一段惊奇、揣测、好奇与恐惧相混合的复杂感受。即便首先见识了印度的胜迹，欧洲人在到达热带时，面对秀美的热带风光、巨大的财富、规模庞大的贸易舰队、繁多的商贾，以及几十种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多元文化，其惊叹之情也未被削减，更不用说他们早已知道这一切很快都会为他们所有，以及他们可能为此付出的可怕代价了。马六甲的贵族与商人团体，也同样震惊于他们的出现。到目前为止，马六甲人虽然只见过寥寥无几的欧洲人——然而，他们早已耳闻葡萄牙人的残暴。

表面上，一切都显得平静而亲和。葡萄牙水手们在舰船上与修理厂中经历了几个月的艰苦生活，一下子面对着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港口城市，他们的喜悦之情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美味多汁的食物、甘甜可口的醇酒、异国风韵的姑娘，一切都是那么美好。5艘葡萄牙舰船懒洋洋地停泊在港口。数以百计的笑容满面的马六甲人，从他们的小筏子上爬上葡萄牙大船，兜售着土产。面对这样的情景，葡萄牙舰队的一位船长加西亚·德·索萨却不禁担心起来，他嗅到了伏击的可能性。于是，他派遣最有经验、最可靠的水手麦哲伦去旗舰向塞凯利亚发出预警。当麦哲伦登上旗舰时，他发现船长正在下棋，而每一位棋手身后都有一名提着马来弯刀的本地人。那种马来弯刀便是名闻遐迩的利器——克里斯。他悄悄地向塞凯利亚发出警告，塞凯利亚随即派出一名观察员查看情况。

就在那一刻，作为攻击信号的一股青烟也突然从王宫里冒了出来。最终，船队虽然得救了，但也只是勉强维持了下来。塞凯利亚、麦哲伦和其他葡萄牙人在马来人出手之前便迅速将他们遣送出会客室，将假扮成货郎的当地人扔出了甲板，并用大炮击沉了他们的筏子。

被马六甲的热带风情吸引到岸上的船员就没那么幸运了。许多人试图逃跑，但无济于事，因为马来人早已偷走了他们的小艇。那天，岸上的葡萄牙人之中只有一人侥幸逃生，那就是弗朗西斯科·塞朗。就在他被当地人逐渐围拢起来，大限将至之时，他的表兄弟麦哲伦划着船，将他从沙滩上拖了回来。很快，探险队的幸存者便匆忙离开了。

迄今为止，麦哲伦已经见识了足够多的行动，也充分熟悉了航海，但对于印度总督行政总部而言，他的英勇表现还谈不上多么杰出。当然，马六甲事件还是为他带来了嘉奖与晋升。1510年，阿尔布克尔克亲自委任麦哲伦为军官，并让他在直属总督的舰队服役。该舰队次年成功占领了马六甲，获得了一座富庶程度堪比君士坦丁堡或威尼斯的城市。出于西方人固有的占领海上交通枢纽的执着，葡萄牙人本能地扼守住了中国、日本，当然还有香料群岛的贸易咽喉。这一范围甚至还可以沿着摩鹿加岛链扩展到马六甲正东约1800英里之外的地方。

在取得这次无与伦比的大捷之后，这对表兄弟也就此分道扬镳了。麦哲伦已经心满意足。他在马六甲分到的香料和其他战利品，数量已经足够。他的名声也已经为人所知，至少他自己认为如此。最重要的是，他还活着。他将他的奋斗都换成了钱，带着在马六甲买来的一个马来人奴隶回了家。关于他的事迹，正如我们所了解的，我们之后还会听到更多。另一方面，塞朗决定为了财富再搏一把。这次，他将担任一艘船的船长，这艘船被编入阿尔布克尔克麾下的一支由三艘舰船组成的分舰队。该舰队由安东尼奥·德·阿布雷乌率领，目的地为香料群岛。

阿布雷乌、塞朗和他们的船员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的好运气。在班达岛和安波那岛，他们用手镯、铃铛和其他小饰品，买到了大量丁香、肉豆蔻果皮和果肉，装满了船舱，之后便迅速起航返回。然而，阿布雷乌生性贪婪，他装载的香料太多以至超载，而由塞朗指挥的那一艘船也因此而碎裂，塞朗等人也不幸被困在一处礁石上。塞朗十分勇敢，他率领幸存者积极自救，并最终返回了安波那岛。军事程序要求他必须以可能的速度返回马六甲，接受国王的处置。然而，到这一刻，和他的表兄弟一样，他也已经触及了他的极限。他已经为了国王的荣耀遭遇了太多危险。效命于国王的艰辛与安波那的热带风光、原住民的友好热情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疲惫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了颠簸了。最终，他再也没有回到葡萄牙，而是留在了当地，成了特尔纳特岛的君主的军事顾问，并且心满意足地与年轻的妻子、一屋子的子女和奴隶，幸福地度过了余生。

塞朗并没有完全切断他与家乡的联系。首要的一点是，他一直维持着和他的表兄弟，也是救命恩人的书信往来。在万国邮政联盟成立和制定《伯尔尼条约》的几个世纪前，塞朗的信不知是如何从不为欧洲人所知的地方抵达欧洲的。除了恳求他亲爱的表兄返回东方与他一起享受尘世天堂，他还附上了详细而准确的航海信息与商贸数据。不久之后，麦哲伦对香料群岛的了解便远胜其他任何一个欧洲人了。他为此制订了一项计划，以充分利用他所获得的知识。在给他的表兄弟塞朗的最后一封信中，他承诺将会与他会合，“即使不借助葡萄牙王室的支持，也会用其他的方法”。

当麦哲伦于1512年回到里斯本时，他发现自己成了一个陌生人。在一座深陷于香料贸易所带来的惊人财富的城市里，他只不过是一个从殖民战争中退伍的默默无闻的老兵。作为宫廷中的一名低阶侍从，每日逢迎权贵，他感到无聊而不适。于是，他再度出海，加入了一支前往摩洛哥的军队。在那里，他经历了更多的战斗，也多了一处更为严重的伤口。这一次的膝盖撕裂，使得他无法再战斗。随后，就在他又被指控在军需官任上偷窃，即将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的时候，麦哲伦决定溜之大吉，逃回里斯本，亲自在国王面前为自己的案子辩护。国王曼努埃尔拒绝了他的面见请求，并命令他返回摩洛哥接受审判。他服从了命令，接受了审判，最终被无罪释放。

正如那个时代所有自尊心强烈的征服者一样，麦哲伦从未在任何人面前，甚至是他的君主面前战栗过。遭遇了这一切之后，他没有闭上嘴巴，也没有老老实实地开始领取退休金。相反，这位忠心耿耿的臣民，曾经为了国王和国家而数度直面那个时代最为冷酷的恶魔，再次要求面见曼努埃尔。这一次，请求得到了允许。可能是在曼努埃尔的堂兄若昂二世当年拒绝哥伦布的房间中，曼努埃尔接见并拒绝了麦哲伦的提议。因为，葡萄牙同样负担不起这项耗资巨大的计划。

与哥伦布不同的是，麦哲伦脑海中并没有什么伟大的发现或者征服计划。他所求的无非是在他可怜的退休金中增加一笔收入，以及将他在宫廷中的地位提高到超过现在正凌驾于他之上的无知后辈。麦哲伦还要求获得一项与他的勇敢、他对王室的奉献、他的能力和他丰富的经验相称的职位：一艘驶往印度的舰船的指挥官。

三项要求都遭到了拒绝。惊愕中的麦哲伦问曼努埃尔，既然葡萄牙已不再需要他的效劳，那么他是否可以自由地前往其他地方寻找雇主。曼努埃尔只希望尽快摆脱这个自命不凡、盛气凌人且不知满足的家伙。曼努埃尔回答，他的离去对葡萄牙不会有任何影响。

麦哲伦在宫廷中又沉着地待了一年多，等待着他的时机，同时也勤奋地从皇家图书馆里搜集葡萄牙最近的远征亚洲与巴西的图表和日志中的有用信息。他对南美洲的海岸尤为感兴趣。

他还与一位才华横溢的地理学家、天文学家鲁伊·法莱罗建立了合作关系。法莱罗立即意识到了麦哲伦的非凡技能，并帮助其填补了其中一块空白——他缺乏航海方面的专业知识。这两个人之中，到底是谁策划了首次成功环球航行的计划，至今仍然是个谜，但不知何故，他们成功推断出在南美洲的末端有一条“南方海峡”，大约位于南纬40度。正如非洲的好望角引领人们前往印度群岛一样，这条海峡也会引领人们前往印度群岛，只不过航行方向相反。

正如哥伦布低估了地球的周长一样，麦哲伦设计的这条航线也显得过于乐观。在日后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与其下方的海角之间，有一片长达1000英里的凶险海域，而这里并不是温暖而平静的南纬40度地区。和哥伦布的误判一样，这一误判也给了麦哲伦继续推进他的计划的勇气。最后，与哥伦布仍旧一样的是，斐迪南·德·麦哲伦在西班牙宫廷中得到了支持和鼓励，他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卡斯提尔语的拼写方式与发音：费尔南多·德·麦哲伦。这便是那位为英语世界所熟知的费迪南德·麦哲伦。

这一次，西班牙王室很容易就被说服了。20年前，《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将教皇原定的分界线向西移动了800英里，以维护葡萄牙在非洲的利益。麦哲伦煽动西班牙人，要让葡萄牙为此付出代价。自从条约把地球一分为二以来，东半球的分界线也向西移了800英里，现在大约是东经135度。在麦哲伦看来，这其实将香料群岛转移到了西班牙所属的区域。在他于1517年秋天抵达西班牙后的短短几个月之内，他就为自己的计划赢得了支持。两年后，他麾下由多国水手组成的舰队便起航进入了大西洋。这一次航行将是目前所有的航海征途中最惊人、最危险的一次。

在265名船员中，最终只有31人没有丧命于菲律宾人和葡萄牙人之手，没有死于维生素C缺乏症，没有在中途放弃，完成了环球航行。历史上最凄惨的巧合之一是，这对表兄弟仅仅在相隔数百英里的地方于几个星期内同时遇害。麦哲伦在麦克坦岛的海滩上死于菲律宾人的梭镖，而塞朗则在卷入两个主要出产丁香的岛屿特尔纳特和蒂多雷之间的世仇后，被一位当地苏丹毒害。

这次环球航行中最引人注目的传说是关于一个奴隶的，人称“马六甲的恩里克”。他是由麦哲伦于1512年带回里斯本的。在环球航行的大西洋与太平洋段，他尽心伺候着他的主人，并被允诺在主人死后便可以重获自由。然而，麦哲伦被杀后，他并没有被释放。一怒之下，他便逃走了。虽然他的出生地及生平都不为人所知，但他可能是第一个环游世界的人。

在环球航行起航时的5艘船中，只有2艘船人员配备齐全，在当地向导的领航下，最终抵达了蒂多雷。船员们在船舱中装了太多丁香。当地的苏丹（正是毒死了塞朗的那位）注意到船的吃水太深，于是建议他们不要鸣炮告别，以免导致船身碎裂。

这2艘船只中只有1艘——维多利亚号——完成了环球航行。不过，它从蒂多雷载回来的26吨丁香却支付了整个探险队的费用。西班牙国王授予了指挥最后一艘残破船只返航的西班牙指挥官胡安·塞巴斯蒂安·德·埃尔卡诺一份养老金和一枚由两根肉桂枝、三颗肉豆蔻和一打丁香组成的盾形纹章。

16世纪早期，谁控制这些零零散散的火山小岛，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来说，可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当麦哲伦起航的消息传到里斯本时，国王曼努埃尔担心葡萄牙对于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的垄断地位会受到威胁，开始惊慌起来。由于麦哲伦航线的具体情况被当作机密，葡萄牙甚至不知道西班牙舰队到底是向东还是向西航行的，因此，曼努埃尔也不知道到底向哪个方向派遣他的舰队。最终，他向阿根廷、好望角和马六甲三处都派遣了舰队，希望能追踪到西班牙舰队的去向。最终，葡萄牙人只找到了麦哲伦舰队的一艘船特立尼达号。在蒂多雷的时候，比起维多利亚号，特立尼达号需要更全面的修缮，错过了回航的冬季风，不得不尝试以几乎自杀般的方式向东穿越太平洋回航。到达日本北部的纬度后，筋疲力尽的船员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计划，又回到了摩鹿加群岛。在那里，他们又不幸被赶来的被葡萄牙人俘虏并囚禁。当然，葡萄牙人终究还是来得太晚了，没能抓住维多利亚号。特立尼达号上的水手中，只有4人最终回到了西班牙。

曼努埃尔本不必担心。尽管西班牙人确实在蒂多雷设下了一个小贸易点，但特立尼达号和维多利亚号上的导航员在那时可能已经意识到麦哲伦和法莱罗最初的计算是不准确的。这意味着，香料群岛很遗憾地仍旧位于葡萄牙所属的区域内。（其实菲律宾也应当是归属于葡萄牙的，不过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在1565年抢先入侵了这里。）直到250年后，经度才被精确地测量以确定这些岛屿的位置，而到那时，肉豆蔻果皮和果肉、丁香也已经变成了廉价的平常之物，无足轻重了。

在得知葡萄牙的这次悲惨的旅程后，西班牙王室意识到，与环球航行相比，即便是那么漫长、危险而昂贵的好望角航线，看起来也只是小菜一碟。因此，控制了好望角航线的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相比，拥有不可逾越的优势。最终，外交上的束缚，以及向香料群岛派遣船只的高昂成本，让西班牙不得不打消了香料贸易的主意。此时，西班牙的查理五世刚刚迎娶了葡萄牙新国王若昂三世的妹妹，因此西班牙需要与葡萄牙保持友好关系。此外，西班牙的军事冒险使得自身长期负债。对于西部邻国，西班牙在借贷与和平的双重诉求的作用下，于1529年以35万达克特的价格将其对香料群岛的所有权卖给了葡萄牙。

葡萄牙人虽然摆脱了与西班牙人的竞争，但仍需对付亚洲的贸易大国。葡萄牙人口少，资源有限，根本无力掌控整个印度洋。即便是在香料群岛这一相对较小的范围内，也有太多出产香料的树林、太多的海滩、太多原住民的筏子和太多贪腐的殖民官员，这些官员愿意仅仅为了几枚金币或几袋肉豆蔻而对一些行为视而不见。最终，由于缺乏人力，葡萄牙只能在摩鹿加群岛勉力维持一个残破的贸易站。结果，在欧洲卸下的丁香中，只有约1/8是用葡萄牙船只进口的。肉桂的垄断则更为艰巨，而胡椒则根本不可能被垄断。因为，后者不仅蔓延于整个西高止山脉地区，还分布在苏门答腊岛。

葡萄牙人唯一现实的机会是阻止装满香料的穆斯林的船只过路埃及并最终抵达欧洲，而这也依赖于他们能否封锁红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也是办不到的。在阿尔梅达和阿尔布克尔克于印度洋西部建立基地后的最初几十年里，葡萄牙人似乎的确成功阻截过曼德海峡的海运交通。不过，殖民地官员与海军军官很容易被买通。正如一位威尼斯外交官所观察到的那样，香料

能否通关是由主管的葡萄牙士兵决定的……主管红海海关的葡萄牙士兵往往为了一己私利而违背他们国王的旨意，因为葡萄牙士兵们只能通过出售肉桂、丁香、肉豆蔻果皮和果肉、生姜、胡椒与其他草药在该地区谋生。

理所当然地，威尼斯一直责令其外交官不断追踪葡萄牙人的动向。用托梅·皮雷斯的话说，葡萄牙一直在用他们冷酷而贪婪的双手牢牢扼住他们在马六甲和其他地方漫长而纤细的咽喉要道。威尼斯商人听到达·伽马返回葡萄牙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当初最坏的预想变成了现实：威尼斯的香料贸易在1498年之后的几十年里迅速暴跌，大约跌了3/4。然而，暴跌并不是葡萄牙封锁的结果，而是新航线的开辟的结果。现在，大量的香料正从非洲的好望角流向里斯本，再流向安特卫普，那里是欧洲北部的哈布斯堡王朝境内日益繁荣的主要贸易中心。1497年，当达·伽马离开里斯本开始他的第一次航行时，欧洲人每年消耗的胡椒量不到200万磅。到1560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六七百万磅。

比起来自好望角航线的竞争压力，也许对威尼斯的香料贸易更为有害的是威尼斯与不断对外扩张的奥斯曼帝国之间关系的恶化。在16世纪的头几十年里，土耳其人不断将装载着奢侈品的威尼斯快船驱逐到远海，使其远离他们的沿岸航线。即便如此，流向埃及的香料，也是在1500年后葡萄牙的第一波扩张中，才迅速枯竭的。不然，威尼斯商人总能在开罗和亚历山大轻易找到堆积如山、价格公道的香料——只要他们能够到达那两座城市。

16世纪60年代，威尼斯已经重建了与土耳其人的贸易关系。此时，一方面，曼德海峡、红海和埃及都已经处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欧洲对于奢侈品的需求也日益旺盛，与达·伽马开辟好望角航线之前相比，通过威尼斯人流入欧洲的胡椒也多了起来。与君士坦丁堡重修旧好的并非只有威尼斯；法兰西人和日耳曼人的王国也与奥斯曼帝国频通款曲，而他们的舰船很快就迫使威尼斯船只靠边站了。

正如威尼斯人担心过葡萄牙人的扩张一样，葡萄牙人也对穆斯林的贸易网络的力量有所忌惮。如今，很难想象，16世纪时的葡萄牙在印度洋中最强大的对手竟然是苏门答腊岛西部的亚齐。如今的亚齐还是因为2004年的大海啸为人所知的。因为亚齐地处偏远地带、发展程度欠佳，所以在海啸中受灾颇为严重。然而，16世纪中期时，亚齐是一个商业强国，向来有着远洋航行的传统。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传统，其南岛民族的祖先才得以广泛分布于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亚齐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葡萄牙控制印度洋的过程为什么如此艰难。亚洲的船只往往会避开马六甲和果阿。毕竟，谁都不想摊上一个由腐败而贪婪的苏丹掌控的港口。相反，商人们都更希望能在进行诚信交易的港口中转。而16世纪中叶，亚齐便是这样一个出色的中转港。

亚齐在整个印度洋及印度洋以外的地区都很有影响力。在其贸易范围的东端，葡萄牙在香料群岛成功地展开了竞争，并通过行动敏捷的桨帆船多次对马六甲群岛发起毁灭性的袭击，颇有震慑效应。在西端，亚齐与奥斯曼帝国的密切关系更是让葡萄牙人担惊受怕。

中世纪时期，间谍们时常在码头和仓库中游荡，就像冷战时期特工们观察导弹和核设施一样。1546年，葡萄牙驻威尼斯的两名特工发回消息说，65万磅的香料（足以满足欧洲一个月左右的需求量，且最终目的地是威尼斯）已抵达开罗。这批货物大部分进口自亚齐。亚齐每年向西方出口多达700万磅的胡椒，大约相当于整个欧洲的消费量。即便其中的一部分可能出口到奥斯曼帝国，也表明亚齐及其合作伙伴威尼斯，对印度洋香料贸易的掌控程度要比葡萄牙大得多。

葡萄牙间谍报告说，“这些亚齐人算得上最频繁地从事商业贸易和海上导航的人了”，也正是因为他们，各地的香料市场才会供过于求，价格下跌。葡萄牙间谍还指出，亚齐人派遣过使节到君士坦丁堡面见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要求以珍珠、钻石和红宝石换取奥斯曼派遣军械专家。据一位葡萄牙观察员称，亚齐苏丹黎阿耶特·沙·汗“一直在想着如何占领马六甲，为此每晚在床上辗转反侧”。

葡萄牙人意识到，除非他们破坏亚齐—奥斯曼帝国—威尼斯这一贸易轴心，否则他们的香料帝国将会不可避免地逐渐消亡。于是，他们制订了扫荡红海和入侵亚齐的宏大计划。为了后一项目标，他们需要与他们痛恨的西班牙人的马尼拉舰队合作。然而，一切都功败垂成。因为，葡萄牙人根本没有足够的人力，没有足够的船，也没有足够的钱来维系香料贸易的控制权。一位葡萄牙观察人士记载道，爪哇船只可以自由地运输丁香、肉豆蔻果皮和果肉，穿过马六甲海峡，前往亚齐。整个过程中，“我们都无法阻止他们这样做，因为我们在当地根本没有舰队可以调动”。更糟糕的是，苏门答腊岛以南还有一条替代航线，可以向北穿过巽他海峡（在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之间）抵达亚齐。这一航线完全处于葡萄牙人的控制范围之外。

16世纪，正当葡萄牙在香料贸易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被削弱之时，亚洲东部的情况却逐渐好转，至少暂时来看是这样。偶尔，人类的贸易欲望会打消战争和种族主义的念头。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一直因为后者的海盗威胁与沿海劫掠而受阻。明朝皇帝下令禁止与日本建立任何商业关系，也因此失去了日本矿山出产的白银的一个重要的出口市场。随着出口市场的丧失，日本的银矿工人眼睁睁地看着银子的价格和他们的收入开始下降。此外，尽管日本人也生产丝绸，但他们还是更青睐来自中国的产品。然而，由于禁运，中国产品在日本的价格也开始日益飙升，高得惊人。不过，就算中日之间不能展开直接贸易，双方至少还能和葡萄牙人做生意。

多么好的一笔买卖啊！在阿尔布克尔克于1511年征服马六甲之后，葡萄牙人也随即积极展开了与中国的贸易。仅仅10年后，他们便试图占领广州，被明朝的一些小型海岸护卫舰成功阻挡。1557年，他们在澳门获得了立足点。

大约在葡萄牙驻印度总督府在澳门建立据点的同时，葡萄牙商人也开始在日本南部的九州岛开始了贸易。由达·伽马的儿子杜阿尔特指挥的一艘船从日本向澳门运进了大量的白银，为在中国的葡萄牙贸易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憾。一名成员曾叙述道：

10~12天前，一艘来自日本的大船抵达了这里，赚了一大笔，以至现在所有在中国的葡萄牙人和商船都打算去日本。他们希望先在中国的海岸过冬，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第二年5月出发前往日本，因为其航向正与去日本的季风风向相吻合。

葡萄牙人可谓中了一项和香料贸易一样丰厚的大奖。1571年，印度殖民地政府在长崎也建立了永久性的港口设施——由耶稣会会士运营，以便更好地经营这一转口贸易。起初，王室是为了酬谢葡萄牙文武官员的杰出成就，才向他们颁发从印度到日本与中国澳门的航行许可证的。不过，葡萄牙很快意识到了中日白银与丝绸贸易的巨大潜力，并试图竭力攫取最大价值：它将只允许数量有限的船只（一开始是一年一艘，在17世纪初逐渐增加到每年数艘）沿着这条航线航行。被许可方则需要为此支付数以万计的克鲁扎多（1克鲁扎多与1达克特大致等值，折合今日的货币约为80美元）。作为回报，被许可方将在澳门装上生丝和丝绸制成品，在长崎装载白银，每一艘船都是满载，连船舷上都堆满了货物。两个港口的当地商人都期待着这些“大船”，两个港口也都从这些远航中赚得盆满钵满。据估计，一次往返货运的回报为20万达克特——超过葡萄牙当年向西班牙赎买其永久放弃对香料群岛所有权的金额的一半。

起初，这些货船与这一时期典型的商船差不多，通常是约500吨左右的大帆船。16、17世纪之交时，它们已经发展成2000吨的庞然大物，是当时最大的海运船型。押运货物并实际进行贸易的葡萄牙商人，很可能也得到了持有执照的船长的丰厚报酬。一位初到日本的荷兰游客记录下了一艘“大船”抵达长崎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从澳门驶来的货船上通常有大约200名或更多的商人，他们在船到港后上岸。他们每个人都会搞一套房子，和他的仆人与奴隶一起住进去。他们花钱大手大脚，对于任何东西都不觉得贵。有时他们会在长崎待上七八个月，花费可以高达25万~30万（盎司的白银）。当地百姓也从他们的消费中获利颇丰。这也是当地人仍然对他们很友好的原因之一。

正如在亚洲其他地方所发生的那样，葡萄牙人最终还是因为过度的宗教热情而落败。面对耶稣会逐渐从长崎渗透到九州，不断诱使当地日本人皈依基督教的情况，“大船”贸易开始后掌权的早期德川幕府颇为不满。在基督教于1637—1638年间领导的岛原起义之后，德川幕府驱逐了所有传教士。一支葡萄牙代表团随即由澳门出发，想要请求日本改变决定。当代表团抵达时，其成员全被砍了头。

除了“大船”贸易，葡萄牙几乎不能有效控制印度群岛任何一处的海上贸易。因此，他们不得不诉诸武力以维护自己的利益，有时甚至直接发动突袭。他们的保护性勒索制度名为“卡塔兹”，即通行证。亚洲商船都会被威胁购买卡塔兹，否则船只会遭到葡萄牙人的扣押，甚至还会更糟。

实际上，葡萄牙人甚至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执行卡塔兹制度。通行证本身其实仅以象征性的价格出售。通行证只是作为一种手段，诱使亚洲船只停靠在葡萄牙人控制的港口，并向葡萄牙缴纳入港关税。例如，1540年，一艘古吉拉特船被扣押。原因是该船的卡塔兹上明确地写着其最终目的地为波斯湾，而其当前在印度洋远海的位置则与其应当航行的路线并不相符。低廉的关税（约为货物价值的6%）本身就是葡萄牙无力控制印度洋航运的证据。尽管亚洲商人不情愿地在霍尔木兹—古吉拉特—马拉巴尔—马六甲航线上购买了卡塔兹，但他们很快就了解到，如果直接往返于亚丁和亚齐之间，便无须购买了。这条航线完全可以在一个季风周期中走完，而且它在印度洋南部很远的地方，葡萄牙巡逻队根本无力到达。

尽管葡萄牙王室和它宠爱的商人精英们从香料、丝绸和白银贸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葡萄牙人还是延续了伊比利亚的伟大传统，走向了破产：宫廷的奢侈享乐与军事冒险都导致了巨额花费。即使是在今天，这个欧洲最小的王国能在从巴西一路向东至中国澳门的广大区域内部署远洋海军，也是令人无法想象的。葡萄牙还要求诸如卡利卡特等马拉巴尔商业枢纽驱逐所有穆斯林商人。然而，这些商业枢纽根本不在其掌控之中，这一要求看起来像是痴人说梦。

或许，如果葡萄牙当初能将其资源用于贸易，而不是用在卡塔兹制度、战争舰队和港口的军事堡垒上，葡萄牙便可能经由好望角，向欧洲输送足够多的香料、丝绸、上好的棉花、瓷器和珍珠，并使其自身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虽然葡萄牙王室及其青睐的商人和船长们从香料贸易中获得了巨额财富，这个国家本身却因为要支撑一个全球性的帝国，而付出了惊人的军费开支，并最终走向了破产。葡萄牙的全球帝国一度被称作“热那亚人的印度群岛”，因为葡萄牙长期负债。债主多为意大利商人与德国富格尔家族旗下的银行，该家族也是葡萄牙王国的主要债权人。

即使是在16世纪，葡萄牙也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大部分人口都是勉强维持生活的农民，几乎没有过剩的资本，也没有运转良好的信贷市场，因此很难为远洋探险提供船只、水手、白银和贸易的货物。葡萄牙人在支付了人员和船只等必要费用后，便会陷入现金短缺的困境，无力购置白银和贸易商品（用于船队最终抵达印度后购买香料）。例如，1523年，当时距离其他欧洲人能够在亚洲挑战葡萄牙人的时间还有几十年，特尔纳特岛上的王室贸易站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哪怕是以当时摩鹿加群岛普遍的低廉价格，也无力买入一整船的丁香。最后，实际上，这批货物由一名葡萄牙商人买下。80年后，当荷兰人带着一捆捆精美的佛兰德织物和一箱箱银币出现的时候，当地的胡椒和香料商人便蜂拥奔向了他们。荷兰人携带的大部分银币，其实都是由西班牙在墨西哥城和利马铸造的，这一点在阿姆斯特丹、马德里和里斯本引起了注意。

更糟糕的是，尽管一名印度殖民政府的士兵可以像弗朗西斯科·塞朗一样，通过军功获得财富和权力，但这条道路漫长而艰难，结果也并不确定。印度殖民政府使得像麦哲伦这样有能力的人感到沮丧，而且任何高阶职位的任期都只有三年时间，那些野心勃勃、勇敢无畏且有幸获得这些职位的人（或者一开始就有足够的财富去购买这些职位的人），往往会充分利用他们36个月的任期，压榨当地的商人、他们自己的军队，甚至王室本身。

船沉没后，塞朗于1512年到达特尔纳特岛。当地苏丹几乎把他当作神一样对待，因为这位统治者曾预言“铁人”会从远道而来，帮助特尔纳特战胜其他苏丹国，特别是蒂多雷。10年后，蒂多雷因为同样的原因迎接了麦哲伦的手下。西班牙人离开后，葡萄牙人烧毁了蒂多雷的王宫，作为蒂多雷人与他们伊比利亚同胞合作的惩罚。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葡萄牙人向摩鹿加北部派遣了一批又一批越来越残忍的总督，以示惩戒。一个叫若热·德·梅内塞斯的总督命令他的部队在补给船没能按时到达的情况下抢掠特尔纳特岛。当特尔纳特人奋起自卫，杀害了他的一些手下后，他又绑架了一名当地的官员为人质，理由是保障安全，防止暴力进一步升级。然而，在没有任何挑衅的情况下，梅内塞斯切断了官员的手，又将他的双臂反绑在他的背后，把他喂狗。受害者设法潜入水中，在他自己沉入水中前，他用牙齿一个接一个地咬住了那几条狗，将其一一淹死在水中。

在这些岛屿上，葡萄牙传教士的热情也不时与苏丹发生冲突。苏丹们对耶稣会劝诱平民改变信仰方面取得的成功越来越感到担心。据说，这些平民之所以极易受到教会的影响，是因为他们高度认同教会的仪式，以及教会保护他们不受贪婪的特尔纳特统治者的剥削。到16世纪30年代中期，葡萄牙人已经完成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特尔纳特和蒂多雷，以及邻近的王国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欧洲人的势力。这部大戏的中心人物便是特尔纳特的苏丹海润。1546年，他是作为傀儡被葡萄牙人扶上王位的。在接下来的1/4世纪中，海润在葡萄牙人心血来潮的操控下数度掌握权力和被剥夺权力，甚至还曾在果阿不情愿地做过几年葡萄牙印度殖民政府的客人。尽管海润一度信仰基督教，但他逐渐开始反抗葡萄牙人的残暴统治。对于葡萄牙人的厌恶也强化了他对于穆斯林的认同，这也反过来使他得到了摩鹿加其他穆斯林的支持。

当葡萄牙人于1570年暗杀海润后，事态发展到了巅峰。他的儿子巴布拉继承了王位，并发誓要为他父亲报仇。他很快就成了整个摩鹿加群岛甚至群岛以外穆斯林领袖的中心人物。惊慌失措的耶稣会教徒报告说，远在亚齐和土耳其的伊玛目，正在鼓动信徒们在群岛发起圣战以寻求上天的恩赐。摩鹿加人从基督徒孕妇的子宫中剖出婴儿，并将母婴都砍成碎片，这使得欧洲人意识到摩鹿加人也可以像欧洲人一样狠毒。起义把葡萄牙人从群岛的大部分地区赶走。巴布拉的军队还在1575年攻占了殖民政府的堡垒，并将其改造成了王宫。在1583年他去世的时候，巴布拉已经统治着香料群岛的大部分地区，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巨额的财富。

我们很容易便可以从现代的角度来理解整件事——圣战分子的起义联合了以往彼此敌对的敌人，共同反抗外来的试图控制战略性商品的基督教势力。但在16世纪晚期的摩鹿加，实际情况其实更加复杂。最引人注目的是，摩鹿加人热情地欢迎其他欧洲人成为他们对抗葡萄牙人的潜在盟友。第一位是弗朗西斯·德雷克。1579年，他在环球航行的旅途中，停靠在摩鹿加，并和巴布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德雷克对巴布拉广袤的王国做了详尽的描述，毫无疑问，这位沉湎于奢华享受，拥有百余名妻子和嫔妃的苏丹，显然不能跻身于最为虔诚的穆斯林的行列。20年后，荷兰的第一支远征军到来时，巴布拉和他的继任者们也向这些新来的人大献殷勤，借以增加他们对抗他们痛恨的葡萄牙人的砝码。可惜的是，他们很快发现荷兰人更加残忍。

葡萄牙不仅剥削亚洲人，还剥削他们本国的公民。普通士兵非常悲惨，一到达印度就有成千上万的士兵躲入修道院。葡萄牙新兵经常无处可居，甚至在季风季节也可以看到他们赤身裸体地沿路乞讨。相比之下，在果阿王室医院死于热带疾病和营养不良的数万人，很可能还算幸运。

最终，北欧发生的事情终结了葡萄牙香料帝国的命运。17世纪初，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将展开一场财富与权力的争夺战，这三个国家刚刚掌握了全球风力系统的知识。因此，这一时期的商业与军事竞争，是在布满贸易航路的整个地球范围内展开的。

1. 毫无疑问，他确实这么做了，因为教皇内侍的笔记记录了尼科洛·达·孔蒂对摩鹿加群岛的鹦鹉和岛上黑皮肤原住民的准确描述。

2. 瓦尔哈拉神殿是北欧神话中的天堂，亦意译作英灵神殿。掌管战争、艺术与死者的主神奥丁命令女神“瓦尔基里”将阵亡的英灵战士带来此处服侍，享受永恒的幸福。——译者注

3. 这个虚构的故事发生在哥伦布第一次横渡大西洋回国后。当时，他正和一群嫉妒他的贵族们共进晚餐，而贵族们径自诋毁起他的成就——毕竟，任何人都可以借着信风向西航行到新大陆。哥伦布反问他们：“先生们，你们当中谁能让这只蛋立在桌子上？”在每一位贵族轮流尝试了一遍，且都失败了之后，他们宣布这项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哥伦布随即轻轻地将蛋尖敲碎，完成了这一壮举。他补充道：“先生们，还有什么比你们所谓的不可能之事更容易的呢？这算是世上最简单的事了。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只不过是在别人告诉你怎么做之后！”

4. 然而，与大多数真正的信徒不同的是，哥伦布很少疏远任何人。即便若昂二世拒绝了他最初的提议，他还是一再被邀请回去做进一步的讨论。哥伦布的另一位结识于地中海的老雇主是热那亚的权贵——塞图瑞隆贸易家族。该家族后来成了他第三次前往新大陆的航程的赞助人。

5. 马可·波罗将日本记作Cipangu（音译为齐潘戈），应当是转写自当时中古汉语中“日本”的发音。——译者注

6. 原文此处用的是Cathay指代中国，该词实际指的是契丹。中世纪时，一些欧洲国家用该词指代中国。——译者注

7. 许多迹象表明，在北欧人之前就已有人踏足新大陆。这些迹象包括在委内瑞拉发现的罗马钱币和在前哥伦布时代的拉丁美洲文物中发现的亚洲特有的纺织品图案。

8. 蓝水船，即远洋船。蓝水（blue-water）指的是远洋的蓝色海水，进一步指代远洋。——译者注

9. 塞朗本来的船已经破败不堪，不能再用。碎裂的那艘船是在途中购买的当地帆船。

第8章 纵横四海

1635年6月，墨西哥城的西班牙理发师（当时放血疗法的实施者）向总督抗议：出现在城中的中国理发师抢了他们的生意。总督将此事提交到了市议会，市议会随后向总督建议，让他将亚洲理发店的数量限制在12家，并限制其只能在郊区营业，和西班牙人对在西班牙本土的外国商人的限制措施如出一辙。总督最终的决定究竟是怎样的，我们不得而知。

不到一代人之后的1654年，23名能讲葡萄牙语的荷兰犹太人（应当是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传到北美洲的第一批教徒）来到了新阿姆斯特丹。该地区的荷兰总督彼得·史蒂文森试图将他们驱逐出境，但他的东家——西印度公司，而非荷兰政府——却允许他们留下来。该公司的决定是附带一些限制的：犹太人不能自行做生意，“他们当中的穷人不应成为公司或集体的负担，而应得到本民族的人的救济”。由于他们是乘坐着一艘法国船由巴西抵达的，所以没引起什么特别的注意。

将近三个世纪后的1931年，在珀斯以北60英里的海滩上，一个11岁的澳大利亚男孩在沿着沙丘散步时，发现了40枚西班牙银币，其年份和中国理发师与荷兰-葡萄牙犹太移民所在的时代大致相同。直到1963年，潜水叉鱼的渔民才在离岸几英里的地方发现了这笔宝藏的源头——费居德·德雷克号（金龙号）沉船。这艘船属于荷兰东印度公司，装载了数千枚硬币，于1655年从荷兰起航。

17世纪中叶，中国的理发师是如何到达墨西哥城的呢？不到20年后，一船来自荷兰却讲葡萄牙语的犹太人在巴西做什么？为什么西印度公司作为一家私人企业可以在新阿姆斯特丹像政府一样做决策？还有，在澳大利亚被詹姆斯·库克船长“发现”的近一个世纪之前，一艘满载着西班牙银币的荷兰船怎么会沉在西部分界线以外的海底？

回答出这4个问题，我们便可以了解，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后，全球经济是如何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揭露当今全球化的根源，并剖析人们对全球化的不满。但首先，我们必须了解5件事情。

首先，1493年哥伦布第二次航行后的几十年间，大陆之间的玉米、小麦、咖啡、茶和糖等农作物品种的大交换，给世界农业和劳动力市场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然而，这些变化并不总是有利于人类生存状况的改善。

其次，到17世纪初，西班牙和荷兰的水手已经破译了全球风力系统的最终秘诀，这使得他们能够相对轻松地穿越整个世界的广阔海洋。到1650年，各种各样的货物、各国各地的人的足迹已经遍及全球的大部分地区。

第三，在秘鲁和墨西哥发现的储藏丰富的大银矿，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全球货币体系（银币发行过多也引发了可怕的通胀）。西班牙的8雷亚尔硬币是当时最为常见的一种货币，就像今天的美国百元大钞和Visa信用卡一样广泛流通。

第四，17世纪也见证了全新交易秩序的诞生——公众持有的股份公司。比起以往的个体商贩、家族企业和王室垄断企业，公司拥有显著优势。大公司很快就占据了全球商贸的主导地位，一直延续至今。

最后，变化总是会不合某些人的心意。在16、17世纪的新的全球经济中，纺织品制造商、农民和服务业者都受到了来自国外更为价廉物美的产品的冲击。那时的他们就和现在的法国农民、美国汽车工人一样吵闹不休。

为了解开墨西哥的中国理发师之谜，我们必须更深入地了解丝绸的历史。在中国考古记录中，最早的编织物碎片、染成红色的丝带和丝线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现。在中国的传说中，公元前2650年左右的一天，一只蚕茧从桑树上偶然掉进了一杯热茶中，西陵氏由此最早发现了丝绸的存在。

与只能生长在有限的几个栖息地和气候条件下的肉豆蔻和丁香树不同，蚕和桑树在许多地方都可以茁壮成长。因此，中国人失去丝绸生产的垄断地位只是早晚的事。不过，令人惊讶的是，直到公元前200—公元200年的汉朝-罗马贸易大规模展开时，中国才失去这一地位。当时，这种目不能视且几乎无法移动的昆虫首先被带到了韩国和日本。然后，它们又沿着陆路和海路向西流传到了中亚、中东和欧洲。

公元6世纪，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下令，让两位僧侣设法从中国把珍贵的蚕带回拜占庭。（没有必要偷桑树回来，因为多个品种的桑树广泛分布于整个欧亚大陆。）冒着极大的危险，两人最终还是成功了。他们的成功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催生了整个充满活力的丝绸工业。当然，并非欧洲在养蚕方面的所有努力都是成功的。英国刚刚起步的丝绸工业，便由于其寒冷且潮湿的气候走向了衰落。蚕在英国的美洲殖民地的培育情况也不太好。在墨西哥，西班牙人的运气则稍好一些。然而，几乎从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的时代开始，欧亚地区的蚕便只能生产出一种粗糙且质量低劣的丝。

到16世纪晚期，西班牙放弃了把葡萄牙人赶出香料群岛的努力，并向北撤退到了菲律宾。1579年，当西班牙在能相对容易地航行到位于中国南边的马尼拉建立殖民地后，他们的收益使得欧洲和美洲大陆在养蚕方面的努力都显得黯然失色，徒劳无功。几乎是在一瞬间，在太平洋难以想象的广袤海域内，新大陆的白银和东方丝绸碰撞出了一项利润惊人的好买卖。这条航线推动航海技术取得了时代性的突破。

要想了解西班牙船只是如何往返于这2万英里的航程的，我们就得先了解地球上盛行风的模式。几个世纪以来，水手们一直在熟练地利用印度洋的季风来航行。然而，在两大盛行风系统的影响下，想要在亚洲以外的地区航行，季风的作用便微乎其微了。第一个风力系统的风向是在热带地区由东向西（或者，更准确地说，从地图上看，风是从赤道上方的东北部和赤道之下的东南部吹来的）。利用这一风力系统的典型人物便是哥伦布。当然，利用得更出神入化的还要数麦哲伦。第二个风力系统的风向恰恰相反——由西向东。在温带地区，尤其是在北纬40~50度、南纬40~50度（大致在威尼斯和新西兰南端之间的地区），风力最为强劲（见图8-1）。

图8-1 全球风力系统

麦哲伦船队中的特立尼达号，曾于1522年企图在高纬度盛行风带，向东航行穿过太平洋，但最终失败。这也是人类首度做出这样的尝试。1565年，另一支西班牙船队中的两艘船（一艘由阿隆索·德·阿雷利亚诺指挥，另一艘于两个月后由安德烈斯·德·乌达内塔指挥）的船员成为第一批借助由西向东的盛行风，横渡北太平洋的人。这次航行发生在其由马尼拉出发到阿卡普尔科约12000英里的航程之中，而他们走完全程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

这两艘船算得上一年一度的“马尼拉大帆船”航行的先驱。此后的每一年，一支通常由两艘大型商船组成的船队，自墨西哥起航，装载着大笔白银，在一艘全副武装的军舰的护航下，沿着赤道向西航行，最终抵达马尼拉。这一航线还是麦哲伦当年首创的。白银会被用于交换东方的奢侈品，主要是上好的中国丝绸。丝绸会从明朝南部海岸被平底帆船运送到菲律宾，然后装上马尼拉大帆船，向东运送到阿卡普尔科。

以这样的方式，西班牙在美洲攫取的财富便转换成了令人赞叹的东方奢侈品。1677年，一位名叫托马斯·盖奇的爱尔兰修士写了一篇关于墨西哥城的文章，“男男女女都拥有大把的服饰，丝绸的用量甚至多于毛料和布匹”。殖民城市阿拉米达大名鼎鼎的主干道上，数千辆马车来来回回，川流不息。每一辆上都坐着“装扮时髦的俊男淑女和普通市民，东张西望，迎来送往”。在珠宝区，“一个人的眼睛可以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看到价值连城的黄金、白银、珍珠和珠宝”。

在秘鲁的殖民地，波托西的“银山”（位于现在的玻利维亚境内）的发现，几乎与墨西哥瓜纳华托地表银矿矿脉的发现发生在同一时间（分别发生于1547年和1548年）。利马的繁华景象与墨西哥城相差无几。在利马的“商人街”，几十家大商店都出售奢侈品。其中的一些商店据说藏有价值超过100万银比索的奇珍异宝。1602年，秘鲁总督写信给菲利普三世：

这里的所有人都过着奢侈无度的生活。所有的人都穿丝绸，而且这些丝绸是最精细、最昂贵的。妇女们拥有的晚礼服和常服，其数量之多，品质之奢华，世界上的任何王国应该都难以相提并论。

财富的大规模再分配使得本已动荡的全球经济更加不稳定。和以往一样，这次的再分配之中，有人欢喜有人忧。谁是忧伤的人？面对17世纪廉价移民劳工的不公平竞争，墨西哥城的西班牙理发师视自己为受害者。他们向总督保证，他们排斥中国理发师，完全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他们只是想保护公众健康，免受其道德败坏和能力低下的中国同行的影响。他们指出，尽管欧洲人“非常勤奋地……尽心治疗流行病”，但还是有很多人在这一过程中不幸病故，“推测出来的结论便是，一定是这些中国人做了什么坏事”。

与此同时，更为严重的利益侵害也在发生。当然，要比那几个西班牙理发师的情况严重得多。首先便是西班牙和墨西哥的丝绸工业，它们在价格和质量方面都无法与马尼拉大帆船运到阿卡普尔科的中国丝绸竞争。

1581年，马尼拉和秘鲁开始直接通航。次年，西班牙王室便在西班牙蚕农的要求下，禁止丝绸运输。然而，利马和墨西哥城的商人和官僚们经常无视王室的法令，而这个法令也不例外。为了阻止马尼拉和秘鲁之间的丝绸贸易，这项法令在1593年、1595年和1604年被一再颁布。

1611年，墨西哥城的总督在首都东南部的普埃布拉及其周边地区的生产商的压力下，主张完全禁止马尼拉大帆船的贸易，但未能成功。西班牙和墨西哥的丝绸生产商，甚至把秘鲁和墨西哥之间的沿海贸易也视为一种威胁。他们担心中国丝绸一旦从东方运来，卸在墨西哥的码头，便可能会被转运到秘鲁，或者直接从马尼拉走私到秘鲁，再转运到墨西哥。在他们的要求下，西班牙王室出人意料地禁止了他们在新大陆的两大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因此，本王命令并要求秘鲁和新西班牙（墨西哥）的总督禁止这两地之间的商业与贸易活动，不得有误。”与马尼拉—秘鲁交通禁令一样，这一道根本无法执行的法令也被一再颁布，在1604年首度颁布之后，至少又颁布了5次。

很快，以菲律宾、墨西哥之间的丝绸和白银贸易为中心，贸易侨民也在两地散布开来。菲律宾和墨西哥的丝绸商人纷纷跨越太平洋建立起贸易据点。那些在菲律宾定居的被称为马尼勒尼奥斯的人率先开始了行动。他们定期向东航行到墨西哥，并从他们在阿卡普尔科和首都的仓库中赚取巨额的中间利润。随后，墨西哥的商人也行动了起来，他们把自己的代理人向西派遣到马尼拉，从而在竞争中扭转局势。

然而，既定利益者再次表示了反对意见。马尼勒尼奥斯人认为他们才是丝绸贸易的奠基人，也理应是正当的受益者。突然出现在马尼拉的墨西哥商人，很快便导致马尼勒尼奥斯人的贸易垄断地位不保。马尼勒尼奥斯人对此大为不满，他们向西班牙的菲律宾总督发起了申诉。正如西班牙理发师在他们之前所做的，也正如若干代之后的保护主义者会做的那样，马尼勒尼奥斯人试图从国家利益的角度陈述他们的反对理由：“对本地大为有害的一件事便是，墨西哥富人向本地运送了大量金钱。”王室只是发布了一道逃避问题的法令作为回应，该法令禁止墨西哥向菲律宾汇款或派遣代理人。这道法令在随后的几十年不断重复，其无效性也不断凸显。

菲律宾的西班牙人从中国不仅进口丝绸，还进口主食与劳动力，提供给他们的亚洲殖民地。殖民当局在马尼拉郊外设立了“巴里安”，作为中国移民的住所，短短几十年内，就有超过2万名中国人居住在那里。1628年，西班牙总督同意了中国人的长期居留许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西班牙人，无论是世俗人员还是神职人员，不是依靠中国人来供应食物、衣服或鞋子的”。富有的马尼勒尼奥斯商人、墨西哥商业代理人和殖民官员都配备中国仆人，这些仆人中的大多数都是从巴里安中走出来，搭乘马尼拉大帆船抵达阿卡普尔科的。这便是保护主义者抗议墨西哥城里的中国理发师的肇因。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开始面对廉价的亚洲电子产品和气势汹汹的贸易保护者的冲击，已经是4个世纪后的事情了。

北美洲的第一批犹太人则来自更远的地方。他们的故事始于1496年。当时，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皈依基督教或离境。许多人转移到了阿姆斯特丹。（那些皈依了基督教并留下来的犹太人被称为克里斯塔斯·诺沃斯——新基督徒。他们中的许多人又曾在东方的印度殖民地政府服过役。曼努埃尔对犹太人的政策像是中世纪版本的“不问，不说”。因此，按理说，那些留下来但没有皈依的人，本应该在1534年之前受到官方的保护而免于调查。然而，曼努埃尔的提议只是一个借口。在1504年和1505年两年间，许多人都被屠杀了。）100年之后，当葡萄牙和荷兰争夺长途贸易控制权时，荷兰的葡萄牙犹太人发现自己一下子处在了冲突的中心。在亚洲，斗争是围绕着香料展开的；而在新大陆，另一种货物占据了中心地位，那就是糖。

如今，作为大宗商品的糖卖得如此便宜，几乎没有人会担心没有糖吃：如今的美国人平均每年消费66磅的糖，而欧洲人平均消费87磅。然而在中世纪，糖却被认为是一种“精致”的香料，像丁香、肉豆蔻果皮和果肉、肉桂一样稀有而昂贵。经济史学家估计，15世纪，欧洲的人均糖消费量只有每年一茶匙那么少。

将糖比作食品中的海洛因，其实一点儿也不夸张。就连婴儿也本能地更愿意饮用葡萄糖溶液，而不是清水。没有一个人类社会或文化会拒绝食用颗粒状的糖，即便某些人群在生理上无法接受糖，比如一些因纽特人部落。蔗糖是人类唯一能愉快食用的纯化学物质。有记载的历史表明，在世界上的几乎每一个地方，人均糖消费量都一直在稳步增长。

英国人尤其喜欢吃甜食。这一喜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不妨看看德国旅行家保罗·亨茨纳于1595年左右对伊丽莎白女王的描述：

