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爱丁堡笔记

东京物语

巴黎速写

曼哈顿情缘

曼哈顿花絮

笔尖下的伦敦

都柏林的暴动

爱丁堡笔记（中英文对照）

著者：〔英〕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译者：张寅

文本整理：郭欣

编辑：王瑜玲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版本：电子书

版次：2015年4月第一版

字数：65千字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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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笔记

（中英文对照）

[英]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著

张寅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缘起·代序

作者小传

概览

老城区 ——公寓印象

议会广场

传奇故事

灰衣修士墓园

新城区 ——城市与乡村

别墅区

卡尔顿山

冬季与新年

漫步彭特兰丘陵

译后记

CHAPTER I INTRODUCTORY

CHAPTER II OLD TOWN—THE LANDS

CHAPTER III THE PARLIAMENT CLOSE

CHAPTER IV LEGENDS

CHAPTER V GREYFRIARS

CHAPTER VI NEW TOWN—TOWN AND COUNTRY

CHAPTER VII THE VILLA QUARTERS

CHAPTER VIII THE CALTON HILL

CHAPTER IX WINTER AND NEW YEAR

CHAPTER X TO THE PENTLAND HILLS

缘起·代序

“一个作家，一座城”系列是一套奇妙的作品。

之所以说是“奇妙”，一是缘于成书的方式——图书的引进、实现者就是它的读者，这些古老的经典，藉由互联网的思维方式在当下呈现。

书的选题全部来源于中国最大的译者社区——“译言网”用户自主地发现与推荐，是想把它们引进中文世界的读者们认定了选题，而这些书曾影响了那个时代，这些书的作者成就了作品，也成为了大师。

每本书的译者，在图书协作翻译平台上，从世界各地聚拢在以书为单位的项目组中。这些天涯海角、素昧平生，拥有着各种专业背景和外语能力的合作伙伴在网络世界中因共同的兴趣、共有的语言能力和相互认同的语言风格而交集。

书中的插图是每本书的项目负责人和自己的组员们，依据对内容的理解、领悟寻找发掘而来。

每位参与者的感悟与思索除了在译文内容中展现，还写进了序言之中，将最本初的想法、愿望、心路历程直接分享给读者。因此，序也是图书不可分割的内容，是阅读的延伸……

所以，这套书是由你们——读者创造出来的。

二是缘于时间与空间的奇妙结合——古与今、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形成了穿越时空的遇见。

百多年前的大师们，用自己的笔和语言，英语、法语、德语、日语……来描摹那时的城市，在贴近与游离中抒发着他们与一座城的情怀。而今天的译者们，他们或是行走在繁华的曼哈顿街头，在MET和MOMA的展馆里消磨掉着大部分时间；或是驻足在桃花纷飞的爱丁堡，写下“生命厚重的根基不该因流动而弱化”这样的译者序言；又或者流连在东京的街头，找寻着作为插图的老东京明信片……他们与大师们可能走在同一座城的同一条路上，感觉着时空的变幻，文明的演化，用现代的语言演绎着过去，用当代的目光考量着曾经的过往。

然后，这些成果汇集在了“译言·古登堡项目”中，将被一个聚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团队来呈现。这里有——电脑前运行着一个拥有着400多位图书项目负责人、1500多名稳定译者，平台上同时并行着300多个图书项目的译言图书社区小伙伴们；有对图书质量精益求精的中青社图书编辑；有一位坚持必须把整本的书稿看完才构思下笔的设计师……一张又一张的时间表，一个又一个的构思设想，一次又一次的讨论会……

就这样，那些蜚声文坛的大师们、那些他们笔下耳熟能详的城市带着历史的气息，藉由互联网的方式进入了中文世界，得以与今天翻开这本书的你遇见……

好的书籍是对人类文化的礼赞，是对创作者的致敬。15世纪中叶，一个名叫约翰内斯·古登堡的德国银匠发明了一种金属活字印刷方法。从此，书籍走出了象牙塔，人类进入了一个信息迅速、廉价传播的时代，知识得以传播，民智得以开启，现代工业文明由此萌发。

今天，互联网的伟大在于它打破了之前封闭的传承模式，摒弃了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人的一生何其短暂，人类文明的积淀浩如烟海，穷其一生的寻寻觅觅都不可能窥探其一二。而互联网给人们、给各个领域以直面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每个人都有机会做到。人类文明的积淀得以被唤醒、被发现，得以用更快、更高效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让经典在中文世界重生”——“译言·古登堡项目”的灵感是对打开文明传播之门的约翰内斯·古登堡的致敬。这个项目的创造力，来自于社区，来自于协作，来自于那些秉承参与和分享理念的用户，来自于新兴的互联网思维与历史源远流长的出版社结合在一起的优秀团队。

从策划到出版是“发现之旅”——发现中文世界之外的经典，发现我们自身；是“再现之旅”——让经典在中文世界重生。这套作品的出版是对所有为之付出智慧、才华、心血的人们的礼赞。

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多么有意思的事业。

我的朋友，当你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也是开启了一段缘。我们遇见了最好的彼此。也许，你就是我们下一本书的发现者、组织者或是翻译者……

所以，这就让这段“缘起”代序吧。

作者小传

提到本书作者，人们一定会想到他的经典作品《金银岛》《化身博士》和《绑架》。然而，作为19世纪后半叶新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史蒂文森除了小说上的成就，其隽美的散文风格也在这本小书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生于苏格兰爱丁堡一个工程师家庭，是家中独子。祖父罗伯特、父亲托马斯和两个叔叔都是苏格兰颇有声望的灯塔工程师，在苏格兰建造了许多著名灯塔。母亲玛格丽特出身爱丁堡近郊柯林顿的一个牧师家庭，父女俩都患有肺部疾病。史蒂文森也遗传了这一点，自幼体弱，经常咳嗽发烧。6岁时，史蒂文森上小学，因长相奇特，性格古怪而很难与小伙伴融洽相处，但到了暑假，在柯林顿的外祖父家，他和表兄弟们总是打成一片。他常常因病退学，只好长期跟着家庭教师学习。夏天是童年史蒂文森最喜爱的季节。温暖的气候里，他可以到户外玩耍。但一到冬天，病情便会再度恶化，反复发作的病痛使他在成年后依然十分瘦削。关于这段病榻之上的童年生活，史蒂文森后来写道：

我病了，只好躺在床上，

垫两个枕头在脑袋底下，

一件件玩具都在我身旁，

叫我整天都快活，乐哈哈。

有时候，用一个钟头光景

我瞧着铅制的兵丁行军，

他们穿着不同的军服，

操练在被褥铺成的山林。

有时候，我让我的舰队

在床单的海洋上破浪行驶，

要不，把树木和房屋搬开

在床上筑起一座座城市。

我是个伟大的严肃的巨灵，

在枕头叠成的山上坐镇，

凝视着面前的山谷和平原，

做有趣的被子大地的主人。

（屠岸译）

为照顾体弱多病的小史蒂文森，家中请了名保姆—— 艾莉森·卡宁汉姆，史蒂文森称呼她为卡米。卡米是个虔诚的加尔文宗信徒，经常给他讲苏格兰盟约派的故事，或是在病床前给他读《圣经》和班扬的《天路历程》。这或许成为后来史蒂文森作品中的宗教情结和历险及恐怖元素的源泉。年龄稍长，史蒂文森的阅读兴趣愈加浓烈。司各特的威弗利小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大仲马的传奇故事、彭斯的诗歌，以及《天方夜谭》成了他的最爱。史蒂文森背诵能力很强，七八岁就能给母亲和保姆讲故事了。渐渐地史蒂文森开始自己写故事，父亲刚开始很支持，史蒂文森16岁那年，他出钱为儿子出版了第一部作品，讲述的是盟约派起义的故事。

17岁那年，父亲为让史蒂文森继承家族事业，将他送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专业。一开始他就对就读的专业毫无兴致，一门心思只想着逃课。大二那年，史蒂文森随父亲去了安斯特鲁瑟和维科视察家族建造的灯塔，后来又去了奥克尼和设得兰群岛，1870年则在厄雷德岛待了三周。旅途为他提供了新鲜丰富的写作素材，他对那些工程建筑却毫无兴致。因为类似的旅行曾激发沃尔特·司各特于1822年写出了小说《海盗》，史蒂文森对这样的旅途倒也充满期待。1871年4月，史蒂文森将自己打算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定告知父亲。尽管失望，父亲也并没有太吃惊，而母亲对儿子的选择则“十分支持”。家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希望史蒂文森改学法律。这一时期，他在思辨学社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特别是后来成为他经纪人的查尔斯·贝克斯特，还有弗里明·詹金教授——他经常在家中组织学生戏剧演出，史蒂文森也曾加入其中，后来还为这位教授写了传记。尽管史蒂文森顺利通过了所有法律课程，并在毕业后加入苏格兰律师协会，但文学才是史蒂文森的心之所向。尤其是他的堂兄，罗伯特·艾伦·莫布雷·史蒂文森（即鲍勃）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性格活泼的鲍勃没有继承家族事业，而是选择了艺术。

于是史蒂文森愈加坚定了自己的文学梦。他开始大量阅读不同作家、不同体裁的作品，从济慈、哈兹里特、华兹华斯、蒙田、霍桑的文字间汲取营养，并在爱丁堡大学的校刊上发表了不少戏剧、诗歌和随笔。然而不久，他被查出肺结核，医生建议他移居南方过冬，他的文学活动也因此被迫暂停。这期间，史蒂文森去了伦敦和巴黎，在爱丁堡和这两座城之间往返。《爱丁堡笔记》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陆续完成的。1876年，复发的病痛成为26岁史蒂文森的人生转机，他放弃律师工作，到欧洲大陆旅行休养，从而也有了更充裕的时间和素材从事写作。旅途中，他习惯随身带着一本书和一本笔记本，走路时就用笔记本把沿途风光及心中灵感记录下来，途中休息的时候就打开书本尽情阅读。9月，他和朋友沃尔特·辛普森爵士一块儿乘小艇，从比利时安特卫普出发，穿越国境进入法国北部，沿塞纳河南下到达巴黎附近。史蒂文森据此写下了《内河航行记》。这一年，史蒂文森遇到了奥斯本夫人（芬妮·范·德格里夫特）。芬妮因婚姻破裂带着孩子从美国旧金山到欧洲旅行。两人一见钟情，然而几个月后，芬妮返回了美国。1878年，史蒂文森来到法国南部的塞文山区旅行，将每天的经历和见闻记下，后来根据笔记整理成为《骑驴旅行记》出版。1879年，史蒂文森得知芬妮生病的消息后决定前往加利福尼亚。他首先搭乘轮船到达纽约，又从纽约搭乘火车横越美国抵达加利福尼亚。这段旅程在《业余移民》与《横渡平原》中均有记述。艰苦的旅行加重了他的病情，而芬妮也与丈夫办理了离婚，并于1880年5月与史蒂文森结婚。他们前往旧金山圣海伦山度蜜月，住在一所废弃的矿区住房里，妻子悉心地照料着患病的丈夫。这段生活记录在了《希尔弗拉多的蜗居者》中。

1880年8月，史蒂文森偕家人从纽约回到爱丁堡看望他的父亲。此后直到1887年5月父亲去世前，他和家人一直辗转英伦和欧洲大陆多地，寻找适于休养身体的地方居住。这一时期也成为史蒂文森创作的黄金时期，小说《金银岛》《化身博士》《绑架》，诗集《儿童诗园》和《林间》相继问世，为他赢得了公众的赞誉，一时间声名鹊起。事实上，史蒂文森这一时期的创作一直伴随着病痛的折磨，但作品中却充满了冒险、活力与生机。1887年，史蒂文森偕母亲和妻子再次渡过大西洋，于9月抵达纽约。美国的编辑们纷纷前来约稿，一时间众星拱月，与上一次在美国的境遇相比，这倒让人有些受宠若惊。《巴伦特雷的少爷》尚未完成，他便计划在夏季前往南太平洋。1888年6月，史蒂文森偕母亲、妻子和继子乘“卡斯科”号快艇从旧金山出发，途经了大大小小的太平洋岛屿后，在夏威夷群岛暂居了一段时间，并在这里完成了《巴伦特雷的少爷》。之后，他最终选择了萨摩亚群岛作为定居地，在阿皮亚山上购买荒地修建住宅。值得一提的是，此间史蒂文森曾两次计划返回苏格兰，但都未能成行。他在这里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并继续文学创作。1894年12月3日晚，史蒂文森在写作《赫米斯顿的韦尔》时突发中风，几小时后去世，终年44岁。当地人用肩膀将这位“图西塔拉”（意为“写故事的人”）扛上瓦埃亚山顶，安葬在面朝大海的山脊上。

史蒂文森在世时即是一位拥有众多读者的知名作家，而今天，他也是著作被翻译次数最多的作家之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发布的《翻译索引》（Index Translationum），他排名第26位。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主义文学崛起时，其作品曾被归为儿童文学和恐怖小说的类型。作家本人也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其中以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的丈夫里奥纳德·伍尔夫为代表。因此，史蒂文森逐渐被排除在学校教授的文学经典之外。1973年，厚达2000页的《牛津英文文学选》完全忽略了史蒂文森，而《诺顿英国文学选》从1968年到2000年对史蒂文森也只字未提，只有2006年的第8版才将他包括在内。到20世纪晚期，史蒂文森开始被重新评价成一位拥有过人洞察力的艺术家、文学理论家、随笔作家与社会评论家，也被认为是南太平洋殖民历史的见证者和人类学家。综观史蒂文森44年的人生，病魔没能夺走他对海阔天空的向往与激情，那些充满冒险精神和生命力的传奇故事会一直陪着他的读者，流传下去。

史蒂文森主要作品年表：

——An Inland Voyage《内陆航行记》（1878）

——Edinburgh: Picturesque Notes《爱丁堡笔记》（1879）

——Travels with a Donkey in the Cévennes《骑驴旅行记》（1879）

——New Arabian Nights《新天方夜谭》（1882）

——The Silverado Squatters《希尔弗拉多的蜗居者》（1883）

——Treasure Island《金银岛》（1883）

——The Black Arrow: A Tale of the Two Roses《黑箭》（1883）

——A Child's Garden of Verses《儿童诗园》（1885）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化身博士》（1886）

——Kidnapped《绑架》（1886）

——Underwoods《林间》（1887）

——The Merry Men and Other Tales and Fables《快乐的男人们及其他故事》（1887）

——The Master of Ballantrae《巴伦特雷的少爷》（1889）

——Across the Plains《横渡平原》（1892）

—— Catriona《卡特丽娜》（1893）

——Island Nights' Entertainments / South Sea Tales《海岛之夜娱乐记》（1893）

——The Amateur Emigrant《业余移民》（1895）

—— Weir of Hermiston《赫米斯顿的韦尔》（1896，未完成）

概览

名闻遐迩的北国古都，巉踞众山之峦，俯视着劲风吹拂的入海口。这里是王国之都的首善之区，是壮丽景致的首选之地。站在峭壁高处，从山顶花园眺望，远方的大海和广袤原野尽收眼底。日落时分，东方五月灯塔发出的微光影影绰绰，福斯湾由此延入日耳曼海[1]。向西遥望，越过斯特灵平原，便可见莱迪峰上的初雪。

然而爱丁堡也为她的高高在上偿付着代价——世上最恶劣的气候。她时常遭受风摧雨渍之苦，或湮没在来自东边海上的雾霭中，或蒙翳在高地山区向南飘洒的雪霰里。这里冬季天气湿冷、寒风凛冽，夏天诡谲多变、酷热难耐，而到了春天，简直就是人间地狱。身体孱弱之人，在凄风苦雨的剥蚀中往往早逝，我这样的幸存者有时却忍不住嫉妒他们的命运。热爱阳光普照与恩泽的人们，厌倦如此晦暗的天气，厌倦常年累月前倾着身体迎击暴风雪的生活。对他们而言，几乎再难找到如此不近人情、水深火热的居住地了。其中许多人愤懑地渴盼着想象中的“另辟之地”，希望一切烦恼都能随之结束。他们倚在连接新城与老城的大桥上——那疾风最为肆虐之所、北方风神之庙的圣坛——看着火车冒着浓烟从桥下出现，又消失在通往明媚旅途的隧道里。乘客们掸却身上的浮尘，最后一次倾听东风在爱丁堡的屋脊上、烟囱间呼啸穿行，心情多么欢畅！然而这里却在人们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无论他们去哪儿，都无法找到这样独一无二的城市；无论他们去哪儿，都带着对故乡的自豪。

人们常说威尼斯带给人们与众不同的感受。其他城市或许不乏追捧者，而唯独她，美得夺目、声名远播，吸引着爱慕者接踵而来。事实上，即便是最善睐她的朋友，对爱丁堡这座城市，也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情愫。人们爱她有多种理由，却无一真正令人满意。他们的爱奇诡古怪，如同演奏家溺爱着自己的乐器箱。她是如此浪漫，直指浪漫最本质的词义。她虽美丽，更趣意盎然。自她以希腊风卓然自处，在峭壁之上建起典雅的庙宇以来，哥特式风格便成了爱丁堡最显著的特征。简言之，她是一枝奇葩。在爱丁堡的成长历程中荷里路德宫[2]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它静默地矗立在工人住宅区、啤酒厂以及煤气厂的包围中，看上去了无生气。它承载着无数记忆。昔日大人物、国王和女王、滑稽的小丑与严肃的外国使臣，数百年来在此上演着一幕幕堂皇的闹剧——战争的阴谋、迟至深夜的舞会，以至于房间中的血案。查理王子[3]曾在此秘密召见自己的党羽，以英勇果敢的姿态代理了一个短命的王朝。如今，这历历桩桩早已化为历史的尘埃，对乌合之众而言，王冠也只不过值六便士而已，然而这幢石制宫殿可远不止这些钱。一年中整整三百五十天，它仅作为旧家具博物馆供游客参观，而接下来的一周，你会看到王宫被再次唤醒，模拟着自己的过往。王室专员——台上的统治者坐在群臣中间。六马并驾一驱，护卫嘈嘈切切，在大门前穿梭往返。入夜，灯光点亮了窗户，周围的邻居——工人们，随着宫殿里的乐曲在家手舞足蹈。这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古老的火山不时地冒起烟尘，余烬中闪烁着火光。如今爱丁堡已退居二线，却依然尴尬地披着大城市的面纱。整座城市过着双重生活，一半是首都一半是村镇，一半恍惚迷离一半辉光烁亮，就像《布莱克群岛的年轻国王》[4]中所描绘的那样，一半是生机与活力，一半是冰冷的大理石。高处的堡垒中，满是武装人员和大炮，你会看到接受检阅的部队在那儿集结。到了冬季，黄昏总提前到来，黎明亦姗姗来迟，从夜晚至凌晨，寒风裹挟着鼓角声声传遍整个爱丁堡。法官们头戴假发，表情严肃地坐在当年筹议帝国事务的地方。在高街附近，也许还能听到小号在正午时分响起。一行人穿着花哨的服饰把自己乔装改扮一番，上着无袖短外套，下穿淡紫色混纺裤，穿过漠然的旁观者，在泥地里前行。马夫们（来自行头齐备的马戏团）风度翩翩地走在大街上。这儿还有苏格兰的纹章传令官们[5]，对着一群小男孩、马车夫和小偷，正准备宣布一项联合王国的新法令。在此期间，每隔一小时大学的钟声便会在喧嚣的街道上空回响，每隔一小时便会有一拨往来的人潮，挤满校园里深长的拱廊。在某个深夜——确切地说是清晨破晓时分——晚归的人会听到老街一侧的教堂里众人在合唱圣歌。片刻之后，或许是片刻之前，又会听到对面另一座教堂里众人在合唱圣歌。歌词里一定有“黑门的甘露”以及“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6] 晚归的人们知道，这歌声标志着一年一度的两次教会会议已落下帷幕——这类会议的参加者都是德高望重的修士，而在如此特殊的宽松宁静中生活的他们，并不像纯粹的修士。

善思之人还会发现，这座城的面貌与它光怪陆离的历史协调地融为了一体，因而充满魅力。再没有哪座城市能让人体验到如此强烈的视觉反差。城市的正中央耸立着一座岩壁，堪称大自然的完美造化——巴斯岩伫立于大地，扎根在火车穿行时震颤的花园中，它承托着宛如王冠的城垛与塔楼，森然的身影俯慑着新城区热闹而明亮的街道。寻常百姓从自家十层楼高、似吐烟的蜂巢般的住处，俯视着富人区开阔的街心广场和花园，欢快的人群沐浴在王子街的阳光里。街上商店云集，如遇重大庆典，沿途一英里彩旗招展，一直穿过雕塑林立的花园谷。在老城区的高处，窗边晾晒的衣物在微风中轻轻飘动。环顾四周，会发现这里的建筑多么格格不入！在这山谷中，人们一副风尘碌碌的模样，参差错落地行走在这高低错落的街道上，几乎全世界所有风格的建筑都能在这里见到。埃及希腊式神庙、威尼斯风格的宫殿，以及哥特式尖顶重楼叠阙，风格迥异，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恢宏的古堡巨石与亚瑟王宝座泰然自若地俯览着这些仿制品，如同大自然的作品临视着人工造就的纪念碑。只是大自然更像是一位超乎我们想象的公平守护者，对任何浓墨重彩都一视同仁。鸟儿或在科林斯柱头间休憩，或栖息在巉岩绝壁的罅隙里，怡然自得。无论是不朽的岩石还是昨日刚刚仿制的柱廊，都笼罩在同样的气息和天光里。在北方柔和阳光的耀晔下，一切都变成了这道绚丽独特的景观——东边的雾霭氤氲在黄昏时蓝色的天空中，所有的不伦不类都融为了一体；街边华灯初上，而山谷那边高高的窗轩里，阑珊的灯火也依稀可见。此时你会油然生出这样的感受：这同样是与大自然最亲密无间的一部分，这些奇谲变幻的景象、凝注于砖石与天然岩石之中的梦境，不是剧场里的帷幕，正是它们构成了这座真实世界中的城市。铁路和通信线路将它与欧洲各国联系在一起，人们生活在这里，做着熟悉的事情——记账，去教堂做礼拜，保持着每天诵读圣经的习惯。在所有经典传奇文学中，爱丁堡都被刻画成这样一幅景象：人气渐衰，日益凋敝；天空中群鸟纷飞，一阵风云一阵晴，几个吉卜赛人在大街上安营扎寨；然而她的市民们，有的乘计程车，有的坐有轨机车或火车，有的则步履匆匆，完全不在一个调上。拥有特权的游客们[7]随心所欲地享用着这座历史名城，在这儿抚育着他们的孩子，却对这如画的景致漠然置之。看到这些衣着整洁、品行端正的人蜂拥而过时，似乎还能嗅到一丝近乎荒唐的占有欲，而这一幕在这里已是司空见惯了。[8]

这座城的故事，与它的面貌一样离奇。数百年来，它是一座长满石楠的都城。在英格兰人入侵的黑暗岁月里，熊熊的火焰不止一次映红了天空，成为海上船舶的灯塔。这里是争强好胜的贵族们的竞技场，不仅在翠岭[9]或国王马厩[10]附近——在王室成员的见证下，伴随着号角声，选手按规定赛程进行骑马比武的角逐，而且只要有足够的交锋空间，每一条巷弄都是战场。主街道上，性格乖张的族人与家仆竞相吵嚷着，与蓝毯旗帜[11]下人群的骚乱夹杂在一起。那头的宫殿里，约翰·诺克斯[12]曾以现代民主的口吻指责他的女王。城里的小商铺粉刷得像一个个燕巢，嵌在古老天主教堂的扶墙间。在其中一家小店内，我们熟悉的独裁者詹姆斯六世[13]，正与金匠乔治·赫里奥特[14]一同欢饮。彭特兰丘陵静静地俯视着城堡，整座城市伏卧在海浪的包围中。那些疯狂而阴郁的狂热分子和甜美的歌者，由于长久暴露于漠泽环境而面容枯槁，他们夜以继日地坐在那儿唱着“悲伤的赞美诗”，一边看着爱丁堡就像是另一座索多玛或蛾摩拉城[15]，被天堂之火所吞噬。格拉斯广场上，倔强倨傲的英雄们[16]信誓旦旦，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虽鲜有必要，却无上光荣。他们悲壮地同日月星辰告别，同世间的友谊告别，在隆隆鼓声中默默地死去。远处的山口，克拉弗豪斯的格雷厄姆[17]和他的三十名龙骑兵跨马驰骋，而在他们身后，整座城池桴鼓相应——那是鲜有的、为生命扬旌征驾的一群人，而冲在最前头的那一个，或将怀着迥异的心情归来，或冲锋陷阵，让整个苏格兰为之震动，或在战斗最酣之时欣然倒下。在这里，仅仅因为一丝幼稚的怀疑，艾肯海德[18]即被绞死。几年之后，泰然自若的大卫·休谟[19]，一位有口皆碑的好公民，毁掉了哲学和信仰。又过去了几年，彭斯[20]从田间地头走进了贵族学院，却发现这里的信仰和文学充满了虚伪与矫饰。在这里，人们穿越山谷向外迁徙，新城即开始向周围扩张，形成一个四面通透的区域，漫长空旷的城市边缘一直延绵爬升至对面的山坡上。这样全城范围的举家迁徙和人口变动，在城市史上前所未有：鞋匠与伯爵比邻而居，乞丐在法官家的烟囱旁安居，曾经的宫殿成了贫民避难所，深宅大院则分给了白屋寒门之人，对他们而言，昔日房主人家宽大的炉底室足够隔成一间卧室了。

荷里路德宫

从格拉斯广场看到的爱丁堡

亚瑟王宝座与荷里路德宫

王子街上的司各特纪念塔

[1] 也称北海（North Sea），位于大不列颠岛以东，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西南及欧洲大陆以北。（译注）

[2] 坐落在皇家英里大道东端，与爱丁堡城堡遥相呼应。宫殿为詹姆斯四世（James IV，1473－1513）于1498年始建，现在是英国女王在苏格兰的行宫。一译“圣十字架宫”。（译注）

[3] 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Charles Edward Stuart，1720－1788），又称小王子查理或小王位觊觎者，其祖父为光荣革命中被废黜的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及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七世（James II and VII，1633－1701）。（译注）

[4] 美国插画家及版画家麦克斯菲尔德·派黎思（Maxfield Parrish，1870—1966）创作的一幅油画。（译注）

[5] 为君主或贵族向公众传递战争消息、宣告战争或宣告骑士比武活动的官员。制服上通常绘有君主或主人的纹章，英国皇家传令官至今仍穿着这样的传统制服。（译注）

[6] 出自《诗篇》第133章《大卫上行之诗》（中文和合本）。（译注）

[7] 指爱丁堡的居民。（译注）

[8] 据说这段话冒犯了我的家乡同胞，同时让我们的竞争对手格拉斯哥人有些幸灾乐祸。我得说这个消息让我哭笑不得。在此我想安慰一下那些受伤的老乡们，我的责备并无恶意。记账这件事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一种良好的理财习惯。我也从没听人说去教堂做礼拜该受到指责；穿着体面是富足的表现，而心中充满道德感则是高品质生活的标志。城市管理者向居民提出些愈加不切实际的要求也并非市民的错。即便某人拥有皮博迪的美德与边沁的天才，他要是穿一身长大衣站在阿尔卑斯山或金字塔顶也会显得不伦不类。就让他们自我安慰一下吧——别人也都是这样的；在同类传奇文学作品中，人口数量（比如）在芝加哥也会大量锐减。对格拉斯哥人，我只有一句话要说，这可是金玉良言：我还没写过一本有关格拉斯哥的书呢。

[9] 卡尔顿山西麓的一条深谷，与爱丁堡新城相邻。（译注）

[10] 地处城堡山脚西南侧。（译注）

[11] 绘有白色圣安德鲁十字的蓝底旗帜，由詹姆斯三世（James III，1452－1488）授予爱丁堡商会会长（Deacon Convener of the Trades of Edinburg）。只要在公共场所展开旗帜，所有苏格兰工匠都将团结在召集人身边支持国王或王后。1482年，詹姆斯三世被国内叛乱的贵族囚禁于爱丁堡城堡长达9月，据说在玛格丽特王后（Margaret of Denmark，1456－1486）斡旋无果后，爱丁堡的工匠和手工业者在这面蓝毯旗帜的召集下，袭击了城堡并救出国王。（译注）

[12] 约翰·诺克斯（John Knox，1514–1572），苏格兰宗教改革领袖，领导创立了加尔文宗的长老会。（译注）

[13] 詹姆斯六世（James VI，1566－1625），苏格兰国王，同时也是英格兰及爱尔兰国王，称詹姆斯一世（James I）。他是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1542－1587）唯一的儿子。（译注）

[14] 乔治·赫里奥特（George Heriot，1563－1624），爱丁堡著名的金匠和慈善家。（译注）

[15] 均为古代巴勒斯坦城市。索多玛（Sodom）大约位于死海以南，在《旧约》中因其居民的邪恶和堕落被毁；蛾摩拉（Gomorrah）位于索多玛附近，现在可能位于死海以下，据《旧约》记载，这座城市因其居民罪恶深重而毁于一场大火。（译注）

[16] 17世纪苏格兰长老会中的一派，多次立约以维护长老会的教会行政体制和礼拜仪式。1638年订立《民族盟约》（the National Covenant），废除主教制；1643年与英格兰签订《神圣盟约》(the 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 )，沿长老会路线改革圣公会；1660年英格兰王政复辟，盟约派遭受残酷迫害，苏格兰恢复主教制；1688年爆发光荣革命，苏格兰教会恢复长老制行政。另译“誓约派”或“圣约派”。（译注）

[17] 约翰·格雷厄姆（John Graham of Claverhouse，1649－1689），又称第一邓迪子爵（1st Viscount Dundee），1678年任苏格兰龙骑兵上尉，1689年7月27日在基里克兰基之战中中弹身亡。（译注）

[18] 托马斯·艾肯海德（Thomas Aikenhead，1676－1697），爱丁堡的一名学生，因评论基督教是“胡说八道”而被教会起诉，并于1697年1月8日被处以绞刑，他也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因“亵渎”罪名而被处决的人。（译注）

[19]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经验主义哲学家及历史学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译注）

[20] 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苏格兰诗人，浪漫主义运动先驱。其作品受苏格兰民歌及方言语体影响颇深，在民间广为流传，被认为是苏格兰的民族诗人。（译注）

老城区

——公寓印象

人们都说老城区是爱丁堡最具特色之处，它别致的地形宛若整座城市的一只羽翼。人们惯于过度褒誉某个细节，反而否定了整体，这是最庸常的贬抑方式之一。因为对于一切值得鉴赏的对象，无论一个人、一件艺术品，抑或一座精美之城，都必须通观全局，根据其品质去明辨优劣。老城区昂然高居于山顶，在周边新建住宅区的簇拥与拱卫下，美轮美奂。若将它单独置于别处，一定像极了斯特灵，却更加高峻而醒目。重要的是，这一华丽版的斯特灵恰是坐落在一个充满活力与奇幻、宽敞开阔的现代都市中央，二者互为瑾瑜，相得益彰。

海水沉降所产生的沉积物在尾端形成一个山坡，老城就坐落于此，由延绵向西的城堡峭壁屏护着。新城则位于南北两面地势较为低洼、宽阔平缓的丘陵地带。城堡因此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人们可以俯瞰整座城市，眺望远处的大海和陆地。从城堡四周瞭望可及数英里远，而人们从远处的甲板上，或在法夫宁静的田野里耕作时，都能看见城垛上的旗帜，以及老城区的袅袅烟霭萦绕在田野上空。这是一座建在山丘上的城市。我想正是由于它遥遥在望、烟雾缭绕，人们才将它戏称为“老烟熏”[21]。也许这么叫它的人们也从未踏足其间：日复一日，田夫野叟就这样望着山颠高踞的建筑，望着平阔田园上空的缕缕长烟。这即是他们所见，这即是在同一片土地上耕作的他们的父辈所见，这即是他们对这座城所知的一切，而这三个字便是对此最好的诠释。

没错，即便身临其境，老城也是一副烟熏雾罩的模样。尽管它一年到头都有雨水涤濯，但在新城区的映衬下依旧显得幽森淤黑。城墙护卫下的老城处于岌嶷之境，因此依照法规它无法向四周拓展，只能如此密密匝匝，层叠高筑。只要有空地，公共建筑就朝着大路中间涌去，大路因而变成了小巷。房屋层台累榭，各家各户比肩攀跻，人们如同躺在纵深十四五层的加尔各答黑洞[22]里一般。当地人所称的最高“公寓”，如今早已焚毁殆尽。不过，如果望见八层或十层高的窗子，在今日也并不稀奇。悬崖般的高楼近悬于威弗利桥之上，让不少天然峭壁也相形见绌。这些建在陡峻山坡上的高楼，其地下室已然令人仰视了，顶层阁楼自不必说。其中家具也许已典当一空，但它居高临下，可以眺望高地丘陵的美景。这里位于爱丁堡的中心，住在这儿的穷人从自家窗户便可瞥见那青葱的乡野美景。而在那深渊般的低处，则是住宅区以及宽敞的广场和花园。头顶上方，唯有寥寥几支尖顶，犹如石质桅尖耸立在城市上空。田园般清新的微风轻拂着它的脸庞，还带去了大海的气息和丁香花绽放的味道。

如今，谴责钱伯斯[23]先生及其追随者所倡导的革命式改造，几乎成了一种公认的文学观。对他人的痛苦安常守故并非难事，而只有至善之人才明白，这种保守态度令人厌恶。穿过这黑暗的迷宫，马路上几处陈旧怪异的街角也已被清除，一些接合处也已变为居住之地。而如此一来，缕缕阳光便透射进来，阵阵空气多么清新！好一幅自然天成的如画美景！再穿过幽暗的拱门，径直走下漆黑的楼梯，便来到昏暗的小巷中。巷子十分狭窄，伸开臂膀即可触到两侧的墙壁。冬天走在这陡滑的路面上，就像走在冰面上一样危险。家家户户晾晒的衣物一层层挂在窗外，托架般纤薄的楼墙支撑着朝外凸出的阁楼[24]。黑暗的角落里露出雕塑的一角。最高处，房屋的侧影印刻在天空中。进到球场内，一群孩子正在玩耍，大人们则坐在门阶上，而球场屋顶上空或许就峙立着一支教堂尖顶。一座宏伟的老宅院依然屹立在狭窄的路口，门楣上的徽记——一副盾饰或一句神圣英勇的格言——诉说着它曾经的荣耀。当地古董商对名门望族曾经歇宿之处了如指掌。一抬头，突然从伯爵夫人家的窗口探出一个邋遢女人的脑袋。贝都因人在法老的宫墙内搭起了帐篷，陈旧的战舰成了老鼠的专享之居。一条条巷弄里，尽是扑了粉的脑袋[25]和一张张酒酣耳熟的面孔，那样的日子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大路两侧，窗边飘卷着爱尔兰人晾晒的衣物，人行道上则挤满了无所事事闲逛的人群。

闲逛的人群构成了一幅典型的生活图景。精明的苏格兰工人会在上班途中停下，将工具挎在胳膊上便开始讨论教会与政治事务。而大多数人却迥然不同——鬼鬼祟祟的惯犯、蓬头赤脚的儿童、健硕的大嘴女人，身着千篇一律的条纹法兰绒衬裙和短格子呢披肩，人群中还有几个正在巡视的警察、一小撮叛逆分子，以及潦倒的上层人士，身上还遗留着过去美好生活的痕迹，如同一记商标。在与爱丁堡规模相当、拥有五六条交通主干道的其他城市，同样的面孔就连闲游散荡的流浪汉也不屑一顾。由此看来，爱丁堡甚至算不上小城市，毋宁说它是一座最大的镇子。因此，邻里间抬头不见低头见，这也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我因而有机会在不经意间，悄然地观察着这些浪迹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每况愈下。其中一位，在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时，他大概已经六十多岁了。那时，他身着上乘的绒面呢衣服，看起来仪表堂堂，风度翩翩。而三年来，他却日渐颓阤——松垮的外套油渍斑斑，纽扣也不见了，肿胀的脸上布满皴皱，走起路来含胸驼背，花白的头发也越发稀疏。我最近一次见他时，他正和几个身穿斜纹棉布工装的人站在一个入口处，醉醺醺的样子，陈旧的黑色衣服上还沾着些泥污。我多希望还能听到他的笑声。如此高龄还要经受这样的蜕变，真让人心酸。也许你会以为六十岁的老人不会遭遇如此不幸，也许你会以为他在那个时候已得到妥善安顿，能够安详而体面地走完余生。

对于这种衰败最早出现的迹象之一，便是受害者渐渐从新城区的大街上消失，并纷纷逃进高街，就像受伤的野兽躲入了树林。在住宅区这种事儿屡见不鲜。整个社会也已衰落。门楣上挂着盾饰，窗边晾晒着衣物，颇有几分龃龉之感。而那位老人，在我最后一次见他时还身着三年前扮绅士时所穿的外套，正是这样才让他看上去愈加悲惨。

人口过多在王公贵妇时代是不争的事实，幸运的是，那些曾让爱丁堡蒙羞的旧式习俗已被摒弃。然而舒适的聚会绝不像逼仄的集体生活那样令人反感。没有人关心过去曾有多少王公与贵妇、牧师与律师在这些房间里聚会—— 也许人越多越欢乐。玻璃杯与瓷制潘趣酒杯杯觥交错，叮当作响，有人在轻弹维金纳琴，玻璃灯罩上装点着孔雀羽毛，红色的火光中蜡捻儿忽明忽暗。那是一幅美妙的画面，即使不断重复也依然美妙。要是每隔一个房间就有这样的景象，那就更美了，这座高楼也会更加引人入胜。时移世易。各家各户或许会齐聚一堂，或许都能丰衣足食。而大酒店从头到尾没一个地方让人舒服，窄仄而吝啬，饭菜少得可怜，到处充斥着一股肮脏邋遢的气息。不同的房间里，有人出生，有人死去，有人正酩酊纵饮，侦探和读经者正走上楼梯。激烈的吵嚷声户告人晓，孩子们从小就在这异常的氛围中耳濡目染。你会认为只有拥有强大的心灵，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而毫发无伤。尽管上帝已为年轻人法外施恩，同时，恶行或伤害并未如我们所忧虑的那样层出不穷，然而看到这样的生活方式，还是会让那些生活更幸福的人感到不安。没有任何地方的社会不平等状况比爱丁堡更甚。我曾说过对于王子街沿途的流浪汉而言，高街的顶层阁楼总是面无表情地背对着他们。当然中间还有一座花园。虽然通过对比的方式往往能凸显事物，但有时不这样做反而更直截了当。有时事实就是事实，简单明了，而且贫富之间的差别并不像叶子的两面那么截然若判。看着南桥，再看看桥下牛门街尽是沿街叫卖的小贩，便可在瞬息之间从一个社会阶层跳跃到另一阶层，将两者尽收眼底。

一天晚上，除了警察所有人都已入睡之后，我沿着牛门街步行，恰好在一幢高楼前停了下来。月亮悬在烟囱的上空，皎洁的月光洒在顶层窗户上。在那庞大的楼宇内，没有一丝光，可当我驻足时，似乎听到了一阵寂静之声从中传出。没错，那一定是钟摆的嘀嗒声，还有仰睡之人的呼噜声。我似乎听到高楼里密集的人群发出的声音，在耳畔若隐若现。家家户户的声音汇成了一股，整幢大楼都在随着时钟的节奏跳动，就像一颗失调的巨大心脏。或许这一切只不过是我的想象，但在那一瞬间的确不可思议，令人难忘。可以想象，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与巨大的人口数量相比，分隔并容纳着人们的那一画面。

无论如何，高街公寓倒塌这件事并非我异想天开，而完全是令人心悸的现实境况。大楼早已栋朽榱腐，楼底的入口处曾突然闭塞，清洁工的手推车都已无法通过。夜里，朽裂的声响回荡在整座楼房中。这幢巨大蜂箱般的楼房早已破旧不堪，居民们每每在楼道里相遇，便会议论起他们所处的险境。惊慌中，有人弃家而逃，却又出于节约或自尊的考虑返回家中。黎明前的黑暗中，随着一阵恐怖的喧嚣，整座大楼动摇了，继而一层层彻底地坍塌下来。四面八方都能感受到这巨大的震动，而随之而来的精神冲击也由清晨的送奶工传至城郊各地。教堂的钟声回荡在整个爱丁堡上空——在那个灰暗的上午，这悲伤凄惨的钟声前所未闻。死亡情况尤为惨重，就像力士参孙摧毁屋顶那样，许多家庭遭遇灭顶之灾。目睹这一切的人们，无一能够忘记坍塌后楼墙废墟的惨状：一些房间的墙面刷着涂料，一些贴着墙纸；这边，水壶还搁在壶盘里，高悬于头顶，那边，廉价的女王画像挂在了烟囱上。这次灾难让你得以一瞥那戛然而止的三十个家庭的生活。大楼已然坍塌，而随之坍塌的事物又何其多！从遥远的乡间望去，城区景观中出现了一道缺口，阳光从烟囱间穿过，照在以往无法抵达的陌生地带。可以想见，在世界各地——伦敦、加拿大、新西兰，有多少人会惊呼：“我出生的那栋楼在昨夜坍塌了！”

位于牛门街的爱丁堡民居

圣贾尔斯大教堂

圣贾尔斯大教堂内部

位于修士门附近的托伯特

[21] 原文为苏格兰方言Auld Reekie，爱丁堡的别称。（译注）

[22] 英法争夺印度半岛殖民利益期间，法国军队为监禁英国俘虏在印度加尔各答建造的一座地牢，面积狭小，环境恶劣。（译注）

[23] 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1800–1883），苏格兰出版商及政治家，1872年至1883年间主持并资助对圣贾尔斯大教堂的进一步修复。（译注）

[24] 位于草坪市场（the Lawnmarket）的老躬首楼（Old Bow-Head），因其凸出的顶层阁楼设计而得名。（译注）

[25] 18世纪欧洲人的时尚或习俗，将加入了橙花、薰衣草或鸢尾花香味的粉末扑在假发上，使其呈白色或斑白。（译注）

议会广场

圣贾尔斯大教堂在岁月变迁中已历经沧桑。若不是因为有尖塔的缘故，教堂本身恐怕毫不起眼。小贩们的货摊[26]已销声匿迹，扶墙间的商店也一家都没留下。一群热心的地方官和一个愚蠢的建筑师，把一座本来充满了生活气息的城市变得粗陋而造作，未免令人遗憾。曾经的圣贾尔斯一定是富丽堂皇，古色古香，周围建筑熙熙攘攘，遮空蔽日，充满奇幻与浪漫，而这一切如今却已被人遗忘。这里正是当年老城区建筑最为密集之处，如今已悉数拆除，拓出一条与高街平行、连接教堂两侧开阔地的平坦道路，鳞次栉比的楼群中间还空出了一个巨大的“观景窗”，由此可以向北瞭望新城。

有这样一件可笑之事。据说在城堡与荷里路德宫之间有一条地下通道，一位来自高地的风笛手自告奋勇去探索地道中蜿蜒的路径。他吹奏着斯特拉斯贝舞曲[27]从其中一端进入地道，凑热闹的人群则循着从地下传出的笛声，跟随他沿街前行。当来到圣贾尔斯附近时，音乐声戛然而止，地面上的人们高举双手，不知所措。究竟他是被废气窒息，或是陷入泥淖而亡，还是被撒旦整个地带走了，一直是个谜，但时至今日，这位风笛手确已销声匿迹。也许是他溜达着闯入了诗人托马斯[28]的领地，也许某一天—— 当然也是最不希望发生的事——他会突发奇想，打算重访这个阳光普照的地上世界。要是圣贾尔斯附近的马车夫听见那嗡嗡的笛声再次从马蹄下的大地深处徐徐升起，该有多么诡异。

然而失踪的并非只有风笛手，许多结实而巨大的石质建筑也同样神秘地没了踪影。譬如这里，镶嵌在人行道上的心形图案。它是历史悠久的中洛锡安之心的托博特[29]旧址，关于它还有一部同名巨著[30]。如今墙垣已烟消云散，再没有为嬉皮笑脸的犯人专设的肮脏之所，也不再有为声名狼藉的越狱者而建造的牢笼，只有阳光和雨露自由地游弋在监狱遗址的上空。而这却并非这条道路所承载的唯一纪念。爱丁堡古墓园坐落于圣贾尔斯教堂后面，沿山坡向下经过牛门，一直延伸至现在议会大厦的位置。与监狱和固定商铺区[31]一样，它也已经彻底消失了。据我了解，对古墓园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们，如今仅剩一处标记可供造访了。在议会广场，人们每天都会踏过一个名字和日期，这里就是那位让苏格兰按一己之愿焕然更新的缔造者——不屈不挠、矢志不渝的约翰·诺克斯的安息之地。他在教堂的钟声里安眠，这钟声里也曾常常回响着他布道的声音。

在这位改革家附近，还有一座铅铸雕像：罗圈腿的查理二世 [32] 身披花环，跨在一匹大腹便便的战马上。这位众叛亲离的国王，看上去像是在笨拙地小跑，想要逃离这个危险的邻居。然而通常情况下，他俩得长时间孤独地待在广场上，因为这里地处偏僻，远离尘嚣。一面是教堂南墙，一面是议会大厦的拱廊，这块不规则的空地处于二者的环绕之中，阳光下便笼罩在建筑的投影里。站在圣贾尔斯教堂两端的扶墙边，高街上形形色色的路人一览无余。然而熙攘的人流自顾东游西荡，把议会广场留给了查理二世和那些鸟儿们。偶尔也能看见一帮闲人整日在那儿逗留，吃水果的，看报的。看他们举止从容，你大概会以为他们在等着发免费餐券。恰恰相反，审讯庭上正有人受审，而他们都是来凑热闹的，却无奈法庭的走廊太过狭窄。将近下午，囚犯被带上法庭，要是不招人待见，定会招来阵阵嘘声。有时也会看到身穿长袍、头戴假发的辩护律师用手捂着嘴，意味深长地频频点头，一边倾听着代理人的述说，一边在庭上来回踱步。通常每隔一阵，广场上就会有一大群律师在忙碌穿梭。

议会广场已成为苏格兰历史事件的见证之地。譬如1688年主教们被逐出议会时，“一行十四人围拢在一起，面色苍白地站在广场上”：这群可怜的圣公会主教们，永远与好运气诀别了！一群来自西部地区的社会主义者站在一旁，与围观绞刑比起来他们大概更喜欢众人聚集的场面，于是粗鲁地推搡着这些人，几乎挤破了头。对失势的敌人这样做，可算不得坦荡。可他们中至少有一个人也曾尝过刑具靴的滋味，他们所有人也都见过自己的亲密伙伴站在绞刑架上的场景。除此之外，就在“悲哀联盟”[33]这个地方，人们蜂拥着去护送苏格兰议会[34]中他们最爱戴的议员：那些为自己的民族身份情绪激亢之人，正如博斯韦尔[35]所说，他们随时都会制造骚乱，若是《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36]从窗口往外看一眼，朝他扔石子儿这样的事儿一定会让这帮人精神抖擞。

17世纪有位虔诚之人，在去参加苏格兰出庭律师协会“选拔”（我们今天说“考试”）的途中，看到空旷的议会广场，仿佛看见地狱之口。这很可能成为他后来转变的契机。并非这景观与此地多不相称，因为除了医院，人类文明中还有什么比一座法院更显丑陋的建筑呢？所有的嫉妒、敌意和刻薄都齐涌上来，将它在公共竞争中击倒出局。作奸犯科、民生凋敝、家庭破裂、欺骗与被骗，全都不由自主地涌向这座低矮的拱形楼房。有多少人未曾听到它坍塌之后圣贾尔斯的第一次钟声？我想我看到这些人只是暂时停下，数着钟摆的响动，然后继续步入人潮涌动的高街，心中泛起一丝惊愕与哀愁。

通过一扇双摆门，便进到一间有雕花屋顶的厅堂。这里悬挂着法律人物肖像，装点着法律人物雕像，彩色玻璃窗将这儿点缀得剔透明亮，三堆巨大的炉火温暖了整个大厅。这便是苏格兰出庭律师协会的中央大厅[37]了。这里有一条十分苛刻的规矩，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必须在十点到两点期间散步，从一端到另一端，可以独自一人，也可两两结伴或三人同行。只见这些长袍和假发们不停地穿梭往返。穿过阵阵说话声和脚步声，是权杖持有人宣布一项新任务，接着点名召集相关人员的尖锐音色。这些聪明人每天在此行走已经十年甚至二十年了，却没摊上一丁点儿活儿或者一分钱的报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或许会被打造成为勒威克[38]或托伯莫里[39]的行政司法长官和“正义之泉”。你可能会说，除了一点耐心，喜欢训练，能忍受糟糕的空气，什么也不需要啊。呼吸着灰尘和制服的气味，头脑中充斥着喋喋不休的闲言碎语，聆听着长篇累牍的案件，一边喝杯雪莉酒，以难以名状的心情期盼着某个人原形毕露的那一刻，期盼着能在余下的下午时光打打高尔夫。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在少不经事者看来，似乎只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任务！然而尝试过的人便不这样看了，他们认为这真是最艰苦卓绝的游手好闲。

更多大门通向不同的房间。一间间鸽洞般的屋子里，首席诉讼法官独坐其中，一间间听证庭里比肩坐着三五成群的大法官们。司各特[40]当年就坐在这条围栏内，伴着喋喋不休的庭审，洋洋洒洒创作了不少以“威弗利作者”[41] 为笔名的小说。在这儿能听到不少机敏狡黠的论辩，而法官们并非个个不苟言笑，所以时而也能听到些冷笑话。法庭上如今已杜绝了最粗俗的苏格兰土话，但依旧保留着特有的民族风味。对待案件，我们享受郑重其事、慢条斯理的过程。我们将法律视作一门精湛的艺术，从它卓越的品质中收获乐趣，并领会其中奥义。一切须从容：一条一款都得秋毫明察，再归约为法律准则，一审一判都要言之凿凿，令人信服。

出了法庭，同一层还有至少三间图书馆：其中两间偏居一隅，一半位于地下，其布局零乱不堪，密布着楼梯和走廊。在这儿你会看到最勤学的假发人士们借着屋顶的天光摸索着，取出几本小说。就在这儿，前枢密院[42]让长老会成员们受尽折磨。由于议会大厦建在山坡上，所以北面只有一层，南面却能看到至少六层。一排排地窖在图书馆下面延伸。这是丘陵之都无可比拟的典型特征。你可以脚踏石阶步步下行，借着火柴摇曳的微光，在这石窖连成的迷宫中漫步。此时你正从外厅下方穿过，头顶上方，律师们幽灵般轻快的脚步声不绝于耳。现在来到一道坚固的大门前，上面开了扇小门，另一侧是警察局的牢房和通往审讯庭被告席的隔离阶梯。许多人上去时还步履轻盈，下来时却举步维艰。还有许多人经过旷日持久的庭审辩论而被剥夺了生命。但此刻，这个充满悲剧色彩的舞台就像平日里的教堂般空旷安静，所有长凳都被覆盖起来，了无动静，只有缕缕阳光照在墙壁上。稍往前，进入一个房间，这里比别处东西多些，摆满了旧案留下的遗产——恐怖的家具、各种致命武器、罐子里中毒的人体器官，还有一块被子弹打穿的门板，后面躺着一具尸体。我不明白，如果不是为了向审判日抗议，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再往下走，可以瞥见黄色的煤气灯光，前方传来窸窸窣窣的人声。接着转过一个拐角，在刷着白墙的走廊里，机械传送带在滚轮上兢兢业业地转动着。你或许会以为引擎是天生长在那儿的，像一朵地窖里的霉菌，很快就能以其神秘的运作机能，蔓延至整个地下室。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部蒸汽通风装置，而且机械师就在旁边。迈出这扇大门便是阳光普照。在刚刚过去的这段时间内，你并没有深入到地球的中心，仅仅抵达山脚和议会大厦的地基处。尽管的确十分低沉而压抑，但毕竟还在开阔的天空下，还在碧绿的草地上。眩目的天光照耀着爱尔兰居民楼的后窗，照耀着残破的百叶窗、变形的屋墙和摇摇欲坠的老房子，照耀着即将土崩瓦解的、那猪圈般的宜居之所。除了窗边零落的衣物和面孔，鲜有生活的迹象——人们此时都已出门，但晚上他们还会回来，然后踉踉跄跄，走向自己的卧榻。

[26] 原文为苏格兰方言Krames。（译注）

[27] 以苏格兰中北部地区斯特拉斯贝（Strathspey）命名的舞蹈伴奏音乐，通常为4/4拍。（译注）

[28] 诗人托马斯（Thomas the Rhymer，1220—1298），苏格兰地主，许多民间传奇和文学作品对其有所记述。（译注）

[29] 自中世纪至19世纪一直是爱丁堡的行政中心、法庭和监狱所在地，1817年被拆除。（译注）

[30] 由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于1818年发表的小说《中洛锡安之心》（The Heart of Midlothian）。（译注）

[31] 15世纪开始出现在圣贾尔斯教堂北面的商铺区，1817年拆除。（译注）

[32] 查理二世（Charles II，1630－1685），英国国王。1649年其父查理一世被克伦威尔处决后，他于1650年抵达爱丁堡，被苏格兰议会立为苏格兰国王，1651年元旦加冕，1660年在多佛登陆，回到伦敦，1661年4月即位不列颠国王。史称“王政复辟”。（译注）

[33] 指苏格兰议会广场。英格兰议会和苏格兰议会分别于1706年和1707年通过了《联合法案》（Acts of Union），并于1707年签订《联合条约》（Treaty of Union），两国以共主邦联式联合成为大不列颠王国。（译注）

[34] 在1707年5月1日《联合法案》生效前，苏格兰议会于3月25日最后一次召集。（译注）

[35] 詹姆斯·博思韦尔（James Boswell，1740－1795），苏格兰传记作家，1791年出版《约翰逊传》，被公认为英国最伟大的传记。（译注）

[36] 即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约1660－1731），英格兰作家，英国启蒙时期现实主义小说家。（译注）

[37] 原文为法语Salle des pas perdus。（译注）

[38] 苏格兰北部设得兰群岛首府，英国最北端的城镇，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成为石油基地。（译注）

[39] 苏格兰西部内赫布里底群岛中马尔岛的首府，位于该岛北端，东临马尔海峡与苏格兰本岛相望，18世纪开始成为渔港。（译注）

[40]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1771－1832），苏格兰历史小说家和诗人，代表作有《艾凡赫》、《爱丁堡监狱》等。（译注）

[41] 1814年司各特匿名出版的小说《威弗利》（Waverly）取得巨大成功，此后他即以“威弗利作者”为笔名继续发表作品，直到1827年才公布其真实姓名。（译注）

[42] 英国的枢密院（the Privy Council）最早设于15世纪亨利六世（Henry VI，1421－ 1471）时代，为英王之下的最高行政机关，18世纪20年代后，成为国王的咨询机构，主要职能为主持皇室典礼、向国王提供建议以及发布公告等。（译注）

传奇故事

一个地方所唤起的想象往往最能恰如其分地体现其个性。一件事应际而生，便会生根发芽而成就一段传奇。尤其是发生在恶劣环境下的丑行，它们具备真正的传奇色彩，而且会成为其场景中永恒的特质。对于像司各特这样的人来说，缤纷大自然的每一副面孔似乎都蕴藏着现成的传奇故事，而去唤醒这些故事则成就了他自己的传奇：这样或那样的事应该发生在这样或那样的地方才算恰如其分。本着这样的精神，他为委努峰[43]创作了《湖上夫人》[44]，为爱丁堡创作了《中洛锡安之心》，而挥洒自如、天马行空的《海盗》[45]，则是为北方荒岛和咆哮的潮涌所作。每一代人，即便是普通人，也都具备某种与司各特几乎同样敏感的直觉，然而每当他新作问世，人们便会忘掉旧故事中的失当之处。而根据优胜劣汰的法则，只有传承下来的东西才能成为艺术作品。因此，人们可以在爱丁堡低矮的蜗居和高耸的尖塔中，去回顾那些在这座城市昏暗的巷道间发生的惊险奇遇。坐在炉火旁读着这些冬天的故事，直让人不寒而栗：这些故事以独特的方式，呈现出一幅幅关于过去生活的真切图景，呈现出那段生活中的人们最真实的本性；当风呼啸着穿过高楼，回响在拱廊间，当城市中幽远而茫然的灯光在狂风阵阵中战栗摇曳时，这些故事便会以独特的方式，让你的恐惧变本加厉。

这头的人们正讲着银行差役贝格比的故事[46]，他被猛然刺中心脏，在拥挤的高街没走几步就倒在了血泊中。那头，人们在窃窃私语，议论着伯克与海尔[47]、毒品和被掘的坟墓，议论着这两个盗尸人用膝盖将受害者窒息而死。此时此地，布罗迪会长[48]的声名依旧显赫。他可是那个时代的大人物，在和谐社会受人尊敬。作为木匠，他不仅木工技艺精湛，唱起歌来也品位不俗。不少市民都很荣幸能邀请他到家中共进晚餐，时间到了还要恋恋不舍地送别。人们要是知道过不了多久他们这位客人就会乔装改扮一番，再次潜回家中，该会多么惊骇窘迫呢。很多故事都对这位令人敬畏的爱丁堡窃贼有所记述，但都不及我记忆中的这一个鲜活生动。布罗迪的一个朋友，曾蜗居在这其中一幢接近天堂的高楼里。他告诉布罗迪自己要去趟乡下，接下来却因为有事耽搁而推迟了，所以在城里又住了一宿。这位朋友好一会儿都没有睡着。特隆教堂的钟声响过，已经是凌晨了。突然间传来一阵吱吱嘎嘎的响动，一束微光闪过。他轻轻爬下床去，扒着盲窗向隔壁房间望去。借着窃贼的手提灯发出的微光，他发现那竟是他的好友——头戴面罩的会长先生。这个小插曲大概早已被人淡忘了。而消停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发生一起重大盗窃案，接着便是逃亡、伦敦“弓街警察”[49]的追捕、斗鸡比赛，终于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橱柜里被逮捕了。直到他双腿一蹬，从他自己精心打造的绞架上陡然坠落时，这位威廉·布罗迪会长的宏业才总算终结了。然而人们对他记忆犹新，似乎总能看见一个欺世盗名之徒，从法官家的餐厅偷偷溜进窃贼的巢穴，在巷陌间昏暗摇曳的街灯下鬼鬼祟祟。

布罗迪会长已经“失宠”了，但另一些记忆也许是挥之不去的，比如大瘟疫。在今天人们的记忆中，还有些致命的房屋仍是不能进入的危险场所。在瘟疫肆虐的时期，纪律十分严苛，必须极其严格地施行我们今天叫作“消除传染”的措施。官员们穿着灰色长袍，前襟后裾各有一副白色的圣安德鲁十字，胸前握着一支盖着白布的手杖在城里巡视。面对上帝的惩罚心生畏惧的人们，还要承受人类的裁决带来的恐怖。他们把尸体埋在穆尔区[50]，那些隐瞒自己染病的人，女的都被溺死在矿洞里，男的则被绞死后将尸体挂在自家大门上；病魔所经之处，家具一律焚毁，房屋一律查封。这个故事里最为吊诡的情节是关于这些房屋的。两代人之前，这些漆黑空旷的房子兀自矗立着，人们经过时都避之不及。曾经有一个胆儿大的小男孩对着锁孔大喊一声，然后赶紧溜走了。因为大家觉得房子里的疫病就像一只潜伏的蜥蜴，随时都会向外蔓延，把各种各样的水疱脓疮散播到整个城市。对于迷信的市民来说，摊上这样的邻居该多么可怕！一只从屋内蹿出的老鼠就能让最具胆气之人魂飞魄散。你也可以把这看作一则关于讲卫生的寓言故事，由我们邋里邋遢的先辈们对自己的疏忽大意所讲述的故事。

我们再来说说韦尔少校[51]的故事。尽管他的房子已被拆除，但古老的爱丁堡却无法对他亵渎神明的罪恶往事毫不介怀。他和妹妹共同居住，这里散发出某种虔诚却乖戾的气息。她是个难以捉摸的老处女，而他则有着不可多得的祷求天才，虔诚的追捧者都知道他叫“天使般的托马斯”。“他身材高大，肌肤黝黑，总是低着头注视着地面，表情严肃，大鼻子。他的军装是斗篷样式的，颜色有些深，走路时总是拿着他的手杖。”为什么天使般的托马斯连同他的手杖一道被焚烧了？为什么他的妹妹则以较温和的方式被处以绞刑？两人仅仅是更激进的宗教狂热分子吗？他们是否以“旧世界”的双肩承担了那些真实，还有虚无的罪名呢？幸好这些问题都超出了我们想要了解的范围。至少应该让这座迷信之城以外的人们去了解类似的事例：宗教的黑暗与狂热催生出的果实和花朵。同时，至少这些细节曾博得公众的关注，并塑造出一个不同寻常的神秘家庭。或许还会看到少校的手杖曾为他跑腿，甚至常常在夜里拎着灯跑在他的前面。身形巨大的女人，在不合时宜的夜晚和清晨时分“一会儿大声狂笑，一会儿又目瞪口呆地哧哧窃笑”，在他的寓所周围神出鬼没。他的房屋深陷如此恶名，因而没人敢居住其中，直到市政改造将其夷为平地。我的父亲在疗养院时，常常听说这样的故事：六匹目露凶光的黑马拉着那魔鬼的马车，在黑夜里驶进西弓街，晚睡的人们或许曾透过玻璃窗看见过死去的少校。

还有一个传说是关于两个未婚姐妹的。从这个词最不光彩的一面来说，这或许真是一个传说，甚至可能更糟——只是前人的杜撰而已。但它又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故事，而且理应在爱丁堡的史册上占有一席之地。两姐妹同住一屋，应该是有两张床，面积大概也不小，总归就是一个单间。姐妹俩有一次在房间里吵了起来，多半是因为在有关神灵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可她们吵得实在太凶了，从此以后相互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二人泾渭分明。你可能以为她们会就此分道扬镳，然而并没有。要么是因为缺钱的缘故，要么是出于苏格兰人对流言蜚语的恐惧，她们一如既往地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地上用粉笔画着一条线，区隔出各自的领地。这条线将门廊和炉灶也一分为二，因此她们进进出出、烧火做饭都各行其是，互不侵犯对方的领地。她们就这样在充满敌意的沉默中共同生活了好多年。吃饭、沐浴、朋友来访，都暴露在对方冷漠的监视之中。她们在无眠的黑夜里互相听着自己“仇人”的呼吸声。房屋的四壁俯视着姐妹俩反目成仇这一绝无仅有的窘状。这时应该拿块画布让霍桑[52]将其变成一幅橱柜肖像画[53]——他富于清教主义情结，这让他有能力去应对这种清教徒式的恐怖场景。他或许可以向我们展现姐妹俩的各种病态以及骇人的双人祈祷式，二人各自翻阅着一本伟大的圣经，或者简明扼要地为对方的忏悔大声祷告。在某个暴风骤雨的傍晚，她们捋起裙角，各自待在自己一方的炉灶旁，或坐在窗边，眺望着夏日的景色朝着更远更低处蔓延，朝着海湾，朝着她们手牵手漫步过的田间小路蔓延。或许即便她们渐渐年迈体衰，行动迟缓，双手开始颤抖，头也不由自主地摇摇晃晃时，姐妹俩之间根深蒂固的积怨依然有增无减。直到某个晴朗的日子，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照面，甚至是死亡来临，才会让她们的心融化，那条用粉笔画出的边界也将被永远跨越。

唉！在对这个民族的教会史——那段人类史册上最愚愎最压抑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看来，在苏格兰以及这高踞的福斯湾之都的社会群像里，这不过是其中一幅—— 如此冷酷而现实的描摹，若是让不了解的人看到，大概会被误认为是一幅讽刺漫画。而出于良知，我们都极富耐心地厌恶着这片北方之地。我在前面曾提到国教会和自由教会[54]组织下的议会，还提到他们听到对方在街道对面合唱圣歌的情形。现实中他们仅一街之隔，而内心却横亘着一道阴影。但他们还坐在那儿，像着了魔似的，用谴责的语调祈祷对方能够感受到上帝的恩宠。要是只有两个教派还好，但苏格兰林立的派系却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姊妹之家，一条条粗密的粉笔线从家家户户的屋内穿过。爱丁堡是一座教堂之城，仿佛自己是朝圣之地。在西弓街街头仅一石之遥[55]的范围内，就能看见四座。有的门庭若市，有的却像无人问津的纪念碑，你会发现还有一些新的教堂在建盖中。因此，从三一学院教会及周边海滩，到毗邻群山的莫宁赛德[56]，惊喧的教堂钟声总会在安息日的清晨骤然响起。我曾听过牛津的钟声在金秋的早晨发出交响乐般的奏鸣，那是如此悦耳。然而在爱丁堡，五花八门的钟聒噪不堪，它们同心协力——准确地说是各自为政，制造出了一阵震耳欲聋、混乱嘈杂的噪声。一会儿这个快了，一会儿那个慢了；这会儿五六口钟又在顷刻间同时敲响，让耳膜惨遭蹂躏，合奏出一段令人悚栗的不谐之音；紧接着，所有的钟又仿佛是密谋好的，敛声屏息地安静了一小会儿。在这个世界上，比爱丁堡的安息日钟声更加骇人的喧嚣其实并不多，那是教会发出的刺耳的警报，是格格不入的正统教派发出的吼声，催促着每一位秘密集会者[57]，在各自的教堂里抗议“右倾极端分子和左倾的叛教之徒”。当然，几乎再没有比这种极端的狂热更甚一筹的极端了，也再没有比背叛基督之爱更应受到谴责的背叛了。莎士比亚写过一部喜剧叫《无事生非》，而面对同一个主题，苏格兰民族却谱写了一部荒诞的悲剧。这些钟声响彻每一个安息日的清晨，响彻福斯河畔的群山之间，正是为了成就这一卓越篇章。如果人们对宗教有着共同的理解，因而愿意放下架子在同一个屋檐下崇拜上帝，那么多少人会静默地留在教堂尖塔中不语，多少丑陋的教堂会被拆除并重新变成可资利用的建筑材料！然而，那一条条粉笔画出的界线依旧，而哪一方会放下自尊，哪一方又会率先开口说话呢？

司各特纪念塔

[43] 位于苏格兰特罗萨克斯山区，距卡特琳湖南端约2千米，苏格兰盖尔语“小山丘”之意。（译注）

[44] 发表于1810年的长篇叙事诗，以特罗萨克斯为背景，全诗共6个篇章，分别描写了每一天的活动。另译《湖中仙子》或《湖中女妖》。（译注）

[45] 发表于1822年的小说，故事发生在苏格兰北部设德兰群岛。（译注）

[46] 1806年11月13日发生在爱丁堡的一起抢劫谋杀案，至今悬而未决。受害人威廉·贝格比（William Begbie）在徒步运送现金时被人杀害，4392英镑被全部抢走。（译注）

[47] 1828年发生在爱丁堡的系列盗墓谋杀案的两名主角。他们先是将盗取的尸体卖给科研机构做医学解剖之用，后来演变为杀害无辜者，再将其尸体贩卖。（译注）

[48] 苏格兰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白天制作家具，夜间入室行窃。本名威廉·布罗迪（William Brodie，1741—1788），是一名手艺精湛的木匠，因担任过爱丁堡工匠行会会长（Deacon of the Guild of Wrights & Masons of Edinburgh）而被称为布罗迪会长（Deacon Brodie）。（译注）

[49] 伦敦最早的一支职业警队，由英格兰作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 1754）于1749年组建，初期由6名警员组成，1839年解散。“弓街警察”（Bow Street runners）是伦敦市民对它的戏称。（译注）

[50] 历史上爱丁堡南面的一片开阔地。瘟疫爆发时期，病毒感染者通常被集中送往这里的临时小屋进行隔离。（译注）

[51] 爱丁堡黑暗传说中的主角，本名托马斯·韦尔（Thomas Weir，1599—1670），传说是一名巫师。（译注）

[52]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19世纪美国小说家，代表作为《红字》。（译注）

[53] 一种尺寸很小的全身人物肖像画，画工精细，通常放置在家中私密的小房间或壁橱里。（译注）

[54] 1567年苏格兰国会将加尔文宗定为国教，以其为依据的苏格兰长老会于1690年成立国教会（the Established Church）。1843年托马斯·查默斯（Thomas Chalmers，1780—1847）领导了一次苏格兰国教史上最大的分离运动，使当时474名牧师脱离国教会，成立了自由教会（the Free Church）。（译注）

[55] 投射或抛掷石子可及的距离（a stone-cast）。（译注）

[56] 爱丁堡城南地区，距市中心约3公里，主要地标为莫宁赛德钟楼。（译注）

[57] 17世纪，苏格兰盟约派经常在各地秘密集会，反对圣公会主教制。（译注）

灰衣修士墓园

当年由玛丽女王[58]授命，将坐落于当时爱丁堡城郊的灰衣修士[59]的花园辟为一块新墓地[60]。如今它已成为古迹，完成了历史使命，同时也被许多新的墓地所取代。修士们当年一定十分享受这里怡人的夏日黄昏，因为它位置绝佳，前面就是巍峨的城堡和耸立的峭壁。直至今天，它还是爱丁堡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外地人都要被带去那儿看一看，把城市建在山丘上是多么异乎寻常。整座墓园的边界参差不齐，呈不规则形状，新旧两座教堂就坐落在最高处的一块平地上，四处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荆棘，北面是台地和陡坡，地势渐低。空地上可以看到许多石板和墓碑。墓地的边缘围着一圈贵族陵墓，其奢靡的装饰令人愕然。

暂且不论鲁比里阿克[61]所雕刻的墓碑——它们在墓地艺术中当属大师级的作品，我自认为我们苏格兰民族最擅长以恐怖的方式诠释死亡。我们似乎对那些记录时间及重大变故的标志物情有独钟，甚至在各地的乡村教堂，也会发现令人惊悸的物证——骷髅头和交叉人骨图案、没有鼻子的天使与审判日的号角。每一个石匠都是平民中的霍尔拜因[62]：他对死亡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在作品中制造恐惧并以简洁的形式传递给教堂墓地前闲逛的人们；他总会透露出对死亡的隐隐暗示，会抓住任何人去世的机会大做文章。这门艺术的经典之作就在灰衣修士墓园里。在他们那个时代，这些无疑都是奢侈的纪念碑，并被同时代的人看作高雅和谐的形式。尽管现在这种高雅已不那么明显了，但其影响力犹存。你或许将面露笑容地欣赏那些丰富多彩的拉丁铭文——它们或头尾相接攀升上柱身，或密密麻麻布满天使的号角。还有无头的身影从坟墓中直起身来，这是典型的恐怖形象。精雕细刻的传统工艺寄托着我们父辈对逝者的哀思、对人世沧桑的感悟。然而，你的笑容却不会是爽朗的欢笑。很可能这每一件装饰都是由学徒完成的，他们得意忘形地吹着口哨，一边挥动着手中的木槌。然而，它们各自的本义以及整体的氛围，却在这片静谧的墓园中因饱含忧伤而显得凝重。

墓地四周大多是社会下层民众的房屋。生死之间仿佛只一线之隔。从这儿看过去，墓碑的楣顶挡住了屋子的后窗，那头由于路面远低于墓地的高度，烟囱正好藏在了纪念碑的后面。转过身来，只见屋内放着一只艳俗不堪的红色陶罐。墓地中潮湿的气味窜进了屋子，而里面的工人正坐在餐桌旁吃饭。透过窗子，家庭生活的片段历历在目。这片幽静的角落远离闹市区，与车水马龙的喧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每当散步来到墓园，便会看到孩子们撒着面包屑在喂麻雀，你还能听到有人在唱歌、有人在洗碗，或者孩子受罚而哭泣的声音。挂在晾衣柱上的衣物随风飘动，拍打着坟墓旁的雕塑，猫儿从楣梁上轻轻一跃，落在一只骨灰瓮上。当周围了无动静时，这些格格不入的景象和声音便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更让此地悲伤的氛围愈加浓烈。

灰衣修士墓园一直被猫儿们占领。一天下午，我看见多达十三只猫坐在建筑大师老米尔恩[63]墓边的草地上，个个毛光体胖，正悠然自得地眨着眼睛，看起来它们吃的可不是普通的肉类。老米尔恩生前就是与圣徒同唱圣歌之人，我们也希望他别太在意是谁陪在他的墓前，可我还是得承认此番情景确实不雅。我更愿意再往前走几步，抬头看看城堡和老城区的屋顶，以及教会大会堂的尖顶，它们井然伫立的身影印在天空中，仿佛经过精雕细刻，不偏不倚。身处教堂墓地总能饱览开阔的景观，望望天空，欣赏一下尘世的美景都能让忧郁的心绪得到舒缓。

曾经的一次游览一直让我念念不忘。那是一个阴沉的下雨天，一串串雨滴挂在草叶上，随着天气由阴转晴又变得阴雨绵绵，人们忙不迭地将衬衫裙子晾出来又气呼呼地收回去。那天，一个掘墓工和他的一个朋友——从乡下来的园丁，陪着我一块儿相继进入一个个墓室和小院落中，过去那些有钱人就把自己的骨头封存在里面，从此便独居一室。在其中一处，大概是神龛的东西下面，我们发现了一座弃置的人物雕像，雕工之细腻就连罗纹长袜这样的细节都栩栩如生，手里还捏着一张记录他去世时间的标签。他就像自己把自己关在他的贵族专区里，像个坏老头或是新的神灵秩序中被遗忘的无名小神，显得既可怜又可笑。牛蒡在他脚边肆意滋长，淅淅沥沥的雨水在他身旁滴答着，全世界都对他漠然置之，既不想知道他是谁，也不关心他曾何往。另一处是一座有拱顶的墓室，外表美观大方，而内部结满了蛛网，潮气逼人，阴森恐怖，能看到有三堆黑色的土丘，还有一根未掩埋的大腿骨。这看起来是一处家庭墓葬，与我们同行的这位园丁以前曾长期为他们家工作。这么说他就站在老熟人中间呢。“这应该是玛格丽特小姐，”他一边说着，一边友好地朝那块骨头踢了一下，“这是老……”每次在墓园中看见如此众多的坟墓，将早已遗忘的记忆永恒地保留下来，我总会有种不安的感觉，而那天却是最为深刻的。对待逝者，人们心中无论是泛起一丝略带讥诮的悲伤，或者是恶言相向，总会付出些代价。我渐渐觉得，适合于大多数人的铭文应该是玩世不恭的嘲讽——明天该你了[64]。如此一来，还有哪张吹毛求疵的嘴不能闭上，因为这样既承认了糟糕的宿命，又成功地还击了敌人。

灰衣修士墓园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墓园较低的一头以前立着一栋屋子，现已拆除。与我同行的掘墓工告诉我，这里曾发生过很多奇闻趣事。恶名昭著的盗尸人伯克，那个滥杀无辜并以每具五先令的价格贩卖尸体的刽子手，就曾坐在这栋屋子里，叼着烟斗喝着夜酒，透过窗户冷冷地观察着行进在草地上的送葬队伍。他还告诉我，较高处那座坟墓——想必老早就存在，但很显然刚刚修葺过，就是宗教改革期间约翰·诺克斯躲避骚乱的藏身之处。教堂背后是乔治·麦肯齐爵士[65]的陵墓，据说常常闹鬼。这位血腥麦肯齐在盟约派动乱时期[66]担任过大法官，写过不少关于宗教宽容的动人文章。上个世纪[67]，一位赫里奥特学校[68]的老校友曾在这里躲过了警察的追捕。与学校仅一墙之隔的灰衣修士教堂，威严地坐落在丛丛草坪间，每到成立日[69]，一大群孩子就会来到草坪上玩“围圈接吻”和“绕过桑树丛”[70]。因此只要那位逃跑者成功将自己藏在墓室里，他的老同学就能轻而易举地找机会给他送些吃的来。他可以安全地躲在这儿，等找到船再偷渡到国外。不过他的心脏也确实够强大，日日夜夜同那些死尸待在一块儿，还得担心警察千里迢迢对他穷追不舍。当一个人的灵魂已注定堕入地狱，无论多么奢华的坟墓都无法让他安息。墓门迟早会被开启，这时堕落者便会裹着令人厌恶的尸衣展现在人们面前。而要想叩开大法官的陵墓，让他抛头露面可真是个挑战，那需要超群的技艺。“血腥麦吭气[71]，有胆儿就出来！”几个愣头愣脑的淘气鬼在大声嚷嚷。但乔治爵士正忙着呢，继续和大伙一块儿静静地躺着——这位著文大谈宽容的作家，正是那个毫不宽容地残杀这些同伴的帮凶。

“伤心之地”[72]是墓园石碑上的一条铭文。想当年，约翰逊博士[73]只朝它挑剔地瞥了一眼，而在那些遭受麦肯齐迫害之人的记忆中，“伤心之地”注定是一片圣地。譬如这块平坦的石碑，它是满腔热情的人们当初签订盟约的地方。从教堂庭院一直延伸到劳里斯顿[74]的亭廊里，拘禁着来自博斯韦尔桥[75]的囚犯。五个月里他们的食物仅有面包和水，同时由警觉的射手严密看管，而等待他们的要么是被送上绞刑架，要么是被发配到种植园。处决在格拉斯广场执行，那令人心悸的军鼓声连在灰衣修士墓园里闲逛的人都能听到，将殉道者的声音完全淹没。除此以外，就在离乔治爵士最远端的角落里，竖立着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盟约派粗悍的诗文，以纪念此次纷争中的所有殉道者。无论是在艾恩格雷[76]或科尔莫内尔[77]附近的大雪纷飞中被射杀的泽地人，还是奥克尼群岛[78]的大海上溺亡的那两百人，或是美洲种植园里贫困交加、疲于奔命的盟约派奴隶，都在那座纪念碑上保有了他们的一席之地，要是恰好阴间的人们也喜欢听这些事儿，他们还可以夸口说自己和尤利乌斯·恺撒或法老们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一座纪念碑。他们在何处安息，我不知道。风吹云散，必定尸骨遍野！然而，其中一些人——或者说，仅寥寥数人—— 最终找到了通往光荣之墓的路。读者若想了解，不妨来听听其中一人的叙述。此人曾是他们生前的同志及死后的辩护者。除部分有争议的问题和一些旁枝末节有所删减外，余下部分保留了帕特里克·沃克[79]的原文：

“永生难忘的詹姆斯·伦威克[80]先生告诉我，他在利斯[81]与爱丁堡之间的加洛里[82]，亲眼见证了他们被公开处决，刽子手把全部五个人的脑袋统统敲碎，再砍下来，帕特里克·福尔曼[83]的右手也被砍掉。他们的身体全都埋在绞架下面，而头连同帕特里克的手则挂在普雷桑斯街口[84] 的五根尖桩上。……伦威克先生告诉我那也是他第一次参与公共活动，他召集了几个同伴抬着这些被害人的尸体，送到爱丁堡的西区墓地，”——这一次不是灰衣修士墓园——“将其掩埋。他们在城里各处辗转。……再把这五颗人头和那只手取下来。走到普雷桑斯街天就快亮了，于是他们加快了脚步。来到城南的劳里斯顿花园时，天已大亮，他们不敢再往前走，也无法按原计划把这些人头和他们的身体埋在一起。只要有一个人被发现就全都死定了。同行的一个朋友叫亚历山大·特威迪，当时是这些花园的园丁，他最终决定，就把头埋在花园里（先用布包好后装在一个匣子里）。从1681年10月10日被处决，到1726年10月7日被发现，他们在那里躺了四十五年差三天。在这之前，那块地已多年无人打理，一次园丁在挖沟时发现了他们。当时他被吓了一跳，因为匣子已经腐烂。花园主人肖先生决定把他们取出来，放在了自家凉亭的桌子上。肖先生的母亲十分仁慈，她裁了一块亚麻布给他们盖上。他们在那儿放了十二天，所有人都可以去看。刚才提到的园丁亚历山大·特威迪临死时曾说，这个花园下面藏着一件宝贝，但不是金也不是银。他的儿子丹尼尔·特威迪带我来到花园，告诉我他父亲在上面种了一丛白玫瑰，又在一旁的花园里种了一丛红玫瑰，它们比花园里其他任何花草都更繁茂。……许多人来”——看这些人头——“只是出于好奇。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其中不乏肃穆的善男信女，真诚关注我们殉道者的遗骸。我们其中六人决定在1726年10月19日将他们重新安葬，同时每个人要把日期和时间告知朋友们：星期三——大多数人被处决的日子，凌晨四点—— 大多数人去往他们安息地的时间。我们还决定为他们打造一口精致的黑色棺材，再找来四码长的上好亚麻布，就像之前那样。……就这样，我们准时开始了，把亚麻布对折一下，一半垫到下面。他们的下颌已经与头骨分开了，但因为都是年轻人，牙齿都还在。所有人都看见他们头上的窟窿，那是刽子手用铁锤敲破的。根据每个头骨的大小，我们把相匹配的下颌放回去，再拉起另一半亚麻布把它们盖上，最后拿些木屑把棺材填紧实。有人坚持要像革命时那样从城市的主要地段经过。但考虑到这样做显得轻浮而浅薄，不甚顺乎天意，我们没有同意，而自觉应严肃对待这既令人感怀又出人意料的、前所未有的上天安排。因此我们从原地出发，沿着往常人们送葬的路途前行，就是先顺着城墙根儿向东走，从布里斯托街口附近进入城内，沿路一直来到牛门街街头，再转进教堂墓地，然后把他们埋在殉道者的陵墓旁。我从未见过那么多人——男女老少、高官平民，全都聚集在这儿。”

就这样，那里最终成了“他们的安息之地”。只要人们担负起自己的使命，即便承受着莫大的误解，也会成为后世的楷模。无论他们是否安息在殉道者纪念碑旁，我们都确信他们自有天佑，总会找到一个平安的栖身之所。倘若我们如英雄蔑视死亡般面对死亡，那它便不再可怕。埋骨何处，无足道哉。尽管主教因信仰异端教义而被焚烧，但世人对他的怀念却能照亮心灵，让我们在墓园中安然漫步。因此在这片逝者的园地里，殉道者纪念碑是一个益于身心的好去处。当我们瞻仰它的时候，一股英勇浩然之气从脚下的大地向我们汇聚而来，长眠于地下的他们终于功成身退，用帕特里克·沃克的话说，已经“彻底退出了舞台”。

[58] 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1542—1587），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1542—1567在位），因信仰天主教而与苏格兰新教潮流相抵牾，逃亡英格兰后被幽禁长达18年，后被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下令处死。（译注）

[59] 天主教方济各会修士的别称，所穿会服为灰色长袍，故名“灰衣修士” （ G r e y friars）。（译注）

[60] 旧墓地是圣贾尔斯教堂墓地。（译注）

[61] 鲁比里阿克（Louis Francois Roubiliac，1702或1705—1762），在英国工作的法国籍雕塑家，英国四位最著名的洛可可风格的雕塑家之一。（译注）

[62] 小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 der Jüngere，约1497—1543），欧洲北方文艺复兴时代的德国画家，擅长油画和版画。1526年开始在英国工作直到去世。（译注）

[63] 约翰·米尔恩（John Mylne，？—1621），苏格兰著名石匠，他的儿子和侄子也都是颇有建树的石匠。（译注）

[64] 原文为拉丁文cras tibi。（译注）

[65] 乔治·麦肯齐爵士（Sir George Mackenzie，1636/1638－1691），苏格兰律师、大法官、散文及法律作家。（译注）

[66] 为反抗恢复了主教制的苏格兰政府的迫害，盟约派（covenanters）于1666、1679及1685年组织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均被残酷镇压。（译注）

[67] 指18世纪。（译注）

[68] 用爱丁堡慈善家、金匠乔治·赫里奥特（George Heriot，1563–1624）去世后留下的资金所创办的学校，始建于1628年，1659年开始招生，早期专门招收贫苦孤儿。

[69] 每年2月22日庆祝童子军创始的节日。（译注）

[70] “围圈接吻游戏”类似于“丢手绢儿”的追逐游戏，追上即要相互亲吻；“绕过桑树丛”是一种传统的唱歌游戏，所有人手拉手围成一圈，边唱边跳。（译注）

[71] 原文为儿语语音Mackingie，即“麦肯齐”（Mackenzie）。（译注）

[72] 原文为拉丁文infelix campus。（译注）

[73] 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即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 1784），英国著名文人，作家、文学评家、诗人、散文家，因以九年时间独力编纂《英文辞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1755）而获称“博士”。（译注）

[74] 地处赫里奥特学校南面。（译注）

[75] 1679年6月22日，苏格兰政府军与盟约派武装组织，在原拉纳克郡的博斯韦尔附近一座桥上展开激战，最终盟约派战败，约600人阵亡，1200余人被俘。（译注）

[76] 属苏格兰西南部的邓弗里斯－加洛韦行政区。（译注）

[77] 属苏格兰西南部的南艾尔郡。（译注）

[78] 苏格兰北方群岛，由70多个岛屿组成，首府为柯克沃尔，岛上保存有许多史前遗迹。（译注）

[79] 帕特里克·沃克（Patrick Walker，1666－1745），苏格兰传记作家，其作品大多关注盟约派的人物事迹。（译注）

[80] 詹姆斯·伦威克（James Renwick，1662－1688），苏格兰牧师，曾周游苏格兰各地布道，因拒绝宣誓效忠詹姆斯七世（英格兰詹姆斯二世），于1688年在格拉斯广场被处决，成为“最后一位盟约派殉道者”。（译注）

[81] 爱丁堡北部地区，因地处利斯河口而得名，北临福斯湾，是爱丁堡的主要港口。（译注）

[82] 位于今天爱丁堡的利斯大道（Leith Walk），意为“刑场”（the Gallowlee）。（译注）

[83] 五名盟约派殉道者分别是：罗伯特·加诺克（Robert Garnock，约1660－1681），帕特里克·福尔曼（Patrick Forman），大卫·法里（David Farrie），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uart）和亚历山大·罗素（Alexander Russell）。（译注）

[84] 地处爱丁堡老城区以南。普雷桑斯街曾是从南面进入爱丁堡的主干道。（译注）

新城区

——城市与乡村

对新城区求全责备，和对老城区褒扬有加自然是一回事儿。这一地区已首当其冲地被名声赫赫的当局视为建筑风格的反面典型。关于这个话题可说的或许有很多，确实也已经说了不少。而在那些单纯的人看来，任何东西只要能让他们满意便是好的。对他们而言，爱丁堡新城不仅让人轻松愉悦，而且风景如画。有一位老船长，对关于崇高和美的原则一无所知，却曾经提出他最富文采的天堂概念：“爱丁堡新城，在和风吹拂下有如自由之地。”如今他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所有优秀的水手都被赐予了歌词所描绘的好天气，或许他的思绪飘得还更远。我曾见过这座城还算壮丽的景象，也曾怀着伤感的心情同那位老水手握过手。然而那时确是风和日丽——湿润的空气由内陆山区飘散而来，花园谷中传来雄壮的军乐声，旗帜在王子街的宫殿上高高飘扬。的确，对于一个在奥克尼群岛备受挫折的人来说，还能历经怎样更加宜人的景象呢？这样的日子里，整个山谷笼罩在惊艳的节日气氛中。一切（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的意思）仿佛有些不可思议。这就是巴黎应该成为的样子。这里风景优美，最适于漫不经心的户外消遣。它注定是谐歌剧[85]中社会的理想呈现。可以想见，若不是气候怡人，所有上流社会人士怎会在傍晚的清凉中涌入这些花园，一边聆听着欢快的音乐，一边呷着可口的饮料，看着月亮从亚瑟王宝座背后徐徐升起，照在山谷间的教堂尖塔上、纪念碑上和苍翠的树梢上。哇！ 第二天一早，雨水泼溅在窗玻璃上，路上行人在迅疾的风暴来临前，沿着王子街纷纷散去。

无可否认，初始设计方案并不完善，而且缺乏远见，未能充分发挥该地区的潜力。设计师是城市的笼中之鸟，根据他的布局，这座现代城市可以看到街景，而且也只能看到街景。乡村并未纳入他的规划，他甚至从未抬眼朝山区看一看。假如他当时的决定不是这样的话，北部山坡上的每一条街道或许就会变成风景壮丽的观景台，还能由此眺望更广阔的美景。但密密麻麻的建筑已将空地挤占殆尽，而许多房屋连朝向也都不对，就像那个手拿粪耙的人[86]，专注于并不值得观察的事物，就这样以前后颠倒的姿态倨傲无礼地立在群楼之间。总的说来，很多时候只能从阁楼的窗口或者路口的几个地方，才能够远眺城外那番别样的景致。然而，当你在不经意间走到一个拐角处，前方一条一里多长的下坡路段便一览无余，远处是树林与别墅，还有一片蓝色的海湾，而更远处则是连绵的山冈，这番景象或许更加令人惊喜。

弗格森[87]——我们爱丁堡的诗人，彭斯的榜样，有一次看见市集十字[88]一只蝴蝶，于是他触景兴怀，创作了一首无足轻重的小颂诗。这位涂脂抹粉的乡下人、玫瑰园里的花花公子，竟能越过喧闹的街市看到如此的远方。你可以想见一个年轻诗人会提供怎样的道德教益。而此地的与众不同，从这一奇特的事件中便可见一斑。在其他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饱览如此遥远的乡间景致。若是没在路上遇见一只蝴蝶，那你就只好瞥一眼远方的树了。这里的景色如同变戏法一般。朝拱门下窥探一番，再沿着台阶往下走，仿佛陷落到一个地窖里。进入小巷有一间脏兮兮的屋子，转身来到后窗边——看呐！一片豁亮开阔的风景正展现在你面前。转过街角，太阳正没入高地的山峦中。顺着一条小路的方向望去，航船正朝着波罗的海抢风航行。

乡下人站在山顶俯瞰爱丁堡是一回事，城里人忙里偷闲，眺望一下乡野风光，却是另一回事。这不失为一种对生活压力的缓解与释放。它可以激发有益的思考，让他回想起对大自然的漠不关心：在小跑着去上班的每一天，他都会留意到春天的绿色怎样在树林里焕发出光彩，田野怎样在移动的犁头下变成了黑色。哨声响起，车厢沉闷，视野狭窄，与之相关的事曾让我对人们纤弱的感官深感惋惜。你若能如人们在天堂里看见的那样去观察，你若拥有一双如想象中更优越种族的眼睛，你若能敏锐地注意到眼前几码甚至更远的事物——想想当你行走在爱丁堡的大街上时，这样游目骋怀的感觉多么惬意！或许你会在面临事业茫然时，在熙来攘往的城市中央驻足；或许正坐在山肩歇息的牧羊人也在看你，他的身后就是长满石楠的彭特兰丘陵；或许爬上榆树的小淘气会拨开树叶向你展示他那红彤彤的纯朴面容；或许，渔夫正操纵着舵柄在海面上疾驰，伴着风中桅帆的呼响，从安斯特[89]与五月岛[90]之间向你招手致意。

历史悠久与风景如画并非一回事，也丝毫不是因为老城长着一张怪异的面庞，才让新城看起来平淡无奇。实际上除了古宅，真不知有多少描述是可以用来共同形容二者的。同样陡然起伏的地面，几乎同样居高临下的地理位置，同样的社会阶层分化，这些在新旧两个城区都能看到。从东边通向王子街的道路跃过下卡尔顿山[91]的峡谷，宽阔秀丽的道路两旁林立着旅馆和办公楼。将目光投向矮护墙的方向，就能径直看到连接利斯街的那条阴暗狼藉的道路，同样的高楼面朝着两条大道。这一建于地窖之上、从头顶上方掠过的地区只是新城的一部分。打个比方，这就像在它自己孩子们的头顶上方漫步，而这就是每座城市和人类的方式。而来到迪恩桥，你就可以见到更加新奇的景观了。河水穿过岩石，在田园之间深深的谷底流淌，两岸的山顶上挤满了现代城市中最宽阔的街道和半圆街区，一座壮观的桥梁将两山连接起来。每天下午，私家马车在这里纵横交错，女士们则带着名片盒往来穿梭，履行着自己的社会职责。再往下还能看见一座小村庄，里面有磨坊和吐着水沫的河堰，这就是迪恩村。现代化改造的产物——高架桥横亘在头顶上方，拓展的城市安然如故，完整地跃过了闲适的当地人昔日的避暑胜地。每个城市在成长过程中都有小村庄的陪伴，曾经的爱丁堡也拥有不少，然而如今还能见到这样一个幸存者，而且就在你脚下几百英尺的地方，倒有些不同寻常。难道它是建在如今已被掩埋的赫库兰尼姆[92]之上的托雷德尔格雷科[93]吗？赫库兰尼姆最终消亡了，而阳光依旧照耀在迪恩村的屋顶之上，缭绕的炊烟依旧从烟囱里升腾而起。满身灰尘的磨坊工人来到门口，看看汩汩的流水，听听转轮的声响和棚屋旁的鸟鸣，或许再自己吹一声口哨，为这段交响乐锦上添花—— 对于全世界而言，仿佛爱丁堡依旧是城堡山上那个昔日的爱丁堡，而迪恩村依旧是隐匿在绿色乡间一里之遥的那个最宁静的小村庄。

不久以前，威严的大卫·休谟以身作则，从老城迁出，还把新家安在人们至今仍称之为圣大卫街[94]的地方——一个玩笑被一直传下去真是奇怪。城区并不大，一个放假的学童离家半英里就可以捅到鸟窝。有的地方还透着记忆里那片耕地的气息。这头有人刚刚听到山楂树上有只乌鸫，那头有人在夏日黄昏被叫去品尝草莓和奶油。而就在你现在居住的地方，是一片波涛般起伏的麦田。一个爱丁堡男孩的回忆，对这座城市而言，只是零光片羽。我欣然回望着那一层层花园围墙，那一次次在鸟儿啁啾的丁香花丛中的信步漫游，那一次次在亦城亦乡的朦胧地带的发现之旅。我想对于我和我的伙伴们，每一次远足抵达昔日村庄的尽头时，每一次在大街和广场的缝隙间发现寥寥几座简朴的村舍时，总有一种特别的兴味、一种浪漫的感受、一种犹如异域旅行的情趣。一条隧道通往苏格兰大街火车站[95]，列车在两个护卫的操纵下从漆黑的无底洞中飞驰而出。心里揣度着它有多长，想着高处那些笨重的高楼大厦和开阔的康庄大道。这一切，无疑在一个少年的脑海里留下了至深的印象。这是一条地下通道，尽管它位于一个更大的隧洞之中——比我们熟悉的安斯沃斯[96]小说里描写的还要大，然而“地下通道”这个名称本身就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似乎会带领我们在精神上更加接近那些我们爱戴的英雄，那些我们暗中渴望去仿效的恶棍。从王子西街花园登上古堡岩，将胜利之手拄上城墙，可以品味到一种颇具雅兴的浪漫。记忆中的乐趣仿佛豁然开朗，更多的风光和历险都一齐浮现在我的脑际。然而这其中却没有一样，给人留下的印象能与发现者的喜悦相提并论，与他对往昔、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缓慢变化的感悟相提并论。因此，我曾去探寻诸如坎农密尔斯[97]和水巷[98]这样的角落，或者布劳顿市场[99]上的那一小片村舍。这些地方与空旷的野外相比更具乡土气息，即便与高街那些最陈旧的楼房比起来也更具古朴之风。它们同弗格森的蝴蝶一样，也有种格格不入的古怪的气息，房屋的山墙和滋蔓的植物、屋外的台阶和磨坊的流水，都让它们看上去青涩单纯、朴实无华。一些角落里散发着像是乡村花园尽头的气味，每年四月我都在那儿度过。人们站在门口闲聊，或许他们在科林顿[100]或克拉蒙[101]就是这样的。

我们可能，也即将会让这令人难忘的乡土气息丧失殆尽。最后一棵榆树也在榆树街死去了，别墅和工人住宅区在城市边缘飞速扩张。我们可以砍伐树木，可以用毫无生机的铺路石将牧草掩埋，可以把抖擞的街道铺进困倦的居民区，我们还可能会忘记童年的故事以及曾经嬉戏的地方。但我们还有一些财富，即便是施工人员的躁怒和亢奋也不能将其彻底剥夺。除非自然的巨变将这座爱丁堡城堡颠覆，再将其中所有矫饰的建筑覆于尘土之下，否则没有什么能够铲除这些山岭。而只要我们的山岭与福斯河还在，我们就拥有留给孩子们的优秀遗产。比如那些巧夺天工的玻璃花窗（不用我们花一分钱）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当春天来临，山楂树开始绽放，牧场里散发出青草的味道，甚至在最熙攘的大街上，一名年轻人的眼睛都会被乡野山尖牢牢捕获，那颗心随即为着远行和纯净的空气跳动起来。

[85] 谐歌剧（comic opera），也称“喜歌剧”，是一种与正歌剧相对的歌剧种类。最早作为正歌剧的幕间剧出现，题材取自日常生活，音乐风格轻快幽默。17世纪末首先出现于意大利，18世纪盛行于欧洲各国，19世纪前半叶趋于衰落。（译注）

[86] 英国作家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的小说《天路历程》中的人物：“他从不仰望天空，只是手拿粪耙，埋头打扫地上的秽物。”（译注）

[87] 罗伯特·弗格森（Robert Fergusson，1750－1774），出生于爱丁堡的苏格兰诗人。（译注）

[88] 苏格兰许多城镇常常在集市中心竖立十字雕塑，象征君主授予的权威。（译注）

[89] 即“安斯特拉瑟”（Anstruther），法夫东南海滨的一座小镇，与爱丁堡隔福斯湾相望。简称“安斯特”（Anst’er）。（译注）

[90] 位于福斯湾东北方向，距苏格兰本岛约8公里。现属法夫行政区。（译注）

[91] 卡尔顿山西侧翠岭下的一段深谷。（译注）

[92] 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与庞贝和斯塔比亚一起因维苏威火山喷发而被湮没。（译注）

[93] 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一座城市，意大利语名意为“希腊塔”（Torre del Greco）。（译注）

[94] 位于圣安德鲁广场西侧，南端与王子街相连，据说是以大卫·休谟的名字命名。（译注）

[95] 其旧址位于现在的爱丁堡苏格兰街北端。（译注）

[96] 威廉·哈里森·安斯沃斯（William Harrison Ainsworth，1805－1882），英国历史小说家。（译注）

[97] 地处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东南面的利斯河东岸。（译注）

[98] 坎农密尔斯附近利斯河畔的一条小巷。（译注）

[99] 位于爱丁堡都柏林街北段东侧。（译注）

[100] 爱丁堡西南近郊，距市中心6公里。（译注）

[101] 阿蒙德河注入福斯湾河口处的一座海滨小村。（译注）

别墅区

我已多次听到罗斯金先生[102]对爱丁堡新城提出过批评，我们努力筑就的一砖一瓦几乎都未能幸免。其实，不少地方在多数时候也并不失庄重与威严。还有一些地方，正如我曾说过的，其混乱的建筑风格反而给人一种恰到好处的感官刺激。然而提起我们最近兴建的别墅，坦白讲，我已经准备好要与罗斯金先生同涕而道了，而他针对此事的慷慨陈词与高谈雄辩，也一定会招来嫉妒。

新建的别墅——这令人生厌的新东西——与日俱增。这些可怕的建筑物犹如野草般肆意滋蔓，遍布纽因顿[103]和莫宁赛德。本来轻松惬意的山坡为它们所累，每一幢都散漫地蹲在花园里，每一幢都被覆盖上了一层屋顶，犹如房屋举着一根根烟囱，再定睛一看才发现它们的本来面目。它们并非房屋，因其并非为人类的居住而设计，而且据我所知，其内部布局也极不符合人类居住的要求。它们也并非楼房，因为当每一处空间比例都严重失调时，你根本不能称其为建筑。它们不属于任何艺术风格，只属于一种令人遗憾的商业模式。

有些别墅的窗口与楼墙正面的尺寸都不成比例，难道竖立起这样一幢建筑物的成本就更低廉吗？把烟囱装错地方难道有利可图吗？与同样粗疏但大方得体的村舍比起来，建造一堆奇形怪状的东西能让劳碌又贪婪的施工者获利更多吗？坦率地说，并非如此。即便有考究的设计，施工过程中也会有偷工减料：用新伐的木材替代砖石，而把烟囱置于何处与通风并不相关，完全取决于外观是否漂亮。然而有一种丑陋总显得冠冕堂皇，就像野心勃勃的路西法[104]坠落阴间而丑态毕露。这些浮夸而艳俗的楼房，令人厌恶却不可轻觑，因为我们知道“傻瓜总是贸然闯入天使不敢涉足之地”[105]。然而他们却力图造就平庸的别墅，让它丑陋不堪，一无是处；他们奋力取得最庸碌的成就，以致一败涂地，声名狼藉；他们唯利是图，蔑伦悖理，为超越竞争者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尔虞我诈、蔽美扬恶；他们所做的一切，全都必然地发生在不列颠最和睦的地区之一——这也算是一种荣耀吧，尽管不那么值得尊崇却也不可多得。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劣质的楼房对生性敏感之人来说是一种折磨，可这些别墅让最淡定之人也深感厌恶。它对舒适的城市生活构成了威胁。建设浪潮沿着城市的边缘不断推进，简直大煞风景，我们必须走得比以往更远，才能呼吸到乡间的空气。倘若爱丁堡的全体居民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它大概会像个巨人那样站起身来，将别墅区付之一炬，让夜晚变得恐怖而狰狞，而建筑工人和他们的同伙将被迫劳作，像昔日的犹太人那样，一手持泥铲，一手握防卫短刀。一旦有一座这些砖石构建的奇观圆满完工，正义的偶像破坏者便会降落其上，立刻宣告它的终结。

很可能这些话会被一两个建筑商看到。要求他们聘请一位建筑师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会微妙地扰乱他们的节奏，而其成败也在于他们打算邀请什么样的建筑师。然而，就让他们随便找个建筑师随便挑选一幢“比例协调、布局合理”的别墅（而不是他自己的设计），并以它为样本尽情地复制吧。

[102]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作家及艺术批评家，著有《建筑的七盏明灯》、《现代画家》系列和《艺术的政治经济》等。（译注）

[103] 爱丁堡城南地区，距市中心约2公里。（译注）

[104] 即“明亮之星”或“堕落天使”。（译注）

[105] 最早见于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的诗作《论批评》。（译注）

卡尔顿山

爱丁堡新城的东面由一座陡峭的山冈守护着，它海拔并不高，矗立在城区的环抱中。老伦敦路从一旁经过，与另一侧新修的道路一同将它环绕其间。顺着岩石开凿的阶梯向上攀登，会发现周围尽是林立的纪念性地标。杜格尔德·斯图尔特[106]颇受礼遇，其纪念亭位置绝佳，建筑精美。较低的一个山隅上则是彭斯的缅怀之地。而纳尔逊[107]，这位名副其实的水手，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卡尔顿山最英勇的峰顶。这座稍晚竖立起的纪念碑，被形象地喻为望远镜和黄油桶。不仅如此，它也算得上最差劲的手工制品之一了。但最具特色的还要数那排未完工的石柱，人们叫它“现代废墟”，从四面八方都能一睹其壮观，甚至从海上眺望都会给人那样一种错觉。这排现代雅典石柱让爱丁堡饱受讥讽。原本是要将它建成一座国家纪念堂[108]，而它目前的状态于这个国家的某些特征而言，确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纪念堂。踞于山顶中央的是新旧两座天文台——旧天文台临山崖而建，一身古雅的棕褐色，而新天文台则是一座宏伟的古典穹顶建筑。这些纪念建筑物散落在绿色的草坪上，羊群徜徉其上，纵观大局。

眼前的画面让我陷入了沉思，想到名誉，想到对逝者不公平的待遇。看看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所获得的礼遇就比彭斯优厚得多。就在山下，修士门教堂墓地里躺着罗伯特·弗格森。他是彭斯艺术上的导师，年纪轻轻就因精神失常而去世了。倘若人们对杜格尔德·斯图尔特过赞誉有加，那么这位爱丁堡诗人也将会被人遗忘，这是最不公正的待遇。彭斯的拥趸，在苏格兰各阶层中当属再普通不过的一群人，然而他们的团结却是出了名的。他们急切地掩饰并隐瞒所有提到这个家伙[109]的地方，因为他曾是彭斯诗歌创作的传道人，直到彭斯成名时，其在风格和题材方面的影响还在延续。彭斯不仅在自传中对此有过零星的记述，承认这笔人情债，还为他在修士门教堂墓园的坟墓前竖立了一块墓碑。这么做可谓对得起艺术家的称号了，但一切都只是徒劳。关于彭斯的传记我几乎全都看过，但我不记得有哪一本未曾质疑过彭斯质朴的谦逊，要么就说弗格森为证明这位效仿者的原创精神而做出了自我牺牲。有一种愚妄的崇拜，总喜欢把莎士比亚与培根合二为一，将获得的那个更加强大的个体拿来膜拜。还有一类人，为了宣扬某个作家便要诋毁其他所有的作家。倘若这是为了取悦伟大的原作，那他们确实错了。任何为弗格森匡谬正名之人，最佳的方式就是静下心来走进彭斯的回忆，他会是这些逝者之中最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一个。

若要饱览城市风光，卡尔顿山或许是绝佳之处。从这里你可以一睹身处其中时无法看到的城堡。同样，你也可以看到别样的亚瑟王宝座。在气候温和的夏季，每一天都风和日丽。而这样的日子最适合到这里来散散步。微风从海上吹来，带着些许此地特有的清新，透着一丝凉爽，让这些纪念碑，尤其是这些超凡入圣之人[110]也心旷神怡。随风飘来一层薄雾，不知不觉中浓妆变淡抹，近前的景物依稀可见。远处的马瑟尔堡[111]海湾处于上风口，那里雾气甚浓。从阿伯莱迪[112]的沙丘到贝里克丘[113]，再到巴斯岩礁[114]，浓雾又变成了一团薄薄的海雾。

径直往下走便来到了卡尔顿山的南面，从这里可以鸟瞰皇家中学校园[115]以及卡尔顿监狱[116]的塔楼和庭院。新监狱规模很大，而它那城堡样式的建筑却颇显愚蠢。它孤零零地伫立在陡峭的悬崖边，常常被游客们欣喜地叫作“城堡”。从这里可以看到，一边是女囚们，像修女那样排成一排正在锻炼，一边是学校里的孩子们，正拖着自己的影子在奔跑嬉戏。山谷中矗立着一根巨大的烟囱，一直从谷底升至几乎与视线水平的高度，这是一座比纳尔逊纪念碑更加高耸，轮廓更为鲜明的宏伟建筑。向稍远处望去，那便是荷里路德宫了。可以看到哥特式的宫殿正面和损毁的修道院，身着红装的哨兵来回踱着矫健的步伐，从远处看仿佛一个机械装置。在经过宫殿内岗哨的途中，有一座尖顶小屋极为显眼，这里就是当年杀死里奇奥[117]的凶手逃离的地方，据传玛丽女王曾在这里用白葡萄酒沐浴以永葆青春。以慕斯恰特石冢[118]到敦彼迪克斯[119]一线为界，远处较高的山坡上散布着女王公园、圣玛格丽特湖以及延绵的索尔兹伯里峭壁。由此远眺，循着那土丘、石堆与陡坡的方向，便可见前方的亚瑟王宝座峰了，这是一座雄奇陡峻的山峰。再向右前方望去，老城中的屋顶和尖顶层檐叠影，一直伸向远方，堡垒巨大的身影和王冠般的棱堡剪影浮现在西边的天空中——此时大概是下午一点，太阳已上升到纳尔逊纪念碑的旗杆顶端，似乎近在咫尺。而在远处的城堡里，一声巨响过后，一缕硝烟从半月形的炮台内喷薄而出。这是报时的午炮，人们根据它来调整钟表，它的声响甚至传到了遥远的海岸边以及彭特兰丘陵的山区农场。若要尽览全景，还可以从这里纵深眺望车水马龙的王子街，而新城和老城之间的坡谷也同样一览无余——火车络绎不绝，北桥从铁路上方横跨而过，由鳞次栉比的桥墩支撑着，旁边则是一片葱翠碧绿的树木和花园。

卡尔顿山的北面，山势并不陡峭，景致也稀松平常。即便如此，仍然能够一览远处美景。卡尔顿山与新城区之间隔着一条沟壑——翠岭，当年烧死巫师以及举行骑马比武活动的地方。就在这里，博思韦尔[120]曾把他的马推下陡直的坡埂，从而吸引了玛丽那双明亮的眼睛。现在坡地上像是镶着马赛克一般，铺满了晾晒的被单和毯子，人们拍打地毯的声响不绝于耳。远处，城郊住宅区已延伸到利斯，它濒海而建，水面上帆樯林立，船只停泊在道路边。因奇基斯岛[121]上的白色灯塔在阳光下赫然醒目。从费里[122] 港到五月岛，福斯湾两岸渐渐开阔。对岸即是法夫郡[123]，一座座雾气缭绕的城镇沿海岸而居。隆起的山丘阻断了北望的视线，只能看到最远处的东方，天边的薄雾伏卧在开阔的海面上。这里是通往挪威的海路，对于帕特里克·斯本士爵士[124]与同行的苏格兰贵族而言，这是一条惨痛之路。顺着对面拉格丘[125]附近雾气弥漫的方向，可以看到阿伯道尔[126]，他们出海寻找苏格兰王后的起锚地。

遥遥无期，

妇可攸俟？

手执扇兮，

盼航归涘！[127]

即使从内陆远眺，大海的样子也会让人想到风暴或海难。那些利斯水手的妻子们，以及来自科肯其[128]的渔妇们，没有手持扇子无精打采地坐着，而是裹着头巾翘首以盼地聚集在港口。而她们的等待或许是徒劳的，勇敢的苏格兰人再也不会回来，这些船只也是最后一次出海捕鱼。自帕特里克·斯本士爵士从阿伯道尔启航以来，已经有不计其数的生命沉入北海！远处是奥德哈姆[129]，来自伦敦的渔船在此靠岸，这里还发生过劫掠者把戒指从女士手指上切下来的事情。离法夫岬几英里远的地方即是险象环生的因奇凯普[130]，现已建成一座灯塔。东面背风的海岸，就是马克尔巴克特[131]哀悼自己儿子的福法尔郡[132]海岸。

这些就是对几个主要地方的大致勾勒。它们因地面的偏斜而备受偏顾，它们每一处都出类拔萃、与众不同，它们繁复的细节与交错的光影呈现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画面。当你站在山顶，快速移动着脚步极目四望时，一切便盈盈在目，了然于胸。这样的景象富于万千变化，让人目眩神迷，倘若只是全神贯注于一个方向，那又会令你心神不宁。树篱中的一棵树，或是乡间小路上的一辆车，都会让你顾盼不暇。再看这边的城区：住宅区里正在门前玩耍的孩子们，远远望去都变成了小矮人；隐约还能看到人潮涌动的大街。一排排烟囱连绵不断地向山下的方向铺展开去，低矮的屋顶仿佛汇成了一片平阔的海洋，海面上巍然峙立着华丽的教堂尖顶。家家户户的窗口与屋顶宛若繁星，你会看到在其中一扇窗边移动的身影，或在其中一个屋顶上攀爬的烟囱清洁工。一阵疾风袭来，炊烟随之消散。报时的钟声响起，远近高低，交相映衬。低飞的鸟儿掠过屋脊，就像海鸟拂过浪涛。此时此刻，你身处这田园般的山坡之上，周围是低头吃草的羊群，还有默默注视着你的纪念碑。

某个晴朗的夜晚故地重游，没有月亮的天空一片黑暗，空气中飘散着点点霜花，疏落的星星点缀着苍穹。面对这番美景，你一定会像看到阿尔卑斯山那白雪皑皑的山峰一样兴奋不已。这一刻，孤身独处似乎才最完美，唯一的邻居就是那位耐心的天文学家。他正仰卧在天文台圆顶下，窥探着宇宙的奥秘。然而你的周围还弥漫着从城市传来的嗡嗡声，无数人不合时宜的脚步声，车厢吱吱嘎嘎的震动声以及有轨机车的铃铛发出的持续而尖锐的叮当声。大约一个小时之前，煤气灯刚刚打开，点灯人将城市点亮，从厨房到阁楼，每家每户的窗牖都亮了起来，辉映在暮色之中。山坡上的城区在苍茫的暮色中虽略显黯淡，却有四面八方无数的光点映照在马路和高大的建筑物外墙上。桥上的路灯静静地伫立着，而桥下的铁路上，移动的车灯在穿梭往返。灯光照亮了监狱，照亮了高处耸峻的楼群与城堡塔楼，也照亮了低处的翠岭和女王公园。它们层层推进，一直延伸至漆黑的乡间，它们列队步入利斯，照进远端的利斯码头。因此，灯光在漆黑的大地上绘制出一幅城市及其近郊的平面图，就像一个孩子用针戳出一幅布满小孔的画，再将它放在蜡烛前观赏。即便是最晦暗的冬夜也无法掩盖她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这富于创造力的奇幻设计。她始终如一地为彰显自己的美丽，在每一个黄昏照亮自己。仿佛是为了完成这个计划——或者说，仿佛某位挥霍成性的法老即将抵达邻近的海域和乡村——远在通往法夫郡的中途，因奇基斯岛上建起了灯塔，而朝着远处大海的方向望去，五月岛上也有一座。

当你眺望城堡山时，号令卫戍部队集合的鼓号声开始响起，空气都随之颤动。号声嘹亮，而最后一支高昂的乐曲，如同一颗星，升上天空又消逝在黑暗里，伴着军乐队的这支“天鹅之歌”[133]，一天的任务便圆满完成了。

王子街与卡尔顿山

爱丁堡全景

[106] 杜格尔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1753—1828），苏格兰哲学家、数学家，曾任爱丁堡大学教授。（译注）

[107] 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英国著名海军将领及军事家，在1805年击溃法国及西班牙联合舰队的特拉法加战役中中弹阵亡。（译注）

[108] 为纪念在拿破仑战争中阵亡的苏格兰士兵而建。以雅典帕特农神庙为蓝本，1826年开工建设，但由于资金短缺被迫于1829年停工。（译注）

[109] 指罗伯特·弗格森。（译注）

[110] 指纪念碑的主人们。（译注）

[111] 位于苏格兰东洛锡安西北海滨最西端，北临福斯湾，距爱丁堡市区约10公里。（译注）

[112] 位于苏格兰东洛锡安西北海滨，北临福斯湾，距爱丁堡市区约27公里。（译注）。

[113] 东洛锡安最北端城镇北贝里克的一座火山岩小山丘，高187米。（译注）

[114] 位于北贝里克东北方约5公里的福斯湾内。（译注）

[115] 始建于1128年，是苏格兰最古老的学校之一，位于牛门街东段以南。（译注）

[116] 1914年被索顿监狱所取代，其主体建筑已于1930年被拆除。（译注）

[117] 大卫·里奇奥（David Rizzo，约1533－1566），苏格兰女王玛丽的意大利籍私人秘书。女王的第二任丈夫达恩利勋爵（Lord Darnley，1545－1567）因嫉妒二人的友谊，纠集苏格兰新教贵族，当着玛丽的面将其杀害，据说身中56刀。（译注）

[118] 位于荷里路德公园东面芳草地的一个石堆，为纪念1720年10月17日发生在这里的一起杀妻案而筑。（译注）

[119] 现为荷里路德公园西侧一处居民区。（译注）

[120] 博思韦尔伯爵四世（4th Earl of Bothwell，约1534—1578），玛丽女王的第三任丈夫，本名詹姆士·赫本（James Hepburn）。（译注）

[121] 位于利斯以北约4公里的福斯湾内。现属法夫行政区。（译注）

[122] 地处利斯河入海口附近。（译注）

[123] 原文为旧称Fifeshire，现为法夫行政区（Fife Council）。（译注）

[124] 苏格兰民谣《帕特里克·斯本斯爵士》（“Sir Patrick Spens”）中的主人公。故事中，帕特里克·斯本斯爵士是一位资深航海家，受苏格兰国王之命在冬季出航挪威为国王求亲，归航时船只遭遇海上风暴而沉没，所有人葬身大海。（译注）

[125] 位于法夫东南海滨拉格村的一座小山丘，高290米。（译注）

[126] 法夫西南海滨村庄，南临福斯湾，东距本泰兰约5公里。（译注）

[127] 出自《帕特里克·斯本斯爵士》第20节。（译注）

[128] 东洛锡安西北海滨城镇，北临福斯湾，位于马瑟尔堡与阿伯莱迪之间。（译注）

[129] 北贝里克附近的一座小村庄。（译注）

[130] 位于邓迪以东18公里海域的一座岛礁，整体被灯塔所覆盖。（译注）

[131] 司各特小说《古董家》中的人物。（译注）

[132] 苏格兰安格斯行政区在18世纪至1928年间的旧称，首府为福法尔。（译注）

[133] 这里指军乐队一天中演奏的最后一支曲子。（译注）

冬季与新年

苏格兰方言里抱怨冬季寒风的说法极其丰富。“刺骨”“阴沉”“蜷缩”“萎靡”[134]是其中最常用的字眼，让人一听到就禁不住哆嗦。而我每次看到它们跃然纸上，就会联想到从本泰兰[135]和北部山区袭来的狂风在福斯湾上空肆虐，我几乎能听见风在烟囱里呼号。面朝北边，脸颊上只感觉到阵阵刺痛的亲吻。甚至许多地方的名字听起来也给人一种荒凉凄冷的感觉。我记得爱丁堡附近就有两处——考德哈姆和布洛威里[136]，这名字注定了当地居民的生存环境多么令人绝望。恶劣的气候为苏格兰语言赋予了丰富的词汇，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其诗歌的气质。贫困的生活，加之北方恶劣的气候，让人们习惯于柴米油盐的生活，也懂得了家庭的温情。由于气候的缘故，这里的诗人以擅长喝烈酒而广受赞誉。在苏格兰，但凡是歌手都有那么一两句词，歌唱闪耀的火焰和烈性啤酒：避开外面的狂风钻进屋，喝一口温热的东西暖暖胃——这样的福利，在他们生活的地方就像是家常便饭！

并非只有在乡下——牧羊人必须整日跟着羊群，在雪地里蹒跚而行——人们才过着这样的生活，在爱丁堡市区也一样，咱们爱丁堡的诗人弗格森，在作品中对它的描述远胜过其他地方。他年轻且心思细腻，我想象着他曾在天寒地冻中不由自主地溜到客栈的壁炉旁。爱情与他无缘——即使你觉得有缘，就连彭斯的爱慕者中最三心二意的那一个还更高贵些，所以这个可怜的孩子，根本无法缓解那些充斥在他诗句中的狂欢情绪。尽管至今这在他的家乡尤为普遍，狂欢作乐也是年轻人的嗜好，但他这样的品性也使他的声望打了些折扣。他细致入微地记录晚宴上人们的客套与寒暄，对饮酒之事大加赞赏，好像那是一种美德或至少是机智的表现。无度的纵饮、客栈雅间里暧昧的气氛、律师书记员们的纵情狂欢，本身并不能为充实的生命提供任何营养。弗格森却在这一连串的低级趣味中无法自拔，这并非他的选择，而是身不由己。一名具有诗歌气质而无宗教热忱的苏格兰人，仿佛天生就喜欢造访小酒馆。这幅生活图景也许有些让人沮丧，但在这样的鬼天气里，还能干什么呢？

只有那些感同身受过这等摧残的人，才可称是深切地懂得了咱们爱丁堡冬季的愁云惨淡。刮东风的时节，到处一片荒凉，丑陋不堪，体格羸弱之人身体往往吃不消。风刮得人精疲力竭，阴郁的天空让他们意志消沉。他们走在路上常常得背过身躲避那黯淡的阳光，而此时太阳已渐渐沉入那驱之不散的茫茫白雾中。夜长昼短，人们靠着微弱的煤油灯光完成大部分的工作，当然还包括所有的娱乐活动。道路像荒置的耕地般泥泞难行，人们却照样拖泥带水地来来往往，我总是惊异于他们怎能毫不犹豫地脱去衣服。与此同时，寒风呼啸着穿城而过，仿佛掠过一片空旷的草地。假如你彻夜未眠，便会听到它在头顶惊声尖叫，胡言乱语，像极了船只沉没和房屋坍塌时的声响。总而言之，这触目惊心的生活有时会让人从心底变得脆弱，任何人只要一看见客栈，想到火光中温暖的书房，那感觉就如同一个长期与大海搏斗的人踏上了陆地。

随着严寒的霜冻天气趋于稳定，爱丁堡人的生存环境开始有所改善。我们享受着亚寒带绚美的日落景色，靛蓝色的城市天际线印在鲜绿色的天幕上。风依旧凛冽，但空气中却多了一丝清爽，让人精神振奋。人们看上去也不再个个颓然沮丧，他们分属两派：一派是脸色青紫的“骑士”，肚子虽大却空空如也，隆冬已经让他们命悬一线了；另一派用新年的食物抵御严寒，时时提防着外面的冷空气，于是赶紧回到屋内的炉火旁。我记得有这样一个人，裹了三层生羊毛衣，再低的气温下也无懈可击。他总笑着跟人打招呼：“哦，这有人打喷嚏！”这些暖洋洋的家伙那副精神抖擞的样子，让蔫头耷脑的同乡们也颇受鼓舞。然而还有一群人，他们没有强健的体格，全靠勇气和乐观挺过寒冬。一天傍晚，霜冻的天气又值狂风大作，令人瑟瑟发抖。日落时分刚过，街灯的光晕在渐暗的暮色中一点点变大，只见一对小姑娘赤着双脚，迎着刺骨的寒风向东走来。其中一个大概九岁的样子，另一个顶多也只有七岁。她们衣衫单薄，凄楚可怜，而路面那么冰冷，难以想象有谁能够毫不畏缩地光着脚在上面走。可她们竟然踏着舞步走来，姐姐嘴里还哼唱着歌曲来给她们的舞蹈配乐。看到这一幕的那个人，在那一瞬间心里充满了苦涩，他当时颇感自责。这份自责也让他此后受益匪浅，而现在他怀着美好的愿望，再将其传递给他的读者。

终于，从爱丁堡到重重的山岭与平旷的乡野，变成了一幅银妆素裹的景象。如果夜里下起了雪，保姆会把孩子们从床上拽起来，一块儿跑到视野开阔的窗边，观察着大地的脸颊上所发生的变化。“啊，山上都盖满了雪，”他们叫嚷着，“冬天真的来啦！”这片寂静和眼前白茫茫的雪景让孩子们惊叹不已，他们说出了最恰如其分的咒语，这就是冬天。积雪的反光让天空更显明亮，所有的物体看上去都更近了。彭特兰丘陵变得圆润而耀目，天然岩石砌筑的堤坝像一条条黑色缎带点缀其间，起风的时候，山间雪花纷飞，宛若云朵。福斯湾夹在粉妆玉砌的洛锡安与法夫郡之间，像一条铅灰色的溪流，似乎可以一跃而过。这番景象不像在其他城市那样没半天工夫便消失了。尽管街道上人来人往，很快就被踏成了黑色，但乡间依然洁白如新，那远在几英里之外的雪景也只要一抬头就能望见。整座城市弥漫在难以名状的畅快呼吸中，充实的心在胸中轻盈地跳动。这是新年的气象。

新年是一个隆重的民族节日，也是家庭聚会和欢宴畅饮的时节。由于加尔文教徒多舛的命运，周年纪念日有时恰好不在星期天，而让人伤心的是酒馆在这天都不开门，从各家各户到大街小巷全都噤声无语，听不见歌声甚至口哨声，连老态龙钟的醉汉也总感觉有人叫他去教堂做礼拜。像是有两个要效忠的国王似的，苏格兰人就这样被左拉右拽，他们必须断事以理，还得小心翼翼地在每周一次的仪式与周年庆典之间找到平衡。我的一个朋友，隔壁住了一群愉快的音乐家，他们即是以这种方式等待着娱乐时间的到来。朋友听见他们在周日晚上十点开始调整乐器，自由的时间临近，每个人便把乐谱打开，有人已把琴弓搭在弦上，有人颠着脚开始倒计时，有人已迫不及待准备演奏。最近的教堂尖塔刚刚敲响第十二下钟声，他们就已开启了一部尘世的华章。

所有家庭里最近都流行一种葡萄干小面包。临近新年的几个星期，糖果店里陈列着一大堆苏格兰黑面包，这种又硬又黑的东西对人体可不好。店里还一圈圈地摆放着奶油酥饼，上面点缀着果皮或糖果，是献给这个季节与亲情的题词，其中最受欢迎的有“来自老烟熏”、“祝大家新年快乐”和“祝家中老人身体健康”。送货员常常要在崎岖狭窄的山路上经过半天的跋涉，才能到达蒂维厄戴尔[137]，终于在一座农舍前驻足，或来到花楸树丛中的幽谷庄园。当收到包裹时，老人们眼里泛着泪花，感动地为城里那些素昧平生之人做着祈祷。在这个季节，灾难与冲突之年即将来临的当口，人们意识到有必要进一步团结起来，强大这关系链。他们心里筹算着自己有多少朋友，像是在缔结战前同盟似的。每到清晨，祈祷的队伍越来越长，而缺席者的名字将会收归上帝保管。

到了那天，店铺全都和星期天一样关门闭户，只有客栈、玩具店和一些假日商店还开着。大家都盼着收到节日贺礼。邮差与灯夫在他们辖区的每一栋房屋上都留下一首白话诗，一并表达了他们的诉求和感谢。在苏格兰，不乏以细腻的描写和丰沛的情感反映社会现实的诗作，其行文也颇具力量。城里随处可见放假的男孩子们亟不可待地将手中硬币挥霍一空。可去之处不胜枚举，除了那些娇贵的上层人士，所有人都倾巢出动，挤满了大街小巷。四周传来举行圣礼时人们的问候，大家唱着“美好的往昔”，喝着威士忌，吃着黄油酥饼，这是新年的标准餐谱。初来乍到者一小时前见到那么多酩酊大醉的男人，还有些诧异，而这会儿刚过了晌午，连女人也不省人事了。在新年这一天，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士一块儿开怀痛饮，和星期天去教堂一样，都是应尽的义务。有的人已经攒了大概一整月的酬劳，为的就是去角逐这份一年一度的荣誉。许多人衣兜里揣着瓶威士忌，遇着素不相识之人便上前劝酒，弄得泼泼洒洒，好不尴尬。千万别长时间地观察车夫，否则你会手足无措，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在水泄不通的街道上，必须谨慎驾驶。新年的信众有的独自一人，有的手挽着手，有的缄口不语，有的喧哗吵嚷，在大街上川流不息，摩肩接踵，时而还有人摔倒，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夜幕降临，许多人已上床休息，或者去了警察局，街道显得宽阔了不少。头戴假面以及新年第一步[138]这类习俗，如今除了乡下已十分罕见。等到钟声敲响，有人在特隆教堂的围栏内宣布新年的到来，人们才开始在各自家中欢宴畅饮，城市也渐渐恢复了平静。然而，想想这一大堆高楼里，尽是空洞的鼾声、空虚的头脑和空空的口袋！

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爱丁堡大学曾是他们打雪仗的战场。他们打得声势浩大，其中一次竟演变成了暴乱，甚至动用了军队，这次暴乱也因此被载入史册。可我担心这个伟大的时代即将终结。甚至在我上大学那个年代，人们已开始变得小家子气。溜冰和滑雪现在越来越受青睐，而冰壶这一苏格兰民族的天才创造也不大可能被摒弃。既然吃苏格兰黑面包是爱国的体现，那么扔冰壶也不该排除在外。爱丁堡又长又陡的马路最适于滑雪，淘气的孩子们可以一路兴高采烈地滑着去上学；差役的工作也变成了假日娱乐。至于溜冰，很少有城市愿意慷慨提供场所。位于亚瑟王宝座南面峭壁下的达丁斯顿湖，夏日里一片蔚蓝，不时从芦苇丛中游出一群天鹅，到了冬季它便成了一块天然溜冰场，与卧在绿色海岬上的乡村教堂连成一体，村舍的炊烟从浓密的树林间升起。教堂门前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监狱，有罪之人的苦修之处，附近有一块时代久远的上马石，人高马大的地主和农夫们就踩着它爬上马鞍。这里也是普雷斯顿潘斯战役[139]前查理王子过夜的地方，布罗迪会长或者他的团伙，在切瑟尔宅邸盗窃案之前曾从这儿偷走了一把犁刀。湖对岸的高处是克雷格米勒城堡，它与斯图亚特[140]的崇拜者颇有渊源。到了夏天，爬上亚瑟王宝座，达丁斯顿湖的景色很值得一看。不过找一天时间到这儿来溜溜冰更值得一试。人们挤在冰面上轻快地滑行，优雅地前倾着身体，动作千姿百态。人群时而散开时而聚拢，如流水般穿梭着。在半英里之外就能听见冰刀摩擦冰面的声响。夜幕降临，一个个身影渐渐融入暮色之中，来来往往的黑影最后揉作一团，在湖面上缓缓蠕动。没过一会儿，亮起了一支火把，火光迅速划过冰面，画出一道黄颜色的光。接着，火把悉数点亮，点点跳跃的火光弥漫在整个湖面上。

[134] 原文为苏格兰方言snell、blae、nirly和scowthering。（译注）

[135] 法夫西南海滨城镇，南临福斯湾。（译注）

[136] 地名字面意思分别为“寒冷的家”（Cau l d h am e），以及“不厌其烦地刮风”（Blaw-weary）。（译注）

[137] 地处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南面的利斯河南岸。（译注）

[138] 新年午夜后由高个子黑头发的男性第一个进入家门，被认为可以带来好运。（译注）

[139] 查尔斯（即“查理王子”）为恢复斯图亚特家族的王位，发动了1745事变，在高地氏族和詹姆斯党支持下，于9月21日在爱丁堡附近的普雷斯顿潘斯打败苏格兰唯一的政府军。（译注）

[140] 即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译注）

漫步彭特兰丘陵

爱丁堡市区东、西、北三面临坡而望，地势渐缓，北与大海相连，东有哈丁顿肥沃的农田，向西则是林立斯戈的矿区。唯有南面依山，不断攀升的丘陵居高临下，不仅超越了城堡的高度，就连亚瑟王宝座也相形见绌。四周风光独具：稀稀落落的灌木丛、高低错落的石墙；林木蔚然可观，欣欣向荣，但往往有着北方树种的习性，茁壮却树叶稀疏；处处河流密布，埃斯克河、利斯河、阿蒙德河一路风尘仆仆，在峡谷间蜿蜒流淌；几乎从每一个角度都能一瞥远处的大海与层层山峦。然而，这里的风光虽这般多姿多彩，大部分景致却并不出奇，只有南部连绵的群峰和广阔的视野，才能彰显它的卓然不群。

从巴勒缪尔黑德（弗洛登战役[141]前苏格兰军队的营地）开始，道路顺着漫长的山坡向下延伸，到了两山之间的山脚，有一个税卡。通过税卡，一片空旷的原野随即展现在眼前。就在我写下这些词句的同时，这里的一切在世事变迁中依然是一副古老而陈旧的模样。凿子在一排新建的房屋上叮当作响。这些盖房子的人曾跨过关卡去外面的世界冒险，因此曾一度受人尊敬。现在他们像一群脱缰的小马驹，在这清新的牧场里继续自己的事业。当年比肯斯菲尔德勋爵[142]提出要绞死一名建筑师，以杀鸡儆猴，如今有人看到这一片片在劫难逃的草地，便想如法炮制来威吓这些盖房子的人。看来要想保护哪怕一小块绿野免遭破坏，终须一场公开的较量。就在这里，过去立着一副绞架，上面用铁链吊着两具尸体，周围乌鸦环伺。我小时候曾见过路中间有块平板石，是用来固定绞架的。喜欢凭空想象的人不仅自己相信，还竭力说服别人相信这块石头在日夜低泣，他们肯定还要继续解释说，因为这俩人仅仅只是偷了四便士。

继续前行，经过一条大约两英里的上坡路、一段夏日中漫长炎热的跋涉，便来到费尔迈尔黑德税卡附近的山顶，四条道路在此会合。此地的确名副其实[143]，微风拂面，令人心旷神怡。山谷对面，群山近在眼前。柯克耶顿山崖上，秃露着数条笔直细长的岩壁，从遥远的法夫都能看见。从此处看阿勒缪尔最为高峻，树林和耕地一直顺着山坡向上攀延。桥拱随着山势在无尽的峡谷间、陡坡上起伏，周围散落着斑驳的石楠和蕨草。高处山丘弥漫着纯净的空气，而丘陵植被则散发出阵阵山野的芬芳，整个山林笼罩在清新怡人的气氛里，而在税卡附近竟能听见杓鹬呼唤同伴的声音。到了迁徙的季节，海鸥便要离开那浪花四溅的海岬，海鸟同山雀全都聚集在费尔迈尔黑德附近，一同觅食，一同啁啾鸣唱。这些长着翅膀的野物在空中交错盘旋，海鸟掠过树梢，在田野里的犁沟间“渔食”。只要在自己的天地里翱翔，这些小小的飞行物便无拘无束。它们和水手一样，靠岸时只要能填饱肚子就心满意足了。

低处是一条小溪，虹桥从溪上跨过。这地方有个乳牛场，而以前曾是一家威士忌酒厂。故事发生在上世纪[144]，酒厂老板与一位来访的估税员私交甚笃。估税员性情随和，是个友善之人，热衷于交游宴饮之乐。他时不时便要徒步从爱丁堡出发，来检查一下酒厂的库存情况。他倒是很乐意可以借工作之便去探望朋友，但不幸的是他的朋友可能会因为他的屡屡到访而日益亏损。一如往常，估税员爬到费尔迈尔黑德附近，从兜儿里掏出他出行必带的长笛，将它组装好便英姿飒爽地吹起来，仿佛是面对美景有感而发，自娱自乐。“翻越重山的远方”[145]大概是他最喜欢的曲目。第一个音符响起，酒厂老板就竖起了耳朵——这是费尔迈尔黑德的笛声？这是“翻越重山的远方”？一定是他那友善的敌人——估税员来了。即刻备马，将一桶桶威士忌一股脑儿装上马车，向希尔角飞驰而去，把酒埋在柯克耶顿北面苔草丛生的峡谷里。而与此同时，不出所料，厨房里正烹制着肥禽美味，里屋的餐厅也用最干净的桌布布置一新。吹完长笛过完了瘾的估税员没过一会儿便信步而至，一副天真无辜的模样。他发现虹桥上的伙伴们对他的到来完全始料未及，不过仍然很高兴见到他。老板的酒与估税员的长笛凑在一块儿，往往能促进消化。到微醺之时，二人再次以一曲“翻越重山的远方”，伴随着相互心照不宣的眼神，结束了当天的晚宴。无论如何，现实中确有这样一个关于私运货物的故事，充满了几近田园般的淳朴色彩。

由虹桥往前不远，右边的空地上竖立着的一块石头，乡民都叫它“凯将军纪念碑”[146]。据他们说，远在某个混沌的史前时期，一位叫凯的军官战殁于此。这个日期倒挺可靠，因为我估计严谨的作家们都不曾对这位将军的英雄事迹有过记述。然而这块石头却与某种独特的土地制度有关，而自封建社会以来，形形色色的土地制度就一直残存延续至今。每当有统治者途经此地，土地所有者就爬到石柱顶上，手拿小号，极尽自己的音乐本领吹奏一首嘹亮的乐曲。所幸对一个名门望族而言，国王或女王在彭特兰丘陵并没有什么大的产业。但这个故事却给这块石头平添了几分滑稽的色彩，让路过的人有时也忍俊不禁。

迷信之人尤为珍视这一地区。曾经在附近可米斯顿的后门，有个赶路的马车夫见着一位由此经过的女士，她身着白衣，“脚穿一双炫丽生辉的鞋子”，恶狠狠地瞅了他一眼便无影无踪了。正前方就是猎人幽谷，原来是一家路边客栈，不久前刚刚有魔鬼亲临。本地居民曾因为撒旦的到来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哀号的声音震撼着楼房的每一个角落，他敲打着门窗，在三更半夜将杯盘碟盏翻个底朝天，在屋顶上跳着亵渎神明的舞蹈。人们使出浑身解数调用所有的灵魂净化剂；上帝选择的牧师们也已经从爱丁堡召集而来，持续不停地做着祷告；虔诚的邻居整夜未眠，吟诵着圣歌，喧声四起。然而撒旦却对这一切熟视无睹，他只关心山顶吹过的风。为恶多年之后，他才转而关注其余的人类，猎人幽谷终于恢复了平静。正是因为凯将军和那位白衣女士，还有这次诡异的灾难，街坊四邻为太阳神话的缔造者们供献了一流的设施。故事里的人倘若全然罔顾驱魔派作家的劝诫，那就只能时时处处风声鹤唳，虚惊自扰了，“那样的夜晚”总会让他的欢乐时光戛然而止，正如彭斯所说——

“那样的夜晚连吃奶孩子也懂事

他知道魔鬼正在把人吃。”[147]

要是他们带上圣经，通宵达旦坐在荒凉的山坡上，声音颤抖地唱着赞美诗，这时肯定能听见世上最恐怖的鬼泣神号。夜风敲打着大门，在屋顶上朝他们手舞足蹈，越过山棱发出的阵阵号叫笼罩着村舍，如同审判日来临一般。

继续下行穿过一个山谷，开始朝彭特兰丘陵的主峰攀登。一幢白色的农舍置身于古树的环绕中。不远处的幽谷中烟雾升腾，微风拂过，层层树叶如水波般荡漾。抬头仰望，笔直的山峰耸入云霄。周围传来一阵嘈杂声，大约是放羊出圈的时候，羊群在咩咩地叫着。夏日的清晨，天刚蒙蒙亮，犬吠之声或牧羊人的吆喝声便把你叫醒了。这里是斯旺斯顿，村子就藏在背后看不见的地方。

这片谷地与城市直接相连。很久以前，这片世外桃源因为有丰富的泉眼与水潭而被一位爱丁堡的地方官所收购。他们建好房子，铺好管道之后突然发现，这地方很适合开发为政府官员郊游地。有了这个构想，地方官随即开始筹措资金。计划很快就实现了，爱丁堡也很快有了一个可以夸口的市政娱乐场所。山谷被改造成花园，平原与山谷之间阻挡着海风的山丘上，盖起了一幢能瞭望群山的农舍。他们带来了当年修缮圣贾尔斯教堂时遗留下来的卷叶式凸雕和动物造型的漏嘴，把它们布置在山墙、门楣上，以及花园周边。而他们当时采集建筑材料的采石场，则种满了铁线莲和玫瑰花，犹如覆盖着一张华丽的地毯。如此大动干戈，只为赏心悦目。而为了满足物质享受的需求，他们又在山中筑造了一个宽敞的地下室，室内用大块儿的粗凿毛石垒筑。随着时间的推移，树木渐渐长高，绿荫遮蔽着山丘上的农舍，各种常青树也发荣滋长，山谷变成了密林。在这里，这些位高权重的官员终于如释重负，将城市生活中的追名逐利抛诸脑后。他们戴着三角帽在花园里信步漫游，在冬青树丛中往来穿行，手持权杖一边走一边在地上比画着，像是在书写某种密码符号。到了晚上，高处山岭上的牧羊人透过茂密的树叶望去，一扇扇窗通明透亮，远远还传来这些城里来的显贵们高歌欢唱的声音。

斯旺斯顿农场则更为古老，起初它是怀特柯克修道院的田庄，红衣修士在此耕作居住。宗教改革之后，田庄转给了一户虔诚的清教徒人家。在盟约派动乱时期，彭特兰山上举行了一次骑士宗教集会[148]，农场夜不闭户，热情迎接着前往的人们。奶酪和燕麦饼、牛奶与白兰地塞满了橱柜。做礼拜的人们抓紧仪式的间歇从山上接踵而至，就像参加现代舞会的伴侣在两支舞曲的间歇来到餐厅。在1745年事变[149]中，查理王子军队中劫掠成性的高地人在拂晓时分突袭了斯旺斯顿。已故农场主的曾祖父当年还是孩子，睡梦中床上的毯子突然被人扯掉，方才猝然惊醒。直到年迈时，他还记得那些人凶悍的长相以及满口的污言秽语。乳牛场的搅拌桶里盛满了奶油，他们就欣喜若狂地拿它制作麦片粥。“这可是上好的麦片粥。”其中一人说。最后他们终于逃跑了，离开时像骆驼一样肩扛背驮着掠夺而来的赃物。斯旺斯顿农场也自那时起偏离了历史的轨迹，而我也不知道它将何去何从。阴霾的日子里，云雾笼罩着山冈，屋子里阴郁的气氛令人黯然。而到了炎炎七月，花园则是你能想到的最完美的去处。园中曲径通幽，散布着鲜艳的旧式花圃，花园尽头有一座微缩的山谷，谷中藤蔓攀结，绿苔如茵，瀑布叮咚作响，茂密的树叶遮天蔽日。

背后的小村庄却毫不起眼，仅有寥寥几座农舍伫立在小溪边的草地上。一些人家（苏格兰的一件怪事儿）整洁的室内布置已成为人们效仿的榜样。床铺用拼缀的布料做装饰，橱柜里整齐地陈列着垂柳图案的盘子，地板和桌面用刷子或白色管土收拾得光亮如新，家里唯一的水壶更是擦得锃亮如银。这是残留于乡间的遗迹，映射出一个知足而恬淡的旧时代，这里没有奇闻逸事，没有灯红酒绿，家中之事即是一门艺术。每天傍晚，屋内灯火闪烁，熠熠生辉，这时女主人正双手交叉凝视着她刚刚完成的画作。屋外风雪肆虐，而她待在自己的家里，也就躲进了温馨的港湾。城市远在千里之外，不过附近就是鲍先生[150]创作爱丁堡远景画的取景地（这幅画也收入了本集，只要看看这幅蚀刻插图[151]，就会发现它近在咫尺）。然而这里的山与这里的人也并不是能轻易改变的。假如你在夏季的某个星期天来这儿散步，牧羊人很可能会让他的狗来咬你。这时一定要镇定。这些牧羊犬在准备攻击的时候看上去很可怕，但其实并无恶意，而且只是先朝你汪汪叫几声，然后就趴在你身边的草地上，对主人的使唤也充耳不闻。

柯克耶顿是整座山脉的东北支，彭特兰丘陵由此向南面和西面不断延伸。站在山顶远眺，广袤无垠的平原缓缓伸向大海，远山形态各异，变幻莫测。法夫与皮布尔斯的山丘、兰默缪尔与奥希尔丘陵磅礴起伏，远影如黛。回望彭特兰丘陵，石楠丛生的群峰间镶嵌着一汪波光粼粼的池水，而山的那一边却是一片荒芜，仿佛看到了加洛韦[152] 或阿普尔克罗斯[153]。向北瞭望如同一次旅行。远处的低地上矗立着爱丁堡的身影，晴朗的日子里也雾霭重重，周边城镇向四面延绵数英里。朦胧中隐约可见屹立在城市中央的古堡，而不远处，亚瑟王宝座却赫然醒目。环顾四周，一片片耕地与一丛丛树林、一座座烟雾缭绕的村庄和一条条白色的乡间道路，在崎岖的大地上错落起伏。出城的火车沿着铁路缓慢爬行，小船在福斯湾里迂回前进。巨大的云朵遮天蔽日，阴影随风移动，似乎足以将整个教区吞没。山风吹拂着树林和玉米地，泛起层层波浪，涌动着阵阵变幻的色彩。此时不妨席地而坐，就像朱庇特坐在奥林匹斯山上那样，远远地俯瞰着人间的生活。此刻的城市如同一座空城般寂静：站在山顶，没有一丝说话声或脚步声从嘈杂的大街上传到你的耳朵里。海上的浪花、庄稼汉的呼唤、潺潺的小溪与磨坊里的水轮，伴着鸟鸣和风声，合奏出一支生机勃勃的协奏曲，在平原上空回荡；田野间鸡鸣犬吠之声此起彼伏。站在这座“奥林匹斯山”上侧耳聆听，除了火车低回的嗫嚅，整个世界陷入了一片岑寂，忙碌的城市和乡村都变得安静了。叽叽喳喳的山雀、咩咩叫的羊群、在枯草间低吟的微风，仿佛都不愿打扰这份宁静，而只是默默相伴。但这一切对虔诚的灵魂来说，他听到的是一曲为昔日的人们和田园而作的音乐，是一席对人类命运的沉思之言。塔楼林立的宜居之城、海上的航船、阡陌纵横的沃野、低头吃草的牛羊，以及那井然有序的公路，这一切都在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人类创造的充满活力而舒适的生活。或许今日的你是那样木讷愚钝，对身边的事物那样漠不关心，但只要你置身于这景色中，一股力量就会让你精神焕发，并神采奕奕地投入劳作中。

正下方就是费尔迈尔黑德，能看见屋顶以及冒着烟的烟囱，两条和细绳差不多粗的道路在一丛树林旁边交会。不知你是否还记得前面那个故事里的估税员，这位老先生呼吸着山上清爽的空气，先是手口配合，用他的风笛吹奏出了清晰的音符，然后又高唱起他喜爱的歌词。一想起他，思绪就会被带到“翻越重山的远方”那路途迢迢的旷野。从这里看到的爱丁堡不再是那个矗立在一隅之地上的城市，此时你若是一位俯视地球的主宰者，将会看到整个欧洲以及深邃的大海都环绕着她。因为每个可到之处，都是世界的中心，道路由此通达四方，航船由此驶向彼岸。教区的边界并不比帝国的疆界更虚幻，一个人坐在自己的书房里秉笔疾书，一座城市便因此声名远播，她的面貌便为人所知。不论走到哪儿，中国或是秘鲁，爱丁堡人总会带上那些无法抹去的记忆——心中生动的画面——城堡峭壁上的落日余晖、那些雪景或是错落交织的街灯，在辛劳工作的间歇欣然回味一番。假如他们有缘遇到这本书，即可看到更多家乡的写生了；假如他们还能认出自己曾经住过的房子、曾经走过的街道，将会感受到些许温情。

从司各特纪念塔上眺望爱丁堡城堡

[141] 发生在1513年9月9日英格兰北部诺森伯兰郡的一场战役。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率军入侵英格兰，被萨里伯爵领导的英格兰军击败，詹姆斯四世战死。（译注）

[142] 即第一代比肯斯菲尔德伯爵（1st Earl of Beaconsfield，1804—1881），本名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作家，曾两次担任英国首相。（译注）

[143] 该地名意为“方圆一英里天气怡人的山头”。（译注）

[144] 指17世纪。（译注）

[145] 一首传统英文歌曲，最早出现于17世纪，至今有多个版本传唱。（译注）

[146] 一座高约2.7米的纪念石碑。一说它是皮克特人与罗马人的战争遗址，另一种说法认为它可能是新石器时代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译注）

[147] 出自彭斯的长诗“汤姆·奥桑特”（“Tam o’Shanter”），王佐良译（《彭斯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页）。（译注）

[148] 查理二世复辟后，苏格兰盟约派在山区秘密集会布道，遭到残酷迫害，导致1666年的武装反抗。盟约派最终在彭特兰山区被击溃，史称“彭特兰起义”。（译注）

[149] 为恢复斯图亚特家族的王位，1745年7月23日，查尔斯（即“查理王子”）登陆苏格兰埃里斯凯，在高地氏族和詹姆斯党支持下进攻爱丁堡，并取得节节胜利，直到1746年4月16日的卡洛登沼泽战役，查尔斯战败并流亡国外。（译注）

[150] 塞缪尔·鲍（Samuel Bough，1822—1878），出生于英格兰的风景画画家，其绘画生涯大部分都在苏格兰度过。（译注）

[151] 本书初版插图之一。

[152] 苏格兰的一个行政区，属邓弗里斯—加洛韦行政区。（译注）

[153] 苏格兰西海岸的一个半岛，属高地行政区。（译注）

译后记

张寅找到我说要译这本书时，确实给了我不小的惊奇。

惊奇他试译段子中辞采华美的笔锋，惊奇他作为英文教师不露声色的低调，也惊奇他偏偏挑了这本《爱丁堡笔记》，让我有幸在与他将本书付诸出版时，又拾起关于那里的一点一滴。

这是一本将爱丁堡讲述得酣畅淋漓的书——史蒂文森生于爱丁堡，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法律系，一生为肺病所扰，周游各地养病，却无时无刻不牵挂着故乡。本书是他致礼故乡的作品，而专论爱丁堡的也仅此一部。正如一句评论，“在史蒂文森献给故土动人的书中，浪漫与罪恶并肩而行”。他的书似一幅带着理想色彩的地图，随着历史之线索，徐徐铺开各个区域的面貌、逸事，又有如寄向故土的信，毫无美化矫饰，字里行间都是未尽的念想。作者之博闻广识，让书本饱含思想灵光与珠玑之语。

而对译者而言，翻译一名律师出身的作家复杂的句子结构、差异细微的词汇，加上频繁穿插其中的苏格兰方言，并不是手到擒来的易事。从三月末到今日出版之时，张寅在这本书上耗费了大量心血。一部分在于查实相对冷僻的史料与短语，一部分在于还原作者细腻的手笔与情感。为了不折损书的真实性，他在考察史实方面极为严谨，一个人名要来回核实几次；编书期间的批注，其实大多是想法，他却一一作答，有些回答其周详细致实在令人赞叹不已。在遣词造句上，更可谓辞趣翩翩又妥当切中，读来像是一位极熟悉作者之友人的悉心笔耕。尊重最终结出了值得信赖的果实。

将这样一本译作推向出版，无疑是极具价值的。不仅重在怡情理性的层面，还重在于这个随着人际关系、道德伦理与物质环境变迁而来的故乡观念瓦解的时代，重新挖掘“人”与“故乡”的关系，远行者与记忆中老城烟雾、钟摆嘀嗒与渐次点亮的街灯的关系。沈从文曾写道：“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在故乡逐渐消失的年代，有多少人如史蒂文森于爱丁堡、乔伊斯于都柏林一样终生游离，又有多少人能如他们一样，愿意驻足稍许，诚挚地向自己心灵深处张望。生命厚重的根基不该因流动性而弱化，在他的笔端，我们将看到很多似曾相识的事例、身影与情感，也将更加领会到故乡的意义——它远远不止文人骚客的一缕闲愁。

离开桃花纷飞的爱丁堡也已有年头了，而与张寅的合作让我再次感受到它的力量。对于广大读者而言，纸上的风景间可嗅到生活的气息，相信更多的人都会如史蒂文森所述，被乡野山间牢牢捕获年轻的眼睛，心随即为着远行和纯净的空气跳动。感谢译言在编译过程中的帮助，限于时间和条件，对于本书中的缺漏，不当之处，殷切期望读者与译界同仁不吝赐教，以便不断补正，日臻完善。

郭欣

2013年10月

CHAPTER I INTRODUCTORY

The ancient and famous metropolis of the North sits overlooking a windy estuary from the slope and summit of three hills. No situation could be more commanding for the head city of a kingdom; none better chosen for noble prospects. From her tall precipice and terraced gardens she looks far and wide on the sea and broad champaigns. To the east you may catch at sunset the spark of the May lighthouse, where the Firth expands into the German Ocean; and away to the west, over all the carse of Stirling, you can see the first snows upon Ben Ledi.

But Edinburgh pays cruelly for her high seat in one of the vilest climates under heaven. She is liable to be beaten upon by all the winds that blow, to be drenched with rain, to be buried in cold sea fogs out of the east, and powdered with the snow as it comes flying southward from the Highland hills. The weather is raw and boisterous in winter, shifty and ungenial in summer, and a downright meteorological purgatory in the spring. The delicate die early, and I, as a survivor, among bleak winds and plumping rain, have been sometimes tempted to envy them their fate. For all who love shelter and the blessings of the sun, who hate dark weather and perpetual tilting against squalls, there could scarcely be found a more unhomely and harassing place of residence. Many such aspire angrily after that Somewhere-else of the imagination, where all troubles are supposed to end. They lean over the great bridge which joins the New Town with the Old—that windiest spot, or high altar, in this northern temple of the winds—and watch the trains smoking out from under them and vanishing into the tunnel on a voyage to brighter skies. Happy the passengers who shake off the dust of Edinburgh, and have heard for the last time the cry of the east wind among her chimney-tops! And yet the place establishes an interest in people’s hearts; go where they will, they find no city of the same distinction; go where they will, they take a pride in their old home.

Venice, it has been said, differs from another cities in the sentiment which she inspires. The rest may have admirers; she only, a famous fair one, counts lovers in her train. And, indeed, even by her kindest friends, Edinburgh is not considered in a similar sense. These like her for many reasons, not any one of which is satisfactory in itself. They like her whimsically, if you will, and somewhat as a virtuoso dotes upon his cabinet. Her attraction is romantic in the narrowest meaning of the term. Beautiful as she is, she is not so much beautiful as interesting. She is pre-eminently Gothic, and all the more so since she has set herself off with some Greek airs, and erected classic temples on her crags. In a word, and above all, she is a curiosity. The Palace of Holyrood has been left aside in the growth of Edinburgh, and stands grey and silent in a workman’s quarter and among breweries and gas works. It is a house of many memories. Great people of yore, kings and queens, buffoons and grave ambassadors, played their stately farce for centuries in Holyrood. Wars have been plotted, dancing has lasted deep into the night,—murder has been done in its chambers. There Prince Charlie held his phantom levees, and in a very gallant manner represented a fallen dynasty for some hours. Now, all these things of clay are mingled with the dust, the king’s crown itself is shown for sixpence to the vulgar; but the stone palace has outlived these charges. For fifty weeks together, it is no more than a show for tourists and a museum of old furniture; but on the fifty-first, behold the palace reawakened and mimicking its past. The Lord Commissioner, a kind of stage sovereign, sits among stage courtiers; a coach and six and clattering escort come and go before the gate; at night, the windows are lighted up, and its near neighbours, the workmen, may dance in their own houses to the palace music. And in this the palace is typical. There is a spark among the embers; from time to time the old volcano smokes. Edinburgh has but partly abdicated, and still wears, in parody, her metropolitan trappings. Half a capital and half a country town, the whole city leads a double existence; it has long trances of the one and flashes of the other; like the king of the Black Isles, it is half alive and half a monumental marble. There are armed men and cannon in the citadel overhead; you may see the troops marshalled on the high parade; and at night after the early winter even-fall, and in the morning before the laggard winter dawn, the wind carries abroad over Edinburgh the sound of drums and bugles. Grave judges sit bewigged in what was once the scene of imperial deliberations. Close by in the High Street perhaps the trumpets may sound about the stroke of noon; and you see a troop of citizens in tawdry masquerade; tabard above, heather-mixture trowser below, and the men themselves trudging in the mud among unsympathetic by-standers. The grooms of a well-appointed circus tread the streets with a better presence. And yet these are the Heralds and Pursuivants of Scotland, who are about to proclaim a new law of the United Kingdom before two-score boys, and thieves, and hackney-coachmen. Meanwhile every hour the bell of the University rings out over the hum of the streets, and every hour a double tide of students, coming and going, fills the deep archways. And lastly, one night in the springtime—or say one morning rather, at the peep of day—late folk may hear voices of many men singing a psalm in unison from a church on one side of the old High Street; and a little after, or perhaps a little before, the sound of many men singing a psalm in unison from another church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way. There will be something in the words above the dew of Hermon, and how goodly it is to see brethren dwelling together in unity. And the late folk will tell themselves that all this singing denotes the conclusion of two yearly ecclesiastical parliaments—the parliaments of Churches which are brothers in many admirable virtues, but not specially like brothers in this particular of a tolerant and peaceful life.

Again, meditative people will find a charm in a certain consonancy between the aspect of the city and its odd and stirring history. Few places, if any, offer a more barbaric display of contrasts to the eye. In the very midst stands one of the most satisfactory crags in nature—a Bass Rock upon dry land, rooted in a garden shaken by passing trains, carrying a crown of battlements and turrets, and describing its war-like shadow over the liveliest and brightest thoroughfare of the new town. From their smoky beehives, ten stories high, the unwashed look down upon the open squares and gardens of the wealthy; and gay people sunning themselves along Princes Street, with its mile of commercial palaces all beflagged upon some great occasion, see, across a gardened valley set with statues, where the washings of the Old Town flutter in the breeze at its high windows. And then, upon all sides, what a clashing of architecture! In this one valley, where the life of the town goes most busily forward, there may be seen, shown one above and behind another by the accidents of the ground, buildings in almost every style upon the globe. Egyptian and Greek temples, Venetian palaces and Gothic spires, are huddled one over another in a most admired disorder; while, above all, the brute mass of the Castle and the summit of Arthur’s Seat look down upon these imitations with a becoming dignity, as the works of Nature may look down the monuments of Art. But Nature is a more indiscriminate patroness than we imagine, and in no way frightened of a strong effect. The birds roost as willingly among the Corinthian capitals as in the crannies of the crag; the same atmosphere and daylight clothe the eternal rock and yesterday’s imitation portico; and as the soft northern sunshine throws out everything into a glorified distinctness—or easterly mists, coming up with the blue evening, fuse all these incongruous features into one, and the lamps begin to glitter along the street, and faint lights to burn in the high windows across the valley—the feeling grows upon you that this also is a piece of nature in the most intimate sense; that this profusion of eccentricities, this dream in masonry and living rock, is not a drop-scene in a theatre, but a city in the world of every-day reality, connected by railway and telegraph-wire with all the capitals of Europe, and inhabited by citizens of the familiar type, who keep ledgers, and attend church, and have sold their immortal portion to a daily paper. By all the canons of romance, the place demands to be half deserted and leaning towards decay; birds we might admit in profusion, the play of the sun and winds, and a few gipsies encamped in the chief thoroughfare; but these citizens with their cabs and tramways, their trains and posters, are altogether out of key. Chartered tourists, they make free with historic localities, and rear their young among the most picturesque sites with a grand human indifference. To see them thronging by, in their neat clothes and conscious moral rectitude, and with a little air of possession that verges on the absurd, is not the least striking feature of the place. [10]

And the story of the town is as eccentric as its appearance. For centuries it was a capital thatched with heather, and more than once, in the evil days of English invasion, it has gone up in flame to heaven, a beacon to ships at sea. It was the jousting-ground of jealous nobles, not only on Greenside, or by the King’s Stables, where set tournaments were fought to the sound of trumpets and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royal presence, but in every alley where there was room to cross swords, and in the main street, where popular tumult under the Blue Blanket alternated with the brawls of outlandish clansmen and retainers. Down in the palace John Knox reproved his queen in the accents of modern democracy. In the town, in one of those little shops plastered like so many swallows’ nests among the buttresses of the old Cathedral, that familiar autocrat, James VI., would gladly share a bottle of wine with George Heriot the goldsmith. Up on the Pentland Hills, that so quietly look down on the Castle with the city lying in waves around it, those mad and dismal fanatics, the Sweet Singers, haggard from long exposure on the moors, sat day and night with ‘tearful psalmns’ to see Edinburgh consumed with fire from heaven, like another Sodom or Gomorrah. There, in the Grass-market, stiff-necked, covenanting heroes, offered up the often unnecessary, but not less honourable, sacrifice of their lives, and bade eloquent farewell to sun, moon, and stars, and earthly friendships, or died silent to the roll of drums. Down by yon outlet rode Grahame of Claverhouse and his thirty dragoons, with the town beating to arms behind their horses’ tails—a sorry handful thus riding for their lives, but with a man at the head who was to return in a different temper, make a dash that staggered Scotland to the heart, and die happily in the thick of fight. There Aikenhead was hanged for a piece of boyish incredulity; there, a few years afterwards, David Hume ruined Philosophy and Faith, an undisturbed and well-reputed citizen; and thither, in yet a few years more, Burns came from the plough-tail, as to an academy of gilt unbelief and artificial letters. There, when the great exodus was made across the valley, and the New Town began to spread abroad its draughty parallelograms, and rear its long frontage on the opposing hill, there was such a flitting, such a change of domicile and dweller, as was never excelled in the history of cities: the cobbler succeeded the earl; the beggar ensconced himself by the judge’s chimney; what had been a palace was used as a pauper refuge; and great mansions were so parcelled out among the least and lowest in society, that the hearthstone of the old proprietor was thought large enough to be partitioned off into a bedroom by the new.

Footnotes:

[10] These sentences have, I hear, given offence in my native town, and a proportionable pleasure to our rivals of Glasgow. I confess the news caused me both pain and merriment. May I remark, as a balm for wounded fellow-townsmen, that there is nothing deadly in my accusations? Small blame to them if they keep ledgers: ’tis an excellent business habit. Churchgoing is not, that ever I heard, a subject of reproach; decency of linen is a mark of prosperous affairs, and conscious moral rectitude one of the tokens of good living. It is not their fault it the city calls for something more specious by way of inhabitants. A man in a frock-coat looks out of place upon an Alp or Pyramid, although he has the virtues of a Peabody and the talents of a Bentham. And let them console themselves—they do as well as anybody else; the population of (let us say) Chicago would cut quite as rueful a figure on the same romantic stage. To the Glasgow people I would say only one word, but that is of gold; I have not yet written a book about Glasgow.

CHAPTER II OLD TOWN—THE LANDS

The Old Town, it is pretended, is the chief characteristic, and, from a picturesque point of view, the liver-wing of Edinburgh. It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forms of depreciation to throw cold water on the whole by adroit over-commendation of a part, since everything worth judging, whether it be a man, a work of art, or only a fine city, must be judged upon its merits as a whole. The Old Town depends for much of its effect on the new quarters that lie around it, on the sufficiency of its situation, and on the hills that back it up. If you were to set it somewhere else by itself, it would look remarkably like Stirling in a bolder and loftier edition. The point is to see this embellished Stirling planted in the midst of a large, active, and fantastic modern city; for there the two re-act in a picturesque sense, and the one is the making of the other.

The Old Town occupies a sloping ridge or tail of diluvial matter, protected, in some subsidence of the waters, by the Castle cliffs which fortify it to the west. On the one side of it and the other the new towns of the south and of the north occupy their lower, broader, and more gentle hill-tops. Thus, the quarter of the Castle over-tops the whole city and keeps an open view to sea and land. It dominates for miles on every side; and people on the decks of ships, or ploughing in quiet country places over in Fife, can see the banner on the Castle battlements, and the smoke of the Old Town blowing abroad over the subjacent country. A city that is set upon a hill. It was, I suppose, from this distant aspect that she got her nickname of Auld Reekie. Perhaps it was given her by people who had never crossed her doors: day after day, from their various rustic Pisgahs, they had seen the pile of building on the hill-top, and the long plume of smoke over the plain; so it appeared to them; so it had appeared to their fathers tilling the same field; and as that was all they knew of the place, it could be all expressed in these two words.

Indeed, even on a nearer view, the Old Town is properly smoked; and though it is well washed with rain all the year round, it has a grim and sooty aspect among its younger suburbs. It grew, under the law that regulates the growth of walled cities in precarious situations, not in extent, but in height and density. Public buildings were forced, wherever there was room for them, into the midst of thoroughfares; thorough—fares were diminished into lanes; houses sprang up story after story, neighbour mounting upon neighbour’s shoulder, as in some Black Hole of Calcutta, until the population slept fourteen or fifteen deep in a vertical direction. The tallest of these lands, as they are locally termed, have long since been burnt out; but to this day it is not uncommon to see eight or ten windows at a flight; and the cliff of building which hangs imminent over Waverley Bridge would still put many natural precipices to shame. The cellars are already high above the gazer’s head, planted on the steep hill-side; as for the garret, all the furniture may be in the pawn-shop, but it commands a famous prospect to the Highland hills. The poor man may roost up there in the centre of Edinburgh, and yet have a peep of the green country from his window; he shall see the quarters of the well-to-do fathoms underneath, with their broad squares and gardens; he shall have nothing overhead but a few spires, the stone top-gallants of the city; and perhaps the wind may reach him with a rustic pureness, and bring a smack of the sea or of flowering lilacs in the spring.

It is almost the correct literary sentiment to deplore the revolutionary improvements of Mr. Chambers and his following. It is easy to be a conservator of the discomforts of others; indeed, it is only our good qualities we find it irksome to conserve. Assuredly, in driving streets through the black labyrinth, a few curious old corners have been swept away, and some associations turned out of house and home. But what slices of sunlight, what breaths of clean air, have been let in! And what a picturesque world remains untouched! You go under dark arches, and down dark stairs and alleys. The way is so narrow that you can lay a hand on either wall; so steep that, in greasy winter weather, the pavement is almost as treacherous as ice. Washing dangles above washing from the windows; the houses bulge outwards upon flimsy brackets; you see a bit of sculpture in a dark corner; at the top of all, a gable and a few crowsteps are printed on the sky. Here, you come into a court where the children are at play and the grown people sit upon their doorsteps, and perhaps a church spire shows itself above the roofs. Here, in the narrowest of the entry, you find a great old mansion still erect, with some insignia of its former state—some scutcheon, some holy or courageous motto, on the lintel. The local antiquary points out where famous and well-born people had their lodging; and as you look up, out pops the head of a slatternly woman from the countess’s window. The Bedouins camp within Pharaoh’s palace walls, and the old war-ship is given over to the rats. We are already a far way from the days when powdered heads were plentiful in these alleys, with jolly, port-wine faces underneath. Even in the chief thoroughfares Irish washings flutter at the windows, and the pavements are encumbered with loiterers.

These loiterers are a true character of the scene. Some shrewd Scotch workmen may have paused on their way to a job, debating Church affairs and politics with their tools upon their arm. But the most part are of a different order—skulking jail-birds; unkempt, bare-foot children; big-mouthed, robust women, in a sort of uniform of striped flannel petticoat and short tartan shawl; among these, a few surpervising constables and a dismal sprinkling of mutineers and broken men from higher ranks in society, with some mark of better days upon them, like a brand. In a place no larger than Edinburgh, and where the traffic is mostly centred in five or six chief streets, the same face comes often under the notice of an idle stroller. In fact,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Edinburgh is not so much a small city as the largest of small towns. It is scarce possible to avoid observing your neighbours; and I never yet heard of any one who tried. It has been my fortune, in this anonymous accidental way, to watch more than one of these downward travellers for some stages on the road to ruin. One man must have been upwards of sixty before I first observed him, and he made then a decent, personable figure in broad-cloth of the best. For three years he kept falling—grease coming and buttons going from the square-skirted coat, the face puffing and pimpling, the shoulders growing bowed, the hair falling scant and grey upon his head; and the last that ever I saw of him, he was standing at the mouth of an entry with several men in moleskin, three parts drunk, and his old black raiment daubed with mud. I fancy that I still can hear him laugh. There was something heart-breaking in this gradual declension at so advanced an age; you would have thought a man of sixty out of the reach of these calamities; you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he was niched by that time into a safe place in life, whence he could pass quietly and honourably into the grave.

One of the earliest marks of these dégringolades is, that the victim begins to disappear from the New Town thoroughfares, and takes to the High Street, like a wounded animal to the woods. And such an one is the type of the quarter. It also has fallen socially. A scutcheon over the door somewhat jars in sentiment where there is a washing at every window. The old man, when I saw him last, wore the coat in which he had played the gentleman three years before; and that was just what gave him so pre-eminent an air of wretchedness.

It is true that the over-population was at least as dense in the epoch of lords and ladies, and that now-a-days some customs which made Edinburgh notorious of yore have been fortunately pretermitted. But an aggregation of comfort is not distasteful like an aggregation of the reverse. Nobody cares how many lords and ladies, and divines and lawyers, may have been crowded into these houses in the past—perhaps the more the merrier. The glasses clink around the china punch-bowl, some one touches the virginals, there are peacocks’ feathers on the chimney, and the tapers burn clear and pale in the red firelight. That is not an ugly picture in itself, nor will it become ugly upon repetition. All the better if the like were going on in every second room; the land would only look the more inviting. Times are changed. In one house, perhaps, two-score families herd together; and, perhaps, not one of them is wholly out of the reach of want. The great hotel is given over to discomfort from the foundation to the chimney-tops; everywhere a pinching, narrow habit, scanty meals, and an air of sluttishness and dirt. In the first room there is a birth, in another a death, in a third a sordid drinking-bout, and the detective and the Bible-reader cross upon the stairs. High words are audible from dwelling to dwelling, and children have a strange experience from the first; only a robust soul, you would think, could grow up in such conditions without hurt. And even if God tempers His dispensations to the young, and all the ill does not arise that our apprehensions may forecast, the sight of such a way of living is disquieting to people who are more happily circumstanced. Social inequality is nowhere more ostentatious than at Edinburgh. I have mentioned already how, to the stroller along Princes Street, the High Street callously exhibits its back garrets. It is true, there is a garden between. And although nothing could be more glaring by way of contrast, sometimes the opposition is more immediate; sometimes the thing lies in a nutshell, and there is not so much as a blade of grass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To look over the South Bridge and see the Cowgate below full of crying hawkers, is to view one rank of society from another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One night I went along the Cowgate after every one was a-bed but the policeman, and stopped by hazard before a tall land. The moon touched upon its chimneys, and shone blankly on the upper windows; there was no light anywhere in the great bulk of building; but as I stood there it seemed to me that I could hear quite a body of quiet sounds from the interior; doubtless there were many clocks ticking, and people snoring on their backs. And thus, as I fancied, the dense life within made itself faintly audible in my ears, family after family contributing its quota to the general hum, and the whole pile beating in tune to its timepieces, like a great disordered heart. Perhaps it was little more than a fancy altogether, but it was strangely impressive at the time, and gave me an imaginative measure of the disproportion between the quantity of living flesh and the trifling walls that separated and contained it.

There was nothing fanciful, at least, but every circumstance of terror and reality, in the fall of the land in the High Street. The building had grown rotten to the core; the entry underneath had suddenly closed up so that the scavenger’s barrow could not pass; cracks and reverberations sounded through the house at night; the inhabitants of the huge old human bee-hive discussed their peril when they encountered on the stair; some had even left their dwellings in a panic of fear, and returned to them again in a fit of economy or self-respect; when, in the black hours of a Sunday morning, the whole structure ran together with a hideous uproar and tumbled story upon story to the ground. The physical shock was felt far and near; and the moral shock travelled with the morning milkmaid into all the suburbs. The church-bells never sounded more dismally over Edinburgh than that grey forenoon. Death had made a brave harvest, and, like Samson, by pulling down one roof, destroyed many a home. None who saw it can have forgotten the aspect of the gable; here it was plastered, there papered, according to the rooms; here the kettle still stood on the hob, high overhead; and there a cheap picture of the Queen was pasted over the chimney. So, by this disaster, you had a glimpse into the life of thirty families, all suddenly cut off from the revolving years. The land had fallen; and with the land how much! Far in the country, people saw a gap in the city ranks, and the sun looked through between the chimneys in an unwonted place. And all over the world, in London, in Canada, in New Zealand, fancy what a multitude of people could exclaim with truth: ‘The house that I was born in fell last night!’

CHAPTER III THE PARLIAMENT CLOSE

Time has wrought its changes most notably around the precincts of St. Giles’s Church. The church itself, if it were not for the spire, would be unrecognisable; the Krames are all gone, not a shop is left to shelter in its buttresses; and zealous magistrates and a misguided architect have shorn the design of manhood, and left it poor, naked, and pitifully pretentious. As St. Giles’s must have had in former days a rich and quaint appearance now forgotten, so the neighbourhood was bustling, sunless, and romantic. It was here that the town was most overbuilt; but the overbuilding has been all rooted out, and not only a free fair-way left along the High Street with an open space on either side of the church, but a great porthole, knocked in the main line of the lands, gives an outlook to the north and the New Town.

There is a silly story of a subterranean passage between the Castle and Holyrood, and a bold Highland piper who volunteered to explore its windings. He made his entrance by the upper end, playing a strathspey; the curious footed it after him down the street, following his descent by the sound of the chanter from below; until all of a sudden, about the level of St. Giles’s, the music came abruptly to an end, and the people in the street stood at fault with hands uplifted. Whether he was choked with gases, or perished in a quag, or was removed bodily by the Evil One, remains a point of doubt; but the piper has never again been seen or heard of from that day to this. Perhaps he wandered down into the land of Thomas the Rhymer, and some day, when it is least expected, may take a thought to revisit the sunlit upper world. That will be a strange moment for the cabmen on the stance besides St. Giles’s, when they hear the drone of his pipes reascending from the bowels of the earth below their horses’ feet.

But it is not only pipers who have vanished, many a solid bulk of masonry has been likewise spirited into the air. Here, for example, is the shape of a heart let into the causeway. This was the site of the Tolbooth, the Heart of Midlothian, a place old in story and namefather to a noble book. The walls are now down in the dust; there is no more squalor carceris for merry debtors, no more cage for the old, acknowledged prison-breaker; but the sun and the wind play freely over the foundations of the jail. Nor is this the only memorial that the pavement keeps of former days. The ancient burying-ground of Edinburgh lay behind St. Giles’s Church, running downhill to the Cowgate and covering the site of the present Parliament House. It has disappeared as utterly as the prison or the Luckenbooths; and for those ignorant of its history, I know only one token that remains. In the Parliament Close, trodden daily underfoot by advocates, two letters and a date mark the resting-place of the man who made Scotland over again in his own image, the indefatigable, undissuadable John Knox. He sleeps within call of the church that so often echoed to his preaching.

Hard by the reformer, a bandy-legged and garlanded Charles Second, made of lead, bestrides a tun-bellied charger. The King has his backed turned, and, as you look, seems to be trotting clumsily away from such a dangerous neighbour. Often, for hours together, these two will be alone in the Close, for it lies out of the way of all but legal traffic. On one side the south wall of the church, on the other the arcades of the Parliament House, enclose this irregular bight of causeway and describe their shadows on it in the sun. At either end, from round St. Giles’s buttresses, you command a look into the High Street with its motley passengers; but the stream goes by, east and west, and leaves the Parliament Close to Charles the Second and the birds. Once in a while, a patient crowd may be seen loitering there all day, some eating fruit, some reading a newspaper; and to judge by their quiet demeanour, you would think they were waiting for a distribution of soup-tickets. The fact is far otherwise; within in the Justiciary Court a man is upon trial for his life, and these are some of the curious for whom the gallery was found too narrow. Towards afternoon, if the prisoner is unpopular, there will be a round of hisses when he is brought forth. Once in a while, too, an advocate in wig and gown, hand upon mouth, full of pregnant nods, sweeps to and fro in the arcade listening to an agent; and at certain regular hours a whole tide of lawyers hurries across the space.

The Parliament Close has been the scene of marking incidents in Scottish history. Thus, when the Bishops were ejected from the Convention in 1688, ‘all fourteen of them gathered together with pale faces and stood in a cloud in the Parliament Close:’ poor episcopal personages who were done with fair weather for life! Some of the west-country Societarians standing by, who would have ‘rejoiced more than in great sums’ to be at their hanging, hustled them so rudely that they knocked their heads together. It was not magnanimous behaviour to dethroned enemies; but one, at least, of the Societarians had groaned in the boots, and they had all seen their dear friends upon the scaffold. Again, at the ‘woeful Union,’ it was here that people crowded to escort their favourite from the last of Scottish parliaments: people flushed with nationality, as Boswell would have said, ready for riotous acts, and fresh from throwing stones at the author of ‘Robinson Crusoe’ as he looked out of window.

One of the piou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going to pass his trials (examinations as we now say) for the Scottish Bar, beheld the Parliament Close open and had a vision of the mouth of Hell. This, and small wonder, was the means of his conversion. Nor was the vision unsuitable to the locality; for after an hospital, what uglier piece is there in civilisation than a court of law? Hither come envy, malice, and all uncharitableness to wrestle it out in public tourney; crimes, broken fortunes, severed households, the knave and his victim, gravitate to this low building with the arcade. To how many has not St. Giles’s bell told the first hour after ruin? I think I see them pause to count the strokes, and wander on again into the moving High Street, stunned and sick at heart.

A pair of swing doors gives admittance to a hall with a carved roof, hung with legal portraits, adorned with legal statuary, lighted by windows of painted glass, and warmed by three vast fires. This is the Salle des pas perdus of the Scottish Bar. Here, by a ferocious custom, idle youths must promenade from ten till two. From end to end, singly or in pairs or trios, the gowns and wigs go back and forward. Through a hum of talk and footfalls, the piping tones of a Macer announce a fresh cause and call upon the names of those concerned. Intelligent men have been walking here daily for ten or twenty years without a rag of business or a shilling of reward. In process of time, they may perhaps be made the Sheriff-Substitute and Fountain of Justice at Lerwick or Tobermory. There is nothing required, you would say, but a little patience and a taste for exercise and bad air. To breathe dust and bombazine, to feed the mind on cackling gossip, to hear three parts of a case and drink a glass of sherry, to long with indescribable longings for the hour when a man may slip out of his travesty and devote himself to golf for the rest of the afternoon, and to do this day by day and year after year, may seem so small a thing to the inexperienced! But those who have made the experiment are of a different way of thinking, and count it the most arduous form of idleness.

More swing doors open into pigeon-holes where judges of the First Appeal sit singly, and halls of audience where the supreme Lords sit by three or four. Here, you may see Scott’s place within the bar, where he wrote many a page of Waverley novels to the drone of judicial proceeding. You will hear a good deal of shrewdness, and, as their Lordships do not altogether disdain pleasantry, a fair proportion of dry fun. The broadest of broad Scotch is now banished from the bench; but the courts still retain a certain national flavour. We have a solemn enjoyable way of lingering on a case. We treat law as a fine art, and relish and digest a good distinction. There is no hurry: point after point must be rightly examined and reduced to principle; judge after judge must utter forth his obiter dicta to delighted brethren.

Besides the courts, there are installed under the same roof no less than three libraries: two of no mean order; confused and semi-subterranean, full of stairs and galleries; where you may see the most studious-looking wigs fishing out novels by lanthorn light, in the very place where the old Privy Council tortured Covenanters. As the Parliament House is built upon a slope, although it presents only one story to the north, it measures half-a-dozen at least upon the south; and range after range of vaults extend below the libraries. Few places are more characteristic of this hilly capital. You descend one stone stair after another, and wander, by the flicker of a match, in a labyrinth of stone cellars. Now, you pass below the Outer Hall and hear overhead, brisk but ghostly, the interminable pattering of legal feet. Now, you come upon a strong door with a wicket: on the other side are the cells of the police office and the trap-stair that gives admittance to the dock in the Justiciary Court. Many a foot that has gone up there lightly enough, has been dead-heavy in the descent. Many a man’s life has been argued away from him during long hours in the court above. But just now that tragic stage is empty and silent like a church on a week-day, with the bench all sheeted up and nothing moving but the sunbeams on the wall. A little farther and you strike upon a room, not empty like the rest, but crowded with productions from bygone criminal cases: a grim lumber: lethal weapons, poisoned organs in a jar, a door with a shot-hole through the panel, behind which a man fell dead. I cannot fancy why they should preserve them unless it were against the Judgment Day. At length, as you continue to descend, you see a peep of yellow gaslight and hear a jostling, whispering noise ahead; next moment you turn a corner, and there, in a whitewashed passage, is a machinery belt industriously turning on its wheels. You would think the engine had grown there of its own accord, like a cellar fungus, and would soon spin itself out and fill the vaults from end to end with its mysterious labours. In truth, it is only some gear of the steam ventilator; and you will find the engineers at hand, and may step out of their door into the sunlight. For all this while, you have not been descending towards the earth’s centre, but only to the bottom of the hill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Parliament House; low down, to be sure, but still under the open heaven and in a field of grass. The daylight shines garishly on the back windows of the Irish quarter; on broken shutters, wry gables, old palsied houses on the brink of ruin, a crumbling human pig-sty fit for human pigs. There are few signs of life, besides a scanty washing or a face at a window: the dwellers are abroad, but they will return at night and stagger to their pallets.

CHAPTER IV LEGENDS

The character of a place is often most perfectly expressed in its associations. An event strikes root and grows into a legend, when it has happened amongst congenial surroundings. Ugly actions, above all in ugly places, have the true romantic quality, and become an undying property of their scene. To a man like Scott, the different appearances of nature seemed each to contain its own legend ready made, which it was his to call forth: in such or such a place, only such or such events ought with propriety to happen; and in this spirit he made the Lady of the Lake for Ben Venue, the Heart of Midlothian for Edinburgh, and the Pirate, so indifferently written but so romantically conceived, for the desolate islands and roaring tideways of the North. The common run of mankind hav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n instinct almost as delicate as that of Scott; but where he created new things, they only forget what is unsuitable among the old; and by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 body of tradition becomes a work of art. So, in the low dens and high-flying garrets of Edinburgh, people may go back upon dark passages in the town’s adventures, and chill their marrow with winter’s tales about the fire: tales that are singularly apposite and characteristic, not only of the old life, but of the very constitution of built nature in that part, and singularly well qualified to add horror to horror, when the wind pipes around the tall lands, and hoots adown arched passages, and the far-spread wilderness of city lamps keeps quavering and flaring in the gusts.

Here, it is the tale of Begbie the bank-porter, stricken to the heart at a blow and left in his blood within a step or two of the crowded High Street. There, people hush their voices over Burke and Hare; over drugs and violated graves, and the resurrection-men smothering their victims with their knees. Here, again, the fame of Deacon Brodie is kept piously fresh. A great man in his day was the Deacon; well seen in good society, crafty with his hands as a cabinet-maker, and one who could sing a song with taste. Many a citizen was proud to welcome the Deacon to supper, and dismissed him with regret at a timeous hour, who would have been vastly disconcerted had he known how soon, and in what guise, his visitor returned. Many stories are told of this redoubtable Edinburgh burglar, but the one I have in my mind most vividly gives the key of all the rest. A friend of Brodie’s, nested some way towards heaven in one of these great lands, had told him of a projected visit to the country, and afterwards, detained by some affairs, put it off and stayed the night in town. The good man had lain some time awake; it was far on in the small hours by the Tron bell; when suddenly there came a creak, a jar, a faint light. Softly he clambered out of bed and up to a false window which looked upon another room, and there, by the glimmer of a thieves’ lantern, was his good friend the Deacon in a mask.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town and the town’s manners that this little episode should have been quietly tided over, and quite a good time elapsed before a great robbery, an escape, a Bow Street runner, a cock-fight, an apprehension in a cupboard in Amsterdam, and a last step into the air off his own greatly-improved gallows drop, brought the career of Deacon William Brodie to an end. But still, by the mind’s eye, he may be seen, a man harassed below a mountain of duplicity, slinking from a magistrate’s supper-room to a thieves’ ken, and pickeering among the closes by the flicker of a dark lamp.

Or where the Deacon is out of favour, perhaps some memory lingers of the great plagues, and of fatal houses still unsafe to enter within the memory of man. For in time of pestilence the discipline had been sharp and sudden, and what we now call ‘stamping out contagion’ was carried on with deadly rigour. The officials, in their gowns of grey, with a white St. Andrew’s cross on back and breast, and a white cloth carried before them on a staff, perambulated the city, adding the terror of man’s justice to the fear of God’s visitation. The dead they buried on the Borough Muir; the living who had concealed the sickness were drowned, if they were women, in the Quarry Holes, and if they were men, were hanged and gibbeted at their own doors; and wherever the evil had passed, furniture was destroyed and houses closed. And the most bogeyish part of the story is about such houses. Two generations back they still stood dark and empty; people avoided them as they passed by; the boldest schoolboy only shouted through the keyhole and made off; for within, it was supposed, the plague lay ambushed like a basilisk, ready to flow forth and spread blain and pustule through the city. What a terrible next-door neighbour for superstitious citizens! A rat scampering within would send a shudder through the stoutest heart. Here, if you like, was a sanitary parable, addressed by our uncleanly forefathers to their own neglect.

And then we have Major Weir; for although even his house is now demolished, old Edinburgh cannot clear herself of his unholy memory. He and his sister lived together in an odour of sour piety. She was a marvellous spinster; he had a rare gift of supplication, and was known among devout admirers by the name of Angelical Thomas. ‘He was a tall, black man, and ordinarily looked down to the ground; a grim countenance, and a big nose. His garb was still a cloak, and somewhat dark, and he never went without his staff.’ How it came about that Angelical Thomas was burned in company with his staff, and his sister in gentler manner hanged, and whether these two were simply religious maniacs of the more furious order, or had real as well as imaginary sins upon their old-world shoulders, are points happily beyond the reach of our intention. At least, it is suitable enough that out of this superstitious city some such example should have been put forth: the outcome and fine flower of dark and vehement religion. And at least the facts struck the public fancy and brought forth a remarkable family of myths. It would appear that the Major’s staff went upon his errands, and even ran before him with a lantern on dark nights. Gigantic females, ‘stentoriously laughing and gaping with tehees of laughter’ at unseasonable hours of night and morning, haunted the purlieus of his abode. His house fell under such a load of infamy that no one dared to sleep in it, until municipal improvement levelled the structure to the ground. And my father has often been told in the nursery how the devil’s coach, drawn by six coal-black horses with fiery eyes, would drive at night into the West Bow, and belated people might see the dead Major through the glasses.

Another legend is that of the two maiden sisters. A legend I am afraid it may be, in the most discreditable meaning of the term; or perhaps something worse—a mere yesterday’s fiction. But it is a story of some vitality, and is worthy of a place in the Edinburgh kalendar. This pair inhabited a single room; from the facts, it must have been double-bedded; and it may have been of some dimensions: but when all is said, it was a single room. Here our two spinsters fell out—on some point of controversial divinity belike: but fell out so bitterly that there was never a word spoken between them, black or white, from that day forward. You would have thought they would separate: but no; whether from lack of means, or the Scottish fear of scandal, they continued to keep house together where they were. A chalk line drawn upon the floor separated their two domains; it bisected the doorway and the fireplace, so that each could go out and in, and do her cooking, without violating the territory of the other. So, for years, they coexisted in a hateful silence; their meals, their ablutions, their friendly visitors, exposed to an unfriendly scrutiny; and at night, in the dark watches, each could hear the breathing of her enemy. Never did four walls look down upon an uglier spectacle than these sisters rivalling in unsisterliness. Here is a canvas for Hawthorne to have turned into a cabinet picture—he had a Puritanic vein, which would have fitted him to treat this Puritanic horror; he could have shown them to us in their sicknesses and at their hideous twin devotions, thumbing a pair of great Bibles, or praying aloud for each other’s penitence with marrowy emphasis; now each, with kilted petticoat, at her own corner of the fire on some tempestuous evening; now sitting each at her window, looking out upon the summer landscape sloping far below them towards the firth, and the field-paths where they had wandered hand in hand; or, as age and infirmity grew upon them and prolonged their toilettes, and their hands began to tremble and their heads to nod involuntarily, growing only the more steeled in enmity with years; until one fine day, at a word, a look, a visit, or the approach of death, their hearts would melt and the chalk boundary be overstepped for ever.

Alas! to those who know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race—the most perverse and melancholy in man’s annals—this will seem only a figure of much that is typical of Scotland and her high-seated capital above the Forth—a figure so grimly realistic that it may pass with strangers for a caricature. We are wonderful patient haters for conscience sake up here in the North. I spoke, in the first of these papers, of the Parliaments of the Established and Free Churches, and how they can hear each other singing psalms across the street. There is but a street between them in space, but a shadow between them in principle; and yet there they sit, enchanted, and in damnatory accents pray for each other’s growth in grace. It would be well if there were no more than two; but the sects in Scotland form a large family of sisters, and the chalk lines are thickly drawn, and run through the midst of many private homes. Edinburgh is a city of churches, as though it were a place of pilgrimage. You will see four within a stone-cast at the head of the West Bow. Some are crowded to the doors; some are empty like monuments; and yet you will ever find new ones in the building. Hence that surprising clamour of church bells that suddenly breaks out upon the Sabbath morning from Trinity and the sea-skirts to Morningside on the borders of the hills. I have heard the chimes of Oxford playing their symphony in a golden autumn morning, and beautiful it was to hear. But in Edinburgh all manner of loud bells join, or rather disjoin, in one swelling, brutal babblement of noise. Now one overtakes another, and now lags behind it; now five or six all strike on the pained tympanum at the same punctual instant of time, and make together a dismal chord of discord; and now for a second all seem to have conspired to hold their peace. Indeed, there are not many uproars in this world more dismal than that of the Sabbath bells in Edinburgh: a harsh ecclesiastical tocsin; the outcry of incongruous orthodoxies, calling on every separate conventicler to put up a protest, each in his own synagogue, against ‘right-hand extremes and left-hand defections.’ And surely there are few worse extremes than this extremity of zeal; and few more deplorable defections than this disloyalty to Christian love. Shakespeare wrote a comedy of ‘Much Ado about Nothing.’ The Scottish nation made a fantastic tragedy on the same subject. And it is for the success of this remarkable piece that these bells are sounded every Sabbath morning on the hills above the Forth. How many of them might rest silent in the steeple, how many of these ugly churches might be demolished and turned once more into useful building material, if people who think almost exactly the same thoughts about religion would condescend to worship God under the same roof! But there are the chalk lines. And which is to pocket pride, and speak the foremost word?

CHAPTER V GREYFRIARS

It was Queen Mary who threw open the gardens of the Grey Friars: a new and semi-rural cemetery in those days, although it has grown an antiquity in its turn and been superseded by half-a-dozen others. The Friars must have had a pleasant time on summer evenings; for their gardens were situated to a wish, with the tall castle and the tallest of the castle crags in front. Even now, it is one of our famous Edinburgh points of view; and strangers are led thither to see, by yet another instance, how strangely the city lies upon her hills. The enclosure is of an irregular shape; the double church of Old and New Greyfriars stands on the level at the top; a few thorns are dotted here and there, and the ground falls by terrace and steep slope towards the north. The open shows many slabs and table tombstones; and all round the margin, the place is girt by an array of aristocratic mausoleums appallingly adorned.

Setting aside the tombs of Roubiliac, which belong to the heroic order of graveyard art, we Scotch stand, to my fancy, highest among nations in the matter of grimly illustrating death. We seem to love for their own sake the emblems of time and the great change; and even around country churches you will find a wonderful exhibition of skulls, and crossbones, and noseless angels, and trumpets pealing for the Judgment Day. Every mason was a pedestrian Holbein: he had a deep consciousness of death, and loved to put its terrors pithily before the churchyard loiterer; he was brimful of rough hints upon mortality, and any dead farmer was seized upon to be a text. The classical examples of this art are in Greyfriars. In their time, these were doubtless costly monuments, and reckoned of a very elegant proportion by contemporaries; and now, when the elegance is not so apparent, the significance remains. You may perhaps look with a smile on the profusion of Latin mottoes—some crawling endwise up the shaft of a pillar, some issuing on a scroll from angels’ trumpets—on the emblematic horrors, the figures rising headless from the grave, and all the traditional ingenuities in which it pleased our fathers to set forth their sorrow for the dead and their sense of earthly mutability. But it is not a hearty sort of mirth. Each ornament may have been executed by the merriest apprentice, whistling as he plied the mallet; but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each, and the combined effect of so many of them in this quiet enclosure, is serious to the point of melancholy.

Round a great part of the circuit, houses of a low class present their backs to the churchyard. Only a few inches separate the living from the dead. Here, a window is partly blocked up by the pediment of a tomb; there, where the street falls far below the level of the graves, a chimney has been trained up the back of a monument, and a red pot looks vulgarly over from behind. A damp smell of the graveyard finds its way into houses where workmen sit at meat. Domestic life on a small scale goes forward visibly at the windows. The very solitude and stillness of the enclosure, which lies apart from the town’s traffic, serves to accentuate the contrast. As you walk upon the graves, you see children scattering crumbs to feed the sparrows; you hear people singing or washing dishes, or the sound of tears and castigation; the linen on a clothes-pole flaps against funereal sculpture; or perhaps the cat slips over the lintel and descends on a memorial urn. And as there is nothing else astir, these incongruous sights and noises take hold on the attention and exaggerate the sadness of the place.

Greyfriars is continually overrun by cats. I have seen one afternoon, as many as thirteen of them seated on the grass beside old Milne, the Master Builder, all sleek and fat, and complacently blinking, as if they had fed upon strange meats. Old Milne was chaunting with the saints, as we may hope, and cared little for the company about his grave; but I confess the spectacle had an ugly side for me; and I was glad to step forward and raise my eyes to where the Castle and the roofs of the Old Town, and the spire of the Assembly Hall, stood deployed against the sky with the colourless precision of engraving. An open outlook is to be desired from a churchyard, and a sight of the sky and some of the world’s beauty relieves a mind from morbid thoughts.

I shall never forget one visit. It was a grey, dropping day; the grass was strung with rain-drops; and the people in the houses kept hanging out their shirts and petticoats and angrily taking them in again, as the weather turned from wet to fair and back again. A grave-digger, and a friend of his, a gardener from the country, accompanied me into one after another of the cells and little courtyards in which it gratified the wealthy of old days to enclose their old bones from neighbourhood. In one, under a sort of shrine, we found a forlorn human effigy, very realistically executed down to the detail of his ribbed stockings, and holding in his hand a ticket with the date of his demise. He looked most pitiful and ridiculous, shut up by himself in his aristocratic precinct, like a bad old boy or an inferior forgotten deity under a new dispensation; the burdocks grew familiarly about his feet, the rain dripped all round him; and the world maintained the most entire indifference as to who he was or whither he had gone. In another, a vaulted tomb, handsome externally but horrible inside with damp and cobwebs, there were three mounds of black earth and an uncovered thigh bone. This was the place of interment, it appeared, of a family with whom the gardener had been long in service. He was among old acquaintances. ‘This’ll be Miss Marg’et’s,’ said he, giving the bone a friendly kick. ‘The auld ---!’ I have always an uncomfortable feeling in a graveyard, at sight of so many tombs to perpetuate memories best forgotten; but I never had the impression so strongly as that day. People had been at some expense in both these cases: to provoke a melancholy feeling of derision in the one, and an insulting epithet in the other. The proper inscription for the most part of mankind, I began to think, is the cynical jeer, cras tibi. That, if anything, will stop the mouth of a carper; since it both admits the worst and carries the war triumphantly into the enemy’s camp.

Greyfriars is a place of many associations. There was one window in a house at the lower end, now demolished, which was pointed out to me by the gravedigger as a spot of legendary interest. Burke, the resurrection man, infamous for so many murders at five shillings a-head, used to sit thereat, with pipe and nightcap, to watch burials going forward on the green. In a tomb higher up, which must then have been but newly finished, John Knox, according to the same informant, had taken refuge in a turmoil of the Reformation. Behind the church is the haunted mausoleum of Sir George Mackenzie: Bloody Mackenzie, Lord Advocate in the Covenanting troubles and author of some pleasing sentiments on toleration. Here, in the last century, an old Heriot’s Hospital boy once harboured from the pursuit of the police. The Hospital is next door to Greyfriars—a courtly building among lawns, where, on Founder’s Day, you may see a multitude of children playing Kiss-in-the-Ring and Round the Mulberry-bush. Thus, when the fugitive had managed to conceal himself in the tomb, his old schoolmates had a hundred opportunities to bring him food; and there he lay in safety till a ship was found to smuggle him abroad. But his must have been indeed a heart of brass, to lie all day and night alone with the dead persecutor; and other lads were far from emulating him in courage. When a man’s soul is certainly in hell, his body will scarce lie quiet in a tomb however costly; some time or other the door must open, and the reprobate come forth in the abhorred garments of the grave. It was thought a high piece of prowess to knock at the Lord Advocate’s mausoleum and challenge him to appear. ‘Bluidy Mackingie, come oot if ye dar’!’ sang the fool-hardy urchins. But Sir George had other affairs on hand; and the author of an essay on toleration continues to sleep peacefully among the many whom he so intolerantly helped to slay.

For this infelix campus, as it is dubbed in one of its own inscriptions—an inscription over which Dr. Johnson passed a critical eye—is in many ways sacred to the memory of the men whom Mackenzie persecuted. It was here, on the flat tombstones, that the Covenant was signed by an enthusiastic people. In the long arm of the church-yard that extends to Lauriston, the prisoners from Bothwell Bridge—fed on bread and water and guarded, life for life, by vigilant marksmen—lay five months looking for the scaffold or the plantations. And while the good work was going forward in the Grassmarket, idlers in Greyfriars might have heard the throb of the military drums that drowned the voices of the martyrs. Nor is this all: for down in the corner farthest from Sir George, there stands a monument dedicated, in uncouth Covenanting verse, to all who lost their lives in that contention. There is no moorsman shot in a snow shower beside Irongray or Co’monell; there is not one of the two hundred who were drowned off the Orkneys; nor so much as a poor, over-driven, Covenanting slave in the American plantations; but can lay claim to a share in that memorial, and, if such things interest just men among the shades, can boast he has a monument on earth as well as Julius Cæsar or the Pharaohs. Where they may all lie, I know not. Far-scattered bones, indeed! But if the reader cares to learn how some of them—or some part of some of them—found their way at length to such honourable sepulture, let him listen to the words of one who was their comrade in life and their apologist when they were dead. Some of the insane controversial matter I omit, as well as some digressions, but leave the rest in Patrick Walker’s language and orthography:—

‘The never to be forgotten Mr. James Renwick told me, that he was Witness to their Public Murder at the Gallowlee, between Leith and Edinburgh, when he saw the Hangman hash and hagg off all their Five Heads, with Patrick Foreman’s Right Hand: Their Bodies were all buried at the Gallows Foot; their Heads, with Patrick’s Hand, were brought and put upon five Pikes on the Pleasaunce-Port.... Mr. Renwick told me also that it was the first public Action that his Hand was at, to conveen Friends, and lift their murthered Bodies, and carried them to the West Churchyard of Edinburgh,’—not Greyfriars, this time,—‘and buried them there. Then they came about the City.... and took down these Five Heads and that Hand; and Day being come, they went quickly up the Pleasaunce; and when they came to Lauristoun Yards, upon the South-side of the City, they durst not venture, being so light, to go and bury their Heads with their Bodies, which they designed; it being present Death, if any of them had been found. Alexander Tweedie, a Friend, being with them, who at that Time was Gardner in these Yards, concluded to bury them in his Yard, being in a Box (wrapped in Linen), where they lay 45 Years except 3 Days, being executed upon the 10th of October 1681, and found the 7th Day of October 1726. That Piece of Ground lay for some Years unlaboured; and trenching it, the Gardner found them, which affrighted him the Box was consumed. Mr. Schaw, the Owner of these Yards, caused lift them, and lay them upon a Table in his Summer-house: Mr. Schaw’s mother was so kind, as to cut out a Linen-cloth, and cover them. They lay Twelve Days there, where all had Access to see them. Alexander Tweedie, the foresaid Gardner, said, when dying, There was a Treasure hid in his Yard, but neither Gold nor Silver. Daniel Tweedie, his Son, came along with me to that Yard, and told me that his Father planted a white Rose-bush above them, and farther down the Yard a red Rose-bush, which were more fruitful than any other Bush in the Yard.... Many came’—to see the heads—‘out of Curiosity; yet I rejoiced to see so many concerned grave Men and Women favouring the Dust of our Martyrs. There were Six of us concluded to bury them upon the Nineteenth Day of October 1726, and every One of us to acquaint Friends of the Day and Hour, being Wednesday, the Day of the Week on which most of them were executed, and at 4 of the Clock at Night, being the Hour that most of them went to their resting Graves. We caused make a compleat Coffin for them in Black, with four Yards of fine Linen, the way that our Martyrs Corps were managed.... Accordingly we kept the aforesaid Day and Hour, and doubled the Linen, and laid the Half of it below them, their nether jaws being parted from their Heads; but being young Men, their Teeth remained. All were Witness to the Holes in each of their Heads, which the Hangman broke with his Hammer; and according to the Bigness of their Sculls, we laid the Jaws to them, and drew the other Half of the Linen above them, and stufft the Coffin with Shavings. Some prest hard to go thorow the chief Parts of the City as was done at the Revolution; but this we refused, considering that it looked airy and frothy, to make such Show of them, and inconsistent with the solid serious Observing of such an affecting, surprizing unheard-of Dispensation: But took the ordinary Way of other Burials from that Place, to wit, we went east the Back of the Wall, and in at Bristo-Port, and down the Way to the Head of the Cowgate, and turned up to the Church-yard, where they were interred closs to the Martyrs Tomb, with the greatest Multitude of People Old and Young, Men and Women, Ministers and others, that ever I saw together.’

And so there they were at last, in ‘their resting graves.’ So long as men do their duty, even if it be greatly in a misapprehension, they will be leading pattern lives; and whether or not they come to lie beside a martyrs’ monument, we may be sure they will find a safe haven somewhere in the providence of God. It is not well to think of death, unless we temper the thought with that of heroes who despised it. Upon what ground, is of small account; if it be only the bishop who was burned for his faith in the antipodes, his memory lightens the heart and makes us walk undisturbed among graves. And so the martyrs’ monument is a wholesome, heartsome spot in the field of the dead; and as we look upon it, a brave influence comes to us from the land of those who have won their discharge and, in another phrase of Patrick Walker’s, got ‘cleanly off the stage.’

CHAPTER VI NEW TOWN—TOWN AND COUNTRY

It is as much a matter of course to decry the New Town as to exalt the Old; and the most celebrated authorities have picked out this quarter as the very emblem of what is condemnable in architecture. Much may be said, much indeed has been said, upon the text; but to the unsophisticated, who call anything pleasing if it only pleases them, the New Town of Edinburgh seems, in itself, not only gay and airy, but highly picturesque. An old skipper, invincibly ignorant of all theorie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once propounded as his most radiant notion for Paradise: ‘The new town of Edinburgh, with the wind a matter of a point free.’ He has now gone to that sphere where all good tars are promised pleasant weather in the song, and perhaps his thoughts fly somewhat higher. But there are bright and temperate days—with soft air coming from the inland hills, military music sounding bravely from the hollow of the gardens, the flags all waving on the palaces of Princes Street—when I have seen the town through a sort of glory, and shaken hands in sentiment with the old sailor. And indeed, for a man who has been much tumbled round Orcadian skerries, what scene could be more agreeable to witness? On such a day, the valley wears a surprising air of festival. It seems (I do not know how else to put my meaning) as if it were a trifle too good to be true. It is what Paris ought to be. It has the scenic quality that would best set off a life of unthinking, open-air diversion. It was meant by nature for the realisation of the society of comic operas. And you can imagine, if the climate were but towardly, how all the world and his wife would flock into these gardens in the cool of the evening, to hear cheerful music, to sip pleasant drinks, to see the moon rise from behind Arthur’s Seat and shine upon the spires and monuments and the green tree-tops in the valley. Alas! and the next morning the rain is splashing on the windows, and the passengers flee along Princes Street before the galloping squalls.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the original design was faulty and short-sighted, and did not fully profit by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situation. The architect was essentially a town bird, and he laid out the modern city with a view to street scenery, and to street scenery alone. The country did not enter into his plan; he had never lifted his eyes to the hills. If he had so chosen, every street upon the northern slope might have been a noble terrace and commanded an extensive and beautiful view. But the space has been too closely built; many of the houses front the wrong way, intent, like the Man with the Muck-Rake, on what is not worth observation, and standing discourteously back-foremost in the ranks; and, in a word, it is too often only from attic-windows, or here and there at a crossing, that you can get a look beyond the city upon its diversified surroundings. But perhaps it is all the more surprising, to come suddenly on a corner, and see a perspective of a mile or more of falling street, and beyond that woods and villas, and a blue arm of sea, and the hills upon the farther side.

Fergusson, our Edinburgh poet, Burns’s model, once saw a butterfly at the Town Cross; and the sight inspired him with a worthless little ode. This painted country man, the dandy of the rose garden, looked far abroad in such a humming neighbourhood; and you can fancy what moral considerations a youthful poet would supply. But the incident, in a fanciful sort of way,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place. Into no other city does the sight of the country enter so far; if you do not meet a butterfly, you shall certainly catch a glimpse of far-away trees upon your walk; and the place is full of theatre tricks in the way of scenery. You peep under an arch, you descend stairs that look as if they would land you in a cellar, you turn to the back-window of a grimy tenement in a lane:—and behold! you are face-to-face with distant and bright prospects. You turn a corner, and there is the sun going down into the Highland hills. You look down an alley, and see ships tacking for the Baltic.

For the country people to see Edinburgh on her hill-tops, is one thing; it is another for the citizen, from the thick of his affairs, to overlook the country. It should be a genial and ameliorating influence in life; it should prompt good thoughts and remind him of Nature’s unconcern: that he can watch from day to day, as he trots officeward, how the Spring green brightens in the wood or the field grows black under a moving ploughshare. I have been tempted, in this connexion, to deplore the slender faculties of the human race, with its penny-whistle of a voice, its dull cars, and its narrow range of sight. If you could see as people are to see in heaven, if you had eyes such as you can fancy for a superior race, if you could take clear note of the objects of vision, not only a few yards, but a few miles from where you stand:—think how agreeably your sight would be entertained, how pleasantly your thoughts would be diversified, as you walked the Edinburgh streets! For you might pause, in some business perplexity, in the midst of the city traffic, and perhaps catch the eye of a shepherd as he sat down to breathe upon a heathery shoulder of the Pentlands; or perhaps some urchin, clambering in a country elm, would put aside the leaves and show you his flushed and rustic visage; or a fisher racing seawards, with the tiller under his elbow, and the sail sounding in the wind, would fling you a salutation from between Anst’er and the May.

To be old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to be picturesque; nor because the Old Town bears a strange physiognomy, does it at all follow that the New Town shall look commonplace. Indeed, apart from antique houses, it is curious how much description would apply commonly to either. The same sudden accidents of ground, a similar dominating site above the plain, and the same superposition of one rank of society over another, are to be observed in both. Thus, the broad and comely approach to Princes Street from the east, lined with hotels and public offices, makes a leap over the gorge of the Low Calton; if you cast a glance over the parapet, you look direct into that sunless and disreputable confluent of Leith Street; and the same tall houses open upon both thoroughfares. This is only the New Town passing overhead above its own cellars; walking, so to speak, over its own children, as is the way of cities and the human race. But at the Dean Bridge, you may behold a spectacle of a more novel order. The river runs at the bottom of a deep valley, among rocks and between gardens; the crest of either bank is occupied by some of the most commodious streets and crescents in the modern city; and a handsome bridge unites the two summits. Over this, every afternoon, private carriages go spinning by, and ladies with card-cases pass to and fro about the duties of society. And yet down below, you may still see, with its mills and foaming weir, the little rural village of Dean. Modern improvement has gone overhead on its high-level viaduct; and the extended city has cleanly overleapt, and left unaltered, what was once the summer retreat of its comfortable citizens. Every town embraces hamlets in its growth; Edinburgh herself has embraced a good few; but it is strange to see one still surviving—and to see it some hundreds of feet below your path. Is it Torre del Greco that is built above buried Herculaneum? Herculaneum was dead at least; but the sun still shines upon the roofs of Dean; the smoke still rises thriftily from its chimneys; the dusty miller comes to his door, looks at the gurgling water, hearkens to the turning wheel and the birds about the shed, and perhaps whistles an air of his own to enrich the symphony—for all the world as if Edinburgh were still the old Edinburgh on the Castle Hill, and Dean were still the quietest of hamlets buried a mile or so in the green country.

It is not so long ago since magisterial David Hume lent the authority of his example to the exodus from the Old Town, and took up his new abode in a street which is still (so oddly may a jest become perpetuated) known as Saint David Street. Nor is the town so large but a holiday schoolboy may harry a bird’s nest within half a mile of his own door. There are places that still smell of the plough in memory’s nostrils. Here, one had heard a blackbird on a hawthorn; there, another was taken on summer evenings to eat strawberries and cream; and you have seen a waving wheatfield on the site of your present residence. The memories of an Edinburgh boy are but partly memories of the town. I look back with delight on many an escalade of garden walls; many a ramble among lilacs full of piping birds; many an exploration in obscure quarters that were neither town nor country; and I think that both for my companions and myself, there was a special interest, a point of romance, and a sentiment as of foreign travel, when we hit in our excursions on the butt-end of some former hamlet, and found a few rustic cottages embedded among streets and squares. The tunnel to the Scotland Street Station, the sight of the trains shooting out of its dark maw with the two guards upon the brake, the thought of its length and the many ponderous edifices and open thoroughfares above, were certainly things of paramount impressiveness to a young mind. It was a subterranean passage, although of a larger bore than we were accustomed to in Ainsworth’s novels; and these two words, ‘subterreanean passage,’ were in themselves an irresistible attraction, and seemed to bring us nearer in spirit to the heroes we loved and the black rascals we secretly aspired to imitate. To scale the Castle Rock from West Princes Street Gardens, and lay a triumphal hand against the rampart itself, was to taste a high order of romantic pleasure. And there are other sights and exploits which crowd back upon my mind under a very strong illumination of remembered pleasure. But the effect of not one of them all will compare with the discoverer’s joy, and the sense of old Time and his slow changes on the face of this earth, with which I explored such corners as Cannonmills or Water Lane, or the nugget of cottages at Broughton Market. They were more rural than the open country, and gave a greater impression of antiquity than the oldest land upon the High Street. They too, like Fergusson’s butterfly, had a quaint air of having wandered far from their own place; they looked abashed and homely, with their gables and their creeping plants, their outside stairs and running mill-streams; there were corners that smelt like the end of the country garden where I spent my Aprils; and the people stood to gossip at their doors, as they might have done in Colinton or Cramond.

In a great measure we may, and shall, eradicate this haunting flavour of the country. The last elm is dead in Elm Row; and the villas and the workmen’s quarters spread apace on all the borders of the city. We can cut down the trees; we can bury the grass under dead paving-stones; we can drive brisk streets through all our sleepy quarters; and we may forget the stories and the playgrounds of our boyhood. But we have some possessions that not even the infuriate zeal of builders can utterly abolish and destroy. Nothing can abolish the hills, unless it be a cataclysm of nature which shall subvert Edinburgh Castle itself and lay all her florid structures in the dust. And as long as we have the hills and the Firth, we have a famous heritage to leave our children. Our windows, at no expense to us, are most artfully stained to represent a landscape. And when the Spring comes round, and the hawthorns begin to flower, and the meadows to smell of young grass, even in the thickest of our streets, the country hilltops find out a young man’s eyes, and set his heart beating for travel and pure air.

CHAPTER VII THE VILLA QUARTERS

Mr. Ruskin’s denunciation of the New Town of Edinburgh includes, as I have heard it repeated, nearly all the stone and lime we have to show. Many however find a grand air and something settled and imposing in the better parts; and upon many, as I have said, the confusion of styles induces an agreeable stimulation of the mind. But upon the subject of our recent villa architecture, I am frankly ready to mingle my tears with Mr. Ruskin’s, and it is a subject which makes one envious of his large declamatory and controversial eloquence.

Day by day, one new villa, one new object of offence, is added to another; all around Newington and Morningside, the dismallest structures keep springing up like mushrooms; the pleasant hills are loaded with them, each impudently squatted in its garden, each roofed and carrying chimneys like a house. And yet a glance of an eye discovers their true character. They are not houses; for they were not designed with a view to human habitation, and the internal arrangements are, as they tell me, fantastically unsuited to the needs of man. They are not buildings; for you can scarcely say a thing is built where every measurement is in clamant disproportion with its neighbour. They belong to no style of art, only to a form of business much to be regretted.

Why should it be cheaper to erect a structure where the size of the windows bears no rational relation to the size of the front? Is there any profit in a misplaced chimney-stalk? Does a hard-working, greedy builder gain more on a monstrosity than on a decent cottage of equal plainness? Frankly, we should say, No. Bricks may be omitted, and green timber employ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ven a very elegant design; and there is no reason why a chimney should be made to vent, because it is so situated as to look comely from withou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 noble way of being ugly: a high-aspiring fiasco like the fall of Lucifer. There are daring and gaudy buildings that manage to be offensive, without being contemptible; and we know that ‘fools rush in 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 But to aim at making a common-place villa, and to make it insufferably ugly in each particular; to attempt the homeliest achievement, and to attain the bottom of derided failure; not to have any theory but profit and yet, at an equal expense, to outstrip all competitors in the art of conceiving and rendering permanent deformity; and to do all this in what is, by nature, one of the most agreeable neighbourhoods in Britain:—what are we to say, but that this also is a distinction, hard to earn although not greatly worshipful?

Indifferent buildings give pain to the sensitive; but these things offend the plainest taste. It is a danger which threatens the amenity of the town; and as this eruption keeps spreading on our borders, we have ever the farther to walk among unpleasant sights, before we gain the country air. If the population of Edinburgh were a living, autonomous body, it would arise like one man and make night hideous with arson; the builders and their accomplices would be driven to work, like the Jews of yore, with the trowel in one hand and the defensive cutlass in the other; and as soon as one of these masonic wonders had been consummated, right-minded iconoclasts should fall thereon and make an end of it at once.

Possibly these words may meet the eye of a builder or two. It is no use asking them to employ an architect; for that would be to touch them in a delicate quarter, and its use would largely depend on what architect they were minded to call in. But let them get any architect in the world to point out any reasonably well-proportioned villa, not his own design; and let them reproduce that model to satiety.

CHAPTER VIII THE CALTON HILL

The east of new Edinburgh is guarded by a craggy hill, of no great elevation, which the town embraces. The old London road runs on one side of it; while the New Approach, leaving it on the other hand, completes the circuit. You mount by stairs in a cutting of the rock to find yourself in a field of monuments. Dugald Stewart has the honours of situation and architecture; Burns is memorialised lower down upon a spur; Lord Nelson, as befits a sailor, gives his name to the top-gallant of the Calton Hill. This latter erection has been differently and yet, in both cases, aptly compared to a telescope and a butter-churn; comparisons apart, it ranks among the vilest of men’s handiworks. But the chief feature is an unfinished range of columns, ‘the Modern Ruin’ as it has been called, an imposing object from far and near, and giving Edinburgh, even from the sea, that false air; of a Modern Athens which has earned for her so many slighting speeches. It was meant to be a National Monument; and its present state is a very suitable monument to certain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old Observatory—a quaint brown building on the edge of the steep—and the new Observatory—a classical edifice with a dome—occupy the central portion of the summit. All these are scattered on a green turf, browsed over by some sheep.

The scene suggests reflections on fame and on man’s injustice to the dead. You see Dugald Stewart rather more handsomely commemorated than Burns. Immediately below, in the Canongate churchyard, lies Robert Fergusson, Burns’s master in his art, who died insane while yet a stripling; and if Dugald Stewart has been somewhat too boisterously acclaimed, the Edinburgh poet, on the other hand, is most unrighteously forgotten. The votaries of Burns, a crew too common in all ranks in Scotland and more remarkable for number than discretion, eagerly suppress all mention of the lad who handed to him the poetic impulse and, up to the time when he grew famous, continued to influence him in his manner and the choice of subjects. Burns himself not only acknowledged his debt in a fragment of autobiography, but erected a tomb over the grave in Canongate churchyard. This was worthy of an artist, but it was done in vain; and although I think I have read nearly all the biographies of Burns, I cannot remember one in which the modesty of nature was not violated, or where Fergusson was not sacrificed to the credit of his follower’s originality. There is a kind of gaping admiration that would fain roll Shakespeare and Bacon into one, to have a bigger thing to gape at; and a class of men who cannot edit one author without disparaging all others. They are indeed mistaken if they think to please the great originals; and whoever puts Fergusson right with fame, cannot do better than dedicate his labours to the memory of Burns, who will be the best delighted of the dead.

Of all places for a view, this Calton Hill is perhaps the best; since you can see the Castle, which you lose from the Castle, and Arthur’s Seat, which you cannot see from Arthur’s Seat. It is the place to stroll on one of those days of sunshine and east wind which are so common in our more than temperate summer. The breeze comes off the sea, with a little of the freshness, and that touch of chill, peculiar to the quarter, which is delightful to certain very ruddy organizations and greatly the reverse to the majority of mankind. It brings with it a faint, floating haze, a cunning decolourizer, although not thick enough to obscure outlines near at hand. But the haze lies more thickly to windward at the far end of Musselburgh Bay; and over the Links of Aberlady and Berwick Law and the hump of the Bass Rock it assumes the aspect of a bank of thin sea fog.

Immediately underneath upon the south, you command the yards of the High School, and the towers and courts of the new Jail—a large place, castellated to the extent of folly, standing by itself on the edge of a steep cliff, and often joyfully hailed by tourists as the Castle. In the one, you may perhaps see female prisoners taking exercise like a string of nuns; in the other, schoolboys running at play and their shadows keeping step with them. From the bottom of the valley, a gigantic chimney rises almost to the level of the eye, a taller and a shapelier edifice than Nelson’s Monument. Look a little farther, and there is Holyrood Palace, with its Gothic frontal and ruined abbey, and the red sentry pacing smartly too and fro before the door like a mechanical figure in a panorama. By way of an outpost, you can single out the little peak-roofed lodge, over which Rizzio’s murderers made their escape and where Queen Mary herself, according to gossip, bathed in white wine to entertain her loveliness. Behind and overhead, lie the Queen’s Park, from Muschat’s Cairn to Dumbiedykes, St. Margaret’s Loch, and the long wall of Salisbury Crags: and thence, by knoll and rocky bulwark and precipitous slope, the eye rises to the top of Arthur’s Seat, a hill for magnitude, a mountain in virtue of its bold design. This upon your left. Upon the right, the roofs and spires of the Old Town climb one above another to where the citadel prints its broad bulk and jagged crown of bastions on the western sky.—Perhaps it is now one in the afternoon; and at the same instant of time, a ball rises to the summit of Nelson’s flagstaff close at hand, and, far away, a puff of smoke followed by a report bursts from the half-moon battery at the Castle. This is the time-gun by which people set their watches, as far as the sea coast or in hill farms upon the Pentlands.—To complete the view, the eye enfilades Princes Street, black with traffic, and has a broad look over the valley between the Old Town and the New: here, full of railway trains and stepped over by the high North Bridge upon its many columns, and there, green with trees and gardens.

On the north, the Calton Hill is neither so abrupt in itself nor has it so exceptional an outlook; and yet even here it commands a striking prospect. A gully separates it from the New Town. This is Greenside, where witches were burned and tournaments held in former days. Down that almost precipitous bank, Bothwell launched his horse, and so first, as they say, attracted the bright eyes of Mary. It is now tesselated with sheets and blankets out to dry, and the sound of people beating carpets is rarely absent. Beyond all this, the suburbs run out to Leith; Leith camps on the seaside with her forest of masts; Leith roads are full of ships at anchor; the sun picks out the white pharos upon Inchkeith Island; the Firth extends on either hand from the Ferry to the May; the towns of Fifeshire sit, each in its bank of blowing smoke, along the opposite coast; and the hills enclose the view, except to the farthest east, where the haze of the horizon rests upon the open sea. There lies the road to Norway: a dear road for Sir Patrick Spens and his Scots Lords; and yonder smoke on the hither side of Largo Law is Aberdour, from whence they sailed to seek a queen for Scotland.

‘O lang, lang, may the ladies sit,

Wi’ their fans into their hand,

Or ere they see Sir Patrick Spens

Come sailing to the land!’

The sight of the sea, even from a city, will bring thoughts of storm and sea disaster. The sailors’ wives of Leith and the fisherwomen of Cockenzie, not sitting languorously with fans, but crowding to the tail of the harbour with a shawl about their ears, may still look vainly for brave Scotsmen who will return no more, or boats that have gone on their last fishing. Since Sir Patrick sailed from Aberdour, what a multitude have gone down in the North Sea! Yonder is Auldhame, where the London smack went ashore and wreckers cut the rings from ladies’ fingers; and a few miles round Fife Ness is the fatal Inchcape, now a star of guidance; and the lee shore to the east of the Inchcape, is that Forfarshire coast where Mucklebackit sorrowed for his son.

These are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scene roughly sketched. How they are all tilted by the inclination of the ground, how each stands out in delicate relief against the rest, what manifold detail, and play of sun and shadow, animate and accentuate the picture, is a matter for a person on the spot, and turning swiftly on his heels, to grasp and bind together in one comprehensive look. It is the character of such a prospect, to be full of change and of things moving. The multiplicity embarrasses the eye; and the mind, among so much, suffers itself to grow absorbed with single points. You remark a tree in a hedgerow, or follow a cart along a country road. You turn to the city, and see children, dwarfed by distance into pigmies, at play about suburban doorsteps; you have a glimpse upon a thoroughfare where people are densely moving; you note ridge after ridge of chimney-stacks running downhill one behind another, and church spires rising bravely from the sea of roofs. At one of the innumerable windows, you watch a figure moving; on one of the multitude of roofs, you watch clambering chimney-sweeps. The wind takes a run and scatters the smoke; bells are heard, far and near, faint and loud, to tell the hour; or perhaps a bird goes dipping evenly over the housetops, like a gull across the waves. And here you are in the meantime, on this pastoral hillside, among nibbling sheep and looked upon by monumental buildings.