她的脸型显长，美丽但略有皱纹，她的眼睛稍小，但漆黑而愉悦，她的鼻尖略钩，她的嘴唇狭窄，唯一的缺陷便是牙齿黝黑，这似乎是英国人的通病，原因是他们食用了大量的糖。

既然糖如此容易让人上瘾，而且种植起来如此容易，那么为什么它没有更为迅速地从东南亚的原产地扩散开来呢？甘蔗属植物的生长需要12~18个月的无霜冻天气、稳定而充足的降雨或灌溉，以及全年平均超过70华氏度的温度。甘蔗的收割，以及随后从切下的茎秆中提取纯净的、颗粒状的糖，需要消耗大量的燃料和人力。

糖的生产过程和工业化的农业生产非常相似，一般分三个阶段进行。首先，将甘蔗压碎，榨出有甜味的甘蔗汁。几千年来，这一步骤都是通过粗糙而低效的研磨装置进行的。因此，即便是在有大量奴工的地区，甘蔗汁也一度是一种奢侈品。接下来，煮沸糖汁，将其浓缩成蔗糖溶液，该过程需要大量的燃料。最后，溶液在精炼过程中反复加热和冷却，糖也被分离出来，形成透明结晶岩石状物体和棕色残渣——分别对应糖浆和糖蜜，并且再也不能进一步结晶。最后的精炼过程，不仅要消耗更多的燃料，还需要高超的技术，以至于在殖民时代，该过程主要都是在欧洲先进的工业中心完成的。

新几内亚的原住民可能是最早种植甘蔗的人，可以上溯到大约公元前8000年左右。甘蔗的种植迅速蔓延到了中国南部、中南半岛和印度，并在当地温暖的气候条件下旺盛生长。直到公元500年，人类的历史记载中才首次出现固体的糖，出处是印度的宗教文献。后来，穆斯林征服者和商人们逐渐将甘蔗种植和精炼的技术传播到了中东与欧洲。因此，古谚说：“糖是跟着《古兰经》流传出去的。”

但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穆斯林仅在中东和地中海的少数几个狭长地带种植了蔗糖，那里有雨水和灌溉用水。这些地区是尼罗河河谷、巴勒斯坦的海岸、西西里岛北部、西班牙、克里特岛和摩洛哥的几个山区河谷。再往北一点儿，就太冷了，而再往南一点儿，水又不够了。

公元1000年以后，欧洲人接管了这些地区中的大部分，他们也继承了甘蔗的种植以及对于糖的渴求。葡萄牙人将甘蔗移植到了他们在大西洋新发现的热带殖民地：首先是大西洋的马德拉群岛，随后是亚速尔群岛，再后来是赤道非洲海岸外的圣多美。这些肥沃的岛屿上有大量的奴隶工人，为种植园主们提供了比中东或地中海地区更为优越的种植条件。种植园主特别青睐圣多美。当葡萄牙人于1470年到达时，该地还是一块无人岛，但其地理位置优越，靠近非洲中部奴隶贸易的中心地区。

即使有了大西洋群岛作为种植基地，糖仍然是一种奢侈品，因为生产范围还是没有大到足以使它成为大众商品的程度。两个问题持续困扰着种植者，一个是缺乏高效的甘蔗榨汁设备，一个是缺乏足够的燃料。1500年左右，第一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因为由水力或畜力驱动的三缸研磨机被发明出来了。该装置由三个相邻的垂直滚轴组成，仅需三个人操作：一个人负责运转提供动力的水轮或驱赶牲畜，另两个人不断借助滚轴拉拽甘蔗。缺乏燃料的问题，其实是由于中东、欧洲和大西洋群岛过度砍伐森林导致的。发现了新大陆无边无际的森林之后，这最后的障碍也消失了。

到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时候，甘蔗刚刚被移植到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也正是在那里，哥伦布开启了他的探险航程。甘蔗迅速传遍了整个新大陆的热带地区，引发了甘蔗生产的爆炸式增长，为未来三个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新大陆的“糖带”从巴西北部一直延伸到苏里南，并沿着加勒比岛链一直延伸到古巴。相对较短的跨大西洋航程、缺乏组织的原住民反对势力，以及在他们家乡无法想象的高额农业利润，都吸引着大量的欧洲人来到这片地区定居。

初来乍到的西班牙人很快就在更勤劳的巴西葡萄牙人面前败下了阵。第一个感受到新大陆的生产冲击的地方是葡萄牙的马德拉群岛。在发现新大陆之前，它不仅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甘蔗产地，还是巴西—里斯本路线上的主要补给点。由于大量的巴西出产的糖被倾销到当地市场，当地生产商的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他们要求得到官方保护，最终也的确得以实现。1591年，驻扎在群岛首府丰沙尔的当局禁止从新大陆进口蔗糖，并对违规者处以监禁或对其进行罚款，金额很高，相当于好几年的薪金。

到1591年，保护主义已经成为明日黄花。西班牙在糖业竞赛中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古巴、牙买加和波多黎各的蔗糖工业始终发展不起来，而这又是由新大陆的种植园主（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那些）的政治压力造成的。

16世纪以来，由于荷兰和英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葡萄牙也在竞争中逐渐处于不利地位。北欧的这两个新兴强国，都垂涎于里斯本宽松控制下的富庶、广阔，而又没什么防备的贸易帝国，尤其是两项珍贵的物产：亚洲的香料和巴西的蔗糖。

荷兰人率先袭击了葡萄牙的海外帝国，结果喜忧参半。在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贸易权和领土的过程中，他们遭遇了多次失败，其中，发生在南美洲的一次颇为知名。1630年，荷兰西印度公司以扭转蔗糖贸易格局为目标，选择了巴西海岸的一些三角洲群岛作为其主要基地。那里平坦的海滩环境和荷兰人的家乡很像。他们在巴西的最东端修建了莫里斯塔德市（现在的累西腓）。起初，他们的进展颇为顺利。随后的10年里，他们征服了巴西北部海岸线的大部分地区，从莫里斯塔德到亚马孙河口，大约1000英里的地段，从而一跃拥有了世界蔗糖贸易的最大份额。17、18世纪时，蔗糖和奴隶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荷兰西印度公司也成了奴隶贸易的主要参与者。1636—1645年间，仅在巴西，它就至少卖出了23000个奴隶。

阿姆斯特丹的那些会讲葡萄牙语的犹太人，不仅掌握着必要的语言技能，还深入参与了该市的蔗糖贸易、炼糖工业和金融市场，因此，由他们打头阵，代表荷兰西印度公司前往巴西，便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了。荷兰西印度公司初期的成功大大改善了荷兰犹太人的地位。例如，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不同，荷兰西印度公司拥有许多犹太人股东。17世纪40年代中期，荷兰西印度公司在巴西的业务达到顶峰时，4000名定居者中超过三分之一都是犹太人。

在这一点上，历史似乎没有站在荷兰西印度公司以及巴西犹太人这一边。60年前，即1580年，葡萄牙王室血脉断绝，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继承了葡萄牙王位。（对菲利普来说，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他有葡萄牙血统，葡萄牙语是他的主要语言，他还把恺撒的名言夸张地演绎成“我继承，我花钱，我征服”。）这一继承也造就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松散联盟。其中，巴西和葡属印度一直独立于西班牙的控制。1640年，葡萄牙人爆发大起义，联盟也随之走向了解体。

1640年，葡萄牙从西班牙的控制下独立，这随即引发了两个后果。这两个后果相结合，为荷兰西印度公司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首先，新的葡萄牙国王若昂四世于1641年与荷兰政府达成休战协议。此外，葡萄牙还迫使荷兰西印度公司停止扩张，并暂停任何针对葡萄牙船只的进攻性行动。其次，葡萄牙人对西班牙的反抗也激发了巴西天主教葡萄牙定居者的热情，他们很快也联合起来反抗新教和犹太裔荷兰领主。城市里反抗的热情高涨，特别是莫里斯塔德，那里的许多葡萄牙人都欠了犹太放贷人一大笔债。1654年，葡萄牙定居者已经重新夺回了莫里斯塔德，而巴西的荷兰入侵者，有的向北分散到了加勒比海的苏里南地区，有的则撤回了阿姆斯特丹。

17世纪时，宗教裁判所仍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大行其道。对于犹太人而言，万幸的是，占领莫里斯塔德的葡萄牙指挥官弗朗西斯科·巴雷托·德·梅内塞斯严格奉行基督教教会法规。该法规规定，只有放弃了基督教信仰的犹太人才需要接受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这一细微的差别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却并不总是被严格地执行。因此，那些仅仅是没有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也经常受到迫害。

23个犹太定居者搭乘着一艘荷兰船只，抵达西班牙领属的牙买加。在那里，他们即将遭到宗教裁判所的二度迫害。不过，命运再次向他们微笑了：当地的西班牙总督不想激怒葡萄牙人或荷兰人，放走了他们。难民们在一艘法国船（圣凯瑟琳号）上找到了生路。船长在狠狠地敲诈了他们一笔之后，于1654年把他们安置在了曼哈顿。

现代读者可能会再一次发觉，17世纪的这第一批抵达纽约的犹太人所遭遇的事情是如此的熟悉：商品生产突然从地球的这一端转移到另一端，老工业中心抑制不住地寻求贸易保护，以及拥有专门技能的工人背井离乡，远渡重洋。

新阿姆斯特丹的总督彼得·史蒂文森曾受雇于私人公司——荷兰西印度公司，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毕竟，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南非和新大陆（以及在英国在印度的基地）的据点几乎都是用于贸易的。因此，这些据点由公司员工而非政府官员来管理，才合乎逻辑。

* * *

到了17世纪初，水手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世界上的风向，以至于一群来自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经巴西出现在纽约，或者中国的丝绸经马尼拉被运到墨西哥甚至秘鲁，这些都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然而，世界上还有最后一个风力系统尚待发现。

水手们是在什么时候，怎样遇上南半球高纬度的西风，并借助西风将马尼拉大帆船一路从菲律宾吹送到墨西哥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印度洋南部的风力要比太平洋北部强劲得多，因为在印度洋，干预风力的陆地较少，这也就形成了南半球的“咆哮西风带”。达·伽马及后来的葡萄牙探险家们的“宽幅绕弯”的最后一部分，正是短暂地利用了这一风带中风力已经较弱的北部边缘，绕过了好望角，横跨了南大西洋。如果当时他们知道了全部情况的话，他们完全可以一路顺风，直抵香料群岛。

161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亨德里克·布劳威尔船长穿过了好望角。之后，他没有趁着夏季风向东北驶往印度，而是大胆地转向了东南方向，进入了开阔海域，成为第一个一路借助“咆哮西风带”到达爪哇岛的航海家。他在离开荷兰仅仅5个月零24天后便到达了巴达维亚（现在的雅加达）。相比之下，按照通常的季风路线，则需要花费一年多的时间。这条新航线不仅更便宜，更快捷，而且位于相对凉爽的中纬度地区，船员们也会更加健康，补给品也更不容易变质。更重要的是，布劳威尔能够避开马六甲的葡萄牙人。

布劳威尔的方法（绕过好望角，向东行驶7000英里，再向左转）成为未来三个世纪欧洲水手的标准操作流程。诀窍在于知道什么时候北上，穿过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约翰·哈里森发明的能够精确测量经度的航海天文钟，要再过150年才会出现。很多荷兰和英国的船只都没能及时转弯，从而“越了界”（正如柯勒律治的诗中所提到的，古代水手因为射杀信天翁而被下了诅咒，朝着澳大利亚南部航行，一头撞进了浩瀚的太平洋）。只有幸运的人才能折返，讲述他们偶然发现的澳大利亚北部和西部的海岸线。

通常情况下，没能及时转弯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澳大利亚布满珊瑚的海岸线是数十艘欧洲船只的墓地。这些沉船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巴达维亚号。它于1629年撞上了澳大利亚西部的一处礁石而沉没。在300名乘客和船员中，约有1/4的人不幸葬身大海。其余的人都漂到了一处荒无人烟、几乎完全没有淡水的珊瑚岛上。这艘船的船长和首席贸易商乘着一片舢板抵达了爪哇。当救援人员于3个月后到达事故发生的地方时，他们发现了一片无法形容的恐怖场景：一小群暴动者残忍而有条不紊地杀害了大部分幸存者。荷兰东印度公司试图将这件事情压下来，考虑到距离的遥远，以及有效的通信和运输工具的缺乏，这一企图算是成功了。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直到几十年后才逐渐浮出水面，并震惊了整个世界。故事中，在法律和文明无法触及的荒野中，欧洲人竟然做出了自相残杀的行为。

人类对于世界风力系统来之不易的掌握，也催生了全新的货币体系。在许多方面，这也是当今全球信贷和支付机制的先驱。它为满足旧大陆和新大陆的贪婪者的需求而进口奢侈品。沿着“咆哮西风带”向东航行的船只装载着在亚洲最受追捧的货物——优良的欧洲纺织品和贵金属，其中的绝大部分是在墨西哥和秘鲁铸造的8雷亚尔西班牙银币。这种硬币在16世纪席卷了整个欧洲货币市场，其大小和重量与波希米亚的泰勒（thaler）差不多——thaler也是dollar（美元）的来源。（因为一枚8雷亚尔的西班牙银币与1泰勒相等，而西班牙银币在日常使用中显得太笨重，于是人们经常将其分成8个1雷亚尔的小块儿。因此，也就有了八合一的叫法，以及四分之一元的俗称“二角五分”。）

西班牙人按照这一规格铸造了大量银币。虽然具体的总量不得而知，但在1766—1776年这10年间，仅墨西哥一地就铸造了2亿枚银币，每枚的重量略轻于1盎司。16—19世纪，八合一硬币，尤其是备受信赖的墨西哥银币，事实上成了世界货币。无论是在强大的贸易公司，还是在卑微的本地商人手中，西班牙银元都可以在班达岛买到肉豆蔻，在古吉拉特买到印花布，在马尼拉和墨西哥买到丝绸，在也门买到咖啡，在斯里兰卡买到肉桂。

银币会根据货币条件而消失或再现。例如，在17世纪晚期的印度，当白银受到高度追捧时，银币很快就被回炉熔化，铸成卢比或珠宝首饰。相比之下，在美国，直到1857年，西班牙银币才被认为是法律认可的货币。

从荷兰公司的角度来看，澳大利亚珊瑚礁上的财产损失至少和生命损失一样严重。巴达维亚号的救援团包括了荷兰和古吉拉特的潜水员，他们打捞出船上总共12箱西班牙银币中的10箱。1656年，装有8箱银币的费居德·德雷克号也没能成功转弯，沉没在如今珀斯以北的海域。当时，船员、乘客和公司的表现甚至比巴达维亚号还要糟糕。最终，费居德·德雷克号只有7名幸存者抵达爪哇。其余的人便从此音信全无了，而船上白银的踪迹也逐渐被湮没了。直到3个世纪以后，一个澳大利亚男孩在海滩上偶然发现了一些老旧硬币，人们才重新找回了这笔银币。

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打捞出了银币总数的大约一半。这批银币当年在荷兰装船时，共计46000枚。沉船残骸的局部已经被劫掠者破坏，其中有一些人甚至使用了炸药。这引起了公众的愤怒，从而推动了保护澳大利亚考古遗址的立法程序。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硬币都带有墨西哥城铸币厂的“M”印记，而实际上，大约有60%的新大陆银币其实来自当时位于秘鲁的波托西，由利马的铸币厂铸造。原因很简单：荷兰东印度公司一直刻意避免使用秘鲁银币，因为利马的铸币厂是出了名的腐败，其铸造的银币的品质也颇为低劣。1650年，主管官员受到了惩罚——其中至少有一人被处决，而荷兰东印度公司直到1661年还不愿使用秘鲁银币。那时已经是费居德·德雷克号船难之后的好几年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所持有的巨额财富也暗示了，到了17世纪中期，全球长途贸易已经成为跨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天下。17世纪，荷兰的贸易公司将有条不紊地将腐败而摇摇欲坠的葡萄牙贸易帝国连根拔起，但它也不得不面对来自另一个大企业挑战者——英国东印度公司更为严重的威胁。本章概述的航海方面的进展将使两大公司之间的对决集中于全世界范围内的欧洲贸易站和种植园。在绝大多数地区，这一对决将不会是主权国家的军队和海军之间的冲突，而将是大企业之间的冲突。

1. 新阿姆斯特丹是17世纪荷兰在北美洲创建的殖民地，后发展成纽约。——译者注

2. 珀斯是西澳大利亚州的首府，也是澳大利亚第四大城市。——译者注

3. 西陵氏，即嫘祖，中国远古时期人物，西陵氏之女，黄帝之妻。据说是她发明了养蚕，史称嫘祖始蚕。——译者注

4. 在热带地区，地面气流会涌向赤道。当该气团朝赤道方向移动时，它向东旋转的速度要比地球慢，因为赤道直径比其他纬线的直径要大，因此，相对于地球，它其实在西移动，这就是科里奥利效应。在东西半球的高纬度地区，情况则正好相反。当气团向两极移动时，其向东移动的速度比地球要快，因为较高纬度的纬线直径较小，旋转速度也较小，而在两极，地球旋转的速度则为零。这也是为什么风暴在北半球顺时针旋转，而在南半球逆时针旋转。（不过，排水漩涡的旋转方向与此无关，而是随机的——科里奥利效应在较短的距离内不足以影响水槽或浴缸中的水。）

5. 阿雷利亚诺在乌达内塔探险队离开马尼拉不久后就离开了大部队。虽然他还是率先到达了墨西哥，但他的航海日志记录情况非常糟糕，后来备受谴责。不过，人们还是铭记着乌达内塔是这条航线的开辟者。

6. “不问，不说”（Don’t ask,don’t tell）是美国政府对于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群体参与军事服役的政策。——译者注

7. 70华氏度≈21.111摄氏度。——编者注

8. 此处模仿了恺撒名句“我来，我见，我征服”（Veni,vidi,vici）。——译者注

9. 出自英国著名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的《老水手》。——译者注

第9章 公司肇启

1577年12月13日，一支由5艘船组成的舰队在弗朗西斯·德雷克的指挥下离开了英国的普利茅斯港。德雷克从伊丽莎白女王那里得到了三项秘密指令：重复麦哲伦的环球航线，与香料群岛建立贸易关系，劫掠伊比利亚人的船只。

没有谁比德雷克更适合完成这些任务了。他才37岁，就已经因为航海技能与作战勇猛而赢得了广泛的声誉。9年前，他和他的表兄约翰·霍金斯驾船前往加勒比海地区贩卖奴隶。在墨西哥的圣胡安·德·乌卢阿港口修船时，西班牙人背叛了他们，向他们发起了攻击。他们差点儿被西班牙人俘虏。这一经历使得德雷克对伊比利亚人终生怀恨在心。5年后，他在巴拿马侥幸抢劫了一艘西班牙运银车，将价值20000英镑的战利品献给了英国女王。

德雷克的环球航行成功了，甚至大大超出了他与伊丽莎白女王当初最大胆的期望。1580年9月26日，他指挥着仅剩的船只成功返回普利茅斯港。此行，他们不仅到了摩鹿加群岛，还游历了新大陆西海岸的合恩角到温哥华岛之间的地段。在这次史诗般的航行中，德雷克探索过未知海域、拓展过贸易，也劫掠过不少船只。现在，他的船深深地压着港口的水，满载着从非洲与秘鲁之间广阔地区劫掠来的西班牙财宝和葡萄牙贸易商品，以及从反叛葡萄牙的特尔纳特苏丹巴布拉那里交易到的丁香和肉豆蔻。

在欧洲，和平贸易是像西班牙和荷兰这样的富裕而强大的国家的利益所在，保护航海免于海盗骚扰直接关系着他们的利益。正如许多贫穷、弱小且落后的国家一样，16世纪晚期的英国做不到坐视外国商船安然无虞地自由航行。劫掠商船的利润实在太大了。广袤、开明而奉行自由贸易的大英帝国还需要两个多世纪才能建立起来，而当时都铎王朝治下的英格兰的多位君主长年处于破产状态，只能向廷臣颁发特许垄断权，或者向海盗颁发私掠许可证。

那时候，普利茅斯最值钱的货物既不是香料，也不是白银，而是知识资本。早在德雷克的远征中，他就曾在非洲西海岸的佛得角群岛附近抢掠过葡萄牙人的圣玛丽亚号。他的手下高兴地抢走了船上重达100吨的贸易商品：羊毛、亚麻、天鹅绒、丝绸和葡萄酒。这些货物本来是要运到巴西的。此外，船上还装载了帆布、钉子和工具——都恰好是长途航行所需的物资。

然而，德雷克对导航员努诺·达·席尔瓦更感兴趣。席尔瓦是欧洲经验最丰富的水手之一。这位葡萄牙军官和英国海盗，花费了无数个小时，一道研究和翻译了圣玛丽亚号上的海图。在很短的时间内，席尔瓦学会了说英语，还很流利。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导航员一直与船长同桌用餐，船长对他以礼相待，满足了他的每一个愿望，当然，除了立即释放他。（德雷克实际上在一年后的确释放了他。）借助席尔瓦和他的海图，德雷克为英国获取了那个时代保守得最严密的海军机密与商业情报：在南半球异常气候情况下的天文导航技术。

这一重要情报从南欧转移到北欧，绝不是当时发生在普利茅斯港唯一具有历史象征意义的事件。当德雷克返航回到普利茅斯时，英国王室当局立即将他雪藏了起来。过了5个月，伊丽莎白女王才在金鹿号的甲板上册封他为贵族。然而，国家支持的海盗活动逐渐显得不合时宜了。尽管他还一度因为于1587年在加的斯向菲利普二世的作战舰队成功发起过突袭（人称“一把火烧了西班牙国王的大胡子”）而闻名天下，但他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了英国的羞耻。英国的未来显然在于贸易，而非劫掠。很快，人们就会发现分类账簿要比刀剑更为强大，而海盗、商人和横行一时的海军指挥官们，即将被前现代时期两大跨国公司默默无闻的经理们取代。

这些公司中的第一位先驱便是于17世纪主导长途商贸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其后便是在18世纪继承了荷兰前辈衣钵的英国东印度公司。200年来，这两家公司秉持着截然不同的制度渊源和经营理念，为了争夺全球贸易霸权而轮番较量，而它们的兴衰也直接反映了它们母国的命运。

在德雷克的探险之前，北欧船只向东最远也只是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达地中海。如果荷兰人或英国人想去东方旅行，那么他们只能乘坐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或亚洲人的船只，或者走陆上路线。

16世纪初，都铎王朝开始向贸易商团授予特许垄断权。第一批得到授权的商团中有一个叫作“商人冒险家”的团体。他们于1505年获得特许，将羊毛的船运到塞浦路斯、的黎波里和西西里。成功后，他们带着丝绸、香料、棉织品和地毯回到了英国。随后，更多的商团获得了特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1555年获得特许的莫斯科公司，以及1579年获得特许、主要在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开展业务的东土公司，以及1581年获得特许，与土耳其开展交易的黎凡特公司。

1580年，当金鹿号带着东方的财富回到普利茅斯时，德雷克的赞助人投资的每1英镑都获得了50英镑的回报，这还不算进献给英国王室、被锁入伦敦塔的价值5万英镑的西班牙八合一银币和金条。

受到德雷克的成功的鼓舞，越来越多的冒险家前仆后继地取道不同路线前往印度群岛。1583年，4位来自伦敦的商人——詹姆斯·斯托里、约翰·纽伯里、拉尔夫·费奇和威廉·利兹——由陆路前往印度，并向莫卧儿王朝的阿克巴大帝呈递了一封伊丽莎白女王的友好书信。费奇的笔记中所描述的大量的红宝石、钻石、丝绸、黄金和白银，大大刺激了伦敦的宫廷。1586年，托马斯·卡文迪什完成了第三次环球航行（继麦哲伦和德雷克之后）。1588年，他带着从西班牙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成功凯旋。回来时，他的手下们穿着中国的丝绸，他船上的上桅帆装饰着金布，他的主帆完全是由锦缎做成的。1591年，他再一次起航进行环球航行，但出海后便杳无音讯了。

由詹姆斯·兰开斯特指挥的另一支探险队也于1591年启程，取道好望角前往印度。兰开斯特接到的命令是劫掠，而非贸易。在为期三年的航行中，他在好望角与摩鹿加群岛之间漫游，抢到了好几名葡属印度人船上的货物，但也因为维生素C缺乏症和暴风雨而损失了90%的船员。他还试图从葡萄牙人手中占领巴西东部的沿海省份伯南布哥，却功败垂成。随后，他返回伦敦，并成为新近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核心人物之一。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起源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完全不同。为了理解二者，我们必须首先描述它们各自的政治和社会根源。16世纪中叶以前，今天的荷兰和比利时存在着17个主要处于低地的省份，这些省份曾是勃艮第的一部分。它们于1506年被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国王卡洛斯一世继承。卡洛斯一世后来又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当卡洛斯的儿子菲利普二世于1568年入侵这片土地以镇压宗教改革运动时，北方五省发起了反抗。他们于1579年以乌特勒支联盟的名义正式宣布独立，而这一联盟也将他们联结在了一起，形成联省共和国——尼德兰。

当时，安特卫普（位于现在的现在比利时）是北欧的贸易中心。这座富裕的城市吸引着来自英格兰、德国和新成立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天主教和新教商人。他们都非常乐意与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进行贸易，不仅做香料生意，还交易其他商品，尤其是伊比利亚出产的盐，用来保存荷兰的鲱鱼。作为交换，荷兰人也将他们生产的精巧的纺织品以及来自波罗的海的粮食和木材运往南方。

1585年，菲利普的侄子帕尔马公爵（封地在意大利）占领了安特卫普，并做出了一项不符合时代特征的体面安排，即允许城里的新教徒平安离境。几乎同时，他的叔叔向尼德兰下达了禁运令，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港口扣押了尼德兰的船只。这三项行动中的每一项都犯了大错。阴差阳错之间，菲利普将世界上工作最努力、商业上最精明的商人——安特卫普流亡出来的新教徒们——推到了一起。他们现在不得不费尽心思绕开伊比利亚人的港口。

难民中的大多数都选择定居在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的首都，但在此之前它一直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港口。（荷兰，严格地说，在这一时期指的只是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中最大的一个省份，而非国家整体。）1585—1622年，随着新教难民的涌入，阿姆斯特丹的人口迅速从30000人膨胀到105000人，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侵略者封锁了安特卫普，安特卫普作为港口的重要性也迅速萎缩，变得微不足道。

16世纪晚期，荷兰人简·哈伊吉恩·冯·林索登将为荷兰进军印度洋的行动补上最后一脚。多年来，他一直在印度果阿担任葡萄牙大主教的秘书。1588年主教去世后，他决定到更远的东方寻找机会发财致富，出人头地。然而，他所梦想的并不是一下子就获得一笔巨额财富，而是先做成一笔小买卖：“如果我只有两三百达克特，我很容易就能赚到六七百达克特。”

1592年，林索登最终回到荷兰，开始撰写一本书。此书以其别名《旅行日记》而为人所熟知。书中描述了东南亚的植物生态与商业地理，并提供了航海方面的建议。这本书中有关于东印度群岛最有用的介绍：

在巽他这个地方有很多胡椒，而且质量要比印度或马拉巴尔出产的更好，那里的胡椒数量是如此之多，每年都能向外出口（50万磅）。那里还有很多乳香、樟脑和钻石，人们可以在无人阻拦的情况下将这些钻石运出来，葡萄牙人还到不了那里，因为很多爪哇人都能自行到马六甲出售他们的商品。

换句话说，从苏门答腊岛向南航行，然后向北穿过巽他海峡（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岛之间），是可以避开葡萄牙人的。葡萄牙人也很乐意让印尼的商人们自行向西来到马六甲岛，跟他们做生意。尽管这本书直到1596年才公开发行，但林索登的观察和建议早在1592年他刚回国不久，就已经在荷兰成为常识，并得到了广泛应用。随后，该书又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法国、英国和德国受到了广泛关注。

1594年，在林索登的观察与航海图（当时尚未出版）的激励下，4名阿姆斯特丹商人创建了远地公司。一年后，该公司向印度派遣了4艘船和249名水手。与那个时代时常遭遇的情况一样，1597年，船员中只有89人成功返航。更糟的是，他们从船上只卸下了一小箱胡椒，香料则一点儿也没有。尽管他们运气不好，计划也不够周详，商人们还是赚了不少钱，这一点也引起了旁人的注意。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远地公司和其他5家新成立的竞争对手向东方派遣了不少于22艘船。最终，只有14艘船和不到一半的人成功返航。然而，这一次，远地公司的船只则是满载着60万磅胡椒回来的，给投资者带来了巨额的利润回报。

1601年，当这一批船中的第一艘抵达阿姆斯特丹时，就连教堂的钟声也洋溢着兴奋。据一位观察者的记载，“开天辟地以来，还从来没有见过装得这么满的船只”。荷兰人一下子涌起了一股公平贸易的热潮，这也将使得任何现代自由贸易的拥趸感到骄傲。成功返航的远洋船队指挥官雅各布·范·内克指出，他们一路上“绝没有抢掠过任何人的财物，都是直接与各国公平交易的”。这一做法很快就会改变。

与此同时，英国的事态也在迅速发展。就像当时的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一样，没有人怀疑劫掠的正当性：王室要么自己垄断贸易，要么将垄断权授予宫廷中的宠臣以换取分成。伊丽莎白女王便一度是这种有偿交换的大师。例如，1583年，她特许沃尔特·雷利爵士垄断英格兰各地的甜酒贸易。

由于荷兰商人于1599年垄断了胡椒市场，并迅速将价格提高了两倍，因此英国王室不得不匆忙开始从事香料贸易。英国的商人们也无法袖手旁观。一群伦敦商人（其中许多人已经是黎凡特公司的负责人）向英国枢密院请愿，提交了一份题为“一些关于英国商人为什么应当在东印度群岛开展贸易的理由”的文件。枢密院认可了这份文件。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发起人们举行了多场会议，并募集了总计68000英镑的资金。鉴于女王过去仅凭一时兴起就授予特许垄断权，发起人们不打算碰运气。他们决定先斩后奏，给女王造成一个既成事实。他们甚至在正式申请特许状之前，就已经购买和翻新了5艘船只，准备好了补给，还将每艘船上都装满了用于贸易的货物，以及要进献给当地统治者的礼物。

请愿书转到伊丽莎白女王手上的时候，已经有200多人签名了。1600年12月31日，伊丽莎白在新公司的特许状上加盖了她的印信与签名，有效期15年。6个星期后，由詹姆斯·兰开斯特指挥的船队便在泰晤士河起航了。

荷兰的1601年也是多事之秋。继远地公司第二次远航成功以后，又有6家荷兰公司派出了14艘探险队，共计65艘船，绕过了好望角。到目前为止，人们对香料的渴求显然已经失控，大量彼此竞争的公司在供应链的两端互相排挤。与此同时，印尼的出货价格在上涨，阿姆斯特丹的买入价格也在上涨。如果想让香料贸易还有利可图，那么荷兰政府将不得不对其进行监管。

在英国，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商人们虽然想要冒险去印度，但还是自然地倾向于寻求王室的特许垄断契约。然而，荷兰的情况则不同，它并不是欧洲中世纪典型的专制主义国家。荷兰政府更倾向于从整个国家的利益出发而采取行动，特别是当这样做在政治上也可取的时候。

“荷兰政府”这个词指代的是什么？1579年后的两个世纪里，乌特勒支联盟联合北部各省反抗西班牙时，唯一存在的国家政治机构是议会。这一代表机构在海牙举行会议，与奥兰治王室世袭罔替的执政共同决定军事和外交政策。除此之外，每个省份基本都处于自治状态，各自管理自己的商人，在议会中维护各自的公司，而议会则时常与奥兰治王室意见相左。因此，成立一家全国性的贸易公司并非易事。

对荷兰人来说，幸运的是，1602年，议会的天才领导人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和颇有影响力的执政莫里斯亲王得以说服各省接受一个统一的垄断组织来处理对印度群岛的所有商贸事务。

新组织——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其所诞生的国家非常相似。公司下属的最初6家子公司，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地区总部或者商会。由被称为“十七绅士”的17名监事组成的全国委员会负责监督6家子公司。十七绅士大致按照各省人口比例进行人员分配：4个较小的省份各分配1个名额，第二大省泽兰4个名额，最大的荷兰省8个名额。第17名成员则在4个较小的省份和泽兰省之间轮替。因此，荷兰省的监事并不占多数。

公司的宪章赋予了它雇用军事人员的资格。唯一的条件是，招募来的军事人员必须宣誓向议会效忠，而且只能以“自卫”的目的发动战争。（英国东印度公司也被允许进行军事行动，而且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英国和荷兰的这两家公司经常行使这一特权，向对方发起攻击。）考虑到与东印度群岛的通信无论在哪个方向上都要花费一年的时间，因此，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所到之处，只要十七绅士或者任何一个好战的总督（或军事指挥官）愿意，它就会表现得像一个主权国家一样，发动战争，消灭亚洲的竞争对手。

大约20年后，荷兰西印度公司被特许建立，也同样被赋予了如东印度公司一样的军事权力。二者都在对外活动中越来越具有攻击性，使用武力时毫不迟疑。1602—1663年，这两家公司企图在智利、巴西、东非、西非、波斯湾、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中国和菲律宾夺取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地。两家私营公司发动了事实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在亚洲开战夺取香料，在巴西夺取蔗糖，在非洲夺取奴隶和黄金。

结果喜忧参半。荷兰人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到17世纪晚期，葡萄牙人只剩下了果阿和东帝汶这两小块飞地。荷兰在马尼拉、中国澳门和最重要的非洲，都遭遇了重大失败。由于无法攻占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基地，荷兰东印度公司只能在非洲偏远的南端建立一个新的据点，以保卫其印度洋航线。该据点便是开普殖民地。

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战争制造机器一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荷兰人更为强大的金融武器。1602年，投资者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提供了650万荷兰盾的注册资本——约合今天的1亿美元，用于雇人、购买船只，以及购入白银和贸易货物，以换取香料。这一注资是永久性的，也就是说，如果生意进展顺利，那么它产生的利润将主要用于企业的扩张。尽管投资者希望能获得适当的年度分红，但他们没有理由期望他们投下的650万盾启动资金能很快返还给他们。对于现代投资者来说，这的确一点儿也不稀奇，但在17世纪初，荷兰出现了永久性资本，这显示出了投资者对荷兰金融机构非凡的信心。

到了17世纪初，可谓条条大路通荷兰。这个国家的领土比小国葡萄牙的领土还要小，只是人口略多一些（1600年时为150万）。然而，正是这个小国组建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贸易体系。时至今日，全球市场上的成败仍不取决于国家国土面积的大小，而在于是否具备先进的政治、法律和金融机构体系。截至1600年，荷兰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机构体系，使其一下子处在了挑战葡萄牙贸易帝国的最佳位置。诚然，荷兰仍深陷于从西班牙手中争取独立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648年签定《明斯特和约》才结束。虽然深陷于战争之中，但荷兰的状况仍远远好于西班牙、英国或任何其他欧洲国家。即便具备德雷克的功绩、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成就，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先发优势，被宗教冲突搞得焦头烂额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治下的英国，金融市场也是落后而不稳定的。最终，英国又将自己推入了毁灭性的内战。法国和西班牙则更为落后，王室独家垄断贸易，且深陷周期性破产的困扰。相比之下，荷兰联省是欧洲少数几个没有君主专制负担的国家之一，拥有充满活力的法律和金融机构，而且对雄心勃勃、精明能干的各宗教人士都相对宽容。

两组简单的统计数字可以帮助我们稍做分析。经济史学家估计，以当前的美元价值计算，1600年，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440美元，荷兰为2175美元。（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数字分别为1370美元和1175美元。）这些数字表明，随着争夺殖民霸权竞赛的开始，荷兰和英国之间横亘着一道技术与商业的鸿沟。然而，事实证明，两国之间的制度和金融差异则更为关键。在英国，信誉良好的借款人（王室显然不在其中）需要为其贷款支付10%的利息，而荷兰则为4%。这正是荷兰政府的功劳，他们将荷兰的贷款利率压到了世界最低。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英国，王室有权，而且经常会拒绝偿还贷款。相应地，贷款人也会对其收取更高额的贷款利息，远高于对信誉更好的商业借款人收取的利息。

为什么荷兰的利率如此之低？截至1600年，由于其奇特的低地地理和文化资本，荷兰已经成为欧洲金融最发达的国家。荷兰大部分的良田都位于海平面以下，是几个世纪以来利用堤坝和风车（后者用来为水泵提供动力）不断艰难地填海造地得来的。这些项目都是在本地经营和融资的。他们开发出来的肥沃的新土地，不仅为他们带来了农业上的丰收，还塑造了一大批自主而富强的农民。这些农民不受任何王室或封建领主的支配。

填海工程刺激了国家信贷市场的发展。堤坝和风车都造价昂贵，当地的教堂和市政委员会会以贷款的形式筹集所需的资金。这就把荷兰变成了一个由资本家组成的国家；商人、贵族，甚至富农，都倾向于把他们多余的荷兰盾用于投资填海工程的债券。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了贸易中；公元1600年以后，荷兰公民认为拥有派往波罗的海或香料群岛的贸易船只的股份是很自然的事情。最后，商人和经纪人们将所有权分割成越来越小的部分：不是一半或1/4的股份，而是1/32甚至1/64的股份。时至今日，荷兰人仍旧是世界上最大胆的国际投资者之一。

以这种方式划分所有权正是“荷兰金融”的精髓，它的妙处在于让企业家和投资者得以分散风险。1610年的法庭文件显示，一个小资产阶级商人名下的财产由22艘船舶的股份组成：13艘有1/16股，7艘有1/32股，1艘有1/17股，1艘有1/28股。小额股份不仅使得商人们更容易承担风险，还使投资者们得以减少因个别船舶的损失或不成功的商业运作所造成的损失，以增加他们投资的安全系数。这反过来又提升了投资者提供资本的意愿，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利率。

另一项有助于降低风险的荷兰金融创新（至少在使用得当的情况下）是期货市场，即荷兰谚语所说的“赶在鲱鱼上钩之前就先买入”。究其实质，期货市场就是为未来某个时间点上一定数量的大宗商品（比如说一年后会捕获的1000磅鲱鱼）定价。在期货市场中，这些金融工具可以像实际商品一样被人们买进卖出。这一概念并非荷兰商人首创，南欧和伊斯兰世界早就流传着这样的概念了，但荷兰人却把它完善并制度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通过出售期货，荷兰的农民和商人可以在6个月或12个月之前就能得到确定的产品价格。借助期货购买，买家可以在过渡期间避免价格的灾难性上涨。托运人也可以购买航运保险，以对冲货物在海运中的损失，而这本身又是一种风险分散手段。小额股份、期货合约和海上保险都成了刺激商贸发展的重要工具。

正如17世纪的英国商人、经济学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总督乔赛亚·柴尔德所解释的那样，“如今所有国家的富裕或贫穷程度，与他们愿意支付的并通常已经支付的货币利息成比例”。几千年来，商人不得不通过借贷来为他们的贸易项目融资，政府不得不借贷以支撑他们的军事野心。如今，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家荷兰公司以4%的利率借到的钱，是一家英国公司以10%的利率借到的钱的2.5倍。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国家维持其军队的能力。4%的利率意味着财富与权力，而10%的利率则意味着贫穷与羸弱。荷兰的借贷能力，加上英国的政治动荡，使得荷兰掌握了制胜先机。英国直到几代人之后通过改革其金融与政治机构，才终于战胜荷兰。

英国金融市场的可悲状态，尤其表现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微不足道的注册资本——6.8万英镑，仅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1/10。此外，这家英国公司的注册资本还不是永久性的。一旦该公司的船只驶回泰晤士河并销售完其商品，注册资本就必须全部返还投资者。不止发生过一次的是，投资者的报酬直接用香料而不是钱币来支付。一袋一袋的胡椒代替了本应该有的钱币。

试想一下，如果微软和波音每次完成软件或飞机的开发后都必须将最初的注册资本全部返还回去，然后每次开发新产品都要再融一次资，那么它们在与其他公司的竞争中将受到多大的阻碍啊。不妨更进一步，你能想象它们偶尔给股东发送一沓软件磁盘或一条机翼主梁来代替分红的支票吗？这两个比方也多多少少点出了荷兰的竞争对手——英国的显著劣势。

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都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令人厌恶的小弟。例如，1622年，荷兰公司在亚洲海域拥有83艘船，而英国只有28艘，大致相当于两国利率比。一位荷兰观察人士指出：

阁下如果认为世界上最佳的贸易机会，仅凭航道里的30、40或50艘舰船和小艇就能被牢牢抓在手里，那您可就犯了个大错。

金融和舰船并非荷兰之于英国唯一的优势。尽管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结构反映了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松散的结构，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结构甚至更加松散。比起一个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更像一个行业协会。这家英国公司还允许每个成员用自己的账户进行交易，他们只是与其他成员共同拥有船只而已。由于航程和随船商人的融资是分开的，所以在必须合作的时候也几乎无法展开合作，尤其是当随船商人抵达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海外贸易站进行交易时。当英国商人彼此之间在亚洲产生贸易争端时，他们也只能绕过半个世界，进行一次为期两年的往返旅行，等回到伦敦之后再解决。在爪哇的万丹（靠近今天的雅加达）便有三个不同的英国贸易办事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不仅贩售他们自己的商品，还可以与自己公司的商品直接竞争。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向印尼派出了一位强有力的总督，对公司所有官员都拥有绝对掌控权。

由于尼德兰议会开创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因此他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寻求政府的支持，包括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支持。然而，作为一个由商人组成的松散联盟性质的公司，当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国外受到外国贸易势力攻击，或在国内受到保护主义的影响时，它得到了来自政府的庇护。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权力下放也使其比荷兰同行更容易滋生腐败。尽管荷兰商人和水手也并不是一向都很清廉，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员工往往将公司的船只视为私有，经常利用公司的船运输大量的私人贸易货物，肥了自己的腰包。正如一位英国东印度公司官员在写给他的董事的信中提到的：

关于英国人的私人贸易……阁下必须相信，如果人们像侍奉你一样服务于英国公司，那么英国公司早就超过荷兰公司了。

荷兰与英国以及其他欧洲竞争对手相比，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航海技术。1595年之后，北欧海域的海盗活动逐渐减少，一种新船型——福禄特帆船得以被开发出来。新船型呈圆形，速度缓慢但十分高效，只需要同等吨位的其他船只的一半船员即可运作。最初，新船型反而受害于自己的成功之处，因为它的高效率使大量水手失业，其中的许多人都成了海盗。

160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意识到，如果想要利润最大化，那么他们不仅需要垄断荷兰的香料市场，还需要在世界其他地区掌握垄断地位。为了做到这一点，荷兰东印度公司需要在亚洲建立永久性的基地，以储存贸易货物、修理和补给船只，并在不受当地统治者或葡萄牙人干涉的情况下协调各项活动。第二年，公司袭击了葡萄牙的马六甲，但未能成功，随后便将注意力向东转移到了香料群岛和爪哇岛。

1606年，来自马尼拉的西班牙军队占领了摩鹿加群岛中的特尔纳特岛。当岛上的苏丹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求援时，荷兰公司随即派遣了部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荷兰人逐渐将西班牙人赶出了摩鹿加群岛。由于印度群岛和欧洲之间的通信存在很长时间的延迟，在荷兰反抗西班牙的独立战争中，双方针对特尔纳特岛的最后一场战斗发生于1649年，即双方于1648年签定《明斯特和约》的一年之后。

随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以班达群岛为轴心，逐步接管了整个亚洲的贸易。班达群岛仅仅只是摩鹿加群岛中的一群不起眼的蕞尔小岛，却因为其独一无二的土质，成为世界上唯一出产肉豆蔻果皮和果肉的地方，从而在历史的坐标系上有了一席之地。

16世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利用摩鹿加群岛各岛屿之间的敌对关系，特别是特尔纳特岛和蒂多雷岛之间的敌对，分化瓦解，逐步使出产丁香的北摩鹿加群岛上的人沦为他们的附庸。与此同时，南摩鹿加群岛人，尤其是班达人却逐渐繁荣兴旺。在相对不受伊比利亚人干扰的情况下，他们在遍布于岛上的森林中采集肉豆蔻果皮和果肉，正如他们1000多年来一直做的那样。向西航行2000英里，他们将自己的肉豆蔻果皮和果肉，以及北方的邻居出产的丁香运送到马六甲贩卖，于是他们迅速富裕了起来。

荷兰东印度公司很快意识到，如果想要垄断香料贸易，就必须得把班达人赶走。班达人也的确被赶走了。残暴和高效自此也将成为荷兰在亚洲政策的标志性特征。班达群岛中最大的也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由三座火山岩岛屿——隆索岛、内拉岛和火山岛——组成。西边几英里的地方还有一座很小但很肥沃的阿伊岛，再往西几英里远的地方，是这片群岛中更孤独也更小的伦岛（见图9-1）。

图9-1 班达群岛（豆蔻群岛）

正如北摩鹿加人一样，当荷兰人于1599年首次抵达班达群岛时，班达人向他们表示了欢迎，希望能借助他们对抗专横且不断诱使当地人改宗的葡萄牙人。荷兰东印度公司轻而易举地诱惑岛上的居民，使其以人为设置的低价，专门为他们生产肉豆蔻。目前尚不清楚，班达人当初是否理解他们所签署的文件，但无论实情如何，双方之间的争端都很快就出现了。岛上的居民完全依赖于与邻近岛屿之间的以物易物式的贸易来换取食物，而荷兰人一开始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为了避免饥荒，班达人几乎立即“违反”了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协定”。更糟糕的是，1609年，内拉岛的居民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威廉·基林船长在岛上建造一个贸易站。

无视严谨的欧洲契约礼节的班达人，以及在摩鹿加群岛没有动用过任何军事资本而白占了便宜的英国人，都大大激怒了荷兰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来自英国人的竞争抬高了香料的采购价格。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向隆索岛派遣了一个代表团，以“谈判”达成一项新的协议。岛上的人一见到荷兰人登陆，便蜂拥而出地将47名士兵和军官大卸八块。等到荷兰救援队到来时，已经太晚了。

救援队中有一个年轻的“初级商人”，他的名字后来成了荷兰效率与残暴的同义词，他就是简·皮特斯佐恩·科恩。在去印度之前，他在罗马一家荷兰商行当学徒，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在那里，他学到了复式记账的新技术。当时，该技术在荷兰还没有得到广泛使用。

科恩于1607年出航东印度群岛三年（在那期间他曾服役于失败了的隆索岛救援队）。然后，他回荷兰待了两年。1612年，作为“高级商人”，科恩再次获派出航。这一次，他利用新的复式记账技术，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运营交出了一份杰出的分析报告，题为“荷兰东印度诸邦行记”（简称“行记”）。这份报告很快就引起了“十七绅士”的注意。在报告中，他就像现代MBA（工商管理硕士）真正的精神教父一般，使用了17世纪最尖端的管理工具，分析出公司在复杂业务上几乎没有获利。他建议采取两项行动：第一，取得三种珍贵的“优质香料”——肉豆蔻果皮和果肉以及丁香——的垄断权；第二，不惜一切代价和任何手段确保垄断地位，手段包括对当地工人进行无情剥削，引入荷兰殖民者与奴工。

是不是因为见证了隆索岛大屠杀，科恩才提出了“行记”中的建议并在日后做出那些残暴行为，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新的贸易将以暴力的方式进行：

阁下依据过往经历便能认识到，亚洲的贸易开拓与维系必须依赖阁下的枪杆子的保护与支持，而枪杆子的花费又只能以贸易的利润来支付，这样我们的贸易便离不开战争，而我们的战争也离不开贸易。

首先感受到荷兰人枪杆子的力量的是英国人。尽管英国船长基林最近保护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个代表团在阿伊岛免受当地人的攻击，但荷兰人仍然怀疑他与班达人正在合谋什么。不过，这很可能真的冤枉了他。英国人的兵力与枪械都不如荷兰人，基林只能在船上装满香料之后逃走。

此时，内拉已经被荷兰人控制。隆索岛也在封锁之下饱受饥荒困扰，不得不投降。161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戴维·米德尔顿船长抵达内拉岛。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阻拦下，他连一颗肉豆蔻都没能装上船。然后，他拔营向西航行了几英里，到了阿伊岛。当地人高兴地给他的船舱装满了优质的香料。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长们一直故技重施，而且屡试不爽。

到了16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对英国人和阿伊岛的居民都失去了耐心。它入侵阿伊岛，但被岛上的居民击退。这一次的失败，在荷兰人看来，坐实了他们对英国人的怀疑。英国人的武器在岛上被发现，英国人的舰船全程观战，甚至可能还向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部队开过火。荷兰人于第二年再度发动袭击，战局惨烈，数百人被屠杀，数千人被驱散，其余的人都成了奴隶。失去了在阿伊岛的贸易站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将其业务基地再度向西移动了几英里，搬到了伦岛。此时，几年前刚被任命为荷兰东印度公司驻爪哇万丹岛指挥官的科恩，向英国人发出警告，他会把任何对班达人的进一步支持视为挑起战争的行为。

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之间的敌对逐步升级，这不仅引起了两大公司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总部的关切，还引发了温莎与海牙的关注。1613—1619年，两国政府进行了数轮贸易谈判，其争论的焦灼程度不亚于任何一场世界贸易组织或关贸总协定的会议。令英国人愤怒的是，荷兰人全程都以胡果·格劳秀斯为首席贸易谈判代表，而格劳秀斯则是当时泰斗般的法学学者，撰写过《海洋自由论》——其核心观点是，海洋航行与自由贸易是各民族的天赋权利。

尽管英国人引用了格劳秀斯的理论，使他略显尴尬，但格劳秀斯也是一位杰出的雄辩家，他毫不费力地论证了与其理论相反的案例——英国人在建立香料群岛的贸易方面毫无贡献，因此香料群岛的贸易也与英国人无关。就在两大公司的舰队准备于1620年3月在万丹交战之际，英国船“公牛号”带着“十七绅士”的信赶到了：9个月前，两家公司签署了合作条约。