Return thither on some clear, dark, moonless night, with a ring of frost in the air, and only a star or two set sparsedly in the vault of heaven; and you will find a sight as stimulating as the hoariest summit of the Alps. The solitude seems perfect; the patient astronomer, flat on his back under the Observatory dome and spying heaven’s secrets, is your only neighbour; and yet from all round you there come up the dull hum of the city, the tramp of countless people marching out of time, the rattle of carriages and the continuous keen jingle of the tramway bells. An hour or so before, the gas was turned on; lamplighters scoured the city; in every house, from kitchen to attic, the windows kindled and gleamed forth into the dusk. And so now, although the town lies blue and darkling on her hills, innumerable spots of the bright element shine far and near along the pavements and upon the high facades. Moving lights of the railway pass and repass below the stationary lights upon the bridge. Lights burn in the jail. Lights burn high up in the tall lands and on the Castle turrets, they burn low down in Greenside or along the Park. They run out one beyond the other into the dark country. They walk in a procession down to Leith, and shine singly far along Leith Pier. Thus, the plan of the city and her suburbs is mapped out upon the ground of blackness, as when a child pricks a drawing full of pinholes and exposes it before a candle; not the darkest night of winter can conceal her high station and fanciful design; every evening in the year she proceeds to illuminate herself in honour of her own beauty; and as if to complete the scheme—or rather as if some prodigal Pharaoh were beginning to extend to the adjacent sea and country—half-way over to Fife, there is an outpost of light upon Inchkeith, and far to seaward, yet another on the May.

And while you are looking, across upon the Castle Hill, the drums and bugles begin to recall the scattered garrison; the air thrills with the sound; the bugles sing aloud; and the last rising flourish mounts and melts into the darkness like a star: a martial swan-song, fitly rounding in the labours of the day.

CHAPTER IX WINTER AND NEW YEAR

The Scotch dialect is singularly rich in terms of reproach against the winter wind. Snell, blae, nirly, and scowthering, are four of these significant vocables; they are all words that carry a shiver with them; and for my part, as I see them aligned before me on the page, I am persuaded that a big wind comes tearing over the Firth from Burntisland and the northern hills; I think I can hear it howl in the chimney, and as I set my face northwards, feel its smarting kisses on my cheek. Even in the names of places there is often a desolate, inhospitable sound; and I remember two from the near neighbourhood of Edinburgh, Cauldhame and Blaw-weary, that would promise but starving comfort to their inhabitants. The inclemency of heaven, which has thus endowed the language of Scotland with words, has also largely modified the spirit of its poetry. Both poverty and a northern climate teach men the love of the hearth and the sentiment of the family; and the latter, in its own right, inclines a poet to the praise of strong waters. In Scotland, all our singers have a stave or two for blazing fires and stout potations:—to get indoors out of the wind and to swallow something hot to the stomach, are benefits so easily appreciated where they dwelt!

And this is not only so in country districts where the shepherd must wade in the snow all day after his flock, but in Edinburgh itself, and nowhere more apparently stated than in the works of our Edinburgh poet, Fergusson. He was a delicate youth, I take it, and willingly slunk from the robustious winter to an inn fire-side. Love was absent from his life, or only present, if you prefer, in such a form that even the least serious of Burns’s amourettes was ennobling by comparison; and so there is nothing to temper the sentiment of indoor revelry which pervades the poor boy’s verses. Although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his native town, and the manners of its youth to the present day, this spirit has perhaps done something to restrict his popularity. He recalls a supper-party pleasantry with something akin to tenderness; and sounds the praises of the act of drinking as if it were virtuous, or at least witty, in itself. The kindly jar, the warm atmosphere of tavern parlours, and the revelry of lawyers’ clerks, do not offer by themselves the materials of a rich existence. It was not choice, so much as an external fate, that kept Fergusson in this round of sordid pleasures. A Scot of poetic temperament, and without religious exaltation, drops as if by nature into the public-house. The picture may not be pleasing; but what else is a man to do in this dog’s weather?

To none but those who have themselves suffered the thing in the body, can the gloom and depression of our Edinburgh winter be brought home. For some constitutions there is something almost physically disgusting in the bleak ugliness of easterly weather; the wind wearies, the sickly sky depresses them; and they turn back from their walk to avoid the aspect of the unrefulgent sun going down among perturbed and pallid mists. The days are so short that a man does much of his business, and certainly all his pleasure, by the haggard glare of gas lamps. The roads are as heavy as a fallow. People go by, so drenched and draggle-tailed that I have often wondered how they found the heart to undress. And meantime the wind whistles through the town as if it were an open meadow; and if you lie awake all night, you hear it shrieking and raving overhead with a noise of shipwrecks and of falling houses. In a word, life is so unsightly that there are times when the heart turns sick in a man’s inside; and the look of a tavern, or the thought of the warm, fire-lit study, is like the touch of land to one who has been long struggling with the seas.

As the weather hardens towards frost, the world begins to improve for Edinburgh people. We enjoy superb, sub-arctic sunsets, with the profile of the city stamped in indigo upon a sky of luminous green. The wind may still be cold, but there is a briskness in the air that stirs good blood. People do not all look equally sour and downcast. They fall into two divisions: one, the knight of the blue face and hollow paunch, whom Winter has gotten by the vitals; the other well lined with New-year’s fare, conscious of the touch of cold on his periphery, but stepping through it by the glow of his internal fires. Such an one I remember, triply cased in grease, whom no extremity of temperature could vanquish. ‘Well,’ would be his jovial salutation, ‘here’s a sneezer!’ And the look of these warm fellows is tonic, and upholds their drooping fellow-townsmen. There is yet another class who do not depend on corporal advantages, but support the winter in virtue of a brave and merry heart. One shivering evening, cold enough for frost but with too high a wind, and a little past sundown, when the lamps were beginning to enlarge their circles in the growing dusk, a brace of barefoot lassies were seen coming eastward in the teeth of the wind. If the one was as much as nine, the other was certainly not more than seven. They were miserably clad; and the pavement was so cold, you would have thought no one could lay a naked foot on it unflinching. Yet they came along waltzing, if you please, while the elder sang a tune to give them music. The person who saw this, and whose heart was full of bitterness at the moment, pocketed a reproof which has been of use to him ever since, and which he now hands on, with his good wishes, to the reader.

At length, Edinburgh, with her satellite hills and all the sloping country, are sheeted up in white. If it has happened in the dark hours, nurses pluck their children out of bed and run with them to some commanding window, whence they may see the change that has been worked upon earth’s face. ‘A’ the hills are covered wi’ snaw,’ they sing, ‘and Winter’s noo come fairly!’ And the children, marvelling at the silence and the white landscape, find a spell appropriate to the season in the words. The reverberation of the snow increases the pale daylight, and brings all objects nearer the eye. The Pentlands are smooth and glittering, with here and there the black ribbon of a dry-stone dyke, and here and there, if there be wind, a cloud of blowing snow upon a shoulder. The Firth seems a leaden creek, that a man might almost jump across, between well-powdered Lothian and well-powdered Fife. And the effect is not, as in other cities, a thing of half a day; the streets are soon trodden black, but the country keeps its virgin white; and you have only to lift your eyes and look over miles of country snow. An indescribable cheerfulness breathes about the city; and the well-fed heart sits lightly and beats gaily in the—bosom. It is New-year’s weather.

New-year’s Day, the great national festival, is a time of family expansions and of deep carousal. Sometimes, by a sore stoke of fate for this Calvinistic people, the year’s anniversary fails upon a Sunday, when the public-houses are inexorably closed, when singing and even whistling is banished from our homes and highways, and the oldest toper feels called upon to go to church. Thus pulled about, as if between two loyalties, the Scotch have to decide many nice cases of conscience, and ride the marches narrowly between the weekly and the annual observance. A party of convivial musicians, next door to a friend of mine, hung suspended in this manner on the brink of their diversions. From ten o’clock on Sunday night, my friend heard them tuning their instruments: and as the hour of liberty drew near, each must have had his music open, his bow in readiness across the fiddle, his foot already raised to mark the time, and his nerves braced for execution; for hardly had the twelfth stroke sounded from the earliest steeple, before they had launced forth into a secular bravura.

Currant-loaf is now popular eating in all house-holds. For weeks before the great morning, confectioners display stacks of Scotch bun—a dense, black substance, inimical to life—and full moons of shortbread adorned with mottoes of peel or sugar-plum, in honour of the season and the family affections. ‘Frae Auld Reekie,’ ‘A guid New Year to ye a’,’ ‘For the Auld Folk at Hame,’ are among the most favoured of these devices. Can you not see the carrier, after half-a-day’s journey on pinching hill-roads, draw up before a cottage in Teviotdale, or perhaps in Manor Glen among the rowans, and the old people receiving the parcel with moist eyes and a prayer for Jock or Jean in the city? For at this season, on the threshold of another year of calamity and stubborn conflict, men feel a need to draw closer the links that unite them; they reckon the number of their friends, like allies before a war; and the prayers grow longer in the morning as the absent are recommended by name into God’s keeping.

On the day itself, the shops are all shut as on a Sunday; only taverns, toyshops, and other holiday magazines, keep open doors. Every one looks for his handsel. The postman and the lamplighters have left, at every house in their districts, a copy of vernacular verses, asking and thanking in a breath; and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Scotland that these verses may have sometimes a touch of reality in detail or sentiment and a measure of strength in the handling. All over the town, you may see comforter’d schoolboys hasting to squander their half-crowns. There are an infinity of visits to be paid; all the world is in the street, except the daintier classes; the sacramental greeting is heard upon all sides; Auld Lang Syne is much in people’s mouths; and whisky and shortbread are staple articles of consumption. From an early hour a stranger will be impressed by the number of drunken men; and by afternoon drunkenness has spread to the women. With some classes of society, it is as much a matter of duty to drink hard on New-year’s Day as to go to church on Sunday. Some have been saving their wages for perhaps a month to do the season honour. Many carry a whisky-bottle in their pocket, which they will press with embarrassing effusion on a perfect stranger. It is inexpedient to risk one’s body in a cab, or not, at least, until after a prolonged study of the driver. The streets, which are thronged from end to end, become a place for delicate pilotage. Singly or arm-in-arm, some speechless, others noisy and quarrelsome, the votaries of the New Year go meandering in and out and cannoning one against another; and now and again, one falls and lies as he has fallen. Before night, so many have gone to bed or the police office, that the streets seem almost clearer. And as guisards and first-footers are now not much seen except in country places, when once the New Year has been rung in and proclaimed at the Tron railings, the festivities begin to find their way indoors and something like quiet returns upon the town. But think, in these piled lands, of all the senseless snorers, all the broken heads and empty pockets!

Of old, Edinburgh University was the scene of heroic snowballing; and one riot obtained the epic honours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But the great generation, I am afraid, is at an end; and even during my own college days, the spirit appreciably declined. Skating and sliding, on the other hand, are honoured more and more; and curling, being a creature of the national genius, is little likely to be disregarded. The patriotism that leads a man to eat Scotch bun will scarce desert him at the curling-pond. Edinburgh, with its long, steep pavements, is the proper home of sliders; many a happy urchin can slide the whole way to school; and the profession of errand-boy is transformed into a holiday amusement. As for skating, there is scarce any city so handsomely provided. Duddingstone Loch lies under the abrupt southern side of Arthur’s Seat; in summer a shield of blue, with swans sailing from the reeds; in winter, a field of ringing ice. The village church sits above it on a green promontory; and the village smoke rises from among goodly trees. At the church gates, is the historical joug; a place of penance for the neck of detected sinners, and the historical louping-on stane, from which Dutch-built lairds and farmers climbed into the saddle. Here Prince Charlie slept before the battle of Prestonpans; and here Deacon Brodie, or one of his gang, stole a plough coulter before the burglary in Chessel’s Court.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loch, the ground rises to Craigmillar Castle, a place friendly to Stuart Mariolaters. It is worth a climb, even in summer, to look down upon the loch from Arthur’s Seat; but it is tenfold more so on a day of skating. The surface is thick with people moving easily and swiftly and leaning over at a thousand graceful inclinations; the crowd opens and closes, and keeps moving through itself like water; and the ice rings to half a mile away, with the flying steel. As night draws on, the single figures melt into the dusk, until only an obscure stir, and coming and going of black clusters, is visible upon the loch. A little longer, and the first torch is kindled and begins to flit rapidly across the ice in a ring of yellow reflection, and this is followed by another and another, until the whole field is full of skimming lights.

CHAPTER X TO THE PENTLAND HILLS

On three sides of Edinburgh, the country slopes downward from the city, here to the sea, there to the fat farms of Haddington, there to the mineral fields of Linlithgow. On the south alone, it keeps rising until it not only out-tops the Castle but looks down on Arthur’s Seat. The character of the neighbourhood is pretty strongly marked by a scarcity of hedges; by many stone walls of varying height; by a fair amount of timber, some of it well grown, but apt to be of a bushy, northern profile and poor in foliage; by here and there a little river, Esk or Leith or Almond, busily journeying in the bottom of its glen; and from almost every point, by a peep of the sea or the hills. There is no lack of variety, and yet most of the elements are common to all parts; and the southern district is alone distinguished by considerable summits and a wide view.

From Boroughmuirhead, where the Scottish army encamped before Flodden, the road descends a long hill, at the bottom of which and just as it is preparing to mount upon the other side, it passes a toll-bar and issues at once into the open country. Even as I write these words, they are being antiquated in the progress of events, and the chisels are tinkling on a new row of houses. The builders have at length adventured beyond the toll which held them in respect so long, and proceed to career in these fresh pastures like a herd of colts turned loose. As Lord Beaconsfield proposed to hang an architect by way of stimulation, a man, looking on these doomed meads, imagines a similar example to deter the builders; for it seems as if it must come to an open fight at last to preserve a corner of green country unbedevilled. And here, appropriately enough, there stood in old days a crow-haunted gibbet, with two bodies hanged in chains. I used to be shown, when a child, a flat stone in the roadway to which the gibbet had been fixed. People of a willing fancy were persuaded, and sought to persuade others, that this stone was never dry. And no wonder, they would add, for the two men had only stolen fourpence between them.

For about two miles the road climbs upwards, a long hot walk in summer time. You reach the summit at a place where four ways meet, beside the toll of Fairmilehead. The spot is breezy and agreeable both in name and aspect. The hills are close by across a valley: Kirk Yetton, with its long, upright scars visible as far as Fife, and Allermuir the tallest on this side with wood and tilled field running high upon their borders, and haunches all moulded into innumerable glens and shelvings and variegated with heather and fern. The air comes briskly and sweetly off the hills, pure from the elevation and rustically scented by the upland plants; and even at the toll, you may hear the curlew calling on its mate. At certain seasons, when the gulls desert their surfy forelands, the birds of sea and mountain hunt and scream together in the same field by Fairmilehead. The winged, wild things intermix their wheelings, the sea-birds skim the tree-tops and fish among the furrows of the plough. These little craft of air are at home in all the world, so long as they cruise in their own element; and, like sailors, ask but food and water from the shores they coast.

Below, over a stream, the road passes Bow Bridge, now a dairy-farm, but once a distillery of whisky. It chanced, some time in the past century, that the distiller was on terms of good-fellowship with the visiting officer of excise. The latter was of an easy, friendly disposition, and a master of convivial arts. Now and again, he had to walk out of Edinburgh to measure the distiller’s stock; and although it was agreeable to find his business lead him in a friend’s direction, it was unfortunate that the friend should be a loser by his visits. Accordingly, when he got about the level of Fairmilehead, the gauger would take his flute, without which he never travelled, from his pocket, fit it together, and set manfully to playing, as if for his own delectation and inspired by the beauty of the scene. His favourite air, it seems, was ‘Over the hills and far away.’ At the first note, the distiller pricked his ears. A flute at Fairmilehead? and playing ‘Over the hills and far away?’ This must be his friendly enemy, the gauger. Instantly horses were harnessed, and sundry barrels of whisky were got upon a cart, driven at a gallop round Hill End, and buried in the mossy glen behind Kirk Yetton. In the same breath, you may be sure, a fat fowl was put to the fire, and the whitest napery prepared for the back parlour. A little after, the gauger, having had his fill of music for the moment, came strolling down with the most innocent air imaginable, and found the good people at Bow Bridge taken entirely unawares by his arrival, but none the less glad to see him. The distiller’s liquor and the gauger’s flute would combine to speed the moments of digestion; and when both were somewhat mellow, they would wind up the evening with ‘Over the hills and far away’ to an accompaniment of knowing glances. And at least, there is a smuggling story, with original and half-idyllic features.

A little further, the road to the right passes an upright stone in a field. The country people call it General Kay’s monument. According to them, an officer of that name had perished there in battle at some indistinct period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history. The date is reassuring; for I think cautious writers are silent on the General’s exploits. But the stone is connected with one of those remarkable tenures of land which linger on into the modern world from Feudalism. Whenever the reigning sovereign passes by, a certain landed proprietor is held bound to climb on to the top, trumpet in hand, and sound a flourish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his knowledge in that art. Happily for a respectable family, crowned heads have no great business in the Pentland Hills. But the story lends a character of comicality to the stone; and the passer-by will sometimes chuckle to himself.

The district is dear to the superstitious. Hard by, at theback-gate of Comiston, a belated carter beheld a lady in white, ‘with the most beautiful, clear shoes upon her feet,’ who looked upon him in a very ghastly manner and then vanished; and just in front is the Hunters’ Tryst, once a roadside inn, and not so long ago haunted by the devil in person. Satan led the inhabitants a pitiful existence. He shook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building with lamentable outcries, beat at the doors and windows, overthrew crockery in the dead hours of the morning, and danced unholy dances on the roof. Every kind of spiritual disinfectant was put in requisition; chosen ministers were summoned out of Edinburgh and prayed by the hour; pious neighbours sat up all night making a noise of psalmody; but Satan minded them no more than the wind about the hill-tops; and it was only after years of persecution, that he left the Hunters’ Tryst in peace to occupy himself with the remainder of mankind. What with General Kay, and the white lady, and this singular visitation, the neighbourhood offers great facilities to the makers of sun-myths; and without exactly casting in one’s lot with that disenchanting school of writers, one cannot help hearing a good deal of the winter wind in the last story. ‘That nicht,’ says Burns, in one of his happiest moments,—

‘That nicht a child might understand

The deil had business on his hand.’

And if people sit up all night in lone places on the hills, with Bibles and tremulous psalms, they will be apt to hear some of the most fiendish noises in the world; the wind will beat on doors and dance upon roofs for them, and make the hills howl around their cottage with a clamour like the judgment-day.

The road goes down through another valley, and then finally begins to scale the main slope of the Pentlands. A bouquet of old trees stands round a white farmhouse; and from a neighbouring dell, you can see smoke rising and leaves ruffling in the breeze. Straight above, the hills climb a thousand feet into the air. The neighbourhood, about the time of lambs, is clamorous with the bleating of flocks; and you will be awakened, in the grey of early summer mornings, by the barking of a dog or the voice of a shepherd shouting to the echoes. This, with the hamlet lying behind unseen, is Swanston.

The place in the dell is immedi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city. Long ago, this sheltered field was purchased by the Edinburgh magistrates for the sake of the springs that rise or gather there. After they had built their water-house and laid their pipes, it occurred to them that the place was suitable for junketing. Once entertained, with jovial magistrates and public funds, the idea led speedily to accomplishment; and Edinburgh could soon boast of a municipal Pleasure House. The dell was turned into a garden; and on the knoll that shelters it from the plain and the sea winds, they built a cottage looking to the hills. They brought crockets and gargoyles from old St. Giles’s which they were then restoring, and disposed them on the gables and over the door and about the garden; and the quarry which had supplied them with building material, they draped with clematis and carpeted with beds of roses. So much for the pleasure of the eye; for creature comfort, they made a capacious cellar in the hillside and fitted it with bins of the hewn stone. In process of time, the trees grew higher and gave shade to the cottage, and the evergreens sprang up and turned the dell into a thicket. There, purple magistrates relaxed themselves from the pursuit of municipal ambition; cocked hats paraded soberly about the garden and in and out among the hollies; authoritative canes drew ciphering upon the path; and at night, from high upon the hills, a shepherd saw lighted windows through the foliage and heard the voice of city dignitaries raised in song.

The farm is older. It was first a grange of Whitekirk Abbey, tilled and inhabited by rosy friars. Thence, after the Reformation, it passed into the hands of a true-blue Protestant family. During the covenanting troubles, when a night conventicle was held upon the Pentlands, the farm doors stood hospitably open till the morning; the dresser was laden with cheese and bannocks, milk and brandy; and the worshippers kept slipping down from the hill between two exercises, as couples visit the supper-room between two dances of a modern ball. In the Forty-Five, some foraging Highlanders from Prince Charlie’s army fell upon Swanston in the dawn. The great-grandfather of the late farmer was then a little child; him they awakened by plucking the blankets from his bed, and he remembered, when he was an old man, their truculent looks and uncouth speech. The churn stood full of cream in the dairy, and with this they made their brose in high delight. ‘It was braw brose,’ said one of them. At last they made off, laden like camels with their booty; and Swanston Farm has lain out of the way of history from that time forward. I do not know what may be yet in store for it. On dark days, when the mist runs low upon the hill, the house has a gloomy air as if suitable for private tragedy. But in hot July, you can fancy nothing more perfect than the garden, laid out in alleys and arbours and bright, old-fashioned flower-plots, and ending in a miniature ravine, all trellis-work and moss and tinkling waterfall, and housed from the sun under fathoms of broad foliage.

The hamlet behind is one of the least considerable of hamlets, and consists of a few cottages on a green beside a burn. Some of them (a strange thing in Scotland) are models of internal neatness; the beds adorned with patchwork, the shelves arrayed with willow-pattern plates, the floors and tables bright with scrubbing or pipe-clay, and the very kettle polished like silver. It is the sign of a contented old age in country places, where there is little matter for gossip and no street sights. Housework becomes an art; and at evening, when the cottage interior shines and twinkles in the glow of the fire, the housewife folds her hands and contemplates her finished picture; the snow and the wind may do their worst, she has made herself a pleasant corner in the world. The city might be a thousand miles away, and yet it was from close by that Mr. Bough painted the distant view of Edinburgh which has been engraved for this collection; and you have only to look at the etching, [118] to see how near it is at hand. But hills and hill people are not easily sophisticated; and if you walk out here on a summer Sunday, it is as like as not the shepherd may set his dogs upon you. But keep an unmoved countenance; they look formidable at the charge, but their hearts are in the right place, and they will only bark and sprawl about you on the grass, unmindful of their master’s excitations.

Kirk Yetton forms the north-eastern angle of the range; thence, the Pentlands trend off to south and west. From the summit you look over a great expanse of champaign sloping to the sea, and behold a large variety of distant hills. There are the hills of Fife, the hills of Peebles, the Lammermoors and the Ochils, more or less mountainous in outline, more or less blue with distance. Of the Pentlands themselves, you see a field of wild heathery peaks with a pond gleaming in the midst; and to that side the view is as desolate as if you were looking into Galloway or Applecross. To turn to the other is like a piece of travel. Far out in the lowlands Edinburgh shows herself, making a great smoke on clear days and spreading her suburbs about her for miles; the Castle rises darkly in the midst, and close by, Arthur’s Seat makes a bold figure in the landscape. All around, cultivated fields, and woods, and smoking villages, and white country roads, diversify the uneven surface of the land. Trains crawl slowly abroad upon the railway lines; little ships are tacking in the Firth; the shadow of a mountainous cloud, as large as a parish, travels before the wind; the wind itself ruffles the wood and standing corn, and sends pulses of varying colour across the landscape. So you sit, like Jupiter upon Olympus, and look down from afar upon men’s life. The city is as silent as a city of the dead: from all its humming thoroughfares, not a voice, not a footfall, reaches you upon the hill. The sea-surf, the cries of ploughmen, the streams and the mill-wheels, the birds and the wind, keep up an animated concert through the plain; from farm to farm, dogs and crowing cocks contend together in defiance; and yet from this Olympian station, except for the whispering rumour of a train, the world has fallen into a dead silence, and the business of town and country grown voiceless in your ears. A crying hill-bird, the bleat of a sheep, a wind singing in the dry grass, seem not so much to interrupt, as to accompany, the stillness; but to the spiritual ear, the whole scene makes a music at once human and rural, and discourses pleasant reflections on the destiny of man. The spiry habitable city, ships, the divided fields, and browsing herds, and the straight highways, tell visibly of man’s active and comfortable ways; and you may be never so laggard and never so unimpressionable, but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e view that spirits up your blood and puts you in the vein for cheerful labour.

Immediately below is Fairmilehead, a spot of roof and a smoking chimney, where two roads, no thicker than packthread, intersect beside a hanging wood. If you are fanciful, you will be reminded of the gauger in the story. And the thought of this old exciseman, who once lipped and fingered on his pipe and uttered clear notes from it in the mountain air, and the words of the song he affected, carry your mind ‘Over the hills and far away’ to distant countries; and you have a vision of Edinburgh not, as you see her, in the midst of a little neighbourhood, but as a boss upon the round world with all Europe and the deep sea for her surroundings. For every place is a centre to the earth, whence highways radiate or ships set sail for foreign ports; the limit of a parish is not more imaginary than the frontier of an empire; and as a man sitting at home in his cabinet and swiftly writing books, so a city sends abroad an influence and a portrait of herself. There is no Edinburgh emigrant, far or near, from China to Peru, but he or she carries some lively pictures of the mind, some sunset behind the Castle cliffs, some snow scene, some maze of city lamps, indelible in the memory and delightful to study in the intervals of toil. For any such, if this book fall in their way, here are a few more home pictures. It would be pleasant, if they should recognise a house where they had dwelt, or a walk that they had taken.

Footnotes:

[118] One of the illustrations of the First Edition.

东京物语（中日文对照）

著者：〔日〕芥川龙之介〔日〕太宰治〔日〕幸田露伴

译者：涂三月 薛子猫

文本整理：薛子猫

编辑：王瑜玲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版本：电子书

版次：2015年4月第一版

字数：68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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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物语

（中日文对照）

〔日〕芥川龙之介〔日〕太宰治〔日〕幸田露伴 著

涂三月 薛子猫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缘起·代序

芥川龙之介小传

东京小品

生于东京

秋

太宰治小传

东京八景（赠予苦难的人们）

幸田露伴小传

水之东京

译后记

東京小品 芥川龍之介

東京に生れて 芥川龍之介

秋

東京八景（苦難の或人に贈る）

水の東京

缘起·代序

“一个作家，一座城”系列是一套奇妙的作品。

之所以说是“奇妙”，一是缘于成书的方式——图书的引进、实现者就是它的读者，这些古老的经典，藉由互联网的思维方式在当下呈现。

书的选题全部来源于中国最大的译者社区——“译言网”用户自主地发现与推荐，是想把它们引进中文世界的读者们认定了选题，而这些书曾影响了那个时代，这些书的作者成就了作品，也成为了大师。

每本书的译者，在图书协作翻译平台上，从世界各地聚拢在以书为单位的项目组中。这些天涯海角、素昧平生，拥有着各种专业背景和外语能力的合作伙伴在网络世界中因共同的兴趣、共有的语言能力和相互认同的语言风格而交集。

书中的插图是每本书的项目负责人和自己的组员们，依据对内容的理解、领悟寻找发掘而来。

每位参与者的感悟与思索除了在译文内容中展现，还写进了序言之中，将最本初的想法、愿望、心路历程直接分享给读者。因此，序也是图书不可分割的内容，是阅读的延伸……

所以，这套书是由你们——读者创造出来的。

二是缘于时间与空间的奇妙结合——古与今、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形成了穿越时空的遇见。

百多年前的大师们，用自己的笔和语言，英语、法语、德语、日语……来描摹那时的城市，在贴近与游离中抒发着他们与一座城的情怀。而今天的译者们，他们或是行走在繁华的曼哈顿街头，在MET和MOMA的展馆里消磨掉着大部分时间；或是驻足在桃花纷飞的爱丁堡，写下“生命厚重的根基不该因流动而弱化”这样的译者序言；又或者流连在东京的街头，找寻着作为插图的老东京明信片……他们与大师们可能走在同一座城的同一条路上，感觉着时空的变幻，文明的演化，用现代的语言演绎着过去，用当代的目光考量着曾经的过往。

然后，这些成果汇集在了“译言·古登堡项目”中，将被一个聚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团队来呈现。这里有——电脑前运行着一个拥有着400多位图书项目负责人、1500多名稳定译者，平台上同时并行着300多个图书项目的译言图书社区小伙伴们；有对图书质量精益求精的中青社图书编辑；有一位坚持必须把整本的书稿看完才构思下笔的设计师……一张又一张的时间表，一个又一个的构思设想，一次又一次的讨论会……

就这样，那些蜚声文坛的大师们、那些他们笔下耳熟能详的城市带着历史的气息，藉由互联网的方式进入了中文世界，得以与今天翻开这本书的你遇见……

好的书籍是对人类文化的礼赞，是对创作者的致敬。15世纪中叶，一个名叫约翰内斯·古登堡的德国银匠发明了一种金属活字印刷方法。从此，书籍走出了象牙塔，人类进入了一个信息迅速、廉价传播的时代，知识得以传播，民智得以开启，现代工业文明由此萌发。

今天，互联网的伟大在于它打破了之前封闭的传承模式，摒弃了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人的一生何其短暂，人类文明的积淀浩如烟海，穷其一生的寻寻觅觅都不可能窥探其一二。而互联网给人们、给各个领域以直面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每个人都有机会做到。人类文明的积淀得以被唤醒、被发现，得以用更快、更高效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让经典在中文世界重生”——“译言·古登堡项目”的灵感是对打开文明传播之门的约翰内斯·古登堡的致敬。这个项目的创造力，来自于社区，来自于协作，来自于那些秉承参与和分享理念的用户，来自于新兴的互联网思维与历史源远流长的出版社结合在一起的优秀团队。

从策划到出版是“发现之旅”——发现中文世界之外的经典，发现我们自身；是“再现之旅”——让经典在中文世界重生。这套作品的出版是对所有为之付出智慧、才华、心血的人们的礼赞。

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多么有意思的事业。

我的朋友，当你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也是开启了一段缘。我们遇见了最好的彼此。也许，你就是我们下一本书的发现者、组织者或是翻译者……

所以，这就让这段“缘起”代序吧。

芥川龙之介小传

芥川龙之介（1892年3月1日—1927年7月24日），日本著名小说家，号澄江堂主人，俳句雅号我鬼。与森欧外、夏目漱石被并称为20世纪前半叶日本文坛上的三巨匠，亦是新思潮派代表性作家。出生于日本东京市京桥区（现中央区明石町），父亲新原敏三从事牛奶生产销售行业，有两个姐姐，长姐在龙之介出生前一年病死，享年6岁。其母在生下龙之介7个月后精神失常，因而他被送往母家芥川家，交由其舅母抚养。在11岁时母亲亡故，第二年被其舅父芥川道章收养，改姓为芥川。芥川家历史悠久，在江户时代是代代侍奉德川将军家饮茶的士族。家中有茶室，族人好艺术、表演，家中文化气息浓郁。

传说芥川的名字是缘于他在龙年、龙月、龙日、龙时出生，可惜现今留存的资料上并没有标明他的出生时间。虽然在户籍上登记的名字是“龙之介”，但他在芥川家、府立三中、一高、东京大学等相关名册上记载的名字却是“龙之助”。龙之介本人并不喜欢“龙之助”这个称谓。

1898年，芥川进入江东寻常小学开始了求学生涯。从府立第三中学毕业时获得“多年成绩优秀学生”的称号，升入第一高等学校。同期入学的还有久米正雄、松冈让、佐野文夫、菊池宽、井川恭（后改名为恒藤恭）、土屋文明、涉泽秀雄。并于1913年升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

1914年2月与一高时的同学菊池宽、久米正雄等人共同创办《新思潮》。并且以“柳川隆之助”（部分书籍上标注的是隆之介）的笔名发表了阿纳托尔·法郎士的《巴尔萨泽（Balthazar）》、威廉·勃特勒·叶芝的《春之心脏（The Heart of the Spring）》的译作，直到10月废刊为止在《新思潮》上连载自己的首部小说《老年》，由此展开了自己的作家生涯。

1915年10月他以“芥川龙之介”的名义在《帝国文学》上发表了其代表作之一的《罗生门》，经同窗松冈让的介绍拜入夏目漱石的门下。

1916年《新思潮》第四次复刊，在其创刊号上登载的《鼻子》受到夏目漱石的赞誉。同年，龙之介以英文系第二的成绩毕业，毕业论文为《研究威廉·莫里斯》。同年12月经畔柳芥舟、市河三喜等人的推荐，芥川担任了海军机关学校的教官，负责英语教学。与此同时，他努力投身于文学创作中，于次年5月发行了首部短篇小说集《罗生门》，并于12月发行了个人第二本短篇集《烟草与恶魔》。

1917年3月辞去在海军机关学校的工作，转而供职于大阪《每日新闻》，专心创作。

1919年3月12日与友人山本喜誉司姐姐的女儿塚本文结婚。

1921年作为海外视察员到访中国，在北京时曾与胡适会面，于7月回国。在这场旅行结束之后，芥川的身体每况愈下，患上神经衰弱、肠黏膜炎、失眠等疾病。并于1923年赴汤河原町进行温泉疗养。也是从那个时候起，他的作品数骤减，并且作品风格逐渐偏向于私小说。最终在晚年写成了《齿轮》《河童》等作品。

芥川与妻子育有三个儿子，长子芥川比吕志、二儿子芥川多加志、小儿子芥川也寸志。其作品《孩子的病》讲述了多加志小时候生病时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吕志最终成了演员；多加志是他三个儿子中最有志向从事文学创作工作的，但于1945年死于缅甸战场；也寸志则最终成了作曲家。

1927年对于芥川来说是个多事之秋，1月先是姐夫因涉嫌纵火烧毁房屋以骗取保险金而卧轨自杀，芥川不得不照顾其遗孤；再是4月在《文学的，过于文学的》专栏上与谷崎润一郎展开激烈争论，谷崎主张“故事的趣味性”，而他则主张“故事的趣味性并不能决定小说的质量”，在这场争论中芥川尤为称赞被称为“写故事却又没写像样的故事”的作家志贺直哉。同时，芥川与其秘书平松麻素子在帝国宾馆殉情未遂。并于7月24日完成《续西方的人》之后，服用从齐藤茂吉处获得的安眠药自杀。谥号懿文院龙之介日崇居士，葬于东京都丰岛区巣鸭的慈眼寺。

芥川的自杀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轰动。在死后他的影响力也丝毫没有减弱。

1935年芥川龙之介自杀去世8年后，他的好友文艺春秋社长菊池宽设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新人奖“芥川赏”，现已成为日本最重要文学奖之一，与“直木赏”齐名。

1950年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将其作品《竹林中》与《罗生门》合二为一，改编为黑白电影《罗生门》，斩获日本首座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从此日本电影正式走入世界舞台。

芥川的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在12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写了148篇小说，55篇小品文，66篇随笔，以及大量的评论、游记、札记、诗歌等，在其初期还翻译过一些西方文学。曾尝试写作长篇小说《邪宗门》《路上》，却始终未完成。他认为生活和艺术是完全相反的，在创作时秉持着把生活与艺术分开看待的理念。因此他在描写以及表述上相较其他作家更为鲜活。晚年时，志贺直哉那种写故事却又主要是描述心境的小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以至于他完全否认了自己以往所创作的具有故事性的作品。自杀半年前发表的《海市蜃楼》就被指是受到志贺直哉《焚火》的影响。

其作品风格在前后期有巨大变化。初期多以历史背景及宗教背景的作品知名，以描写人类内心阴暗面、利己的一面为主。例如《罗生门》和《鼻子》均是根据《今昔物语》中的故事改编；《孤独地狱》《烟草和魔鬼》等则是取材于佛教相关以及近世天主教传入日本背景下的故事。中期则是秉持艺术性至上的理念，撰写了《地狱变》等文，并且挑战长篇《邪宗门》。晚年则多见与生死相关的作品，这可能与他个人在晚年的心境有关。《一块地》等作品，和初期相比已经算是以现代为背景的作品了，却在文坛上得势的无产阶级风潮下批判为资本主义作家，也是从那个时候起，他着手创作起了自白式的自传，比如《大道寺信辅的半生》《点鬼簿》。其晚年的代表作《河童》中通过描写虚构的河童世界来痛批人类社会，向当时的人们提出质问。《齿轮》则被人们认为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并让人怀疑他是否在那个时期就已经患有偏头痛。在他留给妻子及友人的遗书中记载了自己的自杀动机“对未来只有隐约的不安”，这样的病态心理在他晚年的作品中均有表现。

日本文学评论家吉田精一在评论时说：“他的文学可以看作是大正时期小市民知识阶层的良心、感觉、神经、趣味等经提纯而获得的结晶。他的创作是他学识与才华的化身。评论家中村真一郎指出说：“芥川作品的一大魅力在于对人复杂的情感思想的描写。”并盛誉他的文学作品“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开拓了一个不曾有过的领域”。芥川的作品即使是放到今天来看，也仍旧是能引发人们对社会、对人性的反思。

芥川龙之介主要作品列表

——老年《老年》（1914）

——羅生門 《罗生门》（1915）

——鼻 《鼻子》（1916）

——芋粥 《山药粥》（1916）

——手巾《手绢》（1916）

——煙草と悪魔 《烟草与恶魔》（1916）

——さまよえる猶太人《浪迹天涯的犹太人 》（1917）

——戯作三昧《戏作三味》（1917）

——運《运气》（1917）

——道祖問答《道祖问答》（1917）

——偸盗《偷盗》（1917）

——蜘蛛の糸《蜘蛛丝》（1918）

——地獄変《地狱变》（1918）

——邪宗門《邪宗门》（1918）

——奉教人の死《基督徒之死》（1918）

——枯野抄《荒野抄》（1918）

——るしへる《路西法》（1918）

——犬と笛《狗与笛子》（1919）

——きりしとほろ上人伝《圣·克利斯朵夫传》（1919）

——魔術《魔术》（1919）

——蜜柑《橘子》（1919）

——舞踏会《舞会》（1920）

——秋《秋》（1920）

——南京の基督《南京的基督》（1920）

——杜子春《杜子春》（1920）

——アグニの神《火神阿耆尼 》（1921）

——藪の中《竹林中》（1922）

——神神の微笑《诸神的微笑》（1922）

——将軍《将军》（1922）

——報恩記《报恩记》（1922）

——トロツコ《斗车》（1922）

——魚河岸《鱼河岸》（1922）

——おぎん《阿吟》（1922）

——仙人《仙人》（1922）

——六の宮の姫君《六宫宫主》（1922）

——侏儒の言葉《侏儒警语》（1923）

——漱石山房の冬《漱石山房之冬》（1923）

——猿蟹合戦《猿蟹大战》（1923）

——三つの宝《三件珍宝》（1923）

——雛《雏》（1923）

——おしの《忍野》（1923）

——あばばばば《小儿乖乖》（1923）

——保吉の手帳から《保吉的手记》（1923）

——一塊の土《一块地》（1924）

——大導寺信輔の半生《大导寺信辅的半生》（1925）

——点鬼簿《点鬼簿》（1926）

——玄鶴山房《玄鹤山房》（1927）

——河童《河童》（1927）

——誘惑《诱惑》（1927）

——蜃気楼《海市蜃楼》（1927）

——浅草公園《浅草公园》（1927）

——文芸的な、余りに文芸的な《文艺的，过于文艺的》（1927）

——歯車《齿轮》（1927）

——或阿呆の一生《傻瓜的一生》（1927）

——西方の人《西方之人》（1927）

——続西方の人《续西方之人》（1927）

东京小品

镜

我蹲在一片黑暗的书斋里，周围堆满了书，以此消磨寂寥的春日挂松之时[1]。开卷阅读，兴起走笔，厌了倦了作俳句二三——便是如此的太平安逸、百无聊赖地打发着日子，家中也无人造访。有一日，邻居家太太带着小孩来拜年，从前就听说这位太太驻容有术，那日一见，果真如此。她带着的女孩儿都5岁大了，本人看起来依旧美艳如昨，仍保留着少女时代的容貌。

那日我正好在书斋里插了梅花，于是我们就闲聊起梅花来。我们聊天的时候，那个叫千枝的小女孩就抬眼打量着书斋墙上的匾额和挂着的装饰，无聊地坐在一旁。

聊了一会儿，我看着千枝怪可怜的，就对邻居太太说：“我们换个地方坐吧，我母亲也想跟您聊聊呢！”趁着母亲跟邻居太太说话的时候，我提出想找些玩意儿给孩子解解闷儿，于是邻居太太从怀里拿出了一面小镜子，把它递给了千枝：“这孩子啊，只要有了这个就不会觉得无聊了呢。”

我问其中缘故，原来从前她丈夫在逗子[2]的别院里养病的时候，一周两三次，她要带着千枝往返于东京和逗子之间，千枝在车上常常觉得无聊。因为无聊，所以总想着捣乱，时常搞点恶作剧，拿她简直没有办法。有时候还会抓着旁边的老头儿问人家“你会不会法语啊”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她也给过她图画书和手绢，想方设法给她解闷儿，直到有一次掏出了小镜子给她，发现她居然乖乖坐了一路。千枝对着镜子仔细瞧，时而整理脸上的香粉，时而搔首弄姿，时而又故意蹙起眉头，跟镜子里的自己玩得忘记了时间。

邻家太太说明了给她镜子的缘由，又加了一句：“果然还是个孩子呢，只是看到了面镜子，就把什么都给忘了。”

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刹那，我突然对这位太太生出了些许恶意。我不假思索地边笑边冷冷评价道：

“你自己还不是照了镜子就把什么都忘了。你跟千枝的区别不过是一个是在无聊的汽车里，一个是在繁杂的尘世中。”

寄鞋牌[3]

这件事也发生在挂松之时。那日有个叫H的年轻的美国人来我家玩，突然从口袋里掉出来一枚寄鞋牌。他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吗？”那个寄鞋牌还散发着木头的味道，崭新的表面上用恶俗的粗体字写着“雪之十七番”。我看着那字体，不知为何想起了两国桥边的甜酒屋里红色的行李。不过话说回来，我确也猜不着这“雪之十七番”的来头。于是对于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我只能一头雾水地看着他：“不知道啊。”简单回答道。这么一来，H从夹鼻眼镜后边儿送出一个微妙的眼神，突然嘻嘻笑了起来：

“这个啊，是个艺伎给我的纪念品呢。”

“嘿嘿，这要是个纪念品，你还真是得了个不同寻常的玩意儿呢！”

我们两个人中间摆着正月的餐点。H把脸微微一倾，就着屠苏酒[4]的酒杯喝了一口，又举起了汤碗，将这寄鞋牌的来由娓娓道来——

原来，H就任教师的学校昨天在赤坂的一间茶屋里举办了新年晚会。H才来日本不久，还不懂得如何应付笑脸相迎的艺伎，只顾着埋头消灭一道道佳肴，饮干一杯杯美酒。在陪酒的十来个艺伎里，有一个一直在对他暗送秋波。对于H而言，日本女子除去脚脖子以下，尽是美的，因此这位艺伎在他的眼中毫无疑问是一位美女。于是乎他一面豪饮饕餮，一面不时瞥一眼那个女子。

H的舌头虽然还不能流利地说日本话，倒是不妨碍将日本酒一杯杯吞进肚里。不过一个小时，已是烂醉如泥。末了在位子上根本坐不住，踩着东倒西歪的步子到门外去了。庭院中石头做的灯笼里点上了火，照着幽暗的竹林。醉眼蒙眬间H望着这样的景致，整颗心都为此刻的和式氛围而迷醉。不过沉浸在这日本情调之中只是一瞬间的事，突然间跟着他出来的艺伎搂住了他的脖颈。接着，朝着他那散发着酒气的嘴唇上，吻了下去。正是刚才那个对他暗送秋波的美人儿。H大喜，双手将其揽入怀中。

至此万事皆顺意，只是H这一抱，猛地胸口袭来一阵恶心，在走廊里失态地呕吐起来。大吐特吐间，耳中的鼓膜上捕捉到一个声音：“我叫X。下次你一个人来的话，要找我哦。”娇声婉转，入耳之际，如同圣徒听到了天使的欢声，他昏昏然丧失了意识。

翌日上午10点左右，H总算有了点儿精神。回想在茶屋里裹着厚厚的绸缎做的铺盖倒头大睡，似乎已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了。然而闭上眼，那献上香吻的艺伎的样子仍会浮现在眼前。“今晚也要来哦。”她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肯定会不顾一切去找她的。想到这里，H从床上一跃而起。可现在脑袋被酒洗得一干二净，无论如何都记不起那艺伎的名字来。连名字都不知道，怎么去找人家呢？H来日本虽然时间不长，这个道理还是明白的。他呆坐在床上，连换衣服的心情也没了，怅然若失地看着自己细长的手脚——“说起来，昨天带回来一个寄鞋牌呢！这肯定是那个姑娘给我的纪念品”。

H这样说道，放下了手中的汤碗——那脸上的寂寞，与挂松之时实在是不配——仔细地将夹鼻眼镜重新戴上。

漱石山房之秋

当寒夜的微凉爬上指尖时，我来到了一座有着老朽木板屋顶的房子前。门上打着灯，灯光惨淡几无，一如门柱上业已剥落的名牌。穿过门，地上铺着砂石，庭院落叶纷纷，遍地撒落。

踩着砂石和落叶走到玄关，藏在密密麻麻的爬山虎后面的，既不是墙，也不是木板，而是铁门。要想叫人出来领路的话，先得拨开爬山虎的枯叶，按下门铃才行。终于按了门铃，亮着光的拉门打开了，走出来一位束起头发的女子，把铁门上的锁取了下来。玄关的东侧有一条走廊，走廊的栏杆外，不畏严寒的木贼[5]在庭院里铺满了颜色，客房的玻璃窗里透出的灯光照不到这里。或不如说，在那灯光照射下，屋檐上挂着的风铃投下的影子在黄昏中藏得更深了。

透过玻璃窗往客房里看，糊着白纸的天花板上还留着雨水渗漏的痕迹和老鼠啃出来的洞。房间有10张榻榻米，铺着红色的毯子，毯子上有5只鹤的图案，看不出榻榻米用了多久了。客房的西侧（靠近玄关），有两张印花布质的隔扇，其中一张上面垂着个古色古香的壁挂。麻质的面料上绣着黄色百合花，好像是津田清枫氏作品里的图案。隔扇旁的墙边上，有个一看就不很高级的玻璃书橱，层层书架上塞满了外文书。走廊的南侧，在颇煞风景的西式铁格子窗前，摆着一张大大的紫檀木桌子。桌上有砚台和笔架，绢纸与字帖放在一起，格外端正整洁。有铁窗的这边是南墙，与之相呼应的，对面北墙上要是不挂点什么画卷也真是没有道理了。北墙上有藏泽所绘的墨竹，上题黄兴名句“文章千古事”。又有木庵的“花开万国春”，与吴昌硕的木莲和钵相配。不过客房里的书画可不只是这两幅卷轴。西面墙上有安井曾太郎的风景油画，东边壁上挂着斋藤与里画的花草油画，北墙上又有明月禅师的横幅草书“无弦琴”正挂额上。北墙下，卷轴前，时而摆着铜瓶插上枝梅花，时而又换作青瓷中开一朵菊花，不用说，这是夫人的雅趣了。

没有客人的时候，不会多看这间客房，眼睛总会很快移向下一个房间去。下一个房间里，客厅的东侧没有隔扇之类的，其实大小是一样的，只是这里的地板上只有中间摆着一张旧绒毯，此外连一张榻榻米都没有。靠着东面和北面的墙，并排站着两个挤满了中外新旧书籍的、大得过分的书架。书架上挤不下了，就连附近的地板上也摆了不少。南面窗边的书桌上，卷轴、字帖和画册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房间中央的那块旧绒毯被周围的书压着，只留出一些漂亮的红色来。正中摆着一张紫檀木的小桌子，桌子前放着两张蒲团。桌上有铜印一枚，石印二三，有一个代替笔盒用的竹茶则，里面有钢笔，此外还用一个玉质的镇纸压着一沓稿纸——除了这些，桌上连老花镜都很少会放。在那桌子的上方，电灯煌煌而亮。旁边濑户火盆的铁壶正发出虫鸣般的沸腾声。夜寒更甚时，不远处的瓦斯暖炉也会烧起红红的火焰来。坐在这张桌子前，两张蒲团上的，是一位驼背的老人，头发已经半白，不知为何总令人想起一头狮子来。老人间或执笔于稿纸之上，又或翻看唐本诗集，端然独坐……

漱石山房的秋夜，便是这般萧条。

上野公园五重塔明治

不忍池畔明治40年

早稻田大学明治

[1]　挂松之时：正月门上装饰松枝的时候。从元旦起的7天，或15天。根据地方不同而有所差异，一般说来，关东地区7天，关西地区15天。

[2]　逗子：地名。位于神奈川县三浦半岛。

[3]　寄鞋牌：酒店里寄存鞋子用的木牌。

[4]　屠苏酒：酒名。通常在农历正月饮用。苏是一种鬼，屠苏即杀鬼之意。饮屠苏酒有辟邪求长寿之意。

[5]　木贼：多年生常绿草本，高30～100厘米。根状茎粗短，黑褐色，横生地下，节上生黑褐色的根。

生于东京

巨变的都市

让我说出对东京的印象是不可能的。理由就是，要留有印象的话，无论是对什么印象深刻，或是能够被人感记在心的，新鲜感都是不可或缺的。可是，我生在东京，长在东京，住在东京，因此，感应东京的神经于我而言可以说是彻底麻痹了。所以，要我谈论对东京的印象之类的，实在是无话可说。

可是，庆幸的是，东京是个巨变的大都会。比方说半年前，京桥[6]上还有传统的石制宝珠状装饰，可现在，已经完全变成西式的桥了。因此，要说东京印象的话，也不是完全没的说。只是，像我这样的粗鄙之人，动不动就惊讶于各种变化，讲起来就没个完了。

住得憋屈的地方

总的来说，现在的东京实在说不上是一个能让人住得舒畅的地方。比如说，大川[7]地区在我的孩提时代，河里还散乱着些柱子，沙洲附近一侧长满了芦苇，可现如今不过是普通的城市河流罢了，变得了无情趣。特别是最近拔地而起的美式庞大建筑，也实在是多得看不下去。另外，电气火车、咖啡馆、行道树、汽车，没有一样让人觉得值得佩服的。但是即使在这样令人不快的街道上，像玻璃窗上的一缕反光，建筑物的蛇腹状装饰投下的阴影之类，还是颇具美感的，不过像我这种人要是连这种都市之美都感受不到的话也不会有安身之处了。

广重[8]的情趣

不过，即使在现如今的东京，也不是说彻底丧失了昔日浮世绘版画中的风情。我曾经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去了本所[9]一桥附近的一个公共厕所。从那个厕所出来的时候，刚开始下起淅淅沥沥的雨。那时，一桥和一旁河川的色调，正如同广重的画一般。可是，这般景致，实在是可遇不可求啊！

郊外有感

顺便说说郊外的话题，一言以蔽之——我讨厌郊外。要说到厌恶的理由，首先就是因为那种地方充满微妙的旅店感和新开发的味道，就像在武藏野[10]那样的地方，它所充斥着的廉价的感伤主义令人厌恶。不过话说回来，我住的田端[11]也是在东京的郊外，所以实在说不上愉快。

[6]　京桥：位于东京都中央区，现仅存遗址。

[7]　大川：东京都内隅田河从吾妻桥开始的下游部分的别称。

[8]　广重：日本江户时代后期浮世绘名画师。

[9]　本所：位于东京都墨田区西南部。

[10]　武藏野：位于东京都中部，以吉祥寺为中心的卫星城。

[11]　田端：位于东京都北区。1889年，随着东京美术大学的落成，逐渐开始有艺术家聚集，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画家小杉放庵、陶艺家板谷波山，以及雕刻家吉田三郎等。而1914年后，随着芥川龙之介的定居，田端开始涌入了菊池宽、土屋文明等大批的文人墨客，是东京著名的“文士村”。

秋

（芥川龙之介的一篇短文）

一

信子从女子大学时代起，就是闻名的才女。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她早晚会成为作家在文坛有所作为。早在她还是学生的时候，就有人到处散布她已写了300多页自述体小说的传闻。但毕业之后，情况看起来并不乐观，她的妈妈在她爸爸死后一直没有改嫁，而是照顾着她和正在女校读书的妹妹照子，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想必她也没法按着自己的性子来吧。所以，她在开始创作活动以前，也不得不随大溜，准备相亲结婚。

她有一个叫作“俊吉”的表兄，当时就读于某大学的文科，似乎也是希望将来能够投身于文学创作事业。信子向来就和这位还是大学生的表兄关系亲近。自从有了“文学”这个共同话题之后，就越发地亲密起来。不过，他和信子不同，对当时流行的托尔斯泰主义毫无敬意，满口法式的讽刺和警句。信子事事爱较真，俊吉这样讥讽的态度，有时会惹恼她。但她就算是生气，心里也明白俊吉的这些讥讽和警句之中，有着让人不容小觑的东西。

所以在学生时代，她就时常和他一起去看展览会、听音乐会。而几乎每次，她的妹妹照子都会一起同行。他们三人始终是有说有笑。但有时只有妹妹照子会跟不上他们的话题。每当这种时候，照子都会像个孩子似的看着橱窗中的阳伞、丝质披肩，不会因为被冷落而表现出不满。信子察觉到之后，都会转换话题，让妹妹也能和原先一样加入话题。虽是如此，但每次先忘记照子存在的，总是信子自己。俊吉这人大大咧咧的，总是边说着有趣的笑话，边大步流星地走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之中。

任谁看来，都觉得信子和俊吉将来会走到一起。同窗们都对她的未来嫉羡不已。说起来滑稽，特别是那些不熟悉俊吉的人，就更是如此了。信子一方面出来澄清，另一方面却又暗示将来两人会结婚。因此，在毕业前的那段时间里，不知不觉间，他俩的身影就如同结婚照上的夫妇一样，鲜明地印刻在了同学们的眼中。

可毕业之后，信子出乎大家的意料，突然结了婚——对方毕业于高等商业学校，并且马上就要动身去大阪的某家贸易公司工作。婚礼才结束两三天，她就和新婚丈夫一起出发去了新的工作地大阪。听那时候去中央车站送行的人说，信子和往常一样开朗地微笑着，看到妹妹一副快落泪的样子，还上前说了些安慰她的话。

同学们都对此感到很不可思议。这份不可思议的情感中夹杂着一种道不明的愉悦之情，以及一种和之前完全不同意义的嫉妒之意。有些人相信信子，把这都归结到她妈妈身上，觉得这是她妈妈的安排。而有些人则怀疑她，四处宣扬说是她变心了。其实，这些人心里也都明白，这无非都是自己的臆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信子没和俊吉结婚的原因成了件大事，每次聚会都必定会被提及。但也就过了两个月吧，她们就把信子，连同之前她要写长篇小说的传闻，一起忘得一干二净了。

这期间，信子在大阪的郊外组建起了幸福的小家庭。他们的家坐落于附近一带最为幽静的松林中。丈夫出门时，这个租来的两层楼的新家里，总是充斥着松脂的香气、阳光和一股挥之不去的沉寂。在这样寂寞的午后，信子时不时地会感觉莫名的消沉，每当此时她都会打开针线盒的抽屉，将叠放在底部的桃色信纸拿起来读一读。信纸上的钢笔字将这样的故事娓娓道来。

“想到今天是最后一天和姐姐在一起的日子，就连写这封信时，眼泪也忍不住地流了下来。姐姐，请你一定要原谅我。姐姐为我做出如此大的牺牲，我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就算姐姐你不承认，我心里也清楚，你这次是为了我才接受这门亲事的。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帝国剧院看戏的时候，你问我是不是喜欢俊哥。还对我说，如果我喜欢他，你就尽力帮助我和他在一起。在那个时候，姐姐就已经读过我准备交给俊哥的信了吧。那封信失踪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恨你。（对不起。关于这件事情我真不知道该怎样道歉才好。）所以，那天晚上，姐姐那番话明明是出于好心，我却当它是落井下石，气得随便回了你几句，相信姐姐也应该没有忘记吧。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姐姐的婚事突然定下来的时候，我想着真是要以死向你道歉。因为姐姐你也喜欢俊哥啊。（姐姐你别瞒着啦，我心里很清楚。）如果不是因为顾及我，姐姐肯定会选择俊哥的。可姐姐还是反复否认，最后甚至和自己不喜欢的人结婚。我亲爱的姐姐，还记得我今天抱着鸡来，让它跟就要出发去大阪的姐姐道别吗？这是因为我想让我养的鸡也和我一起向你道歉。结果，害得不知情的妈妈也一起哭了起来。”

“姐姐啊，你明天就要去大阪了。但千万不要忘记你的妹妹照子，照子每天早上边给鸡喂食，边会想起姐姐你，然后暗暗地流泪……”

信子每每读完这封充满少女情怀的信，眼眶总是会不自觉地湿润起来。特别是回想起在中央停车场临上火车时，照子偷偷把这封信交到自己手上的样子，怜爱之心就油然而生。但信子的婚事到底是否像妹妹所想象的这样，是完全的自我牺牲呢？这样的怀疑总是令她在哭过之后，心里充斥着压抑。为了逃避这种压抑感，她总是沉浸在一种安然的感伤之中，眺望着照射在松林之上的阳光，渐渐地褪成薄暮的昏黄色。

二

在婚后的头三个月里，他们也和所有的新婚夫妻一样，过着幸福的日子。

她的丈夫是一个有些女性化又少言寡语的人。每天从公司回到家，吃完晚饭后的那几个小时，他总是和信子一起度过。信子一边织着毛衣，一边说着最近市面上流行的小说和戏剧。她的言谈之中，时不时透出女大学生一般带有宗教色彩的人生观。丈夫的脸因晚酌而微红，他把读了一半的晚报放在腿上，新奇地侧耳倾听。可是，他却从来不会说自己的看法。

他们几乎每个周日都会到大阪或者是近郊的观光地去散心。信子每次乘坐火车、电车，总看不起那些到处毫无顾忌地吃东西的关西人。唯独在这点上，丈夫老实的态度显得格外高雅，让信子感到很是欣慰。她丈夫的着装体面，无论是从帽子、西装，还是红色系带高帮皮鞋来看，在这样的人群中间自己的丈夫无疑是一股清新的存在，就像香皂的气味一样。特别是在夏天休假期间到访舞子[12]时，信子看着和丈夫一同去茶屋[13]的那些同事，更是觉得脸上有光了。但出乎她意料的是，丈夫似乎和这些个粗鄙的同事们特别熟络。

渐渐地，信子想起她已经很久没有进行文学创作了，便打算在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抽出一两个小时伏案写作。丈夫知道之后，就说：“你是要去做女作家啊。”他的口气很温和，嘴角却露出了轻视的微笑。信子坐在桌前，没想到却无从下笔。她经常发觉自己呆呆地托腮，出神地倾听盛夏松林中的蝉鸣。

可是到了夏末秋初，丈夫有一天因公事要出去应酬，想把已经沾满汗水的衣领给替换掉。不巧的是，衣领全都送去洗衣房了。信子的丈夫平时格外注意仪表，脸一下就阴沉了下来。他穿着背带夹，一反常态地抱怨道：“光顾着写小说怎么行啊。”信子默默地低下头，帮丈夫拂去外套上的灰尘。

过了两三天之后的某个晚上，丈夫聊起了晚报上登载的粮食问题，问信子每个月的家用是不是能够少要一些。还说道：“你也不小了，不能总是像个女学生。”信子绣着丈夫要用的领饰，便随口敷衍了几句。可没想到丈夫却来劲了，絮絮叨叨地说：“就像这个领饰，还是去外面买来的实惠。”这下，信子就更没什么可说的了。最后丈夫一副扫兴的样子，随手翻开了本貌似是商业周刊的杂志，悻悻地看了起来。等晚上关灯睡觉时，信子背对着丈夫，喃喃道：“我以后不会再写小说了。”丈夫只是沉默着，什么都没有说。信子又轻声地重复了几次刚才的话。不一会儿就传来了她的哭声。丈夫训斥了她几句。即便如此，她的抽泣声仍断断续续，不绝于耳。不知不觉之中，信子紧紧地抱住了丈夫。

第二天，他们又和好如初，仍是一对和睦夫妻。

岂料接下来这一次，有天晚上丈夫过了12点也没从公司回来。好不容易把丈夫给盼回来了，丈夫却满口酒气，连雨衣都脱不利索。信子皱着眉，麻利地帮着丈夫更衣。丈夫却大着舌头，冷嘲热讽道：“如果我今晚不回来的话，你的小说肯定会写得很顺利吧。”这句话他重复了很多次。那天晚上信子睡下之后，不禁落下了眼泪。她想着这个场景如果让照子看见的话，不知道照子该和她一起哭得有多伤心。照子啊照子，我所挂念的就只有你一个人啊。信子忍受着丈夫那带着酒臭味的气息，在心中无数次地呼唤着妹妹的名字。这一晚，她辗转反侧，几乎未能成眠。

即使如此，第二天他们还是和好如初了。

就在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的过程中，秋意渐渐地浓了。不知从何时起，信子变得很少伏案执笔。丈夫也不像以前那样，对她的文学类话题感到新奇。他们每天晚上都围着火盆，聊着琐碎的家用花销来打发时间。而这些话题，至少对于晚上小酌之后的丈夫来说，是最感兴趣的。信子仍时不时看着丈夫的脸色行事，好不可怜。而丈夫不懂信子的这些心思，咬着最近留长的胡子，边想边用比平时更加欢快的声调说：“如果再加上个孩子……”之类的话。

从这个时候开始，表兄的名字渐渐地出现在了每月的杂志上。信子在结婚之后，就像忘记了他一样，和他断绝了书信往来。像他从大学的文科专业毕业、开始办同人志之类的近况，都是从妹妹的信中得知。信子也提不起兴致想要知道更多关于他的事情。但在杂志上看到他写的小说时，还是有种和之前一样的熟悉感。她一页页地浏览着，时常一个人莞尔一笑。在小说里，俊吉果然也是将嘲讽与幽默运用自如，就像宫本武藏的二刀流一样。但她总觉得，在这些看似轻快的嘲讽背后，隐藏着一种落寞的失意，这种感觉以前她从未在表兄身上看到过。一想到这儿，信子不由得有些内疚起来。

自那之后，信子对丈夫更加温柔了。在寒冷的夜晚，丈夫总是能看到火盆对面信子灿烂的笑容。信子看上去比以前更年轻，也经常梳妆打扮。她将针线活摊开，和丈夫聊当年他们在东京办婚礼时候的事情。丈夫看到信子连一些琐碎的地方也记得，既感意外又觉得高兴。每当被丈夫调侃地说道“亏你连这些事也记得啊”，信子总是保持着沉默，只用柔媚的眼神来回应丈夫。可为什么当时的事情能记得如此清晰，她自己也经常感到不可思议。

不久后，母亲写信告诉信子，妹妹已经订婚了。信中还提到，俊吉为了迎娶照子，在山手一带的郊外安了新家。信子马上写了封长信给母亲和妹妹，以表达祝贺之情。在写道“我们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参加婚礼，真是太抱歉了……”的时候（她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再三思量，却难以下笔。于是她抬起了头，望向屋外的松林。松树在初冬的天空下，显得苍绿而又茂盛。

这天晚上，信子和丈夫说起了照子的婚事。丈夫一如既往地淡笑着，饶有兴致地听着信子模仿照子的口气说话。可信子说着说着，却隐隐地觉得她这是在对自己说照子的事。“好了，我们差不多该睡了。”两三个小时之后，丈夫摸着自己柔软的胡子，懒懒地起身离开火盆。信子拿不定主意该送什么礼物给妹妹，用火钳子在碳灰上写着字，这时突然抬起头说：“说起来也真不可思议，我就这样多了一个妹夫。”“这不明摆着吗？因为你有一个妹妹啊。”丈夫虽这么说，信子却依旧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什么都没有再多说。

照子和俊吉在12月中旬办了婚礼。这天从将近晌午时分就开始星星点点地飘落雪花。信子中午一个人吃完午饭之后，饭菜里的鱼味在口中久久不肯散去。信子想着：“不知道东京是不是也在下着雪。”久久地，傍着幽暗客厅中的火盆。雪下得越发大了，可她口中的鱼腥味，还是不曾消失。

三

第二年的秋天，信子和公干的丈夫一起来到了阔别已久的东京。这次他们只能在东京停留很短一段时间，而丈夫要办的事情又很多。除刚到时匆匆地去信子的母亲家里露了个脸之外，几乎找不出一天时间陪她到外面逛逛。因此，她去郊外拜访妹妹夫妻的新居时，也是一个人从新街区的电车终点站坐着人力车晃晃悠悠去的。

他们的家靠近街区和葱田接壤处，附近用来出租的新房挤挤挨挨。带着屋檐的门，光叶石楠的篱笆，竹竿上则晾着洗好的衣物，所有的房子看上去都是千篇一律。眼前这普通的住房环境，多多少少让信子有些失望。

她敲门后，出来应门的是俊吉，这令她有些意外。俊吉和以前一样，看到这位稀客的脸，轻快地说了声：“哟。”

她看着他，想着他是什么时候不再是光头的呢？说道：“好久不见。”

“快进来吧。不巧的是现在家里就我一个人。”

“照子呢？不在吗？”

“出去有点事。女佣也是。”

信子感觉有些莫名的尴尬，在玄关的一角，脱下了内衬鲜艳的大衣。

俊吉招呼她进了书房兼客厅，八席[14]大的房间。无论看向何处，凌乱堆放着的全是书。特别是下午能照到太阳的纸隔扇边有个小紫檀桌，那周围报纸杂志和稿纸散落了一地，都不知道该从何收拾起。其中诉说着年轻妻子存在的，就只有靠在壁龛墙上的一把新古琴罢了。信子好奇地看着周围的一切，一刻也不曾将目光移开。

“信里面提到你要来，但没想到你是今天来。”俊吉点了根香烟，眼神中充满了怀念，问道：“在大阪的生活怎么样？”

“阿俊你呢？还幸福吗？”信子也在这两三句的对话中，感到往昔那种熟悉的氛围又回来了。虽然他们几乎没有怎么互通过信，算起来这两年多的尴尬回忆，却并没有她想象的那样让人困扰。

他们围着一个火盆伸手取暖，聊着各种各样的事。一会儿说起俊吉的小说，一会儿说起两人共同的熟人的话题，一会儿又比较起东京和大阪来，话题像是没有尽头一样，说也说不完。但是虽然他们聊了很多，却谁也没有提起过生活琐事。这让信子更觉得是跟自己的表兄在说话。

他们之间有时也会有沉默的时刻。每到这个时候，她总是微笑着看着火盆里的灰。说不上是在等待，她却微微感觉自己在期许着什么。不知道是偶然还是刻意，每到这个时候俊吉总是很快找到新的话题，打破她的思绪。她不由得开始观察表兄的表情。而他正漫不经心地吞云吐雾，看不出有一丝的不自然。

过了一会儿照子到家了，看到姐姐，高兴地就要拉住她的手。信子脸上挂着笑容，可眼睛里却含着泪水。两人暂时忘记了俊吉的存在，互相询问着这一年多来的生活情况。特别是照子，她兴奋得脸色通红，不忘告诉信子自己到现在还在养着鸡。俊吉抽着烟，一脸满足地看着她们，一如既往地在一旁微微笑着。

这时女佣也回到了家。俊吉从女佣手中接过了几枚明信片后，就迅速地坐到桌子前，动笔写了起来。照子看到女佣刚才也不在家，显得有些意外：“这么说起来姐姐刚刚来的时候，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吗？”

“不是，只有俊哥在家。”信子强装平静地回答道。

俊吉没有转身，说道：“赶快谢谢你丈夫，这碗茶还是我倒的嘞。”

照子与信子目光相会，恶作剧似的扑哧一笑，对丈夫却故意似的什么都没有回答。

过了一会儿，信子和妹妹、妹夫一起共进晚餐。照子介绍说，这饭菜里用到的鸡蛋，全是自己家的鸡生的。俊吉向信子敬葡萄酒，开始说起些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道理，比如“人类的生活是建立在掠夺上的。往小里说，从这个鸡蛋就可以看出来”。虽然如此，可在这餐桌上的三人中，就数俊吉最喜欢吃鸡蛋。照子说俊吉这是歪理，发出了如孩童般的笑声。这餐桌上的氛围也使信子不由得回想起遥远的松林，起居室那寂寞的黄昏。

吃完饭后水果之后，话匣子也还是不见底。有些微醺的俊吉，盘腿坐在长夜的电灯下，兴致勃勃地讲着他最擅长的那些诡辩。谈笑风生之间，让信子感觉自己又回到年轻的时候。她眼中带着一丝热情说道：“要不我也写本小说吧。”

俊吉没有正面回应，而是说了句古尔蒙的警句：“缪斯们都是女人，因而只有男人，能将她们玩弄于股掌之中。”信子和照子两人异口同声地否定古尔蒙的权威。

“那么说只有女人能做音乐家喽？阿波罗不还是男人嘛！[15]”照子较真地辩驳道。

夜渐渐深了。信子最终还是留宿在了妹妹家。

睡前俊吉打开了靠走廊的一面护窗板，穿着睡衣便走向了狭小的庭院。也没刻意邀请谁地说道：“出来看看吧。今晚的月亮很美。”信子一人跟着他的脚步，在走廊口换上了在庭院穿的便鞋。她没穿布袜，脚上感觉到了露水的冰冷。

从庭院一角疏朗的丝柏树梢间，可以一窥月亮的样子。表兄站在丝柏树下，眺望着这片微微发亮的夜空。“这里长着好多杂草。”对着这片杂乱的庭院，信子有些不安，战战兢兢地走向他。而他只是望着天空，轻声说道：“大概是阴历九月十三吧。”

无言的沉默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俊吉静静地回过头来说道：“去看看鸡笼吧。”信子默默地点了点头。鸡笼和丝柏在正好相反的庭院角落里。两人慢慢地并肩走到那里。在草编的围栏里，笼子里只留下光影朦胧，伴随着些鸡的味道。俊吉看着小屋，如自言自语般轻声地对她低语道：“它们正在睡觉。”信子愣愣地站在乱草之中，不由得想到：“这是被人取走鸡蛋的鸡。”

两人从庭院里回来的时候，照子在丈夫的书桌前，呆呆地望着电灯，望着青色叶蝉孤零零爬在灯罩上的电灯。

四

第二天早上，俊吉穿上自己最体面的西服，吃完饭后就匆匆走向门口。说是朋友亡故一周年，要去扫墓。“知道吗，要等我。中午之前我一定会回来的。”他边穿着外套，边叮嘱着信子。而她只是默默地微笑着，纤弱的手中拿着他的礼帽。

照子送丈夫出门之后，就招呼姐姐坐到火盆旁，勤快地给她敬茶。邻居夫人的故事、访问记者的故事，还有和俊吉一起去看的某外国歌剧团的故事，除此之外她好像还有很多很多愉快的故事要讲。可信子的心却沉重起来，她突然发现自己一直在敷衍照子。终于，照子也发现了这一点。妹妹有些担心地看着她，询问道：“怎么了？”可信子也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

挂钟敲响10点的时候，信子闷闷地抬眼说：“俊哥还是没有回来呢。”听着姐姐这么一说，照子也瞥了一眼钟，只是淡淡地说道：“时间还早。”从妹妹的话语中，信子感受到了一个备受丈夫疼爱的新婚妻子的心境，便越发闷闷不乐起来。

“照子真是幸福啊。”信子把下巴缩进领口中，开玩笑地说道。但其中潜藏的那份羡慕之情，却是怎么样也掩饰不住。

照子则活泼天真地微笑着，假装嗔目的样子道：“你可记好了。”马上又撒娇似的加了一句：“姐姐不也很幸福嘛。”

听到这句话，信子不由得心中一颤。

她微微抬眼，反问道：“你这么觉得吗？”话音刚落，她便后悔了。照子瞬间面色古怪，和姐姐四目相对。照子脸上也带着掩饰不了的悔意。信子强颜欢笑道：“你能这么想，说明我也是个幸福的人。”

两人陷入沉默之中。她们在挂钟走时的声响下，心不在焉地倾听着火盆上铁壶里开水沸腾的声音。

“可是姐夫不是挺温柔的吗？”终于，照子战战兢兢地小声问道。那声音中明显带有同情的味道，而这个时候信子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怜悯。她把报纸摊开在腿上，阅读起上面的内容，故意什么都不回答。和大阪的报纸一样，上面登着关于米价问题的报道。

不久，安静的客厅里响起了抽泣声。信子把目光从报纸上移开，看着火盆对面的妹妹正用袖子捂着脸。“你用不着哭啊。”即使姐姐安慰，照子依然止不住地抽泣。信子感觉到残酷的喜悦，许久都无言地盯着妹妹颤抖的双肩。后来，信子顾忌着女佣的反应，便对着照子轻声地说：“对不起，是我不好。我只要照子你能幸福，就比什么都重要。真的，只要俊哥爱着你就……”说着说着，她的声音也受到自己所说的话的影响，渐渐地感伤起来。突然间，照子放下袖子，抬起了泪眼蒙眬的脸。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她的眼中既没有悲伤也没有愤怒。只是有着一股难以抑制的嫉妒之情，映红了她的双眼。“那姐姐……你昨晚又为什么……”照子话还没说完，又将脸埋入袖子中，爆发似的号啕大哭起来。

两三个小时后，信子坐在人力车上，晃晃悠悠地赶往电车的终点站。她只能透过前方车篷上四角的赛璐珞小窗看外面的情形。一幢幢偏僻地段特有的房屋和泛黄的杂树树梢，缓缓地、延绵不绝地向后远去。如果说这场景中有什么不动的东西存在的话，那恐怕就是飘着薄薄浮云的凉爽秋季的天空吧。

她的心很平静。可这份平静，却是用无奈的放弃换来的。照子爆发之后，两人哭作一团，哭过之后很快就又和好如初了。可事实始终是事实，到现在信子也没能放下。没等表兄回家，信子就踏上了归途，上车时，隐隐觉得自己与妹妹将永远形同陌路。这种感觉肆意蔓延，渐渐冻透了她的心。

信子突然抬起头。从赛璐珞的小窗中，看到表兄握着手杖沿着杂乱无章的街道走来。她的心动摇了，是让车停下，还是就这样擦肩而过？她按捺住悸动，只是在车篷下徒然地犹豫不决着。眼看着俊吉和她的距离越来越近。微弱的日光下，他在有很多小水洼的路上慢慢地走着。

“俊哥。”信子差点脱口喊了出来。这时俊吉也正好走到她的车旁。他的样子一如既往。而信子又开始犹豫了。俊吉不知道这一切，终于还是与信子的车擦肩而过。此时的天空微微地浑浊，周围的房子稀疏地排列着，高大的树木枝梢泛黄，身后还有那总是很少有人经过的郊区街道。

“秋天……”

在微有寒意的车篷下，信子周身感觉着寂寞，这样感叹道。

（1920年3月）

东京眺望明治

小金井樱花

[12]　舞子：地名，位于日本兵库县。（译注）

[13]　茶屋：在江户时代，在京都及周边地区的花柳巷中，客人招呼艺伎等一同游乐的地方

[14]　八席：8张草席的面积，1席＝1.6562平方米。（译注）

[15]　九位缪斯女神是阿波罗经常相随的伴侣。（译注）

太宰治小传

太宰治，原名津岛修治，日本无赖派的代表作家。是战后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齐名的重要作家。他出生于日本青森县的大地主家庭，家世显赫。父亲津岛原右卫门曾任众议院议员、贵族院议员，同时还经营银行与铁路。母亲体弱多病，因此他从小由姑母和保姆照顾长大。太宰治是津岛家同辈中的第六个男孩，上有五个哥哥和四个姐姐，其中两个哥哥幼年不幸夭折，只剩下文治、英治、圭治三人。在太宰治出生三年之后，他的弟弟礼治出生。

太宰治少年时期成绩优异，小学时以第一名毕业。在他14岁时，父亲病逝，长兄继承了家业，而后，太宰治到青森中学就读，在此期间，他开始创作小说、杂文，并跟同学一起创作了同人志。那时，太宰治对泉镜花、芥川龙之介的文学相当推崇，专注写作，中学时期就已写到200篇。18岁时，受芥川龙之介自杀的冲击，太宰治开始自暴自弃，出入花街柳巷，并与艺伎小山初代相识相知。昭和三年（1928年），独自编辑的同人杂志《文艺细胞》创刊，太宰治用“焉岛众二”的名义发表了《无间奈落》，思想上也开始逐渐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直为自己资产阶级的身份所苦。1929年12月10日，太宰治服安眠药试图自杀，未遂。

1930年，因为喜爱法国文学，没有任何法语基础的太宰治入读了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的法语系。因为阅读了《山椒鱼》而对井伏鳟二仰慕不已，很快就拜其为师，成为入室弟子。在此期间，太宰治还忙于左翼活动，几乎不去上课。同年6月，哥哥圭治去世。而太宰治则和在银座认识的酒吧女田边相约在镰仓殉情。太宰治虽然被人所救，田边却因此丧命。为此，他因协助自杀遭到问罪，最终免于起诉。以这次事件为素材，他写出了《小丑之花》。到了秋天，他把在青森的艺伎小山接到了东京，两人互定终身开始同居，太宰治还因此与家族决裂。

1931年起，太宰治的长兄恢复了对他的经济援助，太宰治则继续埋头于左翼运动。直到次年，警察为了左倾运动之事，查访到了太宰治青森的老家，这让做县议员的长兄震怒，对太宰治下了最后通牒——要是再不放弃左翼运动，就终止经济援助。于是，1932年太宰治向青森警察局自首，以此告别了从事三年的左翼运动。之后，他一心向学，在井伏鳟二的门下专研文学。第一次用太宰治这个笔名发表了《列车》 《圣代东奥》，算是正式涉足文坛。

1935年，25岁的太宰治和津村信夫、中原中也等同好共同成立了同人杂志《青花》，发表了《浪漫主义》。同年，因为拖欠学费，太宰治被学校除名，报社的入社考试也不幸落榜。心灰意冷之下，太宰治企图在镰仓的山中自缢，可依然没有成功。之后，因为盲肠炎并发腹膜炎而住院。在千叶县疗养，但住院期间因为麻醉药物滥用导致药物上瘾。1935年8月，太宰治的小说《逆行》入选了第一届芥川文学奖，最终却败给了石川达三，只取得了第二。因为不满评委川端康成的评价，他特意写了《给川端康成》一文，尽情宣泄了自己的愤怒。从那时起，他开始师从佐藤春夫。

1936年，太宰治的作品集《晚年》发行。为了挥去辍学、就职失败等种种阴霾，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放在靠芥川奖当选一事上，希望以此来挽回声誉。为此，在芥川奖评选前，他特意向川端康成寄了一册并附上一封情深意切的信。尽管太宰治已竭尽全力，最终却被以“并非新人”为由排除在了候选名单之外，令其深受打击。同年，因为他药物上瘾的症状日益严重，井伏鳟二等人用“疗养结核病”为理由，半哄半骗地把太宰治送到了江古田武藏野医院治疗精神病，并于一个月后出院。这段时间的独特体验，为其在8年后写作《人间失格》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太宰治从武藏野医院出院之后，妻子初代向他坦诚了出轨之事，令他备受打击。两人相约到谷川岳山麓的水上温泉自杀，最终未遂。虽未死成，两人缘分已尽，以离婚告终。之后的一年，太宰治封笔，住在杉并区的公寓里，颓废度日。井伏鳟二为鼓励其振作，邀请太宰治到自家休养。美景和好友相伴，让太宰治的精神逐渐归于平静，精神渐佳。发表《姥舍》一文，重返文坛。

1938年，在恩师井伏鳟二的介绍下，太宰治和担任高中老师的石原美知子通过相亲定下了婚约。次年，两人在井伏家举办仪式后，搬迁到了三鹰市，此后一直居住在这里。由于生活顺遂，这期间太宰治的作品风格明快向上，名作《富岳百景》《女学生》便诞生于这一时期。《女学生》更是得到了川端康成的大力赞扬，获得了第四届北村透谷文学奖。这年，太宰治刚满30岁。获奖之后，作品的产量增加。开始连载《女的决斗》《俗天使》《鸥》《哥哥们》《老海德堡》等作品。于1931年执笔写作的《快跑！梅乐斯》更是被誉为经典名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对于太宰治具有别样的意义。同年，《东京八景》诞生，长篇《新哈姆雷特》《七代女》等也出版发行。同年的6月，长女诞生。太宰治迈入了人生和事业的新阶段。翌年9月，发表了《花火》，因不符合当局政策要求遭到全文删除。后来改名为《日的料理》。12月，太宰治母亲去世，享年70岁。

1944年，太宰治发表了《裸川》《佳日》。其中《佳日》还被拍成电影。处于高产期的太宰治写作效率极高，同年5月，为完成小山书店的《新风土记丛书》之《津轻》，他从东京出发采风，1月后返回并于7月成稿。8月，太宰治的长子正树诞生。而小山初代也于同年在青岛去世。受所谓大东亚会议委托，太宰治开始研究鲁迅，他还专门前往仙台调查，并在次年的2月，完成鲁迅传记《惜别》 ，由朝日出版社发行。但这小说所获好评甚少。

与《惜别》相反，同样于1945年完稿的《御伽草纸》却以其超凡的想象力深受好评，成为其另一代表作。战争结束后，太宰治迎来了创作的黄金时期。把他推向人生巅峰的作品《斜阳》在1947年开始在《新潮》杂志连载，描写文人家庭生活的短篇《维荣的妻子》也在这年完稿，并让他收获无限名声和荣誉。而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无处不在的颓废风格，让太宰治成为无赖派当之无愧的代表。

1948年，太宰治人生中的最后一年。这一年里，他深受病痛困扰，由于过劳和滥饮，结核病恶化导致大量咯血。在这病魔缠身的日子里，太宰治依然笔耕不辍，开始连载文学评论《如是我闻》，对包括志贺直哉等元老在内的日本文坛进行了辛辣的批判。另外还创作了小说《樱桃》和经典名作《人间失格》。在完成《人间失格》之后，1948年6月13日深夜，太宰治留下另一部连载小说《Good bye》的草稿，写好给妻子的遗书，和情妇山崎富荣一起在自家附近的玉川上水投河自尽，这次，是他第四次自杀，也是最后一次。在其去世后，《樱桃》《人间失格》《Good bye》等书相继出版发行。而他的女儿津岛佑子和太田治子也继承父亲衣钵，成了小说家。

太宰治一生堪称跌宕起伏，自杀4次，出身富贵却常年囿于贫穷。复杂的生活经历，让他的作品既有无赖派代表性的颓废，也有些幽默之作。在他不到20年的创作生涯中，尤其是他生命里最后的3年时间里所创作的《惜别》《斜阳》《人间失格》等一系列名作，令人叹服。他用自嘲来呈现战败后日本社会中的萎靡，敏锐地抓住了战败后民众价值观崩塌，颓废迷惘又无所适从的心理，让读者产生共鸣，找到了逃避现实的港湾。无论是否喜爱他的作品，太宰治总以其鲜明的特色，直逼内心的文笔而让人记忆深刻。

太宰治主要出版作品列表

——晚年《晚年》（1936）

——虚構の彷徨、ダス·ゲマイネ《虚构的彷徨》（1937）

——二十世紀旗手《二十一世纪旗手》（1937）

——愛と美について《关于爱与美》（1939）

——女生徒《女学生》（1939）

——皮膚と心《皮肤和心》（1940）

——思ひ出《回忆》（1940）

——走れメロス《快跑！美乐斯》（1940）

——女の決闘《女人的决斗》（1940）

——東京八景《东京八景》（1941）

——新ハムレット《新哈姆雷特》（1941）

——千代女《千代女》（1941）

——駆込み訴へ《越级诉讼》（1941）

——風の便り《风闻》（1942）

——老ハイデルベルヒ《海德堡往事》（1942）

——正義と微笑《正义与微笑》（1942）

——待つ《等待》（1942）

——富嶽百景《富岳百景》（1943）

——右大臣実朝《右大臣实朝》（1943）

——佳日《佳日》（1944）

——津軽《津轻》（1944年）

——新釈諸国噺《新释诸国话》（1945）

——惜別《惜别》（1945年）

——お伽草紙《御伽草纸》（1945）

——パンドラの匣《潘多拉盒子》（1946）

——薄明《薄暮》（1946）

——冬の花火《冬日烟火》（1947）

——ヴィヨンの妻（维荣之妻》（1947）

——斜陽《斜阳》（1947）

东京八景（赠予苦难的人们）

伊豆[16]之南，一个除了温泉汩汩涌出之外一无所有的贫瘠山村。那个村子大概只有30户人家吧。只是因为觉得这样的地方住宿费也该很便宜，我便选择了这个荒凉的村子。那是昭和十五年7月3号的事。那时候的我，还有些小闲钱。可是，对于之后的事真是了无头绪一片黑暗。小说也还什么都写不出来。要是两个月还写不出，我就会落入身无分文的境地。细细想来，即便是这一点点微薄的富余，对我而言也是这10年来的头一遭。我是在昭和五年的春天开始在东京生活的。那时候，我已经和叫作H的女人同居了。虽然乡下的大哥每个月都会寄来足够的钱，可是我们这两个愚蠢之人，虽然一点不敢奢侈，可到每个月底还是不得不到当铺去当一两样东西。终于，到了第六年，我和H分手了，只留给我被褥、桌子、台灯，还有一个行李箱和一大笔令人讨厌的债务。两年之后，我经前辈介绍，和平常人一样相亲结婚了。又过了两年，我终于可以喘口气了。贫乏无味的创作集也出了将近10册。那时觉得即使出版社没有发来约稿，只要我努力创作，自己去推销，也能卖出三两本吧，之后就能专注工作了。我只想继续写我想写的东西。

虽然只有这一点点微薄的富余而已，我还是打心底感到开心。有了这些钱，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不用担心生计，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作了。我觉得自己那时的境遇实在不太真实，恍惚不安交错，让我心生躁动，无法安心工作，迟迟没有进展。

东京八景。我一直想什么时候能够静下心来，好好写这个短篇。想要通过那时的点点滴滴，把10年间的东京生活记载下来。我今年32岁了。按照日本的常理判断，这个年纪已要进入中年。而且扪心自问，无论肉体还是热情，也已经可悲地无法否定人到中年这一点。还是先有个心理准备比较好。你，已经青春不再了，就是一个有着30岁脸庞的男人罢了。东京八景。我要写下它作为向青春的诀别之词，不为讨好任何人。

那家伙，真是越来越平庸了。这种愚蠢的闲言碎语时不时随风飘到我的耳里。每次听到这些风言风语，我都会在心里坚定地回答：我本来就是平庸之人，不过是你们没注意到罢了。相反地，当我做好一生以文学为业的心理准备时，这些无知的人也不把我当回事。而我不禁在暗地里偷笑不已。只有演员的世界里，才有常青树。文学的世界里没有。

东京八景。我觉得现在正是写这篇小说的好时机。也没有什么需要急着完成的既定工作，还有100多円的闲钱。现在可不是在充斥着无所事事、焦躁不安和唉声叹气的窄小的房间里漫无目的地踱步的时候，我必须振作起来。

于是我买了一张东京市的大地图，坐上了从东京站开往米原[17]的火车。我在心里不断地反复念叨着，这可不是为了游乐，而是为了建造我人生中的里程碑而去的。我在热海[18]换乘了前往伊东[19]的火车，又在伊东坐上了前往下田[20]的巴士。随着摇晃的巴士南下，在沿着伊豆半岛东海岸坐了3小时的车之后，我到了那个只有30户人家几乎没有人烟的山村。这里一个晚上的住宿费不会超过3円吧。4间简陋到简直让人忧郁的小旅馆并列着。我选择了F旅馆，因为我想那是4间里比较好的一间了。一个看上去坏心眼又粗鄙的女佣领我上了二楼。当我看到房间的时候，即便是一把年纪的我，都不禁想哭了。它让我想起3年前我在荻漥寄宿时的一个房间。我寄宿的房子即使在荻漥也是最差的了，可是这个和式房间隔壁的六畳[21]大小的房间，比我寄宿的房间看起来更廉价破败。

“没有别的房间了吗？”

“是的，全满了。这边的房间比较凉快哟。”

“这样啊！”我好像被当成傻瓜耍了，这可能是拜我这破烂衣服所赐吧。

“住宿费有3円50钱和4円的两种，午餐的费用是另算的，您看怎么样？”

“那就选3円50钱的吧，午餐我想吃的时候会说的。我打算在这里静心用功，大概待10天。”

“请稍等，”女佣听了便下楼去，过了会儿又上来了，“要长住的话，是需要先预付费用的。”

“这样啊，那需要先交多少钱呢？”

“啊，这个请随意。”女佣嘴里嘟囔着。

“先交50円够了吗？”

“啊这样。”

我把纸币全都放在桌上，不耐烦起来。

“全都给你吧。这里一共有90円，我只留下了香烟钱。”边说，边想着我怎么会跑到这种地方来。

“不好意思，那我就先收下了。”

女佣收了钱走了。真是气死了，我还有重要的工作要做。以我现在的身份说不定正衬这样的待遇吧。我一边逼着自己这样想，一边从箱子里拿出钢笔、墨水、稿纸这些东西。

时隔10年的手头宽裕，只落得这样的下场吗？不过，这种悲哀也是我命中注定吧。我不得不如此自我安慰，忍耐着这一切开始工作。

我不是为了玩乐，而是为了重要的工作而来的。那天晚上，我就在昏暗的灯光下，在桌上摊开了东京市的大地图。

多久没像这样看东京全图了啊。10年前刚到东京的时候，因为觉得买东京全图这件事很丢脸，怕被人嘲笑是乡巴佬而犹豫再三，终于下定决心，以开玩笑的自嘲语气买下了东京全图，一把把它塞进怀里，慌里慌张地跑回了住的地方。等到晚上，才关上房门，偷偷地打开了地图。那是由红、绿、黄组成的美丽画卷，我不由得屏住呼吸看入了迷。隅田川、浅草、牛込、赤坂[22]，哪里都有。如果想去的话，无论什么时候马上就能去。我觉得仿佛看到了奇迹一般。

如今，看着这如同被蚕食的桑叶一般的东京全貌，不禁开始联想起住在各处的人的各种生活。这个无趣的地方，日本各地的人却趋之若鹜，挥汗如雨地相互推挤着，寸土必争。有喜有忧，相互嫉妒，反目成仇，女人们喊来自己的男人们，可男人们只是几近疯狂地徘徊。毫无征兆的，小说《埋木》[23]中悲凉的台词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中。“所谓恋爱，是做美梦，是一种业障”，看起来是和东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话。

户塚[24]——我最初住的地方。我有一个哥哥，在这里一个人租了一栋房子，学习雕刻。

昭和五年，我从弘前[25]的高中毕业，开始在东京帝国大学[26]的法国文学专业就读。虽然法语一个字都不懂，却还是想听法国文学的课。那时我有点敬畏辰野隆[27]先生。我住在离哥哥家3个街区远的一个新造的寄宿公寓靠里面的一间。即便是亲兄弟，要是住在同一屋檐下，也会产生矛盾，即便两人嘴里不说，心里也会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所以我们虽然住在同一区，却隔了3个街区的距离。在我入学之后3个月，这个哥哥病死了，年仅27岁。哥哥死后，我还是住在户塚的这个寄宿公寓里。从第二学期开始，我就基本不去学校了，开始全心协助地下运动。故作姿态和小题大做的文学是开展工作的得力助手，我虽然对此嗤之以鼻却还是在利用它。在那段时间里，我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那年秋天，那女人从乡下来了，是我把她叫来的。那女人就是H。H是我在刚读高中的初秋时分认识的，之后好歹交往了3年。她是一个没什么心计的艺伎。我为了这个女人，在本所区东驹形[28]租了一个一居室，那是木匠店的二楼。我和她直到那时候为止都还没发生过肉体关系。大哥为了那女人的事，从老家过来了。7年前丧父的兄弟俩，在户塚的寄宿公寓的那个昏暗房间里相会了。哥哥对着态度恶劣不羁的弟弟，流下了眼泪。以结为夫妻为条件，我把那个女人交给了哥哥。可是比起交出烫手山芋的傲慢的弟弟，接手这事的哥哥，心中一定加倍痛苦纠结吧。在交接的前一晚，我第一次和那个女人发生了关系。之后，哥哥则带着那个女人，暂且回到了乡下。而那女人一直都一副茫然的样子。我只收到过一封口气生硬事务性的报平安的信，从此那女人就杳无音信了。那女人一定过得很安心吧。而我却觉得无比不平，我弄得众叛亲离，让母亲饱尝地狱之苦一般的惨烈斗争，而你却一副无知者无畏，若无其事的样子，实在太差劲了。至少也该每天给我写封信吧。应该更爱我才对。可是那女人不是会写信的人。当时，我陷入了绝望。从早到晚只顾着忙着之前的工作，被人拜托的事也从不拒绝。因此，也渐渐看清了自己在工作方面能力有限。我再次陷入了绝望之中。那时，银座酒吧的一个女人喜欢上了我。无论是谁，总会被喜欢上一次吧。那真是一段堕落的时期。我邀请那个酒吧女一起去镰仓[29]投海自尽。当时我心里认定要是失败了，就该去死了。之前那个冒犯神灵的工作也差不多失败了。即便是根本不可能的工作，因为不想被人说胆小卑鄙，我还是会接受下来。而H则只考虑自己的幸福。你根本不是女人，你根本不知道我的苦楚，迟早会遭到报应的，等着瞧吧。我最痛苦的就是众叛亲离。我知道为了H的事，无论是母亲、哥哥，还是叔母都震惊了。这也是我自杀最直接的一个原因。结果那女人死了，我还活着。关于死去之人的事，我之前也写过几次。那是我人生的污点，我被拘留了。经过一番调查，我被免于起诉。那是昭和五年的年尾。哥哥们对于差点死掉的弟弟也变得温柔起来了。

品川大正

日比谷公园明治

大哥替艺伎H赎了身，在次年的2月，把她送到了我身边。真是严守诺言的哥哥。H还是一脸平静。我们在五反田岛津[30]的公共出售用地的旁边租了30円一个月的房子住下。H一直辛勤工作着。那年我23岁，H 20岁。

住在五反田的时候，我真是个笨蛋。我完全没有什么志向，也看不到哪怕微乎其微的重整旗鼓的希望。偶尔有友人来访，也只顾玩乐，就这样浑浑噩噩地生活着。对于自己丑陋的前科，别说觉得羞愧，暗地里甚至还有些自满。那真是一段不知羞耻的低能时期。学校当然也几乎不去了，讨厌一切要努力的事，每天就满不在乎地盯着H的脸过日子。那时的我真是个笨蛋，一直无所事事。就这样拖着，不知不觉又开始了之前的工作。可是这次，全然没有了之前的热情，不过是个冷漠空虚的游民而已。这就是我开始在东京一角拥有自己小小的家庭时的样子。

到了那年夏天，我们搬到了神田[31]的同朋町，秋天时搬到了同在神田的神泉町。等到第二年的早春时节，我们又搬到了淀桥[32]的柏木。这些事没什么好说的。那时候我还以朱麟堂为号写了些俳句，就跟个老人一样。后来因为之前的工作，我又被拘留了。等到从拘留所出来的时候，我听从朋友的建议，搬到了别的地方。说不上感激，也说不上讨厌。要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话，就这么办吧。就是这样无所谓的态度，迷迷糊糊地和H在两人的爱巢里混着日子。那时的H是个快活的人，虽然每天总要狠狠骂我两三次，之后又若无其事地开始学英语。我做了时间表来让她学习，不过她好像也没记得多少。英语用罗马字注音会读了之后，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了学习。她果然不擅长写信，也不想写。信都是我先写好了草稿。她好像很喜欢这样。即使我被警察带走的时候，她也一点没有慌乱。还把那种思想解释为侠义，我们也曾有过这样愉快的日子。同朋町、和泉町、柏木，兜兜转转间我到了24岁。

等到这年晚春，我又不得不搬家了。因为好像又招来了警察，我得逃跑。这次问题变得有点复杂，我只好对乡下的大哥说了谎，让他把两个月的生活费一次性送来，我拿着那些钱离开了柏木。家具什么的，分别寄放在朋友那边，只带了些随身之物，便住到了位于日本桥八丁堀的木材店的二楼。我化名为落合雄一 ——一个来自北海道的男人。实在有些不踏实，根本不敢乱花钱。用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无奈想法来搪塞自己心里的不安。对于未来也是全无打算。偶尔也会去学校，在讲堂前的草地上睡上几个小时。有一天，从一个同一个高中毕业的经济学部的同学那里听到了一些不太好听的话，感觉喝了滚烫的水一样，心想着怎么可能，反而憎恨起告诉我这事的同学。我想只要问了H，就能真相大白了，便急忙回到八丁堀木材店的二楼，可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那是个初夏的午后，西落的太阳晒到屋子里，暑热难耐。我让H去买一瓶Oraga啤酒[33]。当时一瓶Oraga啤酒要二十五钱[34]，我喝了一瓶酒，说还想再喝一瓶，就被H痛骂了一顿。被劈头盖脸一顿臭骂的我，脾气也上来了，就把今天从同学那里听来的事，竭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告诉了H。H用乡下的方言骂了句真是愚蠢，皱着眉看起来有些生气的样子。但也只是这样，继续安静地缝着衣服，一点没有做了亏心事的样子，我就相信了H。

可是那天夜里，我看了不好的书——卢梭的《忏悔录》。卢梭因为自己妻子以往的事，吃尽了苦头，变得无法忍受。我也渐渐没办法信任H了，终于在那天夜里逼她和盘托出了所有的事。结果，我从同学那里听到的事，都是真的，甚至还更严重。因为觉得再深究下去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我问到一半就不再问了。

对我而言，在这方面也没有资格责备别人，毕竟也发生过镰仓的事，但是那天夜里对我而言实在是种煎熬。直到那天为止，我一直觉得自己把H捧在掌心倍加宠爱，并以此为傲。我是为了她才活到今天的。我觉得她单纯、纯洁才救赎了她，她说的话我也如同勇者般全盘接受。即使面对朋友，我也是这样自夸炫耀的。H是一个倔强的人，在和我一起之前，都是守身如玉的。我无话可说，我就是个呆子，女人到底是怎样的生物啊！虽然被H欺骗，我却怎么也生气不起来，甚至觉得坦白时的H好可爱，居然渐渐地想要抚摸她的背了。我只是单纯地觉得遗憾。我觉得不自在起来，想要把自己现如今的生活，用棍子打个粉碎。总之就是过不下去了，于是我便去自首了。

检察官的调查告一段落之后，还是没有死成的我又在东京的街道上游荡了。能回去的地方只有H的房间了。我急忙赶往H那里，那真是一次寂寥的再会。两人都卑怯地笑着，轻轻地握了握手。之后，我们又离开了八丁町，搬到了芝区[35]的白金三光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偏远的一角。老家的哥哥们虽然很震惊，但还是悄悄地送钱过来。H就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充满精神，倒是我逐渐从恍惚中清醒过来，还写了遗书，写了上百张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可是我的处女作，我打算把自己从幼时（“幼时”在原本中写作“幼儿”）开始的罪恶，不加任何修饰地全都写出来。那已经是24岁秋天时的事了。我坐在偏远的房间里，眺望着杂草丛生的广阔庭院，失去了笑容。我又想去寻死了。要说是特意造作，的确是做作，甚至还有些任性。我希望把人生当作一场戏，不，是让戏变成我的人生。反正如今，我对谁都没用了。连唯一拥有的H，也为别人所染指留有污点了。根本没有可以鼓励我生存下去的动力。我已经有了作为一个愚蠢、即将灭亡的普通人前去赴死的觉悟，我想要忠实演好时代所赋予我的使命——永远输给别人的卑贱的命运。

可是人生不是戏剧，谁也不知道下一幕会发生什么。也有以“灭亡”为名的角色登场，直到最后也不退场的男人却也存在。抱着当作遗书的打算，我写下了关于我那称得上充满污点的孩提时代的幼年到少年时期的自白故事。可我却反而在意起这遗书的内容了，这在我虚无的人生中点燃了一根烛光微弱的蜡烛，无法下定决心寻死。只有那么一篇《回忆录》，实在不能让我满意。既然都写了这些了，索性全都写出来吧，把我迄今为止的生活全都写下来。这个也是，那个也是，我有好多想写下来的事情。首先，我写了关于镰仓的那件事，可是不行，总有些遗漏。于是又写了一遍，还是不满意。只能叹着气再写了一次。就这样一直循环往复，画不下句号，只是不停地续写着逗号。我好像永远在被恶魔蚕食，不自量力而已。

昭和八年，我已经25岁了。这年的3月我必须从学校毕业，可是别说毕业了，我连考试都没去过。当然老家的哥哥们都不知道这件事。虽然做了太多蠢事，让他们担惊受怕的，可他们认为我至少也能毕业。暗地里他们还是觉得我好歹是个诚实的人，可是我却彻底背叛了他们，一点都不想毕业。要欺骗信赖自己的人，实在是像身处让人疯狂的地狱一般。于是之后的两年里，我就住在这样的地狱里。明年，我一定会毕业，无论如何，请再宽恕我一年——像这样向大哥哭诉，不停地背叛。今年是这样，第二年还是这样。在濒死的深刻反省和自嘲还有恐怖之中，还是没有死成的我，却全心地写出来一堆被我称作遗书的作品。就算写出这些东西，也不过是这家伙对逝去青葱岁月的感伤而已吧。可是为了这感伤，我是拼上了身家性命的。我把写好的三四篇作品装在大纸袋里。作品的数量也慢慢增加了。抱着给自己的遗书起个名字的想法，我在纸袋上用毛笔写上“晚年”二字，取完结之意。因为芝区的空房子被人买下了，到了这年的早春时，我们又不得不搬家了。因为没能从学校毕业，从老家寄来的钱也少了很多。我们必须更节衣缩食才行。我们搬到了杉并区天沼三丁目，借住了一个熟人家的一个房间。那个人在报社工作，是一个好市民。之后和他一起住的两年，着实给他添了不少麻烦。我更没有从学校毕业的心了，像个笨蛋一样，只想继续完成我的作品集。因为怕被念叨，我暂且扯了个谎，骗朋友和H说第二年我一定能毕业。一个礼拜有一天一定会穿着制服离开家，跑到学校图书馆，随意地借各种各样的书来翻，看看书，睡睡觉，或是写写草稿，在图书馆消磨时间到傍晚，回到天沼的家里。无论是H，还是那个朋友，都没有对我起疑心。虽然看起来外表平静，我的内心却焦急万分，时时刻刻都焦躁不安，只希望能在断了老家来的生活费之前，写完我的作品。可是，这实在很耗时间，一直写不完，我被这恶魔压榨殆尽了。

就这样过了一年，我还是没有毕业。虽然哥哥们很震怒，我还是像之前一样故技重施，边哭诉，边说着自己来年一定毕业的谎言。毕竟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能要求生活费的借口了，但是这事实对谁都不能说。我也不想找人做共犯，跟我一起分享这个秘密，我只想一个人做个浪荡子就好。我相信这样我身边的人就能保持自己的立场，不会被卷进我的事情里。为了写遗书，还想再这样混一年的事实在说不出口。虽然别人都认为我是个诗人般的幻想家，我却很反感这样的想法。而且哥哥们要是听我说了这样不切实际的事情，即使想再给我生活费，也只能停止给我寄钱。要是知道实情还继续给我寄钱，他们会被后人看作是我的同谋的。而我讨厌那样，所以我还是做个狡猾奸诈的弟弟来欺骗哥哥们吧。就像小偷也有三分理一样，我真的是这样认真思考过的。我还是每周一次穿着制服去学校，无论是H还是在报社的好友，都深信我第二年会毕业。我简直被逼入绝境，每天都是黑暗。但是，我不是坏人！骗人对我来说如同地狱。终于，到了天沼一丁目。因为在三丁目上班不方便，朋友在这年的春天把家搬到了一丁目的市场里。那地方在荻漥站的附近。受他所邀，我们也一起搬了过去，住在他家的二楼。我每晚都睡不着，只能喝着廉价酒，渐渐开始不停地咳痰。虽然觉得自己可能病了，但是我知道这还不是时候，我想快点把我的那些作品整理好。也许只是我天真的想法罢了，但是我想把这些作为赔礼留给身边的人，毕竟这是我竭尽全力倾注了心血所做的事。终于在这年的深秋，我完成了我的作品。从二十几篇的稿件里，我选出了14篇，剩下的我都和写坏的草稿一起烧了。它们加一起可以装满一个行李箱了，而我把这些都拿到庭院里烧干净了。

“哎，你干吗要烧掉？”那天晚上，H问我。

“因为不想要了。”我微笑着说。

“为什么要烧了啊？”H边哭边重复着同样的话。

我开始整理自己的随身物品，把从别人那里借的书都还了，信和笔记也都卖给了收废品的。我在写着“晚年”的袋子里又悄悄放了两封信。看起来万事准备齐全了，我便每晚都出去喝廉价酒，因为我很害怕面对H。那时候，有个同学来问我要不要出同人志[36]。我其实都无所谓，就说如果名字叫《蓝花》的话，一起做同人志也没关系。没想到聊着聊着越来越投机，大家互相以同志相称，其中有两个人跟我更是一下子变得亲近。我把所谓青春最后的热情都燃烧在这里，作为死亡前夜的最后疯狂。一起喝醉酒，殴打无能的同学，沉迷于糜烂的女人的肉体。就这样，H的柜子在她不知不觉间，空了。那年的12月，纯文学刊物《蓝花》出刊了。只是只出了一集，朋友们就四散了。我惊愕于这种毫无目的的狂热。结果，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称三笨蛋。尽管如此，我们三人是一生的朋友，从他们两人那里，我受教甚多。

次年3月，又差不多到了毕业季，我参加了一个报社的入职考试，想要让一起住的朋友和H看看临近毕业忙活的样子。当我说我想做一个报社记者，过平凡的一生，大家听了都笑了。虽然迟早要暴露，一天哪怕只有一刻能保有安宁我也希望能持续下去。因为我担心吓到别人，才拼命在不同场合说不同的谎。我总是这样，然后陷入窘境，考虑死亡。虽然最后败露的时候，只会让人加倍震惊、愤怒，我还是没办法说出真正的现实，只能时时刻刻在自己虚伪的地狱里愈陷愈深。当然报社也不打算去，考试也没有合格的把握。完美的骗局也快拆穿了，我想受死之时快到了吧。于是在昭和十年3月中旬，我一个人去了镰仓，想要吊死在山中。

镰仓跳海的骚动到现在已经5年了。因为我会游泳，要在海里淹死实在很困难。于是我就选了据说更容易成功的缢死。可是我又一次惨败了，居然恢复了呼吸，也许我要比别人命大吧。带着脖子上一圈红肿溃烂，我迷迷糊糊地回到了天沼的家里。

想要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却失败了。糊里糊涂地回到家之后，却为我开启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全新的世界。H在玄关轻抚我的背脊。别人也在一旁说着太好了，太好了来安慰我。我被这温柔弄得发愣。大哥也从乡下赶来了，虽然被他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可我之前对大哥从未如此眷恋过。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了这不可思议的情感。

命运继续朝出乎意料的方向发展着。过了几天，我的肚子剧痛无比。我甚至一晚没睡，要用热水袋来温暖肚子缓解疼痛。在我痛得快失去意识时，他们叫来了医生。我就保持着躺在被子里的样子被抬上担架，送到了阿外佐谷的外科医院，并且很快就动了手术。是盲肠炎，因为送诊已经晚了，之前用热水袋热敷又加重了病情，腹膜流脓，变成了一台困难的手术。手术后第二天，我从喉咙里呛出了很多血块。之前胸部的病症终于爆发出来了。我已经奄奄一息。虽然医生也几近放弃了，罪孽深重的我还是慢慢地恢复起来了。又过了一个月，腹部的伤口痊愈了。我又作为传染病患者，转院到了世谷田区教堂的内科医院。这段时间，H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她还笑着告诉我，医生告诫连接吻都不行。那个医院的院长是大哥的朋友，所以特别关照我。我们租了两个宽敞的病房，把随身的财物都搬了过来，寄住在医院里。

5月、6月、7月，渐渐到了蚊虫滋生的季节，正是医院病床刚挂起蚊帐的时候，我按院长的指示，搬到了千叶县[37]的船桥町。那是海岸地区，我们在远离城镇的地方租了一个新房子住。虽然是为了疗养，可是因为我却弄得一团糟。地狱般的大骚动开始了。我从在阿佐谷[38]的外科医院开始，染上了不好的习惯——使用麻醉剂。一开始是医生为了缓解我伤口的疼痛，在早晚换纱布的时候替我用药，可到后来，我只要不用药就没法入睡。而我受不了失眠的痛苦，就每晚拜托医生给我药。那里的医生对我放任自流，对我都有求必应。搬到了内科医院之后，我也固执地拜托院长，他大概三次里会勉强答应一次。我已经不是为了消除我肉体的病痛，而是为了麻醉自己的惭愧、烦躁才向医生要麻醉药的。我已经忍受不了寂寞了。搬到船桥之后，我到镇上的医生那里，跟他说了自己的失眠和上瘾症状，逼着医生给我开药。之后又蛮横地逼着那个软弱的医生给我写了证明书，我就直接去镇上的药房里买了药。等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已经彻底变成悲惨的瘾君子了。钱很快就用光了。那时候，我每个月从大哥那里收到90円的生活费。如果再想要之外的临时收入，大哥都是坚决拒绝的。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我从来没有回报过哥哥对我的爱，只是任性地苟延残喘着。等到了这年的秋天，我偶尔也会去去东京，可是已经是个有些肮脏的半癫狂的人了。那时候的凄惨样，我都铭记在心，实在是难以忘记。那时候我简直是日本第一顽劣的青年，甚至还要借10円、20円的钱，才能跑到东京去。也有过在出版社编辑面前痛哭流涕的事。还因为固执拜托被编辑破口大骂。那段时间，我写的文字还是有些能化为金钱的可能的。当我住在阿佐谷的医院，还有教堂的医院的时候，靠着朋友们的四处奔走，我的那些装在纸袋里的“遗书”三三两两地发表在还不错的杂志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无论是咒骂的话，还是支持的言论，对我来说都太过刺激了。

结果因为难堪不安，我反而更加沉迷于药物。痛苦之余，我还得到处跑出版社找编辑和社长，低声下气地求他们先预支些稿费。因为一直被自己的烦恼弄得发狂，我完全没有注意到别人也在奋力生存这一理所当然的事实。那个纸袋里的作品，一篇不剩都卖光了。我已经没东西可卖了。马上写也写不出东西，因为题材枯竭，根本什么都写不出来。那段时期，文坛对我的评价是“有才无德”，可我深信自己是“道德尚存，才能全无”。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所谓的文采，除了全身前行，四处碰壁之外，不知如何是好。说到底不过蠢人一个。我其实是拘泥于一宿一饭的恩惠这种死板的道义，结果受不了，反而会做出丢脸的事的类型。我成长在教育严格的保守家庭里，借钱被认为是最大的罪恶。一旦开始借钱，就会不断沉沦，结果钱越借越多。嗑药也是为了消除借钱的羞愧，结果反而更加依赖，越来越严重了。付给药房的钱也越来越多了。我甚至还有过在白天的银座边走边啜泣的经历。我需要钱，我从将近20人手里巧取豪夺般借了钱，所以我还不能死，我想要先把这些钱还清了之后再去死。

大家渐渐不再理我了。搬到船桥一年之后，昭和十一年的秋天，我被带上车转到东京板桥区的一个医院里。睡了一晚醒来时，我已经待在脑科医院的病房里了。

在那里待了一个月之后，一个秋高气爽的午后，我终于被允许出院了。我和来接我的H一起坐上了汽车。

虽是时隔一月的重逢，我们俩却沉默无语。车开了很久，H终于开口了。

“药已经戒了吧？”她语带怨气地说道。

“我不再相信任何事了。”我说了我在医院学到的唯一一件事。

“这样啊，”现实主义的H，好像把我的话理解成了金钱方面的事了，深深地点头赞同，“人啊，不能加以期待啊。”

“我也不再相信你了。”

H一脸不高兴。

船桥的那个家，在我住院期间已经被废弃了，H在杉并区的天沼三丁目的公寓租了一个单间。我也在那里落脚了。因为从两家杂志社收到了写稿的邀约，出院的那个晚上，我就开始写作了。等两部小说写完，我就拿着稿费，跑到热海待了一个月，过了一个月滥饮的日子。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虽然每个月从大哥那里拿生活费已经三年了，住院前的大笔债务还是一点没动。其实我也计划过要在热海写出精彩的小说，再拿那笔稿费去还现在最在意的债的。可是别说写小说了，因为忍受不了那种荒凉的感觉，我只能借酒消愁，越发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男人了。结果在热海，我反而欠了更多的钱。不管干什么都不行，完全惨败。

我回到位于天沼的公寓，任我那充满绝望的单薄身体，横躺在地。我已经29岁了，还是一事无成。我只有一件棉袄，有时候H也穿它。这已经是生活的绝境了吧。我们就靠着大哥每个月送来的生活费，像虫子一般默默地生活着。

可是，那还不是最悲惨的。那年的早春，我和一个西洋画画家进行了一次意料之外的谈话，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从他那里听到的话，让我窒息。H早已犯了令人悲哀的错误。这让我想到从那个不吉利的医院出院时，坐上车后被我的胡言乱语深深刺伤的H的表情。虽然我让她吃尽了苦头，但是在有生之年，我还是想和她共度人生。我不善于表达爱意，H也好，那个西洋画画家也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点。即使和他谈过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谁都不想伤害。三个人里，我是最年长的，我希望哪怕只有我能够沉着应对，做出正确的抉择也好。但是因为刺激太大，反而把事情弄得一团糟，狼狈不堪。结果我什么都没处理好，还被H他们轻视，这期间，那个西洋画画家也逃之夭夭了。即使在这痛苦中，我还是觉得H很可怜。H好像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要是等到怎么都无法忍受的时候，我也准备一死了之。要是两人一起赴死，神明也会原谅我们的吧。于是我们就像关系融洽的兄妹一样，去水上温泉旅行了。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去山里自杀。我心想不能让H死了，我努力了。H也死里逃生了。而我也因为之前长期嗑药，又没有死成。

我终于和H分手了。我再也没有挽留的勇气，所以不如说我是被甩了。虽然我摆出人道主义的架势虚张声势，做出一副原谅的姿态，但我明确地感觉到之后的日子将如同丑陋的人间地狱一般。H一个人回到了乡下的母亲家。西洋画画家也从此杳无音信。我一个人在小公寓里过着自己烧饭吃的日子，学会了喝烧酒，牙齿也摇晃缺损了。我变得愈加面目可憎了。我搬到了公寓附近的出租房里，是最差的出租房。我想那才符合我现在的生活。如果那是我活在世间的最后一眼，那我倚靠门边，看到的是月影、荒野，还有静静伫立的松树。我经常一个人在寄宿屋小小的四叠半的房间里独自喝酒，喝醉了就走到公寓门口，靠着门柱哼唱着不着调的小曲儿。除了两三个无法割舍的好友之外，再也没人理我了。我也渐渐明白在世人眼里我到底是怎样的人了。我就是一个无知傲慢的无赖，还是一个白痴，更是一个下流狡猾的色鬼。靠着招摇撞骗，过着每天听着三味线的悠闲日子；为了骗钱以自杀威胁老家的亲人；像对待猫狗一样对待贤良的妻子，最后还把她赶出家门。世人或厌恶，或嘲笑，或愤慨，谣传着各式各样关于我的传言，我已经全然被埋葬，被当作死人、废人般看待了。知道了这一点，我更加不想从房间里出去了。没有酒的夜晚，我就边啃咸仙贝边看推理小说，这是我小小的乐趣。杂志社也好报社也好，一个约稿的邀请都没有。而且我什么都不想写，也什么都写不出来。另外，虽然我生病时所欠的钱，没有人来催我还，可我即使在夜晚的梦中还是为此烦恼不已。不知不觉，我已经30岁了。

到底是什么机缘巧合呢？我想我必须坚强地活下去。是老家遭遇的不幸给了我力量吗？大哥当选了议员之后，却又因为违反选举法被起诉了。我一直很敬畏大哥为人严谨的品格，所以坚信一定是周围有小人作乱。姐姐和外甥，还有堂兄弟都死了，而这些我都是从各种传闻中听来的，因为我和老家的人早已音信不通了。可老家遭受的一连串不幸，让我逐渐振作起来。我其实一直羞于家里的大户身份，为有钱人家少爷的头衔而自卑。从小我就因此觉得恐怖，人也变得自卑、厌世了。我一直坚信有钱人家的孩子,就该像有钱人家的孩子一样落入地狱不可，逃避的就是胆小鬼。我也一直拼命努力想像一个合格的罪孽深重的孩子那样死去。可是我一夜之间明白了，别说是有钱人家的小少爷了，我现在已经沦为连穿的衣服都没有的贱民了。从老家寄来的生活费，过了这一年也没有了。我的户籍已经分离出去了，生我养我的老家正遭受不幸处于低谷，我那让人畏惧的特权已经完全没有了，甚至更糟。还有一点，当我在寄宿屋的房间里连死的勇气都丧失了，只是昏昏睡去的时候，我的身体却奇迹般地恢复健康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另外还有年龄、战争、历史观的动摇，讨厌懒惰、在文学方面的谦虚求教、神明的存在之类各种各样的原因，要解释清楚人生的转机，却实在虚无缥缈。那样的解释即便勉强被认为是正确的，也肯定有什么地方会让人觉得虚伪。是不是因为人不是总在左思右想后才选择前程的呢？很多情况下，人都是不知不觉就踏上了不同的世界。

我在那个30岁的初夏，第一次坚定了要靠写作生活的决心。回想起来，这志愿决定得真晚。我在一间像样家具都没有的四叠半的寄宿屋里拼命地写着。寄宿处的晚饭如果有剩在柜子里，我就偷偷把它们捏成饭团，留到写到半夜肚子饿的时候吃。这次我不想把它作为遗书，而是为了生存而写作。这期间有个前辈一直鼓励我，即使世人都嘲笑我，他也一直偷偷支持我。我必须报答他的这份珍贵的信任。于是我写出了《弃老》这本书，把和H去水上温泉寻死时的事，如实地写了下来。那本书很快就卖掉了，因为有一个没有遗忘我，一直在等待我的作品的编辑。拿到稿费之后，我没有乱花，而是先去当铺买了件外出用的外套，穿着它去甲州的山上旅行了。于是，我打算重新整理思绪，想要写一本长篇小说。我在甲州待了整整一年。虽然长篇小说没写成，短篇倒是发表了十几篇，也听到了各方的声援。我想这就是文学界的难能可贵之处。能一直在此生存，实在是我的荣幸。等到次年的昭和十四年的正月，我在那位前辈的介绍下，普普通通地通过相亲结婚了。不，也不算平凡，因为我一毛钱都没花就办了结婚仪式。我在甲府市郊外，租了一个两居室作为新房，和妻子住在那里。房租是一个月6円50钱。我接连出了两本创作集，经济也稍有宽裕了。我一点一点整理了介意的欠债，这实在是件麻烦的事。这年初秋，我们搬到了东京郊外的三鹰町。当然，这里不再是东京市。我的东京都市生活，从我拿着包离开荻漥的寄宿屋到甲州[39]去的时候，就已经中断了。

我成了一个靠文字生活的人。旅行时在旅店的登记本上也会大方地写上职业作家。即便困苦，也不再抱怨。即使比以前更苦，我也还是摆出笑脸生活。大家都说我开始变得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了。每天，武藏野[40]的夕阳都是又大又圆，红通通地缓缓下沉。我就待在能看见这落日的三叠半的房间里，盘腿而坐，边吃着看起来有些寒酸的饭菜边对妻子说：“像我这样的男人，又没出息，又没有钱，但是好歹我还是打算好好守护这个家的。”那时，我突然想起了东京八景的事，往事像走马灯一样在胸中涌动。

这里虽然是东京市外，但是附近的井之头公园[41]，也算是东京的名胜之一。所以把这武藏野的夕阳排入东京八景是毋庸置疑的。为了排定剩下的七景，我翻起了自己记忆中的相簿。到了这时候，能称为艺术的，已经不再是东京的风景，而是风景中的我了。是艺术欺骗了我，还是我欺骗了艺术呢？结论，我就是艺术。

户塚的梅雨时节，本乡的黄昏，神田的祭典，柏木的初雪情景，还有八丁堀的烟火，芝的满月，天沼的落日，银座的闪电，板桥脑科医院的波斯菊，荻漥的晨雾，还有武藏野的夕阳。各种回忆的火花，闪烁跃动不定，实在很难整理。而且要勉强概括出八景，实在是很卑鄙的一件事。在这期间，在这年的春天和夏天，我又找到了两景。

这年的4月4日，我去拜访了住在小石川的大前辈S学长。在我5年前得病的时候，我给S学长添了很多麻烦。虽然之后被他臭骂了一顿，还落到差点绝交的地步，可是今年的正月里，我前去拜年并表达谢意，之后又是好久没有上门叨扰。这天是为了请他担任朋友的作品出版纪念会的发起人才又登门拜访的。他在家，也拨冗听了我的请求，我们还聊了些有关画和芥川龙之介的文学的话题。学长用他一如既往的语重心长的语调对我说：“我本来对你很不看好，可是现在看来，你反而有了好结果啊，我真的很高兴。”我们一起坐车到了上野，在美术馆参观了西洋画的展览。无聊的画作有好多，我在一幅画前站了很久，后来学长也走过来了，凑近看着那画。

“好幼稚啊……”他喃喃道。

“完全不行！”我直截了当地说。

是H的，就是那个西洋画画家的画。

我们从美术馆出来后，又在矛场町参加了电影《美丽斗争》的试映会，之后我们还去银座一起喝了茶，好好地玩了一天。因为S学长说要从新桥站坐公交车回去，我便陪他一起走到新桥站。途中，我告诉了S学长关于东京八景的计划。

“武藏野的夕阳真的很大啊！”

S学长在新桥站前的桥上站定，低声说：“简直如画一般啊！”边用手指向银座的桥的方向。

“啊！”我也停下脚步，举目眺望。

“如画一般啊！”我就像自言自语一样，重复着学长的话。

比起正在眺望的风景，正在眺望风景的S学长和被差点绝交的顽劣学弟的身影，才是我想要编入东京八景之一的。

在那之后又过了两个月，我又寻觅到了更明亮的一景。一天，我从小姨那里收到了一封加急信，信里写道：“T明天就要走了，据说出发前可以在芝公园见个面。明天9点请到芝公园来一下。我希望姐夫能替我向T好好转达我的心情。因为我很笨拙，对T什么都没说。”那个妹妹虽然已经22岁了，但是因为身材娇小，看起来还像个孩子一样。去年和T先生相亲后虽然订了婚约，可T定亲之后就应召入伍到了东京的某个部队。我曾经碰到过穿着军装的T一次，和他聊了30分钟左右，他是个头脑清晰、上进的好青年。看起来似乎明天就要上战场了。前一封加急信来了还没过两个钟头，我又从小姨那里收到了新的加急信，上面写着：“经过深思熟虑，刚刚的要求实在太无理了。还请什么都不要和T说了。只是，请帮我去送送他。”看了信，别说我了，妻子也不禁失笑。因为她两三天前就去T的父母家帮忙了，我们可以想象她一个人在那儿忙得团团转的样子。

第二天我们起了个大早去了芝公园，增上寺的院落里聚满了前来送行的人。我们抓着穿着卡其色团服，在那儿走来走去的焦急骚动的老人们询问，得知T的部队只会在山门前稍加整合，休息5分钟，马上又要走了。我们从庙里出来，站在山门口等T的部队过来。终于，我们看到妻妹拿着小旗和T的父母一起过来了。我第一次看到T的父母。因为我们还没有正式成为亲戚，不善交际的我也没有好好问候他们，只是用眼神示意了下。

“怎么样，心情还平静吗？”还是先向妹妹搭话了。

“我没事。”妹妹一副开朗的样子笑着。

“怎么会这样？”妻子皱眉道，“干吗笑成这样？”

来给T送行的人有好多。因为有6面写着T名字的幡旗树立在山门前。在T家工厂工作的职员，女工们都请假前来送行。我离开众人，站在山门的一端，觉得有些别扭。T的家里很有钱。而我牙也没了，衣服也不怎么样，甚至连和服外套也没穿，更别说帽子了，就是一个穷书生罢了。T的父母一定觉得自己儿子未婚妻的穷亲戚来了。即使妹妹过来跟我说话，我也赶紧赶她回去：“今天你可是重要角色，快到你公公旁边去。”可是T的部队一直没有过来。10点、11点、12点，一直没有出现。载着出来修学旅行的女子学生团的观光巴士都从眼前开过去好几部了。观光巴士的门上贴着写有女子学校名字的纸片，我也看到了故乡女校的名字。大哥长女读的也是那个学校，说不定她也在那车上。我胡乱想着她指不定会无心看到一个傻大叔呆呆地站在东京名胜增上寺的门前，虽然她并不知道那是她的叔父。有20辆左右的车不断从山门前开过，每辆巴士的女司机都好像指着我说着些什么。一开始我还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到最后我也开始摆造型了。我像巴尔扎克像一样轻轻抱臂，这样我觉得自己也成了东京名胜之一了。快到1点的时候，到处传来“来了，来了”的喊声。很快满载军队的卡车就开到了山门前。因为T会开车，就坐在卡车的驾驶座上。我从人群的后面，心不在焉地看着。

“姐夫。”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身边的妹妹轻声说道，一边硬推着我。我振作精神，看到从驾驶室下来的T像是早就看到在人群最后的我一样，在向我举手行礼。我虽然一时困惑，可我环顾四周，虽然也有犹豫，不过果然是在向我行礼。我下定决心，拨开众人，和妻妹一起来到了T的面前。

“之后的事你就别担心了。我这妹妹虽然不聪明，可女人该会的事都会，你不用担心。我们也会帮忙的。”我难得一脸正色地说道。我看了看妹妹的脸，正带着几分紧张仰着头。T脸色微红，默默地又行了举手礼。

“那，你有什么想说的？”这次换我笑着看着妹妹问道。

“已经够了。”妹妹低头说道。

很快，出发的命令来了。我虽然又混在人群里，可是又被妹妹强推着来到了驾驶室前，那边只有T的父母站在那边。

“你就安心去吧！”我大声说道。T严厉的父亲一下子回过头来看着我。我从他的眼神中感受到“这是哪来的不知好歹的笨蛋”的不耐烦，虽然只是匆匆一瞥。但是那时，我没有退缩。虽然我无法断言人生尊严的最低谷是碰到各种生不如死的事吧，而且我征兵体检没过，还穷困潦倒，但是我现在没什么好顾虑的事。东京名胜用更洪亮的声音说：

“之后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啊！”之后如果T和妹妹的婚事，又碰到什么麻烦的话，我是不在意世人眼光的自由人，一定要成为支持这两人的最后力量。

收集到增上寺山门一景，我想我的作品构思已经如同拉满的弓一般蓄势待发了。又过了几天，我就带着东京市全图、钢笔、墨水盒稿纸，来到了伊豆。到了伊豆温泉之后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旅行已经过去10天了，可我还住在那个温泉旅馆里，我到底在干什么啊！

新桥所见银座明治

京桥明治

两国百本杭明治

[16]　伊豆：位于静冈东部，温泉旅游胜地。

[17]　米原：位于滋贺县，处于琵琶湖东侧，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18]　热海：位于静冈县伊豆半岛的东北角，面朝相模湾，是有名的温泉观光胜地。

[19]　伊东：位于静冈县伊豆半岛的东岸，有名的温泉观光胜地。

[20]　下田：位于静冈县伊豆半岛的东南部，毗邻下田湾。1854年《日美友好条约》签订后成为港口。多历史遗迹和温泉，也是远洋渔业基地。

[21]　畳：榻榻米，草席。可做助词。一畳大约为1.656平方米。

[22]　隅田川、赤坂等：均为东京地名。

[23]　《埋木》：樋口一叶模仿日本现代著名小说家幸田伴露笔风写成的处女作,于浪漫主义文学刊物《文学界》发表。

[24]　户塚：位于东京新宿区北部，早稻田大学所在地。

[25]　弘前：位于青森县西南部，是津轻平原的中心城市。漆器和8月的灯节负有盛名。

[26]　东京帝国大学：帝国大学，是指日本在“二战”前所设立的国立综合大学。当时在日本国内及其殖民地上共有9所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即之后的东京大学。

[27]　辰野隆（1888年3月1日—1964年2月28日）：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著名法国文学学者，培养了包括三好达治、渡辺一夫、伊吹武彦、小林秀雄等在内的大批优秀学者。其父辰野金吾是日本有名的建筑师。

[28]　东驹形：东京都墨田区的町名。位于东京都墨田区西部，属本所地域。北邻吾妻桥，东与业平、横川之间以大横川为界，南接本所，西与台东区驹形之间以隅田川为界。

[29]　镰仓：位于日本神奈川县三浦半岛西面，镰仓幕府时期的政治中心。

[30]　五反田岛津：位于东京品川区。

[31]　神田：现属于千代田区。

[32]　淀桥：位于东京新宿区。

[33]　Oraga：三得利公司在1931年出产的啤酒品牌。

[34]　钱：货币单位。一钱为一日元的1%。

[35]　芝区：位于东京港区。

[36]　同人志：在文学、思想、爱好等方面志同道合的人执笔、编辑、出版的非营利性杂志，多为文艺类刊物。

[37]　县：在日本为与都道府统计的行政区划名，类似于中国的省。日本一共有43个县。

[38]　阿佐谷：东京都杉并区的地名。

[39]　甲州：旧时的“甲斐国”,位于今天日本关东平原西部的山梨县,是战国时武田家的大本营。

[40]　武藏野：位于东京都中部，以吉祥寺为中心的卫星城。

[41]　井之头公园：1918年面向公众开放，是日本第一座西式郊外公园。

幸田露伴小传

幸田露伴，1867年8月22日（庆应三年7月23日）—1947年7月30日（昭和二十二年），日本小说家。本名成行，别号蜗牛庵、竹露、雷音洞主、脱天子等。生于江户（现东京都）下谷。帝国学士院会员，帝国艺术院会员，受赏第一届文化勋章。

幸田露伴是家中第四个男孩，其父为幕臣幸田利三（成延），母亲为猷氏。幼时名叫铁四郎，实则体弱多病，出生后27天起就常去看医生，经历过数次生死之劫。幼时在位于下谷泉桥通，关千代（书法家关江雪的姐姐）的私塾中学习书法，又在御徒士町的相田氏的私塾学习素读。于1875年（明治八年），听从千代的推荐进入东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现筑波大学附属小学）就读，从这个时候开始，爱上了绘图小说和各种读物。

1878年（明治十一年）毕业后，升入东京府第一中学（现都立日比谷高中）。与尾崎红叶、上田万年、狩野亨吉是同学。之后因家中经济原因退学，又在14岁那年入学东京英学校（现在的青山学院大学），之后再次退学。由于常去东京府图书馆，认识了淡岛寒月。受到兄长成常的影响，喜欢上了俳谐，又去菊地松轩的迎义私塾学习汉学与中国古诗。

16岁时进入了通信省电信修技学校，毕业后去北海道余市当了一名电信技师。在当地，幸田露伴拜读了坪内逍遥的《小说的神髓》和《当世书生气质》，这两部作品在当地文艺界有很高的人气，由此，幸田露伴萌生了对文学的热情。于是在1887年（明治二十年）放弃工作回到东京。这段从北海道回到东京的历程成了他日后作品《突贯纪行》的题材。同时他又从途中所作诗句“远途中，与露而伴，以草为枕”取号“露伴”。

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幸田露伴起草了《露水滴滴》，其作品由淡岛寒月推介发表于《都之花》上。此作受到了山田美妙的高度褒扬，之后，又发表了《风流佛》（1889年）和以谷中天王寺为原型的《五重塔》（1893年）。

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险些死于伤寒。后于第二年结婚，之后几年发表了《胡子男》（1896年）、《新羽衣物语》（1897年）、《椀久物语》（1899—1900年），还发表了在当时有着划时代意义的都市论《一国之首都》（1899年）与《水之东京》。

这个时期被后人们称为“红露时代”，幸田露伴迎来了自己写作生涯的黄金时代。人们将他们称为“写实主义的尾崎红叶与理想主义的幸田露伴”，为近代日本文学的发展指出了方向。这段时间，幸田露伴又与尾崎红叶、坪内逍遥、森鸥外并称为“红露逍鸥时代”。

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曾数次中断的《滔天浪》彻底搁笔，之后主要着手撰写史传和古典文学评释。其史传作品有《赖朝》《平将门》《蒲生氏乡》等。又为井原西鹤和《南总里见八犬传》做评释，与沼波琼音、太田水穗等芭蕉研究会的6人共著《芭蕉俳句研究》。于1920年（大正九年）开始写《芭蕉七部集》的注释，历经17年，终于在其晚年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完成。

1907年（明治四十年），发表文章《游仙窟》，论证唐代传奇小说《游仙窟》对万叶集的深刻影响。于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受邀担任京都帝国大学国文学讲座的讲师，但不满一年又辞职。他自己笑说，京都都是山，没法钓鱼，而实际上是与官僚又拘束的大学无法融合。其妻几美当时身又患疾病（1910年故世），故而辞去了大学的工作。讽刺的是，第二年他又被授予了文学博士学位。

之后发表《幽情记》（1915—1917年短篇作品集）与《命运》（1919年），由此涉足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之后也发表了不少从中国取材的作品。他不仅写小说，还在当时尚无人进行道教研究的情况下发表了先驱性的论文。

卒80岁，墓地位于池上本门寺。法号露伴居士。

幸田露伴主要作品列表

——露団々《露水滴滴 》（1889）

——風流仏《风流佛》（1889年）

——縁外縁《缘外缘》（1890年）

——いさなとり《捕鲸者》（1891-1892）

——五重塔《五重塔》（1892）

——ひげ男《胡子男》（1896）

——新羽衣物語《新羽衣物语》（1897）

——一国の首都《一国之都》（1899-1901）

——水の東京《水之东京》（1901）

——天うつ浪《滔天浪》（1903-1905）

——蝸牛庵夜譚《蜗牛庵夜话》（1907）

——頼朝《赖朝》（1908）

——小品十種《小品十种》（1908）

——普通文章論《普通文章论》（1908）

——努力論《努力论》（1912）

——運命《命运》（1919）

——雪たたき《落雪》（1929）

——連環記《连环记》（1941）

——評釈芭蕉七部集《芭蕉七部集评释》（1947）

水之东京

上野的春花烂漫、王子[42]的秋叶红艳，陆上东京的有趣景致人们说得很多，而今我也再说不出什么新鲜。不过要是说到水之东京，要么是人家没把知道的说出来，要么是人家说了我不知道，反正自江户时代以来似乎还没有人说过，因而我想试着说一说。东京地势循河而枕海，潮起汐落，行船所至之处，何止一二，有成千上百条河流，一一详述岂是我凭一己之力，执一支秃笔，于一朝一夕之间可写就的？昔时武藏野的月亮由草丛中升起，又落入草丛中；而今城中人家八百八，四方间门户相望，东京的月亮可说是自楼中升起，而又隐没于楼层之间。然而东京是如此之大，按理说，月亮应该是从水面上升起，而又没入水中的。只要见过东边的三枚洲上夜色朦胧衬着浮标飘摇，月亮乘着涨潮而上，再缓缓降入西边高轮[43]白金[44]疏林浅影的情景，任谁都会说，这是水之东京。今日仓促执笔来写水之东京，然而东京如此之大，上至荒川下至大海，欲记述周全，可总有遗漏疏失。此文献给那些连渡船迎着飒爽南风前进时的摇摆都感到恐惧的厌船之人，那些根本不了解水之东京的景色与风情，体会不出她的好来的人们，对于那些本就熟悉东京水上景致的人是不适宜的。不过是闲看杂记，有所不周望勿怪罪。

东京虽大，可是不经过隅田川直接流入大海的，就只有赤羽川和汐留堀等区区几条河了。因此要说东京的水，从隅田川开始实在是很方便。隅田川对于水之东京而言，一如网上的牵绳，衣上的领。牵一绳可收全网，提一领可擎整衣，先说隅田川便可谈及东京诸流。所以应该先从隅田川说起，再说其他河流，而以大海为终点。言东京之水，先谈隅田川，好比研究百川要先查黄河，非用这种叙述顺序不可。而说隅田川时往往节外生枝、误入歧途，就像说到伊洛就肯定要顺带说说熊外[45]，聊漆沮必然会提及荊岐[46]，自然成对偶，不可落单。

荒川。隅田川的上游。隅田川是对流经隅田的河流的称谓，隅田村上游千住宿附近的河被称作千住川，再往上的习惯上就叫作荒川了。河的源头在秩父郡的山间，秋日里能从隅田堤眺望一直延伸到遥远西方的那片绿色。大滝村是位于这条河最上流的村庄，再往上就不清楚了，想来这条河应该是从甲斐境内的高山幽谷中发源的。关于水源地附近的地貌信息，可以从《秩父纪行》和《新编武藏风土记》等著作中找到。离荒川流经东京的区域不远，就是丰岛的渡口了。

由荒川的河口转过几个弯，丰岛渡口在丰岛村与宫城村之间。从丰岛村往渡口方向走上一段，就到了荒川堤。与赏画胜地的向岛堤相继，经过千住站，连至川上北侧。从丰岛的渡口开始，河流反向往西南收于石神川，又向东而去。

秋日里的石神川，最值得游览的就是具有锦绣美景，引人驻足的泷川村流域。上游正是旧石神井村三宝寺的水池，所以是名副其实的石神井川。这条河虽然行舟不便，但下行经过泷川村金刚寺后，在王子造纸厂[47]附近积累了能量再流入荒川。古时此处水质清澈，为水路枢纽，住户甚多，因而常有古代器皿在河岸出土。石神井明神的神体——石剑也是出土文物之一。

尾久渡口位于荒川小台村与尾久村之间。附近有荒川自西向东流，北岸土地湿润，雨水充沛，景致独具特色。初夏芦苇新发丛丛，晚秋时凉风入耳，此时眺看河面，相较与樱花与红叶，另有一番风情。这里的渔民不仅捕鲈鱼，也打些其他河鱼。少不了要坐他们的船，从丰岛渡口到这里的渡口，一路行舟游玩到千住附近。连蚊子都没有的夏夜，红月当空之时，在河中央小酌一杯，当凉风拂过袖子，简直让人直呼快哉！便是如此胜地。河流在尾久渡口往下二十町处又打一个弯，从千住造纸厂前开始向东流。一旦河水流入造纸厂，就会与主流合并为一条大河。于是这条河流过造纸厂前，终于来到了大桥。

千住大桥位于千住站的南组和中组之间，联结东京到陆羽的街道，因而车水马龙，往来不绝。看着河面上那些穿过大桥的船，如果没有那些来来往往的小蒸汽船，只有江轮、驿马、压船的货物，还有小船张着帆，船夫摇着桨掌着船，人们会爱上这份娴静，在河风中忘却夏日的酷暑。他们会在大桥以西，造纸厂的上方，河流西南侧找到成排的榛树，把船拴在树上，在树荫底下玩乐。若是在桥的上游和下游之间那片窄小的空间里，两岸都是伐木屋的话，那块地方一定会被筏子连成岸了。大约这座桥往下到永代桥为止，总是有小蒸汽船在不断地穿行，生机勃勃，一派繁荣。炭烟起，轮机响，忙载尘世人来往。过了这座桥，继续往东，过不多久会穿过一座为火车而建的铁桥，看着右边盐入村的茅舍竹篱，左边芦苇蒹葭密密而生，河流又一个转向，向南流去。

此地附近河流为东西流向，两岸幽寂空旷，是欣赏三秋月的最佳场所。在山间赏月，不及在水上赏月来的兴致好。虽说有名句“月出于东山之上”[48]，实则不如近水楼台赏月的清辉来得有趣。而死水又不及活水来得有趣。池边的夜色就算再妙趣横生，也不及这上游下游的景色，简直可说是月之友！南北流向的河面上，月升之时为东岸所迫，实在妙哉；东西流向的河面上，月亮径直从水面上升起，极目远眺，波浪中曳着长长的清光，细碎如白银流淌，别有一番情趣。特别是这附近河面很宽，若是借得潮汐之力，大潮来时河面看起来越发宽广，乘着大潮辗转而出的玉兔[49]也越发大而光芒四射。瞻得此情此景，心中也不觉变得敞亮快活。一年之中傍晚的潮水以秋潮为最大，一月之中以满月之夜潮水为最大，若是月升之时恰逢潮汐落差最大，那么环顾整个东京，再没有比这里更好的欣赏中秋之月的地方了。要是有人在中秋之夜在此泛舟赏月，必将对此河此月终生难忘，只叹对此胜地知之太晚。自古以来的文人墨客都未写及绫濑[50]，如果有幸知道这个地方，定会记载于诗文之中呈予世人，而至今未有记载，想是不知道吧。

盐入渡口在赏月胜地的下游。从墨田堤岸隔川遥望盐入村，仿佛一幅江南春色图，恬淡的风景之中不乏诗意。

荒川一个转折后向南流，与从东而来的河流汇成一道，名为绫濑川。河面不宽，不宜通船，既没有什么景色出众之处，也没有什么令人流连的地方。其上游从小菅至浮塚，更远一点从荒川出，至此复又汇入荒川下游的隅田川。上游的支流中川之中行船往来也不少，从隅田川往千住道上的绫濑桥方向望去，一条大河自东而入的景色自成一幅画卷。

赞栽是绫濑川与隅田川汇集之处南岸的俗称。古时此处为御前农田，想来是因此得名，而“前栽”的日语发音又与“赞栽”相近，人们以讹传讹传至今日便成了“赞栽”。

钟渊是纺织厂的旧址，在隅田绫濑两河相汇处的下游。根据江户名胜图会中记载的传说，从前有个叫普门院的寺院，寺里的大钟就沉在这深渊之中，因此而得名。世上许多国家都有以钟来命名的深渊，大概都像这样有一口梵钟沉于其中吧。笔者猜测，这钟渊里因为有一口钟在，所以河流的形状就如同一把曲尺蜿蜒曲折[51]，因而命名。我这么想，一方面是考虑了叫这个名字的地方的本身的地形，另一方面，很明显的，这些地方许多都在沿河之处。

关屋里是一个没有特别指定的地名。在钟渊一带，这附近的人所写的《隅田川丛志》里，这是对隅田川附近村落的总称。钟渊的下游之处，又有一条大河从东并入，虽然河水很浅，但因为纺织厂的关系，河上总有船舶来往。

再往下，是水神森林。水神的神社所在之处，叫作浮岛，因被洪水浸没而得名。四周的河流，东边的深，西边的浅。

水神森林的对面是隅田川的货物停车场，因而河水往西边去了。从上野停车场和其他各处来的火车聚集在此处，虽然还称不上是水运陆运的枢纽，但这里对于煤及其他物资的供给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停车场的下游处，水深的位置逐渐由东转向西岸，过了著名的真先稻荷，就变成了东浅西深了。

石滨神社虽然小却历史悠久，真先稻荷在神社前靠近隅田川的地方。在这里，上至遥远的水神森林和钟渊，下至著名的赏花胜地——长堤十里纯白无痕的向岛，皆可一览无遗。

稻荷往下1町[52]左右，有一条叫作思川的潮汐河，此河并不通船，因而也没有必要特地拿出来讲了。思川往南数十步之遥，就是桥场渡口了。

桥场这个名字是由旧时在隅田川上架设的大桥而来。被人们叫作石滨的地方，就是河西岸的这一块了。据说从前业平[53]的都鸟之歌就是在此地所作。再往下，左边是小野某的小松岛园，右边则是小松宫御别邸。从小松岛园向下游望，隔着一小片草地就是墨田堤，繁花盛开之时赏之最有乐趣，远远地，还能看见白髯祠森林。

寺岛渡口位于寺岛村的平作河岸往桥场方向处。平作河岸指的是由大河往左分支出来，直入堤下的小河附近的那块地。经过平作河岸继续往下，又有一条小河沿着樱组制革厂流到堤下。东面是今户，西面是寺岛，河水在其间向南流去，由西深东浅逐渐变为东深西浅。

在长命寺的下游，牛之御前祠的附近水特别深，墨田长堤临水，阳春三月时水波荡漾，红花似火，相映成趣，促生出绝好的诗兴与画趣。从这里到吾妻桥上游，是府内各学校学生们和银行职员们赛船的地方，春秋二季好时节，堤上、水面上洒满了男男女女的欢声笑语，从不间断。

竹屋渡场位于牛之御前祠下游仅一町之处，为渡至今户而建，是吾妻桥上游的渡口中最广为人知的。乘船至半途，放眼望去，晴天时能看见远方的筑波，右边是长堤，左边的景色从桥场今户一直能看到待乳山。要是在秋天，好日子里能看到富士山一角，着实是渡船风景一刻千金，假使有画家想以此为题作一幅画也并非不可以。

渡船的著名景点，是一条西北流向的山谷堀，河面虽不开阔，却直达日本堤下游。古时出入风流之所的浪子们乘着猪牙船[54]，唱起“待乳夕阳下，梢间今户桥。堤坝上，合伞下，见和服夕雨，思君念旧布”[55]。正是在这条河上。直到今天，南岸的人家还留有些许船宿的遗痕。

待乳山上有圣天祠，又能眺望墨堤的美景。“可怜日暮西下，茂睡[56]歌碑无人识”，等等，多有文章叹此山，某先生戏称这反正又不是待乳山的五丁碑，而此碑今仍在，也是怪事一桩。在此俯瞰隅田川，月夜风景四季皆佳，在下雪的早晨饮一瓢清酒，吟诗对歌岂不妙哉？如此方才明白，前人有仙骨者所言的登临之快，诚不我欺！

待乳山对岸，下游不远处是三囲祠。从中游只能看到鸟居[57]的上半部分，但就算是第一次见到的人，也能猜出这就是三囲祠。祠堂附近隔一条河，可以望见浅草观音堂，并排的还有五重塔凌云阁。

在堤下，从堤上柳田边到三囲祠下游的十间，是有名的钓鲤场所，也就是盛产紫鲤的浅草川。这里不仅渔获甚多，垂钓者也不在少数。河流自此经过山上的宿町、花川户、小梅町、新小梅町，往下直到吾妻桥。东边深度渐浅，从中游开始西边越发深了。新小梅町和中乡之间，有一条河往东去，经过枕桥、源森桥直达业平町。

这条水路虽然狭窄，却很深，可容纳稍大一些的船只通过，到了业平町后往左一拐，就进入了曳船川，又由田圃间朝北流向远方的龟有，最后经由琵琶溜到达中川。

源森川和曳船川之间有一座水闸。再由源森川往右，就是横川了。

横川经过业平桥、报恩寺桥和长崎桥，过了总武铁道火车的发车站本所停车场，在北辻桥南面，与隅田川和中川交汇的坚川相会，经过南辻桥、菊川桥和猿江桥，与小名木川相遇，过了扇桥又与十间川汇合，再往南直到贮木场。源森川一路是这一带的为数甚少的重要通路。等到日后市区改造的那一天，将会凿开这条源森川和押上的六间川（或成十间川）的两町土地，将两条河连在一起。如果两条河不相连的话，这条河就无法直接与隅田川和中川相接，加之这里的水路比坚川和小名川要短，不仅使交通更加便利，沿河南下还能欣赏左边的枕桥。经过通往花川户的渡场，再过了吾妻桥，左边能看到中乡，右边则是材木町。一路往下，西岸水渐深，东岸水渐浅。

在歌伎的词中常被提及的驹形堂在河的右边，过了驹形渡船场，往左看是一片杂院，往下能望见番场的多田药师寺的小树林，再往下不远处就是厩桥。

厩桥之下，右岸留存着古时候米仓的遗迹，歌谣中所唱“一番堀，二番堀云”，这样的小河沟数量众多，每条小河上都有水坝。在这附近可以寻见首尾松。泛舟至此，心里已经很想了解猪牙船的制作过程，而现在蒸汽缭绕，更是调皮地撩拨着人们，令人不由得像诗人一样想象起游子的旧情往事来。米仓遗迹之内，现在有一家电灯厂，正冲着天空从烟囱里喷出黑烟来。在本所附近，电灯厂对岸的下游，有一条东去的小河。御藏桥就架于此河之上，又伸入陆军仓库结构内。米仓之下，浅草文库的旧址下有一条往西的小河。

经过须贺町后，河流一个转弯通过藏前，分为两支。

往北的那条支流就叫作新堀，其沿荣久町、三筋町等而下，直到菊屋桥和合羽桥。这条水路既狭窄又肮脏，河面上的垃圾还会占住运输的重要位置。可即便是如此令人不快使人讨厌的一条水路，依然有许多与之尺寸不符的大船出入其间，往来无歇。从前浅草区一带土地湿润不易干燥，或许正是因为这条水路而变得干燥了，这样说来，浅草区的形成还要感谢这条水路呢。

往西的那条支流经过猿屋町和鸟越町，由东边过了下谷竹町，就到了浅草小岛町。这条河就叫作三弦堀。这条河也是又脏又窄，令人厌恶。然而这条河兼具排湿和漕运的效用，是极为重要的一条水路。原先下谷的土地湿润，西边又有汤岛本乡的高地，一旦天降大雨或暴雪，高处的水就会来到低处，下谷就会成为一个大的蓄水池。御徒士町与仲徒士町尤其容易成为泛滥的中心地带。三味线堀接受了不忍池的余水，经过改建扩大，成了一条气派的大河。若是这一条分支换一种走法，经过竹町仲徒士町，连接南边的秋叶原铁道货运处内的水路，最后到达神田川的话，漕运之利必定大打折扣，卫生情况也会愈加堪忧。

沿着隅田川往下，经过浅草瓦町，一路来到本所横纲町的尽头，这里就是富士见渡口了。这个渡口是名副其实的观富士胜地。在晚霞似火的夏日傍晚，或是天朗气清的秋日早晨，在此眺望富士景色，或高耸入云，或光芒万丈，无比神圣，望之令人暂时忘却了身处尘埃漫舞的都市之中。

百本杭[58]在渡船场的下游，指的是靠本所一侧的岸边，河上打着的桩子围起的那块地方。因为护岸的桩子数量众多，就起名为百本杭。这里附近的河水东面比较深，百本杭一带尤其深。此处是众所周知的垂钓名所。

百本杭的下游，在浅草一侧有一条河往西，就是神田川了。河面是如此宽阔，舟船来往频繁，常常是前后两艘的船的舳舻与船舷不得不有些摩擦，从这条河的岔口到牛込的扬场更是一路的水泄不通。这条河位于以吹弹歌舞而闻名的柳桥之下，经过浅草桥、左卫门桥、仓桥等，在丰岛町与一条左路来的河流相会。

左路的这条河是神田堀的支流，径直往东南方向去，在中洲下游流入隅田川，将日本桥区一分为二，连接神田川和隅田川，上架有柳原桥、绿桥、汐见桥、千鸟桥、荣桥、高砂桥、小川桥、蛎滨桥、中之桥等。材木町、东福田町流域有一条河与之相会，也就是今川桥下的神田堀，是从皇城外的护城河经过龙线桥和其他许多桥来到这里的。

护城河自神田堀而入，往右要经过神田桥、一桥和雉子桥到达俎桥，即成为饭田川，一路流到堀留；往左则要经过常盘桥和其他。

神田川在与上述经过柳原桥的支流相会前，会先在上游经过和泉桥、昌平桥、万世桥、御茶水桥、水道桥、小石川桥，在饭田桥前与西北边来的江户川支流合并，一直到饭田桥上游的牛込扬场为止。当然护城河不会流到这儿就停了，只是漕运的终点在扬场，所以再往上就不再是神田川了。

江户川作为一条支流而言水质十分清澈，长度不长但河面却很开阔，然而船只往来并不方便，船运甚少。在神田川中游，从水道桥到御茶水桥下游之间，景色虽不及扇头小景[59]，但岸高水蹙，树木葱郁，娴静幽邃之至。被旧时圣堂文人们称为“茗溪”的，便是这条河了。女子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的下游，如今是教育博物馆的所在地，而在从前则是大学校址。这里还保留有大成殿等其他建筑，寺院内的构造似乎仍与旧时无二，还能看得到岩谷宕阴在《二十胜记》中所描述的景色。

自茗溪而下，稻荷河岸自古就是乘船起航之所，美仓桥下、左卫门桥、浅草桥、柳桥附近，除了钓船网船，还停泊着许多其他船只。从神田川水落之处往下不远，是隅田川著名的两国桥。

两国桥这个名字即便在今天，在东京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桥的上游下游烟花烂漫的热闹夜晚，寺门静轩所记载的旧时景色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过了桥的下游，不远处有一条河从东而至。

这条河就是竖川了。竖川经过一桥、二桥、竖川桥、三桥、新辻桥、四桥等，穿过大岛村、小名村、龟户村、深川出村、本所出村等，沿着千叶街道，最终经过中川逆井桥下，是最最重要的一条河。尤其是其与隅田川和中川相连的中游，在松井町往南进入小名木川的一支相汇（这条河中间分为两支，一支径直向南，未与小名木川相遇；另一支则经无数曲折在后富川町与小名木川相会），在菊川町与北辻桥南辻桥之间的横川相贯，在四桥的东边与天神川十字相交，因此交通范围甚广，为漕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天神川因流经龟户天神祠前而得名，南起砂村，北至请地村，是由南贯北的一条河。在请地村与一条丁字形的河相会，这条河叫作六间川，于西中乡成形，往东经过境桥下，到达中川。如此说来，天神川与横川占据同样的地理位置，理应对漕运有着相同的贡献。竖川与天神川横川等河流相贯，又与隅田川和中川相连，日后这条河沿岸一带一定会工厂林立。

从竖川与隅田川交汇之处到矢仓町的渡船叫作千岁渡。这附近河流往东南方向去，西岸的水比较深，流至安宅町，东面能看到沙滩。

安宅渡口位于沙滩下游，滨町与安宅之间。渡船场往下过几个町，就是新大桥了。

河流在这里又一个转弯，往西南方向流去。到了新大桥下游的中洲，河转向西面，因此形成了一座岛，岛上有不少酒家。

中洲对岸有一条往东去的河叫作小名木川。当年芭蕉[60]所选的住处就在这条河的北岸。初涨潮时趁着从角川方向来的水势对月作诗，或是思念住在五本松附近的、在同一条河上下游欣赏着同一轮明月的友人，真想不出比住在这里更风雅的事了。

万年桥架于这条河的河口，从前有匪徒要坐船去伊豆诸岛，就是从这座桥的桥畔和永代桥桥畔发船的，以前的人们说从这里出发的船是有归期的，而从永代桥出发的船是有去无回的。这座桥往东不远处，有一条通往竖川的小河。小河的东面流经高桥和新高桥，与扇桥和猿江桥之间的横川相会。接着再往东走不要停，会与天神川形成一个十字，最终在中川相会。

新川正好接着这条河，从中川往东南，再往东去，从利根川的支流江户川的妙见岛上游而出。江户川沿此段流出利根川的主河道，而利根川自此而下一路直到铫子。因为这里的水路如此的四通八达，小名木川虽然只是条细如丝缕的小河，但货船、驿马、驳船、蒸汽船日以继夜行驶于上，橹声樯影从无停歇，着实是一条重要的河道。如今这一带地区多成了工业用地，可以想见日后的蓬勃发展。在小名木川与大川相会之处往下不远，有另一条河自大川而出向东南方向去。

这条河名叫仙台堀，又叫作十间川，在东边还被称为二十间川。经过上桥、相生桥、龟久桥等，到达木场北，再穿过要桥和崎川桥与横川相遇，再向东与石小田新田和千田新田之间的天神川相会，到这里才算到头了。由这条河出了天神川再往北，或者由小名木川与天神川交汇处往南，有一条河直奔东海。

这就是砂村川了。这条河经过砂村到达中川。从隅田川到中川之间，既有小名木川又有竖川，像砂村川这样的小河看起来似乎没什么用，不过在风向和潮向俱佳的时候，对船夫们而言还是很方便的。连接仙台堀与油堀的小河不止一条，在木场附近有一条小河上架着大和桥和鹤步桥——没时间细写，还是省了吧。大约像木场一样水渠纵横，水多而地少——实在不想写这个。

要从仙台堀入口摆渡到中洲的话，有中洲渡船场。渡船场下游一町有余，又有一条小河往东南方向去。

这条河就是油堀。这条河跟仙台堀一样是通到木场的，所以这两条河上都有很多运木头的船和筏子。深川一侧刚才已经讲过了，日本桥一侧在仙台堀的对岸有一条西北朝向的河直达神田川，（旧说）从中川的背后到箱崎的蛎壳町之间有一条河，又有一条河在油堀和大川相会之处往下，过了丰海桥下往西北去。

溯之流向，是先经过丰海桥和凑桥，再到铠桥的。一条支流经过铠桥的上游、思案桥和亲夫桥，到达堀留，还有一条则从荒布桥下穿过，同样到达堀留。

要是不走支流而走主河道的话，会到达江户桥和日本桥，最终到达一石桥进入护城河。护城河西至的落水口，南至吴服桥、八重洲桥、锻冶桥、数寄屋桥的区域内是不通船的。从丰海桥到一石桥的水路中，有一支分去西南，流经灵岸岛与龟岛町之间，往下经过新龟岛桥、龟岛桥和高桥进入本澪。另一支从兜町分出，往西南方向去，经过兜桥、海运桥、久安桥等，汇入京桥川。

永代桥架于隅田川的最下游，自此以下再无其他桥（后来又有了相生桥）。桥下水深且河面开阔，极目远眺，海上风景浩然大气，景致不输大河河口。桥的下游，河流走成横向，造就了佃岛、石川岛和月岛的一个大岛。这个三角洲是人工修建的，河流由此分开进入大海。

三叉名从这里开始分为两支，一支沿筑地往西南方向，另一支沿中越岛往东南方向。西南方向的那条就是主干道，称为本澪。

本澪水很深，来往的大船海舶甚多。自永代桥而下河面越发开阔，再详细说的话，这条河分为两支，为了叙述方便，就分别记作西流东流吧。先来说西岸的这条，是从永代桥下游往西的一条小河，与另一条经过三桥、二桥和一桥三座桥，再穿过龟岛桥的河相连。

大川口渡口在这条小河的下游，连接深川与越前堀。由渡船场而下一町有余，能看到两条从西北方向来的河。右边的这条流过高桥再经过龟岛桥至此，左边的这条则径直流过京桥。流过京桥的这条河从护城河的锻冶桥南经过比丘尼桥和绀屋桥而来，过了京桥的东炭谷桥和白鱼桥，往南与一条由真福寺来的河相汇，往北则与一条由兜桥而来、经过弹正桥的河相汇，在樱桥东边又与一条南方来的小河相汇，再经过中桥和稻荷桥来到这里。这条河的下游，在本凑町和船松町之间还有一条河，与明石町和居留地之间朝南经过新荣桥的一条河相通。船松町和佃岛之间有一个渡船场。明石町南边有一条河经过明石桥，迂回流过筑地一丁目二丁目三丁目，流经采女桥、万年桥、祝桥、龟井桥、合引桥、筑地桥、轻子桥、备前桥、小田原桥、三桥等，再过了荣桥和新荣桥来到这里。

在南小田原町的南边，海军省[61]用地的北边，有一座安芸桥，桥下的那条河经过三桥下游；而在三桥上游，有一条河沿着南面的海军省用地，过了尾张桥，又经过滨离宫进入澪河，这两条河是相通的。

如前文所述，在滨离宫的北面，离宫与海军省用地之间有一条河。而离宫西和汐留町之间那条直通大海的河，也可以说是流经土桥、难波桥、新桥、蓬莱桥、汐先桥的那条河的尾巴。

接着流经真福寺桥的三十间堀，流过丰仓桥、纪国桥、丰玉桥、朝日桥、三原桥、木挽桥、出云桥等的那条河，与前文中的那条河在新桥下游、蓬莱桥上游处汇成一个丁字形。新桥的河与护城河相通，因此也通至土桥，只是因地势高低悬殊，土桥以西是不通船的。

汐留堀以南到品川之间就只有一条赤羽川。赤羽川位于涉谷桥的下游，虽然这条河自遥远的幡谷而来，然而其为漕运做出贡献的，就只有从瓦斯厂和芝新滨町之间的落水口到金杉桥、将监桥、芝园桥、赤羽根桥、中桥的这一带，中桥往上到勉强算到一之桥一带只能通些小船。

要详细记录永代桥以南深川的走向的话，是从熊井町沿着大岛町到越中岛北边，再与富冈门前町并行到木场，又由南往东边遥远的洲崎的游廊。这条河大概就是内川了。在艺伎口中，身处振鹭亭，大河的恋风拍打着多情的脸颊，内川的朝阳打从睁开眼就是睡眼蒙眬的样子，由此想来，指的应该就是穿过古石场町富冈门前町的这条河了。还有一条河则穿过熊井町和中岛町之间向北，连接油堀和仙台堀。深川一侧的河大致上就是这样了。

在佃岛和月岛之间，以及月岛六丁目和七丁目之间有数条小河，为本澪和上本澪之间通船之用。

东京的诸条河流大致如上所述。只是下田川这个名字未有定说，在明治以前的杂书中，有时候写的下田川，实际上却是指另一条河，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用来指永代桥下游，即隅田川主河道的佃岛附近。

河流大致记录如此。接下来想稍微写写海上的情况。东京大体上来说是南方朝海的，隅田川南面的一段注入大海，因此这一带非常发达，而芝区与品川的西南部则抱海而成，蜿蜒的海岸线外，海面上见不到一丘一砂，连个突起阻碍视线的东西都没有。而大川的水从土砂之中流出，以极其自然的形态形成了平且浅的海底，佃岛东面的本澪再流过一长段路到达南品川冲，之后一直到佃岛西的上总澪的月岛下游就只有两条略深的水路，连潜伏的礁岩都没有，甚至也没有特殊的潮路。可能是东京前面的海平又浅，由隅田川、中川和江户川携来的泥沙自然堆积而成的沙滩面积特别大，所以前文中说除二澪之外大船难以通行也就不足为怪了。本澪穿过第五第二炮台之间，通向南方，深度在二寻[62]以上，上总澪则比之浅了不少。正因如此，那些散布于北品川的堤岸东北面的海面上的造船厂，第一台场、第五台场、第二台场、第六台场、第三台场，除了未完成就终止建造的第七台场附近较深的地之外，月岛下游的地也好，芝滨冲也好，还有东边的越中岛冲、木场冲、洲崎游廊冲、砂村冲，都是些在春末大干潮时才露出来的沙滩。

整个东京的淑女们都将这些沙滩看作是赏潮作乐之地，春末夏初风和日丽之时，在沙滩上用涂上了红色指甲油的纤纤玉指捞蛤蜊，或是手持鱼叉叉起一尾尾牛尾鱼和比目鱼。钓鱼和撒网多选在这些沙滩之上。为了收海苔，要往海里竖起木棍，也是在这沙滩或是附近的地方。中川的水路由东边洲崎冲而来，本澪、上总澪、台场附近的船道又是钓鱼的好去处。东京湾往广了说，品川以北、中川以西，也就是东京前面的海上大抵就是这么个情况了。一天总是说不尽所有的情况，只能这样说个大概了。古时北魏的郦道元擅长博览广记，读破天下奇书著出《水经注》40卷，多么伟大！可他最终遭人困于阴盘驿，没有水喝，精疲力竭，遭贼人所杀。今日我写东京，所叙不甚详，应该不会有断水的悲惨下场吧。呵呵。

目黑不动明治44年

两国桥明26年

街景五重塔和天空树

[42]　王子：东京都北区地名。

[43]　高轮：东京都港区地名。

[44]　白金：东京都港区地名。

[45]　伊洛、熊外：伊洛，指伊河与洛河。伊河，是中国黄河南岸支流洛河的支流之一，源于熊耳山南麓的栾川县陶湾镇，流经嵩县、伊川，蜿蜒于熊耳山南麓，伏牛山北麓，穿伊阙而入洛阳，东北至偃师注入洛河，与洛水汇合成伊洛河。熊外，熊耳外方。熊耳，河南省宜阳县山名。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洛水》:“洛水之北有熊耳,双峦竞举,状同熊耳。在宜阳也。” 《夏书·禹贡》:“四山相连，东南在豫州界，洛经熊耳，伊经外方，淮出桐柏，经陪尾。”

[46]　漆沮、荊岐：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漆水注引孔安国“漆沮一水名也,亦曰洛水也”。即注释1中提到的洛河。荆，荆江，长江中部从枝江到洞庭湖口的一段的别称。这一段长江蜿蜒曲折360公里,河床高于两岸平原。岐：山名，在中国陕西省。《夏书·禹贡》：“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原隰厎绩,至于猪野。”

[47]　王子造纸厂：王子造纸（株）的工厂。位于东京都王子。

[48]　月出于东山之上：出自苏轼《前赤壁赋》：“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49]　玉兔：此处借代月亮。

[50]　绫濑：绫濑川，后文中出现的河名。

[51]　此处原文为：予の考をもてすれば鐘が淵は曲尺が淵にて、川の形曲尺の如く曲折するによりて呼びたる名なりと判ず。日语中，“鐘”与“曲尺”发音相同，为KANE，故此处作者对发音相同的两个词进行了联想，认为钟渊的得名，是因为河中有一口钟（KANE）在，使得其形状如同一把曲尺（KANE）。

[52]　町：长度单位。1町≈109.09米。

[53]　业平：在原业平，825年（天长2年）—880年7月9日（元庆4年5月29日）。平安时代初期的贵族，诗人。平城天皇之孙。赠一品·阿保亲王的第五个儿子。官拜从四位上、藏人头、右近卫权中将。为六歌仙、三十六歌仙之一。别称在五中将，指他是在原氏的第五个儿子。世人认为《伊势物语》中所说的就是在原业平的故事。

[54]　猪牙船：像猪牙一样，船舳又细又尖，没有顶的小船。长约30尺，宽约4尺6，船形细长。船底狭窄，易左右摇摆。

[55]　此处原文为：待乳沈んで梢のりこむ今戸橋、土手の相傘、片身がはりの夕時雨、君をおもへば、あはぬむかしの細布。描写了待乳山夕阳下，情侣们一起打着伞在雨中今户桥上散步的景色，以抒发对情人的思念之情。

[56]　茂睡：户田茂睡，宽永六年5月19日（1629年7月9日）——宝永三年4月14日（1706年5月25日），江户时代前期的诗学者。名恭光，又称茂右卫门。号遗佚轩、不求桥、梨本等。

[57]　鸟居：立于神社前象征神域的一种门。

[58]　百本杭：本在日语中有量词“根”的意思，杭则是“木桩”的意思。百本杭这个名字是许多根木桩。

[59]　扇头小景：小岛鸟水著有《扇头小景》一书，记录了沿东京立川到多摩川，步行入甲府，下富士山出东海道而归的旅途。

[60]　芭蕉：松尾芭蕉，宽永二十一年（1644年）——元禄七年10月12日（1694年11月28日），江户时代前期俳谐诗人。出生于现在的三重县伊贺市。幼名金作。又称甚七郎、甚四郎。名忠右卫门宗房。俳号最初为真名宗房，之后改为桃青、芭蕉。北村季吟门下。

[61]　海军省：日本海军的军政机关。

[62]　寻：日本惯用的长度单位，1寻为6英尺。

译后记

东京，一言难尽的都市。新宿声色犬马，明治神宫静谧深邃，竹下通潮流文化火星四溅，神保町古书墨香扑面……可正是这摩登与古老光影交错中投下的，才是东京的真实面貌。

我和东京有过一面之缘，匆匆一瞥罢了。一年寒假，我坐上夜行巴士，颠簸8个钟头从大阪到东京。抵达时才是清晨6点，天色尚暗，我走出新宿站，迎面而来的就是冬日里略带萧瑟的清冷空气。接我的友人还没来，我一个人在街头游荡。除了些24小时营业的，店铺大都大门紧闭。没有霓虹闪烁，没有觥筹交错，只有早起匆忙赶路，一脸疲惫的上班族；路边等待丢弃的垃圾；还有乌鸦不时飞过，空气中可以嗅出凄凉，甚至还有丝腐朽破败的气息。后来，当我经过夜晚的歌舞伎町，那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大小店铺灯火通明，门口的店员极尽揽客之能事，人声鼎沸，尽是纸醉金迷，清晨的沉寂如虚似幻。新宿用白天来沉淀，以求得夜幕深沉下的华丽绽放，将所有的能量燃烧殆尽。

和好友结伴去了东京迪士尼，那里说得上是一片逃离现实的乐土。踏进大门的一瞬间，我清晰地听到脑子里的开关切换成了童话模式，现实中的各种烦恼琐碎都被拒之门外。其实迪士尼乐园更像是成年人们治愈内心的圣地，在这里的每个人，无论男女老少，所绽放出的笑容都是烂漫无邪、发自内心的。虽然这座童话城堡赋予我们无忧无虑，可事实上，这城堡的原型本身却有着沉重的过往，不禁令人唏嘘。

浅草，算得上东京的胜地。五重塔、观音堂，本该是静谧寡淡的清净之地，如今早已今非昔比。雷门下喧嚣不断，游客们人声鼎沸，纪念品商店的店员也是卖力吆喝，背后佛堂依旧。翻看那时摄下的风景，有一张正是在浅草所拍——五重塔在前，天空树在后，两个时代在这里交叠，有些突兀，却又和谐，正是这个城市的主旋律。

写了一堆自己的闲言碎语，其实我想说的是东京也是一个千面伊人，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次翻译了《东京》里芥川龙之介的《生于东京》和太宰治的《东京八景》，有幸透过两位大家的文字，触碰到了过去的东京，了解东京无法为我所知的一面。虽然那个时代无法企及，在字里行间我能感受到芥川先生对躁动巨变的东京的不安，还有太宰治对东京的那份复杂心情。

《东京》不是一部鸿篇巨制，但也是我们的呕心之作。感谢合作译者涂三月、翻译了芥川龙之介短篇《秋》的潘晨婷，还有通读、精评和各位编辑们的一路帮助，我希望看到这本书的每个人都能够在墨香中体味到东京的多变之美。

東京小品

芥川龍之介

鏡

自分は無暗(むやみ)に書物ばかり積んである書斎の中に蹲(うづくま)つて、寂しい春の松の内を甚(はなはだ)だらしなく消光してゐた。本をひろげて見たり、好(い)い加減な文章を書いて見たり、それにも飽きると出たらめな俳句を作つて見たり――要するにまあ太平の逸民(いつみん)らしく、のんべんだらりと日を暮してゐたのである。すると或日久しぶりに、よその奥さんが子供をつれて、年始旁々(かたがた)遊びに来た。この奥さんは昔から若くつてゐたいと云ふ事を、口癖のやうにしてゐる人だつた。だからつれてゐる女の子がもう五つになると云ふにも関(かかは)らず、まだ娘の時分の美しさを昨日(きのふ)のやうに保存してゐた。

その日自分の書斎には、梅の花が活(い)けてあつた。そこで我々は梅の話をした。が、千枝(ちえ)ちやんと云ふその女の子は、この間中(あひだぢう)書斎の額(がく)や掛物(かけもの)を上眼(うはめ)でぢろぢろ眺めながら、退屈さうに側に坐つてゐた。

暫(しばら)くして自分は千枝ちやんが可哀(かはい)さうになつたから、奥さんに「もうあつちへ行つて、母とでも話してお出でなさい」と云つた。母なら奥さんと話しながら、しかも子供を退屈させない丈(だけ)の手腕があると思つたからである。すると奥さんは懐(ふところ)から鏡(かがみ)を出して、それを千枝ちやんに渡しながら「この子はかうやつて置きさへすれば、決して退屈しないんです」と云つた。

何故(なぜ)だらうと思つて聞いて見ると、この奥さんの良人(をつと)が逗子(づし)の別荘に病(やまい)を養つてゐた時分、奥さんは千枝(ちえ)ちやんをつれて、一週間に二三度宛(づつ)東京逗子間を往復したが、千枝ちやんは汽車の中でその度に退屈し切つてしまふ。のみならず、その退屈を紛(まぎ)らしたい一心で、勝手な悪戯(いたづら)をして仕方がない。現に或時はよその御隠居(ごいんきよ)様をつかまへて「あなた、仏蘭西(フランス)語を知つていらつしやる」などととんでもない事を尋ねたりした。そこで奥さんも絵本を渡したり、ハモニカをあてがつたり、いろいろ退屈させない心配をしたが、とうとうしまひに懐鏡(ふところかがみ)を持たせて置くと、意外にも道中(だうちう)おとなしく坐つてゐる事実を発見した。千枝ちやんはその鏡を覗(のぞ)きこんで、白粉(おしろい)を直したり、髪を掻(か)いたり、或は又わざと顔をしかめて見り、鏡の中の自分を相手にして、何時(いつ)までも遊んでゐるからである。

奥さんはかう鏡を渡した因縁(いんねん)を説明して、「やつぱり子供ですわね。鏡さへ見てゐれば、それでもう何も忘れてゐられるんですから。」とつけ加へた。

自分は刹那(せつな)の間(あひだ)、この奥さんに軽い悪意を働かせた。さうして思はず笑ひながら、こんな事を云つて冷評(ひやか)した。

「あなただつて鏡さへ見てゐれば、それでもう何も忘れてゐられるんぢやありませんか。千枝(ちえ)ちやんと違ふのは、退屈なのが汽車の中と世の中だけの差別ですよ。」

下足札

これも或松の内の事である。Ｈと云ふ若い亜米利加(アメリカ)人が自分の家へ遊びに来て、いきなりポケツトから下足札(げそくふだ)を一枚出すと、「何(なん)だかわかるか」と自分に問ひかけた。下足札はまだ木のがする程新しい板の面(おもて)に、俗悪な太い字で「雪の十七番」と書いてある。自分はその書体を見ると、何故(なぜ)か両国(りやうごく)の橋の袂(たもと)へ店を出してゐる甘酒屋(あまざけや)の赤い荷を思ひ出した。が、元より「雪の十七番」の因縁(いんねん)なぞは心得てゐる筈がなかつた。だからこの蒟蒻問答(こんにやくもんだふ)の雲水(うんすゐ)めいた相手の顔を眺めながら、「わからないよ」と簡単な返事をした。するとＨは鼻眼鏡(めがね)の後(うしろ)から妙な瞬(またた)きを一つ送りながら、急ににやにや笑ひ出して、

「これはね。或芸者の記念品(スヴニイル)なんだ。」

「へへえ、記念品(スヴニイル)にしちや又、妙なものを貰つたもんだな。」

自分たちの間(あひだ)には、正月の膳(ぜん)が並んでゐた。Ｈはちよいと顔をしかめながら、屠蘇(とそ)の盃(さかづき)へ口をあてて、それから吸物の椀(わん)を持つた儘、としてその下足札の因縁を辯じ出した。――

何(なん)でもそれによると、Ｈの教師をしてゐる学校が昨日(きのふ)赤坂(あかさか)の或御茶屋で新年会を催(もよほ)したのださうである。日本に来て間(ま)もないＨは、まだ芸者に愛嬌(あいけう)を売るだけの修業も積んでゐなかつたから、唯出て来る料理を片つぱしから平(たひら)げて、差される猪口(ちよく)を片つぱしから飲み干してゐた。するとそこにゐた十人ばかりの芸者の中に、始終彼の方(はう)へ秋波(しうは)を送る女が一人(ひとり)あつた。日本の女は踝(くるぶし)から下を除いて悉(ことごと)く美しいと云ふＨの事だから、勿論この芸者も彼の眼には美人として映じたのに相違ない。そこで彼も牛飲馬食(ぎういんばしよく)する傍(かたはら)には時々そつとその女の方を眺めてゐた。

しかし日本語の通じないＨにも、日本酒は遠慮なく作用する。彼は一時間ばかりたつ中(うち)に、文字(もじ)通り泥酔(でいすゐ)した。その結果、殆(ほとん)ど座に堪へられなくなつたから、ふらふらする足を踏みしめてそつと障子(しやうじ)の外へ出た。外には閑静な中庭が石燈籠(いしどうろう)に火を入れて、ひつそりと竹の暗をつくつてゐる。Ｈは朦朧(もうろう)たる酔眼(すゐがん)にこの景色を眺めると、如何(いか)にも日本らしい好(い)い心もちに浸(ひた)る事が出来た。が、この日本情調が彼のエキゾテイシズムを満足させたのは、ほんの一瞬間の事だつたらしい。何故(なぜ)と云ふと彼が廊下(らうか)へ出るか出ないのに、後(あと)を追つてするすると裾を引いて来た芸者の一人(ひとり)が突然彼の頸(くび)へ抱(だ)きついたからである。さうして彼の酒臭い脣(くちびる)へ潔(いさぎよ)い接吻をした。勿論(もちろん)それはさつきから、彼に秋波を送つてゐる芸者だつた。彼は大(おほい)に嬉しかつたから、両手でしつかりその芸者を抱いた。

ここまでは万事が頗(すこぶ)る理想的に発展したが、遺憾ながら抱(だ)くと同時に、急に胸がむかついて来て、Ｈはその儘その廊下へ甚だ尾籠(びろう)ながら嘔吐(へど)を吐いてしまつた。しかしその瞬間に彼の鼓膜(こまく)は「私はＸ子と云ふのよ。今度御独りでいらしつた時、呼んで頂戴」と云ふ宛転(ゑんてん)たる嬌声(けうせい)を捕へる事が出来た。さうしてそれを耳にすると共に、彼は恰(あたか)も天使の楽声(がくせい)を聞いた聖徒(セエント)のやうに昏々(こんこん)として意識を失つてしまつたのである。

Ｈは翌日の午前十時頃になつて、やつと正気(しやうき)に返る事が出来た。彼はその御茶屋の一室で厚い絹布(けんぷ)の夜具に包まれて、横になつてゐる彼自身を見出した時、すべてが恰(あたか)も一世紀以前の出来事の如く感ぜられた。が、その中でも自分に接吻した芸者の姿ばかりは歴々として眼底に浮んで来た。今夜にもここへ来て、あの芸者に口をかけたら、きつと何を措(お)いても飛んで来るのに違ひない。彼はさう思つて、勢ひよく床の中から躍り出た。が、酒に洗はれた彼の頭脳には、どうしてもその芸者の名が浮んで来ない。名前もわからない芸者に口がかけられないのは、まだ日本の土を踏んで間(ま)もない彼と雖(いへど)も明白である。彼は床の上に坐つた儘、着換をする元気も失つて、悵然(ちやうぜん)と徒(いたづ)らに長い手足を見廻した。――

「だから、その晩の下足札(げそくふだ)を一枚貰つて来たんだ。これだつてあの芸者の記念品(スヴニイル)にや違ひない。」

Ｈはかう云つて、吸物椀(すゐものわん)を下に置くと、松の内にも似合はしくない、寂しさうな顔をしながら、仔細(しさい)らしく鼻眼鏡をかけ直した。

漱石山房(そうせきさんばう)の秋

夜寒(よさむ)の細い往来(わうらい)を爪先上(つまさきあが)りに上(あが)つて行(ゆ)くと、古ぼけた板屋根の門の前へ出る。門には電燈がともつてゐるが、柱に掲(かか)げた標札(へうさつ)の如きは、殆(ほとん)ど有無(うむ)さへも判然しない。門をくぐると砂利(じやり)が敷いてあつて、その又砂利の上には庭樹の落葉が紛々(ふんぷん)として乱れてゐる。

砂利と落葉とを踏んで玄関へ来ると、これも亦(また)古ぼけた格子戸(かうしど)の外(ほか)は、壁と云はず壁板(したみ)と云はず、悉(ことごと)く蔦(つた)に蔽(おほ)はれてゐる。だから案内を請はうと思つたら、まづその蔦の枯葉をがさつかせて、呼鈴(ベル)の鈕(ボタン)を探さねばならぬ。それでもやつと呼鈴(ベル)を押すと、明りのさしてゐる障子が開いて、束髪(そくはつ)に結(ゆ)つた女中が一人(ひとり)、すぐに格子戸の掛け金を外(はづ)してくれる。玄関の東側には廊下(らうか)があり、その廊下の欄干(らんかん)の外(そと)には、冬を知らない木賊(とくさ)の色が一面に庭を埋(うづ)めてゐるが、客間の硝子(ガラス)戸を洩(も)れる電燈の光も、今は其処(そこ)までは照らしてゐない。いや、その光がさしてゐるだけに、向うの軒先に吊(つる)した風鐸(ふうたく)の影も、反(かへ)つて濃くなつた宵闇(よひやみ)の中に隠されてゐる位である。

硝子(ガラス)戸から客間を覗(のぞ)いて見ると、雨漏(あまも)りの痕(あと)と鼠の食つた穴とが、白い紙張りの天井(てんじやう)に斑々(はんぱん)とまだ残つてゐる。が、十畳の座敷には、赤い五羽鶴(ごはづる)の毯(たん)が敷いてあるから、畳の古びだけは分明(ぶんみやう)でない。この客間の西側（玄関寄り）には、更紗(さらさ)の唐紙(からかみ)が二枚あつて、その一枚の上に古色(こしよく)を帯びた壁懸けが一つ下つてゐる。麻の地に黄色に百合(ゆり)のやうな花を繍(ぬひと)つたのは、津田青楓(つだせいふう)氏か何かの図案らしい。この唐紙(からかみ)の左右の壁際(かべぎは)には、余り上等でない硝子戸の本箱があつて、その何段かの棚の上にはぎつしり洋書が詰まつてゐる。それから廊下に接した南側には、殺風景(さつぷうけい)な鉄格子(てつがうし)の西洋窓の前に大きな紫檀(したん)の机を据ゑて、その上に硯(すずり)や筆立てが、紙絹(しけん)の類や法帖(ほふでふ)と一しよに、存外(ぞんぐわい)行儀(ぎやうぎ)よく並べてある。その窓を剰(あま)した南側の壁と向うの北側の壁とには、殆(ほとん)ど軸の挂(か)かつてゐなかつた事がない。蔵沢(ざうたく)の墨竹(ぼくちく)が黄興(くわうこう)の「文章千古事(ぶんしやうせんこのこと)」と挨拶(あいさつ)をしてゐる事もある。木庵(もくあん)の「花開万国春(はなひらくばんこくのはる)」が呉昌蹟(ごしやうせき)の木蓮(もくれん)と鉢合(はちあは)せをしてゐる事もある。が、客間を飾つてゐる書画は独りこれらの軸ばかりではない。西側の壁には安井曾太郎(やすゐそうたらう)氏の油絵の風景画が、東側の壁には斎藤与里(さいとうより)氏の油絵の艸花(くさばな)が、さうして又北側の壁には明月禅師(めいげつぜんじ)の無絃琴(むげんきん)と云ふ艸書(さうしよ)の横物(よこもの)が、いづれも額になつて挂(か)かつてゐる。その額の下や軸の前に、或は銅瓶(どうへい)に梅もどきが、或は青磁(せいじ)に菊の花がその時々で投げこんであるのは、無論奥さんの風流に相違あるまい。

もし先客がなかつたなら、この客間を覗いた眼を更に次の間(ま)へ転じなければならぬ。次の間と云つても客間の東側には、唐紙(からかみ)も何もないのだから、実は一つ座敷も同じ事である。唯此処(ここ)は板敷で、中央に拡げた方一間(はういつけん)あまりの古絨毯(ふるじゆうたん)の外(ほか)には、一枚の畳も敷いてはない。さうして東と北と二方(にはう)の壁には、新古和漢洋の書物を詰めた、無暗に大きな書棚が並んでゐる。書物はそれでも詰まり切らないのか、ぢかに下の床(ゆか)の上へ積んである数(かず)も少くない。その上やはり南側の窓際に置いた机の上にも、軸(ぢく)だの法帖(ほふでふ)だの画集だのが雑然と堆(うづたか)く盛(も)り上つてゐる。だから中央に敷いた古絨毯(ふるじゆうたん)も、四方に並べてある書物のおかげで、派手(はで)なるべき赤い色が僅(わづか)ばかりしか見えてゐない。しかもそのまん中には小さい紫檀(したん)の机があつて、その又机の向うには座蒲団(ざぶとん)が二枚重ねてある。銅印(どういん)が一つ、石印(せきいん)が二(ふた)つ三(み)つ、ペン皿に代へた竹の茶箕(ちやき)、その中の万年筆、それから玉(ぎよく)の文鎮(ぶんちん)を置いた一綴(ひとつづ)りの原稿用紙――机の上にはこの外(ほか)に老眼鏡(らうがんきやう)が載せてある事も珍しくない。その真上(まうへ)には電燈が煌々(くわうくわう)と光を放つてゐる。傍(かたはら)には瀬戸火鉢(せとひばち)の鉄瓶が虫の啼(な)くやうに沸(たぎ)つてゐる。もし夜寒(よさむ)が甚しければ、少し離れた瓦斯煖炉(ガスだんろ)にも赤々と火が動いてゐる。さうしてその机の後(うしろ)、二枚重ねた座蒲団の上には、何処(どこ)か獅子(しし)を想はせる、背(せい)の低い半白(はんぱく)の老人が、或は手紙の筆を走らせたり、或は唐本(たうほん)の詩集を飜(ひるがへ)したりしながら、端然(たんぜん)と独り坐つてゐる。……

漱石山房(そうせきさんばう)の秋の夜(よ)は、かう云ふ蕭條(せうでう)たるものであつた。

東京に生れて

芥川龍之介

変化の激しい都会

僕に東京の印象を話せといふのは無理である。何故といへば、或る印象を得るためには、印象するものと、印象されるものとの間に、或る新鮮さ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ころが、僕は東京に生れ、東京に育ち、東京に住んでゐる。だから、東京に対する神経は麻痺し切つてゐるといつてもいゝ。従つて、東京の印象といふやうなことは、殆(ほと)んど話すことがないのである。

しかし、こゝに幸せなことは、東京は変化の激しい都会である。例へばつい半年ほど前には、石の擬宝珠(ぎぼし)のあつた京橋も、このごろでは、西洋風の橋に変つてゐる。そのために、東京の印象といふやうなものが、多少は話せないわけでもない。殊に、僕の如き出不精なものは、それだけ変化にも驚き易いから、幾分か話すたねも殖えるわけである。

住み心地のよくないところ

大体にいへば、今の東京はあまり住み心地のいゝところではない。例へば、大川にしても、僕が子供の時分には、まだ百本杭もあつたし、中洲界隈は一面の蘆原だつたが、もう今では如何にも都会の川らしい、ごみ／＼したものに変つてしまつた。殊にこの頃出来るアメリカ式の大建築は、どこにあるのも見にくいものゝみである。その外、電車、カフエー、並木、自働(（ママ）)車、何(いず)れもあまり感心するものはない。

しかし、さういふ不愉快な町中でも、一寸した硝子(ガラス)窓の光とか、建物の軒蛇腹(のきじゃばら)の影とかに、美しい感じを見出すことが、まあ、僕などはこんなところにも都会らしい美しさを感じなければ外に安住するところはない。

広重の情趣

尤(もっと)も、今の東京にも、昔の錦絵にあるやうな景色は全然なくなつてしまつたわけではない。僕は或る夏の暮れ方、本所の一の橋のそばの共同便所へ入つた。その便所を出て見ると、雨がぽつ／＼降り出してゐた。その時、一の橋とたてがはの川の色とは、そつくり広重だつたといつてもいゝ。しかし、さういふ景色に打突(ぶつ)かることは、まあ、非常に稀だらうと思ふ。

郊外の感じ

序(つい)でに郊外のことを言へば、概して、郊外は嫌ひである。嫌ひな理由の第一は、妙に宿場じみ、新開地じみた町の感じや、所謂(いわゆる)武蔵野が見えたりして、安直なセンチメンタリズムが厭なのである。さういふものゝ僕の住んでゐる田端もやはり東京の郊外である。だから、あんまり愉快ではない。

秋

芥川龍之介

一

信子は女子大学にゐた時から、才媛(さいゑん)の名声を担(にな)つてゐた。彼女が早晩作家として文壇に打つて出る事は、殆(ほとんど)誰も疑はなかつた。中には彼女が在学中、既に三百何枚かの自叙伝体小説を書き上げたなどと吹聴(ふいちやう)して歩くものもあつた。が、学校を卒業して見ると、まだ女学校も出てゐない妹の照子と彼女とを抱へて、後家(ごけ)を立て通して来た母の手前も、さうは我儘(わがまま)を云はれない、複雑な事情もないではなかつた。そこで彼女は創作を始める前に、まづ世間の習慣通り、縁談からきめてかかるべく余儀なくされた。

彼女には俊吉(しゆんきち)と云ふ従兄(いとこ)があつた。彼は当時まだ大学の文科に籍を置いてゐたが、やはり将来は作家仲間に身を投ずる意志があるらしかつた。信子はこの従兄の大学生と、昔から親しく往来してゐた。それが互に文学と云ふ共通の話題が出来てからは、愈(いよいよ)親しみが増したやうであつた。唯、彼は信子と違つて、当世流行のトルストイズムなどには一向敬意を表さなかつた。さうして始終フランス仕込みの皮肉や警句ばかり並べてゐた。かう云ふ俊吉の冷笑的な態度は、時々万事真面目な信子を怒らせてしまふ事があつた。が、彼女は怒りながらも俊吉の皮肉や警句の中に、何か軽蔑(けいべつ)出来ないものを感じない訳には行かなかつた。

だから彼女は在学中も、彼と一しよに展覧会や音楽会へ行く事が稀ではなかつた。尤(もつと)も大抵そんな時には、妹の照子も同伴(いつしよ)であつた。彼等三人は行きも返りも、気兼ねなく笑つたり話したりした。が、妹の照子だけは、時々話の圏外へ置きざりにされる事もあつた。それでも照子は子供らしく、飾窓の中のパラソルや絹のシヨオルを覗き歩いて、格別閑却された事を不平に思つてもゐないらしかつた。信子はしかしそれに気がつくと、必(かならず)話頭を転換して、すぐに又元の通り妹にも口をきかせようとした。その癖まづ照子を忘れるものは、何時(いつ)も信子自身であつた。俊吉はすべてに無頓着なのか、不相変(あひかはらず)気の利いた冗談(じようだん)ばかり投げつけながら、目まぐるしい往来の人通りの中を、大股にゆつくり歩いて行つた。……

信子と従兄との間がらは、勿論誰の眼に見ても、来るべき彼等の結婚を予想させるのに十分であつた。同窓たちは彼女の未来をてんでに羨んだり妬(ねた)んだりした。殊に俊吉を知らないものは、（滑稽と云ふより外はないが、）一層これが甚(はなはだ)しかつた。信子も亦一方では彼等の推測を打ち消しながら、他方ではその確な事をそれとなく故意に仄(ほのめ)かせたりした。従つて同窓たちの頭の中には、彼等が学校を出るまでの間に、何時か彼女と俊吉との姿が、恰(あたか)も新婦新郎の写真の如く、一しよにはつきり焼きつけられてゐた。

所が学校を卒業すると、信子は彼等の予期に反して、大阪の或商事会社へ近頃勤務する事になつた、高商出身の青年と、突然結婚してしまつた。さうして式後二三日してから、新夫と一しよに勤め先きの大阪へ向けて立つてしまつた。その時中央停車場へ見送りに行つたものの話によると、信子は何時(いつ)もと変りなく、晴れ晴れした微笑を浮べながら、ともすれば涙を落し勝ちな妹の照子をいろいろと慰めてゐたと云ふ事であつた。

同窓たちは皆不思議がつた。その不思議がる心の中には、妙に嬉しい感情と、前とは全然違つた意味で妬ましい感情とが交つてゐた。或者は彼女を信頼して、すべてを母親の意志に帰した。又或ものは彼女を疑つて、心がはりがしたとも云ひふらした。が、それらの解釈が結局想像に過ぎない事は、彼等自身さへ知らない訳ではなかつた。彼女はなぜ俊吉と結婚しなかつたか？　彼等はその後暫くの間、よるとさはると重大らしく、必(かならず)この疑問を話題にした。さうして彼是(かれこれ)二月ばかり経つと――全く信子を忘れてしまつた。勿論彼女が書く筈だつた長篇小説の噂なぞも。

信子はその間に大阪の郊外へ、幸福なるべき新家庭をつくつた。彼等の家はその界隈(かいわい)でも最も閑静な松林にあつた。松脂(まつやに)の匂と日の光と、――それが何時でも夫の留守は、二階建の新しい借家の中に、活(い)き活きした沈黙を領してゐた。信子はさう云ふ寂しい午後、時々理由もなく気が沈むと、きつと針箱の引出しを開けては、その底に畳んでしまつてある桃色の書簡箋をひろげて見た、書簡箋の上にはこんな事が、細々とペンで書いてあつた。

「――もう今日かぎり御姉様と御一しよにゐる事が出来ないと思ふと、これを書いてゐる間でさへ、止め度なく涙が溢れて来ます。御姉様。どうか、どうか私を御赦(おゆる)し下さい。照子は勿体ない御姉様の犠牲の前に、何と申し上げて好いかもわからずに居ります。

「御姉様は私の為に、今度の御縁談を御きめになりました。さうではないと仰有(おつしや)つても、私にはよくわかつて居ります。何時ぞや御一しよに帝劇を見物した晩、御姉様は私に俊さんは好きかと御尋(おき)きになりました。それから又好きならば、御姉様がきつと骨を折るから、俊さんの所へ行けとも仰有いました。あの時もう御姉様は、私が俊さんに差上げる筈の手紙を読んでいらしつたのでせう。あの手紙がなくなつた時、ほんたうに私は御姉様を御恨(おうら)めしく思ひました。（御免遊ばせ。この事だけでも私はどの位申し訳がないかわかりません。）ですからその晩も私には、御姉様の親切な御言葉も、皮肉のやうな気さへ致しました。私が怒つて御返事らしい御返事も碌(ろく)に致さなかつた事は、もちろん御忘れになりもなさりますまい。けれどもあれから二三日経つて、御姉様の御縁談が急にきまつてしまつた時、私はそれこそ死んででも、御詫び［＃「御詫び」は底本では「御詑び」］をしようかと思ひました。御姉様も俊さんが御好きなのでございますもの。（御隠しになつてはいや。私はよく存じて居りましてよ。）私の事さへ御かまひにならなければ、きつと御自分が俊さんの所へいらしつたのに違ひございません。それでも御姉様は私に、俊さんなぞは思つてゐないと、何度も繰返して仰有いました。さうしてとうとう心にもない御結婚をなすつて御しまひになりました。私の大事な御姉様。私が今日鶏を抱いて来て、大阪へいらつしやる御姉様に、御挨拶をなさいと申した事をまだ覚えていらしつて？　私は飼つてゐる鶏にも、私と一しよに御姉様へ御詫び［＃「御詫び」は底本では「御詑び」］を申して貰ひたかつたの。さうしたら、何にも御存知ない御母様まで御泣きになりましたのね。

「御姉様。もう明日は大阪へいらしつて御しまひなさるでせう。けれどもどうか何時までも、御姉様の照子を見捨てずに頂戴、照子は毎朝鶏に餌をやりながら、御姉様の事を思ひ出して、誰にも知れず泣いてゐます。……」

信子はこの少女らしい手紙を読む毎に、必(かならず)涙が滲(にじ)んで来た。殊に中央停車場から汽車に乗らうとする間際、そつとこの手紙を彼女に渡した照子の姿を思ひ出すと、何とも云はれずにいぢらしかつた。が、彼女の結婚は果して妹の想像通り、全然犠牲的なそれであらうか。さう疑を挾む事は、涙の後の彼女の心へ、重苦しい気持ちを拡げ勝ちであつた。信子はこの重苦しさを避ける為に、大抵はぢつと快い感傷の中に浸つてゐた。そのうちに外の松林へ一面に当つた日の光が、だんだん黄ばんだ暮方の色に変つて行くのを眺めながら。

二

結婚後彼是(かれこれ)三月ばかりは、あらゆる新婚の夫婦の如く、彼等も亦幸福な日を送つた。

夫は何処(どこ)か女性的な、口数を利(き)かない人物であつた。それが毎日会社から帰つて来ると、必晩飯後の何時間かは、信子と一しよに過す事にしてゐた。信子は編物の針を動かしながら、近頃世間に騒がれてゐる小説や戯曲の話などもした。その話の中には時によると、基督教(キリストけう)の匂のする女子大学趣味の人生観が織りこまれてゐる事もあつた。夫は晩酌の頬を赤らめた儘、読みかけた夕刊を膝へのせて、珍しさうに耳を傾けてゐた。が、彼自身の意見らしいものは、一言も加へた事がなかつた。

彼等は又殆(ほとんど)日曜毎に、大阪やその近郊の遊覧地へ気散じな一日を暮しに行つた。信子は汽車電車へ乗る度に、何処でも飲食する事を憚(はばか)らない関西人が皆卑しく見えた。それだけおとなしい夫の態度が、格段に上品なのを嬉しく感じた。実際身綺麗な夫の姿は、そう云ふ人中に交つてゐると、帽子からも、背広からも、或は又赤皮の編上げからも、化粧石鹸の匂に似た、一種清新な雰囲気(ふんゐき)を放散させてゐるやうであつた。殊に夏の休暇中、舞子(まひこ)まで足を延した時には、同じ茶屋に来合せた夫の同僚たちに比べて見て、一層誇りがましいやうな心もちがせずにはゐられなかつた。が、夫はその下卑(げび)た同僚たちに、存外親しみを持つてゐるらしかつた。

その内に信子は長い間、捨ててあつた創作を思ひ出した。そこで夫の留守の内だけ、一二時間づつ机に向ふ事にした。夫はその話を聞くと、「愈(いよいよ)女流作家になるかね。」と云つて、やさしい口もとに薄笑ひを見せた。しかし机には向ふにしても、思ひの外ペンは進まなかつた。彼女はぼんやり頬杖をついて、炎天の松林の蝉の声に、我知れず耳を傾けてゐる彼女自身を見出し勝ちであつた。

所が残暑が初秋へ振り変らうとする時分、夫は或日会社の出がけに、汗じみた襟を取変へようとした。が、生憎(あいにく)襟は一本残らず洗濯屋の手に渡つてゐた。夫は日頃身綺麗なだけに、不快らしく顔を曇らせた。さうしてズボン吊を掛けながら、「小説ばかり書いてゐちや困る。」と何時になく厭味を云つた。信子は黙つて眼を伏せて、上衣の埃を払つてゐた。

それから二三日過ぎた或夜、夫は夕刊に出てゐた食糧問題から、月々の経費をもう少し軽減出来ないものかと云ひ出した。「お前だつて何時までも女学生ぢやあるまいし。」――そんな事も口へ出した。信子は気のない返事をしながら、夫の襟飾の絽刺(ろざ)しをしてゐた。すると夫は意外な位執拗に、「その襟飾にしてもさ、買ふ方が反(かへ)つて安くつくぢやないか。」と、やはりねちねちした調子で云つた。彼女は猶更(なほさら)口が利けなくなつた。夫もしまひには白けた顔をして、つまらなさうに商売向きの雑誌か何かばかり読んでゐた。が、寝室の電燈を消してから、信子は夫に背を向けた儘、「もう小説なんぞ書きません。」と、囁くやうな声で云つた。夫はそれでも黙つてゐた。暫くして彼女は、同じ言葉を前よりもかすかに繰返した。それから間もなく泣く声が洩れた。夫は二言三言彼女を叱つた。その後でも彼女の啜泣(すすりな)きは、まだ絶え絶えに聞えてゐた。が、信子は何時の間にか、しつかりと夫にすがつてゐた。……

翌日彼等は又元の通り、仲の好い夫婦に返つてゐた。

と思ふと今度は十二時過ぎても、まだ夫が会社から帰つて来ない晩があつた。しかも漸(やうや)く帰つて来ると、雨外套(あまぐわいたう)も一人では脱げない程、酒臭い匂を呼吸してゐた。信子は眉をひそめながら、甲斐甲斐(かひがひ)しく夫に着換へさせた。夫はそれにも関らず、まはらない舌で皮肉さへ云つた。「今夜は僕が帰らなかつたから、余つ程小説が捗取(はかど)つたらう。」――さう云ふ言葉が、何度となく女のやうな口から出た。彼女はその晩床にはいると、思はず涙がほろほろ落ちた。こんな処を照子が見たら、どんなに一しよに泣いてくれるであらう。照子。照子。私が便りに思ふのは、たつたお前一人ぎりだ。――信子は度々心の中でかう妹に呼びかけながら、夫の酒臭い寝息に苦しまされて、殆(ほとんど)夜中まんじりともせずに、寝返りばかり打つてゐた。

が、それも亦翌日になると、自然と仲直りが出来上つてゐた。

そんな事が何度か繰返される内に、だんだん秋が深くなつて来た。信子は何時か机に向つて、ペンを執る事が稀になつた。その時にはもう夫の方も、前程彼女の文学談を珍しがらないやうになつてゐた。彼等は夜毎に長火鉢を隔てて、瑣末(さまつ)な家庭の経済の話に時間を殺す事を覚え出した。その上又かう云ふ話題は、少くとも晩酌後の夫にとつて、最も興味があるらしかつた。それでも信子は気の毒さうに、時々夫の顔色を窺(うかが)つて見る事があつた。が、彼は何も知らず、近頃延した髭を噛みながら、何時もより余程快活に、「これで子供でも出来て見ると――」なぞと、考へ考へ話してゐた。

するとその頃から月々の雑誌に、従兄(いとこ)の名前が見えるやうになつた。信子は結婚後忘れたやうに、俊吉との文通を絶つてゐた。唯、彼の動静は、――大学の文科を卒業したとか、同人雑誌を始めたとか云ふ事は、妹から手紙で知るだけであつた。又それ以上彼の事を知りたいと云ふ気も起さなかつた。が、彼の小説が雑誌に載つてゐるのを見ると、懐しさは昔と同じであつた。彼女はその頁をはぐりながら、何度も独り微笑を洩らした。俊吉はやはり小説の中でも、冷笑と諧謔(かいぎやく)との二つの武器を宮本武蔵のやうに使つてゐた。彼女にはしかし気のせゐか、その軽快な皮肉の後(うしろ)に、何か今までの従兄にはない、寂しさうな捨鉢(すてばち)の調子が潜んでゐるやうに思はれた。と同時にさう思ふ事が、後めたいやうな気もしないではなかつた。

信子はそれ以来夫に対して、一層優しく振舞ふやうになつた。夫は夜寒の長火鉢の向うに、何時も晴れ晴れと微笑してゐる彼女の顔を見出した。その顔は以前より若々しく、化粧をしてゐるのが常であつた。彼女は針仕事の店を拡げながら、彼等が東京で式を挙げた当時の記憶なぞも話したりした。夫にはその記憶の細かいのが、意外でもあり、嬉しさうでもあつた。「お前はよくそんな事まで覚えてゐるね。」――夫にかう調戯(からか)はれると、信子は必(かならず)無言の儘、眼にだけ媚(こび)のある返事を見せた。が、何故それ程忘れずにゐるか、彼女自身も心の内では、不思議に思ふ事が度々あつた。

それから程なく、母の手紙が、信子に妹の結納(ゆひなふ)が済んだと云ふ事を報じて来た。その手紙の中には又、俊吉が照子を迎へる為に、山の手の或郊外へ新居を設けた事もつけ加へてあつた。彼女は早速母と妹とへ、長い祝ひの手紙を書いた。「何分当方は無人故、式には不本意ながら参りかね候へども……」そんな文句を書いてゐる内に、（彼女には何故かわからなかつたが、）筆の渋る事も再三あつた。すると彼女は眼を挙げて、必(かならず)外の松林を眺めた。松は初冬の空の下に、簇々(そうそう)と蒼黒く茂つてゐた。

その晩信子と夫とは、照子の結婚を話題にした。夫は何時もの薄笑ひを浮べながら、彼女が妹の口真似をするのを、面白さうに聞いてゐた。が、彼女には何となく、彼女自身に照子の事を話してゐるやうな心もちがした。「どれ、寝るかな。」――二三時間の後、夫は柔(やはらか)な髭を撫でながら、大儀さうに長火鉢の前を離れた。信子はまだ妹へ祝つてやる品を決し兼ねて、火箸で灰文字を書いてゐたが、この時急に顔を挙げて、「でも妙なものね、私にも弟が一人出来るのだと思ふと。」と云つた。「当り前ぢやないか、妹もゐるんだから。」――彼女は夫にかう云はれても、考深い眼つきをした儘、何とも返事をしなかつた。

照子と俊吉とは、師走(しはす)の中旬に式を挙げた。当日は午(ひる)少し前から、ちらちら白い物が落ち始めた。信子は独り午の食事をすませた後、何時までもその時の魚の匂が、口について離れなかつた。「東京も雪が降つてゐるかしら。」――こんな事を考へながら、信子はぢつとうす暗い茶の間の長火鉢にもたれてゐた。雪が愈(いよいよ)烈しくなつた。が、口中の生臭さは、やはり執念(しふね)く消えなかつた。……

三

信子はその翌年の秋、社命を帯びた夫と一しよに、久しぶりで東京の土を踏んだ。が、短い日限内に、果すべき用向きの多かつた夫は、唯彼女の母親の所へ、来(き)顔を出した時の外は、殆一日も彼女をつれて、外出する機会を見出さなかつた。彼女はそこで妹夫婦の郊外の新居を尋ねる時も、新開地じみた電車の終点から、たつた一人俥(くるま)に揺られて行つた。

彼等の家は、町並が葱畑(ねぎばたけ)に移る近くにあつた。しかし隣近所には、いづれも借家らしい新築が、せせこましく軒を並べてゐた。のき打ちの門、要(かなめ)もちの垣、それから竿に干した洗濯物、――すべてがどの家も変りはなかつた。この平凡な住居(すまひ)の容子(ようす)は、多少信子を失望させた。

が、彼女が案内を求めた時、声に応じて出て来たのは、意外にも従兄の方であつた。俊吉は以前と同じやうに、この珍客の顔を見ると、「やあ。」と快活な声を挙げた。彼女は彼が何時の間にか、いが栗頭でなくなつたのを見た。「暫らく。」「さあ、御上り。生憎(あいにく)僕一人だが。」「照子は？　留守？」「使に行つた。女中も。」――信子は妙に恥しさを感じながら、派手な裏のついた上衣(コオト)をそつと玄関の隅に脱いだ。

俊吉は彼女を書斎兼客間の八畳へ坐らせた。座敷の中には何処を見ても、本ばかり乱雑に積んであつた。殊に午後の日の当つた障子際の、小さな紫檀(したん)の机のまはりには、新聞雑誌や原稿用紙が、手のつけやうもない程散らかつてゐた。その中に若い細君の存在を語つてゐるものは、唯床の間の壁に立てかけた、新しい一面の琴だけであつた。信子はかう云ふ周囲から、暫らく物珍しい眼を離さなかつた。

「来ることは手紙で知つてゐたけれど、今日来ようとは思はなかつた。」――俊吉は巻煙草へ火をつけると、さすがに懐しさうな眼つきをした。「どうです、大阪の御生活は？」「俊さんこそ如何(いかが)？　幸福？」――信子も亦二言三言話す内に、やはり昔のやうな懐しさが、よみ返つて来るのを意識した。文通さへ碌にしなかつた、彼是(かれこれ)二年越しの気まづい記憶は、思つたより彼女を煩(わづら)はさなかつた。

彼等は一つ火鉢に手をかざしながら、いろいろな事を話し合つた。俊吉の小説だの、共通な知人の噂だの、東京と大阪との比較だの、話題はいくら話しても、尽きない位沢山あつた。が、二人とも云ひ合せたやうに、全然暮し向きの問題には触れなかつた。それが信子には一層従兄と、話してゐると云ふ感じを強くさせた。

時々はしかし沈黙が、二人の間に来る事もあつた。その度に彼女は微笑した儘、眼を火鉢の灰に落した。其処(そこ)には待つとは云へない程、かすかに何かを待つ心もちがあつた。すると故意か偶然か、俊吉はすぐに話題を見つけて、何時もその心もちを打ち破つた。彼女は次第に従兄の顔を窺(うかが)はずにはゐられなくなつた。が、彼は平然と巻煙草の煙を呼吸しながら、格別不自然な表情を装つてゐる気色(けしき)も見えなかつた。

その内に照子が帰つて来た。彼女は姉の顔を見ると、手をとり合はないばかりに嬉しがつた。信子も唇は笑ひながら、眼には何時かもう涙があつた。二人は暫くは俊吉も忘れて、去年以来の生活を互に尋ねたり尋ねられたりしてゐた。殊に照子は活き活きと、血の色を頬に透かせながら、今でも飼つてゐる鶏の事まで、話して聞かせる事を忘れなかつた。俊吉は巻煙草を啣(くは)へた儘、満足さうに二人を眺めて、不相変(あひかはらず)にやにや笑つてゐた。

其処へ女中も帰つて来た。俊吉はその女中の手から、何枚かの端書(はがき)を受取ると、早速側の机へ向つて、せつせとペンを動かし始めた。照子は女中も留守だつた事が、意外らしい気色を見せた。「ぢや御姉様がいらしつた時は、誰も家にゐなかつたの。」「ええ、俊さんだけ。」――信子はかう答へる事が、平気を強(し)ひるやうな心もちがした。すると俊吉が向うを向いたなり、「旦那様に感謝しろ。その茶も僕が入れたんだ。」と云つた。照子は姉と眼を見合せて、悪戯(いたづら)さうにくすりと笑つた。が、夫にはわざとらしく、何とも返事をしなかつた。

間もなく信子は、妹夫婦と一しよに、晩飯の食卓を囲むことになつた。照子の説明する所によると、膳に上つた玉子は皆、家の鶏が産んだものであつた。俊吉は信子に葡萄酒をすすめながら、「人間の生活は掠奪(りやくだつ)で持つてゐるんだね。小はこの玉子から」――なぞと社会主義じみた理窟を並べたりした。その癖此処にゐる三人の中で、一番玉子に愛着のあるのは俊吉自身に違ひなかつた。照子はそれが可笑(をか)しいと云つて、子供のやうな笑ひ声を立てた。信子はかう云ふ食卓の空気にも、遠い松林の中にある、寂しい茶の間の暮方を思ひ出さずにゐられなかつた。

話は食後の果物を荒した後も尽きなかつた。微酔を帯びた俊吉は、夜長の電燈の下にあぐらをかいて、盛に彼一流の詭弁(きべん)を弄した。その談論風発が、もう一度信子を若返らせた。彼女は熱のある眼つきをして、「私も小説を書き出さうかしら。」と云つた。すると従兄は返事をする代りに、グウルモンの警句を抛(はふ)りつけた。それは「ミユウズたちは女だから、彼等を自由に虜(とりこ)にするものは、男だけだ。」と云ふ言葉であつた。信子と照子とは同盟して、グウルモンの権威を認めなかつた。「ぢや女でなけりや、音楽家になれなくつて？　アポロは男ぢやありませんか。」――照子は真面目にこんな事まで云つた。

その暇に夜が更けた。信子はとうとう泊る事になつた。

寝る前に俊吉は、縁側の雨戸を一枚開けて、寝間着の儘狭い庭へ下りた。それから誰を呼ぶともなく「ちよいと出て御覧。好い月だから。」と声をかけた。信子は独り彼の後から、沓脱(くつぬ)ぎの庭下駄へ足を下した。足袋を脱いだ彼女の足には、冷たい露の感じがあつた。

月は庭の隅にある、痩せがれた檜(ひのき)の梢(こずゑ)にあつた。従兄はその檜の下に立つて、うす明い夜空を眺めてゐた。「大へん草が生えてゐるのね。」――信子は荒れた庭を気味悪さうに、怯(お)づ怯づ彼のゐる方へ歩み寄つた。が、彼はやはり空を見ながら、「十三夜かな。」と呟(つぶや)いただけであつた。

暫く沈黙が続いた後、俊吉は静に眼を返して、「鶏小屋(とりごや)へ行つて見ようか。」と云つた。信子は黙つて頷(うなづ)いた。鶏小屋は丁度檜とは反対の庭の隅にあつた。二人は肩を並べながら、ゆつくり其処まで歩いて行つた。しかし蓆囲(むしろがこ)ひの内には、唯鶏の匂のする、朧(おぼろ)げな光と影ばかりがあつた。俊吉はその小屋を覗いて見て、殆(ほとんど)独り言かと思ふやうに、「寝てゐる。」と彼女に囁(ささや)いた。「玉子を人に取られた鶏が。」――信子は草の中に佇(たたず)んだ儘、さう考へずにはゐられなかつた。……

二人が庭から返つて来ると、照子は夫の机の前に、ぼんやり電燈を眺めてゐた。青い横ばひがたつた一つ、笠に這つてゐる電燈を。

四

翌朝俊吉は一張羅の背広を着て、食後玄関へ行つた。何でも亡友の一周忌の墓参をするのだとか云ふ事であつた。「好いかい。待つてゐるんだぜ。午頃(ひるごろ)までにやきつと帰つて来るから。」――彼は外套をひつかけながら、かう信子に念を押した。が、彼女は華奢(きやしや)な手に彼の中折(なかをれ)を持つた儘、黙つて微笑したばかりであつた。

照子は夫を送り出すと、姉を長火鉢の向うに招じて、まめまめしく茶をすすめなどした。隣の奥さんの話、訪問記者の話、それから俊吉と見に行つた或外国の歌劇団の話、――その外愉快なるべき話題が、彼女にはまだいろいろあるらしかつた。が、信子の心は沈んでゐた。彼女はふと気がつくと、何時も好い加減な返事ばかりしてゐる彼女自身が其処にあつた。それがとうとうしまひには、照子の眼にさへ止るやうになつた。妹は心配さうに彼女の顔を覗きこんで、「どうして？」と尋ねてくれたりした。しかし信子にもどうしたのだか、はつきりした事はわからなかつた。

柱時計が十時を打つた時、信子は懶(ものう)さうな眼を挙げて、「俊さんは中々帰りさうもないわね。」と云つた。照子も姉の言葉につれて、ちよいと時計を仰いだが、これは存外冷淡に、「まだ――」とだけしか答へなかつた。信子にはその言葉の中に、夫の愛に飽き足りてゐる新妻の心があるやうな気がした。さう思ふと愈(いよいよ)彼女の気もちは、憂欝に傾かずにはゐられなかつた。

「照さんは幸福ね。」――信子は頤(あご)を半襟に埋めながら、冗談のやうにかう云つた。が、自然と其処へ忍びこんだ、真面目な羨望(せんばう)の調子だけは、どうする事も出来なかつた。照子はしかし無邪気らしく、やはり活き活きと微笑しながら、「覚えていらつしやい。」と睨(にら)む真似をした。それからすぐに又「御姉様だつて幸福の癖に。」と、甘えるやうにつけ加へた。その言葉がぴしりと信子を打つた。

彼女は心もちを上げて、「さう思つて？」と問ひ返した。問ひ返して、すぐに後悔した。照子は一瞬間妙な顔をして、姉と眼を見合せた。その顔にも亦(また)蔽ひ難い後悔の心が動いてゐた。信子は強ひて微笑した。――「さう思はれるだけでも幸福ね。」

二人の間には沈黙が来た。彼等は柱時計の時を刻む下に、長火鉢の鉄瓶がたぎる音を聞くともなく聞き澄ませてゐた。

「でも御兄様は御優しくはなくつて？」――やがて照子は小さな声で、恐る恐るかう尋ねた。その声の中には明かに、気の毒さうな響が籠つてゐた、が、この場合信子の心は、何よりも憐憫(れんびん)を反撥(はんぱつ)した。彼女は新聞を膝の上へのせて、それに眼を落したなり、わざと何とも答へなかつた。新聞には大阪と同じやうに、米価問題が掲げてあつた。

その内に静な茶の間の中には、かすかに人の泣くけはひが聞え出した。信子は新聞から眼を離して、袂を顔に当てた妹を長火鉢の向うに見出した。「泣かなくつたつて好いのよ。」――照子は姉にさう慰められても、容易に泣き止まうとはしなかつた。信子は残酷な喜びを感じながら、暫くは妹の震へる肩へ無言の視線を注いでゐた。それから女中の耳を憚(はばか)るやうに、照子の方へ顔をやりながら、「悪るかつたら、私があやまるわ。私は照さんさへ幸福なら、何より難有(ありがた)いと思つてゐるの。ほんたうよ。俊さんが照さんを愛してゐてくれれば――」と、低い声で云ひ続けた。云ひ続ける内に、彼女の声も、彼女自身の言葉に動かされて、だんだん感傷的になり始めた。すると突然照子は袖を落して、涙に濡れてゐる顔を挙げた。彼女の眼の中には、意外な事に、悲しみも怒りも見えなかつた。が、唯、抑へ切れない嫉妬の情が、燃えるやうに瞳を火照(ほて)らせてゐた。「ぢや御姉様は――御姉様は何故昨夜も――」照子は皆まで云はない内に、又顔を袖に埋めて、発作的に烈しく泣き始めた。……

二三時間の後、信子は電車の終点に急ぐべく、幌俥(ほろぐるま)の上に揺られてゐた。彼女の眼にはひる外の世界は、前部の幌を切りぬいた、四角なセルロイドの窓だけであつた。其処には場末らしい家々と色づいた雑木の梢とが、徐(おもむろ)にしかも絶え間なく、後へ後へと流れて行つた。もしその中に一つでも動かないものがあれば、それは薄雲を漂はせた、冷やかな秋の空だけであつた。

彼女の心は静かであつた。が、その静かさを支配するものは、寂しい諦めに外ならなかつた。照子の発作が終つた後、和解は新しい涙と共に、容易(たやす)く二人を元の通り仲の好い姉妹に返してゐた。しかし事実は事実として、今でも信子の心を離れなかつた。彼女は従兄の帰りも待たずこの俥上に身を託した時、既に妹とは永久に他人になつたやうな心もちが、意地悪く彼女の胸の中に氷を張らせてゐたのであつた。――

信子はふと眼を挙げた。その時セルロイドの窓の中には、ごみごみした町を歩いて来る、杖を抱へた従兄の姿が見えた。彼女の心は動揺した。俥を止めようか。それともこの儘行き違はうか。彼女は動悸(どうき)を抑へながら、暫くは唯幌の下に、空(むな)しい逡巡を重ねてゐた。が、俊吉と彼女との距離は、見る見る内に近くなつて来た。彼は薄日の光を浴びて、水溜りの多い往来にゆつくりと靴を運んでゐた。

「俊さん。」――さう云ふ声が一瞬間、信子の唇から洩れようとした。実際俊吉はその時もう、彼女の俥のすぐ側に、見慣れた姿を現してゐた。が、彼女は又ためらつた。その暇に何も知らない彼は、とうとうこの幌俥とすれ違つた。薄濁つた空、疎(まば)らな屋並、高い木々の黄ばんだ梢、――後には不相変(あひかはらず)人通りの少い場末の町があるばかりであつた。

「秋――」

信子はうすら寒い幌の下に、全身で寂しさを感じながら、しみじみかう思はずにゐられなかつた。

（大正九年三月）

東京八景（苦難の或人に贈る）

太宰治

伊豆の南、温泉が湧き出ているというだけで、他には何一つとるところの無い、つまらぬ山村である。戸数三十という感じである。こんなところは、宿泊料も安いであろうという、理由だけで、私はその索寞(さくばく)たる山村を選んだ。昭和十五年、七月三日の事である。その頃は、私にも、少しお金の余裕があったのである。けれども、それから先の事は、やはり真暗であった。小説が少しも書けなくなる事だってあるかも知れない。二箇月間、小説が全く書けなかったら、私は、もとの無一文になる筈である。思えば、心細い余裕であったが、私にとっては、それだけの余裕でも、この十年間、はじめての事であったのである。私が東京で生活をはじめたのは、昭和五年の春である。そのころ既に私は、Ｈという女と共同の家を持っていた。田舎の長兄から、月々充分の金を送ってもらっていたのだが、ばかな二人は、贅沢(ぜいたく)を戒め合っていながらも、月末には必ず質屋へ一品二品を持運んで行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とうとう六年目に、Ｈとわかれた。私には、蒲団と、机と、電気スタンドと、行李(こうり)一つだけが残った。多額の負債も不気味に残った。それから二年経って、私は或る先輩のお世話で、平凡な見合い結婚をした。さらに二年を経て、はじめて私は一息ついた。貧しい創作集も既に十冊近く出版せられている。むこうから注文が来なくても、こちらで懸命に書いて持って行けば、三つに二つは買ってもらえるような気がして来た。これからが、愛嬌(あいきょう)も何も無い大人の仕事である。書きたいものだけを、書いて行きたい。

甚だ心細い、不安な余裕ではあったが、私は真底から嬉しく思った。少くとも、もう一箇月間は、お金の心配をせずに好きなものを書いて行ける。私は自分の、その時の身の上を、嘘みたいな気がした。恍惚(こうこつ)と不安の交錯した異様な胸騒ぎで、かえって仕事に手が附かず、いたたまらなくなった。

東京八景。私は、その短篇を、いつかゆっくり、骨折って書いてみたいと思っていた。十年間の私の東京生活を、その時々の風景に託して書いてみたいと思っていた。私は、ことし三十二歳である。日本の倫理に於ても、この年齢は、既に中年の域にはいりかけたことを意味している。また私が、自分の肉体、情熱に尋ねてみても、悲しい哉(かな)それを否定できない。覚えて置くがよい。おまえは、もう青春を失ったのだ。もっともらしい顔の三十男である。東京八景。私はそれを、青春への訣別(けつべつ)の辞として、誰にも媚(こ)びずに書きたかった。

あいつも、だんだん俗物になって来たね。そのような無智な陰口が、微風と共に、ひそひそ私の耳にはいって来る。私は、その度毎に心の中で、強く答える。僕は、はじめから俗物だった。君には、気がつかなかったのかね。逆なのである。文学を一生の業として気構えた時、愚人は、かえって私を組し易しと見てとった。私は、幽かに笑うばかりだ。万年若衆は、役者の世界である。文学には無い。