这份协议激怒了科恩。他本想摧毁东印度群岛上的每一个英国贸易站和每一艘商船，而协议的条款却将摩鹿加群岛1/3的利润分给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同时也要求英国东印度公司承担1/3的成本。

然而，这一安排也为科恩提供了驱逐英国人的工具，当然，要比他原来希望的方式和平得多。因为英国人无法在金融上与荷兰人竞争，因此，要胜过英国人简直易如反掌，尤其是对于科恩这样擅长复式记账法的经营者来说。他多次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交了大量账单，关于香料采购、船舶补给和军费开支，而英国人几乎不可能支付所有这些费用。当英国人回复资金不足，或直接拒绝为科恩的军事行动提供战舰支持时，荷兰人便拒绝为他们的商船装载香料。

当年的晚些时候，在没有英国支持的情况下，荷兰东印度公司实施了殖民时代最血腥的暴行之一。他们袭击了摩鹿加群岛的主岛隆索岛，并屠杀了岛上约13000名居民中的大部分。少数生还者被押送到了爪哇进行强制劳动，或者是被强制要求在本属于他们的丁香树林中做苦工。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当荷兰人发现他们需要当地人的专业知识以挽救他们管理不善的肉豆蔻庄园时，那些被送到爪哇的人又被送了回来。

一些岛民不得已向西逃亡，主要逃到了武吉士人的港口望加锡（位于由香料群岛前往爪哇岛和马六甲的航道上）。在那里，这批人成为这个关键的贸易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英国人只在名义上拥有伦岛及临近的一座弹丸小岛的控制权。因为担心被指责违反1619年的条约，荷兰人并没有把英国人从伦岛上驱逐出去，却摧毁了岛上的肉豆蔻树。

就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巩固其位于印度尼西亚群岛东端的香料群岛的垄断地位时，它也在爪哇的西端建立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据点。1619年5月30日，杰出而偏执的科恩刚被任命为总督，很快，他便公然违抗“十七绅士”的命令，从万丹苏丹手中抢走了一个被称作雅加达的小渔村，并将其改名为巴达维亚。

仅仅20年的时间，荷兰人便取得了葡萄牙人在整整一个世纪都没能取得的成就——几乎完全掌握丁香、肉豆蔻果皮和果肉的垄断权。然而，正如葡萄牙人一样，他们也无法完全掌控胡椒贸易，因为胡椒在印度和印尼之间分布的范围实在太大了。

征服香料群岛，仅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亚洲贸易控制权大战略的一部分。1622年，在波斯人和英国人的糊里糊涂的帮助下，三国联军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霍尔木兹岛——狭窄的波斯湾入口的咽喉。波斯皇帝阿巴斯一世一直希望夺回该岛，获取其在海湾的统治地位，以便打开波斯皇室垄断的丝绸出口贸易。在此之前，丝绸只能由商队由陆路穿过波斯的“宿敌”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运过来。

霍尔木兹曾是世界上最繁忙、最国际化的贸易中心之一，后来却逐渐被遗弃，再也没有崛起过，而它的衰落也彻底改变了亚洲贸易的面貌（见图9-2）。首先，英国人在波斯大陆的贡布隆获得了一个基地，后来改名为班达阿巴斯（阿巴斯港）。该港在海峡的主导地位一直延续至今。其次，波斯湾现在对葡萄牙人关上了大门，对古吉拉特人和苏门答腊西部的亚齐人也关上了大门。这反过来又关闭了横跨叙利亚沙漠的古老的陆上商队路线。1000年来，这些商队一直为黎凡特和威尼斯从印度洋地区运送香料。

图9-2 霍尔木兹海峡

矛盾的是，盎格鲁-波斯联军瓜分霍尔木兹的真正受益者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霍尔木兹名义上的胜利者是波斯人和英国人，但他们从未从重新获得的海湾控制权中获得什么好处。因为波斯人根本没有商船队，英国人不能再从摩鹿加群岛进口香料，再运送到波斯湾的港口交给商队转运。荷兰人几乎完全冻结了英国人的香料贸易。直到17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才有机会从其他商品中获利，并再次挑战荷兰东印度公司。

随后，荷兰人借着这次胜利，又通过1638—1658年的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役，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得了斯里兰卡，从而在他们的投资组合中又增加了一项利润丰厚的肉桂垄断贸易。最后，他们于1669年拿下了武吉士人的望加锡港（该港是亚洲贸易商的重要香料市场），于1682年占领了英国在印度尼西亚的主要基地万丹，从而彻底堵上了香料群岛垄断贸易中的最后几个缺口。

随着霍尔木兹的陷落，以及葡萄牙势力在印度洋区域的淘汰，唯一向亚洲竞争对手开放的通道便是红海。1630年后，曼德海峡的控制权从土耳其人手中到了一个也门伊玛目手中。这位伊玛目敞开海峡，与所有来客进行贸易，包括经由亚丁附近的摩卡港而来的欧洲人。虽然红海在理论上是开放的，可能会挑战荷兰人的垄断地位，但荷兰的竞争对手手中根本没有可以借助这条通道运输的香料。在16世纪曾成功地推翻葡萄牙的卡塔兹制度的亚齐人，如今已从西印度洋消失了。亚齐衰落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但似乎是由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苏门答腊岛上的势力越来越强，亚齐的商人们根本无处采购香料（见图9-3）。

图9-3 17世纪处于鼎盛时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势力范围

荷兰的海事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以至绕过好望角的航线最终变得比“辛巴达航道”和红海航线更便宜、更快。荷兰东印度公司对香料群岛的控制是如此之全面，航运效率又是如此之高，而且账户上资金充裕、管理得当，以至到了17世纪初，它能故意由西边经直布罗陀海峡向地中海市场倾销胡椒和香料。虽然倾销使得利润下降，但低价也使得陆上的香料贸易无利可图，从而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由威尼斯操盘的地中海东岸的香料贸易模式。一个半世纪后，威尼斯的主要财政来源彻底枯竭，其本身也被拿破仑的军队轻而易举地收入囊中。

我们在第4章遇到的葡萄牙药剂师、冒险家、作家托梅·皮雷斯曾说过一句其实并不准确的名言：“谁控制了马六甲海峡，谁就扼守着威尼斯的咽喉。”事实上，要想扼杀威尼斯，你不仅需要控制住马六甲，还需要成为巽他、好望角和香料群岛的主人。葡萄牙人从未做到，而荷兰人则于17世纪中叶成功垄断了香料市场，并埋葬了威尼斯。

荷兰东印度公司利润最丰厚的业务全都处于亚洲境内，因此他们完全避开了漫长而危险的好望角航线。当德川幕府的将军于1638年驱逐葡萄牙人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长崎港的出岛上建立了一个日本贸易站。日本人刻意填海建造了这个人工岛，目的是将被日本与德川幕府视为洪水猛兽的两项西方影响——基督教与火器——隔离开来。在出岛上，荷兰船可以将白银装船带走，这一贸易一直持续到1668年德川家下令禁止为止。随后，荷兰人便转而在日本采购黄金和铜。

荷兰人和他们奉行锁国主义的东道主相处得很好。双方都喜欢烈酒和宴会（而葡萄牙人则奉行自我节制），而且加尔文宗的信徒并不怎么痴迷于拯救异教徒的灵魂，倒是更热衷于牟取利润。（一位荷兰外交官曾向瑞典的查理十世宣扬宗教信仰自由，查理十世狡黠地从兜里掏出一枚荷兰硬币，说道：“这才是你的宗教。”）

两个多世纪以来，德川幕府一直奉行“锁国”政策，出岛是日本与西方沟通的唯一窗口。起初，出岛的荷兰人只能得到最基本的供应——食物和妓女，但不久之后，日本人的好奇心便为他们带来了更好的待遇。西方文化和技术知识的吸引，即日本所谓的“兰学”，使得日本早在1853年的佩里叩关之前就已经逐步开放。

荷兰人与日本人相处得很好，却得罪了中国人，因为他们拒绝向苏门答腊和爪哇的中国商人出售香料。回想一下，中国人消费的香料（尤其是胡椒）其实比欧洲人多太多了，而如今荷兰东印度公司占据着香料贸易的最大份额。我们便不难想到，作为回应，中国人直接将丝绸发往日本和西班牙控制下的马尼拉（在那里，丝绸将被装在马尼拉大帆船上，运送到墨西哥）。科恩采取了报复行动，他下令在广州—马尼拉航线上扣押一些中国船只，这又使得中国人进一步疏远了荷兰人。1622年，科恩试图占领澳门，但失败了。他一怒之下沿着中国南部的海岸线击沉了80艘中国帆船，希望能迫使中国人屈服。由于中国的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于是中国批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设立永久贸易据点——热兰遮城。很快，该城堡的仓库便堆满了香料、丝绸、瓷器。

亚洲商业的中心仍然在爪哇西部，此地经由布劳威尔发现的“咆哮西风带”路线也很容易到达。几乎所有往返于荷兰的航运都要经过那个伟大的港口，它也是亚洲内部复杂贸易网络的神经中枢。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优质香料，来自日本的黄金、铜和白银，以及来自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都会在印度的东部和西部海岸储藏入库，以换取印度的棉布。印度的布料再被送回巴达维亚，以支付购买更多的香料、丝绸和其他商品的费用。亚洲内部的贸易简直就像一台前所未有的财富制造永动机。只有最精美的商品——丝织品、香料、黄金、瓷器和珍贵的珠宝——才会绕过好望角被转运回阿姆斯特丹。

一位17世纪时在巴达维亚坐牢的英国囚犯估计，在任一时间点，荷兰东印度公司都有多达200艘船和3万人广泛分布于印度群岛的各地。考虑到雇员的高死亡率——仅在出航的航程中，就会有约1/4的人丧生，荷兰东印度公司需要不断招募新生力量，招募的范围也不仅限于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公司的人力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从17世纪中叶开始，其大部分士兵和水手就都已经来自国外了，尤其是德国。

这一令人闻风丧胆的招募行动由专门的部门进行，主要由女性组成，人称“人命推销商”。她们的目标是涌入荷兰的城市寻求发财机会的年轻的外国男子（主要来自德国）。为了从他们的签约预付款和未来的薪水中分得一杯羹，这些女人会连续数星期或数月向其中无亲无靠的年轻男子推销房间、餐食，以及各式各样的娱乐项目，直到他们登船远航亚洲为止。

现实远远没有推销时承诺的那么美好。一份当代的报告描述了300人挤在一间阁楼里的状况：

他们只能日日夜夜待在那里，吃喝拉撒，没有足够的地方睡觉，只能横七竖八地躺在各自的身上……死亡率如此惊人，以至房东都不敢报告真实的死亡人数，有时甚至会把两具尸体收殓进一口棺材。

荷兰终究是荷兰，这笔浮士德般的交易又衍生出一种新的金融工具——运输简报，一种可以卖出去的债券。这使得“人命推销商”有权获得荷兰东印度公司支付给新晋员工的工资分成。其他投资者随后可以以一定的折扣买入这些债券。折扣的程度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人员的死亡率挂钩。买家们会将这些债券重新打包，组合成有利可图的、多样化的人力资本池。这些大资本家也顺理成章地被称为“人命买家”。18世纪，当士兵和水手的死亡率因公司管理松懈而飙升时，许多“人命买家”也随之破产。

约有100万人从荷兰的码头出发前往东方，超过一半的人再也没有回来。用经济史学家简·德·弗里斯的话说，“毫不夸张地说，荷兰东印度公司扫清了城市街道上的乞丐和失业者。”这些新晋人员的低素质最终成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致命弱点。相比之下，英国东印度公司意识到，它需要一些能够同时掌握航海、经营货物和作战的经验的人员，服务于其相对较小且人力不足的印度船队。因此，这家英国公司只会招募最合适的申请者。一旦入选，公司便会免除他们的皇家海军兵役。

如果说成千上万的人离开荷兰的码头之后悲惨而恐怖地葬身于大海，或者在亚洲的港口丧命于肆虐的瘟疫，那么，从东方运回来的货物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荷兰东印度公司会在本国水域定期巡逻，而且会向第一个发现返航的船只的船长发放奖金。

公司的高层代表会乘着单桅帆船，驶向返航的船只。他们会首先登上旗舰，远航舰队的指挥官们则会向其递交一份简短的报告。公司代表们会一一盘问，船上有什么货，损失了多少人和船，船队在进港前是否遭遇过奇怪的船。最后，欢迎会会在每艘船上分别举行。每艘船的船长都会交出一个装有钻石、珠宝和航海日志的皮包，由公司代表们乘着单桅帆船带回去。代表们随后会检查船员们的个人交易账户和行李，就航程的各项情况盘问船上的军官和船员：军官和大副们对船员们有什么评价吗？船员们对船上的领导层有什么不满吗？代表们会使用一种吃水很浅的轻便船只，押运货物，押解囚犯，运输船员们的设备、衣服和私人贸易品，同时检查船上的枪炮和弹药。

受过特殊训练的人员会打破舱壁，让一袋袋香料沿着轨道滑到等候的小船上。这项工作伴随着炎热的天气和飞扬的尘土，燥得让人喉咙疼。小船上的船员们会用杜松子酒和含糖的椒盐卷饼来缓解他们的不适。最后，代表们会来到舱底，监督船员们卸下沉重的压舱货：爪哇的大米、日本的铜或低档的中国瓷器（高档瓷器一般放置在上层甲板）。满载着货物的小船驶进内港，分散在荷兰复杂的内陆运河网络中，前往（荷兰东印度公司分部的）仓库。完成以上程序后，代表们会乘着单桅帆船离开，并在公司总部重新集合。在那里，他们将把装着宝石的皮包交给“十七绅士”启封。

现在才是最困难的环节：如何在不压低价格的情况下，将如此大量的商品分销出去呢？荷兰东印度公司会采用许多不同的方法，最常见的方法是以固定价格将某一特定商品全部打包批发出去，并承诺公司将不会在预先商定的时间段内再出售任何同类商品，即停售，目的是保护买家的权益。例如，1624年，一个由三个香料商人组成的商团以400万荷兰盾、24个月的销售期，批发买下了200多万磅的胡椒。直到一个多世纪之后，其他国家的贸易公司和商人才能对如此大规模的商贸活动进行监管。

荷兰东印度公司对香料市场的控制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在1690年以后的50多年里，公司都能够将肉豆蔻和丁香的价格固定在一个几乎恒定的水平上。维持这种能力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尤其是要考虑到香料产量时常剧烈波动，这一能力显得更令人赞叹。1714年，北摩鹿加群岛收获了150万磅丁香，而1715年只收获了20万磅。1719年的收获量则又变得非常之大，显得欧洲的需求是如此之小，致使450万磅丁香和150万磅肉豆蔻被销毁。只要荷兰人在某一年突然大规模增种香料，他们就不得不在下一年销毁数千棵香料树。

正如返港的船队一样，轻便船和仓库也都充斥着来自亚洲的繁荣，欧洲的富足也可以在出航的船只上看到，那里有德国的绳子、俄罗斯的帆布、挪威的木材、伊比利亚的盐、法国的肥皂、英国的皮革、埃德姆的奶酪、纽卡斯尔的煤、荷兰的鲱鱼，以及由新大陆的银铸造出来的硬币。

某个国家迅速积聚的商业财富往往也会迅速激起其他国家的嫉妒，并最终引发战争。这种情感上的暗流在17世纪和18世纪充斥于英荷关系之中，并酿成了两国之间四次全面的武装冲突。这些战争都纯粹因贸易而起，并不像日后那些滑稽的战争那样，只是因为商业和外交利益而爆发，毫无意义。

1648年签订的《明斯特和约》结束了荷兰与西班牙之间的“八十年战争”，荷兰也因此获得了独立地位。这也最终释放了荷兰在贸易方面的全部潜力。在此之前，由于西班牙的占领与封锁的威胁，荷兰的这一潜力一直难以全面释放。

荷兰的新兴商业力量对英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随着西班牙威胁的消失，英国人几乎完全不是荷兰商人的对手。突然之间，到处都是荷兰人，波罗的海、西班牙和地中海都充斥着荷兰商人，他们用福禄特帆船承运木材、盐、葡萄酒和橄榄油，而这些从前都是英国船队的业务。

查理一世于1649年被斩首后，英国经济的衰退、荷兰人在印度洋上的高姿态，以及他们对奥利弗·克伦威尔组建反天主教联盟的提议的反对，最终导致了1651年《航海法案》的通过。这项法案禁止任何第三方贸易进入英国——也就是说，尽管外国船只将本国的货物运抵伦敦码头是完全合法的，但将另一个国家的货物运抵伦敦码头却是违法的。由于这项法案适用于荷兰商船上的大多数货物，因此，此举无异于向荷兰宣战。

克伦威尔的海军和私掠船扣押了数以百计的荷兰福禄特帆船。在法案通过后的仅仅7个月之后，第一次英荷战争便爆发了。1652—1672年，两国之间总共爆发了三次这样的冲突。每一场仗都打得非常激烈，但结果总是荷兰人更胜一筹。

在一直持续到1654年的第一次战争中，英国人俘虏或击沉了1200多艘荷兰舰船，几乎摧毁了荷兰人在北欧的航运能力。不过，荷兰人控制着直布罗陀海峡，以及瑞典和丹麦之间的海峡。这两大战略要道最终帮助荷兰人成功渡过了难关。而在英国这一边，大量英国商人被困在瑞典、意大利和德国的港口，皇家海军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木材供应受到威胁，英国议会在压力之下不得不向荷兰求和。

但求和只是暂时的。厄勒海峡是荷兰人力量最为薄弱的软肋。该海峡仅有2.4英里宽，位于现今丹麦城市赫尔辛格（《哈姆雷特》中的埃尔西诺）和瑞典城市赫尔辛堡之间。这条海上通道对于荷兰至关重要。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出产的重要物资，如粮食、木材、金属，要从这道海峡运往荷兰。荷兰出口的鲱鱼和工业品也需要通过这道海峡输送到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在16世纪和17世纪，丹麦人有能力从两岸的堡垒中向海峡上的任何船只开火，因而得以设卡征收关税——所谓的“炮声税”，面向来往海峡的任何船只。随着荷兰海军和商业实力的增强，海峡的稳定和合理的关税结构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实力较弱的丹麦也逐渐沦为荷兰的附庸国。

1658年，瑞典的查理十世袭击了哥本哈根和厄勒海峡。由于瑞典和丹麦分别与英国和荷兰结盟，这次袭击也升级为一场英荷代理人战争。荷兰人虽然在1652—1654年的战争中损失惨重，但还是动用了他们最后的海陆军储备力量，迫使瑞典人和英国人（当时，英国的海军已经开始在丹麦海域巡航）让步。在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战斗中，荷兰海军上将奥布丹和德·鲁伊特尔粉碎了瑞典对哥本哈根的围攻，并将英国人赶出了丹麦群岛。他们还护送着一支大型商船队，顶着瑞典人的火线，成功穿过了厄勒海峡。查理十世在赫尔辛格城堡目睹了这一切，大为震惊。

对荷兰商业霸权有怨恨之心的大有人在，不仅限于英国。1667年，法国向荷兰在波罗的海的贸易霸权发起了挑战。当时，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尔成立了北方公司，用来把法国的盐和葡萄酒运往瑞典和德国，而该项贸易一直是由荷兰主导的。与此同时，柯尔贝尔还对荷兰的织物、烟草和鲸油征收了巨额关税。

然而，荷兰强大的金融力量帮助荷兰再一次赢得了胜利。法国人的北方公司的经济实力根本无法与荷兰人相提并论，他们无力提前向法国商人支付葡萄酒和盐的费用。柯尔贝尔本应该知道，他是不可能在金融方面胜过荷兰人的。雪上加霜的是，他还要求北方公司在法国市场上以低价倾销斯堪的纳维亚的木材，这又反过来大大降低了北方公司进口的木材的价值。

法国人不得已以其他方式回应了贸易战。他们于1672年入侵了荷兰。荷兰执政威廉三世下令打开拦海大堤，淹没了通往阿姆斯特丹的道路，并最终击败了法国人。面对商场和战场两方面的失败，路易十四和柯尔贝尔心灰意冷，于1675年关闭了北方公司。然而，雪上加霜的是，1688年，威廉入主英格兰，继承了英国王位，成为威廉国王，并明确表达了建立反法联盟的意图。

1648年后的相当一段时期算得上荷兰的黄金时代。伦勃朗和维米尔的作品完美呈现了这一时期的时代风貌。这一时期的荷兰不仅坐拥世界上所有主要贸易路线，其制造业的实力也几乎天下无双，无可匹敌。截至17世纪晚期，土耳其人对丝绸般光滑的莱顿羊毛都如此钟情，以至于威尼斯的工匠们根本无法与之竞争。1670年，威尼斯参议院认定，振兴其纺织业的唯一办法是进口荷兰的纺织设备。英国进口商将他们的蔗糖送到荷兰提纯，把烟草送到荷兰加工，把钻石送到荷兰切割。欧洲大陆的家庭主妇们争相购买代尔夫特蓝陶（中国青瓷的廉价仿制品）、肥皂和灯油（二者都来自荷兰的捕鲸业，肥皂提升了欧洲的卫生条件，灯油则使得夜间的街道变得更加安全）。即便是意大利和法国工匠向来擅长的造纸业，面对荷兰北部的桑诃出产的光滑而白皙的稿纸，也失去了优势。

伦敦的商人和政客们做出的决定，以及西方消费者品位的转变，都将很快宣告荷兰黄金时代的落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廉三世夺取英国王位一事，引发了一系列连锁事件，并最终为英国取代荷兰成为世界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扫清了道路。香料时代即将结束，被排挤在东印度群岛之外的英国人将注意力向北转到了印度和中国，向西则转向了加勒比海和非洲。在那里，他们将凭借未来的商品走向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些商品包括棉花、茶、糖、鸦片和奴隶。

1. 此处原文为the Netherlands，直译为尼德兰，即中文惯称的荷兰。——译者注

2. 关闭伊比利亚港口对长途贸易最直接的影响是，切断了西班牙对于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盐的供应。盐对于保存鱼类至关重要。早在1599年，每年就有大约120艘荷兰船只和数十艘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船只在阿拉亚海角（位于现在的委内瑞拉）的盐滩停靠。

3. 三个世纪后，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观察到，凡是房子用泥和稻草建造的地方，利率就会很高，而凡是房子用砖砌成的地方，利率则会很低。

4. 数据已经折算成2006年的美元价值。

第10章 移花接木

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比美国早期爱国者更广为人知的形象了，他们打扮得像印第安人，涂黑了脸，以毛毯裹身，打着“无代表，不纳税”的旗号，于1773年12月16日在波士顿港倾倒茶叶。然而，这一激动人心的口号实质上是宣传大于事实。

当杰出的哈佛历史学家小阿瑟·M.施莱辛格的父亲、约翰·F.肯尼迪的助手老阿瑟·M.施莱辛格于1917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个话题时，他将文章取名为“反抗东印度公司的起义”。而如果是今天的历史学家就这一事件发表文章，就很容易将其贴上“美国的第一次反全球化集会”的标签。

到18世纪末，各地的英国人都对茶上了瘾，新大陆的殖民者也不例外。就在北美殖民地革命之前，马萨诸塞州州长、商人托马斯·哈钦森估计北美殖民地居民每年大约消费650万磅茶叶：人均2.5磅。事实上，在波士顿茶党诞生的整整6年前，根据《汤森法案》，针对茶叶的唯一税收只是10%的进口税。然而，殖民者只需取道荷兰和法国走私干茶叶，便可轻而易举地规避这一不算太高的进口税。实际上，每年只有5%的茶叶消费是向王室申报过的。那么，为什么波士顿人会在1773年——事情发生的6年后变得如此愤怒呢？很简单：他们把茶叶倾倒进港口，是因为他们担心英国东印度公司会向他们倾销茶叶。

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法国和英国之间爆发的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之后的全球低迷时期，英国陷入了财政困难，于是决定用殖民地的资金来弥补财政亏空。1765年颁布的《印花税法案》旨在对北美的法律文件、报纸、小册子甚至扑克牌征税，随即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次年，该法案被废除。接着，更为温和的《汤森法案》颁布，而这又引发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呼声。

战争也对英国东印度公司造成了沉重打击。到18世纪70年代初，英国东印度公司急需政府拨款援助，而《汤森法案》却禁止该公司直接向殖民地居民出售货物。相反，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得不将商品拍卖给中间商，由中间商将货物运到北美殖民地批发商手中，再由这些批发商最终将货物卖给当地的店主。1773年5月，应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要求，议会通过了《茶税法》。该法案并没有增设任何新的税项，只是首次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亚洲直接向北美殖民地进口茶叶。该法案将使茶叶价格降低一半，因此对殖民地消费者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好消息。

意料之中的是，被该法案淘汰的中间商，以及当地的走私者和茶商，对这个新法案非常不满。当新法案的消息于1773年9月传到波士顿时，这两伙人随即采取了行动，以抗议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境外势力的不公平竞争”，却无视一个令人不快的基本事实，即这项法案实际上将为他们的同胞节省一大笔钱。商人和走私者以惯用的国家利益为幌子，陈述着他们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张。一位署名为“一位一贯的爱国者”的作者在其社论中指出，新立法将伤害诚实而勤劳的北美殖民地商人的生计，“目的仅仅是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商在市场上腾出空间，这些人很可能是英国北部来的代理商。他们就要夺走我们自己的商人的诚实所得，而发起大财了”。其他人则利用了他们听众的无知和党派偏见，提出了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口号，还牵强附会地广泛散布英国人将接管北美殖民地的所有商业贸易的威胁论。然而，至少有一个市议会把事情看得更清楚，并且认定那些人反对法案，“是因为东印度公司打算在北美殖民地采用的销售方法，可能会损害本地许多主要从事茶叶贸易的人的私利”。

1773年11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达特茅斯号、海狸号和埃莉诺号载着公司的第一批茶叶进入波士顿港。密谋者们——可能是在塞缪尔·亚当斯的领导下，准备充分，训练有素。他们将甲板上的茶叶一扫而空，全部倒入海水中。完事之后，没有一个人为了个人使用或之后的销售而带走一片茶叶。

到了北美殖民地革命时期，人们熟悉的全球化要素已经全部到位。跨国公司在全球各地转运产品，塑造着消费者的偏好，以至于通过浸泡干燥的树叶做出的热饮被认为是“生活必需品和一般日用品”。殖民地的特殊利益团体散布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空话，既反对大多数人福祉的提升，又不合时宜地污蔑大公司是异国文化的代理人。

1700年之前，全球商贸以武装贸易为中心，试图在异国他乡维系不切实际的商品垄断权。这只成功过一次。17世纪的荷兰曾真正实现过这个理想，当时，他们垄断了出产自摩鹿加和斯里兰卡的优质香料。

1700年以后，商贸格局完全改变了。新的商品——咖啡、糖、茶和棉花——从前在西方鲜为人知，又可以很容易地移植到各大洲，因而迅速在全球商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如今，在安特卫普、伦敦、里斯本、阿姆斯特丹或威尼斯的码头上，各公司已经无法再凭借卸下几吨香料、丝绸或熏香获得巨额利润了。此外，在新的市场中，公司还必须学会刺激大众市场对于新产品的需求。

图10-1显示了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向阿姆斯特丹进口的比例，这清楚地显示了新产品的压倒性优势。（这幅图实际上还低估了新产品在欧洲的重要性，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占据着纺织品和饮料进口的大头，但甚少参与香料贸易。）没有人能奢望就如此容易种植和生产的商品保持垄断地位，而新的大宗贸易能手英国也慢慢意识到，和平的自由贸易才对其最为有利。

图10-1 由阿姆斯特丹进口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货物

跨国公司和大众化商品兴起的故事始于另一种饮料——咖啡。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咖啡远远不只是一种饮料而已。肉豆蔻、丁香、肉桂和胡椒一度令人趋之若鹜，但最终它们还是过气了。相比之下，时至今日，阿拉伯咖啡树上的咖啡豆调制出的黑色液体仍然吸引着大企业董事长、首相以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在被引入伊斯兰世界后的5个世纪里，这种可口的热饮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交逸闻、金融交易，甚至引发过革命。

传说大约在公元700年，一名埃塞俄比亚牧民注意到，他的骆驼和山羊一到某个高地的牧场，就会整夜蹦蹦跳跳，不眠不休。一番调查之后，他发现他的牲畜实际上是吃了一种小灌木的红色浆果。当这个牧民咀嚼这些浆果时，他突然发现自己也变得兴奋了起来。虽然这个故事几乎可以肯定是虚构的，但大多数权威机构都同意，咖啡是在公元1000年后不久于埃塞俄比亚首先开始种植的，然后穿过红海传到阿拉伯的菲利克斯。在那里，苏菲派信徒——伊斯兰教的一个分支——开始定期饮用咖啡。

苏菲派信徒几乎没有人是全职的祭司。和大多数信徒一样，他们每天都有日常工作要做。在世界宗教信徒中几乎独一无二的是，他们以个人履行的宗教仪式来进行祈祷，从而解决了祭司不足的问题。在深夜举行的仪式中，他们会努力追求一种超然的、灵魂出窍般的非现实感。大约在15世纪中期，苏菲派开始饮用咖啡来保持清醒，而不再食用传统的也门兴奋剂——卡特（一种灌木）的叶子。

苏菲派并非修道院的隐士，而是从事普通工作的普通人。他们对于咖啡的消费，很快就使得咖啡从宗教领域扩散到了世俗领域。第一批注意到咖啡的医疗效用的非苏菲派信徒中，有一位亚丁的穆夫提（伊斯兰教法专家），他在生病时饮用了咖啡，

喝了一些（咖啡），希望对他自己有好处。结果，穆夫提的病情因为饮用咖啡而有所好转，而且他很快就意识到咖啡的其他特性，尤其是消除头部的昏沉感，振奋精神，延缓睡眠但并不会让人不舒服。

15世纪晚期，咖啡具有两重社会功能，它既是一种社会润滑剂，又是每天从事单调而劳累的日常工作的人的功能性饮料。一位早期欧洲观察人士对咖啡促进诚实的人际交往与诚信的商业关系的作用印象深刻，他指出，咖啡

使人们有资格进入社会的束缚和严格的交际之中，其效果之明显，独一无二……使他们的声明更显真诚，因为他们可不是拍脑门子决定的，也不会说过就忘。后两种情况在人们喝酒的时候时常发生。

随着需求的增加，有组织的咖啡种植很快在也门摩卡港以北的山上出现，就在曼德海峡区域内。此地的咖啡树林也培育出了当地人饮用咖啡的生活习惯，这一习惯又通过红海的贸易路线迅速向北扩散。大约在公元1500年，咖啡传到了吉达。印度洋上的大型远洋贸易船，往往要在此地换成更适宜在红海北部航行的吃水较浅的小船。也正是在那里，咖啡一炮而红，使得吉达取得了当今反全球化运动中西雅图一般的地位。吉达的一位欧洲观察人士指出：

他们对于咖啡的使用非常普遍。咖啡在咖啡馆里公开出售。人们聚集在咖啡馆中，好像这样打发起时间来会更为惬意。人们还在咖啡馆里下象棋，下播棋，甚至投了钱。他们纵情享乐，弹奏乐器，翩翩起舞。这些行为都是为正统穆斯林所不齿的，最终酿成了大祸。

一旦咖啡馆里座无虚席而清真寺里冷冷清清，大祸也就为期不远了。在麦加，首先发难的是马穆鲁克总督海尔·贝格·米马尔，他是一个典型的以杀人为乐的官僚，唯恐人们生活得太惬意。1511年，在两位波斯医生的协同下，他宣布，出于医学和道德两方面的原因，禁止饮用咖啡。麦加人对这一决定嗤之以鼻，而且开罗的一项正式裁决也明智地允许麦加人在家饮用咖啡，倒是海尔·贝格与两位医生在几年之内相继丧了命。不过，他们的死因更可能是奥斯曼人的侵略，而不是过量饮用浓缩咖啡。

随着咖啡不断向北和向东传播，直至传遍整个伊斯兰世界，同样的道德游戏也在不断上演。这种效果强劲、不掺糖的液体，偶尔加上丁香、茴香或豆蔻调味，十分受人喜爱，甚至传入了穆斯林贵族的后宫。妇女们认定，向她们稳定地供应烘烤过的咖啡豆是男方的基本义务，如果男方做不到，她们就有理由提出离婚。

1555年，一位名叫沙姆斯的叙利亚商人把咖啡豆带到了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也随即引发了咖啡热，几十年内涌现了几百家咖啡馆。“穷困潦倒的人们不惜夜以继日地在街上乞讨，就为了凑够钱之后喝上一口咖啡。”不久之后，同样的戏码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演。苏丹穆拉特四世背后的权臣，奸邪而无知的维齐尔穆罕默德·科尔皮里担心咖啡馆可能会煽动革命，勒令将其全部关闭。几乎在同一时间的波斯，掌权的阿拔斯一世的妻子在政治上更为老到，她没有下令关闭咖啡馆，反而派人渗透了进去，将谈话的内容从政治引导到了更容易被当权者接受的话题。

到了17世纪初，西方的访客也不禁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一位欧洲人士估计，仅在开罗就有2000到3000间生意兴隆的咖啡馆。在君士坦丁堡，旅行家彼得罗·德拉·维尔在富人家的房子里观察到，

大火熊熊不灭地燃烧着（以保持咖啡的温度），一沓小瓷碗就摞在旁边，装满了某种混合物。咖啡一烧开，办公室雇来的人就提着小碗，分送到几群人手上……顺手也给每个人递上一些瓜子来嗑，好打发时间。嗑着瓜子，喝着他们称为卡佛的饮料，他们显得乐此不疲……可以一直持续七八个小时。

君士坦丁堡流行的任何商品，都会很快通过威尼斯传播到欧洲的其他地方，因为威尼斯当时已经修复了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意大利的天主教神学家和他们的穆斯林同行一样，对新饮料的道德属性抱有怀疑。然而，1600年左右，教皇克莱门特八世在品尝完一杯咖啡后，指定咖啡作为基督教饮料，欧洲对于咖啡因的争论也随之偃旗息鼓了。1644年，法国内科医生皮埃尔·德·拉·罗克将咖啡带到了马赛。后来，他的儿子冉写出了《阿拉伯的菲利克斯行记》，书中描述了他作为商人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也提及了咖啡的早期历史，颇受大众欢迎。

1669年，土耳其人派遣使臣苏莱曼·阿加前往凡尔赛。他颇为傲慢，只穿了一件简单的羊毛外套便去见了浑身珠光宝气的路易十四，而且拒绝鞠躬行礼。他还以平等的口吻称呼了这位欧洲的太阳王。为此，他随即被驱逐出巴黎。他的外交行动可能失败了，他的咖啡却大为成功。他在巴黎的一个时髦街区租了一幢大宅子。贵族妇女们听闻宅邸的异域风情与香气四溢，纷纷慕名而来，一探究竟。宅子里，努比亚奴隶会为她们端上用精雕细琢的蛋壳盛着的咖啡。贵妇们在苏莱曼的咖啡因的作用下，无意间透露了口风，向苏莱曼透露国王路易邀请土耳其人到巴黎仅仅是为了让奥地利人担心而已，好让奥地利人拿不准他是否会在奥斯曼帝国围攻维也纳期间施以援手。这一消息进一步恶化了凡尔赛和土耳其的关系。

当亚美尼亚人装扮成土耳其人，头戴头巾，身披长袍，托着装有咖啡壶和杯子的托盘，走街串巷地出售咖啡时，饮用咖啡的新时尚很快就传遍了巴黎。这些流动小贩很快就演变成了集市上的咖啡摊，咖啡摊又最终演变成了咖啡馆。其中最著名的一家是于1686年创立的普罗科佩，取自第一批亚美尼亚人咖啡摊其中一家的意大利侍者的名字。一个世纪后，正是在普罗科佩，罗伯斯庇尔和马拉密谋了革命。普罗科佩直到今天仍然在对外营业。威尼斯也有一家差不多创立于同一时间的咖啡馆，名声更响，也还在对外营业，只是价格略贵。

将咖啡从君士坦丁堡带到维也纳的，不是商人，而是士兵。1683年，奥斯曼帝国包围维也纳长达两个月之久，直到一支主要由波兰人组成的奥地利军队将其击退，维也纳才脱了围。奥地利军队中有一个叫弗朗茨·乔治·哥辛斯基的，由于他给土耳其人当过翻译，因此他被认为最适合担任信使，联系城中守军与城外救援的波兰盟友。凭借身上的土耳其制服和杰出的语言能力，他多次在敌人的防线上蒙混过关，大难不死。

当波兰人终于解放了这座城市时，撤离的土耳其人不仅在此放弃了征服欧洲的希望，还留下了大量的牛、骆驼、帐篷和黄金。得胜的军队很快就瓜分了所有的战利品。维也纳的守军也分到了好几袋咖啡，但没有人煮来喝。听说此事后，哥辛斯基说：“如果没人要的话，我可就全拿走了。”因为曾经混迹于土耳其人中，哥辛斯基知道如何处理咖啡豆。回顾咖啡在巴黎的历史，同样的过程也在维也纳上演了一遍。哥辛斯基最初是走街串巷地挨家挨户销售咖啡的。后来，他租了一幢小房子，而这幢房子也成了维也纳第一家咖啡馆。

到了1700年，欧洲最大的咖啡消费群体，既不在威尼斯，也不在巴黎或维也纳，而是在泰晤士河两岸。英国一跃成为这一奢侈品的最大消费者，暗示着欧洲的商业霸权已经转移到了伦敦。没有哪个群体比英国的新兴商人阶层更热衷于咖啡在提升耐力和思维敏锐度方面的功效了。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咖啡传播到哪里，它都会演变成一种“商务饮料”。

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的商业迅速崛起，信奉新教的荷兰执政威廉三世与他出身英国王室的王后玛丽，推翻了英国上一任信奉天主教的君主詹姆士二世。登基成为国王的威廉，一度试图团结英国和荷兰，建立新教联盟对抗路易十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心甘情愿地交出了国王的神授权力，将议会在政府体系中提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交换，议会允许威廉广泛开征消费税（特别是针对咖啡这样的奢侈品），以资助他的反法战争。

这项宏大的协议——1689年的革命性安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这一安排将权力从专制君主手中转移到了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机构，推动了法治的发展，而法治是国家日后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第二，王室消费税的开征使得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更强，政府的信用也因此大为增加，从而降低了信贷利率。此外，贷款人认为，由富有的债券持有人和商人们组成的实权立法机构，在债务上违约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小。1690—1727年，英国的主要信贷利率从高于10%骤降至4%。第三，1688—1689年的事件后，荷兰金融家们推断，伦敦的商业风向已经转变，因此一窝蜂地从伦敦撤了资，其中就包括了亚伯拉罕·李嘉图。他是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父亲。而关于大卫，我们之后将会了解他更多的事迹。

光荣革命中的安排大大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发展，也使得英国人成为欧洲最热衷于喝咖啡的人群。英国的商人、金融家和股票经纪人时常聚集在伦敦的咖啡馆里。伦敦的咖啡馆主要坐落在伦敦的码头边上，原因是码头是整个伦敦最先获取海外市场情报的地方。掌控着英国新兴贸易经济的权势人物们，甚至直接在咖啡馆里做生意。这些人的头脑从前就不会因为葡萄酒和啤酒而迟钝，如今更是被雄心勃勃的事业锤炼得异常敏锐。

只要也门人还在种植浆果，咖啡就依然是昂贵的稀缺品。18世纪的头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欧洲贸易商开始聚集在也门，首先是在摩卡港，然后是在这个港口北部尘土飞扬的高地城镇贝耶特阿尔法基赫，此地也随之不断繁荣起来。聚集于此的人不仅有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代表，还有法国、佛兰德和德国贸易公司的代表，以及更多的穆斯林商人。

在这项贸易上，欧洲人实际上算是姗姗来迟了。18世纪中叶，大部分咖啡仍旧向北流入咖啡的传统市场——埃及、土耳其和美索不达米亚，或者向东输送到波斯和印度。例如，18世纪20年代，也门每年向伊斯兰世界出口大约1600万磅（4万巴哈尔或4万只骆驼的载运量），而欧洲只有大约600万磅，其中的大部分还是出口到英国的。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商通常能抢先采购到优质的咖啡豆，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同行只能购买到价格过高、发了霉的咖啡豆。荷兰东印度公司落后，既是因为腐败，又是因为懒惰，荷兰商人不太愿意离开相对舒适的摩卡，冒着危险跑去贝耶特阿尔法基赫，而他们的竞争对手反而越来越积极地这么做。

随着1700年后咖啡热在欧洲的蔓延，摩卡港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船只，还有靠近贝耶特阿尔法基赫的两个小港口荷台达和洛哈亚（见图10-2）。欧洲贸易代表们总是害怕任何贸易船只进入这些港口，甚至对于从他们自己公司来的船也是如此，因为买家的增加会抬高价格。也门的咖啡豆售价曾经一度高达每磅0.8荷兰盾（约合现在的12美元）。以这样的成本进口的话，几乎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经常光顾欧洲的咖啡馆。

图10-2 中世纪晚期也门出产咖啡的地区与港口

1725年左右，欧洲企业在供应链两端的激烈竞争大大挤压了企业的利润。也门咖啡贸易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特征是，有一件事从没发生过。虽然英国、荷兰、法国、佛兰德和德国的公司彼此之间不断恶性竞争，但这一次他们避免了战争。对于也门人而言，他们贪婪地享受着欧洲人疯狂的竞价。当英国议会轻率地命令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摩卡港逮捕所有未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英国臣民时，当地的贸易代表表达了反对意见，因为这将激怒苏丹，“在我们看来，苏丹会出手干涉抓捕行动。他会保护任何航行到他的港口的船只上的人员，毕竟他们对欧洲人无一例外地抱持着尊重”。

如果荷兰人不能在咖啡贸易上超过他们的英国对手和法国对手，那么他们还有一招可以取胜，就是将咖啡树移植到苏里南、斯里兰卡和马拉巴尔海岸。经历了最初的挫败之后，从也门移植到马拉巴尔海岸的咖啡树终于在巴达维亚附近的爪哇高地上被成功种植。到了1732年，印度尼西亚每年大约可以出产120万磅咖啡，加上苏里南和巴西出产的一袋袋咖啡豆，以及来自印度群岛的，全都会被送到阿姆斯特丹的码头。供给的增加逐渐打破了也门的垄断，最终也导致咖啡的价格大大降低。由于新产地的种植者们可以生产出比也门便宜得多的咖啡，荷兰人也得以长期获得合理的利润。

印度尼西亚与新大陆的新产地导致的价格暴跌也改变了欧洲人的饮用习惯。突然间，每个人都至少买得起一杯咖啡了。1726年，一位荷兰牧师就抱怨过，早上没喝咖啡之前，女裁缝就连一根线也不会穿进针里。1782年，一位法国贵族挖苦说：

没有哪个中产阶级家庭是不供应咖啡的，没有哪个店主、厨师、女仆是在早餐时不喝咖啡的……商人的摊位或店铺附近通常都会有一个木制的长凳。突然，令你吃惊的是，你会看见一个来自雷阿勒的妇女或者一个搬运工来买咖啡喝……这些优雅的人们就在那儿站着喝，篮子还背在背上。要是想要获得更完美的感官体验，他们还会把东西放在长凳上，自己也顺势坐下。

爪哇咖啡豆的质量其实比不上摩卡港的。虽然欧洲人通常无法区分这种差别（或许除了被移植到其他地方的咖啡比也门咖啡会多含50%的咖啡因这一事实），但更敏锐的穆斯林消费者可以分得清，他们是绝不会碰便宜的印尼咖啡的。除了“十七绅士”看到穆斯林嫌弃爪哇咖啡的报告时的反应，没有什么可以更好地表现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那种刚愎自用了。这个威严的小组郑重其事地报告说，他们从爪哇和摩卡咖啡豆中采集了样本，但根本无法区分出二者。他们无法相信，“一群放荡不羁的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竟然拥有比我们这样的人更敏感的味觉。”

英国在咖啡贸易方面取得了领先地位（后来在茶叶贸易方面也是如此），对它的欧洲竞争对手来说可不是一个好兆头。毕竟，在这些产品的发源地——也门和中国，荷兰人和法国人本来都有着长期的先发优势。对于英国的竞争对手来说，最为糟糕的情况就是英国又垄断了一种新商品。该商品不仅可以轻易地移植到任何地方，其需求还很广泛。

棉花便是这样的新商品。这种纺织物在现代生活中是如此常见，以至我们很容易忽视它独特的生物和地理属性。首先，棉花——作为占据当今全球产量90%以上的植物物种——包含了四组完整的染色体，而不是大多数植物和动物的两组。（用科学术语来说，它是四倍体生物，而非通常的二倍体。）包括棉花在内的许多此类生物，都有着一对起源于亚洲的染色体和一对起源于美洲的染色体。

令人惊讶的是，最近利用“分子钟”进行的科学研究表明，这种旧大陆和新大陆物种之间的杂交大约发生在一千万年前，早于人类的进化。在过去的几百万年中，不同种类的棉花一直生长在秘鲁、印度、非洲东部与南部、埃及、新几内亚、阿拉伯、佛得角、澳大利亚、加拉帕戈斯群岛和夏威夷等地。

在没有人类帮助的情况下，棉花是如何发展出这种独特的传播能力甚至杂交能力的？答案似乎在于棉花种子的两个不寻常的特性：第一，它们能够在盐水中存活长达数年；第二，它们在水中具有自然的浮力，并且能附着于水面上的漂浮物。

早期棉花植株产生的纤维长度连1英寸都不到，与现代人工种植的动辄几英寸长的品种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重要的经济作物和动物通常只被人工驯养过一次，但在旧大陆和新大陆，古代的农民至少在4个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人工种植棉花——两次在美洲（分别得到陆地棉和海岛棉），一次在亚洲（得到亚洲棉），一次在非洲（得到非洲棉）。

印度次大陆多种多样的土壤类型也生长出了不同品种的棉花，这反过来又使得印度得以出产丰富多样的棉织品，比如来自孟加拉东部城市达卡的平纹细布，以及来自古吉拉特邦的缎纹布和印花棉布。就像今天美国的汽车、电影和软件产业分别集中于拥有相应技术积累的底特律、好莱坞和硅谷一样，16世纪的印度城市卡辛巴扎尔和艾哈迈达巴德也吸引了大量纺纱工、织工和精修工，而他们的产品也得以闻名世界。在印度的四大纺织中心——孟加拉、旁遮普、科罗曼德尔（东南）海岸和古吉拉特（古吉拉特是中东伊斯兰帝国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平价和奢侈布料的供应地），这些布料往往是通过红海和波斯湾路线送达中东的。

在进入现代之前，纺织品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业产品。由于很多布料通常会掺入银线、金线和丝线，因此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会囤积这样的布匹来储藏财富。很多家庭实际上是将他们的财富穿戴在身上，悬挂在墙壁和窗户上。更重要的是，这些珍贵的纺织品还会作为财产被人们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也正是这个原因，几个世纪以来，服装的样式会基本保持不变。除了最富有的人，大多数人往往只拥有几件衣服。服装的风格不仅随着时间的变动而静止，还会依据阶层的不同而被严格区分开来。在倡导节俭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本就僵化的社会结构基本上规定了什么样的人能穿什么样的衣服。17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率先打破了这一积习。在短短几十年内，该公司就使得英国的产业、贸易、时尚风潮和社会阶层系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引发这场商业革命的正是该公司经营的棉花。

棉花演变为主要的贸易商品的过程，与蔗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600年诞生时，棉花是与丝绸不相伯仲的高端产品。即使是作为一项奢侈品，人们能消费得起棉花，也依赖于廉价的印度劳动力。像糖一样，棉花很容易生长，但是需要大量的人力来加工。工业时代初期，种植100磅原生的棉花纤维与棉花籽的混合物——棉铃——只需要消耗大约一个人两天的工作量。然而，剔除棉铃中的棉花籽（轧棉），平行排列棉花纤维（梳棉），以及连接棉花（拼棉）则是一个人70天的工作量，而这只能生产出8磅的粗棉（成品棉）。另外还需要女纺纱工35天的时间才能把这些粗棉纺成线。这样算下来，1磅棉线需要大约13天的劳动。相比之下，生产1磅羊毛只需要1或2天，生产1磅亚麻只需要2到5天，而生产1磅丝线也只需要6天。

印度不仅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还拥有几百年的棉花纺织方面的专业知识。将数百万又短又易碎的棉纤维连缀成一根耐用的棉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750年以前，英国纺纱工根本无法生产出足够坚韧的棉线作为纺织时纵向的经线，因此，英国国内生产的棉布通常都以亚麻线或羊毛线为经线，以棉线为纬线混合纺织而成。只有技术更高超的印度纺纱工才能生产出纯粹的棉线。因此，在实用纺纱机于18世纪被发明出来之前，西方几乎所有的棉布都是以印度出产的棉线纺织而成的。

在17世纪早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只掌控着重要的香料贸易的一小部分份额。其主要业务是波斯出产的丝绸，一般由骆驼经叙利亚的沙漠运送到土耳其港口。不久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开始涉足印度的布料市场。起初，没有人能够想到，纺织品贸易将最终引发工业革命，摧毁印度的纺织业，进而在英国引发一场关于自由贸易的大争论。当时那场争论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当今全球化经济中的任何一场争论。更值得一提的是，纺织品贸易也孕育出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国。

16世纪的最后一天，伊丽莎白一世特许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几十年以来，英国就像被万花筒迷了眼一样，被从未在欧洲出现的丰富多彩的布料、颜色和图案迷住了。英国传统的厚重而单调的羊毛制品根本无法与由轻薄、绚丽多彩的印度面料制成的衣服、窗帘和饰物相提并论。然而，印度面料的优势最终还是没能抵挡得住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商业组织之一。英国东印度公司随后接手了棉花贸易。

英国东印度公司并不满足于仅仅依赖市场需求推动棉花的销售和进口。17世纪中叶，该公司开始积极引导消费者的品位，并在该过程中开创了我们如今熟知的时尚产业与消费社会的雏形。

英国东印度公司意识到，如果“时尚领袖”穿上印度的印花棉布，挂上花呢窗帘，其他人很快就会效仿。在腐败而又崇尚阶层制的君主社会里，英国东印度公司很快便找到并挖掘了整个社会风气的源泉——王室。如果王室采纳了某种特定的服饰风格，大贵族们就会纷纷效仿，而大贵族们又会成为小贵族们效仿的对象，小贵族们又会成为商业精英们模仿的对象。这样一路自上而下地模仿下去，就连只付得起几个先令的穷苦农民也会效仿。

到了17世纪晚期，印度的印花棉布已经在英国中产阶级获得了小范围的青睐，原因是中产阶层模仿了贵族们身上更昂贵的丝绸、缎子和塔夫绸。然而，王室成员们却刻意回避了印度次大陆的面料模仿秀，而选择穿一些“正宗的东西”。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总督乔赛亚·柴尔德开始着手改变王室的偏好。此前，公司曾于1660年向查理二世赠送过价值3000英镑的银质餐具，但董事们认为仅仅给这么一点儿小钱显然是没有用的。1684年，他们向国王“自愿捐赠”了324250英镑，还向国王和约克公爵奉送了公司的股份。1689年君主立宪制的诞生也没有阻止公司继续向王室献殷勤。1698年，一位廷臣曾看到，在女王的房间里，“所有的印度白缎刺绣都是由公司进献的”。公司也没有忘记其他贵族成员。公司不仅向他们赠送了印度印花布和公司股份，还奉上了董事会成员的资格与公司免费的货运服务。

到18世纪初，棉织品已经在高端时尚界取代了丝绸和羊毛的地位。丹尼尔·笛福曾观察到：

我们上好的丝绸和精美的器物都败在了印花布的面前。条纹细布也迅速席卷开来，被广泛地应用为手工业产品的装饰花边，其价格有时也不输印花布。

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发现了每年服饰风格变化的好处。笛福嗤之以鼻，“在英格兰，衣服被扔掉，并不是因为穿破了，而是因为过时了，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每年光扔掉的衣服就或许大致相当于一些国家总体的服装消费。”公司也鼓励了“便装”的概念，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休闲装——家庭生活中穿的轻便礼服和连体袍子。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营销周期性的服装时尚的同时，其总督乔赛亚·柴尔德也没有忽视远在印度的贸易前哨站的重要性。仅仅在1600年成立后不到10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便在苏拉特（位于今天的孟买北部）建立了第一个运营基地。苏拉特是在坎贝港淤塞后成为莫卧儿王朝第一大港的。当柴尔德于1677年成为董事时，公司已经在马德拉斯（位于印度的东南海岸）和孟买设立了“辖区”，或者说贸易站。（孟买的名字来自波姆巴亚，意为“良好的港湾，”，是葡萄牙人取的名字。1661年，英国的查理二世从他的葡萄牙新娘布拉干萨的凯瑟琳那里得到了这个作为嫁妆的港口，而这个港口不久就给附近的苏拉特蒙上了一层阴影。）1690年，在柴尔德的领导下，加尔各答成立了第三个辖区。这些以采购纺织品为目的而设立的贸易站，日后将成为大英帝国的基石。

作为荷兰堡垒化贸易站体系的崇拜者，柴尔德迅速在3个辖区布署了公司的军事力量。1681—1707年，在莫卧儿帝国和印度教马拉塔帝国之间的冲突中，这项政策得到了回报。一般而言，公司的船只装载着白银与贸易商品从英国出发之后，要花费两年的时间才能装载着印度的印花布返回。为了应对这长达两年的“反馈回路”，柴尔德还把复杂的“贸易规则”具体化。

到17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将150多万件棉线筒和衣物运往国内，占其进口总值的83%。在英国的贸易体系中，香料已死，棉花称王。

不用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竞争对手们大肆叫嚷着抗议。例如，黎凡特公司曾于1681年试图禁止印度优质棉织物的进口。它的论点同样也带有一种熟悉的保护主义腔调，指责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采购耗尽了英国的黄金储备，得到的只是

印花布、胡椒、丝织品和一种骗人的生丝——印度出产的印花布和丝织品，显然对这个国家的穷人造成了损害，而后者的生丝贸易则又对土耳其贸易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还不是全部。英国东印度公司还被指控向印度出口了英国的先进技术，送去了

印度捻丝工、织布工和印染工，并在那里建立了丝绸作坊……进口制成品并染色，再出口到英格兰，造成了王国的劳动人民不可言喻的贫穷，导致了王国数以千计的家庭的破裂。要不是这些进口商品，他们就能找到工作机会，而这一切都悲剧都能避免。

近期被提升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总督的乔赛亚·柴尔德驾轻就熟地回应了这一论调：

最根本的事实是：从印度进口更好、更便宜的生丝显然是在造福我们的王国。当然，这也的确可能会损害一些土耳其商人眼下的利益……不过那又怎样？难道只要一项贸易影响了另一项贸易，这项贸易就必须中断吗？如果真这么做的话，那么我们的国家将只会深陷于混乱，永无休止。

要是调整成现代英语的语法和用词，上述争辩可以很容易转化为当今电视政论节目上国际贸易协议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机锋妙语。

在17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英国的三个组织联合成了一个奇怪的贸易保护主义联盟，致力于封禁从亚洲进口的棉花。这三股力量分别为道德主义者（愤怒于新潮服装所造成的社会撕裂感）、生丝和羊毛的生产者（在更便宜且更好的外国产品冲击下而失业）、重商主义者（愤怒于大量白银外流仅仅是为了买时髦的衣服），他们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形成了对抗，不仅给公司带来了可怕的后果，也给英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帝国本身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外，正如我们将在第11章中看到的，他们还将摧毁印度经济的基石——纺织业。

在反对印度贸易的三个团体中，重商主义者是最具影响力的。他们和支持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自由贸易的拥趸之间的争论，吸引了英国最有才华的经济头脑，并在那个时代找到了类似于政论博客的表达平台——小册子。这些短小的出版物售价一般只有几便士。重商主义者的理论简洁明晰：一个国家的财富是由它所拥有的金银数量来衡量的。

换句话说，国际商业构成了一个零和游戏。一个国家的利益只能以另一个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国家致富的唯一途径只能是通过出口多于进口的方式从国外获得金银。用现代的说法便是，通往财富的途径在于保持贸易顺差。这样的竞争也是一场残酷的拉锯战，因为一个国家赚到的金币或八合一银币只能来自竞争对手。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早期商人托马斯·孟的话说：“我们必须遵守这条规则：每年卖出去的东西的价值必须要高于我们消费的价值。”

在重商主义者的构想中，并非所有的进出口项目都是平等的。理想情况下，一个国家应该只进口原材料，并且只出口制成品。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就业最大化。同样，谨慎的人也应该避免消费外国的奢侈品，因为这些奢侈品不仅会花费掉大量的黄金和白银，还会恶化国内的就业。这一点显然是直接针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重商主义者还试图以高额关税或偶尔的全面禁运来尽可能减少进口，并通过取消出口关税，甚至发放补贴的方式来鼓励出口。

如今来看，这些论点的谬误显而易见：国家积累财富的方式主要是提高工业和农业的生产率。购买国外的奢侈品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也几乎没有美国人在意诺克斯堡或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金库里有多少金条。（重商主义的幽灵在现代世界仍旧阴魂不散，其主要表现形式便是进口关税、进口限制，以及农业补贴。）

300年前，当英国就印度贸易进行争辩时，几乎没有人发现重商主义的缺陷。一位名叫罗杰·科克的观察人士指出，按人均收入计算，荷兰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却“进口所有的东西”，而贫困的爱尔兰出口的产品则远远多于其进口的产品。另一位名叫查尔斯·戴夫南特的人则有力地解释道，让一个国家总是能享用“廉价供应”的外国进口货所带来的好处，要远远超过其对国内就业造成的损害。他切中肯綮地强调，贸易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因为所有的贸易都是互相依存的、一个接一个地发生的，一方的损失也会招致另一方的损失”。在他看来，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是“不必要的，不自然的，也是对公众百害而无一利的”。此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还鼓励了那些生产效率低、产品价格高的国内产业，这简直就是买椟还珠，舍好求次。

迄今为止，最引人注目的早期自由贸易者是亨利·马丁。他的著作《对东印度贸易的思考》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早75年。马丁清楚地看到，重商主义者将黄金与财富等同起来，重复了迈达斯国王的错误。贵金属之所以有用，仅仅是因为它们可以交换到我们想要或需要的东西。马丁意识到，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应该是由它消费了多少决定的：

金条只是次要的，具有从属性，衣服和制造业才是真实而基础的财富。难道这些东西不是世界上最珍贵的财富吗？哪一个被认为最富有的国家在这两项上不强大？荷兰汇聚了各国的制成品。英国的布、法国的酒、意大利的丝绸，都是财富。如果这些东西不是财富，那么他们才不会花费金子来买呢。

他对贸易带来的繁荣赞不绝口：

为什么我们被大海环抱着？当然，我们的国内需求可能是由我们向其他国家驶出的船只供给的，而这也是最微不足道的劳动力投入。以这样的方式，我们尝到了阿拉伯的香料，却从没有感受到其运送路程中的烈日骄阳；丝绸让我们容光焕发，我们却从未接触其制作过程；我们喝下美酒，却从未在葡萄园种过一棵树；矿井中的宝藏属于我们，但我们从来没有在其中挖掘过一块矿石；我们只需要耕耘，便可获得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收成。

马丁也坦率地承认，允许印度的廉价商品进入英国，的确会使得英国的纺织工人失业，但他反而认为，这正说明英国工人的劳动力被浪费在了“不必要的工作”上。他们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收益更高的工作：

如果上帝赐予英国谷物，就像当年赐予以色列人吗哪一样，那么人们就不会想要去耕地、播种、收获……以同样的方式，如果东印度群岛的人无偿地将衣服送给我们，其质量优于或等于我们花费大量工作做出来的衣服，那么我们也不会对送上门的馈赠说不。

马丁精妙的经济见解对于其所处的时代来说太超前了。与亚当·斯密不同的是，他没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度进口商品一事而言，立法记录几乎根本没提到他、科克或戴夫南特的名字。只有贸易委员会成员、重商主义者约翰·波利克莱芬以斯密将在19世纪所采取的方式那样影响了议会的辩论。

真正的战争——政治斗争——始于1678年。那一年，议会意识到为活人规定风尚太过困难，便要求死人至少应该被埋葬在羊毛织物里。在接下来的10年里，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盟友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一系列反对其进口的法案。有一个法案是要求所有学生、教员、法官和律师都穿羊毛衣服；另一个是要求所有公民在一年中的6个月内穿羊毛衣服；还有一个是要求所有年薪不到5英镑的女仆都戴毛毡帽。

到1688年光荣革命时，印花布变得越来越有争议。随着荷兰裔国王威廉的登基，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君主的影响力变得大不如前。新调整的土地税导致了威廉与法国人的冲突，也为英国的地主带来了额外的负担。反过来，地主们认为，商人阶层就是一群恶棍，违反了重商主义的核心准则：耗尽王国的黄金与白银，豪掷于亚洲式的享乐主义。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新商人阶层，发现自己在争论中全面落于道德主义者、纺织工和重商主义者的下风，于是再度向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展开反击。

1696年，由于印度印花布的冲击而陷入贫困的纺织工和纺丝工，从坎特伯雷、诺维奇、诺福克和剑桥等地来到英国议会门前，请求救济。英国下议院以一项严厉的法案回应了请愿。该法案将禁止任何外国棉织品进入英国，违反者将被处以100英镑的罚款——一名普通工人5~10年的工资。支持这项法案的人源源不断地召集了一大批证人，控诉印度贸易对于他们的损害——不仅仅是羊毛和丝绸工人，还有英国国内的漆工、家具和风扇工匠，他们由于便宜的印度商品的涌入而失了业。反对意见则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支持者——家具商、亚麻布商、染料工人和印花布的印染匠人。

法案在下议院获得了通过，却在上议院的闭门会议中被拦下了。这可能是因为柴尔德交了贿赂金，疏通了关系。被这种背叛行为刺痛的织工们决定继续向议会施压。下议院于1696年晚些时候再次将法案提上了日程。1697年1月，5000名织工误信了法案再次被否决的不实传言，包围了议会，并设法闯入了下议院的大厅。议员们赶紧锁上了主会议室的大门，织工们于是转移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总部，不过，他们也没能成功闯进去。议会和英国东印度公司随即加强了安保，惊慌中的下议院再次通过了法案，试图安抚织工。柴尔德也再一次向掌握着实权的上议院奉上了大笔金钱，否决了法案。听闻消息的成千上万的织工愤怒地发起了游行，而这一次针对的是柴尔德的私宅。在那里，士兵向游行队伍开了枪，造成1人死亡，数人受伤。

富有的赞助商现在也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发起了反制行动。多年来，小型私营商户一直偷偷地在亚洲的港口进行贸易，侵害了公司的垄断权。1698年，议会正式授予这些“闯入者”合法地位，并向他们颁发了新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为了重新确立其垄断地位，旧东印度公司被迫购买了新公司的大部分股份，然后将新公司的业务合并进了旧公司。

1699年，也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柴尔德去世了。由于缺乏他的睿智领导与雄厚财力，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终于赢得了胜利。1700年4月，代表地主阶层利益的托利党成功通过了《进口禁令》。该法案禁止进口任何涂色或染色的印花布和丝绸。虽然未涂色的织物仍然被允许进口，但必须征收15%的进口税。

《1701年法案》（以其实际生效的年份命名）最终适得其反，原因有三。首先，印花布成了禁果，因此反而更加令人向往。其次，作为禁令不可避免的伴生者，走私在法案通过后的几年内就迅速爆发了。用一部小册子的作者的话来说，“英国是一个岛国，有千千万万个地方可供人们往岸上卸货。”虽然大多数走私而来的印花布是由法国和荷兰商人带进英国的，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雇员的私人行李里也夹带了不少。第三，也是最糟糕的，该法案为英国国内棉布制造商的先进印刷机械提供了大量未染色的印度布，他们因而大获其利。羊绒生产商很快就意识到法案实际上使他们的处境更加恶劣了。在法案通过之前：

印度印染的印花布主要被那些富人使用，而穷人们则仍旧穿着和使用我们的毛织品。然而，现在在英国印染的印花布不仅相当便宜，而且非常时尚，各种各样的人都在买印花布打扮自己，装饰家居。

这显然是夸大其词。由于将原棉制成细布需要大量劳动，成品印花布的价格其实仍然比羊毛或丝绸服装贵。1719年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造成的经济衰退，将丝绸织工和羊毛织工进一步推入了绝望。那年的6月10日，伦敦织丝区斯皮塔佛德的几百名工人袭击了销售印花布的商店、棉布印染作坊，甚至抓了一些恰好穿着印花布衣服的人。在某些情况下，“印花布追击者”们从穿着印花布衣服的人背后，撕开了他们深恶痛绝的印花布，将衣服浸泡在具有腐蚀性的硝酸中，挂在木棍上，当作战利品，在街道上游行。数月以来，织工们不断恐吓着伦敦。骚乱直到冬天降临才会平息。因为那时候，即便是最时髦的女士也会穿上暖和的羊毛衣服。

起义吓坏了议会和新的汉诺威王室。他们讨论着如何安抚成群的织工，而他们所在的议会被织工们至少又愤怒地包围过一次。当时，织工们高喊着口号，勒令议会采取行动。这场立法斗争持续了两年之久。最后，1721年，在“南海泡沫”破裂造成的经济混乱之后，议会甚至禁止了未染色的印度布的进口。此外，穿印度棉布也成了一种罪行，违反者将被罚款5英镑，罚款可以奖励给举报人。从今以后，只有棉线或原料棉可以进口。不过，奇怪的是，议会的全面禁布令却留有一个例外：只要进口的棉布是染成不时髦的素蓝色，妇女们就可以合法地穿着。

不可避免地，这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羊毛产业和丝绸织工产生了反效果。18世纪初，印花布是典型的“高附加值商品”。谁能够将廉价的原料棉生产成饱受消费者追捧的昂贵、顺滑而轻便的布料，谁就能积累大量的财富。印花布的高需求、高价格，加上市场上印度布的匮乏，推动革新者改进了纺纱和织造工艺。

工业的确得到了提升。1721年法案通过仅12年后，约翰·凯就改善了飞梭技术，使飞梭的生产力提高了1倍。这又提高了纱线的需求量，但纱线的纺织却更加难以机械化。1738年，刘易斯·保罗和约翰·怀亚特获得了第一台机械纺纱机的专利，但直到18世纪60年代中期，才出现一种商业上可行的设备。当时，这种机器是由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理查德·阿克赖特和塞缪尔·克朗普顿分别发明的。（这些机器分别是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和混合纺纱机，最后一个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糅合了前两者的特点。）

正如经济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那样，“只要提到工业革命，就绕不开棉布”。作为伟大变革的核心的新机器制造使得大量纺纱工和纺织工失了业，这些工人在最终进入新式工厂工作之前，又于18世纪、19世纪发起了“捣毁机器”运动。（“勒德分子”一词源于19世纪10年代捣毁机器运动的领导人内德·勒德，不过他很可能是杜撰出来的人物。）

紧随《1721年法案》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本来应该仍旧青睐于进口的印度棉线，但英国本土出现的新机器，使得原料棉成了工业革命的原料以及大好的贸易商品。18世纪20年代初，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印度进口大约150万磅原料棉。到18世纪90年代末，这个数字则上升到了大约3000万。

在接下来的75年中，英国棉产业发明了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多渠道投放广告的方式，大大增加了市场对廉价新产品的需求。这些渠道包括时尚杂志、越来越短的时尚流行周期、零售展厅，以及英国新近私有化的由普通公路和收费高速连接起来的地区性仓储系统。

亚洲的棉花作物已经无法满足血汗工厂无底洞般的生产需求了。英国的工厂于1765年生产出50万磅成品布，1775年生产出200万磅，1784年生产出1600万磅。英国殖民者开始在南美洲的热带地区和西印度群岛种植棉花。那里已经有充分的奴工供应，但这些也不能满足兰开夏郡对原料棉的需求。而新的原料将不再来自大英帝国，而是来自新独立的美国。

在1790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中，美国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大约有70万奴隶（约占总人口的1/6），其中大多数生活在南方。然而，由于农业萧条，当时南方实际上出口的奴隶比进口的还要多。1794年，伊莱·惠特尼发明轧棉机——一种能有效地从棉花籽中分离出棉花纤维的粗糙装置。这台机器把南方广阔的可以耕种的盆地变成了英国的棉花农场，距布里斯托和利物浦只有几个星期的航程（而从印度经非洲好望角到达英国则需要6个月）。

到1820年，美国棉花出口（主要是到英国）年年增长，甚至达到每年2亿磅。到南北战争前夕，这个数字增至20亿。英国并不认同美国南方联盟地区对奴隶制度的霸道辩护，也对其蔑视定居南方的苏格兰-爱尔兰裔人而感到愤怒。按理说，英国站在美国的北方这一边。然而，由于贸易之王棉花的利益所系，英国选择在整个冲突中保持中立。

17世纪，在将香料群岛输给了荷兰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得不将重心转移到印度的纺织品上。同样，18世纪，利润丰厚的成品棉和丝绸贸易的损失，使得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得不再一次转移重心。这一次，它将转向中国和茶叶贸易。

印度是一个民族、宗教和政治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地方，因此极易受到欧洲人的操纵。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则是一个民族团结、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它轻易地与西方商人刻意保持了距离，只允许他们出入广州。更糟糕的是，除了手表、座钟和“八音盒”（受到皇室青睐的精巧的欧洲音乐盒），或者自身匮乏的战略性商品（比如铜），中国人对西方商品没什么兴趣。这种不平衡的贸易将在19世纪中期引发公开的战争，而这一冲突至今仍困扰着中国和西方的贸易和政治。

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往中国的船只是专门为茶叶运输而建造的，为的是船速能更快，密封的船舱能更好地保存珍贵但易腐烂的货物。正如荷兰人通过绕过马六甲海峡来避开葡萄牙人，英国人通过绕过马六甲海峡来避开荷兰人那样，出航之后，造型优美的中国运输船沿着古代水手的路线行驶于“咆哮西风带”，在到达澳大利亚南部前转向北方。返航时，他们则在穿过新几内亚东端前转向东南方向进入开阔的太平洋海域，再在澳大利亚北部蹚过较浅的托雷斯海峡，以避开荷兰人的巡逻舰队。

由于中国基本上把西方人拒之门外，欧洲人对种植茶的了解并不比马可·波罗时期多多少。更不用说，茶叶的生产工艺还要比单纯的种植和干燥复杂得多。当茶叶出现在广州的码头上时，它已经被加工、运输和储存许多次了。在每一个阶段，茶叶都会被品鉴，并将来自本省其他城镇和其他省份的茶叶混入其中——要么掺入像香气馥郁的佛手柑那样具有异国情调的成分，要么掺入锯木屑以虚增重量。

咖啡的传播要比茶叶早一个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10年左右将第一批干茶叶运到了阿姆斯特丹。英国的第一批干茶叶是在1645年左右运达的。1657年，伦敦金融区的加罗威咖啡馆开始销售茶饮料。当葡萄牙公主布拉干萨的凯瑟琳与查理二世结婚时，她不仅把孟买作为嫁妆带到了英国宫廷，还把当时里斯本已经颇为成熟的泡茶工艺带了过去。就像棉花一样，英国这一次的商业成功的道路也是在王室的支持下才走通的。不久之后，大贵族、下层贵族和有抱负的平民就都跟风走上了这条路。168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通知了在广州的买家们：

茶叶将在这里发展成一种商品。我们将向我们宫廷中的挚友们赠送礼物；我们希望你们能每年送我们五六罐最好、最新鲜的茶。

1700年，以1便士的价格从中国农民手中收购来的1磅茶叶，在欧洲的商店里会以3英镑左右的价格卖出。到1800年，这个价格已经暴跌了95%，变成了大约3先令，这也使得大多数市民都可以负担得起茶叶消费。1700年时，只有最富有的人才喝得起茶。18世纪中叶，大多数资产阶级（包括著名的约翰逊博士）都能定期饮茶了。1800年时，即便是工厂里的工人也能大口喝茶了。

随着价格的走低，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得不提高进口量以弥补损失。18世纪，公司的进口量从每年50吨增加到15000吨。即使进口来的大多数茶叶其实是被重新出口到巴黎、波士顿等地，每年每个英国人也能消费1~2磅的茶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销售利润可能是每磅1先令——利润率并不是很高，但如果乘以每年超过数千吨的总量，还是足以在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激起仇恨和嫉妒的。此外，英国社会对王室的怨恨甚至还要更多，因为王室征收的各项税收总额高达英国到货价格的100%。随着英国人逐渐对茶上瘾，王室也对茶叶的进口税上了瘾。

高额关税不可避免地会伴随走私行为。英格兰的南部和西南部成了走私来的茶叶的登陆天堂，而法国商人则青睐英吉利海峡中的小岛。通常情况下，当地商人会划着小船出海，接近等待着的外国船只，采购非法进口的茶叶，并分销到洞穴、城堡、私人寓所甚至教堂的地窖。在国外旅行的妇女们，则会在裙子里封上隐藏的口袋。在英国，多达3/4的茶叶都是走私来的，这一比例仅有北美殖民地可以超过。到了18世纪中叶，茶叶经营者与海关代表之间的冲突逐渐演变成了公开的战争。一个走私者的墓碑上写着：

一小杯茶，里面的一片茶叶我也没有偷

无辜者的鲜血涌流，请听听我的吁求

把茶放在秤的一侧，人血放在另一侧

想一想为什么要杀死一个无辜的袍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走私者反而戏剧性地降低了茶叶的成本，从而增加了茶叶的消费量。1784年，政府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将关税从120%降至12.5%。

然而，18世纪茶叶进口的爆炸式增长并不能完全归功于走私客，更不能归功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营销天才了。由于茶叶在中国的原产地相对便宜，所以茶在那里没什么了不起的，人们随便地把它盛在没有把手的杯子里喝。由于价格昂贵，日本人则会以更为盛大的仪式感来倒茶，欧洲人则会把茶煮沸，以便迅速地溶解掉糖块，从而使之更适合西方人的口味。这一习性需要一个新的发明：茶杯柄。

没有把手的中国茶杯很容易堆叠起来，可以作为压舱物运到欧洲，并以几便士的低廉价格出售。茶杯的把手是后来才添加上去的。到了18世纪中期，茶杯把手的制造商已经成为欧洲大多数大城市的必备行业了。渐渐地，欧洲工匠（如乔赛亚·韦奇伍德）发现了制作精美瓷器的秘密。不过，他们的工艺，还是比不上他们天才般的营销技巧。

茶作为一种饮料被广泛接受，消费量大大提升。加上茶杯的影响，英国的日常生活节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无论是赶时髦的家庭，还是简陋的工作单位，每日都多出了一项仪式性的活动，穿插着社交和有组织的谈话。贵族们既惊讶又恼怒，社会底层居然也过上了曾经专属于贵族的生活。早在1757年，一位观察人士就曾嗤之以鼻：

劳工和技工也模仿起了贵族……你仆人的仆人，一直到最底层的乞丐，都只有品尝到遥远的中国的作物，才会满足。

茶叶和蔗糖的历史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们的消费几乎是同步增长的。甘蔗种植园主不仅鼓励了茶叶的消费，还自发地意识到了茶叶其实是对他们有利的商品。英国东印度公司也针对蔗糖做了同样的事情，不然，它几乎没有任何相关的直接贸易。到18世纪，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两件东西，从社会高层人士的垄断品到普罗大众的必需品，竟然广泛分布于从英格兰到世界另一端长达几千英里的范围内。

如果不了解加勒比地区的历史，我们就无从掌握蔗糖的历史。自1492年以来，西班牙一直声称加勒比地区是其专属领地，而荷兰、英国和法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试图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该地。1559年，法国与西班牙同意该地区是“界线以外地区”，该地区不受两国所有条约和协定的约束。该地区曾长期是无主之地——17世纪、18世纪的西部荒野，对欧洲各地的冒险者都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加勒比地区并非中世纪晚期的热带天堂，而是充斥着贪婪和野蛮的霍布斯式的无序之地。向西航行的欧洲人不仅无视其母国的条约和义务，还不遵循文明社会正常行为的模式和界限，而这都表现为各种形式的过分行为：酗酒、过度消费，对原住民、奴隶和他们同类施加的暴力。当一个法国人再也找不到荷兰人、西班牙人或英国人可杀戮时，他的同胞们才会满意。本着当时的时代精神，英国人在该地区的首次亮相是德雷克与他的兄弟霍金斯领导的。他们在掠夺不到葡萄牙和西班牙航船时，便会在此地与欧洲的种植园主进行奴隶贸易。

传统上，地理学家往往将加勒比群岛划分进大安的列斯群岛（古巴、伊斯帕尼奥拉岛、波多黎各和牙买加）和小安的列斯群岛（许多较小的岛屿，一直向南延伸到委内瑞拉）。西班牙人很快就占据了大安的列斯群岛，于是这片群岛便成了与世隔绝的地区，仅次于更为富庶的墨西哥和南美洲殖民地。西班牙人只给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小安的列斯群岛留下了一些零碎的小岛礁。尽管西班牙人对这些弹丸之地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领土兴趣，但这些岛礁的战略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因为装载着墨西哥和南美洲出产的银器的宝船在返航西班牙的途中是一定要穿过这片海域的狭隘航道的。

起初，英国人的攻势非常微弱。1623年，英国首先占领了加勒比地区的圣克里斯托弗岛（现在的圣基茨岛）。然而，英国很快就在战争中将该岛输给了法国，之后又通过外交手段要了回来。（一个多世纪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出生在邻近的尼维斯岛。）1627年，英格兰又得以开始在加勒比地区的巴巴多斯岛种植粮食。巴巴多斯岛面积更大（166平方英里）、无人居住，且孤悬于主要岛链的东部。

1625年，英国王室将巴巴多斯岛分封给了两个彼此竞争的王室“专利持有人”威廉·库尔廷和卡莱尔伯爵。当后者于1630年左右获胜时，他将这块土地又进一步分给了764个殖民者，每个人分得的土地面积从30英亩到1000英亩不等。第一批移民过来的农民不仅种植粮食以果腹，也种植了经济作物以牟利，其中最重要的是烟草和棉花。

每一个新地主为了完成他们相对于卡莱尔伯爵的义务，通常都会以小块土地（一般是10英亩）为承诺从英国国内再招募有偿劳工和契约奴隶。起初，大多数允诺都会被兑现。然而，到了17世纪30年代，土地已经分发殆尽。摆在新移民面前的有三个不如人意的选择：去其他岛屿上寻找土地，留在巴巴多斯，或者空手返回英国。

刚开始的时候，巴巴多斯岛上的社会形态与英国并无本质不同，几乎没有奴隶存在。即便有，也只是零星存在。1640年左右，岛上的居民们注意到欧洲对糖的需求量激增，于是决定联合起来种植甘蔗。岛上的甘蔗是在殖民者抵达巴巴多斯不久后从苏里南移植过来的。

命运一直眷顾着这座岛。当时，有一小批荷兰走私犯，正试图避开荷兰西印度公司的垄断，开辟一个新的蔗糖供应来源，从而从利润丰厚的蔗糖贸易中分一杯羹。他们的出现也为加勒比地区的法国和英国殖民者提供了甘蔗种植和奴隶贸易方面的专业知识。1645—1654年，岛上的英法殖民者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帮助。当时，葡萄牙殖民者刚刚将荷兰西印度公司赶出了巴西，而葡萄牙裔的荷兰犹太人不愿待在刚刚被葡萄牙天主教徒夺回的殖民地，于是迁徙到加勒比地区，帮助英法殖民者种植蔗糖。

在短短几十年内，第一批英国农民和他们的奴隶几乎砍掉了巴巴多斯岛上的所有树木，种上了大片的甘蔗。到1660年，岛上的移民人数甚至已经超过了弗吉尼亚或马萨诸塞，平均每平方英里达到400人，其人口密度是英国的4倍。该岛也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蔗糖产地，几乎满足了英国2/3的糖需求量。这个小岛到底是如何匹敌于巴西和大安的列斯群岛上的实力更为强劲的对手的呢？可能的答案包括适宜的土壤，以及处于背风面而不受风暴影响的地理位置。英国农民的资本主义式的思维模式也颇有助益。他们拥有他们各自土地的所有权（或者至少是向地主支付了租金），自己又额外雇了劳动力，自负盈亏。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巴西人则采用了一种家长式的佃农模式，即小农户将甘蔗送到地主的工厂加工，最终只能收回提炼出来的糖的一小部分。糖的价格居高不下，巴巴多斯的地价也随之水涨船高，农民们只能不断压缩粮食的种植面积，最终粮食供应不得不依赖于从岛外进口。这一模式后来也出现在了加勒比地区盛产蔗糖的大岛上（见图10-3）。

图10-3 蔗糖群岛

在加勒比地区所有的岛屿中，巴巴多斯完全符合英国人的需求。肥沃的土壤盛产甘蔗，气候凉爽而高低起伏的高地又俨然与他们的家乡英国无异。早期殖民者理查德·利根兴高采烈地描述了他的首次到访：

我们离得越近，它在我们的眼中就越美丽……那里有高大、挺拔的树林，连绵起伏，枝繁叶茂……怎么能长到如此完美，如此的俊秀而博大。正当它们满怀感激地为我们遮阴吐凉之际……层层叠叠的种植园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就像富丽堂皇的建筑中的若干楼层一样，我们为此欢欣鼓舞。

东来的信风为甘蔗压榨机提供了可靠的动力，到了1660年，岛上已经遍布着数百座美丽的风车。然而，该殖民地真正的吸引力却并不是其优美的风景：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之一，而它的种植园主贵族也成了花边故事的主角。

在新大陆的甘蔗种植园兴起之前，地中海和东大西洋诸岛上遥远的种植园通常会把成桶的“粗糖”原料运到本国的精炼厂，加工成消费者渴求的优质白糖。随着巴巴多斯的产量的激增，种植园主们逐渐掌握了先进的结晶技术，得以绕过欧洲的精炼厂直接炼糖。英国的精炼厂商，再一次拿出了意料之中的以国家利益为幌子的贸易保护主义论调：

生产一船白糖需要三船粗糖……这考虑过我们的海员的生计吗？在英国，炼糖早在甘蔗种植园之前就是一门历史悠久的行当了，（荒谬的是）我们可不能为了甘蔗种植园而舍弃我们的炼糖业。

不过，他们不必担心，因为巴巴多斯的蔗糖大亨们很快就舍弃了炼糖业，生产出了另一种甘蔗制品，其名字——朗姆——日后几乎成为该岛的代名词。最初，这种味道甘甜的酒精饮料是巴巴多斯的奴隶们用炼糖过程中废弃的糖浆酿造而成的。非洲市场首先掀起了对朗姆酒的追捧。在那里，朗姆酒要比英国的白兰地更受欢迎。不久之后，加勒比商人派出的满载着朗姆酒的船只，就能在几内亚湾交换到奴隶了。尽管巴巴多斯的蔗糖产量远远落后于牙买加、圣多曼格岛（现在的海地）和背风群岛，但该岛的种植园主通过将工厂生产方向转向朗姆酒，使得该岛在整个18世纪一直是加勒比地区最富有的地方。

虽然一些最初的定居者留下来加入了新兴的种植园主精英群体，但还是有许多人卖掉了种植园，回到英国过上了吃穿不愁的退休生活，因为，巴巴多斯岛的地价截至17世纪40年代就已经上升了10倍。买下种植园的人，已经无须像17世纪20和30年代那些勇敢强悍的自耕农一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巴巴多斯岛上可以用于开辟甘蔗种植园的土地，最多可达200英亩左右，已经足够大到让其工厂生产出经济划算的产品。1650年以后，购买价格日益飙升的种植园，甚至还需要具有良好的个人信用历史。当时岛上很多新来的人虽然手头拮据，但基本上信誉可靠，因为他们大多是出生于地主贵族家庭的小儿子，刚从英国内战的战场上回来。这批人中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莫迪福德。他

出发前就决定再也不回英格兰了，到了岛上之后，他找了一份营生。

之后，他凭借糖厂的收益，获得了10万英镑的身价。

饱受巴巴多斯岛上蔗糖产业的巨额财富刺激的英国，逐渐又把目光投向了加勒比地区的其他岛屿。然而，西班牙人早就占据了该地区最为优良的岛屿，因此，英国不可避免地与西班牙产生了冲突。英国人最终抢到了牙买加，其面积是巴巴多斯的26倍。不过，截至1655年，牙买加已经不幸遭遇过了多次袭击，岛上的城市也曾被焚毁。袭击者既有海盗，又有英国士兵。英国士兵的入侵（指挥官是海军上将威廉·佩恩，他也是宾夕法尼亚建立者的父亲）就发生在1655年。到了1658年，英国已经彻底赶走了岛上的西班牙人。从那一刻起，英国人便开始努力将牙买加打造为糖业生产基地，一度占用了非洲出口的奴隶的1/3。

巴巴多斯的全盛时期持续时间相对较短。1680年后，不断下降的糖价、英国的关税、枯竭的土壤与森林，都使得种植园产业变得日益凋敝。许多种植园主都转而奔向了新大陆尚未开发的大片牧场。例如，已经成为世界级大富翁的莫迪福德，先是去了牙买加，在那儿当上了总督。其他人则以庄园主的身份回到了英国，成了所谓18世纪暴发户的原型，广泛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还有一组人则去了一处面积与前景都极为广阔的地方：如今的南卡罗来纳。在那里，他们重建了巴巴多斯岛上的种植园社会，从而缔造了北美大陆上奴隶分布最为密集的一种社会形态。在政治领域，这一社会形态将在几个世纪后孕育出萨姆特堡和斯特罗姆·瑟蒙德

。

在新大陆占据着“界线以外地区”的葡萄牙人、英国人和荷兰人将成为人类历史上三大奴隶主，而这意料之外且始料未及的结果，却是根植于种植园经济的后勤保障体系之中的。

种植甘蔗需要大量的人力，而欧洲本土根本无法提供如此大量的人力。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S.邓恩描述英属加勒比海地区发生的事件时所说的：“人们一旦掠夺成性，便再也停不下来：从剥削贫穷的英国劳工到虐待殖民地的契约奴工，再到诱骗性的绑架和钓鱼执法，最终变成直接奴役非洲黑人。”

英属加勒比地区的甘蔗地里最早的工人是白人自由民，但到了17世纪晚期，地里几乎1/3的工人都已经是囚犯了。后来，时常有年轻人在布里斯托或利物浦的大街上被绑架（当时被称为“被巴巴多斯了”，类似于现代的“被上海了”），然后被送到甘蔗地里当劳工。即便能招募到英国劳工，他们也经常显得粗暴而不够积极。最好的情况是他们在种植园里忍耐几年，熬到契约、合同、刑期结束，或者在失去耐心后一走了之。种植园主们需要一种一劳永逸的办法。

大约在1640年左右，一群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参观了荷兰人在巴西的种植园，被当地的黑人奴隶的优点深深吸引。几千年来，非洲人一直都是非常熟练的农业好手。他们不仅能熟练使用犁和锄头，而且，与英国人不同的是，他们还能很好地适应炎热的气候，抵御盛产蔗糖的群岛上的恐怖杀手——黄热病和疟疾。最重要的是，与英国的自由民相比，它们的初始价格和日常开支都更为便宜。1660年后，由非洲人组成的种植队成了常态，先是一队几十人，之后逐渐增加到上百人。

起初，英属加勒比海地区的奴隶需求，是由熟悉西非海岸线的葡萄牙人来满足的，但很快英国人自己也进入了这个行业。1660年，就在君主制复辟仅仅4个月之后，按照当时的传统，查理二世建立了一家垄断公司，愉快地将其命名为“非洲的皇家冒险者”，特许该公司专门从事非洲贸易。该公司的股东包括了王室中的大部分成员——桑威奇勋爵和阿什利勋爵。讽刺的是，后者其实是哲学家约翰·洛克的主要赞助人和庇护者。该公司主要关注非洲的主要出口产品——黄金。不过，该公司也曾向巴巴多斯交付过好几千名奴隶。

长期管理不善的“非洲的皇家冒险者”公司于1672年最终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强大得多的垄断组织——皇家非洲公司。这一次，也许是阿什利勋爵走漏了奴隶运输的巨额利润的风声，洛克本人也购买了一小部分股份。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依赖于君主制的皇家非洲公司就一直表现不佳，10年后便失去了垄断地位。（垄断是不可能长久的，结束只是时间问题。然而，皇家非洲公司所在的时间点则不是很好，毕竟查理二世授予的是它与非洲长达1000年的独家贸易权。）失去奴役贸易的垄断地位之后，皇家非洲公司曾一度向独立的奴隶贩子收取1/10的税费，因此，奴隶贩子们也被称为“十一先生”。17世纪，在皇家非洲公司消失之前，它已经运送了75000名跨越大西洋的奴隶。在这些奴隶中，大约有1/6死在了航行过程中。（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白人船员的死亡率其实更高。他们比奴隶更容易感染热带疾病，而且，即使用奴隶顶替他们，成本也不贵。）

接下来还会有数百万奴隶被送过去。即便没有反奴隶制的宗教和文化限制，搜捕、抓捕和运送奴隶也是相当困难和昂贵的。大多数黑奴最初都先落入了敌对部落的军队而非奴隶贩子手中。欧洲人极易患上传染病的特性决定了非洲的奴隶贸易海岸上只有极少的白人存在。那里大部分的白人也只是短期访客，只有极小一部分是常驻人员。常驻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定期向当地统治者进献各种各样的礼物与贿赂金。

由于从事奴隶贸易的当地居民不愿看到他们的同胞受到这种不人道的待遇，因此，俘虏们在被送抵海边之前，通常会经过好几个人的手，以确保他们与最后的非洲看守是来自不同部落的陌生人。直到19世纪，葡萄牙人、英国人、荷兰人和法国人仍然不知道他们的人类货物是如何被捕获的，也根本搞不清楚奴隶们准确的地理来源。即使欧洲人想自己抓捕奴隶，也根本适应不了非洲的环境。皇家非洲公司的记录显示，在非洲的职员中，仅在第一年就有60%的人死亡，到第七年时，死亡率已经高达80%，最终只有1/10的人是活着被公司解雇了的。奴隶制研究泰斗、著名的历史学家戴维·布里翁·戴维斯指出：

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广为流传，即欧洲人是自己深入非洲抓捕奴隶的——好像一小撮水手，在抵御不住热带疾病的侵袭和不具备直通母国的补给线的情况下，就能成功绑架大约1100万~1200万名非洲人似的。

欧洲人是如何为他们的奴隶买单的？在很大程度上，答案是布匹。皇家非洲公司的记录显示，在17世纪晚期，以价值来算，运往非洲的贸易货物的近3/4都是纺织品，其中的大部分是英国制造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印度产的。非纺织品货物主要是生铁、火器和玛瑙贝。

用这些货物交换了俘虏之后，欧洲人的野蛮行径变本加厉。船上的每个俘虏只能分配到大约4平方英尺的空间——与拥挤的地铁车厢或商业客机上每位乘客的空间差不多大，不过要减去基本的卫生设施、通风装置以及空调设备，而这还不是仅仅持续几分钟或几小时，而是几个星期。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没有能够轻易席卷整个船舱的传染病的情况下，俘虏们一个挨着一个，就生活在自己的排泄物堆里。加上被锁链锁住和长期不活动，俘虏们还常常患上肠胃疾病，伤口也因为长期不能愈合而溃烂。跨大西洋贩奴船上的情况很快就超出了人类想象的极限。一艘名为亚历山大号的贩奴船上的军官提交给议会的证词表明：

当他被雇来安置奴隶时，他充分利用了船舱的空间，奴隶们彼此之间极为紧凑。无论是长度还是宽度，他们连棺材那么大的空间都没有。他们无法转身或移动……他说，当奴隶们排便时，他不能想象比那更为可怕和令人作呕的情形了：在亚历山大号，甲板上布满了血和黏液，就像屠宰场一样。难闻而浑浊的空气简直令人难以忍受。

很少有课题会以共情的方式研究奴隶贸易，直到最近，对于奴隶贸易涉及的人数、国籍和死亡率的估值，仍旧服务于估计者的意识形态需要，并不能体现客观事实。直到1950年之后，这一课题才成为严肃的历史研究对象，以菲利普·柯廷和戴维·艾蒂斯为代表的学者才努力对奴隶贸易进行了有意义而准确的普查。

基于他们的数据勾勒出的情景，令人极为震惊。从1519年到19世纪60年代末奴隶贸易结束，950万非洲奴隶被送到了新大陆。图10-4体现了每年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情况。对中间航线的死亡率的最佳估计是15%左右，这意味着曾有1100万黑人奴隶从非洲大陆出海。

图10-4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情况

从中间航线幸存下来的950万人中，大多数被送到收割、碾压和蒸煮甘蔗的地方。足足80%的奴隶被送到了巴西和加勒比地区，其余人中的大部分被送到了西班牙在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殖民地。这种非自愿的移民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早在1580年，奴隶就已经占据了前往新大陆的旅行者总数的五成以上。到了1700年，这一比例增加到3/4。到了1820年，这一比例增加到9/10。的确，如果没有黑奴的贡献，殖民美洲简直是天方夜谭。美洲的黑奴占据了1820年跨大西洋黑奴贸易人数的77%。直到19世纪中期，奴隶贸易被取缔之后，移民中的主流肤色才变成了白色。

令人惊讶的是，只有大约40万奴隶（约4.5%）来到了英属北美殖民地。表10-1概括了到达新大陆不同目的地的奴隶的比例构成，以及1950年他们的后代仍在这些地方生活的构成比例。这张表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首先，请注意，虽然美国和加拿大在20年中只接收了不到1/20的奴隶，但目前在这两个国家生活的奴隶后代却几乎占到了总数的1/3。加勒比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它接收了2/5以上的奴隶，但现在却只有1/5的奴隶后代，这表明维持岛上的奴隶人口并不容易。

表10-1 1500—1880年新大陆不同地区奴隶进口比例及奴隶后代在各地区所占比例

加拿大和美国的奴隶数量是如何增加的？答案是，蔗糖工业是要命的，然而英属北美地区并不出产蔗糖。对于数百万非洲人来说，蔗糖工业中的切割、研磨和蒸煮工作意味着过劳和早逝——逝者中大多数是男性，因为精力充沛的男性是种植园的首选进口对象。以前从未见过像巴巴多斯、牙买加、背风群岛和圣多曼格这样的盛产蔗糖的岛，更希望以后也不会见到。这些社会里几乎全部是黑人，而且只生产一种商品。因此，蔗糖群岛的粮食和大多数必需品都高度依赖于进口。过度劳累、营养不良和疾病不断摧残着奴隶们，奴隶主不得不源源不断地补充新人，以保证奴隶人数维持在特定水平。

这些奴隶不像中东的家奴或女奴那样，会被当作家庭的一员而被允许做生意；也不像马穆鲁克奴隶那样，可以通过皈依伊斯兰教和尽忠服务而获得财产，甚至跻身权力阶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种奴隶要不断忍受地狱般的工作环境，在工头时时刻刻的监视下，忍受酷热的天气，以及田地里和工厂中摧残性命的工作。

“甘蔗压榨季节”尤为致命。由于甘蔗必须在切割后24小时内被压碎和煮沸，否则就会变酸，因此生产过程必须非常紧凑，奴隶们不得不在田间、装有三缸研磨机的工厂和地狱般的锅炉房中忙碌一整天。这使得种植园更青睐健壮的男性奴隶，反过来又意味着岛上的女性奴隶相对缺乏。低出生率也随之而来，而这不仅因为女性的数量较少，还因为性别比例失衡造成了不稳定。此外，奴隶的子女对于种植园主没有任何用处，他们可不愿意喂养小孩子们，在10多年之后才收获经济利益。因此，健康而年轻的男性是最受青睐的，这些年轻男性被买来之后，可以一下子用上三四年。奴隶的子女相当不受欢迎，以至于一个婴儿的价格只是成人的1/20到1/10。

在种植园里，死亡是蔗糖的永恒伴侣，那些最依赖甘蔗的殖民地也是最难维持其奴隶人口的地方。然而，在仅仅出产很少一部分蔗糖的英属北美洲，黑人人口的增长速度几乎和白人一样快。北美洲中奴隶普遍死亡率较低的一个例外是路易斯安那最南端的教区，该地也是美洲大陆上为数不多的甘蔗种植地之一。相反，巴西奴隶的普遍高死亡率的一个例外是米纳斯吉拉斯。该省更依赖当地出产的咖啡和奶制品。

如今，“蔗糖人口学”的恐怖面孔仍旧可以很容易地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黑人与西半球其余地方的黑人之间的文化差异中看到。由于其蓬勃增长的人口，英属北美洲也逐渐降低了对非洲奴隶的需求。1800年以后，美国奴隶相对较高的生育率和较低的死亡率，使得南方种植园主根本不需要进口更多的非洲奴隶。1808年，美国的奴隶贸易禁令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由南方人主导的国会的批准，其原因是：美国人废除奴隶贸易，将使他们在加勒比地区和巴西的竞争对手陷入瘫痪。到了1808年，几乎所有的北美奴隶都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到南北战争时期，黑人已经基本上没有多少非洲的文化记忆了。然而，加勒比地区和巴西则仍旧需要源源不断地引入非洲黑奴。到了20世纪，非洲西部的约鲁巴语已经在古巴广泛通行，而古巴也成了当时新大陆种植园社会的最后堡垒。如今，非洲影响仍然弥漫在加勒比文化之中。

17—19世纪的跨大西洋贸易（从新大陆输送到欧洲的咖啡、棉花、糖、朗姆酒和烟草；从欧洲输送到非洲的工业制成品，特别是纺织品；从非洲输送到新大陆的奴隶）被形容为“三角贸易模式”，并被教授给大多数学生。这种过度简化的概括忽略了实际操作中的短途运输现实。一艘英国船可能把靛蓝从牙买加运到费城，再把玉米从费城运到伦敦，又把羊毛布从伦敦运到勒阿弗尔，然后把法国的丝绸运到非洲的奴隶海岸，不一而足。

在东方，事情的进展却没那么顺利。尽管英国人可能沉迷于印花布，痴迷于茶，但他们很难找到可以交换这两种商品的欧洲商品，尤其是在与那些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中国人的交易中。欧洲人需要一个更为均衡的贸易体系，最好能像他们在大西洋所建立的一样。不过，正如大西洋“三角贸易模式”中的奴隶贸易分支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使得族群关系不断恶化一样，西方在19世纪与印度和中国进行的不平等贸易，也将对东西方关系产生深远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1. 维齐尔是伊斯兰国家历史上对宫廷大臣或宰相的称谓。——译者注

2. 原文此处用词为kafoue。——编者注

3. 此处指的是英国光荣革命中君主与议会之间达成的包括《权利法案》在内的一系列安排。——译者注

4. 巴哈尔，一种计量单位。——译者注

5. 重商主义的缺陷很简单：如果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很多，其货币储备便会膨胀，导致物价整体上涨（就像17世纪荷兰的情况一样），从而使其出口商品变得更贵。这就会减少甚至完全消除其贸易顺差。对于贸易逆差的国家，情况则恰恰相反：货币储备流失，价格下降，从而使它们的出口商品更具吸引力。

6. 在《圣经》中，吗哪是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译者注

7.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亚当·斯密之前的75年，马丁就已经清楚地阐述了经济分工的魔力。他指出，尽管布料或钟表制造商或许有能力完成生产过程中的每一步，但每个人都最好专攻自己表现最好的步骤：“纺织工、裁缝、印染工或制衣工都必须比任何从事同一工作的人更为熟练、更为快捷地从事自己所划分的业务。这将成为他长期内全部的工作内容，而他的技能需要与一系列其他不同的业务良好衔接、同频共振。”