東京八景。私は、いまの此の期間にこそ、それを書くべきであると思った。いまは、差し迫った約束の仕事も無い。百円以上の余裕もある。いたずらに恍惚と不安の複雑な溜息(ためいき)をもらして狭い部屋の中を、うろうろ歩き廻っている場合では無い。私は絶えず、昇らなければならぬ。

東京市の大地図を一枚買って、東京駅から、米原(まいばら)行の汽車に乗った。遊びに行くのでは、ないんだぞ。一生涯の、重大な記念碑を、骨折って造りに行くのだぞ、と繰返し繰返し、自分に教えた。熱海で、伊東行の汽車に乗りかえ、伊東から下田行のバスに乗り、伊豆半島の東海岸に沿うて三時間、バスにゆられて南下し、その戸数三十の見る影も無い山村に降り立った。ここなら、一泊三円を越えることは無かろうと思った。憂鬱堪えがたいばかりの粗末な、小さい宿屋が四軒だけ並んでいる。私は、Ｆという宿屋を選んだ。四軒の中では、まだしも、少しましなところが、あるように思われたからである。意地の悪そうな、下品な女中に案内されて二階に上り、部屋に通されて見ると、私は、いい年をして、泣きそうな気がした。三年まえに、私が借りていた荻窪(おぎくぼ)の下宿屋の一室を思い出した。その下宿屋は、荻窪でも、最下等の代物(しろもの)であったのである。けれども、この蒲団部屋の隣りの六畳間は、その下宿の部屋よりも、もっと安っぽく、侘(わび)しいのである。

「他に部屋が無いのですか」

「ええ。みんな、ふさがって居ります。ここは涼しいですよ」

「そうですか」

私は、馬鹿にされていたようである。服装が悪かったせいかも知れない。

「お泊りは、三円五十銭と四円です。御中食は、また、別にいただきます。どういたしましょうか」

「三円五十銭のほうにして下さい。中食は、たべたい時に、そう言います。十日ばかり、ここで勉強したいと思って来たのですが」

「ちょっと、お待ち下さい」女中は、階下へ行って、しばらくして、また部屋にやって来て、「あの、永い御滞在でしたら、前に、いただいて置く事になって居りますけれど」

「そうですか。いくら差し上げたら、いいのでしょう」

「さあ、いくらでも」と口ごもっている。

「五十円あげましょうか」

「はあ」

私は机の上に、紙幣を並べた。たまらなくなって来た。

「みんな、あげましょう。九十円あります。煙草銭だけは、僕は、こちらの財布に残してあります」

なぜ、こんなところに来たのだろうと思った。

「相すみません。おあずかり致します」

女中は、去った。怒ってはならない。大事な仕事がある。いまの私の身分には、これ位の待遇が、相応しているのかも知れない、と無理矢理、自分に思い込ませて、トランクの底からペン、インク、原稿用紙などを取り出した。

十年ぶりの余裕は、このような結果であった。けれども、この悲しさも、私の宿命の中に規定されて在ったのだと、もっともらしく自分に言い聞かせ、怺(こら)えてここで仕事をはじめた。

遊びに来たのでは無い。骨折りの仕事をしに来たのだ。私はその夜、暗い電燈の下で、東京市の大地図を机いっぱいに拡げた。

幾年振りで、こんな、東京全図というものを拡げて見る事か。十年以前、はじめて東京に住んだ時には、この地図を買い求める事さえ恥ずかしく、人に、田舎者と笑われはせぬかと幾度となく躊躇(ちゅうちょ)した後、とうとう一部、うむと決意し、ことさらに乱暴な自嘲(じちょう)の口調で買い求め、それを懐中し荒(すさ)んだ歩きかたで下宿へ帰った。夜、部屋を閉め切り、こっそり、その地図を開いた。赤、緑、黄の美しい絵模様。私は、呼吸を止めてそれに見入った。隅田川。浅草。牛込。赤坂。ああなんでも在る。行こうと思えば、いつでも、すぐに行けるのだ。私は、奇蹟(きせき)を見るような気さえした。

今では、此の蚕に食われた桑の葉のような東京市の全形を眺めても、そこに住む人、各々の生活の姿ばかりが思われる。こんな趣きの無い原っぱに、日本全国から、ぞろぞろ人が押し寄せ、汗だくで押し合いへし合い、一寸の土地を争って一喜一憂し、互に嫉視(しっし)、反目して、雌は雄を呼び、雄は、ただ半狂乱で歩きまわる。頗(すこぶ)る唐突に、何の前後の関聯(かんれん)も無く「埋木」という小説の中の哀しい一行が、胸に浮かんだ。「恋とは」「美しき事を夢みて、穢(きたな)き業(わざ)をするものぞ」東京とは直接に何の縁も無い言葉である。

戸塚。──私は、はじめ、ここにいたのだ。私のすぐ上の兄が、この地に、ひとりで一軒の家を借りて、彫刻を勉強していたのである。私は昭和五年に弘前(ひろさき)の高等学校を卒業し、東京帝大の仏蘭西文科に入学した。仏蘭西語を一字も解し得なかったけれども、それでも仏蘭西文学の講義を聞きたかった。辰野隆(たつのゆたか)先生を、ぼんやり畏敬(いけい)していた。私は、兄の家から三町ほど離れた新築の下宿屋の、奥の一室を借りて住んだ。たとい親身の兄弟でも、同じ屋根の下に住んで居れば、気まずい事も起るものだ、と二人とも口に出しては言わないが、そんなお互の遠慮が無言の裡(うち)に首肯せられて、私たちは同じ町内ではあったが、三町だけ離れて住む事にしたのである。それから三箇月経って、この兄は病死した。二十七歳であった。兄の死後も、私は、その戸塚の下宿にいた。二学期からは、学校へは、ほとんど出なかった。世人の最も恐怖していたあの日蔭(ひかげ)の仕事に、平気で手助けしていた。その仕事の一翼と自称する大袈裟(おおげさ)な身振りの文学には、軽蔑(けいべつ)を以て接していた。私は、その一期間、純粋な政治家であった。そのとしの秋に、女が田舎からやって来た。私が呼んだのである。Ｈである。Ｈとは、私が高等学校へはいったとしの初秋に知り合って、それから三年間あそんだ。無心の芸妓である。私は、この女の為に、本所区東駒形(こまがた)に一室を借りてやった。大工さんの二階である。肉体的の関係は、そのとき迄いちども無かった。故郷から、長兄がその女の事でやって来た。七年前に父を喪(うしな)った兄弟は、戸塚の下宿の、あの薄暗い部屋で相会うた。兄は、急激に変化している弟の兇悪な態度に接して、涙を流した。必ず夫婦にしていただく条件で、私は兄に女を手渡す事にした。手渡す驕慢(きょうまん)の弟より、受け取る兄のほうが、数層倍苦しかったに違いない。手渡すその前夜、私は、はじめて女を抱いた。兄は、女を連れて、ひとまず田舎へ帰った。女は、始終ぼんやりしていた。ただいま無事に家に着きました、という事務的な堅い口調の手紙が一通来たきりで、その後は、女から、何の便りもなかった。女は、ひどく安心してしまっているらしかった。私には、それが不平であった。こちらが、すべての肉親を仰天させ、母には地獄の苦しみを嘗(な)めさせて迄(まで)、戦っているのに、おまえ一人、無智な自信でぐったりしているのは、みっとも無い事である、と思った。毎日でも私に手紙を寄こすべきである、と思った。私を、もっともっと好いてくれてもいい、と思った。けれども女は、手紙を書きたがらないひとであった。私は、絶望した。朝早くから、夜おそく迄、れいの仕事の手助けに奔走した。人から頼まれて、拒否した事は無かった。自分の其の方面に於ける能力の限度が、少しずつ見えて来た。私は、二重に絶望した。銀座裏のバアの女が、私を好いた。好かれる時期が、誰にだって一度ある。不潔な時期だ。私は、この女を誘って一緒に鎌倉の海へはいった。破れた時は、死ぬ時だと思っていたのである。れいの反神的な仕事にも破れかけた。肉体的にさえ、とても不可能なほどの仕事を、私は卑怯(ひきょう)と言われたくないばかりに、引受けてしまっていたのである。Ｈは、自分ひとりの幸福の事しか考えていない。おまえだけが、女じゃ無いんだ。おまえは、私の苦しみを知ってくれなかったから、こういう報いを受けるのだ。ざまを見ろ。私には、すべての肉親と離れてしまった事が一ばん、つらかった。Ｈとの事で、母にも、兄にも、叔母にも呆(あき)れられてしまったという自覚が、私の投身の最も直接な一因であった。女は死んで、私は生きた。死んだひとの事に就いては、以前に何度も書いた。私の生涯の、黒点である。私は、留置場に入れられた。取調べの末、起訴猶予になった。昭和五年の歳末の事である。兄たちは、死にぞこないの弟に優しくしてくれた。

長兄はＨを、芸妓の職から解放し、その翌(あく)るとしの二月に、私の手許に送って寄こした。言約を潔癖に守る兄である。Ｈはのんきな顔をしてやって来た。五反田(ごたんだ)の、島津公分譲地の傍に三十円の家を借りて住んだ。Ｈは甲斐甲斐(かいがい)しく立ち働いた。私は、二十三歳、Ｈは、二十歳である。

五反田は、阿呆の時代である。私は完全に、無意志であった。再出発の希望は、みじんも無かった。たまに訪ねて来る友人達の、御機嫌ばかりをとって暮していた。自分の醜態の前科を、恥じるどころか、幽かに誇ってさえいた。実に、破廉恥な、低能の時期であった。学校へもやはり、ほとんど出なかった。すべての努力を嫌い、のほほん顔でＨを眺めて暮していた。馬鹿である。何も、しなかった。ずるずるまた、れいの仕事の手伝いなどを、はじめていた。けれども、こんどは、なんの情熱も無かった。遊民の虚無(ニヒル)。それが、東京の一隅にはじめて家を持った時の、私の姿だ。

そのとしの夏に移転した。神田?同朋町(どうぼうちょう)。さらに晩秋には、神田?和泉町(いずみちょう)。その翌年の早春に、淀橋(よどばし)?柏木(かしわぎ)。なんの語るべき事も無い。朱麟堂(しゅりんどう)と号して俳句に凝ったりしていた。老人である。例の仕事の手助けの為に、二度も留置場に入れられた。留置場から出る度に私は友人達の言いつけに従って、別な土地に移転するのである。何の感激も、また何の嫌悪も無かった。それが皆の為に善いならば、そうしましょう、という無気力きわまる態度であった。ぼんやり、Ｈと二人で、雌雄の穴居の一日一日を迎え送っているのである。Ｈは快活であった。一日に二、三度は私を口汚く呶鳴(どな)るのだが、あとはけろりとして英語の勉強をはじめるのである。私が時間割を作ってやって勉強させていたのである。あまり覚えなかったようである。英語はロオマ字をやっと読めるくらいになって、いつのまにか、止めてしまった。手紙は、やはり下手であった。書きたがらなかった。私が下書を作ってやった。あねご気取りが好きなようであった。私が警察に連れて行かれても、そんなに取乱すような事は無かった。れいの思想を、任侠(にんきょう)的なものと解して愉快がっていた日さえあった。同朋町、和泉町、柏木、私は二十四歳になっていた。

そのとしの晩春に、私は、またまた移転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くなった。またもや警察に呼ばれそうになって、私は、逃げたのである。こんどのは、少し複雑な問題であった。田舎の長兄に、出鱈目(でたらめ)な事を言ってやって、二箇月分の生活費を一度に送ってもらい、それを持って柏木を引揚げた。家財道具を、あちこちの友人に少しずつ分けて預かってもらい、身のまわりの物だけを持って、日本橋?八丁堀の材木屋の二階、八畳間に移った。私は北海道生まれ、落合一雄という男になった。流石(さすが)に心細かった。所持のお金を大事にした。どうにかなろうという無能な思念で、自分の不安を誤魔化していた。明日に就いての心構えは何も無かった。何も出来なかった。時たま、学校へ出て、講堂の前の芝生に、何時間でも黙って寝ころんでいた。或る日の事、同じ高等学校を出た経済学部の一学生から、いやな話を聞かされた。煮え湯を飲むような気がした。まさか、と思った。知らせてくれた学生を、かえって憎んだ。Ｈに聞いてみたら、わかる事だと思った。いそいで八丁堀、材木屋の二階に帰って来たのだが、なかなか言い出しにくかった。初夏の午後である。西日が部屋にはいって、暑かった。私は、オラガビイルを一本、Ｈに買わせた。当時、オラガビイルは、二十五銭であった。その一本を飲んで、もう一本、と言ったら、Ｈに呶鳴られた。呶鳴られて私も、気持に張りが出て来て、きょう学生から聞いて来た事を、努めてさりげない口調で、Ｈに告げることが出来た。Ｈは半可臭(はんかくさ)い、と田舎の言葉で言って、怒ったように、ちらと眉をひそめた。それだけで、静かに縫い物をつづけていた。濁った気配は、どこにも無かった。私は、Ｈを信じた。

その夜私は悪いものを読んだ。ルソオの懺悔録(ざんげろく)であった。ルソオが、やはり細君の以前の事で、苦汁を嘗めた箇所に突き当り、たまらなくなって来た。私は、Ｈを信じられなくなったのである。その夜、とうとう吐き出させた。学生から聞かされた事は、すべて本当であった。もっと、ひどかった。掘り下げて行くと、際限が無いような気配さえ感ぜられた。私は中途で止めてしまった。

私だとて、その方面では、人を責める資格が無い。鎌倉の事件は、どうしたことだ。けれども私は、その夜は煮えくりかえった。私はその日までＨを、謂(い)わば掌中の玉のように大事にして、誇っていたのだということに気附いた。こいつの為に生きていたのだ。私は女を、無垢(むく)のままで救ったとばかり思っていたのである。Ｈの言うままを、勇者の如く単純に合点していたのである。友人達にも、私は、それを誇って語っていた。Ｈは、このように気象が強いから、僕の所へ来る迄は、守りとおす事が出来たのだと。目出度いとも、何とも、形容の言葉が無かった。馬鹿息子である。女とは、どんなものだか知らなかった。私はＨの欺瞞(ぎまん)を憎む気は、少しも起らなかった。告白するＨを可愛いとさえ思った。背中を、さすってやりたく思った。私は、ただ、残念であったのである。私は、いやになった。自分の生活の姿を、棍棒で粉砕したく思った。要するに、やり切れ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である。私は、自首して出た。

検事の取調べが一段落して、死にもせず私は再び東京の街を歩いていた。帰るところは、Ｈの部屋より他に無い。私はＨのところへ、急いで行った。侘しい再会である。共に卑屈に笑いながら、私たちは力弱く握手した。八丁堀を引き上げて、芝区?白金三光町。大きい空家の、離れの一室を借りて住んだ。故郷の兄たちは、呆れ果てながらも、そっとお金を送ってよこすのである。Ｈは、何事も無かったように元気になっていた。けれども私は、少しずつ、どうやら阿呆から眼ざめていた。遺書を綴った。「思い出」百枚である。今では、この「思い出」が私の処女作という事になっている。自分の幼時［＃「幼時」は底本では「幼児」］からの悪を、飾らずに書いて置きたいと思ったのである。二十四歳の秋の事である。草蓬々(ほうほう)の広い廃園を眺めながら、私は離れの一室に坐って、めっきり笑を失っていた。私は、再び死ぬつもりでいた。きざと言えば、きざである。いい気なものであった。私は、やはり、人生をドラマと見做(みな)していた。いや、ドラマを人生と見做していた。もう今は、誰の役にも立たぬ。唯一のＨにも、他人の手垢(てあか)が附いていた。生きて行く張合いが全然、一つも無かった。ばかな、滅亡の民の一人として、死んで行こうと、覚悟をきめていた。時潮が私に振り当てた役割を、忠実に演じてやろうと思った。必ず人に負けてやる、という悲しい卑屈な役割を。

けれども人生は、ドラマでなかった。二幕目は誰も知らない。「滅び」の役割を以て登場しながら、最後まで退場しない男もいる。小さい遺書のつもりで、こんな穢い子供もいましたという幼年及び少年時代の私の告白を、書き綴ったのであるが、その遺書が、逆に猛烈に気がかりになって、私の虚無に幽かな燭燈(ともし)がともった。死に切れなかった。その「思い出」一篇だけでは、なんとしても、不満になって来たのである。どうせ、ここまで書いたのだ。全部を書いて置きたい。きょう迄の生活の全部を、ぶちまけてみたい。あれも、これも。書いて置きたい事が一ぱい出て来た。まず、鎌倉の事件を書いて、駄目。どこかに手落が在る。さらに又、一作書いて、やはり不満である。溜息ついて、また次の一作にとりかかる。ピリオドを打ち得ず、小さいコンマの連続だけである。永遠においでおいでの、あの悪魔(デモン)に、私はそろそろ食われかけていた。蟷螂(とうろう)の斧(おの)である。

私は二十五歳になっていた。昭和八年である。私は、このとしの三月に大学を卒業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けれども私は、卒業どころか、てんで試験にさえ出ていない。故郷の兄たちは、それを知らない。ばかな事ばかり、やらかしたがそのお詫びに、学校だけは卒業して見せてくれるだろう。それくらいの誠実は持っている奴だと、ひそかに期待していた様子であった。私は見事に裏切った。卒業する気は無いのである。信頼している者を欺くことは、狂せんばかりの地獄である。それからの二年間、私は、その地獄の中に住んでいた。来年は、必ず卒業します。どうか、もう一年、おゆるし下さい、と長兄に泣訴しては裏切る。そのとしも、そうであった。その翌るとしも、そうであった。死ぬるばかりの猛省と自嘲と恐怖の中で、死にもせず私は、身勝手な、遺書と称する一聯の作品に凝っていた。これが出来たならば。そいつは所詮(しょせん)、青くさい気取った感傷に過ぎなかったのかも知れない。けれども私は、その感傷に、命を懸けていた。私は書き上げた作品を、大きい紙袋に、三つ四つと貯蔵した。次第に作品の数も殖えて来た。私は、その紙袋に毛筆で、「晩年」と書いた。その一聯の遺書の、銘題のつもりであった。もう、これで、おしまいだという意味なのである。芝の空家に買手が附いたとやらで、私たちは、そのとしの早春に、そこを引き上げ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学校を卒業できなかったので、故郷からの仕送りも、相当減額されていた。一層倹約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ぬ。杉並区?天沼(あまぬま)三丁目。知人の家の一部屋を借りて住んだ。その人は、新聞社に勤めて居られて、立派な市民であった。それから二年間、共に住み、実に心配をおかけした。私には、学校を卒業する気は、さらに無かった。馬鹿のように、ただ、あの著作集の完成にのみ、気を奪われていた。何か言われるのが恐しくて、私は、その知人にも、またＨにさえ、来年は卒業出来るという、一時のがれの嘘をついていた。一週間に一度くらいは、ちゃんと制服を着て家を出た。学校の図書館で、いい加減にあれこれ本を借り出して読み散らし、やがて居眠りしたり、また作品の下書をつくったりして、夕方には図書館を出て、天沼へ帰った。Ｈも、またその知人も、私を少しも疑わなかった。表面は、全く無事であったが、私は、ひそかに、あせっていた。刻一刻、気がせいた。故郷からの仕送りが、切れないうちに書き終えたかった。けれども、なかなか骨が折れた。書いては破った。私は、ぶざまにもあの悪魔(デモン)に、骨の髄まで食い尽されていた。

一年経った。私は卒業しなかった。兄たちは激怒したが、私はれいの泣訴した。来年は必ず卒業しますと、はっきり嘘を言った。それ以外に、送金を願う口実は無かった。実情はとても誰にも、言えたものではなかった。私は共犯者を作りたくなかったのである。私ひとりを、完全に野良息子にして置きたかった。すると、周囲の人の立場も、はっきりしていて、いささかも私に巻添え食うような事がないだろうと信じた。遺書を作るために、もう一年などと、そんな突飛な事は言い出せるものでない。私は、ひとりよがりの謂わば詩的な夢想家と思われるのが、何よりいやだった。兄たちだって、私がそんな非現実的な事を言い出したら、送金したくても、送金を中止するより他は無かったろう。実情を知りながら送金したとなれば、兄たちは、後々世間の人から、私の共犯者のように思われるだろう。それは、いやだ。私はあくまで狡智佞弁(こうちねいべん)の弟になって兄たちを欺いていなければならぬ、と盗賊の三分の理窟(りくつ)に似ていたが、そんなふうに大真面目に考えていた。私は、やはり一週間にいちどは、制服を着て登校した。Ｈも、またその新聞社の知人も、来年の卒業を、美しく信じていた。私は、せっぱ詰まった。来る日も来る日も、真黒だった。私は、悪人でない！　人を欺く事は、地獄である。やがて、天沼一丁目。三丁目は通勤に不便のゆえを以て、知人は、そのとしの春に、一丁目の市場の裏に居を移した。荻窪駅の近くである。誘われて私たちも一緒について行き、その家の二階の部屋を借りた。私は毎夜、眠られなかった。安い酒を飲んだ。痰(たん)が、やたらに出た。病気かも知れぬと思うのだが、私は、それどころでは無かった。早く、あの、紙袋の中の作品集を纒(まと)めあげたかった。身勝手な、いい気な考えであろうが、私はそれを、皆へのお詫びとして残したかった。私に出来る精一ぱいの事であった。そのとしの晩秋に、私は、どうやら書き上げた。二十数篇の中、十四篇だけを選び出し、あとの作品は、書き損じの原稿と共に焼き捨てた。行李一杯ぶんは充分にあった。庭に持ち出して、きれいに燃やした。

「ね、なぜ焼いたの」Ｈは、その夜、ふっと言い出した。

「要らなくなったから」私は微笑して答えた。

「なぜ焼いたの」同じ言葉を繰り返した。泣いていた。

私は身のまわりの整理をはじめた。人から借りていた書籍はそれぞれ返却し、手紙やノオトも、屑屋に売った。「晩年」の袋の中には、別に書状を二通こっそり入れて置いた。準備が出来た様子である。私は毎夜、安い酒を飲みに出かけた。Ｈと顔を合わせて居るのが、恐しかったのである。そのころ、或る学友から、同人雑誌を出さぬかという相談を受けた。私は、半ばは、いい加減であった。「青い花」という名前だったら、やってもいいと答えた。冗談から駒が出た。諸方から同志が名乗って出たのである。その中の二人と、私は急激に親しくなった。私は謂わば青春の最後の情熱を、そこで燃やした。死ぬる前夜の乱舞である。共に酔って、低能の学生たちを殴打した。穢(けが)れた女たちを肉親のように愛した。Ｈの箪笥(たんす)は、Ｈの知らぬ間に、からっぽになっていた。純文芸冊子「青い花」は、そのとしの十二月に出来た。たった一冊出て仲間は四散した。目的の無い異様な熱狂に呆れたのである。あとには、私たち三人だけが残った。三馬鹿と言われた。けれども此の三人は生涯の友人であった。私には、二人に教えられたものが多く在る。

あくる年、三月、そろそろまた卒業の季節である。私は、某新聞社の入社試験を受けたりしていた。同居の知人にも、またＨにも、私は近づく卒業にいそいそしているように見せ掛けたかった。新聞記者になって、一生平凡に暮すのだ、と言って一家を明るく笑わせていた。どうせ露見する事なのに、一日でも一刻でも永く平和を持続させたくて、人を驚愕(きょうがく)させるのが何としても恐しくて、私は懸命に其の場かぎりの嘘をつくのである。私は、いつでも、そうであった。そうして、せっぱつまって、死ぬ事を考える。結局は露見して、人を幾層倍も強く驚愕させ、激怒させるばかりであるのに、どうしても、その興覚めの現実を言い出し得ず、もう一刻、もう一刻と自ら虚偽の地獄を深めている。もちろん新聞社などへ、はいるつもりも無かったし、また試験にパスする筈も無かった。完璧(かんぺき)の瞞着の陣地も、今は破れかけた。死ぬ時が来た、と思った。私は三月中旬、ひとりで鎌倉へ行った。昭和十年である。私は鎌倉の山で縊死(いし)を企てた。

やはり鎌倉の、海に飛び込んで騒ぎを起してから、五年目の事である。私は泳げるので、海で死ぬのは、むずかしかった。私は、かねて確実と聞いていた縊死を選んだ。けれども私は、再び、ぶざまな失敗をした。息を、吹き返したのである。私の首は、人並はずれて太いのかも知れない。首筋が赤く爛(ただ)れたままの姿で、私は、ぼんやり天沼の家に帰った。

自分の運命を自分で規定しようとして失敗した。ふらふら帰宅すると、見知らぬ不思議な世界が開かれていた。Ｈは、玄関で私の背筋をそっと撫(な)でた。他の人も皆、よかった、よかったと言って、私を、いたわってくれた。人生の優しさに私は呆然とした。長兄も、田舎から駈けつけて来ていた。私は、長兄に厳しく罵倒(ばとう)されたけれども、その兄が懐しくて、慕わしくて、ならなかった。私は、生まれてはじめてと言っていいくらいの不思議な感情ばかりを味わった。

思いも設けなかった運命が、すぐ続いて展開した。それから数日後、私は劇烈な腹痛に襲われたのである。私は一昼夜眠らずに怺(こら)えた。湯たんぽで腹部を温めた。気が遠くなりかけて、医者を呼んだ。私は蒲団のままで寝台車に乗せられ、阿佐ヶ谷の外科病院に運ばれた。すぐに手術された。盲腸炎である。医者に見せるのが遅かった上に、湯たんぽで温めたのが悪かった。腹膜に膿(うみ)が流出していて、困難な手術になった。手術して二日目に、咽喉(のど)から血塊がいくらでも出た。前からの胸部の病気が、急に表面にあらわれて来たのであった。私は、虫の息になった。医者にさえはっきり見放されたけれども、悪業の深い私は、少しずつ恢復(かいふく)して来た。一箇月たって腹部の傷口だけは癒着した。けれども私は伝染病患者として、世田谷区?経堂(きょうどう)の内科病院に移された。Ｈは、絶えず私の傍に附いていた。ベエゼしてもならぬと、お医者に言われました、と笑って私に教えた。その病院の院長は、長兄の友人であった。私は特別に大事にされた。広い病室を二つ借りて家財道具全部を持ち込み、病院に移住してしまった。五月、六月、七月、そろそろ藪蚊(やぶか)が出て来て病室に白い蚊帳を吊りはじめたころ、私は院長の指図で、千葉県船橋町に転地した。海岸である。町はずれに、新築の家を借りて住んだ。転地保養の意味であったのだが、ここも、私の為に悪かった。地獄の大動乱がはじまった。私は、阿佐ヶ谷の外科病院にいた時から、いまわしい悪癖に馴染んでいた。麻痺(まひ)剤の使用である。はじめは医者も私の患部の苦痛を鎮める為に、朝夕ガアゼの詰めかえの時にそれを使用したのであったが、やがて私は、その薬品に拠らなければ眠れなくなった。私は不眠の苦痛には極度にもろかった。私は毎夜、医者にたのんだ。ここの医者は、私のからだを見放していた。私の願いを、いつでも優しく聞き容れてくれた。内科病院に移ってからも、私は院長に執拗(しつよう)にたのんだ。院長は三度に一度くらいは渋々応じた。もはや、肉体の為では無くて、自分の慚愧(ざんき)、焦躁(しょうそう)を消す為に、医者に求め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たのである。私には侘しさを怺える力が無かった。船橋に移ってからは町の医院に行き、自分の不眠と中毒症状を訴えて、その薬品を強要した。のちには、その気の弱い町医者に無理矢理、証明書を書かせて、町の薬屋から直接に薬品を購入した。気が附くと、私は陰惨な中毒患者になっていた。たちまち、金につまった。私は、その頃、毎月九十円の生活費を、長兄から貰っていた。それ以上の臨時の入費に就いては、長兄も流石に拒否した。当然の事であった。私は、兄の愛情に報いようとする努力を何一つ、していない。身勝手に、命をいじくり廻してばかりいる。そのとしの秋以来、時たま東京の街に現れる私の姿は、既に薄穢い半狂人であった。その時期の、様々の情ない自分の姿を、私は、みんな知っている。忘れられない。私は、日本一の陋劣(ろうれつ)な青年になっていた。十円、二十円の金を借りに、東京へ出て来るのである。雑誌社の編輯員(へんしゅういん)の面前で、泣いてしまった事もある。あまり執拗(しつこ)くたのんで編輯員に呶鳴られた事もある。その頃は、私の原稿も、少しは金になる可能性があったのである。私が阿佐ヶ谷の病院や、経堂の病院に寝ている間に、友人達の奔走に依り、私の、あの紙袋の中の「遺書」は二つ三つ、いい雑誌に発表せられ、その反響として起った罵倒の言葉も、また支持の言葉も、共に私には強烈すぎて狼狽(ろうばい)、不安の為に逆上して、薬品中毒は一層すすみ、あれこれ苦しさの余り、のこのこ雑誌社に出掛けては編輯員または社長にまで面会を求めて、原稿料の前借をねだるのである。自分の苦悩に狂いすぎて、他の人もまた精一ぱいで生きているのだという当然の事実に気附かなかった。あの紙袋の中の作品も、一篇残さず売り払ってしまった。もう何も売るものが無い。すぐには作品も出来なかった。既に材料が枯渇して、何も書けなくなっていた。その頃の文壇は私を指さして、「才あって徳なし」と評していたが、私自身は、「徳の芽あれども才なし」であると信じていた。私には所謂(いわゆる)、文才というものは無い。からだごと、ぶっつけて行くより、てを知らなかった。野暮天である。一宿一飯の恩義などという固苦しい道徳に悪くこだわって、やり切れなくなり、逆にやけくそに破廉恥ばかり働く類(たぐい)である。私は厳しい保守的な家に育った。借銭は、最悪の罪であった。借銭から、のがれようとして、更に大きい借銭を作った。あの薬品の中毒をも、借銭の慚愧を消すために、もっともっと、と自ら強くした。薬屋への支払いは、増大する一方である。私は白昼の銀座をめそめそ泣きながら歩いた事もある。金が欲しかった。私は二十人ちかくの人から、まるで奪い取るように金を借りてしまった。死ねなかった。その借銭を、きれいに返してしまってから、死にたく思っていた。

私は、人から相手にされなくなった。船橋へ転地して一箇年経って、昭和十一年の秋に私は自動車に乗せられ、東京、板橋区の或る病院に運び込まれた。一夜眠って、眼が覚めてみると、私は脳病院の一室にいた。

一箇月そこで暮して、秋晴れの日の午後、やっと退院を許された。私は、迎えに来ていたＨと二人で自動車に乗った。

一箇月振りで逢ったわけだが、二人とも、黙っていた。自動車が走り出して、しばらくしてからＨが口を開いた。

「もう薬は、やめるんだね」怒っている口調であった。

「僕は、これから信じないんだ」私は病院で覚えて来た唯一の事を言った。

「そう」現実家のＨは、私の言葉を何か金銭的な意味に解したらしく、深く首肯(うなず)いて、「人は、あてになりませんよ」

「おまえの事も信じないんだよ」

Ｈは気まずそうな顔をした。

船橋の家は、私の入院中に廃止せられて、Ｈは杉並区?天沼三丁目のアパートの一室に住んでいた。私は、そこに落ちついた。二つの雑誌社から、原稿の注文が来ていた。すぐに、その退院の夜から、私は書きはじめた。二つの小説を書き上げ、その原稿料を持って、熱海に出かけ、一箇月間、節度も無く酒を飲んだ。この後どうしていいか、わからなかった。長兄からは、もう三年間、月々の生活費をもらえる事になっていたが、入院前の山ほどの負債は、そのままに残っていた。熱海で、いい小説を書き、それで出来たお金でもって、目前の最も気がかりな負債だけでも返そうという計画も、私には在ったのであるが、小説を書くどころか、私は自分の周囲の荒涼に堪えかねて、ただ、酒を飲んでばかりいた。つくづく自分を、駄目な男だと思った。熱海では、かえって私は、さらに借銭を、ふやしてしまった。何をしても、だめである。私は、完全に敗れた様子であった。

私は天沼のアパートに帰り、あらゆる望みを放棄した薄よごれた肉体を、ごろりと横たえた。私は、はや二十九歳であった。何も無かった。私には、どてら一枚。Ｈも、着たきりであった。もう、この辺が、どん底というものであろうと思った。長兄からの月々の仕送りに縋(すが)って、虫のように黙って暮した。

けれども、まだまだ、それは、どん底ではなかった。そのとしの早春に、私は或る洋画家から思いも設けなかった意外の相談を受けたのである。ごく親しい友人であった。私は話を聞いて、窒息しそうになった。Ｈが既に、哀しい間違いを、していたのである。あの、不吉な病院から出た時、自動車の中で、私の何でも無い抽象的な放言に、ひどくどぎまぎしたＨの様子がふっと思い出された。私はＨに苦労をかけて来たが、けれども、生きて在る限りはＨと共に暮して行くつもりでいたのだ。私の愛情の表現は拙いから、Ｈも、また洋画家も、それに気が附いてくれなかったのである。相談を受けても、私には、どうする事も出来なかった。私は、誰にも傷をつけたく無いと思った。三人の中では、私が一番の年長者であった。私だけでも落ちついて、立派な指図をしたいと思ったのだが、やはり私は、あまりの事に顛倒(てんとう)し、狼狽し、おろおろしてしまって、かえってＨたちに軽蔑されたくらいであった。何も出来なかった。そのうちに洋画家は、だんだん逃腰になった。私は、苦しい中でも、Ｈを不憫(ふびん)に思った。Ｈは、もう、死ぬるつもりでいるらしかった。どうにも、やり切れなくなった時に、私も死ぬ事を考える。二人で一緒に死のう。神さまだって、ゆるしてくれる。私たちは、仲の良い兄妹のように、旅に出た。水上温泉。その夜、二人は山で自殺を行った。Ｈを死なせては、ならぬと思った。私は、その事に努力した。Ｈは、生きた。私も見事に失敗した。薬品を用いたのである。

私たちは、とうとう別れた。Ｈを此の上ひきとめる勇気が私に無かった。捨てたと言われてもよい。人道主義とやらの虚勢で、我慢を装ってみても、その後の日々の醜悪な地獄が明確に見えているような気がした。Ｈは、ひとりで田舎の母親の許(もと)へ帰って行った。洋画家の消息は、わからなかった。私は、ひとりアパートに残って自炊の生活をはじめた。焼酎を飲む事を覚えた。歯がぼろぼろに欠けて来た。私は、いやしい顔になった。私は、アパートの近くの下宿に移った。最下等の下宿屋であった。私は、それが自分に、ふさわしいと思った。これが、この世の見おさめと、門辺(かどべ)に立てば月かげや、枯野は走り、松は佇(たたず)む。私は、下宿の四畳半で、ひとりで酒を飲み、酔っては下宿を出て、下宿の門柱に寄りかかり、そんな出鱈目な歌を、小声で呟(つぶや)いている事が多かった。二、三の共に離れがたい親友の他には、誰も私を相手にしなかった。私が世の中から、どんなに見られているのか、少しずつ私にも、わかって来た。私は無智驕慢の無頼漢、または白痴、または下等狡猾(こうかつ)の好色漢、にせ天才の詐欺師、ぜいたく三昧(ざんまい)の暮しをして、金につまると狂言自殺をして田舎の親たちを、おどかす。貞淑の妻を、犬か猫のように虐待して、とうとう之(これ)を追い出した。その他、様々の伝説が嘲笑、嫌悪憤怒(ふんぬ)を以て世人に語られ、私は全く葬り去られ、廃人の待遇を受けていたのである。私は、それに気が附き、下宿から一歩も外に出たくなくなった。酒の無い夜は、塩せんべいを齧(かじ)りながら探偵小説を読むのが、幽(かす)かに楽しかった。雑誌社からも新聞社からも、原稿の注文は何も無い。また何も書きたくなかった。書けなかった。けれども、あの病気中の借銭に就いては、誰もそれを催促する人は無かったが、私は夜の夢の中でさえ苦しんだ。私は、もう三十歳になっていた。

何の転機で、そうなったろう。私は、生きなければならぬと思った。故郷の家の不幸が、私にその当然の力を与えたのか。長兄が代議士に当選して、その直後に選挙違犯で起訴された。私は、長兄の厳しい人格を畏敬している。周囲に悪い者がいたのに違いない。姉が死んだ。甥(おい)が死んだ。従弟(いとこ)が死んだ。私は、それらを風聞に依って知った。早くから、故郷の人たちとは、すべて音信不通になっていたのである。相続く故郷の不幸が、寝そべっている私の上半身を、少しずつ起してくれた。私は、故郷の家の大きさに、はにかんでいたのだ。金持の子というハンデキャップに、やけくそを起していたのだ。不当に恵まれているという、いやな恐怖感が、幼時から、私を卑屈にし、厭世(えんせい)的にしていた。金持の子供は金持の子供らしく大地獄に落ちなければならぬという信仰を持っていた。逃げるのは卑怯だ。立派に、悪業の子として死にたいと努めた。けれども、一夜、気が附いてみると、私は金持の子供どころか、着て出る着物さえ無い賤民(せんみん)であった。故郷からの仕送りの金も、ことし一年で切れる筈だ。既に戸籍は、分けられて在る。しかも私の生まれて育った故郷の家も、いまは不仕合わせの底にある。もはや、私には人に恐縮しなければならぬような生得の特権が、何も無い。かえって、マイナスだけである。その自覚と、もう一つ。下宿の一室に、死ぬる気魄(きはく)も失って寝ころんでいる間に、私のからだが不思議にめきめき頑健になって来たという事実をも、大いに重要な一因として挙げなければならぬ。なお又、年齢、戦争、歴史観の動揺、怠惰への嫌悪、文学への謙虚、神は在る、などといろいろ挙げる事も出来るであろうが、人の転機の説明は、どうも何だか空々しい。その説明が、ぎりぎりに正確を期したものであっても、それでも必ずどこかに嘘の間隙(かんげき)が匂っているものだ。人は、いつも、こう考えたり、そう思ったりして行路を選んでいるものでは無いからでもあろう。多くの場合、人はいつのまにか、ちがう野原を歩いている。

私は、その三十歳の初夏、はじめて本気に、文筆生活を志願した。思えば、晩(おそ)い志願であった。私は下宿の、何一つ道具らしい物の無い四畳半の部屋で、懸命に書いた。下宿の夕飯がお櫃(ひつ)に残れば、それでこっそり握りめしを作って置いて深夜の仕事の空腹に備えた。こんどは、遺書として書くのではなかった。生きて行く為に、書いたのだ。一先輩は、私を励ましてくれた。世人がこぞって私を憎み嘲笑していても、その先輩作家だけは、始終かわらず私の人間をひそかに支持して下さった。私は、その貴い信頼にも報いなければならぬ。やがて、「姥捨(うばすて)」という作品が出来た。Ｈと水上温泉へ死にに行った時の事を、正直に書いた。之は、すぐに売れた。忘れずに、私の作品を待っていてくれた編輯者が一人あったのである。私はその原稿料を、むだに使わず、まず質屋から、よそ行きの着物を一まい受け出し、着飾って旅に出た。甲州の山である。さらに思いをあらたにして、長い小説にとりかかるつもりであった。甲州には、満一箇年いた。長い小説は完成しなかったが、短篇は十以上、発表した。諸方から支持の声を聞いた。文壇を有りがたい所だと思った。一生そこで暮し得る者は、さいわいなる哉(かな)と思った。翌年、昭和十四年の正月に、私は、あの先輩のお世話で平凡な見合い結婚をした。いや、平凡では無かった。私は無一文で婚礼の式を挙げたのである。甲府市のまちはずれに、二部屋だけの小さい家を借りて、私たちは住んだ。その家の家賃は、一箇月六円五十銭であった。私は創作集を、つづけて二冊出版した。わずかに余裕が出来た。私は気がかりの借銭を少しずつ整理したが、之は中々の事業であった。そのとしの初秋に東京市外、三鷹(みたか)町に移住した。もはや、ここは東京市ではない。私の東京市の生活は、荻窪の下宿から、かばん一つ持って甲州に出かけた時に、もう中断されてしまっていたのである。

私は、いまは一箇の原稿生活者である。旅に出ても宿帳には、こだわらず、文筆業と書いている。苦しさは在っても、めったに言わない。以前にまさる苦しさは在っても私は微笑を装っている。ばか共は、私を俗化したと言っている。毎日、武蔵野の夕陽は、大きい。ぶるぶる煮えたぎって落ちている。私は、夕陽の見える三畳間にあぐらをかいて、侘しい食事をしながら妻に言った。「僕は、こんな男だから出世も出来ないし、お金持にもならない。けれども、この家一つは何とかして守って行くつもりだ」その時に、ふと東京八景を思いついたのである。過去が、走馬燈のように胸の中で廻った。

ここは東京市外ではあるが、すぐ近くの井の頭公園も、東京名所の一つに数えられているのだから、此の武蔵野の夕陽を東京八景の中に加入させたって、差支え無い。あと七景を決定しようと、私は自分の、胸の中のアルバムを繰ってみた。併しこの場合、芸術になるのは、東京の風景ではなかった。風景の中の私であった。芸術が私を欺いたのか。私が芸術を欺いたのか。結論。芸術は、私である。

戸塚の梅雨。本郷の黄昏(たそがれ)。神田の祭礼。柏木の初雪。八丁堀の花火。芝の満月。天沼の蜩(ひぐらし)。銀座の稲妻。板橋脳病院のコスモス。荻窪の朝霧。武蔵野の夕陽。思い出の暗い花が、ぱらぱら躍って、整理は至難であった。また、無理にこさえて八景にまとめるのも、げびた事だと思った。そのうちに私は、この春と夏、更に二景を見つけてしまったのである。

ことし四月四日に私は小石川の大先輩、Ｓさんを訪れた。Ｓさんには、私は五年前の病気の時に、ずいぶん御心配をおかけした。ついには、ひどく叱られ、破門のようになっていたのであるが、ことしの正月には御年始に行き、お詫(わ)びとお礼を申し上げた。それから、ずっとまた御無沙汰して、その日は、親友の著書の出版記念会の発起人になってもらいに、あがったのである。御在宅であった。願いを聞きいれていただき、それから画のお話や、芥川龍之介の文学に就いてのお話などを伺った。「僕は君には意地悪くして来たような気もするが、今になってみると、かえってそれが良い結果になったようで、僕は嬉しいと思っているのだ」れいの重い口調で、そうも言われた。自動車で一緒に上野に出かけた。美術館で洋画の展覧会を見た。つまらない画が多かった。私は一枚の画の前に立ちどまった。やがてＳさんも傍へ来られて、その画に、ずっと顔を近づけ、

「あまいね」と無心に言われた。

「だめです」私も、はっきり言った。

Ｈの、あの洋画家の画であった。

美術館を出て、それから茅場町(かやばちょう)で「美しき争い」という映画の試写を一緒に見せていただき、後に銀座へ出てお茶を飲み一日あそんだ。夕方になって、Ｓさんは新橋駅からバスで帰ると言われるので、私も新橋駅まで一緒に歩いた。途中で私は、東京八景の計画をＳさんにお聞かせした。

「さすがに、武蔵野の夕陽は大きいですよ」

Ｓさんは新橋駅前の橋の上で立ちどまり、

「画になるね」と低い声で言って、銀座の橋のほうを指さした。

「はあ」私も立ちどまって、眺めた。

「画になるね」重ねて、ひとりごとのようにして、おっしゃった。

眺められている風景よりも、眺めているＳさんと、その破門の悪い弟子の姿を、私は東京八景の一つに編入しようと思った。

それから、ふたつきほど経って私は、更に明るい一景を得た。某日、妻の妹から、「いよいよＴが明日出発する事になりました。芝公園で、ちょっと面会出来るそうです。明朝九時に、芝公園へ来て下さい。兄上からＴへ、私の気持を、うまく伝えてやって下さい。私は、ばかですから、Ｔには何も言ってないのです」という速達が来たのである。妹は二十二歳であるが、柄が小さいから子供のように見える。昨年、Ｔ君と見合いをして約婚したけれども、結納の直後にＴ君は応召になって東京の或る聯隊にはいった。私も、いちど軍服のＴ君と逢って三十分ほど話をした事がある。はきはきした、上品な青年であった。明日いよいよ戦地へ出発する事になった様子である。その速達が来てから、二時間も経たぬうちに、また妹から速達が来た。それには、「よく考えてみましたら、先刻のお願いは、蓮葉(はすっぱ)な事だと気が附きました。Ｔには何もおっしゃらなくてもいいのです。ただ、お見送りだけ、して下さい」と書いてあったので私も、妻も噴き出した。ひとりで、てんてこ舞いしている様が、よくわかるのである。妹は、その二、三日前から、Ｔ君の両親の家に手伝いに行っていたのである。

翌朝、私たちは早く起きて芝公園に出かけた。増上寺の境内に、大勢の見送り人が集っていた。カアキ色の団服を着ていそがしげに群集を掻(か)きわけて歩き廻っている老人を、つかまえて尋ねると、Ｔ君の部隊は、山門の前にちょっと立ち寄り、五分間休憩して、すぐにまた出発、という答えであった。私たちは境内から出て、山門の前に立ち、Ｔ君の部隊の到着を待った。やがて妹も小さい旗を持って、Ｔ君の両親と一緒にやって来た。私は、Ｔ君の両親とは初対面である。まだはっきり親戚(しんせき)になったわけでもなし、社交下手の私は、ろくに挨拶もしなかった。軽く目礼しただけで、

「どうだ、落ちついているか？」と妹のほうに話しかけた。

「なんでもないさ」妹は、陽気に笑って見せた。

「どうして、こうなんでしょう」妻は顔をしかめた。「そんなに、げらげら笑って」

Ｔ君の見送り人は、ひどく多かった。Ｔ君の名前を書き記した大きい幟(のぼり)が、六本も山門の前に立ちならんだ。Ｔ君の家の工場で働いている職工さん、女工さんたちも、工場を休んで見送りに来た。私は皆から離れて、山門の端のほうに立った。ひがんでいたのである。Ｔ君の家は、金持だ。私は、歯も欠けて、服装もだらしない。袴(はかま)もはいていなければ、帽子さえかぶっていない。貧乏文士だ。息子の許嫁(いいなずけ)の薄穢い身内が来た、とＴ君の両親たちは思っているにちがいない。妹が私のほうに話しに来ても、「おまえは、きょうは大事な役なのだから、お父さんの傍に附いていなさい」と言って追いやった。Ｔ君の部隊は、なかなか来なかった。十時、十一時、十二時になっても来なかった。女学校の修学旅行の団体が、遊覧バスに乗って、幾組も目の前を通る。バスの扉に、その女学校の名前を書いた紙片が貼(は)りつけられて在る。故郷の女学校の名もあった。長兄の長女も、その女学校にはいっている筈である。乗っているのかも知れない。この東京名所の増上寺山門の前に、ばかな叔父が、のっそり立っているさまを、叔父とも知らず無心に眺めて通ったのかも知れない等と思った。二十台ほど、絶えては続き山門の前を通り、バスの女車掌がその度毎に、ちょうど私を指さして何か説明をはじめるのである。はじめは平気を装っていたが、おしまいには、私もポオズをつけてみたりなどした。バルザック像のようにゆったりと腕組みした。すると、私自身が、東京名所の一つ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ような気さえして来たのである。一時ちかくなって、来た、来たという叫びが起って、間もなく兵隊を満載したトラックが山門前に到着した。Ｔ君は、ダットサン運転の技術を体得していたので、そのトラックの運転台に乗っていた。私は、人ごみのうしろから、ぼんやり眺めていた。

「兄さん」いつの間にか私の傍に来ていた妹が、そう小声で言って、私の背中を強く押した。気を取り直して、見ると、運転台から降りたＴ君は、群集の一ばんうしろに立っている私を、いち早く見つけた様子で挙手の礼をしているのである。私は、それでも一瞬疑って、あたりを見廻し躊躇(ちゅうちょ)したが、やはり私に礼をしているのに違いなかった。私は決意して群集を掻きわけ、妹と一緒にＴ君の面前まで進んだ。

「あとの事は心配ないんだ。妹は、こんなばかですが、でも女の一ばん大事な心掛けは知っている筈なんだ。少しも心配ないんだ。私たち皆で引き受けます」私は、珍しく、ちっとも笑わずに言った。妹の顔を見ると、これもやや仰向になって緊張している。Ｔ君は、少し顔を赤らめ、黙ってまた挙手の礼をした。

「あと、おまえから言うこと無いか？」こんどは私も笑って、妹に尋ねた。妹は、

「もう、いい」と顔を伏せて言った。

すぐ出発の号令が下った。私は再び人ごみの中にこそこそ隠れて行ったが、やはり妹に背中を押されて、こんどは運転台の下まで進出してしまった。その辺には、Ｔ君の両親が立っているだけである。

「安心して行って来給え」私は大きい声で言った。Ｔ君の厳父は、ふと振り返って私の顔を見た。ばかに出しゃばる、こいつは何者という不機嫌の色が、その厳父の眼つきに、ちらと見えた。けれども私は、その時は、たじろがなかった。人間のプライドの窮極の立脚点は、あれにも、これにも死ぬほど苦しんだ事があります、と言い切れる自覚ではないか。私は丙種合格で、しかも貧乏だが、いまは遠慮する事は無い。東京名所は、更に大きい声で、

「あとは、心配ないぞ！」と叫んだ。これからＴ君と妹との結婚の事で、万一むずかしい場合が惹起(じゃっき)したところで、私は世間体などに構わぬ無法者だ、必ず二人の最後の力になってやれると思った。

増上寺山門の一景を得て、私は自分の作品の構想も、いまや十分に弓を、満月の如くきりりと引きしぼったような気がした。それから数日後、東京市の大地図と、ペン、インク、原稿用紙を持って、いさんで伊豆に旅立った。伊豆の温泉宿に到着してからは、どんな事になったか。旅立ってから、もう十日も経つけれど、まだ、あの温泉宿に居るようである。何をしている事やら。

水の東京

幸田露伴

上野の春の花の賑ひ、王子の秋の紅葉の盛り、陸の東京のおもしろさは説く人多き習ひなれば、今さらおのれは言はでもあらなん。たゞ水の東京に至つては、知るもの言はず、言ふもの知らず、江戸の往時(むかし)より近き頃まで何人(なんびと)もこれを説かぬに似たれば、いで我試みにこれを語らん。さはいへ東京はその地勢河を帯にして海を枕せる都なれば、潮(しお)のさしひきするところ、船の上り下りするところ、一ト条(すじ)二タ条のことならずして極めて広大繁多なれば、詳しく記し尽さんことは一人の力一枝の筆もて一朝一夕に能くしがたし。草より出でゝ草に入るとは武蔵野の往時(むかし)の月をいひけん、今は八百八町に家立ちつゞきて四里四方に門相望めば、東京の月は真(まこと)に家の棟より出でゝ家の棟に入るともいふべけれど、また水の東京のいと大なるを思へば、水より出でゝ水に入るともいひつべし。東は三枚洲(さんまいず)の澪標(みおつくし)遥に霞むかたより、満潮の潮に乗りてさし上る月の、西は芝高輪白金の森影淡きあたりに落つるを見ては、誰かは大なるかな水の東京やと叫び呼ばざらん。されば今我が草卒に筆を執つて、斯(かく)の如く大なる水の東京の、上は荒川より下は海に至るまでを記し尽さんとするに当りては、如何で脱漏錯誤のなきを必するを得ん。たゞ大南風に渡船(わたし)のぐらつくをも怖るゝ如き船嫌ひの人の、更に水の東京の景色も風情も実利も知らで過ごせるものに、聊(いささ)かこの大都の水上の一般を示さんとするに過ぎねば、もとより水上に詳しき人のためにするにはあらず。看(み)るものいたづらにその備はらざるを責むるなかれ。

東京広しといへども水の隅田川に入らずして海に入るものは、赤羽川(あかばねがわ)と汐留堀とのほか幾許(いくばく)もなし。されば東京の水を談(かた)らんには隅田川を挙げて語らんこそ実に便宜多からめ。けだし水の東京におけるの隅田川は、網におけるの綱なり、衣におけるの領(えり)なり。先づ綱を挙ぐれば網の細目はおのづから挙がり、先づ領を挙ぐれば衣の裙裾(すそ)はおのづから挙がるが如く、先づ隅田川を談れば東京の諸流はおのづから談りつくさるべき勢なり。よつて今先づ隅田川より説き起して、後に漸(ようや)くその他の諸流に及ぼして終(つい)に海に説き到るべし。東京の水を説かんとして先づ隅田川を説くは、例へばなほ水経(すいけい)の百川を説かんとして先づ黄河を説くが如し、説述の次第おのづから是(かく)の如くならざるを得ざるのみ。さてまた隅田川を説きながら語次横に逸(そ)れて枝路に入ること多きは、これまた黄序(こうじよ)に言ひけん如く、伊洛(いらく)を談ずるものは必ず熊外(ゆうがい)を連ね、漆沮(しつしよ)を語るものは遂に荊岐(けいぎ)に及ぶ、また自然の偶属(ぐうぞく)にして半離すべからざるものなればなり。

○荒川。隅田川の上流の称なり。隅田川とは隅田(すだ)を流るゝを以(も)て呼ぶことなれば、隅田村以上千住宿あたりを流るゝをば千住川と呼び、それより以上をば荒川と呼ぶ習ひなり。水源(みなもと)は秋の日など隅田堤より遠く西の方(かた)に青み渡りて見ゆる秩父郡の山の間にて、大滝村といへるがこの川の最上流に位する人里なれば、それより奥は詳しく知れねど、おもふに甲斐境の高山幽谷より出で来るなるべし。水源地附近のありさまは予が著はしゝ『秩父紀行』、ならびに『新編武蔵風土記』等を読みて知るべし。荒川の東京に近づくは豊島の渡(わたし)あたりよりなり。

○豊島の渡は荒川の川口の方より幾屈折して流れ来りて豊島村と宮城村との間を過ぐる処にあり。豊島村の方より渡りて行く事僅少(わずか)にして荒川堤に出づ。堤は即ち花の盛りの眺望(ながめ)好き向島堤の続きにして、千住駅を歴(へ)てこゝに至り、なほ遠く川上の北側に連なるものなり。豊島の渡より川はかへつて西南に向つて流れて、やがて

○石神川(しやくしがわ)を収めてまた東に向つて去る。石神川は秋の日の遊びどころとして、錦繍(きんしゆう)の眺め、人をして車を停めて坐(そぞろ)に愛せしむる滝の川村の流れなり。水上は旧石神井村三宝寺の池なれば、正しくは石神井川といふべし。この川舟楫(しゆうしゆう)の利便は具(そな)へざれども、滝の川村金剛寺の下を流れて後、王子の抄紙場のために幾許かの功を為して荒川に入るなり。古昔(いにしえ)は水の清かりしをもて人の便とするところとなりて、住むもの自ら多かりけむ、この川筋には古き器物を出すこと多し。石神井明神の神体たる石剣の如きもその一なり。

○尾久(おぐ)の渡は荒川小台村と尾久村との間を流るゝ処にあり。この辺りは荒川西より東に流れて、北の岸は卑湿(ひしゆう)の地なるまゝいと荒れたれば、自然の趣きありて、初夏の新蘆(しんろ)栄ゆる頃、晩秋の風の音に力入りて聞ゆる折などは、川面(かわも)の眺めいとをかしく、花紅葉のほかの好き風情あり。鱸(すずき)その他の川魚を漁する人の、豊島の渡よりこゝの渡にかけて千住辺りまでの間に小舟を泛(うか)めて遊ぶも少からず。蚊さへなくば夏の夕の月あかき時なんどは、特(こと)に川中に一杯を酌(く)みて袂に余る涼風に快なる哉を叫ぶべき価ある処なりといふ。川は尾久の渡より下二十町ほどにしてまた一転折して、千住製紙所の前を東に流る。一たび製紙所に入りて直(ただち)にまた本流に合する一渠(きよ)あり。製紙所前を流れて、やがて大橋に至る。

○千住の大橋は千住駅の南組中組の間にかゝれる橋にして、東京より陸羽に至る街道に当るをもて人馬の往来絶ゆることなし。大橋より川上は小蒸気船の往来なくして、たゞ川船、伝馬、荷足(にたり)、小舟の類の帆を張り艫櫂(ろかい)を使ひて上下するのみなれば、閑静の趣を愛して夏の日の暑熱(あつさ)を川風に忘れんとするの人等は、大橋以西、製紙所の上、川の南西側に榛(はん)の樹立(こだち)の連なれるあたりの樹蔭に船を纜(もや)ひて遊ぶが多し。橋の上下少(すこし)の間は両岸とも材木問屋多ければ、筏(いかだ)の岸に繋がれぬ日もなし。およそこゝの橋より下は永代橋に至るまで小蒸気船の往来絶ゆる暇なく、石炭の烟(けむり)、機関の響、いと勇ましくも忙(せ)はしく、浮世の人を載せ去り載せ来るなり。橋より下の方、東に向つて川の流るゝこと少許(しばし)にして汽車のための鉄橋の下を過ぎ、右に

○塩入村の茅舎竹籬(ぼうしやちくり)を見、左に蘆葭(ろか)の茂れるを見ながら一折して、終に南に向つて去る。このあたりは河水東西に流れて両岸の地もまた幽寂(ゆうじやく)空疎なれば、三秋月を賞するのところとして最も可なり。およそ月を観て興を惹くは、山におけるより水におけるを勝(すぐ)れりとす。月東山を離るといふの句は詞客(しかく)の套語となれりといへども、実は水に近き楼台(ろうだい)の先づ清輝を看るを得るの多趣なるに如(し)かず。また止水におけるは流水におけるの多趣なるに如かず。池をめぐりて夜もすがらといふの情も妙ならざるにはあらざれど、川上とこの川下や月の友といふの景のおもしろさには及ぶべからず。さてまた同じ流水にても、南北の流れにおけるは東西の流れにおけるのをかしきに如かず。南北の流れにては月の出づるところ東岸に迫られて妙ならねど、東西の流れにては月は直(ただち)に河水の水面よりさし昇るところなれば、見渡す眺めも広として、浪に砕くる清き光の白銀を流すが如くいと長く曳きてきら／＼と輝くなど、いふにいはれぬ趣きあり。特(こと)にこの辺りは川幅も濶(ひろ)くかつ差し潮の力も利けば、大潮の満ち来る勢に河も膨るゝかと見ゆる折柄、潮に乗りて輾(きし)り出づる玉兎のいと大にして光り花やかなるを瞻(み)る、心もおのづから開くやう覚えて快し。一年の中に夕の潮は秋の潮最も大にして、一月の中に満月の夜の潮はまた最も大に、加之(しかも)月の上る頃はこのあたりにては潮のさし来る勢最も盛なる時なれば、東京広しといへども仲秋の月見にはこのあたりに上越したる好き地あるべくもあらず。人もし試(こころみ)に仲秋船を泛(うか)めてこのあたりに月を賞しなば、必ずや河も平生(ひごろ)の河にあらず月も平生の月にあらざるを覚えて、今までかゝる好風景の地を知らで過ぐしゝを憾(うら)むるならん。古(いにしえ)より文人墨客の輩綾瀬以上に遡らずして、たまたまかゝる地あるを知らざりしかば、詩文に載せられて世に現るゝことなく、以て今日に至りしならん。

○塩入りの渡口は月を観るに好き地の下流に在り。墨田堤の方より川を隔てゝ塩入村を望む眺め、呉春(ごしゆん)なんどの画を見る如く、淡き風景の中に詩趣乏しからず。

○綾瀬川は荒川の一転折して南に向つて流るゝところにて、東より来つて会する一渠の名なり。幅は濶からねども船を通ずべく、眺めもこれといふところはなけれどもまた棄てがたき節なきにあらず。その上流は小菅より浮塚に至りて、なほ遠く荒川より出で、こゝにて復(また)荒川の下流の隅田川には入るなり。上流には支流ありて中川にも通ずるをもて船の往来も少からず、隅田川の方より綾瀬橋といへる千住道にかゝれる橋あたりを望めば、一水遠く東に入りて景色おのづから小幀(しようとう)の画を為す。

○さんざいとは綾瀬川の隅田川に合するところの南の岸を呼ぶ俗称なり。おもふに前栽(せんざい)の訛にして、往時(むかし)御前栽畑ありし地なりしを以てなるべし。

○鐘が淵は紡績会社の地先(ちさき)にして、隅田綾瀬の二水相会するところのやゝ下の方をいふ。往時(むかし)普門院といふ寺の鐘この淵に沈みたればこの名ありとは江戸名所図会にも載せたる伝説ながら、けだし恐らくは信ずるに足らざるの談ならん。およそ鐘が淵と名づくるの深潭諸国に甚だ多し、皆必ずしも梵鐘の沈むの故を以てのみ名づけんや。予の考をもてすれば鐘が淵は曲尺(かね)が淵にて、川の形曲尺(まがりがね)の如く曲折するによりて呼びたる名なりと判ず。こは諸所の同じ名を負へるところの地形を考へて悟るべく、なほまた明かに曲り金と称(とな)ふる地名の川沿の地に多く存するをも併せ考ふべし。

○関屋の里は定めてこれと指すべきところなし。鐘が淵附近の地一帯をいふにや、近き人の著しゝ『隅田川叢誌』には隅田川辺なる村里の総称なりといへり。鐘が淵の下にまた大川より東に入る渠あり、奥行いと浅けれど紡績会社のために漕運の便を与ふること少なからず。それよりまた下に

○水神の森あり。水神の社地を浮島といひて、洪水にも浸さるゝことなき由をもて名あり。このあたり皆川の東の方は深くして西の方は浅し。水神の森の対(むかい)の方に

○隅田川貨物停車場のための渠ありて西に入る。こは上野停車場より各地に至る汽車のために水運陸運を連絡すといふまでにはあらねど、石炭その他を供給するためいと大なる効をなせり。これより下流は川の深処東より移りて漸く西の岸に沿ひ、有名なる

○真先稲荷前を過ぐる頃は、東は甚だ浅く西は大に深きに至る。石浜神社は小社なれどもその古きをもて知られ、真先稲荷は社前に隅田川を控(ひかえ)て、遥に上は水神の森鐘が淵のあたりより下は長堤十里白くして痕なき花の名所の向島を一望の中に収むるをもて名あり。稲荷より下の方一町ほどにして

○思川といふ潮入りの小溝あれど、船を通ずるに至らねば取り出でゝいふべくもあらぬものなり。思川の南数十歩して

○橋場の渡あり。橋場といふ地名は往時(むかし)隅田川に架したる大なる橋ありければ呼びならはしたりとぞ。石浜といへるは西岸の此辺(ここ)をさしていへるなるべし。むかし業平の都鳥の歌を咏(よ)みしも此地(ここ)のあたりならんといふ。こゝより下は、左に小野某の小松島園あり、右に小松宮御別邸あり。小松島園より下は少許(しようきよ)の草生地を隔てゝ墨田堤を望む花時の眺めおもしろく、白髯の祠(ほこら)の森も少しく見ゆ。

○寺島の渡は寺島村なる平作河岸(へいさくがし)より橋場の方へ渡る渡なり。平作河岸とは大川より左に入りて直(ただち)に堤下に至る小渠に傍(そ)へる地をいふ。平作河岸より下流に、また桜組製革場に沿ひて堤下に至るの小渠あり。これより東は今戸、西は寺島の間を流れて河水漸く南に去り、西深く東浅かりし勢変じて東深く西浅きに至る。

○長命寺の下、牛の御前祠の地先あたりは水特(こと)に深くして、いはゆる

○墨田の長堤もまた直(ただち)に水を臨むをもて、陽春三月の頃は水の洋たると花の灼たると互に相映発して、絶好の画趣と詩興とを生ず。特(こと)に此辺より吾妻橋上流までの間は府内各学校の生徒ならびに銀行会社の役員等の端艇競争の場となるを以て、春秋の好季には堤上と水面とは共に士女して、歓笑の声絶ゆる間もなく湧くに至る。

○竹屋の渡場は牛の御前祠の下流一町ばかりのところより今戸に渡る渡場にして、吾妻橋より上流の渡船場中(わたしばちゆう)最もよく人の知れるところなり。船に乗りて渡ること半途(なかば)にして眼を放てば、晴れたる日は川上遠く筑波を望むべく、右に長堤を見て、左に橋場今戸より待乳山を見るべし。もしそれ秋の夕なんど天の一方に富士を見る時は、まことにこの渡の風景一刻千金ともいひつべく、画人等の動(やや)もすればこの渡を画題とするも無理ならずと思はる。渡船の著するところに一渠の北西に入るあるは

○山谷堀(さんやぼり)にして、その幅甚だ濶からずといへども直(ただち)に日本堤の下に至るをもて、往時(むかし)は吉原通(よしわらがよい)をなす遊冶郎等のいはゆる猪牙船(ちよきぶね)を乗り込ませしところにして、「待乳沈んで梢のりこむ今戸橋、土手の相傘、片身がはりの夕時雨、君をおもへば、あはぬむかしの細布」の唱歌のいひ起しは、正しくはこの渠のことをいへるなり。今もなほ南岸の人家に往時(むかし)の船宿のおもかげ少しは残れるがなきにあらず。

○待乳山は聖天の祠あるをもて墨堤より望みたる景いとよし。あはれとは夕越えて行く人も見よの茂睡(もすい)の歌の碑は知らぬ人もなく、……の多き文章を嘲つて、待乳山の五丁の碑ぢやアあるめえし、と某先生が戯れたまひしその碑の今に立てるもをかし。こゝの舞台は隅田川を俯視(ふし)すべくして、月夜の眺望(ながめ)四季共に妙に、雪のあしたに瓢酒(ひさござけ)を酌んで、詩を吟じ歌を案ぜんはいよ／＼妙なり。仙骨あるものは登臨の快を取りて予が言の欺かざるを悟るべし。待乳山の対岸のやゝ下に

○三囲(みめぐり)祠あり。中流より望みてその華表(とりい)の上半のみ見ゆるに、初めてこれを見る人も猜(すい)してその三囲祠たるを知るべし。この祠の附近よりは川を隔てながら、特(こと)に近と浅草なる観音堂ならびに五重塔凌雲閣等を眺め得べし。またこのあたりの堤下、上は柳畑辺より下は三囲祠前の下流十間までの間は有名なる

○鯉釣場にして、いはゆる浅草川の紫鯉を産するところなれば、漁獲の数甚だ多からざるにかゝはらず釣客の綸(いと)を垂るゝもの甚だ少からず。川はこれより山の宿町、花川戸、小梅町、新小梅町の間を下りて吾妻橋に至るなるが、東岸の方の深かりしは漸く転じて、中流もしくは西の方の深からんとするの勢をなす。新小梅町と中(なか)の郷(ごう)との間、一渠東に入るもの

○枕橋、源森橋(げんもりばし)の下を過ぎて業平町に至る。この水路は狭けれども深くして、やゝ大なる船を通ずべく、業平町に至りて後左すれば、いはゆる

○曳船川に出で、田圃の間を北して遠く亀有に達し、なほ遠くは琵琶溜より中川に至る。但し源森川と曳船川との間には水門あり。また源森川の流れを追ふて右に行けば、いはゆる

○横川に出づ。横川は業平橋報恩寺橋長崎橋の下を経、総武鉄道汽車の発著所たる本所停車場の傍を過ぎ、北辻橋南にてかの隅田川と中川との連絡するところの竪川に会し、南辻橋菊川橋猿江橋の下を過ぎて小名木川に会し、扇橋その他の下を過ぎて十間川に会し、なほ南して木場に至る。されば源森川の一路はその関するところ甚だ少からざる重要の一路たり。他日市区改正の成らん暁には、この源森川と押上の六間川（あるいは十間川ともいふ）との間二町ほどの地は鑿(うが)たれて、二水たゞちに聯絡せらるべきはずなり。もし二水相通ずるに至れば、この川直(ただち)に隅田川と中川とを連ぬることとなりて、加之(しかも)その距離竪川小名木川に比して甚だ短ければ、人の便利を感ずること一ト方ならざるべし、さて枕橋を左に見捨てゝ大川を南に下り

○花川戸への渡場を過ぎ

○吾妻橋の下を経、左に中の郷、右に材木町を見て下れば、水漸く西岸に沿ふて深く東岸の方浅し。遊女の句に名高き

○駒形の駒形堂を右に見、駒形の渡船場を過ぎ、左には長屋越(ごし)に番場の多田の薬師の樹立(こだち)を望みて下ること少許(しばし)すれば

○厩橋(うまやばし)に至る。厩橋の下、右岸には古(いにしえ)の米廩の跡なほ存し、唱歌にいはゆる「一番堀から二番堀云」の小渠数多くありて、渠ごとに皆水門あり。首尾の松はこのあたりに尋ぬべし。猪牙船(ちよきぶね)の製は既に詳しく知りがたく、小蒸気の煽りのみいたづらに烈しき今日、遊子の旧情やがては詩人の想像にも上(のぼ)らざるに至るべし。米廩敷地の内の一処に電燈会社拠りて立ち、天に冲(ちゆう)する烟突を聳(そび)えしめて黒烟を揚ぐ。本所側にありては電燈会社対岸の下に当りて東に入るの小渠あり。御蔵橋(みくらばし)これに架りて陸軍倉庫の構内に入る。米廩の下、浅草文庫の旧跡の下にはまた西に入るの小渠あり。

○須賀町地先を経、一屈折して蔵前通りを過ぎ、二岐となる。その北に入るものはいはゆる

○新堀(しんぼり)にして、栄久町(えいきゆうちよう)三筋町等に沿ひ、菊屋橋合羽橋等の下に至る。この一条の水路は甚だ狭隘(きようあい)にしてかつ甚だ不潔なれども、不潔物その他の運搬には重要なる位置を占むること、その不快を極むるところの一路なるをも忌み厭ふに暇(いとま)あらずして渠身不相応なる大船の数(しばしば)出入するに徴して知るべし。かつ浅草区一帯の地の卑湿にして燥(かわ)きがたきも、この一水路によりて間接に乾燥せしめらるゝこと幾許なるを知らざれば、浅草区に取りては感謝すべき水路なりといふべし。その西に入るものは猿屋町鳥越町等の間を経て、下谷竹町の東、浅草小島町の西に至る、これいはゆる

○三絃堀(しやみせんぼり)なるものなり。この一条の水路もまた不潔と狭隘とを以て人の厭ふところなるが、これまた湿気排除のためと漕運の便とのために重要の一路たらずんばあらず。元来下谷は卑湿の地にして、西に湯島本郷の高地を負ふをもて、一朝雨雪の大に降るに会へば高処の水は自ら低処に来りて、下谷は一大瀦水地(ちよすいち)となるの観を呈す。就中(なかんずく)御徒士町仲徒士町竹町等は氾濫の中心となるの勢あり。されば三味線堀は今も既に不忍の池の余水を受くるといへども、なほこれを修治拡大して立派なる渠となし、また一路を分岐せしめて、竹町仲徒士町等を経て南の方秋葉の原鉄道貨物取扱所構内の水路に通じ、神田川に達するに至らしめなば、漕運の利は必ずしも大ならずとするも衛生上の益は決して尠少(せんしよう)ならざるべし。さて隅田川いよ／＼下りて、浅草瓦町、本所横網町まさに尽きんとするのところに至れば、

○富士見の渡といふ渡あり。この渡はその名の表はすが如く最も好く富士を望むべし。夕の雲は火の如き夏の暮方、または日ざし麗らかに天清(す)める秋の朝なんど、あるいは黒と聳え、あるいは白妙に晴れたるを望む景色いと神(こうごう)しくして、さすがに少時(しばし)は塵埃(じんあい)の舞ふ都の中にあるをすら忘れしむ。

○百本杭は渡船場の下にて、本所側の岸の川中に張り出でたるところの懐(ふところ)をいふ。岸を護る杭のいと多ければ百本杭とはいふなり。このあたり川の東の方水深くして、百本杭の辺はまた特(こと)に深し。こゝにて鯉を釣る人の多きは人の知るところなり。百本杭の下浅草側を西に入る一水は即ち

○神田川なり。幅は然(さ)のみ濶(ひろ)からぬ川ながら、船の往来のいと多くして、前船後船舳艫(じくろ)相啣(ふく)み船舷相摩するばかりなるは、川筋繁華の地に当りて加之(しかも)遠く牛込の揚場まで船を通ずべきを以てなり。この川は吹弾歌舞の地として有名なる

○柳橋の下を潜り、また浅草橋左衛門橋美倉橋等の下を経、豊島町にて一水の左より来るに会す。この一水は

○神田堀の余流にして、直ちに東南に向つて去つて、中洲下にて隅田川に入るものなるが、日本橋区を中断して神田川と隅田川とを連ぬるこの水路の上に

○柳原橋、緑橋、汐見橋、千鳥橋、栄橋(さかえばし)、高砂橋、小川橋、蠣浜橋、中の橋、その他の諸橋は架れるなり。材木町、東福田町地先にてこの水路と会する一水は即ち

○今川橋下を流るゝ神田堀にして、御城(おしろ)外濠(そとぼり)より竜閑橋その他諸橋の下を経て来れるものなり。

○外濠は神田堀より入りて、右すれば神田橋一ツ橋雉子(きじ)橋下を経て俎(まないた)橋下に至り、いはゆる飯田川となりて堀留に窮まり、左すれば常磐橋その他の下に出づべし。さて神田川は上に述べし柳原橋下の一流に会するところより上

○和泉橋下を経て、昌平橋、万世橋、御茶の水橋、水道橋、小石川橋を過ぎ、飯田橋手前にて西北より来り注ぐところの江戸川の一水を呑み、飯田橋上流牛込揚場に至つて尽く。外濠はこれに尽くるにはあらねども漕運の便は実に揚場に極まりて、これより以上は神田川の称もまた止む。

○江戸川は水道の余水にして流れ清く、水量もまた河身の小なるに比して潤沢なれども、小舟のほかは往来しがたきを以て舟運の便甚だ少し。神田川の中、水道橋辺より

○御茶の水橋下流に至るまでの間は、扇頭の小景には過ぎざれども、しかもまた岸高く水蹙(しじま)りて、樹木鬱蒼、幽邃(ゆうすい)閑雅の佳趣なきにあらず。往時(むかし)聖堂文人によりて茗渓(めいけい)と呼ばれたるは即ち此地(ここ)なり。女子師範学校及び高等師範学校の下、教育博物館の所在地は往時の大学ありしところにして、今なほ大成殿その他の建築保存せられ、境内また大概(おおよそ)旧に依りて存せらるゝを以て、塩谷(しおのや)宕陰(とういん)二十勝記のおもかげの残れるかたも少からず。茗渓より下

○稲荷河岸は小船への乗り場揚り場として古き人の能く知るところにして、美倉橋下左衛門橋浅草橋柳橋附近には釣船網船その他の遊船宿多し。神田川落口より下幾許ならずして隅田川には有名なる両国橋架れり。

○両国橋の名は東京を見ぬ人も知らぬはなければ、今さら取り出でゝ語らでもありなん。橋の上流下流にて花火を打揚ぐる川開きの夜の賑ひは、寺門静軒(てらかどせいけん)が記しゝ往時(むかし)も今も異りなし。橋の下流少許(しばし)にして東に入るの一水あり。これを

○竪川といふ。竪川は一之橋二之橋竪川橋三之橋新辻橋四之橋等の下を経て、大島村小名木村亀戸村深川出村本所出村等の間を千葉街道に沿ひ、終に中川逆井橋下流に出づる一水路にして、甚だ重要なる一渠なり。特(こと)にその隅田川と中川とを連結するの中間において、松井町にては南に入りて小名木川に達するの一渠（この一水は中途二岐となりて、その一は直(ただち)に南に去つて小名木川に達すれども、他の一は数(しばしば)曲折して後富川町にて小名木川に会す）を併せ、菊川町にては北辻橋南辻橋の間の横川を貫き、四之橋の東少許のところにてはまた

○天神川と十字をなして会するを以て、その交通往来し得る区域甚だ広く、従つて漕運の功をなすこと甚だ大なり。天神川は亀戸天神祠前に流るゝを以て名づけられたる一水にして、南は砂村より北は請地村(うけじむら)に至るまでの間を南北に流るゝ一渠にして、丁字形をなして請地にて会する一水は、西中の郷にて堀溜となれど、東は境橋下を過ぎて中川に達する六間川これなり。されば天神川は横川と同じやうなる位置を占めて同じやうなる功をなすといふべし。竪川は是の如き天神川横川等を貫きて加之(しかも)隅田川と中川とを連結することなれば、他日この川沿岸一帯は工場相隣りするの地となるべし。この竪川の隅田川と相会するところより矢の倉町に至るの渡船をば

○千歳の渡といふ。このあたり川は南東に向つて流れ、水は西岸の方深く、安宅町(あたけちよう)地先に至つては川の東部に洲を見(あら)はすに及ぶ。

○安宅の渡は、洲の下流、浜町と安宅との間にあり。渡船場の下数町にして

○新大橋あり。川はこゝに至つて復(また)一転折して南西に向つて流る。新大橋の下直(ただち)に

○中洲(なかず)ありて川の西部に横たはり、儼として一島をなし、酒楼の類のこゝに家するもの少からず。中洲の対岸一水遠く東に入るものを

○小名木川とす。芭蕉の居を卜せしは即ちこの川の北岸にして、満潮の潮がしらに川角へさし来る水の勢に乗つて照り渡れる月に句を按じ、あるいは五本松あたり、一川の上下に同じ観月の友を思へるなど、皆こゝに居たるよりの風雅のすさびなりけんと想はる。

○万年橋はこの川の口に架れる橋にして、往時(むかし)は匪徒を伊豆の諸島に流すに、この橋の畔(ほとり)と永代橋の畔より船を出すを例とし、かつこゝよりするものは帰期あるものと予定し、永代橋よりするものは帰期なきものと予定する習ひなりしといふ。橋より東少許のところに竪川に通ずる小渠あり。なほ東して高橋(たかばし)及び新高橋下を過ぐれば、扇橋猿江橋の間の横川に会す。なほ東して已(や)まざれば天神川と十字を為して、終に中川に会す。

○新川(しんかわ)はあたかもこの川に接続するものの如く中川より東南に入るの流なるをもて、なほ東して遠く去れば、利根の分流たる江戸川の妙見島上流に出づ。江戸川はこれを溯つて利根の本流に出づべく、利根川はこれを下つて銚子に至るべし。水路の通ずること是の如くなるを以て、小名木川は実に縷(いと)の如き小渠なるにもかゝはらず、荷足行き、伝馬行き、達磨行き、蒸汽船行き、夜日艪声檣影(ろせいしようえい)絶ゆる間なし。小名木川は実に重要なる一流といふべし。今既にこの川一帯の地は工業者の占有するところとなれるが多し、他日の発達測り知るべきなり。小名木川の大川に会するところより下少許にして、また一水の大川より東南に入るあり。

○仙台堀といふはこれにして、あるいは十間川とも呼び、いよ／＼東しては二十間川ともいふ。上(かみ)の橋(はし)相生橋亀久橋等の下を経て、木場の北に至り、要橋(かなめばし)崎川橋下を過ぎて横川に会し、なほ東して石小田新田(いしおだしんでん)、千田新田(せんだしんでん)の間を通り天神川に会して終る。この川より天神川に出でゝ少しく北し、あるいはまた小名木川より天神川に出でゝ少しく南すれば、東海に入るの一渠を得。これ即ち

○砂村川と称するものにして、砂村を過ぎて中川に至る。隅田川より中川に至るには小名木川あり竪川あれば、この小渠の如きは無用に似たれども、風潮の都合によりて時に舟夫の便とするところとなることあり。仙台堀と油堀とを連ぬる小渠は一条のみならず、また木場附近の大和橋及び鶴歩橋の架れる一渠その他の小渠は、一記するに遑(いとま)あらざるを以て省く。けだし木場の如きは溝渠縦横、水多くして地少く、一これを記する能(あた)はざればなり。仙台堀入口より中洲へ渡るの

○中洲の渡船場あり。渡船場の下一町余にして復(また)小渠の東南に入るあり。いはゆる

○油堀はこれにして、これもまた仙台堀と同じく木場に達するの渠なれば、二水共に材木船及び筏の多きは知るべきなり。深川側は既に説けり、日本橋側にありては仙台堀の対岸に神田川に達するの一水西北に入るあり、（既説）中洲の背後より箱崎と蠣殻町との間に存する一水あり、油堀と大川との会するところより下流に豊海橋の下を潜りて西北に入る一水あり。流に由りて溯れば、先づ

○豊海橋湊橋の下を経て

○鎧橋下に至る。鎧橋下の上流、思案橋親父橋下を過ぎて堀留に至る一支、荒布橋(あらめばし)中橋下を経て同じく堀留に至る。一支に入らずして本流を追ひて上れば、江戸橋下に至り

○日本橋下に至り、終に一石橋(いつこくばし)下に至りて御濠に出づ。御濠は西の方滝の口に至り、南の方呉服橋八重洲橋鍛冶橋数寄屋橋に至るまで船を通ずべし。豊海橋より一石橋に至るの水路の中、南西に岐(わか)れて霊岸島と亀島町との間に去るものは、新亀島橋亀島橋及び高橋の下を下りて本澪(ほんみよ)に入り、兜町地先にて岐れて南西に去るものは、兜橋海運橋久安橋その他諸橋の下を過ぎて京橋川に合す。

○永代橋は隅田川の最下流に架れる橋にして、これより以下には橋あることなし。（後、相生橋成る。）橋下水深く流れ濶くして、遠く海上を望む風景おのづから浩大にして、大河の河口たるに負(そむ)かざるの趣致あり。橋の下流、佃島石川島月島の一大島をなして横たはるあり。こはいはゆる三角洲に人為の修築を加へたるものにして、これがために川おのづから分岐して海に入るの勢を生ず。

○三ッ叉の名はこれより起り、一は築地に沿ひて西南に流れ、一は越中島に沿ひて東南に流る。西南に流るゝは即ち本流にして

○本澪と呼ばる。本澪は水深くして大船海舶の来り泊するもの甚だ多し。永代橋より下流は川幅甚だ濶く、かつ上に説けるが如く分岐して二となるを以て、便宜上先づ西流東流の二つに分ちて記すべし。先づ西岸の方より記せば、永代橋より下流幾許ならずして西に入るの一小渠あり、三の橋二の橋一の橋の三ツの橋の下を過ぎて亀島橋下を流るゝ一水に会す。

○大川口の渡はこの小渠の下に当りて、深川と越前堀との間を連結す。渡船場より下、町余にして二水の北西より来るを見る。その右なるは高橋下の流れにして即ち亀島橋下より来るもの、その左なるは即ち

○京橋下の流れなり。京橋下の一流は御濠の鍛冶橋南より比丘尼橋紺屋橋を経て来り、京橋の東炭谷橋白魚橋の下に出で、こゝにて南は真福寺橋下より来る一水と会し、北は兜橋より弾正橋下を経来れる一水と会し、桜橋東にてまた南より来る小渠と会し、遂に中の橋稲荷橋下を過ぎてこゝに来れるなり。この流れより下流、本湊町船松町の間に一水あり。明石町居留地の間を南して新栄橋下の一水に通ず。船松町佃島の間には渡船場あり。明石町の南

○明石橋下の一流は、築地一丁目二丁目三丁目を廻(めぐ)りて流るゝ釆女(うねめ)橋万年橋祝橋亀井橋合引橋築地橋軽子橋備前橋小田原橋三の橋等の下の一水に通ずる流れにして、栄橋新栄橋の下を過ぎてこゝに落つるなり。

○南小田原町の南、海軍省用地の北、安芸橋の架れる一水は三の橋の下流にして、三の橋上流より南の方海軍省用地に沿ひて尾張橋下を過ぎ、浜離宮脇より澪に入るの水と通ず。

○浜離宮の北、離宮と海軍省用地との間の一水は前に説きたる如し。別に離宮の西、汐留町との間を流れて直(ただち)に海に入るの流れは、土橋難波橋

○新橋蓬莱橋汐先橋の下を流るゝ水の末ともいふべし。

○三十間堀即ち真福寺橋の流れの続きにして、豊倉橋紀ノ国橋豊玉橋朝日橋三原橋木挽橋出雲橋等の下を流るゝ一水は、前の一水と新橋の下、蓬莱橋の上にて丁字形をなして相会す。新橋の渠は御濠に通ずるを以て土橋以西に至るべからざるにはあらねど、地勢高低懸隔するを以て土橋以西には船を通ぜず。汐留堀以南は品川に至るまでの間たゞ一の

○赤羽川あるのみ。赤羽川は渋谷橋の下流にして、遠く幡谷(はたがや)の方より来るといへども、その漕運の功をなすは瓦斯(ガス)会社と芝新浜町との間の落口より溯つて金杉橋将監橋芝園橋赤羽根橋中の橋辺までにして、中の橋以上は辛うじて一之橋あたりまで小舟を通ずるのみ。さて永代橋以南の深川寄りの方を記せば、熊井町より大島町に沿ひて越中島の北の方を、富岡門前町と並行して木場に至り、またその南の方を東して遠く洲崎の遊廓に達するの一渠あり。けだし

○内川といひしはこれか。振鷺亭(しんろてい)が意妓の口に、大河の恋風は浮気な頬をなぐり、内川の旭は眼が覚めてから睡(ねむ)しといひたるも、おもふに古石場町富岡門前町などの間を行くこの一水を指したるなるべし。別に一水の熊井町中島町の間を北に行きて油堀仙台堀を連ぬるあり。深川側の川渠は大概(おおよそ)かくの如し。

佃島と月島との間、及び月島六丁目と七丁目との間に各小渠ありて、本澪の方と上総澪の方との間の往来の便とす。

東京諸溝渠の大概は上記の如し。たゞ

○下田川と称する名称のことを未だ説かざりしが、明治以前の雑書に時に下田川の名を記すものは、別に一水の流れをなすありて下田川と呼ぶところあるにはあらず、実に永代橋下流即ち隅田川本流の佃島近きところを指していへるのみ。

川渠の大概は既に記したれば、これより聊(いささ)か海上の状を記さん。東京は概して南の方海に面して、隅田川の南の方海に注げるに伴つて発達したるところなれば、芝区及び品川の西南にありて海を抱いて湾曲なせるの外は、一丘一砂嘴(さし)の突出して眼を遮るものだになし。されば大川の水のおのづからに土砂を流出するもの、極めて自然の状態をなして遠浅の海底を形づくるが中に、佃島の東の本澪の遠く南品川の沖に達すると、佃島西の上総澪の月島下流に至るとの二線がやゝ深き水路をなすあるのみ、岩礁の伏在するもなく、特別の潮路の去来するもなし。けだし東京前面の海の遠浅なるは、隅田川中川及び江戸川の流出する土砂の自然に堆積せるがためなれば、その砂洲の意外に広大にして、前に挙げたる二条の澪の外に大船巨艦を往来せしめがたきの観あるも怪むに足らずと言ふべし。本澪は第五第二の砲台の間を南へ通ずるなるが、その深さ大抵二尋(ひろ)以上、上総澪はその深さにおいて及ばざること遠し。是の如くなるを以て北品川の陸嘴(りくし)より東北に向つて海上に散布されたる造船所、第一台場、第五台場、第二台場、第六台場、第三台場、未成のままにて終りし第七台場附近の地のやゝ深きを除きては、月島下流の地も芝浜沖も、東の方は越中島沖も木場沖も洲崎遊廓沖も砂村沖も、皆大抵春末の大干潮には現れ出づるほどの砂洲にして、これらの砂洲の上は即ち満都の士女等が

○汐干狩の楽地として、春末夏初の風和(のど)かに天暖かなる頃、あるいは蛤蜊(こうり)を爪紅(つまくれない)の手に撈(と)るあり、あるいは銛(もり)を手にして牛尾魚(こち)比目魚(ひらめ)を突かんとするもあるところなり。釣魚の場、投網の場もまた多くはこれら砂洲の上にあり。海苔を収むるがために「ひゞ」と称して麁朶(そだ)を海中に柵立するところも、またこの砂洲の上もしくはその附近の地なり。中川の澪は洲崎の沖の方に東より来りて横(よこた)はれるなるが、本澪、上総澪、台場附近と共にこれらの澪筋もまた釣魚の場所たり。東京湾は甚だ広けれども品川以北中川以西即ち東京の前面の海上は大抵上に説けるが如し。もとより一朝の略説甚だ尽さゞるありといへども大概(おおよそ)はけだし叙し去りたるならん。往時(むかし)後魏のは峻峭耿介(しゆんしようこうかい)にして博覧彊記、天下の奇書を読破して水経の註四十巻を著しゝが、後終に陰磐駅に囲まれて水を得ずして力屈し、賊のために殺さるゝに至りしことあり。予今水の東京を談(かた)るといへども、談つて甚だ詳しからず、必ずや水を得ざるの惨にあふことなからん。呵。

（明治三十五年二月）

巴黎速写（中法文对照）

著者：〔法〕乔里-卡尔·于斯曼

译者：刘姣 田晶 郭欣

文本整理：郭欣

编辑：王瑜玲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版本：电子书

版次：2015年4月第一版

字数：7200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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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速写

（中法文对照）

[法] 乔里-卡尔·于斯曼 著

刘姣 田晶 郭欣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缘起·代序

作者小传

1879年的女神游乐厅[1]

位于格勒内勒的欧洲酒馆的舞厅[20]

巴黎人物志

公共马车司机

游走的女人

洗衣女工

揉面工人

卖栗子的人

理发师

风景

海狸河

杨树小酒馆

中国路

巴黎北部城墙上的风景

幻想与角落

牛油烛之谣[30]

达米安[32]

烧肉的散文诗

咖啡馆[35]

轮回

腋窝

退潮

执念

静物

鲱鱼

埃皮纳勒彩图[41]

释义

噩梦

唐怀瑟序曲[49]

类似

I. LES FOLIES-BERGÈRE EN 1879

II. LE BAL DE LA BRASSERIE EUROPÉENNE

III. TYPES DE PARIS

IV. PAYSAGES

V. FANTAISIES ET PETITS COINS

VI. NATURES MORTES

VII. PARAPHRASES

缘起·代序

“一个作家，一座城”系列是一套奇妙的作品。

之所以说是“奇妙”，一是缘于成书的方式——图书的引进、实现者就是它的读者，这些古老的经典，藉由互联网的思维方式在当下呈现。

书的选题全部来源于中国最大的译者社区——“译言网”用户自主地发现与推荐，是想把它们引进中文世界的读者们认定了选题，而这些书曾影响了那个时代，这些书的作者成就了作品，也成为了大师。

每本书的译者，在图书协作翻译平台上，从世界各地聚拢在以书为单位的项目组中。这些天涯海角、素昧平生，拥有着各种专业背景和外语能力的合作伙伴在网络世界中因共同的兴趣、共有的语言能力和相互认同的语言风格而交集。

书中的插图是每本书的项目负责人和自己的组员们，依据对内容的理解、领悟寻找发掘而来。

每位参与者的感悟与思索除了在译文内容中展现，还写进了序言之中，将最本初的想法、愿望、心路历程直接分享给读者。因此，序也是图书不可分割的内容，是阅读的延伸……

所以，这套书是由你们——读者创造出来的。

二是缘于时间与空间的奇妙结合——古与今、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形成了穿越时空的遇见。

百多年前的大师们，用自己的笔和语言，英语、法语、德语、日语……来描摹那时的城市，在贴近与游离中抒发着他们与一座城的情怀。而今天的译者们，他们或是行走在繁华的曼哈顿街头，在MET和MOMA的展馆里消磨掉着大部分时间；或是驻足在桃花纷飞的爱丁堡，写下“生命厚重的根基不该因流动而弱化”这样的译者序言；又或者流连在东京的街头，找寻着作为插图的老东京明信片……他们与大师们可能走在同一座城的同一条路上，感觉着时空的变幻，文明的演化，用现代的语言演绎着过去，用当代的目光考量着曾经的过往。

然后，这些成果汇集在了“译言·古登堡项目”中，将被一个聚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团队来呈现。这里有——电脑前运行着一个拥有着400多位图书项目负责人、1500多名稳定译者，平台上同时并行着300多个图书项目的译言图书社区小伙伴们；有对图书质量精益求精的中青社图书编辑；有一位坚持必须把整本的书稿看完才构思下笔的设计师……一张又一张的时间表，一个又一个的构思设想，一次又一次的讨论会……

就这样，那些蜚声文坛的大师们、那些他们笔下耳熟能详的城市带着历史的气息，藉由互联网的方式进入了中文世界，得以与今天翻开这本书的你遇见……

好的书籍是对人类文化的礼赞，是对创作者的致敬。15世纪中叶，一个名叫约翰内斯·古登堡的德国银匠发明了一种金属活字印刷方法。从此，书籍走出了象牙塔，人类进入了一个信息迅速、廉价传播的时代，知识得以传播，民智得以开启，现代工业文明由此萌发。

今天，互联网的伟大在于它打破了之前封闭的传承模式，摒弃了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人的一生何其短暂，人类文明的积淀浩如烟海，穷其一生的寻寻觅觅都不可能窥探其一二。而互联网给人们、给各个领域以直面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每个人都有机会做到。人类文明的积淀得以被唤醒、被发现，得以用更快、更高效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让经典在中文世界重生”——“译言·古登堡项目”的灵感是对打开文明传播之门的约翰内斯·古登堡的致敬。这个项目的创造力，来自于社区，来自于协作，来自于那些秉承参与和分享理念的用户，来自于新兴的互联网思维与历史源远流长的出版社结合在一起的优秀团队。

从策划到出版是“发现之旅”——发现中文世界之外的经典，发现我们自身；是“再现之旅”——让经典在中文世界重生。这套作品的出版是对所有为之付出智慧、才华、心血的人们的礼赞。

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多么有意思的事业。

我的朋友，当你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也是开启了一段缘。我们遇见了最好的彼此。也许，你就是我们下一本书的发现者、组织者或是翻译者……

所以，这就让这段“缘起”代序吧。

作者小传

乔里-卡尔·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1848— 1907）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小说家和艺术评论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转型期的重要作家，象征主义的先行者。

于斯曼的父亲是一位荷兰裔石版画艺术家，母亲是一位法国小学教师。他于1848年2月5日出生在巴黎絮热街（Rue Suger）11号，1907年5月12日在位于圣普拉西德街（Saint-Placide）31号的公寓中去世，两处地址都在巴黎的第六区。这一街区中如今有一条以他命名的“于斯曼街”（Rue Huysmans）。

经过法学专业的短暂学习后，于斯曼于1868年进入法国内政部工作，直至1898年退休。从19世纪的最后25年到20世纪初离世之前，他一直积极活跃在法国的文学和艺术领域。于斯曼的文学活动分两个时期：前期他是自然主义的拥护者，后期是现代派的先锋。

从自然主义小说家到颓废派作家

1874年，于斯曼出版了第一部作品——名为《杂味糖果盒》（Le Drageoirauxépices）的诗集，以此向一些荷兰和弗拉芒画派的画家（伦勃朗、鲁本斯、勃鲁维尔等）及法国中世纪诗人弗朗索瓦·维永(Fran ois Villon)致敬。如果说这部年轻时代的作品尚能隐约显示出浪漫主义和现代诗歌对于斯曼的影响，它更见证了其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才华，以及对自然主义美学的明显倾向。

于斯曼受自然主义灵感启发创作的第一部小说《玛特，一个女子的故事》（Marthe, histoire d'une fille）出版于1876年，讲述了一位年轻巴黎女子受迫于肆无忌惮、贪得无厌的社会，不得不出卖肉体以求生存的挫折人生。由于惧怕法国当时的审查，于斯曼首先在布鲁塞尔出版了这部小说。同年，他与左拉成为朋友，并撰写了一篇言辞有力的文章，公开支持左拉当时备受争议的作品《小酒馆》（L'Assommoir)。这篇文章作为自然主义最初的宣言之一，至今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于斯曼的第二部小说《华达尔姊妹》(Les S urs Vatard) 依旧延续自然主义风格，他将这本出版于1879年的书题献给自己心中的文学大师左拉。

当时，于斯曼加入了以左拉为首的文学团体“梅塘集团”，经常与莱昂·埃尼克、亨利·塞阿、莫伯桑等作家聚会于左拉的梅塘别墅，并在自然主义流派作家合编的《梅塘晚会》（1880）六人集里，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背上背包》（Sac au dos），以反讽的笔调描写了他在普法战争中短期的行伍生活。次年出版的《同居生活》 (En ménage)及1882年的短篇小说《随波逐流》（vau- l’eau）均描写了被“残酷的现代生活”所折磨的反英雄们暗淡无味的人生，肮脏猥亵的情节中有时表露出极其突出的黑色幽默，具有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色彩。

1884年出版的《逆流》（rebours）是他的最重要的作品，于斯曼自此与自然主义美学决裂，转入后一阶段的创作。小说的主人公德塞森特远离现代生活，拥有古怪的纨绔子弟情趣，倾向于颓废生活的审美趣味。他嗜读波德莱尔、魏尔兰、马拉梅等象征主义先驱的作品，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完全人为的神秘精神世界。这部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它在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叙述中肆意融入关于艺术和文学的遐想和思索，这样的写法在以往的小说中似乎并不多见。此书也无疑显示出于斯曼愤世嫉俗的风格，他试图通过这部小说开启一条被自然主义堵死的道路，随之也给自己提出信仰的问题。

皈依天主教的文学家

法国作家巴贝·德奥尔维利(Barbey d'Aurevilly)在阅读过《逆流》之后预言，于斯曼有朝一日将要在“手枪枪口和十字架脚下”之间做出选择——或者自杀，或者皈依宗教。在出版了一部“黑色之书”《在那儿》（Là- bas）之后，于斯曼决定创作一部探索基督教神秘世界的“白色之书”，并将这种前所未有的文学形式命名为“精神自然主义”。这部1895年发表的《上路》（En route）便是作者皈依天主教的开始。随后发表的《大教堂》(La Chathétrale, 1898) 和《献身修道院的俗人》(L’Oblat, 1903)表达了他对天主教的神秘和象征的憧憬，以及他在修道院的生活。同一时期，于斯曼专注于研究巴黎宗教建筑的宝藏，完成了多部专题著作以及针对很多古迹的历史性研究。他的兴趣涉及所有形式的宗教艺术，从神秘主义文学到宗教素歌，再到宗教绘画和雕塑。他也曾离开巴黎，在多个修道院中隐居，甚至一度欲求献身修会。通过这一时期的三部小说（《上路》《大教堂》和《献身修道院的俗人》），于斯曼开启了法国文学家皈依宗教的潮流，如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和保尔·克洛岱尔（Paul Claudel）等众多20世纪初的法国作家都曾受到影响。

艺术和文学评论家

于斯曼出生于艺术之家，其父是一位荷兰裔石版画艺术家，而其祖辈中最著名的科内利乌斯·于斯曼（Cornelius Huysmans）曾是17世纪安特卫普的一位画家，作品至今被卢浮宫收藏。因此，于斯曼曾将自己的原名 (Georges-Charles) 改为能显示出其荷兰血统的名字（Joris- Karl）并以撰写荷兰画家的作品描绘在艺术评论界起步。从1876年起，作为艺术专栏作家的他为多份报刊撰写艺术沙龙展的评论。他曾慧眼识珠地发现了很多作品被官方展览会拒绝的年轻艺术家，并十分欣赏爱德华·马奈的作品；也曾是推崇印象派画家并使他们为大众所知的这场斗争中的领军人物，莫奈、德加、热尔韦、塞尚、高更等画家的画作都曾被他推广。

1889年前后，于斯曼发现了奥迪隆·雷东（Odilon Redon）、居斯塔夫·莫罗（Gustave Moreau）、让·弗朗索瓦·拉法埃利（Jean-Francois Raffaelli）等画家的作品，在人们对象征主义绘画的认识上起到很大程度的推动作用。随后，于斯曼把自己的众多艺术专栏文章集结成两本作品集：《现代艺术》（L’Art moderne, 1883）和《一些人》（Certains，1889）。莫奈在阅读后说道：“还从没有人对现代艺术家做出过这样好、这样高的评价。”

在皈依天主教之后，于斯曼重新发现宗教艺术，尤其是原始派绘画，曾为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Matthias Grünewald)、罗吉尔·凡·德尔·维登(Rogier van der Weyden)、昆丁·马西斯（Quentin Massys）等画家的作品撰写过精彩评论。

于斯曼同时也是一位文学评论家，在1876到1904年间曾撰写过大量文学评论作品，形式包括对于一些著作的研究（如左拉的《小酒馆》、缪塞的《伽米阿妮》等）、作家的人物肖像（波德莱尔、福楼拜、莫泊桑、爱德蒙·德·龚古尔、马拉美……）、为他人作品撰写的序言，以及在自己小说中加入的文学思考。

他批评古典拉丁文学形式的枯燥，但同时却对一些地位较低的诗人致敬，认为他们的作品更令人兴奋。他指责法国古典文学和浪漫主义潮流（首当其冲的就是雨果、拉马丁和梅里美），以便更好地为从波德莱尔到左拉的现代文学代表辩护。1880年代中期，于斯曼大力支持象征主义文学，尤其对马拉美作品的推广起到重要作用。

在皈依天主教之后，他的主要兴趣转向天主教作家，以及一些特定的宗教著作，比如左拉的《鲁尔德》（Lourdes）和魏尔伦的《宗教诗歌》。

于斯曼因颌骨癌于1907年去世，他的坟墓就在巴黎左岸的蒙帕纳斯墓地。在其生前的好友、法国作家吕西安·德卡夫（Lucien Descaves）的倡导下，旨在纪念这位作家，研究和发扬其文学作品的于斯曼协会于1927年创建。

乔里-卡尔·于斯曼的作品语言灵活多变，内涵丰富，细节描写令人叹为观止，以物质形象体现精神世界，并带有反讽色彩。于斯曼精于小说的创新，擅长对颓废主义和悲观主义进行深度剖析，因此评论界时常将他与叔本华并列。这部《巴黎速写》（Croquis Parisiens）集合了于斯曼对巴黎这座城市的社会生活与习俗的敏锐观察，描写细致入微，文字风格多变，为后人带来第一手对巴黎城市的描绘与论述。

于斯曼主要作品列表

——Le Drageoir aux épices 《杂味糖果盒》 (1874)

——Marthe, histoire d’une fille 《玛特，一个女子的故事》(1876)

——Les S urs Vatard 《华达尔姊妹》(1879)

——Sac au dos 《背上背包》(1880)

——Croquis parisiens 《巴黎速写》(1880)

——En ménage 《同居生活》(1881)

——vau-l’eau 《随波逐流》 (1882)

——L’Art moderne 《现代艺术》(1883)

——rebours 《逆流》(1884)

——En rade 《抛锚》(1887)

——Un dilemme 《两难抉择》(1887)

——La Retraite de monsieur Bougran 《布宫先生的退休生活》 (1888 ; 1964年出版的遗作)

——Certains 《一些人》 (1889)

——La Bièvre 《海狸河》 (1890);

——Là-bas 《在那儿》(1891)

——En route 《上路》 (1895)

——La Cathédrale 《大教堂》 (1898)

——La Bièvre et Saint-Séverin 《海狸河和圣赛芙韩》 (1898)

——Les Gobelins ; Saint-Séverin 《花毯编织厂；圣赛芙韩》 (1901)

——Sainte Lydwine de Schiedam 《斯奇丹的圣·莉德温》 (1901)

——De tout 《关于一切》(1902)

——L'Oblat 《献身修道院的俗人》 (1903)

——Trois Primitifs 《三个原始派画家》 (1905)

——Les Foules de Lourdes 《鲁尔德的人群》(1906)

——Trois Eglises 《三座教堂》 (1908);

1879年的女神游乐厅[1]

1

摆脱了发节目单的小贩和擦鞋匠的各种吆喝叫卖声，就穿过了柜台进入了剧场。一个留着红色小胡子、胸佩红色绶带、装着木质假肢的小伙子穿梭于入座的男士间，在颈戴链子的门房之协助下收票。舞台的布景，就如同被挤满观众的楼座从幕布当中劈成两半。人们可窥见幕布下方两个被栅栏围着的舞台提词人窗口，和前方马蹄形乐池上人头攒动的管弦乐队。那里高低不平又躁动不安，男士涂满发蜡闪着单调油光的头顶上方，女士礼帽上一簇簇羽毛和花环正光芒四射地尽情舞动。

一阵喧闹从平静下来的人群中升起。一股热气混合着各种气味笼罩了剧场，观众脚踏地毯和拍打座位时呛人的灰尘也弥漫其中。雪茄和女士身上的香味愈加浓烈，镜子将燃烧得越来越旺的煤气灯光反射到剧场另一方。这时，人几近无法在剧场中穿行，透过黑压压的人群，依稀可见一个杂技演员已随着节奏登上舞台，开始在单杠上做着空中飞人表演。

不一会儿，从前排两个观众肩膀和头间的空隙中，你隐约看见演员双脚紧紧缠扣在木杠上，加速旋转，快得令人眼花缭乱，看不出人形。伴随着喷洒出的火花，演员仿佛是在金色的雨中表演空中大回环。渐渐地，随表演同步进行的音乐慢了下来；渐渐地，小丑的形象重现，红色衣服同金色交相辉映。金色的火花摇晃得更慢了，只在一些角落闪烁。这时，演员重回地面，向人群挥手致意。

2 致卢多维克·德弗兰克梅尼尔

女人们的裙子铺在台阶上，裙摆沙沙作响。人们穿梭其间，向顶层楼座走的时候，楼梯上一座手提煤气灯的雕像使人立刻想到一间妓院的入口。轮到音乐包围住你了，起初很微弱，逐渐响亮，在楼梯拐角处又格外清晰。一阵热气袭上脸颊，而就在平台上，你看到的是与楼下相反的景象，视线自下而上逐渐完整。幕布落下，被半封闭包厢的红色边缘一分为二，这些半封闭包厢呈半月形环绕着几尺之下的看台。

一位女引座正分发节目单，头上的粉红色丝带在小白帽上飘动。那上面印着的，是种将唯灵论和实证论合二为一的艺术：变扑克魔术的印第安人、声称会看手相和字相的女士、催眠师、梦游者、用咖啡渣占卜的女预言者、奥卡利那笛和钢琴租赁广告，以及伤感音乐合辑，这些针对灵魂。糖果、胸衣和肩带广告，治疗难言之隐的特效药，口腔疾病的特殊疗法，这些针对肉体。只有一件物品让人目瞪口呆：缝纫机广告。要是一张练剑室的广告，我们还能明白，因为这里的确有这么蠢的人！然而静音牌和辛格牌缝纫机[2]并不是这里的女工能摆弄得来的工具。当然了，除非这张广告放在这儿是作为一种正派的象征，类似于一种邀人投身纯朴劳动的游说。这或许是英国人为了使人改邪归正而发放的另一种形式的道德手册。

想象力一定是一件妙极之物，因为它可给人注入比头脑中既有的更荒谬的想法。

3 致莱昂·埃尼克

她们艳压四座，出人意料。剧场边的半圆形场地中，她们两两走来，浓妆艳抹，浅蓝色眼影，惊艳的红唇，束紧的腰上边双峰高耸。那手中的扇子一开一合，一阵香气随即扑面而来，混合着她们腋下的浓重香气和胸脯正散发出的淡淡的花香。

人们欣喜地看着这群姑娘，她们踏着音乐来到一处被窗子分割的暗红色的尽头，绕着装饰着镜子和吊灯的鲜红幕布，随着管风琴的节拍，像缓缓转动的旋转木马般盘旋着。人们盯着她们在镶了花边的裙摆中扭动的胯，白色衬裙被带起，像是流动的泡沫旋涡。人们唏嘘着，目光追随着这些姑娘。当对面走来一群男人，她们就钻入其怀抱，男人们手臂一开一合，时而远离，时而贴近。而观众只能在人头攒动的缝隙中隐约看见姑娘们的发髻在珠宝的装饰下闪闪发光。

过了一会儿，这场一直由同一群女子表演的节目还没有结束之意。你开始感到厌烦，于是竖起耳朵，注意到剧场中出现的一阵骚动。那是迎接乐队指挥到来的喧哗声。他高高瘦瘦，以指挥夜总会波尔卡和华尔兹出名。剧场上下掌声雷动，昏暗中还仿佛能瞥见一些女人苍白的脸。大师俯身鞠躬、起身。他梳着平头，留着花白的中式胡须，戴着夹鼻眼镜，背向舞台，身穿黑色套装，系白色领带。他波澜不惊地引导着音乐，感觉有些不耐烦，或者几乎要睡着了。突然，他转向铜管乐部，手中的指挥棒如同一根渔线，钓出了复奏部分的嬉笑怒骂，用粗暴的手势像拔牙一样拔出一个个音符，他在空中上下挥舞的手如在啤酒机上压啤酒一样压出一串旋律。

4 致保尔·达尼埃尔

这段音乐告一段落，剧场恢复安静，接着一阵铃声回荡其中。幕布升起，而舞台上仍然空空荡荡。只看到一群穿着带有袖饰和红色衣领工作罩衫的男人在剧场四处跑动，拉绳子，解扣钩，打结。一阵吵闹声再次袭来，两三个男人在舞台上东奔西跑，还有一位穿着更得体的绅士在盯着他们。人们正准备在乐队上方正对舞台的地方搭一张巨大的网。这张网从楼厅包厢的隔墙上被撒下，边缘碰上铜环时阵阵摆动，像海水拍打卵石一样沙沙作响。

整个剧场欢呼雀跃。乐队奏起了马戏团华尔兹，上来了一男一女，穿着高领肉色紧身衣，日式短裤，一条是靛蓝色，一条是青绿色，都装饰有银片和流苏。女演员来自英国，化着夸张的妆容，黄色头发，健硕的大腿上方突出了她丰腴的臀部。相比之下，男演员显得更瘦削一些，梳着精心打理过的头发，胡子两端向上卷翘着。他们被刷洗过的、大力士般的脸上浮现出理发师那些旋转的木质模特头上的固定微笑。男演员冲向一条绳子，顺着它一直爬到秋千上。秋千就挂在幕布前方的顶棚上，在缆绳和旗标中间，周围是吊灯。男演员坐在秋千的横杆上，臀部的肉被压得凸出来，他快速地做了几个杂耍动作，还不时地用一条绳子上拴着的手帕擦自己的手。

轮到女演员了，她爬进了大网中，从一边跳到另一边，每跳一下都像跳板一样被弹起，浅黄色的发辫也跳动着拍打着脖子。接着，她爬上了吊在楼厅包厢上方的一处小平台，隔着整个剧场面对着男演员，等待着。这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

剧场尽头投射了两束光在她的背上，将她包围，光自腰部分散，将她从头到脚照亮，仿佛镶了一层银边。随后这两束光分别穿梭在吊灯中，踪影捉摸不定，直到投射在秋千上的男演员身上后才汇聚成一束青色光束，照亮了他饰有闪亮云母片的短裤上的流苏，如同一颗颗糖粒。

华尔兹伴着吊床几乎看不见的缓缓起伏，进行得更慢了。音乐配合着秋千的轻缓摇晃，幕布顶端射出的两束电光投在男演员身上，形成双重影子。

女演员身体稍稍前倾，一只手也抓住了一个秋千，另一只手握住一条绳子。这时男演员则迅速翻下秋千，双脚倒挂在秋千上，一动不动，头朝向下，双臂展开。

这时华尔兹音乐突然停下，带来一阵绝对的安静。突然，一声开香槟的巨响打破了这阵安静。人群激动不已，剧场里响起了一声“好”[3]。只见女演员放开秋千，用力飞身而出，飞过吊灯，双脚朝前，落在男演员的怀中。一阵钹声传来，热烈欢快的华尔兹音乐重新响起。男演员双腿摆动，摇晃女演员有一分钟，然后将她抛入大网中。她被弹起，衣服上点点的天蓝和银色使她看起来像是一条在渔网中不停翻动跳跃的鱼。

跺脚声、鼓掌声、手杖敲击地板的声音，一阵嘈杂喧闹伴随着杂技演员落地。他们刚刚消失在支柱间，人群又开始吵闹起来。这时，这一男一女重新回来，男演员深鞠躬致谢，女演员朝着人群飞吻。接着，他们轻轻一跳，又消失在幕后。

大网被收起，剧场里响彻它那如海浪般的声音。

此时，我想到了安特卫普的大港口，我们在那里一样的轰鸣声中，听到即将出海的英国水手喊着“好”[4]。然而就是这样，看上去毫不相关的地点、事物相遇，被放在一起类比，一种初看古怪的类比。人们在身处的此情此景中能够忆起别处的快乐。这个混乱的事实有着两面性。此时此刻产生的短暂的快乐，使人想到它最终衰落、消亡的某一时刻。而透过记忆，人们又将它延长并更新，使它变得更真实，也更美好。

5

芭蕾舞开始。舞台布景似模糊的宫殿内部，挤满了头戴风帽的女人，在里面像熊一样扭捏摇摆。一个做狂欢节装扮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头戴女士头巾，嘴上叼着土耳其长烟管，甩动手中的鞭子。风帽掉下，一群从郊外招揽来的埃及歌舞女郎出现在眼前，伴着三流乐队欢快的演奏蹦蹦跳跳。这音乐有时候好像添加了《比若老爹的大盖帽》[5] 中的元素，掺在马祖卡舞曲中仿佛是为了突出一拨打扮成北非骑兵的女人们的到来。

这时，在舞台上的光束下，身着带有点点蓝光的白纱裙的舞者在舞台中央急速旋转，白纱中隐约透着她的肌肤。不一会儿，这首席女舞星逐渐现形，从其穿着的纱衣即可辨认。她跳了几下脚尖舞，衣服上布满的仿金亮片随她晃动，发出点点金光。她跳起后倒在自己的裙摆中模仿花朵的凋落，花瓣坠落，花枝飞舞。

然而在这场热闹的东方狂欢日，这盛大的“终场演奏”中，那些机械扭动屁股的傻高个儿女人并不能迷惑行家的双眼。这其中只有一个女人紧紧吸引住他们。她穿着北非骑兵军服，宽大的蓝色裤子，小巧的红色长靴，配有金色饰带的上衣，鲜红的紧身小马甲紧束着她的胸部，使得那双峰傲然突起。她跳起舞来像个放荡的女子，但她又是那么可爱和平凡，头戴有饰带的法国军帽，扭动杨柳细腰，晃动丰满的臀部，鼻子高高翘起，顽童般无忧无虑的神情使人感到亲切。这样的一个女孩，让人想起那些革命中筑起的街垒或被掀起的铺路石块，让你几乎嗅到三六烧酒[6]和火药的气息，唤起了一首暴民所上演的史诗，一场市民战争的夸张戏，而这些又因穿插的武装放荡聚会而缓和。

在这个女孩面前，人们不禁想起那些激昂的年代，想起那些暴动。那时候，被释放的美丽城的玛丽安娜[7]正冲出去拯救祖国，打穿木桶。

6

舞台尽头是一片墓地。右边有一座墓碑，上面写着：……在此安息，死于决斗。深夜；微弱的音乐；空无一人。

突然，从左右两根柱子后，两个身着一袭黑衣的丑角在目击者的注视下，缓缓走来。其中一个人高高瘦瘦，好似德布劳[8]创作的角色，他顶着一个像马一样长长的头，脸涂得白白的，一双眼睛在白色眼皮下一眨一眨。另一个人矮矮胖胖，更壮实，短鼻子，嘲讽的神色，红唇仿佛是苍白的脸上裂开的一个洞。

这两个人的出场给人一种既冰冷又强烈的印象。黑衣白面形成的诙谐的对比消失了，剧院里原有的肮脏的空想也不存在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有生活，让人喘不过气而又精彩至极的生活。

他们读着墓碑上的碑文，向后退了一步。他们一边摇头一边转身，看见一位医生正在安静地缠着纱布，准备着他的医药箱。

他们吓得脸都变了样，苍白的脸上现出惶恐不安的神情。恐惧，这种可怕的神经性疾病把他们钉在原地一动不动，身体不住地颤抖。

两个人面面相觑，当他们看到从哔叽布中抽出的剑时，就更加惊慌失措了。他们的手抖得更厉害，双腿直打哆嗦，脖颈处感到呼吸困难，嘴唇打战，干燥的舌头在嘴里不停打卷。他们尝试着呼吸，手指在本应解下的领带上游荡、抽搐。

过了一会儿，恐怖继续滋长，而且变得不可抵挡，令人难以忍受，以致本已开始抗拒的神经瞬间崩溃，使人再也无法控制。这两个已经头脑混乱的男人突然想到一个主意——逃跑。于是他们推翻一切，慌忙逃窜。然而他们被目击者追回，被要求重新将剑握在手中，面面对峙。

接着，在他们最后一次反抗这即将到来的、人们等待的杀戮后，心中升腾起一股困兽的能量，他们疯狂地扑向对方，胡乱地挥剑。他们麻木不仁地做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剧烈弹跳，在剑与剑强烈的撞击声中，仿佛盲目、耳聋了一般。筋疲力尽后，他们轰然倒下，如同弹簧损坏的人体模型。

这次关于人类机器对抗恐惧的残忍的研究，以一出过度的滑稽剧的形式，于混乱的夸张中宣告终结。剧场里的观众或一直捧腹大笑，或突然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仔细探究这些笑声，我发现观众在这出哑剧中看到的唯有一场杂技演员进行的招徕观众的滑稽表演，它为的是让女神游乐厅这种闹哄哄的地方更加喧闹红火，就像游乐厅引以为豪的那些轮盘赌和赌博球、留胡子的女人和射击角落之用意。

对于那些更善于思考、思维更活跃的人来说，这又是另一回事了。英国讽刺派的所有美学都在这些惹人发笑的忧郁的杂技演员表演的桥段中被重新诠释，不愧是汉隆·利斯剧团[9]的演员们！ 他们这出哑剧，在其冷酷的疯狂中显得如此真实，在其夸张中显得如此残忍幽默。而这只是对忧郁之国[10]特有的悲喜剧和凄凉的滑稽剧的全新的、出色的演绎。这两种戏剧的特点，早已在一些出色强大的艺术家之作品中得到表达和凝练，如贺加斯[11]、罗兰森[12]、吉尔雷[13]和克鲁克香克[14]。

7

在女神游乐厅有两组必不可少又迷人的华尔兹舞曲。一组是愉悦而旋转的。这组舞曲伴随着空中杂技的平衡、小丑神奇的跟头、身体的节奏，身体凭借双臂的力量上下轻轻摆动，仅靠双腿的支持，身体向上翻腾，头部沿着上腹、小腹抬起，换双手抓杠，穿着被粉笔擦亮的鞋的双脚则在空中摆动。另一组舞曲却是病态般地耽于感官之享，展现在眼前的是充血的眼睛和因在“作案现场”被抓获而微颤的双手，被第三者的出现所遏止的冲动，因无处躲藏而告终的偷偷摸摸的艳事，与抽搐与企盼的肉体。最终，这一切都在钹和铜管乐器的震撼声响中幻化成痛苦的嘶叫与高潮的欢愉。

在这座剧场里上演如《魔鬼罗贝尔》[15]这样的戏剧是很荒谬的。这就好像是一位戏剧中的长者形象出现在一场娱乐性聚会中那样不相称。这里需要的音乐应该是堕落的、粗俗的。这种音乐里充斥着下等人的爱抚、平凡无味的亲吻、20法郎一次的风流韵事、刚刚享受了丰盛且价格不菲晚餐的人伸的懒腰，因经营不法生意而疲惫不堪的人，他们一边要在这周围忍受随时可能变糟的龌龊口吻，一边还要为钱和姑娘的蝇营狗苟之交易担忧。他们也会被那些刚刚成功干了一票的，正跟浓妆艳抹的女人们一起陶醉的盗贼感染，在这下流的音乐声中变得兴致勃勃。

8

真正美妙神奇和独一无二的是这座剧场具有的通俗喜剧的特色。

这里既丑陋又美妙，品位既低劣又高雅。这是一种缺憾美，是一件真正美的事物中的那份不完整。花园的长廊位于高处；木制拱廊上刻有粗糙的镂空花边，花边有菱形的，也有三叶草形的，被染上赭石色和金色；缀有绒球和流苏的织布天花板上绘有绛紫色和灰褐色的线条；仿制的卢瓦喷泉[16]上三个女人在位于绿丛中的两片仿青铜大托碟中背靠背站立；花园的小径旁摆着桌子、灯芯草制的长沙发、椅子和由浓妆艳抹女人掌管的吧台。这一切使得这个花园看起来既像是孟德斯鸠街[17]上的廉价饭店，又像是阿尔及利亚或土耳其的集市。

波耶特的阿兰布拉宫[18]，杜瓦尔的马赛克[19]，再加上那些开在旧时郊外、装饰着东方柱廊和镜子的酒吧沙龙那一股模糊的香气。这座剧场表演厅中褪色的红和积满灰尘的金同崭新的仿制花园的奢华毫不协调。这座剧场，便是巴黎唯一一处可以使柔情交易的妆饰，和倦怠堕落的绝望同时散发出美妙香气的地方。

女神游乐厅（旧）

女神游乐厅（新）

[1] 女神游乐厅（Folies-Bergère）：巴黎著名的剧院夜总会，位于第九区，在1890年代至1920年代达到其鼎盛时期。——译注

[2] 辛格牌缝纫机（Singer）：著名缝纫机品牌，曾研制出第一台家用缝纫机。——译注

[3] 原文中此处为英文“all right”。——译注

[4] 同[3]。——译注

[5] 《比若老爹的大盖帽》（Casquette au père Bugeaud）：创作于1846年，是法国非洲部队的军队歌曲。——译注

[6] 三六烧酒：旧时一种85度以上的烧酒，兑水后成为普通烧酒。——译注

[7] 玛丽安娜（Marianne）：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她象征着自由、理性以及法兰西民族、祖国和共和国具有的平民性质。——译注

[8] 德布劳（Jean Gaspard Deburau，1796-1846）：法国哑剧演员。——译注

[9] 汉隆·利斯剧团（Les Hanlon-Lees）：19世纪中后期的一个剧团，擅长体操表演。——译注

[10] 忧郁之国：指英国。——译注

[11] 贺加斯（William Hogarsth，1697-1764）：英国油画家、版画家、艺术理论家，作品讽刺贵族，同情下层人民，代表作有铜版画《时髦婚姻》《妓女生涯》，理论著作有《美的分析》。——译注

[12] 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1756-1827）：英国画家，尤擅漫画，描绘18世纪英国社会生活，创造了各种典型人物的滑稽形象，作品有组画《辛特克斯博士出游记》《生命之舞》等。——译注

[13] 吉尔雷（James Gillray，1757-1815）：英国讽刺漫画家和版画家，他的蚀刻版画政治和社会讽刺性强。——译注

[14] 克鲁克香克（George Cruikshank，1792-1878）：英国漫画家、插图家，始画政治讽刺连环漫画，后为时事书刊和儿童读物作插图，以为狄更斯的《雾都孤儿》所作的插图最有名。——译注

[15] 魔鬼罗贝尔（Robert le Diable）：中世纪神话人物。——译注

[16] 卢瓦喷泉：位于卢瓦公园的喷泉，建于1830年。——译注

[17] 孟德斯鸠街：位于巴黎第一区。——译注

[18] 原文为Alhambra-Poret，Alhambra指西班牙的著名王宫，即中世纪摩尔人在西班牙建立的格拉纳达王国的王宫。Poret或为笔误，有资料称该句指建筑师波耶特（Bernard Poyet）——译注

[19] 原文为Duval-Moresque，Duval指建筑师Charles Duval，作品有巴黎的巴塔克兰剧院。——译注

位于格勒内勒的欧洲酒馆的舞厅[20]

我坐在一张咖啡桌前，旁边是两位正在交谈的女士。一位脸色红润、神情愉悦，灰白的头发下是清澈的眼睛，手中摆弄着她豆角树色领带上的蝴蝶结。另一位肤色暗黄、略显消瘦，用力吸着一个牛角制的烟嘴。

她们说话时互称姓氏，脸色红润的女士称她的同伴为奥蒙太太，她自己则被称作唐布瓦太太。

我坐在有两层台阶的一个小平台上，从我坐的地方，可以尽览舞厅。

我的座位稍稍往上一点的地方，右边是乐队，左边是一池死水，水中竖立着人造洞窟的石子堆，里面靠墙雕有三座穿着饰有褶皱上衣的粉红色塑像，墙上绘有一条瑞士山谷。欧洲酒馆的舞厅被一道栏杆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呈现的是一条由铁制廊柱围成的宽阔的长廊，地上铺着沥青、摆着桌椅，天花板上绿色的帆布如今受到煤气灯和渗水的侵蚀而有破损。第二部分延伸出去就像一个大厅，周围也是立有梁柱，上方是拱形的玻璃屋顶。人们可能会把这个墙壁破裂褪色的大厅比作一个小的火车站，而且这二者因为昏暗的灯光又变得更加相似，舞厅如同候车室的大厅，舞厅尽头在蒸汽中闪烁的红绿灯就像铁路的圆盘信号。舞厅和酒馆被一块巨大的玻璃隔板隔开，隔板在煤气灯下于蒸汽中轻轻抖动，使前方灯光暗淡的铁路变得模糊不清，就这样在一片迷雾中，越铺越远。

在这郊区的站台上，一大批人沸腾激奋。在尖锐的长笛声和大鼓的轰隆声中，军需官、行政职员、护士、参谋部秘书和新兵们，整个佩戴白色条纹肩章的部队都在手舞足蹈，欢腾雀跃。一些人是光头，头顶布满汗珠，双腿模仿剪刀一开一合；另一些人头戴扁平的法国军帽，像舞女夹着裙摆一样用两指捏着军大衣的尾部扭腰摆臀；还有一些人，他们手放在腹部，就好像在磨咖啡或是摇手柄。一位护士如跳四对舞一般高高跃起，小腿如衣袖一般扭曲，弯曲的手臂和紧握的拳头仿佛欲拔下瓶塞，使自己飞离地面。

大部分的女人都比较收敛且更加冷静。几乎所有人都在有礼貌地闲庭信步，卖弄着装腔作势的外表，如她们身上的节日礼服一样，也带着一种“星期日高贵”，由坐在靠墙的木头长椅上的父母们恰到好处地陪衬。

她们中的一些人，衣着讲究，佩戴名贵首饰，身上还保有着她们出身的巨石区[21]出产的鼻烟壶那样的古式优雅。她们手上戴着在服装店花15苏[22]购买的八扣长手套，其中两位身着紧身的暗黑色印度羊绒质地的服装，脖子上戴着乌黑闪亮的水滴式项链。她们正在格勒内勒屠夫的怀抱中，表情泼辣地摇摆着腰身。这些健壮男子的皮肤如生肉一般，花花绿绿的丝巾在长袖的羊毛开衫上系成领带结。

那边的一些人既没有做出军人不知廉耻的举动，也没有表现出军人自命不凡的态度。他们更像下等人，却又没那么下流。他们站起来挺着大肚子跳舞，鼓起腮帮，扮演上气不接下气的人。然后，他们又像寒冬里的马车夫，像跳绳一样并拢双脚，双臂交叉搭在肩膀上，笨重地跃起。

“看哪，那是妮妮，喂，妮妮！”

这叫声穿过了乐队轰鸣的音乐声。在一群步兵中间，一个矮胖的女孩凸显出来，她正跳着四对舞，裙子撩起到肚子，马大普兰细布的短裤下，大腿随着她的舞动若隐若现。

“啊！哎哟，提提娜。”她向对面的姑娘喊着。那是一个16岁的黄毛丫头，嘴部前突，塌塌的鼻子下是一排略有缝隙的像被磨损了一样的短牙，而这些牙又在不停地朝外生长。她在一圈舞者中间，纤细的小腿被浅红色的苏格兰线长筒袜显得更加细长。

“她跳舞的时候那衣衫不整的样子真是让人作呕。”唐布瓦太太一边指着妮妮一边说。这时妮妮正粗俗地用双拳抵胯，晃动胸脯，眼睛死死盯着天花板，舌尖从嘴里快速地出出进进。

“这小丫头，她那个长筒袜，你看看。”奥蒙太太双手合十回应道，“在她这个年纪，您能相信吗？嘿，真是的，要阻止体面的人带女儿来舞厅，只需要两个像这样的怪物就足够了！”

这两位老夫人喝了一口啤酒，然后又整理了一下挂在椅子上的大衣和帽子。

“你看，这里人可真够多的！”

“噢！别提这个了……人都快窒息了！”

“那么唐布瓦太太，您的生意还好吗？”

“还好，奥蒙太太，您要知道，开服饰用品店是不会一本万利的。”

“啊，那是！莱奥妮都变成什么样子了。”奥蒙太太感叹道，“您没注意到她吗？”

但是唐布瓦太太示意自己听不见她说话了。四对舞结束了。接着，乐队如精神错乱一般，单簧管狂风骤雨般似要击碎木管，铜管乐则用它冰雹般的声音鞭打着大厅，大鼓在钹那清脆的杯子打破声中激烈地震动着。

精疲力竭的乐师们终于停了下来。一些人忙着擦拭额头和脖子上的汗，另一些人气喘吁吁地倒出留在长号中的口水。黄黄的钹上沾着黑色斑点，就像大大的可丽饼，它们就放在大鼓上的鼓槌旁边。

“现在还真的不算太早，他们来啦！”奥蒙太太一边说一边看着她的女儿手挽一位参谋中士向她走来。“莱奥妮，来，穿上衣服，别冻着。”然后她披了一件大衣在女孩的肩上。“给，喝一点。”她又递给她一杯在跳舞时点的温酒。但是她的女儿不肯喝，她口渴，想喝点凉的东西。

“当我们浑身是汗的时候，应该喝热的东西。”她的妈妈说着，然后一边给女儿擦汗，一边将杯子送到她的嘴边。

“那么你呢，儒勒，”唐布瓦太太问，“你想喝这杯酒吗？”

“说实话，姑姑。”中士回答道，“绝对不能推辞，因为这里真是太热了。”他热得伸出舌头。真的，一喝下去，哪都舒服了。他一边接着说，一边擦拭着胡子：“看啊，是卡巴纳，喂，在这儿呢，我的老朋友，怎么样，你好吗？”

“还算顺利。”一阵鼻音传来。卡巴纳是一位中士，脸上布满雀斑，一头火红色的头发。他礼貌地向女士们弯腰鞠躬，一阵沉默过后，他说道：

“这儿让人太渴了。”

好像没有人在意这位新来者的发现。

“您想点些什么？”男侍者一边跑一边喊道。大家都闭口不言。

“什么都不需要。”终于，唐布瓦太太开口说道。

“早知道这样，就应该早点点东西。”卡巴纳说道，忧伤中带有些许刻薄。

“这就对了，奥古斯特。”那位善良的太太平静地回答道。她取出鼻烟壶递给奥蒙太太，然后将一撮鼻烟放在手心长长地吸了一下，鼻子还发出响声。

巴黎旱金莲大道

一曲波尔卡开始，窗玻璃就像卡过一辆装满铁皮的火车一般震动。儒勒将手臂伸向莱奥妮，邀请她共舞。卡巴纳环顾了一圈桌子，看了看两位老夫人，转过身去，一声不吭地消失在舞池的人流中。

“我真是没有办法欣赏这该死的音乐。”唐布瓦太太诉苦道。一阵铜管乐爆炸般的声响传入她的耳朵，她转过身去恶狠狠地瞪着一位年纪大的长号手。这人鼻子上架着眼镜，面部紧绷憋得通红，就像被剥了皮的猴屁股，一来一去的吹奏伴随着铜管内发出的巨大的响声。

“这怎么可能！嗯，亲爱的，您相信吗？”然而她的朋友已经不再听她说话了，她眼睛紧盯着远处人群中的女儿，但只能看到她的背，女孩的脸紧贴着中士的脸。在交替回旋的舞步中，裤子的红、肩章的白、长裙的黑和衬裙的白时隐时现。不一会儿，她的女儿莱奥妮就完全消失在视线中了。一股红棕色的灰尘从地板中升起，又同悬在屋顶的蒸汽房中的水蒸气混合。在烟雾中，人头攒动，到处可见红短裤在跳上跳下，布满金银扣子的深蓝色束腰外衣垂尾在向上跃动。肩章上的流苏被胡乱甩在脸上，好似到处乱窜的蛴螬一般。

整个大厅仿佛都在颤动，红绿信号灯在烟雾中缓缓地闪烁，士兵和女孩们的身影摆动得几近模糊，仿佛在浑浊的热水中一般。

几滴水蒸气形成的水滴从天花板上落下来，奥蒙太太抬头向上看去。

“真搞不懂为什么弄这么个屋顶！啊！特蕾莎，您好吗？”她中断了思绪，去跟一位由一个重骑兵陪着上来的高个子的漂亮姑娘握手。

她很憔悴，然而在玫瑰脂粉和额头上整齐的刘海映衬下仍十分美丽，走来时神气活现。长裙下的裙撑是黑色丝缎北京宽条子绸质地，上方的蓝缎衬裙还镶有乳白色的花边。她头戴一顶巨大的达达尼昂式帽子[23]，上面饰有石榴红的长毛绒，左侧别着一只灰色的鸽子。在她稍稍后仰摘帽子的时候，露出了孔雀蓝色长筒袜的上面部分和金褐色的高帮皮鞋。

“还是一切如您所愿，都好吗？”她边说边坐下，故意伸出戴满戒指的手指，光滑的勺形指甲上涂着不自然的粉红指甲油。

“你，你想喝点什么，”她用生硬的语气对重骑兵说着，“葡萄酒还是啤酒？”

“葡萄酒！”“伙计，一杯葡萄酒！”然后她继续说着，不再理睬重骑兵。

“莱奥妮呢？她还咳嗽吗？”

“还是老样子。说这不严重也没用的，我们还是一直提心吊胆。即使是这样，她也不理智，太爱跳舞了……而且，你一会儿就能看到她了，她在那儿。”

特蕾莎看了眼旁边正在安静喝酒的高大士兵：他看起来很笨拙，粗壮的脖颈上顶着使他看起来有些不满的平头，额头很低，留着厚厚的黄色大胡子。她看起来是要从这一眼里掂量这男子臂膀、膝弯和腰部的力量，还有他那必定如野兽般的气度。然后，她站了起来，眼睛盯着舞池围栏边的走廊，看来是在目测围坐在各桌的其他重骑兵的肩宽和野兽的脸庞。她满意地笑了，坐回在椅子上，又叫了一杯葡萄酒。

“特蕾莎，”奥蒙太太说着，并轻轻拉了拉特蕾莎的袖子，“莱奥妮在那儿呢。”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个女人什么都不是。”唐布瓦太太低声地说，“她根本不认识这个军官……”

然而奥蒙太太却不高兴地说：

“这是吉莱老头的女儿，您知道的，就是那个在我们的楼层住了很长时间的卡伊家的机械师老头。特蕾莎会玩，玩的事情可少不了她，但是您看，这个女人，她正直善良的品行是无人能及的，她不会伤害任何人。然后，您知道，这品德对于她可是个奢侈之物，如果您能看出来的话。而且，她被一位正派的先生包养了……”

接着，她以一种神秘的口吻说道：

“一位贵族男子，我亲爱的。”

“啊，”唐布瓦太太说着，带着敬意凝视着特蕾莎，“她就是所谓的出色人物。”她高声说道，故意想被听到。特蕾莎笑了，唐布瓦太太受到了鼓舞，正准备间接地加入特蕾莎和莱奥妮的谈话。两人正争先恐后地喋喋不休，这时，唐布瓦太太注意到了她的外甥。他正在下面的舞池里用眼神询问着她，并做了一个干杯的手势。

“不，不。”老夫人赶忙劝阻道，“你最好别一次都干了，真是没见过你这样的！”

儒勒不再坚持，他转身加入了一伙同事。这些人正趁乐队休息的时候在舞池里散步。他们摆着架子，双手插在裤兜里，把口袋撑大后仰着，放肆大笑，拦截女人，投入同卷烟厂女工和小洗衣女工的追逐中，像孩子一样，陷入奔跑溅起的灰尘中，大叫着，为博得掌声而摔倒。不受待见的普通市民被士兵们冲散，仍然保持着冷静：他们当中有从战神厅[24]和板岩酒馆出来的皮条客，百货商店职员，穿着西装精心打扮的工人，但仍能从他们粗糙的指甲和更黑的手指认出他们来；还有格勒内勒的屠夫，卷烟厂工人，隶属于战事服务的部委职员，整个军需处的部队居高临下，翘起散乱胡子的两头，穿着军服上衣，坚定地打量着观众，感觉自己就是巨石区和格勒内勒区年轻女性崇拜的对象，是个被征服的国家绝对的主人。

乐队前方玻璃屋顶下一小块地方有一群兴奋地吵闹着的步兵，然而在这个步兵阵营旁边，在帆布天花板下，正在形成另一个更安静、更沉闷的阵营。在这个阵营里，一些龙骑兵、炮兵和辎重兵支队以及整个重骑兵连队正在喝酒。在舞厅中，他们穿着笨重的军服，这里严令禁止戴着鞋上的马刺跳舞，即使马刺已经套上了皮头，他们仍无法加入波尔卡和四对舞当中。他们轻蔑地睥睨着那些步兵和嗅着鼻烟壶的女人们，鄙视那些步兵，瞧不起那些不懂得欣赏他们的优越地位的黄毛丫头。而他们等待的，是一些更优等、更富有、更邪恶的女人。

“我去跳舞了。”特蕾莎起身叫了一声，“你，你还有酒，喝了它。”她对正一动不动地抽着烟的重骑兵说道。然后就离开座位投身于步兵群中。

“啊！怎么遇到这种人！”她说着，停在了一个男人面前。那男人穿着一件丑陋的浅褐色外套，一条粗纺厚呢脏裤子，一双鞋跟坏掉鞋面破皮却上过光的高帮鞋，脖子上系着一条醋栗色围巾，正好给颈上的油污镶了层边也遮住了衬衣的领子。

但是一阵巨大的叫喊声将她的声音淹没了。和他跳舞！和他跳舞！喊声响彻整个舞厅。

“待在这里，亲爱的。”奥蒙太太对莱奥妮说，“你累了，而且时间也不早了。”

“噢！就再来一轮。”她边说边看着向她走来的儒勒，随后被他牵着消失在烟雾中。

“马上就到午夜了。”老母亲很不满地叹息着，“就在今天，周日，有午夜场舞会。我本想着在这里变成低级场所之前离开的。您看，唐布瓦太太，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而这时，只见大门外涌进无数吵闹的戴帽子和穿长裙的女人。她们的帽子或是饰有成堆的羽毛，或是带有奇怪双翼的火枪手毡帽。这些涂着粉红色腮红的女人前仰后合，鲜红的嘴唇里冒出来的尽是喊叫。地板上响起的沉重的靴子声与这些叫喊“交相辉映”。骑兵连开始行动起来，双臂在前，向这些女孩发起进攻。在这嘈杂混乱的人群中，充斥着军服外套和长裙，颜色有红的、黑的和白的。躁动不安的身体相互交织，女人们搂住重骑兵的脖子，士兵的平头仍然高出女人帽子上的羽毛。挤满了骑兵的走廊在发热的机器的隆隆声中消失在灰尘中，接着大厅的颤动终于停止，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四对舞风暴。

“瞧这烟雾，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唐布瓦太太抱怨道，“我敢肯定我明天擤出的鼻涕都是黑的。”

“真是太吵了！”奥蒙太太捂着耳朵说道。

军需处的士兵没有理睬骑兵们的狂轰乱炸，转而向嗅鼻烟壶的女人们发起攻势，将她们拦腰劫走。一旁，妮妮正用别针处理裤子上半开的裂缝，腋下和脖子上都有大片的汗。现在，在一股强烈的羊奶酪味和骑兵衣服里发出的哈喇味中还混合着潮湿发热的军鞋军靴发出的恶臭、不修边幅之人的狐臭以及劣质的脂粉味。小杂种，奥蒙太太叹起气来，目光在寻找着自己的女儿。啊！你自己看，时间可不早了啊。来，既然你来了，我们赶快走吧，太晚了。

女人们开始穿外衣，中士和自己的姨妈吻别，和每个人都热情地握手道别。然后她们走下台阶，试图溜进重骑兵的阵营，可是刚走了几步，她们就被迫停下了。

“我们沿原路返回，朝着舞厅的方向走。”唐布瓦太太提出建议，“莱奥妮，你跟着我，我扶着栏杆。”于是她就沿着那个将大厅分成两部分的栏杆走，可是这边的出口已经关闭了。她们被困在那里，举步不前。唐布瓦太太杀出重围，高耸在那里，奥蒙太太和她的女儿赶紧追随着她的脚步，可是后面人的鼻子已经碰到前面人的背了。服饰用品店老板娘的身体完全被挤在她进来的那个缝隙中，唐布瓦太太就像被夹在两扇门中间，所有人都动弹不得。她愤怒了，使尽全身力气推挤着周围的人，她用肘部在人群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拉着被妈妈推着走、被我紧跟着的莱奥妮向前走。在互相推搡的女人的叫骂声中，在将摇晃的托盘举过头顶的服务生的辱骂中，在那些被部队战友抛弃的士兵的尖叫中，她们终于走到了酒馆的大门。

“扣好你的大衣，孩子。”母亲说道。可是咖啡馆仍然挤满了士兵，几乎找不到出口。

一大群骑兵和步兵正在那里乱糟糟地喝着酒。舞厅的两股人群会合在一个巨型的大厅，旁边配有台球桌和长椅。桌子上堆满了茶托和茶杯。衣架和挂衣钩无处不在，上面都无一例外地挂满了闪亮的战利品武器。饰有绛红色羽毛黑色鬃毛的重骑兵头盔、帽徽下绣着铜星的饰有翘起的朱红色长尾的筒状军帽、茜红色大盖帽、弹盒、刺刀、铜柄钢鞘闪闪发亮的直军刀或被到处挂着或被放在座位下面。这些武器随着门口吹进的风微微作响，鬃毛瑟瑟抖动，鸡冠状饰物上的羽毛随着摆动倒竖起来。

一直不断的嘈杂声又从洋葱汤和腌酸菜的热气中响起。不时地还能听到咖啡馆传来的断断续续的碰杯声，远处则是隆隆的鼓声。

“喂！莱奥妮。”

三位女士回过头来。门的凹处有一位年轻姑娘，一袭黑色压花天鹅绒，耳垂上点缀着两颗火花，坐在一个男护士对面。

“看！是路易丝。”莱奥妮说着过去跟她行了贴面礼。“您好吗，唐布瓦太太？”

“还不错。”“你们是从舞会那边来的吗？”“是的。”

“快让我亲亲您，奥蒙太太。来，这儿还有位置，请坐。”

“哎呀！都挤成人肉酱了。”男护士小声抱怨着。“喂，您说话注意点儿，行吗？”唐布瓦太太说道。“哎，卡西米尔，闭嘴。”路易丝命令着。“不，亲爱的，不了，太晚了。我们要睡觉了。”奥蒙太太说着推回让给她的椅子。可是年轻姑娘仍然坚持着。“就这么站在舞厅门口吹着街上的风，莱奥妮会着凉的。来，奥蒙太太，请坐下喝一杯。”“好吧。”老夫人回答道，“那莱奥妮必须喝点滋补的东西，比如热酒。”“噢！不！”莱奥妮大声说，“我可受够了您的热酒了，我要喝啤酒。”接着她们就激烈地争吵起来。

“小姐为什么不两样都喝呢？”男护士建议。

奥蒙太太轻蔑地将这个士兵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以此告诉他别多管闲事。咖啡馆的服务生走了过来。

“一杯啤酒！”莱奥妮说。奥蒙太太摇了摇头。“唉！年轻人啊。”她叹了口气。然后对路易丝说：

“怎么样，路易丝，烟草生意有什么新闻吗？”“还是老样子，奥蒙太太，永远都是一路货色。我们从早到晚地忙活，可挣的就那么一点。”“这事得这么看，”老夫人一边回答一边观察年轻姑娘的打扮，“你得想，你这一身天鹅绒是政府出的钱吗……”说着，她就艳羡地用食指和拇指摸着衣服的料子。

“你说得是！”路易丝笑着说，“噢，当然还得继续卷烟啊！”

“那倒是，贝尔特她还好吗？”“嗯，挺好的。”“她还是手工卷烟吗？”

“不是了，您不知道，她现在用机械卷烟了。”“啊！”“对了，您知道特蕾莎也在舞会上的！”

“看，又是他。”唐布瓦太太打断道，手指着正在各桌间闲逛的卡巴纳中士，“快走，你个懒人。你要是饿了，就吃自己的拳头去，要是渴了……”

她接不上来下句了。“孩子们，”她说，开始转换话题，吸了一撮鼻烟，“这里闷死了。”“是啊。”路易丝附和着，眼睛却被两位打扮奢华的女孩吸引。她们眼眶很深，细长的黑色睫毛在涂着胭脂红眼影的眼皮上忽闪着，优雅的裙子上起了皱，硬质面料上系着细绳，别着别针。两个女孩一看就是从对岸的房子里过来的。她们自己就吵吵嚷嚷，弄出巨大的声响。她们叫了一瓶啤酒，可是服务生却被她们吓了一跳，扔下一瓶啤酒没有打开就不管了。因此她们就朝着伙计大叫着，他则在远处喊着：“来啦！”然后就举着放满酒杯的托盘朝大厅的另一头走去。

“真是个浑蛋！”一个女孩说。她紧紧握住瓶颈，想要用牙开瓶盖，但是没成功，脸上的肥肉收缩着。“没办法了。”她说着用手帕擦着掉色的嘴唇，把酒瓶重新放回去，瓶盖上已经被染上了粉红色。现在，各处的桌子上都摆满了劣质的食物和饮料，椅子上则坐满了军人和女人。

这边，跨坐在龙骑兵膝盖上的一个女孩正用她的屁股紧紧缠住他的大腿，疯狂地抚摸套着羊皮管套的马裤里的臀部；那边，另一个女孩正在同重骑兵的大手掌十指相扣，他压碎了她的戒指，她哭着，几乎要因为伤心和疼痛晕过去。两排桌子外稍远的地方，有一个头戴高档绸缎包列罗小圆帽的高个女人，深紫红色的帽子上饰有大团的黄色羽毛。她正在一位愚蠢的炮兵身旁安静地吃东西，垂涎于眼前的洋葱汤，而且她把勺子举得很高，就是为了去够奶酪，舔着来吃——只有一个小姑娘，看起来好像被遗弃了，她出神地看着前方，嘴里咬着火柴，思考着什么。

台球桌上，一颗球被一个笨拙的男护士击掉到地面，滚到了一把长椅下面。椅子的吱嘎声夹杂着跺脚声和女人们荒唐的惊呼声在大厅里回荡着。一位受伤的士兵被他的同事们搀着倒在一把长椅上，脸已经变了样，身上发出劣质醋和氨水混合的臭味。一个喝醉的姑娘在她面前的一盘腌酸菜旁睡着了，一位军需官正在慢慢地吃着她的腌酸菜。

不一会儿，在这场萨托里[25]狂欢的酩酊大醉中，各种叫骂声开始响起。精神中的愤怒、吵架的本能、对粗暴的渴望、战斗的气息都在这一刻苏醒过来。争吵首先在一桌开始，随后就蔓延到所有人。这时，已经有一个重骑兵正站着辱骂一位坐着的士兵。从后面看这位重骑兵正被一些比他稍微清醒的朋友搀扶着，而我们看不见那位被他斥责的士兵。同时，在一张台球桌后面，格勒内勒的渔夫们正比画着刀子用单调缓慢的语调在舞厅出口威胁着要刺杀对方。

“场面有些难看了，我们快走，快走，趁现在街道上还没人。”奥蒙太太命令道。

事实上，场面确实变得很难看。我也闻够了士兵身上的臭味和羊毛粗脂味，急切地想吹一阵安静干净又沁人心脾的风。我照着这些被我认真观察了一举一动的女士们的样子，走了出来。

走到洛旺达尔大道[26]，午夜时分，在这死寂街区，我独自一人，整理着刚刚产生的一些想法。她们看来可以按照这样一个公理组成一个联盟：在巨石区和格勒内勒区，年轻女子的爱情从参谋部秘书和军需官开始，而成熟的女子，就转投入强大的重骑兵和辎重兵的怀抱。

此后，一些退伍的上尉通常会瞄上这些老去的下等女子的积蓄，想换些酒喝。然后，他们就会抓住这些假冒的马德莱娜，和她们结婚。那时的她们已经熟透了，即便是那些饱享俸禄的重骑兵，见到她们也会仓皇而逃！

于斯曼的画像

于斯曼的纪念碑

[20] 格勒内勒（Grenelle）：位于巴黎塞纳河左岸第六区与第七区。——译注

[21] 巨石区（Gros-Caillou）：位于巴黎第七区，19世纪的烟草工场。——译注

[22] 苏：法国大革命至1959年的辅币名，相当于1/20法郎。——译注

[23] 达达尼昂式帽子：法国火枪手佩戴的帽子，源自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中的主人公达达尼昂。——译注

[24] 战神厅：位于凡尔赛宫，波旁王朝时期的国王经常在此召开宫廷音乐演奏会或赌博牌会。于斯曼在之前的版本中将此比喻成郊区的公共场所。——译注

[25] 萨托里：萨托里高地，位于凡尔赛西南。——译注

[26] 洛旺达尔大街：位于巴黎第十五区和第七区。——译注

巴黎人物志

公共马车司机

“停下来，停下来！”

“叮！”

“喔哟！”一位胖大妈高高地撩起裙子，脸红得像朵牡丹花，被司机拽着手臂扶上来，踉跄几步，低声哎嗬着被甩到她座位上的两根桃花心木小杆子中间。

司机在他的大皮夹子里翻找了一会儿，把零钱找给了这个身体溢出座椅的胖女人，随后登上马车顶部，男人们拥挤地坐在木头上面，身体在马车夫的背后艰难地摆动着，车夫的马鞭噼啪作响。他扶着马车顶层的扶梯栏杆，摸到他的三个苏，走下来坐在一个挡住车门的活动小长椅上，无所事事。就在这时，我们的主人公漫不经心地看着这些颠簸赶路的不幸之人，在废铁击打般的噪声中、车窗玻璃的震颤声、马尥蹶子时噼里啪啦的连珠屁和不时传来的车铃声中前行。他听着一个坐在母亲膝上的孩子嘟嘟囔囔的抱怨声，孩子的腿有节奏地拍打着邻座人的膝盖。然后，因为厌倦了注视这些在每一次震动都互相致敬的两排乘客，他转过身去，隐隐约约地凝视街道。

当小马车总是在同样的水沟、同样的路上歪斜着行进的时候，他能想些什么呢？被他用来消遣的，是那些在风中摇摆的出租房屋的广告牌，那些因为婚丧嫁娶而关着门的商店，一个闲置在生病的富人家门口的担架。早上，当这滚动的水桶开始它重复而徒劳的工作，一轮一轮地迎来又排出旅客的水流，自然不乏趣味，但白天，当他费力地读完广告，招惹完水果商那只一见他就乱叫的狗，还有什么可做的呢？还有什么可想的呢？如果不能时不时地抓住一个把手放在别人口袋里的扒手，生活将会无聊得无法忍受。而这一大群男人和女人难道不是为他上演着虽然老掉牙却总是令人欢愉的戏吗？一位娇小的太太闭着眼睛坐着，一个年轻小伙子坐在她面前。是怎么样的伎俩让这两个素昧平生的人一言不发，却不约而同地一前一后下了车，并在同一个街角转了弯。啊！既然不能运用声音和动作，那么一条偷偷摸摸靠近的腿，又能表达出怎样一个炽热而让人想入非非的信号？它像一只恋爱中的小猫那样蹭着旁边女士的腿，发出满足的呼噜声，感到对方要避开的时候又稍缩回一些，感觉这种抵抗弱下来的时候又撤回来，大着胆子轻轻地夹紧她的脚！

公共马车

公共汽车上的奥诺雷·杜米埃

多少年少时的回忆啊，嗯，司机先生？你还记得那些年轻的岁月吗？在变成这个穿着整齐、腹部围着腰带的先生之前，你，以法律的名义，与你生活的风暴，与你倒霉的梅兰妮，被不可分割的纽带联结起来！啊！ 你有足够的时间想起那粗暴对待你、让你吃冷饭、说你一事无成，在你比往常多喝几口美酒时就说你是懒鬼的婊子！

如果能够离婚并再娶一个，就像马修那样家庭幸福，生活就没有那么艰辛，孩子们就会被更好地教育、喂养，你就能更耐心地忍受上司的训斥。而这个失望的丈夫注视着一个服饰商的女学徒，她正在车的最里面，透过玻璃窗，越过正在奔跑的马屁股，看着人头攒动的街道。她看上去很温柔，这个小姑娘的双手还是通红的，跟这么年轻的姑娘在一起会是多么幸福，是啊，可是……

“要去库尔塞勒的乘客上车！”

“那儿有换车的吗？”

“上来吧，8、9、10号。”

“叮！叮！叮！”

于是马车带着那些胳膊、头和腿堆成的货物又启程了。那个小姑娘下了车，带着她那一箱子漆布朝远处碎步疾走。司机忍不住地想着她，细数那些她可能拥有的优点。

他仿佛看到她被他胡子轻轻刺扎时变得脸红。哦！她当然不会像他那暴躁、粗糙的老婆那样！当他离现实已经有百里之远，正徜徉在梦幻之国中时，那熟悉的叫声又把他拽回到工作中来。

“停下，停下！”

“叮！”

游走的女人

罪恶之于她，就像于其他人，充满了日常工作。它修饰了她的脸，使这张脸上放肆的丑陋变得有吸引力。带着丝毫没有消减的巴黎郊区人的优雅，这个姑娘因着她那些浮夸的首饰和被脂粉大肆修饰过的魅力，变得秀色可餐，吸引着那些已经麻木的欲望，和那些只有用猛烈的妆容和戏剧中纷繁的裙子才能唤起的迟钝感官。

在下等人中，她却能达到这样一种美妙的高贵不凡，一种有教养的平民女儿才有的高雅。这个干粗活的女仆褪下了晒成棕褐的肤色，和她那穷苦女人的恶心气味；贝壳粉取代了烟斗底部的烟垢，郁金香状的酒杯取代了无脚小酒杯，瓶子上覆盖着薄薄一层灰尘的名庄葡萄酒取代了粗俗的大杯皮卡洛酒和蓝葡萄酒，铁铺床变成一个覆盖着布料和软垫的大床，游走的女人此刻因其被氯化汞[27]和石膏小心修饰后的脸而耀眼，而后，溃败就在某个晚上来临了。波利特，这个严肃而乐善好施的出纳，在偷偷地给了她一段拳打脚踢的苦涩爱情，轻率地停留了一段时间后，又离开了这里，回到他的家中，每天责备他的儿子们品行不端。

现在，各种年纪的人留宿她家，生活起起伏伏。她在咖啡厅门口窥伺着，茶褐色的眼睛设下温柔圈套，但嘴角边那一丝痛苦而恬不知耻的微笑，吓走了那些只求从定期亲吻和意料中的鬼脸中寻求幸福的粗俗主顾。

她那神秘而阴暗的美得不到理解，无论寒暑，整夜整晚，她都在伺机出动，违禁打猎，朝着逃走的猎物开枪，在幸运的晚上，能打到一些醉鬼。

但大部分时候，她都空手而归，腹中空空，胃被酒精填饱，鼻涕狂流。她不堪忍受，孤独地睡去，想着那个抛弃了她的可怕粗人，想着那些在皮奈尔广场的小酒馆中焦急的约会，那里丑陋的三角楣上挂满彩旗，写着“来喝一杯里高乐波士酒”。

这个年代虽已那么遥远，那么模糊，游走的女人还是能在不完全的酒醉和极端的疲惫带来的清醒失眠中把它重温。已被完全掏空了的疲倦不堪的她，在想到给予那个男人的百般爱抚和激情的时候，还是会不禁颤抖。那些与这动人而又愚蠢的关心有关的细节又回到她的脑海，她又看到如牛角一般的，他耳朵上的细鬈发，他那些圆点子花纹的衬衣，那些她亲手为他系的领带，他需要钱给他其他的战利品买一杯里高乐波士酒的时候的那些轻吻和诱骗，这粉红色的香草味果汁，这破烂不堪之人的马拉斯加酸樱桃酒啊！

然后，清晨充满房间，然后下午又过去；但还要起床，来对付上天赐给她的残酷生活。时光流过，今日似昨日，明日又如今日。买家愈加稀少，或卑鄙地砍低付给她的辛苦钱。夜晚被人宰，白天也被人宰，被难以遏制的口渴所折磨的她，只能止住波利特的渴，后者作为回报送给她的是一阵阵惊人的拳打脚踢。而后，无情的穷苦加重了，因为这些爱恋和痛打、这些饥饿和放纵，她的眼睛深深凹陷进被打得青肿的脸上。为了不彻底死于饥馑，必须用肩膀填补深渊，或者用紧身胸衣的屏障包住溢出来的肉；那些填塞物，那些束身衣的钢骨，和那些描眉画眼的脂粉，已让游走的女人身无分文。她那些罪恶的庄稼已经成熟，稽查队也对她虎视眈眈。转眼间，自卸车来了，带她去往卢西纳医院[28]的顶层接受治疗。

洗衣女工

从荷马的娜乌西卡和惹人厌倦的人类历史起始开始，女王们就再也不自己洗衣服了。如果抛开那些在狂欢日里，在汩汩水声中和推杯换盏间被选出的女神们不说，那么衬裙和长筒袜的清洗，从很久以前就交给干粗活的女仆去做了，也是她们用粗壮的胳膊熨烫着衣服。很多年以来，洗衣女工们已经不再像朗克雷画中皮肤被晒成粉色的洗衣妇那样，在自己身上洒上安息香和琥珀香。如果说这些香氛依旧存在，那么被使用的情况也是偶然的，它们真正的功用很可能在更加赚钱的行业中，让她们不好公开承认。唉！她们的名声并不好……唉！年老的女人像母狗一般游荡，贪婪地吞咽和狂饮，被炉火弄得干渴……而那些年轻的小荡妇们为爱痴狂，走出洗衣间便有数不清的风流韵事……那又怎样！您是因此就认为她们的生活是快乐的，她们丝毫没有权利在酒瓶和床的深处埋藏那整日的忧伤了吗？嘿！她们也坠入爱河，她们也喝酒！因为站着干活，挂着的湿衣服上水如雨落，感觉到水从后颈上的发丝滑落，慢慢流到后背和股沟，满嘴呼吸的是湿衣服的水蒸气，后腰被机器的热火烧痛，肩上晃动的是几车之重的床单，走路时一扭一扭地驮着一个巨大的篮子，或行走、或奔跑，不能休息，把衬衫浸在蓝色的水中，使劲拧，把它们弄干，用热铁熨烫，给袖口上浆，把衣服烫出管状褶裥或糟蹋了衣服，把衣服损坏，等它们被那些拒绝付账的女人们拿回来，设法让男人们赔偿这笔钱，这才是她们可怕的工作，她们可怕的生活！而她们中又有几人尚能承受得住这场受难的最后阶段！她们的受难从炉灶的拨火开始，在河里的小木桶边结束！当年龄已让她们肉欲的纷撩消失殆尽，摆在她们面前作为最后慰藉的是一杯低劣的烈酒。此时的她们已经为寻找一个急着赶工的老板娘，在大熊街的集市上徒然游走到早晨九点，她们会停靠在路边，炎症缠身，被搁浅在这条流过毕耶河儿茶色和欧楂色河水的穷病街区。她们在这里蹲下来，从淡红色的黎明直到炊烟的黄昏，衣衫褴褛、戴着包头的绸巾，被大木桶里的水一直浸到腋窝，她们轮换着手用肥皂洗涤，用洗衣棒槌来回敲打着在木板上滴水的衣服。

洗衣女工

从背后看，当她们俯身陷入脏水中时，她们的脊梁骨透过满是污垢的胸衣冒出隆凸的部分，蓬乱枯干的头发凌乱地散在仿佛洋葱皮一般油亮的皮肤上。她们就在这里，瘦弱而沉闷，红色的旧雨伞下遮蔽着蓬草般的头发，对着辱骂她们的孩童如母狼一般吼叫，顶着盛衣服的背筐，重新直起她们骨瘦如柴的弯曲身板，一只拳头顶住胯部，另一只举在嘴前，当作喇叭筒，对着所有经过的人抛着满嘴脏话，这也让她们获得了行话中“蛮横的小水桶”的外号。

揉面工人

哦！创造了寂静燃烧的黑色眼睛和冰冷而刺激的嘴唇的忧郁造物者，描绘了卸去武器，在蓝色湖水中映照粉色的云纹拖地后摆的希达丽丝们的画家，华托[29]！在近来的某个寒夜里，我想到了你画中那嘲弄人的吉尔，他白色的脸上闪烁着焦急的眸子，圆形的嘴形成一个红色的“O”，像是肥厚的乳白色椭圆形面颊上的一个洞。

我在旧时市郊的大路上闲逛，月光下，卖下水的商人的炉条把参差的影子投在路边的烂泥上；我隐约瞥见一个个头过高的木偶沿着店铺疾走，一只手里拿着一瓶酒，另一只手里是一个烟斗。

我一点也不怀疑，这个奇怪的人就是那个调皮而狡猾的伙计，爱跟姑娘们调情的情圣和嗜酒如命的酒鬼，永远能跟戏剧里的头号滑稽丑角匹敌的人：皮埃罗。他贴着墙走，动作迅捷，目光阴险。突然，他在一座房子前停住，推开一扇小门，落入一个黑洞中，仿如一枝百合花连茎秆都一同浸入一桶墨中，随后，他又在便道边一个突然亮起来的酒窖中现了形。

透过凸出来的铁丝网上扭曲变形的网眼，我看到一块被覆上白粉的方砖，一排口袋，一个斧头，一个铲子，和一个和面槽——上面摇晃着两个没穿衬衣和外套的男人，脸色苍白地吼叫着冲向一块面团，面团落在凹槽的木头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他们低声咒骂，哼哼唧唧，吐出含糊的词句，发出令人心碎的呻吟，一下下地使劲拍打着松软的面泥。吭！吭！吭！吭！啪！ 啪！吭…… 发黏的面就像一条一环接一环的游蛇，在他们的拳头下扭动！他们的身上汗流成河，球状的肱二头肌在手臂中跳动，大颗的汗珠在前额凝成珍珠，吸收着在太阳穴处堆积起来的面粉。

他们像狂怒的人那样在这堆面上猛打，然后发出最后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手臂随之停下了风车般的旋转。两个男人在和面槽上摩擦起手指，抓起酒瓶，毫无节制地痛饮起来，他们仰着头，喉结发疯似的在脖子上凸出来。

突然一下子，他们的身体向前倾，将酒瓶口拽出双唇，嘴角两边流出细流，流到下巴满是面粉的转弯处开始逐渐变得黏稠。啊！我认出了他，你画的这个强盗和酒鬼的形象，华托！我终于又见到了他，这个无赖和贪吃鬼，但只是在几秒钟内，这个人才是真正的他。嗓子发出的和谐的咕噜声结束了。酒瓶子空了，男人们又在面包铺里重拾起他们艰苦的活计。

他们中的一人把面团捏成形，另一人把它塞进一个大砖壶，壶口敞开，桦树做的木柴燃起火花，砖壶也像起了火灾似的反射出淡红色。

哦！这些筋疲力尽的皮埃罗似的揉面工！在浑身漆黑的水道工准备在地沟里用泵抽水的时刻，在一些人撬开别人家大门、一些人花大钱买来别人情妇的这个庄严时刻，你们在出汗、抱怨和喘息。围绕着响声阵阵的和面槽，开始了你们的战歌和野蛮人的舞蹈！像狼一般地吞咽和吼叫，像黑貂一般地狂饮，你们与穷人的上帝一起分享祷告的冲动：赐给我们每日的面包吧，哦，白色的角斗士！全是小麦，不加燕麦，好吗？但愿如此。

卖栗子的人

石板路颤抖着，被横摇的平板车和两轮马车磨得松动。野狗撒腿狂奔，而人们则加快了脚步，被突如其来的暴雨和冰雹震得眼花耳聋。房子上的风向标发疯似的旋转，并吱嘎作响，没关好的窗子发出令人心碎的呻吟，门上已经氧化了的铰链痛苦地叫唤，只有街角的一处，邻近的一个角落里，一个酒商的柜台前，卖栗子的零售商依旧无动于衷，对着已被冻得麻木的行人叫喊着：嘿！热乎的栗子，热乎的栗子！不论发生多么细微的琐事，或是严重的事故，这个男人都在视线内，他的肚子对着火炉，脸颊迎着风，让金黄色壳的栗子在带窟窿的平底锅上反复跳跃，或来回翻动在灰褐色粗布下用文火烧着的板栗！冬日的早晨，他已见证了多少出悲喜剧，多少小说的序幕，多少故事的收场，不管是冷得发抖还是冻僵，黎明都会照常升起！

他就在原地，在他的小摊前，燃起火炭，吹着气把炉灶里的火拨旺，全神贯注地听着送牛奶的人和看门人的那些闲聊、饶舌和风言风语。

从他面前经过了这个街区所有肢体残缺的人，所有邻居家的罪恶和缺陷。从办公地和门房的流言蜚语中揭露出住在一层的先生戴绿帽子的事，还精确到他妻子每周一次出现外遇的日子和钟点。再加上女仆们抱怨她们分配的酒的分量时，又讲出女主人的各种欲望、老板的企图，和他们的孩子累人而早熟的兴趣爱好。

从他穿上两个兜的围裙，同意捅破一个个粗布大口袋的那天起，倒是积累起怎样的一本低劣的流言编年史啊！

听到过多少与他擦身而过的情侣之间的温柔耳语或尖声咒骂，见到过多少女酒鬼、多少假情人、多少醉汉和多少可爱的暴躁之人被警察捉住，套上颈圈！他看到过多少次摔倒、多少起车祸、多少根被撞断的肋骨、多少条脱臼的腿、多少个脱位的肩膀、多少次人群在药店前的集会，而他同时用小刀剖开板栗的棕色外壳，并用木刀不时翻动着那些噼啪爆裂的栗子！

然而，在这个下贱的行业里，生活并非是玫瑰色的：微风、毛毛雨、大雨、雪花随心所欲地侵袭；炉灶颤抖着，在狂风中呻吟，散开大量的浓烟，刺痛眼睛又呛着嗓子；炭被烤得发光，很快就耗尽了，老顾客们快步经过，在他们的短大衣里显得耸肩缩颈，没有人停在小摊前；而在这不幸的人身后，一道道玻璃窗把他和酒池隔开，里面在一面镜子前的金属板上排列着一堆一堆闪闪发光的诱人酒瓶，色彩生动，瓶肚宽敞。多么大的吸引力，多么大的迷惑力！哦！谁在诉说着那一杯杯塔菲亚酒的魅力？千万别朝那边看，可怜的穷人，忘了寒冷、饥饿和美酒吧，带着鼻音，唱出你顽强的悲歌：嘿！热乎的栗子，热乎乎的栗子！

去吧，就算疲惫不堪，就算被冻僵，对着发臭的生炭吹气吧，慢慢地吸一口烘烤出的蒸汽，把你的喉咙填满烟灰，把你煮沸的双手和烧焦的手指头浸到水中，把板栗的水沥干，给栗子去壳，把口袋装满，向贪吃的孩子和迟到的妇人们出售你的货物。嘿！哲学家，嘿！声嘶力竭地歌唱你那悲惨的老调吧，直到深夜，在严寒中，在木炭气的光亮里：嘿！热乎的栗子，热乎乎的栗子！

理发师

我们坐在一个桃花心木的穿衣镜前，镜子的大理石平板上摆放着一些小瓶的洗剂、蓝色玻璃制的米粉盒子、粗毛的头发刷子、齿多且磨尖的梳子和一瓶打开的油膏——蘸着黄色膏泥的食指印纹路显示出它的牌子。

这时，残酷的极刑开始了。身体被围在一个罩单里，一条毛巾被卷成一个衬垫夹在脖子的肌肤和衬衫的领口之间，感觉到因闷热而出的小汗珠在太阳穴处冒出来；一只手的推力一下子把你的头向右横倒，冰凉的剪刀让你的皮肤打寒战。

在剪发工摆动的铁片清脆的撞击声中，头发如雨洒落，落到眼睛里，钻进睫毛里，附在鼻翼上，粘在嘴角边，把人刺痛又让人发痒。忽然间，这只手的推力又一下子把你的头按向左边。

头向右，头向左，最后定住。这布袋木偶式的往复运动还在继续，被大剪刀的加速奔驰加剧了——剪刀运作在耳朵周围，舞动在脸颊前，划破皮肤，沿着鬓角行进，挡住被其明亮的光芒晃得斜视的眼睛。

“先生要看报纸吗？”

“不用。”

“天气不错，是吧，先生？”

“对。”

“我们可好多年没有过这么温暖的冬天了。”

“是。”

然后突然停顿片刻，这个忧郁的园丁闭了嘴。他把你的枕骨部位定在两个拳头之间，无视那些最渺小的卫生规章，快速地把你从上到下地摇晃起来，把他的胡子倾斜向你的前额，对着你的脸吹气，对着镜子里检查剪过的毛发是不是长度一致。他于是开始这里那里地修修剪剪，又重新跟你的头玩起了捉迷藏，他紧紧按住你的脑袋，仿佛要把它压到肚子里，以便更好地评判自己理发手艺的效果。啊！科学的益处到底在哪里？那些被吹捧的麻醉药，那苍白的吗啡，那忠诚的氯仿麻醉和令人镇定的乙醚都在哪里啊？

而理发师喘着气，因为筋疲力尽而像牛一般地呼着粗气，然后又一次冲向你的脑袋，这一回用一把小梳子把它刮净，同时用两把刷子不停地擦来擦去。

你一不小心，忧伤地叹了口气，而理发师则把刷子放下，开始抖动你的罩单。

“先生需要洗洗头皮吗？”

“不用了。”

“那用一点洗发液？”

“不用。”

“那先生就错了，这会让毛发皮层更紧实，消除头皮屑。”

你最后用无力的声音接受了洗发水，疲倦不堪地被制服了，只希望活着逃出这个虎穴。

于是露水一滴一滴地流到头发上，理发师把袖口卷起，揉擦着头皮。这个散发着橘子水味的露水随即变成了泡沫，你在镜子中惊讶地发现，自己头顶着一个盛满雪的鸡蛋盘子，上面插着理发师粗粗的手指头。

酷刑达到顶峰的时刻到来了。

你的头像球拍上的球一样，在红着脸发奋的理发师的手臂间飞来飞去。你的脖子发出断裂声，眼睛几乎要蹦出来，开始充血，整个人几近发疯。在意识清醒的最后时刻，在最后一句祷告中，你哀求上天，恳求他给你膝盖一样光滑的脑袋，一个小牛头，让你变成秃子！

但这套工序还是结束了。你虚弱地站起来，脸色苍白，就像大病初愈的人，被刽子手指引着。后者把你的头投到一个脸盆里，抓着你的后脖子，用大量的冷水冲洗，然后用一块毛巾把它使劲地压紧；你的头随后被放到一把扶手椅上，一动不动，苍白得就像一块被热水烫过的肉。

在忍受了这些残忍的苦难之后，只剩下令人憎恶的最后几道工序了：被压碎的松脂的涂料涂抹在手心里，然后又覆盖在被梳子齿刮破了的头皮上。

完成了，你被松绑了，自由了，站起来了。你拒绝了肥皂和油膏的推销，付了钱之后撒腿就跑，逃离了这个危险的理发店。一到户外，精神的迷乱顿时消除了，你又找回了平衡，头脑又安静地开始了运转。

你觉得自己身体更好了，更年轻了。这个理发师给你拔了毛的同时，竟仿佛奇迹般地给你减去了好几岁。周围的空气变得更温和、更新鲜了，饱满的精神开始显现，但无奈又瞬间衰败了！因为剪掉的碎发掉进衬衫里，实在发痒。冒着感冒的危险慢慢回到家，不得不钦佩宗教人士们永恒的英雄主义精神：他们的肉体不分白天黑夜地，自愿忍受着那坚硬粗毛衬衣的刮擦。

[27] 一种皮肤漂白剂。

[28] 卢西纳医院，今日巴黎的Broca医院，曾经专于医治患妇科病的女人。

[29] 让-安东尼·华托（Jean-Antoine Watteau）：法国18世纪洛可可艺术风格的重要画家。

风景

海狸河

致亨利·赛亚尔

只有脆弱和伤感的自然景物才有趣味。我一点也不否认它的声望和荣耀，当它洪亮的笑声让其深色岩石为材质的紧身衣绷裂，让其有着绿色尖峰的胸脯在阳光下摆动，但我坦言，在其植物汁液酿成的珍馐美味前，并没有感受到那令人悲悯的魔力——不似大城市中的荒凉一角、一个干枯的小山丘、两棵纤弱的树木之间流淌的一条细流能赋予我的感觉。

归根结蒂，一处风景的美源自它的凄凉。于是，因为带着受苦难者才有的绝望姿态和深思的风貌，海狸河比任何一处景致都令我着迷。而我也为其水流和树木受到的侵袭而深感心痛，认为这是种极端的谋害！留给我们的，只剩这片令人悲伤的田野、这条支离破碎的河水、这方破烂不堪的平原了——人们却还要将这些瓜分！他们用铁耙刨走每一块地皮，拍卖掉每一盆水，将沼泽填平，使道路平整，拔掉蒲公英、荆棘和所有瓦砾和荒地上的植物。牛奶罐路(rue du Pot-au-Lait)和骡鸭泉路(chemin de la Fontaine à Mulard)被一片充满炉渣和灰泥残片的荒野环绕着，表面因为凸出的轮缘和凹进的花瓶底而起伏不平，到处散落着被苍蝇咬过的腐烂水果、烟灰和水坑。因为草上潮湿的动物内脏和烂泥浆里的堆积物而臭气熏天。而这两条街即将消失，这个从鹌鹑山丘(Butte aux Cailles)的自流井中望去的令人伤感的视野，这工厂的烟囱间隙中，被圆顶的先贤祠和圣宠谷(Val-de-Grace) 装点的远景，炭黑色云端的两个紫色的球，都将让位于那些美丽的动物、新房子里平庸的盛宴！

塞纳河景观

梅尼蒙当街

唉，那些决定要对这些河岸进行洗劫和掠夺的人们，难道从来没有为穷人的凄凉无力、病人的哀怨微笑所动容？所以他们只会欣赏那被装饰得精美的高傲的自然景致？他们从没有在忧郁的日子里登上俯临海狸河的小山丘？所以他们从没有注视过这条奇怪的河流，没有看到这个所有污垢的出水口，这个深灰色和淡铅色的潮湿肮脏之地，到处涌动着暗绿色的涡流，浮动着星星点点的痰渍，在一道闸门间发出汩汩水声，仿佛抽泣着，迷失在墙角的窟窿里？有一些地方的水看上去已经瘫痪，被霉斑侵蚀。它先是停滞着，而后又搅动着流动的炭黑，又重新缓缓流动，速度被淤泥减缓。在这里，光秃秃的茅屋、闭塞的厂棚、起硝的墙、积满水垢的砖，所有这些死气沉沉的色彩汇集起来，上面，一个挂在房间窗扇上的红色细棉布压脚被，仿佛闹钟一样投下一个响亮的音符。在这里，翻落在地的是轻革矾鞣工人的无窗之笼、轿形的两轮车、一个三齿叉、一个齿耙、枯死的羊毛形成的凝固波浪，一座堆成小山的鞣料树皮上，有一只羽冠鲜红的黑尾母鸡在觅食。空气中，被风吹起的羊毛、被刮擦过的皮拉伸后又松开，刺目的白色落在柳条筐中发绿的腐烂物上。地上，积水的小木桶和巨大的水桶，在枯叶和肮脏的蓝色中淹泡着熔化后的皮革干硬的外壳。更远一些，几棵白杨树插在黏土泥浆中，一堆破房子层层攀升，一个比一个高，在这些肮脏的牲畜棚里，一大群孩子在挂着脏衣服的窗口躁动不宁。

是啊！没错，海狸河只是会动的厩肥！但它浇灌着城市中最后的几棵白杨树。是的，它散发出可恶的腐臭和尸体的严酷气味，但请在其中的一棵树下抛下一架管风琴，让它在长长的撞击中吐出饱满的旋律，让一个穷苦女人的声音在这个悲惨的河谷中升起，让她在水前可怜巴巴地唱着音乐会上偶然拣来的一曲悲歌，一首赞美小鸟和乞求爱情的抒情歌曲，说说这呻吟般的声音是不是丝毫不能打动内心，这呜咽的声音是不是不似贫穷郊区那令人悲伤的嘈杂！若有一点阳光——悲伤的喜悦创造的奇迹——青蛙们就在芦苇下呱呱叫；一只狗伸展四肢，爪子分开，尾巴在空中摇晃；一个女人挽着一个小篮子经过，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慢慢行走，嘴里叼着短管烟斗；在几个在泥浆里打滚的孩子的看管下，一匹幽灵般的白色驽马在空旷的地上吃草。工程开始了。托尔比亚克街被填高的路堤已经挡住了地平线。石灰乳剂将用统一的白色盖住这受罪的街区中色彩缤纷的溃疡，被皮革商和油鞣工人的干燥室勾勒出的灰色天空也将很快被阻挡住。很快，诗人和作家们在这里的悠闲信步也将永远告终，他们曾无数次地走过这活跃又悲惨的海狸河纵横流淌过的原野。

杨树小酒馆

平原延展开来，干旱而惨淡。大面积种植的荨麻和蓟覆盖住它，很多地方被废弃的海狸河那些干涸的水潭切断。

一个池塘的尽头闪闪发光，在阳光的照射下，左边的部分像是玻璃杯的碎片，剩下的则在发霉，被星星点点的水涂上淡淡的黄绿色。

远处，有一两个摇摇欲坠的简陋小屋，床垫悬挂在窗边，奶盒和老锅里种着花；没有活力的树木参差不齐地排列，像乞丐那样露出它们残疾的手臂，在风中摇晃着脑袋，弯曲着树干，孱弱地从难以医治的土地中汲取不多的养分。

沿着这片平原，向右望，河水如细丝带一般流淌，围绕着一条桥拱下一直通向城墙边门的路。在一片不那么贫瘠的土地上，蔬菜的种植给一些地方披上绿装，八棵强壮的柳树紧靠着一个小屋，小屋墙正在建起来，漂亮的粉色涂料印迹落在树叶黄绿色的花边下。在上面的屋檐边，可以读到这个字样：“酒品店”。在这些艳丽的颜色前头，在这些向水面倾斜的藤架前，我们很自然地想到剧院招待所的漂亮装潢。我们也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涂满粗陶土的房间、一个配有金属饰品的胡桃木衣柜、锡质的小口酒壶和印有公鸡和花朵图样的碗碟。我们寻思着，在桌子一角喝酸酒，从一个自家做的圆面包切下一大条，边吃边配上满满的酒和撒有小葱或肥肉薄片的丰盛炒蛋，应该会挺惬意。然后，我们走近，从一个小桥上跨过停滞的河流，这么一个漂亮、纯朴的小酒馆这时却阴沉下来，变得像个兽穴，像个专门坑骗新手的危险赌场。

粉色墙壁的微笑逐渐消失了，过早而来的可怕衰老令椽子驼了背，让屋顶也弯曲下来。布满裂痕的涂层变成一种残酷的红色。在这个简陋的房屋前，我们即刻想到令人恐惧的下等娼妓，一到夜幕降临之时就撩起衣裙，用匕首行刺。

伤痕累累的石膏涂层有着极丑陋的皮肤，上面隐约透出黑色涂料的刺花纹身，四季流转中被腐蚀的字母依然可以拼出清晰可见的字样：“煎兔肉、啤酒和葡萄酒，齐聚杨树酒馆”——一种令人不安的寂静笼罩着这个冷清的酒铺，路边悬挂的老旧的滚轮路灯开始变得凄凉而混浊；这幅景象让人一想到某天晚上可能独自一人滞留此处，就不禁打起寒战。

在藤架下，一块木板扣在四腿上搭成的桌子前，你会看到，在几次气急败坏的催促后，一个女佣在小道尽头现形，她头上缠绕着碎布头，眼睛深凹进去，空洞的脸颊上满是雀斑。

在询问了犹疑不决、惧怕警察的老板娘之后，女佣端来好几个酒杯，上面还带着没擦干净的唇印。她倒出来的马尿就生产于在平原上屹然耸立的这个巨大建筑物，旧时布朗什城门的餐馆。如果随着这个姑娘的视线望去，穿过树叶，你会在旁边的一个小灌木丛里看见一个睡着的工人，细棉布衬衫在脖颈处敞开着，短裤绷紧，系着一条皮腰带的肚子鼓起来。他转过身，咒骂苍蝇，丑陋无比的面颊显现出一角，这张脸堪比酒铺的墙，被紫红和血色的污迹弄得肮脏不堪。没有一辆小推车和两轮马车经过，搅乱这条荒凉小街的休眠。只有铁路的隆隆声不时回响着；一团团的白色蒸汽升腾起来，又隐没在藤架顶端。一只公鸡聒噪地啼叫，晃动着红色的鸡冠，摇摆着尾巴上的羽毛。一群羽毛呈金色和酒瓶绿色的鸭子发出可恶的呱呱叫声，猛然冲到海狸河中。河水刚刚苏醒，带着腐臭粪水的气息。如果，你转向城墙，凝视被环形道路划过的天际线，得不到慰藉，但对身心有益的思索便涌上心头。

在上面，最上面，比塞特教堂遮住天空，竖立起它巨大的建筑主体，仿佛威胁似的俯视全巴黎，提醒我们过度劳累的感官矫揉造作的活力，提醒我们的头脑轻率而欠考虑的支出，提醒我们友情的痛楚和失落的抱负，及等待它们的灾难性结局。

作为伟大而了不起的救生圈，它指示着城市的岩礁，比塞特使得这幅海狸河已经展现给我们的令人痛心的生命图景变得完整。海狸河在布克渡槽的位置是那样欢快，那样清澈，随着它的前进变得逐渐虚弱和浑浊，被人们强加于它的永不休止的工程整得疲惫不堪，苦工结束后它变得残废、腐朽，极度劳累的它最终流入下水道，后者一下子就吸收了它，并在远处、塞纳河的一个失落的角落，将它再次吐出。

中国路

致朱尔·博班

对于那些憎恶在巴黎整日抑制着嘈杂的欢愉，仅在周日才能释放的人，和那些想要逃脱富人街区枯燥乏味的大排场的人来说，梅尼蒙当(Ménilmontant)永远是一片希望之乡，一个温柔而忧伤的迦南之地。

就是在这个街区的一个角落，延展开这条如此新奇、如此迷人的中国街。虽然它被一座医院的建设给截去了一段，变得残缺不全，而这也给这条街平添了许多人类苦难的悲痛演绎，飘荡在没有树也没有花的院子里，连被栅栏和篱笆围起来的小房子也带着谨慎冥思的神态，但这条街还是保留了一条乡间小道的愉快面貌，被小花园和小房子着上鲜亮的色彩。

这条街就这样依然故我，它是对枯燥匀称的否定，是崭新大路式的平庸直线排列的对立面。它的一切都是歪斜的，没有砾石，也没有砖和石头，没有铺砌的地面中心是一条凿出的沟渠，路的两侧是橼木镶边，被苔藓印上青色的大理石花纹，被柏油沥青镀上光亮的金色。一条倒卧的绿篱延伸开来，卷起一长串的常春藤，甚至几乎要触到那扇似乎是在一堆旧建筑材料中买来的大门，这扇门上饰有线脚，上面依旧柔和的灰色穿透那层手工涂上的黄褐色，污浊的手印还依稀可见。

这个两层楼的小房子在爬山虎的细线缠绕中隐约显露出来，周围是一团杂乱的缬草、蜀葵和大向日葵。向日葵的金色脑袋蜕了皮，露出黑色的秃头部分，像是靶子的一道道圆圈。

然后，在木条篱笆背后，总有一个锌制的蓄水池，两棵被细线连在一起的梨树，用来洗衣服。还有一个小菜园，里面有开浅黄色小花的笋瓜、一些酸模和卷心菜的方块地，日本漆树和白杨树的影子投射在其中，把这片菜地的边缘切成细齿状，并在上面画上格子。

而这条街就是这样，只是在有一线青天的时候，隐约露出红色和紫罗兰色的几角房顶。它越走越窄，时而弯曲，时而扭转，时而爬坡而上，一些地方竖立着老旧的煤油路灯，直到那条令人伤感的无限绵长的梅尼蒙当街。

在这个庞大的街区里，微薄的工资让女人和孩子们遭受着永恒的贫苦，中国街和与它汇合、将它横穿的其他街道，比如启程者街，和令人惊讶的奥菲拉街——其环形路线和突然的拐弯、它那不方不正的木围墙、那些无人居住的大凉亭、那些重归自然的被荒废的花园、丛生的小灌木和疯长的野草，这一切都是如此古怪离奇——它们都给这个街区带来了一丝独特的宁静色调。

这已经不再像是在戈布兰平原上的一处孱弱的自然景象，与住在此处的人们残酷无情的困境息息相关。在开阔的天空下，这是一条乡间小路，大多数从这里经过的人都像是吃饱喝足了的，这是追寻孤独的艺术家们所向往的角落。这是痛苦的灵魂们所乞求的避风港，他们需要的仅是远离人群的有益休憩。对于那些命运不幸的人、被生活压垮的人，这里是一处慰藉、一种缓解——痛苦减轻之感正从视野中不可避免的德农医院而来，高处的进风口划破天空，所有的窗扇里都充满苍白的面容，他们倾身凝视着平原，用渴望康复的病人们那深深凹陷的眼睛。啊！这条街对痛苦的人是宽厚的，对乖戾的人是仁慈的，因为一想到这些可怜的人躺在这座长形大厅中布满白色床铺的巨大医院里，人们就觉得自己的痛苦和抱怨是如此幼稚，如此空洞。我们也会在这条小街隐藏的小别墅前幻想一个美妙的避风港，小富即安的生活让人只需要在想工作的时候才工作，不必因为生计所需而加紧完工。的确，一进入城市中心，人们就理智地反复对自己说，在与世隔绝的小房子里，在寂静和偏远离群的环境里，难忍的厌倦会令人窒息。但是，每当他们再次沉浸到这条甜蜜而忧伤的街中，印象仍旧一如往昔。仿佛在远方凝视着单调海滩时寻觅的那种遗忘和宁静就在此处，汇聚在公共马车线路的终点，就在巴黎的这条被遗失的乡间小路上，隐匿在那些贫瘠大路的一片欢愉和痛苦的喧嚣中。

巴黎北部城墙上的风景

从城墙的高处，我们能瞥见巧妙而又震撼人心的风景，看见平原疲倦不堪地伏卧在城市脚下。

远远望去，天空中，长长的圆形烟囱覆盖着方砖，在云中吐出炭黑色的气流。在低处，水平的屋顶覆盖住贴满铁皮和油毡的作坊，白色蒸汽流从稍微高过屋顶的地方散出，细细的铸管中咝咝作响。

光秃秃的地带延展开来，几个小山丘从中间鼓起，上面一群吵吵嚷嚷的孩子举起用旧报纸制作的风筝，风筝上装饰着商店大门和桥口分发的广告彩画。

暗红色瓦片的小茅屋环绕着玻璃般清透的湖水，不远处，巨大的双轮运货马车挺起系着铁链的上膊，在这里隐藏着一曲巴黎郊区的田园牧歌，一种足以让一个渴求关爱的孩子拼命吮吸的母性。更远处，一只拴在小树桩上的山羊正吃着草。一个男人正在仰天酣睡，眼睛被鸭舌帽盖住。一个坐着的女子长时间地修护着脚部的损伤。

一片寂静笼罩着平原，因为巴黎的嘈杂声响正一点点消逝，而那些视野中的工厂作坊产生的噪声也游移不定地传来。有时候，人们也倾听着北站经过的火车低沉而又刺耳的汽笛声，那声音犹如一阵可怖的呻吟，而火车则被种满洋槐和白蜡树的路堤掩盖着。更远一些，在最远处，一条白色的大路逐渐上升，消逝在天际，它的顶端，一个被弯曲的路面挡住了的小推车卷起一团尘埃，仿佛从上面升起一朵云。

接近傍晚时分，炭黑色的云层在白日将尽时的天空中翻滚，这片风景变得更加伤感无边。那些工厂只剩下难以辨别的轮廓，大块的墨色被青灰的天空吸收。女人和孩子们都回家了，平原看上去更空旷、更寂寞。在满是灰尘的路面上，被警探们称作“叫花子（mendigot）”的那个乞丐也返回住处。他已经筋疲力尽，流着汗，艰难地攀爬着斜坡，吮吸着早已经空了的短管烟斗，后面跟随着几只狗，那种样子极为奇特的混合杂交的狗，和它们的主人一样习惯了饥饿和各种跳蚤的可怜的狗。

但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刻，郊区的伤感魅力开始散发。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刻，大自然力量无限的美丽开始闪耀，因为这个地方与栖居在这里的家庭们的深刻苦难是如此的和谐统一。

大自然在人类赋予其的角色预期中，从一开始就是不完整的，它期待着这个主人的圆满完工及最终的润饰。宏伟的建筑物修饰的是富人居住的街区、满是黄油和冰爽白葡萄酒的闲适愉快的乡间别墅，如女人般装扮的蒙梭公园就坐落在其中，高炉和锻炉矗立在如它们这般伟大而疲惫的风景中，这就是不变的法则。

正是为了运用这个法则，正是为了实现那萦绕在我们心头的和谐的本性，我们委派了工程师们来管理和思考，以便让大自然与我们的需求相匹配，使它与它所承载的或甜蜜或悲惨的生活相协调。

于斯曼街

巴黎万军林荫大道

幻想与角落

牛油烛之谣[30]

致加布里埃尔·蒂埃博

当卡索灯[31]的光辉高照着衣食无忧的家室，你独自点明阁楼一隅。此地，未至青春期的，那青涩又贫贱的少女，在白日梦中默默计算着，她的魅力究竟几何。噢，牛油烛，噼啪作响的牛油烛！

之后，身体凋谢下来，在荒淫无度中衰老。一层层脂肪攀爬上她的腹部，胸部也垂如钟摆。那红颜汗水换来的金钱，被挥霍一空，前方唯有饥饿召唤。朱莉亚小姐已经不再，今日，人老珠黄的朱尔妈妈，酩酊大醉中将你扫地出门！噢，牛油烛，噼啪作响的牛油烛！

眼前的你，此刻唤起的，是我内心深处更私密的记忆。你的烛芯正燃烧着，在这一弯牛油之潭中生长，愈渐嫣红。在它面前，我看到我的童年，那些漫长的冬夜。在我泪水嘶喊中筋疲力尽的母亲，将我安放在厨房，聆听女仆朗朗读出的童话声。噢，牛油烛，噼啪作响的牛油烛！

少许，这些远方的记忆碎片也一帧帧消融。那些事关理想却已永久化为泡影的绵绵旧恨，重回眼前。这一次，我看到一个阴暗的角落。在等待情人叩门时，我恍惚地盯着门口，竖起双耳，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她不会再来了。滑出曼妙舞姿的蝶蝇，扑到你的火苗上化为灰烬。噢，牛油烛，噼啪作响的牛油烛！

倘若今日，石蜡与煤油灯篡夺了你的位置，你将被最贫贱之人唾弃。至少，你被以皇后未曾享受过的方式膜拜过，噢，风中之烛！伦勃朗、杰拉德·杜、沙尔肯在不朽的画作中纪念你。他们用你点亮了弗兰德美人们白里透红的皮肤、稻谷色的纤纤玉指，她们伸出手掌，为你挡住风的叹息。噢，牛油烛，噼啪作响的牛油烛！

跋

公主，且让他人歌唱月亮那莹莹磷光，灯笼那艳红火焰，油灯那暖黄萤火，你是我唯一至爱，唯一心愿赞颂之对象，你是照亮历代大师之画作的理想之光。噢，牛油烛，噼啪作响的牛油烛！

达米安[32]

致罗伯特·卡泽

那疼痛的兴奋，是如此强烈，将一声嘶吼拖出了我的喉咙。我耳中嗡嗡乱响，不禁双眼闭紧。我感觉神经绞作一团，头欲裂为两半，浑浑噩噩中几乎丢失了意识。之后，不久，我的知觉重回肉身——首先是听觉——我听到水流的声音，与一扇门的声响，从远方传来，极远的远方，仿佛来自梦境。

终于，我睁开眼睛，环顾四周。我孑然一身，身处一个贴着红色壁纸的卧房中，十字窗户隐于薄纱窗帘之后。铺着钩针蕾丝棉布的沙发上方，是一扇稍稍倾斜于墙壁的圆镜，以这个角度看去，它恰反映出我身后卧室的部分。我看见一个壁炉，之上是一台废弃的挂钟，以及空空的烛台。大理石水槽的两旁，两把敞口的低矮扶手椅放置在两台燃烧的煤气灯下面，灯在屋内一片静谧中吱吱作响。

就如一方清澈池塘边排开一圈灿烂的郁金香，圆镜旁，一圈艳丽的火焰在镀金木框的斜缝中闪耀着。我的双眼一片迷乱，已被灼伤。我想将它们从这燎燎繁花的边框上撕下来，浸于圆镜之水中，彻底清洗。然而，在镜中装满家具的景象中，一点金黄从壁炉中溅出，灼灼发亮，毒燎的火焰刺痛我疲劳的瞳仁。

我拼尽力气，转动眼睛，仰头直视天穹，恳求新的能量灌入，恳求力量的复活。

然后，我看到了一番可怖的景象。在床上，一个人裸露的双腿和扭曲的双脚一动不动，僵硬的手臂紧贴身体。他的睡衣在膝盖上堆成一团，如水的眼泪仿佛欲滴而下，如烈酒，滴在他脸颊的皱纹中。他枯槁的面容苍白而憔悴，尖细的鼻子与嘴唇间，是层层皱纹，出卖了他不可救药之倦、病入膏肓之痛，以及劳顿盘身之灾。

在这仍然呼吸着的身体表皮之上，有缓慢的战栗如波纹掠过。

而我，如同在什么时候，目睹过这垂死时刻的挣扎。在记忆的迷雾中徒劳寻觅之时，灵光一现，豁然开朗，是在波拿巴街[33]，一个版画商的橱窗中。在那里，林林总总的绘画中，我的注意力被一张简单的老版画攫获。它描绘了一个男人，平躺在床垫上，四肢被皮带捆扎着，在他备受摧残的面容上，镶嵌着一双亡灵般的眼睛。近处，是头顶假发与三角帽的士兵，身着镶着饰带的军官短上衣，裙裤绑在膝盖上，全神贯注，手握佩剑。他们身后，两名教会法官，手执羽毛笔若有所思地盯着监狱——即这幅景象发生之地——的穹顶。

恍然，我回想起这张古老版画下方，铅笔字迹的标题：达米安。我的思绪逆年代而上漫行，寻到那个曾幼稚地试图以一把小折刀刺杀国王之人。在脑中，我观摩了版画描绘的那庄严审讯，然后，我想象那个罪人被扯得四分五裂，正如他的真实遭遇——在格列夫广场[34]上，被四匹马撕裂——我不寒而栗，因为我看到的他的形象，我头上的形象，正是床上镜中映出的我本人躺在床上的形象：扭曲的面容，憔悴的眼睛，僵硬的手臂紧贴着身体，睡衣在膝上堆成一团。

门的声响以及往来的脚步声打破了我沉迷的幻境。我一惊坐起，床上方天花板上那惹人怜悯的形象也随之一动。重新找回脸上的表情时，我也重回到了我的躯体。

我起身，向壁炉走去。在壁炉台上，我早先放的一枚金色的20法郎闪闪发亮。我自顾自地微笑，并想道：

这种身体方面的类比，被我在一个拙笨的刺客与自身之间建立起来。而也许这种联系，在精神领域才更为恰当。

而且，事实上，我难道没有在精神上忍受过对那名弑君者相似的折磨？

我难道不曾怀着四种不同的思想，在精神的格列夫广场被撕扯，四分五裂？首先，是卑鄙的欲望；其次，是走入这个房间，理想即刻破灭；之后，是对之前一掷千金的忏悔；最终，是情欲欺骗后即刻留下的赎罪之痛。

烧肉的散文诗

致亚历克西·奥尔萨

是餐馆中烧出的虚假的牛肉，与幻想的羊腿，让老单身汉受伤的灵魂中，生长出同居之爱的幻想。

那温热、玫红、如水湿润的肉令人作呕的时刻已经到来。七点钟的钟声敲响。常常光顾的餐馆中，单身汉在寻找着他的老位置，发现已被占领，痛苦万分。在取下挂在墙上的，沾了红酒渍的餐巾，换了邻桌崭新洁白的餐巾后，他扫视那一成不变的菜单，坐下，满脸阴郁，一如每晚地，在面前服务生端来的汤中浸洗他的大拇指。

为了刺激丢失的食欲，他在原先微薄的晚餐支出上，加上了一些富余，包括浇了大量醋的沙拉与半瓶苏打水。

狼吞虎咽下他的汤，并将一截多筋无汁的牛腰肉在平淡无奇的酱汁中滑来滑去后，单身汉希望遏制那一阵强烈的反胃感，那种厌恶收紧他的喉咙，提起他的心。

他心不在焉，盯着一张从衣兜中掏出的报纸，眼前出现了第一幅幻象。他想起了一名年轻的女子，他本可在十年前娶她进门。他看见他们婚后的生活，吃着肥壮的肉，饮着纯正的勃艮第酒。但是，相反的画面马上浮上来。悲戚的灵魂前，一场他深恶痛绝的婚姻的各个片段渐次上演。他想象自己在新家庭中，被卷入那滔滔不绝的愚蠢交谈，参与没完没了的仅凭给数字安上老绰号取乐的乐透游戏。他看见自己是如此渴求上床入睡，而一旦上床，便将忍受他那暴脾气妻子的满腹牢骚。他看见，在冬天，他身着黑衣在一场舞会中央，跳舞的妻子投来的愤怒眼神将他从刚坠入的昏昏欲睡状态中拉出。他听见回家后的指责声，指责他在门厅时的愠怒态度，最终，他恍然看见，他被全世界看作一个戴了绿帽的蠢人。他用餐的专注被一个冷战打破，带着自暴自弃之感，他吞下一口糟糕的、已凝在盘子上的肉。

然而，嚼着那无味、僵硬的肉，忍着苏打水招致的酸气，单身的苦涩又涌上来。这一次，他幻想着，一个善良的女子，厌倦了荆棘丛生的人生，渴望稳定的未来；他幻想着，一个已经成熟的女人，饥渴的猎爱阶段已经画上句点；一个饱含母性、质朴的伴侣，为了食物与住房，甘心接受他所有的旧习和癖好。

没有要探访的家庭，没有要敷衍的舞会，在自己家中，每天，同一刻，桌布都准时铺好，不用害怕被妻子欺骗，没那机会，还有，生很多小家伙，以长新牙为借口叽叽喳喳地叫嚷……然后，随着在外吃饭的那种恶心愈演愈烈的，是找个情妇的心愿，愈加紧迫，愈加确凿。这单身汉，就如一艘彻底沉沦之舟，远远地看见美满幸福的海市蜃楼，如日般通红，在其之前，缓慢地，移动着一块宽阔的牛排，淌着大滴的脂肪。

是餐馆中烧出的虚幻的牛肉，与幻想的羊腿，让老单身汉受伤的灵魂中，生长出同居之爱的幻想。

咖啡馆[35]

火车站附近，广场的一隅，矗立着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其中，人们可尽情赌博或酣饮。

茶和吗啡：1880-1914巴黎的女人

这个地方一片昏沉，又不失祥和。这是一个开放给固定人群的咖啡馆，之中并无过客。她的大门只敞开给熟识的面孔，那些人儿，每次踏进门槛时便激荡起喝彩与欢笑声。这里的每个晚上，十位食利者齐聚一桌，在打牌时交换着平庸老套的政治观点，喋喋不休地以老板娘和她的猫怀孕的话题娱乐。这是如此的一个小咖啡馆，每人都带着自己的烟管，上面刻有自己之名，是酒保赠予的新年礼物。而酒保，正一如既往地打着瞌睡，鼻尖几乎贴到面前的报纸。有人要酒时，便抛出一句惨淡的，拖长声调的“给”。

大厅的布置很奇怪。镶着扣子的深棕色皮质沙发上方，是两个玻璃柜，灰色的木头构架上描画着淡蓝色的线条，一直高到天花板，从上至下都填满了涂了油彩的鸟类标本。

正对着入口的两者之一，底部的柜子中，是装着黄色木质鸟喙的天鹅，腹部填着干草，几近爆裂、萎缩、不成比例的颈部上，画着白色的S。还有几只白鹮，爪子被涂了蜡与亮漆，头部是那种肮脏的红色，如醋栗果酱涂在面包上的红。

然后，直到顶端的橱柜中，堆着不计其数的鸟儿，大一些的，中等个头的，小型的，有的歪斜，有的弯腿，有的直立着。千奇百怪的带翅生物，有的看起来还算温文尔雅，有的家伙目露凶光，有如同丁字斧一样的喙，钉尖般刺出来，另外一些有针或糖夹般的喙。每只都长着同样的、橙色与黑色相间的环状眼，带着同样无神、呆滞的眼神。有着同样豆蔻色与椒色的外表，严重褪离的羽毛，和演员般古怪、愚蠢的自满神态。

走近看，这一大堆晦暗色彩的物体在柜子上投下的庞大、阴郁的污渍渐渐消散。它们既没被按类别排列，也没被按姓氏排列，在这悲哀又凶险的摩肩接踵中，这些斗鸡一样的鸟类顶着针头一样的喙，神情狠毒暴戾，盯着那些小巧的鹌鹑。它们正仰头向天，眼神和顺又带着恳求，迷失在红棕色塍鹬与夜鹭的家族中，迷失在苍鹭的整个种群中。苍鹭们以一只足站立，天知道在等待着谁，也许在幻想着如它们一样肚皮鼓鼓、难以置信的巨鱼。

三只鸟儿，羽毛的颜色亮得耀眼，企图打破这幅画面阴郁的谐趣：一只污秽不堪的黄绿色雏鸟，标签已经不知哪儿去了；一只佛法僧，以雀跃的姿势定格在她褪色的丑陋绿衣裳中；还有一只雉，看起来多愁善感，金黄、火红的羽毛已经所余无几。即使其中挤满了这些悲伤、滑稽的住户——它们整齐地排成一列，站着军姿，爪上涂了太多的釉，粘在黑色的木底座上，又或是栖息在贴满假青苔的树枝上——这个玻璃柜仍和另外一个形成鲜明对比，另一个，就如同情景剧中的一间大鸟笼。

那里，在一层层小板子上，堆着一大摞阴森丑陋的鸟儿，一群猫头鹰被掩埋在灰尘下，鸟喙如园艺剪般弯曲，褶皱的翅膀是火绒与灰尘的颜色。其中有阴郁的鸣角鸮，以拉丁语自命不凡地标着“Strix nebulosa”；乌拉尔猫头鹰，摆着盲人的思考姿态；巨大的雕鸮，面容狡诈而凶残；忧愁愚笨的乌鸦，如猥琐的绅士在稀薄的黑羽毛下战栗。

往上一些，这飞禽的墓园被一系列其他生物包围。它们该是哪个拍卖房中的货品，在某次破产甩卖时被打包卖出。寒鸦与小嘴乌鸦，更亲民，更世俗，以鄙薄的眼神望着它们的邻居；一系列老鸢，如若无骨，又满脸怨气，懒洋洋地陷在它们破破烂烂的，被蛀虫侵蚀的皮囊中；一群相貌无赖自大的隼；还有一脸暴躁专横的鹞。

房屋的主人，这博物咖啡馆的创始人，看似只是受困于一己之偏执。将壁橱塞满了以香料与樟脑保护的鸟骨骼还不够，他将自己的窗户装饰了黄色帘子，那种黄如失去黏性胶布的颜色，上面偶然又必然地点缀着海牙城的徽章：一只天鹅，嘴中衔着一条蛇。他将咖啡馆的柱子裹满了上了釉、塞满废麻的巨蟒，天花板上铺了模糊一片以吊钩固定的鲟鱼，庞大扁平的鱼，就如巨大的梳子。最终，如同压轴戏般，一条古老的鳄鱼，爪子分开，张着大口，打着旧皮鞋制成的补丁，没有残存的齿或是完整的牙，身体被一队苍蝇侵略，它们栖居在下颚的底部，在那里驻扎拉撒。

当有好奇之徒询问他这咖啡馆的来历以及背后故事时，服务生的惊讶溢于言表。以为人们在嘲弄他，他先是沉默，然后，意识到提问者的无辜，他同情又轻蔑地答：“噢！在巴勒迪克[36]有个更好的呢！”

然后，对这个答案满意了，你饮尽杯中的酒，对这些鸟儿之丑陋的面貌投去最后一瞥，一点也不想前去看一眼巴勒迪克，却在这些坐满老食利者的桌子前陷入了思考，他们的鼻子几近陷入面前的牌中，一动不动，仿佛被永久贮存在了这一座低劣的凡尔赛宫，这一个偷工减料的埃及，这一片飞禽与人类的广大墓地的葬礼气氛中。

轮回

死了，将她打得浑身青紫的男人死了，留下她的三个孩子，死时身上浸透了苦艾酒。

从那之后，她便在泥中跋涉前行，推着她的小车，并尖声叫喊着：货来了！货来了！

她难以言表地丑陋。她简直是个魔鬼：在摔跤者一般粗的脖颈上，转动着一颗通红、诡异的头颅，两个血红色的眼睛好似窟窿，其间突起一只鼻子，宽大的鼻孔如同烟袋，周围蜂拥着点点疱疹与雀斑。

三个孩子，他们的胃口好着呢！是为了他们，她在泥中跋涉前行，推着她的小车，并尖声叫喊着：货来了！货来了！

她的女邻居刚刚死去。死了，将她打得浑身青紫的男人也死了，留下她的三个孩子，死时身上浸透了苦艾酒。这魔鬼不加犹豫地接收了他们。

六个孩子，他们的胃口好着呢！劳动，再劳动！没有闲暇，没有懈怠，她在泥中跋涉前行，推着她的小车，并尖声叫喊着：货来了！货来了！

腋窝

致居伊·德·莫泊桑

那是种可疑的气味，如黑暗小巷中传来的一声呼唤般模糊。巴黎的一些工薪阶级聚集区少不了这种气味。盛夏，当你走过一群女工人面前，她们的粗枝大叶，与那日夜承接重活手臂的疲劳，便解释了袖间山羊般刺激气味的源头。

我追随一群铺完干草，在骄阳下经过的妇人的气味直到乡下，那种味道更烈、更糙，简直不堪，简直可怖。它像一管氨气般刺入你的鼻孔，或是干脆纠缠住你，以一种粗鲁的麝香味道刺激你的黏膜，如橄榄烹煮的野鸭，又如刺鼻的小洋葱头。但实际上，这种气味并不惹人厌恶或是觉得污秽，它与乡村的浓重气味十分和谐，如同本属一体。它是一个纯净的音符，人类欲望的呐喊，恰恰填就了家畜和森林辛辣的旋律。

然而，就这样吧，罢了，我不想多管这些粗线条的乡巴佬的腋窝，这些人卑贱又土气，无心濯洗也无暇歇息。我只想叙述我们城市中的女人们的气味，当她们聚集在一起，香汗淋漓时，在冬天的舞厅里或是夏日的街道上，那精致又带有神性的气味。

未被细亚麻布或帆布过滤，未能如手帕上喷的香水般被提炼出来，一条舞会礼服中的雌性手臂的气味不甚明晰，不甚精妙，不甚纯净。在那里，氨水与尿液的缬草味道，有时生硬地凸现出来，甚至有一种淡淡的，带有氢氰酸味道的花朵味道，弱弱的一阵过熟的坏桃子混合在花瓣与花粉香精中的味道。

而正是此时，是巴黎女人最迷人的时刻。那个时刻，在铅灰色的天空下，在暴风雨将近的不祥之氛中，她走着，躲在她的伞下，如瓦壶一样大汗淋漓，眼珠在热气中几近僵死，胭脂被打湿，神色疲倦又干涸，她的气味被内衣滤过一遍后溜了出来，那个时刻，招惹人的张扬，与怯生生的精致合为一体！

女人再无时刻比此时更惹人渴求，牛津毛线裙从头到脚雕刻出她们的曲线，粘连在身体上，如贴身湿透的衬衫，将她们禁锢！她们腋下这芳香的召唤，不如在舞会上衣衫不整时的那种肆意乖张，玩世不恭，但是，却更易引出藏于男人体内的笼中困兽。

如女人头发的颜色一样变幻万千，如发卷一样波动起伏，腋窝的味道可被定义为无穷无尽。没有比它再朦胧的味道，它的范围穿越了气味的整个王国，触及山梅花与接骨木那令人头晕的气息，有时唤起的，就如同一个人卷起及吸完一支香烟后手指上淡淡的味道。

棕色毛发与黑色毛发女人的气味大胆放肆，红色毛发的女人尖刻与野性，金发女人的腋窝就如甜葡萄酒一样催人头晕，又惹人迷醉。你甚至可以说，这与她们双唇献出亲吻的方式是一致的：黑发女人更强烈、愤懑，金发女人更热情与亲密。

然而，不管腋窝下毛发的颜色是深色还是浅色，那一丛是如胡须般起伏或是如薄桃花心木屑一样卷曲，我们都该承认，自然拥有着母性，也有着先见之明，因为她赐予了我们这些调味罐，让这爱的菜肴味道更浓更醇。通常，它难以下咽，索然无味，即使对于那些愿意恪守其责的人，那些在婚床面前缴械投降，抛弃对安宁与节食的崇尚的人也是一样。

退潮

在巴蒂诺勒[37]，勒让德街上一家服装店中，一系列的女半身模特，无头无腿，窗帘钩代替了胳膊。珀克林材质的皮肤，分别呈灰褐、玫瑰酒粉、漆黑色，颜色分明，排成一列，刺于木杆上，或是摆放于桌上。

刚开始，你会想到一个立放着斩首躯体上半身的太平间。然而不久，断肢之身的恐怖便渐渐退去，转而，你被一种启发性的思考点亮，因为，这些胸脯，女人迷人的附属品，被制造半身模特的优秀裁缝的巧手那样诚实地重建。这里，是带着男孩子气的姑娘们棱角分明的胸，小小的凸起，如玫瑰酒滴下的酒珠，被矮钉子钉出的一串精致的小包。尝到这青春期萌芽在我们身体中唤起自由的不安之感，人们欲罢不能，继续寻觅下去。那里，是成熟、苗条女人的双乳，如小萝卜上轻放着丁香，如松树光滑的板子。还有一些，如虔诚人的煎饼，被诽谤与祷告磨损，上面镶嵌着单身女人的鞋罩扣子，长期的独身生活将它轧平。

一边，更远一些，生命的残缺不全开始上演。那种不幸由肌肉松垂，无力的双球蛋糕勾勒出来，破旧的露指手套，在哺乳的灾难、婚配的残害后万劫不复。

然后，商店中再远一些的桌子上，这些青春萌芽和过分的纯洁与淫欲，让路给了那些谨慎的资产阶级，半空的女短上衣，中等大小的乳房，绣球花颜色的乳头，而这紫罗兰色的小扣子边上，是一圈茶褐色的乳晕。

在健美女子极难察觉的丰腴后，在匀称女郎的高贵后，肥胖更惹人注目。突然，一系列可怕的浮肿、富含脂肪的形象出现在眼前：严重下垂的皮肤，肥胖奶妈砖红色或青铜色的下巴，庞大女人巨兽般的体魄，胖女人令人生畏的油脂皮囊，老矮胖女人魔鬼一样的葫芦——葫芦上嵌着橄榄色的铁钉！

看着这些如退潮后露出的胸，这胸脯的库尔提乌斯博物馆[38]，我们甚至可模糊地想到，一个地下洞穴，放置着卢浮宫的古董雕塑，同样层层叠叠的人类身体，赐给在雨天哈欠连天欣赏着他们的人们无上的愉悦。

然而，在无生气的大理石与珀克林材质的非凡丰腴身体间，又有怎样迥异的不同！希腊的乳房根据世代品位留下的一条公式所构造，而现在已经宣告死亡。这些约定俗成的形式已不可带给我们任何刺激，它们以一种冰凉的材质造成，我们的眼睛已经疲于这种材质。然后，我们说，如果巴黎女人脱下衣裳时，炫耀的是如此完美无缺的魅惑，你在欲望焚身时，却需要以这样单调的胸脯与千篇一律的乳房取乐，将是多么倒胃口！

与那些维纳斯死气沉沉的雕塑相比，这些裁缝家手中充满生气的模特是多么高出一筹，这些分块缝钉的胸脯是多么招人喜爱，眼前的景色激荡起无尽的遐思——在青春期的乳头与受损的乳房前，是自由的幻想，在被萎黄病缩成一团，或被脂肪拖得浮肿的上年纪的乳房前，是慈悲的冥想。

因为他们将这些不幸女人的挣扎带到你面前——那些绝望地看着自己的身体干枯或是膨胀，或是察觉到了她们丈夫的冷漠，察觉到即将被守护者抛弃，察觉到魅力的最后一道武装也要解除的女人们的挣扎，而那武装，曾经让她们在与那些男人紧缩钱包的必要之战中无往不胜。

执念

致爱德蒙·德·龚古尔[39]

公债呈上涨，工业证券持平，巴拿马下跌，苏伊士稳定——空白的纵横字谜；正确答案：保罗伊什奈，斯皮伽斯神父，卡昂之星，斯考德女士，提格雷小姐，大阳台咖啡馆的奥狄帕司——罗兰黑檀木油，盖约止咳糖浆[40]，俄国鸡眼药和威灵思药纸——奶妈寻找工作——摆脱秃头！立即生发，药到病除！马隆恩——秘密的感情。溃疡，抛售，皮疹：伽布、伊曼纽尔、皮什奈、阿尔伯特！

此时我站在一条路边，脚下的田野延伸到无尽远，口袋深处，我找到一张皱巴巴的报纸，背后读到的这些广告，让我心中萌生的对平静的渴求顿时垮塌。这张报纸将我拉回了巴黎，我之前费尽力气脱离的对现世生活的担忧，又重回眼前。

不可避免地，我开始数日子。再过一周，我就要将行李箱重新填满，进入城镇然后找辆出租马车，然后，便是那塞满一大堆面目可憎的生物的车厢震耳欲聋的响声。之后便是回到巴黎，第二天，在一次辗转难安的睡眠后醒来，又将被这所有一切吞噬——让人全无胃口的生存，思想被挟持的痛苦，感觉的持续违和，还有那锐利的不相容之感，而人却必须隐忍这些，为了能有个饭碗，付得起房租。

啊！我们永远有个过去与将来，但永远没有一个可持续的现在。

然后，之前归家时的记忆激荡起来：我想起了到达火车站时弥漫上来的一阵忧郁，和街上被遗忘的臭气；我想起因我的缺席变得冰冷的房间所勾起的精神苦恼；还有那一种绝望，我再也不可在余下的日子里独坐，远离公共场合那些不堪忍受、从不闭嘴的人群嘴里喷出的喋喋不休。

这些都回到我眼前，我为了金钱数着这些货品，预计到又将听到那些热情的报价、彬彬有礼的拒绝、慷慨大方的建议，所有无法逃开的生存如同缓慢的深潭，我又该再次跌入。

除此之外，我们却的确是在这条小路的堤岸上。我正向前走去，乡野的生活已经被黑夜拉下帷幕，古老教堂在峡谷之上的地平线浮出剪影，峡谷在阴影中看起来更巨大深邃。穿过教堂正厅，穿过面前那些透亮的玻璃，可以看见天空中黑暗的薄雾穿过。

但是，现时的幻想并未停留在我心中，所以，我尝试将自己的念想退回到过去，忆起前一夜荒弃山头上那份安详。花岗石间，刺柏向太阳伸展着它们绿色的松针，晃动着青色的果实。

然而，我也不能将记忆停泊在这幅画面中，它一旦形成，便瞬时消失。最终，我努力返回到我本身，探视我自己，止住体内泛滥的担忧，压住那喷薄而出的愤怒。但是徒劳无功，我重新落到了似是而非的信仰，微妙难解的理性以及潜伏隐秘的希望上。可怜的现在，终于顺遂其愿，已经结束。我备受折磨的午睡已经结束，所有的仇恨，所有的轻蔑，浇醒了我，怒气冲天地摇着铃声，我被如此攻击，被那可憎的报纸的那些纠缠不休的广告操纵。

公债呈上涨，工业证券持平，巴拿马下跌，苏伊士稳定——空白的纵横字谜；正确答案：保罗伊什奈，斯皮伽斯神父，卡昂之星，斯考德女士，提格雷小姐，大阳台咖啡馆的奥狄帕司——罗兰黑檀木油，盖约止咳糖浆，俄国鸡眼药和威灵思药纸——奶妈寻找工作——摆脱秃头！ 立即生发，药到病除！马隆恩——秘密的感情。溃疡，抛售，皮疹：伽布、伊曼纽尔、皮什奈、阿尔伯特！

鲱鱼

[30] 原文为chandelle des six，一卷六支的蜡烛。

[31] 纪尧姆·卡索（Guillaume Carcel）1800年发明的一种油灯。

[32] 18世纪一位意图行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著名刺客。

[33] 圣日尔曼区一条以书店与古董店闻名的街道。

[34] 巴黎自1357年以来的市政厅（Hotel de Ville）位于第四区的市政厅广场，在1802年以前名为“格列夫广场”，Place de Grève。

[35] 或指巴黎北站附近的飞鸟咖啡馆（Café des Oiseaux）。

[36] Meuse地区的小镇。

[37] 巴蒂诺勒，巴黎十七区一个地名，其中的勒让德街以路易·勒让德，法国革命期间一名政治家的名字命名。

[38] 库尔提乌斯博物馆(Musée Curtius)是一座考古学和装饰艺术博物馆，位于比利时列日的默兹河，是瓦隆尼亚的主要遗址。在1597年和1610年被修造成Jean Curtius（西班牙军队的军火供应商）的私有豪宅，用红砖和自然石块堆砌而成，拥有十字形竖框窗口。

[39] 爱德蒙·德·龚古尔（Edmond Huot de Goncourt，1822－1896）生于法国南锡，法国小说家。爱德蒙·龚古尔是龚古尔文学奖的创始人，是以他自己命名的、每年颁发一次的奖项。

[40] 一种药剂，医治喉咙感染、感冒等症状，印刷广告常见于小报。

静物

鲱鱼

致阿尔弗雷德·阿拉瓦恩

你的长袍，噢，鲱鱼，是一个调色盘，将落日的余晖、古老青铜的光泽、科尔多瓦皮抛光后的金黄，以及秋日落叶那檀香木与藏红花的绚彩收罗为一！

你的头，噢，鲱鱼，如金色头盔一样闪亮，你的眼睛就如黑色的钉子深深嵌入铜圈中！

这所有惆怅阴郁的色调，这所有粲然愉悦的色调，融合在一起，渐次点亮你鳞片织成的长袍。

朱迪亚沥青色与卡塞尔土色、焦炭的暗色与舍勒之绿色、范·戴克之棕褐和佛罗伦萨青铜色、铁锈与落叶的颜色旁边，闪耀着绿金色、琥珀色、雌黄色、铬色还有三月橙子的颜色，各有千秋，流光溢彩！

这耀眼又晦暗的熏鱼，当我凝神细看你布满网眼的衣裳，我想起伦勃朗的油画，我再次看见了他笔下那些骄傲的头颅，那些洒满阳光的肉体，那些珠宝首饰在黑色天鹅绒上熠熠发亮。我再次看见了他笔下黑夜中掠过的光芒，在阴影中拖曳的金粉，他穿过黑暗拱门绘却的旭日之光。

埃皮纳勒彩图[41]

致欧仁·蒙特罗谢

这是布拉班特省靠近布鲁塞尔的一个小城。在灰纸般的天空背景上，隐约可见淡墨描画出的房屋。

这里林立着山形墙的房屋，与一个头顶十字架的教堂，在这些耸起的屋顶中，一些如锯齿，一些如胡椒罐，一些如倒置的号角，一些如烛花剪，还有一个布满枪眼的堡塔。

也有一个巨大的、肉色的炮塔，塔顶通红。炮塔耸立在一家旅馆一隅，一名女子，颈上戴着管状褶裥的领饰，身着同为红色的裙子，正斜靠在旅馆的黄色阳台上。

这里似乎一时之间举城轰动。广场上，至少六个人正在向一名老人发问。其中两名是绅士，穿着路易十三年代的西装，一名胖子，有着玩偶般红润的脸颊，一位老好人与谐星的面相，地道的高卢人的容貌，没留胡须，穿着极正的朱红色的紧身外衣，一个大衣领，白色的尖融进了上衣的红，一只手中握着一顶灰毡帽，上面是蓝色的，与短裤上同样的污渍，另一只手中握着一大杯啤酒朝向老人，在绿色的、四只黄色桌脚的桌子上冒着泡沫。桌脚色调应是足够明亮的，因为其周边散开了大片同样颜色的色块。

老人正拒绝娃娃脸的给予，他指向他的手指，就如正在退阿尔塔薛西斯的礼物[42]，手指碰触到那一袭衣服，沾上了紫色的反光。

另一个绅士要苗条些，嘴唇上方是两撇小胡子。除了这一点，两名绅士几乎一模一样。两位都长着暗粉色的脸颊。那嘴唇、眼睛、耳朵、头发，都混成这一种色调，有时，这些颜色甚至跃出他们的面容，顺着衣摆与房屋流淌下来。带胡子的绅士正和蔼可亲地笑着，握着一顶大黄帽子，那黄色片片散落到他的手指上。两个人都在向老人讲话，他看起来很老，也很疲惫了，有些寒酸落魄地戴着旧猩红色的帽子，围着一条皮围裙，披着一件绣着褐色与红色补丁的绿外套，点缀着针线活修修补补的痕迹，下摆已经如螯虾的尾巴开了花，还有一条巨大的蓝色斗篷，上面奔流过一条长长的胡须，那样雪白，如此雪白，人们甚至可以说，一朵蒸汽的棉絮正从他口鼻盘旋而出，如波浪般翻滚着直到地面。

“你好，先生，让我有幸陪伴您片刻吧。”

他，看起来那样老，那样疲惫，回答道：

“先生，我不幸之极，我不能停步，我只能不停地前行。”

他们齐声回答道：“走进这家旅馆吧，坐下歇息少许吧，进来喝一杯清凉的啤酒吧，我们会尽己所能让您愉快。”老人回答道：

“先生，我在你们的慷慨下感到局促不安，但是我不能坐下，我必须站立。”

这时，绅士们惊呆了，那个胖子说：“我们想知道您的年龄。”瘦子加上了一句：

“您难道不是我们常说起的那位老人，我们称为‘流浪的犹太人’的老人？”

那位飘着一条长长的胡须，那样雪白，雪白到人甚至可以说一朵蒸汽的棉絮正从他口鼻盘旋而出的老人，说道：

“伊萨克·拉克代姆[43]是我的名字，我有一千八百岁了。是的，我的孩子们，我就是流浪的犹太人。”

然后，他给他们讲述了他周游世界的漫长旅程，他翻山越岭，穿越陆海永不停息的脚步。当讲完这艰辛的故事后，他大声道：

“时间太紧，再见，先生们，我再次感谢你们的善行。”

然后，他用颀长的拐杖敲了敲地，一个小天使，穿着红裙，张开绿色的双翼，一手执剑，一只张开的手中，射出一道橙黄色光芒，指引着他继续上路，一直走下去！

天使飞过布拉班特省靠近布鲁塞尔的一个小镇。在灰纸般的天空背景上，隐约可见淡墨描画出的房屋。

天使飞过那些林立的山形墙房屋，与一个头顶十字架的教堂，在这些耸起的屋顶中，一些如锯齿，一些如胡椒罐，一些如倒置的号角，一些如烛花剪，还有一个布满枪眼的堡塔。

[41] 埃皮纳勒（Epinal）是法国东北部城市，洛林大区孚日省省会。摩泽尔河从市区穿过。该地的版画和图片生产是支柱产业，印制的版画色彩鲜艳，描绘民风民俗，内容与宗教、历史多相关。

[42] 指古罗马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拒绝阿尔塔薛西斯礼物的典故。

[43] 亚历山大·仲马（Alexandre Dumas）的一部作品名。意为“流浪的犹太人”。

释义

噩梦

首先，是一张谜一般的面容。它疼痛，倨傲，从黑暗中涌出，被白日的光芒刺破——是迦勒底占星师的面容、亚述王的面容，又是复活的老西拿基立[44]的面容，在他忧伤而深沉的凝望中流淌着时间的长河，那永远泛滥着人类愚昧的长河。

一只纤细的，如同一个女孩子纺锤般的手封住了双唇，他睁开一只眼睛，就如同历尽了世代传承的、永恒的苦楚，自鸿蒙之初便在世上男女的灵魂中回响的忧愁。这难道便是人类最初的牧羊人，正注视着不朽的羊群在前行中互相冲撞，甚至自相残杀，仅仅为了一丛牧草或是一块面包？这难道就是上古的忧郁，最终认可，在喜悦带来的无力前，世间万事的无用之感？或者，这难道就是神秘的真理，它认识到，浮华与千变万化的面具后，隐藏的不过是同一个人在同样的善恶之间撕扯，他原始的凶残，只是隐藏在文明人与谨小慎微的伪善光环背后，未能在世纪的更迭中有丝毫改观？

不管是何物，这神秘之容让我心神不宁。我想要细看他遥远的眼神，却徒劳无益，我尝试探察它的脸，个人的苦难绝不可造就这样的脸。然而，这威严与痛苦的形象突然消失了，然后，在这一古老岁月的现代幻象后接踵而至的，是一番残酷的景象，一潭毫无生气又漆黑的死水，这死水蔓延到地平线，尽头的天空犹如一整块的乌木板。没有银河系的的白色焊缝，也没有星辰银色的螺钉。

在这阴沉的死水中，苍白的天空下，顷刻抽出一朵莫名之花的难状之茎。

你或许会说这是一根僵直的钢条，在其上生长出金属的叶子，闪亮坚硬。之后，花苞萌出，如蝌蚪一般，如胎儿的头，白乎乎的小肉团，没有鼻子，也没有眼睛或嘴唇。最后，一颗耀眼的，涂抹了磷层般的花苞，爆裂开，绽放出一颗苍白的花朵，在如水的夜色中静静摆动。

从这铅灰色的花朵中，一种极度的、个人的剧痛流散开来。它的线条同时讲述的，是一个衰老的小丑、一位迟暮的杂技演员为着罗锅腰而泣的悲痛，一位被消沉侵蚀的古代贵族、一位因数次破产欺诈而锒铛入狱的律师、一位罪行累累，在监狱工厂中了此残生的老法官的不幸。

我自问，这灰白的脸究竟经历了怎样难以名状的苦难，又是何等庄重的救赎使其得以闪耀在水一方，如发光的浮标，或是一盏指路明灯，在生命的旅客拨开波浪驶向未来时，为他们照亮那潜伏浪底的可怖礁石！

然而，我甚至无暇为我自己的问题找到一个答案。这承载着屈辱与痛苦的恐怖之花，这虚幻的，活着的莲花枯萎了，它闪着磷色的光环熄灭了。面如死灰的律师、毫无血色的小丑、脸色苍白的贵族，被一幅更糟的景象取代。取而代之的还是一汪水布，暗哑，满是苔藓，只是这次再没了苍穹。一块水之布，润湿一块一望无际的平原，这块水布铺满了整个巨大的蓄水池，它就如杜伊斯与瓦纳河旁那种有柱有顶的蓄水池。一种坟墓般的寂静笼罩着穹顶。从隐藏的舷窗的毛玻璃中，渗进褪色的日光。一股好似从隧道穿出的冰冷的风，揉进你的骨髓，在如此的孤独中，一种抑制不住的畏惧，如此强烈，紧钉你在石头长椅上，让你喘息着。石椅和水岸沿着这摊死水延伸开去。

然后，在这些令人畏惧、无声的穹顶下，一群奇异的生物突然涌现。一颗头颅，没有身体，飘荡着，如陀螺一样嗡嗡作响，上面有着一颗如独眼巨人般的眼睛，如鳐鱼一般的嘴唇，双唇间裂开一个宽阔的深沟，那鼻子，如看门人那肮脏不堪的鼻子，塞满污秽。这白色的、干瘪的头颅正从一个大水涡中探出，发着光，照亮了其他正跳着华尔兹的奇形怪状的头颅，一些刚生出头骨的胚胎，一些极难分辨的纤毛虫，含糊不清的鞭毛生物，古怪的原生质，就如海克尔的深水虫[45]，又不似它们那样胶质黏稠，不似它们那样不成形状。

然后，轮到这有生命的物质的形体消失了，这可怖的头颅渐渐消散，这死水唤起的意念终于停止。

这个噩梦，有了一个短暂的停歇。突然，一轮太阳，中心漆黑，从阴影中浮现，如荣誉勋章般闪亮，四周发散着不同长度却齐整的金光。同时，花瓣从未知生物身上落下，小鳞茎上的黑刺李果实如珠子一样跳跃着，咖啡商的货车在空中悬挂着，下面，一个非凡的手技演员的裸臂挥舞着，他长着令人畏惧的双眼，如同外科手术扩整过那样滚圆的眼睛，瞳孔如车轮中间的轮毂般卡在上面。

这个玩转着星球之魔法，与香料与花朵的人，带着一个严厉高卢人的残暴感觉，一个嗜血成性的吟游诗人的专横姿态，他膨胀的眼睛之可怖，就如同一个铁环，蛊惑了你，让你发根寒栗。终于可以小憩。被错觉夺取的灵魂，尝试牢牢扎根，停泊在一条河上，但是下一番景象继续展开，召回了一幅多年被遗忘的，古老、类似的景象。在那沼泽之花生长之处，一棵前几日展览中见过的人类之花，返回并扎根于此，展现出这阴森概念的又一异变。

然后，水，可怖的水干涸了，它的位置被一片荒原取代，一片被突起与裂缝破坏的，火山爆发后支离破碎的土壤，一片化成煤渣的土地。就如同我们在贝尔与梅德勒[46] 地图上的一场旅行中，见到月亮上一处沉默的马戏场，见到甘露之海，见到幽默与危机。在一切皆空的气氛中，在从未经历的寒冷中，我们在这静默衰亡的荒原中央流浪，在四周林立的巨大山峦，那些高耸的顶峰下战栗。它们的高度令人眩晕，它们的火山口是酒杯的形状，就如第谷坑[47]，卡利普斯[48]一般！ 在这忧愁的星球中，从白色土壤中钻出如方才黑水中涌现出的同样的茎。如方才一般，蓓蕾在它金属的枝条上正待绽放，一颗同样圆滚滚的头颅在上方招摇着，然而，它的悲伤更为朦胧，融化在一个可怕的微笑的嘲讽中。

突然，这噩梦完全被打断，接着是惶然的苏醒。确定那不变的脸出现，将我重新捉进她的手心，将我带回生命中，带到我醒来那一日，带到随每个新的早晨扑来的枯燥无味的琐事中。

这便是奥迪隆·雷东献礼给戈雅的一套画册在我眼前所激起的幻象。他是神秘之梦的王子，一位喜好地下水与岩浆迸流的荒原的风景画家。而正是奥迪隆，这人类脸孔的交易者、画痛苦最精妙的石版画家、画笔的亡灵法师，为了讨几位艺术贵族的欢心，迷失在了现代巴黎的民主中央。

唐怀瑟序曲[49]

在一片连自然也不知该如何创造的景色中，在太阳苍白到最精妙，金黄稀薄得最高明的景色中，在一片纯粹的景色中，在病态得亮白的天空下，是乳色的山。水晶般白色的山顶，凌驾于青色的山谷之上。那景色让画家无法触碰，因为它只由视觉上的空想组成，由安静的颤音以及空气微微的潮气组成。一段奇特的庄严歌声响起，是段高洁的圣歌，从一队疲倦的、向前行走的朝圣者灵魂中响起。

歌声中，没有雌性的感情吐露，也没有那种温和的祷告者努力以冒险姿态获得现代的恩惠——上帝只赋予极少的人这种恩惠——之愿望。歌声中，也充满着从中世纪那些谦恭的灵魂内而生的宽恕的信任和赎罪的信念。崇敬与骄傲、雄性与诚实，它演绎了跌落到良心深处的罪人们极端的疲倦，通灵者在面对不公与堆积之错时长久的憎恶，也肯定了在救赎中的信仰宣认后，是新生活超越尘世的快乐，是重生心灵被点亮的无上喜悦，那种感觉，就如同他博尔山[50]在神秘超级光辉的笼罩下。

之后，这歌声渐弱，逐渐消失，朝圣者们走远，苍穹暗淡下来，白昼的亮光逐渐微弱，片刻之后，交响乐团带着昏暗的朦胧如洪水般淹进这荒谬又真实的景色。颜色的衰退，色调的喷薄，声音的晶亮，在圣歌最后一句回声时一同消融，沉没在远方。黑夜落在这人类才能创造的非物质的自然上，在不安的等待中，退回到它自己身上。

然后，一朵彩色的云朵，带着稀有花朵的颜色——枯萎的紫罗兰、垂死的玫瑰粉、银莲花惨淡的白色，发散开，升腾出毛茸茸的蒸汽，上升的色调变得更重，发散出不知名的香气，其中掺杂了没药树难以言喻的古怪香气和现代香水催人兴奋的复杂香气。

突然，在这个音乐的场景中央，在这流动着的幻想场景中央，交响乐爆发出来，寥寥几笔就描画出前进的唐怀瑟的轮廓，用文章般的旋律将他从头到脚勾画出来。黑暗被几缕微光捅穿，云朵的卷形就似胯骨的凸出形状，与鼓起的胸部的起伏一同颤动着。在天空蓝色的雪崩中，充满了裸体的形状、欲望的呼喊、淫欲的召唤、面对肉欲的冲动，从乐池间迸发出来。波浪形的树墙之上，昏睡衰弱的蛹之上，维纳斯升起，但不再是古典的维纳斯，那古老的阿弗洛狄忒，那个无可挑剔的轮廓，异教的色欲节日中在神与人中引出一片片嘶喊声的维纳斯，而是一个更加深沉、更可畏的维纳斯，一个“基督教的维纳斯”，若组合这两个词那反自然的罪行有权存在！

事实上，这不再是献给尘世之乐的不老之美——如希腊色情雕塑所表达的一样，那种激起艺术与感官的兴奋的美。这是邪恶精神的化身，是无所不能的色情的形象，是让人无可抵挡的超凡的女撒旦，她不断窥伺着基督教的灵魂，用美妙芬芳却邪恶的武器瞄准它们。

正如瓦格纳创造的，这个维纳斯是个人的自然特质的徽章，与善对抗的恶的寓言，是我们对抗自身天堂的自身地狱的象征，带我们穿越世纪，到达普鲁登斯[51]那首象征诗那不可撼动的庄严中。活着的唐怀瑟，经过多年放荡生活，撕破那无往不胜的女魔神的怀抱，在忏悔的童贞崇拜情感中寻求避难。

事实上，看起来，音乐家的维纳斯是诗人的色欲的后代，那身浸香水的、纯洁的捕猎人，将她的猎物在刺激神经的花朵中折磨致死。看起来，瓦格纳的维纳斯如普鲁登斯的最致命的神道一样，引人着迷，并将人蛊惑。作家用一只颤抖的手写下她的名字，“Sodomita Libido”。

但是，在她的概念唤起中世纪的寓言实体之时，也一并带来了附加的、现代的辛辣调料，暗示了现在这精妙的知识之河正流入这庞大的滚滚的原始肉欲享乐中。它在古代天然的底色上加入了一种刺激之感，终于证实，在神经质的尖锐刺激下，英雄最终落败并瞬时被我们所生存的这贫瘠时代的头脑淫乱之昏收纳其中。

之后，唐怀瑟的灵魂弯曲下来，他的身体也屈从下来。被不可言喻的承诺与灼热的气息包围，他跌倒，神志不清地掉入那污染的云朵的怀抱中，被紧紧纠缠住。他富有旋律性的人格，在邪恶的胜利赞歌下渐渐淡没。然后，肌肉的暴风雨呼啸着，乐池中苍白的闪电与电流平息下来，这些象征炫目紫色与华丽金色之撞击声的铜器难以比拟的巨响也衰弱下来——一种柔和、玄妙的窃窃私语声，一种几近神性的窸窸窣窣声，便是讨喜的蓝色与轻盈的粉色，在已近拂晓的夜空中颤抖。之后，黎明升起了，踌躇不前的天空开始露出白色，就如被竖琴白色的音符涂抹，那些点缀其中的蹑手蹑脚的色调，最终下定决心，在一片华丽的颂歌中，在定音鼓与铜管乐器喧哗的华丽中竞相闪耀着光辉。太阳升起，如喇叭散开光束，将地平线厚重的线条劈开，就如在一个湖的底部攀升上来，那水面在它反射的光线中四分五裂。远处，是祈求和平的歌曲，是朝圣者忠诚之歌，将魔鬼之战中耗竭的灵魂最后的创伤洗净。

然后，在光明的荣耀中，在救赎的光辉中，物质与精神巍然挺立，善与恶合为一体，色情与贞洁被两个动机捆绑为一，彼此纠缠，混合着小提琴快速、筋疲力尽的亲吻，紧张、紧促的弦乐器迷惑而痛苦的拥抱。安静、庄严的合唱声蔓延开，随着那作为介质的旋律、已经双膝着地的灵魂的圣歌，庆祝灵魂最终的合体，庆祝上帝胸怀中不可动摇的坚定。

然后，颤抖着，心醉神迷着，你从那平凡的乐厅走出，这独一无二的音乐的奇迹在此处上演。你这样走出，带着对唐怀瑟序曲不可磨灭的记忆，带着头脑中对于它的三个乐章之不可比拟的光辉奇异的、原始的概括。

类似

致西奥多·哈农

帷幔升起，那帘子背后挤满的奇怪的美丽涌向我，一个接一个向我簇拥上来。

它们先是不温不火的波浪，缬草、鸢尾花、马鞭草与木犀草毫无生气的香味，带着弥漫着雾的秋日天空的古怪的哀怨，带着满月的磷白，诱惑着我，侵入我的身体。朦胧面容，轮廓飘忽的女人，灰黄色头发，涂了青色玫瑰与绣球花混杂颜色的脂粉，那些穿着褪色的彩裙的女人走到我面前，用香气弥漫我的周遭然后在平息后的遗味中烟消云散，化为一抹旧丝绸哀愁的颜色，一缕香气，如同旧浴室五斗橱中封存多年脂粉那种昏沉之香。

然后，视线移向远处，一种佛手柑与杏仁奶油精细的味道、苔藓玫瑰与西普香精的味道、马雷沙与新割牧草的香气在四处次第出现，为这雅致、清淡的交响乐会加上了一抹粉色，就像花宫娜富含感情的香气，如一个优雅、坠入爱河的女孩跳出来，她有着雪色的头发，眼波流转也带着调皮，裙上装饰着花哨的蔚蓝色、桃色，但这一切也就逐渐消退了。

现在，马雷沙、新割的牧草、缬草、鸢尾，那满带情感，或是沉着色调的调色盘，让路给了更具活力的色彩、更大胆的色彩、更强烈的气味：檀香、哈瓦那雪茄、广玉兰、黑皮肤女人与克里奥尔女人的香气。

在这些轻巧的气息，迷雾般的颜料，温柔、催人欲睡的气味后，在这些衰弱的玫红色与憔悴的蓝色后，在颜色的缝合与热带的前奏后，一些颜色在模糊的重复中粗俗地嘶喊着：赭石的沉重、粗绿的迟钝、棕色的愚笨、灰色的悲戚、石板的青黑、山梅花沉重的气息、风信子与葡萄牙花，她们带着微笑的脸上容光焕发，那些千篇一律的美丽的脸披着黑色涂蜡的头发，脸颊上抹着虹色贴满了滑石粉，裙沿毫不雅致地悬在肥胖贫瘠的身体上。随后赶来的幽灵般的幻影、噩梦的孩子、幻觉的纠缠，从原始野性的底布上涌出来，在黄绿色的雾霭中，或者硫化物那种灰青色的背景上涌出来的磷蓝色中流动。忧郁而神魂颠倒的美丽将自己的异族之魅浸入紫罗兰的阴郁中。爱伦坡与波德莱尔的女人在橙色燃烧的苦涩中摆着痛苦的姿态，嘴唇咬得流血，双眼被灼热的思乡之情折磨，因蛇发女魔、女泰坦，和外太空女人超越尘世的愉悦而张得浑圆，她们散发着无名香水的华美的裙子痛苦而暴戾的气息，紧扼住人的太阳穴，将男人的理性打破并远远抛开，比大麻的气味还要猛烈，比欧仁·德拉克罗瓦，那位伟大的现代大师的面容还要凌厉。

另一个世界的幻想，原始的骚动、暮色的色调，该轮到这些过分兴奋的流露消失了。一声号角后，更为匪夷所思的颜色爆发。

一小片紫色如火花般闪耀，香气的合奏扩大十倍，密密麻麻糅合到顶点，一次凯旋之行与一阵压轴的头晕眼花出现在门槛，就如站街女穿着奢华的裙子，在街上陈列她们的百般风情。所有的华美，包括兴奋的虹色，从胭脂红色的漆到旱金莲的火焰色，直到铅与朱砂的壮丽。所有的华丽排场，所有火红与爆发的金黄，从苍白的铬色到藤黄色，到大麦黄色，到金子的赭色，到镉色，一齐前进着。爆凸的红紫色肌肉，红棕色、夹杂着金粉的毛发，贪婪的唇，余炭般的眼睛，呼出野性的气息、广藿香与龙眼香的气息、麝香与卡他夫没药可怖的气息、温室的沉重气息、快板与尖叫声的气息，火刑，红黄色的火炉颜色与火灾的气息。

然后一切渐渐淡去，原始的颜色登场：黄色、红色、蓝色，父亲的香水味：中路香、晚香玉、龙涎香出现在我面前，长久地彼此亲吻着。当它们的嘴唇相碰，颜色便衰退，香味也渐淡，像凤凰从灰烬中重生，它们以另一种形式复活，以第二色的形式存在，以原始的气味存在。

红色和黄色让路给橙色，黄色和蓝色让给绿色，粉红色和蓝色让给紫色，那些无色之色、黑色和白色继续上场，从它们交缠在一起的手臂中，灰色重重地摔下；一个笨拙的女孩，一个蓝色蜻蜓点水的吻，变得光滑精细，精炼成梦中的西达利斯：珍珠灰的颜色。

正当颜色合并，脱胎换骨之时，这些本质混杂起来，失去了自己的原型，由着自身的活力，或是倦怠的爱抚转变了自己，变成了或多样、或罕见的后代：马雷沙，提取于麝香、龙涎香、晚香玉、合欢、茉莉和橙子；杏仁奶油香，提取于佛手柑、香草、藏红花、麝香香脂和龙涎香；凯玛士香，提取于晚香玉、橙子、淋丝调味酱、鸢尾花、薰衣草和蜂蜜。

还有更多……还有更多……紫丁香及硫的颜色，鲑鱼和浅棕色，油漆和钴绿色，还有更多……花束、调味酱、甘松香，燃烧起来，并向着无限冒着烟气，明净、晦暗，微妙又沉重。

我醒来的时候……面前空空。我的床脚下，伊卡莉，我的猫兀自站立，提起右后臀，用粉红色的舌头舔了舔它一袭红棕色的毛发。[52]

[44] 西拿基立（ Sennachérib，705—681 B.C）：亚述国王。

[45] 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einrich Philipp August Haeckel，1834—1919）：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假定存在一种生命的原始形式，“原核生物”，它是没有结构的原生质，但是已经具备了生命的基本特性。1868年，赫胥黎在从海底挖掘出的泥土表面发现一层胶状物。他认为这是进化第一阶段的活例证，并将其称为海克尔深水虫。

[46] 梅德勒(Johann Heinrich Madler): 德国天文学家。梅德勒曾是一名中学教师，1811年大彗星出现于天空中使他增长了对天文学的兴趣。之后他结识了贝尔，并一起制作月球图。

[47] 位于月球南半球高低的一个突出的撞击坑，以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的名字命名。

[48] 卡利普斯（Calippus）：月球上一座小环形山。

[49] 《唐怀瑟》是一部根据德国中世纪传说写成的三幕歌剧，和《罗恩格林》一样，此剧是瓦格纳所有歌剧中广受世人喜爱的作品。

[50] 以色列北部著名高地。在下加利利地区，靠近埃斯德赖隆(Esdraelon)平原。

[51] 普鲁登斯（Prudence）：古希腊神话中美德之父。

[52] 1670年，马雷沙（Marechale）创造出含香的粉，被称为“LaPoudreala Marechale”，闻名有两个世纪之久，也被视为一种新的香精配方的典范。

I. LES FOLIES-BERGÈRE EN 1879

I

Quand après avoir subi les cris de marchands de programmes et les invites de négociants s’offrant à vous cirer les bottes l’on a franchi le comptoir où, parmi des Messieurs assis, un jeune homme debout, à moustaches rousses, porteur d’une jambe de bois et d’un ruban rouge, prend les cartes, assisté d’un huissier à chaîne, la scène du théâtre vous apparaît coupée au milieu du rideau par la masse plafonnante du balcon. L’on voit le bas de la toile, ses deux yeux grillés et devant elle le fer à cheval de l’orchestre plein de têtes, un champ inégal et remuant où, sur la lueur monotone des crânes et le glacé des cheveux pommadés d’hommes, les chapeaux de femmes rayonnent avec leurs plumes et leurs fleurs partant de tous les côtés, en gerbe.

Un grand brouhaha s’élève de la foule qui se tasse. Une vapeur chaude enveloppe la salle, mélangée d’exhalaisons de toute sorte, saturée d’une âcre poussière de tapis et de sièges qu’on bat. L’odeur du cigare et de la femme s’accentue : les gaz brûlent plus lourds, répercutés par des glaces qui se les renvoient d’un bout du théâtre à l’autre ; c’est à peine si la circulation devient possible, à peine si l’on peut apercevoir au travers de la haie touffue des corps un acrobate qui se livre en cadence sur la scène à des exercices de voltige sur la barre fixe.

Un moment, dans le créneau formé par deux bouts d’épaules et par deux têtes, on l’entrevoit, courbé en deux, les pieds arc-boutés et cramponnés au bois, accélérant son mouvement de rotation ; tournant furieusement sans forme humaine, crachant des étincelles comme ces soleils d’artifice qui virevoltent, en pétillant, dans une pluie d’or : puis, peu à peu, la musique qui se roule avec lui ralentit sa volute et, peu à peu aussi, la forme du clown reparaît, le rose du maillot tranche sur l’or qui, moins vivement secoué, fulgure par places seulement, tandis que, sur ses pieds, l’homme salue des deux mains la foule.

II

Alors qu’on monte à la galerie supérieure de la salle, escaladant au milieu de femmes dont les traînes bruissent, en serpentant sur les marches, un escalier où la vue d’une statue de plâtre, tenant en main des becs à gaz, rappelle immédiatement l’entrée d’une maison suspecte, la musique s’engouffre à votre suite, affaiblie d’abord, puis éclatante et plus nette qu’autre part au tournant de la cage. Une bouffée d’air chaud vous saute au visage et là, sur le palier, on voit le spectacle contraire, la vision complétée du bas, le rideau tombant du haut de la scène, coupé au milieu par le rebord rouge des loges découvertes tournant en demi-lunes autour du balcon suspendu à quelques pieds sous elles.

Une ouvreuse, dont les rubans roses bouffent sur le bonnet blanc, vous offre un programme qui est une merveille d’art tout à la fois spiritualiste et positiviste : Indien qui maquille les cartes, dame qui s’intitule chiromancienne et graphologue, magnétiseur, somnambules, pythonisses au marc de café, locations d’ocarinas et de pianos et vente à forfait de musiques pleurardes, voilà pour l’âme. — Réclame de bonbons, de corsets et de bretelles, guérison radicale des affections secrètes, traitement tout spécial des maladies de la bouche, voilà pour le corps. — Une seule chose interloque : une annonce de machines à coudre. On comprend encore celle d’une salle d’armes, il y a des gens si bêtes ! Mais la Silencieuse et la Singer ne sont pas les outils dont se servent d’ordinaire les travailleuses d’ici ; à moins pourtant que cette annonce ne soit placée là comme un symbole d’honnêteté, comme une invite aux labeurs chastes. C’est peut-être, sous une autre forme, la brochure morale que les Anglais distribuent pour ramener les créatures viciées à la vertu.

L’imagination est décidément une bien belle chose ; elle permet de prêter aux gens des idées encore plus sottes que celles qu’ils ont eues sans doute.

III

À Léon Hennique

Elles sont inouïes, et elles sont splendides, lorsque dans l’hémicycle longeant la salle, elles marchent deux à deux, poudrées et fardées, l’œil noyé dans une estompe de bleu pâle, les lèvres cerclées d’un rouge fracassant, les seins projetés en avances sur des reins sanglés, soufflant des effluves d’opopanax qu’elles rabattent en s’éventant et auxquels se mêlent le puissant arome de leurs dessous de bras et le très fin parfum d’une fleur en train d’expirer à leur corsage.

On regarde, ravi, ce troupeau de filles passer en musique sur un fond de rouge sourd, coupé de glaces, dans un tournoiement ralenti de chevaux de bois courant en rond, au son d’un orgue, sur un bout de rideau écarlate orné de miroirs et de lampes ; l’on regarde les hanches remuer dans des robes bordées en bas comme d’un remous d’écume par le blanc jupon qui se roule sous la queue de l’étoffe. L’on hennit, en suivant le travail de ces dos de femmes se coulant entre les poitrines d’hommes qui, venant en sens inverse, s’ouvrent et se referment sur elles, laissant entrevoir, par les interstices des têtes, des derrières de chignons, allumés de chaque côté par le point d’or d’un bijou, par l’éclair d’une pierre.

Puis, cet inépuisable quart, sans cesse battu par les mêmes femmes, vous lasse et l’on dresse l’oreille à la rumeur qui, se levant de la salle, salue, l’entrée du chef d’orchestre, un grand maigre connu par ses polkas de barrière et par ses valses. Une salve d’applaudissements part des pourtours du haut et du bas des loges où des blancheurs suspectes de femmes s’entrevoient dans la pénombre ; le maëstro s’incline, relève son chef coiffé d’une tête de loup, ses moustaches de chinois poivre et sel, son nez chaussé d’un binocle et, le dos tourné à la scène, il conduit en habit noir et cravate blanche, remuant tranquillement de la musique, ennuyé et comme pris de sommeil, puis tout à coup, se tournant vers les cuivres, il tient son bâton ainsi qu’une ligne, pêche le coup de gueule de la reprise, extrait d’un geste sec des notes comme on arrache des dents, bat l’air en haut et en bas, pompe enfin de la mélodie comme on pompe d’une machine à bière.

IV

Le morceau de musique est terminé, un silence lui succède et un coup de timbre retentit. La toile se lève, la scène reste pourtant vide, mais des hommes vêtus de blouses de toile grise à parements et à collets rouges courent dans tous les coins de la salle, tirant des cordes, défaisant des crampons, arrangeant des nœuds. Le vacarme reprend, deux ou trois hommes se démènent sur la scène, tandis qu’un mieux mis les regarde. On s’apprête à tendre un immense filet, au milieu de la scène, par-dessus l’orchestre. Le filet oscille, quitte les parois du balcon où il est roulé, puis, courant sur ses anneaux de cuivre, il bruit comme une mer qui joue avec des galets.

Des bravos crépitent dans toute la salle. L’orchestre moud une valse de clowns ; une femme et un homme entrent, habillés de maillots chair, avec des hausse-cols et des caleçons d’allure japonaise, bleu indigo et bleu turquoise, lamés d’argent, à franges ; la femme, une Anglaise, fardée à outrance sous ses cheveux jaunes, un plantureux derrière saillant sur des jambes robustes, l’homme plus grêle en comparaison, la tête très peignée, les moustaches en crocs. Le fixe sourire des sydonies tournantes des coiffeurs erre sur leurs faces nettoyées d’hercules. L’homme s’élance sur une corde, se hisse jusqu’au trapèze qui pend devant la toile, au milieu de cordages et de vergues, entre des lustres, au plafond, et, assis sur la barre qui lui refoule la chair des cuisses, il exécute rapidement quelques tours de passe-passe, s’essuyant de temps à autre les mains à un mouchoir attaché à l’une des cordes.

La femme monte à son tour jusqu’au filet qui plie sous elle, le traverse d’un bout à l’autre, renvoyée à chaque pas comme un tremplin, ses nattes couleur soufre lui dansant en lumière sur la nuque, et, grimpée sur une petite plate-forme pendue au-dessus du balcon, posée en face de l’homme, séparée de lui par toute la salle, elle attend. Tous les yeux sont braqués sur elle.

Les deux jets de lumière électrique dardés sur son dos du fond des Folies l’enveloppent, se brisant au tournant de ses hanches, l’éclaboussant de la nuque aux pieds, la gouachant pour ainsi dire d’un contour d’argent, passant de là séparément au travers des lustres, presque invisibles dans leur trajet, réunis et épanouis à leur arrivée sur l’homme au trapèze en une gerbe d’une lumière bleuâtre qui allume les franges de son caleçon de micas scintillants comme des points de sucre.

La valse continue plus lentement avec des ondulations ralenties de hamac, des remuements presque insensibles de berceuse, accompagnant la mesure douce du trapèze, l’ombre double de l’homme projetée par les deux rayons de lumière électrique sur le haut de la toile.

Penchée un peu en avant, la femme saisit, elle aussi, un trapèze d’une main et se retient de l’autre à une corde. L’homme dégringole pendant ce temps, reste suspendu par les pieds, à la barre de son trapèze, immobile, la tête en bas, les bras tendus.

Alors la valse s’arrête net. Un grand silence se fait, coupé tout à coup par la détonation d’une bouteille de champagne. Un frémissement court dans le public, un « all right » traverse la salle ; la femme, lancée à toute volée, file sous la lumière des lustres, tombe, lâchant le trapèze, les pieds en avant, dans les bras de l’homme qui, au coup fracassant d’une cymbale, à la reprise de la valse montant triomphale et joyeuse, la balance, une minute par les jambes, et la jette dans le filet où elle rebondit avec son maillot d’azur et d’argent comme un poisson qui roule et saute dans un épervier.

Des trépignements, des claquements de mains, des chocs de cannes contre le plancher, accompagnent, pendant leur descente, les acrobates. Une fois disparus entre des portants, des cris s’élèvent plus tumultueux, l’homme et la femme reviennent l’un, saluant très bas, l’autre, envoyant des baisers à pleines mains, puis, avec un petit saut d’enfants, ils se retirent de nouveau dans les coulisses.

Le filet qu’on ramène remplit encore la salle de ses bruits de lames qui déferlent.

Et voilà que je songe à Anvers maintenant, au grand port où dans un roulement pareil s’entend le « all right » des marins anglais qui vont prendre le large. C’est ainsi pourtant que les lieux et les choses les plus disparates se rencontrent dans une analogie qui semble bizarre, au premier chef. On évoque dans l’endroit où l’on se trouve les plaisirs de celui où l’on ne se trouve pas. Ça fait tête-bêche, coup double. C’est la courte joie que le présent inspire, déviée à l’instant où elle lasserait et prendrait fin et renouvelée et prolongée en une autre qui, vue au travers du souvenir, devient tout à la fois plus réelle et plus douce.

V

LE ballet commence. Le décor représente un vague intérieur de sérail, plein de femmes encapuchonnées qui se dandinent comme des ourses. Un Ottoman de mardi-gras, la tête couverte d’un turban et la bouche munie d’un chibouck, fait claquer son fouet. Les capuchons tombent, montrant des almées, racolées dans le fond d’une banlieue, en train de sautiller, au son d’une musique de bastringue égayée de temps à autre par l’air de la « casquette au père Bugeaud » introduit dans la mazurke pour justifier sans doute l’arrivée d’une fournée de femmes costumées en spahis.

C’est, à un moment, sous les jets de lumière électrique qui inondent la scène, un tourbillon de tulle blanc, éclaboussé de feux bleus avec du nu de chair sautant au centre ; puis, la première danseuse, reconnaissable surtout à son maillot de soie, apparaît, fait quelques pointes sur les talons, remue ses faux sequins qui l’enveloppent comme d’une ronde de points d’or, bondit et s’affaisse dans ses jupes, simulant la fleur tombée, les pétales en bas et la tige en l’air.

Mais tout cet oriental de mi-carême éclatant dans un fracas d’apothéose n’a pu faire oublie, aux connaisseurs que, parmi ces grandes bringues secouant en cadence leurs puces, une seule fut intéressante, celle costumée en officier de spahis, avec un large pantalon bleu flottant, de mignonnes bottes rouges, le spencer à soutaches d’or, le petit gilet écarlate collant, moulant le sein, dessinant la pointe tenue droite. Elle dansait comme une chèvre, mais elle était adorable et ignoble, avec son képi galonné, sa taille de guêpe, son gros derrière, son bout de nez retroussé, sa mine gentiment canaille et luronne. Telle quelle, cette fille évoquait des barricades et des rues dépavées, exhalait un fumet de trois-six et de poudre, dégageait un épique de populace et une emphase de guerre civile, mitigée par des noces crapuleuses, en armes.

Invinciblement, on a songé devant elle à ces époques surexcitées, à ces soulèvements où la Marianne de Belleville lâchée se rue pour délivrer une patrie ou défoncer une tonne.

VI

UN cimetière au fond ; à droite, une tombe avec cette inscription : ci-gît... tué en duel. — La nuit ; un peu de musique en sourdine ; personne.

Soudain, par les portants de droite et de gauche, s’avancent lentement, suivis de leurs témoins, deux pierrots en habits noirs : l’un, grand, maigre, rappelant le type créé par Deburau, une longue tête de cheval, enfarinée, des yeux clignotants sous des paupières blanches, l’autre plus ramassé, plus boulot, le nez court, goguenard, la bouche crevant d’un trou rouge le masque blême.

L’impression produite par l’entrée de ces hommes est glaciale et grande. Le comique tiré de l’opposition de ces corps noirs et de ces visages de plâtre disparaît ; la sordide chimère du théâtre n’est plus. La vie seule se dresse devant nous, pantelante et superbe.

Les pierrots lisent l’inscription de la tombe et reculent d’un pas ; ils détournent en tremblant la tête et voient un médecin en train de dérouler des bandes de toile et de préparer tranquillement sa trousse.

L’angoisse d’un visage qui se décompose passe sur leurs faces blafardes ; cette maladie nerveuse terrible, la peur, les cloue, vacillants, sur place.

Campés vis-à-vis l’un de l’autre, les voilà qui, à la vue des épées qu’on tire des serges, s’effarent davantage encore. Le tremblement de leurs mains s’accentue, les jambes flageolent, le cou suffoque, la bouche remue, la langue bat sans salive et cherche haleine, les doigts errent et se crispent sur la cravate qu’ils doivent défaire.

Puis, la terreur grandit encore et devient si impérieuse et si atroce, que les nerfs déjà rebellés se détraquent d’un coup et s’emportent sans qu’on puisse les tenir. Une idée fixe surgit dans le cerveau bouleversé de ces hommes, prendre la fuite, et ils se précipitent, culbutant tout, poursuivis et ramenés par les témoins qui les remettent face à face, et l’épée au poing.

Alors, après une dernière révolte de la chair qui s’insurge contre le carnage qu’on attend d’elle, une énergie de bêtes acculées leur vient et ils se jettent, affolés, l’un sur l’autre, tapant et piquant au hasard, soulevés par d’incroyables bonds, inconscients, aveuglés et assourdis par l’éclat et le cliquetis du fer, tombant brusquement, à bout de force, comme des mannequins dont le ressort casse.

Terminée en une pantalonnade excessive, en une charge désordonnée, cette cruelle étude de la machine humaine aux prises avec la peur a fait se tordre et pouffer la salle. De l’examen attentif de ces rires, il est résulté pour moi que le public ne voyait dans cette admirable pantomime qu’une parade de funambules, destinée à rendre plus complet sans doute l’aspect de foire que prennent les Folies-Bergères, dans ces coins où elles arborent des tourniquets et des jeux de boules, des femmes à barbe et des tirs.

Pour les esprits plus réfléchis et plus actifs, la question est autre. Toute l’esthétique de l’école caricaturale anglaise est de nouveau mise en jeu par les scénarios de ces désopilants et funèbres acrobates, les Hanlon-lees ! Leur pantomime si vraie dans sa froide folie, si férocement comique dans son outrance, n’est qu’une incarnation nouvelle et charmante de la farce lugubre, de la bouffonerie sinistre, spéciales au pays du spleen et déjà exprimées et condensées par ces merveilleux et puissants artistes : Hogarth et Rowlandson, Gillray et Cruikshank.

VII

IL existe pour les Folies deux séries de valses nécessaires et charmantes : l’une pirouettante et joyeuse, rendant le balancé des trapèzes, les culbutes prestigieuses des clowns, le rythme du corps qui se hausse et se baisse à la force des bras, dodeline, retenu seulement par les jambes, remonte, la tête longeant l’estomac et le ventre, les bras reprenant la place des pieds qui rebattent l’air de leurs souliers frottés de craie ; l’autre maladivement voluptueuse, montrant l’œil injecté et les mains tremblantes des polisonneries interrompues, les élans arrêtés par la présence d’un tiers, la paillardise avortant en plein trafic faute de souffle, les corps crispés et attendant, aboutissant enfin par le fracas triomphal des cymbales et des cuivres, au cri de douleur et de joie de la chose venue.

C’est un non-sens par exemple de jouer dans cette salle du Robert le Diable. Ça détonne comme une tête de père noble dans une partie fine. Il faut ici de la musique pourrie, canaille, quelque chose qui enveloppe de caresses populacières, de baisers de la rue, de gaudrioles à vingt francs la pièce, le lancé des gens qui ont copieusement et chèrement dîné, des gens las d’avoir brassé des affaires troubles, traînant dans ce pourtour l’ennui de saletés qui peuvent tourner mal, inquiétés par leurs courtages louches de valeurs et de filles, égayés par des joies de forbans qui ont réussi leurs coups et se grisent avec des femmes peintes, au son d’une musique d’arsouilles.

VIII

CE qui est vraiment admirable, vraiment unique, c’est le cachet boulevardier de ce théâtre.

C’est laid et c’est superbe, c’est d’un goût outrageant et exquis ; c’est incomplet comme une chose qui serait vraiment belle. Le jardin avec ses galeries du haut, ses arcades découpées en de grossières guipures de bois, avec ses losanges pleins, ses trèfles évidés, teints d’ocre rouge et d’or, son plafond d’étoffe à pompons et à glands, rayé de grenat et de bis, ses fausses fontaines Louvois, avec trois femmes adossées entre deux énormes soucoupes de simili-bronze plantées au milieu de touffes vertes, ses allées tapissées de tables, de divans de jonc, de chaises et de comptoirs tenus par des femmes amplement grimées, ressemble tout à la fois au bouillon de la rue Montesquieu et à un bazar algérien ou turc.

Alhambra-Poret, Duval-Moresque, avec une vague senteur en plus de ces estaminets-salons ouverts dans l’ancienne banlieue et ornés d’orientales colonnades et de glaces, ce théâtre, avec sa salle de spectacle dont le rouge flétri et l’or crassé jurent auprès du luxe tout battant neuf du faux jardin, est le seul endroit à Paris qui pue aussi délicieusement le maquillage des tendresses payées et les abois des corruptions qui se lassent.

II. LE BAL DE LA BRASSERIE EUROPÉENNE

LE BAL DE LA BRASSERIE EUROPÉENNE À GRENELLE

JE m’installai devant une table de café, près de deux dames qui causaient entre elles. L’une, rougeaude et gaie, l’œil clair sous ses cheveux gris, plissait d’une main courte le nœud de sa cravate caroubier ; l’autre, jaune et un peu tirée, prisait obstinément dans un sabot de corne.

Chaque fois qu’elles se parlaient, ces dames se désignaient par leur nom ; la rougeaude interpellait sa voisine Mme Haumont et elle était à son tour appelée Mme Tampois.

De la place où j’étais assis, sur une petite plateforme à laquelle accédaient deux marches, je dominais le bal.

Un peu au-dessus de moi, à droite, s’étageait l’orchestre ; à gauche, surplombant un bassin d’eau morte, se hérissaient les rocailles d’une fausse grotte où trois statues de plâtre rose se dressaient dans des péplums écornés contre un mur sur lequel était peinte une vallée suisse. Le bal de la Brasserie Européenne était divisé en deux parties que coupait une balustrade : la première, formant un large couloir étayé par des colonnades de fonte, parquetée d’asphalte, garnie de tables et de chaises, plafonnée de toiles jadis vertes et maintenant pourries par les feux du gaz et les suintements de l’eau ; la seconde, s’étendant, ainsi qu’une grande halle, également soutenue par des piliers et coiffée d’un toit vitré, en dos d’âne. On eût dit d’une petite gare de chemin de fer de cette halle aux murs crevassés et déteints et la ressemblance était encore accentuée par un triste éclairage, semblable à celui des salles d’attente, par les trois lumières rouges et vertes qui flambaient, dans la fumée, au fond de la salle, de même que des feux de disques, par une immense cloison vitrée séparant le bal d’une brasserie, une cloison qui tremblotait au gaz dans un flot de vapeur et qui donnait l’incertaine vision d’une voie, à peine éclairée, fuyant dans le brouillard de la nuit, au loin.

Dans ce débarcadère de banlieue, une foule énorme bouillonnait et, sous les sifflets stridents des flûtes, sous le roulement continu de la grosse caisse, des riz-pain-sel, des commis d’administration, des infirmiers, des secrétaires d’état-major et de recrutement, toute une armée d’épaulettes à franges blanches, s’agitait, jetant des bras bleus au ciel, lançant sur le plancher des jambes rouges ; ceux-ci nu-tête, le crâne ras et trempé de sueur, simulaient les branches de ciseaux qu’on ouvre et qu’on referme, avec leurs jambes ; ceux-là, le képi écrasé sur la nuque, se déhanchaient en tenant avec deux doigts, ainsi que des danseuses qui pincent leurs jupes, les basques de leur capote ; d’autres encore, la main sur le ventre, semblaient moudre du café ou tourner une manivelle, pendant qu’esquissant un cavalier seul, bondissait un infirmier dont les tibias se contournaient comme des manches de veste et dont les bras tordus et les poings crispés paraissaient vouloir déboucher le parquet comme une bouteille.

Les femmes étaient, pour la plupart, moins lancées et plus calmes. Presque toutes sautaient convenablement, exhibant des tournures de mijaurées, sortant en même temps que leur robe de fête, une distinction endimanchée que maintenait la présence des parents assis sur des bancs de bois, contre le mur.

Quelques-unes, bien mises, parées de prétentieux bijoux, avaient conservé l’ancienne élégance des tabatières du Gros-Caillou dont elles faisaient partie ; elles étalaient de longs gants à huit boutons, achetés quinze sous chez le dégraisseur et deux d’entre elles, serrées dans des costumes de cachemire de l’Inde, d’un noir mat, avec colliers de jais pleuvant en gouttes brillantes autour du cou, se dandinaient avec des mines de pies-grièches, au bras de bouchers de l’abattoir de Grenelle, de solides gaillards au teint de viande crue, aux voyants foulards attachés par des noeuds régate sur des gilets de tricot, à manches.

Ceux-là n’avaient ni le geste déluré, ni l’attitude faraude des militaires. Plus populaciers mais moins canailles, ils soulevaient en dansant d’abondantes panses, se gonflaient la bouche, jouant les gens essoufflés, et de même que les cochers par les temps de froid, ils s’enlevaient pesamment, les pieds joints comme à la corde et ils se jetaient les bras en croix sur les épaules.

— Tiens, v’là Ninie, ohé, Ninie !

Ce cri traversa les rafales de l’orchestre ; dans un groupe de fantassins, un trou se creusa d’où jaillit une petite boulotte qui se rua en plein quadrille et, troussée jusqu’au ventre, gigota, montrant, sous le blanc madapolam de ses culottes, du nu de cuisses.

— Eh ! aïe donc, Titine, criait-elle à son vis-a-vis, une morveuse de seize ans, la bouche en avance, découvrant sous un nez rentré de courtes dents un peu écartées et comme limées, qui levait sans discontinuer, en l’air, au milieu d’un cercle de danseurs, une maigre jambe encore effilée par le rouge clair d’un bas en fil d’Écosse. — Elle a vraiment un laisser-aller dégoûtant quand elle danse ; dit Mme Tampois, en désignant Ninie qui, les poings en poissarde sur les hanches et oscillant maintenant du buste, roulait des yeux morts au plafond, et sortait et rentrait, avec célérité, de sa bouche, un bout pointu de langue.

— Et cette gamine, avec ses bas, voyez-la donc, répliqua Mme Haumont, en joignant les mains, à cet âge-là, croyez-vous ? Non, vraiment, il suffirait de deux monstres pareils pour empêcher les honnêtes gens d’amener leur fille au bal !

Les deux vieilles dames burent une gorgée de bière, puis elles rétablirent l’équilibre de manteaux et de chapeaux placés en tas, sur une chaise.

— Dites donc, il y en a un de monde !

— Oh ! ne m’en parlez pas..., on étouffe !

— Et les affaires, Madame Tampois, ça marche ?

— Bien doucement, Madame Haumont, vous savez dans la mercerie, l’on ne gagne pas des mille et des cents.

— Ah ça ! que diable devient Léonie, soupira Mme Haumont, vous ne l’apercevez pas ? Mais Mme Tampois lui faisait signe qu’elle ne l’entendait plus. Le quadrille touchait à sa fin, et comme pris de démence, les clarinettes ventaient à fracasser leur bois, les cuivres cinglaient la salle à toute volée de leur grêle de sons, tandis que la grosse caisse grondait dans un cliquetis de verre brisé, secoué furieusement par les cymbales.

Enfin les musiciens s’arrêtèrent exténués ; les uns s’épongèrent le front et le cou, les autres vidèrent, en haletant, la salive perdue dans leurs trombones ; jaunes et tachées de plaques noires comme de grandes crêpes, les cymbales se reposèrent près de la mailloche sur le dos de la caisse.

— C’est vraiment pas trop tôt, les voilà ! dit Mme Haumont apercevant sa fille, qui se dirigeait vers elle, au bras d’un sergent d’état-major. Allons, Léonie, emmitoufle-toi bien, et elle lui jeta un manteau sur les épaules. Tiens, bois un peu ; et elle lui tendit un verre de vin tiède qu’elle avait commandé pendant la danse. Mais sa fille protestait, elle avait soif et désirait boire quelque chose de frais.

— Quand on est en nage, on boit chaud, dit sa mère, et elle essuyait le front de sa fille tout en lui portant le verre aux lèvres.

— Et toi, Jules, dit Mme Tampois, veux-tu boire ce bock ?

— Ma foi, ma tante, répondit le sergent, ce n’est pas de refus, car il fait fièrement chaud. Il claqua sa langue, entre ses lèvres. Vrai, ça fait du bien par où que ça passe, poursuivit-il, en s’essuyant les moustaches. Tiens, v’là Cabannes, hè, par ici, ma vieille, et comment que ça va ?

— Ça boulotte, articula d’une voix de nez, Cabannes, un sergent d’infirmiers, à la face parsemée de son et aux cheveux carotte ; poliment il s’inclina devant les dames et après un instant de silence, il ajouta :

— Il fait soif, ici.

Personne ne parut se soucier de l’observation du nouveau venu.

— Qu’est-ce qu’il faut servir ? s’écria le garçon, en courant.

Personne ne souffla mot.

— Rien, dit enfin Mme Tampois.

— Comme cela, ce sera plus tôt servi, fit Cabannes, avec une mélancolie dans laquelle pointait un peu d’aigreur. — Juste, Auguste, répliqua tranquillement la bonne dame qui tira sa tabatière, l’offrit a Mme Haumont, puis se déposa sur la paume de la main une prise qu’elle huma longuement, en sifflant du nez.

Une polka commençait, remuant les carreaux qui grelottaient ainsi qu’au passage d’un camion chargé de tôle. Jules offrit le bras à Léonie. Cabannes jeta un regard circulaire sur la table, sur les deux vieilles femmes, pivota sur ses talons, et, sans saluer, se perdit, à son tour, dans le courant du bal.

— Il n’y a pas moyen de s’entendre avec leur sacrée musique, gémit Mme Tampois. Des explosions de cuivre lui partaient dans les oreilles ; elle se retourna et dévisagea furieusement un vieux trombone, au pif chaussé de lunettes, aux joues tendues, enflammées comme un derrière épluché de singe, qui s’entrait et se retirait avec grand bruit de l’estomac des tuyaux de cuivre.

— Si c’est Dieu possible ! hein, croyez-vous, ma chère ? mais son amie ne l’écoutait plus ; elle suivait des yeux, au loin, sa fille dans la foule, et elle ne la voyait que de dos, son visage étant collé contre celui du sergent ; alternativement, du rouge de pantalon et du blanc d’épaulettes, puis du noir de robe et du blanc de jupes, apparaissaient et disparaissaient dans un tournoiement. Bientôt elle perdit complètement Léonie de vue ; une poussière rousse s’élevait du plancher et se mêlait à une buée d’étuve en suspens sous le toit. Au-dessous d’elle, çà et là, dans un fourmillement, l’éternelle culotte rouge galopait, des basques de tuniques d’un noir bleu sautaient dessus, mouchetées par leurs boutons de points d’argent ou d’or ; de tous les côtés près des figures, les franges des épaulettes grouillaient ainsi que des vers blancs.

La salle semblait vaciller ; les feux des disques clignotaient lentement dans la brume ; les silhouettes des soldats et des filles s’agitaient maintenant comme brouillées, dans une eau chaude et trouble.

Des gouttes tombèrent du plafond où se résolvait la buée ; Mme Haumont leva le nez en l’air.

— Comprend-on qu’on laisse un toit ? Ah ! Thérésa, et comment allez-vous ? et elle interrompit sa réflexion pour serrer la main à une grande belle fille qui montait les marches, suivie d’un cuirassier.

Fanée et malgré tout jolie sous sa couche d’empois rose, sous ses cheveux taillés en dents de peigne sur le front, elle se pavanait, dans une robe, panier, de pékin rayé satin et faille, noir suie, sous laquelle miroitait un jupon de satin bleu bouillonné, garni de dentelles crème. Un haut de bas bleu-paon et des bottines mordorées parurent, lorsqu’elle ôta, en se renversant un peu en arrière, un immense chapeau d’Artagnan, en peluche grenat, épinglé d’une colombe grise, à gauche.

— Et ça va toujours comme vous voulez ? fit-elle en s’asseyant et en mettant en évidence des doigts chargés de bagues, munis d’ongles polis, en forme de cuiller, d’un rose factice.

— Toi, dit-elle, d’un ton bref, au cuirassier, qu’est-ce que tu veux, du vin ou de la bière ?

— Du vin !

— Garçon, une bouteille ! puis sans plus s’occuper du cuirassier, elle continua :

— Et Léonie ? et sa toux ?

— Ça ne change guère ; on a beau se dire que ce n’est rien, on s’inquiète tout de même ; avec cela, elle n’est pas raisonnable, elle aime trop à danser... du reste, tu vas la voir, elle est là.

Thérésa jeta un regard de côté sur l’énorme soldat qui buvait, silencieux, près d’elle ; lourdement, il portait sur un cou de taureau, un crâne tondu à la mal-content, un front bas, une épaisse moustache jaune. Elle sembla soupeser, d’un coup d’œil, la force de ses épaules, la puissance de ses jarrets et de ses reins, les promesses de son air de fauve et de brute, puis elle se leva et, les yeux plantés dans le couloir qui longeait l’enceinte du bal, elle parut jauger la carrure et la mine bestiale des autres cuirassiers qui emplissaient les tables ; elle sourit, satisfaite, retomba sur sa chaise, et commanda une autre bouteille.

— Thérésa, dit Mme Haumont, en la tirant doucement par sa manche, voilà Léonie.

— C’est égal, quelle rien du tout que cette femme-là, dit à voix basse Mme Tampois, elle ne connaît même pas ce militaire...

Mais Mme Haumont prit un ton pincé :

— C’est la fille du père Gillet, vous savez bien, celui qui a demeuré longtemps sur notre palier, le mécanicien de chez Cail. Thérésa peut s’amuser, ça la regarde, mais cette femme-là, voyez-vous, elle n’a pas sa pareille pour l’honnêteté ; elle ne ferait tort d’un sou à personne. Et puis, vous savez, c’est d’un luxe chez elle, si vous voyiez cela ; elle est entretenue, du reste, par un Monsieur bien...

Et, d’un ton confidentiel elle ajouta :

— Un homme de la noblesse, ma chère. — Bah, fit Mme Tampois et elle contempla Thérésa avec respect. C’est ce qu’on peut appeler une figure distinguée, dit-elle, assez haut pour être entendue. Thérésa sourit et, encouragée, Mme Tampois se préparait à entrer de biais dans la conversation de Thérésa et de Léonie qui jacassaient à qui mieux mieux, quand son neveu le sergent attira son attention. Au-dessous d’elle, dans le bal, il l’interrogeait des yeux et simulait avec la main le geste d’un homme qui vide un verre.

— Non, non, fit la vieille dame ; tu te passeras bien de licher pour une fois ; a-t-on jamais vu !

Jules n’insista pas ; il tourna bride et rejoignit une bande de camarades qui, pendant les repos de l’orchestre, se promenaient dans l’enceinte réservée aux danses. Ils paradaient, les mains dans les poches qu’ils évasaient en se renversant, riaient aux éclats, arrêtaient les femmes, se livraient, avec les ouvrières des tabacs et les petites blanchisseuses, à des courses effrénées, se poursuivant de même que des moutards, jetant dans la poussière de leur galop de grands cris et s’allongeant pour s’amuser des claques. Éparpillés dans les régiments, les civils méprisés demeuraient calmes : à part quelques souteneurs échappés du Salon de Mars ou du bouge de l’Ardoise, quelques calicots, quelques ouvriers de précision habillés de complets comme eux mais reconnaissables à leurs ongles plus usés, à leurs doigts plus noirs ; à part quelques bouchers de Grenelle, quelques ouvriers des tabacs, quelques employés de Ministère, appartenant aux services de la Guerre surtout, toutes les troupes de l’Intendance dominaient, relevant les crocs en bataille de leurs moustaches, essayant des effets de torse, dévisageant les spectateurs d’un air résolu, en gens adorés de la jeunesse féminine du Gros Caillou et de Grenelle, en gens maîtres absolus d’un pays conquis.

Mais, à côté du camp bruyant et gai des fantassins s’étendant de la petite gare devant l’orchestre sous le toit vitré, un autre plus silencieux, plus sombre s’était établi dans le pourtour plafonné de toiles. Là buvaient des détachements de dragons, d’artilleurs et de tringlots, des escadrons entiers de cuirassiers. Leurs pesants costumes et la défense affichée, en plein bal, de danser avec des éperons même mouchetés, leur interdisaient de se mêler aux polkas et aux quadrilles. Ils regardaient d’ailleurs avec dédain l’infanterie et les tabatières, méprisant ces pousse-cailloux et ces fillettes qui n’appréciaient pas leur haute stature, attendant les femmes plus avancées, plus riches d’argent et de vices qui reviennent, à minuit, de l’autre côté de l’eau, afin de retrouver les délices crapuleuses du quartier natal.

— Je danse, s’écria Thérèsa, en se levant. Toi, tu as encore du vin, bois, dit-elle, s’adressant au cuirassier qui fumait immobile, et elle se jeta hors de l’estrade, et s’enfonça dans l’infanterie.

— Ah ! cette rencontre ! dit-elle, s’arrêtant devant un homme vêtu d’un ignoble paletot noisette, d’un pantalon crasseux de cheviote, de bottines claquées et vernies aux talons éculés, d’un foulard groseille bordant la graisse du collet et cachant le linge.

Mais une immense clameur couvrait sa voix. Un vis-à-vis, un vis-à-vis !’ ce cri s’élevait par toute la salle.

— Reste là, chérie, dit Mme Haumont à Léonie. Tu es fatiguée, et il est tard.

— Oh ! rien qu’une figure, dit-elle, apercevant Jules qui s’approchait d’elle, et entraînée par le sergent, elle disparut dans la fumée.

— Il est presque minuit, soupira la mère d’un ton contrarié, c’est aujourd’hui dimanche, bal de nuit. J’aurais pourtant bien voulu partir avant l’entrée des bousins. Tenez, Madame Tampois, quand je vous disais, les v’là qu’arrivent !

Et, en effet, par la porte grande ouverte, jaillissait, en chahutant, tout un tohu-bohu de chapeaux et de jupes ; sous des buissons de panaches et des taillis de plumes, sous des feutres mousquetaire aux ailes extravagantes, des ronds de pâte rose se renversaient, creusés de trous bordés d’écarlate d’où s’échappaient des hurlements. Des hourras forcenés répondaient en même temps que roulait sur le plancher un bruit lourd de bottes. Les escadrons de la cavalerie s’ébranlaient et chargeaient, les bras en avant, les filles. Ce fut une foison de tuniques et de robes, une cohue de rouge, de noir et de blanc, un remous de corps où des bras nus s’apercevaient enlacés aux cous des cuirassiers dont les nuques tondues dominaient encore les panaches et les plumes. Le couloir où s’entassait la cavalerie disparut dans un nuage de poussière d’où s’échappait un ronflement de machine en chauffe ; puis cette trépidation de la salle cessa, couverte par l’ouragan d’un quadrille.

— Quelle fumée, on ne se voit plus ! fit Mme Tampois, pour sûr, demain, je vas moucher noir.

— Et quel vacarme ! dit Mme Haumont en se bouchant les oreilles.

Sans s’occuper des charges de la cavalerie, les régiments de l’Intendance donnaient à leur tour l’assaut et enlevaient par la taille les tabatières. À l’écart, Ninie s’attachait avec des épingles son pantalon dont la fente bâillait et de larges plaques de sueur couraient sous ses dessous de bras et gagnaient sa gorge. À la violente odeur de crottin et de graisse rance s’échappant des vêtements remués de la cavalerie, se mêlaient maintenant le pestilentiel bouquet des godillots tièdes et des bottes chaudes, le fétide parfum des aisselles négligées et des bas fards. La mâtine, soupira Mme Haumont, cherchant des yeux sa fille. Ah ! tu te décides, c’est vraiment pas trop tôt. Allons, voyons, puisque te voilà, dépêchons-nous, car il est tard. Les femmes s’habillèrent, pendant que le petit sergent embrassait sa tante et serrait vivement la main à toutes, à tour de rôle ; puis elles descendirent de l’estrade et tâchèrent de se faufiler dans le camp des cuirassiers ; mais, dès les premiers pas, elles durent s’arrêter.

— Retournons sur nos pas et gagnons la salle de danse, proposa Mme Tampois, Léonie, suis-moi, je tiens la rampe. Et elle longeait la balustrade séparant en deux compartiments la salle, mais de ce côté-là, la retraite était maintenant fermée ; elles ne pouvaient plus ni avancer, ni reculer. Un jour se fit, dans lequel s’élança Mme Tampois ; Mme Haumont et sa fille se précipitèrent sur ses traces, mais elles butèrent du nez contre son dos ; le corps de la mercière touchait complètement la fissure où elle était entrée ; Mme, Tampois était prise ainsi qu’entre deux portes. Furieuse, elle pesa de tout son poids sur les gens qui l’entouraient ; à coups de coudes, elle se fraya un passage dans un groupe, entraînant Léonie que poussait sa mère et que je suivis à l’arrière-garde, et dans les huées des femmes bousculées, dans les injures des garçons de café dont les plateaux de bocks vacillaient au-dessus des têtes, dans les cris de cannibales jetés par les troupes, elles atteignirent la porte de la brasserie.

— Ferme bien ton manteau, fillette, dit la mère ; mais le café regorgeait de militaires ; aucune issue n’était libre.

Là, cavalerie et infanterie buvaient pêle-mêle, en masse ; les deux courants distincts du bal se fondaient dans une immense salle, garnie de billards et de banquettes. Des tas de soucoupes et de verres s’amoncelaient sur des tables. Partout étaient fichés des porte-manteaux et des patères auxquels étincelaient des trophées d’armes ; les casques aux plumets pourpre, aux crinières noires des cuirassiers, les casques aux queues vermillon des trompettes, des schakos avec des étoiles de cuivre sous la cocarde, des képis garance, des gibernes, des sabres-baïonnettes, de longues lattes dont les poignées de cuivre et les fourreaux d’acier éclairaient, pendaient partout, au-dessus des sièges ; et, sous le vent des portes qui s’ouvraient, les armes bruissaient, les crinières frissonnaient et sur les cimiers couraient de longues ondulations qui rebroussaient les plumes.

Un brouhaha continu s’élevait dans la vapeur des soupes à l’oignon et des choucroutes ; par instants, des sifflets saccadés de flûtes arrivaient dans le café, en même temps qu’un grondement lointain de caisse.

— Eh ! Léonie.

Les trois femmes se retournèrent ; dans un renfoncement, une jeune fille, toute habillée de velours noir frappé, les lobes des oreilles allumés de deux points de feu, était assise en face d’un infirmier.

— Tiens ! c’est Louise, dit Léonie, en la baisant sur les deux joues.

— Et comment ça va, Madame Tampois ?

— Mais bien.

— Vous venez donc du bal ?

— Mais certainement.

— Que je vous embrasse, Madame Haumont. Tenez, il y a encore de la place, asseyez-vous.

— Mince ! c’en est des purées de gueugueules, murmura l’infirmier.

— Dites donc, vous, tâchez d’être un peu convenable, n’est-ce pas, dit Mme Tampois.

— Voyons, Casimir, tais-toi, commanda Louise.

— Non, ma chère, non, il est trop tard. Nous allons coucher, dit Mme Haumont, en repoussant la chaise qu’on lui tendait.

Mais la jeune fille insista.

— À demeurer ainsi debout, dans un courant d’air, entre la porte s’ouvrant sur le bal et la porte donnant sur la rue, Léonie attrapera froid. Voyons, Madame Haumont, asseyez-vous et prenez un verre.

— Soit, répliqua la vieille dame. Seulement Léonie boira quelque chose de tonique, du vin chaud, par exemple. — Ah ! non, s’écria Léonie. J’en ai assez de votre vin chaud, je veux boire de la bière.

Vivement elles se querellèrent.

— Pourquoi que Mademoiselle ne boirait pas des deux ? proposa l’infirmier.

D’un regard qui le toisa du haut en bas, Mme Haumont apprit à ce soldat à ne point s’immiscer dans ses affaires. Le garçon de café passa.

— Un bock ! dit Léonie.

Mme Haumont hocha la tête.

— Ah ! cette jeunesse, soupira-t-elle.

Puis s’adressant à Louise :

— Eh bien, Louise, et les tabacs, quoi de neuf ?

— La même chose, Madame Haumont, toujours du même tonneau pour ne pas changer. On trime du matin au soir, et l’on gagne à peine.

— Le fait est, reprit la vieille dame en inspectant la toilette de la jeune fille, le fait est que si c’était l’argent du gouvernement qui devait payer du velours comme celui-là... et elle tâta, pleine d’envie, l’étoffe entre l’index et le pouce.

— Je t’écoute ! dit Louise en riant. Ah bien ! il en faudrait rouler des cigarettes !

— Ah ça, et Berthe, comment va-t-elle ?

— Mais, à la douce.

— Elle est toujours aux cigarettes à la main ?

— Mais non, vous ne savez donc pas ; elle travaille maintenant aux cigarettes à la mécanique. — Bah ! — à propos, vous savez que Thérésa est dans le bal !

— Tiens, le vlà encore celui-là, interrompit Mme Tampois en montrant le sergent Cabannes qui rôdait autour des tables. Va donc, feignant ; si t’as faim, mange ton poing, si t’as soif...

Elle ne trouva pas le reste de la phrase.

— Mes enfants, dit-elle, changeant de conversation et humant une prise, on étouffe ici.

— Pour sûr, fit à la cantonade, Louise intéressée par les fastueuses toilettes de deux filles, aux yeux caves, aux cils bordés de noir d’allumette battant sur deux plaques de carmin collées aux joues, aux robes élégantes mais fripées, rattachées par des bouts de cordons et des épingles sur du linge dur, deux filles visiblement échappées des maisons de l’autre côté de l’eau. Elles faisaient, à elles seules, un terrible vacarme ; elles avaient demandé une bouteille de bière et le garçon, ahuri par les appels, les avait laissées, là, devant la bouteille sans l’ouvrir. Aussi s’égosillaient-elles à le héler et, de loin, il gueulait : voilà ! et portait des plateaux de bocks, à l’autre coin de la salle.

— En vlà un cul ! dit l’une d’elles ; elle empoigna résolument le goulot de la bouteille et voulut enlever le bouchon avec ses dents ; mais elle tirait en vain, les traits contractés dans le blanc gras de sa face. — Pas plan, fit-elle, s’essuyant avec son mouchoir ses lèvres décolorées, remettant en place la bouteille dont le haut du bouchon s’était teinté de rose.

Partout, maintenant, les tables étaient chargées de mangeailles et de boissons et les chaises pleines de troupiers et de femmes.

Ici, une fille vautrée sur les genoux d’un dragon lui enlaçait furieusement les jambes avec ses cuisses et frottait, à moitié pâmée, ses légers bas contre les basanes ; là, une autre se faisait écraser les doigts dans la large patte d’un cuirassier qui lui broyait ses bagues et elle pleurait et s’évanouissait presque de douleur et de besoin. Deux rangées de tables plus loin, une grande femme, coiffée d’un boléro de satin merveilleux, couleur prune, empanaché d’un large bouquet de plumes jaunes, mangeait tranquillement près d’un artilleur abruti, bavant des filets de salive entre ses deux bottes, une soupe à l’oignon, et elle tenait sa cuiller très haut, pour rattraper le fromage, en le suçant. — Seule, abandonnée sans doute, une fillette regardait fixement devant elle et, pensive, mâchait des bouts d’allumettes.

Une boule sauta d’un billard, chassée par le coup maladroit d’un infirmier, et roula sous une banquette ; des grincements de chaises dérangées des trépignements de pieds, des exclamations saugrenues de femmes retentirent. Un soldat malade, ramené par ses camarades, s’affaissa sur une banquette, la face décomposée, infectant la vinasse aigre et l’ammoniaque ; une fille pocharde s’endormit devant son plat de choucroute que picorait lentement un riz-pain-sel.

Bientôt, dans la soûlerie de ce Satory en fête, des vociférations commencèrent. Les colères de l’esprit de corps, les instincts de querelles, les désirs de brutalités, les souffles de batailles s’éveillèrent ; des disputes s’échangèrent à une table d’abord, puis se propagèrent à toutes les autres. Déjà, un cuirassier, debout, vu de derrière, les bras retenus par des amis moins ivres, insultait un soldat assis qu’on me voyait point, tandis que, derrière un billard, la pêche de Grenelle se menaçait d’une voix traînante de coups de couteaux, à la sortie du bal.

— Ça devient ignoble, allons, allons, filons pendant que le chemin est libre, commanda Mme Haumont.

Ça devenait, en effet, ignoble, et j’avais suffisamment humé la pestilence militaire et le suint charnel pour ardemment désirer de cordiales bouffées d’air silencieux et pur. Je fis comme ces braves dames dont j’avais scrupuleusement épié les dits et les gestes, je sortis.

Une fois sur l’avenue de Lowendal, au milieu de la nuit, dans la solitude de ce quartier mort, je recensai les notions que j’avais acquises ; elles me semblèrent pouvoir se coaliser et se fondre en cet axiome : au Gros Caillou et à Grenelle, l’amour commence pour les très jeunes filles avec les secrétaires d’état-major et les riz-pain-sel et s’achève, pour les femmes très mûres, avec les puissants cuirassiers et les tringlots.

Puis, très souvent, dans l’espoir d’absinthes payées sur les vieux gains des anciens bas, des capitaines retraités de toutes armes, ramassent et épousent ces fausses Madeleines, alors que leur maturité est devenue telle qu’en dépit même d’une sûre prébende, la grosse cavalerie s’effare !

III. TYPES DE PARIS

LE CONDUCTEUR D’OMNIBUS

— ARRÊTEZ, arrêtez !

— Ding !

— Ouf — et hautement retroussée et la face rouge comme une pivoine, la grosse mère, tenue sous les bras par le conducteur, trébuche dans la voiture et va s’échouer avec un ahan sourd, entre les deux petites barres d’acajou qui limitent sa place.

Le conducteur fouille dans son escarcelle et rend la monnaie à l’énorme dondon qui déborde de la banquette, puis il escalade le toit de l’omnibus où, tassés sur du bois, des corps d’hommes assis s’agitent péniblement derrière le dos d’un cocher dont le fouet claque. Appuyé sur la rampe de l’impériale, il touche ses trois sous et redescend puis s’assied sur un petit banc mobile qui barre l’entrée de la voiture. Plus rien à faire. C’est alors que notre homme regarde négligemment les malheureux qui roulent cahotés dans un bruit de ferrailles, de vitres secouées, de pétarades de chevaux et de coups de timbre. Il écoute le ronchonnement d’un gosse assis sur les genoux de sa mère et dont les jambes battent en mesure les rotules voisines ; puis, fatigué de voir ces deux rangs de passagers qui se saluent à chaque secousse, il se détourne et contemple vaguement la rue.

À quoi peut-il songer alors que la carriole court de guingois toujours dans les mêmes ruisseaux, toujours dans les mêmes routes ? Il a pour se divertir les écriteaux qui se balancent au vent et indiquent les logements à louer, les boutiques fermées pour cause de décès et de mariage, la litière qui croupit devant la porte d’un malade riche. Cela est bon, le matin, quand le seau roulant commence son travail des Danaïdes, recevant et rejetant tour à tour le flot des voyageurs, mais dans la journée, après qu’il a épelé les affiches, agacé le chien de la fruitière qui jappe dès qu’il l’aperçoit, que faire ? à quoi penser ? La vie serait d’une monotonie insupportable si, de temps à autre, on ne pinçait un filou, la main dans une poche qui n’est pas la sienne. Et puis cette assemblée de femmes et d’hommes ne lui donne-t-elle pas un spectacle vieux comme le monde mais toujours réjouissant ? Une petite dame est assise et ferme les yeux, un jeune homme est en face. Quel manège pour que ces deux êtres, qui ne se sont jamais vus, arrivent, sans dire mot et d’un commun accord, à descendre à la suite l’un de l’autre, et à tourner au même coin de rue. Ah ! à défaut de la voix et du geste, quelle phrase ardente ou rêveuse peut exprimer une jambe qui s’approche furtive, frôle celle de la voisine comme une chatte amoureuse qui caresse et fait son ronron, se retire un peu sentant l’autre se dérober à son étreinte, revient et trouvant la résistance moins vive, se hasarde à serrer doucement le pied !

Que de souvenirs de jeunesse, hein, conducteur ? te rappelles-tu tes jeunes années avant qu’un monsieur bien mis et l’abdomen ceint d’une écharpe, t’ait, au nom de la loi, uni par des liens indissolubles, à la tourmente de ta vie, à ta Mélanie de malheur ! ah ! tu as le temps de penser à cette gothon qui te bouscule, te fait manger froid et te traite de propre à rien et de feignant, si tu as bu le divin reginglat à coups plus pressés que de coutume !

S’il y avait seulement moyen de divorcer et d’en reprendre une autre, d’être comme Machut qui est si heureux en ménage, la vie serait moins dure, la marmaille mieux élevée et mieux nourrie, on supporterait moins impatiemment les reproches de ses chefs ; et le mari déçu contemple une apprentie modiste en train de regarder, au fond de la voiture, au travers des vitres et par-dessus la croupe galopante des chevaux, le fourmillement de la rue. Elle a l’air doux, cette petite, elle a encore les mainsrouges, on serait heureux avec une telle jeunesse, oui, mais...

— Les voyageurs pour Courcelles !

— Y a-t-il des correspondances ?

— Montez, numéros 8, 9, 10.

— Ding ! ding ! ding !

Et la voiture repart avec sa cargaison de bras, de têtes, de jambes. La fillette est descendue et trottine au loin, avec sa caisse de toile cirée. Le conducteur ne peut se défendre de penser à elle et il passe en revue les qualités qu’elle aurait pu avoir.

Il lui semble la voir rougissant sous la douce piqûre de sa moustache ; oh ! bien sûr qu’elle ne serait point comme sa femme quinteuse et revêche ! Il est à cent lieues de la réalité et il vit en plein dans le pays des rêves, quand le cri bien connu le rappelle de nouveau aux exigences du service.

— Arrêtez, arrêtez !

— Ding !

L’AMBULANTE

Le vice a pour elle comme pour les autres rempli sa tâche coutumière. Il a affiné et rendu désirable la laideur effrontée de son visage. Sans rien perdre de la grâce faubourienne de son origine, la fille est devenue avec ses parures emphatiques et ses charmes audacieusement travaillés par les pâtes, apéritive et tentante pour les appétits blasés, pour les sens alentis qu’émoustillent seulement les véhémences des maquillages et les tumultes des robes à grand spectacle.

Elle a atteint à cette distinction dans le canaille si délicieuse chez les filles décrassées du peuple. La souillon a perdu son hâle et son faguenas de pauvresse sale ; alors la cendre des conchas remplace le culot des pipes, le verre en tulipe, le godet, les bouteilles de hauts crus, veloutées de poussière, les grossiers litrons de picolo et de vin bleu, la couchette de fer se change en un large lit capitonné et plafonné d’étoffes et de glaces, l’ambulante éblouit maintenant avec sa façade de chairs soigneusement réparée au bichlorure d’hydrargyre et aux plâtres, puis la débâcle vient brutalement un soir. Polyte qui lui servait en cachette un amour salé de coups de bottes s’est imprudemment attardé et le sérieux et bienfaisant caissier quitte la place et retourne dans sa famille où il reproche quotidiennement à ses fils le désordre de leurs mœurs.

Les hauts et les bas se succèdent maintenant une garnison de tout âge a logé chez elle ; aux aguets devant la porte d’un café, son œil, reculé par du bistre, tend des gluaux, mais le sourire impudent et douloureux de sa bouche épouvante le vulgaire chaland qui ne demande le bonheur qu’aux baisers réguliers et aux grimaces prévues.

Sa beauté mystérieuse et sinistre passe donc incomprise et, par le chaud, par le froid, pendant des soirées entières, pendant des nuits, elle demeure à l’affût, braconnant, tirant sur le gibier qui détale, abattant des pochards, dans ses nuits de chance.

Mais la plupart du temps elle rentre bredouille, le ventre vide, l’estomac trompé par l’alcool, la pituite faisant rage, et elle se couche, accablée, seule, pensant à l’horrible goujat qui l’a perdue, à ses impatients rendez-vous dans ce cabaret de la place Pinel dont l’ignoble fronton se pavoise de ces mots : « Buvons un rigolboche ».

Si lointaine et si effacée que puisse être cette é poque, l’ambulante la revit dans ces lucides insomnies que procurent les soûleries incomplètes et les grandes fatigues. Vidée et rendue, elle tressaille encore au souvenir des câlineries et des régalades dont elle abreuvait cet homme. Des détails d’un émouvant et stupide intérêt lui reviennent ; elle revoit ses cheveux effilés sur l’oreille comme des cornes de bœufs, ses chemises de couleur à pois, ses cravates qu’elle lui nouait elle-même, ses bécots et ses enjôleries quand il voulait de l’argent pour offrir à ses autres conquêtes un verre de rigolboche, ce jus rose vanillé au foin, ce marasquin des chiffortonnes !

Et le matin emplit la chambre, et l’après-midi se passe ; il faut se lever pourtant et s’atteler de nouveau à la dure vie qu’on lui a faite. Semblable à la veille, le jour s’écoule, pareil au lendemain qui va suivre. Les acheteurs diminuent encore ou ils lui filoutent lâchement le prix de ses peines.

Grugée de nuit, grugée de jour, rongée par une inextinguible soif, elle ne peut qu’étancher celle de Polyte qui lui délivre en récompense d’extraordinaires roulées de coups de bottes.

Puis l’impérieuse débine s’accentue, car ces amours et ces raclées, ces famines et ces noces creusent les yeux qui capotent maintenant dans la face meurtrie. Sous peine de mourir complètement de faim, il faut désormais combler les gouffres des épaules ou contenir dans les barrières du corset l’ampleur débordée des chairs ; les bourres, les digues de baleines, le vernissage des traits et la sauce des fards mettent la bourse de l’ambulante à sec. La moisson de ses vices est mûre et la brême menace. Eh houp ! le tombereau et aux greniers de Lourcine.

LA BLANCHISSEUSE

Depuis Nausicaa d’homérique et ennuyeuse mémoire, les reines ne lavent plus leur linge elles-mêmes, et si j’excepte ces déesses élues à la mi-carême, dans le clapotis des litres et le cahot des verres, le nettoyage des jupons et des bas est depuis longtemps confié à de bonnes soussouilles dont les gros bras font marcher le fer. Depuis nombre d’années, les blanchisseuses ne sont plus parfumées au benjoin et à l’ambre comme les roses lavandières de Lancret ou, si celles-ci existent encore, elles n’exercent leur métier que par intermittences et leur véritable profession est sans doute plus lucrative mais moins avouable.

Ah ! leur réputation est mauvaise... Ah ! les vieilles rôdent comme des chiennes, briffent et boissonnent, assoiffées par le feu des poêles... Ah ! les jeunes gourgandinent, enragées d’amour et courent de longues prétentaines au sortir des lavoirs !... Eh bien quoi ? Pensez-vous donc que leur vie soit gaie et qu’elles n’aient point le droit d’enterrer au fond des chopines ou des lits, la tristesse des journées longues ? Eh ! qu’elles aiment et qu’elles boivent ! car travailler debout, sous la pluie qui tombe des linges pendus aux fils, sentir l’eau qui glisse sur les frisons de la nuque et coule lentement dans le ravin du dos, respirer à pleine bouche la buée des lessives, avoir les reins brûlés par le feu de la mécanique, brimballer sur l’épaule des charretées de draps, se déhancher à soutenir un panier énorme, marcher, courir, ne jamais se reposer, tremper les chemises dans l’eau bleue, les tordre, les faire essorer, les repasser au fer chaud, amidonner les manchettes, tuyauter le linge ou le perdre, le détériorer, se le faire rendre sans payement de la note par les femmes et le faire accepter contre argent par les hommes, c’est là leur effroyable tâche, leur effroyable vie !

Et combien d’entre elles passeront encore par les dernières étapes de la Passion ! Leur chemin de croix commence au tisonnement du poêle et finit au baquet des rivières ! Quand l’âge a éteint les rumeurs de leurs chairs et fait se dresser devant elles comme consolation suprême le verre de casse-gueule, alors qu’elles ont inutilement erré jusqu’à neuf heures du matin, dans le marché de la rue aux Ours, en quête d’une patronne pressée d’ouvrage, elles vont s’échouer, catarrhales, dans ce quartier que la Bièvre, trempe de ses eaux malades, couleur de cachou et de nèfle. Accroupies, là, depuis les rougeurs de l’aube jusqu’aux fumées du crépuscule, auprès de monstres, vêtues de guenilles, coiffées de marmottes et enterrées jusqu’aux aisselles dans des futailles, elles savonnent à tour de bras, frappent à tour de battoir le linge qui s’égoutte sur la planche.

Vues de dos, quand elles sont enfoncées dans des bouillons d’eau sale, leurs échines font saillie sous le canezou crasseux, des brindilles de tignasse courent à la débandade sur leur peau vernissée comme la pelure des oignons et elles sont là, efflanquées et mornes, abritant leurs chefs moussus sous de vieux parapluies rouges, hurlant comme des louves après les gamins qui les insultent, redressant leur squelette courbé sous la hotte de linge, un poing sur la hanche, l’autre à la bouche, en guise de porte-voix, jetant sur tous ceux qui passent ces gueulées d’injures qui leur ont mérité le surnom de l’argot « les baquets insolents ».

LE GEINDRE

Ô Mélancolique inventeur des yeux noirs qui brûlent sans flammes et des lèvres tout à la fois irritantes et froides, peintre des Cydalises désarmées qui reflètent leur traîne de moire rose dans le bleu des lacs, Watteau ! j’ai, par l’une de ces dernières et froides nuits, songé à ton Gille goguenard dont le blanc visage s’allume de prunelles inquiètes et se troue d’une bouche arrondie comme un O rouge dans l’ovale laiteux des chairs.

Flânant sur le boulevard des anciennes banlieues, alors que dans un bain de lune les grilles des tripiers jettent sur la boue des rues les raies cassées de leurs ombres, j’entrevis un fantoche démesurément long, qui filait le long des boutiques, un litre dans une main, une pipe dans l’autre.

Je ne doutai point que cet étrange personnage ne fût ce folâtre et rusé compère, grand brasseur de filles et dépuceleur de bouteilles, l’éternel rival d’Arlequin : Pierrot. Il rasait les murs, preste et le regard sournois. Soudain, il fit halte devant une maison, poussa une petite porte, tomba dans un trou noir comme un lys plongé jusqu’à la tige dans un baquet d’encre, puis il reparut dans une cave qui s’alluma au ras du trottoir.

Je vis alors au travers des grillages qui faisaient ventre et dont mainte maille détraquée tordait ses fils en révolte, un carreau poudré de blanc, une rangée de sacs, une hache, une pelle, un pétrin sur lequel s’agitaient, hurlants et blêmes, sans chemises et sans vestes, deux hommes se ruant sur un monceau de pâte qui claquait sourdement, alors qu’elle retombait sur le bois de l’auge.

Ils grondaient, geignaient, criaient des mots inarticulés, poussaient des gémissements à fendre l’âme, battaient à grands coups la purée flasque. Han ! han ! han ! han ! clac ! paf ! h ... an ! et comme une couleuvre dont les anneaux roulent le mastic se tordait sous leurs poings ! Les corps ruisselaient, les boules des biceps dansaient dans les bras, de grosses gouttes de sueur perlaient au front et buvaient la farine amassée aux tempes.

Ils tapaient dans le tas comme des furieux, puis après un dernier cri qu’ils s’arrachèrent des entrailles, les bras cessèrent leurs moulinets ; les hommes se frottèrent les doigts au-dessus du pétrin et, saisissant les litres, ils burent à outrance, la tête renversée, la pomme d’Adam sautant, affolée, dans la peau du cou.

D’un mouvement brusque, ils se jetèrent en avant, retirèrent le goulot de leurs lèvres, et de chaque côté de la bouche des rigoles coulèrent, s'épaississant à mesure qu’elles s’empoicraient dans les tournants poudreux du menton.

Ah ! je le reconnaissais, ton type de larron et d’ivrogne, Watteau ! je le retrouvais enfin, ce sacripant et ce goinfre, mais ce ne fut vraiment lui que pendant quelques secondes. Le glouglou harmonieux des gorges prit fin. Les bouteilles étaient vides, les hommes reprirent leur besogne acharnée dans le fournil.

L’un d’eux modela la pâte et l’autre l’enfourna dans un vaisseau de brique dont la gueule, grande ouverte, rougeoyait comme un incendie, avec son bûcher de bouleaux en flammes.

Ô pierrots harassés, geindres ! Vous, qui, à l’heure où les noirs fins s’apprêtent à pomper dans les fosses, vous qui à cet instant solennel où les uns crochètent les portes des autres, et où les autres achètent à beaux deniers la maîtresse des uns, suez, rognonnez et soufflez ; commencez votre chant de guerre et vos danses de cannibales autour du pétrin qui crie ! Bâfrez, hurlez comme des loups et buvez comme des sables, vous partagez avec le Dieu des pauvres l’élan des oraisons : Donnez-nous notre pain quotidien, ô blancs lutteurs ! tout blé et pas d’avoine, hein ? Ainsi soit-il.

LE MARCHAND DE MARRONS

Les pavés tressaillent déchaussés par le roulis des fardiers et des haquets ; les chiens détalent à toutes pattes, les hommes hâtent le pas, assourdis et aveuglés par une furieuse bourrasque de pluie et de grêle. Les girouettes des maisons tournent et grincent affolées, les fenêtres mal closes gémissent à fendre l’âme, les gonds oxydés des portes crient affreusement tandis que seul au coin de la rue, dans une niche contiguë ; au comptoir d’un marchand de vins, le débitant de marrons demeure impassible, hurlant aux passants transis : eh ! chauds, chauds, les marrons !

Que d’événements frivoles ou graves, cet homme est à même de voir, alors que le ventre au feu et la face au vent, il fait grêler dans sa poêle à jour, les marrons aux coques d’or ou qu’il remue les châtaignes qui mijotent sous le torchon de toilebise ! que de comédies, que de drames, que de prologues de romans, que d’épilogues de nouvelles il entend les matins d’hiver, alors, que, frileuse ou glacée, l’aube se lève !

Il est là, dans son échoppe, allumant la braise, attisant avec son soufflet les charbons du fourneau, écoutant de toutes ses oreilles les papotages, les parlotes, les cancans des laitières et des concierges.

Devant lui passent toutes les infirmités corporelles du quartier, tous les vices des maisons voisines. Aux ragots des offices et de la loge, révélant le cocuage du Monsieur qui demeure au premier, précisant l’heure et le jour où sa femme le trompe, par semaine, une fois, s’ajoutent les doléances des bonnes se plaignant de leur ration de vin, racontant les besoins de leurs maîtresses, les tentatives de leurs patrons, les goûts épuisants et précoces de leurs enfants.

Quelle chronique d’ordures il eût pu amasser depuis le jour où il a revêtu le tablier à deux poches et consenti à éventrer les grands sacs de toile ! que de mots câlins ou aigres il a entendus, murmurés ou glapis par les couples qui le frôlaient, que d’ivrognesses, que de fausses amoureuses, que de pochards, que d’aimables grinches il a vu happés au collet par les sergents de ville ! que de chutes, que d’accidents de voitures, que de côtes défoncées, de jambes déboîtées, d’épaules luxées, que de rassemblements de foule devant les pharmacies il a regardés, tout en fendant d’un coup de tranchet la robe brune des châtaignes, tout en remuant avec son couteau de bois les marrons qui se craquèlent et pètent !

Et cependant la vie n’est pas couleur de rose dans ce chien de métier ; vent, bruine, pluie, neige, s’en donnent à cœur joie ; le fourneau tressaille et geint sous les rafales qui le bousculent, épandant à flots la fumée qui pique les yeux et éteint la voix ; le charbon brasille et s’use vite, les chalands passent rapides, engoncés dans le collet de leur paletot, aucun ne s’arrête devant l’échoppe et derrière le malheureux, au travers des vitres qui le séparent de la piscine aux vins, s’alignent, vives, engageantes, scintillant sur une planchette posée devant une glace, des régiments de bouteilles, hautes en couleur et larges en ventre. Quelle attirance, quelle fascination ! oh ! qui dira le charme des canons et du tafia ? Ne les regarde point, pauvre hère, oublie froid, faim, bouteilles et chante, nasillard, ta complainte obstinée : eh ! chauds, chauds, les marrons !

Va, éreinte-toi, gèle, gèle, souffle sur les fumerons qui puent, aspire à pleine bouche la vapeur des cuissons, emplis-toi la gorge de cendre, trempe dans l’eau tes mains bouillies et tes doigts grillés, égoutte les châtaignes, écale les marrons, gonfle les sacs, vends ta marchandise aux enfants goulus, aux femmes attardées ; hue ! philosophe, hue ! entonne à tue-tête, jusqu’à la pleine nuit, au clair du gaz, sous le froid, ton refrain de misère : eh ! chauds, chauds, les marrons !

LE COIFFEUR

L’on s’assied devant une psyché d’acajou qui contient sur sa plaque de marbre des lotions en fioles, des boîtes à poudre de riz en verre bleu, des brosses à tête aux crins gras, des peignes acérés et chevelus, un pot de pommade ouvert et montrant la marque d’un index imprimé dans de la pâte jaune.

Alors l’exorbitant supplice commence.

Le corps enveloppé d’un peignoir, une serviette tassée en bourrelet entre la chair du cou et le col de la chemise, sentant poindre aux tempes la petite sueur de l’étouffement, l’on reçoit la poussée d’une main qui vous couche le crâne, à droite, et le froid des ciseaux vous fait frissonner le derme.

Au bruyant cliquetis du fer que le tondeur agite, les cheveux s’éparpillent en pluie, tombent dans les yeux, se logent dans les cils, s’attachent aux ailes du nez, se collent aux coins des lèvres qu’ils chatouillent et piquent, tandis qu’une nouvelle poussée de main vous couche subitement le crâne à gauche.

Tête à droite, tête à gauche, fixe. Et ce va-et-vient de Guignol continue, aggravé par le galop des cisailles qui manœuvrent autour des oreilles, courent sur les joues, entament la peau, cheminent le long des tempes, barrent l'œil qui louche ébloui par ces lueurs claires.

— Monsieur, veut-il le journal ?

— Non.

— Un beau temps, n’est-ce pas, monsieur ?

— Oui.

— Il y a des années que nous n’avons eu un hiver aussi doux.

— Oui.

Puis un temps d’arrêt ; le funèbre jardinier s’est tu. Il vous tient l’occiput maintenant entre ses deux poings et le voilà qui, au mépris des éléments les moins contestés de l’hygiène, vous le balance, en haut, en bas, très vite, penchant sa barbe sur votre front, haleinant sur votre figure, examinant dans la glace de la psyché si les crins tondus sont bien de longueur égale ; le voilà qui émonde, par-ci, par-là, encore, et qui recommence à faire cache-cache avec votre tête qu’il tente en appuyant dessus de vous rentrer dans l’estomac pour mieux juger de l’effet de sa coupe. La souffrance devient intolérable. — Ah ! où sont-ils donc les bienfaits de la science, les anesthésiques vantés, les pâles morphines, les fidèles chloroformes, les pacifiants éthers ?

Mais le coiffeur halète, épuisé par ses efforts, souffle comme un bœuf, puis se rue de nouveau sur votre caboche qu’il ratisse maintenant avec un petit peigne et rabote sans trêve avec deux brosses.

Un soupir de détresse vous échappe, tandis que déposant ses étrilles, il secoue votre peignoir.

— Monsieur veut-il une friction ?

— Non.

— Un shampooing alors ?

— Non.

— Monsieur a tort, cela raffermit le cuir chevelu et détruit les pellicules.

D’une voix mourante, l’on finit par accepter le shampooing, las, vaincu, n’espérant plus s’échapper vivant de cet antre.

Alors une rosée coule, goutte à goutte, sur votre tignasse que l’homme, les manches retroussées, récure, puis bientôt cette rosée qui pue l’orangeade se change en mousse et, stupéfié, l’on s’aperçoit dans la glace, coiffé d’un plat d'œufs à la neige que de gros doigts crèvent.

Le moment est venu où le supplice va atteindre son acuité suprême.

Brutalement, votre tête voltige comme sur des raquettes entre les bras du pommadin qui rugit et se démène ; votre cou craque, vos yeux jaillissent, la congestion commence, la folie menace. Dans une dernière lueur de bon sens, dans une dernière prière, l’on implore le ciel, l’adjurant de vous accorder un genou, une tête de veau, de vous rendre chauve !

L’opération se termine pourtant. On se lève chancelant, pâle, comme au sortir d’une longue maladie, guidé par le bourreau qui vous précipite le chef dans une cuvette, vous le saisit à la nuque, l’asperge à grands flots d’eau froide, puis le comprime fortement, à l’aide d’une serviette et le reporte dans le fauteuil où pareil à une viande échaudée, il gît sans mouvement, très blanc.

Il ne reste plus, après les cruelles souffrances endurées, qu’à subir le dégoût des manipulations finales, l’enduit de poix écrasé dans les paumes et plaqué sur le crâne écorché de nouveau par les dents des peignes.

C’est fait, on est dégarroté, debout, libre ; l’on écarte les offres de savon et de lubin ; l’on paye et l’on fuit à toutes jambes, de la périlleuse officine, mais, au grand air, l’égarement s’efface, l’équilibre revient, les pensées reprennent tranquillement leur marche.

On se trouve mieux portant, moins mûr. En même temps qu’il vous sarclait le poil, le merlan vous a comme par miracle allégé de plusieurs ans ; l’atmosphère semble plus clémente et plus neuve, des fraîcheurs d’âme éclosent, mais elles se fanent, hélas ! presque aussitôt car les démangeaisons que procurent les cheveux coupés, tombés dans la chemise, se font sentir. Et lentement, couvrant un rhume, l’on retourne chez soi, admirant l’éternel héroïsme des religieux dont les chairs sont, nuit et jour, volontairement grattées par l’âpre crin des durs cilices.

IV. PAYSAGES

LA BIÈVRE

À Henry Céard

LA nature n’est intéressante que débile et navrée. Je ne nie point ses prestiges et ses gloires alors qu’elle fait craquer par l’ampleur de son rire son corsage de rocs sombres et brandit au soleil sa gorge aux pointes vertes, mais j’avoue ne pas éprouver devant ses ripailles de sève, ce charme apitoyé que font naître en moi un coin désolé de grande ville, une butte écorchée, une rigole d’eau qui pleure entre deux arbres grêles.

Au fond, la beauté d’un paysage est faite de mélancolie. Aussi la Bièvre, avec son attitude désespérée et son air réfléchi de ceux qui souffrent, me charme-t-elle plus que toute autre et je déplore comme un suprême attentat le culbutement de ses ravines et de ses arbres ! Il ne nous restait plus que cette campagne endolorie, que cette rivière en guenilles, que ces plaines en loques et on va les dépecer ! L’on va pendre aux crocs chaque quartier de terre, vendre à l’encan chaque écuellée d’eau, combler les marécages, niveler les routes, arracher les pissenlits et les ronces, toute la flore des gravats et des terres incultes ; la rue du Pot-au-Lait et le chemin de la Fontaine à Mulard qui enlacent toute une lande engorgée de mâchefer et de plâtras, bossuée par des bourrelets et des culs de pots de fleurs, semée, çà et là, de fruits pourris et mangés de mouches, de cendre et de flaques, empuantie par les entrailles mouillées des paillasses et les amoncellements dans la bouillie des fanges, vont disparaître et cette vue mélancolisante d’un puits artésien et de la Butte aux Cailles, ces lointains où le Panthéon et le Val-de-Grâce arrondissent, séparés par des tuyaux d’usines, leurs deux boules violettes sur la braise écroulée des nuages, vont faire place aux jolies bêtes, aux banals galas des maisons neuves !

Ah ! les gens qui ont décidé le pillage et le sac de ces rives, n’ont donc jamais été émus par l’inertie désolée des pauvres, par le gémissant sourire des malades ? ils n’admirent donc la nature que hautaine et parée ? ils ne sont jamais, par les jours de spleen, montés sur les coteaux qui dominent la Bièvre ? ils ne l’ont donc jamais enfin regardée cette étrange rivière, cet exutoire de toutes les crasses, cette sentine couleur d’ardoise et de plomb fondu, bouillonnée çà et là de remous verdâtres, étoilée de crachats troubles, qui gargouille sur une vanne et se perd, sanglotante, dans les trous d’un mur ? Par endroits, l’eau semble percluse et rongée de lèpre ; elle stagne, puis elle remue sa suie coulante et reprend sa marche ralentie par les bourbes. Ici, des huttes pelées, des hangars borgnes, des murs salpêtrés, des briques tartreuses, tout un assemblage de teintes mornes sur lesquelles, pendant à la croisée d’une chambre, un édredon de percale rouge jette comme un réveil sa note éclatante ; là, des cages sans volets pour les mégissiers, des brouettes, les quatre fers en l’air, un trident, un râteau, des vagues figées de laine morte, une colline de tan sur laquelle picore une poule à crête écarlate et à queue noire. En l’air, des toisons secouées par le vent, des peaux râclées qui s’étirent et se détachent avec leur blancheur crue sur la pourriture verdie des claies, par terre, des baquets hydropiques, des futailles énormes où marine dans des teintes de feuille morte et de bleu sale la croûte liquéfiée des cuirs, plus loin enfin des peupliers piqués dans une boue de glaise et un tas de masures qui s’escaladent et se haussent les unes par-dessus les autres, étables sordides où toute une population de gosses fermente aux fenêtres pavoisées de linge sale.

Eh ! oui, la Bièvre n’est qu’un fumier qui bouge ! mais elle arrose les derniers peupliers de la ville, oui, elle exhale les fétides relents du croupi et les rudes senteurs des charniers, mais jetez aux pieds de l’un de ses arbres un orgue qui crachera en longs hoquets les mélodies dont son ventre est plein, faites s’élever dans cette vallée de misères la voix d’une pauvresse qui lamentablement chantera devant l’eau une de ces complaintes ramassées au hasard des concerts, une romance célébrant les petits oiseaux et implorant l’amour, et dites si ce gémissement ne vous prend point aux entrailles, si cette voix qui sanglote ne semble pas la clameur désolée d’un faubourg pauvre !

Un peu de soleil — et, merveilles des joies navrées — des grenouilles coassent sous des roseaux, un chien s’étire, les pattes écartées, la queue en l’air, une femme passe un petit panier au bras, un homme en casquette chemine, le brûle-gueule aux dents et, sous la garde de mioches qui se roulent dans la boue, un fantôme de rosse blanche pâture dans les terrains vagues.

Les travaux sont commencés. Le remblai de la rue de Tolbiac barre l’horizon déjà ; le lait de chaux va masquer de son uniforme blancheur les ulcères diaprés du quartier souffrant, les grands ciels gris sur lesquels se découpent encore les séchoirs à jour des peaussiers et des chamoiseurs seront prochainement bouchés. Bientôt sera à jamais terminée l’éternelle et charmante promenade des intimistes, au travers de la plaine que sillonne, en travaillant, l’active et misérable Bièvre.

LE CABARET DES PEUPLIERS

LA plaine s’étend, aride et morne. Les grandes cultures des orties et des chardons la couvrent, rompues, çà et là, par les mares séchées de la Bièvre morte.

Le bout d’un étang scintille, à gauche, au soleil comme un éclat de verre, le reste moisit, glacé de vert pistache par les lentilles d’eau.

Au loin, une ou deux cabanes branlantes avec des matelas pendus aux fenêtres et des fleurs plantées dans des boîtes au lait et dans de vieilles marmites ; des arbres aux sèves affaiblies siègent à d’inégales distances, montrant comme des mendiants leurs bras paralysés, hochant des têtes qui bégaient dans le vent, courbant des troncs, chétivement nourris par la lésine d’un incurable sol.

Le long de cette plaine, à droite, la rivière coule en un mince ruban, bordant la route qui s’engage sous une arche de pont jusqu’à la poterne ouverte dans les remparts. Des cultures maraîchères verdoient par places dans une terre moins pauvre, huit vigoureux peupliers éventent une maisonnette dont les murs se dressent, mettant les jolies taches de leur crépi rose sous la guipure jaune et verte des feuilles. On lit, en haut, près du toit, cette inscription : « Débit de vins » et devant cette coquetterie de couleurs, devant ces tonnelles qui se penchent sur l’eau, l’on songe involontairement au plaisant décor des auberges de théâtre ; malgré soi, l’on songe aussi à une salle poudrée de grès, à une armoire de noyer, ornée de ferrures, de pichets d’étain, de vaisselles à coqs et à fleurs ; l’on se dit qu’il serait bon de boire sur un coin de table le petit vin suret, de couper une vaste miche dans le pain rond de ménage, de manger, tout en l’arrosant d’amples rasades, de solides omelettes, persillées de petite ciboule ou bardées de lard.

Puis on s’approche, on franchit l’immobile rivière sur une passerelle, et alors ce cabaret si pimpant et si bonhomme s’assombrit comme un repaire, comme un coupe-gorge.

Le sourire de ses murs roses a fui ; une vieillesse hâtive et ignoble a voûté les chevrons et courbé le toit. Le teint éraillé est d’un rouge atroce. On pense immédiatement devant cette cahute à une épouvantable pierreuse qui détrousse et surine dès que la nuit tombe.

Des tatouages de peinture noire apparaissent sous l’horrible épiderme du plâtre meurtri, des lettres mangées par le passage des saisons, faisant des mots intelligibles encore : « Lapins sautés, bières et vins, au rendez-vous des peupliers. » — Un silence inquiétant plane au-dessus du bouge, les vieux réverbères à poulies qui pendent le long de la route prennent des allures lugubres et louches ; l’on frissonne à l’idée qu’on pourrait se trouver attardé là, tout seul, un soir.

Assis sous une tonnelle, devant une table bâtie avec une planche posée sur quatre lattes, vous voyez, après des appels furieux, une servante poindre au bout de l’allée, le ventre en avant, la tête embobinée de linge, les yeux caves, les joues vides et tachées de son.

Elle apporte, après avoir consulté la patronne qui hésite, défiante, craignant la rousse, des verres massifs gardant encore des places mal essuyées de bouches. Elle verse le pissat d’âne fabriqué dans cette immense bâtisse qui s’élève au-dessus de la plaine, la brasserie de l’ancienne barrière Blanche et l’on découvre, si l’on suit le regard de cette fille, au travers des feuilles, dans un bosquet voisin, un ouvrier qui dort, la chemise de percale ouverte au cou et bouffant de la culotte serrée à la taille par une ceinture de cuir. Il se retourne sacrant après les mouches et un hideux côté de visage se montre, barbouillé comme les murs du bouge d’une large tache de lie de vin et de sang.

Aucune carriole et aucun haquet ne passent, troublant le repos de la ruelle déserte ; le roulement du chemin de fer retentit, seul, par instants ; des flocons de vapeurs blanches s’envolent et viennent nicher dans le plafond de la tonnelle, un coq claironne, agitant son rouge cimier, brandissant le panache de sa queue, plumée de vert bouteille et d’or, une troupe de canards se précipite avec d’affreux couins-couins dans la Bièvre qui se réveille et souffle son haleine de purin gâté ; alors si, vous tournant vers les remparts, vous contemplez l’horizon rayé par la voie de ceinture, d’inconsolantes et de salutaires pensées vous viennent.

En haut, tout en haut, couvrant le ciel, Bicêtre dresse sa masse énorme, dominant tout Paris comme une menace, rappelant aux factices énergies de nos sens surmenés, aux dépenses inconsidérées de nos cervelles, aux douleurs de nos amitiés et de nos ambitions déçues, la fin désastreuse qui les attend.

Bouée formidable et grandiose, signalant les brisants de la ville, Bicêtre complète cette désolante image de la vie, qu’évoque déjà en nous la Bièvre, si joyeuse et si bleue à Buc, plus malingre, plus noire à mesure qu’elle s’avance, épuisée par les constants labeurs qu’on lui inflige, impotente et putride alors qu’ayant terminé sa lourde tâche, elle tombe, exténuée, dans l’égout qui l’aspire d’un trait et va la recracher au loin, dans un coin perdu de Seine.

LA RUE DE LA CHINE

À Jules Bobin

POUR les gens qui haïssent les bruyantes joies retenues toute la semaine et lâchées dans Paris, le dimanche ; pour les gens qui veulent échapper aux fastidieuses opulences des quartiers riches, Ménilmontant sera toujours une terre promise, un Chanaan de douceurs tristes.

C’est dans l’un des coins de ce quartier que s’étend la si extraordinaire et si charmante rue de la Chine. Encore qu’elle ait été tronquée et mutilée par la construction d’un hôpital qui ajoute le douloureux spectacle des souffrances humaines errant au-dessus de la route sur des préaux sans arbres et sans fleurs, à l’aspect discret et recueilli de ses maisonnettes encloses de palis et de haies, cette rue a néanmoins conservé la joyeuse allure d’une ruelle de campagne tout enluminée par des jardinets et par des bicoques.

Telle qu’elle existe encore, cette rue est la négation de l’ennuyeuse symétrie, l’opposé du banal alignement des grandes voies neuves. Tout va de guingois chez elle ; ni moellons, ni briques, ni pierres, mais de chaque côté, bordant le chemin sans pavé creusé d’une rigole au centre, des bois de bateaux, marbrés de vert par la mousse et plaqués d’or bruni par le goudron, allongent une palissade qui se renverse, entraînant toute une grappe de lierres, emmenant presque avec elle la porte visiblement achetée dans un lot de démolitions et ornée de moulures dont le gris encore tendre perce sous la couche de hâle déposée par des attouchements de mains sucessivement sales.

C’est à peine si la maisonnette à un étage perce sous sa cannetille de vigne vierge dans un fouillis de valérianes, de roses trémières et de grands soleils dont les têtes d’or se dépouillent et montrent de noires calvities, pareilles aux ronds des cibles.

Puis, c’est invariablement derrière la haie des planches un réservoir en zinc, deux poiriers reliés par des ficelles, pour le linge et un bout de potager avec des courges aux fleurs d’un jaune clair, des carrés d’oseille et de choux que dentellent et quadrillent avec leurs ombres des vernis du Japon et des peupliers.

Et la rue va ainsi, laissant à peine entrevoir par de vertes éclaircies des bouts de toits violets et rouges ; elle va plus resserrée à mesure, se démanchant, se tortillant, grimpant, plantée, çà et là, de vieux réverbères à huile, jusqu’à la navrante et interminable rue de Ménilmontant.

Dans cet immense quartier dont les maigres salaires vouent à d’éternelles privations les enfants et les femmes, la rue de la Chine et celles qui la rejoignent et la coupent, telles que la rue des Partants et cette étonnante rue Orfila, si fantasque avec ses circuits et ses brusques détours, avec ses clôtures de bois mal équarri, ses gloriettes inhabitées, ses jardins déserts revenus à la pleine nature, poussant des arbustes sauvages et des herbes folles, donnent une note d’apaisement et de calme unique.

Ce n’est plus comme dans la plaine des Gobelins une chétivité de nature en rapport avec l’impitoyable détresse de ceux qui la peuplent ; c’est, sous un grand ciel, un sentier de campagne où la plupart des gens qui passent semblent avoir mangé et avoir bu, c’est le coin souhaité par les artistes en quête de solitude ; c’est le havre imploré par les âmes endolories qui ne demandent plus qu’un bienfaisant repos loin de la foule ; c’est pour les déshérités du sort et pour les écrasés de la vie, une consolation, un soulagement qui naît de l’inévitable vue de l’hôpital Tenon dont les hautes prises d’air crèvent le ciel et dont toutes les croisées s’emplissent de figures pâles, penchées sur la plaine qu’elles contemplent avec les yeux profonds et avides des convalescents.

Ah ! cette rue est clémente pour les affligés et charitable pour les aigris, car à la pensée que de pauvres gens sont couchés dans ce gigantesque hôpital aux longues salles pleines de lits blancs, l’on trouve bien enfantines et bien vides ses souffrances et ses plaintes, puis l’on rêve aussi devant ces cottages cachés dans la ruelle à un délicieux refuge, à une petite aisance qui permettrait de ne travailler qu’à ses heures et de ne pas hâter par besoin la confection d’une œuvre.

Il est vrai qu’une fois rentré dans le cœur de la ville, l’on se répète avec raison peut-être qu’un accablant ennui vous opprimerait dans l’isolement de la maisonnette, dans le silence et dans l’abandon du chemin ; et pourtant, chaque fois que l’on vient se retremper dans la douce et triste rue, l’impression reste la même ; il semble que l’oubli et que la paix cherchés au loin dans la contemplation de monotones plages se trouveraient là, réunis au bout d’une ligne d’omnibus, dans ce sentier de village perdu à Paris, au milieu du joyeux et du douloureux tumulte de ses grandes rues pauvres.

VUE DES REMPARTS DU NORD-PARIS

DU haut des remparts, l’on aperçoit la merveilleuse et terrible vue des plaines qui se couchent, harassées, au pied de la ville.

À l’horizon, sur le ciel, de longues cheminées rondes et carrées de briques vomissent dans les nuages des bouillons de suie, tandis que plus bas, dépassant à peine les toitures plates des ateliers couverts de toiles bituminées et de tôle, des jets de vapeur blanche s’échappent, en sifflant, de minces tuyaux de fonte.

La zone dénudée, s’étend, renflée de monticules sur lesquels des marmailles, en groupe, enlèvent des cerfs-volants fabriqués avec de vieux journaux et ornés de ces images en couleurs que la réclame distribue aux portes des magasins ou aux coins des ponts.

Près des cahutes dont les tuiles d’un rouge pâle bordent les lacs clairs des toits vitrés, de monumentales charrettes dressent leurs bras munis de chaînes, abritant, ici une idylle faubourienne, là une maternité dont un enfant pompe avec acharnement la gorge sèche. Plus loin, une chèvre broute attachée à un piquet ; un homme dort, renversé sur le dos, les yeux abrités par sa casquette ; une femme assise répare longuement l’avarie de ses pieds.

Un grand silence couvre la plaine, car le grondement de Paris s’est éteint peu à peu et le bruit des fabriques aperçues arrive hésitant encore. Parfois on écoute cependant, comme une horrible plainte, le sourd et rauque sifflet des trains de la gare du Nord qui passent cachés par des talus plantés d’acacias et de frênes.

Au loin enfin, tout au loin, une large route blanche monte se perdant dans le ciel, mettant à son sommet comme un nuage lorsqu’une invisible carriole soulève, masquée par la courbe du terrain, des flocons de poussière.

Vers la brune, par ces temps où les nuées charbonneuses se roulent sur le jour mourant, le paysage s’illimite et s’attriste encore ; les usines ne montrent plus que des contours indécis, des masses d’encre bues par un ciel livide ; les enfants et les femmes sont rentrés, la plaine semble plus grande et, seul, dans le chemin poudreux, le mendiant, le mendigo, comme l’appelle la mouche, retourne au gîte, suant, éreinté, fourbu, gravissant péniblement la côte, suçant son brûle-gueule pour longtemps vide, suivi de chiens, d’invraisemblables chiens superbes de bâtardises multipliées, de tristes chiens accoutumés comme leur maître à toutes les famines et à toutes les puces.

Et c’est alors surtout que le charme dolent des banlieues opère ; c’est alors surtout que la beauté toute-puissante de la nature resplendit, car le site est en parfait accord avec la profonde détresse des familles qui le peuplent.

Créée incomplète dans la prévision du rôle que l’homme lui assignera, la nature attend de ce maître son parachèvement et son coup de fion.

Bâtisses somptueuses aidant à l’aspect des quartiers habités par les gens riches, villas tachant de jaune beurre et de blanc frais des campagnes reposées et joyeuses, Parcs-Monceau maquillés comme les femmes qui s’y posent, hauts fourneaux et grandes forges se dressant dans des paysages épuisés et grandioses comme eux, telle est l’immuable loi.

Et c’est pour l’appliquer, c’est pour réaliser l’instinct d’harmonie qui nous obsède, que nous avons délégué les ingénieurs afin d’assortir la nature à nos besoins, afin de la mettre à l’unisson avec les douces ou pitoyables vies qu’elle a charge d’encadrer et de réfléchir.

V. FANTAISIES ET PETITS COINS

BALLADE EN PROSE DE LA CHANDELLE DES SIX

À Gabriel Thyébaut

ALORS que la Carcel dominait, illuminant les chambres des familles à l’aise, toi seule éclairais ces galetas où la fille encore impubère du pauvre suppute, en rêvant, la valeur de ses charmes qui poussent, ô chandelle des six, grésillante chandelle !

Puis le corps se gâte, mûri par les noces ; déjà le ventre persienne et la gorge flotte ; l’argent gagné à la sueur des charmes tarit et la faim ordonne. Ce n’est plus Mme Julia, c’est la vieille mère Jules qui se pocharde et te mouche, ô chandelle des six, grésillante chandelle !

Ce sont des évocations plus personnelles et plus intimes que ta vue réveille maintenant en moi ; devant ta mèche qui champignonne et rougeoie dans un lac de suif, je revois mon enfance, ces longues soirées d’hiver où, fatiguée par mes pleurs et par mes cris, ma mère me renvoyait à la cuisine près de la bonne épelant à haute voix le gros livre des songes, ô chandelle des six, grésillante chandelle !

Puis ces rappels lointains s’effacent peu à peu aussi et les lamentables souvenirs des idéals à jamais défoncés me reviennent. Je songe, cette fois, à ce garni lugubre où, attendant l’arrivée d’une maîtresse, je regardais, atterré, l’oreille aux guets, me répétant qu’elle ne viendrait point, les mouches latrinières danser, en cuisant sur ta pointe, ô chandelle des six, grésillante chandelle !

Si, dépossédée par les pétroles et les schistes, tu es aujourd’hui abandonnée du pauvre même, tu auras été du moins adulée comme jamais reine ne le fut, ô chandelle fumeuse ! Rembrandt, Gérard Dow, Schalken, t’ont célébrée dans d’immortelles pages ; il t’ont fait éclairer la neige rose des chairs, les torsades couleur paille de ces belles des Flandres qui t’abritaient de la main contre le souffle des brises, ô chandelle des six, grésillante chandelle !

ENVOI.

Princesse, que d’autres chantent les lueurs phosphoriques des lunes, les flammes rouges des lampes, les feux jaunes des gaz, c’est toi seule que j’aime, toi seule que je veux exalter, éclairage idéal des tableaux de grands maîtres, ô chandelle des six, grésillante chandelle !

DAMIENS

À Robert Caze

L'ACUITÉ de ces douloureux délices m’arracha un cri ; mes oreilles s’emplirent de bourdonnements et mes yeux se fermèrent ; il me sembla que mes nerfs se retournaient et que ma tête allait se fendre ; je perdis à peu près connaissance, puis, à la longue, mes sens se ranimèrent — l’ouïe d’abord — et au loin, très au loin, ainsi que dans un rêve, je perçus une rumeur d’eau et un bruit de porte.

J’ouvris enfin les yeux et regardai autour de moi ; j’étais seul. Dans la chambre tendue de papier rouge, des rideaux de mousseline voilaient la croix des fenêtres ; au-dessus d’un canapé recouvert d’une guipure au crochet, une glace ronde, à tailles un peu inclinée sur le mur, répercutait, en la penchant, la partie de la pièce à laquelle je tournais le dos, et je voyais une cheminée surmontée d’une pendule ne marchant pas et de candélabres sans bougies, deux fauteuils évasés très bas, placés au-dessous de deux becs de gaz qui flambaient, en sifflant, dans le silence de la chambre, des deux côtés d’un lavabo de marbre.

Comme un plant d’aveuglantes tulipes rangées tout autour d’un bassin clair, des flammes de couleur s’allumaient, en cercle, autour de la glace ronde, dans les biseaux qui longeaient le bois doré du cadre. Mes yeux fascinés brûlaient ; je voulus les arracher de cette margelle d’ardentes fleurs et les plonger, pour les rafraichir, dans l’eau même de la glace ; mais, au milieu des images d’ameublement dont elle était pleine, un point d’or jaillit de la cheminée et scintilla, piquant mes prunelles excédées de ses feux secs.

Vivement, dans un suprême effort, je détournai les yeux et les levai au-dessus de ma tête vers le ciel, implorant un secours d’énergie, un ressaut de force.

Alors je vis un affreux spectacle.

Immobile sur un lit, les jambes nues et les pieds crispés, les bras roides, collés au corps, un homme gisait, le chemise ramenée sur les genoux. L'œil noyé, comme liquoreux, semblait prêt à s’égoutter dans l’ornière des joues ; les traits tirés, très pâles, creux, le nez pincé rejoint à la bouche par de grandes rides, décelaient d’irréparables fatigues, d’inconsolables douleurs, de laborieux désastres.

Et sur ce cadavre qui haletait encore couraient à fleur de peau de longs frissons.

Il me parut que j’avais déjà, quelque part, contemplé ce malheureux, agonisant sur une couche. En vain, j’errais dans les brumes de ma mémoire quand soudain, au travers d’une éclaircie, mes souvenirs s’élucidèrent. C’était, rue Bonaparte, à la vitrine d’un marchand d’estampes ; là, dans un fouillis d’images, une vieille et naïve gravure m’avait surpris. Elle représentait un homme étendu sur un matelas, ligoté par des sangles, roulant dans un visage ravagé des yeux morts. Près de lui, des soldats à perruques, coiffés de tricornes, vêtus de justaucorps galonnés et de culottes bouclées aux genoux, se tenaient, attentifs, l’épée au poing, tandis que derrière eux, deux juges à petits rabbats d’abbé, regardaient, une plume en main, d’un air recueilli, la voûte du cachot où se passait la scène.

Et du coup, je me rappelai le titre écrit au crayon sous l’antique estampe : Damiens. — Et mes pensées remontèrent, au travers des âges, jusqu’à cet homme qui avait si puérilement tenté d’exterminer avec une pointe de canif un Roi. J’assistai au solennel interrogatoire rappelé par la gravure, puis je me figurai le coupable écartelé comme il le fut, par quatre chevaux, sur la place de Grève. — Et je tremblai, car son image que j’apercevais, au-dessus de ma tête, était la mienne réfléchie par le miroir encastré dans le ciel du lit sur lequel j’étais couché, la face défaite, les yeux hâves, les bras roides, collés au corps, la chemise ramenée sur le genoux.

Un bruit de porte et un va-et-vient rapproché de pas, rompirent l’obsession qui me hantait. Je me dressai sur mon séant, dérangeant le lamentable portrait réverbéré par le ciel du lit, reprenant ma physionomie personnelle, rentrant enfin dans ma propre peau.

Je me levai et, me dirigeant vers la cheminée sur la tablette de laquelle brillait l’or d’une pièce de vingt francs que j’y avais préalablement mise, je me souris, me disant :

Cette analogie physique que je relève entre l’attitude d’un maladroit assassin et la mienne est peut-être, au point de vue spirituel, plus juste encore.

Et, en effet, n’avais-je pas moralement enduré un supplice identique à celui qui tortura le corps du régicide ?

N’avais-je pas été, moi aussi, tiré, cahoté, sur une idéale Grève, par quatre réflexions diverses ; écartelé en quelque sorte : — d’abord par une pensée de basse concupiscence ; — puis par une désillusion immédiate du désir dès l’entrée dans cette chambre ; — ensuite par le pénitentiel regret de l’argent versé ; — enfin par cette expiatrice détresse que laissent, une fois commis, les frauduleux forfaits des sens.

LE POÈME EN PROSE DES VIANDES CUITES AU FOUR

À Alexis Orsat

Ce sont les fallacieux rosbifs et les illusoires gigots cuits au four des restaurants qui développent les ferments du concubinage dans l’âme ulcérée des vieux garçons.

Le moment est venu où la viande tiède et rose, sentant l’eau, écœure. Sept heures sonnent. Le célibataire cherche la table où il se place d’habitude dans sa gargote coutumière et il souffre de la voir occupée déjà. Il retire du casier pendu au mur sa serviette tachée de vin et, après avoir échangé des propos sans intérêt avec les clients voisins, il parcourt l’invariable carte et s’assied, morose, devant le potage que le garçon apporte, en y lavant, tous les soirs, un pouce.

L’humble dépense de son dîner s’accroît maintenant, pour agacer l’appétit interrompu, d’inutiles suppléments de salades durement vinaigrées et d’un demi-siphon d’eau de Seltz.

C’est alors qu’après avoir avalé sa soupe, tout en roulant dans une quotidienne sauce rousse les tronçons filandreux d’un aloyau sans suc, le célibataire cherche à endormir l’horrible dégoût qui lui serre le gosier et lui fait lever le cœur.

Une première vision l’obsède tandis qu’il regarde, sans le lire, le journal qu’il a tiré de ses poches. Il se rappelle une jeune fille qu’il aurait pu épouser, il y a dix ans ; il se voit uni avec elle, mangeant de robustes viandes et buvant de francs bourgognes, mais le revers se montre aussitôt et alors se déroulent devant son esprit chagrin les étapes d’un affreux mariage. Il s’imagine assister, au sein de sa nouvelle famille, à l’échange persistant des idées niaises et aux interminables parties de loto égayées par l’énumération des vieux sobriquets qu’on donne aux chiffres. Il se voit aspirant après son lit et supportant, une fois couché, les attaques répétées d’une épouse grincheuse ; il se voit, en habit noir, au milieu d’un bal, l’hiver, arrêté dans le somme qu’il préparait par le coup d’œil furieux de sa femme qui danse ; il s’entend reprocher, une fois rentrés, la maussade attitude qu’il a tenue dans le coin des portes, il s’entend tout d’un coup enfin traité justement par le monde de cocufié...... et le dîneur absorbé frémit et mange avec plus de résignation une bouchée de l’affligeant fricot qui se fige sur son assiette.

Mais, tout en mâchant l’insipide et coriace viande, tout en souffrant des aigres renvois que procure l’eau de Seltz, la tristesse du célibat lui revient et il songe, cette fois, à une bonne fille qui serait lasse d’une vie de hasard et qui voudrait s’assurer un sort ; il songe à une femme déjà mûre dont les amoureuses fringales auraient pris fin, à une maternelle et rustaude compagne qui accepterait, en échange de la pâtée et de la niche, toutes ses vieilles habitudes, toutes ses vieilles manies.

Pas de famille à visiter, pas de bals à subir, le couvert mis tous les jours chez soi à la même heure, le cocuage devenu sans importance, peu de chances, en somme, d’enfanter des mômes qui piaillent sous le prétexte qu’ils font des dents et, accélérée par le dégoût sans cesse croissant du repas pris au dehors, l’idée d’un collage devient plus impérieuse et plus fixe et le célibataire sombre, corps et biens, apercevant dans un lointain mirage un joyeux tourne-broche, rouge comme un soleil, devant lequel passent lentement, jutant à grosses gouttes, de tout-puissants rumsteck.

Ce sont les fallacieux rosbifs et les illusoires gigots cuits au four des restaurants qui développent les ferments du concubinage dans l’âme ulcérée des vieux garçons.

UN CAFÉ

Près d’une gare de chemin de fer, à l’angle d’un square, se trouve un musée d’histoire naturelle où l’on joue et où l’on boit.

L’endroit est somnolent et placide. C’est le café d’abonnés, sans clients de passage, le café dont la porte ne s’ouvre que sur des visages connus qui provoquent, dès leur entrée, des hourras et des rires ; c’est le café où dix rentiers réunis tous les soirs autour d’une table échangent, en battant les cartes, de médiocres aperçus sur la politique et s’intéressent longuement aux grossesses de la patronne et de la chatte ; c’est l’estaminet où chacun possède une pipe avec son nom émaillé, une pipe de jour de l’an offerte par le garçon qui dormasse, d’invariable mémoire, le nez sur un journal et jette un piteux et traînant « voilà » quand on lui commande un nouveau bock.

L’aspect de la salle est étrange ; au-dessus de divans à boutons, capitonnés de cuir chocolat, deux vitrines aux boiseries grises, rechampies de filets bleu pâle, se dressent le long des murs, bondées du haut en bas d’oiseaux empaillés et repeints.

L’une d’elles, située en face de la porte d’entrée, contient dans son rayon du bas des cygnes au bec de bois jaune, aux ventres crevant de foin, aux cous rétrécis, inégalement bourrés, dessinant des S blanches et des ibis sacrés, aux pattes ciragées à tour de brosses, aux têtes de ce rouge sale qu’a la confiture de groseille bue par le pain.

Puis, sur les planches échelonnées jusqu’en haut, s’étage une tiolée d’oiseaux, des grands, des moyens, des petits, des tortus, des bancroches, des droits, des volatiles aux airs de bons enfants ou de mauvais bougres tendant des becs courbés en fer de pioches, allongés en pointes de clous, des becs simulant des canules et des pinces à sucre, et tous ont le même œil en cocarde, orange et noir, le même regard idiot et fixe, tous ont des habits couleur de muscade et de poivre, des plumages atrocement fanés, des dégaines bêtement satisfaites d’acteurs.

Vue de près, la large et lugubre tache que jette dans les armoires vitrées cet assemblage de teintes mornes montre, en se décomposant, rangés sans distinction d’amitié et de caste, dans une promiscuité de misère et de vermine, des combattants aux nez en becs de seringues, regardant avec des mines hargneuses et chipies de petites cailles, l'œil au ciel, implorantes et douces, égarées dans des dynasties de barges rousses et de bihoreaux, dans des familles entières de hérons attendant on ne sait quoi, fichés sur une patte, rêvant peut-être à d’invraisemblables poissons empaillés comme elles.

Trois oiseaux essaient pourtant de rompre la pleurarde harmonie de ce tableau avec leurs plumes qui vibrèrent jadis de tons vifs : un oisillon d’un soufre sali qui a perdu son étiquette, un rollier figé tout gambadant dans son costume d’un affreux vert passé et un faisan sentimental et lyrique, l’or et le feu de ses plumes éteints.

En dépit de la triste et burlesque allure de ses hôtes, uniformément campés en rang d’oignons, au port d’armes, les pattes trop vernies, collées sur des plateaux de bois noir ou perchées sur des branches ornées de fausse mousse, cette vitrine contraste magnifiquement avec l’autre qui semble le décrochez-moi-ça d’une oisellerie de mélodrame.

Là, en effet, s’accumule sur une série de planchettes tout un ramas de bêtes sinistres et laides, des groupes de hiboux, ensevelis sous des couches de poussière, courbant des becs en sécateur, fronçant des ailes couleur d’amadou et de cendre, des chouettes nébuleuses, prétentieusement étiquetées sous le vocable latin « Strix nebulosa », des chouettes de l’Oural, avec des airs réfléchis d’aveugles, des grands ducs aux faces narquoises et féroces, des corbeaux mélancoliques et abêtis, des gentlemen râpés, grelottant sous leurs minces habits de plumes noires.

Un peu plus haut, ce cimetière de volatiles se complète encore d’un lot de bêtes qui ont dû traîner à la salle des ventes, d’un paquet acheté dans une faillite, de choucas et de corneilles, plus aimables et plus mondains, regardant dégoûtés leur voisinage, une société de vieux milans, désossés et bougons, se prélassant dans leurs loques mangées aux mites, un clan de faucons aux allures de chenapans et de matamores, de busards aux grimaces de grincheux et de pète-sec.

Et le patron de cet établissement, l’inventeur de ce café-museum, semble avoir été poursuivi par une idée fixe ; non content d’avoir bourré ses armoires de carcasses d’oiseaux conservés dans des aromates et dans du camphre, il a encore décoré ses fenêtres de stores jaunes pareils à du sparadrap dégommé, arborant, par hasard sans doute, les armes de la ville de La Haye : une cigogne tenant un serpent dans le bec ; il a enroulé autour des colonnes de son estaminet des pythons vernissés et gonflés d’étoupe, tapissé son plafond de vagues esturgeons fixés à des crochets, de grands poissons plats, semblables à d’énormes peignes et enfin, comme œuvre de choix, d’un vieux crocodile, les pattes écartées, la gueule ouverte, retapée avec du cuir de bottes, sans bouts de chicots ni dents, envahie par une armée de mouches qui manœuvrent et fientent, cavalcadant entre les semelles de cette mâchoire.

L’étonnement du garçon que des curieux consultent sur la provenance et sur la raison d’être de ce café est extrême. Croyant qu’on se moque de lui, il garde le silence d’abord, puis se rendant compte de l’innocence des gens qui-l’interrogent, il répond, apitoyé et méprisant : oh ! il y en a un bien plus beau à Bar-le-Duc !

Et, satisfait de cette réponse, l’on embrasse d’un dernier coup d’œil, en achevant de vider son verre, la laideur de toutes ces livrées d’oiseaux, n’éprouvant aucun désir d’aller visiter Bar-le-Duc, songeant simplement devant ces tables de vieux rentiers, figés le nez sur leurs cartes, immobiles et comme conservés dans ce milieu funèbre, à un Versailles de pacotille, à une Égypte de camelote, à une nécropole de volailles et d’hommes.

RITOURNELLE

DÉFUNT son homme la roua de coups, lui fit trois enfants, et mourut tout imprégné d’absinthe.

Depuis ce temps, elle patauge dans la boue, pousse la charrette, hurle à tue-tête : il arrive ! il arrive !

Elle est ineffablement laide. C’est un monstre qui roule sur un cou de lutteur une tête rouge, grimaçante, trouée d’yeux sanglants, bossuée d’un nez dont les larges ailes, des soutes à tabac, pullulent de boutons et de plaques.

Ils ont bon appétit, les trois enfants ; c’est pour eux qu’elle patauge dans la boue, pousse la charrette, hurle à tue-tête : il arrive ! il arrive !

Sa voisine vient de mourir.

Défunt son homme la roua de coups, lui fit trois enfant, et mourut tout imprégné d’absinthe.

Le monstre n’a pas hésité à les recueillir.

Ils ont bon appétit, les six enfants ! À l’ouvrage ! à l’ouvrage ! Sans trève, sans relâche, elle patauge dans la boue, pousse la charrette, hurle à tue-tête : il arrive ! il arrive !

LE GOUSSET

À Guy De Mupassant

IL est des odeurs suspectes, équivoques comme un appel dans une rue noire. Certains quartiers du Paris laborieux les dégagent lorsqu’on s’approche, l’été, d’un groupe. L’incurie, la fatigue des bras qui ont peiné sur d’accablants travaux expliquent l’âpre fumet de bouc qui s’élève des manches.

Plus puissant encore et plus rude, je l’ai suivi ce fleur à la campagne sur un peloton de faneuses passant en plein soleil. C’était excessif et terrible ; cela vous piquait les narines comme un flacon d’alcali, ou vous les saisissait, irritant les muqueuses par une rude senteur tenant du fauve relent du canard sauvage cuit aux olives et de l’odeur pointue de l’échalote. Somme toute, cette émanation n’avait rien de répugnant et de vil ; elle se mariait comme une chose attendue à l’odeur formidable du paysage ; elle était la note pure, complétant par le cri de chaleur de la bête humaine, la mélodie odorante des bestiaux et des bois.

Mais laissons cela ; aussi bien, je ne veux pas m’occuper des goussets négligés, de l’humanité bestiale, populacière et campagnarde, sans souci d’ablutions et sans moyens de repos, je veux simplement parler de l’exquis et divin fumet préparé par les femmes de nos villes, où qu’elles se trouvent et chauffent, dans un bal, l’hiver, ou dans une rue, l’été.

Moins tamisé par la batiste ou par la toile qui le raffinent en le vaporisant comme fait d’ailleurs le mouchoir de l’essence qu’on y verse, le parfum des bras féminins est moins clarifié, moins délicat et moins pur dans la robe ouverte du bal. Là, l’arôme du valérianate d’ammoniaque et de l’urine s’accentue brutalement parfois et souvent même un léger fleur d’acide prussique, une faible bouffée de pêche talée et par trop mûre passe dans le soupir des extraits de fleurs et des poudres.

Mais, c’est au moment où la Parisienne est la plus charmante, au moment où sous un soleil de plomb, par un de ces temps où l’orage menaçant suffoque, elle chemine, abritée sous l’ombrelle, suant ainsi qu’une gargoulette, l’œil meurtri par le chaud, le teint moite, la mine alanguie et vannée, que sa senteur s’échappe, rectifiée par le filtre des linges, tout à la fois délicieusement hardie et timidement fine !

Jamais femmes ne furent plus désirables qu’à ces instants où les robes d’oxford les moulent de pied en cap, collantes comme les chemises mouillées qui les emprisonnent dessous. L’appel du baume de leurs bras est moins insolent, moins cynique que dans le bal où elles sont plus nues, mais il décage plus aisément la bête chez l’homme.

Diverse comme la couleur des cheveux, ondoyante comme les boucles qui la recèlent, l’odeur du gousset pourrait se diviser à l’infini ; nul arôme n’a plus de nuances, c’est une gamme parcourant tout le clavier de l’odorat, touchant aux entêtantes senteurs du seringat et du sureau, rappelant parfois le doux parfum des doigts qu’on frotte après y avoir tenu et fumé une cigarette.

Audacieux et parfois lassant chez la brune et chez la noire, aigu et féroce chez la rousse, le gousset est flottant et capiteux ainsi que certains vins sucrés chez la blonde, et l’on pourrait presque dire qu’il est en complète accordance avec la façon qu’ont les lèvres de distribuer le baiser, plus appuyée et plus colère chez les brunes, plus fervente, plus personnelle peut-être chez les blondes.

Mais que la couleur des toisons poussées dans les dessous de bras soit foncée ou claire, que leur bouquet ondule comme une moustache, ou frise comme de minces copeaux d’acajou et de palissandre, il faut avouer que la nature est maternelle et prévoyante, car elle a distribué ces boîtes à épices pour saler et relever l’amoureux ragoût que l’habitude rend si indigeste et si fade même à ces résignés de la chair qui ont sciemment consenti à abdiquer, dans une commune alcôve, leur goût absolu de repos et de diète.

L’ÉTIAGE

DANS une boutique, rue Legendre, aux Batignolles, toute une série de bustes de femmes, sans têtes et sans jambes, avec des patères de rideaux à la place des bras et une peau de percaline d’une couleur absolue, bis sec, rose cru, noir dru, s’aligne en rang d’oignons, empalée sur des tiges ou posée sur des tables.

On songe tout d’abord à une morgue où des torses de cadavres décapités seraient debout ; mais bientôt l’horreur de ces corps amputés s’efface et de suggestives réflexions vous viennent, car ce charme subsidiaire de la femme, la gorge, s’étale fidèlement reproduit par les parfaits couturiers qui ont bâti ces bustes.

Ici, ce sont les poitrines anguleuses des garçonnes, les petites cloques perlées d’une goutte de vin rose, les mignonnes ampoules percées de pointes naines.

Et ces pubertés en pousse éveillent en nous la libertine inquiétude des choses entamées et dont on veut la suite.

Là, ce sont les seins des femmes mûres et décidément maigres, de modiques navets tapotés de lilas, des planches rabotées de sapin à nœuds ; là encore ce sont les galettes à fèves des dévotes usées par la médisance et la prière, les boutons de guêtre des filles que le célibat a laminées et rendues plates.

À l’écart, plus loin, les dégâts de la vie commencent ; la misère apparaît des inconsistants tôt faits, des molles brioches, des pauvres mitons à jamais abattus par les désastres de l’allaitement, à jamais gâtés par le massacre des noces.

Mais, à ce début de la croissance et à cette étisie de la chasteté et de la luxure succèdent, dans la boutique, le long des tables, la sage bourgeoisie des corsages mi-pleins, des gorges moyennes, auréolées de bleu d’hortensia, bouclées, autour de leur clou violet, d’un halo de bistre.

Puis, après l’imperceptible embonpoint du ni gras ni maigre, après la grâce du bien en chair, la corpulence s’accentue, et alors s’affirme la terrifiante série des boursouflures et des graisses : les fanons énormes, les bonbonnes crêtées de rouge brique ou de bronze des grosses nounous, les cyclopéennes outres des femmes colosses, les formidables vessies à saindoux des bonnes dondons, les monstrueuses gourdes, les gourdes à pitons olive des vieux poussahs !

À regarder cet étiage des gorges, ce musée Curtius des seins, l’on songe vaguement à ces caves où reposent les sculptures antiques du Louvre, où le même torse éternellement répété fait la joie apprise des gens qui le contemplent, en bâillant, les jours de pluie.

Mais, combien grande est la différence qui existe entre ces marbres inhumains et la percaline rebondie de ces terribles pièces. Les poitrines grecques, taillées suivant une formule stipulée par le goût des siècles, sont désormais mortes ; aucune suggestion ne peut plus maintenant émaner pour nous de ces formes convenues, sculptées dans une froide matière dont nos yeux sont las. — Puis, disons-le, quel dégoût ce serait si la Parisienne étalait au déshabillage d’impeccables appas et s’il nous fallait baladiner, les jours de fautes, des gorges monotones et des seins pareils !

Combien supérieurs aux mornes statues des Vénus, ces mannequins si vivants des couturiers ; combien plus insinuants ces bustes capitonnés dont la vue évoque de longues rêveries : — rêveries libertines en face des tétons éphébiques et des pis talés — rêveries charitables, en face des mamelles vieillies, recroquevillées par la chlorose ou bouffies par la graisse ; car on pense aux douleurs des malheureuses qui désespérément regardent leurs formes se sécher ou s’accroître, et sentent l’indifférence prochaine du mari, l’imminente désertion de l’entreteneur, le désarmement final des charmes qui leur permettaient de vaincre, dans ces nécessaires batailles qu’elles livrent au porte-monnaie contracté de l’homme.

L’OBSESSION

À Edmond De Goncourt

Les consolidés sont en hausse, les valeurs industrielles tiennent, le Panama fléchit et le Suez est ferme. — Mots en croix blanche et métagramme ; solutions justes : Paul Ychinel, le père Spicase, Astre à Caen, lady Scorde, miss Tigry, les oedipes du café du Grand-Balcon. — Rowland’s macassar et goudron Guyot. Coricide russe et papier Wlinsi. — Nourrice sèche demande place. — Plus de crâne chauve ! repousse certaine et à forfait, on jugera ! Malleron. — Affections secrètes, ulcères, ecoulements, dartres : Chable, Emmanuel, Péchenet, Albert !

Ces réclames lues sur la dernière page d’un journal déchiré que je retrouve dans un fond de poche, au bord d’une route, dans une campagne perdue au loin, abattent l’apaisement tant imploré qui s’était fait en moi. Ce papier me ramène à Paris, et lesappréhensions de ma vie réelle, enfin rompue ! me reviennent.

Fatalement je compte les jours. Encore une semaine et il faudra reboucler les malles, gagner la ville et chercher des fiacres. Puis ce sera l’étourdissante trémie d’un wagon gorgé d’un tas d’êtres dont les faces répugnent ; ce sera la rentrée dans Paris, et, après un somme dépaysé, le lendemain, recommenceront tous les dégoûts d’une existence meurtrie par les douloureux trafics de la pensée, par les conjectures sans cesse trompées des sens, par les perspicaces antipathies qu’il faudra tâcher de vaincre pour manger du pain et payer un terme.

Ah ! dire qu’il y aura toujours un Avant et un Après et jamais un Maintenant qui dure.

Et voilà que les souvenirs des retours jadis effectués s’éveillent ; je me rappelle la tristesse des arrivées en gare, la pestilence oubliée des rues ; je me rappelle le malaise spirituel du logement refroidi par l’absence, l’impossibilité, les jours qui suivent, de s’asseoir en soi-même et de se soustraire à l’insupportable distraction des bavardages éjaculés d’une foule qui ne peut se taire.

Tout me revient ; je compte les courses en quête d’argent ; je prévois les offres avides, les refus presque courtois, les généreux conseils, toute la lente sentine de l’inexorable existence dans laquelle je dois à nouveau plonger.

Et pourtant on est bien sur le talus du chemin où je vais m’étendre ; la vie des champs est interrompue par la nuit qui tombe, la vieille église se profile au-dessus de la vallée que l’ombre illimite et creuse et l’on voit, au travers de sa nef, par les blanches verrières placées en face, les sombres fumées du firmament qui passent !

Mais la vision du présent ne s’arrête plus en moi ; alors, je cherche à ramener ma pensée en arrière, à me remémorer seulement les pacifiantes impressions éprouvées, la veille, sur une hauteur déserte où, seuls, parmi des blocs de granit, des genévriers poussaient au soleil leurs vertes aiguilles et leurs grains bleus.

Je ne puis amarrer non plus mon souvenir sur cette image, qui à peine évoquée s’efface. Je m’efforce enfin de rentrer en moi-même, de me visiter, d’étancher les soucis qui jaillissent, de refouler les angoisses que je sens sourdre, mais c’est en vain que je recours à de spécieuses croyances, à d’insinuantes raisons, à d’insidieux espoirs. Le pauvre. Maintenant, enfin exaucé, est déjà fini ; la sieste de mes souffrances est faite et toutes les haines, tous les mépris dont je suis abreuvé se lèvent et sonnent furieusement le boute-selle, alors que m’assaillent et me dominent ces obsédantes réclames de l’odieux journal :

Les consolidés sont en hausse, les valeurs industrielles tiennent. Le Panama fléchit et le Suez est ferme. — Mots en croix blanche et métagramme ; solutions justes : Paul Ychinel, le père Spicace, Astre à Caen, lady Scorde, miss Tigry, les oedipes du café du Grand-Balcon. — Rowland’s macassar et goudron Guyot. — Coricide Russe et papier Wlinsi. — Nourrice sèche demande place. — Plus de crâne chauve ! repousse certaine et à forfait, on jugera ! Malleron. — Affections secrètes, ulcères, écoulements, dartres : Chable, Emmanuel, Péchenet, Albert !

VI. NATURES MORTES

LE HARENG

À ALFRED ALAVOINE

TA robe, ô hareng, c’est la palette des soleils couchants, la patine du vieux cuivre, le ton d’or bruni des cuirs de Cordoue, les teintes de santal et de safran des feuillages d’automne !

Ta tête, ô hareng, flamboie comme un casque d’or, et l’on dirait de tes yeux des clous noirs plantés dans des cercles de cuivre !

Toutes les nuances tristes et mornes, toutes les nuances rayonnantes et gaies amortissent et illuminent tour à tour ta robe d’écailles.

À côté des bitumes, des terres de Judée et de Cassel, des ombres brûlées et des verts de Scheele, des bruns Van Dyck et des bronzes florentins, des teintes de rouille et de feuille morte, resplendissent de tout leur éclat les ors verdis, les ambres jaunes, les orpins, les ocres de ru, les chrômes, les oranges de mars !

O miroitant et terne enfumé, quand je contemple ta cotte de mailles, je pense aux tableaux de Rembrandt, je revois ses têtes superbes, ses chairs ensoleillées, ses scintillements de bijoux sur le velours noir, je revois ses jets de lumière dans la nuit, ses traînées de poudre d’or dans l’ombre, ses éclosions de soleils sous les noirs arceaux.

L’IMAGE D’ÉPINAL

À EUGÈNE MONTROSIER

C’était une petite ville près de Bruxelles, en Brabant. Les maisons délimitées par un trait d’encre pâle ne se détachaient que bien faiblement sur un ciel de papier gris.

Il y avait des pignons, une église surmontée d’une croix, des toits en dents de scie, en poivrières, en cornets renversés, en éteignoirs, un donjon percé de meurtrières.

Il y avait aussi une grande tourelle, couleur de chair, avec un bonnet tout rouge. Cette tourelle s’arrondissait au coin d’une auberge et d’un balcon jaune sur lequel se penchait une dame, avec une collerette tuyautée et une robe du même rouge que le toit de la tourelle.

La petite ville semblait bien étonnée, car il y avait au moins six personnes sur la place qui interpellaient un vieillard. Deux beaux messieurs, vêtus de costumes Louis XIII, un gros, à figure poupine, rebondie, un vrai visage de joyeux compère, de bon raillard, de franc gaule-bon-temps, sans barbe, habillé d’un justaucorps du vermillon le plus cru, d’un grand col qui trempait ses pointes blanches dans le rouge de l’habit, tenait d’une main un chapeau de feutre gris, taché du bleu qui avait servi à peindre sa culotte, et désignait de l’autre au vieillard un pot de bière qui moussait sur une table barbouillée de vert et ornée de quatre pieds jaunes. Les jambes de cette table devaient être lumineuses, car elles épandaient tout autour d’elles de larges plaques de la même couleur.

Le vieillard refusait les offres du gros joufflu, et ses doigts qu’il étendait vers lui, comme pour repousser des présents d’Artaxercès, touchaient l’habit et en gardaient des reflets pourpre.

L’autre monsieur était plus maigre et il avait au-dessus de la bouche deux petites moustaches. N’était cette différence, ils se ressemblaient fort.

Tous deux avaient le visage rosâtre et, lèvres, yeux, oreilles, cheveux, tout se confondait dans la même teinte ; parfois même, la couleur avait sauté des figures et coulait sur les vêtements et les maisons. Le monsieur aux moustaches souriait d’un air aimable et tenait à la main un grand chapeau dont le jaune déteignait sur ses doigts. Tous deux disaient au vieillard qui semblait bien vieux et bien fatigué et qui était sordidement revêtu d’un vieux bonnet é carlate, d’un tablier de cuir, d’une robe verte, ramagée de pièces brunes et rousses, émaillées de reprises et de coutures, barbelée du bas comme une queue d’écrevisse, d’un grand manteau bleu sur lequel tombait à flots une longue barbe, si blanche, si blanche, qu’on eût dit de flocons de vapeur qui lui sortaient de la bouche et du nez et déroulaient leurs ondes jusques à terre : « Bonjour, maître, accordez-nous la satisfaction d’être un moment en votre compagnie. »

Et lui qui semblait si vieux et si fatigué leur répondait : « Messieurs, j’ai bien du malheur, jamais je ne m’arrête, je marche incessamment. »

Et ils reprenaient en chœur : « Entrez dans cette auberge, asseyez-vous, venez boire un pot de bière fraîche ; nous vous régalerons le mieux que nous pourrons. »

Et le vieillard leur répétait : « En vérité, messieurs, je suis confus de vos bontés, mais je ne puis m’asseoir, je dois rester debout. »

Alors les beaux messieurs s’étonnèrent fort, et le gros lui dit : « De savoir votre âge nous serions curieux ? » Et le maigre ajouta : « N’êtes-vous point ce vieillard de qui l’on parle tant, celui que l’on nomme le Juif-Errant. »

Et le vieillard dont la barbe était si blanche, si blanche, qu’on eût dit de flocons de vapeurs qui lui sortaient de la bouche et du nez, leur répondit : « Isaac Laquedem est mon nom et j’ai dix-huit cents ans ; oui c’est moi, mes enfants, qui suis le Juif-Errant. » Puis il leur raconta ses longs voyages à travers le monde, ses courses incessantes, par monts et par vaux, par terre et par mer, et il s’écria quand il eut fini sa lamentable histoire : « Le temps me presse, adieu, messieurs, grâce à vos politesses, je vous en remercie. » Et il s’en fut appuyé sur sa longue canne, tandis qu’un petit ange, vêtu d’une robe rouge et d’ailes vertes, une épée dans une main, un rayon de gommegutte s’échappant de l’autre qu’il tenait ouverte, lui faisait signe de marcher, de toujours marcher !

Cet ange planait au-dessus d’une petite ville près de Bruxelles, en Brabant. Il planait au-dessus de maisons délimitées par un trait d’encre pâle et qui ne se détachaient que bien faiblement sur un ciel de papier gris.

Il planait au-dessus de pignons et d’une église surmontée d’une croix, au-dessus de toits en dents de scie, en poivrières, en cornets renversés, en éteignoirs, au-dessus d’un donjon percé de meurtrières.

(Imagerie d'Épinal. — Ch. Perrot, imp. lit.)

VII. PARAPHRASES

CAUCHEMAR

CE fut tout d’abord une énigmatique figure, douloureuse et hautaine qui surgit des ténèbres, çà et là percées par des rais de jour : — une tête de mage de la Chaldée, de roi d’Assyrie, de vieux Sennachérib ressuscité, regardant, désolé et pensif, couler le fleuve des âges, le fleuve toujours grossi par les emphatiques flots de la sottise humaine.

Il pose sur ses lèvres une main fine et maigre, semblable à la main fuselée d’une petite infante, et il ouvre un œil où semblent passer les éternelles douleurs qui se transmettent et se répercutent dans l’âme des couples, depuis la Genèse. Est-ce le primitif pasteur d’hommes contemplant le défilé des immortels troupeaux qui se bousculent et se massacrent pour une touffe d’herbe ou un bout de pain ? — Est-ce la figure de l’immémoriale Mélancolie qui convient enfin, devant l’impuissance avérée de la Joie, de l’inutilité absolue de toute chose ? — Est-ce enfin le mythe, une fois de plus rajeuni, de la Vérité qui reconnaît, au passage, sous des oripeaux et des masques divers, le même homme, affligé des mêmes vertus et des mêmes vices, le même homme, dont l’originelle férocité ne s’est nullement amoindrie sous l’effort des siècles, mais s’est simplement dissimulée derrière cette grâce des peuples civilisés, la pénétrante et discrète hypocrisie ?

Quoi qu’il en soit, ce mystérieux visage me hantait ; en vain je voulus scruter son regard perdu au loin ; en vain je tentai de sonder sa face qu’une souffrance seulement personnelle eût été incapable de creuser ainsi ; mais la hiératique et douloureuse image disparut, et, à cette moderne vision des anciens âges, succéda un paysage atroce, un marais d’eau stagnante, morne et noire ; cette eau s’étendait jusqu’à l’horizon fermé par un ciel semblable à un panneau d’ébène d’une seule pièce, sans blanche soudure de Voie lactée, sans vis argentées d’étoiles.

De cette eau enténébrée, sous ce ciel opaque, jaillit soudain la monstrueuse tige d’une impossible fleur.

On eût dit d’une baguette d’acier rigide sur laquelle poussaient des feuilles métalliques, dures et nettes. Puis des bourgeons sortirent, pareils à des têtards, à des chefs commencés de fœtus, à de blanchâtres boulettes, sans nez, sans yeux et sansbouche ; enfin, l’un de ces bourgeons, lumineux et comme enduit d’une huile phosphorée, creva, s’arrondissant en une pâle tête qui se balança silencieuse sur la nuit des eaux.

Une douleur immense et toute personnelle émana de cette livide fleur. Il y avait dans l’expression de ses traits, tout à la fois du navrement d’un pierrot usé, d’un vieux clown qui pleure sur ses reins fléchis, de la détresse d’un antique lord rongé par le spleen, d’un avoué condamné pour de savantes banqueroutes, d’un vieux juge tombé, à la suite d’attentats compliqués, dans le préau d’une maison de force !

Je me demandais de quels maux excessifs cette face blafarde avait pu souffrir et quelle solennelle expiation la faisait rayonner au-dessus de l’eau, comme une bouée éclairée, comme un fanal annonçant aux passagers de la Vie les lamentables brisants cachés sous l’onde qu’ils allaient sillonner en cinglant vers l’Avenir !

Mais je n’eus même point le temps de discerner la réponse qu’il importait de faire à cette question que je me posais. L’effroyable fleur d’ignominie et de souffrance, le fantastique et vivant nelumbo s’était fané et son nimbe phosphorique s’était éteint. Au pâle avoué, à l’exsangue clown, au blême lord, s’était substituée une vision non moins horrible.

Une nappe d’eau, teigneuse et sourde, mais sans firmament cette fois, une nappe d’eau baignait un immense bassin, un gigantesque réservoir à colonnes, tels que ceux de la Dhuis et de la Vanne. Un silence de sépulcre tombait des voûtes ; un jour fade filtrait par le verre dépoli des hublots cachés ; un vent glacé de tunnel vous fripait les moëlles et, dans cette solitude, une peur irrépressible, intense, vous clouait, haletant, sur la banquette de pierre qui s’étendait, ainsi qu’un quai, le long de cette eau morte.

Alors sous ces formidables et muettes voûtes, bondirent tout à coup des êtres étranges. Une tête, sans corps, voleta, ronflant comme une toupie, une tête trouée d’un œil énorme de Cyclope, pourvue d’une bouche en gueule de raie, séparée par une large gouttière, d’un nez, d’un sordide nez d’huissier, bourré de prises ! — Et cette tête échaudée et blanche sortait d’une espèce de coquemar et s’irradiait d’une lumière qui lui était propre, éclairant la valse d’autres têtes presque amorphes, des embryons à peine indiqués de crânes, puis d’indécis infusoires, de vagues flagellates, d’inexacts monériens, de bizarres protoplasmes, tels que le Bathybius d’Haeckel, déjà moins gélatineux et moins informe !

Et voilà que cette formation de la matière vivante disparut à son tour, que le type ignoble de cette tête s’effaça, que l’obsession de cette eau immobile cessa enfin.

Il y eut dans ce cauchemar une courte trêve. — Soudain, un soleil, au noyau d’encre, émergea de l’ombre, éclatant ainsi qu’un crachat de décoration, avec des rais d’or, inégaux et mesurés. En même temps, des pétales de fleurs tombèrent d’un espace inconnu, des caïeux où louchaient d’imperceptibles prunelles bondirent comme des billes et un van de marchand de café resta suspendu dans l’air que rama de son bras nu un jongleur surhumain avec des yeux effroyables, agrandis et travaillés par la chirurgie, des yeux ronds avec une pupille emmanchée ainsi qu’un moyeu, au milieu d’une roue.

Il y avait dans cet homme qui escamotait des planètes, des ustensiles d’épicerie et des fleurs, une cruelle allure de dur Gaulois, une mine impérieuse de sanguinaire barde ; — et l’horreur de son œil dilaté comme par un anneau de fer vous fascinait et vous glaçait le poil.

Enfin une accalmie eut lieu ; l’esprit, emporté dans ces hallucinations, tenta de s’accrocher et de s’amarrer à une rive ; — mais le spectacle parcouru défila encore rappelant un ancien et analogue spectacle presque oublié depuis des ans. Ce fut à la place de la fleur des marais, une autre fleur humaine naguère vue dans une exposition qui revint et s’installa, montrant la variante de cette conception lugubre.

Alors, l’eau, cette eau d’épouvante, se tarit, et à sa place surgit un steppe désolé, un sol disloqué par des éruptions volcaniques, ravagé par des boursouflures et des crevasses, un sol scorifié comme du mâchefer. Il semblait que l’on visitât, en un artificiel voyage accompli sur la carte de Béer et de Maedler, un de ces cirques muets de la Lune, la mer du Nectar, des Humeurs ou des Crises, et que, sous une atmosphère nulle, dans un froid comme on n’en sentit jamais, l’on errât au milieu de ce désert silencieux et mort, effrayé par l’immensité des monts qui dressaient, tout autour, à des hauteurs vertigineuses, leurs cratères en forme de coupes, tels que le Tycho, le Calippus, l’Ératosthène !

Et dans la planète désolée, sortait du sol blanc la même tige qui jaillissait tout à l’heure de l’eau noire, des boutons éclosaient aussi sur des branches métalliques et une tête ronde et pâle se balançait également ; mais sa douleur plus ambiguë ; se fondait dans l’ironie d’un affreux sourire.

Subitement le cauchemar se rompit tout à fait et le réveil effaré s’opéra, alors que l’inflexible figure de la Certitude apparut, me ressaisissant dans sa main de fer, me ramenant à la vie, au jour qui se lève, aux fastidieuses occupations que chaque nouveau matin prépare.

Telles les visions évoquées dans un album dédié à la gloire de Goya, par Odilon Redon, le Prince des mystérieux rêves, le Paysagiste des eaux souterraines et des déserts bouleversés de lave ; par Odilon Redon, l’Oculiste Comprachico de la face humaine, le subtil Lithographe de la Douleur, le Nécroman du crayon, égaré pour le plaisir de quelques aristocrates de l’art, dans le milieu démocratique du Paris moderne.

L’OUVERTURE DE TANNHÆUSER

Dans un paysage comme la nature n’en saurait créer, dans un paysage où le soleil s’apâlit jusqu’à l’exquise et suprême dilution du jaune d’or, dans un paysage sublimé où sous un ciel maladivement lumineux, les montagnes opalisent au-dessus des bleuâtres vallons le blanc cristallisé de leurs cimes ; dans un paysage inaccessible aux peintres, car il se compose surtout de chimères visuelles, de silencieux frissons et de moiteurs frémissantes d’air, un chant s’élève, un chant singulièrement majestueux, un auguste cantique élancé de l’âme des las pèlerins qui s’avancent en troupe.

Et ce chant, sans effusions féminines, sans câlines prières s’efforçant d’obtenir par les hasardeuses singeries de la grâce moderne le rendez-vous réservé d’un Dieu, se développe avec cette certitude de pardon et cette conviction de rachat qui s’imposèrent aux humbles âmes du Moyen Âge.

Adorant et superbe, mâle et probe, il déduit l’épouvantable fatigue du pécheur descendu dans les caves de sa conscience, l’inaltérable dégoût du voyant spirituel mis en face des iniquités et des fautes accumulées dans ces redoutes et il affirme aussi, après le cri de foi dans la rédemption, le bonheur surhumain d’une vie nouvelle, l’indicible allégresse d’un cœur neuf éclairé, tel qu’un Thabor, par les rayons de la mystique Superessence.

Puis ce chant s’affaiblit et peu à peu s’efface ; les pèlerins s’éloignent, le firmament s’assombrit, la paille lumineuse du jour s’atténue et bientôt l’orchestre inonde de lueurs crépusculaires l’invraisemblable et authentique site. C’est une dégradation de teintes, une poussière de nuances, un mica de sons, qui se meurent avec le dernier écho du cantique perdu au loin ; — et la nuit tombe sur cette immatérielle nature, créée par le génie d’un homme maintenant repliée sur elle-même dans une inquiète attente.

Alors un nuage irisé des couleurs de la flore rare, des violets expirés, des roses agonisants, des blancs moribonds des anémones, se déroule puis éparpille ses moutonneux flocons dont les ascensionnelles nuances se foncent, exhalant d’inconnus parfums où se mêlent le relent biblique de la myrrhe et les senteurs voluptueusement compliquées des extraits modernes.

Soudain, dans ce site musical, dans ce fluide et fantastique site, l’orchestre éclate, peignant en quelques traits décisifs, enlevant de pied en cap, avec le dessin d’une héraldique mélodie, Tannhæuser qui s’avance ; — et les ténèbres s’irradient de lueurs ; les volutes des nuées prennent des formes cabrées de hanches et palpitent avec d’élastiques gonflements de gorges ; les bleues avalanches du ciel se peuplent de nudités ; des cris de désirs, des appels de lubricités, des élans d’au delà charnel, jaillissent de l’orchestre et, au-dessus de l’onduleux espalier des nymphes qui défaillent et se pâment, Vénus se lève, mais non plus la Vénus antique, la vieille Aphrodite, dont les impeccables contours firent hennir, pendant les concupiscences du paganisme, les dieux et les hommes, mais une Vénus, plus profonde et plus terrible, une Vénus chrétienne, si le péché contre nature de cet accouplement de mots était possible !

Ce n’est plus, en effet, l’immarcescible Beauté seulement préposée aux joies terrestres, aux excitations artistiques et sensuelles telle que la salacité plastique de la Grèce la comprit ; c’est l’incarnation de l’Esprit du mal, l’effigie de l’omnipotente Luxure, l’image de l’irrésistible et magnifique Satane qui braque, sans cesse aux aguets des âmes chrétiennes, ses délicieuses et maléfiques armes.

Telle que Wagner l’a créée, cette Vénus, emblème de la nature matérielle de l’être, allégorie du Mal en lutte avec le Bien, symbole de notre enfer intérieur opposé à notre ciel interne, nous ramène d’un bond en arrière à travers les siècles, à l’imperméable grandeur d’un poème symbolique de Prudence, ce vivant Tannhæuser qui, après des années dédiées au stupre, s’arracha des bras de la victorieuse Démone pour se réfugier dans la pénitente adoration de la Vierge.

Il semble en effet que la Vénus du musicien soit la descendante de la Luxuria du poète, de la blanche Belluaire, macérée de parfums, qui écrase ses victimes sous le coup d’énervantes fleurs ; il semble que la Vénus wagnérienne attire et capte comme la plus dangereuse des déités de Prudence, celle dont cet écrivain n’écrit qu’en tremblant le nom : Sodomita Libido.

Mais bien qu’elle rappelle par son concept les allégoriques entités du Moyen Âge, elle apporte en sus un piment moderne, insinue un courant intellectuel de raffinement dans cette masse de sauvages voluptés qui coulent : elle ajoute, en quelque sorte, des sensations exaspérées au naïf canevas des anciens temps, assure plus certainement enfin, par cette exaltation d’une acuité nerveuse, la défaite du héros, subitement initié aux lascives complications de cervelle de l’époque épuisée où nous sommes.

Et l’âme de Tannhæuser fléchit, et son corps succombe. Inondé d’ineffables promesses et d’ardents souffles, il tombe, délirant, dans les bras des polluantes Nuées qui l’enlacent ; sa personnalité mélodique s’efface sous l’hymne triomphant du Mal. — Puis la tempête de la chair qui rugit, les éclairs cendrés et les jets électriques qui grondent dans l’orchestre s’apaisent ; l’incomparable éclat de ces grands cuivres qui semblent une transposition des aveuglantes pourpres et des somptueux ors s’affaissent ; — et un susurrement d’une ténuité délicieuse, un frôlement presque deviné de sons adorablement bleus et aériennement roses, frissonne dans l’éther nocturne qui déjà s’éclaire. — Puis l’aube apparaît, le ciel hésitant blanchit comme peint avec des sons blancs de harpe, se teint de couleurs encore tâtonnantes qui peu à peu se décident et resplendissent dans le magnifique alléluia, dans la fracassante splendeur des timbales et des cuivres. Le soleil surgit, s’évase en gerbe, crève l’horizon dont la barre s’élargit et monte ainsi que du fond d’un lac dont la moire fulmine sous les rayons qu’elle répercute. Au loin, plane le cantique intercédant, le cantique fidèle des pèlerins, détergeant les dernières plaies de l’âme épuisée par la diabolique lutte ; — et, dans une apothéose de clarté, dans une gloire de Rédemption, la Matière et l’Esprit s’élancent, le Mal et le Bien se lient, la Luxure et la Pureté se nouent avec les deux motifs qui serpentent, mêlant les baisers épuisants et rapides des violons, les éblouissantes et douloureuses caresses des cordes énervées et tendues, au chœur auguste et calme qui s’épand, à la mélodie médiatrice, au cantique de l’âme maintenant agenouillée, célèbrant sa définitive submersion, son inébranlable stabilité dans le sein d’un Dieu.

Et tremblant et ravi, l’on sort de la vulgaire salle où le miracle de cette essentielle musique s’est accompli, emportant avec soi l’indélébile souvenir de cette ouverture de Tannhæuser, de ce prodigieux et initial résumé de la babélique grandeur de ses trois actes.

LES SIMILITUDES

À THÉODORE HANNON

LES tentures se soulevèrent et les étranges beautés qui se pressaient derrière le rideau s’avancèrent vers moi, les unes à la suite des autres.

Ce furent d’abord des tiédeurs vagues, des vapeurs mourantes d’héliotrope et d’iris, de verveine et de réséda qui me pénétrèrent avec ce charme si bizarrement plaintif des ciels nébuleux d’automne, des blancheurs phosphoriques des lunes dans leur plein, et des femmes aux figures indécises, aux contours flottants, aux cheveux d’un blond de cendre, au teint rosé bleuâtre des hortensias, aux jupes irisées de lueurs qui s’effacent, s’avancèrent, tout embaumées, et se fondirent dans ces teintes dolentes des vieilles soies, dans ces relents apaisés et comme assoupis des vieilles poudres enfermées, durant de longues années, loin du jour, dans les tiroirs de commodes à ventre.

Puis la vision s’envola et une odeur fine de bergamote et de frangipane, de moos-rose et de chypre, de maréchale et de foin qui traînait çà et là, mettant comme une de ces touches sensuelles de Fragonard, un papillotage de rose dans ce concert de fadeurs exquises, jaillit, pimpante, énamourée, cheveux poudrés de neige, yeux caressants et lutins, grands falbalas couleur d’azur et de fleur de pêcher, puis s’effaça peu à peu et s’évanouit complètement.

À la maréchale, au foin, à l’héliotrope, à l’iris, à toute cette palette de nuances lascives ou calmées, succédèrent des tons plus vifs, des couleurs enhardies, des odeurs fortes : le santal, le havane, le magnolia, les parfums des créoles et des noires.

Après les fluides légers, les glacis vaporeux, les senteurs caressantes et ensommeillées ; après les roses affaiblis et les bleus mourants, après les surjets de couleurs et les réveillons des tropiques, crièrent bêtement les rabâcheries vulgaires : lourdeur des ocres, pesanteur des gros verts, épaisseur des bruns, tristesse des gris, bleuissement noir des ardoises ; et de lourds effluves de seringat, de jacinthe, de portugal, rirent de toute leur face béatement radieuse, de toute leur face de beautés banales aux cheveux noirs et pommadés, aux joues laquées de rouge et plâtrées de talc, aux jupes tombant sans grâce, le long de corps veules et gras. Puis vinrent des apparitions spectrales, des enfantements de cauchemars, des hantises d’hallucination, se détachant sur des fonds impétueux, sur des fonds de vert-de-gris sulfuré, nageant dans des brumes de pistache, dans des bleus de phosphore, des beautés affolées et mornes, trempant leurs appas étranges dans la sourde tristesse des violets, dans l’amertume brûlante des orangés, des femmes d’Edgar Poe et de Baudelaire, des poses tourmentées, des lèvres cruellement saignantes, des yeux battus, par d’ardentes nostalgies, agrandis par des joies surhumaines, des Gorgones, des Titanides, des femmes extra-terrestres, laissant couler de leurs jupes fastueuses des parfums innommés, des souffles d’alanguissement et de fureur qui serrent les tempes, déroutent et culbutent la raison mieux que la vapeur des chanvres, des figures du grand maître moderne, d’Eugène Delacroix.

Ces évocations d’un autre monde, ces embrasements sauvages, ces tonalités crépusculaires, ces émanations surexcitées disparurent à leur tour et un hallali de couleurs éclata, prestigieux, inouï.

Un ruissellement d’étincelles de pourpre, une fanfare de senteurs décuplées et portées à leur densité suprême, une marche triomphale, un éblouissement d’apothéose parurent dans le cadre de la porte et des filles étalant sur leurs jupes somptueuses toute la fougue, toute la magnificence, toute l’exaltation des rouges, depuis le sang carminé des laques jusqu’aux flambes du capucine, jusqu’aux splendeurs glorieuses des saturnes et des cinabres, tout le faste, tout le rutilement, tout l’éclat des jaunes, depuis les chromes pâlis jusqu’aux gommes-guttes, aux jaunes de mars, aux ocres d’or, aux cadmium, s’avancèrent, chairs purpurines et débordées, crinières rousses et sablées de poudre d’or, lèvres voraces, yeux en braises, soufflant des haleines furieuses de patchouli et d’ambre, de musc et d’opopanax, des haleines terrifiantes, des lourdeurs de serres chaudes, des allégro, des cris, des autodafés, des fournaises de rouge et de jaune, des incendies de couleurs et de parfums.

Puis tout s’effaça, et alors les couleurs primordiales : le jaune, le rouge, le bleu, les parfums pères des odeurs composées : le muse-tonkin, la tubéreuse, l’ambre, parurent et s’unirent devant moi en un long baiser.

À mesure que les lèvres se touchaient, les tons faiblissaient, les senteurs se mouraient ; comme les phénix qui renaissent de leurs cendres, ils allaient revivre sous une autre forme, sous la forme des teintes dérivées, des parfums originaires.

Au rouge et au jaune succéda l’orange ; au jaune et au bleu, le vert ; au rose et au bleu, le violet ; les non-couleurs même, le noir et le blanc parurent à leur tour et de leurs bras enlacés tomba lourdement la couleur grise, une grosse pataude qu’unbaiser rapide du bleu dégrossit et affina en une Cydalise rêveuse : la teinte de gris-perle.

Et de même que les tons se fondaient et renaissaient différents, les essences se mêlèrent, perdant leur origine propre, se transformant suivant la vivacité ou la langueur des caresses en des descendances multiples ou rares : maréchale, à base de musc, d’ambre, de tubéreuse, de cassie, de jasmin et d’orange ; frangipane extraite de la bergamote et de la vanille, du safran et des baumes de musc et d’ambre ; jockey-club issu de l’accouplement de la tubéreuse et de l’orange, de la mousseline et de l’iris, de la lavande et du miel.

Et d’autres... d’autres... nuances du lilas et du soufre, du saumon et du brun pâle, des laques et des cobalts verts, d’autres... d’autres... le bouquet, la mousseline, le nard, éclataient et fumaient à l’infini, claires, foncées, subtiles, lourdes.

Je me réveillai — plus rien. — Seule, au pied de mon lit, Icarée, ma chatte, avait relevé son cuissot de droite et léchait avec sa langue de rose sa robe de poils roux.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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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情缘

[美] 詹姆斯·布兰德·马修斯 著

王力军 徐蓓思 译

译言古登堡计划

目录

作者简介

作品简介

与马林斯派克小姐的会面

告别信

底层社会一瞥

华尔街求爱记

春潮涌动

麦克道尔·苏特洛的不眠夜

纠结

单人交响乐团

新剧排演

盘上的蜡烛

男人、女人和马

新年前夜的守候

译后记

作者简介

詹姆斯·布兰德·马修斯（James Brander Matthews，1852-1929）是美国作家、教育家、评论家，美国首位戏剧文学教授。马修斯出生于新奥尔良，成长于纽约市，毕业于哥伦比亚法学院，却钟情于戏剧文学。马修斯从1899年至1924年退休，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戏剧文学教授，并创立了戏剧博物馆。马修斯的著作有30余部：他创作的小说和戏剧风格独特；他的论著被用作高中和大学的教科书；他写自传，也为莎士比亚和莫里哀作传。因弘扬法国戏剧文化，他在1907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荣誉勋章。

作品简介

本书一共十二篇，一年之中每月一篇，记录了以曼哈顿为背景的十二个小故事。本书与马修斯的《曼哈顿花絮》是姊妹篇，是又一本记录时节的纽约城市月历。

与马林斯派克小姐的会面

一月初的一天，天气很冷，到下午四点时，灰蒙蒙的天空笼罩了整座城，好似一幅圆形画幕的背景。一圈圈蒸汽升腾在蓝灰色的天际，像用粉笔在石板上画画。河对岸，西方遥远的天边，有一点粉红的光斑——那是二十四个小时未曾露面的太阳存在的唯一迹象。

马林斯派克小姐转过小街的街口，驻足片刻，俯看那长长的滨河路，还有在冰层下面静静流淌的、宽阔的哈得孙河。这个曾经不知疲倦的旅人早已年过古稀；她定睛观看，汲取这壮观景色的壮丽之美，在她去过的城市当中，没有任何一座能超越它。她很庆幸自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纽约人，也很庆幸自己有此殊荣，住在这样一个景致触目皆是的地方。然而在她含情脉脉地打量这条庄严的河流时，风儿又起，吹乱了她灰白的卷发，吹起了裹在她身上的外套。

从马林斯派克小姐所站的位置往前走两户，一顶条纹遮篷曲折延伸，跨过人行道，登上参差的石阶，从门廊顶上挤进门口。一个身材丰腴、浅色头发夹杂少量金色发丝的年轻靓妹走在马林斯派克小姐前面，穿过这曲曲折折的帆布通道；当房门为迎接她俩而开时，这一老一少一起走了进去。

屋里灯火通明，仿佛已经入夜；窗帘拉上了，缀着流苏的奢华至极的丝绸灯罩下，灯全都点亮着。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花香，花儿高高地堆在壁炉台和桌子上，浓密的菝葜花饰从在每一盏灯具、每一面镜子上垂下。棕榈枝立在角落里，躺在壁炉里；大厅的一端，棕榈枝堆积成一道屏风，透过屏风，匈牙利乐队的鲜艳制服依稀可见。

前厅里有一张大桌，桌上放着十多捧缠着丝带的美丽花束。大桌前是由串串菝葜织搭成的一座花架，架下站着女主人和她的女儿，那天下午，她正引导女儿初入社交界。女主人是一位端庄和蔼的妇人，黑色的粗辫子里几乎看不到灰白的发丝。像母亲一样，女儿也很和蔼，很端庄，而且比她请来的六七个漂亮姑娘还要好看，她们是来帮她接待母亲的朋友和熟人的。

先于马林斯派克小姐进入房子的那位姑娘恰巧再次先一步进入前厅。女主人左手拿着一束兰花，高兴地欢迎这位姑娘，但似乎隐约带着一点屈尊低就的意思。

“是彼得斯小姐，对吧？”女主人问，有些吃力地压低嗓音，仿佛低声说话是很晚才形成的习惯，“这么糟糕的天气你还能来，真是太好了。米尔德丽徳，你认识彼得斯小姐吗？”

女儿走上前，微笑着与彼得斯小姐握手，让母亲腾出身来迎接马林斯派克小姐；这次，女主人的态度里丝毫没有屈尊的意思,反而透着微微的满足感。

“哦，马林斯派克小姐，”女主人热情地说，“真令人高兴。这么糟糕的天气你还能来，真是太好了。”

“我爬上你家这儿的坡顶时，风刮得是不小。”马林斯派克小姐回答，“我的身体也不像前些年那么硬朗了。我想很少有人在七十五岁还能像十七岁时那样活蹦乱跳。”

“哪里的话，”女主人说，“你一点也不比咱们初次见面时老。”

“那也就是不久以前的事，”老姑娘答道，“咱俩相识也不过五年、十年吧？现在五年、十年对于我来说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我感觉自己并不比半个世纪前老多少；至于我的相貌——呃，还是少说为妙。我从来都不是什么美人，这你知道。”

“你怎么能这么说？”女主人回应，无意中发现门口已聚集了一群新的访客，“米尔德丽德，你认识马林斯派克小姐吗？”

“哦，认识，的确认识。”女孩热情地说，与活泼的老姑娘握了握手。

带着一缕金色发丝的浅发姑娘依然站在米尔德丽德身边。女主人注意到这点，又看到那群新来的客人进门后朝她走来，便再次匆忙发话。

“马林斯派克小姐，你认识彼得斯小姐吗？”女主人问，“无论如何，彼得斯小姐都应该认识你。”

说完她扭头去接待新来的客人，再次压低声音对大家说，这么糟糕的天气大家还能来真是太好了。

女儿留下来同马林斯派克小姐和彼得斯小姐交谈，但是不到一分钟，母亲就喊她：“米尔德丽德，你认识希契科克夫人吗？”

由于新来的人群往里挤，蓝色明眸的老姑娘和胖乎乎的小姑娘略微向后退了退。

“马林斯派克小姐，我常听我爷爷说起你。”小姑娘开口了。

“你爷爷！”年长的女士回应道，“那你爸爸一定是彼得斯主教的儿子啦？”

年轻的彼得斯小姐点点头。

“那么你爷爷就是我弟弟的一位好友，”马林斯派克小姐继续说，“他们一起上的学。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主教的时候——想必是六十年前的事了——那天可是他第一次穿裤子啊！他还骄傲得不得了呢！”

马林斯派克小姐笑着回忆这桩有趣的往事，彼得斯小姐也跟着笑起来。

然后，老姑娘问：“你父亲战后在南方结的婚，对吧？你母亲不是亚特兰大人吗？”

“母亲去世前，父亲一直住在那儿，我也出生在那儿，”女孩说，“算到这个圣诞节，我来北方才两年。”

“我估计你爷爷的朋友们还在世的应该不多。现如今，人都死得怪早的。”老姑娘议论，“你父亲今天下午来了吗？”

“噢，他可没来。”彼得斯小姐回答，“他身体不好，只能住在南加州。我自己一个人在纽约。”

“可怜哪，孩子。”年长的女人拉起小姑娘的手说，“我自己一个人生活很久了，我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但是你必须像我这样做——跟自己交朋友，培养跟自己打交道的爱好。”

年轻姑娘轻轻一笑，回答：“我可不像你，有这么一位迷人的伴侣。”

马林斯派克小姐笑着回应：“不，你有的，孩子。虽说我现在并不是丑老太婆，可我当年是个长相很一般的姑娘；我知道，觉得自己其貌不扬对一个人的性格形成没有好处。但我打算善用这一点，我也的确做到了。我想我大概会有很多时间跟自己打交道，所以就跟这个不得已的相识交了朋友。现在，我成了自己的好伙伴。我很少感到无聊，因为我发现自己是个很有意思的伴侣，我们还有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培养与自己的友谊。但是你不一定要像我这样，因为你是个漂亮姑娘，你瞧瞧，你浅黄头发中的那一缕金丝真的很迷人呢。我问你，你一个人在纽约做些什么呢？”

“我写作。”彼得斯小姐答道。

“写作？”马林斯派克小姐回问。

“我说过，我爸身体不太好，”小姑娘解释，“我得自己养活自己。所以我就写作。”

“可我不记得在杂志上看到过署名为彼得斯的文章啊？有吗？”老姑娘问。

“哎呦，那些杂志！”彼得斯小姐回答，“杂志！我还不够格给杂志写文章呢。就算他们接受了你的文章，也得等很长时间才会发表。不过我偶尔给周报写点东西。等我发表一篇你可能喜欢的文章，我就第一时间给你寄去，行吗？”

“我将立即欣然拜读。”马林斯派克小姐热情洋溢地宣布。

“我还没署过自己的真名，”彼得斯小姐继续说，“我用的是笔名。也许你已经读过了我写的文章，但不知道那是我的作品。”

“孩子，这很有可能，”马林斯派克小姐说，“今后我将多多留心。能把你的想法落实于白纸黑字让大家看，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一定是非常快乐的事。”

年轻的彼得斯小姐又笑了，嘴角露出一个迷人的小酒窝。

“我想我写不出什么能让世界更美好的文字，”她说，“即便写出来，我觉得编辑也不会采用。我想，现在的编辑追求的不是这些——你说呢？他们只盯着会让报纸畅销的东西。”

“尽是些可悲的东西。”老姑娘断言，“在我小的时候，报纸的内容就够暴力了，编辑们水火不容，像扒手一样互相谩骂，有时他们互相论战，有时受到别人的鞭挞。但那时的报纸还不像今天这样无聊、廉价、浅俗。好像现在的编辑异常轻视读者，认为他们有的看就算不错了。噢，我上周收到报社的一封信——还是一封铅印的——信中说他们‘希望在《社会要闻》上登载全面的、正确的消息，如果马林斯派克小姐能提供她今冬打算筹办的消遣活动的相关信息，编辑将感激她的好意，如有需要，编辑将很乐意安排一次全面的报道。’有这么厚颜无耻的吗？要我描述我自己的晚宴，再开列一份我的宾客名单！好像竟有哪位女士愿意做这种事似的！”

“有些女士就会这么做。”彼得斯小姐直言不讳。

“那她们就不是你我所说的女士，孩子。”马林斯派克小姐回应。

南方姑娘的脸刷地红了，她不好意思地咬着嘴唇。一会儿，她又鼓起勇气问：“马林斯派克小姐，我想你没有读过《每日播报》吧？”

“我试着读过两周，”老姑娘回答，“别人告诉我这份报的消息最全什么的。但我最终还是放弃了。《每日播报》从没刊登过我认识的人的死讯。我朋友的死讯都刊登在《纽约公报》上。”

“《公报》在家庭间的传播量更大。”年轻姑娘承认。

“另外，”马林斯派克小姐继续说，“我无法忍受《每日播报》的粗俗。我现在是老女人了，我见过很多世面，但是《每日播报》对我来说还是吃不消。它似乎是在迎合非洲栅栏部落里那些半裸居民的口味。”

“啊，”对方提出异议，“你真觉得它有那么差劲吗？”

“我确实这么认为，”老姑娘态度很坚定，“而且比那更差劲，因为可怜的黑鬼只是不开化，而《每日播报》是故意伤风败俗，也许这是它最可憎的地方。”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彼得斯小姐说，脸颊再次泛红。

“比如说莱特富特离婚事件，”马林斯派克小姐继续讲，“《每日播报》的报导方式简直难以言表。我愿意认同莱特富特夫人不算一个好人；我接受她离婚的次数可能比结婚的次数还多的说法……”

“那就够可以的了！”小姑娘趁老姑娘停顿时插了一句。

“但是那样说就太过分了，说她像埃及艳后一样，有小猫般的举止和母猫般的品行——不过分吗？”

彼得斯小姐没有吭声。她的眼睛盯着脚下的地毯，脸变得更红了。

“当然，你可能没看过我说的那篇文章。”老姑娘继续说。

“不，”小姑娘回答，“我看过。”

“真遗憾，”马林斯派克小姐说，“也许是我老古板——都这个岁数了，一定是老古板了——但是我认为像你这样的好姑娘不应该读这种东西。”

彼得斯小姐又没吭声。

“我碰巧记得那段话，”马林斯派克小姐继续说，“因为文章的署名是‘波莉·珀金斯’。很可能根本就是一个男人写的，但也没准儿是个女的。如果是女的，我读的时候就为她感到羞耻。一个女人怎么能那样写另一个女人？”

“很可能作者是迫于生计。”彼得斯小姐辩解。

“这个理由不充分，这个借口太差劲了。”老姑娘坚定地说，“当然，如果我特别穷，我也不知道我会做什么——谁知道呢？但我认为我就是靠凉水和干面包度日，也不会以那种方式挣黄油面包的——你会吗？”

彼得斯小姐没有回答这个直率的问题。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抬起头，掷地有声地说：“这确实是一种卑鄙的谋生方式。”

马林斯派克小姐还没来得及继续交谈，就被刚进门的两位女士招呼过去了。彼得斯小姐往后退了退，独自在角落里站了几分钟，这时，她面前的人越来越多。她直愣愣地盯着前方，却对周围的人视而不见。随后，她清醒过来，走进餐厅，喝了一杯茶，吃了一小片黄油面包，面包是卷起来的，还系着小丝带。大概过了十五分钟，她意识到自己来到了女主人面前。

她对女主人说，她今天玩得很高兴，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合得来的人，特别高兴的是见到了她爷爷的老朋友马林斯派克小姐。“多么可爱的老姑娘，完全没有脱水老处女的味道。她也很有自己的思想。她给我讲了一些她对现代新闻采编工作的看法。”

“她很健谈，”女主人说，“你本来可以采访她的。”

“噢，她畅谈了很久，”彼得斯小姐回应道，“但是我可能永远也写不好她。还有，我正在考虑放弃报社的工作。”

这时三位女士向女主人走来，女主人伸出手迎上去，说：“这么糟糕的天气你们还能来，真是太好了。”彼得斯小姐趁机脱了身。

大概过了半小时，马林斯派克小姐喝完茶，吃完黄油面包卷，返回前厅，正巧听见一位害羞的小伙子向女主人告别，祝主人的女儿“青春永驻”。

马林斯派克小姐上前道别时，碰巧宾客往来有一阵短暂的停滞，她恰好有机会祝贺这家女儿初次亮相的茶会成功举办。

“我必须告诉你，马林斯派克小姐，”女主人说，“你彻底把那个彼得斯小姐迷住了。”

“她是个可爱的小家伙，”老姑娘说，“举止优雅，估计是血统的缘故吧；她告诉我她是主教的孙女，你知道。她跟这儿的其他女孩不一样，那些女孩的行为举止是从书本上学来的。她们是现学现用，而她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她有教养的终极标志——长者讲话时，她注意听——现如今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是啊，”女主人回答，“波林·彼得斯举止宜人，虽然她在一家报社工作。”

“在报社？”马林斯派克小姐重复道，“她告诉我她以写作为生，但她没说是在报社啊。”

“她离开时说了一些想要放弃的话，”女主人说，“但我认为她不会，她现在干得顺风顺水。她的某些文章曾轰动一时。你知道她就是《每日播报》的‘波莉·珀金斯’吗？”

“不知道，”马林斯派克小姐说，“我还真不知道。”

告别信

早上飘起的零星小雪快到中午时却变成了温和的阵雨，随着夜幕的降临又变成了久久不散的雾。一月最后一周的暴风雪使得街道两侧筑起了两道雪墙，每当太阳再次出来的时候，积雪就快速融化，雪水流进宽阔的排水沟，在夜间席卷城市的冷风吹拂下又变得铁硬。此时，闷热的一天已经过去，夜幕将至，一滩令人生厌的雪泥化开了，在十字路口四周流淌开来。女店员们回家时择路而行，在高架铁路车站的支柱下小心翼翼地从一角拐到另一角。头顶上方的火车一辆紧随一辆，接踵而至；火车在刺耳的刹车声中急停下来时，一团团蒸汽也随之盘旋落下。高架铁轨上的雪水滴落到下方的缆车车厢上，缆车轰隆隆地行驶，靠近十字路口时，车铃便叮当作响。空气潮湿，薄雾弥漫；路口的四个拐角上都是酒吧，酒吧窗户里的黄色灯泡周围都笼着一圈光晕。阴沉沉的一天就要结束，东河里的渡船那嘶哑而悲伤的喇叭声也越来越频繁。

一个意大利小贩已经把手推车推到通往上方车站的台阶下面，开始叫卖车上摆着的香蕉、苹果和坚果。摊位的一端摆放着一个烤花生的圆筒，小贩一丝不苟地摇动烤箱的手柄，就像在演奏手摇风琴。将近六点一刻的时候，他打开火箱，往里放了一两根柴火，顺便就着火苗暖和一下冻僵的手指。这乍现的红光透过毛毛细雨，吸引了一个正在过马路的中年男人的目光。他立足未稳，一瞬间的分心足以使他踏错步子。他脚下一滑，仰面躺到地上，右肩胛骨正好撞在一块结实的雪团上，雪团被冷风吹得很硬，但毕竟比石头人行道要软一些。

这次碰撞让他受到了严重的惊吓；他在地上躺了差不多一分钟，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根本站不起来。在他努力想站起身并再次正常呼吸的时候，他听见一个女店员大喊：“哦，莉斯，你看见他摔倒了吗？摔得可真惨。”然后，他听见女孩的同伴回应道：“我说，马姆，你去问问他伤得厉不厉害。”随后，两个男人走下人行道来扶他站起身，还有个男孩捡起他的帽子递给他。

“起来就好，”其中一个人说，“没有碰坏哪根骨头吧？”

跌倒的那个人慢慢缓过气来。“没有，”他呼哧带喘地说，“骨头没断。”说着，他小心翼翼地活动一下四肢，好确认这一点。

“这一跤摔得够呛，”另一个人说，“不过一会儿就能缓过来了。进帕特·麦卡恩的店里喝上一杯吧；会让你恢复活力的。”

“说得对，”被扶起来的那人说，“说得对；扶我进帕特·麦卡恩的店吧——那儿的人认识我——我能歇一下——过一会儿就没事了。”他把长话拆短了说，即便如此，说起话来还是很费劲。

他滑倒的地方离酒馆门口很近，两个男孩一人搀一只胳膊，把他搀进了酒馆，径直向吧台走去。

“晚上好，马隆先生，”酒保招呼道，“老板一直在找你呢。”看到刚进门的这个人面如土灰，他又说：“你气色不太好。想来点什么吗？”

这个叫马隆的人穿着普通；衣服虽整洁但已磨得发亮；外套很薄，由于刚才跌进雪泥里，背部已弄得很脏。破旧外套的扣洞里是共和国大军[1]的青铜扣子。

马隆抓住吧台前的栏杆使自己站稳。“给我来点——威士忌吧，汤姆，”他说，依然气喘吁吁，“再问一问这两个好人——他们想来点什么。”

这两位先生和他一样要了威士忌。然后，他们再次安慰他，说他一会儿就没事了；说完，他们把他留在吧台前，分头离开了。

这时，酒吧里碰巧没有别的客人；酒保汤姆得以把全部注意放在马隆先生身上。

“你在老板的店门口跌倒，而他碰巧不在，没能扶你起来，听了这事他会伤心的，”汤姆说，“但你最好待到他回来再走。你要缓过劲儿来也不太容易呢——我自己也摔过跤，我知道——虽然我不是在冰上摔的。”

“帕特·麦卡恩想见我，是吗？”马隆问。他想深吸一口气，却发现办不到，因为他撞伤的背部肌肉不听使唤。“哦，好吧，我就坐在这儿等吧。”

“去那边角落，你的老地方坐着吧，”汤姆回应。

“我要抽上一锅子烟，”马隆边说边挪动步子，“只要刚才那一跤没摔坏我的烟斗就行。没坏，还好着呢。”说着，他从外衣胸前的暗袋里掏出一个欧石南木的烟斗。

马隆拖着脚慢吞吞地朝酒吧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走去时，临街的门被推开，酒吧老板走了进来——他个子很高，戴着高顶礼帽，穿着毛边大衣。麦卡恩径直向吧台走去。

“汤姆，”麦卡恩问，“我那玻璃杯里现在还有几张记工签？”

汤姆看了看放在身后靠墙的架子顶上的一只平底玻璃杯。“还剩五张。”他回答。

“巴里·麦科马克在我们关门前会来，他会管你要记工签，你给他三张，”酒吧老板说，“告诉他就剩这几张了。如果杰里·奥康纳又来找我保释他那个犯事的弟弟，你必须把他支走。我不想保释他，你知道，但我又不想跟他直说我不愿意。”

“那我该跟他说什么呢？”酒保问，“我是不是说你去华盛顿见参议员去了比较好？”

“随你怎么说，”麦卡恩回答，“但是别让他难堪。”

“我会尽力的，”汤姆应承，“你出门之前说过要找丹尼·马隆。他现在就在角落里坐着。他在门外的冰上狠狠地摔了一跤，摔得够呛——不过骨头一根没断。”

“我要告诉他的消息不会让他更好受，”麦卡恩答道，“但我会尽快说完的。”说着他穿过酒吧，走向远处的角落，来到马隆落座的小桌前。

麦卡恩向这边走来时，马隆抬起头，认出了酒吧老板，就试着站起身来；可这突然的举动被他背上拉伤的肌肉迅速制止，他随即跌坐在椅子上，脸疼得直抽搐，又喘不上气了。

“哦，丹，老伙计，”麦卡恩说，“你摔得可真够惨的。我为你难过。千万别站起来！坐那儿歇一会儿，打起精神。”

身材高大的老板僵硬地站在摔了一跤腰也挺不直的马隆身旁，好像一座铁塔，这时马隆抬起头看着店主的脸，希望上面写着好消息。

“好的，帕特，”他又缓过气来，开口说道，“我是摔了一跤——但不要紧——再过个把小时——我就没事了。我还强壮得很哪——你给我找什么活儿我都能干——”

他眼巴巴地盯着对方的眼睛，急切地等着一句充满希望的话。

酒吧老板垂下目光，清了清嗓子。他的外衣扣子已经解开，衬衣前襟上的那块大宝石露了出来。

不等店主作答，马隆老汉又忧心忡忡地开口了。

“你见到他了吗？”他问。

“是的，”店主回答，“我见到他了。”

“他会给你办吗？”老汉接着问。

“他要是能办的话会为我办的，可是他不能。”麦卡恩回答。

“他不能？”马隆问，“为什么不能？”

“他说，因为那个岗位不由他指派，”酒吧老板解释，“他跟我说，如果可以的话，他很愿意把这个位置给我的朋友——但那是政府文职部门。他必须照章办事，他说，主要是因为上次他打算破例，结果他们大发雷霆。”

“但我是个老兵，”马隆恳求，“我服了三年役。文职部门也得算上这个呀，不是吗？”

“此时此刻你也许就在名单上，但是根本没用，”店主回应道，“名单上的老兵现在多得是！”

“老兵协会会推荐我的，只要我开口——这总该有用吧？”

“什么都没用，他是这样说的，”麦卡恩解释道，“不是一支烟、一口酒就能帮上忙，否则我自己就能给你找着工作了，对不对？”

“那么，我是谁都指望不上了？”老汉又问。

“我跟你说，我已经尽力了，而且我相信在这一片儿没有人能比我做得更好了，”酒吧老板回答，“他说他倒是愿意给把这个职位给你，可是他不能这么做。他必须录用文职人员。”

“那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马隆绝望地问。

“能办我就办了，”麦卡恩回答，“可我真想不到还能有什么其它办法。人家就是不肯帮忙，就是这样。一切都完了，没有别的办法。当然，我要是听到什么信儿，我会告诉你——要是能行，我会为你争取的。不过现在看来，今冬找工作着实不易啊；这你很清楚。”

马隆老汉没做声；他耷拉着脑袋，茫然地盯着酒吧另一头的沙箱。

面谈终于结束了，酒吧老板松了一口气。

“好吧，”他说着转过身去，“我得走了。我得去见个新人，他刚签了合同，在哈莱姆[2]那边顶缺。”

“别觉得我不知感恩，帕特。”马隆又抬起头，说道，“你知道我很感谢你，我也知道你已经为我尽力了。”

“我确实尽力了，”麦卡恩承认，握住对方伸出的手，“我希望下次能做得更好，但愿吧。”

说着他轻轻握了握马隆的手，离开了酒吧，走的时候对酒保喊道：“如果有人找我，跟他说我一小时后就回来。好好照顾丹尼·马隆。他受的打击可不小。”

老板刚走，三位顾客就进来了，酒上来后，他们站着一口气喝光，随即离去；他们打开外门时，阴冷潮湿的夜风吹了进来。

酒保走到马隆坐的角落，马隆手里拿着没有点燃的空烟斗，正瞪着眼睛发愣。

“马隆先生，”酒保说，“现在感觉好点了吗？缓过气来了吗？”

“好，好。”马隆应道，回过神来，“现在感觉好多了。”他又试着往起站；然后又腾地跌坐在椅子上，被肌肉的剧痛所困。“我好点了——但是我想——我最好——再歇一会儿。”

“就是嘛，”汤姆高兴地回应，“在这儿歇着。我来给你装烟斗。我想，没什么比抽口烟更让人舒坦的了。我估计，来口陈年麦芽酒应该伤不着你吧？”

五分钟后，丹尼·马隆嘴上叼着点燃的烟斗，面前的桌上摆上了一杯麦芽酒。他慢慢地喝着酒，一次只抿一小口；烟也是有一口没一口地抽着，烟斗都快灭了。他独自坐在那儿，瘫软在椅子上，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半小时后，酒吧里又没有别的客人了，看见酒保得空儿，马隆就向他要来一个墨水瓶和一支钢笔，又要了一张纸和一个信封。汤姆把桌子清理干净，把这些东西都摆在他面前，然后他又要了一杯麦芽酒，并再次装上烟斗。

抿了一两口酒，抽了四五口烟之后，马隆忍痛坐正，开始写信。

首先，他在信封上写明收信人：奥尔巴尼[3]，州议会，特伦斯·奥唐奈敬启；然后他把信封推到一边去晾干，开始写信。他的字迹比平时更不工整；他的字一贯歪歪扭扭，难以辨认，何况今天手还有点抖。

“好友特里：我在帕特·麦卡恩的酒吧里给你写这封信，这也将是你从我这儿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我在这儿的街角摔了一跤，肩膀着地，伤得很重，气都喘不过来了，现在的我就像一只闭合的风箱。我还没有缓过劲来。我再也不会有力气了。我才五十岁，但我在联邦政府的军队里服役了三年；你带着腿伤在沼泽地里摸爬滚打、日夜拼命——你迟早得为寻求这种欢乐付出代价。我现在就在为我的乐子付出代价。今晚我感到十分衰老，老了就没用了。如果我再年轻点，我不相信玛丽会甩掉我跟了杰克。特里，你还年轻，又娶了一个好媳妇，上帝保佑她，你们会兴旺发达的，因为你为人正直，够朋友。但你永远不会知道被你爱的女人甩掉是什么滋味。这很伤人心，就算她嫁的是你亲弟弟也一样很伤人心。你知道，杰克只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但还是一样伤人心。玛丽嫁给了他，他伤害了我，还一直不肯放过我。玛丽也站在他那边。我想这是自然——他是孩子的父亲嘛——但那也很伤人。这个冬天他一直对我恶语中伤。我都知道，但是我绝不会说出去。现在我发现他又在纵容孩子们和我作对。他们一直很友好，玛丽的两个孩子都是。随我名字的那个是一个好小子，特里，如果你哪天能帮他一把，那你就看在我的份上，帮帮他吧。我离开这儿后，就去当铺把手表当了，然后买把手枪。不过我会把当票和这封信一起放在信封里，有一天你发达了，我希望你把表赎出来给小丹尼。我一直想让他拥有这只表。

“我之所以现在求你，是因为这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我正在抽我的最后一锅烟，最后的一杯啤酒也已经喝完一半了。我会在干掉剩下半杯的时候想着你，祝你健康，祝玛吉健康，也祝你们即将诞生的宝贝儿子。

“我要退场了。我累了，而且一小时前摔了那一跤之后，我体会到了从未感到过的衰老。这一跤不止让我喘不上气来，它着实把我摔惨了。我以为这儿的帕特·麦卡恩能帮我找份工作，但是他因为对文职部门有顾虑也帮不上忙。我是到了永久退场的时候了。我打算把我的表当了，买把枪。然后我就上杰克家去。玛丽不会不给我一口吃的。我要的不多，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向她伸手了。孩子们要出去聚会——主日学校组织的聚会。我将最后见他们一次，向他们说再见。晚饭后，等孩子们都走了，我就掏出手枪，把子弹射向它最该去的地方。也许杰克会悔之晚矣，也许玛丽也会。我不知道。当初他们要是对我好点儿，我如今就不会需要买枪了。

“别了，特里，上帝保佑你们全家。我还想见见孩子们，现在是去玛丽家的时候了。

你的老朋友

丹·马隆”

写完信之后，他抽了一两口烟，把酒喝完。他拿起刚写好的信，仔细看了一遍，看是否把该说的话都说了。他感到很满意，折起信纸塞进信封。他又抽了四五口，把烟抽完。他拿起烟斗在桌子上磕了两下，磕掉烟灰，然后把它规规矩矩地放进外衣胸前的暗袋里。

然后他小心地慢慢站起来，免得动作太大又抻着哪块受伤的肌肉。他拖着脚来到吧台前，付了酒钱，问酒保有没有邮票。汤姆正好有一张，就给了他，他把邮票贴在信封一角。

“嘿，马隆先生，”酒保问，“今晚在达泽勒女爵府邸有假面舞会，你不想弄张票吗？这将是他们迄今为止搞的最高调的盛会。”

“我再也不打算参加舞会了，”马隆回答，“我现在太老了。”

他把薄外套的纽扣在胸前紧紧扣好，然后把手伸向汤姆，让酒保大吃一惊。

“再见，”马隆说，“再见。或许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汤姆。”

“再见，马隆先生，”汤姆回应，“可是你明早就会好起来的，我觉得。”

“是的，”马隆重复道，“我明早就会好起来的。是的；我今晚会确保这一点的。”

他打开酒馆外门，一股湿气窜进他的肺部，噎得他喘不过气来，但是他不敢咳嗽，生怕惊扰拉伤的背部肌肉。

从酒吧往上走两户是一家当铺，门头上挂着三颗金色的球，宽阔的橱窗里摆放着待售的未赎回的抵押物。马隆一头扎进当铺，庆幸摆脱了阴湿的空气，哪怕片刻也好。

大概五分钟后，他出来了，手里拿着寄给尊敬的特伦斯·奥唐奈的信。他在当铺门槛上站了一下，借着橱窗里气灯的光，把当票夹入信中，然后封上信封。薄外套右手边的大口袋里装着一件他进当铺时尚未放在那儿的、形状不规则的东西，就是他用手表抵押款买的那把左轮手枪。

他又顺着大道往回走去，因为那儿的灯柱上有一个信箱，就在麦卡恩酒馆所在的那个街角。当铺与酒馆之间的铺子是卖殡葬品的；马隆慢慢走过的时候，看见橱窗里有一付小棺材，上面铺着白缎子。

“得给我用一付比那个大的。”他说，“今天是星期五——星期天他们就该办葬礼了。”

他在街角把信投入灯柱上的邮箱，就在这时从他身后远远地传来一声怪叫，是河里的拖船在不耐烦地鸣笛。他在等缆车的时候，一个瘸腿报童一拐一拐地走上来，带着哀求的眼神向他兜售晚报。马隆摸了摸口袋，只摸出两个硬币，一枚五分的，一枚两毛五的。他把两毛五的给了报童。然后，他艰难地登上缆车的后部平台，把五分硬币递给不耐烦的售票员。缆车再次叮叮当当地前行，渐行渐远，车上彩灯的光晕很快就消失在了远处的黑暗里。

（1895年）

[1]共和国大军（Grand Army）：美国内战后北方联邦退伍军人组织。1866年成立，1956年最后一名成员去世。

[2]哈莱姆（Harlem）:曼哈顿岛东北部的黑人居住区。

[3]奥尔巴尼（Albany): 纽约州首府。

底层社会一瞥

晚宴的规模的确不大，就餐者只有八个，时间是三月的一天晚上，地点是麦迪逊大道、默里山半坡上一幢宽敞又气派的宅邸。宽大的餐厅在这幢房子的后部，附带一间宽敞的、一直延伸到后院里的配膳室。厨房也很大，位于餐厅的正下方。配膳室下面的屋子和配膳室一般大，作为仆人的起居室。在这间家佣客厅的一角，有一架送菜升降机与上面的配膳室相连，另一角则是一段螺旋楼梯，好让管家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快速到达厨房。仆人起居室的窗户前摆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盏破旧的学生台灯，桌子周围摆放着三四把与之配套的椅子。

厨房里哨子声轻轻响起，瑞典厨子不紧不慢地走到通话管前，也吹哨回应，听上面的人有什么吩咐，只听管家说：“大家都到齐了，我已经把牡蛎摆到桌子上了，现在我去通知夫人开饭。你把汤准备好——听到了吗？”

厨子不屑作正面回答。然而，在她离开通话管回到炉灶边时，她说：“好像我什么都不懂似的！我再也不会去黑人当管家的地方工作了。”这次的话音很高，隔壁起居室的仆人们都听得到。

在配膳室下面的起居室里，一个精瘦的机灵小子咧嘴笑着说：“他们老是拌嘴，就他们俩，是吧？如果我是卡托，我才不让荷兰厨子跟我顶嘴呢，就算我是个黑鬼也不行，你说呢？”

“这个不懂规矩的臭小子是谁？他怎么在这儿？”年轻的英国男仆问，此人脸上刮得干干净净，仪表整洁。

“他叫蒂姆。”爱尔兰洗衣女工说。

“我叫蒂姆。”男孩愤愤地说，“蒂姆就是我，虽说你是侍候爵爷的，但我也不比你差！而且你也用不着在我面前摆架子，再过一两年，我肯定比你牛！明白吗？”

“帕森斯先生，你不要介意那个死娃子。”爱尔兰姑娘从中打劝，“这里压根儿没人使唤他。他顶多是在上午跑跑腿什么的，忙忙活活显得自己有点用。所以他们才让他今晚留在这儿。”

“我跟他一样有权待这儿，”男孩声明，“而且他也不是来看你的，玛吉——你又不是他对象。让他神魂颠倒的是那个法国妞埃莉斯。”

“我管他看上谁呢！神魂颠倒，真是的！祝你这个小混蛋倒大霉，”面容姣好的洗衣工挺直身子说，“不就是男人嘛？我要是上心，身边的男人一大把。”

幸好厨师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把蒂姆叫走，给他派了个差事；屋里只剩爱尔兰姑娘和英格兰小伙。

男仆此前一直站着，手里拿着帽子和拐杖，外衣搭在胳膊上。这时他把东西都放到桌子上，坐到清秀的爱尔兰姑娘旁边。

“不用说，埃莉斯小姐是法国姑娘，”男仆说，“可我一向受不了外国口音。现在，我很乐意听你说话，玛吉小姐。”

“哎呀，你省省吧，帕森斯先生。”爱尔兰姑娘娇滴滴地回应。

“千真万确，”男仆辩解道，“我喜欢和你说话。你眼睛总是睁得大大的，什么都瞒不过你，总能告诉我发生了些什么事儿。”

“可不是吗？”洗衣工回答，“我知道什么样的蛋能孵出小鸡来——一猜一个准。”

“那你告诉我今晚谁来吃饭？”男仆问。

她还未来得及回应男仆的问话，微弱的哨声又响了，厨子就直接把盛放绿龟汤的精致银汤盆端进了配膳室，放在升降机上送了上去，然后立刻返回厨房。

“今天吃饭的人不多，”爱尔兰姑娘解释说，“只有八个人。其中有我们这儿的三个，对吧？范艾伦先生和夫人，还有埃塞尔小姐。再就是你家爵爷——我敢说你主人正在追求的是埃塞尔小姐吧？如果能追到，就是他的福分了；小姐简直就是一位甜美的天使。”

“那也是她的福分呀！”英国人回敬，“你想想！她将成为史丹尼赫斯特女爵，是不是？况且我家爵爷人也不错！”

“当然并不是哪个真心接近埃塞尔小姐的人，都值得埃塞尔小姐喜欢！”玛吉说，用眼角余光看着帕森斯先生。

“在美国这儿，没有哪个姑娘嫁了我家爵爷会不感到光荣。”男仆反唇相讥，“现在好多姑娘上赶着追求他呢。他可以随意挑选。”

“埃塞尔小姐绝不会撵着追求他或别的任何男人，”洗衣工坚称，“哪个小子想娶她，就必须主动向她求爱。”

“我有理由相信这桩婚事都安排妥了，”帕森斯断言，“我希望——”他顿了顿，吞吞吐吐地继续说：“但愿她父亲是位大款吧？至少能给她一大笔吧，我估计？你知道，我们可不能让自己白白耗在一个没有一大笔的姑娘身上。”

“一大笔是多少？”玛吉问。

“一大笔，”年轻的英国人解释，“就是十万英镑——合五十万美元，对吧？”

“范艾伦先生能给埃塞尔小姐整整一百万，”玛吉说，“要是他顺意，能给得更多。不单这个，他们还告诉过我，他在市中心有一幢很大的建筑——具体哪里我不知道——租户们一年得交给他十万美元租金；而且都定期交着呢，年关时也没人因为欠钱被赶走。”

哨子又尖叫起来，厨子急忙把盛有海鲈鱼片的盘子放在送菜机上。

过了几分钟，埃塞尔·范艾伦小姐的法国女仆埃莉斯小姐进入仆人起居室，帕森斯先生热情地跟她打了声招呼。看样子，这位法国女人在范艾伦夫人的房间里耽搁了一阵，帮客人脱外衣去了。

“那个老姑娘，马林斯派克小姐——什么鬼名字！”埃莉斯说，“她真是个贵妇人，但是那个普莱费尔女士——噢！我可真受不了她！她真是——该怎么说呢——做作？傲慢？”

“她就是既傲慢又做作，”爱尔兰洗衣工坚称，“涂脂抹粉特别厉害，涂得连她妈都认不出来。要说傲慢，她的行为举止太差劲了，没有一个女孩侍候她一个月后还会留在她身边；她们挣到几个钱就离开了。真是这样，我哥哥是她家的车夫，他在那儿干了七年了。”

“你哥哥是怎么待下去的，”法国女仆问，“看在她这么傲慢的份上？”

“噢，我哥为人可靠，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玛吉回答，“他懂得分寸，普莱费尔女士也懂得分寸。她对他是无话不说，他对她也是无话不说。这是份好差事，他可舍不得放手。我哥丹尼，他管得住自己的舌头；有的月份里，算上他的工资、他的伙食费、他赚的外快，这位子值一百多块呢。”

“这也就是一个男人在其位应该享有的酬劳吧。”男仆议论。

“哈，可丹尼是个仆人！”洗衣工刻薄地回应，“他对普莱费尔女士的情况知道得太多，丢不了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只要他愿意在那儿干，就能一直待下去。她会对他无话不说。”

“这个普莱费尔女士，她是寡妇还是离异了？”法国女仆问。

“她既是寡妇又离异了。”洗衣女工笑着说，“普莱费尔先生，他在离婚判决一周后就染病死了，一天没耽搁。”

“我听说你们的范艾伦先生和普莱费尔女士之间有什么事？”帕森斯问。

“你认为他俩之间有事？”

哨子又响了，厨子端着羊脊骨从他们身前经过，男仆的问题暂时未予回应。

“他们究竟请了哪些人吃饭？”洗衣女工问，“我们这边有三个，加上你家爵爷、马林斯派克小姐、普莱费尔太太——也才六个人啊。我想总共应该有八个人。一定还有两个人。”

“我听爵爷说他预计会见到塔克西多主教大人[1]。”英国人说。

“夫人说法官今晚要来。”法国女仆说。

“吉莱斯皮法官吗？”男仆来了兴趣。

“是的，”法国女仆答道，“正是吉莱斯皮法官。他怎么让你一跳三尺高？”

“噢，没有，没有的事儿。”帕森斯说着靠到椅子背上，心中一阵窃喜。

“有话快说！”爱尔兰洗衣工大喊，“不要一晚上就是呲牙咧嘴跟杀猪似的，有屁快放！——我看你话都到嘴边了。”

“是啊——是啊，”法国女仆催促道，“有什么可笑的？”

“真有，”男仆开口了，“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在这儿讲，在这所号子——我是说房子里。但是，我听说法官吉莱斯皮是范艾伦夫人顶要好的朋友。注意，我可没说这关系有什么不正当的。我只是把四处听来的东西告诉你们。要知道，在纽约，我不是只光顾这一所房子，绝对不是。我的其他朋友得知我来这儿，嗯哼，他们自然会告诉我一些新闻，知道吧——关于这儿的一些新闻，知道吧。”

爱尔兰洗衣女工和法国女仆面面相觑，然后哈哈大笑。

“他们不会是获得了第一手消息了吧？”洗衣女工问。

很显然，法国女仆也打算发表点评论，但是看到厨子端着盛有炖甲鱼的小银锅又来到送菜机旁，她就改变了主意。

男仆两次试图打开话匣子，想刺探这家男女主人的丑事，但均告失败，不免有些伤脑筋。

“不知道夫人是怎么给他们安排座位的。”玛吉说。

“当然是爵爷领她进的餐厅，”英国人对大家说，“伯爵优先于法官和主教。”

“我倒愿意瞅瞅你家爵爷。”爱尔兰女人说，同时站起身来，“我要悄悄爬上那边的楼梯，兴许我能通过门缝瞧见，神不知鬼不觉。你家爵爷是个年轻人吗？”

“爵爷还年轻着呢。”男仆回答。

“我知道这话什么意思。”洗衣女工回答，“要是说他还年轻着呢，我敢保证他脑袋顶上没有一根毛。想来我们的埃塞尔小姐要跟这么个没毛的丑八怪交往。罢了，罢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兴许过几天我还嫁个荷兰人呢。”

她一边说一边登上房间一角的螺旋楼梯。

“你家老爷，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法国女仆问。

“他绝对不是个坏人，”英国人回答，“你家小姐跟谁都不如跟他，你知道——我是说，嫁给他。我不该这么说，但他年轻时的确有点花心，你知道，但这个现在对她来说无所谓，不是吗？就算他很久以前曾放荡不羁，现在也准备结个婚安顿下来了。”

“那你家老爷，他已经——défraíchi——怎么说来着——废了？”法国女仆继续说，“而小姐是个率真的天使。她无需忏悔就能直接见耶稣。”

“是天使也好，不是也罢，”帕森斯先生说，“三个王国里再没有比我家爵爷更好的对象了。他是个伯爵，明白吗？他还有城堡呢！你家小姐要是见了他的城堡，保准想嫁给他！”

“小姐见过他的城堡。”对方回答。

“噢，要命！”男仆说。

“真的见过，”法国女仆解释，“去年，在伦敦，你家老爷被介绍给小姐后就开始向她发动攻势。半个月后，我们去了利明顿，小姐和我，我们一起去看了你家老爷的城堡。”

“那是一流的城堡，对不对？”男仆问，“有时候，我们二三十个人聚在仆人活动室里，玩啊，乐啊，各种消遣。如果爵爷和你家小姐的这桩婚事能成，你会随她一起来，还是留在她母亲这儿？”

“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开小姐。”法国女仆答道。

“那么不管你何时去，我都希望能有幸把你引荐给城堡里最优秀的社交圈。”帕森斯先生恳切地说。

爱尔兰洗衣工此时迈步走下螺旋楼梯。厨子也进入房间朝送菜机走去，手里端着一个银色大盘子，盘子上十来个闪闪发光的锥形小果冻摇摇晃晃。

“什么东西颤悠成那样？”爱尔兰女工好奇地问。

“Pâté de foie gras en aspic。”厨子草草回答，送上菜品，然后一声不吭地返回厨房。

“帕蒂的照片？”洗衣女工重复道，“你们瞧她脸皮多厚，居然睁着眼睛说瞎话？”

英国人看了看法国女仆，笑了，然后自以为高人一等地解释道：

“说的是法语——肥鹅肝酱饼，不是帕蒂的照片，是一种美味佳肴，用鹅肝做的。”

“那荷兰厨子怎么不这么说？”洗衣女工愤怒地问，“我和她一样有权利知道鹅的事。我怀疑她就是穷光蛋出身，他们家屋头连根鹅毛都没有。”

“你瞧见爵爷了吗？”男仆问。

“瞧见啦。”爱尔兰姑娘回答，“我刚才说他什么来着？他的头皮都露出来了！我估摸着，从他年轻时起，他头上的收成就时好时差——他的眼睛看上去也怪怪的。埃塞尔小姐结婚那天可真惨啊，嫁给这么个秃头老矬子，就因为他是个爵爷！”

“嘿，我说，玛吉小姐，你可不能这么糟蹋爵爷大人，”帕森斯坚称，“真的，你不能这么无礼。”

“我看，倒是普莱费尔女士和他挺般配的。”玛吉说，“她可真是个厚颜无耻的家伙，她身上穿多少衣服也不比不穿体面。还有，她看范艾伦先生的样子，看主教的样子，她讲话的样子——我可真受不了她。你们知道我听见她说了些啥？”

“我们怎能知道你听见她说了什么？”男仆不耐烦地反问。

“是啊，我这不正要跟你说吗？”爱尔兰姑娘回敬，“她一直跟主教说话，说啊，说啊。‘法官比你好，主教，’她说，‘至少他让更多的人幸福，’她说。‘何以如此？’主教问。‘这样说吧，’她说，‘你主持一场婚礼，你让两个人幸福了，’她说，‘而法官判一对离婚，他让四个人幸福了。’这就是她说的。埃塞尔小姐和那位白发老妇都没吭声，而其余的人都笑了。”

玛吉小姐刚才在楼上配膳室逗留时听见餐桌边对话的只言片语还有哪些，别的仆人就不得而知了，因为这时蒂姆懒洋洋地走进了起居室。

“我说，玛吉。”蒂姆发话了，“你没听见门铃响吗？是你的相好——我看见他了。他就在大门口呢。”

“你是说那个送信的吗？”玛吉问，经过镜子前时，她整了整头发。

“继续啊，”蒂姆不耐烦地说，“你跟我们说什么来着？你想要多少个相好？说！”

玛吉把蒂姆赶出去后，瑞典厨子又一次走到送菜机旁，把四只热气腾腾的帆背潜鸭送上去。

法国女仆和英国男仆继续攀谈，主要是聊他们侍候过的各家成员的个人怪癖。帕森斯就喜欢找前主人的毛病，但他总是维护史丹尼赫斯特爵爷，好像觉得事关荣誉。法国女仆对范艾伦夫人评价不高，对科特赖特·范艾伦先生也评价不高，但是对他们的女儿埃塞尔·范艾伦小姐的溢美之词总是说不完。

“我告诉那个爱尔兰疯丫头，婚事都安排好了，”帕森斯说，“我真心希望能成，因为爵爷急需用钱——不瞒你说，小姐，他已经六个月没付我工钱了，我倒不是自降身份讨要工钱。但婚事真的定下来了吗？——这是我最关心的。”

“我想是定了。”法国女仆回答，“你看，小姐在这儿并不开心。先生和夫人一直冷战，他俩已经两年没说过话了。”

“范艾伦夫妇俩谁也不理谁？”帕森斯兴趣十足地问，“可他们现在在饭桌上肯定是交谈的。”

“噢，在饭桌上是的，”法国女仆解释，“当着外人，是的，他们会交谈。但是在家里，一个字都不说。这让小姐很伤心，能不伤心吗？为了离开这个家，小姐谁都愿意嫁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噢，嘿！”男仆惊呼，“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但是如果她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你知道，我认为她跟爵爷未必合得来。”

“你家老爷要是不给她幸福——”法国女仆咄咄逼人，“可他必须，他必须给她幸福，因为她结婚以后除了丈夫，就再没有别的依靠了。”

“你说这话究竟什么意思？”帕森斯问，有点起疑。

“我的意思是，”法国女仆回答，“先生和夫人的婚姻只能维持到小姐结婚，然后他们就会离婚。他们没有对我明说，没说——但我能够看出来。”

“对，”男仆同意，“发现这种情况也不是很困难。”

“我还知道更多的情况，”法国女仆又说，“我又不是瞎子，对吧？我晓得二加二等于四，对吧？我跟你说了，小姐结婚后，先生和夫人就要离婚，这是其一。其二，夫人将嫁给吉莱斯皮法官，先生则会娶普莱费尔女士——明白了吧！”

“唉，那又将是一个荒诞的开始，不是吗？”这是帕森斯先生唯一的评论。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看见膀大腰圆的黑人管家卡托正要从墙角的楼梯上往下走。

老黑仆的那颗白头刚一露出来，他就停住脚步，靠在亮铮铮的铁栏杆上和英国人说起话来。

“帕森斯先生，”他严肃地说，“你家爵爷今天可是发现了一样好东西，哈！他尝了我做的芹菜沙拉后，对范艾伦夫人说他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沙拉，哈，我也相信他没吃过，没吃过哟！”

说完他又慢腾腾地退回去了，这时，厨子端着内斯尔罗德布丁向送菜机走去。

（1896年）

[1]塔克西多（Tuxedo)：纽约市郊的一个镇。

华尔街求爱记

前一天晚上瓢泼大雨下了整整一夜，经过一场暖雨的洗刷，即便到了第二天下午三点，空气仍然非常清新。幸运的是，太阳在教堂钟声响起之前出来了，做礼拜的人们在钟声的召唤下跪拜在大理石圣坛前，圣坛上高高地堆放着淡雅的白花。那天是复活节，正好是四月一日，更是春天里第一个暖洋洋的礼拜日。少男少女们打扮一新，簇拥在教堂门口——小伙子们穿着轻薄的外衣，姑娘们戴着崭新的盛装女帽。

一辆缆车在纵横交错的高架铁路下方平稳前行，缆车的角落里坐着一位小伙子，正带着几分妒意饶有兴致地观察周围的人，手里捻着一撮倔强的小黑胡子。菲尔森·谢尔比还没有融入纽约这个大都市，这一点他心知肚明，对此他心中暗暗表示不满。城里人总在乡下人面前得意洋洋，他一直伺机对这些城里人发泄愤怒。可是大都市已在很大程度上征服了他，他的帽子、他的鞋、他的衣服都是城里产的。

这位年轻的西南部居民离开生他养他的村庄来到纽约已经六个月了，他自认为已对纽约很熟悉了，尤其是从他寄居的哈莱姆区到他工作的华尔街这一块。他也深信自己已熟知纽约的风土人情，尽管纽约人的风俗习惯变化很快，令人难以把握。