8. 1平方英里≈2.59平方千米。——编者注

9. 在萨姆特堡发生的萨姆特堡战役是美国南北战争的导火索。——译者注

10. 詹姆斯·斯特罗姆·瑟蒙德是美国政治家，于1947—1951年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强烈支持维持当时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译者注

11. “被上海了”指的是用酒或麻醉剂使某人失去知觉后，把人劫掠到船上去当水手。——译者注

12. 1平方英尺≈0.0929平方米。——编者注

13. 柯廷教授完成了第一个科学的人口普查，他的基本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与艾蒂斯教授一致，甚至完善了艾蒂斯教授的方法。

第11章 成也自由，败也自由

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康熙于1717年就英国人出现在广州做出的评论

1802年3月30日，18岁的苏格兰人威廉·渣甸作为外科医生的助手，搭乘着布伦瑞克号出航前往中国。在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渣甸作为典型的后起之秀，其经历颇具代表性。其父是一名出身低微的高地农民。父亲去世后，渣甸在一个哥哥的帮助下成功地从爱丁堡的一家医学院毕业。

在那个年代，一张东印度商船上的铺位可谓相当紧俏，倒不是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薪水——渣甸拿到的签约预付款，也就是两个月的薪水——只有5英镑（折合成如今的货币是800美元），而是因为公司会给船员分配“特惠货运吨位”。公司给外科医生助手的吨位是2吨，外科医生是3吨，船长则有56吨出航吨位和38吨的返航吨位。船员们往往以每吨20~40英镑的价格把他们的吨位出租给商人，但是像渣甸这样有进取心的人则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经营得更好。这位年轻的医官后来建立了现代世界的贸易帝国之一，而他的职业生涯也正有力地展示了19世纪初期世界商业的变化。

虽然我们没有关于渣甸医疗技术方面的记录，但他应该是能力卓越且恪尽职守的，因为在下一段航程中，他就已经被擢升为船上的外科医生。然而，他真正的才能还在于别处。在他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的6次东方航行中，他利用在英国和印度的交易所得的白银与商品，换取了不少中国商品（主要是茶叶和丝绸），从而积累了大笔财富。

按照19世纪的标准，尽管他的6次航海中有4次发生在战争期间，他在东印度公司共计15年的工作经历还是相当常规的。1805年，在他的第二次航行中，他所在的船只——倒霉的布伦瑞克号——在斯里兰卡被法国人截获，而他本人则被送到了好望角的一个监狱。随后，他又被移交给拿破仑新近征服的荷兰共和国，而荷兰人最终允许他乘坐一艘美国船回家。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政策是只向成功返航的商团支付酬劳，因此他的薪水打了水漂。

然而，这次航行中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事件，渣甸结识了一位野心勃勃的帕西商人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即便以当时的标准来看，此人也流露出一种特殊的异国情调。从民族归属的角度来看，帕西人算是居住在孟买地区的印度人，但他们信奉的宗教则是源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的一个流派。鉴于他们的波斯—印度血统，也就不难理解他们曾深度参与古代印度洋的大规模贸易了。他们对中国很熟悉，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向中国输送原料棉、成品棉、没药、象牙、鱼翅以及各式各样的商品，有“印度的犹太人”之称。（这一术语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真正的犹太人已经在南亚次大陆生活了数千年，也许早在所罗门统治时期就已经存在了。）

1783年，吉吉博伊出生于一个贫穷的祭司家庭，后来在他叔叔那里当帮工。他叔叔是一个瓦拉（卖瓶子的人）。这个年轻人很快就对家人为他选择的职业感到厌倦。不到一年，他就出海去了中国。随后10年里，他还将陆续前往中国几次。和渣甸一样，他的货物和钱包也被布伦瑞克号的劫掠者抢走了。然而，在接下来的40年里，在中国与印度之间没有明确道德准则的海上贸易（所谓“港脚贸易”）中，这对商业兄弟将获得大量的财富与令人瞩目的爵位。吉吉博伊更是成了首位被授予爵位的印度人。

如果说渣甸是广州新一代英国商人的缩影，那么钦差大臣林则徐可以算是迎接这位雄心勃勃的苏格兰人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化身。沿袭着中国士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林则徐的人生轨迹遵循了一条中国古代选贤任能的学术精英道路。他从严格的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进入政府官僚系统并一路晋升，历任福建厦门海防同知书记、翰林院庶常馆庶吉士、乡试主考官、按察使、盐运使、监察御史、布政使、河道总督、巡抚、总督等职务，并最终于1838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长期以来，他一直就鸦片相关的政策向皇帝提供建议。任职钦差大臣期间，他与英国人在一场历史性的斗争中针锋相对。

渣甸、吉吉博伊和林则徐身处的贸易世界，其运作方式有着一套早已确立的规则和习俗。1662年，清朝皇帝康熙开始了长达60年的统治。最初，康熙扭转了明朝的孤立主义，向外国商人敞开国门。不过，他很快就又收回命令，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性的外交和贸易规则。这些规则后来被称为“广州制度”，得名自向西方商人限制性开放的南方城市的名字。选择广州并非纯属偶然，毕竟广州天高皇帝远，且拥有一个深水港。

在这个历史悠久的体系中，当年轻的渣甸第一次访问广州时，首先来欢迎他的主要欧洲参与者当然是他的雇主——英国东印度公司。一个多世纪以来，它对东方交通的垄断一直受到“干扰者”的威胁，后者其实是由其前雇员组成的，数量越来越多。

在18世纪接近尾声时，一个新的更强大的国内敌人开始困扰英国东印度公司，那就是从事“政治经济学”这门新科学的亚当·斯密及其弟子们。他们的信誉源于他们在垄断与自由贸易之间的长期斗争中没有利益瓜葛。不管托马斯·孟和乔赛亚·柴尔德多有说服力，他们都是受益于垄断东方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同时，他们也受到了国内纺织品制造商贸易保护主义的伤害。现在，这些在辩论结果上毫无经济利益的受人尊敬的学者，正在提出有力的论点以支持自由贸易。

斯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有力分析，最终将对其在东方的垄断造成致命的打击。这家公司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商贸企业，还是王室特许的垄断企业。因此，斯密对公司的运营情况发表大量评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不了解印度的历史，那么斯密对公司的印度政策和中国贸易的分析也就无从理解。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年轻气盛的上校——罗伯特·克莱武在普拉西（位于今加尔各答以北约100英里）战役中击败了莫卧儿王朝在孟加拉的纳瓦布及其法国盟友。他因此为公司在次大陆上占据了第一片重要领土——其范围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孟加拉和毗邻的东印度地区，面积相当于新墨西哥州的大小。更重要的是，克莱武还继承了旧莫卧儿王朝的迪万尼——统治者的征税权。当时，这意味着统治者并不收取金钱税，而是征收地里出产的部分农产品，尤其是棉花。公司长期人手不足，如今要直接统治印度次大陆的一小部分地区，于是公司明智地维持了莫卧儿王朝旧有的统治结构。公司的一项法令反映了它在地方层面上的控制是多么放松：“只要土邦的王公们愿意，我们就不应限制他们娶多少妻妾。毕竟，再也没有比这更无害的方式让他们挥霍他们的金钱了。”

在普拉西战役之后的十几年里，斯密将孟加拉描述成一个衰落的社会，愚昧无知的民众注定要“挨饿，或者被迫乞食，或者被迫为奴”。他把这种悲惨的状况完全归咎于这家公司。斯密断言，政府的职责在于照顾其人民，确保多家企业在商业与资本投资方面相互竞争，而这恰恰是垄断企业所希望避免的。因此，让垄断企业运作政府显然是雪上加霜，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限制了繁荣的大米贸易，最终引发大规模的饥荒，导致1/6的人口死亡，这就是一个例子。

斯密在今天备受推崇，然而在他自己的时代，他只是许多有思想的人当中的一个，对政策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19世纪英国自由贸易的成功，并不是由这批经济学家赢得的，而是由信奉他们主张的门徒赢得的。后者是工业革命的铁腕人物，即曼彻斯特的工厂老板们。他们的廉价产品在开放的国际市场上为他们获得了巨额利益。

第一次冲突发生是伴随着1793年《宪章法》而来的。在该法案中，议会不情愿地允许私人贸易商每年获得3000吨（约15艘船的货运量）的微薄津贴。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禁止他的盟友与英国进行贸易。与此同时，英国同样臭名昭著的1807年与1809年的“枢密院”命令也迫使所有前往欧洲的船只必须先在英国停靠。1812年战争也随之爆发，美国棉花无法再运往英国。如今，兰开夏郡的棉纺厂老板们突然间只能依赖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销售的高价棉花，他们为此而感到不满。议会于1812年6月废除了枢密院命令，但为时已晚，与美国的战争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1813年7月，议会投票决定结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垄断地位。由于当时广州地区的贸易对私营贸易商和兰开夏郡的棉纺厂老板们都不重要，该公司得以保留其在中国的垄断地位，广州地区的贸易体系因而又维持了20年。

广州制度限制欧洲商人只与少数中国官方认可的贸易公司或商行打交道，而且只为外国人开放了一块面积只有几百平方码的小贸易据点。此外，外国商人还不能长期定居在那里，只能在送他们来的夏季风和带他们走的冬季风之间的几个月内居住其中。

日后，东西方关系的戏剧性变化是以珠江流域为舞台而上演的（见图11-1）。从海外来到广州的水手，首先会看到由一片岛屿拱卫着的海湾，其入口处约有20英里宽。西端是葡萄牙人的贸易站澳门半岛，东端是有着良港的大屿山和香港岛。海湾还向北延伸约40英里，其间横亘着丘陵遍布的伶仃岛，岛上长期啸聚着一伙走私贩。

图11-1 珠江河口

海湾的北端是珠江的入口，叫作虎门。皇帝在那里部署了一系列威严的大炮，旨在防范敌舰与海盗由此逆流而上进犯广州。然而，这些大炮在配置上有一个问题——它们是被固定安装在地面上的。换句话说，它们实际上无法灵活地瞄准射击。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它们更像烟花，而不是武器。”在即将到来的鸦片战争中，这一缺陷将以惨痛的方式被凸显出来。虎门以北，这条河还蜿蜒延伸出去约40英里，随后再向西延伸，通向广州。河道上分布着许多低矮的小岛，其中最重要的是黄埔，位于广州以东。广州制度要求外国船只必须在此停泊并将货物转移到小艇上。

东西方之间在中国的隔阂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根本没有介入贸易，只是中国皇帝接受了贡品，再向外国朝贡者回赠礼物。然而，实际上，这种朝贡贸易才是整个亚洲的正常贸易形式。中国误认为英国是像暹罗一样的附庸国，而这一错误使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贸易和外交上的误解，可能既是一出悲剧，又是一出喜剧。1793年，当乔治三世派乔治·马戛尔尼勋爵担任出访中国的使臣时，中国人在他的船上贴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红夷贡品”。与普遍的说法相反，马戛尔尼其实是同意磕头的（一种复杂的行礼方式，包括鞠躬一次、下跪一次、以额头碰地9下），但前提是皇帝的朝臣们必须在马戛尔尼特意带来的英国国王的画像前也这样做。震惊的中国人婉拒了马戛尔尼，所以那天双方都没有叩头。

虽然一些欧洲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方言，但中国人几乎从来没能流利掌握任何一门欧洲语言。例如，钦差大臣林则徐雇用了他能找到的最好的翻译，但后来对这些翻译的检查显示，他们的翻译也只是洋泾浜的水平。更为根本的是，文化和阶级的鸿沟也使得中国与英国日渐疏远。截至18世纪，英国商人在英国社会中已经享有较高地位，而在中国，商人们几千年来一直被视为不入流的社会渣滓。

起初，广州制度很适合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行垄断了中国方面的贸易，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有效地将葡萄牙人和荷兰人都冻结在中国之外后，也控制了欧洲方面的所有贸易。因此，商行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就像拼图一样合二为一，完美契合。

高利率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及私人借贷者通过在英国以低利率借款，在中国以天文数字的利率放贷，为他们带来了巨额利润。然而，长期资不抵债且时常需要救助的贸易伙伴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其实并没有好处。即使在今天，国际贸易仍然是一项有着高度不确定性的生意，商人们常常不得不承受损失。如果将国际贸易比作一架飞机，充分的信用直接决定了飞机飞行的高度。没有信用，飞机硬着陆并酿成悲剧的概率将非常大。所有的商贸企业最终都会失去货源或遭遇市场疲软，这只是早晚问题。没有充足的资本储备和低利率借款的能力，破产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妨将比喻更进一步地扩展来看，即便商行系统是一架无法到达安全高度的飞机，它也只能依赖一台发动机提供动力。中国人根本没有有效的保险市场。1822年，当一场大火席卷广州时，当地的大多数商行随之破产倒闭了。

到了18世纪中叶，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出现了：英国人对茶的渴求越来越强烈，中国人对英国的需求却相对较少。用19世纪英国派往中国的贸易专员罗伯特·赫德的话说：

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服面料——棉布、丝绸、毛皮。拥有这些主要产品和无数本地的副产品，他们根本无须在别处买一分钱的东西。

铜和机械化的新产品几乎是中国唯一希望从西方国家获得的东西。然而，这部分的收入甚至连购买茶叶的支出的一小部分都不能涵盖。如果英国人想喝茶，他们就得付出银币。英国东印度公司18世纪的记录显示，英国对华出口的货物价值中，约有90%是成堆的金条。例如，1751年，4艘英国船只抵达中国，载有价值10842英镑的贸易货物和价值11.9万英镑的白银。

虽然中国人并不青睐英国的商品，但他们非常渴求印度的棉花，而如今，通过普拉西战役从旧莫卧儿王朝手中赢得了迪万尼特权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手中正拥有大量棉花。虽然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在种植棉花，但1800年以前，国内的棉花产量总是不够，中国人不得不同时从印度进口原料棉和印花布。因此，一个类似于大西洋上的三角贸易的贸易模式开始蓬勃发展：英国向印度出口制成品，印度向中国出口棉花，中国再向英国出口茶叶。与此同时，英国也开始越来越多地从兰开夏郡的新工厂向中国和印度出口棉布。

到19世纪20年代，由于经济困难和国内种植量的增加，中国对印度棉花的需求有所下降。英国人不情愿再一次用他们宝贵的银子交换茶叶，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另一项迪万尼作物——鸦片。鸦片的主要种植区域集中于巴特那和瓦拉纳西周围，这个区域也在克莱武于1757年战胜获得的领土之中。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用将普通的罂粟花晒干的方法制作鸦片。与许多现代作物一样，罂粟属于栽培品种，在野外很难自然生长。这意味着一些农业社会对毒品的重视程度和对食物的重视程度一样高。

人类吸食鸦片的行为最早可能始于南欧地区。希腊人和罗马人曾广泛食用过鸦片。阿拉伯商人后来将罂粟移植到了土壤和气候更为适宜的波斯和印度，然后又流传到了中国。早在公元8世纪，中国就有食用罂粟的记录。

在几乎所有有记录的历史中，几乎无人谴责过将鸦片用作止痛药、镇静剂、振奋精神的工作辅助用品和社交活动用品的做法。17世纪初，当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开始在新大陆的进口商品中添加一些新的种植物——烟草时，他们也由此受到启发，开始了鸦片的吸食。早在1512年，在英国和荷兰掺和进来的几个世纪以前，皮雷斯就观察到了马六甲的鸦片贸易。这表明，在英国主导印度洋贸易之前，这种毒品就已经是一项大宗商品了。

19世纪的欧洲人吞下了大量鸦片，而中国人则吸食了大量鸦片。然而，由于吸食鸦片比口服鸦片更容易上瘾，因此中国人对鸦片危害性的认识要比西方国家的认识深刻得多。在英国，园艺组织曾向本土种植的烈性罂粟颁过奖（尽管英国使用的大多数鸦片其实来自土耳其）。无论阶层高低，人们消费起鸦片来都没有任何负罪感，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托马斯·德·昆西（代表作有《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和柯南道尔笔下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在英国，这种药物一直都可以被自由购买，直到《1868年药房法》颁布才禁绝。其他西方国家则直到1900年左右才限制鸦片的使用。

当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孟加拉时，葡萄牙人从果阿运鸦片到广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中国的朝廷早在1729年就曾下令禁止使用鸦片。直到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都巧妙地将自己隐藏在了中国的鸦片贸易之后，不被察觉。毕竟，鸦片贸易是会触怒中国皇帝的。用历史学家迈克尔·格林伯格的话说，这家公司“在印度完善了鸦片种植的技术，却在中国声明与之脱离关系”。

它的做法是在供应链的印度端，严格生产监督，维持垄断定价，以及强化质量控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巴特那和瓦拉纳西鸦片商标（得名自其主要鸦片代理商所在的印度北部城市的名字）似乎象征着卓越的品质，带着这两大商标的盒子中的鸦片也相应地获得了溢价。

英国东印度公司将其高端品牌产品卖给了渣甸等私人贸易商，后者将其运往丘陵遍布的珠江河口的伶仃岛。在那里，他们盘踞在易于防御的大船上，让大船漂浮在离岸的近海上（就在广州下游用于合法卸货的黄埔码头附近）。当地走私者再次携带违禁品逆流而上，蒙混过广州的海关检查。这些走私者向英国私人贸易商支付的是中国银币，英国私营贸易商随后会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办事处，将中国银币兑换成他们能在公司位于加尔各答和伦敦的账户上可以提取的银票。反过来，英国东印度公司则会使用从私人贸易商人那里获得的白银来支付进口茶叶的费用。

这种毒品相当昂贵，基本上只有清朝的官员和商业精英阶层才消费得起。而且，就像酒精一样，它能使得一部分使用者产生灾难性的毒瘾。

皇帝和官吏们也确实对鸦片造成的贫弱表示了道德上的愤怒，但他们也关心毒品对国际贸易平衡造成的伤害。正如任何17世纪的西方君主政体一样，中国当时也奉行着欧洲式的重商主义。1800年以前，至少从当时的重商主义的意识形态来看，茶叶贸易是有利于中国人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记录指出，1806年，白银流向开始逆转。从那以后，中国走私鸦片的价值超过了出口茶叶的价值，白银开始首度从中国流出。1818年以后，白银整整占据了中国出口商品价值的1/5。

19世纪20年代，一派实权官员开始鼓吹鸦片合法化，希望能以此降低鸦片的价格，阻止白银的外流。其中一位名叫许乃济的官员上奏皇帝，指出虽然的确有一些人因为吸食鸦片而变得羸弱不堪，但鸦片对国家财政的损害要严重得多。他建议鸦片合法化，并且规定鸦片只能通过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交易（应当是用茶叶交换），而非用白银购买。这份奏折在广州地区的外国商人中广泛传播，让他们满心以为合法化已经是箭在弦上。然而，在帝国宫廷的一场激烈争辩中，许乃济的提议遭到了否决。

19世纪初，英国人实际上只控制了印度次大陆的一小部分地区，不久，帕西商人，尤其是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就避开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鸦片垄断，开始从马拉巴尔和古吉拉特的港口运出他们的土产鸦片马尔瓦（马尔瓦是从印度西部港口运出的非英国东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的通称，区别于出产于巴特那和瓦拉纳西、由加尔各答港出口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贴牌的鸦片）。最终，公司意识到了从便利的孟买码头集中运输马尔瓦的优势。1832年后，公司默许本地商人参与鸦片贸易，并且只向他们征收适度的过境税。

显然，到了19世纪初，这家公司的垄断地位已经开始出现裂痕。除了利用私人贸易商向中国走私鸦片，英国东印度公司还充分利用其仅剩的垄断权将“港脚贸易商”拉拢在旗下，授权他们到黄埔进行所谓的合法贸易。由约翰·雅各布·阿斯特领导的美国毛皮商人，也迫使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体系开放了来自太平洋西北部海豹皮和海獭皮的贸易。这些皮毛在中国售价非常高昂，利润可观。美国人刚在其革命战争中给其殖民母国造成了惨痛的失败，英国东印度公司仍旧心有余悸，畏惧于这个凶狠残忍且不可预测的新兴独立国家，因此也就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其实，甚至在前殖民地属民出现之前，其他英国私营商人就已经开始了绕过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的策略：外国的外交保护。1780年，英国人丹尼尔·比尔带着任命自己为普鲁士领事的委任书，乘坐挂着奥地利国旗的船到了中国。他将利用这一委任，自由地从事中印之间利润可观的港脚贸易，完全不受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控制。还有另一位英国商人，名叫约翰·亨利·考克斯。他长期向中国出口八音盒，声名远播。他曾打着瑞典海军的旗号从事贸易，试图避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检查，而当英国东印度公司拒绝让他的船只进入中国时，他又用普鲁士国旗替换了瑞典国旗。当时，波兰、热那亚、西西里岛和丹麦都乐意慷慨地（应当是以一定的价格）向英国商人提供外交特权。

1817年，渣甸回到伦敦，从英国东印度公司离职，此时他已经一跃成为一个大富翁。他与另一位前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医托马斯·魏丁合伙做起了生意。后者从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了一份宝贵的许可证，可以合法地进行私人港脚贸易。两人随后加入了孟买的帕西人弗兰奇·科瓦斯吉的商业势力。1819年，渣甸动身前往孟买，他在那里凑足了649箱马尔瓦，合伙公司随后在广州卖出了81.3万西班牙银元的价格。（本章从这里开始，货币单位为八合一银币，即西班牙元。如今我们熟悉的“$”货币符号可能起源于刻在这些银币上的盾形纹章）。这项走私只是渣甸的首秀。日后，他将经营一连串利润雄厚的走私贸易。在孟买，他与吉吉博伊也重新取得了联系。他们俩之间将在日后形成长期稳固且获利颇丰的商业关系。在那里，他还遇到了詹姆斯·马地臣。两人随后建立起了直到如今仍旧活跃的大企业——怡和洋行。

马地臣来自一个殷实的苏格兰家族，其家族富有到足以取得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经营执照，单独从事港脚贸易。这也使得他无须像渣甸那样长时间在大公司做学徒。在广东，马地臣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丹麦领事”。这一职位使得他完全摆脱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经营执照的限制。

马地臣还发明了另一个策略，这一策略后来甚至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重要性。尽管私人贸易商直接从印度向中国运输货物，打破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垄断地位，但转运商品本身是合法的，比如从加尔各答向马六甲海峡转运货物或从马六甲海峡向广州转运货物都是合法的。1822年，也就是斯坦福德·莱佛士在沼泽遍布、疟疾肆虐的新加坡建立港口的三年之后，这位狡猾的苏格兰人就率先钻了这个法律上的空子，在新加坡港将货物从一艘船上卸下，再转移到另一艘船上。

马地臣的财富给予了他追求学术和新闻事业的自由。正如当时许多聪明的年轻商人一样，他信奉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倡的自由贸易思想。1827年，马地臣在中国创办了第一份英文报纸《广东纪事报》。这是一份对开大报，印发广州当地的船运新闻，列有鸦片的价格，并时常登载社论批判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专制独裁。同年，他的原合伙人——西班牙人哈维尔·伊里萨里去世后，他告诉中国客户，从今以后，威廉·渣甸将全面接管公司的管理工作。截至1830年，新公司怡和洋行每年向中国走私约5000箱鸦片。正如任何一个年轻而有活力的新兴组织一样，该公司也在各个方面不断谋求效率的提升。

最终真正令广州制度分崩离析的人是怡和洋行的一位杰出雇员、语言学家、医疗传教士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居茨拉夫。他不顾中国官方的直接反对，利用小型走私船远行至中国东北的海岸，向当地商人直接出售马尔瓦。居茨拉夫是一位波美拉尼亚人、路德宗教徒、亲英派，能说大部分中国的主要方言，先后娶过三名英国太太，一直坚信商业能够为不信基督的中国人带来救赎。不过，由于他热衷于以鸦片作为基督教救赎的工具，因此历史声誉不佳。

历史学家卡尔·特罗基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沿海鸦片快船上的日常生活的生动一幕。当船在一片安全的海湾抛锚停泊后，一艘船上的船员发现

中国人蜂拥而来。船长、收账员（专职钱币检验与兑换）与另一个欧洲人不停地向地位高低不一的所有来客贩售鸦片，一直忙活到深夜。在等待的过程中，一些人抽着鸦片，迷迷糊糊地睡在了他的隔间的沙发上，还有一些人则直接在地板上打起了盹。与此同时，算盘一直噼里啪啦地响着，中国人和欧洲人用手语交流着。仅仅4天，（船员们）便卖掉了所有鸦片……卖了大约20万西班牙银元。

虽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市场份额逐渐转移到了私人贸易商手中，但它却在航海方面率先取得了一项划时代的进步，其经济与历史影响极为深远。近2000年来，季风只能允许水手们每年往返印度和中国一次。这一限制，与其说是由新兴的蒸汽技术克服的，倒不如说是通过改进船体和风帆的设计来改变的。1812年战争中，美国人革命性地发明了一种新船型——巴尔的摩快速帆船，其速度之快，使得他们的私掠船对英国的航运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并得以突破英国的封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诺夏特王子号。它曾成功劫掠过无数英国船只，但不幸的是，就在战争快结束前，它被三艘英国皇家海军小型护卫舰围困。英国人将这艘快速帆船拖到了干船坞，试图探究出其速度极为迅速的秘密：干净狭窄的船体使其能在强风中直立航行，它还有巨大且紧实的风帆（即使在今天的赛艇上也很容易看到有如此特征的风帆）。事实上，诺夏特王子号之所以被俘，是因为其船长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即挂载了过重的帆布。这使其在最后一次交战时，不得不在呼啸的狂风中降下风帆。

皇家海军的船长威廉·克利夫顿最终掌握了美国快速帆船的技术参数。从海军离职后，他转而前往英国东印度公司指挥船只。期间，他意识到巴尔的摩快速帆船流线型的船体与紧实的风帆还只是征服季风的入场券而已。1829年，在总督威廉·本廷克勋爵的支持下，英国东印度公司委托生产了一艘叫“红色海盗”号的新船。这是一种排水量达255吨的船，在巴尔的摩快速帆船的船体基础上结合了英国海军所青睐的三桅帆船的风帆设置。1830年1月4日，这艘流线型的新船在胡格利河开启了首航

，顺风驶往新加坡，仅仅耗时16天就抵达了。不到一个星期后，它又北上进入季风风口，仅在22天内就又到达了中国澳门。那一年，克利夫顿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完成了三次往返航行，为其赢得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赞誉与1万英镑的奖金。1853年，红色海盗号连同船上的水手们，不幸葬身于风暴频繁的孟加拉湾，宣告了其辉煌的结束。然而，在所有往返于中国，常年与凶猛的季风相搏击的快船中，红色海盗号的服役时间已经算是不同寻常的漫长了。

当然，快速帆船的造价并不便宜。比如一艘叫兰里克号的船就花了公司65000西班牙银元。然而，它能装载1250箱鸦片，一趟航程就能赚到25000西班牙银元，因此三趟航程就能抵消掉船的买入成本，而这通常也就花费一年时间而已。

虽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贸易中率先引入了快速帆船，但最终真正充分挖掘出新船潜力的是私人贸易商。怡和洋行与其他港脚贸易商当时已经意识到，充当联络孟买的马尔瓦卖家与伶仃岛上的买家之间的中间人其实更加有利可图。每箱20西班牙银元的佣金，要比直接买卖鸦片的收益稳定得多。

1830年，在热心的怡和洋行的领导下，一群港脚贸易商与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组成了利益联盟，紧密关注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特许状即将到期的事态，并向议会请愿，制定一部“新的商业法规”。英国议会最终也顺应了时代要求，同意了请愿。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东方贸易的垄断终于在1834年4月永久落下了帷幕。与此同时，早已掌控了鸦片的私人贸易商们也迅速接收了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手中勉力控制着的最后一项利润丰厚的垄断商品——茶叶。

150年来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1700年，这家荣誉公司可谓自由贸易的急先锋，而英国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纺织业则在试图维持其日益衰落的垄断地位。到了19世纪初，他们的立场却发生了惊人的逆转：顽固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竭力维护其特权地位，而棉布生产商则在力促不受限制的商贸，想象着“只要我们能说服每一个中国人都把衬衫的下摆加长一英尺，我们就能使兰开夏郡的工厂昼夜不停地运转起来。”1700年以前，信奉全球主义的柴尔德与马丁几乎完全不为公众所认可，而到了1830年，由威廉·渣甸与詹姆斯·马地臣所践行的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原则却得以大行其道。其实，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印度洋上的贸易就已经领会了开放市场的意义。如今，拥有更为先进的军事与海上新技术的西方，将要放弃其武装垄断的贸易方式，接受自由贸易，根本不理会中国人或印度人是否希望自身这么做。

我们如今能掌握的历史记录中，1828年的记录尤为翔实。这也为我们提供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被废除之前中国贸易的生动一幕。从广州进口的价值约2000万西班牙银元的商品，其中3/4以上是由私人港脚贸易商承运的，而这其中的3/4则是鸦片。换句话说，鸦片占据了英国对华贸易的一半以上，而其中最大的份额掌握在私人手中。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出口商品中，中国的茶叶占了99%以上，而在1834年以前，主要用银子支付货款的私人贸易商根本不被允许贩运茶叶。

1834年后，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的废除，私人贸易商也扩大了他们的经营范围；现在他们可以不用顾忌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皇帝曾强力推行的广州制度了。事实证明，新的流线型快速帆船非常适合贩运鸦片和茶等高附加值的商品。到19世纪30年代末，这些船使得像怡和洋行这样的公司既能控制住之前的港脚贸易，又能掌控由居茨拉夫新近开创的沿海贸易。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下，鸦片走私的增长相对缓慢，仅仅只是从1800年的4000箱增长到1825年的大约10000箱。在私人贸易商接管了中国贸易后，19世纪30年代末的交易量就已经激增至4万箱。

1834年，当英国东印度公司放弃其垄断地位时，其下属的负责监管英国贸易的特别委员会也让位给了一位负责英国在华贸易的总监。总监由英国官方任命，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强势的私人贸易商及其对中国政府的憎恨的影响。第一任总监，无能的威廉·约翰·律劳卑勋爵的经历，象征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沟壑。1834年7月25日凌晨2点，律劳卑在未经通知的情况下擅自来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位于广州的工厂。天亮时，他已经悬挂起了英国国旗，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次严重的冒犯。然而，这一失礼行为还只是个开始。律劳卑随后又将一封翻译成中文的介绍信交给了中国在当地的总督。在抵达广州后的48小时内，这位总监就违反了中国订立的好几项法令：未经批准而擅自逆流而上前往广州居住，擅自向总督递交书信（而非由商行转交），擅自递交中文书信（而非英文）。中国拒绝了律劳卑的所有请求，封停了与英国的所有贸易，并向英国船只开了火。一直对律劳卑持纵容态度的渣甸与其他私人贸易商意识到，他们做得有些过火，于是急忙开始安抚中国人，以谈判的方式将这位倒霉的特使匆忙打发走了。

4年后，打破现状的人变成了中国的皇帝。他任命才华横溢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甚至在任命林则徐之前，中国朝廷就已经开始大批关押当地的鸦片走私贩，使得贸易陷入停顿。1839年3月，林则徐开始进一步施压，迫使外国商人对任何非法运输承担刑事责任。此后不久，林则徐下令将中国鸦片商人公开斩首，然后将所有外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帕西人和法国人——软禁在他们各自的工厂里长达数星期，直到他们同意交出2万多箱鸦片。林则徐的部下随后销毁了所有鸦片，直到此时，外国人才得以被释放。

新任贸易总监查理·义律是退役的英国皇家海军上校，也是西非反奴贸易巡查的老手。（他还曾一度获得了“奴隶保护者”的美名。）他也是一位严格的加尔文宗教徒，公开谴责过鸦片贸易。不过，他把他个人的宗教信仰与官方职责划分得相当清楚，试图设法补偿那些被没收了的鸦片的私人贸易商，以缓解他们日益增加的绝望情绪。这一行动也因此将英国政府直接卷入了冲突。

冲突的爆发，只要一点儿火花就足够了。几个月后，也就是1839年8月，一名醉酒的英国水手谋杀了当地的一个村民。林则徐随即切断了对英国海军部队的粮食与淡水供应，要求将这名水手移交法办。义律拒绝了林则徐的要求，转而将被告提交给了由英国商人组成的陪审团。该陪审团对被告水手处以罚款，并判处他6个月的刑期，且只需在英国服刑。（该水手返回英国时，却被释放了，理由是包括詹姆斯·马地臣在内的商人陪审团的人员组成不当。）9月4日约中午时分，在义律的命令下，居茨拉夫向九龙附近的两艘中国帆船的指挥官提交了信件，威胁称如果在30分钟内不提供补给，就击沉他们的船只。然而，食物与淡水并没有如期到达。英国皇家海军“倭勒基”号随即向中国船只开火。作为报复，林则徐下令永远禁绝与英国的一切贸易，并对英国船只展开反击。

与此同时，渣甸及其他因为林则徐查封广州工厂而退出来的英国商人不得已返回了英国。抵达后，他们要求辉格党籍的首相墨尔本勋爵的内阁迫使中国道歉，并且谈判制订一份更为“公平”的条约，向西方开放更多的港口。由于林则徐的重拳出击，义律的尊严与声望也因之大损。因此，他传回国内的消息也倾向于对华强硬。

渣甸和他的盟友们进一步提议派遣海军支持他们的主张。如今，仅剩的问题便是如何为战争融资了。战争事务大臣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提供了一则好的建议：让中国人赔款。墨尔本勋爵于是下令派遣了一支由十几艘战舰与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远征军。1840年6月，远征军抵达中国。

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了。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该条约使英国获得了赔款，取消了商行的垄断地位，降低了中国进出口的关税，开放了广州和其他4个通商口岸（上海、厦门、福州和宁波）。在这些港口，英国人享有治外法权（即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只受英国领事的管辖。虽然条约没有提及鸦片，但双方都默契地持续着鸦片的走私。直到今天，《南京条约》所带来的耻辱仍旧燃烧在中国的民族意识之中。然而，美国人对此鲜有耳闻。

此外，英国人还寻求建立一个永久的殖民地。马地臣早已看中台湾，但伦敦的渣甸则认为台湾太大，难以平定，因而建议取得宁波。不过，两人的建议都没能被采纳。前海军军官义律对香港优越的港口条件垂涎不已，极力主张并最终成功地将转让香港写入了条约。甚至在条约签署之前，马地臣就已经将怡和洋行的总部迁到了香港，开启了香港与该公司同生共栖的双重繁荣。

可以肯定的是，义律并不是唯一一位对鸦片贸易产生道德质疑的英国人。英国圣公会的牧师与在野的托利党领袖罗伯特·皮尔共同发起了一项反对鸦片贸易的运动。30岁的后座议员威廉·格莱斯顿是运动中最为雄辩的鼓动者。他本人就有一个深受鸦片烟瘾折磨的妹妹。1840年，当皮尔在议会动议谴责英国发起对华战争时，年轻的格莱斯顿在下议院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这场演讲也使其在公众中声名鹊起。几十年后，他出任了4届英国首相。

在18世纪中叶的英国，鸦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江湖偏方，用来治疗婴儿的腹绞痛，或是供给矮小的老妇人们服用以缓解各种年老体弱的症状。刚刚起步的反鸦片贸易运动根本难以匹敌于历史学家特拉维斯·黑尼斯所谓的“大鸦片贩子们”——由威廉·渣甸领导的在华鸦片商人及其在伦敦的盟友组成的财团。

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增长得甚至更为迅速。例如，1845年，香港的审计总长估计，任何时候都有多达80艘快速帆船向中国运进鸦片或从中国运出茶叶，其中又有多达1/4都是怡和洋行的生意。怡和洋行因而也逐渐成为英国日益高涨的反鸦片情绪的焦点。

私下里，怡和洋行其实更青睐于非法的鸦片贸易，并十分担心中国人不时提起的将之合法化的可能性，因为这将使得他们的鸦片贸易进一步受到“小资产阶级商人”的竞争。这样的担忧是有充分根据的。1858年，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天津条约》迫使中国人将鸦片贸易合法化（还另外开放了10个通商口岸，支付了更多的赔款）。合法化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在孟买买进马尔瓦，托运给半岛东方轮船公司的新式商船，并在香港卖出。几年后，怡和洋行意外地发现自己已经被大卫·沙逊这样的人挤出了鸦片贸易。沙逊是出生于巴格达的犹太人、孟买商人。他对印度当地的生产商颇为了解，其家族也拥有广泛的商贸关系，合法化使得他能够从过往的英国港脚商人手中夺取鸦片贸易的控制权。沙逊的很多印度同行也会加入鸦片贸易，尤其是吉吉博伊的帕西后人们。

怡和洋行被挤出鸦片贸易，其实是一件幸事，因为它不得不开始将业务多元化。到1880年，鸦片的进口也最终达到了其峰值——每年大约10万箱。

进口有害的鸦片对中国没有好处，进口无害的机器制造出来的棉布如今也被指责使印度陷入了贫困。当然，卡尔·马克思在引用英国东印度公司总督威廉·本廷克的话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在商贸历史上，这样的痛苦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棉纺工人的白骨几乎使得整个印度平原泛起了白色。”印度的英国殖民者们大多持相同的看法，正如今天许多印度人也是这么看的一样。

标准的叙述是这样的。英国人禁止出口印度制造的商品，同时允许英国商品“自由进入”。结果是印度人引以为豪的纺织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用现代印度的国父、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话来说，就是：

工匠阶层的解体导致了大规模的失业。这几千万长期从事工业和制造业的人要去干什么呢？他们要去哪里呢？他们以前的工作岗位已经不再向他们开放，通往新职业的道路也被禁止了。当然，他们可能会死去。实在受不了，也只能一死了之。事实上，他们当中已经有上千万人丧了命。

马克思和尼赫鲁确实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基本事实：1750年，印度产出了全球近1/4的纺织品，而到了1900年，印度的纺织品产量在全球的份额已经下降到不足2%。

考察了英国在中国的鸦片贸易和在印度的棉布贸易之后，我们现在将目光转向19世纪自由贸易史上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幕：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谷物贸易。

至少从15世纪开始，英国官方就开始用一系列“谷物法”（corn laws）对其至关重要的谷物贸易进行精细管理。在通常的英语表达中，“corn”泛指所有谷物——大麦、黑麦，尤其是小麦。（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欧洲从未听说玉米。）从开始有详细立法记录的1660年，到该法被最终废除的1846年，英国至少颁布了127条谷物法，以管理谷物和其他食品，其内容包含我们能想到的每一个方面的事务：零售与批发交易、储存、进口、出口，以及最重要的政府关税。19世纪关于自由贸易的大争论在许多方面都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的，这个问题就是让政府介入日益国际化的贸易是不是明智之举。

直到18世纪中叶，英国的财富和权力都还不是来自贸易或制造业，而是来自其日益强大的农业。截至1800年，英国的农业已经变得十分高效，只需2/5的劳动力即可养活整个国家。在动荡的17世纪，英国农民几乎没有多少粮食可供出口。1689年，在光荣革命终于为英国带来和平与稳定之后，英国一跃成为北欧的粮仓。

然后，这粮食盈余来得快，消失得也快。4件事情消耗了盈余出来的粮食。首先，一系列大规模的冲突席卷了欧洲，并使得区域粮食贸易陷入了瘫痪。从1756年的七年战争到1815年法国拿破仑战争的结束，英国在此期间要么参与了全球性的冲突，要么为之做了艰苦的准备。第二，18世纪时，英国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达到900万。第三，1760年后的快速工业化使得劳动力与金融资本的焦点都从农场转移到了工厂。最后，始于1756年的一系列粮食歉收，前前后后持续了近20年。在1780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都是粮食净进口国，进口来源主要是丹麦、波兰和德国的沿海地区。1808年是英国作为粮食净出口国的最后一年。

在粮食自给甚至还有盈余的那些年里，没有多少人，甚至是农民，都没怎么关注过谷物法。有时，这些法规通过征收高额税收阻碍进口，甚至通过向贸易商提供出口补贴来惠及地主贵族。有时，它们又通过相反的方式来惠及城市居民。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法律都是无关紧要的：中世纪的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而且无论如何，执法人员在中世纪社会的分布都非常稀疏，很少能四处巡查以真正严格执行那些晦涩难懂的法规。

随着1756年七年战争的爆发，谷物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食品短缺席卷了英国北部的工业中心，骚乱者洗劫了粮仓，甚至面包店。几个世纪以来，粮商们一直无视谷物法中的销售限制，有的甚至对其毫不知情。而如今，他们却突然被匆忙成立的巡回法庭判决送上了绞刑架。（最后，大多数人都被赦免或者被“送”到了澳大利亚。）

突然间，农业贸易政策一下子被置于大众辩论的前沿。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议会通过了一系列谷物法，旨在增加消费者的粮食供给，维护地主贵族的利益。不过，结果是这两个目的都没能达成。1793年以后，与革命政府领导下的法国的战争，以及一系列灾难性的粮食歉收，使得英国的粮食再次出现了短缺。1790年前的一个世纪里，小麦价格平均每1/4吨是40先令（500磅或1/4吨），而到了1790年之后则大幅度上涨，甚至飙升至每1/4吨100先令以上（见图11-2）。1795年10月29日，在英国国王前往议会发表开幕词的途中，一群暴徒包围了他的侍从。当暴徒们高喊着“和平！和平！”时，人们向国王的马车开了枪。

图11-2 英国1700—1850年间小麦价格

英国政府动用了一切手段。它禁止了粮食出口，禁止了酿酒厂的谷物需求，取消了所有的进口关税，并通过官方渠道采购了波罗的海的小麦。海军从开往法国的中立国船只上没收粮食。然而，这些行动不仅未能阻止饥荒的蔓延，还激怒了富有的地主，因为这些措施使得他们无法哄抬粮价，以剥削贫困而饥饿的民众。

英国政府随后改为补贴粮食进口，并鼓励消费者食用用小麦面粉混合了大麦或黑麦而制成的面包。然而，到了18世纪后期，即便是穷人也早已习惯了小麦面粉做的白面包，而面包师们也拒绝制作那些注定会变质且卖不出去的混合面包。

1800年后，喜人的大丰收暂时压低了小麦的价格。1804年11月，英国地主们利用战时的总体物资匮乏，迫使议会颁布新的谷物法，对外国小麦以传统的“浮动费率制”征税。

外国小麦的运输成本本来就已经高于英国国内的小麦了，再对外国小麦征收如此繁重的进口关税，确保了英国农民能以每1/4吨最低63先令的价格出售粮食，比历史水平高出了50%以上。1804年的谷物法揭示了英国种植者的思维僵化与政治权力之强大，也清楚地演绎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双刃剑效应。它试图以牺牲消费者为代价来保护英国国内的生产者（当时的英国地主贵族）。从本质上来看，英国的地主实际上是试图将战时的高额粮价永远保持住（见表11-1）。

表11-1 对小麦征收进口税（1804年谷物法）

不过，这项法律几乎没产生任何实际效果。粮食的歉收、法国战事的焦灼，很快又将小麦单价抬高到100先令以上。1809年，英国的粮食匮乏与法国的大丰收，使得拿破仑无法抗拒向敌人出售粮食以赚取巨额利润。

1813年10月，英国及其盟友入侵了法国。到了1814年4月，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小麦单价从大约120先令下跌到了70先令。已经习惯于三位数市场价格的英国地主们，再次呼吁立法将他们战时的暴利延续到和平时期。于是，穷人们又一次走上街头游行，并包围了议会。

此时，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谷物法与有着同样悠久传奇历史的家族——李嘉图家族——交织在一起。在16世纪初葡萄牙犹太人被驱逐和屠杀后不久，这个显赫家族的许多成员在罗马北部的自由港里窝那找到了（或称为莱亨）避难之所。里窝那在意大利城邦中独树一帜，既没有强迫犹太人佩戴徽章、住在贫民区，也没有容忍基督教神父对其训斥。

里窝那犹太人的主要生意是古老的地中海红珊瑚贸易。不过，随着供应的枯竭，宽容而朝气蓬勃的阿姆斯特丹吸引了家族的一名成员塞缪尔·伊斯雷尔。他大约于1680年移居荷兰。在那里，这家人逐渐开始兴旺发达起来。塞缪尔的孙子约瑟夫·伊斯雷尔·李嘉图成了一名成功的股票经纪人，帮助建立了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并在七年战争期间积极地为荷兰的军事行动融资。

约瑟夫·李嘉图为荷兰军队融资的任务使得他经常前往伦敦出差。他的儿子亚伯拉罕·伊斯雷尔·李嘉图逐渐察觉到，英国首都已经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了世界的金融中心。大约在1760年的某个时候，亚伯拉罕·伊斯雷尔·李嘉图在泰晤士河边上的伦敦城里建立了家业。他的儿子大卫将成为自由贸易的伟大倡导者与理论家，也是谷物法最有影响力、最活跃的早期反对者。

大卫生于1772年，即亚当·斯密发表其极力主张自由贸易的《国富论》的4年之前。从目前的记载来看，他在27岁时才在巴斯的一个图书馆里第一次看到这本书，当时他的妻子正在那里接受治疗。在随后的几年里，他超越了父亲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取得的成功。1815年，滑铁卢战役的胜利使得英国政府的债券大大增值，而这位年轻的经纪人也从他持有的政府债券中获得了巨大收益（一同发财的还有纳坦·迈尔·罗斯柴尔德。罗斯柴尔德早在消息正式发布前就打探到了情况）。大卫利用他新近获得的财富设法在下议院获得了一个席位，开始追求个人的学术兴趣。其后的某个时候，他自己购置了一本斯密的书，后来人们在书中发现他做了150多处标记。这些笔记也构成了他于1817年出版的杰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简称《原理》）的基础。

事实证明，《原理》一书是《国富论》当之无愧的后继者。用历史学家戴维·韦瑟罗尔的话说，就是“亚当·斯密解释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什么，大卫·李嘉图则进一步解释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运作的”。李嘉图书中著名的对外贸易一章是以一种非常直率的方式开头的，而这一直率也鲜明地反驳了重商主义：“即便发现新的市场，用加倍的外国商品换取本国产品，我们所获得的价值也不会更大。”李嘉图接着描述了比较优势法则，他在文中提出了以下假设情况。想象一下，生产一定数量的葡萄酒需要120名英国人，生产一定数量的布料需要100名英国人，而生产同样数量的葡萄酒和布料则只分别需要80名和90名葡萄牙人。尽管葡萄牙生产葡萄酒和羊毛的效率都比英国高，但李嘉图认为，葡萄牙最好专注于自己做得最好的事情——只需要80名工人就能生产出葡萄酒，并用其盈余出来的葡萄酒交换英国制造的布料，而非自己来做布料。然而，李嘉图的结论对他同时代的听众来说太模糊了。即使在今天，比较优势法则也常常被误解。

还有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想象一下，一个著名的辩护律师，他的服务非常受欢迎，每小时的费用是1000美元。同时，他也对木工活非常熟练——熟练到其工作效率是普通木匠的两倍。例如，改装一间厨房可能要花200个小时，而我们的天才律师只花了100个小时。木匠的平均工资是每小时25美元，我们的律师的木工技能在市场上的价值是每小时50美元。

如果律师的家人需要一个新厨房，难道他不应该自己动手吗？他的工作效率可是普通木匠的两倍。答案是不应该。只要他的法律技能的价值还是每小时1000美元，他就不应该自己亲自上阵。因为他在厨房里花费的100个小时，足够他在办公室里挣100000美元，所以他最好雇用一个效率较低的木匠工作200小时，而这只会花去5000美元。换句话说，律师最好在其法律职业上工作5小时来支付木匠改装厨房的费用，而不是亲自上阵花费100个小时。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律师在法律工作中具有比较优势，而在木工工作中具有比较劣势。（注意，个人偏好并不在李嘉图的分析框架之内。我们的律师可能非常享受木工工作，并决定自己亲自做这项工作——这是一个合理的感性选择，而不是一个经济上的理性选择。）

《原理》一书和李嘉图本人都来得太晚了，最终没能把英国从1815年严酷的谷物法中拯救出来。为了回应托马斯·马尔萨斯出版的支持谷物法的小书，李嘉图也写了一本反对谷物法的小册子——《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他在小册子中指出，“真正的”英国（而不是在《原理》一书中假设的英国）的主要优势在于它的机械化工厂。他写道，谷物法阻碍了外国粮食的进口，迫使英国把宝贵的劳动力浪费在了生产率较低的农业工作上。除了地主贵族，这对任何其他人都没有好处。李嘉图的小册子几乎没能说服任何人。日后更有影响力的《原理》一书直到1817年才付梓出版。他自己直到1819年才在议会拥有一席之地。

一想到德国、波兰和丹麦的仓库里堆满了廉价谷物，英国的穷人们就愤愤不平。最终，暴民战胜了理性的力量，主导了话语权，但事情却并没有往预期的方向发展。1815年3月，反谷物法的暴乱分子在伦敦街头横冲直撞，甚至直接闯入了法案支持者的家中，其中包括臭名昭著、以严苛闻名的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和提出该法案的弗雷德里克·鲁滨孙。在与法国的战事之后，饥饿的工人们曾为了自由贸易而暴动，就像今天生活更为舒适的工人们走上街头反对自由贸易一样。事实证明，他们的无法无天同样也适得其反。支持废除法案的政客们和报纸纷纷主动与他们划清了界限。

1815年，英国政治仍旧由地主阶层的利益主导着。当年那份臭名昭著的法案，不仅需要参众两院的多数票，还需要刺刀来保驾护航。法案规定，只要小麦每1/4吨的价格低于80先令，英国就禁止任何粮食进口。不久之后，粮食单价一度跌至80先令以下，李嘉图积极参加论战，撰写小册子，在下议院发表演讲，反对地主阶层要求更多保护性措施。李嘉图于1823年去世，享年51岁，最终没能看到他梦想的全球自由贸易成为现实。

贸易保护主义的立法通常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打击最大，1815年的谷物法也不例外。小麦在和平时期的单价很少超过80先令，英国的农产品逐渐难以自给自足，加之该法案有效地阻止了外国粮食进入英国，这一切都迫使英国穷人不得不接受人为造成的面包价格的走高。虽然该法案的执行并没有像法案刚通过时那样引发了暴力事件，但昂贵的粮价仍是战后英国民众的主要不满对象之一，并最终促成了英国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过程总是伴随着危机，比如1819年发生的“彼得卢大屠杀”。那本是曼彻斯特的一次和平示威，警察却在惊慌中开了枪。

19世纪后期，日益兴旺的工业制造商阶层需要廉价的粮食填饱其劳工的肚子，因此他们开始在政治上挑战维护高粮价的土地贵族。1828年，兰开夏人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用类似于1804年的“浮动费率制”取代僵硬的80先令固定线。到了1840年，社会思潮也开始明显转向自由贸易。不过，新的法案虽然没有1815年那么残酷，但仍然困扰着饥饿的英国穷人。一位非典型的远见卓识者——理查德·科布登向法案发起了最后的致命一击，而他最终的成功对于当今全球化的争议和民主进程的发展都有着启发意义。

科布登于1804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自耕农家庭，并在合适的时机——1832年改革法案颁布之后——开启了政治生涯。10岁时，理查德见证了父亲失去家庭农场的经历。他的叔叔是个布商，把他送到了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那种臭名昭著的男校。（后来读了《尼古拉斯·尼克贝》之后，科布登对小说中的多特男童学校感到极为震惊。）15岁时，他在经营厚棉布生意的叔叔那里当学徒店员。20岁时，他在乡下四处兜售印花棉布。30岁时，他和哥哥弗雷德里克已经在曼彻斯特自立门户，建立了自己的印染厂。

尽管科布登毫无疑问地拥有着经商致富的天赋，但他并没有积累多少财富。比起棉布贸易，他更享受于追求学术、旅行和政治。到了33岁，他已经访问过欧洲大陆、中东和美国。关于最后一地，他评论道：“如果知识就是力量，而知识又由教育传授而来，那么美国人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他从旅行经历中领悟到，只要英国能够以比其他国家更低的价格出售制造业产品，英国就能繁荣起来。军事干预会消耗税收，从而提高英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同样，为了维持英国国内的高额粮价而花费大量金钱来养活英国的工人，也会提高英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二者都对国家有害。由此，他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和平主义、国际合作以及最重要的自由贸易的信念。截至1840年，英国出口产品的1/3流向了美国，这些产品主要是棉织品和服装，以换取美国南方的原料棉。这位年轻工厂老板也注意到，这样的贸易无须昂贵的海军来保驾护航。

科布登并非唯一拥有上述信念的人。19世纪30年代，两派本来毫不相关的人走到了一起，共同主张废除谷物法，这两派分别是曼彻斯特的棉花利益集团与宪章派。宪章派是一群无法无天的激进分子，致力于将投票权范围扩大到土地贵族以外。1838年9月，两个组织的代表在曼彻斯特会面，成立了反谷物法联盟。当年晚些时候，英国最著名的自由贸易者科布登担任了联盟的领导职务。

1838年，联盟其实算是处于正确的时间与正确的地点。19世纪30年代以前，通信和运输费用往往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在一个只有富人才能负担得起写信或长途旅行的世界，穷人就像被完全剥夺了这样做的权利。在当时的英国，这意味着树大根深、家大业大的地主阶层很容易在与贫困消费者就保护粮价而进行的斗争中占上风。

然而，当时迅速发展的技术，特别是蒸汽动力技术，极大地削弱了这种不平衡。反谷物法联盟现在能够委派其富有魅力的发言人——英俊潇洒且令人信服的科布登与慷慨激昂、满腔热情的约翰·布赖特——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以组织力量、争取支持。

联盟开发了许多如今的主要政党与特殊利益集团仍在使用的精巧工具：群发邮件、精心筹划的旅行活动、依赖于宗教的潜台词、细致的民意测验和有针对性的立法挑战。

担任联盟的领导职务后不久，科布登发现身边出现了另一位出身卑微的有远见者——罗兰·希尔。希尔是便士邮政制的狂热支持者。到1838年，英国正大步迈向速度更快的铁路时代。这从根本上降低了运输成本。然而，政府并没有将节省下来的成本分享给写信的人。在那个年代，邮费是由收信人支付的，而且非常昂贵：例如，一封从爱丁堡寄往伦敦的信要花费1先令——相当于农民或工厂工人几乎一天的工资。

收信人付费和高昂的费用催生了各种小伎俩与滥用情况。旅行者通常会帮朋友、亲戚和陌生人转交信件。要是往遥远的城市寄信，则会将好几封信写在一张纸上，送到之后再剪下来分送给不同的收信人。印刷商送到商店的书里也会夹带着大量的邮件。员工们还会把邮件寄往他们的工作场所，而立法上的便利——免费邮寄信件的特权——也是公职的重要福利之一。

希尔估计，从伦敦寄信到爱丁堡只花费了邮局1/36个便士的成本。科布登很快就被希尔说服，利用他传奇般的魅力与雄辩的技巧，说服下议院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科布登对委员会说，更便宜的邮政可以让在曼彻斯特工作的5万名爱尔兰人定期给家里的亲人写信。当委员会成员们询问邮局是否能处理这么多信件时，科布登冷静地告诉他们，最近有一只大象以每小时20英里的速度用火车从伦敦被运送到了曼彻斯特。

议会通过了便士邮政制的提案，并于1840年1月10日开始实施。一开始，政府在到底该如何实施这项计划上感到困惑。科布登建议“可以模仿专利药品的印花，在信封上抹胶，然后在邮局贴票”，这就是至今仍在沿用的贴票式邮资。

科布登非常清楚他的所作所为。据说，当便士邮政制终于在上议院获批时，他高兴地喊道：“谷物法也快了！”廉价邮件成了主张废除谷物法的阵营中最为有力的武器、一发名副其实的宣传炮弹。此外，反谷物法联盟还可以挖掘利用工业革命的财富源泉——工厂老板们的财富。

慷慨的资助和低廉的邮费使得联盟能够全部覆盖英格兰当时少得可怜的选民——在1832年改革法令颁布后，只有7%的成年男性有权投票。宣传的火力非常系统且马力全开。它有一份日报《反谷物法通告》、一份文辞优美的周刊《联盟》，以及源源不断的小册子。在19世纪40年代初的鼎盛时期，科布登估计，全国80万选民中有超过1/3的人定期接收《联盟》杂志。

主张废除谷物法的势力不仅吸收了新兴的铁路与便士邮政制的力量，还吸收了一种非常古老的力量：上帝在地球上的使者。自由贸易者利用了宪章派和废奴主义者盟友的宗教热情。在一次联盟会议上，曼彻斯特的700名牧师宣布谷物法“违背了上帝的法则”。这也许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万能的上帝如此戏剧性地站在关税削减一边。

联盟还在各县和各区都部署了成队的律师，对选民进行民意调查，确定他们的政治倾向。任何地主，只要其登记情况或资格有问题，其投票权都将受到联盟的非难。为了防止反对派模仿，可能的自由贸易人士的相关文件都被事先校正了过来。这一策略常常导致某一地区多达1/6的保守党选民丧失资格。最后，该联盟还利用其强大的财力，以贫穷租户的名义购买整片街区的地产，使每个租户每年都能收到40先令的租金——这一金额刚好满足投票权的要求。

当他们在威斯敏斯特不忙的时候，科布登和他的同事约翰·布赖特就会在全英国巡回游说，前者以他的魅力和对事实的平静叙述为开端，后者则针对地主阶层的背信弃义对其展开道德批判，鼓动群众。新的铁路系统几乎以小时为单位将他们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而且他们在每到达一个新地点之前都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因而总是精力充沛、活力四射。这在骑马与乘坐马车的时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壮举。

1841年，墨尔本勋爵的辉格党政府垮台，并引发了新一轮的大选。4年前的下议院竞选中，科布登不幸以微弱劣势落败，而如今他已经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最终，他与包括约翰·布赖特在内的许多联盟候选人一起轻松地赢得了选举。

这次选举也让托利党重新掌权，罗伯特·皮尔也得以重新入主他在1835年失去的唐宁街10号。皮尔的政治愿景与顽固的经验论使他逐渐背离了托利党内大多数的反动贵族地主阶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科布登与他在谷物法问题上多次发生争执。尽管他们之间的交流偶尔显得尖刻，但科布登对事实的掌握以及他令人愉快且合乎逻辑的举止，最终慢慢削弱了首相对废除谷物法的反对。

科布登的论点的实质如下。允许进口廉价的外国粮食会在两个方面惠及工人：第一，它将为工人们提供更便宜的面包；第二，这种面包将由英国制造商生产，而生产又将为工人创造就业。总之，内需拉动外贸。在科布登于下议院的一次质询中，皮尔转身对他的副手西德尼·赫伯特说：“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回答不了。”

双方都试图利用当时惨淡的劳动条件。特别的是，托利党可能会对很多联盟成员旗下的黑心工厂进行看似正直的指控。1841年，科布登刚坐上自己的议席，就被指控为没良心的工厂老板，并因账目违规而受到调查。从那个时代的角度而言，科布登的工厂算是经营得很好，也相当人道的，因此他很容易便逃避了起诉。1844年，家族拥有大量田产的托利党议员阿什利·库珀勋爵提出了一项法案，要从根本上限制工厂工作的时间与童工的使用。法案随后被逐渐淡化，并在皮尔的干预下被搁置。1845年，库珀旧事重提，抓住棉布印染商说事，此举显然是针对科布登的。库珀提到，童工每星期工作很长时间，只能获得微薄的3先令薪水。科布登反驳说，至少他们还是在室内工作的，而在农场工作的童工，要经受各种天气环境，工作的时间更长，薪水还只有一半。

废除谷物法战争的胜利时断时续。1842年，粮食歉收促使皮尔说服内阁将1828年制订的浮动制的粮食进口税减半。1843年，议会将加拿大小麦的关税降至每单位重量1先令。在这么做的过程中，首相触怒了所有人——包括科布登、布赖特和他们在联盟中的同事们。他们对皮尔不认真的提案嗤之以鼻。当然，他的托利党同僚们也不满意，憎恶其可耻的背叛阶级的行径。然而，两年后，粮食丰收减轻了地主们的压力。不过，这也使得联盟在议会中没能取得多少进展。

随后，1845年，农业之神释放了他们对不列颠群岛的愤怒，并促成了英国政治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事件之一。那一年的7月和8月经历了一场暖冬，大大减少了小麦的收成。与此同时，一种马铃薯疫病也在英格兰南部出现，并像野火一样向爱尔兰蔓延，使民众处于饥馑的边缘。在这可怕的一年中，皮尔的政府一直在惊恐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一个救济委员会被授权采购美国的玉米。一个科学特别委员会报告说，马铃薯的疫病要比人们担心的更为严重。11月22日，当在野的辉格党领袖约翰·罗素勋爵宣布支持废除谷物法后，另一只靴子也落地了。

在那个时候，即便是最坚定的托利党人也明白，为了避免大规模的饥荒，英国和爱尔兰必须开放港口，进口外国粮食。皮尔进一步意识到，一旦开放了港口，再关上就可能引发革命。两个星期后，他召集内阁开会，通知阁僚他决定废除谷物法。当他的两位阁僚明确拒绝支持其决定时，他向女王递交了辞呈。然而，罗素又迟迟组建不了一个辉格党政府，因为该党在下议院只是少数派。于是，皮尔在12月20日重新执政。

1846年1月，皮尔别无选择，只好公开承认科布登和联盟早就证明了他们是对的，而且他自己也改变了对谷物法的看法。对于他的托利党同僚中那些仍不肯改变态度的人，他不得不采用了一些策略迫使他们就范。这种非凡的自我牺牲行为既确保了他的政治命运，又奠定了他作为19世纪英国最杰出领导人的名声。6月25日，废除谷物法的法案在上议院获得通过。几天之内，由本杰明·迪斯雷利领导的托利党内的地主精英们便迫使皮尔最终辞职。皮尔从他所在的地主贵族阶级中拯救了这一阶级，但也在过程中成了该阶级的诅咒。

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成了世界贸易政策的一个历史性分水岭，然而，那时候，大部分的关税减免工作实际上早已完成。1842年的法案将关税降低至比废除谷物法后还低的水平。现代学者认为，到1846年，有效的粮食关税已经持续下降了几十年。到最终废除的时候，这些关税在经济学上早就已经无关紧要了。

科布登在议会中的席位得到了保留。为了传播自由贸易的福音，他越来越频繁地生活于国外。晚年，他在法国找到了一个热心的学生——皇帝拿破仑三世，也就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

截至1859年，英法关系已经几乎恶化到了战争边缘，主要原因是英国对其宿敌的不信任所导致的歇斯底里，科布登因此被授权以非正式的名义出使巴黎，倡导签订英法关税削减条约。他多次会见拿破仑三世及其大臣。皇帝说，尽管他非常愿意废除法国的进口关税，但“困难很大。在法国，我们从不进行改革，我们只进行革命”。拿破仑三世非常乐于接受科布登理想化的建议，但法国的工业领袖及其在政府中的盟友并不希望参与自由贸易。到目前为止，科布登一直都是驱散贸易保护主义的大师。他日记中的一段话说得很到位，对拿破仑三世以至当今世界都有启发意义：

（皇帝）向我重述了一些大臣用来劝阻他放弃自由贸易政策的论点，特别是他的财政大臣曼奇先生的话。曼奇曾警告说，如果他只是把关税制度从禁绝改为……允许大量进口外国商品的适度关税，那么，在法国消费的每一项制成品，都必须以牺牲相应部分的国内制品为代价。我指出曼奇先生论点的假设是错误的。他认为，每一个法国人目前都拥有足够的衣服，因而消费没有继续增长的空间。我注意到，法国有数百万人从来不穿长筒袜，但是长筒袜却并不在禁止进口之列。他回应道，很遗憾，成千上万的法国人几乎从来没有尝过面包的味道，只是靠土豆、栗子等为生。

拿破仑三世如此乐于接受自由贸易，并不奇怪。他曾于1846年被流放到英国，并在那里待了两年。那时正值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被执行，英国也正处于斯密、李嘉图和科布登本人的理论的支配之下。受到质优价廉的英国布料的重创，法国棉布制造商纷纷向皇帝请愿，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但他也听到了那些支持自由贸易的人的声音：葡萄酒、丝绸和精美家具的生产商，都渴望出口他们的产品。许多依赖进口外国材料的法国制造商，如消耗大量进口铁的机械制造商，也要求降低关税。

19世纪50年代，自由贸易的教义已经传遍了整个英吉利海峡。反关税组织在比利时和法国逐渐兴起，激励了一代自由派经济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米歇尔·舍瓦利耶。他也是法国国民议会的一名代表。他写道：

英国采用贸易自由是本世纪（19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当这样一个强大而开明的国家不仅把这样一个伟大的原则付诸实践，还众所周知地从中收获了利益时，后来者怎么可能不争先效仿呢？

1860年，科布登和舍瓦利耶冒着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强烈反对，引导了《科布登-舍瓦利耶条约》的通过。这让人想起自由党议员威廉·格莱斯顿曾写下的对科布登的敬意：

14年前，他在关键时刻为国家提供了一次警示。如今，在这短暂的一生中，他再一次为国家立了大功。他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头衔，更没有任何标志用以将他与他热爱的大众相区别。世上少有人能有这样的殊荣，能够一再为其君主与国家做出如此伟大而值得纪念的贡献。

《科布登-舍瓦利耶条约》削减了英法两国的进口关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意大利、瑞士、挪威、西班牙、奥地利和汉萨同盟的各个城市也相继执行了条约的精神。这一时期见证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广泛地使用最惠国条款。最惠国地位最早可以追溯到12世纪的条约，类似于汽车代理商“我们是全城最低价”的报价。给予最惠国地位的国家承诺，其设置的关税将与其针对其他任何国家的税率一样低，而且如果它在未来进一步降低另一个国家商品的进口关税，那么它也必须同样降低其所有最惠国贸易伙伴的进口关税。19世纪60年代，最惠国主义开始盛行，关税“裁军”迅速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对某些制成品征收高达50%的进口关税的现象几乎从此绝迹。

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到1846年废除谷物法，斯密、李嘉图和科布登为新的全球经济奠定了理论与政治基础。几十年后签订的《科布登-舍瓦利耶条约》标志着新的全球经济迈向了鼎盛时期。贸易保护主义者们一度预测，国外进口的廉价谷物将使农民遭遇灾难性的后果。起初，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欧洲不断增长的人口保证了食品的高价格。然而，在废除谷物法之后的那一代人的时代，当来自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俄罗斯的大量廉价粮食雪崩式地涌来时，它们的确埋葬了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广大农民。直到1913年，英国80%的小麦都依赖国外进口。不过，随着20世纪的到来，没有一个理智的英国人会愿意放弃国家当前的工业社会，重返过往的农业社会。

新大陆粮食给欧洲大陆的冲击则并不相同。在欧洲大陆，19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对自由贸易的毁灭性抵制，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19世纪对于新兴的全球经济的反应也有力地反映在了21世纪：尽管自由贸易总体上有利于人类，但它也造成了一些失败者的出现，而我们不能指望失败者们只是坐以待毙。

1. 广州制度，即一口通商，多指中国签订《南京条约》（1842）之前，清朝规定西洋商人只可以在广州通商的政策，但中国商民不受此令限制。——译者注

2. 纳瓦布是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赐予南亚土邦的半自治穆斯林世袭统治者的一种尊称，女性的纳瓦布称纳瓦布·别姬。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维护莫卧儿皇帝在某省的主权以及管理。——译者注

3. 1码=0.9144米。——编者注

4. 洋泾浜外语指的是在早期中外贸易中中国人运用的一种简化了的外语，包括英语、法语、葡萄牙语等。——译者注

5. 英国东印度公司放弃鸦片的直接销售的一个例外发生于1782年。当时由于西班牙战争，公司没有贸易货物或白银来支付茶叶出口的费用，孟加拉的总督沃伦·哈斯廷斯便批准运输了两船鸦片。

6. 阿斯特的财富不仅来自皮毛贸易，还来自茶叶和檀香木。19世纪初，他旗下的一艘横渡太平洋的船只在桑威奇群岛装载了一些木柴。到达广州时，船长惊讶地被许以每吨500美元的报价。阿斯特成功地将这一利润丰厚的秘密保守了近20年，直到将岛上的檀香树全都采伐殆尽，转而从事曼哈顿的地产生意。

7. 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居茨拉夫，中文名郭士立，又译为郭实腊、郭实猎。——译者注

8. 三桅帆船有三根桅杆，分处于尾部、中部（呈方形）和头部。诺夏特王子号本来是一艘纵横帆双桅船，只有两根桅杆，分处于船尾的前部和船尾的后部，船头呈方形。这些方桅和纵横交错的桅杆还有其他排列方式，分别构成了前桅横帆三桅船，双桅横帆船和双桅纵帆船。所有这些装置都可以收紧并安装在一个光滑而狭窄的船体上，组成一艘快帆船。

9. 红色海盗号在经历了多年的试错之后才开启首航。1826年，克利夫顿娶了成功的加尔各答造船工弗朗索瓦·弗里农的女儿。结果证明，试图将蒸汽动力和快帆船的设计组合起来以快速抵达中国的思路是一次灾难性的尝试。大约在同一时间，一艘沿袭快帆船设计的小型私人游艇“猎鹰号”在新加坡和中国大陆之间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冬季航行。第一艘逆着季风成功完成全程航行的船可能是1827年的一艘巴尔的摩式的纵帆船。然而，它比红色海盗号要小得多，速度也慢得多，而且完成过一次航程。

10. 由于它们的寿命很短，如今我们只有一艘飞剪式帆船为人所知，即著名的卡蒂萨克。它曾在格林尼治被展出，直到2007年被大火烧毁。

11. 事实上，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这一法则的描述要清楚得多。这本书出版于一代人的时间之后。17、18世纪的早期作者们，包括斯密、罗伯特·托伦斯和亨利·马丁，都曾笼统地阐述过这一法则。尽管如此，经济史学家还是普遍认为李嘉图对自由贸易双赢性质的数学化的阐述具有开创性。

12. 1828年法案在价格低于52先令时征收了34又2/3先令的关税，而当价格达到72先令时，关税则逐渐减少到1先令。

13. 这一点几乎总是被贸易保护主义的支持者忽视：征收高额进口关税和设置贸易壁垒会提高生产材料的进口价格，使国内生产的产品更加昂贵，从而降低海外竞争力。

14. 现代读者会发现，英国地主贵族对英国工厂工作条件的伪善关注，与美国现代劳工运动对发展中国家工人待遇的关注，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谷物法争议双方的许多人都错误地认为，联盟的工厂老板将受益于更便宜的面包，使得他们能够削减工人工资，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一如既往，科布登意识到，廉价面包对工人来说意味着更高的生活水平，而对于工厂老板来说则并非更高的利润。）一首流行的民间歌谣这样唱道：看那咆哮中的愤怒人士是谁？为我们争取便宜面包的是谁？目的不过是维持利润的又是谁？联盟。那高呼着废除谷物法的是谁？了解工人在以草果腹的是谁？目的不过是聚敛财富的又是谁？联盟。谁想激怒工人，让我们疯狂？谁有如此胆量，要撕毁宪章？又是谁的计划正在自我膨胀？联盟。

15. 迪斯雷利用一个熟稔的小说家口吻谩骂攻击了皮尔：“（皮尔）拾人牙慧，还不知羞耻地招摇撞骗。他的一生就是不停地抄袭剽窃。他是别人智慧的窃贼。”

16. 实际上，“废除”意味着关税被大幅降低，直到1849年2月1日。当日，关税进一步降低到每季度1先令。1869年以后，这些关税都被彻底废除了。

17. 英国1846年以前的主要粮食供应国——波兰与德国，后来也变得难以自给自足了。

第12章 亨利·贝塞麦的创新

只要人们把工厂转移到美洲或中国，就能节省一小部分开支，利润还是保持不变……同样的劳动力和资本将生产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数量要多得多，质量也更好。即便是现在，我们仍可以从事情发展的态势中观察到这一趋势。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48年

现代国际制造业的蓬勃发展让人眼花缭乱。你的笔记本电脑、数字音乐播放器和汽车中的无数组件都是在不同的大陆上设计、生产和组装的，甚至在你购买最终产品之前，有些组件就已经进行了两次或两次以上的跨洋旅行。

那些认为这些都是新鲜事的人，不妨去亚利桑那州北部的旧铜矿小镇杰罗姆看看。如今，这个风景如画的小旅游景点的中央放置着一座旧熔炼炉，无声地诉说着过往的辉煌。只要凝神倾听，这部看似丑陋的机器就可以娓娓道出19世纪末全球贸易的精彩故事。

故事开始于中世纪晚期的英国西部边陲。当时，康沃尔和威尔士成为采矿业与冶金业的巨头。长期以来，这两个地方的人占据着欧洲铜、锡和铁矿石进口的最大份额。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是，他们的煤矿还生产着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无硫煤，而无硫煤对熔炼至关重要。截至1820年，高效的新型反射式熔炼炉（火焰和矿石、煤或木炭的混合物可以在其中被分离）的生产能力已开始超过英国和爱尔兰矿山的矿石供给能力。于是，熔炼厂开始从任何能找到的地方进口矿石，首先是西班牙、古巴和澳大利亚，随后是智利和亚利桑那州。作为交换，英格兰西部的煤也装满了驶出的商船。

由于泊船处水深较浅且有危险的沙洲阻隔，威尔士的斯旺西港曾长期无人问津。不过，在这次新兴的长途大宗贸易中，它却一跃成为集散中心。此地的货物（煤和矿石）的特性，以及航线两端落后的港口设施，决定了此地的船都是浅吃水船只，且纯粹设计用来装载大宗货物，不追求航运速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威尔士开采并出口了大量煤炭，占据世界供应量的绝大份额，但运输煤炭的船只（矿石驳船）一直到20世纪初才装上风帆。

小说家兼海员约瑟夫·康拉德在拜访了一位垂死的前船长后，对这一行业有了一段精彩的描摹：

他亲身参与了……过去斯旺西和智利海岸之间著名的铜矿贸易，即由英国运出煤炭，从智利运进铜矿，满载而去也满载而归，仿佛是在肆无忌惮地挑战合恩角附近的海域——只有最坚固的船只与最坚韧的西部海员才能胜任这份工作。整个驳船队的船底都是铜铸的，其肋拱与甲板也十分坚固，而且船队都是清一色吃苦耐劳的海员，负责指挥的也是年轻的小伙子。

进出境的货物都可能导致船覆人亡。新大陆丰富的铜矿密度极高，有时候其金属含量甚至超过50%。如果不紧实地封装进特殊的箱子里，矿石可能位移，并导致船体重量失衡。而且，铁和铜制品在一起容易发生化学反应，碰触到船体的矿石可能会因腐蚀铆钉而导致船沉没。

从斯旺西出发的时候，火灾的风险会与煤炭如影随形。19世纪末的每一年都有飞扬的煤尘起火燃烧，导致整船葬身火海，大约每150艘船里就有6艘会如此。一旦一点儿小煤火在船舱深处被引燃，燃烧了好几天都没有被发现的话，再扑灭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不过，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煤火往往燃烧得非常慢，时间足够船员们弃船逃生。

起初，外国矿石纯度高，利润高，似乎正应和了威尔士熔炼厂的要求。幸运的是，矿石中甚至含有大量可回收的银。直到1850年，世界上大部分的铜矿仍是在威尔士南部熔炼的。

长远来看，康沃尔和威尔士很难垄断利润丰厚的炼铜业。由于矿井枯竭关闭而失业的矿工们陆续携带着他们的技能横渡大洋，远赴新大陆。在新大陆，很少有采矿营地不拥有一支康沃尔人队伍。19世纪末，威尔士熔炼厂的工人也纷纷移居国外。在他们的帮助下，美国的熔炼技术很快就超过了旧大陆上的工厂。

随着铁路在蒙大拿州、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等铜矿产区的修建，新的贸易模式出现了。杰罗姆镇的故事很典型。到了1882年，那里的熔炼工厂正如火如荼，并且逐渐成为采矿和熔炼业的主要中心。当时，精细的威尔士焦炭（烧焦的煤）由威尔士绕过合恩角转道旧金山，再由火车运到轨道的终端——亚利桑那州的阿什福克。然后，焦炭会被装在用骡子拉着的马车上，越过山头送到杰罗姆。在那里，焦炭将当地的矿石熔炼成纯铜，再一路反向运回欧洲——往返路程超过3.2万英里。这样的长途加工贸易周期，即便是现代计算机制造商也会感到吃惊。

19世纪为世界贸易带来的变化，有一些即便是在20世纪也无法比拟。到了1900年，奢侈品和大宗商品的跨洲贸易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稀松平常的一部分。想象一下，如果有两个时间旅行者：第一个从1800年穿越到1900年，第二个从1900年穿越到2000年。20世纪的时间旅行者，从1900年开始，就已经开始熟悉即时的全球通信、时速超过60英里的客运列车，以及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由冷链火车和轮船运来的新鲜食品。相反，19世纪的时间旅行者，从1800年出发，从没见过信息、人或货物的传输速度可以超过马的速度。对于这位旅行者来说，购买广泛分布于欧洲大陆的郁金香，吃来自大洋对岸的反季节草莓，或者阅读全球各地的新闻（所有这些都是1900年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的想法都会显得不可思议。

19世纪贸易革命的故事是难以用线性的方式讲述的，因为它涉及了几股彼此交织、同时发生的故事线。19世纪见证了蒸汽轮船、铁路、电报和新奇的自然与人工制冷系统的出现。所有这一切都得益于一种新工艺，它可以生产出质优价廉的钢材。这一系列的新发明共同促成了对于新大陆、澳大利亚和乌克兰农业的剥削，反过来又在欧洲大陆引发了持续至今的暴力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动。

1776年建国时，美国只是北美洲东部沿海的一个小型农业联盟，被阿巴拉契亚山脉紧紧地圈在一起。北方与南方各州分裂的原因，不仅有特殊的奴隶制制度，还有在贸易政策上深刻而持久的分歧。就内战爆发的原因而言，即便将双方在关税方面的斗争等同于废除奴隶制，也并不为过。在南方，只有少数人是奴隶主。在北方，奉行废奴主义的人数则更少。不过，共通的是，几乎所有的美国人，要么是贸易产品的消费者，要么是生产者。19世纪30年代初，双方围绕关税的争论差点儿提前引发了内战，还是靠安德鲁·杰克逊、亨利·克莱和老詹姆斯·麦迪逊的政治技巧才得以避免。

当时，英国的工业巨头们吓坏了聚集在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各州的规模较小却不断增长的制造业的业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坚持认为，美国尚在襁褓中的工业需要受到外国巨头的保护，不过需要以补贴的形式而非关税的形式来进行。影响力几乎同样举足轻重的还有一位德裔的杰出经济学家乔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在美国仅用了几年时间，就在铁路行业发家致富。1832年，他作为美国领事回到德国后，开始从事贸易经济学的研究。他认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错了。这两位经济学前辈曾写道，即使面对邻国的保护主义，各国也能从自由贸易政策中受益。然而，李斯特认为，报复的效果会更好。在美国时，他迷恋上了汉密尔顿的美国制度——一个主要由国家进口关税来承担建设费用的国家基础设施计划。李斯特也同意汉密尔顿关于襁褓中的工业的观点。他认为，国家应该保护它们幼小的企业不受更强大和更成熟的竞争者的伤害，比如英国。李斯特在美国首屈一指的门徒是亨利·凯里——费城的一位保险大亨与经济学家。他坚持认为，国家通向繁荣的道路是由高额关税铺就的。

在困难时期，农民和工人都需要保护。最典型的案例便是，拿破仑战争后，谷物价格下跌，美国农民试图垄断国内粮食市场，而新英格兰的工厂老板们则力求避开来自英国兰开夏郡工厂的残酷竞争。

在20世纪开始采用所得税之前的年份里，进口税为美国政府贡献了90%的资金。这意味着，在经济萧条时期，关税还必须再度提高。然而，在经济低迷时期这么做，恰恰是大错特错。三大因素（对英国制造业的恐惧、频繁的经济衰退和增加税收的需要）共同推动了北方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

相比之下，南方各州则更倾向于自由贸易。至于为什么，只要到南方地区战前的港口随便游览一下就会明白。1798年的一天，一名观察员在查尔斯顿港发现了不少于117艘的运输船，要么载运着来自利物浦、格拉斯哥、伦敦、波尔多、加的斯、不来梅和马德拉等地的货物，要么向外运输着棉花、烟草、大米和靛蓝。所有这一切都不需要一丁点儿关税保护。

1820年以前，南方与北方的争论相对较少，并且迪克西基本上也是支持美国体制的。然而，那一年，“密苏里妥协案”

让南方意识到实力不断增长且占多数的北方各州限制奴隶制的能力之大。此外，密苏里妥协案反过来又将南方的注意力集中在与北方的其他分歧上，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关税问题。这两个问题共同结束了“美好时代”。

虽然南方的棉花、靛蓝和大米的出口继续蓬勃地增长着，但随着这个新国家北方和西部的发展，欧洲商品也越来越多地来到了纽约。这个不断发展的大都市也正迅速成长为美国的金融之都。1825年后，纽约已经成为伊利运河向西出口货物的集散中心。在纽约的崛起过程中，南方人闻到了阴谋的味道。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国会在19世纪20年代又相继通过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关税上调法案。在南方人眼里，最糟糕的莫过于针对奴隶所穿着的劣质英国羊毛（黑人装）的关税上调。大西洋中部各州的众议院议员以60票赞成、1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1824年的法案，而南方各州则以64票反对、3票赞成的投票结果表达了对法案的反对。如果当时废除奴隶制也直接在国会投票解决，那么投票结果不见得会比这个结果更加两极分化。

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关税争议的两个主角是安德鲁·杰克逊和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卡尔霍恩，后者是杰克逊以及他的前任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任期时的副总统。杰克逊的联盟向卡尔霍恩保证，无论亚当斯一派如何威胁，他们都坚决不会通过更严格的关税法案。然而，承诺并没有兑现。杰克逊联盟与亚当斯一派一起投票通过了严酷的1828年法案，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可恶的关税法案”。这项法案进一步恶化了南北之间日益疏远的关系。

没有什么地方比南卡罗来纳州对结果更为愤怒了。该地早在近两个世纪前就已经有来自巴巴多斯的甘蔗种植者来此定居了。在1790—1830年的人口普查期间，奴隶的比例从42%增加到54%，使得该州成了美国的斯巴达，一小群白人精英压榨着一大群希洛特农奴。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卡罗来纳州一方面担心着内部不安定的黑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提防着北方的废奴主义者。于是，南卡罗来纳州领导者反对的各州发起了反对新关税的运动，主张各州有权废除其认为违宪的联邦法规。焦虑不安的南卡罗来纳州议员乔治·麦克达菲对1824年和1828年的法案极为不满。他提出了所谓的“40袋理论”，错误地将进口纺织品40%的关税增长等同于生活水平下降40%。“制造商实际上侵入了你的谷仓，你每生产100袋粮食，他们就抢走40袋”。

1828年通过“可恶的关税法案”后，南卡罗来纳州立法机构向南方最优秀的宪政主义者——副总统卡尔霍恩征求有关该州如何废除该法案的建议。他给出了建议，是以秘密的方式进行的。在他的暗中支持下，四年来，南方一直不屈不挠地主张削减关税。

安德鲁·杰克逊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但在田纳西州长大，于1829年就任总统。他决心在任内平息南方奴隶主和自由贸易者的不满，但他也想清偿国债，而这就需要维持关税收入。为了平衡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他采取了一条“中立而公正的路线”，以维系国家团结，即比较温和的1832年关税法案。杰克逊得到了八旬老人詹姆斯·麦迪逊的帮助。麦迪逊警告他的南方同胞不要把北方人逼得太紧。麦迪逊着力于说服亨利·克莱，因为亨利·克莱是新兴的贸易保护主义性质的辉格党领袖，也是汉密尔顿美国制度的坚定支持者。

1832年法案只稍微降低了一些制成品的关税。杰克逊本以为这些让步会安抚南方各州，但由于法案将进口纺织品（尤其是黑人装）的关税还是维持在大约50%，因而结果还是事与愿违。1832年11月24日，南卡罗来纳的州代表大会实施了卡尔霍恩的秘密法律战略，通过了《联邦法令废止权条例》。该条例宣布，1828年和1832年的关税标准在南卡罗来纳州境内都是非法的。当年年底，卡尔霍恩辞去副总统职务，回到了家乡并当选参议员。杰克逊迅速做出回应，先是晓之以理（宣称南卡罗来纳人正处于“精神错乱”之中），随后动之以武，派遣了一支海军中队前往查尔斯顿，甚至威胁说，如果弗吉尼亚州的州长愚蠢到阻挠联邦军队通过他的州去解决南卡罗来纳州问题，就立即连同州长本人也一并逮捕了。

截至此时，杰克逊对南方已经义愤填膺，似乎要执意进行武力对抗。然而，日后被尊称为“伟大的妥协者”的贸易保护主义人士亨利·克莱，以一己之力挽回了总统的决定。克莱意识到了两件事：首先，只有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才能阻止南卡罗来纳州单方面废止之前的关税法案，并避免双方彻底摊牌。其次，杰克逊还是希望能将日益激进的南卡罗来纳州争取过来，重塑联邦的权威。

克莱成功实现了这两个目标，从而将内战推迟了一代人的时间。1833年3月1日，《妥协税率法案》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这一法案规定，利率将在未来几年内逐渐下调。当时，南卡罗来纳州正日益担心其内部占据多数且仍在不断增长的奴隶人口，并致力于废止联邦的关税法案，而新法案的出台得以及时地将其与其他南方各州分离开来。同日，美国国会也通过了《军力动员法案》，授予总统采取他认为合适的任何行动征收关税的权利，并维系联邦的存在。大势当前，卡尔霍恩别无选择，只能顺势前进。为了阻止州代表大会通过废止法令，他于3月3日乘着敞篷邮车，顶着刺骨的冷雨，赶到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市。

8天后，在卡尔霍恩的游说下，州代表大会意识到《妥协税率法案》已经瓦解了南方其他州的支持，只能偃旗息鼓。然而，州代表大会还是废止了《军力动员法案》，但这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姿态。既然它已经接受了《妥协税率法案》，就意味着联邦根本没有必要再援引《军力动员法案》了。

多亏杰克逊和克莱巧妙的政治策略，南卡罗来纳州才意识到自身在与联邦政府就取消关税法案进行的权力斗争中其实是形单影只的。坦率而言，即便卡尔霍恩的许多南卡罗来纳同胞对于美国联邦已经没有了多少信仰，卡尔霍恩仍然是抱持着信念的。在他看来，废止联邦的法案其实只是一种手段，用于平息分裂运动，并将他的家乡保留在联邦体系。事实上，南卡罗来纳州的确也在联邦体系内多待了一代人的时间。

1856年，作为废奴主义者，第一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C.弗里蒙特在反对詹姆斯·布坎南时的糟糕表现，让这个新政党确信，仅靠其现有的支持反奴隶制的州是不够的。宾夕法尼亚州是联邦中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最强烈的州，在选举中也一直是最关键的州。直到1860年的选举，宾夕法尼亚州仍然有着关键地位。早已经服膺于死硬保护主义者亨利·凯里的亚伯拉罕·林肯，赢得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支持，成功入主白宫，并开始呼吁提高关税。凯里也顺势成为他的首席经济顾问。

当南卡罗来纳州在1861年再次挑起冲突时，分裂主义者在整个南方已经占据了上风，而北方也不再像上一代人那样善解人意且愿意妥协了。据南方联盟的传言，一位弗吉尼亚州的联邦主义者约翰·鲍德温上校向林肯提出中止他所在的州的分离运动，以换取林肯在萨姆特堡撤军。林肯本应回答说：“我的关税会怎样呢？”

到了1861年，经济实力和军事潜力的天平已经向有利于北方的方向倾斜了。如果杰克逊、克莱和麦迪逊当年不够明智的话，19世纪30年代的关税争议和随后的废止法案危机很可能以联邦的失败而告终。

当然，南方人不满的根源远远不止贸易政策一方面而已。1833年，美国国会中的温和派指责那些致力于维护州权和奴隶制的废止派只是将关税法案作为解散联邦的借口。卡尔霍恩也承认了这一点。他对一位北方朋友解释说：“关税只是一个引子，并非这些不愉快的真正根源。”

尽管如此，自由贸易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之间的分化，毫无疑问是南北战争的重要原因。林肯当选后，一篇名为《纳奇兹自由贸易者》的社论写道：

在明年3月4日（就职典礼日）之前，有迹象显示，南方联盟将形成，自由贸易的原则将被确立。到时候，匍匐于尘土中的北方人，才会敏锐地意识到他们失去的是多么珍贵的宝石，而且，无论他们多么后悔，这种损失都无法挽回。南方不需要海关，因为它一刻也离不开自由贸易。它将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蓬勃发展、蒸蒸日上。

1861年，分裂运动与战争行动迫使北方急需为其军队融资，尤其是后者还需要政府筹措抚恤金与重建的费用。这一大笔亏空需要数十亿美元的进口关税才能填补。不过，没有了南方的反对，联邦政府现在可以不受拘束地建立世界上最高的关税壁垒之一了。在南北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一强大的壁垒也保护了美国工业免受英国同行的强势打压。

正当19世纪初有关贸易保护的争议搅动着美国与欧洲的局势时，运输成本的大幅下降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1830年以后，廉价的货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宗产品——谷物——创造了一个革命性的全球市场。

经济史学家保罗·拜罗克计算得出，1830年，欧洲小麦的售价约为每吨95美元，而每吨小麦每1000英里的运输成本，海运为4.62美元，在运河上或内陆河道上运输为28美元，公路运输则为174美元。（价格已折算成2007年的美元。）美国大片肥沃土地的粮食生产成本大约仅是欧洲的一半——每吨47.5美元，也就是说，美国的谷物比欧洲的便宜了47.5美元，拥有显著的价格优势。将1吨新大陆的小麦横渡大洋3600英里运到欧洲需要17美元，这比欧洲种植的小麦还有30美元的价格优势。不过，一旦将转运、变质发霉和保险的成本包括在内，要维持收支平衡的话，从美国进口谷物的范围可能只能从港口深入到内陆几十英里。

这些数据表明，19世纪中叶，运输成本还是如此之高，以至来自美国的谷物和其他大宗产品根本无法在欧洲市场与本地产品竞争。换句话说，大宗货物的陆上运输费用太高，使得对其征收的关税的额度显得只是九牛一毛。

密西西比州和五大湖地区的水系都没能提供足够便宜或者足够高效的货运以降低运输费用。真正的解决方案在于伊利运河。伊利运河是一条约364英里长的水道，发源于尼亚加拉瀑布，横穿无人定居的荒野，直抵奥尔巴尼的哈得孙河，所过之处海拔高达几百英尺（见图12-1）。

图12-1 1846年的伊利运河与圣劳伦斯河航道

1825年运河开通时，每年向东运送的货物量达到18.5万吨。这条新水道的交通量增长得如此之快，以至很快就被拓宽，变成了双向河道。1845年，这条水道运载了100万吨货物；1852年达到200万吨；1880年是高峰期，达到了460万吨。伊利运河的成功引发了美国的一阵运河热。到1840年，它鼓动着美国人多开凿了3326英里的人工水道。

历史学家们一直百思不得其解：面对来自铁路的竞争，伊利运河上的货运流量是如何做到在长达55年的时间中持续增长的？其实，运河运输的吨位在半个多世纪里增长得如此之大，正是因为那匹铁马的出现。在铁路建设之前，运河运输和海运有着同样的缺点：由于公路运输天文数字般的费用，距离港口二三十英里的地方，就好像处于月球背面一般遥远。19世纪中期原始的蒸汽和铁轨技术还无法将农作物运到港口，并高效地将其跨洋运输到欧洲。要使新的内陆供应链切实可行，还得更先进的冶金技术出现才行。

最主要的障碍是铁的力学性能。锻铁轨道太软，承受不了重机车的重量，很快就会磨损，而铁做的蒸汽锅炉也不够坚固，承受不了高压。

钢轨和锅炉都需要坚固、灵活的钢材才能制造出来，但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亨利·贝塞麦发明鼓风工艺之前，这两样东西的造价都要贵得多。在卡尔·威廉·西门子和皮埃尔·马丁完善了他的工艺之后，钢材价格才终于下跌到每吨仅几英镑，约为以前的1/10。

从铁到用于锅炉和活塞的更坚固和更灵活的钢的转换，使得发动机的制造工艺更加精细。最重要的是，钢还使发动机能够承受更大的压力，提高了燃油效率。然而，新的改进通常也会带来新的问题：木制的船体承受不了新的推进系统的推力。钢板可以使得船体更加坚固且更加轻便，钢质螺旋桨和轴承的旋转速度也比铁质螺旋桨和轴承更快。这一切都为蒸汽轮船制霸海洋奠定了基础。

蒸汽轮船在远洋的胜利并不容易。就在新的钢质引擎和船体设计使得远洋蒸汽轮船成为可能的同时，原来的风帆和木质船体的设计也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这一变革尤其体现在第11章描述的轻快帆船身上。蒸汽轮船需要补充燃料，意味着航线越长，其价格竞争力也就越低。到19世纪末，以卡蒂萨克号为代表的“飞剪式帆船”的设计保持了超过15海里/小时的速度，并长期主导了长途贸易航线。在咆哮西风带，一艘设计得很好的快帆船甚至可以保持高达20海里/小时的航行速度，这是当时任何蒸汽轮船都难以匹敌的速度。

经济史学家已经计算出蒸汽轮船的载重量（不用于装煤的吨位，可以用于装货）是如何随着航程的增加而下降的。当蒸汽轮船的载重量低于75%（即用1/4以上的排水量来装煤）时，蒸汽轮船便无法与帆船竞争。19世纪，随着效率更高、燃料消耗更少的发动机的出现，“蒸汽轮船-帆船临界值”也在逐渐增加（见图12-2）。1850年，只要航程超过3000英里，蒸汽轮船就没有优势了。然而，到了1890年，这一边界值增加到了10000英里。此时，19世纪蒸汽轮船和帆船之间史诗般的竞争也几乎就此告终了。到了20世纪初，除了长得离谱的航线，蒸汽轮船在经济性方面几乎都是上佳之选。

图12-2 蒸汽轮船与帆船的效率的临界值

蒸汽驱动的金属船也有其他缺点。一艘蒸汽轮船比一艘同样大小的木船造价要贵50%，而且还多需要50%的船员。蒸汽轮船公司还得花一大笔钱清洗船的铁质船底，因为金属很容易被藤壶和海藻等腐蚀。（铜可以更有效地抵御这些恼人的腐蚀物。一层薄铜板可以很容易地被钉在木船上，但装在铁质或钢质船上就会很快腐蚀船身。）如果码头工人或理货员不知道预定到达的船是帆船动力的还是蒸汽动力的，那么一旦船迟于预定时间抵达，他们就知道了。约瑟夫·康拉德曾写道：

当我在帆船臻于鼎盛时的日子里认识它的时候，它朴素而实用……那种速度是当时的铁船根本无法企及的，那是一种由往日最负盛名的海员运用着高超的航海技艺，驾驭着木质铜底船开创出来的奇迹般的速度。人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完善铁船，但没有人能够设计出一种有效的混合涂料，以保持其黄铜色的金属底板的平滑洁净。不然，铁船在海上航行了几个星期之后，就会开始减速，像是很快就精疲力竭了似的。

还有两个因素使得帆船得以保留。其一是廉价的美国木材。19世纪中期，美国曾短暂地超越英国，成为世界上领先的造船巨头（尽管大多数美国建造的快帆船都是挂着英国国旗航行的）。其二是气象观测技术的改进。自18世纪詹姆斯·库克船长的航行开始，英国和美国的水手与地理学家逐渐系统地绘制出了世界风向与洋流的地图。帆船船员无须再使用模糊的季节性经验在海上摸索着航行，而是能够精确地掌握时间以选取最有利的航线。19世纪，这些科技进步使得由英国出发、绕过好望角并最终抵达澳大利亚的11000英里航程从125天缩短到了92天。

蒸汽发动机效率的提高也逐渐压倒了帆船最后的优势。截至1855年，蒸汽轮船承运了英国与西地中海地区1/3的贸易量，以及几乎所有与北欧的贸易。到了1865年，蒸汽货运船也开始定期往返于亚历山大港。1865年那一年，蒸汽轮船哈雷号还将一船咖啡从里约热内卢运到了纽约，打破了只有木船才能保留咖啡豆独特风味的神话。由此，铁船也开始主导整个美洲北部与南部的东海岸贸易。

1869年11月17日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将伦敦和孟买之间的距离从11500英里缩短到了6200英里。这直接打消了帆船在远程航运方面的优势。1870年的蒸汽轮船-帆船临界值（如图12-2所示）约为7000，这意味着运河的通航突然使得利用帆船承运欧亚之间的航程变得不再划算。更糟糕的是，帆船无法顶着红海的逆风向北航行，它们来回时都得利用拖船才能穿过运河。在运河通航的最初5年里，横渡运河的每20艘船当中，就连一艘帆船都找不到。

图12-3体现了苏伊士运河引起的木船造船量的戏剧性下跌的情况。在接下来的20年当中，剩余的旧木船不断磨损，并被铁船逐渐取而代之。1890年，全球蒸汽轮船的总吨位永久性地超过了帆船的总吨位。

图12-3 世界年度造船量

理论上讲，在与中国的长途贸易方面，帆船本可以与蒸汽轮船展开竞争。然而，由于中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高价值的茶叶，因此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货主们并不介意支付更为高昂的蒸汽轮船运费。据说，最后一艘快帆船是在19世纪70年代末从广州起航的。

由于运河的开通只将悉尼经好望角至伦敦的航线缩短了100英里，因此澳大利亚的大部分货物运输没有排斥帆船。即便如此，高价值货物（乘客与奢侈品）的运输工具还是被换成了蒸汽轮船，只剩下低价值的矿石与硝酸盐仍由帆船运输。1914年，巴拿马运河的通航，大大减少了好望角“大转弯”的航程，从而也最终拉下了帆船时代的帷幕。

蒸汽与钢铁不仅在全球的海洋上，还在内陆河道、运河和陆地运输上带来了贸易革命。这些变革使新大陆的广阔天地中那些航船长期无法到达的地方显得尤为重要。这也使得我们的叙述回到了伊利运河。

1825年运河通航后，内陆水运的价格开始大幅下跌，但陆路运输的价格壁垒依然存在。没有高效的铁路运输，即使有五大湖水系，船运也只能覆盖伊利湖、休伦湖和密歇根湖岸边几十英里以内的月牙形地带。

坚实而廉价的钢轨和耐得住高压的钢铁锅炉，最终将美国的丰饶带到了世界的其他地方。1830年，用货运列车运送1吨货物走1000英里的费用为173.82美元（以今天的美元计算）。1910年，同样的铁路运输费用仅为22.43美元，约为1830年的1/8，并且运输速度也相对于1830年提高了好几倍。

在英国，任何一个普通的乡村与海岸的距离都不会超过70英里。几个世纪以来，这一地理上的现实，加之陆路运输的高昂费用，使得英国相较于欧洲大陆上的邻国具备了不可估量的运输优势。然而，随着廉价的运河与铁路运输的出现，英国的优势也逐渐消失殆尽。对于世上的农民而言，在贝塞麦从他的坩埚中倒出第一块钢之后，世界便一下子变平了。

当玛丽瀑布运河船闸于1855年将苏必利尔湖与五大湖水系和伊利运河连接起来后，不仅大平原的农产品，就连明尼苏达州巨大的铁矿石矿床都可以被纳入运输范围了。当然，这还需要建造出更多的铁路、锅炉和驳船。

物理定律决定了水运在本质上比陆路运输更有效率，因此运河运输长期以来也一直比铁路运输更便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货主们越来越看重铁路的速度与可靠性。由货运列车承运的谷物往往能更快到达东海岸，因此即便是夏季，谷物也不太可能变质。况且，铁路运输还避免了在五大湖水系之间两次昂贵且风险很大的中转。如果选择五大湖水系，货主们往往需要为此支付高额的保险费用，而铁路公司则机智地直接揽过了货物保险的责任。此外，即便是在冬天最恶劣的天气，也就是湖泊结冰的时候，铁路仍然可以照常运营。