在五十三街，许多人家的客厅窗户上盛开着白色的花朵，缆车正好经过这里。缆车咣啷咣啷地转弯，开始沿着第七大道行驶，恰从一辆卖花车的尾部擦过，车箱里的棕榈枝堆得老高。菲尔森·谢尔比意识到，复活节期间互赠盆栽花卉现在成了纽约人的一种习惯。

他虽早已获悉星期天下午拜访他人的这种习惯已经不时兴，而他却依旧走在去华尔街的路上，去约一位姑娘出来散步。在他心目中，似乎全纽约只有这一位姑娘具有西南姑娘的那种不矫揉造作的纯真美。他暗问自己，何必在意星期天下午去会女孩子是否时兴呢？不管怎么说，纽约人有什么权利认为自己做事的方式是唯一正确而恰当的方式呢？

他给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又一笑解之，因为他不但具有幽默感，还喜欢进行自我分析，他早已察觉到自己对生活在纽约有点自满情绪。置身于一个国家的总指挥部多么令人兴奋啊，在早期的家信中他曾对自己的家人表达过这种欣喜之情，信纸是从德国人居住区买的宽幅纸，上面装点着用红黄蓝三原色勾勒的纽约风景轮廓图。他不仅用这种纸给家人、朋友写信，甚至还给儿时的相识写信，他对这些人的关心微乎其微，只是觉得他们应该知道他将在大城市里定居。他不禁怀疑，如果现在回到他出生的村庄，他是否会在乡亲们面前神气十足，就像纽约人对待刚进城没几周时的他一样。

缆车沿着第七大道滑行，晃晃悠悠地拐进百老汇大道，时而平稳加速前进，时而急起急停。衣着鲜艳的家庭团上上下下，到麦迪逊广场时，缆车上已经空空荡荡。菲尔森·谢尔比兴致勃勃地观察坐在对面的两个女孩的举止，她俩身穿漂亮的长外衣，互相不太熟悉。他发觉其中一个——碰巧是较漂亮的那个——在另一位的陪伴下显得有点不自在，却又乐意被别人看到有对方相伴。令他遗憾的是，她们俩都在恩典堂下了车，长长的车厢里只剩下五六个人继续前往市中心。

他认定两女中姿色平平的那一位是被称为“四百名流”的奇特阶层的一员。由于常看星期日报，他对于这个阶层所知颇多。如果这一定位准确，如果要根据这个例子判断，那么“四百”阶层的女孩并不是长相很好看的一群人，尽管她们打扮得很入时。他还发觉，这个女孩的举止多少有点讨厌，虽然他也说不准讨厌在哪儿。

令他欣喜的是，他在纽约唯一熟悉的那个女孩拥有发自天生纯良之心的那种从容大方的举止。她和刚刚下车的那两个女孩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或许是更好的教育，因为她再过两三个月就要从师范学院毕业了，然而她不做作、不招摇。正如他心中描述的那样：“她从不端架子。”他可以和她轻松地交谈，就像和他小时候一起上学的女孩们说话一样。可是每当他细想她其实和他儿时的伙伴们是如此不同，他就困惑为什么竟和她相处得如此融洽，同时他的思绪就会回到跟她初次见面的情景。

缆车现在飞快地穿过百老汇大道，没有任何车辆的阻挡。阿斯特广场南面的人行道和这条大道一样空无一人。空荡荡的大道两旁，高层建筑的窗户上，窗帘已经垂下，绚丽的招牌徒劳地闪烁不停。有一英里多长的路，他感觉好像在一座废弃城市的街道上穿行。除缆车之外，唯一的生命迹象是一个少见的骑车人沿着缆索槽从南渡口方向骑过来。这位来自西南部的年轻人不禁思索，如果他第一次来纽约是在一个宁静的星期天，也许这座大都市未必会令他这么不知所措。想当初，突然扎进这巨大城市的漩涡之中曾令他深感震撼。

菲尔森·谢比尔起先在离他出生地不远的一个小镇里当电报员，有一次他超越职责范围帮了一个碰巧在那里耽搁了两星期的纽约人。出于礼节性的回报，这位纽约人帮他找了一份工作，在华尔街一位朋友的办公室里当私人话务员。年轻人在家乡没有丝毫牵绊，急不可待地接受了这份工作；尽管如此。在纽约的头三个月里，他不止一次感到极度想家。实际上，直到他认识了埃德娜·莱斯勒之后，他才安于大都市的生活，这里虽然人口众多，他身在其中却很孤独。尽管他同别人建立友谊的进展很慢，但他还是认识了几个人。

正是这样一位泛泛之交，有一天把他引到了证券交易所附近一幢旧办公楼的楼顶上。这里住着一位门房，门房得到准许把分给他住的屋子拿出一间来做大家的午餐室。门房的妻子做的饭很香，菲尔森 ·谢比尔经常去那儿吃饭。一个星期六，碰巧吃饭的人比往常多，身材瘦削、脸色红润的爱尔兰姑娘一时忙不过来。在菲尔森 ·谢比尔点好菜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一位身着整洁的棕色裙子的年轻女士才来为他服务。他善于观察，看到这姑娘的两颊各有一团红晕，像是火焰在燃烧，还注意到她双唇紧闭，看样子她似乎不甘心当服务员，同时又好像是出于自愿。他不喜欢盯着人看，但她在屋子里的时候，他却难以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她并不是特别漂亮，因为她身材太单薄，头发又是红铜色的，人们常说红头发很难看。但她身上还是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也许是她的不卑不亢，也许是她的沉着自信，也许是潜藏在她眼睛里和嘴角边的幽默神情。

那天中午，他尽可能拖长吃饭时间，终于有所收获。第一次带他来吃饭的那个人走了进来，坐在了他身旁。这时，穿棕裙子的年轻女士过来为他点菜，刚进来的那人和她亲切地握了握手，称她为“埃德娜小姐”。

“她以前和我妹妹一起上学，”刚来之人向年轻的西南人介绍，“现在正在上师范学院，我以前从未在餐室里见过她。不过她现在放假，估计她觉得应该帮妈妈的忙。做饭的是她妈妈，你知道——烹饪技术一流——真正的家常味道。”

菲尔森·谢比尔依然拖着不走，埃德娜·莱斯勒端来黄油面包后，又返回厨房，他的朋友还在滔滔不绝。

“瞧她这一头火红的头发，”他接着评说,“如果再有几个像她这样的，人家还以为这是一支火炬游行队呢，是不是？但这跟她的气质挺搭，是吧？事实上，她是唯一我见了不会讨厌的红发姑娘。”

似乎他很期待菲尔森对此作出反应，为此年轻的西南人犹豫了一下，清了清嗓子，承认她的头发是红色的。

“就是，红得多正啊。”那人又说，“估计她的理发师得戴防火手套吧，嗯？但她是个好姑娘，埃德娜是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好姑娘。我妹妹过去一直很喜欢她，我也很喜欢她，尽管她不完全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我把你介绍给她，你愿意吗？”

这时，缆车突然停了下来，让过桥去布鲁克林的人下车，但是菲尔森·谢比尔完全没有意识到停车了。他沉浸在那个冬日的回忆之中，当时他害羞又尴尬地站起身，听见埃德娜 ·莱斯勒说很高兴认识他。他还记得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六，他又回到屋顶下面那间又矮又小的餐室，希望能再见到她，而当他们在楼梯上相遇时，她对待他的态度十分坦然，毫不娇柔造作。

他记得华盛顿诞辰日那天，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去中央公园共进午餐。那天是假期的第一天，正好俩人都有空，他也记得，他们在那儿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正是华盛顿诞辰日那天，他发现在一些人眼里，红头发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美。他们乘坐的去市中心的公交车很挤，他俩被挤散了，而他听见一个穿着讲究的男子对同伴说：“瞧那位姑娘，你见过那样美的秀发吗？就像擦亮的铜丝——要是太阳照在上面，简直就是金丝。”

在那之前，菲尔森 ·谢尔比鉴于她的好人品，一直甘愿忽略她那一头咄咄逼人的红发，但在那之后，他迅速接受了公交车上那位体面男士的观点，把她的红发看作是荣耀之冠。她仍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吸引着他，但是他现在知道，除他之外，别的男士也会被她吸引。他不知道她是否像了解他一样，了解别的什么男人。他俩似乎从一开始就互有好感，他们现在是真正的好朋友。但他没有理由认为她不会再有别的朋友。

此刻，回忆的潮水渐渐平息下来，他得以跟随他乘坐的缆车继续前行。就在这时，他看见了三一教堂那棕色的塔尖，听到钟声响了三下。他向售票员示意，缆车便停在教堂门前，正好在华尔街的街口。

他沿着拐弯的大街向下望去，大街经过雨水的冲刷，在四月的阳光照射下显得格外干净。他问自己为什么要去见埃德娜 ·莱斯勒——特别是当他想到别的男人也有可能像他一样对埃德娜 ·莱斯勒献殷勤时，为什么他的心跳竟慢了下来。他并没有爱上她，是不是？他必须承认，是她的存在使他觉得纽约尚可忍受；他也承认，她比他遇见过的任何一个女孩都更招他喜欢。但是如果他在为她吃醋的话，这难道不能证明他爱她吗？

他一边思考这些问题，一边从百老汇走向那幢老楼，莱斯勒就住在那幢楼的顶层。当埃德娜 ·莱斯勒带着崭新的复活节帽下楼来迎接他时，问题的答案不言自明。他明白，如果他失去了进入她生活圈的权利，他将痛苦不堪；他进而明白，自从第一天见她起，他就深深地爱上了她，尽管他此前从未察觉到。他同时也明白，那天下午是向她求爱的最佳时机；在他们握手的时候他就下定决心，争取在送她回娘家之前让她答应嫁给自己。

决心已下，他就以平常话来打掩护。

“我迟了吗 ?”他问。

“迟了五分钟。”她回答，“我不知道你要在愚人节拿我开涮。”

“哦，埃德娜小姐，”他大喊，“你知道我不会那样做的！”

“我想你也不会真那样做，”她笑着回应，“我敢保证，如果你那样做，我一定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他们这样轻松地聊着聊着就来到了百老汇街的拐角。

“咱们去炮台公园怎么样？”他建议，心中盘算在那儿可以找机会向她告白。

“好，”她同意，“要享受带咸味的微风，那可是一流的地方。今天真暖和，跟入了春似的，对不对？”

在证券交易所门前，以及再往南两三个街区，除了一小队检查电缆管道井的工人之外，百老汇街简直空无一人。十来层高的大楼耸立在街道两侧，窗口、门口没有任何生命迹象；高楼那么寂静，仿佛无人居住，好像属于平原上的一座废城。地下酒吧的大门紧闭，由黑啤广告把守。生意人快餐店的弹簧门玻璃上贴着前一天的价格单，这里在工作日接待过不少来往的行人，现在却大门紧锁。许多自命不凡的大饭店也是如此。

但是随着菲尔森·谢尔比与埃德娜 ·莱斯勒继续向市中心走去，百老汇大道的面貌也慢慢改变。办公楼少了，零售店多了；街上出现了几家仓储批发市场，甚至有廉价的平房；生命迹象在逐渐增多。公路上、人行道上到处都是孩子。男孩们在骑三轮车，小妈妈们推着婴儿车，车里是熟睡的宝宝。女孩们穿着旱冰鞋滑来滑去，其中一个瘦高女孩牵着一条顽皮的黑狮子狗，狗儿拽着女孩在人行道上飞奔。

这些情况他们有的看在眼里，有的根本没注意到，他俩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谈话中；就这样，年轻的西南人和纽约女孩穿过白厅街，来到炮台公园。他们一直走到水边，远远望去，只见波浪涌向高举火炬的自由女神像。一班满载移民的意大利汽船正从隔离检疫区驶来。由于前一天晚上下过雨，今天下午的空气很清新，而远处的天边还有点雾。巨大的谷仓无所畏惧地屹立在泽西海滨。

男男女女坐在草坪周围沿海堤摆放的椅子上。许多妇女怀里抱着或手里牵着孩子。男人大多在看花里胡哨的星期日报，还有一些在抽烟。温和的海风吹来，预示着天气将要转暖。草地呈棕灰色，只在边缘有少许绿色装点，而光秃秃的树枝还没有发芽。尽管如此，大家依然知道冬天已经过去了，春天随时会突然来临。

菲尔森 ·谢尔比环顾四周，看到很多情侣肩并肩坐在长凳上，或悠闲地漫步在弯弯曲曲的人行道上，他知道，他不是唯一一个春心萌动的青年。他轻轻一扫就发现，别的女孩都比不上埃德娜漂亮，比不上埃德娜时尚。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表白的愿望越来越强，他是多么爱她呀，但是一次一次话到嘴边，又咽下去。有那么一两次，她对他说话，而他却没有吭声，然后又急忙为他的失礼而道歉。他也不太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恐怕她一定会以为他傻。他还忐忑不安，似乎他不可能在炮台公园这样的大庭广众之下向她求婚。

“我们去三一教堂，怎么样？”他建议，“那里的墓地安静极了。”

“这里不够安静吗？”她问。说着他俩离开了古堡花园。

“我得承认，这里并不太吵闹，”他回答，“但是我烦透了那些高架火车，呼哧呼哧地在脑后响个不停，你不觉得烦吗？”

她怪怪地斜瞟了他一眼，然后轻声笑了。

“哦，好吧，”她回答，“如果你认为三一教堂的庭院是个好地方，那我也不介意。”

说完她的脸刷地红了，她把头扭到一边。

于是他俩穿过高架铁路下的空地，由于忙着过铁路，年轻人没有发觉她脸红。

在他俩围绕椭圆形的博灵格林公园走的时候，女孩朝一个守护小公园的灰衣警察点头致意。

“那人是谁？”小伙子问，醋意顿生，尽管警察看起来不下五十岁了。

“他是奥罗克先生，”她解释道，“是罗斯·奥罗克的父亲。罗斯两年前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然后当了演员。她现在发展得很好，去年她演过伊丽莎白女王——她看起来多像女王！我敢肯定她比老女王漂亮得多。”

“但那位老女王，”他回应，“可不是雀警的女儿呀——你们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对吗？”

“我不这样称呼他们，”她回答，“我觉得说俚语很粗俗。”

“但是男孩都管公园警察叫做雀警，对吧？”他坚称。

“野小子那样说，”她回答，“但是我知道奥罗克先生不喜欢这个称呼。”

“可以理解，”他说，“如果我有伊丽莎白这样的女儿，估计我自己就想做国王了。”

“哦，”姑娘继续解释，“罗斯确实想要他父亲放弃这个职位，她说她挣的钱足够养活他，让他不用工作了。尽管她强烈要求，可她父亲就是不愿意放弃。罗斯是个很和善的姑娘，一点也不傲慢自大。去年她还来我们学校为我们表演过诗朗诵。你应该来听听她朗诵的《霄禁的铃声今晚不会响起》，跟你说，她朗诵得太棒了。”

“我不信她朗诵得比你好。”他断言。

“哦，你不信吗？”她充满真诚地回应道，“那只是因为你没有听过她朗诵。而且，她对我也很好，她还称赞过我的朗诵呢。”

“你朗诵了哪首？”他问。

“哦，我总是选一些激昂的爱国诗篇。我先朗诵了《谢里丹的骑兵队》，然后姑娘们要我再来一首，我就又朗诵了一首《老宪法号军舰》——但是我最喜欢《谢里丹的骑兵队》。罗斯·奥罗克说，在她听过的所有朗诵者当中，就数我对《谢里丹的骑兵队》理解最深。不过话说回来，她总是这样夸赞人。”

“我估计她是知道自己太走运了，因为你没有登上舞台。”爱她的人坚定地说，“你要是登台，她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我没见过她，但我肯定她不像你这样好看！”

“谢谢你的夸奖，”女孩回答，“如果我们不是在百老汇这里，而是在三一教堂前，那我就向你行屈膝礼了。但要是你见过她的话，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她真美得像画一样。”

“你的意思是她像上了油彩那样鲜亮吗？”他问。

“你真刻薄，”她反讥，“但罗斯即便在舞台上也完全不需要上油彩，她有一副姣好的面容。”

“在纽约，拥有姣好面容的姑娘不只她一个。”他声明；红晕又迅速浮上她的脸蛋，继而迅速消退。

他俩来到了三一教堂门口，看到一小群男女涌进教堂参加下午的礼拜。

“你不应该对罗斯怀有偏见，”女孩说，说着他俩转身离开百老汇，开始在墓碑之间漫步，“她是我的好朋友，罗斯说如果我要走上舞台，她就帮我签约。”

“你难道没这个打算吗？”他热切地插了一句。

“我非常愿意，”她平静地回答，“但我是个大大的懦夫，我永远都不敢登上大剧院的舞台，站在众人面前，感觉所有人都在看着我。”

“我很高兴你没这个打算。”他声明。

“登台演出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她语气坚定，“但是我一直没有勇气，我知道我不会这么勇敢，所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我要完成我的学业，拿到文凭，然后去当老师——如果我能被录用的话。但是如果你没有任何关系，就很难得到这份工作；可我父亲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们区的理事他一个也不认得，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进入学校工作。要是奥罗克先生愿意，他倒是可以帮忙——”

“那个雀警？”年轻的西南人插话，“怎么，他和公立学校有什么关系？”

“跟你说吧，奥罗克先生在这个警区很有影响力，”她回答，“他和好几个理事的关系都不一般。如果他支持我，我保证能得到这个职位！也许我最好去找找罗斯，问问她能不能请她父亲帮帮忙。”

他俩现在几乎走到了位于教堂北边的那块墓地中央，来到了美国囚犯纪念碑后面，这些囚犯死于英国占领纽约期间。下午的礼拜就要开始了，他俩站在这个位置可以听到教堂风琴那庄严的曲调。

菲尔森·谢尔比觉得是时候开口表白了。

他咽了一下口水，开口了。

“埃德娜小姐，”他迟疑地说，“你为什么想要当老师？”

“为了谋生啊，那还用说！”她回答，虽然脸又有点泛红，但是很镇静。

“但是你不需要教那么多的学生来挣生活费，是不是？”他问，慢慢地鼓起勇气。

“你什么意思？”她反问，迫使自己看着他的眼睛。

“我是说，”他回答，“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只教一个学生来谋生……”

“只教一个学生？”她反问。

“是的，只教一个学生，”他断言，“但是你可以终身教他，你可以教给他一切真善美——而他会为你努力工作，尽力让你幸福。”

她脸上的红晕退了，但是她什么也没有说。风琴的低沉乐声渐弱渐息，在这对年轻人身后的高架铁路上，一列火车嘶嘶地驶来，漩涡状的蒸汽缭绕在列车上方。

“我配不上你，埃德娜，我心里明白得很。但是，如果你愿意尝试，就一定能让我变得更好，更好。”他竭力表白，“我全身心地爱你——这是我一直以来想说的话。你愿意嫁给我吗？”

她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简单地回答：

“愿意。”

一个小时后，随着夜幕的降临，他俩沿着华尔街向那幢旧办公楼走去，在她和父母居住的顶层，他俩仍在交谈，谈他们共同的未来，谈他们各自的过去。

他们来到门口，站在通往门房住处的五级台阶下面，两人还有很多话要向对方倾诉。

对于菲尔森 ·谢比尔来说，最让他惊讶的是他现在竟然已经定下婚约，而就在当天上午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爱着她。作为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而且是深深坠入爱河的小伙子，他无法保守这个秘密，他必须告诉她。

“你知道吗，埃德娜？”他开口道，“我肯定已经爱上你很久了，自己却没有发觉，这不是很离奇吗 ?今天早上我才发现了这一点！”

她站在上方离他一臂之遥的台阶上，突然欢快地笑起来，红色的卷发在她的浓眉周围颤动着。

“你笑什么？”他问。

“哦，没什么，”她回答，然后又笑了起来，“反正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因为男人的知觉总比女人慢半拍罢了。”

“什么意思？”他又问。

“呃，”她回答，又笑了起来，还往上退了两三级台阶，“我的意思是，你说你今天上午才发现爱上了我——”

“怎么样？”

“呃，”她继续说，做出要逃的样子，“我两个多月前就已经发现了。”

（1895年）

春潮涌动

那是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他从姐姐的小房子里出来，下了楼梯，来到史岱文森广场，只见广场上的草刚露出头来，嫩绿嫩绿的；稀疏的灌木丛中，娇嫩的鲜花刚刚开放；树木吐出嫩芽；他的内心也被涌动的春潮所感染了。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格外晴朗，高不可测。阳光亮晃晃地照射下来，影子在街上拖得的老长老长。微风阵阵吹拂。他听见小贩含含糊糊的吆喝声，那小贩托着一个货盘，里面装着十来盒草莓，走在一辆堆满货箱的马车旁边。在横穿第三大道时，他注意到一把撑开的白伞遮住了街口那个意大利人擦鞋摊的高脚椅。还有一个屠夫小子，胳膊上挂着篮子，正在地下室门口闲逛，跟一个长相不错的爱尔兰厨子打情骂俏。一辆乡间来的货车，满载栽培植物，沿着大街慢慢前行，卖主大声兜售着便宜的货物。

联合广场上是另一番春景——脏兮兮的四轮马车顶盖半开，大批艳丽的花儿被移载到花坛，水生植物点缀着宽阔的喷泉池，鸽子懒洋洋地咕咕叫，发出求爱的讯息，麻雀也在精力充沛地打情骂俏，少男少女们漫步在弯弯曲曲的小道上，相视而笑。哈里·格兰特在阴冷的西北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寒冬后刚刚回到家乡，此时在他看来，人与自然好像都在为元气的恢复和生机的萌发而欣喜。春天来了，这座强健的城市也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城市的脉搏好像跳得更轻快了。哈里·格兰特感到由衷地喜悦，他又回到他所喜爱的景象中，离他出生的房子仅一箭之遥，离他心爱的姑娘也不到一把手枪的射程，他终于要去向她求婚了。

他将近一年没有见过她了，但是他知道她会像从前那样真诚地迎接他的到来。他所知道的是，威妮弗蕾德是他的一位好朋友；但他所不知的是，在她心目中他们的友情是否也发展到了爱情的地步。他俩自打记事起就认识了。他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告诉她长大了要娶她为妻的情景——也是这样的一个春日，那年，他七岁，她五岁，他们一起在葛莱美西公园玩耍，照料他俩的保姆在围栏边慢慢地跟在他们身后。现在他二十三，她二十一了；在这十六年里，他没有一天不期待着他们的喜结连理。当然，在他长成大男孩并被送到寄宿学校的那段时间里，他一直羞于谈论这种事。但是当他进大学的时候，他却翘首遥望四年后，一心向往求婚的日子。

后来他父亲去世了，家庭事务陷入了一片莫名其妙的混乱之中。他的叔叔提出可以供哈里读完哥伦比亚学院，但是哈里本人急于自立，走自己的路，获取一定地位以求威妮弗蕾德与他共享。他很快在一家大型干货行的办公室谋到一份差事；他在那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一位客户甚至提出了优厚待遇，请他去西北部一座快速崛起的城市发展。哈里·格兰特在那里苦干了两年——和他一起在这两年里终日辛劳的人们都很欣赏他充满朝气的活力。现在他作为西北最重要的资本家在东部的代理人回到了纽约，这位资本家上了年纪，很喜欢哈里，并看出哈里的谈吐和品行是能成大事的。对于一个如此年轻的人来说，这项任务非常艰巨，但也是一份荣耀，而且薪水就算在纽约也十分可观。他终于能再次以一个纽约人的视角看待生活。他终于准备好，要请她一起分享他的人生了。

此时此刻他并不着急，因为五点之后他才能确定她在家，他望了一眼广场对面珠宝店上方的窗户，看见阿特拉斯[1]背着的那块透明表盘显示此时还不到四点。这个美丽的五月午后，他在十四街街口刚过到百老汇大道对面，就立刻卷入了由市中心涌上来的春潮当中。花店的橱窗因复活节百合而美丽动人，因丁香花枝而芳香四溢。糖果店的橱窗里摆满花哨的复活节蛋和精致的巧克力兔，显得很喜庆。年轻姑娘们咯咯笑着挤进商店，站在拥挤不堪的冷饮柜台旁边。年长一些的男人们则在街角留连，盯着年轻姑娘看。

至多再过一两个小时，哈里·格兰特就要向威妮弗蕾德求婚了，这个他心里最没底的问题近在眼前，让他没法不去猜想对方的答案。威妮弗蕾德喜欢他——这是肯定的。但她是否爱他，哪怕只爱一点点，他却不敢贸然揣测。她意志坚定且思想独立，这他清楚，可他还是忍不住担心她奶奶会对她产生超乎他期望的影响。当然，那个永不满足、野心蓬勃的老太太很有可能早已向她年轻的孙女灌输了她的不满。

哈里的境遇与他们两小无猜的时候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威妮弗蕾德的境遇也不同了。她的父亲也去世了，随后去世的爷爷给奶奶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威妮弗蕾德就搬去与奶奶温斯顿-史密斯太太一起住了。（在名字中间加上连字符是她奶奶自己的主意，她还坚持要儿子和孙女也采用这种形式。）温斯顿-史密斯太太不喜欢他，这一点哈里·格兰特心里再清楚不过，至少，他知道她并不赞成他向温斯顿-史密斯小姐求婚。她认为她的孙女应该嫁得非常体面。有人听她说过，要是在英国，威妮弗蕾德一定不难嫁给一个有爵位的人。上一季她曾带着孙女去伦敦，她俩受到了宫廷接见，后来还去乡间宅第四处拜访，很晚才回到雷诺克斯，在那里结束了此次夏季之旅。

这些情况都是哈里·格兰特从报纸上获悉的；至于威妮弗蕾德对这次旅程作何感想他就不得而知了，因为自从她动身去英国的前一天他俩会面之后，他就再也没见过她。而且那次会面是当着她的奶奶和另外两三个不速之客的面进行的。事实上，自从三年前的那天晚上，温斯顿-史密斯太太请他共进晚餐，结果却把他单独带到书房，说她看得出他被威妮弗蕾德所吸引，这不足为奇，但是他必须断了这个念头，别想赢得她的芳心——这次谈话之后，哈里·格兰特一直没有机会和他的心上人倾诉衷肠。当时，温斯顿-史密斯太太约莫六十岁，她是一位高贵的夫人，风度翩翩，但只要她愿意，她就会完全坦率、直接地表达她的意思。在当时的情况下，她认为敞开天窗说亮话较为妥当。她对他说，威妮弗蕾德已经习惯了奢华的生活，过不上好日子是肯定不行的；另外，如果威妮弗蕾德在结婚一事上违背了她的意愿，她将把所有的钱都捐给新建的大教堂，不给这个女孩留一分钱。她问哈里，如果明知一旦追求成功就会让他自称心爱的女孩陷入悲惨境地，而他还要执意求爱，这是不是太自私了。她还提醒他，他收入不丰，前途渺茫。要是到时候，威妮弗蕾德身无分文，作为他的妻子，她又怎么才能得到那些让她习以为常、已经成了必需品的奢侈品呢？她自然拒不承认威妮弗蕾德对他有哪怕一丁点兴趣。事实上，她希望，也相信女孩对他毫无爱慕之情；同时，她也寄希望于格兰特先生足够理智，不会如此自私自利。毕竟威妮弗蕾德只是一个孩子，还没见过多少世面。

哈里·格兰特没有对温斯顿-史密斯太太作出任何承诺，但他的确感受到了她某些言论的威力。他无权让他深爱的女人为了他放弃一切，这是明摆着的事；他也不想靠她奶奶可能给她的钱生活，这也是明白无误的。他要娶她为妻的决心比以往更加坚定；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必须先自立才行。为了能够给她一个配得上她的家，这些年来他一直努力工作。他终于事业有成，能够向她求婚而无需请求她放弃大部分给她的生活带来安逸的东西。即便她奶奶动了气，不给她留一分钱，以他现在的薪水，他也完全可以让她过得舒服。年轻的小伙子没有妄自尊大，他没有假装不在乎她奶奶是否真的会发狠。他非常明白，如果温斯顿-史密斯太太接受现实，成全他们，给她的孙女一笔适当的财产，他们的生活将会变得舒适许多。

当这些念头从他的脑海中掠过时，他忍不住为自己的愚蠢想法笑了起来：他怎么能如此草率地认为威妮弗蕾德的同意是理所当然的呢？温斯顿-史密斯夫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不重要。至关重要的是威妮弗蕾德如何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他必须承认，在分别了一年以后去拜访一位年轻女子，并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向她求婚，这是非常规的做法。然而这正是他打算去做的事情；他发觉自己正在谋划，该如何把她从她奶奶和其他不速之客的身边带走。他要想方设法把她引入书房或哄进温室。也许很快就会有人来打断他们的谈话，那他也不在乎；他知道自己必须说什么，也准备好了要长话短说。五分钟就够了——他必须在五分钟之内表达清楚。如果一个人历经多年的等待只为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那么，说出必须说的话应该花不了多长时间；而且他知道，威妮弗蕾德不会让他干等着不回答。答案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她自己心里有数，她要么心甘情愿地接受他，要么毫不犹豫地拒绝他。

他原本一直随着涌向市中心的人潮往前走，但他突然担忧起来，毕竟没有什么理由认为威妮弗蕾德就会爱他，于是他迫不及待地迈开大步向前走去，枉自焦急，想尽早得到答案。他抬头看了一眼差不多位于他头顶正上方的蒂芙尼珠宝店外的钟，看到现在还不到四点零五，于是他放慢了脚步。他还得等上至少半小时才有希望在家里找到她。

这时，他出乎意料地遇到了天赐良机。挨着珠宝店停在十五街上的那些马车之中，最靠前的是一辆漂亮的双座轿式马车，一位年轻女子正独自一人坐在里面。当哈里·格兰特快走到街角的时候，他的目光落在了这辆马车上，与此同时，那位年轻女子抬起了头。他认出她就是威妮弗蕾德。他俩目光相遇之时，她的脸刷地红了，红晕很快又退了。他飞快地赶到车厢门前，她则微笑着伸出了手，愉快地笑出了声。

“威妮弗蕾德！”他大喊。

“威妮弗蕾德！”他大喊。

“哈里！”她回应。

“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他惊叹。

“你就是因为这个才到这儿来的吗？”她回应。

哈里·格兰特没有回答。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再次见到她，他高兴得说不出话。

“怎么？”她觉得他应该看够了，就问了一句。

“哦，”他回答，“我是情不自禁呀。你比以前更漂亮了。”

红晕再次掠过她的面颊，这次颜色淡一些，消失得也快一些。

“这句恭维也太直白了，你不觉得吗？”她反问，同时收回一直被格兰特紧握着的手，“你的气色也很好。看来西部的生活对你有好处。要是你更喜欢那儿，而不是我们这座喧闹的老纽约城，我也不会奇怪。”

“我倒是更喜欢纽约，”他热切地表态，“纽约的一个星期顶得上整个大西部的一年。而且我已经受够那边的一切了。我回来了，不走了……”

“真的吗？”她回应。他犹豫了一下，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我是今天早上回来的，”他解释道，“本打算下午就来看你。我有——我有许多话想对你说。”

她看了他一会儿，然后移开了目光，说：“如果你有很多话要对我说，那就得快点说了。星期二上午我们就要坐船离开，今天下午我们将前往塔克西多过星期天。”

“你们星期二坐船走？”他大失所望地喊道，“就在我专门回来看你的时候！”

“你没有给奶奶拍电报说你要回来，否则她可能会改变行程的。”年轻女子笑嘻嘻地反驳。

“还有，如果你今晚要去塔克西多，”他没有听出她话里的讽刺意味，继续说，“那你今天下午是不会在家的了？”

“不会，”她回答，“我们回家换好衣服就去赶火车。奶奶还有两三件事要办——她正在珠宝店里置办她想要随身带的银饰什么的。”

“但是我今天一定要见你。”他恳求。

“你现在不是见到我了吗？”她说，脸上的绯红来得快，去得也快。

“但是我有些话要对你说！”他急了。

“不能等到星期一下午再说吗？”她又轻轻笑了一声，问道；轻率的表象之下却蕴含着深情。

“不能，”他毫不含糊，“一小时也不能多等，因为我已经等了许多年了。我是特意来说事的——而且必须在今天说！”

“如果你有话想对奶奶说……”她开口说，好像在争取时间。

“不是，”他回答，脑袋几乎要钻进敞开的车窗里了，“我是想跟你说——不是跟你奶奶说。”

“那么，”她说，态度有一丝微妙的改变，“如果你要说一些不想让奶奶听见的话，那现在就不要说了，因为她就快过来了。”

哈里·格兰特迅速瞟了一眼身后，认出了仪态高贵的温斯顿-史密斯夫人，她正站在那家大珠宝店的门内与一位售货员交谈。

“威妮弗蕾德，”他再次拉住她的手，恳切地说，“我能在哪里再见上你一面？一分钟就行——只要一分钟就够了！”

威妮弗蕾德看着他，又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她犹豫了一下，最后答道：

“我听奶奶说她准备在回家前先去一趟花店——就是百老汇上靠近戴利家的花店，你知道的。她要在那里订许多花，到时我会坐在车里等她。”

“那我坐缆车去那儿等你。”他说。

“别让奶奶看见你，”她大喊，“我是说……那个……”

然后她向后靠到垫子上，因为温斯顿-史密斯夫人就要从商店里出来了。

哈里·格兰特及时地看见了老太太。他从马车边闪开，从后面绕了过去，走到了街对面，没有给威妮弗蕾德的奶奶认出他的机会。

他在街对面等着，直到温斯顿-史密斯夫人上了马车，挨着孙女坐好，直到马车掉转头向第五大道驶去。

然后，他穿过那片开阔地，几乎走到了公园边上，跳上了从转弯处疾驰而来的第一趟车。车厢平台上十分拥挤，但是他根本无暇顾及那些紧挨着他的人。

他的心思在别处，他的心中充满希望，正与春天的喜人气氛相应。百老汇大道上摩肩接踵的少男少女，他视而不见；他的眼里只有威妮弗蕾德；他看到的是她的脸、她的眼和她愉快的笑容。他又要见到她了，马上就要见到了，到时候他就可以告诉她他有多爱她，还可以请求她试着爱上他。就算这仅有的机会是在大街上又何妨？求婚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求婚地点则无关紧要。或许这种非常规的方式还能给求婚增添一些趣味呢。她和他约定地点时的坦率就蕴含着非常规的意味。他的心在满怀希望地跳动，部分是因为这种坦率，部分是因为当他们第一次对视时，他觉得自己在她的眼中看到了欢迎的神色。

缆车一路飞驰，几乎在每一个路口都会停车让人上下，这些人与哈里·格兰特擦肩而过，他却视而不见，只顾反复玩味着与心爱的姑娘进行的简短对话的每一个词。人行道上站满了穿着艳丽的女人，她们正向商店的橱窗张望，里面陈设着鲜艳的太阳伞、整洁的游艇服，还有色彩明快的夏季用品。

缆车经过第五大道时，他看见了温斯顿-史密斯夫人的马车，就隔着一条街。他看见车夫身子笔直地坐在车上，突发奇想，不知这位车夫对于他俩在敞开的车窗边的谈话以及他的突然出现有什么想法。他微微一笑——轻轻地笑出了声——他何必去介意车夫或其他任何人怎么想呢？她怎么想才最重要，别的一切都不重要。他又心急起来，想要马上见她，告诉她他爱她，并且得到她的答复。缆车疾驰如飞，他却感觉慢得像在爬。第五大道上的那个马车夫正轻快地赶着车，但哈里·格兰特却忍不住想要埋怨他动作迟缓。

终于，缆车经过了威妮弗蕾德所说的那家花店门口。花店的橱窗里摆满了杜鹃花，有几分日式艺术趣味。哈里·格兰特在下一个路口下了车，慢慢地往回走，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闲站了一会儿，而里面陈设的春款领饰根本没有进入他的眼帘。两分钟后，他看到温斯顿-史密斯夫人的马车从二十九街驶了过来。车子拐入百老汇大道，停在了花店宽阔的橱窗前。温斯顿-史密斯夫人下了车，指示车夫在街角等候。

马车尚未停入小街，温斯顿-史密斯夫人就消失在了花店里。

车夫刚勒住马的缰绳，哈里·格兰特就一个箭步冲到了敞开的窗户前。

“威妮弗蕾德……”他开口说。

“哦！”她大喊，“你已经到了？”红晕又浮上脸颊。

“威妮弗蕾德，”他重复道，一边把头伸进马车里，“我也许只有一分钟时间来说出我的心里话，我也知道这里不是说这话的合适地方，但我别无选择，因为我可能没有别的机会了。我已经等了太久，我必须现在就说出口。”

他顿了一下。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搓了搓手套的背面，好像要搓掉一粒微尘。

“威妮，”他继续说，“我想说的话简单得很。我爱你。想必你也知道吧？”

“知道，”她回答，抬起头看着他，“这我知道。”

“那我往下说就容易一些了。你了解我；你了解我的全部；你了解我的所有缺点，至少是大部分缺点；你知道我爱你。你觉得你有可能反过来给我一点爱吗？我将竭尽全力对得起这份爱。自从十七岁起我就一直努力挣钱，好挣到足够多的钱来向你求婚。我现在的境况很好，我一点都不羞于请你一起分享。你愿意吗？你愿意嫁给我吗，威妮?”

她还没来得及回答，哈里·格兰特就听到温斯顿-史密斯夫人在他身后对车夫说：“回家！”

他退到一旁，正好跟她打了个照面。

“是格兰特先生，对吗？”她头一扬，傲慢地说，“我进店的时候有你来取悦威妮弗蕾德，你真是太好了。我本来可以请你和我们一起喝杯茶的，但是我们要去塔克西多了。另外，我们星期二要坐船离开；威妮弗蕾德大概已经告诉你了。”

她站在那儿，等着他为她打开车厢门。这是举手之劳，于是他开了门。但是他找不到词句来应对她的那些客套话。他看了看威妮弗蕾德，看到她脸颊上的绯红越变越深，她的眼睛闪闪发亮。

“奶奶，”她说，这时温斯顿-史密斯夫人终于在她身边坐好了，“奶奶，”她又叫，声音很大，足以让站在窗外的年轻人听见，“哈里让我嫁给他——你过来的时候，我正要跟他说我愿意呢！”

（1895年）

[1]阿特拉斯（Atlas）: 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

麦克道尔·苏特洛的不眠夜

那天下午，一位年轻人站在邮局窗口前，第三次提出同样的问题，再次得到了同样的回答：

“有麦克道尔·苏特洛的信吗？”

“没有。”

这一回他实在不想放弃，因为天色已经不早了，他实在不情愿得到否定的答案。

“肯定没有？”他急切地问。

“非常肯定。”窗口里传出这样的回答。

“今晚还会有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信件吗？”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询问。

“不会有了。”办事员回答。

年轻人在窗口站了一会儿，一脸茫然地盯着窗户里边，没看着任何人，也没看着任何东西。而后，他慢慢转过身欲离去。

办事员似乎从取信人的表情上看出了什么，动了恻隐之心。

“嘿，小伙子！”他有些唐突地喊。

麦克道尔·苏特洛迅速转过身来，心中重新燃起一线希望。

“如果你是在等寄钱的信，那很可能是挂号信，”那位办事员建议，“去那个角落问问吧。”

“谢谢您！”年轻人感激地回应，他满怀希望地走到角落里的那个窗口，脸上再次露出笑容。

但是根本没有麦克道尔·苏特洛的挂号信，次日凌晨之前也不会有新的信件到来。就在年轻英俊的加利福尼亚人离开邮局的一霎那，他觉得自己甚至没有资格去盼望他所询问的信件会到来。

他走出邮局来到第五大道上；尽管六月的暖风从华盛顿广场徐徐吹来，但他的心却是冰凉冰凉的。他哆嗦了一下，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在纽约他一个人也不认识，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

年轻时，他曾盼着继承一大笔财富，于是就不学无术。他由着自己潇洒地虚度时光，从没打算自食其力。这可能就是他两个星期未能找到工作的原因，自从他突然落到手头仅剩十元钱的境地，两个星期悄然而过。

他没有朋友，更没有任何来钱的方式。他那没装几件衣服的箱子还在寄宿公寓，十天前就留在那儿了，由房东掌管，只有付清所欠寄宿费后才能拿走。他仅有的珠宝也被一件一件地当出去了。

现在大约是晚上七点，自从十二小时前喝了点咖啡，吃了点早餐以来，他还没有进食，早饭让他花掉了付完过夜费后余下的最后一角钱。他走了一整天，又累又饿，不知道今天还能否找到安身之处，能否再填饱肚子。他听说过饿死在纽约街头的男男女女的惨状，现在他不禁要问自己，这就是他的命运吗？

他的腿也不听使唤了，他沿着第五大道来到十四街的街口，然后转身向百老汇大道走去。这六月里漫长的一天就要结束了，身后的夕阳慢慢西沉。大街上挤满了汽车、板车，街上的人行色匆匆，急着往家赶，根本没有留意与他们擦肩而过的这位无家可归的年轻人。

走上百老汇大道后，他感觉这里的人流和喧闹声好像翻了一倍，从他身边经过的男男女女好像被无形的大浪抛来抛去。他周围尽是城市的喧嚣，声如东北暴风掀起的巨浪拍岸般震耳欲聋，袭击着他疲惫的耳朵。他把自己比作筋疲力尽的泅水人，将被大浪猛击致死，迟早会被抛到沙滩上，化作一具赤条条的青肿尸体。

这种景象在他脑海中栩栩如生，他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身子，长出了一口气。他年轻又英俊，优雅的棕色胡须在没福的薄唇上方卷曲着。他站在那儿，身体笔直，好像时刻准备着为生命而战斗。几名女子从他身边匆匆而过，愉悦地让他这副身段盈满自己的眼眸。

一辆辆缆车在他面前飞快地转弯，在缆车的那一边，联合广场绿油油的美景映入了他的眼帘。虽然夜色昏暗，但鲜嫩的树叶还是很吸引他。他过马路时小心翼翼，特别留心过往的车辆，想到自己如此惜命，却不知如何把这条命维持下去，他不禁微微一笑。

麦克道尔·苏特洛终于站在了广场中央的绿地上，突然，电灯照亮了人行道，他的黑影蓦地匍匐在脚下。他抬头仰望，惊呆了，只见无边无际的天穹笼在其上——晴朗，无云，高不可测。一弯新月隐隐约约，像镰刀一样挂在遥远的天边。一幢高楼直插云天，大楼高处明亮的窗户就像嵌入深蓝色天空深处的方板。那一刻的美景使他暂时忘却了目前的窘境，活着多好啊！喷泉的溅水声令他双耳陶醉。微风轻拂水面，水中植物宽大的叶子懒洋洋地摇曳着。

麦克道尔·苏特洛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有多累。他的脚很疼，肚子饿得咕咕直叫。然而，他内心坚强。“如果我非得在美丽的星空下过夜，”他自言自语，“我的命运再好不过了。今晚繁星点点，景色真美，就像在威尼斯的那个夜晚，我和汤姆·皮克斯利带着两个莫顿美女乘坐刚朵拉出游，害得她们的姑妈找不到我们。我记得我们在弗洛莱恩咖啡馆[1]好好吃了一顿，那里的米兰烩饭量很大——太大了，结果我们没都吃完。真希望我能再有这样的机会。现在就算来上两大份，我也能吃得精光。”

在第四大道那边，乔治·华盛顿的骑马像背后，有一家匈牙利餐馆，麦克道尔·苏特洛坐在草地边的长凳上，透过窗户就能看到一个老头和一个少妇正在桌边用餐。他的眼神跟随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心里数着他们吃下去的每一口饭。最后，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换到靠近百老汇大道的一张长凳上坐着。这个位置正好又面对另一家饭店，宽大的窗子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食物，十分诱人。男人们走出来，在饭店门口徘徊一阵，抽根烟。

麦克道尔·苏特洛看在眼里，烟瘾又犯了。烟虽不能充饥，但多少算个慰籍。他站起来摸遍所有的口袋，妄想手指头能摸到一截漏网的烟头。上衣的一个口袋底有什么东西，他掏出来一看才发现是根愚弄了他的火柴。他一屁股坐到凳子上，把目光从饭店方向移开，因为他不忍眼巴巴地盯着堆放在玻璃窗后面的蛋糕和馅饼，瞧着男人们酒足饭饱后嘴唇上烟雾缭绕。

在百老汇大道拐角的旅馆楼下有一间酒吧，时不时有三三两两的男人推门而入，五到十分钟后又从里面出来。更远处是一家剧场，宽阔的门前正聚着一群人。还有一家剧场正对广场，绚丽的招牌与密布的电灯显得十分喜气。麦克道尔·苏特洛看着男男女女走上楼梯，到这家娱乐场所的售票处买票入场，消失在门背后。他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这些人会有闲钱观看表演，而自己却连吃饭住店的钱也没有。

也许是由于徒劳奔波了一天而感到疲惫，也许是杂耍剧场前的旋转灯具有催眠作用，孤独寂寞的年轻人很快就睡着了。他既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也不清楚自己是怎么醒的。他只隐隐约约记得有人碰了他，他的三个衣服口袋都被翻了个底朝天。发现这事后，他放声大笑。这种时候有人要抢劫他，在他看来比任何事情都更加可笑。

他应该睡了至少两三个小时，因为广场的景象发生了改变。此时夜已深，不再是傍晚了。他向四周张望，只见百老汇大道上的剧场门被推开了，观众从里面涌了出来。不一会儿，一群群戏迷从他身旁经过，仍然嘻嘻哈哈地回味着刚才欣赏的滑稽表演。又过了一刻钟，另一家剧场——广场边上的杂耍剧场——也散场了，入口上方闪烁的灯也一齐灭了。

接近午夜时，两个人坐在了原本只有麦克道尔·苏特洛一个人坐着的长凳上。他们两个都又高又瘦，胡须刮得干干净净，衣服破旧，然而却带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神情，似乎他们已经习惯了勇敢地去面对世人的目光。

“不好，”较年长的那位接过话茬说，“她才不好。身材扁平像熨斗，声音难听像雾笛，不是吗？再说了，事先也没有计划，对不对？一个扫把星，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不管什么演出她都能搞砸。唉，上次巡回演出，她就想给我捣乱。我当场数落她一通，那个明星力挺她的时候，我差点就通知他们，我两周后就不干了；我真做得到，但那时我还有角色可演，我再也不想回这儿过穷日子了。可我要真罢演了，他们一个月内肯定关门，跟你说！他们不明白是谁在为那老掉牙的表演吸金，可我知道啊！你应该参加过一城一演的巡回演出，听说过我演谢默斯·奥布赖恩。想当年每晚来捧场的人哟——那叫一个多！把她给累烦了！”

“你看过我演雷欧提斯[2]吗？”年轻的那位问，“72年，我在旧金山第一次演雷欧提斯，那时拉里·巴雷特也在旧金山演戏。哈，我与他同台演出的时候，他演的哈姆雷特就没得到掌声。我现在得到了一些评论家的称赞，说我是尚健在的雷欧提斯的最佳扮演者。”

“我有一次和拉里·巴雷特同台，我演伊阿古[3]。”先开口的那个说，“我演得太逼真了，他们差点把我嘘下舞台。”

“抽支烟吧？”另一个人掏出一盒烟，问。

“来者不拒。”年长的回应，“我有火柴。”

“那正好，我没带火柴。”有烟的人说。

“哎呀，我到底还是没有带。”年长的演员在口袋里摸了一番，不得不坦言。

“我给你们提供火柴，”麦克道尔·苏特洛趁机插话，“我只有一根火柴，给你们用好了。”

“谢谢，”对方回答，“我哪能不请你抽支烟呢？”

“来者不拒。”年轻人回答，不自觉地重复了刚才听到的话，赶忙伸出手。

第一口烟对他来说如同酒肉，他只顾嘴上享受这份奢侈，差点忘了接应那两人对他说的话。可他马上发现自己与那两个演员相谈甚欢。尽管他们去过加利福尼亚不止一次，可并不认识他的什么朋友；但只是再次听到他所熟悉的地标名称就令他高兴。他俩对他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傲慢劲溢于言表；但就算他察觉到了，也毫不厌恶。有人陪伴令他愉快；就算只是在午夜的联合广场上与偶遇的陌生人交谈，也大大降低了他孤身一人的凄凉。

谈话持续了大约一刻钟，那两个人站起身来准备离去。麦克道尔·苏特洛也站起来，仿佛这里是他的家，而他们是他的客人。

“走，喝一杯去。”年长的说。

年轻人又用那句话回答：“来者不拒。”

他更想吃东西而不是喝酒，但他不好意思告诉两个陌生人他饿了。

他们经过拉斐特的塑像并穿过缆车轨道的时候，他心想，不知他们要去的酒馆是不是供应免费简餐的那一种。

三个人一进酒吧间，他的眼睛就像饿狼似的四处扫瞄，然后盯上了柜台的尾端，那里放着大大的盘子，里面摆着奶酪、饼干、三明治。他差点失控；他很想冲过去，抓起食物大快朵颐。然而廉耻心还是促使他和那两个演员一起留在门口，尽管他的目光一直紧盯离他只有几步远的大盘子。

酒保把酒瓶放在他们面前，他们自己倒出酒水，然后对视一眼，说：“走一个！”

年长的演员一口气喝了半杯。放下酒杯的时候，他看到麦克道尔·苏特洛紧盯着免费简餐。

“这主意不错，”他说着沿吧台前移，“马无夜草不肥。我要吃块三明治，今晚感觉有点饿。朗诵完《炮兵连的骄傲》之后我返场了三次，确实需要吃点东西补充体力。吃块三明治？”

“来者不拒。”饥肠辘辘的麦克道尔·苏特洛回答，手指抓在面包上。可第一口就差点噎坏了他。

五分钟后，麦克道尔·苏特洛和那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分了手，又回到广场上。吃下去的寥寥几口食物在他肚子里作怪，酒喝得虽也不多，却足以使他头晕目眩。虽然没有步态踉跄，但他还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需要格外努力才不至于东倒西歪。

他此前一直坐的长椅现在被四个穿晚礼服的小青年占据了，他们猛吸烟斗，似乎是想培养自己对这种新式消遣的爱好。于是他转身去了广场中央，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水中的花草，听了一会儿喷泉的喷溅声。

喷泉周围的座位全被各色男女占用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似乎都已经做好了在这儿过夜的准备，看样子他们常在这儿睡觉。麦克道尔·苏特洛寻思，不知自己是否也很快会习惯在没有屋顶遮挡的露天过夜。

一个壮实的德国人睡得死沉，呼噜打得震天响。这时，一个身穿灰色制服的警察用警棍猛击这个睡客的脚底板，把他打醒了。

“公园不是卧房，”警察说，“我也不会让你们这些家伙在这儿睡觉！明白吗？”

年轻人在小公园的外围转了三圈，终于在百老汇大道和十七街交汇处的一角找到一张有空位的长椅。灯火通明的缆车飞快地在百老汇大道上来回行驶，车上锣声不断，不过车次已经越来越少；横穿市区的马车一小时也仅有两三趟路过此地。城市漫长的一天终于接近尾声，只有黎明前的两三个小时里，一切才会安静，奋斗的人们才会暂歇。

他疲惫不堪地躺坐在长椅上，这时坐在他身旁的人醒了过来，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头发已经灰白。

“对不起——我弄醒你了吗？”年轻人说。

“你确实弄醒我了，”她回答，“但是我原谅你。反正我这把年纪也只能打个盹儿罢了。我已经很久没在被窝里伸直了腿儿，睡个囫囵觉了。要是有机会，我也很想睡个够。可我已经习惯了熬夜。”她毫无怨意地笑了笑。“现在几点了？”她问。

麦克道尔·苏特洛不由自主地抬手摸了摸马甲口袋，又很快放下手来。他的脸羞得通红，回答说，“我不知道……我……”

“到点儿了，是吗？”她反问，笑了笑表示理解，“我也没带表；我把它和衣服一起丢在叔叔家了。不过，蒂芙尼先生是个好心人，他一直让大钟亮堂堂的给我们看[4]。你年轻，眼神儿比我好——现在几点了？”

麦克道尔·苏特洛目不转睛地看了大约半分钟才看清时间，最后回答说：“我想，大概是一点半了。”

“那么，我还能再打几个小时的盹儿，然后麻雀会把我们叫醒的，”她说，“这是你头一次来我们这旅馆过夜吗？”

“是的。”他回答。

“我看也是，”她接着说，“从你摸表的动作看出来的。你很快就不会再这么做了。”

他的脸唰地白了，害怕她预测到了未来的事实。难道他真有一天要习惯在露天睡觉吗？

老太太侧了侧身子，为了能看到他。

“你是一个帅小伙，”她继续说，“就冲你的模样，城里应该有不止一幢房子会愿意收留你——还有人给你盖好被子，让你暖暖和和的。”

“也许我还是待在这里更好，”他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便表态。

“我们这旅馆不错，真不错，”她又说，“首先就是通风好。当然，你要是愿意，可以去车站过夜。我可不想去。我以前去过，我在雪地里都比在车站容易入睡，那里什么人都有。我们这旅馆整夜开着门，并且还是欧式付费制，我是这样认为的——至少你能买到任何你买得起的东西。夜猫子马车来的时候，你可以吃顿夜宵——只要你买得起。我是买不起的。”

“我也买不起。”他回答。

“那么，现在指望着别人请吃早饭的就有咱们两个人了。”她兴高采烈地回应，“我认为，如果有人邀请，咱俩绝对不会因为事先有约而拒绝。”

他没有回答，因为一想到未来，他的心就一沉。

“你现在饿吗？”她问。

“饿。”他简单作答。

“我也饿，”她说，“我就是习惯不了饿肚子。饥饿就像病痛，对不对？它不会放过你；它不知疲倦，也不会宽待你。它会赖着，就这样赖着不走，一直一丝不苟地办事。有时候，我饿极了，就有种想自杀的感觉，你有吗？”

“没有。”他回答——“至少现在还没有。我还没活够呢，不会那么快就活腻的。”

“我也没活够，”她回答，“有时我真想放弃，但不知怎么的就是做不到。不过死其实很容易，把自己撂在沿着百老汇大道开过来的缆车前面——转眼就上天堂。但是他们不卖往返票啊。再说了，被缆车轧死是一种糟糕的、邋遢的死法，你说呢？再加上今天是星期五——我相信如果我在星期五自杀，来世绝不会有什么好运气。”

“现在已不是星期五了，”他提醒她，“现在是星期六的凌晨了。”

“这样啊，”她答道，“那我们最好尽快睡个美容觉吧，既然是周六，那这里的花市很快就会吵醒我们的。就这样，晚安！”

“晚安！”他回道。

“祝你梦见自己找到了价值一百万美元的金子，醒来后发现是真的！”她继续说。

“谢谢你，”他答道，纳闷这位邻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她没再说什么，而是再次安顿好自己，闭上双眼。她身穿铁锈黑的衣服，头上蒙一块薄薄的黑披巾。她过去一定很漂亮——她的侧影给这个年轻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感到非常困惑，猜不出她为什么会来这儿，深更半夜，露宿街头，身无分文，独自一人。她似乎不该出现在这儿；因为她的态度虽有主见但并不无礼。她的腔调也不刺耳，实际上，她的话语夹杂着风趣。她的话甚至令他困惑，不过他认为这表明她是爱尔兰人。

他来回琢磨这些事，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他反复做起同样的梦——梦见一次粗野的宴会，稀奇古怪的巨型餐食摆在他面前的桌子上。菜的味道闻上去很奇怪，但还是让他直流口水。然而，当他想要吃上一点充充饥时，整桌佳肴就滑到了他够不着的地方，最后就彻底消失了。每次的梦都是大同小异，最后一次，他面前的桌板上只放一张巨型馅饼，他成功地切开了馅饼，却看见里面飞出二十四只黑鹂鸟。鸟儿在他头顶盘旋，然后飞回那张空空的馅饼壳里，停在那里，唱着歌儿笑话他。

鸟儿的叫声太大，吵醒了麦克道尔·苏特洛，他听见头上和身后的树上有数不清的麻雀在叽叽喳喳。

他回想起昨天晚上那位老太太说的话——鸟儿会叫醒他们的。鸟儿大概是先叫醒了老太太，因为长椅上他身旁的座位已经空了。

他站起身来，环顾四周。天已经快亮了，东面的天空出现了玫瑰色的光带。在他昨晚睡觉的凳子后的草坪中央有一棵大树，一只松鼠正在树上窜上窜下。广场北端的一片空地上停着十几辆花匠的马车，满载各种盆栽花卉，人们正把这些花一排排地摆放到人行道上。又有一辆笨重的马车载着玫瑰花横穿车道，惊起一群鸽子，鸽子在空中盘旋一阵又落了下来。一股湿润的微风从海湾吹来，预示着当天晚些时候要下雨。

散落于广场各处的长椅上的睡客正陆续醒来。麦克道尔·苏特洛看到有一个人去饮水器边洗手洗脸，也尽力效仿。洗完后，他看了看蒂芙尼的大钟，此时是四点半。几分钟后，第一缕阳光开始给远远高过林肯像的高楼檐口镀金。

不出一个半小时，缆车开始更加频繁地经过市中心，从渡口驶出的穿城马车也慢慢多起来。花车连同从车上卸下来的花塞满了广场北端的空地。牛奶车嘎吱作响地穿过广场四周的缆车轨道。一天伊始的迹象迅速增多，一个接一个，麦克道尔·苏特洛全都看在眼里，不管肚子饿得多难受，他的兴致始终不减。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一座大城市的苏醒。

他离开联合广场，走到第五大道与二十三街交汇处，然后又走到第三大道与十四街交汇处，但他发觉自己总是回到花市。最后，他的心底萌发出一线希望。买花的人有些是身体不够强壮的女人，无法把沉重的花盆搬回家，也许他能因此找到一份差事。这并不是他心目中赚取面包钱的好方式，但是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急切地想要吃到面包。

当他回到花匠的马车队附近时，他发现其他失业者也在周围转悠，希望能老老实实地挣点钱，他也不止一次看到有人得了差事，扛着高大的植物离开。

他看到一个小老太太在花车间走来走去，终于鼓起勇气走上前去。她眼睛明亮，举止文雅，笑容慈祥。他问她，她要是买了花，是否愿意请他帮忙搬回家。她看了看年轻英俊的小后生，在他看来，她的眼神既精明，又流露着同情。

“好的，”她回答，“我看可以信得过你。”

一两分钟后，她与一位苏格兰花匠就两盆盛放的杜鹃花讨价还价。然后她转身对麦克道尔·苏特洛说：

“把那两盆花送到第二大道与二十街交汇的街口处的研究生医院，工钱是半美元，你愿意吗？”

“愿意。”他急切地回答。

“非常好，”她说，“把它们送到新生儿病房。就说是范·道恩小姐送的。新生儿病房，明白吗？这是你的工钱。我不得不信任你；不过你长着一副诚实的面孔，我相信你不会剥夺小病孩们的权利，他们无非是想看到他们喜爱的花，闻闻花的香味。”

“不，”麦克道尔·苏特洛说，“我不会的。”说着拿起重重的花盆，两个臂弯里各抱了一盆。“研究生医院的新生儿病房，范·道恩小姐送的？对吧？”

“正确，”她回答，露出明媚的笑容。

他抱着两盆花走了，兜里揣着钱，可以开斋了，似乎怎样飞奔到医院都不够快。但是，当他把花送达，走在返回广场的路上时，他突然想起了昨晚长椅上坐在他身旁的老太太，她也一直饿肚子。他兜里现在有五十美分，透过第四大道上一家小吃店的橱窗，他看见招牌上写着：“普通早餐，25美分。”他的钱够买两份普通早餐，一份他自己吃，一份给老太太吃。

他围着小公园转了三圈，还从各个方向穿了几次公园，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找不到她。

于是，他独自一人去饭店吃了一份普通早餐。

从饭店出来后，他感到精神焕发，此时大街上匆匆而过的行人在他看来都要比天蒙蒙亮时见到的那些人更快乐。长长的太阳光束照亮了小街小巷。带着饭盒的工人逐渐减少，带着纸包午餐的女店员逐渐增多。

汹涌的人潮再次席卷大街，大城市的喧嚣又一次响起。

他回到花匠的马车附近，自信还能再挣半美元。但是当他看到其他人饥肠辘辘地等在那里时，他转身离去了，认为给别人一次机会才公平。

他在太阳地里找到一个座位，看着市场上的花被后来的买主一盆盆买光。他好奇那些植物都去了哪里，继而想起同样的花有的用于葬礼，有的却用于婚礼。想到同一种植物今天用来装点餐桌，明天也许用来活跃病房气氛，后天则会栽入墓地，他头一回觉得有些古怪。

终于，他觉得应该到了邮局开门的时间了，便动身走向第五大道与十三街的交汇处。

到达邮局门口时，他停住了脚步。他不敢进去,虽然大门开着，他也能看见其他男女在小方窗前咨询问题。要是他的发问得到和昨天一样的答复怎么办？要是他不得不在联合广场上再熬一宿怎么办？

最后，他还是鼓足勇气，走进邮局。他一靠近窗户，里面的办事员就认出了他。

“麦克道尔·苏特洛，是吧？是的——今天有你的信。不过信超重了——需要你额外支付四分邮费。”

当这位年轻人把吃早餐后剩下的二十五分硬币放下时，他的手直哆嗦。他迅速抓过信封，要不是办事员提醒他，他差点忘记收起找回的零钱。

他撕开信封。信是汤姆·皮克斯利寄来的，内含一张五十美元的邮政汇票，信是这样开头的：

“亲爱的老兄，——去百老汇大道78号找山姆·萨金特，他会帮你在巴拉塔里亚湾[4]中心谋个职位，当新边界的测量员。我会在你收到这封信前给他写信，另外……”

但麦克道尔·苏特洛一时无法往下读。他的眼里噙满泪水。

（1895年）

[1]弗洛莱恩咖啡馆（Florian’s）：威尼斯的传奇咖啡馆，历史悠久。

[2]雷欧提斯（Laertes）：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中的角色。

[3]伊阿古（Iago）：莎士比亚的戏剧《奥赛罗》中的反派角色。

[4]指蒂芙尼珠宝店外的大钟。

[5]巴拉塔里亚湾（Barataria）：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墨西哥湾的小海湾。

纠结[1]

夏日的烈焰整日炙烤着这个旧库房低矮的木屋顶；这里前不久还是个冰淇淋店，现在却被仓促地改建成了救世军[2]的营地。宽敞的入口处张贴着各种标语牌，宣称“欢迎所有人”，并恳请陌生人“走进来吧，获得救赎”。高高的出租屋排列于小巷的东西两侧，那天傍晚，居民们倾巢而出，涌上大街，人行道上挤满了男男女女，他们被白天的炎热折磨得无精打采，盼着夜幕降临时潜入城市的那一丝慵懒的微风。不过，没什么人乐意走进这间闷得发慌的会堂，去参加即将开始的唱诗敬拜，特别是在那天晚上——相比之下，外面的活动可有意思多了。在即将开始焰火表演的广场上空，各种烟花已经开始升腾绽放；偶尔会有男孩子（怀着比捣蛋鬼略强的自制力）把一包准备好的炮仗点燃，扔进别人家的木桶里；而当木桶的主人在噼里啪啦的爆炸声中来到门口时，他已经欢蹦乱跳地跑开了。

一位苍白、消瘦的少妇穿着救世军制服，神态疲惫地站在入口处，向所有路过的人兜售《救恩报》[3]。看得出来，她年轻的时候大概也曾是个美丽的姑娘。然而此时的她显得那么虚弱、憔悴，好像久病初愈一般。在她头顶上方，一朵烟花在高空绽放，像彩色星雨般洒落；这时，她忽然想起上一年的七月四日[4]，仅仅一年之前，自己是如何观赏焰火表演的——她躺在床上，吉姆在下楼主持敬拜前特意把床抬到了窗边。她怀抱着两周大的宝贝安详地躺在那里，觉得那些在空中旋转闪烁的光轮和沿着曲折轨迹起落的烟火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光辉灿烂的金色未来的预兆。但是这般憧憬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是怎样破灭，只剩一片漆黑的啊！婴儿因为吃不到合适的食物生了病，吉姆也病倒了；而虚弱的她又不得不起身下床照顾他俩，直到父子一前一后相继离世。每当她任由思绪飘回那些绝望的日子，她就得非常努力地控制自己，否则难免情绪失控，大哭一场，以致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都感到筋疲力尽。

她克制住心头涌起的情绪，转而在眼前的职责中寻求慰藉。五分钟过去了，没有一个人买她的报纸，时间已到，该进会堂参加唱诗敬拜了。

她推开弹簧门走了进去，看到里面聚集了大约二十来位观众，已有六七位救世军成员在这间窄小会堂尽头的低矮讲台边就坐。奎格利上尉也站在那边，黑亮的头发被仔细地卷好，山羊胡子也被仔细地梳理过。他已准备就绪，抱着手风琴，就等开场了。

她也说不清为什么一看到奎格利上尉带领唱诗敬拜就觉得难受。她并不否认他带领得很好——他弹的曲调里带着摇摆的节奏，让所有人都忍不住站起来跟着舞动；他唱歌动听，讲话动情。但她并不完全喜欢他的态度，他那副施恩于人的样子；更别提他总是会在演讲的时候突然提到她的名字，并多此一举地把她叫到台上去——就算已经加入救世军两年了，她依然既不喜张扬个性、也不爱抛头露面。他对她的本意是好的，这点毋庸置疑，她也知道他曾不止一次对她给予过特别关照。不过，就在短短一周前，慈母般亲切的威利茨副官曾询问过她是否真的喜欢奎格利上尉，并建议她如果对他并无爱意就该谨慎行事，不要误导了对方；这次与副官的谈话加深了她对上尉的厌恶之情。

奎格利上尉一看见她就立刻开始讲话，像是一直在等待她的出现。他讲话时鼻音很重，时常省掉一两个辅音，他欢迎在座的各位，很高兴大家能来。他邀请大家一起歌唱那庄严古老的赞美诗《宝血活泉》。他用手风琴定好调子，弹奏歌曲的第一小节，开始领唱。来宾中只有三四个人跟着唱，于是唱诗的重任就落在了救世军成员的肩上。

接下来，上尉为听众介绍了当天早上刚出版的《救恩报》，说它不仅内容丰富有趣，还印着大家接下来要唱的歌词。因此，他建议在场的诸位人手一份，这样大家就都能跟着音乐唱起来了。

那个一脸哀愁的瘦弱少妇开始沿着过道向左右两侧的人兜售报纸。

“这就对了，米勒姊妹。”上尉大声说，似乎是在鼓励她；可她听到自己的名字被公之于众，不禁畏缩了一下。“我希望大家都能买米勒姊妹手中的报纸，好让她回到台上来和我们一起唱歌。你们还不知道米勒姊妹的嗓音有多么甜美吧？我们可知道。”

上尉继续用亲昵的口吻讲话，这时她绕着座椅走了一圈，回到讲台上，在慈母般关切地冲着她微笑的威利茨副官身边坐下。突然，上尉语气一变:“现在，我们一起来祈求主赐福于我们——愿他祝福在座的各位，也愿他祝福这场聚会。我并不知道你们今晚来这里都是出于什么原因，但我确实知道：如果你来这儿是为寻求上帝的祝福，那你一定会得到。如果你另有所求，那我无从得知你是否能称心如意；不过，只要你为祝福而来，那你必将满载而归。只要你祈求，上帝就一定会赐福于你。希金森弟兄，可以请你带领我们做祷告吗？”

当希金森弟兄祈祷上帝赐福于当晚在场的所有人时，讲台上的男男女女纷纷跪下来，散坐在会堂里的众人也大都虔诚地低下头。米勒姊妹听过无数遍希金森弟兄带领的祷告，她知道他会说什么，甚至可以精确到每个词，因为他祈求的范围十分有限；即便如此，这个男人怀有的那种单纯的热诚还是每每让她有点小激动。像往常一样令她反感的是，上校总要在希金森弟兄的祷告中时不时地插进几声“阿们！阿们！”或“哈利路亚!”。

祷告结束之后，大家又唱了一首福音歌曲，随后上尉放下他怀中的手风琴，拿起圣经。他朗诵旧约中的一个段落，描述了以色列民在白天的云柱和夜间的火柱的引导下向旷野行进的历程。讲解经文的时候，他一直手捧圣经。他说，以色列民为了获得胜利做好了艰苦奋斗的充足准备。所有的人都必须做好这样的准备——以色列人也好，英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没有任何人例外。大家都知道七月四日的意义，都知道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人如何勇猛地战斗；说到这里，他抓起了身后的国旗，国旗一直靠在墙上，挨着血红色的救世军旗帜。

看着他挥舞星条旗的样子，米勒姊妹愈发厌恶起上尉来，因为她知道上尉是个才来美国没几年的英国人，在她看来，这样的举动可以算是公然与自己的祖国作对。她不知他是否真会无知到竟然以为独立战争中有某场重要的战役恰好发生在七月四号。

随后，她的思绪飘回了少女时代，她忆起毕业前的那个夏天在家乡的校舍里最后一次庆祝独立日的情景。她想起老法官斯坦迪什如何气宇轩昂地朗读了独立宣言，仿佛是他自己刚刚拟就的。现在，她坐在这间小小会堂里，呼吸着凝重的空气，那一天的点点滴滴在她的回忆中翻涌上来，她对奎格利上尉号召所有在场的人来做上帝战士的呼声充耳不闻，耳中反而回响起年轻的德克斯特·斯坦迪什那恳切的声音，说他要去海军学院学习，希望她能在这里等他回来。她许下了诺言，但她又为什么没能信守诺言？当她听说他到了安纳波利斯之后成了班上最棒的舞者，所有巴尔的摩的姑娘都热切期待成为他的舞伴时，她为什么愚蠢地感到嫉妒呢？她其实早就意识到自己取消婚约的理由一点都站不住脚；而她竟又犯傻，没有预见到德克斯特不可能离开学院，回家亲自向她解释。就算他理应受到惩罚，但只要他能出现在她眼前，亲口说出他爱她的话，她本来是能原谅他的。可他是军校生，要到第二年才有请假的资格。结果，她没等到第二年就嫁给了这个叫詹姆斯·米勒的神学生，没想到新婚丈夫很快就怀着渴求受难一般的宗教狂热放弃了学业，加入了救世军。吉姆是爱她的，他以为她也同样爱他。她心头掠过一阵自责的痛楚，扪心自问：吉姆在尚未意识到妻子远没有那么爱自己的时候就撒手人寰，对他来说算不算是一种解脱呢？

奎格利上尉凭借丰富的经验，别出心裁地从《基督精兵前进》里摘选了一段歌曲，用以结束自己的演讲。米勒姊妹从遐想中被拉回现实，加入众人的合唱。大家唱过三段歌词的时候，上尉突然叫停了合唱，转向米勒姊妹身边的威利茨副官，邀请这位头发花白的女士对台下等待救赎的众人说几句话，表达亲切的问候。

同副官在一起，被她慈母般的笑容所安慰，被她宜人的信心所鼓舞，米勒姊妹总是感到很快乐。威利茨姊妹有着公谊会[5]教徒般的质朴和强韧的个性，让柔弱而憔悴的米勒姊妹总觉得可以依靠。这位年长的女性还有一个令她喜爱的特点：她的宗教热情既足够真诚，又日久如新；她每晚的见证都像第一次陈明时那样，充满了同样的力量和同样的感情。大多数人的发言都逐渐变为陈词滥调，少有新意，几乎成了机械的套话。但是威利茨姊妹走到台前，对她从上帝那里获得的、不可言喻的平安做见证时，分寸拿捏得正好，既不害羞也不怯懦，而是让人觉得她十分乐意向众人宣告上帝为她所做的一切。

副官发言结束，回到苍白的少妇身边坐下，两人相视而笑。奎格利上尉再次捧起手风琴。

“接下来，请听一段独唱，”他说，“有请米勒姊妹为我们演唱这首古老而辉煌的赞美诗《万古磐石》。米勒姊妹，请上台。”

她的声音并不是特别大，但足以充满这间小小的会堂。虽然她并不喜欢站到显眼的位置上，但她的确很喜欢唱歌。在全神贯注地歌唱时，她有时竟能全然忘我。

在那个七月四日晚上，她才张口唱了几句，就意识到有一双眼睛正热切地注视着她，完全不同于她习以为常的那种普通的好奇目光。她顺从自己的冲动，向台下看去，正撞见德克斯特·斯坦迪什凝视的双眼，仿佛他是来宣告自己要立刻占有她一样。

眼前的情景大大出乎她的意料，她几乎失去自制，连声音都支吾了，差点中断唱到一半的歌词。但她稳住自己，虽然感到血液上涌，脸颊发烫变红，但还是坚强唱了下去。她的第一个念头是逃离这个地方——马上躲起来，哪儿都行，只要是他看不见的地方就行。他已经六年多没见过她了，她的青春和美貌已在那些令人疲惫不堪的岁月里消逝殆尽。她知道自己已不再是他爱过的那个漂亮姑娘，她对他打量的目光避之不及，深恐他看到她褪色的容颜和干瘪的身躯。

但她既不能跑开，也无处可藏；她只能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任他端详，等他发现她看上去多么疲惫和衰老。她再一次和他四目相对——他的眼睛压根儿就没离开过她——她觉得这双眼睛里饱含怜悯之情。这让她感到厌恶。他有什么资格同情她？她挺起了单薄的身板，为了逞强唱得更响了。不过，唱完后她还是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退回威利茨姊妹的身边坐下了。

上尉紧接着开口，说现在到了奉献的时间。希望在场的各位根据自己的财力多少奉献一点，量力而行。威利茨姊妹和米勒姊妹，请你们二位到下面收集一下大家的奉献，好吗？

她拿起手鼓的时候，一时冲动，转向身边年长的女性寻求帮助。

“请让我负责讲台边上的观众吧，”她请求，“您负责靠后的那几排可以吗？”

副官略感惊讶地低头看了她一眼，但还是立刻答应了。

少妇在过道上往下走了几排就不再往前，想尽可能离他远远的。每当她偷偷向他瞥去，就发现他还在紧盯着她，她走到哪儿，他就盯到哪儿；而且，这眼神流露出的并不是她刚才觉察到的怜悯，而是爱意——是他俩最后一次面对面时，他眼中流露的那种爱意。

当她们把手鼓伸向会堂里的每一位观众之后，两个女人回到了讲台上。副官开始数钱——大都是分分角角的硬币，总共还不到两美元。

上尉继续坚定不移地主持敬拜。他又领唱了一首赞美诗。唱完之后，他转向一位姗姗来迟的富态男人，他一直坐在讲台上希金森弟兄的身后。

“杰克曼弟兄，”他过分热忱地问，“今晚，你的灵魂有什么感动呢？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当这个发福的男人局促地用手抓住前排椅背站着，快活地宣告他获得救赎的确据时，米勒姊妹默默地坐在讲台上。

她没法不去看坐在她正前方的德克斯特·斯坦迪什。她注意到他坐得笔直，宽厚的肩膀看起来十分坚毅。她看出他也见老了；她发现他的脸上带有一种强势的表情，这正是她上一次见到他时他所缺少的。

他一直是个英俊的男子，在安纳波利斯接受的训练对他助益颇多。他不再是个毛头小子了，而是一个男人，皮肤黝黑、蓄着胡须，那架势就好像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会去千方百计地获取。她看得出，他选择去保护的那个女人一定不会受到外界的任何伤害。一个憔悴的女人会在他的可靠保护之下得到休憩。不知不觉地，她把自己曾经答应要嫁的男人和自己最后嫁了的男人做了对比——一个雄健有力，一个温柔软弱。这时她又脸红了，觉得这么想是对死者的不忠。吉姆一直对她非常好；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没做过任何错事。但这个念头又冒了出来——要是他更有魄力一点，也许他们的孩子就不一定会夭折了。

杰克曼弟兄还在滔滔不绝，但米勒姊妹丝毫没有留意，甚至没听见他的讲话。在敬拜的后半程，她什么都没听进去。她机械地跟着大家起立，坐下，恍恍惚惚地下跪。敬拜结束之后，人群开始散去，她看到他没有离开。他静静地站在那里，等着她过去找他，准备把她带走。他还未曾开口，米勒姊妹就已猜出她的旧情人此来的目的：他希望跟她重叙四年前被斩断的鸳鸯旧梦。

等会堂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他向她走来。

她转向身边的头发灰白的女人。

“请告诉我该怎么办吧，”她央求道，“他要来把我带走了。”

威利茨姊妹看到了那个正慢慢向前走来的年轻人，最后离开的人正纷纷为他让道。

“他是否也爱着你呢？”她问。

“是的。”少妇回答。

“那你爱他吗？”

“爱——至少我是这么觉得。噢，我爱他！”

“他是个好男人吗？”这是最后一个问题。

“是，绝对是，”答案脱口而出，“是我认识的最好的男人！”

强壮的身影越来越近，年迈的女人站了起来。

“要是你爱他甚过热爱与我们共事，那么以上帝之名，去找他吧，”她说，“我们这里不需要勉强留下的同工。如果你无法欣然投入到服事中，那就将其它一切都放下，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上帝的祝福与你同在！”

她弯腰亲吻少妇，然后离开，这时德克斯特·斯坦迪什走到少妇跟前站住了。

“玛格丽特，”他坚定地说，“我是为你而来的。”

她一言不发地走下讲台，跟着他去了。

他们走到门口的时候，一辆双轮马车恰好经过，他叫住马车。

“你要带我去哪儿？”她问。她很高兴能得到他衷心的爱护，也下定决心从此以后让他为她的未来做主。

“到我妈妈那儿去，”他一边把她扶上马车一边答道，“她住在宾馆里。她见到你一定会很高兴。”

“她会吗？”女孩有些疑虑地问。

“当然，”他断言，“她知道我一直爱着你。”

(1897年)

[1]原文Irrepressible Conflict直译为“不可遏止的冲突”。美国政治家威廉·亨利·苏厄德（William Henry Seward）在1858年的演讲中首次提出这个用语，他预言美国北方和南方的社会经济制度将产生“不可遏止的冲突”。

[2]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成立于1865年，是一个以军队形式作为架构和行政方针、以基督教作为信仰的国际性宗教及慈善公益组织，以街头布道和慈善活动、社会服务著称。

[3]救恩报（The War Cry）：救世军官方出版物。不同国家的救世军组织在世界各地出售《救恩报》以筹款支持救世军的社会工作。

[4]七月四日：美国独立日，在这一天，美国各地会举办各种庆祝活动。

[5]公谊会（Quaker）：亦称“贵格会”或“教友派”，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教派，17世纪创立于英国。

单人交响乐团

向晚时分，空气闷热而浑浊，这座大都市在遭受连续十天的热浪侵袭之后往往是这样。马儿疲倦地拖着超载的车厢穿过市区，前额上绑着海绵。下班回家的女店员们懒洋洋地给自己扇着风。从办公室里解放出来的男人们无精打采地走在路上，胳膊上搭着外套。红通通的太阳渐渐没入哈得逊河对岸的山背后。不过看样子，晚上并不会比白天凉快多少，因为树上的叶子还是纹丝不动，和下午的时候一样。

空气闷热而浑浊

我们整个七月都不得不留在城中，因为家里的病人迟迟不见好；现在已是八月初，就算再等上十天，我们也不一定能出城避暑。高温让病人难以成眠，延缓了身体的康复。那天傍晚六点刚过的时候，她好不容易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我们轻轻地离开她的房间，但愿她能至少睡上一个小时。

我悄悄走下楼梯，打开大门到外面的门廊上站着，这时，我听到了排箫的尖利音调，伴着套铃的叮叮当当和鼓点的砰砰闷响。我马上猜到肯定是哪一路的流浪音乐家准备开演了，我也知道音乐一起，我家病人急需的安眠就会被无情地打断。

我轻轻关上身后的大门，跃下台阶，向街角飞奔过去，声响似乎是从那儿传来的。我寻思着，这家伙要是个外国人，我只好给他几毛钱把他打发走，之后他准会每天晚上回到这里，不讨到钱就不走人，而我等于赞助了好几周我根本不想听的音乐会。而这位流动音乐家要是个美国人，我当然就能向他求情，以礼相待，而他也一定不会再来打扰我们了。

我转过街角，看见几码开外的地方有一个古怪的身影——一个打扮得稀奇古怪的怪人——一个又瘦又高、四肢灵活的男人，头上戴的尖顶高帽显得他个子更高了，帽尖上用铁丝搭了个架子，上面挂着一串铃铛，随着脑袋的晃动叮叮当当响个不停。他穿着一件长长的亚麻风衣，衣摆拍打着两条裹着黑色紧身裤的竹竿腿。两腿间是一对镲，分别绑在两个膝盖上。他的背上绑着一个低音鼓，鼓上漆着广告，称这位表演者是“西奥菲勒斯·布里格斯教授，单人交响乐团”。鼓的两面各接了一根鼓槌，绑鼓槌的绳子顺着他的腿一直延伸到脚，这样一来，他只需用脚尖打节拍就能把鼓点加入合奏了。我刚才听到的排箫被固定在他的胸前，高度恰好到下巴，这样，他只要把脑袋一偏就能轻松地吹出声来。他左手拿着一把小提琴，右手持弓。一看到我过来，他就用弓轻叩琴箱，仿佛在提醒整个乐团集中注意。随后他举起小提琴，并没有举到下巴，因为有排箫挡着，而是把提琴靠在肩膀下方一点的位置，这种姿势在街头音乐家里并非罕见。毫无疑问，我来得正是时候。

他显然不是外国人。只要看一眼他瘦长的脸、友好的眼和温柔的嘴，就能看出他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他的父母和祖父母也都出生在大西洋的这一边。

“很抱歉在你开演之前打断你，”我赶忙说，“可否劳动大驾去稍远一点的地方表演——离这个街角稍微远一点，如果你同意，我将不胜感激。”

我马上意识到自己措辞不当，因为和善的笑容从他的嘴角消失了，而且他缓缓作答时的态度显得很生硬。

“我好像没太听明白你的意思，”他说，“我可不是——”

“很抱歉不得不请你离开，”我打断他，努力解释，“我自己倒是很想听你的演奏；但是有个情况，我的一位家人久病初愈，正在慢慢地恢复，她已经一夜没合眼了，这才刚刚睡下。”

“你怎么不早说呢？”西奥菲勒斯·布里格斯教授立刻应道，愉快的笑容重现在瘦削的脸上，“当然没问题，我可不希望我的音乐打扰到任何人。要是能让病人感到舒服，我就是跑到城市的另一头去也乐意呀。我可知道家有病号是什么滋味；没人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了——没人比得了。”

“你真是太好了，真的。”我说着，和他一起往街角走去。

“噢，没关系，”他回答，“在哪儿演奏都一样。你就告诉我是哪幢房子吧，我好离它远点儿。”

我把大门指给他看。

“从街角数过去的第三户，对吗？”他问，“好，那就行了。我也很感激你提醒了我，我可不愿意吵醒一位病人；排箫和大鼓可不是安神的玩意儿，你说对吗？”

微笑漾成一阵欢笑。我再次道谢并和他握手道别，然后他就转身走了，后面跟着一群孩子，自打我开口跟他说话，他们就一直眼巴巴地围着我俩。

次日拂晓前，一场暴雨席卷了城市。大雨下了整整一天，总算给街道降了温，把空气洗刷一新。随着热浪的退去，大家终于可以安然入眠了。男人们在清晨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向办公室，女店员们上班的时候也不再没精打采的了。我家病人在迅速康复，过不了几天，我们就能带她一起出城了。

扫除酷热的暴雨是周四下的，直到周五傍晚，天空才完全放晴。周六和周日的空气一直很清新。

周日的黄昏时分，我来到门廊上坐着，这是不得不在城里度夏的纽约人的习惯。我搬了一两个坐垫出来坐下，嘴里叼着晚饭后的第二支雪茄。我陷入了一种与世无争的宁静之中，这一刻，我甚至摒弃了思考的必要。看着吐出的烟圈悠悠地在头上盘旋，我觉得十分满足。

尽管我已超然世外，可我最终还是模糊地察觉出，有个男人在房子前面已经来来回回地走了两三趟，而且每次经过时都紧盯着我，似乎在期待我认出他来。他再次走过的时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出他是个瘦高个儿，约莫五十来岁，瘦长脸刮得干干净净，穿着一身朴素的黑西装，从衣服上的各种皱摺和折痕判断，明显是周日去教会穿的正装。走到房前的时候，他放慢了脚步，抬头望上来。四目相对的时候，他笑了。我也立刻认出了他。原来是西奥菲勒斯·布里格斯教授，单人交响乐团。

他发现我认出他来，就在那里站住了。我站起身来和他打招呼。

“我记得是这座房子，”他开口说，“但我拿不准。你瞧，我这人没记性，就像蛤蟆没尾巴。不过，我觉着自己还不至于忘掉房子这么大的东西吧——你看，我没搞错吧？”他愉快地笑了。“而且我觉得门廊上坐着的那人就是你，”他兴致勃勃地继续说，“真高兴我猜对了，因为我还想再见你一面，问问那位女士好些了没。那天晚上她睡好了吗？她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再一次为初次见面时他的体谅行为道谢，还感谢他此时的亲切关怀，并高兴地告诉他家里病人的好消息。这时我意识到应该尽些地主之谊，就问这位来客需不需要“来点什么”。

“不用了，谢谢你，”他回答，“当然，如果你不介意我拒绝的话。事实上，我不喝了。我现在看不上红酒了，它像毒蛇一样又咬又叮，我可再也不想把蛇灌进肚子里了。我是喝够了，再也不想喝了。我觉着现在对我来说喝点最淡的鸡尾酒就够了；在那个蓝色老鼠绿色耗子和黄色猴子组成的欢乐大家庭里，已经没有我了。这些玩意儿我当年可不缺，就像开了个小动物园儿似的——你懂的，那就像是一场常年举办的‘世界上最棒的表演’，而我拿着一张长期有效的入场券。但和那些没完没了的演出一样，你很快就厌倦了——至少我厌倦了，然后就不喝了，现在我是滴酒不沾了。”

“发誓戒酒了？”我一边问，一边在坐垫上挪了挪，让他在我身边坐下。

“没有，”他坐了下来，干脆地说，“我不需要发誓去戒。我就是不喝了；就这么简单。”

“有些人可觉得戒酒没那么容易。”我议论道。

“那是不假，”他回答，“老实说，这对我来说也不容易。但我必须这么做，就是这样。你看，我尝试过喝酒解闷，但我发现并不上算。我可不喜欢那种长远看来注定赔本的买卖——像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经营之道，是不？所以我就不喝了。”

似乎该由我接上一句老生常谈了，而我也把握住了时机：“沾酒容易，戒酒难呀。”

“这我懂，我沾上它是够容易的，”他和蔼地笑答，“那时我还在当兵。一个男人在沼泽地里摸爬滚打了一个多星期之后，来上一口朗姆酒，那感觉可真不赖。”

他这么一说，我才头一回注意到他外衣上的铜纽扣。

“原来你当过兵呀？”我问，羡慕之情油然而生。我这一辈的人在南北战争的漫长年月里还只是无法参战的毛头小子，大多数人对上过沙场的老兵都怀有羡慕之情。

“我在葛底斯堡当小鼓手来着，”他回答，“捞上这么个差事还真不容易呐！”

“怎么呢？”我问。

“咳，是这么回事，”他解释道，“我的父亲呢，是个缅因人，是一位船长。我母亲死后不久，父亲又结婚了。他这第二个妻子不喜欢我，而我也不咋喜欢她。我猜是我们俩之间从来就没什么母子之情吧。她喜欢时不时地跟着我父亲去航海，我也喜欢。我俩有一次跟他出海，那时正赶上战争爆发。我们出发去考斯[1]贩货，在接下来的62年夏天到了地中海。那年夏末的时候，我们到了热那亚[2]，在那儿有机会看到报纸，上面印着的全都是战事消息。看样子这边的买卖也进展得不太顺，所以我就很想回家乡帮把手，镇压叛乱。你知道，我那时满十四岁了，个头很高，看着不止十四——估计跟我现在差不多一样高。我在船上干的就是力气活儿，我想，既然山姆大叔[3]日子不好过，我怎么就不能像个汉子似的帮把手呢？我也不介意告诉你，后妈也没给我什么好日子过；她就是个鸡蛋里挑骨头的火药桶，怎么着都没法让她满意。港口里还有一条船停在我们附近，那个船长算是后妈的某个远房亲戚吧，我就上了他的船，我们直接回国，从热那亚一路开回朴次茅斯[4]。我想当兵打仗，结果人家不要我，说我太小，你说这不是瞎扯嘛。所以我就当了小鼓手，在波托马克集团军[5]里，从葛底斯堡到阿波马托克斯都待过。”

“到战争结束时你也还只是个孩子呀。”我议论。

“这个嘛，我那时十七，但我觉得自己老得像七十，”他笑答，瘦削的脸上笑出了皱纹，“反正李将军[6]投降后，转年我就够岁数结婚了，再转年我的女儿就出生了——她要是还活着，现在应该快三十了。”

“那你战后是不是留在正规军的某个乐队里了？”我问，很想弄明白他是如何从小水手变成小鼓手并最终壮大为单人交响乐团的。

“没有，”他答道，“我的确考虑过，但是没留下。不过在海上漂泊了那么久，又参过军，总是居无定所、四处漂泊的，我可安顿不下来，我不愿意长期定居在任何地方。所以我开始了表演生涯。我一直很喜欢音乐，几乎什么乐器都能把弄，一把密齿梳子也可以，装满音栓的教堂管风琴也没问题。所以我就随一家马戏团外出巡演，用和声杯助兴表演。”

“和声杯？”我疑惑地重复。

“就是一个托盘，上面放好些红酒杯、高脚杯、平底玻璃杯什么的，杯子里放一些水，你懂的，水多水少音高就不一样。哈，我曾经用一个跨了七个八度的和声杯表演《铁砧合唱》[7]，总要返场两次才能让观众过足瘾。我记得以前管这玩意儿叫‘音乐玻璃杯’ ——但现在业内人士都叫和声杯。”

我承认我听说过音乐玻璃杯。

“我就是在那个助兴演出里表演和声杯的时候遇到我后来的妻子的，”他继续说，“她是个马戏团女郎。你知道，大多数马戏团女郎都是爱尔兰人，可她不是。她是从白山[8]那边来的。我刚一进团就朝她献殷勤，等马戏团到了冬季驻地的时候，我俩已经存了不少钱，于是就结婚啦！我老婆的乐感也不差，所以那个冬天我俩就搭档，搞了一个双人组合，开春的时候，我俩就作为‘瑞士摇铃人’上路开演啦！我俩的打扮就像我以前在那不勒斯见到的意大利佬似的。”

我再次请他解释一下。

“噢，你应该看过那种表演吧？”他忙问，“不过最近好像有些过气了。你得有一套好铃铛，能奏三到四个八度，全部铺开放在你面前的桌子上，然后你敲铃铛奏出曲子，就像敲和声杯似的。有的曲子用铃铛敲出来比什么都好听——比如《洋基歌》和《吓跑黄鼠狼》。大伙儿就喜欢你挑些琅琅上口的曲子，再用铃铛给敲出来。哈，我和我老婆以前经常演奏爱国歌曲串烧，压轴的是《集合到国旗下》，士兵的寡妇们总是听得泪汪汪。要是我们能这么表演下去，肯定早就发了。可第二年夏天生了闺女之后，我老婆就病倒了。我们一直以为她很快会好起来，所以我接受了纽约这边的一份工作，在百老汇大道上巴纳姆的旧博物馆[9]里，在交响乐团里打鼓。你还记得巴纳姆的旧博物馆吧？”

我说确实记得百老汇大道上的巴纳姆的旧博物馆。

“我不太喜欢那里；你知道，动物可臭了，工作上限制又多，一天要表演两三次。但我必须想方设法留在纽约，因为老婆动弹不了。长话短说吧，她卧病在床差不多三十年了——当然，并不是一直在遭罪，只是一直病歪歪的，也没什么胃口。我有时觉得她就这样了，不会好转，也不会恶化。但是两年前，就在我差不多习惯了她久病不愈的时候，她突然死了。女人真是太善变了，不是吗？”

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物种的雌性行为的确让人捉摸不透。

“我女儿比她妈妈早死一年；她这辈子一天病都没生过——真的，这点她随我，”布里格斯教授继续说，“她和她丈夫以前在歌舞秀里表演‘美国姑娘和爱尔兰小伙’二重唱，现在人们都管这叫歌舞秀。”

我说，我觉得“综艺节目” ——那种娱乐形式的旧称——似乎更为恰当。

“我也这么认为，”他接着说，“我也总这么跟他们讲。但他们都觉得歌舞秀这个名字更时髦——现在的人就好这个，什么事都讲时髦。不过我觉得很多老式的东西比他们引以为傲的那些花哨的新发明要好得多。就拿三环马戏场来说吧——除了老板之外，三环马戏场对谁有好处？观众每人总共只有两只眼睛，就算你有斜视，一次最多也只能看两个环啊，对不对？再说了，三环场没办法让真正的艺术家好好表演，只会让他灰心丧气，因为观众的注意力都被分散了。要是他根本没法确定观众在看他，他又怎么发挥出最佳水平呢？”

我再次插话，表示完全赞同他的观点。

“不管他们给我什么好处，我都绝不会去三环马戏场表演，”他继续说，“我搞了一出新节目，就快准备就绪了，一旦他们听说了，准会争着请我去表演。我——”说到这儿，他停了下来，往街上来回扫视了一遍，似乎想确认没有人躲在附近偷听他接下来要说的话—— “我不介意告诉你，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我声称自己很感兴趣，特别想了解他的这出新节目。

“好，”他说，“我记得刚才跟你说过，我的外孙女现在是我唯一的家人。她快八岁了，是个小机灵鬼——而且很健康，像她妈妈。她很喜欢我，这也像她妈妈。而且她天生就有音乐天赋——我一放下乐器，她就摆弄起来，爱不释手——她用风笛吹起《荣美圣城》来简直能让雕像落泪。她还喜欢唱歌——好像欲罢不能似的。她有天使般的歌喉——嘿，总有一天她会成为一代歌后。就是她的歌声启发我搞了这出新节目，就叫《山姆叔叔的小屋》，由她和我二人搭档。我演山姆叔叔兼拉小提琴，她演小伊娃，中间快速换装，扮成托普西。演小伊娃的时候，她当然得唱赞美诗——《等到云消散》、《到那日，乐无比》之类的曲子；演托普西的时候，她会先来一段班卓琴独奏，返场的时候她会来一段唱跳，我拉小提琴给她伴奏。这个计划是不是很棒？肯定会引起轰动的！”

我表态，认为这个主意很吸引人。

“不过我已经决定了，”他接着说，“在我找到合适的首演机会之前，绝不带她亮相。我不想一上来就谈条件，因为等我们出了名之后，我们很快就能开出自己的条件。但是首演时机至关重要。所以我得等到秋天，甚至等到新年，才会为这事操心。与此同时，我的街头表演还要继续。这个夏天，单人交响乐团能妥妥地赚个盆满钵满。上一次你没听我演奏真是遗憾——毫无疑问，演出精彩极了。也许不如和声杯或瑞士铃铛那样正规——这点我不太确定。但也不赖；而且大夏天的，只要有一群孩子围着你，你就必定成功。有时候我演奏《土耳其巡逻兵》之类的曲子，能有上百人围着我呢。”

“回想我请你离开的那个傍晚，那些小不点儿瞧我的神情，”我说，“明显感觉到他们非常渴望听你演奏。而我迫不得已，也让自己丧失了欣赏的机会，真是遗憾啊！”

他慢慢站了起来，灵活的骨架仿佛一节一节地舒展开来。

“这样吧，”他热诚地回应，“你家的女士不是好多了吗？”

我说家里病人正在稳步康复。

“那好啊，”他建议，“我下周哪个晚上再过来一趟，你说怎么样？我可以为你们全家，还有你愿意邀请的朋友演一场。你再告诉她，她要是想听哪首新歌、圆舞曲、进行曲、歌剧选段什么的都行，我没什么不会的。只要她报上曲目，单人交响乐团就会演奏。”

我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他奉送的这场演出。说定后，布里格斯教授起身离去，他煞有介事地和我道别，好像习惯了万众瞩目似的。

第二个星期过去了一半，一天傍晚，单人交响乐团出现在我家前面的人行道上，演出特意为我们献上的音乐会。

我家病人如今已恢复元气，能坐在窗台边观赏布里格斯教授的表演了。但她的注意力很快就从单人交响乐团转移到簇拥在周围的一大群孩子，他们把他团团围住，对他的奇异演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快瞧那个坐在对面台阶上的小美女，她孤零零地坐着，好像谁也不认识，”渐愈的病人叫道，“她真是我见过的最有灵气的小美人儿。瞧她听这单人交响乐时的一脸倦容，就好像咱们这里上演的是《唐怀瑟》[10]，而她是坐在剧院包厢里的贵妇人。”

夕阳的余辉渐渐消退，单人交响乐也在《土耳其巡逻兵》和压轴返场曲《铁砧合唱》中圆满结束。西奥菲勒斯·布里格斯教授收完钱之后，我下楼来和他握手表示感谢，而孩子们也终于接受演出已结束这个显而易见又不可避免的事实，慢慢散去。这时，坐在街对面的那个镇静自若的小女孩庄重地站了起来。高个儿音乐家穿过马路，尖顶帽上的铃儿叮当作响，这时，她牵起他的手，好像他属于她一样。他迈步离去，她小跑着跟在他身旁，抬着头冲他微笑着。

“我知道了，”我说，“那一定是她的小外孙女，未来的双面娇娃，小伊娃和托普西。”

（1896年）

[1]考斯（Cowes）：英国南部港市。

[2]热那亚（Genoa）：意大利西北部港市。

[3]山姆大叔（Uncle Sam）：美国的绰号和拟人化形象，一般被描绘为穿着星条旗纹样的礼服，戴着星条旗纹样的高礼帽，身材高瘦，留着山羊胡子，鹰勾鼻，精神矍铄的老人形象。

[4]朴次茅斯（Portsmouth）：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南部城市，自南北战争时起就是海军基地。

[5]波托马克集团军（Army of the Potomac）：美国南北战争东部战区中联邦（北军）的主要集团军。

[6]李将军（General Lee）：罗伯特·李，美国军事家、教育家，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担任美国南方邦联总司令。1865年，他在邦联军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向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将军投降，从而结束了内战。

[7]《铁砧合唱》（Anvil Chorus）：威尔第的歌剧《游吟诗人》里的著名合唱。

[8] 白山（White Mountains）：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北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一部分。

[9] 巴纳姆（Barnum）：美国马戏团经纪人兼演出者，1841年巴纳姆买下纽约市百老汇街的一座废弃博物馆，此馆日后成为巴纳姆的“美国博物馆”，以奢侈的广告和怪异的展品而闻名。

[10]《唐怀瑟》（Tannhäuser）：德国作曲家瓦格纳在1845年创作的歌剧。

新剧排演

威尔逊·卡彭特走到两条主干道交汇处时停下来看了看手表，希望自己不要比预定的排演时间早太多。看到已经快八点了，他立刻加快脚步，穿过在道口交织、向四方延伸的缆车轨道。一列火车咣当咣当地从他头顶上方的高架铁路上驶过，留下一串打着转儿的蒸汽；一辆缆车用独眼瞪着他，在闹市区飞奔而过；街角教堂传来悦耳的晚间敬拜召集音乐，教堂的尖塔旁，一轮柔和的满月窥视着喧闹的大街；往北一条街，一串俗气的灯泡照亮了某个演艺场入口上方张贴的海报，宣告在当晚的“圣大音乐会”上，被誉为“爱尔兰女皇”的奎妮·多尔蒂[1]将要表演新歌《他打起架来风度翩翩》。这位青年剧作家在疾行的同时注意到，仍有三三两两的行人在往敬拜所或娱乐场里走；他不由自主地把这座大城市的周日晚间景象和童年时在出生的那座小村庄里度过的周日晚间迅速做了一番对比。

他不知道倘若寡言少语的双亲还健在，得知他参与创作的一部话剧就要上演，而他正在前往最后排演的路上，他们会怎么想？这部话剧并不是他的第一部作品，他去年冬天就幸运地赢得了由某份前卫报纸主办的最佳独幕剧比赛大奖；不过，这是他的作品头一次被纽约的主流剧院搬上舞台。来到大门紧闭但灯火通明的剧院入口处时，他再次停下，饶有兴致地将张贴在大门两边的三幅海报看了一遍。五彩缤纷的海报上介绍说，美国青年演员，黛西·福斯特尔小姐，将首次在本剧院登台亮相，出演由哈里·布拉克特和威尔逊·卡彭特联手为她量身打造、由泽凯·基尔伯恩亲自执导的最新美国喜剧《一触即发》。

这部最新美国喜剧的作者把海报来回看了两遍，再次掏出手表，发现刚好八点。他扔掉手中的香烟，快速绕过街角，钻进一扇小门，走下一条昏暗悠长的通道。通道尽头是一间小小的方厅，也许唤作楼梯平台更恰当，从这儿上楼是更衣室，下楼是道具室。一扇大大的门把舞台与这里隔开。

卡彭特刚一进方厅，这扇门就被猛地推开了，一个神情紧张的年轻人冲了进来。一看到剧作家，他就止住脚步，伸出手，疲惫地笑着说：“你来了呀？我真是太高兴了！”

“排演还没有开始吧？”卡彭特急切地问。

“明星还没到呢，”这位演员回答，“你知道，她从来不着急。黛西就是这样，总是从容不迫的。她那些小伎俩我可全知道。我跟你说过，要不是我一月份之后就一直闲着，我才不会接下这部戏呢。我觉得我和你写的这个角色毫无共鸣呀。当然，我会尽全力去演的，也许这个角色也没那么差，但我就是找不到共鸣。”

卡彭特亲热地拍了拍对方的肩膀，大声说：“德雷瑟，千万别担心，你一定没问题！哈，要是你成了整部戏的亮点，我也不会惊讶！”

说着，他伸手去推通向舞台的那扇门。

可德雷瑟却突然恳求道：“我刚找到你，你别急着走呀。我一整天都在等着见你呢。我得听听你的建议，这很重要。”

“嗯？”剧作家回应。

“呃，”年轻演员说，“你知道在第三幕里我有一场戏，和吉米·斯塔克演对手戏的那场？他应该对我说：‘我觉得我老婆是吃抱了撑的，’然后我说：‘你是怕她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吗？’诶，这句话到底该怎么说呀？”

在剧作家看来，这句台词中哪儿该重读再明显不过，但他还是向演员解释了一番，然后才得以脱身，总算来到了舞台上。

《一触即发》第一幕的场景已经设置好了，舞台被灯光照得亮堂堂的，观众席则漆黑一片。至少过了一分钟后，卡彭特才依稀分辨出楼座的轮廓，楼座罩着防尘的亚麻布，免得天鹅绒和镀金装饰落灰。台下总共有二三十人，三五成群地散坐在乐池的椅子上。舞台前侧包厢空洞洞、黑黢黢的。尽管这是个温暖的初秋晚上，卡彭特仍觉得剧院里寒气袭人，令人生畏。他凝神在黑暗中搜寻，想找到那张他一直渴望再见的脸。

两个男人坐在舞台正中脚灯附近的桌子旁边，聊得十分火热。其中一个身量较矮，头发花白，举止威严。此人是谢林顿，应邀参与话剧制作的舞台监督。另一个人就是哈里·布拉克特，和卡彭特共同编剧的合著者。

才来的剧作家刚刚在漆黑的剧场里分辨出他要找的那群人，并向其中的两位女士鞠躬致意，这时，哈里·布拉克特看到了他。

“哎呀，威尔，”他大叫，“魅力巨星又迟到了——咱们今晚也不省心，要做的事多着呢！谢林顿对他们在第二幕的两场重头戏里的表现一点都不满意；咱们得格外上心，让他们都能演好，否则就只能指望这剧‘叫好不叫座’了。”

“叫好不叫座！”谢林顿断然反对，“怎么会！你们写的这个东西有钱途——大有钱途啊。前提是我们能挖掘出第二幕里黛西的那两场戏里的所有笑点。但要把该有的笑点都给合理地挖出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一定要做！我总说，每一阵笑声都值一块五。”

“第二幕里的两场戏？”卡彭特问，“你说的是跟斯塔克配戏的那场和跟马文小姐配戏的那场吗？”

“我觉得跟马文配戏的那场没什么问题。”舞台监督说。

“那可不一定，”哈里·布拉克特插了进来，“威尔，是你坚持要她参演的，可她太没经验，真不知道她怎么撑得住那么长的一场戏。”

“马文小姐非常聪慧，”卡彭特急于为自己心爱的姑娘辩白，“而且她的外形跟角色十分相称！”

“外形条件的确很好，”布拉克特回应，“但是在第二幕的那场戏里，她要做的是演戏，不是当花瓶。”

“她也会演好的，”舞台监督坚称，“你看，今天晚上她把她妈妈带来了，哪儿都找不到比凯特·香农·洛兰更厉害的老戏骨了。”

“那倒也是，”哈里·布拉克特承认，“我估计洛兰能给女儿示范一下，怎样才能把那场戏里的全部韵味呈现出来。”

“今晚，香农会把整出剧看一遍，”谢林顿说，“这样她明天就能给马文好些指教。这个小姑娘问题不大；倒是黛西，我比较担心她在那场戏里的表现。这部戏必须演成一出高雅喜剧，高高在上的狄泽尔夫人[2] ——高雅喜剧不太对黛西的路数。”

“现在是无能为力了，”布拉克特回道，“要是魅力巨星没办法把那场戏演好，那就是魅力巨星自己的错了，是不是？威尔，你记得吧，是她在我们写剧本的时候一再要求，要我们尽可能地把她的角色写得高端一些。我们照做了，现在她只能超水平发挥了——如果她能做到的话。”

“我倒不担心那场戏，”卡彭特说，“我一直对她能否演好高雅喜剧持怀疑态度，所以写剧本的时候特意留了一手，就算俗着演，这场戏也能出彩。你知道，演狄泽尔夫人可以有两种方式。”

“对大众情人黛西可没有两种态度，”舞台监督说，“观众都认可她，这就够了。归根结底，我觉得她怎么演那场戏并不重要；雅还是俗，观众都会接受。这个角色就是给她量身定做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每个人的表演都符合她的基调，再就是把能找出的笑点都找出来。你接受我的意见把第三幕里的冗长对白删掉，这部戏就会变得一票难求——你就瞧好吧。我跟你们说，在咱们完事之前，我就能教会你们两个毛头小子写一出真正的滑稽剧！”

舞台监督谢林顿发表这番演讲的时候，哈里·布拉克特几乎站到谢林顿背后去了。他冲卡彭特眨眨眼。

“对，”他过了一会儿说，“我觉得这在同类作品中可以算得上是一部上乘之作了，我希望它能吸引观众。反正，我相信，就算我们的死对头也不会说它只有‘文学价值’。”

卡彭特苦笑一声。“对，”他赞同，“我们已经把它打造成型了，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侮辱咱们，说《一触即发》‘写得还行’。”

“威尔，你还记得我们去年冬天一起写剧本时开的玩笑吗？”哈里·布拉克特问。他随即转向谢林顿，对他解释道：“我们以前总说要是‘触’动不了剧院经理，就没人会去看戏，我们也就‘发’不了财了。”

“触动剧院经理可比让观众去看戏难多了，”卡彭特补充说，“我相信傻瓜都能写剧本，但是只有才华横溢的人才能成功地将剧本搬上舞台。”

一个眼睛乌溜溜的美女轻快地走上舞台。

“魅力巨星终于来啦，”哈里·布拉克特说，“我们总算可以开工了。”

“我来迟了吗？”美女一边问一边走上前来，“大家都在等我吗？”

“亲爱的，你只晚到了二十分钟，”舞台监督看了看表说，“我们的确都在等你。”

“那就好，”她微微一笑，回答，“我们还有一整晚的时间呢，对不对？”

提词人拍了拍手，大声喊：“第一幕！”两个一直坐在舞台侧翼的男人站起身走到台前。两人的胡子都刮得干干净净，看不出具体年龄。德雷瑟先生也跟他们一起走来，从他的举止可以看出，他比平时愈发紧张了。一个保养得很好、年纪稍大的女士从前侧包厢下方过道边的椅子上起身，穿过那扇隔开观众席和舞台的门。她的身后跟着一个纤弱、优雅，长着明亮的蓝灰眼睛的金发姑娘。

“卡斯尔曼太太，马文小姐，”提词人跟她们打招呼，“现在全体准备就绪。”

接下来就到了正式排演的时间了。卡斯尔曼太太走到舞台中央，拿起一份报纸，大声念出上面的日期，说自打男主人和女主人盛怒之下分道扬镳已经过去整整五年了，还说尽管这儿离纽约只有不到一小时的路程，这五年来他俩却谁也没再踏进这座老宅半步。这时，其中一个配角，一个笨拙的小伙子，就是原本站在舞台侧翼的二人中的一个，拿着一份电报走上来，递给卡斯尔曼太太。她拆开电报，大声读电文：男主人将在当天傍晚早些时候到家。随后，马文小姐，长着一双明亮的蓝灰眼睛的姑娘，拿着一封打开了的信走上前来告诉卡斯尔曼太太，女主人终于要回家了，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就到。排演就这样一板一眼地进行着，每个人都全情投入。演员们的台词会时不时地被舞台监督打断。“把最后一场再过一遍，”他下达指令，演员们就会回到原位，重新开始。“亲爱的，等他上台之后你再走过去。而且，他说‘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你别抢话。稍等一下，然后再说出你的那句旁白‘他能怀疑什么呢？’要沙哑着嗓子小声说。明白？”

终于，雪橇铃铛的叮当声响了起来，管弦乐队的配乐起先轻柔舒缓，随即渐强直至终结于一个短促的强音，接着黛西·福斯特尔小姐推开舞台后部的大门，初次亮相。发现所有人都吃了一惊时，她甜甜地笑了，说：“我看出来了，你们没料到我会回来——但愿你们都很高兴再次见到我。”

这时，一个蓄着又浓又黑的小胡子、面如死灰的瘦男人上前一步，面对五年未见的妻子。“我们都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他不得不说，“真的非常高兴，更高兴的是，你看起来气色这么好，精神头这么足！别离并没有暗淡你眼中的神采，也没有——”说到这儿，高瘦的演员停住，犹豫着。“我不知道这段台词有什么问题，”他不耐烦地说，“但我就是记不住。我从没说过这么拗口的台词！”

提词人告诉他接下来要说的话，就再没人关注这个小插曲了。

两位作家正坐在脚灯中间的桌子边，哈里·布拉克特对卡彭特嘀咕：“斯塔克越来越自大了，是不是？就是个只顾耍帅却不记台词的新手，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呢！”

接下来是一场重头戏，妻子用诙谐轻松的语气给丈夫讲述分居五年来她的所作所为，最后宣布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她在南达科他州待过六个星期，并且在那里设法办理了离婚！不过，《一触即发》的详细情节就无需在此透露了，总之，这部新排的美国喜剧正在一幕幕地展开。临近幕终的时候，谢林顿敦促演员们加快表演节奏，好在一个出人意料却精心设计的突发场景中迅速落幕。

第一幕结束之后，舞台监督又让大家把末尾那段重排了两遍，确保首演的时候万无一失；随后，舞台被打扫一空，为第二幕的布景腾出了地方。

卡彭特望着这个优雅的灰眼睛女孩回到昏暗的观众席上，在她母亲身边坐下；他的心突然砰砰直跳，他不知自己何时才能鼓起勇气告诉她，他爱她，并请求她嫁给他。接着，他也走下舞台，坐到这对母女身后的椅子上。

“洛兰夫人，您今晚能过来真是太好了，”他说，“我觉得，有您的女儿在我写的这部戏里表演，似乎能给我带来好运呢。”

“荒唐！”马文小姐笑着说。

“玛丽告诉过我这部戏写得有多妙，”年长的演员回应，“其实比她形容的还要好。有些地方的对话非常精彩，角色的反差恰到好处——更重要的是，整出戏上演效果非常好！情节带动演员入戏，演员的发挥空间很大。明晚一定会演出成功！”

“这是一部很好的戏，”玛丽·马文断言，“我觉得我的角色可爱极了！”

他还没来得表示恰当的感谢，洛兰女士就接着说：“的确，玛丽的角色很迷人。而且我觉得她也会演得很好！”

“肯定会！”他毫不犹豫地大声说。

“我觉得戏的内涵比我原先料想的要丰富，”玛丽的母亲说，“现在戏也看了，我今晚会帮着玛丽把她的角色再过一遍，给她示范一下怎样处理角色。我正等着看第二幕里她和福斯特尔的那场对手戏呢。我觉得在那场戏之后，玛丽应该和她一起出来谢幕了。事实上，我不敢保证她不会抢掉福斯特尔的风头。”

“哎呀，妈妈，”女儿插话道，“那可不行！那我还不得明儿一早就收到两周后解约的通知？我可不想在演出季刚开始就砸了饭碗，现在各个剧团都人员齐备了。”

“要是你们一个多月都没什么上座率的话，你确定这个福斯特尔的班子还能每周都发薪水吗？”洛兰女士问道，声音里透出一丝焦虑。

“我觉得泽凯·基尔伯恩还行，”剧作家回应，“去年，他靠那部进口情节剧《医生的女儿》赚了大钱；再说，他是有资助人的。”

洛兰夫人微微一笑，露出了漂亮整齐的牙齿。她年纪虽长，却仍然是个美人儿，身材姣好，银发如冠。

“资助人？”她又问，“但谁又来资助这个资助人呢？我听你的朋友布拉克特先生说，嗓门大的鸟儿不聚财。”

卡彭特热切地回答：“我真的认为基尔伯恩很有实力，不过我估计很大程度上的确取决于这剧是否迎合大众口味。纽约这里有空档期，要是《一触即发》受人追捧的话，他们就能在这里一直演到圣诞节。总而言之，要是我们这部戏大受欢迎，薪水就一定能按时发放。”

“我希望它一炮而红，”洛兰夫人回答，“也是为了你好。你们没把这部戏卖断给剧院吧？”

“当然没有，”年轻的剧作家回答，“哈里·布拉克特是业内的老油条了，不会做这样的傻事。只要一周的演出收入超过四千美元，我们每晚都能分成。只要它能一炮而红，我们就等着挣大钱了。洛兰夫人，您觉得希望有多大呢？”

“第一幕还不错，”她答道，“我现在只能说这么多。等我把三幕戏全看完再来问我吧，到时候我会告诉你我的意见，而且我相信自己能非常准确地预测它的命运。”

这时，第二幕的场景已经布置好了。展现的是一座小山顶上的度夏小屋，俯瞰西点军校滨临的哈得孙河。这个场景不仅美丽如画，还设计巧妙，可以营造出生动的舞台效果。

第二幕快开始的时候，卡彭特陪着马文小姐返回舞台。

他刚穿过隔开观众席和舞台的那扇门就迎面撞见了德雷瑟，后者正焦躁地来回踱步。

“哎呀，卡彭特先生，”他喊道，“看见你真是太好了！我想听听你的建议。你看，毕竟是你写的剧本，你应该能说了算。在我和马文的这场戏里，我是真爱她呢，还是不爱呀？谢林顿说我爱着她，但我觉得要是我当时并不爱她的话会好笑很多——这样一来，最后一幕就会更加出彩。你意下如何？谢林顿非说照他说的那样演会更戏剧化。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是那样就不好笑了，是不是？”

卡彭特就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之后，德雷瑟才放他走。但他还没走出十码远，就又被卡斯尔曼太太叫住了。

“卡彭特先生，”这位老演员开口说，一副惯常的高傲作态，“你觉得我在第一幕里应该如何装扮呢？她是个管家，对吗？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穿一条围裙。”

年轻的剧作家表示，他也认为管家在第一幕里穿一条围裙是得体的。

“但是帽子就不用戴了吧？”卡斯尔曼太太追问。

卡彭特表示，帽子是没有必要的。

“谢谢你，”卡斯尔曼太太说，“你瞧，我此前向来只和正统戏剧打交道，所以碰到这种事情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说到这里，她突然一顿，连忙改口道，“哎呀，请你见谅，卡彭特先生，我真的无意暗示你的这部迷人的话剧不正统——”

剧作家哈哈大笑。“你不用道歉，”他说，“我倒觉得《一触即发》不正统得连亲生父母都认不出它了呢[3]！”

第二幕的排演终于开始了，两位作者同舞台监督一起坐到小桌边。

有一两次，谢林顿就删除某些台词的问题向他们征求意见。

“我总说，台词要能砍则砍，”他解释道，“台词少了，观众的呵欠也就少了。”

但有一次他叫停了排演，却建议加一句话。“你得把这个复杂的情况解释得明明白白，”他说，“我认为，在这个地方解释最合适。你要想让他们明白德雷瑟会在下一场戏中把马文误认为是福斯特尔，你就得在这里加一句，铺垫一下。”

两位作者草草商议了一下，卡彭特便拿出笔记本和铅笔，匆忙写下一句话给布拉克特过目。

“这样挺好，”谢林顿说完，将台词大声念给德雷瑟听。德雷瑟向卡彭特借来铅笔，在他那个角色的台本里写上新台词，并大声质疑自己能否在头一晚就把新台词记熟。

几分钟之后，谢林顿再次打断演员们的表演，坚称落日效果需要好好调整一下，以便烘托对话。

“这个场景中，在福斯特尔身上，我想要一种柔和的玫瑰色调。”他说明。

“太对了，”黑眼睛的明星笑道，“那应该和我的气质很相称。”

“在和马文配戏的场景里，我想让这色调跟蓝色的月光形成对比。”舞台监督说。

“太对了，”黛西·福斯特尔表态，“我往舞台中央那么一站，你就让彩光灯全打在我一人身上！”

“我们最好回到你出场的地方，”谢林顿决定，“把这场戏再从头过一遍。”

男女演员顺从地回到黛西·福斯特尔在那一幕亮相时各自所在的位置上。得到登台的提示后，她爆发出一阵矫揉造作的笑声，走上前来。

“这阵笑声非常好，”谢林顿称，“——比上次的好；你要尽可能笑得很假，很虚伪。记住你的处境：你的心上人背叛了你，你在强装镇定，但其实心都碎了。明白吗？”

大明星又笑了一次，其中的造作虚伪更加明显。

“亲爱的，就是这样，”舞台监督说，“你就一直这样笑着穿过舞台，然后跌坐在那边的椅子里，最后让笑声渐弱，变成一阵啜泣。”

大明星回到刚才穿过的那扇粗木门旁边，又笑起来，并向前走去；她穿过舞台，瘫坐在一张椅子上，哽咽起来。

卡彭特上前一步，在谢林顿耳边窃窃私语。这时，福斯特尔小姐马上坐直了，满腹疑虑地问：“搞什么呢？有什么就大声说出来，别嘀嘀咕咕的！”

年轻的剧作家连忙解释。

“我只是想建议谢林顿，不妨把那张椅子转过来一点儿，这样你就不会侧对着观众了，观众才能更好地看到你的全脸。”

“我得承认，要是剥夺了他们欣赏的机会，那就太遗憾了。”女演员缓和下来，和舞台监督一起把粗木椅子转了转。

随后，她再次跌坐到椅子里开始抽泣。

马文小姐登上舞台，自言自语道：“多么美妙的傍晚啊，多么壮丽的日落呀！”说完，她静静地站在那里欣赏起来。

黛西·福斯特尔小姐又抹起眼泪，哭哭啼啼地说：“我现在还剩什么活头呀？”她回头看了看另外那位女演员，又用正常的声音说：“你会容我在山上待一阵子，让我自己好起来的，对不对？”随后又用刚才的哭腔继续道，“我现在还剩什么活头呀？我的心都碎了！我的心都碎了！”接着，她又换用日常说话的语气问舞台监督：“这样可以吗？够入戏了吗？

接下来他们该排演整出话剧里最重要的一场戏了——魅力巨星（布拉克特惯用的称呼）和卡彭特暗恋的姑娘之间的对手戏。两位演员和她们各自扮演的角色都十分相配。尽管卡彭特对黛西·福斯特尔并无好感，他却对她在演绎这个精彩片段时表现出的精准判断和娴熟演技感到几分惊讶；与此同时，温柔的玛丽·马文在角色反差中展现的微妙气场让他十分着迷。

排演就这样艰难地进行着，谢林顿独揽导演大权，命令某些场景快快演，又要求某些场景慢慢来，好让观众有时间明白剧情。卡彭特或布拉克特时不时地提一点建议或意见，但要是谢林顿态度坚决，他俩也只得妥协。舞台监督督促一班演员好好戏演，把他对剧本的理解强加给他们，那情形好似乐团指挥带领他的一班乐手在演奏交响乐。

第二幕从头到尾排演完了，最后那场戏也重复了三四遍，直到顺溜得如同上好油的发条钟，然后舞台又被一清而空，以便进行第三幕的场景布置。

谢林顿陪着马文小姐穿过前侧包厢后面的门，来到昏暗的观众席。

“那场戏你会演得特别好的，”他说，“不过，你一定要有自信。”

“这真是个美妙的角色，你说呢？”她热情地回应，“我还没有演过这么令我享受的角色呢！”

卡彭特正准备到台下去告诉玛丽，听她亲口说出他写下的字句令他感到多么快乐，忽然，他的合著者拍拍他的肩膀，叫住了他。他一转身，哈里·布拉克特就凑到他耳边低声说：

“留神那个魅力巨星。她恐怕已经盯上马文的角色了。要是她怀疑那小姑娘会把这场戏的风头抢走，她准会大闹一场，让谁都不好过。我觉得我们最好过去跟她说，她演得比夏洛特·库什曼[4]还好。”

卡彭特笑道：“小心别让她盯上你吧！要是她觉得你是在嘲笑她，岂不是更糟。”

“那倒不会，”哈里·布拉克特回应，“我们的魅力巨星对溢美之词可是来者不拒——没有她消受不了的。”

两位剧作家在舞台侧翼找到黛西·福斯特尔小姐的时候，她正站在那里同德雷瑟议论另一位戏剧界人士的怪癖。

卡彭特和布拉克特走近的时候，这位女演员正说道：“哼，她居然有脸对我说，我在台下比台上更有趣——那个贱人！我可不甘示弱。我跟她说，很抱歉我没法给她同样的恭维，因为她在台上比台下更无聊！”

两位剧作家跟着一块儿笑了起来，随后哈里·布拉克特开口了。

“你嘲弄的那位是你恨之入骨的死对头吗？”他问，“哈，要是她明天来看你在这部戏里的表演，那场工一定得在她的私人包厢里铺一块防水地毡，因为她看你在第二幕的表演时肯定会绝望得痛哭流涕。”

黛西·福斯特尔小姐朝他眨了眨大大的黑眼睛，高兴地笑了。

“就是，”她承认，“我相信，她看那场戏时肯定好受不了——难受归难受，演出结束后，她还是得过来和我握手道贺。”

“她大概会走个过场，”布拉克特回应，“她可不会热情到把手套握穿的。”说完，他悄悄地用手肘碰了碰他的合著者。

“事实上，”卡彭特一经提醒便开口，“我正要跟哈里·布拉克特说呢，我们给你写了这么一个高雅喜剧的角色或许是犯了个错误——”

女演员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了他一下，但他却若无其事地说下去。

“看得出来，”他继续说，“你会把这个角色表现得精彩至极，你会一炮而红，评论家们都会催着你去演狄泽尔夫人和罗瑟琳[5]。他们会告诉你，你演现代戏根本就是浪费才华，你应该把精力都投入到正统戏剧中去。”

黛西·福斯特尔小姐的脸上退去了怀疑的神色，又浮现出高兴的笑容。

“确实是这样，”哈里·布拉克特宣称，“我们生怕你凭借这个角色大红大紫之后，下一个演出季就只有谢里丹[6]和莎士比亚才配得上你了。那不是把我们到嘴的面包给抢走了嘛！”

女演员轻快地笑了起来。“我可不觉得你们会挨饿呢，”她回答，“倒是我有可能挨饿——如果我去演正统戏剧的话。倒不是说我从没演过正统戏剧，我很小的时候就在《暴风雨》中演过爱丽儿。我只能说，可不好演哩。我觉得爱丽儿真是个很难演的角色；而且台词里有种特殊的韵律，要是你在哪儿卡壳了，你可没法自己编一句应付过去，但是演你们这部剧的时候就不成问题。”

“没错，”布拉克特严肃地表态，“《一触即发》里的对白可不像《暴风雨》里的对白那样有韵律感。”

“我还演过《黎塞留》[7]里的弗朗索瓦，”福斯特尔小姐继续说，“可我觉得，莎士比亚的这几个角色我一个也不喜欢。”

“没错，”布拉克特再次带着无畏的严肃劲儿表态，“弗朗索瓦并非莎士比亚笔下的最佳角色之一。不管你当时多么没经验，这角色都配不上你。不过，话说卡彭特提到过的罗瑟琳，还有比阿特丽斯[8] ——”

此间，卡彭特从德雷瑟的阵发性动作猜出这位演员想要插嘴，而又拿不准会造成怎样的结果，于是这位年轻的剧作家抽身出来，还设法拉上德雷瑟跟他一起离开。

他俩才聊了几句，卡彭特就望向观众席去寻找玛丽·马文。他看见她坐在母亲身边，这时洛兰太太正与谢林顿聊得兴高采烈。他欠了欠身，像是要离开德雷瑟，这位喜剧演员连忙恳请他留待片时，探讨一些问题。

“跟第三幕里我的那段台词有关，我想提一点建议，”演员说，“这段台词非常好，而且我觉得我能轻易挖掘出三个笑点。你记得那段台词吧。我指的是关于三个老女佣的那段：‘我们镇子里有三个老女佣；第一个其貌不扬，第二个朴实无华，第三个其丑无比；每当她们一块儿出门上街的时候，那里所有的钟都会停摆。她们的父母给她们受洗时起名为信心、希望、仁爱，但男孩子们总管她们叫战争、谋杀、猝死。’就是这里，当我说出‘那里所有的钟都会停摆’的时候，要是乐队能同时轻轻奏响《爷爷的大钟》[9]的旋律，岂不是更能烘托笑点吗？你觉得怎么样？这可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剧作家沉默了一两秒钟，然后让演员去请教刚刚返回舞台准备开排第三幕的舞台监督。

新场景很快就布置好了，家具都已各就各位。最先出场的演员是面容枯槁、暴躁易怒的斯塔克。他一开始说得很流利，但不久就打了个磕巴，接着，他不顾两位作家在场，不耐烦地喊道：“哎呀，我记不住这句台词！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怎么能指望一个人张口说出这种垃圾话？”

和刚才一样，没人在意他耍脾气，而这个演员也没再废话，继续演下去了。

随后，德雷瑟走上舞台，两位男士的相互误解加深到了纠缠不清的地步。斯塔克扮演的角色认为德雷瑟扮演的角色是黛西·福斯特尔角色的舅舅，是一名士兵。同样地，德雷瑟认为斯塔克才是那位女士的舅舅，是一名水手。因此，他们分别用士兵和水手的说话方式称呼对方，笑料也由此猛增。当误解达到高潮的时候，黛西·福斯特尔突然走了进来，立刻发现自己被卷入这场滑稽的困局，怎么也解释不清楚。

舞台监督发现德雷瑟漏掉了一句话，给他提了个醒。“你没说‘真该死！’”他说。

“我知道，”演员解释，“但我想留着在下一段台词里再说。这句话在那儿说更有感觉——你琢磨一下是不是。”

谢林顿也认为“真该死！”放在后一段话里的效果更好；这个调换得到了批准，德雷瑟感到十分满意。

斯塔克、德雷瑟和黛西·福斯特尔相互误解的这场戏十分重要，所以舞台监督让大家重排了两遍，直到他们能流利地说出每一个词，不假思索地做出每一个动作。就这样，排演接近了尾声，谢林顿进行了最后的润色，看上去总算对他的劳动成果感到相当满意了。

这出喜剧的最后一句台词毫无疑问是由大明星来说的；不过在得到提示之后，福斯特尔小姐只简单地说了一句“完结！”大家心里都清楚，要是在某部戏剧排演的时候念出了最后一句台词，那可太不吉利了——就跟往舞台上放了一把雨伞或者引用了《麦克白》里的台词一样不吉利。

“齐活，”舞台监督说，“我相信明晚一定会演出顺利的。”

排演在这句话中正式结束，人们开始散去。

“但愿一切顺利，”哈里·布拉克特对卡彭特说，“而且我觉得没问题。不过，大概要等到下周三或周四，等售票处那个男的热情地过来和我握手，向我问安的时候，我才会信心倍增。到那时候，他就会知道我们创作的是不是一部好剧了！”

卡彭特帮马文小姐披上薄披肩。等她的母亲也过来之后，他们向众人道了晚安，一起离开了剧院。

他们走出剧院，走进这温暖的夜晚，此时的大街比卡彭特刚进剧院那会儿清静了许多。门前经过的缆车少了很多，大街上方的高架铁路上，火车的车次也不再频繁。街对面演艺场前的灯都已熄灭，那场圣大音乐会显然已经结束。月已西沉，他们还没走过一个街区，教堂的午夜钟声就响了起来。

走在洛兰太太身旁的小伙子终于打破了沉寂。

“呃，”他问道，“您现在觉得这部话剧怎么样呢？”

“我觉得它是同类话剧中的一部好作品，”年长的演员回答—— “是这类话剧中的一部佳作；而且排得很好；演员们也会好好表演的。谢林顿知道怎么引导每个人发挥出最佳水平。它会是一部成功之作。”

“是不是好到会在这里连演三个月？”年轻的作家问道，“然后在演出季剩下的时间里去各地巡演呢？”

“噢，会的，一定会的，”洛兰女士回答，“一定会的。在这里少说也得演上一百场！”

他们在街角停下等缆车，这时谢林顿也加入了等待的行列。

卡彭特抓住这个机会，把女儿从母亲身边引开，来到了几步开外的地方。

“妈妈觉得这部戏会成功，真让我高兴，”女孩子开口了，“而且妈妈的判断一定不会错。你一定会赚很多钱的。”

年轻的剧作家觉得他的机会终于来了。

“我赚钱主要出于一个目的，”他回应，“我想请你分享一半。”

“一半？”她重复道，没听懂似的。

“啊，呃——是全部，”他飞快地应道，“再加上我。”

“卡彭特先生！”她叫道，绯红的脸蛋让她显得比之前更加可爱。

“你愿意嫁给我吗？”他热切地问。

“噢，我觉得我必须答应你，”她回答，“否则你就要当场跪在大街上了！”

（1895年）

[1]“奎妮”(Queenie)这个名字来自古英语，意为“女王”。

[2]狄泽尔夫人（Lazy Teazle）：谢里丹的话剧《造谣学校》里的主角，彼得·狄泽尔爵士的妻子，本是村姑，进入伦敦上流社会后染上了挥霍和打情骂俏的恶习，致使婚姻几乎破裂。

[3]原文illegitimate有“不正统”、“私生”等意思。

[4]夏洛特·库什曼（Charlotte Cushman，1816-1876）：19世纪一位非常成功的美国女演员。

[5]罗瑟琳（Rosalind）：莎士比亚的喜剧《皆大欢喜》中的人物。

[6]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1751-1816）：英国戏剧家、政治家，以讽刺喜剧著称。

[7]《黎塞留》（Richelieu）：英国剧作家爱德华·布尔沃·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创作于1839年的剧作，但女演员误认为这也是莎士比亚的作品。

[8]比阿特丽斯（Beatrice）：但丁《神曲》中的人物。

[9]《爷爷的大钟》（Grandfather’s Clock）：发表于1876年，美国著名歌曲，歌词中提到墙上的大钟在爷爷出生时开始运转，在他死去之后停摆。

盘上的蜡烛

年轻的彼得斯小姐最后看了一眼餐桌，桌上点缀着极富装饰效果的秋叶，她又确认了席位卡都已摆放到位。路过音乐室的时候，她匆匆照了照镜子，看到脸颊上的红晕后露出了微笑。她来到雇主——那个发福的女主人身后谨慎地站好，恭候陆续到来的宾客。她注意到今晚众位宾客聚会的主角——那位年轻的爱尔兰男士开朗热情，很显然心里也倾慕其俊美的容貌。现在，她正一声不吭地坐在餐桌边她的座位上，心里暗暗揣测，不知那外来客会如何看待他们这群人。

要说坎顿太太家的晚宴向来沉闷无聊，对这位可敬的寡妇来讲是有些不公平的；不过，尽管烹饪水平一流，而且宾客都精选自社交界的核心圈子，但不可否认的是，菜品的种类有些单调，讨论的话题也缺乏新意。不过那天傍晚在座的宾客当中，有几位却是首次荣幸受邀来到这上层人士的宅邸参加晚宴。九月刚过，大多数社交名流都还在城外避暑之地流连忘返，因此，当坎顿太太突然收到曼宁顿勋爵为潘切斯顿勋爵的弟弟吉尔伯特·巴里阁下所写的介绍信而不得不设宴招待时，她一度为补足宾客人数头疼不已。她听说，这位英俊的爱尔兰人在莱诺克斯颇为成功，所有的女孩都为之倾倒。曼宁顿在信中写道，这位年轻人酷爱造访贫民窟一类的地方，并提到他一直住在汤恩比馆[1]里；因此，他恳求女主人把他介绍给纽约的那些热衷于提升下层社会状况的人士。

正是因为曼宁顿勋爵信里的这句话，坎顿太太才邀请了小说家鲁珀特·德勒伊特，因为她恰好读过他的一篇文章，描写的是居住在意大利区里的那些可怜人身上发生的故事，她觉得要是巴里先生想了解纽约贫民窟，鲁珀特·德勒伊特一定能解答这位爱尔兰青年的所有问题。同时，她还有幸请到了吉米·苏达姆夫妇；她知道吉米太太对穷人十分关心，经常充当女资助人什么的。最后，当年轻的彼得斯小姐进来抄写邀请函、核对支票簿、回复堆积如山的信件时，坎顿太太检查完宾客名单，一言不发地盯着这个年轻漂亮的秘书看了一阵，说：“要找准并请到主宾想见的人可不那么容易。彼得斯小姐，要不你也来作陪吧？你不是参加过那种组织吗？叫什么来着——打工女孩俱乐部——是不是？”

“我自己就是个打工女孩，对不对？”彼得斯小姐回答，“而且，能有事干我就十分高兴了。”

“要是德勒伊特先生对这些人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你可以跟他讲讲。一位爵爷的弟弟居然会为大西洋这边的这种事情操心，多荒唐啊，是不是？”坎顿太太回应，“那就这样定了。”

尽管这位南方女孩不欣赏女主人提出邀请的方式，但她并没有拒绝，反而乐得借机重温一下过去的奢侈生活，自从她赚钱谋生以来，那种生活就离她远去了；就这样，十月的那个傍晚，她默默地坐在那张餐桌旁，对面就是吉尔伯特·巴里和鲁珀特·德勒伊特。她好像没有注意到年轻的爱尔兰人不止一次带着明显的仰慕神情向她望过来，还千方百计地诱导她加入谈话。

鲁珀特·德勒伊特一个人滔滔不绝，这让彼得斯小姐感到恼火。他的嗓音很刺耳，让她心烦意乱，她也十分嫌恶他使劲撅着方下巴的样子。她听着他口若悬河，虽然说不上自吹自擂，但让人觉得他比别人懂得都多。他确实能时不时地描绘出一桩极具画面感的事实，因为他有着记者的敏锐眼光。他还有新闻工作者那种无忧无虑的天性，在他的喋喋不休中充斥着对现实状况的多种荒唐误读，以至让她想起了一个嗓子不错却难免跑调的歌手。

“我并不想装作自己把纽约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摸了个透，”他说，“不过说起对我们这座多语混杂的城市的研究，那真是令人着迷呀，你钻研得越深入，就越有可能获得不可思议的发现。你知道我们这儿有个意大利区吗？”

这个问题大概是冲着不列颠客人问的，但回答者却是吉米·苏达姆太太。

“当然知道了，”她说，“谁没读过你写的那个惊心动魄的故事？——那个故事有个吓人的标题——《死地之景》。”

听到这位如此貌美的女士、如此高端的社交精英这样夸赞自己的一篇文章，作者脸上流露出骄傲的神色。

吉米·苏达姆先生向坐在他右边的坎顿太太侧身说道：“真搞不懂我太太是怎么做到的，是吧？你瞧，她什么事儿都落不下——什么书都读——什么都知道。”

“我并不是有意想让您回想起我写的那篇小玩意，”德勒伊特继续说，那副自鸣得意的样子让年轻的彼得斯小姐恨不得用大头针扎他，“这并不是重点，不过我确实下到意大利区待了两天，为写文章亲身领略那儿的地方特色。不过有一点您不知道，我敢说在场诸位都不知道，那就是，这座城市里的部分土壤是从意大利运过来的。”

“真的呀，”不列颠客人评论说，“那倒的确很有意思。我猜，这是出于某种宗教动机吧——正如中世纪的某些教堂墓地会使用从圣地巴勒斯坦带回的泥土一样？”

“这无疑是个更浪漫的缘由，”说书人解释道，“不过真实原因恐怕十分无趣。纽约这里的意大利土壤是作为压舱物带过来的，那些船过来是要把这里出产的面粉谷物运回去。哈莱姆区[2]那边有很多很多地块都是用这种压舱物填埋的——主要是石头，但也有一些泥土。”

“辉煌的热那亚为纽约帝国城奠定了地基，”年轻的爱尔兰人用略显华丽的辞藻说道——而彼得斯小姐猜测德勒伊特已在心里记下了这个人物的特点，以便日后详细刻画。“那么，纽约城下方是否也像那不勒斯一样藏着一座火山呢？——说到火山，好像欧洲每座伟大的城市都有火山。你们这里有没有贫穷、悲惨、不满的劳苦大众在怒火中烧，就像在巴黎公社领导下闹得沸反盈天的那群人一样？我最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我们这儿有自己的魔鬼大锅，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吧，”德勒伊特回答，“而且我们这儿有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人，都在帮这口大锅保持沸腾。我们这儿有上千的俄罗斯犹太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在栅栏区[3]的时候别无二致。我们这儿的中国人多得足以维持一家中国戏院的运营。我们这儿的叙利亚人实在太多，他们已经开始为自己抢占某些街区。我们这儿的爱尔兰农夫胆小又多疑，他们就算到了鬼门关也不愿意去医院，因为他们坚信医生都会备一瓶毒药，碰到麻烦的病人就让他们喝下去。”

“我觉得他们住在宽敞的医院比待在闷热狭小的出租屋里会舒服得多，”吉米太太说，“况且他们在自己家里也得不到像样的看护呀，对不对？”

“穷人是最不讲道理的一群人了——而且还忘恩负义，”苏达姆先生补充道，“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可没你想象得那么糟糕，”德勒伊特解释，“如果有人生病了，会有别人帮忙照顾孩子。”

“普天之下和衷共济的母爱啊，”吉尔伯特·巴里议论；彼得斯小姐估计那个说书人又在心里暗暗记下了这句话。

“他们真让人无法理解。”德勒伊特说。

“为什么呢？”彼得斯小姐隔着桌子冷不丁问了一句，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年轻的爱尔兰人露出鼓励的微笑，这位漂亮姑娘之前不肯发言似乎让他一直感到惋惜。

“你问他们为什么让人无法理解？”说书人重复道，“我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是难解之谜，全都是，而我也不打算搞懂他们了。”

“难道不是因为你坚持用那样的眼光看待他们，把他们看成陌生的野兽吗？”年轻姑娘继续说，“你谈论他们的方式，就好像他们和我们截然不同。但他们和我们并无不同，不是吗？他们和我们一样有感情；他们和我们一样，也会恋爱，结婚，争吵，死亡。出租屋里的罪行并不比城市别的地方更多——你别忘了住在出租屋里的人远远多于住在别处的人。那里的欢乐不比别处少，悲痛也不比别处少。我认为，那里的幸福跟别处一样多，而乐趣则多得多。他们并不是低等动物；听到别人那样说他们，我就气得发疯。不管怎样，他们都是人——如果你无法理解他们，那是因为你就没打算把他们作为平等的人来对待。”

“我也这么认为，”爱尔兰人表示赞同，“我们必须在人道的层面去关怀他们——只有那样才能让他们敞开心扉。”

“我们凭什么指望人家对我们敞开心扉呢？”彼得斯小姐继续说，“我们自己也不对陌生人敞开心扉呀，是不是？”

“千真万确，”巴里承认，“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随随便便闯入一个穷人的屋子是不是太无礼了。我想我们可不会欢迎他闯进我们自己的房间。

“我觉得你的这个提议倒十分有趣，”吉米太太宣称，“我会满心欢喜地期待五岔路[3]派遣传教士来第五大道[4]的那一天。”

“多荒唐的念头！”坎顿太太嫌恶地叫道。

“拜托，”爱尔兰人回道，“我否认这个提议是我提出的；但它并没那么荒唐——真的不荒唐。他们能教给我们许多东西。我还真说不准，到底是他们能向我们学到更多东西呢，还是我们能向他们学到更多东西——我真的说不准。说起基督教精神——实践的基督教精神—— ‘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之类的——我觉得吧，在穷人中有这种精神的比富人要多。”

“如果你想目睹纽约底层生活的生动画面，”德勒伊特插嘴道，“那你一定要找个机会去看看盘上的蜡烛。”

“盘上的蜡烛？”巴里重复道，“我从来没听说过。”

“听起来像是迷信传说的标题，那种从欧洲移植过来在美洲幸存下来的迷信。”吉米太太说道。

“这不是迷信，只是一个习俗而已，”德勒伊特解释道，“至于是不是移植过来的遗风就不知道了。要知道，我自己从没见过这种东西，我只是听人说起过。我听说在出租屋片区，要是哪家人交不起房租被房东赶了出去，少得可怜的家具也都被扔到人行道上，他们不知道当晚可以去哪里过夜，这时候就会有一个邻居拿出一支蜡烛，点上，立在一个盘子上，然后托着盘子站到人行道上去；看到这个迹象，大家就都知道有个家庭陷入了痛苦的不幸之中，路过的人都会往盘子里丢几个硬币，直到积攒了足够的钱来还清拖欠的房租，让那可怜的母子回到出租屋里去。”

吉米·苏达姆太太苦笑一声。“那种事情在切里山[5]还有可能发生，”她说，“但是在默里山[6]绝无可能，对不对？想想看，一个破了产的百万富翁站在街角，手托银盘，上面放个小灯泡，指望路过的千万富翁给他扔一两张支票去付清房租，这也太荒诞了吧！”

“我还以为给你们描绘了都市生活中的新奇一景呢，”德勒伊特笑答，“但您一开这样的玩笑，就把整个画面都糟蹋了。”

“这真是非同寻常，”巴里说道—— “确实非常奇特。‘一只小小的蜡烛，它的光照射得多么远。’[7]我觉得这个习俗并非是从爱尔兰或者英格兰传过来的——至少，我没有听说过任何类似的事情。”

“我听一个爱尔兰老妇人抱怨过，说这里对租客的法律比她故乡的要严厉得多，”彼得斯小姐语气坚定，紧接着以那位爱尔兰老妇的口吻补充道：“‘在那边儿呀，租客们一定会联合起来抵制房东，他们一定会的，兴许还会朝房产中介开枪呢；但在这儿是办不到啦——这儿有警察，这帮倒霉玩意！’”

“你见过盘上的蜡烛吗？”巴里隔着餐桌问她。

“从没见过。”她回答。

“那你听说过吗？”德勒伊特问道。

“今晚是第一次听说。”她回答。

“你不会是说，你不相信有这种习俗存在吧？”吉米太太问，“那我们的幻想岂不是一个接一个地破灭了。”

“我当然不知道了，”女孩回答，“我在那边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去年二月才开始的。不过这听起来像是假消息，我以前当记者的时候，我们在报社里常这么说。”

吉米·苏达姆太太今晚是第一次和彼得斯小姐见面。这时，她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姑娘，很想知道曾经当过记者，现在和穷人住在一起，又居然在坎顿太太家出席晚宴的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此时，女主人正在向苏达姆先生低声介绍说彼得斯小姐是个南方姑娘，出身于好人家，以前常常用“波莉·珀金斯”的笔名为《每日播报》的周日版写稿子，但她去年冬天辞掉了那份工作，来到这里给她当起了秘书。

“假消息？”爱尔兰人兴冲冲地重复道，“这是你们那种美式英语，对不对？我得把这个记住。假消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子虚乌有的事物，”德勒伊特解释道，声音里透出一丝酸涩，“彼得斯小姐并不相信有盘上的蜡烛这回事，但她太客气了，不说我讲的故事是瞎编，所以才说它是假消息。”

“哎呀，德勒伊特先生，”她回敬，“你自己还当过报社记者呢！”

“说起你们的报纸，”巴里插话，“我必须承认，让我有些困惑。那些报导都非常精彩，非常及时，非常吸引人；但你永远不知道报纸可不可信，对不对？有时候报纸干的事真是糟糕透顶。”

“你恐怕会发现，连美国人也没有几个会为我们的报纸辩护，”说书人说道，他总是对曾经当过记者抱有一丝羞愧，“不过，你刚才想到了什么糟糕透顶的事呢？”

“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你知道，”爱尔兰人解释道，“比如这样的一件事。大约一二年前，有人给过我一份你们纽约的报纸——我记得好像是《每日播报》。我兴致勃勃地看了一遍，就像在看描写某个奇特的野蛮部落的文字一样，明白了吧？真是太离奇了。”

正当客人直言不讳时，年轻的彼得斯小姐恰好捕捉到了端庄的吉米·苏达姆太太的眼光，两人会心一笑。

“最让我震惊的是，”巴里继续说，“某个特约记者写的一篇长文，题目用大大的字母——”

“那叫爆炸性大标题。”德勒伊特解释道。

“爆炸性大标题？”爱尔兰人重复道，“这名字真是太贴切了。爆炸性大标题——真有意思！这篇文章有个很大的爆炸性大标题，讲的是一桩自杀案如何被查得水落石出。好像是有个工人阶层的穷姑娘陷入了麻烦，她不想给家族蒙羞，于是跳进了这儿的河里——哈得孙河，对吧？她精心筹划，以求不留下任何线索，免得被人发现。但她万万没有料到，这个特约记者有着恶魔般的机巧，会把事情查得水出石落，而这个记者也是个女人——至少我猜是个女人，因为文章署名‘波莉·珀金斯’。”

吉米太太发现血液涌上彼得斯小姐的面颊，这个南方姑娘的脸红得就像装点这两个女人中间的桌布的枫叶。她还注意到鲁珀特·德勒伊特正带着掩饰不住的尴尬神色瞪着前面的盘子，而坎顿太太则有点坐立不安。

“报导称这个可怜人的遗体被送到了太平间，”巴里继续说，“但是没有人认领，于是县里出钱把她埋了。就在这时，这个记者使出了她那恶魔般的诡计。她猜测女孩的家人一定想亲眼目睹遗体葬在圣洁之地的过程，于是下葬那天她也去了。她果然猜中了，有两个身穿黑衣的女人在那里，正是那个可怜姑娘的母亲和姐姐，她们以为没人认识她们，监视她们，所以毫不掩饰她们的悲痛。而这个密探尾随她们到家，查出了她们的名字，然后把整个事件都登上了报纸！我估计这伤透了母亲和姐姐的心，她们原以为死去姑娘的羞辱已随她的遗体被深埋地下，却发现羞辱又重新找上了门。我不否认这位女密探展现了极大的才能；但这是多么可鄙的事呀！冒险去伤害两颗慈爱的心——却又是为了什么呢？”

爱尔兰人提出了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于是整个屋子陷入短暂的沉寂。随后，彼得斯小姐抬起头，直视他的眼睛。

“这就叫‘抢先报道’。别的报纸都没有这条新闻，”她说，“而撰写那个故事的记者得到了每周五美元的加薪。”

“诚然，这是她应得的。”巴里回道，“可我觉得她拿到的是带血的钱。”

“我现在也这样认为，”彼得斯小姐回应，“我当时要是这么想就好了。我写了那篇文章，这就是我现在和穷人同住的一个原因，是为了尽量弥补对他们的亏欠。当然，我不能抹去我做过的错事；但我愿意尽力。”

屋里又是一阵沉默，最后吉米太太打破了沉默，转头去问坎顿太太是否会在马匹展览会上置办一个包厢。

等女士们离开餐厅之后，巴里在苏达姆身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那个漂亮姑娘叫什么名字？”他问，“彼得斯，是吧？她竟然告诉大家她就是‘波莉·珀金斯’，要我说她还真是十分勇敢呢，对不对？我喜欢她；她真是好样的！而且她那一头浅发也相当迷人呢，不是吗？”

（1897年）

[1]汤恩比馆（Toynbee Hall）：1884年创立于伦敦，旨在团结社会各界的有志之士参与社区改革，做出反贫穷的努力。

[2]哈莱姆（Harlem）：纽约的黑人区。

[3]栅栏区（The Pale）：18世纪末，沙俄政府在边远地区划出的犹太人聚居地，以限制犹太人的活动。

[3]五岔路（Five Points）：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是爱尔兰移民众多的贫民窟。

[4]第五大道（Fifth Avenue）：纽约的高级住宅区和名媛仕绅聚集的场所，后逐渐形成高级购物街区。

[5]切里山（Cherry Hill）：位于纽约附近的新泽西州。

[6]默里山（Murray Hill）：纽约曼哈顿的一个富人区。

[7]引自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

男人、女人和马

那是一个暖融融的十一月傍晚，阵阵微风温柔地穿城而过，从这条河吹到那条河，风里没有丝毫冬季的寒意。梅里芒特·莫顿沿着麦迪逊大道轻快前行，穿过一条又一条窄街，望见一轮满月低低地挂在东方，又大又圆，月光如水。来到默里山的坡顶上时，他停下了脚步，尽情享受着眼前的景致，这景致与他在谋生之地目之所及的景观迥然不同，那是位于新英格兰的一座小小的大学镇，他在那里度过了大半生。灯火辉煌，车马喧嚣，大城市的气息在空气里弥漫，将他团团包围。他几乎能感觉到这座大都市的心脏就在他面前砰砰跳动。他发现自己又在患得患失，不知道当年从德国回来后便欣然接受那个教授职位算不算走错了一步，不知道当时他若照曾经的设想来了纽约，在这座商业之都的喧闹中奋力打拼，他的生活会不会更充实，更丰富多彩。

漂亮的花园剧院坐落在山坡下，一串闪闪发光的灯泡拼成一个已上演近百场的庸俗娱乐表演的名称，这条大道的这一段于是焕发出一种奇特的、不自然的光辉。抬头望去，只见美丽的塔楼高高耸立，直指纯净的深蓝色天空，塔楼的灯光照亮了自己的优雅身姿。大道上的马车堵成了长龙，塔楼下、剧院前的拱廊通道上人潮涌动，一些人胳膊下夹着大竞技场的折叠卡纸平面图，还大声叫卖着马展的门票。梅里芒特·莫顿与最新的潮流如此脱节，甚至不知道马展周即将迎来辉煌的尾声。但他对纽约足够熟悉，知道马展同时也是各色男女的展示会，而且人的亮相不仅和马的亮相同样重要，甚至更加有趣。他以前从未在恰逢马展的季节来过纽约；所以，原打算去大学俱乐部打发晚间时光的他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见识一下碰巧对他来说十分新奇的都市奇观。

他从一位坚持不懈地向他大声兜售的票贩子那里买了一张入场券，走进了宽敞的大厅，里面是一段上坡路。他穿过右侧餐厅的一扇门，顺着一截通往半地下畜栏的楼梯向下望去，看到了拴在那里的马匹。一股强烈刺鼻的马厩味钻进了他的鼻孔。随后，他走进一个巨大的圆形竞技场，在他头顶上方，长串的小灯泡勾勒出屋顶的每一根骨架。莫顿对这里的第一印象是光辉灿烂和巨大无比，第二印象则是永不停歇的喧嚣忙乱。从他身后的楼座上传来铜管乐队演奏的东方风格的进行曲，响亮又刺耳；然而这样的音乐也无法掩盖数千张嘴发出的乱哄哄的嗡嗡声。莫顿觉得这座巨型建筑好像被男男女女填满了，所有人都在说话，很多人还在走动。他觉得自己被拥挤的人群裹挟，正围着展览马匹的圆形场地外侧那高高的围栏缓慢绕行。人群挤得密不透风，他根本没法靠近围栏，也无从得知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可看的东西。

围栏边站着一溜对马多多少少有所喜好的人，他们似乎对围栏里的情况还算感兴趣。不过，挤在围栏和长排私人包厢之间的宽阔步道上的男男女女大都并不关注圆形场地；他们只顾盯着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坐包厢的女士们。这位来自新英格兰的大学教授突然发现，在场的多数人并没有假装对马匹感兴趣，仿佛马儿天天得见；他们反而大大方方地盯着那些被包厢圈起来、一个挨一个坐着的时尚人士，这些人可不经常把自己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坐在又窄又高的看台上被别人打量的那些人中，有的带着业余人士的拘谨，有的则在长期实践中学会了泰然自若。后者看起来好像习惯了受人瞩目似的，好像他们料定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好像他们来这儿的目的就是被人看。他们好像都彼此认识；莫顿突然觉得，他们显然都是某个秘密时尚联谊会的成员，他们有自己的手势和密码，有自己的一套密语；对那些没有被接纳的非该阶层成员，他们统统视而不见。他们会对迟来的圈内人点头示意，露出灿烂的笑容。他们之间的交谈没有片刻停歇，女人会探身和隔壁包间的熟人说话，男人会串到朋友的包厢去拜访。间或会有某个坐包厢的人从下面绕行的人群中认出某个熟人；不过大多数时候，两个阶层的人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交流。

解释

对莫顿来说，眼前的新奇景象吸引着他。这确实很新奇，都让他拿不准该如何理解这一幕了。看到那些明显很有钱，或许还很有势的人们居然心甘情愿地自我卖弄——很多人的打扮就像特意要引人注目似的——这让他大惑不解。作为一名学过社会学的人，他发现这次的社会考察——以“社会”一词最狭窄的定义来理解——不仅有趣，而且很有教益。整件事的庸俗不堪时时令他大为震动，但最让他震惊的莫过于不小心听到一群打扮得过于招摇的女人用很大的声音议论一个叫“威利”的人。

“他真是个无耻的小坏蛋！”一位女士吵嚷。

“你可不能这么说，”一个高个儿灰发女人争辩，“你知道，他可是我的傍尖儿。”这一神来之笔让其他女伴嘻嘻哈哈笑个不停。

不过，展会上鲜有人和这群女士一样粗俗。实际上，莫顿发觉大部分被别人瞪得局促不安的男女显然都是有良好教养的人，令他惊讶的是他们居然愿意把自己放到这样一个在他看来十分尴尬的位置上。举例来说，很多服装扎眼、帽子奢华的姑娘本身倒是面容精致、神态腼腆；毫无疑问，她们很时尚，但她们也很有教养。莫顿觉得，这些纽约姑娘的主要特色也许就是时髦——时髦而非美丽。

在场女性的平均姿色很不错；尽管如此，他绕着这座巨型建筑走了半圈之后，却没见着几个能称得上美丽的女子。那些姑娘看上去或强壮，或健康，或活泼，或机敏，或迷人，但鲜有美丽的。此外，他认为她们明显都比同行的男伴优秀很多，不仅容貌更为姣好，连举止和智慧都更胜一筹。

莫顿惊讶地发现，这些男人当中，有些人对自身服装的关注不亚于在场的任何一位女性；他也不止一次地注意到，对女性服装的鉴赏并非局限于女性本身。

当他走到这座巨型建筑靠近第四大道的那一端时，他望见头顶正上方的一个包厢——他发现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正盯着那儿看——那里坐着一位容貌出众、神色忧伤的美人，只有当她和站在座椅边台阶上的三四个年轻男子交谈时，才会露出一丝不自然的微笑。她的面容深深吸引了莫顿，而他身后的两个小伙子已经认出了她。

“看哪！”其中一人说，“那是赛勒斯·普尔夫人。她的裙子可真漂亮，你说呢？”

“向来如此，”另一个回答，“她是全纽约着装品味最高的女人。”

“确实，她总是打扮得非常漂亮，”先开口的那个回答，“不管怎么说，赛勒斯·普尔今夏从寡妇孤儿身上赚了那么多钱，够给他的妻子买这个冬天穿的衣服了。”

梅里芒特·莫顿见缝插针地绕着马展场地走了半圈之后才头一次见到了马。当他来到第四大道那端时，挤在前面的人散开了，栏杆间的一扇门被推开，横在了步道中间，这时，马夫领着五六匹俊美的种马走出圆形场地。这位新英格兰的大学教授对好马十分喜爱，他的双眼紧随这些美妙的生灵，直到看不见为止。接着，他看到建筑另一端的空场上停着三驾马车，其中一架已经套上了四匹马，人们正把马匹往另外两架车上套。

他在那里站了几分钟，饶有兴致地看着那些人。之后他转过身，再一次随着拥挤的人群开始绕着圆形场地移动，直至走到票面座位之前都再没机会看到一匹马。他掏出那张小卡片又查看了一遍，发现自己的座位其实离入口很近，只是他进来的时候没往左走，反而往右走才绕了这么大远。到这会儿，在包厢里展览的男男女女渐渐失去了新奇的吸引力；于是莫顿尽可能迅速地穿过人群，希望能及时赶到座位上去看马车比赛。

走到座位前的台阶下方时，他抬头一看，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在离他只有五六米远的一间包厢里坐着一位美貌非凡、气质高贵的女士，一位无可争议的美人。她大概将近三十岁，看起来却比两边的姑娘们还要青春靓丽。她身穿的服装结合了刻意的简洁设计与鲜明的个人特色；然而见到她的人却并不会在意她的装束，因为她的美貌让一切黯然失色，也让任何她有可能采用的装饰都显得理所当然。

她的姿态略带僵硬，或许透着一丝傲慢；但她微笑的时候却妩媚动人，正如她美得令人迷醉。

看到她的那一瞬间，莫顿砰然心动，心脏急促地跳了一两分钟。尽管已有近十年没见过她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自两人上次见面以来，她并没有多大变化。无论在何处，他都会一眼认出她来。

而且，就算他不确定那就是她，一直在他后面绕场行走的两位年轻人之间的对话也会打消他的疑虑。

“吉米·苏达姆太太今晚可真漂亮呀，是不是？”其中一人问。

“她好好休养了一个夏天，”另一个回答，“她和她妈妈在圣莫里茨避暑，她丈夫吉米去找史丹尼赫斯特伯爵了。”

“他赶着马车从巴黎去了维也纳，对吧？”先开口的那个问，“我倒宁愿做卧铺车厢——你呢？”

“我说不准，”对方回答，“驾着自己的马车跟史丹尼赫斯特那样谁都认识的人一道游遍欧洲，也真够神气的。我猜吉米觉得这样可以少花钱。另外，《笨拙》[1]管他叫‘漫游的耶户[2]’，大西洋那边的人都觉得这个笑话妙极了。”

“这个笑话当然要让吉米破费了，”对方议论，“他们说史丹尼赫斯特伯爵只要能抓个美国人来付账，就绝不会自己掏钱。”

“嗯，吉米有自己的盘算，”另一个接茬，“而且他出得起这个钱。苏达姆老爹留下了一桩好买卖，而且吉米够聪明，知道不该插手。”

莫顿前方的人群刚才拥塞住了，但现在人群散开，一条通路出现在他面前。他退到一旁让身后的两个年轻人先过。他无法将视线从前方包厢里的那个美人身上移开。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勇气走上前去和她说话。他对她的记忆是那么深刻，他记得她的每一次转头，记得她的每一次优雅的抬手；他清楚地记得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说的每一个字，难道她会忘记他？他觉得不太可能，然而又并非不可能——让他不能忘怀的，她为什么就一定记得呢？

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她包厢里的人开始四散离去。原本坐在她身边的一位姑娘站起身来，在两位小伙子的陪伴下走下台阶，从莫顿身边经过时，他们的对话传到莫顿耳中，原来他们要去下面的马厩里看一匹十分出名的马。另一个姑娘换到了包厢后排的座位上，和一位坐到她身边的年轻人相谈甚欢。苏达姆太太独自留在包厢前排。

她显然并不因为无人陪伴而觉得无聊，也显然毫不在意几英尺下的步道上往来的男女对她毫不遮掩的注目。她冷艳镇定地坐在那里，对一切都无动于衷、漠不关心，好像思绪已经飘远了似的。

莫顿终于下定决心，再次向前挤了过去。

当他来到离通往她包厢的楼梯仅仅一两米的地方时，她正好朝下看了一眼，恰巧捕捉到他紧盯着她的目光。她刚要转移视线，却又细看了一眼，随即认出他来，于是脸上绽放出笑容，还升起一抹淡淡的红晕。

莫顿脱帽行礼，她则点头致意，在他登上台阶来到她的包厢时，她热情地伸出了手。

“我真不敢奢望你还记得我，苏达姆太太，”他说着轻柔地握了握她的手，“我上次见你之后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你怎么能以为我竟会忘记在你母亲家里度过的那快乐的一个月呢？”她回答，“人生中的快乐岁月并不太多，对不对？可不能随便让它们从记忆中溜走。你并没有忘记我，不是吗？那我又怎么会忘记你和你的母亲，还有那座小巧可爱的大学镇呢？”

“那一个月的时光，我无法忘怀，”他回答，“但那毕竟是很久以前了，我的生活一向平淡无奇，而你的生活却那么充实——再说，后来又发生了那么多的事。”

“的确，”她承认，“发生了太多的事。我结婚就是其中之一。但那并没有让我忘记你们全家对我有多好。你在这儿坐一会儿，跟我讲讲大学里和镇子上的新鲜事，好吗？”

“乐意至极，”他说着坐到她身旁的椅子上，“我该从哪儿说起呢？”

“说说你自己吧，”她这样要求。

“那倒不费时间，”他回答，“我没什么新鲜事。我本来就打算去德国——也许你还记得——就在那个秋天，在你离开我们之后。于是我去了，在那里待了两年，拿了博士学位，然后回到这所老校，他们给了我教授职位——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就够了，”她回答，一双黑眼睛真诚地看着他，“你有你要做的工作，你也去做了。你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从事什么，并且能够从事它，我觉得人生中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我想你是对的，”莫顿承认，“归根结底，我发现，艰辛的工作往往带来最大的快乐。不过，我也能从无所事事中获得实实在在的乐趣。我记得你和我们在一起的那个月里，我们并没有踏踏实实地工作，但我们无疑过得非常愉快。至少我很快乐！”

“我也是，”她表态，微微挺了挺身，带着愉快的回忆笑着说，“我很享受在你们家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我多么希望如今也能有这样的快乐时光！”

“难道没有吗？”他问。

“不常有，”她回答，“也许根本没有。”

“真让我惊讶，”他回应，“我还以为你是朝朝暮暮受款待，月月年年有宴乐呢。”

“确实是，”她解释说，“但是宴乐并不一定有乐趣，对不对？”

“理论上说应该有，不是吗？”他回答。

“也许理论上是这样，”她承认，“但我相信实践中并非如此。”

“我知道我们那个小小的大学镇远离发展轨道，”他继续说，“但有时，我们也会留意文明的信使——纽约的星期日报纸。而凡是我收到的报纸上，都一定会刊登你去这个晚宴舞会，去那个化妆舞会的消息。我断定你生活在一种无休止的快乐之中，就像旋转木马一样转不停。”

她再次微笑，笑容里没有悲伤，只有一丝不易觉察的厌倦。“晚宴舞会是当下的时尚，”她说，“要说有什么事比时尚更荒谬，那就是浪费精力去反抗时尚。”

“很有十九世纪末思潮[3]的意味啊。”他议论。

“不想被晾在一边是有道理的，不是吗？”她问，“就算一个人不愿意参加那些活动，也并不希望不被邀请，因此往往会去参加，尽管更情愿待在家中。”

“我觉得，要是大部分人的动机都是这样的，你们纽约的社交聚会大概会很沉闷吧。”他笑了一声，回应道。

“是很沉闷，”她平静地回复，“有时候相当沉闷。不过，当然了，不去也不行。”

“我想也是。”他表示同意。

“可我有时也在寻思，”她继续说，“社会上的那些无聊人都是从哪儿给刨出来的。有时,在连续一个月参加没完没了的晚宴之后，我会绝望得想弃绝尘世。哎，去年冬天我对丈夫说，自打我们从佛罗里达回来后，没有一个晚上是待在家里的，而且没有一个晚上是过得愉快的，一个都没有。他觉得不至于那么糟糕，也许对他来说不至于，因为我相信女人不像男人那么麻木。当然，偶尔会有一个我觉得自己应该喜欢的晚宴，但结果都令人失望。我会见到某个我愿意与其交流的聪明人；我会见到他坐在长餐桌的另一端，仅此而已。倒是某个沉闷的老男人陪我进餐，吃完饭后大概会有两三个毛头小子走过来，试图恭维我，于是成功地挡住了那些或许真有话可说的男人。”

“尽管如此，还是有那么多人费尽心思要进入你们的圈子，”他说，“如果我对纽约小说里的描述理解正确的话。”

“确实，”她回答，“我估计我们的满足感主要来源于此——我们知道那些想拜访我们或者希望被我们拜访的人都嫉妒我们。我估计，对进入上流社会的渴望填补了许多女人生命中的空白；这种渴望给了她们生活的动力。”

“她们似乎并没有她们的‘敌人’那么快乐[4]，”莫顿议论，“她们活得很苦很累。在那边的角落里，我看见一个漂亮女人，还无意中听别人提到她的名字——赛勒斯·普尔太太，是那个华尔街操盘手的妻子。我一看到她满脸志不得意不满的神色，就觉得她或许正是我读到过的那种努力跻身上流社会的人。”

“普尔太太？”苏达姆太太淡漠地重复着，“我不了解她：当然，我见过她——在这个圈子里谁跟谁都见过——但是我不了解她。她长得挺漂亮，她也的确在奋力争取社会地位。向上爬、往外拓是她的座右铭——人往高处走嘛！他们常说，去年整个冬天你都能听见她攀高结贵的爬梯声。不过话说回来，他们这样议论过很多人！他们都说她聪明，说她请客一掷千金，所以我毫不怀疑她早晚会成功；不过到时候，她恐怕会十分失望。”

莫顿笑了：“照你的话说，力争上流不是喜剧反而是悲剧了；而且我得承认，我忽然觉得其中不无一丝闹剧的色彩。”

“是够荒谬的，不是吗？”她笑答，“我们不就是一群势利眼吗？吉米说，纽约的上流社会几乎跟伦敦的一样势利。”

片刻的沉默之后，莫顿略显生硬地问：“苏达姆先生怎么样？你知道，我还没能有幸见他一面。”

“是吗？”苏达姆太太回答，“你就快见到他了。他去驾驶乔治·韦斯滕的马车了。看，他们来了！”

小号声响，竞技场靠近第四大道那端的围栏门被打开，一辆马车驶入圆形场地。一个非常壮硕的男人孤零零地坐在车夫座位上。

苏达姆太太举起长柄望眼镜看了看驾车驶来的马车夫。

“噢，那不是吉米，”她马上说，“显然不是。那是被人叫作‘堆肥’的那个人。”

小号声再次响起，第二辆马车拐进圆形场地。拉车的是四匹一模一样的栗色马。驾车人又高又瘦，看样子还年轻，他淡然地坐在车夫座上，当马车的一个轮子蹭到门柱发出刺耳的声音时，他也没流露丝毫的恼怒之色。

“那就是苏达姆先生，”和莫顿交谈的女士说，此时四匹栗色马正轻快地小跑着经过他们面前，车夫座上的男人挺直了身板，娴熟地挽着缰绳。

“他看上去很专业，”莫顿评价。

“可不是嘛？”苏达姆太太回应，“要知道，他曾驾驶从伦敦到布莱顿的马车，驾过三年。大家都说他的驾车技术十分精湛。我和他说过，要是哪天我们的钱全没了，他一定可以做个非常优秀的马车夫。”

“那些栗色马真是绝配，”大学教授说，“而且苏达姆先生驾驭得十分出色。只可惜马的尾巴都被剪短了！”

“噢，这是英式剪法，”她解释，“这样才时尚。不过这样很丑，是不是？你还记得那匹肯塔基母马的尾巴吗？又长又漂亮，就是那天我骑过的那匹——”

说到这里，苏达姆太太突然停住了。

“是的，”莫顿回答，眼睛并没有看她，“我还记得。”

苏达姆太太克服了小小的尴尬，轻轻笑了一声。

“我真是太无礼了！”她说，“我一直在谈论我和我丈夫，却没问你的情况。你结婚了吗？”

“没有，”他回答，抬眼看着她，她又脸红了，“我想，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结婚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女人是我心所属的，我跟她说了，但她根本不喜欢我，她也跟我说了——然后她就跨上那匹肯塔基母马，带着我挂在她鞍头的心，策马远去了。”

“你会找到比她更好的女人，”她这样作答，“一个远比她更适合做你妻子的女人。”

还没等莫顿作答，先前在包厢然后去参观马厩的姑娘和两个小伙就回来了。小号声再次响起，评判员让四架马车——苏达姆先生之后又有两架马车入了场——再次绕场一周。随后，经过长时间的商议，评判员终于确定了奖项，马夫们飞奔过去，先把玫瑰结贴在由大块头先生驾驭的马匹身上，祝贺他获得第一名，然后转向苏达姆驾驭的马队，祝贺他获得第二名。获胜马车的分数显示在大厅各头的大布告牌上。几架马车再次绕场一周，随后驶出场地。小号沉寂片刻之后，铜管乐队再次奏响嘈杂的乐声。

“吉米没拿到第一名，会不会不高兴？”刚回到包厢的姑娘问。

“我觉得他不会为此烦恼的。”吉米的妻子回答，恢复了先前的高傲态度。

她并没有把莫顿介绍给包厢里的其他人。

那么多人在场，他俩已经不可能像老朋友那样继续谈话了。莫顿发觉，自从姑娘和小伙子回到包厢，苏达姆太太对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他很难描述清楚，但他感觉得到。或许她自己也意识到了。

他欠身准备离去的时候，她问：“你这就走吗？我想让你见见我的丈夫。明天来我们家一起吃午饭好吗？”

莫顿表示感谢并遗憾地说他可能要赶午夜火车，又说十分荣幸再次见到她。然后，她再一次伸出手；一分钟后，他又置身于拥挤的人群中，沿着步道绕行了。

当他快要走到入口处时，乐声戛然而止，小号嘀嘀哒哒响起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从场地中央传来，徒劳地想要告知挤在这座辉煌的竞技场中的数千名观众，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马即将登场。目不转睛地盯着包厢里的男男女女的众人对这则公告毫不在意；对他们来说，就算一匹马能在没有陪跑马的情况下在两分钟内跑完一英里，也远远不如那些坐在包厢里的男人和女人有意思。

（1895年）

[1]《笨拙》（Punch）：英国幽默周刊，1841年起在伦敦出版，带有资产阶级自由派色彩。

[2]漫游的耶户（Wandering Jehu）:出自圣经《列王纪下》9章，公元前9世纪的以色列王，赶车甚猛。

[3]1880~1890年代在法国艺术圈子兴起的一股带有犬儒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的思潮。

[4]典故出自英国作家瓦尔特·斯科特的叙事长诗《湖边夫人》。

新年前夜的守候

四轮马车摇摇晃晃地从小巷子里出来，艰难地驶上大道，雪依然下得很大。车夫位上笔直地坐着两个男人，他们的大毛领上很快又堆积了大片大片的雪花。马车的窗户上结了一层厚厚的霜，车里那位训练有素的护士只能从一侧向外张望。她靠坐在这辆豪华马车里，身旁的座位上放着一个装满换洗衣物的包；每当她收到意外之请去负责一桩未知病例时，她都会感到好奇：不知这幢她即将走进的房子会是什么样；在让人骤然亲近的病房里，在不知多久的一段时间中，她被迫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人又会是什么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位病人既有钱，又舍得花钱——马车，拉车的马匹，身着制服的仆人，这些都是佐证。她还知道病人叫斯旺克；她好像在一两年前听说过一个名叫斯旺克的老富翁迎娶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太太。马车带着医生的便条来接她，她从便条上得知那位先生得的是急病，而且病情可能很严重。

那是一年之中最后的一天，天色很快就变黑了，马车沿着大道前行的时候给了她充足的遐想时间。旅店的窗户上还装点着圣诞花环，然而随着马车的疾驰，她只能透过持续不断的飘雪看到一点模糊的红黄色灯光。大道上，行人寥寥无几，只有当马车穿过宽阔的街巷时，她才看到结束了一天劳作之后下班回家的工人一群群地涌上街头。马车经过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只见教堂已被白雪包裹起来，雪比石头更白。马车来到中央公园并继续前行，只见左边的宽阔草坪在渐渐降临的暮色中呈现一片灰色。终于，马车在街角的一座房子前面停了下来——在执业护士看来，这是一座很大的房子；它那大理石的墙面虽说不上阴沉，却也让她感到阵阵寒意。工人们正沿着大理石台阶匆忙支起遮篷的支架，而在积满雪的人行道上，一条小路已经被清扫出来。

随行男仆帮她把包拎上门廊，并为她按响门铃。

门旋即被一位英伦味十足的男管家打开了。

“这是为斯旺克先生请来的护士，”男仆说，“他好些了吗？”

“我看还那样吧，”管家回答，“这边请，”他对护士说，此时男仆已经把她的包放在了门内，“我先带你去斯旺克先生的房间，随后再把你的包送上来。”

护士跟随管家走上了刻有繁复暗纹的宽大的木楼梯。她注意到房屋内部灯光昏暗，仆人们来来去去，不知在为什么活动做准备。

“我们今晚要举办一场晚宴，”管家解释道，“只有二十四位嘉宾；可遗憾的是，斯旺克先生无法下来参加。我们现在把屋子弄得暗一些，这样到了晚餐的时候就不至于太热。”

无论照明不足的原因是什么，都让楼上比楼下更加阴郁——护士这样认为。

“那就是斯旺克先生的房间了；这是更衣室，供你使用——是大夫安排的。”管家说着带领这个陌生人进入一间天花板很高的小屋，屋里有一扇窗户朝向中央公园。遮光帘还没有拉上；孤零零的煤气灯正在幽暗地燃烧；房间里没有壁炉；墙边的沙发上铺着床单和毯子充当她的床铺。

这地方看起来是那么凄凉，她差点打了个寒颤。

这地方看起来是那么凄凉，她差点打了个寒颤。但她训练有素，已学会不去在意自己是否舒适。

“这里就很好。”她肯定地说。

“我会让人把你的包拿上来，”管家说着正欲退下，“过会儿要不要吃点晚餐？”

“好的，”她回答，“我想待会儿吃点东西——方便的话随时都行。”

管家刚一出去又回来了。

“医生到了，”他敞着门宣布。

一个身材颀长、相貌英俊的男人威严地抿着嘴，迈着轻柔、坚定的步伐走了进来。

“你就是那位护士吧，”他开口说，“克莱门特小姐，对吗？你这么快就能按照我的指示过来，真是太好了。请你换好衣服，然后马上到隔壁病人住的屋子来，我会跟你交代一下你要做的事情。”

说完他便走了出去；过了不到十分钟，她就按照指示走进了房角上的那间大大的卧室。这个房间出奇地宽敞，有高高的天花板和四扇高大的窗户。

房间里生着一团暗红的火，看上去甚至不足以让那个精美的大理石壁炉变暖。靠近角落的地方放着一张大大的床，厚厚的帘子从一个顶罩上垂落下来。

护士走进房间的时候，医生正坐在床边。

“斯旺克先生，这位是克莱门特小姐，”他用欢快的口吻对一动不动躺在床上的老人说，“她会在晚上照顾你。”

斯旺克先生没有作答，但他睁开眼睛看了看这个过来护理他的女人。后来她常跟人提起，她从未见过这么锐利的目光。

医生转向她，同样以职业化的欢快口吻说：“护士小姐，我之所以请你过来，是因为斯旺克太太今晚有一场重要的晚宴，因此她可能无法给斯旺克先生所需的照料。”

医生是在对护士说话，护士却觉得他的这番话其实是说给病人听的，而那病人仍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

突然，病人从床上坐了起来，开始剧烈地咳嗽。这阵发作过去之后，他又躺倒在枕头上，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我觉得这次没有上次咳得那么严重，”医生说，“现在，我可以把你交给克莱门特小姐来照顾了。如果午夜的时候我恰好路过这里，我会再进来看看你是否一切正常。与此同时，护士小姐，请你让他每两个小时服用一次胶囊——上一次服用的时间是五点半。如果他醒着，你要每个小时给他量一次体温。”

他用同样的欢快语气跟斯旺克先生道了晚安，然后向门口走去。护士心领神会，跟着他走了出去。

当他俩来到走廊里，身边没有旁人的时候，医生对她说：“要是他的脉搏或体温出现了任何变化，马上派人来叫我。摇铃找管家，告诉他必须叫我过来；他知道该怎么做。斯旺克先生只是得了流感，但他的心脏很脆弱，他需要悉心照顾。我今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再过来一趟。”

护士回到角屋时，病人已经沉沉睡去，她便趁这段时间为漫长的守夜做起了准备。在留给她使用的那间更衣室里，她把自己的东西摆放在伸手可得的地方。她不但没有把遮光帘放下来，还在窗户旁边站了一会儿，想要眺望中央公园，然而纷飞的雪花就像一道摇曳的纱帘挡在眼前。工人已经搭好了从门廊通往人行道边的帆布通道，通道里挂着灯笼，在灯光的照耀下，条纹遮篷的奇怪形状尽显无遗。护士向下凝望的时候，看见一个连外套都没穿的老人站在挡雪篷的入口处，想在那里暂避风雪，不料却立刻被守门的仆人赶走了。

护士又回到大屋子里，看见病人还在温暖的被窝里熟睡。她纳闷生活为何如此不公；为什么那个人得在大雪纷飞的街上过夜，而这个人则拥有钱能买到的一切——居所、温暖、食物和侍候。她想起自己的父亲过去常说，我们在周围所见的不平等都只是表面现象，对于一切的贫乏都有所补偿，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而一切明显的优越都会通过某种方式、在某个时刻得到偿还。她从未像今晚这般怀疑过父亲的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流落街头的老人和躺在床上的这个老人之间，除了不平等，还能有什么吗？她觉得不可能有了。

在逐渐适应房间里的昏暗灯光之后，她注意到，这里的家具又黑又笨重，地毯出奇地厚，墙上挂着巨幅油画，天花板上画着色调沉郁的壁画。在她四周全是财富和乐于消耗财富的证据；然而这个房间和整个屋子在她看来怪讨厌的，甚至令人厌恶。她自问，那个躺在大床上熟睡的病夫为什么没有更好地利用自己的财富，为什么没把自己的病房弄得宜人一些。她随即嘲笑起自己的愚蠢。房间的主人当然不曾预见到自己会病倒；他装修房子的时候当然不曾想到疾病。

她轻轻地在房间里走动，想看看那些画，但光线不足。她能辨认清楚的只有刻在小牌子上的画家姓名，那些小牌子都附在宽边的画框上；尽管她对绘画没什么了解，可她毕竟读过一点报纸，知道这些画家的画值很多钱——很可能一幅就值好几千美元。要是她有几千美元可以支配，她相信自己能把这笔钱花在比这家房主的作为更有利的地方。她再次强烈感到，这个病夫所拥有的远远超出了他应得的人生馈赠。她还未曾听他开口说过话，她其实也没有仔细观察过他的相貌；但她忍不住想，一个拥有这么多东西的男人，一个有能力做这么多事情的男人，一个完全自主的男人，一个只要乐意就能一掷千金的男人——她忍不住想，这样的男人应该是幸福的。的确，他现在病倒了，但流感终究会退去；等他康复之后，坐拥这么多财产的他一定比别人快乐——比那些穷人要快乐得多，这是一定的。

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她正站在床脚附近，看着躺在那里沉睡的人。七点半的钟声已经敲响，她过来是想请他再次服药。这时她才注意到他的眼皮并没有合上，他一直在看着她。

“现在该吃一粒胶囊了，”她说着轻轻来到他身边，把药递给他。

他一言不发地接过胶囊，就着一口水咽了下去。然后他躺回到枕头上，不料又马上坐直了，身体又一次在一阵剧烈的咳嗽中颤抖。

他总算又躺回床上，但还在喘着粗气。

通向走廊的门外传来一个朝气蓬勃的声音，说：“约翰，我可以进来吗？”随后，一个优雅的年轻身影像只鸟儿似的飘进了房间。

病人睁大双眼看着妻子向他走来，笑容让他的脸变得明亮起来。

“你可真美啊！”他说，声音虽弱，却充满自豪。

“是吗？”她答道，笑了笑，“我今晚是尽力打扮了一番，因为全纽约最漂亮的女人都会过来，她们都是参加吉米·苏达姆太太的舞会的，我希望自己不输给她们中的任何一位。”

在这位妻子走过来之前，护士就退到了窗户边上，她相信吉米·苏达姆太太舞会上的任何女人，不管是谁，都不会比眼前这个正微笑着站在病夫身边的女人更加美丽。

这位老夫的少妻是个金发女郎，年纪很小，穿着低胸的天蓝色裙子，修长的雪颈上挂着一串硕大的珍珠项链，秀气的脑袋上戴着一顶钻石头冠，反射的光芒投向这间阴暗病房的各个角落。

“我想我应该趁大家还没到的时候跑过来看看你怎么样了，”她轻声说，“你知道，晚餐八点差一刻开始。我真心希望你能下来。我们会非常挂念你的。当然，我在最后一刻发出了邀请，找了一个男人来填补你的位置，凑足二十四个人；但是——”

她突然住了口，因为看到房间里还有一个人。

“那么，这位就是奇弗医生找来的护士啰？”她接着说，“我相信她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约翰——医生一向十分细心。再说了，要是没有人陪你，我可不愿意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真的，真的不愿意！”

她说着又绕床走了一圈，转身朝门口走去。

“我得走了，”她解释道，“我不能就这样把时间浪费在你这里。我现在真该下楼去客厅了；而且我还得先检查一下桌上的花是否都布置好了。”

丈夫的双眼一直怅然地追随着她，注视着她的每一个轻巧而优雅的动作；待她终于消失在门外之后，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转过头来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护士，似要得知她对那位美妙绝伦的可人儿作何感想。

护士拿着医用体温计走到床边。

“你现在醒了，”她和善地笑着说，“我可以量一下你的体温吗？”

五分钟后，她把体温计上显示的高温记录到笔记本里，病人也再次坠入梦乡。这时，来参加夫人晚宴的第一批客人开始抵达。

车轮碾压在厚厚的积雪上毫无声响，然而当受邀的客人一个接一个地穿过帆布通道时，护士还是听到了关车门的砰砰声。从安排给她使用的更衣室的隔壁房间传来了丝织物的沙沙声，人们的说话声有时如此高亢，以至谈话的片段偶尔会飘进那个默然坐在病房里的年轻女子耳中。当所有宾客全部到齐之后，房子又复归寂静，楼梯转角处的一座大钟敲响了八点的钟声。

病人睡着的时候，护士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尽管她的身体一动不动，思绪却纷飞不止。她从小在乡间长大，后来离开那座靠海的新英格兰小村，去外面的世界闯荡。到现在，她成为执业护士已有近两年的时间了；然而，她的工作地点不是旅店，就是中等收入家庭。这是她第一次进入这么富丽堂皇的宅子，看到如此富有的人们。她情不自禁地感知着周围的一切，而且发觉自己也在渴望能这么有钱。她承认自己十分乐意作为宾客去参加楼下的晚宴。她很好奇，不知道一张可围坐二十四个人的餐桌会是什么样。能够举办奢华的宴会，而且不用担心筹备、开销等一切问题——噢，哪个女人都会乐于过这样的生活。她觉得自己有花钱的才能，也享受得起任何程度的奢华。她热爱她的职业，因为这是自己的选择。她也干得很成功；不过，她渐渐有些担心自己高估了自身的体力。这份工作十分辛苦，限制又多，她近来不止一次地感到疲劳过度。也许再过一两年，她储备的精力就会耗尽，而她也不得不放弃拼搏，返回家乡；家里的大门自然永远为她敞开，但是这样一来却会加重母亲已经肩负的重担。

还有另一条路可走，当她独自坐在病人身边，坐在豪宅中的这间昏暗的角房里时，这条路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她可以嫁人。不止一个男人向她求过婚；其中一个男人向她求过不止一次婚。他不屈不挠，至今不愿将她的拒绝当做最终的答复。他还算不上是个老头子，尽管他的年纪是她的两倍。他是个有钱人，尽管同她坐在其中安静沉思的这座豪华却压抑的宅子的主人比起来，他没那么富有。诚然，她并不爱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她确实很尊重他，而且她听说，有时爱情会在结婚之后萌发。他能让她得到她想要的一切，他也准备把他拥有的一切都给她。要是她嫁给他，她也能举办二十四人的晚宴，也能佩戴珍珠项链和钻石头冠；而且到那时，她有了钱就能做许许多多的善事。

在医院，以及后来在穷人中间服侍的过程中，她遇见过太多的苦情，不是凭她一己之力就能消除的。如果她拥有财富，她就能完成许多现在做不到的事；她能行各种各样的善事；她能扶危济贫，帮助弱者，而且能比那些出身富贵、从未有过她的生活经历、没遭遇过不幸和苦难的女人做得更加娴熟，游刃有余。她觉得她很了解自己的品质，也相信自己有强大的意志力来抵抗围绕着富人的种种诱惑。她自认为是个无私的人，觉得自己无法独享有可能临到她的财运。她郑重地下决心，要是她嫁给了那个准备娶她为妻的男人，她一定要投入大部分的金钱和时间去做善事。当然，她会打扮得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也会极尽奢华地招待宾客；但是当她举办二十四人晚宴的时候，在她门前瑟瑟发抖的老人绝不会被赶走。

她的遐想被震颤病人身躯的阵阵咳嗽打断了五六次，她觉得咳嗽似乎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剧烈了。九点半，她再次给他喂药，量体温。随后她生起火，火烧得不旺；她抻平床上的床单，把枕头翻了个面。

他很快又进入梦乡，但呼吸有些沉重，还在睡梦中不安稳地翻来覆去。房子里异常安静，楼下聚会的响动丝毫没有传到楼上角房里的护士耳中。偶然走进更衣室的时候，她发现那里放着一个托盘，盘里盛有几样从晚餐桌上取来的菜肴。她很高兴有东西吃，就坐在窗边享用起来。厚厚的、柔软的积雪几乎沉寂了平日街头的一切喧嚣。大道上来往的马车好像在毛毡上行驶一样寂静无声。不过，乘坐雪橇的人越来越多了，听着铃儿叮当，她联想到了愉快的伙伴和热闹的活动。忽而，一辆消防车飞快地从房前开过，平日的那种轰鸣被厚重的积雪削弱了，当车子临近街口时，刺耳的警笛声阵阵传来；十分钟后，消防车又慢慢地开了回来。原来只是虚惊一场，护士感到高兴，因为她知道，这样的夜晚在拥挤的出租屋里发生火灾是多么可怕的事。

她还没用完这顿迟来的晚餐，厅里的大钟就用低沉的音调告诉她十点已到，即将过去的这一年只剩下最后两个小时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平静无事，除了病人偶尔咳醒。

在一年将尽的时候，护士突然觉得这一年在她人生中的意义要超过以往的大多数岁月，因为在十点到十一点之间，她终于下定决心，要嫁给那个想娶她为妻的有钱人——尽管她并不爱他。决心已下，她就任由思绪驰骋，畅想未来。当然，他们要到春天才会结婚，然后会去欧洲度蜜月。秋天的时候，她会力劝他把家搬到纽约来。他热爱自己的家乡小镇，但是他迟早会适应城市生活的；他们可以买一幢新房子，俯瞰中央公园的房子——也许就在这一带，在她就着病房的朦胧灯光置身其中的这幢房子附近。她发现自己在想，要是她买下隔壁的房子，不知这位病人的年轻貌美的妻子是否会登门拜访；想到这里，她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

十一点刚过，她再次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丝织物的沙沙声，紧接着，从下方街道上传来仆人为离开的宾客叫马车的吆喝声。不过，有些宾客仍迟迟不去，因为将近半小时之后，病房门才被打开，病人的妻子才带着优雅的倦意再次款款走进来。

当她向他走过来时，他的双眼立刻盯住了她，脸上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你一直在睡觉呢，是不是？”她开口说，“我太高兴了，不用说，这对你很有好处。我们都在楼下挂念你呢，所有人都问到你，都说你不在真令人遗憾。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到时候，我会再举办一场这样的晚宴，这次办得可成功了。那些花漂亮极了——而且我觉得，哪个女人的礼服都不如我的漂亮。我还知道，她们一个个都算上也没有我这么雅致的钻石。我相信，参加舞会的人也没有谁会戴着和我一样多的钻石。”

“坐到我身边，给我讲讲晚宴上的事儿吧。”生病的丈夫说。

“噢，我可不能耽搁，”年轻的妻子回答，“我得马上走。我得赶到那边去参加辞旧迎新。他们说吉米太太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晚宴上的人没一个猜得出会是什么！”

“你今晚要去参加舞会吗？”卧病在床的男人问；护士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恳求的神色，尽管他的妻子并没有觉察出来。

“当然要去了，”妻子回答，“我绝不会错过的。我觉得在新年前夜跳支舞是个极好的主意，你说呢？真希望你身体好，能同去，吉米太太一定会问起你的——她总是这么彬彬有礼。你不会挂念我的——再过五分钟，你又会睡着了，对不对？”

“也许吧，”他回答，还是紧攥着她的手指，“我会努力去睡的。”

“这就对了，”她一边说一边抽开手，向门口走去，“我会把你交给护士照料。她怕是比我照顾得还周到呢。有人生病的时候，我从来帮不上什么忙。那就再见啦。但愿我回来的时候你会有好转。当然，我会过来道晚安的。我也不会弄得太晚——三点前到家吧——最多不超过四点。”

说完，她款款离开房间，临走时回头冲丈夫笑了笑。他的双眼一直追随着她，在她离开之后，他又盯着门口看了好久。他的脸上有一种饥渴的神情，在护士看来，他就像一个在富足之中忍饥挨饿的人。他一边妄想那美丽的身影或许会回转，一边安静地躺着，同时却凝神细听，直到听见马车门砰地关上，才放松下来，在床上辗转反侧。

那时正是十一点半，护士遵照医嘱给他量了体温，又喂他服了一粒胶囊。她觉得他烧得愈发厉害，咳嗽也愈发频繁了；即便她看到病人再次沉入断断续续的睡眠之中，她还是希望医生能尽快过来。

直到离午夜只差几分钟时，医生才姗姗赶来，护士因而有时间彻底反思自己并非出于爱、而是为了钱而嫁人的决定。她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慢慢形成的，而推翻这个决定却是突然的、毫不犹豫的、不可挽回的。是病夫眼中那无声的恳求让她改变了想法。看到那眼神之后，她觉得自己不可能走进一场无爱的婚姻——不仅是为她自己考虑，也是为她要嫁的男人着想。要是他爱她，她却不爱他，他们之间就不会存在公平交易；她就是在欺骗他。当看清这种交易的本质之后，她正直的心感到了厌恶。她已经不止一次地拒绝了他的求婚，而现在，她的拒绝便是最终答复。

她在窗边站了一会儿，向外望去。雪已经停了，云也撕开了一道缝，月光透过云层断断续续地洒下来。风在公园的大草坪上一个劲地吹，吹弯了落雪树枝的白色骨架。

三辆巨型雪橇满载欢乐嬉笑的人群从大道上经过，坐在雪橇上的人们互相对着歌。号角的嘟嘟声在一条小巷里反复响起，从城市两边的河船上传来越来越响、越来越频繁的汽笛声。手枪的射击声时不时地鸣响。旧岁最后一天的午夜就快到了；人们即将照例在嘈杂的喧闹声中迎来新的一年。

护士刚从窗边转过身，医生就走进了房间。她简短地报告了老人的病情，说他的咳嗽愈发厉害，身体也似乎更加虚弱了。

正当他俩站在床脚说话的时候，病人又爆发出一阵猛烈的咳嗽。他坐起身来，在剧烈的咳嗽中颤抖——这次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更剧烈。他似乎要努力寻求解脱，却是徒劳，随后又无力地瘫倒在枕头上。医生立刻走到他身边，把手放在他的心脏上。短暂的寂静之后，楼梯上的大钟敲了十二下，钟声与屋外的手枪声、号角声和汽笛声的喧嚣混在一起。

“这正是我担心的，”医生终于说，“我估计他是得了心脏脂肪变性。”

“他——他死了吗？”护士问。

“是的。他死了。”

而窗外刺耳的喧闹声过了十分钟才渐渐平息下来。

译后记

徐蓓思

世界上恐怕很难再有第二个城市像纽约这样，让我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吧。

它出现在无数本书中：旅游书里的人在寻访街角的美食，艺术书里的人在探讨梵高的星空，推理小说里的人在这里死了八百万次。它出现在房间角落的荧屏上，IMAX 3D的巨大幕布上，我们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我们见证了无数结局美好的爱情和阴差阳错的遗憾在这里上演：因为一副莫名地同时适合赠送男朋友和女朋友的手套而引发的天注定的情缘，给时尚杂志老板卖命结果差点夭折的感情，建立在为纸杯蛋糕的事业奋斗拼搏之上的友谊。我们觉得自己已经看遍了中央公园每一个角度的美景，从航拍飞机上，从高级办公楼的窗口，从慢跑者的身旁。我们甚至看着她一次次被摧毁，被厚厚的寒冰覆盖，被不知名的病毒感染以至全城沦陷，在七百年之后成为人猿瞳孔里的一尊立在海边高举火炬的手。

正因如此，当我2011年到美国学习，顺道和朋友一起去纽约度春假时，我以为眼前的一切并不会让我觉得新奇。但是我错了，这座城市的内心如此充盈丰富又自相矛盾，它不是三言两语能描述得清的，也不是文字和图像能草草勾勒的。中央公园在晴好的天气里和阴冷的时节中完全是两副样子，你有时恨不得多驻足一阵看艺人卖力的表演，有时又想尽快离开冷清的湖边回到大街上。歪戴帽子的街头少年冲着我们吹口哨。脚步匆忙的行人被我们拦住问路，结果路人甲和路人乙指出了截然相反的方向。地铁站里，肥硕的老鼠从我们面前狂奔而过，在纽约生活很久的同学对此见怪不怪，却吓了其他几个人一大跳。我们当时念书的地方在大农村，没有电影院，几个人商量着晚上看场电影，却没注意到电影票上并无座位号；等电影开场前五分钟进去的时候，影院里几乎座无虚席，我们差点跟更晚入场的人一块儿坐到台阶上。当时停留的时间太短，很多以为到了纽约一定会做的事情都没有去做。我们没有去华尔街，没有去帝国大厦，甚至没有去看自由女神像，而是在MET和MOMA的展馆里消磨掉了大部分时间。唯一能从心愿单上划掉的事情恐怕就是去看一场百老汇音乐剧了，不过剧场的陈旧和观众的稀少也远在我们的预料之外。

纽约就是这样充满惊喜，每一个走在街上的人看在眼里的一定各不相同。这一点在马修斯的笔下也得到了印证，何况那是十九世纪末的纽约，是四轮马车还在麦迪逊大道上飞驰的年代。少女欣赏街道和花园里的春色，小伙子留意的却是姑娘美丽的容颜。上流社会的女主人只在乎晚宴的成功，穷苦大众则看到被房东赶出来的一家子在街边点亮了一支蜡烛。身无分文的青年在街头长凳上捱过漫漫长夜，找不到工作的老头在酒馆里默默地吐着烟圈。每翻过一则新的篇章，你又会从另一个人眼中看到一个新的纽约，而这也许就是本书的妙处所在。

这是我第一次在译言上参加翻译，也是我第一次得到翻译小说的机会。我并没有特意选择一本和纽约相关的故事集作为开端，不过这也许说明纽约和我的缘分还未完待续。翻译这本书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仅让我从一些从未接触过的角度重新了解了纽约，还让我学习到了不少英文知识——特别是翻译《新剧排演》时接触到了不少戏剧方面的专业词汇，查资料的过程颇为曲折，还好得到了负责人燕楠的不少帮助。当然，我从燕楠和合译者王力军身上也学到了很多。我此前一直独立翻译，在经历了这本书的翻译之后才发现，要是碰到了对的合作伙伴，合作翻译确实益处颇多。我有一些累积多年却一直没有得到纠正的语言习惯和标点用法被一一指出，翻译过程中不小心出现的纰漏自己复校时很难觉察，但两位合作者总能凭借火眼金睛揪出错误，从而也保证了这本书翻译的准确性和成文质量。这一次和你们二位一起的“纽约之行”如此独特，真是意料之外的收获。

纽约，我们下一趟旅途再见。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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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花絮

[美] 詹姆斯·布兰德·马修斯 著

朱燕楠 译

译言古登堡计划

目录

作者简介

作品简介

致西奥多·罗斯福的信

小教堂中的葬礼

二月二十九

预展见闻

小街之春

装饰日遐思

寻找地方色彩

破晓之前

仲夏夜

中央公园

晚宴演讲

感恩节晚餐

生活的困境

作者简介

詹姆斯·布兰德·马修斯（James Brander Matthews，1852-1929）是美国作家、教育家、评论家，美国首位戏剧文学教授。马修斯出生于新奥尔良，成长于纽约市，毕业于哥伦比亚法学院，却钟情于戏剧文学。马修斯从1899年至1924年退休，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戏剧文学教授，并创立了戏剧博物馆。马修斯的著作有30余部：他创作的小说和戏剧风格独特；他的论著被用作高中和大学的教科书；他写自传，也为莎士比亚和莫里哀作传。因弘扬法国戏剧文化，他在1907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荣誉勋章。

作品简介

马修斯是很多作家、政治家的朋友，与西奥多·罗斯福的通信一直持续到后者入主白宫。以纽约为背景创作的《曼哈顿花絮》便是马修斯献给罗斯福的“礼物”，他在信中说：“正是由于对我们的这座奇特而多面的城市怀有这种平凡的关爱，我才自得其乐地向你奉上这小小一册花絮。恐怕它们实在算不上短篇小说——更不是散文，也不是论文；我想它们只是我所称之为的——花絮。一共十二篇，一年之中每月一篇，是记录时节的城市月历。”

致西奥多·罗斯福[1]的信

亲爱的西奥多，你知道——我们已经反复讨论过了——我认为你不是一个典型的纽约人，因为你的血统源自荷兰，并且初见日光是在曼哈顿岛这里，而典型的纽约人生于新英格兰家庭，父母多半来自阿利根尼山脉[2]以西的地方。你也知道，典型的纽约人往往并不以他所选择的城市为傲，也不如我们所愿的那样对它忠心耿耿。对于我们的这座备受诋毁和误解的城市，他并没有始终不渝的关怀；当他跨过那条大河[3]回来的时候，并不会一看见它那雄健而参差的轮廓就豪情万丈；也不会一听见它那极富挑逗和刺激性的渐强的轰鸣就欣喜若狂。然而我们对纽约却有一种坚贞的感情，你和我，还有其他一些人；无论它是什么样，我们都喜欢它；无论我们希望它是什么样，我们都爱它。

正是由于对我们的这座奇特而多面的城市怀有这种平凡的关爱，我才自得其乐地向你奉上这小小一册花絮。恐怕它们实在算不上短篇小说——更不是散文，也不是论文；我想它们只是我所称之为的——花絮。一共十二篇，一年之中每月一篇，是记录时节的城市月历。虽不足道，但我恳请你接受以表我的友情和敬意；也恳请你相信我，永远是，

你诚挚的

布兰德·马修斯

1894年5月于纽约

[1]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 美国历史学家、政治家，第26任美国总统（1901-1909）。1858年在纽约市出生，荷兰人后裔。

[2] 阿利根尼山脉（the Alleghanies）：北美阿巴拉契亚山系西部的分支，从宾夕法尼亚州北部绵延至弗吉尼亚州西南。

[3]指哈得孙河（Hudson River）。

小教堂中的葬礼

小教堂退立一隅，并不临街，一条小径从院子的铁门蜿蜒至教堂门口，小径两侧各有一方草坪。在这寒冷的一月清晨，雪在草地上铺了一尺厚，雪水已被夜风吹冻。一侧的小喷泉结了一层冰壳；在喷出的细流跌落的地方，一棵亮晶晶的冰笋正迅速长高，圆滚滚的麻雀要在它们日常的饮水槽里喝水就难了。天空是灰的，但愿上午能出太阳。一股凌厉的风从河边吹进这条街，随风传来阵阵叮当声，是雪橇铃铛在仅仅五十码[1]开外的大道上叮当作响。

灵车在院门前停住的时候，照例有一群好奇的闲人聚拢过来。几位抬棺人从随行的马车上下来，在人行道上各就其位，等殡葬工把棺材抬出灵车。这时，露着一头灰白发的教区长步出教堂门廊，走向院门口去迎接送葬队伍。他手捧摊开的祈祷书，来到棺材前，开始诵读庄严的葬仪祷文：

“主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教区长在抬棺人前面领路，向教堂走去，教堂里已挤满这位死去演员的同事和朋友，以及完全不相干的人，他们过来是出于好奇，还为看看女演员们在白日里、舞台下的样子。室内昏暗，尽管各处都点着煤气灯。圣诞彩枝仍缠绕在柱子上，厚重的垂饰仍挂在低矮的拱顶下面。棺材缓缓穿过门廊的时候，教区长再次开讲：

“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整个教堂躁动起来，众人都把头转向门口。眼含泪水的男人不止一个，因为死去的演员一向是大家的最爱，默默哭泣的女人也不少。靠门的一排长椅上坐着两位年轻女演员，她们曾与死者在一家公司共事，那时他初次登台亮相，距今不过三年；而现在，两人一时情难自已，放声大哭。在她们旁边站着一位高挑、俊秀的金发女子，显然不是演员；她穿着一身黑；当棺材被堆积的花圈半掩着经过通道时，她只朝棺材瞥了一眼，然后就直勾勾地目视前方，绷着脸，眼中却没有一滴泪。

教区长缓缓地走在抬棺人前面，步入教堂的中央通道，与此同时，统一着装的诗班唱起庄严的赞美诗：

“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终，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

“你使我的年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各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

这庄严的赞美诗是为一个年轻人而唱——为一个在二十五岁死去的人而唱，那正是他首获成功、前程似锦的时候。他的家族在美国历史上赫赫有名，朋友们原以为他会像父亲和祖父一样去当律师。他是个帅小伙，眼睛会说话，嗓音浑厚撩人；在父亲的朋友们看来，他俨然是个富有感染力的辩护律师。可是就在他大学毕业那年，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去世了，把他孤零零一个留在世上。可巧，父亲的投资并不明智，多少年都别指望依靠那些投资获得什么收益。上大学时，他曾是戏剧俱乐部的首要成员，暑假期间，他参与过很多业余戏剧演出。也许放弃出庭改登舞台一直是他的秘密心愿。正当他左思右想该走哪条路的时候，机会来了，一位悲剧名角所属的演艺公司向他发出聘约。他接受了幸运之神的眷顾，不是作为一名律师，而是作为一名演员，开始谋生；此时在街巷深处小教堂中的葬礼，正是为作为演员的他所举行的。

伴着诗班献唱的歌声，棺材被抬至圣坛，安放在栏杆前，几乎被散置于台阶上、簇拥在讲坛下和诵经台前的鲜花遮没了。浓郁、甜腻的百合花香在教堂中弥漫。

教区长在圣坛内的诵经台前站定，宣读指定的讲章，传达信与爱的福音。当他宣告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时候，啜泣之声呜呜可闻。

“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出席葬礼的有童年时代的老友，他们从远方赶来给死者献上最后的深情祝福，他们知道他登台时志向有多高，也知道他头一年有多苦：苦于乏味的学徒生活，苦于不停歇的四处奔波，苦于缺少机会不得志。其中一些人晓得在他戏剧生涯的第二年，他的命运如何有了转机，失意如何让位于信心。他所在的公司出现了纠纷，那位悲剧名角跟配角演员分道扬镳。于是小伙子时来运转，并借机证明了自己是值得好运眷顾的。舞台上已多年不曾出现这么年轻、火热的雷欧提斯[2]，这么激情四溢的麦克德夫[3]，这么狡诈、雄辩的马克·安东尼[4]了。他拥有天赐的恩惠——青春、阳刚之美和戏剧气质；还拥有使其天资发挥到极致的艺术智慧。在他的第二个演出季结束之前，他即被公认为同年龄段里最有前途的演员。仅在十二个月前，他才第一次扮演马克·安东尼；而此时，他静躺在棺木里，前来告别的纽约的男女演员挤满了小教堂。

教区长讲道完毕，教堂里一片肃静。雪橇铃铛的叮当声从大道那边轻轻飘来。

零散的几束阳光透过小教堂的右侧窗，给左边长椅的木纹染上了熔融的颜色。身着诗袍的诗班成员变换了队形，只见一位壮硕、庄严的女人走到管风琴前站定；她是一家大歌剧团的女低音，她中气十足、声情并茂地唱起《万古磐石》。

在管风琴和讲坛之间的长椅上坐着一位娇小、优雅的女子，长着黑眼睛和黑头发，年轻依旧，风韵长存，虽然清新之气已从脸上褪去。这就是一周前刚刚与死者同台演出的那位女明星。她是理想的朱丽叶——戏迷们这样认为——她从未和这么殷切、这么热情的罗密欧搭档过。这出悲剧从未被演绎得这么精彩过，从未产生过这么确实、这么丰富的戏剧效果。《罗密欧与朱丽叶》从未连续上演一百五十天不间断。而这一次，批评家竟和观众的论调一致，青春、美貌和激情的魅力太强大了。每个眼光敏锐的戏剧爱好者看到这么难演的角色被诠释得这么到位都感到莫大的快慰。于是乎，这出悲剧一连上演了五个月，场场爆满；这一戏剧盛事的中断，只是由于那炽烈的求爱者的辞世——那罗密欧此时躺在圣坛前的棺木中，而朱丽叶坐在长椅上，眼泪滑下面颊，身旁是她马上要嫁的中年商人。那年轻的男演员——傻傻的女生为看他一眼会守望在后台入口，痴痴的妇人向他送上一篮篮鲜花——此时尸身冰冷，百合丁香高高堆起在他静默的心上。

女低音用浑厚高贵的嗓音唱出最后一串音符，一曲终了，教区长继续主持葬礼：

“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

死者是家族的最后一员，没有近亲出席葬礼。到场的没有母亲，没有姊妹，没有妻子。朋友们来了，但没有一个是他的血亲，没有一个跟他同姓。然而，当小块泥土扑落落掉在棺盖上，当教区长说“尘归尘，土归土”的时候，人群中涌起一阵同情的悸动。

葬礼迅速进入尾声，抬棺人再次各就其位，棺材被抬起，沿着通道缓缓地抬走。

哀伤的队伍渐行渐近敞开的门口，经过高挑的金发女人所在的那排长椅时，女人漠然站立，背过脸去，眼睛盯着地板，这时一个抬棺人绊了一脚，但马上恢复了平衡。女人抬起了手，险些大叫“当心”；但棺材被稳稳地从她面前抬走了；抬棺人哪里知道，他们抬着棺材经过的无泪女人，腹中正怀着死者那未出世的孩子。

（1893年）

[1]1码=0.9144米。（译注）

[2]雷欧提斯 （Laertes）：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译注）

[3]麦克德夫（ Macduff）：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中的人物。（译注）

[4]马克·安东尼（ Mark Antony）：莎士比亚戏剧《裘力斯·凯撒》中的人物。（译注）

二月二十九

州长和他的秘书刚刚在饭店的私人会客室里用完午餐。州长点燃雪茄，仰靠在椅子上，秘书走到门口让一个老人进来，老人刚才一直在走廊里焦躁地踱步。

“州长现在可以见你，巴克斯特先生，”秘书说。

那老人高、瘦、挺冲，大步流星走过秘书身边，连个“谢”字都没说，径直走到州长坐着的地方。

“总算！”他喊道——“我总算有机会跟你面谈了。你要是知道我这么巴巴地盼着，你早就让我进来了。”

“请坐，巴克斯特先生，”州长和蔼地说。

“谢谢，我倒愿意站着，”老人回答，“其实，我更愿意走着。一说起这小子的事，我就好像坐不住也站不住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要见你，对不对？”他突然发问，锐利的目光直盯州长。

“我认为，你是想求我赦免你的儿子，”州长回答，“我准备听听你怎么说。我这儿有全套文件，”他指了指肘边的一堆文件，“我刚才一直在看呢。”

“但是写那些文件的人可不像我这么了解我的儿子，他们讲不出来的情况我能跟你讲。他在监狱里，在那儿都快三年了，他今天满二十四岁——今天是他的生日——那他也不过是个小男孩。他还没长成男人呢，不能按一个男人来受审判，按一个男人来受惩罚。我不能跟你说他没开枪打那家伙，他的确打了；可他是在气头上打的，他忍都忍不住；更重要的是，他是出于自卫。哦，我知道这在庭审的时候没提出来，可你看看这个吧，”他解开外衣，掏出一包文件，挑出其中一张，塞到州长手里。“是二月28号，打架的前一天，卖给鲍尔斯一把手枪和一把刀的那个人写的。你再看看这个，”他又挑出一封信，以同样焦躁蛮横的手法塞给州长，“是鲍尔斯的一个朋友写的，开枪之前那人正跟鲍尔斯在一起。他在法庭上保持沉默，能不说就不说。他知道我卧病在床，所以一直不吭声。可是自打我又能走动以后，我就去跟他死磕，现在已经把他搞定了。这就是结果；凡事总归要真相大白的。你看，在那封信里，他说29号早上鲍尔斯随身带着那把手枪；如果没在身上给搜出来，那是因为鲍尔斯跌倒的时候把枪弄掉了。当天晚上那把枪在人行道上的一块木板底下被人捡到。就是鲍尔斯的这位朋友发现的，可他什么都没说——这杂种！连庭审的时候他都没说！可我知道他有话瞒着，最后我逼他开了口。他现在说出了实情，和盘托出。你看看那封信，看是不是这样。他恨我儿子；他说他希望看见他被绞死；可我逼他写了那封信。如果那还不够，我会把他推上证人席，我会逼他发誓保证字字属实。”

州长调整眼镜，开始阅读强塞在他手中的信。

老人急于倾诉，甚至无法容忍这片刻的耽延，当州长放下第一封信时，他又唠叨开了：“今天是他的生日，是开枪之后他头一次过生日，是他头一次不在我身边过生日。他生在二月29号，他每四年才过一次生日；就是在四年前的今天，他闯下这祸，开了那一枪，给我们造成这么多麻烦。那天早上他满二十岁，他是1864年生的；就是格兰特将军[1]准备把杰夫·戴维斯[2]那伙叛军一锅端的那一年；所以我们给儿子起名叫格兰特——出于对将军救国的感激。有时我觉得他没早生二十年真是可惜，否则他就能像条汉子似的死在冷港[3]，也省得进监狱了。可这就是命，我估计。我们的命是注定了的，我估计。也许一个生在二月29号的男孩跟别的男孩是不一样的；我不明白。他比大多数男孩都受宠；这我相当有数。我是在科德角[4]长大的，父亲从来没给过我爱抚；虽然我猜他也爱我，以他自己的方式。但我结婚以后就搬到伊利湖[5]，在湖边我们盼啊盼，我和妻子盼着生儿子。我们盼了二十多年；终于盼来了格兰特，他是我们的独生子。他的两个姐姐都夭折了。所以我们是老来得子。也许我们太惯着他了。我们当然舍不得打他。哎呀，我们爱他还爱不过来，连句狠话都没对他说过。大体上讲，他也是个好孩子——有时撒野，浮躁——但总是很有爱心，也容易引导。他母亲只要看他一眼，他就会跳过去伺候。所以我们由着他怎么欢喜怎么来，通常他也讨我们欢喜。也许我太纵容他了；我常这么想，现在我看他一脚已踏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但他是个好孩子，一直孝顺他母亲。她爱他——哦！她那么爱他！——胜过爱她的丈夫，我知道，尽管她很疼我。”

这时，老人中止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突然背过脸去。

“你太太跟你一起进城来了吗？”州长和蔼地问。

“进城来？”老人哭号，猛转过脸，“她在家——在墓地！她跟那儿待着呢。儿子一被捕，她就萎靡不振，但她一直撑到庭审结束，指望他能逃过一劫，不相信她的儿子能被判有罪。可是当儿子被送往奥本[6]，因过失杀人去服刑十五年的时候，唉，她就再没什么活头了，她生命的全部乐趣都被锁在一间石头牢房里了。于是她卧床不起，死了。她气数尽了；她对生活失去了兴趣，于是她放弃了。现在这小子就是我的全部，我想让你把他还给我。我跑到这儿来为的就是这个。六个月来我一直追着你为的就是这个。这小子就是我的全部。我想在死之前看见他回到湖边的老家——估计我活不了太久了。我现在七十岁了，看上去挺硬朗，其实我的心脏有毛病，医生说，我随时可能过去，就像狂风里的蜡烛。哎，把儿子还给我吧，我死也甘心。让我在家里再一次见到他，作为一个自由人，然后只要时候一到，我就高高兴兴地带着这个好消息去找我老婆。”

他停顿片刻，他的激情演说丧失了几分暴烈的火气。

州长拿起第二封信开始阅读。州长手举信纸的动作再度唤起老人的倾诉欲。

“如果地方检察官尽到了本州人民赋予他的责任，也就轮不到我来从那胆小鬼口中榨出实情，你看的那封信就是他写的。有时我寻思这杂种就是整件事的始作俑者。就是他把格兰特介绍给那女的。你可知道婚礼本来要在那天晚上举行的——就是开枪的那天晚上？是啊，庭审的时候都说了。格兰特每四年才有一次生日，我跟你说过，所以他劝那姑娘就定那天为结婚的日子。他刚满二十岁——还是个小男孩呢。难怪他们欺负他。如果你看过报告，你就能看出她怎么欺骗他。连地方检察官也承认，虽然他激烈反对我儿子。啊！庭审的时候我要是能在场就好了！儿子发现真相的那天，我要是在城里就好了，他就不会开枪打那恶棍，因为我会亲自动手。”

“那么谁会来向我寻求你的赦免呢？”州长慈祥地笑问，“我看完这些信了，可里面并没有我不知道的新情况，而且——”

“没有新情况？”老人粗暴地打断，“这封信表明格兰特开枪是出于自卫，因为那家伙手里有一把枪。这难道不是新情况？”

“对我来说不是，因为地方检察官——你好像对他有偏见，巴克斯特先生——他已经向我报告了这个情况。”

“如果你一直在听他的，估计我这是白跑一趟了，”老人激动地回道，“从来没有哪个人对另一人的偏见比那人对我儿子来得更大。”

“你冤枉他了，”州长语气坚定，“他在法庭上尽到了敦促判决的责任，他现在也已尽职尽责，把新发现的证据摆在我面前。他甚至更进一步，劝我批准你的请求，赦免你的儿子。”

“地方检察官？”老人惊叫。

“对，”州长回答。

“他终于良心发现了。”

“主要是由于他的劝说，我才决定赦免你的儿子，”州长继续道。

“我不在乎这是谁力主的，只要成了就行，”老人反驳。“我儿子什么时候能出来？”他热切地问。

“我会让你把赦令带给他，”州长说，然后他打开放在身旁桌子上的一份文件，签上字，“拿去吧。”

老人抖着手一把抓过文件。他双膝颤抖，眼睛快速浏览赦令。

会客室的门开了，秘书回来了。

老人抓起帽子。“你知道下一班去奥本的火车是几点吗？”他忙问。

“我想四点有一班，”秘书回答。

“我会赶上的，”老人说；然后，他二话不说离开了会客室，颤抖的手指捏着赦令。他快步穿过饭店走廊，下楼梯，出门上街。走上人行道的时候，他定定地站了片刻，没戴帽子，丝毫没感觉到一场暴雨已在一分钟前倾盆而下。

一个小男孩从街对面向他跑来，叫卖：“晚报——四点的公报！”

显然，老人没有听见他的叫声。

“噩耗！有人丧命！”报童扯着嗓子走开，“奥本暴乱！犯人企图越狱！”

这时一只铁爪箍紧报童的胳膊，老人居高临下，声音嘶哑地问：“你说什么来着？奥本监狱里有人丧命？给我报纸！”

他抓过报纸。头版有一则从奥本发来的电讯，称州监狱发生了一起囚犯暴动，狱警镇压下去的时候事态已有所发展。囚犯在狱警向其开火后才屈服并返回牢房，致使五六个人受伤，拼命抵抗的暴乱头目被击毙。此人是来自湖区某村的青年，因过失杀人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他的名字是格兰特·巴克斯特。

老人读至此处，报纸从他的指间滑落，他倒在人行道上死了，依然牢牢地抓着赦令。

(1889年)

[1]格兰特将军（General Grant）：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1822-1885），美国南北战争后期北方联邦军总司令。（译注）

[2]杰夫·戴维斯（Jeff Davis）：杰斐逊·汉密尔顿·戴维斯（1808-1889），南北战争期间南方美利坚邦联国唯一一任总统。（译注）

[3]冷港（Cold Harbor）: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南北战争的战场。1864年的冷港战役中，格兰特领导的北方军伤亡惨重。（译注）

[4]科德角(Cape Cod)：美国麻萨诸塞州东南部半岛顶端。（译注）

[5]伊利湖（Lake Erie）：北美五大湖之一，为美国与加拿大共有。（译注）

[6]奥本（Auburn）:纽约州监狱所在地。（译注）

预展见闻

春季展览开幕的时候，三月已脱去佯装威风的狮皮，露出羔羊般的温柔。漫卷尘埃扫过大街的风中没有刺骨的寒气；给建筑物的文艺复兴式立面镀银的月光也不再凄冷。飞渡的乱云正在增厚，恐怕要下雨；然而在人行道上临时搭建的帆布通道旁，马车纷纷停靠，载来许多不惜戴上华丽春帽的漂亮女人。应邀出席预展的女士中有不少人身着晚礼服；这光彩夺目的一群人熙熙攘攘地穿过宽阔的走廊，经过化妆间，拥进第一展馆，协会主席正站在那里恭候她们，身边围绕着其他知名艺术家。

穿过第一展馆，迈上六级台阶，是一间较小的展厅，左右各有一间更小的正方形房间。再往里走，再上几级台阶，是主展馆——一座辉煌、庄严的大厅，轩敞气派，比例协调，与墙壁上挂了两三层的众多精美画作很相称。在正对入口的显要位置上，是弗雷德里克·奥利芬特先生的惊人之作《斯芬克斯的迷题》，简朴的画框上附有一纸证书，声明其在去年夏季的巴黎美展上获过银奖。展厅一隅有这位艺术家创作的另一幅画，是他的朋友劳伦斯·劳顿先生的肖像；与之相对应的，在名为《昂提拉日落》的风景画的另一侧，是诗人鲁珀特·德·勒伊特先生的肖像，由一位名叫伦威克·布拉什利的青年画家创作，笔触奔放有力却不失同情，大大盖过了挂在它旁边的印象派画作《吊床里的姑娘》。宽敞的大厅里，雕像和半身像散置各处；其中一座半身像表现的是逗乐的喜剧演员阿斯特里德。阳光沐浴下的田园和严寒冬日里的海景并排张挂；细致的静物写生与几乎由单色构成的纯装饰性作品相映成趣。

拥挤在这一层的人形形色色，堪比满墙的画作

拥挤在这一层的人形形色色，堪比满墙的画作。这里有众多的艺术家，有文化人和公子哥，有为艺术而活的女人和为社交而活的女人，有来参观展览的男男女女，也有来展示自己的男男女女。有艺术学生和艺术批评家，有买画的和卖画的，有诗人和小说家，有券商和教士。这些人中有《高谭公报》[1]的罗伯特·怀特先生和原属于该报社的哈里·布拉克特先生；寸步不离本人肖像的鲁珀特·德·勒伊特先生；建筑师德兰西·琼斯先生和他漂亮的妻子；作曲家J.沃伦·佩恩先生；华盛顿广场的马丁先生及夫人；还有马林斯派克小姐——一个老姑娘，她好像人人都认识，而且人人都喜欢她。

马林斯派克小姐在奥利芬特画的劳伦斯·劳顿肖像前徘徊，她和劳顿已相识多年。她喜欢这幅画，直到无意中听见两个年轻的艺术生对它的议论。

“可惜奥利芬特压根儿没有色彩的概念，是吧？”一个评论道。

“是啊，”另一个赞同，“而且头部线条错得离谱。”

“这人的脸还挺适合绘画的，”第一个接茬，“我自己倒想画画他。”

“奥利芬特的装饰画还可以，”第二个回应，“但是要说肖像画，他根本没法跟布拉什利相提并论。看见他的两幅画了吗？”

“谁的？”先开口的那个问。

“布拉什利的，”对方回答，“这里最大的两件作品。而且跟别人的画法都不同。最好的是那幅华尔街大款——普尔，好像叫这名字。”

“我知道，”第一个插话，“赛勒斯·普尔；他是西部什么地方的一个大铁路公司的总裁。老有钱了。我纳闷布拉什利怎么搞到那份差事的？”

“估计他给鲁伯特·德·勒伊特画像没收钱。你知道，德·勒伊特在一本杂志上撰文捧他来着。”

两个年轻的艺术生在肖像前又站了片刻，定睛细看。然后二人走开，先开口的又说：“那个头也画得不准。”

马林斯派克小姐感到几分震惊，原来她两个朋友的头部线条都不准确；她想知道变形程度有多严重；她一时觉得，好像自己结识的是两个畸形人，是在廉价展览馆里展出来吓唬人的。这些联想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出来，她不由得轻轻笑起来。

“无怪乎你在嘲笑那幅画，马林斯派克小姐，”她右边的一个声音说，“它不比常规的《彩湖日落》强，你在自由街上花五块钱就能买到，还配一个价值两倍的画框。”

马林斯派克小姐转过身，认出罗伯特·怀特先生。她热忱地伸出手去。

“你太太来了吗？”她问。

“哈里·布拉克特正给她解说画作呢，”怀特回答，“他对艺术一窍不通，可他就像真懂似的那么逗人。”

“我喜欢布拉克特先生，”老姑娘回应，“他有点儿——呃，恐怕有点儿粗俗；不过他的看法十分古怪，十分独特。到了这个岁数，我就喜欢让人逗乐。”

“我知道你喜欢寻求刺激，”怀特回应，“我相信你是不会拒绝跟魔鬼共进晚餐的。”

“我为什么要拒绝？”马林斯派克小姐勇敢地回敬，“人家说魔鬼是位绅士；而且，能得知很多朋友的最新消息，我会十分高兴的。”

“说到那位并不像画里那么黑的绅士，”怀特说，“你看过赛勒斯·普尔的肖像没有？是这儿最好的作品。真没发现布拉什利有本事把什么事儿做得这么好。”

“在哪儿？”马林斯派克小姐问，“我一直在看这位布拉什利先生画的德·勒伊特先生的肖像，还有——”

“挺好看的小作品，是不是？”怀特打断她，“也许稍有点感伤和造作。可是真把诗人给画活了。”

“活力恰恰是我在这么多肖像里都没找到的，”老姑娘议论，“有些画看上去就好像画家先给他的模特做了一个蜡像，然后照着蜡像画的。”

他们缓慢地穿过人群向展厅另一头走去。

“查尔斯·沃恩，喏，他又在耍把戏，”怀特说着朝面前的一幅画一扬手，“自打去了巴黎拜在卡罗吕斯门下，他就把他的模特一律改造成法国人，然后把这种改造搬上画布。”

怀特提醒注意的那幅画表现了一个为舞会盛装打扮的女士，正站在镜前调整头发里的一根羽毛。这是建筑师的妻子德兰西·琼斯太太的肖像。

马林斯派克小姐举起眼镜，用挑剔的眼光审视片刻。然后她微微一笑。“这是老一套，喏，我看出来了，”她说——“道德败坏的暗示。”

怀特大笑，二人继续在大厅里巡行。

“你要是那么说查尔斯·沃恩的画，”他提出，“我倒想听听你会怎么说伦威克·布拉什利的画。就是这幅。”

他们停下脚步，面对占据展厅那一侧墙面正中显要位置的画作。

“那是赛勒斯·普尔，”怀特继续道，“奈厄布拉勒中央铁路的总裁，正在华尔街平步青云的一个人，现在去欧洲度蜜月了。”

画作标号13，目录上注明它是《一位绅士的肖像》。画幅巨大，人物有真人大小。画面表现了一个年仅四十的男人，坐在其私人办公室里的办公桌前。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奈厄布拉勒中央铁路及各支线的地图。光线来自左侧窗口，办公桌靠窗放置。人物的姿势是这样：一个被打断工作的人在椅子里扭转身体去跟一位访客说话。这个人是要从群体里被挑出来的，因为与众不同，他身型瘦削，个头偏矮，结实但不壮实。毫无疑问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内心坚定而强大。他的坐姿表明对于实力的自觉，表情亦如此，虽然从他的相貌上察觉不到自负的迹象。他的头发又黑又密又直，鲜有白发。他长着挺拔的鼻子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有着一张薄嘴唇和一个大下巴。

马林斯派克小姐津津有味地端详画面。“是啊，”她说，“难怪这幅画引起轰动。画上有种惊人的东西——新的东西。这是种新的调子；就是这么回事。而且那人也很有意思。他有个专横的下巴。我敢说，他不是怕老婆的人。而且从眼睛和嘴巴判断，他很会养家；我相信，他的妻子永远都用不着把自己最好的黑绸衣料翻过来穿。那张脸自有迷人之处，可我不明白怎么——”

她说到半截，又盯着画细看。

“这画跟本人很像吗？”她终于发问，眼睛仍盯着肖像。

“跟他太像了，我都不愿跟它讲话了，”怀特回答。

“我明白你的意思，”老姑娘回应，“是啊，那人要是真像画上那样，就没人愿意跟他讲话了。我可不会让这位画家——他叫什么来着？——布拉什利先生？——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他给我画像。哎呀，他要是画我，我的朋友们一旦看见，就没有一个敢再请我吃饭了。”

怀特微微一笑，迅速回应：“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知道，就连那位你想让他带你去吃饭的绅士很可能都没画出来的这么黑。”

“我可不想让那人拐我去吃饭，”马林斯派克小姐立刻回敬，朝那幅肖像一挥手，“用色固然很好；况且，那只是外在的，女人并不介意；可黑的是那个人的心。是他的内心实在可怕。他让我着迷——不错——可他也让我害怕。他是谁？”

“我告诉过你，”怀特答道，“他是赛勒斯·普尔先生，奈厄布拉勒中央铁路的总裁，正在华尔街平步青云的一个人。十年前他在丹佛发迹，从丹佛学到一切可学的之后，他就跑去芝加哥。他从那儿的商品交易所学成之后，就来到纽约；他来这儿已有两年，而且已然崭露头角。他策划了华尔街上迄今为止最大的两三件事。结果，现在有两种对于他的看法。”

“如果这幅画像是真实的，”老姑娘说，“我看不出怎么能有不止一种对他的看法。”

“起初有三种，”怀特回答，“起初他们以为他是只温顺的羊羔；现在他们明白过来了。但他们仍然怀疑他是不是规矩。他们说，他用以获取奈厄布拉勒中央铁路股票并把自己送上总裁位子的那笔交易有点儿猫腻，假如没有成功，赛勒斯·普尔这会儿就不是在欧洲度蜜月，而是在蹲班房了。嘿，假如关于他当时情况的传言有一半是真的——他应该早就被吊死在绞索上，而不会吊在这儿的挂画绳上了。不过对于他的传闻，我连一半都不信。”

“像那样的一个人，人家说什么我都能信，”马林斯派克小姐说，“我想我从没见过这么邪恶的一张脸，虽然它显出坦率甚至友善的样子。”

“不过我只给你讲了一面之词，”怀特继续道，“普尔自有其党羽否认对于他的一切指控。他们说他唯一的罪过就是他的成功。他们宣称他因设法帮助朋友摆脱困境而陷入麻烦已经不止一次了。他的敌人说他寡廉鲜耻、报复心强，他的朋友却说他既忠诚又幸运。”

马林斯派克小姐一分多钟没做声。她正在研究肖像，没有丝毫兴致减退的迹象。突然，她抬头看着怀特问：“你觉得他知道这幅画有怎样的感染力吗？”

“普尔？”怀特反问，“不，我想不会。他对华尔街理解的价值比对艺术生联盟诠释的价值有更强的判断力。另外，我听说这幅画还没完成，他就结婚并去了欧洲。布拉什利只好后来补画上背景。”

“可怜的姑娘！”马林斯派克小姐说，“她是哪位？”

“什么可怜的姑娘？”怀特问，“哦，你是指新的赛勒斯·普尔太太？”

“对，”老姑娘回答。

“她原是卡梅伦家的一位小姐，”怀特回答，“尤妮斯·卡梅伦，我想她以前叫这名字。她好像是布拉什利的表亲。对了，我估计就是这个缘故他才被找来画了这幅肖像。他属于那种进步画家，华尔街的人是不太可能轻易赏识的。不过就算找别人来画，也不会画得更好了，是吧？”

马林斯派克小姐微微一笑。

“嗯，”怀特说，“布拉什利对人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你自己就能看出来。或者说，至少他画肖像让人觉得他有这种洞察力；这些艺术家当然是很难讲的，而且很容易高估了他们。他们看到的比他们理解的要多得多；他们有这个天赋，你知道，可他们解释不了；而且经常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做到了什么。”

老姑娘抬起头，笑了笑。

“我认为画这幅画的那个人，”她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对，”怀特承认，“似乎没有人能不知不觉地以这种惊人的力度做一件事。但是，十有八九，布拉什利思考的主要是他的线条、笔触和色调；或许对模特灵魂的揭示是个意外。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无法避免。”

“这回我可不同意你的看法，”马林斯派克小姐回答，“我从这幅肖像里看出，画家对于人类作恶的潜力有相当的了解。噢，他在作画之前必定已经见识过了！”

“幸亏我不是一个职业画家，”怀特回应，“否则我会觉得有责任把你当场驳倒，我就说外行人总是‘望画生义’。”

马林斯派克小姐一时没有搭腔。她正怀着好奇的兴趣在看肖像。她往旁边斜了一眼，接着又盯住画面。

“可怜的姑娘！”她终于开口，带着一声轻叹。

“你指普尔太太？”怀特问。

“对，”老姑娘回答，“我为她难过，但我想我明白她何以不得不屈服。我自己就能感觉到那张脸的邪恶魅力。”

在充斥展厅的嘈杂人声之上，雷声隆隆可闻，接着是雨点打在上方巨型天窗发出的急促的嗒嗒声。

“失陪了，马林斯派克小姐，”怀特急忙说，“我妻子近来听到雷声总有点紧张。我得去找她了。我会打发哈里·布拉克特过来。”

“你不用替我担心，”他离开时，她回答，“我已经自己照顾自己好多年了，我想我依然能胜其任。”

此时大厅里已十分拥挤，往任何特定方向移动变得越来越困难。雨水重重地拍在屋顶上，盖过了愈发嘈杂的人声，甚至压过了时不时冒出来的尖利嗓音。

马林斯派克小姐漫无目的地随人群移动，偶尔看看画作，兴致勃勃地听着从周遭传进她耳朵里的议论和零星的批评。当哈里·布拉克特跟她搭讪时，她发现自己正站在查尔斯·沃恩的《巴黎审判》前。

“我一直在到处找你，马林斯派克小姐，”他开口道，“怀特说你就在这附近，我有好几个月没见到你了。”

他们聊了几分钟上次见面的情形，还聊到请他们去家里吃过饭的朋友们。

这时哈里·布拉克特一抬头，看见了面前那幅巨作。

“原来查尔斯·沃恩的《巴黎审判》是一幅美展画，嗯？”他问，“在我看来，它倒更适合酒吧[2]。这就是伦威克·布拉什利所说的，把艺术家、道学先生和酒色之徒统统得罪了的那些裸体画中的一幅。”

马林斯派克小姐笑了；她的微笑是她最大的魅力。

“你认识布拉什利先生？”她问。

“自打他从巴黎回来，我就认识他了，”布拉克特回答，“他是个画家，他真是。他不是那种教富家小姐近大远小画月亮的公子哥儿。你不会撞见他串来串去喝下午茶，大谈什么艺术的自发性。”

“你见过他给某位普尔先生画的肖像吗？”她问。

“还没有，”他回答，“不过他们跟我说那是一件极品。我从未见过普尔，但我以前见过他妻子。她原名尤妮斯·卡梅伦，是布拉什利的表亲。你想想，他的第一幅轰动之作就是三年前在学会展出的一幅她的肖像。”

“她是个什么样的姑娘？”马林斯派克小姐问。

“先得说，她是个美人儿，”他回答，“虽然他们说她近来有点走样；我今年一直没见到她。但布拉什利把我介绍给她的那时候，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我不骗你。”

人群已裹挟着他俩离开原处，这时马林斯派克小姐发现自己又一次站在《一位绅士的肖像》前，她又一次被画家在赛勒斯·普尔脸上描绘出的力量和邪恶抓住。

“他们以前常说，”哈里·布拉克特继续道，并没有看画，“布拉什利爱上了她。我记得有一回某人跟我说他俩订了婚。”

马林斯派克小姐的眼睛里突然闪过一道慧光。

“当然这里没有半点真实性可言，”他接着说。

微笑又浮上这位老姑娘的嘴角，此时她目不转睛地看着面前的画像，应道：“当然没有。”

(1893年)

[1]高谭（Gotham）：纽约市的一个别称。Gotham原本是英国传说中的“愚人村”。（译注）

[2]Salon（美展，指巴黎美术展览）与saloon（酒吧）谐音。（译注）

小街之春

城里的春天比乡下来得早，在有遮有挡的广场上，七叶树有时会比原野上的同胞提前两星期绽放花朵。那一年的春天比往常来得早，乡下、城里皆然，三月像头狮子似的乱闯，把接下来的四月当傻瓜愚弄，人行道边高高耸起的大雪堆在三四天内就消失不见，空留泥泞的排水沟，沟里的泥巴比平日还黏腻些。让养病的人十分难受的是那多变的天气，天公显然无力把握自己的心意：早晨浓雾弥漫，午后清风拂面，正午朗朗如六月天，突然寒意袭来在夜幕降临前。

然而当四月的最后一周到来时，街角小广场上的草地再次转绿，丛丛灌木即将开花，病人也觉得自己的活力正在回归。他的体力随着春天回来了，恢复的健康送来新鲜的血液在他的血管里流淌，就像新鲜的汁液从树根源源不断地上升至窗前的树枝。痛苦挣扎已经过去，他知道，虽然他并不怀疑自己已跟死神本身较量过不止一次。现在他的胃口再次苏醒，他也有了更强的力量来抵挡那企图主宰他的郁郁悲伤。

窗外的那棵树不过是一棵颓萎的梧桐，而窗户则属于一间寝室，是小街深处一家破败的供膳宿舍走廊尽头的一个小隔间。那年轻人膝头上盖着大衣，靠在帆布折叠椅里，椅子是他在城里仅有的几位朋友中的一位借给他的。他的双手枯瘦而多筋，交叉搁在腿上放的一本书上。他的肉体被病魔销蚀惨重，但骨架还扎实牢固。他的脸仍然又白又瘦，虽然病态的蜡黄已经退去。几根顽皮的胡须蜷曲在他的下巴上已有两个月不曾修过，一头未剪的棕发厚厚地垂在外套的领子上。一双黑眼睛带有近来受苦的标记，但也揭示出一个顽强的灵魂，强得足以承受不幸。

他的房间在小街北侧，上午的阳光反射进窗口，此时他靠在椅子里，感激地享受着温暖。一辆沉重的马拉货车隆隆地碾过坑坑洼洼的路面；车在街角停了下来，一帮工人迅速清空车里装的钢轨，一根一根扔在人行道上，发出哐哐的巨响，震耳的噪音在街巷深处回荡。那一小群人正在搬运有轨马车[1]的轨道，一声声喝令从中传来，随后一根钢轨便下落到位并被迅速钉牢。之后，工人退到一旁，一辆刚才受阻的有轨马车重新驱驰向前，马蹄踏地发出规律的嘚嘚声，同马颈圈上小铃铛的叮当声一样清晰可闻，飘在这座大都市的巨大轰鸣之上。最后，从连片的屋顶那边传来一声响亮的汽笛，紧接着是一连串相似的信号，宣告午休时间已到。又有两三根钢轨哐哐落在其他钢轨上，然后货车隆隆驶离。搬运轨道的工人已在马路牙子上坐下开始吃午饭，其中一个去了街角的酒吧，要了一大罐窗口广告上推销的新啤酒，那俗丽的印刷品上画着一只活蹦乱跳的小山羊背着一位丰满的小女神。

趁铺轨工尚未制造更强的噪音，病人乐享片刻安歇，他的头脑还不是那么清醒，他的神经因疼痛而紧绷。他倾身向前，俯视下面的街道，捕捉到一个年轻人的目光，那人正扯着嗓子叫卖：“草-莓！草-莓！”病人笑了，因为他知道，卖草莓的小贩是可靠的报春使者，同小广场上的广告牌宣布对街的三栋房正在“招租”一样，是毫无争议的春来的迹象。五月一日将至。他不知道联合广场的花市是否已经开张；他回想去年春天的多少个清晨，他心爱的姑娘，那曾答应嫁给他的姑娘，同他一道去联合广场挑选娇嫩的玫瑰和盛放的天竺葵，只有这些花儿才配开放在她那俯临中央公园的客厅窗口。

那天早上他频频思念她，并无怨恨，虽然他们的婚约已在去年秋天解除，三四个月后他就生病了。他从圣诞节起就没见过她，他发觉自己在猜想那天下午她会是什么样，她是否高兴。他的遐思被隔壁的走调钢琴的嘲哳声打断了，那家跟他的小屋只隔一道薄薄的隔断墙。有人正试着一个音一个音地敲出《等到云消散》的简单曲调。似乎现在是隔壁某个孩子的练琴时间，他时常听见那孩子活泼的嗓音。又似乎这项任务十分讨厌，因为钢琴、乐曲和听者都由于年幼演奏者的恶意而饱受折磨。

一阵敲钢轨的声音突然响彻下面的街道，告知他午休结束，工人已回去劳动。不知何故，他没有听见教堂尖塔传来一点的敲钟声，而那教堂就在短短一条街之外的大道拐角处。现在他才闻见一阵弥漫的气味，知道供膳宿舍的午餐时间已到。他醒得早，早餐吃得很少。这会儿他肚子饿了，当佣人把一盘冷牛肉和一碟李子脯端上来的时候，他很高兴。他的胃口很好，吃得津津有味。

吃完这顿简餐之后，他又仰靠在椅子里。一阵狂风高扬起街上的尘土，吹得窗前的梧桐摇晃着刚抽芽的枝条。他望着阳光下的嫩绿新叶在他面前舞动，感到春意搅动他的血液；他又强壮起来，充满青春的力量；他能应付一切病态的幻想，能抛却一切怨懑。他但愿此刻身在乡下——在有小溪、树丛和青草的地方——在宁静安闲、噪音止息的地方——在有时间和空间去思考过去并果决地规划未来的地方——在没有两架手摇风琴在街的两头较劲——一个奏《安妮·劳里》，另一个奏《安妮·鲁尼》——比拼哪个更狂烈的地方。斗琴达到高潮时，他皱起眉头，与此同时隔壁的孩子更加凶狠地敲击钢琴。然后他微微笑了。

健康既已恢复，他又何必在意小小的烦恼？大约一周以后，他就能回到仓库重新开始自食其力。工作之初无疑会很苦，但苦工正是他此时所需的。为将来的结果，也为工作本身，他都需要繁重的劳动。许许多多的年轻人都在热火朝天地奋斗，但他知道自己心力强健不逊于全城任何一个人，命运为何不能也垂青他呢？有了金钱和权力和地位，他就可以立足纽约；也许现在瞧不起他的那些人，其中有些到时候便会乐意结识他。

他靠在小隔间里的折叠椅上休息时，日影开始一点点拉长，漫长的白天渐近落幕。他再次醒过来时，两架手摇风琴都已离去，隔壁的孩子也已停止练琴，小街又安静下来，只有一位女高音在邻街的音乐学院的一扇敞开窗口高唱华丽的咏叹调，还有一阵不寻常的隆隆车声正从宿舍门前经过。他使劲挺直身子，看见一溜马车在街对面慢慢地往街角驶去。一阵沙尘旋风又从下方街道腾起，飞扬的尘土几乎遮住了那些乘客的脸——车上坐的是穿浅色长裙的姑娘和穿双排扣礼服的小伙子。他们正在闲聊，时而爆出欢快的笑声。

他想知道婚礼时间是否到了。他艰难地在椅子里扭转身体，从身后的梳妆台上拿过装有婚礼请柬的信封。仪式定于三点举行。他看看表，发现只差几分钟就到点了。他的手微微颤抖着把表放回口袋；他呆呆地凝视虚空，直到大道拐角处教堂尖塔里的钟敲了三下。婚礼的预定时间已到。仍有马车速速赶来放下晚到的客人。

年轻人在小街深处的破败宿舍尽头的小隔间里养病，他还不够强壮，无力闯入春光并出席婚礼。可他就这样躺在摇晃的折叠椅里，膝头盖着旧大衣，却并不难想象出教堂里的场景。他看见中年的新郎站在轨道边等候新娘。他听见婚礼进行曲庄严而欢乐的旋律。他看见新娘挽着父亲的手臂缓缓地行经教堂通道，罩着的蕾丝面纱并不比她的一头朦胧秀发更淡雅更柔美。他想知道她会不会面色苍白，站在祭坛前时她会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他听见牧师发问并赐福新人。他看见新婚妻子再次行进通道，这回挽着丈夫的手臂。他疲倦地叹了口气，然后闭眼仰靠在椅子上，仿佛要阻挡那难以接受的视像。当马车再次拥过他的门前，一辆接一辆地去教堂门廊接应乱纷纷的声嘶力竭的召唤时，他没有动弹。

他在那儿躺了许久，一动不动，也不出声。他在想自己，想他曾如春光般明媚的希望，想他苦涩的失意。他在思索宇宙的奥秘，在扪心自问是否会对世界有任何用处——因为他仍然雄心勃勃。他在思考个人的劳动对他的同胞能有什么价值，他讨厌三六九等的划分。他对自己说，我们死后都要淡出视野，被众水淹没[2]，最优秀的很快被遗忘，最差劲的亦如此，扔进池塘的硬币是金是铜无关紧要——稀有金属并不激起更多的涟漪。这时，他看见长长的几近水平的一束束阳光从窗前的细枝嫩叶间透进来，回想那些由一人成就的伟业，他又振作起来。他跳出自怜的心境；他甚至对无意间生出的狂妄之心报以一笑。

一辆笨重的救火车发出的雷鸣把他从悠长的遐思中唤醒，车子轰隆隆地碾过街面，车后拖着嘎啦嘎啦响的消防水管。随后的寂静只被救火车的警笛时时打破，那车正穿过一条又一条大道向东渐行渐远，他趁着寂静的工夫牢记，每一个人的奋勇前进都有助于人类整体的进步；卑微的消防员尽责殉职是为全人类的事业效力。

大嗓门的卖报人

纽约的暮色迅速降临，天色转暗时，他的思绪再次被打乱，只听几个大嗓门的男人你来我往地叫卖三流晚报的廉价号外。叫卖声从街巷两侧同时响起，住户们心生好奇，把卖报人叫到门口要买报纸，于是几个男人东一家西一家地跑，也顾不上吆喝了。

天空晴朗，孤星闪耀。空气新鲜而柔和。敲击钢轨的铿锵之声已在一小时前停止，那帮用道钉固定钢轨的人已散去，各自回家。白天行将结束。一阵做饭的味道又飘散在宿舍里，预示着晚餐时间将近。

而那年轻人在供膳宿舍尽头的小隔间里，在帆布折叠椅上躺着，却对一切并未在意，只想着自己的心事。他眼前是一幅画面：一列火车沿着月光照耀的山谷飞驰，投下急匆匆的影子。只见这列火车上，那天下午的新娘陶醉在她的丈夫身边。但他眼里只有新娘，没有丈夫。他看见她苍白的脸、明亮的眼、淡金的发；他不知道在未来的岁月里，她是否会幸福得如同她信守承诺嫁给了他。

(1896年)

[1]有轨马车（horse-car）：又称轨道马车，一种交通工具，由马拉车沿轨道行驶。（译注）

[2]指堕入阴间。（译注）

装饰日遐思

频频的春雨宣告迟来的春天；装饰日[1]到来时，花草树木呈现出一派清新佳貌，仿佛大自然正在为我们的光荣先烈准备花环。游行终于开始的时候，阳光透过广场树木羞涩青葱的绿叶洒下来，柔和地落在从树下经过的摇晃的队列上。金色的光束在斜向的刺刀上闪烁，仿佛跟激昂的战斗老曲合拍，乐曲从频频出现的乐队中澎湃而出。空气中弥漫着战斗豪情，就连爬上废旧灯柱安顿下来的小男孩的心里也荡漾着说不出的斗志。乐曲的间隙，短笛声尖锐嘹亮，哄哄隆隆的鼓声盖过了士兵有节奏的步伐。我在雄伟的海军上将雕像近旁徘徊良久，他稳稳地站立在那儿，海风将他的外衣下摆吹向后方，在雕塑家匠心独运的塑造之下，这尊一动不动的青铜像似乎比聚集在其基座周围的大多数普通男女更有生气。我想，这里——对于那个经历鏖战并恪尽职守的人，对于那些视这一天为圣日的英雄们——是合适的纪念地；令我高兴的是，游行的数千人都要在那沉默的形象面前接受检阅，他代表了我们的国家所能孕育出的最优秀、最勇敢的人。就在那一刻，一列水兵分队闯入视野，热烈的欢呼声从四面八方爆发。

当我徘徊沉思的时候，陆军的一个营从我们身边大踏步依次经过，他们英姿飒爽，衣着朴实无华，却随时准备履行血腥的职责：随时准备用冰冷的武器给入侵的外人以迎头痛击，随时准备以瞬间齐射来终结国内的非法勾当。一段间隔之后走来了民兵中的佼佼者，身着工装服似的统一制服，队列中有担架，有救护车，还有加特林机枪[2]。城市民兵团一个接一个地前进，毋庸置疑，他们必定会火速奔赴战场，如同他们的前辈——英勇的事迹给了前辈们高举旗帜的权利，那些旗帜在颂扬不止一场惨烈程度堪比马拉松或腓立比、丰特努瓦或滑铁卢的战役。当他们在晨光里昂首阔步走在大道上，当尖锐的乐声被阵阵响亮的欢呼声淹没时，我的思绪飘回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我所见到的走在那条大道上的其他千千万万，他们来自新英格兰的松林和石山，正要去往南方的静谧水泽和幽暗湖沼。在那些阴沉彷徨的日子里，我曾旁观部队川流不息地行进在那条大道上，一次一千人——年轻、真诚、热情的人；我记得看见他们返回时，人只剩下区区一两百，或许衣衫褴褛，心力交瘁，但仍然坚强勇敢。死亡，像扎克雷起义[3]中发疯的农民，挥着夺命的镰刀；那漫长的四年，时间流逝缓慢，死亡收获丰盛。如今千家万户的老妇一听见“前进，前进，前进，小伙子在行军”[4]那平凡的曲调就无法不感到喉咙一阵剧痛，眼前忽现安德森维尔监狱[5]。无疑，在那条被战争血洗的梅森-狄克逊线[6]以南，也有成千上万的妇人一听见《我的马里兰》[7]那抒情的旋律就会感到同样的辛酸和同样的温情。夏洛、马尔文山和葛底斯堡是被永远圣化了的名字，被那里所出的事迹和并肩躺在同一个坟墓里的死者圣化了，在那里，灰布蓝服[8]具已零落成尘，无从区分。好在一个雨后清新、花开娇艳的春日，会有益于保持那份记忆的甜蜜。

军团一个接一个地行进在大道上，步履轻松，洋溢着健康和快乐。民兵团的年轻人过去后，退伍军人走来，他们手捧为阵亡战友献上的鲜花。有些老人坐在马车里，座位上多有横着的拐杖；但大多数人步行，步伐整齐划一，虽然步幅较小。当几位勇士高举一面战旗的破烂残骸从我们面前列队经过时，我不由自主地脱帽致敬。一瞬间，帽子遮住了刺眼的光线，我突然看见对面房子的窗口有一组人。一位挺拔庄重的妇人，灰白头发上戴着寡妇帽，犹如戴着一顶王冠，她站在中间，双手搭在两个年轻人的肩上，这两个强壮的小伙子无疑是她的儿子，容貌健美，充满阳刚之气。我看见了，我认出来了。当我再次降低视线去看游行队伍时，我却见到另一组熟识的面孔。一辆马车上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矮胖，粗俗，糙手上夹着一根点燃的雪茄，手搭在马车门上。他头发蓬乱，曾经的红发已经转灰，变成不洁的白色。外套的扣眼上系着共和国大军[9]的饰扣。与他同坐在敞篷大马车上的是三个嘻嘻哈哈的小青年——显然是那种卑贱的职业政客。

男人看见一个朋友站在路边，就热情洋溢地点头，露出谄媚的灿烂笑容；我身边的众人认出了他，于是一个传一个地喊他的名字；街角上的一小群年轻人还高声欢呼。

这两组人——马车上的龌龊之徒和他上方窗口中的高贵妇人——我都认得。我知道他们都是战争的幸存者。

随着游行队伍的经过，不时有人认出那位政客，我能听见阵阵欢呼声在观众行列中传播。我并不惊讶，因为这个男的在部分人中走红是明摆着的事。他是一个从未开过一枪的战士，是一位从未见过敌人的上校。他的战术技巧表现为：在有利可图而不必冒险的地方为自己保障一支特遣队。他的策略就是确保从那些分发美物的人的口中获得美言。

当别人为国奋战时，他一直在关照自己。战争结束时，他邀功请赏，并作为领事被派往东方。时候一到便有丑闻从大洋彼岸传来，调查令随即下达；于是他辞职，事情也从未被追究。然后他步入政坛。他出口成章，夸夸其谈。他奉承群氓，相信在政治上，巧言石[10]就是成功的垫脚石。攻击对手的时候，他从不停下来斟酌用词，相信在政治上，比林斯门[11]便是成功之门。他善于撩拨众人的耳朵制造纷争，这样就更容易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仿佛为弥补他在战争中的失职，他现在不遗余力地辱骂南方人民，对他们的谴责总是粗暴又恶毒。每次选举中，他都恳求他的同胞要像曾经射杀敌人那样去投票。他对那些曾为南方而战的人侮辱起来是一贯地狠毒刻薄。简言之，他就是人渣一个，是每当深渊剧烈动荡时便会浮于表面的那种渣滓。

以其政治辩论之蛮不讲理和政治欺骗之肆无忌惮，他很适合领导他施展大能召于麾下的那帮走狗。他的地位无异于中世纪意大利诸国纷争时的那些外国雇佣兵头目。像他们一样，他也领导着一个紧密的团体，这伙人组织起来就是为了掠夺，只要得到报酬且有望分赃就立即服从命令。虽然他名义上属于争夺国家控制权的两大党之一，但如果他的报酬和分得的肥差没能使他自己和众爪牙满意，他随时愿意倒戈；他甚至会为受到怠慢而伺机报复，并指望从另一方获得更高的酬劳。

至于我，当我站在法拉格特[12]雕像下的拐角上观看老兵列队经过时，想起这个人的谋生之道，看见他出现在那些为了崇高目的而打过一场漂亮仗的人中间，我感到他玷污了这神圣的场合，也暗淡了这灿烂的晨光。我又抬头望窗口，就是曾见那妇人同她的两个儿子现身的窗口。她还在那里，身体微微前倾，仿佛沉浸在不自觉的兴奋之中，一只手勾着右边的英武青年。看见那三个人，我又振作起来，我知道他们是谁，知道他们在国家历史上代表的是什么——既是过去的光辉榜样，也是未来的希望之光。冠于那位母亲额头的寡妇帽令我回想起一则高尚而纯粹的事迹。

穿水兵服的男孩组成的军乐团走在前，后边跟着一艘铁甲舰模型，模型安装在车轮上，巧妙地装饰着鲜花和花环。这之后走来区区二十位老水兵，他们已经自发形成了罗德曼·R.哈迪老兵会。行至那妇人与她的两个儿子所站的窗口时，他们仰头欢呼起来。哈迪舰长的遗孀看见丈夫的老战友，眼睛里顿时充满泪水；当他们朝她和她的儿子们欢呼时，她的脸上泛起红晕，搂着儿子的胳膊也微微颤抖。她欠欠身，两个小伙子脱帽致意，老兵会一行人便继续沿大道前进去履行其悲哀的职责，尽管他们无法用鲜花装点老指挥官的坟墓，因为他长眠于水底。当他的身体沉入那永恒的安息之所时，勇士们正在接二连三地发射炮弹向他致敬。

有人说：水兵的行当就是学习如何去杀、如何去死，而如何去活则无关紧要。哈迪舰长活得像个男人，像个绅士，像个基督徒；他死得像个英雄。他来自水兵世家。他的曾祖父在1758年路易斯堡被攻克之际曾随同阿默斯特[13]指挥的舰队一道航行。他的祖父曾在好人理查号上给保罗·琼斯[14]当过见习船员。他的父亲在“老铁壳”上服役时正值宪法号[15]擒获战士号。他自己当兵出海时正赶上围攻韦拉克鲁斯[16]。内战爆发时，他结婚才三年。他在坎伯兰号上服役时，梅里马克号击沉了该舰。在新铁甲舰建造期间，他得到短短几周与妻子和两个男婴共度的时间。昂提拉号完工之后，他身为一名海军上校，被派去担任指挥官。

没有一艘铁甲舰比昂提拉号效力更勤，吃苦更多。就在大举进攻戴维斯堡之前，哈迪舰长冒着南方邦联的炮火去轰击一艘巡洋舰，该舰已退至河的上游，躲在炮台所处的长条地后面。尽管炮台的火力很猛，有可能将他的船轰得招架不住，他依然奋不顾身，把炮口瞄准巡洋舰。他刚进入射程之内，一场浓雾就笼罩下来，遮住了作战双方。炮台停止连发，只漫无目标地开几炮碰运气。铁甲舰则仰仗炮手的精确性，继续射出一发接一发的炮弹，炮弹穿透厚厚的雾墙，直击敌船所在的隐形位置。浓雾消散后，巡洋舰起火了；铁甲舰遂撤退至炮台射程之外，完成了哈迪舰长布置的任务。

次日开始对戴维斯堡展开猛攻。舰队司令命昂提拉号跟随旗舰进攻。防守水道的不仅有堡垒本身及辅助防御工事的大炮和一小队炮艇，还有隐藏的鱼雷，鱼雷的位置连那些领航员都全然不知，他们都是戴维斯堡的联邦人士，自告奋勇来引导我方舰船通过曲折迂回的河口。铁甲舰做好了战斗准备；甲板已沉至与海面平齐；除了带有两门大炮的旋转炮塔，没有其他突出物。在操舵室的小房间里，哈迪舰长在领航员旁边就位。舰队司令发出前进信号，于是昂提拉号紧随旗舰的航迹。

安全通过水道的第一个弯之后，铁甲舰终于完全暴露在堡垒的炮火之下。炮塔缓慢旋转，两门大炮双双瞄准一艘脱离堡垒掩护、铤而走险的大胆炮艇。第二发炮弹击中炮艇的蒸汽室，炮艇爆炸，随波漂流。舰队司令仍在前进，昂提拉号紧随其后。忽然船体猛地一震，传出一声沉闷的轰响，铁甲舰从船头颤抖至船尾，并开始下沉。原来一枚鱼雷把船底炸出了一个洞，昂提拉号正在沉没。几乎同时，来自戴维斯堡的一发炮弹击中炮塔，一块碎片打中哈迪舰长，扯掉了他的右臂。就在鱼雷爆炸后的短短几秒之内，在颤抖的船身倾斜下沉之前，十余人逃离炮塔，扎进河里。舰长还没来得及爬出水，他的船就在他脚下沉没了。当他从急转的旋涡中浮上来时，那只未受伤的手抓住一块碰巧漂过的木头，使他得以支撑因伤口裸露而发虚的身体。他发现自己就在领航员旁边，那人正徒劳地与浪涛搏击，体力几乎耗尽。

“你不会游泳吗？”哈迪舰长问。

“只会一点，”领航员回答，“我怕是要完蛋了。”

“扒住这块木头，”舰长说。

领航员伸出手臂用绝望的手指抓住那块破木板。木板太小，撑不住两个男人，于是哈迪舰长松了手。他用一条手臂奋力划水支撑身体，撑了一小会儿。后来他体力不支，终于没入昂提拉号曾在他脚下沉没的那方水面。水上激战正酣；炮弹从一艘接一艘的舰艇上发射，回应从堡垒和炮台发出的炮弹；另一艘铁甲舰接替昂提拉号执行任务；勇敢的心和敏捷的头脑在海上和岸上同时发挥作用；而罗德曼·哈迪却葬身水底，给他的遗孀和儿子们留下了烈士的遗产。

那顶寡妇帽当晚被年轻的妻子戴在头上，直到今日她从未摘下。他的两个儿子由她抚养成人，追随父亲的脚步。一个以优异的成绩从安那波利斯的海军学院毕业，已开始在海军崭露头角。另一个是律师，正在努力跻身政界；虽然还不到三十，他却已在州议会历经两任，在那里，他为这个城市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游行终于结束了——因为罗德曼·R.哈迪老兵会是压阵的队伍之一——于是我转身穿过广场。寡妇带着两个儿子的出现洁净了空气，驱散了坐着粗俗大马车经过我身边的政客一路留下的秽气。对英雄事迹的纪念是生命景观里的一片绿洲，对哈迪舰长之死的回顾使这一天显得更加美好。阳光洒在街上仿佛金水泻地。一对小麻雀轻快地掠过我面前的绿地，落在我头顶上方的树枝上。从连片的屋顶那边，飘来《约翰·布朗之躯》[17]和《行军佐治亚》[18]的回声。

(1890年)

[1]装饰日（Decoration Day）：最初为纪念美国内战（南北战争）中死去的将士，人们在5月某一天用花环和旗帜“装饰”将士墓碑，是为装饰日。后来演变为纪念历次战争中死去的美国将士，这一天也改称为悼念日或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定在5月最后一个星期一。（译注）

[2]加特林机枪（Gatling gun）：美国人查理·加特林发明的一种早期机枪，是世界上第一种实用化的机枪。形体较大，一般为两轮车载。（译注）

[3]扎克雷起义（Jacquerie):1358年法国北部农民暴动。（译注）

[4]《囚徒的希望》歌词，旨在鼓舞被俘虏的北方联邦士兵，是内战时期最流行的歌曲。（译注）

[5]安德森维尔监狱(Andersonville)：内战期间南方军的战俘营，位于佐治亚州，条件恶劣，被关押的北方联邦囚犯因疾病和虐待大批死亡。（译注）

[6]梅森-狄克逊线（Mason and Dixon's line）：美国南北方分界线。（译注）

[7]《我的马里兰》（My Maryland）:内战时期南方流行的战歌。后成为马里兰州州歌。（译注）

[8]指内战时期南北各方军服，南方为灰，北方为蓝。（译注）

[9]共和国大军(Grand Army of the Republic)：内战后北方联邦退伍军人组织。1866年成立，1890年人数最多，1956年最后一名成员去世。（译注）

[10]巧言石(blarney-stone)：爱尔兰布拉尼城堡的石头，相传亲吻此石之后即善于花言巧语。（译注）

[11]比林斯门(billingsgate)：伦敦的鱼市，指代市井粗话、下流语言。（译注）

[12]戴维·格拉斯哥·法拉格特（David Glasgow Farragut，1801-1870），美国海军上将，参加过1812年战争、南北战争、新奥尔良战役等。（译注）

[13]杰弗里·阿默斯特（Jeffrey Amherst,1717-1797）：英国军事家，陆军元帅。1758年法国-印第安战争中率军攻克路易斯堡(Louisburg，位于加拿大布雷顿角)。后担任过英属北美殖民地总督。回英国后被授予勋爵头衔。（译注）

[14]约翰·保罗·琼斯(Jonn Paul Jones,1747-1792)，生于苏格兰，美国海军军官、军事家，被誉为美国海军之父。好人理查（Bonhomme Richard）号是其指挥过的一艘由商船改装的军舰。（译注）

[15]宪法号（Constitution）:美国海军现役木壳三桅风帆护卫舰。由华盛顿总统命名，为纪念于1789年生效的美国宪法。自1797年入役至今连续服役200多年。因其坚韧的橡木船壳而得绰号“老铁壳”（Old Ironsides）。曾在1812年战争中击毁英国皇家海军战士号（Guerrière）。（译注）

[16]韦拉克鲁斯(Vera Cruz)：墨西哥东岸港口，1847年在美墨战争中被美军围困并攻克。（译注）

[17]《约翰·布朗之躯》（John Brown's Body）：美国内战时一首著名的进行曲，纪念废奴主义运动家约翰·布朗。（译注）

[18]《行军佐治亚》（Marching Through Georgia）：内战时的一首进行曲。（译注）

寻找地方色彩

小说家站在里文顿街和包厘街的交叉口，试图寻找恰当的词语来表述他所感知的纽约街道在一个潮湿的六月清晨呈现出的最独特的风貌。高架列车从他头顶上哐啷哐啷驶过，他并没有留意，因为太专注于默记从他面前经过的形形色色的路人。突然他险些被撞个跟头。一个年轻人踩上一块被随手丢在人行道上的香蕉皮，脚下一滑，重重跌在他身上。

“非常抱歉，”年轻人大声说，重新站定。“我——诶，德·勒伊特先生！”他惊叫，认出了作家。

“约翰·苏达姆！”鲁伯特·德·勒伊特应道，亲切地伸出手去，“嘿，真是巧了！你知道吗？我正要去大学睦邻之家[1]找你呢。”

“要是再过十分钟，你就在那儿找到我了，”苏达姆回答，“这星期是我住校；事实上，我想我会在这儿过夏天。你看，我上星期通过了哥伦比亚[2]的文科硕士考试——”

“那么现在要考试才能拿到文凭，嗯？”小说家问，“我上学那会儿，我们差不多是白拿的——至少我是——那不过是二十年前的事。你既拿了文凭，打算拿它做什么呢？我听说你求学是为当牧师。”

“我考虑过神职，”苏达姆回答。他是个又高又瘦的小伙子，有一头棕色的直发和一个坚毅的下巴。“可我现在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有点儿钱，你知道——要是我愿意，足够过活的。所以我可能留在睦邻之家；那儿的工作很有意思。”

“毫无疑问，”小说家欣然回应，“你一定能看到许多稀奇古怪的案例。我要是能抽出一段时间，跟你在这儿待上一个月就好了。”

“还犹豫什么呢？”苏达姆热切地建议。

“咳，手头的事太多了，”德·勒伊特回答，“下星期我得去哈佛朗诵优秀生联谊会[3]之诗；此外，我已经答应为《大都会》完成一系列纽约故事。这就是我今早要去找你的缘故。我想找你帮忙。”

“可我平生从没写过什么故事，”年轻人马上说。

“我不是想让你写故事，”德·勒伊特反驳，“当然我自己写得来。但我觉得你能帮我找点儿地方色彩。”

“地方色彩？”苏达姆疑惑地重复着。

“对，”小说家继续道，“地方色彩——那正是我想要的——新鲜的印象。”

“我不太明白——”年轻人犹疑着说。

“噢，我可以解释一下我想要什么，”鲁伯特·德·勒伊特打断他，“你看，我生来就是纽约人，你也是，而且我一辈子都住在这儿，我太了解这座城市了——就是说，我对它的某些方面都摸透了。我能周旋于众长老[4]之间，能办克莱尔蒙特茶会，或其他各种时髦聚会；我知道俱乐部里的人怎么讲话；我研究过那些画家、文人和记者；我能描述剧院首演当晚的盛况或大街上发生骚乱的情形；可是我所知的这些人，我差不多都挖掘尽了，于是我想，我该来这儿见识一下我所不知的类型。”

“我很乐意带你去睦邻之家，”苏达姆回应，“而且——”

“我想去的并不是睦邻之家，多谢，”德·勒伊特打断他，“睦邻之家里的人是我已知类型的种种变体。我想见识的是那些我一点都不了解的人——那些非常穷的人，住廉租房的人，为温饱而做工的人。你认识那种人吗？”

“认识，”苏达姆回答，“我认识很多那样的人。可他们一点都不像那些煽情报纸写出来的那么生动，那么凄惨。你干嘛不去唐人街看看？”

“那不是我想看的，”小说家答道，“唐人街是粗俗的，是异域的，是外来的；只不过是附在纽约上的一种赘生物。而廉租房里的人是来扎根的；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不关心唐人街，但我很关心桑树弯[5]。诶，苏达姆，你熟悉桑树弯，是不是？”

“是，”苏达姆回答，“我熟悉桑树弯。”

“你知不知道在桑树弯，或那附近，哪栋廉租房最有特色——最典型地代表了桑树弯所展示的最糟糕的状况？”德·勒伊特问。

“知道，”苏达姆又答，“我想我可以找一栋那样的廉租房。”

“那这就带我去吧，如果你能抽出一两个小时的话，”小说家说。

“我可以把差事推到今天下午，”年轻人答应，“我想我可以带你看看你想看的。跟我来吧。”

他俩一直站在刚才撞见的地方，即包厘街和里文顿街的交叉口。现在，由约翰·苏达姆领路，俩人在高架铁路的单轨下面，沿包厘街往北走了一小段，然后拐进一条小巷，朝西进发。

每当他们来到十字路口，德·勒伊特就发议论，说其中总有三个拐角是酒馆，而且有时四个都是。宽大的镀金招牌悬在这些酒吧敞开的大门上方，招牌上的名字不是德文就是爱尔兰语，直到他们来到一个拐角，看见有个馆子自称“克里斯托法罗·科隆博小馆”[6]。一副木头架子立在小巷里，占去人行道宽的三分之一，上面有个牌子广而告之：冰镇苏打水加水果糖浆二分一杯；加巧克力和奶油，售价三分。一只盛水半满的大洗衣盆坐在拐角的路缘石上，里面泡着可疑的嫩卷心菜和抱子甘蓝；它的看守者是个瘦巴巴的姑娘，头上系着一条红手帕。

从这个街角，苏达姆拐出小巷，走上一条街，街不见得更宽，但往南往北延伸得那么曲折而犹豫，在纽约的街道中并不常见。这条曲街两边的人行道很窄，与此地密集的人口不相称，而且被种种默许的侵占行为弄得愈加狭窄。例如这边，一个小店侧面支出一副架子，上面的未脱壳豌豆在六月骄阳的曝晒下萎蔫。再如那边，几级台阶通往地下室，凹地一角的台阶上或许有只大桶，里面装满脏乎乎的冰块，镇着一罐号称是冰淇淋的东西，不然就是有块木板，上面摆着半打干硬的黑面包，也是要卖给偶然过路的顾客。又如这边和那边，高层廉租房里的居民把椅子搬到大门口，坐下来，舒舒服服地跟邻居交谈，全然不顾如此一来造成的人行道阻塞，逼得行人只好走到马路上去。

而马路也跟人行道一样拥挤不堪。苏达姆和德·勒伊特小心地择路而行，前面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他的法兰绒上衣领口大敞，袖子高卷，露出褐色的胳膊；他推着一辆手推车，车上堆满色彩艳丽的印花布。还有别的手推车，别的推车人，有老有少，在贩卖别的货物——往往是水果，极不诱人的臭烘烘的水果。偶尔会有一辆大马车隆隆地慢慢穿过街道，车上堆积如山的高级家具出自街角附近一家叮叮咣咣的工厂。在拉车的大马前方，孩子们总要等到有惊无险的最后一刻才四散逃跑。这里的孩子数不清，永远有成群的孩子从房子里出来，从地窖里上来，在路边转悠，在街心跑来跑去。各年龄的孩子都有，有躺在矮胖敦实的母亲怀里的婴儿，也有脸盘甜美眼睛黑的小姑娘——虽然看着老成像十四的样子，其实不过十一二岁。他们在街上疯跑；他们在闲坐门口聊天的母亲的腿边玩耍；他们在架设于每座高楼前脸的防火梯的栏杆上吊着。

到处都有意大利人把防火梯的平台当作斗室的外间。他们用长在破木箱里的花草装点它；他们用它的栏杆晾晒杂色法兰绒上衣；他们坐在上面乘凉仿佛它是故乡别墅的凉廊。

到处也有噪音和浊气。从敞开的窗口传来的附近机器的轰鸣，以及街头群众无休无止的吵闹和尖叫，使得都市的喧嚣在这里加剧。邋遢厨房的馊臭与腐烂果蔬的轻度腐臭混合在一起。

然而超越噪声、臭气和众人碌碌繁忙的表象，鲁伯特·德·勒伊特觉得仿佛他在接受生活的本相。就好像他窥见了宏大的生存运动——永不止息也不可避免。他所看见的并不令他心生怜悯；也不令他心灰意冷。眼前的景象并不美；甚至算不上什么景；然而一刻也不曾令他感伤。只是有趣，实在有趣——有无穷无尽之趣。

“我多少年都没见过这么浓的意大利味儿了，”当他俩小心翼翼地穿过乱作一团爬出门口的婴孩时，小说家对他的向导说，“记得第一次在意大利漫步——我们下了开往科莫[7]的船之后，在梅纳焦的山间漫步，那时我都没见过这么浓郁的意大利风情。这里的某些面孔是更纯正的希腊式，比你在意大利北部遇见的任何一个都纯正。你瞧见刚刚路过的那个年轻母亲了吗？”

“正给婴儿喂奶的那个？”苏达姆反问。

“对，”德·勒伊特继续道，“她有椭圆形的脸庞和橄榄色的皮肤，是希腊人留在西西里岛上的那种相貌。她不漂亮，算不上，但她具有出自雕塑家族群的那种沉静的美。她的侧脸俨然脱胎于一枚叙拉古银币[8]。这样一张脸竟出现在这里，在曾经是新阿姆斯特丹而现在是纽约的这座城市里！”

“我们可没时间在这儿怀念叙拉古和新阿姆斯特丹，”苏达姆说，“我们对纽约还考虑不过来呢。但凡真的想起西西里，也只是为了记住我们这儿的西西里人是所有意大利人中脾气最爆、最不好惹、最爱报复的。”

“假如我不知道，”小说家感慨，“意大利人是以牺牲一切艺术冲动为代价来发展商业才能的，我就会纳闷，米开朗基罗、列奥纳多·达·芬奇、乌尔比诺的拉斐尔这种族群的后裔，怎么如今竟愿意住在那么丑恶的一座房子里！”他一扬手，示意一座高耸的双开间廉租房，大量的蹩脚装饰把房子弄得愈发丑陋。“它甚至不因朽坏而别有风味。事实上，这一整片儿的维护状况比我预想的要好。”

“瞧瞧你身后的房子，”他的同伴回应。

他们身后的那座房子属于这条街上最老的一批廉租房。其防火梯的平台同周边住宅的那些平台一样杂乱；每一个窗口都显出室内有人居住的迹象。然而这座建筑物，作为一个整体，却像被忽视了。

“这房子真好似捉襟见肘、蓬头垢面，”德·勒伊特承认，“看上去就像个流浪汉，是不是？”

“看上去是不太干净，”苏达姆说，“而且后楼还要更脏。那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如果你想去。”

“好，”德·勒伊特回答，“如果这一带确有地方色彩可寻，我猜我们会在这里找到相当一部分。”

“那就这边请吧。”苏达姆说着钻进一条有顶的巷子，巷子在房子下面延伸，通往一个铺着高低不平的石板的小院，院子被周遭建筑四面合围。即使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院里的空气依然透着阴冷，石板路上处处是水渍。

“新建筑法规不允许建这种不见天日的后楼，”苏达姆解释，“但是城里有数千座这样的楼，都是新法规生效之前建的。我们最好先去地下室看看。”

院子一角有五六级台阶通往后楼的地下室。来自大学睦邻之家的这位青年，身后跟着小说家，踩着台阶步入地窖似的房间，房间约占后楼地下空间的一半。

这间屋里的空气污浊不堪，害得德·勒伊特一阵憋气。房间不超过十二英尺见方；墙壁上没抹灰，露着粗基石；地面是土地，被踩得硬邦邦，除去啤酒罐滴液弄湿的地方；上层的地板梁似乎已朽烂。在室内的溽热中，十来个少老爷们儿坐在旧椅子和破箱子上，吸着烟，就着唯一一盏脏臭的煤油灯发出的摇曳光芒打牌，喝着用旧罐头盒收集的酒渣。

苏达姆和德·勒伊特进来的时候，地窖居民抬头看了看，然后继续之前的消遣，对闯入者并无进一步的关注。

离门口最近的是个身材魁梧的五十岁汉子，灰白的短发紧贴头皮，腰间的皮带上掖着一把刀。他正在打牌。

“早上好，贾科莫，”苏达姆对这位头发花白的粗人说，“我好长时间没听到你的消息了。你什么时候离开岛[9]的？”

“上周，”他硬生生地回答。

“你的妻子在哪儿呢？”年轻人问。

“她做工，”贾科莫回答。

苏达姆没有继续往下聊。他估计小说家看够了，就转身又踏上颤颤巍巍的台阶，身后跟着他的朋友。

“吁！”当他俩再次站在狭小的院子里时，德·勒伊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呼吸那样的空气而且还能生活。”

“他们不生活，”苏达姆回答——“根本不生活，较弱的很快就被逼死了，只留下你看到的较顽强的个体。现在我们上楼去，如果你想去的话。”

“走吧，”德·勒伊特回答，“我来就是要看这个。”

后楼中央有一个入口。大门已脱离合页。过道里面就是楼梯，栏杆破损，许多台阶朽坏，很不安全。他们往上走的时候不见什么光，只有一股烂鱼的腐臭伴着他们。

楼梯口两边各有一扇门。苏达姆轮流敲门，然后试图开门；但两扇门都是锁着的，也无人回应一遍遍的叩门声。

“我说，”当他们往上一层走时，小说家发问，“这些人愿意让咱们这样打扰他们吗？”

“有些不愿意，”苏达姆答得干脆，“当然我尽量不去打扰。但是大多数人并不介意。大多数人没有家的感觉。大多数人不知道隐私是什么。他们怎么可能知道？”

“真是，”小说家重复着，“他们怎么可能知道？”

“这儿有个实例能表明我的意思，”俩人又上了一层楼时，来自睦邻之家的青年说。

通向右侧房间的门是敞开的。房间大约十英尺见方；放有两张床。其中一张床上有个男人盘腿坐着正在缝纫；他只在两个访客挡住门口的光时才抬眼看了一下，然后就继续他的活计。另一张床上有两个小孩，半裸着正在睡觉；一个是三岁的男孩，另一个是快两岁的女孩。这张床的床沿上坐着一个十七岁的高个儿男孩，也在缝纫。两张床之间的窄过道上放着两台缝纫机，一台由一个女孩操作，孩子十五六岁，瘦巴巴的，发育不良，肩膀佝偻着。另一台机器由这些孩子的母亲操作，她是一位大骨架的四十岁女人，长着特拉斯提弗列人[10]中十分常见的高贵头颅。

她认识苏达姆，于是面露微笑。

“早上好，”她说。

“早上好，”苏达姆应道，“我带一个朋友来楼里参观。你这儿好像有点挤呀。”

“现在不挤。”她回答，“现在只有一个房客，”她指指盘腿坐在床上的那个人。“上星期有两个。”

“你丈夫在哪儿？”年轻人问。

“噢，他又找了一个姑娘，”她回答，做了一个模糊的手势，明显不以为然。

苏达姆和德·勒伊特又上一层楼，往敞着门的房间里扫视。苏达姆认识这里的大多数住户，他们似乎很高兴见到他。显然他们把他当成了朋友。

在顶层，在通往屋顶的楼梯下面，有一个不足六乘八英尺的小窝。小归小，屋里的陈设却强于德·勒伊特刚才见过的大多数房间；它包含着渴望安家的种种迹象。墙上钉着暴力的彩色印刷品。床上铺着杂色床罩。唯一的住户是一个高大、黝黑的意大利人，眼睛炯炯有神。他正在一盏油灯上烹调拉丝奶酪通心粉。他的房门虚掩着。

“早上好，彼得罗，”苏达姆兴冲冲地招呼。

彼得罗的第一反应是迅速关上门。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又打开了房门，狐疑地向外张望。认出苏达姆后，他正要把门大敞，忽然看见了德·勒伊特。片刻犹豫之后，他将手从门把上移开，继续烹饪。

“我带朋友来楼里参观，”苏达姆解释。

意大利人一言不发。显然，烹饪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但他向德·勒伊特投去探寻的一瞥。

苏达姆转向小说家。“这是彼得罗·巴雷提，”他说，“他是美国最专业的马赛克镶嵌工。他来自那不勒斯；我估计，这就是为什么他的通心粉做得这么好。”

“确实，自打上次从那不勒斯回来，我还没见过那么做通心粉的呢，”小说家没话找话，实在吃不准这意大利人的态度。

“你老婆不在？”苏达姆问。

“不在，”意大利人生硬地回答。

“她去哪儿了？”年轻人追问。

“她殁了，”巴雷提回答。

“死了？”苏达姆大叫，“真是太惨了。她什么时候死的？”

“十天前，”意大利人回答。

当苏达姆和德·勒伊特结束了参观，正小心翼翼地下楼梯时，来自大学睦邻之家的青年问小说家是否见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

“噢，是的，”小说家答道，“我找到了很多色彩；正是我想要的。还有那妻子殁了的意大利人——他是素材，肯定是。”

“素材？”苏达姆疑惑。

“我是说我可以把他写进一篇给《大都会》的短文里，”小说家解释，“要是我知道他妻子长什么样就好了。”

“她是个漂亮姑娘——黑头发，黑眼睛，笑容生动活泼，”苏达姆说，“他把她看得很紧。我听说他俩以前常吵架，吵得很凶。”

“我可不愿意跟那个家伙为敌，”他俩穿出巷子来到大街上时，德·勒伊特声明，“他那眼睛就像玻璃锥子似的。”

小说家和来自大学睦邻之家的青年并肩走在街上。当他们接近一所由绿灯[11]谨慎戒备着的警察局时，三名警官走出来拐到街上。

三个警察走到这两位朋友跟前时，其中一个让了一步，跟来自睦邻之家的青年搭话。

“苏达姆先生，”他说，“你们这些睦邻之家来的先生有时候比我们更清楚这里的情况。你最近见过彼得罗·巴雷提吗？就是人称意大利皮特的？”

“不到十分钟前我还见过他——在他自己的房间里，”苏达姆回答。

“他没事，伙计们，”警察大叫，“他在。”

“你们想找他？”苏达姆问。

“怎么不想？”警察脱口而出，“我们要把他抓起来。”

“他干什么了？”德·勒伊特询问。

“噢，他干得够多的了！”警官回答，“他上星期杀了他的妻子，那就是他干的。”

苏达姆瞧瞧德·勒伊特。

“嗯，”德·勒伊特说，“这下齐了。我能得着一句好的结束语了。”

(1893年)

[1] 大学睦邻之家（University Settlement）：1886年在纽约成立的社区睦邻组织。在贫民区建一些大学生宿舍，使大学生与贫民共同生活，口号是“工作者与工作对象相亲相爱”，针对社区居民的实际需要制订工作计划，并尽量发挥当地志愿者的力量，培养其自动自发、互助合作的社区精神。（译注）

[2]指纽约的哥伦比亚学院（Columbia College）,即哥伦比亚大学前身。（译注）

[3]优秀生联谊会（Phi Beta Kappa）：成立于1776年的美国大学优秀生荣誉性组织。（译注）

[4] 长老（the Patriarchs）:纽约世家望族的族长。（译注）

[5]桑树弯(Mulberry Bend):桑树街（Mulberry Street）拐弯处，原纽约贫民窟之一，后拆除辟为公园。（译注）

[6]原文为意大利语：Caffè Cristoforo Colombo。“克里斯托法罗·科隆博”即“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译注）

[7]科莫（Como）：意大利科莫省的省会；梅纳焦（Menaggio）:科莫省的一个镇。两地皆坐落于科莫湖边。（译注）

[8] 叙拉古(Syracuse)：又译锡拉库萨，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一座沿海古城。由古希腊科林斯的殖民者于公元前734年建立，一度兴盛，铸币业发达。银币上多有女性侧面像。（译注）

[9]指曼哈顿岛。（译注）

[10]特拉斯提弗列（Trastevere）：罗马第13区，位于台伯河西岸，梵蒂冈以南，意为“台伯河外”。 （译注）

[11]绿灯：当纽约还是荷兰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时，巡逻员在夜间巡逻时会提一盏装绿玻璃的油灯，回到值班室后就把绿灯挂在门前以示有人值班。后来警察局沿用该传统，也在门前挂绿灯作为“警戒”的标志。（译注）

破晓之前

她住在街角的一座小木屋里，木屋缩在两栋高耸的廉租房的阴影中。这种脆弱的木屋仍少量残存于城市的那片区域——包厘街以东半英里和汤普金斯广场以南半英里的地方，那里的建筑毫无章法、拥挤不堪、缺乏关爱，如同那里的居民。在原本为单一家庭建造，而今却剧变为容纳八到十户的老旧私宅之间——在高耸、突兀而丑陋的新建廉租房之间——在这儿，在那儿，人们仍能找到距今半个世纪之久的、在城市扩张之前建造的木屋，破破烂烂，大可不必地自惭形秽于一座座并不比它们更好的新建大厦面前。这些木瓦覆盖的尖顶屋是一个时代的可怜孑遗，那时纽约还记得自己曾经是新阿姆斯特丹，那时它兴建房屋并未模仿巴别塔[1]的多元混杂和自高自大。就是在这样一座墙面铺着白色护板、被苍白的月光映得发灰的小屋里，玛吉·奥唐奈躺在那儿睡得正酣，此时远处一座尖塔里的钟敲了三下，天将破晓，这天正是七月四日。

她睡在酒馆楼上两间小室中较大的一间里。在城市的那片区域，几乎每个街角都有酒馆，有时一个街区有两三家。大多数酒馆的门面招牌，以及杂货店和面包坊和其他商店的门面招牌上都写着古怪的外国名字。此地离城中的德国区不远，离意大利区和中国区[2]也不远；而这一带的房子却主要充斥着波兰人，大多是勤劳、温顺、节俭的波兰犹太人。在占据另外三个拐角的廉租房里，缝纫机的嗡嗡声直到午夜才停息。玛吉躺在其上熟睡的那间酒馆，门面招牌上写着一个爱尔兰名字——她丈夫的名字——特伦斯·奥唐奈。然而那展示其名的朴素木板却被两侧夹击的巨型招牌震慑住了，那些招牌在两侧街道的墙面上各占好大一片，盛赞“凯利公司的麦高恩关隘[3]啤酒”。

这些啤酒招牌如此之大，令那座小屋看上去比实际还要小——实际也不过二十英尺见方。酒馆正门就开在拐角处，自然为便于揽客。临街一侧有两个窗口，另一侧有一个窗口和一扇门，上悬“私家入口”的牌子。这扇门通向一条小过道，由此可进入酒馆，也可爬上窄楼梯去特伦斯·奥唐奈和他妻子玛吉位于楼上的家。除了被这入口和楼梯占去的空间，整个底层都是酒吧。自从特里[4]在午夜过后不久关门上了锁，一束孤单的灯苗就一直在吧台上方幽暗地燃着。吧台在酒馆里曲折延展，吧台后面，镶着斜边镜子的餐具柜排列在两面内墙上。餐具柜因层层堆叠的玻璃杯而闪闪发亮，每座玻璃金字塔顶都放着一个柠檬，黄澄澄的。啤酒泵处于吧台下面的中间位置；吧台一头有特伦斯存钱的铁制保险箱；吧台另一头，就在通往私家入口的门后靠墙的地方，有一部电话机。

楼上有两间小屋和一两个壁橱。玛吉已将较小的一间屋改造成厨房兼饭厅。位于拐角的较大的那间是他们的卧室，玛吉就在这里酣然入睡。夜晚闷热，窗户虽然开着，小巧的白窗帘还是软塌塌地垂着一动不动。过去的一天炎热无云，另外三个拐角的砖房已积聚了十五个小时的热量，自从太阳落山就一直在往外散热。如此闷热的天儿，玛吉·奥唐奈却睡得很沉。特里在门口吻别她的时候已过午夜，她已睡了三个小时。此时已有熹微的晨光出现在天边，纽约这个地方，七月四日的太阳升起得早——四点半日出。一阵微风懒洋洋地从东河吹过来，轻柔地拂动窗帘。玛吉不安地翻个身，伸出手，唤道：“特里。”

她猛醒过来。一时间，她呆呆地看着身边空空的床铺，然后她想起特里将彻夜不归，在客船和驳船上卖力为野餐做准备。她又翻过身去，但睡意全无。她静静地躺在床上听；她能捕捉到的只有邻街啤酒车发出的低沉的隆隆声和海湾汽船发出的迟疑的嘟嘟声。然后她听见远处传来三四声枪响，她知道有些年轻人早早起来，已经开始在所住廉租房的房顶庆祝七月四日了。

她试着入睡，但睡不着。她已彻底清醒，她知道再次沉入梦乡的可能性很小。她曾不止一次像这样在半夜、在天亮前的一小时左右醒来，然后她只得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特里均匀的呼吸声。现在她独自躺在那儿，思念特里，感激他对她的好，陶醉在他的爱中。她独自躺在那儿想，要不是特里怜悯她，不知她现在身在何处。

突然，她一下子从床上坐起，屏息细听。她恍惚觉得楼下酒馆里有动静。她一点都不紧张，可她真希望特里没放那么多钱在保险箱里；他俩结婚快两年了，这是他头一次晚上不在家。她竖起耳朵，但声音没再响起。她又躺到枕头上，断定那是老鼠从吧台上掉落的声音，想必它一直在上面吃奶酪渣来着。地窖里有许多大老鼠，有时它们甚至冒险上窜到卧室和隔壁的厨房。

想当年，要把如今是特伦斯·奥唐奈妻子的那个女孩从酣睡中吵醒，非来一声巨响不可。母亲在她不满五岁时就去世了，之后父亲带她搬到城中最差的一处廉租房里，那是一片破烂不堪的旧营房，就在地狱厨房[5]边上；那里无论白天黑夜，无论屋里街头，从来没有消停的时候。一天里无论几点钟，总有吵架闹事的；倘若谩骂和骚乱能让一个女孩睡不着觉，她在那儿就绝无片刻安眠。但玛吉不记得她小时候睡眠轻；事实上，她倒记得自己能随时随地睡觉。炎热的夏夜，当父亲醉醺醺地回家时，她会偷偷爬上屋顶躺下来，沉沉地睡去，仿佛就睡在父女俩住的那个单间里。

早在那时她父亲就常常醉酒，周六晚上必醉，工作日里也常有一两回。而且他一喝多就爱发火。要是见她在家，他就打她。父亲第一次把她打趴下的情形她历历在目，然而伴随那一拳的咒骂，她却忘记了。他并不常把她打趴下，可是从她一出生，他就天天诅咒她。她幼小的耳朵最早学会辨别的就是那些污言秽语。

父亲再婚之后戒酒一个月。他们从地狱厨房搬到东河附近一处较好的房子里。有那么一阵，一切顺心，继母对她也好。可是父亲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很快他的新妻子原形毕露。火气一上来他俩就吵架，要是玛吉没来得及逃跑，他们还会轮番殴打玛吉。正是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朝玛吉一拳抡过来的时候，父亲一头栽倒，摔下廉租房的一截楼梯，被救起时已断了气。邻居把他抬上楼，发现他的妻子躺在屋里醉得不省人事。

那时玛吉快十四岁了。她继续跟继母一同生活，继母在制盒厂给她找了一个位子。上班的最初几天是玛吉少女时代最幸福的日子。她记得自己因有能力挣钱而感受到的那份喜悦；那给了她一种自己做主、能够在世上立足的感觉。她还跟别的女孩交了朋友。其中一个叫萨迪·麦克德莫特的有个哥哥——吉姆，他常常在星期六晚上过来缠着妹妹要钱。吉姆是帮派成员，能不工作绝不工作。他没有职业。玛吉记得她和萨迪一起走回家的那个星期六晚上，吉姆大发脾气，因为妹妹不愿把工资分给他。他抢过她的钱包，拔腿就跑。玛吉骂了他一句，抓住他的一条胳膊，他极粗暴地甩开她，结果她摔倒了，脑袋狠狠撞上灯柱晕了过去。

那个七月四日的凌晨，当玛吉躺在床上，看过去的生活像一幅画卷展开在眼前时，她知道自己头侧的伤疤并不是吉姆·麦克德莫特给予她的最重的伤害。回想过去，她奇怪自己怎么会与他交好；怎么会让他如影随形；怎么会允许他向她求爱。正是由于吉姆·麦克德莫特的缘故，她才与继母吵翻的。吉姆从一个醉汉身上抢了五美元后邀请玛吉去郊游；那天晚上，她的继母比平日多喝了几口，说如果玛吉跟他出去就再也进不了家门。玛吉可不吃这一套，她告诉吉姆次日一早就跟他去。继母骂她是个忘恩负义的丫头；第二天夜里玛吉同他游玩归来，走到与继母同住的卧室门口时，他们发现门被反锁着，玛吉的所有财物被打成了一捆，鄙弃在楼梯口。

那一夜，吉姆没花多长时间便说服玛吉跟他私奔；从此她再没见过她的继母。一星期后，吉姆因抢劫那醉汉而被捕，之前他和玛吉已经吵过架；他被押送到监狱岛上。自郊游之后玛吉就一直没回工厂。吉姆曾在一天晚上带她去过一间舞厅，当她被孤零零地抛在世上时，她就独自去了那里。一个月后，她在那里遇见了特里。初次见到特里的那会儿，她的前景明明白白就是停尸房；她正在往那儿去，而且步履匆匆，她心里明白。冬天还未到，她就已经日日夜夜饱受咳嗽的折磨。

她躺在舒适的床上，想到特里救她免受停尸房的寒气时，她闭上眼睛，挡住那恐怖的画面，又紧握双拳交叉在额头上。她继而微笑，因为想起了特里痛揍吉姆的样子，吉姆不知怎地在刑满之前就离了岛。吉姆说，他跟警察有交情，此来是找她要钱的，还威胁要霸占她。就在这时特里跟他交手了，把他一通收拾。那时候，特里在格拉默西公园附近的一家高档餐厅当酒保；老板星期天歇业，所以那天特里没上班。

痛揍吉姆的那次并不是特里第一次对她好，也不是最后一次。两星期后，他带她离开舞厅，刚一得空儿，他就跟她结了婚。他们到陵墓[6]去，法官为他们证婚。法官认识特里，特里亲吻新娘后，他祝贺特里，还说新郎是个幸运的男人，他找了一个好妻子。

玛吉知道自己一直是好妻子，也确信自己给特里带来了好运。现在门面上写着特伦斯·奥唐奈大名的这座木屋当时是由别人经营的，后来那人犯事不得不逃亡国外，于是店主让特里接管，并让玛吉到酒馆楼上的小屋里做家务；后来店主猝然离世，他的遗孀知道特里是老实人，就把这地方转让给他，很便宜，分期付款。那是一年半之前的事，现在应付款基本交齐，只剩下最后一笔，一周后才须支付，不过这笔钱已经备齐，就放在楼下的保险箱里。特里一直干得很好；他人缘好；朋友们会特地跨两条街来他这里喝上一杯；他刚刚得到一个做野餐生意的机会。他肯定会赚大钱；也许过两三年他们就能还清买固定设备的贷款。然后他们会发财；也许特里还会步入政界。

突然，玛姬的思绪被打断了。楼下传来一阵响声，混乱而沉闷，却明白无误。玛吉一动不动地听着，然后她迅速下床。她知道有人在楼下酒馆里；在这个钟点，来者不可能心怀善意。无论是谁，必是贼。也许是邻近的某个恶棍，知道特里不在便乘虚而入。

她没有任何一种武器，可她一点都不害怕。她小心翼翼地走到楼梯口，蹑手蹑脚地下楼，没有耽误时间去穿袜子。酒馆里响声继续；声音零星而轻微，但玛吉听得很明白；响声告诉她，一个人以某种方式进了屋，现在已到吧台后面。也许他正准备偷收银抽屉里的零钱；她庆幸的是，特里临走时已经把所有的钱都锁在保险箱里了。

玛吉轻轻溜下楼梯，站在小过道里，通往酒馆的门在她面前虚掩着，这时她感到一股小风，于是她知道窃贼是跳窗进来的，且任窗户敞着。然而她叫喊求助是没有用的。在喊声所及的范围内只有那些穷波兰人，他们太胆小了，就算见到她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劫也绝不敢抗议；他们是懦弱之辈，全都是；她不能全当他们是白人而指望从他们那儿得到帮助。警察或许听得到她的叫声；但巡逻范围很大，他在附近的可能性很小。

玛吉头脑清醒，思维敏捷。应该做的，唯一能做的，就是打电话求援。她站在过道上，电话离她不到两英尺，可它在门的另一侧，在吧台头上，因此无论谁在酒馆里，电话都暴露在其视野中。呼叫总机并求助而不被盗贼听见是不可能的。

一旦决定了怎么做最好，玛吉便毫不犹豫；她轻轻推开面前的门，悄悄步入酒馆。当吧台上方幽暗的孤灯发出的微光照到她时，她竟显得挺漂亮，光晕笼罩着她的一头红发，粗布白睡袍裹着她年轻结实的身体。她环顾四周，一时间不见一个人。她面前的窗户是敞着的，但是跳窗而入的人却全无踪影。

四下窥探时，她听见一阵刺耳的刮擦声，接着看见一个人的头顶刚好露在吧台上面，身体则隐在吧台后方。于是她知道，窃贼正在设法打开特里锁钱的保险箱。

玛吉让身后的门大敞着，两步迈到电话机前，飞快地转动摇柄。然后她一扭脸去看那人作何反应。

他的第一反应是猛然低头，完全消失在吧台下。然后他慢慢扬起脸露出吧台，此时，玛吉发现自己正瞪着吉姆·麦克德莫特的那双贼眼。

“你好，玛吉！”他说着站了起来，“真是你吗？”

她见他右手里有一把左轮手枪。但她再次抬手重拨电话。

“放下！”他大叫，同时举枪，“你要告发，我就开枪——明白？”

“你从哪儿偷的那把枪，吉姆·麦克德莫特？”她回了一句。

“从哪儿弄的不关你的事，”他回敬，“反正为你预备妥了。我也会开枪，你别忘了！撂下电话，否则让你见识见识我出手多快。听见没有？”

她没有回答。她正在等待总机确认刚才的拨叫。她直勾勾地瞪着吉姆·麦克德莫特，感到不自在的是他，而不是她。

这时电话铃响了，她转身对着话筒，清楚迅速却毫不慌张地说出：“这里是查塔姆31号。发生一起入室盗窃。窃贼是吉姆·麦克德莫特。速派警察过来。”

这就是她的留言；然后她一扭脸，冲他大嚷：“开枪吧，混蛋！”

他照她的话去做，开了枪。子弹在电话机的木匣子上穿了个洞。

玛吉嘲笑一声，快速闪身出门，但没快到足以躲过第二发子弹。

五分钟后警察赶到，正是天将破晓时，他们发现吉姆·麦克德莫特已经逃跑，窗户敞着，保险箱完好无损，而玛吉·奥唐奈躺在楼梯脚的过道上，她的睡袍沾染了胳膊所受皮肉之伤流出的血。

(1893年)

[1]巴别塔(Tower of Babel)：据《圣经·创世纪》11章1-9节记载，当时世人都说一种语言，他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通天塔以传扬己名，但没有造成，因为神变乱了世人的口音使他们无法交流，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即“变乱”），塔即巴别塔。（译注）

[2]分别指曼哈顿岛上该国移民集中的区域。意大利区亦称小意大利，中国区亦称华埠、唐人街、中国城。（译注）

[3]麦高恩关隘（McGown's Pass）：纽约中央公园里的一处地貌区，位于陡坡之上，遍布崎岖小径，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译注）

[4]特里(Terry)：特伦斯的昵称。（译注）

[5]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曼哈顿岛西岸的一个地区，早年为贫民窟，主要由爱尔兰移民的劳工阶层聚居，以杂乱落后的居住条件、严重的族群冲突和高犯罪率闻名。（译注）

[6]陵墓(the Tombs)：纽约司法大楼的别称。（译注）

仲夏夜

在白舰队[1]的旗舰上服役三年之后，海军上尉约翰·斯通获准休一个长假。那是最热的八月天里的一个傍晚，他离开军港码头，搭乘渡轮去了纽约。他乘坐的有轨马车慢吞吞地在市内穿行，拉车的马儿好像被持续两周的难熬天气耗尽了气力，赶车人也无力使它们保持工作步调。

约翰·斯通并不介意它们走得多么缓慢；他不着急；他无事可做；他没有让谁等着。四十岁的他在这世上孑然一身，举目无亲，没有比远房表亲更近的人，没有家，没有地址，除了一句“由华盛顿特区海军部转交”。即使在军队里，他也没什么野心，因为他尚未获得指挥权，也不会为了晋升去熬三四个年头。他喜欢自己的职业，最近他钟情于研究海军的早期历史。他此来纽约是为去图书馆查找史料中的一些缺失环节，以便分析迦太基作为海上强国的盛衰。为靠近他需要查阅的书籍，他将投宿在华盛顿广场周边两三个街区内的一家旅馆里。

他在旅馆登记时，接待员上下颠倒地看着他签名，彬彬有礼地说：“很抱歉，斯通先生，我们无法为你提供更好的房间，只能把你安排在六楼。你看，房间全被南部和西部的客商占满了；他们已经发现纽约是全国最好的避暑胜地。我尽量为你做最好的安排，也就是给你一个临街的房间，带浴室的。”

“那就很好，”斯通回答。

“前面的！”接待员喊道，“带斯通先生上313。”

这位海军军官来到313房间时已将近六点钟。他打开窗户，俯视下面的街道。即使在那个高度也能感觉到热气从石铺人行道和对面的砖墙蒸腾出来。在他听来，仿佛这座都市的巨大轰鸣上传到他耳朵里时是被热气捂住了的、隔远了的。他点燃一支雪茄，探出窗外，寻思整座城里有多少人跟他有过一面之缘，又有寥寥几个能叫出他的名字。

从西边吹来一阵潮热的风，吹动了远在他下方的行道树茂密而蒙灰的树枝。他扔掉抽了一半的雪茄。洗完冷水澡后，他神清气爽地下楼去餐厅。

餐厅领班招呼他入座的那张桌子边已经坐了一个男子，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约摸二十五岁。斯通喜欢那张面孔，也喜欢那法兰绒衬衫使脖颈全然不受拘束的剪裁样式。那朴素的围巾怎样打结及其两端怎样塞进衬衫他也注意到了；他还看见那年轻人坚持把他的黑色阔边软帽带进餐厅，挂在了旁边椅子的椅背上。这座位给了斯通之后，帽子立即被转移到帽主另一侧的椅子上。斯通认定他的邻座是个牧场工之类的人，是来东部办事的。

没花多长时间两个孤单的男人就熟识了；还没吃完嫩玉米，斯通就对他的同桌邻座了解得一清二楚，邻座也得知了一些关于他的事。

“你进来的时候我就打量你了，”年轻人说，“我一眼就看出你有来头。不知怎地，我料你就是山姆大叔的儿子[2]，当然啦，我料不到你是水手。我从没见过水手，直到今儿早上，我下到码头去打听轮船图赖讷[3]号的消息，才看见一个水手，是法国人，跟你不像，半点儿不像。我估摸着，喏，山姆大叔的水手跟他的其他儿子一样，我常在老家看见他们。那边有不是坏蛋的荷兰人，我还见过靠得住的拉丁佬，有时是墨西哥佬，时不常地——虽说他们是大老粗，但还是可以信赖的——可山姆大叔的儿子每回都是白人。”

小伙子名叫克莱·马格鲁德。正如斯通所料，他是个牛仔，他此来纽约是要完成一项对自己至关重要的使命。他在等候他想娶的那个姑娘，她预计在次日早上乘那艘法国轮船抵达。

“这儿的吃食还不赖，是吧？”就餐行将结束时，马格鲁德说，“当然跟我们在家吃的不一样喽。自打我跟佩蒂格鲁老头混，我在哪儿吃的牛肉都赶不上我们这两年弄到的牛肉。哈什刀公司[4]一直有道儿上最好的伙食。这是它臭名昭著的地方。纽约这儿的东西够好了，可是这儿的味道抓不住你，不像在家似的；而且东部的咖啡是糟烂货，是不？咖啡该有的刺嘴劲儿都没有。”

用餐过后，他们走进旅馆的吸烟室，斯通拿出一支雪茄递给他的新朋友。

“不抽，谢谢，”对方说着从裤兜里掏出一个欧石南木的小烟斗，“我对雪茄不大感冒；我觉着，我能从烟斗里抽出更实在的舒坦。”他装满烟斗，吸了五六口，然后冷不丁地对斯通说：“嘿！今晚城里有什么演出吗？我今晚得空儿，你知道，而且我老听人说，纽约为了吸引眼球能把什么都给亮出来。你以前来过这地方，是不？”

斯通承认这不是他第一次造访纽约。

“我就觉着是，”克莱·马格鲁德说，“那这儿的路你熟啊，我就不熟；这里交叉口太多，老把我拐带跑了。咱俩一起去看演出怎么样？——要是城里有演出的话。”

斯通买了一份晚报，查阅文娱活动一览表。他在琢磨什么最合这位新朋友的口味。

“这里有朽木迪克的狂野西部展，在尼布罗——”他开口说。

“朽木迪克？”牛仔十分不屑地打断，“他是做秀的，就会做秀。他是个骗子；就是骗子一个。咱们今晚能看的只有他了吗？”

“噢不，”水手回答，“还有半打别的东西可看呢。花园剧院有一场喜歌剧，之后在屋顶花园还有一台综艺节目。”

“喜歌剧——有唱歌，有逗乐，还有漂亮姑娘，猜得可对？”西部牛仔说，“我觉着咱们不如去那儿看看——除非你愿意去别的地方。”

“喜歌剧和屋顶花园正合我意，”斯通回答。

他们幸运地得到两个好座位，抵达剧院时，正赶上幕布徐徐上升，《耐心》[5]第一幕开演了。尽管时值盛夏，斯通新朋友的装束还是吸引了一些人的关注，坐在他们后排的一群漂亮姑娘在他入座时用胳膊肘互相轻推，吃吃地笑。瞧着这么英俊的男人，她们心里乐开了花。

第一幕演出时，马格鲁德的脸成了斯通的研究对象。很明显，牛仔完全无法理解《耐心》所蕴含的精致且孤立的讽刺。幕布终于落下时，他忍无可忍了。

“我从没看过这么傻的演出，”他说，“纯属瞎编滥造，一个家伙那样就能迷倒一群姑娘也太离谱了。这是我多少多少年来看过的最最愚蠢的演出。简直跟朽木迪克一样烂。《耐心》，是叫这名吧？好，我一点儿耐心都没了，实在看不下去了。你跟我说的屋顶花园啥样？”

于是斯通带他上屋顶花园，他们很高兴再次来到户外，楼顶上同样是热气灼人。他们一边听音乐一边喝酒、抽烟。

小舞台上的综艺节目开演时，斯通及时赶到前面去给马格鲁德和他自己占好位置。前面的节目里有一首法语歌，由一个花枝招展、戴一顶大帽子的年轻姑娘演唱。

“这首歌不错，”牛仔断言，“可她唱的是哪门子的外国话呀？明明白白的美国话怎么就不好用来唱歌呢？不过她倒是个漂亮姑娘，舞步也轻快。”

令克莱·马格鲁德激赏不已的节目是埃洛伊丝小姐的蛇舞。当他目睹那优雅的年轻女子舞动卷曲的裙摆，舞出美丽如画、出人意料的回旋盘绕，被投射在舞台上的不停变色的聚光灯映照得异彩纷呈时，他的兴致上来了。

“真厉害！”他大叫，“让我想起有一次在夏延[6]看一个意大利姑娘跳舞。她也是个美人儿；但这个更厉害。毫无疑问，这个可是厉害多了。”

马格鲁德附和众人的叫好，演员照例应声返场，重演舞蹈的一部分。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对接下来的两三个节目都不大感兴趣。总之，牛仔和水手两个都看腻了娱乐表演。于是他们穿过拥挤的人群，下楼来到街上。

他俩走回旅馆时，马格鲁德告诉斯通是什么风把他吹到纽约的。那就是去迎接预计次日早上抵达的图赖讷号，并说服其中一个乘客嫁给他。

“她一定得嫁给我，”他认真地说，“没她我再也过不下去了。她算是在佩蒂格鲁老头的姐姐家当家教——教小孩读书和弹钢琴。去年冬天他们都在迈尔斯城[7]，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我立马当场下决心，克莱·马格鲁德太太就是她了，如果我能追到她。我这次来就是为追到她，如果我能的话。她美得像一张画——比画儿还美，我还从没见过有她一半好看的彩印画呢。去年冬天有一回差点刮起暴风雪；反正那风刮得是鬼哭狼嚎。你该看看她当时的样子，看看她脸蛋是啥颜色！所有东西都冻得硬邦邦的，她就怕摔跟头。哎哟，她摇摇晃晃地走路，活像一只喝醉了的母鸡。”他一想起来就哈哈大笑，“她明早就到了，你会见到她。明天，我要一大清早就下到码头去，哪个法国水手也甭想拦着我。”

他们快走到旅馆时，马格鲁德说：“嘿！这附近不能没有酒馆吧？进来陪我喝一杯。”

斯通跟他去了，他们举杯祝那年轻姑娘身体健康，马格鲁德细数她的迷人之处，畅想婚后临到他的幸福。然后他们穿过马路进旅馆，上楼回房间。

巧得很，克莱·马格鲁德的房间正对着约翰·斯通的房间，于是他俩就站在各自的门前亲切地握手道别，互祝晚安。

水手发现屋里的空气很闷。他将窗户大敞，在窗前站了一会儿，俯看这座热烘烘的城市在他周围、在暗夜中躺卧。他想知道马格鲁德到东部来迎见的那位姑娘长什么样，他发觉自己有点羡慕那个牛仔。然后他下意识地叹了口气，准备上床睡觉。给手表上弦的时候，他发现已经快十一点半了。五分钟后，他睡着了。

他好像觉得才睡了五分钟，就慢慢醒过来，呼吸有点困难，感觉不大对劲。他仍睡意朦胧，但意识到一种像干树枝折断似的噼啪声。他睁开眼睛，顿时觉得双眼刺痛。吸入的第一口长气把稀薄的烟填满他的肺，他一下子完全清醒了。噼啪作响的意味确定无疑：旅馆着火了。

他从床上跳下来，打开房门。走廊里全是烟，燃烧的声音更响了。楼梯所在的走廊拐弯处，锋利的火舌正舔着拐角。斯通看出撤退的路被切断了，他必须依赖窗户逃生。他来到对门，咚咚地砸门，还大喊：“着火啦！着火啦！赶快起床！”直喊到克莱·马格鲁德应门。他脚下的走廊地板很热，这时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用最快的速度穿衣服，火的低吟越来越近了。

他刚穿好衬衫就再次步入走廊，叫对门的马格鲁德。

对面的门开了，牛仔在门里现身，半裸着。

“楼梯着火了，”斯通大叫，“咱们没法从那儿下楼。必须想办法从窗户出去。拿上你的床单和毯子，到我屋来。”

“要是手头有两条套索就好了，”马格鲁德说着回去拿床单。

此时走廊里的烟气很重，令人窒息，拐角处的楼梯成了熊熊燃烧的大火炉。一缕缕的烟从走廊地板各处冒上来。

牛仔重新出现在自己的房门口，怀里抱满铺盖。

“快上这儿来，我好关上这扇门，挡住浓烟，”水手说着退后一步让出门道。

当马格鲁德踏出自己的房间时，走廊的地板咔嚓一声塌了，炽热的裂口在两屋之间大张着。斯通尽力倾身向前，试图搭救他的新朋友。但地板下陷太突然，马格鲁德掉进下方熊熊燃烧的熔炉里，火焰从炉里往上窜得很凶。须臾之间，他就消失在沸腾的炉火中。斯通呆呆地站了片刻，俯身趴在炽烧的窟窿上，抻长胳膊直到被火烤焦才作罢。然后他迅速起身，进屋关门。

他自己的房间现在满是浓烟，他知道不消一分钟，房门就会起火。他打开窗户往下看，一眼看出单靠他的铺盖是无济于事的，顶多能将他缒下两层，而此时火已经烧到楼的正面。他发现，这层楼板边缘有一条凸出的窄檐顺着外墙延伸。他跨出窗口踩到檐子上，在身后关上窗户。就在这时，火焰破门而入，从走廊窜进他的房间。

窗外的窄檐给了他立锥之地，他站在上面看见右侧前方是他原来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一座带有发光表盘的高高的钟楼。指针显示此时午夜已过四分钟。从下面的街上传来乱哄哄的噪音——呼来喝去的喊叫声，消防车赶来时笨重的轱辘嘎嘎的转动声，水泵运作时有规律的节拍声，十几股水流向上弯着猛攻燃烧的大楼时冒出的嘶嘶蒸汽声。行道树的枝叶太茂密了，斯通无法瞧见正下方的人行道，而那些负责救火的人显然也没看见他。

水手以前面对过死亡——他在海上多次经历大风大浪，他曾在萨摩亚遭遇飓风，还有一次在比斯开湾落水一个小时——他不怕死。他回想当时的感觉——确信自己快要淹死时的感觉，他想起当时的主导想法就是：彼时彼地的那样一种死亡是不必要且毫无意义的。那一次的情况，他或多或少是被动的，与海浪搏击耗尽了体力；现在他身强力壮，准备为活命而奋战。当时他不得不与水博斗，而此时他知道，水是他大救星。

就在这时，远远地从下方街道上传来一阵更大的喧闹声：喷水塔来了。它被迅速竖立起来并开始工作，它的长鼻子将一股粗壮的水流强行喷入火光熊熊的旅馆，距离斯通站的位置大约五十英尺。他看着它喷水，然后抬起眼睛，再次捕捉到发光的表盘，上面的指针显示此时午夜已过七分钟。

斯通不知道消防员能否制服烈焰。他心存疑虑，但他希望自己能加入战斗。最令他心焦的不是他的处境十分可怕，而是他孤立无援。他处于危险之中，而那危险随着每一分钟的耽搁持续加剧，可他毫无办法。他站立的檐子将将一英尺宽，大概十英尺长。檐子的长度等于房间的宽度，房间超出大楼主体墙一码多远。斯通小心翼翼地向右挪，一直来到檐子尽头，希望它继续沿侧面延伸，自己好顺着它溜过旅馆的整个正面，也许还能找条路逃到邻楼的房顶上。

可是希望落空了，因为窄檐在转折后越缩越窄，直缩到仅仅一英寸宽。水手惯于在不稳固的高处立足，此时他心神镇定；但他知道试图往那个方向前进无疑是送死。他把后背紧贴在墙壁上，向窗口溜过去，窗户被满屋子的火焰照得透亮。他赶紧挨过窗口来到左边直至檐子的左头，发现这一侧的檐子也像那一侧似的缩没了。他觉得自己像个囚犯，被牢牢困住，几乎没有获救的希望；向右向左都动弹不得；背后是熊熊燃烧的旅馆墙壁，面前是与下方街道的六十英尺之高的落差。他向下扫了一眼，然后抬起头来。右方远处是那座钟楼，现在是十二点零九分。他怀疑那钟突然停了，因为他觉得从醒来发现自己有生命危险到现在都快过去一个小时了。

他思念马格鲁德，他不知道为什么前途充满希望和喜乐的人竟断送了性命，而生活没什么盼头的人竟获得一线生机。牛仔已葬身火海，这是确定无疑的；一瞬间，思绪带着他跳出这危急关头，他仿佛看见图赖讷号劈波斩浪驶过桑迪胡克[8]，渐渐靠近斯塔滕岛[9]，在那里停船下锚，那边离城太远，乘客看不见炫目的火光。然而，这场大火还是远观为妙，只听一声沉闷的轰响，旅馆一翼的屋顶塌了。万千火花冲天炸，街上的人群高声呼喊，发出警告。斯通俯视，看见下面那层楼的一个窗口有个女人；她吓得尖叫不停，最后她发狂地纵身一跃。他眼睁睁看她压断树枝坠落下去，听见她的身体撞在人行道上。人群发出一阵骇然惊叫，然后是沉默。几秒钟后，斯通听见当当当的急响，是巷子里的救护车的铃声。他不由自主地数着铃响了多少下，直到声音渐渐消失在远方。为了捕捉这个声音，他竖着耳朵仔细听，竟听见一列火车隆隆地停靠进仅仅一条街之外的高架铁路站台，他甚至听见刹车片磨擦车轮发出的尖利的吱吱声。然后他回过神来，奇怪自己怎么竟去注意这等琐事。他转过头，发现钟楼的那只独眼依然在朝他放光。他傻乎乎地眨眨眼，这才看出此时是十二点十三分。

更多的消防车已经赶到下方的街道上，又来了一辆云梯车。几架小梯子已竖立在低层的窗户边，妇女儿童被安全地救下来。斯通观看消防员架设梯子，他们试图竖起一架有可能抵达三四层楼的高梯。然而行道树的枝叶太茂密，他们发现无法把这长长的梯子架设到位。于是一个人奉命上树，在他砍树枝的时候，火焰从最近的窗口喷薄而出。一股急流马上被导向那窗口，与此同时另一股水流溅落在树冠上，形成一个保护消防员的水罩，此人还在奋力砍枝子。他动作很快，但火势更快。几乎在同一时刻，火焰从低层的另外三四个窗口迸射出来。

斯通一直在关注下方人员的一举一动。起初没人看见他。但当那人砍掉一些树杈之后，两三个消防员瞥见了水手的身影。他们冲他大喊，然而大火在他背后和身下怒吼，使他听不清他们的话。一位长官突发命令，两个人扛着短云梯向前冲，成功地把梯子固定在二楼窗口，就在他所站檐子的正下方。居高临下，他能看见这些爬梯人的头顶，他们的身体则由于透视关系看不出来。人们无法上至二层以上，因为火焰呼呼地往外冒，仿佛窗口就是地狱之门。乌黑的浓烟升腾上来，把斯通裹在其中。

他看出来，指望他们马上就能把梯子架到他身边是没戏了；火焰不会给他们时间。他背后的墙变得越来越烫，高温已经炸碎房间的窗玻璃。火势正沿着他头上的屋顶蔓延，火苗时不时地蹿出屋檐向他窥探，仿佛在看还要行多远才能抓到他。下面冒上来的烟越来越浓，威胁着要呛死他。透过浓烟，他能看到独眼巨人似的钟楼瞪着那只眼幸灾乐祸地瞧着他。发光表盘上的指针已经慢慢爬过一段距离，此时将近十二点二十分。

斯通知道他的阵地守不住多久了。墙壁随时可能垮塌，把他埋葬在炽烧的废墟中。原地不动不是办法；逃又无路可逃。轰地一声震动了大楼，接着又是一声；他估计有两层楼板坍塌了。他再次溜到窄檐尽头，试图绕过转角窥看，隐约希望那里有可行的逃生之路。他发现后背平贴墙壁时不可能把头扭得足够远。转身则有坠落在下方人行道上的危险。他毫不畏惧地往下看，盘算如果失足跌落，生还的机率有多大。位于他正下方的那棵树比别的树更高，枝叶也更密；树杈或许能勉勉强强阻断他的跌落；但是生还的希望渺茫。浓烟从离他三英尺的窗口滚滚涌出。他不再犹豫，而是慢慢地、稳稳地转身。他心神镇定，安全完成姿态变换。此时他面朝墙壁——笔直耸立的墙壁没有给他手抓的地方——他能将头侧向探出，绕过转角张望。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头一颤，顿生希望。

他的房间超出主体墙大约一码，形成一个所谓的方形凸窗。他立足的那种大理石窄檐在旅馆正面的每一层都有，他认为可以从檐子上探身碰到大楼的主体墙。唯一可行的逃生之路就在这里。在凸窗与主体墙连接的拐角处有一条从楼顶导流雨水的管道，是镀锡铁皮管，水手怀着蓬勃的希望定睛打量它：它看起来挺脆弱，不牢固，也许已经腐烂；但它提供了一线生机，唯一的一线生机，因此它是值得拥抱的。斯通准备充分利用它。

迈出不可撤回的那一步之前，斯通最后扫了一眼周围。他瞥见那面钟，看出现在午夜已过二十二分钟。他向前探身，发现空当比他原想的更宽。他将将能用手指尖碰到铁皮管；它超出了他的抓握范围，可只有抓住它才能下到路面上。他没有犹豫。他左脚立在檐子尽头，右脚悬在空中。他小心把握分寸向前一扑，左手紧抓管子，右手立即跟上。管子突然受力，弯曲变形，但没有断裂。出于水手的习惯，他把双腿盘在管子上，减轻了压力。然后他开始慢慢地往下滑，越滑速度越快。

每一层上都有一条石檐子，就像他刚才在窗外立足的那一条，铁皮管穿檐而过。这时斯通不得不松开脚，只用手紧抓管壁，管子被他的身体坠得离开墙面。之后他在檐子下方再次扣紧双腿，松开一只手，再松开另一只。铁皮到处都是破口和尖刺，斯通的筋肉被深深割伤，深达骨头。可他在速降的紧张过程中并没有注意到伤势。

他下到一楼并试图重新扣紧双腿时，却发现双膝无着无落。原来从那里直至与排水沟相连，管线是在楼里走的。斯通双手扒着檐子吊在空中，不知道自己离人行道有多远。浓烟穿过他身下的地窖格栅腾腾地往上冒，不出一分钟他就会窒息。于是他松了手。

坠落高度有十英尺多，他落到一只被抛出窗口的箱子上，又从箱子摔到人行道上，一条腿骨折，一侧肩膀脱臼。他朦胧地意识到被人轻轻抬起，又经过一段短暂却痛苦的旅程。他觉得救护车铃尖利的当当声仿佛在敲击他的肉体。

再次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早晨，他躺在床上，床在一间长屋子里，屋子两侧各有一排简易床，阳光斜照进来。

他静静地躺着，诧异着。

邻床的占用者正在展开一张报纸，斯通听他操着阿尔萨斯[10]口音对护士说：“今天又是个大热天；不知杜赖讷号上恁些刚从巴黎回来的人可受得住不？”

(1892年)

[1]白舰队（White Squadron）：又叫“大白舰队”。1907年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倡导下，美国海军组建了由16艘战列舰组成的舰队，因舰体均被漆成白色而得名“白舰队”。白舰队进行了历时14个月的环球航行，确立了美国的海上强国地位。（译注）

[2]山姆大叔的儿子（Uncle Sam's boys）：指美国军人。（译注）

[3]图赖讷（Touraine）：法国旧行省名。（译注）

[4]哈什刀公司（Hash-knife Outfit）：阿兹特克畜牧公司（Aztec Land & Cattle Company，1884-1902）的别称。公司标志形似哈什刀——流动炊事车上的一种用具。该公司牛仔以偷牲口、劫火车、枪战而闻名。（译注）

[5]《耐心》（Patience）:由英国作曲家阿瑟·萨利文（Arthur Sullivan,1842-1900）和英国剧作家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1836-1911）创作的两幕喜歌剧。（译注）

[6]夏延（Cheyenne）:美国怀俄明州首府。（译注）

[7]迈尔斯城(Miles City):位于美国蒙大拿州东部。（译注）

[8]桑迪胡克（Sandy Hook）:美国新泽西州东部伸入大西洋的半岛。（译注）

[9]斯塔腾岛(Staten Island)：位于美国纽约州南端的纽约湾中，现属于纽约市下辖一区，与曼哈顿岛距离较远。（译注）

[10]阿尔萨斯（Alsacian）：位于法国东北边境，曾被德国吞并。（译注）

中央公园

这是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蔚蓝的天穹笼盖公园，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午后烈日高悬。忽而一阵飘游的风毫无预兆地吹来，徘徊片刻，吹颤了露台下喷泉里水生植物的阔叶。林荫道上方的小丘上，男男女女正在娱乐场里吃吃喝喝，有些坐在又脏又暗、杂乱无章的建筑物里，有些坐在室外的小桌旁，小桌呈曲线排列，放置在花哨的遮阳篷下，篷子遮蔽了从餐厅门口曲折延伸出去的宽阔步道。短号闹喳喳的断奏声从下方人群密集处的露天音乐台传来，吹的是《夏日最后的玫瑰》。连漫步林里也都是人；在黄褐色的树下寻觅幽僻角落的年轻夫妇常常被迫与外人分享他们的长椅。渐红的枫树下，单身汉懒洋洋地扎堆儿躺在草地上，或者默然独坐于叽喳说笑的众家庭之间。

人们来自五湖四海，都不慌不忙。绝大多数是和善的有钱人。这里见不到一个乞丐；这里没有触目的贫困。这里有的是吃得好、穿得好的一家之主，带着妻子，带着儿媳，带着孙子孙女。穿黑长裙、系白围裙的女佣推着婴儿车。姑娘们成群结队地痴笑、闲聊。小伙子们三三两两地倚在湖桥边上，吸着烟，交换着意见。这里有一种欣欣向荣的大气氛在阳光里欢快地自我炫耀；这座大都市的苦难、匮乏、绝望被统统留在了背后，抛在了脑后。

两个瘦削的日本绅士

一个魁梧的德国人，双手各拉着一个小男孩，最小的三儿子在前面骑着父亲的拐杖。两三码之后走来两个瘦削的日本绅士，矮小枯黄地衬在剪裁得体的外套和长裤里。后面跟着一群黑白混血女孩，臂挽臂嬉笑着，身穿人所共识的文明装，同样显得不伦不类，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六个慢慢走过、好奇地打量她们的意大利男女：男人穿着破旧的橄榄色棉绒裤子，耳朵上戴着金耳环，女人穿着色彩鲜艳的裙子，披着绣花围巾。步行道与马车道相交的地方站着一个长相平庸但胖乎乎挺喜兴的爱尔兰女人，三十岁的样子；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一个不到三岁的小女孩紧紧抓住她的打补丁的花裙子；她左手提着盛有苹果、香蕉和葡萄的果篮在兜售；另外两个孩子，均在六岁以下，在她的裙子边玩耍；还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在她的视野之内——女孩大约十岁，自己拎一个盛满棕色薄圆饼的篮子；那男孩肯定不到十三，手上捧着一个木箱，里面塞满成卷的润喉糖，用红黄绿各色纸张包裹出售。时不时地，母亲或其中一个孩子卖出一件东西给去听音乐的路人。较小的孩子们嘻嘻哈哈地看一只灰松鼠轻盈地跃起，在小路后面的草地上弹跳，用水平的大尾巴平衡身体。

宽阔的车道像任何一条步道一样拥挤。骑自行车的人穿着白运动衫和黑长袜三五成群地费力骑行，向前俯身在车把上。嘴角叼着雪茄的政客们勒住不耐烦的小跑马。园内公共马车满载妇女儿童在露台前停靠片刻，便又继续绕行湖边。破旧的老式四轮双座马车载着从酒店来的外地人慢腾腾地行驶。时而一辆双轮双座马车闯入视野，一对年轻夫妇衬在前部的车厢里，车夫高踞其后；时而一辆双轮倒座马车颠簸而来，高座上，一个英国长相的年轻人在赶车，跟乘客背靠背。这里那里还有其他私人马车——轿式马车和敞篷马车居多，间或有一驾驷马车轰隆轰隆地碾过坚实的路面。

一辆时髦的维多利亚式折篷马车飞驰而过，整洁簇新，挽具亮晶晶，钢链叮叮当，一双强壮的铁灰色高头大马并驾齐驱，两个男人漠然端坐于驾驶座上。突然，当马车接近露台末端的步道时，车夫猛地勒马停车，拉得马儿后腿站立，还低声咒骂那胖乎乎的爱尔兰妇女，她及时扔下果篮，救她的一个孩子免于被马车碾轧。

“你们该当心点！”母亲大叫，这时她重新站上步道，女儿紧搂着她的腰。

“非常抱歉，真对不起，”马车里的女士向前探身说，“这是一个意外。”

“一个意外，是吗？”爱尔兰妇女回敬，“是一个意外，不过，要是你自己的孩子像那样给轧过去，你就不愿意了。”

车厢内无儿无女的夫妇对视了一小会儿；然后丈夫冷不丁地说：“走吧，约翰！”

丈夫是个五十岁男人，身材瘦高，削肩膀；他敏锐地扫了一眼，一丝倦怠的笑容在唇边浮现又消失，未曾被稀疏的灰髭遮掩。他的妻子约摸三十岁，高个儿，黑发，有一双热情的眼睛和一副丰腴的身段。

当马车北转沿湖边飞驰的时候，她仍然身体前倾，紧抓车厢侧板。当她转回脸对丈夫说话时，她的声音表明激动的情绪尚未平复：“约翰越来越不小心。这是他一星期里第三次差点撞到小孩！”

“他还没真撞上一个。等他撞到了，还有足够的时间打发他，”丈夫平静地回答，“那个小女孩虽然受了惊吓，但毫发无损。她似乎是个漂亮的小家伙，她得救了，养在廉租房里长上十年再堕落下去。所以她妈妈有理由心存感激。”

他的妻子愤愤地看着他。“我猜，”她说，“你的意思是，约翰没有撞到那孩子并把她轧死真是可惜了。”

“我并不完全是那意思，”他回答，“但也差不离。死并不是这世界上最糟糕的事，你知道。”

“你总是说到死，”年轻的妻子不耐烦地回敬，“你倒是没自杀。”

“我想过，”他回答，带着宽厚的微笑望着她，“可生活依然令我好奇——我的好奇心太强了，你知道。但我有可能这么做，如果我确定我能有幸回来看一看我走以后你会怎么过。”

她直视前方没有作答，嘴唇抿得紧紧的。

他继续说话的时候，语气里有一抹柔情，一种奇怪的玩世不恭的柔情，相当有他的特点。“别让哪个无赖为了我的钱娶你。会叫我生气的，我承认。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种可能性，因为你会是一位非常迷人的寡妇。”

她定定地凝视前方，默不作声，但她已把双手交叉起来，手指动个不停。

“不过，”他继续说，“恐怕我还有十来年活头呢。我们家族血脉强健，你知道。我父亲活到八十，他五十生的我。而且，你总是把我照顾得这么好。”

他把手伸给她，她接过他的手，紧扣进自己的双手，泪水盈满她的双眼。

“但也许今天下午你让我在外面待得太久了，”他说，“天儿暖和，我知道，但我已经累了。”

“约翰，”她赶忙喊道，“现在可以掉头了，我们回家。”

“我不想让你浪费掉这个可爱的九月下午，”丈夫说，“带我回家，然后再来公园逛一个小时，我在家睡一小觉，如果睡得着的话。”

就在这时，车流出现空当，车夫趁机拨转马头向南。五分钟后，马车向西偏转，离湖而去，直奔滨河大道。

湖上船儿多，洋溢着欢乐。黑色贡多拉罩着白色船篷，插着绚丽的美国国旗，由站立的船夫熟练地驱动。轻巧的小舟被轻快地划进划出水湾和水道，那里有鸭子和天鹅在懒散地游弋。小伙子穿着衬衫吃力地划桨，手划船里坐满姑娘。公园船工划动带有条纹遮阳篷的宽敞游船，一招一式轻松自如，以规定线路绕行湖面。船桨在闪烁的阳光下一晃一晃，轻舟在远景中掠过，阳光给远处的船头镀金。枫树矗立在湖对岸，黄色的枫叶乘着无定的微风飘散，终于无精打采地落入水中。西边，一栋公寓楼高高耸立在公园边缘，仿佛缩短了二者之间的距离。东边，一座新的犹太教堂的金色圆顶冒出树冠。一切之上是平静无垠的蓝色天穹。

当那辆二夫并驾、一双高头大马齐驱的折篷马车返回公园，再次绕湖而行，接近露台的时候，只有那位女士独坐车中。一看见林荫道，她就向前探身，急切地寻找半小时前他们差点撞到的那个小姑娘。

在露台附近，她看见那个长相喜兴的爱尔兰妇女，她一手提果篮，一手抱婴儿；三个幼童在母亲脚边玩耍，年长的男孩和女孩都只离她几码远。

马车里的孤单女人吩咐车夫停下。

看见马车停靠在路边，爱尔兰女人走上前来兜售水果。这时她认出那位女士，犹豫着止步不前。

车厢里的美人笑了，说：“哪个是我们差点撞到的小女孩？”

“这个就是，”母亲指着一个小瘦孩儿回答，孩子正扒着果篮边，睁圆了眼睛盯着这位陌生女士。

“真是个小可人儿！”女士说，“让她受惊了，但愿她没有大碍吧？”

“骨头一根都没断，如果你说的是这意思，”母亲回答。

“她几岁了？”她又问。

“到圣诞节就三岁了，”对方回答。

车厢里的女士摸索口袋，掏出钱包，打开翻找。

“给，”她终于说，同时拿出一枚五美元的金币，“我希望你能在圣诞节一早给她这个，就算我送的礼物。好吗？”

“好呀，”母亲答应着接过钱，“乐意着呢。她马上就比姐姐妹妹都有钱啦。”

“你有几个孩子？”女士询问。

“六个；谢谢夫人关心，”对方回答，“还都健健康康的。”

“六个？”马车里的女人重复着，眼里闪现一丝渴望，“你有六个孩子？”

“是有六个，”母亲回答，“而且他们归里包堆是群好孩子，虽然我不该这么说。”

女士又把手伸进钱包。

“拿这个给其他孩子买点东西，”她说着把一张钞票放进爱尔兰女人手里。然后，她提高嗓门吩咐道：“可以走了，约翰！”

随着马车隆隆地向西驶去，水果小贩屈膝行礼，孩子们都兴致勃勃地目送马车远去。

“那位女士一定非常有钱，”兜售润喉糖的长子说，“就算她有两百万美元我也不奇怪！”

“她一定非常幸福，”长女补充道，“我猜她每天都能吃冰淇淋，还能什么时候想去就去海滨之家住上两个星期。”

“她总归有颗善良的心，虽然她很有钱，”母亲议论道，这时她展开钞票，看见角上印的罗马数字X。

此时，折篷马车正在朗朗晴空下的灿烂阳光里飞驰，而车厢里的女士却心中作苦。

“六个孩子！”她自言自语，“那爱尔兰女人有六个孩子！为什么有些女人这么有福气？”

(1893年)

晚宴演讲

宴会的非实物部分即将开始。众宾客用餐完毕，侍者正往小杯里斟满黑咖啡，并递过来一盒盒雪茄和香烟。五张长桌排布在大厅里，桌边嗡嗡的谈话声越来越响；一张短桌支在大厅西端的舞台上，桌边却几乎无声，因为即将发言的人知道演讲时刻迫近了。乐师隐在绿色植物隔断后面，正在演奏流行新曲集锦；下面的长桌上，这儿一丛那儿一簇的食客时不时放声合唱一曲，发泄阵阵精力，逗乐了众佳丽，她们鱼贯而入并迅速充满宽大的楼座包厢。

晚宴的组织者觉得这是一次盛会，并力图将会场布置得美轮美奂，令人难忘。比例匀称的音乐厅的煞白之色因观叶植物聚散分布恰到好处而有所缓和；一盆盆棕榈树衬在雕有女像柱的纯白墙体前面；五彩缤纷的丝绸条幅从天花板垂下；天花板上、墙壁上、包厢上、舞台上，到处都有闪闪发光的电灯泡，把这座高敞的大厅照得亮堂堂。

靠近一张长桌的东头坐着一个年轻人——起码还不到三十岁。他的位置刚好将整个场面尽收眼底，视线不受阻挡直达台上那张桌子，演讲者都在那儿专注地沉思。他守着对面楼座的入口，能看见女士成群结队地进来，渴盼着这种罕有的出席盛大宴会的乐趣。他能听见女人的唧唧喳喳越发尖利，高过了下面男人的唠唠叨叨。他好奇地盯着那些包厢，好像不认识其中任何一位女士；当周围的食客在长桌另一头与这间或那间包厢的占用者互致问候的时候，他仍保持静默。显然即使在大厅底层，他熟识的人也寥寥无几，左邻右座基本上都在跟各自的邻座交谈。

他的孤独似乎不难承受，在他津津有味地观察这场盛会时就排遣掉了。他点燃自己的雪茄，很快就在协助制造那笼罩长桌的蓝色烟雾，烟气及时上腾，几乎达到与长长的楼座包厢平齐的高度。

然而他并不反感交谈，当他的右侧邻座回身拾起一支新的香烟时，他趁机搭讪：“让女士们出席这种晚宴在纽约可不寻常，是吧？”

“是，”右邻带着轻微但明显的德国口音回答，“我想是不寻常。我在纽约已经身（生）活很窘（久）了——快十一年了——我还从没见过这种场面。”

右邻既已点燃香烟，就又向后靠在椅子上，转去跟另一侧的人续谈中断的话题。

这位明显是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得以保持沉默，但是才过了一两分钟，他的左侧邻座就跟他攀谈上了，而吃晚餐时他并没跟这位邻座说过几句话。

“我想他们是该撤了，”邻座指着正将桔树盆景和糖制奖杯从台上短桌撤走的侍者说，“现在咱们能看见谁是谁了。”

“我估计那些都是贵客？”年轻人揣测。

“大多数要发言的人都在那上面，”邻座回答，“哟呵，哟呵！坐在那一头的是亚力山大·麦格雷戈，就是留大红胡子的那个。他是圣安得烈协会[1]的主席。也是个一流的美国人，虽然他出生在爱丁堡。你知道，他就是所谓的‘星条旗苏格兰人’。”

“坐在他旁边的那个脸刮得干干净净、长得白白净净的金发男人是谁？”年轻人问。

“那个？”邻座应道，“那是——呃，我忘了他叫什么了——不过他是圣乔治协会[2]的主席，想来是他。他是个英国人——确切地说，他曾经是；我估计他已经入美国籍了——不过话说回来，你永远摸不透英国人，不是吗？他们会在一个地方生活很多年，而他们骨子里始终是英国人。”

“那位大会主席是谁？”年轻人再度发问。

“你连他都不认识？”邻座责问，“嘿呀，他就是克劳宁希尔德·艾略特，大律师。他当过新英格兰协会[3]的主席。他是个聪明人，有时候演讲好得呱呱叫，不过他相当没准儿。他可能讲得精彩，也可能失态说错话。听他发言就像摸奖——你哪儿知道会得着什么。不过有他在就不会冷场，我跟你说，你就等着瞧他把别的演讲者都调动起来吧。我猜散场之前咱们能过把瘾；一下子看见这么多纽约的头面人物可不是常事；真是一场盛会啊。”

年轻人对这番话未作回应，心下正忙着暗自嘲讽呢。

“瞧那儿，那位是一有机会就要大吵大闹的，”喋喋不休的邻座继续道，“那个又高又瘦、一脸尊荣的人，留着黑色的山羊胡和小髭须；那是费尔法克斯上校。他是南方协会的干事——全是叛军，你知道，不过现如今绝大多数都被改造了。他是地区检察官，现在是第二任，你应该听听他跟陪审团说的话。他能说动陪审团去定天使加百列[4]偷银号筒的罪。去年我在大陪审团时他就——”

年轻人的邻座自己转了话头：“哟呵，哟呵！真是怪事，不是吗？坐在费尔法克斯上校右边的正是当过我们大陪审团团长的那人；侍者要不拿走那个糖做的自由女神像，我还瞧不见他呢。看见没有？那个秃头，下巴上有道疤的，那是他在夏洛[5]落的一处枪伤。此人是S.科尔法克斯·莫里森，当过俄亥俄州第200步兵团少校团长，不过他在纽约生活起码有十年了。那就是他们津津乐道的‘俄亥俄理念’：尽快来纽约定居。鄙人就出生于俄亥俄州。”

健谈者随即让自己的滔滔言语化作一阵大笑，年轻人礼貌地附和了几声。

喧闹的话音突然减小，只见坐在台上桌子正中的那位绅士站起身，敲着桌面让大家肃静。即使在满溢着女士的包厢里，谈笑声也止住了，因为被选出来主持晚宴的人正在回顾他们集会庆祝的大事，以此作为开场白。他用巧妙的措辞和诙谐的语言宣告他们被召聚一堂的缘由。在开场白的末尾，他宣布，当晚的第一番敬酒要敬“纽约，这座踞守商业大门、把持贸易干线的帝国城。”

全场爆发出一阵掌声和一阵往后推椅子的吱嘎声，因为所有宾客都举着酒杯站了起来。

随后，大会主席准备介绍即将应和这番重要祝酒的演讲者。

“我今天上午才看见，”主席又说，“内华达州一位参议员的某些言论，在那篇报道中，纽约被称为‘风筝与乌鸦之城’。有些国会议员不散布乱七八糟的假消息就不会开口说话；只有还之以采矿营里直来直去的单刃长猎刀或者内华达州毫不含糊的大口短筒枪才是正道。在现代社会习俗允许我们使用的消过毒的词汇表里，找不到足以应对之词。然而好就好在，纽约就应该时不时地彰显自我——就应该为自己庆祝——就应该暂停繁重的劳动，哪怕只休息片刻，去欣赏自己的伟业。我们是幸运的，因为今晚的来宾中，就有一个能够恰如其分地阐述这一宏大主题的人，一个同我们大家一样深爱纽约的人，一个同我们大家一样深以纽约为骄傲的人——一个无需我在纽约人大会上介绍的人。多余的话令人生厌，在座的有谁不知道贺拉斯·昌西？”

主席话音刚落，一直坐在他右边的那位绅士就站起来，顿时大厅各处掌声雷动。男人拍手，还用水果刀柄敲击桌面。连包厢里的女士们也在挥动手帕。

主席职责已尽，随即落座，这时照例有预表欢欣的嗡嗡声响起并迅速止息，与此同时昌西先生准备发言。

坐在下方长桌远端的年轻人又听见左邻对他说：“现在你得睁大眼睛。要说这就是今晚的最佳演讲我也不觉得奇怪。”

年轻人打量新的演讲者，喜欢他那张透着老练和智慧的脸。昌西先生通身是一种雄强自知、泰然自若的气派。他鬓发斑白，霜髭卷曲，想来已年过半百。

“这样一个醇和的十月的夜晚，”演讲者开口，他的嗓音浑厚沉稳，他的吐字就像线雕画一般清晰——“这样一个醇和的十月的夜晚，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城市或是在欧洲，我想都是找不到的，由此表明在纽约这个地方，我们拥有真正的气候，而世界上其他伟大的城市却大都只有多变的天气——在这样一个夜晚，在这座优雅的塔楼之下，你看它身姿挺拔直插碧空，冠以一轮明月，那月比笑盈盈俯望花园的以弗所人的狄安娜[6]更美，比巴比伦城上高悬的任何一轮更明，这座帝国城，无需我为她辩护，无需我为她致歉。你若是寻求她的优势的证明，就请环顾四周看看今晚在座的各位，并请记住：在美国没有别的地方能把这样一群人召聚到一起；在美国没有别的地方有如此富丽堂皇的宴会厅；在美国没有别的地方能云集如此多的佳丽来给这样一场盛宴增光添彩。但我觉得如果不花点工夫赘述一番，我就算是失职——我就会错失宝贵的良机——我要讲一讲这座城市历史上诸多事件中的几件，这些事件给了她骄傲的显赫地位，把她塑造成为她之所是——拥有伟大人民的伟大壮丽的大都会。”

掌声再次爆发。演讲者稍作停顿，集中大厅里一切男女的注意力之后才继续。即使在切入主题之后，他的讲话依然字正腔圆，无懈可击，他滔滔不绝地摆事实、列数字、举例子，从来不打磕巴，不含糊。

“我不会耽搁诸位的时间来细数纽约众多的天然优势——高贵的大河流淌在一侧，大洋的长臂拥抱着另一侧，辽阔美丽的海湾足以为地球上所有国家的所有舰船提供庇护所。我今晚的目的不在于细细品味那些艺术之作，它们使我们的这座岛屿出类拔萃，一如那些自然之作使她繁荣昌盛；因此我将不去细说自由女神像、布鲁克林大桥、滨河大道、图书馆和博物馆、学校和教堂；我甚至不去细说中央公园，它实在是美国人迄今创造出的最佳艺术单品，仅作为一件艺术品，它是欧洲任何一座游乐场都无法媲美的。”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但演讲者没等掌声平息就再度开讲。

“略过这些始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神与人的杰作，我将要唤起你们注意的是那些较为无形的事物——那些理应却并未铭刻于我们记忆之中的事物。安于物质繁荣，我们纽约人并不时常回顾这座城市历史上那些值得永远纪念的事件。不常有人指责我们为人谦逊——但我们是过分谦逊了，难道不是吗？——我们允许自己的孩子被教导说，革命的第一宗流血事件是波士顿惨案[7]，却忘了早在六周之前纽约就爆发了自由杆[8]之战。正是在这里，在纽约，印花税法会议[9]召开，这是美洲殖民地挣脱英国枷锁建立联邦的先导。在漫长而艰苦的革命战争时期，十三个殖民地中只有一个全额提供了人力、财力和物力——那个殖民地就是纽约！”

演讲者再一次被沸腾的喝彩声打断；他再一次不等声音平息就继续下去。

“当这个国家迎来历史上的关键期——也就是说，当所有人都觉得需要一部新宪法时，有两个纽约人对于那部宪法的制定功莫大焉，他们是亚力山大·汉密尔顿[10]和约翰·杰伊[11]，而那篇雄文的刚劲文风则要归功于另一位纽约人——古弗尼尔·莫里斯[12]。正是在纽约，美国文学之基础因《纽约外史》[13]的出版而被奠定，这部美国最早印行的书一直流行至今——八十多年的沧桑仍无损其幽默。多亏这部不朽之书的作者，多亏华盛顿·欧文，才有了第一部超越美国疆界获得公认的美国原创作品。正如华盛顿·欧文的《见闻札记》是第一部在英国获得成功的美国著作，另一位纽约市民费尼莫尔·库珀[14]的《间谍》则是第一部在英语世界之外赢得赞誉的美国著作。正是在这里，在纽约，我们的美国文学得到最早的哺育，也是在这里，在纽约，我们的美国作家人数最多，享誉最盛，收益最丰。”

演讲者再次停顿，但紧接着又说：

“文学如此，艺术亦然。在纽约这里，人们创立了国家设计学会，以及后来的美国艺术家协会[15]；感谢两位纽约的画家，感谢罗伯特·富尔顿[16]和塞缪尔·F.B.摩尔斯[17]，使我们得以用上汽船和电报。在纽约这里，人们创立了儿童援助协会——世上更无哪座城市拥有比它更高尚的慈善机构——它是同类的首创和最成功者。也是在纽约这里，彼得·库珀[18]创立了第一个旨在面向一切有志青年的机构——联邦地区几乎每座城市都有其效仿者，然而哪座城市也不曾有哪位公民受尊敬、受爱戴的程度甚于彼得·库珀在纽约这里。彼得·库珀其人的择居之地断乎不是‘风筝与乌鸦之城’；彼得·库珀其人倍受珍重和崇敬之地断乎不是‘风筝与乌鸦之城’。”

至此，演讲又被经久不息的掌声打断了。男人纷纷起立喝彩，在头顶上挥舞餐巾。

全场再次安静下来时，演讲者继续：

“经过多年的和平与繁荣，美国人民突然发现自己正面对武装叛乱，战争迫近，在所难免。纽约一如既往地准备着。第一支抵达国家首都——保卫其免受叛军袭击的军团是纽约城市民兵的一个团。自此之后这座城市也不乏这样的好汉：他们藐视死亡的网罗，蔑视地狱的苦痛，他们奔赴战场何其勇敢、何其欢欣、何其高兴——用他们其中一个的话来说——高兴‘一路上打了那么多漂亮仗’。我听说——我承认一直无法核实这些数据——但我听说，在那充满疑虑的漫长的四年间，从我们这座城市应征参加美国陆军和海军的人数，超过了叛乱爆发当年的适龄男性居民数目。纽约城不满足于单单供给战斗人员，还全力保障伤员得到及时照料，使其痛苦尽可能地减轻——因为正是在这里组织成立了美国卫生委员会。”

又一次欢呼，再一次喝彩；足足等了一分钟，演讲者才得以继续。

“你们的掌声告诉我，我无需多说了，”他表示，“一个成功的城市是命运的宠儿，就像别的宠儿一样，也许时不时地挨一顿痛揍反倒更好。可是纽约迄今做过什么不当之事，令她活该遭受毒打呢？在云谲波诡的政坛，将你的对手暗指为披着羊皮的狼或披着狮皮的驴会被视为机智；但在我看来，更为机智的是压根儿不玩这一套。枪声越响，后坐力越大。当一个纽约人听到他深爱的城市被唤作‘风筝与乌鸦之城’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大笑；第二反应是打听说这话的是谁；第三反应就是再次大笑，笑得更响，因为他发现这一言论的作者来自内华达，这个州就连圣诞老人也不敢在平安夜里挨家走访，怕遇上劫道的！”

这一次，纵情的笑声混着热烈的掌声爆发出来，演讲者同时落座。

“讲得非常好，”显然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对他的左侧邻座说。

“讲得好吧？”对方热切地附和，“我也这样认为。这是今晚的最佳演讲，一定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能比得过他。”

“过去五年我一直在日本，我好像都记不得这城里谁是谁了，”年轻人说，“刚才演讲的那位先生叫什么名字来着？”

“贺拉斯·昌西，”对方回答，“我以为人人都认识他呢。他父亲是来自西弗吉尼亚的美国参议员，他母亲是当年的肯塔基名媛。他自己当过加州律师界领袖，几年前才搬来这里。他一到纽约就立马走红；现在是这儿最受欢迎的演讲者之一；有些人称他为‘咱们的贺拉斯’。你真的从没听说过他？”

“呃，”年轻人辩解，“你千万别指望我谁都认识。你看，我是出生在纽约的。”

(1894年)

[1]圣安得烈协会(St.Andrew's Society)：纽约最古老的慈善机构，由纽约的一群致力于“扶危济困”的苏格兰移民成立于1756年，以苏格兰主保圣人圣安得烈命名，旨在帮助苏格兰同胞。（译注）

[2]圣乔治协会(St. George's Society):由纽约的英格兰移民成立于1770年的慈善机构，旨在帮助英格兰同胞。（译注）

[3]新英格兰协会(New England Society):成立于1805年的慈善机构，宗旨是在纽约的新英格兰人中间促进“友谊、慈善、互助”。 （译注）

[4]加百列(Gabriel):基督教中负责为神传递信息的天使。（译注）

[5]夏洛(Shiloh)：位于美国田纳西州，南北战争的一处战场。（译注）

[6]狄安娜（Diana）：罗马神话中的月神。以弗所是古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建立的一个大城市，在今土耳其境内，原有月神庙。（译注）

[7]波士顿惨案(Boston Massacre)：1770年3月5日波士顿居民与英军士兵发生冲突，英军开枪导致5名平民死亡。 （译注）

[8]自由杆(Liberty Pole):美国革命期间象征自由、解放、独立的标志。形式为一根高木杆，顶端悬挂旗帜或自由帽（红色无边软帽），通常由称为自由之子的公民竖立于城镇广场。在纽约市，英殖民统治者与自由之子们常因自由杆的毁立爆发冲突。（译注）

[9]印花税法会议（Stamp Act Congress）：1765年10月7日-25日北美英属殖民地代表在纽约召开的会议，反抗英国议会通过的旨在向殖民地征税的《印花税法》。（译注）

[10]亚力山大·汉密尔顿 (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美国开国元勋，宪法起草人和签署人，第一任财政部长。美国政党制度创建者。（译注）

[11]约翰·杰伊(John Jay,1745-1829):美国开国元勋，曾与亚力山大·汉密尔顿等人联合撰文推动新宪法实施。1789-1795年任美国首席大法官。（译注）

[12]古弗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1752-1816)：美国开国元勋，宪法起草人和签署人。因撰写宪法序言而有宪法的“执笔者”之称。（译注）

[13]《纽约外史》(Knickerbocker's History):美国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出版于1809年。（译注）

[14]费尼莫尔·库珀 (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1851)：美国小说家，代表作有系列长篇小说《皮护腿故事集》。（译注）

[15]美国艺术家协会(Society of American Artists):成立于1877年，由一群认为国家设计学会（National Academy of Design，1825-）过于保守无法满足其需求的艺术家组建。（译注）

[16]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1765-1815):美国工程师、发明家，当过画家。制造了第一艘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译注）

[17]塞缪尔·F.B.摩尔斯（Samuel F. B. Morse，1791-1872）：美国画家，摩尔斯电码发明者。（译注）

[18]彼得·库珀(Peter Cooper,1791-1883):美国企业家、发明家、慈善家。1859年在纽约曼哈顿创立库珀联盟学院（Cooper Un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Art）。（译注）

感恩节晚餐

感恩节的黎明天气清冷，正是举行球赛的理想日子。早餐后不久，偏僻的街巷就让一拨拨小男孩搅得天翻地覆，他们之中有些怪模怪样地扮成女孩，有些穿着现凑的服装、戴着瞪眼的面具扮成印第安人或黑人；他们大吹鱼角，讨要铜钱。晚些时候，一群群奇幻人物或骑在马背上或坐在马车里巡游；还有散漫的团体——其中一些人身着三周前以选举而告终的竞选运动的统一服装——队形不整地行进在高架铁路下的大道上，打头的是寥寥几排开道者，还有区区几人的小乐队断断续续地在鳞次栉比的酒馆前奏乐，同行的伙伴也乐得在门口驻足。

走出教堂

太阳放射光芒，把街道一侧照得暖洋洋，人们正走出教堂；风儿轻柔地吹过大街，吹动了绽放在许多纽扣眼里的黄菊花的花瓣。年轻人三五成群地走过，姑娘在颈前系着蓝色花结或围着橙黑两色的围巾，小伙子系着校徽饰扣或露着彰显校色[1]的手帕。赶时髦的男士用品经销商已经布置好橱窗，不偏不倚地照顾到未来的顾客——一扇窗是一水儿蓝的法兰绒衣服和围巾、衬衣和袜子，另一扇则尽是橙黑两色。悬挂着一组或另一组颜色的四轮大马车陆续经过，车上满载的年轻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同时挥舞蓝地白字或黄地黑字的锦旗。阳光明媚，清风微拂，风儿吹得树木的秃枝颤巍巍。四轮大马车、私人马车、公共马车、形形色色的货车在麦迪逊广场上聚集、在大道上川流不息，风儿也吹皱了从各种车上伸出的旗帜。

夜幕降临，潮水退去，四轮马车陆续返回，年轻人由于不断大呼顿挫有力的加油口号而声音嘶哑。其中一些人因自己球队的胜利而狂喜，仍有兴致扯着嗓子叫嚷。另一些则因己方失利而悲伤无语。大多数去看比赛的人既不属于蓝校，也不属于橙黑之校，但他们都为刚才目睹的那场对决兴奋不已——那是力量与技巧的对决，智谋与勇气的对决。夕阳终于沉下去，午后清爽怡人的微风现在添了一丝凉飕飕的湿气。但纵情的年轻人并不在意；他们欢呼，他们歌唱，他们互相叫喊，仿佛此时正值春天，仿佛他们独自在海边。

罗伯特·怀特像其他人一样感染了那份狂热，当他沿着大道走向学院俱乐部的时候，他意识到一种多年未曾感受过的兴奋。他这一周独自住在城里，因为妻子带着孩子按早先的约定去乡下串门了；几天来他一直在学院俱乐部里打发晚间时光。一来二去他就跟别人合租了一辆马车，十几年来第一次去看球赛。他为自己学院的胜利而高兴，也为同学们的久别重逢而高兴，自从百年国庆的那个夏天他们在酷热中参加完毕业典礼之后，他就没见过这些同学。其中一位现在是新西部某州的年轻州长，另一位则可能成为新总统的内阁成员。

外出看比赛的路上，怀特坐在一位同学身边，此人现在回母校当了教授，他俩畅叙四年的同窗生涯，细数各位同学。他们回忆那些原本大有前途却辜负了众望的小伙子；那些曾经踏实、勤奋，依旧踏实、勤奋的家伙；那个寡言、害羞，不怎么懂拉丁文，更不懂希腊文，却爱好科学的人，正在崭露头角，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小说家；班上最好的棒球运动员，现在是芝加哥一所主流教会的牧师；还有其他在各自领域里混得不错的人。他们聊到班上的害群之马——有的死了，有的生不如死，有的下落不明。

“约翰尼·卡罗尔怎么样了？”教授问。

“打毕业那天起我再没见过他。毕业前就有龌龊的丑闻传开了，你知道，我怀疑约翰尼是否拿到了学位，”怀特回答。

“我知道他没拿，”教授应道，“他一直不敢申请。”

“不管出了什么麻烦，反正他们设法让事情消停了，”怀特继续，“我一直不知道真相到底如何。”

“我当时也不知道，”教授回答，“后来有人跟我说过。不过现在没必要深究了。那女孩早死了，约翰尼也死了，听说是这样。”

“可怜的约翰尼·卡罗尔，”怀特说，“我还记得最后一晚——毕业那天晚上，他看起来那么帅。不过他一直很帅，而且一直好打扮。他不太聪明，哪方面都不出色，是吧？可我们都喜欢他。”

“我记得他想要参加新生划船队，”教授停顿了一下，说道，“但是他禁不住奢侈生活的诱惑。他不肯训练。”

“训练正是他最需要的，”怀特补充道，“道德和精神还有身体上的训练。可惜，他总是有太多的钱，反而对他不好。他父亲那时在华尔街，赚钱易如反掌。”

“我们毕业后还没到年底，老卡罗尔就自杀了，是吧？”教授问，“在浴缸里把自己脑袋打开了花，是他干的吧？”

“而且留下的钱还不够付丧葬费的，”怀特说，“约翰尼总是倒霉：起初是钱多得过分，而最需要钱的时候却一文不名。”

“他的大不幸，”教授说，“就在于他的父亲是个‘跟班的’。”

“是啊，”怀特赞同，“真是害人啊。不知道约翰尼如果还活着，现在身在何方？或许在西部淘第一桶金，要么在远洋轮船上烧锅炉，也可能他是百老汇纠察队的一员，靠搀扶女士过马路为生。”

“但愿他有那样的美差，”教授回答，“可我不相信卡罗尔会在部队里干得长，就算他捞到那差事。你还记得他唱那首《恶棍的儿子》唱得多好听吗？”

罗伯特·怀特下了马车往麦迪逊广场走的时候，回想的正是教授的这个问题。走在他前面的是三个摇摇晃晃的年轻人，其中两个还是毛头小子。他们臂挽着臂，指望三人联手走得稳当，可是很难做到，除非举止更加稳重；他们正在唱约翰尼·卡罗尔上学时的那首保留曲目。风越刮越劲，突出于人行道各处的木制广告牌在风力的摆布下摇晃得厉害。成群结队的热血青少年在饭店灯火通明的门廊前来来往往。

怀特退到一旁给分外闹腾的一群让道，这一退就撞到一个人，他正贴着一家餐馆亮晃晃的窗户站立。那人瘦而憔悴；脸刮得精光，面色发青；衣衫褴褛；他的姿势像是贴紧玻璃以希求映出来的暖意。

“对不起，”怀特大声说。

那人僵硬地转过身。“没关——，”他才开口，就借着流泻在人行道上的明亮光线看见了怀特的脸。他住了声，犹豫片刻，然后转身离去。

片刻工夫足以让怀特认出他来。“约翰尼·卡罗尔！”他喊道。

那人继续走。

怀特大跨两步赶上他，伸手搭上他的肩头。“约翰尼！”他又叫。

男人扭过脸犹犹豫豫地回答：“呃，你想干什么？”

“真的是你吗？约翰尼·卡罗尔？”怀特问，同时伸出一只手。

“哦，是，”对方说，“我是约翰尼·卡罗尔——你是鲍勃[2]·怀特。”

怀特的手仍然伸着。长时间停顿后，他的同学伸手相握。怀特感到卡罗尔手指冰凉，大吃一惊。“哎哟，伙计，”他大叫，“你冻坏了。”

“嗯，”对方坦言，“有什么奇怪的？又不是第一次了。”然后，在匆匆一瞥怀特的脸之后，他转开脸说：“而且我饿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我也饿了，”怀特诚恳地说，“我正要一个人去吃感恩节晚餐。你愿意跟我一起吗，约翰尼？”

“你当真？”对方问。

“我们干嘛不一起吃呢？”怀特回应，快活地迈开步子，伸手挽住同学的手臂。“我们的球队今天打赢了，你知道——十八比零；我们要庆祝胜利。”

“你要带我去哪儿？”约翰尼不安地问。

“当然是学院俱乐部啦，”怀特答，“我们要——”

“我绝对不去，”约翰尼说着突然站住，“我现在没脸见他们。我——噢，我不能去！”

“不去就不去，”怀特答应，“那咱们去哪儿？去德尔莫尼科[3]你说怎么样？”

约翰尼又问：“你当真？不开玩笑？”

“当然当真，约翰尼，”他回答。

“我十多年没去德尔莫尼科了，”对方说，“我真想再去那里吃一回。可你不能带我去。瞧我这样！”

怀特打量他：那件薄外套扣得很紧，穿得很旧，但不破烂，比帽子和靴子的状况要好。

这两个人面对面站在街角的时候，预尝到了冬天的滋味，寒风侵袭他们，侵入骨髓。

怀特再次挽住同学的手臂。“说实话，你的样子是不如从前，约翰尼，”他说，“不过我今晚也没特意打扮。”

“那就去德尔莫尼科喽？”约翰尼问。

“就去德尔莫尼科，”怀特答。

“那就带我去餐吧，”对方说，“在男人面前估计我能受得住，可这副形象是进不得餐厅见女人的。”

“也好，”怀特答应，“就去餐吧尝尝。”

他们进入餐吧时，里面挤满了年轻人。已有一团蓝色烟雾笼罩在嘈杂的人群上方。小伙子们在紧挨着的桌子旁喝香槟，兴高采烈地隔着桌子彼此呼喊。

在百老汇一侧的角落里，怀特争取到一张小桌子。往桌边走的时候，他朝十来个熟人点头致意，其中一些人斜睨着他的同伴，待他走过后便交头接耳。

显然约翰尼既没看见斜睨的眼光也没听见窃窃私语。他紧跟怀特恍若在梦里；怀特刚才注意到，他俩一进这热烘烘的屋子，卡罗尔就深吸一口气，仿佛在热身。

“我在这儿就不用穿外套了，”他边说边在怀特对面的椅子上落座，俩人中间隔着大理石面的小桌。

服务员麻利地铺好桌布，约翰尼用指头轻抚桌布，感受它的细柔，像猫儿似的欣喜于它的洁净。

“那么，咱们来点什么？”怀特接过侍者递给他的窄边菜单，问，“你想吃什么？”

“我？”客人应道，“噢，什么都行——随你——就来烤牛肉吧。”

“看来自从离校以后，你的口味变了，”怀特说，“我是问你，你想吃什么。”

“我想吃什么？”约翰尼重复，“你当真？不开玩笑？”

听见那句上学时常说的老话又从老同学的嘴里蹦出来，怀特笑了。

“当然当真，”他说，“不开玩笑。这是菜单。爱点什么就点什么。别忘了今天是感恩节，而且我饿了，我想好好吃一顿。”

“那太好了，”约翰尼说着接过菜单。他已经暖和过来，现在他似乎因这罕有的排场而舒展了一些。

他细细地看着菜单。

“半壳蓝蚝必不可少，”他发话了，还嘱咐侍者，“一定要放在深的那一半里。绿龟汤——十五年前这儿的绿龟汤好喝极了。鳎鱼片浇莫尔奈白汁——鳎鱼就是比目鱼，我估计，可要说莫尔奈白汁，恐怕连希伯来手稿都能入口了。再来一份帆背潜鸭——两份帆背潜鸭，记住，要真正的帆背潜鸭，不要什么红头鸭绿头鸭——当然要配玉米片，还有芹菜蛋黄酱。再来一小块切达干酪和一杯咖啡。你意下如何，怀特？”

“正合我意，”怀特回答，“那喝什么酒呢？”

“还喝酒？”约翰尼问。

怀特笑着点点头。

“好吧，客随主便，”客人继续，“我不如索性点齐了，要是你非讲排场不可。”他把菜单翻过来，浏览背面的酒单，“74年的滴金甜白配牡蛎；他们告诉我有一款银装特酿84年的干香槟，比喝过的任何一种都好。给我们来一瓶搭配鸭子。尽快上来。”

他把菜单递给侍者，然后才第一次地放胆环顾四周。

蓝蚝上得很快，等约翰尼吃下它们和半块面包，又喝下两杯滴金甜白之后，怀特对他说：“跟我讲讲你自己的事。这些年来你都在干什么？”

约翰尼的脸色稍微一沉。“我差不多什么都干过，”他回答，“驾过第五大道的公共马车，也给第三大道的当铺记过账。我还在科尼岛[4]上的一家汤菜馆里当过服务员。刚才给咱们点单的那个人，我去年夏天招待过——我招待他不止一次。我也发过法罗牌[5]。”

侍者给他们上汤。

等他离开后，怀特问：“难道你的老朋友们还不能帮你摆脱困境吗？——给你创造条件，让你东山再起。”

“别费劲了，没用的，”约翰尼回答，“你们现在扶不起我了。太晚了。我估计从一开始就太晚了。”

“你干嘛不离开这地方？”怀特问，“到西部去，然后——”

“说这个有什么用呢？”约翰尼打断他，“离开纽约我活不下去。要是看不见那边的大高楼我会死的。”

“照这样下去你就快死在这儿了，”怀特回答。

“说得也是，”约翰尼承认，“可是无能为力。”他一口一口吃得又稳又扎实，并不是狼吞虎咽的。

待侍者上完鱼，怀特又问：“我们能为你做什么？”

“做不了，”约翰尼回答——“什么都做不了。当然，你可以给我五块钱，如果你乐意，十块也行；可是千万别给我你的地址，否则我再倒霉的时候，第一个就找你，求你再给十块。”

一群大学生，二十来个人，四个一排臂挽臂，大踏步走在百老汇大道上，放声齐唱一首校园歌曲。

“你以前爱唱这首歌，约翰尼，”怀特说。

“我以前爱做很多事，”他回答，这时侍者开启香槟。

“我从没听谁像你那样把《恶棍的儿子》唱得那么有韵味，”怀特继续说。

“十二年前我在一家黑人巡演团里当第二男高音，可是我们被困在了哈特福德，我只好走回家。从那时起我就尝试在包厘街的廉价展览馆里做歌舞表演，不止一次。可是没有用。”

当他们吃完帆背潜鸭，喝干香槟之后，约翰尼靠在椅子上笑了，说：“嗯，这就值了。”

这时咖啡来了，怀特说：“你忘点利口酒了，约翰尼。”

“你瞧这就是久不习用的结果，”他回答，“我想来杯橘子柑香。”

“那我就来点儿绿薄荷，”怀特吩咐侍者，“再来几支雪茄——几支亨利·克莱。”

“对极了，”约翰尼说，“我父亲只抽亨利·克莱，我估计这就是我喜欢抽雪茄的缘故。”

雪茄点燃后，怀特直视同伴的脸。“你确定，”他问，“我们什么忙都帮不上？”

“非常确定，”对方回答。

“一点儿都帮不上？”

“你请我吃了一顿好的，”约翰尼说，“这就够了。比我的大多数老朋友都慷慨。此外再帮不上什么。”

怀特不做声了。

约翰尼长长地呷一口咖啡，又吸了三四口雪茄。“真是上等好雪茄，”他说，“我最长一次将近两年没抽一口亨利·克莱，后来我捡了一支别人抽剩的，是幕间休息时在戴利剧院外边捡的。”

他带着恣意的快感又吸了一口，然后探过身子凑近怀特，推心置腹地说：“你知道吗，鲍勃？在这个世界上我喜欢的一切几乎都是不道德的，或昂贵的，或难消化的。”

“对，”怀特认同，“我估计那就是你运气坏的缘故。”

“我一生中交过很多运，”对方回答，“好的坏的——大都比我应得的要好——比如这顿晚餐；即使没有明天的消化不良，我也要记住它。可是往坏处想有什么用呢？我才不为明天操心，只要尽情享受今天。今天还剩几个小时——咱们现在去哪儿？”

(1892年)

[1]校色是学校确定的代表本校的颜色，常用于校徽、校旗、校队制服等。文中涉及服饰颜色多指校色。（译注）

[2]鲍勃(Bob)是罗伯特(Robert)的昵称。（译注）

[3]德尔莫尼科（Delmonico's):纽约著名高档餐馆。（译注）

[4]科尼岛(Coney Island)：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南端。（译注）

[5]法罗牌(faro)：一种纸牌赌博游戏。（译注）

生活的困境

下午晚些时候，约翰·苏达姆拐上二十三街，他的目光向西越过街的尽头，跨过河，并没有看见通常远远可见的彩色亮光。那个平安夜，没有红色远景来烘托，因为乌云密布，天幕低垂，风中有阴冷的寒气，是降雪的预兆。天刚擦黑时，他绕过麦迪逊广场，看见电灯突然发出闪烁的光芒，点亮了第五大道南北，点亮了广场各处。

年轻人穿过百老汇大道，敏捷地躲过一辆庞大的快运货车，又轻盈地跃出轨道，让路给一辆叮当驶来的有轨马车。穿越第五大道时，他见缝插针地穿行于高高堆着纸包裹的客货马车之间。位于二十三街西段的饭店的白墙脏兮兮地衬在铅灰色的天空下，天光迅速转暗，暮霭沉沉。风渐渐地完全住了，空气依然阴冷潮湿。苏达姆从残疾报童手里买了一份晚报，报童坐在轮椅上，裹得暖暖地御寒，好像对卖报的收入心满意足。

往前走几步，年轻人路过一个年老的法国水手，他站在马路牙子上，用仅有的一只手转动玻璃箱的摇柄，箱中可见一艘船在有规律的波浪间起伏不定，同时一列火车在横跨海湾的一座桥上穿行不止。几乎就在水手脚下，一个老妇人蜷成一个脏团，伏在一架小小的手摇风琴上，慢慢地从里面摇出一支含混而忧伤的曲子。在她身边稍远一点的地方，两个男孩正在兜售用青枝绿叶编成的环形、星形、串形的绿色装饰物。黄光从一间布匹店的大窗户里流泻出来，靠窗的地方，一个瘦高的男人身前有一块放在支架上的木板，他就在这张便携桌子上展示一个玩具小丑的滑稽动作，那小丑从一截陡峭的楼梯上笨拙地翻滚下来。路人胳膊底下夹着包裹，行色匆匆，很少有人驻足去看船在波浪间起伏，去听气喘的风琴奏出含混的曲调，去买一点绿色饰物或买一个翻跟头的小丑。而这露天巴扎——也可直白地称之为户外集市——却一直沿整条街延伸，人行道的两边，各路江湖骗子正在努力积聚微薄的圣诞收成。

在约翰·苏达姆走到第六大道拐角处之前，雪终于下了起来；第一阵雪花迟疑着降下，被一阵短促的风吹得乱转，那风刮起一两分钟，然后渐息，完全停住。过了一会儿，雪下得更密更快，纷纷飘落，轻柔无声，却在街角的一串串电灯下弥漫，在火车头的强光下发红，火车在悬着的高架铁路上飞驰而过，车身被团团旋转的蒸汽围绕。雪在未售出的圣诞树的主枝上堆积，那些树东倒西歪地沿街立在第六大道往南几户的一间花店前，当苏达姆转过街角的时候，它们看起来就像裹着尸布的香柏树的幽灵。

沿这条大道行走，他必须穿过同样稠密的人群，那些迟来的圣诞采购者匆匆进出于体量过大的商店，利用最后的机会为明天买礼物；但随着他的前进，人群稀松了一些，也许是被暴风雪赶回了家。然而，尽管买主渐少，小贩却坚守依然。苏达姆注意到一个老头——驼背，皱缩，留着长长的灰胡子，他有个浅盘用肩带吊在身前，窄窄的木板上是几个圣诞老人的石膏像，他们高举着一棵枝枝杈杈的圣诞树，上面洒满了亮闪闪的水晶片。在高架铁路车站的楼梯篷下面，苏达姆看见一个小盲女裹在一小方披肩里，默默地在卖半打铅笔。路中央的上方，盖着雪的火车隆隆地南来北往，缕缕白汽从车头冒出长长地拖着。

当苏达姆接近十四街时，他发现人群再度密集；街角上，载客马车、运货马车和有轨马车乱了套。通向高架铁路车站的楼梯上挤满了携带大包小包的人，其中的大多数上下楼梯十分吃力，人们善意地互相推搡着。大大小小的孩子顺着宽阔的平板玻璃窗在一间大商店的拐角处排成长溜，好奇地盯着一队服饰华丽的玩具动物拉车、抬轿子，在画着棕榈树和花哨帐篷的布景前不停地转圈。雪下得正急，可孩子们仍在羡慕地看着，甘心地等着，虽然他们的帽子变白了，虽然柔软的雪花在他们的斗篷和外套上融化了。

簇拥在玻璃窗前的人丛几乎把苏达姆逼到了人行道边上；不过这是最后一群他需要从中挤过去的人。再往南就没有密实的群体了，虽然大道上依旧熙熙攘攘。他得以加快脚步。于是他疾速前行：路过肉店，那里有屠宰后的羊牛尸体成排吊在挂着绿叶饰串的绳子上；路过杂货店，那里有成垛的罐头食品码放在货架上；路过面包店，那里有面包蛋糕、馅饼麻花摆放在盘子和篮子里。他扫了一眼糖果店的黄色橱窗，看见五颜六色的甜食诱人地铺开。他瞥见好几家熟食店展示出来的银衣香肠、厚实馅饼和柳编酒瓶都足以调动老饕麻木的胃口。他看到了物阜民丰的迹象，但没有人比约翰·苏达姆更清楚，此时恰恰是短缺的季节。

夜幕降临的时候，他尚未走到法院高大的屋顶和高耸的塔楼跟前，尚未走到市场，在煤气灯的一束束火苗下，那里的菜筐大张其口，火鸡悬挂成行。他穿过大道，拐进一条小街——与纽约的大多数街巷不同，小街并不与大道垂直相交。最后他停在一座小屋跟前，那是一座二层老楼，因久用而破旧，却在衰败中显出尊严。这座小宅有荷兰式的屋顶，开着两扇老虎窗[1]；宅子落成的那个年代，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传统较之今日更为强盛。

年轻人登上高高的门廊，上面的雪已接近半寸厚。他按了两次门铃，间隔把握有度。屋里传出女孩飞快的脚步声，门旋即被打开，苏达姆便消失在这座古老的小房子里。

随着大门的关闭，小伙子把姑娘搂在怀里，亲吻。

“噢，约翰，”她说，“平安夜你过来可太好了。你怎么想法子离开的？”

“我只有两个小时，”他回答，“我得弄点东西吃，所以我想也许你们——”

“当然可以，”女孩打断他，“妈妈会很高兴的。她做了一张拿手的老式鸡肉馅饼，我们俩肯定吃不了。六点钟就开饭。”

“这下我知道我的晚餐在哪儿解决了，”她的恋人一边作答，一边跟着她走进小客厅，“可我一吃完就得赶回去。我跟他们说，办事处应该一直开到午夜，而且我会值班。要是求助的人在平安夜得不到帮助，那多惨呀！你说是吧？”

“而且这寒冬腊月的，一定有很多人需要帮助，”姑娘说，“今天下午我替妈妈跑腿，一直走到百老汇，我路过了六个乞丐——”

“噢，乞丐——”他开口说。

“是，我知道，”她又打断他，“我什么也没给他们，虽说不给好像太残忍了。我知道你对不加区分的施舍有看法，所以我才硬了心没给。我也为此而心里作苦。我知道假如我拿点什么给了他们中的一两个，我本来会更高兴的。”

“我想你确实使自己丧失了自我满足的道德光环，”苏达姆认定，“但是那种道德光环太廉价，不可贵。如果我们真想帮助邻舍，我们就必须践行自我奉献，而不是以他的自尊为代价来换取便宜的自我满足。”

“如果不送出点什么，我会觉得自己没在过圣诞节似的，”她反对。

“正是，”他回敬，“你还没有从狄更斯的致命影响下解脱出来，虽然你比十分之九的女人都理智得多。你盲从那种信念，认为你应该为你自己的益处去施舍，而不想想接受施舍对于乞丐是不是最有益。狄更斯的圣诞故事正在滋生第三代叫花子；我怀疑再有半个世纪我们也未必能说服广大群众相信他的社会学是谬论。要用科学来解决问题；歇斯底里的感情用事行不通。”

“你不会认为我今天看见的所有乞丐都是骗子吧，嗯？”她问。

“六个里头有一个是真困难的可能性不到十分之一，”他回答，“很可能六个里头有五个从事乞讨，部分是出于懒惰，部分是因为他们能讨来的钱比他们能老老实实挣来的钱更多。”

“可是有一个老头；少说也得有四十了，”姑娘力争，“他肯定是饿得要死。你看，我刚拐出百老汇，就瞧见他蹿到阴沟边上捡起一块面包，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我自然就摸摸口袋找钱包，但一位先生也看见了，他走近那个男的，跟他说了几句，还给了他一张五美元的票子。总算有一个真实的贫困案例了，是不是？”

苏达姆悲哀地笑了。“那个饿得要死的男人大约四十岁，是吧？又高又瘦，留着一把稀疏的尖胡子，右脸颊上有道印子，对吗？”

姑娘惊奇地看着他。“嘿，你怎么知道的？”她大叫。

“那是疤脸查利，”他回答。

“他也是个骗子吗？”她问。

“上星期，我有天下午跟了他两个小时，”他解释，“我看见他捡起那块面包，假装吃了至少二十次。我抓住他的时候，他口袋里不止十美元。”

“唉，”姑娘宣布，“我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人了。”

“可我不明白疤脸查理今天怎么会上街的，”苏达姆继续道，“我们送他进班房才关了一个月，因为法官对他从轻发落。如果他这么快就又上街了，我估计他一定有某种势力。那些家伙影响力之大往往超乎你的想象。”

“他完全把我蒙住了，”姑娘承认，“如果你所称的疤脸查理能装得这么好，他为什么不去上台表演，老老实实地讨生活？”

“去年春天我住进大学睦邻之家，开始自己琢磨这些事的时候，首先令我惊讶的就是这个。我发现乞丐里头有人热爱自己的营生，有人以自己的技能为骄傲。你拿他们怎么办呢？如果你由着他们勤奋从业，你又如何将他们从那些真有困难的人里区分出来呢？”

“实在是太令我困惑了，”姑娘坦言，“自从听你说了这些，我觉得做慈善还没有过去一半简单呢。”

“对，”苏达姆说，“是不简单。事实上，作为二十世纪必须解决的问题，它是够复杂难解的。我很快就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区分哪些人需要帮助哪些人不需要的方法就是，后者是主动求助的而前者不是。纽约是富有而慷慨的，弄到足够的钱来救济城市范围内的每一个穷苦人从来都不难——毫无困难。真正的困难在于把钱给到真正需要它的人手里，并防止不该得到它的人染指。你看，那些主动寻求帮助的人不配得到它——五十次里也没有一次是真困难；而那些配得的人却不去求助。这些人里有男有女——女性居多——他们在下决心面对同胞的怜悯之前就会饿死。我每天都听说默默承受的、纯属意外发现的苦情。”

“一周来我一直在怀疑，眼下这所房子里未必就没有那种苦情，”姑娘说。

“这所房子里？”年轻人重复。

“我每天都好想跟你说说这个情况，”她继续，“可我对你太微不足道了，而且你来的时候，咱们有那么多事情要聊，你知道。”

“我知道，”苏达姆应道。他挨着她坐在沙发上，他的手臂搂着她的腰。他把她搂紧了些，又吻了她。“现在跟我说说你的苦情，”他说。

“嗯，”女孩开始讲，“妈妈和我两个人住这房子太大了，所以我们就把顶层的一间屋租给了两个老妇人。感恩节之前她们就搬进去了。她们都是外国人——古巴人，我猜。那位母亲想必有七十了，看得出她一向十分端庄。那位女儿肯定快五十了；你绝对没见过比她更孝顺的女儿。她对母亲照顾得无微不至。她们没带一件值得一提的行李——没有箱子，只有一个小包——我们一眼就看出她们非常、非常穷。她们预付了两周的房租，之后又付了两周。两星期前，那女儿对我妈妈说，如果她允许她们晚几天交房租，她们会很感激，因为她们一直在等的一封信还没有来。我估计情况属实，因为邮差从没吹过哨，但女儿常常跑下楼来看有没有给她们的东西。可是一直没有，我认为她们没有足够的钱买东西吃，肯定没有。女儿以前每天早晨出门，然后带小小的一包东西回来。你看，她们屋里有个煤气炉，她们自己做饭。但是她已经两天没出门了，而且自从前天她走到楼梯口问有没有给她妈妈的信之后，我们就没见过两人中的任何一个。我们能听见她们在楼上轻轻地走动，可是一直没看见她们。现在我们真不知怎么办才好。你来了我太高兴了，因为我跟妈妈说，我要问问你的看法。”

“你认为她们没有钱？”苏达姆问。

“恐怕都花光了，”她回答，“而且就我们所知，她们什么朋友都没有。”

“你说她们是古巴人？”

“我猜是。她们姓德洛里奥——德洛里奥夫人，我听见那女儿向邮差打听信的时候这么称呼她母亲。”

“要不是现在太晚了，”小伙子看看表说，“我就去西班牙领事馆跑一趟。可现在快六点了，领事馆肯定关门了。如果有理由认为她们确实在挨饿，何不委婉地去打探一下。”

“恐怕不行，”她回答，“我们昨天上午确实试过。我们发现那女儿没出去买东西做饭，就担心她们可能在挨饿，于是我们讨论再三，绞尽脑汁想办法帮助她们。最后妈妈有了一个主意，她做了一种西班牙炖菜——就是人家说的什锦菜，你知道。她是从菜谱上学的，然后她端着菜上楼敲门。她们问是谁，也没开门，只打开一条缝。妈妈告诉那女儿，她在试做一种西班牙菜，不知做得地道不地道，所以她就上来请她们帮个忙，尝一尝，告诉她味道是不是纯正。你看这就是妈妈的主意。她以为那样一来就能让她们吃东西，又保全了她们的自尊。可是行不通。那女儿说她很抱歉，现在品尝不了，她不行，她母亲也不行。她们现在没胃口，所以她们无法评判什锦菜的味道。她说，她们刚才还在做猪排和牛排。”

“猪排和牛排？”苏达姆问。

“她是那么说的，”姑娘继续道，“当然那只是拒绝的借口罢了。她是用那种方式告诉妈妈，她们什么都不需要。所以妈妈只好放弃，又把炖菜端下楼。不过，妈妈并不觉得她们特别惨，因为她们昨天做过吃的。她闻到了鱼味——昨天是星期五，你知道。”

“我知道，”小伙子应道，“可我还是——”

就在这时，邮递员的尖利哨音传来，然后是门铃的一阵急响。

女孩跳起来，向门口走去。她开门的时候，飘进屋里的是远处雪橇的微弱悦耳的铃声，还有已经被雪压低了的街头的喧嚣声。

她回到客厅，手里拿着一个长长的蓝色信封。

“终于来信了，”她说。

“什么信？”苏达姆问。

“老妇人一直在等的信，”她回答，把信递给他。

他把信凑近客厅里的那盏孤灯，大声念出收信人的姓名：“‘德洛里奥侯爵夫人’，是挂号信。”

“对，”姑娘回答，“邮递员正等着签收条呢。他说他猜是钱或圣诞礼物之类的，因为上面有这么多封印。我想让你了解一下；但我现在就得送上楼去。”

她轻快地跑上楼，约翰·苏达姆听见她敲那两位老妇所住房间的门。隔了一会儿，她再次叩门，显然无人应答。然后他听见她轻轻地推门。

两秒钟后，她惊声尖叫起来：“妈妈！妈妈！噢，约翰！”

苏达姆飞奔上楼，发现她就在老妇人的房门外面。她浑身颤抖，一把抓住他的手。

“噢，约翰，”她说，“发生了可怕的事！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她们真的饿死了！”

然后她默默地把他领进房间，她的母亲几乎同时赶到。

等了五分钟后，楼下前门的邮递员不耐烦了。他又急急地按门铃，吹哨子。他踢掉靴子上的雪，挥动胳膊来保暖，这时门终于开了，约翰·苏达姆出现在门口，手里拿着长长的蓝色信封。

“对不起，你只能把这封信再带走，”苏达姆对邮递员说，“现在这里没人签收。那位德洛里奥侯爵夫人死了！”

[1]老虎窗（dormer-window）：一种凸出于斜面屋顶上的窗户。（译注）

笔尖下的伦敦

著者：〔美〕珀西·波恩顿

译者：韩阳 王京琼 戴婧 杨楠 刘梦星

文本整理：郭欣

编辑：王瑜玲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版本：电子书

版次：2015年4月第一版

字数：17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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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尖下的伦敦

[美] 珀西·波恩顿 著

韩阳 王京琼 戴婧 杨楠 刘梦星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缘起·代序

作者小传

前言

乔叟的伦敦

莎士比亚的伦敦

弥尔顿的伦敦

德莱顿的伦敦

艾迪生的伦敦

约翰逊的伦敦

兰姆和拜伦的伦敦

狄更斯的伦敦

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

当代伦敦

译后记

缘起·代序

“一个作家，一座城”系列是一套奇妙的作品。

之所以说是“奇妙”，一是缘于成书的方式——图书的引进、实现者就是它的读者，这些古老的经典，藉由互联网的思维方式在当下呈现。

书的选题全部来源于中国最大的译者社区——“译言网”用户自主地发现与推荐，是想把它们引进中文世界的读者们认定了选题，而这些书曾影响了那个时代，这些书的作者成就了作品，也成为了大师。

每本书的译者，在图书协作翻译平台上，从世界各地聚拢在以书为单位的项目组中。这些天涯海角、素昧平生，拥有着各种专业背景和外语能力的合作伙伴在网络世界中因共同的兴趣、共有的语言能力和相互认同的语言风格而交集。

书中的插图是每本书的项目负责人和自己的组员们，依据对内容的理解、领悟寻找发掘而来。

每位参与者的感悟与思索除了在译文内容中展现，还写进了序言之中，将最本初的想法、愿望、心路历程直接分享给读者。因此，序也是图书不可分割的内容，是阅读的延伸……

所以，这套书是由你们——读者创造出来的。

二是缘于时间与空间的奇妙结合——古与今、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形成了穿越时空的遇见。

百多年前的大师们，用自己的笔和语言，英语、法语、德语、日语……来描摹那时的城市，在贴近与游离中抒发着他们与一座城的情怀。而今天的译者们，他们或是行走在繁华的曼哈顿街头，在MET和MOMA的展馆里消磨掉着大部分时间；或是驻足在桃花纷飞的爱丁堡，写下“生命厚重的根基不该因流动而弱化”这样的译者序言；又或者流连在东京的街头，找寻着作为插图的老东京明信片……他们与大师们可能走在同一座城的同一条路上，感觉着时空的变幻，文明的演化，用现代的语言演绎着过去，用当代的目光考量着曾经的过往。

然后，这些成果汇集在了“译言·古登堡项目”中，将被一个聚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团队来呈现。这里有——电脑前运行着一个拥有着400多位图书项目负责人、1500多名稳定译者，平台上同时并行着300多个图书项目的译言图书社区小伙伴们；有对图书质量精益求精的中青社图书编辑；有一位坚持必须把整本的书稿看完才构思下笔的设计师……一张又一张的时间表，一个又一个的构思设想，一次又一次的讨论会……

就这样，那些蜚声文坛的大师们、那些他们笔下耳熟能详的城市带着历史的气息，藉由互联网的方式进入了中文世界，得以与今天翻开这本书的你遇见……

好的书籍是对人类文化的礼赞，是对创作者的致敬。15世纪中叶，一个名叫约翰内斯·古登堡的德国银匠发明了一种金属活字印刷方法。从此，书籍走出了象牙塔，人类进入了一个信息迅速、廉价传播的时代，知识得以传播，民智得以开启，现代工业文明由此萌发。

今天，互联网的伟大在于它打破了之前封闭的传承模式，摒弃了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人的一生何其短暂，人类文明的积淀浩如烟海，穷其一生的寻寻觅觅都不可能窥探其一二。而互联网给人们、给各个领域以直面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每个人都有机会做到。人类文明的积淀得以被唤醒、被发现，得以用更快、更高效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让经典在中文世界重生”——“译言·古登堡项目”的灵感是对打开文明传播之门的约翰内斯·古登堡的致敬。这个项目的创造力，来自于社区，来自于协作，来自于那些秉承参与和分享理念的用户，来自于新兴的互联网思维与历史源远流长的出版社结合在一起的优秀团队。

从策划到出版是“发现之旅”——发现中文世界之外的经典，发现我们自身；是“再现之旅”——让经典在中文世界重生。这套作品的出版是对所有为之付出智慧、才华、心血的人们的礼赞。

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多么有意思的事业。

我的朋友，当你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也是开启了一段缘。我们遇见了最好的彼此。也许，你就是我们下一本书的发现者、组织者或是翻译者……

所以，这就让这段“缘起”代序吧。

作者小传

珀西·H. 波恩顿，1875年10月30日生于新泽西州纽瓦克，父母亲分别为乔治·米尔斯·波恩顿和茱莉亚·H. 波恩顿。珀西·H. 波恩顿1897年于阿莫斯特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898年于哈佛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并在1939年于阿姆斯特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

1989年至1902年，波恩顿在圣路易斯市史密斯文学院任教。1903年至1912年任纽约肖托夸学院教务长，之后直到1916年任肖托夸夏季学院校长。

1903年，波恩顿成为芝加哥大学的英语教授，直至1941年退休。但1944年到1945年间，他任教于波多黎各大学。1941年，波恩顿因在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获得芝加哥文学基金会奖。

波恩顿的作品包括《一些当代美国人：文学上的个人误差》（1925）、《更多的当代美国人》（1927）、《前沿再发现》（1931）、《文学与美国生活》（1936）以及《当代小说中的美国》（1940）等。波恩顿是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以及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会员。

波恩顿与路易斯·达蒙结婚。达蒙于1939年7月6日离世。两人育有两个孩子——福尔摩斯和达蒙。波恩顿的第二任妻子为福劳伦斯·莱斯。

珀西·H. 波恩顿于1946年7月8日在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市辞世。

作品年表

——《笔尖下的伦敦》1913

——《写作指南》1915

——《美国诗集》1918

——《美国文学史》1919

——《美国文学的里程碑》1923

——《美国文学：中学课本》1923

——《一些当代美国人：文学上的个人误差》1925

——《更多的当代美国人》1927

——《前沿再发现》1931

——《现代批评的挑战：传统，批评，人性》1931

——《文学与美国生活》1936

——《美国爱国主义观点之变》1936

——《当代小说中的美国》1940

前言

英语文学的包罗万象，我比任何人都能体会。写作本书旨在为读者介绍与解读英语文学这座大厦中的只砖片瓦。本书预设的主要读者群不是学者，而是学生与普通读者，因为后者在了解了文学原本的创作背景之后，能更好地欣赏作品。本书所有内容在其他关于伦敦及文学的书籍中都很容易找到出处。但是，笔者发现，所有有关伦敦的研究书籍中，没有任何一本的写作主旨有如此书，即描写不同文学时期的伦敦印象，详述使历代作家都兴趣盎然的地点，并精选出大量有价值的新旧雕刻画和照片以飨读者。如果读者有兴趣做进一步研究，可借助于脚注、每章末所附的阅读目录、文中所引小说的附录以及索引——本书所有文字和数据都能从以上几项中找到出处和根据。而借助以上工具另辟蹊径的读者肯定会发现主路之外别有洞天。这样，也许某天，被歧路风光迷住的读者，会写出鸿篇巨著；而本书所建议的研究方法，也可谓起到了“抛砖引玉”之功效。

珀西· H. 波恩顿

芝加哥1913年2月

参考阅读

一般参考

瓦尔特·比桑特（Walter Besant）[1]，《伦敦》（London）（温都斯书局[2]出版），单卷，比桑特其他书籍和研究的一个总介。

哈金斯（W. W. Hutchings），《伦敦的过去与现在》（London Town，Past and Present），2卷，一本有趣的著作，最大的价值在于书里的上百张精美插图。

劳伦斯·哈顿（Lawrence Hutton）[3]，《伦敦的文学地标》（哈珀柯林斯出版社），一本按字母排列顺序介绍作家的小册子，索引全面。

《伦敦地志年刊》（Annual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opographical Society）

魏特琳（H. B. Wheatley）与坎宁安（Peter Cunningha）合著《古今伦敦》（London Past and Present）（约翰·莫瑞书屋[4]出版），3卷，一部不可或缺的百科全书。

文选

亚瑟·亚当斯（Arthur H. Adams）[5]，《伦敦街道》（London Streets）（弗里斯T.N.Foulis出版社）。

阿尔弗雷德·海厄特（Arthur H. Adams），《魅力伦敦》（The Charm Of London）（温都斯书局）。

海伦·梅尔维尔，路易斯·梅尔维尔（Helen and Lewis Melville）合著，《伦敦的诱惑》（London’s Lure）（贝尔出版社）。

威尔弗雷德·惠顿（Wilfred Whitten）编辑，《诗歌中的伦敦》（London in Song）（格兰特·理查德出版社）。

[1] 瓦尔特·比桑特（Walter Besant，1836—1901），英国小说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2] 温都斯书局（Chatto & Windus），兰登书屋旗下出版社，英国老牌出版社。——译者注

[3] 劳伦斯·哈顿（Lawrence Hutton，1843—1904），美国散文家、评论家。——译者注

[4] 约翰·莫瑞书屋（John Murray），英国著名出版社，历史上出版过诸多著名作家作品。——译者注

[5] 亚瑟·亚当斯（Arthur H. Adams，1872—1936），生于新西兰，记者、作家。—— 译者注

乔叟的伦敦

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其历史与其孕育的文学自然密不可分。然而，由于创作诗歌、戏剧、散文、小说的历史背景不断变化，很多文学作品中对伦敦的描述和影射，仅怀兴味的一般读者可能看不出来。

本书由循年代次序的几个章节组成，包括如乔叟的14世纪，莎士比亚连接的16世纪和17世纪，弥尔顿和德莱顿笔下的英联邦时代和王政复辟时代，艾迪生和哥尔德史密斯见证的18世纪的两个时期，兰姆、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眼中的19世纪，以及20世纪的现当代伦敦。

本书辑录了一系列年代，各自呈现了不同时期伦敦不同的精神风貌：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社会对清教主义的激烈反应、18世纪的理性主义的开端、自由与民主精神的兴起以及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剧变。本书由作家的个人的经历组成，他们不仅从各自所处历史背景的角度，也从纯粹个人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变幻。因此，可以说每一章的角度都带有个人色彩，每一章里的伦敦也是转瞬即逝的。

然而，这样的辑录并非一次漫无目的的旅程，各个章节都带领读者来到一系列具体的地点和建筑，犹如亲临历史片断。此外，虽然书中反复描述的都是同一片土地，但表现出了伦敦变成大都市的过程。乔叟时代的伦敦是城墙围绕的城镇，到了莎士比亚时代这个城镇依然，只是面积更大，也多了外围的剧院和通往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主干道。而艾迪生时期的咖啡馆、兰姆时期的大规模商业设施以及狄更斯时代的法院和议会大厦也依然有迹可寻，它们都成为了这个持续成长的都市的一部分。伦敦经由这样的演变，比最初的那个小镇大了不止百倍，最终才成为今日广大而复杂的都市。我们接下来就从当初的小镇说起。

其地理位置可谓糟糕透顶：

“想象一艘三列划桨船[6]来到这世界的尽头——海水一片铅灰色，天空呈黑烟色，这里的船只笨重不堪，装着货物，带着订单或其他物品，溯河而上。到处可见的是沙丘、沼泽、森林和野蛮人，几乎没有可吃的食物，能喝的只有泰晤士河水。这里没有法勒纳斯酒[7]，也根本上不了岸。一个个军营散落在野地里，就像针掉在草丛里一样微不足道。这里充满寒冷、雾霾、风暴、疾病、流放和死亡——在空气中、水里以及丛林间若隐若现的死亡。这里死个人就和死只苍蝇一般……或者想象一位穿着托加袍[8] 的年轻人——也许赌博输得太多——搭车而来，也可能是一位税务官，或者一位商人，来到这里碰运气。他踏入一片沼泽，在丛林里艰难前行，最终驻足某处感受这里的野性，环绕四周的绝对的野性——那森林中、莽丛中、野蛮人心中骚动着的野性所主宰的神秘生活。”[9]

乔叟时代的伦敦已经是一座成熟的、历史悠久的城市。在乔叟出生之前的一千多年里，在伦敦城现在的所在地，曾经有过很多个旧“伦敦”：早期的不列颠群落，罗马时代的伦敦，一片残砖碎瓦中的伦敦，频繁被丹麦人侵占的撒克逊伦敦，还有被诺曼底化的伦敦。从罗马人征服不列颠后，虽然伦敦作为英格兰首都的地位一直没有变，但是从城市本身来说，我们可以说以1135年和1666年的大火为分界点，一共出现过三个伦敦。两场大火不仅烧掉了旧城的中心，也烧掉了我们所知道的现代“城市”的中心。大火之后都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虽然保留了很多主要大道，但是整个城镇的面貌却彻底发生了改变。乔叟生活在1340年到1400年间，那时候的伦敦正经历着上述第二个阶段，也就是12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

当时的伦敦不大也不壮观，要找到当时伦敦的味道，与其在今日泰晤士河畔的大都会度周末，不如去坎特伯雷和牛津这样的地方。当时伦敦的人口不足4万。城市一边沿泰晤士河北岸延伸大约有一英里，另一边向乡村方向延伸约半英里，即使在这个范围之内城市的建设也不是完整的。整个城镇被城墙围绕，从前曾是又深又宽的壕沟。

城墙南端当然就毗邻河畔，东端则矗立着伦敦塔，这座充满皇家威严的城堡至今保存着建设之初的主要特色。从伦敦塔城墙往西北方向围绕，中间有一系列伦敦的入口，分别是阿尔德门（Aldgate）、大主教门（Bishopgate）、沼泽门（Moorgate）、克里普门（Cripplegate），以及埃尔德斯门（Aldersgate）。在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城外旧的牲畜市场所在地，离泰晤士河约半英里，离伦敦塔更远），城墙修到了纽盖特监狱（Newgate）和路德门（Ludgate）后往南拐，经过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到著名的多明我会[10]黑衣修士（Blac kfriars）修道院，最后再绕回到河边。

城墙由坚固的石头垒成，现在的游客们可按图索骥去切斯特（Chester）看看保存尚好的遗址，或者去欧洲大陆，那里有一些尚存的城墙，比如几乎完好无损的德国纽伦堡（Nuremberg）城墙。今天的伦敦，只能见到当时城墙的两段[11]。当时这些巨大的城门和高塔，一部分住着居民，一部分则用来关押犯人。阿尔德城门楼上，很多年只住了一个人——乔叟。而最有名的纽盖特监狱则是当时伦敦最大的监狱，也是很多著名死刑犯被处决的地方。

伦敦的上层人大多住在城西上风侧，免受灰尘和烟雾困扰。这里的一些街道在那时候就延伸到了城墙外，比如舰队街（Fleet Street）和河岸街（Strand）一直延伸到开阔田野中间的查令十字街（Charing Cross）。接下来，沿着泰晤士河向南急转，就是当时约克大主教[12]们在伦敦的住所［后来由于主教沃尔西[13]的垮台，被亨利八世没收并改建为皇家住所白厅（White hall）］；紧接着就是威斯敏斯特，这是一个独立的社区，包括威斯敏斯特教堂和国会建筑。行人可以在威斯敏斯特乘船前往郊区萨瑟克（Southwark），不然就只能过伦敦桥（London Bridge）再往东走1英里到达。

在乔叟时代，如果一名旅人从坎特伯雷方向，或者从泰晤士河南边任何地方来伦敦，这座唯一的桥是他的必经之路。乔叟去世大约300年以后，即1760年，第二座桥才建好。旧桥的建设花了一代人的时间（1176—1209），它的使用时间则达到整整五个世纪。如果当年的伦敦桥保留到今天，那么它将是伦敦最有价值的名胜。伦敦桥桥身架于长短不一的石拱门之上，在1/3处被一座吊桥拦截，那也是米德赛克斯郡（Middlesex）和萨里郡（Surrey）的分界线。这座桥和所有中世纪建筑一样建设缓慢，第一块石头落下之前，并没有一个必须参照的“蓝图”，结果就是这座桥一直在变化。在乔叟的时代，也就是伦敦桥相对年轻，未满200岁的时候，根据古物研究家斯都（Stow）的说法，“并未像现在一样，周围房屋成群”。不过，从最开始在桥的中部就建有一个纪念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14]的小教堂，而在其后半生，商铺和住所源源不断地在桥的两边建成，此外还有两端的两座高塔，当时叛国者的人头正是悬挂于此示众。仅仅从“伦敦桥”这个简单的名字很难看出这座桥背后的故事。它不仅仅是一座桥，也是一个堡垒，一条干道，一条商业街，同时也是旅行、商业、法律和教会的纪念碑。

所有存在于14世纪，后被毁掉的伦敦景观中，只有一处可以和伦敦桥媲美，那就是旧的圣保罗大教堂。就像伦敦城一样，教堂也经历了起起落落。这座在亨利五世时期俯瞰伦敦的伟大建筑始建于1087年，耗时约200年，建成后约50年乔叟才出生。这座教堂可谓是登峰造极的恢宏巨制。今天的圣保罗大教堂是伦敦城里最大的建筑，借位于路德门山（Ludgate Hill）上的略微优势，高耸其顶，轻松雄踞整个伦敦之上，而旧的圣保罗大教堂比现在的这个庞然大物还要再长约100英尺，更高100英尺，也更加美观。由于当时的伦敦面积小，建筑物也低矮，因此旧的圣保罗大教堂在当时更为显眼。鼎盛时期旧的圣保罗大教堂我们已经无法再见到，但从一些画作中可以看到，即使在1444年其尖顶被烧掉之后，这座伟大的建筑依然可以俯视整个伦敦城，就好像两海交汇处的直布罗陀海峡。

在圣保罗大教堂的荫蔽下，一条条狭窄的街道纵横交错，其中只有十来条在城墙内就到头了。齐普赛街（Cheapside）位于圣保罗大教堂庭院的东面，长约1/4英里，是举行盛大游行的场所。由于路面宽阔，可供“彩旗招摇、权贵显摆”，这条街自然而然地成了伦敦塔和威斯敏斯特之间过往的主要通道，也成了从河面回来的着陆点。街道两旁小型商店林立，和穿插其中的其他街道一样，还有很多小酒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大型的贸易大楼。街道足够宽阔，可以容纳一个农贸市场，很多没有固定商店的商贩来到这里贩卖“面包、奶酪、禽类、水果、兽皮、洋葱和大蒜，以及其他小食品”。街道中心还有四座重要的设施：东西两端分别是大小沟渠，所有住在附近的居民都亲自，或者由工人帮忙来这里取水。靠近街道的西端是一座叫齐普标准（Standard of Cheap）的喷泉，前几个世纪都是进行公共刑罚的地点。而刑罚的种类之多让人不寒而栗，包括处死、截肢、戴上枷锁示众，以及焚烧不洁商品和煽动性书籍。街道东端则是齐普赛十字架（Cheapside Cross），是十二个十字架中的第十一个（查令十字架是最后一个）。1290年埃莉诺王后[15]（QueenEleanor）去世后，遗体从哈德比（Hardeby）送往威斯敏斯特教堂安葬，一路上休息了十二次，后来就立了十二个十字架来纪念她遗体休息的地方。这条大道给人感觉很宽敞，一派光明，街道两边买卖的是日杂货，匠人们在这里居住工作，但是走过这些商店和住所，往南或者往北多是巷子一般的狭窄街道纵横交错，名称有星期五街、面包街、牛奶街、木街、排水沟街，诸如此类。

这些窄街道由大石块铺成。一条沟渠在街道的中间，鲜有干涸的时候。这条沟渠承担了排水沟的职能，走在街上的人们常有被两旁窗户里倒出来的水泼到的危险。而且，倒出来的也不一定总是液体，也有垃圾残余，匠人们不用的物品也会堆积在街上。当时也有法律禁止这种乱扔垃圾的行为，法律还规定为了清洁恶臭的空气，可以不时点火焚烧垃圾。每年六七月节日来临之前，人们会在特别的地点燃起篝火，而那些个叫臭街、滚烫街、希尔猪街之类的街道也确实很需要这样的篝火。

当时工业区并未分离到伦敦郊区去。市中心到处可见织布、打铁、做木工、磨玉米、酿啤酒、做香皂和胶水的人们。各行各业的学徒们都在门边扯着嗓子吹嘘自己的师傅技术巧夺天工；屋顶之上，“浓云密雾”之下，全城教堂尖顶上120口钟的声音阵阵传来[16]。

商店和朴素的居民楼（一般合在一起）都是木头小房子。13世纪《防火法》出台，禁止使用芦苇、灯芯草、麦茬和稻草等材料建造屋顶。房子的上层使得狭窄的街道更为阴暗，而街道上也没有什么光能透进更为狭小的窗户里面去。到了风雨天，由于缺少玻璃，家家户户都需要关上木制百叶窗，这便更增添了一份晦暗。权贵们的城堡散落在伦敦城各处，一般在泰晤士河畔和主要的干道上。城里有二三十，甚至四十座城堡，都是美轮美奂的建筑，中间带庭院，内有不止一个房顶很高的宴会厅、会议室，甚至还有皇室专用会客室，足够招待几百位宾客。教会的财产比起贵族来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教堂、修道院、女修道院、医院和各个区的教堂，都代表了教会所拥有的巨大财富，而这些建筑在面积上占了伦敦的四分之一。

此外，当时的伦敦也没有准备好接待外来人。除了一些小酒馆以外，只有几个比较受欢迎的小旅馆，其中以位于伦敦桥尾，萨瑟克的塔巴德（Tabard）旅馆为代表。其地理位置使得这家店偏南方风味。去圣托马斯的坎特伯雷朝圣者们上路前一晚，都会在这家旅馆下榻。塔巴德旅馆很舒适也很有代表性，是当时伦敦能找到的最好的旅馆。旅馆大门后有一条路通向一个很大的庭院，庭院上方是阳台，而阳台后面就是客房。食物的烹调和供应非常随意。旅客把晚餐时间看成“填饱肚子”的时刻，而非社交的时机。乔叟和他的朋友们喝汤，用自己的刀从餐盘里切肉，再把肉放进有蘸汁的碗里，只要够得着的食物就随意吃。乔叟有一段文字是描写一位女隐修院院长的餐桌吃相的，现代读者看了很容易以为乔叟是在反讽，其实并非如此。文字如下：

她从来不会有失礼仪，

食物从来不会从她嘴边跑出来，

她的手指放进酱料但很快就会拿出来；

她风度翩翩地用手指夹每一块食物，

从未洒过一滴酱汁在自己的面包上；

她的餐桌礼仪好得无以复加，

自己的上嘴唇擦得干干净净；

因而她吃喝完最后一口，

从不会在杯子上留下油渍；

她真可谓是一本活生生的礼仪教科书。[17]

关于伦敦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从古物研究家斯都的著作到贝德克尔（Baedeker）的旅行指南，有关伦敦的历史地理知识都很容易找到。但对于文学爱好者来说，较之具体的街道和建筑，人类的本性和行为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14世纪的英格兰经历了重大变化。一系列激进的社会变革使得当时作为一个国家的英格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与完整。这是因为当时的普通农民与工人运动加速了乔叟与兰格伦[18]时期英格兰的民主进程。造成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其中不容忽视的是英语作为通用语言所发挥的作用。自罗马人征服不列颠之后，英语就成为了撒克逊人的通用语言，而到了14世纪，英语进一步上升为宫廷、议会、学校和文学创作的语言。较之英语，另一个重要性稍逊的因素是当时英格兰沉浸在打败外敌后全国性的喜悦之中：与法国的战争接连取得了两次重要性胜利，即克雷希（Crecy）战役与普瓦捷（Poitiers）战役，由此产生的激情直接导致了英格兰人爱国情绪的高涨。14世纪中叶产生的这种民族情绪相当深刻，即使后来爱德华三世和亨利四世在军事上逐渐破败，也没有完全消磨掉这种激情。有人可能会说，即使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也应该还有一个因素促进了当时的民族团结，那就是当时英格兰人共有的灾难：世纪中的30年间瘟疫一再暴发，没有人不为之动容。

这种历史转变在文学作品中也不难找到生动具体的证据。很多作品中都能看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即旧秩序的衰退和新秩序的建立，一方面表现为骑士精神的消亡和教会的腐败，另一方面则是商人、工匠和劳力阶层的兴起。历史是对这些变化与发展的翔实记录，而当时的文学则广泛取材于这些变化与发展。

就本章而言，更准确的标题应该是“兰格伦与乔叟时代的伦敦”。当然，两位作者所知道以及各自描绘的伦敦都只是当时复杂图景中的一面。当时英格兰的社会制度很健全，乔叟视其为理所当然。他本性喜爱美丽的事物，是一个特别会说故事的人，偶尔也会发表评论。乔叟故事里的角色，在他眼里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个独立的人。他们引得乔叟莞尔，很少让乔叟感到悲愤。如果对公共事务有什么意见，乔叟一般不会写到他的作品里去，这一点上他很像萨克雷（Thackeray）。而卡莱尔[19]（Carlyle）的性格更像兰格伦，较之乔叟，他们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来剖析同样的人物。

乔叟和萨克雷一样，都透过自己的经历来看待人生。他们笔下的人生经历都是精心构思的，作品主要为上层社会而创作，普罗大众只在背景里存在。兰格伦、狄更斯（Dickens）以及卡莱尔，则让普罗大众成为图画中的主角。这幅图画一般描绘的是这样的景象：街道上挤满了受苦的穷人，而高楼上却传来阵阵欢歌笑语，加上窗户里透出的灯光，照得街道上的贫苦更加触目。虽然兰格伦和狄更斯及卡莱尔一样，是一个严肃的批评者，但他只想促进一些改良，而非彻底改变社会秩序；他是一个牧师，目的是让乡村的人们信奉基督；他并不赞同革命，哪怕是不流血的革命。

乔叟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成长经历以及后来的职业生涯共同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乔叟生于1340年，是伦敦一个酒商的儿子，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伦敦。16岁在宫廷当差，19岁参军征战法国——这次他不是个听差的，而是个真战士，且被法军俘虏，后又被英王赎走。根据史料，之后他又做过爱德华三世的廷臣、随从以及盾牌守护人。他还曾七次代表英王出使欧洲大陆，至少去过意大利三次。1374年，乔叟担任关税管理员，八年以后担任小商品关税管理员；1386年担任议员，后来担任过王室建筑工程主事，最后到了晚年担任过王室森林主管。乔叟曾经在伦敦一个主要城门边住过很多年，由此可见他和普通百姓之间的交情必定不浅。但是乔叟对英格兰的全面认识与他长时间在王室、法院、议院任职的职业生涯也是分不开的。

不论《农夫皮尔斯的幻想》的真正作者到底是谁，可以肯定的是这位作者接受的是忧患教育，能以一个普通人的而非贵族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这样的人同样不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有趣，因为他敏锐地注意到人性的扭曲，以及很多本来可以避免的、由人性引起的苦难。每个年代都至少会有一个预言家会问——就像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问过他的一个朋友——当权者的腐败和邪恶会不会腐蚀他们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农夫皮尔斯就是怀着这样的疑问展开他的想象的。虽然他声称自己看到的是未来的英格兰，但是他自身的经历使得他对英格兰最大的城市很熟悉，因此皮尔斯讲述的背景很多源自当时伦敦的真实情况，而且是其中阴暗的一面。农民起义领袖约翰·博尔[20]（John Ball）、杰克·斯卓[21]（Jack Straw）、瓦特·泰勒[22]（Wat Tyler）当时就是为皮尔斯这样的穷苦大众争取权利而发动了起义。皮尔斯对富足所带来的弊端耳熟能详，因而不求富贵。不过兰格伦和乔叟对伦敦社会结构主要方面的反应也是截然不同的。

《坎特伯雷朝圣者》中，可能是出于对骑士地位的尊敬，乔叟首先介绍的是骑士和他的儿子—— 一位年轻随从。乔叟对这两个角色的友好与尊重，是那种任何人对待老派绅士时自然而然的尊重。乔叟说的很多故事都令人想起骑士精神的黄金时代。骑士制度非常独特，乔叟自然对当时已经所剩无几的骑士们很感兴趣，但没有到感同身受的地步。乔叟的态度是那个时代特权阶级的态度：他们饶有兴致地想象着没入落日余晖的世界里曾有过的传统的魅力。他们不断在歌曲和故事里重提骑士与淑女的关系，高歌：

真理与荣耀，自由与礼貌[23]

乔叟这一代人面对民众所受到的苦难和压迫时，都淡然地选择了无视，而骑士精神和制度却正是建立在这些苦难之上。有的骑士故事是发生在战火纷飞的普鲁士、俄国、阿尔及尔、地中海沿岸或土耳其，故事里“非常完美而又绅士”的骑士参加了一场战役后，庆功宴上的荣誉宝座非他莫属。乔叟描述的那位年轻的宫廷随从，即骑士儿子的欢快生活也很能体现骑士特征。他热爱唱歌，堪称宫廷的诗歌化身；他服饰讲究，自然深得英格兰人的喜爱——要知道当时的英格兰嗜好“化装表演和盛大舞会”，议员们流行穿“东方风格条纹的深红色”服装，而法外之徒则流行穿林肯绿。

同样是骑士题材，兰格伦的处理和乔叟却截然不同。虽然他同样认为骑士精神早已成为过去，但是他不认为这过去里有任何荣耀值得留恋。兰格伦和比他晚了四个世纪的诗人洛威尔（Lowell）[24]都认为，任何关于人的完美设想必须建立在超越了阶级差异、对全人类的爱的基础上。皮尔斯对他的朝圣者们说道：

“留心那些贪婪和无耻之人的谎言，为他们披件衣裳遮羞，这是真理的命令。这些人，我也让他们活下去。除非大地倾塌，不然只要我活着，穷人和富人都会活下去、都有面包吃，因为上帝是爱的化身。那些好吃好喝的人，给他们活干，不能白吃白喝。”

“接着一位骑士说道：“耶稣教导我们最好的道理，但是关于这一点我还从来没听过他的教导。教导我吧，我向上帝承诺，我会尽力！”[25]

受到骑士热情的鼓舞，皮尔斯把注意力从大批听众转移到这一位充满希望的新信徒身上，皮尔斯没有教他如何成为一个劳力，而是教他如何合理运用自己的权力：他应该与邪恶抗争、为享乐感到羞愧、不要惹怒佃户、不要虐待奴仆。骑士听完这些教导，满怀激情、真心诚意地回答：“我余生将谨遵您的教导。”兰格伦从不在精彩的战争和浪漫的爱情上落笔。他不是怀旧的人，一心往前看，梦想未来有一个黄金年代，到时候骑士们会知道谁才是真正需要关怀和帮助的受苦受难者、那时的骑士们向往的将是神性的美。

《坎特伯雷故事集》到了序言（Prologue）部分，在前言（Preface）里的主角骑士和随从就几乎没了踪影，后继而来的则是最重要的一个团体，即代表各种教会的个人，一个修道士、一个托钵修士、一个修女和她的三个教士、一个传令人、一个卖赦罪符者、一个教区牧师还有前文提到过的女隐修院院长。朝圣者中多来自教会，乔叟这样安排并非偶然，而是因为当时教会的财富和权力之巨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乔叟时代的伦敦到处都是教堂和神职人员，依附教会的人多不胜数。历史学家约翰·斯都在其《伦敦调查》中列数了一些供职于伦敦最大教堂即圣保罗大教堂的人员。他们包括主教、教长、五位会吏总、司库、领唱人、负责法律事务的副主教、三十位大教堂教士、十二位副教堂教士、大约五十位主教助理牧师和三十位牧师；这些人之下还有很多头衔较低的人，包括“四位持权杖的人、十二位抄写员、唱诗班，此外还有司事、挖墓者、园丁、修缮者、制袍人、清洁者、扫地者、木工、泥瓦工、漆工、雕刻工等。有人可能会发现，这个名单里并没有乔叟故事里提到的女隐修院院长、修道士、托钵修士、卖赦罪符者、传令人，那说明乔叟只是展示了14世纪庞大的英国教会机构的冰山一角。

乔叟对这个群体里不同个人的态度是有区别的，恶劣者他予以尖锐批评，高尚者他予以同等程度的褒奖。当时四个会别的修道士们——包括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加尔默罗会及奥斯丁会——一方面由于自私，一方面由于捐赠人错误地对他们过于乐善好施——已经忘记了各自修道会的宗旨和追求，堕落成一群拥有巨额财富、只知享乐的僧侣。于是乔叟把修道士描述为一个喜爱打猎、喜爱马术、疏于学问、讲究服饰、贪吃而肥胖的形象。

乔叟也用大量笔墨生动地描述了宗教改革时期教会对宽恕之权的滥用，与之相关的人物是托钵修士、卖赦罪符者和传令人。托钵修士“很容易就给予宽恕”，而且忏悔人对他越慷慨，他对忏悔人也越“宽恕”。他本该是个高贵的乞讨者，但是他的衣着饮食可一点都不像个乞讨者。卖赦罪符者和传令人更糟糕，他们深谙伪善、谄媚、欺诈，堪称赤裸裸的邪恶，是朝圣者中最黑暗的两个人物。

而那些值得尊重的人物，乔叟也不会忽略。比如那个女隐修院院长，她很有礼貌，易动感情，品德高尚也很得体，很讲究但有些令人摸不着头脑，是朝圣者队伍中非常友好可亲的一个；还有一个是贫穷的郊区牧师，他是无私忘我、不谙世俗的典型代表，这种形象在弥尔顿（Milton）的《利西达斯》[26]（Lycidas）和哥尔德史密斯（Goldsmith）的《荒弃村庄》[27]中也有描写。他所有不多却好善乐施，为了自己教区的任何教徒不遗余力。他更想亲自把事情做好，不想把俸禄拱手他人，以便之后能跑到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谋个更好的位置。牧师也不是那种一味温顺、绅士的人，必要的时候他也会义愤填膺。如果除了《坎特伯雷故事集》，我们再找不到其他描述14世纪英国教会这个在黑暗年代坍塌的机构的资料，那么根据真实历史来看这个描述还是比较客观的。到了弥尔顿时代，有很多人想尽一切办法混入教会只为混吃混喝，而且教会在英国甚至整个欧洲大陆，都利用广大信徒对神职人员的信任而迫害人民，不过时不时还是有上述穷牧师这种精神高尚、不求名利的神职人员出现。原文里说他：

他传授基督和十二圣徒的教导，

但是他自己首先也遵循这些教导。[28]

兰格伦对教会的描述和乔叟类似，在前言部分就能看出来：朝圣者们的舌头“用来说谎比说真话的时间多得多”。四个会别的修道士们向人们传道的目的是为自己获利，并且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解读福音书。卖赦罪符者更是无耻地进行买卖。牧师们一心想去伦敦找个肥差。而伦敦的主教们行为如此堕落，甚至到“耶稣可能最终诅咒所有这些主教”的地步[29]。兰格伦表达了和乔叟一样的意思，只是他言辞更为激烈，也比乔叟更有深度。鉴于皮尔斯的正直和诚实，他和他的后代得到了宽恕；而对于整个下层阶级（比如穷牧师的教徒们），他也给出了希望：

所有依靠双手谋生、诚实的、心怀仁爱、不违抗法律的劳动者都会像皮尔斯那样获得救赎。[30]

乔叟和兰格伦一样，也对劳动者表达了敬意。所有坎特伯雷朝圣者中，得到最高敬意的莫过于穷牧师的弟弟——一位农夫。乔叟怀着对农民尊严的真诚敬意写道：

他是个真正的好心人，

与世无争，慷慨热心。[31]

然而，可能是因为兰格伦时代的农民都是一群振奋激昂的人，所以他眼里的理想农民应该是安分守己的。14世纪中叶黑死病（Black Plague）肆虐英格兰，对以农业为支柱的地区经济造成重创，官方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法律限制农民的自由，农民们的不满情绪日趋强烈。这种不满在1381年达到顶峰：成千上万的农民们聚集到一起，释放了被关押在坎特伯雷监狱、有“疯牧师”之称的约翰·博尔。接着他们涌向伦敦，杀死了所有被抓住的律师管家，进城之后放火烧了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32]的宫殿和内殿的律师学院。到了伦敦，他们与来自北方的其他人汇合，冲进了伦敦塔，活捉并处决了大主教萨德伯里（Sudbury）。当时还年轻的国王理查二世高喊：“我是你们的领袖，你们的国王，跟随我吧！”后来查理二世最终同意给所有人一封道歉信，并且答允不追究他们的责任，起义军才四散回了家。乔叟和兰格伦都没提到过这一历史事件。兰格伦没提可能是因为《农夫皮尔斯》的B类稿写得太早了；至于乔叟，可能是因为他对此根本没有兴趣，也可能因为提这件事会惹他的贵族赞助者不高兴。

由于官方强烈的镇压，这次农民起义虽然闹得轰轰烈烈，但并没有立刻取得胜利。很多年以后，当手工业和贸易协会兴起，经过了更全面的运动之后，真正的胜利才得以实现。总的来说，这次运动削弱了很多贵族的权力。虽然我们很希望能说这次运动彻底改变了有钱人掌权的局面、彻底消灭了阶级差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运动之后，商人阶层很快掌握了大量财富并进而获得了权力，他们和手艺好的工匠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同样能工巧匠和熟练工之间的差距也逐渐加大，而熟练工自然又在学徒之上。但是，总体来说，手工业者和商人地位蹿升的速度比农民要快得多。

各行各业的手工业者意识到单打独斗毫无希望，于是团结一致，经历了几代后，组织更为壮大。在大一些的城镇，工人组织的规模非常可观，影响力不容忽视。在伦敦的不同地区，他们都有据点，男装店的组织在这边，金铺的组织在那边，布料店、酒店、五金店以及其他各个小角落里的各种手工业都有自己的小地盘。他们不满足于在分散的区域集会，于是成立了长期组织确保无人破坏国王颁布的宪章，并设定了工作与薪酬的标准，取得了很多现代贸易协会主义者以为是19、20世纪紧密团结的工会组织才能达成的成果。于是，乔叟在朝圣者中也安排了这些角色：开服饰店的、木匠、织布工、染布工还有室内装潢商。他们服饰华丽，乔叟暗示这些人完全有资格坐到市议会厅里的位子，并且满足他们的妻子在社交场合出风头的夙愿。

他们看上去都像得体的市民，

适合坐在议政厅的椅子上；

加上他们都智慧超群，

担任议员也未尝不可。[33]

如果说手工业者有希望做议员，那么从事买卖的商人就有希望做伦敦市长（Lord Mayor）。有一位商人确实做到了，并且担任了四届伦敦市长，他就是理查德·惠廷顿（Richard Whittington）[34]。据史料记载，他并非像传说中那样充满传奇色彩，事实上他并非出身贫寒，最后离开伦敦时也颇为落魄。他甚至并没有一只宠物猫。不过他确实是商界的翘楚、伦敦的市长，曾经被国王接见，死后还给伦敦市民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但是兰格伦非常清楚，商人和手工业者地位的变化并没有自动让社会变成一个新的乌托邦。新的恶代替了旧的，或者和旧的同流合污。教堂里的修道士们“对虚伪的恐惧”消失殆尽，而且商人们不仅耍阴谋诡计到“令人惊骇”的地步，还给狡诈找借口，说是“为人民着想”。街上摊边、商店门口，到处可以听到“伪善”的叫卖声。

“厨子们挥舞着刀子叫唤：‘新鲜的馅饼！滚烫呢！ 上好的猪肉和鹅肉！进来吃吧！进来吃吧！’酒馆的伙计也在叫唤：‘这里有法国阿尔萨斯的白葡萄酒，法国加斯科涅的红葡萄酒，还有莱茵河和罗切尔的酒，可以帮您消化吃的肉！’[35]

“同时，欺诈之风盛行，酿酒的、烤面包的、屠夫、厨子也都不说实话。这些人对购买量小的穷人伤害最大。他们经常暗中在人民的食物里掺入有害物质，靠着压榨穷人挣钱，做着小本生意也能致富。他们如果本本分分，绝不可能造这么大的房子，也不可能买得起公寓。”[36]

不知何时开始，律师在哪里都不受欢迎。也许是因为人们将对骑士阶层的反感情绪转移到了持有他们巨额财产的律师身上。乔叟故事里的律师是一个外表看来十分可敬、事事勤谨、口才一流的人。他对法律的形式和案例都研究得无比透彻，只要付他足够的律师费，他能为一个人辩护，也能告倒同一个人。兰格伦笔下的律师形象和乔叟的类似，只不过兰格伦一般不会注意到这些事件里的滑稽之处，他对穷人所受的压迫更为关切，措辞因而也更严厉。利德盖特（Lydgate）[37]的《势利伦敦》讲述的是一个穷人“家贫百事哀”的故事：他“身无长物”，被抢劫以后没有人肯施舍他食物，没有人管他。但是最令他伤心的是因为他贫穷，没有一家法院愿意接见他。

穷人在争取更大自由、争取更公平地分享自己的劳动果实的道路上，不幸地被所有人诳骗。教会欺骗他，给他的施舍少得可怜；医生愚弄他，骗走了他身上最后一点而且是准备用来救命的金子[38]；商人伺机卖给他劣质的东西；律师一看其他人都把他榨干了，也不愿意为他服务。[39]尽管上述种种真实存在，但很明显，历史学家和诗人一致同意这样的穷人都生活在快乐的英格兰，生活在幸福的伦敦城中。只要热爱生活，就会发现到处都很美好。国王和市长大人的华丽出行，红袍的议员透着威严，游行者兴高采烈地装饰齐普赛街，宫廷里和城里仪态万千，时髦的淑女们，教会的盛大节日，还有最美好的五月——这一切都是无忧无虑的人所看到的。他们之所以快乐，有些是因为充满希望的，有些干脆是对什么都不在意，逍遥人生。

“人们对伦敦城里持续不断的噪声和骚乱、拥挤不堪的人群、乱七八糟的气味一点都不在意。这些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他们热爱关于伦敦的一切——圣保罗大教堂，上百座教堂、修道院、宫殿、宪兵……宗教节日里骑马和盛会，每天各种钟声此起彼伏，酒馆里喝酒、摔跤、射箭、跳舞、各种乐器合鸣、游行、化装舞会，还有男欢女爱——都是他们所热爱的。他们充满骄傲，觉得除了伦敦世界上没有能住人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和著名的伦敦相提并论。” [40]

参考阅读

传记和社会历史类

瓦尔特·比桑特（Walter Besant），《中世纪的伦敦》（Medieval London）（社会历史）。

瓦尔特·比桑特，赖斯·詹姆斯（Rice James），《理查德·惠廷顿爵士》。

乔治·库尔顿（G.G.Coulton）[41]，《乔叟和他的英格兰》；让·朱瑟朗（J.J.Jusserand）[42]，《中世纪英国旅行生活》。

批评与讽刺类

杰弗里·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序言。威廉·兰格伦，《农夫皮尔斯的幻想》现代英语版，凯特·沃伦（Kate M. Warren）改《帕斯顿家族书信集》，詹姆斯·加德纳编辑，三卷。

（虽然是后乔叟时代的作品，但可用来研究乔叟时代的生活）。

小说（小说具体内容见小说阅读目录附录）

乔治·詹姆斯[43]，《阿金库尔战役》（Agincourt）。

布尔沃·里顿（Bulwer Lyton），《最后一个男爵》（The Last of the Barons）。

威廉·莫瑞斯（William Morris），《约翰·博尔之梦》（Dream of John Ball）。

戏剧

托马斯·海伍德（Thomas Heywood），《爱德华四世》第一、二幕。

尼古拉斯·罗伊（Nicholas Rowe），《简·肖尔》（Jane Shore）。

威廉·莎士比亚《理查二世》《理查三世》《亨利四世》《亨利六世》。

沼泽门，1762年拆除/路德门，1760年拆除/阿尔德门，1761/纽盖特监狱，1767大主教门，1763/埃尔德斯门，1761/克里普门，1760/桥门，1577/伦敦交通往来的八座老城门

圣保罗大教堂，霍拉，1647

保罗·品达爵士的房子正面，大主教门外街道的西边；米诺利斯区（Minories）的老喷泉旅馆；（选自旧版画）

1572年的伦敦；图中黑线是伦敦墙

[6] 三列划桨船：古罗马和古希腊的战船，每侧三排桨。

[7] 法勒纳斯酒：意大利南部出产的白葡萄酒。

[8] 托加袍：古罗马人穿着的宽松长袍。

[9] 节选自约瑟夫·康纳德（Joseph Conrad）《青春的描述》（Youth: A Narrative），第56、57页。

[10] 多明我会（Dominican order），天主教一分支，多明我会的僧侣因多穿黑色斗篷而被称为黑衣修士。

[11] 参见第五章第273页，以及反面的图例。

[12] 约克大主教（York Archibishop），英国教会中极高的职位，仅次于坎特伯雷大主教（Canterbury Archibishop）。

[13] 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1473—1530），亨利八世在位时期任约克大主教，权倾一时，后垮台。

[14] 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St. Thomas of Canterbury，1118—1170），即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1162—1170年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直至被谋杀身亡，后被尊为圣托马斯。

[15] 埃莉诺王后（Queen Eleanor，1246—1290），英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的王后。

[16] 关于教堂的钟声有一首著名的摇篮诗：“橘子和柠檬”圣克莱曼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五先令”圣马丁教堂的钟声说；“你什么时候还我？”老贝利街教堂的钟声说；“等我有钱了”肖蒂区的教堂钟声说；“那要到什么时候？”史蒂芬尼的教堂钟声说；“我也不知道”博区的教堂钟声说；这里有根蜡烛，点亮它你去睡觉吧这里有一个斧头，用来砍你的头

[17] 见《坎特伯雷故事集》前言。

[18] 兰格伦（William Langland，1332—1386），英国诗人，传说是《农夫皮尔斯》（Piers the Plowman）的作者。

[19] 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散文家，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

[20] 约翰·博尔（John Ball，1338—1381），英国牧师，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领袖。

[21] 杰克·斯卓（Jack Straw，？—1381），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领袖。

[22] 瓦特·泰勒（Wat Tyler，1341—1381），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领袖。

[23] 见《坎特伯雷故事集》前言。

[24] 洛威尔（James Lowell，1819—1891），英国诗人，著有《劳佛爵士的幻想》（Vision of Sir Launfal）。

[25] 参见现代英语版《农夫皮尔斯》（凯特·沃伦改写）。

[26] 见《利西达斯》（Lycidas）卷二，113—31。

[27] 见《荒弃村庄》（Deserted Village）卷二，141—92。

[28] 见《坎特伯雷故事集》序言（Prologue）。

[29] 见《农夫皮尔斯》序言部分（Prologue）。

[30] 见《农夫皮尔斯》序言部分。

[31] 见《坎特伯雷故事集》序言部分。

[32] 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1340—1399），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的儿子，理查二世的叔叔。

[33] 见《坎特伯雷故事集》序言。

[34] 理查德·惠廷顿（Richard Whittington，1354—1423）中世纪英国商人，政治家，四次担任伦敦市长。

[35] 见《农夫皮尔斯》（现代英语版）序言部分。

[36] 见《农夫皮尔斯》（现代英语版）序言部分。

[37] 利德盖特（John Lydgate，1370—1451），英国修道士，诗人，仰慕乔叟，著有《势利伦敦》（London Lyckpeny）。

[38] 见《农夫皮尔斯》序言部分。

[39] 参见《势利伦敦》（London Lyckpeny）及《农夫皮尔斯》。

[40] 参见瓦尔特·比桑特（Walter Besant）的《伦敦》（London），1892，第261、262页。

[41] 乔治·库尔顿（G. G. Coulton，1858—1947），英国历史学家，以研究中世纪历史著名。

[42] 让·朱瑟朗（J.J. Jusserand，1855—1932），法国外交家、作者。

写。约翰·利德盖特，《势利伦敦》；《伦敦学徒和商会歌曲集》（珀西书会出版），1841，伦敦，卷一。

[43] 乔治·詹姆斯（G. P. R James.，1799—1860），英国小说家。

莎士比亚的伦敦

乔叟之后大约200年就是莎士比亚的时代。虽然这两个时代离20世纪都很遥远，但是我们不应忽视从14世纪到16世纪发生的历史变化。这两个世纪中，伦敦人口翻了一番还多，从4万人增长到约10万人，因此，伦敦城的面积也扩大了不少。伦敦墙内的旧城没有太多变化，但是墙外多了很多新建筑。萨瑟克区各方面也更加成熟完善，尤其是沿河至伦敦桥东一带；阿尔德城门和大主教城门前有两排房屋，绵延半英里；而伦敦城的西北部——也就是从沼泽门沿河而上的区域——人口更加稠密。河岸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一路都是宏大的建筑，到查令十字街，就是村庄了，因此可以说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是公私建筑的分界点。

但是，人口的增长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并没有改变伦敦的本性。这个时代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到了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44]时代，英格兰真正有能力独立起来。几百年以来，英格兰与外敌的对抗从未停止，乔叟有生之年胜利之望还非常渺茫，但1588年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the Armada）之后，英格兰再也不必担心来自欧洲大陆的入侵。

在莎士比亚时代，比规模增长和独立都更为重要的历史发展是英格兰和伦敦的世俗化。朝圣在伊丽莎白时代已经过时了，如果这时让随便三十个出于不同目的的伦敦人一起进行一次穿越英格兰之旅，他们的特点肯定和理查二世时的伦敦人完全不同。此时的伦敦已经不再唯宗教至上。乔叟和兰格伦早在14世纪的预言成为了现实——教会日趋堕落，大约1530年到1540年间全国的修道院都解散了。当时人们组成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一旦发现修道院里有违规现象就报告到议会，随后很多小修道院的特权就被取缔了，随后大修道院也被谴责，于是王室开始掌权。王室把很多教会设施作为私产赐给了权贵，有的则用作学校。在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内，大量曾经用于满足少数人宗教目的的建筑摇身一变，开始为大众服务了。

修道院资本的重新分配和修道院的解散都只是表象，背后的原因是当时人们生活兴趣的转移。新时代的知识使得很多人不再像旧时的僧侣一样埋首于宗教研究。较之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们开始更关心人与人以及人与其所处环境的关系。令乔叟时代的思想者欲罢不能的“蒙昧”状态不再吸引人，取而代之的是对现实世界神奇之处的兴趣和求知欲。这样的转变立即促进了天文、探险和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人们开始对自身、对人类包括物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很多方面产生了新的兴趣。对于新时代的这种人本精神，《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台词总结得最到位，哈姆雷特在说完“覆盖众生的苍穹”和“金黄色火球点缀的庄严屋宇”后，说到人：

“人是如此了不起的东西！理性高贵，能力无穷！仪表和举动多么端庄、多么美妙！行动犹如天使，智慧堪比神祗！人真是世间至美，万物之灵！”[45]

从当时剧院的发展也可以看出来，当时人们的注意力从宗教转移到世俗，并非言过其实。史料显示，中世纪发展戏剧的初衷是让宗教崇拜的场所和仪式更加精致更吸引人，这是当时的大潮流。但随着历史发展，戏剧慢慢地走出了教堂的大门。戏剧化的表演和台词最初是穿插在教堂正式仪式中的，后来经过一系列演变发展，戏剧部分从固定的专门仪式中独立出来，人们开始在教堂的庭院里而不是教堂里面表演戏剧，参与者也不限于教徒，再后来由手工业行会赞助在广场上演出。而随着文艺复兴对英格兰的影响逐渐深入，教堂和剧院实现了完全的分离。捍卫英国道德的清教徒们大多对剧院要么视若无睹，要么充满敌意，认为戏剧只会转移本该专注于“沉思神与永恒福祉”的注意力。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剧作家，他们大胆采用异教徒素材，写成戏剧或者小说来娱乐观众。

这样的局面发展到莎士比亚时代，结果是一方面戏剧和表演成了非常流行的“不体面”的娱乐，且受到了王室的扶持；而另一方面执着保守的清教徒一致认为自己道德高尚，清心寡欲，容不得世间还有“蛋糕美酒”[46]，他们坚持反对建立剧院并组织发起了旨在完全消灭戏剧的正式运动。他们的坚持不懈最终获得了法律上的认可：在莎士比亚时代，所有1576年以后的剧院都必须建在伦敦城以外。虽然严格来说，这次立法是清教徒的胜利，但实际作用不大，因为建在城外的剧院并不远，从伦敦市中心步行便可轻松到达。最早的剧院中，建于1576年的剧场（the Theater）和幕帷剧院（the Curtain），以及建于1599年的吉星剧院（the Fortune）位于伦敦北部；而建于1592年的玫瑰剧院（the Rose），于1599年旧址上新建的环球剧院（the Globe）以及建于1613年的希望剧院（又名斗熊园剧院（the Hope，or Bear Garden））则位于泰晤士河对岸的萨瑟克区。

当年典型的剧院外形立马能吸引一般的观光客的注意力。它们一律是圆形或者八角形建筑，围墙很高，上有小型圆顶，在有戏上演的时候圆顶上会插一面旗帜。很多当代艺术家似乎都错认为当时的剧院是塔状的，他们的画作在很多方面都与实际比例不符。很多画里的希望剧院、环球剧院和玫瑰剧院都是狭窄尖耸立的建筑，即使观众为数不多，也很难想象剧院里是否挤得下。而吉星剧院的图异于其他，建筑细节上更能让人相信这个礼堂是为了容纳比较多的人。

从第一章可以看出，剧院建筑的基本设计源自旧旅馆。那时候街边的旅馆里都有一个中空的庭院，房间围绕着庭院建造，每一层的阳台都是连通的，像走廊一样可以来回走动。早期的演员们为了能在旅馆里表演，会自己搭一个戏台，延伸到庭院三分之一或者一半的地方。这样一来，在一楼的旅馆工作人员和仆人们就可以不论晴雨都站在外面看戏。而旅馆的客人和其他特许入场的人则可以到阳台上，坐在遮蔽处或舒服的座椅上观看表演。

建成于1599年1月8日的吉星剧院，其建筑各个方面都与旧时旅馆一脉相承。建筑外围面积80平方英尺，内部面积55平方英尺，其余的25平方英尺则是四面的阳台，阳台的宽度均为12.5英尺。戏台长43英尺，延伸至庭院中央，约27~28英尺宽。位于戏台后部的阳台以及下面的空间都可以用来作为后台。这种脱胎于旧式庭院旅馆，并加以改造的建筑模式被广泛应用于伊丽莎白时代的剧院。

总的来说，文学史上公认的伊丽莎白时代剧院设施简陋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那时剧院的规模和数量其实还是比较可观的，用于特别设施和鲜花装饰的费用也常常不少。不过，和今天的剧院设备比起来，当时的舞台经理可谓乏善可陈，于是当时创造戏剧效果的责任更多地落到了观众头上。观众需要沉浸在那种“自愿地不去怀疑”的状态以拥有诗意的信仰。造成这样局面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剧院往往没有足够的戏服，演员们不管是在表演《雅典的泰门》（Timon of Athens）、《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还是《威尼斯商人》（Merchant of Venice），穿的戏服放在现代可能无所谓，但在当时可以说很不得体。此外，当时的剧院里只有男演员，他们男扮女装扮演女性角色，更加需要观众们发挥想象力。我们后面将要讨论流行于莎士比亚时代的化装舞会和盛大游行，那些场合的布景和服装可谓极尽华丽之能事，但是这种风气并没有蔓延到剧院里面去。

由于当时的剧院都是露天的，所以演出很多时候要视天气状况而定。在剧院顶部还有一层小圆顶，有戏上演时上面会插一面旗帜来通知远方的观众，类似于今天的广告单。如果有戏上演，和当年的旅馆一样，不同身份的观众就有不同的位置。现在被认为最好的位置，即紧挨着戏台的空地，当时是最便宜、最不挑人的位置。在美国，可找不到能感受当年观众席位的地方；在德国，一些大剧院最好的位置是“第一排、第一个阳台”（erste Reihe，erster Rang），而在第一层的位置则要便宜些。伦敦现在的情况则更接近当年：戏台前面的空地依然存在，只不过改成了后面的空地，人们只要花上两先令六便士就能有个位置（当然是木凳子），而比他们稍微前面的位置要贵上四倍多。[47]伊丽莎白时代的剧院风俗倒确实有一样不复存在了，那就是允许观众坐到戏台上去，这样的有利位置当时一般都被年轻大胆——我们今天称之为喜欢在“聚光灯”下的观众占据了。今天的观众即使爱出风头，最多也只能在看戏剧时买包厢的位置，或者看歌剧时买“钻石马蹄形”观众席里的位置。

剧院的气氛轻松自由，演员们不需通晓礼仪的观众，便可以用好的故事和自己的演技抓住他们的注意力。德克尔（Dekker）[48]的描述略微夸张却很真实性，他说坐到戏台上的时髦年轻男子[49]臭名昭著不仅仅因为他们很显眼，也由于他们咄咄逼人的举止。他可以随意迟到，来早了就在戏台上打牌。他会对演出和剧作者都发表评论，如果不满意就会“一脸不满，从凳子上愤而离去”。同时，他也能和观众交流，有时候和近处的女人们说话，不仅言辞出格，有时甚至更过分：

“即使那些像稻草人一样的丑角都冲你大叫、吐唾沫在你脸上，还把脏土扔到你的嘴里，你却置之不理。这是绅士耐心的体现，置身事外，嘲笑着这些愚蠢的动物。”

剧院里的这些状况较之剧院外的，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剧院不断发展，周日是更是聚集了大量观众，难怪清教徒们一直指责它们造成了社会的混乱。人群聚集、统治者意见不合、警力又不济时，确实很容易滋生罪恶。

总的来说，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人算不得很自律。他们喜欢喧哗，不论是欢乐的大笑还是愤怒的口角。他们也喜欢动动拳脚，不论是围着五朔节花柱跳舞还是赤手空拳与人搏斗。因此，到了节假日和星期天，就算没什么事发生，人们聚集去看戏和散场撤离剧院时也自然混乱不堪。而清教徒以其引发无法无天的局面为由反对剧院，反而更加助长了这种强烈的骚乱情绪。

前文说过剧院的建筑结构一定程度上脱胎于早期旅馆和酒馆，到了伊丽莎白时期我们不能确定这些酒馆的数量是不是较以前增加了。费兹史蒂芬[50]在12世纪就抱怨过伦敦的两个害群之马之一是“愚蠢的人们无节制地饮酒”，由此可见早在那时伦敦就不缺酒馆。到了伊丽莎白时代，酒馆的数目看起来明显增多了，其实可能是史料更翔实的缘故。

“从白厅到查令十字街我们会经过这些酒馆：白色心灵、红狮、美人鱼、三个酒桶、问候、灰狗、钟、金狮。到了查令十字街，就会看到这些酒馆：嘉德勋章、皇冠、狗熊和破烂、天使、国王哈利。从查令十字街再走向市中心则会看到：又一家白鹿、雄鹰和小孩、头盔、天鹅、钟、国王哈利、鸢尾花、天使、神圣绵羊、熊与耙、犁、西普、黑钟、另一家国王哈利、牛头、六便士一杯的金牛、另一家鸢尾花、红狮、喇叭、白马、公主的手臂、钟野人旅馆、施洗者圣约翰、猎狗、战船、圣达斯坦、赫拉克勒斯、老人酒馆、主教冠、又一家国王哈利、三个酒桶、还有三只鹤。”

这些与其余遍布伦敦的成百家酒馆很能说明当时时代的一种特质：有的方面野蛮无礼，有的方面却绚烂璀璨。1587年的哈里森[51]描写这些旅馆时就颇为困扰，一边是对这种现状与文化的自豪，一边是需要说出全部真相的坦诚。按照他的描述，这些旅馆“宽敞舒适”，客人是客房的皇帝。食物精美、床上用品干净、客人财物丢失可获赔偿，而且旅馆还为客人和马匹提供优质的服务。可以说哈里森的描述并不是昧着良心说话。但是，可能他想起来自己也遇到过不公平的对待，不得不承认旅馆的工作人员常常“贪他的喂马钱”，而且很多旅馆与盗贼同流合污，告诉登徒子哪些客人容易得手。最后，哈里森不无缓和地总结道，这些旅馆的招牌都很华丽，造价也不菲，有的要花上三四十镑。

当时这些旅馆的有趣之处在于里面不仅仅有伦敦本地的客人，还有外地客。这些外地客里什么样的人都有，而名声越好的客人，行事越为低调。像达尔加诺勋爵（Lord Dalgarno）和格林瓦洛驰（Glenvarloch）[52]这种时髦的年轻人以及比他们爵位低又紧跟潮流的年轻人，那家平常旅馆（the Ordinary）是常去的。德克尔的历史讽刺作品里有一章是专门写这家酒馆的。[53]年轻的“格尔”被刻画得栩栩如生。他总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然后小心翼翼选择自己的伙伴，对着大家夸夸其谈，“狼吞虎咽”，最后开始务“正业”。而这正业往往是赌博。“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以打牌来污染眼睛，没有骨牌的声音玷辱耳朵，那这个地方就称不上公共娱乐场所。”赌博时，“格尔”必须表现出高度的自控力，不能输了就露出囊中羞涩的真相。“玛丽，我能容忍你大汗淋漓、撕毁六七打牌、毁掉二三十个色子，也能任你一小时内弃桌一千次，但是我不能容忍你大声咒骂。”

一天就快过去时，新的娱乐活动又上演了：“所有的客人都站了起来，因为有罪犯将被处以绞刑，法国男仆和爱尔兰小厮各自牵着主人的爱马，在门边互相耸了耸肩，准备去看新热闹：那才是狂欢，他们骑着马飞奔而去。”