19世纪，铁路的优势日益增大。大约在1873年以前，经芝加哥向东部运输的小麦只有在湖泊结冰的情况下才会选择火车运输，而在那之后，几乎所有的小麦都是直接通过铁路运输的。1884年，就连市价更低的玉米也开始换用火车来运输了。芝加哥成为铁路枢纽并非偶然。从密歇根湖南岸出发向东走，铁路相对于湖上路线拥有决定性的优势，因为从芝加哥到东海岸的火车线路几乎一路笔直，而沿着密歇根湖和休伦湖航行的半圆形路线则更绕。尽管伊利运河在1825年开通后，承运吨位持续增长了半个多世纪，但直到1885年才真正达到顶峰。不过，实际上，在之前很早的时候，即1853年，货运量的总价就已经开始下降了，因为铁路运输抽走了高价值货物，而留给湖泊和运河运输的只有廉价且笨重的大宗商品，比如铁矿石。

在伊利运河开通之前，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州在美国小麦生产中分别高居第一和第二的位置。大约在1870年后，伊利诺伊州和艾奥瓦州接过了这两项荣誉。玛丽瀑布运河连接起来的苏必利尔湖让人们很容易地进入北部的大平原，也戏剧性地改变了美国的农业格局。截至1895年，达科他州和明尼苏达州后来居上，开始主导国家的粮食供应。

北美小麦和玉米种植者获得的好处还在于，他们如今能够直接将其生产的粮食倾倒进开往欧洲的蒸汽轮船上，而且他们并非唯一的受益者，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乌克兰腹地的农民们也从新兴的廉价运输中尝到了甜头。

1833年9月5日，美国快船托斯卡纳号出现在印度胡格利河河口，抓了一名当地向导，径直向上游的加尔各答驶去。托斯卡纳号到达的消息迅速传到了上游，将这座名字与酷热同义的城市推入了一种亢奋状态。托斯卡纳号装载着的是一种全新的无价之宝：100多吨晶莹剔透的新英格兰冰。

到那一年为止，长途运冰已经有近30年的历史了。这项贸易是波士顿人弗雷德里克·图德的点子。他年轻时，曾在一个夏天访问过炼狱般的哈瓦那，当时他就想象着靠为整座城市供应冷饮而发家致富。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从加勒比海地区起家之后，他迅速扩大了在欧洲和美国的业务，尤其是在新奥尔良，图德冰甚至使得当地的冰镇薄荷酒出了名。

从马萨诸塞州往印度用帆船运送一船冷藏货物并不像听起来的那么困难。毕竟，冰的体积越大，其融化的速度也就越缓慢。在4个月的航程中，只需一层用于保温的锯末和少量通风设施，便足以保证150吨冰在到达目的地时还能剩下2/3。

实际上，运冰到热带地区的真正困难之处在于采集到数量足够、质量上乘且形状合适的冰。这一难题是由纳撒尼尔·韦思解决的。他是一家酒店的经理，卖冰给图德只是他的副业。韦思的发明于1829年获得了专利，催生了19世纪英国规模最大的工业之一。他的奇特发明由马力驱动，将一片门牙式的刀片安装在一块矩形的框架上，可以整齐划一地切割出20英寸大小的冰块，极大地便利了冰的装载、码放和运输。

自向加勒比地区运去第一批冰开始，图德便开始同时将时令水果一并打包装进他的冰冻船舱——典型的例子是向南运到哈瓦那的鲍德温苹果，以及运到北方的橘子。在更遥远的北方，伊利运河上的第一艘驳船，更是将五大湖捕捞上来的鱼冷藏运到了纽约。不过，图德最终还是没能充分利用这个新点子。直到1864年他去世的那一天，他几乎只是纯粹地在做卖冰的生意。更大的商机——运输易腐食物——最终不幸流入了其他人手中。

直到20世纪，美国的大部分冷藏品都来自新英格兰和中西部的池塘与河流，它们被装载进轮船、驳船和专门设计的铁路车厢。这些带有冷藏功能的交通工具向东海岸、加勒比地区和欧洲输送了相当多的时令果蔬。

图德的一个次要的采冰地是瓦尔登湖。由于对印度洋贸易航线、海水温度以及热导物理掌握不足，亨利·大卫·梭罗想象出了图德的冰块滚落进加尔各答港的情形：

纯净的瓦尔登湖水与恒河的圣水混合在了一起。在顺风的吹拂下，这些冰路过亚特兰蒂斯群岛与赫斯帕里得斯群岛的遗址，绕着汉诺岛转了一圈，漂浮着经过特尔纳特岛与蒂多雷岛，穿过波斯湾，并最终融化在印度洋的热带风暴之中，降落在就连亚历山大也只是听说过名字的港口。

冷藏车厢的出现始于19世纪30年代。1869年，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开通后，在犹他州的普罗蒙特里拍摄的照片展示了一长串显眼的联合太平洋的水果车厢，用来向惊愕的东方人运送反季节的葡萄、梨和桃子。其他冷藏货物还包括鲜切花、大块牛肉等。这些丰盛而奢侈的商品大大满足了消费者对于“更多”的需求。截至19世纪中期，运往印度、欧洲，以及绕过合恩角到西海岸的冰的吨位已经远比其他任何产品多。有时候，这些冷藏货物甚至也会远达中国和澳大利亚。

大约在同一时间，新英格兰的肉类加工商格斯塔夫斯·斯威夫特决定将他的生意转移到已经成为铁路枢纽的芝加哥。当他发现铁路公司既不愿意也无法提供冷藏车厢时，他决定开始自己试验各种火车车厢的设计。最终，他选择了安德鲁·蔡斯的设计，其特色在于两端都设有一对架空的冰槽，且装载货物便利。后来，另一个肉类加工商菲利普·阿穆尔进一步改进了这一装置。他添加了一种由碎冰和盐混合起来的高效冷冻剂。截至1880年，铁路公司和私人货主已经拥有了1300多辆冷藏车。到190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87000。等到1930年，这个数字达到了顶峰，为181000。

1875年，美国牛肉经销商蒂莫西·伊斯门将第一批冷藏肉从纽约运到了英国。他将货舱的大约1/4都装满了冰，再用通风的风扇维持货舱中其他货物的低温。维多利亚女王亲口称赞了牛肉——“非常好”。女王的这一行为延续了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王室认可新奇消费品的传统，也将冷藏的美国肉类送到了英国餐桌上。

世界上没有多少人口密集的地区具备稳定的采冰期。即使是在图德所在的波士顿地区，暖冬也时常导致“作物歉收”。没有足够的冰，便会引发优雅的南方地区的恐慌，采冰工人只能长途跋涉到缅因州开工。19世纪，由于韦思发明的马力驱动的切冰机越来越多地从被污染的池塘与河流中采集冰块，公众也开始关注起冰的卫生问题。美国人和欧洲人都开始调查人工制冷行业。

在20世纪中叶之前，家庭制冷意味着冰盒的出现。到20世纪初，大多数美国家庭都已经拥有了这样的冰盒——隔热的雪松木或橡木盒子。其设计原理是，在每隔几天补充一次冰块的前提下，冷藏少量的肉类或乳制品。

机械制冷的出现要归功于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和托马斯·爱迪生。史前时代以来，人们就通过风吹湿漉漉的皮肤而产生寒意的现象，掌握了人工制冷的一些基本原理。（从现代物理学来看，蒸发会消耗热量，从而产生制冷的效果。）在古埃及，富人们让奴隶润湿陶罐的外壳，而这些陶罐在夜间微风的吹拂下会变冷。印度人记录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人工制冰的过程，该过程也是用相似的方法处理盖上了盖子的深水坑。

1755年，苏格兰医生威廉·卡伦取得了一项看似简单但影响深远的突破。他在一个装满了水的容器中人为制造出了真空环境，使得水在室温下就沸腾了起来（至少在苏格兰是这样的）。因为沸腾本质上是快速的蒸发，水随即又戏剧性地冷却了——就好像你从泳池中刚出来时觉得微风寒冷刺骨一样。很快，卡伦就在室温下制造出了冰。卡伦的基本工艺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利用浓硫酸的强吸水性来加速蒸发。

一些物理学家用乙醚进一步改进了卡伦的方法。乙醚的沸点远低于水，因此冷却效果要更好。最后，热力学的探索使人们认识到某些气体（尤其是氨气和二氧化碳）也可以在足够低的温度或足够高的压力下作为固体或液体存在，从而可以作为效果良好的制冷剂。

图12-4展示了简易的早期机械制冷装置的操作原理。压缩机从图中左边的系统中抽出氨气，产生低压，再将其压缩到装置的右侧。当氨气在低压侧沸腾时，它便能冷却水管中的盐水（盐水的凝固点较低）。盐水在水管中循环的同时，冰也就被制造了出来。在高压侧，氨气冷凝后，产生出的“废”热会被排出。当时，这种制冰机广泛运用于冰厂和货船的冷冻舱。

图12-4 早期机械制冷装置原理图

这些第一代笨重且低效的蒸汽驱动机械冰箱是在数十名发明家、无数项专利的共同推动下制造出来的，尤其适用于远离天然冰源且位置固定的制冰厂，诸如位于加勒比海地区、梅森—迪克森线以南地区、美国西海岸城市，以及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肉类加工厂。在图德于1833年首次向加尔各答运送冰块后，他在加尔各答的贩冰生意也日渐兴隆，利润稳步增长，一直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然而，当这座城市的第一座人工制冰厂于1878年开业后，仅仅几年时间，他的生意便戛然而止了。

在制冰方面，人工方法与自然生产可谓相辅相成。新奥尔良或加利福尼亚的工厂制造的冰填满了北向和东向的冷藏车厢的冷却槽。从中西部河流和新英格兰的池塘中开采的冰块则被用来冷却南向和西向运输的货物。

蒂莫西·伊斯门的合伙人亨利·贝尔认为，如果用于海运，那么新的人工制冷机可能比往船舱中装填冰块更经济划算。1877年，他向著名物理学家威廉·汤姆森（后来的开尔文勋爵）请教了运输人工冷藏牛肉的可行性。汤姆森无暇也无意于任何商业计划，便把贝尔介绍给了他的同事J.J.科尔曼。两人成立了贝尔-科尔曼机械制冷公司。他们联手造出了一支机械冷藏船队，其中一艘叫作切尔克西亚号的冷藏船承运了第一批由新的制冷机器冷藏的美国牛肉。

1881年，澳大利亚有6500万头绵羊、800万头牛，以及区区200多万人口。人工制冷工艺使得大量澳大利亚羊肉得以出口到英国的肉铺。截至1910年，美国每年向英国输送约40万吨牛肉，阿根廷每年向英国输送的牛肉和羊肉数量甚至更多。（美国牛肉只是被冷藏，而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牛肉由于运输距离更远，则被冷冻到16华氏度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人消费的肉类有将近40%是从海外进口的。《科学美国人》驻伦敦记者曾写道：

我经常站在泰晤士河边上的大仓库附近，看着驳船卸下大批的羊肉……它们就像原木一样被堆叠起来，也像原木一样被搬来搬去，随后被放置在坎农街大桥的桥拱之下，其空间大到可以容纳80000块这样的羊肉。在那里，你可以找到进口自新西兰、南美洲等地的羊肉。这些羊肉在起航前就已经被冷冻，航行过程中仍旧保持着冷冻状态，到了英国后便被储存在桥拱下的仓库里，最终仍旧冷冻着分发到零售商店。所有的肉都是由阿穆尔、哈蒙德、伊斯门和其他几个货主运来的。

冷冻肉业的另一波市场热潮要归功于爱德华·L.伯奈斯。他是公共关系的先驱，也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外甥。截至20世纪20年代，忙碌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已经将早餐精简到了果汁、吐司，以及咖啡或茶。伯奈斯为纽约比纳加工公司进行了第一次“4个医生，3个推荐”的营销活动。它展示了一份丰盛的早餐（但容易导致动脉堵塞），并形成了把熏肉和鸡蛋作为大西洋两岸英语民族传统早餐的习俗。

纵观历史，贸易量的增加总是会使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受损。运输成本的下降使得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新西兰、澳大利亚和乌克兰的农民和牧场主可以将欧洲埋入堆积如山的粮食和肉制品中。另一方面，依赖于本国廉价的木材和帆船技术的美国造船商，却在英国的蒸汽技术与钢铁工艺面前败下了阵。1850—1910年，大西洋海运吨位的2/5都是由挂着英国国旗的船来承运的，而挂美国国旗的船仅有1/10。

印度也输了。虽然印度的棉花与黄麻种植者发了财，但其以帆船为主的海运运力，在蒸汽轮船与苏伊士运河二者的冲击下，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印度的船只数量甚至无法满足自身的沿海贸易需要，此外，印度的造船业几乎完全消失了。

诸如《科学美国人》的记者这样的乐观人士，惊喜于奇迹般的全球商贸。与此同时，另一派抵制全球贸易的势力也正在暗中酝酿。欧洲随后对于新大陆农产品雪崩式的抵制，将使自由贸易运动倒退半个多世纪，并在很大程度上酿成了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为今天关于全球化的戏剧性斗争提供了舞台背景。

1. 指美国南方各州及该地区的人民，与指美国北方人的洋基意义相对。——译者注

2. 密苏里妥协案是美国国会中蓄奴州与自由州在1820年达成的一项协议，其主旨在于规范在西部新领土上所建各州的蓄奴行为。——译者注

3. 麦克达菲的论点中的谬误在于，南卡罗来纳人只把收入的一小部分花在进口商品上。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南方在为北方工业的保护主义买单，因为南方自己的出口根本不需要关税。

4. 此处代指火车。——译者注

5. 1海里=1.852千米。——编者注

6. 哈雷在后来的一篇论文中估计，19世纪60年代末，蒸汽轮船-帆船临界值在3000～3500英里之间，要比这个模型预测出的大约7000英里短得多。然而，不变的基本前提是：发动机和船体设计方面的改进使得蒸汽轮船-帆船临界值在19世纪不断增加。

7. 他可能并非一个完全没有兴趣的观察者。康拉德接受过在木船上的训练，并短暂担任过船长的职务。不过，他逐渐发现自己在蒸汽船不断上升的优势面前失了业，于是转向了写作。因此，蒸汽时代不仅促进了贸易效率，还让我们经由康拉德之笔更好地理解了殖民主义的恐怖。

8. 大约是零下8.89摄氏度。——编者注

第13章 分崩离析

我们了解到，令人望而却步的高额保护性关税的确是一把枪，但也会反向打到我们自己。

——科德尔·赫尔

那是美国人最困难的时刻。世界各地的政治领袖与社论作家都在谴责美国人的外交政策。正如他们所言，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确是单边主义，是傲慢而危险的。愤怒的欧洲人甚至组织起抵制美国产品的运动。一位意大利商人在写给同行的信中写道：“在我们省，尤其是在市区，司机们如果驾驶的是美国汽车，就常常会被人们示以猥亵的手势，或者以不文明的方式相称。”法国人则一如既往地担心美国日益强大的实力。一位巴黎的社论作家认为，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大西洋彼岸的怪物是所有欧洲人的责任——“也是对抗美国霸权的唯一途径”。

到底是什么激起了如此强烈的反美情绪？是入侵伊拉克、越南战争，还是麦当劳、微软和迪士尼风行全球？我们讨论的其实是1930—1933年，而争议的焦点在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

这是美国国会有史以来通过的最为臭名昭著的法案之一，也是最令人费解的法案之一。《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确戏剧性地提高了美国的关税，但当时的关税本来就已经很高了。更为重要的一点，也是与普遍看法相左的一点是，它并没有引发大萧条或使萧条大大加剧，也没有明显偏离于美国一贯的贸易政策。相反，我们倒不如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反映了当时全球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运动的高潮。

故事得从20世纪的贸易理论流变开始讲起。这个领域伟大的前现代思想家——亨利·马丁、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阐述了自由贸易在宏观层面带来的好处。他们虽然理解，但其实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相当一部分无辜百姓通常会为此受到伤害。他们20世纪的衣钵传人——贝蒂尔·奥林、伊莱·赫克舍、保罗·萨缪尔森和沃尔夫冈·施托尔珀——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以辨别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以及他们将对此产生怎样的反应。

截至1860年，北欧已经沐浴在废除谷物法、签署《科布登-舍瓦利耶条约》以及随后的“关税裁军”的春风细雨之中，似乎坚定不移地走上了自由贸易的道路。然而，这段令人愉快且有利可图的旅程并不会持续太久。

低廉的运输成本意味着价格趋同。在19世纪50年代末到1912年间，从芝加哥运送一蒲式耳的谷物到利物浦的费用从35美分降到了10美分左右。由于更快捷且更可靠的航运也意味着更低的手续和保险费用，因此消费者能享受到的价格实惠其实还要更大。

如图13-1所示，意料之中，在一战前的60年里，旧大陆和新大陆的小麦价格逐渐趋同。19世纪末，牛肉、铜、铁、机械和纺织品等原材料和制成品的价格也出现了类似的价格趋同之势。1870年，利物浦的肉类售价比芝加哥高93%，而到了1913年，这一差距缩小到了16%。

图13-1 利物浦与芝加哥小麦价格比较

航运效率的显著提升不仅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趋同，也根除了农民在困难时期因高昂的粮价造成的困扰。曾经，连从邻近的山谷进口粮食的成本都很高，更不用说从大洋对岸进口谷物了，因此，紧俏的谷物品种自然会在市场中获得价格补偿。如今，农业市场已经全球化，加之低廉的航运成本，价格补偿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对于农民们而言，在困难时期失去习以为常的价格补偿这一缓冲机制，无疑是非常痛苦的，而这还只是经济全球化风险的一个缩影而已。

工业制成品的局面则恰恰相反。在劳动力和资本充裕的旧大陆，制成品起初是更便宜的。1870年，美国生铁的价格比英国高出85%，而到了1913年，这一差距则缩小到19%。在同一时期内，熔炼出的铜的差价甚至从32%降到了0，而纺织品的价格结构实际上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1870年，波士顿的纺织品比曼彻斯特的贵13.7%，而到了1913年，曼彻斯特的纺织品反而贵2.6%。

西方传统粮食小麦的价格不仅开始整体性地在全球范围内波动，还开始与东方的主食大米的价格同步波动。联系米-麦市场的纽带是印度。由于印度人既吃大米，又吃小麦，因此孟买小麦价格的上涨也会提升大米的价格。此外，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长途的海底和陆地电报线路的大范围铺设，也意味着加尔各答的粮价波动能够立即引发伦敦、悉尼和香港的市场反应。

20世纪初，两位瑞典经济学家伊莱·赫克舍和贝蒂尔·奥林对这些数据大为不解。他们研究后的结论是，世界经济正在发生着某种更为深刻的变化。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古典经济学”为所有产品规定了三项供给侧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分别用工资、租金和利息来支付。赫克舍和奥林的洞见是，航运成本的降低不仅促使大宗商品价格在全球范围内趋同，还推动工资、租金和利率这三项供给侧要素的价格的趋同。

最近的研究也的确证实了他们的假设。19世纪初，旧大陆的劳动力和资本都要比新大陆丰富得多，因此，前者的工资和利率都较低，而后者的则较高。相比之下，新大陆的土地资源更为丰富，所以那里的租金也低廉得多。经济史学家凯文·奥罗克和杰弗里·威廉森指出，1870年，新大陆的实际工资（实际购买力）比旧大陆高出136%，而到了1913年，这一数字则降至87%。更令人惊讶的是，在同一时间段内，美国的实际租金则上涨了248.9%，英国的租金却下降了43.3%。

租金价格趋同的原因不言而喻。美洲出产的粮食和肉类长期过剩而导致浪费，而廉价的航运终于使得美洲有机会向欧洲大量倾销其粮食和肉类，从而压低了旧大陆商品的价格，但也导致了新大陆商品价格的上涨。这反过来又拉低了旧大陆农地的价值，同时提升了新大陆农地的价值。

资本市场的趋同甚至更容易理解。电报的应用消除了异地利率的不确定性，甚至还使得资本和信贷市场能够进行即时通信。

不过，工资趋同的原因尚存争议。最明显，也是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新大陆工资的上涨吸引了大量移民的涌入。欧洲人移居到新大陆，可不是为了自由或者寻找什么遍地黄金的地方，他们只是想要更高的时薪。19世纪末，一个爱尔兰木匠可以在纽约挣到很多的酬劳，一个意大利农民则可以在一望无垠的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上迅速发家，而这在其土地贫瘠的祖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随着大量欧洲人越过大西洋移民到新大陆，收入的差异也逐渐消失了。相应地，移民数量甚至在限制性法律出台之前就开始减少了。1900年，阿根廷的实际工资几乎是意大利的三倍，到1950年，二者几乎已经平等，而1985年时，意大利人的平均收入反而是他移居阿根廷的亲戚的4倍。

如果我们以打分的方式考察19世纪的交通革命，旧大陆的工人和新大陆的地主（主要是农场主）就一定会赢，而旧大陆的地主和新大陆的工人则一定会输。诚然，1870—1913年，美国工人群体的素质确实有了改善，但一旦与英国工人相比，他们的显著优势便不复存在了。不过，同样的优势并不存在于英国的地主之间，毕竟他们亲身遭遇了租金收入的暴跌。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引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崩溃，也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41年，哈佛大学奥地利裔讲师沃尔夫冈·施托尔珀向年轻的同事保罗·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有关贸易理论的问题。他想知道，为什么古典经济学认为所有国家都会从贸易中受益，而赫克舍和奥林的研究却表明，随着贸易的增加，一些国家的工资必然下降，并损害工人的利益。萨缪尔森意识到施托尔珀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于是两人合作研究得出了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该定理为全球贸易的政治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以及最重要的是，政治层面的后果如何影响各国的命运。

经济学家的语言是数学。为了使他们的模型实用，施托尔珀和萨缪尔森只能考虑两种产品和两项供给要素——其中一个是相较于其他国家更稀缺的，另一个则是相较于其他国家更充盈的。他们的模型预测，贸易保护有利于那些主要拥有相对稀缺要素的人，有损于那些拥有相对丰富要素的人。自由贸易的情况则正好相反。（这里考虑的因素与古典经济学一致，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

让我们看看该模型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如果A国缺乏劳动力，B国劳动力过剩，那么B国的工资便会更低，并且B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会更便宜。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中，商人和消费者也会更青睐B国制造的廉价商品，而非A国的产品。因此，B国的工人便会从自由贸易中受益，而A国的工人则会受到损失。其他两个要素也是如此。自由贸易对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农民有利，对土地资源稀缺的国家的农民不利；对资本充裕的富裕国家的资本家有利，对贫穷国家的资本家不利。

在施托尔珀和萨缪尔森的术语中，“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不仅指代关税水平和禁令，还指代运输成本。降低运输价格与降低关税具有同样的效果：换句话说，每蒲式耳货物的运输成本减少50美分，以及每蒲式耳货物的关税减少50美分，都应该会使粮食贸易增加大约相同的数量。

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1870年以前，英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拥有丰富的资本、劳动力，但缺乏土地资源。相比之下，美国拥有相对稀缺的资本和劳动力，但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当时，全球关税大幅上涨，尤其是在美国内战之后。然而，航运成本的大幅降低，抵消了不断走高的关税，因此贸易还是变得更加自由了。表13-1展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时期的“施托尔珀-萨缪尔森要素组合”。

表13-1 施托尔珀-萨缪尔森要素组合类型

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预测，贸易增长的主要受益者将是各国充裕要素的所有者：英国的资本家与劳动者和美国的地主（即农场主）。这也的确与现实相契合，因此，这些群体极力倾向于自由贸易绝非巧合。同样，各国稀缺资源的所有者——英国的地主和美国的劳工与资本家——寻求保护也就不足为奇了。

欧洲大陆的情况呢？一般来说，这些国家的资本和土地都很稀缺，劳动力却很丰富。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预测，1870年后，运输成本的下降将引发欧洲大陆资本家和农民的一波保护主义浪潮。现实再一次验证了该理论的正确性：欧洲农民反应激烈，并终结了自废除谷物法与签订《科布登-舍瓦利耶条约》以来的自由贸易时代。

事实上，法国人一直都对《科布登-舍瓦利耶条约》不甚满意。在他们的民主力量和农民们看来，该条约其实是专制的拿破仑三世的“皇家政变”。当1870—1871年羞辱性的普法战争埋葬了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后，法国对自由贸易的支持也随之减弱了。

新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诞生，几乎是与新大陆小麦的倾销同时发生的。自古以来，地形与距离像围墙一样保护着法国的农民，特别是法国腹地的农民。然而，铁路和蒸汽轮船摧毁了舒适的壁垒。到了1881年，法国小麦的净进口量已经突破了百万吨大关。廉价的进口粮食将越来越多的法国农民挤压出了农产品市场，他们吵嚷着要求新的保护性措施，来取代原先由成本高昂的陆路马车运输提供的保护。法国的农民实在太多了，任何一个民选政府都无法忽视他们的要求。事实上，直到19世纪末，法国大约一半的劳动力都还在地里务农。他们的贸易保护主义诉求也得到了处境艰难的法国金融家的支持，后者拥有另一项稀缺要素——资本。此时，法国的金融家们正背负着灾难性的普法战争，正寄希望于提高关税收入。事实证明，法国资本家与农民联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相比之下，英国只有1/6的劳动力在地里务农。英国的金融家们手头则攥满了工业与贸易的资本，因此反对贸易保护。

事情在英国与法国的不同结果再次验证了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的预测：在英国，倾向于自由贸易的大量劳动力和资本要素联合起来，击败了青睐贸易保护主义的稀缺因素的所有者——地主。在法国，青睐保护主义的稀缺的资本和土地要素联合起来，击败了倾向于自由贸易的充盈要素，即劳动力。

到了19世纪中晚期，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理念的广泛传播，各个主要国家都有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及其“民族经济学”的追随者：美国的亨利·凯里、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法国索邦大学法学院的院长保罗-路易斯·考斯。1884年，法国废除了革命政府近一个世纪前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律禁止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基于经济利益而结成联盟。废除法案之后，几乎是在一瞬间，农业辛迪加便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崛起，并要求设立关税壁垒。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法案逐渐提高了进口粮食、农用牲畜和肉类的关税。1889年大选选出了大批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议员，其中相当一部分代表着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农业巨头的利益。

随后，议会里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运作与辩论，高潮在于法国自由派经济学家、财政大臣莱昂·赛与贸易保护主义人士考维斯的门徒、未来的法国总理费利克斯·朱尔·梅利纳之间的舌战。赛极力反对进一步提高关税。他认为，这场斗争并不是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间的斗争，而是“个人对于国家的伟大反抗”的一个缩影。然而，赛的雄辩未能打动法国议会。1892年初，法国议会通过了《梅利纳关税法案》。该法案几乎将目前的税率翻了一番，随后又进一步上调，直至二战。

这些关税未能阻止法国农业的衰落，反而给法国的普通公民附加了高昂的食品成本。虽然一些法国观察家发声谴责了其同胞对新的全球经济的恐惧，但其他人则更多地选择了听天由命。1904年，法国经济学家亨利·特吕希曾在一片评论文章中精准地描述了法国人的民族性格，其内容就算现在读来也不过时：

我们认为，与其冒着危险接纳世界市场，倒不如安安稳稳地满足于眼前的国内市场。于是，我们建立了一道坚实的关税堡垒。在这个规模有限但有所保障的国内市场的范围内，法国人过着平静而舒适的生活，甘做经济霸权斗争过程中的旁观者，任由别人承受着勃勃野心带来的痛苦。

然而，很少有英国人为新大陆的粮食和肉类对地主贵族造成的冲击而流泪。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说：

没有采取过任何行动阻止农产品价格的下跌或者帮助农业集团……租金下跌，于是年轻人离开农场进城务工，种植农作物的土地面积也迅速减少。全球小麦价格下跌算是帮助英国完成了曾经最强大的经济集团——农业集团的资本变现。

1890年以后，一些英国工业，尤其是钢铁、炼糖和珠宝工业，感受到了地主们的痛苦，因为它们逐渐被卷入了与美国产品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之中，还要面对不时袭来的“公平贸易”的声浪。在著名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起初是自由党成员，后转到了自由统一党）的鼓噪下，英国也染上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流感”。张伯伦是英国贸易委员会的主席，也是未来的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父亲。他所倡导的贸易保护主义与欧洲大陆上的版本有所不同。他认为，英国本可以对外构筑起一道关税高墙，在整个帝国和英联邦范围内通行自由贸易——也就是所谓的“帝国优惠关税制度”。然而，英国当时还没准备好彻底对外放弃自由贸易。因此，张伯伦的提议成了1906年大选的主要议题。不过，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却在大选中铩羽而归。

虽然欧洲大陆的大多数国家都用关税壁垒将自己与外国进口商品隔离开来，甚至就连英国人也为他们的自由贸易政策而感到不安，但有一个国家基于其诸如盛产猪和牛的特殊禀赋，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最好的肉质往往来自最年幼的牲畜。然而，提前屠宰便意味着进行更频繁的喂食，以尽快使牲畜长到足够的重量。1870年以后，高需求、低价格的冷藏运输，加上廉价的玉米饲料，都使得全球牛肉、猪肉、奶酪、牛奶和黄油的生产商之间形成了紧密的链接。几个世纪以来，北欧国家在高端畜牧业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奇怪的是，似乎只有丹麦真正打开了市场，并把握住了新形势。

伟大的产业通常都是在不利的环境下出于平凡的考虑而诞生的。1882年，一群奶农在日德兰半岛（欧洲大陆延伸出去的大面积半岛）西部的耶丁村组织了一个合作社，以购买一种昂贵的新型牛奶分离机，并联合销售他们的奶油和黄油。他们选举出了三位董事。经过一夜漫长的谈判，他们达成了一项成员协议，而这将成为丹麦在20世纪初走向繁荣的基石。

这份合同堪称简洁的典范：每天早上，牛奶被合作社的卡车收走，送到工厂，由熟练的技术人员进行加工。脱脂牛奶被返还给农民，黄油则在市场上公开出售。合作社的利润依据成员缴纳的全脂牛奶的质量和数量进行分配。成员们同意按照严格的卫生标准，将农场里所有过剩的牛奶缴纳到合作社。事实证明，这项安排非常成功。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丹麦农民组织起了500多个合作社。

然而，这还只是高潮前的序曲，高潮在于培根的出现。1887年，日德兰半岛东部的一群养猪户不满于他们的铁路服务，于是效法耶丁村模式，建立了一家当时最先进的肉类加工厂。这一次，丹麦政府出手了：猪的质量参差不齐，比牛奶的质量波动范围要大，因此丹麦农业部设立了实验站，为农民提供最好的种猪。1871年，丹麦拥有44.2万头猪，到了1914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250万。同一时期内，猪肉出口量也从大约1100万磅增加到3亿磅。截至20世纪30年代初，丹麦成年人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合作社的成员。这个小国当时竟出口了高达7.31亿磅猪肉——几乎是世界猪肉贸易总量的一半。

丹麦政府也在精神上给予农民鼓励，并建议国家乳品和养猪组织在国外为他们的产品注册商标。于是，鲁尔牌应运而生，并演化为如今世界各地超市货架上都能看到的银宝牌。

乳品与猪肉合作社都需要较多的贷款来购买厂房、设备、车辆，雇用工人。丹麦的经验如今已经鲜有人知，但仍旧不失为一个典型的案例，从中我们可以学习到政府在面对全球竞争的挑战时如何做出适当的反应：提供支持与资金，但不提供贸易保护。

在德国，人们担心新大陆的廉价农产品与英国的廉价制成品会带来厄运。几个世纪以来，德国的经济与政治生活一直由与英国地主贵族类似的普鲁士容克贵族主导。这些无拘无束的农民统治着德国与波兰和俄罗斯接壤的东部荒野。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不断积累，逐渐兼并了国家大片的耕地。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们的土地兼并。1807年，普鲁士在废除农奴制时，还允许他们利用裙带关系，圈占更多小农的土地。（直到1945年苏联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他们才罢手。）

1880年以前，与邻国相比，主要掌握在容克贵族手中的要素——土地在当时的德国非常丰富。德国曾经还一度是小麦和黑麦的出口国，也是英国的这两种重要谷物的主要进口国之一。当然，容克贵族在当时是支持自由贸易的。根据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的说法，他们

并非一贯信仰自由贸易，只是设法在他们的人生哲学中为亚当·斯密找到了一席之地，目的也无非是嘲笑和憎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教条。

1880年后，与新的农业巨头（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俄罗斯）相比，德国的土地持有量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突然之间，容克贵族们从倾向于自由贸易的充盈要素的所有者，变成了青睐保护主义的稀缺因素的所有者。与法国一样，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相继出台。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便是1902年的《比洛关税法案》。该法案显著提高了德国的进口关税，尤其是粮食的关税。

这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时惠及了种植粮食的贵族们，否则它将是一场势不可当的灾难。与此同时，容克贵族欺骗德国北部的农民支持关税，并对进口的牲畜与肉类征收高额保护性关税，以保护他们的牛和猪。这些贫穷的农民和他们的丹麦邻居一样擅长畜牧，却无法和丹麦邻居一样富裕起来，因为他们被剥夺了购买廉价谷物饲料的权利。贸易保护主义的“无声杀手”——国内工业所需的原材料的成本上升——再次发挥了威力。

还有更糟的事发生。不妨再看一下表13-1。请注意，在每个国家和时期，要素所有者都会以“二对一”的配置彼此对峙。在英国和1900年前的美国，劳动力和资本要素都同处一边——前者支持自由贸易，后者则青睐贸易保护。在德国，资本和土地所有者（“铁-麦联盟”，这么称呼是因为钢铁工业是稀缺的资本要素的最大需求方）处在反对城市劳动者的位置，于是后者逐渐倒向了马克思主义。

德国的城市工人青睐自由贸易，不仅因为他们代表着充盈要素，更因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属性。自由贸易是酝酿革命的配方的重要原料。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由贸易有助于工业发展和资本主义的成熟，而资本主义又将不可避免地崩溃，并让位于共产主义。马克思反对关税：

我们这个时代的贸易保护体系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体系则是破坏性的。它分裂了原先的民族，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推向了极端。总之，自由贸易制度会加速社会革命。仅从革命意义而言，先生们，我投票赞成自由贸易。

通过辨别谁赞成开放市场，谁反对开放市场，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解释了政治联盟现象。20世纪，全世界都会发现，德国奉行排外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地主和资本家，与信仰社会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工人的对立，催生了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在19世纪的英国，资本家和工人联合起来支持自由贸易，反对旧的地主寡头，深刻地推动了民主的发展。（美国资本家和工人也是这么做的，但目的是贸易保护主义。）显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者罗纳德·罗戈夫斯基对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的诠释只是一个简化了的模型，并没有考虑种族、文化或历史因素。罗戈夫斯基本人也一再警告说，他的模型只展示了真实历史的一个侧面。如果一个简化了的模型，仍能有这么全面的解释力，这也就意味着该模型对于世界政治进程的洞察力是非凡的。

1880—1914年，关税壁垒的迅速建立本应该扼杀全球贸易。事实上，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那个时间段内，在两种力量的推动下，世界贸易量反而大约增加了两倍。其一，事实证明，蒸汽发动机还是比海关更强大，因为节省下来的运输成本抵消了进口关税的增加。其二，全球各国总体上变得更加富有了。在这34年间，全球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三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富裕社会自然会有更多的贸易，因为它们会有更多的多余商品用于交换。一般来说，这意味着贸易量的增长会快于财富的增长。1720—1998年，全球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了1.5%，而贸易的实际价值每年则增长了2.7%。

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的关税政策一直延续着乏味的周期性的模式，共和党主政便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民主党领导便推行温和政策。在1888年的选举中，共和党人本杰明·哈里森以微弱优势险胜民主党的格罗弗·克利夫兰（但他实际上赢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由参议员威廉·麦金莱领导的共和党国会党团将这次胜利视为天赐良机，通过了以麦金莱的名字命名的关税法案。虽然这一法案日后为人所诟病，但8年后，麦金莱还是借此登上了总统宝座。1912年，民主党的伍德罗·威尔逊当选总统后，《麦金莱关税法案》被《安德伍德关税法案》取代。该法案逐渐将进口关税降到了1920年的历史最低点，仅为16%。

对美国的自由贸易者来说，《安德伍德关税法案》只是一个短暂的胜利。它通过后不久，共和党人便重新夺回了总统宝座和国会的大多数席位。两年后，也就是1922年，由哈定总统签署的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福德尼-麦肯伯关税法案》生效，成为法律。很快，进口关税就又超过了40%。

除了高得可笑，共和党人的关税政策也倾向于“自主化”。也就是说，关税是由国会设定的。尽管议员们赋予了总统以更高的税率来惩罚贸易伙伴的权力，但他们并不允许总统降低关税水平。民主党的关税政策，如《安德伍德关税法案》，一般都不排除与贸易伙伴就关税进行削减和谈判的可能性。不过，这些选项很少被使用，因为担心引起共和党议员的抵制。

1830—1910年，海洋、运河和陆路运输的费用分别下降了65%、80%和87%。到一战时，运输效率方面的红利已经全部释放殆尽。当然，交通科技方面的巨大进步——内燃机、飞机和海运集装箱——都是在20世纪取得的。不过，即便到大战爆发时，像矿石、鸟粪和木材这样的大宗货物还是得时常绕过合恩角，而且承运的还是挂着风帆的帆船。运输效率的进步放缓，也使得其省下的成本不再能抵消大幅增加的关税或世界经济的严重衰退。不幸的是，这正发生在赫伯特·胡佛总统的任期内。当时，全球经济的大萧条与迅速升级的关税壁垒共同导致了他总统生涯的惨淡。

在转向公共服务之前，胡佛是一名成功的采矿工程师。他因在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领导过救援工作而成名。当被问及在革命后赈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俄罗斯人是否明智时，相传他的回答是：“两千万人正在挨饿。无论他们是什么政治背景，他们都应被救济！”

胡佛一直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即便是在担任哈丁和柯立芝政府的商务部长期间，他也仍然不改其本色。虽然他通晓采矿教科书，但他要么没有读过，要么真的不懂李嘉图的学说。他始终坚信各国只应该进口国内生产不了的产品。1928年，当农民们因为农作物价格下跌而受到伤害时，他公开向这群传统的民主党选民发出呼吁：

（我们）认识到，由于外国工资较低且生活成本也较低，某些行业现在还无法成功地与外国生产者竞争。我们保证将对下一届共和党国会进行审查，并在必要时修订这些时间表，以便最终使美国这些行业的劳动者能够再次制胜国内市场，维持其生活水平，并可以在其所习惯的领域稳定地就业。

确切地说，胡佛最终签署的法案应该被称为《胡佛关税法案》。不过，事实上，这一恶名最终落在了两位支持他的共和党人——犹他州参议员里德·斯穆特和俄勒冈州的众议员威利斯·霍利头上。《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应税货物的平均关税提高到了近60%。不过，那并非什么晴天霹雳，毕竟它只是将《福德尼-麦肯伯关税法案》造成的已经居高不下的关税推向了最高点而已。

甚至在《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通过之前，就有两个群体（欧洲人和经济学家）做出了可怕的反应。到参议院通过该法案时，世界各地的外交部已经纷纷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抗议，抵制活动也接踵而来。美国几乎所有层次的经济学家（总共1028人）都向胡佛请愿，请求否决该法案。

没有用的。1930年6月17日，胡佛签署批准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随即引发了报复与贸易战。这项法案涵盖了数以万计的商品，似乎是铁了心有意冒犯美国的每一个贸易伙伴。它还设置了许多“非关税壁垒”。例如，瓶子的软木塞约占西班牙对美国出口量的一半。新法案不仅将瓶塞的关税提高到了令人望而却步的水平，还要求对瓶塞加盖原产地标签，而这一过程实际上比软木塞本身的成本还要高。

该法案还对外国手表征收了高额关税，尤其是那些与美国的“1美元手表”竞争的外国廉价手表。在瑞士，每10名工人中就有1名从事手表行业，或与该行业关系密切。这一事件迅速激起了瑞士这个通常平和且不愿招惹是非的国家的愤怒。不过，手表和软木塞也很好地说明了小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无能为力的状态。虽然出口到美国的货物占瑞士对外出口的10%，但反过来，美国对瑞士的出口却只占美国出口的千分之一。瑞士人和西班牙人的无助情绪也更加激化了他们的愤怒。

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大陆的大国则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还能发起反击，以打击美国工业引以为豪的产品：汽车和收音机。它们将这些商品的平均进口关税提高到了50%以上。要不是美国的挑衅实在令人忍无可忍，贝尼托·墨索里尼是不会采取这一行动的。毕竟，他可是个汽车爱好者，且讨厌意大利著名汽车制造商菲亚特的品质。多年来，这位元首一直抵制着菲亚特总裁乔瓦尼·阿涅利提出的贸易保护主义要求。然而，《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最终耗尽了墨索里尼的耐心。他以接近100%的关税回应了美国人，这几乎完全切断了美国汽车的进口。到了1932年，就连长期奉行自由贸易的英国也加入了反击行列，对大多数进口商品征收了10%的关税，并在渥太华召开了英联邦会议，决定在帝国四周构筑起一道贸易壁垒。

在《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通过后的三年里，随着法国的蕾丝、西班牙的水果、加拿大的木材、阿根廷的牛肉、瑞士的手表和美国的汽车慢慢地从世界各地的码头消失，法案的影响遍及了整个世界。到1933年，全球似乎都在走向经济学家所谓的“闭关锁国政策”——无论多么低效，各国都要在所有产品上实现自给自足。

美国已经将整个世界带到了国际商贸崩溃的边缘，世界急需一个美国人站出来扭转这一进程。科德尔·赫尔出生于种植烟草的田纳西州东部的一个小木屋里，他自学了李嘉图经济学。更重要的是，他对贸易有着道德价值层面的理解。从他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理解：

当我还是个田纳西州农场里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有两个邻居，我叫他们詹金斯和琼斯，他们彼此为敌。许多年来，他们之间一直不是很愉快——我搞不清楚是为什么。当他们在路上、城里或教堂中相遇时，他们都冷冷地盯着对方，从不搭腔。

有一年春天，当詹金斯正需要骡子耕地时，他的骡子跛了腿。与此同时，琼斯正需要玉米给他的猪喂食。巧的是，琼斯正好已经犁完了地，空闲出了他的骡子。詹金斯则正好有一桶玉米。一位与两人都很友好的第三方把这两人聚到了一起。琼斯同意詹金斯用他的骡子犁地，从而换取詹金斯的猪饲料。

结果，这一对宿敌很快就成了挚友。普通的交易与平凡的邻里之情使他们意识到了彼此的经济需要，并最终化解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赫尔担任民主党的国会议员长达近1/4世纪，曾据理力争地反对过《福德尼-麦肯伯关税法案》和《斯穆特-霍利关税法》。1930年，他在参议院赢得了一个席位，不过两年后他就不得不辞职，以接受罗斯福总统委任的国务卿一职。抵达雾谷后，他不得不面对至少34个外国政府对于美国关税的正式抗议。

正如一个世纪前的科布登一样，他将他的信念带给了这个国家，也送到了国境之外。就在全球贸易接近停滞，世界陷入萧条之际，他向任何愿意倾听的人解释道，在目前这种令人遗憾的情况下：“很显然，高额关税绝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且不可避免的，也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可以为我们带来经济繁荣。”他接着说，如果外国不能通过向我们销售产品来挣得资金，我们就不能指望它们花钱购买我们的产品。

他最为强硬的听众是新总统。罗斯福对于共和党的忌惮，使得他在入主白宫后几乎立即偏离了其竞选时承诺的自由贸易主张。不过，赫尔还是逐渐赢得了他的支持。他向总统指出，《福德尼-麦肯伯关税法案》和《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实际上削弱了总统处理国际商贸关系的能力。机智的赫尔还向罗斯福提出，《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只需“修订”一下，就可以允许总统将税率提高一半或是降低一半，还可以单方面地向外国提供其他方面的有限让步，例如保证免税品清单上的商品将绝对不会被征税。修订后的法案，即1934年的《贸易协定法案》，终于逆转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走向贸易保护与闭关锁国的进程。该法案持续生效了三年，随后被国会不断更新。

赫尔开始时态度温和，先是与古巴谈判达成了协议，然后让加拿大从《渥太华协议》中退了出去。接下来，他与整个西半球的大多数国家谈判并达成协议，随后与欧洲的主要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署了条约，最后与英国在二战之际谈判并达成了一项主要具有象征意义的协议。赫尔是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将近12年）的国务卿，直到1944年才因为健康状况不佳辞职。

当然，1930—1933年的贸易崩解中也有赢家：菲亚特、加州的葡萄种植者、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的钟表制造商和德国的收音机制造商。然而，总的来说，贸易崩解还是造成了损害。损失了多少钱？从经济角度来看，答案令人震惊，其实非常之少。首先，经济增长才是贸易的强大动力。事实也证明，贸易保护主义只会让世界变得更贫穷（或者自由贸易让世界变得更富裕）。1929—1932年，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7%，美国下降了26%，但大多数经济史学家现在认为，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巨大损失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可以归咎于关税战争。

粗略的计算表明这似乎是千真万确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通过时，全球贸易量仅占世界经济产出的9%左右。如果所有的国际贸易都被取消，而且国内市场无法消耗此前用于出口的产品，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就会下降同样的数值——9%。1930—1933年，世界贸易量下降了约1/3~1/2。衡量下降值的方法或许各不相同，但应该大约只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5%，这还要算上由于一些不得已的情况而消费的国产货物价格更高而造成的损失。因此，造成的损失不可能超过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或2%——远低于大萧条时期17%的下降幅度。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最依赖贸易的国家反而并没有受到最沉重的伤害。例如，在荷兰，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但那几年它的经济只萎缩了8%。相比之下，贸易只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到4%，但在大萧条时期，美国经济却萎缩了26%。如此看来，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事实与公众的看法相左，《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并未导致，甚至也没有显著加深当年的大萧条。

即使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战并未严重地伤害世界经济，它还是毫无疑问地扼杀了国际贸易。正如前文提到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时代，世界贸易大幅下降。1914—1944年，世界贸易量仍然停滞不前。不过，在此期间，尽管全球爆发了两场毁灭性的大战，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在这30年里反而增长了近一倍。这可以算是现代史上前无古人的30年。

最近，经济史学家计算得出，20世纪30年代的关税战争实际上应该只导致贸易量减少了不到一半，其余的应该归咎于大萧条本身减少了对贸易产品的需求。有趣的是，“从量关税”和通货紧缩的结合所造成的无意损失，至少与刻意提高关税所造成的损失要一样多。从量关税是按每磅或每单位计算征收的。如果每磅商品的价格下跌而相应的关税数额没有下降，这就无意中增加了实际的从价税率。比如，按每磅价值40美分的肉征收20美分的从量关税，就相当于征收了50%的关税。如果肉的价格降到20美分，那么实际从价税率便是100%。

关税战争所造成的真正的长期损害没有严重伤及世界经济（只伤及毫发），也没有严重伤及世界商贸（因为世界商贸的复苏相对较快）。实际上受到严重伤害的是贸易的无形方面：国内商品以外的更多选择，与外国人在贸易和生活中打交道，了解他们的动机和关切。赫尔寓言中的农民琼斯和詹金斯终于明白，对彼此而言，他们活着要比死去更有价值。然而，在二战之前，世界各国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为时已晚。近一个世纪前，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曾雄辩地阐述过贸易在政治和道德层面的好处：

商贸的经济利益被其带来的智力和道德裨益大幅超越。在目前人类发展程度较低的情况下，让人和与自己不同的人相接触，了解别人不同的思维和行动方式，这样做的意义怎样高估也不为过……商贸首先教导各国善意地看待彼此的财富和繁荣。以前，爱国者（除了那些思想足够前卫到认为四海一家的人）普遍希望，除自己的祖国以外，所有其他国家都是积贫积弱且治理不善的。现在，他应该可以认识到他国的财富和进步正是其祖国财富和进步的直接来源。

20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地的爱国者日益感觉到四海并非一家，这不禁令人悲痛。美国的教训是，贸易保护会招致别国的报复，而且一个国家如果不允许别国与其贸易，它也就无法与别国进行贸易。

美国还了解到，贸易战可能会引发一场真正的战争。甚至在美国进入二战之前，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就已经意识到，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对于这场灾难也是难辞其咎。历史学家约翰·贝尔·康德利夫在1940年的先见之明是，“如果要恢复国际体系，它必须是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体系，即美国治下的和平。”当时的亲历者阿尔伯特·赫希曼在1945年指出：

（贸易战）无疑加剧了民族对抗。贸易战也是民族主义领袖煽动民愤的天赐良机……国际经济关系为他们提供了实现其目的的法宝。这一法宝就正如可以迅速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制空优势一样，将会毫无疑问地改变当前战争的面貌。

随着美国从二战的梦魇中走出来，它开始着手拆除主要在上个世纪（19世纪）建立起来的关税壁垒。这将是一项漫长而艰辛的工作。那些求索当今全球化、多极主导的经济体系起源的人将会在一份被湮没的报告中找到它。这份报告题为《关于扩大贸易和就业的建议》，是美国国务院于1945年发布的。尽管这份非凡的文件发端于美国战时的官僚机构，但它洋溢着斯密、李嘉图、科布登和赫尔的精神。

报告的起草人意识到，他们像是一个独特的历史舞台上的演员——在这个舞台上，他们周遭的一切都已经分崩离析，整个世界的命运都取决于他们如何重组这些碎片。正如报告的序言所说，“联合国的成功建立只是为我们赢得了有限而暂时的权力，以帮助我们创造一个我们希望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报告随后列举了过往犯下的错误，并在宏观层面提出如何避免重蹈覆辙的建议。随后，它具体指出了该如何谈判以消除自1880年以来损害国际商贸的贸易保护主义。这正是美国治下的商贸秩序路线图。经济史学家克莱尔·威尔考克斯于1948年在他的著作中巧妙地概括了美国从闭关锁国到新国际商贸秩序领导者的转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向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了新的贷款；现在，我们将再次提供同样的贷款。后来，当我们想要连本带息地收回款项时，我们却发现他们用我们给的资助与我们开展贸易战。于是，我们迅速且大幅度地提高了关税，以至他们根本难以偿还这些债务，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可能偿还得起。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注销了战时贷款账户中积欠的尾款，并率先降低了贸易壁垒。我们终于认识到了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大债权国的责任。我们已经向世界证明，我们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