世俗之事从一开始自然就是旅馆生活的核心，将来也会成为剧院的主要题材，甚至也以不可阻挡之势进入了教会。本·琼森（Ben Jonson）在《人各有性》（Every ManOut of His Humour）[54]中不无耸人听闻地暗示了老圣保罗大教堂已不再只做宗教用途，德克尔对此又作了更详尽的说明。教堂外围的庭院虽然还矗立着保罗的十字架，时不时也有牧师在此布道，但这里已被用作生意人聚集之处。教堂的内部也好不到哪里去。每天中午，教堂中殿的通道就是著名的保罗之路，每日中午时分，这里都会挤满各色各样的人，他们各有目的，但没有一个人是为了宗教信仰。不同的“会谈”占据了这条通道。乔叟笔下从事法律的人一般在阳台会面，到了伊丽莎白时代他们直接在教堂里面自卖自夸。劳力也来这里找活干；各种商品在此待售；各色摊贩在这里营业且生意兴隆。此外，伦敦的堕落的人们，包括永远的巴尔多夫（Bardolph）[55]，让教堂的名声更加不堪。此时的圣保罗大教堂虽然从宗教角度来看让人沮丧，但是作为这个城市多彩生活的精华缩影，它肯定也让每个游客流连忘返。

从圣保罗大教堂往东走就到了伦敦真正的商业中心齐普赛街，这里的氛围从乔叟时代[56]开始就没有变过。当时如果有游行经过齐普赛街，观众绝不会只是温和有礼地站在一边看——那时的英国人还不像今天的英国人那般自制。一位1617年伦敦市长就职典礼的亲历者指出，就职典礼多姿多彩，一半是因为事先的精心准备，一半是因为当时人们的随意和不正式。“光鲜肥胖的伦敦警察长坐在马上试图维持秩序，却只是徒劳。”[57]两边房子里的人不断从窗子里扔出鞭炮，窗外的人被砸到了还很高兴，此外人们还用鞭炮来为游行队伍开路。几辆马车来到街上，一些暴民马上爬上去，车里有人试图撵他们下去，却被抹了满身泥。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样的喧哗的游行混合了粗糙和绚丽，这两者不同尺度的组合也正是当时很多风俗习惯的特征。

游行队伍如果从齐普赛街经由圣保罗大教堂，再从路德门到舰队街，就会经过一个有很多小店的街区，这些小店从乔叟时代一直到狄更斯时代都在，在莎士比亚时代最为繁华。这些商店店面很小、对外敞开，很多货物的排列展示是街头模式。每家店有两名学徒，他们得做好多事，可最重要的只有两件：一个是帮忙拉客人即促销。这些学徒扮演的角色有些像现代各个地区展会里的“叫卖人”，也有些像现在较低档百货商店里的推销员。他们各式各样的叫卖声出现在当时很多作家的笔下，司各特（Scott）在《耐基尔爵士》（Sir Nigel）中为了给作品增添本地风味也对这种叫卖作了描述。学徒们的另一“主业”则与生意无关：当公敌出现时，他们互相叫一声“武器！”就团结一致与公敌们较量。这样的训练对学徒们来说并非坏事，因为他们以后都会入伍参战，这也是为什么德克尔的《鞋匠的节日》（Shoemaker’s Holiday）[58]中西蒙.埃尔（Simon Eyre）对自己的学徒正气凛然道：“为了我们行业的荣誉而战……圣马丁的花，疯人院的疯子，舰队街，铁塔街，白教堂；给我敲掉这些法国疯子的头，在他们身上种天花，打他们；打！我的好小子们，以路德门大人之名，打他们！”

如果说这个街区的学徒们无视法律、触碰了底线，可能是由于他们离一个避难处很近，那是一个很奇怪的避难所，很多躲债的和躲法院的人都到那里去。之前那里因体面得宜而扬名，当时则是臭名昭著。

“圣殿教堂附近的白衣修士区（White friars）当时也叫阿尔塞西（Alsatia），在当时及之后近一百年里这里是一个避难区。除非大法官或者枢密院明令搜捕，不然在这里还是很安全的。事实上，随着这里聚集的无可救药者越来越多——破产的公民、欠一屁股债的赌棍、挥霍一空的浪子、绝望的决斗者、亡命之徒、杀人犯还有形形色色的堕落放荡者等，这里成了一个与外界隔离的避难所，执法者想在这里执法很困难也不安全，就算是最高法官的法令也一样，避难者的安危与任何权威的法令都无关。” [59]

也有事态严重的时候，就算警长当真要全副武装来执行任务，消息也早就会传开了，避难者们在执法者到来之前就换了地方，等到他们闹腾完了再回来。不过，莎士比亚时代的这片区域还没展现出它最不堪的一面。1623年《第一对开本》（First Folio）[60]出版时，阿尔塞西这个名字在一本小册子上出现过，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个区继续以自己特别的方式发展着。到了18世纪后期，这个区中间的密特庭院（Mitre Court）成了一个极受人尊敬的地方，是约翰逊博士与其朋友们聚会的地点。

往威斯敏斯特去的游行队伍过了舰队街，接着就来到了

砖垒的塔院，

这些宽敞的建筑很久以前就矗立在泰晤士河上，

现在是辛勤的律师们的住所，

曾经是骑士们的邸宅，

直到他们的傲慢毁了自己。[61]

圣殿教堂最开始是圣殿骑士们创建的，1313年圣殿骑士团解体后，圣殿教堂成了耶路撒冷的圣约翰骑士们的财产，后者把外殿出租给个人，把中殿和内殿租给了学法律的学生。后来英格兰修道院溃散解体，这座建筑由王室继续对外出租，直到莎士比亚晚年、弥尔顿出生的1608年，詹姆斯一世把两座圣殿永久赐给了英格兰律师协会管理者及其后继者。

这些区域西缘的圣殿闩（Temple Bar）把舰队街和河岸街隔开来，成了围墙外土地的分界线，当时围墙外的土地还在伦敦市的管辖范围内。依据古老的传统，圣殿闩的大门平常要关闭，只有喇叭吹响、会谈结束、经伦敦市长准许后，英国王室方可进入伦敦。现在大门已不复存在，国王和最卑贱的子民享有相同的权利，但在重大场合这种古老的仪式还是会上演。

这列往西的游行队伍最后要走过河岸街和查令十字街，经过白厅到达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白厅最早是沃尔西主教的住所，他称其为约克宅邸，后为王室占有，从亨利八世到威廉三世一直被用作王宫。当时白厅里外的种种，人们可以通过阅读司各特的《耐基尔沉浮记》(The Fortunesof Nigel )[62]得到清晰的图景。前文说过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壮丽与不够精致的组合在一本书里有所体现，这本书描述亨利八世的白厅有“一系列的走廊和庭院、一个大厅、一个小教堂、一个网球场、一个斗鸡场、一个果园和一个宴会厅”。詹姆斯一世1606年新建的宴会厅只存活了11年，但当时那里每晚都有本·琼森[63]的戏剧上演。1582年，肯尼沃斯的莱赛斯特（Leicester at Kenilworth）为伊丽莎白女王的出行安排了一场演出，司各特在描述此次演出时引用了罗伯特·兰姆（Robert Laneham）的一封信，从这封信里我们看到了伊丽莎白时代戏剧华美的一面。而在布斯诺（Busino）对1617—1618年白厅一次演出《第十二夜》的情况的描述中[64]，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戏剧的另一面。观众们等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十点王室成员到场后才开演。剧目《抑乐以扬德》（Pleasure Reconciled to Virtue）上演。“此剧花了很长时间表现这最为滑稽可笑的一幕：酒神巴克斯坐在马车上，后面是坐在酒桶上的希勒诺斯（森林之神），还有十二个酒瓶。”十二个男侍童跟随其后，还有十二个戴假面的骑士，后者选择舞伴时，在国王面前自顾自地跳着最滑稽的舞步。他们跳累了，詹姆斯也会很不耐烦地催他们继续跳，这时候“白金汉郡的侯爵走上前去，跳了轻盈而又精致的几个舞步，他的动作如此优雅敏捷，不仅平息了国王的恼怒，更博得了众人的仰慕和欢心”。有些司各特的读者觉得他把国王、“斯蒂尼”和“小查尔斯”写的太不像“天使”了，而通过阅读以上这种描述就可见司各特并没有抹黑王室。

我们刚刚描述的陆上路线虽然是从伦敦塔到威斯敏斯特的一条著名旅游路线，但是当时更多的人一般都宁愿乘船往来泰晤士河的上下游。伦敦的街道，尤其在为重要活动准备时，往往不堪入目。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就有一位官员因为从伦敦交易所到威斯敏斯特的大路间有瑕疵而被罚。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以为当时政府对街道清理和维修颇为注意，但是再一看就不会这么认为了：这位官员被罚鞭打313次，因为在不到两英里的街道间有313条脏水沟。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想象很少会有人使用交通工具。此外，对步行者来说这些街道脏得无法想象。和乔叟时代一样，马路中间的水沟依然是居民倾倒垃圾的地方。沟渠里散发出的臭味与远处商店和厨房里飘出的气味混在了一起。此外，还有工匠们的叮叮咚咚，以及伦敦上百座教堂各式各样的钟声也一起困扰着这个城市里长期受苦的步行者。因此，可以顺水而行时，为了方便起见或者有时为了享受美景，很多人都会选择坐船。

在莎士比亚时代泰晤士河是一条美丽的河流[65]，今人可以从威斯切尔（Visscher）和霍拉（Hollar）的画作中看出大致。泰晤士河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艺术家们钟爱的题材，清澈的河水、水里各种各样的鱼和水面美丽的天鹅，无一不赏心悦目。哈里森在《英格兰》中充满热情地描写这条河（他并不是唯一拥有这样热情的人）：

“同样地，我希望每天这条河上都有无数的天鹅，有两千条驳船和小船和三千名水手，他们上船下船，在这条河上来来往往、川流不息！除了那些大船，还有帐篷船和驳船，把乘客和必需品从牛津郡、巴克郡、白金汉郡、贝德福德郡、赫特福德郡、米德塞克斯、埃克塞斯、萨里和肯特运往伦敦城。但是……我现在暂时不再赘述了。”[66]

伦敦桥上没有什么车，多是行人，桥下则是大量东行船只的天然终点。伊丽莎白时期海上贸易并不比之前的更为繁荣。虽然此时英国与更多更远的港口有了贸易往来，包括欧洲最远端的、从地中海到北欧的海港，以及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更远的东方港口。在伦敦桥下的海港，俗称水池，常常可见帆船列队，而当时的比林斯盖特（Billingsgate）还没有堕落成今天的海鲜市场，是最繁忙的船只来往处。

当时盛行的浮夸与古朴混合之风还体现在当时的建筑上。从现代便利的角度看，哪怕现代最穷的人也会对以前的生活条件难以忍受。当时人们根本没有建设水管系统、合理的垃圾处理、全房屋供暖或适当的通风等这些概念。由于垃圾成堆，人们便大量使用香水试图掩盖垃圾散发的恶臭。但当时却有很多美轮美奂的建筑，且不仅仅限于富贵人家的宅第。人们对泰晤士河畔的座座宫殿和诸如克劳斯比礼堂这样的建筑都很熟悉，不过其实在伦敦的其他地方，很多商人的宅邸单凭外表华丽也称得上是成功的艺术品。

虽然往往每个时代都以自己的高标准来评价以往的时代，但说到华衣美服[67]，我们今天仍不得不感叹当时的服饰可谓巧夺天工、美不胜收。1647年在美国纳撒尼尔·沃德（Nathaniel Ward）发起了一场有趣的反进口英国流行服饰的运动，如果不是英国本土也有类似的激烈的反对情绪，我们可能认为那只是清教徒对人本能追求外表美的排斥。哈里森在《英格兰》一书中的注释体现了对这一话题类似的情绪。

“我们对服饰孜孜以求的精神令人吃惊——我无法描述英格兰的服饰——先是西班牙风格，然后法国风，之后是德国风，随后又是土耳其风，还有野蛮风。人们穿上这些看起来就像狗穿上了紧身衣那样滑稽。人们整天缠着裁缝、虐待裁缝！还有试穿过程！我们大汗淋漓不厌其烦直到找到合身的衣服为止。我们有的拉直头发，有的弄卷头发，有的戴假长发，有的剪短发；有的廷臣戴上耳环来让耳朵变得更美；这点上女人比男人更糟：上帝给他们的礼物被他们任意糟蹋了。”[68]

富尔肯布里奇的波西亚（Portia of Falconbridge）说起她众多的追求者时，这样描述其中一位英格兰年轻男爵：

“我觉得他的紧身衣是在意大利买的，紧身短裤是在法国买的，帽子是在德国买的，至于他的举止风度嘛，应该说是各地风格的大杂烩。”[69]

对社会史和文学史中如诗如画的细节研究得越多，越会同意这样的观点：最有意思的往往在于过去与现在根本上的联系。不可否认，历史一直在推陈出新，新的词汇、比喻、习俗以及新的生活方式不断涌现。但是在观念和人性的本质上，现代人和洪荒之前的人类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所以当我们说到莎士比亚时代和当时的伦敦的鲜明特征时，我们发现，这些特征一方面是物质上的，一方面仅仅是因为我们在强调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不同。17世纪有关伦敦剧院走向最精彩时期的故事，放到20世纪就没什么新鲜的。虽然“逗牛”和“斗熊”游戏在今天已经没有人玩了，但是斗鸡场依然还在，依然在满足着某些竞技游戏者的野蛮欲望。现代作家对伊丽莎白时代华美的建筑和服饰评而不倦，而忽视了其实今日的建筑服饰也有很多和几个世纪以前相通的风格特征。也许今天的人们不像雷利（Raleigh）[70]和他的朋友们那样注重服饰的华丽，但当今媒体和教会对女装女帽经营者的批评反对和历史上记载的一样激烈。此外，现在的人们购买日常用品耗资不菲，很多人因此认为昂贵的生活代价到了现代才出现，可事实则是这样的情况早在伊丽莎白时代就已存在。那时的人们已经深谙税赋、房租、人工费之累。一个人对伊丽莎白时代思考得越多，他的观点会越复杂，但是总的来说可以归纳到两方面：当时与今日在外表上的惊人差异，当时与今日在本质上的惊人相似。

参考阅读

传记和社会历史类

瓦尔特·比桑特（Walter Besant），《都铎王朝时代的伦敦》（London in the Time of the Tudors）。

佛尼瓦尔（F. J. Furnivall），《莎士比亚：生活与工作》（Shakespeare:Life and Work）。

朱瑟朗（J. J. Jusserand），《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小说》（The English Novel in the Time of Shakespeare）。

奥迪士（T. F. Ordish），《莎士比亚的伦敦》。史蒂芬森（H. T. Stephenson），《莎士比亚的伦敦》。

讽刺类和描述类

托马斯·德克尔（Thomas Dekker），《格尔们的入门书》（Guls Horne-booke）；《伦敦敲钟人》（The Bellman of London）。

威廉·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英国印象》（Description of England）第一、第二部分，新莎士比亚社会出版社，第六系列。

埃德蒙德·斯宾塞（Edmund Spenser），《婚前曲》（Prothalamion）。

菲利普·斯塔布斯（Philip Stubbes）《莎士比亚青年时代的英格兰病态解析》；《服饰讽刺歌曲与诗歌》（17世纪，第96—202页），珀西书会出版，伦敦，1849，第二十七卷；《满布波尔斯》或《时髦男士聚会》，珀西书会出版，伦敦，1841，第五卷。

小说（小说具体内容见小说阅读目录附录）

安斯沃斯（W.H. Ainsworth），《伦敦塔巡官》（The Constable of the Tower）；《伦敦塔》（The Tower of London）。

詹姆斯（G.P.R. James），《达恩利》（Darnley）。

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肯尼沃斯》（Kenilworth）；《耐基尔沉浮记》（Fortunes of Nigel）。

戏剧

博蒙特与弗莱切尔（Beaumont and Fletcher），《烧火杵骑士》（The Knight of the Burning Pestle）（1610-11）。

约翰·库克（John Cooke），《格林说“你也是”》（Greene’s Tu Quoque）或者《城里的时髦男子》（The Citie Gallant）（1614）。

托马斯·德克尔（Thomas Dekker），《鞋匠的节日》（1600）；《伦敦的七宗死罪》（Seven Deadly Sins of London）（1606）。

德克尔和米德顿（Dekker and Middleton），《怒吼的女孩》（The Roaring Girl）

（1611）。

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伦敦和英格兰的镜子》（A Looking Glass for London and England）（1589）。

托马斯·海伍德（Thomas Heywood），《伦敦四学徒》（The Four Prentices of London）（1615）；《你并不认识我》（If You Know Me Not）（1605）；《交易所的漂亮少女》（The Fair Maid of the Exchange）（1607）。

本·琼森（Ben Jonson），《人各有癖》（Every Man in His Humour）（1598）；《人各有性》（1599）；《一个浴缸的传说》（1603-04）；《巴托罗缪集市》（1614）；《魔鬼是头驴》（1616）；《圣诞老人假面剧》（1614）。

托马斯·米德顿（Thomas Middleton），《新学期》（Michalmas Term）（1607）；《齐普赛街上的纯洁少女》（Chaste Maid in Cheapside）（1630）。约翰·韦伯斯特和约翰·马斯腾（John Webster and John Marston），《不满足的人》（The Malcontent）（1604）。

环球剧院

圣保罗大教堂路口1620年的景象。詹姆斯一世正在聆听布道。（威尔金森，1811）

伦敦桥；圣玛丽教堂；

斯坦德；金匠区；

齐普赛街：“伦敦之美”；圣保罗大教堂；

十字架；路德门；圣殿闩；查令十字街；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爱德华六世从伦敦塔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游行，2月10日，

1546-47 （来源：1647年的一幅版画）

（法国）女王1638年进入伦敦——经过齐普赛街（法国历史画家萨里的版画，1639）

[44] 指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33—1603），当时的英国女王。

[45] 见《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

[46] 清教徒的敌意也遭到了戏剧界的反击。例如《第十二夜》第二幕第三场，托比·贝尔奇（Toby Belch）爵士的演说就暗指清教徒。约翰逊（Johnson）所著《巴萨罗穆》 中的“忙忙碌碌的狂热土地”，也是对清教徒的戏谑。

[47] 有趣的一点是，上演不同的戏剧，场地和管弦乐队之间位置的分配也不同。我曾在同一天同一个剧院看戏，一场是莎士比亚的，场地只占了最后六排座位。后来隔壁上演的是一部通俗剧，除了前五排，其他都是场地座位。

[48] 德克尔（Thomas Dekker, 1572—1632），英国作家。

[49] 见《格尔们的入门书》（1609），（针对即将成为‘时髦男子’的讽刺作品），第六章“时髦男子剧院举止指南”。

[50] 费兹史蒂芬（William FitzStephen，？—1191），英国历史作家。

[51] 见《哈里森的英格兰》（新莎士比亚社会出版社）。

[52] 司各特（Scott）小说《耐基尔沉浮记》中的人物。

[53] 见《格尔们的入门书》（The Guls Horne-book）第五章“平常酒馆”及第七章“旅馆”。

[54] 见《人各有性》第三幕第一场。

[55] 见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第一幕第二场，福尔塞塔夫（Falstaff）说起巴尔多夫（Bardolph）：“如果我在圣保罗大教堂买下它，能用它去史密斯菲尔德换一匹马。”

[56] 参见第一章。

[57] 见哈里森《伦敦印象》，1587，第二部分前言（新莎士比亚社会出版社）。

[58] 见《鞋匠节日》第一幕第一场。

[59] 见司各特《耐基尔沉浮记》卷一，第十六章；见安斯沃斯《杰克·谢泼德》卷三，第八章。

[60] 《第一对开本》，是现代学者为第一部威廉·莎士比亚剧本合集命名的名字。

[61] 见斯宾塞（Edmund Spenser）《婚前曲》（Prothalamion）卷二。

[62] 见《耐基尔沉浮记》卷一，第五章；见《顶峰的佩佛尔》（Peveril of the Peak）卷二，第十四章。

[63] 本·琼森（Ben Jonson，1572—1637），英国剧作家，诗人，演员。

[64] 见哈里森《伦敦印象》，1587，第二部分前言（新莎士比亚社会出版社）。

[65] 见斯宾塞《婚前曲》。

[66] 见哈里森《伦敦印象》，1587，第一部分前言。

[67] 参见菲利普·斯塔布斯（Philip Stubbes）《莎士比亚青年时代的英格兰病态解析》（Anatomy of the Abuses in England in Shakespeare’s Youth），第三章“男性服饰”；第四章“女人服饰怪态”（新莎士比亚社会出版社）。

[68] 参见哈里森《伦敦印象》，1587，卷二，第七章。

[69] 见《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二场。

[70] 雷利（Walter Raleigh，1552—1618），伊丽莎白时代著名冒险家、作家、诗人。

弥尔顿的伦敦

在英国历史上，17世纪是与众不同的。人们需要对当时的政治情形有些清晰的了解，才能更好地理解、欣赏当时的文学。17世纪中叶，英国国内矛盾冲突不断。其中又以两个历史时期为清晰的分水岭，这两个时期前后发生的事都要以它们为参照。因此，和其他任何时期相比，这段时期的历史都更应得到重视。如果本章内容与其他章节长短不一、不甚合谐，也应归咎于历史本身，而不应苛责我这个只是试图记录历史的后来人。

莎士比亚生于1564年，卒于1616年，弥尔顿生于1608年，卒于1674年。莎士比亚时代的伦敦辉煌富足，气象万千。伊丽莎白一世是位出色的君主，按照自己的心意挑选亲信，这位精明的君主，成功地周旋于欧洲各国之间，捍卫了英国的国威并缓和了一触即发的国内矛盾。然而她死后，矛盾迅速爆发。詹姆斯一世在位时，局面就已岌岌可危，而查理一世的死则将矛盾推向了最高潮。之后又经历了11年的动荡，倒退的革命最终推翻了共和体制，王政复辟，代表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二世登基。弥尔顿见证了清教之不义胜利的到来，也见证了清教惨败后，更为不义的王政复辟，他推动了整个进程，也对此加以谴责。

此外，弥尔顿自己的人生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两代人的历史。从许多方面来讲，直到1640年，他都更像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人，只是生得晚了；接下来的20年，他是克伦威尔的拥护者；而从1660年到去世，他又是个坚定的战士，为了注定要失败的事业而不懈地斗争。同样地，这一时期的整个历史也都铭刻在弥尔顿的家乡——伦敦城中，变成了一幅幅辉煌的静物画。弥尔顿年轻时，假面剧[71]风靡一时；接着，劳德大主教[72]掀起一股宗教狂热的浪潮，震惊了整个伦敦；然后，斯特拉福德伯爵[73]和查理一世被处以极刑，伦敦笼罩在恐怖之中；短期议会、长期议会和尾闾议会的相继出现令伦敦人忧心忡忡；再后来，伦敦被克伦威尔父子所统治，又在17世纪60年代欢欣鼓舞地迎接了皇室的回归；最后，在瘟疫和1666年伦敦大火[74] 之后，它终得幸存。对研习文学史的学生而言，这样的伦敦无疑特点鲜明，兴味盎然。

伦敦城虽然不断扩张，可弥尔顿大多数时间都住在老城区，他住过的房子多达11所。他是在面包街出生的，那是一条从齐普赛街延伸出来的小路，紧邻圣保罗大教堂，弥尔顿在那里住到15岁。大学毕业后，他去了趟欧洲大陆，回国后就搬到了河岸街的圣布莱德教堂（St Bride’s Churchyard）的教区[75]。接着，他又搬到了埃尔德斯门附近两栋相接的房子里；然后又搬到了距纽盖特监狱只有半英里的霍尔本街（Holborn）。之后，在一连串飞速变化中，他不断地搬迁，从白厅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后又两次搬回埃尔德斯门附近，并再次迁往霍尔本街。最后，他在沼泽门外的炮兵大道（Artillery Walk）定居下来。

像很多成名的大家一样，弥尔顿年轻时也受到了各种看似相互冲突的思想的影响。他虔诚的父母希望他能在教会任职，终其一生，尽职尽责——然而，他的父亲却非常热爱音乐，也很欣赏艺术，这很不符合清教严格的教规。但弥尔顿那一代人相信，真理与美会在更高的形式上合二为一，所以我们在他身上几乎找不到真正的矛盾之处。在他的各种作品里，我们偶尔可以看到弥尔顿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种方式在作家中还比较常见。以下一段诗歌的叙述者是施洗约翰[76]，但这也可以看成弥尔顿的自述：

年幼之时，孩童的嬉戏并不吸引我；

我心思严肃，只想学习，求知，而后可以

为大众服务；我想，

那就是我的使命，我生来便要揭示

所有的真理，以及全部的正义。[77]

弥尔顿总是这样在自我剖析中自律，难怪他23岁时就哀叹虚度了人生，并决心“从此在我伟大的主的眼中”[78] 生活。数年后，他的挚友爱德华·金（Edward King）英年早逝，弥尔顿为他作挽歌《利西达斯》，因此遭到英国国教前所未有的激烈抨击。对一半英格兰人而言，《利西达斯》有种愉悦的伤感，但他们也不能完全爱上弥尔顿。因为，他同时期创作的《快乐的人》和《沉思的人》两首诗中（这时候，弥尔顿还没有真正成熟），弥尔顿每每提到教会，都只是拿它来记叙自身的快乐，却并不吟诵那些赞美诗篇，也不以描述地狱之火的方法来施教布道，只追忆自己看到那“微弱的、神圣之光”之时的喜悦心情——他在装饰华丽的大教堂里看到了这样的神圣之光，并尤其钟爱在那里举行的婚礼仪式。弥尔顿恳求使用更为温和的祷告音乐，此外，他并不只专注于走向衰落的悲剧，也沉迷于本·琼森的喜剧和莎士比亚的田园剧，想象着能栖居其间。

弥尔顿对戏剧的兴趣不仅只停留在想象中，也将它们付诸实践，《阿尔卡迪亚》和《科摩斯》两剧就是证明。不可思议的是，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未来的拉丁文秘书居然曾写过假面剧，还是和包括作曲家亨利·劳斯（Henry Lawes）在内的非宗教人士合作完成的。《科摩斯》在假面剧中堪称翘楚。它的魅力很大程度来自音乐和布景之美。弥尔顿对该剧的贡献在于，他在科摩斯与少女冗长的辩论中，加入介绍和连接的段落作为大背景。假面剧的整个论述并不流畅，行文也大费周章，而剧中的少女，虽然外表清纯可爱，性格却固执尖锐，并不讨人喜欢，这在文学史上倒也是个特例。然而，人们对该剧传统上的预期却和它真正传达的效果大相径庭，这正清晰地说明青年弥尔顿的内心和他的同代人一样，被夹在旧时代的自由享乐与新时代的恪守清规之间，进退两难。

《科摩斯》是在1634年9月完成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在这之前一两年间，时局发生了多大的动荡。

二十多年来，清教和戏剧的对立愈发呈现出剑拔弩张之势。在此期间，剧院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1633年早期，随着一本奇书的问世，原有的矛盾愈加激化。书的作者名为威廉·普林（William Prynne），是一名林肯律师学院（Lincoln’s Inn）外席律师[79]。普林为这本书起了个奇长无比的标题，因为篇幅所限，在此，我仅引用其中的零散片段，以说明作者的主旨：《假面剧的历史》：演员的灾难，表演者的悲剧……大量事实证明，假面剧这一流行的舞台戏剧（这个浮夸的恶魔）是一种罪恶、异端、放荡和不敬的演出……而从事该行当的剧作者和演员……是不道德的、下流的、行为不端的基督徒。同时，本书将反驳所有相关申辩，并简要讨论表演和学院幕间剧[80]的非法性。》在这冗长的标题之下，他又列出了许多假面剧的罪名。他这样做不仅冒犯了剧作者和演员、侮辱了皇室还激怒了律师学院的成员们。（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同行中有人胆敢写下那样的书，而且还把它献给了林肯律师学院的主管委员们。

律师学院围绕该书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浪费了大量时间。终于，同年11月，在争议爆发了10个月之后，四大律师学院（分别是林肯律师学院、格雷律师学院、中殿律师学院和内殿律师学院）律师协会的主要成员决定联合公演一部假面剧，并全力以赴使它成为英国戏剧舞台上最为宏大的假面剧。事实看上去真是如此。为此，他们准备了3个月之久，并请来英国各地最优秀的古籍商、艺术家、诗人、作曲家、歌者、舞者和演员。演出前，他们又安排了街车游行，线路是从神殿教堂到白厅。整个游行华丽异常，于是，国王和王后命令街车“沿着白厅外围转一圈，好让他们再看一遍”。这台名为“和平的胜利”的假面剧经过了精心雕琢，既是正统寓言剧[81]，又是社会讽刺剧。剧情围绕名为“和平”、“法律”、“正义”和“天赋”的四位主角展开，名为“观念”和“幻想”的两人负责解说四主角的行为，剧中充斥着一系列反假面剧的喜剧元素，并以名为“黎明”的人物的适时出现作为最终收尾。“黎明”最后说道：“尘世上的人群和荣光，即使不是虚妄，也会很快逝去、终结和消散，仿佛从未存在。”[82]该剧在白厅王室面前首演，一周之后，由市长庇佑，在商人大厅（Merchants’ Hall）再演。又一周过后，一出名为“不列颠的天空”的假面剧在白厅上演，其场面之宏大，不输《和平的胜利》。普林就这样吃了一记温柔的耳光。

而当权者并不满足于仅在剧场里树立权威。他们还要谴责冒犯者，甚至要惩罚他们，而且要把查理一世实行绝对君主制期间的所有反对者或异见者都入冒犯者之列。查理一世拥有三位严酷而能干的帮手帮他施政。年轻的汉密尔顿侯爵代表他统治苏格兰；斯特拉福德伯爵温特沃以完美的治国之方替他管理爱尔兰；而劳德那时已是权倾四野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也是查理一世治理英格兰的得力干将。这位大主教对极端危险的异端分子毫不留情。《假面剧的历史》一书的作者普林被剪掉耳朵示众。后来，因为他还不肯屈服，残余的部分耳朵也被可怜兮兮地剪掉了，脸颊上还烙上了“S.L.”（煽动性的诽谤者）字样。好戏还在后头呢。林肯教区主教威廉姆斯即使已经离职，但仍因一时不慎，在国王的授意下，被罚款、囚禁；后来还因为接到称劳德为“微不足道的寄生虫”以及“刺猬”的信后没有反驳，又被罚了8000英镑。与此同时，清教的一般信徒、教区区长、巡回演说的讲师、教区牧师和副牧师，凡此种种拥有财富或权威，却偏离英国国教严苛教义的人，都被剥夺了权力，并遭到罚款或囚禁。最后，劳德甚至发起了一种游击战式的方式，来清剿“隐蔽在伦敦城中的教会分离派[83]的老巢”。

很明显，劳德玩这种把戏肯定是要出事的，问题迟早都会堆积到戴皇冠的那个人的头上。查理一世实行了超过11年的专制统治，这之后，他却发现自己愈发难以控制局面了，形势非常危急，所以，在1640年春天，他很不情愿地召开了议会，想要12项特别津贴[84]，但议会却坚持要讨论国内的民怨。僵持了三周后，查理一世遣散了议员。很快，人们就发现，查理一世在极端无奈下做出的权宜之举并非明智之策——这样的一击也不能解开英国当时的戈尔迪之结。[85]议员们不能容忍被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地耍弄，于是他们又聚集到一起，召开了议会，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他们还要掌握决定权。议会认为，判处斯特拉福德伯爵温特沃死刑，是国家与人民的诉求。因为和其他任何人比起来，斯特拉福德伯爵更具威胁性。[86]斯特拉福德伯爵遇见了即将来临的厄运，带着重重疑虑来到伦敦，请求国王确保“没人能动他一根毫毛”。然而，他几乎是立马就被关进了伦敦塔。5个月后，他接受了审判，审判从1640年3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641年。这是在威斯敏斯特厅上演的最具戏剧性的审判之一。

威斯敏斯特厅是皇室的舞台，展示着帝王的悲剧。它最初是由征服者威廉 [87] 之子威廉 · 鲁弗斯 （ W i l l i a m Rufus）建造的。建成三百年后，到了乔叟的晚年，威斯敏斯特厅历经了一场大火，得以改造和重建。它屋檐下回响过威廉·华莱士、托马斯·莫尔爵士、科巴姆勋爵和盖伊·福克斯[88]死刑的宣判声音。而身穿紫袍，手执权杖和圣经的克伦威尔也是在这里宣誓成为“护国公”的。几个世纪后，沃伦·黑斯廷斯[89]在这里被无罪释放。而也正是在这里，身处17世纪的查理一世步上斯特拉福德伯爵的后尘，走向了断头台。

想象一下吧，在这个大舞台的一端，身为法官的贵族们穿着白貂皮镶边的猩红长袍，坐在绿毯铺就的座椅上，他们身后是一个个格状小间，里面坐着国王、王后和皇室女眷；身穿黑袍的囚犯站在大厅中央，而层层叠叠的纵长座上坐满了前来旁观的下议院议员。在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统治期间，这里总弥漫着一股既庄严又不雅的奇怪气息。

“人们常常是还没靠近厅门，就会听到巨大的喧嚣。审判间隙，斯特拉福德伯爵准备辩护词的当口，法官们总会站起身来，到处走动，高声谈笑。下议院的议员们也毫不避讳地大声嚷嚷。10点过后，大家就开始吃东西了，他们享用的可不仅是点心，还有鲜肉和面包，以及大瓶大瓶的啤酒或葡萄酒。而且，人们喝酒的时候不用杯子，拿着瓶子直接灌，觥筹交错间，脏兮兮的酒瓶在人群中传来传去。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国王的眼皮底下。”[90]

时间沉闷地流逝，不幸的囚徒即将迎接自己的宿命。这一回，国王的保证也不能作数了。虽然查理一世在很多场合态度强硬，这次却迫于大众的压力，作出了让步。

国王很遗憾，这不是他的错；

是的，鲍尔弗，他甚至都哭了，

而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感觉人轻松了很多，走起路来也更轻快了。[91]

于是，1640年5月12日星期三，“那颗长着一头卷发、承载着权力的骄傲头颅，便滚到了塔丘（Tower Hill）的绞刑架下”。

这也掀开了查理一世垮台的序幕。不久以后，他与议会产生了激烈的争执，这导致内战在一年内爆发。1646年，他逃到苏格兰寻求庇护，但很快就遭监禁，再也没有得到自由。他在苏格兰被囚禁了7个月，后又为英格兰所俘，做了两年的阶下囚，之后便受到公开审判。审判仍然在威斯敏斯特厅举行。当初有能力拯救斯特拉福德伯爵的查理一世现在已是自身难保了。即使他藐视法庭的权威，并试图在法庭宣判之时开口说话，一切都是徒劳。他曾不耐烦地听着法庭上针对自己的指控，然而，之后不到一周，他就被守卫推搡着前往白厅，再穿过狭小的圣詹姆斯公园，走向圣詹姆斯宫[92]。三天后，他又沿路返回，走进白厅的国宴厅，并由扩建的窗户走向阳台，接受了死刑。

于是，英国成了共和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而这一时期和过去一样，麻烦不断。克伦威尔在国务委员会和尾闾议会[93]的支持下不懈努力，但最后还是被迫独自接手政府。年轻的查理二世天生擅长结交朋友。有关他已继承王位的通告在苏格兰和爱尔兰被宣读，而他虽然最后被好友赶走了，却也在海牙建立了自己的宫廷。英国国内，各种带有争议的宣传册铺天盖地。这时的弥尔顿是弑皇派的喉舌，为了回击《圣容》（Eikon Basilike）一书，他写出了《圣容破坏者》（Eikonoklastes），而《为英国人民声辩》（Pro Populo Anglicano Dejensio）这本小册子则是为了反驳萨尔马修斯的《为英王声辩》（Dejensio Regis）而写的。

麦考利在他的作品中对17世纪混乱无序的时事表达出一种悔过之情[94]：

“少将们在他们的辖区里敲竹杠；战士们从荒废的农家搜刮战利品，以寻欢作乐；通过打家劫舍发家的暴发户，强占了老绅士的房屋和财产；孩子们敲碎了大教堂美丽的窗户；贵格会教徒[95]赤身裸体地骑马穿过市场；第五君主制集团的信徒高呼‘耶稣王降临’；为效仿亚甲，煽动者们站在木桶上演讲，说所有这一切，都源于那场‘大革命’。”

这些是人们在胜利时刻，向敌人宣泄自己的宗教狂热情绪的方式；而从另一方面讲，这种宗教狂热也同样体现在胜利者对教义的坚守上：

“尽管教会的训诫已经结束了，但在议会辖区内，人们的宗教热情空前高涨。以下是有关人们做礼拜的精准描述：教堂里充斥着大量专心致志的信徒，前来听布道的人是平时的三四倍；维持秩序的官员在街上巡逻，并关掉所有的公共场所；无论是街上还是田间旷野，都没有行人，若无十分必要，人们是不上街的。人们在自己家里进行宗教活动，比如阅读圣经，全家祈祷，背诵布道词或者歌唱诗篇，这些场景十分普遍，你若在周日傍晚穿过伦敦，绝不会见到一个闲人，祷告声和赞美上帝之声从教堂和私人住宅中传出，不绝于耳……那时，所有的游戏和娱乐场所都被关闭了；你不会听到亵渎上帝的赌咒，也不会看到酒鬼，任何形式的堕落放荡都不存在。” [96]

1644年，弥尔顿在行文中表述了一种崇高的愿景，而那种场景在革命取得胜利的数年间，似乎得到了双倍的印证[97]：

“我想我看到了一个崇高而强大的国家，它就像力士一样，正从睡梦中醒来，并甩动着自己不可战胜的头发[98]：我想我看到了一只雄鹰，它正以鸣叫声显示着自己青春的力量，在正午的阳光下，它双目如炬，眼中不含一丝阴霾，是天国之光清除了长久欺瞒它的目障。胆怯的群鸟（其中一些是热爱黄昏的夜行鸟）围绕在它身旁扑扑振翅，震惊于雄鹰的出现，它们叽叽喳喳地吵闹不休；满怀着妒忌，它们喋喋不休地预言着宗教分裂的来临。”

随着时间流逝，不满情绪渐渐高涨，人们担心，革命不过是将斯图亚特王朝换成克伦威尔王朝而已，于是，查理一世的支持者逐渐掌握了实权。然而，结果比这更让人不满——1658年至1659年间，英国人民痛苦地发现，克伦威尔护国公去世后，在他儿子理查德·克伦威尔的统治下，英国上下一片混乱，这比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更让人难以忍受。在那些日子里，人们历经了灵魂的试炼。有人对共和的失败感到绝望，有人热切地期盼这年轻的查理二世快快复辟，而很多人都游移不定，不知道是该保持沉默还是该开口说话，也不知道如果必须开口的话，自己应该说些什么。那些年里，诗人们写就的英国文学可不是什么令人骄傲的篇章。[99]保有桂冠诗人之称直到1649年的威廉·戴夫南特（William Davenant）写了篇沉闷的贺词来迎接“我神圣的主人无上幸福的回归”，这篇贺词的最糟糕之处在于，它那长篇累牍的表达都是真诚的。亚伯拉罕·考利（Abraham Cowley）虽然表面上和共和政权达成了和解，但看到王政复辟还是异常高兴。埃德蒙·沃勒（Edmund Waller）和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对周遭的喧嚣感到羞愧，而他们自己不久以前也曾出版过类似的诗篇来称颂克伦威尔。这些文人似乎很轻易就把过去的宿怨抛到了脑后。对不属于文坛的人来说，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在日记里担心，他过去的一些轻率行为可能会被揭发出来，这无疑也是其他许多人的担心之处，虽然他们不像佩皮斯那样，会记下引人入胜的日记流传后世。[100]

查理二世1660年的隆重回归与他父亲的死亡形成了不可思议的对比。市郊通往伦敦的二十多英里长的道路上，挤满了欢呼的人群，“一整条街都被占得满满的”。5万士兵在布莱克希斯迎接圣驾，而伦敦市长和市政官员则在泰晤士河旁恭候。查理二世进入伦敦，沿着熟悉的路线，穿过伦敦大桥，走过大主教街，再由齐普赛街到舰队街、圣殿闩、河岸街，最后抵达白厅。白厅的国宴厅原本是查理一世被斩首的地方，而现在，这里聚集了众多的国会议员，都等着向查理一世的儿子致敬。[101]

然而，事情往往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查理二世的登基也不例外。如果说，对查理一世的审判从最好的方面来讲，是以宗教之名宣泄一种绝望的歇斯底里情绪，那么，对弑君派的惩处便是恐怖的复仇。很多人都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决了——而他们被处死前所遭受的侮辱和折磨则是可怕的。一些人被豁免的理由听上去是那么不真实；而约翰·弥尔顿这个最大的反叛者却逃过了一劫，这简直是最大的奇迹。然而，这种奇迹只是特例。大范围审判和处刑才是主旋律。至于在处死刑时注意让犯人不受痛苦，以及不让好奇和病态的公众观摩绞刑或电击执行过程，这些都是到更近代才出现的社会规范。

所有这些都结束之后，1661年4月23日，查理二世加冕登基，这一天同时也是圣乔治日[102]和莎士比亚的生日。这就是现代英国的加冕仪式；或者可以说，在这一不断重复的仪式中，现代英国在向过去的传统致敬。在英王乔治七世和爱德华五世的加冕典礼照片中，如果忽略室外背景，就游行和庆典的部分来看，实在是和查理二世的加冕典礼有些相似。穿着镶有白貂皮边的深红色长袍的查理二世，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内身着盛装、排列井然的人群，还有由教长、主教和大主教共同主持的典礼，这种种光华夺目的景象便构成了加冕典礼。

“大教堂里进行着各种宗教仪式，人们下跪、祷告、唱歌，国王亲吻主教们，主教和贵族向国王宣誓效忠，人们在教堂里走动、更换姿势，大法官克拉兰敦和传令官一起宣读国王的大赦令，王室财务主管抛洒金银奖章…… 音乐响起，身穿红装的乐手拉起小提琴，敲起鼓，吹起小号，人们的意识变得愈发模糊，大家都厌倦了冗长的仪式，渴望离开教堂。” [103]

接下来几年发生的事人们都再熟悉不过了。新国王查理二世完全没有继承他父亲的美德和实力。他的影响力并没有因为人们对克伦威尔统治的反感而增强，只来自对宫廷的放纵。克伦威尔时期的罪恶也并未就此消失于伦敦、英国和地平线之上。但我们完全可以说，在皇室的支持下，这个时代的放纵无序前所未有。也难怪“老朽、贫穷、失明、遭辱”的弥尔顿会在《失乐园》和《力士参孙》里那样描述自己——当他自豪地写道：

世易时移，我心永恒，[104]

当他扪心自问：

若我心始终如一，何必问身在何处？[105]

他这也是在以藐视天下的心态书写着自身的座右铭。对于即将来临的绝望，他掩卷长叹，所为的也绝不仅是力士参孙：

预言说我能

从菲力士人手中解放以色列人，

看看我现在吧，双目失明，

在加沙跟奴隶们一起推磨，

身为解放者却遭到奴役。[106]

从此以后，弥尔顿便尽可能地与世隔绝，不问世事。然而，当他写出以下诗句时，人们很难不相信这是在说宫廷：

放纵的喧闹

响彻云霄

到处是伤害与暴行；

当夜幕降临，伴随着傲慢与酒精，

魑魅魍魉，倾巢而出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黑暗面。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会详细论述到这样的场景。有趣的是，我们回头再看时，就会发现它已经不是个政治问题了。虽然最令人兴奋的时代还未来临，但伦敦的社会、艺术生活即将在以后呈现出一种独立的状态，和政治家、战士或牧师再没有直接的联系。

这时，伦敦有史以来最大的瘟疫突然降临。笛福在他的《大疫年日记》中生动描绘了其中的恐怖。[107]瘟疫于1664年冬季开始暴发，疫情逐渐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因此死亡，然后从原本所属的教区被运到伦敦城的西北部。而瘟疫还在持续扩散，疫区越来越大。到了第二年夏天，全城都开始恐慌。富人当然是最先开始逃亡的。

“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装着家当，载着妇人、仆役和孩子的货车和手推车；更有钱的人挤在马车里，由车夫伺候着，匆忙离开了。” [108]

到六月末，伦敦市长下发了详细的指令，包括怎样照顾病人、料理死者后事、如何清理街道，还有对集会的限制[109]。接着，为了让那些总是意识不到情况有多危急的人们认清现状，政府出台了一些相当让人吃惊的条例规范。“戏剧、斗熊、游戏、民谣和击剑”都被明令禁止，公共聚餐和“在酒馆、啤酒店、咖啡馆以及酒窖酗酒”也遭取缔，但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效。7月中旬，一周内有700人死于瘟疫。到了8月末，每周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6 000，而9月的第一周有将近7 000人死去。

这种大规模破坏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它使那些平常被法律和舆论所束缚的人完全堕落了。有人不知羞耻地招摇撞骗，护士和保姆遭到侮辱，死人的财物被洗劫一空，而废弃的房屋和店铺也惨遭洗劫。恐惧使人疯狂。虽然不时也有无私的善行被记录在案，但那实在是少得可怜。

“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故事，其中一个实在令我心潮澎湃。一位住在天恩寺街的杰出公民，一个马具商，他的孩子们都已死于瘟疫，由他亲手埋葬，而他和他妻子也已被隔离，终究难逃一死，他只剩下最后一个孩子，唯一的愿望就是要拯救这个幼小的生命。他将这个赤身裸体的婴孩托付给了一位朋友，而这位朋友（给孩子穿上新衣）把孩子带到了格林威治。我们在格林威治听到了这个故事，一致同意要把这个孩子留在城里抚养。”[110]

到9月中旬，疫情有所缓和，但依然持续，其间有小幅波动。就这样过了一年。据报告，到了1666年5月的中旬，一周内只有53人死于瘟疫。但瘟疫直到同年8月都还没被彻底根除。瘟疫一直持续到1666年9月，然后，9月的第二天，就像是觉得伦敦所遭受的苦难还不够似的，老天又降下了新的灾难。

那就是伦敦大火，它在四天内几乎烧尽伦敦城墙里的老城区。弥尔顿曾到伦敦附近的巴克斯郡避难，住在查尔芬特·圣贾尔斯（Chalfont St. Giles）镇上。这对弥尔顿来说，不过是为了行动方便，虽然必要，但也是凑巧。比起伦敦的兴衰，他对“散文或诗歌上的全新尝试”更感兴趣。住在查尔芬特的数月间，他大致完成了《失乐园》的创作，并开始写《复乐园》。他在大火烧起来之前返回了伦敦。但因为他住在离沼泽门只有几百码的骨山墓地（Bunhill fields）炮兵街，所以并未直接受害。弥尔顿在自己的任何文学作品中都没有提到这场大灾难，这再次证明了他已完全离尘索居。“瘟疫和大火算得了什么，最高贵的革命都已然失败了。”

一个周日的夜晚，在当时的伦敦东区布丁巷（Pudding Lane）里，大火烧了起来。这场火直到四天后才被扑灭。它吞噬了436英亩土地，其中包括4个城门，89间教堂和13200个民居。据约翰·伊夫林记录[111]，大火烧起来的第二天晚上，火势蔓延到圣保罗大教堂，碰巧烧掉了他和他的考察团曾站立过的脚手架。就在六天前，他们还在那里讨论，要对大教堂进行彻底的修复和改建，而当时的人们已经绝望到了根本不想花精力去拯救家园和财物的地步。当权者考虑的是：大火经过之处的建筑要怎么处理，是推倒还是爆破。而心烦意乱的有产阶级“几乎不去救火，整个城里只回荡着人们的哀号，一片悲凉”。狂怒的魔鬼就这样一路行进。

“长期温暖、晴好的天气使空气中充满热量，也为大火的引燃提供了便利。大火以惊人的气势吞没了房屋和家具等一切东西。我们看见泰晤士河上漂满了物品，有时间和勇气救火的人用驳船和小舟运载从火中抢救回来的财物；岸上到处是手推车和马车，几十公里长的道路上，各种行李零零落落散落了一地；人们在路边搭起帐篷，以暂时栖身，并存放带出来的家私。多么痛苦不堪的场景啊！ 这是人类自创世以来从未遭遇的场景，而这种景象要等到大火烧尽一切之日[112]才会重现。到处都是一片火海，世界像被置于燃烧的火炉之上，人们即使身处四十英里开外也能看到冲天的火光，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夜。于是，我今天下午离开这里。这里就像另一个索多玛城[113]，或者可以说，这就是伦敦的末日，伦敦已经不复存在！”

大火就这样摧毁了大片的土地，而随后的清理废墟工作持续了两年之久。大火才刚扑灭，随时乐意规划公共工程的伊夫林便“向国王呈上他考察废墟的报告和兴建新城的计划”。而克里斯托弗·韦恩爵士不久之后又呈上了另一份规划。这两份规划最终未能实施，而因为难以界定财产所有权，政府决定保留原来的街道路线。就这样，伦敦城基本在四年内重新屹立了起来，只剩下工程量最大的建筑还没建好。

新旧交替中的伦敦，街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而街上的建筑却比之前更为漂亮、宽敞了——旧教区添了新的教堂；古老的迷信让位给新的、更为理性的时代；固执而严肃的伦敦人依然坚守旧时的清教思想，哀悼着逝去的荣光。到公元1674年，弥尔顿时代的伦敦已然成为了历史。

参考阅读

传记和社会历史类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克伦威尔的书信和演讲》（Cromwell's Letters and Speeches）。

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B. Macaulay），《论弥尔顿、汉普登和班扬》（Essays on Milton，Hampden and Bunyan）。

戴维·马森（David Masson），《弥尔顿生平以及当时的历史》（Life of Milton，in Connection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Times）。

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日记》（至1660年为止）。

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日记》（1660—1661年；1665—1666年）。H．B．惠特利（H. B Wheatley），《塞缪尔·佩皮斯和他所在的世界》（Samuel Pepysand the World He Lived In）第六章“伦敦”。

应景诗歌

亚伯拉罕·考利（AbrahamCowley），《陛下复辟与回归颂》（OdeuponHisMajesty's Restora-tion and Return）；《有关最近内战的诗歌》（A Poem on the Late Civil War）；《通过幻想，讨论奥利弗·克伦威尔政府》（A Discourse，by Way of Vision，concerning the Government of Oliver Cromwell）。

约翰·弥尔顿，《至克伦威尔将军》（To the Lord General Cromwell）。托马斯·斯普拉特博士（Dr. Thomas Sprat）；《有关新护国主的快乐回忆》（To theHappy Memory of the Late Lord Protector）。

埃德蒙·沃勒（Edmund Waller），《《陛下修缮圣保罗大教堂赞》（On His Majesty's Repairing of St. Paul's），《护国主颂》（A Panegyric to My Lord Protector），《护国主的挽歌》（Upon the Death of the Lord Protector），《迎接陛下回归之歌》（A Panegyric to My Lord Protector）。

讽刺类和描述类

亚伯拉罕·考利，《清教与天主教的讽刺诗》（The Puritan and the Papist. A Satire）。约翰·德纳姆爵士（Sir John Denham），《库珀斯山》（Coopers Hill）（描写圣保罗大教堂的片段）19—38诗行；共和国时期在英国出版的政治民谣，《珀西学会出版物》（Percy Society Publications）1841年，第一卷。约翰·弥尔顿，《快乐的人》（L'Allegro）；《沉思的人》（II Penseroso）威廉·普林（William Prynne），《假面剧历史，对戏剧演员的鞭笞》（Histrio-Mastix，The Player's Scourge）。

埃德蒙·沃勒《陛下修缮圣詹姆士公园颂》（On St. James's Park as Lately Improved by His Majesty）第八卷，150页；《查令十字街查理一世塑像颂》（On Statue of Charles I at Charing Cross in 1674）第八卷，237页。

（阅览以上诗歌，可参看约翰逊的《英国诗人：1779—1781年》）。

小说（小说具体内容见小说阅读目录附录）

W·H·安斯沃斯（W. H. Ainsworth），《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大疫年日记》（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吉迪恩·哈维（Gideon Harvey），《记那些伟大与恐怖》（Narrative of the Great andTerrible）；《伦敦大火回忆录》（作者笛福，博恩版）。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皇家猎馆》（Woodstock）。贺拉斯·史密斯（Horace Smith），《布莱布雷特堡》（Brambletye House）。

戏剧

理查德·布罗姆（Richard Brome），《荒芜的科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 Weeded）

（1659）；《快活的水手》（A Jovial Crew）（1652）；《喜结连理》（A Mad Couple Well Matched）（1653）。

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斯特拉福德伯爵》（Strafford）（1837）。菲利普·马辛杰（Philip Massinger），《老账新还》（A New Way to Pay Old Debts）（1632）；《伦敦妇人》（The City Madam）（1632）。贾斯珀·梅恩（Jasper Mayne），《城市姻缘》（The City Match）（1639）。

詹姆斯·雪莱（James Shirley），《海德公园》（Hyde Park）（1632）；《快乐淑女》（The Lady of Pleasure）（1637）；《和平的胜利》（The Triumph of Peace）（1634）。

伦敦塔上斯特拉福德伯爵的死刑，选自霍拉的版画

白厅国宴厅，查理一世的死刑。选自斯巴斯蒂安·弗克的当代荷兰版画

1666年伦敦大火的覆盖区，霍拉

[71] 假面剧：演员戴面具表演的戏剧，盛行于17世纪英国。

[72] 劳德大主教：坎特伯雷大主教，英王查理一世的左右手，英国内战爆发后被处死。

[73] 斯特拉福德伯爵：和劳德一样，是查理一世的左右手，1641年被处决。

[74] 1666年伦敦大火：伦敦大火（Great Fire of London），发生于1666年9月2－5日，是英国伦敦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火灾，烧掉了许多建筑物，包括圣保罗大教堂。

[75] 圣布莱德教堂：弥尔顿年轻时居住的圣布莱德教堂毁于1666年的伦敦大火。现存的圣布莱德教堂（见120页插图）是在弥尔顿死后不久完成的。

[76] 选自《复乐园》第一卷，11页，201—206行。

[77] 节选自弥尔顿的十四行诗《23岁的沉思》（“On His Having Arrived at the Age of Twenty- three”）。

[78] 节选自弥尔顿的十四行诗《23岁的沉思》（“On His Having Arrived at the Age of Twenty- three”）。

[79] 林肯律师学院（Lincoln’s Inn）：中世纪建成的律师学院，供学生学习法律。外席律师指尚未取得皇室律师资格的年轻律师。

[80] 学院幕间剧：又称插剧，一种小型戏剧，穿插在宴席的上菜之间，或较长戏剧的各幕之间，曾在英国的剑桥和牛津大学风靡一时，因此称为学院幕间剧。

[81] 寓言剧：寓言剧的角色一般都有这抽象的名字，比如“公平”、“正义”或“人类”，这种戏剧往往会通过表面的故事冲突，揭示深层的道理。

[82] 这出假面剧耗费了21 000英镑，相当于现在的5万英镑，或者25万美元。详细内容可参见马森（Masson）写的《弥尔顿的一生与他所处的时代》（Life of Milton，in Connection with the History of His Times），第一卷，第580—587页。

[83] 教会分离派：指主张脱离英国国教，自立门派的一群信徒。

[84] 特别津贴：指英国国会拨给王室的款项。

[85] 戈尔迪之结：古希腊神话中被亚历山大大帝劈开的死结，常被喻作缠绕不清，难以解决的问题。

[86] 斯特拉福德伯爵最后一段日子在布朗宁的悲剧《斯特拉福德伯爵》中得到了生动而具有戏剧性的阐述。

[87] 征服者威廉：法国诺曼底公爵，1066年击败英格兰国王哈罗德，并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为英格兰国王。

[88] 威廉·华莱士：苏格兰民族英雄，带领苏格兰人民反抗英格兰的统治，后被英王爱德华一世处以极刑；托马斯·莫尔爵士，亨利八世时期大法官，《乌托邦》的作者，因宗教信仰问题被处死；科巴姆勋爵：曾密谋推翻英王詹姆斯一世的统治，后被处死；盖伊·福克斯：天主教徒，企图刺杀詹姆斯一世，失败后被处死。

[89] 沃伦·黑斯廷斯：英国首任印度总督，1787年遭弹劾，后被无罪释放。

[90] 该段节选自大卫·马森的《弥尔顿生平》第二部，第180页。

[91] 该段节选自罗伯特·布朗宁的《斯特拉福德伯爵》第5幕第2场200—203行。

[92] 圣詹姆斯宫：最早由英王亨利八世兴建，是伦敦历史最悠久的宫殿之一，北临圣詹姆斯公园，是查理一世临刑前所住的寝室。

[93] 有关克伦威尔和尾闾议会，参见瓦尔特·司各特的《皇家猎馆》（Woodstock）第18章:“‘行啊，无赖，’他说，‘我知道你的把戏……议会豢养军队就像浮士德豢养魔鬼一样，魔鬼被养肥了，就从浮士德身边逃走了；而军队养肥了，就不再受议会控制了，议会，或者你也可以叫它屁股，或者尾闾。’”

[94] 本段文章节选自麦考利勋爵的《论弥尔顿》，该文的后半部分尤为有趣。在麦考利论述汉普顿和Bunyan二人的文章中，提到英国内战的部分内容也具有参考价值。

[95] 贵格会（Quaker）:又称公谊会，教友会，基督教教派，没有任何正式仪式和固定教义，其信条为强烈反对暴力与战争。

[96] 节选自尼尔的《清教徒史》（History of the Puritans）第二章第553—553页。

[97] 以下一段文字节选自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

[98] “不可战胜的头发”出自圣经里大力士参孙的典故。参孙是旧约时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领袖，力大无比，不可战胜，他的力量源于他的头发，那是上帝与他同在的记号，不可剃除。

[99] 关于这段历史，请看第三章和第四章末尾的引申阅读。

[100] 有关佩皮斯的担心，详见《佩皮斯日记》1660年11月1日的记载。

[101] 瓦尔特·司各特在小说《皇家猎馆》的最后一章里描绘了查理二世回归的场面。

[102] 圣乔治日：4月23日，是纪念圣乔治的节日，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103] 本段文字也节选自马森的《弥尔顿生平》，第六章第158页。

[104] 节选自《失乐园》第一部253行。

[105] 节选自《失乐园》第一部256行。

[106] 节选自《力士参孙》第二部38—42行。

[107] 虽然笛福的《大疫年日记》并不是真正的日记，但这丝毫没有减损它的价值。大疫之时，笛福是个五六岁的孩子，因此，他完全可以从瘟疫的幸存者那里获取许多资料。而且，有大量证据表明，他写书时也常翻阅权威记录。

[108] 节选自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史》。

[109] 详见笛福的《瘟疫史》第29—36页。

[110] 以上一段文字出自《佩皮斯日记》1665年9月3日的记载，这一场景也是弗罗伦斯·瑞森（Florence Reason）－幅油画的主题，并由哈金斯（Hutchings）在他的《伦敦的过去和未来》一书第1部，第12页里重现。

[111] 详见约翰·伊夫林日记中1666年9月3—10日的记载。

[112] 这里指《圣经·启示录》中预言的世界末日。

[113] 索多玛城：《圣经·创世纪》中一个罪孽深重，肮脏污秽的城市，被上帝降下天火烧毁。

德莱顿的伦敦

1666年，在历经了长期斗争之后，伦敦就像个筋疲力尽的运动员。残酷的折磨使他显露出原始动物的本性—— 那是种令人厌恶的场景。在心跳和呼吸恢复正常之前，他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能说。长期受苦的伦敦人脸上透露着被压抑的热情，而饱受天灾之苦的伦敦城，终于开始从大火和瘟疫带来的荒凉和震颤中恢复过来。

这些年来，弥尔顿离群索居，已被世人遗忘，而约翰·德莱顿这位王政复辟时期的伟人正过得如日中天，他灵活地调整着职业生涯，以确保自己的显赫声名。德莱顿生于1631年，受家庭影响，他本应该成为一个狂热的清教徒。德莱顿先在威斯敏斯特求学，受教于著名的巴斯比博士，然后去了剑桥上大学，他的大学生涯虽然漫长，但实在不怎么精彩。据说他还曾当过他表兄吉尔伯特·皮克林爵士的秘书。这位爵士脾气火爆，曾任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宫务大臣。德莱顿曾效忠于护国公，着重体现在他为克伦威尔之死所作的英雄体诗歌上[114]。在这些诗歌中，克伦威尔本是个热爱和平的人，却不得不卷入争斗；尽管他视财富和名誉如粪土，但“他荣誉的桂冠在严冬里依然长青”；而且他仁慈又威严，风度翩翩。这些评价在近代学者眼中可信度不高，只比他诗末总结性的预言要精准那么一点点：“他的骨灰将在瓮中安息。”[115]

按照常理，他的表兄吉尔伯特爵士和叔叔约翰·德莱顿（John Driden）爵士后来给德莱顿的支持对他而言无疑是有益的。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却并不是这么回事。在巨大的变动来临之时，即使没有亲戚们的支持，这个年轻的诗人也能过得很好。他成为了英国中间阶层的一员。所谓的中间阶层，就是那些既没有因自己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效忠而得到保障，又没太受到反对派暴力威胁的一群人。和这一群体的大多数人一样，德莱顿并非胆小懦弱之人，他只是平民，想要明哲保身，也可以很好地与现存秩序妥协。局势明朗之后，他马上先后两次适时表达了自己巨大的满足感——因为他写的不是抒情诗，所以反而可以毫无愧疚地记录下无可辩驳的事实，呈献给查理二世：

教会与国家哀叹着他长期的缺席，

教会一片混乱，而政治分崩离析：

理智的时代在绝望中迷失，

叛徒得势，忠良遭灾。[116]

德莱顿感到他仍应该为自己和成千上万与他一样的人辩护，论述他们转变立场的理由，于是他圆滑地说“这种神圣的变化”对他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式的，他们不知不觉就转变了态度。这种理由当然没什么说服力，他自己也曾极度忐忑不安，所以，当他最终受到皇室的宽待时，他才会由衷地写下这样的诗句，以表露真情：

国王的宽恕即是完美。[117]

查理二世1666年大赦天下，这在下文提到的《佩皮斯日记》里也得到了证实。于是，德莱顿不再阿谀奉承，以请求宽恕，转而谄媚吹捧，以寻得贵族的荫庇，这一点在下面两行毫不害臊的溢美之词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诗句出自德莱顿1666年所作的《奇迹年》：

没有哪国的君主比他更仁慈，

没有哪处的国君比他更尽责。[118]

然而，这首诗也为我们展现了那时的伦敦，诸如“英国的大都会，近来最富盛名的繁华之都”这样的溢美之词中包含着真挚的热情。《奇迹年》共有300节，全诗表达了德莱顿热切的忠诚。诗的前三分之二部分比较散漫，为英国海军近来击败荷兰战舰的功绩欢呼雀跃，其余部分则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伦敦大火以及城市从大火中恢复过来的场景。写完这篇颂词之后，德莱顿在接下来的15年间没有再写过引人注目的诗歌，而是将大部分精力放到了戏剧创作上。在王政复辟时期的文学研究中，戏剧的地位尤为重要。寻欢作乐者热爱它，而其他人至少也不讨厌。

我们首先可以从两位见证者下手，来获取文学方面的信息，他俩的贡献几乎无人能敌。其中一位便是约翰·伊夫林，他生于1620年，卒于1706年。从1641年直到临死前的几周，他都会记日记。他是这两人中的贵族，把丰厚的家底花在旅游上，尤其是在动荡的1643年至1652年间。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伊夫林都热衷求知。现在，他的27本日记即使是在大型图书馆的书架上也很难找到，但他有关林业、园艺、建筑、雕塑和雕刻方面的专著令人印象深刻，证明了他作为评论者，品评他那代人之品味的价值。伊夫林是斯图亚特王朝忠心的支持者，反对革命思想，对国王那些粗俗不堪的敌人抱有敌意。与此同时，他也是个真正的英国人，尽管对王室的不端品行有所不满，却依然效忠。他是三代君主的私人顾问，是英国最显赫的贵族的朋友，而他自己却并不是贵族，只因他更愿一直做个地位较低的准男爵。

另一位则是塞缪尔·佩皮斯。他在自己的后半生成了伊夫林的热心密友。他是凭自己的努力获得财富、地位以及真正的文化修养的——真正的文化修养比前两者更为难得。他是个年轻的乡绅，拥有明确的抱负和许多益友。当无法借助其他力量的时候，佩皮斯便接受了人们所向往的神职，但他大多数时候还是会主动为自己寻找目标，努力不懈，从不满足于草草了事。他只记了9年日记，36岁的时候，便因为视力衰退而搁笔。在那些年里，他的表现和约翰·伊夫林截然不同。然而，相较于他们的性格，他们的日记内容和行文方式也许更是相差甚远。这是因为，伊夫林记日记是指望出版的，而佩皮斯一直用代码写日记，直到一个半世纪之后，这些代码才终得破译。伊夫林日记简短潦草，记了60多年，方才与佩皮斯记了十年的细致追忆篇幅相似。伊夫林的记录透着英国闲雅绅士的文质彬彬。而佩皮斯尽管事物缠身，但日记却记得散漫，像是在邀请灵魂漫游。

他们笔下的伦敦即是德莱顿所处的伦敦，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它是世界上最好最迷人的地方。乡村当然也必须存在，但那仅是荒蛮的周边地区，以显示英国的疆域之广。你可以在某日前往乡村，返回后，便能自觉高人一等地吟诵博蒙特和弗莱彻[119]的名句：“乡村生活多美好”或“上帝保佑那些可怜人，让他们同我们一样，心满意足地生活着”。学生们也可能离开伦敦好几年，在著名大学的图书馆和教室里过着隐居般的生活。但对傲慢的伦敦人而言，怎样的课程也比不上城市生活给人的教益，怎样的舒适与欢乐也比不上拥挤的伦敦城赐予人们的愉悦。托马斯·沙德韦尔[120]笔下的人物如是说：“我发誓要在伦敦度过此生。只有伦敦人才算真正地活着。人们呼吸、走动，无精打采地过日子，但只有伦敦才有真正的生活。我宁愿做帕德尔港的女伯爵，也不要做苏塞克斯郡的女王。”

伦敦这个大都市当然在稳步扩展。旧城墙之内，人口数量达到了100年来的最高峰。圣殿闩和白厅之间沿河伸展的一条长路一直在拓宽，这也是伦敦城的主要扩建地。一系列的地图展示了这一地区是如何扩建的：这里原来只有沿着泰晤士河建造的一排房子，后来，河岸两侧分别出现了舰队街和河岸街，最后，远至高霍尔本街（High Holborn）和牛津街的地方都建起了密集的社区，一直延伸到西面的海德公园的开阔边界。大家或许还记得，在弥尔顿的很多住所中，有一些就处于伦敦城的西部边缘之外。德莱顿的主要住所，也是声名最大的一处住所，坐落在查令十字街正北约半英里处的苏豪区爵禄街（Gerrard Street）。要针砭时弊，这是最合适的地方。它处于皇宫和伦敦城之间，大约在皇宫以北一英里，伦敦城以西一英里的交会处，住在这里，德莱顿就能毫无偏见地观察这两处地方，要是他全然投靠了其中一方，也就不能那么随心所欲了。

对于麦考利常提起的“普通观察者”来说，德莱顿所敬仰以及沙德韦尔所赞颂的伦敦是皇室的天下。议会和法院正对弑皇派展开严酷的复仇，簇拥在查理二世周围的一干人等却从不为立法或审判方面的问题烦恼。那些日子里，罪恶横行，使人生厌。丹纳[121]由此推断出英国比法国更野蛮低等，并为此沾沾自喜。汉密尔顿[122]倒是很享受这样的生活。佩皮斯开始很震惊，但后来也沉浸其中了。伊夫林常对此保持沉默，但他一旦开口则必要批判一番。

因为佩皮斯没有把日记流传后世的念头，所以他的记载无疑是最好的资料。佩皮斯十分喜爱小道消息，出门时总是尽可能地搜集。如果他就在国王或约克公爵附近，尤其是看到他们与情人坐在一起的时候，佩皮斯一定会聚精会神地观察一番。聚餐和舞会上的龌龊事也是他的写作素材。虽然没有表达反感，但他也不会病态地流连于此[123]。而伊夫林每每记录到这种事，总是会谴责一番[124]。佩皮斯笔下迷人而优雅的淑女到了伊夫林笔下，便成了“年轻的荡妇”。伊夫林一看到“那些寻欢作乐的赛马决斗、跳舞、宴会、狂欢”就忍不住要说，“这些都是奢华放浪的乌合之众，而不是基督教的宫廷”。在记录查理二世之死的时候，他诚恳而悲痛地总结道：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些无以言表的奢靡、游戏与放浪。我亲眼见到，那个周日夜晚，神被完全抛到脑后[125]，陛下和他的情妇朴茨茅斯、克利夫兰、马莎琳等人坐在一起，相互狎戏，一个法国男孩在旁边唱情歌；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大约有20个显赫的朝臣和其他浪荡子一起，围坐在一张大桌旁聚赌，赌资至少有2000金币，和我一起的两位绅士事后回忆起这个场面，都仍然惊讶不已。六天后，一切都归于尘土[126]！我很高兴看到那些前来哀悼的朝臣穿得就像神父一样，肃穆庄严至极[127]。”

除了放纵，还能有什么乐趣呢？

也许，与现在相比，德莱顿时期最鲜明的社会特点莫过于它的粗犷和原始，这种原始精神特点鲜明，无处不在，是从詹姆斯一世时代继承下来的[128]。比方说，原始性会体现在粗鄙而无效率的日常生活中。一些人喜爱观看壮观的国事，并十分羡慕少数人才能享有的奢华生活，他们对我们现在用来自我保护、避免麻烦的柔弱气质几乎一无所知。对佩皮斯来说，粉刷匠把城墙刷成白色就已经是技术的显著进步了。他看到装着板簧的马车，就像19世纪80年代后期的马车夫看到安着轮胎的自行车时那样，赞叹不已。一天，伊夫林的女儿坐着马车行进在伦敦城一条坑坑洼洼的道路上时，因为车身突然倾斜而跌出了马车。伊夫林为女儿能平安无事感到欣慰，却没有提及乘坐马车的人都要承担的无谓风险。本杰明·富兰克林对铺路、排水、照明等问题的关注虽然平实明智，但那要等整整两代人的时间才会最终被应用到日常生活中。

这个时代充满迷信观念，非常原始，科学少有发展，还受到阻碍[129]。查理二世统治时期，英国在很多方面成绩卓著，尤其是迷信预言。比如，瘟疫就被预言了，全能的先知们还预算出它的发展[130]，这更激起了人们无限的恐慌。

“今晚，我从朝西的房间窗户向外望去，看见了一颗流星，明明灭灭，形状就像刀锋，而天空的其他地方则非常平静、晴朗。只有上帝才知道这预示着什么。我想起1640年的时候，也看到过这样的天象，大约是在伟大的斯特拉福德伯爵受审的时候，它预言了即将来临的血腥革命。我向上帝祈求，希望他回心转意。因为近来我们观察到了好几颗彗星，虽然我觉得这可能是自然现象，本身不意味着什么，但我却无法忽视它们。它们也许是神的警示，因为通常来说，彗星预示了神的责难。” [131]

在这样的年代，炼金术的存在就不稀奇了[132]。国王庄严地践行着瘰疬治疗者的角色[133]，而人们治病时非常相信所谓的偏方。从1648年4月17日开始，伊夫林生了6天病，最终，“在所有医生都尽力医治未果”的情况下，他“用小火焚烧洋甘菊，再把烟雾灌入耳中，然后便觉得人轻松了”。十多年过后，他又从凯南尔姆·狄格拜爵士（Sir Kenelm Digby）那里收到一个助消化的偏方：“取秋分时节的雨水蒸馏到极致，以此法获取的溶液极易挥发。”当然，人们对于照料小孩的方法了解甚少。伊夫林日记中记录的伦敦婴儿死亡率和他位于波士顿的同代人——塞缪尔·席沃（Samuel Sewall）法官同年在日记中记录的数据一样糟糕。约翰·伊夫林本人虽然有财有智，但他5个儿子中的4个都在婴儿时期就死去了。

查理二世时期，宫廷流行过于奢华的着装，这也是原始精神的体现。不管是从那时还是当下的角度来看，佩皮斯都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并不那么浮夸，但他日记中的常见词汇体现了宫廷时尚对他的影响。

“今天早上，我镶着金纽扣的精致纱羽披风和丝绸外套都到家了，这可要花去我一大笔钱，上帝保佑我能付得起这个数[134]……今天一早，我的兄弟汤姆把我镶银纽扣的外套带来了。因为天下着雨，我担心要是穿不成这个，今早的乐趣就要泡汤[135]……今天晚上，休尔帮我从皮姆先生那里取回了天鹅绒外套和帽子，我还是头一次拥有这种衣服[136]……我打算徒步去白厅，顺道让裁缝帮我把长外套改短（长外套已经非常过时了）[137]。”

佩皮斯早先祈求上帝帮助他偿还债务，得到了很好的回应，所以他又过了一段这样奢华的日子，账单也都是由上帝和他一起分担的。

但精益求精的国王并不满足于英式服装的精巧。到1666年，他甚至开始向东方世界寻求衣着灵感。为人严肃的伊夫林比较赞赏“波斯风格”的装束，因为他不喜欢先前的法式着装。东方服饰在宫廷流行了12年，之后，伊夫林这样写道：

“现在，不管是去城里还是去宫廷，我都会穿上所谓的背心、长外套和紧身短上衣，国王陛下规定整个宫廷都得这么穿。这样穿衣倒是帅气，也有男子气概，但很难长久保持，我们只要一激动，就会把衣服弄皱，变得不体面了。” [138]

然而，查理二世终于对当时的奢靡之风感到尴尬，他下令彻底改革，让大家都穿上简朴的套装：“黑色布料的贴身长袍，粉白色衬底，裤子上装饰黑纹褶皱边，并向下收紧，就像鸽子腿似的……非常精美大方的服饰。”这种样式的服装一直很流行，直到法国国王假意恭维，将它定为宫廷仆从的职业装为止！

但如果你认为，人们仍然喜欢游行就是原始性被保留下来的证据，那你就可能错了。总之，随着岁月流逝，这样的享乐精神渐渐在北方人身上消失了。新奥尔良、马德里和威尼斯这些城市保留了伦敦原有的传统，而如今的英国，只有南方人才会欢乐地庆祝大型节日。严肃的北方人从地图顶端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早已忘了要怎样寻欢作乐。

人们当然认为佩皮斯会非常关注大型国事庆典，但伊夫林也不遑多让。1662年1月1日，他接到邀请，参加“格兰杰亲王在林肯律师学院举办的肃穆宴会，国王和公爵等人都有出席”。同年8月23日，他见证了人们在泰晤士河上迎接新王后的盛典。“国王和王后坐在古意盎然的敞篷船中，头上支着金色的圆顶华盖，华盖由高高的柯林斯立柱[139]支撑，并饰有鲜花、花彩和花环。我坐在新造的船中，追随在他俩的大船左右。”同年11月27日，俄罗斯使节携扈从进入伦敦，全城人都挤在街上旁观。1664年10月，伦敦市长在市政厅大宴宾客，“盛况空前”，这次奢侈的宴会共花费1000英镑。伦敦城里，庆典很多，一会儿是“嘉德骑士”[140]册封典礼，一会儿是宫廷假面舞会，一会儿又有王室成员过生日。一些庆典仪式流传至今，但令读者印象深刻的，却是两者古今庆典庄重肃穆的程度有所不同[141]。英国现代庆典都较严肃，这一传统要追溯到18世纪后期。

从饮食方面来看，这是个不讲究的时代，人们总是大吃大喝。佩皮斯就常被灌醉，看到喝醉的朋友，有时还帮忙送他们回家，或者把他们从餐厅扶到卧室。一位女士曾一口气喝下一品脱半加那利酒[142]，大家都见怪不怪。人们吃的肉类和野味也很多，数量虽然惊人，但质量却没那么好。佩皮斯曾惊叫道：“巴尔基雷大人恭候在餐桌旁，为国王倒酒，这是我这一生见到过的最脏的酒了。”[143]而当他听到国王说侍从跪着伺候用餐是出于恭敬，格拉蒙却这样答道：“感谢陛下为他们找了个这么好的借口，我倒是觉得，他们是在祈求您的谅解，因为这顿饭实在是太糟糕了。”

这个时代的不讲究还体现在人们不文雅的举止中。一次，祭礼的赞歌实在是唱得太难听了，国王都因此高声笑了出来。而布道时常又很枯燥，于是朝臣们便自己去找乐子，他们在教堂里公开调情，声名狼藉。佩皮斯有次看戏的时候就很生气，因为前排的女士往后吐口水，弄脏了他的外套，但当他看到她是个美人时，便不气了。他要是和迷人的姑娘待在一起，准会乐滋滋地跟她们玩闹起来。她们太可爱了，所以他忍不住想与之吵一架——而他这么做明显是要取悦她们。

如果人们全都举止粗鲁，自然会引发惊人的暴力—— 现今社会里，人们因为想变得体面或害怕法律，约束了自己的野蛮兽性。然而，几乎所有人身上都残存着原始的热情，所以人们喜欢击碎东西。孩子们在还依赖玩具的年纪就表现得特别明显。成人压抑了这种冲动，有时把它高贵化、规范化，万圣节就是这样一例，而美国脚夫（加注）则是另一例。镜子的发明给人们提供机会，击碎东西，从击碎磨边镜和桌面装饰的上等人，到砸碎商店玻璃和街边路灯的流氓，各个阶层的人都喜欢这么做。但17世纪英国的情况，突出了我们现今受到的限制之多。克伦威尔的追随者就曾非常放肆，难怪塞缪尔·巴特勒会这样描绘他们：

他们的信仰

建筑在长矛和火枪之上，

他们用精准的火炮

解决所有纠纷；

并以乱敲乱砸的行为

维护自己的信仰；

到处是火海、杀戮和废墟，

这便是神圣而彻底的革命。[144]

以暴力解决问题的方式可不仅限于宗教之争。人们在文学讨论中碰到不同观点时，也同样表现得很野蛮。在讨论一本书的时候，为了有关艺术鉴赏的问题，人们大都倾向于“打击他的对手”。为了在争论中获胜，人们可不会就事论事，而是会向对手展开人身攻击，嘲笑他们的智力和生平事迹，以羞辱对手。德莱顿曾写道，他的一些对手是“卑鄙文人”，希望自己“被他们和其追随者憎恨”，并盼着他的庇护人因为同样的理由钟爱自己，他这么说还算是笔下留情的。

和清教的圣像破坏者相比，拥护王政复辟的寻欢作乐者当然也一样糟糕。他们的放荡行为和那些破坏宗教雕刻、塑像和教堂玻璃的举动不相上下。就因为他们，夜晚的街道变得盗匪横行，异常危险。他们以此来复仇、谩骂或是随便找乐子。王室的走狗是他们背后的始作俑者。正因如此，有人表示轻微的不满之后，权贵们就勃然大怒，接着众人便对受害人嘲笑讥讽，群起攻之，于是，受害人便沉默了。1679年的晚上，德莱顿在离开威尔咖啡馆回家的途中，被一群暴徒袭击，丢脸的却是诗人本人，而不是可能的背后教唆者——罗彻斯特伯爵。不过也可能是后人夸大了那时的花花公子的放荡暴行，瓦尔特·比桑特爵士就是这样认为的，尽管他曾这样引用了盖伊的《琐事》：

听到那些贵族流氓的名字，谁能不发抖？

哪个巡街的守夜人，

可以逃过他们的殴打？

在流着脏水的雪山街[145]，

我曾与他们的暴行擦肩而过；

女人们自此以后

都惊恐地躲在木桶里。[146]

但我们绝不能说，因为这些浮于表面的行为，那时的伦敦就和清教时期的伦敦截然不同了。两个时代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它们注重的东西不同。这就像是拥有相同父母的两个孩子，在母亲眼里，他们性格的区别一目了然，但外人却基本只看到相似的外形、声音和姿态。两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这些外人仍能透过历史，从中发现一些东西，那就是分别在1600年和1650年威胁和搅乱英国的两个因素，它们盘踞在伦敦城中，再次相遇却再未融合。查令十字街的西南方向，有个聚居地，这里的人们大概会沾沾自喜地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埃瑟里奇曾这样记录他眼中的这种标准生活方式：

“一个入世的绅士，穿着得体，擅长跳舞，精通击剑，会写情书，并有副好嗓子。他总是温柔多情，非常诚实，但并不固执。” [147]

但在白厅东面的老城区，思想保守的清教徒依然顽强地幸存了下来。当然了，失败者总是更难遗忘过去。时间治愈伤痛，而胜利和财富则是它的得力助手。所以，看到克伦威尔·布拉德肖和埃尔顿[148]的尸体被挖出，清教徒们就会想起他们当年的隆重葬礼[149]。重开剧院和重新允许人们斗熊的举措更让他们忍不住要出声抗议。有人为《巴托罗缪集市》[150]时隔25年后的再次公演欢呼喝彩时，清教徒可无法置若罔闻——这可是部嘲讽过清教徒的戏剧。另一方面，胜利者也会恶毒地讥讽过去。直到1672年，他们还在羞辱勇武的海军军官桑威奇勋爵，挖他复辟时期的旧账[151]。数年之后，德莱顿的政敌重印了他早先献给克伦威尔的诗歌，只为给他最大的打击。

彻底沉寂了18年之后，又是在1660年，剧院终于重新开放。那时，伊丽莎白时代的所有主要剧场都被废弃了，其中大部分还惨遭破坏。在两家新公司的共同努力下，国王剧院得以重新开张。它就屹立在河岸街以北靠近查令十字街的德鲁里巷中。随后，公爵剧院在林肯协会广场开业，离北区和东区都很近。起初，戏剧本身也为迎合王政复辟时代的观众，做了改编。对当时的第一批观众而言，剧院环境似乎得到了改善。佩皮斯写道：

“现在的舞台……比过去好上一千倍。现在安上了很多蜡烛照明；而过去只有不超过3磅的牛油；现在，大家彬彬有礼，没有一点粗鲁的举止；过去这里嘈杂喧嚣，只请了两三个小提琴手；现在，他们请了九到十位最棒的小提琴手；过去垃圾满地，到处都很脏，现在就完全不同了；过去，这里基本见不到国王和王后的身影，现在，不仅国王会来，而且，所有的文明人都认为他们可以来。”[152]

也许，导致剧院添置很多蜡烛的结果是，剧院的开演时间从下午3点调到了6点。至少，在艾迪生的时代就是如此。于是，林肯律师学院学生们在旁观者俱乐部待到下午5点，便开始“擦鞋，给假发抹粉”，顺道去威尔俱乐部逛逛，等到德鲁里巷剧院开场，他们就去看戏[153]。艾迪生所在的时代拥有更多的剧院，比如科文特花园剧院、干草市场剧院、歌剧院和古德曼广场剧院。

然而，所有这些改善都投进堕落退化的戏剧里去了，即使是在威廉和玛丽二王以及安妮女王的统治时期，也仍然可以感受到查理二世的负面影响。戏剧素材取之不竭：放浪生活中的浪漫情事、社会各阶层对立所引起的强烈矛盾、华丽的宫廷和壮观的法院、人们对瘟疫和大火这种大灾难生动悲情的回忆、英国与欧洲大陆敌对国之间周而复始的紧迫斗争以及时间、文化、对写作的热爱，凡此种种，应有尽有。只要人们抱着真诚、深刻的态度去创作，这些素材就能组合成伟大的戏剧。但没有人这样做。

剧院重开的第一年里，佩皮斯去看的绝大多数戏剧都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作品。他曾多次观看《亨利四世》、《温莎的风流娘们》[154]、米德尔顿的《换子疑云》 以及博蒙特和弗莱彻的《傲慢的夫人》。在第一批新生代剧作家中，威廉·戴夫南特的作品不止一次吸引了他的注意。然而，佩皮斯在他1660年8月以后的当年日记中随意记录了17部戏，其中只有2部是由王政复辟时期的剧作家创作的。德莱顿的戏剧生涯要到1664年才获得成功，而让人难过的事实是，他写的戏不仅在风格上随大流，内容上也是一样。他为自己一首颂词的辩解也可以适用于他所有的戏剧作品：“我随波逐流，身下的波浪其势难挡。 [155]”

当时，尽管剧院欣欣向荣，但文人们普遍认为，在这种环境下，人们不能指望从威彻利后来的讽刺作品中看到“康格里夫机智的对话和幽默的玩笑，范布勒真诚的赞美，以及法夸尔[156]恢宏的想象”。和普林相隔两代人的杰里米·科利尔（Jeremy Collier）追随着他的脚步，狠狠地抨击戏剧[157]。而艾迪生也以他消极的方式，表达着不满。大家可以查看他在《旁观者》杂志中对戏剧的评论。我翻看了200篇这样的文章，它们证实了我的说法。他常常谈到意大利歌剧，也曾写过一系列短篇讨论古典戏剧，但对当代戏剧和剧作家，他只字未提。

要谈论1681年那些有争议的讽刺大作，就很难不迷失在政治细节的迷宫之中。那一年，查理二世为蒙茅斯公爵和沙夫茨伯里领导的反对势力所困。为应对这种情况，表达自己对王党的坚定支持，德莱顿假托圣经典故，写下一篇影射现实问题的讽刺诗（这种创作手法已有先列），颇为精彩[158]。德莱顿这么做可谓是驾轻就熟，十分自然。他之前在流行戏剧上大获成功之时，或者以后在已然固化的古典作品翻译圈取得杰出成就之际，也是那般轻松自然。他描绘生动，言辞犀利，使得处于政治旋涡中的伦敦在讽刺文学中永垂不朽。沙夫茨伯里拥有狂热的支持者，当他从伦敦塔中被释放出来后，他们还做了一枚纪念章。德莱顿由此得到灵感，创作出第二部讽刺诗——《纪念章》，借以讽刺煽动性的言行。《押沙龙和阿齐托菲尔》第二部依然在讲政治形势，它和德莱顿之后的作品——尤其是1687年的《牝鹿与豹》，组成了一个系列。对了解历史背景的人而言，这一系列非常有趣，但对于偶然读到这些诗歌的读者而言，想单靠文本细读来获得阅读之趣是不可能的，只会感到困惑。这些作品的优点即是它们的缺点—— 要读懂它们，人们必须详细了解作品中提及的社会问题。

德莱顿后半生，伦敦城里新建筑林立。伦敦大火过后，很多人马上提交了较为正式的城市重建规划，其中最重要的两份来自伊夫林和韦恩。所有这些规划都被否决了。现在的伦敦人可能会觉得高兴，因为旧城区的街道被保留了下来，或者会觉得遗憾，因为伦敦城没有被重建为巴黎那样整齐划一的都市——这取决于我们看问题的角度。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即使伦敦城广大被毁地区没有按照某个设计师的标准规划来重建，但重建中的伦敦依然留下了该设计师的天才作品。比如，和画家鲁本斯以及木雕艺术家葛林林·吉本斯（Grinling Gibbons）一样对事业孜孜不倦的克里斯托弗·韦恩，他很快就被任命为“全市重建工作的测量总监和首席设计师，负责圣保罗大教堂等所有教堂及其他公共建筑的重建”。韦恩持续工作了40年之久，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监测员，并协助修建了温莎城堡，还参与建设了牛津、剑桥等地区的建筑，这些成就足够令普通人满足了，可他同时还设计完成了伦敦大火纪念碑，新的圣保罗大教堂、52所教区教堂、30个商业大厅和许多私人住宅。你要是在伦敦塔和查令十字街之间，或者泰晤士河与伦敦城墙（抑或霍尔本街）之间的地区散5分钟步，只要不故意避开，就能看到一个或数个韦恩设计的建筑。那些年里，新建的商店和住宅具有崭新的风格。以往的房屋是木质结构，向外凸出，还饰以繁复的花纹和装饰。如今，它们被非常规整的石质、砖头或塑料房屋取代。老式房屋仍散见于各处，比如霍尔本街的斯特伯律师学院（Staple Inn），还有内殿门房的正门建筑，但像德莱顿住过的爵禄街一般生硬严肃的风格才是主流，这表明新的秩序已经建立起来了。

到1700年，由于城市的稳步扩张，伦敦的人口增至75万。如今，伦敦的重建区包括“从格雷律师学院到圣殿教堂的法学区。河岸街以北的街区里，到处是咖啡屋、酒馆、剧院、大集市和住在那里的居民”。伦敦城外围，伦敦塔东南方向的白教堂附近，有个工匠区。伦敦塔以西还有个被主城、威斯敏斯特、海德公园和牛津街环绕的贵族区。泰晤士河的对岸，伦敦大桥和圣乔治大教堂之间，是四通八达的繁忙商业街。河岸边，从巴黎花园（Paris Garden）到罗瑟希德，都排满了房屋。那时的伦敦已经发展成由数个各具特色的城镇组成的大都会，具备了现代都市的雏形。据统计，1700年的伦敦，除去主城和威斯敏斯特区，还包括46个其他区域。

参考阅读

传记和社会历史类

瓦尔特·比桑特（Walter Besant），《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伦敦》（London in the Time of the Stuarts）。

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1660年之后的《日记》（Diary）。T.B.麦考莱（T.B.Macaulay），《论德莱顿》（Essay on Dryden），出自1828年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1828。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日记》（Diary）。

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德莱顿生平》（Life of John Dryden）。

应景诗歌

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英雄诗章，哀悼奥利弗·克伦威尔之死》（Heroic Stanzas on the Death of Oliver Cromwell），第十三章；《伸张正义，迎接查理二世国王回归》（Astraea Redux，A Poem on the Restoration of King Charles II），第十三章；《奇迹年》（Annus Mirabilis: The Year of Wonders，1666），第十三章。

罗彻斯特伯爵（Earl of Rochester），《恭迎神圣的陛下回归》（To His Sacred Majesty on His Restoration），第十章。

讽刺类和描述类

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剧院》（The Play House），第二十三章。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讽查理二世时期的放荡》（Satire on the LicentiousAge of Charles Ⅱ），第七章；《讽赌博》（Satire upon Gaming），第七章；《议会之歌》（Ballad upon the Parliament Which Deliberated about Making Oliver King），第七章；《奥利弗·克伦威尔之歌》（A Ballad in Two Parts. Conjectured to Be on Oliver Cromwell），第七章。

杰里米·科里亚（Jeremy Collier），《简评戏剧中的不道德和亵渎之处》（Short View of the Immorality and Profaneness of the Stage）。

罗彻斯特公爵（Earl of Rochester），《伤残浪荡子》（The Maim'd Debauchee），第十章。

（以上提到的作品或文章见约翰逊的《英国诗人》：1779—1781年）。

小说（具体小说内容见参考小说阅读附录）

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海盗》（The Pirate）第七章。

戏剧

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马丁·马罗尔爵士》（Sir Martin MarAll）（1667）；《林贝汉姆》（Limberham）（1678）。

乔治·埃瑟里奇（George Etherege），《摩登人物》（The Man of Mode）（1676）。

托马斯·奥特韦（Thomas Otway），《士兵的命运》（The Soldier's Fortune）（1687）。

托马斯·沙德韦尔（Thomas Shadwell），《幽默家》（The Humourists）（1671）；《吝啬鬼》（The Miser）（1672）；《尼古拉斯·吉姆夸克爵士；阿尔塞西乡绅》（Sir Nicholas Gimcrack; The Squire of Alsatia）（1688）；《夜游者》（The Scowrers）（1691）；《志愿者》（The Volunteers）（1693）。

威廉·威彻利（William Wycherley），《会跳舞的绅士》（The Gentleman Dancing Master）（1671）；《林中之爱，或者圣詹姆士公园》（Love in a Wood or St. James Park）（1671）；《老实人》（The Plain Dealer）（1674）。

威斯敏斯特厅内，詹姆斯二世加冕礼。F. 桑迪福德，1687

圣布莱德教堂，舰队街（克里斯托弗·韦恩，建筑师）（选自照片），圣玛丽教堂（克里斯托弗·韦恩，建筑师）（选自照片）

[114] 这首诗题为《英雄诗章》，由约翰·德莱顿作于1659年。

[115] “这天……那些主要的反叛者，诸如克伦威尔、布拉德肖还有埃尔顿等人的尸体，都被从他们豪华的坟墓中掘出，送到泰伯恩刑场，挂在绞刑架下……然后又被埋入深坑，上面还竖着侮辱性的墓碑。”

[116] 节选自《伸张正义》21—25行。

[117] 选自《加冕颂》第89行。

[118] 选自《奇迹年》第241诗节。

[119] 博蒙特和弗莱彻是和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戏剧家，两人合作写过很多戏剧，在当时负有盛名。

[120] 托马斯·沙德韦尔：德莱顿时代的剧作家，英国桂冠诗人之一。

[121] 丹纳：法国史学家兼文学评论家，实证主义的杰出代表。

[122] 汉密尔顿：著名的《格拉蒙伯爵回忆录》的作者。

[123] 详见《佩皮斯日记》1662—1663年1月、2月8日、2月17日，1663年11月9日，1664— 1665年2月21日已经1667年7月29日的记载。

[124] 详见伊夫林日记1661—1662年1月6日，1671年10月9—10日以及1671年10月21日的记载。

[125] 按照基督教传统，周日是安息日，要做礼拜，不得游戏放纵。

[126] 这段文字记录了查理二世临死前六天的一个场景，六天之后，查理二世就去世了。

[127] 详见伊夫林日记1684—1685年2月4日。

[128] 详见上一章第44页，以及第50—56页。

[129] 要详细探讨这个问题，请见爱德华·艾格尔斯顿的《文明历程》第1章、第2章。

[130] 详见笛福的《大疫年日记》，鲍恩版，第17页。

[131] 详见伊夫林日记1680年12月12日的记载。

[132] 见伊夫林日记1651—1652年1月2日的记载。

[133] 那时的人们相信，被国王碰触一下，就能治好瘰疬。同见伊夫林日记1660年7月6日的记载。直到1710—1720年，约翰逊博士的童年时期，这种方法仍然存在。

[134] 详见佩皮斯日记1660年7月1日的记载。

[135] 详见佩皮斯日记1660年7月5日的记载。

[136] 详见佩皮斯日记1660年8月29日的记载。

[137] 详见佩皮斯日记1660年10月7日的记载。

[138] 详见伊夫林日记1666年9月18日和30日的记载。

[139] 科林斯柱式是西方从文艺复兴时期盛行至今的五大柱式之一，柱顶装饰毛茛叶纹，柱头状似花篮。

[140] “嘉德骑士勋章”是英王授予骑士的最高荣誉，具有悠久的历史。

[141] 详见W.D.豪威尔斯1905年出版的《伦敦画卷》第三章——“国事庆典和其他庆祝”。

[142] 加那利酒是一种产于加纳利群岛的白葡萄酒，16、17世纪流行于英法的宫廷。

[143] 详见佩皮斯日记1666年7月25日的记载。

[144] 塞缪尔 · 巴特勒（ S am u e l Bu t l e r） :17世纪文人，著有长诗 《 胡迪布拉斯 》（Hudibras），以上诗句选自长诗的第一部，195—202行。

[145] 雪山街（Snow-hill），伦敦城里的一条街道。

[146] 以上文字出自盖伊的戏剧《琐事，行走在伦敦街头的艺术》第三幕326—332行。沙德韦尔的《夜游者》和盖伊的戏剧相互呼应。诺曼·皮尔森（Norman Pearson）在他的《18世纪英国社会素描》中的第一章——“夜游者和贵族流氓”里，也详细记叙这种场景。

[147] 选自戏剧《摩登人物》第1场。

[148] 详见伊夫林日记1660年9月30日的记载。

[149] 详见伊夫林日记1651年3月6日和1658年10月22日的记载。

[150] 《巴托罗缪集市》是戏剧大师本·琼森的代表作之一，戏剧背景设定在伦敦的主要集市——巴托罗缪集市上，刻画了伦敦市民的众生相。

[151] 详见伊夫林日记1672年3月31日的记载，“我承认，他年轻的时候曾效力于暴君克伦威尔，做他的战士，但那只是为了挣钱，他并没有作恶。当听到陛下要回归的消息，他很高兴，第一时间调回了他驻扎在桑德海峡的舰队，来恭迎陛下”。

[152] 详见佩皮斯日记1666—1667年2月12日的记载。

[153] 详见艾迪生和斯蒂尔合办的杂志——《旁观者》第2期。

[154] 《亨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娘们》是莎士比亚的著名剧作。

[155] 摘自德莱顿《写给阿宾顿伯爵的信》，也是他为纪念阿宾顿伯爵夫人而创作的诗歌——《埃莉诺》的序文。

[156] 威彻利，王政复辟时期英国喜剧作家，擅长讽刺和批判社会的虚伪；康格里夫，风俗喜剧的代表性作家之一；范布勒，剧作家；法夸尔，爱尔兰喜剧作家。

[157] 详见科利尔1608年所作的《简评戏剧的伤风败俗和亵渎上帝之处》。

[158] 这首讽刺诗即是下文提到的《押沙龙和阿齐托菲尔》，它以圣经中押沙龙和朝臣阿齐托菲尔反叛大卫王的典故，影射查理二世私生子勾结朝臣反叛父亲的不义之举。

艾迪生的伦敦

如果说，1666年的伦敦就像是刚跑完长跑的运动员，那么1700年的伦敦就是一夜放纵后精疲力竭的花花公子，终于开始严肃地自省。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放浪形骸之后，有这样的心态也很自然。这五十年来，英国一直不乏有识之士，但他们只是被忽视的少数群体。在那个无疑既喧嚣又放荡的时代之中，《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159]问世了，但《天路历程》实际上并不是写给所有英国人的，它要指导的仅是一个被忽略的群体。直到1710年左右，国内的风气才发生了转变。这一变化并不彻底，也绝非突然，这也是常理。真正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文学作品还要等上数十年才会产生。而艾迪生时代的文学作品受他本人影响颇深。与过去的作品相比，它们严肃深刻，但和以后的作品一比，又比较肤浅了。

这代人变得更有思想之时，也便不再那么任性了。这时，大众读者群开始出现。关注文学的人增多，这点极其重要，最终，在100年的时间里，公众为文学提供了稳定的市场，也让作家能体面地创作，于是，古老的文学庇护制[160]就被淘汰了。然而，开始的时候，文学的流行也刺激了庇护者们加大支持的力度。要知道，任何艺术的背后金主——那些有钱有势的绅士们支持文学创作，都是为自己的名声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关注增加，他们也更乐于出钱，而18世纪之初的大众是很乐意捧场的。

文学赞助有多种形式：可能是直接资助，或为穷困的作家提供食宿；也可能是认可优秀的作家，或聘用他们从政；又或者是在文学圈内部为即将出版的作品宣传造势，招揽读者。蒲柏[161]就是这样确保了他翻译的《伊利亚特》 的销量，挣了一笔钱——他也是第一位不靠创作戏剧赚钱的英国作者。而斯威夫特[162]则要依靠权贵，而不是政治职务，来满足自己。萨克雷[163]曾引用过肯尼特主教的一段话，来介绍斯威夫特：

“祷告仪式前，我走到前厅（宫廷里的前厅）等待，看到斯威夫特博士正忙着交谈、理事，格外引人注目。他恳请阿伦伯爵向他的兄弟奥蒙德公爵游说，帮一位牧师求得职位，又答应索罗尔德博士，去向财政大臣确认他可以得到200磅的年薪（索罗尔博士是常驻鹿特丹的英国国教成员）。他叫住了带着红提包走向女王殿下的F. 温格阁下，说要转达财务大臣的话。他掏出金怀表，看看时间，抱怨说已经太晚了。有位绅士说他太性急，他答道：‘我有什么办法呢？朝臣们给我的表不准啊。’接着他又告诉一个年轻贵族，英国最好的诗人就是蒲柏先生（一个天主教徒），现在，蒲柏先生开始翻译荷马史诗了，让他们都来预订。‘因为，’他说，‘如果我不为他筹够一千基尼[164]，他就不出版。’财务大臣辞别女王后，到前厅叫走了斯威夫特博士，他俩在祷告正要开始前一起离开了。”[165]

其他许多文人才子也都担任公职。斯蒂尔[166]身兼四个不同的国家公职；盖伊[167]是克拉兰敦伯爵的秘书；约翰·丹尼斯（John Dennis）[168]在海关任职；普莱尔和蒂克尔都是副国务卿，也都身兼他职。艾迪生的履历读起来就像本当代内阁大臣名录：“申诉专员、副国务卿、爱尔兰总督秘书、爱尔兰文史记录官、贸易大臣以及首要国务大臣之一。”所有这些职务无疑都是他应得的，但他之所以能获得这些，是因为他赢得了读者的支持。

然而，当使用“伦敦读者”或“读者大众”这样的词语，我们得小心，不要误导他人。因为和今天相比，18世纪早期的文学在内容和诉求上都非常不民主。事实上，取代堕落的戏剧，成为主流的新生说教诗歌和散文并不那么受欢迎。一位律师助理更有可能买票去看《野蛮求爱者》，而不是买一本《致阿布思诺医生书》[169]或一份《旁观者》报。艾迪生虽然有社会号召力，但他在公众眼中不过是“带着假发的牧师”而已。让我们听听他是如何布道的：“别让鲁莽的风头盖过谦逊”，“避开愚昧的迷信”，“戒掉决斗的习惯”，“吃喝要有节制”，“要记住，幸福喜爱幽闭，浮华喧嚣是它的敌人”，“讲话要客气”，“不要玩罪恶的游戏，珍惜友谊，培养艺术情操”。这些都是愉快、合理、健康、无害的教条。并非只有艾迪生一人如此，学者中的浪子斯蒂尔也写过《基督教徒的英雄》一书。而蒲柏写过数百行得体的双韵诗，讨论人类、自然、诗歌和评论——都是一些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数十年来没人想过要这么写。斯威夫特以刻薄激愤的言辞做着类似的事，但表达形式与别人完全不同。对大多数人而言，生活变得更为优雅、精致了。人们发现，在处理紧张的人际关系时，吵闹和骚动并非不可或缺。

蒲柏、艾迪生和他们的追随者所创造的，是一种温文尔雅的文学。它效仿古典模式，基于“一点学问”之上。这种将客观生活虚构化的文学，通常刻画的都是少数特权阶层，也是为他们而写的。盖伊的《乞丐歌剧》是个消遣，他的《牧羊人之周》表面上讲英国农民，实际是一种滑稽剧[170]，而他在《琐事》中提到普通街道和平常人，也只是为了对比。蒲柏的读者也在上流社会，他的创作素材同样取自那里。他诗中描绘的森林、田野、溪流和说着优雅语言的牧人，大都是文学的虚构。而他的主要叙事诗[171] 写的却是琐碎的社会口角，全诗的精巧结构与它的人文内涵完全不相称。

而且，《旁观者》报视野也相当狭窄。要是有人长时间翻阅其中的散文，就会发现，它里面提到的人或事，全都围绕着英国特权阶级或上流社会展开。艾迪生评论的都是些老生常谈的话题——熙熙攘攘的人群、歌剧、对派对的过分热衷、女性的发饰，其中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内涵。它们可以是任何时代的话题。而它们在18世纪初如此盛行是有特殊原因的：

“据说，是苏格拉底将哲学拉下神坛，让它栖居人间。而我决心要把哲学带出书房和图书馆，带离学院和大学，使它在俱乐部、议会、茶馆和咖啡屋里安营扎寨，这样，我也能为人称道了。”

艾迪生也曾这样说道：“我想看到的是，不仅文人学者觉得文学有趣，其他所有有闲、有钱阶层也会觉得它有趣。当然，任何正常人都不会认为，我会对‘大众’抱有任何期待。”

这一时代以咖啡屋和俱乐部最具盛名。它们产生于多年之前，18世纪初最为盛行，并最终脱离了原来的形态。咖啡传入英国的时间比烟草晚近一个世纪，1637年5月10日，约翰·伊夫林在日记中提到一个叫纳桑尼尔·科诺皮欧斯（Nathaniel Conopios）的希腊人，说“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位喝咖啡的人，这种风俗30年后才传入英国”。英国最早的两家咖啡屋分别建于1652年和1656年，接着便有了詹姆斯·法尔咖啡屋[172]。人们常抱怨它不讨人喜欢，因为“味道难闻”，而且火炉“几乎不分昼夜”地燃烧，有引起火灾的危险。后来，有教养的文人重新对咖啡青睐有加，只因它含有刺激成分，效果很棒。这多少会引起争议。但和关于它成分的讨论比起来，有关它造成的社会影响的评判更为重要。某些本国工业保护者很快就反对咖啡的流行，因为它妨碍了啤酒工业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国内的农业。1674年，有人撰文猛烈抨击咖啡，文章标题为“女性抗议咖啡的请愿书”，文中写道，喝咖啡助长了男人的懒惰和饶舌，并导致他们“浪费时间，烫伤自己，还把钱都花在这种量少、低劣、漆黑粘稠、肮脏苦涩和令人作呕的臭泥水上”。一种引发这般敌意的流行风俗，自然不缺辩护者。1667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一首打油诗，其中几句这么写道：

咖啡屋是个包罗万象的宇宙

我觉得它前所未有，

在那里花个一便士

也许你就能成为学士。

而剑桥大学的约翰 · 霍顿教授 （ Professor John Houghton）在他的文章《为咖啡辩护》的结尾，给予了咖啡最高的赞誉，他这样写道：“咖啡是保持健康的圣殿，培养节制精神的温床，它使人节俭、文明，还无偿教人机巧善辩。”

很多留存下来的插画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咖啡馆的内部结构：整齐地铺就着细沙的地面、不铺桌布的桌子、绘画和盘子、柜台后着装整洁的女服务员、屋里燃烧的明火还有在火上嗞嗞作响的咖啡壶，所有这些都让人觉得闲适、安逸。而在当时更为常见的书籍资料证明，吸烟、喝咖啡这些不过是顺带，对咖啡店常客而言，真正重要的是交谈。当代伦敦，这样的风俗在诸如“柴郡干酪”酒馆那样故意做旧的酒馆中还能见到。此外，朴素的牛排饭馆也保留了古风。这种小饭馆是很多朴实的商业区的特色之一[173]。这里有直椅和不铺桌布的桌子，有常被翻阅的，有时会带着食物印迹的报纸，还有聚作几处，高谈阔论的主顾，这些主顾明显很熟悉饭馆，和服务员以及其他主顾也很熟，而且这里的价格也和旧时一样公道。

要进咖啡馆得花1便士，点杯茶或咖啡要再花2便士。店主会给咖啡馆的常客打折，还会为常聚到一起的一帮朋友空出专门的桌子或包间。因为人们可以在咖啡馆预定政府公报和其他期刊，所以艾迪生才能大胆估算出每期的一份《旁观者》都有20名读者。但咖啡馆引以为豪的传统并不是独自阅读，而是交流意见。因为人只有在亲密的伙伴中才能完全放开，进行真诚的对话，所以大多数咖啡馆自然而然成了非正式俱乐部的活动中心。事实上，当时所有的社交积极分子都分属1~4个这种开放的俱乐部，并是那里的常客。日复一日聚集在某个咖啡馆的团体为那里增添了特色，他们中的很多人还认团体中的某人为领袖。这位领袖以不俗的谈吐掌控着大家的讨论，而且为他们常光顾的咖啡馆带去很多生意。德莱顿便是这样主宰威尔士俱乐部的，而艾迪生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温和地领导着巴顿俱乐部。

《记大不列颠一段简明、愉快的历史》一书的作者很好地记录了个性相异的人们是怎样组成不同的俱乐部的：

“在靠近皇宫附近的怀特咖啡馆、圣詹姆斯咖啡馆和威廉咖啡馆里，人们的主要话题是军事装备、香料、赛马、着装和抵押贷款；可可树咖啡里的人爱谈贿赂和腐败、邪恶的大臣、政府的错处；查令十字街附近的苏格兰咖啡馆里，人们热衷讨论房屋和抚恤金；比武场咖啡馆和青年咖啡馆的人谈论挑衅的行为、荣誉、满足感、决斗和冲突……圣殿教堂周围的咖啡馆里，人们讨论的话题主要有法律条文、花销、抗辩、反驳和免责条款；位于舰队街的大卫咖啡馆和韦尔奇咖啡馆里，人们在说出生、家谱和血统；孩童咖啡馆和查皮特咖啡馆里的主要话题是耕地和赋税；阿德文森咖啡馆，说的是教区和讲师职位；……哈姆林咖啡馆，则谈论着婴儿洗礼、平民的晋升、思想自由、选举以及被上帝摈弃之事……而皇家交易所一带的所有咖啡馆则是商人们的聚集地，他们在那里处理生意，并总是飞快地谈论着股票交易、撒谎、诈骗，怎样骗寡妇和孤儿，怎样从公众那里巧取豪夺等事。”[174]

德莱顿时代最著名的俱乐部是位于科文特花园罗素街上的威尔士俱乐部。在司各特的小说《海盗》中，行吟诗人克劳德·哈尔克罗（Claude Halcro）对该俱乐部赞不绝口，因为这样的经历对他而言太稀奇了[175]。但到了艾迪生时期，就在威尔士俱乐部对面的新开咖啡馆中，巴顿俱乐部成了最受欢迎的所在。在它成立后两年，1714年，一出戏剧提及了这样的新旧易主。[176]

“真才先生：这里一点没变，和我还在威尔士俱乐部时一模一样。但快告诉我吧，先生，旧时的传统是否还在？现在，人们是否还在这里和威彻利以及其他主要诗人一起，享用咖啡和茶水，然后成为文人才子？

弗里曼：不不，自你离开后，情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巴顿俱乐部才是文字才子齐聚一堂的地方，时下，所有的年轻文人每夜都造访那里，以使他们自负的头脑变得理智、聪明起来。”

蒲柏经历过两代王朝的兴衰，德莱顿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被带进了伦敦城，而艾迪生后来也经历了很多事。按照惯例，蒲柏也应该是咖啡馆的常客，但他并不适合咖啡馆的氛围。他身有残疾，跟不上别人的步伐，且他天生易怒，不能像常人那样，忍受、迁就他人的不拘小节。妒忌和怀疑将他卷入一系列争吵之中。其中之一便是和安布罗斯·菲利普斯的口角。蒲柏称安布罗斯为“写牧歌的野蛮人”，两人在巴顿咖啡馆大吵一架，不欢而散。数年之后，菲利普斯和蒲柏所写的一系列牧歌被汤森收入他编纂的合集的同一卷中。虽然两人性格迥异，评论家们对他俩的作品也是各执一词，但蒲柏的固执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了，他将艾迪生、斯蒂尔和盖伊都卷进了纷争里。克莱·西柏的一封信可以证明，这个1709年点燃的争斗火苗后成燎原之势，直到数年后才得以平息：

“当你还在巴顿俱乐部消磨时光的时候，就已因为那些挑衅的讽刺诗而臭名昭著了；你的脾气是那么臭，基本每个宣称自己有才的绅士都遭受了你的嘲讽，你曾称其中一人为‘写牧歌的野蛮人’，这位绅士非常讨厌你，他在包间门口放了根桦木手杖，只要你一进来，他就取了手杖离开。你受到的惩罚本和你诗歌中的机巧相称。但你还是不停地写，不停地树敌，直到终于因为这些诗歌被撵出了咖啡馆。”[177]

如果当代读者质疑是否真有人喜爱这种争斗，他可以在小说中查证事实的真相，像罗杰·科弗利爵士这样的名士也会“在公共咖啡馆踢布里·道森一脚，因为布里称他为小伙子”。[178]

就像之前说过的那样，配备报刊是咖啡馆的重要特色之一。最新的外交事件和议会动态是大家热议的话题，而这种习惯又刺激了人们对报刊的需求。“那时候的人是那么蠢，”早在1680年，首席大法官斯科罗格斯在审理一宗案件时曾说道，“他们不肯花1便士给孩子买面包，却拿这钱去买报刊；新闻的诱惑力太强了，以至于没人口袋里能剩下2便士。”面对这种情况，官方的反对也是徒劳。查理二世执政末期，他的一些尝试使得《授权法》被迫中止[179]，与此同时，他还迅速撤销了一项打算关闭咖啡馆的法案。终于，到1695年2月，所有试图重新审查报刊杂志的努力都终告失败。报刊出版业自此开始欣欣向荣起来。

报刊种类几乎立刻就变多了。到1709年，共有18种不同的期刊在伦敦发行，于是，人们每周可以看整整55份报刊。周一、周三、周五每天有6种期刊供人选择；周二和周四每天有12种；而周六有13种。这些期刊间的竞争导致盗版横行，滋生了一批薪酬很低的雇佣文人和一种巷间“小报”。这些小报擅长“抄袭”，遭到质疑，幸好艾迪生和斯蒂尔创办的《闲谈者》和《旁观者》高雅节制，大大冲淡了这种小报的影响。这些小报肆无忌惮地诽谤他人，用词肮脏下流，因此受到来自各方的严正抗议。斯威夫特就不用说了，他称这些雇佣文人“流氓”和“疯狗”；女王用的则是“扰乱治安的报纸”“狡猾的人”这些比较文雅的词；艾迪生虽不擅骂人，但也称他们“诽谤之子”，末了还加上一句“卑鄙的文人”。而蒲柏咒骂他们污秽不堪，算是最抬举他们了。在他的《愚人颂》第二卷，蒲柏依次谈及数位这样的文人，并着重讽刺了阿诺尔——“最肮脏的下流胚”。他是这样描写那些难以区分的乌合之众的：

接着出现了一打薄纸，

每张背后都站着位病恹恹的兄弟；

短命鬼啊！只知道随波逐流，

然后与浑身污泥的小狗混为伍。

你问他们的名字？

要我说他们的名字，

不如说那些瞎眼狗的名字。

而奥斯本妈妈端坐在上，

就像个尼俄伯[180]，完全是石头一块，

他是那般厚颜无耻，甚至还说：

“这些啊，哦，不！这些是公报！”[181]

我在上文已经提过，成功的作者会取得较多报酬。这群雇佣文人的处境通常就很悲惨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住在格拉布街[182]，生活穷困潦倒。这个可怜的小街区几乎与高贵之事沾不上边。一开始，因为它靠近炮兵街战场和芬斯伯里战场，所以那里住着很多弓弦匠人。接着，赌徒们搬了进来。17世纪，这些赌徒被一批最不温和的新教徒挤了出去。最后，这里由诗人、评论家和小册子作者占据，他们组成了“格拉布街合唱团”，去窃取近邻的荣光。诚然，他们毫不起眼，道德败坏，只为工资或仇恨写作。当人们读到以下诗句勾勒的场景，也不会多同情他们[183]：

他目光炯炯地看着

锈迹斑斑的冰冷壁炉；

剩下的啤酒和面包上已然长毛

壁炉边躺着五个摔碎的茶杯；

睡帽，而不是草帽，遮住了他的前额，

黑夜的帽子——白天的袜子！

但我还是要谈谈他们，因为他们是文学史上的污点，让人鄙夷，遭人辱骂，于是沉默失声。最初，这些雇佣文人的仇敌多是有话直说的：

这些笑话比熊园里的还要粗鄙，

从格拉布街流出的诗则比傻子唱的歌还差。[184]

然后，“格拉布”一词便成了坊间小报的代名词，人们对此心照不宣。“我听到有人在街头叫卖报纸，但这报纸太像格拉布小报了，所以我就不买给你了。”[185]最后，这种含沙射影也消失不见，“格拉布”成了中性词，比如在这句反语中就是如此：“可能也有和蔼的格拉布人，会镇定自若地交代临终遗言。”[186]雇佣文人就这样没落，消失了，和他们一起消失的，还有帮助他们发行那些尖酸刻薄话的出版商以及因为他们的咒骂而名垂青史的政客。

描写城市街景最好的书是约翰·盖伊的《琐事，或伦敦街头漫步的艺术》。该书共三卷（1715年出版），其中的文字就像它们所描绘的街道那样，短小，拥挤，多种多样。按照惯例，这本书遗漏或少有提及的地方，都在《旁观者》中得到了详述。那时的主干道上，阴沟或排水沟仍然设在路中央，因为没有下水道，雨季的水沟自然是泛滥成灾。而除了在最干旱的季节，其他时候，路面都非常泥泞，人走在路上几乎就像是航行在海里。狭窄的道路上堵满了马车、轿子、抬轿人以及各式手推车。扫烟囱的人，提着篮子的杂货商，还有托着油盘的屠夫都可能会弄脏人们精美的衣服。而“周六的清晨降临”时，“喷溅得很高的水柱”和阳台上的滴水也同样威胁到行人的衣服。

当泥瓦匠爬上高梯，灰尘一片，

泥灰和石灰屑乱如雨下，

大块的瓦片掉到你头上。

盖伊在书中描述的颈手枷很有他那个时代的特点。当时的政府允许人们向示众的犯人投掷垃圾，这种可怕的法外惩罚激起了混乱和恶意，惹人讨厌的罪犯常因此毁容，甚至致死[187]。然而，盖伊只是想警告路过的行人避开这些投掷物。

人们围在高高矗立的颈手枷下，

犯人双手被拷，伸在枷中的头低垂着，

你要是看到这样的情节，赶快避开；因为投掷物

会像冰雹般砸来，萝卜头和孵了一半的鸡蛋（齐飞），

好一场大雨；一些垃圾可能会砸中你，

黄色的蛋液会顺着你的脸颊流下。

喜欢寻求地方氛围的人能闻到各地不同的气味：泰晤士街上传来鱼肉市场的腥味和卖油商身上的油味；舰队渠那时还是路德门山脚下[188]一条喧闹的小河，弥漫着水汽的味道；“贝尔梅尔集市中传来阵阵香水味”。吸引他的不仅是各个街区，还有时间、季节以及街头叫卖声：“萝卜成熟季节……那过度尖锐的叫声”；咸菜贩子的叫卖声“就像夜莺在歌唱，已经两个多月没听到这样的声音了”；送奶工尖声尖气的嗓子；箍桶匠低沉空洞的嗓音；还有“修椅人那悲伤、肃穆的声音”。[189]《旁观者》报的一位作者想成为“伦敦叫卖声主管”，另一位则要做“招牌主管”。

“街上到处是画着蓝色野猪、黑色天鹅和红色狮子的招牌；更别说飞猪、穿铠甲的猪，或其他许多比非洲沙漠里的动物还要神奇的玩意。奇怪了！人们明明有那么多自然界的鸟类和动物可选，却挑了‘虚构的怪物’来做招牌！因此，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像赫拉克勒斯[190]那样，清除城中所有的怪兽。其次，我还要禁止人们把不和谐的造物放到同一个招牌里——诸如钟和牛舌、狗和烤架之类的构图。把狐狸和鹅放在一起倒还合理，但狐狸和北斗七星是怎么扯到一块去的呢？还有，羊羔和海豚除了在招牌上，还能在哪里碰头吗？至于把猫和小提琴放到一起，这其中倒是含着巧思，因此，我不希望自己上面说的那些话会影响到它……

“再次，我要命令每个商店都制定和他们的生意有关的招牌。还有什么能比妓女打着天使的幌子或者裁缝使用狮子的招牌更不和谐的吗？厨师不靠做鞋为生，鞋匠也不以烤猪为业；然而，我曾看到，因为缺乏规范，香水店的门上刻着一只山羊，而刀具店的招牌上画着法国国王的脑袋。” [191]

蒲柏生平所做的壮举之一便是讽刺挖苦1719—1720年的“南海泡沫事件”。迅速增长的对外贸易使人们躁动不安，这也是迅速开采新资源过程中遇到的常事。英国人约翰·劳（John Law）为逃避死刑于1694年逃亡法国。他在那里引发了“密西西比泡沫”，在其过程中还当上了国家财政总审计长。他的计划在1720年1月泡汤，在那之前，英国人为了要垄断“南海”公司的交易，也在着手实行一项计划。该计划由国家高层政要领导，所有知名人士都多少与之牵连。南海公司股票从3月的180英镑涨到4月的360英镑，6月又狂涨到原来的5倍。证券交易小巷[192]中人山人海，投机者、诗人、淑女与普通大众摩肩接踵。

数千股民人浮于事，

他们争先恐后，推推搡搡，

划着自己那漏水的小舟，

去寻找黄金，终于溺毙。[193]

蒲柏为自己和密友布朗特姐妹买了股票。玛丽·沃特里·蒙塔古夫人[194]也投了钱进去，用的是自己和一位叫雷蒙德的爱慕者的钱，这使她后来要花大气力偿还债务，恢复名誉，并重获心灵的平静。到8月初，南海公司的股票已经涨到一千镑，很多其他公司也在引诱投资者，想浑水摸鱼。有些公司只是野心大，还有一些则做得很出格—— 这些公司始终打算“从山毛榉坚果中萃取黄油，从铅里提炼银，从罂粟花里榨油。”南海公司的主管出手击碎了其中一些泡沫。很快，他们自己也遭了灾。短短几周时间内，“巨大的骗局”便结束了，“那是能让我们这个时代的小家子气贪官惊叹不已、妒忌不已的骗局，和它相比，现代骗局就是个仰望巨人的矮子”。[195]泡沫破裂了，但影响依然存在。南海公司主管被开除公职，重臣们名誉扫地，政府更新换代。许多人都破产了。诗人们的损失还算轻的，也输得起。蒲柏按照他给经纪人的建议要求自己：“让我们认命吧，这样，世人就会敬佩我们的谦逊。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至少要把失败只留给自己。”相反，约翰·盖伊失去了所有财产，他没说什么漂亮话，只是在自己的诗里向世人自嘲道：

为何要在交易小巷浪费你宝贵的时间，

和张嘴等着天上掉馅饼的愚人为伍？

毫无疑问，我们会在那里看到一些诗人，

他们以幻想为生，也就可以画饼充饥；

那些只在梦中才见过金币的傻子，

当然会上“南海计划”的当；

无怪乎他们的三本书居然卖了数百万金币，

此等好事自然只发生在梦中。[196]

这个时代，人们对女性的态度开始转变，但速度很慢。既有社会制度只将女人视作女儿和妻子。在众多平凡无奇的墓志铭中，有一条非常经典：“她生为女人，死为主妇。”甚至约翰逊博士在这个世纪末还这样写道：“大概，对女人而言，最好的头脑就是不犯错的头脑。”查理二世那富有才情的宫廷衰落以后，女性便不那么活跃了。在安妮女王和她的继任乔治一世的统治下，宫廷气氛非常严肃。蒲柏在一封写给玛丽·沃特利·蒙太古夫人的信中说道：“这里几乎不开舞会，没有集会、宴饮，甚至都没有为两三人聚会腾出地方。威尔士的贫民窟都比汉普顿皇宫热闹。”因为女人不能再鲁莽行事了，所以她们吸引人眼球的主要方法便是变成一只花孔雀，成为像阿拉贝拉·费莫尔小姐那样的人。她们主要的活动就是化妆、打牌、集会、跳舞和看歌剧。因为她们一直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所以得耍些小诡计，才能光明正大地和追求者或情人说话，因此，她们要么会完全屈服于社会成规，要么会落入陷阱。

时不时会有女性尝试自学，她们的行为出人意表，超越常规，但还是得面对大众的偏见。莱德尔顿勋爵在《给女士的建议》一诗中总结了这种偏见：

别找借口卖弄才智，那很危险，

满足于有限的思考，这才聪明；

只因才智就像酒精，会灌醉大脑，

对柔弱的女性而言，它度数太高。

自称聪明的人多半愚蠢，

真有智慧的人多半会为此所累。[197]

即使女性真的提升了思想境界，也会遭人非议，艾迪生就曾这样评价利奥诺拉的书房：“我翻看书籍的时候，发现有几本书，是这位女士买来自己读的，她买这些书，要么是因为书评很好，要么是因为她见过作者本人。”“所有的古典作家，还有许多埃尔泽斐尔家族出版的书”，以及牛顿、洛克和杰里米·泰勒的书，就是她在前一个理由下买的；后一个理由驱使她买了威廉·坦普尔爵士和理查德·斯蒂尔的书。最后，艾迪生总结道，他对利奥诺拉“又是尊敬，又是怜悯”。[198]

要是有人读了很多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就不得不承认，那时的大多数人对这些才女既仰慕，又鄙夷。想想斯威夫特和他的斯黛拉、瓦内萨；想想蒲柏与他的玛莎、帕蒂·布朗特、玛丽夫人，还有莎拉女公爵；看看斯蒂尔那充斥着甜言蜜语的书信和他对“亲爱的普鲁”的一味冷淡；看看艾迪生和他那有钱的寡妇老婆，他可是抱着极大的不满和她结婚的。再想想玛丽夫人自己，她有个专横的父亲，她的求婚者也是那样笨拙、蛮横，她不得不私奔，被禁止回国后，她是那么痛苦，后来又有人向她求婚，大献殷勤，言辞又太过热情。当男人冷静地坐好，写下“多思念几次我吧，我爱你，我承诺没有女人曾经这样被爱过”[199]这样的情话之时，他也一定知道自己是在撒谎，还会暗自鄙夷这个让他大费周章的女人。这一时期的男人，喜爱谈天胜过运动，从不迷惘。下雨的午后和女士跳舞这种力气活，当然比不上跟人喝茶谈天那般惬意。

康格里夫赞美萨拜娜漂亮的眼睛比晨光更亮，又感叹她的冷淡会杀死许多人，他那是在说萨拜娜爱听的话[200]。然后他便寻求朋友的安慰，吐露真言说，莱斯比娅（即萨拜娜）“太美了”，见她第一眼之时，他心中便充满了圣洁的爱慕：

但这个美丽的傻瓜不久便开口说话了，

她珊瑚般红艳的嘴唇吐露出蠢话一堆：

这些胡话就像药膏，医治了我爱情的伤口，

我被她的眼神迷倒，然后被她的唇舌释放。[201]

但变化确实在发生。至少有人懂得欣赏斯蒂尔颂歌中与生俱来的优雅，“爱她，便使人博闻广识”。同是理查德上尉的亲属，青年时期的德莱顿就不大可能会这么说。

参考阅读

传记和社会历史类

乔治·A. 埃特金（George A.Aitken），《理查德·斯蒂尔生平》（Life of Richard瓦尔特·比桑特（Walter Besant），《18世纪的伦敦》（Lond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科里·西柏（Colley Cibber），《忏悔平生》（Apology for His Life），R. W. 劳（R. W. Lowe）编纂。

T. B. 麦考利（T. B.Macaulay），《论艾迪生》（Essay on Addison）。乔治·帕斯顿（George Paston），《蒲伯先生生平及所处时代》（Mr. Pope，His Life andTimes）；《玛丽·沃特里·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hy Montagu）。

W. M. 萨克雷（W. M. Thackeray），《英国幽默作家》（English Humorists）前四篇；《四位乔治》（The Four Georges）前两篇。

沃里克·罗斯（Warwick Wroth），《18世纪伦敦的快乐花园》（London Pleasure Garden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应景诗歌

约翰·盖伊（John Gay），《致托马斯·斯诺书（第7封）》（Epistles （VII）to Thomas Snow）。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赠给在加冕仪式后要离开伦敦的布朗特小姐》（To Miss Blount on Her Leaving the Town after the Coronation）。约翰逊·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偶遇银行家》（The Run upon the Bankers）；《1721年南海工程》（South Sea Project，1721）。

讽刺类与描述类

艾迪生，斯蒂尔等人，《旁观者》（Spectator）。约翰·盖伊，《琐事》（Trivia）；田园诗：《着装打扮》（Toilette）；《茶几》（TeaTable）；《葬礼》（Funeral）。

亚历山大·蒲柏，《夺发记》（Rape of the Lock）；《道别伦敦》（A Farewell to London）；《道德论2，女性特征》（Moral Essays （II）. Characters of Women）白金汉公爵约翰·谢菲尔德（John Sheffield Duke of Buckingham），《时事论》（On theTimes）。

约翰逊·斯威夫特，《城市牧歌》（A Town Eclogue）；《给格拉布街诗人的建议》（Advice to the Grub Street Verse Writers）；《女人的头脑》（The Furniture of a Woman's Mind）；《摩登女郎日记》（The Journal of a Modern Lady）

托马斯·蒂克尔（Thomas Tickell），《肯辛顿花园》（Kensington Gardens）（前50行）。

爱德华·华德（Edward Ward），《伦敦密探》（The London Spy）。

以上书籍和文章均可在约翰逊的《英国诗人：1779—1781》中查找。

小说（具体的小说目录见附录中的小说部分）

W. H. 安斯沃斯，《杰克牧羊人》（Jack Sheppard）。瓦尔特·比桑特，《多萝西·福斯特》（Dorothy Forster）。亨利·布鲁克（Henry Brooke），《傻子》（The Fool of Quality）。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笑面人》（The Man Who Laughs）。布尔沃·利顿（Bulwer Lytton），《德弗罗》（Devereux）。

W. M. 萨克雷（W.M.Thackeray），《亨利·埃斯蒙》（Henry Esmond）。

戏剧

森特利弗·苏珊娜夫人（Mrs. Susanna Centlivre），《餐桌》（The Basset Table）；《决斗》（The Beaux Duel）；《赌徒》（The Gamester）。

科里·西柏（Colley Cibber），《女子的智慧》（Woman's Wit）（1697）；《不愿效忠的人》（The Nonjuror）（1717）。

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老单身汉》（The Old Bachelor）（1693）；《以爱换爱》（Love for Love）（1695）；《如此世道》（The Way of the World）（1700）。

乔治·法夸尔（G e o rg e Far q u h ar），《忠诚的夫妻》（T h e C onstant Couple）（1700）。

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坦普尔公子》（The Temple Beau）（1729）。约翰·盖伊，《乞丐歌剧》（The Beggar's Opera）。

乔治·里奥（Ge orge Lil l o），《伦敦商人乔治·巴恩威尔生平》（The London Merchant，the History of George Barnwell）（1727），也可参看萨科雷的《滑稽剧》（Burlesque）。

托马斯·索斯恩（Thomas Southern），《少女最后的祈祷》（Hie Maid's Last Prayer）（1639）。

约翰·范布勒爵士（Sir John Vaubrugh），《故态复萌》（The Relapse）（1697）；《易怒的妻子》（The Provoked Wife）（1698）。

咖啡馆的窃窃私语，1710（选自旧画）咖啡馆的集会（选自咖啡馆幽默，1688年版，已修整放大）

南海泡沫事件，选自霍加斯的版画

18世纪中期的伦敦（1761年，伦敦杂志中插图）

[159] 《天路历程》：作者约翰·班扬，是一部宗教预言，宣扬清教思想，但对当时的社会也有生动刻画。

[160] 这种古老的文学庇护制，是指由显赫的贵族（一般和宫廷有关）支持一些文学作家的创作，而作家则写作品赞美这些贵族的一种制度。

[161]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8世纪英国著名诗人，翻译家，写英雄双韵体诗歌的大家，代表作《论批评》《人伦》《夺发记》等，曾靠翻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挣了一笔钱。

[162]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8世纪英国著名散文大师、诗人、小说家，蒲柏的好友，以讽刺性作品见长，代表作《格列佛游记》。

[163] 威廉·M. 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维多利亚时期著名小说家，代表作《名利场》，曾著《英国幽默作家》，里面有关于斯威夫特的描写。

[164] 基尼，旧时英国金币的计量单位。

[165] 详见萨克雷《英国幽默作家》中的斯威夫特篇。

[166] 斯蒂尔：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18世纪英国散文大家，与艾迪生合办《旁观者》。

[167] 约翰·盖伊（John Gay），18世纪英国著名剧作家，代表作《乞丐歌剧》。

[168] 约翰·丹尼斯（John Dennis）：17、18世纪英国剧作家、散文家。

[169] 滑稽剧：指模仿某一严肃文学作品的小说、诗歌或戏剧，它所选的方式和题材往往不协调，因此显得滑稽可笑。

[170] 指《夺发记》，夺发记将的是一位绅士剪掉了一位淑女的头发，然后引发一系列琐碎争斗的故事，全诗仿效荷马史诗的写作手法，以这种崇高的形式，讽刺日常生活的琐碎无聊。

[171] 详见《旁观者》第10期。

[172] 有关本段的其他引文，我参照了弗兰克C.洛克伍德教授未曾发表的手稿。

[173] 这其中最好的一幅插画是斯诺的《镜中牛排馆》。

[174] 详见《旁观者》第1期：“我最近数年在城中游荡，经常出没于大多数公共场所之中，虽然认识我的朋友还不到半打；我会在下期杂志中具体介绍我的朋友们。没有哪家咖啡馆我不常露脸的：我有时会混入威尔士俱乐部的一干政客中，聚精会神地倾听这个小圈子的交谈；有时我会在孩童咖啡馆抽口烟，装作只是在看邮差的样子，其实把屋内每桌人的对话都听了个遍。周日晚上，我出现在圣詹姆斯咖啡馆，有时会加入到坐在里间的政治小团体的对话中，去倾听和学习。我也是希腊咖啡馆、可可树咖啡馆、德鲁里巷剧院和干草剧院的常客。”

[175] 详见司各特的《海盗》，第7章后半部分。

[176] 参见吉尔登的《新预演》。

[177] 详见《西柏先生致蒲柏先生的一封信》，1742年。

[178] 其他参考文献：《旁观者》第24期，《咖啡馆的独裁者》；87期，《咖啡馆偶像》；145期，《咖啡馆莽夫》；476期，《咖啡馆的纷争》。还有爱德华·华德1698年出版的《伦敦间谍》第一章中有关咖啡馆的描述；第9章，“论咖啡馆”；第10章，“咖啡馆才子”；第14章，“阿尔德门街的著名咖啡馆”；等等。

[179] 授权法：1662年，英国通过了《授权法》（the Licensing Act），规定印刷书籍必须有许可证，同时必须将一部印刷好的副本存放在伦敦出版业公会（the Stationers Company）。

[180] 尼俄伯：古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安菲翁的妻子，她的十四个儿子因自夸而全被杀死，她悲伤不已，后化为石头。

[181] 选自《愚人颂》第二卷，305—314行，《愚人颂》是蒲柏抨击18世纪文人的讽刺诗。

[182] 格拉布街，靠近“跛子门”，14世纪的时候被称作“Grobbe”街，16世纪的时候则被叫作“Grubbe”街，1830年改名为“弥尔顿街”，提升了档次。

[183] 选自哥尔德史密斯的诗歌《文人卧室之歌》。

[184] 选自沙德韦尔的《布里市场序》，1689年。

[185] 选自康格里夫1707年3月12日写的一封书信。

[186] 选自《基利·威廉姆斯致伯爵殿下书》，1764年12月13日。

[187] 参见贝赞特的《橙色女孩》，第2卷20章

[188] 参见蒲柏《愚人颂》第2卷271—274行。也参见本·琼森的《著名航线》。

[189] 详见《旁观者》第251期。

[190] 赫拉克勒斯（Heracles），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英雄之一。主神宙斯（Zeus）与阿尔克墨涅（Alcmene）之子。

[191] 以上两段文字节选自《旁观者》第28期。

[192] 证券交易小巷（Change Alley）：靠近英国皇家交易所（又称伦敦交易所）的一条小巷。

[193] 详见斯威夫特1721年所做的《南海工程》。

[194] 玛丽·沃特里·蒙塔古（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18世纪著名的女性文人。

[195] 见兰姆在《伊利亚随笔》中的《南海公司》一篇。

[196] 详见盖伊的《书信集》第7封：“致住在圣殿酒吧附近的托马斯·斯诺·哥尔德史密斯先生书；一首应景赞歌，赞美我卖掉了有关南海公司的第三本书，主编每本付我1000便士。”

[197] 选自莱德尔顿勋爵1731年出版的《给女士的建议》，31—36行。

[198] 详见《旁观者》第37期。

[199] 详见乔治·帕斯顿的《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中《雷蒙德先生致玛丽夫人书》 一文，296页。

[200] 详见由塞缪尔·约翰逊编纂的《康格里夫诗集》65页，《歌谣》。

[201] 同上，103页，《莱斯比娅》。

Steele）。

约翰逊的伦敦

在1750年至1800年间，伦敦迅速发展成了一座大城市。泰晤士河北岸长达四英里的区域内形成了人口密集的社区，其范围已大大超过了老城区。萨瑟克区的面积几乎和乔叟时代的伦敦一样大。而在泰晤士河的南岸，从查令十字街到伦敦塔桥这一带，沿岸的建筑破败不堪。当然，这些建筑物后面就是绿色的田野。早在1760年，黑衣修士桥和威斯敏斯特桥就已建成，但在众人眼中，比起舰队街以及河岸街的石子路，人们还是更喜欢泰晤士河这条风景秀美的通路。据称，从1750年至1765年间，每年都有一千多幢新房子落成。老城区狭窄的街道两旁依然保留着各式各样的山墙，而在诸如斯特伯律师学院和内殿门房（Inner Temple Gate House）的建筑上依然可见横梁和灰泥立面的身影。而新区的马路更宽，道路两旁的平顶砖石楼房也相当整齐。此时的伦敦已成为一座大都市，不仅容纳了众多守法公民，同时也常有很多罪犯混迹其中。

在忠诚的公民心中，伦敦的魅力并没有因面积扩大而减少，反而别有风姿。约翰逊是这样解释的：“伦敦的绝妙之处就在于其居民的多样性。”包斯维尔曾说：“智者在思考人类的命运时，伦敦的丰富多彩会让他倍感茫然，而对这一话题的思索也永无止境。”包斯维尔的这句话不仅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也说明了他笔下的主人公的想法。[202]对伯克[203]来说，伦敦虽是“零零散散的无限叠加”，却也“干净、宽敞、整洁”。[204]吉本[205]的描述则更加直白：“不要给伦敦的尘土涂上丑陋的色彩，假惺惺地诱惑我。我爱这尘土。”[206]在这座伟大的城市中，人人各得其所，它是学问的中心，是智慧的泉源，是一个大集市，是小酒馆小客栈的集中地，是强者的摇篮，是“人间天堂”。约翰逊一如既往地对此加以总结：“不，先生，一个人厌倦了伦敦，也就厌倦了生命。因为伦敦拥有生命所赋予的一切。”[207]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群之一位于阿德尔菲（Adelphi），整个地区位于泰晤士河边，大约在查令十字街和圣殿区（Temple）之间。这一地区是由亚当四兄弟[208] 建设的，其中罗伯特和詹姆斯是著名建筑师，而约翰和威廉则在这一计划中更多地充当了设计者的角色。这些建筑的外观相当朴实，与伊尼戈·琼斯[209]和克里斯多弗·韦恩[210]相对华丽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钟情于浪漫主义风格的评论家贺拉斯·瓦尔浦尔[211]很不看好这些苏格兰建筑师的形式主义：“阿德尔菲的建筑都是些什么？那是挤在缝里的仓库，像步兵团里的士兵穿的旧外套上的褶边一样。”[212]当时，苏格兰四兄弟实际上颇有远见地填河造出了一小块陆地，不过并没有得到认可。阿德尔菲的建筑还有很大改进空间，此后的几代人就见证了这一点。

“泰晤士河畔取水方便，因此岸边遍布着制革、印染及其他制造业工坊。这些手工业者所在的街道是伦敦最脏的。目光只能越过桥上三英尺高有飞檐托饰的石栏杆才能看到河景……总之，我第一次来伦敦是为了全面感受这座城市，可不论是站在主城区，还是站在萨瑟克区，都看不到泰晤士河的全景，只有走进离河很近的房子或工坊里才行。有些人将这种现象归咎于英国人特别是伦敦人骨子里的自毁倾向。”[213]

然而对于是苏格兰人美化了伦敦这件事，伦敦人却颇有微词。

亚当四兄弟，来自苏格兰，

拖家带口，指指点点，

约翰[214]气呼呼地对托马斯[215]说，

他们偷走了我们的河！

…………

你们自诩为国王乔治和詹姆斯的朋友，

却并不羡慕我们的泰晤士河；

公主喜欢他们棱角分明的脸，

想要我们让位；

尽管来满足你们的自尊心，

不过还是滚回克莱德[216]泡麦片吧！[217]

泰晤士河填河的面积逐渐扩大，如今，上图中的房屋前建起了一座小公园。公园与河岸之间的是维多利亚堤岸，这座河堤从北岸开始绵延约四公里。在花费了如此巨大的代价后，伦敦人才开始意识到填河造陆的不妥。从文学作品的描述中看，约翰逊时代居住在阿德尔菲的名人中，最有趣的当属大卫·加里克[218]，他在“排屋（Terrace）”的正中央有间房子，而排屋的拱门正对着泰晤士河。

文人们常常批评18世纪中期是浅薄、世故、过于精明老练的时代，这一点多少是当时文学圈的潮流。这种认识始于蒲柏和艾迪生，之后亨德尔[219]、外交家切斯特菲尔德[220]和对此一知半解的瓦尔浦尔也都这样认为，于是文人们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上述认识。尽管这一结论有些道理，但有一点仍值得一提：这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的知名度如今都比不上两位朴实而又非凡的平民，即“穿着天蓝色外套的小个子”威廉·霍加斯[221]和“可敬的霍屯督人”[222]塞缪尔·约翰逊。[223]18世纪的伦敦丰富多彩，一种色调代表着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和贺拉斯·瓦尔浦尔所在的阶层，另一种色调代表了约翰逊和霍加斯所在的阶层，这两种色调决定了伦敦的主色调。二者之间无休无止的冲突依然在继续，只是不再以德莱顿时代的革命形式进行，而是依托缓慢而系统的进展，这赋予了中下层人士新的地位和尊严。

至于作家的观点、其大量素材的性质，以及18世纪前半叶读者的特点，前一章已详细叙述过了。这一代的引领者所怀有的民主思想和同情心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我们可以从科巴姆勋爵[224]写给蒲柏的一封信中窥见一斑：

“天气风和日丽，实在惹人喜爱。奇怪的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竟必须跟其他人一起享受这天气。”

然而上述思想在18世纪下半叶却发生了巨变。当时流行的叙述小说对人物性格的着重勾画正体现了这一变化。一直郁郁不得志的理查德森[225]塑造的第一个女主角是贵妇的侍女（帕梅拉）。菲尔丁[226]先写了讽刺小说《阿米莉亚》，之后又以帕梅拉的兄弟约瑟夫·安德鲁斯为主角创作了《约瑟夫·安德鲁斯传》。当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汤姆·琼斯[227]、罗德里克·蓝登[228]、佩雷格林·皮克尔[229]和汉弗莱·克林克尔[230]都来自社会底层。哥尔德史密斯在现代版的《约伯记》[231]中，将主人公设定为威克菲尔德的一个牧师，除了英雄主义，他一无所有。作者尽情描绘了荒芜的村庄“甜赭”，痛斥一个自私贵族的恶行。[232]哥尔德史密斯参加了一个由内陆乡村店主的儿子组织的团体[233]，参与者有几位真正的民主人士，比如埃德蒙·伯克、约书亚·雷诺兹爵士[234]、托珀姆·博克莱尔[235]和本内特·朗顿[236]，还有演员加里克和苏格兰乡绅詹姆斯·包斯维尔。

当然，在这五十年里并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文学作品的基调正明显转变为描述普通人的生活。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新的社会平衡正在形成。要理解这种变化，我们最好能认识到造成变化的主要原因的重要性，从而理解当时的新事物——1775年的伦敦。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引领18世纪的绅士们的处世智慧。他们为以下精准的概括提供了素材：

“（18世纪早期）走的是彻头彻尾的传统路线，人们自欺欺人地过着循规蹈矩的日子，从社会的弊端中寻求安全感……沙龙、咖啡馆和戏院里熙熙攘攘一如从前，议会法庭中进行着更高贵的活动，国事厅中上演着阴谋诡计，还有战场上的深谋远略。在集体中的个人，无论社会地位如何，其生活重心都会在不断追求世俗的幸福和成就的过程中一点点偏移。正是这些东西令18世纪的人们心醉神迷……也深陷其中。[237]”

上面提到的绅士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第四代承袭人菲利普·多默尔（1694—1773）。他一生下来便拥有财富和地位，所受的教育就是让他学会利用这两样东西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以下两点让他乐在其中，特别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一是老练得体，克制住自己任何真实却不合时宜的想法；二是一种品质，即他曾给儿子列出的政治家必备素养。

“绝对要控制自己的脾气……拒绝时长篇大论才不会冒犯别人；你也可以妥协，可对方要为此付出双倍的代价；你要足够圆滑，能在不说谎的前提下隐瞒真相；你要足够敏锐，能察言观色；而你自己则要波澜不惊，不要被他们抓住马脚——表面上知无不言，实则有所保留。这些是政客的基本素养，你必须以世俗风气作为行事准则。”[238]

对于时下流行的轻浮的生活方式，菲利普掩饰了自己的蔑视之意，因为顺从比克制更容易。为了避免成为丑闻的主角，他坚持奉行自己的道德准则：

“一个真正时髦且幸福的人是顾及体面的，至少他既不会效仿别人作恶，也不会炫耀自己的恶习。遗憾地是，若这个人真的有什么恶习的话，他便要对此加以甄别，小心处理，秘密行动。”[239]

菲利普一直在琢磨那些跟他打交道的特权人物，慎重地弄清楚他们的弱点，还要想方设法利用他们的友情，或是磨灭他们的敌意。不过他由衷地敬佩那些出身和头脑皆为上等的贵族，对此他也大方地承认了，他写道：

“就我个人来说，以前与艾迪生先生和蒲柏先生在一起时，我总觉得自己的档次提高了，就好像与我相伴的是全欧洲所有的王子。[240]”

奥福德伯爵第四代承袭人贺拉斯·瓦尔浦尔也是这一类的贵族，他很有教养，却是切斯特菲尔德的死对头。他接受的是上流社会的教育，他父亲则是最炙手可热的政治家，在他父亲的帮助下，贺拉斯担任过多项公职。他在草莓山（Strawberry Hill，位于泰晤士河上游距伦敦城十英里处）建了住宅，而这座宅邸也因贺拉斯的嘉言善行而变得跟他本人一样有名。他精心照料花园，他的花园“像纯洁的少女一样出落得亭亭玉立”。他还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小巧的哥特式城堡，里面摆放了很多艺术品，以至于后来他觉得有必要出版一本关于自己的家和家当的书。他自己弄来一台印刷机，印制了《英格兰皇室和贵族作家名录》（A Catalogue of the Royal and Noble Authors of England）一书，还印制了以同样的贵族标准选取的另外二十多部作品。在此期间，他还跟许多人建立了友谊，留下了数百封信件，这些信件和切斯特菲尔德的书信一起，相当全面地展示了当时社会中这样一群人的脾性。

譬如他写到一个姓马科尔[241]（Macall）的人的事业，此人是个精明的苏格兰人，利用贵族们的赌瘾及其妻儿在社交上的野心，坐收渔翁之利，手段相当高明。从复辟时期到1845年《赌博法案》出台这些年间，豪赌很显身价，也相当普遍。公开发行的彩票盛行已久，政府从中收入颇丰，用这些钱做了各类利国利民的善事。1753年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大法官和下议院议长联合组织并托管的大英博物馆购买基金一共筹集了十万英镑，这或许是最有意义的一笔筹款。同样是敛财，阿尔马克俱乐部的手法显然不那么高雅，却更刺激。

阿尔马克俱乐部成立于1764年，恰逢怀特俱乐部（White’s）——多年以来它一直是一家顶级俱乐部—— 所经营的赌博活动日渐式微，被政治上的钩心斗角给比了下去。阿尔马克的会员都是些年轻时髦的绅士，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242]在赌场和政坛上正风生水起。1771年2月的一天，他在议会发表了关于宗教问题的演讲，吉本说他为之所做的准备是参与了一场赌局，“他在赌桌上整整度过了惊心动魄的22小时”。在那场漫长的赌局中，他平均每小时要输掉500英镑。第二天他赢回了6 000英镑，可在那个星期之后几天，他和他的兄弟玩了两轮，一共输了21 000英镑。而尚未成年的斯塔沃代尔勋爵一轮结束后便赢回了11 000英镑，还说要是当初“玩大的”，自己就赢大了。后来阿尔马克俱乐部改名为布鲁克斯俱乐部（位于圣詹姆斯街），可会员还是同一批人。福克斯、皮特[243]、伯克、雷诺兹和瓦尔浦尔响亮的名头足以吸引绅士中的有识之士，比如哲学家休谟[244]和历史学家吉本。毫无疑问，他们很受欢迎，但在布鲁克斯俱乐部，也许机遇女神和缪斯女神中的歌舞女神才是最受青睐的。

恰恰是在布鲁克斯俱乐部，一项简单实用的、造福了千秋万代的发明诞生了。三明治伯爵[245]是一位豪赌之客，有时能在赌桌边一连坐上好几个小时。一次，他饿得眼冒金星，却不想离开赌桌，就要了两片面包，在里面夹了一片牛肉。这个巧合不仅填饱了他的肚子，还为他戴上了发明家的帽子，三明治自此流行至今。

赌博不只是男人的专利，许多名媛贵妇也打着一些体面的幌子在自家会客室组织赌博。报纸就曾揭发白金汉伯爵夫人坐庄聚赌的丑闻，一位著名法官放言道，任何涉案者都会被曝光，“就算她有可能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一夫人”，至此，恶名昭彰的违法赌博活动就销声匿迹了。与仅24岁的皮特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译者注此同时，女士们转而投入到马科尔设立的另一项娱乐活动中。1765年往后的一百年间，特别是头25年，阿尔马克会场（位于圣詹姆斯的国王大街）的舞会是最令人向往的社交活动，这个小团体由精挑细选出来的二百人组成，担任组织者的十四位女士则是中心人物。

要想登上花名册，下列样样都要有，

名气、财富、时尚、情人和朋友：

快乐和烦恼皆因它们而起，

不分阶层，不分年龄，不论男女。

一旦被阿尔马克选中，

你就可以像君王一样为所欲为。

但若周三晚上被扫地出门[246]，

啊，那你可真是颜面无存。[247]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当时的“绣花枕头们”[248]抓住了最能附庸风雅的机会大肆绽放。不过这一辉煌时期只持续了1760—1770年的十年，然而仅凭70年代初那些犀利的话语来评判这一活动并不可取，因为那时它已经走上了下坡路。偏听偏信那些评论的话，会觉得这些体面的绅士都没什么头脑，文弱娇气，是彻头彻尾的怪胎，只对穿着打扮有热情。1770年至1773年发行的《通心粉杂志》（The Macaroni Magazine）中这样一段话可以为证：

“前低后高的帽子。闪闪发亮的金质皮带扣和圆润如月的纽扣大行其道，继而又出现了紧腿的单圈袜头、帽子上的宽缎带和大头纽扣……后期人们又在外套上大做文章，这又刺激了裙子的销量，裙子口袋扩大了，足以容纳一块一般大小的棉手帕和一个香水瓶。”

然而事实证明，阿尔马克就是个“绣花枕头”俱乐部，这群人以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为首，他们游历各地，也都会耍点小聪明，甚至约翰逊博士的密友托珀姆·博克莱尔也成为了其中之一。毫无疑问，他们在穿衣打扮上让人觉得一如既往的舒服协调，然而在性格上，他们比一般人想象的更风趣。来看看《洋基佬》的歌词吧：

“在帽子里插根羽毛，

那是纨绔子弟，”

难得他如此得意啊。

对于这样的绅士及其女性友人和女伴来说，夏季里必须有一些特殊的、文明的娱乐活动，于是沃克斯豪尔（Vauxhall）和拉内拉赫（Ranelagh）就成了最好的去处。沃克斯豪尔花园坐落在南兰贝斯区（South Lambeth）泰晤士河流域萨里一侧，位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沿河而上一英里处。人们通常是坐船去，因为租“一双桨”非常便宜，而且这段旅程让人身心愉悦。沃克斯豪尔阶梯离入口处只有几步之遥，走进去就会看到美景所在。上述两座花园早在1661年便已落成，直到安妮女王去世，一直是喧哗热闹的地方。就连佩皮斯[249]都觉得“这年月，道德败坏到几近无可救药”。1732年，新的管理人走马上任，花园重新开放，这里立刻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人声鼎沸，笑语不断，同时也粗俗不堪，可绝大多数情况下至少还算是守住了文明的底线。上流人士经常来这里寻欢作乐，增加曝光率，而底层人民来这里则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只是为了开开眼界，高级的社交活动看得他们眼花缭乱。

（于是）每位来自城里的女神，

啜一口带泡沫的乳酒冻，或是芬香的茶，

火腿片、削牛肉，还有温过的香槟

，她那笨拙的情人，也终能得以安心。[250]

现在很多所谓的“夏日花园”中的“花园”一词都属于误用，当年那才叫真正的“花园”。花园占地面积约十一英亩，有一大片树林，还有一条真正的“林荫路”，枝繁叶茂的树拱透不进一束阳光。现今度假胜地在整体布局上也深受这些花园的影响。花园中有一个亭子是专门为一种露天音乐喜剧准备的。有一座圆厅供人们避雨。还有殿堂、柱廊和凯旋门。寓意画随处可见。花园里还有壮观的雕塑、先进的照明工具——至少在当时算得上先进了、人工制造的废墟和喷泉——它还有个难听的绰号叫作“锡瀑布”。还得有不计其数的桌子，用来放置昂贵的食物。

贺拉斯·瓦尔浦尔细细勾画过一个愉快的夜晚。[251]他叙述道，他们一行七人乘船溯水而上，船上还载着一艘“装圆号的小船”，他们坐在一间很华丽的船舱或者说是包厢里。他还描述了晚餐的细节，几个人一共切了七只鸡，吃掉了“好几篮子草莓和樱桃”。他们玩得很尽兴，从十一点到一点半，周围一直聚集着好奇的围观者。伯尼小姐[252]笔下的女主角埃维莉娜和塞西丽亚[253]都曾去沃克斯豪尔游玩过，她俩的言行举止可比跟贺拉斯·瓦尔浦尔一起玩的斯派尔小姐和“秃头”阿什小姐矜持得多。

也正是在这里，“中国哲学家”、“黑衣人”、“博·提布斯”、“提布斯夫人”和“当铺老板的寡妇”[254]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哲学家比其他几位更坦率，他

“发现眼前的一切令人喜出望外。耀眼的光芒从四面八方照进几近静止的树丛，寂静的夜里突然奏响了热闹的音乐，林中鸟儿的天籁之音也从更幽静处传来……盛装的伙伴们看上去心满意足，铺开的桌子上摆满了各种美味佳肴……这一切令我崇拜得五体投地，我对朋友喊道：‘孔子般的智慧！太棒了！这是田园之美与宫廷气派的完美结合！’”

可另外几个人心里清楚，万不可喜形于色，以免让人抓到把柄。寡妇曾一度放开了玩，可最终她

“还是又变得文雅矜持了……她固然会时不时地忘记自身的处境，坦承自己玩得很开心，可他们很快便会把她推回到残酷的礼数之中。有一次，她夸我们这个包厢里的画画得好，别人却说这些不值钱的东西根本不是愉悦心情的，反倒是吓人的。后来她又鼓起勇气赞美了一位歌手，可提布斯先生很快便告诉她，在他这个内行听来，那个歌手的音感、嗓子和悟性都很差。”

单说沃克斯豪尔还不够。这座花园重新开放十年后，即1742年，拉内拉赫在切尔西落成。它相当于“沃克斯豪尔的翻版”，最主要的特色是圆厅里有一圈走道，从一头到另一头的直线距离是150英尺，周围遍布着点心房。人们对拉内拉赫跟对沃克斯豪尔一样，褒贬不一。斯末莱特笔下的马修·布兰贝尔难掩厌恶之情：

“拉内拉赫的娱乐活动都是些什么啊？一半人就跟在另一半人身后，好像橄榄油磨坊里的一大群瞎了眼的蠢驴，他们在里面不能讲话，既看不清别人，别人也看不清他们，而另一半人则是在喝一种叫作‘茶’的热水。”[255]

像其他新事物一样，拉内拉赫在变幻无常的潮流作用下，成了新的时尚，不管这是好是坏，反正它变成了新的焦点。它开放两年之后，贺拉斯·瓦尔浦尔就在书中写到自己每天晚上都会去那儿，因为它的风头已经完全盖过了沃克斯豪尔。“大家都不去别的地方了——每个人都到拉内拉赫去。”市郊还有另外一些矿泉、水井和花园，可它们在风格上多多少少都模仿了上述两座花园，却没有哪一个能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些场所成了那些只想玩乐、不关心社会发展的伦敦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前文已经说过，与之前相比，当时的伦敦已经成为了大城市。但我们可不要忘了，跟20世纪的城市比起来，1800年之前的伦敦都只能算是个大镇子。如今的伦敦城中，除了那片四英里长、半英里宽的地方，其他地区当年还只是郊区或是纯粹的农村。当年在这些街上工作的店主、学徒和工匠们足不出户便可呼吸到新鲜空气，而现在几英里之内，只有在广场和公园里才能看见草地。当时的人们终年享受着露天娱乐活动的乐趣：他们会去马里波恩（Marylebone）花园欣赏音乐、焰火和小点心。一天晚上，花园里人山人海，约翰逊博士对焰火表演延期举行还提出了抗议。

“（博士说）这不过是个借口，他们就想省下鞭炮钱，好投资一个更赚钱的公司。我们要是拿根棍子，吓唬吓唬他们要打碎彩灯，相信看烟花的要求很快就能得到满足。烟花的引信根本没出问题。我们只要在他们的几处地盘上闹点事儿，他们就知道该怎么好好工作了。”[256]

于是，人们就跟着他一起砸灯，可当烟花也站在托雷先生[257]这边，不肯冲上天空时，他们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有多刻薄。

这些小花园大多是凭借温泉的名气来弥补建筑和装潢上细节的欠缺。伊斯灵顿温泉（Islington Spa）是最著名的温泉之一。它于1685年在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258]的赞助下建成，1733年因两位公主经常到访才出了名。伊斯灵顿温泉大体上还是面向低收入者的，因为它的一个优势就在于步行即可到达。比伊斯灵顿温泉更受欢迎的是巴尼格井（Bagnigge Wells），它位于内尔·格温[259]家一处古老的乡村庄园里。庄园里有一间运转良好的大型泵房、一个精致的花园、几个池塘以及几处喷泉，穿流田间的舰队河（Fleet River）上还架设着三座乡村风格的桥。下文描述了第三座庄园里的大草坪。

巴尼格的凉亭，欢愉的藤架

娇柔的少女，国色天香，

懵懂的青年，畅享周末盛宴，

城里的贵妇，自夸昨日所见，

青涩的学生如花花公子般招摇，

新上任的掌旗官把帽徽拿来炫耀。

约翰逊时代的剧院为当代学者展现了一长串栩栩如生的场景。除去自查理二世到安妮女王这段时期不谈，皇室长期以来的赞助确保了剧院一直颇受时髦人士的厚爱。在某些方面，剧院竟能一直保留延续了一两个世纪的传统。两家拥有运营许可的剧院受皇室的赞助，名义上也由皇室控制。观众会分坐在正厅后座和包厢中，与两百年前毫无二致。而且最疯狂的戏迷们还是会冲上舞台，引得那些真心观戏的人分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剧院愈发重视听取观众的意见。在那个年代，观众不只会用掌声和嘘声表达自己的情绪，有时也会使用暴力——这是那个年代的典型特征。破坏乐池里的键琴以宣泄不满似乎已成家常便饭，不过双方交战之前往往会请女士们先离场。之前，演员和剧作家看不起低档场所，这一点到了哥尔德史密斯和谢里丹[260]的时代已经有了彻底的改观。那时大卫·加里克每晚都要登台演出，1755年时他不堪重负，身心俱疲，所以有时会用一场成本颇高的哑剧《中国节》（The Chinese Festival）来替代。《中国节》上映的当晚，德鲁里巷的观众就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可此类哑剧依旧反复上演，所以男士们就不顾国王对剧院的支持，冲出包厢，涌进乐池，打砸键琴，爬上舞台，拆掉布景，直到把加里克先生这间剧院里所有的窗玻璃都砸碎才罢休。

然而观众对自己最喜爱的演员却是忠心耿耿，激情澎湃，不过前提是这些“至爱”能投其所好。在喜剧和悲剧领域，加里克笑傲群雄，多年以来一直是观众心中当之无愧的大师，他在表演中奉行写实主义，是第一位摒弃了矫揉造作之风的伟大演员。若不是因为视力和听力受损，约翰逊博士也会赞助剧院。虽然约翰逊多少看不上老朋友大卫的天资，可如果别人批评大卫，约翰逊还是会出头相助。约翰逊对西登斯夫人[261]很感兴趣，后者也曾在他去世前一年拜访过他，约翰逊允诺说无论她什么时候再出演《亨利八世》中的凯瑟琳一角，他必将“再次一瘸一拐地前往剧院观看”。1776年的一个夜晚令人难忘，正是那晚，大卫·加里克在德鲁里巷剧院宣布告别舞台。“我记得，”一位观众说，“这场煽情的谢幕式结束之时，帷幕徐徐落下，他这位控制观众情绪的大师，流下的泪水比饰演最悲情的角色时流下的还多。”

时代的前进并没有带走艾迪生和蒲柏时代的俱乐部生活。先是咖啡馆和客栈悄然兴起，后又诞生了怀特和阿尔马克俱乐部，很快到了1800年，其他类似的俱乐部也发展到了十余家。早期的俱乐部几乎不以精雕细琢的装潢为卖点，仅靠少量会员及微薄的会费便可立足。而会员们必须“与俱乐部的气场相合”[262]才能入会。

这一时期的咖啡馆中，位于科文特花园的贝德福德 （Bedford）咖啡馆继承了威尔 （W ill’ s）和巴顿（Button's）咖啡馆的遗风，菲尔丁、丘吉尔[263]、霍加斯、哥尔德史密斯和音乐家阿恩博士[264]是这里的常客。“高级牛排协会”（Sublime Society of Beefsteaks）成立于1735年，是民主人士聚会最常去的地方。协会会员包括20位著名人士，他们每周都在科文特花园剧院相聚，共享牛排晚餐。聚会的房间一头摆着一排烤架，下面烤着火，上方刻着一段文字：

要是干了以后就完了，那么就快一点干。[265]

在这里，霍加斯、丘吉尔与加里克、威尔克斯[266]、三明治伯爵和威尔士王子一道饮酒、用餐，与其他会员会面交谈。其他人会对晚间活动的主持人妙言相向。最后选出的那个人，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要充任侍者的角色，去酒窖取酒。

所有这些协会中最出色的当属约翰逊的专门团体“文学俱乐部”，它剑走偏锋，颇具高风亮节，对会员的阶层和财产一概不论。关于这一著名的协会，麦考利[267] 写道：

“我们面前就是那间屋子，桌子上摆着纽金特[268]的煎蛋和约翰逊的柠檬。不朽的人物形象在雷诺兹的画布上齐聚一堂。我们看到戴着眼镜的伯克，身材颀长的朗顿，风度翩翩的博克莱尔，笑容灿烂的加里克，拍着鼻烟盒的吉本，还有带着号角状助听器的约书亚爵士。前景处有个人与其他人格格不入，他看上去很眼熟，就像陪我们一起长大的某个人一样。他是个大块头，一张大脸敦厚老实，脸上挂着痘痕。他身穿棕色的外套和黑色精纺毛料织成的长袜，灰色假发前额那一块烧焦了，手脏兮兮的，指甲也被咬到了肉根。我们看见他的眼睛和鼻子剧烈地抽动着，庞大的身躯摇摇晃晃，我们听见他喘着粗气，说着‘没有，先生’及‘您没有参透这一问题的本质，先生’。[269]”

尽管受到“加以甄别，小心处理，秘密行动”的约束，约翰逊时代的伦敦依可说是放浪形骸之地，与现在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那些宫廷中的闹事者，前几章中已经讲了很多，可他们却给暴民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后者很快便开始效仿。整整一个世纪，暴民四处作恶，无法无天。本杰明·富兰克林[270]在1768年写道：

“就连首都每天都上演着暴乱，毫无法制可言。正午时分，暴民们就在街上晃来晃去，谁不拥护威尔克斯[271]或自由，就要被打倒。法官不敢审判他们。煤老板不给工人加薪，运煤工就把他的房子拆了；锯木工破坏锯木厂；水手们卸下了所有出港船舶的索具，船老板不加薪，他们就拒不出海；船工破坏了私人小船，还威胁说要毁掉桥梁；士兵们对暴民开枪，男女老幼均未能幸免……就在我写下这些字的时候，一大群运煤工聚在一起，占领了这条街，他们把一个倒霉的煤老板绑在马桶椅[272]上示众，就因为他没给工人加薪。”

正如富兰克林所见，暴行大多跟政治形势或行业境况有关，当时的局面混乱不堪，绝不可能出现现在的选举示威。可这种强烈的本能经常会演变成恣意妄为的举动。如果一个水手或码头工人在酒吧里与人闹了矛盾，那么他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招来一群同伙，在军警到来之前大闹一番。就算他真的以煽动暴乱的罪名被逮捕了，依然有望在审讯前后被放出来。甚至他上了绞刑架，行刑前几分钟也可能被放走。如果海报上的演员演得不好，他可能会去大闹剧院；如果他不喜欢某座工厂的运营方式，就可能会去破坏工厂。他做得出来这些事，也确实做了。更恶劣的是，他还密谋在老城区当街劫持王后，罔顾在周围护驾的数千壮士，只为引起那位玩忽职守的国王的注意。在一个出身高贵的狂热分子的带领下，暴民们还包围了议会，毁坏了城里大部分的监狱，群情激愤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1775年，休谟上书问国王，若王室连英国本土的和谐都无法保证，又怎能控制远在三千英里之外的殖民地。到了1780年，这一问题有了一个可怕的答案。当年持续了七天之久的戈登暴乱（Gordon Riots）[273]几乎和1666年大火一样势不可挡。起初的反天主教游行示威演变成长时间不分青红皂白的疯狂行径。暴乱的第五天，恐怖分子猛攻纽盖特监狱，还放了火。到了第六天——

“我跟斯科特博士一起去纽盖特看了看，那里已是一片废墟，余火还在燃烧。我路过时，新教徒们正在老贝利街[274]（Old Bailey）的法庭里搜刮财物。我觉得他们应该不足百人，可他们的行事从容不迫、心安理得，没人放风，也没人恐慌，如同合法的全职雇员一般。商业区的人们竟然如此懦弱。到了星期三，他们又攻陷了舰队（Fleet）监狱、王座（King's Bench）监狱、马歇尔希（Marshalsea）监狱、木街柜台（Wood Street Compter）监狱和克勒肯维尔·布莱德维尔（Clerkenwell Bridewell）监狱，放跑了所有的犯人。夜里，他们火烧舰队监狱和王座监狱，我不知道他们还烧了哪些地方。这一夜，很多地方火光冲天。此景令人毛骨悚然。”[275]

但此次浩劫依然没有给英国带来一场彻底的改革。从那时起到19世纪，英国的选举似乎注定要成为一场混乱无序的狂欢。1782年，一位德国旅行者目睹了这“最具英国特色景象”闹闹腾腾的收官大戏，即在科文特花园进行的威斯敏斯特地区选举：

“一切尘埃落定之时，泛滥的自由主义精神和纯粹的英国暴民那野蛮、急躁的一面就完全暴露出来了。短短几分钟，所有的脚手架、长凳、座椅以及其他的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凳子上的垫子被撕成破布条。暴民们把布条绑在一起，把各个阶层的一大批人包围在会场里面。他们不住地推搡这些人以及所有挡道的东西，并以此为乐。在这样极度兴奋狂喜的情绪中，他们在多条伦敦最繁华街道上游行。”[276]

如果说是“泛滥的自由主义精神”刺激了动乱，那么促使犯罪行为发生的则是无能的警察和效率低下的司法程序。18世纪的伦敦警察机构根本称不上是“法律的悍臂”。警察身体素质不过硬，组织又松散时，一个胆大包天的罪犯想要逃避追捕非常容易。就算罪犯最终被起诉，可对轻犯烦冗无比的惩处规定有时也会让起诉人、证人和法官拖拖拉拉，因而影响判决和简易程序[277]。如果此人最终被判入狱，就算是栽进了最肮脏最黑暗的地方，监狱中实行罪恶的保护费制度，狱警对交了钱的犯人毕恭毕敬，却对一贫如洗的犯人施以重罚。之前遗留下来的野蛮行径在惩戒犯人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犯人被戴上颈枷手枷游街示众，押送队伍从纽盖特出发，取道霍尔本和现在的牛津街，最后走到海德公园东北角的泰伯恩（Tyburn）绞刑架上公开行刑，整个过程严苛无情。

那个“穿着天蓝色外套的小个子”在版画和油画中生动地再现了伦敦的这一面。霍加斯1697年生于史密斯菲尔德的巴托罗缪巷。曾是教师的父亲把高智商遗传给了他，而伦敦则给了他机遇。他给一个银盘雕刻师当学徒，设计普通的花样，这份乏味的工作几乎把他逼疯。于是，霍加斯自立门户，起初是给书商画画，继而创作自己的作品，这些讽刺连环画让他青史留名[278]。有些人觉得平淡无奇的图画就已经很好了，但他更希望得到非同寻常的评价。霍加斯生性乐观积极，给人留下的都是乐观的画作，也收到很多乐观的反馈。讨厌他的人会为“趾高气扬、自以为是的小个子”这种评论鼓掌叫好。而欣赏他的人则更愿称赞他具有“勇敢无畏、独立自主、不屈不挠的精神”。与瓦尔浦尔和切斯特菲尔德一样，霍加斯乐于观察人们“不断追求世俗的幸福和成就”，但他的视角不同——在霍加斯看来，这种追求通常是徒劳的，要换来世俗的幸福和成就，就得在很大程度上损害社会的利益。

霍加斯的视角和其他讽刺家一样有所偏颇，但他表达自己的想法时，给人的印象并不像好好先生艾迪生那般温文尔雅，这倒也不足为奇——仅是选题上的区别就足以导致不同的结果。挥霍和贫困衍生出了严重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民主的生活方式不会注重道貌岸然的富人，而必然《一天内的四个时刻》（Four Times of the Day）4幅。会为一种更朴实的艺术形式提供素材。霍加斯的作品是对雷诺兹和庚斯博罗[279]作品的补充，就像早些时候的斯威夫特的作品之于艾迪生的一样。

然而随着对霍加斯所绘的全景版画研究的深入，霍加斯时代的伦敦全貌也就愈发清晰，因为几乎每一幅画里的背景都是伦敦。暂且不谈这些连环画中的道德问题，单纯来看《勤奋与懒惰》这12幅画就足以发人深省。第一幅展现了当时的学徒制度，两个年轻的纺织工所扮演的正是作品名中的角色（学徒），他们操作着笨重的织布机，都没有觉察到师傅的眼色。之后两幅相继描述了教堂里正在举行的礼拜仪式，而同时在教堂墓地里，却有一群人聚在坟头赌博。接下来的四幅画作里，有一幅街景中的牌匾上写着“韦斯特和古德切尔德”[280]（从大火纪念碑数起，第四扇门）。后来勤奋的学徒变成了师傅的合伙人和女婿，还聘请了几位婚礼乐师。第八幅画作展示了伦敦同业工会的大厅中正进行着一场宴会，古德切尔德当上了伦敦警长，慷慨地邀请工会成员大吃大喝。最后两幅画分别描述了泰伯恩刑场即将执行的死刑，以及古德切尔德当上伦敦市长之后的游行。这套版画中有格拉布街边的阁楼，科文特花园的冬景，翻倒在查令十字街上的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四轮大马车，船尾以及萨瑟克集市，这些都象征着对命运。因此，这套版画以及霍加斯所有其他的作品，都有大量值得研究的细节，甚至可以从特拉斯勒博士（Dr. Trusler）[281]提出的虔诚的道德教化角度研究。

尽管塞缪尔·约翰逊本人对伦敦了如指掌，但他很少表现出霍加斯式的态度。的确，人们自然会第一个想到约翰逊所作的《伦敦》这首诗，因为诗中充满了辛辣的讽刺。可事实上这首诗是在模仿尤文纳尔[282]的《讽刺诗集第三卷》（Third Satire），而且还是约翰逊刚来伦敦一年左右时写的，当时的他多少还不能接受摆在眼前的残酷事实，即

萧索的贫困缓慢地创造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他愤而斥之不足为奇。

（伦敦是）

贫困刁民的老巢，

巴黎和罗马狼藉的下水道。

有时，约翰逊也会随心所欲地来上一段不怎么协调的对偶句：

这里，房屋倒塌的声音在你的脑中轰轰作响，

还是这里，你被信奉无神论的女性暴打身亡。

因为在1738年，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民房建筑和宗教建筑都已破败。他所感受到的恐怖若非来自过去的经历，便是存在于对未来的展望中，总之是关于

苦工、嫉妒、欲望、雇主和监狱。

这样一个人是不太可能在评论中网开一面的。可后来约翰逊时来运转了，他变成了女人们都喜欢的那种马屁精，大肆吹捧伦敦。

他的作品中几乎再没出现过对伦敦的大段评论。通常他更喜欢具体地观察伦敦，就事论事，就人论人。虽然约翰逊对伦敦——这座激发了霍加斯创作出杰出作品的城市——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了如指掌，但他鲜少流露出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这似乎有两个原因。其中，从性格角度看，他倾向于顺从。以下是他对个人的看法，他对社会的看法也应相差无多：

“耐心是上天赐给我们的一剂良药。尽管它无法减轻我们身体上的痛苦，但能帮助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守住内心的宁静。”

这便是他思想的特点，与之相辅相成的，或者说是因之而生的，则是这样一个事实——他是个如假包换的托利党人。“跟君主客气不是我的风格。”约翰逊讲到在皇家图书馆与国王乔治三世会面的情况时说道。[283]谈到国王和政府要对国事负责时，约翰逊几乎脱口而出说“他们怎么做都对”。

然而我们并不需要通过约翰逊的评价来了解他那个时代的伦敦的本质。有关他生平经历的记录非常全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画面来了解：1748年到1758年这十年间，他住在舰队街的高夫广场（Gough Square），每年只有30英镑的收入，开始崭露头角；后来的七年中，他与斯特伯律师学院、格雷律师学院（Gray’s Inn）和内殿律师学院的律师们交往甚密；在生命最后的19年，他先后住在约翰逊庭院（Johnson’s Court）和博尔特庭院（Bolt Court），并且经常去斯特里汉姆（Streatham）拜访热情好客的思罗尔（Thrale）夫妇[284]，国家每年还给他300英镑的津贴。就这样，他在这片被泰晤士河、大法官巷（Chancery Lane）、霍尔本和舰队市场（Fleet Market）所包围的一小块地方中度过了三十多年的时光。

伯克贝克·希尔为包斯维尔的《约翰逊传》写了一篇精彩的导言，用了五页双栏纸来描述这位伟人每天例行经过的街道、庭院、客栈、咖啡馆、俱乐部、剧院、监狱、夏日花园、办公处、住宅和教堂。约翰逊这个人本身就是那个年代最引人入胜的一景，无论在这座城市，还是在那个年代的文学圈子，他的身影无处不在。

约翰逊的活动区域恰恰处于老城和时尚的西区之间。显赫的贵族或许正想方设法把高档生活区往海德公园那边转移，但他却满足于更古老、更简朴的社区。约翰逊的伟大之处体现在他所组建的俱乐部的名望上，他的俱乐部和阿尔马克一样高端，却远比后者更简朴，更有价值。俱乐部的常设机构也是约翰逊的一大成就，因为它比同时代的组织更注重两点：一是让文学彻底不再受时尚的束缚；二是将来的某天，文学的国度能不再以贫富论英雄。

参考阅读

传记和书信集

詹姆斯·包斯维尔（James Boswell），《约翰逊传》（Life of Dr. Johnson）。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给儿子的信》（Letters Written to HisSon）。

达布雷夫人（D'Arblay，Madame），《日记和书信集》（Diary and Letters）。奥斯汀·多布森（Austin Dobson）编辑版。

奥斯汀·多布森，《威廉·霍加斯》（William Hogarth）；《贺拉斯·瓦尔浦尔传》（Life of Horace Walpole）。

珀西·菲茨杰拉德（Percy Fitzgerald），《大卫·加里克传》（Life of David Garrick）。T. B. 麦考利（T. B. Macaulay），《论达布雷夫人、约翰逊、瓦尔浦尔之随笔》（Essayson Madame D'Arblay，Johnson，and Walpole）。

贺拉斯·瓦尔浦尔（Wal pol e，Horace），《书信集》（Le tters），坎宁安（Cunningham）编辑版（9卷本）。

社会史专项研究

W. B. 博尔顿（Boulton，W. B.），《老伦敦的娱乐活动》（Amusements of Old London）

（2卷本）（与18世纪息息相关）和《乔治王时代》（In the Days of the Georges）。奥斯汀·布里尔顿（Austin Brereton），《阿德尔菲文学史》（The Literary History ofthe Adelphi）。

奥斯汀·多布森，《18世纪简述》（Eighteenth Century Vignettes）。乔治·帕斯顿（George Paston），《乔治王时代的趣闻》（Sidelights on the GeorgianPeriod）。

诺曼·皮尔逊（Norman Pearson），《18世纪社会概览》（Society Sketch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 M. 萨克雷（W. M. Thackeray），《乔治三世》（George the Third）和《英国幽默作家》（English Humorists）（最后两篇随笔）。

讽刺类和描述类

奥利弗·哥尔德史密斯，《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威廉·霍加斯的版画。

塞缪尔·约翰逊，《伦敦》（London）。

《18世纪的社会风情漫画》（Social Carica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乔治·帕斯顿编辑版（霍加斯、罗兰森（Rowlandson）以及其他同时代画家手稿复制品的对开本）。

小说（具体小说内容见参考小说阅读附录）

瓦尔特·比桑特（Walter Besant），《别无选择》（No Other Way）和《橘子女孩》（The Orange Girl）。比桑特和詹姆斯·赖斯（Rice，James），《舰队牧师》（The Chaplain of the Fleet）。弗朗西斯·伯尼，《塞西丽亚》（Cecelia）和《埃维莉娜》（Evelina）。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理查德·卡维尔》（Richard Carvel）。

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和《巴纳比·拉奇》（Bamaby Rudge）。

亨利·菲尔丁，《阿米莉亚》（Amelia）、《弃儿汤姆·琼斯史》（Tom Jones）和《乔纳森·怀尔德》（Jonathan Wild）。

萨拉·菲尔丁（Sarah Fielding），《素朴儿》（David Simple）。塞缪尔·理查德森（Samuel Richardson），《克拉丽莎·哈洛》（Clarissa Harlowe）和《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Sir Charles Grandison）。托比亚斯·斯末莱特，《法瑟姆伯爵费迪南德历险记》（Ferdinand，Count Fathom）和《汉弗莱·克林克尔探险记》（Humphrey Clinker）。

W. M. 萨克雷，《巴里·林登》（Barry Lyndon）和《弗吉尼亚人》（The Virginians）。

戏剧老乔治·科尔曼（Sr George，Coleman），《牛津人进城》（The Oxonian in Town）

（1770）和《怒气，又名伊斯灵顿矿泉》（The Spleen，or Islington Spa）（1776）。大卫·加里克，《阶下的上流生活》（High Life below Stairs）（1759）和《阶上的上流生活》（High Life above Stairs）（1775）。奥利弗·哥尔德史密斯，《好心人》（The Good-Natured Man）（1768）。查尔斯·麦克林（Charles Macklin），《科文特花园剧院》（Covent Garden Theater）（1752）。

亚瑟·墨菲（Murphy，Arthur），《学徒》（The Apprentice）（1756）。

R. B. 谢里丹（R. B. Sheridan），《造谣学校》（The School for Scandal）（1777）和《剧评家》（The Critic）（1779）。

上图第一行：阿德尔菲联排住宅第二行：加里克的家，他辞世的地方，位于中心区右边下图第一行：1759年约翰逊位于霍尔本斯特伯律师学院的家第二行：免受时光侵蚀的两座著名建筑物第三行括号内：见照片

上图：切尔西附近的拉内拉赫花园一景

下图：沃克斯豪尔花园一景

图下方文字：两座著名的18世纪花园括号内文字：来自于一张古老的版画

“绞死在泰伯恩的懒蛋学徒”括号内文字：选自霍加斯的雕版画

约翰逊博士位于圣殿区的住宅括号内文字：选自一幅古老的版画

[202] 参见包斯维尔的《约翰逊传》（Johnson），伯克贝克·希尔（Birkbeck Hill）编辑的版本，第一部，422页。

[203]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爱尔兰作家、政治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他曾在英国下议院担任了多年辉格党议员。——译者注

[204] 出处同上，第三部，178页，第一节。

[205]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译者注

[206] 出处同上。

[207] 参见包斯维尔的《约翰逊传》，Birkbeck Hill编辑的版本，第三部，178页。

[208] 亚当兄弟四人皆为建筑师，他们分别是约翰·亚当（John Adam，1721—1792）、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1728—1792）、詹姆斯·亚当（James Adam，1732— 1794）和威廉·亚当（William Adam，1738—1822）。——译者注

[209] 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1573—1652），英国建筑师。他是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带入英国的第一人。——译者注

[210] 克里斯多弗·韦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1632—1723），英国天文学家、建筑师。——译者注

[211] 第四代奥福德伯爵贺拉斯·瓦尔浦尔（4th Earl of Orford，Horace Walpole，1717— 1797），英国艺术史学家、作家、古董收藏家、辉格党政治家，其作品《奥特朗托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被认为是哥特小说的开山鼻祖。——译者注

[212] 参见瓦尔浦尔的《书信集》（Letters）中1773年7月29日瓦尔浦尔致梅森（Mason）的信件。

[213] 参见乔治·帕斯顿（George Paston）的《乔治王时代的趣闻》（Sidelights of the Georgian Period），176—177页。译自M. 皮埃尔·格罗斯利（M. Pierre Grosley）1790年的作品《伦敦》（London）。

[214] 指的是当时著名的设计师和木匠约翰·林内尔（John Linnell，1729—1796）。——译者注

[215] 指的是当时著名的设计师和木匠托马斯·奇彭代尔（Thomas Chippendale，1718— 1779）。他和约翰·林内尔都与亚当兄弟合作过。——译者注

[216] 克莱德群岛是苏格兰的一部分。苏格兰的气候潮湿，作物生长期短，比起小麦更适合种植燕麦。当地人食用麦片的历史非常悠久。——译者注

[217] 参见《妙语收容所》（Foundling Hospital for Wit）1784年版第四章，189页。

[218] 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1717—1779），英国演员、剧作家、剧院经理和制作人，是约翰逊的学生和好友，德鲁里巷（Drury Lane）剧院的经营者。——译者注

[219] 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George Friedlic Handel，1665—1759），著名巴洛克音乐作曲家，生于德国，后入籍英国。——译者注

[220] 第四代切斯特菲尔德伯爵菲利普·多默尔·斯坦霍普（Philip Dormer Stanhope，4th Earl of Chesterfield，1694—1773），英国政治家、外交家。——译者注

[221] 威廉·霍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英国著名画家、版画家、讽刺画家、社会评论家，欧洲连环漫画的先驱人物。——译者注

[222] 霍屯督人（Hottentot）是非洲西南部的本土人。这一称谓是切斯特菲尔德给约翰逊的。——译者注

[223] 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对约翰逊的此番描述很有名，尽管伯克贝克·希尔论证说勋爵并非有意而为之，他说得也确实对，但所有的证据均表明，这一描述是非常准确的。参见切斯特菲尔德《给儿子的信》（Letters to His Son），1751年2月28日。

[224] 第一代科巴姆子爵理查德·坦普尔（Richard Temple，1st Viscount Cobham，1675—1749），英国陆军元帅，辉格党政治家。——译者注

[225] 塞缪尔·理查德森（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英国作家。此处所指作品为他的第一部书信体长篇小说《帕梅拉，又名美德得报偿》（Pamela; or，Virtue Rewarded）。——译者注

[226] 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英国小说家、剧作家，以作品中的幽默和讽刺而闻名。——译者注

[227] 菲尔丁的长篇小说《弃儿汤姆·琼斯史》（Tom Jones）主人公。——译者注

[228] 苏格兰作家托比亚斯·斯末莱特（Tobias Smollett，1721—1771）的长篇小说《蓝登传》（The Adventures of Roderick Random）主人公。——译者注

[229] 斯末莱特的长篇小说《皮克尔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Peregrine Pickle）的主人公。——译者注

[230] 斯末莱特的长篇小说《汉弗莱·克林克尔探险记》（The Expedition of Humphry Clinker）的主人公。——译者注

[231] 在圣经《旧约》中的《约伯记》（The Book of Job）中，约伯经历了种种厄运，凭着对上帝的忠诚和自身的坚强隐忍，最终得到了回报。小说《威克菲德的牧师》（The Vicar of Wakefield）中的情节和约伯的故事有很多相似之处。——译者注

[232] 欲了解诗歌如何描述文学中的这些发展过程，参见威廉·沃森（William Watson）的《华兹华斯的恳求》（Wordsworth’s Crave）第四部分。

[233] 即约翰逊组建的“俱乐部” （ The Club），又名“文人俱乐部” （ Literary Club）。——译者注

[234] 约书亚·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1723—1793），18世纪英国颇具影响力的肖像画家。——译者注

[235] 托珀姆·博克莱尔（Topham Beauclerk，1739—1780）是当时的社会名流，查理二世的曾孙，与约翰逊和瓦尔浦尔为友。——译者注

[236] 本内特·朗顿（Bennet Langton，1736—1801），英国作家，“俱乐部”的初始成员之一。——译者注

[237] 见L.E.Gates编辑的《纽曼文选》（Selections from Newman）序言。

[238] 切斯特菲尔德《给儿子的信》（Letters to His Son），1747年3月27日。

[239] 同上，1747年3月27日。

[240] 切斯特菲尔德《给儿子的信》（Letters to His Son），1747年10月9日。

[241] 他后来改姓为阿尔马克（Almack），这也是他经营的俱乐部和会场的名字。

[242]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1749—1806），英国辉格党政治家。——译者注

[243] 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1759—1806），英国政治家。1783年，年

[244]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译者注

[245] 第四代三明治伯爵约翰·蒙塔古（John Montagu，4th Earl of Sandwich，1718— 1792），英国政治家、军人，曾三任第一海军大臣。——译者注

[246] 阿尔马克俱乐部在星期三晚上举办的高级舞会只允许购买年度“会员卡”的人来参加，而购买也需经俱乐部批准。——译者注

[247] 参见勒特雷尔（Luttrell）的《茱莉亚》（Julia）第一封信。

[248] 参见《旁观者》（The Spectator）第47期，艾迪生写于1711年，这个词指的是那些“油嘴滑舌之人，每个国家都用其国民最喜欢的一道肉菜为之冠名：在荷兰他们被称作“腌鲱鱼”；在法国，叫“浓汤”；在意大利，叫“通心粉”；在大不列颠则叫作“布丁”。五十年后，英国采用了意大利的叫法。

[249] 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1633—1703），英国日记作家、托利党政治家，他的日记发表于19世纪，提供了复辟时期社会现实和重大历史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和研究素材。——译者注

[250] 参见坎宁（Canning）的《三角恋情》（Loves of the Triangles）。

[251] 参见瓦尔浦尔《书信集》——1750年6月23日致乔治·蒙塔古（George Montagu）的信件，坎宁安（Cunningham）编辑版。

[252] 弗朗西斯·伯尼（Frances Burney，1752—1840），婚后名为达布雷夫人（Madame D'Arblay），英国小说家、日记作家和剧作家。——译者注

[253] 参见《艾琳娜》（Evelina）中第56封信；以及《塞西丽亚》（Cecilia）第六章。

[254] 参见哥尔德史密斯的《世界公民》（Citizen of the World）中第71封信。

[255] 参见斯末莱特《汉弗莱·克林克尔探险记》中M. 布兰贝尔（M. Bramble）致刘易斯医生（Dr. Lewis）的信，5月22日写于伦敦；还可参见出处同上的莉迪亚·梅尔福德（Lydia Melford）写给利蒂西亚·威利斯（Letitia Willis）的信，5月31日写于伦敦。

[256] 参见包斯维尔的《约翰逊传》，伯克贝克·希尔编辑的版本，第四部，324页。

[257] 焰火表演的主办人。——译者注

[258] 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1689—1762），英国贵族、作家，跟随驻土耳其大使的丈夫来到土耳其，在土耳其所写的书信是她最著名的作品。——译者注

[259] 内尔·格温（Nell Gwynne，1650—1687），英王查理二世的情妇。——译者注

[260] 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1751—1816），出生于爱尔兰的英国作家、诗人。——译者注

[261] 萨拉·西登斯（Sarah Siddons，1755—1831），18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悲剧女演员。——译者注

[262] 参见包斯维尔的《约翰逊传》，伯克贝克·希尔编辑的版本，第四部，254页，第二节。

[263] 查尔斯·丘吉尔（Charles Churchill，1732—1764），英国诗人、讽刺作家。——译者注

[264] 托马斯·阿恩（Thomas Arne，1710—1778），英国作曲家。——译者注

[265] 出自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Macbeth），朱生豪译本。——译者注

[266] 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1725—1797），英国激进派记者、政治家。——译者注

[267] 第一代麦考利男爵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st Baron Macaulay，1800—1859），英国诗人、历史学家、辉格党政治家。——译者注

[268] 第一代纽金特伯爵罗伯特·纽金特（Robert Nugent，1st Earl Nugent，1702— 1788），爱尔兰诗人、政治家。——译者注

[269] 参见麦考利在《论塞缪尔·约翰逊随笔》（Essay on Samuel Johnson）中的结论，收录于1831年9月出版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中。

[270]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美国独立战争领袖，18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哲学家、文学家、航海家。——译者注

[271] 威尔克斯因写了一篇批评国王乔治三世的文章而入狱，这一事件激起了抗议者的暴乱。——译者注

[272] 从前的一种刑具，一根可活动的木杆上吊着一张椅子，把人绑在椅子上，椅子下方是河，牵动木杆使椅子突然下坠，让受刑者浸水。此种刑具多用于惩罚娼妓或违法商人。——译者注

[273] 乔治·戈登勋爵（Lord George Gordon，1751—1793）的领导下的反天主教暴乱。——译者注。参见狄更斯的《巴纳比·拉奇》（Barnaby Rudge）第48至68章。

[274] 指的是中央刑事法院（Central Criminal Court），通常以其所在街道老贝利街（Old Bailey）代指，这里就是纽盖特监狱的所在地。——译者注

[275] 参见包斯维尔的《约翰逊传》，伯克贝克·希尔编辑的版本，第三部，429页。

[276] 此段引用自奥斯汀·多布森（Austin Dobson）的《十八世纪简述》（Eighteenth Century Vignettes）第一辑，222—223页。

[277] 由法定的行政机关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处罚事项当场进行处罚所应遵循的程序，相对普通程序而言，主要针对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情节简单、因果关系明确的违反行政管理的行为，其主要特点在于“当场决定并当场处罚”。——译者注

[278] 其中最有名的作品是：《妓女生涯》（The Harlot’s Progress）6幅；《浪子生涯》（The Rake’s Progress）8幅；《选举》（The Election）4幅；《时髦婚姻》（Marriage-a-la-Mode）6幅；《勤奋与懒惰》（Industry and Idleness）12幅；

[279] 托马斯·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1727—1788），英国肖像和风景画家。——译者注

[280] 这个学徒姓“Goodchild”，字面意思是“好孩子”。——译者注

[281] 参见牧师特拉斯勒博士（Reverend Doctor Trusler）的《道德化的霍加斯（完整版）……附有对其作品道德倾向的简明全解》（Hogarth Moralized，a Complete Edition...Accompanied with Concise and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s of Their Moral Tendency）。

[282] 尤文纳尔（Juvenal），公元1世纪晚期至2世纪早期古罗马著名讽刺诗人，著有《讽刺诗集》（Satires）五卷。——译者注

[283] 参见包斯维尔的《约翰逊传》（Johnson），伯克贝克·希尔（Birkbeck Hill）编辑的版本，第二部，135页。

[284] 指的是约翰逊的密友亨利·思罗尔（Henry Thrale）及其夫人赫斯特·思罗尔（Hester Thrale）。——译者注

兰姆和拜伦的伦敦

19世纪初期的伦敦已成为一座大都市，单单是面积就比以前更大，因为它几乎把四层以下的房屋都纳入了城市范围，原来市内的公园和露天广场的数量也增加了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然而文学气息比较浓厚的地方主要还是哥尔德史密斯、艾迪生、弥尔顿甚至连莎士比亚都待过的老城区。至于“这个人、财、艺术和智力的巨型市场”大得有多么俗不可耐，通过德·昆西[285]的《自传》中名为《伦敦国》（The Nation of London）的这一章便可窥知一二。他刚进城时，简直是受不了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富丽堂皇的、纸醉金迷的景象”[286]，抵达客栈后，他发现这里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圣保罗大教堂的距离一样远。经过考虑，他选择了后者，并沿着河岸街——舰队街——路德门山这条熟悉的路线顺利到达目的地。这五百年来，上述的两座大教堂一直都在，他想去哪个都可以。

到了这一时期，此前还被视为边远郊区的伦敦周边地区，生活方式也逐渐伦敦化，这些地区的生活方式偶尔也会被引入伦敦。利·亨特[287]居住在城外汉普斯特得（Hampstead）这个人口稠密区的外围。西斯 （ T h e H eath）广袤的原野曾是克拉丽莎·哈洛进行冒险的地方 [288] ，后来很快便被改建成了一座公园；古老的杰克·斯特劳[289]城堡曾经是强盗们碰头的地方，现也被改建成了酒吧。汉普斯特得与伦敦城之间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沿途的农村人仍会和途经的绅士们做生意，可他们显然是安于小本经营的[290]。在生命的最后16年间，柯勒律治[291]居住在更为偏远的高门（Highgate）地区吉尔曼（Gillman）先生家里。此地已经是相当靠北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河边的威斯敏斯特和肯辛顿，高档体面的西区也正以缓慢的速度不断扩张。严格意义上的“伦敦城”现已没多少人口了，仅仅是一个居住区而已，但从路德门广场到查令十字街一带依然是文人墨客经常出没的地方：兰姆就住在这里，拜伦住在特拉法加广场和海德公园之间。他们两个人都会不时前去两地之间的这一片区域。

这两个人对伦敦的感情是截然相反的。对兰姆来说，伦敦是天堂，他沉浸其中，悠然自得。

“我的一生都在伦敦度过，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怀着深深的感情，就像登山者对大自然的感情一样。河岸街和舰队街灯火通明的店铺、红火的买卖、不计其数的商人，主顾、马车、篷车和剧场、科文特花园周围车水马龙、繁华无比、城里来的佳人、巡夜人、酒蒙子、还有打架斗殴的——你若是醒着，便会发现伦敦夜未眠。舰队街总有新鲜的东西：人群、尘土、洒在房顶和人行道上的阳光、版画店、旧书摊、跟书摊老板砍价的牧师、咖啡馆、厨房里飘来的汤蒸气，还有哑剧——伦敦本身就是一部哑剧，一场假面舞会——所有这一切流入我的脑海，我来者不拒，永无餍足。这些奇景吸引我夜游伦敦，探索那些熙熙攘攘的街道，河岸街浓郁的生活气息常能令我喜极而泣。”[292]

但对拜伦来说，伦敦是苦涩人生中的一幕，他身处陌生人围成的荒漠中，不仅孤独，更是痛苦。尽管劳碌一生，贫困潦倒，兰姆还是在这里度过了平淡却也安宁的六十年，少年时有慈善奖学金，暮年时则有养老金可领。拜伦在伦敦成了上议院的一员，他那声名狼藉、挥金如土、华丽绚烂、跌宕起伏的一生的序曲也在此奏响——这稍纵即逝的一生，比起前面那位温和派的随笔作家更长久、更传统的一生，可谓是开始得晚，结束得早，来去皆匆匆。

成年后的拜伦真正在伦敦的生活只有1808年到1815年这七年左右。虽然他的出生地位于卡文迪什广场（Cavendish Square）的霍利斯街（Holies Street），但青少年时代的他也经常被带到城里住上一小段时间。拜伦后来的住所全部集中在一个非常时髦的地区，离皮卡迪利几十码远，从皮卡迪利广场摄政街（Regent Street）一侧延伸到海德公园东南角，全长四分之三英里。正是在这里，他发表了自己的成名作。拜伦曾从圣詹姆斯街乘车穿过圣詹姆斯公园前往自己鲜有出席的上议院，也曾从皮卡迪利联排住宅（Piccadilly Terrace）13号启程离开伦敦，身后追着道德家们一串刺耳的叫骂声。

虽然拜伦对伦敦的厌恶很难得到共鸣，可毕竟还有两个团体向他敞开了大门，那里文人与权贵相谈甚欢，拜伦自己也是乐在其中。这两个团体的其中一个属于拜伦赫赫有名的邻居——银行家、诗人和艺术赞助人塞缪尔·罗杰斯[293]。从1800年起，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罗杰斯的第二职业便是东道主。乔安娜·贝利[294]、夏洛特·勃朗特、托马斯·坎贝尔[295]、弗朗西斯·伯尼、老迪斯雷利[296]、托马斯·摩尔[297]、欧文[298]、司各特[299]、骚塞[300]、华兹华斯、狄更斯以及他所有的座上宾——这些人不过是登门拜访罗杰斯的众多文人中的冰山一角。当年这些人中就有拜伦。“如果你走进他家，”《唐璜》的作者写道，“走进他的客厅和图书室，你会在心里默想，这里的主人一定不是什么凡夫俗子。散落在壁炉架、沙发和桌子上的宝石、硬币和书本，无一不在显示主人近乎刁钻的高雅品位。”罗杰斯的家给人宾至如归的感觉。无论是单独到访，还是结伴而来，宾客无一不喜欢畅谈一番，免不了有些刻薄之语。1824年，华盛顿·欧文在写给摩尔的一封信中谈到东道主时说：“不久之前我私下里跟他吃了一顿饭，他招待朋友就像是料理鱼一样细致，每条鱼上面都要滴上点柠檬汁。开胃不假，可我还是觉得束缚。”

相比之下，在罗杰斯亲自引荐拜伦去的郝兰德公馆（Holland House）里，人们谈论的内容更高雅一些，一定程度上说是由公馆的规模和郝兰德夫人的脾气决定的。城里正立面有三十英尺宽的房子里难免总有挑剔指责之言，而用“令人肃然起敬，结合了大学图书馆古老庄重的气息与女性优雅智慧的韵味”[301]来形容郝兰德公馆则是实至名归。此外，用“女性优雅智慧的韵味”主宰这间沙龙的，是一位温文尔雅却又坚定独断的女士，她非常明确交谈的主题，随时准备控制局面，防患于未然。因此这里的谈话比罗杰斯家的更传统、更死板。

郝兰德公馆本身的历史就很值得一谈。虽然它是在1607年建造的，可比起伦敦的许多地标性建筑来说，它比较现代化。那一年英国在北美建立了13块殖民地中的第一块。郝兰德公馆结构复杂精巧，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对它的刻薄评价基本上算是中肯的，他说“这里聚集着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夫人，她们年轻时奇丑无比，是岁月赐给了她们高贵端庄的气质”。时至今日，它依然屹立在肯辛顿花园（Kensington Gardens）西南半英里处的一片开阔地上。护国公时期，宫殿被充公，克伦威尔就撤回到这里，与手下的军官们共商国事。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里过得很不如意的艾迪生，从1716年至1719年去世期间，也一直以主人的身份居住于此。但郝兰德公馆声名鼎盛之时是在19世纪上半叶，当时郝兰德勋爵和夫人盛名在外，他们的圈子也就自然而然地吸纳了年轻的拜伦勋爵。说是自然而然，其实也有意外的成分，因为若不是所有相关人士都不愿记起《英格兰诗人》中某些辛辣的诗句[302]，拜伦和郝兰德夫妇是绝不会成为朋友的。

拜伦要在上议院首次做演讲，他在准备过程中听取了郝兰德勋爵的建议，演讲发表两天之后，《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出版发行使他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一星期刚过，第一版便告售罄。包括王储和花花公子博·布鲁梅尔[303]在内的每个人都想跟他见面。此时的宫廷风气已经堕落到与复辟时期差不多，一夜成名的诱惑力轻而易举地俘虏了他。这一时期的拜伦，尽管著作颇丰，却并非用心为之。“评论家口中的‘复杂’是什么意思？《拉拉》（Lara）是我参加完舞会和化妆舞会之后，回到家里一边脱衣服一边写的，1814年正是狂欢之年。”关于自身所处的环境，他写得明明白白。[304]

有人谈作诗之苦，叹人凄凉的生活

充满丑恶、疾病、痛苦。但他们可曾

看到过年轻的贵族怎样过的一生！

他们虽年轻而精神却早已衰老，

青春来得豪华，使用得更是无度：

他们的精力在无数粉臂中耗尽，

钱找犹太人要，家产都归于债主；（查良铮译本）

这几行以及后面那些不那么辛辣的诗句描绘了他1811年至1814年的生活——实际上当时的社会已经习惯并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这是受到了后来加冕为乔治四世的摄政王的影响，对于这位皇亲的性格，雪莱和萨克雷的评论[305] 几近无可辩驳。乔治四世虚荣、任性、放荡不羁的性格与查理二世不相上下，他身边那帮人的道德水平也不比复辟时期那帮人的高尚多少。这些人中最特立独行的当属博·布鲁梅尔，他出身于中产阶级，性格极度自恋，正因如此，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精英群体的领袖人物。他和对他俯首帖耳的同伴们把怀特俱乐部据为己有，还把飘窗处的位置变成了他自己的宝座，俱乐部的其他成员甚至都不准靠近。尽管摄政王的加入让这一团体更为显赫，但在与布鲁梅尔疏远之前，摄政王也只是这个团体中的二号人物。这个团体声名在外，自视颇高，而道德风尚却相当低下。

“我发现身边有些年老的绅士，他们教养良好，平淡度日，含饴弄孙，头发灰白。我看着他们，遥想他们当年的风采。那个极端守旧的绅士，当年在第十皇家轻骑兵队[306]，与亲王同桌用膳，那时的他就已夜复一夜地赌牌了。他坐在布鲁克斯俱乐部或拉加特俱乐部（Raggett's）的赌桌前，成宿成宿地玩。如果那位绅士趁着玩得兴起，或者借着酒兴，对邻桌出言不逊的话，那么第二天早晨他们两人绝对会去外面用枪决斗。还有位绅士会带上他的朋友、黑人拳击手里士满[307]，驱车前往莫赛（Moulsey），当黑人痛扁犹太佬荷兰山姆[308]时，他拿着外套，大声叫骂，或者兴冲冲地喊着加油。另一位绅士会颇有男人味地脱掉自己的外套，对着街上的一个船员抽过去。还有那位一直待在看守所里的绅士。再说客厅里跟女士在一起的那位绅士，别看他现在一副彬彬有礼、不卑不亢的样子，你若是看到他青年时代跟男人在一起时是怎样讲话的，绝对会吓个半死。”[309]

这些人都是上流社会中的精英，可拜伦却突然遭到上流社会恶狠狠的排斥，不过是因为他的大名声与婚姻丑闻引发的小意外。纵观整个社会史，对于发生在不显眼的浪子和滑头身上的“流言蜚语”，有些人往往会视而不见或者干脆欣然接受，也正是他们，有时却会表现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在生命的第27个年头，拜伦与伦敦永别了。

当把目光从拜伦转向兰姆，我们的脚步也随之向东，经过特拉法加广场、查令十字街、河岸街、依然屹立不倒的圣殿闩，来到伦敦老城区。很少有人比兰姆在圣殿周边地区生活的时间更长——他出生于此，在这里度过了生命最初的七年，后来从1800年至1817年，也一直居住于此。对于这一法院与其他建筑林立之地的特点和氛围，身为当地居民的兰姆在论《内殿法官》的随笔中抒发了自己的感想。这个优秀的建筑群同时也是一座承载着光荣记忆的宝库，对此萨克雷在《潘登尼斯》中有着详细的论述[310]，他的观点也更为暧昧。浮现在兰姆面前的是“它的教堂、厅堂、花园、喷泉……它美轮美奂的大广场、古色古香的深幽绿境”。他写到了排屋，还有老法官经常威风堂堂、昂首阔步地走过的商业街；写到了法律的捍卫者，例如塞缪尔·索尔特[311]、托马斯·考文垂[312]和彼得·皮尔森[313]，他们这些人体现了圣殿区的尊严；还写到了诸如洛弗尔[314]这般忠心耿耿的仆人们守护着绅士们的利益。至于他本人对于维护圣殿区传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查尔斯·兰姆倒是所言甚少，但他的朋友们通过写信和正式立碑的方式，让人们不要忘记这位好客之人。18世纪早期的小酒馆是文学聚会的场所，后来被咖啡馆所替代，而到了19世纪早期，私人的招待会似乎取代了上述二者。至少兰姆时代的文学聚会，与本·琼森、德莱顿、艾迪生和哥尔德史密斯时代一样，更多是在家中而非公共场所举办。在郝兰德公馆、布莱辛顿夫人家[315]和塞缪尔·罗杰斯家里举办的聚会最为奢华，但福斯特[316]在林肯律师学院广场（Lincoln’s Inn Fields）以及查尔斯和玛丽·兰姆在内殿举办的更简朴的聚会也同样令人难忘[317]。兰姆这样描述圣殿区王座巷北端的居住区：

“我想在家里享有完全的私人空间，没有外人的妨碍，也能经常在想要与自己永恒的精神自在交流时免受朋友们的干扰，而我现在的住所就像是部长的接见会堂一样。” [318]

然而他热情好客的本质似乎未曾改变，每个星期三的晚上是雷打不动的聚会时间，其他晚上也多半留给了到访的好友。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他位于内殿巷4号的家—— 简单的布局、低矮的天花板、壁炉里的火焰、破旧的家具，墙上还挂着霍加斯的版画。夜晚从打牌开始——他有一句有名的评论，“先生，如果尘土就是王牌，那么您那一手牌得是什么样的啊！”晚些时候，戏剧界的一帮人，包括戏剧爱好者、评论家、演员和经理，都会顺便过来看看。食物和饮品供应充足，吃饱喝足后，谈话的气氛也变得更加热烈。谈话的内容由讲话者本人的性格决定，总会涉及一些无形而永恒的话题。他们谈论哲学多于政治，过程中欢笑多于严肃。总的来说，读者应该能想象一个由查理·兰姆主持，亨特、哈兹里特[319]、查尔斯·肯布尔[320]、塔尔福德、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都参与其中的团体一起谈话是怎样的情形。[321]“只有古物研究者和业余文学爱好者才会兴致盎然地参观”圣殿区，或许事实的确如此，但对上述人们来说，不只徜徉于虚构人物如罗杰·德·科弗利和旁观者[322]走过的庭院能够带给他们静谧的快乐，而且在通向约翰逊、哥尔德史密斯、兰姆和萨克雷住所的一条条静谧、曲折的小路上闲庭信步也颇具乐趣。

《伊利亚》中用了两篇随笔来记录兰姆就读于基督公学（Christ's Hospital）期间的经历，这两篇随笔大大美化了学校，不过这里的男生们直到现在依然穿着别致的“蓝袍校服”[323]，因此，伦敦人和访客就都不会忘记这所学校是爱德华六世创办的——这在当年可是轰动的大事。和卡尔特豪斯公学（Charterhouse）一样，这里原本也是修道院，1225年，约翰·尤因（John Ewin）把这块土地赠送给方济各会修士。教会为了报答他，封他为圣徒，这个名头显然是跟现代的荣誉学士学位差不多。学校的建筑和里面的物品都是由普通市民、市长、高级贵族甚至是皇室成员捐赠的。在解散修道院的行动中[324]，灰衣修士（Greyfriars）修道院也未能幸免，这座雄伟的教堂为圣尤因（St. Ewin）和圣尼古拉斯·香布尔斯（St. NicholasShambles）两个教区服务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莎士比亚出生前12年（1553年），爱德华以救济“贫苦孤儿和其他人”的名义重修了灰衣修士修道院。尽管它地处城市的最西北角，南临新门街，可还是未能逃过1666年的那场大火，大火甚至还越过了这一地区的城墙。自1680年起进行了数年之久的重建工作使得基督公学大体成形，也就是1782年七岁的查尔斯·兰姆入学时所看到的模样。

为了证明基督公学并非面向弃儿和穷孩子的“慈善学校”，兰姆试了许多巧妙的办法，温和的《伊利亚》就是一次有趣的尝试。如果唯一必需的是拐弯抹角的话，那么下面这句话则体现了他的技巧，他解释说这所学校是为了“安抚那些灰心丧气的家长，让他们认识到，众多子女中至少有一个已经不再会给他们增加负担了，而他们也无须以牺牲自身最基本、最迫切的需求为代价”。他指出，这一机构以一种古老的方式很好地履行了职能，慷慨地关照了数百个男孩——然后又称他们为“慈善之子”，就把他们给坑了。情况确实如此，慈善机构代替家长照管这些孩子。假期结束后，返校的第一天，小塞缪尔·柯勒律治哭了起来，著名的校长詹姆斯·博耶[325] 对他说：“孩子！孩子！学校就是你的父亲！孩子！学校就是你的母亲！孩子！学校就是你的兄弟！学校就是你的姐妹！学校是你的表兄弟，表姐妹，是你所有的亲眷！别再哭了。”

对于基督公学的记述，利·亨特在自传中所写的内容，其篇幅之长、爱意之深，均无人能出其右[326]。他详细讲述了学校的办学理念，还有它“介于诸如伊顿公学和威斯敏斯特中学之类的贵族学校与温顺老实的平民的慈善学校之间”的中间地位。他为学校内奉行民主精神的师生感到骄傲，更令他引以为傲的是校友的声望，其中以柯勒律治和查尔斯·兰姆最为出众。然而上述这些，连同学校的规划布局、校服、日常生活以及五大学院的组织结构，但凡是好一点儿的百科全书里均有记载。亨特着重强调的则是这一机构的人文素质。他描述13年级的舍监和12年级的学长——这些都是学校里让人膜拜的人物。他描述晚间的传道士——桑迪福德先生（Mr. Sandiford）“有个习惯，就是对着书本像小鸡啄米一样不停地点头”，声音也像索尔特先生一样细若蚊哼，而后者“干脆就是在胸腔里哼哼！”他把上述二位与另外两个不知名的牧师做了个比较，“其中一人的声音单调、高亢，他上扬的音调堪称一绝”，而对于另一个，男孩们则高高兴兴地为之喝彩，因为他朗读祷文的速度很快。他还写到初级文法学院的院长菲尔德先生（Mr. Field），他是个人畜无害的半吊子；还有暴君博耶，时隔多年回想起来，还是有一种阴魂不散的感觉。可怜的小亨特还有口吃的毛病，越来越敏感，这在面对校园暴力时很不利，然而他在自传中写到这些时，回忆里满是深情。

兰姆也忆起了一些让他流泪的原因——饥饿、寒冷、舍监的虐待，还有犯了错误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受惩罚时的恐怖。然而，大体上，他的回忆是美好的一面比较多，多数跟各种各样的盛大活动有关，正是这些活动，让他的日子过得有了盼头：

“我们参观了伦敦塔，很久以前我们就享有可以免费参观这里所有的名胜古迹的特权。复活节那天，我们的队伍庄严地穿过整座城市，市长送给我们一些小圆面包、葡萄酒和一先令作为礼物，负责分发礼物的市府参事也与民同乐，还高高兴兴地问了些问题，对我们来说这才是这场盛宴中最有意义的部分。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我们正襟危坐，共享食物，那些衣着光鲜的人走过来，使得当时的场面看上去更像是一场音乐会或集会，而不单是面包奶酪大聚餐。一年一度的圣马修日演说……有我们唱的赞美诗、颂歌和风琴美妙动听的琴音。同窗的葬礼很罕见，肃穆的修道院里响起了葬歌悲伤的调子。还有圣诞节的庆祝活动。”

17世纪晚期，艾迪生与斯蒂尔在卡尔特豪斯公学就读期间就曾结下友谊，而这段友谊并不像百年之后兰姆和柯勒律治在邻近的基督公学里结下的友谊那样广为人知。

一位内殿的老法官的朋友帮初出校门的兰姆铺平了通向办公室职员的道路。兰姆在南海公司工作了将近六个月，后来这段经历成为了《伊利亚随笔》中开篇之作的题材。差不多七十五年前，喊得最响亮的“致富捷径”导致了著名的南海泡沫事件[327]，给人当头一棒。不过某些形式的商业活动依然在当时的商行里进行着，这位基督公学毕业生也曾一度登上过这条“诺亚方舟”。“一群怪胎、苦行僧、公馆里的家奴，比起给主子干活，他们更多是用来装饰门面的。然而这些家伙却又很招人待见，总是说个没完——其中有不少人的长笛吹得相当不错。”

兰姆在东印度公司总部任职三十余年，离职时已是“垂垂老矣”。东印度公司非常独特，它是所有这一类商行中规模最大的，更为传统，存在的时间也很长。兰姆为公司操劳的这些年里，除了周日、两段短暂的假期，还有一次短到一周的出行，他一直为别人而活。起初上下班的两小段路还是属于他自己的，可随着朋友和熟人越来越多，下午短暂的休憩时间和晚上的时间都被霸占了。于是早上独行的感觉就像“踏着金沙”一样，找到独处的机会难上加难，他绝望地写道：“我根本没有自己，我跟公司绑在一起了。”

在东印度公司总部坐稳了文员的位置之后，查尔斯·兰姆安定了下来，开始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尽管他自身的能力很出色，可爬到这个稳固、舒服的位置却也耗时不少，头三年里他没有工资，接下来的五年里工资也非常微薄。但是从1800年起，他有了薪水和福利收入，自己还挣了些外快，这样一来他就不用为生计而发愁了，事实上，他对财政状况的满意度大大超过了挥金如土的拜伦。假如他真的对长期公式化的生活感到不悦，就绝不可能写下满怀感激之情的句子，在文中向“世界上最大方的公司的善意”致谢。更何况在这三十多年中他的娱乐生活也十分丰富，比如去剧院。他经常跟姐姐一起去剧院，路上“节目单出来啦！”的喊声、“大门口和泥泞的人行道上，人们声嘶力竭的叫喊”，开场音乐响起的第一个音符，他们从容就座，迎接一个愉快的夜晚——这一切都让他兴奋不已。

1809年秋的“反涨价暴动”[328]（Old Price Riots）持续了71个晚上，在此期间，他很可能去过科文特花园剧院。在重建剧院的过程中，约翰·肯布尔[329]力排众议，新建了许多私密包厢，并且提高了正厅后座和顶层楼座的票价。坐在这两个地方的观众对此很不满。接下来整整三个月，剧院没能举办一场演出。城里的能工巧匠被召集起来进行重建工作，建筑过程中噪声不断，因而饱受指责，可建成之后却连演出的声音都没有，这样一来双方各自的拥护者们又都改换了口号。有时整座剧院都沦陷在所谓的“反涨价之舞”中——就是军队里的齐步走。拉开的大幕示意观众们赶快回头是岸，享受演出的乐趣。然而根本没法抓捕。双方相持不下，最终还是反对涨价的闹事者们达到了目的，肯布尔做出了让步，撤销了所有的法庭诉讼，英国的民众们胜利了一次。

至于伦敦的牢狱生活有多么恐怖，前人所言甚多，而对于自己在马贩巷（Horsemonger Lane）监狱度过的两年牢狱生活，利·亨特的描述倒是很另类，我们读起来反而会感到轻松。这里的狱卒怪里怪气，却又刚直不阿。看守亨特的下级狱卒满脸凶相，一副麻木不仁的样子。亨特在监狱里环境相对比较恶劣的牢房里服刑，由于身体不好，他受不了，可他得不到调往看守房的特许令。不过他得到了狱卒的特许，住进了监狱里的医院，间接达到了目的，稳稳地占据着一间病房。对于这间病房

“我把它变成了一个气派的房间。我用玫瑰花架装饰墙壁，往天花板上涂了云朵与天空，给光秃秃的窗户安上了百叶窗帘。书架立好后，我把胸像摆在上面，还把一些花和一架钢琴带了进来，这样一来，这个房间就可以说是河这边最漂亮的了。每次有陌生人敲门，我看着他走进房间，就会高兴。从城里来到监狱，这实在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惊喜。查尔斯·兰姆说这样的房间只有童话里才有。”[330]

外面是一个真正可以锻炼身体的大花园。囚犯亨特去花园时，衣服穿得像个出门远足的人，临行前还告诉妻子，如果他回来得晚，就不用等他吃晚饭了。他的妻子和家人都支持他，他忠诚的朋友们几乎每天都来，把关于他的书拿给他看，还有多方提供的慷慨大方的经济援助，于是亨特就这样舒舒服服地过了两年。这一切虽然体现了监狱司法的腐败，却也说明牢狱生活并非总是那么恐怖。

查尔斯·兰姆探望利·亨特时，就是在这样一间带着玫瑰花架和私人花园的牢房里——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不过兰姆的大部分经历都是如此。兰姆换了个环境，一想到自己再也看不到龌龊和邪恶，就全心全意地享受生活了。他并没有闭上眼睛，只是视而不见。兰姆自始至终都在感受着伦敦的魅力。说来也怪，他的一些段落倒是与惠特曼的一些诗歌很相似，查尔斯·兰姆是一个安静内敛、做事有条不紊、充满了奇思妙想的人，美国人则是“难以名状的怪物，长着一双恐怖的眼睛，有着公牛般的力量”，而前者所吟诵的赞歌竟在后者的作品中频频重现。

“街道、街道，还是街道；市场、剧院，还有教堂。科文特花园，勤劳的制帽女工漂亮的面容在商店里熠熠闪光，干净利索的女裁缝，讨价还价的女士们，柜台后躺着的绅士们还有街上戴着眼镜的作家们……华灯初上的夜晚，酥皮糕点店和银匠店，本顿维尔（Pentonville）优雅的贵格会[331]教徒，四轮大马车发出的噪声，巡夜人懒洋洋的喊声，狂饮之后的醉汉回家的步履蹒跚；如果你碰巧在午夜醒来，还会听到火警和店里小偷的声音；律师学院、礼堂和贮藏库学术气氛浓厚，倒像是剑桥大学里的学院；每个旧书摊都有杰里米·泰勒[332]的作品，也有伯顿[333]的《忧郁的解剖》和《一个医生的信仰》[334]。罪恶之城伦敦啊，真是乐趣无穷。”[335]

在给华兹华斯的信中，兰姆承认——几乎是吹嘘道，比起伦敦城，乡村对自己简直是毫无意义；但当华兹华斯在“广阔的伦敦”[336]逗留时，大自然的气息一刻都未曾远离，因此首都对他来说就像是“最平淡的野花”[337]，话中之意溢于言表。华兹华斯以客人的视角观察这座城市，像很多明察秋毫的旅行者一样，对于城市的一切，他比大多数伦敦当地人看得更清楚。华兹华斯见过主要的娱乐建筑，参观过博物馆和美术馆，在无边无际的人潮中飘荡，猜想每一个擦肩而过的人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他去过沃克斯豪尔、拉内拉赫和沙德勒井（Sadler’s Wells）剧院，在各个剧院观看过形形色色的戏剧。然后华兹华斯又从这些娱乐活动中脱身，“去另外一些高级一点的地方”，如法庭、下议院和巴托罗缪集市。这些地方对他意义重大——就像对忙里偷闲抱着病孩子的贫穷手艺人和瞎眼的乞丐一样触动心怀。因为在这些情况下，每个人都会把“骚动不安的芸芸众生”视作大背景，从整体上看，人际关系在此背景下得到了清晰的展现。在毫无关联的琐碎事物所导致的混乱中，他体会到了“水乳交融的感觉”，这使得归隐山林与市井生活同样充满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感。面对河岸街的汹涌人潮，查尔斯·兰姆喜极而泣。说来也怪，华兹华斯竟被波澜不惊的生活和空空如也的街道感动了。在他的隐居生活中，写下关于威斯敏斯特桥的诗句之时正是华兹华斯灵魂最受震撼之时：

大地再没有比这儿更美的风貌：

若有谁，对如此壮丽动人的景物

竟无动于衷，那才是灵魂麻木；

瞧这座城市，像披上一领新袍，

披上了明艳的晨光；环顾周遭：

船舶，尖塔，剧院，教堂，华屋，

都寂然、坦然，向郊野、向天穹赤露，

在烟尘未染的大气里粲然闪耀。

旭日金挥洒布于峡谷山陵，

也不比这片晨光更为奇丽；

我何尝见过、感受过这深沉的宁静！

河上徐流，由着自己的心意；

上帝呵！千门万户都沉睡未醒，

这整个宏大的心脏仍然在歇息！（杨德豫译本）

参考阅读

传记和社会历史类

拜伦勋爵（Lord Byron），《传记、书信和日记集》（Life，Letters，and Journals of），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e）编辑版；《书信和日记集》（Letters，and Journals of），R. E. 克罗瑟斯（R.E. Crothers）编辑版（六卷本）。

P.W . 克莱登 （P. W . C l ayd e n）《罗杰斯及其同时代人》 （R o g e r s and Hi s Contentporaries）（两卷本）。

托马斯·德·昆西（De Quincey，Thomas），《自传》（Autobiography）。利. 亨特（Leigh Hunt），《自传》（Autobiography）。

E. V. 卢卡斯（E. V Lucas），《查尔斯·兰姆传》（Life of Charles Lamb）。

T. B. 麦考利（T. B. Macaulay），发表在《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上的随笔：1831年的“拜伦”（Byron）；1841年的“利·亨特”（Leigh Hunt）和“郝兰德勋爵”（Lord Holland）。