首屈一指的大事便是让英国人加入进来。1945年时，英国和美国的立场完全颠倒了过来。英国负债累累，试图切断进口，以免侵蚀其稀缺的外汇储备。美国国务院则希望尽快开放世界贸易。经过艰苦的谈判，二战的两大胜利者达成了妥协：下一步将展开多边贸易谈判，但如果全体参与者认定降低关税可能会“给相关生产商带来突然而广泛的伤害”，就应该允许设置“免责条款”。

至少在一开始，新开放的世界贸易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产物，是战争结束时独特的单极国际经济体系的一个意外。美国的农民、工人和资本家几乎无惧于任何领域的外国竞争。在战后的几年里，各行各业的美国人几乎没有对降低关税有过多少抵制。

1947年初，22个主要国家的贸易官员以《关于扩大贸易和就业的建议》为蓝图，在日内瓦举行了涵盖5万多种产品的1000多次双边会议，令人眼花缭乱、目眩神迷。谈判产生了一份被称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文件。23个国家（巴基斯坦在此过程中建国）于1947年11月18日签署了这份协定。

表13-2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谈判进程

续表

仅仅3天后，56个国家便在哈瓦那就成立国际贸易组织开始了谈判。该组织将监督随后的关贸总协定谈判回合。奇怪的是，国际贸易组织夭折了，因为当时共和党在1946年国会选举中获胜，美国国会对其态度冷淡。不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还是成功延续了下来。1951年于英格兰托基举行的第三轮谈判结束时，战前设置的针对工业产品的壁垒已基本清除。如图13-2所示，这直接反映在美国的进口关税水平上。

图13-2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下美国应税货物的进口关税

《关于扩大贸易和就业的建议》的作者可能无意中破解了自由贸易的核心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被现代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称为“集体行动的逻辑”。自由贸易给大多数人带来了适度的好处，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特定行业和职业中的小群体。例如，想象一下，假设美国禁止进口外国种植的大米，这将大幅增加国内几千家种植者的收入。毕竟大多数美国人根本不会注意到每年隐藏在日用杂货账单中的几美元的额外支出，而这将让国内种植者轻松赚到几百万。此外，国内种植者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该问题上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他们会抵制任何对外开放大米市场的企图，其积极程度要远胜于每年从进口的便宜大米中获益较少的数亿消费者。从本质上讲，《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消费者联盟”，代表着世界上数十亿被剥夺了权利的消费者。每当收银台铃声响起时，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因此省下几便士、几法郎或几日元。

我们可以将现代全球化的历史粗略地划分为4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830—1885年，当时运输和通讯成本迅速下降，加之相对较低的关税水平（美国除外），贸易量大幅增加，工资、地价与租金以及利率在全球范围内趋同。第二个时期大约是1885—1930年。当时，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乌克兰的激烈农业竞争导致欧洲进行了贸易保护主义抵制。不过，运输价格的持续下跌很容易抵消这一部分影响。第三个时期始于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通过。运输技术的进步开始放缓，大幅提高关税的恶果开始明确地显现，导致了世界贸易的灾难性下跌。在第四个时期（从1945年开始），正如《关于扩大贸易和就业的建议》中概述的那样，美国领导的自由贸易倡议打开了世界贸易的闸门。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世界商贸的实际价值以惊人的每年6.4%的速度快速增长。1945—1998年，世界贸易额占世界GDP的比例从5.5%增加到了17.2%（见图13-3）。

图13-3 1720—2000年世界贸易的实际价值（按1998年美元价值计算）

战后贸易量的增加与几乎同时兴起的码头工人工会，使得将货物从货船的船舱转运到货运列车（或日益增加的柴油卡车）的费用几乎与横渡大洋一样昂贵。政府曾对一艘横渡大西洋的船只所运载的货物进行过详尽的研究，发现这艘叫作勇士号的蒸汽轮船超过1/3的货运成本都源于在目的地码头上开支的费用。就往返于夏威夷的货物而言，码头上的费用接近50%。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在起草宪法时几乎没有犯过什么错，但毫无疑问，没有什么比第一条中著名的商业条款中的“额外”两个字更有害了。这一款规定赋予联邦政府“规定美国与外国、美国各州之间和与印第安种族的通商”。规定美国各州间商贸的权力最终于1887年催生了州际商务委员会。在1995年该委员会被废除之前，它几乎监管着美国长途交通的各个方面，腐蚀着它所触及的几乎所有行业，也扼杀了美国在交通运输方面的各项创新。

一个多世纪以来，商人们一直在寻找一种可以在火车、卡车和轮船之间无缝衔接的“联运”工具。1837年，匹兹堡的一个货主詹姆斯·奥康纳设计了一种闷罐车，可以安装在火车或者运河驳船上。1926年，芝加哥北岸及密尔沃基铁路尝试将拖车“驮运”到平板车上。美国州际商务委员会认定，这种联运工具仍属于其管辖范围，使得其发展迅速陷于停滞。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两大事件使这项技术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其一，极富远见的货运主管马尔科姆·麦克莱恩的创意，也是现代集装箱的原型。这种设备经过专门设计，可以成堆地叠放在军用油轮之内。之所以选用军用油轮，是因为其船体是相对而言比较规则的矩形。其二，1956年，美国联邦法院裁决，将联运集装箱从州际商务委员的监管权限内剔除。

麦克莱恩的新系统的广泛采用，将使得码头上的成本在未来几十年里大幅下降。如果说国际货运在1960年以前就算是廉价了的话，那之后就几乎算是免费了——用经济学中古板的术语来说是“无摩擦”。摆脱了繁重的关税和运输成本之后，货物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更加自由地流通起来。只要衬衫或汽车能在某国以更低廉的方式生产出来，生产线就会被转移到该国。

与此同时，运输成本几乎收缩到了接近于零的程度，欧洲也因此变得富裕起来。欧洲大陆的新贵阶层摇身一变成为拥有充盈要素的资本家。他们连同劳工阶层一并成为低关税的拥趸。正如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所预测的，欧洲人同时接受了自由贸易和民主政治。虽然欧洲共同体根据所谓的共同农业政策还在向农民提供补贴，但这并不能阻止欧洲农业的衰落：1950年，农民占欧洲大陆劳动力的35%，而到了1980年，这一比例仅为15%。

二战后，美国主要政党的贸易政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日益繁荣，资本越来越充裕，传统的资本代言人共和党从信奉贸易保护主义转变成了自由贸易的拥趸（这一转变发生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另一方面，民主党本来在传统上代表着劳工（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和农民（充盈要素的所有者）的利益。20世纪，劳工的规模不断增长，而农业人口则不断减少。如今，农民只占劳动力的1%。由于支持者结构的变化，民主党转向了贸易保护主义。也正因如此，农民集体叛投了共和党。

罗纳德·罗戈夫斯基对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最后做了一个有趣的修正。他的范式不仅可以阐明谁支持或反对自由贸易，还能揭露哪些团体认为他们的权力会因为国家的贸易政策而被增强或减弱。20世纪3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大大助长了美国（民主党所代表的劳工）和德国（凶狠的纳粹所代表的土地和资本）的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权势。自由贸易的兴起也增强了那些赞成自由贸易的人的力量。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共和党所代表的美国的充盈要素土地和资本的所有者。1987年，罗戈夫斯基通过观察，得出了以下结论：

从现在可以预见的情况来看，民主党……将日渐接受贸易保护主义。正如英国的工党一样，它将沦为一个代表着工业衰败的地区性政党。在以出口为导向的繁荣的西部和南部，共和党人将实现接近一党政治的目标。

在接下来的20年里，罗戈夫斯基的预测不断被证实。直到最近，贸易保护主义才再次在共和党所盘踞的西部和南部产生吸引力。面对布什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巨大失误，共和党人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在这些地区的主导地位仍有待观察。

虽然《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之间的斗争中戏剧性地打破了力量平衡，但它并非在所有种类的货物上都取得了成功。农业和纺织业是世界上最古老且最庞大的两个经济行业。几个世纪以来，这两大行业积累了大量政治与宣传技巧，势力盘根错节，屡次成功摆脱新的全球化市场的严峻考验，为消费者增加了巨额成本。在大多数国家，农民成功地将自己描绘成“民族的灵魂”。然而，事实是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农民只占劳动力的极小一部分。

从一开始，世界上的农民和纺织品制造商就成功地将自己排除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框架之外，并维持着高额关税。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促使各国政府继续针对国内生产和出口产品维持着配额、限制和补贴等非关税壁垒。

为了延续针对纺织品和农产品的贸易保护措施，世界发展中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毕竟，它们只有在这两个领域才具有最大的比较优势。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答案颇具争议。一种解释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无非是另一个将面包屑从白种人的桌子上配给给最贫穷国家的机制，故意在这些国家最有竞争力的领域削弱它们。另一种解释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坚持自给自足，因而基本上对《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进程漠不关心，不愿意也做不到向发达国家妥协。

现有的证据更支持后一种解释。其一，发展中国家征收的农业进口关税的比例通常超过50%（印度则超过100%），而欧洲和美国则分别只有30%和15%。其二，以印度为首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直到最近才公开支持“进口替代”政策——以高额关税鼓励发展大量的国内产业。（印度的自给自足理念直接体现在其最初的国旗上甘地的圆轮或纺车图案。令甘地感到沮丧的是，独立之前，这一图案被阿育王圆轮取代，意为法轮。）最后，我们将在第14章看到，那些向国际商贸敞开大门的发展中国家繁荣了起来。

为了看清贸易保护主义在现代的面貌，我们将考察凡胡尔兄弟的故事。他们是古巴富有的蔗糖种植园主的后代，于1958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得胜后逃了出去，成为美国佛罗里达州最富有的家庭之一。不算他们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24万英亩土地的话，三兄弟如今光在佛罗里达就拥有16万英亩的优质甘蔗田。美国劳工部曾多次点名他们的控股公司Flo-Sun虐待劳工和薪酬过低。美国内政部也曾经从他们那里撤走大量居民点，以解决他们从农田向佛罗里达大沼泽地排放有毒物质的问题。

然而，有一个联邦机构则对凡胡尔兄弟颇为青睐，那就是美国农业部。近年来，美国农业部平均每年向他们支付6500万美元以购买他们生产的糖，价格比世界市场价格的两倍还多。这还只是每年花费纳税人80亿美元的大规模农业支持体系的一部分。不过，对凡胡尔兄弟来说，这6500万美元的补贴只是杯水车薪，最重要的是配额。通过将外国农作物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配额制抬高了美国人日常杂货的价格。1998年，仅仅糖一种杂货就从美国消费者的口袋里掏走了约20亿美元。多米尼加共和国成为凡胡尔兄弟旗下大量种植园的所在地绝不是巧合。该国在世界产糖国家中拥有着最高的进口配额。这还不是全部：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每年估计要花费5200万美元，以保持这些甘蔗田的干燥，对环境的破坏相当之大。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凡胡尔兄弟和他们的同行到底是如何获得政府的援助的？答案是向多项政治运动合法与非法地慷慨献金。就众议院针对威廉·克林顿与莫妮卡·莱温斯基调情而发起的弹劾程序中，独立检察官提交的报告中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内容。报告表明，克林顿总统在多任务处理方面非常杰出，可以在与莱温斯基发生关系的同时，继续进行电话会议。只有一次，他让其忠实而年轻的助手离开房间，以便他能私下接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既不是英国首相，也并非教皇，而是阿方索（阿尔菲）·凡胡尔。

自《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谈判进程开启以来，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尽最大努力避开降低农业贸易壁垒——富国以非关税壁垒的形式（主要是补贴）来进行，穷国则直接以关税的形式来进行。“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和欧洲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组织的继任者）的主持下，召开了关于总协定谈判的多哈回合。

2006年7月，由于各方相互指责，僵持不下，谈判破裂了。参加会谈的三大主要阵营——美国、欧洲和发展中国家——都不敢冒犯其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农民群体。一位观察人士指出，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是“农业游说团体的重大胜利”。印度代表公然宣称“我们无法就生存和生计问题进行谈判……我们甚至根本就不应该被要求这么做。”欧洲谈判代表彼得·曼德尔森在谈判之前甚至更加坦率地指出，即便谈判失败，欧洲也不会失去什么。值得安慰的是，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富裕，受贸易保护的食品和服装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已经越来越小。（例如，2006年，美国人的食品支出不到其收入的10%，低于1929年的24%。）

世界贸易并未能发展到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第12章题词中所描述的那样，“同样的劳动力和资本将生产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数量要多得多，质量也更好。”不过，世界贸易仍在迅速发展，并终将发展到那种境地。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前几章所提到的摩擦和危机也将会来得更为猛烈。

1. 对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最简单的描述是：当一个商品的相对价格上升，其生产中使用最密集的要素的回报也会上升，而使用较少的要素的回报则会下降。

2. 这一点在“细分市场”（即资本不易跨境流动的市场）中是正确的。如今肯定不是这样。

3. 理论上讲，一个国家有可能同时拥有三个充盈要素或稀缺要素，但现实中是否可能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4. 在前几页中，我采用了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尚存争议的“泛化”解释，这些内容来自罗戈夫斯基的《商业与联盟》。一方面，罗戈夫斯基对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的解释夸大了他们最初的双商品双要素模型。施托尔珀和萨缪尔森在他们最初的论文中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他们观察到，在澳大利亚或殖民时期的美国，有过一些极端的案例，即大多数劳动者都因为自由贸易而处境更糟，但这种情况在现代世界中很少发生：“如果与热带地区的贸易被切断，那么今天的美国工人的境况不会更好，因为适合种植咖啡、橡胶和香蕉的土地比劳动力更稀缺。”另一方面，对于罗戈夫斯基对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的自由主义解读，虽然理论上有缺陷，但与历史记录非常吻合。此外，即使工人们整体没有受到自由贸易的伤害，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也肯定会受到损害。更重要的是，即便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工人或农民也可能会表现得好像自由贸易伤害了他们一样，就像德国北部农民被容克贵族骗去支持贸易保护主义一样。

5. 从量关税是指以货物的重量、数量、长度、体积、容积等为计征标准而计算征收的关税。——译者注

6. 这份文件是由美国各政府部门在助理国务卿威廉·克莱顿的要求下撰写的。将这份文件视为现代全球化的蓝图，可能稍显夸张。不过，令人吃惊的是，它是如此的鲜为人知与难以获得。

第14章 西雅图之战

我们的论点无意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政治弹药……事实表明，自由贸易对于一个生产要素所造成的损害必然小于其带给另一个生产要素的收益。因此，人们总是有办法通过补贴或其他再分配手段来收买受害要素，从而使所有要素都从贸易中受益。

——沃尔夫冈·施托尔珀与保罗·萨缪尔森

1999年1月，西雅图的政治领袖们完全有理由感到骄傲，因为他们击败了圣迭戈，获得了当年晚些时候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的举办权。这意味着，西雅图不仅将迎接成千上万的游客涌入他们的酒店和餐馆，还能有机会向包括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在内的世界多国领导人宣传他们的城市。

西雅图备受尊敬的警察局长诺姆·斯坦珀也意识到，这次会议将吸引数以万计的反全球化示威者蜂拥而来。也正因如此，18个月前在日内瓦举办的上一届部长级会议最终演化成了一场闹剧。不过，这次的主办地在美国，而非欧洲。这个国家已经有一代人的时间没有经历过重大的暴力政治抗议了，而且斯坦珀麾下的1200名训练有素的警官一定能应付得了任何挑战。此外，规模最大的抗议团体——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已经承诺不会出手。

然而，斯坦珀和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打错了算盘。相当数量的示威者准备了大量的瓶子、防毒面具、撬棍、铁锤和三脚架（观察放风的人可以借助三脚架立在人群之上），到处破坏。到了会议的第三天，西雅图的局势已经彻底失去了控制。暴徒们切开轮胎，打碎窗户，抢劫商店。1000多名袭击者一度包围一座警局长达数小时，直到惊慌中的防御者用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驱散他们。

示威者迫使会议提早休会，并将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全球自由贸易的进程上。从世界贸易历史的角度而言，西雅图之战中有任何新奇之处吗？

几乎没有。我们几乎无法从经济、意识形态，甚至战术层面上将西雅图的暴徒与前几个世纪的反全球化者区分开来。比如被新大陆进口的糖激怒的马德拉蔗糖种植者；担忧于亚洲廉价的劳动力和纺织品的墨西哥城的西班牙理发师与养蚕人；愤怒于巴巴多斯岛工厂的竞争的英国黑糖精炼商；袭击了乔赛亚·柴尔德宅邸、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和英国议会的羊毛织工；以及狂欢中的波士顿茶党。就算考古学家发现，早在4000年前，不满于苏美尔谷物倾销的迪尔蒙农民就曾洗劫过海关，我们也不应对此大惊小怪。

本书的最后一章将提出两个简单的问题：世界贸易史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我们又如何将这些教训应用于当今关于全球化的辩论之中？

以物易物、物物交换的本能是人性使然，任何扼杀它的努力最终都注定失败。人类自从第一次使用船只和骆驼挑战海洋和沙漠以来，就一直随身携带着可供交易的商品。公元纪年开始时，文明开化了的欧洲与亚洲的上层人士便已经知晓并渴望获得彼此的奢侈品。到19世纪末，我们所认为的现代全球商贸所特有的大多数特征（即时通信、大宗商品和易腐商品的长途贸易以及跨洲制造周期）都已经得到了确立。如今关于全球化的辩论，在某些情况下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着早前的陈词滥调。无论贸易抵达何方，愤懑不满、贸易保护主义及其常年并行的伙伴们（走私、反抗权威，以及不时发生的战争）都会接踵而至。

在可预见的未来，船舶仍将是最有效的长途运输方式。海运贸易反过来又需要保证关键海上节点处的政治稳定。自古以来，欧洲错综复杂的沿海地理都一直提醒着商人与海军战略性的海峡与航道的价值，占领这些海峡便可能让某个国家或其敌人陷入饥荒。至少2500年来，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一直是海上最关键的节点，至今仍然如此。当欧洲人循着达·伽马的航迹冒险进入印度洋时，他们的首要目标便是占据马六甲、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当然，并非总能如愿）。

除了增加了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这两个人造节点，全球海运版图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如今，大约80%的世界商贸是通过船运完成的，而其中的大多数又都要经过这七大关键航道中的一个，有时甚至是两三个。

以任何标准（物理体积、货币价值或战略重要性）衡量，石油都是最重要的产品，在任一时刻都几乎占据了地球商贸总吨位的一半。目前，世界石油日产量约为8000万桶，其中美国的消费量就达到了1/4——2000万桶，其中大约3/5（每天1200万桶）必须依赖进口。石油不仅能为世界的运转提供动力，还能制成润滑剂和肥料，也是现代世界最普遍的制造材料——塑料的主要成分。一旦石油供应链被切断，地球上的大部分的日常活动都将完全停止，数亿人将会挨饿（见图14-1）。

图14-1 世界石油流向图

美国石油的进口量大致相当于每天经由波斯湾的门户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量。另有一部分份额较小但在战略上仍很重要的石油，要通过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两条航道在下文统称为土耳其海峡）、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苏麦德输油管道（与苏伊士运河平行）和巴拿马运河。最后，经由这些中东海峡出口到东亚的大多数石油则必须经过马六甲。这些航道中的任何一条被突然关闭，都将使世界经济陷入一片混乱。

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这样的事件不仅在概率上是可能发生的，在现实中也是可能，而且几乎肯定会发生的。那些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不妨回顾一下近些年的历史。仅在20世纪，苏伊士地区就引发过两次冲突：一次发生在1956年，涉及埃及、以色列、英国和法国；另一次是发生于1967年的“六日战争”。战争后，运河关闭了15年。

霍尔木兹的问题更大。卡特总统在其1980年的国情咨文中阐明了日后被称为卡特主义的理念：

任何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的外部势力，都将被视为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这一威胁将以任何必要之手段回击，包括动用军事力量。

在1981—1988年的两伊战争中，两国进行了一场“油轮战”：交战国与中立国的航运（尤其是科威特的航运）都受到了攻击。伊拉克人一再试图使伊朗位于哈尔克岛上的主要出口设施瘫痪，而这显然不是个好兆头。当伦敦的劳埃德公司大幅增加了驶往海湾地区的船只的保险费时，苏联和美国都开始租用油轮，换上它们各自的国旗航行到中东地区，以迫使交战双方三思而后行。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至少有10支西方海军和8支地区海军常年在海湾地区巡逻。尽管如此，油轮战仍在继续。1987年5月17日，一枚伊拉克导弹“误伤”了美国军舰斯塔克号，造成37名船员死亡。由于美国是站在伊拉克一边的，于是里根总统将这一事件归咎于伊朗挑起冲突。这一指控既不符合事实，又非常离奇。

当伊朗人袭击了一艘换了国旗的油轮“海岛城号”后，美国军队发起了报复，摧毁了伊朗两座石油平台。1988年8月停火后，局势才逐渐平静下来，直到2000年。当年，基地组织在曼德海峡的亚丁港袭击美国军舰科尔号，造成17人死亡，导致局势再度动荡起来。世界贸易体系有三大脆弱的航运节点——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因为它们都位于极为动荡的地区，很容易处于敌视西方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打击范围之内。

即使是“安全”的航道，也存在问题。虽然过去几十年来，土耳其海峡一直相对平静，但在克里米亚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此地都经历过极为残酷的争夺战。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给予了土耳其对两条海峡名义上的控制权，也赋予了所有国家自由通行于这两条海峡的权利。在实践中，《蒙特勒公约》还允许土耳其“计量”海峡的交通流量，但并没有允许土耳其登上或者检查过境船只。

这可是一个不小的区别。对于任何目睹过壮观而美丽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人来说，这一区别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海峡在最狭窄的地方，跨度仅有1000多码，两侧约20英里的海岸上都遍布着昂贵的地产。海峡昼夜不息地挤满了被编排成南北两列的油轮、货船、长途渡轮和豪华客轮，还有数千艘较小的轮船。海峡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达到了其流量的上限，因此致命性的碰撞和泄漏事故也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更糟糕的是，当船身超过500英尺长的船只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时，一般相反方向的航道必须关闭，因为这些庞然大物所需的转弯半径太大了。这又会给通航的船只造成可怕的延误。

里海地区新勘探出的石油储量也被开发出来经由博斯普鲁斯海峡运输出去，并可能发生意外泄漏事故。这使得土耳其人突破了《蒙特勒公约》所赋予他们的权力范围，颁布了诸如禁止大型油轮夜间过境等规定。2001年，土耳其宣布，计划对油轮征收高额过境费用。然而，这一征税行为至少在技术层面违反了《蒙特勒公约》和国际法。

幸运的是，这些问题都将通过外交途径得到解决。更为严峻的阻断海峡的可能性来自恐怖主义组织，即基地组织或库尔德武装叛乱分子。科学家们估计，如果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引爆一艘大型液态天然气运输船，那么造成的破坏将远远超过里氏8.0级地震。

再往东走，运到日本、韩国和中国的石油则须经过马六甲海峡。该海峡时常受到海盗和恐怖组织的困扰。困扰还来自马六甲海峡沿线三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因高额的航道费用而产生的纠纷。

安全风险甚至也困扰着西半球的航运节点。1989年，政治强人曼纽尔·诺列加取缔吉列尔莫·恩达拉当选巴拿马总统的选举结果，美国随即发起了入侵，名义是恢复恩达拉应有的权力。不过，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洪都拉斯或巴拉圭，那么美国军队似乎不太可能直接参与进来，他们的领导人最终也不会被关进迈阿密监狱。

航运节点甚至会疏远最好的邻居关系。欧洲探险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征服西北航道，但都功败垂成。直到1906年罗尔德·阿蒙森征服了这条航道之后，局势才有所改观。这条一度默默无闻的航道更是在最近引发了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对抗。美国认为这条航道应该是一条国际水道，加拿大则声称对其东部入口处的戴维斯海峡（位于巴芬岛和格陵兰之间）有控制权。1969年，汉伯尔石油公司的曼哈顿号油轮在海峡进行了首次商业过境，引起了加拿大的注意。1985年，当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艘缉私船经过海峡时，加拿大人提出了正式抗议。

由于全球变暖，西北航道可能在一二十年内实现全年通航。由于它的商业通航价值使然，因此它必将在未来几年内引发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的热烈讨论。西北航道开通后不久，全球气温的进一步升高可能还会使穿越北极地区的航线的开通成为可能。届时，船只可以经由白令海峡，从东亚行驶到欧洲和北美的东部海岸。比起现在经由苏伊士运河的航线，这将缩短1/3以上的航程。从欧洲到北美西部海岸的新航线也将成为可能。然而，这些跨越北极的航线几乎肯定会导致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因白令海峡的控制权而关系紧张。

* * *

自由贸易的支持者高估了贸易的经济效益。19世纪的历史让人们对贸易是不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产生了怀疑。如果自由贸易是通向国家富裕的道路，那么关税曾经常年居高不下的美国便理应繁荣不起来。1860—1880年是欧洲关税削减的“黄金时代”，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应该比贸易保护主义高涨的1880—1900年要高得多。然而，事实是后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反而要高得多。1880年以后，北欧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也远远超过了奉行自由贸易的英国。

博闻多识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们也没有错失这一论点。比如，1996年的总统候选人帕特里克·布坎南就曾写道：

栖身于华盛顿、汉密尔顿、克莱、林肯和随后的共和党总统们构筑的关税壁垒之后的美国，已经从一个海岸边的农业共和国一跃成为了前无古人的最强盛的工业国家——用时不过一个世纪。这一伟大功绩恰恰源于如今为我们所鄙夷的贸易保护主义。

布坎南并不是唯一一个如此断言的人。与他一道的还有许多经济史学家，包括备受尊敬的已故的保罗·拜罗克。现代的定量方法证实，证明19世纪增长引擎是自由贸易的证据其实是非常薄弱的。事实上，许多严谨的定量研究表明，19世纪，贸易保护主义反而可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经济史学家马克·比尔斯对19世纪初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的研究显示，汉密尔顿、亚当斯家族和凯里或许一直都是正确的：如果没有高额关税，“新英格兰约一半的工业行业都将会破产”。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凯文·奥罗克对19世纪末的8个欧洲富裕国家、美国和加拿大进行了研究。他惊讶地发现，关税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税越高，国家的经济发展就越好。他用低调的经济学学术语言总结道：

我们利用新近获得的数据，在控制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的情况下，检验了拜罗克的假说（关税与19世纪末的经济增长呈正相关）。我们发现，该假说得到了证明。

一项关于英国于1932年脱离自由贸易的严谨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那一年的关税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

并非所有的贸易史学家都同意19世纪美国的高额关税是有益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布拉德福·德龙指出，贸易保护主义延宕了新英格兰企业家应用英国领先的蒸汽和工业技术的时间，对可能从中受益的产业造成了阻碍。在承认比尔斯所说的更低的关税会摧毁新英格兰当时已有的工厂的同时，德龙认为，如果开放了自由贸易，那么取而代之的将是一片不同以往、繁荣兴旺且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工业。

然而，1945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史学家爱德华·丹尼森的详细分析显示，1950年至1960年间，关贸总协定的关税削减确实在北欧引发了少量的超额增长，但总体上只增加了1%。然而，同一时期内，关税削减对于美国则没有任何影响。

1960年以后，各国（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更为有力的证据，支持自由贸易有益论。1995年，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和安德鲁·华纳对20世纪末融入开放性国际市场的发展中国家的经历进行了考察。他们首先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分为了三类：一直奉行合理的开放贸易政策；在某个时候放弃了贸易保护主义；一直高度奉行贸易保护主义。表14-1列出了第一类和第三类。

表14-1 对于世界贸易长期开放与长期闭关的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首字母排序）

续表

续表

这两份名单的内容不言而喻。2006年，长期开放组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7521美元，而长期闭关组则只有2362美元。萨克斯和他的同事们接下来研究了贸易政策对一个国家加入繁荣的世界经济的“趋同俱乐部”的能力的影响。这一次，他们考察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7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未来20年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自由贸易国家的增长率都很高。197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较低的国家尤其如此。这些国家的年增长率经常超过5%。本来就很富裕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则往往较慢，为每年2%~3%。换句话说，接纳自由贸易的穷国一般会赶上富国。

萨克斯和华纳接下来针对普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国家在相同时段内进行了同样的研究。结果是他们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没有增长，平均每年仅增长0.5%。

贫穷的国家奉行贸易保护主义便会停滞不前，永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最近，萨克斯教授因为他颇具争议的观点而出了名。他认为人们需要将财富从发达国家重新分配到发展中国家。他早年关于经济增长与贸易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比他最近的声明要更受经济学家同行的尊重。）

如何减少19世纪和20世纪数据之间的差异呢？萨克斯和华纳注意到，其他学者的研究表明，在日本和美国，各县和各州的收入在19世纪和20世纪期间分别趋同，就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20世纪后期通过贸易趋同一样。

答案就在这里：19世纪，一个国家内部的贸易比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重要得多。只要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是开放的，针对外国商品的关税壁垒所能造成的损害就会相对较小。20世纪以前，对外贸易只占大多数国家经济份额的很小一部分。例如，1870年美国出口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5%，法国为4.9%；甚至在贸易自由的英国，也仅占12.2%。随着贸易的增长，世界经济也越来越依赖于贸易，出口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870年的4.6%上升到了1998年的17.2%。

地理因素也起着同样的作用：一个国家越大，经济越多元化，它自给自足的程度越高，贸易也就越不重要。自独立以来，美国一直是所有主要国家中最能自给自足的。即便如今，进口也只不过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4%左右。荷兰则处于另一个极端，进口占其经济的比例高达61%。这与爱德华·丹尼森的研究中1950—1962年期间的数据一致，表明荷兰、比利时和挪威是全球关税下降的最大受益者，而幅员更广，经济也更多元的德国和法国等国家从中获得的好处便相对较少。美国则基本没享受到什么好处。

19世纪，各国，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幅员辽阔且自给自足的国家，能够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不受其害。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自给自足则几乎算是痴人说梦了。用科德尔·赫尔的话说，贸易保护主义会对最不幸的人开出最有力的一枪。

自由贸易的无形回报被低估了。据报道，一个半世纪前，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曾说过：“若不允许货物跨越国界，士兵们就会跨越国界。”诺贝尔委员会将1945年的和平奖授予了科德尔·赫尔，以表彰他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重新开放世界贸易中发挥的作用。

人们也逐渐地变得不再那么暴力，主要是因为人们逐渐意识到繁荣兴旺的邻居总归要比贫穷落后的邻居更有用。那些怀疑这一乐观看法的人不妨参考一下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数据。该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暴力致死仅占世界死亡人数的1.3%，创历史新低。截至21世纪初，每年的战斗死亡人数已经减少到20世纪50年代的1/30，而且这似乎还只是一段长期历史趋势的一部分。考古数据表明，上溯至石器时代，约有超过20%的人都是暴力致死。这一发现得到了针对现代的狩猎采集社会的研究的支持。或许贸易与和平的关系的最有力证明便是欧盟。它已使其成员国中的大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要知道，这片大陆在1945年以前几乎不间断地发生过战争。毕竟，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轰炸那些购买和生产我们的衬衫、笔记本电脑和汽车的人几乎毫无意义。

当今世界最大的安全威胁不是传统的军事武装，而是那些以失败国家为基地的恐怖主义势力，而这些地方正是那些本可以从更自由的贸易和削减了的农业补贴中获益最多的地方。按照巴斯夏的逻辑，只要棉花、蔗糖和大米还能跨越国界，恐怖分子就做不到这一点。

* * *

尽管自由贸易总体上给人类带来了好处，但也创造了许多输家。日益繁荣的经济、逐渐下调的关税与不断下降的运输成本，使得世界贸易在不断扩展的同时，也不断创造出更多的赢家和一小部分输家。如果我们不以公平与同情的方式善待这些失败者，那么我们或许都将面临失败。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分析框架。这次，与其考虑两到三个要素，我们不妨只考虑劳动力一个要素。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高素质与低素质。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往往拥有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未经培训的劳动力则相对较少。

在发达国家，自由贸易对哪一类劳动力不利呢？答案是相对稀缺的要素：低素质劳动力。谁受益？答案是高素质工人。此外，全球化还加剧了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问题。通过去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我们会发现高素质人群的收入节节攀升，而低素质人群的收入则增长缓慢，甚至还下降了。

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再一次在现实中得到了验证。在过去的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急剧恶化。图14-2将美国人口普查局收集到的关于美国家庭的数据分成两组——前1/5（20%）和后4/5（80%），然后计算他们在过去35年的国民收入总额中的份额。

图14-2 国民收入总额中的份额

这张图清楚地表明，在美国，收入最高的群体前1/5（20%）的人变得越来越富裕，其收入的份额在1970—2005年间大约增加了1/6（从41%增加到48%），而其他人则越来越穷。

大多数人会将最富有的1/5当中的底层描述为小康阶层，比如那些在2005年收入为103100美元的人。不过，要想更全面地了解富人阶层的实际情况，我们便需要将其进行更精细的划分。前5%的人（2005年收入超过184500美元的人）的收入在过去35年里增加了1/3以上，而前1%的人（2005年收入超过34万美元的人）的收入则增加了一倍多。

近几十年来，高素质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收入节节攀升，但去除通货膨胀影响后的男性工人的工资中位数（处于收入水平50%的人）却在长达一代人以上的时间里没有上涨过。这基本反映了美国大众对于全球化的基本看法：高薪的工厂岗位逐渐流失到了海外，取而代之的则是诸如翻烤汉堡肉之类的低薪工作。

更糟糕的是，虽然失业率在过去20年里有所下降，但职业的稳定性也在这些年里急转直下。与20年前相比，如今普通工人失业的可能性增加了约1/3，而且即便能够侥幸地再就业，薪水也会降低近14%。（1/3的工人则连再就业的机会都没有。）1998年，《华尔街日报》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询问了美国人是否同意“对外贸易对美国经济不利，因为廉价的进口产品导致了美国人工资下降与就业岗位减少”。正如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所预测的，这一问题使美国社会沿着充盈要素与稀缺要素的分界线分化了开来：在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人群中，只有1/3的人同意这一观点，而在蓝领工人和工会成员当中，则有2/3的人同意这一观点。

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也有失灵的时候。它曾预测更自由的贸易将会以提升低素质工人福祉的方式缓解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问题。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素质最高的产业工人在电话服务中心和跨国公司的工厂里挣到了高额工资，这反而拉大了侥幸找到类似工作的人与没能找到类似工作的人之间的差距。

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出口的产品不仅有衬衫、运动鞋和电子产品，还有丰富的人力资本，压低了美国低素质工人的工资，拉大了收入差距，也助长了反移民情绪。工会成员长期呼吁更为严格的移民政策，绝非偶然。

然而，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世纪，随着不平等的加剧，人们对移民的恐惧也随之增加。1个世纪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和阿根廷都开始限制移民。这一政策收紧与人们历来所指责的因素——所谓的经济凋敝与种族主义——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相反，采取限制移民的措施是因为欧洲低收入水平的新移民彼此竞争就业岗位，挤压到了本国的低收入选民。

为什么如此关心收入不平等？这难道不是经济状况良好的标志吗？经济发展难道不是本就应该慷慨地回馈功成名就且抱负远大的人吗？嗯……并不是。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采用了一系列指标以衡量不平等，其中最为流行的便是基尼系数。这一数值的变化范围在0和1之间。当人群中的每一个人的收入都完全一样时，其系数为0.0。当人群中的一个人垄断全部收入时，其系数为1.0。

世界上20个最富裕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5（瑞典）到0.41（美国）之间不等。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的名单并不令人意外：纳米比亚0.74，博茨瓦纳0.63，玻利维亚0.60，巴拉圭0.58。更为系统的研究有力地表明，不平等的加剧会引发社会与政治的不稳定，进而导致投资锐减和经济衰退。

现代的发达国家已经习惯于通过收入再分配性质的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体系，有意识地降低基尼系数。这些耗资不菲的政策与体系可能会损害经济发展。不过，通过减少不平等，这些国家可以获得社会安宁，而社会安宁则可以抵消掉社会性支出的低效率。这一领域的权威学者杰弗里·加勒特指出：

通过减少市场机制造成的风险与财富的不平等，福利国家得以缓解其社会冲突。对企业而言，这么做其实是有利而无害的。因此，政府的财政支出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刺激投资——通过改善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以提高生产率，以及通过维系市场开放以提高稳定性。

换句话说，就好比《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在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之间进退两难一样，各国也需要在耗资不菲且会对经济造成损害的社会福利体系，与过于薄弱的社会保障网络（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之间，谨慎摸索出一个合适的度。美国与北欧的富裕程度相近。美国的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大约消耗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0%，而北欧的政府则消耗了近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大部分都用在了社会福利体系上。不过这也表明所谓的“合适的度”应当介于二者之间。

实际上，当今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不稳定问题，并非全部（甚至可以说是其中的大多数）归咎于更为自由的贸易。经济学家们激烈地争论着，业务外包与就业岗位流失海外究竟造成了多少损失，训练有素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的工资上涨又造成了多少损失。

不妨想象有两个不同的农场工人，一个能以99.5%的效率收割小麦，另一个只能以95%的效率收割。当然，第一个工人的工资可能会比第二个要高，但应该不会高很多。现在不妨想象一家制造精密微芯片的工厂，其生产过程涉及100个步骤，其中任何一个步骤的错误都将使最终的产品报废。这种情况下，以99.5%的准确率完成每一步的工人将导致39%的缺陷率，而准确率为95%的工人则会产生99.4%的报废率。因此，在先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中，高素质工人的工资溢价将远远高于低素质的工人。（这就是“O形环理论”，来源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因为微小设计缺陷而损毁的教训。）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工资不平等加剧的原因几乎全部来自日益增加的技能溢价（以及最近税收政策的变化），而经济学家阿德里安·伍德的数据表明，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如果不是极大的程度上的话）是因为与日俱增的国际贸易。双方的共识似乎介于两种观点之间：或许美国工资不平等的1/5~1/4是由贸易造成的，其余则是由于针对富人的减税，以及国内的教育与培训不断释放的红利造成的。

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1989年自由贸易法案》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视角来观察全球化的得与失。该法案将向北流动的货物的关税从8%下调至1%，向南流动的货物的关税从4%也下调至1%。两国都有稳定的法律、银行和政治体制。不过，由于美国在加拿大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这项法案最显著的影响发生在边界线以北的国家。

经济学家丹尼尔·特雷夫勒计算得出，虽然该法案给加拿大整体带来了巨大的益处，一些行业的长期生产率的增长甚至高达15%，但它也削减了加拿大约5%的就业岗位，某些行业更是流失了多达12%的就业岗位。然而，就业岗位的流失只持续了不到10年。总体而言，自《1989年自由贸易法案》通过以来，加拿大的失业率还是一直在下降的。特雷夫勒在评论这一得失时写道，贸易政策的关键在于理解“在工业化的经济中实现更加自由的贸易的同时，怎样做才能既认识到这么做的长远利益，又意识到劳工阶层与其他民众所承受的短期性的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

近20年来，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一直在努力解决一项问题，即在自由贸易中掉队的人如何（甚至是是否应该）得到补偿。1825年，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计算得出，虽然谷物法往地主的口袋里塞进了一些额外的收益，但让整个国家付出了好几倍的代价。在他看来，收买地主要便宜得多：

地主应当估计出废除谷物法可能造成的损失，并提出相应的赔偿诉求。的确，有些人可能会质疑，这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向本国国民无端课税的人，到底凭什么能以放弃其本不该拥有的权益来换取补偿。然而，只要能废除谷物法，即便是向本不应该获得补偿的人提供补偿，也终究是划算的。如果这是替代方案，由此而来的改变就没什么好抱怨的。况且，这一改变还能避免诸多坏处，矫正诸多弊端，人们想必都会支持的。

换句话说，直接补偿输家要便宜得多，效果也更好。在这些话被写下的两个世纪后，也是科德尔·赫尔和《关于扩大贸易和就业的建议》重新开启自由贸易的半个世纪后，由自由贸易所产生的不平等与错位再次扰乱了自由贸易的进程。可以带来诸多好处的自由贸易真的可以通过直接补偿输家来挽救吗？

许多主张自由贸易的美国人意识到，为了使现有的相对自由的贸易体系得以延续，美国必须扩大其社会保障体系，但充其量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以贾格迪什·巴格沃蒂为例，他或许是当今最为著名的贸易自由化倡导者，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学者，教导出了当今最杰出的一批经济学家。他的《为全球化辩护》一书以300页的篇幅为全球化进行了辩护，但只用了不到两页来谈“经济结构调整援助”的问题。下面从书中摘录出来的一段话，完美演绎了许多贸易自由化人士在谈及被淘汰的工人时所用的语气：

如果宾夕法尼亚的一家钢铁厂因为加州的钢铁价格变得更便宜而倒闭，那么工人们只能接受这一现实，而一般的失业保险应该足够应对变幻莫测的命运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了。然而，当损失发生在韩国或巴西的钢铁生产商身上时，同一批工人也会义愤填膺，又冒出来煽动反倾销运动……或者要求额外的失业救济，有时附带，有时不附带再培训的福利和要求。

巴格沃蒂教授只是勉强接受了需要补偿的观点。当谈到专门为那些因外国产品冲击而失业的人所准备的社会保障网络时，他继续说道：“这种近乎仇外的心理只是生活中的一个事实而已。如果要实现并延续贸易自由化，我们就必须考虑一个或者多个诸如此类的特别项目和政策。”

这种论调不仅以毫无必要的方式激怒了工人，还是不公平的。事实上，美国的工业界要比劳工们更加熟络于获得政府的保护，尤其是以非关税壁垒的形式：配额、补贴、反倾销的立法等。贸易经济学家开始慢慢意识到，他们必须停止继续这样的左右互搏。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丹尼·罗德里克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广泛调查了商品和服务流动增加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探讨了补偿的必要性，并考虑了如何实施补偿机制。他认为，那些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最高的发达国家也拥有最为丰富的社会福利体系绝非偶然现象。自由贸易和慷慨的社会保障网络会彼此补充，相辅相成。在日渐通畅的全球经济体系中，稳定而富裕的贸易国家如果想保持这种状态，就不能看着工作岗位可以被轻易取代的人自生自灭。罗德里克说：

政府的社会支出具有赎买社会安宁的重要作用。就消除福利国家所造成的浪费并对其予以改革还没有达成广泛共识之前，我认为，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深，人们对于社会保险的需求不仅不会下降，还会上升。

在施托尔珀和萨缪尔森写下能够解释谁赢谁输的金玉良言的50多年后，萨缪尔森已经被其同行尊奉为在世经济学家中最伟大的一位。不仅如此，他的新研究再度震惊了他的同事们。他提出，贸易也可能会让整个国家蒙受损失。他用只有同行经济学家才能理解的大量定量语言来解释来自外国劳工的竞争是如何导致工作替代而非工作流失的。（事实的确如此，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只略低于5%。）是的，美国人仍有工作可做，只是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报酬更低，福利也更少。萨缪尔森认为，损失掉的报酬和福利将是永久性的。因此，总的来说，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其境况正由于自由贸易而变得更糟：

南达科他州的高智商初中毕业生，曾经长期只拿着……约是美国最低工资1.5倍的薪酬在电话服务中心处理我的信用卡事务。1990年以来，他们已经陆续被辞退。如今是位于孟买的一个服务外包部门来处理我的电话问询。以美国的工资来算，孟买的工资水平要远低于南达科他州，但在印度，他们的工资要远远超过他们的叔叔阿姨过去的收入。

这样的历史性讽刺真是太经典了：18世纪和19世纪，就自由贸易所造成的伤害而言，也许再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地方要比印度严重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

二战结束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几乎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自那以后，它所占的份额便不断下降，如今只有不到1/4。如果美国于1945年紧闭科德尔·赫尔于10年前首次开启的大门，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将继续占据当年的巨大份额。唯一的问题是，这块馅饼本身将会小很多，还会发霉变质。1900年，大不列颠权倾天下，然而，又有哪个理智的人愿意住在1900年的英国，而不是当今的英国呢？

萨缪尔森继续说道：

各国并不需要……徘徊于应该或不应该实行选择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即便是在自由贸易的世界里，轮盘赌一般不断交替的比较优势也会对一些国家造成真正的伤害。民主国家所做出的自卫之举往往不过是徒劳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萨缪尔森断言，当政府设置关税壁垒时，结果会是工业生产停滞。因此，保护工业还不如保护工人实惠。即便如此，对于一个大多数人都处境糟糕的国家而言，萨缪尔森也怀疑其是否有能力收买受到贸易冲击的要素的所有者。（罗德里克也不例外，他指出，在一个企业可以轻松地将资金和工厂转移到国界之外的世界当中时，用税收来维系社会福利体系可谓困难重重。）

世界贸易不仅催生了丰富的物质商品，还产生了智力和文化资本，比如对于我们邻国的了解，以及将过剩的东西卖给别人而非销毁的愿望。相当一部分公民会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伤害。人员、商品和金融资产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越来越便利，与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福祉相伴生的必将是不可避免的混乱。

自由贸易的困境让人想起丘吉尔对于民主的著名论断：“民主是最糟糕的政体，除去其他所有被我们不时尝试过的政体。”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力确实会不时建议我们调转自由贸易的车头，但正如20世纪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别无选择。

在苏美尔到西雅图的漫长的贸易发展历程中，如果再有一次机会的话，几乎没有人会认为，人类不会做得更好。不过，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们就有可能重历20世纪那些最为黑暗的岁月。只要我们能不忘来路，前路中的浅滩暗礁便不足为惧。

1. 此处指的是刚果共和国，即刚果（布）。——编者注

2. 扎伊尔：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的旧称。——编者注

3. “趋同俱乐部”一词由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所创。

4. 我们很难到找到这一名言的准确出处。这种情绪贯穿于巴斯夏关于贸易的著作之中，但从未如此简洁地被阐述过。这句话可能出自喜欢引用巴斯夏著作的科德尔·赫尔的作品。

5. 《奥德赛》中，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分处于墨西拿海峡的两端，令奥德修斯一度进退两难。——译者注

致谢

撰写任何长度和话题的非虚构作品的作者，都需要时常叨扰家人、朋友、同事、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和完全陌生的人，以寻求建议与指导。要不是他们的帮助，我便不可能完成这本书。

伦纳德·安达雅、利亚姆·布洛基、彼得·道尼、李·德雷戈、克里斯托弗·埃雷特、戴维·艾蒂斯、马克·加里森、德莫特·盖利、凯瑟琳·吉勒、彼得·戈特沙尔克、迈克尔·瓦斯科、乔纳森·以色列、格伦·梅、乔尔·莫基尔、J.P.麦克尼尔、已故的克拉克·雷诺兹、乔治·里洛、帕特丽夏·里索、丹尼·罗德里克、罗恩·罗普、布拉德利·罗杰斯、桑杰·苏勃拉曼尼亚、史蒂夫·文森、大卫·沃什、罗杰·韦勒、乔纳森·温德尔和威廉·沃尔特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

我还要特别感谢以下在特定领域向我提供过帮助的人：沃尔特·布卢姆和杰里米·格林之于澳大利亚银币文物；罗杰·伯特之于英国和美国矿业史；弗雷德·德罗古拉和让·保罗·罗德里格之于世界航运节点；迈克尔·拉凡之于特尔纳特岛叛乱；乔纳森·里斯之于早期冷藏航运的奥秘；罗纳德·罗戈夫斯基之于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的政治理论；理查德·西拉之于本书的早期规划；丹尼尔·特雷夫勒之于当代加拿大贸易史；卡尔·特罗基之于19世纪中国的鸦片烟瘾问题；谢利·瓦奇斯曼之于早期航海史；杰弗里·威廉森之于当代经济史的计量经济研究。

我曾过分地折磨过几个人：唐纳德·卡根的帮助掩盖了我在希腊历史方面的不足；马克·惠利斯提醒我应该了解微生物学中有关鼠疫杆菌的知识；西德尼·明茨就加勒比海蔗糖贸易的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导。最后，也同样重要的是，道格·欧文带我了解了贸易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之间无休止的斗争。我在此奉上衷心感谢与诚挚歉意。

两位经济与金融新闻大师——彼得·伯恩斯坦与杰森·茨威格——给我提供了珍贵无比的建议。我也从其他朋友那里得到了同样珍贵的建议，如巴尼·舍曼、鲍勃·厄普豪斯和埃德·陶尔，以及埃德在杜克大学开设的“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课程上的学生，尤其是埃里克·施瓦茨与马克·马威利。

韦斯利·内夫自始至终都不吝其文学经验，为本书润色添彩。托比·芒迪、摩根·雷特金、卢巴·奥斯塔舍夫斯基以及格罗夫出版公司的迈克尔·霍恩伯格向我提供了专业的编审指导。马修·埃里克森绘制了本书的地图。刘易斯·奥布莱恩允准我使用一些图片，并提供了帮助。莫莉·布莱克-科洛尔帮助我获得了一些晦涩难懂的参考资料。

我要特别提及格罗夫出版公司的两位编辑——白兰度·斯基霍斯和乔菲·费拉里-阿德勒。白兰度教会了我许多叙事技巧，也给予我攻克这个千头万绪的题目所需的坚强毅力。乔菲则将其打磨到了我自己所不能企及的流畅程度，他在写作本书的整个过程中都一直熟练地指导着我。

最后，我的妻子简·吉格勒也表现出了超人般的耐心，还牺牲了不少宝贵的时间。她所为我做的一切，堪称文学层面上的点石成金。在过去的几年里，她向我演绎了如何将一堆杂乱无章且支离破碎的文章整理成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寄送给编辑的书稿。我难以望其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