托马斯·N. 塔尔福德（Thomas N. Talfourd），《查尔斯·兰姆的生平和书信集》（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Lamb）；《查尔斯·兰姆最后的纪念》（Final Memorials of Charles Lamb）。

W. M. 萨克雷（W. M. Thackeray），《乔治四世》（George the Fourth）。

讽刺类和描述类

查尔斯·兰姆，《伊利亚随笔》（Essays of Elia）中的“南海公司”（The South SeaHouse）；“追忆基督公学”（Recollections of Christ’s Hospital）；“35年前的基督公学”（Christ’s Hospital Five-and-Thirty Years Ago）；“内殿的老法官”（The Old Benchers of the Inner Temple）；“对首都乞讨者数量减少之控诉”（Complaint of the Decay of Beggars in the Metropolis）；“退休老人”（The Superannuated Man）。

P. B. 雪莱（P. B. Shelley），《暴虐的俄狄甫斯王》（Oedipus Tyrannus，or Swellfoot the Tyrant）。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序曲》（The Prelude）第七卷之“寄居伦敦”（Residence in London）；“作于威斯敏斯特桥上的十四行诗”（Sonnet Written on Westminster Bridge）。

小说（小说具体内容见小说阅读目录附录）

瓦尔特·比桑特（Walter Besant），《塔边的圣凯瑟琳》（St. Katherine ’s by the Tower）。

柯南·道尔（Conan Doyle），《罗德尼石》（Rodney Stone）。

戏剧

詹姆斯·科布（James Cobb），《可怜的老德鲁里》（Poor Old Drury）（1791）；《可怜的科文特花园》（Poor Covent Garden）（1792）。

小乔治·科尔曼（G e orge，Jr. Col e m an），《可怜的老干草市场》（Poor Ol d Haymarket）（1792）。

H. 考利夫人（Mrs. H. Cowley），《你面前的城市》（The Town before You）（1795）。

E. J. 爱（E. J. Eyre），《城中高档生活》（High Life in the City）（1810）。克莱德·菲奇（Clyde Fitch），《博·布鲁梅尔》（Beau Brummel）（1890）。伊萨克·杰克曼（Isaac Jackman），《才人，又名伦敦之旅》（The Man of Parts，or aTrip to London）（1785）.R. F. 贾米森（R. F. Jamison），《生活在伦敦》（Living in London）（1815）。约翰·奥基夫（John O'Keeffe），《城里的托尼·伦普金》（Tony Lumpkin in Town）

（1772）；《伦敦隐士》（The London Hermit）（1793）。约翰·托宾（John Tobin），《法罗牌桌》（The Faro Table）（1816）。

华莱士夫人（Lady Wallace），《重物，又名时尚之愚》（The Ton，or the Follies of Fashion）（1788）。

郝兰德公馆（南面），选自一张照片

第一行：兰姆少年时的舰队街和圣殿闩

第二行括号内：出自艾克曼（Ackermann）的《艺术仓库》（Repository of Arts）

插图翻译：第一行：基督公学的晚餐

第二行括号内：选自古老的版画

第一行：查尔斯·兰姆时代的东印度公司总部

第二行括号内：选自艾克曼的《艺术仓库》

[285] 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英国随笔作家，著名作品有《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译者注

[286] 参见德·昆西的《自传》，马森（Masson）编辑的版本，第八章，182页。

[287] 詹姆斯·亨利·利·亨特（James Henry Leigh Hunt，1784—1859），通常称之为利·亨特（Leigh Hunt），英国评论家、随笔作家、诗人政论家。——译者注

[288] 参见塞缪尔·理查德森的《克拉丽莎·哈洛》，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编辑的版本，第三部，第58、59封以及往后的信。

[289] 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1381年瓦特·泰勒农民起义的三位领导者之一。——译者注

[290] 查尔斯·兰姆讲述了发生在他的裁缝身上的倒霉事，他“带着一家老小从汉普斯特得回来的路上被抢了；恶棍们用枪逼他把身上的四个几尼、几先令和半便士交出来，还有一捆客户开的单据，他们认定那些东西是银行券”。参见塔尔福德（Talfourd）的《查尔斯·兰姆的生平和书信集》（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Lamb）第四章中兰姆写给索锡（Southey）的信（1798）。

[291]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哲学家，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译者注

[292] 参见塔尔福德的《查尔斯·兰姆的生平和书信集》第七章中兰姆写给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信，1801年1月30日。

[293] 塞缪尔·罗杰斯（Samuel Rogers，1763—1855），英国诗人，他与当时的众多著名文学家交往甚密，其中包括拜伦、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译者注

[294] 乔安娜·贝利（Joanna Baillie，1762—1851），苏格兰诗人、剧作家。——译者注

[295] 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1777—1844），苏格兰诗人。——译者注

[296] 伊萨克·迪斯雷利（Isaac D'Israeli，1766—1848），英国作家、学者。为与其儿子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区分，被称作老迪斯雷利。——译者注

[297] 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e，1779—1852），爱尔兰诗人、歌手、歌曲作家。——译者注

[298] 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美国作家，曾任驻英国外交官。——译者注

[299] 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苏格兰著名的历史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译者注

[300] 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1774—1843），英国浪漫派诗人。——译者注

[301] 参见麦考利1841年论郝兰德勋爵的随笔。

[302] 爱丁堡呵！你该高兴看你的养子，他们为吃而写，又为写而必须吃：我的贵夫人唯恐葡萄酒非凡易上火，使一些漂亮的情思溜到印刷所，从而让女读者的面颊飞红，害羞，因此就从每篇评论撇去那奶油；还把她灵魂的纯洁吹拂到纸上，改正每个错误，使整体文雅高尚。（查良铮译本）整段参见第二部，541—560页。

[303] 博·布鲁梅尔（Beau Brummell，1778—1840），摄政时期英格兰的标志性人物，男士时尚界的泰斗。（原文中的拼写为Brummel，似是错误）——译者注

[304] 参见《唐璜》（Don Juan）第十一章，74、75页。

[305] 参见萨克雷的《四位乔治王：乔治四世》（Four Georges: George the Fourth）；和雪莱的《暴虐的俄狄甫斯王》（Oedipus Tyrannus，or Swellfoot the Tyrant）。

[306] 威尔士亲王的私人骑兵部队，存在于1715—1969年。——译者注

[307] 比尔·里士满（Bill Richmond，1763—1829），美国黑人拳击手，黑奴出身，后被带到英国。——译者注

[308] 荷兰山姆（Dutch Sam，1775—1819），原名塞缪尔·伊莱亚斯（Samuel Elias），职业拳击手，活跃于1801—1814年。——译者注

[309] 参见萨克雷的《四位乔治王》中乔治四世的部分。

[310] 参见《潘登尼斯》（Pendennis）第28、29章，特别是第49章。

[311] 塞缪尔·索尔特（Samuel Salt）是内殿律师学院的一名律师，兰姆的父亲曾担任索尔特律师的助手和仆人。——译者注

[312] 托马斯·考文垂（Thomas Coventry，1713—1797）是一名律师，兰姆打小就认识他。——译者注

[313] 彼得·皮尔森（Peter Pierson）于1800年成为法官。——译者注

[314] 洛弗尔（Lovel）是兰姆在作品中根据自己父亲的形象所创造出来的一个角色。——译者注

[315] 布莱辛顿伯爵夫人玛格丽特 · 加迪纳 （ M a r g u e r i t e G a r d i n e r，C o u n t e s s o f Blessington，1789—1849），爱尔兰小说家。——译者注

[316] 约翰·福斯特（John Forster，1812—1876），英国传记作家、评论家，1831年与兰姆结识并结下友情。——译者注

[317] 参见塔尔福德的《查尔斯·兰姆最后的纪念》（Final Memorials of Charles Lamb）第九章中“兰姆的星期三之夜与郝兰德公馆之夜的比较”（Lamb's Wednesday Nights Compared with the Evenings at Holland House）。

[318] 参见塔尔福德的作品第五章，兰姆致曼宁（Manning）的信（1800年）。

[319] 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英国作家、评论家。——译者注

[320] 查尔斯·肯布尔（Charles Kemble，1775—1854），英国演员。——译者注

[321] 参见“兰姆的星期三之夜”（Lamb's Wednesday Nights）等。

[322] 皆为艾迪生和理查德·斯蒂尔所主办的《旁观者》（The Spectator）上所刊文章中额虚构人物。——译者注

[323] 这两篇随笔的题目分别为“追忆基督公学”（Recollections of Christ's Hospital）和“35年前的基督公学”（Christ's Hospital Five-and-Thirty Years Ago）。校服是蓝色上衣或长袍，红色皮腰带，黄色长袜，颈周围一条牧师领带。

[324] 亨利八世进行的宗教改革包括解散修道院、没收其财产土地等措施。——译者注

[325] 詹姆斯·博耶（James Boyer，1736—1814），1778—1799年担任基督公学校长，以残暴著称。——译者注

[326] 参见利·亨特的自传，1860年伦敦出版，第三章和第四章，49—106页。

[327] 英国在1720年春天到秋天之间发生的一次经济泡沫，给英国带来了很大的震荡。——译者注

[328] 被火烧毁后新建的科文特花园剧院票价上涨所引发的暴乱，不过此次暴乱秉持的是“娱乐精神”，并未对剧院的建筑设施造成损害。——译者注

[329] 约翰·菲利普·肯布尔（John Philip Kemble，1757—1823），英国演员，1803年担任科文特花园剧院经理。——译者注

[330] 参见利·亨特的自传，1860年伦敦出版，238页。

[331] 贵格会（Quaker），又称教友派、公谊会，是创立于17世纪英格兰的一个基督教派。——译者注

[332] 杰里米·泰勒（Jeremy Taylor，1613—1667），英国国教会牧师、作家。——译者注

[333] 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1577—1640），牛津大学学者，《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是他最著名的作品。——译者注

[334] 原名Religio Medici（The Religion of a Doctor），作者是托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1605—1682）。——译者注

[335] 参见塔尔福德的作品第四章和第五章，兰姆致曼宁（Manning）的信（1800年）。

[336] 参见华兹华斯的《序曲》（Prelude），第七卷，“寄居伦敦”（Residence in London）。

[337] 出自华兹华斯《永生颂》（Ode: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中的最后一句“对于我，最平淡的野花也能启发 / 最深沉的思绪——眼泪所不能表达”（飞白译本）（To me the meanest flower that blows can give Thoughts that do often lie too deep for tears）。——译者注

狄更斯的伦敦

我们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狄更斯时代的伦敦。那个时代离现代太近了，何况，人们对那个时代也已有不少了解。每一种对那个时代的概括都难逃一系列例外——因此，历史学家们总是相互争论，甚至有的时候也会质疑自己之前的结论。但幸好，这个时代还是有几个公认的特性，即使是吹毛求疵的博士也不得不认同。例如，吉辛（Gissing）[338]曾断言，“狄更斯成长时所处的世界艰难而残酷”。切斯特顿（Chesterton）[339]虽然反对吉辛这个说法[340]，但他和吉辛都认为那个时代有着“粗糙的饮食、激烈的竞技、残酷的打斗和粗俗的笑话”。唯一不同的是，切斯特顿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时代还吹拂着“希望与人性的微风”。

要想觅得当时伦敦饮食和打斗的方式，切身感受那个时代的野蛮与粗鲁，你只需要读一读皮尔斯·艾甘（Pierce Egan）的著作《生活在伦敦：鲍勃·泰霍与表兄汤姆·达绍穿行城市、感受风貌的漫步与历险——伦敦上、下层生活的特点、方式及娱乐消遣》。这本书的第一部分首次出版于1821年，那一年，狄更斯9岁。后来，这本书广受欢迎，被改编成戏剧，先后在伦敦和纽约上演，模仿者众多。直到1828年，艾甘又出版了一本名为《伦敦城内外事》的系列探险记[341]。书中的主人公汤姆和鲍勃是当时典型的花花公子：他们“有酒量、说脏话、侃大山、会棍法、懂拳击、能抽烟，和任何人都聊得来”。[342] 这些花花公子的生活充斥着“骂骂咧咧、撕扯混迹、夸夸其谈，游手好闲、惹是生非、打砸抢砍，你推我搡、打架斗殴、开怀大笑，花天酒地、烟不离手、山南海北，大摇大摆、跌跌撞撞”。[343]这些人重复着比18世纪花花公子斯科尔斯（Scowrers）和莫霍克斯（Mohocks）更为放荡的生活，他们依然一样吵闹，只是没有18世纪那么野蛮了。在当今这个走木板路，乘橡胶轮车的时代，人类逐渐演化成了本·琼森（Ben Jonson）笔下的“莫落（Morose）先生，不爱喧闹尘嚣”。但不到一百年前，生活完全是另外一幅光景。比如说，在高档的皇家德鲁里巷剧院（Drury Lane Theater），持半价票入场的观众们都是这样在戏剧中途入场的：

“（他们）翻过检票箱，不择手段地直奔座位，完全不顾任何礼节——人人都热血沸腾、蓄势待发：飞奔的漂亮姑娘们和急躁的帅气小伙子们为一个座位吵得面红耳赤，几乎就要动起手来——这简直就是给已经入座的观众们又上演一幕短暂的喜剧，激烈到让人几乎忘了之前舞台上都演了些什么。与此同时，剧院走廊高墙上挂着的神像在高处发出各种各样的噪声：熊的咆哮声，猪的呼噜声，驴的嘶鸣声，火鸡的咯咯叫声，鹅的嘶嘶声，还有野猫的叫声和刺耳的口哨声。一连串声音混杂在一起，一些模仿得很像，一些难以分辨。” [344]

《生活在伦敦》这本书的第10页，描述了一场四轮马车比赛。这场比赛的结果是，一辆马车翻车，一位肥胖的妇女被甩到了树篱顶上，大声尖叫。这本书涉及了多个伦敦街头的场景，有的发生在鲍街（Bow Street）警察厅，有的是在“杀虫剂小贩的家”，还有的是燃烧的木材场，有些描述了地狱般的伦敦午夜和正午时分，有些描述了几拨街头群架、斗鸡和拳王争霸赛，还有些介绍了纵犬斗熊[345]和王位加冕礼——这几乎是带着读者领略了当时伦敦社会各个阶层的娱乐方式。整本书犹如一份大餐。最后，科林斯安·凯特（Corinthian Kate）自杀了，鲍勃·罗杰克（Bob Logic）因贫困潦倒而死，科林斯安·汤姆（Corinthian Tom）在一场赛马中摔断脖子，只剩下杰瑞（Jerry）一人洗心革面，体面地结了婚，最终成为一名治安官。看到这些，读者也就安心了。全书对勇敢品质的歌颂使故事增色不少，但只靠这种美德，还不能使本书如此广为流传，也不至于被搬上舞台，让后人纷纷效仿——归根结底，这本书还是因为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盛行于伦敦的生活方式才颇受欢迎的，不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现实中，随处可见这种粗犷喧闹的言行举止。

但不久之后，人们的娱乐方式就开始发生改变。艾甘之后25年，萨克雷（Thackeray）开始创作。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这种改变，几乎开始在文章中悼念过去的娱乐方式。比勒尔（Birrell）先生曾描述过一位温柔的妇女[346]，她是教友会教徒[347]：“一次晚餐，人们恰巧提起一次最近的拳王争霸赛，这名妇女高声说：‘要是他们也参与了贪污腐败，就太遗憾了！’‘谁参与了贪污腐败？’她邻座的人问道。‘大英格兰的拳击手们！’她激动地回答。随后，她立即为自己的失礼而害羞，但其实我们不怎么怪她！”许多人依然热衷于驯养高级宠物。宠物对他们来说，正如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在马车上偶遇的那位戴着白色高筒帽的人所言：“有人养马和狗是养着玩儿的，于我却是全部——我的房子、老婆、孩子——读书、写字、算数——鼻烟、烟草、睡觉，都靠它们。”[348]

萨克雷这样写道：“道路是一种载体，拳击场也是。人们集结在这些地方，总带有一点儿怀旧的意味，细数这些场所曾经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好处。在拳击场上，把别人打得鼻青脸肿是家常便饭，也并不会让人觉得丧失了绅士风度。驾一辆载客四轮马车跑在路上也是一种享受，仿佛让人重温年少风华。”在那个时代，尽情享受美食所带来的乐趣并非只是享乐主义者的信条。过去的100年间，英国人逐渐学会了克制，美国人则将其演变成了禁欲。今天，在美国，客人需要等主人来主动问你，“请问您需要饮料吗？”而在英国，人们会问，“请问您想喝点儿什么？”但是在狄更斯的时代，客人会毫无顾忌地开怀畅饮他们想喝的饮料，还会告诉你为什么他们想喝这些。好哥们儿间的聚会一定要痛饮至尽兴，热闹到没有上限。

接下来，我们谈谈切斯特顿口中这个时期所吹拂的“希望与人性的微风”。很显然，到18世纪末，一系列重大革命带来了广泛影响。政治上的剧变引起了一轮至关重要的经济发展——现在人们称它为“工业革命”。工厂制度的建立，使得工作时间延长，工人劳动报酬低下，妇女和儿童遭受不合理的雇佣对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改善了这种情况，工厂不再无休止、无所顾忌地压榨劳工。弗朗西斯·普拉斯（Francis Place）和威廉·科柏特（William Cobbett）在议会中寻求改变，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则同工厂改革者一道，为社会状况的直接改善艰难而行。他们这些努力渐有成效之时，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和芙莱夫人（Mrs. Fry）则促成了监狱环境的改善。而最终，在本塔姆（Bentham）和罗米利（Romilly）的坚持下，对违法者的惩罚方式也日益人性化。1830年，伦敦见证了最后一场颈手枷示众—— 虽然来得迟了一些，但总算是最后一场公开行刑了。想要在小说中找到一些正面探讨这些问题的读者们恐怕要失望了，当时的文学作品大多只对社会情况作了大致的描述。但是，那个时期的每一部作品，作者都以自己的方式，多多少少地反映出那个大时代背景下的社会情况。

再没有哪一位一流的英国作家，能像狄更斯一样将伦敦如此紧密地融入自己的作品中。毕竟，没有几位作家能像狄更斯一样，深切地体会过这座城市带给他的福祉和不幸。狄更斯人生的头十年，伦敦给了他无忧无虑的舒适生活。接下的两年，他忽然被抛入赤贫境地，不得不在黑皮鞋油作坊中做童工，与此同时，他父亲因欠债沦为了马歇尔西债务监狱（Marshalsea）的阶下囚。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真正领悟了伦敦——那也是大卫·科波菲尔和雾都孤儿奥利弗·特威斯特的伦敦，是《老古玩店》《双城记》中的伦敦，也是他极度厌恶的伦敦。接下来，狄更斯才开始接受迟来的教育，又在格雷律师学院做了几年学徒。这之后，狄更斯成为了一名记者，由一名毛头小伙子迅速成长为报道下议院问题的专家[349]。不久，他凭《匹克威克外传》获得了早期成功，之后直到他去世前的三十余年间，他感受到了“荣誉、爱、服从和友谊”。狄更斯于1870年去世，享年58岁。这些年间，狄更斯遭遇过赤贫如洗，也享受过大富大贵，他所生活的环境都成为了笔下故事的大背景。许多他笔下的人物所走过的街头巷尾，至今还是当年的样子。那些被他激烈抨击过的社会黑暗面有很多都得到了改善——一定程度上来讲，是他生动而成功的批判发挥了作用。

狄更斯的一生的际遇，始于风调雨顺，随即直接落入社会底层，但又凭借自己几多经营，重新回到社会上层众人景仰的位置。正是这些际遇，使狄更斯读懂了人生。但他的人生都集中在伦敦。他了解伦敦的一切，但烂熟于心的只是人生第二十个年头之后他所工作和生活过的伦敦——那才是他笔下的伦敦。狄更斯对伦敦最集中的描述可在《博兹札记》中觅得，这是他出版的第一批作品中的一本，在这些随笔中，狄更斯着重描写了伦敦街头巷尾的日常生活。

《博兹札记》中的《场景》一章包含了二十五篇有关伦敦不同场景的散文，狄更斯将它们分别命名。这些场景，尤其是他为这些场景安排的出场顺序很是引人入胜。首先出场的是清晨和夜晚的伦敦街道，在随笔中，狄更斯称，这些清晨和夜晚的街道钥匙归他保管——那些“秘密通道”“同房子平行，与星空并肩”；接下来是各式各样的商店，有的破旧不堪，剩下的离破旧不堪也差不远了；接踵而来的是休闲时光中的伦敦，读者随他漫步在下午茶花园中、泰晤士河上、沃克斯霍尔和格林尼治集市间、艾斯特里村和私人剧院里；随后的四个场景分别在马车上、出租车里、公车上和托尼·维勒（Tony Weller）家中[350]；下一组场景是狄更斯工作过的民法博士院大楼和他所报道过的下议院；最终的两篇是“罪犯法庭”和“纽盖特监狱之旅”。这一章共计两百页，几乎囊括了日后狄更斯作品中出现的全部地点，只有几个室内场景例外。《博兹札记》中的其他场景也经常发生在这些地点——如《人物》《故事》《我们的教区》这些章节。

这组图片整体让人感到压抑。街道和建筑已经完全没有了霍加斯[351]以此为背景创作他那些绘画时的风采。它们在那儿矗立了半个多世纪，忍受了五十多个春秋的烟尘侵蚀，早已开始破旧衰败。看到这组图片，我们才第一次意识到，这个时代的伦敦出现了贫民窟。稍稍动一动脑筋，我们就会发现，弥尔顿的阿尔塞西区、盖伊的泰晤士街和哥尔德史密斯的格拉布街上肯定已经有了贫民窟；我们还会发现这座城市里的不少地方，在历史有所记载之前，就已上演了无数令人心酸的丑陋场景。狄更斯记下了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居民残忍可怕的言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也记录了各种层次的财富、美德和友善。霍加斯若是活到狄更斯那个时代，一定会将这一切都画下来。好在克鲁辛格（Cruikshank）接过了霍加斯的画笔，画就了几乎一样出色的作品。这幅画所展示的是蒙茅斯街上几家当铺的店面，画面上人丁兴旺——有不少成年人，而且到处都是孩子——孩子们有的依偎在家长怀里，有的蹲在地上玩儿着破布，还有的就着臭水沟玩儿小船、捞宝贝。画中最突出也是最真实的细节，是一条野狗——它是画中唯一用四条腿直挺挺站立的生物。再来看这一幅，它生动地重现了发生在塞文戴尔斯（Seven Dials）的一段小插曲：两名泼妇叉着腰当街对骂，十几个路人则津津有味地在一旁围观。这就是狄更斯苦苦谋求生路时的那个伦敦——即便他这般着迷于这座城市，这些画作中的伦敦一直令他深恶痛绝。

在狄更斯对伦敦无休止的批判背后，是他对这座城市深沉的爱恋。大多数土生土长的大都市人都是这样—— 面对自己的城市，他们永远不能冷静地作出判断。他们会像一个男人迷恋上一个女人那样，丧失所有理智，用最好的词汇来赞美自己的城市。有些人是英裔意大利派，他们对英格兰爱得越深，就搬得离英格兰越远。狄更斯可不是他们中的一员。狄更斯在创作《钟声》（The Chimes）的时候曾在热那亚[352]居住过一段时间，那时，他写道：“傍晚八点，请把我放在滑铁卢桥（Waterloo Bridge）上，留下我自己随意漫步。我会一直走回家里，即使气喘吁吁，但仍归心似箭。我就是这样可悲又奇怪，并且不能安定下来。”[353]

狄更斯喜爱散步，大概是他在莫德斯通（Murdstone）和葛林柏（Grinby）这两年童工生涯艰苦的缘故。从那之后直至成年，狄更斯一直迷恋于漫步城市，就像梭罗 (Thoreau)所言，“我到过很多地方——康科德城内的很多地方”。显然，狄更斯最喜欢漫步于老城区，那里自莎士比亚时代（甚至更早些时候）起，就人口密集。他的大量作品都是基于这片地区而创作，若是傍晚八点从滑铁卢桥出发，他很轻松就能到达。比如，位于特拉法加广场北面的圣马田教堂（St. Martin’s in the Fields）就经常出现在他的小说里。而尽管大卫·科波菲尔和亚瑟·克莱南（Arthur Clennam）[354]住的地方并不近，他们却都很喜欢文特花园地区——大卫曾短暂居住在阿德尔菲一条通往联排住宅的小街上，加里克（Garrick）最负盛名的时候也曾住在这里；而克莱南的母亲住在泰晤士河附近的一座摇摇欲坠的老房子里，再往河下游走一点儿，就是圣保罗大教堂和码头。

大卫和克莱南的故事主要就发生在舰队街、河岸街以及泰晤士河间的三角地处。至于奥利弗·特维斯特，他最艰难的时候住在史密斯菲尔德市场附近——通过他，读者们熟识了史密斯菲尔德街道、卡尔特豪斯公学、老贝利街中央刑事法庭和圣保罗大教堂——上述地点都集中在几英亩大的一小片区域里。《老古玩店》里的迪克·斯威夫勒（Dick Swiveller）住在皇家德鲁里巷剧院附近，也一直在这片区域内活动，而他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方式非常窘迫——总是和商铺赊账却从不还账，之后就不再从欠账商铺那里经过，于是一条又一条街道都成了他的禁区：

“今天在长亩饭店（Long Acre）吃了晚饭，那么长亩饭店就被封锁了，不能再路过了。上星期，我在大女皇街买了一双靴子，这也断绝了我到这条街的去路。现在，我要想去河岸街，只剩一条路还通着，今晚我还要到那儿去赊一双手套。照这么下去，一个月内，通往四面八方的路很快就都断了……我必须走出三四英里，才能兜回我的目的地。” [355]

需要注意的是，文中所提到的走出三四英里，并不是朝郊区走，而只是从他的皇家德鲁里巷剧院附近走到河边。

狄更斯的想象力正是源自这些厚重的老城区中。通过那些艰苦的往昔时光，他对伦敦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掌管着这些街道的钥匙”。当时，狄更斯在查令十字街的亨格福德市场（Hungerford Market）工作。他总是朝着伦敦北部或是东部散步，过了滑铁卢桥、黑衣修士桥或是伦敦桥，自然就到了马歇尔西债务监狱。这主要是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因为伦敦的西部对当时的还是一名小苦工的狄更斯而言，实在是太富丽堂皇，难免会显得格格不入。另一方面，相对来讲，伦敦西部远没有老城区那般世态万千。在北部和东部，那些建筑物曾力图摆脱边缘，后来又靠着最初的支柱存活，到处都是现代建筑取代旧时建筑的景象。而在西部，一切都是千篇一律而又枯燥无味的繁荣景象：

“二十座整齐划一、面无表情的房子，连敲门和按门铃的方式都一样。一样无聊的台阶，一样枯燥的围栏，一样不实用的紧急通道，一样不方便的设备，每样东西都很值钱——谁没受邀登门拜访过这些地方？”[356]

就算狄更斯偶尔会夸大其词，但他对哈利街（Harley Street）的上述描写绝没有半点儿夸张。保留现代的很多街道也还是这样，它们苍白、沉闷却外表光鲜。但在狄更斯小时候，伦敦的建筑物还是各具特色的。它们优雅、精致而稳固。这样的建筑通常坐落在摄政街上，从北面的詹姆斯公园一直延伸到皮卡迪利广场，转弯便可通向牛津街，直通兰利广场（Langley Place）。这条街上的建筑都是四层小楼，遵循了古典旧式建筑风格。最突出的特色是建筑上不断出现的古希腊式三角楣和科林斯风格的装饰性圆柱。对懂行的人来说，这些建筑带有一种“古希腊建筑模仿狂热”，而对普通人来说，这些只是优雅、稳固而庄严的建筑。因为是王室财产，这些建筑定期粉刷，因而幸免于伦敦雾霾的污染。摄政街是19世纪初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成就。它从一片破落的街道间大胆地开辟出一条道路，改造了这个区域的面貌，开启了一种新的街道建筑方式。接下来的十年间，国王道（Kingsway）的建设也模仿了这种模式，连接了霍尔本街和河岸街。

摄政公园的外围曲线由同样类型的建筑围成，当时看来，由于郊外一片开阔，显得格外突出；但现在看来，这些外围曲线上的建筑同摄政街上的建筑一样，同整个伦敦城紧密地融为一体，像是一枚嵌入伦敦城的宝石。到狄更斯时代，伦敦已经成为一座真正的大城市。海德公园周围已是建筑物林立，位于它东北方向的摄政公园再也不能算是远离市中心的城郊。内城西北方向的两英里之外的伊斯林顿和帕丁顿（Paddington）到这个时期也被纳入了伦敦城内。肯辛顿——坐落于威斯敏斯特西部，海德公园身后——开始快速发展。时至今日，伦敦仍在迅速扩张，城郊地区的发展至今仍不完善，就像新兴的美国中西部城市一样。就狄更斯时代而言，伦敦已经是一座繁盛的大都市，大多数人对它的进一步扩张没什么太大兴趣。事实上，对大多数拜访伦敦的人而言，他们所了解的伦敦依然只是雾都孤儿所生活的那个伦敦，别的他们都一窍不通。

谈到狄更斯笔下的伦敦，就不能不提律师和法庭。狄更斯的书中涉及五十多个伦敦的法庭和律师学会的场景，其中有些场景还重复出现；而且至少有十五部作品中突出表现了这些元素。如果把狄更斯当作英国唯一的终审法官，人们可以从他的笔下感到，自兰格伦和乔叟时代以来，英国的司法情况几乎就没有过什么改善。狄更斯笔下的压抑和痛苦中，法律主题是最沉重的。他厌恶这种职业本身——格雷律师学院被他描述为，“抑郁的集中营…… 灰墙砖瓦，是最令人心灰意冷的机构，即使对孩子而言也是如此”[357]。其他那几家也好不到哪儿去。克莱蒙律师学院（Clement’s Inn）倒是素来名声在外，只是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相信这些。“什么样的人还会对这里继续抱有幻想啊，什么纽伊律师学院（New Inn）、斯特伯律师学院、巴纳德律师学院（Barnard’s Inn）都是一路货色，雇有一批卑劣的员工。”[358]狄更斯认为描述大法官法庭最好的时节是在“十一月这样无情的天气”里，在一个难挨到不能再难挨的下午，大雾稠密到不能再稠密，街道泥泞到不能再泥泞，大法官法庭就坐在这浓雾的正中心处”[359]。即使是律师席也不能幸免于他的批判。格雷律师学院的律师们是在从事“高度自我毁灭式的职业”。特金霍尔先生（Mr. Tulkinghorn）[360]每次出场，都像是一只邋遢的伦敦熏鸟，消失在林肯律师学院的庭院里。沃霍斯（Mr. Vholes）[361]先生像是把自己圈在了“脏兮兮的遗像[362]”里，终日在“狭小、黯淡、势利、充满悲伤的事务所”里办公。用狄更斯的话说，这些地方除去为经营者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律师费以外，别无它用。在这点上，狄更斯同乔叟、兰格伦和利德盖特一样，完全不能宽恕司法的不作为。[363]

纵观整个文学史，酒吧也是文学创作者笔下的常客。这里被描绘成了一个避风港，不仅绝顶聪明的人会来光顾，普通人也常来这里消遣—— 那些中庸的年轻人，穿着律师的长袍，来这里沉溺在无害却也无用的轻佻中。17世纪早期的爱德华·诺维尔[364]也是如此，还有18世纪艾迪生笔下那个内殿律师学院的无名成员[365]—— 理查德·法维尔（Richard F everel）无礼的朋友利普顿·汤姆森（Ripton Thompson）[366]，他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

和他笔下的主人公相反，狄更斯自己的生活中充满了晚餐盛宴。作为一个作家，他与理智为伍，探索灵魂，没人能与他相媲美，但这并不妨碍他享受美食美酒，他曾给福斯特[367]写道：

“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愉快地去汉普斯特得原（Hampstead Heath）走一走？我听说那儿有一家不错的山庄，晚饭我们可以吃新出炉的牛肋骨，喝上一杯好酒。”[368]

今天这座山庄还存在，成为了著名的杰克·斯特劳城堡。信里提到的只是一顿简餐，真正能体现他胃口的是一顿他和斯奎尔斯先生（Mr.Squeers）共进的早餐，当时狄更斯正在为斯奎尔斯收集相关数据。“我们吃了，”他写道，“吐司面包、一个约克郡派和一片牛肉，那牛肉几乎和我的旅行箱一样大，接下来，我们喝了茶和咖啡，又吃了火腿和鸡蛋。”[369]狄更斯也一样贪杯。他在社交领域的一项重大成就是发明了杜松子鸡尾酒。他当时的神情，用他朋友的话说，就像是一位“滑稽的魔术师，带着一点儿骄傲，仿佛做出了能够造福全人类的伟大发明”。不用说人们也能猜到，他那代英国人，比我们当今时代的美国人喝起酒来，还要自由的多。乔治·萨拉（George Sala）这样记录道：

普鲁士王饮香槟，

老波森[370]什么都喝，

马金喝琴酒，史东大法官喝葡萄酒，

有智慧的人都喝白兰地。

严肃的罗曼喝啤酒，

打油诗人丁尼生也不例外；

但万酒之王，

那还得是我的鱼子酱

配路德斯海姆葡萄酒。[371]

萨金特·塔尔福德（Sargeant Talfound），几乎当时是所有名人的朋友，他自己也是个还不错的作家，总会在晚宴后酩酊大醉。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在朋友眼里就是个笑星，有一次他去参加洗礼聚会，一顿美餐过后，他看见邻座一个孩子躺在母亲怀里，于是他站稳了脚跟，严肃地看着这个孩子，叫嚷道：“看！这个孩子喝醉了。他喝得太多了！”

有关晚餐盛宴，狄更斯最喜欢的部分莫过于和好友共进晚餐。他们常去的地点有约翰·福斯特家、林肯律师学院的庭院或是《荒凉山庄》中特金霍尔先生经常出没的那些地方。狄更斯本人在给他美国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听说（其实他根本不用等别人告诉他这些，他自己就置身其中）林肯律师学院的庭院晚上总会很热闹，人们一起开怀大笑，还有刀叉声和觥筹交错的声音。”[372]在这些宴席间，总有许多趣谈，一群文化人凑在一起轻松随意地相互调侃。其中一些人喜欢唱歌，比如约翰·里奇（John Leach）爱唱“国王之死”（King Death）。有一次，他正唱到一半，在一片狂笑声中，狄更斯打断说：“停，够了，你再唱下去，我就要哭了。”有时还有人朗诵。在这里，你想怎样都行，就是不许一本正经。这些轻松的聚会中，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狄更斯从米兰回来的那一年，狄更斯为几个朋友朗诵他提前写好的圣诞颂词：“噢，上帝，我们将度过怎样的一周。”有关狄更斯和朋友们聚会的这一周，我们能找到两份记录，一次是他主持了莎士比亚俱乐部的晚宴，另一次是几天之后，他和卡莱尔、道格拉斯·杰罗德（Douglas Jerrold）、弗雷德里克·狄更斯（Frederick Dickens）和麦克里斯（Maclise）等人一道，在福斯特的房间里，读他的圣诞故事。

狄更斯喜欢这种场合。他非常擅长晚餐之后作长篇大论式的总结发言，总能把原本虚伪的空话说得真诚实在。最有意思的就是当狄更斯和萨克雷一起出席晚宴的时候。比如皇家学院晚宴，据说，当时萨克雷第一次拒绝给狄更斯的作品画插图；又如萨克雷即将赴美的告别晚宴，这场晚宴由狄更斯主持；再如在戏剧基金会筹款晚宴上，萨克雷是祝酒人之一，当时，狄更斯和他这位同僚小说家无比惺惺相惜。值得记上一笔的是，狄更斯一生中最后一次外出用餐是在他去世前两周。当时，他被邀请以贵族的身份参见比利时国王和威尔士王子。

当时银行家诗人罗杰斯的家里总是备有美食美酒，举行盛宴，和人们分享理性与灵性。我们的狄更斯到过美国、法国和意大利，每次当他回国或是故地重游的时候，一定会有人为他举办一次晚宴，衷心欢迎这位嘉宾踏足这片土地。狄更斯生活中的这一面在他的小说中少有体现，他的作品中更多的是他难忘而艰辛的童年回忆。但仍有一些作品，真实地对应了他生活中的人，比如哈罗德·吉姆珀（Harold Skimpole）[373]是以利·亨特为原型，而劳伦斯·博伊松（Lawrence Boythorne）[374]是以瓦尔特·萨瓦奇·兰道尔（Walter Savage Landor）[375]为原型。

狄更斯的伦敦当然也是萨克雷的伦敦，两位作家都生于同一时期，也是在同时期享有盛名。他们是相熟的朋友，出入同样的俱乐部和剧院，不论在公众场合还是在私人场合，经常同桌共餐。但萨克雷笔下的伦敦却和狄更斯笔下的伦敦截然相反：这大概和他们的早年经历不同相关。萨克雷一生都比较平顺、幸运。童年时候，他从印度被送回英国上学。先是在卡尔特豪斯公学，接下来又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求学。后来，他从剑桥辍学（开始游学欧洲）——直到21岁前，他一部分时间在魏玛（Weimar）[376] 度过，还有一部分时间在巴黎和德文郡（Devonshire）他母亲所生活的房子里[377]。这段时间里，萨克雷笼统地学习了一些绘画——他本就有这方面的天赋，只是不想成为一名画家罢了。他成年之时继承了一笔500英镑的遗产，便逐渐打消了绘画的念头，不过这笔遗产两年之内就被他挥霍光了。

因此，狄更斯已经结束痛苦的童年，开始小有成就的时候，萨克雷还沉迷于旧日奢华好时光中，怀念着那些逝去的机会和那一大笔被挥霍了的钱财。他不得已成为了一名作家，不过幸好他的经历还不算太糟。萨克雷体验到了社会最上层的生活，那些人拥有财富、地位，有没有文化倒不一定，至少有获得教育的机会。萨克雷在城里认识的他们，也见识过他们乡间的宅邸。他在欧洲大陆游学的时候更是领略了许多——他了解，至少曾经了解过，那些上层社会人士在远方殖民地的生活和财富，知道他们如何挥霍地球另一端积累起来的不义之财。《潘登尼斯》（Pendennis）、《纽克姆一家》（The Newcomes）、《名利场》（Vanity Fair）和《伦敦印象漫记》（the Sketches and Travels in London），这些作品于萨克雷而言，就像是《博兹随笔》对于狄更斯的那些长篇作品而言的意义一样。在萨克雷的作品《布朗先生书信集》中，布朗先生写了很多封信给他的侄子，他的侄子在内殿律师学院实习，同时学习法律。布朗先生建议他要克制对珠宝和华丽服饰的欲望，结交可爱的女子，在俱乐部里和正式的集会上要表现得和蔼可亲。有四封信描述了晚宴和一些类似场合的场景，都是奢华的场面，也间接着提到了剧院和歌剧院。从《在车站等人》和《刑场观刑》两封信中可以看出，布朗先生并不是一个自私或是没有同情心的人，信中的内容不过是一个经常活动于伦敦西区（West End）[378]的人多年来的一些观察所得，这两封信也是他在伦敦漫游时的偶遇。读萨克雷的信，马上就会知道他出身良好、家境殷实、生活讲究。

萨克雷始于上层社会，因此他以波西米亚为作品背景，这就像狄更斯起步贫穷，却用伦敦西区作背景一样自然，他们的生活与作品形成鲜明对比。少校亚瑟·潘登尼斯（Arthur Pendennis）出场的时候，是在“最典型的伦敦季节……在蓓尔美尔街一个俱乐部里，他是这个俱乐部的光环”。为了帮助他的侄子脱离困境，“他甚至放弃了享受五月里的伦敦……放弃了他在各家俱乐部里流连的那些下午、他秘密拜访的名媛、他在海德公园马道上的骑马、他的晚宴以及他在歌剧院的包间……也放弃了接受来自公爵或是侯爵在伦敦重大娱乐场合向他的致敬”[379]。想想你何曾见过狄更斯笔下的人物一天的生活是如此这般！他的儿子小亚瑟·潘登尼斯，从大学里辍学之后来到了迪克·斯威夫勒（狄更斯作品《老古玩店》人物）的伦敦，住在内殿律师学院会所的兰姆庭（Lamb Court），经常光顾科文特花园里福鼎头（Fielding’s Head）的后厨，同一名住在舰队街监狱里的穷文人交往。不过这些都只是消遣。更多的时间里，迪克“为见识到了真正的生活而欢欣，伦敦他经常去的好地方就有上百个”[380]。当他回到他本来的住处，重新进入高档的伦敦西区住宅里的画室的时候，那里

“地毯竟是如此的柔软，踩上去一点声音都没有；白玉石的地板上，玫瑰和郁金香大朵盛开；房间里有高高低低的椅子、花凳和纤细到大概只有精灵才能坐下的细脚椅；精致的雕花镶嵌的桌子上布满华丽的花纹，来自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陶瓷装饰品随处可见；铜器、镀金的短剑、土耳其刀、藏书、土耳其脚毯和一盒盒巴黎的糖果。不论你在哪儿坐下，德累斯顿男仆或是女仆随时准备为你服务。此外，还有景泰蓝的鸭子和公鸡、母鸡造型的瓷器……简单说，就是充满了一切你能想到的舒适和奢侈，而且很有品位。在伦敦，拥有一间无须考虑花销的画室，实在是一件上档次的事情。” [381]

这种装饰风格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样式有很大不同。狄更斯笔下这样的场景，只可能会出现在《老古玩店》里。

回顾萨克雷一生的经历，和伦敦古城最有趣的接触是他在卡尔特豪斯公学里度过的四年。卡尔特豪斯公学是伦敦最有意思的建筑之一。从1611年起，它开始被用作学校和医院。在那之前，这座建筑就已经矗立了240年。它原是一家加尔都西会[382]修道院，在1535年修道院大批瓦解的时候被充公了。但建筑结构上来讲，几个世纪以来，它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那里有一座古老的大厅，是詹姆斯时代建筑风格的绝美样品。只有一座古老的大厅吗？当然不是，还有许多像这样的厅堂，旧式的楼梯、走廊，墙上挂有旧时画像的传统房间——漫步在其中的所见，和17世纪早期没有什么不同。”

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着八十名老人，他们靠这里的建立者——托马斯·萨顿爵士（Sir Thomas Sutton）慷慨捐赠的养老金度日。此外，还有六十名受到资助的学者，和上百名自费的学生在这里读书，萨克雷就是其中一员。这里有许多杰出的校友。诗人克拉萧（Crashaw）、《英国法释义》的作者布拉克史东、作家艾迪生和斯蒂尔、新教徒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和无数的国教副主教、教堂主教、副主教们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而今，领养老金的人数有所下降，学校被搬到了萨里，改名为泰勒商学院；但旧日的气息还徘徊在这座古老的建筑里。史密斯菲尔德市场（Smithfield Market）就在街角，几分钟就可以走到埃尔德斯门大街，再走过去，就是圣保罗大教堂的庭院，教堂的穹顶就在其中清晰可见。

仅仅一个卡尔特豪斯公学里就有着这么多的故事，更何况是整个伦敦。这时的伦敦还是那座老城，没有受到发展的影响。城市里没有电话、电报，地上地下也没有铁路；没有电灯、公共汽车，也没有电梯；没有百货大楼，也没有便士邮政[383]。1814年，《伦敦时报》第一次通过以蒸汽作动力的机器印刷出来；1816年，第一艘蒸汽船出现在河面上；1822年，圣詹姆斯公园见证了煤气的诞生；1836年，格林尼治铁路开通。老城市就像是老房子一样，想要在其中安装现代化的便利设施，就不得不改变原有的样子。楼梯墙上挂的壁龛——过去罗杰斯集团的主营业务，现在变成了电器开关板；房子前门的门环虽然还在，但也变成了“春天里的最后一片树叶”，人人都知道，现在敲门只要轻轻按下门铃就够了。乔治时代的伦敦已经不复存在，但这都是自然而然的，毕竟乔治王已经退位很久了，而萨克雷和狄更斯则是在离现代一百多年前出生的。

参考阅读

我们离现代越来越近，阅读材料越来越丰富，选出最适合的材料也越来越难。这一章里所列出的书籍也适用于第八章、第九章和第十章。这里提到的只是在写这些章节时，最有帮助的书目。

传记

约翰·福斯特（John Forster），《狄更斯的一生》（Life of Charles Dickens）。里奇（A. J. Ritchie），《萨克雷作品介绍》（Biographical introductions to worksof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W. T. 绍尔（W. Teignmouth Shore），《查尔斯·狄更斯和他的朋友们》（Charles Dickens and HisFriends）。

H. S. 华德与W. B. 凯瑟琳（H. S. Ward and C. W. B. Ward），《狄更斯真实的世界》（The Real Dickens Land）。

讽刺类和描述类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晚年论丛之模范监狱》（Model Prisons in Latter Day Pamphlets），查尔斯·狄更斯，《博兹札记》（Sketches by Boz）。

皮尔斯·艾甘，《生活在伦敦》（2卷）；《伦敦历险的终结》。

大卫·马森，《伦敦40年代的记忆》；萨克雷《伦敦印象漫记》（the Sketches and Travels in London）。

小说

查尔斯·狄更斯（重要作品），《荒凉山庄》《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小杜丽》《尼古拉斯·尼克贝》《雾都孤儿》《老古玩店》。萨克雷，《纽克姆一家》（The Newcomes）、《潘登尼斯》、《名利场》。

摄政街，皮尔斯·艾甘《生活在伦敦》 汤姆和杰瑞的消遣，皮尔斯·艾甘《生活在伦敦》

上议院的国王入口

1834年被烧毁的议会 （选自一幅旧画）

避难所一瞥。选自J. T. 史密斯的版画，1808年：这里一度曾是逃难罪犯的庇护所。悲惨境遇者、流浪者、传染病患者的避风港

摄政街西面，

摄政街东面 （选自旧画）

卡尔特豪斯公学内外，选自照片

伦敦，从维多利亚堤岸眺望黑衣修士桥与泰晤士河，选自旧画

[338] 吉辛（George Gissing，1857—1903），英国小说家，以描写伦敦下层生活的现实作品出名。——译者注

[339] 切斯特顿（G.K.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文学批评者及神学家，撰写专栏，著有大量有关社会和文学批评的作品，最成功的创作是以侦探布朗神父为主角的侦探小说系列。——译者注

[340] 见《狄更斯研究》（Charles Dickens, a Critical Study），第一章，切斯特顿著。

[341] 八年之后，狄更斯仍然受到这部作品的影响，他的《匹克威克外传》是以连载的形式，伴随插图，发表在月刊上。每一段也都是这些相对独立的历险经历。

[342] 见《生活在伦敦》（Life in London），第一部，第四章。

[343] 同上，第九章。

[344] 同上，第十章。

[345] 纵犬斗熊：11世纪起开始流行的一项民间娱乐活动，将熊绑在立柱上，放猎犬袭击，场景十分惨烈。——译者注。

[346] 奥古斯丁·比勒尔，《已决事件论文集》，《论乔治·布洛》

[347] 教友会教徒：基督教的教派，主张绝对的和平主义

[348] 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第十九章

[349] 这里指下议院，1834年被烧毁了。

[350] 托尼·维勒一家（Tony Wellers）：狄更斯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人物。译者注。

[351] 霍加斯：英国画家，雕刻家。——译者注

[352] 热那亚：意大利西北部海港。

[353] 这是黑衣修士桥和查令十字街之间的大桥，北边靠近现在的国王道和居瑞巷的巷角。

[354] 狄更斯小说《小杜丽》中人物

[355] 见《老古玩店》，第八章。

[356] 见《小杜丽》，第一本，第二十一章。

[357] 《不做生意的旅行者》（The Uncommercial Traveller），第十四章。

[358] 同上。

[359] 《荒凉山庄》（The Bleak House），第一章。

[360] 特金霍尔先生（Mr. Tulkinghorn），狄更斯小说《荒凉山庄》中的人物，律师，精明狡诈。译者注。

[361] 沃霍斯先生（Mr.Vholes）：《荒凉山庄》中人物，律师。——译者注

[362] 一种死者纹章匾（hatchment），用黑框把死者的画像圈起来。——译者注

[363] 见《大卫·科波菲尔》第二十三章，“选定职业”。

[364] 见《每个人的幽默方式》，本·琼森著。

[365] 见《旁观者》（The Spectator）。

[366] 见《理查德·法维尔》，梅尔迪斯（Meredith）著。

[367] 福斯特（John Forster），狄更斯好友，著有《狄更斯的一生》。译者注。

[368] 见《查尔斯·狄更斯和他的朋友们》，第29页，W.T.绍尔（W.T. Shore）著。

[369] 同上，第82页。

[370] 波森：英格兰学者。

[371] 诗歌节选自《家居箴言》（Household Words），《北方漫记》一篇，绍尔（Shore）著。

[372] 见《查尔斯·狄更斯和他的朋友们》，第6页，绍尔著。

[373] 哈罗德·吉姆珀（Harold Skimpole）：《荒凉山庄》中人物，是荒凉山庄的一位常客。译者注。

[374] 劳伦斯·博伊松（Lawrence Boythone）：《荒凉山庄》中人物，是主人公的好朋友，喜说大话，嗓门浑厚，但心肠很好。——译者注

[375] 怀特·萨瓦奇·兰道尔（Walter Savage Landor）：英国诗人及散文家，1775- 1864。——译者注

[376] 魏玛（Weimar）：德国小城。——译者注

[377] 德文郡（Devonshire）：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郡。——译者注

[378] 西区（West End）：在伦敦西部，街上有许多剧院、高档商店和酒店。——译者注

[379] 见《潘登尼斯》，第九章，或第一章。

[380] 见《潘登尼斯》，第三十章。

[381] 同上，第三十七章。

[382] 加尔都西会：一类天主教修会，以严格的集体虔修生活为特点。——译者注

[383] 便士邮政计划开始于1837年，主张取消官员、贵族享受的免费邮寄特权，提出采取邮费预付的方法，不论寄信距离的远近，一律按一个标准收费，而且要大大降价。

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

对于女王的伦敦，抑或是女王的英格兰来说，没有哪个文人或文人团体的名字能如维多利亚女王之名一样代表19世纪下半叶。除了维多利亚之前约三百年的另一位女王[384]，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也再无哪一位君主的名字有如此的意义。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时期所发生的巨变——有的大张旗鼓，有的悄然无息却关乎国本——太多人已进行过详细阐述，天下读者也对此耳熟能详。这些变化在宗教领域包括牛津运动[385]，面对风起云涌的异端自由主义，它主张恢复往日的正统学说；在政治经济方面包括引发1848宪章运动[386]的一系列事件以及整个19世纪大英帝国的扩张；在科学与发明方面，人们开始在征服时空的道路上前进，自然科学领域涌现出的革命性新发现开启了新的时代[387]。而这些领域的进步又必然地促进了公众教育的大踏步前进；这几代人的文学也成为那段历史活生生的记录。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的这些进步就发生在不久之前，使得整个时代看起来无比复杂。显而易见，没有任何一位、两位，抑或一批作家可以全权代表维多利亚时代，也没有任何人的经历能够涵盖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和英格兰的方方面面。于是人们便直接用那位淑女的名字来代指这个时代，而这位默默沉思的旁观者，感同身受地目睹这一切——尽管她并没有太多的能力去阻止或推进历史的潮流。最初引用维多利亚之名表达的深意，已经不为人知。

用涉及小说家们的一句话说，现在距狄更斯离世已有几十年，因此我们对维多利亚时代作出的总结是狄更斯那个时代的人作不出的。以赫伯特·G. 威尔斯[388]先生为例，世间万象刺激着他，对于这一点，我们感同身受。他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非常善于辞令的人，所言之物听起来似曾相识。再看贝内特[389]先生和高尔斯华绥[390]先生是如此洞悉世情，以至于满怀悲伤与厌世之情。威尔斯先生急切地下了结论，而我们则暗地里庆幸他并未对其予以阐释。在他引而未发之处，其他作者也有所发挥。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威廉·德·摩根[391]，我们发现他依然受困于“丧妻者可娶妻妹”的法令[392]，这很有意思。我们欣赏他的很多品质，一定程度上还会自得地称之为“维多利亚式”。“维多利亚式”成了“过时”的同义词。这个词暗含着对辞旧迎新的惊讶态度，并且让这种惊奇之意时而化作掌声，时而化作嘘声。这个词也让上一代人畏畏缩缩地接受了上述结论，却在20世纪则被视为老古董。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人们的生活和他们为自己树立的纪念碑便是证据。

当一个人站在特拉法加广场的纳尔逊纪念碑脚下，面朝西南，他立足之处恰似一个巨形许愿骨的三叉连接处。他身后的制高点是圣马田教堂，与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隔街相望。他面前是恢宏华美的拱门和柱廊，这里是从圣詹姆斯公园通向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的林荫路（the Mall）的入口。左边不远处以白厅为首的雄伟庄严的政府建筑群一直延伸到议会大厦（Houses of Parliament）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日不落帝国的伦敦全副武装，准备就绪，即将开始与世界各地进行经贸往来。右边不远处可以一次将蓓尔美尔街尽收眼底，街道两侧的俱乐部蔚为壮观——伦敦把社交生活最丰盛的一面展现出来，享乐之余，也清高地恪守着自己的贵族气度。国王的雕像和征服者纪念碑俯视着广场，两条大街的交会处一再成为英国民主人士抗议新出台的法律法规的集会地。

尽管几代以来，特别是自艾迪生的年代以来，俱乐部一直是伦敦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直到真正进入19世纪，现代娱乐区才遍地开花。现在的蓓尔美尔街上的大部分建筑建成于维多利亚女王在世时期——如果不是她在位时期的话，漂亮的房子一本正经地排成一列，英国绅士也会去参加那些一本正经的典礼，自寻其乐。这里有马尔波罗俱乐部（位于原阿尔马克俱乐部所在地）、海陆军俱乐部以及小卡尔顿俱乐部；马路对面还有牛津和剑桥各自的新旧俱乐部、小海陆军俱乐部、警卫俱乐部、卡尔顿俱乐部、改良俱乐部、旅行者俱乐部、雅典娜神殿俱乐部以及联合服务俱乐部，最后这个赤裸裸地展现出英国男尊风气最可怕的一面。此外还有几十家俱乐部遍布全城，其中很多家都是最顶级的。没有任何街区的俱乐部如此密集。

外国人都不熟悉这些俱乐部，因为压根就没有几个外国人去过，就算他们真进去了，周围的一切也会一直提醒他们，别当自己是“客人”，你只不过是个“外人”。因此，即使引用一位英国人对虚构组织“斯多葛”[393]的评论，也未免有失偏颇：

“斯多葛的晚餐时间将至，斯多葛人一个个走出马车，经过俱乐部的一扇扇门。这些可怜的家伙在跑马场、板球场、惠灵汉姆（Hurlingham）[394]或者海德公园忙活了一整天；之前有些人去参观了皇家学院[395]（Royal Academy），这时他们兴高采烈地说：‘啊，感谢上帝——我们终于可以休息了！’……而在旁边一座小小的贫民窟里，有两个女裁缝出门透气。她们站在人行道上，看着马车走走停停。有的斯多葛人看见了她们，便心想：可怜的姑娘，她们的气色可真差。三四个人自言自语道：‘这不应该啊。我的意思是，看她们这样太痛苦了；人不是万能的。她们并不是乞丐，你们难道看不出吗，既然这样，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可大多数斯多葛人压根没看她们一眼，他们脆弱的小心脏受不了如此悲惨的场面，更不愿把好好一顿饭给毁了。”

这或许只是个例。要说所有俱乐部的所有会员都这样，显然有失公允。然而总的来说，这一证据似乎表明，尽管从纳尔逊纪念碑到最近的俱乐部只有几步之遥，但是广场上抗议的民主人士与蓓尔美尔街俱乐部里自鸣得意的会员们之间的距离却大到无法测算。

可是从蓓尔美尔街走到白厅却容易得多。俱乐部会员可经由滑铁卢广场（Waterloo P l a c e）来到格林公园（Green Park，又译绿园），在林荫路上漫步至骑兵卫队阅兵场（Horse Guards Parade），路过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进入白厅，便可看见矗立在侧的巨型官僚堡垒。在大老粗看来，这段路比去广场的路远多了，可事实上这段路程非常短。因为一个家财万贯的男人走完这短短一段路之后便会发现，自己与白厅简直是极其相投—— 这不过是他自家庄园的放大版。这里是英格兰领班和管家的住所，他们照管着这个国家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财产。马路两旁有许多高大的建筑。这个街区也和伦敦大部分地区一样，用石材记录着从詹姆斯一世至乔治五世时期的历史。国宴厅（The Banqueting House）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古建筑，作为皇家宫殿的它在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亨利八世死于白厅。这似乎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们最喜欢的宫殿；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都曾计划在此地建造奢华的宫殿。在那个悲情的一月天里，查理一世走出国宴厅的一扇窗户，迎接死亡的到来[396]。克伦威尔统治于斯，逝世于斯。人们会认为这样一个地方对查理二世来说太可怕，太悲惨了，可他却在这里漫不经心地过日子，不是玩弄权术就是纵情声色。三年后，一艘小船把斯图亚特王朝最后一位国王从联排住宅里接走了[397]。王朝随着小船渐行渐远。随后一位患有哮喘的荷兰王子[398]来了，他不能住在离河这么近的地方，因此宫殿便被废弃了，不久之后便被另一个土生土长的荷兰人给烧了——一个洗衣妇在房间里放了些本打算烘干的亚麻。这个小小的疏忽烧毁了这座古老的宫殿。于是白厅的荣光渐渐黯淡，成了各种繁文缛节的乐园。”[399]

新的战争部建于20世纪。自都铎王朝至今的这些年间，诞生了皇家骑兵卫队。对于多愁善感之人来说，往昔的遗迹可能最为引人入胜；可对于喜欢大场面的观光客来说，印象最深的三座建筑物分别是战争部、海军部和政府机关——包括外交部、殖民部、印度事务部和内政部。南海公司[400]和东印度公司[401]的收益养活了这些庞大的机构和众多大大小小的官员。他们都是诞生了纽克姆上校[402]的体制中的一分子，而他们所要保护的生意也恰恰是麦多尔[403] 予以大笔投资的那份。

到了20世纪中期，大家对上述两个公司的两点认识已是心知肚明却又不失风度：一是它们总得有人来管，二是管理它们的办法大错特错。举例来说，卡莱尔[404]的评论[405] 充满个人色彩，尽管在表达对世纪中期的不满时，他的这些话几乎已经是陈词滥调了。

“每块殖民地，每一个负责殖民地事务的代表，都能给你讲上一段他与殖民部打交道的悲惨经历……至于位于唐宁街一头的殖民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神赐的土地上，它到底要做些什么，或者正在试着做些什么，代表无论如何都搞不清楚；可他坚信，殖民部自己更是连一星半点都搞不清楚……他坚信，没有一个人能弄明白——这是个谜，是某种异教神话——比古老神殿中的任何一座神像都要陌生，因为它实际上掌管着数百万活人的命运啊！”

外交部的所作所为好像还不如殖民部呢；而在卡莱尔看来，内政部是最糟糕的。

政府部门的高官要员们被随笔作家和小说家骂得狗血淋头，不过跟议会和政府中另外几个部比起来，他们还不算是最差的，对此他们还颇为满意呢。“首相，‘政府的舵手’，换个说法就是‘税栓子’，这个角色要谁来当呢？没心没肺的二傻子阁下，还是大傻子阁下呢？”或许最著名的一段讽刺来自于狄更斯。

“我和其他十一人为一家晨报报道议会上的辩论。我夜复一夜地记录下永不被实现的预言，永不履行的声明，以及单纯用来蒙人的解释。我沉醉在词语的汪洋之中。不列颠，这个不幸的女人，总会浮现在我眼前，恰似一只被绑住的家禽：她的身体被一支支办公笔穿起来，手脚被官僚公文捆着。我所了解的内幕足够多了，进而明白了政治生活的价值。我跟它格格不入，而且永远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406]

有很多方面能让当时和现在的“议员们”心满意足，其中尤以办公楼为最。庞大的哥特式建筑群被称为“议会大厦”，包括一系列庭院、厅堂和办公楼，总占地面积达8英亩，浩然雄伟，美不胜收。它沿河而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威风的邻居都让它显得更加威严。它周围的建筑中，最伟大的当属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威斯敏斯特厅。无论历史学家和游客对英国政府有什么大致或具体的看法，英国政府所在地的立法机关还是值得长途跋涉以一览其风采的。想要完成如此巨大的公共工程，魄力是必需的，而19世纪向来不缺这个。最能证明这一点的，除了上述的建筑项目，还有从此处向东、沿着泰晤士河北岸修筑的长达1.5英里的巨大的维多利亚堤岸。这是个大工程。其填河面积达37英亩。美观的林荫大道气势恢宏，从威斯敏斯特蜿蜒至黑衣修士桥。它造价数百万，也确实值得。可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竣工之时天空放晴的工程，也似乎佐证了当时评论家们对当时政府作风的批评，即喜欢摆花架子，做无用功，对重中之重却总是熟视无睹。

“加拿大问题、爱尔兰的占领问题、西印度问题、女王寝宫问题；狩猎法、高利贷法；非洲黑奴、亚洲苦工、史密斯菲尔德[407]的牛和狗拉车[408]——光谈这些问题，光讨论这些话题，对于最本质的问题却避而不谈！阁下们应该谈的当然是事关英格兰自身处境的问题。[409]”

《改革法案》[410]颁布之后，暴民包围了议会，猛攻威灵顿公爵位于皮卡迪利大街的阿普斯利宅邸（Apsley House），17年过去了，人民的不满却一点儿也没有减少。1848年初的几个月里，工人阶级的愤懑情绪不断激化。2月，欧洲大陆爆发革命 [411]时，局面更是加倍恶化了。本土和海外的下层人民希望得到政治自由，认为如果政治自由得到实现，他们的问题也多半会迎刃而解。大英帝国的大城市相继出现暴动，4月，严苛的《禁口法》[412]通过，军队进驻伦敦，威灵顿公爵再次担任总司令职务。军队在公共建筑周围设置路障，严密镇守，尽管来势汹汹的起义最终惨遭失败，被瓢泼大雨以一种半开玩笑的方式给压下去了，但是对于内政大臣来说，能够顺利度过此次危机，实在是万幸。两个月过后，骇人之事再次发生，议会引用的这段金斯利写下的文字却恰恰证明他所言极是[413]：

他们偷笑着俯视荒原，

…………

可他们笑着，却听见悲歌的旋律，

蒸汽朦胧中的痛哭声，古老的故事诉说着冤屈，

恰似意无所指的故事，用词却鞭辟入里；

歌唱者是饱受凌虐的农夫，

他们播种收割，长久地受苦，

年复一年，只有那么一点小麦、酒和油可供存储；

他们至死仍在受苦——地狱里传来轻声细语

受苦吧，极致之苦，无穷无尽！

这样的动乱倘若一直持续，必然会产生一些后果。公众的意见影响如此广泛深刻，而公众的代言人又是天赋异禀，因此，立法机构也不得不做出一系列改变来迎合人心。当时，像狄更斯、萨克雷、查尔斯·金斯利、查尔斯·里德[414]、拉斯金[415]和莫里斯[416]这样为人民说话、表达人民不满的还有很多，因此可以想象当权者定会听到人民的声音。

与此同时，艺术与科学领域的国家级项目也在悄悄地日趋完善。特拉法加广场的国家美术馆建于1832年至1838年，它起初的规模非常小，约翰·拉斯金还嘲笑过它，此后经历的三次相当大规模的扩建让它发展壮大，拉斯金也不得不承认，其馆藏之物是“全欧洲范围内服务于广大学生的最重要的绘画收藏品”。较之藏品丰富，此馆吸引人处还在于两位捐赠者的两大笔捐赠，其一是曼彻斯特广场（Manchester Square）的华莱士（Wallace）收藏馆，其二是位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以南岸边的泰特（Tate）美术馆。伦敦大学也经历了从创建到重建的过程，历经时间恰巧与维多利亚女王的在位时间相差无几。1836年至1900年间，伦敦大学还只是个检查委员会，只给有限的几个学院的学生授予学位，后来，无论在何处就学的男性学生都可以被授予学位，最后，女性学生也被吸纳进来。然而，经过重组之后，它包括了分散在8个科系中的约25个现存的“学院”，现已成为一所活跃的大型机构。而所有这些项目中最为耀眼的当属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其渊源可追溯至1700年，而最大规模的建设则是在18世纪下半叶。现存的建筑始建于1823年，有着巨大穹顶的阅览室于1857年完工；现在依然在进行的添砖加瓦似乎永远不会彻底竣工。它是个绝美的宝库。里面有百余种藏品，有些是纯粹的赠礼，由其他渠道得来的藏品也不断增加，没有一个人能把所有的藏品铭记在心。还有那座巨大的图书馆，其藏书以每星期一千本的速度不断增加，堪称一大奇迹。伦敦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他们会不无敬意地避开这座博物馆，馆内回声效果极佳的走廊里鲜有本地人的声音，可伦敦以外的人却源源不断纷至沓来。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伦敦文学的一面——这并非易事，因为文人遍布这座大都市的各个角落。若是把所有文人与这座大城市的关联悉数呈现，本书难免会沦落为一本指南。他们的住所和工作地点变幻无常，他们进城、出城，无休无止地搬迁。文学的受众和读书买书的大众一样，都大幅增加，拜其所赐，优秀的作者通常至少不用为钱而发愁了。民间作家搬来搬去，令人目不暇接，原因或许是因为他们之中最有名的可以从小康步入富裕，再从富裕步入奢侈。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怎么在老城区现身。沿着霍尔本和牛津街，从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到海德公园，一块块牌匾记录着他们曾在此暂居。有一处偏远的郊区尤为值得一提。

到了世纪中期，大伦敦的一个地区因作家和艺术家聚居于此而闻名，它就是切尔西（Chelsea）。这一小块地区的面积和老城区相差无几，它位于查令十字街西南方向，两者之间的陆路距离三英里多，水路距离四英里多。1834年，卡莱尔搬来这里，他给妻子写信说：

“我们在河道弯曲处安顿下来，远离了所有的大马路，这里的空气和安静的环境简直可以媲美克雷干帕托（Craigenputtock）[417]，从后窗往外看，能看到更多的树，到处都能看见高耸的红色尖顶，白天能看见圣保罗大教堂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尖顶，夜里能看到伦敦的灯光玷污了宁静的天空，此外基本上看不到伦敦城。”

找到一处满意住所的兴奋感逐渐不那么强烈了。卡莱尔已经筋疲力尽，于是为了证明这个勉勉强强选中的房子有多么多么好，他必然要以房地产拍卖商人的口吻来描述这个地方。卡莱尔夫妇在切尼巷（Cheyne Row）5号住了47年，可安静的、“可以媲美克雷干帕托”的环境，却只能在传说里出现了，大肆铺张的“切尔西圣人”[418]甚至建起了一个从屋顶采光的隔音书房，可尽管他如此不吝资费大费周章，大城市的喧嚣依然令他不堪其扰，新建的门和隔板或许能挡住一部分噪声，可无法彻底隔声。

由于在乡下多年养成的习惯，卡莱尔必然会讨厌这些声音，可在大城市待惯了的利·亨特来到切尔西养老时，同样的声音在他听来却如音乐般美妙：

“我渐渐喜欢上了街头的叫卖声，通过对比，我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些声音。它们与市郊其他地方的那些叫卖声不同，保留了某种古老的旋律，这使它们具有了普赛尔[419]或其他作曲家作品的韵味，这一点深得我心。那些大师们是那么喜欢卖弄技巧，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能配上调子，用重唱或轮唱的方式表现出来，二者之间确有可比性。叫卖驴蹄草、樱草花和十字小面包的质朴声音似乎永远不会从这个与世隔绝的地区消失。它们就像是残存之地的雏菊。特别是那个上了年纪的鱼贩子，他叫卖道‘小虾有对虾那么大哟！’叫卖声很有规律，悠远绵长，的确是非常动听的旋律，尽管他连嗓子都喊哑了，没准儿已经喝醉了，可我却总是希望他能喊上一整晚，我是这声音的忠实拥趸。他的叫卖声延续了有些年头；后来却渐渐弱下来，最后消失了。我很怀念这个可怜的、饱经风霜的老家伙。”[420]

卡莱尔有时会不情愿地进城去；随着时间的流逝，城里人也越来越频繁地造访切尔西。其中最有趣的是奥尔赛伯爵[421]1839年的一次来访：

“大约两星期前，这位阿波罗般的花样美男……乘着战车降临切尔西，整个地区的男女老少们瞠目结舌，为他的光芒所倾倒。乔利[422]的下巴像蚂蚱一样拉长了，或者说像是看到电风扇转起来时一样惊奇，黑暗之中照进这样一道光，把他给吓坏了。可我和伯爵的表现却依然可圈可点……我穿着方格花纹的长袍，却铁青着脸，面相不善，这反差太大了，再加上我以一副淫魔的样子登场，把简[423] 逗得整整两天笑个不停。”[424]

切尼巷和切尼路（Cheyne Walk）连成了一小段街道，路口正对着泰晤士河畔的切尔西堤岸，与巴特西公园（Battersea Park）隔河相望。有树有水的风景也把别处的同道中人也吸引到了这一地区。切尼路最著名的地标是位于16号的皇后之屋（Queen’s House），在丹蒂·加布里埃尔·罗塞蒂[425]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中——也是卡莱尔生命中的最后十九年——他曾是这里的房客。这座房子与亨利八世的传统有着相当微妙的联系，尽管韦恩建造它可能已经是一百年以后的事，亨利八世的几位名为凯瑟琳的妻子[426]都没机会住进去了。斯温伯恩[427]和威廉·迈克尔·罗塞蒂[428]跟丹蒂·加布里埃尔在这里居住过一段时间，乔治·梅瑞迪斯[429]在这里也订有一个房间，可他从来没去住过。乔治·艾略特晚年也搬到了切尼路4号，她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星期就是在这里度过的。霍尔曼·亨特[430]在切尼路有间工作室，不久之前，他被安葬在藏有他最著名的画作《世界之光》（The Light of the World）的圣保罗大教堂。J. M. W. 透纳[431]在靠近切尼路西端附近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时日，几条街开外，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432]的工作室已经存在了有些年头。当时切尔西的氛围必然是清新的。

不单是切尔西。在这一时期，整个伦敦的氛围都带着一种刺激感。如此酣畅的呼吸、善意的玩笑、纵情的笑声、不留情面的抨击，都是史上罕见的。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人们不满的对象主要是这一转型时期的时代精神。19世纪早期确实是麻烦不断，可那是“时代转型所带来的甜蜜负担”。如果说接连发生的调整反而使局面愈发混乱的话，那也是因为“人道主义信条正处在蜜月时期”。

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却屡次记录了在老城区解决新问题的过程。《奥尔顿·洛克》和《菲利克斯·霍尔特》为《罗伯特·埃尔斯密尔》（Robert Elsmere）、《玛塞拉》（Marcella）[433]和《各色人等》（All Sorts and Conditions of Men）[434]开了先例。它们都饱含严肃的希望。如果这些作品没有这一共性的话，头脑清醒、热爱伦敦的人们也就不会时不时地如孩童般为之欢呼了。在这里，我们以理查德·杰弗里斯[435]为例，他可绝不是一个浮躁之人。他热爱大自然，并觉察到大城市工业革命的力量已经侵入乡村，这是很可悲的。然而“熙熙攘攘的人群”让他心动：他像是被磁石吸引了一样，经常“去伦敦，没什么目的，只是因为我必须去，而且到达目的地之后，就随随便便地闲逛，大家往哪儿走，我就跟着往哪儿走”。伦敦也随着他的心情而变，像诗歌，像音乐，时而满怀慈悲，时而又仅仅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有一首歌唱伦敦街道的老歌，几个世纪以来广为流传，尽管改了旋律，变了调子，可还是颇具辨识度：

“走在摄政大街上，多么惬意，踏上邦德街之前，要经过皮卡迪利，继续走啊走，看见一大块圆形空地，口袋里揣着几千镑，都属于你自己，随便花，不要急……带上一位女士——一位女士——带她去圣彼得·罗宾逊的店里，当着她的面把全世界的丝绸铺开在地，看她的眼中含着笑意，看她的脸颊光彩熠熠；给孩子们买一批小马，再给善良的管家婆买一枚钻石胸针，她已经步入中年，可与你结交时你还身无分文……不论是薛西斯[436]，还是伟大的庞培，不论是统帅全军的恺撒，还是无所不能的卢库卢斯[437]，他们又何曾享受过如此的乐趣——随心所欲地花钱，在伦敦的街道上纵声大笑？……在伦敦街头，浪费才是极乐——惬意地铺张浪费，穷奢极欲永无止境；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 [438]

19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社会风气更加平和老成，此前那些刺激人心的因素渐渐消失，随之仙逝的伟人们所留下的空缺，一时半会儿也无人来填补。此时，这个世俗学者环顾四周，显然，四位乔治王[439]时代的伦敦已不再，涌现出来的新文学将会反映出乔治五世时期的伦敦。“南非”渐行渐远，维多利亚的继任者业已逝世。

参考阅读

传记类

J. W. 克洛斯（J. W. Cross），《乔治·艾略特传》（Life of George Eliot）。弗雷德里克·哈里森（Frederic Harrison），《自传》（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J. W. 麦凯尔（J. W. Mackail），《威廉·莫里斯传》（Life of William Morris）。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自传》（Autobiography）。

讽刺类和描述类

这一题头下的材料非常难选。把这一时期最伟大的随笔作家的作品通读之后，所需的材料也就自然而然地掌握了。例如卡莱尔的《晚年论丛》（Latter Day Pamphlets）和《宪章运动》（Chartism）中的随笔，里面有很多给人以启示的材料。此外还有阿诺德[440]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拉斯金的很多作品，莫里斯对这一时代的评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还有他的一些传奇散文。要想把所有的都列出来，那单子可就太长了。

戏剧

和第八章类似，在戏剧方面，可用的资源不多。可以算上阿诺德·贝内特的《里程碑》

小说

瓦尔特·比桑特和詹姆斯·赖斯的《各色人等》（All Sorts and Conditions of Men）。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伦敦生活》（A London Life）和《包围伦敦》（TheSiege of London）。

查尔斯·金斯利的《奥尔顿·洛克》（Alton Locke）和《酵母》（Yeast）。查尔斯·里德的《设身处地》（Put Yourself in His Place）。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巴切斯特塔》（Barchester Towers）第六章和第二十章；《首相》（The Prime Minister）；《如今世道》（The Way We Live Now）。

汉弗莱·沃德夫人的《玛塞拉》（Marcell a）和《罗伯特·埃尔斯密尔》（Robert Elsmere）。

第一行：←国家美术馆河岸街纳尔逊纪念碑白厅→

第二行：特拉法加广场

第三行括号内：选自照片

第一行：新议会大厦建筑群第

二行括号内：选自照片

第一行：罗塞蒂的住所

第二行：切尔西区切尼路的皇后之屋

第三行括号内：选自照片

[384] 指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1558—1603年在位。——译者注

[385] 关于这一运动的影响在小说中的表现，参见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巴切斯特塔》（Barchester Towers），特别需要参考第六章和第二十章。以及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酵母》（Yeast）。

[386] 参见金斯利的《奥尔顿·洛克》（Alton Locke）；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菲利克斯·霍尔特》（Felix Holt）；以及查尔斯·里德（Charles Reade）的《设身处地》（Put Yourself in His Place）。

[387] 想要了解中世纪对新科技成果的态度，可参见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第五卷。

[388]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H.G.”Wells，1866—1946），英国著名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尤以科幻小说闻名于世。——译者注

[389] 阿诺德·贝内特（Arnold Bennett，1867—1931），英国多产作家，代表作《老妇人的故事》（The Old Wives’ Tale）。——译者注

[390] 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英国小说家、剧作家，其作品《福尔赛世家》（The Forsyte Saga）获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391] 威廉·德·摩根（William de Morgan，1839—1917），英国小说家、陶艺家、瓷砖设计师。他的小说深受狄更斯和萨克雷的影响，被称为最后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译者注

[392] 英国议会于1907年通过法令，允许丧妻男子娶其亡妻的姐妹，此前这一直是被禁止的。1842年此议案曾被提出，但遭到强烈反对，未获通过。这一话题自19世纪60年代起便引起热议。——译者注

[393] 参见高尔斯华绥《庄园》（The Country House）第一部分第十章和第三部分第六章。

[394] 位于伦敦西南富勒姆（Fulham）区的高级水球俱乐部，后期又增加了很多其他的运动项目。——译者注

[395] 全称为皇家美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s），1768年建立，位于皮卡迪利。—— 译者注

[396] 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在白厅宴会厅前被送上断头台。他是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处死的国王。——译者注

[397] 这位国王是詹姆斯二世。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詹姆斯二世继位。1688年光荣革命发生后，詹姆斯二世逃往法国。——译者注

[398] 即继任詹姆斯二世的荷兰执政威廉三世，其妻为共治者英国女王玛丽二世。——译者注

[399] 此段引文出自罗斯伯里伯爵演说词（Earl of Rosebery），收录于《伦敦地形学档案》（London Topographical Record）第六卷24-25页。

[400] 1711年建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表面上是一间专营英国与南美洲等地贸易的特许公司，但实际上是一所协助政府融资的私人机构，分担政府因战争而欠下的债务。—— 译者注

[401] 1600年成立的股份公司，同年12月31日被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皇家特许状，给予它在印度贸易的特权。实际上这个特许状给予东印度贸易的垄断权21年。随时间的变迁东印度公司从一个商业贸易企业变成印度的实际主宰者。在1858年被解除行政权力为止，它还获得了协助统治和军事职能。——译者注

[402] 纽克姆上校（Colonel Newcome）是萨克雷的长篇小说《纽克姆一家》（The Newcomes）中的男主角。——译者注

[403] 麦多尔（Merdle）是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小杜丽》（Little Dorrit）中的银行家。—— 译者注

[404]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讽刺作家、随笔作家、历史学家，其作品在维多利亚时代甚具影响力。——译者注

[405] 参见卡莱尔的1850年的出版的作品集《晚年论丛》（Latter Day Pamphlets）中《唐宁街》（Downing Street）和《新唐宁街》（New Downing Street）两篇随笔。

[406] 参见1852年的作品《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第四十三章开头。

[407] 香港一条道路名，这一地区曾建有牛棚和屠宰场。——译者注

[408] 维多利亚时代颁布了禁止狗拉车上路的法令，此法令涉及善待动物和预防狂犬病等方面的问题，这一话题一直是引人热议的焦点之一。——译者注

[409] 参见卡莱尔的《宪章运动》（Chartism）第一章第五段。

[410] 全称为《1832年改革法案》，是英国在1832年通过的关于扩大下议院选民基础的法案。该议案改变了下议院由保守派独占的状态，加入了中产阶级的势力，是英国议会史的一次重大改革。——译者注

[411] 指1848—1849年席卷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主要发生在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等欧洲国家。——译者注

[412] 1848年颁布的《禁口法》全称为《1848年叛国重罪法》（Treason Felony Act 1848），此法规定了一系列行为为叛国行为，意在保护女王和王室。——译者注

[413] 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sley，1819—1875），英国作家，牧师。他帮助创立了基督教社会主义，一场将基督教教义和社会主义原理相结合的改良运动。金斯利对英国工薪阶层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写过两部关于他们的困境的小说——《奥尔顿·洛克》（Alton Locke），和《酵母》（Yeast）。下面这一段文字出自《奥尔顿·洛克》第三十四章。——译者注

[414] 查尔斯·里德（Charles Reade，1814—1884），英国小说家、剧作家。他的小说通常反映了他在社会改革方面的兴趣，最著名的作品是《修道院与壁炉》（The Cloister and the Hearth）。——译者注

[415] 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作家、艺术家、艺术评论家，维多利亚时代艺术趣味的代言人。——译者注

[416]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拉斐尔前派画家、手工艺艺术家、设计师、作家。——译者注

[417] 苏格兰一处山地农庄。卡莱尔曾居住于此，并在这里写下了很多著名的作品。——译者注

[418] 卡莱尔的别号。——译者注

[419] 亨利·普赛尔（Henry Purcell，1659—1695），巴洛克早期英国作曲家，被认为是英国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译者注

[420] 参见利·亨特《自传》（Autobiography）第二十六章。

[421] 奥尔赛伯爵（Count d'Orsay，名为Alfred Guillaume Gabriel，1801—1852），来往于英法两国间的著名花花公子，业余艺术家，19世纪中早期的时尚人物。——译者注

[422] 亨利·乔利（Henry Chorley，1808—1872），英国作家，文学、艺术、音乐评论家。——译者注

[423] 指的是奥尔赛伯爵的妻子哈丽雅特 · 安妮 · 简 · 弗朗西斯 · 加迪纳夫人 （ L a d y Harriet Anne Jane Frances Gardiner）。——译者注

[424] 参见奥尔赛伯爵1839年4月16日写给约翰·卡莱尔博士的信。

[425] 丹蒂·加布里埃尔·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1882），英国诗人、插画师、画家和翻译家。——译者注

[426] 亨利八世的六任妻子中，有三位的名字都是凯瑟琳，分别是第一任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第五任凯瑟琳·霍华德（Catherine Howard）和第六任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译者注

[427] 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英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和评论家。——译者注

[428] 威廉·迈克尔·罗塞蒂（William Michael Rossetti，1829—1919），英国作家、评论家，丹蒂·加布里埃尔·罗塞蒂之弟。——译者注

[429] 乔治·梅瑞迪斯（George Meredith，1828—1909），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诗人、小说家。——译者注

[430] 威廉·霍尔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1827—1910），英国画家，前拉斐尔派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431] 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1775—1851），英国浪漫主义风景画家、水彩画家和版画家。——译者注

[432] 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出生于美国的著名画家，在伦敦建立起事业。——译者注

[433] 这两部长篇小说皆为汉弗莱·沃德夫人（Mrs. Humphry Ward）所作。沃德夫人是英国小说家玛丽·奥古斯塔·沃德（Mary Augusta Ward，1581—1920）的笔名。—— 译者注

[434] 英国小说家、历史学家瓦尔特·比桑特（Walter Besant，1836—1901）的长篇小说。——译者注

[435] 英国小说家、历史学家瓦尔特·比桑特（Walter Besant，1836—1901）的长篇小说。——译者注

[436] 薛西斯（Xerxes），波斯帝国国王。——译者注

[437] 卢库卢斯（Lucullus），罗马将军和执政官。——译者注

[438] 参见理查德·杰弗里斯1887年的作品《集市上的孤挺花》（Amaryllis at the Fair）。

[439] 指英格兰国王乔治一世（1714—1727年在位）、乔治二世（1727—1760年在位）、乔治三世（1760—1820年在位）和乔治四世（1820—1830年在位）。——译者注

[440] 指英格兰国王乔治一世（1714—1727年在位）、乔治二世（1727-1760年在位）、乔治三世（1760-1820年在位）和乔治四世（1820-1830年在位）。——译者注（Milestones）、萧伯纳的《鳏夫的房产》（Widowers’ Houses）、路易斯·帕克[441] 的《迪斯雷利》（Disraeli）和T·W·罗伯森[442]1865年的现代剧《社会》（Society）。

[441] 路易斯·帕克（Louis Parker，1852—1944），英国剧作家、作曲家和翻译家。—— 译者注

[442] T. W. 罗伯森（T. W. Robertson，1829—1871），英国剧作家、革新派舞台导演。——译者注

当代伦敦

时至当代，对研习伦敦历史的学生而言，即便你只是一名业余爱好者，仍会发现，伦敦就像是一张古老的羊皮纸，先人在上面书写又擦去，重新涂改又再次抹去，一直演变到了今日。透过纸面上对这座城市最新的描绘，人们依然可以沿着蛛丝马迹，寻到这里曾上演过的所有传奇，一直追溯到最原始的时刻，那时，伦敦还是一张白纸，中世纪的神职人员正要开始大写特写。这片土地层次分明，见证了伦敦无数次的重写。几个世纪的尘埃落定，堆积在这片土地上，渐渐抬高了地平面，今天的人行道之下，一层层清晰地深埋着这座城市的所有历史。考古学家一定很珍视这些纹理——那里有1666年大火留下的灰烬、有莎士比亚和乔叟时代的遗迹、有中世纪生活的踪影，甚至可以觅得最初的诺曼征服时期、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甚至是罗马行省时期的伦敦。

每一位现代银行或商业区的建筑者，都必须在这层层堆积中掘下15~30英尺，才能触底，开始打地基。当然，对大多数饱含浪漫主义情怀的人来说，硬要在这样的土地深掘以建起一座现代酒店，实在是一件很乏味的事情。海市蜃楼般的幻想终究还是比较适合那些被风沙掩埋的东方沙漠城市——而伦敦则是一次次沦为废墟，又一次次重新崛起。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总会有探险家愿意来到伦敦，跟着地下工程师一起，搜集这座城市深埋的点点滴滴，那架势，像是在开展一次埃及寻宝之旅。比如来自白教堂区（Whitechapel）已故的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他既是位废旧品商人，也是近代最成功的收藏家。他在做生意的时候，顺手就可以收集一些令人着迷的古董。更重要的是，历史研究者总能时不时地感到古代生活在现代生活中的延续，并为之兴奋——这也正是当代伦敦最突出的魅力所在。这种魅力并不是单单靠成批的纪念馆或是遗迹堆积出来的——那些只不过是一些偶然被保存下来的符号。比单纯的符号更吸引人的，是伦敦城市多年来沉淀下来的精神传统，它们像教堂里优雅复杂的建筑一样让人流连忘返。整个社会向往着飘渺而确凿的“普遍真理”，伦敦当代文学的特质便体现了这种向往。正是这种向往，见证了几个世纪以来伦敦所经历的一切。

当然，我们不是说那些大型的石灰水泥纪念物没有趣味，事实上它们中的许多非常有意义，引人遐想。在这些建筑物中，规模最大的是伦敦古城墙。那些通往古城门和穿过古城门的街道还沿用着它们旧时的名字，有一条街就叫伦敦墙，贯穿整个老城区后部，从克里普门延伸出来，一直到沼泽门之后。人行道和圣阿腓基大教堂（St. Alphage’s Church）之间，岿然不动地树立着一小段城墙遗址，如果你特意去寻它踪迹，一定一眼就能看到。另一个著名的残垣在另一座教堂——圣吉尔思大教堂（St. Giles Cripplegate）的角落里。那周围都是办公楼，中间掩映着教堂的院子。这里虽然不太好找，但的确值得拜访：在一片封闭的祭祀用的空地上，一道铺就铁轨的沥青通道生生从中穿过。这里是一座漂亮的花园，看起来有千年历史的城墙遗址就盘踞在角落里。

更现代一点儿的大型建筑是伦敦塔，它仅可追溯到1078年。这座曾经集堡垒、宫殿和监狱于一身的建筑，是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以东最显著的地标性建筑。早在乔叟时代，伦敦塔的外观就已经和现今相差无几了。尤其是在16世纪到17世纪，也就是从亨利八世到查理二世年间，这座塔见证了无数历史。现在，伦敦塔被用作军械库、博物馆、皇家珍宝馆和大批王室侍从的住所。一旦踏入它宏伟的大门，人们很容易就忘记自己正身处现代。沉闷的喧哗声完全被泰晤士河水冲刷老伦敦桥分水桩的轰鸣声所掩盖。当你漫步其中，穿过曾经的牢房和行刑场，也会感受到当时人的生命是多么微不足道：国王、主教或是大臣一声令下，一个人便会沦为阶下囚或是登上绞刑架。伦敦塔是旧时力量的象征，想想就知道，那时候几乎不可能有任何武器能攻破它。奇怪的是，比起英国防线直布罗陀岩要塞，伦敦塔虽然小得多，却能给人更强烈的安全感。大概是因为它符合了那个时代“石墙监狱、铁栏牢房”的铁腕特征；而相比之下，直布罗陀岩可能完全抵不住现代国家痴迷的那些枪炮炸弹，那些武器狂暴无情，轻而易举便能将直布罗陀岩摧毁。

在伦敦的另一侧，沿河朝上游走上两英里，会看到一栋漂亮的大型老建筑，如今被用作议会大厦。那便是威斯敏斯特厅，它和伦敦塔一样，也在老城之外，是在诺曼征服后不久开始建造的，之后经历过许多次变迁和扩建，完好无损地保存到了今天。像伦敦塔一样，这里也见证了许多场严酷的审判。在这片屋檐下，理查二世被废黜，查理二世被宣判死刑。还有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斯特拉福德伯爵，也都是在这里被处死。同样是在这里，历经七年磨难之后，沃伦·黑斯廷斯被宣判无罪。旧秩序在这里几经变化，到最终消逝，经历了许多场恢宏无比的仪式。乔治四世加冕礼成为在这里举行的最后一届加冕礼，也是最后一次王权毋庸置疑的体现。现在，威斯敏斯特厅只是作为议会大厦的前厅继续发挥余热，成为了从古时通往现代的厅堂。[443]

现在的议会大厦恐怕很难肩负起曾经在威斯敏斯特厅上演过的一切。自有历史记载起，少数掌权者和多数革命者在这里发生过无数次斗争。下议院的权力不断提升，侵犯到上议院的权力，而同时，助选下议院议员的权力本身也不断扩展。妇女参政权的鼓吹者在国会广场上激进地开展活动，而下议院的议员们则在制定限制上议院议员参政议政的条款。每年，人们都要花越来越多的心思，为传统上议院的奢华装潢与下议院的简朴布置间的对比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毕竟，人们还顾虑到世袭贵族拥有权力的传统，不过不久，这些贵族的终身权力受到了更重要因素的影响，远比无因可循的血统来的实在。

市政厅就坐落在齐普赛街北面。这又是一栋古迹建筑。它始建于1411年，在那之前坐落在这个位置的大堂也叫市政厅，不过原因就不得而知了。1666年伦敦大火烧光了市政厅的房顶，17世纪时经过修补重建，一直延续至今。五百年来，这里一直为市政府办公议事所用。每年11月9日，市长都会在这里举办宴会。但它之所以引人注目，还是因为形态古典。市政厅富丽堂皇的大厅现在被用作图书馆和博物馆的陈列室，是各路观光客的旅游目的地，更是伦敦旧城研究者的圣地。市长贝克福德给乔治三世的致辞如今被刻这位市长在市政厅的纪念碑上。如果乔治三世真的听过这份致辞，他一定会感到震惊。真假与否，1910年春天，罗斯福上校在埃及一次晚宴上致辞的时候，引用了这位市长的故事，作为直言的典范。这就是为什么说市政厅永远像是“最新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它永远真实详尽地记录着历史。

伦敦的教堂群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开始，一路延伸下来。一些教堂在河对岸的萨瑟克区，如威斯敏斯特教堂、圣玛丽教堂（St. Mary Overies），这些教堂没有受到1666年大火的影响，而另外六家在旧城内的也从那场劫难中幸存下来。我们之前已经谈到过韦恩的产业在接下来几十年间发挥的作用。即使没有其他记录，在韦恩之后这些年里，伦敦城的扩张，可以从不断增加的教堂的选址找到一些头绪。这些教堂见证了其间许多位著名朝圣者的故事。伟人们在这里举行各类仪式，很多人死后就长眠于此，留下他们的墓志铭和纪念碑。

在教堂仪式中，人们总是可以交替体验到传统与现代的交织融合。我个人最近一次参加圣保罗大教堂晚祷的经历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我走进大教堂，本没有想要朝拜哪位神灵或是伟人，只是想在这庞然大物中享受片刻的宁静。在其中漫步时，却忽然发现晚祷马上就要开始：信众席和走廊上原本感觉熙熙攘攘，但晚祷开始的瞬间，这些朝圣者便聚集到一起，也没有吸引新人从街上涌进来，我这才发现，原来教堂里竟有数百人，只是一直都散落在四处。接下来，我度过了无比神圣而庄严的一小时，感受着祈祷词、讲经课和唱诗班的声音在教堂穹顶下相互交织。我之所以有这种感受，一方面是想到这一时刻，这样的仪式在无数其他教堂的穹顶下也正举行。另一方面是想到，从第一座圣保罗大教堂建成的那天开始，每天都会有类似这样的仪式举行。从制度上讲，这样的仪式代表着宗教无所不至而历久弥新的影响力。

走出教堂，我回到了20世纪的伦敦。这里街上跑着公共汽车，有人在贩卖晚报。我想再次回到过去，便拐进了帕特诺斯特街（Paternoster Row）。这条街上有圣保罗大教堂的后院、阿门角（Amen Corner）和阿门厅（Amen Court）。这是一条与世隔绝的小巷，完全没有沾染世俗的气息。还像是过去一样，街道的两旁都是书店。书店里的书与一般街头小店所贩卖的无差，无非诗歌、小说或是旅行指南。但有一个牌子用这样一句话标注了一排书，我看到的时候还是吃了一惊，上面写道：“现代神学大衰退！”恐怕是受到了正教的影响。

如果再把范围扩大一些，我们还可以去拜访很多建筑来追溯伦敦的沿革。本书的前面几章也涉及了不少建筑，至今尚存的那些很多，能列出一长串连古物研究者都满意的名单，而这些一定都是核心景点。但在我看来，那些建筑物所见证的故事远远比不上那条条街道上发生的故事精彩。大主教门街（Bishopsgate Street）和齐普赛街在地图上的重要性，依然和过去一样。星期五街、木街、面包街和牛奶街还像弥尔顿时代一样，点缀在这座城市之间。教堂每重修一次就要丧失一些风采——为了保证它们不倒塌，我们不得不减损一些它们的价值。但街道就不同了。时间的沉淀永远不会使街道倒塌，反而会使这些街道更有味道。我们完全不用介意这些铺路石的新旧，因为街道不是靠人类搭建出来的，它们一直都存在于此。

如果游客们能够感受到这些街道的存在，了解这些街道上曾发生过的故事，那么走在上面，他将会感到无比兴奋。如果你能将莎士比亚时代的伦敦地图熟记于心，记住那些大路的名称和它们的相对位置，那么至少在伦敦市中心区，你是完全不会迷路的。偶尔可能会偏离一点方向，但这只会给你的旅途带来更大乐趣，却远没有到让你焦虑的程度。如果你来到地下，走入伦敦地下铁，还可以体会到自己正曲折穿梭在一个一个站点之间，这些地方有着久远的历史——那时候人们还没有想过有一天，世界会发生这么大改变。所有这些红蓝地铁环线和一个个地铁站点之间，只有一条线路是直的，把牛津街和肯辛顿高街与霍尔本连在一起。

广场和街道一样，记录了真实的历史。最老的城区部分很少有广场，可能是因为那时候郊外近在咫尺。地方治安官的辖区之外，许许多多修整出来的小片绿地组成了最主要的休息场所。由于圈地运动，伦敦城外的土地被贵族瓜分，便留下了一些空地没有盖房子。比如，莎士比亚资助人之子，瑞秋·罗素女士的父亲南安普顿伯爵（Earl of Southampton）就在布鲁姆斯伯里建了一座广场，罗素女士称它为“我们的广场”。罗素女士是贝德福德山庄的女主人，整个广场的北部都在她的管辖范围内。现在，人们用她的名字命名了这个广场，称之为罗素广场；她在贝德福德的房子现在连接罗素广场和布鲁姆斯伯里广场，在贝德福德广场附近，也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今天，这座房子和过去一样，当中的绿植被围栏围起来，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开放几个小时，或是只对一小部分人开放。但对散步者来说，这绝对是个好地方。放眼望去，绵延数英里的地区种满了绿树，覆盖着上好的草坪。英国雏菊适应于此地湿润的气候，盛开点缀其中。有时候，你会走到一片完全不知名的建筑物前，那里有一个漂亮的花园，经房东精心修剪后出租给房客。事实上，这个花园也许早在很多年前就开始经营花环业务了，比如在理查德·斯蒂尔时代或更早就存在。甚至可以说，我们和莎士比亚时代共享过同一个花园。

总之，伦敦大火之后，一些传统的重建计划建议将伦敦城改造成一个正统的几何图形。幸好这些计划未被采纳，伦敦的老街道和老广场依旧存在，赋予了这座城市更多的历史气息。当然，要想在这拥挤的旧城中心划出新的分割线必须多花点心思，规划者要大胆地发挥想象力—— 要保障之前土地拥有者的权利，要给他们应有的赔偿，才不至使他们盛怒。比如维多利亚女皇街（Queen Victoria Street），即英国银行和黑衣修士桥间的对角线；上文中提到过的摄政街，它连接着牛津街和皮卡迪利广场；最近刚刚建成的国王道也是如此，长度虽短，但马路宽敞，连接了霍尔本街和河岸街。不管是乔治四世、维多利亚女王还是爱德华七世，生活都一样在伦敦城所特有的结构中留下了烙印，就像他们的皇室祖先一样。

这些改造总会收到褒贬不一的评价。国王道的建成，使曾经在这里的贫民窟和一些狭窄的小巷不复存在。它修好之后，这里的光线和空气质量都有所好转，也更方便通行了。这种改造几乎不会带来什么损失。人们回忆起过去这里的景象难免会有所怀念，这是万物发展的自然过程。但也只是怀念而已，因为这条新林荫大道的两侧，连接的仍是那些小路。德鲁里巷从国王街的街角沿正切线延伸，基恩街（Kean）和肯布尔街（Kemble）邻近多亏演员们所捧红的剧院。女王大街更远一点儿，西接长亩街；再往东几步路，就会看到保存完好的林肯律师学院；再走上一两分钟，走过红狮广场（Red Lion Square）尽头，会发现这里依然像几世纪前一样与世隔绝。持反对意见的人并不是全无道理——一些新加入伦敦的现代元素，一方面破坏了伦敦的历史，一方面却也突出了它曾经的风貌。但最令人心痛的变化发生在伦敦的交通要道——泰晤士河上。从黑衣修士桥向东，两侧都是楼房；到切尔西之间的一段，河的北岸和西岸也在修整。也许未来政府愿意斥巨资将河岸还给泰晤士河——它本就不该被劫走用作他途——让泰晤士河重现往日风采。但回顾整个现代伦敦，政府已经为恢复泰晤士河原貌征收了巨额的税费，努力想要使它重现人们想象中的样子：清澈透蓝的河水波光粼粼，河面上零星点缀着白天鹅，游客乘船在上面航行；另一边在伦敦大桥下，带有桅杆的帆船轻轻推开波浪，缓缓前行。现在，泰晤士河上的所有航运都在东面开展，一直航行到格雷夫森德（Gravesend），随即入海。那些能通过矮桥的拖船和驳船在混浊的水面上滑行，不断地提醒人们，这里正在开展丑陋的工业。再也没有沃克斯豪尔了，有的只是沃克斯霍尔站。人们也再也不会划船到那里去了，尖鼻子的蒸汽船要实用得多，坐地铁的话还会更快一些。泰晤士河被伦敦包围了：

“神秘，古老，忧愁的泰晤士河水啊，

激情从未将你点燃。” [444]

那些老公园的境况比泰晤士河好得多。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个世纪以来，它们变得愈发繁茂，因而越来越讨喜，人们也乐于用它作消遣之用。最初，是亨利八世把海德庄园从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手中收过来，留作游戏竞赛使用。这样一直到查理一世，海德庄园开始对公众开放。共和国期间，海德庄园曾以18 000英镑的价格被卖给私人，所幸，王政复辟之后这项交易被认定为无效。从查理二世起，泰晤士河周边的公园，也就是现在的海德公园、格林公园和圣詹姆斯公园，成了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时尚》先将海德公园评选为“最受欢迎的约会场所和游行场所”，接下来是圣詹姆斯公园的林荫大道，后来格林公园的女皇大道也有幸入选，之后海德公园和肯辛顿花园又再次入选。过去，当街游行中充满了自由、随意、坦诚和粗俗（如果你想这样说），现在这些特质都不在了。但正像霍威尔斯先生（Mr. Howells）指出的那样[445]，阶级和特权愈发明显，但人们对阶级和特权的追求却愈发隐晦，并对阶级和特权表现出默许式的崇拜。因此，公园被当作游行场所这一用途与过去已有不同，但它还是保留了多年以来的游行场所传统——仔细考究的话，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每周日下午，透过海德公园内的大理石凯旋门（Marble Arch）看风景，伦敦这些年间所发生的变化便可见一斑。这里与泰伯恩刑场（原来著名的刑场）仅有几步之隔。伦敦最混乱的时期，也是这里最繁忙的时期和警察最无用的时期。一个人一旦被捕，只凭一张嘴就可以判定他是要进监狱还是要处绞刑。人们在这里遭受磨难——难以计数的人曾经历过这一切——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本是无辜的。1780年的海德公园见证了戈登暴乱，当时的军营共有一万名官兵，可暴乱还是延续了七天。现在，公共绞刑架已经不再摆在这里了。示众台和颈手枷也都成了是历史遗物。卫兵们在政府举办的各类游行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也不负责维持稳定，只是扮演着“警察鲍比”[446] 的角色，彬彬有礼、沉默、冷淡，更像是一个穿着制服的街头引导员。你可以看见他无聊地站在大理石拱门下，而他身旁的人们正在充满激情地讨论叛乱。他大概是聋了，才能对这些充耳不闻；但如果有人来问路，他却能很快便为人指明——他不是聋了，只是已经听惯了口头煽动，便再也不感兴趣了。无政府、自由贸易、平等选举权、福音主义——对他而言，这些无非合法的谈话主题。对此，他不发表任何评论。他可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他是维持秩序的——他也基本做到了这一点，因为整个社会现状要比“过去的好时光”安稳得多，而他自己正是当时这种状况的表象之一。

伦敦城里的另外一大变化发生在车夫身上。老托尼·维勒一家式的马车车夫已经不复存在，如今的马车车夫们，有的即使还在勉强坚持，也已经感受到了来自无数“出租车车夫”的压力。坐在一块玻璃隔板后面，眼看着计价器的计数一点一点上涨虽是一件没什么诗意的事情，但是作为代步工具来讲，伦敦的出租车干净、宽敞、平稳而且十分便宜。公共汽车又是另外一回事。过去的公共马车司机所承担的是一种公共服务机构的职能，他们熟知伦敦，谈起这座城市，如数家珍。从1829年有了第一辆公共马车以来，他们就饱经风霜地半蹲在伦敦街头上，代代相传。似乎从来没人见到过年轻的司机或是崭新的巴士，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方方面面的痕迹，就像给舰队街带来的改变一样。不然，贝德克尔旅行指南不会特别将这些司机收录在内，成千上万的游客倒也乐于相信有尝试的必要。第一次乘坐这些公共马车的经历总是难忘的。乘客爬上马车弯曲的梯子，沿着它摇晃的身躯走向前座，车身随马背的起伏和驾车人的口令上下颠簸，车祸好像随时都可能发生，但又从没发生过任何碰撞。贝德克旅行指南这样介绍道：“如果你的马车司机是个热心肠（事实上一点儿小费就足以让他们热情起来了），便会为你讲解沿途所有的建筑、纪念物和其他的景点。”不止这些，他还会告诉你伦敦的历史、伦敦的精神和伦敦的生活。而那些他没法用言语解释的，你只要看看他就能明白。他骨子里是个民主保守派，支持言论自由，代表了英式幽默，有一肚子的风凉话用来与人斗嘴。但这些司机越来越少了，事实上，他们基本只存在于过去。现在，戴着鸭舌帽的年轻司机们高速驾驶着公共汽车，和乘客一栏相隔，也不管乘客都在想些什么。公共汽车的司机提高了公共交通的速度，代价是公共汽车变得像是一艘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高速前进的远洋航船。这些公共交通工具，不管新旧，最糟糕的一点是它们车身上的广告牌。广告牌标志着它们和这个城市其他的地方一样堕落。竟从没有人抨击过这种行径，而商家们对此喜闻乐见。难怪威尔斯（Wells）[447]在他的小说《图诺·班归》（Tono Bungay）里塑造了庞德莱沃叔叔（Uncle Panderevo），而洛克（Locke）[448]也不约而同地在他的作品《人性的朋友》（Friend of Humanity）中塑造了克莱姆·塞弗（Clem Sypher），二者都是制造业的商人，热衷于广告营销。

表面上看，这是20世纪的伦敦。英格兰把伦敦的缺点归咎于外国，尤其是美国游客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从戏院和餐馆的俗气装饰到昂贵的宾馆费用都已经堕落到了极致。商铺开始让位给百货商场。现代化大都市的弊端正逐渐在伦敦——这座英语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中显现。但现在人们公认，伦敦比优越要落后许多，发展步伐也缓慢得多。美国商人们言语间处处看不上英国兄弟们小家子气的投资方式。在美国人眼中，英国商人用不着那么多速记员，每天接不了那么多电话，迟迟才投入商战，做涉及百万钱财的交易的时候，总要犹豫再三。面对这些罪名，英国人的回应是，这些攻击反而正展现了我们英国人生活方式的优越性。他们自豪地承认自己就是没有别人那么忙碌，并且乐于指出，他们更愿意花更多时间给高尔夫球，面色也比其他人红润得多。英国商人这样的态度，使得那些本站得住脚的罪名都变成了莫须有。

首先，不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没有看到事情的全貌。就像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说的那样，美国人就是总爱表现出一副他们正要去工作的样子，而英国人则总是要做出一副他们正在回家路上的样子。双方各自引以为豪的地方，却正是看不上彼此的地方。其次，这种论调完全不具备普遍性，它只适用于少数的员工和资本家。而对于那些来自纽约华尔街（Wall Street）或是宽街（Broad Street）的见识过商界沉浮的人来说，他们脸上的神情同英国那些来自众议院大厦、英格兰银行和伦敦证券交易所大楼的人们脸上的神情没什么两样。两个国家的这种地方，空气中都充斥着紧张和干劲，里面的人们都一样面色苍白，雄心勃勃，步履匆匆。当然，两地难免有些文化上的差异，但我作为一个清醒的局外人来看这一切，一幢三四十层高的保险大楼，与一栋占地四五英亩的国家银行，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通过以上这些，我想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伦敦是这个世界上一座妙不可言、活力无限的城市。本书快要完成的时候，我的书桌上正平铺着这样一封信笺，上面写道：“在伦敦，我有真正活着的感觉。一生中，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有趣的事物，从教堂到其他的建筑，从名家手稿到书籍再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它们总能带给我无限愉悦。”来伦敦旅游的游客们总是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他的兴趣如何，这座城市都不会让他失望。当他心满意足之后，便会发现，这座城市的表象背后更富深意。因为伦敦是整个英格兰的缩影；而透过英格兰，可以看到历史的进程。这座城市作为现代社会的标志，它的意义，就像威尔斯在他的著作《图诺·班归》中最后史诗般的结论所言那样：

“沿泰晤士河顺流而下，就像是一页一页翻开英格兰这本史书……河的两岸先是简陋破旧的贫民窟；随后是南面，充满着现代工业化的气息；接下来是北岸，一长排漂亮的房子，充满艺术与文学的气息，那是官员们的府邸。整条水路沿切尼路展开，一直延伸到威斯敏斯特，中间藏匿着无数贫民窟。整条路呈现一个徐缓的渐变，一英里一英里看来，房子越来越密集，接下来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教堂、塔楼、纪念碑，接连几座大桥，随后，你就进入了本次旅程的第二段，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旧日官邸映入你的眼帘，议会大厦就在你的肘边！威斯敏斯特大桥在前方，随后一眨眼的工夫，圆脸的大本钟就在你身边拔地而起，伦敦警察局离你只有几步路，一位肥头大耳的警察看起来就像巴士底狱的警员。

“在这段路上，你能看到伦敦的全部精华。你会看到查令十字街火车站和世界中心；北侧的河堤路上，崭新的酒店大楼旁边是乔治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踏过泥泞，你还会看到一座座庞大的工厂、烟囱和制弹塔，南面都是广告。北边的地平线会有更多起伏，却也更愉悦身心。感谢上帝，感谢韦恩，萨默塞特宫（Somerest House）还是旧时的样子，看到它，人们就能想起往日的英格兰，仿佛看到了当时阴霾的天空，感受到了王政复辟时期的氛围……

“还是在这条路的延长线上，人们会先看到海鸥，想起大海。选择走黑衣修士桥——在桥下和两座桥中间，你会体会到绝妙的感受。你看，远处高耸入云间，穿过一片工厂的喧嚣，竞相叫卖的小贩，遗世独立地树立着的正是圣保罗大教堂。“当然了！”人们会说，“是圣保罗大教堂了！”这正是英国国教文化最突出的体现——远离尘世，还有更庄严神圣的圣彼得大教堂，冷峻、阴沉，但仍华丽堂皇。这些建筑从未被推翻过，从未被质疑过，只是那些庞大的厂房遗忘了它们，路上繁忙的交通忽略了它们，是我们每一个现代人不再记得它们了。蒸汽船、驳船从它们面前呼啸而过，顾不上看一眼它们，电网和高压线从它们中间穿过，破坏了它们的神秘。即使是你恰好停下，抬头看天空寻找它们，也不一定能找到它们的踪影，它们被伦敦灰蓝色的天空遮蔽了。

“随后，你心中内在和外在的英格兰都不复存在了。你踏上了本次旅程的第三段，伦敦交响曲雄壮的最后乐章。你已经见到伦敦的整个旧秩序被湮没。而在这段路上，伦敦大桥带着各种工厂向你压倒性地袭来，起重机挥舞着沉重的手臂，海鸥在你头上盘旋着，叫声充斥在你的耳边，大型的轮船停在灯光下，伦敦已经成了世界性的海港……

“码头的左右两边视野开阔，街景无限。四处都是教堂，破败的老式建筑点缀其中。河边会有几艘旧船，乡村生活的本来面貌被生硬地插入了现代新元素。这一切都没有规划，杂乱无章，自由随性。这种气氛是这片地区的核心……

“最后，我们走向未来，汽轮机开始讲起我们所不熟悉的语言。我们将走向一片未知，走向风中的自由，那里人迹未至。灯光一盏盏地熄灭，英格兰王国，大英帝国，过去的荣耀与奉献，一道道从我们眼前划过，褪去，与地平线融为一体，消逝——不再重现。泰晤士河缓缓流过，带走了伦敦，也带走了英格兰……

“这是我要大家格外留意的一曲旋律……

“这曲旋律带着瓦解与迷茫，它像在漫无目的地膨胀，混杂着徒劳的爱意与忧伤。但在这一片混乱中，还有另外一个音符，仿佛冥冥中一种驱动力，一旦有了它，人类就战胜了所有的残酷和野蛮……

“这个音符是我们千辛万苦想要从生命的意义中得到的东西，是我们想要解开的谜题……事实上，理解生命的意义，本身就是亘古不变的话题。人来人往，国家兴衰，王朝更替，这些都拉近了人类同这个问题答案间的距离。这个问题源自生命，每一年，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其中，受它的感召，代代相传，岁月不息。”

参考阅读

最具启发性的作品是W. D. 霍威尔斯（W·D. Howells）的作品，《伦敦电影》（London Films），出版于1905年。

小说

大量当代小说都以伦敦为舞台，可参考的书目有：

威廉·德·摩根（William de Morgan），《约瑟夫·凡斯》（Joseph Vance）；《爱丽丝短篇》（Alice for Short）；《皆大欢喜》（Somehow Good）；《再不发生》（It Never Can Happen Again）。

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友爱》（Fraternity）；《乡村住宅札记》（Portions of The Country House）；《有产者》（The Man of Property）；《评论》（A Commentary）。

威廉·洛克（William J. Locke），《小丑西蒙》（Simon the Jester）；《塞普蒂默斯》（Portions of Septimus）；《马修斯·奥丁的道德》（The Morals of Marcus Ordeyne）。

E. V. 卢卡斯（E. V. Lucas），《伦敦漫步者》（A Wandererin London）；《伦敦薰衣草》（London Lavender）；《贝莫顿》（Over Bemertons）；《因格塞先生》（Mr.Ingleside）等。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Wells），《安·维罗尼卡》（Ann Veronica）；《图诺·班归》（Tono Bungay）；《新马基雅弗利》（The New Machiavelli）；《结婚》（Marriage）。

戏剧

同样，许多当代戏剧也以伦敦为背景。其中包括：

萧伯纳 （Bernard Shaw），《鳏夫的房产》（Widowers' Houses）；《芭芭拉少校》（Lady Barbara）。

阿瑟·皮内罗（Arthur Wing Pinero），《盖罗奎》（Gay Lord Quex）；《姑且相信》（The Benefit of the Doubt）；《中航道》（Mid-Channel）；《莱蒂》（Letty）；《公主与蝴蝶》（The Princess and the Butterfly）；《甜蜜的薰衣草》（Sweet Lavender）。

亨利·阿瑟·琼斯（Henry Arther Jones），《十字军》（The Crusaders）；《说谎者》（The Liars）；《罗格的喜剧》（The Rogue's Comedy）；《反叛的苏珊》（The Case of Rebellious Susan）；《舞女》（The Dancing Girl）

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理想丈夫》（An Ideal Husband）。

格兰维尔·巴克 （Granville Barker），《马德拉斯房》（The Madras House）

伦敦墙

威斯敏斯特厅（选自旧版画）

约翰·伊夫林1666年重建伦敦的草图（选自旧画）

[443] 见第三章，原书第75页。

[444] 节选自《切恩切尔西漫步》， 《伦敦街头》一书，亚瑟·H. 亚当著（Arthur H. Adams）。

[445] 参见《伦敦电影》第二章，《公民与社会对比——可恨的变化》，W. D·霍威尔斯著（W.D.Howells）。

[446] 警察鲍比（London Bobbie）：指17世纪查理二世时期，最早引入警察概念时的警察形象，穿制服，戴高盔帽，留八字胡，手持棍棒、手电和摇鼓。后被伦敦人用作警察的昵称。——译者注

[447] 威尔斯（Henry Wells，1866—1946），英国小说家、历史家及社会学家。——译者注

[448] 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译者注

译后记

这是一篇小文章，关于一部沉重的文学史，怎样在几位女孩子的纤纤玉手中变得鲜活灵动。

作家珀西·H. 波恩顿，用一本书的时间挖掘史料，激扬文字，遍观伦敦千年，并铺开一张日益壮大的城市地图。第一次翻开《笔尖下的伦敦》1913年版纸页泛黄的扫描本时，看见的是一位野心勃勃作家的面孔。阅读是与他对视的过程，编书一念划过时，虽有片刻惧意，却分明已被其幻魅之眼牢牢攫获。我在想，怎样的一种气质能够得上此书，才能无过于互补、精妙的笔法，与交融、丰腴的思想？而数名译者的合作，也许恰恰能联合史学与文学两路之人。那便索性野心到底，随译言将这本书做下去。

王京琼，之前是中国日报的记者，文字精准从容，担起了开篇乔叟与莎士比亚两章的大任。开篇年代最远，词汇也最琐碎，而她就是有办法，从那些晦涩古名交织之段落中，呈现给我们一个活色生香的古伦敦街市。“歧路风光”“日落余晖”这样的优美词语她信手拈来，而长篇累牍介绍伦敦旧酒馆的段落也译得不差毫厘。

值得一提的是，京琼将文中的莎士比亚之笔也自己操刀：没有用朱生豪，也没有用梁实秋。交付出版前，精评人曾经指出该改，而我仍坚持保留了她的版本：“人是如此了不起的东西！理性高贵，能力无穷！仪表和举动多么端庄、多么美妙！行动犹如天使，智慧堪比神祗！人真是世间至美，万物之灵！”她如此求真地去体会原作每一句，从戏院极尽华美的布置，到宗教界的反戏剧运动，再到形形色色的观戏人与诗文，将整个莎士比亚的年代在手下描绘得气象万千。

京琼曾称，翻译这本书，也算是回报英国文学对她多年的滋养，这个理由如此动人。

戴婧，弥尔顿、德莱顿与艾迪生三章的译者，于我是个更饱满的形象。她研习英国文学多年，整个通史熟稔于心，因饱读诗书而带着一股率真的戾气。与她商量前文插图“环球剧院”是否加英语原文时她答，怎会有人不知道环球剧院？她翻译，却又时时回顾，当她觉得作者描写弥尔顿之搬迁一段欠妥，“语焉不详”时，她甚至另开辟一篇文章，将弥尔顿之搬迁一段重写。惊奇的是，你真会觉得她的写法更合理。她是一名潜心做事的译者，却同时是一名剑走偏锋的批判家。

戴婧的文字中弥漫着浓浓的人情味。从弥尔顿笔下的力士雄鹰，到笛福勾画的大疫年与依夫林记录的大火，再到咖啡馆人们手中的《旁观者》报，这一部分起伏跌宕，诗歌颇多，时刻让我陶醉。正如她笔下的一句诗歌译文：

只因才智就像酒精，会灌醉大脑/对柔弱的女性而言，它度数太高。

杨楠，英语文学科班出身，队伍中“最可爱”的人。她挑选了自己最喜爱的一章维多利亚，加上约翰逊、兰姆与拜伦，她手下描绘的时代，是伦敦迅速扩张，蒸蒸日上的时代，正符合她字里行间散发着的热情，阅读她的段落，全身心都是欢愉的。“想要登上花名册，下列样样都要有：名气、财富、时尚、情人和朋友。”伦敦在这里摇身一变成了放浪形骸之地，好戏连台。兰姆社交广泛，对伦敦抱着“喜极而泣”之感，拜伦挥金如土，在女人粉臂中耗尽精力，华兹华斯在隐居中，竟被波澜不惊的生活和空空如也的街道感动。杨楠将这些情感传达出来，让读者见到英国文学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杨楠该是最勤勉也最高效的译者，我这里因着时差，会在国内午夜发信，而几次，她在凌晨两点半左右发还给我。我不接受的改动，只要她认为仍有错，会用巨大的批注泡再次倔强标明。如无她的帮助，编书过程不会如此顺利与安心。

刘梦星笔下的狄更斯与当代伦敦，是我偏爱的部分。她工作繁忙，少能找到交流的时间，而她的文风大气瑰丽，说是天资也好，说是北大人气质也好，总之，她该是为本书收尾最恰当之人。“沿泰晤士河顺流而下，就像是一页一页翻开英格兰这本史书。”“你踏上了本次旅程的第三段，伦敦交响曲雄壮的最后乐章。你已经见到伦敦的整个旧秩序被湮没。而在这段路上，伦敦大桥带着各种工厂向你压倒性地袭来，起重机挥舞着沉重的手臂，海鸥在你头上盘旋着，大型的轮船停在灯光下……”在她的引导下，大幕徐徐落下，读过如此具有画面性文字的人，合上书页该会默默出神。

我和她们共同拥有了一个计划，一本书，一个夏天，我没有见过这些女孩子们，但是，在回想起那一段日子时，我总好像能看见，与她们在同一张书桌前，挑灯夜读，切磋琢磨的样子。几年前我曾站在泰晤士河边，被眼前铺开的无穷的可能性所震撼，并想到，人之最高意义，该是丰富。那时做一本书曾是我的愿望，而《笔尖下的伦敦》后，今日又着手新的译本，我面前，与四位女孩子面前无穷的可能性，则将给我们的人生一次无比丰富的航行。

木心先生说过，你爱文学，将来文学会爱你。

郭欣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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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的暴动

[爱尔兰] 詹姆斯·斯蒂芬斯 著

马依草 熊秀莹 译

译言古登堡计划

目录

作者简介

作品简介

译者序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作者简介

詹姆斯·斯蒂芬斯（James Stephens，1882-1950）爱尔兰诗人和小说家。生于都柏林贫民家庭，做过店员、秘书，他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对凯尔特神话和盖尔语韵文均有造诣。与20世纪爱尔兰文学复苏时期的其他作家一样，他经常使用盖尔人的民间故事进行创作。他善于将幻想、现实和讽刺幽默结合在一起，创作了许多新编爱尔兰神话和民间故事，其新编故事结合了罕见的幽默与抒情。他的作品The Charwoman's Daughter被徐志摩译为《玛丽玛丽》引介到中国。徐志摩评论道“他（詹姆斯·斯蒂芬斯）在文学界的贡献，早已不止《金坛子》（斯蒂芬斯的代表作，原名“Crock of Gold”），他没有王尔德的奢侈，但他的幽默是纯粹民族性的。正如前百年的英国有Jane Austen，现代英国有J. M. Barrie；前百多年的苏格兰有Robert Barns——现代的爱尔兰有詹姆斯·斯蒂芬斯。幽默是天才，正如悲剧的感觉是天才。他的天才不是肤浅的观察，那是描写外形的，他的是深入的体会，一个诗人的感觉在万千世界内活动的表现。运用文字本身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伎俩，但要运用文字到一种不可错误的表现的境界，这戏法才变得巧妙。斯蒂芬斯有这本领。”詹姆斯·斯蒂芬斯与詹姆斯·乔伊斯交好，有一段时间，乔伊斯甚至计划要和他合作完成《芬尼根守灵夜》，并公用笔名JJ & S (James Joyce & Stephens, 这也是一种双关，因为当时有一种有名的爱尔兰威士忌商标为John Jameson & Sons)不过此计划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施。

作品简介

爱尔兰诗人、小说家詹姆斯·斯蒂芬斯以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为背景的作品。书中并无政治性的口号，而是以一个寻常人的眼光，记叙了起义中的所见所闻。相关评论： "This hour-by-hour account of the Easter Rising as seen by a non-participant writer and poet is absolutely fascinating. Helps one think straighter about 1916 than all the recent revisionist and anti-revisionist scribblings...a marvellously vivid account" --Books Ireland "A classic...A fascinating portrait of a city at war. It is graphic, colorful and brings you right into the thick of the battle" --Irish Echo

译者序

都柏林的雨总是那么缠绵，混杂着这座古老城市的气息，一不小心就断断续续地下上好几天。在都柏林住了五年，即使在这座精灵岛屿风雨总眷顾，却还是义无返顾的爱上了这座浪漫多情的城市。在传统的爱尔兰酒吧，喝着略带苦涩却回味香醇的健力士黑啤酒；伴着爱尔兰的古老民歌，让自己整个人沉浸在浓浓的异域风情中，又衍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放松。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古老教堂，时不时传出管风琴的声音，生活像是被柔情的丝带拂面，放慢了脚步。

穿过利菲河，漫步在奥康奈尔大街上，看着鸽子懒懒散散地停驻在一座座伟人雕像上，像是天人合一，万物皆平和共处。不知不觉便走到了邮政总局，看着柱子上一个个留存着的子弹眼，突然像是被拉回到了上个世纪，而那时奥康奈尔大街还叫做萨克维尔街。也许你无法想象多年前你所站立的这块土地正堆着高起的沙袋，立着繁密的铁丝网。爱尔兰人民对于独立的渴求和抗争让人尊敬，但你不能忘了凯尔特民族同时还是一个热情友好、热爱生活的民族。记得和爱尔兰朋友聊起这场起义时，他告诉我说他奶奶经历了这场起义，但他自己也不太理解当时的人们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个经历的，因为这边你还在过着生活，而在两个街口之外的那边正在上演着枪战。

接到这份翻译任务时正好在日本度假，收到邮件后思绪便自然而然的随着煎茶水雾升腾而去，飘回到了地球另一面的都柏林。是的，都柏林是一座有魅力的城市，也许你不会在一天、一周或者一个月内爱上它，但是当你在那居住数月、一年或者若干年后，你会突然发现它的美好所在，你会意识到为何这个民族会有这么多的文学名家、音乐名家。它会用最生活的方式去告诉你它的故事，就像这本书一样。

马依草2014年3月于杭州

前言

起义的前一天正好是复活节的周日，人们都正忙着在教堂里欢呼“基督复活了”；而紧接着的第二天，他们又聚到街上呼喊着“爱尔兰复活了。”能在这一刻和她在一起，我们都觉得无比荣幸。这所有的预兆看来都是不错的，我想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也都算是成功了。因为我坚信她不会再卑微到尘埃里，不会再被埋没。从这一天开始，这个神圣的复活节周，每一天都在翻开起义新篇章。这看似匆匆掠过的一瞬，却定格成了非凡而独特的一刻，而作者总是能让这些时刻凸显得准确而立体。

这本书中的一些章节并非就是这场起义的史实。对这场起义我一无所知。当下，我对它也还是一无所知，也许到若干年后，这场起义的真相才会浮出水面，为世人所知。而我所写的，无非是陈述了下这座城市的四分之一区域内刚发生的故事，也同时是在这将近两周时间里的流言蜚语和悬念剧情的集合。而就在这两周里，这些无数的流言与悬念，却是都柏林人唯一关注的新闻信息；就像面包之于人一样的重要。

今天，五月的第八天，这本书完稿了；而就当爱尔兰成为关注焦点时，这场暴动也结束了。主动权现在到了英格兰的手中，他们成了能够定义和决定这场暴动究竟是结束了，还是平定了的一方。

关于对这个国家的制裁，英国的那些政治家们似乎很少有所谓的政治想象力。有时候他们会偏向公正那么一下下；有时候，或者说经常性的情况下，他们并不公正。从某一刻开始，我变得厌恶甚至鄙视所谓的公正。公平公正是上帝所有的属性，只有他能够妥善地处理这些问题。在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道德约束能够做到像上帝一样仁慈地给予最完美的答案。我也从没奢望过这次所谓的人类伦理鉴定能够代替上帝的公平公正。不过我基本没有在文中提及这些，因为我想那些善良的人们需要的是去享受这些文字带来的欢笑，这还能有助于他们消化系统的运作呢。

我对人类充满信任，但我不相信政治家。不过我相信世界在不停地前进，我相信这个转动星球的重量将为爱尔兰带来自由的风。是的，我把这一天定义为爱尔兰自由之路启程的第一天，这份信念可以让我不去沉悼于那些因此牺牲的好友。

也许这不值一提，但我还是想说，事实上爱尔兰并没有因此颤栗；相反，她还因此兴奋起来了些，她更加活泼了。她并没有参与这场起义，但是数月后她将参与，她那颗凋零的心即将再次因那些愿意为她而死的人们温暖起来。她会让自己变得更值得拥有这份忠诚，并且让这份忠诚永远追随。一点点的动力就足够让我们掀起对爱尔兰的澎湃心潮。

描述这些情节给英国读者有什么益处吗？除了急性子的坏毛病之外，他们从未脱离过英式思想。到了今天这样的危急时刻，这些英式思想却变成了迄今为止最无用的思想。在这殊死的结合点，他们不能更觉无力了。于是乎，英格兰也变成了爱国者，仅仅是因为国家当下需要爱国者。在和平时代，爱国者只是庸人一枚，而非猛鲨一头。理想主义者往往兴于和平年代，而死于战争年代。我们的理想主义者已亡，而你们的也将在数小时内灭亡。

那些英国脑袋们大概今天终于开始读懂了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开始理解为何这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都过得如此“痛楚”。就让他们好好地看看我们，我不是说去看那破败街道上还燃着的烟雾，而是在北海翻腾至瑞士的云雾中，去读懂他们灵魂中关于各场起义以及这场起义的真理所在。

难道说英国在欧洲还有朋友？我就这么认为。他们当下的那些盟国都是昨日的敌人，而政治关系变化就是决定他们下一步关系走向的唯一因素。我这么觉得，但目前也不完全确定，就是她（英格兰）还是有一位潜在朋友的，只要她不觉得有一位朋友也嫌多，也会拖累她。这一位潜在好友就是爱尔兰。我敢保证，如果我们两国间的问题能妥善处理，两国间的敌意也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留存，取而代之的将是太多建立友谊的理由。

可能这个提议会被否决：因为爱尔兰的利用价值太低，领土面积太小，人口数量也少到无法帮助任何盟国。60余年前，我们的人口数量就将近一百万，而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太多的新生人口。在面积上，爱尔兰不是一个大国，但也并非微不足道。肖先生[1]曾把爱尔兰称为“一个神奇而偏远的长圆白菜的地方”。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来形容，那罗马可能就被叫做“鸡棚”了，而希腊就是“后院”了。而一个严肃的事实是，爱尔兰的地域面积其实比任何一个欧洲独立繁荣王国都要大。从人类生活以及社会需求角度上来说，爱尔兰其实是一个大国，同时也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可开发之地。如果有充满美意与信任的任务交付于她，你将发现，她是一个值得被尊重被了解之国度。

我相信当这场浩大的战争结束时，“征服海洋”的意志会义无反顾地在各个国家的每一双手、每一个雄心壮志的胸膛间传递。而对英格兰来说，她会从未如此着急地要寻找一个伙伴。确实，我们可能是她的敌人，或者说我们也有去小小伤害她一下的可能性——但更值得相信的是，我们可以成为她的朋友，可以在真正意义上帮助到她。

我们的友谊应该让那些政治家去拍板决定吗？用他们创造的那一点点早就提出过的政治理想？那就让英格兰以自由之名来装备我们（这是英格兰欠爱尔兰的债）；但不是以一个吝啬鬼的姿态去安排一个穷苦女亲戚的艰辛生活，而是以一位富有的父亲安顿妥善自己儿子生活的方式。我担心我这样讲会不会太逗笑读者了，不过也就这点过头的笑是有益健康的。

如果爱尔兰获得了自由——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那么复活节起义就是那唯一一件早该发生的事了。暂时不考虑其他因素，我单纯以一位爱尔兰人的身份表态：如果爱尔兰用尽全力后，自由真如美好礼物般来临；但如果所谓的那份和平礼物的到来，是像什么时候想起就随手赠人一磅茶叶那般的随意，那么爱尔兰会带着一脸的耻辱去接受这份礼物，这份象征着她几个世纪以来的抗争，却以一个笑话结尾的礼物。想象中的国家美好蓝图是带领着向自由迈进的蓝图，但是当这份想象蓝图搅和进此类可怕的事物，那么勇士之血该去完成，去圣化这个使命。而在爱尔兰，这一年国家的蓝图和人们的头脑都严重停滞。在这般温顺的状态下，可预见的结果就是失败，如果不是失败，也至少会被震吓到。而战争的发生（看在我们那份骄傲的份上，称它是场战争），也出现在爱尔兰可以勇敢地承担起她的继承权之前。我们就好像是被驯养着的人，慢慢地向着自由爬行了许久；而现在，我们好像是开始被允许以战争的名义向自由进军。我始终呼吁的那份政治想象蓝图是英国允许爱尔兰正式与她讲和，并且这份和平将是持久的、永恒的，但如果给我们的自由是有限制、有猜疑，以及吝啬的，那这份并不值得接受的“自由”让人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去感谢。

在前几页有引用到肖伯纳先生发布在《新时代报》的一封信。这封信有些欠考虑，随后发生的事件也已经证明它不仅无意义，还有些荒谬。不过之后，我还是在那份热情友好的杂志上向肖先生道歉了；但因为该有的影响已经漫布空中，我的表态也被理解为了赘述。在那封信，在这本书中，我做的关于他的每一个论述都是错误的：后来，当政治目的开始被极力掩藏起来时，他开始追逐公正开明，像位勇敢的思想家一样，当然，也是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尔兰人。

由于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上述事件有进一步的发展，情况不再相同。诛刑早已执行，人们不能理直气壮地去呵斥军事法庭所采取的措施；然而，为顾全这两国利益，人们能做的只有痛惜逝者。

我说过，爱尔兰并不辛酸，这个陈述在写作的时候还是真实的。虽然它不再真实，但仍寄希望于慷慨的政治家来缓解这一问题，更重要的是牢牢锁住爱尔兰和英格兰之间真正意义上的联合。

[1]: 肖伯纳：Shaw, George Bernard (1856-1950)爱尔兰剧作家，因为作品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而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第一章

星期一

是的，每个人都因此震惊。我想除了领导者之外，连那些志愿起义者自己也为这一切感到惊异。然而，就在今天，宁静的城市不再宁静：枪声四起，响彻全城每个角落；冷不丁还伴有机枪嘎嘎作响。

从两天前开始直至当下这一刻，战争看似还很遥远。远到我还跟自己立下了个约定——要学习识谱。因为汤姆·博德金答应我说要让我见识一种叫做德西马琴[1]的乐器。虽然知道这琴的原理是用小棒敲击小金属片而发声，但我还是坚持已见，觉得它属于吉他的一种。不过我承认，恰恰是因为对其功能的这种描述让我对它产生了偏见，而不仅仅只是有点怀疑。我没什么理由去质疑这样的一个乐器，但我又很难想象单用小棒敲击就能奏出乐曲。有了这琴，就算我身处异乡，也可以敲击出爱尔兰旋律，让自己神归故里，就那么几分钟；或者去到几间小酒吧……

为了迎接这份礼物的到来，我整个周末都在学习音阶音符。线条上的音符和空格倒没让我觉得多麻烦，但那些或上或下的线条看上去精妙而复杂，足以吓着我了。

周六的时候，我买了份《爱尔兰时报》[2]，在里面看到了一篇肖伯纳的长文（转载自《纽约时报》[3]）。人们都读肖先生的文字，我也并不太清楚他们为什么阅读这些文章。不过这大概是多年前就养成的一个习惯。阅读肖先生的文章就好像是早上起床穿鞋一样——就像是不用思考为何，也不求酬劳奖励的一种行为。

他的文章着实把我气到了。文章名叫做“在爱尔兰的爱尔兰式废话”。这篇文章以他刻意营造的友好祥和的语气写就（和他绝大部分新闻评论类文章类似）——这是他自己的风格——实质上就是虚伪不真实的那一套。

友好祥和！这是饱经世故者的一种态度，就像是经营店铺一样的态度，那种你-与-我-不-是-同-一-等-级-同-一-素-养-的-态-度。就像是诈牌的人，或者用骗术的人的那种腔调。

这就是肖先生文章的基调。我在《新时代报》发表了一封给他的公开信，因为我对都柏林的报纸是否会印刷这封信表示怀疑。而不读这些都柏林报纸的爱尔兰人基本上也没怎么听说过肖伯纳，对他们来说，好销量的利默里克优质培根的那些商标更值得关注，他们不会在意那个名叫肖伯纳的人的观点——主题与培根无关。

我从文章里删去了很多对他的犀利评价，因为我希望他能够回复我，这样我就能够在第二封信中继续传达我对他的酸意了。

这是周六。

周日那天我还得去办公室，因为领导去伦敦了。在那我却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到了五线谱的音符上，但最终还是放弃了练习，并认定这些神秘的东西对人类来说太高端，无法驾驭；而那些悲哀地纠缠着我的五线谱上的知识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复杂，真的纠缠着我的那些是一些别的东西。

我回到了家。由于现在小说（也许仅仅是在战争期间）已经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了，我就选择去读了一段时间勃拉瓦茨基夫人写的《秘密主义》，这本书深深地吸引着我。乔治·罗素出城去了，否则我晚上就去他家告诉他我对肖先生的看法，然后听听他在其它各个问题上的更好的想法。于是，我就上床睡觉了。

次日清晨，我在一片完全的暴乱以及血腥的战争中醒来，不过我对此一无所知。那是个银行假日[4]，只是像矿场这样的地方可没有假期。所以我如同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在办理了必要的业务之后又把自己投入进五线谱间的音符世界中，并再一次地惊叹于人类的精巧才智。整座大楼都是和平的气息，就算有人知道关于战争的情况或者流言，也无人与我提及。

一点的时候我去吃午饭。在经过梅林小道街角的时候我看到有两撮人在那儿朝着圣斯蒂芬绿地公园[5]的方向坚定地注视着。他们偶尔会带着不太信任的表情彼此说说话，这说明他们之间并不认识。我没有接近他们，倒是也往那个方向看了看，除了由窄而宽通向公园的街道之外什么也没看见。有少数人正踌躇地盯着一个方向。当我转身回家的时候，我觉察到了沉静的气氛以及一种期待和兴奋的感觉。

在回家的路上，我注意到很多人沉默地站在自家门口，这在都柏林的后街可不是件寻常事。都柏林男男女女的视线基本都传达着对每个出现的过路人的不满，甚至还有些敌意。而我通过时，他们每个人表情坚定，其中还包含着一种询问而不是批评。我隐隐地感到不安，为了拉回思绪，我把曾自我约定的每日冥想用在当下，就这样一路向家走去。

而就在那里，我被告知整个早上都枪声弥漫。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新兵或志愿军分队在进行演习。我返回工作的路就是刚才走来的同一条路。在梅林小道，我发现了同样的沉默人群，他们仍在盯着公园的方向，彼此用陌生人的聊天状态不时地在说着些什么。我突然心血来潮找到了其中一个观望者。

“这里有发生过什么事情？”我说。

我说明了是指那些站着的人。

“这些都是在干嘛？”

他是个看起来昏昏欲睡、潦草打扮的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有着红色的粗短胡子和在水手中常见的一双大瞳距眼睛。他瞪着我看，似乎我是来自另一个国家的人一样。他开始清醒，渐渐有了些生气。

“你难道不知道？”他说。

之后他发现我确实不知道。

“新芬党[6]的人今天早上已经占领这座城市了。”

“喔！”我喊道。

他接着用一种令人惊讶的近乎野蛮的正经语气说道：“他们上午11点的时候占领了城市。公园里全是他们的人。他们已经占领了城堡和邮局。

“上帝啊！”我盯着他说道，然后立马转身跑向绿地公园。

几秒钟后我从惊讶中清醒过来，开始走了起来。当我靠近绿地公园时，枪声像急剧开裂的鞭子一样响起。这是从远处那边传来的。我看见大门关了起来，人们站在里面，肩膀上扛着枪；我经过一座房子，窗户都被砸坏了；我遇到一个穿着便衣的男人，他溜过公园的大门，然后门就瞬间在他身后关上了。男子朝我跑来，我停住了脚步。他手里拿着两个小包裹，匆忙地从我身边跑过，一迈进我身后房子的破窗户中就消失了。几乎同时，另一个身着便衣的男子从另一座房子的破窗户中出现，他手里也拿着一些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他急切地跑向大门，门打开了。在他进去后，门又再一次地关上了。

手推车和摩托车组成的一个简陋的路障被布置在了公园这侧的中央，其间还有很多空隙。在那后面有一辆停着的电车，还有其它几辆已经废弃的也停放在那。

我向那个路障走去。等我走到那（路障对面就是谢尔本酒店），突然一阵响亮的哭喊声从公园传来。大门被打开了，里面跑出三名男子，其中两个拿着带刺刀的步枪，另一个人拳头里握着一把沉重的左轮手枪。他们跑过去，将一辆刚刚转过街角的汽车叫停。拿着刺刀的那两个人一下子就占据了汽车两侧的位置。拿着左轮手枪的人敬了个礼，我听到他请求驾乘者的原谅，并让他们下车。一男一女从车上下来。拿枪的人再次行礼，并要求他们去路边，他们都照做了。

备注——当我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枪声正不断的从三个不同方向传来。三分钟之前，有两声重机枪的响声。这是在这次暴乱中首次使用重武器，4月25日。

那名男子穿过马路，站在我身边。他是个又瘦又高的中年人，消瘦的脸刮的很干净。“我今天想去阿尔玛来着”，不知道他是在对谁说。他眼睛下面松弛的青色皮肤有些抽动。志愿军指挥司机把车开到路障那并将车停到一个特定的位置。他笨拙地尝试了三次之后才成功。他是个高大的男人，面色发褐。他坐在那儿，膝盖明显有些高过那个位置。他们在用一个强力的弹簧不断地快速拽着什么东西。他表情镇静，完全服从命令；尽管他的腿并不这样。他将车锁进路障里面。作为一个习惯了被指挥的人，他又开始等待新命令的下达。命令一来，他就会径直走向发令者，并依然保持着他特有的严肃。两个男人彼此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他们呆板的眼神里却充满着惊讶、恐惧和愤怒。他们走进了酒店。

我开始和拿着左轮手枪的人说话。他也就是个男孩，绝对不会超过20岁，身材不高，有着紧密卷曲起来的红发和一双蓝眼睛——一个看起来不错的小伙子。他宽边帽的带子已经撕松在了一边，除非他用牙齿咬住，否则会一直拍打着他的下巴。他的脸被晒得很黑，被灰尘和汗水弄得有些脏。

在我看来，这个年轻人并非是因为自己本初的主观思维而采取行动的。他是出于某个被预先灌输脑中而有的决心，大概被灌输了有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之久。他的思绪——去哪了？至少没有和他的身体在一起。他的眼睛不断地在搜寻着，寻找着某个空间。眼神匆匆扫过云彩，扫过街景，寻找那些不会妨碍他的东西，让他的思绪暂时从眼前的紧迫和严酷局面上飘开……

我刚开始说话的时候，他还看着我，但我知道有那么几秒钟他并没有真的看着我。我说：

“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回答得足够镇定，但眼神却依旧飘忽浑浊。

“我们占领了这座城市，并且做好了随时应对军方攻击的准备。那些人”——他指的是聚集在公园后面的那些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不会离开。我们占领了邮局、铁路和城堡。我们占领了整座城市。一切都是我们的。”

（有几个男人还有两个女人跑到我身后来听这对话）。

“今天早上”他说，“警察突袭了我们。其中一个冲向我夺走了我的手枪。我开火了，不过没打着。我击中了一个——”

“你话太多了”，有人对那个年轻人说。

我转身走开几步，向后瞥见他在我身后盯着什么看。不过我知道他并没有在看我，他是在看着这片混乱和血腥，还有那些跑向他又跑开的人们——这是一个运转中的世界，而他却惊讶地站在其中。

和他在一起的男人都没吭声，他们的岁数都要大一些。其中一个身材不高但是很结实，留着很多白色的胡子。他很镇定，完全没有在留意那天空，或者那某个空间。他看到一个穿着橡胶衣服的男人将手放在了路障中的一辆摩托车上，立刻对他喊道：“别碰!”

那个骑手并未立即放手，白胡子男人双手握着枪大步径直地跑向他，身体还贴着那个骑手。相比骑手，白胡子男人比较矮，他向上盯着骑手的脸，大声吼起来：

“你聋了吗？你聋了吗？退后！”

在坚定的、如同锋利刺刀般得冷酷眼神下，那名骑手离开了。

又有一辆车从绿地公园靠近艾利广场的转角驶来，摇摇晃晃地出现在了路障那边。已经回到大门那的三个人喊道：“停车！”但那名司机试探性地转了下车轮。更多呼喊声传来，那三个男人便向他跑了过去。

“把车开到路障那去。”有人命令道。

那个司机又把车轮转得远了一点，准备离开。突然其中一个人用枪戳了下车轮，轮胎被戳爆了。他们议论了一番，然后就有人喊道：

“就用轮毂开，快点。”

说话的人语气很凶。驾驶者慢慢地把车开向设好的路障那，停在了那里。

我在城里走了一个小时，到处都能看见一撮一撮小声说话的陌生人群。我意识到了我所听到的事情是真的——这座城市已经陷入了暴动。承诺了这么久，威胁了这么久，现在真的来了。我在公园看到的场景，别人在其它地方也看到了——同样的身着墨绿色的人拿着枪、刺刀和弹药带，同样沉默的行动。警察从街上消失了，我一个都没看见，已经好几天都没看到了。有人说一些警察今天早上早些时候遭到了枪击，一位警官在波多贝罗桥上被击毙了，许多士兵被杀了，还有很多市民也死了。

我在战争的流言中走着，死亡弥漫在周围的空气中。枪声不断地在各个方向噼里啪啦地响起，有时只有一声枪响，然后紧接着是一连串的枪声伴随着一声短促的爆炸，然后是鞭子一样的噼啪声和回音。接下来是一阵寂静，之后枪声又会再次响起。

关于很多地方——桥梁、公共场所、火车站、政府部门已经被占领的流言不断，并且没有人否认。

我遇到了少数几个我认识的人，P.H.，T.M.。他们说：“哦！”，然后紧盯着我，好像想在我身上搜寻出什么信息。

不过街上并没有很多人。更多的人都去过银行假日了，他们对此并不知情。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不会知道，直到他们发现自己必须从金斯敦、达尔基、霍斯，或是其它什么地方走路回家。

我回到了办公室，决定关门一天。当我进来时，人们都松了一口气，而当我命令敲钟的时候，他们就更是松了口气。只有很少几个人在那，很快也就被叫走了。外面的大门都锁上了，而房门，我让值班的人待到晚上。我们是最后一个开着的公共机构，所有其它的机构在几个小时之前就都关闭了。

我上楼坐了下来，但是屁股还没沾上椅子，就又站了起来开始在房间踱步，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惊讶、期待、焦急。我耳朵听着枪声，在别人把想法更进一步之前努力思考着。我强迫自己坐下来练习五线谱功课，却突然发现自己又开始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了。各种想法在我脑中炸开，好像它们躲在电池后面冲我开火一样。

五点的时候，我离开了，遇到了P小姐，她听到的传言正好和我搜集到的吻合。她很关注这事，却也带着很强的幽默感看待。和她分开后，我又碰到了Cy——，我们一起去了绿地公园。在我们走去的过程中，枪声越来越清晰；但当我们到公园的时候，它又消失了。我们站在谢尔本酒店下，看着路障和公园里面，却什么也看不到。一个志愿军都没有，整座公园看起来像个荒原，只能看见树和其间绿色的草皮。

就在这时，一名男子踏上了人行道，并直接走向路障。他停下脚步，握住了在中间的一辆货车的车轴。在那一瞬间，公园突然恢复了生机和声响，不知从哪冒出来的武装人员出现在栏杆那，全部冲那个男人喊着：

“放开那辆货车！放手离开！现在就放手！”

也就是喊声而已，那个人并没有放手。他手中握着车轴停在那，看向嘈杂的栏杆处，然后非常缓慢地开始将货车拉出路障。喊声又冲着他响了起来，声音又大又凶，但他并未在意。

“那辆货车是他的。”我旁边的一个声音说道。

当这个男人缓慢地将他的货车拉到人行道上时，死一般的寂静降临在了人们周围，接着是连续的三声枪响。这个距离是不会打偏的，很明显他们是在试图吓唬他。他放下车轴，并不是要离开，而是走向了那群志愿军。

“他有病”，身后另一个声音传出。

这个男人径直走向志愿军，他们差不多有十个人，站在栏杆后面排成一排。他走得很慢，身体微微前倾，举起的一只手一根指头伸了出来，仿佛准备要做一个演讲。十把枪正瞄准着他，一个声音重复着：

“去把货车放回去，不然你就得死。在我数到四之前：一、二、三、四——”。

一枪打向了他，在抽动了两下之后，这个男人滑了下去跌在了地上。

我和其他一些人跑向了他，有一名女子以同一个刺耳的音符木然地尖叫起来。这个男人被带到了艺术中心旁边的一所医院。他脑袋顶上有个洞，如果没有见过血液凝结在头发上的样子，你都不知道这会有多令人厌恶。当这个可怜的男人被抬进去的时候，一个女人扑通一声跪在路上，并不是尖叫，而是痛苦地哭喊。

那一刻，志愿军被深深的仇恨所包围。刚刚在我旁边的男人抬起身子，冲着栏杆大喊：——

“我们会回来找你算账的！见鬼去吧！”

栏杆那边没有回应。一瞬间，这个地方再次变得荒芜而安静，绿色的草坪沉睡在大树中间。

似乎没有人可以估算出公园里面的人数，这些天也没有看到许多人，仅仅是那些守着大门的人，以及一些三四人组成的小团体在为了路障而到处扣车。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还仅仅是孩子——一个看起来约莫十二岁的男孩。他趾高气昂地走在路中间，小手握着一把很大的左轮手枪。一辆乘有三个人的汽车来到他边上，他用最短的时间把车放进了路障，拿着武器的手晃了晃就将目瞪口呆的乘客赶下了车。

人群正在越来越多地聚集起来，现在那些去不远地方过银行假日的人也开始漫步回来了。对他们来说，所有事情都还要重新解释一遍。在这个城市里要去哪里还是自由的，但是不断传来的爆破声和枪响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这种自由。直到夜里一点，那些晚归的旅行者还在向市里蔓延，好奇的人们走来走去，仍在试图搜集信息。

我一直睡不着，直到早上四点。每五分钟就会有一声枪响不知从哪里传来。但是大概十二点差一刻的时候，从波多贝罗桥的方向传来了一阵炮火连发的声音，在一段时间之后才渐渐散去。我公寓的窗户朝着绿地公园，斜对着萨克维尔街。又过了一刻钟，绿地公园方向又传来一阵炮火连击的声音。这阵猛烈的炮火大约持续了二十五分钟，之后就又变成了零星的噼啪声，接着就停止了。

我大概四点才上床睡觉。我想公园已经很快就被军队占领了，起义应该结束了吧。

那是暴动的第一天。

[1]德西马琴（dulcimer）：又称锤击式德西马琴（hammered dulcimer）,也有人把此称为爱尔兰扬琴。爱尔兰语中的“tiompán”就是指锤击式德西马琴（hammered dulcimer）。扬琴起源于中东,后来传入爱尔兰经过改良后用来演奏。（译注）

[2] 《爱尔兰时报》：The Irish Times爱尔兰的主流大报，创建于1859年，总部位于首都都柏林。（译注）

[3]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美国纽约出版的日报，在全世界发行，有相当的影响力。（译注）

[4] 银行假日：Bank Holiday爱尔兰公共假日。银行假日都是在周一。（译注）

[5] 圣斯蒂芬绿地：（英语：St Stephen's Green，爱尔兰语：Faiche Stiabhna）是爱尔兰都柏林市中心的的一座公园。它经常被非正式地称为斯蒂芬绿地，其面积为22英亩，是都柏林主要的乔治风格广场中最大的一个公园。如无特别说明，后文中简称的“绿地公园”均指代圣斯蒂芬绿地。（译注）

[6] 新芬党：（Sinn Feiner）新芬党（爱尔兰语中Sinn Féin中文译为“我们”），是一个北爱尔兰社会主义政党，由前爱尔兰共和国总统亚瑟·格里菲思在1905年建立的。新芬党也是爱尔兰共和军的官方政治组织；新芬党主张建立一个全爱尔兰共和国。（译注）

第二章

星期二

闷热低压的一天，灰蒙蒙的天空下着瓢泼大雨。

我出门去办公室，想着这场暴动应该已经结束了。在街口，我有问人说是不是暴动都结束了，他说没有，而且应该是更严重了。

流言是从这一天开始的，我想这流言估计也要个几载才能消停。《爱尔兰时报》发布了仅有官方公告的一期刊物，该公告表示虽然邪恶的人们扰乱了和平，但是当下形式仍在控制之中。这条新闻中有三行文字指出这是一场新芬党在都柏林发动的起义，除此之外，这个国度还是安静祥和的。

没有英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期刊送达，也没有人收发信件。所有商店都关门了，街上也没有任何交通工具。除了铺天盖地的流言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获取任何信息。

军队和政府似乎是措手不及。昨天是银行假日，很多军官都去赛马或者休假了，而且上周日爱尔兰政府的重要成员都去了英格兰。

看来昨天宣布的那一切都是真的，这座都柏林城已经完全在志愿军的掌控下了。他们已经夺下并洗劫了雅各布饼干厂，并把它变成了由他们控制的一个堡垒。他们夺下了总邮局，并在其周围设立路障，还有十英尺高的沙袋、铁丝网。所有窗户都是开着的，沙袋堆得大概有他们人身那么高，与此同时，粮食、蔬菜和弹药在持续不断地输入。他们挖了壕沟，准备围攻其中的某个城市军营。

目前，德国和爱尔兰之间的交往频繁，主要方式还是通过潜艇来运送机枪、步枪和弹药到爱尔兰的海岸边卸下。所以也有人认为整个国家都已经开始起义，很多大的城市、区域都在志愿者手中了。科克军营在其长官在克拉赛马时被夺取，群龙无首的状况下往往最容易被攻克。

但也有人说，德国带着数千壮士，已经降落在了爱尔兰，还有许多爱尔兰裔美国人和德国官员也已带着充分的军事装备抵达爱尔兰。

就在前一天，志愿军们宣布成立爱尔兰共和国[1]。宣布仪式在市长官邸前的台阶上进行，宣言据说是圣恩达皮尔斯宣读的。共和军和志愿者的旗帜高高挂起在市长官邸。志愿军的旗帜有垂直的三种颜色：绿色、白色和橙色。又有报告说克里无线电站被夺下，关于这个共和国的新闻也飞到了国外。流言满街飞。

另有报道说，有约8000名来自英格兰的士兵分两批在夜晚登陆爱尔兰；又有一队骑兵去攻打总邮局，最终被对方火力击退。派遣骑兵去街头战场实在是愚蠢。

与此同时，据说人们比较偏向于这些镇守总邮局的骑兵们这边，特别是女人们。她们还用砖块、瓶子、棍子去攻击起义军，一边还哭喊着：

“你们会去伤害那些可怜的人们吗？”

还有其他一些愤怒的女士们竟威吓志愿军，质问他们：

“你会伤害这些可怜的马吗？”

无可厚非，这世界上最好的人们就居住在都柏林。

骑兵们退到萨克维尔街的街口，在那儿的人群都去抚摸那些马匹，这使得他们在街口被包围了好一会儿。如果他们不了解爱尔兰，那对他们来说，这应该就像是一场奇怪的暴动。

志愿军准备在邮局旁设置路障，却被涌来的人群阻扰，影响了他们的进度。其中一名志愿军格外引人注意。他撑着一把女士雨伞，只要有人捣乱，他就飞过路障追出半条街，然后用雨伞狂打捣乱者的头。世界的神奇之处不是爱尔兰处于战争状态，而是在狂击数小时后，这伞却没有破。后来志愿军夜袭了码头，据说武装军队被打得措手不及，六车弹药也被抢占。这个大概不是真的。不过他们还说，志愿军还在凤凰公园建起了军火库。

晚上萨克维尔街还有人抢劫，不过已经有20个劫匪被志愿军枪决了。

被攻击的商店，主要是男子服饰用品店、鞋店和糖果店。好多糖果店都遭到了洗劫。直到这场起义结束前，糖果店都是这些劫匪的最爱之处。抢劫糖果店——听起来真的很滑稽——就像孩子一般的天真。大概大多数劫匪都是在享受人生唯一幸福时刻的孩子——有吃不完的糖果。他们尝到了以前没有尝过，可能以后再也尝不到的甜头。对他们来说，这场1916大暴动一直都会充满着甜美回味，直至离世的那一刻。

我去了绿地公园。在梅林小道的街角，有一匹马躺在步道的血泊中。他身上有两处枪伤，而这潺潺的血流是来自他被切断的喉咙……

透过在绿地公园的栏杆，可以看到四具尸体横陈在地上。他们是死去的志愿军。

雨一直下，而狙击手的子弹也一直在绿地公园和谢尔本酒店之间穿梭不断。谢尔本酒店再过去一点的地方，我看到又有一个志愿军在栏杆里向外挪出了点身子。他没有死，只能看到他时不时无力地伸出满是鲜血的手求救，却看不到他的脸。他无力地瘫成一团，雨滴无情地坠落在他身上；他已全身湿透，毫无身形，不能再悲惨了。谢尔本酒店那还是持续的枪林弹雨，他的同伴无法救出满身负伤的他。旁观者说，他的同伴已经尝试好多次去援救他了，但估计直至夜幕降临他都只能留在原地，等待救援时机到来。

圣三一学院楼顶和窗户那也有人在狙击，不过谢尔本酒店的步枪手和对面绿地公园的志愿军的交火更激烈。

我回去的时候在酒店门口待了会儿，数了数窗户上留下的枪眼。落地窗上有14个枪眼。枪眼中心完完全全被穿透，周围被星形包围——子弹穿过玻璃，却没有爆裂玻璃。窗户上有三处半尺到一尺长宽的洞眼，应该是好多枪同时发射而造成的。我想当时谢尔本酒店里面和绿地公园内部的场景都一样的窘迫吧……

一位住在巴戈特大街的女士说，她和她的邻居一直在通宵给那些列队在大街上的士兵提供茶和面包。跟她对话的有个军官曾两三次进攻志愿军，以吸引其火力，从而估计出志愿军所在的位置以及人数等等。这位军官告诉她说他认为在绿地公园里有3，000名装备精良的志愿军。而他只有1,000名士兵，所以他没有办法真正发起一次进攻，只能在这牵制着他们。

报告说，亚眠大街站已经被军队夺回，而其他站点还在志愿军手中。

而在周一12点左右，有一位英国的官员迈步进入了邮局，并要了两便士的邮票。当时在里面的志愿军被他的举动彻底惊讶。那位官员以为志愿军的制服是邮局的制服。志愿军把他带了进去，这位英国官员却还在试图去想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邮局关押着一些士兵，据传言说，这些士兵很快就适应了这种关押状态，他们忙着削土豆准备餐点，过会好和志愿军一起吃。

这天早些时候，我遇到了一个疯疯癫癫的人，他满口谣言，嘴巴就像一台机关枪，或者说就像一台排字机。只要是他听到的，不管青红皂白他都相信。他听到的一切都变得像是被施了魔法，足以让他的希望——就是激烈的反英情绪——熊熊燃起。

要是有个谣言不投其所好，这个谣言就立马就被他用三个他偏爱的、有利的有关胜利的故事击碎。他说，德国人已经在三处登陆了。光其中一处就有15，000名士兵登陆，其他两处的士兵人数更多。整座科克城都是属于志愿军的了，换言之，也可以说科克城和平了。德国人的战舰击败了英国人，他们的各种运输工具向四面八方飞驰着。整个国家都振奋起来了！驻军以一对百，着实寡不敌众。在都柏林的那些还没被攻占的军营现在都已经被包围了，就只剩投降这一步了。

我想，这个人不仅编造出了流言，还为它插上翅膀，飞遍了都柏林。在我所听说的这些人和事中，他是唯一一个有清楚偏向的人。他从我身边走开后，我又回头看了看。我看到他又开始向另一个陌生人传播他的版本的新闻信息。而最终，他也因此被捕。我都想回去再去听听他是讲的是同一个故事，还是又把它阐述成了一个新故事。是的，我感兴趣的是这讲故事的艺术。

十一点，雨是时候该停了，夜晚顿时变得十分美丽。风吹动着云，星星时隐时现。我们正在期待今夜的来访者，但枪炮声可能早已吓退了他们。最终只有三个真正到来了，从我的窗口可以听到来来往往交火的声响，一直飘到圣三一学院，驻守那儿的狙击手们也在噼里啪啦地交战，响声再次超越从萨克维尔街飘来的交战声。交火相当激烈，甚至还时不时地听到机枪嘎嘎作响。

其中一个故事说志愿军夺取并占领了南都柏林联盟济贫院，还挖了沟槽。但他们被军方重重袭击了，虽然军方牺牲了150名士兵，但最终还是重新占领了该处。军官提出让他们投降，但志愿军却回答说他们不可能投降；最终他们都被杀害了。志愿军驻军由50人组成，而流传的故事中说，这50人都被杀害了。

[1]:爱尔兰共和国（英语：Irish Republic，爱尔兰语：Poblacht na hÉireann或Saorstát Éireann）是由1916年复活节起义中宣告，1919年由第一届爱尔兰国会成立的单方独立宣言的爱尔兰国家。它的存在于1919-1922年在爱尔兰共和军和英国部队之间进行的爱尔兰独立战争期间，于1922年结束战争的英爱条约被批准后正式停止存在。32郡中26郡成为爱尔兰自由邦，其余6郡继续作为北爱尔兰留在联合王国内。（译注）

第三章

星期三

昨天是三点多才睡下的，还伴随着持续不断的机枪、步枪的射击声。

今天早上阳光明媚，街上的起义运动似乎显得更有生气了。这样的运动一般都会结束在一小群人的手中，然后百姓们就会开始在各个群体中徒劳地寻求所谓的信息。如果所听到的流言版本和之前听到的稍有不同，就会莫名地喜悦满足。

我听到的第一个说法是绿地公园被武装军队控制了；第二个版本是绿地公园夺回了自主权；而第三个版本是那儿根本没有被控制过。最后信息汇总，真相是公园并没有被军队士兵所制约，志愿军从那撤退到了一处房屋，作为控制区。实际上就在外科医学院那儿，他们通过窗户和屋顶向外扫射。一架机枪被安在屋顶上;其余的都放置在对面谢尔本酒店、联合服务俱乐部和亚历山德拉俱乐部的房顶。由此，一场三角决斗横跨公园树木，在这些装备好的战略位置之间展开。

透过绿地公园设置的栏杆，能看到一些步枪和子弹带散在地上，还有被遗弃的萧索战壕和狙击孔。小男孩们奔跑着去看个究竟，又在一阵枪林弹雨中狂奔而出。他们不相信那些人真会杀了他们，但最后却还是真真实实地被杀了。

死去的马匹还僵硬地躺在在人行步道上，可悲。

今天上午，一艘炮舰驶入了利菲河，协助轰击了自由厅。这个厅是个被废弃的厅。传言说，当时它是空的。在进军邮局和绿地公园前，康诺利和他部下早就行军很久了。同样的信息来源也涉及了关于三千志愿军的消息。据说，他们从贝尔法斯特坐了短途火车过来，最终进驻了邮局。

在这一天，只有一个人走进了我这。他说，他已经去过顶楼了，还被志愿军瞄上了。所以因此推理，志愿军应该也控制了一些可以藏身的房子。我也去了屋顶那儿，待了半个小时也没有被瞄上，只听到从萨克维尔街的方向那儿传来的持续不断的开火声，还时而隆隆作响。

今天的《爱尔兰时报》出版了，其中刊登了一个新的军事文告，并发表声明说本国是和平的，还说萨克维尔街的一些房屋被夷为了平地。

外面栏杆上贴着一张单子，内容是关于军事法的宣布。

细读报纸上的声明，上面说到国家的和平统治是在于：比起真理，人民能更多地倾向于去读懂忧虑时期的状态；另一种说法是：国家是如此的和平，它却也可以用三种方式解散。有太多的平和，太多的沉默，但是要听到从都柏林之外传来的消息却要等待数时。

而此时阳光闪耀。这是愉快的一天，周围街区街道上的枪战还是一如既往的热烈而活跃。都柏林的街头却没有一个神色忧郁的行人。几乎每个人都精神抖擞，面带微笑。有一种身在国外的“民主感”，而我们的这座城市却是一位陌生人。私底下健谈善于交际的人，在大街上也变得没有什么公共约束或者不再紧张于公共礼貌了。人们都怡然自得地和旁人交谈，男男女女，毫无拘束。

所以我们这座城市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志愿军的？或者说之前是支持的，而现在是抵抗的？现在看来（写完一两天之后），都柏林是完全反对志愿军的。但在我下笔的那一天，还无法下定论。关于这个话题，大家无比的沉默。人们见面都相谈甚欢，滔滔不绝，却绝口不提关于这个话题的个人意见或想法。他们相互交换最新的新闻或者说是传言；对于听到的这些事件时不时露出一脸惊讶的表情，表示太突然；而对于支持与否，却丝毫不流露任何观点。

有时会听到有人说“他们肯定会被击败的。”当他表达了他此番预言时，旁边的人就会去猜想他是以开心还是悲伤的心态表达的。但事实上那些旁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却也不会去追问他的想法。他们自己也不会进一步地去积极地举旗站队。

这是男人圈里的情况。

而女人们防线更低一些，或者也许她们觉得自己没那么多事要去惧怕。我所听说的大多数女人对志愿起义的看法不仅是不喜欢，而且是非常的敌对。最明显的是那些身着靓衣的阶级人群。而衣衫褴褛的那些平民，或者说是都柏林的女贫民们都表示出对立情绪。或者，用类似这样的话来表示她们的看法再贴切不过：

“我希望他们全部都被杀光光。”

还有——

“他们就应该都被射杀掉。”

事实上，射杀一直在进行，每个角落都是。阳光闪耀下，这些枪击声似乎不再那么险恶与压抑，生命在枪口下的爆裂与消逝也不再令人忧伤。

在世界大战的最后两年，我们对于死亡的看法早已发生了变化。是的，现在杀人不再是件鬼祟的事情，不再像是疾病慢慢致死卧床病人那样的偷偷摸摸，杀人这件事已成为和你一起乘风在旷野奔跑打球的骑手，也许下一个瞬间你就因他致死。所有一切所谓的得病发病早已不再存在。现在，得病或者死亡才被当做是健康、振奋的状态。所以，都柏林这是在嘲笑自己这儿轰击的噪声，在这灿烂的阳光下，似乎没有一丝有关死亡的呻吟声。在这时候，夜幕降临的都柏林的家家户户间，机枪的鸣叫、步枪的轰鸣，重型机枪的低鸣代替了宁静。红色眩光布满了天空。夜里的都柏林大抵是无法微笑了吧。阳光下的她是那么无条件的活泼，至少比前一夜活泼。

这一天的战斗在蒙特街大桥那儿持续着。志愿军已经夺下三间房子，并把他们和桥梁一起改成了堡垒。据报道说，这个据点的军方伤亡人数很大。传言还说志愿军持有了南都柏林联盟的控制权。

士兵们抢夺下了吉尼斯啤酒厂，而与此同时，他们的对手已经在附近夺下了另一个酒厂，这两者之间一直持续枪战。

沿着运河的林森德这边的这场战斗看似轻松拿下。据说戴姆大街的好多区域都被志愿军占领了。我走到了戴姆大街，但并没有看到志愿军的人影，也没发现有任何枪击声从屋子里传出。后来，圣三一学院的顶楼（和那些窗户）完全控制住了戴姆大街区域，所以志愿军应该不会潜伏在这条街上。

不过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其他时间，这条热闹的街道宽阔而冷清，只有旁边小道的街角有一小撮人在张望着什么；而后面学院绿地的格拉顿雕塑那儿却好不热闹，好像在对着圣三一学院强调着警告责备的气息。

宣言书今天宣布了，警告所有人早上五点前和下午七点后都不准出门。

不过当下还早。没有任何形式的新闻消息发出，但各种谣言却开始迅速传播，一会儿一条盖过一条，一会儿一条又否决了另一条。都柏林完全与英格兰消息隔断，与整个外界也切断了联系。或者说，都柏林与爱尔兰其他所有地方也都隔绝了联系，没有任何消息能够透露进来。我们海陆都被封锁了，但目前看来，好像这也影响不了什么。

与此同时，信仰开始滋生，大家开始认为志愿军能比想象的坚持更久。刚开始的时候，人们都以为这场暴动会在发生的第二天早上结束。但现在，暴动已经持续三天了，人们已经开始设想它会一直持续下去了。大家已经几乎开始对志愿军怀有敬佩之情了，因为大家都以为第一第二天他们就能被击退了，然而他们势单力薄却能坚持到当下，这种精神早已让这座城市蒙羞。

人们说：“他们肯定会被击败的。”这陈述句的语气几乎就是一句疑问句，他们继续说，“但他们在促成一场像样的战斗。”在爱尔兰，被打败似乎不是件要紧的事，但没有作战，不敢作战才事关重大。“他们总是出去参与战斗，即使总是失败。”的确，爱尔兰的历史就像这句话所说的一样。

从圣三一学院顶楼发出的枪击开始变得疯狂而残暴。我穿过戴姆大街走出了一段距离，走到底到了码头，伴随着这些枪击声，终于到了巴拉斯特办公处。但是超出巴拉斯特办公处再多走一步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圣三一学院还有其他地方倒出来的铅足够让你淹没在其无止境的烟雾中。我站在一家名叫“凯利”的渔具店对面，望过去看奥康奈尔大桥和萨克维尔街。这个红砖店面的渔具店一半在码头上，一半在萨克维尔大街。此时正在被轰炸着。

我数了数，有六部不同的机枪正在对其疯狂扫射，还有从四面八方飞射过来的不计其数的步枪扫射在窗户上。在大约半分钟的间隔里，还有一枚重型枪械的炮弹穿过窗户，掷入屋中，弹片强烈地撞击着四周的墙壁。

轰炸持续了三个小时，建筑们被红色的烟尘云雾包围。步枪和机枪子弹嗒嗒嗒地扫射在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重型机枪也不放过一寸土地，子弹穿透窗户捣烂了屋里的一切。

人心在此时被吞噬，那些人就像是蹲在一座死亡火山中，无力逃脱。我对自己说：“那个房子里，应该连一只苍蝇都没法活下来吧。”

没有一个窗户里有看到人影，也没有任何回击。整座房子如死亡般空寂，我想屋子里的人全都死了吧。

然而，突然之间，街战的场景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中，虽然我知道房里空无一人。我对自己说：“他们已经用斧头砸开墙壁，到了隔壁房子，正端坐着呢；或者他们早就从天窗那爬出，坐在离这半个街区远的屋顶上呢。”然后我又想他们应该已经掌控整条萨克维尔大街，一直到邮局了吧。后来事实证明这猜想是对的，而我清楚的知道，就在此时萨克维尔街注定会有悲剧发生。

我又继续去观察轰炸情况，但我不再像之前那样为此感到撕裂般的痛苦了。离我这几码远的地方站着四个人，又有其他十余人聚集在通道上。一个神情激动的女孩儿从远一点的那群人中朝我们这走来，对着我们这喊了一通有史以来我听过最下流的话。她把他们一个个地骂过来，然后又对着他们大喊大叫又哭又闹的，带着那种只有女人才有的执拗，和无止境的生气闹别扭的功夫。

她咒骂了我们所有人；她诅咒说除了被炸牺牲的那些人，世界上所有人都要得病；她又责备那些聚集在通道上的人至少应该去大路上进军示威，至少这样能够证明他们是值得骄傲的男人，是不怕吃子弹的男人。而她自己在此时，早就已经不知不觉把自己拖入了危险地带。她早已站在了子弹可及区域，却还在那骂骂咧咧了半个小时，说那些个男人至少得像她一样，敢在枪眼下说话。

这女孩儿很年轻——大概19岁吧——披着个常见的披肩和显示出她阶层的围裙。她有着一个漂亮的脸蛋，还有青春姑娘所有的美丽温柔的苗条曲线。但她的每一句话都有着成堆的脏字。唉，不过她用的那些词汇并不等同于她的情绪，因为她并不知道如何才能字句有力而不用到低级词汇——这就是为什么无意义的谩骂整天充斥在人们的耳边。

她对着我讲了一分钟话，我看到她的眼神就像小猫一样柔软，她的语言也如同她眼睛一样温柔。她问我要火柴点烟，但我没有火柴，我还跟她说其实我也想要点烟。几分钟后她就拿了根火柴过来给我，然后又重新开始无止境地用那些脏话去编织出成百上千的蠢话。

大概在五点的时候，对着凯利渔具店的枪击开始减弱。

在没经验的人的眼里看来，那些枪击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但事后他们就会发现，虽然这些墙体看似坚固如初地站立着，屋内也没有被殃及。但事实上从屋顶到地下室，整座建筑裸露的就像一个狗窝。房子里没有了楼板，空空荡荡的；地上散落着塌下来的房顶、楼板和家具，废墟一片。屋内一切都被砸碎，粉碎成碎屑和灰尘。唯一保持原样的只有弹片袭来时整片掉下的砖块。

步枪已经开始射向街道另一侧的房子了，一家名叫“霍普金斯与霍普金斯”的珠宝商店。这些子弹射到砖块上比直接射中更来的响亮。每一发对着红砖的射击都化成了纷纷散落的红色烟尘。大概总共有三四十发子弹射向了这家珠宝店，直到一道奇怪的裂痕出现，枪击才缓了下来。

在这整个期间，都没有从志愿军那边传来的任何回应。我想他们肯定是军火不足。这应该是唯一可以解释得通的理由。我对自己说，所有这一切都会在几天内结束，他们很快就会被搞定。生活又将重新开始，除去多了一些新修的坟墓，一切将如初，一直到这发生的一切连同想象出来的部分都一起变成这个种族的历史与传统。

我跟旁边的一些人聊了会儿，发现大家一样愿意分享和交换我之前在城里其他地方听到的新闻消息。同样，当触及到他们的个人看法时，他们也一样地不愿透露丝毫。不过他们其中有两个人，虽然也是小心慎重地在表达自己的看法，但他们是我在这场暴动中碰到仅有会表达出对志愿军钦佩之情的人。他们没有表示站在志愿军这一边，同样也没有去反驳他们什么。他俩其中一个是劳工，另一个是一位绅士。后者的说法是：

“我是一位爱尔兰人，（指着我们身前，在窗外爆炸的炸弹），我讨厌看到对其他爱尔兰人做这些事。”

他从其他城市过来都柏林过复活节假期，却无法出城离开都柏林回家了。

那个劳工——大概有56岁——他很平静地谈及这场暴动。他是那种我很少接触的人，但我着实惊讶于他简单又出色的话语。他的想法太平和太镇定了。他觉得劳工在这场起义中扮演着比想象中更重要的角色。我提到说自由厅已经被炸毁了，驻军不是投降了就是被杀了。他回复我说炮舰那天早上其实已经开进了利菲河，并把自由厅炸得粉碎了。不过，他又补充到说里面并没有人。所有劳工志愿军早已经跟随康诺利进军去邮局了。

他说劳工志愿军团可能有一千号人左右，至少有八百人吧。他又说劳工志愿军——或者按他们自称的叫市民军——一般都很注意不会透露人员数目的。

他们一直宣称他们拥有大约250人，也从没在任何时候列队行军超过这个数目。

在工作的那些人，他继续说道，每次都是不同的人在游行。警方也知道这情况，但他们觉得市民军有着世界上最废的势力。

但事实上，这些人并不是被弃者——你不是，他说道，就算一个康诺利倒下来了，这股力量中的劳工们也会按照训练好的秩序，按规矩轮流着站出来。他们表示反对警察，因为两年前的罢工行动中警察对他们实施了无比野蛮的行为，但也因此他们暗下决心，再也不会如此无规章秩序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了。

是的，这位同志他相信市民军的每一位成员都和他们的领导者齐首并进，参与了示威行军。

“我知道这些同志们”他说道，“不会畏惧任何事，而且，”他又接着说道，“他们现在就在邮局。”

“他们有什么机会？”

“无任何机会，”他回答道，“他们从没说过他们有什么机会，他们也没想过他们会有什么机会。”

“你觉得他们能够坚持多长时间？”

他对着已经被重型机枪轰炸过的房子，点头示意了一下，说：“会很快将他们这样连根铲除的。”

“我要回家了”，他紧接着说道，“他们会去想我是死是活的。”他沿着那条弥漫着悲伤气氛的大街慢慢地走远了。稍过了会儿，我也走了回去。

第四章

星期四

流言蜚语再次传播开来。一会儿说这个地方已经沦陷了，一会又说没有。这片土地早已沦陷却又未沦陷。就那么一个阵地，一会说被军队占领；一会又说被志愿起义者占领，或者说根本没有受到攻击。但可以确定的是，战斗还在继续。芒特大街上，步枪扫射声连续不断，奔驶来往的救护车未曾间断。有人说桥上在激战，又说当下还是志愿军占优势。

十一点半，有重型枪炮的射击声从萨克维尔街方向传出。我爬上屋顶待了会儿，在这个高度，这些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整个城市的中轴线上枪声持续不断：从绿地公园到圣三一学院，还有从萨克维尔街那儿传来的；报道中提到的各种武器的种类很容易就能区分出来：有步枪、机枪，也有重型大炮。但同时也有另一种声音，一种我无法具名的声音，那是某种东西迸发出来的声音，压过了所有其他声音，短而厉声的叫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像一个巨大的瓶塞跳起弹出般的简短声响。

我见到了D.H.。他对志愿军能够显示出如此有力的组织能力表示惊讶。我们相互交换了所知道的传言版本，发现我们的信息大方向几乎是相同的。希伊斯 凯芬顿已经被杀害了。他在一所房子里被抓捕，房子里发现了武器，而他也立即被枪决了。

我希望这是另一个版本的传言，从我对他的了解来看，他不跟志愿军站一边，他应该是反对志愿军所拥护的强制手段的。但是关于他死亡的故事听起来又是如此的持久不衰，使得人们倾向于去相信它。

他是我见过的或者听说过的最勇敢率真的人。这十年来，爱尔兰所经历的每一次磨难他都有参与在其中，而他也一直站在宽宏的这一边，所以也同时是在寡众薄弱的一边。有太多事情可以博得他的同情心，而他的同情心从来不在家闲着。有很多好心人会“同情”这样那样的遭遇，但除了情绪上的“同情”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表示了。但如果是他，就会立刻冲到大街上。一块大石头、人行道上的高台、雕塑的底基，任何地方都可以变成他的讲台，在任何压迫和灾难面前他都一样，只说他自己想说的。

在都柏林，有好多各种阶层、各种宗教的人都可以炫耀说他们踢过希伊斯凯芬顿，或者拿手杖、雨伞打过他的头;或者往他脸上揍过拳头;又或者在他跌倒时狠命在他身上践踏。这些并不夸张，都是在他身上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他确实对任何人都没有恶意，而是以孩子般的同情心和纯真率直去接受了那些拳头、侮辱和嘲笑。他是一个装成大人的孩子，这面具却无法卸下。他的语言、他的钢笔和他的身体，他所有的一切都为了迷路的、受压迫的人们时刻准备着。可是他却被枪决了。其他那些被击毙的人，在他们面对枪口时，尽管残酷、压抑，但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的是正义；他们一直想要挑战的就在他们面前。而希伊斯凯芬顿没有这样的想法去抚慰他心中的愤怒或是饶恕。他是一个被迫反抗到最后一口气的和平主义者，而从他的结局看来，他却像是个凶手。我确信，他最后的伟大牺牲狠狠地抨击了压迫势力，他是为了这个世界的真实而牺牲的。他的牺牲带走了一个勇敢的男人和他那纯净的灵魂。

当天稍晚些，我在街上见到了希伊斯凯芬顿的夫人。她向我证实了她丈夫昨天被捕的传闻，但那之后她就没收到消息了。所以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她丈夫犯过的唯一的罪就是他组织了一个会议，呼吁公民参与特别警察会议以及组织抢掠活动。

这无数传言中，有一个口口相传的传言像是千真万确一样：马克维其夫人在乔治大街被抓捕，并被带去了都柏林城堡里。当下还传说罗杰·凯斯门特先生在海上被抓获，并已在伦敦塔被枪杀。传言还说好些起义军的领袖都已经牺牲了。这些传言偷偷地从一张嘴巴传到另一张嘴巴，传着传着就变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并持续不断地被传播着。而真正的事实却只能像真正的传言一样鬼鬼祟祟的，半个字都没人信。

这是个平静而美丽的夜晚，却也是那些逝去的人过得最阴险、最可悲的一夜。火炮声、步枪声、机枪声和手榴弹的声音，须臾未止。

从窗口望去，我看见一颗红色的信号弹攀上天空，它偷走了天空本该有的色彩，把天空染成了刺目的颜色; 烟雾从地面升到了云中，我看到巨大的红色火团飙升到了高空；而那宁静的夜空下，枪械的操作声还在持续不断，但枪本身，却是沉默的。

在死亡般的沉寂中，这场暴动还在持续进行着，抗争不断。有人会想这些抗争中的人们有何感受，这些大多数年轻又不习惯于暴力的抗争者们，默默地在向包围他们的闪耀火光和隆隆爆炸申诉着。

第五章

星期五

这个早晨，没有报纸，没有面包，没有牛奶，更没有任何消息。阳光灿烂，大街上生气勃勃，却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气息。所有人不分阶级，相互交谈，但没有人真正了解对方的想法。

仍有少数人面带笑容。估计他们昨晚一直听着枪声，今早重展笑颜，皆因黑暗已成为过去，阳光重新洒满整座城市，他们重新拥有了伸展身体的空间，无需再压低声音，窃窃私语。枪声不再像昨晚那般猛烈。阳光驱走了所有人的孤独。

男人们笑容满面，女人们放声大笑，她们的笑声并不会惹人不快，因为女人们的所为皆有理。当危险迫近时，她们会放声大叫，然而当危险转移到他人身上时，她们会放声大笑，一切都在情理之中。

有谣言称，今天早上萨克维尔街遭受炮火袭击，被夷为平地。到处都成了废墟，而且听说事态并未变好，反而越来越糟糕。志愿军从各个大本营突围，用壕沟作掩护，每一处都配备了七挺机枪。当房子失守时，他们冲出去占领其它的房子，按照这一战略，似乎没有理由相信起义竟会告一段落。大街上挤满了穿着便服的志愿军，他们口袋里揣着左轮手枪。大街上也挤满了同样穿着便服的士兵，他们口袋里揣着左轮手枪。人们越不想谈及的问题，就有越少人愿意回答。

我的态度当然是反对志愿军，但能如此说出来的人少之又少。我凝视着态度暧昧的民众，他们是那么地笑容可掬，彬彬有礼，乐于交谈。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试图从他们的眼神、行为举止甚至衣服的剪裁去读懂他们的想法。

我感觉很多人并不在乎半便士赝币的下落；其他人不再是有思想的生物，纯粹是记录时代大事件的机器。

他们对起义的到来束手无措。事情来得太突然，以至于他们无法确定立场，分离的伤痛仍旧太深刻和完整，倘若这是一场赛马或斗狗，他们将押注。

每天晚上都有许多英国军队登陆，仅在都柏林一处便有超过六万士兵，他们均配备了军事艺术所打造的攻击型武器。

士兵们严密防守梅瑞恩广场。每20步的距离便设有士兵守在道路两旁，他们频繁地朝广场附近的屋顶进行扫射。据说志愿军占领了从蒙特街桥到广场的屋顶，在城市的广泛地区采取类似的防御方式。

他们全面地标记了迄今为止占领的街道上所有的屋顶，借助这些屋顶，他们动作灵活、诡诈，来去自如，让士兵们防不胜防，处于险境。

然而，尽管如此，志愿军们也只能短暂依靠屋顶。由于屋顶上没有交通，他们很快就会弹尽粮绝。起义开始走向终点，尽管占领屋顶在他们的计划之中，但恰恰是这一战略造成了他们的失败。

从屋顶传来机枪的声音。望向萨克维尔街，一眼便可看到高耸在建筑群中细长的纳尔逊柱浓烟弥漫。另外一座高耸的建筑是D.B.C咖啡馆。这座中式宝塔曾是显眼的地标，时至今日我却无法找寻它的踪影。我知道它不复存在，即使萨克维尔街没有被全部炸毁，但正如谣言所说，这家伟大的咖啡馆的屋顶亦难逃厄运，或许已被完全烧毁。

在砾石小径上，我发现一些烧焦的过干纸。这些碎纸片一定能随风飞得又高又远，从萨克维尔街和梅瑞恩广场间所有的屋顶上飘过。

11点时仍有持续的火拼，狙击手从蒙特街方向开枪，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类似的声响。

据说坎登街狙击枪声频繁，伤亡惨重。一个人曾目睹士兵们在一座房子里抓获了两名志愿兵。他们被要求跪在路中间，在被捕后不久就被枪毙。与此同时，行刑队的几名士兵也被击毙。

当中一名士官的脑浆洒向路边。一个年轻的女孩冲向路边，捡起他的帽子，擦拭地上喷洒的脑浆。她用一些稻草盖住这具可怜的尸体，诚心地将帽子送到最近的医院，让那些脑浆能与它们的主人合葬。

尽管她的后续故事不那么阴暗，但一样感动了叙述者。

“坎登街，”她说道，“没有一只生还的猫或狗。它们僵硬地躺在路上或屋顶上。许多妇女对这场战争感到难过，”她说道，“她们对那些被当面杀死的宠物们感到伤心。”

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闹饥荒。一个女孩告诉我，她的家庭和一起避难的家庭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了。今天，她的父亲好不容易在某处找到两片面包，将其带回家。

女孩说道，“当我父亲带着面包进屋时，我们14个人都奔向他，瞬间面包所剩无几，我们都感到羞愧，依然像父亲回来前般饥饿。可怜的父亲啊，”她说，“自己一口都没有吃。”她认为，穷苦人民是反对志愿军的。

志愿军还占领了雅各布饼干加工厂。谣传一位神父前去拜访他们，劝他们投降，他们回答说，宁死不降。他们请求神父赦免他们的罪过，据说神父拒绝了——但这（故事的后半部分）并不可信。这间工厂邻近阿德莱德医院，这一地理位置可能延误或妨碍针对工厂的军事活动。

在梅瑞恩广场附近，步枪群射的声响不断，时不时还能听到持久的机枪交火声音。

夜晚，四面八方仍旧是不间断的射击；两军在萨克维尔街交战，亮起一道道刺眼的红光。

这些夜晚我都难以入睡。坐立不安，一旦坐下，立马就站起来，荒谬地以为船只从窗边进军到墙边，循环往复。我一生中从未有如此犯困的时候，但我不认为自己很幸福。没有任何一个都柏林人感到兴奋，但却怀着紧张和期待，这比任何一种兴奋都更可气。这主要是因为消息的不畅通。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或者即将发生什么，回归到原始社会的状态让我们困扰不安（因为原始社会主要是信息不畅通）。

每晚我们临睡前的话题都是，“明天一切是否都将结束？”这个问题伴随着我们度过整个夜晚。

第六章

星期六

今天早晨同样没有面包，没有牛奶，没有猪肉，没有报纸，但太阳却依旧灿烂。初春的天气竟然如此美好，让人诧异。

谣言四起，有些人说邮政局已经被占领，有些人则说没有。军队控制了通往梅林广场的街道，他们并不允许我前往自己的办公室。当我到达那里时，一辆汽车因未停下接受诘问，遭到了军队的射击。旁观者称这是贺拉斯·普伦基特爵士的车，其本人已被射杀。后来我们才发现贺拉斯爵士并未被杀害，真相是他的侄子驾驶这辆车经过，遭到了猛烈的枪击。

这个时候，坊间一直流传着凡尔登沦陷的谣言。后来这一谣言和关于卡特·索得救的谣言都被否认了。据说他在这里呆了三天，倾尽所有钱财，希望从克莱尔郡回到家乡。听说希伊·斯凯芬顿的房子遭到突袭，从屋子里抬出两具尸体，索女士感到相当难过。我不清楚她的政治倾向，但我认为她的举动可以用“仁慈”来概括。她拥有金子般的心灵和雄狮般的勇气。后来我遇到了特派员贝利先生，他说志愿军委托其前来商讨投降条款。我希望他所言属实，愿上帝怜悯可怜的世人。没有人相信慈悲的存在，人们在大街上被随意射杀，或者被押往最近的营房进行枪毙。人们渐渐相信，起义结束后，牵扯其中一方的任何一个人都将难逃一死。

那就是将会发生的情况。但这些天，死亡的想法不再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如果欧洲战争持续得更加长久，死亡的恐惧将彻底从人类身边逃离，正如历史上发生的情况一样。当那庞大的威慑消失时，我们的统治者们将茫然若失，不知如何处理那些罢工者和不满的民众。或许他们将不得不重新使用封存已久的酷刑。

大街上的人们有说有笑。事实上，空气中弥漫着愉悦和阳光。每一分钟都有民众遭到射杀、刺杀、炸得粉身碎骨或烧成灰烬，可却无人在意。这些事情一直在发生，可却不再重要。

我在绿地公园碰到一个人，他在信封背面制定计划。问题在于，审讯者如何从他所在的河对岸的那条街出发，在制定的计划中，要走完这一小时路程的四分之一，他必须得开始长达20多公里的征途。另外一个年轻的男孩儿抱着一个大火腿，站得离他很近。他姐姐住在附近的一间屋子。三天了，他一直试图将火腿送到他姐姐手中，均未成功。他本来已经放弃希望了，后来灵光一闪，他可以自己吃了这火腿，那就没问题了。

双方交火持续了一整天，但是在一些地方，火力不会相当猛烈。时不时伴有机关枪的响声，。却丝毫未闻重型军火的声响。

谣传邮局被占领了，志愿军们遍布在屋顶的每个角落。又有谣言说，双方正在商讨投降条款，塞克维尔街已经被夷为平地。

夜晚七点半时，整座城市基本上恢复了平静。间隔许久才能听到步枪射击的声音。

当晚我比以往更早上床睡觉。凌晨两点，透过房间的窗户仍可看见，萨克维尔街闪着红色火光。清晨的到来将向世人宣告起义是否结束，但现在仍未是时候。我居住的那条街和周边仍时有枪声，有时步枪的猛烈射击会演变成有规律的扫射。

第七章

星期天

起义仍未平息。

火拼仍在继续，但少了机关枪、大炮和迫击炮的声音。

从我家厨房的窗户可以看见远处飘扬的共和国国旗。这面旗帜飘过雅各布饼干加工厂，只要看见旗子降下来，我便可知起义结束。

我出去时，街上人烟稀少。我碰见了D.H，一起穿过了绿地。共和国的国旗依旧飘扬在外科医生学院上课。我们试图前往葛拉芙顿大街（那里破碎的窗户和两个裂开的口子都告知了抢劫者的到访），但顺着这条街继续往下走时，全副武装的哨兵就挥手示意，让我们往回走。于是我们绕道欢乐剧场，进入美世大街，在那里成群的穷人排队等待当地面包店开门。我们进入乔治大街，打算走达姆大街，这样才能离萨克维尔街更近，看看关于摧毁的谣言是否正确，但我们又被军方制止了，不得不往回走。

我们并没有从交谈中得到任何消息，甚至连谣言都没有。

这是我第一次走出房子的几步之外，我的邻居似乎比其它地方的居民更擅长制造谣言，想象力更丰富。我们一回到家就得到消息，说两名志愿军首领被捉获了。他们分别是皮尔斯和康纳利。根据消息，后者大腿骨折，在卡索医院接受治疗。皮尔斯与200名追随者在邮局发起突击时英勇就义。他们在准备撤离时遭到了机枪扫射，无一生还。后来证实牺牲的是欧·拉伊利而非皮尔斯；之后皮尔斯的死并没有那么轰轰烈烈。

看过英国报纸的人都说，库特向土耳其投降了，但凡尔登并未落入德国人的手中。谣言四起，两国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海战，德国军舰全部被毁，而英格兰仅损失了18艘战船。据说，在抓捕的志愿军中，相当一部分为德国人，但没有人相信这一说法；这一谣言不可避免地带来另外一种说法，传闻一百艘德国潜艇沉入了斯蒂芬公园的池底。

两点半时我见到了特派员贝利先生，他告诉我一切都结束了，埋伏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志愿军都打算投降。一辆载着两位军事长官和两名志愿军领袖的汽车驶入外科学院，获允入内。经过短暂的停顿，马克季伟奇夫人走在一百名士兵前头，步出学院，他们已经缴械；另一辆载着志愿军领袖的汽车驶进其它军事据点，预计傍晚时分完成投降。

我准备回家，在路上碰到了几天前见面的熟人。他编造了很多谣言，好比蜘蛛织网。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侃侃而谈，我好奇地听他讲述英格兰在前线战败的故事。他宣称，英格兰入侵了六个不同的营房，英格兰舰队已完全被毁，而且德国大军登陆了爱尔兰西海岸。他在大脑中凭空捏造这些谣言，然后不断地大声向自己重复这些谣言，慢慢地催眠自己。这一切均来源于消息灵通的陌生人，他们对谣言深信不疑，并对见到的每一个人散播谣言。还有其它谣言，如西班牙向我们宣战，智利海军全速前进前来营救我们。他可以派法国军队飞往西边去取一枚别针，惘然不顾眼前的战事。我觉得，这个异类是整座城市真正快乐的人。

现在是三点半了，从我的窗户可以看到共和国的国旗在雅克布工厂上空飘扬。虽偶尔听到枪击，但总体来说城市还是挺平静的。四点四十五分时，重型机枪轰隆作响。十分钟后重型机关枪扫射，伴有步枪射击的声音。再过了十分钟后，雅各布工厂上空的旗帜降下来了。

后半夜，尤其是在我居住的那条街，狙击和军事交锋持续不断。

一些私人住宅遭到了抢劫。普伦基特伯爵的府邸被在此盘踞已久的军官洗劫一空。宣战后，我仅用两分钟快速地路过家门，被子弹驱赶到菲茨威廉广场。子弹在我周边的街道上嗡嗡作响，那种在耳边呼啸而过的声音相当奇怪。那种声音有点类似快速电锯发出的声音，相当迅速且尖锐。

毫无疑问，狙击手在我对面屋的房顶上，却并不是在屋顶上入睡。这些孤立的群体或许难以得知他们同伴投降的消息，但通过其他街区火力的减少，他们大概能推测出起义已经失败。

早晨，我从窗户看到四名警察在街道上巡逻。他们是这一星期以来我见到的第一批人。因为爱尔兰民众拥有正当理由去害怕军队，但他们并不像惧怕警察般害怕军队，很快军事故事将终结，开启警察故事，重启政治故事，但之后的几个星期将撒下比以往更多的怨恨种子，那些种子将重新生根发芽。

第八章

起义结束

起义结束了。不过，起义的结果、经过以及原因值得我们探讨。

第一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城市最美好的地方已被炸得支离破碎，化为灰烬。我们当中在外服役的士兵称，这个地区的废墟比他们在伊普尔[1]甚至是在法国或佛兰德斯[2]看到的更为完整。许多男人、女人、孩子、志愿者和平民都惨遭杀害，和军事设备一同转移的55,000人均被杀害。这些人员和物资的转移让整个英国陷入混乱。这就是发生过的一切。

探究起义的经过将耗时多年。我们只知道，我们的城市爆发了一场自发战争；整整一个星期我们生活在枪林弹雨中，战争来得让人措手不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结束。除了死者和囚徒，知道这场战争的人都希望在这座城市度过余生。（写作期间，一知情人士被枪决。）

起义的原因则涉及到更加确切的情况:由于爱尔兰党的领导人在英国议会中并没有代表民意，酿成此次祸乱。在英格兰和德意志宣战之日，他上台就职，领导着拥有长达八世纪历史传统的爱尔兰，如今却将它抛诸脑后。他承诺爱尔兰将采取一套特殊的行动方案，可他无权许下这一承诺，更无法保证承诺的兑现。所在党的摇摆不定，以及他的情绪化出卖了他自己、我们和整个英格兰。他宣誓爱尔兰的忠心，似乎爱尔兰是他的囊中之物，他有权为她代言。即使在新纪元，爱尔兰亦从未背叛英格兰，因为她从未效忠英格兰。不仅每一位在世的英国人，甚至世界各国的人们都熟知她那坚定不移的国家信念。

那就是他想要被取悦的方式吗？他本可以简单地声明爱尔兰的忠诚、仁慈和中立（假如他懂得使用那些夸张的词汇）,如此一来，他将得到欢呼声，在数月的时间内，为回报爱尔兰战士们，争取地方自治的权力。他将得到英格兰以和平方式送达的政治意见。然而，唉，这些细节都因情绪化而被隐藏得无影无踪。对于一个认为他不是在与爱尔兰或英格兰对话的人而言，这些细节都轻若鸿毛，但对于这片千疮百孔的土地而言，他如此深刻地保证国家的忠诚，不会让哪怕是一片纸屑遮住了她的容颜。

一个谎言被揭穿后，不再是光芒四射、安详的女神所熟悉或者期许的——那是一种病，一种道德梅毒，将无休止地蹂躏寄生的肉体，直至它被净化。雷德蒙德先生[3]说了这个谎话，他对英格兰负责，皆因这场暴乱让她内疚不已；他对爱尔兰负责，皆因我们不得不忍受那断壁残垣。没有他的谎言，起义将无由而起；没有它，在此刻以及过去的一年里，“爱尔兰问题”将画上句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爱尔兰必定会对那可恶的罪行感到惭愧，在这个节骨眼上，她不会受到约翰·雷德蒙德的折磨。

他是我们最近一次起义的导火索——世界很大，大得难以立契转让，我们应该称其为吵闹，或者暴乱，或者争吵，这样才能理清事实的方方面面，但两国问题的根本不在于爱尔兰。

这是英格兰的问题，虽然近年来两国努力寻求更大的共识（这一过程被炮火打断），但英格兰应该承认对爱尔兰的所作所为，并尽力补偿。这一情况基本上可以用一个短语概括。我们是个小国，而你是个大国，却让我们吃败仗。我们是个贫困的国家，而你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却不断地掠夺我们。这就是史实，无论国家或政治是否对立，你都没有给予爱尔兰任何理由去爱护你，更不应强求她虚伪、愚蠢的爱戴。

你认为我们的民众冥顽不灵——这是个谎言。我们的历史记忆相当深刻，在两国长期痛苦的关系中，你从未给予我们宽容，因此不值得我们的爱戴和忠诚。我们是一支优良的民族；我们是世界上仅剩的基督民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我们这般，对迫害者表现出如此的宽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我们这般原谅敌人；你一直虐待我们，而我们倍受痛苦的一代又一代人民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原谅你。那些对我们不利的贸易商和政客们，实际上也是你的敌人，但你却一直在包庇袒护他们。最后他们对你造成最大的伤害，我们已经做好了防护措施，而你却不知所措。那些“反对独立者”为了金钱利益，在适当的时机出卖国家。

同时，不要总是迫切地将你的礼物用枪炮赠送给我们。这一举动太频繁，已让我们生厌。如今你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修复两国的关系。在爱尔兰的土地上，没有一个人因为这场战争对你心生怨恨，这得益于你派遣的士兵们可敬的行为举止。如果你愿意，爱尔兰与你将永远和平，但你必须得立马抓紧她的手，因为几个月后她将不再对你伸出友谊之手。古老、糟糕的关系将持续下去，怨恨不断滋生和增长，将有另一段记忆被封存在爱尔兰容量庞大的大脑中，并始终记忆犹新。

[1]伊普尔(Ypres)：比利时西弗兰德市的一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军队同德军于1914年、1915年和1917年在比利时西部伊普尔地区进行的三次战役。

[2]佛兰德斯（Flanders）：中世纪西欧的一个国家，今为欧洲西北部的一个地区，在北海沿岸，包括法国西北部部分地区、现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西佛兰德省以及荷兰的西南部部分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与协约国军队于1914年和1918年在比、法边境佛兰德地区进行的两次战役。

[3]约翰·雷德蒙德（John Redmond）爱尔兰议会党领袖。他通过议会民主政治赢得了初步的在联合王国之内的爱尔兰自治，并由1914年第三部地方自治法保障。

第九章

志愿军

在起义中表现出来的一流组织能力值得一提，但事实上并非那么出色。除了起义的勇气以外，起义的实质和独特性还取决于它的简易性，出色一词不适合这种情况。

志愿军们开始崛起时，其用兵之道就仅保留了“战略”的基本框架。他们占领了中心和战略区域，并部署驻防，无奈阵地最后均被攻陷。由于堡垒要塞没有多余出口，他们选择天窗和屋顶，从而方便出入和突击。屋顶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掩护和极大的机动性，这也是志愿军最大的优势，仅凭这一点，起义才得以撑过第一天。

这是他们完整的作战计划，毫无疑问他们认真研究了都柏林的屋顶，以及屋顶间最完备的互通方式。除此之外，我觉得他们没有其它值得赞扬的地方了。但这只是计划的雏形，除非他们完全疯了，不然肯定还有后续的计划，要不是英格兰舰队的阻拦，计划本可成真。

毋庸置疑，他们期待整个国家都加入到起义中，理应清楚成员的数量，以及进行持久抵抗的几率。“抵抗”是起义的一个关键词，抗战计划必定确立了结束日期。那一天，肯定发生了别的事情让他们得以放下心头大石。

除了德国军队登陆爱尔兰或英格兰以外，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我认为，对于那些被登陆的区域并不重要，但推理似乎停留在他们期待的事实真相，并安排这样一次登陆，尽管现今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

这个逻辑相当简单和有理，或许无需更进一步的审查，人们即能接受。然而进一步的审查还是必须的，因为爱尔兰的逻辑和善辩通常都是颠倒黑白。或许除了装备和军火供给以外，德国压根就没有参与到起义中，而我更认同这一看法。志愿军们知道他们无法给英格兰一个大大的下马威，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在爱尔兰引起骚动，将爱尔兰问题上升为国际问题，让整个欧洲议会和全世界在讨论欧洲战争和平条款时，认真聆听爱尔兰的诉求。

我认为这是起义背后的形而上学。他们很可能希望得到德国的援助，哪怕是几千个士兵，延长起义的时间，但我不认为他们期待或者真心欢迎德国军队的到来。

在这次起义中，有两个特点在爱尔兰起义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出现告密者，带头人中没有出现告密者。起义爆发前两天，我的确在街边听到人们讨论起义即将到来；他们补充说道，他们当时并不相信这个消息，对此不以为然。一位传教士对我说了相同的话，或许早已谣言四起，每个人包括当局都将这次起义看做一个笑话。

起义的另一个独特性在于，这是一场无声的抵抗。整座城市充斥着枪声；志愿军和现役军人互相射击，在窃窃私语中死去；或许可以说，双方都害怕德国军队会听到战争的声音，从而利用此次起义渔翁得利。

起义还有第三个理由，与外来因素毫无关联。据说，都柏林民众认为政府将打算突袭志愿军，夺取他们的武器。人们至今记得奥尔德曼·凯利向都柏林当局传达的文件，那份文件谣传是国家指令，要求军队和警察突袭志愿军，缴获军械，并且抓捕首领。志愿军曾扬言绝不会让军队得逞。政府列出一张囊括所有被突袭地点的名单，名单发布的当天晚上，便在爱尔兰引起轰动。新闻界显然是依照指令，拒绝刊登这份名单。然而志愿军和大部分民众都相信名单的真实性，起义很有可能是为了先发制人，让政府的计划泡汤。

起义还有另外一种可靠的解释。我认为这是最真实的解释。

英格兰是海上霸王，从战争开始前的一个星期到今天，她一直都是这些领地毫无争议的最高统治者，因此所有关于德国入侵、德国军队在爱尔兰登陆的论调都毫无意义。在这场战争中，除非德国军队能同时解决海上运输的难题，否则没有任何国家的军队能够登陆英格兰或者爱尔兰。这一难题终有一天会得以解决，因为所有问题都能被解决，但在这场战争中却未得以解决。志愿军的首领们既不是天才也不是蠢材，对于他们和德国而言，向德国寻求军事援助都是困难重重。他们起义是因为他们走投无路，正如胆小鬼被赶入最近的营房，被整个爱尔兰嘲笑为懦夫和自大者。

有趣的是，起义前夕，麦克尼尔教授辞去了志愿军的首领工作。街头巷尾热议的变节故事并不可靠，因为像他这类型的人不是叛徒，这个说法若没有进一步的评论或通告，很可能不被众人理会。从起义爆发前的会议到麦克尼尔教授辞职期间所发生的一切，都留给民众极大的想象空间。

这是我对发生的一切的看法或者猜想。由于不同领袖人物认为政府策划了一场敌对运动，带给他们一段极其黑暗的时期，所以他们才召开此次会议。比勒尔先生和马修·内森爵士都不希望在战争期间，爱尔兰内部发生冲突。这一点不容置疑。这样一场冲突可能会伴随着各种政治影响；尽管政府信奉自由主义，但爱尔兰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党派则推崇解除武装，惩罚志愿军，尤其是要严惩志愿军。我认为，倒不如说我猜想，麦克尼尔教授与比勒尔先生和马修·内森爵士的立场相近，并确认政府不会采取任何针对志愿军的行动，只要志愿军不采取武装手段，当局就不应干涉。我认为，麦克尼尔教授给出并接受了所有必需的保证，当他在会议上通告所发生的一切，发现他们并不坚信信仰与他们同在时，他辞去职位，卑微地希望此举能让成员们改变愚蠢的目的，或者至少让大部分追随者退出起义行列，从而减少枉死的人数。

在反对起义方面，他并非孤军奋战。雷希利和其他战友因与他同一战线而出名，但当决定起义时，雷希利和他的成员们一起游行示威，倘若不是一个勇敢的绅士，绝不会这样做。

当发生的故事被官方记录成文时（可能已有书面记载），我认为这将带领我们找寻事实真相，德国阴谋和金钱对这场起义的贡献少之又少，微不足道。

第十章

部分领军人物

这场起义重复历史的步伐，最终以血战结束。这说法听起来有些夸张，但这场起义绝非一碗豌豆汤或药草茶能轻松解决。战争持续期间，对抗相当坚决，我认为这是爱尔兰举事者们最可贵的地方。

这个国家是局外人，因为拥有大概3万人的爱尔兰队伍正与英格兰对抗，而非反对她。仅仅都柏林一个城市，基本上所有贫苦家庭的父亲、兄弟或者儿子，都奋战在反抗英格兰的前线。整座城市揭竿而起，与志愿军们顽强战斗，没有军队能够击溃他们。这也许是一个大胆的陈诉，因为重型机枪就能摧毁他们。但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爱尔兰民众认为这场起义带给他们无以言表的悲伤和哀痛，但这绝不是一场卑鄙和胆怯的战争。

如果我们的同胞在英格兰军队服役中被无辜杀害，我们没有理由置身事外，更无法信服；但如果我们的同胞在与英格兰军队对抗中被杀害，而且他们的兄弟恰巧在那支英格兰军队中服役，这就引出了问题的纠结之处，但我们别无他法。一切已经发生，我们只能努力抹平战争的伤痛。

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也就是说，天降大任之时，当所有人都退避三舍时，必定有勇士挺身而出。但扛起重担的并不都是伟人和优秀之士，并非所有凡夫俗子都只想着羊排和美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并无意图将起义中的相关人士理想化。几年后，他们的国家将一如既往地对他们做出公平的论断。

我认识的领军人物并不是伟人，而且并不聪明，他们是学者，而不是思考者；他们是思考者，而不是行动者；我觉得他们没有能力跃上巅峰，他们并不渴求与众不同。

于我而言，他们都是好人，所谓的好人就是希望没有不幸，行为举止无私且健康。无人生还比知道托马斯·麦克多纳更为糟糕，至少我从未亲耳听见麦克多纳对任何人不友好或出言不逊。据说他的诗作具有重大意义；根据某一衡量标准，事实的确如此。如果用同一标准去衡量他的死亡，那将是件意义非凡的事情。他受审后被枪决。他和年轻的太太育有二子，与家人从此天人相隔并非易事。人们说他临死之前回想起美好的过往时，肯定备受折磨，这是多么地痛苦。与强权对抗时，我们都是宿命论者，但我希望，当士兵将他押赴刑场时，忧愁能远离他。

我也认识拉伊利，但并不亲密。我只能说他是个有幽默感、充满活力的绅士。他是个有想法且健谈的人，嘴边总是挂着笑容。

我也认识普伦基特和皮尔斯，但并不亲密。年轻的普伦基特永远不会给别人留下激进分子的印象。跟皮尔斯和麦克多纳一样，他也会写诗，三人的作品不相伯仲。他偏爱古灵精怪的东西。他学习埃及语和梵语，还有一大堆稀奇古怪的东西，爱好发明和看戏。他受审后被判处死刑，已被枪决。

至于皮尔斯，我不知如何评价他，更不知如何说起。如果说起这场起义的理想主义者，那毫无疑问就是他。如果问起世界上最不适合被砍头和起义的人，那毫无疑问也是他。至于他人说起的品质，那些成就这位起义军事将领的品质，我从未真正“触摸”或感受。这些人都没有吸引力，拉金先生具有吸引力，但我觉得皮尔斯跟其他人都没有吸引力。然而恰恰是他号召了如此多的民众加入到起义队伍中。

民众就是要找到权力、行动或才智的中心，从而团结起来。我认为皮尔斯之所以成为领导者是因为他是性情中人。他并非心浮气躁，而是在不同角度，人们会觉得他遭受的远比享受的要多。

他拥有权力；他的亲密朋友们开始为自我欲望和利益行动。他的校长们没有定期领到薪水。他没有支付他们薪水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身无分文。要是换作别人，这个解释显然不成立，但在他身上，这个解释合理可靠，甚至小孩都能理解。这些校长们并没有弃他而去。令人吃惊的是，尽管报酬迟迟没有着落，他们都被孩子必须接受教育的理想冲昏了头，心甘情愿地留下来。他的一个学生说，对皮尔斯撒谎一点儿都不好玩，因为无论谎言多么离谱，他总是坚信不疑。他建立，整修和改善他的学校，因为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学者们，不知怎地，他总是能找到为这些孤注一掷的希望奋斗的人们。

我认为，他不是“信仰上帝”，而是当某些事需要完成时，他不顾逻辑、经济和权力地完成了。他说过，这件事必须完成，而且如今只有一个人能做，那我会去做。他卯足劲去完成这个任务。

想起这些不得不挑起血腥且孤寂工作的人们，不禁感到惋惜。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呐喊，“噢！太可恨了，”怒吼后他们毅然扛起了这份责任。

第十一章

劳工与起义

在爱尔兰，似乎没有一个人能清楚知道志愿军的确切信息，他们的目的和人数无从知晓。如今我们知道了领导者的名字。他们被执行死刑的故事让我们熟悉了这些名字。共和国宣言让我们了解了他们的目的，但针对他们的人数则存在三种猜测：1万、3万或者5万。毫无疑问，第一个数字太小了，第三个数字又太大了。爱尔兰人认为，人数应该介于1万5至2万之间。

当然，市民组成的军队或者志愿军中的劳工人数不会超过1万人，也难以达到这个数目。然而一些人认为，最近一次的起义是为了解决都柏林的劳工问题，而非出自国家利益或爱国情怀。这一说法基于一些灵活多变的事实。

这是个有趣的观点，但在我看来，这是错误的。

志愿军大概有200多名都柏林劳工，当命令下达时，更大规模的市民军队将无法行进。爱国理想几乎是每一个非工会成员的爱尔兰人的历史使命和重担，同时也激励着如此庞大的志愿军队伍。他们与劳工的联系更多体现在行动上，而非情感上。

有两个不同和对立阶级认为，劳工是志愿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像有人从两性角度去解释人生一样，有个阶级秉持经济理念，他们在人类活动背后发现了工资和利润的冲突。事实的确如此，但不应夸大。在爱尔兰，劳工并没有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每一种观点都认可其地位的重要性，但劳工的概念还没有在爱尔兰得到普及，正处于“上升”的过程。当这个国家面临劳工问题时，执政党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只有两个人——拉金先生和詹姆斯·康诺利正视它，他们都是特别的人，充满了好奇心。

事实就是爱尔兰的劳工并没有成功组织任何活动，更不用说表示不满。这是缺乏自我觉醒的表现。在都柏林以外的地区，这种情况并不存在。整个国家的想象力相对局限，无法接受自由以外的事物，“统治者”的政策让我们忙于政治，无暇顾及社会理念。他们认为这是一项可取的政策，而且到现在为止该政策取得了全方位的胜利。

在其它国家，劳工们早已习惯说出接受和拒绝，然而在爱尔兰，即使是在都柏林，他们的同行尚未尝试这种方式。但爱尔兰即将迎来自由，这种欲望相当明显，某种程度上早已路人皆知。他们理解的主题，拥有一套完整的语言，但他们不愿为了那些不了解或不珍惜的主题献身。

或许任何行动要想上升为全国范围，皆需要知识分子的振臂一呼以及经济上的不幸，当这些因素都具备时，那这次起义将势不可挡。在爱尔兰，在都柏林地区有组织的劳工示威，并不足以将其目标或色彩加注在志愿军身上，而恰恰是劳工的理想融合且消失在全国起义中。

毫无疑问，两年前的大罢工仍是都柏林劳工难以抹去的痛苦记忆。然而，这段记忆对于那时的劳工或许不是那么苦痛。不过，当时人们对英格兰的憎恨，或者双方冲突的压力，都无法归咎于英格兰。当地商人，尤其是地方警察、掌权者和法院压制他们，因此他们才应是怨恨的来源。

游行示威的原因并不难懂。我无需推敲，便可知他们针对英格兰起义的原因，除非他们首先是爱国者，之后才是工会成员。

我不认为理想和现实在都柏林起义中实现了完美的结合，但我认为这是该党派迈出的第一步，多年后爱尔兰将出现更大、更难以解决的麻烦。

或许不会出现更大的麻烦，因为联合行动在爱尔兰的发展慢中有稳，将整理我们的经济问题，如果英格兰民众觉得国家问题不应一次性解决，在这过程中还可以顺带解决。

詹姆斯·康纳利全心投入在国家和经济战营，他是个豪爽的人，愿意同情那些肆意浪费的人。

毫无疑问，他井然有序的战略大大帮助了志愿军。拉金先生处于爱尔兰劳工运动的中心，康纳利则是智囊。由于其在起义中的地位，他被处以死刑，现已逝世两天。

他在战争中严重负伤，经过细心照料才得以重新站起来，这一事实没有遭到过多的怀疑，他现已被击毙。

其他人也丧生了。我与他们并非深交，康纳利也不过是熟人一个。几个月以前，我见过他几次，但每次其他人都在场，他在这些场合很少发言。别人告诉我，他天生寡言少语。他是爱尔兰可有可无的备胎，但全世界的劳工都为他的逝去默哀。

曾经照料过他的医生在弥留之际称，康纳利平静地接受了死刑的判罚。在宣判的那个早晨，他就被枪决了。这位绅士对他说：

“康纳利，当你站着被枪决时，你是否会为我祈祷？”

康纳利回答道：

“我会的。”

他的访客继续说道：

“你是否会为那位刽子手祈祷？”

“我会。”康纳利说道，“我会为世界上做好自己本分的好人祈祷。”

他是个忠于职守的人。我们可以肯定他遵守了那个承诺。他会为那位无暇为自己祈祷的人祷告，正如他多年来原本可为自己奋斗，却为他人而奔走一般。

第十二章

爱尔兰人的问题

爱尔兰人的确有一个疑惑。爱尔兰有两个问题，当中最重要的并非是我们报纸或政治宣传的头条。

第一个是国际性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爱尔兰希望对本国拥有自主权。英格兰人则声称有同样的想法，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充分理解这一点，没有必要再纠结于这些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则大相径庭，三言两语难以说明白。问题的难点在于，只有通过某种方式寻求爱尔兰的自由，该问题才能得以解决。因为自由理想象征着这个民族的想象力。它就像个噩梦，缠绕着爱尔兰，阻止了国内一切民主和文化事业，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这场昏迷和高烧不退去，爱尔兰将无法继续生存。想象力是一种智力优势，不应遭受禁锢，而应让其发挥作用，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

第二个问题也可以看做宗教问题。接受一种想法比质疑更加轻松，这一说法被当做真理，但事实上并不正确，在爱尔兰人的生活中，没有一个谎言能如此根深蒂固、无理取闹，没有一种政治谎言能如此不高明，体现赤裸裸的剥削。

在爱尔兰，政治一向偏狭，而宗教一向宽容。我并不是天主教徒，并不打算宣扬我骨子里不喜欢的宗教系统，但我从未在该教派的同胞身上发现真正的偏狭，却发现了新教徒的不宽容。我会缩小言论的范围。应该说，我发现部分新教徒心胸狭隘。在爱尔兰北部以外的地区，不存在宗教问题，而在北部，从本质上说，与其说是宗教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

所有的思想都是一个人想法的浓缩，因此我们可以对爱尔兰的第二个问题得出一个结论。它既不是天主教也不是国家主义者的问题，不完全是新教徒和工会成员的问题，而是后者极端势力的责任。即使是一个在爱尔兰生活了许久的爱尔兰人，也难以触碰到该问题真正的政治事实，它深埋在爱尔兰新教政治下，在英格兰或爱尔兰不断受到反对和攻击。这就是事实，周边的人对他们国家怀着一种永久的、致命的和难以解释的憎恨。

有些人或许会对显而易见的现实作出广泛的总结，并试图通过这种方法解决问题。我们认为，对英格兰的忠诚是他们行动的真正中心。我同意这一看法，但它只触及到了一点。我们同情那些出生且生活在和平中的同胞，但对英格兰的忠诚并不涵括这份同情背后的憎恨、盲目和懦弱。我们可以认为，这归咎于特权思想和对权力的欲望。所以，我只能将这想法看做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这些都是文化观念，当到达爆发点时将不再发挥作用。

我知道只有两种精神状态是完全脱离肉身和意识，那就是懦弱和贪婪。难道说敌意不仅仅是这两种状态的综合体？他们害怕什么？觊觎什么？在一个国家，他们可以再度怀疑事实无罪，或者觊觎如羊骨般贫瘠的土地吗？他们已经自我催眠，幻化为强盗、恶棍和巨人，变身成儿童故事里臭名昭著的坏人。

我不认为这是在讲故事，但我认为当中的确有故事可讲，那就是工会党一支为外人不懂的派别。我猜想该党有一个秘密组织，如果真是如此，我迫切想知道他们的地位，他们是如何与人性或者社交生活达到一致。这些纯属猜测。我作为一个小说家，一向喜欢天马行空，这次却不想添油加醋。

但第二个爱尔兰问题并非像表面般严重。虽然问题现在很严重，但一旦爱尔兰取得国家独立，将不再严重。

对抗谎言的最好办法就是不去相信它；爱尔兰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采取了这种防卫。由工会右翼作出的声明并不仅仅基于宗教。他们综合了所有因素。根据他们的说辞，在爱尔兰生活并不安全。无论白天或夜晚，民众都担心财产会被挪用，心里惴惴不安，还有其它一些未阐明的情况更加悲惨、阴暗和鬼祟，谣言在国外悄声四起。

这些事情在爱尔兰都没有得到重视，事实上，它们不是爱尔兰消费的肉类。爱尔兰的法官总是佩戴白色的手套，如果不是因为政治问题，他们将没法当面看清自己的新手。爱尔兰的律师公会几乎泪流满面，齐声喊出“土地法案”，不再冷眼看待贫困。这些传闻都是为英格兰而造，也顺利传到了那片土地上。如果没有市场需求，传闻将止步。当这些人明白自己并未真正掌控这个有钱有势的大集团时，或许会变得爱国和具有社会性。但爱尔兰并未采取任何防卫措施，而英格兰却对这些传闻兴奋不已。她按照自己的意愿将爱尔兰打造成一个果冻。她对他们唯一的阻碍就是自由。

所有人的生活都相对简单。有人饥肠辘辘，知识赋予他工作，得以度过余生。有人会发现自己是爱尔兰人（对于很多人而言，这都是一个发现的过程），知识简化了随之而来的政治行为。你可以完全是爱尔兰人，正如卵石或星星般完整，这就是作为爱尔兰人的舒适感。但没有一个爱尔兰人希望成为混血英格兰人，如果真有这种追求，那自杀绝不是一种英雄行为。

北爱尔兰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秘密镇压。民族主义者们的想法过于空泛，认为北爱尔兰对爱尔兰的态度根源于傲慢和固执。将这两种坏因素都纳入北爱尔兰构想中，并不能解释北爱尔兰的立场问题；爱尔兰的官方表态以及北爱尔兰都没有得到恰当的解释。

爱尔兰政党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减少北爱尔兰的偏见，让不和谐的声音与爱尔兰其它地区达成一致？悲哀的是，答案很完整。他们冷眼旁观。他们或许曾采取了措施，却让北爱尔兰人们恨得牙痒痒。有时当奥兰治党主义[1]奄奄一息时，他们支撑和引领爱尔兰民众们，北爱尔兰人对爱尔兰眼下的时局做出了回答。如果当局有一丝政治才能，那么在过去十年里，他们就会奔走于北部，向北方黑佬们解释，抚慰和讨好他们。但是，正如善良的爱尔兰人一般，他们不能脱离英国了，他们在不盛行游行的国家示威，发表演说，仅仅是爱尔兰口音已经让英格兰人无聊至极，恸哭不已。

游行让贝尔法特的民众欢欣；演说则帮助德里的民众意识到，为了我们共同拥有的这片土地，要想消除这些胡言乱语，就必须实现地方自治和民族团结。

让当局解释为什么忽视了派遣合适人选前往安抚北爱尔兰民众的政治义务。简单来说，他们为什么联合抵制北爱尔兰，未经证实就轻信谣言，让政治、宗教和种族敌意在爱尔兰境内滋长。难道他们害怕会被扔“坚果”吗？无论他们害怕什么，他们给予北爱尔兰最遥远的安全距离，在其它地区大声高调，却在那片土地上保持沉默。

北爱尔兰的不满表面上是宗教问题，但要制定这类问题的保障措施相当容易，且实施难度低，如此一来，这类问题基本上就不予考虑。真正的难题在于经济，相当复杂棘手。但除非能立马察觉利润和损失，否则人的灵魂不会轻易被会计师的故事所搅动。因此我们的北爱尔兰同胞们高举宗教旗帜，在那神圣的徽章下，为部分人口中的贪欲而战，直白地说就是为了面包和黄油而战。

新芬[2]一词意指“我们”，这一章我从我们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比任何政治解放更为迫切的是，聚集所有善良的人们，共同解救这片贫困的土地。我们关注的焦点不应放在天涯海角，而应聚集在我们的周边及所能触碰到的一切。如果能巧妙回避的话，没有一位政治家愿意向我们谈起爱尔兰。他的故事仍旧是关于威斯敏斯特、钦博拉索山和月亮山。爱尔兰人必须开始为自己设想，有主见，而不是一味地将精力浪费在太过遥远且障碍重重的事业上。我认为，我们的同胞并不逊色于他国人民。或许谈不上更好，但至少不会太差。我觉得本土政治徒然无功，摧毁灵魂。我们拥有的这片岛屿面积小之又小，却是我们需求的20倍，即使穷尽我们子孙的一生也无法用尽它的点滴。我们城镇有太多的问题亟需解决，这让无数智者黔驴技穷。这就是世界，充满了疑惑与快乐。没有迷失的一切。更不用说勇敢的人们。他们已经被利用过了。从今天开始，爱尔兰将展开一段伟大的旅程。志愿军已牺牲退场，现在轮到积极响应号召的民众们上场了。

[1] 奥兰治党主义（Orangeism）：反对爱尔兰民族主义和天主教，企图让新教占据统治地位。

[2] 新芬(Sinn Fein)： (爱尔兰民族主义政党，致力于爱尔兰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并复兴爱尔兰的文化。